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Author: 温斯顿·丘吉尔
Date: 2010-10-06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军事
Publisher: 南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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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1卷、1914

出版者的话

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还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

——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颁奖辞

书籍的出版可目为大事者寥若晨星，此书即为其中之一。

——《纽约时报》

真知灼见，鉴往知来，字字珠玑，在位高权重者中堪称独步。

——文森特·希恩

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想象里充溢着英雄主义，叙述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世界大事时显得游刃有余，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作品中尚属罕见。

——《纽约客》杂志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躁动与不安的年代。自从以机器与大都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各殖民大国及其利益集团，就开始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新的角力，最后由一个看似偶然的恐怖事件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战争，利用了人类文明从物理到化学全面的科技成果，使人深刻体会到文明的负力量。四年零三个月的战争，卷入人口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多万，许多欧洲的君主帝王消失了，摧毁了四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伟大帝国，从而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全球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力量对比。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更是长期在英国政府中身居要职，其中许多事件他都直接参与。而英国又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要国家，因此，本书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亲历性，决定了本书作为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版本，无论是从历史学、军事学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宝。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能够对一个世纪前的世界有较为直观的印象。我们特委托广州集成图像公司依据图书内容，选配了近200幅插图，让丘吉尔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优美文字与精彩的历史瞬间交相辉映。

作者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政治家，从他的价值观出发，自然对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敌视态度。在中文版中，我们删节了此类仅表达作者敌意和辱责的文字。但涉及到历史事件与函件时，除了个别无关叙述的字词略有删除外，保留了内涵本身，一来它们都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向上和向下都要衔接；二来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如何害怕和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运动。

中译本前言

客观事实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间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危机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后起的德意志帝国凭其经济、军事实力在欧洲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企图打破原来列强占有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格局；英法俄则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原有利益，在大战爆发后结为协约国，与三国同盟时抗。意大利在大战初保持中立，后退出三国同盟，加入协约国。说得具体一点是，德帝国企图夺取英、法、比、葡的殖民地，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还想夺取俄属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扩大在巴尔干的势力。奥匈帝国试图吞并塞尔维亚，侵占俄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英国参战的目的，为了打败德国，保持世界霸权地位，法国欲夺得德国手中的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产煤区。沙俄想摧毁德奥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势力，并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香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以便俄国海军自由进入地中海，日本想霸占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奴役中国，称霸东亚。

这场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其爆发有其必然性，但直接起因则是，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激进分子青年的刺杀。7月28日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在德帝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为了对抗奥匈帝国，立即进行全国动员。德国随后分别向俄国、法国发出要求俄国停止动员、要求法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最后通牒。但俄法置之不理，于是德国于8月1日、3日分别向俄国、法国宣战。3日当夜德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入侵比利时，实施其在战前很久早已周密制订的、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施蒂芬计划”。4日英国对德宣战，5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随后英法对奥匈宣战，不久日本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殖民地。大战期间参加同盟国的有土耳其、保加利亚；参加协约国方面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等，美国、中国于1917年参加协约国作战。大战开始后，主战场一直在欧洲，出现了三条战线：西线从北海伸展到瑞士边境，这里是英法比三国军队对德作战；东线北起波罗的海，南至罗马尼亚，这里是俄军对德奥作战；第三条是巴尔干战线，这里是奥军对塞尔维亚作战。后来战争从欧洲扩大到亚洲、非洲和美洲。

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签订停战协定止，历时四年零三个多月，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在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余万人，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矛盾并未通过战争和战后的巴黎和会得到解决。参加和会的列强各怀私利，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国际安全与裁军的目的并未达到，因而未能制止未来新的大战。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仍起作用，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崛起，不久再次挑起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大战也产生了另一后果：1917年引发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世界不少国家兴起了工农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革命。

以上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起因、战初、战争范围及战争直接后果作了简要的介绍。丘吉尔撰写的本书五卷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这里指出一点，丘吉尔所论述的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发展概况，验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引发战争的事实。验证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铭言的正确性：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为侵占他国的经济利益，在软硬兼施的外交、政治手腕达不到目的时，必然施出最后一招，发动战争。战争爆发似乎是偶然事件，由于奥国皇太子遇刺，但深揭知道，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70年以来利益冲突已有悠久的历史。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早就蓄谋发动一场大战，长期不遗余力扩军备战，并制订“施蒂芬计划”，这便是令人信服的实例。

尽管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但蓄意挑起和发动战争的一方，理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一场大战使3000余万人死伤，财产损失无法估量。回过头来看，行施民族激进主义或恐怖主义，难道能赞同而不予谴责么？实施这种方针的一方，通常是弱小的一方，本值得同情。但蓄意谋杀或屠杀，图一时痛快，泄心头之忿，这能解决民族矛盾吗？密谋制造事端，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当然蓄意发动战争的一方，没有借口也可以制造借口，甚至“莫须有”都可以挑起战争)，引爆了战争，把国家、民众推入了战争，那末民众还有宁日吗？密谋制造事端者难道不明白吗？不把人力、物力、财力努力用于和平建设，民众有好日子过吗？把恐怖主义推崇为民族英雄主义，是否正确，后果如何？多少历史早就作出评断；今后也自会作出评断，拭目以待吧！

本书作者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作家、政治家。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任英国首相。1900年进入国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1906年起历任殖民、贸易、内政、海军、空军、财政、军需、陆军部*大臣。为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获胜起了重大作用，在世界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席位，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2002年英国民意测验推崇丘吉尔为英国第一伟人，凌驾于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和为英国(保住)海上霸权的海军上将纳尔逊之上。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丘吉尔，出于本阶级的理念，仇视苏俄革命，视工农革命为“暴乱”，视苏维埃政权为“暴政”，一次大战后曾积极支持白俄军势力，并努力策划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因协约国不齐心，未果而终；但二次大战前丘吉尔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则积极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在1941年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时，立即声明援苏抗德；可是，在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不久，丘吉尔再次鼓吹西方联盟对抗苏联，揭开了“冷战”时期的序幕。著者的作品，除本书外，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卷；《英语民族史》4卷等。

*The War Office，本书译为“陆军部”，该部只管辖不列颠海内外陆军，系一战前及一战后不久存在的一个独立机构，与海军部一起受帝国国防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领导，该词在极大多数中文文献中均译为“国防部”。

上文讲过，战争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战争如何进行，政治家、军事家在战争舞台上的如何活动，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其结果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军政要员意见分歧对战争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决策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对一次大战命运至关重要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它集中反映了丘吉尔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决策的远见——丘吉尔有大量描述。此外，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丘吉尔有独到的见解。读者，特别是军事指挥人员，或许对这些有浓厚兴趣；本书关于战斗、战役、战略的成败探讨，也颇有借鉴之处。

从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和历任内阁要职来看，从丘吉尔直接参与谋划了战略的进程来看，本书作者既是重要的当事人，又拥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且直接调用了海军部和国家档案。用丘吉尔的话说，本书的史实“经得起考验”、“不会被历史学家推翻”。因此，本书对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是难得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本书原名《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共5卷，第1—3卷，副题是：1911—1914；1915；1916—1918。这三卷主要讲述西线战争。第4卷单独叙述东线战争，并以《东线战争》为副题；第5卷副题为《战后》。原书出版已七八十年，如今，中译本为突出书的内容，将书题改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本书地图众多，由于原书出版于上一世纪20年代，当时绘制设备、制版技术远落后于现今，清晰度不足；又由于图小、一些图内文字是手写的，较难辨认，译者只得参照正文，参照有关地图册将其译出。又因为有一些图小、文字多，汉字较难植入，所以将图内译文单列在原图下面或旁侧以供参考，为求体例统一，全部地图文字都按如此处理。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祈请原谅。

本书地图系原书所有，其他插图系中译本出版者从其他图片资料选登，选登这些图片是为了衬托文字的效果，以期读者时八九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生活、工作、战争有一些具体的印象。

丘吉尔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叙事妙笔生趣，评论大人物的功过用语巧妙、得体，写作不乏幽默感，是一个大手笔，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汉译本书时，译者、校者深感文字不易。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力求深入理解原文，并尽量试图表述清晰达意；但译校者限于水平，译校仍会有错误或不安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供再版时修改。

上文提到过丘吉尔仇视苏俄革命，他以西方制度形成的自由、民主理念观察俄国革命及其领袖列宁制订的政策等，作者在叙述这些历史时，自然带有阶级性和个人色彩，文中有一些辱责之词，本书出版者对此略有删节。译校者相信读者对丘吉尔的观点自有鉴别能力。

吴衡康

2002年1月

前言

战争结束后10年里，我写了4卷书，这4卷书的内容被精减，现已被浓缩于本书之中了。长久以来我就希望把它们汇集成为更多公众更喜爱的形式。先前的4卷书是每隔两年出版一卷，其中内容自然有重叠之处，各卷的内容范围和篇辐大小彼此也不相同。此外，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中我们获得许多知识。在我重写整个故事时，可以更简明扼要地连贯各个事件。关于事实和故事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要作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我根据它们作出的结论。关键性的文字仍以原样完整无缺地重印。可是我删除了大量技术性的细节和一些为我自己所作的辩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现在没有10年以前那末重要了。我让故事的重要主题突出在我曾参加的特殊讨论之上。

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均根据新的知识进行更正。我必须对费希尔勋爵辞职的情况作一些与前一版书略有不同的陈述。阿斯奎斯先生在他《回忆录》(Memoirs)中揭露的事实和费希尔勋爵本人传记作者对这位老迈的海军上将行为的记述，比我先前看法较少仁慈的描绘。我对在法国进行的历次大战作了更为全面的叙述，这是以值得信赖的最新信息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不能改变我根据战争中海军、陆军和政治行为等等方得出的审慎判断。

这本综合版的书，力图彻底遵循笛福《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的写作方法和素材的安排。它是一部有一条以个人缅怀往事、相当明显的线索串连而成的历史的稿件。它并不自称是一本全面综合的记事录；但是它旨在帮助人们从浩瀚的材料中整理出最关紧要的问题和最基本的结论。自始至终我要求自己忠实地和尽我的最大努力地说明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在大战将临至结束的10到12年中，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能根据掌握的充分情况，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的进程；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担任高级职务——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我本人充分相信本书提出的事实、数字和结论。原先的各卷至少已译成7种文字出版，并且曾是千百篇文章的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外界不曾有实质性的重要论点或广泛的推论，能使我希望改变我所写的内容；在向读者提供这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深信不疑，本书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

温斯顿·丘吉尔

1930年于肯特郡查特韦尔

第1卷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本卷主要叙述1911—1914年欧洲史实，在剖析一战的真正起因时，丘吉尔揭示了1870年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利害冲突的历史渊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概述了邻近一战时扩军备战的状况，介绍了两大集团频繁的外交活动，旨在缔结争霸和对抗争霸的联盟。

丘吉尔把一战爆发后的1914年8月—12月，称为战争的第一阶段；描述了战争开始后德国突袭中立国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情况，随后英国渡海支援法国。此阶段法英联合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马恩河等战役，死伤数十万，徒耗生命而一无所获。描述了海战和德国海军炮轰英国沿海城市，进行骚扰的情况。最后介绍了将影响一战全局的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的关系。

前言

战争结束后10年里，我写了4卷书，这4卷书的内容被精减，现已被浓缩于本书之中了。长久以来我就希望把它们汇集成为更多公众更喜爱的形式。先前的4卷书是每隔两年出版一卷，其中内容自然有重叠之处，各卷的内容范围和篇辐大小彼此也不相同。此外，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中我们获得许多知识。在我重写整个故事时，可以更简明扼要地连贯各个事件。关于事实和故事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要作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我根据它们作出的结论。关键性的文字仍以原样完整无缺地重印。可是我删除了大量技术性的细节和一些为我自己所作的辩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现在没有10年以前那末重要了。我让故事的重要主题突出在我曾参加的特殊讨论之上。

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均根据新的知识进行更正。我必须对费希尔勋爵辞职的情况作一些与前一版书略有不同的陈述。阿斯奎斯先生在他《回忆录》(Memoirs)中揭露的事实和费希尔勋爵本人传记作者对这位老迈的海军上将行为的记述，比我先前看法较少仁慈的描绘。我对在法国进行的历次大战作了更为全面的叙述，这是以值得信赖的最新信息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不能改变我根据战争中海军、陆军和政治行为等等方得出的审慎判断。

这本综合版的书，力图彻底遵循笛福《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的写作方法和素材的安排。它是一部有一条以个人缅怀往事、相当明显的线索串连而成的历史的稿件。它并不自称是一本全面综合的记事录；但是它旨在帮助人们从浩瀚的材料中整理出最关紧要的问题和最基本的结论。自始至终我要求自己忠实地和尽我的最大努力地说明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在大战将临至结束的10到12年中，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能根据掌握的充分情况，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的进程；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担任高级职务——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我本人充分相信本书提出的事实、数字和结论。原先的各卷至少已译成7种文字出版，并且曾是千百篇文章的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外界不曾有实质性的重要论点或广泛的推论，能使我希望改变我所写的内容；在向读者提供这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深信不疑，本书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

温斯顿·丘吉尔

1930年于肯特郡查特韦尔

第01章、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

1870—1904年

“在懒洋洋的夏日山丘，

伴人憩睡有淙淙溪流，

远处传来低沉的鼓声，

疑是飘自梦乡的纤声鼾声。

“低沉的隆隆声响彻远近，

亲爱的朋友奔向弹雨枪林，

在身旁通过的土路上，

士兵们在前进，却都走向死亡。”

《什罗普郡小伙子》第35页。

01.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鼎盛的岁月里，政治家习惯于谈论不列颠帝国的荣耀，并为上帝保佑我们度过如此之多的危难并把我们最终带入安全和繁荣的年代而欢欣鼓舞。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后还要遭遇最可怕的险情，而伟大的胜利尚待争取。

他们教导孩子们，伟大的反拿破仑战争是英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他们把滑铁卢和特拉法尔加战争看作是英国军队在陆上与海上作战的最高伟绩，这些惊人的胜利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这些胜利对我们海岛民族悠久而光彩的历史来说，似乎是合适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个民族一千年来从弱小的身躯起步，进入世界一流的地位。在三个不同世纪中，不列颠民族曾三次拯救欧洲免于军事统治。低地国家曾遭受三次攻击，攻击者是西班牙、法兰西王朝和法兰西帝国。不列颠曾三次运用战争和策略手段(常常是单枪匹马)一一打倒了侵略者。这些战争在开始时总是敌人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斗争总是持续多年，经历了可怕的艰险，最后总是我们获得胜利。最后这场胜利是最最伟大的，是付出最大牺牲和战胜最可怕的敌人才获得的。

的确，那是故事的结束，往往就像是书的结尾。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帝国兴起，以后如日中天、昌盛辉煌，随后发生转折，继之没落。自从伊丽莎自女王时代以来，我们三次成功地经历了一系列同样惊人的事件，但我们还得在大得多的规模上重复第四次，这似乎难以想象。但它已经发生，我们还会活着看到它。

02.

世界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参战双方都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所有现代战争均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战争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但是军队而是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参加战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政府领导人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生存处在危急关头。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同时充当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德国也受过去被她攻击过的国家所作的最后复仇的紧逼。每次违犯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受到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没有一次停战或谈判能缓和武装冲突。伤员死于战线之中，死者腐烂于土壤之下。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船中所有的人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或在泅水时溺死。想方设法用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不考虑年龄或性别。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谁。多种形式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液体燃烧剂喷射到士兵的身上。驾机战士被高空击落掉入火焰，或者在大海深处溺毙。军队的战斗力只受限于他们国家的男子的人数。欧洲和大部分亚洲与非洲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经过几年战斗，在战场上溃败和逃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族。当一切成为过去时，这些文明而有科学知识的基督教国家尽管明文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吃人肉，而这种规定是否行之有效也大可怀疑。

但是任何事物吓不倒人类英勇的内心。石器时代的子孙，经历种种艰险磨难，不断以坚忍毅力克服内心的极度痛苦，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到中世纪他们主要用自己的智慧摆脱当时的恐惧，以崇高的尊严向死亡进军。20世纪发现人类的神经系统能抵抗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面前，原始时代的较简单的人必定会崩溃。人们一次又一次熬过可怕的炮轰，一次又一次从医院走向前线，一次又一次在潜艇里忍受饥饿，他们毫不退缩地大步前进。作为一个人，他经受如此折磨仍然保持理性和同情心的光荣。

03.

20世纪开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速度，需要战争的突然发作来震醒各国并体验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几乎没有人懂得，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后面实际存在的资源——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多么巨大，几乎是多么无穷无尽。积压的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储藏同样饱满。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尤其自1870年以后，每个文明社会财富和人力的积累实际上没有受到抑制。虽然某些地方出现过阻碍这种发展的插曲，发展的浪潮虽然前进又退缩，但巨大的潮水一直在向前流动。当出现大决战可怖的信号时，人类的勇气、忍耐力、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器械能力和组织才华，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比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敢于梦想的还要大许多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积累的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聚，而且是每一个国家能增强国力的所有因素与要素的增加和聚积。教育普及社会各阶层。科学打开大自然的无限宝库。宝库之门一扇一扇被打开。阴暗而神秘的宝库一个个被照亮，一个个被开发，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入，每进入一个宝库，人们发现这个宝库至少又通向另外两个宝库。每天早晨当人们醒来时，总能发现某种新机器开始了运转。每天晚上当人们吃完晚饭时，机器依旧在运转。在所有人进入梦乡时机器也不会停止。

集体思想以相同的步伐进展。迪斯累里说到19世纪早期的情况，“在那些年份里，英国为少许人、绝少数人所享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每一年目睹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非官方的工作职位，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关心本国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责任，并懂得责任的伟大，懂得自身是这些责任的继承者。年复一年高层次的劳动者都拥有多种多样的舒适的物质享受。实质性的进步使大众艰苦生活有所减轻，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渐有了起色，他们对付某些最严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数也大量增多。

这样，当所有号角吹响时，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层都能提供解决国家需要的东西。有的献出他们的科学知识，有的献出他们的财产，有的献出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进取心，有的献出宝贵的个人英勇与无畏精神，有的献出他们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点。但是贡献最多的或最乐意的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他们拥有的只是接近于贫困的不稳定的周工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所陋室中的几件家具以及起身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对国家的爱和骄傲，他们对自己熟悉教义的忠诚，他们对是非的敏锐感觉，使他们能毫无畏惧地面对和忍受灾祸与艰难，像这样的艰难困苦是世上人们过去不曾知道的。

可是这些经历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在每一个自由国家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稳步增长；在每一个受奴役或自由的国家里，法律都规定，人们必须加入能增进和武装人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的组织或机构。民族的美德，被其统治者歪曲或误导，变成自己毁灭和普遍遭受巨大灾难的原因，远远比民族的不良习气更甚。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国、俄国或英国，这些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应承担责任呢？难道真的有地位显赫、肩负重任的人，出于他们恶念，构想出并决心去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吗？人们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后得出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原因就是少数人对世界命运的统治有缺点。有人说得好，“在人类事务中，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计划不周。”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权威也是有争论的，他们也处于舆论的气候之中，即使他们对重大问题有短暂和局部的贡献，但问题本身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其规模如此之大，细节如此浩繁，各方面的变化又如此频繁——所有这些必须充分考虑，然后人们才能宣布，战败者是否必须完全定罪，胜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还是沿着一定路线发展，无人能够使它偏离。德国顽固地、不顾一切地、吃力地向着火山口暄闹地奔去，还拖着我们大家和她一起去。但是法国是处在强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国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英国也许通过某种努力，付出某种物质利益的牺牲，作出某种既有友谊又带命令的强制性姿态，就能及时使法国和德国和解，组成重大联盟，单是依靠这个联盟，欧洲的和平与荣誉就有保障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们尽最大力量引导我们的国家经受住日益加剧的、危及和平的军备威胁，不把英国或其他国家带入战争，如果这些努力失败，我们则力争经受得起暴风骤雨，不使英国遭到毁灭。

04.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争吵的古老原因，并列举她们在几个世纪中发生多次冲突，留下多少伤痕，也没有必要评价这方或那方受到多少伤害或进行多少挑衅。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打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有人说“欧洲失去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人口的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法国被夺走阿尔萨斯与洛林，法国被打败，因而陷入贫困与分裂，她处境孤单，而且在数量上已日益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法国人只能在暗地里独自回味自己往日的荣耀。

可是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对于倒在地上的对手的可怕的性格和不可和解的决心并不存幻想。毛奇说：“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俾斯麦更加审慎，他宁愿从未取得洛林才好。在军方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自己的明智判断力，肩负起了双倍重任，从一开始他就对每一个政策行动显示出极端的忧虑。受世界舆论和英国坚决态度的限制，从1875年挫败法国的恢复势头以后，俾斯麦运用全部权力和才能，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联盟，旨在保证德国的连续优势和保持她的征服土地。他知道，除非付出德国决不同意支付的代价，与法国的争执是无法调和的。他理解，一个可怕的民族的永久不变的仇恨将牢牢地注视着他新建的帝国。其他任何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事实。德国经不起再有别的对抗力量。1879年他与奥地利结盟。4年后这个同盟扩充为德、奥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3年用秘密盟约将罗马尼亚拉入这个系统。不但必须有保险。还必须有双保险。他最害怕的是法国与俄国之间建立反同盟；但这些扩充安排没有一项遇上这样的危险。当然，她与奥地利的同盟，如果由它自己发展，自然地会倾向于把法国和俄国拉在一起。难道他不能建立一个二位皇帝——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合的同盟吗？如果能这样，最后将有压倒一切力量和持久的安全。在6年后的1887年，俾斯麦的这个最高超的理想被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破灭了。他继续致力于——仍是放在他面前的最佳方案——与俄国的双保险条约。有了这个安排，德国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法俄侵略性联合的目标。另一方面，俄国可以消除疑虑，没有人会利用德奥同盟破坏她在巴尔干的地位。

德国设计的所有这些小心谨慎的和自作聪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在和平中享受胜利果实。此外，俾斯麦体系一直包括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意大利决不愿让自己做任何与英国作战的事情，而且如今世人皆知，意大利曾要求在三国联盟的最早秘密条文中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个联盟的早期，英国对它是完全赞同的。只得让法国去单独照料自己的创伤吧；德国支配着欧洲大陆，因而能够充分利用作为19世纪末特色的巨大工业发展的机会。德国的政策进一步鼓励法国，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慰藉，旨在使其思想离开欧洲，只是偶而促使其与英国进行不花大力气的对抗和摩擦。

这种安排使欧洲人守旧地、但却是和平地生活了20年，但这种格局随着德国力量与光辉不断增强，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而结束。铁腕宰相走了，新起来的力量开始攻击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如此长久维持下来的体系。由于土耳其人的治理不当，巴尔干和近东不断出现战争的危险。正在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在俄国的强烈反德潮流开始冲击双保险条约的结构。最后，随着德国的繁荣，德国的野心也随之增长。她不满足于欧洲霸权，还欲追求殖民地。德国已经是最大的军事帝国，她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摆脱了俾斯麦的束缚，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继伯爵任职之后的一些次要的自满的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彩烈地摒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预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的争执保持公开、不变，另一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的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岁月的推延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清楚。到1892年，整个俾斯麦政策加以防止的事情出现了，俄法两国签订了双边同盟。尽管其后果不是立刻看得出来，欧洲局势事实上改观了。从此以后，德国小心翼翼维持的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已为势力均衡所取代。两个巨大的联合体每个都配置庞大的军事资源，开始时它们尚能并存，但渐渐变得势不两立了。

05.

虽然大国结盟如此明显地变得对德国不利，但在这样的改变中，没有什么人以战争威胁德国。法国的持久不变的精神是从不放弃收复失地之梦，但是法兰西民族的普遍特性是喜爱和平，所有阶级对德国的力量强大和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

此外，法国人对俄国在纯法德的争执中的态度从来没有把握。条约的确存在，但这个条约要变成实际行动需要以德国发动侵略为前提。什么构成侵略？在两个彻底武装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方或那方成为侵略者？无论如何俄国方面有方便行事的广宽余地。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俄国是裁定人。为了与俄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德之间的争吵，要送成百万俄国人去死的关键时刻，俄国将是裁定人。沙皇的话当然是可靠的保证。试图领导俄国进入不得人心境地的沙皇，不管怎样受尊敬，也有被推翻的可能。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如果直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在他不存在时很容易改变。因此法国绝对没有把握，如果她因抵抗德国压力而引起战争，俄国会根据条约参战。

这些就是继德国占不容争议的支配地位之后的、困难平衡局面的情形。两个集团之外还有英国，她的海军稳稳地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从未遇到挑战。显然，英帝国的地位还因她支持哪个联盟将决定谁占上风的事实而增加了重要性。可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现出不愿意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一贯地保持对德的传统友好态度，同时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纠缠的冷漠超然姿态。

06.

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疏远英国是长得多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如此之多的支柱与纽带。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意图的猜疑，对法国历史性的对抗，对布莱尼姆、明登和滑铁卢战役的记忆，与法国在埃及和殖民地方面持续的纠纷，德国和英国间密切的商务关系，皇室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英帝国与三国同盟中那个主要国家间的深远联系。抑制德国新产生的殖民主义愿望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如在萨摩亚群岛)，我们积极支持他们。由于完全缺乏战略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以黑尔戈兰交换桑给巴尔。甚至在俾斯麦下台之前，德国人看来不像是愉快的外交伙伴。他们似乎一直寻求赢得我们的支助，并提醒我们，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为突出这一点，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玩弄小动作设法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发生纠纷。每年德国威廉街*探察着圣詹姆斯宫廷**的动静，指望得到些好处或让步，这些好处可以使德国的外交善意再维持一段时间。每年他们对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上增加点伤害，数落英国是多么不得人心，英国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以及她找到德国朋友是多么幸运。如果撤消对她的支持，或者如果德国把势力转入敌对联盟，英国在欧洲俱乐部里将处于何种境地呢？这种表白持续了近20年，在英国外交界新的一代人的内心中产生明确的孤立感觉。

但是外交人员的这种苦恼全然不会使英国坚定的政策路线有所转向。英帝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德国的殖民扩张。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远为重要的商业联系不断在增长。在欧洲，他们彼此是最好的客户。甚至德皇于1896年为詹姆森袭击事件致电南非德兰士瓦克鲁格尔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德国政府的决定)也只迸发短暂的一阵子愤怒。布尔战争时期所有德国反英怒潮的爆发，以及组织欧洲反英同盟的多次企图，并未阻止张伯伦先生于1901年倡导与德联盟，也未阻止英国外交部于同年建议把英日同盟包括德国而成立三国同盟。在这一时期，我们与法国的严重分政至少不小于与德国的分歧，而充分的海军优势并未使这两个国家严重不安。我们对三国同盟和双边同盟采取同等清楚的立场。我们不想被人拉入大陆争吵。法国收复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大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要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只有在不列颠民族的生存真正遭受威胁时，才会促使英帝国放弃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平静与容忍的超脱态度。而德国注定要提供这种威胁。

07.

毛奇在他的军事证词中说，“在大国之中，英国必然需要一个在大陆的坚强同盟者。她找不到比统一的德国更好的、符合她所有利益而同时又从不提出海上权利要求的国家。”

从1873年到1900年德国海军公开宣布，并不存在准备打一场“对付强大海军大国的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如今在1900年德国出台了一个性质十分不同的舰队法。

这个文件的序言宣称，“为了在现存条件下保持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这样力量的一支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大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

欧洲大陆最强陆军大国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的决心，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是它完全实现，无疑将重现以前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不列颠岛国人民有极可怕含义的那种形势。

迄今为止，所有英国海军部署都根据两个大国总和的标准进行，也就是要足以超过两个比她稍次的强国加在一起的力量，在那些日子里指的是法国与俄国。增加比这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第三支欧洲舰队将彻底影响英国的生存。如果德国将建立公开表示针对我们舰队的海军，我们就不能保持在欧洲体系以外的“光荣的孤立”。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找到处在地球另一边的同样处境危险的另一个岛屿帝国。190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我们仍然较难承担如果出现与法俄两国争吵的危险性。1902年在贝尔福和兰斯多恩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明确地着手解决我们与法国的分歧。但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还是向德国伸出我们的手。我们邀请她加入我们与日本的联盟，邀请她共同努力解决摩洛哥问题。但两次邀请均被拒绝。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德国主要同情俄国；英国准备履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同时加强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状态中各大国等待远东战争的结果。结果使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感到震惊。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俄国，俄国内部的动乱使欧洲局势彻底发生变化。虽然德国势力与日本相对立，她感觉到俄国崩溃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恢复了。她在每一方面的自信心明显而立即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法国再次衰弱，眼下被孤立并陷入真正危险的境地，越来越急于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政治家对欧洲内幕独具慧眼，正确地估量了日本的战争力量，显著地获得了力量与安全。她的新盟国日本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她古老的敌人法国寻找她的友谊；德国舰队尚在建造之中，与此同时，所有在中国海的英国战舰现在能够安全地调回来。

08.

英法之间主要分歧的解决继续在进行，最后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协定有各种不同的条款，但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国人不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对于法国关于摩洛哥的看法给予总的支持。这个协定得到英国保守势力的喝彩，在拥护者中间，认为德国威胁的思想业已生根。它也得到自由党政治家有点儿目光短浅的欢呼，把它看作是与我们传统敌人消除误解与分歧和保证普遍和平的步骤，因此它几乎得到普遍的欢迎。只有一个思想深邃的观察家发出反对它的声音，那就是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我悲哀地深信，这个协定更可能导致纠纷而不是和平。”这个不受欢迎的评语遭到英国两党从很不同的立场出发的愤怒的藐视，普遍的指责落在这位评论者的身上。

英国及其主张的一切已使自己脱离孤立，她站在反对德国一边重新出现于欧洲。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得不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以外的一个强国，这个国家决计不会屈服于威胁，必要时她有能力单独与德国作战。1905年德国做出要求把德尔卡塞***逐出法国政府的姿态，1908年装扮“身穿闪光盔甲”的幽灵准备扫平俄国，但德国不能从拥有强大舰队的海上霸主的独立岛国那里获得同样的顺从。

直到此刻，德、奥、意三国同盟从整体上说比法国和俄国强大。虽然对这两个大国发动战争对这三国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任务，但其最后结果似乎无可怀疑。可是如果英国的份量投入敌对的称盘上，而意大利从另一个称盘上撤出，那么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能肯定自己是处于较强的一边。她会忍受这种形势吗？新德意志帝国的日益增长的野心与抱负跃跃欲试。她会同意这样的处境吗？在这个处境下各国将广泛传布这样的印象(无疑很有礼貌，也许十分缓慢，但是完全肯定)：她的意志不再是欧洲的最后法律。如果德国及其皇帝会接受法国、俄国和英国早已习惯的同一类约束，愿意以同等权利生活在较自由和较轻松的世界上，那么就会万事大吉。但是德国愿意吗？她能容忍各国在她的体系之外根据独立的标准在一起开会，并只根据她们的是非曲直提出的要求，能容忍她们毫无畏惧地抵抗侵略吗？此后10年的历史将对此提供答案。

在最强的大国之间进行的这些缓慢部署和稳步武装的对抗同时，较弱帝国的衰落过程所起的作用，几乎对和平有同等危险。土耳其的各种力量很活跃，这些力量对旧政权及其种种弊病构成了威胁，而后者正是德国选择依靠的力量。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一年比一年强大，她们等待机会解放她们尚在土耳其暴政下挣扎的同胞。各国的民族情感的增长使艰难地拼凑在一起的、已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感到严重的紧张和压力。巴尔干国家还把这个趋势看作拯救同胞、恢复领土和达成统一的机会。意大利用热切的目光注视土耳其的腐朽和奥地利的动荡。从所有这些南部和东部地区看来，肯定必将发生一系列深深刺激俄国和德国的大事。

德国为自己创造了许多不利的条件，因而后来导致战争，然而从德国统治者方面来说，做出许多极端不聪明的行动却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必须使法国保持继续疑惧的心态。在俄罗斯民族——不单是俄国宫廷——衰弱时候，必须要她承受强烈的公开侮辱的刺激。那种缓慢、深刻、有克制的与英帝国的对抗，必须通过对其赖以生存的海上权力进行不断和重复的挑战使其升级。只有在当时才能形成那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德国的一个侵略行动，就会招致各国结成足以抗拒她、最后战胜她的联合力量。在愤怒情绪的积压到达极点之前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还要焦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上10年。

09.

有一个时期写这样内容的文章成为时尚，那就是议论英国政府在这10年里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日益接近的危险，或者是政府心里有一大堆秘密事务和预感到的凶兆想要完全隐藏起来不比无思考能力的国民知道。可是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分开来看没有一种是真实的；把它们合起来看则有一定道理。

英国政府和产生政府的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必须下决心防止它。但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继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所以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产生警惕。

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几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仁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个充满厂可怕阴影的世界，它在各种动荡中正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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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政府机构所在地。——译者

**英国宫廷所在地。——译者

***德尔卡塞(1825—1923)。法国政治家和外交部长(1898—1905，1914—15)，促进了英法的谅解，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联盟的基础。——译者

第02章、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1905—1910年

01.

要是读者想了解这个故事和讲故事的观点，他应在因果关系的每个主要领域追随作者的思路。他不仅必须知道战争爆发时的陆海军形势，而且应熟悉导致这种形势的事件。他必须认识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他必须熟知舰队和陆军的编制以及它们在海上和陆上战略的概况；他必须不厌其烦地倾听舰船与大炮的设计；他必须扩展目光看一看现代国家集团的形成和缓慢发展的对抗；他必须把这些现象缩小到党派间的较不重要的但不能避免的斗争上，以及注视政治力量和大人物的相互影响上。

上一章的主要角色是各大国和帝国，所说的主题是各国在世界范围的平衡和联合。现在，暂时把舞台缩小到以我们的岛国为限，舞台上的角色是当时的政界人物和派系。

1895年我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有幸得到威廉·哈考特爵士邀请共进午餐。在谈话过程中，我可能话说得多了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回答说，“我亲爱的温斯顿，我漫长一生的经验使我深信，什么也不会发生。”从那时起，在我看来，发生的事情连续不断。海外巨大对抗的增长伴随着国内党争的不断加剧。发生事件的规模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事件相形见绌。当时大国间的小战争，关于表面问题的认真争论，当时要人的高尚而敏锐的智力和他们行为的适度、节制和严格的规范，都属于已逝的年代。当时我们像沿着有涡流和涟漪的平滑的河流行舟，如今我们被投入大瀑布之下，挣扎在急流险滩之中，如今回顾，那个时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遥远。

我把我们国家的暴力冲突时期定在从1896年詹姆森袭击事件开始。如果不能确定这是南非战争的前奏的话，至少也是南非战争的预兆。从南非战争产生卡叽(Khaki)大选*、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国劳工呼声和随后产生的愤怒反应，以及1906年的自由党胜利。从此突然出现上议院对平民政府的猛烈攻击，到1908年底，这个自由党人占极大多数的政府已陷于实际无能为力的境地。1909年的劳合·乔治预算使那种情况改观。反过来这个措施又成为更大地激怒双方的原因，上院否决这个预算是一椿几乎无可比拟的违反宪法和政治大错。此事直接导致1910年的两次大选、议会法的通过和爱尔兰的独立斗争，这场斗争把我们国家带到内战的边缘。就这样我们经历了近20年连续不间歇的党派斗争，每次重复地伤害国家利益，每次震荡得比上次更加猛烈，每次冒更严重的危险，直到最后看来必须乞灵于军刀来冷却沸腾的热血和普遍存在的激情。

02.

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退出政界。他从1885年起担任首相兼外相，这一点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短插曲，在全部17年中，自由党从来不曾对国家大事行使过任何实际控制。他们获得短期执政只是由于40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多数。在13年期间，保守党享有100到150张同性质的选票多数，此外还有整个上议院。这样的长期执政现在结束了。改革的愿望、改革就在眼前的感觉普遍存在。这是一个时代的终止。

继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后是贝尔福先生。新首相从来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他继承的只是业已耗尽的遗产。真的，他最聪明的道路本应是体面的辞职，尽可能做到平静，最重要是越快越好。他本来可以极得体地宣布：1900年议会是在战争条件下选出的，着重解决战争问题；现在战争成功地结束了；选民的授权终止，因此他在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前必须再次由选民的意志决定。无疑这样做自由党人将会上台，但不会占有巨大的多数，而他们会面对强大团结的保守党反对派，保守党在4或5年里，大约在1907年就会重新有效地控制国家。可是欢呼贝尔福先生登上首相宝座的纯粹保守党议员全然想不到会被他们的选民抛弃，当时议会还只成立2年，任期还有4或5年。因此贝尔福先生着手处理政府事务，以宁静的漠然态度对待大量态度疏远的舆论和一直在他周围工作的敌对势力的增强。

任副职的张伯伦先生几乎无所不能，可他并不抱幻想。他以锐利的政治敏感察觉到反对执政联盟的浪潮在一直增长。他不采取中庸和谨慎的方针应付事态，受他本性激情的驱动，他采取不顾一切的对付办法。人们责备政府反动。温和保守党人和年轻的保守党人全都敦促政府趋向开明与和解。反对党有望加快取得政权，他们以愤怒的抗议开始发难。张伯伦向他们表示，包括向持怀疑或忧虑态度的朋友表示，他有可能用暴力平息愤怒，并从反动的实质中获得争取普遍胜利的方法。他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

时间、逆境和新近通过的教育法使自由党人团结起来；保护贸易或如人们所称的关税改革使保守党分裂。最后6个大臣辞职，50个保守党人明确地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些人中间有一批可以给政党带来新生力量和强大活力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政党在在野时期特别需要的力量。自由工联主义者的活动得到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辞职的间接支持，也得到统一党主要人物如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和德文郡公爵的积极支援。自从开除皮尔派保守党员以后，保守党从未承受如此可怕的损失。

但是，如果贝尔福先生没有感觉到应该在开始执政前先提出一次辞呈，如今他更不乐意让权力从他掌握中被人夺走。此外，他把党的分裂看作最糟的国内灾难，认为分裂党的责任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他以惊人的忍耐和冷静竭力保护团结的外貌，以求平息风波，并希望尽可能长久保持风平浪静。他极为细心和巧妙地设计出一系列方案，旨在使有深刻分歧的人们能说服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当大臣们辞职时，他小心谨慎地对贸易自由主义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各打五十大板，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像亨利八世一样，他于同一天斥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为他们各自都背离了他的中心，背离了他的矫揉造作的妥协方案。

在这种不愉快的形势下，贝尔福先生维持现状长达两年之久。要求大选的呼声不起作用，对他抓住职位不放的讥刺不起作用，朋友们的劝告不起作用，反对派企图迫使他进行决定性辩论也不起作用。这位首相以不变应万变、不会疲劳、沉着冷静。他继续做他的首相。他清醒的正直的内心不理会细琐小事，对他的呼吁漠然处之。如上文谈到，他在俄日战争的严重时期，采取极端坚定支持日本的政策。另一方面他拒绝所有诱惑，抓住俄国舰队在多格滩击沉我们拖网渔船的机会与俄国作战。他组建帝国国防委员会作战争准备。他完成1904年与法国的协议，关于这个协议的重大意义在上一章已有解释。但到1905年，英国政界不再关心这些事情。信任政府的程度在不断下降。保守党继续在衰退。反政府的风暴在不断增强，反垂危政权的联合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1905年11月下旬，贝尔福先生正式向国王提出辞去首相职务的辞呈。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政府组成，并于翌年1月举行公民投票。这届政府代表因布尔战争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两翼。自由党中以杰出才干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占据了几个最重要的职位。阿斯奎斯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担任外交大臣；霍尔丹担任陆军大臣。另一方面首相本人代表自由党主张的主流，他任命罗伯特·里德为大法官。任命约翰·莫利先生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两位政治家虽不反对在南非的实际战争措施，曾不停地谴责这场战争；入阁的劳合·乔治先生和约翰·伯恩斯先生是在政见上走得更远的民主政治家。政府的信誉因值得尊敬人物参与而提高，他们是里彭勋爵、亨利·福勒爵士以及新近从印度总督任上回来的埃尔金勋爵。

1906年1月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全面滑坡。自从继改革法案之后举行大选以来，不列颠议会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变故。例如在曼彻斯特，它是各党主要战场之一，贝尔福先生和8位保守党同事落选，取代他们的是9位自由党人或工党人士。保守党人经过近20年的当权，回到下院的只有150余个席位。自由党人获得多数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100多席。两大党对对方深怀不满；对卡叽大选的错误和大选中的滥用权力感到愤懑，对中国劳工的不公正呼声提出反诉。

03.

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应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召参与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时，他依旧得到全国各地自由党人、热爱和平者、反侵略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的热烈拥戴。此时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正处于紧张时刻。当英法关于埃及与摩洛哥的协议首次公布，德国政府默默接受这个局势，既不抗议也不抱怨。德国宰相比洛王子甚至在1904年宣布，德国对该协议中任何一条都没有异议。他说。“在我们看来，这个协议是试图使用友好理解的方法，以消灭存在于英法之间一些不同观点。我们从德国利益立场出发，不反对这项协议。”但是最使德国政府严重不安的是泛日耳曼和殖民地政党的开始插足。在这个压力下，德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改变，一年后德国公开指责这个协议，并寻找机会宣称她对摩洛哥的权利。不久就出现了这种机会。

1905年早期，一个法国外交使团来到非斯。使团人员的言语和行动似乎表现出有意把摩洛哥当作法国保护国对待，因而不理会马德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摩洛哥苏丹向德国呼吁，查问法国是否得到授权以欧洲的名义说话。此刻德国能够作为国际协议捍卫者站出来说话，指出法国破坏协议。在这种指责的后面有明显的意图，也就是告诉法国，她承担不了与英国订立协议冒犯德国的后果。德国采取的行动具有最严厉的性质。有人劝德皇去往丹吉尔，在那里他一反以前的明智判断，在1905年3月31日发表由他的内阁成员选择的十分不妥协的讲话，公开向法国挑战。德国外交部广泛地传布这份演讲。4月11日和12日把两份威胁性的急件火烧火燎地送往巴黎和伦敦，要求马德里条约所有主要签字国开会。德国使用所有手段要使法国懂得，倘若她拒绝开会，后果将是一场战争；为了有双重把握，他们为这个昭然的目的派一名特使从柏林去巴黎①。

法国对战争毫无准备；陆军的状况很差；俄国更没有能力作战；加上法国又缺乏充分理由。可是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先生不愿意让步。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6月6日法国鲁维埃先生内阁几乎在炮口瞄准下一致同意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德尔卡塞先生立即辞职。

迄今为止德国取得非常成功。运用战争的直接威胁，德国迫使法国屈从于她的意志，法国牺牲了与英国谈判协定的那位部长。鲁维埃内阁真诚地寻求友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使法国免遭在此种环境下被迫参加会议的侮辱，另一方面要确保不对德国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可是德国政府决心尽可能利用他们的胜利，在开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使法国处境尴尬。会议终于于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

现在英国登上舞台，显然国内混乱没有使她失去常态和平静。她一点也不鼓励法国拒绝与会。但是，如果德国加速对法开战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与英国新近公开订立的协定，那么世人认为英国不可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指示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阿尔赫西拉斯大力支持法国。作为和平、紧缩开支和改革时期的第一个行动，他还授权开始英国与法国总参谋部的军事会谈，旨在战争发生时协同一致的作战。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反应的步骤。此后两国参谋部的关系日益亲密和信任。我们两国军人的思想明确地进入一个特殊的轨道。在军事关系中一方面不断增长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加强了相互预警。不管两国政府多么明显地申明在这些技术性讨论中两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约定，事实上两国已建立起极其强有力的纽带。

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态度使德国处于不利地位。俄国、西班牙和其他签字国站在英法一面。奥地利向德国人透露了她并不想逾越的底线。因此德国发现她陷于孤立，她以战争威胁获得的优势在会议桌上烟消云散。最后奥地利提出的妥协方案使德国能不公开丧失尊严地撤退。可是，这些事端种下严重后果的种子。欧洲分裂成两个体系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和加强。

德国感觉到有把奥地利紧密地与她连在一起的必要。她公开恐吓法国的企图，对法国公众舆论产生深深的印象。法国军队进行了迅速而彻底的改革，与英国的谅解更加强而坚定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成为走向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04.

1908年初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患病和逝世为阿斯奎斯先生执政铺平道路。这位财政大臣原是前首相的第一助手，随着首相体力的衰退，他日益挑起主要重担。他担负起实施许可证法案的责任，该法案是1908年议会会议通过的主要议案，凭借这个任务，他能博得他党内一个极端与教条主义派系的忠诚，而先前他的帝国扩张政见曾使他们与他疏远。阿斯奎斯决心使自己与劳合·乔治的民主政治才能及蒸蒸日上的声誉联在一起。因此职位顺利地从一个人手中传给另一个人手中，阿斯奎斯先生成为首相，劳合·乔治成为财政大臣和政府的二把手。新内阁像旧内阁一样，是不明言的联合政府。跟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从而形成内阁与党内多数的激进和平主义分子，以他们为一方和自由党帝国扩张分子为另一方之间保持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作为首相的阿斯奎斯先生现在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但是他的内心和同情一直向着爱德华·格雷、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边，每当他务必公开观点的重要时刻，他明确地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可是，首相不能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所做的那样，给予爱德华·格雷爵士他可能希望给予的那么多的同样有效支持。老首相的话是党内极端分子的法律。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他所说的一切。他们深信，他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所做的不会超过绝对必要，而他做必要事务时的方式决不想满足好战分子的情绪。可是阿斯奎斯先生关于布尔战争的意见很不“稳当”，他是外交大臣的终生好友，而后者甚至在顺当进入爱国大道时也徘徊不前。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怀疑，他在对外事务上采取的每一步，都受到资深的政界人士的警惕地审视。如果与法国的军事商谈不是由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授权，如果爵士的政治道德不是无懈可击，我怀疑阿斯奎斯先生是否能够开始或继续进行这样的商谈。

由于我于1904年在下院自由贸易问题上曾转而投支持反对党的票，因而工作中与劳合·乔治先生有密切的政治上联系。他是欢迎我的第一个人。我们在贝尔福先生下台前作为反对党时期坐在一起并一起行动，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政府期间工作得十分和谐，那时我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长。当我进入新内阁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时，这种合作继续着。一般说来，虽然角度不同，我们都倾向于那些主张在对外政策和军备上持遏制态度者一边。读者必须了解，这些态度与看法的区别，尽管在历届强大的英国政府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但决不会阻止政府中主要人物的和谐与愉快的关系，而我们的事务在谦恭有礼、友好和善意气氛的许多礼节中继续进行。

05.

没过多久，下一次欧洲危机就爆发了。在1908年10月5日，奥地利未作警告或谈判就宣布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帝国的这两个省份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一直由奥地利治理；合并的宣布仅仅是形式上宣告业已存在的事实。那年夏天出现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重申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而这点是她担心的，因而先发制人进行阻止。合理而有耐心的外交手段有可能保证奥地利所需要的缓和局势。的确，与最有关系的大国俄国的谈判取得有利的进步。但是突然和意外地，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在决定对俄国作适当让步之前宣布合并，从而打断了谈判。这种实质上的破坏行为公然冒犯了俄国，也轻视了俄国谈判者伊斯沃尔斯基个人。

这引起各方愤怒和抗议的风暴。根据1871年伦敦会议声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英国拒绝承认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与它同时发生的保加利亚独立宣言。土耳其大声抗议这个不合法律的行动。她的政府组织对奥地利商品的有效抵制。塞尔维亚人动员他们的军队。但是受最严重影响的是俄国。整个俄国激起的对奥深刻仇恨成为大战的次重要原因。在这次国家间的争吵中，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的个人不和也起一定作用。

英国和俄国此时要求召开会议，对已发生的事件表示无法赞同。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拒绝这个要求。塞尔维亚方面出现某种暴力行动的危险变得很剧烈。爱德华·格雷爵士清楚表示，英国在巴尔干争吵中不想被拖入一场战争，接着他努力遏止塞尔维亚，安抚土耳其和给予俄国全面外交支持。争吵继续到1909年4月，争吵以如下值得注意的方式停了下来。奥地利人决定，除非塞尔维亚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否则他们就要下最后通牒对她宣战。在这个紧要关头，德国首相冯·比洛亲王出面干预。他坚持要俄国劝告塞尔维亚让步；大国应正式承认吞并，毋需召开会议，也不必对塞尔维亚作任何补偿。俄国打算同意这个做法，事先不通知英国或法国政府。如果俄国不同意，奥地利将在德国全面和全力支持下对塞宣战。因此俄国完全面临与奥德两国的战争，就像法国三年前一般，俄国在威胁下屈服。只有英国似在捍卫着条约和国际法的神圣性。条顿民族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它是以充满危险的代价得来的胜利。法国在经受1905年粗暴对待后，开始彻底的重整军备。此时俄国于1910年大大加强她已经庞大的军队；法俄两国遭受同样痛苦的经历，密切了三军的合作，加固了她们的联盟，并开始使用俄国的劳动力和法国的资金建造俄国西部边境急需的战略铁路系统。

06.

接下来轮到英国感受德国力量的压力了。

1909年春季，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突然要求建造至少6艘“无畏”级战舰。他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德国舰队的迅速发展以及它根据1908年海军法进行的加速扩展，这个情况引起海军部的最大焦虑。我对欧洲形势的危险仍是个怀疑论者，海军部的理由不能令我信服。在与财政大臣接触中，我立即开始察审这个计划，审核支持这个计划的理由。我们两人共同作出的结论是，建造4艘军舰的计划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出于需要，细致地分析英德海军现在和今后的特性与组成。我不能同意海军部提出的论点，说危险的局势将在1912年来到。我认为海军部有关这个主题上的数字有点夸张。我不相信德国正在秘密建造比他们公布的舰队法所要求的更多的“无畏”级战舰。我认为，我们在主要的“无畏”级舰方面，加上新计划建造的4艘“无畏”级舰，在海军力量的差距上，能保证1912年(当时叫作危险年)时我们充分的优势。无论如何，由于海军部只要求在财政年度最后一个月(即1910年3月)开始建造第五艘和第六艘“无畏”级舰，这些不影响我的计算，因而财政大臣与我一起建议1909年应批准造4艘，其余两艘应与1910年计划一起考虑。

根据后来实际发生的事件，回顾这次争论的大批文案，毫无疑问(就有关的事实与数字而言)我们完全正确。海军部的悲观预料无论在哪方面在1912年都未实现。我们发现英国在那一年的优势是足够的。不存在秘密的德国“无畏”级战舰，也不存在德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发表大量建造舰只的不实声明。

内阁中的争吵引起政府外的强烈不安。争论过程导致气氛的骤然紧张。争论中的实际论点从未成为问题。引起整个国家真正惊恐的原因是人们第一次广泛认识到德国的威胁。最后达成奇特的解决办法。海军部要求造6艘军舰；经济学家提出减为4艘；我们最终妥协为8艘。但是8艘中的5艘在1912年“危险年”和平地过去之前尚未准备就绪。

尽管财政大臣和我在狭义上讲是对的，可是我们在命运攸关大潮中全然错了。最大的荣誉应该给予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因为他在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在争议中忍受他的党对他批评时所持的坚毅与勇敢的态度。在争议进行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下一次有关海军的内阁危机发生时，我们扮演的角色会颠倒过来；他也意想不到，他顽强争取的舰只，当它们最终来到时，竟会受我张开双臂的热忱欢迎。

关于在一个特定年份需要舰只的确切数字，人们所持的想法不管有多大区别，不列颠民族总体上已意识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德国计划以海军加强她无比强大的陆军，到1920年德国的海军将远远比英国目前拥有的舰队强人得多。德国1900年的海军法经过1906年修正补充；而在1906年的增补的基础上1908年又有新的增补。1904年在雷瓦尔的一篇耀武扬威的演讲中，德皇已经自称为“大西洋海军司令。”英国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开始陷入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匹敌，与谁较量，她使用海军除了我们外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一旦找到于我们不利的良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它。此外人们开始了解，以放弃针锋相对的手段试图说服德国离开她的既定路线是毫无用处的。我方建设舰只的态度优柔寡断，在德国人看来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现，因此再次证明骁勇的种族应该替代衰弱的、过分文雅的、追求和平的种族，后者已不能在世界事务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任何人目睹英德两国在英国自由党执政的头几年建设舰只的系列数字，都会感到英国置身于危险(如果不是致命)的阴谋中。

1905年英国建造4艘，德国2艘。

1906年英国削减其计划建造3艘，德国增加其计划建造3艘。

1907年英国进一步削减其计划，建造2艘，德国进一步增加计划，建造4艘。

这些数字极为重要。

无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海军的发展持续落后，英德间原有的差距将很快消失，这样的认识逐渐占有几乎每个人的头脑。

07.

现在我们看到了5年时间里德国的政策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如何最彻底地唤醒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的二国。其中两国(法国和俄国)在公然的战争威胁下已屈服于德国的意志。这两国都被一个邻国公开宣布她将不惜使用一切武力的意图所镇服。两国都感到，只有屈服才能逃脱血腥的折磨和可能发生的灾难。对未来公开侮辱的恐惧加重了昔日的屈辱感。第三个大国——没有进行战备，但岛国难以进入，而她在世界事务上不能被忽视——英国也感到有一双手正在挖其生存的真正基础。很快而且肯定，德国海军将编队整齐地出现在我们门口，它必然置我们于危险境地，只有顽强的努力以及几乎对待实际战争那么紧张的警惕才能避开这个危险。随着法国与俄国增加武装力量，英国也在同样压力下增加她的舰队。此后这三个不得安宁的国家将更密切一致地行动，以免一个接一个被她们的对手所征服。此后她们的军事部署将逐步趋于一致。此后她们将有意识地面对共同的危险。

啊！愚蠢而勤奋的德国人，工作如此努力，思想如此深邃，在自己祖国的阅兵场上大步前进和后退，钻研着超长的计算，对新发现的繁荣有激情，不满足于平凡的成功，有多少支柱支撑着你们的和平与光荣，你们别亲手不断地把它们砸烂！

当时冯·比洛亲王的继承人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在1909年，局势的发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坚定地站在法俄一边。这是实施她的传统政策，那就是反对当时最强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紧紧把握她的海军计划，指出她东方针策的明确方向，而且必须防范法国的敌意，这种敌意在她近几年的政策中决不会减轻。如果说德国把英国宣布的与法俄双边同盟的友谊，看成是法俄政策所有侵略性倾向的可怕加剧，那么站在这个同盟一边的英国越来越把德国舰队的加强和我们东方政策中对她古老权利的破坏看作威胁。双方已经有过争论。气氛极不友好和充满不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就是这位新德国首相的继承物。

现在，他将给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的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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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900年南非布尔战争后英执政党为摆脱国内不利局势而举行的议会突击大选。——译者

①特使为亨克尔·冯·东内斯马克亲王。

第03章、阿加迪尔危机

01.

1911年春天，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非斯。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加剧的不满，加上这个行动，引起德国政府在7月初采取突然手段。当时在欧洲金融界十分活跃的一家德国公司曼内斯曼兄弟公司宣称，他们在摩洛哥海岸的大西洋沿海地段一个港口及其腹地拥有巨大的利益。这个港口名叫阿加迪尔。德国外交大臣冯·基德伦—韦希特向法国人提出这个意见。法国政府完全理解，他们在摩洛哥获得了利益，使德国有理由在刚果河流域找寻一定的殖民利益作为补偿。另一方面德国新闻界不满意把德国以在气候温和的摩洛哥的利益去交换他们已经多得过剩的不利于健康的热带地区。牵涉的问题很复杂但在本质又极端不重要。法国人作好长期谈判的准备。就这个港口和阿加迪尔的内陆地区而言，看来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压根儿否认那里存在任何德国利益。他们说那里只有一块未被人手触及的沙湾；那里岸边没有德国产业，没有贸易机构，没有一座房屋；在腹地也没有德国的利益。这些事实只要两国可信任的代表走一趟便能容易地查明。双方都表示很愿意安排一次查明事实的走访。他们还表示急于进行有关刚果边界的讨论。

7月1日清晨，德国突然和令人意想不到地干脆宣布，德意志皇帝陛下指派其炮舰“美洲狮号”驶往阿加迪尔维持和保护德国利益。宣言发布时这条小小的兵船已经上路。全欧洲所有警钟立刻开始颤动。法国感到她面对无法解释的行动，行动背后的目的更无法推测。英国查阅了地图后开始琢磨，非洲大西洋海岸出现一个德国海军基地会对其海运安全有什么意义。英国“注意到”(水手们互相写信时经常说的术语)这个事实必须与以下情况联系起来看：即德国在马德拉和加那利群岛的活动以及从南美和南非的给养运送路线与贸易路线都在这些水域会合和经过。欧洲感到不安。法国感到真正的惊恐。当梅特涅伯爵将德国人的行动通知爱德华·格雷爵士时，后者告知他，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必须由内阁加以讨论。7月5日内阁开会后，爵士告知伯爵，英国政府不能对摩洛哥问题漠然置之，在弄清德国意图之前，他们必须持保留态度。从那天起到7月21日，德国政府一言不发。毫无疑问，英国的明白无误的姿态使德国外交部大为吃惊。随后在两国政府间出现当时称为“沉默期间”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报纸进行了剧烈的笔战，而英国报纸呈现出十分沉闷的气氛。

要从驻欧洲各国大使馆天天发来的一份份电报中，猜度德国行动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是困难的。我专心地听取内阁中对这个问题的一再讨论。德国是在找寻对法国作战的口实呢？还是她仅仅试图通过制造压力和不安定以改善其殖民的地位呢？若是后一种情况，在一段紧张时间之后纠纷无疑会得到解决，过去有过很多这种情形。大国在两边列队集合，受精心设计的外交缓冲礼节的引导和保护，相互展示各自的行列。在最前面是两个主要争执国(德国和法国)，其他国家按照其资源与资格顺序以不同距离排列左右，形成了同盟国与当时开始被称之为协约国的阵营。在合适时刻，其辅佐者或支持者会发出某种含义模的言语，表示其内心状况。作为这些呼喊的结果，法国或德国会后退或前进一段非常小的距离，或者可能稍稍向右或向左移动。当重要的欧洲平衡，实际上也是世界平衡，作出这些微妙的纠正时，可怕的队伍将撤回到自己的地界，撤退时有仪式和礼节还有互相祝贺，或者彼此轻轻耳语对结果表示慰籍。以前我们见过几次这种情况。

可是，即使是这种过程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一定得想一想那些日子里这些国家相互交往的性质，她们不是棋盘上的棋友，也不是穿着美丽有褶裥的衣服在方阵舞上彼此做鬼脸的木偶，而是有动能或潜能的庞大组织，她们像行星体一样，不可能在太空中彼此接近而不产生巨大的磁反应。要是她们相距太近，电将开始闪光，超过某一点，她们可能被从限制它们的轨道上吸引到一起，引起可怕的碰撞。外交手段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样的灾难。只要在任何国家和民族心中不存在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战争目的，外交也许会成功。但是在这种严肃而微妙的接触中，任何一方的一个暴力行为将会撕碎和搅乱所有人的克制，使世界投入黑暗深渊。

我在思索，德国人对原先的英法协定有一定的不满。我们在埃及得到许多实际利益。法国在摩洛哥获得巨大好处。如果德国人感觉到这些安排损害其相对地位，没有理由说她不应该忍耐地和和善地提出和坚持她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大国中最离群和最少结盟的英国，可能施展缓和局势和减轻紧张以及促成和解的影响，当然这就是我们努力去做的事情。不过，如果德国的意图邪恶，这样做的用处极少。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说出非常斩钉截铁的话，而且要在不太晚之前说出。我们从世界政治舞台完全隐退也与事无补。倘若我们这样做，我们所有的遏制影响将消失殆尽，必然会出现敌对力量的紧张加剧。因此，我阅读开始传递怀疑心态的所有报纸和电讯，我能看出爱德华·格雷爵士平静底下日益增长的、有时是十分严重的焦急。

欧洲局势阴霾密布，由于我们自己会议室中各种力量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演而复杂化。在这里再现外面外交形势的平衡与保留的缩影。从事英国外交政策的大臣们，他们背后是显示着海上威力的巨大的三叉戟，他们完全属于政府中的自由帝国扩张派。他们受激进分子的密切监视，被迫保持平静，他们中包括受尊敬的人物如莫利勋爵和洛雷本勋爵，而财政大臣与我通常倾向他们一方。很清楚，如果某种危险状况随后发生，这种平静会容易地使得英国不可能以坚定果断的语气说话。因此，我们既不应远避危险而洁身自好，也没有能力采取果敢行动及时把危险挡开。在这样的环境中，财政大臣的态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有几个星期他没有表示他遵循什么路线的迹象，在我们多次的谈话中，他给我的任象是有时站在这一方有时站在另一方。但到7月21日早上，当我在内阁开会前拜访他时，我发觉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已下定决心。他十分清楚地看到要走的道路。他知道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怎样去做。他对我说话的要旨是我们正滑向战争。他详细谈论我们所关心的德国的令人压抑的沉默。他指出，德国目前的行为，似将英国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德国完全忽视我们强大的形象；她继续对法国施加最严厉的压力；灾难可能随即发生；要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说话，我们必须立刻就说。他告诉我，当天晚上他要出席银行家一年一度的晚餐会并对他们讲话。他想要清楚地告诉他们，如果德国想打仗，她会发现英国将成为她的对手。他让我看他准备的讲稿，并且告诉我，内阁会议后他要把讲稿让首相与爱德华·格雷爵士过目。他们会怎样说？我说，他们当然会感到十分宽慰；他们确实感到了宽慰，我也感到了宽慰。

劳合·乔治先生从政府反对派接管外交政策是一件决定性的大事。我们从此能够即采取坚定而一致的政策。那天晚上在银行家协会中，财政大臣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维持和乎的代价是：要英国放弃几世纪英勇奋斗所赢得的伟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国在她利益做关的地方任人摆布，似乎英国在国际会议上无足轻重，如果强加给我们的是这样局势，那么我要明确地说，以这样的代价换来和平，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

入伦敦城听他演讲的银行界人士，他们的内心因劳合·乔治预算的不公和预算使他们财产蒙受可怕损失而感到不宁。他们极少想到未来，所以并不理解他们听到的讲话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把这些话看作大臣关于外交事务的一次寻常的老生常谈。然而欧洲国家的大臣们却一致跳了起来。

4天以后，大约在下午5点半，财政大臣与我正在白金汉宫喷泉旁散步，后面赶上来一个信使。问财政大臣能否立刻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劳合·乔治先生突然停止脚步，转过身来对我说，“一定是为了我的演讲。德国人可能要我辞职，就像他们要德尔塞卡辞职一样。”我说，“那将使你成为英国最得人心的人”(当时他实际上不是最得人心的)。我们尽快回去，在下院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办公室里见着了他。他第一句话是：“我刚收到德国大使的信件，语气十分僵硬，我们的舰队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受攻击。我已派人去请麦克纳，叫他提高警惕！”然后他简短地告诉我们他刚刚与梅特涅伯爵进行的谈话。这位大使说，听了财政大臣演讲后，德国不再能作任何解释。他用尖刻的言词说，要是法国拒绝皇帝政府伸向她的手，为了维护尊严，德国将以一切手段迫使法国全面尊重德国的条约权利。然后他宣读针对劳合·乔治先生演讲词的一份长长的抗议书，“至少可以说，这篇演讲不能被理解为对德国讲话的警告，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报纸已经把它解释为接近威胁的警告。”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以如下方式作答是正确的，指出由于刚才读给他听的那份信件语气无礼，要对财政大臣的演讲进行解释已有损英王陛下政府的尊严。当我们正在进行谈论时海军大臣到来，几分钟后他匆匆离开去发布警告命令。

这些致命的措辞听起来十分谨慎和恰当，柔软、平静的语调和谦恭、庄重、正确估量过的、充满和平气息的文字。但就是这个德国，她是会不加警告就开炮把各国打倒在地的。所以现在，海军部的无线电报悄悄地通过以太传到战舰的高高的主桅，舰长们在甲板上踱步沉思。没有事情，根本没有事情。在20世纪想到这些真是太愚蠢和太荒唐。难道会有人从黑暗中跳出袭击和谋杀，要我们性命？难道鱼雷会撕破还未睡醒的舰艇的腹部，过了一夜到太阳升起时海军优势已不复存在？一个守卫一直良好的岛屿最后竟不能自卫？不，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文明已足以制止这种毁灭。各国间贸易与交通上的相互依赖、人们的公法意识、海牙公约、自由原则、工人政党、巨额融资、基督教慈善事业以及人类的常识使得这类恶梦不可能成真。你有把握吗？想错了真遗憾。这样的错误只能犯一次——犯一次就会遗恨千古。

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说使各国大吃一惊：它对德国政府更是一声惊雷。他们所有的情报曾使他们相信，劳合·乔治会是主和派的领袖，英国行动将是中立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现在他们意料英国内阁是绝对团结一致的，财政大臣是英国政府从所有其他人中精选出来作为英国政府中最激进的大臣来发表这个声明的。①他们不能理解，德国在英国的代表和间谍怎么会被如此严重地误导。他们的恼火，决定了梅特涅伯爵的垮台，机会刚刚成熟他就被召了回去。居住在伦敦10年的大使竟不能预测一个最有权力的大臣在这种性质问题上的行动。从上文所述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对梅特涅伯爵太苛刻了。他怎能知道劳合·乔治先生将要做什么？在几个小时之前他的同事也不知道。连与他一起工作关系密切的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在他明确地下定决心之前，他本人也不知道。

现在看来有可能，德国人在这次事件中无意挑起战争。但是他们有意要摸摸底，在这样做时他们准备走到悬崖的边缘。在悬崖边上人很容易失去平衡；轻轻一推、一阵风、片刻的晕眩，所有一切全都会使人突然落入深渊。在英国方面公开表态之前，不管德国人内心有还是没有战争的意图，但此后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

财政大臣的演讲及其引起的余波之后，德国政府不再怀疑，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战争强加在法国头上，英国一定会对她作战。他们没有立即从其原有立场上后退，但他们尽量小心避免新的挑衅行动；他们与法国谈判的各种处理方式倾向于调和和退让。对于我们来说要估计问题的不同阶段的确切意义依旧极为困难，在整个7、8、9三个月形势继续不明朗和令人压抑。德国外交政策特性上表现出来的细微但决定性的改变难以察觉得到，与此同时就我们所知，德国境内发生的某些预防性军事措施大大增加我们的忧虑。因此，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过去，英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

迄今，作为内政大臣的我在这番事态变化中没有发挥任何特殊作用，尽管作为内阁成员我极其注意它的发展。就在此时我突然受到猛烈震惊。7月27日下午我参加唐宁街10号一个游园会。在那里碰到警察总监爱德华·亨利爵士。我们谈起欧洲的局势，我告诉他局势严重。以后他陈述，根据一个奇特安排，内政部应通过伦敦市警察局负责保卫在查坦登和洛奇山的军火库，那个军火库贮藏着海军无烟火药的全部储备。许多年来这些军火库，由几个警察守卫着，未出事故。我问他倘若一天晚上有20个德国敢死队员乘两辆汽车全副武装来到那里会发生何种结果。他说他们能为所欲为。我立即离开游园会。

几分钟后我从内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到海军部。我问谁在值班？回答是，管业务的海军大臣随舰队在克罗默蒂；第一海军大臣外出视察。当然我用有线或无线电讯很快与两人取得联系。此时有一位海军将军(不提其名)掌管部务。我要求海军陆战队立刻保护这些对皇家海军至关重要的军火库。我知道在查塔姆和朴次茅斯的兵站驻有大批海军陆战队。这位海军将军在电话回答我，海军部没有责任也不想承担这个任务；从他和语气里很清楚表明他讨厌危言耸听的文职大臣的打扰。“那末你拒绝派海军陆战队？”经过少许犹豫他回答道，“我拒绝。”我放回电话听筒改摇陆军部。霍尔丹先生在那里。我告诉他我要在当晚加强和武装在那里的警察，要求他为每个军火库增加一连步兵。几分钟内命令就发了出去，几个小时内陆军出动。到第二天海军无烟火药储备库安全了。

这是一件小事，也许我的担心没有根据。但是一旦人们开始以这个角度看形势时，就不可能考虑其他做法。四周充满和平、舒泰、心境平静的英国人的忙碌生活。街道上群集着男男女女，他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威胁。几乎近一千年没有外国军队登上英国的土地。英国本土的安全有一百年未受威胁。人们以充分信心和相当无知一年年一代代做生意、参加体育运动、上学校和参与党派争论。他们的所有思想都来自和平环境。他们的所有安排都是长期和平的结果。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一场大规模战争，也许就在这个居住着从世界各地来的可信任外来客人的伦敦市内，一些死心塌地的外国人可能正打算向我们所信赖的伟大武器和防卫屏障施加致命的打击，那么大多数人会表示怀疑，许多人会感到非常恼火。

我开始调查容易遭受攻击的要害部门。我找到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助理大臣、有远见的海军上校汉基，他已经着手编制战时手册，将要害部门进行分类。该书的规划此前实际上已开始。②我进一步问到破坏、间谍及反间谍问题。我又访问了一些平平常常的用不起眼的工具默默无闻和严肃认真地工作的军官。他们告诉我关于在英国各海港活动的德国间谍和特务的情况。迄今内政大臣还必须在必要时签发许可证，检查经过皇家邮政的特殊信件。此时我签发了一般许可证，授权检查名单上特殊人物的一切来往信札，这份名单不断有所增添。这个办法立刻发现了一个由德国人出钱雇佣的英国特务组成的正规的庞大系统。这仅仅是内政部长有责任正式干预的准备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但一旦我涉足进去，它在我心目中比其他所有事务更加重要。有7年时间我几乎很少考虑其他问题。自由政治、国民预算、自由贸易、和平、费用削减和改革——所有我们选举斗争中的战斗口号在这个新的使人全神贯注的任务前面开始显得不现实。在一个个出现在眼前的严酷现实中，只有爱尔兰仍保持着她的位置。别的大臣无疑有同样的心理经历，但我只讲我自己的故事。

这时我开始深入研究欧洲的军事形势，我阅读提供给我的所有文件。我花费许多时间参与争议与讨论。国防大臣通知他的部下告诉我想知道的任何消息。参谋总长威廉·尼科尔森爵士是我的老朋友。我与他在1898年蒂拉赫远征结束时同是威廉·洛克哈特爵士麾下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他撰写精美、雄浑有力的评论文字，鼓吹明确和坚定的原则立场。但是教给我最多知识的人是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即以后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这位军官具有很不寻常眼力与信念。他对欧洲大陆具有我认为的无比丰富的知识。他彻底了解法国的陆军。他洞察法国参谋部的机密。他曾是英国参谋学院院长。多年来他致力于一个目标，即战争如果爆发我们应立即站在法国一边作战。他确信战争迟早会爆发。军事情报的线索俱在他掌握之中。在他小小办公室四面墙上挂着巨大的比利时地图，清楚地标明德国陆军横越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每一条可以行军的道路。他的全部假日，都用来审核这些道路及周围乡村。他没法去德国详细了解情况，因为德国人对他知道得太多了。

一天晚上，德国大使——仍旧是认识10年的梅特涅伯爵——邀请我共进晚餐。我们只有两个人，他拿出德皇地窖里储藏过的著名霍克酒。我们关于德国作了一次长谈，谈到她怎样发展强大；谈到拿破仑在联合德国中扮演的角色；谈到普法战争及其如何开始和结束。我说，俾斯麦允许自己受军人逼迫割取洛林真是一大憾事，和阿尔萨斯—洛林如何种下所有欧洲军备竞赛和对立结盟的祸根。他说这两地从远古时代起原是日耳曼的省份，直到一个极度平静的日子路易十四趾高气扬地越过边界占领它们。我说那里的人在思想感情上倾向法国；他说人们的感情倾向双方的都有。我说无论如何这整个事情牢牢记在人们的心间，法国人决不会忘记失去的省份，他们绝不会停止向她呼唤。我们的谈话转向性质相似但更严重的题目。我问到他对于目前形势是否焦急？他说，人们试图把德国围起来并把她驱入网中，她可是一头强壮的野兽，要把她网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我说，她有与其他两个第一流强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的同盟，怎么能把她网起来？我们多年来常常处于孤独的地位，但并没有感到惊恐。他说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但是当你的国家经常遭受别国军队践踏、掠夺和压迫，并且只有以你军队的胸膛去抵挡入侵者的时候，你便会感到心惊肉跳。我说没有人使德国惊恐，只有每个人受德国的惊恐。

以后我们谈到海军。我说，德国试图在海上与英国对抗肯定是个大错误。德国决追不上我们。我们将建造舰只与你们成二比一的比例，若有必要还会更多，这样在每一阶段两国间的对抗会逐步升级。激进派人士和保守党人，不管他们彼此可能怎样指责，在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任何英国政府，凡危及我们海军优势它决不能存在。他说，劳合·乔治先生曾告诉他许许多多相同的意见，但是德国人并不想占有海上优势。他们想要的只是一支保护他们商业和殖民地的舰队。我问道，有一支较弱的舰队有什么用途？它只是另一个随时都会失去的东西。他说皇帝深切地眷恋他的舰队，舰队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我忍不住说，毛奇曾公开宣告完全不同的意见，说舰队是德国真正利益所在。

我记录了这些愉快的虽然小心翼翼谈话的笔记，不是因为这些话有任何重要性，而是因为有助于表明不同的观点。后来我知道财政大臣在相同的环境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要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受到真正的挑战，他将为它一年中筹集一亿英镑。

梅特涅伯爵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忠诚地为他的主人服务，但竭立维持和平，特别是英德间的和平。在柏林一次将军和亲王们的集会中，我听到有人说，英国舰队有一天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攻击德国。听到此话这位大使回答说，他在英国住了近10年，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他的话引起人们明显的不相信，他站起身来说他以德国官员的荣誉说这句话，他愿以他个人的荣誉保证它是实话。这些话暂时平息了集会者的议论。

缺乏思考能力的人习惯于嘲笑老式外交，并声称战争就是外交上搞秘密运作引起的。当人们看到引起大国间战争和许多纠纷的细小起因时，容易误认为是秘密外交的过失。当然这样的小事仅仅是危险疾病的症状，只有从这一点上说小事才是重要的。在症状后面存在着强大民族的利害、激情和命运。一长期的对抗以琐屑小事表现出来。从前有人说过，“大规模的骚动由小事引起，但与小事无关。”老式外交的拿手好戏是使小事情不生祸害，此外别无能耐。可是推迟战争便可能消除战争。改变环境、改变联盟、出现新的集团、新利益替代旧利益。许多可能导致战争的争吵被欧洲的老式外交手腕化解了，用梅尔本勋爵的话说，被外交手段“平息”了。世上大小国家，虽然对各自可怕的遭遇记忆犹新，如果她们能够设计出较广泛、较深刻的和平保证，将各自的家园建设在兄弟般相互依靠的、较稳固的基础上，那么她们依旧需要欧洲老式外交家的典雅态度、有礼貌和审慎的言辞、沉着冷静的举止、保密观念和慎重作风。不过这些是离题话。

8月23日，在议会休会大臣们离去后，首相非常秘密地召开帝国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他召集与外交形势和作战任务特别有关的大臣，当然包括财政大臣。还有陆海军的重要军官。我受邀出席，尽管内政部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坐了一整天。上午由陆军发言，下午由海军发言。

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谈总参部的观点。他站在特意运来的巨幅地图边上，情绪特别激动，他披露(后来证明是极端精确的)在德奥为一方、法俄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中德国攻击法国的计划。他的讲话简介如下：

首先，德国人将以近五分之四力量对付法国，只留五分之一的力量遏止俄国。德国陆军将集结在从瑞士边界到亚深一线。他们将从右翼横扫比利时，从而绕过保护法国东部边境的堡垒防线。德军右翼的这种异常巨大的横扫行动需要利用从卢森堡到比利时默兹河的比利时的每一条道路。这样的道路有15条，也许每条路可通过3个师。比利时默兹河的流向与这些师的前进方向平行，并保护它们的右方侧翼。沿这条河有3个重要的筑有工事的航道或桥头堡。第一个列日与德国最近；最后一个那慕尔与法国最近；在两者中途是于伊堡。现在有个问题：德国人占领这些桥头堡之后是限制自己在比利时默兹河东边，并利用河流为防护屏障，还是抽出兵力，把相当大部分军队伸展其进攻矛头到默兹河以西，继续前进超越河界而不是限制在河界以内？这只是难以预料的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会根本不占据比利时默兹河以西地区吗？他们会只用骑兵掠过沿河狭长地带吗？或者他们会挥动步兵师甚至军团在河的西部进军吗？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战争来到时，他们用整整两个集团军进军。但是在当时，最恐惧的猜测也不超过一个军。

引证的最最详细的证据表明，德国人为通过比利时进军作了极为细致的准备。接近边境的大量兵营、巨大补给站、铁路交通运输网、无穷尽的专用支线，最最清楚和不容怀疑地暴露了他们的图谋。宣战后列日在数小时内即可被占领，甚至有可能在宣战以前，由从埃尔森博恩军营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的突然奔袭予以占领。那个军营此时(1911年8月)驻满军队，好奇的人们和普通的乡下人已被粗鲁地挡回或阻止他们接近军营。

面对这样的猛裂的袭击比利时会怎么做呢？没有办法可以拯救列日，不过法国军队可能及时到达那慕尔帮助防卫。至于其余地方，假定比利时抵抗入侵者的话，比利时军队将撤入安特卫普的有战壕环绕的巨大兵营和堡垒。这块广大的地区有许多横竖交叉的河流与运河，有三圈碉堡防卫，将成为比利时王室与人民的最后避难所。

对荷兰的处境也作了审视。没有人认为德国人会像横行干比利时那样蹂躏荷兰，但是德国人可能发现通过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荷兰奇怪形状的突出部分进军是十分方便的，那块突出部分按当时英国参谋部的说法称作“马斯特里赫特阑尾”。如果德国要把大部队投入比利时默兹河以西，他们肯定会这样做。

应付这个可怕形势的法国计划没有详细地告知我们，但清楚的是，他们希望以他们自己的最大规模的反攻抢先拦阻和打破德军的包抄运动。

当动员完成时双方在各条战线上可投入使用的师，数目估计如下：

法国人………85

德国人………110

有人断言，倘若有6个英国师在宣战后立刻被派往防守法军最左边的阵地，在第一次大战役中击溃德军的机会很大。要是法军知道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将会有双倍信心打仗。关于俄国力量，威尔逊将军的话有正确的预见性，他对于俄军动员缓慢的描述消除了许多幻想。那种认为德国满足于留出几乎不到20个师以抵抗俄军的想法，似乎是不可信的。但是英国参谋部认为这样的决定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久将看到忠诚的俄国和沙皇怎样找到办法作出巨大牺牲把德军的很大一部分在决定性时刻引向东方。当时无法预见这样的行动，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把它忘掉了。

在两点钟短时休会前，然有许多讨论和大量询问。当我们在3点钟复会时轮到海军部发言，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用另一幅地图评述在我们被卷入这样一场战争情况下，他认为应采取政策的观点。他没有向大家透露海军部的战争计划。他把这些计划紧锁在自己的脑海里，但是他指明作战计划包含严密封锁敌人港口的原则。人们很快就明白，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看法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海军部的想法大体上是，我们应该把作战努力限制在海上；如果我们派数量不多的陆军去欧洲大陆，它会在那以的大陆国家巨大争斗中被吞噬光。要是把我们的陆军保持在舰队上准备对德国海岸进行反击，它将迫使大量德军从其战线撤出。这个观点受到陆军将军们的猛烈抨击，没有博得人多数与会者的好评，而在关于这些军队登陆的许多细节上陆军和海军当局完全不一致。在这种关键时刻在基本问题上陆军与海军参谋部之间的严重分歧是我进入海军部的直接原因。会议散后，霍尔登先生向首相暗示，除非建立海军部委员会，使它与陆军部计划协调工作，并由它组织适当的海战参谋部，否则他不想继续负责陆军部工作。当然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此事注定很快以明确方式影响我的命运。

我认为总参谋部对法国陆军的看法过份乐观。我知道他们站在法国一边，所以担心他们的想法是一厢情愿。英国军人不可避免地热切希望见到自己的国家站在法国一边进行干预，并深信法国被德国毁灭将危及英国的整个未来，因此倾向于过高估计法国陆军的相对力量，将它的前景设想得比实际更光明。总参谋部的大多数情报来自法国。法国的总参谋部是坚定和有希望的。攻势原则是他们军事艺术的基础和法国军人的主要动力。虽然根据最可靠的情报，战前法国的陆军当全面动员时只有战前德国陆军的四分之三，但是法国下动员令后的第9天到第13天就能为战斗前线召集一支占优势的部队。法国将军抱有高度希望：大胆采取主动、猛烈进攻阿尔萨斯——洛林将起到破坏德国人小心制订的通过比利时进军巴黎的计划。这种希望反映在英国总参谋部的评估报告中。

我不能同意这些意见，因而我起草一份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包含根据我在总参谋部得知的所有信息作出的结论。备忘录起草日期是1911年8月13日。当然其目的只是为了撕破未来的面纱、勾勒各种可以想象的前景、权衡数不清的因素、掂量无法估计的事物。可以看出，我把动员后第20天称作“法军被从默兹河一线驱逐撤退到巴黎和南部”的日子，把动员后第40天称作“德国内部和前线力量发挥到顶点”、“那时会出现决定性考验力量的机会”的日子。我乐于承认，我无意想使其成为精确的日子，而是把它们当作指引，表明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可是事实上，这些预言3年后几乎一点不差地被事实证实。

我在1914年9月2日重印这份备忘录，目的在以这样的希望鼓励我的同事，即如果关于第20天这个不利的预测得到证实，那末第40天的有利预测也会得到证实。后来确实如此。

欧洲大陆问题的军事方面

丘吉尔先生备忘录

1911年8月13日

以下备忘录是根据……已经决定在欧洲大陆使用英国军事力量的假设写的。本文不对那个决定作预见性判断。

仅定在英法俄之间存在同盟，这些国家受到德奥的攻击。

1.决定性作战将是法德间的那些战役。德国陆军在质量上至少和法军相等，而能动员军队人数为220万对170万。因此法国人必须想方设法使双方力量比较均等。找到办法要么在德国人能发挥其全部力量之前，要么在德国人竭尽全力之后。前一种情况可能在第9天和第13天之间达到；后一种情况大概在第40天时达到。

2.在动员时期的几天中，法军如果在前线与对方军力相等或暂占优势，这一事实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除非假定法国打算采取战略攻势。德国人不会选择他们不占优势的日子发动总进攻；如果法国人进军，他们立刻失去他们自己的全部内部交通联系的有利条件，他们在推进时会遇到前来增援的德军，从而丧失自己可能暂时拥有的人数上的优势。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法国人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保持守势，或者在自己的堡垒防线上或者在比利时边境后面防守；何时开始打第一次硬仗的日子，选择权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德国人一定有足够的聪明能选择最适当的日子，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被迫进行决战，除非法国方面作出某些不顾后果和没有道理的行动。

3.英国方面在谨慎研完各种进攻机会时一定要考虑到，当德军开始作有决定意义的进军时，它将有充分优势的军队作后盾，并在充分广阔的前线发动进攻、以迫使法军从比利时边境后面的阵地退却，即便法军可以守住凡尔登——贝尔福战线上堡垒群中的间隙。一连串大规模战事无疑会发生，各处的战况会有所不同，而且德军遭到重挫的可能性也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德军的进攻停止，法军兵力也不足以反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可对此抱有希望。更多的可能性是，在第二十天左右法军将被从默兹河防线赶跑，撤退到巴黎和南方。所有以相反假设为根据所制订的计划太多地寄希望于命运了。

4.不排除使用4或6个英国师参与这些最初的大战的计划。这样的一支军队是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因素。它对法军的价值大大超出数字显示的力量。它鼓舞每个法国军人的士气，使得德军在用强力攻占边境时必须付出大得多的代价。但是对我们最有实际后果的问题是，在德军突破边境和入侵法国开始后将发生什么情况。法国没有能力在前线采取任何行动来成功地结束战争。她不够强大，无力入侵德国。她的唯一机会是在法国境内击败德国。就是这个问题在作出任何最后决策前应予研究。

5.德军进军经过比利时进入法国，由于下列全部或任何一个原因将被相时地削弱：

由于在攻势中免不了有较大的损失(尤其是如果德军试攻法国堡垒防线失败)；

由于在外线作战必须运用更多的士兵；

由于必烦保护他们通过比利时和法国的交通线(尤其从沿海侧冀过来的交通线)；

由于进攻巴黎(必须投入至少50万对10万兵力)，包围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也需要大量兵力；

由于英国军队的到达；

由于从第13天起日益加重的俄国压力：

一般地说由于德军的行动公开后，从右侧进军造成的不利的战略形势；

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随着德军继续前进和时光一天天流逝而成正比地增加。

6.海军封锁也需要时间才能对德国商业、工业和食品价格上产生影响，如海军部备忘录所描叙的；巨大的战争日常费用的不堪重负，从德国的信誉和财政状况中反应出来也需要时间。所有这些压力将同时地和逐步地发展。(财政大臣特别注意这方面以及德国工业与经济组织的结构方面的微小变化。)

7.到第40天，德国在内部及其战线上已达到竭尽全力的境地，这种紧张状况将一天天更加严重，直到最后垮台，除非德国在法国境内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减轻重负。如果法军没有在突如其来的或险恶的战斗中被消耗太大，40天以后，力量均衡将有利于法军，而且形势会日益得到改善。因为德军将面临越来越需要胜利的进攻，但前线往往出现兵力日渐相等的形势，此时可能出现决定性力量考验的机会。

W·S·丘吉尔

02.

会议散了，忧虑沉重地压在与会者的心头。

陆军部在那些日子里忙碌着处理机密消息。无法采取最细微的公开行动。但做了每一件能事先想到的准备工作，用文件制订出了每一个细节。每个营的行动的严格时刻表或他们所称的行动图——甚至标明在哪里喝啡咖——制订并定了下来。印制了数以千计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地图。“由于威尔特郡及其邻近各郡缺水，”推迟了骑兵的调动。新闻界按严格的党派划线，言论压倒性地倾向于主张和平，没有新闻检查，没有强迫行为，觉察到了一种普遍的沉默。没有任何言论打破长期令人窒息的寂静。大规模的铁路罢工以神秘的突然性结束。劳资双方听了财政大臣推心置腹的谈话后作出了相互让步。

8月中旬我去乡间住了几天，脑子里除了战争的危险外没有任何其他思想。我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但强烈照亮我心中的只有一个感兴趣的领域。8月30日从环绕梅尔山延展的生机盎然的乡村我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有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间也许来到了。倘若摩洛哥谈判失败，请考虑使用如下的政策：

建议与法国和俄国订立三国同盟以保护(特别是)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独立。

告诉比利时，如果她的中立遭到破坏，我们准备援助她，并将与法国和俄国缔结同盟以担保她的独立。告诉比利时，为此目的我们将采取任何最有效的军事行动。但是比利时军队务必参战以配合英国和法国军队。比利时还必须立即适当地派兵驻防列日和那慕尔。否则我们不能对她的命运负责。

向荷兰和丹麦提供同样担保，条件是她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如有必要，我们应帮助比利时保卫安特卫普，并为防守该地的要塞和军队提供给养与弹药。我们应准备在适当时刻向荷兰人施加最大压力，使她保持斯海尔德河为一切用途开放。要是荷兰人关闭该河，我们将封锁莱菌河作为报复。

对于我们，有能力封锁莱茵河至关重要，而且随着战争进行下去而越发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开始时不利用“马斯特里赫特阑尾”，他们将永远不会需要它。让我补充说明一下，我根本不相信严密封锁的那一套道理，我不喜欢海军部的说法。如果法国人派巡洋舰到摩加多尔和萨非，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在我们方面)把我们主力舰队开到苏格兰以北进入战时位置。我们的利益在欧洲不是在摩洛哥。这个举动的重要性就像我们派两艘军舰与法舰一起巡弋一样。

请告诉我你何时返伦敦；谢谢你请把此信交给首相。

我的观点在此后三年和平时期里没有改变。相反，我所见所闻使我的观点更坚定、更充实。在某些方面，如取消严密封锁计划和命令舰队进入战时位置，我能够使其实现。对于另外一些事情，如保卫安特卫普，我没有权力及时去做我相信同样必要的事情。但是我并不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凭愚蠢的冲动行事，我尽力追求基于沉思与研究的坚定信念。当我眼见自己的一些信念在那个可怕和无比动乱的时期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得到证实时，我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信念的真实性产生强烈的信心。对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从不感到怀疑，我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服或劝导他人。

03.

无论如何阿加迪尔危机终于和平地结束了。它以用外交手段抵制德国而终止。德国又一次以突然和威胁的姿态干扰了整个欧洲。她又一次对法国使用最粗暴的恐吓。她第一次使英国政治家受到直接接触战争危险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欧洲大陆人民的心头从未消失。可是法国人作出了让步与补偿。关于在西非法德领地边界的错综复杂的谈判(谣言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在两个宗主国间订立一个协定。在我们看来法国赢得相当的利益。但是法国并不特别高兴，在那些焦燥不安日子里主持工作的总理卡约先生被免除职务，其原因在当时很难领会，但从以后的事态来看便能较易理解。德国统治阶层里的紧张程度必定极为严重。德国殖民大臣冯·林德奎斯特没有来得及在协定上签字就辞职了。毫无疑问，在德皇居住的宫殿内，众多穿着光采夺目制服朝臣们的内心正充满着深刻而强烈的屈辱和仇恨的激情，而那些充满激情的人群中皇储本人是代表。世界把无限的污秽积聚在这个不幸者的身上。事实上他也许比一个普通的年轻骑兵中尉不好也不坏，他没有受过公立学校的一般教育，也不必考虑如何谋生。他具有相当个人魅力，他把魅力主要滥花在女人上，但是在黑暗的日子里他的魅力迷惑了维灵根的青年人。在高级指挥官、政府高级官员和政党领导人激情的眼光注视下和言辞的阿谈下，他已被冲昏了头脑。因此他纵身投入这强劲爱戴的潮流中，成为一股权势，或者应该说是一个权势的中心，有了这种地位，德皇也得刮目相看。德国再次着手增加自己陆海军的力量。

冯·提尔皮茨写道，“问题是我们要绷紧神经，继续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避免所有挑衅，而且要耐心等待，直到我们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来③，迫使英国人让我们和平呼吸。”仅仅是和平呼吸！需要多么可怕的装备来保证获得这个简单的呼吸动作！

04.

现在我们得追述法国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1911年早期，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和法国指定的陆军战时总司令米歇尔将军为战役计划草拟了一个报告。他宣称德国肯定会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德国人的包抄运动不会限于比利时默兹河南面，而会越过它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其范围包含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他断言德国参谋部立刻使用的不只是他们21个现役军，还加上众所周知他们打算经过总动员组建的21个的后备军的大部分。因此法国应准备面对通过比利时的庞大包抄运动和一开始就包含42个军大部分的一支敌军。为迎击这个入侵，他建议法国人应该从一开始就组织和使用自己后备军的大部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与每一个现役编制并行建立一个后备编制，使两个单位在率领现役单位的军官的指挥下一起开上战场。使用这个办法动员起来的法国陆军力量将从13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德国入侵军将面对至少相等人数的法军。许多法国军的编制将提高到70000人，大部分的团将成为由6个营组成的旅。

米歇尔将军下一步进行部署这些部队。他建议把最大部分军队近50余万人布置在里尔和阿韦纳之间，以抗击德国包抄运动的主要兵力，他把第二大兵力30万人放在50万最大兵力的右面——在伊尔松和勒泰勒之间；他指定22万兵力守卫巴黎，这部分人也用作总预备队。其余军队沿东部边界配置。这些就是法国军队领导人1911年的计划。

这些想法与法国军事思想主流直接相反。总参谋部不相信德国会采取通过比利时作包抄运动的战略，肯定不会通过比利时的北部。他们不相信在刚开始的战斗中德国会使用他们的后备部队。他们也不相信后备队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有能力参加战斗。他们认为情况正好相反，德国人只会使用其现役部队，他们将以极快速度进攻，在穿过东部防线时法国反击部队一定要迎击并阻止他们。为了这个目的，法国人的编制应该尽可能大比例保持实际作战的军队和尽可能少比例保持后备队。怀有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制定“三年兵役法”，它保证至少可以得到两支由年轻士兵组成的完整部队。在法国参谋部里，除了参谋长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属于进攻学派，他们中间最活跃的鼓吹者是格朗迈松上校，他们热切地相信，胜利能够以一次对敌人的激烈而凶猛的突然攻击在最早一刹那夺得。

这种意见冲突决定了米歇尔将军的命运。可能是他的个性和气质与他深远而敏锐的判断力不相称。这样的差异常常损害真正的政策。在国防会议上他的同事联合成绝大多数来反对他。在阿加迪尔危机紧张期间他们的争议达到紧要关头。新任国防部长梅西米上校坚持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米歇尔的计划。这位副主席处于孤立地位，几乎其他每一个将军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同意他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没过几天国防部长通知他，他已失去法国陆军的信任，7月23日他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政府的意图是，米歇尔的职务应由加列尼或波继任，可是波要求任命一些将级军官，而部长不接受他的请求。他的任命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表面上以他的年龄为理由，一旦提出这个借口，它对加列尼似乎更加不利，因为后者比他年纪更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选择落在霞飞将军头上。

霞飞是工程兵军官，在马达加斯加，他在加列尼麾下和在摩洛哥担当不同职务后，获得思想稳健、沉默寡言和意志坚强军人的名声，1911年担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很难找到一个人物比他更不像英国人想象中的法国人——这个人大脑袋、宽肩膀、思考慢条厮理、行动迟钝、土里土气。也不容易找到像他那种类型的人，第一眼看来就觉得不适合编织和拆散深奥复杂而庞大的现代战争之网。他是国防委员会中资格浅的委员。他从来没有率领过军队，甚至也没有在战争演习中指挥过军队大规模调动。在这类演习中他扮演交通线监察长的角色，而当时他被委派在这个岗位上做动员军队的工作。

霞飞接受这个意想不到的任命提名时感到忧虑和困惑，这是自然也是可信的。他的迟疑由于得到保证卡斯泰尔诺将军由他特别安排而消除，这位将军深谙法国参谋部的计划与理论，特别精通打大仗。因此霞飞作为法国参谋部主要提名的人和他们理论的代表而接过权力。他一直不变地忠于这个概念，三年后法国注定要遭受的巨大灾难，从那时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霞飞将军的品格适合为战争前的几个短暂法国政府提供最有用的服务。他代表并体现变动世界中的“稳定”和派系斗争世界中的“不偏不倚”。他是具有明确政治观点的“优良的共和主义者”，而不是擅长搞政治的军人或参与阴谋的军人。没有人怀疑他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指责他牺牲天主教利益支持无神论的将军们。在政治家对今后大决战只会喋喋不休、怒气冲冲和七嘴八舌讲空话的时候，法国对这位将军无论如何有某些可以依靠的地方。在接近三年的一个接一个政府中，霞飞连着担任他的职务，我们有把握说，在局势变得日益险恶的岁月里，他在技术事务上的建议，几乎总是被任期短促的部长们所采纳。他在卡约和梅西米手下任职，在普安卜雷和米勒兰手下任职，在白里安和艾蒂安纳手下任职，当战争爆发时，他再次在维维亚尼和梅西米手下任职。

05.

最后让我们再谈谈英国的情况。

10月阿斯奎斯先生邀请我与他一起在苏格兰住些日子。在我到达那里的第二天，正当我们从海边沙地去他家路上，他十分突然地问我愿不愿去海军部。当他刚担任首相时也向我提过同一问题。这次我不再犹豫怎么回答。我的内心充满了战争的危险。我欣然接受了。我说，“当然我愿意。”他说明天霍尔丹先生来看他，我们一起谈这件事。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意已决。傍晚的夕阳映照出远处慢慢驶出福斯港湾的两艘战舰的轮廓。在我眼中，它们似乎有新的意义。

当晚，在我上床时，我在卧室中看到放在桌上的一本大圣经。我得到的消息占据在我的内心，我职位的完全改变和托付给我的任务激荡着我的思想。我想到英国的危险，她热爱和平、却考虑不周和缺乏准备；我想到她的力量与美德，想到英国提倡的良知和公道的使命。我想到强大的德国，高高耸立在其帝国光辉上，用她的深邃、冷静、有耐心、无情的分析方法进行钻研。我想到陆军在1907年布雷斯劳演习中，我曾目睹这些矫健男儿从我面前一拨又一拨地跋涉而过，想到1910年维尔茨堡四周，在山岗上以及沿马路，几千匹强壮的马拖着大炮和大批榴弹炮。我想到德国人的教育和他们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他们在科学和哲学方面颇有建树所具有的含义。我想到赖以建立德国权势的突然而成功的战争。我随意打开圣经，在第9章“申命记”中我读到：

1.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

2.那国民是亚衲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钠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3.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伏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

4.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而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

5.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

这段话看来是充满安慰与鼓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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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提尔皮茨记述得正确，“根据他(冯·基德伦—韦希特的建议)，宰相于1911年7月l日派遣炮舰“黑豹号”去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英国政府在询问理由时有许多星期不予答覆，使她完全落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结果是，在7月21日劳合·乔治发表一篇在英国内阁中草拟的演讲，演讲中他警告德国，在挑战中她将发觉英国力量站在法国一边。”

②这个工作由艾德里安·格兰特—达夫陆军中校开始，中校后来在埃纳河牺牲。

③重点是我加的。

第04章、在海军部

01.

麦克纳先生与我以严格的礼节交换警卫。早上他来到内政部，我把他介绍给那里的官员。下午我去往海军部；他向我引见部里的委员会和主要军官以及部门主管，然后告辞而去。我知道他对这次调动很不愉快，但没有人从他的态度能猜度出来。他一走我立即召开委员会正式会议，会上秘书宣读任命我为海军大臣*的特任状，于是我根据枢密令成为“向国王和议会负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的大臣。”我将履行这个职责，并度过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4年。

我毫不拖延地致力于我认为需要立刻处理的那些头等重要的海军问题。第一，主力舰队作战计划，到那时为止，原计划根据的还是严密封锁的原则。第二，整顿其他舰队，以便提高其迅即作战力量。第三，在突然遭受攻击时有全面的防备发生意外的措施。第四，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第五，建立海军与陆军两个部门的密切合作，协调海军与陆军的作战计划。第六，进一步提高军械设计，增加我们各级新战舰的火炮力量。第七，在舰队高级司令部和海军部委员会构成中作一些人事更动。

此外，我发布了某些个人指示，这样我才能“在床上安稳睡觉。”海军军械库在海军部直接负责下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海军部除了常驻人员外要有海军军官的连续值班，这样在周一至周六、周日或节日，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候，海军部决不会无人发出警报，任何时候总有一位管军务的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大楼里或附近值班以接收警报。在我椅背后墙上，我安放了一个敞开的柜子，在后面的折门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北海海图。在这幅海图上每天由一位参谋官用旗子标明德国舰队的位置。在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惯例从未省略过一次，遮住作战室整个一边的巨大地图开始发挥作用。每天当我第一次进入办公室，我首先要看看我的海图，这已成为规律。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和周围的同事对无时不在的危险保持警觉，因为我有许多其他的情报渠道。我们全都以这种精神工作。

现在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两位伟大的海军元帅费希尔勋爵和阿瑟，威尔逊爵士，他们卓绝的品质和在军舰上与海军部终身的工作，加上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充沛精力与爱国主义的影响，是皇家海军达到此时鼎盛状态的主要原因。费希尔与威尔逊两个名字一定会在本书里常常出现，因为他们在我要叙说的不寻常事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至少在10年中，采取扩大、改善或更新海军的最重要步骤是费希尔的功绩。水管锅炉、“所有的巨型炮舰”、潜艇的采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称它们为“费希尔玩具”)、普通教育方案、后备舰艇的核心水手制以及以后的——为对付与德国军舰的对抗——舰队在本国水域集中、淘汰大量战斗力很小的舰艇、1908年和1909年的大海军计划、把12英寸大炮改为13.5英寸大炮——所有这一切主要是他的贡献。

在贯彻这些意义深远的改革中，他在海军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些激烈的反对派，他引以为荣的方法就是激起反对派的强烈敌意，然后予以还击，他是很乐意回敬对方的。他要大家知道，确实他曾公开宣布，反对他政策的不论哪级军官，必定毁灭自己的职业生涯；至于那些卖国贼，也就是那些公开或秘密打击他的人，“他们的妻子将成寡妇，他们的孩子将成无父孤儿，他们的家将成垃圾堆。”他一再重复这些话。“冷酷、无情和不能有怜悯心”是经常挂在他口边的言词，许多“在海滩上”悲痛欲绝的海军将领和舰长的令人生畏的事例说明，他说到做到。他毫不迟疑地用最令人不快的言语来表述他的政策，似乎在向他的敌人和批评者进行挑战和表示藐视。他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逻辑学课程教材中写道，“偏爱是高效率的密诀。”偏爱在他笔下的意思是，不管资历如何，只以公众利益为准则对天赋才能进行识别和选择，但是“偏爱”这个词一直留在人们的心头。有人说军官生活“在鱼池里”——倘若不是这样他们就运气不好。他对不同意他的方案的那些人的意见与论点极为蔑视，随时随地以言词和书信狠狠地辱骂他们。

可是在皇家海军有不少具有社会势力和独立财源的军官，他们中许多人对费希尔怀有敌意。他们有接近议会和新闻界的机会。有很大一部分优秀和有才能的海军军官同情他们，尽管不赞成他们所有的做事方法。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主要的有当时海峡舰队(主力舰队)总司令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皇家海军出现了可悲的分裂，分裂遍布每一个海军中队和每一艘战舰。分成费希尔的人和贝雷斯福德的人。凡第一海军大臣提出的建议总司令都反对，在整个海军中，校级和尉级军官被促使站在这方或那方。争论涉及到技术问题和人身攻击。没有哪一方有强大力量足以压垮对方。海军部在舰队有它的支持人，舰队在海军部里有朋友，因此双方对于对方阵营中发生什么事情很快得到正确情报。要不是有很大一部分置身于两派之外的军官，他们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都拒绝参与这场斗争，那末这样造成的可悲局面很容易破坏海军的纪律。他们默默地和坚定地干自己的工作直到派系斗争的风暴过去。对于这些军官大家应该感激他们。

毫无疑问，费希尔决心做的事情十分之九是对的。他的伟大改革使皇家海军在它历史上最关键时期保持强大力量。他向海军敲响英国陆军在南非战争时期感到过的震惊。经历长期安宁不受挑战的自满后，如今能够听得到远处隐隐的雷声。就是这位费希尔，他高高举起风暴信号并召唤全体人员各守岗位。他迫使海军的每一部门审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存在问题。他提醒他们，敲打他们和诱导他们惊醒起来紧张工作。但是正当这样不停工作之际，海军成了令人不愉快的地方。纳尔逊传下来的“兄弟帮”(Band of Brothers)传统这会儿，只是在这会儿被抛弃了；在“兄弟帮”头领们公开表示敌意的背后，到处出现他们的追随者的恶意阴谋。

我问自己，所有这一切是否不能避免；我们能不能实行费希尔的改革，但不要费希尔的做法？我深信，费希尔被他遇到的困难和阻碍激怒，每走一步都要经过艰苦斗争，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有巨大战斗任务的政府部门中，总是肯定要有政治权威和专业权威的结合。一位强有力的第一海军大臣要施行充满活力的政策，必须有海军大臣的支持，只有后者能够支持他和保护他。他们联合起来，权威就能倍增。当他们都是有效率的因素时，每一方都可以向对方提供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帮助。两者工作协调，彼此效率都能倍增。联合力量的集中，使得派系没有活动的空间和机会。不管是好是坏，他们为海军利益一起作出的决定必定能被忠实地接受。费希尔工作的后几年是海军部由两位大臣统治的几年，不幸的是，这两位都患了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疾病。尽管考德勋爵和特威德莫思勋爵都是很有能力和很正直的杰出人物，他们从1904—08年任海军大臣时健康状况极差。此外，两者都不是下院议员，未能在议会里显示才能，也就没有能力以不容怀疑的语气宣布海军部会遵循和下院会批准的政策。当1908年麦克纳先生接任海军大臣时，出现了机会。这任大臣赋有惊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年富力强而且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并在下院获得有力的政治地位，他有能力施展立即使局势稳定的影响。可是对于费希尔来说这个机会来得太迟了。对立面的愤怒追踪着他。对立与仇恨已经发展得太深重。海军中的分裂不和继续凶猛而公开地表现出来。

这个阶段费希尔遇到一件意外小事，即是培根信件“事件”，这个事件与他这段生涯结束紧密相关。培根舰长是海军中能力量强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强有力的费希尔追随者。1906年他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麾下服役于地中海。费希尔要求他随时写信给他，告诉他所有发生的事情。他遵命写了些有份量、有价值的信，但是这些信会招致别人的谴责，因为信里含有对顶头上司的批评。这一点本身本来不会引起注意；但是这位第一海军大臣习惯于把有关技术主题的信件、短笺和备忘录用精心挑选的美丽的字体印了出来，目的在教导和鼓励他的忠实追随者。费希尔欢喜培根信中提出论点的说服力，他于1909年叫人把它们付印并在海军部广泛传阅。最后有一份流入对立分子手中，很快被传送给伦敦的一份晚报。第一海军大臣被指责鼓励下属对他们的顶头上司不忠。这段插曲是致命的，在1910年初，约翰·费希尔爵士离开海军部，正如大家所相信的那样，他最后退役进入上议院，虽然他成就辉煌，满载荣誉，却在欢庆声中遭到了对手的许多攻击。

当我确信要去海军部时，便立即派人去请费希尔。他正在国外享受阳光。自从1909年有关海军预算的争论后我们彼此未曾见面。他自认有义务忠实于麦克纳先生，但一俟他知道我与麦克纳互换职务的决定和我本人毫无关系时，他急忙回国。我们在赖盖特小隐修院一起度过舒适的3天。

我发现费希尔是名副其实的充满知识与灵感的火山；一旦他知道我的主要目的，他立刻进入了热情爆发状态。的确，对他来说，要他在平静的卢塞恩湖畔等待和无事可做，几个星期焦急地注视着长期不决的阿加迪尔危机，肯定是极度痛苦的，而此时他的毕生杰作，即他心爱的海军随时都会经受最大的考验。一旦他开始说话，几乎就停不下来。我问他一些问题，他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他谈这些重大问题一直是我的享受，但最有兴趣的是他促进有关舰船设计的所有工作。他还眉飞色舞地谈论海军里的将军们，但对他叙述的将军间的宿怨，听的人必须把它打个大折扣。我的意图是保持天平平衡，在大体上采纳费希尔政策同时，坚持务必停止长期敌对。

虽然对前文中所述的那些情况我已清清楚楚，但和费希尔开始谈话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召回他。但到了星期天晚上，这个人的才能与力量已使我深信不疑，此时我已几乎下定决心要做三年后所做的事情，即让他再次担任海军领导人。我怕的不是众口哓哓，这时我对此已有充分心理准备。我怕的是宿怨的复活和继续；根据他的性情很难避免争吵是很清楚的。同时我还担心他的年纪。我不能完全相信71岁老人的心境平静。第二天上午在返回伦敦途中，我真的想说“来帮助我吧”，如果他说一句希望回来的话，我肯定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是他保持适度的尊严。一个钟点后我们到了伦敦。随后我产生了其他想法，而且听到了不少主见相反的劝告，几天后我打定主意到别处寻觅第一海军大臣。

我不知道我是对还是错。

像费希尔勋爵这样多年担任高级官位，干的又是极为机密和至关重要大事的人，他与人通信数量大得似乎令人惊奇，而且内容毫无顾虑。当我为写此书和为满足写他传记的作者的要求，我将从这位将军那里收集到的全部亲笔书信打印了出来，排列稠密的打字纸达300页。大体上这些信一再重复与其一生有关的海军的主要思想与信条。虽然很容易指出信中的许多不一致和明显矛盾，但其主旨未变。这些信还呈现出逗人高兴的掩饰，点缀着贴切的有时深奥的引文、有光彩的短语和比喻，有讽刺性的笑话和歹毒的个人攻击。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想到便匆促写下的，他有力的笔跟随他傲慢的思想奔腾直下。他常常把想到的事情大胆振笔疾书，有些思想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他的汹涌浪潮般的发泄引起这么多的敌人在他后面破口大骂，这不足为怪。真正的怪事是他没有因此招来太多的灾难。是他的天赋的乐观情绪支持他承受的压力。真的，在这些年的过程中，他的书信中大量不谨慎的激烈言语在某种意义上起了对它自己的保护作用。人们渐渐相信，这是与大海的卫士身份相称的活泼型的言语，而那位年老的海军将军在他多风暴的道路上傲然前进。

在这个准备时期，对于我来说，他的信件成了我妙趣快乐的源泉。他书写得很密的8页或10页特大信纸用小珍珠别针别在一起或用丝带缚在一起，信里面包含着各种消息和决策，有种种愤怒的谴责，也有至高无上的灵感或鼓励。收到这样的信令我欣然。他给我的信件一开始就充满深情和慈父般的亲切。信以“我亲爱的温斯顿”开始，结尾通常有变化，如“成为煤灰也属于你的”，“直到地狱结冰也属于你的”或“直到木炭发芽也属于你的”。下面接着又是附言，又写上两三页富有想象力和才华横溢的内容。我每次重读这些信件不可能不对他、对他的烈火般的灵魂、他火山般的精力、他深刻的创造性思想、他猛烈的直言不讳的憎恶、他对英国的爱，产生强烈敬爱的感情。唉！当地狱结冰、木炭抽芽和友谊化作煤灰那一天，当“我的亲爱的温斯顿”变成了“大臣：我再也无法与你共事了”**，我能为记述下我们漫长而亲密的关系并未终结而高兴。

02.

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以他平时端庄朴素的风度迎接我。当然，他不会一点不知道派我来海军部的主要原因。当严格保密的我的任命最初传到海军部时，他在与其他海军大臣谈话中说，“我们将有新的上司，如果他们希望我们为其工作，我们干下去，不然，他们将找别人继续工作。”此前我只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碰到过他，我对他的看法可分两方面，一方而，基于所有对他性格的评论，我钦佩他；另一方面，我完全不同意我所知道的他的战略见解。他认为组建战时参谋部毫无必要；而我却建立了这个机构。他不赞成陆军部计划，战争发生时派陆军去法国；我认为应完善这些安排直到最小的细节。我相信，他迄今仍是严密封锁德国港口的鼓吹者。在我这个外行或陆军军人的眼中，鱼雷的使用看来已经使得这种战略成为不可能。①这些是巨大而至关重要的分歧。在他这方面他也许认为，在阿加迪尔危机中我们陷入不必要的恐慌，认为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舰队的力量与机动性，也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战略力量的真正特性。除非他的任期延长，否则他在三四个月内因年龄原因将退役；而在我这方面，我来到海军部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意图，即我要建立由我自己选择的全新委员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合作必然没有希望。

然而，此刻还是让我来描绘一下这位个性突出的海军人物吧。毫无异议，他是我曾经遇到或甚至读到的最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要求，他无所畏俱——绝对无所畏俱。不管他在指挥英国舰队还是在修理一辆老旧汽车，他会同样热衷、同样感兴趣、同样满足。从重要的职位上进入完全的退休，从完全退休再回到海军部门的顶峰，这样的变迁对他的稳定的心跳不会有任何影响。每一件工作都是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而且不存在其他事情。一个人尽其可能做好工作，不管它是大事还是小事，自然他不应要任何回报。这就是他漫长一生生活在舰船上所凭藉的精神，以他的典范作用，他把这种精神传遍海军的官兵。在许多场合，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对官兵冷漠无情。命令就是命令，不管是断送一个军官的职业生涯或者提升使他名声大振，不管命令涉及最愉快或最讨厌的工作；他对所有的诉苦、对各种各样情绪和激动，总是咬紧牙齿露出淡漠的笑容。我从未见到他的镇定受过干扰。他从不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从不放松自如。直到我倒霉的那一天为止，我从不知道我的工作在他的眼中是否得到赞许。

尽管他冷漠的态度，被人普遍称为“猛拉”(Tug，因为他总是在工作，即总是在拉、曳、拖)或者称为“老过份”，但他在舰队中同样得到热情的爱戴。士兵愿意做艰苦和枯燥的工作，即使当时他们怀疑这个工作是否必要，因为这是他命令他们去做的，这是“他的作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是海军候补少尉。每个人都知道他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当时在苏丹的塔迈，我们的方阵被击破，当时他的加特林机枪的子弹打尽，人们见到他用拳头一个接个打击德尔维希持矛士兵，挥舞着断了的剑柄如同挥舞灰尘掸子。人们还说他对天气与气候明显反应迟钝。他在北海过隆冬，只穿一件薄薄的紧身短上衣，显得很舒服，而其他人穿上厚大衣还在发抖。他光着头站的热带太阳光下不会中暑。他有天生创造力的头脑和丰富的机械知识。海军中使用40年的反水雷系统和一直到被无线电报取代的桅顶信一号，两者都是他灵巧头脑的产物。他是经验丰富和技艺高超的海上舰队司令官。此外他善达表述，书面文字清晰而细致，他草拟的文件论点确切详尽，分析的范围广泛全而。从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最高的品格和思想境界，但是我认为，他太多地停留在过去的海军技术上，当条件极迅速转变时接受新思想不够。当然，他还极度地固执己见和顽固不化。

经过我与他几番初步谈话后，我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派人送给他一份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的纪要录，它惹起明确无误的争议。他对我的意见提出有力的理由的和毫无保留的拒绝，于是我决定立刻组织一个新的海军部的委员会。海军部的大臣持有准大臣级的任命状，当然有必要将我的建议送呈首相并获得他的同意。11月5日我通知首相，鉴于阿瑟·威尔逊爵士反对海军战时参谋部的整个原则，而我则认为在1月底之前设立海军部新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此后，我在11月16日把全部建议送呈首相：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军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军大臣，帕克南海军上校为第四海军大臣；布里格斯海军少将留任原职仍为海军审计署长兼第三海军大臣。建议海军副司令海军中将乔治·卡拉汉接替法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国内舰队司令。但最重要的任命是委派约翰·杰利科爵士为海军副司令。这样他实际上已凌驾于现役军官名单上4或5名最重要高级将领，事实上成为最近将来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的人选。

这些变动的宣布(11月28日)当日深夜被议员得知时在下院引起相当轰动。除一个人外所有的海军大臣全换了新人。立刻有人质问我，“他们是辞职的还是被免职的？”等等。我简要地作了必要的答覆。此时我处于强有力的位置上，因为凡知晓阿加迪尔危机内情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对舰队状况担忧，而派我去海军部去作一番新的和激烈的努力，这是众所周知的。

阿瑟·威尔逊爵士与我以友好、礼貌但同时冷淡的语言分手。他对于少许缩短他的任期没有表示些微怨恨。他像以往一样好脾气和冷冰冰。只有一次他表现出最轻微的愤怒痕迹。当时我告诉他，首相有意将他的名字上呈国王请求封爵。他竭力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上报。他要这么个头衔有什么用呢？这个头衔是可笑的。然而，无论如何国王决定要赐给他功绩勋章，他最后被说服接受了。在海军部的最后一晚，他以真正“兄弟帮”方式设宴款待新任海军大臣们，然后退休回诺福克。我情不自禁难过地想起著名的坦尼尔“领航员掉了下来”的漫画。画中描绘没有经验和好冲动的德国皇帝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令人崇敬的人物俾斯麦从梯子上掉下来。可是我的行动以崇高的公众利益为动机，没有其他杂念。我以这个理由来鼓舞自己的勇气。

人们将在合适的地方看到，我还将与阿瑟·威尔逊爵士再次共事。

我来到海军部几周后，有人告诉我，在希望来见我的几个海军将级军官中有海军少将贝蒂。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有如此印象。第一，他是舰队里最年轻的将级军官。第二，当我们进攻恩图曼时，他曾率领白炮舰上溯尼罗河尽可能近地支援第21轻骑兵。第三，他曾多次见到陆军在陆地上作战，因此他有海战经验也有陆战经验。第四，他出身于骑兵世家；他的父亲曾在我自己的团里(第四轻骑兵团)服役，我刚刚参加军队时就常听人谈论他。我知道，这位将军是非常高明的骑兵，有“恋乡癖”的外号。第五，在海军中有许多关于他受到很大压力的谈论。以上这些是这个军官的名字引起我头脑中产生的印象，关于他，我叙述得很详细，是因为我有幸作出重用他的决定，这对皇家海军和对英国武装力量起很大作用。

可是，在海军部有人对他的为人对我作绝对相反的忠告。他升迁得太快了，他对岸上事务有许多兴趣。据说他的心不是完全贯注在海军上。在大西洋舰队里他曾经得到过一个适合他少将军衔的职位任命。他谢绝这个任命——在职位相对于候选人比例显得极少的时候，这是海军军官采取的非常严重的一步——其结果是今后将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任命。提供进一步的任命将是违反先例的。他已有18个月没有职务，有可能在整个3年无职务，期满之后按常例退役。

我第一次遇到这位将军时立刻否定了这些不幸的忠告。他立刻成为我的海军秘书(或如任命书当时称呼的叫私人秘书)。从此我们在相通的两间并排房间里工作，在以后的15个月里，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与德国进行海战问题。我越来越明白他察看海军战略与战术问题的角度与一般海军军官不同：在我看来，他探讨这些问题更像是士兵的做法，他在陆地战争的经验更衬托出他曾接受过海上训练这个事实。他并不仅仅是工具主义者。他不认为武器装备本身就是目的，它们只是工具。他认为战争问题应从陆、海、空三方面统盘考虑。马球运动和猎场的形势使他的思想敏捷而灵活，在尼罗河炮艇上和岸上与敌作战的不同经历丰富了他的思维。我与他一会儿从这个角度一会儿从那个角度讨论我们的海军问题，二人获得同样的愉快与好处。他完全不用技术行话进行评论，他的敏锐和深邃的洞察力越来越给我深刻的印象。

当1913年春季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空缺时，我毫不犹豫地在众多人选中任命他去这个无比重要的指挥部，即后来的著名战列巡洋舰舰队——皇家海军战略机动部队，它的指挥核心的速度与力量的高度结合一直受到海军部的关注。两年以后(1915年2月3日)当我去“雄狮号”甲板上访问他时，军舰仍残留着从多格浅滩战斗中新沾上的胜利伤痕，我从他麾下的舰长和将军嘴里听到了他们对其领导者尊敬而充满热情的陈述。我记得，当我离开军舰时，那位沉着冷静的将军帕克南抓住我的衣袖，“海军大臣，我想私下跟你说句话，”他说话时声音中充满抑制着的激情，“纳尔逊又回来了。”那些话常常在我心头浮现。

在我为战争准备舰队的努力中，有许多工作依靠巴腾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的指导和帮助，总的说来，他是我的主要顾问。他从1912年1月到1913年3月任第二海军大臣(当时法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的健康暂时不佳)，嗣后到1914年10月底任第一海军大臣。这里有必要对这位值得注意的亲王、这位值得注意的英国水手作一些描述。他的出身导致他在大战爆发后就被罢免，从而终止了自己长期的职业生涯，正因为这一点，更有必要描述他。

路易斯亲王是英国海军的孩子。从早年起就由大海抚育。英国军舰的甲板就是他的家。他的全部兴趣集中在英国舰队。迄今为止，家庭的崇高地位帮助了他也阻碍了他的事业：在到达某一点以前，身世起支持作用，但在此以后它又是确实的不利条件。结果是40年海上服役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岸上不太愉快的指挥部度过的。人们在马耳他听到，他如何经常率领巡洋舰中队以高速度和在关键时刻进入小小的拥挤的海港，离岸剩下的空隙还不到100码，他抛下锚，测量他的锚链，然后全速后退，使军舰安全地进入恰当位置。他对陆海作战知识和欧洲大陆的知识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海军将军多得多。他的兄弟是保加利亚的国王，在斯利夫尼察战役中表现出非常之高的军事天才。他本人精通英国海军的各方面细节，从理论到实际面面俱到。任命他为费希尔勋爵麾下我们最重要的组织中心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是受过完整训练和有成就的参谋官，具有清楚和明白易懂的讲话才能，以及日耳曼民族的那种一丝不苟和勤勉不懈的精神，我们从来不曾低估这种精神。

传闻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他随英王爱德华访问基尔，一位德国高级海军将军非难他不该在英国舰队服务，于是路易斯王子绷起脸回答说，“先生，当我于1868年加入皇家海军时，德意志帝国还不存在。”

在我经办的事务中他扮演的角色可以作为未披露的故事记录下来。

我们第一件费力的事是建立战时参谋部。关于此事的所有细节全由路易斯亲王制订，由第一海军大臣批准。我还求助于当时在奥尔德肖特负责指挥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位将军向我提供了一些精辟的论文，论文阐述参谋组织的军事原理和在许多方面对现有海军工作方法提出令人畏惧的评论。得力于这些不同意见，我于1912年1月发表一份旨在尽可能消除对海军偏见的文件，向公众提出我的结论。

我一直不停地努力工作，为海军组建真正的参谋部。

可是这样的任务需要一代人的努力。魔仗的挥舞不能够树立高级军官的心理习惯，依靠这种心理习惯参谋班子才能有效率发挥作用。年轻的军官可以训练成才，但今后他们必须花费时间才能一步步走上海军中掌握权力的位置。专业军官意见的大部分倾向相反方向。以前没有参谋部，他们过得相当不错。他们不想要一个声称比其余人更聪明的军官的特殊阶层。在海上工作应是主要靠资格，其次靠技术才能。就这样，当我去往海军部时，我发觉那里对海军军官的专业训练一点也不重视，从来没有一个军官被责成读一本简单的有关海战的书，或者去参加极为初浅的海军史考试。皇家海军对海军文献没有任何重大贡献。关于海军力量的标准著作是由一位美国海军将军写的。②对英国海战和海军战略的最佳记述是由一位英国平民编写的。③“沉默的海军机构”并不是因为它专心致力于思索和研究才不说话，而是由于它被日常工作和许许多多日益复杂的技术压得喘不过气来才哑口无言的。我们拥有能干的行政官员、各种专业的杰出专家、无与伦比的领航员、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优良的海军军官、勇敢和投入的心；但在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大多数军官与其说是军舰舰长不如说是船长。许多麻烦事的原因就是由此产生的。要让皇家海军对战争问题和战争形势有开阔的观点，海军政策获少需要保持15年不变。没有这种观点，航海技能、枪炮操作、各种各样的工具仁义以及最忠诚的献身精神均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15年是一个长时间！而我们只能有30个月！

03.

我已说过，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财政大臣对能为英国态度增加份量的每件事情是如何热心。但一俟危机过去，他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行动。他感觉到应该作出努力去消除可能使德国难受的任何痛苦，并就海军力量与其达成共同谅解。我们知道可怕的德国新海军法正在制订，不久行将宣布。如果德国下定决心要与英国对抗，我们必须接受挑战；但是也许有可能用友好、诚挚和亲善的商谈扭转这种灾难性的发展。我们对德国殖民扩张不抱敌意，我们甚至可以采取积极步骤促成她在这方面的希望。肯定能够做某些事情打断因盲目引起可怕后果的锁链。如果帮助德国扩大殖民范围是取得稳定局面的方法，这是我们乐意准备付出的代价。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如果我与财政大臣能携手合作，并能证明我们竭尽最大努力以求缓和海军对抗却毫无成果，那末除广泛的理由外，我认为我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内阁和下院给予必要拨款。因此我们联合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商量，然后征得首相同意，我们请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前往柏林直接觐见德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适合担当这个任务，他与德皇很熟悉而同时忠诚于英国利益。我们带去一份简短但意义重大的备忘录，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自己的著作中④比任何人都简练地概述了它的内容：“接受英国的海上优势……不扩大德国海军计划……尽可能缩小这个计划……英国方面不阻碍我们的殖民扩张……讨论并改善我的殖民雄心……建议共同宣布，两国不参加反对彼此的侵略计划或联盟。”卡斯尔接受任务立刻启程。他在柏林只呆两天，一回来就即刻来找我。他带回德皇的一封热情友好的信和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关于德国海军法的相当详尽的声明。我们在海军部整夜贪婪地阅读这份极为宝贵的文件。文件表明，我们考虑了6年的计划(4、3、4、3、4、3对他们2、2、2、2、2、2)，如今必须增加为5、4、5、4、5、4以对付他们预期的3、2、3、2、3、2。这样我们将在“无畏”级战舰和“无畏”级巡洋舰方面对德国保持60%的优势，这样我们将建造两艘对他们外加3艘中的一艘。由于德国建立第三支巡洋舰中队，我们将被迫召回在地中海的战舰，把地中海防务交给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在人员上的增加，我们不得不将拟议中兵力增加的数量再翻一番，当年增加4000人，第二年再增加4000人。

我们把这些事项提呈内阁，内阁决定应派一位内阁部长前往柏林，并选定霍尔丹先生负此重任。经两国政府初步交换意见后，国防事务大臣在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陪同下于2月6日启程赴柏林。

几个星期前我就打算在贝尔法斯特发表演讲支持地方自治法案。对这个方案的剧烈敌意在北爱尔兰省危机一触即发的首府迅速蔓延。因为曾作公开承诺，我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履行我的保证，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把开会场所从乌尔斯特会议厅改为在该市郊区树立的大帐篷里。每一方都大声宣告要以暴力和骚动相威胁，接近10000军队集中在那个地区以保持和平。我的计划是，如果在贝尔法斯特一切顺利，我第二天继续前往格拉斯哥视察几处沿克莱德河的造船厂，并就海军形势发表演讲，我要十分平易地说明我们的根本意图，旨在对霍尔丹使命作必要的支持。当我在伦敦火车站等候去爱尔兰的火车时，我在晚报上读到德国皇帝在国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宣布增加陆军与海军拨款的法案。新海军法对英国人和德国国民同样还是秘密，可是我知道它的规模和特性，并将它与陆军法案联系起来看，此刻我产生一种临近危险的强烈印象。有一句充满德国人自我宣泄情绪的话惹人注目。“保持和加强陆上与海上保卫德国人民的力量是我不变的责任和关心事，德国不缺乏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的确这话是对的。人们想起出生率下降的法国，通过她的堡垒群凝视宽广的德国土地，默默地沉思着如何对付这些“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而这些青年人德国的确是“不缺乏”的。我的思绪匆匆地跳过爱尔兰骚动的一天，暂时忘却我面临的演讲的烦恼，将思绪固定在格拉斯哥，好像此地也许能对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威胁提供某种反击的力量。欧洲可能要再次在一个岛上找到反抗军事霸主的护卫者，这个岛屿过去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因此，在爱尔兰的磨难过去后，我在格拉斯哥说：

“英国海军力量的目的的本质上是防卫性的。我们不想侵略，也从来没有任何侵略的思想，我们也不把侵略思想加到其他大国身上。但是在英国海军力量和伟大而友好的德意志帝国——我相信它有可能长久地保持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帝国——海军力量之间存在分歧。英国海军，对我们说是必需品，从某种观点上看，德国海军对他们来说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力量涉及英国的生存。海军对我们是生存，对他们是扩张。……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大量的海员储备。可以采取措施比迄今认为可能的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储备；我已指示由我信任的海军专家仔细研究那部分主题。我们的储备是一项巨大资源，它源自于皇家海军和商船队，这个岛屿现在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和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国外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这里不会有呜咽声，不会发出遇险信号，不会有要求帮助或救济的呼号。我们将像我们祖先那样面对未来，没有忧虑，没有狂傲，有的是冷静的和不屈不挠的决心。我们应是欢迎海军对抗推迟或缓和的第一支力量。我们应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迎接任何这样的缓和……

“如果欧洲大陆要加强对抗，我们将没有困难地迎接对抗，直到这个国家满意为止。随着海军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将不单增加我们建造舰只的数量，而且扩大我们海军力量与其他海军强国的海军力量的比率，这样随着竞争紧张程度的增加，我们的优势差距将变得更大而不是较小。因此我们要使大家明白，其他海军大国不但不能以增加努力超过我们，反而会由于我们本身采取的措施而远远落在我们的后面。”

这篇演讲在德国引起一阵相当大的喧嚷，而这阵喧嚷立刻激起国内自由党报纸很大范围的反响。看来，luxury(奢侈，费钱的)这个词译成德语时有不良含义。“Luxus Flotte”(奢侈舰队)在德国成了人们愤怒传告的一个词。如我预期那样，当我回到伦敦时我发觉我的同事在生气。他们对格拉斯哥情况的不满使他们对贝尔法斯特事态的祝贺话也说不出来。两天后霍尔丹先生从柏林回来，内阁召开会议听取他对这次使命的报告。可是与普遍预期相反，国防事务大臣宣称，我在格拉斯哥的演讲不但不是对他谈判的阻碍，而是最大的帮助。事实上他在前一天对冯·贝特曼一霍尔韦格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论点。他告诉这位首相，倘若德国增加建造第三中队，我们将不得不在领海内保持5个或甚至6个中队，也许从地中海调回舰只加强它们，”要是在现有计划中增加造舰数量，我们将“立即着手建造两艘军舰对德国新增加的一艘”；而为了海军，“人民不会埋怨多付一个先令的所得税。”他描述他怎样对德皇和冯·提尔皮茨亲自朗读我演讲中最重要的段落，来说明和证实他本人在上几次讨论中所说的话。就我而言他的话解决了我的问题。这只是另一个例子说明霍尔丹先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有关这个国家准备对德作战问题中扮演的英勇而忠实的角色。

霍尔丹先生亲自带回新德国海军法的真实文本。这是德皇在讨论过程中递给他的。它是一份精心制订的技术文件。霍尔丹先生在此文件由海军部专家审查之前谨慎地拒绝对它发表任何意见。现在我们要严格审查这个文件。结果更多地证实最初留给我们的不幸的印象。

3月9日我指出，根据海军部的观点，与德谈判的根本建议应是，现有的德国海军法不应该增加，如有可能还要减少建造舰只；但是情况正好相反，德国肯定有一项新法律要颁布，它将规定不但在1912年而且在今后5年内海军将有巨大的和不断的增加。实际上，五分之四的德国海军将永久性地以战争为立足点。德国政府在一年四季将随时可以动用25艘或29艘全部编入现役的战舰，”但是在目前，英国政府在领海内全部现役的战舰，即使算上大西洋舰队，只有22艘。”

因而在根本性建议上我们遇上了顽强反对的态度。然而我们也坚持不让，于是讨论转向反对侵略性计划的共同宣言问题。关于这点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如下方略：“英国将不会对德国作无缘无故的攻击，不对她奉行侵略性的政策。对德国的侵略并不是英国的目标，英国现已加入的任何条约、谅解或联盟都不是以此为目的，她也不愿成为有这种目标的任何组织的成员。”德国政府认为这个方略不够充分，通过她的大使提出如下附加条款：“因此在德国被迫进行战争时英国应至少遵守善意的中立，”或者“因此理所当然，如果战争硬加在德国头上，英国将保持中立。”

这最后条件可能使我们远离初衷，据此，在“被迫的”战争或在被说成“被硬加在”德国头上的战争中(如由奥地利和俄国争吵引起的战争)，我们援助法国的权利很可能被剥夺。这肯定要被看作是协约的终止。此外，即使我们走了这一步，新德国海军法也不会撤消。最多稍加修改。谈判就这样在早阶段就成为完全的僵局。然而，我们把至少建立友好精神看得如此重要，我们又是如此希望安抚德国和满足她的愿望，以致于我们一直坚持努力达成对德国在殖民领域有利的协议。这些谈判仍在进行，几乎达成确实有利于德国的结局，可是此时战争爆发了。

04.

3月初，虽然新德国海军法仍未公布，有必要向下院提出我们的支出预算。当然，让任何暗示从我口中传出，说我们已经知道新海军法的内容，将是破坏向德皇作出的诺言。因此我不得不使我关于海军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以纯粹假设为基础：“如果德国舰队没有进一步的增加，这就是我们准备做的。要是我们听到的传说不幸证明是事实，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提出补充预算，如此等等。”

在这篇演讲中，经过内阁同意，我明确地制订出决定今后5年我们海军建设的原则、以及主力舰应达到的力量标准。这个标准规定如下：只要德国坚持现在宣布的计划，在“无畏”级战舰上我们超过她60%，对于建造的每一艘外加军舰，我们以二比一的比率建造。由英联邦自治领提供的舰只是额外的，不能算在我们自己可能建造的数量之内。否则联邦自治领的努力将不产生我们海军力量的任何增加，因而可能抑制这种努力。根据这些方针我制定6年英国建舰计划，数量为4、3、4、3、4、3，对德国建舰计划不变的6个2。这些数字得到下院完全接受。我们没有把握确定德国人是否遵守向霍尔丹先生提出的削减在他们新海军法上包括的3艘外加军舰中的1艘。无论如何，这最后证明是未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它是霍尔丹先生这次使命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在提尔皮茨的记录中这样说：“他(霍尔丹)随后又提出延迟建造3艘军舰的建议；问我们能否在12年中逐步建造它们？……他要的只是我们准备满足英国要求的象征性的表示，更多的是为了形式上的缘故……霍尔丹本人建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我们应放慢我们增加的速度，或者至少应该撤销3艘军舰中的第一艘。他自愿地以书面形式概述了我先前心中决定的作为可能让步的同一原则。因此我牺牲这艘军舰。”

因此我们“牺牲”了两艘假设的军舰，而我们本来会是5、4、5、4、5、4的增加计划最终宣布为4、5、4、4、4、4。马来亚联邦辉煌的礼物“马来亚号”把第一年的建舰数从4提高到5。

这个月晚些时候，在向议会宣布这些决定中，我公开和明确地提出“海军裁军期”建议，就英国和德国而言这些建议并无结果，但这个原则此后被世界上讲英语民族所采用：

“拿1913年作为我提出供普遍考虑的这个建议的例子。在那一年里，我们担忧德国将建造3艘主力舰，因此我们必须建造5艘。

“假如我们两国都赞同那一年为海军裁军期，在误解之书中插入一张空页；假设德国那年不建造舰只，她本身可节省600万到700万英镑。但这还不是全部。在一般情况下在德国开始建造之前我们不会开始建造舰只。德国不建造3艘军舰从而英国则自动消除不少于5艘潜在的超级“无畏”舰。那将是他们能够做的超过我所预期的一个光辉的海军行动。”到4月初，可以肯定与德国实施海军裁军期的总安排已不可能。德皇通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给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表示他深深遗憾，但补充说，这样的安排只有在盟国之间才有可能。

05.

德国海军的发展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英国舰队为了安全原因必须集中在领海水域。我们被迫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只有这个措施才能得到训练有素的官兵在领海水域内组建装备齐全的第三战列舰中队。内阁决定我们必须在地中海保持强大的力量。最后由4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装甲巡洋舰编成的中队便以马耳他为基地留在地中海。内阁进一步决定，到1916年还应在地中海组建一支“无畏”级战列舰中队，其力量相等于日益增长的奥地利作战舰队。做出这些决定有深思熟虑的目的，那就是重新获得我们的完全行动自主。但是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即使只有几年，也是值得注意的大事。这将使我们似乎在那些水域依靠法国舰队。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在重新部署他们的军力。在德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英国把她的全部作战舰队调到北海，法国把她的全部大型军舰驶入地中海。两国海军间相互依靠的意识急速增强。

令人惊异的是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从不担心他的政策必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甚至到战后他还写道：

“为了估计我们舰队在此时给予积极外交政策一张王牌，为了估计这张王牌的力量，人们必然记得，由于我们的原因，英国将舰队集中于北海，结果使得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和远东水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终止。”

德国从这个政策上获得的唯一“王牌”是促使英国与法国日益紧密地闭结在一起。从法国和英国舰队以这种新方式部署之时起，我们共同的海军利益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法国在受德国攻击时她要求英国支援的道义上的权利——不管以前我们有过什么相反的规定——已被大大扩展。的确，我试图阻止这种必要的召回舰队，因为我担心太紧地把我们与法国缚在一起，会剥夺了我们选择的自由，而我们阻止战争的力量可能要依靠这种自由。

1912年8月，内阁决定在法国海军部与英国海军部之间应进行海军对话，就像两国参谋部间从1906年起举行的商谈一样，就在此时我向首相和外交大臣提出一份纪要，尽可能清楚地提出这个观点，即我们应尽我们最大努力保护我们自己。

1912年8月23日

首相及爱德华一格雷持士：

我迫切想要捍卫的是，在紧要关头出现时我们的选择自由以及由此产生的事先影响法国政策的力量。如果法国能够说。他们的海军撤出大西洋海岸而集中在地中海，是因为他们相信与我们一起作出的海军新部署，那末我们的选择自由就明显地会减少。说这是共同部署，那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不存在，法国人也不能作出比现在更好的部署，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单独面对德国，更不能在两个战场上支撑下去，因此他们正确地把海军集中于地中海、在那里它们可能是安全的，占有优势，并能确保与非洲的交通。说我们依赖法国以维持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法国不存在.我们也不会作出不同的海军部务。

据我们判断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即我们会出动全部陆海军力量援助法国，这时我们来说是合乎希望和正确的。但我们不要求回报。如果德国向我们进攻，法国人让我们单独战斗到底，我们不会因此而指责法国人不守信用。海军和陆军的新部署不应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即一旦战争爆发而我们拒绝参战，我们将会受到同样的指责。

这是我的看法，我确信我与你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具体怎么执行，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也不在乎用什么文件予以公布。但是(考虑到)如果法国能够说，“按照你们海军当局的忠告和部署，我们撤除了北部海岸的防务。我们不可能及时赶回，”那末法国掌握的用以迫使我们进行干预的武器将是多么惊人。的确(我多了一句前后不连贯的话)，此刻不管写下什么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我们只有联盟的义务而没有联盟的好处，最重要的是没有精确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

W·S·丘吉尔

这种困难证明确实存在。海军的技术性谈判只有在如下基础上进行，即法国舰队应集中于地中海，如果发生两国都参加的战争，保证法国西部和北部海岸的责任落在英国舰队身上。如我预见的那样，法国人自然提出这一点：要是英国不参加战争，他们的北部和西部海岸将整个处于无防守状态。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个困难同时，坚定地拒绝同意让海军安排在任何政治意义上束缚我们。最后同意，如果出现战争威胁，两国政府应事先一起商量，协调他们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法国人务必接受这个立场，明确地确认海军商谈不牵涉共同行动的任何义务。这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和为他们能够做的最好方案。当时机来到，英国愿意做什么就不容怀疑了。

06.

舰队组织与陆军组织全然不同。陆军只需，小部分军人服现役。这些士兵组成以营为单位的体系，在和平时期训练士兵和守卫国土。当发布动员命令时，所有受过训练但在家过平民生活的男子在需要他们时都要应征入伍；此时或在此时之前陆军就可以打仗了。

而海军处于永远准备状态。英国海军的所有最好军舰均全额地永久地配置专职士兵(称为现役级)。因此从素质上看，海军的整个力量总是常备不懈可以使用的。甚至从数量看，几乎四分之三军舰不必召集后备兵员就能参加战斗。只有最老旧和最过时的军舰在战时要配置海军后备人员，也就是那些已离开海军恢复平民生活的人。这些过时舰只占舰队中一部分，它们像欧洲陆军一样需要“动员”。

因此动员兵力——这是所有强大陆军的基础——在舰队中只发挥很小作用。每艘真正像样的军舰永远准备着，一俟命令到达立刻开火战斗。

在我来到海军部时英国领海水域舰队的组织，似乎处在习惯于军事对称的心理状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从各中队组成时等级来看，不同中队的准备程度和效率并不明显。在与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路易斯亲王和新建的战时参谋部参谋长特鲁布里奇将军商谈中，我为舰队设计新的对称的组织。

为国内防务使用的所有舰只分作第一、第二和第三舰队，一共包括8个战斗中队，每个中队由8艘战列舰组成，加上它们随从的巡洋舰中队、小舰队和辅助舰艇。第一舰队包括1艘舰队旗舰和由“完全满员”的舰只组成的4个战列舰中队，配置全部现役级官兵，因此随时待命。为组成这支舰队有必要调来以前的“大西洋舰队”，它以国内港口为基地不再驻在直布罗陀，此前驻在地中海的战列舰以直布罗陀为基地不再以马耳他为基地。经过这样的集中由战斗力极强的舰只(“爱德华国王”级)组成的一支外加战列舰中队在领海水域随时待命。第二舰队由2个战列舰中队组成，也全面配置现役级官兵，但有约40%官兵在炮兵、鱼雷和其他学校学习。这支舰队被称为“作战满员”舰队，因为它可在任何时候投入战斗；但是要发挥它最大效率，它就必须靠拢国内港口，从学校召回空缺的水手。在以上所说6个战列舰中队，包括它们的巡洋舰中队在内每一艘新式舰和中龄舰，不允许有一个后备役军人。因此使整支海军不需要动员即可参加战斗。第三舰队由我们最老的舰只构成的2个战列舰中队和5个巡洋舰中队组成。这些中队只配置保养和维修人员，它们在出海前需要召来后备役军人。为加速第三舰队主要战列舰中队和某些巡洋舰的动员，现在组成支特殊的后备队叫作“立即预备队”，预备队官兵报酬较高，定期训练，有义务在总动员之前应召服役。

德国的远洋舰队正在增加第三个中队，因此她的常备力量从17艘增加到25艘。作为答覆我们采取上文所述的措施和因过分专门这里难以详述的其他措施，我们的常备舰队的战列舰从33艘增加到49艘，并以类似比例提高其他海军力量。经过动员德国数字可以上升到38艘；英国数字开始时为57艘，最后随着组织完成将达到65艘。

读者不可能懂得有关大战前夕舰队完成编制和动员的种种问题，除非能掌握这个新组织的含义。

07.

1912年春季我们在波特兰进行海军大集合。几十面海军将军的旗、许多海军准将的宽广长条旗和150艘军舰的三角旗一起飘扬。国王乘皇家大游艇来到，艇前面是海军部旗，中间是王旗，后桅上是表示国籍的小旗，它停留在水兵之中达4天之久。有一天舰队作长距离巡航，遇到浓雾，舰只相互间完全隔绝，整个舰队全都看不见前后左右地一起行驶，依靠不可思议的尾笛鸣响保持编队位置。似乎不可置信，竟没有一艘舰只受到损伤，然后突然间浓雾散去，能辨认远处的目标，战列舰排成的整条长线一艘艘地显现在眼前。突然见到巨大的火焰闪光，军舰发射炮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同时炮弹落处海水激起高高的喷泉。舰队返航——3个战列舰中队并驾齐驱，巡洋舰和小舰队首尾相接地排列。航速提高到20节。每艘舰只的船头出现白色泡沫的条纹。陆地近了。宽广的海湾欣然接受这些迅速移动的巨大舰队。排成队形的舰只已经.片满海湾。与我一起站在“魔女号”舰桥上的外国军官焦急不安地注视着。我们依旧快速行驶。5分多钟后舰队的前卫将抵岸。4分钟、3分钟。最后，到啦！瞧信号！一条光灿灿的旗帜从“海王星号”的升降索降落。每艘军舰的锚一起落下；它的链索通过锚链孔发出响亮的朗朗声；每一架螺旋桨在舰尾旋转。在150码内每艘舰只都固定下来。沿着直线看，这一行几英里，那一行几英里，舰只排得像尺量过一般。外国观察员惊叹得直吸气。

这些是伟大的日子。从黎明到午夜，一天接一天，人们的整个思想全被蜂涌而至的迷人和新奇的问题所吸引。整日里感到有一种力量促使人们去行动、去创建、去组织；所有海军中最有能力的军官已作好了准备，他们忠诚而热切，他们有论据，有指导，有情报；每个人感觉到一种巨大危险与我们擦肩而过；在这种危险回来之前只有极短的喘息时间；下次我们必须准备得更好。星期六、星期天和任何其他闲暇日子，我总花在朴茨茅斯或波特兰或德文波特的舰队上，或者在哈里奇的小舰队里度过。各种级别的军官都到甲板上吃午餐或晚饭，不断地讨论海战和海军管理方面的问题。

海军部的快艇“魔女号”现在主要成为我的办公室，几乎成为我的家；供我工作供我单独居住和娱乐，在战前3年中我在海上一起花了8个月。我访问大不列颠群岛上和地中海上的每一个造船坞、造船厂和海军设施以及每一艘重要的舰只。我亲自检查了每一个战略要点，每一件海军部的财产。我必须了解每件东西的模样，每件东西在什么地方，一件东西如何与另一件东西相配合。到最后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任何东西，并彻底了解我们海军事务的目前状况。

我生动地回忆起我第一次从朴次茅斯到舰队停泊地波特兰的航行。阴沉沉的下午，天色接近黄昏。就在我第一次见到舰队从暮霾中露出来时，一个朋友提醒我，“遥远处连成一线的饱受风吹浪打的军舰是伟大陆军从未见过的”，但这些军舰在他们辉煌的日子里曾“阻挡了拿破仑通往征服世界的道路”。在波特兰港口，快艇四周停泊许多军舰，整个港口因各种大小船只来来往往而充满活力，等到夜幕降落，海上和岸边千万只电灯突然发光相映生辉，由于舰只和中队彼此使用灯光交谈，每一个桅顶上的讯号灯闪闪发光。为这样的事业服务谁会不做好工作呢？当黑暗中似乎充满着战争逼近的威胁时，谁会不做好工作呢？

想一想这些舰只，它们本身如此庞大，但在海上又如此渺小，如此容易在视线中消失。当时我们充分信任它们任务，但只有20来艘。它们是我们所有的全部。如我们想象，在它们身上寄托着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和国力。我们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我们在世界各地创立的业绩，我们忠实、勤劳、积极的人民所有的生活与安全的手段都依靠它们。如果有一天，英国舰队在遥远地方的英国港口不得不打开海水阀，让它们沉入海面之下，几分钟之内——最多半小时——世界的整个前景就会改观。英帝国将如梦一般解体；每一孤独社会团体只能各自向前挣扎；英联邦的中心凝聚力量破碎了；那些强大的省份、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帝国，将会失去控制，沦为其他国家的战利品；欧洲在一阵突然的惊厥之后将落入条顿民族的铁拳和统治之下，落入条顿制度所具有的全部规则的统治之下。只有依靠大西洋彼岸尚未武装起来、尚无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单独维持人间的法律与自由了。

好好保护他们，海军将军和舰长，吃苦耐劳的水手和个子高大海军陆战队官兵；好好保护他们和忠实地引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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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大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海军大臣统管海军军务。——译者

**本书第32章。——译者

①在费希尔勋爵任期中颁发的1909年战时命令中规定密严封锁德国港口。阿瑟·威尔逊爵士不向任何人透露在新条件下他所作的修改。

②马汉海军将军。

③朱利安·科贝特爵士。

④冯·贝特曼一霍尔韦格《对世界大战的反省》(Re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第45页。

第05章、北海前线

01.

在我来海军部以前，我从未充分意识到麦克纳先生和费希尔勋爵于1909年把军舰大炮口径从12英寸改为13.5英寸的巨大跃进为舰队立下的殊勋。大炮口径增加l.5英寸足以使英国炮弹从850磅提高到1400磅。皇家海军正在船台滑道上实际建造的舰只中不少于12艘装有这种极为出色的武器，它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发射的炮弹接近一半比德国舰队发射的最大炮弹重一倍。

我立刻设法将尺寸增大一号。此事我向在赖盖特的费希尔勋爵提起，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实现这个主张。“新海军计划中的所有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必须装备15英寸的大炮。完成这种大炮的装备等于获得海上的伟大胜利，从这个努力退缩就是对帝国的不忠。使杰克·约翰逊能击倒对手的是什么？是一记重拳！使用堆满舰上大量无用玩具大炮的那些不幸士兵而今又在哪里呢？”而且被纯技术问题挑起兴致，这头老狮子就会情绪激动、口若悬河，若非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他的模样的。我决心作出巨大努力确保获得这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但困难和风险是极大的，而回头看这件事，人们感觉到只有成功才证明了这样做是对的。扩大大炮意味着扩大军舰，而扩大军舰意味着增加成本。此外，重新设计必定不可迟疑，一俟回转炮塔准备好时大炮必须立即就绪。当时还没有像现代15英寸大炮那样的东西。没有人造过那样的东西。向13.5英寸前进本身已经是跨了一大步。这种大炮的力量已经更大，精确性已经更高，使用寿命也长得多。英国设计师能否在更大规模下以更紧凑的方式再次取得这种胜利？军械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迅速制出设计图纸。在绝密情况下与阿姆斯特朗家族相商，由他们担当设计炮任务。我与这些专家开了几次颇为担忧的会议，对于他们的科学知识我当然完全不熟悉，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哪种人以及他们对这个任务的真正想法。他们全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点不需要是个弹道学专家也能觉察得出。海军军械署长穆尔海军少将准备为了这项工作而拿他的职业生涯作赌注。但毕竟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对13.5英寸大炮很了解。但在15英寸模型上可能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压力。如果我们只造出一架试验炮，彻底加以检侧，然后再订制所有5艘军舰的大炮，这样做没有风险；但这么做我们将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5艘大舰将装着低一挡次的武器开往战线，而我们有能力给它们更好的。我们与几个权威人士商量，他们认为还是损失一年时间较为谨慎。因为，要是大炮失灵，毕竟军舰也会严重受损。我记不起任何行政决策有比这更使我焦急的。

我再次去找费希尔勋爵。他态度坚定甚至有点激烈。因而我也铁了心跳入险境。先立刻定制大炮的整个装配件。根据我们安排应在4个月内以最大努力在其他大炮之前赶造一门大炮，以便能够检验它的射程和精确度，以及根据实际射击效果计算出射程表和写出其他复杂的资料。从此时起，我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整个武器的制造，这些军舰的各个细节、乃至数千个零件都要重新设计以便能与大炮配套。设想一下，要是有一个失效会产生何等可怕的灾难！我们将难逃责任。任何错误都是不能接受的。这将完全归罪于我——“鲁莽的无经验者”，“他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就完全改变了他前任计划”，造成“这个糟透了的完全失败”，把这一年所造舰只弄得残破不堪”。我能说什么呢？更有甚者，尽管这个决策一旦开始行动就不可能取消，长期的搁置——至少14或15个月——难以避免。但是我不露出重重疑虑，我写信给第一海军大臣说，“除了战争时期，和平时期也必须冒风险，现在设计中的勇气可能在以后赢得一场战争。”

所有事情结局都很好。英国制炮科学证明是精确而可靠的，英国的制造工艺证明是名声远扬的，至今仍居领先地位。第一门大炮在埃尔斯威克工场叫作“远程猛炮”，在官方所有文件一律叫作“14英寸实验炮”。它证明是光辉的成功。它能射击1920磅重的炮弹，射程35000码；它在任何射程下都达到惊人精确的程度，不论怎样频繁的使用都不会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当然我是过份地焦虑了，但当我一年后第一次看到大炮射击，并知道一切正常时，我感觉到我仿佛被人从极可怕险境救出似的。

在战前经常出版的那些梦魇似的小说中，我在1913年读到一本大战的故事，书中令战败的英国舰队吃惊的是，德国新战舰以骇人的前所未闻的15英寸的大炮开火。当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如今事实恰好相反。

这种大炮成为战舰最重要的武器，它是那时我们设计中所作全部更改的主要根由。从一开始起，我们计划上出现一艘装置10门15英寸大炮的战舰，因此它至少有600英尺长，舰内有装置引擎的空间，引擎能驱动战舰时速达21节，并有能力装载厚钢板、炮座和指挥塔的装甲板，厚度达到英国海军前所未有的13英寸。装甲较少航速较快，航速较慢装甲较多，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但此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概念。8门15英寸大炮一次舷炮齐射大致上可发射16000磅炮弹。10门最新13.5英寸大炮只能发射14000磅炮弹。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结论，8门15英寸大炮猛击的火力实实在在地大于10门13.5英寸大炮的火力。前者的优越性还不止此。炮弹尺寸越大，它容纳炸药的量增加得越多，增加的比例不完全按几何级数递增，因为还有其他应考虑的因素。但总的效率是这样，在攻击力量的猛增上毫无疑问。另一方面看一下速度。21节的速度很了不起，但假定我们能得到还要快得多的速度。假定我们能够使装在舰体内的马力，足以驱动在大炮和装甲的设置优于最重级战列舰的这种强大的军舰，并达到迄今只有轻装甲12英寸大炮的战列巡洋舰才有的速度，我们不是向海军战争注入新的要素吗？

现在我们不谈物质领域。随着议论的展开，我逐步确立起一个程序，当然所有的程序以同步关系展开，其结果是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像上文所述的军舰的那种东西，如有需要可以建造。是否需要呢？它是要建造的急需东西吗？它的战术价值足以证明增加费用和全部改变设计是有正当理由的吗？我们必须向战术领域寻找答案。

在速度上占有明确优势的军舰中队可以将自己的舰队排列成向敌人靠拢的队形，不管敌人可能怎样部署，你能隔一定间隙向敌人领头战舰加倍射击。你也可以包围它和阻挠它，从而迫使它团团打转，把它带入海湾，使其永远没有希望逃跑。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有的战役计划中，这个任务指派给战列巡洋舰。它们的速度肯定能使它们获得成功。可是我们必须想象它们也会遇到敌人的战列巡洋舰，于是它们很可能打一仗单独的战斗，暂时与主要战役不发生关系。再则，我们的战列巡洋舰，一群美丽的“猫”(人们对它们的中队不够尊敬的称呼)①与敌人最强大的战列舰比起来装甲较薄，而据推测敌人会把这种战列舰放在舰队的前面。使只有7到9英寸装甲的战列巡洋舰与有12或13英寸装甲的战列舰接仗显然是不公平的比赛，更何况战列巡洋舰的火力较弱。

可是，假设我们能使一支分舰队的速度快得足以抢占优势位置，在火力和装甲上：和任何战列舰一样强，我们几乎肯定能占有无法估计和决定性的优势。新从国内舰队司令部调来的第一海军大臣弗朗西斯·布里奇曼及其大多数主要军官肯定是这样想的。快速分队是他们战役计划的愿望。但我们能得到这类舰只吗？能把它们设计和建造出来吗？

在这个阶段人们要求军事学院在战术盘上设计出快速分队需要的在速度上占优势的节数，以便保证这个分队能够与德国舰队周旋，就像1914年和1915年时它能做到的那样。

答案是，要是快速分队行驶速度达到25节或者更多，它便能做所有必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速度上需要提高4或5节。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每增加一个节需要的马力数累进增加。我们新造军舰行驶速度21节。若要行驶25节到26节，它需要50000匹马力。50000匹马力意味着更多的锅炉，把它们放置在哪里？是呀，它们显然只能放在准备造第五座回转炮塔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15英寸大炮增加的轰击力，所以我们可以省却建造第五座回转炮塔。

但是即使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是得不到使舰只航速达25节所需要的动力，除非使用石油燃料。

液体燃料带来的优点是无法估量的。首先是速度。在同样的舰只上，石油给予的速度大大超过煤，而且能够大大提高加速过程。它比使用相同重量的煤增加40%的舰队活动半径。它能使舰队极方便地在海上加燃料。一支燃油的舰队若有必要，在无风浪天气中能够在海上排好位置从油轮加油，不必花费四分之一的力量不断驶入海港加煤，在回港和出港的旅途浪费燃料。为军舰加煤的艰苦条件使船上水手的精力消耗殆尽。在战时，加煤夺去他们短暂的休息时间；它使每一个人极不舒服。使用石油，几条管子连接岸上或连接油轮，军舰吸入燃料几乎不需要一个人动一根手指。照料和清洁燃油炉所需要的司炉工人数不到燃煤时的一半。燃油可以贮藏在军舰空闲的地方，而从那些地方不可能取煤。随着燃煤舰只不断消耗煤，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力，如有必要，还得把炮塔上的士兵也叫来，从远处不方便的煤舱将煤运到接近锅炉的煤舱，或将煤送入锅炉，因此，也许在战斗的最紧要关头削弱了军舰的战斗效率。例如，“雄狮号”上接近100个士兵不断从事从一个钢舱到另一个钢舱铲煤，甚至看不到白天或炉火的亮光。使用油有可能使各种类型的军舰以较小的舰身或较小的费用，获得更大的火力和更快的速度。单是燃油一项就有可能实现某些类型军舰的高速，而高速对它们的战术目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优点就是简单地从锅炉底下燃油代替燃煤而取得，如果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完全取消锅炉，使油在内燃机的汽缸里燃烧，各种优点将成10倍地增加。

我到达海军部时，我们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完全用油的驱逐舰56艘和只能以油驱动的潜艇74艘；几乎全部舰只都使用一定比例的油向燃煤炉喷射。但是我们依赖油的程度并没有造成油的供应成为海军的严重问题。额外建造大量的燃油舰，意味着我们的海军优势建立在石油上。可是在我们的岛屿上找不到数量可观的石油。如果我们需要石油，我们必须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经过海上从遥远国家运来。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供应的世界上最好的锅炉煤，这种煤出自我们自己的煤矿，稳稳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改变海军的基础，从英国煤转移到外国石油，这本身就是令人忧惧的决策，如果采用这个决策必然产生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解决所有问题都要求大量的初期费用。首先在英国必须积贮庞大的石油储备，足以使我们作战许多个月不需输入一船石油。为贮藏这些石油必须在各个海军港附近建造庞大的油罐设备。这些设备不会容易受到攻击吗？它们能受到保护吗？它们能隐蔽起来或伪装起来吗？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伪装(cameuflage)一词。必须建造油船队，用以从遥远的油田将石油越洋运到不列颠群岛，再用其他运油船只将石油从我们的海军军港运往海上的舰队。

由于用以约束我们自己的财政制度，不允许我们借入资金或得到“一次了结”的经费。每个便士必须一年一年地向议会争得。势必上升而且已受严重质疑的海军预算，又会出现明显的增加。在这些困难之外，隐约又出现难以确定的市场和垄断问题。世界石油供应在由外国控制的大石油托拉斯手中。使海军不可改变地使用石油实际上犹如“向无穷无尽的困难宣战”。浪涛汹涌、风暴遮天、浪尖白沫连片，惊涛涌向我们的避风港。我们应挺身而出面对狂风，还是应满足地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但是顶住风浪就能迎来巨大希望。如果我们克服困难超越风险，我们将能提高海军的整体力量和效率，明显地达到较高的水平：更好的军舰、更好的官兵、更大的节约、更热情的作战力——一句话，冒险的奖赏就是优势本身。领先对手一年就可能使局势改观。那末前进吧！

1912年、1913年和1914年的三个计划使皇家海军历史上力量增加最快，但支出也最大。除了1913年战列舰令人惋惜的例外——后来也纠正过来——新造舰只中没有一艘燃煤的。潜艇、驱逐舰、轻巡洋舰、快速战列舰，全部都不可逆转地使用了石油。当决定建造快速分队时决定命运的孤注一掷就开始了。此时，与我们性命攸关的海军最好的军舰第一次使用石油而且只能使用石油。在此之后自然地决定较小舰艇也使用石油。一旦吞下骆驼，小昆虫自然非常容易吞一下去。

现在我说一下建造战列舰快速分队和使用石油的这些决定在1913年和1914年带给我的困难。我不能否认我的同僚有理由抱怨那些不能预见到的、但与他有关的特别巨大的费用支出。当时每艘战列舰的建造费用为225万英磅。“伊丽莎白”级快速战列舰费用每艘超过300万英磅。建立石油储备加上它的油罐和油轮需要费用1000万以上，显然其中一部分钱是非花不可的。不止一次我害怕被压垮。但是我有首相可靠的支持。财政大臣就其责任而言应该是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也是我最友好的同僚。因此所有的困难过去了。始终坚定地面对这些困难的海军部委员会得到了幸运之神的报答，给予我们来自仙境的奖赏，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最好希望。

一系列不间断的因果关系引导我们参加英国—波斯石油会议。第一步建立皇家石油供应委员会。邀请并劝导费希尔勋爵主持该委员会。在建立委员会同时，我们实施由海军部本身勘探石油。在弗朗西斯·霍普伍德爵士和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爵士②建议下，我立即派斯莱德将军率领一个专家委员会去波斯湾实地考察油田。这几位绅士兼任海军部在皇家委员会的代表。成功的主要荣誉应归于他们。在财政工作的后阶段，英格兰银行行长，即后来的坎利夫勋爵，以及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最起作用。整个1912年和1913年我们的努力一直在进行。

就这样一个环节衔接一个环节。从最初扩大大炮的愿望引导我们一步接一步走向快速分队，为了建立快速分队迫使我们使舰队的最主要部分依赖石油燃料。随后导致普遍采用石油燃料，这又导致要求普遍供应石油，又要求建设庞大石油储备库。这些项目引起庞大的费用支出和对海军支出预算的极大反对。可是这些环节是绝对不可能倒退的。我们只能奋勇前进，最后我们设法达成英国与波斯石油协定和合约，实现合约的最初投资为200万公款(随后增加到500万)，这不但保证海军获得大部分石油供应，而且导致政府得到石油财产和利益的控制份额，即此一项现值几千万英镑，和导致海军部石油购买价相当低廉，这个状况至今继续存在。

可以说这个投资的已实现的和潜在的利益其总数不仅足以支付那一年建造大小舰只的所有计划和整个战争前石油燃料设备，而且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期望有天我们将有资格宣称，1912、1913和1914年下水的强大舰队(它是同期任何强国曾经建造过的最强大舰队)是不花纳税人一个便士加入到英国海军中来的。

这就是建造快速分队5艘著名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沃斯派特号”、“伯勒姆号”、“爵士号”和“马来亚号”)的故事。它们全都用石油驱动，最少能行驶25节，装置8座15英寸大炮，具有13英寸装甲保护。这些军舰直至今天仍在舰队的15个最重要单位中服役，我们以后将看到它们在日德兰半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书的篇幅不允许我在这里详述(尽管我想做)新型轻甲巡洋舰的设计，在和平和战争期间我们为海军建造的这种军舰最终不下40艘。

02.

海军部的传统作战政策是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战争爆发时立刻严密封锁敌人的海港和海军基地，使用强有力的小舰艇组成的小舰队进行封锁，用巡洋舰加以支持，以优势的战列舰队作为后备。200年的经验使得所有海军战略家同意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第一道防卫线是敌人的海港。”

当鱼雷发明时，法国人试图建造大量鱼雷艇以便挫败这个闻名的英国策略，几年后海军部以建造鱼雷驱逐舰予以反击。这种驱逐舰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舰身足够大，可以在大多数天气下留在海上，并能在足够长时间中穿过海峡作战；另一个是它们的炮较大，足以打沉或控制法国的鱼雷艇。因此，尽管鱼雷的出现，我们仍保持使力量较强的小舰队留在敌人海军基地附近的能力。与此同时，沿英格兰南海岸，在我们庞大海军设施邻近有一系列设置防鱼雷工事的海港，这些海港能为我们的实际上没有出海的战列舰及其他支援舰只提供安全、严密和方便的驻地。

本世纪初，我们潜在的敌人第一次由法国转为德国。我们的海军战略前线从南海岸转移到东海岸，从海峡转移到北海。可是尽管敌人、前线和战场变了，英国海军战略的健全原则仍继续有用。我们防御的第一线还是敌人的海港。海军部政策仍旧是以较强的小舰队严密封锁那些港口，适当地用巡洋舰和最后用战列舰队加以支援。

不能期望我们对这个新前线的安排能迅速地达到与许多世代的战争在海峡中逐渐形成的安排有相同的完善程度；就我们海军基地而言，当大战开始时我们尚在转变过程中。但更严重的是这种转变对我们驱逐舰的效用产生了影响。不像过去那样在跨越海峡20或60英里处作战，并有近在身边安全港口的支援舰船，现在要它们穿过240英里海面，在黑尔戈兰湾作战，没有比泰晤士港或福斯港更近的可供支援它们的战列舰队停泊的合适基地。尽管如此，海军部继续坚持他们的传统战略原则，而他们的作战计划直到1911年依旧考虑一俟宣战立刻严密封锁敌人港口。我们建造驱逐舰使其具有增加抗海上风浪的特性和巨大的火力优势。另一方面，德国人却坚持法国人的概念，即将鱼雷艇作为攻击我们大军舰的手段。我们在驱逐舰建造中主要依靠火力的巨大优势和抗海上风浪的特性，而他们则依赖鱼雷和良好天气条件时的高速度。但是我们的驱逐舰现在必须在北海作战，远得多的距离大大减少它们的效率。横跨海峡时它们可以分两班换防，现在则要求它们分三班横跨北海。因此在任何特定时间可使用的战斗小舰队只有总数三分之一而不是以前的二分之一。敌人能在任何时候以全部力量进攻这三分之一。为了从国内基地出发执行我们的老战略政策，应要求我们的小舰队在数盘上至少是德国小舰队的3倍也许要4倍。我们没有这个优势，也不可能有这个优势。

因此，从1905年前不久与法国签订协议起，直到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海军部计划占领一二个德国岛屿。目的是在岛上建立海外基地，战争开始后我们的执行封锁任务的小舰队可以在那里补充给养和供人员休息。随着战事延伸，那里将发展为我们海上力量的前沿要塞。使用这个方法海军部仍可实施他们传统的战争政策，即把敌人的小舰队和轻型舰艇逼入他们的港口和保持不变的严密的封锁。

德国人也想到我们的这些计划。他们大大地增加黑尔戈兰的防御工事，他们还在像弗里西亚群岛那样认为可能成为我们目标的岛屿上一个接一个建筑堡垒。与此同时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潜艇。潜艇不但使得占领和保持海外基地更加困难——某些权威人士坚决认为不可能——，而且它威胁毁灭我们的巡洋舰和战列舰，而没有它们的不停支持，我们的小舰队会被敌人的巡洋舰轻易击破。

这是1911年10月份时的形势，当时紧接阿加迪尔危机我便就任海军大臣，着手组建海军部新的委员会。鉴于我们当时没有驱逐舰的数字优势足以制服潜在敌人的领海内的敌人驱逐舰，也没有力量以重型舰只支持我们的小舰队，还考虑到在种种情况下攻占现在已经设防的敌人岛屿的困难和危险，我们立即着手彻底修改那个作战计划，在征得军舰上主要指挥官的完全同意后，代之以1912年海军部作战命令规定的远距离封锁政策。远距离封锁政策的采取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必要。它不暗示海军部方面否定进攻性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而只是遇到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时暂时放弃这个原则；海军部的意图是，在宣战之前和以后应该尽所有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准确地预见到，封锁从北海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德国与世界的商业联系几乎将被完全割断。我们预期由这样的封锁产生的经济与财政压力将致命地伤害德国进行战争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压力将迫使德国舰队驶出来，不是在它自己的防御水域，而是在军舰数量上处于极大不利的公海上作战。我们相信，我们能继续享有完整的制海权，同时也不会危及我们海上交通，不危及我们陆军的调动，并能消除不列颠群岛受敌人入侵之虞。此时人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条件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我们自己有不会缩减的优势，敌人有不断增加的压力。就海面上所有舰只而言，肯定在战争头3年中，这些预期将为事实所证实。

根据这些作战命令，舰队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把主力舰队布置在斯卡珀湾，对着丹佛海峡设置驱逐舰的包围圈，由较老旧的战列舰支援，由一定的布雷区保护，从而封锁北海的出口。这些结论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以后的历届海军部委员会都没有在重大布置上背离这些结论。英国海军使用这种手段夺得并保持住对世界所有海洋的有效控制。

03.

威胁英帝国的一切危险中，没有一件可与对舰队的突然袭击相提并论。如果舰队或舰队的主要部分受到意外的或无准备的打击，由此我们的海军优势遭到破坏，那末我们就被战败了。除非万能的征服者*发慈悲，否则无限的灾难就会加在我们的头上。近年来我们已经见到，一些得到完全胜利的国家对已被击倒在地的敌人是如何缺乏同情心。英国如果被剥夺海军防护，它很快就会因挨饿而完全屈服于征服者的意志。她的帝国将被肢解；她的联邦自治领、印度和大量亚洲与岛屿属地将被剥夺或者转让给胜利者。英国的边上将建立一个充满敌意、完全武装的爱尔兰共和国；陷入无助境地的英国人民，将肩负估计会压碎他们社会制度的难以承受的赔款，即便他们实际是没有沦落为爱德华·格雷爵士尖刻话中所说的“被强国征召的附庸”。现在那种给子德国的较不严酷的条件，如果给予英国，足以一下了永远毁灭这个帝国。利害关系非常之大。如果我们保持海军防御能力，我们就安全，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命运都更牢靠；如果海军防御失败，我们将遭到不可避免的彻底毁灭。

那末，德国人策划毁灭英国舰队达到何种程度？根据他们邪恶的品格来看，有必要假定他们在考虑战争问题，我们必须估计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攻击？当然，倘若德国无意打仗，这些推测仅仅是梦魇。可是如果她有打仗的意图和打算，显然不难从与法国或俄国纠纷中找到借口，制造战争无可避免的形势，并在对她最有利的时候制造这种形势。弗雷德里克和俾斯麦挑起的战争表现出极不寻常的急速与突然，这是普鲁士国家惯于对其敌人进行攻击的方式。欧洲大陆一直是一座火药库。仅仅一颗可怕的火星便可能引起巨大爆炸。我们见过1870年法国的遭遇。我们见过疏于预防于1904年带给阿瑟港外俄国舰队的灾祸。现在我们又知道1914年比利时的遭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8月1日德国决定向法国提出的要求：在德国攻击俄国时如果法国希望保持中立，她必须把凡尔登和图勒的要塞交给德国卫戍部队作为担保。

因此很明显，“飞来横祸”的危险决不是幻想出来的。然而，人们不能合理地期望某种预兆吗？也许在大国之间在进行某种纷争值得海军部特别警惕。我们可能希望得到敌人陆军与海军调动的情报。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交易所会出现金融混乱，表明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能因此指望在受到任何打击之前有一星期的通知、3天的通知或至少24小时的通知吗？

在欧洲，大国的庞大陆军相互对峙，她们有一种对付突然袭击的自动预防措施。在军队动员之前不会发生决定性的事件，而动员军队至少要两星期时间。例如，法国的出色防御能力不打一场大战役不可能被制服，在此时间法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就能动员起来经受住压力。但英国海军享受不到这样的保证。海军不需要动员就能使用全部现代军舰相互攻击。他们只要升高蒸汽和把炮弹运到大炮跟前就可打仗。可是在这种无情的事实之外又出现鱼雷的威胁。单就炮火而言，我们的主要危险是舰队在分散状态时遭到打击，舰队的主力被摧毁，而敌人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损坏。但是有了无线电报大大减小了这种危险，无线电报能立即指示分散军舰驶向共同会合点，在实现集中之前避免战斗。此外，炮火是双方都可玩的游戏。人们不能想象舰队的主力会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进入对方射程之内。但鱼雷本质上是突然袭击或甚至是背信弃义进行攻击的武器，千真万确的是，一艘海面舰艇的鱼需要使用10倍力量才能对付艘潜艇的鱼雷。

显然存在界限，超越界限就不可能保卫自己。这不是简单的特别提防几个星期的事情。英国海军在和平时期必须过普通生活。它一定得有巡航和演习，有它的离队和重新装备时期。我们的海港向世界商业开放。要绝对保证防卫：可想象的最坏的背信弃义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而说，即使背信弃义的攻击也不容易发生，因为它需要不同岗位上大量人员的合作，需要启动大量复杂的器械。帝国国防委员会经过认真争论后作出规定，海军部务必不可断定，如果德国人认识到胜利与失败的区别，他们会停止在和平时期不警告或没有借口地攻击我们的舰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遵守这个准则，我相信我们基本上遵守了这个准则。当然我们每天都要思考英国舰队的位置与条件并与德国舰队作比较。我习惯时时出其不意询问工作人员如下问题以查察我们的准备工作，“如果与德国的战争今天开始会发生了什么？”我总能得到这样的回答，意思是我们在舰队的任何部分开赴战场之前我们有力量完成兵力的重大集中。在我们知道德国远洋舰队处于冬季重新装备之前，我们舰队的巡航会不远到西班牙海岸。当我们举行大演习时，我们十分注意安排加煤与休假，以便能保证我们有能力应付在某个时候可能来到的打击。我知道，在我所描述的这个阶段，直到宣布战争为止，英国舰队不可能遭到德国海面舰只的突然袭击，也不可能在分散或分隔状态下遭到打击。在和平时期敌人试图以潜艇攻击停泊在海港岗位或在海上演习的英国海军中队，或者在预计进行演习的区域布雷是难以完全预防的；但这样做的成功很可能只是部分的。而且，我不相信德国海军部、政府或皇帝会想出如此卑鄙奸诈的办法。虽然要尽可能地努力防止最坏的可能性，但我自己确信，引起争吵的原因将伴随经济危机和市场萧条一起出现，而后紧跟着宣战，或者紧跟着战争行为与宣战同时发生，后者有可能发生得略微早一些。实际上确实发生的事情与我认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

04.

在战时，对于敌人将做什么和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是完全难以预料的事情。然而一旦你处在战争中，任务是明确和高于一切的。关于敌人或未来，不管你怎样推测，你自己的行动却被限制在实际界限之内。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一定数目的供选择办法。同时，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那里理论不断受到经验的纠正和束缚。由此产生的事实积累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下一个决策。

可是，假设整个战争过程被带出现实境界进入想象领域。首先假设的是，你必须认定在任何情况下肯定要发生战争；其次，当战争来到时你的国家将参加战争；第三，你将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进入战争，全体国民将及时团结起来充满信心，并在不太晚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样，实际上思索过程变为推测性的。有必要进行的每种假设，面对未来的黑幕又升起不同密度的新幔帐。在和平时期爱思索的陆海军军人的生活中满是这样一些经历——在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使人分心的事物中，在许多混杂的假设中，尽力地找出实际上在某一天将发生的事情和在那一天结束前为解决那件事找到实际上必须做的事情。而此时，四周那些权力较大和常常智力较高的人都把爱思索的人看作出谋划策的恶棍，或者最好也只是把他看作耍玩具的、而且是耍危险玩具的大孩子。

在战争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能做的大部分事情是试图估计和预测对德战争爆发时和最初几个星期里英国将遭遇什么事情。要看得更远就为人力所不及了。若试图看得更远些，那只能使任务复杂化；以至于超出人的心理承受力。思路分叉得太快时，有时会问，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海战？那末情况将会怎样？谁将在大规模陆战中获胜？没有人能回答。显然首要的事情是作好准备；不要被敌人偷袭；要集中力量；不要分散挨打；要使最强大的舰队尽可能及时处于最好的作战位置，具备最好的条件，那末如果战争来到，人们便能够以坚定的信心等待结果。因此，重要的是防止突然袭击，更重要的是防守分散；最重要的是在进行海上决战时增加可使用舰队的力量。

可是假定敌人不打海战，假定陆上战役不是一下子能决定胜负，并且假定战争进行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而是几年。那末当时判断这些事情就容易得多，当每个人都很警觉，都清醒和积极，保证能采取必要的步骤，而目有采取步骤的时间，那末下判断就容易得多。任何阶段都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困难或危险。第二年的战争问题必须用第一年的战争经验去对付。第三年的战争问题必须以第二年观察和理解得到的结果去对付，等等。

因此，我代表我主持到1915年5月底的海军部委员会断然拒绝针对1917年和1918年发生事情的所有指责。这些年出现的教训不会使我变得愚蠢。不用对我说什么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前3年像他们在战争开始后3年那样建造潜艇，英国早就完蛋了；或者说什么如果英国在1914年8月就拥有我们一年以后才有的陆军，那末本来不会有战争。每种环境引起每一种其他环境。英国能允许德国在和平时期建造庞大的潜艇，明知其目的在于击沉我们没有武装的商船队来饿毙和毁灭这个岛国吗？德国会等到英国建成一支强大的义务兵陆军来帮助法国然后再攻击她吗？

必须在摆正与当时环境的关系上(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上)才能判断每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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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括“雄狮号”、“猛虎号”“玛丽女王号”和“皇家公主号”。

②海军部条约司司长。

*指1066-1070年征服英国的诺燮底公爵威廉一世。——译者

第06章、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01.

在1913年整整一年内我遭受了石油供应日益增加的困难。现在我们充分使用石油作为舰艇的唯一动力，包括所有最新和最主要舰只在内的大部分舰队。海军部委员会和战时参谋部极度担忧我们的油料储备。第二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爵士竭力争取达到预期储备规模的极大增加。战时参谋长不但关心储备的数量，而且担心使用如此易爆物作为战舰燃油的可能危险。最后，费希尔勋爵领导的皇家委员会受海军部惶惶不安的驱动，表示他们将争取拥有相等于4年预期战争的消费量的储备。战争消费量本身是由海军参谋部根据最大方的尺度估计出来。建立石油储备的费用无论如何是极为巨大的。石油不但要在垄断市场购买，而且必须建造油罐这样大型设施和必须为此目的购买土地。虽然这种油料储备一旦建立，不论为民用、为军用，显然似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是国家资产，但是不允许我们把它当作资本支出，必须全部列入当前的预算支出。与此同时，财政部和我在内阁中的同僚对海军费用之大越来越感到气愤，费用成为争论重点主要由于我贸然着手燃油战列舰的建造和任性地增加舰只的大炮口径以及它的速度和装甲。因此一方面我受到不断增加的要求加强海军装备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对增加费用支出的坚决抗拒。我们的海军力量夹在这些压力之中左右为难。

我就这样必须整年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拒绝皇家委员会和我的海军顾问们提出的、而我认为是过份和浪费的要求；另一条是向财政部和内阁不懈地谋求必要的资金供应。我还得十分小心，不要使打算在一条战线提出的论据让另一条战线上的对手知道。

我们的所有财政开支由于物价上涨和海军装备的越益复杂和精致而扩大，到1913年底，新的一年的预算支出首先必须呈交财政部，而后必须呈交内阁，至此财政开支的困难达到了顶峰。

我们与财政部进行的初步讨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到11月底将全部问题提交内阁。接着是将近5个月的极端紧张的争论。在这段时间里海军预算支出成为内阁14次全体和延长会议讨论的主要和常常是唯一的主题。从一开始，我发现自己几乎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不打算放弃任何实质上重要的主张，尤其是关于战列舰计划，决不背离已经计算出来和宣布的海军力量标准，因为它是整个对德政策的基点。内阁在1912年决定在地中海保持与奥地利同等的力量，其中4艘“无畏”级战舰正在稳步地建造。但是，这个问题因有希望得到3艘加拿大“无畏”级战舰而变得复杂。加拿大政府规定这3艘军舰应是60%力量对比以外添加的军舰。我们曾正式宣布这此军舰是英国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个保证，罗伯特·博登爵士在加拿大卷入了剧烈的党派斗争。现在清楚，由于加拿大参院作出决定，这些“添加的”“不可分割的”军舰在下一年不下水，而我不得不要求1914—15年计划的战列舰至少有三艘应该早日下水。这点要求内阁批准极为困难。到了12月中旬，在我看来可以肯定我必须辞职。海军政策的基础受到挑战，大臣级的批评者一直争论不休，他们特别熟悉海军部业务，精通问题的每一个细节，有权得到每个要点上的正确消息。可是，由于首相的态度保持不偏不倚，所以处理问题没有导致实际的破裂。有几次大家表达了全体一致的坚决反对意见，此时首相便中止讨论以免作出与海军部相反的决议。到12月中旬，这样讨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他决定延期讨论，整个问题直到1月中旬再议。

在这个供大家反思的间隙，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当1月中旬我从法国南部回到英国时，我的几个最重要的同僚告诉我，他们认为海军部问题在重大实质上有所好转。可是争论以极大势头重新展开。我们连续不断地从海军部抛出文件和论据，详细论述受到挑战的每一个新论点。

同时，政府中争论引起了报界的反响。早在1月3日，财政大臣在接见《每日记事报》(Daily

Chronicle)记者时对军备费用支出的愚蠢深表遗憾，尖锐地提到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因经济问题而辞职，并表示意见说，世界的现状与前景从来没有像目前那么和平。自由党与激进派的报纸对经济问题开始大声起哄，反对海军部的相当强大的运动在下院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中形成。可是议会很快重新开会，爱尔兰问题开始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地方自治议案的热烈拥护者并不急想看到由于海军部整个委员会的辞职而导致政府力量的削弱。我们已经在党派斗争中受到极为沉重的压力，以致一个大臣的缺点便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没有人希望我在默默无闻中消失。可怕的海军动荡的前景加上爱尔兰紧张局势令人忧虑。为了增强我自己与我伙伴的力量，我积极参与爱尔兰争论；在此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整个2月份和部分3月份在没有任何一方让步的状况下过去了。

最后，由于首相不可动摇的耐心以及他的牢固而沉默的支持，海军支出预算基本上按原样地得到通过。在所有这些争吵不息的几个月中，我们只被削减海港防御用的3艘小型巡洋舰和12条鱼雷艇。提交议会的预算数为5250万英镑。我们为获得这场胜利不得不在有关未来问题上作出某种一般性保证。我同意在合适的石油储备条件下，允诺下一年预算支出有相当份量的缩减。

但是下一年来到时，没有人一定要我履行这个承诺。

02.

1914年春季和夏季欧洲显得特别平静。自从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对英政策不但合适而且体谅。在整个纷争的巴尔干会议过程中，英、德的外交政策在协调中进行。外交部逐渐形成的长期不信任，虽然没有消失但有明显的改善。那些习惯于提出警告的人，至少开始感觉到需要修改他们以前的判断。代表德国外交政策的那些知名人物，似乎第一次成为可以与其对话和可以与其共同行动的人。巴尔干难题的和平解决为彼此间信任感提供了理由。几个月里我们谈判了最敏感的问题，虽曾局部濒临破裂，但并未出现破裂。如果有任何大国想要制造战争，肯定有大量机会可资利用。德国似乎愿与我们和平相处。虽然国外的军备以加速度不断增加，虽然德国已在征收5000万的资本税，使得那些有耳可听的人们听到警钟长鸣，但是清晰的乐观主义情绪掠过英国政府和下院的心头。似乎还有一种前景，那就是双方重要人物之间发展起来的个人善意和相互尊重在未来可能发挥有用的作用；有些人期望英国和德国的更广泛联合，抛弃对对方友好国家和联盟的偏见，有可能一起使欧洲敌对的两个阵营和睦相处，给予所有严重不安的国家以安全与公平的可靠保证。海军对抗当时已不再是摩擦的原因。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连续第三年根据方案和宣言实施一系列计划。德国从1912年初起没有进一步增加其海军。就主力舰而言，可以肯定我们不会被他们赶上。

03.

欧洲形势出奇的平静与国内党派斗争上升的激烈程度形成明显的对照。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的争吵，其强烈的痛苦与仇恨大部分是由于爱尔兰事务引起的。按照议会立法机制，当地方自治法案肯定即将通过成为法律时，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各郡便公开准备武装抵抗。他们这样做得到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与鼓励。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雷德蒙特先生、狄龙先生、德夫林先生等——以忧虑的心境注视爱尔兰北部形势的日益严重。但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些人，这些人的凶猛好斗和暴力行为是无法形容的；而爱尔兰议会党方面的每一步温和行动或姿态都会激起激昂的愤怒。在这些困难中，阿斯奎斯先生的政府想方设法寻觅解决的途径。

从1909年最早讨论地方自治法案起，财政大臣与我一直主张在由郡选择或某种类似程序的基础上实行北爱尔兰分治。我们都碰到这样的令人困惑的论点，即这样的让步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但是直到此时毫无结果。现在时机业已来到，地方自治问题已经达到它的最高顶点，内阁成员普遍同意，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证北爱尔兰的分治，我们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到3月份我们通知爱尔兰领导人说，政府已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激烈抗拒。他们说他们有力量在任何时候驱逐政府，他们将从自由党本身内部得到有力的增援。毫无疑问，爱尔兰领导人担心(甚至认定)法案的任何削弱会导致法案本身和他们被爱尔兰人民抛弃。但是，面临无可怀疑的事实，即政府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因害怕失败和垮台而退缩，他们让步了。他们构想出修正方案，它保证北爱尔兰的任何一个郡有权在联合王国连续两次大选之后通过投票退出地方自治法案。不可能有比这更有力的实际保护措施了。修正方案维护了爱尔兰统一的原则，但是它明确表示，除非新教徒集中的北部，见到都柏林议会在至少5年期间确实经受考验后，而表示自由意志的同意，否则决不能达成统一。

这些建议在议会宣布后立刻遭到保守党反对派傲慢的拒绝。然而，我们把这些建议收录在法案文本中，迫使爱尔兰党投票赞成这样做。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前进了，可以实施法律对付所有向它挑战的人。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我决不胁迫厄尔斯特服从都柏林议会，但我会做所有必要的工作不准厄尔斯特阻止爱尔兰其余人拥有他们向往的议会。我相信这个主张是健全而正确的，为支持这个主张，我肯定准备以必要的不论什么手段维护英王和议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威。我于3月14日在布拉德福德作了表达这个意见的讲话。

大家都希望英国政治领导人一定不要再次让自己相互(或受追随者)刺激、鼓动和驱使，陷入党派偏见，双方的派性玷污了1914年，而派性本身仅仅是为权力而长期连续出价和反出价的结果，这点在上一章中已间接提到。不参与这种权力竞争的人不能理解政界人士遭受的压力之大，也不能理解他们本性中每一个动机(不论是好是坏，或不好不坏)全被引向为取得胜利而作进一步斗争。大量人群都顺从党派偏见和追随党派斗争(好像这是争取奖品的斗争)，他们情绪激动，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摄取猎物受阻，他们则急速爆发愤怒，对政敌表示不信任和轻视；错误的观念相互交替，强制执行誓言，盲目追随忠诚，赞扬配合暴力，冰冷的蔑视，对诚实失望，向每个妥协建议高呼“背信弃义”，与追随者保持忠诚关系的愿望，认为己方正确的意识，认为对方行动粗暴不合理的观念——所有这些相互加在彼此身上的行为与反应，达到危险的极点。落在群众后面就是无用和低能，不忠实，不勇敢；站在群众前面，即使只是指挥他们和引导他们，常常会激起暴烈行动。在某个阶段把争吵限制在言词和法律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武力这个最后仲裁者和最后的清醒者可能突然冲上舞台。

北爱尔兰人继续作准备。他们宣布自己建立临时政府的意图。他们继续发展和训练军队。他们非法甚至武装输入武器。不需要多说，各种同样的征兆开始在民族主义者中间表显出来。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志愿人员，并以种种努力去获得武器。

随着所有这种危险迹象的增加，爱尔兰北部的小型军事据点，特别是那些包含武器库的据点成为陆军部特殊关切的对象。驻贝尔法斯特军队的态度也是陆军部最关心的对象。爱尔兰新教徒从来不伤害皇家部队。有把握认为，军队同他们是友好的。可是政府发现自己的权威在整个东北乌尔斯特被完全破坏。在这种环境下陆军和海军的事先防范必不可少。3月14日当局决定用小量增援部队去保护卡里克弗格斯和某些其他地方的军火库，同时我们预期爱尔兰大北方铁路会拒绝装运军队，便作好准备从海上运送部队。当局也决定调动在阿罗萨湾巡航的一支战列舰中队和一支小舰队到拉姆拉什，从那里它们能很快到达贝尔法斯特。人们认为，皇家海军的广受欢迎和影响力，即使在陆军失败时也可能产生和平解决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一件事得到授权。可是陆军司令官们眼见自己面对的是极可能引起内战的形势，他们根据根本不可能的假设——爱尔兰新教徒军会激烈抵抗英军并对他们开火——开始研究一个性质更加严重的计划。

这些军事措施尽管规模有限，但可能产生的后果在陆军军官中引起极大的忧虑，当3月20日爱尔兰总司令和其他将军对在卡勒集会的军官发出耸人听闻的呼吁，要求军官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履行宪法责任，但遇到普遍的拒绝。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在议会激起无比愤怒，摇动了国家的基础，保守党人指责政府阴谋屠杀忠于乌尔斯特份子，屠杀只是由于陆军的爱国主义才没有成功。自由党人回答说，反对党公开卷入反叛的准备工作，正在寻求颠覆宪法，并通过宣传唆使军官(不是军队)不对国家效忠。争吵间歇地在4月、5月和6月继续进行，我们读到记录不能不怀疑，我们的议会制是不是坚强得能经受住激情爆发的震撼而生存下去。德国间谍报告而德国政治家相信，英国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逐步走向内战，不再需要在欧洲局势中把她视作一个要素，这不令人惊讶吗？他们怎能辨认出或估量出深藏在狂风暴雨之下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心世界呢？

在整个5月和6月，党派之争继续以最刺眼的形式进行，但在表面之下两大党之间和解谈判已在持续举行。这些谈判导致最终于7月20日由国王发出召唤令，召集保守党、自由党和爱尔兰各党领袖在白金汉宫开会。

04.

6月底，英国海军同时访问克龙斯塔特和基尔。几年来英国与德国海军的最精良军舰第一次在基尔并排停泊，周围是各种班轮、游艇和游乐船只。双方协议不准打听不适当的技术问题。双方举行了各种比赛、各种盛宴、各种演说。这里有阳光，有皇帝。军官和士兵亲如兄弟，在水上和在岸上相互款待。他们一起臂挽臂地在好客的城市漫步，以充分的好意在集体食堂和舰上餐厅用膳。他们一起为在驾驶一架英制水上飞机时蒙难的一位德国军官的葬礼上脱帽致哀。

在这些喜庆日子里，6月28日传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的消息。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正驾船出海。人们看得出他情绪激动地上岸，当晚取消其他安排离开基尔。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常常试图回想起当年7月那些日子里的印象。处于灾难边缘的世界显得五彩缤纷。由王公权贵们统治的国家和帝国巍然挺立在各方，长期的和平为这些国家累积了巨量财富。这一切全固定在看来很安全的一支巨大的悬臂梁上。两大欧洲阵营相互对峙，它们身披全副盔甲，闪闪发光和叮当作响，但带着平静的凝视的目光。一种彬彬有礼、谨慎而和解的、总之是诚实的外交手腕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电讯中的一句话、大使的一席言、议会中意义含糊的片言只语，似乎足以调整日常交往中这个庞大结构的平衡。但每句话值得考虑，甚至窃窃私话也要注意，点一下头可以表示一个意思。这个以平衡联合和同等军备为准则而建立的对更加复杂和更加棘手的暴力行为进行的核查和反核查的非凡体系，究竟能使我们获得世界安全与普遍和平吗？这样集合的、这样结伙的、有这样关系的欧洲，它会联合成一个共同而光荣的机体，并能获得和享受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由大自然与科学共同给予的丰厚礼物吗？日落时分的旧世界看上去歌舞升平。

但是人们感觉到有一种奇怪的倾向。有些国家不满足于物质富足，无休止地热衷于国内或国外倾轧。在宗教衰落中不适当地高涨起来的民族热情，用猛烈的然而是掩蔽着的火焰在几乎每个国家的表面下燃烧。几乎使人们认为世界甘愿受苦。可以肯定说到处的人们渴望冒险。所有各方的军事准备、预防措施和反预防措施已经达到高峰。法国有她的三年制兵役法；俄国有她的日益伸展的战略铁路。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新近受到萨拉热窝炸弹的严重打击，成了过度民族主义压力和极度腐败的牺牲品。意大利与土耳其对峙；土耳其与希腊对抗；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反对保加利亚。英国因党派倾轧而分裂，看来几乎可以不把她放在眼里。美国在3000英里以外。德国5000万资本税扩充了武器装备，她的陆军扩展已经完成，基尔运河就在那个月里向“无畏”级战列舰开放，很久以来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国际舞台，如今她的凝视突然变成怒目而视。

05.

1913年秋天，当我根据下一个预算反复思考明年的海军部政策时，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个备忘录，建议为了节约起见我们删去1914—15年的大演习，代之以动员发展第三舰队。动员全部皇家舰队的后备力量以及所有后备军官在第三舰队的军舰上进行一周或10天的训练，实施他们在战时会碰到的整套作战方案，并以此对整个动员制度作一次真正的测试。接着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又把整个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在正规训练之外又在第一舰队军舰上作一星期的动员训练。

路易斯亲王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并于1914年3月18日向议会提出计划。在执行这些命令时没有在任何方面与欧洲形势相结合。试验性动员于7月15日开始。虽然并无法律规定强迫后备队人员应召报到，但普遍反应热烈，有多达2万名后备人员来到海军兵站。就这样我们的全部动员在海军史上第一次经受实际测试和彻底检查。海军部专门派出军官在每一个海港察看动员过程，以便报告存在于动员制度中的每一个缺憾、缺点或故障并加以纠正。路易斯亲王与我在查塔姆亲自视察动员过程，全体后备人员扛着他们的个人用具来到指定的军舰上。第三舰队全部军舰装足煤开动蒸汽机驶向斯皮特黑德海峡集中。7月17日和18日在这里举行海军的盛大检阅。这是世界史上曾经见过的无可比拟的海军最大集合。国王本人亲自出席检阅每一等级的军舰。19日早晨，整个舰队出海进行种种不同的演习。这个舰队的每艘军舰甲板上彩旗飞扬。挤满了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军乐齐奏，它们足足花了6个多小时以每小时15节的速度驶过国王乘坐的“皇家游艇号”，此时头上的海军水上飞机和陆上飞机不断盘旋。可是此时，在国王及其在场的大臣们心里最紧迫考虑的也许不是眼前英国庄丽雄伟舰队纵列行进的壮观景色，也不是欧洲大陆咄咄逼人的、甚至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而是威胁着要把不列颠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发狂似的、肮脏的、悲剧性的爱尔兰争吵。

军舰一艘接一艘渐渐在天际消失。它们将开始一次远航，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更要遥远。

第07章、危机

7月24日—7月30日

01.

星期五上午内阁长时间开会反复讨论爱尔兰问题。白金汉宫的会议破裂。分歧与对抗似乎和以往一般剧烈与无望，但是如此命运攸关问题所系的双方争论观点的差距却意想不到的细小。争论主要出现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的界线上。爱尔兰各党派在它们失去理性的战斗中能够驱使它们各自拥护者拼命向前。就在解决这一簇簇简陋教区的问题上，此刻打乱了大不列颠的政治前途。北部不愿意同意这一点，南部不愿意同意那一点。双方领导人希望局势稳定下来；但双方带领他们的追随者向前走到他们敢走的极点。双方似乎不能退让一英寸。与此同时，爱尔兰问题的解决必须与英国党争的立刻中止一起进行。双方迫切呼吁其领导人实行团结与合作的方案，也就是劳合·乔治先生于1910年提出的方案，必须公诸于世。另一方面，如果调停不成功，则意味我们必然会投入完全像内战那样冲突的深渊，任何人均无法想象，因此内阁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寻找解决僵局的出路，艰苦地巡逡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泥泞的小道上。人们原以为4月份发生在卡勒平原上和贝尔法斯特城的事件会剧烈震惊英国的舆论，会形成团结局面，足以使爱尔兰的各党派安定下来。显然团结的局面没有达到。显然双方还要把冲突进一步进行下去，在各自退让之前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后果。自从拜占廷帝国蓝党与绿党纷争以来，党派的倾轧很少达到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地步。看来即将发生强度无以复加的震动。

内阁的争论最终达不到一致，在它将要散会的时候，大家听到爱德华·格雷先生以平静庄重的声调念一份刚从外交部送来的文件。它是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在他念了几分钟之后我才能把心思从刚结束的令人生厌和使人困惑的争论上收了回来。我们全都十分疲惫，但渐渐随着他的话一句接一句飘来，在我头脑里形成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份照会显然就是最后通牒，而且是现代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后通牒。随着读声继续，人们听得出，这样的照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或者说，这样的照会不管怎样委曲地被接受也不可能满足侵略者的欲望。弗马纳区与蒂龙郡教区慢慢隐没在爱尔兰的迷雾与动荡之中，一种奇特的光亮，立即开始以感觉得到的速度慢慢变化，落在欧洲地图上并不断扩大。

我一直对阅读战争怎样落到不同人头上的记述有极大的兴趣。当最初印象突然闯入他们心头，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势不可挡的可怕事件的魔爪正向他们生命伸来，当时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我连最小的细节都不会嫌烦，我相信只要这些记述是真实的和非造作的，它们对子孙后代就会有一定的价值和经久的兴趣。因此我要简短地、精确地记录我当时的经历。

大约在6点钟我回到海军部，我对许多年来帮助我工作的朋友①说，现在存在真正的危险，可能发生战争。

我对形势感到震惊，扼要地写出在我心中想的一系列工作要点，要是形势没有好转，这些要点就必须一一照办。我的朋友在随后的好些日子里把这些要点放在身边当作核对要领，在它们得到解决时一项一项将其勾销。

1.第一和第二舰队。休假和部署。

2.第三舰队。装足煤和补给品。

3.地中海调动。

4.中国部署。

5.海外巡航舰的伪装掩蔽。

6.商船自卫的军火。

7.巡弋小舰队。部署。

休假。

完成。

35特大海岸炮。

8.立即储备。

9.旧战舰驶往亨伯湾。小舰队驶往亨伯湾。

10.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军舰。

为外国建造的舰只。

11海岸守卫。

12.油库的高射炮。

13飞机准备就绪。飞艇和水上飞机。

14.德国间谍。

15.军火库和其他易受伤害部门。

16.爱尔兰军舰。

17.潜艇部署。

第二天(星期六)早晨我与第一海军大臣讨论目前形势。但从眼前看我们还无事可做。但在过去3年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充分的准备。

试验性动员业已完成，除了直属后备队外，所有后备人员已经得到酬劳金动身回家。但全部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已全面作好作战准备，并集中于波特兰港，它们将在那里呆到星期一早上7点钟，然后第一舰队将以中队为单位分散作各种不同的演习，而第二舰队的军舰驶往它们的国内各军港，让多余的水兵退伍。因此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海军部无线电天线杆上瞬间发到“铁公爵号”旗舰的一个命令，足以把我们主要舰只留在一起。如果到那时没有命令传来，它们将开始分散。但在它们分散后的24小时期间，若有需要可以在24小时内把它们再次集中；但如果在48小时内没有传来命令(也就是到星期三早上)，那末第二舰队的军舰将开始让他们多余的士兵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查塔姆上岸，不同的炮兵学校和鱼雷学校将重新开课教学。如果在命令到达前另一个48小时已过，(也就是到星期五早上)，一定数量的舰只将驶入船坞重新装备、修理或暂时搁置。这样在这个星期六早上，我们至少有4天时间让舰队听候调遣。

上一个晚上(星期五)，晚饭时我碰到巴林先生。他刚从德国来到这里。我们是邻座，我问他关于局势的看法如何。听了他所说的开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他来此不是肩负愉快的使命。他说局势很严重，“我记得老俾斯麦去世前一年告诉我，有一天欧洲大战会因巴尔干该死的蠢事而爆发。”他的这句话可能不幸被言中。这全要取决于沙皇。如果奥地利惩罚塞尔维亚，沙皇会怎样做？几年前那里本来没有危险，因为沙皇非常担心自己的皇位，但是现在他再次感觉到自己皇座较前稳固，此外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事情都会让俄国人感到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倘若俄国向奥地利进军，我们必然进军；要是我们进军，法国必然进军，英国将如何做？”我不能多说什么，只是说假定英国必定什么也不做将是个极大错误，我又说英国将在事情出现时判断它，然后作出决定。他以十分诚挚的语气回答说，“假设我们必须与俄法交战，假设我们打败法国但不要她在欧洲的任何东西，不要她一英寸领土，只要一些殖民地作为赔偿。这会使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吗？假设我们在事先就作出担保，如何？”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一套，即英国要待事情出现再加判断，认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置身事外，将是错误的。

我挑了个适当时机将这番谈话报告爱德华·格雷爵士，下个星期早期，我又将此事向内阁报告。继巴林先生向我提出关于德国不谋求法国领土，但企求殖民地作为赔偿的建议后，星期三他又从柏林正式打电报给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但遭到立即拒绝。我毫不怀疑，巴林先生直接受命于德皇，负有找出英国将怎么做的使命。

巴林先生记录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英国的印象。他写道，“即使一个本领平庸的德国外交官也能容易地理解英国和法国，她们曾尽力确保和平和阻制俄国发动战争。”编辑他回忆录的编者在加注中说：“在伦敦的人们确实认真地关心奥地利的照会，英内阁希望保持和平的程度，可以从他们分别时丘吉尔几乎热泪盈眶地对巴林所说的话中看出(作为一个例子)，当时他说：‘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让我们走向战争。’”

我计划与我的家人在克罗默过星期天，我决定不改变我的计划。我在电报局布置个特别报务员，以便保证昼夜连续值班。星期六下午，消息传来说塞尔维亚已经接受最后通牒。我上床时有一种感觉，认为事情可能平静过去。如本文所述，我们以前有过这么多的惊恐。好多次乌云升起，密布、吓人、不断变化；好多次黑云散去。看来我们要脱离战争危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塞尔维亚接受了最后通牒，奥地利会作进一步要求吗？如果战争爆发，它能被限制在欧洲的东部吗？例如法国和德国能站在一旁让俄国和奥地利去解决她们的争端吗？那末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显然存在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爱德华·格雷爵士有充分时间着手采取和解性的手段，如去年在解决巴尔干纠纷中证明十分有效的办法。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国海军正处于从未有过的良好状态或拥有从未有过的巨大力量。也许对它的召唤不会出现，如果出现，那现在正是最佳时候。从这些反复思考中得到慰藉，我安宁地睡着了，没有召唤来打扰那个夜晚的平静。

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打电话给第一海军大臣。他告诉我，谣传奥地利不满足于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但除此之外没有新的事态发生。我要求他12点钟再来电话。我躺在沙滩上与孩子们玩耍，海潮退后有细流流向大海，我们筑坝阻拦这些细流。天气非常之好，北海水面上阳光闪耀，直到遥远的地平线。在海天互相融合的那条地平线之外有什么呢？沿着东海岸，从克罗默蒂到多佛尔，在不同的海港里停泊着我们驱逐舰和潜艇的巡航小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在波特兰军港的防鱼雷堤后面等待着英国海军大量军舰。在东北方远处，在我们面前大海的对面，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德国远洋舰队巡弋在挪威海岸外。

到12点钟我再次与第一大臣通话。他告诉我来自不同国家首都的好几条消息，没有重大新闻，但每条都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我问他所有后备役人员是否已经打发走了。他告诉我他们都走了。我决定返回伦敦。我告诉他我将在9点钟去看他，同时他应做必要的不论什么事务。

路易斯亲王在海军部等我。形势明显地越来越坏。星期日报纸的号外表明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首都充满紧张与激动。第一海军大臣告诉我，根据我们在电话中的谈话他已通知舰队不要分散。4个月后在我接受他辞呈的信中我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在那悲伤而痛苦的时刻公开为他证明，我们大规模海军动员的第一号命令就是他那忠诚的手签发的。

我然后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他租了我在埃克尔斯顿广场33号的房子。除了外交部威廉·蒂勒尔爵士外没有他人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们正把舰队聚集到一起。我从他言谈中知道他心目中的形势极其严重。他说在真正严重的危机到达以前有大量事情尚待我们去做。但他压根儿不喜欢这件事开始的方式。我问他要是我们公开说我们正使舰队集合在一起，对事情有所帮助还是正好相反。他和威廉·蒂勒尔竭力主张我们应尽可能早宣布这个消息，这样做可能具有使同盟国清醒和使欧洲镇定的效用。我回到海军部，叫来第一大臣，起草为形势所必要的公报。

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刊出如下布告：

英国海军的措施

给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的命令

不准演习调动

今日凌晨我们接到海军大臣如下声明：

命令集中在波特兰的第一舰队现在不得为演习调动而分散。第二舰队所有舰只以接近于足额的兵员留驻在国内各港口。

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一次讨论欧洲形势的内阁会议，以后每天一次或一天两次继续开会。人们希望内阁这个时期的意见动态的详细报导或早或迟将汇编成册公诸于世。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要求维护和平，或要求加入一场正义而且必需的战争，他们肯定没有必要为自己提出真诚的忠告感到羞愧。同时，唯一的可能是，不破坏宪法精神，使用最一般的措辞议论发生的事情。

内阁保持最大的平静。至少有四分之三成员已下定决心不让英国被拖入欧洲的争吵，除非英国本身遭到攻击(这不大可能)。持这种心态的那些人往往相信：首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不会打起来；其次，要是真的打起来，俄国不会干预；第三，要是俄国干预，德国不会出手参与，第四，他们希望如果德国打俄国，法国和德国一定有可能彼此保持中立，互不打仗。他们不相信，如果德国打法国，德国会经过比利时进行攻击，或者如果她真的这么做，比利时会殊死抵抗；务必记住，这个星期的全部进程说明，比利时不但从未向担保的大国要求支援，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她希望不受干扰。所以这里有六七种立场，没有一种立场是无懈可击的，也没有一种立场可以提出最终的证据，唯一能提出的证据就是事件发展本身。直到8月3日星期一，比利时国王才直接呼吁法国和英国的支援，这事件一出现使绝大多数大臣联合起来，使爱德华·格雷爵士能够在当天下午向下院发表演讲。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我的看法非常简单。首先，事实证明外交形势没有发生在海军形势之前，在德国能知道我们会不会参战以前(有可能在我们自己已经作出决定之前)，我们的主力舰队应该进入战位。其次，还要指出，如果德国攻击法国，她一定通过比利时进攻，她所做的一切准备全为这个目的，她不会也不能采取任何别的战略或走任何别的道路。我坚决相信这两件事情。

每天11点钟后有漫长的内阁会议。从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电报像流水般涌入。爱德华·格雷爵士一心投入艰巨的双重斗争：(1)阻止战争，(2)如果战争发生不遗弃法国。我以崇敬的心情注视他在外交部的活动和他在会议上的冷静态度。这两项任务随时在相互起作用。他必须试图使德国明白我们决不置身事外，同时又不能使法国人与俄国人感觉到我们已加入他们的阵营。他必须在所做事情中有内阁与他同心合力。我们一起在内阁工作的许多岁月中和在更早时候我阅读他在外交部所拟的电报，我认为我已学会理解他与人讨论和争论的方法，也许我可以描述这些方法而不至于冒犯他。

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入研究之后，这位外交大臣习惯于在重要争论中选择一个或两个要点，以他的全部智谋与毅力加以辩护，这些要点是他的重点防御区。外国的战斗时紧时松，要是这些要点到夜暮降临仍旧在他掌握之中，他的斗争就胜利了。所有其他论点耗尽了，而这些关键要点留了下来。经过他选了又选的这些要点证明是不可推翻的。它们特别适合防护。明智的和公正的人们自然接受它们。爱国的辉格党人、英国绅士、公立学校学生的思想感情全都联合成为一条阵线，起来保卫它们，如果它们保持住，整个阵线就能保持住，包含许多有争议的论据。

危机一开始，他紧紧抓住欧洲会议的计划，为此目的，他使用一切可以想象的努力。他的计划是，使各大国到英国同意的任何一国首都一起开会争取和平，如有必要，对破坏和平者以战争威胁之。倘若开成这样的会议，本来可以消除战争。只要同盟国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就能即刻缓和紧张局势。只要柏林和维也纳有和平意愿，本来能够没有困难地摆脱越来越迫近我们的可怕的罗网。可是在外交沟通和外交策略的背后，在徒劳无功的建议与反建议之间，在沙皇与德皇的煽动干预之下，流动着有明确军事目标的暗潮。随着将遭厄运的国家临近悬崖，罪恶的战争机器已经启动，甚至已经不再受外力控制。

外交大臣的第二个基本点是英吉利海峡。不论发生什么，倘若战争爆发，我们不能允许德国舰队到达海峡来攻击法国港口。这种局面是英国不能容忍的。每个参与决策的人从我们讨论的很早阶段起就同意这一点。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法国也应负起这些道义上的责任。此外没有任何交易。有关的所有安排(如同上文业已解释的)都在前边特别加上一项声明，规定在受到威胁时除了一起商议外双方并不承担进一步的义务。但是事实仍旧是整个法国舰队留在地中海，只有少数巡洋舰和小舰队保卫法国的北部海岸和大西洋海岸。与那次海军力量重新部署同时，虽则不是按照这个部署和依靠这个部署，我们将全部战舰集中国内，只有一些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为保护英国利益留在地中海。法国人按他们自己责任心作出他们的决定，不受我们方面的任何影响，而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却得到了加强国内战线的好处。不管我们怎样否认承担义务，但到紧要关头，我们能够光荣地站在一旁，眼看没有防卫的法国海岸在我们主力舰队眼皮底下和射程之内受德国“无畏”级军舰的蹂躏和炮轰吗？

然而在我看来，在讨论的初期，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会作出让步以换取我们不参加战争，无论如何他们要使得头几场陆上战役中没有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们会这样做。我过去和现在一贯深信，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与独立，我们不能允许德国的侵略行为将法国征服。从最早时候开始，我始终集中注意我们对比利时的道义责任，我坚信德国人一定不可避免地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这个阶段我觉得比利时不很强大。我认为她不大可能抵抗。我认为比利时将作一些正式抗议而后投降，星期二(28日)与我共进午餐的基奇纳勋爵也表示同意这一观点。在列日和那慕尔郊外有可能放上几枪，然后这个不幸的国家会在占压倒优势力量之前低下头来。也许甚至在她们之间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德国人自由通过比利时。否则德国为何做了所有这些准备——沿比利时边境建造巨大的军营、多少英里的铁路专用线、错综复杂的铁路网？在比利时的态度这个重大问题上，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有可能会出差错吗？

我们不能预见星期天和星期以及随后那个星期里在比利时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我了解比利时这个国家，我们与她在刚果和其他问题上一直有许多分歧。我在已故国王利奥波德的比利时身上看不到阿尔贝特国王领导的英雄国家。不管比利时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生存处于危急关头的法国，法国的陆军根据我的判断肯定不如将进行攻击的那些军队，她的毁灭将使我们单独与耀武扬威的德国对峙。此时法国在逆境中学会了维护和平，处处谨慎小心，追求彻底的民主政治，过去她已被夺走两个富饶的省份，将要遭受占压倒优势的暴力的最后毁灭性打击。只有英国能恢复平衡，能保卫世界的公正。不管其他任何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一个星期以后，每一颗英国人的心为小小的比利时而燃烧。为了拯救比利时，劳动者们纷纷离开农舍赶往兵站，他们没有学过打仗，但他们的血管里却流动着民族的不屈的精神。但在此时，人们所想的不是比利时而是法兰西，解救比利时和各种条约的约束是不列颠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光荣责任，如英国政府一贯申明的那样；也就是在这个依据上我个人与其他人一起，表明了我的立场。

现在我想检查另一个问题：若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早期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是否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早期指的是什么时候？假设在阿加迪尔危机以后或者在1912年新德国海军法公布之时，外交大臣冷静地建议与法俄两国缔结正式同盟，并在同盟成立以后为贯彻军事条约而强制组建一支适合于我们的责任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军队；假设我们像一个统一民族那样采取这个行动，谁能说那样就阻止了或加速了战争？但是联合采取这个行动机会何在？当时的内阁决不会同意这类举动，我怀疑四位内阁大臣是否会赞成。假设内阁对它意见一致，下院也决不会接受他们的引导。因此外交大臣将不得不提出辞呈。

他鼓吹的政策将遭受谴责或者强烈的驳斥；随着驳斥将是绝对否决所有这些非正式的准备工作和否决不承担责任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正是建立三国同盟防御力量的基础。因此，爱德华·格雷爵士若在1912年采取这样的做法，后果只会使英国瘫痪，使法国孤立，增添德国的优势和力量。

现在再假设，在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之后，外交大臣向内阁建议如此来处理问题，即德国若攻击法国或侵犯比利时领土，英国就向德国宣战。内阁会同意这样一种做法吗？我不相信它会同意。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星期一就这样说，要是德国进攻法国或比利时，英国将向她宣战，是否还可能有时间挡开大灾难？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商榷余地的。但是现在我们对当时柏林事态的了解可以表明，即使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深深受到他们先前行动的约束。他们眼见英国精心策划的公告，说舰队正在集中。这件事至少是严重而沉默的警告。在这种印象促使下，德皇一回到柏林，就在同一个星期一及随后几天作出巨大努力，使奥地利恢复理智，借以防止战争。但是他从来不能抑制发生的事情，又抵制不了种种思想的感染。不管情况如何，我可以肯定，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真的发出刚才提到的那种最后通牒，内阁必将分裂；我还相信，到星期三至迟到星期四下院必定驳斥他的行动。世上没有比德国的行为更能将不列颠民族推向战争。倘若英国在德国的行为之前采取最后通牒的行动，那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这比我们所持的谨慎态度更坏，因为这种态度可以让我们国家团结一致地投入战争。星期三或星期四以后为时已经太晚。等到我们可以发出坚定的警告时，发出警告的时机肯定已经过去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与法国的协约以及从1906年起出现的双方陆海军商谈，令我们陷入使我们只有同盟的义务、却没有同盟好处的一种境地。一个公开的联盟，倘若能在较早的时候和平缔结，它会在德国人内心起抑制作用，或至少能改变他们军事上的如意算盘。而现在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援法国，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可是事实上，从谈判的内容而言，我们对法国的帮助似乎不很肯定，以致它对德国人所起的影响没有它应起的大。此外，反过来说，如果法国处于侵略位置，我们不会有同盟者的明确权利去影响她用和解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由于法国的侵略心态使战争爆发而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将被指摘为遗弃盟国。倘若法国被打败，无论如何我们将遭受极为严重的危险。

然而并不需要节制法国态度。为公正地对待法国，需要明确声明，法国政府在这个可怕关键时刻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她毫不犹豫地同意能带来和平的每个建议。她有意回避每种形式的挑衅行为。她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全把掩护的部队撤退到边界后相当远的地方。面对不断集合的德军，法国推迟她的动员直到最后时刻。直到德国直接要求她取消与俄国缔结的条约并放弃俄国，法国才接受挑战；即使她答应德国要求，如我们现在知道，她仍会碰到进一步的最后通牒，要求她让德国军事占领图勒与凡尔登要塞，作为她保持中立的担保。法国从来没有任何机会让自己逃脱磨难。甚至愿作懦夫愿受侮辱也救不了她。德国人已下决心，不论什么原因爆发战争，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打败和占领法国作为首要任务。德国军事首脑渴望发出战争信号，对战争结果有充分把握。法国只能无效地乞求怜悯。

她没有乞求。

我对这时形势思考越深，我越相信我们走的是展现在我们和任何英国内阁面前的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我深信，走这一条道路比采取其他行动阻力要小。

02.

听了星期一的内阁讨论并研究了电报以后，我在当晚向全体总司令发出如下绝密警告：

1914年7月27日

这不是警报电报，但欧洲政治形势使得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之间的战争决非不可能。根据这个看法请准备注意可能的敌对军舰，并考虑你们指挥下皇家海军军舰的部署。措施是纯预防性的。不必向非必要人员传达。保守最大的机密。

星期二(7月28日)早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发出如下备忘录，他当天在页边加注作为答覆复：

1914年7月28日

1.看来扫雷舰应悄悄地集合在某个适当的地.点，以便战列舰移动时加以护送。与舰队一起北上。

2.给我一份你建议的存煤位置和取煤措施的简短说明。已执行。

3.我推测“火鸭号”与“猎狗号”现在将加入各自的小舰队。是。

4.应考虑泊在爱尔兰海岸的所有军舰在动员时即可使在接到警报电报时应驶往它们的战位，不得稍有延迟。命令已发出。

5.应悄悄地动员“胜利号”，使她作好准备，率领可利用的驱逐舰堵住在中国的德国旗舰。德国重型巡洋舰在中国海域的位置不妨碍这个任务的完成。请审查并报告这次动员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利条件，然后我们能讨论在目前情况下此事是否值得进行。去中国的中队必须能在警报电报发出和必须采取大行动之前集中。没有“胜利号”，我敌之间的优势差距不大，从其他战位的军舰增援缓慢难行。外交部同意便立刻执行。应立刻在香港集中。

6.你应考虑“格本号”在波拉的位置是否能证明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舰队是正确的。会议决定“不能证明”。

7.昨天，与首相磋商后，我个人与帝国总参谋长一起布置，要求对军火库与贮油罐实施更加严密的保卫以防坏人破坏和空袭。这些措施现已执行。请参阅所附帝国参谋长来信和我的的复信。你应指示作战司司长从陆军邵取得已作了什么工作的详细信息，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生疏漏，须作必要的说明。亲自与帝国参谋部的军官一起解决。

8.应要求空战司司长报告昨天集中在泰晤士河口湾附近飞机的正确位置。并进一步说明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以促使空军与负责防空炮火的陆军邵门之间取得完全了解。如要避免发生事故，这点有特别重要性。已做。登记薄。

W.S.丘吉尔

海军部于29日星期三正式发出“警报电报”。同一天我从内阁得到授权实施“预防时期”规则。奥特利、汉基和一般说来整个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现在要经受考验。结果发现他们的工作在各个方向都很彻底、很全面，紧急措施开始在全国上下引起公众惊讶。海军军港变得空旷，桥梁有人保卫，汽轮接受登船检查，守卫者沿海岸严阵以待。

我们的战争安排包括对建造中舰只的精心方案。1912年曾采取措施使这方案长期有效直到如今。其原则是战争开始头3个月应集中一切努力完成定在头6个月中完成的舰只，其他完成日期较远的舰只推迟建造。这个措施保证在.战争爆发早期几个月中有最大可能的优势，使我们在对付较远可能发生事情之前，有时间了解它是哪一种战争以及如何发展。当然这个方案包括在英国为外国建造的所有舰只，在这种舰只中有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战列舰、为智利建造的3艘小舰队指挥舰、为希腊建造的4艘驱逐舰和为巴西建造的3艘小型重炮舰。还有别的重要舰只，包括1艘智利和1艘巴西战列舰以及1艘荷兰巡洋舰，这几艘军舰直到很迟才完成。土耳其的战列舰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只有7艘“无畏”级战舰的优势，所以不能没有这两艘很好的战舰。我们更经不起眼见它们落入敌方手中有可能用来对付我们。要是我们把它们交付给土耳其，情况将是它们与“格本号”一起组成一支敌对力量，如要监视它们，英国则需要不少于5艘“无畏”级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这样，英国军舰数字不但没有增加两艘反而减少3艘。土耳其战列舰中的1艘(“雷沙迪埃号”)当危机开始时由阿姆斯特朗船厂正在泰恩河上建造，实际上已经完成。500多名土耳其水兵已经到达准备接收，他们居住在泰恩河上他们的汽轮中。他们如果登上军舰，不理会造船厂的工人，升起土耳其的国旗，这将是巨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极为困难的外交局面。我决定不冒危险，7月31日我下达书面命令，以足够的陆军卫队登上这艘军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让土耳其人上舰。这个行动的深远意义我将在下章中叙述。

读一下德国官方历史，看看他们对我们备战工作的了解程度，这将很有趣。

7月28日下午6.20，柏林收到发自德国海军武官的如下电报：

“海军部没有发布军舰调动的消息。第二舰队保持满员。设在海军基地的学校关闭；采取初步措施召回请假人员。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第一舰队仍在波特兰，一支潜舰小舰队离开朴次茅斯。据臆断海军部正在悄悄地为动员作准备。”

当天稍晚时候，他又发来如下电报：

“如已有电报报告，英国舰队正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准备。概括言之它们的分配如下：第一舰队集合在波特兰。原驶向直布罗陀重新装备的战列舰“柏勒罗丰号”已召回。第二舰队的军舰俱在基地；它们全都满员。海岸旁的学校没有重开。第二和第三舰队的军舰已上足煤，备足军火与供应品，俱在它们的基地。由于训练了后备人员(刚完成)，第三舰队能比平时更快地配置人员，这些人员有或多或少的经验。在48小时内即可配齐，这是泰晤士报说的。驱逐舰和巡航小舰队以及潜艇，有的已在它们的战位，有的正在驶向战位的途中。不再准假，请假的军官和水兵业已召回。

“在海军基地和船坞人们奔走忙碌；此外还采取了特殊预防措施，所有船坞、军火库、油库等处均有卫兵守卫。船坞中船只修理工作速度加快，大量工作在夜间进行。

“报纸报导地中海中队已离开亚历山大港，据说它将留驻马耳他。

“所有军舰和中队均得到命令随时准备出海。

“外表保持完全平静，因此有关舰队的令人吃惊的报导不引起忧虑。

“舰只调动过去一般由海军每日公布，从昨天起已停止公布。……

“以上准备工作是海军部独立进行的。不管是谁的命令其结果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德国海军武官的电报说明他本人消息极为灵通。如我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三年前我任内务大臣时签署了开拆某些人士信件的一般授权令，这个授权令揭露了存在于所有军港的正规特务网络，这些小特务主要是接受德国津贴的英国人。如果我们逮捕他们，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其他人便会接替他们。因此我们认为，较好的办法是侦察出他们后让他们自由自在。(这样做，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日常通讯——由我们小心地发送——中看到这三年内他们向柏林的给钱主子都报告些什么，我们也完全知道何时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反对让德国政府知道整个海军正在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的确，除了细节外，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把形势看得多么严重是符合我们希望的。但是现在到了拉下帷幕的时间了。我们不再让那些人传送信件，几天后按照给内务部的通知，所有这些为了每月几个英镑而出卖祖国的小叛徒们统统锒铛入狱了。德国人要一下子组织别人取代他们决非易事。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详细叙述。早在7月28日星期二，我觉得舰队应进入战位。它必须立即秘密地进入战位；它必须向北行驶，因为德国的海军或陆军当局会尽最大努力避免与我们冲突。如果舰队这样早出发，就不必经过爱尔兰海峡向北行驶。它可以通过多佛尔海峡和北海，这样英格兰岛一天也不会没有掩护。而且走这条路线既可以节省燃料又可以节省时间。

因此在星期二上午10时光景，我将这个意见告诉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他们表示衷心的赞成。我们决定舰队应在29日早晨离开波特兰，算好出发时间让舰队在晚上黑暗中通过多佛尔海峡，这样它可以不露灯光高速穿越这些水域，并以最大的警惕心驶向斯卡帕湾。将此事告知内阁令我担忧，因为有被错误地认为是可能破坏和平机会的挑衅行为。把英国舰队在领海内从一个港口调动到另一个港口告知内阁是不寻常的。因此我只告诉首相，并立刻得到他的批准。命令相应地发给乔治·卡拉汉爵士，他出乎意料地得到通知，舰队由副司令率领出发，他本人则由陆路经过伦敦前往，以便我们有机会与他面商。

海军部致国内舰队总司令

1914年7月28日，下午5时发出

明天星期三，第一舰队离开波特兰去斯卡帕湾。目的地除海军将官与指挥官外一律保密。如在海军部时对你们要求的那样，由海军中将任指挥率第二中队，从波特兰出发的路线是先向南行进，然后来一个中等弧度转折驶向多佛尔海峡。各中队在夜间熄灭灯光驶过海峡，在向北行进途中须从沙洲的外侧通过。“阿伽门农号”留在波特兰，第二舰队将在那里集合。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庞大的舰队率领着它的小舰队和巡洋舰，一个中队跟着一个中队缓慢地驶出波特兰军港，几十座宏大的钢铁城堡穿过有雾的闪光的海面赶它们的路，像巨人低下头作焦急的思索。随着夜色降临，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描写为，18英里连续的战舰在一片漆黑中以高速行驶通过狭窄的海峡，驶往北方无垠大海，它们担负着保卫祖国自由与荣誉的责任。

虽然会推理的德国海军部似乎并没有获知英舰运动的消息，否则它有可能并有时间布下潜艇或水雷的陷阱。当30日星期四早晨在每日参谋例会上，旗舰报告她自己与全部舰队已驶至北海中心区域时，我们都以非常满意的心态交换会意的目光。②

德国大使立刻为这次舰队调动向外交部表示不满。根据德国官方海军史，他是在30日晚上向他的政府报告的。当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作如下回答：

“舰队的调动丝毫没有进攻性质，这支舰队不会接近德国水域。”

德国军史作者补充说，“但是，这支舰队的战略性集中，随着她转移到苏格兰港口，实际上已经完成。”这是正确的。我们此时处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控制事态发展的位置上，难以看出对手如何从我们手中夺去这个优势。在宣战前或在宣战的同时德方使用鱼雷突然袭击的恶梦，无论如何永远过去了。我们至少能在10天以前就理解这点。倘若战争来到，没有人会知道到哪里去找英国舰队。在浩瀚的荒凉大海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群岛的北边，存在这个强大的组织，它时而这样巡航，时而那样游弋，隐藏在浓雾和风暴中。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们能从海军部大楼与它们讲话。国王的军舰现在正在海上。

————————————

①指马什先生和现为詹姆斯爵士的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

②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得知费希尔勋爵在办公室，我请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事情，看得出他非常高兴。

时时出现愚蠢的报导，说这次舰队的北遣是据费希尔的建议做的。据费希尔勋爵所写书中的正确记载，他与我的会见是在30日。舰队实际上通过多佛尔海峡是在前一个晚上。我认为有必要把事实写下来，宣战以前在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上，我唯一的海军事务顾问是第一海军大臣。

第08章、海军的动员

7月31日—8月4日

01.

内阁完全同意爱德华·格雷爵士发出的每一份电报和他处理危机的方法。但是如果外交大臣的努力失败和欧洲大陆战争开始，还是有大部分人会坚决拒绝考虑英国以武力干预。于是，当可怕的一周即将过去和战争爆发成为不可避免时，如此长久地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治机体的破裂似乎有可能迅速来到。这一周我在官方圈子里度过，见到的几乎全是内阁同僚和海军部同事，穿过皇家骑兵卫队来往于海军部大楼与唐宁街之间。每天来到的电报表明欧洲的局势日趋黯淡，内阁会议在日益紧张中结束。我拉动了使海军组织相继进入全面准备状态的种种不同杠杆。务须时刻记住，如果能保住和平，我们就不得不向由自由党控制的下院为这些惹起虚惊的耗资巨大的行动逐一进行辨解。一旦下院认为形势并不危险，那就必然进而认定英国参与欧洲大陆斗争本来就是犯罪性质的发疯。但是经常把内阁的主要讨论导入纯技术渠道是实际上办不到的。因此对我来说，有必要为当时必须要做的许多事情承担奇怪的招人反感的责任。我还必须考虑政府机构的破裂。根据国会议员的报告与信件来判断，下院的态度似乎最捉摸不定。

星期四晚上，我通过F.E.史密斯先生①认识了几个北爱尔兰统一党领导人。我告诉史密斯先生欧洲形势的日益严重和欧洲到处增加军备。我告诉内阁没有达成最后决定，和我曾收到一二位有影响的统一党人的信，他们在信中强烈抗议，反对我们被拉入欧洲大陆的战争。我要求知道史密斯与他的朋友在这个极端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他即刻回答说，他本人毫无保留地站在法国与比利时一边。他与集聚在爱德华·古尔丁爵士在沃格雷夫家里的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等人商量后给我送来一份书面保证，第二天星期六我让阿斯奎斯先生看了这个书面保证。

在内阁会议上我要求立即召集舰队预备役官兵，完成海军的准备工作。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根据是德国海军正在动员，我们必须同样做。对于海军组织动员的事，消息灵通的内阁成员经过尖锐争论后认为，这个步骤对我们国家安全而言并无必要，因为动员只影响舰队内的一些最老的军舰，而我们海军主力已经作好作战全面准备，舰队已经进入战位。我回答说，这些固然是实情，但我们需要第三舰队的军舰，特别是较老的巡洋舰，以完成我们作战计划中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可是我未能成功地取得同意。

星期六晚上我独自在海军部进餐。每隔一会儿就有国外电报放在红色盒子中送来，盒子上印有指定在预警时期使用的“小组委员会”专用标志。电报来得相当频繁，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文后留给我头脑里的印象是，还存在和平的机会。奥地利同意召开会议，沙皇与德皇间传递亲切的个人呼吁。在我看来，根据我按次序读一连串电报的印象是，在最后时刻爱德华·格雷爵士可能成功地挽救了局势。在大国之间迄今未放一枪。我不知道陆军与舰队能否将动员状态保持一段时间，若不遇上战斗而后再复员。

当另一个外交部盒子来到时，我几乎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展开电报读到了“德国向俄国宣战”。电报没有别的内容。我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从花园边门进入唐宁街10号。我在楼上首相的起居室找到他；与他在一起的有爱德华·格雷爵士、霍尔丹勋爵和克鲁勋爵，可能还有别的大臣。我说，尽管与内阁决定相左，我打算明天早晨立即动员舰队，我愿在次日上午对内阁负全部个人责任。首相感到自己受制于内阁，所以，没有说一句话，但从他神态中清楚表明他完全同意。当我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一起走下唐宁街大门的步阶时，他对我说，“你知道我刚刚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告诉坎邦我们将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我回到海军部立刻发出动员的命令。我们没有合法权力征召海军预备役官兵，因为鉴于内阁决议没有向国王提呈公告，但是我们有很大把握舰队士兵会毫不犹豫地服从召集令。这个行动于星期日上午获内阁批准，几个钟点后国王公告发布了。

需要作另一个痛苦的决定。乔治·卡拉汉爵士指挥国内舰队已经延期一年，到10月1日结束，业已宣布到那时由约翰·杰利科接替他的职务。而且我们的安排还规定，若有战事约翰·杰利科爵士应担任副司令职务。第一海军大臣与我和乔治·卡拉汉爵士(在他30日北上经过伦敦时)开了一个会。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决定如果战争发生，有必要立刻任命约翰·杰利科爵士任总司令。我们恐怕乔治·卡拉汉爵士的健康和体力担当不了即将加在他身上的极度紧张的任务；在欧洲战争的情况下，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约翰·杰利科离开伦敦，携带密封的命令去舰队，指示他在打开密封时就接过舰队的指挥权。8月2日晚上我们想到战争不可避免，便打电报给两位海军将军，把海军部的决定通知他们。对于乔治·卡拉汉来说，在这样关键时刻他必须交卸职权自然是一个残酷打击，他的抗议得到实际上所有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主要将领和约翰·杰利科本人的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更换舰队指挥也是严重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贯彻我们认为正确的决定，而且一小时都不耽误。约翰·杰利科爵士在8月3日晚接过指挥权。刚办完接交仪式，他几乎立刻收到海军部命令，命令舰队于4日白天出海。

星期日内阁几乎整天开会，到午餐时分看来好像原来占多数的人让步了。目睹这么多能干的同僚悲哀和恐惧的神色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人们能做什么呢？在午餐间歇时间，我见到在这种非常时刻表现出十足岩石精神的贝尔福先生，我得知统一党领导人态度软化，正式以书面向首相保证他们无条件的支持。

我回到海军部。我们打电报给舰队总司令：

“今天8月2日2.点20分，交给法国和德国大使如下照会。‘英国政府不再允许旨在攻击法国海岸和法国船舶的德国军舰通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

“准备对付突然袭击。”

同时事态的发展时影响舆论。当内阁在星期日早上开会时，我们就听到德国军队侵犯卢森堡大公国的消息。当天晚上，德国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第二天比利时国王的呼吁来到，要求负担保责任的大国维护有关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条约的神圣性。这最后一着是决定性的。到星期一，阿斯奎斯先生同僚中的大多数人认定战争已不可避免。星期一早上在不同气氛中重新讨论，似乎可以肯定将有许多人提出辞呈。

星期一上午内阁会议散会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就当天下午去议会做报告中的重点与一般语调获了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正式批准业已完成的舰队动员和陆军的紧急动员。在向德国提交最后通牒和对德国宣战问题上没有作出决议，更不用说派军队去法国了。任何一次内阁会议未作出过这些最重要的决议。它们是受形势所迫，仰赖首相的权威才通过的。我们去往下院聆听外交大臣的报告。我不知道我们同事中哪一位提出辞呈或者战时政府的构成将是什么样的。议会方面的表现是惊愕而不失坚定。没有人能够误解它的意图。爱德华·格雷以尽量温和的语调做报告。为了不为将来的谴责留下把柄，他告知议会德国人愿意遵从英国的要求，不派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他以低沉的语调展开演讲，对进入战争这个沉重的话题进行了从容不迫的阐述。当他讲毕就座时已拥有议会压倒多数的支持。他和我都不愿在议院长时间逗留。一到外面我问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说，“现在我们要发给他们最后通牒，在24小时内停止入侵比利时。”

有几位大臣还紧紧抓住希望，认为德国会顺从英国的最后通牒，制止她的陆军向比利时猛冲。这就像要阻止山崩和终止下水时正滑在半途中的大船一样困难。德国已与俄国与法国交战，可以肯定她将在24小时内也和英帝国作战。

在内阁紧张讨论的全过程，人们心中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争论必须在这些讨论结束时开始。必须说服议会、整个国家和自治领。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论据是令人信服的，反应必然是有价值的，我对此从不怀疑。但是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政治任务等待着我们，我在内心中仿佛不仅看到了拥挤的下院，而且看到举国上下人民到处召开令人生畏的集会，要求全面而迅速地证明，以人民的名义采取的惹火烧身的行动是正当的。但这样的担心很快消失了。当会议室的大门打开、大臣们来到户外时，不列颠民族已满怀古老的勇武之气沸腾了起来。整个帝国已迅速地拿起了武器。

“人们见面时交换情绪高涨的神色，

他们跨着比平时更大的步伐，

朋友们赶快祝贺他们的朋友，

在他们经过时宿敌也要敬个礼。”②

02.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正在上演有强烈趣味的戏剧，它最终证明有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战争爆发，压到一切的最为重要的是法国与德国陆军交战将产生极大的震撼。我们知道法国人指望把他们来自北非的最优秀军队全部放在战线上，每一名士兵都是必需的。我们还得知，他们打算把北非军队在法国舰队的一般保护下(没有单独的护航舰队或护航体系)以运输船队能装载的最快速度运过地中海。法国参谋部计算，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大部分军队能越海过来。布置在长长的运输船队与奥地利舰队之间的法国舰队为安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是在地中海有这么一艘军舰，其速度大大超过法国海军的每一艘军舰，她就是“格本号”。在地中海可以与“格本号”在速度上比赛的重型舰只只有3艘英国战列巡洋舰。看来由于“格本号”可以任意在300或400英里的战线上选择任何一点作战，它将容易地躲开法国战列舰中队，不理会或超过法国的巡洋舰，突入运输船队，一条一条地击沉满载官兵的这些船只。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这艘军舰被派到地中海执行的正是这个任务。为此，作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早在7月28日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建议增派战列巡洋舰“新西兰号”去增援我们的中队。几天后，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法军总司令韦·德·拉佩雷雷海军上将采取了一种运送军队的护航办法。8月4日他谨慎地推迟载运军队直到他能布置足够的护航力量。可是这个计划改变没有通知我们海军部。

7月30日我叫人取来过去给地中海指挥部的作战命令，并与第一海军大臣对它们作全面研究。这些在1913年8月发布的命令必须考虑到政治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其中包括：英国只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及奥地利作战，或与德国、奥地利及意大利作战。可能英国和法国结盟对上述对手中一个、二个或全部作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简言之，如果英国单枪匹马对付全部三国同盟，我们暂时必须放弃地中海，集中力量于直布罗陀。在其他各种情况下，我们的集中地将是马耳他，要是法国是我们的盟国，我们的战舰中队将与她的中队联合进行决战。现在看来有必要向地中海总司令发布更特殊的信息和指示。

海军部致地中海总司令

1914年7月30日

如果战争爆发而英国和法国参战，现在看来可能的是意大利将保持中立而希腊可能成为盟国。西班牙将对我们友好，也有可能与我结盟。可是意大利的态度难以肯定。特别重要的是在我们弄清意大利何去何从之前，你的中队不要急于与奥地利的军舰进行战争。你的首要任务是用掩护的方式帮助法国舰队运送他们的非洲军队，如有可能应与单独的德国快速军舰特别是“格本号”作战，此舰可能对军队运送构成威胁。什么时候你可以与法国将军商议，我们将用电报通知你。除非与法国舰队联合才可进行决战，否则在这个阶段不要与对方的优势军力作战。你中队的速度足以使你能选择战机。在战争开始时你必须珍惜你的力量，我们希望以后能增援地中海。

对这些指示，第一海军大臣与我完全意见一致，这些指示给予总司令在指挥海战中作指导；它们警告他不要和奥地利舰队打未成熟的孤立无援的仗，此时我们的战列巡洋舰和巡洋舰将面对奥地利的“无畏”级战列舰。这些指示告诉总司令帮助法军运送他们的非洲军队，并且告诉他怎样帮助法军，也就是“用掩护的方式和如有可能应与单独的德国快速军舰特别是‘格本号’作战。”只要英语可以用作传达思想的工具，我们运用的话似乎表达了我们想说的意图。

伯克利·米尔恩爵士相应地于7月31日给我们答覆，他说他将集中部队作好准备，以便支持法国舰队保护运送兵员，他正确地舍弃我们在东地中海的贸易，让它那里自己设法应付。他完成了这些布置后要求我们准许他与法国将领进行磋商。这个要求直到8月2日才予批准，那天下午7点6分我给全世界我们的舰队总司令发了如下电报：

“形势非常严峻。准备迎击突然袭击。假设英国决定成为法国对付德国的同盟者，你们可以与你们所在地法国高级军官联络进行协同作战。

当天早些时候，我本人和第一海军大臣用姓名首字母签字发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如下电报：

必须用两艘战列巡洋舰跟踪‘格本号’。亚得里亚海的进口必须派巡洋舰和驱逐舰把守。你自己留在马耳他附近。据信，意大利将保守中立，但你尚不可完全指望这点。”

8月3口上午12点50分我又亲自草拟一份电报发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强调“格本号”比所有其他目标有更大的重要性。

“把守亚得里亚海进口应继续下去，但‘格本号’是你的目标。盯住她，跟踪她到她去的任何地方，准备在宣战时行动，宣战看来不但可能而且将已迫在眉睫”

8月4日凌晨，我们高兴地得到地中海总司令给海军部的如下消息：

“‘无畏号’和‘不倦号’跟踪‘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到北纬37'44东经7'56。”

我们的回电是：

“非常好。打住她。战争迫地眉睫。”

(这点现在执行)

“要将‘格本号’强行阻挡，以免她干扰法国运兵行动。”

(这.点等待及早证实)

然后我向首相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报告了地中海形势和关于我想给予更多指示的愿望。他们几人均表同意，但是首相认为应向内阁报告这些情况，并要求内阁批准，内阁会议立即召开。由于这个原因，我赶往内阁前又发出如下电报：

“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船，你应立刻进攻她，但事先你应向她发出公正的警告。”

可是内阁正式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在最后通牒期限届满前我们不应采取战争行动。英帝国道义上的完整决不可在这庄严时刻为了击沉一艘军舰而受到损害。

当然，“格本号”没有攻击法国运输船队。事实上，虽然我们在当时不知道这点，她已离开法国运输船队的航路驶往他处，当时‘无畏号’和‘不屈号’目睹她远去。但是，即使她攻击运输队，英国内阁的决议也将阻止我们的战列巡洋舰进行干预。这个决议明显地带有更严厉的非遵守不可的否决含意，即如果她没有攻击法国运输船队，即使当她处于我们火力控制下的时候也不准向她开火。我不能破坏这个决议。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几乎不曾想到，这种可尊敬的克制精神要我们和全世界付出多大代价。

由于内阁的这个决议，第一海军大臣根据我的指示由海军部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全体军舰

8月4日下午2点5分

英国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将于8月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午夜12点届满。在那个钟点以前不准采取战争行动。到那个钟点，海军部将发出开始对德作战的电报。

对地中海“无畏号”和“不倦号”的特别附言：

撤梢对“无畏号”和“不倦号”所作的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船队可向其开火的授权。

几乎与此同时我收到第一海军大臣送来的备忘录：

海军大臣，8月4日

鉴于意大利宣布中立，建议致电地中海总司令，通知他和叮嘱他严格尊重此事，不准军舰驶近意大利海岸6英里以内。

B.

考虑到在这决定性时刻，如果发生偶然小事引起与意大利的麻烦将是多大的灾害，我批准第一海军大臣的预防措施，我用书面作答：

8月4日

照你的意见办理。外交部应将此点通知意大利政府。

W.S.丘吉尔

于是，下午12点55分海军部发给地中海总司令如下电报：

意大利政府已宣布中立，你应严格尊重其中立，不允许陛下政府的任何军舰进入意大利海岸6英里以内。

这样一来，如后来事实表明，肯定不可避免地使捕捉“格本号”的任务变得复杂；但并没有复杂到完全无法执行的程度。

下午我将如下备忘录送交参谋长和第一海军大臣：

1914年8月4日

我推测你们已将我们的意向通知法国海军部，并与法国舰队建立了各方面的最密切合作。如果尚未做到，应立即完成。

W.S.丘吉尔

根据我的备忘录，参谋长发给所有海军基地如下电报：“你们可以与在你们驻地的法国军官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这个漫长夏天的整个下午，3艘大型军舰(有追赶的有被追赶的)在紧张而令人难受的平静中在地中海水域劈浪冲刺前进。“格本号”随时都可能遭到1万码距离以内16门12英寸大炮的轰击，射出的炮弹可达其本身金属重的3倍。在海军部我们忍受焦急等候消息的折磨。

大约5点钟，路易斯亲王说天黑前还有时间击沉“格本号”。面对内阁的决议我不能出声。除非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否则任何事情都不能为践踏内阁权威提供充分理由。我们希望第二天击沉她。她能到哪里去？看来波拉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她唯一的躲避所。根据国际法，她去任何其他地方都会被扣留。土耳其人严密地保守他们的秘密。随着夜晚的阴影降落在地中海上，“格本号”增加速度到24节，这是我们两艘战列巡洋舰能行驶的最大速度。可是她进一步增速。我们早已知道她能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达到特别高的速度，甚至高到26或27节。凭借这一点，她摆脱了不受欢迎的伴侣，渐渐消失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中。

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再谈有关她的事情。

03.

下午5点50分我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全体军舰。

致全体军舰的电报。开战电报将在午夜发出，授权你们开始对德作战。但考虑到我们的最后通牒，他们可能决定在任何时候开火。你务必为此作好准备。

现在，经过前10天的紧张和震动，我们海军部的人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和间歇。所有决议全已实行。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已经发出，当然肯定会被拒绝。战争将在午夜宣布正式开始。就我们能够预见的范围内，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俱已就绪。动员是彻底的，每艘军舰都在战位上；每个兵员具在岗位上。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个英国舰长和将军都警惕着，他们只等待信号发来。那末将发生什么呢？似乎下一步行动取决于敌人。他将做什么？他贮藏着某种意想不到的致命武器吗？某种长期计划和完善的可怕产品，随时准备在我们头上爆炸吗？我们在外国海域的军舰已经记下它们的德国对手的特征了吗？要是能这样，到了早晨在远洋一定会发生多次巡洋舰的战斗。电报从我国海岸的不同海军基地源源而来，报告军舰的移动和见到敌人舰只的谣传。就在呼唤理智的声音将被炮声淹没之际，电报纷纷从欧洲使领馆传来。在海军部的作战室，我坐着等待消息，人们能听到时钟的滴答作响。从议会街传来人群含糊不清的说话声，但声音听来在远处，世界显得十分寂静。为生存斗争的喧哗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废墟与死亡般的沉默。我们将在地狱中醒来。

我有一个奇特的感觉，好像在等待选举的结果。竞选的骚动似乎结束，选票正在点数，几个钟点后即将宣布结果。你只有等待，但等待的是什么结果！虽然我职位赋予的特殊责任使我(在其他众人中间)必定要在所有有关战争准备中提高警惕和走在前面，但如在这几页文字中所表明，我敢说，在战前这些岁月中，我在从属性的职位上，从来没有故意地或乐意地损害过和平解决的机会，并尽我最大努力在有机会的时候尽可能建立英德之间的良好关系。感谢上帝我能在这个时候也感到，我们国家并没有有意挑起这场战争。即使我们在处理这次可怕危机上犯了一些错误，尽管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在内心最深处我们能说，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做。德国看来是低头向前猛冲并下定决心奔向她自己的毁灭。如果这是她一直有意要做的事情，如果这就是最近5年中时刻真正威胁我们的危险，如果这是在战争最终爆发以前时刻挂在我们头上的危险，那末让它现在发生不是更好吗？现在德国已使自己如此无望地站在错误的一方，现在我们已有了准备，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现在法国、俄国和英国已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

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带领法国海军将领一起来到海军部，客人们为在海峡和地中海的双方舰队合作匆匆赶来协商细节安排。他们是优秀的军人，态度十分严肃。与这些法国军官接触使人们感到这场危机确实关系到法国的生死存亡。他们谈到马耳他为法国舰队提供基地问题——为了这同一个马耳他，我们与拿破仑打了许多年的仗，它的确还是1803年战火复燃的借口。“马耳他是战争的根源！”圣·海伦娜岛上的拿破仑做梦也想不到，在法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候，法国居然可以得到这个地中海巨大基地供她支配使用，而当时拿破仑凭着自己的战略本能认定这个基地的地位至关重要。我对法国将领说，“就像它是土伦那样去使用马耳他。”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缓慢过去。

现在，经过若干世纪，古老的英国再次在反对最强大君主和主宰的战斗中站在前列。在保卫欧洲自由和公众权利中她必须再次投入艰难危险的航程，只在有星星的指引下，经过未经探测的水域，驶向未知的海岸。“历史上饱受风暴打击的船只”将再次成为欧洲大陆暴君征服世界的障碍。

现在是晚上11点——德国时间12点钟——此时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届满。海军部的窗户在温暖的夜空中完全打开。纳尔逊曾在这个屋子里接受过命令，如今就在这同一屋子里聚集一批人数不多的将领和舰长以及一群职员，手提铅笔等待着。沿着林荫路从王宫方向传来许多人汇合歌唱“上帝保佑吾王”的声音。在这深沉声浪之上突然出现大本钟的钟声；随着第一下钟声的嗡嗡声消失，一阵人群行动的沙沙声掠过屋子。体现“对德作战开始”的战争电报发往全世界悬挂白色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军舰和机构。

我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去往内阁办公室，向聚集在那里的首相和大臣们报告命令已经下达。

————————————

①伯肯黑德勋爵。

②德赖登，《奥古斯都挽歌》(Threnodia Augustalis)。

第09章、战争：陆军渡海

1914年8月4日—22日

01.

英国以前所未有的最强大军事帝国的面貌进入战争，从战略上说是声势壮观的。她巨大的舰队消失在岛国一端的薄雾里。她的人数不多的陆军匆匆地在岛国的另一端离开祖国。这两种景象在无知者眼里英国似乎放弃了她本身的全部防御手段，并将她无保护的海岸暴露给敌方的突然进攻。可是根据最可靠战略原理，这两种行动不但保证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且拯救了我们的协约盟国。宏大舰队到达战位，从此可以无可辩驳地断言获得了海洋的控制权。正规军在关键时刻到达法军战线侧翼最重要的位置。要是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能达到这个水平，今天我们将生活在更轻松的世界上。

02.

有关参战引起的分歧，由于决不仅限于内阁中起作用的强烈舆论逆流而更加严重，这股逆流主张，如果我们参战，应由海军单独参战。一些有巨大势力和影响的人物——他们以后在这场斗争中始终不倦地努力工作，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此时却坚决反对派遣一个士兵在欧洲大陆登陆。如果不是万事准备就绪，如果不是计划业已完善，如果这个计划不是唯一的计划，如果不是所有军事部署艰苦地围绕这个计划安排，谁敢说此时不会出现致命的犹豫不决呢？

8月5日下午首相在唐宁街召开非常战时会议。我记不起以前有过类似的任何集会。参加者包括与参战政策有突出关系的大臣、海军与陆军的首脑、全体高级军事指挥官，此外还有基奇纳勋爵和罗伯茨勋爵。要求对如下问题作出决议：我们应怎样进行刚开始的战争？为陆军部说话的那些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所以是团结的。根据可以公正地称为霍尔丹计划的方案，主张立刻派遣全部英国陆军去法国。那位大臣在陆军部8年任期内所作的一切导致这个方案的制订，并为这个方案而牺牲。把4或6个师的步兵(配置必要的骑兵)在动员令下12或14天内布置在法军战线的左翼，同时以由他组建的14个本土师捍卫本岛，以上就是方案的大概。根据这个方案，在陆军元帅尼科森和弗伦奇的援助下霍尔丹集中了全部人力和有限的资源。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案，但它是适合实际的方案。方案的制订经过坚持的探索和勤劳而细致的研究。它相当地反映出志愿制度产生的战时效果，以最有效和大胆的方式应用于决定性的要害目标；而制订的动员计划、铁路网络图、时刻表、基地和仓库的组织以及供应安排等等(可以写满许多卷书)，规定和保证了方案的彻底而协调的执行。一个在此重要时刻倾注了全部精力的指挥官，现在终于被选中了。留下来要做的一切是实施这个决定和发出行动的信号。

此时我代表海军部提出报告，说明我们每一方面的动员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所有军舰都已在战位上。我们将放弃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所有讨论中一直提出的那个要求，即应在英国保留两个正规师以防备敌人的入侵。就海军部而言，不单4个师而是整个6个师也即刻可以出发；我们可以提供运输他们的舰船，他们离开后我们能保卫岛国的安全。皇家海军承担了这个巨大任务。

然后讨论转到应将这些陆军派遣到什么地方。罗伯茨勋爵询问，有没有可能为便于攻击将英国陆军放置在与比利时陆军连接处，即在入侵德军的侧翼和后方。从海军部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保证在多佛尔海峡的敌人一侧完成如此巨大部队的海上运输，只能保证已经到达战位的英法联合小舰队警戒线内侧的海上交通。此外，陆军部没有为这样的紧急情况制订计划。现有计划集中考虑与法军的整体合作，不管合作在什么地方进行。就是这些没有别的。

另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英国远征军应该集中在向前多远的地方。有几位高级当权人士谈到英军的动员开始得比法军迟3天的事实，主张把英军集中在亚眠周围，以便第一个战役打响后进行插入攻击。但到会议快结束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主张出兵的人也发表了他们的主张。会议的经过使我们感到，我们必须以法国参谋部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帮助法国。

03.

宣战后我第二次去内阁开会时，发觉我有了新的伙伴。在过去7年中莫利勋爵一直坐在首相的旁边，而我一直坐在莫利勋爵的旁边。好多次我从经验丰富的邻座用铅书写的智睿短句中得到诙谐幽默的告诫，他超群的有魅力的殷勤好意为我们辛劳的工作增添光彩。有一个星期天他对我谈到决心，他说，“如果必须有决心，我不是具有决心的人。我只会妨碍那些像你这样必须担负巨大任务的人。”现在他去世了。在他的座位上坐着基奇纳勋爵。坐在我左边也是一个新人——新农业大臣卢卡斯。自从南非战争时我就认识他，当时他失去一条腿。谁认识他便会喜欢他。他开朗、快乐、易感动的品性，他诙谐、讽刺但决非不礼貌的语调，他令人高兴的风度，他不由自主的微笑，使他的朋友都喜欢与他接近，他有许多朋友，我是其中之一。内阁中他年轻，他是他周围宝贵精神财富和快乐的继承者，他似乎已迷住了其他人。

这两个人后来死在敌人之手，年轻的大臣在高空与敌人搏斗牺牲；年老的陆军元帅溺毙在冰冻的海洋中。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告诉围坐在会议桌旁的20位政治家，在这个平凡的英国内阁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将死于他们刚刚宣布的战争中，他们将有何感想。我认为他们会因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他们同胞、朋友和儿子遇到的危险而感到骄傲和宽慰。

04.

在8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基奇纳勋爵还未担任战时国务大臣，但我知道他的任命即将发表。当时兼任战时国务大臣的首相不可能担负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繁重的部际事务，他要求两位大臣商议解决。因此首相邀请基奇纳勋爵担负陆军部大臣的职务，这位陆军元帅肯定无论如何不想谋求这个职位，但他没有选择只能接受。

我与基奇纳勋爵的关系不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恩图曼战场上。当时作为21轻骑兵旅的中尉，我被派回司令部向总司令口头报告挺进的德尔维希军队的状况。他曾因我年轻，严肃地不赞同我做这项工作，并曾设法阻止我到苏丹战场服役，得知我成功地到达苏丹时感到气愤。这是第一眼见到我之前不喜欢我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我详细记述他的性格和他指挥的几次战役，写了厚厚两册，完全以忠实于批评公正的精神表达。我第二次见到他已是12年以后了，那是1910年，有人为我们正式介绍，并就陆军演习问题作了简短交谈。1912年在马耳他会议上我对他稍有了解，此后我们经常碰头，谈论帝国国防的主题。在这些交往中，我发觉他比我早年印象和听别人说起的要容易接近得多。在战争开始前一周里，我们曾两三次共进午餐和晚餐，我们讨论了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所有可能性。当他被任命为战时国务大臣时我很高兴，在战争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以密切而友好的关系一起工作。他不断就他工作的政治方面同我磋商，并在军事问题上对我日益信任。海军部与陆军部的事务非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战事初起的整个头10个月中我们几乎每天进行个人磋商。我无法忘记，当1915年5月离开海军部时，我同事中第一个(是一个例外)和唯一一个前来作礼节性拜访的就是这位工作负担过重的巨人，他的非难曾是我青年时代使我仓惶失措的经历之一。

05.

众所周知，动员起来的英国陆军是由6个正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组织良好的远征军。此外还有两个步兵师——第七和第八师——必须从整个帝国各地警卫部队中征集，或者由留在国内的远征军的多余部队组成。还决定从印度调动两个师，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土著人。在这些无疑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后边，有14个本土师和13个骑兵旅，不列颠群岛的防卫必然交托给他们。这些部队很少训练，配有少数大炮，但由有远见的和有知识的人士组成，他们不等到危险时刻来临就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目标。在6个月或有人认为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使这样的军队发挥作用。

现在基奇纳勋爵在与我们共事后第一次在内阁中用军人的语言宣布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预言性的道理：每个人期望这场战争短暂；可是战争是无法意料的，现在我们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在海上结束或单独使用海军结束。它只有以欧洲大陆的几场决战来结束。在这些决战中英帝国必须按照她的重要性与力量的比例承担她的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准备把几百万陆军投入战场并准备维持作战若干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承担我们对协约各国或对世界的责任。

内阁会议以缄默的同意接受这些话；我相信，如果基奇纳勋爵继续要求根据需要必须实行全国普遍兵役制，他的要求也会得到同意。但是他只满足于提出召募志愿人员，第一步组建6个新的正规师。这个办法远不如组建以本土军基干官兵为基础的志愿部队，这种部队的每一个单位在后继阶段中能成两倍或成4倍地增加。可是这位新的战时国务大臣对英国本土军制度知之不深和缺乏信心。这种部队的名称本身对他说来是一个障碍。在1870年战争中，他参加卢瓦尔战役(也许是勒芒战役)，在这个战役中托付给法国本土部队守卫的最主要阵地丢掉了，造成整个部队的失败。他几次对我说起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在他的心头铸成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徒劳地对他解释组成法国和英国本土军的部队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法国的本土军是从他们最后服役期征募的上年纪的人；英国的则是精明而热情的强烈爱好从军的青年。他们都是本土军，在他看来最终都一样。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增加了他的原本已是巨大任务的困难。他亲自着手组建基干官兵，成立“基奇纳军”6个师的第一个师，而后是12个师的第一个师，最后是24个师的第一个师。此时应募者潮水般向他涌来，人数达10万之多。完成这个临时凑成部队的巨大功绩必然属于当时奇迹之一。

反对强制征兵的议论无疑有它的说服力，这个议论很快又因两件事情而加强，一件是压倒数量的志愿者，另一件是缺乏武器与装备。除了正规军拥有的微小储备外，武器与装备确实没有多余。我们的军队规模很小，因而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同样很小。没有步枪，没有大炮；数量不多的炮弹与枪弹供应开始立刻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告罄。即使采取最好办法，在能够开辟来源，甚至是中等规模的新供应来源之前，肯定需要许多个月时间。人们现在第一次知道，造一支步枪比造一门大炮的时间更长；而步枪成了最迫切需要的武器。我们只有把木棍发给聚集在招募站的热切的人们。我搜索舰队和海军部仓库，凑集了另外3万支步枪，这确实意味着战场上多3万个士兵，在军舰上只有海军陆战队有步枪；水兵的最后一招，像旧时那样必须信赖他的短弯刀。

当基奇纳勋爵组建他第一批6个新陆军师之初和大量应募者蜂涌而来之前，我送给他皇家海军师，他高兴地接受了。战前，我们预见到海军在动员时将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兵站里，而我们出海的任何战舰中没有空缺容纳他们。因此1913年我向帝国国防委员会建议组建3个旅，一个由海军陆战队组成，其他两个由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人员和皇家舰队预备役人员组成。我们打算用这些旅在战争早期阶段支持国内防卫，因而从可以使用的人力资源中组建基干队伍。海军陆战队旅实际上已经存在，很清楚早在筹建新军之前这3个旅就已做好作战准备。海军志愿人员焦急地想到舰上服役，此刻他们以深深的妒忌和无限的忠诚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啊，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改变证明是命运的决定。这群勇士中战后很少有未受伤活下来的。至于他们英勇行为将在历史上英名永留，即使在这熙熙嚷嚷的时代也为人们所牢记。

06.

德国大使的离任和8天后奥地利大使回国注定要由我安排。所以在8月5日早上我派我的海军秘书胡德上将穿卜制服去德国大使馆，希望知道我们用什么方式能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感到满意和方便。尽管在法国和英国大使离开柏林时受到德国暴民的侮辱甚至攻击，我们仍以一丝不苟的谨慎态度从事工作，保证对那些我们要负责的人奉行得体的礼节。利希诺夫斯基亲王记录了他所受到的礼遇，我们的行为似乎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我写了如下通知：

1914年8月13日

“兹有海军秘书胡德持此函前来，他奉命帮助你舒适而方便地作海上旅行。如果此时你需要任何帮助，我希望你通知我。

虽然可怕的事态发展把我们两国的古老友谊撇在一边，由多年的个人交往产生的尊敬与关心不会从你的英国朋友心头逝去。”

奥地利大使要求是否可派船将他直接送到的里雅斯特，并要求将这个照顾赐给一些居住伦敦而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的奥地利平民。我随后安排多达200人登上了大使的船只。我有把握说，采取这些措施我是按照英国尊严所需要的规则行事。

07.

按照建立海军部的国王特许状和议会的命令，海军大臣向国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的一切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海军大臣本人把技术和专业管理的责任委托给杰出的水手。但是他不能由此减轻他本人理论上或实际上的责任；他应对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每件灾难他都难辞其咎。胜利的光荣理应归于取得胜利的司令官；失败或处理不当的责任必须由海军部承担，国民的谴责主要落在海军大臣身上。

那末，为政治或议会理由而任命一位没有权威性专门知识的文官大臣怎样履行其职责呢？很清楚这取决于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的性格、脾气和能力。他们两人必须协同面对迅速、连续、复杂的重大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全心全意的一致，那么国王必须在首相建议下挑选另外两人。我对自己的职责是这样理解的：我要为所有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结果负完全责任。根据这种精神，我对每一件已开展或已提出的工作，实行密切而全面的监督。此外，我对整个海军领域要求行施无限的建议和倡议权，所有发号施令只需取得第一海军大臣的同意。凡是我所做的无论对错，我希望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判断我的功过。实际上困难比想象的少。的确，经历了长时期无休止的危机和紧张，这部机器运行得很平稳。

战争开始时，身为海军上将的德国海军大臣冯·提尔皮茨，发觉自己在战略上和准战术上对舰队的控制被完全切断，处境极端严重，以致他宣称“他不懂海军的作战计划。”他被限制只能做一些纯粹的行政工作。由于要负责行政工作，他失去了大本营皇帝随从的地位。最初由冯·波尔领导的海军参谋部在皇帝身边有眼线，能收到符合皇帝意愿的最高层的暗示。因此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处境极不愉快。海军参谋部尽一切可能不使他与皇帝接近，劝皇帝拒绝他闯入最高圈子的努力。受整个国事担子重压的皇帝随时给参谋部下指令，口授未经仔细考虑的言语，这些言语嗣后又要作为不可抗拒的权威去执行。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把海战最初几个月德国舰队陷于瘫痪状态归因于这些事态。据他所说，这种情况使德国失去在最有利条件下打最重要战役的机会，实际上未经一战听凭制海权落入英国人手中，因而英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大陆。如果说我们解决海战难题的办法不完整，我们的敌人也同样如此。

08

我们知道的国内水域的海军优势差距，此时比此后战时任何时候都小。1914年8月1日集中在北方战位的主力舰队包括24艘属于“无畏”级战舰或更强的军舰。此外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停泊在昆斯敦，守卫着大西洋海岸，2艘“纳尔逊勋爵”级巡洋舰与海峡舰队在一起，另外3艘战列巡洋舰在地中海。德国人实际上动员了16艘同样级别的军舰。①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尽管我们认为他们还准备了其他2艘甚至3艘军舰，实际上这不大可能，这些就是他们的最大力量。所幸的是，每艘英国军舰已准备齐全处于完善状态。没有一艘在修理。当前即可投入战斗的军舰的力量是我们24艘对敌方确定的16艘和可能的19艘。但这些数字并不是作为整体的英国舰队的全部物质力量，更没有算入英国军舰的火力。英国舰队除“无畏”级战舰外，还有8艘“爱德华国王”级军舰，这8艘军舰显然优于余下来的8艘德国军舰。即使不提这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的信心，事实肯定是，单就我们多5艘至8艘“无畏”级战舰而言，我们就占了明确的数量优势。就巨大舰队必须预计的意外不幸事件和机械故障百分比来说，我们与敌人没有很大差距。我们因没有准备而遭受突然袭击引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对于只看表面现象的观察家来说，他从多佛尔或波特兰悬崖上往下看由六七艘军舰组成的战列中队，它们躺在底下远处就像微小的模型，显然他会对依靠它们的不列颠世界的基础感到忧心忡忡。如果英国海上官兵的智慧与勇气不是我们相信的那样；如果建造这些庞大军舰工艺不是充分可靠和精湛；如果我们水上官兵的航海技能和炮术低下；如果意外发生可怕的怪事或错误，那末双方的战斗力量可能旗鼓相当了。

人们对英国海军期望之高是容易理解的。要是德国海军要打一次大仗，现在战争开始时是最好的机会。当然，德国海军部知道我们可以使用的是什么军舰和我们已把舰队进行动员、集中起来和游弋在海上。即使他们认定不寻常的事实，即我们的“无畏”级战舰的每一艘全都准备齐全，它们中没有一艘出毛病，在德国人看来它们经受的是以最多27对16的优势与德国舰队作战——根据他们的观点这是巨大的差即。当观察扩展到整个舰队时差距还要巨大，但这种差距与6个月后、12个月后或更迟些时候他们将面对的差即相比还是很小的。因为看一下这两支对立舰队即将得到的增援力量，就能看到除了完成我们自己的舰只外，我们可以征用在我们船坞中为外国建造的战列舰。因此我们在3个月里就有7艘大战舰，6个月里有12艘大战舰一定能加入我们的主力舰队。对比之下对方能指望的3个月里只有3艘，6个月里只有5艘，这样3个月后的平衡表上为34对19，6个月后为39对21；这还没有算入在地中海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在太平洋的3艘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这艘军舰若有需要，我们显然能将它调回英国。

那末此刻是德国最有利的时机；此刻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机会。这不就是战略时机吗？难道德国人不以为运送英国陆军去法国是海军部最郑重贯注之事吗？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次胜利，即使是一个部分的胜利，也要比其他任何时候的胜利更有成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42艘德国商用巡洋舰只需片刻就能出动，就能在大海上展开攻击，我们以后需要一艘一艘地击沉它。尤其重要是，干扰和推迟英国为大力增强陆上兵力而运送陆军，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效果吗？德国参谋部信奉短期战争，他们把所有赌注下在增强陆上力量的最大努力上。德国舰队为什么不参战，为什么不在最关键时刻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发挥作用呢？它能放在其他什么用途上呢？

因此我们在海洋上寻找战机。我们期望作战，我们追求作战。关于两国海军彼此正在接近并准备在海上进行决战的消息，会受到我们舰队真正满意的欢迎，和受到海军部沉着的接受。我们不能把我们主力舰队派往黑尔戈兰湾布满水雷和潜艇聚集的区域。但如果敌人提供在任何条件下的战机，而且这个条件不至于使我们处于严重劣势，它也会被我们立刻接受。

事实上，海军部的清醒的信心有相对力量计算为基础，计算的可靠性是不容德国参谋部怀疑的。甚至作战鼓吹者的冯·提尔皮茨也在书中(第356页)写道：“反对立即作战的原因是，当战争爆发时整个英国舰队由于试验性动员已做好作战准备，然而我们只有现役的几个中队作好准备，”德国官方海军史说，“英国……由于采取试验性动员和随后的各种措施获得大范围的军事优势，尽管英国也由此必然引起纷扰与不安……但这种优势是德国不能抵消或赶上的。”德国参谋部认为，即使这是检验力量的最好机会，但是它还是极危险甚至没有成功希望的机会，所以不值得一试；于是他们的舰队一直隐藏在港口里过不光彩的日子；这样无疑使英国为海上任务而继续和大量地消耗资源，德国则取得间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不会对整个战争进程施展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等待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立刻发生任何大事情。没有打大仗。英国主力舰队一直留在海上，德国舰队没有离开它躲藏的海港。巡洋舰也没有活动。在哈里奇海岸外布雷的一艘德国布雷舰被“安菲翁号”率领的驱逐舰小舰队追逐并击沉；而“安菲翁号”在归途中经过德国雷区时触雷爆炸。此外逗留在广阔和狭窄海面上的大炮没有打破沉寂。可是在这个沉寂时期，从一开始起英国海军就不受挑战地统治着整个世界。所有在外国海面的德国巡洋舰已消失在浩瀚大海中；所有德国商船从英国显然要参战的最早一刹那起已逃往中立国的港口。潜在的以商船为目标的驱逐舰8艘中有7艘甚至一炮未发就躲起来不敢露面。德国在波罗的海以外的海上贸易从8月4日晚上起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在几天踌躇后，英国的大批商船在保险率不超过6%的政府担保的鼓励下开始出海，甚至在欧洲大陆双方主要陆军接触之前，英帝国整个大洋交通以最大规模继续进行。到8月底保险率已降到6%，此时海军部能够宣布，被认为对海上贸易构成威胁的42条德国班轮中，有11条被解除武装，拘留在美国的海港里，由英国巡洋舰在领海外监视着；6条在其他中立国海港避难，它们在那里不是被拆除设备就是受到监视；14条在德国港口，有封锁线紧紧围住，6条作为战利品落在英军手里；只有5条下落不明，这5条船的命运将在后文再叙。

当时有一些悲观预言，这些预言曾经是许多争议和文章的题材。例如说，我们商船在各大海洋将被德国袭击者攻击；为保护商业需要增加几十艘英国巡洋舰；英国商船一旦在安全港口就不想出海冒险。这切没有一件真正实现过。可以把这种情况解释为警报已经解除。战前几年里主要占据在我们心中的海军三大危险——第一，舰队遭突然袭击危险；第二，水雷的危险；第三，海上贸易的瘫痪——就像船只疾驶过后的巨浪离我们滚滚远去。

自从上一次英国海军接受任务迎接最大紧急挑战以来，100多年过去了。如果从现在起再过100年，再遇到同样环境，海军能显示出同等程度的准备，我们就没有理由埋怨我们的下代，就像他们没有理由埋怨我们一样。

09.

现在应回过头来谈谈地中海的状况。

德国司令官苏雄海军上将在深暗的夜色中把我们跟踪的巡洋舰远远抛在后面，匆匆赶往墨西拿，8月5日早上他率领“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起到达目的地。正如我们现在知道，他当时已经收到德国海军部前一天上午1点35分从瑙恩发来的电报。此电报告诉他至关重要的情报。电文说德国和土耳其间已缔结同盟，指示他立即前往君士坦丁堡。关于这个同盟条约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得到的所有报告完全是不同的意思；直到很迟我们才知道此时土耳其的态度。

一到墨西拿，“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开始从德国运煤船加煤。加煤时间占了当天一整天和一整夜以及第二天(6日)大半天。在“格本号”再次启动前整整过去了36个小时。与此同时守候在墨西拿海峡南部出口的我们的轻巡洋舰”格洛斯特号”于8月5日下午3点35分报告伯克利·米尔思爵士说，她收到的无线电讯号表明“格本号”必定在墨西拿。

英国总司令已乘他的旗舰“不屈号”于8月4日午夜后离开马耳他海峡，于8月5日上午约11时他已把他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2艘轻巡洋舰聚集在西西里与非洲海岸中间潘泰莱里亚岛外海面上。②根据他的著作叙述③，他在4日已知道德国邮轮“将军号”留在墨西拿听从“格本号”的支配。因而他相信5日一整天“格本号”、“布雷斯劳号”和“将军号”都在墨西拿。他的判断是对的。

伯克利·米尔恩的一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需要加煤。他派她去比赛大。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考虑到他相信“格本号”在墨西拿，考虑到他打算由他自己带2艘战列巡洋舰在向北的航道上守候，某些权威人士认为，让第二艘巡洋舰在马耳他加煤才是明智的预防措施。马耳他的设备可靠而现成，而且.从那儿驶往墨西拿南边出口附近，很容易与在亚得里亚海口的特鲁布里奇海军少将会合，这也是那位少将所期望的。④如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这样他有2艘战列巡洋舰在北边出口守候，1艘在南边出口守候。但是总司令决定把3艘战列巡洋舰合在一起由他自己指挥，并在西西里西端撒丁岛和比赛大之间巡弋。这样一来南边出口完全向“格本号”敞开；如果她向亚得里亚海行进，看来很可能要使特鲁布里奇少将面对一场严峻的战斗。

5日下午5时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收到“格洛斯特号”在下午3点35分发来的信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此刻他在西西里以西约100英里。可是他继续带了2艘军舰在西西里与撒丁岛之间巡航，迟至8月6日晚上他给“不屈号”的命令仍旧是在那里附近与他会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认为，把3艘巡洋舰全放在这个位置上是实施海军部7月30日有关帮助法军运送他们非洲陆军最有把握的办法。这样做无疑是实施这个命令的一个办法，这位海军上将在他的书中也说明使他采取这个办法的理由。他说，如果他想拦截“格本号”，由于她较快的速度使他必须站在远处时时注意她的接近。他争辨说，把他的全部力量以这种方式布置在“格本号”和法国运输船队中间，如果她试图攻击她们，这就是捕捉她的最佳机会。他于4日晚些时候把这些有目的的布置报告海军部，海军部对报告的唯一评论是“应保持对亚得亚海的看守，其双重目的是防止奥地利军舰由此出来和德国军舰由此进去。”4日非常迅速找到“格本号”(虽然在公海上)给海军部有这样感觉，即在现场的这位海军上将已掌握了局势，不需要进一步指示。

可是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没有成功地与法国海军将领联系上，虽然他用无线电作过多次尝试，并派“都柏林号”带信去比赛大但都无结果。他不知道法国舰队或法国运输船队在哪里。他又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海军部。在海军部方面于8月4日向所有军舰发出同意与法方立即开展商谈的电报后，便想当然地认为在地中海的双方总司令正在协调行动。因此他们没有向法国人要情报，法国海军部也没有主动地提供情报。向巴黎的询问得出这样的事实，即法国当局已改变计划，海上已没有了运输船队。各方在这件事情上都有某种程度的错误。

与此同时，英国在罗马的大使一俟电报线路有空，设法告诉海军部“格本号”在墨西拿。这个消息直到8月5日下午6点才到达伦敦。海军部将消息未加评论地(虽稍拖延)转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此时他已经从其他来源知道此事。批评海军部在得知“格本号”在墨西拿时没有立刻命令英舰跟踪她进入海峡，这是很公允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因为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没有告诉我，因为我本人没有参与关于严格尊重意大利中立地位电报的倡议和起草，所以在我思想中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如果有人将此事告诉我，我会即刻同意的。这决非一椿小事，成功的后果完全值得冒使意大利人恼火的风险。事实上，海军部未征求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意见已经允许军舰通过海峡追赶“格本号”。等到得知她未受拦阻地向南逃走，已为时太晚。

遵照从德国发来的命令，苏雄海军上将率领的“格本号”与“布雷斯劳号”终于加足了煤，他下定决心，在8月6日下午5时未经战斗在奏乐声中驶出墨西拿港口。他预期一离开意大利领海肯定会遭遇至少一艘可能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从事实来看，他知道，他的所在位置英国总司令在若干小时前已了如指掌，这个推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如上边已说，英国3艘战列巡洋舰中的每一艘正忙着做其他的事情。因此当德国海军上将绕过意大利南端向东驶去时，其联合力量与速度令他害怕的仅有3个对手已远远落在后面。

还有守卫亚得里亚海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队。这个中队由4艘装备良好的军舰组成，她们是“防御号”、“勇士号”、“爱丁堡公爵号”和“黑王子号”。这个中队受特鲁布里奇少将指挥，在他麾下还有8艘驱逐舰，从马耳他来的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其他2艘驱逐舰也将加入这个中队。关于这位军官活动的事实有必要再说一下。

根据假设——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格本号”将驶往波拉，特鲁布里奇将军已作好准备截住她。直到他从“格洛斯特号”那里得知“格本”转向南方，一直朝东南方向驶去，这就要求他作出新的决定。他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处得到离开他战位的命令。他一直希望得到1艘战列巡洋舰。可是特鲁布里奇将军决定自行负责地行动。8月6日午夜后8分钟(即8月7日零点8分)他命令所属4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以全速向南行驶，目的是截住“格本号”。他还向刚与另外2艘驱逐舰从马耳他驶来与他联合的“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发出信号，请她在前方拦住“格本号”。他把这个决定报告总司令。因此到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有16艘英国军舰向“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扑去，而她们所处的位置很可能在天亮后短时间内截住敌人。但是到早上3点50分，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和由于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那里得到命令或回答，特鲁布里奇将军开始相信，他难以希望在黎明时暗谈亮光的有利条件下与“格本号”作战，而在明亮日光下和广阔海面上作战，他的4艘军舰将一艘接一艘被“格本号”击沉，因为敌舰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持在英舰9.2英寸大炮射程——16000码——之外。有些海军军官认为，这种想法太极端了。其实，“格本号”要想在这样长航程中依次击沉英国全部4艘装甲巡洋舰，那末她有限的弹药必须运用得非常巧妙。⑤此外，如果“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与英舰接仗，很难相信参战的16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中竟没有一艘能接近她们，用大炮或鱼雷攻击她们。所有驱逐舰全都能接近敌舰，并能找到机会进行攻击。德国方面能一次应付这么多的对手将是惊人的功绩。可是这位英国将军得出结论是，“格本号”是“一个强大对手”，根据他从总司令那里得到的教诲，他不能与这个对手交战。就因为这个结论，他遭受了英国海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于是不再想拦截“格本号”，让巡洋舰和驱逐舰掉转方向，在上午10点光景进入赞特岛海港，准备重新承担在亚得里亚海的守卫任务。“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要求批准进行白天攻击但遭到拒绝，她们试图在天亮前截住“格本号”，但在黑暗中找不到目标。

图01、格本号的逃跑

解释

D：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

G：“格洛斯特号”跟踪“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

M：米尔恩率领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两艘轻巡洋舰。

T：特鲁布里奇率领4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

X：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的状况。

时间表

5日上午零时8分，米尔恩离马耳他去默里迪恩(东经10°)。

5日上午5时，“格本号”到达墨西拿。

5日上午11时，“不屈号”、不倦号”、“大无畏号”、“都柏林号”、“韦茅斯号”、“查塔姆号”在潘泰莱里亚海外会合。“都柏林号”被派去马耳他加煤，然后率领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大无畏号”派去比赛大加煤。米尔恩率“不屈号”、“不倦号”、“韦茅斯号”和“查塔号”驶向默里迪恩(东径10°)。

6日下午5时，“格本号”离开墨西拿。

7日晨零时8分，特鲁布里奇决定截住“格本号”向南行驶。

7日正午，米尔恩到达马耳他。

5日上午1时15分，收到开始对德作战的命令。

5日下午3时35分，“格洛斯特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

7日晨3时51分，特鲁布里奇转向驶入赞特岛海港。

7日下午4时40分，“格洛斯特号”离开马塔潘角，接到命令放弃对敌的顽强追赶。

6日上午7时30分，米尔恩离开他的巡航路线驶往东方。

6日下午10时45分，“格本号”转向东南方向驶去。

因此到8月7日早上6点钟，已是地中海最快军舰的“格本号”正循着没有阻碍的航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它比以往任何一艘军舰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去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

因此除了两艘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格洛斯特号”——这两艘巡洋舰碰巧由两兄弟指挥——外，所有驶往或能驶往有效距离内的英国战舰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如我们已经看到，“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尽她的力量使自己横跨在敌人的航道上，并昼夜与敌人作战；“格洛斯特号”(舰长W.A.霍华德·凯利)不怕极度危险以最顽强的精神紧紧盯在“格本号”的后面，直到那天下午很迟的时候在总司令直接命令下才放弃追赶。

在“格本号”逃跑整个事件中，人们似乎看到了恶运的影子，这种恶运在以后阶段更大地破坏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可怕的“如果”越来越多。如果我7月27日第一次想到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的念头实现；如果8月4日下午我们能对“格本号”开火；如果我们较少关心意大利的中立地位；如果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而不是去比塞大加煤；如果海军部在5日晚上知道“格本号”在哪里时直接向伯克利·米尔恩下命令；如果特鲁布里奇少将在7日夜半时分不改变他的想法；如果“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在6日深夜7日凌晨截住敌人，那末“格本号”的故事将到此为止。可是如事实表明，以后“格本号”还有一次逃脱灭亡的机会。这个机会虽然为时尚远，但是命运却时刻准备破坏这个机会。

8月8日凌晨1点钟，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命令已经在马耳他集合和加足煤的3艘战列巡洋舰出发，以中等速度向东行驶以追踪“格本号”。就在这个时刻，命运驱使一个平时无可指责和小心谨慎的海军部职员发出向奥地利宣战的电报。对奥作战的密码电报未经任何授权便漫不经心地发出了。这个错误几小时后得到更正，可是第一份电报于8月8日下午2时到达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手中时，他正在西西里与希腊间的半途上。他得到的原始命令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与奥地利开战，他首先应在马耳他附近集中他的舰队。为忠实执行这些指示，他命令军舰掉头，放弃对“格本号”的追踪。在叫他重新承担追踪任务的命令到达时，24小时已经白白损失了。可是“格本号”本身也停了下来。苏雄海军上将犹豫不决地逡巡在希腊群岛附近，设法弄清土耳其人是否准许他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他在德努萨浪费了36个小时，并被迫几次使用容易被截获的无线电报，直到10日晚上他才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灾祸也就随之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土耳其人和东方人的头上。

10.

从8月9日到22日，英国陆军渡过海峡。这段时期我们忧心忡忡。我们面对种种最可怕的可能性。我们的海岸有可能遭受军事攻击，以便阻止我们的陆军渡海或把渡过的陆军召回；或者敌人海军袭击海峡切断我们的运兵路线；或者集中潜艇攻击那些满载我们军队的船只。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开始大规模海战，或者独立进行，或者与上述攻击联在一起。这是一段心理极度紧张的时期。

掩护陆军渡海的海军部署在官方战争史和其他军事作品中有全面描述。多佛尔海峡以北航道由巡洋舰中队和由哈里奇与泰晤士出发的小舰队巡航。多佛尔海峡由多佛尔警戒区的英国和法国驱逐小舰队以及由凯斯海军准将统率的潜艇小舰队严密守卫。在这些力量后面有8月7日建立的海峡舰队，它由第五、第七和第八战列舰中队的19艘战列舰组成，现在已全面动员。根据在波特兰的伯尼海军上将命令，这个舰队已集合完毕，巡航在海峡的西端，从多佛尔警戒区起，其距离由舰队指挥官认为方便而定。海峡的西部入口由其他巡洋舰中队守卫。

在渡海的头几天，渡过海峡的军队人数不多，但从12日到17日有大量陆军渡海。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的主力舰队留在它的北方战位上，甚至允许向北巡航到奥克尼群岛，但是8月12日杰利科海军上将得到命令重返北海，舰队向南巡航进入有效的附近位置。

在运兵最频繁的3天里(8月15、16和17日)，黑尔戈兰湾被潜艇和驱逐舰严密封锁并在霍恩礁和多格滩之间得到了整个主力舰队的支援。在这3天里我们向德国海军提供公海上作战的机会，当时引诱他们作战达到了最高潮。但是在近海除了偶而出现的潜艇外，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海军力量的存在。

一切进行顺利。没有一艘船沉没，没有一个人溺毙；所有安排都得到最平稳和精确地执行。陆军的集中比约翰·弗伦奇爵士原来许诺朗勒扎克将军的日期提前3天完成；⑥整个巨大作业做到最好的保密，以致到8月21日晚上英国骑兵巡逻队与德军接触前几个钟点，在比利时的德国第一军司令冯·克卢克将军还收到最高指挥部发来的如下情报：

“英军在布洛涅登陆以及他们从里尔向前挺进的消息务必加以考虑。据信英军尚未开始大规模登陆。”⑦

3天后全部英国陆军打响了蒙斯战役。

————————————

①德国海军上将舍尔著作，第13页。

②原书第145页上的地图。

③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格本号”的逃跑》(The Flight of the Goeben)。

④《官方海军史》(Official Naval History)，第60、61页。

⑤在福克兰群岛海域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使用12英寸大炮对付对方的8.8英寸大炮，她们用尽接近四分之三的弹药才击沉两艘较弱的敌舰。单枪匹马的“格本号”使用11英寸大炮对付对方9.2英寸大炮，要想击沉对方4艘军舰谈何容易。

⑥朗勒扎克将军，《法国战争的计划》(Le Plan de campagne Francais)，第110页。

⑦冯·克卢克将军，《向巴黎进军》(The March on Paris).第38页。

第10章、入侵法国

01.

从8月1日起欧洲各国陆军都在动员。几百万士兵沿着公路和铁路涌流，穿过莱菌河各个大桥流动，从俄罗斯帝国最遥远的省份上火车，从法国南部和北非向北奔跑，大量军队在调动或战斗行列在行军。陆上忐忑不安，可是海上却一片寂静。但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漫长而令人窒息的时间停顿的感觉。战士们以处处小心和最严格的保密进入他们的岗位；除了在列日和贝尔格莱德——在首先遭进攻的小国家内——大炮轰鸣声和地图上未标明的边界线上急行军发出嘈杂的声音外，在善恶大决战的最早两星期中，一种奇怪的沉闷笼罩着欧洲。

开始的不仅是第一次而且是无比巨大的战争危机。从8月18日起到9月中旬，7个参战国的经过最严格训练的军队在公开战争中用充足弹药彼此轰击。他们有勇于作战但缺乏经验的激情；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由于经历了一个世代和平的缘故。在这可怕的一个月中，参加战斗的部队和死伤的人数比这场战争的任何一个整年都多。事实上有两个危机——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在规模和剧烈程度上每一个危机都超过以后发生的任何一次危机，两个危机相互发生影响。

战争出现了对德国来说早已预见和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两线作战的情形。对付这个局势德国制订了施蒂芬计划。德国主要努力针对法国，德国把超过八分之七的陆军布置在西线。在40个德国军团中留出不到5个保卫德国东部省份以对付俄罗斯帝国的进攻。施蒂芬计划把全部赌注下在通过比利时迂回进军入侵法国上，以击溃法国陆军。为了用一切手段加强这种作战方法，冯·施蒂芬将军决心在其他各方面冒一切危险和作出一切牺牲。他准备让奥地利人首当其冲，承受俄国陆军从东方的攻击，让东普鲁士遭受俄国军队的蹂躏，甚至让俄军到达维斯图拉河也在所不惜。施蒂芬准备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被法军成功地入侵。在进攻和践踏比利时，即使因此迫使英国宣战，对他来说这只是他主要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抗德军从北方进入法国的心脏，并在随后6周中击溃法军，随之占领巴黎和最后完全打败法国。在他看来，在这6周内任何别的地方决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阻止这个最高目标的实现，战争便在胜利中结束。

时至今日没有人能说施蒂芬计划是错误的。可是施蒂芬死了，他在德国参谋部的继承人忠实、坚决、一致地执行他的计划——但由于谨慎起见而有某些保留。这些保留却产生了致命的结果。这位伟大军事指挥家的侄子毛奇指派保卫德国西部边界的军队比施蒂芬原计划多了20%，指派入侵法国北部的军队却少了20%。面对俄国入侵东普鲁士危险，他进一步削减进攻法国的力量。因而可以看出，运用五分之四施蒂芬计划的兵力正好失败，使我们存活到今天。

02.

我们知道，威尔逊将军在1911年8月的英国内阁会议上曾多么精确地预测到真正的德国施蒂芬计划，他是多么几乎正确无误地测出德国用于进行大迂回运动的是多少师的数字。霞飞将军担任总司令导致法国军事思想的重新确立，在霞飞指挥下法国总参谋部制订出新的计划，对这个计划他们严守秘密，他们称它为“第17计划”。

第17计划规定用法国4个集团军沿梅斯河两岸向东和向北发动总攻，用最后留下来的集团军放在它们中央的后面作为后备。制定这个计划的人坚信法国的右翼能深深插入阿尔萨斯和洛林，他们顽固地不相信，法国的左翼会被德军通过比利时在默兹河以西迂回包抄。这两种想法被最早的几场战事完全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从战争开始的最早时候起就很清楚，英国总参谋部1911年起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德军通过比利时，也许沿比利时默兹河两侧进行巨大的迂回运动。德国人除非为了极端重要的军事行动，否则他们为什么眼睁睁地先把比利时而后把英帝国推入他们的敌对面呢？此外，有他们长期准备的证据：军营、铁路和铁路支线。在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亨利·威尔逊爵士领导的英国参谋部对这些证据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最后，有越来越多非常精确的报告说，德军右侧有庞大的军队调动，进入比利时沿默兹河两岸前进。8月第一个星期结束前，法国左路军(第5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将军发出大声警告：如果他执行指定给他的任务，根据命令向东北方向进攻，他的左翼当然还有他的后方就要受到威胁。到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德军右翼出现越来越多的军队，这使法国高级司令部再也不能加以否认，于是他们采取了对付这种形势的缓慢而不充分的措施。不过，在一个步兵集团军和一个骑兵师在8月13日攻入阿尔萨斯后，霞飞将军开始以右翼的两个集团军攻入洛林，处于中央的几个集团军几天后跟踪进攻。直到18日晚上，朗勒扎克将军及其左路军(或第五集团军)仍然根据命令向东北推进。3天后这支军队转攻为守，抵御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进攻。它被迫来了一个全面的左转弯。

正如米歇尔将军和亨利·威尔逊爵士3年前的预言，德军通过比利时作大范围的迂回运动。他们几乎一下子把34个军团投入战斗，其中13个左右的军团是后备役编制。在总共200万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中，只有70万是现役士兵，130万是后备役军人。抵御进攻敌军的霞飞将军只能召集130万军队，其中现役士兵也是70万人但后备役军人只有60万。另外有120万法国后备役军人立刻响应国家的号召，他们挤满兵站，但没有装备，没有武器，没有干部，没有军官。结果是在战争爆发时德军人数超过法军，在整个战线上为3比2。由于德军节省了左翼的兵力，他们希望以压倒的优势力量在右翼作迂回运动。双方在沙勒罗瓦的兵力为3比1。

在战术方面霞飞将军和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法国，人们称那批人的名称)一直在犯一个极大的错误。法国步兵上战场穿着兰裤子和红上衣，在平地上十分显眼。他们的炮兵军官穿黑色与金色的制服，目标更是特别清楚。他们的骑兵以荒唐可笑的盔甲而自豪。进攻的教条上升到宗教狂热的高度，它激励所有士兵，而事先知道的现代步枪和机关枪的性能却不能约制士兵的行动。为此他们将接受一个意想不到的残酷的教训。

战事从20日开始，当时法军右翼的两个集团军前进到梅斯以南。他们遇到前方准备充分的德军防御工事的抵抗，而从要塞出发的经过辐射状公路和铁路运来的巴伐利亚军猛烈攻击他们的左翼。向北朝阿尔隆进军的法国第三集团军在8月22日晨雾中惊慌地遭遇德军，有四、五个师在营地附近就失去了师长。沿战线各处只要一发现德国人就发出冲锋的信号。“法兰西万岁！”、“拼刺刀！”、“向前冲！”勇敢的军队在团级军官英勇率领下(军官牺牲的比例更大)随着雄壮的战斗怒吼向前冲。法兰西民族在传统上以这种精神著称。有时这种没有希望成功的猛攻伴随着雄壮的马赛曲，飘荡于离德军阵地600、700甚至800码处。虽然是德国人入侵，发动进攻的更多是法国人。身穿红蓝色制服的长条形尸体零乱地散布在留有庄稼残茬的田野上。冲突沿整个战线全面展开，普遍存在反冲锋。在边界上的重大战役中，其范围之大和情况之可怖，现在的英国人很难想象。有30多万法国官兵伤亡和被俘。

这些灾难预示左翼或北翼的法军和英军即将遭受更大危险。法国第五集团军费极大力气刚完成桑布尔河上的部署，英军经过强行军刚到达蒙斯邻近地区，就遭到通过比利时进行迂回运动的占压倒优势的德军的进攻。朗勒扎克将军和约翰·弗伦奇爵士两人正打算发动猛烈攻势，法军司令部相信能将迂回运动的德军右翼击退。英军指挥部以有保留的信心接受这个指导。朗勒扎克深知霞飞的态度已完全背离了实际，并以傲慢不信任的态度注视着即将来到的灾难。但是朗勒扎克也绝对想象不到德军进行包抄的份量和席卷气势。左翼的两个集团军因朗勒扎克和约翰·弗伦奇爵士各自执行及时撤退——英军根据弗伦奇爵士自己的独创的行动和依仗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步兵的最顽强的抵抗和强大的步枪火力——才逃脱这场灾难。有人指出，朗勒扎克将军的性格当然还有他对他左边英军的忠诚有许多缺点。不过，他正确把握当时形势和紧迫的时间，果断地决定撤退，因而获得法国对他的感激。遗憾的是他忘记把撤退的决定告诉协约伙伴英国。

03.

有关他们的总计划，法国人自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国家的生存正处于危急关头。英国内阁和陆军部都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基奇纳勋爵在多久以后才有人专门告诉他。我认为他得到法军司令部的秘密不可能达到使他能估量整个前线发生一切的程度。如果他知道一切，他没有说出任何语言表明这一点。当然，他知道所有可以让人知道的我们自己军队的形势以及大量与这个形势相关的敌我军力。

8月23日夜间，我与基奇纳勋爵谈了一次话。我们知道已发生了重要战役，我们的士兵在整天作战；但是他没有收到新的消息。他有点悲观。作战地图拿了出来。比利时默兹河以西聚集着大量的德国师。大致上看得清，它们正在实施对英法军战线的左翼的包围。在那慕尔枢纽前面也同样展开的整个巨大的迂回运动，但似乎不能牢固地连接上。他心里有一个在法国进行反击的伟大计划——给伸长、绷紧、合围的手臂的上方，在肩膀上狠狠一刀，看来将使包围圈裂断或使它致命地陷于瘫痪。他说德国人，“他们在进行巨大的冒险。谁也不能阻止一支训练良好的军队会做的事情；但是假如法国人能在这里切断它”。他从那慕尔划一个朝向西北有力的箭头，“可能轻而易举地使德国人有自己的规模更大的色当。”我对奥斯特利茨方面战事的第一阶段持乐观看法，由于奥地利人把他们的左翼延伸和扩展很远，达到特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的村庄，那里当年拿破仑曾蹲伏一时为跃进普拉岑平原作准备。但是法国还有一位拿破仑吗？他曾在99年前行军经过沙勒罗瓦。还有另一位吗？德国人会像奥斯特利茨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吗？无论如何，我们忧虑地但充满希望地进入睡眠。

第二天早上7点，我坐在海军部寓所的床上摆弄我的照相机，此时卧室的门开启，基奇纳勋爵出现。这些日子他还没有穿上军装，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他头上戴着一顶常礼帽，他用手取下帽子，手里还握着一张纸片。他在门道上停了下来，此时不等到他说话我就一下子知道事情不妙。尽管他的态度相当平静，但是他的脸色不同平时。我下意识地感觉他的脸部扭曲、苍白，好像被拳头打过一样。他的双眼比往常转动得快。他的声音也有点嘶哑。他的外形高大。“坏消息，”他沉着地说，把纸片放在我的床上。我读了电报，它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发来的。

“我的军队大致在穿过蒙斯的东西一线上与敌人整天作战，敌人的进攻在天黑后重新开始，但我们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刚才收到法国第5集团军将级指挥官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他们的军队已向后撤退，那慕尔已经陷落，他正开始在从莫伯日到罗克普瓦一线建立防线。因此我下令撤退到瓦朗谢讷—隆格维尔—莫伯日一线，现在在建立防线，要是敌人紧追不舍，这将是一场困难的战斗。我记牢你正确的指示中有关必要时撤退的方法和方位。

“我认为目前最须注意的是阿夫雷的设防。”

在我读到那慕尔三字之前我对电报不十分重视。那慕尔失守！一天之间那慕尔被占领——尽管有一旅法军加入比利时守军一起防守。我们显然面对新的事实，面对新的价值标准。如果坚强的堡垒会像几缕雾汽在早晨阳光下消散的话，那末对事物判断的许多标准必须修正。人们的思想基础摇晃了。至于就战略位置而言，很清楚合围的手臂不会在前述的肩膀处断开，而且将收缩、包围、碾碎对方。包围圈将在哪里停止？哪一个无防御的海峡港口？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约翰·弗伦奇爵士说，“在阿夫雷设防”。以前的决战、乐观的进军和期望中的反击，已转变为“在阿夫雷设防”、“要是敌人紧追不舍军队将很难撤退”——一种令人不安的转变。当时在我们之间的交谈大部分早已忘记，但是基奇纳在我的房门外走道上内心不安的那种怪异形象使我终生难忘。这就像逃亡中的老约翰·布尔！*

稍后在10点钟时我会见海军将领，他们都对海峡旁这些港口十分担心。他们从未和陆军部一样认为法国陆军十分优越。他们认为，这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证实了他们的担忧。有人提出，无论如何我们应弄清三面有海环绕的科唐坦半岛的周围情况，作为储藏武器的适当处所。今后的英国陆军可以从那里拯救法国。必须在阿夫雷设防！我们已经指望依靠瑟堡和圣纳泽勒了。

现在谈谈那些撤退的日子。我们见到右翼法军守住他们自己的阵地，而所有中央和左翼的法军尽可能迅速地向南大步退向巴黎，同时我们自己的5个师①好几天里简直处于毁灭的险境。在海军部我们收到把整个陆军的基地从阿夫雷转移到圣纳泽勒的要求；我们必须应付这个复杂的场面。撤退的过程一天天继续。一股看来无法抗御的强制力迫使勇敢的法国陆军后退。为什么不停下来？他们永远不能扭转局势了吗？如果法国不能救自己，谁也救不了她。

我个人希望入侵的浪潮将消失其汹涌的势头，我在三年前的备忘录上指出，我相信除非法军在边境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击溃，否则到第40天左右会出现进行决战的机会。为了鼓励我的同僚，我复印了这个备忘录，于9月2日散发给所有内阁成员，指出我从来不相信边境战斗能决定胜利，我一直预期在战争爆发20天左右时法军将被迫撤退，但是尽管如此，仍有很大希望取得胜利。我没有办法衡量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军事力量，除非进行最粗略的估算。

在这个高潮时刻，俄国的压力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为了他们投入战争时具有的崇高的热情和忠诚，必须将荣誉呈献给沙皇和俄罗斯民族。单凭俄国处理其军事问题的缓慢做法，在完成他们整个庞大动员工作之前，会让俄国军队立刻从边境撤退。但俄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提前动员之外，不仅向奥地利军发动猛烈进攻，而且还攻入德国，虽然俄军精华在东普鲁士几次巨大而激烈的战役中很快被打败。可是他们进攻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司令部的中枢神经受到打击。8月25日德军右翼有两个军团和一个骑兵师从法国撤出。到8月31日基奇纳勋爵能够打电报给约翰·弗伦奇爵士：“据昨日报告32列火车的德军从西部战场撤出以迎击俄军。②

东方发生了什么？俄国人以汇集的两支北方军攻入东普鲁士，一支军队由伦嫩坎普夫率领，从维尔纳沿波罗的海海岸进军；另一支军队由萨姆索诺夫率领，从华沙向北进攻。德国将东普鲁士的防御托付给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他约有5个半军的兵力，必须抗击两支军队的两面夹击，每支军队的兵力都与他相等。普里特维茨向前推进，以便在东部边境附近阻挡伦嫩坎普夫，8月20日开始打响贡宾嫩战役。那天的战事未分胜负，尽管德军明显在素质上占优势。到晚上，普里特维茨得到华沙方面俄军进军的警报，这支军队威胁他撤退的路线，他急忙停止贡宾嫩战役，打电话给德军在卢森堡大本营的毛奇，告诉他面对占压倒多数的俄军，他必须退到维斯图拉河，由于河水过浅，他甚至不能保证守住这条战线。他惊慌的举止突出了消息的严重。毛奇挂断电话，当即决定就地罢免他的职务。他打电报给名叫鲁登道夫的少将，后者是高级参谋官，在攻占列日的战役中崭露头角；他还打电报给冯·兴登堡将军，后者是声誉显赫的退役司令官，电报要求他们在东普鲁士保卫德国人的家乡。毛奇进一步敦促奥地利军总司令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为了解救东普鲁士的危险形势加紧奥地利军的进攻。此时赫岑多夫怀着重重忧虑没有用他的全部兵力向前推进，迎击俄军入侵的浪潮，一周后他在称为伦贝格的200英里战线上被打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急速赶往东普鲁士，在那里他们发现由于普里特维茨的杰出参谋官霍夫曼将军的正确决策，形势已大部恢复。他们到达后设法调动一切因素，这些因素在5天后导致了坦嫩贝格战役的可怕结果。

04.

8月25日夜，德国高级司令部得到了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西部广大战线各处传来的都是好消息。法军到处的进攻全遭失败或者往后撤退。此时，毛奇觉得他可以处理东线的局势了，自从5天前收到普里特维茨关于贡宾嫩的惊慌失措的电话报告以来，东线的局势一直令他忧心忡忡。毛奇相信法国大局已定，军队决战肯定会以德军的迅速胜利而告终，于是便将目光转向东方。由于俄军入侵东普鲁士举国哗然。德皇因“我们可爱的马祖里湖”受蹂躏而震怒。现在是派部队增援东方的时候了。命令作战局局长塔彭制订计划，从西线调运6个军团到那里，从右翼、中央和左翼各抽2个军团。然而抽调力量最好不要允许超过你能给的兵力。这6个军团中有4个此刻正在激烈作战或追歼敌人。看来立刻可以抽出的只有2个军团。这2个军团正处于迂回运动中的德军右翼。在作战计划的设计详图上，这2个军团是准备用于围攻那慕尔的，他们已经穿过比利时边界，聚集在比洛先遣部队的后面。现在不再需要围攻那慕尔了，它几乎在第一批重型榴弹炮齐射声中陷落。它已在德军手中，准备围攻的2个军团似乎没有任务。于是把它们给了、在马林堡的鲁登道夫.其余的以后再调遣。

图02、德国1914年的进军

~~~~德军前进极限线；······德军右翼极限线；Amiens亚眠；Antwerp安特卫普；Belfort贝尔福；Belgium比利时；Brussels布鲁塞尔；Eperney埃佩尔奈；Epinal埃皮纳勒；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Guise吉斯；Lecateou勒卡托；Liege列日；Lorraine洛林；Luxemburg卢森堡；Metz梅斯；Mls英里；Mons蒙斯；Moselle莫瑟勒河；Namur那慕尔；Nancy南锡；Nery内里；Paris巴黎；R.Aisne埃纳河；R.Marne马恩河；R.Meuse默兹河；R.Rhine莱茵河；R.Seine塞纳河；Rheims兰斯；Switzerland瑞士；Thioville蒂水维尔；Toul图勒；Verdun凡尔登；Villers-Cotterets维莱科特雷

因此塔彭着手办理军队调动审批手续。鲁登道夫在坦嫩贝格之战的前夕被无限难以预料的事物所折磨，此刻立即得到最优秀德国军团中的2个，其中包括一个正规的警卫师。这种礼物对任何一个将军都是一种诱惑。它对于具有鲁登道夫性格的人是一种特别的诱惑；可是十分奇怪的是，他的高度智力和广阔视界的目光为他提供充分的保护，使他能够抗拒这个诱惑。虽然他在东普鲁士正在获得他喜欢的每一样东西，包括(不是无关紧要的)他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可是他仍能保持他受过训练的观点看待总的形势。他说，他当然喜欢有这两个军团，但是它们无法及时到达参加东线作战，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事中起作用，无论如何西线的形势决不能因为他的缘故而发生危险。鲁登道夫在个人历史上有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事绩，但它们业已褪色甚至已经磨灭；这里的一个将是历久不灭的事绩。可是决定是毛奇作出的，这两个军团的位置正好处在德军右手打出闪击的鞭梢上，它们的位置恰到好处，本可以非常容易地跟随大军进军，一边前进一边弥补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缺口。它们现在以德军极高的效率登上火车，赶700英里路程去维斯图拉河。

在下一个星期的7天里，事情发展继续对德国有利。在法国的所有德军紧追在撤退的法军和英军后面，以人能做到的最大速度前进；此时从东线又传来坦嫩贝格的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德皇处于德国参谋部描绘的“高呼万岁的心态”。他相信不单有把握取得胜利，而且有把握摆脱战争，他催促各地区司令官，由他们去督促军队。可是毛奇的心态似乎经历了一种变化。朗勒扎克军队在吉斯的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巴伐利亚军在他们攻打南锡前沿法国堡垒线上被击退死伤惨重，克卢克发觉与他交战的英军出乎意料的坚强，尽管他们在德军前后退，但他们在蒙斯、勒卡托、内里和维莱科特雷不但使德军遭受重大伤亡，而且使德国总参谋部内心产生可怕的军力强大的印象——所有这一切使离开他们铁路线尽头站越来越远的德军在普遍欢乐之中混杂了一些慢慢增强的忧虑。德国总参谋部焦急的首脑发问，这些敌军真的被打败了吗？“战事结束了吗？”“俘虏在哪里？”“缴获的枪炮在哪里？”“被击溃的部队在哪里？”事实上随着8月份血腥的最后几分钟的过去，德国最忧心忡忡的人就是最知道实情的人。

与此同时霞飞怎么样了？我们没有所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心因他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与受挫而产生反应的记录。这些人组成霞飞的随从，把他围起来与主要指挥官隔绝，使他不知道他们计划的彻底失败。但我们确实知道霞飞像乔治二世在代廷根战役时一样，保持平静、无动于衷和坚定的风度，休息一会儿，“没有恐惧也不发表意见”。显然他必须做些事情以制止形成包围势态的德军右翼。于是在25日当边境战事的结果见分晓时，大本营发出的“第二号指令”指出：“业已证明执行已设计的攻势策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的战事应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即在我们的左翼，在第4、第5集团军、英军和东线调来的新兵力的汇集处集结大军以便恢复进攻。而其他军队当前任务是遏制敌人的战争努力。”为实行这个目的，一个新的法军第6集团军(由能力极强的莫努里将军统率，他不久被一颗子弹打瞎了眼睛)在最后5天里在亚眠周围建立。组成这个集团军的部队用火车迅速从东部堡垒线运来，它们是迪巴伊军、卡斯泰尔诺军，以及必须公正地加上萨拉伊军，这些军队第一次发现和揭示了战壕中使用现代武器的威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政治对军事领域的干预情况。迄今为止霞飞及其核心圈拥有伟大领袖人物的、只有国王或皇帝才享有的无限决定权。但是边境的失败对文官的权力产生令人沮丧的刺激。就在8月25日同一天，原是军人但转入政界的陆军部长梅西米派一位军官去霞飞司令部，并带去如下命令：“如我军不能获得胜利，如我军被迫撤退，应命令至少3个现役军团组成的部队进驻巴黎筑有工事的兵营以保护巴黎安全。”M.梅西米在战争中作为议员和军人有充分证据说明其勇敢与决心；但是这次在他背后有更大的人物。事实上这个行动的目的在于暗示，在新任命的巴黎卫戍司令和负有接替霞飞将军的“可能的继任人”使命的加列尼将军身上找到了法国的救星。

“青年土耳其党人”憎恶这个干预。我们可以料想，他们已注意到这位可能的继任人加列尼出现在首都重要部队的司令这个职位上，对霞飞将军

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这个命令是必须执行的。几乎在几个小时内即将被新部长取代的梅西米挥舞着宪法权威，这种传统可以在1793年可怕日子里的雅各宾公安委员会那里找到，所以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必须找到所要的军队。从哪里去找呢？从东部堡垒线再也抽不出人。从北部撤退的军队里肯定同样抽不出人。那末我们只能指望在左翼聚集的莫努里的部队了，这支混合的部队是一些被打散的正规军，一些在最初战斗中失败受创的后备师！如果我们必须在巴黎留住一支军队，如果政府坚持这么做，那末尽责的只有这些人，这些人就是军队！然而，就在莫努里的军队开始在亚眠四周集中的时候，立即有命令让它全体撤退。可是形势发展的盲目力量注定它要开向巴黎，在那里成为加列尼的利剑。

————————————

*布尔·约翰(约1562—1628年)英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管风琴师，天主教徒，1613为躲避迫害逃到安特卫普。——译者。

①第4师(按到达次序为第5)在勒卡托战役开始时到达战场。

②官方史22号附件，第473页。

第11章、马恩河战役

01.

随着德军滚滚南下，巴黎像一条巨大的防波堤隐约地出现在他们前面。敌人的首都不但是法国的心脏，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它是错综复杂的铁路蛛网的中心。大量军队可以在任何方向通过人行小道几乎无限量地进入。任何人不用正式的围攻不能指望进入巴黎。德国大炮此时还部署在安特卫普前线。要前进到巴黎两侧，德国人还没有军队；要进入巴黎，德国人此刻还没有这种大炮。那末该干什么呢？他们必须在巴黎和凡尔登之间进军——攻占凡尔登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并保卫他们的两翼，防止从这两大堡垒城市发出的进攻，继续向前推进以击溃法国野战军。肯定这也是经典性的传统！毛奇——不是如今这个毛奇，而是已去世25年的大毛奇——不是宣称过“方向：巴黎！目标：敌人的野战军！”吗？

8月31日正午法军勒皮克指挥官带着他的中队外出侦察，从古尔奈附近阿龙德发来报告说，敌军克卢克第一军漫长的纵队折向东南朝贡比涅进军而不是继续向巴黎进发。这个消息第二天得到英国与法国飞行员的证实。到9月2日夜幕降落时，此刻到达巴黎北边附近地方的莫努里将军的第6军报告，在桑利斯—巴黎一线之西没有德军。就是根据3日又被英军飞行员证实的这些消息，加列尼采取了行动。

人的头脑肯定未曾想到这样的设计，人的手肯定未曾在棋盘上下过这样的棋子。几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事件拼凑在一起了。第一，有加列尼这么一个人在负责任。他固定在堡垒中不可能走上战场，因此要把重大战役引到他身边。第二，他手上有武器——莫努里军。给加列尼这支军队的一个目的是：保卫巴黎；如今他要为另一个目的使用这支军队，即在战场上作决定性的调动。把这支军队调拨给他本是违背霞飞意愿的，但它将证明是霞飞获救的手段。第三，遇上了机会：克卢克不直线前进，他热切地追逐英军和法军，他相信英军已溃不成军、法军已士气低落，在他经过巴黎扑向掌握莫努里军的加列尼时，他的整个右翼和后方显露出来。请看，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如没有其他两个，就失去意义。这些因素相互依赖；它们都在这里出现，现在全都具备。

加列尼在一刹那间理解当时的处境。他惊叫道：“我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它太好了，不像是真的。”但是它是真的。每个小时都有证实的消息来到。他因激情而颤动。到3日他即刻命令莫努里军部署在巴黎的东北方，在48小时内部署完毕，使军队在5日打击克卢克连同他率领的在他们右肩框胛骨后边的整个德军挺进线。但这样布置远远不够。急速临时拼凑的莫努里军，它本身在这样规模的形势下能做些什么？加列尼必须掩护英军；他必须推动霞飞协力作战。3日晚上8点半，他书面要求霞飞批准他已经命令莫努里军执行的这个行动，并竭力主张巴黎和凡尔登之间的全部法军在他发动攻击时同时进行总攻。

霞飞和他的司令部在那天到达奥布河畔巴尔。组成精心策划的参谋机器的许多单位有两天一直在移动，现在在一个新中心安顿下来。我们一定不可认定霞飞和他的助手终日不思考事情。在有经验的观察家看来事情很明显，如果有流动部队坚强地保卫凡尔登和巴黎的堡垒群，德国入侵军大批地簇拥向前会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形成宽广的新月形地带；这就为法军总攻造成机会。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不知怎的注意及此。在原则上他们和加列尼是一致的。从撤退开始霞飞就说过，“在我的两翼有包抄的有利位置时我将发动进攻。”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才有这种条件呢？这是刺痛人的话。在这些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但没有出作决议或方案，而且还发出与这种计划不一致的重要命令。

加列尼的信使于3日晚到达奥布河畔巴尔，第二天整个下午，虽然莫努里军出发进入准备好的阵地，加列尼万分焦急地等候佳音。4日下午他乘车出发去默伦，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派英军合作。请记住，加列尼在马达加斯加时霞飞曾是他的下属，而且他又是正式指定的霞飞的继任人。他所想的不但是巴黎周围的当地形势，他还为整个法国着想，他的举止表现出有作战天才的自发信心。可是弗伦奇正率部队在外地。他的参谋长默里接待了这位巴黎军事总监。他们的谈话既漫长又有些空洞。

一个下属的法国将军对英军指挥部建议进行新的绝对重要的战役，是一个不合事宜的举动。9月2日约翰·弗伦奇爵士写信给霞飞提议，如果法军改变方向，在马恩河展开大规模战役，英军将投入战斗，以考验一切事物；霞飞的回信说，“我不认为在这个时候(目前)考虑以我们全部军力在马恩河上作一次决战是可能的。”这位统率人数不多、疲惫不堪的军队承受了最大苦难的英国将军禁不住一阵寒噤。他迅速反应过来，记起自从蒙斯战役开始经历的一切，他突如其来地得出了一个不是不可原谅的结论：法国人已丧失信心，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有能力重新发动攻势——无论如何在未来若干时间内是如此。迄今为止他的盟军能做的只是拒战、战败和撤退。就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而言，他们的所有计划似乎全归失败。他知道政府要离开巴黎迁往波尔多。他看到在霞飞第二号指令中提到的撤退最后限制线远远在他此刻所处位置的后面。在弗伦奇的建议被谢绝之后的日子里，弗伦奇无法从内心排除这样的念头，即法军抵抗有总垮台的可能性。的确事情明摆着，根据德军不屑进攻巴黎的事实，可以知道他们的目的在于击溃法军。要是他身处德军司令部，他就会知道在这个紧要时刻毛奇信心十足地期望将法国大军赶往瑞士，或者，如果鲁普雷希特能够突破南锡和图勒之间的防线，就能把法军赶到他们自己的东部堡垒线的后面，从而很快地迫使他们总投降。要是他被允许得知法军司令部的秘密，他就会知道霞飞曾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线城市，把巴黎让给来到的第一支德军；霞飞还同时命令萨拉伊将军放弃凡尔登；只是由于梅西米的阻挠和萨拉伊的顽强坚持才阻止这两大灾难成为既成事实。人们真的不能责备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我们知道，因为他的首长不在，他出于怀疑而不执行巴黎军事总监的公认未经授权的方案。无论如何他临时允许制止英国军队向南移动，并转过身来开向一条在相当后面的防线。

与此同时，4日早晨在奥布河畔巴尔的霞飞接到加列尼昨夜发出的信。整个上午他沉思此事，到正午他用电报准许加列尼如他建议那样使用莫努里军，但加上明确条件，即不应攻击马恩河以北、只能攻击马恩河以南的敌军。稍后他打电报给此刻指挥法国第5集团军的弗朗谢·德斯佩雷，问他什么时候能准备完毕参加总攻。弗朗谢在4日下午4时回答，他能在6日早上进行攻击。这个回答在5—6点之间到达霞飞手里。但以后3个钟头他什么也不干。他未作决定；他未发命令。

加列尼在近8点钟时从默伦回到巴黎。他离开他的司令部已有5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霞飞对他的信的答覆已到。总司令的明确条件即莫努里军只能攻击马恩河以南不能攻击马恩河以北使他心神不安。他还听到其他令人难受的消息。他收到亨利·威尔逊(默里的助手)的电报说英军继续后撤；紧接着他又收到驻英军司令部的法国联络官于盖上校的电报，得知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他建议的回答是：“考虑到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决定进一步行动之前最好对形势再加研究。”

现在是9点钟，显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有军队在天亮以前将继续撤退。就他所知而言，他得到的仅仅是准许他使用莫努里军作孤立的侧面进攻。加列尼走到电话机旁。他打电话给霞飞。总司令接电话。2人交谈。由于法军总司令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他的命令，霞飞的地位大大在加列尼之上；但现在几乎是个人接触，加列尼与他的旧下属至少以平等的地位说话；而霞飞出于道义，克服他的妒忌心和上下级礼节观念，感觉到这位勇敢同志的强烈而明显的指导作用。他同意加列尼可以在5日攻击马恩河以北的敌人。他随即回到他重要军官小圈子，下令于6日进行决战。不幸的是他的迟疑和先前耽误产生了其他情况。我们从上边引述的时间，可以明了这些至关重要命令从计划到译成电码，到达时把电码译成文字要花多长时间。在命令发出前已近午夜时分。这些命令事实上还不如复制抄件由军官乘汽车赶速度快。最近的福煦在午夜1点半收到他的命令。弗朗谢和约·弗伦奇爵士直到3点以后才得知重要的决定，接到命令时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向南行军。

不过，现在骰子已掷下去了。那天的著名命令已经发出；从凡尔登到巴黎令人激动的百万大军向后转，把100万把刺刀和1000门大炮指向入侵的敌人。马恩河战役开始了。

02.

总的看来，人们必定认为马恩河战役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战役。在那里搏斗和冲击的基本军队当然远远超过曾发生的任何战争。说马恩河战役决定世界大战的命运也是正确的。6次其他重大危机沿着各民族走过的苦难道路上留下它们荒凉的遗迹，有理由争辩说这些危机中的任何一个可能至少部分地改变马恩河战役的决定。协约国军可能在其他场合被打败，德国可能从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和平。如果在1917年法军被打垮，英国海军没有扼杀潜艇战，美国没有参战，那末今天和明天的学者阅读的将是不同的历史书籍和不同的地图。但在马恩河战役以后德国再也没有获得绝对胜利的机会。他们骄傲的军国主义所有要求决不再有可能得到完全正确的证明。对科学力量的支配决不再能成为德国永久的优势。在随后可怕的几年中世界和交战大国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民族还拼命战斗，但他们在不同环境和较低水平上进行战斗。屠杀和炮轰在增加，但军队的士气和军事冲击力绝不如以前。到1915年底英国是一个勇于作战的强大国家，整个英帝国惊醒起来整顿它的力量。到1916年底，德国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弱点。1917年美国被拖入战争。事情很明显即使法国完全被征服，英国和美国从长期来说能够打败德国。德军若在马恩河战役获胜，本来可能在6个星期中结束战争；德国皇帝和他的20个小国之君以及他们的封建贵族，本来可能为他们世世代代创立不可战胜军事力量的传说。

我们必须记住，9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参谋部深信，他们在东线取得胜利，有种种理由相信在一周之内他们将俘虏或击溃在西线与他们对峙的所有军队。根据广泛报导，10日那天毛奇向他主子报告不佳的事实“德国在这场战争中输了。”形势显然出现了巨大的改变。某些巨大而神秘潜力完全发挥出来，那个使子孙后代疑惑不决，使那些经过大灾难活下来的人感到惊奇的问题，它是什么？

在当时，没有人为原因着急。每个人面对每个钟点、每个星期新的危险，他们只关心结果。德军入侵法国停止了。“山崩似的火与钢”不但停止，而且向后急退。德军不可战胜的担忧消散了。现在有充分时间让全世界进入战争，甚至对于最爱好和平、最没有准备的国家也有时间把自己转变为军火库和兵营。当然这就够了。所有人弓背低头为战争劳累；协约国中受过教育的人都不怀疑最后结局是怎样，在德国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很少有人怀疑最后结局是怎样。我们决不再需要担心关于法军在别国军队前整体投降的这种想法。从最坏处着想，也会有会谈、谈判、讨价还价、互相妥协和争论不休的和平。

03.

自从战争开始，就开始进行艰辛的研究。大量出版物——官方的、非官方的和反官方的——开始出版。这些刊物收集了无数事实。但是有非常多的事实被引证，有少数极端重要的事实被隐瞒。这些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争论中，有多种辩解理论得到热烈拥护；为付出代价而烦恼的世界满足于获得可靠的保证，即法国人在马恩河战役中打败了德国人。

法国官方历史登载着9月5日午夜为止事态的谨慎叙述。根据它的叙述(对加列尼颇具偏见)马思河战役到6日才开始，对于事情发生的情况法国军事史家绝口不谈。从9月5日晚到1915年1月在他们的书中是一片空白。显然，对立学派专业意见的辩论，对事实及其评价的激烈争论，对杰出人物感情的尊重，导致编年史家略去他们记叙中这段最重要的情节，到他们认为可以顺利书写的时候再写下去。

图03、马恩河战役1(反攻，1914年9月6日)

Amiens亚眠；Barsur

Aube奥布河畔巴尔；Bavarlians巴伐利亚军；Belfort贝尔福；British英军；Britsh英军；Bülow比洛；Chalons沙隆；Compiegne贡比涅；Crown

Prince皇太子；Crown Prince Rupprecht皇太子奋普雷希特；D. of

Wuttenburg符腾堡公爵；DeCastelnau德·卡斯泰尔诺；De L’angele德朗勒；Detit

Morin小莫兰河；Dubail迪巴伊；Epinal埃皮纳勒；F.Desperey F.德斯佩雷；Flank

Guard侧翼卫队；Foch福煦；Fortified

Cities设防城市；Forts堡垒；French法军；Germans德军；Grand

Morin大莫兰河；Hausen(Saxons)豪森(萨克森)；Kluck克卢克；Maunoury莫努里；Meaux莫；Melun默伦；Metz梅斯；Miles英里；Nancy南锡；Paris巴黎；R.Marne马，霉河；Rheims兰斯；Rhein-Mar'ne莱茵—马恩运河；Sarrail萨拉伊；St

Gond圣贡；Thioville蒂永维尔；Toul图勒；Verdun凡尔登；Vitry维特里；Vosges Mts孚日山脉

就我们根据法国人对起始情况的叙述来判断，他们认为那次战役的范围是从巴黎到凡尔登。而德国人的记述与他们自己的方案相吻合，他们认为这次战役从巴黎右边绕过凡尔登转角伸延到孚日山脉。德国人认为他们全部7个集团军参加了马恩河战役；法军只有5个集团军连同一个英国集团军投入这个战役。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双方中任何一方的观点，13或14个集团军的战斗，每一个军由一个巨大城市的成年男性人口组成，每小时全都以惊人的数量消耗粮食、物资、军火、财富和生命。我们也务必记住，法军和英军在当地作战，他们的储备和给养可以由当地供给；德军急速推进，远远离开他们的后方组织和铁路终点站。法军有完善的交通线，有向这一方向的和向那一方向的；德军尚未修复他们急行军中造成破损的公路和桥梁。法军在内线作战；德军要绕过设防的凡尔登转角。马恩河战役就是在这种形势的基础上开始的。

与以往任何战役相比这次的战斗不大像一个战役。比较起来被杀或受伤的人很少。军队没有立下伟大公认的战功，没有公认的与这次重大战事相应的轰动。沿着200多英里战线，疲乏的受战争折磨的军队进行松驰而绝望的战斗；然后在一刹那间一方突然产生自己的力量不如对方和它在这场战事中失败了的印象。但是引起这种难以抑制的心理反应的细节原因是什么呢？我只能尝试着提供大家还不完全明确的整个链条的几个环节。

对马恩河战役的流行看法以为，它是法国对德国的大反攻，像美洲豹扑向入侵者咽喉，像插上激情与欣喜的翅膀向前猛攻，这些与事实真相截然不同。撤退在凡尔登与巴黎间的法军要花相当时间转变方向。这些庞大沉重的队伍只有经过好几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有效地倒转它们的移动方向。就在法军转过身来开始前进时，他们就碰上追赶他们的德军。他们极其镇定地立刻停了下来向德军开火。德军在他们枪弹前纷纷倒下。这是逆向的边界战斗。当德国入侵者停下来用机枪和大炮向他们扫射时，法军不再是在马赛曲声中疯狂往前冲，形势反了过来。这是努力前进的德军第一次感觉到法国炮兵的可怕威力。倘若法军在边境上就这样做；倘若他们一开始就使用现代武器对付敌人血肉之躯，今天世界的图像可能有多么大的不同！

当9月4日晚上霞飞结束与加列尼的谈话时，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实际上已稳操胜券。虽然此前法军屡战屡败，蒙受极为痛苦的损失，并一天天后撤，但他们仍然是巨大、未被打垮的高质量的战斗部队。虽然英军以高速度后撤，并损失了15000官兵，但战士们知道他们与人数多一倍的敌人作战，而且给予德军重大伤亡。特遣部队和增援力量已经到达。他们正处于向上的转折点，肯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力量。虽然德军在西线有78个师，英法军只有55个师，但是这种优势远远不足以达到他们想望的最高目的。按施蒂芬计划对“胜利保票”的规定是用97个师专门对付法国，而且在这些师中有71个师执行通过比利时的迂回攻势。毛奇用在西线上的军队少了19个师，用在庞大迂回攻势上少了16个师。从这些师中他又抽调2个军团(4个师)去东线。他还认为不值得阻止英国远征军继续横渡海峡的运输。根据德国海军史记载，“参谋部首脑亲自回答说，海军不应允许进行这样的战争，否则将与我们的利益相抵触。如果西线的陆军在与法军和比利时军作战的同时应付16万英军，这甚至对我们有利。”由此可知在霞飞作出决战的决策时，力量的天秤已经对协约国大大有利。

与法国官方记述的相反，战役是从5日开始的，当时莫努里军在乌尔克河与敌人接仗。让我们加快讲述那里的状况。

冯·克卢克军向南进军，擦过巴黎边上时目睹埃菲尔铁塔。他的5个军团中的一个担当侧卫。天空万里无云。1点钟光景侧翼军团突然与从巴黎向它大步前进的法军遭遇。为了试探进攻者的力量，德军开始攻击。顷刻之间剧烈战斗爆发，范围不断扩展。法军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德国侧翼卫队被击败。德国军团遭受严重损失后退7英里。来自巴黎的进攻势头越来越凶猛而持久，其背后有越来越大的后继力量。暮色渐浓。被打败的德国将军希望第二天早晨运气好转，没有向克卢克作报告。但是一个德国飞行员注意到地下的战斗和意想不到的战线位置，他向陆军司令部作了报告。直到当天午夜时分，克卢克才得知他所指望的盾牌已被打碎。直到此时他才记起毛奇的命令，即在主要进军中要把法军赶入瑞士，克卢克和比洛的大军本应建成有防护能力的侧翼，以防止从巴黎出发的攻击。但他不但没有保护德军行军线，他的侧翼反而让人撕开一个大口子。4小时后天将破晓！

因此克卢克没费更多的周折便召回了作为他的主力的两个军团，嘱咐他们再次渡过马恩河，在他被打败的侧翼卫队的北部布防；由于6日莫努里攻击的压力继续存在，他随即命令最后的一支部队——左翼的两个军团——在48小时内行军60英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决心不使北部受侧翼包抄，不使他的交通线被切断。克卢克本来十分快捷地向南推进，设法找到被打败英军的残部，现在他突然完全转过方向，使全军面向西方，阻挡莫努里军继续从巴黎发起进攻。但所有这些措施需要时间，直到9日上午克卢克才进入新的阵地，准备以优势兵力攻击莫努里，并把他赶回巴黎的城防工事。与此同时战事在继续进行。

与克卢克战线相邻的是比洛。比洛也记得他下令组织侧翼卫队，以防止从巴黎发起进攻。此外克卢克军团的撤退使他的右翼完全暴露在外。因此比洛在枢轴上旋转。他的右臂缩回来。他的左臂向前伸展，在6日、7日、8日和9日4天里，他筑成面向巴黎的阵地，几乎与过去的阵地成直角。看了下边示意图的任何人都能看出，不论克卢克还是比洛现在他们的左翼都暴露在外，易受从南方向他们过来的协约国军的进攻。我们知道英军和法国第五集团军(弗朗谢·德斯佩雷军)已在5日早上回过身来向前进军。这仅仅是开始。克卢克和比洛不但暴露出左翼易受强大部队的攻击，而且在他们之间开了个可怕的豁口，豁口有30多英里宽，其中除骑兵外没有堵阻的部队！的确骑兵的人数极多，有两个骑兵军——由克卢克指派的马维茨军和由比洛指派的里希特霍芬军——但还是只有骑兵而没有共同的指挥官！可怕的豁口仅用外皮蒙上！我们可以想象，在卢森堡的德军高级司令部在地图上眼见这个怪现象逐渐而不可阻挡地出现时的感觉。“如果我们只有两个军从主要战线后边向前进军，这里就是他们适合的地方，现在就是他们适合的时候。”“我们怎么使用去围攻那慕尔的两个军？”“噢！是的，我们派他们去维斯图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要走多远的路程呢？”“他们现在从700英里外80节火车下来。”德皇很可能惊叫，“毛奇，毛奇，还我军团！”

如果排成长行的现代军队的庞大机体发现在其队伍中有个宽广豁口，拿不出后备部队把它堵住，它们不能像几个连或几个营那么彼此从一边侧着移动靠拢。它们只能以前进或后退来缩小豁口。用哪个办法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察看在漫长战线的其余部分发生了什么。

德国入侵部队开始在极左处进行包抄时，鲁普雷希特亲王发现他无法突破图勒与埃皮纳勒间的防线。法国堡垒的重武器，准备严密的阵地和顽强的迪巴伊军与卡斯泰尔诺军给进攻部队大量杀伤后阻止了他和他的巴伐利亚军。他从梅斯出发时拖拉着巨型大炮，运输这些炮花了许多时间。现在别的地方也需要大炮。因此鲁普雷希特于9月8日报告上级说，他无法攻破特鲁埃沙尔姆，他实际上停顿不前。在凡尔登东北，萨拉伊面对德国皇太子的军队。这里堡垒的炮火也给对方沉重打击。以相当的距离绕凡尔登边缘进军的皇太子队伍受不少损伤并被阻拦不能前进。其次说一说符腾堡公爵和冯·豪森将军的部队。前者遭遇德朗格勒部队的阻挡，后者在圣贡沼泽周围遇到福煦将军部队的抵抗。

在整个中央地段，战斗是混乱的、模糊的、至少可以说是非决定性的。在比洛军的左边(此刻与比洛军一起的还有近半数的豪森军)，黎明时分向福煦军发起大规模的血白刃战。德军宣称这次进攻获得成功。一个福煦军团的前哨基地和突出部队肯定被迫后退；但是法国野战炮的主要阵地安然无恙，继续其毁灭性的轰击。每个人都记住福煦断断续续的话：“我的侧翼被迂回；我的中心后退，我要攻击！”

3支德军试图直接冲击法军失败了。法军尽量避免进行攻击，只满足于杀伤敌人，虽然这很难说是一个有意作出的决定。大体上说，德国皇太子、符腾堡公爵和冯·豪森将军的军队到9月8日在萨拉伊、德朗格勒和福煦的前面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法军和德军战线的中心彼此紧靠形成完全的均势。我们目击了堑壕战产生的剧痛。

图04、马恩河战役2(克卢克和比洛处境，1914年9月5日—8日)

Bristh英军；Bülow(Sccond Army)比洛(第2集团军)；Chateau Thierry蒂耶里堡；Corp、No—s

│││ & c军团编号(│││等)；Coulommier斯库洛米耶；Detit Morin小莫兰河；Epernay埃佩尔奈；Fere

champcnoise费尔尚普努瓦斯；Foch Fifth Sep.福煦9月5日；Foch 8th Sep(Ninth

Army)福煦9月8日(第9集团军)；Fortification防御工事线；Franchet Desperey (Fifth

Army)弗朗谢德斯佩雷(第5集团军)；Frcnch法军；Germans德军；Grand

Morin大莫兰河；Guard侧翼卫队；Kluck(First Army)克卢克(第1集团军)；La Fert é

S.Jouarre拉费泰苏茹瓦尔；Manoury (Sixth

Army)莫努里(第6集团军)；Meaux莫；Mile、英里；Moutmirrl蒙来赖；Nanteuil楠特伊；Ourcq乌尔克河；Paris巴黎；R.Marne马恩河；Saxons萨克森军；Sep.5，9月5日；Sep.6-8，9月6—8日；Sep.8，9月8日；Sezanne塞扎讷；St

Gond圣贡；The Gap豁口；Verdun 60 M.凡尔登60英里。

但是此时那个豁口情况又如何？我们切不可忘记那个豁口。那个豁口还张开着。它宽30英里在德军右翼的两个军团之间。现在坚定地大踏步进入这个豁口的是英军加上法国第5集团军(弗朗谢部)的右翼。在进军中，这5个英国师以他们自己5个骑兵旅和1个法军骑兵师为前导。他们继续大步前进。德国飞机看到5条15英里长的黑色毛虫吃掉白色的大路。飞机报告“大量英军前进。”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现在只有1个骑兵军，其他军队已被比洛调走；只剩6个营步兵和在后方远处的一个受重创的步兵师。这点军力不可能阻止或有效拖延12万职业军队的进军。需要跨过3条河流或溪涧；需要清理4条草木丛生的山脊。可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这个楔子敲进这个豁口。随着这支大军每前进一小时，每前进一英里，比洛和克卢克战略上的局促不安越加沉重。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德国骑兵和步兵被气势汹汹的英国使用步枪的骑兵赶回，这些骑兵有迅速集合的刺刀和大炮支持。可是在整整4天中英军损失近2000人。这次进军所起的作用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

英军进入这个豁口并不是出于某人的天才指挥，而是一系列混乱的事件促使他们自然地进入这个位置。当他们前进时，豁口就在他们前面，在整个战线中这里是抵抗最小的路线。沿着豁口他们钻进去、冲进去，豁口导向德军右翼的战略要害。完全是天意和盲目的命运注定，这支英国军队尽管精力不太旺盛，但仍然实现具有决定性的运动。英军继续前进，自从蒙斯出发以来以鞭子和叫喊追逐他们的怪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洛发现他的右翼受法国第5集团军迫向后退却，而他自己与右边克卢克的联系由于英军挺进不断地被切断。克卢克刚刚布置有利阵地与莫努里作战时，他发现自己的左翼和左翼的后方发生危险并成为敌军可以进攻的弱点。

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首先反映在比洛和克卢克司令部的地图上，地图上记载着有关供应、安全、甚至至少让两支军队三分之一的人逃出险境的数以百计的详细资料。此种忧虑的严重，不由自主地一件件暴露出来，清楚地表明最高权力中心的恐俱。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谈谈(这是我们的特权)在卢森堡的皇帝指挥部。时间是9月8日早晨。集合在那里的权贵要人由于没有接到他们已成习惯的每小时一次的胜利消息而感到惊恐。相反却来了鲁普雷希特被迫停滞不前的报告。接着送来截获的霞飞5日的作战命令。全部法军已发起攻击！皇太子说他被钉住了。他报告说：“我们只能有极其微小的前进，我们受大炮轰击伤亡惨重。步兵简直被炮火包裹。没有办法向前推进。我们能做什么呢？”符腾堡公爵和豪森也以同样语调说出同样的遭遇，不同的只是他们还受到刺刀的攻击。至于比洛和克卢克，人们只要看地图就知道了，不需阅读他们所写的战术报告，因为飞机和其他方面的报告证实了他们承受的战略上的痛苦。在这里宽敞的房间内召开着高级会议，会议在命令声、敬礼和足跟马刺咔嚓声的气氛中进行，这里远离战线炮轰和绝望、肮脏和混乱，这里完全汇集和记录了入侵法国的庞大德军所承受的压力的种种结果，就像市场崩溃时期华尔街的股市行情收录器。每分钟价值都在变动。最高权力单位蜷缩在新的位置上。9月3日隐约出现的胜利希望被8日失败报告所取代。这是鲜血造成的、而不是纸上空谈的事迹。

颇有功绩的德军中级军衔参谋官鲍尔上校向我们描述那里的情景：

“绝望的慌乱情绪严重地控制了全军，更正确地说控制了大部分领导人。最高指挥部出现了最糟糕的局面。毛奇完全垮了。他坐着，脸色苍白地盯看地图，木然没有一点感觉，成为一个灰心丧气的人。冯·施泰因将军(毛奇的副手)肯定地说，‘我们务必不要失去思考的能力，’但是他并不负起责任。他本人也没有信心，说话中流露出他的感觉‘我们说不清局势将怎样发展。’塔彭(作战部长，上文曾提到他)像平时那么平静，他认为失败根本不是他的过错；现在也不至于完全失败，因为他没有失去思考能力。但他没有做任何事。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听不到重要的消息。”

鲍尔就是这么说的！

现在每一件事情都要毛奇作决定。毛奇是谁？他是这个伟大名字的影子，他是老陆军元帅的侄子，曾是他的副官。他是一个普通人，应该说他是一个侍臣，一个在和平时期的宁静日子里奔走于宫廷为皇帝中意的人。这种人不会与君王闹别扭，他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个性，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好脾气、无害的、值得尊敬的普通人。这个命运不佳的人砰地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严酷的、无情的浪潮，在这种猛烈的撞击下历史上最伟大人物也可能退缩！

图05、马恩河战役3(德军撤退，1914年9月)

他怎样做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一份简单的给所有各军并通知每个师的电报，“如果你们不能前进，便筑工事坚守，vestigia nulla

retrorsum(不可让出一寸占领土地)，”似乎这样可以稳定形势。可是此时只有英军知道(根据布尔战争经验)现代武器在防御中的威力。法军才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享受到令人鼓舞的经验。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军人知道，事实上200英里前线中的30英里豁口只是为进入它的进攻者设下的陷阱。几乎在顷刻之间它变成不是胜利而是危险的突出点，变成交叉火力和从两翼反击的巨大目标，成为进一步进攻的最坏地方。

德国参谋部的军官建有密切的小团体和兄弟会，使德国士兵与其长官的关系，犹如17和18世纪耶稣会会员具有的罗马天主教会教士与红衣主教之间的同样关系。他们说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特殊从属关系，他们以较高的才智使用人力与物力，这种才智来自他们的知识和组织。在9月8日午夜光景，毛奇把他的观点或心态告诉了这些军官之一的情报局长亨奇上校。这两个人现在都死了。没有一个人留下他们对话的记录。我们只知道谈话以后发生的事情。亨奇上校登上他长长的灰色汽车，沿着整个战线行驶，在军队的每一个司令部停留一下，最后天黑时分到达比洛的司令部。他见到担任那个军团参谋官的他的兄弟。他与兄弟深谈良久。彼此同意如果确实发现英军大批渡过马恩河长驱进入比洛与克卢克之间的豁口，比洛应与右翼和中央的其他德军一致退向埃纳河。亨奇抽出很短一段时间与老比洛作个人谈话，我们得知，这次谈话相当悲观。他当晚睡在比洛司令部，翌日早上7点起床，而要到9点才有人叫醒老人；他再次与总参谋部的军官谈话。很清楚，此时他们正在考虑昨天送来的报告，英军的先头部队无疑正在渡过马恩河。因此昨夜确定的形势已经成为现实。比洛“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通过他的参谋官进行指挥，下令第二集团军撤退，到时候他进入他的司令部办公室。

亨奇知道第二军在干什么，继续赶他的路。在到达克卢克司令部前他碰到一些麻烦。他必须穿过可怕的豁口，他的汽车被大量撤退的德国骑兵堵塞。他还遭到一次英国飞机袭击，陷入他所描述的“恐慌”事件中。直到正午后他才到达克卢克司令部，在此地他再次只与参谋官打交道。他根本没见到克卢克。他告诉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屈尔，由于现在知道英军长驱进入那个豁口，比洛的军队即将后撤。但是根据亨奇说，大约两小时之前，屈尔已发出撤退的命令。依旧健在而且写了一本厚厚著作的屈尔承认，撤退的命令是由他的下属(现亡故)用电话传达的，可是这位下属误解了他的意图。他宣称亨奇给他确切的命令，要克卢克的军队退向埃纳河，试图把全部责任推在这个人身上。

1917年由鲁登道夫下令对这个著名插曲进行调查时，证明亨奇上校没有责任。后来弄清楚，毛奇给他的任务简而言之是弄清楚撤退是否必要，若有必要，协调5支德国军队的后退行动。为此以最高指挥部名义给予他完全权力。可是仅仅是口头上给予他完全权力！屈尔与亨奇之间的斗争由屈尔与他在坟墓中的对手继续下去。屈尔宣称撤退的命令是明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请求以书面方式得到这个至关重要的命令，而且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克卢克，等到克卢克知道此事已有几个小时过去了。

不管情况如何，成为战争失败焦点的亨奇当时来回穿过整个德军战线。在外出旅行中他收集了一些坏消息，同来后他又发布了致命的命令。他使用给予他的权力连续命令德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撤退到埃纳河一线或与那条线相一致的地段。他只是在一个地方遭到反对。受多番嘲弄的德国皇太子亲自接待了毛奇的使者。面对撤退的命令，他要求书面文件，否则拒绝服从。所有亨奇的命令全是口头的，而且全都传达给参谋官。在这里他直接接触到了第一位司令官。于是他说“他将有从卢森堡发出的正式命令。”这命令是第二天用电报发来的。

就这样结束了马恩河战役。在撤退开始以前，渡过马恩河的唯一协约国军是英军。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沿着从凡尔登到巴黎的整个战线，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根本没有向前推进。在福煦以左和弗朗谢以右的一些法军实际上是向后退。协约国军唯一不断推进的部队是英军。他们在9月5日至8日的4天时间里向北推进了4英里以上。但是为了不使读者认为这个断言带有民族虚荣心，让我首先赶快重复一遍，当英军掉过头来时，它知道在与敌人接触前它比其他部队有更远的路要走；其次当它遭遇敌人时，它发觉基本上只有骑兵挡住至关重要的豁口。事实仍旧是，它摸索着进入德军的要害。

就这样，一连串难以预见和无法控制的事件几乎在开始时就决定了陆上战争的命运，除此之外留下的只是4年丧失理智的屠杀。我们不知道冯·毛奇将军是否真的对皇帝说过“陛下，我们打输了战争。”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毛奇具有对政治事件大于军事事件的预知能力，他在9日晚上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事情进展不顺利。巴黎以东的战事对我们不利，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

第12章、海战

01.

现在我必须叙述最及时来到的光辉片断，在这整个片断中我们享受最大的好运。我坚持在黑尔戈兰湾对德军发动一次小规模攻击的希望导致我与海军准将蒂里特与凯斯的会谈，前者指挥号称“哈里奇打击力量”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后者是也停泊在哈里奇的潜艇队的指挥官。8月23日凯斯准将亲自打电话到海军部找我，他建议：“黎明前开始从接近敌人海岸的近海发动一次组织严密的进攻。”24日我在办公室主持会议，出席的有凯斯和蒂里特准将以及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

两位准将此时草拟的计划又简单又大胆。自从战争开始的最早时候起，我们的潜艇就悄悄航行于黑尔戈兰湾。他们现在在三周时间里积累了关于敌人布置的精确情报。他们知道敌人习惯于组织一支由两艘巡洋舰护卫的驱逐舰队，这支舰队每天夜里在黑尔戈兰湾以北巡逻，天亮后不久由第二支小舰队接替，这第二支小舰队巡航的范围要小得多。他们建议我们使用两支最好的驱逐舰小舰队和两艘轻型巡洋舰，夜间从哈里奇出发，刚天亮前到达黑尔戈兰湾北部海岸离叙尔特岛不远的某一点。从这一点他们开始从左手出发沿海巡逻，若遇到外出的敌人小舰队就攻击它把它赶回去，然后一起排成横列长线，向西朝回家路线航行以迎击返航的德国小舰队，若有可能加以击沉。参加这次作战计划的还有两个分队的6艘英国潜艇，以便攻击出海的德国重型舰只，当时停泊在亨伯河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和“新西兰号”作为这次行动的支援力量。

总之这些就是这几位军官建议并经第一海军大臣批准的计划。作战行动确定在28日。当这些意图告诉约翰·杰利科爵士时，他立即提议派3艘战列巡洋舰和6艘轻巡洋舰以增加支援力量。他还指派戴维·贝蒂爵士亲自出马。结果获得的成功远远超出海军部的希望，并对此后整个海战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28日黎明，蒂里特将军的小舰队在“曙光女神号”与“无惧号”率领下达到它们的攻击点。希尔将军一发出“冲入黑尔戈兰湾”的命令，我们就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近陆地的天气雾气越来越浓。黑尔戈兰湾炮台开始轰击，但不生效力。德国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由于潮水退去在下午1点前无法驶过外亚德沙洲。只有在巡航的或近在易北河或埃姆斯河的德国轻巡洋舰能援助他们的小舰队。接着发生小舰队和轻巡洋舰之间的混乱、分散的和长时间的一系列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4点钟。在全部交战时间中，英国轻型舰在敌人最隐秘的和防范最严密的海域中横冲直撞。

可是发生的情况和计划的不一样。主要由于海军部参谋工作的过错而产生的不幸，通知凯斯和蒂里特准将关于贝蒂将军率领外加战列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共同参战的情报未能及时到达；贝蒂将军也不知道英国潜艇开展活动的区域。由于产生了几件使人尴尬的事情，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错误。无论如何好运一直在我们这边，初次袭击加上坚决进攻使我们平安地通过难关。德国轻巡洋舰加快支援他们的小舰队，并在试图隔断我们舰队的希望驱动下，向英国战列巡洋舰冲来。贝蒂将军不但不顾水雷与潜艇的危险，而且不顾遇上强敌的风险，以非常的大无畏精神率领他的舰队深入海湾。两艘敌人巡洋舰(“阿里阿德内号”和“科隆号”)被英舰“雄狮号”和“皇家公主号”的巨大炮弹打得粉碎；第三艘巡洋舰(“美因兹号”)被英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击沉。其他3艘(“妇女颂号”、“施特拉斯堡号”和“斯德丁号”)艰难地逃回基地，人员死伤甚众。1艘德国驱逐舰被击沉。其余驱逐舰在混乱和薄雾中逃走，虽然有几艘已被击伤。

当天捷报传到海军部，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十分担心“曙光女神号”。她的输煤管被一颗炮弹打碎，她的航行能力降至7或8节。可是她还是平安无事地回到泰晤士河。

没有一艘英舰被击沉或严重受伤；我们人员阵亡的不超过35人，受伤的约40人，尽管在德国海军上尉托伦斯的笔下说，“英舰尽最大努力在海上打捞幸存者。”①224个德国兵，许多身受重伤，在极危险的环境下被驱逐舰“猎狗号”上的凯斯准将救起并带回英国。有1000多德国人，包括小舰队司令和驱逐舰准将，在这次战斗中死亡。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儿子是这次俘虏兵之一。但是比这些看得见收获重要得多的是产生在敌人士气上的效果。德国人不知道我们有缺点的参谋工作和我们所冒的风险。他们所看到的是英军在最大胆进攻战中毫不犹豫地敢冒使用轻型舰艇以及最大舰只的风险，并能未受损伤地撤退。他们感受到的就像德国驱逐舰冲入索伦特海峡，他们的战列巡洋舰向前猛冲到英国海军航空基地时我们会感觉到的那种想法。这场战斗的结果意义深远。从此以后英国海军的威望沉重地盖住了德国的海上雄心。产生在德皇心中的印象是决定性的。因而希尔说：“对战列舰队施加的限制一直存在”。冯·提尔皮茨说得更加明确：“……8月28日那一天，不论是它的事后影响还是它的伴随后果，对我们海军工作是个灾难性的日子……皇帝不愿有这种损失……皇帝颁发命令……在接见波尔后(在这种场合我通常不受召见)限制了北海舰队总司令的主动行为；要避免军舰的损失，舰队出去和任何较大的行动必须事先经陛下批准，”如此等等。由于冯·提尔皮茨抗议“这种钳制政策，”……“从那天以后，皇帝和我之间突然出现疏远，这种感觉逐渐增加。”

德国海军的确被钳制住了。从8月到10月除了个别潜艇和布雷艇做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外，海军的活动全部停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的力量不论在海上进攻还是在港口防御都稳定而迅速地增加。

这次海军战斗的消息传到处于胜利黎明前黑暗时刻的法军和英军，此消息向各处撤退中的军队公布。

02.

8月的一个下午，英国内阁中出现奇怪的景象，受尊敬的自由党政治家们坐下来精心和蓄意策划，商讨夺取世界各处德国殖民地的计划！一个月以前，那些在场的大多数人曾怀着恐惧与厌恶不去考虑此类想法！我们的海上交通主要依靠迅速消除这些德国巡洋舰的基地或避难所；此外，由于比利时大部分已遭德国陆军的蹂躏，人人觉得我们必须为她的最终解放取得抵押品。于是我们拿出了地图和铅笔，将整个世界搜寻了一遍，原则上批准成立6个独立的远征队，并将计划送参谋部研究和执行。一位雄心勃勃的有经验指挥官在战争爆发时已经入侵德国殖民地多哥兰。现在我们提议与法军联合进攻喀麦隆——一个远为重大的任务。博瑟将军已宣布他打算入侵德属西南非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希望立刻夺取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及德国其他属地。最后授权组建一支英、印远征军攻击德属东非。这最后一项远征行动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远未完成，结果归于失败。在海洋上依旧有德国巡洋舰到处搜索的时候，在同一时候向四处派远征军的运输任务又是落在海军部身上的另一组责任。

9月中旬以后我们开始投入最紧张的工作，遮盖作战室一整面墙的巨幅世界地图，此刻呈现出异常的情形。多达20项分散而艰巨复杂的事业与任务完全依赖海上力量，且在世界不同部分同时进行。②除了上边提到的远征外，从帝国各地为法国所需要的军队提供护送，和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内护送本土防卫义勇军以取代正规军，这些巨大任务也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这个任务很快还要加重。

着手为皇家海军师组织3个海军旅和其他师属军队是容易的；但在很早时候我就发觉创建炮队为我能力所不及。的确我们可以在美国定购100门野战炮，可是训练和配备炮兵不可也不应与军队的主要准备工作分开进行。我的军事参谋官奥利万特少校在这方面有非常高明的想法，这个想法立刻产生有深远意义的结果。他向我提议，要求基奇纳勋爵从印度运来12个英国炮兵连，建立一个皇家海军师炮队，将本土炮兵连给予印度作为交换。当天下午我将此事向基奇纳勋爵提出。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极为吃惊。他问，内阁会怎么说？如果印度政府拒不同意，内阁会强迫他们吗？内阁会吗？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支持他吗？如此等等。当晚我必须外出，去北方访问舰队，舰队停泊在苏格兰西海岸尤湾。48小时后当我回来时，我去拜访基奇纳勋爵士，问他事情进展如何。他高兴得笑容满面。他说，“我不仅仅去拿12个炮兵连而是31个炮兵连；我不仅仅去拿炮兵连，我要去拿若干个营。我将去拿39个营，我将送他们本土师——3个本土师——作为替代。你必须立刻准备好运输工具。”我们对这种有助于我们斗争前线的前景表示由衷的满足后，我说我现在可以为皇家海军师指望有12个炮兵连了。他说，“我打算把他们全归我自己”；他搓着双手露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因此让海军师再次处于被冷落地位，它不得不只能像步兵部队那样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大大增加我们的运送工作，读者现在必须考察一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形势。

当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在外国基地有如下几艘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瑙号”、“埃姆登号”、“纽伦堡号”、“莱比锡号”在中国；“柯尼希山号”在东非和印度洋；”德累斯顿号”、“卡尔斯鲁厄号”在西印度群岛。所有这些军舰航速快并有现代装备，它们中每一艘在被击毁前曾使我们受到严重伤害。还有几艘炮舰：“兀鹰号”、“行星号”、“彗星号”、“努萨号”和“公猪号”，它们中没有一艘可以忽视。此外，我们预期德国人会试图派多达40艘快速武装商船出海袭击商船，然而，我们的安排如前所述，成功地阻止了他们全部船只离开海港，只有5艘除外。在这5艘中最大的“威廉大帝号”在8月26日被英国“高空飞行者号”(舰长布勒)击沉；“特拉法尔加角号”于9月14日被英国武装商船巡洋船“卡尔马尼亚号”(舰长诺埃尔·格兰特)击沉，击沉前这两艘无装甲船曾进行壮烈的战斗，其他3艘几个月后在中立国港口避难被扣留。我们为防止敌人巡洋舰和武装商船攻击我们海上贸易的安排从一开始就取得极大成功，在本卷所述的几个月内敌人每一艘舰船均陷于完全无能为力境地，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扣留在海港内。

然而，有人说我们在外国海域上必须要有更快速的巡洋舰，特别是我们一定得有比任何一艘德国巡洋舰更快的军舰，要把它作为我们做事的目标，这是公正的批评。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尔斯鲁厄号”在战争爆发时就给我们猎取舰只的机会，而在印度洋上的“柯尼希山号”早几天就被我们发现。可是在宣战之前我们的军舰的速度不够快，无法与前者交战，也无法与后者保持近距离接触。如同我们将看到，几乎每一艘这种德国巡洋舰在被我们制服前都伤害过我们的海上力量，不但有商船而且有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击沉了我们的“蒙茅斯号”和“好望号”；“柯尼希山号”突然攻击并击毁“佩格瑟斯号”；“埃姆登号”击沉俄国巡洋舰“泽姆丘格号”与法国驱逐舰“火枪号”。的确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海军部在战争爆发时安排的主导原则是为了与整个德国海军打一仗决定性的战役，尽可能加强领海水域的警戒。为达到这个目的，把外国基地的需要减到绝对最小程度，只能应付国外各个战场上的个别舰只。舰队在快速轻巡洋舰上较弱，我的主要工作是建造尽可能多的这类军舰。可是像“曙光女神号”那样的军舰还没有一艘送往舰队。因此我们不愿意让每一艘轻巡洋舰离开国内水域，但觉得舰队没有这种海上骑兵在战术上是不完整的。要紧事情先做的原则和集中力量于决定性战役中对付敌人主力的原则，这两项是压倒一切的，因此重要的和已经认可的次要要求只能推迟得到满足。现在必须看一看世界其他部分的麻烦事情。性质很严重。

这类麻烦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印度洋出现的更多。在7月31日“柯尼希山号”被发现和在她急速离开后，成为所有军队调动和商业活动严重的全神贯注的对象。另一艘德国快速巡洋舰“埃姆顿号”，战争爆发时在中国基地，9月中旬时也出现在印度洋海面，它野心勃勃且胆大妄为，开始对我们的商船造成很多严重的损失。这些事件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8月底我们已从帝国所有驻军要塞和防地集合了第7师的主力部分。9月份时两个英国和印度师连同外加的骑兵全部近5万人已经渡过印度洋。最主要的还有以本土军的炮兵连和步兵营交换在印度全部英国步兵和炮兵的计划，以及组建27师、28师和29师正规军的计划。还必须将新西兰分遣队护运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与25000名澳大利亚军一起等候运往欧洲。与此同时必须护运加拿大军的先头部队约25000余人横渡大西洋。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防卫北海主要任务和不断地运送特遣队、增援部队和供应物资渡过海峡之外的增加任务。此时敌人的舰队完整无损，我们可以想象它们在等候攻击的时机；而敌人的巡洋舰继续在海上捕捉牺牲品。为了加强我们的巡航力量，我们已武装24艘班轮并编入现役作为辅助巡洋舰船，并对54艘商船配置防御性的武器，在准备中的还有另外40艘合适的船只。为了减轻印度洋上的紧张局势和把轻巡洋舰解脱出来去做追逐消灭敌人的固有工作，我建议使用我们老旧的战列舰(“老人星”级)作为海运的护航舰。9月份我发布命令，整个印度洋上护航制度应置于正规两周一班的基础上，并利用3艘旧战列舰把“达特茅斯号”、“查塔姆号”和“黑王子号”解脱出来。

除了使用这些旧战列舰护航外，我们还在8月底派遣另外3艘旧战列舰出海用作我们巡洋舰的集合点，以防德国重型巡洋舰冲出封锁线，就这样派“光荣号”去哈利法克斯，“阿尔比恩号”去直布罗陀和“老人星号”去佛得角基地。我们的海军史有许多良好例子说明使用起保护作用的战列舰能给予巡洋舰以更多安全和防御优势——事实上战列舰成为浮动堡垒，较快的舰只围绕它能做机动灵活的动作，而且能在它的掩护下撤退。这些战列舰还在各海洋基地上保护运煤船和供应船，没有它我们所有的巡洋舰系统就会出毛病。随着战争发展，读者将看到进一步运用的这个系统的情况。

太平洋上的局面也很复杂。我们在那里的海军中队由“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以及轻巡洋舰“雅茅斯号”组成。这个阵容恐怕不是两艘强有力德国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对手。可是我们曾在1913年设计一个节约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把为智利建造的两艘战列舰中的一艘“凯旋号”从智利那里买过来以免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落入俄国人之手，动员扬子江上炮舰的水手充当该舰的官兵，把它作为母舰使用。一旦“凯旋号”正式编入现役，除了速度外我们对敌人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我们可以专注国内方面的重要事务，不必担心是否要增援中国基地了。早在7月28日，我建议第一海军大臣对“凯旋号”进行谨慎的动员，把对中国中队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条军舰身上；这一点相应地及时实现了。从那里向南5000英里是澳大利亚中队，它由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和两艘性能极佳的现代轻巡洋舰“悉尼号”和“墨尔本号”组成。单凭“澳大利亚号”本身肯定能打败“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虽然利用行驶不同的航路，这两艘军舰中的一艘有可能躲过被击毁的命运。因此，当决定命运的信号出现之前，对太平洋形势的最后一次审视并不让我们产生紧迫的忧虑。

在战争爆发时，远东的法国装甲巡洋舰“蒙卡尔姆号”和“迪普莱号”以及俄国轻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和“泽姆丘格号”都由英国指挥，因此明显地增加了我们的优势地位。几天后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事情。日本对德国的态度顿时成为一种猛烈威胁。在英日条约中没有条款能使我们有资格要求日本的支持。但是在战争经历还不满一星期时，事态变得很明显，日本民族没有忘记在中日战争结束时他们被迫离开阿瑟港时的环境和影响。现在他们表示要坚决彻底清除德国在远东的全部势力和利益。15日日本对德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7天之内无条件交出海军基地青岛。日本人表达这个要求使用了19年前德国敦促他们离开阿瑟港的语言。作为答覆德皇要求他的臣仆抵抗到底，德国官兵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孤立地面对敌人压倒性力量，他们仍坚决服从德皇的命令。

日本参战使我们能利用中国中队加强我们在其他战场的优势。我们命令“纽卡斯尔号”横越太平洋，在那里我们的两艘小的旧军舰(“阿尔及利亚人号”和“剪嘴鸥号”)正被德国轻巡洋舰“莱比锡号”追逐处于危境之中。我们把“胜利号”连同一支小小的分遣队派去参加日本人对青岛要塞的攻击。总的安排由英日海军部共同作出，而对整个北太平洋的责任，除加拿大海岸外皆由日本承担。

西太平洋战舰，①战舰的下划线近似表明此舰的比较值；②只包括参加作战的那些日本海军舰只。

上一页上所列的表格(西太平洋战舰)说明战争爆发时西太平洋对峙力量的状况。即使没有日本的军舰或日本人背后拥有的巨大储备，协约国的优势力量也是压倒对方的。可是双方必须进行的比赛决不是像外表看来那么不平等。它的确还是古老的狐狸与鹅的比赛。两艘力量强大的德国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加上两艘轻巡洋舰组成快速和可怕的现代巡洋舰中队。我们的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能赶上它们也能单独地设法打败它们。“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仅仅能勉强追上它们，在我们看来，与它们作战有成功的良好前景，但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如果使“凯旋号”与“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在一起，在战斗上根本没有风险，但要迫使敌人与他们作战几乎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轻巡洋舰中“雅茅斯号”、“墨尔本号”、“悉尼号”和日本的“日前号”既能捉住又能击毁“埃姆登号”或“纽伦堡号”。我们的较旧轻巡洋舰“狐狸号”和“邂逅号”能与“埃姆登号”或“纽伦堡号”作战，在自身被击毁前有机会击毁或至少严重击伤它们。但我们这两艘军舰速度较慢无法赶上它们。我们其余巡洋舰只能与较强军舰联合对敌作战。使用我们的海军力量，在两艘法国巡洋舰和两艘俄国轻巡洋舰以及日本军舰的援助(下文将描述援助程度)下，海军部必须保护太平洋上全部军队调动、护航任务和海上贸易。即：

从新西兰护航到澳大利亚。

从澳大利亚护航亚到欧洲。

护运英国远东卫戍部队到欧洲。

护运印度军队接替英国远东卫戍部队。

运送远征军去萨摩亚。

运送远征军去新几内亚。

所有这一切还不包括保护继续进行的一般贸易不受干扰的任务。因此太平洋德国海军司令冯·施佩上将就不乏攻击的目标。他只是一会儿躲藏一会儿出击。太平洋的浩瀚无垠和它的星罗棋布的岛屿为他提供躲藏之处。一旦他消失了，谁能说出他将在哪里重新出现？另一方面，他的行动有相当大的阻力，对他这个中队的活动寿命有某种不确定的限制。青岛被封锁，他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唯一基地断送了。他没有办法使他的舰只进入船坞，没有办法因战斗或行驶的需要进行认真的修理。现代军舰的磨损是相当厉害的，军舰离开码头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为找寻目标作长时间的全速或高速行驶将很快耗尽军舰的使用寿命。这种军舰是花瓶里的花，很好看但必然会死，如果不经常换水会很快枯死。此外，加煤过程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海军部的广大组织在每一个港口最密切地注视每一吨煤和每一条可能的运煤船。买煤和运煤船的行动是泄露内情的线索，很可能由此招来追捕者。德军舰本身的安全和扰乱我们的能力同样依赖其不定的行踪。但是行踪不定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运煤船的行动或者被截获的无线电报所暴露。但是没有无线电报怎能使运煤船驶往会合地点？在太平洋只存在5个德国无线电台，分别在雅浦、阿皮亚、瑙鲁、拉包尔和安古尔，战争爆发两个月内全被我们捣毁。此后还存在的只有德国军舰上的无线电台。使用舰上电台发任何一点信号至以太，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就是冯·施佩将军所处的形势。

海军部存在的问题也是微妙而复杂的。我们的全部行动都笼罩在严重潜在危险的阴影之下。你可以制订引起惊恐的计划，它表明冯·施佩可能在几乎任何地方带着他整个中队出现。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强大得足以在每天每处守候他。因此我们要末权衡可能性进行冒险，要末减少我们行动和事务到很低限度。绝对安全意味着有点像绝对瘫痪，何况停滞或灾难引起的抗议呼声同样是猛烈的。我们经仔细考虑决定甘冒风险推进我们的事业。毕竟海洋对我们和对冯·施佩同样无边无际。海军部作战室里的世界地图20英尺宽30英尺长。这是海员用的地图，它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广大区域占地图上300平方英尺。在这幅地图上，普通面纱别针的头那么一点代表在晴天从一条船桅杆上望出去能看到的全景。船只彼此错过的可能性肯定极大。

如前所述，英海军的中国中队在香港动员和集中，澳大利亚海军在悉尼动员和集中。当英国对德宣战时，冯·施佩将军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从香港和悉尼到波纳佩岛的距离均约为2750英里。虽然日本尚未参战，这位德国将军不敢尝试回到青岛，因为这可能引起与英海军的中国中队直接作战。他只敢行驶远到拉德罗内斯群岛(德属)，他在那里等候“埃姆登号”护送他的供应船从青岛驶来，于8月12日与他会合。他指派“埃姆登号“进入印度洋袭击商船，他自己转而向东驶往马绍尔群岛。8月22日他派遣“纽伦堡号”去檀香山取情报和发电报，并割断加拿大与新西兰间的电缆，约定于9月8日与他在圣诞岛再次会合。此时他是处在太平洋的中心位置。

除了一份报告说他于8月9日在加罗林群岛加煤外，海军部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此后他在我们眼前完全失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确切的消息。可是海军部参谋部的、经海军上将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对此事进行特殊而深入的研究)认可的研究结果认为，他将去马绍尔群岛，以后最大的可能是去往南美洲西海岸，或者绕过合恩角返回欧洲。这个说法及支持它的复杂精细的推理证明是正确的。大体上这是我们最主要假设，虽则我们决不能依赖这个判断并一直等待出现不愉快的袭击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研究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

早在8月2日，新西兰政府——帝国中领先者——深信战争不可避免，几次提议加强军事力量和打击敌人。因此战时参谋部作战司建议占领萨摩亚和捣毁那里的敌人无线电台；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向我推荐这项措施并认为是可行之举。到8月8日新西兰发来电报说，如果海军能提供护航，攻击萨摩亚的特遣队能在8月11日出发。参谋部赞同这个意见，认为澳大利亚中队足以控制“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当天我表示同意。商定的安排是，远征队应在努美阿威或在驶往那里的途中会合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和法国巡洋舰“蒙卡尔姆号”。

从澳大利亚攻击德属新几内亚的另一支远征队也由联邦政府组织。“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不知去向使在那些水域上的所有行动笼罩上带有危险的某种微妙气息。但是大家认为轻巡洋舰“墨尔本号”③和“悉尼号”能保护联邦的新几内亚远征队向北行驶，把航路保持在巴里尔礁内侧，在它们驶往外海前，这支护航队已有“澳大利亚号”和“蒙卡尔姆号”加入，因为到那时这两艘军舰早已完成为新西兰远征军护航去萨摩亚的任务。我们认为超过一切重要的是，这些远征军一旦登陆占有德国殖民地，他们得自给自足，因为港口里不应留下质量差的战舰来支援他们。原因除了难以抽调它们外，还因为这类战舰容易成为两艘巨大德国巡洋舰的牺牲品。

8月30日占领萨摩亚，9月10日捣毁在瑙鲁的无线电台。澳大利亚远征军9月9日登上战列巡洋航“澳大利亚号”，两天后平安到达拉包尔。

现在我们必须为澳大利亚军去欧洲提供护航，他们预定在9月27日离开悉尼去阿德莱德港，在那里他们将与新西兰远征军及其护航队以及澳大利亚舰队(“澳大利亚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会合，这个舰队一旦为新几内亚远征军护航完成后立刻前来。此前，我们在为澳大利亚军护航的最初建议中，负担这个责任的是“澳大利亚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以及新西兰的小巡洋舰，在没有全部联邦舰队情况下，为保护联邦军安全，我们作了安排，即由“弥诺陶洛斯号”加上日本“伊吹号”和“日前号”向南到新不列颠群岛。

9月中旬新西兰远征队应该驶往阿德莱德。“澳大利亚号”及其僚舰仍旧耽搁在新几内亚，有些迟误的原因是德军抵抗造成的。新西兰对于她的远征军去往澳大利亚的前景感到极大不安，因为没有比两艘P级巡洋舰更好的护航舰。他们指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危险，据9月14日报告它们已离开萨摩亚。海军部的看法是，这两艘德舰极不可能知道计议中的新西兰远征军，更不可能知道远征军启航的日子；为在新西兰海域进行攻击，它们必须从赤道以北加煤基地远程驶来，而且实际上必须由它们的运煤船伴随同来，从而大大降低它们的速度和妨碍它们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部预见新西兰护航队在航行的最早阶段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不能在这个阶段提供进一步的保护，并表示这样的意见，即应该承担这个风险。对于这个决定新西兰政府于9月21日表示服从，决定新西兰护航队应于25日启航。可是与此同时。重新出现的德舰“埃姆登号”在孟加拉湾的英勇事迹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公众自然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我们对原来观点不抱先入之见，决定设法驱除这种恐惧。

24日消息传来，新几内亚远征军成功地克服了所有阻力，于是我们决定将计划作如下改变：“弥诺陶洛斯号”和“伊吹号”去往威灵顿护送新西兰军去阿德莱德，而“澳大利亚号”和“蒙卡尔姆号”从新几内亚护送辅助舰只和较弱军舰到巴里尔礁内侧后，应去马绍尔群岛搜索“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因为它们似乎有可能驶向那里。这个决定改变了为澳大利亚军护航的舰队的构成。它们横渡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保护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托付给悬挂日本战旗的军舰。这个历史事实应是在太平洋上作战的友好的协约国家间存在良好意愿的外加证明。

与此同时，“埃姆登号”在孟加拉湾的劫掠与破坏在继续。22日她出现在马德拉斯的外海上，她炮击缅甸公司的油轮，在被炮台赶走前有几发炮弹落在马德拉斯城内。这个插曲以及前此的加尔各答—科伦坡商业航线被干扰以及孟加拉湾内几乎每天有商船被击沉造成了广泛的惊恐。10月1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一份备忘录，除别的事项外特别提出在印度洋大规模集中力量对付“埃姆登号”。这次集中的力量包括“汉普郡号”、“雅茅斯号”、“悉尼号”、“墨尔本号”“日前号”(日本)、“泽姆立格号”和“阿斯科尔德号”(俄国)、“普赛克号”、“皮拉姆斯号”及“夜莺号”，总共10艘，大约在一个月内就能大见成效。

10月15日我再次提出：

“‘悉尼号’应护送澳大利亚军然后再搜寻‘埃姆登号’。”

下文即能见到，这一着击中要害。

03.

尚待做的是把加拿大陆军运越大西洋，多达25000名受过相当教育的、其中部分经过专业训练的志愿军人在圣劳伦斯登上31条受护运的轮船，船队还包括两艘船，一艘装载纽芬兰远征军，另一艘装载从百慕大来的一营英军。海军少将威姆斯带领一个轻巡洋舰中队担任实际护航责任，但是船队的根本保护由距离较远力量更大的组织提供保证。我们整个舰队的所有巡洋舰中队在挪威海岸和苏格兰海岸之间分布成两行以防止德国快速军舰的突然袭击，而大舰队本身留在海上支持运输船队的北上。由海军少将霍恩比指挥的北美中队监视出没在纽约港附近的德国武装巡航商船。命令两艘老的战列舰“光荣号”和“威严号”在远离船只常走航道的会合处迎接护航船队，在“兰开斯特号”上的霍恩比少将本人伴随它们经过整条航路的第一部分。最后，从大舰队遣派“皇家公主号”在大西洋中途迎接护航船队，从而防止可能悄悄地穿过约翰·杰利科爵士巡航的广大区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的行动对任何人保密，甚至不向加拿大政府提供这个信息，尽管他们对军队运输自然会产生忧虑。

护航舰队于10月3日启航，10天后安全到达英吉利海峡峡口。计划使加拿大军队于朴次茅斯下船，在那里已为他们做好一切安排。但是就在他们预定到达那一天，据朴次茅斯防卫小舰队报告有一艘德国潜艇出现在瑟堡外的海面上，并看到另一艘潜艇在怀特岛外的海面上。此时，我们坚持不管有什么军事上的麻烦，也要把整个护航队驶入普利茅斯。10月14日这支庞大舰队装载第一批军队东向越过大西洋停泊在普利茅斯海湾。

经过这次重大事件，帝国军队集中的最初行动已经完成。它们包括运输相等于5个师的军队从印度到欧洲，再从英国运输3师本土军去替代他们；从英帝国所有驻军要塞和堡垒运来召集的第7师和第8师，再从本国和印度运去相应的替代人员；运输大约2个师的军队从加拿大到英国；最后——虽然到12月份方才完成——运输约2个师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埃及。这样集中的后果是，即刻可以使用的正规军增加了5个英国正规师(第7、8、27、28、29师)和2个英国和印度师的增援力量，以支持我们战争开始时的6个正规师；到11月底我们在法国的陆军增加到大约13个师，他们训练精良有长期服役的经验。此外4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师在英国和埃及完成他们的训练，被认为其准备已达到相当先进状态，超过留在英国的10个本土师和基奇纳勋爵正在征募的24个师的新军。虽然所有敌人巡洋舰依然未被控制，整个海上运输事业在进行中未出任何事故，未损失一艘舰艇或一条生命。

04.

在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里，霞飞元帅打电报给基奇纳勋爵，询问可否派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去敦刻尔克增援当地驻军，使敌人错误地认为在这个区域不但有法军还有英军。基奇纳勋爵问我，海军部是否愿意帮助此事。我回答说，如果他能派一些本土军骑兵保护部队驻地，我同意派一个旅。他派了一个团。就这样我被导入(虽然决非不情愿)一系列直接和必须亲自处理的较细碎事务之中，这些事务消耗我的时间和思想，很可能——尽管我声称不会——打乱我对整个形势的看法。我建立一个小小的班子处理这件事，班子里奥利万特上校是推动工作的灵魂。根据他的建议我们从伦敦街头征集50辆公共汽车，以便使海军陆战队尽可能机动灵活。我们很快便让英国分遣队惹人注目地展现在伊普尔、里尔、图尔奈和杜埃。虽然参与这些小规模行动的那些人，最初在阿斯顿将军领导下，随后当将军健康不佳时在帕里斯将军领导下冒了许多危险，但是海军陆战队或本土军都没有发生不幸事故。他们在总计划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没有遭受损失和灾难。一个月后，当约翰·弗伦奇爵士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附近地区时，我怀着真正的宽慰心情将这个分遣队移交给总司令，卸去了我虽然是次要的但仍感累人的忧虑。

05.

这一章以好运与成功开始但是必然以不幸告终。最早的战争命令是按适合战争爆发的形势设计的。它们以我们相信是最佳排列方式把棋子放在棋盘上，今后布局凭经验加以修正。根据这些安排，第3舰队的第7巡洋舰中队由“酒神女司祭”级老巡洋舰组成(“酒神女司祭号”，“欧亚卢斯号”(旗舰)、“克雷西号”、“阿布基尔号”、“霍格号”)，她们以诺尔为基地，“以保证装甲舰在北海的南部进路和海峡东端入口处随时畅通，并从哈里奇支持在那个区域活动的第1和第3小舰队。”这些小舰队的目的在于“使54纬度线以南地区没有敌人的鱼雷艇和布雷艇”。巡洋舰队“支持小舰队执行这些任务，并与它们一起密切注视敌人战舰和运输船只，以便可以在最早时刻报告它们的行踪。”

于是这种十分必要的巡航一天天保持下去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现在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下已有6个星期了。在战时做任何重复的事情都是危险的。如果你不一再重复地做同一事情，那末你做许多事情可以安然无恙。

处理舰队及其中队的日常活动不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的职责只是执行总的监督。我观察和听取每一种有用的迹象，我有许多不同的信息来源。9月17日在视察大舰队时，我听到一个军官使用的词语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他说的是“活诱饵中队。”我查问它是什么意思，有人告诉我它指的是在明显连续的平静中巡航在狭窄海面上的这些旧巡洋舰。据此我检查了这个地区的整个局面。我把这个事情与蒂里特和凯斯准将讨论。第几天早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寄去如下备忘录：

1914年9月18日

大臣，第一海军大臣，用于狭窄海面活动的海军力量应该有能力作小规模战斗，不需要投入大舰队。为此目的，这支海军力量应得到驻在希尔内斯的第二舰队两艘或3艘战列巡洋舰或战列舰的有效支持。那里是我们拥有的受到飞机和驱逐舰最有效的巡逻保护的锚地。这些军舰可以停泊在水栅后面，当我们意欲攻击时随时可以出海。战列巡洋舰更为可取。

“酒神女司祭”级战舰不可继续巡航这条路线，这类战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冒这样的风险。狭窄海域是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应由少数性能良好的现代军舰守卫。

“酒神女司祭”级战舰应驶往海峡的西边进口，把贝瑟尔的战列舰和以后的威姆斯的巡洋舰抽出来用于护航及其他任务。

最早的4艘“曙光女神”级战舰应加入狭窄海面的小舰队。

我看没有充分理由把现在熟悉它们工作的这些小舰队与北方的小舰队交换防地。

由于“M”舰交付使用，它们应组成独立的半小舰队开往北方配合大舰队作战。

“艾尔弗雷德国王号”应卸除任务，进行彻底修理。

路易斯亲王立即表示同意，向参谋长发布命令作必要的军力重新部署。对此我很满意，确信发布的命令将在最短时间内实施，我心头的石头放下了。可是就在这个命令实施之前发生了灾祸。

在等待新制度实施时，海军部战时参谋部继续执行旧制度。秋分时节的气候非常不好，以致指挥“酒神女司祭”级军舰中队的将军命令驱逐舰小舰队返港。这位军官建议单独以巡洋舰继续在多格区域巡航。海军部战时参谋部在原则上默许这些安排，但在19日指示他注意第14号浅滩：

“多格浅滩巡航不需继续下去。气候太坏驱逐舰不能出海。安排巡洋舰注意第14号浅滩。”

这份关于日常工作的电报当然不经我过目。但是它未经过战时参谋部慎重考虑是不会发出去的。在波涛汹涌的险峻海面上，大风是这些狭窄海域的特色，这种环境对潜艇极为不利，它只能在极端困难和不完善条件下进行窥察。人们相信赶我们驱逐舰入港的恶劣气候也是阻挡敌人潜艇袭击的重要保护。

因此海军部及其将领同意让巡洋舰在没有它们的小舰队情况下留在海上。如果天气好转，打算让蒂里特准将的一支小舰队在20日早上去那里与巡洋舰会合。可是20日海上依旧白浪滔天，由“无惧号”率领的小舰队不得不折回哈里奇。就这样整个19日、20日和21日让3艘巡洋舰“阿布基尔号”、“克雷西号”和“霍格号”在狭窄海域保持守望，没有一个小舰队加以保护。“欧亚卢斯号”旗舰在20日必须返港为军舰添煤。乘坐此舰的将军嘱咐下属特别小心，然后让高级别的舰长指挥中队。他们在此时并不比在其他时候有更多的理由会受到攻击。相反，德国舰艇向北行动的谣传使得整个大舰队出海向南彻底搜索，直到弗兰伯勒里德与霍恩礁之间一线。在发给这些巡洋舰命令与20日开始的海军陆战队旅从多佛尔到敦刻尔克行动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这几艘巡洋舰只是执行其寻常任务，这种任务由于频繁的重复已变得很危险，无论如何它们很不合适执行这种任务。

一俟21日天气开始平静，蒂里特谁将率领8艘驱逐舰再次出发去第14号浅滩，到22日破晓时已经行驶了许多里程。随着海浪消退，潜艇的危险重新出现。可是那3艘巡洋舰没有前来迎接它们的驱逐舰，反而缓慢地驶向北方，以不到10节的速度直线行进，无疑就像它们以前常做的那样。与此同时一天天变得更大胆的一艘德国潜艇悄悄地沿荷兰海岸南下。上午6点30分才天亮不久，“阿布基尔号”被鱼雷击中。25分钟内这艘旧军舰倾覆。舰上的一些小艇在爆炸时被击碎，几百名水兵在海水中游泳或紧紧抓住沉舰，她的两艘僚舰以纯朴的骑士精神急忙去帮助下沉的军舰。她们在沉舰的数百码处完全停住，放下所有小艇拯救幸存者。就在这个时候她们本身也被同一艘潜艇击沉，先中弹的是“霍格号”，然后是“克雷西号”。这3艘军舰上2000多人中只有800人获救，1400多人遇难。这3艘军舰本身没有很大价值：她们属于第3舰队最老的巡洋舰，对于至关紧要的敌我力量差距并无很大影响。但是像所有第3舰队军舰一样，她们几乎完全配置后备役官兵，大部分人是成家的男子；舰上还有年轻的奥斯本军事院校学生，为安全起见把他们安置在人们认为不会参加巨大战役的这些军舰上。这次残酷的生命损失，虽然比起陆军承受的损失来还是小的，但确是战争中海军的第一次严重损失。这次事故大大刺激和鼓舞德国潜艇的冒险精神。这位造成灾难的指挥官(韦迪根海军上尉)被欢欣鼓舞地宣称为民族英雄。当然，用他自己的手毁灭1400条生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件特殊性质的插曲，可是如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没有活得长久来享受他那听了令人忧郁的名声。强烈的批评风暴对着海军部，自然，批评集中对准我。“这就是一位文官大臣干预海军作战和推翻有技术有经验海军将领的判断造成灾难的一个事例。”一本恶毒的小册子的作者④把他的著作尽力地流传于伦敦有势力的小圈子，毫不迟疑地以最直接方式提出这个指责，⑤这个指责在整个英国新闻界以无数含沙射影的语言一再重复。可是，我认为不可能进行任何解释或回答。

我敦促海军部对这次悲剧事件的责任开展最严格的调查。由此建立的调查法庭开始工作。法庭发觉那天巡洋舰所处位置的责任可归因于海军部作战参谋部19日的电报(上文已引用)。第一海军大臣认为这是下属法庭对海军部的非议；但在我看来，批评是公允的，它应该有效。可是，这样的结论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彻底。人们期待的结论是，指挥巡洋舰中队的高级别军官自行判断自己任务的危险性，尤其是当任务不断重复不变时更应如此。当他们服从收到的命令时应明白地对海军部提出眼前不满意的状况，而不是一天天一周周地继续下去，直到上级的干预或可悲事件的发生。人们还指望在中队的战术行为中应遵照寻常的预防措施。此外，虽然促使“霍格号”和“克雷西号”拯救下沉的“阿布基尔号”的同志的念头是慷慨的人道精神，可是他们做了最不聪明和更可能增加生命损失的事情。他们本来应该立刻向相反方向驶去，在最早机会出现时放下救生艇。

我将这些问题提交两个月后来到海军部的费希尔勋爵；但是他简洁地回答说，“大部分有关军官领取半薪；他们还是留在那里好；没有可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有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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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希尔将军著作，第52页。

②见本章后插图。

③后来“墨尔本号”由“邂逅号”接替。

④作者是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先生。

⑤吉布森·鲍尔斯先生写道，“9月22损失了‘阿布基尔号’，‘克雷西号’和‘霍格号’，有1459名官兵死亡，其原因是，海军将军、准将和舰长提出警告，丘吉尔先生一概拒绝，直到从如此进行的巡航中召回她们已为时太晚，因此她们注定成为积极活动的敌人的鱼雷牺牲品。”

第13章、安特卫普与海峡各港口

01.

德国人希望以一次大决战击溃法国陆军，从而在一次打击下结束战争，自从这一目的明确失败时起，此前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予重视的所有次要的和附带的目的就具有巨大的重要意义了。随着激情下降，实实在在的事物便重新得到它们的价值。“军队”和“国家”的斗争未能作出决定性胜负，于是“地方”恢复了它们的重要意义，地理而不是心理开始成为战线的主要目标。现在巴黎无法获得，海峡港口——敦克尔克、加来和布洛涅——依然未筑防御工事，最后安特卫普，与潮水退去时在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段重新显露出水下浸过的岩石。

现在开始了战争的第二阶段。法军把德军从马恩河推到埃纳河，他们发觉没有能力以正面进攻把德军赶得更远，他们继续伸展左翼，希望侧面包抄敌人。争取最早到达海洋的比赛开始。法军开始把军队从右翼调往左翼。在战线后面从南锡挺进的卡斯泰尔诺部队急冲冲地撞入皮卡第战役，它力争绕过德军右翼，结果使自己深入得太远，超出了法军的左翼。福煦的部队，一个个军团接连乘汽车或火车延展在阿图瓦的战线；但环绕这支部队左侧的部分还重叠着大量冯·马维茨的德军骑兵师，这样便形成了袭击与反袭击。双方军队进入战斗时都投入了所有的人员和火炮，不停的炮击不断朝北和朝西移动，不断向大海移动。

纠缠在一起的双方军队在什么地方达到海边？在海岸线的哪一点上？哪一方的军队能绕过另一方军队的侧翼？是在敦刻尔克的北边还是南边？或者在格拉沃利纳、加来或布洛涅的北边还是南边？不，还要向南，甚至可以达到阿布维尔？一切都由总是在流动的战斗的冲动来决定。但作为最高目标，作为协约国一个安全而攻不破的侧翼，即最前沿的、最勇敢的、最宝贵的、光芒夺目的安特卫普，它能够坚持抵抗吗？安特卫普的价值相当于所有其余的港口，而且为所有其余港口提供保护。

安特卫普不仅是比利时国家唯一的堡垒，它也是协约国战线在西端的真正左翼。它保卫着一连串的海峡港口。它威胁德军在法国的两翼和后方。它是英国陆军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在对方敏感的必不可少的交通线的出入口。安特卫普未被占领时，德军想前进到海岸，想攻击奥斯坦德、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看来是不可能的。

德军最高司令部在马恩河战役失利后开始整顿和改革军队，从此占领安特卫普便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如我们现在所知，9月9日下午有人催促德皇下令攻占那个城市。28日前协约国对此一无所知。比利时军和德军一直沿堡垒线成对峙状态，没有发生重大的包围战或攻城战。但到28日德军突然向安特卫普外围线开火，使用17英寸榴弹炮发射超过1吨重的炮弹。

比利时政府几乎立刻发出合理的警报信号。英国情报机构报告表明，德军认真地围攻安特卫普，他们作战目的不是意在使比利时军全神贯注或保护交通线的佯动。从布鲁塞尔来的情报说，德皇已下令占领那个城市，这次行动可能要牺牲几千条生命，但是命令必须服从。还报告大批德国后备部队正在列日附近集合。从所有这些报告看来，很明显从敦刻尔克出动的我们英国小小的海军陆战队、公共汽车队、装甲车、飞机等等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已不再需要对付德国乌兰的巡逻队或突袭部队了。大批敌军正逼近海岸地区，我们靠虚张声势办法一直占有里尔和图尔奈已不再能支持下去。

比利时野战军约有8万余人，加上大约7万的要塞部队。比利时陆军4个师保卫着安特卫普防御工事周边的南部，用第5师作为后备，有一个力量较弱的师守卫特尔蒙德。有一支约3600人的骑兵师驻在特尔蒙德西南，保卫安特卫普和海岸间的交通线。根特有一些志愿兵防守。

10月1日晚上，我们的大臣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爵士报告，德军攻击并击毁了两个主要安特卫普堡垒并占领堡垒间比利时军的堑壕，但比利时军仍坚守内特河两岸。基奇纳勋爵此时表现出支持先遣队和实施解救安特卫普的强烈意愿，并为此目的使用尚在英国的正规军，只要法军最终能协力合作。他已派遣炮兵和参谋军官去被围攻的城市。10月2日天刚黑不久，他促使爱德华·格雷爵士致电法国政府力劝他们积极干预。他说他们答应派遣的法国本土师力量不足，安特卫普形势非常严重；如果法国愿派军队，英国愿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要是霞飞将军在两三天内在法国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其结果可以解救安特卫普；倘若不能，那末除非他现在就派遣若干正规军，否则就得考虑安特卫普的沦丧。”

直到此时我一直没有以任何方式卷入此事。当然基奇纳勋爵收到或发出的所有电报我几乎能即刻读到，并始终注视局势的发展。我热烈地赞成他为解救安特卫普所作的努力，我也完全分担了他的忧虑。我每天见到他。但是我没有个人的责任，也没有直接关系。此时我的印象是安特卫普形势严重，但没有即刻的危险；那个地方肯定能再坚守两周；同时通过基奇纳勋爵的努力和影响使法国发起重大战役，将使该地得到解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在10月2日—3日离开海军部约18个钟头。

我应霞飞将军要求，计划在10月3日访问敦刻尔克，处理有关派往该地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分遣部队的事务。2日晚11点钟，我在离伦敦约20英里处，正在去多佛尔途中，当时我乘坐的专车突然停住，没有任何解释便返回维多利亚车站。到达时有人告诉我，要我立刻去基奇纳勋爵在卡尔顿花园的住宅。到那里已近午夜，我发现除基奇纳勋爵外还有爱德华·格雷爵士、第一海军大臣和外交部的威廉·蒂勒尔爵士。他们给我看我们驻比利时公使弗朗西斯·维利尔斯10月2日下午8点20分从安特卫普发出10点到达伦敦的如下电报：

政府已决定明天离开这里去奥斯坦德，这次行动是根据有国王出席的最高战时委员会作出的一致建议采取的。国王与野战军一起撤退，由先遣部队先行，明天开始向根特方向进发以保护海岸线，他们希望最终与协约国军协同作战。王后也将离开。

据说这个城市将坚守5或6天，但当朝廷与政府离去，抵抗延长这么久似乎极不可能。

我知道，我的同僚惊愕地得知这个消息后，对此讨论了半个小时。形势变坏得这么快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安特卫普这个巨大要塞和城市拥有三道堡垒线和泛滥的海水，有整个比利时野战军的保卫(人数上肯定不少于在附近地区的全部德军)，竟可能在48小时内瓦解，在我们所有人看来不但可怕，而且不能理解。当法国和英国为解救该市的准备正在进行，当相当大的生力军无疑有效地聚集在海峡两边之际，和霞飞将军甚至能答应基奇纳勋爵电报要求之前，竟发生这种事情，的确太可怕，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在迷惑和痛苦的心绪中你看我，我看你。在最后几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比利时人如此绝望？我们在那天下午收到达拉斯上校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还说：“昨夜形势未变，德军没有向前推进。报导的德军大屠杀激起比利时人的斗志，他们打算在圣凯瑟琳堡邻近发起反击。”而现在下午10时的电报却宣布立刻撤离和即将发生的陷落！

在嗣后年份里回顾这个可怕时期最初的大震动的那些人，很容易以事后锐利的目光和后来积累的经验对当时所做的和未做的事情作出深明事理的判断。常常有一个有力的理由使人们不做任何事情，尤其是不亲自做任何事情。但是对于午夜在基奇纳家里碰头的几个大臣来说，很显然有责任弄清楚当拯救安特卫普的措施可能就在手边时是不是有充分理由丢掉安特卫普。我强烈主张我们不应不作斗争就让步；我们决定联合给F.维利尔斯如下电报：

1914年10月3日上午12点45分

安特卫普的重要性有理由让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直到决定在法国进行重大战役。我们正努力从主力部队分一部分兵力帮助你们，如果可能，我们将从这里派出更多的增援力量。同时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明天将到达你们那里支持防御。我们强烈主张你们作进一步斗争坚决守住城市。即使短短几天或许便可以使局势改观。我们希望政府有可能留下来，野战军有可能继续战斗。

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想到，在对当地局势不是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力劝比利时政府坚持抵抗，这种违反他们深思熟虑判断的主张是危险的，即使援军部队不成问题，在给定的日期和明确保证之前我们还有大量事务有待安排与决定。我们面临困难的抉择：要末在极仓促时间里和在不完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有深远重要性的决定，要末完全相反，顺从地让安特卫普落入敌人手中。

在这种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决定是，了解总的形势的某位当权者应迅速去安特卫普，到那里查明情况确定应作哪一种抉择。由于我已经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敦刻尔克，这个任务就交付给我；奇纳勋爵表达坚决的愿望要我去；第一海军大臣同意我外出时部务由他单独负责。此刻是早上1点半。我即刻去维多利亚车站，上了在那里等候我的专车，再次出发去多佛尔。在我离开基奇纳勋爵前几分钟，他接到对他10月2日电报的回电。法国外交部长允诺毫不延迟地将派配备炮兵与骑兵的两个本土师去奥斯坦德以救援安特卫普。除此之外在主战场上法军将向前推进。得到这个消息后基奇纳勋爵专心投入英国援军的集中和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0月3日上午1点15分打电报给比利时政府说，丘吉尔于3日早上到达，要求他们将最后决定的执行推迟到那个时候。收到这个电报比利时战时委员会在3日黎明时开会，暂停执行撤离那个城市的命令。

02.

我直到下午3点后才到达安特卫普，立刻拜访比利时首相。布罗克维尔先生是精力特别旺盛、思想和言词特别清晰的人。在决定不向无理侵略屈服的关键时刻，他应该为比利时国家掌航舵。他精确地向我解释当时形势。德·吉斯将军(要塞司令官)同时补充他的看法。外围堡垒一个接一个被攻破。德国庞大榴弹炮的5或6枚炮弹足以击坏堡垒的基础，炸死即使在最深掩体里的守军，并炸裂大炮的炮床。现在内线堡垒在遭受同样的攻击，想不出什么办法阻挡堡垒以大约一天一个的速度被摧毁。军队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这主要由于他们为协约国冒这么大风险而协约国没有丝毫援助的迹象，长期来全凭他们独自支撑之故。每种物资——枪炮、弹药、探照灯、电话、掘战壕工具——奇缺。城市的水供应被切断。在城市巨大人口中出现许多德国同情者的谣言。任何时候前线可能在巨型大炮轰击下被攻破，而这种炮轰此时仍在进行。但这些仅是危险的一半。比利时民族的生存和荣誉不取决于安特卫普，而依仗于军队。丢失安特卫普是灾难性的；如果再失去军队将是致命的。由于严格地解释中立的含义，斯尔德河已被封锁。唯一的撤退路线是与荷兰边界和海岸线平行的一条危险的侧翼通道。两个比利时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正竭力把德军从这唯一的撤退路线赶走。可是压力在增加，登德尔河一线也不再安全可靠。如果根特在比利时军队平安撤退前陷落，那末前途只有毁灭。

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决定第一步撤退到斯尔德河左岸称作有堑壕营地的地方，也就是说向他们的右边撤退；第二步朝同一方向经过根特向协约国军的左翼靠拢。这些命令由于接到英国政府电报而暂停执行。

我于是说明基奇纳勋爵的计划，说出可用于支援比利时军的英法军队数字。我强调坚守这个城市，尽可能长久地延缓德军前进，放弃撤退军队的想法。我指出，临海侧翼作战的结果尚未最终决定，但我们的大军一天天接近比利时。我问，提到的援军如果确实派出，是否能影响他们的决定。他们回答说，这是一个新情况，要是这种帮助来得早一点，事情可能就会是另种样子。即使到现在，如果比军的撤退路线得到根特附近的协约国军保护，他们准备继续抵抗。于是，在他们的同意下我起草了一份给基奇纳勋爵的如下电报：

安特卫普，1914年10月3日下午6：53(下午9：45收到)

“经双方确认，我与首相布罗克维尔先生作如下安排，比利时政府现在进行一切准备至少抵抗10天，并尽一切力量采取每个步骤。3天之内我们要明确说明我们能否为援助他们发动大规模陆上战争以及何时可能实施。如果我们在3天之内不能给他们大量支持的满意保证，他们有完全自由(如他们认为合适)放弃防卫。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们愿撤走野战军，我们(虽不能发动大规模战争)将派遣掩护部队到根特或撤退路线上的其他地方，帮助他们野战军撤退。如此，他们尽全力保卫安特卫普时损失的一切物资，我们在帮助他们撤出时将尽可能补偿给他们。

“而且，我们同时以各种较小方式帮助他们局部防御，如枪炮、海军陆战队、海军旅等等。

“我提出的条件都是实际的，以避免不惜任何代价承担我们不能实行的责任；同时避免匆促说明我们能派出什么部队进行大战。如你第7号电报(给达拉斯上校)指出，你能够做得比这好得多，并在3天之内给予确定的允诺，但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比利时政府和军队应立即重新振作投入保卫祖国的事业。

“此刻敌人进攻的压力很大，不彻底的应付办法是不适用的，但首相通知我，他们相信能坚持抵抗3天，很有把握他们能坚持6天，他们将努力争取10天。

“如果采用这样的安排，将有必要的时间平静地解决问题。

“两千名的海军陆战队将于今晚到达。

“我将在这里停留到明天。

“我将此电报读给比利时首相听，他说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但应得到现在正在召开的大臣会议的正式批准。

“如果你确认这些建议可行，望给海军如下命令：立刻派两个海军旅(别去刚入伍新兵)经过敦刻尔克进入安特卫普，携带5天口粮和200万发子弹，但不带篷帐或许多辎重。

“他们何时可到？”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早上在等待伦敦的回答时，我外出检查前线。繁茂树叶遮蔽的乡村绝对平坦；头顶上隐约显现新月形的德国系留汽球；不断的炮轰；看不到步兵的攻击的迹象；疲劳和沮丧的防守部队。要得到一个清楚的看法，从而懂得实际在进行的是何种战争，这非常困难。可是我们终于能够到达真正的大水泛滥地区，再外边就驻扎着敌人。由于水有1英尺深，双方都不可能在这里挖掘战壕。比利时哨兵蹲伏在灌木丛后面。此刻没有步枪射击，但有许多炮弹在头顶空间穿越，飞向比利时防线。

虽然德军在安特卫普的炮火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后来在西线目击的大规模炮轰相比较，但它肯定是猛烈的。比利时军的战壕又宽又浅，对于疲乏和往往缺乏经验的军队来说，很难起保护作用。随着我们从大水边缘沿着石铺大路往回走，看到了大路两边可怕的景色，巨大的三四颗齐发的炮弹带着浓烟在几个掩蔽工事内或在其附近一起爆炸。而支援部队正以相当紧密的队形爬入工事。每个突出的建筑物——庄园、塔楼或风车房——不断地遭到轰击；榴霰弹沿着道路爆炸，道路左边半英里外一处树林环绕的建筑物，看起来有一块块白色斑点。至少需要2或3天时间建造标准的胸墙或建造合格而且抽干了水的的堑壕或射击掩体。在此之前起作用的主要是围拦和房屋；而无效的战壕仅仅是引诱炮弹的目标。

在尚不知道真正的大战以前，安特卫普战事提供一个攻击部队一般不采用正规包围战，先使用排炮轰击，然后以井然队形通过永久性堡垒线的事例。一个继一个堡垒被2或3门大型榴弹炮轰塌；一条接一条浅战壕被野战炮弹扫清。小心翼翼地跟在这些钢铁足印之后，人数不多、训练粗糙、品质低劣的德国步兵，成群地摇摇摆摆地向前进入“欧洲第二坚固的堡垒”。

随着德军炮火接近这个城市，炮弹开始每天落在新的地区，从他们被毁的家逃出的乡下人沿着道路可怜地慢慢移动，人群中散布着掉队士兵和伤员。安特卫普本身保持着奇特的平静。日光照耀下的街道上到处是怀着忧郁心情倾听远处炮轰声的人们。这个富裕的文化古城的尖塔和柱廊，沿斯尔德河高大宽广的仓库，“有各种各样现代设施”的豪华饭店，一般的富足与文明的生活气息，给人以与即将发生的事实截然相反的宁静安全的印象。它是一座昏睡状态的城市。

直到4日早晨海军陆战队才到来，立刻进入战线。当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们时他们已在利尔郊外与德军交火。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德军士兵逐推进或飞快冲过街道。海军陆战队从阳台上用机枪扫射。步枪的闪光和机关枪口有节奏地发出的成串火光，在猛烈爆炸声和子弹呼啸声中照亮了战争场面。

在汽车中20分钟，我们回到暖和与光亮的欧洲最好饭店之一，饭店里陈设完美的餐桌和服务周到的侍者一切与平时一样！

03.

4日早上收到英国政府给我的答覆，我立刻把它转给布罗克维尔先生：

基奇纳勋爵致海军大臣

“为解救安特卫普，我将如下安排远征部队：

“英军

第7师18000人、炮63门，由卡珀将军指挥。骑兵师4000人，炮12门，由宾将军指挥，于10月6日和7日到达泽布吕赫。海军分遣队8000人已到那里，由阿斯顿将军指挥，又海军和陆军重炮及分遣队业已派出，随后将通知总部参谋部。

“法军

“本土师15000人，合适配置火炮及两个中队，由鲁瓦将军指挥，10月6—9日到达奥斯坦德。燧发枪海军陆战队旅8000人，由海军少将罗纳克指挥。总计53000人。人数大体上正确。”

上午10点30分路易斯亲王也发来一电：

“海军旅于下午4点在多佛尔登船去敦刻尔克，他们将于下午7、8点钟间到这达那里，所带给养和军火如你来电中所示。”

现在问题进入纯粹行动阶段。安特卫普能抵抗敌人攻击坚持到法国和英国援军到达吗？其次，如果能坚持，那末在安特卫普和根特的9或10个协约国师能遏止德军直到每日从南部向前推进的主战场大军左翼与他们会师吗？在那种情况下，在西部的协约国军战线可能慢慢移动经过安特卫普、根特和里尔，所有这一切在几天里，甚至在几个小时里就要开始。

从双方参战军队人数上判断，协约国军获胜的机会似乎较大。从纸面上看，协约国军的人数几乎是敌人两倍。可是比利时军有太长时间没有援助和慰问。他们依赖的堡垒天天被击毁，敌人性能优越大炮凶狠和不停的轰击，他们对后撤路线的担忧，自从开战以来他们遭受的残酷的损失和打击，摧毁了他们的信心，耗尽了他们的力量。

当务之急是维持安特卫普的防御，顶住整个南边战线遭受的敌人不断的炮轰。在河后边的阵地能够筑成强固的工事。它在许多方面潜在地要比伊塞尔防线坚强，两周后这同一支比利时军，尽管又遭受进一步的损失和打击，但他们沿伊塞尔防线进行了最顽强最光荣的抵抗。可是面对显然无法抵抗的炮击而产生的沮丧和孤独感，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与此同时，援助急速向前，海军陆战队已经来到前线。铁甲列车装载海军炮和英国水兵于4日早晨参加战斗。当天晚上两个海军旅到达敦刻尔克，预定在5日晚上进入安特卫普。在比利时参谋部的特别要求下，他们散布在比利时各个师中间，以便给比利时士兵以鼓励和援军立刻就到的保证。

英军第7师和第3骑兵师带着路易斯亲王命令，不顾敌人潜艇，大胆渡过海面，从6日早晨起在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上岸。法军在阿夫雷登船，罗纳克将军及其8000燧发枪水兵①已登上火车去敦刻尔克，只要安特卫普能坚守……

与此同时也必须记住，约翰·弗伦奇爵士秘密地从埃纳河抽调出一支英军，绕过法军战线后边到达圣奥梅尔，打算袭击里尔，打击德军右翼。每天大量德军被阻拦在安特卫普之前，这有助于掩护弗伦奇的军队下火车和部署，增加其成功机会。但是形势对比利时军也变得日益严重，如果德军成为重大战役的胜利者，比军就有与协约国军隔绝的危险。

这种可怕形势引起人们的忧虑与不稳定情绪，原因是比利时首脑人物的态度，此外是德军实际进攻危及安特卫普防线和精疲力竭的守军。但比军固有的坚决与冷静使抵抗延长了重要的5天，虽然安特卫普的防线在有效援助到达前被攻破，比利时野战军安全地撤出，这是值得注意的成就。

国王与王后在这些紧张和不幸日子里的态度是庄严的。作为一名庄重、镇静的军人，国王主持国务会议，激励军队和指挥官，在王国的废墟中保持不可征服的尊严，这种印象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同时基奇纳勋爵和路易斯亲王继续从伦敦发出必要的命令。

现在我觉得突然意想不到地深深卷入可能还要继续一段时间的、非常可怕和极端严峻的当地危险局面。我还要为这个城市遭受炮轰和将皇家海军师的那些没有经验的、部分装备的和训练不全的几个营卷入战斗负直接责任。我感到有责任要将事情负责到底。另一方面，让海军部没有一个大臣是不对的。于是我于4日致电首相，提出让我负正式的军事责任率领在安特卫普的英军，并正式提出辞去海军部大臣的职务。这个意见未被接受。后来我得知，基奇纳勋爵书面提出意见，认为我应该辞职，但是相反的意见占多数。我当然没有理由对他们这样做感到遗憾。政府通知我准备派亨利·罗林森爵士来这个城市，在他到达前要求我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办好。

10月5日是个继续战斗的日子。形势每小时都有波动。当天晚上我去设在利埃尔路上的帕里斯将军司令部，目的是请他指挥即将到达的其他两个海军旅。这条路上的炮弹爆炸现在更频繁。在我步出汽车时榴霰弹在头顶上爆炸，把一个人击倒在我脚下。当与将军围着村舍桌子讨论时，整幢房屋因附近炮弹爆炸而不停地震动，爆炸的闪光照亮窗户格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帕里斯将军从海军部代表手中接过皇家海军师的指挥权。他注定要掌握这个师来建立如此之多的荣誉，直到3年后在战壕中可悲地受伤。这是大战中一位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行使的最重要的指挥权。

5日战斗的总结果提高我们的希望。1个营的英军和9个营的比利时军的反击把敌人赶了回去。以前丢失的所有阵地重新占有，内特河防线几乎重新建成。午夜在比利时军司令部，我在那里看到吉斯将军收到从各方面打来的令人高兴的电话。但是敌人成功地守住了过河的立足点，似乎可以肯定他们当夜就会搭桥。因此吉斯将军决定在夜幕掩护下作进一步的反击，希望把敌人全部赶过河去。

我上床前已是2点钟，近4天时间里我一直以极小间隔在会议上、在前线、在不明确但有直接责任的环境中活动、思考和做事。可以肯定形势有所改善。内特河防线实际上未受损伤，正面前线未被攻破。海军旅比我希望的迟一天即明天早上就可到达。部队从陆路和海道加快前进。所有不同的个人和机构现在认准同一道路，为同一目标工作。法国与英国、海军部与陆军部、比利时政府与比军司令部全都面朝同一方向。罗林森明天将到达，我的任务将结束。但是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此刻我十分疲倦，深沉地熟睡几个小时。

战斗整夜在继续，但在9点钟前得不到明确的报告。在比利时军司令部他们告诉我，昨晚比军攻击受挫，而德军反攻激烈，比军非常疲倦，沿内特河情况不明。帕里斯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参加激战。海军旅业已到达下了火车，现在正开往战线上指定的阵地。但是战线在哪里？把这些受部分训练和装备低劣的军队放入战壕是一件事，使他们参与流动作战的战术是另一件十分不同的事。他们带着步枪和大量弹药坚守在战壕里，很难将那些热情而坚定的人赶走。但是他们不善于机动作战。在我看来他们应等待一下，到我们弄清楚前线发生什么情况再采取行动。帕里斯将军与他的旅正与敌人短兵相接，没有办法接过整个部队的指挥权。因此我有必要发出个人的命令。我坐汽车去比利时司令部，告诉吉斯将军这些新到的军队必须有固定的作战阵地，如果作零星的流动战那就浪费了。我建议叫他们留在比原来指定地近4英里的地方，把那里作为正在后退比利时军的支持和重新集合线。他认为这个办法聪明合理，于是同意了，我亲自去察看，促使这个命令完全执行。

人们离开城门时伤兵和逃难者的人流拥挤不堪，这不利于作战。敌人野战炮的炮弹经常落在大道上和村子里，那些地方昨天还在射程以外。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到哪里是逃难者人流的终点和追赶者的人潮的始点。无论如何到大约正午时分，3个海军陆战队旅与比利时后备军集合在一起，大步行进在孔蒂什至弗雷姆德一线的安特卫普至利埃尔的大道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等待下一步发展，预期会遭到立刻的攻击。使我们稍感轻松的是，德军没有打扰3个比利时师的撤退。他们在积蓄力量，调集并再次使用他们作为主要依靠的无情的大炮。由于没有出现德国步兵也没有开始密集炮击，海军各旅依次地向前移动，在与敌人停止前进处较近的地方建立阵地。我留在利埃尔大道的战线上。大约5点钟时亨利·罗林森爵士在这里与我相遇。

可以预料，将军对局势采取坚定的观点，一点也不愿意放弃关于已受严重压力的安特卫普正面和交通线问题的争论。事实上我发现在这个军官身上(我认识他已有多年)有一种天生的、直觉的、反对默从敌人意志的反抗心理，这在军人中是最有价值的品质。这种思想感情也可在前英国驻比利时武官布里奇上校身上发现，他从约翰·弗伦奇爵士那里来到此处。7点钟时在王宫召开由国王主持的战时会议上，我们申明英国政府有准备和有能力并准时和全面地履行我们两天前作出的保证。但是比利时首脑人物深信，即使沿内特河一线的安特卫普正面可以恢复，但是它们的交通线已非常危险，所以他们必须毫不迟延地恢复3天前中断的军队撤到斯尔德河左岸的行动。他们认为，在那里能与英法任何援军会合，同时保证他们自己安全地撤向根特，他们已于9月4日派1个旅增援根特。我们不必与他们的观点争论，事情的发展表明他们是对的。罗林森将军与我于当晚一起离开这个城市，经过焦急地驱车赶路(在路上听到许多谣言)后，我在奥斯坦德登上“关注号”回英国。

比利时野战军离去后，此后对安特卫普剩余战线的防卫留给守堡垒的部队，比利时第2师和英国3个海军旅，坚守他们的战线，抵御相当于超过5个德国完整师的敌人。它们是第5后备师、第6后备师、第4混成海军陆战师、第26师、第37师以及第1巴伐利亚战时后备旅。

7日午夜德军将炮队向前推进，开始轰击安特卫普城和内线堡垒，堡垒在炮火中倒塌，大量平民连夜外逃，在四周大火的照耀下越过斯尔德河桥到空旷乡村，再沿着大道走向根特或进入荷兰。敌人的攻击不断进逼，大家认为该城的壁垒的防守熬不过8日晚上。比利时师和英国海军旅当晚撤出安特卫普，平安渡过斯尔德河，开始由公路和铁路撤退去根特和奥斯坦德。两个英国海军飞行员②施出回马枪，经长途飞行后炸毁了停在杜塞尔多夫库棚内的一架齐柏林飞艇，并轰炸了科隆火车站。德军巡逻队采取许多预防措施后于9日傍晚进入安特卫普，10日躲避在一个幸存堡垒中的有勇气的市长宣布投降。

04.

该市的抵抗延长了5天。那末是否为法军与英军，争得时间将自己的左翼放置在那个要塞上，并阻止德军沿安特卫普—根特—里尔一线到达沿海地区？这不但取决于当地的战斗，而且取决于一系列标志着向海滨赛跑的翼侧延伸战役的结果。要是法军在佩罗讷附近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英军在阿尔芒蒂耶尔那边和邻近里尔地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本来会展现这个前景。法国高层权威人士作结论说，从法军战线中央和右翼向其左翼的一次更迅速因而无疑更大胆的部队转移，“看前面60公里而不是25公里”，和总的说来在马恩河战役胜利之后，立即更有力地向德军作翼侧包抄，以及在埃纳河俘虏敌军，本来很可能阻拦敌人不使其到达海滨，甚至可以把他们挤出被占领法国的大部分。可是事实上法军与英军未能运用军力成功地包抄敌人的侧翼。阿尔贝战役，拉巴塞战役和阿尔芒蒂耶尔战役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不能到达佩罗讷和里尔，战线只是向西北延长。守住安特卫普本该是犒赏主力军胜利的最有价值的奖品。抵抗的时间越长他们失败的影响越小。在安特卫普的任何事情取决于向南进军的胜利，可是这个胜利未能获得。不过现在可以看清，我们的努力取得值得注意程度的成果。

安特卫普的陷落使包围它的军队腾出手来。1个德国海军陆战队师在10月开入该市③，其余德军各师已经向南和向西进军进行追逐，希望截住比利时军。但是一场突然袭击等待着他们。

9日晚，渡过登德尔河的德军在梅勒和梅雷尔贝克与法国燧发枪海军陆战队遭遇，10日那天他们发觉面对不知力量多大的英国正规军，后者的巡逻队从根特出来探索着道路向前迎击德军。第7师和第3骑兵师根据10月4日英比协议第4条登上战场。从根特出发的英军、法军和比利时军就这样威胁了德军重要的左翼，而后者正企图切断北至荷兰边界的协约国军队的运动。

面对不肯定的军队人数，面对海上登陆的种种可能性，德军停下来集中他们的力量。他们知道英军上力已离开埃纳河。它在哪里？它将在何处重新出现？如此有信心地屹立在他们进军道路上的这些英国正规军是什么部队？12日当德军认为已强大得足以向根特进军时，整个比利时野战军已平安地通过危险地点，只有一个中队被德军截住。在这种复杂的战斗中胜利的德军变成旁观者。

在9日—10日夜里只有力量较弱的那部分德军冒险越过洛克伦干扰安特卫普军的撤退。比利时第二师和英国3个海军旅中的两个平安无损地渡过难关。可是为后边那个旅安排铁路和其他工具的命令却被误解了，大约有两个半营的极度疲乏的军队由于一个命令的误传有几个小时迷失路途，被引导越过荷兰边界，对于当时复杂的环境，只有知道他们困难的那些人才有资格作出评判。

在英国政府决定援助安特卫普的时候，正确估计在比利时北部的全部德国野战军为4或5个师。但在该市投降前和英军仍在根特时，开始显露出德军巨大而出乎意料的力量，从安特卫普陷落时起这支德军是对付协约国军左翼的，其目标是加来。除了已完成任务的攻城军和威胁安特卫普交通线的部队外，在德国新组建并集中在比利时的德军不少于4个新军团(第22、第23、第26和第27军团)，它们已经可供使用。从10月10日到10月21日，与这支可怕军队对峙的只有疲劳的比利时军、燧发枪海军陆战队和英国第3骑兵师及第七师。德军小心翼翼地进军，也许是由于他们不能肯定英军在哪里以及英军的意图，德军还害怕英军可能从滨海侧翼发动对德军右翼的进攻。但不管怎么解释，事实依旧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获得伊塞尔和永远光荣的伊普尔的胜利。

简单地检查一下日期我们就能知道协约国事业逃脱的危险有多么巨大。安特卫普在比利时野战军最后1个师离开该城24小时后陷落。如果比军撤离发生在10月3日或4日，该市就会在4日或5日被放弃。这样就没有在根特的英军第4军④或燧发枪海军陆战队掩护比利时军撤退。假设比利时军没有援助也能平安撤退，这样的行军就会使他们与他们的追赶者德国人于10日同时到伊塞尔。那末在伊塞尔的情况就什么都不一样了。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就不能在阿尔芒蒂耶尔以北与敌军交战直到15日。他在圣奥梅尔下火车等等事情在19日以前就不能完成。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与他的第1军团也就不能在21日以前到达伊普尔以北战线。如果围城德军在5日就完成任务腾出手来，在已有大量增援部队跟随下立刻前进，那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拯救敦刻尔克，也许还有加来和布洛涅。敦刻尔克的失守是肯定的，加来和布洛涅也是有可能陷落的。事实上需要这10天时间，我们赢得了10天时间。

05.

下一步我们必须毫不间歇地对付强大德军向海峡各港口的进攻。德军从围攻安特卫普撤下来的6个师以及英国和法国参谋部无论如何意想不到的幽灵般出现的新编8个师，以双排波涛之势滚滚向南前进。比利时军忧郁的队伍成群后退沿海岸去往伊塞尔。罗林森将军率领第7师和第3骑兵师熟练地摆脱庞大德军(当时不知道有多么庞大)，在每个地点逗留到最后一刻而没有与敌军打大仗。他在10月15日到达伊塞尔的附近。⑤与此同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在圣奥梅尔下火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他正在绕过德军右翼，穿过阿尔芒蒂耶尔趋向里尔，他给风暴即将从头顶来临的罗林森发布紧急命令，叫他协同前进占领梅嫩。意图解救安特卫普的法军和法国增援军的先头部队竭力试图堵住罗林森军和比利时军之间的空隙。堤坝被打开，大股洪水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从拉巴塞邻近地区起到伊塞尔河口的滨海地区形成一条单薄的、组织不严密的、但却是连续的、新的协约国战线。这条与敌军实际战斗中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的战线现在将打响西线的第三大战役。

这些事态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涉及海军部。罗林森的军队在强大优势敌军前所处的地位是危险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准备用船只接他们回来。我们辛劳地尽可能从毁损的比利时抢救一切。必须召回皇家海军师重新装备，重新组织和重新恢复中断的训练。海军部派遣的工具——飞机、铁甲列车、装甲车、运输汽车等——在前几个星期中，我曾用来掩饰重要海岸地区的无设防情况，这些工具现在可以全部归新到的英军支配。

10月16日霞飞将军致基奇纳勋爵如下电报：

“现在战争扩展到奥斯坦德和向前推进的敦刻尔克防线之间的北海海岸，两支协约国海军参加这些战斗以支持我们的左翼和使用远程大炮轰击德军右翼是很重要的。海军司令官此时应通过敦刻尔克长官与福煦将军协同作战。”

我们立即接受这个任务。

第一海军大臣致约翰·弗伦奇爵士

1914年10月17日

因天气不好炮舰延期到达，但从18日凌晨起将在合适位置上。同时8艘驱逐舰将在17日下午4时与5时之间到达侧翼，两艘侦察巡洋舰1个钟点后到达。已嘱咐它们与在尼乌波特码头的布里奇上校联系。

我们将于明天派装有8门12英寸大炮的两艘战舰去敦刻尔克近岸锚地以保护堡垒及其海岸通道。

我们立即着手支持协约国军左翼的工作。我把这个需要第一流军官的工作委托给此前一直担任我的海军秘书的胡德将军。现在他在多佛尔司令部任职，我任命奥利弗将军接替他的职务。18日3艘前巴西炮舰——改名为“亨伯河号”、“默西河号”、“塞文河号——由4艘驱逐舰护航来到敦刻尔克，开始了一系列比利时海岸的海战。

找到大量不同级别舰只以保护陆军侧翼并不困难。除3艘炮舰外，从多佛尔调来的多艘驱逐舰已随时可以使用。还有许多旧战列舰，这些军舰在一定潮位时能泊在合适位置进行轰击。此外还有侦察级军舰，现成可用的有7艘，新近全都重装了性能极好的4英寸炮。但是海军部的弹药储备单纯以海战需要为基础，海战是难得发生的，而且也不是所有军舰都能在海战中存活下来。一星期接一星期炮击比利时海岸的德军阵地，也许要连续几个月，这使得对我们弹药贮存的需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不得不主要根据军舰发射弹药的等级来选择军舰，即选择那些能够用完旧弹药的军舰以及价值极小、以致我们不吝惜用尽它们全部弹药的军舰。随着10月份行将结束，我们搜尽了各个码头，征集所有装有任何种类大炮的每一条小军舰。甚至最小的有炮的辅助舰，40年舰龄的250吨炮艇也都被部队征用，于是利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使炮轰继续保持下去。

显然这种战斗必定会继续下去，尽管有潜艇的不停攻击。此外我们必须准备向德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作突然攻击。我们信任蒂里特海军准将率领的“哈里奇打击力量”，它能在德舰进攻时保护我们，或者在敌舰回程时予以惩罚。17日，德国人既想伤害对方，又怕遭受打击，左右为难，他们打破所有军事教科书上戒律，从埃姆斯派出4艘小驱逐舰的微薄力量沿荷兰海岸南下，它们几乎立刻被准将击溃，参战的英舰有轻巡洋舰“大胆号”和驱逐舰“长矛号”、“伦诺克斯号”、“军团号”和“忠诚号”。

从10月中旬起德国人能够看到大海。泽布吕赫最早被占领，其次是奥斯坦德，嗣后一英里接一英里的沙丘和高尔夫球场以及海岸上悦目的欢乐别墅都被入侵的战争吞噬。在第一次与新的力量对等交手中，这个陆上怪物犯了几次鲁莽的错误。显然由于对军舰炮火威力的蔑视，德国人在露天海滩上部署大炮，向我们的侦察舰和驱逐舰开火。这种实验只作了一次就收场。一个瑞典作家斯文·黑丁博士此时在德国陆军中，他吹捧他们，卑躬屈膝倒在他深信是世界征服力量之前，他描写了最好的奥斯坦德饭店餐厅中的情景。房间里挤满刚刚开到的入侵军的饥饿军官，全都坐下来享受美餐。

“一艘驱逐舰刚离开其余舰只，它与海岸平行，尽可能接近岸边，全速驶往奥斯坦德。不久另一艘驱逐舰出现，跟在第一艘的后面。它们想做什么，这些恶棍？听得到人声说话声——这是件绝顶放肆的行为，竟像这样驶到我们鼻子底下。显然它们在侦察，但多么傲慢无礼！他们必然知道我们占领着奥斯坦德！噢！它们怀疑在内港有潜艇和驱逐舰，想知道能否从外边侦察任何事情！……令人震惊的傲慢。两门小型德国炮急忙抬起炮管。‘它们要开炮？’我问。‘噢，是的，它们准备开炮。’……第一发炮弹射了出去……德国炮弹立即爆炸，两艘驱逐舰掉过头来朝向港口同时开炮。它们的大炮似乎正对着我们发出闪光。”……

结果突如其来。曾是“欧洲最优雅场所之的”这家餐厅被炸成冒烟的毁灭与死亡的废墟。

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就是以此种方式第一次进入彼此较量。

06.

同时，沿伊塞尔河的战斗开始。再次阅读这些天来来往往的简短而重要的电报，我再次感到战事在继续，精疲力竭的比利时军拼命地抓住尚在祖国手中的最后几英里土地，保护在菲尔讷枪林弹雨中的他们无所畏惧的国王与王后；法国军队急匆匆赶来，但数量很少；英勇的海军陆战队员手持燧发枪壮烈战死，幸存者不到五分之一；我们的小型军舰噗噗地沿海岸行驶，水地下有潜艇的攻击，岸上每天有重型炮弹的轰击；大水缓慢地上升，仁慈的起保护作用的大水一小时又一小时、一英寸又一英寸地在模糊的比利时战线与向它扑来的残酷怪物之间上升；我们的军队一直在人数差别悬殊的情况下作战，10天，20天，30天，从伊普尔到阿尔芒蒂耶尔，没有任何增援，没有得到一个士兵或一支滑膛枪。每天晚上布里奇斯上校从菲尔讷比利时军司令部与我通电话，每天晚上我们都感觉到，这可能是他从那个地点最后一次打电话。只是在非常缓慢地接近10月底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觉得法军和比利时军已牢牢掌握了伊塞尔战线，因而约翰·弗伦奇爵士能写下“德军决不能再向西推进”这个结论。但接着又发生3个星期的极其痛苦的恶战，此后伊普尔的最终结果才表明有利于英军。

07.

我觉得，我们有权把安特卫普片断看作这场为海峡各港口而战的巨大战役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作为时已晚的努力，延长该市的保卫，那末以后整个事态进程就会不同，但不会较好。若没有在安特卫普争取到的时间，若不是匆促指定救援安特卫普的英军和法军提前到达，协约国军趋向滨海地区的冲力——已经比需要的小——必定会明显地减弱。可是与德国右翼军进行的大规模战斗是完全会同样地出现的。也许会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在哪里？当双方军队安定在战壕里，有4年多时间他们不再从那里作较大移动，界线划在哪里？在最好情况下能确保海域防线——格拉夫兰—圣奥梅尔—艾尔一线。敦刻尔克及其良好海港将成为破坏我们海峡交通线的潜艇的另一个巢穴；加来则会蒙受不断的炮击。这些祸害的复杂情况——我们极少能预料到——必然会可怕地影响在法国的整个协约国军的以后的命运。

如果果真这样——历史必然宣告如此——负责援救安特卫普的人们没有理由为他们的努力感到羞耻。危险与难以预料遍及战争的所有军事行动中。声称基奇纳勋爵或其他任何人预见到由10月4日决定产生的所有后果是没有根据的。发生的事实与希望和预期大不相同。但是在大战中，很少有以如此有限的军力和如此微小的损失获得如此重大的结果，像给予这个几乎孤苦零丁的事业那样；现代史上不曾有过灵活、速捷和令人惊讶的那种水陆两栖作战的例子，这种力量值得注意，这种力量只有英国掌握，但她又常常忽视那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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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替第2本土师派往。

②指挥官马里克斯和斯潘塞—格雷。

③在安特卫普，德、法、英三个大国在进攻和防御中都使用了战争爆发时建立的海军旅，这也许是对海军重要意义的承认，但当时并未意识到。

④人们这样称呼雷林森的部队。

⑤人们常把第7师的沉重损失归因于他们试图解救安特卫普。可是事实上这些损失直到与大军会合以后才开始出现。

第14章、费希尔勋爵

01.

上一章中记述的所有焦虑与不安在我们对舰队的全神贯注面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的确，比利时海岸上的军号声及士兵行军的杂乱声与我们首要任务的紧张压力相比，有时简直是一种宽慰。万事取决于舰队，同样在10月与11月里，舰队为自己的生存基础感到不安。那里停泊着强大的舰只，舰上从司炉工到司令官每个人随时准备殉职；个人的恐惧没有立足之点。然而，站在顶层这个观察角度上，人们有一种新的和惊心动魄的感觉。大舰队感到焦急。她除海洋外找不到休息的地方。试想一下，她是至高无上的，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最后支柱，是无人敢向其挑战的最优秀的机器，她的威力遍及全球——可是现在她对自己不再有信心。一种想法已经使人相信：“德国潜艇正跟在我们军舰之后进入海港。”

在南海岸没有人会关心此事。你能走到波特兰防波堤里边，把出入口关得严严实实。在东海岸不存在那种绝对封闭的海港。但是人们相信斯卡帕受潮流保护不会受潜艇攻击。敌人的驱逐舰如果愿意冒长时间大白天穿过北海航程的极严重风险，无疑能攻击斯卡帕；但是我们一直相信，没有人能驾驶一艘潜艇在水下穿过错综复杂的涡流水道。现在突然之间大舰队开始见到斯卡帕湾内的潜艇，有两三次发出了警报。10月17日达到顶点。大炮轰鸣，驱逐舰在水面行驶，整个庞大舰队匆促和愤怒地驶往大海。

当然在斯卡帕湾从未出现过一艘德国潜艇。在整个大战时期没有一艘德国潜艇引起这个水道的恐怖。近11月底有一艘潜艇在入口处外部被击毁，当时环境对敌人仍然是个谜团。1918年11月在大战恰好结束时，德国舰队已不再效忠德皇，有一艘由试图挽救自己荣誉的军官驾驶的德国潜艇，作了最后拼死的努力，但遭毁灭，所以没有一艘敌人潜艇曾穿入大舰队的基地。过去我们曾担心过，怕潜艇可能攻击停泊在军港内的、人员在其上休息的军舰。1914年冬天情况确实极为严重，潜艇足以摧毁军港内每个舰队，因此舰队提出停泊在自己的港口要有安全感。

直到1914年9月底前，没有人认真考虑战时敌人潜艇进入我方战时港口攻击停泊着的军舰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潜艇必须面对极大的困难，它必须在浅水和错综复杂的航道中前进到达河口湾或小港湾，一直在水底行进只有通过潜望镜向前方偶而一瞥；其次在这样前进时还要躲避负责守卫与监视许多英里宽的港湾入口的巡逻舰艇；第三，敢冒未知的和不可能知道的各种各样可怕的水雷与障碍物，可以假设这些防御物会在水道中越来越多。人们认为这些防御物确实有效。根据事后知道的情形回顾这些事实，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还没有文字记录的事例说明曾有一艘德国潜艇穿入任何英国战时港湾。英国的潜艇在冒险精神上肯定不比德国潜艇差，从战争最早时候起，我们的潜艇便游弋于黑尔戈兰湾；但没有一个英国潜艇军官实际上试图进入德国战时港湾或实际上驶入易北河、亚德河、威悉河或埃姆斯河的河口。最接近此种雄心壮志的是英国潜艇无数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12月底开始的霍尔布鲁克指挥官的英勇业绩。为完成这个业绩，潜艇能从距达达尼尔海峡口几英里的地方出发，沿超过两英里宽的极深航道潜行，一次又一次连续在水下航行，进入马尔马拉海。这在难度上可不能与进入英国战时港口或河口相比；但也要到潜艇作战能力有极大增加后才能实现。

8、9月份里，海军部作了最紧张的努力以增加我们对苏格兰和东海岸的基地的保护，如装备大炮、设置警戒舰、布置障碍物、准备水栅、置放鱼雷网。但是设计这些防御措施以防危险，主要不是针对潜艇，而是针对敌人驱逐舰向停泊的舰队或中队的正规攻击，或者其次防止在舰队短期离港时敌巡洋舰对基地的袭击。直到9月中旬或月底，关于战时条件下潜艇威力的知识和证据掌握得越来越多时，人们才形成这么一种想法，即德国潜艇实际上有可能进入我们的北方战时港湾——如福斯湾、克罗默蒂湾和斯卡帕湾。一旦这种想法生了根，它就成为重要的先入之见。预防鱼雷艇横冲直撞的措施显然不足以阻止可能在水栅下潜行和躲过防御炮火的潜艇。

潜艇危险是一种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并未实现的危险。6个月后形势变化。潜艇指挥官的雄心和技巧有很大增长，先前从未想象过的各种可能性连续地出现在眼前。但是到此时潜艇必须面对种种不同的障碍。等到我们相信潜艇的实用价值时，其实用价值已经消失了。

可是，在1914年10月时潜艇的威胁似乎十分真实。到处临时凑合的水栅和障碍物还没有完成或者只装置一部分，而潜艇的危险开始在舰队和海军部人们的心里已完全形成。此时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水栅和障碍物的建成，同时使舰队尽可能远地离开有危险的航路。只有在海洋上时舰队才真正觉得安全。在那里，航行在广阔的海域里大舰队才恢复她的活力；但这个方法要使军官、士兵和机器承受巨大的紧张和劳累，并消耗大量燃料。

9月30日约翰·杰利科爵士写信给我，论及总的舰队位置。他指出，德国在外海潜艇上领先于我们，我们一直预期现代海战的初步阶段是小型舰艇之战，使大型军舰完全离开北海，直到小型舰艇的威胁降低，这些都是经常在讨论的问题。他认为，放弃大型军舰的有利位置，让它们在潜艇出没的海面冒险等于自杀。他的意见是，潜艇只有十分有限的活动范围，不能损害我们的海上贸易(在这个时候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不能帮助他们自己的军舰进入对方港湾。他因此建议在北方远处使用战列舰队，分散布置拦截商船。我们没有足够的巡洋舰用以布置双重警戒线，而这对在昼短和夜长时期阻止所有船舶是真正必需的。他说，在夜间通过警戒线十分容易，因为它的大概位置能很快得知，不会有很多改变。但是在没有潜艇危险的海面上有战列舰队进行帮助，人们的心情要稳定得多。这就有必要放弃战列舰向南运动的想法。他建议我们自己的潜艇以及法国潜艇应部署在德国潜艇可能经过的航路上。他强调为拖网渔船安装无线电装置的重要性。他希望我将此信让第一海军大臣过目，并想知道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是否会批准采取措施，建立拖网渔船巡航以及他利用大舰队有效地封闭北海北端进口的办法。他在信末催促加速斯卡帕湾的潜艇防卫工作。

在我从安特卫普回来那天，我写信给他，表示完全同意：

为了尽可能确保舰队的休息与安全，保持舰队军舰航行与作战的最高效率，你正确地提出只能偶尔使用比斯卡帕湾和尤湾更远的锚地；但是你的这个意见应正式提出。你不需担心由于撤退你将失去促使德国战列舰队作战的机会。如果真能做到上述几点，这将符合几个明确的战术目的：例如，掩护进攻部队登陆，打开向北的封锁线以便让老旧战列巡洋舰进入贸易航路，或者只是为了打一仗大仗以取得海上决定性优势。在前边两个目的中你将有时间转变方向，在敌人军事行动完成前迎击或拦击他们；在第三个事例中，他们的希望与你的相同……。

有关锚地问题，你只要提出你的意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配备防潜艇网、灯光和大炮，配置在你希望使用的地方，这些配备应有变化，绝对安全更多地寄托在大舰队活动的不确定性上，而不是在任何特定地点的任何消极或固定防御。我们必不可被导致为保持五六个半防御状态的描地而浪费资源，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组织能动的防御，如警戒舰、拖网渔船、巡逻艇、扫雷舰、有拖拉装置的驱逐舰和海上飞机，当舰队在海洋上时这些防御物能够活动，并为接纳舰队准备新的休息地。

使用部分战列舰队或偶尔使用整个战列舰队以时时补充北部封锁是你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因此，你的大部分时间必须花在海上巡视，而巡视应该做到尽可能实用。这里再提一下，任何固定不变的活动位置都将是危险的，过一段时间后，即使你在遥远的北方海域，也会把潜舰攻击的危险引到你的身边。

这些总的结论在随后几个月里成为我们政策的指针。但随着10月份慢慢消逝我们的不安逐渐加重。紧张的形势在发展。10月17日约翰·杰利科爵士打来电报说，据报一艘德国潜艇在昨天下午5时进入斯卡帕湾。虽然他认为那个报告不实，但他立即命令整个舰队出海。他紧急呼吁设置潜艇障碍设施，因为他“目前没有安全的基地，军舰加煤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地转变加煤锚地，这就严重地打乱了供应的组织。”18日他说，斯卡帕湾在潜艇防御设施安装之前不能使用。19日他询问海军部，他应在斯卡帕湾冒潜艇威胁之险呢还是让舰队转移去苏格兰或爱尔兰西海岸“离彭特兰河口湾300多英里”的遥远基地。他还说，“不能绝对肯定地说潜艇已在斯卡帕湾以内，虽然第4驱逐舰小舰队指挥官确信皇家海军舰艇“敏捷号”在海湾内受到射击，我的意见是在潮水涨平时潜艇不难进入海湾。”

另一份十分严重的警报几乎同时到达，它是戴维·贝蒂爵士发来的。他写道：

“一种感觉逐渐控制了舰队，即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水雷和潜艇的威胁证明在天天加大，对付和打败它们的手段尚未出现。我们正被逐步挤出北海，被赶出我们自己特定的栖息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根据很清楚的事实，在战争爆发两个半月之后我们没有了有一定安全程度的能加煤、补给、装修和修理的基地。这意味着困难。……补救的办法是选定并加固一个基地，使基地不受潜艇的攻击；如我曾经指出，我坚决相信这点可以做到。……

“我想你对我的完全了解，足以知道我不会无缘无故大喊大叫。舰队现在完整无损。我们讨厌从基地逃出去，其后果是可能看见的。我们对处境很不满意。可是士气高涨，信心更高。如果我不知道你根据迅速掌握的事实细节和想象力能悟出一些道理，我不会这样写的。”

无论如何，与此同时海军部特别是第一和第四海军大臣从9月底起就一直在辛劳地设计和拟订必要的保护结构。由于不寻常努力的结果，第一种设施已经接近完成，到10月20日路易斯亲王已经有条件打这样的电报给总司令：

“斯卡帕湾的防御设施将于10月24日离开海军船坞。”

02.

根据海军部的授权，总司令于10月底率舰队撤退到爱尔兰北海岸作数日休息和炮击练习。运气非常不好，舰队到达斯威利湾外海刚好与在那些海域活动的一艘德国布雷舰同时。那艘布雷舰没想到打击舰队，也没想到英国战舰会出现在那些水域。它的目标是利物浦的贸易航路，可是瞄准乌鸦的一枪却打下一只鹰。

10月27日路易斯亲王急匆匆走进我的房间带来严重消息，他说“闯将号”在斯威利湾以北遭水雷或鱼雷击中，恐怕正在下沉。当天下午总司令来电报竭力主张作一切努力不使这个事件公诸于众；当晚在报告“闯将号”沉没中他重复希望为这次损失保密。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大困难，但我允诺向内阁报告此事，同时我于10月28日半夜12点半打电报给总司令：

我确信你根本不会因“闯将号”事件而泄气。我们十分幸运经过三个月战争没有损失一艘主力舰。我原以为到此时我们会损失3到10艘，由于你经久不衰的警惕心和技能，我们才能如此顺利。陆军也坚守着整个战线，但是至少已有14000人死伤。很快将使海港的状况令你满意。别忘了提出你所需要的一切。”

从军事标准来衡量，“闯将号”是我们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损失。它是极重要舰只之一，像它这么好的军舰在那个时候从未超过6艘或7艘，那艘军舰是朋友和敌人进行战略上分析的依据。当我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为损失此舰保密的时候，会议上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主张，如果有人知道我们在掩盖损失将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消息必然会立刻泄露，德国人也许已经知道。对这个意见我答复说，没有理由不让德国人为他们自己搜集情报，在他们得知“闯将号”沉没时他们会宣布这个消息，那时我们很容易地向公众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保守秘密的道理。我引证日本人在1904年有效隐瞒战列舰“屋岛号”在阿瑟港海外损失的事实。倘若约翰·弗伦奇爵士损失1个军团，就要尽一切努力隐瞒起来不让敌人知道，那末为什么海军没有同样的自由呢？基奇纳勋爵有力地支持我；我们的意见最终被内阁会议接受。

海军部要求报界不要提到此事。几家报纸勉强地依从。有几百人已经知道此事，包括驶经这艘正在沉没军舰的“奥林匹克号”班轮的乘客；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在几天内肯定会将消息传往德国，无论如何，关于沉舰的长篇报道连同真实照片次日会由邮班发往美国，消息从那里又会即刻用电报传到德国。可是我们的态度一直保持不变，十分仔细地注视德国报纸，寻找表示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最细微迹象。与此同时某些报纸认为这个办法很聪明，即它们写文章和短讯，文字中多次提到“闯将”字眼，同时对我备加指责。我觉得有必要发表秘密呼吁，这个文件在报业委员会忠诚努力的帮助下取得一些效果。结果，在德国海军部得知“闯将号”沉没的消息时已有5个星期过去了。甚至到那个时候他们一点也不相信他们不是谣传的受害者。

舍尔海军上将说：

“英国人成功地在相当长时间内为这艘大型战列舰的损失保密，这个损失是我们使两国海军力量均等努力的一次重大的成功。……英国人的行为在所有方面都受有利于他们的军事目的考虑所驱使。……在“闯将号”这件事情中，我们只能赞许英国人不向敌人暴露弱点的态度，因为有关对方力量的精确情报在决策时有决定性的影响”

03.

我记不起在其他时期压在我身上的战争重担比1914年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更加沉重。8月份人们预期会发生大规模海战和第一次陆上大战役；但是我们的行动方针是明显的，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我们还有待决策。整个9月份受马恩河胜利影响。但在10月份和11月份难堪的境遇再次降临在我们身上。在陆地上与可怕的和显然有不竭力量的怪物作搏斗有被打败的感觉，在海洋上和在港湾里关于舰队会受潜艇攻击的一系列不断折磨人的忧虑统统压迫着我的心。无时不存在世界的某地出现某种灾难或其他事故的可能性。没有一天不存在冒各种风险的必要性。

我自己的地位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三艘巡洋舰的损失已经被人任意地归因于我的个人干预。我被指责为粗暴地否决海军大臣们的建议和随意地派遣舰艇中队驶向毁灭。安特卫普变成猛烈指摘的原因。人们几乎以为由于我的干预造成了该市的陷落。使用这些未受专业训练的人充当海军旅战士受到普遍的谴责。海军旅的三个营在荷兰被扣留被说成完全由于我不可原谅的愚昧造成的巨大灾难。关于“洞中挖出老鼠”这样句不愉快的语句——想法足够正确，事实也没有错——是我在利物浦一次精神不佳的演讲中顺口溜出的话，却被紧紧抓住，枷锁示众。这些是报纸上与我的名字有关的唯一主题。我在海军部的工作事实上公众是不知道的。议会对我的攻击没有一次给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尽管几年来已习惯于被羞辱，我还是感到不友好的和怨恨的激流向我涌来。人们开始意识到这股激流有可能容易地造成一个实际结果。幸运的是没有许多时间供人们过多地考虑这些非议。

海军部是在威严地要求公众予以信任的状况下进入战争的。试验性动员与欧洲危机在时间上的巧合，被普遍认为是经过周密的设计的。以后一个接一个悲观预言被曲解为，说我们将不知不觉受敌人攻击，德国商船改装的驱逐舰将在海洋中四处搜索，说我们的航运、贸易和粮食供应受到威胁，但这些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得到群众广泛宽慰的确认。我们安全地将陆军运往法国和在黑尔戈湾成功的海战被认为出色成就而得到喝采。可是出现了最初几次不幸事件，喜欢发表意见的圈子里就充溢了不同的声调。3艘巡洋舰的损失是在战争失利时有能力垄断舆论声音的那些人改变态度的转折点。随着打一仗突出大规模海战希望的破灭，就开始听到埋怨的声音，“海军在干什么？”时间一星期继一星期过去，英国海军的庞大机器似乎看不见又听不到，人们产生失望的感觉也许无法避免。有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我们原本应该一开始就进攻和摧毁德国舰队。指出源源不断的军队和供应运往法国，或几乎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英国全世界贸易是徒劳无益的。听了敌人宣传后，再要解释使人们相信护运增援部队和远征队从帝国各地穿越每一个大洋的行动是错综复杂的，或要阐明使人相信不可能找到德国舰队进行战斗的理由，那是办不到的。我们小小的陆军拼命战斗，在英国人眼里他们扮演与法国陆军同样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们强大的海军——世界上最强大的——显然处于一种惰性状态，只有间或发生灾难时才有所变更。

吃过面包很快就忘记。以有效预防措施和预见性挡开危险，这从不被记住。因此海军部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这样受到人们不体谅的判断。对于我这个看到危险、做准备对付危险和战胜危险的人来说，对于我这个对过去怀有深刻的感激、对将来有绝对信心的人来说，这些不满的表现只是由于缺乏理解和耐心，在当时的普遍紧张压力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原谅的。可是这种不满是令人不平静，不容易对付。问题又不能公开或在议会中辩论。没有人愿意提出正式控告；也没有人能够全面答复而不损害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默默地忍受所有这些挑剔。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在海上出现一定的损失在所难免；在每次这样的事件中人们很容易断言有人犯了大错误。在大部分事例中情祝的确如此。成千艘军舰游弋在海上，有成千种真实的或潜在的危险每天威胁着它们，必然会发生意外事故和错误。不论发生了多少次不能推诿说命运的事故和意外的错误。几十艘军没有一个小时不冒无法预防的风险，没有一个小时海上指挥官不遇上新奇而困难的问题，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在战争中受过这种考验。我们偶而犯了错误甚至造成损失令人惊奇吗？“又一次海难，500人淹死。海军部在做什么？”虽然陆军在巨大战役的混乱中一直弃守溃退，成千上万人常常不必要地和错误地被派去送死；同时英国在海卜的每次军事行动和贸易运输直没有遇上大的阻碍。

这种吹毛求疵的基调对路易斯亲王产生了严重的新情况。在我们成功的动员和进入战争的最早激情中，没有人对他的父母有所评论。但是现在俱乐部和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开始产生一连串署名和匿名的信札，以各种不同方法并常常使用激烈言词抗议一个日耳曼血统的人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重要职位。这种做法是残酷的，但不是不自然的。我以焦急和苦恼的心情眼见广泛疑虑的迅速增长。我也从偶而听说的话中推断得出，这种气氛对第一海军大臣变得很明白。于是他慢慢处于会招致不满的地位：他必须承担日常的巨大责任和风险，但没有他绝对必须得到的公众信任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肯定时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因此，当接近10月底路易斯亲王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时我并不惊奇。他以无怨的尊严作出这种牺牲和以自我谦让作为他给予英国和皇家海军的伟大和忠诚服务的报偿，无愧为一个水兵和亲王。现在我必须找一位他的后任，我的内心已经转向一个人，仅有的一个人。

费希尔勋爵习惯于偶而上海军部来，我留心察看他以便判断他的身体力量和精神上的警觉性。看来两者都不成问题。有一次，当他猛烈抨击他认为起阻碍作用的某人时，他愤怒得发抖以致似乎身体里每根神经和血管将会破裂。但是他庄严地经受住这种紧张，他离开时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一架在他那个上年岁的年龄段上具有燃烧和搏斗精神与体格力量的可怕的机器。我从来就一点也不害怕与他一起工作，我认为我很了解他，长久来保持平等的关系和宪法规定的上级权威，因而我们能一起经历任何困难，我于是在谈话中告诉他亲王辞职之事，但没有作任何承诺，很快我看出他强烈地热衷于掌权，强烈地受到发表意见和执行使命的那种感觉的鼓舞，于是我决定不再拖延时间便采取行动。我找首相，向他提出种种论点，我据此得出结论，即费希尔应当回海军部，是与我一起工作的唯一合适人选。我还提出阿瑟·威尔逊爵士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我完全知道对于费希尔的任命在许多部门有强烈、自然和合理的反对意见，但是我已经形成我自己的坚定信心，我决定除非我能公正处理此事，否则我不再留在海军部，所以到最后不管是好是坏我如愿以偿。

重新召回费希尔勋爵进海军部的决定极为重要。尽管以此一直有争论，他是纳尔逊以后最杰出的英国海军军官。他思想上的独创性和秉性上的自发性使他不必恪守各种常规。他的天赋深厚而真实，尤其是他胜任处理大量军务。他体格魁伟，不畏任务繁重。

可是他已有74岁。如同在与时间作斗争的巨大城堡中，硕大中心建筑物城堡主塔安然无恙地高高耸立，似乎会永远存在。但是外围建筑物和城垛早已倒塌，城堡专横的主人只生活在特殊的一套房间和走廊里，他与这些住处有终生的亲昵关系。要是他与他的同行阿瑟·威尔逊爵士迟生10年，英国海军在大战爆发时的管理不论在海军部还是在海上本来会达到最高的完善境界。战争造就的新人物——贝蒂、凯斯、蒂里特——还没有获得本来会使他们在最危急形势下被海军接受的权威。费希尔和威尔逊比他们同代人活得长，高居在他们后一代海军将领之上。这两位伟大的老人和饱经风霜的老水手，他们有半个多世纪英勇地面对战争和海风，当我还在摇篮中时他们已经是在海上漂浮的舰长，现在海战的专业指导权托付给他们了。

但是很清楚，对我来说我对这两位舰队司令所知甚深，在过去三年里有很多机会耳濡目染他们的观点。我们参谋机器的日常组织将必然有所改变。这就有必要更换战时参谋部的参谋长。海军从斯特迪将军身上能看到敏锐的智力和可贵的实际能力，他能以最大的技巧和决心处理他的军舰和中队事务以及指挥它们作战。可是他不是费希尔勋爵能满意地在最高执行中心与之共事的人。幸运的是在同意此人的继任人上没有出现困难。

从安特卫普战役起，奥利弗将军一直是我的海军秘书。战前那一年里他曾是海军情报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我必须不断依仗他(如依仗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克逊上校)取得有关英德海军力量争论所根据的所有事实和数字。他在事情细节上的精确性和忍受持续而高强度精神劳累的能力是非常的。他思维精确，言词清晰，而且知识渊博。他作为海军军官的条件是无可挑剔的。他曾是阿瑟·威尔逊爵士的航行指挥官，海军里人人知道1901年海军操演中这两个人怎样指挥海峡舰队的故事，他们将舰队从爱尔兰以北的拉斯林岛海外穿过爱尔兰海峡在浓雾中驶往锡利群岛，既见不到陆地又看不见灯光，彼此都不想和对方说一句话。第三天浓雾突然散去，舰队惊讶地看到了锡利群岛的面貌，此时舰队已在航路上抛锚。

当费希尔勋爵向我提出由奥利弗将军任参谋长，作为交换将他的个人助手德·巴托洛梅海军准将担任我的私人秘书时，我十分高兴。这样每件事开端不错。我们改组了战时领导小组，小组每天至少开会一次，包括海军大臣，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奥利弗将军和德·巴托洛梅准将(最后这个名字代表海军军官中较年轻的一派)，加上极为难得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爵士。亨利·杰克逊爵士也经常受邀出席，但不是十分频繁，以免把外加的责任压在他身上。

04.

除1914年11月这个艰难月份的心神苦恼外，还有入侵的恐惧紧紧抓住陆海军当局。陆军部认为前线的暂时平静能使德军抽出大量训练良好的军队——如有必要可达25万人——入侵英国。基奇纳勋爵指示进行全面防御准备，费希尔勋爵精力精沛地投入这项任务。如读者已经知道，虽然我对此事意存怀疑，但觉得进行预防完全正确，无论如何要增加对我们海岸和本土防御部队生命的关心。因此我让自己压制在整个最高阶层出现的激动，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加速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派第三战列中队驻在福斯，调第二舰队到泰晤士，将旧“威严”级战列舰安置在东海岸各港口，布置用作堵塞的船只沉入水道，把水雷安放在我们无防御港湾的口子上使其在适当的时候爆炸；此时整个海岸的海陆空防御力量有节奏地一起活动。陆军的安排因下面事实变得复杂：经过充分训练用以击退入侵者的几个师把它们的步枪借给正在训练的那些师，这些步枪必须集中和再分配，成为应付最紧急情况时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竟衰落到使用这样应急措施的地步！可是德军保持绝对静止；11月20日前几天特别有利于夜间登陆的潮水与月亮的条件，并未被利用，于是那种即将发生某种大事的感觉逐渐在我们心头消失。

05.

费希尔勋爵以爆发的精力投入建造新军舰。他将英国的所有造船师和造船企业聚集在他的身边。有4或5天光荣日子里他几乎每分钟都感到高兴，他交给我建造潜艇、驱逐舰和小型舰只的计划，其规模之大超过我和任何我的顾问认为可能的程度。施瓦布先生此时正好返回美国途经英国，我们邀请他来海军部，他承担建造24艘潜艇——12艘在加拿大建造，12艘在美国建造——这一大批潜艇将在难以置信的6个月短时间内完成。我为提前交货设置重奖。这些重大的谈判完成了，嗣后的工作由伯利恒钢铁公司这个庞大组织以惊人的细致周到和准时开始进行。一天晚上，费希尔勋爵、施瓦布先生和我坐在海军部八角形桌子的周围，对潜艇合同作良久讨论后，我们问施瓦布先生：“你有对我们有用的其他任何东西吗？”他于是告诉我们，他有4个回转炮塔，每个炮塔上装2门14英寸大炮，这些炮塔准备装在当时在德国为希腊建造的希腊战列艇“萨拉米斯号”上，几乎已经完成。我们专心研究了这个问题，我有了一个想法。读者一定能记起我们为巴西建造的三艘小型铁甲舰，虽然当时任何人都看不出它们有任何用途，在战争爆发时我决定把它们接过来。在比利时海岸的战争中显示出它们的价值。我向费希尔勋爵建议，我们应购买这种14英寸回转炮塔，并建造铁甲舰把它们装上。将军对这个计划很高兴，几小时后他就与他的造船师关在小房间里设计铁甲舰。我们很快就着手制订建造铁甲舰的庞大方案。

1914年秋天，根据费希尔推动而制订的各种计划，我们开始建造如下巨大舰队，全部应在1915年底完成。

这是一支了不起的一应齐全的新海军，当两年多后真正德国潜艇攻击开始时它成了对海军部的神助。新海军以这样的规模建立是费希尔勋爵的天才和精力对国家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费希尔在他漫长一生中，也许从未有过比这次以巨大努力建造新舰队的经历更愉快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怎样把战争思想注入一艘军舰中。造舰引起他生命中的最大热情。这里所有的英国造船厂全在他的调度下，所有的财政壁垒全部拆除。

战列巡洋舰“击退号”和“声誉号”，尤其是轻战列巡洋舰“英勇号”、“激烈号”和“荣耀号”的建造是我4个月后同意的，当时的环境等到讲述它们的时候再谈，必须说它们是一位老人的孩子。尽管这些军舰拥有此前军舰从未曾兼有过的许多非凡的品质，但它们的骨架很轻；海军根据新的战争条件要求它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结构的力量和装甲。不管怎样，它们的父母亲总是深深爱它们，当有任何诋毁污辱它们的质量时，他总要以最大的热情给予维护。

在11月和12月我怀着对第一海军大臣的最大钦佩心情主持这个工作的全过程，但在支出费用上有点担忧。我对战争将延长到1915年以后并不感到满意，我不希望从陆军那里抽调他们可能需要的人员或物资。直到1915年4月，当时俄国的战败作为决定性因素已成为定局，我才认可战争期限会延长到1916年12月31日，并同意制订增加新建造舰只的计划，时间限在这个日子以内。同时我尽我最大努力满足费希尔勋爵。我一再向他指出，根据某些观点来看，在战争结束12个月前建成的军舰要比在战争结束1个月前建成的军舰价值大12倍，并不间断地主张，最近建成的军舰必须决不能让其受损害。但是他的欲望很难满足。一天中他会设计一艘主力舰的草图。一周中他会贪婪地看一份计划，回来要求建造更多的舰只。我建议他应该制造一门珍宝般贵重的18英寸的实验炮，我一提出他立刻接受。他大声叫道，“我将把它放置在轻巡洋舰上，舰速40节。你可以随心、随时、随地使用这种大炮轰击。”这就是他的主题；但是他的“装甲是一种幻想吗？”他的理论又怎样？然而我尽我所能支持他。他对的时候比错的时候多得多，而他的魄力和生命力，就像他的一艘以最高速度奔驶的巨舰，使海军部颤抖。

06.

费希尔勋爵的年纪和他现在承受的极大的紧张状态有必要使他过一种十分小心的生活。他寻常在8点以后不久去睡觉，在4点或5点之间甚至更早精神振作地醒来。在早晨几个小时里，他以最大努力处理大量事务，书写数不清的信件，决定当天应做之事。的确，他做事的方法与诗人布莱克的箴言密切相符：“早上思考；白天行动；傍晚进食，夜里睡觉。”可是我从未听到他使用这个语录。随着下午临近，早上惊人的精力逐渐下降，在夜间的阴暗中，老将军巨人般的力量常常明显地耗竭。而且，单以体力和精神力量观点来看，他的努力是令人吃惊的，这种力量使我——如此接近地观察他——对他充满了景仰和慰藉。

我稍稍改变我的日常生活以适应第一海军大臣的日常生活。我寻常早上迟起个点头，有人在8点而不是7点叫我，如有可能中饭后再睡一个钟头。这样就能使我连续工作到清晨1点钟或2点钟，无论如何不会感到疲倦。这样我们形成整个白天和晚上有人几乎不睡觉的值勤。事实如费希尔所说，“十分接近一座永远不停的钟。”不论白天与黑夜每个小时都有电报来到海军部。如有必要，很少有一个钟点不能由我们中这个或那个醒着的人作出即刻的决定。

从业务观点看，这种安排也方便。海军大臣在上床前处理完与他有关的每件事，三个钟头后第一海军大臣致力于他的事务。我在8点醒来时察看他黎明时所做的工作。先前我从未见到海军部的工作节奏这样有力和这样准时。

我们之间有协议，不论谁在采取重要行动时，除非先前已经达成一致，一定得与对方商量。对这个协议我们两个严格遵守。我们就这样第一次形成对海战全过程的绝对坚强控制和中央权威，我们准备把我们的意志贯彻于整个舰队和所有海军行政机构，并保持我们自己不受外来的干预。长期以来我习惯于用红墨水写我的备忘录。费希尔习惯于使用绿色铅笔。引用他的话说，“这是左舷和右舷的灯光。”只要左舷和右舷的灯光一起照射，什么都进行顺利。我们已建成联合体，当它保持完整时，它不会被国内的阴谋或海上的敌人推翻。

第15章、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

1914年10月、11月和12月

01.

如上文已有叙述，德国远东总司令冯·施佩将军率领“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于6月最后一个星期从青岛启程，①在紧接英国宣战后的8月5日，据报告这两艘强大的军舰在靠近所罗门群岛之处。根据随后的报告说，它们于8月7日在新几内亚，9日在卡罗林群岛加煤。此后它们消失在有无数岛屿的浩瀚的太平洋，没有人能告诉它们将在何处重现。随着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过去，我们对它们状况的关心越来越大，越来越紧迫。以加罗林群岛为中心，我们可以画出半径日益加大的圈子，搜索它们可能突然出来进行攻击的许多地点。我们相信德舰以最节省燃料的速度——四分之三速度——或以全速行驶，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的圈子有所变化；他们可能行驶的速度取决于吸引他们的潜在目标的性质。

我们已经看出，这两艘德舰大概所在位置，其神秘莫测性，怎样影响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护航队的行动，并迫使我们作出紧急的决策。我们知道这种不肯定性怎样笼罩着从新西兰到萨摩亚的小小远征队，当它安全到达并占领该岛时我们有多么高兴；一俟军队和物资登陆时，我们多么迅速地——神助似的迅速——一下子将所有舰只调离萨摩亚近岸锚地。最后当5个星期过去没有德舰出现的任何迹象时，我们对整个形势又作全面的审核。现在她们完全可能去往麦哲伦海峡或南美的西海岸。澳大利亚的护航现在由性能更好的护航舰队提供。萨摩亚锚地已不见一艘英国军舰，旧战列舰已上路去印度洋保护护航船队。德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麦哲伦海峡对我们更有害处。此外，我们认为有迹象表明德舰在智利海岸加煤。有谣传说在麦哲伦海峡有德舰的一个燃料基地，我们正在辛劳地寻找它。可以肯定沿南美西海岸仍有德国的贸易活动。

因此，9月14日海军部给南美军事基地指挥官克拉多克海军少将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克拉多克海军少将，皇家海军“好望号”

9月14日下午5.点50分

德国人正在恢复南美西海岸的贸易，“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很可能到达西海岸或麦哲伦海峡。

集中强有力的足以对付“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一个中队，把福克兰群岛建成你们的加煤基地，并留出足够的军力对付“德累斯顿号”和“卡尔斯普厄号”。

“防御号”将从地中海前来加入你的舰队，“老人星号”现在正在去阿布罗柳斯群岛途中。②在“防御号”到达之前，你应至少保持1艘郡级军舰和“老人星号”与你的旗舰在一起。

当你有占优势力量时，应立即使用中队搜索麦哲伦海峡，随时准备返航保护普拉特河，或者根据情报向北搜索远至瓦尔帕莱索，摧毁德国巡洋舰和破坏德国贸易……

两天后所有的不确定性连同我们为此产生的焦虑烟消云散，得到消息说9月14日“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在萨摩亚海外出现。那里它们没有猎取的目标。空旷的近岸锚地嘲弄它们的力量。英国的国旗在岸上飘扬，新西兰的防守部队十分强大，不容任何登陆部队从防御工事前面向他们吼叫。看到他们殖民地如此命运，德国巡洋舰向那里政府的建筑物开了几炮后驶向大海。

一周后，9月22日，她们出现在帕皮提，向该岛炮击，炸毁半个市镇，击沉港内法国小炮舰“热忱号”。她们在当天早上离开，向北驶去。以后直到30日才听到她们的消息，嗣后的寂静再次笼罩着巨大的太平洋深处。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在地图上画出我们的圆圈。无论如何在几周内我们不需操心这两艘军舰。因此海军部于9月16日致电克拉多克将军，告诉他新的形势，他现在不需要集中他的巡洋舰，但要立刻攻击德国在麦哲伦海峡和智利海岸的贸易。

有两个星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10月4日“沙恩霍斯特号”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被苏瓦的无线电台听到，也被新西兰惠灵顿电台听到。根据无线电信号，看来这两艘军舰在马克萨斯群岛与复活节岛之间的航路上。显然在她们心中有一个南美计划。我们用如下电报将消息告诉克拉多克将军：

海军部致克拉多克海军少将(10月5日)

从收到情报看，“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似乎正在设法穿过南美洲。“德军斯顿号”可能为她们作侦察。你务必准备与她们全体作战。“老人星号”应与“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在一起，联合进行搜索敌舰和保护贸易。

8日克拉多克将军回电(12日收到)如下：

“没有警报。恭敬地建议，如果敌人的重巡洋舰和其他舰只集中在南美西海岸，这就需要在东西海岸有足够强大的英国海军迫使其进行作战。

“因为不这样，如果从东南海岸派出力量集中的英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被敌人躲过(这点不是不可能的)，从而落在敌人后面，敌人就能依次摧毁福克兰、英吉利湾和帕布罗柳斯加煤基地，没有办法阻止它们，而英国军舰由于缺煤不能追上敌人，敌人有可能达到西印度群岛。”

同日他发来报告证明“德累斯顿号”在南美海域的电报(11月收到)：

关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情报收到。10月7日再次访问奥兰治湾的“好望号”发现证据，9月11日“德累斯顿号”在那里，有迹象表明“纽伦堡号”、“德累斯顿号”和“莱比锡号”可能与“沙思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会合。我打算把军舰集中在福克兰群岛以避免力量分散。我已命令“老人星号”驶往那里，命令“蒙茅斯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在再次查明德国巡洋舰所在之前不要驶往较瓦尔帕莱索更北的海域……

关于海军部第74号电报，“防御号”是否归我指挥？

这是一份重要的电报。它表明有很大可能性敌人正聚集力量意图一决雌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显然也必须集中力量。现在我察看10月5日参谋部的电报，觉得它在重点上不够明晰，也就是为战斗而集中的问题。为了不出差错，我在10月12日收到的克拉多克将军电报的背面写上如下备忘录：

第一海军大臣：

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军舰最好彼此间保持在支持距离以内，在麦哲伦海峡和在福克兰群岛都一样。在关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目前的不肯定状况未弄清之前，推迟实行南美西海岸的巡航。

眼下这两艘敌舰而不是贸易是我们追逐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不可失去它们的行踪。

W.S.丘吉尔

第一海军大臣当天晚上在纸上加上“已办”字样。

10月14日我与第一海军大臣讨论正在发展的整个形势，依照寻常的惯例，我在谈话之后把我认为在我们之间已决定的事项写成备忘录送到他那里。

第一海军大臣：

从我们的谈话中我理解你为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提出的部署如下：

(I)克拉多克将“老人星号”、“蒙茅斯号”、“好望号”和“奥特期托号”集中在福克兰群岛。

(2)派“格拉斯哥号”四处寻找和进攻“莱比锡号”，并保护南美西海岸贸易，向北远到瓦尔帕莱索。

(3)“防御号”与“卡那封号”会合，组成由里奥为起点的大贸易航路上的新战斗中队。

(4)“阿尔比恩号”加入在开普的总司令旗舰，保护吕德里英湾远征队。

以上安排得到我的完全批准。

请你命令参谋长草拟一份声明，指出这些部署完成的日期，以及“沙思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能到达各自活动范围的最早日期。

我推测克拉多克将军完全知道“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有可能在17日或紧接17日之后到达他的邻近海域；如果不能强大得足以发动攻击，他将尽最大努力在等待增援军舰到达之前跟踪敌舰。

同时发给克拉多克将军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克拉多克海军少将(10月14日)

赞同你为联合作战，集中“老人星号”、“好望号”、“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

我们已命令“卡那封号”上的斯托达德去蒙特维的亚，担任该地以北的高级海军军官。

我们命令“防御号”与“卡那封号”会合。

他还负责指挥“康沃尔号”、“布里斯托尔号”、“奥拉马号”和“马其顿号”。

“埃塞克斯号”留在西印度群岛。

18日克拉多克将军发来如下电报：

“我认为有可能的是，‘卡尔斯鲁厄号’一直赶往西方，打算与其他5舰会合。我深信形势将使我能进行一场战争，但害怕在战略上由于‘老人星号’的原因我们中队的速度不能超过12节。”

因此很清楚，直到这天那位将军完全打算把力量以“老人星号”为中心集中，尽管他的中队的速度会下降到12节。根据官方资料，“老人星号”能行驶16到17节，实际上在作战中她能行驶15节半。

现在让我们考察正在发展的形势。③“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正在驶近美洲南海岸。在途中她们可能与轻巡洋舰“莱比锡号”、“德累斯顿号”和“纽伦堡号”会合。这个中队完全由快速现代军舰组成。两艘大巡洋舰是战斗力很强的军舰。她们每艘装8门8英寸的炮，成对安装在上层甲板上，其中6门炮能向两边船舷射击。这两艘军舰长期进行海外服役，所以在人员配置上完全使用最高级的德国海员；她们事实上只是在近期才出名，列为整个德国海军中射击最优秀的军舰。与这两艘军舰及其辅助轻巡洋舰相对应，克拉多克将军有“好运号”和“蒙茅斯号”。“好运号”是来自第三舰队的性能良好的旧军舰，两端装有9.2英寸炮，在舰体中部有一个16门6英寸炮的炮组。从她下水的年份来说，她的航速特别快，达到23节。她的官兵主要由后备役人员组成。虽然有良好的火炮瞄准手，但不能期望在炮击效率上她能与英国或德国海军中配置最佳人员的军舰相比。“蒙茅斯号”是无数郡级军舰之一，对于这种军舰费希尔常常猛烈抨击，她们是速度快装甲轻的大型军舰，她只装有1个14门6英寸炮的炮组，这些炮中有9门能左右射击。这两艘英国装甲巡洋舰在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交战中获胜的机会极少。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都无法纠正力量的不均等，更不要说射击效率了。如果进行战争，只有最大的好运才能拯救她们免遭灭顶。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海军部开始担心“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有可能到达南美基地时，我们就派遣1艘主力舰增援克拉多克将军。我们最初的意向是派“大无畏号”从达达尼尔海峡前去，有一个时候她在去往南美途中已经到达直布罗陀，可是当时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加剧，使它不得不返回达达尼尔。由于我们认为在当时从大舰队抽调不出1艘战列巡洋舰，没有办法只能派去1艘旧战列舰；到9月底“老人星号”已经从阿布罗柳斯礁石群岛出发穿越南大西洋。

有了“老人星号”，克拉多克将军的中队安全了。“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决不敢冒险进入她4门12英寸大炮决定性射程以内。冒这个险就等于在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使自己有可能遭受极严重的伤害。这艘旧战列舰装有厚重甲板和巨炮，她事实上是l座堡垒，在这些水域中所有我们的围绕着她的巡洋舰能获得绝对安全。就是为这个原因，海军部于9月14日发去电报：“至少使‘老人星号’和1艘郡级舰与你的旗舰在一起。”10月5日再次致电：“‘老人星号’应与‘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在一起。”就是为这个原因，我很高兴地读到克拉多克将军的电报：“已命令‘老人星号’去福克兰群岛，在那里我打算集中军舰以免力量分散，”对此我写了备忘录：“在这种环境中，英国军舰最好彼此在支持跟离以内，在麦哲伦海峡或在福克兰群岛附近都一样”；就是这同一原因，海军部于10月14日发去电报：“赞同你为联合作战集中‘好望号’、‘老人星号’、‘蒙茅斯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

的确“老人星号”的速度事实上只有15节半，只要我们的巡洋舰必须带着她，她们就没有希望抓住德舰。“老人星号”能做的切是阻止德舰抓住和击沉她们。但是那不是故事的终止；那只是故事的开端。当德舰在越过太平洋漫长的航程抵达南美的海岸后，她们必须加煤和补充供应品；她们势必试图找到某个地方以便让运煤船能碰上她们、让她们能获得整修及补给。一旦她们的所在地被我们1艘轻巡洋舰发觉或者由岸上单位报告，它们行踪不定的状态就告结束。我们能立即集中力量从四面八方攻击它们。日本战列舰“肥前号”和巡洋舰“Idzumo号”以及英国轻巡洋舰“纽卡斯尔号”正向南越过北太平洋向南美海岸驶来——这支舰队力量也不能抓住“沙恩霍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但它们力量巨大，不怕这两艘德舰的攻击。在南美东海岸有斯托达特海军少将的中队，他的军舰包括强有力的现代装甲巡洋舰“防御号”、两艘郡级巡洋舰“卡那封号”(7.5英寸炮)和“康沃尔号”、轻巡洋舰“布里斯托尔号”以及武装商船巡航船“马其顿号”和“奥拉马号”。一旦我们知道敌舰中队在哪里时，一声令下这些军舰全能集中起来共同攻击它们。与此同时只要克拉多克将军使中队与“老人星号”保持在支持距离以内，他就能安全地沿智利海岸向北巡航，盯住行驶中的德舰，如果她们试图攻击，英舰可以后退到战列舰身边。“好望号”和“蒙茅斯号”一起行驶，其设计速度不大会亚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而这2艘德舰一直长期漂泊在海上。因此，克拉多克将军可以保持监视德舰、扰乱她们，逗弄她们，并把她们引向“老人星号”。此外，他还有轻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它在速度上远优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在力量与速度上都胜过在那里的任何1艘德国轻巡洋舰。

因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不能为海军部承担任何责任。战争的第一条规律是集中优势力量作决定性的战斗和避免力量分散或纠缠于细碎事务上。根据电报，这位将军表明他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海军部的命令明确地同意他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断言。所以我们不担心克拉多克将军中队的安全。如果克拉多克将军集中他的力量在南美西海岸巡航中完全失去德舰的踪迹，如果德舰向南擦过他的旁边并通过麦哲伦海峡或绕过合恩角，在某个秘密海湾加燃料，然后来到由里奥为起点的大贸易航路，那将会出现更紧张、更严峻的形势。在这条航路上德舰将发现斯托达特将军，他的中队当集中时虽然在速度和力量上比德舰略占上风，但相差不是很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10月12日的备忘录上不赞同克拉多克将军在西海岸向北运动，我宁愿他留在麦哲伦海峡附近，在那里他既能堵住“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道路，又能机动地与斯托达特将军的中队会合。然而，我对10月14日海军部电报传达的决定仍感到满意，我等待事态发展。

突然在10月27日从克拉多克将军那里发来一份使我困惑不解的电报：

克拉多克海军少将致海军部

“好望号”，10月26日下午7时，在海上

10月7日收到海军部电报。鉴于搜索敌人的命令和我们对早日成功的热切希望，我认为

由于“老人星号”的慢速度，要找到和击毁敌人中队是不可能的。

因此命令在蒙特维的亚的“防御号”收到命令后来与我会合。

使用“老人星号”承担护送运煤船的必要工作。

此时我们正处于第一海军大臣职务变动的剧痛中，我正全神贯注于因费希尔勋爵的任命而产生的环境与反对意见。若不是因为这件事，我确信我会对这句不祥的电文“使用‘老人星号’承担护送运煤船的必要工作。”作出更为强烈的反应。事实是我以备忘录方式通知海军秘书奥利弗将军，原文如下：

“这份电报非常含糊，我不懂克拉多克将军的意图与希望。”

克拉多克10月29日的回答消除了我的疑虑：

“西海岸的形势看来安全。如果‘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向北驶去，她们将最终遇到向南驶来的‘Idzumo号’、‘纽卡斯尔号’和‘肥前号’并被迫向南遇上‘格拉斯哥号’和‘蒙茅斯号’，这两艘军舰速度快，能盯住她们并迫使其向南行驶遇上‘好望号’和‘老人星号’，此两舰彼此应保持在支持距离以内。”

在我内心开始滋生的隐约恐俱——即也许这位将军会出海打仗而不以“老人星号”带头(我认为这太不可能了，以致没有把它写在纸上)——这才平息下去。当然，他有可能在“老人星号”50英里前面调度舰只，但在开战前仍靠近她。派遣“防御号”与克拉多克将军会合会使斯托达特将军无望地势单力薄。果然未过几小时，10月29日斯托达特将军的抗议电报来到。但是海军部参谋部业已回答克拉多克将军，根据我们的所有决定“防御号”要留在东海岸归斯托达特将军指挥，以保证南美的每一边有足够的力量。

但是不论这个答复还是随后发的任何电报都没有到达克拉多克将军。他已经实行他自己的决定。他没有等待“防御号”来到(即使我们能把她派给他)，并把“老人星号”留下来保护运煤船，他已经沿智利海岸北上。但是尽管他以行速太慢为理由把攻不破的“老人星号”留在后面，但他却把速度并不见得更快、而且武器装备十分低劣的巡洋商船“奥特朗托号”带在身边。她的装备如此低劣，不适合战斗，也不适合逃跑。

他于10月27日下午4点从巴耶纳尔海外发来如下电报(11月1日上午4点33分收到)：

“你的第105号电报收到。截获德国邮件。‘蒙茅斯号’、‘好望角号’和‘奥特朗托号’在巴耶纳尔加煤，‘格拉斯哥号’在科罗内尔邻近巡航，以拦截德国军舰然后与旗舰会合。我打算加煤后率中队继续秘密北上，在看不见陆地的航路上行驶。在未获进一步通知前，电报继续发到蒙特维的亚。”

他10月29日中午发来的电报(11月1日上午7点40分收到)如下：

“在进一步通知前，给克拉多克海军少将、‘好望号’、‘老人星号’、‘蒙茅斯号’、‘格拉斯哥号’、‘奥特朗托号’的邮件请送往瓦尔帕莱索。”

在后一份电报中间把“老人星号”包括在内。似乎表明，这位将军的意图即使不是实际集中，也打算与“老人星号”一起行动。这些是从他那里收到的最后两份电报。

10月30日费希尔勋爵就任第一海军大臣。一俟他来到海军部，我就带他到作战室与他一起仔细观看大地图上我们这个庞大组织里每一艘军舰的位置和任务。看了两个多钟头。关键重点显然在南美海域。谈到克拉多克将军的态度，我问道，“你以为他会不用‘老人星号’而试图与敌人开战？”他没有作明确的回答。

11月3日清晨，我们得到第一份德国军舰的可靠消息。

瓦尔帕莱索总领事致海军部(11月2日下午5点20分发出，11月3日晨3点10分收到。)

智利商船船长报告，11月1日下午1时他在塔尔卡瓦诺以北约62英里卡兰萨角海外5英里处被“纽伦堡号”扣留。几个军官留在船上45分钟。另外两艘德国巡洋舰分别停泊在西边约5和10英里处。船长相信其中一艘是“沙恩霍斯特号”。10月26日下午1时，“莱比锡号”来到马斯阿富埃拉岛，舰上有官兵456人、炮10门，18天前她离开加拉帕戈斯群岛。有另一艘不知名的巡洋舰与她在一起。她们购买了几条牛，当天离去。10月29日有人在南纬33度西经74度处见到一艘不知名的战舰向科金博驶去。

海军参谋部长久等待的至关重要的消息终于来到。明确查明了冯·施佩将军的中队在南美西海岸。他没有如一般认为可能的那样悄悄地绕过合恩角与克拉多克将军掉臂而过。目前看来斯托达特将军的处境完全安全。有长长的南美半岛横在他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之间，他已不再需要把“防御号”留在身边。可以让她参加克拉多克的中队，为我们希望出现的早期海战助力。审核这个新形势后我们向斯托达特将军发去如下电报：

(11月3日下午6点20分发出)

让“防御号”尽可能快地加入美洲西海岸的克拉多克将军中队。收到后告知。

这份电报由斯特迪将军、费希尔勋爵和我本人签上姓名的首字母。

我们还致电克拉多克将军，再次重申关于“老人星号”的命令：

(11月3日下午6点55分发出)

已命令“防御号”尽快加入你的中队。“格拉斯哥号”应找寻或接触敌舰。你应与“格拉斯哥号”保持联系，并集中包括“老人星号”在内的你中队的其余舰只。重要的是你应尽早与“防御号”联合，并使“格拉斯哥号”和敌舰保持接触。敌人以为你在科尔科瓦多湾。收到后告知。

可是我们已经是无的放矢了。

02.

11月4日早上7时当我打开我的公文匣时，我读到如下电报：

麦克林，瓦尔帕莱索，致海军部

(1914年11月3日下午6时10分发出)

刚从智利海军将军那里得知，德国海军将军说，星期日日落时分，在阴在恶劣的气候中他的军舰遇上“好望号”、“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双方交火，约一个钟头战斗后“蒙茅斯号”倾覆并沉没。

“好望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在黑暗中撤走。

“好望号”着了火，听到一声爆炸，据信她已沉没。

“格奈泽瑙号”、“沙恩霍斯特号”和“纽伦堡号”是在交战的德国军舰之中。

所发生的故事，就能够知道的情况而言，现在已为大家所熟悉；在正式历史上已全部发表，这里只需作一下概述。德舰到了智利海岸，在一个孤岛上加了燃料，得知英国轻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在科罗内尔，冯·施佩将军决定试图切断她的出路，怀着这个目的他率领整个中队于11月1日向南行驶。幸运的是“格拉斯哥号”及时离开港湾。几乎与此同时克拉多克将军开始他的大举北进，希望抓住“莱比锡号”，因为“格拉斯哥号”屡次收到“莱比锡号”发出的无线电讯号。克拉多克将在两点半钟与“格拉斯哥号”重新会合，于是整个中队以约15英里间隔横列地向北行驶。大约4点半时，看见北边有几艘军舰的浓烟，4点3刻时，“格拉斯哥号”能辩认出“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瑙号”和一艘德国轻巡洋舰。“老人星号”在近300英里以外。如今还有时间躲避作战吗？时间无疑是有的。“好望号”和“蒙茅斯号”正常速度分别为23节和22.4节，那天如两舰一起行驶肯定可达21节。“格拉斯哥号”能行驶25节以上。“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正常速度为23.2节和23.5节；但她们长时间在南部海洋上游弋远离港口。根据克拉多克将军当时掌握的情况，他可以稳当地定该两舰的速度为22节。恶劣的天气同等地降低双方的速度。如果他立即掉头转身，由于处于宽广洋面，一下子就使敌人处于尾追位置。他只能每小时被敌舰追上一节。当4点45分“格拉斯哥号”看到敌舰时，最近的装甲舰约在20英里以外。而当时，不到两个钟头太阳就要下沉。不到3个钟点黑夜就要降临。

但是“奥特朗托号”可能是个难题。她只能行驶18节，而在交战时迎浪行驶只能走15节。他竟把这样一条质量不好的慢船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派她与“格拉斯哥号”一起充当前锋。她在看到敌舰的时候只有17英里距离。假定冯·施佩将军的军舰能行驶22节，因迎浪减去3节为19节，他每小时能赶上“奥特朗托号”4节。在追赶时他可能因夜幕渐浓用长射程炮火射击她。以那种情况下英国中队会因她而放慢速度，减少自己获得安全的机会。这一点也许使克拉多克将军感到不妥。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尽管受“奥特朗托号”的拖累，事实上要是克拉多克试图这样做他还是能够容易地和肯定地避免作战的。在被对方看到的时候，冯·施佩将军的航行速度只有14节，要提高到全速必须再燃烧两个锅炉。此外他的军舰是分散的。集中并提高速度要花去短促黄昏的1个半钟点，在这个时间里英舰实际上原可增加与敌舰的距离。而且，在福克兰群岛的追逐和战斗中“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在气候良好时达到的最大速度不超过20节。因此他原本可以安然离去的。

可是克拉多克将军心中没有进一步的打算。他马上决定攻击。“格拉斯哥号”一瞧见敌舰，她回转身来驶向旗舰，在她前面是“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都以全速往回驶。但是克拉多克将军在5点10分命令中队集中，不是集中于离敌人最远的旗舰“好望号”，而是集中于虽然迅速撤退仍离敌最近的“格拉斯哥号”。6点18分他向遥远的“老人星号”发信号示意：“我现在要攻击敌人。”战斗的决策注定了他的命运，更严重的是注定了中队的命运。

引用一下“格拉斯哥号”的航海日志，“英国中队向左转4分，一起朝向敌人，意欲围住她们并迫使其在日落前进行战斗，此举若能成功将使对方处于极大不利位置，因为英国中队正处于敌舰和太阳之间。”德国海军上将轻易地避开这个策略，他将舰队面向陆地，排成至少有18000码的长行。现在双方中队向南行驶，中队中各舰航线稍稍靠拢——英舰在朝大海一边，落日在她们的后面，德舰更接近陆地。现在开始了战争中最伤心的海战。那两个中队里的官兵，离家如此遥远，在这种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彼此面对着面，他们中十有九人注定死亡。英国官兵就死在那个晚上；德国官兵死于1个月以后。到7点钟太阳落在地平线下，不再有照人眩目的阳光，德军将军下令开炮。英国军舰背对落日余辉显出她们清晰的轮廓，而德舰在智利海岸阴暗的背境上很难被人看得清楚。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有利条件。海浪很高，“蒙茅斯号”和“好望号”上主甲板6英寸炮必然受猛烈撞击的浪花的很大影响。德舰的炮组全都在上层甲板上以现代方式装置，它们不受与恶劣气候相应的不利条件的影响。不均等的比赛历时不到一个小时。德舰的一次最早的齐射也许打哑了“好望号”前面的9.2英寸大炮，在整个作战时间内这门炮没有发射。她与“蒙茅斯号”很快着火。黑夜来到海浪更加凶猛，“好望号”在一声巨大爆炸后只成为一个发光的斑点，不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蒙茅斯号”处于绝对的无助状态但拒绝投降，被“纽伦堡号”击毁，像“好望号”一般沉入大海，下沉时她的旗子依旧飘扬。无装甲的商船“奥特朗托号”没有作战能力，正确地保持距离，消失在黑暗中。只有小小的“格拉斯哥号”在凶猛的炮火齐射下奇迹般地逃脱了出来，她继续战斗，直到在惊涛骇浪的黑暗的大海上只剩下她一艘军舰。两艘下沉的英舰没有幸存者，从舰长到水兵全都罹难。德舰没有损失一条生命。

引用“格拉斯哥号”随后的报告：

“在整个战斗中，官兵的行为完全值得钦佩。完美的纪律与镇静态度在受到大量炮火射击而无力作适当还击的令人难受的环境下依然如故。士兵的表现完全像在进行战争实习；当看不见目标时火炮瞄准手主动地停止封击，没有炮火的迹象。“格拉斯哥号”的军官和全体水兵的斗志完全没有被所处逆境所削弱，这般军舰可以很快恢复到她能参加今后对同一敌人战斗的条件，这是我们全体一致的愿望。”

如同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这些话完全兑现。

03.

现在我们必须迎接新的形势。我们的中队从目前状况看来完全破裂，冯·施佩将军现在暂时控制了南美海域，他拥有多种选择的机会。他可以折回太平洋，重复执行使我们饱受挫折的神秘战术。他可以沿南美西海岸北上，去往巴拿马运河。但执行这个选择，他有与向南驶来的英日中队进行战斗的可能性。当然他也可能不遭遇她们，如果遇上了，他也能够躲开作战，因为他的军舰速度较快。他可以绕过弯去东海岸截断主要贸易航道，如果这样做他必须准备与斯托达特将军作战；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和担风险的战斗。斯托达特将军有3艘装甲舰用来对付2艘德国装甲舰，他的3艘装甲舰中包括“防御号”，她是1艘比德国2艘军舰更新更好的军舰，装有4门9.2英寸和10门7.5英寸的大炮，是我们战斗力最强的装甲巡洋舰之一。最后，冯·施佩可以横渡大西洋，在途中可能袭击福克兰群岛，并出人不意地到达南非海岸。在那里他将发现正在全力进攻德国殖民地的联合王国政府的远征军，而他的到达将是最不受欢迎的。镇压了叛乱的博瑟将军和斯马茨将军就要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重新进攻德属西南非，络绎不绝的运输长龙将很快装载远征队及其供应物资从开普敦流向吕德里茨湾。随后如果不这么做，冯·施佩将军可能沿非洲海岸北上，全面打击去往喀麦隆远征队的整个船队，而船队完全没有保卫自己的手段。

我们必须面对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在许多点的任何一点上准备防止突然打击；由于我们资源庞大，保护它们的重负变得极为沉重。第一步是恢复南美水域的局势。这件任务肯定需时1个月。在这极大需要前面，我的思想突然转到设法从大舰队抽调1艘战列巡洋舰，她与“防御号”、“卡那封号”、“康沃尔号”和“肯特号”会合，这将给予斯托达特将军以压倒敌人的优势。

1914年11月4日

作战处处长。

1.如果“达特茅斯号”和“韦茅斯号”今日下午启程以全速行驶，她们要多长时间分别到达蓬塔阿雷纳斯、里奥或阿布罗柳斯？

2.提出下列行动所需时间：

(a)“肯特号*”到达里奥和阿布罗柳斯所需时间？

(b)“澳大利亚号”单独地或与“蒙卡尔姆号”一起经马卡达群岛到达加拉帕戈斯所需时间？又“Idzumo号”和“纽卡斯尔号”与她们会合所需时间？

(c)日本第二南方中队替代在斐济的“澳大利亚号”所需时间？

(d)“防御号”、“卡那封号*”和“康沃尔号*”分别达到蓬塔阿雷纳斯所需时间？

(e)“无敌号”*到达阿布罗柳斯、里奥、蓬塔阿雷纳斯所需时间？

(f)“肥前号”和“浅间号”到达加拉帕戈斯或埃斯奎莫尔特所需时间④？

W.S.丘吉尔

但是我发现费希尔勋爵的想法更加大胆。他要从大舰队抽出2艘战列巡洋舰增援南美基地。更有甚者和更成问题的是他还要抽出第三艘战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去哈利法克斯而后去西印度群岛以防冯·施佩通过巴拿马运河。应当派军舰去增援这是绝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哪些舰省得出来。我们焦急地衡量一下我们在国内水域的力量，注意到“猛虎号”即将加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新战列舰“本鲍号”、“印度女皇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已准备就绪即可服役。我们立刻向总司令下达如下命令：

(1914年11月4日下午12.点40分)

命令“无敌号”和“不屈号”立刻装足煤以全速驶向贝里港。国外军务紧急需要她们。“无敌号”司令官和旗舰舰长调至“新西兰号”；“新西兰号”舰长调到“无敌号”。已命令“猛虎号”以全速前来听你的指挥。请给她必要的命令。

约翰·杰利科爵士得体地应付突如其来的情况，不说一句话便把两艘战列巡洋舰拨出。她们受命沿西海岸驶往德文波特为她们的南方航程安装必要装备。我们擒获冯·施佩的第二个计划现在设想如下：

(1)如果他穿越太平洋；将由以苏瓦为基地的保护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日本精锐第一南方中队对付他。该中队有如下舰只组成：“kurama号”(战列舰)、“筑波号”和“Ikoma号”(战列巡洋舰)、“日前号’和“Yahagi号”(轻巡洋舰)。在苏瓦还有“蒙卡尔姆号”和“邂逅号”。另外一个强大的日本中队(4艘军舰)以加罗林群岛为基地。

(2)如果他沿南美西海岸北上，迎击他的有“澳大利亚号”(从斐济来)、“肥前号”、“Idzumo号”、“纽卡斯尔号”的英日中队准备在北美海岸外组成。

(3)如果他绕道去南美东海岸，则命令“防御号”、“卡那封号”、康沃尔号”、“肯特号”在蒙特维的亚海外集中，加上“老人星号”、“格拉斯哥号”和“布里斯托尔号”。要等到与“无敌号”和“不屈号”会合后再与他作战。此后将“防御号”派往南非。

(4)要是他靠近开普基地，有“防御号”和“弥诺陶洛斯号”(在我们得知冯·施佩到达南美海域后从澳大利亚护航队调来)等着他，加上旧战列舰“阿尔比恩号”和轻巡洋舰“韦茅斯号”、“达特茅斯号”、“阿斯特里亚号”和“海厄辛思号”。联合王国远征任务推迟14天。

(5)要是他穿过巴拿马运河，他将遇上西印度群岛中队的“皇家公主号”以及“贝里克号”和“兰开斯特号”还有法舰“孔代号”。

(6)警告喀麦隆将船帕藏在河道上游他达不到的地方。

(7)要是他设法穿过南大西洋向回家航路进发，他将进入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组建的由德·罗贝克将军指挥的新中队区域，该中队包括旧战列舰“复仇号”、强装甲巡洋舰“勇士号”和“黑王子号”以及“多尼戈尔号”、“高空飞行者号”还有后来的“坎伯兰号”。

这样，为了策划击毁5艘战舰(其中只有2艘装甲)，有必要使用近30艘战舰(包括21艘装甲舰，大部分都由优质金属制造)，这还不包括强大的日本中队和法国军舰或武装商船巡洋船，最后那一种船只用于侦察十分有效。

我致电日本海军部，宣告我们在南大西洋为对付德国中队作新的集中，并建议“纽卡斯尔号”、“Idzumo号”、“肥前号”和“澳大利亚号”在北美海岸外集中，“浅间号”完成拘捕或击毁“兀鹰号”后与她们会合。我提出日本中队应去斐济取代“澳大利亚号”，以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备德国军舰回来。为对付“埃姆登号”，我提出日本中队不向东航行，应向西去往苏门答腊与荷属东印度群岛邻近水域，以便封锁每一个进出口，做到直到东经90度没有德舰躲藏之处。日本海军部的态度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

同时，需尽可能为克拉多克将军中队残余的军舰提供安全保护并增援军舰。命令“老人星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在蒙特维的亚海外与“防御号”会合；命令斯托达特将军把“卡那封号”和“康沃尔号”召集到那里，并使这支军力集中在他的旗舰指挥下；命令“肯特号”从塞拉利昂经过阿布罗柳斯加入斯托达特的中队。通知福克兰群岛总督防备德国巡洋舰的可能袭击。得知“老人星号”因连续急驶导致锅炉出毛病，我们不得不再次命令她去福克兰群岛。嘱咐她在斯坦利港找一个良好泊位，以便她的大炮能控制海港入口，准备对付敌舰炮击、保卫自己和等待命令。

在外部各海域对英国海军储备力量的紧张压力，除了海军作战的主战场外，现在达到最大程度，这点可以从如下大概项目部分地反映出来：

联合对付冯·施佩，30艘军舰。

搜索“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8艘军舰。

除上述军舰外，为全面保护贸易，40艘军舰。

印度洋上护航任务，8艘军舰。

在达达尼尔海峡封锁土耳其—德国舰队，3艘军舰。

保卫埃及，2艘军舰。

执行较小杂务，11艘军舰。

总计102艘各级军舰。

我们确实再也找不到一艘能使其发挥有用作用的任何种类的军舰。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得到缓解。

10月30日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发现“柯尼希山号”躲藏在德属东非的鲁菲吉河上，这个消息使我们马上有可能使用两艘同等价值的军舰钉死她，并解放了其他舰只。11月9日更好的消息来到。读者能记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为什么目的与目前驶越印度洋的澳大利亚护航队在一起。8日那天，在护航队前面巡航的“悉尼号”收到从科科斯岛上无线电台发来的电报，说有一艘陌生的军舰正进入海湾。以后科科斯岛再也没有信息。据此大型巡洋舰“伊吹号”加快速度，升起日本战旗，要求指挥护航队的英国军官允许她追赶和攻击敌舰。但护航船队不能没有这个强大的保护力量，于是把个任务给予“悉尼号”。9点钟时她见到“埃姆登号”，澳大利亚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海战开始。战斗只能有一个结局。100分钟后“埃姆登号”搁浅，成为燃烧的一大堆扭曲的钢铁，整个印度洋绝对安全和自由了。

考虑到这艘军舰给予我们的所有损害并没有违反人道或我们理解的海战法，我们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驻中国中队总司令

1914年11月11日

“‘埃姆登号’的舰长、军官和水兵有权利享受降军的礼遇。除非你们知道任何相反的理由，应允许舰长和军官保留佩剑。”

可是这些战争礼节常常得到无礼的回报。

印度洋上敌舰的肃清解放了所有搜索“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的那些军舰。现在没有军舰伤害澳大利亚护航队了。大部分护航的军舰撤走。“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已有了着落，而冯·施佩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命令“弥诺陶洛斯号”以全速驶往开普。所有其他军舰通过红海进入地中海，鉴于那里土耳其入侵埃及迫在眉睫，她们的到达极受欢迎。

与此同时“无敌号”和“不屈号”已到达德文波特。我们决定将离开参谋长职位的斯特迪将军应在“无敌号”上升起他的旗子，指挥南美基地，他应全面负责对冯·施佩的一切战斗。我们以最大忍耐等待他和他的军舰离开。一旦军舰进入修船厂，就会出现上百种需要。

11月9日，当费希尔勋爵士走进我的房间时，把如下电报放在我的台子上：

德文波特修船厂主管将军报告，“无敌号”和“不屈号”装修完成的最早可能日期是11月13日午夜。

我立刻对修船厂的延期表示极大不满，并问费希尔，“我应给他一个处罚吗？”或说了类似这个意思的话。费希尔拿起电报，他一看电报就惊叫，“星期五13日，选了个什么样的日子！*”于是我草拟并签署如下命令，这个命令成为福克兰战役的直接起因：

海军部致总司令，德文波特

军舰准备于11日星期三启程。战争的实际状况需要她们，修船厂的安排必须与之相符合。如有必要修船工人应随舰出海，待有机会时回来。你有责任将这些军舰在彻底高效状况下快速派遣出航，收到后告知。

W.S.丘吉尔

结果军舰在关键时刻启航。她们于11月26日在阿布罗柳斯加煤，在那里她们加入斯托达特将军的中队(“卡那封号”、“康沃尔号”、“肯特号”、“格拉斯哥号”、布里斯托尔号”和“奥拉马号”)。中队派遣“防御号”去开普后，她们在看不见陆地的海洋上航行而且没有使用无线电，于12月7日夜间到达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在那里她们发现在泻湖里的“老人星号”，她按照海军部的指示准备保卫自己和这个殖民地。她们立即开始加煤。

04.

在科罗内尔取得胜利后，冯·施佩将军表现出一位勇敢绅士的尊严。他不以瓦尔帕莱索德国殖民地的热情欢呼为意，也不谈论建筑在战死者之上的胜利。他对自己的危险不抱幻想。他谈起人们献给他的鲜花时说，“它们可以用在我的葬礼上，”总的说来，他的行为会使我们认为，德国人不能救起任何英国幸存者不是由于缺乏人道精神，而这个想法已为英国海军所接受。

在瓦尔帕莱索住了几天后，他和他的军舰再次消失在蓝色的大洋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引导他袭击福克兰群岛，也不知道在取得胜利后他的下一步计划将是什么。据推测他希望破坏这个没有防御工事的英国加煤基地，从而使他自己在南美海域的地位危险较小。无论如何他是在12月6日正午，从麦哲伦海峡率5艘军舰向东出发；12月8日8点他的领航舰(“格奈泽瑙号”)看到了福克兰群岛的主要海港。几分钟后一个可怕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德国人的眼前。在地岬后面耸立着的是一对三脚桅杆，在清晰的空间显然可见。看一眼就足够了。它们意味着肯定的死亡。⑤天空晴好，从舰顶望去四周的地平线扩展到30或40英里。没有希望取胜，没有机会逃脱。一个月前另一个海军将军和他的水兵曾遭受同样的苦难经历。

05.

那天下午5点，我正在海军部房间里工作，奥利弗将军拿着电报进来。

它是福克兰群岛总督发来的，电文如下：

“施佩将军率他的全部军舰今晨天明时来到，现在与斯特迪将军正在加煤的全部舰队鏖战。”

我们曾遇到过许多次令人伤心的突然袭击，所以电报中最后几个字使我感到脊椎骨一阵颤战。尽管我们在各方面占优势，我们是不是在毫无准备情况下在锚地上遭到突然攻击和重创？“电报能是这个意思吗？”我对参谋长说。他说“我希望不是。”我看得出，我的想法虽然不是认真地认为是这样，他听了也感到不安。可是两个钟点后，门房再次推开，这一次严峻而阴沉的奥利弗面容带着有点像裂嘴而笑的模样。“先生，一切都好；她们全葬身海底。”的确，除一艘例外，其余全是这样。

06.

当见到远方天际的德国领航舰时，斯特迪将军及其中队的确实正在加煤。根据收到的情报，他深信德舰在瓦尔帕莱索，他意欲第二天出航，在敌舰绕过合恩角之前抢先绕过。在最早看到敌舰到他能升火出航以前两个多钟点过去了。第一批炮火是从内港泥涂固定位置上的“老人星号”12英寸大炮发射的。“格奈泽瑙号”不断向前靠近。直到她看到致命的三脚桅杆，于是她立刻转身带领她的轻巡洋舰以全速逃走去与她的分队会合。几分钟内整个德国中队以最大速度向西驶去。10点钟，“肯特号”、“卡那封号”和“格拉斯哥号”已经启航，斯特迪将军乘“无敌号”驶离港湾，后面跟随“不屈号”和“康沃尔号”；同时那些轻巡洋舰(其中包括“布里斯托尔号”)都开足马力尽可能快地紧随其后。

德国中队全部5艘军舰现在可以看清，约在15英里以外，舰体落在水平线以下。总追逐的命令已发，但稍后，将军考虑到天时尚早时间宽裕，他调整速度，战列巡洋舰只保持约20节速度。然而，这个速度足以赶上德舰，敌舰长期在太平洋上逗留，一直未进港口，一起行驶时不能超过18节。尽管如此，“莱比锡号”还是开始掉队，在1点不到几分钟时“不屈号”在16000码外向她开火。冯·施佩面对自己的军舰有一艘接一艘被消灭的危险，他作出肯定符合海军最好传统的决定。他发信号给轻巡洋舰叫她们逃往南美海岸，以后他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回转身面对追赶者。随后发生的海战优势在英国方面。德国将军不止一次试图靠近距离，在近距离中使他猛烈的辅助性5.9英寸火炮发挥作用。英舰则竭力保持刚好远的距离，不使这批火炮发挥效力，并以12英寸大炮向敌舰倾泄炮弹，可是在这种长距离战斗中，要击毁德国巡洋舰得花相当时间和大量弹药。“沙恩霍斯特号”连同她的将领和全体人员在下午4点17分下沉，她发给僚舰的最后信号是拯救自己。“格奈泽瑙号”在无望的劣势下以最大的坚毅继续战斗到6点钟，当时在绝对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她打开海水阀，在大洋冰冷的海水下失去踪影，只有她的旗子依旧飘扬。英舰冲向沉舰地点，放下可以使用的每一只救生艇，但只能救起200名德国官兵，其中有许多因受冷水过大刺激在第二天死去。当“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沉没后，“不屈号”每门12英寸大炮只留下30发炮弹，“无敌号”只留下22发炮弹。

与此同时，英国其他巡洋舰都选择一艘逃跑的德国轻型舰只为目标，于是接着发生一系列追逐战。“肯特号”(舰长艾伦)以一阵超过以往纪录，据说甚至超设计速度的急驶赶上和击沉了“纽伦堡号”。“纽伦堡号”拒绝投降，随着她船头的下沉，胜利者能看到她翘起船尾上有一群人举手向德国国旗告别。“莱比锡号”被“格拉斯哥号”和“康沃尔号”击沉。只有“德累斯顿号”单独逃走。她于3个月后在马斯阿富埃拉近海锚地被英舰追到击沉。

德国巡洋舰在外海的战争就此结束。除了“卡尔斯鲁厄号”(她有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来知道她于11月4日因内部爆炸而沉没)和“德累斯顿号”(很快被找到击毁)外，世界各大洋上再没有任何德国战舰。从战争开始起到获得这个结果止共花了4个月时间。这个结果的意义深远，同时影响我们在地球每一部分的地位。各处的紧张压力得到缓解。我们所有的事业，不论是战争还是商业，在每个战场上都进行顺利，没有丝毫阻碍。24小时内我们向几十艘英舰发出命令，叫她们返回国内水域。我们第一次知道拥有比敌人多得多的某些级别军舰、良好训练海员和各种海军供应物资，并作好了充分利用它们的准备。公众虽然满足于这场把敌人彻底击溃的胜利，但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个胜利对整个海军形势的巨大重要性。

科罗内和福克兰群岛直接参战的军舰

注：对比值旨在便于读者对叙述理解。作为大致分类是有用的，但这些数字只是近似值。

————————————

①本章末的军舰表对整个本章有参考作用。

②巴西海岸外的阿布罗柳斯礁石岛是我们在这些海域的秘密加煤基地。

③本章末的军舰表很有用处。

④有星号的军舰最后参与福克兰群岛海战。

*星期五与13日重合，西方人认为最不吉利的日子。——译者

⑤只有“无畏”级战舰才有3脚桅杆。

第16章、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

01.

1914年11月和12月

我们的情报机构赢得世界范围的盛誉，它们受之无愧。我们在战时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成功地戳穿敌人的图谋。陆军和海军情报人员一次又一次的预测正确无比，这使朋友吃惊，使敌人恼怒。海军情报局接连三任局长托马斯·杰克逊海军上校、奥利弗海军少将和最后一位雷金纳德·霍尔海军上校都是情报工作中的佼佼者，他们连续地建立和扩展一个有效和健全的组织。其他还有一些人——一份光辉的人员名单——他们的名字甚至到现在还是保密为好。我们有关德国海军活动的情报主要来自(1)在中立国和敌国，特别在德国的特工人员的报告；(2)以高度警惕性深入潜伏在黑尔戈兰湾的我们潜艇的报告：(3)我们对德国无线电信号的特殊研究。我们有一段时间从中得到巨大好运的帮助。

1914年9月初，德国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失事。几小时后俄国人打捞起一个淹死的德国下级军官的尸体，在他的胸前那双死后僵硬的手紧握着的是海军密码本和旗语通讯手册以及北海和黑戈尔兰湾详细的方格地图。9月6日俄国海军武官来看我。他收到来自彼得格勒的电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俄国海军部在这些密码本和旗语通讯手册的帮助下至少已能破译德国海军电报的一部分。俄国人认为，作为主要海军强国，英国海军部应当有这些册子和地图。如果我们能派一艘军舰去亚历克山德罗夫，俄国负责这些册子的军官将带它们来英国。我们即刻派去一艘军舰，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路易斯亲王与我从我们忠实盟友手中收到这些沾有海水污渍的无法估价的文件。我们立刻建立了一个组织，研究德国无线电讯和翻译收到的电报。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海军教育处长艾尔弗雷德·尤因爵士，他为海军部破译情报等工作所作贡献是第一流的。这个工作非常复杂，因为密码当然是电报保密方法的唯一要素。但是在11月初开始，我们的军官逐渐成功地翻译出德国海军电报的各个可辨识的部分。它们大部分属于例行公事性质。“我们的1艘鱼雷艇将于下午8点驶往第7号方格”等等。但是仔细地收集这些片语只字，就能提供一个信息体系，根据它，能相当精确地了解敌人在黑尔戈兰湾的部署。可是德国人一再改变他们的密码和关键码，所以只有偶尔我们才能了解它们。随着战事的持续，电码变得越来越可疑，设计的手段完全无法理解。可是这种情报来源保持下来，它显然有非常巨大的价值。

德国的官方史本身表明，德国最后对此事消息灵通(第194页)：“即使我们怀疑英国海军部掌握了德国舰队编制的整个密码体系，但从彼得格勒传出的可靠消息扫除了我们的疑心，它表明当‘马格德堡号’在奥登肖尔姆海外搁浅后，舰上的秘密文件都摔到舰外，被俄国人捡走传送给他们的盟国。”

最后，主要通过奥利弗将军的远见，我们在1914年8月开始建立定向电台。因而把我们测定敌舰位置的手段提高到无与伦比、的确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我们可以使用连续定位的办法测出使用无线电设备的任何敌舰的航线。

舍尔说，“英国人通过他们的‘定向电台’收录信息，这种电台已在使用，但是我们在很晚时候才开始使用它……有了这种电台，英国人在指导作战上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只要对方一发出无线电信号，他们就得到非常精确的敌人所在位置的信息。在巨大舰队中，分散的军舰相离甚远，她们间的通讯极端重要，绝对终止所有无线电通讯，这对任何舰队的行动都是致命的。”

可是在收集情报和估量情报以及从情报得出真谛之间常常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信号一经发出，特定军舰的无线电音符我们就能听到，在某个时候某个航道将会射出灯光，军舰在行动，系列的舰只在活动，航道浮标指出，上锁的门打开了——所有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初一看它们都似乎仅仅是寻常的活动。但是把一项一项活动放在一起可能导出惊人的发现。总之，所有这些暗示，不管其源自何处，全是阿瑟·威尔逊爵士专门研究的主题，他负有庄严的责任就这些暗示向我们战时领导小组提供意见。

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之前北海一直保持安静。那天7时许，阿瑟·威尔逊爵士来到我的房间，要求与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作一次直接会晤。几分钟后我就把他们叫来，于是他解释说，他研究了关于敌人的情报，表明有可能即将发生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牵涉敌人的战列巡洋舰。也许——虽然还无确实证据——敌人会对我们沿海进行攻击。他明确地说，德国公海舰队似乎与此无关。发觉的迹象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在论点上还有漏洞。但听了阿瑟·威尔逊分析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把臆断与推测当作确有其事，我们应该行动。我们决定不动用整个大舰队。过去由于斯卡帕湾的无保护状态把大量巡航任务施加在舰队身上，现在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磨损机器和凝汽机。此外，每次派遣巨大舰队出海都会招来潜艇与水雷的风险，除非确有必要，我们对舰队的使用加上一定的限制。

这个决定总司令不持异议，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来，限制是有很多遗憾的。但必须记住，海军部据以行动的情报从未经过检验；看来有极大的猜测性。不管有什么价值，情报都排除了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出现的可能。因此我们立刻命令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连同一个轻巡洋舰中队和一个驱逐舰小舰队升火，以规定的速度和规定的时候出海，使她们能地第二天早上天亮时处于拦截敌人的位置上。发给哈里奇舰队蒂里特准将的命令是叫他去雅茅斯外海上，发给凯斯准将的命令是把我们可用的8艘外海潜艇布置在泰尔斯海灵岛外海上，以防止敌人向南袭击。并命今海岸部队加强警惕。①

海军部致总司令

1914年12月14日，下午9点30分发

刚刚收到可靠情报表明，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伙同一些驱逐舰在星期二凌晨离开亚德河，于星期三夜间返回。根据情报，战列舰显然很不可能出动。

敌舰将有时间达到我们的海岸。

立即派战列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在一个战列舰中队(最好是第二中队)支持下于今晚离开基地。

在星期三早晨天明时，她们应到达某一点上，在那儿她们能确保拦截归来的敌人。

蒂里特与他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努力在英国海岸外与敌人接触，追踪敌人并随时向将军报告情况。

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包括4艘战列巡洋舰和5艘轻巡洋舰，可能还有3个驱逐舰小舰队。

收到后告知。

海军部致蒂里特准将，哈里奇号

1914年12月15日，下午2点5分发

明天天刚亮时德国战列巡洋舰、巡洋舰和驱逐有极大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海岸外。

派一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在北欣德灯船附近海面巡航。派第二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在从北纬53°东经3°5’起的15英里长的南磁极线上巡航。

这2艘驱逐舰的任务是注意和报告敌人行踪，并信任她们自己逃逸的速度。

要是天气太坏，她们可回哈里奇。报告她们的船名。

第一和第三小舰队连同所有可用的轻巡洋舰在明天天亮前巡弋在雅茅斯海外，准备驶往据报敌人可能前来的任何地方，不管是从北方来还是从南方来。

她们的任务是与敌人接触，跟随他们并向第二战列舰中队的海军中将和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的海军中将报告敌人的位置。

第二战列舰中队、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第三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在早上7点半将处于北纬54°10’东经3°位置上，准备切断敌人退路。

如果发生战斗，你的小舰队和轻巡洋舰必须努力与我们的大舰队在一起，对付敌人的驱逐舰。

要是天气太坏对驱逐舰不利，就单独使用轻巡洋舰，令驱逐舰返回。收到后告知。

在采取了所有认为必要的措施后，我们怀着疑惑不决的但充满期望的奇特心情在36个小时里等待星期三早上发生的事情。12月16日早上大约8时半，我正在洗操，当时房门打开，一位军官从作战室持一份海军电报匆匆进来，我用湿手一把抓过电报。上面写着“德国战列巡洋舰炮击哈特尔浦。”我惊叫地跳出浴盆。我对哈特尔浦深表同情，还夹着乔治·温德姆先生称之为“打算报复的止痛剂”的情绪。我顾不得擦干身躯就穿上衣服，跑下楼去作战室。第一海军大臣刚刚从隔壁住所来到。一直睡在作战室里，连白天也很少离开的奥利弗在地图上标出有关位置。受这次攻击影响的沿海岸所有海军电台发来的电报，以及从我们在邻近的军舰截获敌人的电报可以互相印证，电报以每分钟2到3份的速度涌入。海军部也发布消息，使各舰队和小舰队不断得到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

每艘舰艇现在全部派遣出海或者开始行动。命令从福斯来的第三战列中队(“爱德华国王”级)阻止敌舰向北逃逸。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大舰队本身最终也要出动(虽然，这个措施不大会及时实施，除非德舰被赶到北方很远的地方)。命令蒂里特准将及其被称为哈里奇打击力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去与指挥第二战列舰中队的和拥有拦截力量的高级将领乔治·沃伦德爵士会合。可是天气对驱逐舰来说过于狂暴，只有轻巡洋舰才能在海上行驶。最后，在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最新驱逐舰“猎狗号”上的凯斯准将受命与另一艘驱逐舰“喷火龙号”一起，从他在泰尔斯海灵岛海外的基地率领他所属的潜艇进入黑尔戈兰湾试图打击归来的敌舰。

在当时，炮轰不设防城市对我们还是新鲜事，但此事到现在还有什么要紧呢？从战时地图上看得出一艘艘德国战列巡洋舰在约克郡海岸大炮射程以内，而向东150英里，在这些军舰与德国国土之间，组成第二战列中队的英国4艘战列巡洋舰和6艘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正在预定的正确位置上行驶，她们精确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巡洋舰中队和小舰队的随伴和先导下，这个由我们最新军舰组成的舰队，全都配备当时海上最重型的大炮，在晴朗天气能有效地守卫和保护近100英里的战线。黎明将显露出对峙双方的状况，此时只有一件事能使德舰从占压倒优势力量的手掌中逃脱被歼灭的命运。当巨大的炮弹击中哈特尔浦与斯卡伯勒的小屋，给毫不提防的英国家庭带去残酷的痛苦与毁灭之际，海军部作战室众人思想只为一件事情焦虑。

“能见度”一词具有邪恶的含义，此刻它相当良好。沃伦德与贝蒂二人的视域接近10英里，近海岸处实际上正在进行7000码距离的炮击。天气迹象没有什么不好的征兆。上午9点德舰炮击终止，很快驶往看不见陆地的地方，无疑她们正在回家的航路上。我们吃早饭时心情焦虑不安。要想确实得到这个巨大奖品——歼灭德国战列巡洋舰中队，它的损失将使德国海军受到致命的无法恢复的伤残——要想在一片迷雾中运筹帷握，这是令人痛苦的磨难。同时，电报与电话把哈特尔浦与斯卡伯勒的不幸传播到英国各地，到10点半当内阁战时委员会开会时，消息被谣传扩大，使人们产生激动。人们直接了当质询我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海军在干什么和海军准备做什么？回答时我拿出海图，说明当时英国和德国海军力量的各自位置，我解释说若有中等的能见度，我们希望战斗将在正午时分发生。这个宣布使全体人员感到惊奇，委员会休会到下午再开。

10点半时海军部得知敌舰正在离开我们的海岸，我们相应地通知沃伦德将军：

“敌人可能向黑尔戈兰湾回去。你应避开雷区把握方向以便切断其归途。”

可是此时不祥的电报已开始来到。沃伦德的视线很快只有7000码，贝蒂只有6000码；离海岸较近的轻巡洋舰的电报已经提到5000码；稍后发来信号只有4000码。与此同时双方没有接触。正午过去了，一会儿1点钟过去了。天气越来越坏。显然雾幕正降落在北海之上。军舰彼此通话时报告能见度低到3000码和2000码。费希尔和威尔逊庄严的脸庞上虽看不到情绪激动，但人们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燃烧着火。我试着做别的工作，但精神集中不起来。从我们舰队听到含糊的信息。她们显然与敌人相距极近。在浓雾中摸索，军舰只有在2000码以内才能分辨对方。我们听到沃伦德命令他宝贵的军舰穿过约克郡海岸外已探明的德国人布下的雷区，他显然想要努力接近刚在视线以外和手指尖以外的某种东西。然后我们突然听到率领轻巡洋舰的古迪纳夫海军少将报告，他已向3000码距离的德国轻巡洋舰开炮。人们的希望迅速上升。一旦接触开始，它不会引起其他一系列事件吗？近距离混乱的前景不会使海军部害怕。他们唯一害怕的是让敌人逃走。甚至第二战列中队通过雷区完成海军部提出任务的行动报告也在绝对寂静中收到。

1点半光景，阿瑟·威尔逊爵士说，“看来敌人在离开我们。”可是此刻发生一种可怕的新情况。1点50分时我们得知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直到正午这个大舰队默不作声。一旦她作声，我们就要作必要的计算，这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就能认出并确定她的所在。事实上她已经驶入北海好多路程。德国舰队的出现(我们当时认为她是来支持德国战列巡洋舰的)，完全改变了力量的平衡。我们的10艘大型军舰加上她们的轻型中队和小舰队，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而且也是最快捷的海军力量。不存在能立即赶上她们和超过她们的相等的德国海军力量。在另一方面，她们不能与德国公海舰队对抗。德国战列巡洋舰还与她们的舰队分开150英里，在我们看来，我们军舰开始与德国战列巡洋舰在当时严重的浓雾天气中进行追逐战，可以想象地会导致与敌人海军主力的突然遭遇。这当然不是海军部所希望的。我们即刻警告我们的中队。

海军部致第二战列舰中队和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

下午1点50分发

(急电)

公海舰队出动，今日下午零点30分在北纬54°38’东经5°55’②。因而不要向东走得太远。

这些邪恶的可能性像我们早些时候的希望一般很快消失。公海舰队不像我们想象那样驶往大海，而是长时间留在海湾外，现在又退了回去。

下午3点钟我过去告诉战事委员会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我再次穿过骑兵卫队阅兵场时我的心多么沉重。我回到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重新集合在我房间中八角形桌子周围。冬日黄昏的阴影业已降临。此时阿瑟·威尔逊爵士以他寻常的态度说，“噢，你们瞧，敌人离开了，此刻他们必定在那里，”他指向海图，海图上参谋长每15分钟标出敌人的位置。很明显德舰已避开我们的拦截军舰，甚至已与我们接触的德国轻巡洋舰也在浓雾中逃逸。沃伦德将军在他随后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在一次雨暴中出来，在另一次雨暴中消失。”

现在已近8点钟。

那末全都过去了？我问起我们的潜艇。凯斯准将已把潜艇从最早泊位集中，此刻正向德舰撤退航线靠近。可是敌人航线是否会进入限定的范围内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于是阿瑟·威尔逊说，“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凯斯的‘猎狗号’和‘喷火龙号’与潜艇在一起。今晚德国战列巡洋舰进入海湾时，他也许能决定对她们发起进攻。他可能发射1枚甚至2枚鱼雷。”派这2艘不结实的驱逐舰连同其勇敢的准将以及忠实的官兵，远离基地接近敌人的海岸，毫无支援地进入这强大德舰及其保护军舰与小舰队的虎口，看来的确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一段长时间无人说话。我们全很了解凯斯。然后有个人说，“这简直是送他去死。”还有人说，“最不愿意我们考虑这件事情的人就是他了。”又有一段长时间沉默。然而，阿瑟·威尔逊爵士已写就如下电报：

下午8时12分

“我们认为当军舰进入时黑尔戈兰湾和阿姆鲁姆的灯塔将发光。你的驱逐舰在早上2点左右可能得到攻击机会，或者在以后，视给你的机会而定。”

第一海军大臣点头同意、参谋长拿起电报，沉重地站起身走出房间。然后我们转向日常工作，并决定关于发生的事情怎样告诉公众。

两天以后，当我在海军部我的房间里接见凯斯将军时，我说，“那天晚上我们给你发出一份可怕的电报。我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他说，“一直到我快到家时才得到电报，这真可怕。我等了3个钟点希望有这样的命令。我几乎想由自己负责这样做，”他继续没有必要地责备自己。③

02.

到此，我已叙述了12月16日的这个事实片断，完全根据当时海军部作战室的情况和我们当时对事件的了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所发生的实际事实。④没有人知道德舰将攻击我们海岸的哪一点；有500英里长的海岸线密布可能要防卫的目标，很难有某种解决办法。可是总司令发布命令，选择黎明时的位置，正确理解敌人的计划。在执行这些命令中，第二战列中队(6艘军舰)和战列巡洋舰中队(4艘军舰)加上第三巡洋舰中队、一个轻巡洋舰中队及一个小舰队从斯卡帕、克罗默蒂和福斯南下，在16日早上5点30分天亮前2小时到达多格滩南部边缘。这里是北海的中心，几乎在从哈特尔浦到黑尔戈兰的一条线上。英国驱逐舰队的先头屏护舰队与德国驱逐舰和轻巡洋舰开始交火，当白天来到，她们看出一艘德国大型巡洋舰是“罗翁号”。⑤接着发生战斗，我们的几艘驱逐舰被炮弹击中，德舰向东退去。于是贝蒂将军率领他的战列巡洋舰开始追赶“罗翁号”。约9点钟时他与沃伦德将军接到海军部的消息把他从追赶中叫回去，消息说德国战列巡洋舰炮轰哈特尔浦及稍后的斯卡伯勒。所以英国军舰立刻掉头向西并排成长列驶往英国海岸，似乎很有可能拦住德国战列巡洋舰。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迷惑不解“罗翁号”与德国轻型舰只在早上这么早的时候在多格滩边缘干什么。她们这种军舰不适于处在这么容易暴露的位置上，而所处位置又不能对袭击英国海岸的德国巡洋舰有任何帮助。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原来“罗翁号”及其巡洋舰和驱逐舰是德国公海舰队先头屏护舰队的一部分，公海舰队全部出海，共有3个中队，还有大量辅助军舰和小舰队。公海舰队司令冯·因格诺尔将军在15日晚上黑幕下降后(下午4点和5点)和16日黎明前从库克斯港驶出，大胆驶往多格浅滩以支持他的巡洋舰，这些巡洋舰在冯·希珀将军率领下已经接近英国海岸。要是冯·因格诺尔将军如他原来打算那样继续向前，他的侦察舰本来会在那天早上8—9点钟清晰明亮的天气中在北海的这一部分见到由此南驶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两者遭遇几乎是肯定的。那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冯·提尔皮茨将军宣称，这是天赐的、绝无仅有的、对德国有利的、力量差异巨大的战役。他在几星期以后写道，“12月16日，德国的命运握在因格诺尔手中。每当我想起此事我内心激情沸腾。”我们以后还要分析他的这个断言。现在先让我们继续说一说发生的事情。

冯·因格诺尔将军那一天出海行驶这么远，已经超出了德皇指令范围。他呼吁德皇终止在黑尔戈兰湾战事(8月28日)后发布的“钳口命令”，但近日遭到拒绝。德皇最近发布救令的要旨是，“舰队务必后退，避免可能招致重大损失的战斗。”而现在这支舰队在一个12月的黎明前的黑暗中竟离开海湾深入北海的中部。突然大炮的闪光映入眼帘，英国驱逐舰报告与德国屏护的巡洋舰交火，屏护舰队后退，驱逐舰追赶——此时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冯·因格诺尔认为自己在黑暗中有受鱼雷攻击的危险。因此到5点30分左右，他使整个舰队旋过身来，向东南方向驶去，6点刚过，德皇限制性的指令使他越来越不安，他既不知道我们中队的存在又不知道他自己中队的所在。正如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正确选择的语言那样，他“只好调转尾巴回家，让袭击他的军舰摸不着头脑。”即使如此，6点钟时两支舰队相距只有约50英里，而它们的轻型舰只发生了接触！德国第二中队司令舍尔说，“我们未考虑成熟地转向东—南—东航线使我们失去了按我们事先计划与敌人某些舰艇分遣队作战的机会，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对的。”

但是，至于沃伦德和贝蒂将军，没有人强制他们打这样一场战争。他们的中队在巡洋舰与驱逐舰的屏卫下舒适地行动。在这部分海域，此时天气相当晴朗平静。在他们进行猛烈战斗之前本来就知道面对的是什么力量。试图以6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尽管她们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军舰)与公海舰队20艘战列舰作战是没有理由的。也没有任何必要。英国第二战列舰中队集体航行时速度为20节，她们在强力顺风时可以21节速度逃走，冯·因格诺尔的军舰中只有6艘的速度与她们相等。至于战列巡洋舰，任何德舰都追赶不上她们。离开英国大舰队独自行动的这支海军力量把安全寄托在她们的速度上。因而沃伦德和贝蒂将军能够拒绝与德国舰队作战，这样做当然是他们的责任。还要考虑在海上与德国舰队在一起的大量驱逐舰，以及在黑暗和恶劣天气中的危险。这个关键时刻的形势，如我们现在知道那样，有充分理由需要深思熟虑。他们之所以没有作出不利的决定，是因为先前有鲁莽经历的教训。12月16日事件受到8月28日经验的保护。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的第二阶段。全体4个英国中队连同她们的小舰队，在9—10点钟之间正驶向英国海岸。德国袭击海岸的巡洋舰完成了她们的炮轰，以最高速度试图回家。在约克郡海外德国人在战争早期布置了两个巨大的雷区，我们查明它们的区域，把它们视作防止袭击的保护，并改善这两个雷区，增布了一些水雷。在这两个雷区之间，在惠特比和斯长伯勒对面有一个约15英里宽的空隙。约翰·杰利科爵士在远处的“铁公爵号”上思考整个局势，他形成的意见是，敌人或者试图向北逃逸，在雷区内侧沿我们海岸北驶，更可能向东行驶径直通过惠特比和斯卡伯勒对面的空隙。他命令福斯的第三战列中队封锁空隙的北边，这个部署很快实施。10点10分他发信号给乔治·沃伦德爵士，告诉他惠特比对面雷区空隙的位置，并说：“敌人极可能从那里驶往外海。”沃伦德和贝蒂将军根据这个假设进行部署，事实上这个假设猜中了德国人正在做的行动。

因此到11点，4艘德国战列巡洋舰——有她们的轻巡洋舰在60英里前独立开道——以最高速度向东朝黑尔戈兰湾驶去。与此同时，我们全部4个中队向西以磅礴气势直接向她们驶去。两支舰队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英里，它们以每小时超过50英里的合计速度相互靠拢。在我们舰队航线前方有一条由南向西的多格浅滩沙洲，沙洲上水深不够，不论是英国或德国的战列巡洋舰难以越过。因而英国的席卷向前的舰队分散——贝蒂和轻巡洋舰走沙洲的北面，沃伦德率战列舰和第三巡洋舰中队走沙洲的南面。这意味我们前进航线会有一定程度的迂回。而且，天气变得极坏，浓雾笼罩，海浪汹涌。此时在贝蒂之前侦察的我们轻巡洋舰中队已通过浓雾与雨暴看到德国轻巡洋舰。我们处在最南边的轻巡洋舰“南安普敦号”开炮，敌舰回击。“雄狮号”舰上官兵的希望上升了。正在这个地方，正在她们期待的时候，出现了敌人的屏卫巡洋舰。显然敌人的主力在她们后面，也许在后面不远处。可是此时厄运插了进来。

另外3艘英国轻巡洋舰看到“南安普敦号”向南驶去，她们也朝那个方向加入战斗，“伯明翰号”开火了。这可不符合贝蒂将军的希望，他希望在他预期接近敌人的战列巡洋舰时，必须有他的侦察舰留在他的前面。当时失去她们的危险非常之大，因此他命令他的轻巡洋舰回到她们的战位。退回的信号不是指名发给2艘去与敌舰交战的军舰，而是普遍地对轻巡洋舰中队，而为执行这个命令“南安普敦号”和“伯明翰号”脱离了与德国巡洋舰的战斗回到舰队排列的各自位置上。德国轻巡洋舰向南驶去，消失在浓雾中。与她们的接触就这样失去了。

可是与此同时，双方的战列巡洋舰继续迅速彼此接近。12点15分冯·希珀将军得到他轻巡洋舰的警告说，敌舰就在他前面近处，他也稍稍改变航向朝向东南方。贝蒂将军继续他的航向前进直到12点30分，此时两支战列巡洋舰队只有25英里距离，而且迅速地靠近。⑥然而此刻又出现厄运！德国轻巡洋舰向南偏斜离开贝蒂的前进路线，与沃伦德前面的第三巡洋舰中队遭遇。双方再度交火，敌人的巡洋舰再次消失在浓雾中。她们报告冯·希珀，在这条路线上也有阻挡的军舰。据此，在12点45分他作“四分之三向左转”(我使用了一个骑兵术语)，向北逃去。但是这样躲避方法本身不足以救他。如果贝蒂将军再有一刻钟时间保持他原来航线，一系列决定性战斗必定会在1点之前开始。但是请看后来发生的情形。

12点30分贝蒂将军在与德国轻巡洋舰发生第二次接触时收到乔治·沃伦德爵士发来的信号，“看到敌人巡洋舰和驱逐舰。”因此贝蒂的结论是德国战列巡洋舰已经溜过他的身边向南逃走。健全的原则是以不惜任何代价守在敌舰与敌巢之间，除了据此行动之外，他还来个急转弯，循他的来路也就是向东回驶了3刻钟。1点15分听到敌人战略巡洋舰折向北方，他也转身向北，可是一直没有再次接触。冯·希珀成功地绕过我们中队的北侧逃逸。他的轻巡洋舰在极阴沉可怕的天气中通过第三巡洋舰中队，有几次实际上看到沃伦德战列舰，终于逃出兜捕。

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盲人游戏。

图06、作战行动，1914年12月16日。

For High Sea Fleet Dec.15，12月15日公海舰队；3rd Battel

Squadron，第3战列舰中队；A+B=Warrender and

Beatty，A+B=沃伦德和贝蒂；A=Warrender，A=沃伦德；Allied

Submarines，协约国潜艇；B=Beatty，B=贝蒂；C=German Battle

Cruisers，C=德国战列巡洋舰；D=German Light Cruisers，D=德国轻巡洋舰；Daylight

Dec.15，12月15日白昼；Daylight Dec.16，12月16日白昼；Dogger

Bank，多格滩；Fearless，“无惧号”；General

rendezvous，全体会合点；Hartlepool，哈特尔浦；Longitude 5° 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东经5°；Midnight，午夜；Mine Field，雷区；Noon

Situation，正午形势；North Sea，北海；Scarborough，斯卡伯勒；Situation before

Dawn，黎明前形势；Skirmicher，小冲突；Tyrwhitt，蒂里特；Whitby，惠特比；X=The Hight Sea

Fleet，X=公海舰队。

剩下还得说一说英国潜艇的活动。到3点30分凯斯准将从泰尔斯海灵海外海底基地集合了4艘潜艇，并按照海军部命令去往黑尔戈兰湾。最终他成功地把3艘潜艇部署在黑尔戈兰湾的南边，一艘部署在北边。这艘单独的潜艇在内史密斯指挥官指挥下，在17日早晨发现自己处于攻击后回来的冯·希珀中队及小舰队的中间，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朝战列巡洋舰发了两枚鱼雷，但没有击中目标。

这些就是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袭击的片断。我们能告诉公众的一切都登在12月17日晨报发布的如下公报上。

海军部，12月16日下午9点20分

今晨德国巡洋舰队在约克郡海岸举行示威，在示威过程中她们炮击了哈特尔浦、惠特比和斯卡伯勒。

为此目的德国人使用了一些最快的军舰，她们在海岸上逗留了约1个钟头。她们受到我们在那里巡航的军舰的攻击。

一俟报告有敌舰出现，英国巡航中队努力试图切断她们的退路。在被英舰发现时，德舰以全速退走，在浓雾的带助下她们成功地逃逸。

双方的损失微小，但全面报告尚未收到。

海军部借此机会指出，对不设防城市或商业港口进行这种性质的示威虽然不难，但要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且这种军事行为毫无军事意义。

这种行为给平民的生命和私人财产造成损失，是极可痛惜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此修改正在执行的总海军政策。

海军未能阻止或至少未能报复对我们海岸的这种攻击，自然引起许多愤慨。海军部在干什么？他们全都睡着了？虽然遭炮轰的城市以极大坚毅的精神忍受他们的苦难(死伤平民近500人)，但不满情绪散布广泛。然而，我们不能说一句解释的话。我们必须沉默地忍受同胞的责备。为了避免泄露我们的军事秘密，我们决不能说出我们的舰艇中队在哪里，以及德国进行攻击的巡洋舰曾经离开毁灭有多近。我们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作为我们行动依据的各种迹象已为发生的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依靠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值得信赖的。下一次我们至少会有一般的能见度。但是会有下一次吗？德国的海军将领必定知道他们曾十分接近强大的英国军舰，但她们是哪支舰队，或者她们在何时或者离他们有多近，这些可能是个谜。至于她们怎样到那里不也是一个谜吗？从另一方面说，德国对可憎的英国城市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战争鞭打感到欢腾，这可能怂恿他们作第二次尝试。甚至我们自己报纸对此事表示的愤慨，对德国作继续尝试也有助益。人们只能希望最美好的。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军计划和秘密一直深藏在无法探测的缄默中。

03.

此刻检查一下由北海海军形势提出的一些较广泛的战略含义是合适的。

德国海军编年史家习惯于使用尖刻言词强调战争开始时英国舰队未能成功地攻击德国海军的情况。他们描述鼓舞德国海军的尚武激情和他们不断而迫切求战的热忱。舍尔将军谈到，早在1914年8月2日，他指挥的德国第一中队的同事敦促他当天晚上穿过基尔运河在威廉港与舰队的其余部分会合，唯恐等到天亮将会太迟。他描写人们狂热地把德国军舰内部每一方木雕和图画卸下，以便更好地准备作战。他不无嘲弄地承认，英国人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令他吃惊。考虑到德国舰队在战争的头4个月龟缩在有坚强防御工事的河口和港湾内，在雷区和潜艇保护下一直保持纹丝不动，对照起来，这个老练水兵描述这种心态似乎有点勉强。

如果德国人真的相信，我们会派大舰队通过他们的雷区，在他们的战时港口与他们作战，他们必然把我们的智力看得太低。这样的做法只会丧失掉英国舰队，在几个小时内导致我们的毁灭。在黑尔戈兰湾、叙尔特岛或博尔库姆岛海外作无意义的示威，也不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的。舍尔与提尔皮茨都写到，好像我们只有出现在这些岛屿外才能迫使德国公海舰队出海进行决战。但在同时有人告诉我们，给予德国海军的命令是，在英国舰队由于不断的微小损失而元气大伤、达到双方力量相等前不要进行决战。那末怎么可能因为英国战舰与德国岛屿上的炮台互射，就会使德舰出海在力量悬殊状况下打仗呢？对德国人来说，一个合理得多的办法是白天派潜艇，夜间派驱逐舰用鱼雷攻击出海的英舰，并设置水雷区以防她们回来。用这种方法德国的“力量相等政策”似乎会有很好实现的机会；人们可以相信，英国舰队的这种行动会完全符合德国人的希望。除了让英国舰队炫耀地和愚蠢地在德国海港外边巡航很快耗尽力量外他们还能希望什么呢？

我们也渴望打一仗；但不是愚人之战，甚至也不是势均力敌之战。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和只有在确保胜利的条件下作战才是我们的责任。此外，虽然德国军舰泊在港湾，我们牢牢掌握并完全享有制海权。在战争爆发时，从斯卡帕湾作战基地出动的英国舰队把德国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绝。这本身就是一种头等强烈的攻势行动。如果德国人有胆量和有能力，他们早就进行预防了。我们必须把陆军运往法国和从英帝国各部分集合我们的军力。这些陆军要派往陆上的最主要的战斗前线。阻绕这种运输肯定是德国及其海军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徜若英国陆军受阻拦达不到法国左翼的阵地，谁能说战争不可能在马恩河战役中结束？但是德国海军获得德国总参谋部正式和明确的同意，在它的雷区和防御工事后边静待，不作反应，此时公海上的世界事务和战争事务都在英国的掌管之下。

古罗马的蓬佩季乌斯·西洛对马略说，“要是你是伟大将军，下来打仗。”马略著名的回答是，“要是你是伟大将军，使我违背我的意志和你打仗。”事实上这是海战第一阶段过去后海军部直接面临的问题。英国舰队能选择的海军攻势的明显形式是，尝试并使用各种措施促使敌人舰队驶出它们的港湾并迫使它们接受战斗。远距离封锁除了它本身对战争的巨大影响外，也是对敌人最高档次的挑衅。另一个不断的挑衅是军队与供应物资源源不绝流向法国。的确皇家海军的这些职能如此重要，他们对德国舰队的挑战是如此直接和持续，以至整个战争时期盛行于海军部的观点就是满足于这些成就，不希望有更多的行动。一旦海战的第一阶段过去，外海廓清，就不能将这个战略看作完全满足需要。除了在有利条件下作战，否则不让主力舰队冒风险外，应当坚持研究如何使用压力迫使敌人出来进行一场海战，从而引起海战高潮的各种设计和方式。如果敌人不愿出来冲击封锁线，应该不停地使用辛勤、坚毅的设想力来寻找其他有效的挑衅手段。然而，司令部的将领们和海军部有影响的权威人士以远距离封锁与保护运输线为满足。他们努力聚集尽可能多的军舰，增加一个接一个分队，一个接一个小舰队，然后认为他们已做了所有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当外界不时指责他们缺乏活力时，他们总是以不使大舰队处于险境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来回答。

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他们有责任创造或发现不使大舰队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某种攻势计划，或者迫使德舰应战，或者以某种引人注意的方法帮助协约国陆军减轻他们的一些压力。一个文官大臣决不能强迫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他能建议、鼓励和支持。但是要是他们保持不动，他也就无能为力。

那末什么办法能使德国舰队怀着作战意图驶出港湾呢？封锁未能刺激她们；运送陆军不能引诱她们；在德国海岛外的不解决问题的示威未必能诱使她们出来。必须创造和处置某种事情，当处置它时将立刻使德国难以忍受，使她决不能泰然自若地承受它；这件事如此重要，如此刻不容缓，如此生命攸关，以致使她不管自己的舰队处于劣势也必须立刻作战。军事史有许多事例表明，司令官迅速进军敌国并占领守军的要害阵地，迫使敌军以后为此猛冲猛打。这是战略进攻有利因素和战术防御有利因素的结合。这种形势在大战中的法国以极大规模重复出现，在那里入侵的德军依靠防御，而被入侵的法军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向敌人的铁刺网和机关枪发起进攻。怎样把如此简单的陆军概念运用到海战上？我们能用什么办法迫使德国海军在我们选定的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与我们作战呢？这种研究在英国海军思想中应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04.

1914年8月19日，经首相同意，我与俄国政府保持联系，目的在于不断引起对波罗的海战略重要性的关注。我指出，如果英国海军部得到波罗的海的海上控制权——或者通过一场决定性大战的胜利或者通过对基尔运河的封锁——就有可能让俄国陆军登陆去迂回但泽—托伦一线的侧翼和后方，或者从北方攻击柏林，或者进攻基尔运河，把德国舰队赶往大海。对于这些俄军发动的战事的一部或全部，英国海军部对必要部队的运送、护航和登陆愿负责任。俄方8月24日给予的答覆中原则上接受：他们认为提出的登陆行为可靠可行而适宜，只要总的军事形势有利于它的实行。

3个月后，费希尔勋爵来到海军部，这些思想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第一海军大臣深信，控制了波罗的海以及随后让俄国陆军在整个无防卫的德国北方沿海地区自由行动，对敌人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以后出版的厚厚备忘录中，他以有把握的洞察力说到此事。波罗的海无疑是海军进攻的最佳目标。当我给他看我与俄国政府就此主题的来往信件时，他对此想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12月的讨论中，一次有他在场的战时会议上，我向与会同僚谈论的、后来常常被他提到的话，即海战有三个阶段。“第一廓清外海；第二，封锁德国舰队；第三，进入波罗的海。”但是所有这些，说比做要容易许多。第二阶段有时阻挡了第三阶段，要等到第二阶段达到目的，第三阶段才能开始。第二阶段本身是一场比当时其他战争影响更大和危险更大的战争。为了封闭黑尔戈兰湾，有必要猛攻和占有一个或几个德国岛屿，而这有极大可能引起英德舰队之间的决定性海战。要看到此类事情的后果的确是十分困难的。真的，它是可能发生的最大的海战。这个初步决定性阶段的困难非常大，以致海军部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当掌握最大力量优势时也不敢大胆面对它。

让我们想一想阻挡所有其余军事行动的这个首要军事行动究竟是什么。

在我于1907年与费希尔勋爵最早会晤中，他曾向我解释海军部在与德国作战中的计划是尽可能早地占领博尔库姆岛，作为我们小舰队和封锁德国河口的近海中队的前进基地。我对这个观点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刘易斯·贝利将军也牢固地持有这个想法。1913年，站在年轻海军将领最前列的这位军官被叫来检验在战时实行占领并守住这个岛屿的各种方法，同时考虑新的因素将怎样影响这个问题。新的因素是令人畏惧的：即航空器、潜艇和远程大炮。但是它们在军事行动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程度对双方既起有利作用，也起阻碍作用。我们也研究了叙尔特岛，此岛可作为攻占的另一个对象，或者说可能两岛一起占领。我们把德国各河口和所有岛屿都制成十分细致的凸雕模型。贝利将军的报告与计划在参谋部档案里可以找到。在战争开始时不可能使用这些计划。袭击一个岛屿需要我们至少有三四个正规的精锐步兵旅，虽则占领后警卫它使用较少的兵力就足够了。从法国主要战线不可能抽出这些军队。此外，如同大家已经明了，海军在战争爆发之初有大量事情要做，如确保海洋控制权和运送陆军渡海。

路易斯亲王原则上赞成这个计划。阿瑟·威尔逊爵士认为这个计划可行，在他对海战的最初看法中，甚至想要实行更危险和更少成果的炮轰和猛攻黑尔戈兰湾。⑦当费希尔勋爵来到海军部时，他依旧在原则上赞成攻击博尔库姆岛，但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他理解这种军事行动的重大性质与后果。它几乎相当于即刻进行海上决战的手段。在该岛被我们占领一周之内，在登陆行动更可能仍在进行之际，整个德国海军必然会倾巢而出，抵御这个致命的战略进攻以保卫祖国。准备战略进攻是那些重大项目之一，基本上是在绝密中进行，细节不断得到完善，只有当环境允许作重大决定时才可启用。费希尔勋爵和我完全同意指示作战参谋部在11月份审核贝利将军主张海外进攻的计划，指望在1915年某个时期采取行动。1月7日在费希尔的支持下，我获得战时会议原则上对这个军事行动临时性批准，如果当环境认为有必要时执行。

可是，虽然第一海军大臣的战略构想以进入波罗的海为中心，虽然他在原则上赞成夺取博尔库姆岛作为起始行动，我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实实在在的、建设性的和献计出谋的精力，而这种精力在他的事业的其他时期和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事情中，都表现得非常充分。我认为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要使这次军事行动获得成功必须作出重大决定性的和担风险的步骤。他大量谈到博尔库姆岛，谈到它的重要性和攻占它的困难，但他没有给予参谋人员保证彻底探索这个计划所必需的强烈专业动力。相反，他以泛泛谈论四处布放水雷使北海无法通过，从而阻止德舰进入，同时把英国舰队主力集中在波罗的海。我无法相信他这个办法能给我们必要的安全。首先是我们没有5000枚以上的水雷，而需要的却是几万枚水雷，这在今后许多个月中是无法供应的；即使我们有足够水雷，有什么方法阻止德舰从容不迫地一边打捞水雷一边通过雷区？除非我们用我们的舰队守卫雷区。

因此，虽则第一海军大臣继续泛泛宣扬进入波罗的海，我坚持努力集中注意力于猛攻和占领博尔库姆岛所需要的实际措施，借此或者封住德国舰队，或者促使它出来战斗。在这项任务中，我不但对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部说明我的主张，而且对总司令说明我的意见。要是我发现(作为我努力的结果)在海军舆论中有任何实在的反应，我本来能把这个问题提到能作出决定的地方去。但是实际上非但得不到这样的反应，我反而发觉一股持续而明显的不情愿情绪，这种情绪随着逐渐看清问题的细节而变得更明白，它表现为精神涣散和完全缺乏积极努力。毫无疑问，海军的本能是反对冒这种风险。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空谈进入波罗的海毫无意义。

1914年12月21日，由于我这方面对各种小规模布雷计划的长期争论和抗拒的结果，我写给第一海军大臣如下一张纸条：

海军形势的主要关键是用武力夺取和武力保卫一个海外基地，从那个基地出发，我们的C级潜艇和重型火炮驱逐舰能日日夜夜封锁黑尔戈兰湾；围绕这个基地和为了这个基地将发生海上和陆地的殊死战斗，直到敌人彻底毁灭。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制订这样一个既生动又有说服力的计划。此前我们的形势有如我告诉你的和你刚才说的那样，只能是等待被打被踢，并茫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

12月22日我再次写给他如下短简：

关于波罗的海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你必须首先堵住这一边。你必须占领一个岛屿把德舰堵在里边，或者按照威尔逊所说，你必须截断运河或打碎水闸，或者你必须在一次决战中挫败他们的舰队。

散布水雷无法取代上述这些办法。

第一个实际步骤是物色一名指挥官，他赞成这个伟大事业，他具有专业技能和贯彻事业的个人决心。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由刘易斯·贝利完成。

炮舰有许多个月无法准备就绪。与此同时我们有不少旧战列舰可以方便地组成炮击中队。阿瑟·威尔逊爵士竭力主张，海上的有效轰击要求作紧张的炮术训练和实际练习，旨在指挥和协调军舰的火力达到最高的程度。因此我们建议在1915年前几个月里组建一个特别中队，当炮舰来到时，这个中队最终可用于巨大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用于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陆军所需要的支援。12月份在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和我一致同意下，将刘易斯·贝利从大舰队中的第一战列舰中队司令位置上调去担任在诺尔的第5战列舰中队(“敬畏”级军舰)当司令，意在使这个中队成为将来轰击舰队的核心，其司令成为1915年海军进攻的领导人。读者将看到这些希望被多么轻率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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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原书第267页的地图。

②即黑尔戈兰以西约80英里。

③必须解释清楚，在那些日子里，与驱逐舰尤其与潜艇的无线电通讯没有像后来那样完善。因此早晨把“火鸭号”安置在潜艇队与哈里奇中间以传达信息。她后来在下午得到带潜艇进入敌人海湾命令后，重新与凯斯准将会合，暂时那条通讯线也断了。

④这次作战的整个情形在英国官方海军史上有极细致的描述，那些对它的细节方面有兴趣的人似可研究书中极好的插图。整个故事如此复杂，一般读者如果不研究作战图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努力使大家了解大致要旨——W.S.丘吉尔。

⑤见原书第267页地图上的“黎明时形势”。

⑥见原书第267页地图上的“正午形势”。

⑦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大舰队》(The Grand Fleet)一书中，错误地把这个想法归因于我。我从来不是它的提倡者，只是把阿瑟·威尔逊爵士的意见放在总司令及其军官们面前，请他们评论。

第17章、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

01.

没有任何国家像土耳其那样如此固执地投入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已经奄奄一息。意大利在1909年使用海军力量入侵和并吞的黎波里，在这个省份内至今仍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战争。1912年时巴尔干诸国拔出宝剑指向她们古老的征服者和暴君。伦敦条约中战败的土耳其帝国割让重要省份和许多岛屿，瓜分战利品成为巴尔干胜利者中间流血的新原因。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对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来说，依旧是勾引其野心和满足其要求的最美好的战利品；在所有一切战利品中君士坦丁堡作为最高目标熠熠生辉。虽然土耳其帝国咄咄逼人的危险来自巴尔干诸国的复仇和野心，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土耳其内心对俄国的恐惧。俄国和土耳其水陆相连，从黑海西海岸伸展到里海有1000英里共同边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撒丁岛)，只有在强大的英国(迪斯累里政府)领导下于1878年保持土耳其帝国免于崩溃，君士坦丁堡免于被征服。虽然，在巴尔干各盟国内讧之前，保加利亚军已从西边挺进到君士坦丁堡大门口，但来自北方的危机感依旧在土耳其人思想中占压倒其他一切的地位。

在这些矛盾之外，还要加上与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对抗。库尔德斯坦人和广泛分布的亚美尼亚民族感情疏远。凡五六百年来与土耳其帝国打仗的或遭受土耳其奴役之苦的各个民族或种族，从四面八方以无比仇恨和渴望的目光，凝视着这个给他们如此沉重和永久苦难的垂死帝国。惩罚和偿还的时间近在目前；唯一未决的因素是欧洲的外交，特别是英国外交能将清算之日推迟多久。土耳其帝国迫在眉睫的崩溃像奥地利帝国逐步腐朽与瓦解一样，出于非人力能控制的力量，它们的垮台松散了整个东欧和东南欧的基础。变化是激烈的、巨大的、无法估计的，而且是不可抗拒和近在身边的，它影响2000万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制度。

就是在此时和如此的背景下，德国举兵经过比利时入侵法国，所有的其他争执都根据这个首要斗争而重新调整其位置。在这场大震荡中丑恶的、蹒跚的、衰朽的和一贫如洗的土耳其将会有什么遭遇？

她得到在英国人看来似乎是历史上曾经给予任何政府的最优惠的赠予。她得到保证，只要她保持中立，就能使她所有的领土绝对完整。她得到这个保证不但基于她的朋友法国和英国的权威，而且基于她的敌人俄国的权威。法国与英国的担保将保护土耳其免受巴尔干诸国尤其是希腊的侵扰；俄国的担保无限期地中止了来自北方的逼近的威胁。英国的影响主要能平息和肯定能推迟阿拉伯的长期起义运动。协约国认为，它向这个衰弱而危机四伏的国家提出的建议不可能比这个更公正了。

但是图画还有另一面。在土耳其帝国腐朽结构内部和在它表面政治事态底下，潜伏着各种人和各种思想的凶猛而有目的的力量。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灾难把这些力量组成一个隐蔽的、缓慢燃烧的、将是异常的烈火，沿博斯普鲁斯海峡所有大使馆(一个除外)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深知内情的土耳其人在1915年写道，“在这段时期内(大战前几年)，整个土耳其人民的未来都由一个委员会在作极其细致的审查。”①

泛土耳其委员会接受1907年的英俄协议，这个协议是与土耳其最无利害关系的、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及朋友的大国，与土耳其的古老和无情的敌人的大国之间明确的同盟条约。因此，该委员会深信，在即将来到的欧洲大战中到别处寻找帮助。他们计划在单一土耳其人基础上建立一个土耳其，也就是土耳其农民的安纳托利亚。这个计划在1913年看来仅仅是一个空想。这个计划认为，使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阿塞拜疆的波斯人省份和俄国里海另一面的土耳其人省份(土耳其人种发源地)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土耳其人联合是民族统一的理想；使土耳其向里海盆地扩展。这个计划包含反对神权政府，使教会与国家关系发生激进改变，让“虔诚基金会”的捐款移作国家世俗的需要以及要求专业宗教阶级严格遵守纪律。它还包含新近在土耳其实现的惊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学改革。穆斯塔法·凯末尔事实上在执行一个15年前决定的计划，他很可能参与这个计划的制定，这个泛土耳其计划的中心点是利用德国使土耳其摆脱俄国的威胁。许多年来德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冯·比伯斯泰因以高明的手法一直在暗中点火。

在紧急时刻若土耳其最前哨没有一位实干家的事实，泛土耳其计划可能永远是个梦境。一个未来的土耳其拿破仑，在他的血管里涌腾着战士的血液，他个人的意志、虚荣心和诡计注定要使土耳其帝国走上最大胆的冒险道路。受德国训练的但有土耳其本性的陆军中尉恩维尔“把他的帽子摔过篱笆”(摘录他本人的话)是1909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信号。伙同他的一小撮青年土耳其朋友组成联合进步委员会，他曾勇敢地面对所有聚集起来的敌人。当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时，就在的黎波里的沙漠里恩维尔英勇作战；当巴尔干同盟的军队逼进到查塔尔雅线时，恩维尔决不绝望。1912年当时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先生说，“阿德里安堡决不归还土耳其。”但恩维尔在一个月内进入阿德里安堡，该地今日已为土耳其所有。大战爆发后，恩维尔和他的伙伴塔拉特以及能干廉洁的财政部长贾维德控制了土耳其国务。在他们之上：装点门面的是苏丹和大维齐尔*；但这三个人及其追随者无疑掌握实权，在这批人中间恩维尔在全部行动中是爆发力量。②

土耳其领导人对俄国参加一场混乱而激烈大战能力的估计远远低于西方协约国对沙皇力量的估计。他们深信德国集团将在陆上赢得战争，俄国将受严重创伤，而跟着会爆发一场革命。土耳其将在德国胜利时刻获得高加索的人口与领土，至少能在几个世代里挡开俄国的威胁。在长时间的初步讨论中，德国答应土耳其在同盟国胜利时满足其对高加索的领土要求。这个应允决定了土耳其的政策。

在土耳其人的生活及其领土野心的每一个领域中，泛土耳其人政策都体现在一个明确的战争计划中。这个计划要求土耳其控制黑海作为它的基础。不论何时发生大战——他们确信大战必然发生——俄国在德奥两国掌握之中，泛土耳其人意图入侵和征服高加索。控制从君士坦丁堡到特拉布宗的海路，对从特拉布宗推进到埃尔祖鲁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土耳其必须建立一支海军。人民捐款于1911年和1912年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开始，甚至普及到整个伊斯兰地区，规定捐款的钱用于在英国为土耳其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这两艘战舰中至少有一艘到达君士坦丁堡就可以成为整个土耳其战争计划的依据。1914年7月在土耳其领导人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两艘军舰能及时到达吗？显然可能性很小，第一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雷沙迪埃号”应于7月份完成；第二艘几星期后竣工。土耳其在俄国领土内奥尔蒂、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周围的土耳其特工已经忙碌地布置居民中大多数的穆斯林土耳其农民贮藏玉米作物，以便土耳其军纵队有可能挺进乔鲁河谷扰乱俄国后方。7月27日土耳其提出订立德土之间反对俄国的秘密攻守同盟，这个提议立刻为德国接受，于8月2日签字。7月31日下令土耳其军队进行动员。

可是此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然情况。英国采取明确抵抗德国的态度。英国舰队以战斗行列出海。7月28日我为英国海军征用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我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英国海军。在英国舰队中加上两舰土耳其“无畏”级战舰看来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在海军部中就我所知，英国没有人知道土耳其的图谋或这两艘军舰在他们图谋中将发挥的作用。我们把这两艘军舰建造得比我们以往知道的更好。我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为征用土耳其军舰受到某些方面的批评。有人把由此在整个土耳其激起的愤怒与失望说成是改变局面的原因，促使土耳其加入反对我们的战争。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失望的内在原因。征用两艘军舰非但不使土耳其成为敌人，几乎使她成为同盟者。

土耳其人还保留着一个希望，那就是“格本号”。如上文所述，这艘快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驻泊在地中海西部，根据和平时期命令要去亚得里亚海的波拉港整修。这艘军舰本身就足以控制黑海的俄国中队。德国人将把“格本号”派往君士坦丁堡吗？她将到达那里吗？就在这个时候英国致德国最后通牒连同英国决定宣战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务实派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改变了地中海的局势。“格本号”能逃脱大海上众多英国小舰队和巡洋舰中队还有3艘力量更大虽则速度稍慢的英国战列巡洋舰之手吗？8月3日晚上当恩维尔得知“格本号”奉命向北逃往亚得里亚海的波拉港时，他的焦虑与担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立刻找来俄国武官列昂捷夫将军，把一切先前计划抛置脑后，包括昨天与德国签订的协定，他向这位吃惊的军官建议以各种条件建立土俄同盟，条件包括土耳其在西色雷斯提供补偿。不管是因为德国人已意识到，除非“格本号”努力设法来到君士坦丁堡，泛土耳其者决不会原谅他们，或者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格本号”已是他们战争计划的一部分，此时(8月3日)提尔皮茨将军正向当时在墨西拿加煤的“格本号”发出新的命令，嘱其驶往君士坦丁堡。在发生众所周知的事件后，“格本号”于10日到达达达尼尔海峡，经谈判后被允许进入马尔马拉海。

此刻恩维尔恢复了信心。因为控制黑海的任务可能落在土耳其人身上。鉴于英国海军的至高优势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无防卫状态，与英国敌对非同小可。此外，意大利竟意想不到地脱离三国同盟。因此对土耳其来说，看一看在陆上即将发生的大战，尤其是俄国战线的战争结果会怎样，这样做可能是谨慎的。与此同时土耳其陆军的动员可以不显眼地进行，它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有正当理由。因此接着出现一段土耳其犹豫和观望的时期，时间持续了约3个月，她扮演两面派的角色。我能记起在所有重要的政策领域，英国政府得到的情报与土耳其人一样完整。阅读这段时间我们从君士坦丁堡所有渠道收到的电报，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觉得土耳其的态度是令人奇怪的。所有协约国一会儿因大维齐尔和内阁中值得尊敬元老们的友好保证而鼓舞，一会儿因土耳其人拒绝扣留和解除“格本号”的武装而愤怒，总的说来被许多互相矛盾的声音弄得困惑不解，于是相信土耳其没有确定的政策，有可能争取这个国家也有可能失去这个国家。当恩维尔在11月份作为所有泛土耳其力量的代理人，指使“格本号”和土耳其舰队对俄国黑海港口进行未受挑衅的攻击时，这个时期结束了，就这样土耳其野蛮地投入战争。

02.

土耳其的局势只能与巴尔干的总形势作比较来判断；除非一直记住战前巴尔干历史中主要事件，否则便难以理解总的形势。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率先对土耳其发起了胜利的进攻。当时她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攻击土耳其帝国最精锐军队，而希腊军和塞尔维亚军则横扫防守力量较弱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打了最大的战役并遭到最重损失的保加利亚军最后被阻挡在君士坦丁堡之前。她转过身来，看到几乎整个征服的领土都在她的同盟者手中，这些领土的归属在战前已在这四个好战的小国之间用条约规定下来。但是阿德里安堡尚未投降，依照条约规定，塞尔维亚军援助保加利亚军，在攻克阿德里安堡的战斗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都利用由于需要攻下阿德里安堡因而延长了战争这个论点，作为拒绝履行战前条约重要部分的理由，同时她们仍保持占有所有征服地区作为她们的所有物。保加利亚人对这个要求以暴力作出迅速回答。他们攻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但被两国人数更多的军队打败；正在这极端衰弱和失败时刻，罗马尼亚人又从另一边侵入，由于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土战争，有生力军可供战斗。与此同时土耳其军在色雷斯进军，在恩维尔帕夏率领下收复阿德里安堡。就这样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终结时，保加利亚不但被夺走从土耳其夺来的几乎全部领上(被希腊和塞尔维亚完全瓜分)，而且甚至她本土多布罗贾省也被罗马尼亚从她那里夺去。继驱逐土耳其人之后发生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以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为一方和以保加利亚人为另一方犯下了可怕的凶残暴行，他们之间留下一条血河。

在这个关键时刻，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保加利亚人以更深沉和更不顾切的决心考虑其命运。他们以往所有的牺牲归于无用，甚至比无用更坏。他们征服的果实反而增加了他们对手的收获。他们被罗马尼亚从背后捅了一刀，而且遭到罗马尼亚的敲诈，对后者他们并不曾有任何挑衅。他们目睹大国(带头的是英国)使用毫不客气的语言禁止土耳其人回到阿德里安堡。他们眼睁睁看着不但萨洛尼卡甚至卡瓦拉被希腊人抢走。他们眼见新近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主要居住着保加利亚人种的大片地区，进入同样可憎的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奴役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加利亚军队依照国王斐迪南的旨意，“卷起军旗”退伍，等待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个好战而强大的保加利亚，有她的惯耍阴谋的国王和勇敢的农民军队，他们沉思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不公正的现状中，这个国家就是1914年和1915年巴尔干占支配地位的因素。

03.

1914年8月19日，当时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先生得到国王康斯坦丁批准令人惊讶地宣布，将希腊所有的海陆军资源从需要它们的时候起正式交给协约国处理。他还说，这种奉献在特殊意义上说是给予英国的，因为她的利益与希腊的利益不能分解地结合在一起。他说，希腊的资源不多，但她能动员25万军队，而她的海军和港口可能有一定的用途。这个崇高的奉献是在一切十分不肯定的时候，甚至在法国的主要战役开始之前作出的，它大大吸引我的注意。毫无疑问，一方面它使我们冒土耳其成为我们敌人的风险，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另一方面希腊的陆军和海军是有份量的要素；希腊陆军和舰队与英国地中海中队的联合，可以提供解决达达尼尔海峡困难的最迅速有效的手段。加利波利半岛此时由脆弱的土耳其军占领着，人们知道希腊参谋部已准备好占领这个半岛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此外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土耳其正走向对我们的战争。她对“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行为继续是公开的欺骗。德国手中这两艘军舰存在于马尔马拉海，她们是向君士坦丁堡中立地位施加决定性压力的手段。如果我们不打算获得土耳其诚实的中立，那末让我们作出取舍，把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拉到我们这边。我们不能让她们站在我们一边吗？我们不能使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组成巴尔干联盟吗？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务必不可两头落空。

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经过非常焦急的考虑后，促使内阁拒不接受希腊的建议。无疑他有充分理由担心，与希腊结盟意味着立刻与土耳其可能还有与保加利亚作战。他担心这会使希腊处于险境而我们又没有能力保护她。他最最担心的是不要以得罪俄国的方式鼓励希腊反对君士坦丁堡的雄心，最后，他希望与大维齐尔和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中立派领袖人物有密切和亲善关系的路易斯·马利特爵士最终能保持和平。当然，英国大使用来为和平而努力的技巧和毅力是无与伦比的。就这样，在战争爆发时，我们一直保持与法、俄共同提出的宽厚而慷慨的诺言，即保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作为回报，她应保持忠诚的中立。我自然遵从内阁的决定，但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大。我仍继续工作，希望有一个巴尔干联盟。

9月初似乎出现很大的可能性，即在德军向巴黎推进的影响下，不管我们做什么，土耳其将与我们和希腊作战。我立即开始准备对付目前事态，安排召开海军部代表和陆军部军事作战处代表的会议，制订由希腊军队夺取加利波利半岛的计划，目的在于使英国舰队可以进入马尔马拉海。讨论的结果估计需要军力6万人，这个数字看来完全在希腊兵力资源之内，接着通过我们驻希腊海军使团团长马克·克尔海军少将的中介与希腊政府进行商谈。希腊参谋部以赞成的姿态看待联合军事行动，但宣称保加利亚必须以全部军力同时进攻土耳其；他们不愿接受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保证。

9月6日韦尼泽洛斯先生告诉我们驻雅典公使，他不怕土耳其单独从陆上发起进攻，因为希腊参谋部相信有能力对付这种进攻。希腊政府已收到索非亚坚守中立的明确保证，但它不信任这类保证。可是希腊政府满足于保加利亚政府在土耳其军队进攻希腊时因侵犯保加利亚领土而提出正式抗议的行为。然而，如果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联合而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占领，形势将极端严峻。对于这一点我在当天以书面向外交大臣指出，一个俄国军团将容易地从阿尔昌格尔、或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者在得到日本同意后从阿瑟港出发进攻加利波利半岛。“夺取加利波利半岛支付的代价无疑很大，但此后不再有与土耳其的战争。一支5万人的精良陆军和海军，就能结束土耳其的威协。”

但是寻找陆军不等于找到陆军。爱德华·格雷爵士送给我他当天清早收到彼得格勒来的一份电报作为答覆，电报说，鉴于大量德军从西线转移到东部战场，俄罗斯正从亚洲和高加索征集每一个可以得到的壮丁，她在高加索只留下一个集团军。根据彼得格勒的电报判断，除非希腊能割让领土来安抚保加利亚，否则希腊将不得不单独负起战争的大部分重担。格雷爵士在我的备忘录背面又加上一段话，“从圣彼得堡来的电报你可以看出，在对付土耳其军事行动中俄国不能相助。除非在法国的局面有转机，我看不到地中海方面有良好的前景。”

只有实实在在地研究这个问题才显出它的巨大困难。为了不使人们认为我低估了与土耳其作战的严重性，我得提醒大家，我早就深信土耳其迟早总要攻击我们，我还一直相信德军入侵法国会被迫停顿下来。这两项假设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我并不自以为我的观点最英明，我只让它接受历史的判断。从这种观点产生的政策，当然在这个紧要关头会将塞浦路斯给予希腊，以补偿她将卡瓦拉给予保加利亚。要向塞尔维亚施加最大压力，使她在莫纳斯提尔问题上向保加利亚让步。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成功我不表态。

到9月9日，土耳其人对“格本号”与“布雷斯劳号”的态度变成公开地向我们挑衅，以致有必要撤走英国海军使团，他们在那里随时受到德国人和土耳其主战派的傲慢无礼的对待。任命我们驻土耳其海军使团团长林普斯少将指挥监视达达尼尔海峡的中队是我的主意，发出的命令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因为有人认为让刚刚不当土耳其舰队教练的那个军官担任这个职务很不适当。这无疑是一个有分量的观点，但为遵从这个观点，我们在这个命运攸关时刻失去了这位将军的众多有利条件，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土耳其人，他了解达达尼尔海峡连同它所有的潜在价值。这是一条长锁链中的一个小环节。这一环节中断将产生延误，我必须作出的新安排。

9月21日我打电报给负责马耳他海军船坞的海军中将卡登，请他就任达达尼尔海峡外的中队司令，舰队增加“无畏号”和两艘法国战列舰，其唯一任务是击沉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不管其挂着什么旗帜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

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尽管因以后发生不利事情而稍有逊色——制止了近东事态的发展。土耳其暂时平静下来，她对希腊的威胁态度稍有收敛。然而这个形势相应地使得雅典加入欧洲战争的急迫心情也冷了下来。从9月中旬起，整个巴尔干的局势再度从危机四起到迟疑不决。然而，从根本上说形势依旧凶险。

只要有机会，我继续越来越起劲地竭力推行联合巴尔干各国政策，不管在土耳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背离这个观点，但是读者应理解在内阁中占主导地位的其他论点：忠诚希望不要把战火蔓延到尚未遭受祸殃的地区；英土争端导致印度的危机；我们1914年可怕的军事衰弱；基奇纳勋爵表示希望，在两个印度师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以前尽可能保持东方安静；在不引起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怀疑与妒忌的前提下，赢得希腊、特别是赢得国王康斯坦丁支持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后是大家怀疑——应该承认疑心很大——如果协约国在主战场无法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或对巴尔干半岛不进行强大的干涉，保加利亚和斐迪南国王会不会离开条顿阵营？

当我把这些问题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倾谈时，他最愿意谈最后一点。“在保加利亚相信德国不会打赢这场战争之前，她不会因我们答应将其他民族领土给她而改变初衷。”法国北部被德军迅速侵占，法国政府撤退到波尔多，安特卫普的陷落，兴登堡对俄军的巨大胜利，所有这一切极大影响了保加利亚人，使他们怀有与土耳其人相同的心态。英国没有陆军，派不出一个兵，甚至送不出一支步枪，只有她的海军和金钱，在近东起不了什么影响。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提出的要求直接与斐迪南国王和康斯坦丁国王的野心相抵触。在全体巴尔干诸国中，只有一双慧眼，只有韦尼泽洛斯的天才能分辨这场战争的根本道德问题，公正地衡量参战双方的相对力量和正确估计两者的真正价值——德国陆军的胜利和英帝国的海军力量，后者正在缓慢积聚其潜在的无穷无尽的资源。

因此协约国继续等待和寄希望于君士坦丁堡，日子悄悄地飞快过去。

到10月中，我们得知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正在进行。我们还从秘密来源得知，奥地利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已得到恩维尔的庄重保证，土耳其将在近期加入对协约国的战争。10月底我们在苏伊士运河那边的前哨基地因面对日渐集结的土耳其军队而必须撤退；最后约在10月27日，“布雷斯劳号”与土耳其巡洋舰“哈米迪埃号”以及一个驱逐舰分队，“格本号”尾随在后，驶入黑海，在29日和30日炮击俄国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击沉一艘俄国运输船，袭击了敖德萨港口，放鱼雷击中一条炮艇，最后实际上摧毁了新罗西斯克及其贮油罐和所有港口中的船舶。

据此，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立即要求离境护照；英国外交部于10月30日下午8点15分在历数对土耳其人的不满后，特别提到他们入侵西奈半岛和他们对“格本号”的错误措施，发出要求放弃此种行为并在12小时内斥退德国陆军和海军使团的最后通牒。

俄罗斯在最后通牒期满时对土宣战；英法大使偕同俄国大使于11月1日离开君士坦丁堡——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正展开科罗内尔战役。与外交部保持一致，在最后通牒期满之日英国海军发出开始战争的命令。11月1日我们两艘驱逐舰进入士麦那湾，击毁一艘大型土耳其武装快艇，这艘快艇携带水雷停泊在防波堤旁；当天晚些时候卡登将军得到指示，在最早的合适时候远距离炮击达达尼尔海峡外部堡垒。这次炮击在11月3日晨实施。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在土耳其大炮射程以外开炮，炮弹落在欧洲一边的塞代尔巴赫尔和海勒斯角的炮台上。法国战列舰向亚洲一边的库姆卡利和奥卡尼赫炮台开炮。一共开了约80炮，造成土耳其堡垒的相当损失，防守堡垒的土军和德军死伤数百人。

这次示威式炮击的理由经详细讨论。理由简单并不重要。一个英国中队等候在达达尼尔海峡已有数月。与土耳其已经宣战。这就自然地应向敌人开炮，就像向前线敌军开炮一般。这就有必要精确地知道土耳其大炮的有效射程和军舰能接近封锁堡垒入口的条件。有人说这次炮击是鲁莽之举，因为它必然使土耳其人有了防备，导致他们加强防护力量。从宣战起敌人稳步改善海峡的防卫组织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这次炮击促进对方改善防御的过程达到什么程度纯属猜测。3个半月后(1915年2月19日)，当卡登将军再次炮轰这些堡垒时，加利波利半岛完全没有防御准备，依旧荏弱地把守着；小量海军陆战队就能够不受抵抗地前进，进入毁损不堪的堡垒，并到达堡垒以外相当远的地方。

此刻我们必须为即将发生的土耳其进攻埃及作好准备。由“黑王子号”、“爱丁堡公爵号”和“勇士号”组成的第一巡洋舰中队，有的用于海上护航任务，有的保护亚历山大或塞得港。甚至在科罗内尔战斗的消息到达之前，越来越紧张的资源缺乏使得有必要以老旧较小的军舰来替代这些优良的军舰。现在急于要求她们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组成战斗中队，作为对付冯·施佩的第二联合舰队力量的一部分。还允许她们在此后尽可能早的时候归属于大舰队的总司令麾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非常迫切地要找到一支新的和令人满意的海军力量以保卫苏伊士运河，防止迫在眉睫的土耳其进攻。10月31日发现并堵住“柯尼斯山号”在其巢穴之中，解放了搜索此舰的3艘军舰中的2艘。但是这还是不够的。11月9日击毁“埃姆登号”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它使我们解脱出受束缚的力量，这种解脱正发生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印度洋现在廓清了。从东印度来的战列舰“速捷号”立即接到命令驶往运河。先前搜索“埃姆登号”的快速巡洋舰“格洛斯特号”、“墨尔本号”、“悉尼号”、“汉普郡号”和“雅茅斯号”受命立即返航，经过红海进入地中海。

我搜索各大洋，寻找每艘可以使用的军舰。在11月的第二和第三星期，“速捷号”以及上面提到的中队和小舰队连同法舰“鲨鱼号”和俄舰“阿斯科尔德号”一起进入运河保卫埃及。可是事实证明土耳其人的进攻只是试探性质。面对军队和军舰，他们虚幌一招后便退入东部沙漠去积聚力量了。

在这段时间里，大规模的澳大利亚护航工作一直稳步地进行，运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即“安扎克军团”，越过太平洋和印度洋去往法国。我们做好了准备，若有必要改道驶往开普敦。但在护航队到达科伦坡前，博塔将军和斯马茨将军已镇压了南非的叛乱。因此澳大利亚军和新西兰军在“伊吹号”和“汉普郡号”的护航下继续驶向欧洲。到11月底他们的运输队进入运河。由于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威胁依旧存在，有极大需要派坚定和值得信任的军队驻守埃及。12月的第一天，基奇纳勋爵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开展中，命令全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苏伊士上岸，目的有二，一是在那里完成他们的训练，二是保卫运河运输线。

04.

此刻我们可以暂时搁下土耳其的局势。德国人对土耳其的掌握一天天加紧。土耳其各民族的灾难随着她军事组织的改善而加剧。在“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大炮下，君士坦丁堡生活于怀疑、分裂和物资缺乏之中。海峡之外的英国中队保持沉默的监视。希腊对英国的态度感到困惑，为韦尼泽洛斯与康斯坦丁国王的争吵而苦恼，8月份时候的高昂决心已不复存在。塞尔维亚不屈地与奥地利军队搏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念念不忘过去，以专注的关心彼此注视。在埃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训练每星期都有进步。

就这样，随着令人惊叹的世界戏剧中的这一幕行将结束，我们已经看到下幕的场景正在布置，下一场的演员正在集合。从地球最远的各端，军舰和军人正向地中海东部接近和聚集，以便实现普通人还不理解的命中注定的事情。各大洋已经廓清德国军舰，从而解放了我们的舰队，澳新军团到达埃及建立起陆军的核心，我们有了进攻土耳其帝国心脏所需要的海陆军。西线的僵持局面——那里现在一切都冻结在冬天战壕之中——同时也提供喘息时间和征集更多军队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军各营以不倦的步伐踏着埃及松散的沙漠地。霍尔布鲁克司令在他英勇的潜艇中潜行在恰纳克雷区之下，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咽喉部位击沉一条土耳其运输船。与此同时，远方的朴次茅斯船坞的海军船厂工人正日以继夜辛劳地在“伊丽莎白王后号”上装备15英寸大炮和旋转炮塔。然而迄今为止，所有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不成熟的、无目标的和各管各的在进行着。大量机会中的任何一个，过去可能指出，现在仍可能指出，但最终结果却达到完全不同的方向。没有制订计划，也没有人作出决议。但是新的思想在萌动，新的可能性进入眼帘，新的力量就在手边，我们用这些迎接正大步向我们走来的新的危机。俄国这台强有力的蒸汽压路机是苦难的法国和衰竭的比利时的希望，现在她正在倒下。她的陆军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搏斗，但在他们勇敢战线的后面，衰弱、匮乏、组织混乱的可怕迹象已明显地暴露在焦急的政府和议会之前。冬天已到，它把俄国紧紧束缚住。不可能与她的协约国接触，不可触从协约国那里得到帮助。冰封住了白海。德国人掌握了波罗的海。土耳其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现在只需要俄国发出求救的呼声，使现在空虚的东西重露生机，使现在毫无意义的东西重新具有意义，可是迄今无呼声传来。

05.

读者已经了解1914年9、10、11月份的特点就是，海军部日益紧张地储备力量。读者必然懂得，作者为了叙述方便有必要分章节谈论每一次紧张状况与危机，其实许多事情是在所有战场同时发生的，而每一次发生的紧张状况是累积的和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到11月份达到紧张的不寻常顶点，这个顶点不能再延长，也不可能再超越。

值得花一点时间细察一下整个形势。第一，去法国的军队和供应品的运输从未停止，这对我们的陆军是至关重要的。在运输的高潮中出现比利时海岸的军事行动和敌人迫近海峡港口以及发生伊普尔—伊塞尔大战的长时间危机。第二，敌人的全部巡洋舰无一损失，大批武装商船仍在外部海洋自由活动，每一条船都威胁无数地点和海域，需要有比她们多5—10倍的军舰在她们未被捕获时搜索她们和保护运输。与此同时为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运送军队进行大规模护航和从全世界各地集中英国的正规警卫部队；不少于6次各自独立的远征，即萨摩亚、新几内亚、德属东非、多哥兰、喀麦隆和德属西南非的远征正在进行或者正处于关键阶段。除这些行动外，因爆发对土战争还要加土进攻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的军事行动。

为完成这些紧要任务我们不得不从大舰队抽调舰只，组成不下于3个重要的舰队。在战争爆发时处于完整状态的大舰队，由于以后有效力量的减少，要求人员与装备分批轮换休整。同时，潜艇威胁已形成严重问题，而在我们心中又夸大其程度。虽然竭尽努力以求我们的舰队在北方港口得到安全，但完成各种措施需要许多星期的时间，在这个阶段人们的焦虑继续存在。这种种情况的背后是德国舰队，我们务必假设，它知道我们正处于紧张状态，于是暗地里准备在任何时刻向我们的最大决心挑战。在漫长的冬夜里，本土没有固有的正规军，当时训练不充分的本土部队以及基奇纳新组建的未成熟的军队，使人们又产生了敌人入侵的恐惧；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否定入侵的可能，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采取一整套预防措施。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人们不止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海军部将被迫紧缩其职责和在一个时期里将某些重要利益委诸天命，以便确保那些至关重要的基本利益。在我们刚刚经历的大事件中，可以这样断言，在这几个月里，我们满足了每一个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保卫了所有的海洋，运送了每一次远征队，把每一个运输船队安全送达，完成了驻法国的我们陆军和比利时军的所交给的任务。不论何时我们海军的主力始终这样部署，即如果敌人胆敢挑战，我们决不拒绝战斗。

随后，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突然放松。德国巡洋舰和攻击商船的驱逐舰一艘继一艘不是被堵住就是被击沉。庞大的护航船队及时到达，远征部队安全登陆。各个海洋相继得到廓清。我们港口的护卫障碍设施业已完成，对付潜艇的多种办法正在实施。各种等级的、最高品质的新的军舰开始大量增援舰队。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被遏止。南非的叛乱被剿平。入侵的危险——若说存在的话——随着本土军和新编陆军的效率提高而一天天缩小。海峡各港口的重大战事以我方获得决定性和光荣的胜利而结束。最后，福克兰群岛战役结束，海洋的廓清任务完成，除了由陆地包围的波罗的海与黑海以及黑尔戈兰湾防御区外，德国国旗很快便不再在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军舰上飘扬。③

随着12月份过去，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感偷偷地笼罩了海军部。我们没有祸患地、几乎没有事故地完成了从和平到战争的大转变。战前经常缠扰我们而我们为之作好准备的所有风险，或者被挡开，或者被克服，或者从未发生。没有发生遭受袭击事件，舰队已作好准备。陆军已经及时达到主战场，令人满意地留在那里。水雷危险已经克服。我们认为我们有对付潜艇的办法，而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们确实制服了潜艇。敌人破坏贸易的所有计划以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恐惧已不存在。英国与协约国的贸易在全世界不停顿地继续进行；英国的贸易额和粮食已得到保证；战时保险费率下降百分之一。随着战争发生后第一个圣诞节的临近，我们内心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对最后胜利有绝对信心。

在准备和设计上占全部优势的强大敌人发动了攻势，但到处被迫停顿，现在轮到我们进攻了。主动已转移给我们强大的两栖部队，时间和手段都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将在何时何地实施攻击由我们说了算。我们相信大舰队的力量足够大；加上迄今为止遍布外海的大量中队，它们现在组成一个额外的大舰队，有能力参与最大规模的海战，总之不会累及我们海军主力的基础。

但是这些成就的获得只能作为新的和更紧张努力的序幕。海军部则满足于最初和最危险阶段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放松自己，苟安地求得安全与克服危机，这确实是可耻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现在是以陆军的斗争——也许是决定性的，但肯定是最艰巨的——来衡量我们份量的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加快对德军开展意想不到和不能预见的攻势，使他们遭受连续袭击，处于危机接危机、打击接打击的境地，直到最后垮台。

而且，同样是德国人，当执行自己计划时他们是世上所有敌人中最可怕的；而当他们被迫顺从对手的计划时最容易惊惶失措。让一个德国人有时间制订他的巨大、耐心、精确的计划，做好他的缓慢、彻底、有无限远见的准备工作，等于招致最可怕的风险。以意想不到的行动把他弄得惊惶失措，挫乱他专致的思想，打破他的自信心，吓唬他的精神，破坏他的计划，肯定是不但光荣而且审慎的途径。

06.

海战的第一阶段就叙述到这里结束。英国任务的第一部分在陆上和海上完成。巴黎和海峡各港口获救了，各大洋的敌人廓清了。英帝国的全部国力肯定能转化为战争力量，用以压在敌人身上。在英帝国作好准备前德国已没有机会打倒法国；在英帝国的全部力量能运用于战争前已没有机会使法国瘫痪。最高主动权由日尔曼国家转移到协约国。战争物资储备之多几乎无法度量，军舰、兵员、军火和战争器械的多样性无法形容，这些如今一个月一个月地稳步流入我们的手中。我们用它们干什么呢？各种战略方案供我们充分自由的选择。我们选择哪一个？我们应该使用加强了的舰队和1915年强大的新军去迂回日耳曼军在波罗的海的右翼，还是迂回他们在黑海和巴尔干的左翼？或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战士冲向沙袋、铁刺网和混凝土，正面进攻在法国的德军防线？我们应该作最大努力与我们俄罗斯盟国保持直接联系还是听凭她陷入危险的孤立境地？为了缩短战争，我们应该采取决定性行动，引导和促使现在置身战争以外的北方和南方的小国进入战争？或者我们应该沉重缓慢地稳步向前，攻击在我们前面最近的敌人？我们的陆军应该只在佛兰德的泥泞土地上艰苦作战还是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战场？我们的舰队应该一直满意于它们已经赢得的伟大实在的战果，还是应该以新的不竭的大无畏精神挡开未来的风险？

随着这个故事向前进入新的阶段，这些重大的问题的答案将先后出现。

————————————

①特基亚·阿尔普，《土耳其人与泛土耳其理想》(Turkish and Pan-Turkish Ideals)。1915年首先用德文出版。

*Grand Vizier指伊斯兰国家的高层官僚。——译者

②我个人碰巧认识所有这三个人。我在1910年德军演习中遇见恩维尔。1909年当我与伯肯黑德勋爵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塔拉特和贾维德都是接待我们的主人。

③“德累斯顿号”和两艘武装商船巡航船多存活了几个星期，但完全不能活动。

第1卷完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2卷、1915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1915年是一战的第二阶段。法英发动香槟战役、阿图瓦战役、伊普尔战役、洛斯战役。在新武器——机枪和大威力火炮——面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军事思想——正面进攻、冲锋、击退敌人防线——失败。西线除生命消耗外，并无收获。战事陷入僵局。英国发明坦克和使用烟幕，仅取得有限进展。

英海军握有制海权，但主帅思想保守，海战不利，未有积极成果。

在本卷中，丘吉尔提出战略决策——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对国际力量的组合和对整个大战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由于军方多数领导人对此缺乏理解和支持不力，一再延误战机，十多次坐失稳操胜券的良机，最后则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陷入危机。

第18章、西线的僵局

01.

对于协约国目标及整个世界来说，1915年注定是个灾难深重的年头。当时，战火虽已熊熊，但尚未失控；坐失控制战火之良机，这是1915年铸成的大错。自此，战火四处漫延，直至燃尽方息。自此，事态的发展已大大逸出人们意识选择的范围。政府与个人全都遵顺这场悲剧的节律，在绝望的暴力中蹒跚而颠踬地向前，并以越益扩大的规模相互屠杀和浪费资源，直到造成的创伤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这种创伤一个世纪也无法消失，可以想象地证明，它对当今文明是灾难性的。然而，在1915年1月，糟糕的局面尚未不可收拾。事态发展本来可以掌握在人类手中，本来能够以正义和成果累累的胜利来结束一切，从而避免使全世界筋疲力尽，避免使各国山河破碎，帝国崩溃，欧洲毁灭。

事实却非如此。人类无法轻易逃脱这场人类将自己卷入的灾难。自尊处处受羞辱，无处得到满足。惊人的成就达不到光辉的和谐，战士的牺牲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胜利的代价如此昂贵，其结果几乎与失败无异。胜利者甚至得不到安全。从来没有“紧跟伟大的和平二字之后的平静。”①争斗的大震动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战后一段时间虚弱无力的混乱。高尚的希望、深切的战友情谊和光荣的勇气在各国只能导致失望、希望幻灭和一蹶不振。各国人民遭受的痛苦与贫困可能制止战争，战败国的崩溃可能平息战火，但是他们的怨恨仍未缓和，他们的争执依旧得不到解决。有史以来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全面的胜利，却未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未能消除导致新战争的危险。

02.

随着旧岁逝去，主要参战国之间在西线形成了陆、海战场的僵持局面。德国船队龟缩在防备森严的海港内，英国海军部欲诱其出港，却束手无策。战壕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续到海边，运动战已毫无可能。海军将领们完全信仰封锁策略；而陆军将领们则寄希望于消耗战，甚至更迫切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在世界战争史上，修建这么一条延绵不断的战壕，可谓绝无仅有。350多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由数百万大军严密防守，有数千门大炮予以支持，从瑞士前线延伸至北海。在10月与11月当这些防线尚薄弱之际，德国的军队试图突破。他们损失惨重。法国与英国的总指挥部还得到命令，必须用铁刺网与战壕架设机枪严守阵地。

鉴于现代火力的威力，40余年来正面进攻的方式已被放弃。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使用相当大兵力于某一翼进行广阔迂回的战术。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同样采用此种战术。在辽阳，黑木将军的部队从俄军左翼发起攻击；在穆克丹，乃木将军的部队专门从阿瑟港调出，攻击俄军右翼。正面进攻如果得不到侧翼迂回的配合，肯定代价高昂且有失败的可能。然而此刻，在法国与佛兰德，在战史记载中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两翼迂回的战局。迂回运动这一最古老的战术已不可能实行。中立地区与大海阻挡了战线的进一步延伸，各路大军近在咫尺，虎视眈眈，却一筹莫展。

在这种形势下，法军最高指挥部协同英军再次求助于无望的正面进攻战术，尽管它已被以往的痛苦教训所丢弃。同时，自日俄战争以后，现代兵器的火力已成倍增强，而且与日俱增。再者，由于使用了铁刺网，为摧毁它，炮轰的时间就需要延长，有效地防止了突袭的机会。在那段时期，法国战场上根本不可能进攻得手；战线中央无法突破，又无两翼可供迂回。面对这种僵持局面，兵法已无能为力；将领们及其参谋部除了正面进攻已经无计可施，而正面进攻却是他们的经验与训练所无法接受的。他们除了打消耗战别无良策。

战争唯消耗战最为血腥，谋略唯正面进攻最为下策。由于法英两国军事当局采取这两种残酷的应急办法，在连续三年中消耗了他们国家中男子的精华。但消耗战造成的残酷屠杀对交战双方不是均等的。1915年、1916年与1917年英法为其进攻付出的代价，几乎每次都大大超过取防守态势的德国，总的代价肯定远高于德国。情况不是一命抵一命的交换的对等。英法军队往往需要牺牲两条甚至三条性命才能消灭一个敌人，严酷的数字最终证明，协约国到最后仍有数百万牺牲者的差额。职业军人以此种教条驱使勇敢而且服从命令的热血青年献身沙场，这在后代人看来不仅可怕而且不可思议。

这是数百万人的受难、受伤残或灭绝的真实故事，是整整一代中所有最杰出最高尚者牺牲的真实故事。今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便是这些可怕事件的继承者。然而，避免这场屠杀，缩短这场灾难时间的办法是始终存在的。战线两翼原本可以找到迂回的地区；防线原本可以利用其他计策将其突破.这些计策原是可以找到的和仁慈地实施的，这不需要违背任何军事艺术的原理，只需要真正理解军事原理并根据实情正确运用。

03.

取胜之道在于杀伤与策略。将领对策略贡献越大，他就越显伟大，他要求的杀戮就会越少。把“消耗战”奉为至上的理论，与历史相抵触，为自古以来为名将所不屑。被认为军事艺术中的杰作的战役，几乎无一不是具备战术变化的战役，通过这些战役将领们得以英名卓著，而敌人常发现打败自己的是某种新奇的应急手段或计策，是某种奇特的、迅速的、意想不到的突破或计谋。在许多此类战役中，胜方遭受的损失总是微小的。伟大的将帅不仅需要广博的常识，丰富的推理能力和想象力，而且需要一点巧妙的花招，一点创新和一点奸诈，从而迷惑敌人、击败敌人。军事领导人之所以能得以重用，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能确保胜利、避免杀戮的天斌，而他们的军事艺术也正是因此而被人推崇备至。如果他们的军事艺术只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交换、最后清点死伤人数的沉闷过程，那末军事领导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大降低。

04.

战争中有多种策略，有一些只发生在战场上。有些策略发生在敌人两侧，或后方的远处。有时间策略战、外交策略战、机械策略战、心理策略战；所有这些策略虽远离战场，但对战场上的胜败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其目的无非是寻找避免纯粹的屠杀，完成主要使命的较容易的途径。越着眼于高处，政治与战略的区别就越小。在最高层，真正的政治与战略是一件事。将结盟的国家拖入战场的策略，其功劳不亚于打赢一场大仗。若能用安抚或威慑吓服手段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其价值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可悲的是，我们在战争开始时缺乏一个交流中心，用以确定这些不同的相对价值从而适当处理。协约国军政要员在1915年1月召开过一次冗长的会议，那次大会原本可以让我们免遭难以估算的不幸。依靠通信解决不了问题。首脑人物必须聚集在一起，计划必须要协调一致。而事实却相反，协约各国各行其是，只是或多或少把消息通知别的国家。各国的陆、海军都是各自作战。战争问题应视作是一个整体问题，但却被来自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关的观点扯拉。战争不知道法、俄和英国间的明确分界线，不知道陆、海空三军种间的分界线，不知道取得胜利与获得同盟之间的区别，不知道供应人员与战斗人员的区别，不知道宣传与战争机器的区别，事实上战争只是在一段特定时期发挥作用的所有力量与压力的总和，而它却被零星地在处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思考、指挥与行动在达到甚至是不很完整的统一之前，人们接受数年残酷教训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完全根据结局来评判战争初期的人们。教训与苦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那些最不善于汲取教训的人并不是遭受苦难最深。

05.

如果说西线已形成完全的僵局，东线的战况却日趋吃紧。笔者有必要简短回述一下东线的情况。

1914年8月，德国人实际上集中其五分之四的兵力对付法国，而留守东线阻挡俄军的兵力只有几个师，人们怀有极大希望，这一点微弱兵力将被俄军击溃或被迫撤退，德国会因此而遭受来自东面的不断入侵。在马恩河战役前的最困难时候，我们已不得不考虑巴黎陷落与沿卢瓦尔河进行拼死抵抗的前景，此时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相信俄国大军会席卷但泽，席卷布雷斯劳，向前进入德意志帝国的心脏。我们指望东线不断增大的压力可以缓解西线的局势，可以迫使德国撤回入侵的军队以保卫本土。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星期里，由于沙皇忠诚的指挥和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奋勇精神，俄军迅速攻入东普鲁士。我们知道这场攻势触及了德国总参谋部的神经，促使他们在马恩河战役前的危机时刻从德国右翼的比利时撤出了两个军团。俄国这场攻势是否对战争的胜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有待商榷。如果确实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等到这一代忘恩负义的人都离开人世之后，应该对沙皇及其士兵表示崇敬。

但是俄国人为此辉煌成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双方军队在东线一交火，人们便发现俄军虽然骁勇虽然势众，却远远不能与指挥有方、讲究科学、纪律严明的德军相匹敌。由20个骑兵师与步兵师组成的伦嫩坎普夫集团军和由15个师组成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迎击14个德国师。德军规模虽小却是一支可靠的劲旅，其统帅便是刚占领列日初露锋芒的兴登堡少将，当时他还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将与历史上名将并列。经过两场恶战，即坦嫩贝格战役(8月25—31日)与马祖里湖区战役(9月5—15日)，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被击溃，十万将士或阵亡或被俘，而伦嫩坎普夫集团军也遭重创。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大胆配合使得两支实力强于他们的大军在两周稍多一点时间内被击溃。此事令世人非常震惊，以致对此的唯一解释似乎是有人叛国投敌。然而，历史强调的是结果，而当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事实。

即便俄国军队起初士气高昂和装备完善，也不是德国人的对手，但对付奥匈帝国的杂牌军，俄军却呈现出绝对优势。尽管在北方的坦嫩贝格与马祖里湖区两次战役中均遭失败，俄军仍旧攻入了加利西亚，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了一连串混战之后，俄军在称为伦贝格战役的战斗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这场胜利掩盖并且部分抵消了北方战场上的灾难。事实上，由于法、英两国对加利西亚之战的胜利大肆渲染报道，东普鲁士战场上的灾难便被人淡忘了。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向溃败的奥地利军队伸出了救援之手，帮助他们加强与重整防线。随即开始降临东线的冬季战事。在波兰与加利西亚的泥泞雪地里，俄军与对手进行着奋勇拚搏，漫长的防线随着运气的好坏而时进时退。马恩河战役后德军在法国的形势以及10月与11月期间朝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大幅度推进，已不允许他们撤出西线军队增援东线。一贯强硬的鲁登道夫组织了首次对华沙的进攻，但结果却证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尼古拉大公顽强机智地挡住了他，波兰的冬天困住了进攻的德军，其境遇难以形诸笔墨。此时，德军再次展现出可靠的素质与高超的指挥，他们不止一次几乎被数众的敌军围困，但每次他们都能凭借严格的军纪与决心杀出重围。面对奥地利人，俄军依旧步步进逼。1914年11月，尼古拉大公仍能计划向前推进，穿越西里西亚，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

但是此时厄运.却不期而至。俄军参战时备有5000门大炮，500万发炮弹。在头三个月的战斗中俄军每天平均发射45000发炮弹。而俄国的工厂每月生产的炮弹数量不超过35000枚。到了1914年12月初，原先储备的炮弹还不到30万枚，仅仅是一个星期的需求量。正当俄国陆军需要炮兵大力支援之际，他们的大炮却突然无声无息了。步枪的短缺也同样严重。经过头三个月不停拚杀混战，550万支步枪中已有100多万支或丢失、或被夺走、或被损坏。到了年底，已有135万俄军战死、受伤或被俘。俄罗斯帝国的兵营里挤满了强健的壮丁。80万受过训练的新兵正整装待发奔赴前线，但是武器却发不到他们手中。俄军的炮兵连全都没有了炮弹；俄军的战斗力被削弱了三分之一。要补充炮弹必须等好几个月；要供应足够的步枪以弥补每天的耗损，则需要等更长的时间。此时的俄军已陷于残废瘫痪的境地，只得等待与忍受来自对手的报复。这就是开战之后第一个圣诞节前夕俄国及其协约国面临的局势。

在俄军总部，英国政府派驻了一名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代表：诺克斯上校。这位上校在11月和12月期间揭露并汇报了上面叙述的这些情况。陆军部长苏霍姆里诺夫将军可以盲目乐观、昧着良心坚持；彼得格勒的参谋部可以声称“军火的消耗速度并不足担心，”以此回答霞飞将军9月底表示的忧虑，尼古拉大公本人可能由于专心于具体作战指挥而没有意识到他脚下的大地已开始晃动；但是俄国政府的可怕秘密已被诺克斯无情发现与揭穿。他撰写了一系列一目了然、铁面无私的急信，向英国政府披露了现状。1914年的最后几周里，我们的周围已是险象环生。

俄军在可能性的重新武装之前仿佛随时有可能被击垮。西线依旧维持着僵局，霞飞依旧坚持“Je les

grignote”(蚕食政策)，他的参谋部还在策划春季向德军防线发起正面进攻，此时有不竭兵源和粮食资源的俄罗斯，却有可能完全崩溃，或被迫单方面媾和。如果那样，日耳曼大军的整个重量转瞬便会全部落到已倍受压迫的法军与没有准备的英国陆军身上，协约国必定会长期处于虚弱无力、不敢出战和撤退的境地。

人们无法评估这一阶段的灾难事件。东线虽然表面上有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但是该防线与西线大不相同。防线的距离要长得多，通讯状况也差得多。防线的两端防守薄弱，任何决定性进攻都可能使防线向后凸出或崩溃。俄军在几乎没有炮火支援，机枪寥寥无几，步枪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能守住他们的防线？而且，正当俄国的悲惨处境日渐明显、各类武器弹药不断减少之际，土耳其又向俄国发起进攻，迫使俄国在11月份在高加索建立新战线，抵御前进的土耳其军队。

然而，俄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即国土辽阔。幅员辽阔为俄军撤退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而明智而及时的撤退又为俄军确保生死效关的喘息空间。正如1812年一样，俄军可能再一次安然无恙地退入帝国的腹地，同时始终在他们防线前拖住大量的敌人。入侵者有可能再一次被诱入俄国的辽阔大地，而同时全世界的工厂可以开工生产武器，以供应和装备俄军。形势虽然糟糕，但不见得不可收拾。只要在艰难困苦面前俄国人的意志力不被击垮，只要俄国人能受鼓励追求胜利，只要俄国与西方各协约国能建立亲密持久的联系，那末，在1915年年底前她完全可以恢复元气。

就在这个基础上1915年的战略与政策可以单独研究。

06.

战争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因为其规模巨大而改变。中欧各国的战线从北海到爱琴海，又断续地延伸到苏伊士运河以东，但是这条战线与一支小部队横跨地峡构筑的战线从原则上说毕竟并无两样。只要法国被视为一个孤立受制的舞台，完全的僵局就会存在，入侵德军的防线就无法被击破或包抄。但是如果我们纵观战争的全局，这场大战就像一次战役，英国海军一旦发挥海上威力，协约国就有机会开展意义深远的迂回运动。这种迂回运动规模宏大、运作复杂，其本身相当于整个战争。它需要庞大的陆军，从任何其他战争看，其数量也可算相当大的。它有赖于海军力量，它要求有属于它自己的完整的外交政策。

每当法国的最高统帅部抱怨敌军两翼无懈可击时，日耳曼帝国的两翼实际上已脆弱不堪。由此可见，1915年初的战争局势有三大特点：其一，作为主要的中心舞台的法国形成僵局；其二，在俄国被压垮之前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僵局；其三，在两翼运用两栖作战与施展政治谋略，有摆脱这一僵局的可能性。

07.

说到此处，我们不妨看一下战线的两翼。

北翼的居民由多个小民族组成，他们不仅强劲，而且有教养。所有这些民族都慑于德国的强大，与德国有多方面的联系；但他们全敏锐地知道，德国的胜利将使他们降为征服者的附属国；比利时遭遇的命运令他们不寒而栗。荷兰已动员起来全副武装，担心地守卫着她的边疆。丹麦是通往波罗的海的必由之路，当时实际上毫无防守。挪威与瑞典对俄国的忧惧不亚于对德国的忧惧。如果不能对这些国家提供海陆防卫并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那末就不应该促使其中任何一国卷入战争。但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德国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荷兰军队不可低估。荷兰的一些岛屿可以为英国海军提供无比可贵的战略优势。丹麦可以为英国舰队打开通往波罗的海之门；而协约国控制波罗的海就意味着可以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如此一来，封锁就完全形成，整个德国北部就时常面临着俄国从海上入侵的威胁。

南翼方面更值得注意。位于此处的塞尔维亚人发挥英雄气概，曾两度击退奥地利入侵者。而位于此处的土耳其向协约国才宣战不久，就表现出她既虚弱又不团结，而且组织紊乱。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好战国家，即希腊、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她们由于憎恨不久前的战争，从第四国保加利亚分裂出去；但是这四个国家都是土耳其与奥地利的天敌，同时又是英国的传统朋友。这四国共拥有正规军达110万之多(塞尔维亚25万，希腊20万，保加利亚30万，罗马尼亚35万)；他们的全部军事人力的资源当然更多。他们摆脱了土耳其人几个世纪的压迫。只有在土耳其与奥地利受损害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扩张。塞尔维亚已经为生存对奥地利作战；罗马尼亚觊觎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保加利亚对阿德里安堡、埃诺斯—米第亚一线，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同时，希腊则眼见其大量同胞依旧忍受着土耳其的奴役，在土耳其帝国的一些最美丽的省份与岛屿上主要居民都是希腊族人。如果能诱导四个国家忘掉内部争吵，共同参加由英国领导的反土耳其与奥地利的战争，土耳其肯定会迅速垮台。土耳其与其盟国的联系便会被完全切断，她将被迫在1915年寻求单独媾和。巴尔干联盟便可在次年集中全部力量直捣奥地利的南部。如果我们认为土耳其帝国的战斗力大致为70万人，那末这70万敌对力量应该抹掉，同时我方再增加近100万巴尔干军队，这将意味着在对德国与奥地利的力量对比上我方增加了约170万军队，亦即我们将减少70万反对我们的军队，增加100万我们一方的军队。争取这种战斗力的转移无疑是军事上的首选目标。

而且，巴尔干国家携手进攻土耳其，意大利对此不会漠不关心，这也是肯定的。我们知道，意大利对协约国目标，尤其对英国极为友好。她也是奥地利的宿敌，并对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帝国以及土耳其岛屿有巨大兴趣。英国如能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大显身手，意大利完全可能成为协约国的一流盟友，带着约200万大军直接加入大战。

08.

两栖突袭或入侵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将占压倒优势守方的攻击力量及时运抵目的地，以及能否给予进攻部队比敌人更快的持续增援。在这场进攻中，防守方处于大为不利的地位。即便出征部队已经登船出海，人们依旧难以断定突袭地点会选在何处。虽然中欧各国在内线作战，但这种优势抵不过海军所具有的优越机动性。例如，1915年英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将25万军队(如果能获得那么多军队)送往地中海东岸的合适地点，所需时间之短与运送相等数量的德国军队或奥地利军队一样。而且，地点的选择直到最后一分钟对敌人来说始终是个谜。毫无疑问，敌人无疑知道我方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登船出海。但他们无从得知部队是要北上或是南下。情况不明自然也就无法事先精密安排。两栖进攻部队可以制订多个计划，直到最后时刻再决定使用哪一个。进攻部队可以声东击西，可以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可以充分运用战争中已知的虚虚实实的战术。因此如果防守一方加强了北翼的力量，那就转而攻击南翼，反之亦然。因而，防守一方实际上只有等到挨打后才知道该做什么。此时，只有到此时才能将部队运往战场。即便道路畅通无阻——南翼的道路不畅通——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无法将大量的军队与补给运往一个新战场并组织作战的。在战争的间歇期，海上入侵部队能有何作为？他们能占领哪些土地？能夺取哪些阵地？能构筑什么样的防御工事？能积存多少军火弹药？他们能击败或消灭多少地方武装？他们能与谁结成同盟军？所有这些都是在1915年春夏之际有等我们抉择的问题。

随着战争的进展，机会不断减少，困难不断增加。到了战争的后期，为确保南方战场速胜而必需的军队规模已超越精疲力竭的英国商船的运输能力。甚至两栖部队的海上作战能力也是有限的。由于负担日益加重和不断遭受攻击与损失，两栖部队的局限性渐渐明显。但是，1915年还是它拥有压倒性的力量，有绝佳的机会。

在此斗争关键时刻，军方事实上制定了两个使用海上力量摆脱西线死伤累累僵局的伟大方案。两个方案均为了攻入并控制被陆地包围的水域，这些水域保护了日尔曼军队的两翼。这两个方案的实施可以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并将我们的东方盟友从可怕的孤立中解脱出来。两个方案均会对一批中立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两个方案若是成功，都将大大消耗日耳曼帝国的资源。我们是否应求助于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典，或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我们是否应突破波罗的海的狭长地区或在君士坦丁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而进入黑海？

09.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行动方案不仅对于执行者而且对于制定者都具有风险。为此人们要作出规模巨大的紧张努力和付出一定的代价。对于这些风险、努力和行动的代价必须与不行动的危险与后果作比较。英国舰队突破波罗的海或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被认为“不安全”或不实际而遭到否决，入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计划或派一支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或加利波利的计划因“不完善”而遭到指责，但是读者一定还记着发生在洛斯—香槟、索姆与帕斯琴德尔的几场血腥杀戮；读者一定还记着1917年和1918年3月21日发生在长波雷托几乎致命的灾难；读者一定还记着俄国的崩溃、革命和退出战争；读者一定还记着1917年潜艇战造成的可怕灾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通往胜利捷径的所有计划(采用突然的和复杂的策略或计谋)才能单独有效地提出来。

但是，要了解本文所揭示的这两个复杂而又争议方案的关键，应先将某些实际前提予以阐明。如果这些前提能获得理解与认同，其余也就能顺理成章地被接受，每种思想也有其合适的位置和正确的关系。因此，我将这些前提归类如下：

陆上作战。

1.决战战场系指在任何特定时间可取得重大结果的战场。主战场系指主力部队或舰队集结的地区。这种地区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决战战场。

2.如果不能从正面或中央突破敌军，就应从其侧翼迂回。如果侧翼位于海边，就应依靠海军力量开展两栖战术进行迂回。

3.应选择防守最薄弱的战略点展开攻击，而不要攻击防守最严密之处。

4.面对敌对联盟，一旦确定无法击败其中最强者，并且确定最强者没有最弱者不能继续存在，那么就应该攻击最弱者。

5.不可轻易发动陆地攻势，除非已具备了展开攻势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人数优势、出其不意、军火充足或机械装备充足。

海上作战。

1.若非为了海上决战，主力舰队不得为任何目的冒险。

2.海战决策应尽早作出。

3.海军应积极运用其多余力量援助陆军。

整个战争时期我自始至终以这些基本原则为指导。当然，这些原则与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背道而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海军实情。事态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证实这些原则的正确，这必须由他人判断，但是战争的历史将提供许多事例，说明这些原则被战斗双方所采用或摒弃，以及这些原则被采用或被摒弃之后所产生的后果。

————————————

①鲁珀特·布鲁克写的最后的一行意义极为深刻的语句。

第19章、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01.

战争初期海上与陆上均形成僵局，这里既有战略原因，也有同等重要的机械原因。由于水雷与鱼雷的威胁，最强大的舰队也丧失了攻击能力。由于使用了机枪，最强大的陆军也无法推进。军舰在进入攻击阵地时被水下爆炸击沉，士兵在进攻时被连续的子弹射倒。这就是造成我们困惑的祸害根源。把军舰关在港湾内以避免这个海上的祸害，为了消除阻碍陆上进攻的祸害，白白耗费了无数人的生命与斗志这些都是徒劳无益。机械造成的威胁只有以机械的手段予以消除。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较强的舰队与较强的陆军将重新获得其固有的进攻权利。在做到这一点以前，海军与陆军都将受挫，大家都将遭殃。这就是战争问题的关键，1914年末之后，这已成为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一事实，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变得同样简单。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免鱼雷继续祸害军舰，以免士兵们不必要地裸露着胸膛去对着机枪的扫射。一枚鱼雷或水雷可以将船底炸出一个大洞，由机器射出的无数串子弹中的任何一粒都可以穿透人体致人死命，这个十分明确的祸害和令人深恶痛绝的事实，不容半点忽视。要想进行战争和赢得胜利，就必须克服它。这个说起来似乎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它在好几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被两大军事阵营内的许多头面人物轻蔑地拒绝和不予理会。

简单说一说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在船体与逼近的鱼雷之间或在人体与逼近的子弹之间隔上一块薄薄的钢板。

这就是1915年的战争与1915年的世界的一大秘密。但是当时几乎无人相信它。这个至关重要的天赐的无价之宝躺在尘土上，每个人都看得到，然而几乎所有的重要负责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见到它的那些人——士兵、水手、飞行员与平民百姓，他们是另一类人，难以左右正统观点，他们必须进行一场漫长而吃力不讨好的斗争才能转变当局观念，促使当局采取行动。他们终于成功了。海军当局较早开始采取行动，对于陆军来说，这个过程更为痛苦。铁甲舰与“裹皮船”或“硬壳船”是防雷舰队的先锋，而坦克则是防弹部队的先锋。一旦解决了这两项发明在应用上的困难，较为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将可以恢复其由于新器械发展而被剥夺了的攻击力。但是，当铁甲舰、“硬壳船”与坦克被设计、制造出来并被摆在海、陆军统帅的眼前时，它们的用途却大多被荒置了。铁甲舰——其原型无疑是很不完善的——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从来也没有被用作海军攻击力量的一部分。坦克在数量上足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之前，便无远见地暴露给敌人。尽管如此，坦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发挥作用。

与寻求海、陆进攻方法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大主题便是烟幕弹。用人造烟雾将某一区域遮盖住，以便当兵员或军舰通过或占领这一区域时敌人无法找到射击目标，这是第二种，十分简单而且显而易见的应急办法。烟雾与钢板可谓是情同手足。它们相辅相成，大显身手。

烟雾之后又发展出一种更加邪恶的武器——毒雾；这种烟雾不仅阻挡视线，而且损害眼睛，这种烟雾不仅使机枪手瞎眼，而且使他窒息而死。

所有这些想法在1914年结束之前已经萌发。

02.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英国海军部就奉命承担保卫英国免遭空袭的责任。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命令以敦刻尔克为基地的飞行中队，驻扎在比利时与法国沿海，以攻击敌人可能在入侵领地上建造的齐柏林飞艇或飞机库。这就导致组建装甲车中队，以保护我们海军飞机可能需要使用的前沿基地。敌人深受装甲车之苦，便挖断了公路，我立刻寻求各种办法填补坑坑洼洼的公路。与此同时，装甲车数量开始剧增，但是正当它们随着数量增多而开始显示威力时，双方战壕线的两端已经延伸到了海边，不再有任何开阔空间可供装甲车运动，两冀也已无迂回余地。由于我们已无法绕过战壕，显然只有从战壕上方越过去了。于是，我们去敦刻尔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考虑从上方越过。随后我们又考虑采用装甲车，再往后我们才想到了坦克。在1914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这条因果链正处在这个环节上。

自从海军上将培根从海军退役之后，他便一直担任考文垂兵工厂的总经理。1913年我把这家工厂保留下来，它占我们重炮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以后分配它生产一些快速战列舰上使用的15英寸大炮与炮塔使它充满生气。战争爆发后几天，我收到培根上将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设计出一种可以通过公路运输的15英寸榴弹炮。我对这一惊人的宣布产生了兴趣，便派人把他召来。他劲头十足、充满信心地谈起了战争中大炮的普遍作用，并且特别做了预测。他认为现有的堡垒经受不住现代大炮或榴弹炮的轰击，这类大炮的威力实际上比在建造之初所设想的要可怕得多。我饶有兴趣地听着，而在随后的两周里，起先是列日的堡垒，接着是那慕尔的堡垒均被德国的攻城大炮摧毁。我又派人将培根召来，对他说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我问他能否为英国陆军制造重型榴弹炮，又问他需要多久能交货，他回答说他能在5个月内制造出第一门15英寸的榴弹炮，其后每两个星期便交付一门。因此我建议陆军部订购10门。

主管军需的冯·多诺普将军对制造这种“新奇大炮”的想法颇感犹豫，怀疑这种大炮是否能造出来，或造出来是否有用。但是基奇纳勋爵却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于是立刻发出定单。我许诺培根上将，假如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榴弹炮组装起来，他可以在法国亲自指挥使用这些大炮。这项重大的应急任务由此得到了保障，事实上直到那慕尔陷落之后才定制第一批这种大炮，在新沙佩勒战役中开始使用。

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大炮的设计与进展情况，从一开始我就得知，那种大炮连同炮弹与炮床在战场上要拆散移动，需用8辆巨型履带牵引运输，这些炮车的图形极具启发意义，当10月份培根将军领我看这些运炮履带车时，我立即问他这些履带车是否能带着大炮与炮手越过战壕，如果不能，他是否能制造出这样的炮车。这次讨论产生的结果就是培根上将的新设计。1914年11月初，我吩咐他制造一个供实验用的样品，同时将计划提交约翰·弗伦奇爵士与基奇纳勋爵。1915年2月13日，由于样品表现出符合要求，我便吩咐定制30辆。到1915年5月这些装有桥形结构车辆的第一辆接受陆军部的试验。当时它被否决。原因是它无法从4英尺高的坡上驶下来，也无法穿越3英尺深的水域(即便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一辆坦克能达到这个成绩)，它还无法完成其他一些极其苛刻、令人实在恼怒的测试。然而，在这次测试之前，我30辆定单已经取消，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提供的更好的设计方案。从而大战期间首次试图建造能跨越战壕的战车或所谓“坦克”的努力就这样告终了。

第二次试图制造坦克并说服军方采纳的过程如下：

此事与上述的事情毫无关系，大约在10月中旬或下旬，派驻法军总部担任官方联络官的E.D.斯温顿上校，也意识到与预见到生产这类武器的必要性。他向汉基上校提到这个计划①。到了12月末，汉基上校写了一篇论文，阐述这种武器和其他一些机械装置的必要性。他把这篇文章散发给内阁中负责战争事务的各位成员。

读了这篇文章，我便联想到给培根将军下达的指示，于是1月5日我给首相写了一封信，在此我要摘录其中一些重要段落：

短期内用小小的装甲外壳将一批蒸汽履带车装备起来，这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车里面可以坐人，可以安置机枪，而且可以防弹。如夜间使用，炮火不会对其有任何影响。由于装有履带，它可以十分容易地越过壕沟，车身的重量可以捣毁所有铁刺网。这样的车子秘密地准备40或50辆，夜间将它们带入阵地，它们定然能够冲入敌人的战壕，利用机关枪和车顶扔出的手榴弹，将一切障碍物摧毁，将战壕扫平。它们可以为英国的增援步兵提供许多冲锋的掩护.点。然后它们可以继续向前攻击第二道战壕。为此须付出的代价是微小的。如果这项试验不成功，那又能造成多大损害？显然，若早有明智之举，这样的工作在两个月前就应该开始做。现在当然应该干了。

护罩显然是另一项早该大规模开始做的试验。要问哪种护罩最好，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制作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护罩；有的适于手持，有的适于穿戴，有的适于护轮。如果目前的泥泞地妨碍牵引机护罩发挥作用，第一场霜冻便能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有鉴于此，我已在一个月前命令根据海军航空部队能做到的是最好设计制造20套车轮护罩。这批护罩很快将竣工，如果有必要，可以用作试验。

第三件应该大规模系统使用的武器就是人造烟雾。我们可以制造小型烟雾筒，这种烟雾筒点着之后能产生大量的黑色浓烟，浓烟可以随意停止或释放。与此紧密相关的其他几件事我已引起你的注意，由于这些事步及机密，信中我就不再一一陈述。

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德国人可能正在制造或准备制造所有这些惊人的武器，以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发现自己遭受到全新式样的进攻。一个由军官工程师与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该长期设在陆军部里构想各种方案和审查各种建议。我要在此重申：在多数情况下事先不可能进行长时期的试验。如果某些武器要拖到符合需要才能制造出来，那末生产这些武器就必须与试验这种武器同步进行。这样做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浪费了一笔小钱。

在接到我1月5日写的信之后过了两、三天，阿斯奎斯先生亲自将信放在基奇纳勋爵面前，敦促他立即对信中所言之事展开研究。基奇纳勋爵完全赞同我的计划，于是将计划交给了军械署。这种处理实际上断送了第二次制造坦克的努力，这项计划就这样被体面地埋进了陆军部的档案堆里。

我不知道写给首相的信最后结果如何，也不知道陆军部采取了什么措施；但是我的印象是，我们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军事当局完全不相信制造这种机器的可行性与这种机器制造出来之后所具有的价值。然而，每当海军部与政府公务的巨大压力提供机会时，我总要时常考虑这件事。因此，1915年1月19日我给空军署署长送去一份备忘录，指示他以蒸汽压路机进行某种实验，目的在于利用压路机自身的重量压毁敌人的战壕。对于机械我当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所以只能提供一些建议性意见，负责筹措资金，下达进行各项实验的命令。这场特殊的实验(汉基上校在他12月28日的文章中提到此事)由于机械上的缺陷而失败，但是无疑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助于装甲军军官及与此相关的专家们达成共识，它为进一步寻求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提供了想象力。

为了生产与运用这种以后被称为“坦克”的车辆，进行了三次相互完全没有联系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由于机械缺陷或官员阻挠而付诸东流。这种僵局很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法国的军事当局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也没有对这类武器提出要求；文职部门或其他部门提出的这类建议全都被陆军部否决了。接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便开始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埋头处理海军部的重要公务。然而，指挥装甲车中队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其本人又是讨论这类话题的中心人物，于2月17日邀请我吃饭，旨在见见装甲车中队的几位军官。席间话题转入越野装甲车辆，赫瑟林顿少校也属于这个装甲车中队，并了解已经进行的几次实验，他对这件事发表了语气强烈、颇有见地的观点，主张建造前所未有的陆地战舰。

通过这次谈话，回家后我决心立即下达紧急命令，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动我历来深信不疑的项目。于是我指示赫瑟林顿少校递交他的计划，他当时的设计是一个安装在直径为40英尺*巨大轮子上的平台。两天后我将他的计划转交给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敦促他拿出大量精力与他在机械方面的才智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此外，在第二天，即20日，我还召来海军主任建造师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②，那天下午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我当时生病，会议便在海军部我的卧室里举行。会议的成果是根据我的命令组织一个海军部陆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担任主席并直接向我汇报，我督促他们最紧张地、不遗余力和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从1915年2月20日该委员会成立，直到1916年8月坦克在索姆河战役中问世，这之间有着不间断的因果关系。

3月20日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向我汇报工作，他负责的委员会研究出了两种类型的车辆，一种靠大车轮行驶，另一种靠履带行驶，这两种车辆都比赫瑟林顿少校最初设想的要小许多。我立即以备忘录要求他将时间与花费估算出来。

得到数据之后，3月26日我负责订购18辆这种车辆，其中6辆是车轮式的，12辆是履带式的，这种车辆当时被称为陆地战舰。

我因此对这笔7万英镑的公款开支承担了个人责任。我没有让海军部领导班子与我分担这个责任。我没有通知陆军部，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我插手这个领域，此时我知道军械署对这类想法很不以为然。我也没有通知财政部。

将这么一大笔款项用于如此冒险的一个项目，而且陆、海军方面的任何高层专家均未肯定过这个项目的优点，这可是一个不是开玩笑的重大决定。更何况这件事完全在我这个部门的范围之外，也不在我的权限之内。如果事实证明坦克彻底流产，不能为军方接受或不能在战争中使用，如果我因此事而遭到议会委员会质询，如果我被指控将公款滥用在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上，并且从未就此事征求有关军事部门的专家意见，我将无法替自己找到有效的辩护词。我的辩护词只能是严酷的战争形势与我的个人信心——我相信有必要打破僵局以便生产这种车辆。但是只有当这种车辆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的辩护词才能有效。

可以听到普遍的评价意见是，能够运载大炮与士兵、能够越野过沟以及翻越其他天然障碍物的装甲车辆，并不是什么新奇想法。T.G.韦尔士先生在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实际上囊括了所有这方面的想象力。而且，战争的历史从最初就充满了用以攻打堡垒或工事的这种机械。运用这种想法的基本原理也是相当明白的。当时，防弹装甲经过各道硬化工艺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内燃机提供动力已经问世。履带系统也已广为人知并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构成坦克的三要素在原理上已是唾手可得，想法付诸实现只是举手之劳。

然而，有两点必须要区分清楚：

(a)首创与支持导致坦克诞生的行动的责任；

(b)除主要原理外解决设计中的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的功劳。

这些贡献是完全独立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说坦克是被“发明”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此人发明了坦克”。但是确实有过明确下令制造第一批坦克的时间，确实有过根据这个命令设计出一辆有效坦克的时间。

我认为在技术上完成这个计划是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负责。若没有他的高度权威与精湛的专业知识，这个计划不可能获得成功。在他的指导下，威廉·特里顿爵士和威尔逊少校在修改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但是我批准使用这笔公款的依据是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的天赋与知识和他作出机械困难均能得到解决的保证。无论他说某件事能办到或办不到，某个机械问题可以绕过去或直接解决掉，我都相信他，正如在前一个项目中我相信培根上将一样。只要他说某件事办得到，我就准备承担风险与责任，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并赋予必要的权力。我只与他一个人打交道，他也只从我这儿接受命令。

其他一些人，诸如斯温顿上校与T.G..塔洛克上尉，都了解了制造坦克的构想，在1915年1月曾向陆军部提出特别建议。然而，这些人没有足以成事的权力，他们的努力全都因上司的阻挠而不了了之。他们的不幸在于无权调度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或无法说服有权力调度资源的人。

1915年5月底我离开海军部之后，这项事业再度面临重大威胁。新组建的海军部领导班子四人中有三人是旧领导班子的成员。有了新任第一海军大臣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支持，他们似乎认为，这笔已经发生大约4500英磅的开支是不合适的，完全不合海军部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我当时卷入的事物普遍持否定态度，并建议终止合同，取消整个项目。然而，坦尼森—考特先生始终忠实于我委任他的使命。他警告我，海军部即将作出的决定，或许已经作出的决定。因此，作为内阁战时委员会成员的我亲自向新任海军大臣贝尔福先生呼吁。贝尔福先生在听取我的呼吁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应该继续建造一辆试验用坦克。虽然只有一辆保留了下来，但是它证明是“坦克之母”，1916年1月在哈特费尔德公园展览时，成为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使用的坦克的真正模型，成为大战中作战的所有重型坦克的样本和理论上的原型。

03.

我在1月5日写给首相的信中有一个段落谈到烟雾的使用并提到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此事值得一提。

1914年9月上旬，中将邓唐纳德勋爵(著名海军上将科克伦的孙子)在与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中提到他祖先传下来的制造烟幕以及利用有毒却不一定致命的浓烟把敌人赶出阵地的各种计划。邓唐纳德勋爵写道，“基奇纳勋爵立即告诉我，他认为这些方法对于陆战毫无用途，既然这些方法是由海军上将发明的，我最好还是去海军部讨论这些方法。”③于是有人介绍邓唐纳德勋爵给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后者于9月28日会见他。第二海军大臣的态度基本上是赞成的，他写道(9月29日)，“我与路易斯亲王谈了此事，他认为你最好去见丘吉尔，但不要对他提及我们。”我曾在邓唐纳德勋爵的旅里服役，参加过南非的莱迪史密斯城的解救战役，因而我立即约见了他。对他的想法我顿时产生了兴趣，便要求看一看杰出的科克伦传下来的计划。邓唐纳德勋爵考虑了几天之后给我的答复是：他觉得国家的危难使他最终决定公布他珍藏了一生的秘密。10月中旬，他把这些历史性的文件带给了我，这些文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一度交由英国政府处理。在文件的扉页上这位海军老将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对于帝国的智者一语已足：在敌垒上风，点燃大量硫磺，所有堡垒尤其海上堡垒在浓烟笼罩下，能使敌人不抵抗而投降。”读者被其赞美话所迷住，无疑引起对它的重视，并立即了解其全部含义。我刻不容缓地派人请来了第一海军大臣(巴腾堡的路易斯亲王)，与他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我当时千方百计探索这个主题，但又不能泄露秘密。首先我求助于阿瑟·威尔逊爵士，他讲求实际和具有创造性的智力，似乎特别适于担当此任。然而，结果却被否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邓唐纳德勋爵不断向我提出基于他祖父思想的一些出色的建议，我在发出了进行试验的决定性命令后继续秘密地努力寻求有能力的专业人员的认可。10月，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此方法的成功使用主要取决于有利的风向.……从荷兰海岸到柏林的风向统计资料表明，(从西面)吹来的风远比吹自相反方向或指南针东区的风更为经常，11月、12月、1月以及2月期间尤其如此。……

……装载硫磺的船只应该由戴防毒头盔的人员指挥与操作。……

对数英里长的战壕的进攻，则应对敌方战线分段施放硫磺和烟雾，介于中间的几段不施放硫磺只施放烟雾，以便使敌人大炮看不到目标。

毫无疑问，邓唐纳德勋爵在那时候完全掌握了毒气与烟雾战术的整个概念，他是直接从其祖父的文件中取得这种办法的。现代化学为这些概念提供了可怕的可能性。使用有害或有毒烟气是国际法明确禁止的。因此，我们不能使用这种武器，除非敌人首先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是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中，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一想到德国的化学与德国人的才智，我就益发不安。由于很难得到陆军或海军高层的支持，而且我也没有精力思考这些额外的问题，于是我只能另想他法。1月份，我建议邓唐纳德勋爵将他祖父的方案拿给汉基上校审阅，3月21日，我命令围绕这项研究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委员会，邓唐纳德勋爵任委员会主席。然而，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背离业已接受的战争法。

我与委员会的工作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在有限领域内，我们也要受国际法和国家政策的限制，所以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但是到了4月10日，我在写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信件中已能这样说：

我见到了在我命令下进行的惊人的制造烟雾的实验。这是一种结构十分简单、轻便可携的金属圆锥形容器，高3英尺、底部宽6英尺，借助重力将苯输入底部。喷在圆锥体表面上的一层油可以产生浓烟，你只需拧紧燃料供应的开关就能瞬间关闭烟雾。

我是为了海战的目的研制这种武器的，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越来越相信它对于你正在进行的那种战争也同样重要。如果风向有利，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彻底笼罩整块区域，使敌人的炮兵与步兵失去目标。你可以用它遮蔽一个村庄或一段战壕，直到你的士兵端着刺刀实际上指着敌人。你也可以用它在关键时刻掩护一支骑兵大队，到达决定性的地点。

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悍然违背战争法，在进攻中首先使用了毒气，第二次又在伊普尔战役中使用。德国人的愚蠢罪行最终注定招致严厉报复，因为其对手在风向上享有利地位，而且在科技上最终也略高一筹；但是其对手出于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

04.

有关坦克，还有一段故事需要追述，因为我颇希望这件事能载入史册。1915年11月我在即将以目前的环境中辞职，退出内阁，加入了驻法英军，我自以为给他们带去了一件好礼物。这件好礼物就是战斗与胜利的概念；我知道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会满怀友情仔细研究我提出的建议。所以，到达司令部之后我草拟了一份文件，日期是12月3日，题为“改变方式的进攻”，这份文件后来印给帝国国防委员会。我将文件交给约翰·弗伦奇爵士，随后又交给他的后任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些“改变方式的进攻”中的第一个摘录如下：

履带车

履带车这类车辆可以用于摧毁敌人的铁刺网，控制敌人的火力。英国已有大约70辆即将竣工，等待验收。这些车辆要么不用，要用就必须一起使用。它们应秘密布置在整条进攻线上，每隔两、三百码布里一辆。在进攻前10分钟或15分钟，它们应通过最佳路线推进到前边空旷地带，在准备进攻的地.点穿越我们的战壕。它们能逾越任何普通的路障、沟渠、防护墙或战壕。每辆履带车携带两、三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并且装备火焰喷射器。除非被野战炮迎面击中，否则它们将势不可挡。到达敌人的铁刺网区，它们将转向左面或右面，与敌人的战壕平行前进，扫平敌人的胸墙，并以略微蛇行的路线碾碎敌人的铁刺网。在战斗中，由于履带车十分接近敌人的战线，所以对方大炮对它们也无能为力。通过这样造成的突破口，持盾步兵可以奋勇前进。

如果使用大炮清除铁刺网，必须在几天前就要宣布进攻的方位和即将开始的时间。但是依靠履带车，在铁刺网清除之后进攻几乎就可以立即展开，也就是进攻可以赶在敌人进行增援或采取任何特殊防卫措施之前。④

履带车实际上能够逾越敌人的战壕，并且继续推进切断敌人的交通壕；但是目前没有必要急着走这步棋。以后可一步一步走。一旦敌人的前线落到了我们的手中，为履带车寻找深入推进的最佳点就容易了。履带车什么样的坡都能爬。简而言之，它们是移动的机枪扫射塔和铁刺网碾毁机。在海军使用的鱼雷网切割器的前端装上引导器可以帮助收集铁刺网，这种方法被证明十分成功。切割铁刺网并把它缠绕起来的这种机器颇为壮观，只有亲眼目睹人们才会相信。切割机的操作像是自动割捆机收割庄稼。只要提前三、四天通知堑壕作战部门，该部门便能进行示范演习。

在当前季节，发起上述形式的进攻显然需要霜冻天气，在黑暗无光下进行突然袭击。履带车面临的障碍有两种：其一是防卫雷区、定向地雷以及埋在地下的炮弹等；其二是隐藏在胸墙后的野战炮。如果这种方式的进攻奏效，下一步还可以设计新的办法。这些履带车在没有真正运抵法国之前是无法完全估量其威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借助冬天的漫漫黑夜，我们不仅能够占领一条战嚎，而且能够连续占领数条战壕。当履带车进入敌人的阵地，敌人的大炮就更难以朝它们开火，随着混乱的加剧，敌人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些移动物体的位置并瞄准它们。白天它们会成为活靶子；⑤但是，如果到白天情况全已变样，它们即便无法撤退，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们能够带领步兵一起进攻，起到引导进攻和确定进攻路线的活动据点的作用。

进攻时运用履带车的计划直到1917年11月第一次康布雷战役中才付诸实施。根据随后几年的经验能够查出首次使用履带车的许多问题；但是它可以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主要基础。3个月后，即1916年2月，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曾亲眼见过“坦克之母”的早期试验的斯温顿上校，开始着手制定详细的大规模坦克战计划，即便如此，最高指挥部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学会如何按照坦克最初设想的特性使用坦克。在这段时间，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错误全都犯了，这说明对坦克缺乏了解。在索姆河战役中，尽管我提出了抗议，阿斯奎斯先生和劳合·乔治先生也提出了更为有力的反对，首批20辆坦克还是被鲁莽地暴露给了敌人。巨大的出人意料和突然打击的优势就这样白白送掉，而此时坦克数量很少，它的效能还在试验阶段，坦克兵也几乎未受训练。仅仅为了夺取几个已变为废墟的村庄这么一个小小目的，就将坦克这个无价概念泄露给了德国人。如果这个概念能够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得到整体运用，它定能赢得一场伟大而辉煌的胜利。不幸中的万幸，各国的高级军事当局的思想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次泄露并没有引起德国指挥部的注意。虽然充满新奇而恐怖的坦克已不再是幽灵；但是我们至少在1917年没有遇到大批德国坦克。

那一年，还出现英国的坦克进一步被误用的情况。他们未能在干燥天气、在未受炮击没有弹坑的地面上、在容易使用坦克进行突然袭击的地区一下子全部使用坦克，而是把它们作为步兵辅助物三三两两地投入帕斯琴德尔的沼泽地与弹坑地里。敌人已对这种零零散散使用坦克的方法习以为常，何况坦克自身已陷入泥泞动弹不得。事实上到1917年末，英国陆军中的许多高层单位几乎已经认定坦克毫无用处，那些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人又开始老调重弹，对这种非专业的应急手段大加指责。幸运的是，坦克的滥用以及由此德军的失败，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产生同样的印象，敌人又一次错失良机，未能“用我们自己的石头”砸我们的脚。

德军使用俘获的英国坦克(图略)

尽管两年前就已开始论证，尽管坦克部队的军官不断呼吁和争辩，直到帕斯琴德尔战役之后坦克才有显露身手有机会。它们终于可以大打出手了。它们终于获得机会表明，它们无须开炮惊动敌人便能够摧毁铁刺网，从而恢复了现代战争进攻的突发性。1917年11月20日开始的康布雷战役应归功于宾将军指挥有方。虽然在坦克运用上有些迟缓和犹豫，但是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几个小时便获得胜利，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然而，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利用战果的准备，接下来的结果令人失望，几天后甚至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直到1918年，烟雾与坦克的配合以及用烟雾掩护坦克群的挺进，坦克才在战场上被实际采用。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那末每辆坦克便都能具备自己施放烟雾的功能，所有坦克战都将在人造烟雾下进行。但是康布雷战役之后，坦克确立了自己的名声，于是，在整个1918年它们成了敌我双方的法宝，成了英军、法军和美军进攻时的决定性武器与特色。

————————————

①即后来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莫里斯·汉基爵士，此时他任战时会议秘书。

*似有误。——译者

②即以后的尤斯塔斯·坦尼森—德恩考特爵士。

③见唐纳德伯爵备忘录(未出版)。

④这段文字是新添的。

⑤我低估了它们对付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能力。

第20章、选择

01.

新年降临时海军部正面临风雨欲来、变幻莫测的局面。我们见到海军中将贝利怎样调离大舰队，奉命前去指挥在诺尔的第五战列中队，这个中队怎样成为一支特训炮击舰队的核心，其目的是期望发展海军攻击的手段。中将从北方回来，把他从原来指挥“无畏”级战舰改为指挥“敬畏”级战舰中队，他一点也不觉开心。正如大多数水兵一样，他仍留恋大舰队；但是他还是以历来养成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他从海军部那里获准率领中队进入英吉利海峡巡航。在海军部为他安排的小舰队护航下他于白天穿越多佛尔海峡，12月31日一整天在波特兰海外进行演习。小舰队护送他过海峡后，在黄昏时分离开他返回多佛尔，白天没有发生不详事端。天黑以后军舰向西拐入海峡行驶，凌晨两点已接近斯塔特。海上刮起风浪，但天上依旧是月光皎洁。当时的航速为10节，航线笔直，而不是曲曲折折。在海峡水面游弋的一艘德国潜艇，由于波涛翻滚，月光下居然没有被发现。潜艇随即朝位于舰队末尾的舰只“敬畏号”发射了一枚致命的鱼雷。两个半小时后，这艘军舰沉没，舰长劳克斯利与500多名官兵牺牲——这是各级官兵崇奉的最高纪律与献身精神。

这个噩耗是在元旦那天传到海军部的。费希尔勋爵对指挥中队的方式大为恼怒。要求中将所做的解释，难令其海军上司们感到满意。从个人以及从更深的原因上说，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决定解除他的司令职务。于是我委任他管理格林尼治学院，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①

为了了解总的形势并制定春季计划，我们作了种种努力。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发布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要求我们关注对战争局势普遍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关注俄国主要支柱正日趋衰竭，关注巴尔干半岛的局势，需要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以便将希腊与保加利亚拉入协约国。汉基上校也提供了一份内容充实颇有预见性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在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两份文件全都指出，近东地区是1915年我们采取主动行动的真正场所。念了这两个文件的清样之后，我在12月31日向首相呈交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我们的结论也并不矛盾。

宣战时我就想要进攻加利波利。……同时困难在增加。……我认为战时会议在下周应连续几天每天开会。隔一周开一次会的讨论，对什么问题都不会带来有效的结果。

1月2日我收到基奇纳勋爵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你一定看了布坎南有关俄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电报；若没看，菲茨杰拉德将给你送去。

你是否认为，海军采取行动能够阻止土耳其(人)宁愿君士坦丁堡防御力量空虚而将更多的军队运入高加索？

随这封信菲茨杰拉德上校给我送来了电报，其中下列摘录有重大意义：

本周初俄国人在高加索的处境令人焦虑，土耳其人展开的包围运动严重威胁俄军的安全。高加索军总司令急切要求增援，许多高加索军队正在对付德国人，但是大公已通知总司令他必须设法像他那样挺住。……

然而，大公要求基奇纳勋爵利用海军或陆军在其他地区展开一次针对土耳其人的佯攻，然后将消息传开；在他看来，土耳其人很容易突然改变行动计划，这个消息可以促使土耳其人撤出一部分在高加索与俄军战斗的军队，从而缓解俄国人的处境。②

大公补充道，即便基奇纳勋爵无法援助，他仍将坚持目前计划。

那天较晚时，基奇纳勋爵又亲自来海军部见我，我们详尽讨论了发自俄国的电报以及海军能否给予援助。在土耳其战场上所有可能供选择的办法我们都提到了。我们俩人都还记得11月份我们曾讨论过从埃及袭击加利波利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也都清楚地看到进攻君士坦丁堡成功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如果在下一阶段认真进攻，有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可能，那末现在仅仅为了佯攻而惊动他们，将是极大的莽撞之举。我阐述了这个观点，并建议寻找其他途径帮助俄国人。对此见解基奇纳勋爵并无异议，但是他再一次坚定表明他已没有多余的军队，所以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这次谈话我没有记录，但是在同一天(1月2日)基奇纳勋爵送来的第二封信可以证实我的回忆。

基奇纳勋爵致丘吉尔先生

1915年1月2日

我认为我们无法非常认真地帮助高加索的俄国人。

土耳其人显然正在将其大量军队从阿德里安堡撤出，使用他们增援对付俄国人的军队，或许会通过黑海运送军队。

在高加索与波斯北部，俄国人处境困难。

我们没有军队去任何地方登陆。在士麦那佯攻毫无好处，或许会引起屠杀基督徒。我们在亚历山大勒塔已经尝试过，再来一次不会有多大效果。叙利亚海岸也不会有效果。

帷有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佯攻也许能起阻止土耳其增援部队东进的效果。正如大公所言，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同时能把消息立即传开，效果将尤其显著。

几个月内我们无法作好大干一场的准备。

同一天，无疑是他与我谈话的结果，基奇纳勋爵通过外交部向彼得格勒发去如下电报：

请谕向大公保证，我们将采取行动展开针对土耳其人的佯攻。然而，我们担心我们设计和实行的任何行动不太可能严重影响敌人在高加索的数量或导致他们撤军。

这份电报让我们承担了向土耳其开展某种佯攻的义务，但是在佯攻的方向、性质或规模等方面我们没有承担义务。这是回答一个倍受压迫协约国的要求所能说的最简短的话。

第二天上午(1月3日)，费希尔勋爵出面了。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读了内阁的各种文件以及俄国的电报，而且对我和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也一清二楚。他现在寄给我的信十分重要。此信完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信中文风紊乱，但丝毫不影响其观点的犀利与深刻。我认为费尔希勋爵从未采取过或表达过，与最初确定的那些基本原则相冲突的行动或观点。他始终赞成制定大规模计划以对付土耳其人，也赞成联合巴尔干各国。他始终相信保加利亚是这一地区形势的关键所在。他始终准备冒险把老式的战列舰作为大规模海军、陆军与外交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庞大计划未能实施不是他也不是我的过失。

1915年1月3日

尊敬的温斯顿，汉基已经通知我，战时会议将于下一个周四开会，我以为这次会议将如同一场九柱戏！每人都会怀揣一个方案，一个木柱倒下会碰倒边上的木柱！我认为进攻土耳其是站得住脚的！——但只有马上进行！然而这一点却做不到！我们宫廷式的委员会要休会直止两周后的星期四！(注意：我们上一次开会是什么时候？取得了什么结果？？？)

我们将作出的决定无非是徒劳无益地炮轰达达尼尔海峡，这样的炮轰只会白白耗损“不倦号”上那些无法更换的大炮，也许军舰本身也需要更换了。上次的炮轰带来什么好处？有没有从高加索赶走一个土耳其人？那儿的战争照样进行！你需要一个人决断！我的土耳其方案如下：

一、任命现在的军雷主任W.罗伯逊爵士为远征军司令。

二、立即用英国本土军取代约翰·弗伦奇跨士指挥的所有印度兵与75000名能吃苦耐劳的军队(如同你所提议的那样)，然后派遣这支表面上去保卫埃及的、远征土耳其的军队登船！尽一切可能从马赛出发！直接在贝西卡湾登陆，在进攻海法和亚历山大勒塔的埃及英军来到之前仍应保持先前的假象。考虑到亚历山大勒塔拥有难以估价的伊甸园的油田，应该真正占领它，那里有铁路直接通达。我们赶走盘踞在亚历山大勒塔拥有大量土耳其特许权的德国人——那里是英国的头号敌人冯·比伯斯泰因元帅的最后一个舞台！

三、在我们进军贝西卡的同时，希腊人进军加利波利，保加利亚人进军君士坦丁堡，俄国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进军奥地利(你自己说过这些！)。

四、同时让斯特迪率领“威严号”级军舰与“老人星号”级军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上帝保佑他！

但是正如伟大的拿破仑所说，“迅速”——否则——“失败”！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团体做成过大事！你需要一个人决断！

你的费希尔

费希尔的整个方案从未有过最小机会付诸实施。他建议委以重任的威廉·罗伯逊爵士可能会强烈反对这个方案。无疑如他自己所描述，他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决定性战场上。从约翰·弗伦奇的麾下撤出印度军团和75000名能吃苦耐劳的军队，用本土师团替换他们，这可能会遭到抵制，问题会严重到在全体参谋支持下总司令提出辞职。霞飞将军和法国政府可能会明确表示抗议。费希尔勋爵在第三点中谈到了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罗马尼亚人，准确表达了每一个人想要的做法。对于世界的这一地区来说，这显然是最高目标。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与此点相关，费希尔勋爵的第四点给我有深刻印象。他在这里建议使用老式的战列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这却是第一次。

这一系列有份量的表述感动了我。我认为我发现在我一直抱着极大希望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个方针上大家的意见有巨大会合。赞成它的议论已成压倒多数。现在政界、海军和陆军的最高权威人物显然已准备全力以赴。劳合·乔治先生的所有主张和影响似乎都投入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领域。虽然他的方法不同，但他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奥地利与土耳其——是相同的；他的所有论点对两种方法都同样适用。通过与贝尔福先生的谈话，我了解他也对在东南战场上可能取得成功军事行动的有利因素有深刻印象。最后，外交部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当然对此颇感兴趣。在这件事情上意见取得很大统一。在这件事情上似乎终于获得了行动所需要的足够动力与团结。但是有切合实际的计划吗？我决心找出这样的计划。1月3日，在费希尔勋爵的积极支持下，我与专门研究这个战场从而为我们献计出谋的亨利·杰克逊爵士谈了一次话后，我给正在达达尼尔海峡负责指挥的卡登中将发去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海军部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3日

海军大臣提出咨询如下：

你是否认为单用军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

有人认为可以使用装配防水雷器的老式战列舰，以运煤船或其他商船作为防水雷和扫水雷船在前面开道。

结果的重要性将证明，付出严重损失是正当的。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这一切都是试探性的。在那个阶段，我甚至没有对进攻土耳其的总原则作出表态。我想权衡各种条件，以便确定制订这样的计划，事实上要求怎样的支持。当时，正如上一章中所说，我们的事务因正在讨论的两项计划而复杂化，一项是陆军沿着海岸挺进，另一项是封锁泽布吕赫。

我仍旧在煞费苦心地考虑北方战场，考虑博尔库姆岛与波罗的海的情况。1月4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写了一张便条，就有关第二天要在战时会议上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了一下看法。“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们最好听听别人对土耳其方案的意见。我不惜派遣10万军队，以求获得巴尔干半岛的巨大政治后果。”……

同一天他答复说，“占领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海军优势和获取黑海的小麦至关重要，所以我认为，汉基上校的土耳其行动计划极为紧要，刻不容缓。”③

如果能获得战时会议以巨大规模和必要干劲与决心大力推进，我们则毫无疑问可以齐心协力、满怀热忱地开展南方的两栖行动计划。

1月5日，卡登中将的答复到了。他的答复值得注意。

卡登中将致海军大臣

1915年1月5日

关于你本月3日电报，我认为达达尼尔海峡不能迅速攻克。

调动大量军舰和展开持久战可以攻占达达尼尔海峡。

那天下午，在战时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进攻土耳其和在近东进行佯攻。每个人似乎都对它的有利因素很热心，大家饶有兴趣地听我念完了卡登中将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前景，即在不承担新的大规模的军事义务的前提下，以决定性方式影响东方局势；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借此我们既可以帮助大公，又不必仅仅为了一次佯攻而浪费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机会。回到海军部后，我发现参谋长奥利弗上将和亨利，杰克逊爵士都赞同利用持久战逐步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想法。我与亨利·杰克逊爵士进行了一次谈话，那天，他为那个问题做了完整的备忘录(几天后我念了他的备忘录)。亨利·杰克逊爵士反对任何急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努力，但是他谈到11月3日的短期炮轰起到了一定作用，一步一步地削弱堡垒的想法引起了他的兴趣，尽管需要陆军紧随和完成海军的进攻，尤其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于是参谋长、研究这个特殊战场的将军，以及负责指挥的将军在原则上取得了明显的一致。分散在遥远的不同环境中的军官们表示了一致意见之后，我深有感触，因此，1月6日我给卡登中将发去电报如下：

海军大臣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6日

你的观点已获此地高层权威人士的同意。你认为能取得什么成果，需要什么兵力以及如何运用兵力？请来电详谈你的看法。

1月8日战时会议又召开了一次会，长时间讨论了东方战场的形势。研究了各种不同条件，基奇纳勋爵发表意见赞成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他告诉战时会议，达达尼尔海峡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军事目标，因为陆军可以与舰队合作发起进攻。他估计15万人足以夺取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在进行具体研究之前他保留他的最后意见。他不提供部队，而且清楚表明没有部队可供使用。因此，他的贡献是，而且有意成为纯粹理论上的。

1月11日，卡登的详细方案到了。这个方案的细节主要是由一名非常能干的海军陆战队军官——戈弗雷海军上校(中将的参谋之一)——和“不屈号”上的一名大炮专家俩人制定的。我在此将所有要点列举出来。

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A)完全铲除入口处的防御工事。

(B)铲除海峡内的防御工事直到包括凯佩茨据点的8号炮台。

(C)铲除恰纳克狭窄段的防御工事。

(D)清除通过布雷区的通道，经狭窄段向前挺进，铲除狭窄段上的堡垒，最后向马尔马拉海进军。

……需要兵力：12艘战列舰，其中4艘装备防水雷器；3艘战列巡洋舰——进入马尔马拉海时应有2艘可以使用、3艘轻巡洋舰、一艘小舰队领航舰、16艘驱逐舰、1艘补给维修船、6艘潜水艇、4架水上飞机及其运载舰“福德号”、12艘扫雷舰包括4艘快速扫雷舰、1艘医疗救护船，在泰内德斯岛需要6艘运煤船，2艘军火供给船。以上兵力已将损失考虑在内。

行动细节：

水上飞机频繁侦察必不可少。

(A)对堡垒实行间接炮轰，在有效射程内则进行直接炮轰完全铲除目标；摧毁入口处的鱼雷管和控制布雷区的大炮；清扫布雷区。

(B)战列舰以扫雷舰开道进入海峡，然后朝上游行驶，直到可以将8号炮台摧毁的位置。

(C)由战列舰定位，战列巡洋舰从加巴山朝堡垒猛烈炮击，在有效射程内直接炮轰将堡垒彻底铲除。

(D)战列舰以扫雷舰开道进逼狭窄段。首先从加巴山炮击22号、23号、24号堡垒，由水上飞机对22号堡垒定位然后直接火力攻击。清扫狭窄段的布雷区，用直接火力铲除纳加拉堡垒，然后继续由扫雷舰开道朝马尔马拉海进军。

在(C)阶段弹药消耗会很大，但是若供应充足结果应能成功。如果“格本号”从纳加拉出动增援，(B)阶段的难度会大大增加。除非潜水艇的进攻获得成功，否则就得从加巴山调来或直接增派战列巡洋舰。

军事行动所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人经受炮轰后的士气；取决于主要由德国人训练的守备部队的顽强程度，还取决于天气的好坏。目前大风频繁。完成所有军事行动大约需时一个月。

将会消耗大量弹药。要准备需要的大致估计数量。

任务完成后中队部署：在马尔马拉海，2艘战列巡洋舰、4艘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1艘小舰队领航舰，12艘鱼雷艇驱逐舰、3艘潜水艇、1艘供应船只和1艘弹药船、4艘扫雷用运煤船。

其余兵力用于保持海峡开放以及保护扫雷艇完成扫雷任务。

这个方案令所有看过的人印象深刻。方案之详尽令我耳目一新。我的电报曾仔细考虑了，属于有组织“速攻”性质的某些问题，应与费希尔勋爵的关于让斯特迪上将率领“老人星”级战列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取得一致。我将电报的副本立即送交首相及其他一些人，让知情者对它进行自由讨论。第一海军大臣与参谋长似乎赞成这个方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对其技术上的完备提出过丝毫质疑。例如，在四五个各自有一套技术班子的海军权威人士中没有人在私下里说，“这个方案荒唐。军舰不能与堡垒战斗”，或对方案的细节进行批评。相反，他们均认定它为极吸引人，是颇有希望的建议；在海军部的秘密圈子里已产生一种十分清晰的赞成这个军事行动的见解。就在此时，战时参谋部提出了一个建议，对这个问题肯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伊丽莎白女王号”——在5艘快速战列舰中她排行第一——配备了15英寸大炮，此时已准备完毕。决定让她去安全而平静的地中海水域进行射击演习和校准火炮。她实际上已接到命令开往那里。现在参谋部又建议她应该去达达尼尔海峡试验舰上的巨炮，而且指出她可以在远离土耳其堡垒射程之外开炮。这种情况我以前没有碰到过，一经提出，其重要性便显而易见。大家都觉得正面对一个新的事实。而且，“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争论产生了累计效果。卡登中将从未梦想得到她。我们以前的讨论和他的详细方案都没有想到她能提供的帮助。

02.

作为我们讨论的结果，此刻我要求参谋部制定具体的方案和指示，同时，我还大概举出这次军事行动显然可以使用的舰艇。

1月12日

战时国务大臣，

第一海军大臣，

参谋长，

(1)按提议那样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我军强大得足以击败土耳其舰队的海军中队到达马尔马拉海，这将是最最重要的胜利，它将改善东方整个战局中我们的优势。

(2)有可能提供卡登中将所需兵力而不削弱领海所需要力量的最低优势。领海内有如下军舰：

“大洋号”、“速捷号”和“凯旋号”(已经在或派往这一水域)。

“复仇号”和“老人星号”(从大西洋调来)。

“阿尔比恩号”(从好望角调来)。

“恺撒号”和“乔治王子号”(从直布罗陀调来)。

“胜利号”、“火星号”、“辉煌号”和“汉尼拔号”(已经奉命在国内拆卸)。

“伊丽莎白女王号”(已经被派往立布罗陀装配大炮)。

“不屈号”(奉命赴地中海接替“不倦号”)。

“不倦号”(已在此地)。

由此可见，除了四艘已奉命拆却的主力舰外，所有其他主力舰都不离开领海。

(3)上述兵力还未将在场的四艘法国战列舰与六艘据报告可使用的其他军舰计算在内……

(4)军事行动可以于2月1日开始，由“伊丽莎白女王号”对入口处的堡垒进行远程炮击。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的效果明朗化之前，没有必要展开全面进攻。为使计划顺利实施，一切安排都应秘密协调进行，水上飞机和辅助船只及时供应。卡登中将负责指挥。……

相应制定具体方案。

W.S.丘吉尔

费希尔勋爵批准了这份草案，后来(2月9日)他又亲自在舰队名单上添加了两艘准无畏级战列舰“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这大大加强了力量，同时降低了在相同程度上大舰队的最低优势。

1月13日，我将计划送交战时会议。我24小时前已将卡登中将的电报交该会议的主要成员传阅，当然包括首相和基奇纳勋爵。

基奇纳勋爵认为这个方案值得一试。他说，如果炮击被证明无效，我们可以放弃。费希尔勋爵和阿瑟·威尔逊爵士都在场。他们没有发表意见，我自然以为他们都同意了。会议一致通过了决定，并以如下奇怪的形式记录在案：

海军部应立即考虑在亚得里亚海的卡塔罗或其他地区采取有效行动的可能性，旨在(尤其)对意大利施加压力。

海军部还应在2月份准备一支海军远征队，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炮击并夺取加利波利半岛。

会议休会之后，我征得费希尔勋爵的同意给卡登中将发去如下电报：

海军大臣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15日

在昨天的内阁战时会议上第一海军大臣和我提交了你的计划，在原则上获得通过。

2月15日以前提供你所要求的兵力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觉得没有困难。

我们完全同意你采取德国人在安特卫普所使用的方法，将坚垒一个一个逐步铲除的计划。

我们提议将此次军事行动委托给你。

德·罗贝克将军也许会成为你的副手。

我们开始行动越早越好。

你将很快接到部里的正式命令。

继续完善你的计划。

03.

我现在着手与法国政府商谈此事，除了商讨其他问题外，地中海的指挥权应当重新调整。我概述了我们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并作补充如下：

鉴于此次作战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海军部并不希望此时对地中海那个部分的局部指挥权做任何变更。然而，海军部希望法国战列舰中队以及法国潜艇、驱逐舰和“福德号”水上飞机运载舰能在一位法国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与我们进行合作。

在将此照会送交法国海军武官之前，我特意要求首相、基奇纳勋爵、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在文件上正式会签。这种预防措施对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是合适的，这样做使以后不会产生误解至关重要。

我给尼古拉大公也送去了同样的通报。

不难看出，这个方案的形成及其详尽细致的内容，从其性质上说纯粹是海军的和专业性很强的精心策划。利用远程炮击逐个清除堡垒的方法是卡登中将及其参谋部的炮兵军官提出的。接受这种想法并研究和批准其细节的则是亨利·杰克逊爵士及海军参谋部。不管是对还是错，这是一项由海军制定的方案。同样，海军部的执行细则纯粹由参谋长及其助手拟定。我概述了由我们管辖的全部老式战列舰资源。但是参谋部提议增加“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由此舰增加的所有附属设施。正是由于第一海军大臣的建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中又增添了另外两艘最强有力的军舰“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这个方案的专业概念完整性没有受到任何外行或文职人员的干涉或损害。

我这样写丝毫不想减轻或推卸责任。我的意图不是在那里。我没有也没有能力制定这个方案。但是当方案由海军当局制定出来经高级技术权威人士修改和认可并由第一海军大臣批准之后，我便抓住这个方案将它送上执行之路；以后我又竭尽全力支持这个方案。当别人提不出新的理由却削弱或改变他们的主意时，我便牢牢地使方案符合先前的决定，为了协约国的共同利益，我扎扎实实地使方案得到切实试验。

04.

关于倡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的第一阶段的叙述，就到此为止。关于文件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这项计划在当时主要的海军权威人士与战时会议的成员中讨论了20天。在海军部，它是我们秘密圈子里激烈争论的问题。直到此时，所有意见都是赞同这个方案的，还没有出现反对它的声音和提出反对它的论点。澳大利亚官方史的作者认为，用下面这段结论来概括这段历史是正确的：

“于是，由于丘吉尔过多的想象力，由于外行对大炮的无知，由于年轻人热情说服了头脑迟缓的老年人，加利波利悲剧终于发生。”

我历来对于澳大利亚人民具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所以我希望他们为自己去研究事实真相，不要满足于如此粗糙、不精确、不完整和带有偏见的判断。

————————————

①刘易斯，贝利海军中将在战争后阶段完全证明他具有令人信服的崇高品质，这一点人人皆知。

②重，点号是我加的。

③“计划”这个词不大正确。汉基上校提出是对土耳其战场的重要性的一般评价。

第21章、多格滩战斗

01.

1月中旬，在政府上层的秘密圈子里表现出对海上形势的不安。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的书中描述，在这关键时刻，他认为大舰队的情况特别虚弱。在他写给第一海军大臣的信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计算出来数字，这些数字表示发生大战时英、德两国海军的相对力量。他说英国的几艘无畏级战舰正在进行常规整修；另外两艘，“君主号”和“征服者号”，由于碰撞而暂时瘫痪了。他又搬出了去年11月形成的那套理论：德国人秘密地采用火力十分强大的大炮装备其最新的战列舰。去年11月他提到有4艘军舰装备了14英寸的大炮，而此时增加到6艘军舰装备了15英寸大炮。说德国有此种变化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情报保证能正确得知，这些军舰在什么日期离开船坞开始活动，因此，敌人完成如此巨大的建设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不得不批驳这些论点以及其他性质同样令人吃惊的言论，为此特别建立了一个由第三海军大臣领导的委员会，以平息因相信德国出现这种大规模重新武装而产生的忧虑。

总司令的另一个要求也让我十分为难。他对驻扎在福斯湾的战列巡洋舰表示极度担忧，希望能将她们撤往克罗默蒂，以便更靠近主力舰队。如果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将失去有效手段对付德国人袭击我们沿海。12月16日敌人曾袭击了哈特尔浦和斯卡伯勒，倘若他们故伎重演，我们将无能为力。克罗默蒂距离黑尔戈兰湾与斯卡帕距离黑尔戈兰湾同样远，贝蒂上将和战列巡洋舰撤退到这么遥远的一个泊地，看来我们将毫无必要地陷入无助的境地。说实话，我宁愿整个战列舰队全都南下进驻福斯湾。但是，即便做不到这一点，我也要强烈反对将战列巡洋舰撤离这一在战略上可遇上敌人快速舰的要地。因此，1月20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份备忘录：

战列巡洋舰应该聚集在一起，如此我们便可时常保持一支强大力量，足以击败德国的所有快速军舰。如果将战列巡洋舰调往克罗默蒂，她们将鞭长莫及、无法保卫英国的海岸。克罗默蒂到黑尔戈兰湾的距离与斯卡帕到黑尔戈兰湾的距离相同。因而我以为不能分散她们或将她们调离福斯湾，除非贝蒂上将报告说他发现该处航行条件有危险。

第二天早上，关于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涉及大舰队实力的事情，我和费希尔勋爵作全面的讨论，他同意我所持的观点。于是，我在21日下午给参谋长送去一份备忘录：

战列巡洋舰应该和目前一样集合在福斯湾，除非贝蒂上将报告说，该处航行条件有危险。……依此行事。

这种忧虑的反映在战时会议表现出来。1月21日首相写信通知我，他要在28日召集战时会议开会，他希望邀请约翰·杰利科爵士出席会议。我意识到海军部四周再一次掀起逆流。我认为，当我们的力量正处于吃紧之时，当各种迹象表明敌人活动很可能出现之际，让约翰·杰利科爵士离开舰队来伦敦出席战时会议是不对的。因此我拒绝召约翰·杰利科爵士来伦敦。

02.

年初德国海军参谋部与德国皇帝举行了一次商谈，结果是对德国舰队施加严格限制。德皇的这些决定的后果是，冯·因格诺尔上将把最强大的第三战列舰中队派往波罗的海训练，这支舰队由“恺撒斯号”和“柯尼希斯号”组成。然而，他打算让驻扎在北海的舰队先开展一次有限的军事活动。由于天气恶劣，这项活动一拖再拖。到了1月中旬，他和德国海军参谋部得出结论，英国海军即将展开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已经听说在贝尔法斯特建造假军舰，于是便将此事与另一个计划联系了起来，即我们打算将阻塞船驶入黑尔戈兰湾几条河的河口。他们兴奋激动了好几天，并处于高度准备状态。19日上午，一架德国水上飞机在黑尔戈兰湾60英里外发现了“众多向东行驶的英国军舰，其中有数艘战列巡洋舰，四周还有近百艘小船”。他们当时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封锁行动。实际上这只是一次由哈里奇港驱逐舰与潜艇小舰队在战列巡洋舰支持下的例行侦察。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德国人得到的情报表明，英国舰队的大批军舰靠近了他们的海岸线，但随后又退走了；由此冯·因格诺尔得出结论，阻塞行动已被放弃或者无论如何被推延了。20日他立即解除了特别警戒，并于21日命第三中队穿越基尔运河，驶往波罗的海演习。这些相互矛盾、互不连贯的决策被别扭地写入了德国的官方历史①。

戒备状态普遍解除之后，按照德军总司令在他的报告和战时日记中规定的指导方针，在北海采取进攻行动变得比以前更为消极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就在此时天气开始转好，参谋长埃克曼中将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弥补恶劣天气时的无所作为。于是，在1月22日他向总司令以书面提出下列建议：

“如果明天的天气依旧像今天下午和晚上一样，派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前往多格滩是很可取的。不需要特别准备，明天早上给高级军官和侦察舰舰发一道命令就够了。

“夜间出发，午前到达，晚间返回。”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冯·因格诺尔上将立即意识到这个建议与刚刚规定的指导方针相矛盾，他在报告页边写道：

‘只有当舰队一起行动时我才赞成军舰出海。可惜目前做不到这一点。’”

然而他却批准了。……

第二天上午10点25分下述命令通过无线电报发给冯·希珀少将*：

“由高级军官侦察队选派的第一、第二侦察组，即驱逐舰和两支小舰队的高级军官前往多格滩侦察。他们今晚天黑后离港，明晚天黑后返回。”

03.

23日，费希尔勋爵得感冒卧床休息，尽管有种种观点分歧，他在杰利科事件上一直很坚定，支持我。于是我到与海军部大楼毗连的拱门楼看望他。我们就各类问题愉快地谈了很长时间。当我回到海军部我的房间时，已经接近中午。我还没坐稳，房门被突然打开，阿瑟·威尔逊爵士未加通报就闯了进来。他盯着我看，眼神透出一道光芒。他身后是奥利弗，手中拿着海图和罗盘。

“海军大臣，这些家伙又出来了。”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我们让贝蒂去那儿还来得及。”

我们一封接一封发出了下列电报：

海军部致海军舰队(T)准将②哈里奇。取消Z方案。今夜需要你掌管的所有驱逐舰与轻型巡洋舰。派驱逐舰去希尔内斯护航一事取消。

海军部致“雄脚号”中将罗赛斯。所有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与远洋驱逐舰立即做好出航准备。等待进一步命令。

海军部致大舰队总司令。第一、第二和第四战列舰中队、巡洋舰与轻型巡洋舰准备今晚天黑后出航。

发完电报，阿瑟爵士简单解释了他根据被截获的德国电报(我们的密码员已将电文破译)和一些其他情报(他是搞情报的老手)得出的结论。所有德国快速军舰将在天黑时出海，英国海岸显然要遭到袭击。我的同僚们接着开始致力于为英国军舰确定会合地。海图和罗盘经纬度圈立刻表明，只有贝蒂从福斯湾出动、蒂里特从哈里奇出动才能在德舰袭击和逃逸前拦截她们。大舰队在第二天下午之前不可能到达现场，驻扎在克罗默蒂的任何舰只也到不了该地。然而，对于贝蒂和蒂里特来说，他们的军舰有时间白天在多格滩附近会合。威尔逊和奥利弗在海图上已经标出敌人的可能行动路线，事后证明他们标出的路线几乎完全精确。他们根据猜测的德舰航速用罗盘一小时一小时地测定敌人航线，直到他们到达我们海岸。然后他们又画出贝蒂和蒂里特从福斯湾和哈里奇出发拦截敌人的路线。我们的意图是，英国军舰拂晓时在敌人后面约10英里某处相遇和会合，或者在敌人向西过去半小时之后随即在敌人和其老巢之间相遇和会合。我们还讨论了是否应冒更大的风险，即让我们的军舰在更靠东的会合点集结。这样做可以更加确保处在敌人与其老巢之间，但是如果大气变得多雾就更有可能找不到敌人；回想起12月16日发生的事情，后一种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因此，集结时间与地点被确定为第二天，即24日清晨七点，在北纬55°13’、东经3

°12’，此处离黑尔戈兰湾180英里，几乎在黑尔戈兰湾和福斯湾形成的一条直线上③。下面这份电报分别发给斯卡帕的大舰队总司令、第三战列舰中队布雷德福上将、罗赛斯的战列巡洋舰司令贝蒂上将以及哈里奇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司令蒂里特准将：④

4艘德国战列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将于今晚出航前往多格滩侦察，可能将于明晚返回。罗赛斯的所有可使用的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应驶往北纬55°13’、东经3

°12’的会合点，明晨7时到达。(T)准将率领哈里奇的所有驱逐舰和轻巡洋舰于清晨7时在上述会合点与“雄狮号”上中将会合。如果(T)准将在穿越敌人行进路线时发现敌人，应对其发起进攻。除非万不得已，不许使用无线电电报机。本电文发给国内舰队总司令、“雄狮”中将、第三战列舰中队中将及(T)准将。

计算与讨论花去了将近一个小时，而第一海军大臣对所发生的一切却还一无所知。于是我让阿瑟·威尔逊爵士和参谋长将海图和电报稿送往拱门楼，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将电报立刻发出。费希尔勋爵对提出的决策表示满意，随之就采取了行动。

读者可以想象那个漫长的下午和晚上时间充满了何等紧张的情绪。我们无法与任何人分担这个秘密。那天晚上我出席法国大使招待米勒兰先生的宴会，他当时任法国陆军部长，为一项重要使命来伦敦。我们感觉到有一层绝密的与内心沉重的、全神贯注之事的薄膜，把我们与聚集在这里的高贵客人隔开。在12月份，我们几乎没有可信的情报来源。一切都捉摸不定。看上去甚至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现在心里压着这么一件大事，只有一个念头主宰着头脑——黎明的战斗！这是历史上两支强大超级无畏级战舰的第一次战斗。同时还有一种令人震颤的感觉，仿佛眼见被猎捕的动物正一小时一小时地朝陷阱悄悄靠近。

04.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我们便已起床忙碌起来，等到门外天色明亮时，费希尔、威尔逊、奥利弗和我都已经来到作战室。各个部门平时值夜班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下班。突然，像命定一样必然，像阅兵一样准时，从舰队截到的电报送到了我们面前。这是第一轻巡洋舰中队发给“雄狮号”(贝蒂)和“铁公爵号”(杰利科)的电报：

(上午7：30发出，上午8：01收到)

急电。发现敌人。北纬54°54’，东经3°30’。向东行驶。包括战列巡洋舰和巡洋舰数目不详。

两分钟之后：

急电。北纬55°24’，东经4°15’。发现敌人，包括巡洋舰、驱逐舰、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朝东南与正南之间方向行欲。

于是，敌情再一次得到证实！

在海军部的安静的屋子里分分秒秒地跟踪着一次海上大战的具体细节，人的精神经历中不可能注入比这更多的冷酷刺激。在远处蓝色的大海上，在格斗的军舰上，在大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中，历史事件的片断正一幕幕地展现在肉眼前。那里有最强烈的战斗感觉；那里有战斗的愤怒；那里充满紧张、默默经受肉体与精神苦楚。但是在白厅只有钟在滴答走动，一些沉默不语的人匆匆走进来，将铅笔写的纸片搁在别的同样沉默不语的人面前，他们或在画线条或在潦草计算，不时地用手指指点或者压低嗓音简短地评说几句。电报一份接着一份，间隔只有几分钟，有人在收到并译出时顺序经常颠倒、意思也常常含混不清；在这些之外在头脑中一直有一幅图象时常在闪烁变化，环绕这幅图象在每个阶段想象力会冒出希望或悲剧的闪光。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总司令

(上午8：00发出，上午8：20收到)

敌人军舰改变航线转向东北。

“雄狮号”致总司令

(上午8：30发出，上午8：37收到)

发现敌人4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驱逐舰数目不详，方位南61、东11英里。我的位置北纬54°50’、东经3°37’。航向南40东，速度26节。

总司令致第三战列舰中队

(上午9：00发出，上午9：18收到)

朝黑尔戈兰湾方向行驶。

蒂里特准将致总司令

(上午9：05发出，上午9：27收到)

第一与第三小舰队在战列巡洋舰后。2英里。

总司令致第三战列舰中队

(上午9：20发出，上午9：28收到)

支援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作战。

“雄狮号”致总司令

(上午9：30发出，上午9：48收到)

正与敌战列巡洋舰交火。距离16000码。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雄狮号”

(上午10：08发出，上午10：18收到)

敌人派最后面的一艘战列巡洋舰离开舰队。我被赶走。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雄狮号”

(上午10：21发出，上午10：27收到)

我正与敌人保持接触。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总司令及“雄狮号”

(上午10：15发出，上午10：59收到)

敌人飞艇，方位东南南。

将近一个半小时我们没有听到“雄狮号”发电报，这段时间里也许她与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正在激战中。约翰，杰利科爵士显然也感觉到这种压迫性沉寂的重量。

总司令致“雄狮号”

(上午11发出，上午11：09海军部收到)

你在战斗吗？

随后又是20分钟的沉寂，感觉似乎要长得多。然后，到了11点37分，终于传来了电报，这个电报不是从“雄狮号”或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发来的，而是指挥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的高级军官发给总司令的：

与敌人战列巡洋舰猛烈交火。北纬54°19’、东经5°05’。

有人说，穆尔正在报告：“雄狮号”显然遭重创。

这时我的心里浮现出一幅纯粹无关的画面。我回想起曾多次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追悼会：人群、军服、覆盖着英国国旗的灵枢、还有哀乐，贝蒂！这个场景至少不是真的；但是，天呀，的确太真实了！“雄狮号遭重创。”

05.

现在该逃避一下作战室的紧张气氛，去看一看海上的军舰。

当清澈冬天早晨的第一道阳光照在平静的大海上时，贝蒂将军率领5艘战列巡洋舰(“雄狮号”、“猛虎号”、“皇家公主号”、“新西兰号”、和“大无畏号”)以及4艘轻巡洋舰到达了会合点。10分钟后，他看到蒂里特准将乘坐“曙光女神号”带领7艘速度最快的“M”级驱逐舰形成的哈里奇舰队的先锋。几乎与此同时，第一门大炮的闪光出现。在几英里后以最快速度紧跟着准将的“奥罗拉号”和第一与第三小舰队的“大胆号”和其他28艘驱逐舰立即与冯·希珀上将进行交火，后者率领“赛德利茨号”、“莫尔特克号”、“德尔夫林格号”和“布吕歇尔号”在4艘轻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的护卫下正沿着威尔逊和奥利弗事先预料的时间和路线行驶。“曙光女神号”朝一艘德国轻巡洋舰开火，并且立即发出她已与“公海舰队”交战的信号。于是，三条进军的路线几乎在一个点上汇集。

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冯·希泊上将决定这次远征。天亮时他将军舰分布成横行，以相当宽度并肩行进，毫无疑问是想搜寻英国渔船和轻型巡逻舰艇。接下来发生的事极其简单。当德国指挥官发现自己面对包括战列巡洋舰在内的众多英国战舰时，他立刻作出了决定，他将军舰聚集在一起，完全掉过头来全速往老家驶去。此时贝蒂上将以同样的热情加大了速度，已经驶过德舰的南面，8点钟他在距德舰14英里的后面与他们平行前进。一场巨大规模的、集两支海军最快军舰的赛跑现在开始了。由于后撤敌舰会往身后扔水雷，所有英舰都没有紧随敌舰的航迹，古迪纳夫准将带领的4艘轻巡洋舰位置稍稍靠北，蒂里特带领的所有驱逐舰和巡洋舰位置稍稍靠南，英国的战列巡洋舰位置更为靠南。

陆地追逐，战场是静止的，而军队是移动的；海上尾追，军舰缓慢逐步地改变其相对位置，而战场却像战马奔腾一样一晃而过。于是，交战双方就在这种态势下持续了一阵子。同时，英国的战列巡洋舰不断加速，不久，她们明显地就要赶上德舰。到了8点30分，“大无畏号”与“新西兰号”的速度已达到26节，超过了设计速度一节。贝蒂上将打信号说，干得好，“大无畏号”！并且要求在短时间内连续加速至27节、28节甚至29节。这么高的速度只有他的3艘主力军舰才能达到：“雄狮号”在前，后面是“猛虎号”和“皇家公主号”。他打算赶上敌人，马上以他的3艘军舰与4艘敌舰交战。

图07、多格滩作战图1，1915年1月24日

Line of Bearing N NW，航向西北北；Course SE，航向东南；Line

ahead，前进路线；Lion，“雄狮号”；New

Zealand“新西兰号”；P.Royal，“皇家公主号”；Tiger，“猛虎号”；

落在最后的德舰与领先的英舰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这些超级无畏战舰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驱逐舰几乎跟不上她们。随着战斗开始，在与敌人接触之际，蒂里特带着40艘战舰正行驶在两支敌对的战列巡洋舰中队之间的航线上。这个位置颇不便利，因为向前进与战列巡洋舰并行——如同快速“M”艇那样——它们产生的巨大烟雾就会遮挡战列巡洋舰的视野。另一方面，以当时军舰行驶的速度，它们不可能移向南侧，试图在那里以最低27节的速度强行赶上。如果落在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后面，然后倾斜地拐弯，它们就会被甩出，永远没有机会加入这场围猎行动，他们无法赶上去拦截敌人，只得被困在英国战列巡洋舰内侧稍后的位置上。

大约9点钟，“雄狮号”开火了。⑤直到1914年，军事演习时的最大射程是10000码。那年春天，我下令试射距离14000码，当时令世人惊诧的是试验立刻达到相当精确度。但是这个课程学习还未及娴熟战争就爆发了。现在，在这场超级无畏级战舰之间的首次角逐中，追逐的一方在迄今无前例的20000码距离开火。第二发炮弹飞越“布吕歇尔号”，此时“雄狮号”特意选中这艘军舰开炮。随着射程逐渐缩短，“猛虎号”和“皇家公主号”也加入了进来，落在“布吕歇尔号”上的炮弹几乎立即可以观察到。九点一刻，德国人开始还击。现在“雄狮号”向“德尔夫林格号”开炮，“猛虎号”和“皇家公主号”继续炮击“布吕歇尔号”。炮击对这两艘德舰产生了作用。第三次齐射击中了“布吕歇尔号”的吃水线，降低了她的速度；第四次齐射给她造成了巨大破坏，使她的两座后炮塔和200至300名水手丧失了战斗力。到了9点35分，“新西兰号”的射程达到“布吕歇尔号”，贝蒂上将向他率领的军舰发出信号，要她们与各自对手交火，一舰对一舰，而他自己则朝引导撤退德舰的旗舰“赛德利茨号”开火。“雄狮号”的第一发炮弹从17000码之外击中“赛德利茨号”，使她遭受重创，击碎她的船尾，打坏她的两个后炮塔。舍尔上将这样描述道，“两个炮塔上的全部炮兵顷刻之间便全都丧命；炮塔上升起的火焰有房子那么高。”

然而与此同时，敌人也开始炮击。由于误解了命令，“猛虎号”和“雄狮号”一起炮击“赛德利茨号”，但是命中率很低。“皇家公主号”正确地向“德尔夫林格号”开火；“新西兰号”对“布吕歇尔号”开火；“大无畏号”还没有进入射程之内。这样，“莫尔特克号”摆脱了任何攻击，可以不受干扰地向“雄狮号”开炮。⑥所有德国的3艘主力舰都将炮火集中在“雄狮号”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这艘尊贵的军舰，挂着上将那面坚定不屈的旗帜，以最高的速度冲向风暴的中心。海浪在她的四周汹涌翻腾，几百吨的海水洒落在她的甲板上。一时间爆炸四起，弹片横飞。自九点半起，她就连连不断地被击中。将近10点钟时，她的最前面的炮塔被轰倒，其中一门大炮失去了作用。几分钟之后她的铁甲被一枚11英寸炮弹打穿。10点18分“德尔夫林格号”射出的两枚12英寸炮弹击中了她——其中一枚穿透甲板在甲板后面爆炸，导致几个防水舱隔进水；另一枚射穿吃水线下的铁甲板。上将不屑于呆在指挥塔里，索性与他的参谋人员一起站在露天舰桥上，继续指挥他的旗舰以最高速度向前猛冲，当时她还没有受大损伤，时时曲折行驶以便躲闪敌人的炮火。形势是有利的。我方的战列巡洋舰还没有一艘遭到重创，“无畏号”有能力对付任何受伤的敌舰。战斗的关键时刻现在来到。

10点22分贝蒂上将发现他的军舰受到烟雾的严重妨碍，他命令战列巡洋舰“排成西北北方位线”⑦继续以最高速度行驶。他的目的是想躲开烟雾与水花，并使中队的后部能贴近敌人作战，此时敌人已形成以“赛德利茨号”的左舷为准的方位线。德国小舰队通过右转舵改变航线，威胁着让贝蒂穿过它们的尾迹，也就是说，让他进入可能会撞上他们布下的水雷与鱼雷的水域。这种“回马枪”式的威胁迫使贝蒂上将放弃他的包抄战术，顶着猛烈的炮火恢复了平行航线。“布吕歇尔号”此时燃起了大火，落在德国舰队外面；到了10点45分，贝蒂上将命令落在后面一段路但很快在赶上“布吕歇尔号”的军舰“无畏号”，“攻击向北突围的敌人”。贝蒂上将作进一步努力以靠拢敌人，但是到了10点52分，正当与“赛德利茨号”、“莫尔特克号”和“德尔夫林格号”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已经中了14弹的“雄狮号”突然又中一弹，这一弹不仅严重影响了她的速度，而且，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对我们的全面胜利也造成最大的缺陷。她的左舷机器失灵，舰体倾斜10度，几分钟内速度降至15节。

“雄狮号”渐渐落在方位线后面，“猛虎号”、“皇家公主号”和“新西兰号”迅速越过她，此时(10点54分)，“雄狮号”前桅平台上贝蒂上将接到报告，在舰首右舷有潜望镜的水波纹，上将和指挥人员都看到了。如我们现在知道，德国的潜水艇当时就在那个水域。为了迅速躲避危险，贝蒂上将迅速作机动决定，他命令全中队一起朝左舷转向8点，即成直角穿过敌人的后部恢复他先前的航向。这个动作打算在最短时间内完成，4分钟后上将改变航向，发出信号“航向东北”。然而，事态已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雄狮号”已远远落在了她伙伴的后面。她的无线电已被击毁，探照灯也被击碎，只有两条发信号用的旗绳还残留着。在这个危急关头，当巨大战舰(不管我们的还是敌人的)以将近30英里的时速劈浪前进时，稍一偏斜每秒钟都会改变她们之间的空间关系，载着体现整个作战精神与方向的贝蒂上将的“雄狮号”却瘫痪了，而且几乎成为哑巴了。她发出的最后两个信号，第一个是“攻击敌人的尾部”，第二个作为临别嘱咐是，“更紧地咬住敌人，重复上将此刻发出的信号”。但是没有一艘战列巡洋舰接到最后的命令，因为很难读懂末端被风吹到上边的信号旗。

在此关头，面对这种情况，海军少将穆尔接管了指挥权，他的旗帜飘扬在方位线上排在第三的“新西兰号”上。我在海军部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任第三海军大臣，他的其杰出才能发挥了难以估价的作用。他一直渴望获得能与他的军阶和职位相称的海军指挥权。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可是现在命运女神却以嘲弄和不可揣摩的姿态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起初他无法确定由他接管指挥权。权力从来没有正式移交给他。他不明白贝蒂上将为什么会突然急转向北。发现敌人潜水艇的事并没有向他报告。“攻击敌人的尾部”的信号在“雄狮号”上挂起时“航向东北”的方向信号还未收下。因此，所有的战列巡洋舰都把这两个信号视作一个，穆尔少将把信号解释为向被遗弃的孤单的“布吕歇尔号”发起进攻，当时这艘军舰正处于他的东北方向。无论是穆尔少将或是其他战巡洋舰都没有见到“更紧地咬住敌人”这个信号。他于是也就容忍了他的导航舰“猛虎号”按照对贝蒂上将命令的同样误解继续她的航线行驶。“雄狮号”脱离方位线后有将近个小时，直到11点52分之前，他没有发布任何命令。

图08、多格滩作战图2，1915年1月24日

3rd Battle Squadron，第三战列中队；Battlc Cruisers，战列巡洋舰；Blüc her

Only，只有1艘“布吕歇尔号”；Blüccher sunk，“布吕歇尔号”沉没；British Batlle

Cruiser、英国战列巡洋舰；German squadron德国中队；German Submarines

hereabout，德国潜艇出没处；Grand Fleet大舰队；Lion，“雄狮号”；Lion

only，只有1艘“雄狮号”；longitude East frorn Greenwich，从格林尼治起的东经度；Mine

Field雷区；Noon正午；North Sea北海；Tiger leading

Squadron由“猛虎号”领航的中队；Tyrwhitt with Harwich Force，蒂里特及其哈里奇海军。

整个作战因此变得支离破碎。英国的4艘战列巡洋舰全都停止了对撤退德舰炮击，转而开始包围倒霉的“布吕歇尔号”，她已是千疮百孔，而且已被轻巡洋舰和“M”级驱逐舰缠住。到了12点10分，以拼死的勇气战斗到最后的“布吕歇尔号”终于翻倒沉入波浪之下。舰上将近1200名官兵中有250名被英国的驱逐舰和轻巡洋舰救起；如果没有德国水上飞机的干扰，不分青红皂白地朝快要淹死的德国人和英国抢救人员扔炸弹，还有更多人能够获救。与此同时，冯·希珀上将被命运之神把他从几乎肯定毁灭中解救出来，继续以最大速度朝80英里外的黑尔戈兰湾逃去，他留下来的3艘军舰中有两艘燃烧着熊熊大火，到处遭毁坏的设备，挤满了伤亡人员。已经进入毁灭险境的德国战列巡洋舰中队就这样再一次逃脱。

根据海军部穆尔少将的上司们的意见，他当时所做的或未做的事情均已得到批准。他没有背离他的军舰接到的实际命令的严格含义。前面的命令没有被贝蒂最后发出的一个信号“更紧地咬住敌人的”所纠正，似乎表明有某种穆尔少将不知道的理由导致我们这位最大胆的海军将领突然终止战斗。当“雄狮号”落后时，指挥权是何时真正交到他的手中的？要确定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对贝蒂上将的信任越大，他接受指挥权的过程就越慢，对改变航向穿越敌舰队后部信号的印象就越深。这种考虑所占的时间有一刻钟可能就足够了，而一刻钟是一段很长时间。军舰在追逐时或者只保持各自的位置，或者与其他军舰保持着一定的位置，此时只能允许极小的速度差异，一旦稍稍偏离平行的航线，距离很快就会拉开。一旦他确信自己已掌握了指挥权，确信贝蒂上将不再指挥，他肯定明白应恢复平行航线，重新追逐失踪的冯·希泊的军舰。但是他进入有效射击距离之前肯定有长时间的耽误；他的中队本来始终可以更靠近黑尔戈兰湾和德国的公海舰队。

06.

执掌高级指挥权的海军将领们在海战中要经受的考验，较之陆军将领们在陆上战斗中要经受的考验更为严峻。海军将领要亲自带领舰队，如同舰队中的任何人一样，他也会遭到大炮的猛轰，也要冒很大的危险；而陆军将领却别无选择，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呆在完全宁静的指挥部里，这个指挥部可能距离战场有10英里、15英里、甚至20英里。陆军将领必须依赖别人送上来的报告，这种报告来自旅部、师部和军部，在和参谋人员商量完以后，他的命令又通过同样的渠道传达下去；而海军将领则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嘴唇发布会导致整个重大事件发生变化的命令。海军军事行动的各个阶段彼此连接，间隔时间只有两、三分钟；然而在现代战争中，陆军司令可以过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要过几天才有必要作出新的决策。而海军一旦加入海战，整个战局都掌握在海军将领或他的继承者手中，只要他还能够发信号；然而在陆地上打仗，只要进攻发动时刻的钟点敲响后，战局暂时几乎完全脱离了将领的控制。

陆战失败可以有上百个方法解释其原因和掩盖任何错误的后果。关于失败最简单的处置方法就是第二天换一个方向或换一个条件继续进攻。但是在海战中决没有第二次机会。敌人消失了几个月，战斗也就过去了。海军将领每分钟口头发布的命令都永远记录在参战军舰的航海日志上。海军舰艇除非其机械装置停止运转，就要准确而死板地服从人的意志发出的指示。每艘军舰在每一时刻的航线与航速全都记录下来。沉没的每艘军舰的价值都是众所周知的。沉舰的名单会被公布。人们制造了海图和罗盘，每艘军舰的位置和行动几乎可以精确无误地以相对其他军舰位置标出。战场是平展的，几乎没有变化。在每一个点上都可以要求作出正确解释，在历史的强光下可以再现和分析当时的紧张场面。我们在作出判断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07.

虽然这些严峻的事情就此定局，但远远落在后面并相信追逐正在继续的贝蒂上将，决定离开受伤的“雄狮号”，他将他的旗帜悬挂在“进攻号”驱逐舰上，继续向前追赶还在交战的我方舰队。可是，中午过后不久他看到他的军舰迎着他回来。在得知剩余的敌人已经逃脱感到十分懊丧，他命令恢复追击，然而现在没有机会取得成功。20或30分钟的宝贵时间已被耽搁，这就意味着与敌人的距离已经拉下两三万码。这是无法挽回的。意识到继续追逐已毫无用处，他只好返航驶向“雄狮号”，为这艘军舰提供安全保障，使她能顺利返回福斯湾。

“雄狮号”的情况有一阵子显得岌岌可危；她的速度降到了八节，她的倾侧程度增大，人们对她忧心忡忡。最后，她的蒸汽机变得根本不能产生蒸汽，只好让“无畏号”拖行。就这样开始她缓慢、漫长而危险地驶向福斯湾的归程。24日整整一夜、25日整整一天一夜蒂里特准将率领的60艘驱逐舰一直团团围绕着她，保护她免遭鱼雷或潜水艇的攻击。准将命令，“如果发现潜水艇就狠打猛轰，别管周围的军舰。”26日白天“雄狮号”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安然抵达，在罗赛斯抛锚。

08.

多格滩的胜利暂时中止了已开始聚合的、反对我掌管海军部的不友好运动。贺词从各方不断涌来，我们再次享受到恰当的威望。“布吕歇尔号”被击沉，其他德国军舰遭到重创后逃跑，这些已被视为实实在在、无可争议的战果。证实德国皇帝再次处于1914年8月28日战争开始后承受的阴暗情绪中。德国海军部的一切宏大计划再次完全被压制，除了潜艇战之外，将近15个月期间北海以及全部领海都一直太平无事。中立国家将此次战役视作英国在海上至高无上地位的铁证，即便在国内，海军部也感到，人们信心与善意明显增加，这带来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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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六章。

*原文第348页称其为上将。——译者

②指挥小舰队的军官蒂里特准将在海军中称为鱼雷准将，或简称“准将(T)”。同样潜艇艇长称作“艇长(S)”。

③请读者注意本章末所附的地图和计划。

④这份电报已发表在菲尔森·扬先生对此次军事行动的叙述中，见《与战列巡洋舰在一起》(With the Battle

Cruisers)第174页。

⑤我的叙述主要根据官方历史学家的记载，并按照当时在“雄狮号”前桅平台上目击者菲尔森司令的口述修改，还依据其他第一手资料校正和补充。

⑥官方海军史错误地将“莫尔特克号”记作“德尔夫林格号”。根据德国人记述，很清楚“莫尔特克号”是未受攻击的军舰，只有她没有对手，也没有伤亡。

⑦“方位线”是一种梯形队形。

第22章、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01.

直到1月20日前后，大家似乎一致同意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军事行动。陆军部、外交部和海军部的代表们似乎有同样有决心。战时会议已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确实并不是最终的或不可更改的决定。它只是授权海军部审察自己的资源和制订方案。如果这些方案在准备中出毛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向战时会议报告停止进行。但是谋划工作依旧进展顺利，所有有关海军将领的意见显然完全一致。但是到了1月底，当时与法国和俄国政府的谈判已大大提前，当时许多工作凭费希尔勋爵授予的全权已经准备就绪，许多命令已经发出，许多军舰已在行动，但此时费希尔勋爵却开始对这项计划表露出越来越多的厌恶与反对。

此时，英国海军在北方海域采取攻势或两栖行动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总司令与约翰·杰利科爵士的通信表明，他反对做进攻博尔库姆或进入波罗的海的任何事情。这个部门提倡的海军政策的要点和实质是千方百计加强我们的海军力量，给大舰队增添新战舰，但保持一种消极期待的态度。同时，由于霞飞将军反对约翰·弗伦奇爵士主张提前用武力在比利时海岸进军的计划，因而这个方案也宣告结束。显然，在北方战场上进行认真的海军进攻将是件遥遥无期的事，任何可能逐步完善这种进攻的任何计划，休想得到大舰队总司令的鼓励。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更迫切想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似乎是——无论失败，或因其他选择而耽误——为我们剩余军舰和军火保留的出路。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我们有着切实可行的方案，该方案由参谋人员妥善设计，有海军和政界舆论强有力的一致支持。

然而，当总司令一得知战列巡洋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其他一些大型战舰被调往地中海战场时，他再次开始强调他的舰队力量荏弱，为他保留的余地不足。现在他第一次找到了知音，那就是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突然讨厌起达达尼尔方案，这次似乎大部分由于，甚至主要由于他不愿采取炮轰和封锁泽布吕赫的做法。由于陆军已放弃沿比利时海岸进军的打算，这个行动现在尤其显得必要。战时会议、海军参谋部、特别是阿瑟·威尔逊爵士都强烈要求采取这个行动。1月4日阿瑟爵士写道，“如果我们不封锁泽布吕赫运河，我认为我们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更多的军舰和运输船只。如果上次炮轰时就封锁运河，我们就不会失去‘敬畏号’。我们不可能把军舰全部关在港口内而不让它们锈烂。迄今为止我们的军舰由于积极参战而蒙受的损失微乎其微。”我由衷同意这种观点。如人人知道，最后我们不得不在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在极困难的环境下封锁泽布吕赫。第一海军大臣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孤立，变得非常焦躁不安。他对泽布吕赫行动的厌恶之情不仅发展成反对达达尼尔计划，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反对任何没有大规模陆军配合的海军进攻敌人海岸的计划。他最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似乎反对在任何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海军干预。这可是一个大大的转变，与他早先和后来的态度迥然不同，这种转变引起了我的关注。

费希尔勋爵的论点没有采取批评这两个军事行动细节的形式。例如，他没有议论达达尼尔计划中的炮火配置或其他纯技术的问题，而任何有效的论据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否则就得放弃计划。他坦言他现在担心的是大舰队的安全与对敌人优势的差距。我对这种说法太熟悉了。难道两个月前在11月讨论中，我们没有和总司令一起对全部理由与根据进行了探讨？当时并没有出现我现在碰到引起忧虑的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后面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费希尔勋爵经再次思考，考虑了某种激励因素或其他原因之后，才转而反对这个此前他乐意支持的军事行动的。然而事情向前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仅仅因为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忧虑就取消这个行动是不允许的。取消行动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和新的事实。

1月20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份备忘录，对他那种真心的或佯装的担心作了回复。信中说：

第一海军大臣：

自任职以来，你对英国大舰队和德国公海舰队的相对实力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在11月，你建议从大舰队中抽调“皇家公主号”、“不屈号”和“无敌号”，外加8艘“爱德华国王”级，5艘“邓肯”级，总计16艘一流军舰，其中一部分用于执行临时重要任务，但是战列舰全部派往南方长期服役。这个部署完全贯彻。从那时起，总司令已经收回了8艘“爱德华国王”级以及“皇家公主号”；此外，他还得到了“大无畏号”、“勇士号”、“爱丁堡公爵号”、“黑王子号”、“格洛斯特号”、“雅茅斯号”、“卡罗琳号”、加勒蒂亚号”、“多尼戈尔号”、“海怪号”，外加16艘驱逐舰以及——我估计——大约50艘拖船和快艇。他的力量已大大加强。约翰·杰利科的部队没有得到大力加强之前，我们尚且不担心，现在并没有出现新的情况，敌人的实力也没有增强，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费希尔勋爵没有争论这个基本论点，但是他再次指责驱逐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他要求将整个小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回。我不能同意这么做，因为这会使达达尼尔舰队瘫痪，从而断送参谋部慎重作出的计划。与此同时，阿瑟·威尔逊爵士仍继续迫切要求对泽布吕赫采取行动。

这种双重压力使问题达到紧要关头。

1915年1月25日

海军大臣：

我不想在战时会议上继续徒劳地抵制我不能苟同的计划，但是我要求在下一次会议之前将附在信中的文件印发给会议的成员。

费希尔

他的备忘录的观点是坚持舰队的“稳定施压政策”和保持消极态势，除非作迫使敌人进行决战的努力。其中段落摘引如下：

在所有的战略态势中，德国采取的海军防守战略最难对付，此战略普遍被人看成怯于作战，这很危险，正如交战一方在陆上如我们一样的软弱，另一方在陆上如德国一样强大。然而，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我们遇到过同样的局面。法国人在与我们进行的几乎全部海战中的策略，就是现在德国人采取的策略。我们今天的回答必须是与当时一样的回答，即满足于掌握对海上的控制权，节省实力，运用海上力量逐步施加压力，直到迫使敌人舰队在不利的形势下攻击我方。

在七年战争中，法国人保持他们的舰队五年不进行决定性战争。纳尔逊在土伦海外长达两年。与之相比，约翰·杰利科等待六个月是短的，何况这六个月里已有过几次交锋，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敌人力量。

与过去相比，如今海上力量产生的压力也许不是更小而是更大，它更能迅速地使对方投入战斗；但是，这仍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耐心。到时候它几乎肯定会迫使敌人谋求海上决战，尤其当敌人意识到他们的陆地进攻已被粉碎之后。这是节省我们资源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海上战争的延长与陆上战争相比，占优势的海军强国由于激怒中立国，更容易招来新的敌人。要遇止这种趋势，只有使他国确信，行使海上权力国家的背后有压倒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海军力量。

如果我们贸然将战舰用于小打小闹，例如炮击敌人海岸，或没有陆军配合就进攻设防地区，那末我们就落入了德国人的圈套，因为如此我们将增加德国人有可能以接近平等的力量与我们舰队作战的可能性。炮击海岸和让舰队去进攻设防地区(例如处心积虑地让我们舰队长期炮轰达达尼尔海峡)，只有一个正当理由，那就是迫使敌人在海上决战。迄今没有其他理由是正当的。

只要德国的公海舰队保持着目前的强大实力与高超的炮击效率，除非英国舰队认为极为重要的和实际上必需，就不应采取破坏它目前优势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便旧式战舰也不能用于冒险，因为它们的损失也就意味着人员损失，而人员是大舰队的唯一后备力量。

我们的最大需要和困难就是保持消极态势，除非我们能迫使敌人放弃守势，并出动舰队进行决战。

……有人说，英国陆军的第一项职能就是协助海军取得制海权。在进攻泽布吕赫或强攻达达尼尔海峡这样的战斗中，陆军与海军合作可能分别将德国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引出，这个目的或许可以达到。然而，这一点现在显然做不到。英国陆军分明还要继续在法国的协约国前线分担一小部分战区，它在那儿不会比它在廷巴克图对海军更有帮助。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强大舰队能给予国家一切，我们就应该继续静静地安享这种有利条件，没有必要在不能改善我们地位的军事行动中消耗我们的力量。

费希尔

在我看来，除了最后有特色的几句外，这份文件并非出自费希尔勋爵之手。文件是根据他的授意拟写的。当然，它与我的信念绝对相反。肯定没有人会希望“在不能改善我们地位的军事行动中消耗我们的力量”。这样写是为了规避问题。但是从最后这句话体现出来的海军策略，使我们注定毫无作为。无所作为的策略无疑就是在我离职之后总司令与海军部奉行的，就是这种策略直接导致了1917年严重的潜艇灾难。

02.

26日那天收到俄国人发来我向大公报告达达尼尔计划的电报的复电。他们的答复当然是赞成，但无助于事。爱德华·格雷爵士把电报给我时附有下面这些话：

这是俄国人关于达达尼尔计划的答复。它表明俄国人虽然不能帮忙，但是表明了他们对此行动的全部良好祝愿。大公认为它的成功有最大重要性。

可以让奥加尼厄①了解这个事实，以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前进，要不然就会让俄国失望，并对陆军形势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法国人和我们此刻都对它特别担心……

现在我将把注意力放在第一海军大臣的文件上，我把它连同如下答复转给首相，并将答复的副本给了费希尔勋爵。答复如下：

海军大臣备忘录

1915年1月27日

第一海军大臣文件的主要原则是无可争议的。我国海军政策的基础就是保持战列舰队及附属军舰处于安全的位置上，使她们能在任何时候在海战中击败德国的公海舰队，并保证这个目的高于和先于其他一切任务。这条原则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全面而严格的遵守。

英德双方参加星期天战斗(多格滩)的军舰，就各艘军舰的质量而言，十分公正地代表在舰队大战中将要对峙时两国军舰的水平。这场战斗证明，我方占五比四的优势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军舰只想到撤离，英国军舰想到的惟有进攻。德舰蒙受了惨重损失：4艘军舰中有一艘被击沉，另外两艘遭重创。如果战斗打下去，其余军舰将难逃覆灭的下场。

我们现在已不再处于仅仅是猜测阶段。双方航海技能和炮术的相对素质已得到验证，结果证明我方丝毫也不逊色，同时我们的13.5英寸大炮的优越性和较厚装甲的效果，现在基本已经明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英国21艘最好的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可以彻底击败同等数量的21艘德国无畏级战舰。在这个数字上增加战舰必须看作是一种预防水雷与鱼雷造成意外损失的保险。

宣战之初，双方可用的领海内军舰的最高数目为：英国24艘，外加两艘“纳尔逊勋爵”级；德国，21艘。英国随后有下列一流战舰陆续加入舰队：“伊丽莎白女王号”、“爱尔兰号”、“阿金库尔号”、“本鲍号”、“印度皇帝号”、“猛虎号”、“无畏号”；第二个月又有下列战舰加入：“不屈号”、“无敌号”，或许还有“澳大利亚号”；与此相比，我们损失了“大无畏号”。此外，大舰队和哈里奇打击力量还增添了18艘巡洋舰和36艘驱逐舰。②

同时德国领海舰队没有增添任何新生力量，反而损失了下列现代军舰：“布吕歇尔号”、“马格德堡号”、“科隆号”、“美因茨号”，以及10艘或12艘驱逐舰。

必须承认，舰型的不断改进十分显著，服役期超过12年的军舰只能在战争中起辅助作用。它们或许会由于速度限制而无法参加重要战争，除非同等军舰彼此作战；如果被最新式的军舰赶上，它们就难逃厄运。然而在这种前无畏级战舰中，我们也占有巨大优势。8艘“爱德华国王号”级已构成大舰队的一部分，而且两艘“纳尔逊勋爵”级③和剩余的6艘“敬畏”级可以随时加入大舰队以增强其实力。这支舰队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整个德国前无畏级战舰组成的舰队。

展望今年，我们可以得到8艘战列舰加强海军力量，或弥补战争损失，这8艘战列舰中有5艘航速在26节以上，全都装备了15英寸大炮，由它们组成的中队也许可以单独敌过德国海军的两个最好的中队。自从战争爆发，8艘轻巡洋舰已在领海服役；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又会有8艘交付使用，再以后的三个月还会增添4艘。所有这些巡洋舰无论在速度还是在火力方面都比德国现有的轻巡洋舰优越。今年里我们还将得到56艘驱逐舰，50到75艘潜水舰，24艘执行协助任务的小炮艇，还有其他各种辅助舰舰。由此可以肯定，原本力量就已很充足的大舰队现在已得到大大加强，而且还将继续增加。第一海军大臣制定的第一条原则已经获得最全面贯彻。

海军的第二个重大职责是保护贸易和控制海上交通。德国在国外的所有巡洋舰与炮舰或被炸沉、或被堵住、或被扣押，除了“卡尔斯鲁厄号”和“德累斯顿号”，这两艘军舰躲藏了起来。“卡尔斯鲁厄号”已有将近三个月销声匿迹，其效率大可怀疑。据信，有两艘德国武装商船(“威廉王公号”与“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亲王号”)尚未捕获；其余42艘商船原准备武装之后，去货易航道上放手搞破坏，但已全部被堵住、扣留、击沉或俘获。……

同时海军的其他一些任务也都得到了履行，包括控制英吉利海峡及其进路，巡逻多佛尔海峡，组织小舰队巡逻东海岸，建立哈里奇特别打击力量。

除了上述事实，我们在满足所有海军要求之后，我们还富余下列战舰可供使用，这些战舰人员齐全，武器弹药等储备充足，它们是：

5艘“邓肯”级军舰。

6艘“老人星”级军舰。

9艘“威严”级军舰。

1艘“君主号”。

4月初至7月末这段时间，我们还将得到14艘装甲厚、吃水浅的重炮舰：两艘装备两门15英寸大炮，4艘装备两门14英寸大炮，8艘装备两门12英寸大炮，最后这8艘将装备由“威严号”级军舰上拆下的炮塔。具备这种火力，有人建议便可以用她们执行特殊任务，如果必要，可以随时用于炮轰，以促成具有战略与政治重要性的目的，其中下列目的特别值得一提：

1.达达尼尔海峡军事行动；

2.支持陆军的左翼；

3.炮轰泽布吕赫；接着

4.夺取博尔库姆。

我们相信，只要谨慎小心和方法得当，损失可以降到最低程度，与军事行动重要性和必要性相比，损失肯定是可以忍受的。虽然军舰(除了“邓肯”级外)已不需要了，也不适合打仗，但我们不能说使用她们就违背了第一海军大臣为海军制订的策略的任何健全原则。由于担心如果军舰损失将引起轩然大波，便不敢将它们用于需要的地方，这是错误的。如果在这些军舰上服务的皇家海军官兵中一定比例的牺牲可以达到重要的战争目标，可以挽救陆地上更多的我们的官兵和协约国官兵生命的损失，那末，我们绝不应当从这个目标面前退缩。

W.S.丘吉尔

第一海军大臣内心不会担心大舰队的实力。他知道我了解他对舰队是有信心的，他不打算虑假地继续讨论；但是却表示不愿参加第二天(28日)召集的战时会议开会。这当然不行。我坚持他应出席会议，并安排我们俩人在开会前起与首相处私下会晤。费希尔勋爵同意这一点。

战时会议开会前20分钟我们如期来到阿斯奎斯的房间。这次讨论没有保留书面记录，但是谈话没有出现任何争议。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记录说，“除了如要求使用确切语言这样意义不大的几点外，阿斯奎斯先生与费希尔勋爵向我们叙述了这次私下会谈中发生的事情。”费希尔勋爵非常简短地表示他反对泽布吕赫和达达尼尔这两个计划，并表示他宁愿在波罗的海打一次大仗，或者让陆军在海军的强力支持下沿比利时海岸全面推进。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费希尔勋爵“没有对进攻加利波利半岛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批评。他也没有向首相提到，如果他的意见被否决他有辞职的念头。”这是完全真实的。我当时争辩说，泽布吕赫计划与达达尼尔计划全都应该执行，但是，如果两者必舍其一，那就放弃泽布吕赫计划，对于这个计划第一海军大臣似乎尤其反对。听完双方的意见之后，首相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决定放弃泽布吕赫计划，继续执行达达尼尔计划。费希尔勋爵总的来说似乎还满意，和他起下楼时我的印象是一切都不错。

战时会议已经在等我们了，汉基上校记录了随后的讨论情况，它已公布在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报告中。

“丘吉尔先生说，他已向尼古拉大公和法国海军部通报了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大公热情作答，并相信这(进攻)会对他有所帮助。法国海军部也发来赞成回答，并许诺给予配合。2月中旬开始行动，目前正在准备之中。他询问战时会议是否重视这个无疑包含某些风险的行动？

“费希尔勋爵说，他明白这个问题不会在今天提出。有关此事首相清楚他的观点。

“首相说，鉴于已经采取了步骤，这个问题不能搁置。

“基奇纳勋爵认为海军进攻至关重要。如果进攻成功，其后果相等于新陆军成功地打赢一场战役。这个方案的一个优点在于如果进展不顺利，进攻可以中途取消。

“贝尔福先生指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成功可以取得下列成果：

“‘它可以将土耳其军队切成两部分；

“‘它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它可以给我们获得俄国的小麦的好处，使俄国能恢复出口；

“‘它可以恢复俄国对外贸易，由于不能出口，俄国外贸下降引起巨大困难；

“‘它还可以打开通往多瑙河的通道；

“‘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军事行动。’

“爱德华·格雷爵士说，它还能最终稳定保加利亚和所有巴尔干国家的态度。

“丘吉尔先生说，地中海的海军总司令曾表示他相信进攻是可行的。他要求三个星期至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此任务。所需舰只已在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在回答贝尔福先生的提问时，他说，法国政府对他的要求作了答复：法国人表示相信，奥地利潜水艇不会来到达达尼尔海峡那么远。

“霍尔丹勋爵问，土耳其人是否有潜水舰。

“丘吉尔先生说，他可以肯定他们没有。他估计我们在实际炮轰时不会蒙受太多损失，但在清除水雷时难免会有一些损失。在外围堡垒被摧毁之后，真正的困难才会出现，所以有必要进攻狭窄段。他借助地图解释了进攻计划。”

然而，这份记录并没有记载下全部过程。在战时会议开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后来传得沸沸扬扬。以下是费希尔勋爵本人所做的记述：④

战时会议第9次开会，1915年1月28日上午11时30分。

(注：会议前首相与丘吉尔先生和费希尔勋爵一起讨论了拟议中的达达尼尔军事行动，决定赞成考虑这个方案，反对费希尔勋爵的意见。)

达达尼尔计划

丘吉尔先生问战时会议是否重视拟议中的无疑具有风险的达达尼尔军事行动。

费希尔勋爵说，他明白这个问题不应在这个会议上提出。首相清楚他(费希尔勋爵)对此事的看法。

首相说，鉴于已经着手作了准备，这个问题不能搁置。

(注：于是费希尔勋爵离开了会议桌。基奇纳勋爵跟在他身后，问他打算干什么。费希尔勋爵回答基奇纳勋爵说、他不想再回到会议桌旁去，他要辞去第一海军大臣的职务。基奇纳勋爵此时向费希尔勋爵指出，他(费希尔勋爵)是唯一异议者，达达尼尔军事行动是首相决定的；他力劝费希尔勋爵明白，他对国家承担的任务就是履行第一海军大臣的任务。通过进一步谈话，费希尔勋爵勉强听从基奇纳勋爵的话，回到会议桌旁。)*

*此处必须强调有关基奇纳勋爵1915年5月14日向战时会议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费希尔勋爵认为，无论在战时会议或在其他地方与上司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争吵，对自己来说既不合适也不得体。正确的做法是要么沉默，要么辞职。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休会了几个小时。虽然战时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由衷赞成，没有人反对这项海军计划，但是我认为我必须和第一海军大臣达成完全谅解。我注意到他离开会议桌，基奇纳勋爵跟他走到窗前与他争辩，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想的。午饭后我要他到我房间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强烈要求他不要在达达尼尔行动上退却；经过长时间友好的谈话，内容涉及到海军部的各个方面以及海军的地位，到最终他明确同意接受任务。以后有关此事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争执。“当我最终决定投入时，”费希尔勋爵对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下午我们又回到了战时会议，参谋长海军上将奥利弗与我们同来，征得费希尔勋爵的同意之后，我代表海军部宣布，我们决定承担战时会议如此迫切地给予我们的任务。我将此举看作最终决定。从此我绝不再回头。我们已经离开了讨论与协商、权衡与担忧的阶段。现在进入了行动的阶段。

我对老海军上将持续施加了重压，对此我绝不隐瞒。由于基奇纳勋爵的个人影响力，由于战时会议的集体意见，由于首相的权威决定，这个压力尤显得沉重。它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舆论压力是压倒性的)，而且是费希尔无法回答的说理的压力。就技术方面而言，海军部有极大的支持力量。费希尔勋爵后来说，“海军的观点一致，所有人都站在丘吉尔先生一边。我成了唯一的反对者。”

向第一海军大臣施加这种压力错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战争就是一种有可怕压力的事业，加入战争的人如果不能坚强地承受压力，他们就必定失败。如果仅仅是一名政治家与平民，只要我对达达尼尔计划没有信心，我就绝不赞同它。我就会尽最大努力在争论中驳倒它，安排舆论反对它。如果我处在费希尔勋爵的位置上，并持有他的观点，我就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他没有必要辞职。只有第一海军大臣才能命令军舰行驶，大炮开火。面临选择之际，第一海军大臣必须正视事实，果断作出决定。当一个艰巨复杂的计划已经展开，风险已经承担，牺牲已经付出，此时再对决策产生动摇，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选择阶段，一个人必须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选择已经作出，大家就必须齐心协力地贯彻这个事业。

03.

最近这些年来我常问自己：如果当初我接受了费希尔勋爵的意见，除非或直到战时会议负责动用足够陆军猛攻加利波利半岛，否则断然拒绝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任何行动，那末，情况又会如何？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做法，我们会得到足够的陆军和一个完善的计划吗？我们能否拥有达达尼尔政策所有的有利条件，而又能避免为此我们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的错误和不幸吗？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这个事件，它显然觉得如果没有海军的作战计划，以后本来会出现策划周密、配合完美的真正的两栖进攻。谁也无法十分深入地探讨这种假想的局面，谁也不能据此妄下结论。但是我个人认为，正是亲眼目睹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意义和实实在在的证据，正是进攻它对所有巴尔干及地中海国家产生诸多影响，才足以使人们心里明白，从主战场抽调大量军队是可能的，此外别无他法。我相信，除了这些巨大的希望加上急切的需要之外，别无其他因素能使基奇纳勋爵将陆军从法国与佛兰德抽出。没有热情进攻达达尼尔是决计做不到的。任何试图将大批兵力调往南方战场，只要这种主张是纯理论性的建议，都会被我们的总部与法国参谋部否决。一会儿他们会告诉我们，由于俄军失败，大量德军正回到西线发起最强大的进攻；过一会儿他们会说，他们一发子弹也省不出来，由于子弹短缺而深陷困境；以后他们又会说，他们有了发动巨大攻势的出色计划，它将粉碎德国人的防线并将他们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驱赶出去。事实上他们利用所有这些理由，其目的在于(我们将看到)破坏达达尼尔军事行动，甚至在这个行动实际开始之后仍然如此。他们会不遗余力否决任何有关东方战役的纸上计划。如果照他们的意愿行事，本来就不会有达达尼尔行动，也不会有这个行动带来的希望、光荣和损失，也不会有最终令人心碎的失败。

但是谁敢说会发生其他什么情况？倘若意大利晚几周加入战争，倘若俄国在加利西亚的持续惨败将使意大利最终不可能加入战争。倘若保加利亚向我们宣战提前几个月，除了塞尔维亚之外所有巴尔干国家都会集在日耳曼旗帜下。大部分在加利波利半岛被击溃的土耳其陆军的精锐部队肯定会在某处与我们或我们的协约国军交战。高加索的俄军也不可能长时期逃脱灭顶之灾。我不相信采取消极态度我们就真的会有漂亮的、策划周密的两栖作战行动。我们根本不会有什么行动，遇到的将是整个在南方与东方战场上完全不利的外交与军事反应。扪心自问，我不后悔为这次行动所作的努力。我们能做到这一步是对头的。

不坚持，那就是犯罪。

————————————

①法国海军部长。

②舰名略。

③两艘“纳尔逊勋爵”级军舰(即“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费希尔勋爵尚未将她们加入达达尼尔舰队。

④费希尔勋爵《回忆录》(Memories)，第80页。

第23章、陆军进攻的起因

01.

截至此时，关于达达尼尔行动，战时会议和海军部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么一个前提，即陆军将不参与进攻土耳其的战争。基奇纳勋爵在1月2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我们没有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在几个月内我们不准备大干。”在1月3日发给卡登中将的第一封电报中我们问道：“你是否认为单用军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在1月28日作出最后决定的战时会议的晚间会议上，基奇纳勋爵重申：“我们目前腾不出军队。”正是在这个原因，我们采取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全部决策。但是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事实与压力，因此逐渐并且不断地改变任务的性质，大大扩大了任务的规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这些事态的影响下，把握不大但是代价与风险较小的海军进攻变成辅助手段，取而代之的是陆军的大规模卷入。海军部失去了对这个新计划负责的控制权。我们的建议不受重视，我们的批评不受欢迎；即便是询问我们也要拐弯抹角、小心谨慎。然而，这次陆军行动我必须承担成败的后果。

毕竟有了陆军了。从最终决定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那一时刻起，陆军便从各处冒了出来。从那时起，每人心中逐步产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动用陆军的压力。由于放弃或无限期推迟沿比利时海岸进军的决定，原准备增援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部分军队解脱了出来；由于土耳其对埃及的进攻软弱无力并且已被击退，集中在那儿的大部分陆军解脱了出来；这支军队中的澳大利亚军和本土军在训练中不断进步，因而日益适合进攻作战；由于镇压了南非的叛乱，其他一些忧虑也随之解除。与此同时，第一与第二新军(总计12个师)训练中质量提高，装备改善，许多本土师装备齐全，状态良好，他们的训练现已大有进步，也可在国内使用。在英国国内有大量有组织的武装士兵，应该消除海外入侵的担心了。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部队实际上已断断续续地获得命令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从英国调遣：第29师；两个一线本土师；皇家海军师；一个义勇骑兵师。

从埃及调遣：两个澳大利亚师；外加一个澳大利亚旅；兰开夏本土师；一个印度旅。

从法国调遣：两个法国师。

所有这些部队此时都已作好出发的准备。由海上运输这些部队的交通工具已准备就绪。随后，这些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全都派了出去。它们一起组成了一支至少15万人的大军。这支大军可以在3月底某个时候前集中在地中海东部，准备在任何选定地点进行干预。假如在1月份的任何时候就精心策划决定使用这支大军，根据妥善计划和坚定目的进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旨在夺取加利波利半岛，从而为舰队打开通道，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将获得全面的胜利。另一方面，除了第29师之外，所有这些部队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招募起来或建立编制的。鉴于它们欠缺训练和弹药供应普遍不足，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新战役实在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决定。这就是主张海军进攻的正当理由。一种合乎逻辑的和前后一致的战争计划就是在此种条件下提出来的。计划是可以辩解的。但是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无法辩解，只能归因于人类的弱点。事先没有明确的决策和周密的计划，就一步一步地进入一场新的战役，这本来就让人们嘲笑。可是，在这些问题提出时一些人总是那么躲躲闪闪，而且夹杂的个人因素又如此令人困惑，因此战时会议不知不觉、不可抗拒地被拖入了深渊。

02.

基奇纳勋爵在这段时间心里的盘算形成的特色，几乎就像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令人迷惑。他的声望和权威如日中天，成了陆军部在战时会议中的唯一喉舌。对他的性格人人都钦佩不已，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发生的捉摸不定的可怕事件中，有他的指挥使大家增加勇气。只要是他作出的决定，无一例外都会被当作是最终决定。我相信，在无论巨细的军事问题上，他的主意从来没有被战时会议或内阁驳回过。所有部队的调度不仅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要听从他的意见。会议上几乎无人胆敢与他争论。大家尊重此人，同情他辛勤为公，信任他的专业判断能力，并且相信他的计划比我们深谋远虑。因此，无论在战时会议还是在陆军部都没有人敢表示疑虑和进行争辨。他手握重权、不动声色、含蓄冷漠，当时凡涉及陆军的组织和调度的事务，他绝对控制我们的决策。

然而，在这种不凡和辉煌的外表后面却存在许多弱点，这些弱点的明显表现，令人们越来越不安。战时国务大臣的重担压在他肩上，这付重担没有人能单独承担，即便三个像他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也难以恰当完成。他已经把整个陆军部吸收进他宽广的个性里。参谋部已完全失去作用，变成了向他提供情报的机器。即便作为这样一台机器，它也软弱得令人可悲。参谋部和陆军委员会里的所有最卓越出众、最有主见的人——除了陆军军需主任约翰·考恩斯爵士——全都迫不及待地跟远征军跑到国外，如今驻在法国，他们感到，应该根据圣奥默英军总部高度的局部责任制的观点，控制整个战争指挥工作。在他们留下的位置上，充当极为重要职位的是些已列入退休名单的军官或其见解在英国军事理论界无足轻重的人。基奇纳勋爵的个性和地位使这些军官成了木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表现出天赋的能力，敢于以人与人间平等的身份同他激烈争辩把问题争个明白。他穿着元帅军装，身为内阁大臣，巍然挺立在大家面前，而大家就像在练兵场上的下属向他行礼致敬。他们从来没有就战争的全过程向他提供经过周密思考的总体设想。他们准备尽其所能执行他的决定。他让战时会议的成员撰写有关战争的总体战略思想的文件，让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了解俄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崩溃，并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向内阁宣布。在没有全面军事计划情况下，毕竟容我提供了一种影响近东政治局势的方法。面对纷至沓来复杂多变的事件，基奇纳勋爵自己并没有清晰和精辟的理论和周密的分析作为他决策的依据。

因此，他时而决定向东，时而决定向西，他的决策显然受他日常得到的印象的摆布，而这种印象却常常是短暂多变。结果是他的决策有时自相矛盾。两种鲜明的战争观点折磨着他，两种观点不乏力量与热情，以及大量事实与论据使他折服。英国陆军的所有主要人物以及法国高级司令部的权威都主张：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将全部士兵、大炮和炮弹都运到法国前线去“消灭德国兵”，在西部突破他们的防线。而战时会议的所有成员(当然包括已成为这一代公共生活中风云人物的人)的观点是，1915年的战役应该集中在南方与东方战场，基奇纳本人对东方的情况既有兴趣也有了解，所以强烈倾向于这个观点。他完全清楚这一地区的胜利将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也感到法国前线对他不断施加的另一种可怕压力，而我们却感觉不到同等的压力。

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调和这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概念不是不可能的。一份深思熟虑、精心制订的计划或方案可以在1月份设计出来，确定在3月、4月、5月、甚至6月在近东采取行动，随后在1915年秋季在西线集中兵力和进行大战，如果推迟到1916年春季在更有利条件下进行则更为理想，倘若能将有关重要权力部门争取过来，这两种政策完全可以恰当有序而成功地开展，因而每个政策得到完整执行，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结果是基奇纳勋爵屈从于相互冲突的势力和相互竞争的政策。

面临这些考验与重担他肯定承受不起，此外，他还有招募、组织与装备新军这一大堆事务。随后又逐步出现一系列有关生产与购买军火的问题，其规模之大是此前任何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些问题涉及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与工业生活，触及世界的整个经济与金融制度。此外，每天还得去内阁和战时会议说明军事情况，这是基奇纳勋爵最难受和劳累的事务，也是他觉得最做不好的工作；另外，对庞大战场的军事行政事务的决策，包括重大战事和自成系统的远征。可以理解，落在国王这位最伟大臣民身上的重担比普通人所能承担的重得多。

然而必须说，基奇纳勋爵绝不试图减轻这些可怕的重担。相反他敏感地憎恨任何人插手和检查他负责的巨大领域。他顽固地拒绝自1月份起有人试图将各种军火生产工作从他作为战时国务大臣的控制下转移出来。他尽量不把工作职责移交给下级。他试图仍旧采用一手包揽的方法领导这场大战，以前他领导那次小小的尼罗河远征战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大获成功。他还使参谋部或类似的机构处于完全驯服和实际不起作用的状态。正如他的内阁办公室证实的那样，他甚至插手于政治领域，干预爱尔兰问题、戒酒法和工业组织。

时至今日，无视或掩盖这些事实是懒惰的表现。事实是，只有全面了解基奇纳勋爵的性格和他的困难，才能真正捍卫他的伟大，保证他能永远获得子孙后代对他的尊敬与感激，他为了同胞的利益与安全，全心全意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进行战斗。如果这段叙述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文献反映了他的军事政策，那末我同时必须说明，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明在我们经历所有困难与迷惑时他表现出来的则是非凡的耐心与勇气，说明他对我始终是不变的友善与好意。

03.

1月28日的战时会议最终明确决定，赞成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此外它还表明，它迫切希望获得一些陆军去影响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局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召集起来的兵力会足以攻击加利波利半岛，这个行动在此关键时刻之前从未得到最小的赞同。当时全部希望只是从驻在英国但已待命赴法国兵力中抽调一两个师，包括第29师(我们剩余的一个正规师)，并运用这支兵力作为杠杆，以鼓励M.韦尼泽洛斯和希腊国王及政府加入战争，站在我们这一方支持塞尔维亚。

在与约翰·弗伦奇爵士详细讨论之后，2月9日的战时会议决定向希腊派去第29师(当时它还在英国)和一个法国师，条件是希腊加入协约国。我认为，除了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就这些援助的本身而言是根本不够的。我不相信希腊——更不用说保加利亚——会受这么一点有限援助前景的影响。实际上援助幅度之小其本身就是承认我们的虚弱。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援助的建议很快被M.韦尼泽洛斯谢绝了。

04.

同时，海军进攻的准备工作稳步向前推进。指定执行这个任务的军舰已经到位或即将到位。得到M.韦尼泽洛斯的非正式同意，包括宽广的穆德罗斯海港的莱姆诺斯岛由我们支配，作为集结舰队的基地，皇家海军师的两个海军陆战营已被派往该岛。这支小部队的唯一目的是为卡登中将舰队提供登陆部队，当卡登作战时，说不定他们有机会在敌人抵抗事实上已停止的加利波利半岛的部分地区彻底摧毁已失去作用的大炮与堡垒。但是，亨利·杰克逊爵士与费希尔勋爵一旦知道可以得到相当多数量的陆军，他们便开始迫切要求将陆军用于达达尼尔行动。亨利，杰克逊在2月15日写道，“提供必要数量的陆军，能使这次海军大规模行动取得的成果永远不被忽视，运送陆军的船队看到狭窄的堡垒被制服之后立刻准备进入海峡。……海军炮轰不值得推崇，它不是一种完善的军事行动，除非有强大的陆军准备支持这种行动，或者至少在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番话中有许多混杂的想法。“支持这种行动”和“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两句话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另一方面费希尔完全清楚。他希望加利波利半岛由陆军攻击和占领。当时无论是基奇纳勋爵还是战时会议都不持有这种想法。

2月16日晚上第一海军大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能说服基奇纳明天派几个师去莱姆诺斯！除非派陆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否则我们从黑海得不到一粒麦子。让50万军队留在英国而不派军队与海军舰队合作，这将是时代的怪事。

“错失良机的战争！！！安特卫普为什么会陷落？

“哈斯拉船队可以立刻驶往莱姆诺斯，因为迟早有人在加利波利登陆。”

我依旧坚持海军计划的完整性。我知道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我们陆军的状况，我不低估决定将英国军队投入加利波利半岛与土耳其人进行剧烈而前途未卜战斗的严重性质。我当然很早就认真考虑，如果海军进攻得手和英国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期待只要土耳其的堡垒开始陷落，希腊人就会加入我们一方，他们的全部军队此后便会听凭我们支配。我希望英国舰队在君士坦丁堡海外出现以及“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逃跑和毁灭，将引发意义深远的政治反应，结果，土耳其政府会要求谈判或退往亚洲。我相信一场大战后马上开展正确的外交活动能诱使保加利亚向阿德里安堡进军。最后，我确信不管俄国人在其他地方的需要如何，他们是不会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无动于衷的，从他们那里即将得到进一步的增援。在没有陆军的情况下，我正是指望这些准政治因素能够起作用，帮助我们扩大与巩固舰队所取得的成果。读者将可以了解到这种思考究竟有多少依据。

但是倘若最终基奇纳勋爵和战时会议觉得有必要在东方组成一支英国陆军大部队，大规模和成功的协同作战当然有非常大的希望。在埃及和希腊岛屿集结这么一支陆军，很可能成为决定和激励其他国家的运动肌。如果在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后，土耳其人撤出半岛，陆军便可以夺取布莱尔地峡；如果与土耳其达成协议，陆军便可以立即占领君士坦丁堡。再说，如果在舰队穿越海峡时需要一支较大规模的登陆部队，人员可以由这支陆军提供。这样，在立即向东方派遣陆军的问题上，对以后步骤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便基本达成一致。在互相冲突的意见中，在相持不下的计划中和在形势变化的紧急关头，想望以最快的速度在地中海东部集结一支规模尽可能大的陆军，并让它由最优秀将军指挥，在我们海军部的所有人看来是自然的。因此，在任何时候的讨论中，我们都支持任何有助于促进与加快完成这种军事集结的计划。

2月16日是作出正式决议的日子。包括首相、基奇纳勋爵和我本人在内的战时会议的主要大臣会议上，作出了下列决定，这些决定最终被写入战时会议的决议之中：

(1)尽速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最好能在9至10天内完成。

(2)如果需要，安排从埃及抽调一支部队。

(3)所有上述部队与已经派遣的皇家海军陆战营，在需要时可用于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

(4)动用运马船将第29师运出，海军部安排在黎凡特集中小艇、拖船与驳船。

2月16日的决定是陆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基础。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虽然没有明确决定大规模动用陆军，但是他们的大量集结，为需要支援时作好准备。”这一天卡登中将得到通知，穆德罗斯海港可以供他用作基地，海军少将威姆斯被任命为该基地的高级海军指挥官。16日夜晚，为执行已作出的决定，我吩咐战时参谋长奥利弗将军以最快的速度为第29师准备运输船队，他当天就下达了命令。集结陆军的决定毫无疑问含有在发生某种意外事件时使用陆军的可能性。但是对意外事件尚未明确界定。

17日那天，基奇纳勋爵似乎受到来自总司令部的巨大压力，要求第29师仍应派往法国。事实上，正如官方海军历史学家公正评论的那样，如何使用第29师成了我们秘密圈子里开始称为“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之间的最重要问题。基奇纳勋爵成了这些斗争意见与势力的牺牲品，他陷入犹豫不决的巨大痛苦之中。

至此，达达尼尔海峡还未打响一枪，但是我们已处于进攻外围爆垒的前夕。19日，当我们再次在战时会议碰面时，基奇纳勋爵显然已改变了主意。他通知我们说，他不能同意将第29师派往东方。他提出的理由是，俄国已虚弱不堪，他担心大量德军从俄国前线调回，转而进攻我们在法国的军队。我不相信这个论点对他真有这么重要。他一定知道，除去其他的一些不可能的因素外，德国人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大军从俄国运往法国前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那末第29师——仅仅一个师——恐怕也无补于事。他提出这个论点无非是在他经过最痛苦的思索之后作出的决定，来为其他一般理由作辩解。

战时会议屈从了基奇纳勋爵的意志，尽管它的愿望和观点并没有改变。战时会议决定推迟第29师的出发，但同时指示海军部继续为第29师和其他部队准备运输船队。在20日这天我给运输处处长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以最少的耽搁做好第29师登船的一切准备卫作。但是该师的调遣还没有最后决定。”

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基奇纳勋爵拒绝派出第29师。他甚至似乎反对在东方的任何大规模陆军集结。他给我写信(2月20日)说：“法国人关于你告诉他们我们将动用那末多军队一事十分热心。我刚刚见到了格雷，他希望我们不要承担法国特遣队去达达尼尔的任务。”他反对我在亚历山德拉集中4万人的运输船队作为事先预防的举措，这件事他以前曾经同意过。更有甚者他还派他的副官——勇敢而有功绩的菲茨杰拉德上校——去第一海军大臣和海军部运输处那儿，告诉他们第29师不准备出发了。于是第一海军大臣和运输处处长便以为基奇纳大臣和我已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自16日起开始进行的为第29师集结和安排运输船队的命令就这样被取消了；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由22条船只组成的整个船队也被解散，派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2月24日和26日又恢复了讨论，但是我们是在听到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实际进攻的消息后开始开会的。2月19日开始了对外围堡垒的炮轰，虽然由于天气恶劣炮轰曾一度中断，但大家的感觉是行动一直都还顺利。而且，公开军事行动现在也已经展开。如果说16日是一个下定决心的日子，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那末24日与26日可谓是妥协与折衷的日子。在24日，基奇纳勋爵说他“觉得如果舰队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无法穿越海峡，那末陆军承担的任务就应该有始有终。在东方遭到失败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在那里绝无后路可退。”就这样，一下子海军放弃进攻的念头打消了，如果海军进攻证明困难太大，就放弃进攻转而寻求其他目标；大规模陆军作战的可能性似乎得到认可。对此，我在24日和26日再次顽强地提出理由派遣第29师，我充分利用海军进攻给予人们不断增加的希望与兴趣。

基奇纳勋爵不顾他自己的声明，坚持拒绝派遣第29师。他指派熟悉并且信任的伯德伍德将军从埃及(他在那儿指挥澳大利亚军团)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并报告陆军行动的前景和可能性。2月24日，陆军部要求海军部给卡登中将发去由亨利·杰克逊爵士拟的电报稿：

“……陆军部认为，为了保证摧毁敌人永久性炮台这一首要目标的实现，占领半岛南端苏安代尔—查纳奥瓦西一线对于以后首要目标——消灭永久性炮台——的成功不是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陆军应随时准备支援在海峡两岸爆发的小规模战斗，以便摧毁伪装的炮台并与保卫炮台的敌人部队作战，但陆军主力可以留在莱姆诺斯兵营中直至海峡的通道落入我方之手，此时有必要扼守布莱尔战线以切断到达半岛的所有供给。你应在伯德伍德将军到达时与他讨论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再决定在军舰大炮射程范围之外的任何重大作战行动，并报告作出的结论。”但是两天之后，即2月26日，基奇纳勋爵授权伯德伍德将军率领澳大利亚军团“竭尽全力”支援舰队。

然而，所有这些折衷的做法，任意假设事情的轻重缓急，明显改变了行动的整个性质，在我看来相当危险，因此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我正式宣布，对可能发生的任何陆军行动的后果不承担责任。我的不承担责任的声明载入记录。随后首相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干预，他最强烈呼吁基奇纳勋爵不要允许在东方可以使用的兵力中失去对东方有举足轻重的一个正规师，但毫无结果。会议之后我等了一会儿。我知道首相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实际上除了基奇纳勋爵之外整个战时会议都赞同我的观点。我敦促首相行使有效权力，坚持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或亚历山大。此刻我紧张地感到一种灾难临头的预兆。我知道现在是斗争的转折点，我确信其后果将铭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首相觉得已毫无办法。他已经尽力劝说基奇纳勋爵。他不能在这么一个问题上让他屈服或让他辞职，因为参谋部的全部陆军的意见和法国当局的意见都支持他。

2月25日我准备了一份对整体形势的评估报告，并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使用这份报告进行辩论。这份报告打印出来，并送交首相、财政大臣和贝尔福先生。现在我在此转载这份报告，因为它比那个阶段的任何其他文件更清楚说明我的立场。

评价报告

1915年2月25日

1.俄国——我们一定不能期待俄国在今后的许多个月中能成功地攻入德国。但是，虽然俄国的攻势已陷于瘫痪，我们仍旧可以指望她不仅能成功防守，而且能有效地将大量德军吸引在她的防线之前。没有理由相信德国能在任何时候将百万大军转移到西线；在4月中旬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足以影响局势的大量德军抵达西线。

2.英、法在西部的战线非常牢固，不可能被迂回。我们在法国的地位和力量之坚固是战争开始时不能比拟的，当时对付我们的有近四分之三的第一线德军。我们必须迎击最大规模的德军进攻。现在我们有很大把握击退他们；即使德军胜利使我们有必要退至另一条战线，德军优势的损失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偿。在今后的三个月里，西线的问题不应令人担忧。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四五个英国师能起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3.对我们而言，能夺取并保持主动权的有决定意义的唯一地方在巴尔干半岛。只要陆军与海军配合默契，运用现有的兵力，我们肯定可以在3月底之前拿下君士坦丁堡，俘虏或消灭土耳其在欧洲的所有军队(阿德里安堡的部队除外)。这个打击能在塞尔维亚命运决定之前实现。它对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将使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军事因素。

4.我们可以立即得到(至少)下列部队：

人数

在英国第29师和另一个本土师…………………………………36000

奉命前往莱姆诺斯的部队：皇家海军师…………………………12000

从埃及抽调：两个澳大利亚师……………………………………39000

法国师………………………………………………………(大约)20000

俄国旅………………………………………………………(大约)8000

————————————

合计………………………………………………………………115000

5.如果现在就发布命令，所有这些军队可以在3月21日之前集中在布莱尔地峡的打击距离之内。如果海军的军事行动到那时仍未取得成功，这些军队可以用于进攻加利波利半岛，确保舰队穿过海峡。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打通，他们就可以(A)从君士坦丁堡开始将土耳其在欧洲的军队彻底铲除；或者(B)如果保加利亚应我们之邀参战，将埃诺斯—米迪亚一线全部占领，他们就可以借道保加利亚去援助塞尔维亚；或者(C)如果保加利亚只保持友好的中立，但希腊站在我们一边，他们可以借道萨洛尼卡去援助塞尔维亚。

W.S.丘吉尔

在27日我又补充：

我现在必须记录下我的意见：提供的陆军力量，即由9个海军营和一个法国师支援的两个澳大利亚师力量还不够，无法完成他们可能要执行的任务；没有用英国正规部队，一旦战斗打响，海军营和澳大利亚师将会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即便海军在没有援助下强力打通海峡通道，陆军力量的薄弱将会迫使我们放弃一大部分否则可以获得的战果。

我仍旧希望26日会议之后一二天内基奇纳勋爵会改变心情，希望首相能设法让他接受众人的观点，希望第29师能够获准出发。战时会议虽然听从他的决定，但仍决定运输船队聚集一起准备运兵。26日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询问运输处，想了解一下运输船队准备的确实情况，希望发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当时我得知准备工作在20日就已被取消，船只已全部分散。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站立不稳，当即写信给基奇纳勋爵表示抗议。我立即向运输处重新下达命令，但是发现要在3月16日以前重新集合所需船只和并使其适合运兵是不可能了。

海军对外围堡垒的实际炮轰并获得成功(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描述)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引用达达尼尔委员会报告中的话，“战时会议的另一次会议于3月3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基奇纳大勋爵反对派遣第29师的态度已明显软化。对丘吉尔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建议将此问题留到3月10日再讨论，那时候他希望已经听到伯德伍德将军的报告。”然而，伯德伍德将军在10日前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他在5日给基奇纳勋爵的电报中说：“我很怀疑海军能否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强行通过。”……

这份电报之后，在6日又来了一份电报，大意是：“我已经告诉你，我认为海军上将的预测过于乐观，虽然到3月12日我们或许能作出更准确的估计，但我仍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到了3月10日，基奇纳勋爵当时对其他战场的局势有所放心，也可能受到伯德伍德将军的报告的影响，他对战时会议宣布说：“他感到现在的形势已足够安全，有理由派遣第29师。”

“……2月16日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的执行在20日停止，3月10日重新开始执行。在这期间，浪费了三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原本可以在2月22日出发的运输船队在3月16日之前无法登程。”

我们不久就将面对这种延误造成的后果。计划的一再更改已经令人极度迷惑。但是，甚至在最终作出决定派遣包括第29师在内的陆军后，这支军队打算用在哪里依旧是一个斯芬克司之谜。当基奇纳勋爵心里决定，如果海军攻不下达达尼尔海峡，他便去攻击加利波利半岛，此时，他就应该将这个决定向他的同僚公布。即使不这么做，他无论如何应该在调度和组织部队时给自己留下各种供选择的余地。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让他的参谋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制定应急计划，而现在这种意外事情已明显发生。令参谋部科学地研究军事问题，或在恰当的时候选择一位指挥官，这根本不会要他承诺些什么。

“自从作出2月16日决策起，”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是无懈可击的。选择之一是接受这么一种观点：由于我们在其他地区已有承诺，所以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力去东地中海从事远征行动；当一旦大规模陆军行动已明显不可避免时，我们面临的将是，如果局部失败将导致威信的可能丧失，从而不得不回到原先的方案上，即海军放弃进攻达达尼尔海峡。选择之二是勇敢地面对从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风险，立刻作坚决的努力，以强大兵力用迅速而组织良好的联合进攻，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不幸的是，两种选择政府都没有采纳。……我们认为，丘吉尔先生对迟迟不肯从英国派遣第29师和本土师一事高度重视，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24章、外围堡垒的攻克和希腊的第二次提议

01.

2月19日上午10点差9分，集聚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和法国舰队开始炮轰外围堡垒。①这些堡垒共计4个，配备了19门主炮。除了4门之外，所有其他炮都是老式的短程炮，最大射程为6000至8000码。只有在两个较小堡垒里的两对9.4英寸炮的射程超过11000码。所以，这些防御手段全都逃不了军舰从它们无法进行有效还击的距离外的轰击。

进攻的舰队编成三个分队：

第一分队：不屈号；阿伽门农号；伊丽莎白女王号；不可抗拒号；凯旋号。

第二分队：复仇号；阿尔比恩号；康沃利斯号；高卢号。

第三分队：萨夫伦号；布维号；查理大帝号。

这些军舰共配备了178门51/2英寸以上的炮，其中大部分炮都比堡垒的炮先进，而且每一等级炮都比敌同级的炮更为猛烈，射程也更远。随后发生的战斗过程在官方的海军史里有详尽记载，每一艘军舰的运动以及几乎每一发炮弹所造成的结果都有生动的说明。在此我就不想重复了。

进攻计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远程轰击；然后以短距离轰击破坏堡垒，扫清一条通向海峡入口的通道。弹药用得很省。起先，军舰一直保持行驶。但是情况不久就表明，行驶中的军舰射击达不到足够的准确，在10点30分，所有军舰得到命令，在敌人大炮射程之外的地方抛锚，这样任何一艘军舰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观测到其他军舰的射击。到了两点，我们认为缓慢的远程炮击已足以使我们能够展开近距离进攻，炮击的军舰可以靠近到距目标6000码的位置上。直到此时所有堡垒一炮都没有还击。但是在下午4点45分，“萨夫伦号”、“复仇号”和“康沃利斯号”前进到距目标5000码之内，两个配备先进大炮的较小堡垒开始行动了，这说明远程炮击并没有破坏其大炮。“复仇号”和“康沃利斯号”在“阿伽门农号”、“不屈号”和“戈尔图瓦号”的增援下进行还击，短时间压制住其中一个堡垒的开炮。副司令德·罗贝克海军少将——他的旗帜悬挂在“复仇号”上——希望继续近距离炮轰，但是由于时间已接近5点半，天色正在暗下来，总司令打出了“全面回撤”的信号，这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舰队总共只打了139发12英寸的炮弹。这次非决定性炮轰的结果似乎表明：首先，军舰必须在抛锚之后才能作精确的炮击；第二，直接射击比非直接射击更有效；第三，用海军炮弹打击堡垒是不够的，只有落在大炮上或炮架上才算是实际命中。最后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天，天气开始变坏了，接连五天不能战斗。25日这天，我们根据获得的经验恢复炮轰。“阿伽门农号”炮击海勒斯角堡垒，“伊丽莎白女王号”炮击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随后又炮击海勒斯角堡垒，“不可抗拒号”炮击奥卡尼堡垒，“高卢号”炮击库姆·卡莱堡垒。所有军舰互相观察，检测纠正彼此的射击。堡垒也还击，但成效不大。炮击效果显著。事实证明，只要能取得良好的观察数据，海军炮轰可以取得很高的命中率。发射18发炮弹后，“伊丽莎白女王号”直接命中并毁坏海勒斯角堡垒里的两门先进大炮。“不可抗拒号”在那一天耗费了35发炮弹，先后摧毁了奥卡尼堡垒里的两门先进大炮。这样，我们只耗费了不多的弹药便逐个打坏或摧毁了守卫海峡入口的全部4门远程大炮。当天下午，军舰逼近堡垒，对所有堡垒进行了猛烈轰击。全部堡垒都被打哑了。土耳其人把配备了短程大炮的旧堡垒仅仅当作引诱炮轰的摆设，里面的守备部队早已撤出。停战之后，土耳其人声称，炮台和弹药堆放处全被摧毁，但是军火库都安然无恙。由于堡垒已被舰队的短程炮轰全部摧毁，堡垒里的人员都已撤离。双方的伤亡不大。事实上，虽然“阿伽门农号”被击中六、七次，舰队并无什么损伤。总共阵亡3人，受伤7人。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天是非常重要和令人满意的一天。除了81发英国12英寸炮弹和法舰相应大炮的50发炮弹外，15英寸的炮弹总共只用了31发。这次炮击清楚地证明：在12000码外抛锚的军舰，如果能获得正确角度对距离作良好观察，便可以摧毁土耳其的大炮，而且不必耗费过量的弹药。现在可以扫清海峡的进路和入口了，这项工作分别在25日夜晚和26日夜晚完成。3艘战列舰进入海峡，从里面彻底摧毁了外围堡垒。随后，我们又取得了一个更加显著和当时我们认为更有希望的进展。在26日和后来几天里，由50至1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爆破小组在舰队炮火的掩护下登陆，他们用火药棉把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和亚洲一方两个堡垒的所有的炮炸成了碎片。他们并没有遭到土耳其人的认真抵抗。登陆小组一共摧毁或破坏了48门炮，自己仅伤亡了9个人。②

这样到了3月2日，达达尼尔海峡的全部外围防御工事被毁，包括19门主炮被毁，其中有四门现代大炮。这些炮在数量和质量上大约占全部防卫海峡的大炮的五分之一。舰队现在已经能够畅通无阻进入海峡达6英里，直到凯佩兹布雷区。达达尼尔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完成。

海军部表示出了最大满意，这些日子里我的周围到处是笑脸。基奇纳勋爵告诉我，据他手下负责与海军部联络的军官报告，人们士气高昂、充满信心。倘若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成员能在1915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而不是在1917年春季就接受专家关于军舰攻打堡垒的可行性证词，他们本来就会对海军坚持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的性质有深刻印象。他们还会感到惊讶，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支持达达尼尔行动，并宣称愿对他们的主动行动作出贡献。总之，他们的工作本来会与调查试制坦克过程的皇家委员会的工作相似。

每天在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我都会邀请亨利·杰克逊爵士对舰队发来的电报作出评估。截止那时，他的评估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2月底，我给卡登中将发去电报，问他估计还需要多少晴天能够穿越海峡。3月2日他回电说：“14天”。看起来，我们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方法，海军可以用这个方法在新的非常重要方面帮助协约国事业。然而，在2月26日的战时会议上，我告诉大家“海军部不敢保证成功，主要困难将在狭窄段出现。现在只能说，外围堡垒的铲除是成功的好兆头。”我还反复指出，纯粹海军作战不能保证无装甲商船能自由通过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的内部防线和中间防御工事现在已暴露在舰队的进攻之下。这些防御工事包括10个堡垒和在海峡的欧、亚两岸均匀部署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炮台；还有靠近海峡的一道道的布雷区；以及有可移动的炮组和榴弹炮保护着堡垒和雷区。舰队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

02.

从2月24日起，我认为基奇纳勋爵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愿意动用陆军，不仅仅为了扩大舰队的胜利，而且实际上如果有必要，为胜利作出大规模的贡献。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会做什么？何时做以及如何做？这些依旧无法探知。随着大范围陆军行动可能性的日益增加，我却担心陆军部的现状。我知道在那里军事参谋工作其实一点都没有做，也没有人去详细研究各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为采取各种可能需要的行动所应当了解的有关数字、日期、供给和组织安排等，都还是一笔糊涂账，迄今在战时国务大臣无所不包的头脑里还顾不得考虑这些事情。他与远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伯德伍德将军保持着不断的联系。但是在此阶段他根本不允许参谋部或军需主任插手此事，也不让他们知道一点点在某种情况下他可能希望采取的、并在他心中正在形成的决定。目睹这一切，我在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越来越担心出现军事崩溃。我决心不再为远比海军部采取的任何行动更为重大的行动分担责任，而在海军部行动之外，我绝对不控制任何军事行动。因此，3月初我要求首相安排我和基奇纳勋爵会见，并要求首相在场。面谈时我正式而直率地问基奇纳勋爵，他是否为可能出现的任何军事行动、尤其是为行动取得成功所需要军队的数量承担责任。他立刻回答说他肯定负责，于是海军部在3月12日将皇家海军师移交给他指挥。

3月10日，第29师奉命前往莱姆诺斯，3月16日，首批运输船队启航。然而陆军部在第29师登船时没有按任何次序或组织编队，使他们到达目的地就可以投入战斗。

03.

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外围进攻和首次深入海峡的成功在整个欧洲产生了有重大意义的反响，而间接影响显然遍及全世界。当时的德国军事使团首脑利曼·冯·桑德尔斯将军这样写道：“土耳其指挥部在2月底就预计敌人舰队会突破成功。他们已为将苏丹、朝廷和国库逃往小亚西亚腹地避难作了安排。”③而远在芝加哥的期货交易市场上，小麦的价格骤然下跌。

在欧洲，俄国要求关于君士坦丁堡发表公开宣言。战争爆发之初，俄国的态度是十分正确的。她曾会同英法向土耳其保证，到和平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将会得到尊重。但是一旦土耳其拒绝了这个公正的提议，并且加入反对她的一方，俄国的态度就改变了。法国驻彼得格勒大使帕莱奥洛格先生在1914年11月9日写道：“土耳其的侵略震撼了俄国人的良心深处……。斯拉夫民族性中的浪漫主义理想突然醒悟过来。”④鼓励深陷灾难和失败中俄国成了当务之急。爱德华·格雷爵士早在1914年11月14日就指示乔治·布坎南爵士通知M.萨佐诺夫，英国政府承认“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问题的处理应该与俄国的愿望一致。”这件事在当时是完全保密的。但是到了1915年，君士坦丁堡似乎有可能落入协约国手中，俄国的愿望有必要予以公开再保证。然而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必定会引起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不利反应。从另一方面说，俄国正在德国炮轰下摇摇欲坠，但她仍在英勇抗击，无论何时她是我们获取全面胜利的希望；在此关头我们能与她争吵或让她灰心吗？判断这个决定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首相在3月初邀请保守党领袖兰斯多恩勋爵和博纳·劳先生参加我们的战时会议，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做令我感到高兴，这也正是我竭力主张的。我早就盼望看到全国联合的形成。我以巨大的不安注视着这个强大的保守党——自从自由党政策在战争爆发便告破产以来，它几乎变得无比强大——阴郁地在政府之外沉思的情景，它从各部门获得正确情报，却对天天发生的可怕事件不必负丝毫责任。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帝国需要他们的帮助。我们需要他们中的才智之士进入高层重要部门。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我就时常将这种想法告诉阿斯奎斯先生，现在我向他指出，当东方出现某种胜利的成就和可能的时候，此刻对所有的人来说，正是两个伟大的政党在光荣的条件下实现必要联合的大好时机。对此首相也不是不明白，他知道，一旦战争局面恶化——这似乎很有可能——政治形势便会出现不稳定。我希望这次与反对党主要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贝尔福先生已进入我们的战时会议——可能导致向全国联合团结的方向迅速发展。然而，两位保守党领袖以他们的方式明白表明，他们不介意只为国家政策的很小一部分承担责任，但对卷入任何一件事都小心谨慎。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但结果却不圆满。战时会议虽然作出联合决定，但进展并不令人满意。从整体上说，我认为结果是首相仍想维持国内政治的寒冷局面。

3月的头几天，英、法两国通知俄国政府，作为胜利和平的部分条件，他们同意俄国吞并君士坦丁堡；这个重大事实随后于12日向外界公布。

在巴尔干半岛，海军行动产生了电击般的效果。保加利亚的态度如闪电一样迅速地改变了。在两周内我们的情报表明，土耳其人正被迫向阿德里安堡后撤，建立针对保加利亚的防线。我们驻索非亚特别使团团长佩吉特将军在3月17日打电报给基奇纳勋爵，他说在觑见国王之后他确信“达达尼尔行动造成深刻印象，保加利亚已毫不可能进攻任何与协约国结盟的巴尔干国家，有理由认为保加利亚陆军不久将会配合达达尼尔行动攻打土耳其。”罗马尼亚的态度也变得友好但极为警觉。俄国虽然先前不能为巴尔干行动拨出1000多名哥萨克部队，现在愿意提供最全面的海军合作，并且开始集聚一个军团，由巴土姆的伊斯托米涅将军率领，准备参加攻打人们相信即将陷落的君士坦丁堡的战争。

3月2日，我们驻布加勒斯特的公使来电，报告罗马尼亚首相说，他对意大利“不久就要行动”一事已更加确信。“我的俄国同事两次见到意大利公使，后者以前曾经常和他谈到……意大利……加入我们阵营，在最近这两次谈话中他的措辞比以前更加明确，事实上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提及夺取亚得里亚海沿岸，认为这是土耳其最终被瓜分之后意大利该得的份额。……意大利可以在一个月内有准备好行动的180万军队。……”其他一些同样的迹象也不断出现。3月15日我给爱德华·格雷爵士送去一份备忘录：“意大利的态度值得注意。如果能将她引入我们一方，奥地利的舰队就会失去力量，地中海就会像英国的内湖一样安全。当然，我们应该作出努力鼓励意大利向前走。让一个敌人的盟国对敌人宣战只有一步之遥。”外交大臣回信写道：“我不会坐失良机。”

对希腊产生的影响最为重要。我们知道，尽管M.韦尼泽洛斯先生对协约国友好，而且也很想加入协约国，但是他在2月11日曾拒绝卷入战争，没有接受我们提供1个英、法陆军师微不足道的奉献。但是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产生了立即的变化。3月1日英国驻雅典的公使来电说，M.韦尼泽洛斯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希腊将派三个师组成的军团去加利波利。爱德华·格雷爵士立即回电说，陛下政府愉快地接受这个援助，另外还说海军部迫切希望希腊在达达尼尔战役中除了陆军援助之外再提供军舰援助。英国公使3月2日回复：“M.韦尼泽洛斯希望明天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提议。……他已经觑见国王，”公使补充道，“根据我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消息，国王赞成宣战。”

3日这天英国驻雅典武官来电说，“希腊参谋部的一致意见是海军进攻应该得到陆军行动的支持。他们的计划是派四个或五个希腊陆军师在半岛的最南端登陆，然后朝迈多斯东面的高地挺进。他们必须攻克接连的三道防守阵地，但是由于缺乏调度军队的空间，土耳其人无法调集大量部队。如果再派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同时对布拉尔战线发起进攻，进攻部队或者在战线北面登陆，或者在克赛罗斯湾角登陆，土耳其人将不得不放弃迈多斯地区，否则将冒被切断的危险。”

这样一来，我们此时不仅已经获得和即将获得澳大利亚军团和在埃及的所有部队、皇家海军师以及一个法国师，而且至少还可以得到一个由三个师也许更多部队组成的希腊军团，而一个俄国军团正在巴土姆集结。另外，从英国派遣第29师和一、二个本土师也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这么多军队为这个大规模行动计划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现在就能够夺取加利波利半岛，4月底之前就能够夺取君士坦丁堡。在所有军队后面还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她们也不甘心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和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时落在别人后面。再往前迈一步，再多使一把劲——君士坦丁堡就会落入我们手中，所有巴尔干国家就会不可逆转地加入反同盟国的阵营。且慢，谁能想到针对世界主要神经中枢发动的一次较小规模的海军进攻，迅速、轻易而稳稳当当造成的这种令人吃惊的形势，却被日后悲剧性局面所取代。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可怕而致命的事。在德国铁锤下屡屡失败后退的俄国处于弹药短缺和与协约国隔绝的境地，俄国不可挽回地破坏了这个光辉的大好联合。3月3日俄国外交部长通知我国大使：

俄国政府不能同意希腊参与达达尼尔行动，因为这势必会导致局面复杂化……

M.萨佐诺夫补充说：“昨天沙皇召见了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同意在达达尼尔行动中与希腊合作。”这是不可改变的言词。难道没有人明确地给他警示，难道他的祖先没有在这个不幸君主面前显灵，告诉他皇室的崩溃、家人的遭殃——叶卡捷琳堡血腥的地下室？

在雅典，俄国公使奉政府的命令正在积极活动，阻挠和抵制希腊的插手。尤其糟糕的是，希腊国王得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被允许率领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另有一些人建议，也许可以允许希腊派一个师参加，“这样做的好处是，国王不会亲自上战场了”。康斯坦丁国王因妻子是德国人，接受德国教育，他一方面受诸多亲德因素的影响，另一方又遭到粗暴的拒绝，他被迫后退，恢复他原先保持敌意的态度，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月4日法国外交部发表进一步意见，内容如下：

俄国政府将不惜任何代价拒绝接受希腊对君士坦丁堡远征的合作。……如果希腊政府愿意在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中合作，那末就应该让他们知道，希腊在战争中的合作必须是全面的，他们必须积极支持塞尔维亚。

我国驻希腊公使，消息灵通而颇有警觉的埃利奥特使我们不再怀疑希腊的立场。他在6日的电报中说：

“如果坚持让希腊支持塞尔维亚，那将毁掉希腊与我们合作的前景，除非在保加利亚发起进攻的情况下。首相本人相信参谋部提出的论证，即这种做法有战略上的危险。”

英国武官6日来电说：

“我的俄国同行今天对我说，他认为俄国将反对希腊国王来到君士坦丁堡，俄国可能会提出约定，接受希腊当前提议的条件是国王不来君士坦丁堡。任何类似的限制都可能导致希腊的整个建议的破产。我敦促他向俄国参谋部阐明这个建议的战略价值。希腊加入战争本身就是解救塞尔维亚，使其免遭奥地利进攻的最好保障，而保持希腊军队的完好无损，首先可以对保加利亚起到遏制作用，而这反过来又可以使罗马尼亚放开手足在布科维纳与俄国合作。法国得到的好处是获得科孚岛，作为亚得里亚海的海军基地。从而促使巴尔干的总形势朝有利于三国协约方向发展。

他补充说：“国王最初将不会随军同行，但是当兵临君士坦丁堡时他可能会改变主意。如果那样，我们不难想象保加利亚国王可能会期待他的合作，共同对付土耳其军——这将会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十分不幸的是，俄国对无论哪一个国王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都表示反对。”

他总结说：“M.韦尼泽洛斯在今天的人群列队行进中受到热烈欢呼，他提出加入我们一方的建议甚得民心，其主要原因是希腊人希望他们的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

这种形势触及我的每一根神经，令我深为苦恼。那句小学生都知道的亘古名言——Quos deus vult perdere，prius

dementat——它的深刻含意在每个人的耳际回响，现在像古罗马那样悲剧性的、命中注定的局面再一次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确目前就是这句可怕名言所说的那种局面——或许就是因为出现这种局面，这句名言才预示地流传下来。

在6日深夜我在痛苦中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

丘吉尔先生致爱德华·格雷爵士

1915年3月16日

在这危机关头我要求你不要因看不清形势而犯错误。半心半意的办法会毁掉一切，百万士兵会由于战争的拖延而丧生。你一定要大胆要勇猛。你有权利做到这一切。我们的舰队正在进攻达达尼尔海峡。除了我们邀请的军队之外，其他军队都不能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我们别无所求，求共同事业的胜利。

告诉俄国人，我们将怀着慷慨同情之心和他们会谈君士坦丁堡事宜。但是一定不要在与希腊合作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必须有希腊和保加利亚，只要他们愿意过来。我十分担心你会失去希腊，并让俄国人操纵未来。如果俄国反对希腊的帮助，我将尽全力反对俄国得到君士坦丁堡。倘若没有我们援助俄国是破碎的国家。她别无出路，除非背叛——而背叛是她无法做到的。

如果你不支持这个希腊——韦尼泽洛斯的希腊——你将会得到一个追随德国的希腊。

我将此信一直搁到第二天上午，而就在那天上午从雅典发来了一份如下的简短电报：

国王拒绝采纳M.韦尼泽洛斯的建议，内阁已辞职。

我没有将信寄出，现在在这里发表它，绝不是要责备爱德华·格雷爵士或外交部。他们的心情和我们一样。他们做了他们力量所及的一切。但我发表此信是因为它记录了这场漫长斗争中的一个可怕时刻，这场斗争旨在拯救俄国，使她能摆脱敌人和作茧自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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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第534页(第37章06.)土耳其战场图也有帮助。

②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的10门大炮，只有3门被炮轰击毁。库姆卡莱堡垒中的10门大炮，有7门未被破坏。奥卡尼堡垒也被攻入，两门炮全遭破坏。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东面悬崖上的6门现代榴弹炮和不少较小的炮全被摧毁。

③利曼·冯·桑德尔斯，《在土耳其五年》(Five Years in Turkey)，第72页。

④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沙皇俄国》(La Russie des Tsars)，第1卷，第187页。

第25章、新的决心

01.

当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达达尼尔海峡时，当许多意义深远的反应在整个战场上出现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海军作战行动开始动摇和失去活力。从3月3日起卡登中将的进攻步调不断放慢。天气经常不利于远程炮击，我们的早期水上飞机不但数量不多，而且效率不高，炮击与观察的配合，虽有健全的原理为基础，但由于缺乏经验，实际上还比较原始。敌人的移动榴弹炮从海峡两岸开始每天大规模炮轰，骚扰我们进行炮击的军舰，迫使军舰不停地移动。3月4日登陆的部队遇到比以前强硬得多的抵抗，他们未能到达堡垒群。扫除雷区的工作也遇到了越来越多土耳其野战炮有探照灯准确指引的炮击，为这个任务准备的扫雷拖网渔船证明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对于拖网渔船上那些平民出身的船员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虽然他们熟悉水雷，但是过去从来没有遭受过炮轰。

在3月2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我们对构成达达尼尔海峡内层防线的土耳其堡垒分别进行了三次持续炮击。

第一次炮击发生在2日和3日。“老人星号”、“速捷号”、“康沃利斯号”、“阿尔比恩号”、“凯旋号”以及“乔治王子号”在不同的时间对各个堡垒进行了炮击，其中达达诺斯(8号)堡垒是炮击的主要对象。堡垒宁静了，没有一门炮开火，但是由于起先敌人用榴弹炮射击，军舰有时须绕圈行驶。军舰总共打了121发12英寸的炮弹。炮击的效果如何也无法作出确定的结论，可是弹药的消耗被认为是严重的问题。

3月5日改变了方式，由“伊丽莎白女王号”对狭窄段的堡垒实施非直接炮击。她停泊在海峡外距离加巴山两英里处，隔着半岛进行射击。白天总共打了33发15英寸的炮弹，其中朝13号堡垒射了28发，朝17号堡垒射了5发。一切都取决于探明炮弹落点的安排上，这个任务由与击射线成直角的三架水上飞机和在海峡内活动的三艘战列舰(“不可抗拒号”、“老人星号”和“康沃利斯号”)担任。由军舰校正射击高度比较容易，但是它们所处的位置难以进行观察，无法校正射击方位。这就要依靠水上飞机了，可是就这个至关重要的目的而言，我们的水上飞机也难以胜任。派出的第一架飞机因螺旋桨在3000英尺高度断裂而坠毁。第二架飞机被步枪子弹射中六处后被迫降落，飞行员受伤。第三架飞机只校正一个目标。

非直接炮击继续到3月6日。此时，土耳其人已将小炮和榴弹炮运上了加利波利半岛，向“伊丽莎白女王号”射击，迫使她将射程增加到20000码。老式的土耳其战列舰“巴巴罗塞号”也用11英寸大炮开始从海峡内迈多斯海外向她射击。我们所有的军舰都安然无恙，虽然全都被榴弹炮和野战炮击中过几次。

现在我们知道炮击的结果如下：13号堡垒被击中11次，17号堡垒被击中约7次。两个堡垒后部兵营被击毁，一个弹药库被击中。大炮没有遭到破坏，但是炮火从没有防护的角度射来，这对土耳其炮兵起到了扰乱作用。如果能够使用飞机观测，无疑这两个堡垒将受重大创伤，只要弹药充足，每一门大炮都可以被摧毁掉。堡垒在这个方向完全失去保护，每门大炮和炮架全成为最大目标。原来海军部命令中包含的关于节省弹药的指示，以及由于空中观测的安排不充分，导致这种方式的攻击草草收场。这真是一件太大的憾事。“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远程炮击是海军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特色。15英寸大炮的炮弹供应充足，但是海军部不允许在3月18日以前动用这些炮弹。节省弹药的规定得到了遵守。在几周内加强和提高空中探明炮击成果的能力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也这么做了。使用“伊丽莎白女王号”攻击堡垒所根据的、体现在原来海军部计划中的原则是健全的。失败应归咎于对弹药消耗量的限制和空中观测的不足。这两个方面随后都得到了弥补，但就在此时这种方法遭到猛烈的指责，以后再也没有重新使用。

使用非直接火力进攻被认为已经失败，在3月7日由“阿伽门农号”和“纳尔逊勋爵号”恢复对狭窄段堡垒的直接进攻，射程为12000至13000码。法国中队也轰击7号堡垒和8号堡垒。那一天的进攻是非决定性的。8日，在“老人星号”、“康沃利斯号”和“不可抗拒号”的帮助下，“伊丽莎白女王号”又恢复进攻。由于暴雨光线昏暗，低垂的乌云又使得水上飞机无法观测。所有的军舰都遭到了榴弹炮的通常炮击，然而并没有给军舰造成重大破坏。堡垒的炮轰显然被压制住了，但是土耳其人声称他们是为短程炮击节省弹药，他们停止炮击是要清除周围炮弹爆炸飞溅在大炮内的碎石沙砾。

进攻行动持续到12日，同时进行断断续续的炮击和试探性的扫除雷区作业。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怀疑攻击之后是否有充分的决心。例如，在中将的在一份电报中，他报告扫雷船被猛烈的炮火赶了回来，他又补充说，炮火没有造成伤亡。想到西线正在发生的情况，协约国部队几乎每天都要接受艰巨的任务、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报告只能让我感到不安。中将在后来另一份电报中解释种种困难，并说他正在使用正规的海军人员重新组织扫雷工作。然而，直到进攻行动进入很迟的阶段，这个重组工作方才完成。与此同时，虽然又作了几次坚决扫雷尝试，而且侥幸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但是雷区基本上保持原状。

显然，我们必须作更加热情的努力。

02.

为集结在东地中海的部队任命一位陆军司令并将他派往作战现场，这一时机被大大延误了。到了3月第一周的周末，基奇纳勋爵实际上已选定了当时指挥国内中央部队的伊思·汉密尔顿爵士。然而，他一直没有向这位军官透露自己的决定，直到12日他才派把他召来，对他简单地说：“我们要派一支陆军去支援现在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你担任司令。”①

等待这个决定，它却毫无理由地了一天又一天拖延下去，而此时军队和事态正在迅速变化，这种等待使我和费希尔勋爵极为难堪。原定在18日将运输船队集中起来，有关为大量人员和牲口提供吃饭、饲养、用水和组织等一大堆复杂而紧迫的问题急待在穆多罗斯解决。法国师也已经登程出海，他们指望我们给予指引和安排。在这些行政问题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军队的使用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尽管人们一再询问，基奇纳勋爵却稳如泰山，他还憎恶看来像是对他施加压力或者逼迫他动手的任何事情。我们急切等待他尽快派出不管什么部队，但与他打交道必须有老练圆滑的手腕。我是直到11日才确知他已选定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我立刻预订了一辆12日下午的专车以防万一有需要。

以下是基奇纳勋爵写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指示要点：

(1)舰队已经开始了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战斗。在此阶段，大规模动用陆军在陆上作战，只有在舰队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仍旧无法穿越海峡时才加以考虑。

(2)在加利波利半岛执行任何重大任务之前，所有选派远征的英国陆军都必须集中在一起，以便全部力量能够整体投入。

(3)一旦参与进攻海峡的行动计划就不能有放弃此计划的想法。此次行动需要时间、耐心以及海、陆两军司令官有条理的合作计划。关健一点是，应该避免那种会阻碍我们获得战略上和政治上成功的挫折。

(4)不排除进行小规模战斗的可能性，如肃清被土耳其占领的地区，防止他们在那里以炮击骚扰舰队，或摧毁已被舰队打哑了的坚垒。但是这种小规模行动应该尽可能限制在达到预定目标所必需的兵力，而且应该尽可能切实执行，要避免长期占领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阵地。

无论对这些指示有什么样的军事批评，它们准确代表了此前战时会议所作出的决定。3月13日晚，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口袋里藏着这些指示，在一小批上一天任命的还是第一次晤面的参谋军官的陪同下，离开了查灵克罗斯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航速30节的轻巡洋舰“费顿号”在马赛升火等候他，17日早上载着他全速驶往达达尼尔海峡。

03.

海军进攻日益陷入困境，而小股海军陆战队在2月底却轻而易举地在半岛登陆，这使得立即动用陆军的方案对海军部和半岛战场的指挥官很具诱惑力。此刻要判断陆军登陆的前景是困难的。没有人知道土耳其在那个地方部署了什么样的部队。卡登中将在2月23日的电报中说“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守卫部队大约有40000人。”这个数字也是陆军部假设的工作基础。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在半岛上的军队实际上不足20000人，他们分成小股部队沿海岸零零散散地驻扎着，既无援助也无储备。如果在这个时候第29师在现场作战斗部署，如果从埃及抽调的无论什么部队就有可能不遭受重大损失而登陆成功，从而占领非常重要、或许有决定意义的阵地。此后登陆部队可能会遭受土耳其人沉重和越来越凶猛的进攻。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守不住阵地，他们会得到来自埃及、以后还有来自英国的不断增援，增援的规模会远远大于敌人的增加。占据阿奇巴巴这个观测要点可以给海军的非直接炮火绝对精确地指引轰击狭窄段的堡垒。我们还可以把我们重炮和榴弹炮(包括新型的15英寸榴弹炮)运到陆地上，让它们在有效射程内轰击敌人。如果能取得这种局面，在合理时间内摧毁堡垒是必定无疑的，舰队通过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也必定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以这种规模动用军队必然要有一个新的严肃的决策。它意味着又要开始一场新的争论，动用陆军必须与继续坚持纯海军进攻进行比较、权衡利弊；而纯海军进攻至今尚未得出任何结论。

我认为我不亲自宣布我的观点，而请求基奇纳勋爵代表陆军部观点发表正式声明是正确的。他的回答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1915年3月13日

海军大臣，

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的答复是：除非我们发现我们是过高估计了奥斯曼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力量，除非发现基利德巴尔高地上的阵地没有预料的那么坚固，否则，在第29师到达并作好准备参加可能证明有激烈战斗的艰巨任务之前，不能采取任何大规模作战行动。

基奇纳

我不批评这个决策。在当时的处境下这个决策似乎是最聪明的。错误是在更早的时候犯下的。如果第29师能按照最初的决定于2月22日以后就动身出发，它本来会在3月中旬抵达战场，而不是在三个星期以后。如果第29师在运输途中就作好战斗准备，它本来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几天内便可投入战斗。其他奉命开赴这个战场的部队，到3月17日或18日时，有的从英国和法国运往莱姆诺斯，有的在亚历山德里亚海岸等待运输船队。从20日起，就运输时间而言，他们全已严阵以待，参加进攻加利波利半岛的战斗。海军部履行了诺言，正好在规定的日期，即3月17日，准时将所有指定部队(包括法国师)全部集结完毕。18日海军进攻达到高潮。此时，土耳其没有大批增援部队到达半岛。但是没有第29师，陆军什么也不能干。它是最为关键的师，是唯一的正规师，它的调动和到达控制着全局。因而，指定到这个战场的部队有五分之四如预先安排准时集中，而那不可缺少的五分之一却晚到了三个星期，而没有它，其余部队则不能行动。于是所有的部队都不起作用。

04.

到了3月中旬，不仅海军行动而且整个战役都进入了一个转折点。截止此时我们还没有经历重大风险，还没有遭受损失，大部队还没有深深卷入作战。原先卡登制定的逐步铲除堡垒的计划依旧在执行。这个计划没有失败，但是它已经落后，现在执行得如此无力几乎陷于停顿。同时时间却在不断流失。自从开火以来已过去将近一个月。土耳其人在干什么？他们显然在德国教官的有力组织下增援部队、加强工事、布放新的水雷、安置新的鱼雷管、架设新的大炮。德国人自己又在干什么？将潜艇从易北河派往爱琴海可能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潜艇派出了吗？它们正在路上吗？它们可能已近在咫尺。这是一个令人日益担忧的问题，但也是一种鞭策。现在肯定已到检查我们整个立场和政策的时刻了。当初我们曾经预料，“如果形势的发展出乎我们的希望，如果堡垒的抵抗过于顽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停止进攻——而现在我们正处在当初预料到的这种时刻。事实上，我们可以照这个预料行事。指挥棒一挥，集聚在达达尼尔海峡或正朝此地行驶的全部舰队——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拖网渔船、供给船、运输船——转瞬间就会烟消云散。傍晚时人们还能看到一支强大的海军正在进行一场举世瞩目的进攻，而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可能只见空荡荡的大海和静悄悄的海岸。

进一步说，现在不是考虑取舍的时刻。对达达尼尔海峡的长期炮轰必定促使土耳其把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派往加利波利半岛和亚洲沿岸。土耳其人欠缺的大炮和各类军火供应已经从各处搜刮运来或正在运来的途中。再说，俄国人经过一次奋勇努力已大大恢复了高加索的形势。现在在海上的英、法部队也许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登陆并进攻加利波利的高地和山峦。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占领并守住亚历山大勒塔的能力——从而将土耳其帝国的一块巨大版图切下，把威胁埃及的土耳其陆军的交通切断，并截断从东部运来急需物资和食品的供给线。为了这样的进攻，达达尼尔行动是一个最好的开端——一次真正的佯攻。

所有这些考虑对我都没有什么价值。我太了解这些考虑了，所以我将它们一概拒绝。我坚定不移地维护主要事业。我相信，只要尽一切努力，我们能够拿下达达尼尔海峡，只要拿下达达尼尔海峡，我们就能取得真正的决定性胜利。但是那里的海、陆军将领和政治家们从不赞成这些清晰明了的结论，他们怀疑，一直怀疑这次行动的可行性，怀疑主力舰队的优势不足，怀疑这次行动对东方战场的作用！现在肯定是对他们有利的时机。现在肯定是对费希尔勋爵有利的时机。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已经给了长登计划一次很好的考验。我从来不太喜欢这次行动。行动没有成功，但是却是一次很好的表演。它愚弄了土耳其人，也帮助了俄国人。它实际上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现在让我们完全停止行动，干一些其他事情吧。”后来，在4月份，我们已经更深地卷了进去，并且遭受了实实在在的损失和遏制，如果撤退，确实有人提出这种建议，必然损害我们的军威。但是现在结束攻打必定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政策，在海军看来，撤退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

但是事实如何？第一海军大臣根本不想终止这次军事行动。他对这次行动的支持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坚定过。他真心诚意地同意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现在将逐步的、试探性的、承担有限责任的进军转变为凶狠的、坚定的、因而也是险象环生的进攻。他也赞同海军部的一些重要电报，这些电报是在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充分讨论之后由我起草的，当然也不断征求过首相的意见。他甚至要求亲自出马，悬挂起他的旗帜，去达达尼尔海峡指挥战斗，声称这次战役责任重大，只有最高领导才能承担。随后，虽然形势使费希尔勋爵的立场变得复杂，但他仍旧以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方式亲自告诉达达尼尔委员会上述事实。

至于书中提到的其他权威人士，谁也没有表示过丝毫异议。阿瑟·威尔逊爵士、亨利·杰克逊爵士、奥利弗上将以及德·巴托洛梅准将全都意见一致，同意继续进攻和加紧进攻，大臣们似乎也有同样决心。陆军部和外交部也都迫不及待而且充满希望。首相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召集会议将要点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观点。我看到这次行动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赞同和支持计划的力量而感到欣喜。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各方面未能将他们表现出来的坚定决心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贯彻到底。

如何解释众人的团结和决心？是胜利的前景点燃了内心的热情。所有人的思想全贯注于达达尼尔海峡和海峡之后的那个城市的巨大价值。被俄国在3月6日拆散的联合仍旧潜藏着。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的态度引人关注。人人都已是热血沸腾，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展开一次大规模海、陆作战所必须的意志力和内聚力现在已经具备。但是晚了一个月！

在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大家都同意给卡登中将拍发下面电报。

1915年3月11日下午1点35分

101.你以前强调指出要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迄今为止你在推进时没有蒙受损失，我们高度评价你的技巧和耐心。

然而，如果取得胜利必须损失舰只和人员，那末我们获得的成果之大也足以证明这种损失是正当的。迂回恰纳克拐角可以决定整个战斗的成败，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建议你考虑，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有必要选择一个有利的天气，集中最大数量各种口径的能轰击敌人的大炮，在有效射程内对狭窄段的堡垒实行压倒性的轰击。……

我们并不想催促或逼迫你放弃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们都清楚，在战斗的某一阶段，你将不得不狠下决心作出决定，我们渴望知道你是否以为这个阶段已经来到。我们将支持你为争取决定性结果而采取的思考周密的行动，即便承担令人后悔的损失。

15日又发一电：

109.……我们理解你的用意：从布雷区中扫清一条航道，以便能最终在近距离内攻击狭窄段的堡垒，并保护战列舰队的各种火力对堡垒或对可移动的轻型炮组进行轰击，这项任务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扫雷工作完成之后，我们了解你打算在有效距离内对狭窄段的里全发起进攻，使它们事实上失去作用。然后，只要方便，你将继续进攻狭窄段以外的坚垒；如果必要进一步扫除水雷。倘若这就是你的用意，我们表示真心赞同。我们希望你不要太匆促地执行这些任务，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

中将答复道：

1915年3月15日上午9点15分

我完全意识到形势，而且正如3月14日电报中所说的，打算对狭窄段展开猛烈的进攻，并在进攻的掩护下清扫雷区。关键是要有良好的能见度，有利时机一旦出现我会立即加以利用。……

海军部的101号和109号电报是发给舰队的两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它们的主要用意就是让中将领悟到，如果他有决心打通海峡和因此遭受惨重损失，甚至整个作战行动中途失败，其责任将由他在国内的上司承担。他只需要考虑他自己的任务和他面前的敌人。

05.

有关进攻的一切事宜都已处理完毕，我休假了两天，去往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指挥部(在那儿我当然有直线电话联系)等待结果。一到那儿我就接到了卡登中将致海军部的电报，声称他的医官决定他必须病休。他推荐德·罗贝克中将接替他负责指挥这次行动。他认为德·罗贝克中将“十分熟悉目前和将来的所有安排，而且在准备阶段发挥了巨大辅助作用。”

这件事搅乱了计划。我们对卡登中将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他是海军逐步进攻方案的负责任的作者。他已表明他完全同意采取更积极进攻的方式。他已深深地卷入此事，必须将这场战争打到底。现在战役已迫在眉睫，他却突然垮了。我们又得重新与另一个人合作。我在过去的三年中熟悉了德·罗贝克中将。他在海军中享有盛誉。他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和能干的纪律执行者。战前在我的任期内他担任东海岸巡逻舰队司令达两年之久。我并不总是赞同他担任该职务时制定的一些应战计划。人们感觉不到在那个时期之前他的训练和经验已使他有能力从更高的战略与战术角度思考问题。他对事业的信心源于他的性格、个性和热情。事态的发展指定他为卡登中将的合适接班人。确实，他的资历要低于目前正在指挥穆德罗斯基地的威姆斯少将，但是在这次整个军事行动中德·罗贝克都担任副司令，所有的情况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威姆斯还在紧张处理因运兵船队随时到达而产生的迫在眉睫的行政工作。仅仅依据军衔高低来选拔这些军官看来显然是不对的。一心为公的威姆斯本人主动打来了电报：“如果你们认为应该提升德·罗贝克，我完全愿意服从他的命令。德·罗贝克和我完全一致，无论你们如何决定，我们都会忠实合作。”任命事实上是不可改变了。就这样命运之神在达达尼尔海峡小心翼翼地跨出她的脚步。

我认为，我们必须完全了解德·罗贝克中将的是，彻底地弄清楚他是否完全与海军部意见一致，这样才能令他从卡登中将被迫放弃工作之时起接手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于是在和费希尔勋爵商量后，我从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指挥部里给他发去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德·罗贝克中将

1915年3月17日

海军大臣密电，收件人亲启。我满怀信心委任你担当地中海特遣舰队司令，我相信你一定完全赞同海军部101号和109号电文以及卡登中将的回电，相信你在经过独立判断之后认为，所建议的行动是明智和切实可行的。如果你不那么认为，望你直言不讳。反之，望你尽速执行，一旦有利机会来到，切勿犹豫不决。请每日详细汇报，并与汉密尔顿将军紧密配合。若发现有适合下级指挥部的人选可以提出建议。威姆斯担任你的副手。祝你好运。

德·罗贝克中将致海军部

1915年3月17日上午10.点20分

海军部海军大臣亲启，密电。

228.德·罗贝克中将发。感谢您发来的电报。我完全同意你提到的电报。倘若天气许可，明日将开始行动。我的看法是，进攻狭窄段取决于我们扫除雷区的能力，这就需要在扫雷过程中遏制坚垒不使它开炮。汉密尔顿和达马德陆军将领以及威姆斯海军少将今天来我船上，会谈结果十分满意。

第二天又发来电报：

1915年3月18日

天气良好。战斗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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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恩·汉密尔顿，《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y)，第2页。

第26章、3月18日

01.

3月18日上午，协约国舰队全体出动进攻狭窄段。

德·罗贝克中将的计划是同时制服守卫狭窄段的堡垒和保护雷区的炮群。指派10艘战列舰执行进攻任务，6艘战列舰每隔4个小时轮班替换她们。进攻开始由4艘现代战舰进行远程炮轰。当部分堡垒被遏制后，法国中队的4艘战舰将通过第一线的间隙，在8000码的距离外炮轰堡垒。一俟堡垒被控制住，扫雷船将扫清组成凯佩兹雷区的五道水雷线的900码航道。扫雷工作将在两艘战列舰的掩护下彻夜进行，此时其余军舰撤退。第二天早晨，如果航道已经扫清，舰队将穿过航道进入萨里锡格拉海湾，在近距离有效射程内轰击狭窄段的堡垒。当这些堡垒被摧毁或制服之后，扫清狭窄段雷区的工作将随即展开。

任务的实际分配如下：

A战斗编队

在14000码距离外向狭窄段的堡垒炮击：“伊丽莎白女王号”、“阿伽门农号”、“纳尔逊勋爵号”、“不屈号”；

对中间防御工事进行炮击：“凯旋号”、“乔治王子号”。

B战斗编队

随后在8000码距离外向狭窄段的坚垒炮击：“萨夫伦号”、“布维号”、“查理大帝号”、“高卢号”；

夜间掩护扫雷工作：“康沃利斯号”、“老人星号”。

替换：“复仇号”、“不可抗拒号”、“阿尔比恩号”、“大洋号”、“速捷号”、“威严号”。

整个方案的目的是寻求战列舰作战和调动的水域，是完全扫除水雷和已知无水雷的水域。3月7日在炮轰区域内已找不到水雷，事实上已没有水雷。扫雷行动几乎每夜不断，扫雷范围达到距离狭窄段8000码处，在亚洲沿岸也进行了一些扫雷。然而，埃伦·凯威海湾的水雷大部分没有被清除。由“皇家方舟号”所做的一次实验“相信”，以及水上飞机或普通飞机在雷区上空飞行时辩认出，下面清沏海水里18英尺深处的水雷。水上飞机经常报告在正规雷区内发现水雷，依赖它们的报告，不但在积极意义上知道在某一区域有水雷，而且在更广泛和较不确定的非积极意义上知道，没有报告有水雷的地方就是没有水雷。我们现在知道“皇家方舟号”的试验是一种误导。水上飞机事实上无法探明土耳其人的正规布雷区，它们所发现和报告的只是一些极其靠近水面或网标已露出水面的水雷。必须充分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和执行任务的手段的局限性。但是清除水雷为军舰开辟进行炮击区域，这是海军进攻堡垒前必须做到的初步工作；已清除水雷区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绝不能与严密防守的正规布雷区相混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对正规布雷区的扫雷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扫雷船只数量与效率都达不到要求，这个事实直接导致了3月18日的进攻蒙受损失，间接导致了整个海军计划的放弃。

因为在3月8日那个风急浪高的拂晓，当英国夜间巡逻的驱逐舰从海峡撤出之后，土耳其小轮船“努斯雷特号”在埃伦·凯威海湾又布下了20颗水雷，这条新的水雷线与海岸相平行，每隔100至150码放置一颗水雷。放置这些水雷的目的是要炸毁第二天再来此区域继续炮轰的军舰，3月6日和7日军舰就是在这一区域进行炮击的。确实这些水雷在大战中发挥了人们公认的作用。3月16日扫雷船发现并引爆了三颗水雷，但是由于没有见到更多的水雷，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三颗水雷只是一道水雷线的一部分。在进攻前的10天里放置的其余水雷一直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怀疑。当阳光明媚的3月18日到来时，这些水雷依旧隐藏在水下，而此时在德·罗贝克中将指挥下集合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去执行重大计划。

到了大约11点半，“伊丽莎白女王号”、“阿伽门农号”、“纳尔逊勋爵号”和“不屈号”以14400码射程对狭窄段的堡垒连续炮击，几分钟之后整个A战斗编队全部投入战斗。军舰立即遭到中间防线可移动榴弹炮和野战炮的猛烈轰击。所有的军舰都被大炮击中数次，但厚厚的装甲有效地保护了军舰免遭损坏。堡垒也开始还击，但是对它们来说距离军舰太远了。在11点50分只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伊丽莎白女王号”击中了20号堡垒；“阿伽门农号”和“纳尔逊勋爵号”也多次击中13号和17号堡垒。正午后过了几分钟，法国中队在盖普拉特将军的率领下勇敢地穿过炮击线，开始在更近的距离攻击堡垒。所有的堡垒猛烈还击，双方打得炮火连天，A、B两个战斗编队的军舰同时炮击堡垒和炮群。当时的景象被描述为既可怕又壮观。强大的军舰在碧波中旋转、变动位置，大炮小炮齐声轰鸣；在浓密烟雾和飞尘中的堡垒被巨大的闪光所刺穿；海峡两侧的山丘发出大炮怒吼的回音，海峡两侧的海岸上咆啸着野战炮的爆炸声；辅助驱逐舰和巡逻艇在四处穿梭，执行着危险的任务——一切都展现在的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和平静的碧波上，合起来给人一种难以想象的壮丽和危机四伏的印象。这个阶段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将近一点钟时，13号堡垒发出巨大爆炸声。一刻钟之后8号堡垒停止了炮击。“高卢号”和“查理大帝号”现在开始有规则地轰击13号堡垒和16号堡垒。一点半时堡垒的火力已明显减弱。到了两点差一刻时它们几乎停止炮击。堡垒里的人已被赶离大炮，或已撤离大炮，整个工事的内部堵满了瓦砾碎屑。

扫雷船现在奉命前进。首当其中的法国中队被召回，替换的战列舰前去接替它们的位置。英国军舰几乎没有遭受损失，只是“不屈号”的前部船桥被击毁着火；有几艘法国军舰遭到重创。然而，就舰队整体而言，没有一艘军舰的战斗或驱动能力受损。在牢固的钢铁装甲的保护下，官兵的损失微乎其微。伤亡人数总计不超过40人。至此为止计划似乎执行得顺利。总体印象是堡垒已被控制住，如果不再有雷区，军舰就能够以极小的代价压制住堡垒并顺利通过海峡。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我们已经有制服堡垒的办法。但是就在此时第一个灾难发生了。

在1点54分，当“布维号”跟随着旗舰“萨夫伦号”驶出海峡时，在埃伦·凯威海湾她碰上了一颗水雷。水雷的爆炸引爆了她的弹药库，两分钟后她就在一团烟雾和蒸汽中消失在海面下，只有66人获救。“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人员认为她是被一枚重磅炮弹击毁的，而战斗没有因此而中止。①

两点钟时堡垒全都沉默了，只有“伊丽莎白女王号”和“纳尔逊勋爵号”还在继续朝它们炮击。扫雷船现在奉命进入海峡；担任替换任务的B战斗编队的战列舰也同时推进，在更近的距离向堡垒开炮。所有堡垒又开始了一轮迅速却无效果的射击，而“伊丽莎白女王号”报之以排炮齐射。第二阶段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堡垒的炮击是断断续续的，没有给舰队造成破坏。毫无疑问，此时土耳其人的射击控制和交通联系都已被打乱。与此同时，扫雷船正顶着水流缓慢地朝凯佩兹雷区前进。扫雷船一路上引爆了三颗水雷，打捞起三颗水雷，这些水雷都是新近放入埃伦·凯威海湾的。德·罗贝克中将随后报告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战况：“下午4点，狭窄段的堡垒实际上都已被制服，保护雷区的炮队也已逃跑，形势十分有利于清除水雷。”

在4点11分，一整天都在未知的雷区以内或附近活动的“不屈号”报告说她触上了一枚水雷。她已经严重倾斜，情况显然危急。三分钟后发现“不可抗拒号”也舰身倾斜，显然无法行驶。到了4点50分德·罗贝克断定他所乘坐的军舰也触上了水雷。这些水雷出现在被认定是完全没有水雷的水域，舰队整天在这片水域活动使大家陷入惊惶失措。一排系留水雷能够放置在我们自己的水域里，当时认为是不可能的事，直到战争结束大家都不知什么原因。那末是什么神秘而可怕的武器给我们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是从海岸旁或水底的某个隐藏的场所发射出的鱼雷？它是土耳其人在狭窄段上游抛下的一大批漂雷，此时才被海流冲入舰队？下午发现了几颗水雷顺流漂下，不畏艰险的巡逻艇把它们捞起。而且，就在炮击开始之前，有人见到4艘土耳其轮船在狭窄段等候，估计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放置水雷。②因此这是较为可能的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说，军舰活动的那块水域显然布有水雷，不然就是有什么更加惊人的原因在作祟。

在这种情况下，德·罗贝克中将决定中止炮击。这个决定是无可指责的。面对这么大的损失和不确定因素，要继续进攻堡垒是不可能的。准备夜间保护扫雷工作的两艘战列舰不能再留在海峡内。而且中间防线的堡垒(7号和8号)还没有被控制住。因此已无法进行扫雷工作，整个作战行动都必须中断。在大约5点钟发出了总撤退的命令，全部的注意集中到受伤的军舰和拯救船员的工作。“大洋号”在前往援救“不可抗拒号”的途中进入了同一片雷区，结果也触上了水雷。其余的事无须多说。“不屈号”安全抵达泰内多斯岛，在浅水区抛了锚。“不可抗拒号”和“大洋号”上的官兵转移到驱逐舰上，转移工作进行得非常娴熟和英勇，这两艘被遗弃的战列舰在当天夜里沉入海峡深处。

3月18日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尽管战斗打得炮火连天场面壮烈，但双方的伤亡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土耳其在炮队和堡垒里损失的人数不足150人。整个英国舰队伤亡的人员只有61人。然而，法国人却不得不为“布维号”上的船员感到痛惜，阵亡船员将近600人之多。在舰只方面，“不屈号”有6个星期无法参加战斗；“高卢号”被炮火严重击伤；3艘老式战列舰被击沉。随后我们将看一下敌人及其防务的情况。

02.

18日这一天我是在比利时海岸沙丘上的法军战壕里度过的。在这儿，咆哮的战线从瑞士伸展到海边，铁刺网直抵海滩进入海水。挂在铁刺网上的尸体被海藻覆盖着，在腐烂的过程中经受着潮水的冲洗。其他一些尸体10人一堆或12人一堆躺在沙丘脚下，他们是在冲锋时被炸死的，但是从他们的姿势和排列可以清楚地看出进攻的意识和神态。这些阵亡士兵已经在那儿躺了几个月，沙土已渐渐地覆盖他们，模糊了他们躯体的轮廓。仿佛大自然正在将他们收回自己的怀抱。双方战线十分接近，有的地方相距只有几码。战场上笼罩着警觉的寂静，只被偶尔的炮声打破。在沙丘上的防御工事既复杂又新奇。我在战线的任何其他部分未曾见过这种防御工事所具有的特点。这是晴朗的一天，谢天谢地，我可以不去考虑我知道的发生大海另一侧战线上的事情。18日夜晚我回到英国，目的是要了解那些战斗的情况。

消息是在上午传到我这儿的。只需第一眼人们就能看出结果不妙。后来的一份电报补充道：

除去军舰的损失和受伤外，中队仍准备立即战斗，但是必须重新考虑进攻的计划并寻找对付漂雷的手段。

我只把这个消息当作第一天战斗的结果。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没有去想，我们不应在已经决定的限度内继续冒险，特别是在我们没有以某种方式作出新的决定之前。我发现费希尔勋爵和阿瑟，威尔逊爵士心情和我一样。俩人在上午一起见到我，都表示了要把战斗打到底的坚定决心。第一海军大臣立即命令“伦敦号”和“威尔士王子号”去增援德，罗贝克中将的舰队，替换受伤的军舰，此外“女王号”和“无情号”已在前去增援的途中。法国海军部部长发来电报说，他将派“亨利四世号”前去顶替“布维号”。我们全都去参加11点召开的战时会议。战时会议的态度也十分沉着坚定，在听取了我们的消息后授权“海军部大臣通知德·罗贝克中将，如果他认为合适，海军可以继续进攻达达尼尔海峡。”

于是我们给德·罗贝克中将发去了一份鼓励电报，并告知他前去增援他的军舰。我们补充道：

重要的是，不要让敌人修复堡垒，不要明显地停止炮轰，这会鼓励敌人。“伊丽莎白女王号”隔着半岛的非直接炮轰所需要的15英寸炮弹可以得到充分供应。

20日德·罗贝克中将给海军部发来电报，详细介绍了他正在实施的重新组织扫雷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希望能在三、四天内重新开始炮击；由于需要初步训练新的扫雷人员和驱逐舰，不可避免地要耽搁几天。不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舰只不能进入达达尼尔海峡。

那天晚些时候，他又来了一份电报，报告说他幸存的舰只其战斗力并没有被削弱，遭受破坏的部位仅限于烟囱、上层结构和甲板。

因此迄今一切都是稳固和坚定的。第一海军大臣和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首相和战时会议成员、法国海军部部长，还有德·罗贝克中将和战地法国海军将领——所有人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坚持贯彻已经庄严作出的决定。

但是在23日突然来了一份性质完全不同的电报。

德·罗贝克中将致海军部

1915年3月23日上午6.点30分收到

818.今天在与汉密尔顿将军和伯德伍德将军的会谈中，汉密尔顿将军告诉我陆军在4月14日之前不能承担任何军事任务。当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时，为了保持我们的交通，有必要摧毁海峡所有守敌的大炮。这些大炮为数众多，军舰的炮火只能使其中少数几门失去作用。2月26日爆破小组的登陆显然令敌人吃惊。根据我们3月4日得出的经验，在将来破坏敌人大炮的战斗中看来必定会碰到顽强而有充分准备的抵抗。我不认为，派一支有足够能力执行在达达尼尔海峡内这项任务的部队登陆，是一件切实可行的作战行动。汉密尔顿将军同意这种意见。如果大炮不被摧毁，舰队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会付诸东流，因为舰队穿越之后海峡会被封死，我们有可能遭受重大物资损失，可能无法保证军舰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畅通。在到达马尔马拉海之前水雷始终是一个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会比我们预料的大许多。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彻底干净地解决着水雷和漂雷的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到陆军能够行动时我们的安排也可准备齐全。所以，为了可能只是部分解决问题的行动而冒很大的风险，还不如等到4月中旬左右开展一场决战为好。

念完这份电报，我惊愕不已。我担心长期拖延的危险性。我更担心，为促使陆军大规模进攻会使这项计划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仅准备陆军登陆这一件事就能给敌人至少三个星期的额外时间，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大冒险。我觉得从各方面讲它要比海军进攻严重得多。更何况放弃海军计划又有什么理由？迄今为止我们的一切推理和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个计划之上的。在海军行动中人员损失微乎其微。整个行动中只有一艘重要军舰(“不屈号”)被损坏，她只需要在马耳他造船厂花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就能完全修复。至于那几艘旧战列舰，她们在任何情况下注定要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损失的每一艘军舰都已得到替补。就在20日中将还来电说：“基于18日得到的经验，我认为几天炮轰之后我们就能制服狭窄段的堡垒和守卫雷区的炮台，足以使扫雷船清除凯佩兹雷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呢？它正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它正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要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改变主意，让陆军去承受这种不可预料的严峻的磨难？如果陆军进攻失败，我们将不可挽回地卷入海军进攻所无法解决的困境。风险会更大，赌注会更高。不管怎样我对应该给德·罗贝克中将下什么命令已经不再犹豫。于是立即召开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会议，将下面这份电文拿给他们过目：

海军部致德·罗贝克中将

回复你的818号电报。鉴于拖延会招致潜舰进攻的危险，鉴于陆军行动将要付出重大代价，并鉴于陆军行动在打通海峡上有失败或只能取得部分效果的可能，以及未必能解除水雷的威胁，所以我们认为，你应该坚定地贯彻在给你的指示和海军部109号电报中所确定的计划。你应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机会来到立即恢复18日开始的进攻。你应该制服狭窄段的堡垒，清除雷区，然后在近距离内摧毁堡垒；掌握好你的时间，利用飞机和所有对付水雷的经改进的办法。摧毁狭窄段的堡垒可以为进一步推进打开道路。我们的一支足以击败土耳其舰队的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将对整个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你不必为嗣后的交通线担心。我们知道敌人堡垒弹药短缺，水雷供应有限。我们认为，放弃纯粹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的时机尚未来到。

德·巴托洛梅准将今天出发，他会向你详尽介绍我们的观.点。同时，一切恢复进攻的准备工作应该着手进行。

但是我立刻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挠。参谋长十分愿意发布命令恢复进攻，可是第一海军大臣却不同意这份提出的电报，阿瑟·威尔逊爵士和当时出席会议的亨利·杰克逊爵士也都不同意。费希尔勋爵提出的理由是，他此前之所以同意执行这个计划，原因是它得到战地指挥官的支持和推荐。但是现在德·罗贝克中将和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决定联合行动，我们只有接受他们的观点。事实上，这次行动最终又回到最初他和我们大家都乐意采取的形式，对此他感到大大宽慰。“我们还想要什么？陆军就要动手了。他们早就该动手了。”但是眼见着由于时间的耽搁和行动的暴露，形势已经变得对我们不利了，这是多么可悲和可怕，对此我不能容忍。我从这种没有坚定目的的心态中看到了可怕后果的前景。自从开战以来，八角会议桌周围第一次出现了舌战。我强烈坚持恢复海军进攻的义务和必要。德·巴托洛梅准将坚定地支持我的立场，但是他在这些人中间年纪最轻，我的意见难占上风。我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会后我将我草拟的电报拿给首相看，发现他真心诚意地同意电文中的观点，贝尔福先生的态度也一样；那天我和贝尔福先生讨论了这件事。

回顾此事，人们现在可以看出，这是首相出面干预，执行他的看法的时候了。至于我，我能做什么呢？如果辞职能实施这个决定，我会毫不犹豫地辞去职务。然而，我辞职显然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我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说服这些明确地不改变观点的海军将领们。他们只要指出已发生的军舰的损失，所有的人都会站在他们一边。于是我万般无奈，只得放弃向德·罗贝克中将直接下令恢复进攻的打算。

第一海军大臣想尽力安慰我。他在24日给我写信说，

“毫无疑问，派巴托洛梅去那儿是正确的，③越早越好。……你这么担心和激动是非常错误的。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十个迷路的以色列部落。我们定将获胜！！！我知道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一直是一个乐观的人！！感谢上帝……让巴托洛梅赶紧动身！不要再拍电报了！随它去吧！”

对照以后发生的一切来看，我“这么担心和激动是非常错误的”吗？等待后果吧。探索紧要的事情是正确的；但是要在还有时间余地时去探索它们。

————————————

①“布维号”被炸沉究竟是因为触着了水雷还是因为一枚炮弹击中弹药库，对此人们尚存疑问。她正经过那片新的布雷区，故而土耳其人认为她是被水雷炸沉的。

②事实上布水雷只有一艘船。

③这个方案没有执行。

第27章、德·罗贝克中将改变计划

01.

达达尼尔海峡发生了什么事情？陆军已经抵达。从陆军可以启程的最早时刻起，海军部就将全部军队准时运抵集结地点。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是在海军进攻狭窄段的前夕到达达达尼尔海峡的，他从“费顿号”的舰桥上目睹了进攻的最后景象。战列舰沉没的情景，受伤的“不屈号”倾侧地缓慢驶离海峡的景象，驱逐舰上挤满了被救起官兵的场面，无一不给他留下强烈印象。这种景象在秉性过于高尚的他的内心中，激起强烈的想要帮助和拯救兄弟军种的愿望。正是在这种心情中他决心致力于他将立刻碰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极其严重和令人困惑。假如海军要求援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会尽力而为。假如在半岛的尖端处登陆然后夺取基利德巴赫尔高地可以解决海军的困难，他会努力去做。但显然不容延误时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土耳其的防御和准备工作都会得到加强，他们的兵力会集聚起来。若是在两个星期前，40000名士兵在半岛上登陆本来有可能没有多大困难而实现。但是现在登陆就必须预期有一场恶战。而且从3月初就一直在战地观察战斗进程的伯德伍德将军，迫切盼望当时在那里登陆，他相信一次迅速的进攻可以克服对方的抵抗。

但是现在，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第一次允许参谋部有发言权。他们向司令官提出了大量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炮火下登陆的准备工作需要有高度的组织。而且前还没有做任何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实行这样宏大的计划至少需要有一定比例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这样的部队目前没有。澳大利亚士兵虽然勇敢和忠诚，但是和皇家海军师一样，他们只受过部分训练。第29师才从英国启航，要在4月的第一周才能抵达。抵达时它又会怎样呢？这支部队乘坐着22艘运输船，根本不知道立刻就要投入战斗。弹药集中在一艘船上，运输车辆装在另一艘船上，马具集中在第三艘船上，而机枪放在船舱的底层，如此等等。在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能投入战斗之前，他们必须首先了找平静的水面或码头利用小船上岸，然后完全重新编队，按战斗序列组织起来。穆德罗斯海港(在莱姆诺斯)并不具备这些设施。此外尽管有将近60000人已进入攻击加利波利半岛的范围内，但是供给物资却仍分散在地中海各处，医院也没有准备好，工作人员还从来没有集中在一起。

面对种种不利选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参谋人员声称，不管拖延的风险有多大，也比贸然展开一次没有组织的进攻的风险要小。于是将军决定把他的基地和部队从莱姆诺斯转移到亚历山大，以便与海军需要时他从埃及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达达尼尔海峡他只留下了执行小规模任务的足够军队。

图09、达达尼尔海峡1915年3月18日战斗图。军舰、水雷和堡垒的位置(根据官方海军史绘制)

Actural Minefield，实际雷区；Agamennon，“阿伽门农号”； Albion，“阿尔比恩号”；

Bouvet，布维号”；Bouvet sunk by

Mine，“布维号”触雷沉没；Chanak，恰纳克；Charlemangne，“查理大帝号”；Eren Keut

Bay，埃伦凯威湾；Gaulois，“戈尔图瓦号”；Inflexible，“不屈号”；Inresistible，“不可抗拒号”；Inresistible

mined，“不可抗拒号”触雷；Inresistible abandoned，“不可抗拒号”放弃；Kephez，凯佩兹湾；Kilid

Sanp，基利德桑普；Line “B” attacking，“B”攻击线； Line “B” standing

by，待命线“B”；little or no Current within this Line，这条线内无急流；Lord

Nelson，“纳尔逊勋爵号”；M.F.B.，雷区炮台；M.H.，可移动的榴弹炮队；Majestic，“威严号”；Medjidieh，梅贾迪赫；Mine

Field，雷区；Mines，水雷；No 1 Helle，第1号堡垒海勒斯；No 13 Rumill Medjidieh

，13号堡垒罗米尔梅贾迪赫；No 16 Hamidishll，16号堡垒海米迪希尔；No 17 Namazieh

，17号堡垒纳马泽赫；No 19 Hamdieh，19号堡垒哈米迪赫；No 20 Chemenlik，20号堡垒恰门利克；No 22

Derma Burnu，22号堡垒德尔马布拉蒂；No 24 Anadolu，24号堡垒阿纳多卢；No 3 Sedd el

Bahr，第3号堡垒塞德埃尔巴赫尔；No 30 Nagara，30号堡垒纳加拉；No 6，Kum Kale，第6号堡垒库姆卡莱；No

8 Dardanos，8号堡垒达达诺斯；No 9 Vidizg，9号堡垒维迪兹；Ocean，“大洋号”；Ocean mined

abandoned，“大洋号”触雷放弃；Prince George，“乔治王子号”；Queen

Elisabeth，“伊丽莎白女王号”；Saffren，“萨夫伦号”；Scale，比例尺；Search

Light，探照灯；Supposed Mind field，假设雷区；Swiftsure，“速捷号”；The Arcs denote

the Ranges from Fort No 13，弧线指13号堡垒的距离；Torpedo

Tubes，鱼雷发射管；Triumph，“凯旋号”；Vengeance，“复仇号”；Yard，码。

02.

德·罗贝克中将3月18日退出战斗时，他极希望利用最早机会恢复进攻。但是情况突然发生不寻常变化，它产生的后果我们已在海军部里见到。22日这天在“伊丽莎白女王号”军舰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德，罗贝克中将、威姆斯少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伯德伍德将军、布雷思韦特将军以及波伦舰长。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我们刚一就座，德·罗贝克就告诉我们，他已经很清楚，没有我们陆军的全力支援他无法通过海峡。

布雷思韦特、伯德伍德和我在上船前就已拿定主意，不管这些陆地兵心里怎么想，我们必须让水兵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如果水兵们不主动向我们求助和宣布他们已放弃单纯使用海军打开通道的计划，那末我们就什么也不说，对登陆行动或两栖行动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

结果他们求助了。……

于是也没有进行讨论。我们立刻研究登陆计划。①

显然，德·罗贝克中将在21日下午或晚上作出他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它将政府和海军部的政策完全抛在了一边，而在这之前中将曾亲自宣布过他完全赞同这个政策。这个由舰队发起并获得中将和海军部同意的计划就这样被抛入九霄云外。新的决定使舰队退出了战斗，并将海军承担的责任加在陆军身上。它使陆军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承担了一项极端险恶而且至关重要的任务。这个决定完全违背了3月18日战斗消息传出后德·罗贝克中将从海军部收到的最后那份电报的整个精神和具体条文。它已经超越了命令限定的范围，而中将在接任指挥时曾表明他完全同意这些命令。确实，海军部3月15日109号电报中有这么一段话：“当汉密尔顿将军抵达时，你必须将你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大规模陆军行动与和他取得一致。”但是这段话无论从含意上还是从文字上都没有包含完全放弃海军进攻，并由纯陆军行动取而代之。

就这样，在22日会议上作出了两个重大决定：首先，放弃海军进攻以利于陆军全面进攻；其次，陆军应撤回到亚历山大做好这次进攻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尽管这个过程至少要三个星期的延迟。陆军事实上到达得太迟，组织得太糟糕，不容易展开一次突然袭击，但是陆军的存在，有充分时间诱使海军终止它们的进攻计划。

然而，人们必须充分谅解中将和他所代表的海军的观点。对于政治家和陆军士兵来说，战争时间军舰不具有任何感情价值。军舰是使用的和用以冒险的战争机器，必要时可以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而牺牲它们。在这些人看来，陆军士兵的生命完全与海军士兵的生命同样贵重，而一艘准备当废铜烂铁处理掉的旧战列舰不过只是一个战争的工具，有充分理由把她们牺牲掉，就像为了掩护和支持步兵进攻发射炮弹一样轻易。但是对于有这种身份和教养的中将来说，这些旧军舰是神圣的。当他还是一个年轻军官，初次踏上她们的甲板时，曾是大海上的佼佼者。抛弃一艘军舰的丢脸其至耻辱，好多年会深深铭刻在思想深处。眼见着一艘高贵的战舰可怜地沉入大海，是一件令人惊诧和非常的大事，因为在一艘战舰上凝聚了多少赤胆忠心，她是日常生活的漂浮的住所。3月18日这么重要的一次战争只损失不足30名英国水兵和两、三艘无多大价值的军舰，这会使普通人或陆军士兵感到欢欣鼓舞；而以这些微小的代价却换取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德·罗贝克中将却从心底里感到悲伤和惊愕，这种情绪同样也笼罩了白厅海军部的会议桌。

在德·罗贝克中将的陈述和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陈述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中将提到他改变主意是由于陆军将军向他“建议”所致，而陆军将军却明明白白地说，“我们刚一落座，德·罗贝克就告诉我们，他已经很清楚，没有我们陆军的全力支援他无法通过海峡。”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直到21日晚间，中将还以为陆军没有得到授权可以进攻半岛的任何地区，只有在舰队攻占航道之后陆军才可以占领布拉尔防线。一俟他得知陆军可以朝任何方向行动，而且只要他提出要求，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已准备倾全部兵力占领半岛的南端，他便立刻放弃了海军进攻的计划，请求陆军打开通道。

无论怎么解释，德·罗贝克中将电报的论点是决定性的。在海军部，他的论点坚定了一些人对这次行动的反对态度。在前线，他的论点使得舰队陷于瘫痪。

03.

24日这天，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及其参谋乘船去亚历山大，而所有装载军队的运输船只都经过地中海驶往那里。同是这一天，在敌人方面采取了重要步骤。利曼·冯·桑德斯将军此前一直是德国驻土耳其军事使团的首领，但是他从来没有行使过行政指挥权。土耳其人的困境和忧虑以及各次军事行动造成的危机促使恩维尔帕夏于3月24日将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召到君士坦丁堡，交给他用于守卫半岛的土耳其军队的全部指挥权。冯·桑德斯将军在26日接受指挥权。他写道：“3月26日以前马尔马拉海两侧分布5个师，这种部署必须彻底改变。此前他们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部署兵力，就像古代的边防卫士一样，部队沿整个海岸线分散铺开。登陆的敌人会发现到处有抵抗，但是没有军队或后备队展开一次顽强而有力的反击。”②

04.

23日，我怀着悲哀的心情向内阁宣布海军中将和海军部拒绝继续进行海军进攻，这次进攻无论如何也要暂时放弃。自从1914年8月危机以来，我代表皇家海军指派的许多任务，迄今为止全都得到圆满完成。首相、基奇纳勋爵和内阁目前又一次面临抉择：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撤消整个计划，然后以夺取亚历山大勒塔来掩盖失败。我们伤亡的人数比西线的战壕突击战经常遭受的伤亡要少，而且没有一艘最起码的军舰沉没。对于这样一个决定，我将无可抱怨，虽然我对它可以有强烈争论。但是没有必要争论了。每当事情一团糟时，基奇纳勋爵总是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没有责备，表现出自信、威严和宽容。在短短的几句话中，他承担重任，声称他将使用陆军把军事行动进行到底。于是又没有任何讨论得出：战地海陆军将领意见一致，基奇纳勋爵的声明在内阁成员前面不需要再有讨论。有关进行陆军攻击没有正式决议，甚至在内阁或战时会议的记录中也没有记载。当我们回想起，先前决定海军进攻前的那场权衡有限风险和代价的漫长讨论和研究，一定会把这次一声不吭地就投入这场巨大的陆军冒险看作是一个不寻常的插曲。这个决定在三个月前显得何等安全、何等完善、何等可靠。但是现在呢？

基奇纳勋爵承担使用陆军猛攻加利波利半岛的任务时，他以为只需要一个星期就足以做好准备和开始行动。但是当他推翻2月16日作出的派遣第29师的决定时，当他撤消征集运输船只的命令并随之将船队遣散时，当他有意将这个问题拖延到3月10日时，当他允许这个师不以战斗序列而以其他无序方式登船时，他实际上已经死死地捆住了自己的双手。他现在已别无选择，只有等待几个星期，眼睁睁地看着危险和困难不断增大，或者就是干脆放弃整个行动计划。这后一个选择他是绝不会考虑的。相反，他已经决意要干了，而事态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我仍旧希望海军能继续施加压力——即便在目前规定的范围内——能够起到鼓励中将恢复进攻的结果，从而也许能够使陆军免遭可怕的折磨。然而，他甚至不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陆军登陆所必要的全面而复杂的计划中。“伊丽莎白女王号”没有再打过一炮，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所有军舰全都对着敌人一炮不发。我无法将海军行动拖出这个泥淖。所有消极的力量开始联合起来。

从此以后，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由于一道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而得以加强。狭窄段开始耸立起一堵透明的、完全无法移动的墙，无论什么武器也打不倒这堵禁止行动的墙。“不行”这条原则已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要根除它已经不可能。我再也无法引导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和战时会议赞成采取坚决的行动。我再也无法推动第一海军大臣。“不行”原则已占据了我们的会议，并以其沉重的份量将我一直相信是世界之希望的东西压得粉碎。一个月后，德·罗贝克中将受到热情的凯斯③的鼓舞，但仍不肯恢复海军进攻。他已不可挽回了。“不行”一旦占领人心，我再也无法将它消除，不久我自己也屈服了。威姆斯少将在接替德·罗贝克之后，向新组建的海军部委员会递交凯斯的计划和表明他自己的坚定信念，同样没有结果。凯斯在10月份辞去参谋长的任命，亲自赶往伦敦向基奇纳勋爵和我的后任请求允许进攻，但完全不起作用。“不行”获得了胜利，它得到普遍同意，结果带来无可估量的破坏。英国舰队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对狭窄段的进攻，这场进攻他们是根据3月18日开始的命令进行的，而且充满信心地预料在短暂停歇之后会继续下去。结果相反，他们在那儿等待了9个月，成为陆军蒙受的苦难和巨大损失、以及由此获得的不朽的荣耀的旁观者，他们一直期待能有机会进行干预，一直期待能轮到他们进行冒险和作出牺牲，直到最终他们却不得不忍着悲痛和耻辱带着残余的陆军，趁着夜幕驶离了这个遭受不可挽回失败的地点。

05.

然而，倘若海军再做一次尝试，他们将会发现大门已经打开。他们经过改进的扫雷力量可以集中将埃伦·凯威海湾残留的少数水雷清除掉。所有的损失都能得到补偿。3月18日战役可以在一个月后以压倒优势重新开始；如果重新战斗，在几个小时内情况就会很明显，战斗只能有一个结局。当时我们已经通过确实可信的秘密渠道得知土耳其的军队已弹药耗尽。

海军只需要重新开始逐步推进和炮击，我们就能惊喜地发现敌人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炮弹了。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很容易就能知道的一个真相：就那些能损伤装甲军舰的重型大炮而言，他们只剩下不足20发炮弹。

在保加利亚加入中欧同盟国之前，德国不可能向土耳其提供一发重磅炮弹。我们现在知道，只要再继续进行扫雷，有一点就完全可以确定：那片水域已经没有什么水雷了。君士坦丁堡剩留的水雷——漂流的和系留的——如同炮弹的情况一样不足打，而且有漫长的6个月不会有水雷到达现场。

根据土耳其部队德国总司令利曼·冯·桑德斯的参谋官所做的德国官方记载：

“土耳其已消耗了大部分弹药。中型榴弹炮和野战炮己将储备的炮弹打掉了一半。对于5门25.5厘米(10英寸)大炮而言，此时也只剩余271发炮弹，也就是说，每门只有50发炮弹。对于11门23厘米(9.2英寸)大炮而言，每门也只有30至50发炮弹。……远程高爆炸药炮弹的情况尤其严重，它们几乎已经全部耗尽，而只有这种炮弹才能有效对付装甲。哈米迪耶堡垒只剩下17发炮弹；基利德巴赫尔只余10发。储备的水雷也用尽了。如果19日和以后的几天里以同样的势头重新发动战斗，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英国的官方军事历史学家写道：

3月18日夜晚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指挥部已完全听天由命了。一半以上的弹药已经告罄，而且无法补充。……重要的是理解，如果放弃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将无法继续战争。他们所有的武器和弹药生产工厂都集中在首都、英国舰队将会将其全部摧毁，从德国获得物资供应是不可能的。……原本不足的火力设施的来源已经被严重阻断。

土耳其的炮兵士气低落，如果舰队第二天继续进攻，甚至在场的德国军官也显然对成功抵抗不抱多大希望。”

接着又写道：

“在9道水雷线中，许多水雷已放呈在海中长达6个月之久，其中大部分据信已被海流冲走，或已下沉到船只碰不到的深度。至于其余的水雷，许多都是老式的，根本就不可靠，由于数量短缺，它们的平均距离为90码、超过舰只横梁三倍”

土耳其官方记载这样写道：

“为获取这样重要的目标，敌人应该不顾遭受到的较小的损失而继续大举进攻，他们本来会成功地从水路占领海峡。……哈米迪耶堡垒只剩下了5到10发炮弹，欧洲海岸的炮台情况也同样糟糕。”

根据当时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我毫不怀疑——如海军部的电报表明那样——陆军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海军的风险，陆军要伤亡的人数将远远超出水兵伤亡的人数。我们当时不相信，如现在已经揭晓的，土耳其防御舰队的力量是如此脆弱，并处于危急状态。但是没有人真正对土耳其抗拒陆军的巨大力量做过计算。陆军部估计登陆以及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要付出5000人伤亡的代价，而事实上仅仅为了在半岛上一个不重要的小小尖端取得个立足点就伤亡了13000人，而在扩大基地的努力付出了更多的生命。这还不包括苏夫拉海湾战役之前那几个月里蒙受的惨重损失和浪费，也不包括那个战役中伤亡的40000人以及在最后撤出前遭受的20000人的伤亡。

我们现在必须要看一看那一幕幕的场面：洋溢着不朽的英雄主义的4月25日，沉浸在令人束手无策极度失望的5月，充满着悲剧的8月和连接出现毁灭性的失败的12月。如果那些手握重权、肩负历史重任者的眼前浮现出这些场面，他们肯定会想到，最好还是按照已经发出的和已经接受的命令和任务去执行，坚定和忠实地坚持海军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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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利波利日记》，第41页。

②利曼·冯·桑德斯，《在土耳其的五年》(Five Years in Turkey)，第81—82页。

③凯斯准将，即后来的中将罗杰·凯斯爵士，1918时担任多佛尔海峡巡逻舰队司令和进攻泽布吕赫的指挥官。

第28章、德国潜艇的首次失败

01.

叙述历史的要领是按年代顺序。然而，倘若众多事件同时发生，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它们选择分类。有一些事件必须先放在一边，等到主要事件交代完毕再叙述；另一事件则可用插入的手法，在一般叙述之外提前交代。

前面几章描述了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行动，在这期间，全面的海战不停地在进行。主力舰队依旧不倦地、警惕地注视着对手。内阁依旧致力于改善和维持在海上对敌人的封锁以及对改善和维持大洋彼岸精通海事法者的关系。部队增援和物资供应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最后，要求海军部保护英国商船队免遭前所未有的新奇武器的攻击。第一场德国潜艇大战已经开始，若要以明白易懂的方式叙述这段插曲，我们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并向前略微跨越我们这个时代叙述未来。

02.

当我在1911年进入海军部时我们一共有57艘潜艇(11艘已过时的A级，11艘B级，33艘C级，2艘D级)，与之相比，德国只有15艘潜艇。但是，除了两艘D级潜艇外，我们其余的潜艇只能在沿海附近的水域活动。它们不能伴随舰队，也不能单独在大海里长期航行；而15艘德国潜艇里面有11艘至少可以与我们那两艘D级潜艇相媲美。在我任职的那三年备战时期，潜艇事务由凯斯准将负责。早在1912年我们就开始设想利用远海潜艇这种新的方法保持对德国港口的严密封锁，使用驱逐舰和其他水上军舰不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我们不断设法制造大型的有“远海”甚至“远洋”航行能力的潜艇。我们研制出了E级潜艇，甚至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两艘更大型的潜艇。技术上的难题接踵而来，承包商和海军部门的拖延令人恼火。较大型的潜艇完全处于实验阶段，总有一些专家怀疑能够克服制造超过一定规模潜艇的难题。此外，由于已经签定的合同，制造潜艇实际上指定由特定的企业独家承包，我们最初甚至在实验性工作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1912年，由凯斯准将建议，我们决定废除这些束缚性的合同，将不同模式潜艇的定单给予克莱德和泰恩两家公司。同时我们还从意大利和法国购买潜艇，以便熟悉了解潜艇的设计。然而，进展却十分缓慢，每一阶段都受到怀疑的困扰。

大战爆发时我们总共建造了74艘潜艇，31艘正在建造过程中，另外还预订或设计了14艘。德国已建造了33艘，有28艘正在建造过程中。但是在英国的74艘已制造出的潜艇中，只有18艘(8艘属E级，10艘属D级)是所谓的“远海”潜艇，而德国33艘潜艇中至少有28艘属于“远海”潜艇。因此，当时的形势是我们有大量的潜艇可以用于防卫沿海免遭入侵和保护海港，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远海”潜艇来对黑尔戈兰湾实行持久的全面封锁；这一级的潜艇没有德国多。

如果我们假装对这种状况感到满足，那是自欺欺人。但从另一方面说，倘若我们在大战前就开展大规模制造潜艇的计划，我们会刺激德国人发展相应规模的、乃至更大规模的潜艇制造计划。这将使我们处于危险境地，英国潜艇数量的增加绝不能补偿这种危险。目前的状况很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英国和德国的海军部在战争爆发时谁都不知道潜艇能够发挥的全部作用。直到这种武器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开始得到运用之后，它不寻常的海上持久能力才为人所知。双方立刻认识到大型潜艇能独立无援地留在大海里呆上八天到十天，其船员依旧挺得住。两国海军迅速将海上滞留期翻了一番和两番。遇到恶劣天气潜艇非旦不必返回海港，看来比其他类型的舰艇更能经受得住风暴。在潜艇里工作需接受勇气和毅力的极限考验，受过高度训练和高等教育的技术精湛的海军军官、水兵和工程师，以难以置信的献身精神对考验作了回答。

在大战之前，潜艇能做些什么是一个谜，能命令潜艇做些什么是另一个谜。

1913年末，费希尔勋爵当时不担任任何职务，他在那篇著名的备忘录中探讨德国人使用潜艇对付商业航行的可能性，宣称他们肯定会毫不迟疑地击沉商船，因为根据战争法要求，他们不能将商船拖进自己的港口。这篇备忘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费希尔勋爵的亲密下属、S.S.霍尔上校的技术知识。但是这位海军老将的观点主导和支配着备忘录中的立论。我要海军大臣们和技术部门立即研究这个备忘录。

无论是第一海军大臣还是我都不相信费希尔勋爵的论点，即德国人会使用潜艇不事先警告就击沉非武装的商船，并且不采取任何措施抢救船员。这种做法违背古老的航海规则和历来做法。路易斯亲王在写给我的信中认为，费希尔勋爵的出色文章“由于提到这一点而黯然失色”。

我们不相信一个文明的民族会采取这种手段，那是我们以往的信念，如果他们敢于这么做，他们就会使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特别可以肯定，以这种方式违反法理的国家是不会区别敌国商船和中立国商船的，犯下这样的错误，不仅会引起道德上的愤怒，而且会迫使强大的中立国家向一个海盗国家宣战。费希尔勋爵对德国人性格的分析是正确的，而海军部是错误的。但是即便我们采纳了他的观点，也很难知道在大战之前我们能采取什么特殊措施以防止这种攻击。

在战争中潜艇是唯一不与其同类交战的舰艇。这并不是说潜艇之间从不发生战斗，但是这种战斗是个别现象，通常无足轻重。因此，一方的潜艇队的力量不应以另一方潜艇队来衡量。制约它的力量不能只考虑敌方潜艇数量，而要考虑自己的作战方案和本国的特殊情况。假定大战之初德国的潜艇数量比实际上拥有的数量多4倍，她将能获得很大的优势，并立即将我们置于严重的危险境地。将我们的潜艇也增加4倍并不能防止这种危险，我们这么做并不能置德国于同样的危险境地。

03.

如果说我拒绝海军部委员会的指责(战前我曾主持委员会的潜艇政策)，那末我更不愿承认英国的潜艇军种在技术上和进取精神比德国人逊色。恰恰相反，我要宣布，而且能拿出证据证明，英国潜艇的业绩逐月地证明自己无可争辩的优越。但是他们有一个我们的力量不能消除的巨大不利条件，那就是缺乏目标。德国人除了几艘快速军舰到海上作几次突然飞驶，偶尔会有一艘巡洋舰出人意料地外出航行一圈，或者公海舰队在周密准备和精心保护下迅速出海炫耀一番外，德国海军一直紧闭在防鱼雷的海港里；德国的商船活动范围不会超越波罗的海。而在另一方面，每个海洋到处都是英国的商船，每天都有几十艘大型船只到达和启航，而我们的舰队在公海上来往频繁，我们执行巡逻任务的巡洋舰和商用巡洋舰保持时刻不断地和远距离封锁。如果换一个位置，我们允许自己攻击没有防卫能力的商船，那就会取得更为可怕得多的成果。这不是凭空臆断的事情，有事实可以证明。只要说一说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的战绩就能明了，当时仅E—11号一艘潜艇三度穿越极端危险的10号重雷区、纳加拉网区和漫长而守备严密的达达尼尔海峡地带，在马尔马拉海总共停留了96天(一次47天)，独自击沉101艘舰船，包括一艘战列舰、一艘现代驱逐舰和三艘炮艇。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内史密斯指挥官创立的辉煌功绩在潜艇战争历史上还从未被人超越过，虽然指挥E—14号潜艇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荣获者博伊尔已接近这个记录。

04.

1915年2月4日德国海军部发布声明如下：

特此宣布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全部水域、包括整个英吉利海峡均为战争区域。从2月18日起凡在此战争区域内发现任何敌人商船将一概予以摧毁，不再因船员与乘客的缘故使其有可能逃避危险。

在战争区域内中立国的船只同样也面临危险，鉴于英国政府在1月31日下令可以滥用中立国的国旗，①更由于海战中可能发生难以预见的事故，不可能避免中立国船只被误认敌船而遭受攻击。

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与费希尔勋爵在1913年备忘录中所预料一样。然而，此事并没引起海军部严重惊恐。我们的情报表明，德国拥有的可以封锁不列颠群岛的潜艇不会超过20至25艘。由于这些潜艇只能分三班轮流工作，所以同时活动的潜艇最多只有七艘或/八艘；考虑到进出英国众多港口的船只数量庞大。可以肯定只要我们的船继续大胆地出海，潜艇封锁事实上不会对我们的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确信德国发布这样的声明，和由于它造成对中立国不可避免的事故，将触怒美国，也许会把美国卷入战争；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实施封锁的地位将大大加强。我们期待美国政府施加的、要求我们放松封锁的压力，会有明显的减轻，我们已有在争吵中加强我方立场的全部实际理由。连续好几天我们在海军部里作长时间仔细商讨，随后我宣布我们将每周公布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同时也公布进出英国港口的船只数目。

05.

与此同时，我们在海军部竭尽全力为对付潜艇进攻而增加我们的储备，并策划各种反击的方法。

我们把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交通看作是首要和生死攸关的关注对象，于是我们就在多佛尔海峡布下防潜网，并建立全面的拖网渔船和驱逐舰巡逻制度。几乎每星期都有新的师要通过海峡前往法国，为它们提供指导和护航时时刻刻都需要复杂精细的预防。我们也特别关注北方海峡(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南安普敦—阿夫雷护航线以及其他敌人潜艇有可能潜伏的海湾和隐藏地。我们还给英国商船的船长们送去详尽的指示，告诉他们如何对付或躲避潜艇的进攻；除此以外我们还采取其他许多措施，这些在官方海军史中均有记载。②

除了武装和使用我们主要依靠的庞大轻型快速舰队外，我们还有两个消灭德国潜艇的重要武器：伯彻姆防潜网和以后称为Q船的伪装货船。防潜网是轻质灵活的细钢丝幕帘，网孔大约6至10英尺，铺开的长度有200码。把它们连在一起，形成横贯特定水道的防线，由武装的拖网渔船时刻看守它们的浮标。我们冒险拿自己的一艘潜艇做过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系在网上的玻璃浮标一沉入水下，或者说钙光灯自动点亮，潜艇就会立刻暴露。拖在后边的网会裹住潜艇，很可能缠住其推进器，同时，系在网上一根长线上的指示浮标则浮在水面，使得猎潜军舰能据以追踪不管去往哪里的敌人潜艇。1915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就定制了至少1000英里长的这种防潜网；到了2月13日17英里长的多佛尔海峡已经被这种防卫网堵住。理论上是这么一回事，毋须说实践中当然遭受了很多困难和失望。

伪装货船的发明也是简单的；产生这个想法的过程如下：在去年9月，在圣马洛和南安普敦定期航行的一艘运载水果和蔬菜的小轮船遭到了德国潜艇的射击。朴次茅斯的指挥官、海军上将赫德沃思·穆克斯爵士因一般事务来海军部找我，在谈话中提到可以将大炮藏在小船的水果和蔬菜中。于是我们就这么做了。这种方法一直没有机会使用，但随着潜艇战范围扩大，我们再度面临威胁，便又想起了这个办法。2月初我下令一批船只，以便诱捕和伏击德国潜艇。它们大多数都是普通无固定航线的货船，但有一些是按照挪威渔船的结构和式样特别建造的。这些船安装着隐蔽的大炮，通过一个演哑剧用的巧妙的活门和一个活动遮板，大炮可以突然射击。海军部各部门在发展这个构思中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在以后海战中由于使用这些船只才能最出色、最大胆施展谋略。

此外，我们还坚持不懈地研究各种形式对付潜艇的科学方法。探测远处潜艇螺旋桨击水声的传声器或水下测音器已经发明，但在那时尚处于实验阶段。穿刺弹、散花弹和亚克托安网(或称爆炸项链)紧迫地和同时研制出来。科学家、发明家和潜艇军官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卓有成效的联系，海军中的精英都在集中研究这个问题，无论是技术的还是战术的建议都不会受到海军部人员的冷落。

06.

德国的潜艇战，也称作不列颠群岛封锁战，于2月18日如期展开；就在那一天，一艘英国商船在海峡被鱼雷击中。到第一周的周末为止共有11艘英国船只遭到攻击，其中7艘被击沉。在这段时期抵达或驶离英国海港的商船不少于1381艘。进攻开始后的第二周他们一无所获，只有3艘船只遭到进攻，但全都逃脱了。进出的船只共计1474艘。到了2月底，我们已确信我们行动的基础无懈可击：英国的贸易照常进行，运输船队载着一师又一师的军队不间断穿过海峡运往对岸。在整整3月份我们始终坚持发表每周的统计数字。在那个月的4个星期里多达6000艘船只抵达或驶离英国海港，其中只有21艘被击沉，合计只有65000吨。4月份巩固了3月份得出的结论：在6000余艘抵达和驶离的船只中，只有23艘被击沉，其中6艘是中立国的船只，英国的只有11艘，合计为22000吨。因此，德国潜艇战的失败已是举世皆知。

同时，德国人自己也为其政策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为数不多的潜艇中至少有4艘被摧毁。3月1日，在达特茅斯附近的斯塔特湾有一艘潜艇被防潜网缠住，第二天在水下被一颗散花弹炸毁。4日，在多佛尔海峡U—8号潜艇被防潜网和驱逐舰发现、跟踪并击毁，潜艇里的人员全都获救并做了俘虏。6日，一艘敌人潜艇在阿伯丁海外被发觉，后来证实该潜艇是U—12号，我们的小军舰发挥了难以置信的穷追不舍精神和娴熟技艺，经过4天追逐终于将其摧毁，10名幸存者被俘。16日发生的事更是令人叫绝：德国潜艇指挥官韦迪根曾于1914年9月在荷兰海岸外击沉3艘巡洋舰，因立下殊勋成为德国民族英雄，他在爱尔兰南部海岸外击沉1艘商船，并从商船取走一门小炮作为战利品。18日在返回德国途中，驶至彭特兰湾附近碰上正在演习的大舰队。第四战斗中队现在由旗帜悬挂在“无畏号”战舰上的斯特迪将军指挥。将军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交上的好运显然还没有离他而去，凭借舰长和导航军官的娴熟技巧以及“勇往直前号”的配合，“无畏号”在10分钟内就炸中了潜艇。当潜艇头部竖起露出水面时，看清了她的编号为U—29，这艘潜艇连同全部人员永远沉入了海底。“克雷西号”“阿布基尔号”和“霍格号”的毁灭者就这样毁灭了。

其他那些返回德国的潜艇大多数只能汇报一些坎坷艰辛的经历。有一艘潜艇在多佛尔海峡被防潜网缠住，经过一番恐怖的历险之后才得以逃脱；另一艘潜艇被处理得法的“索迪斯号”商船击中，好不容易才艰难地带重伤爬回了家；第三艘潜艇被驱逐舰“古尔卡号”追逐长达三个小时，最后才侥幸逃脱。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

我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多佛尔海峡上。正是在这儿我们取得了最完全的成功。4月初，U32号在多佛尔海峡被防潜网缠住，它宁愿绕道苏格兰北部回家也不愿再遭受一次同样经历。她向德国海军参谋部汇报了多佛尔海峡如此这般的防御和障碍情况，以致所有潜艇都被绝对禁止作穿越海峡的尝试，所有潜艇驶往我们西海岸都必须向北绕过苏格兰。这项禁令实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海峡的东部水域从此变得干干净净了，4月中旬以后多佛尔等戒线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船只被击沉的事件。然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措施与实施和不断精心设计这些措施的胡德将军的努力，取得多少成效。那个月的中旬我根据费希尔勋爵的建议派他担任其他指挥职务，这对这位军这来说是不公正的；接替他的是培根将军，在这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似乎特别需要培根的机械才能和科学造诣。直到5月中旬，通过不断研究收集到的情报，我才知道胡德将军的工作成绩有多么出色。此时我留在海军部的日子只有几天了。然而，要纠正这种不公正还来得及，任命他担任第三战列巡洋舰中队司令，似乎是我最后一次行使职权。他万分欣喜的接受了这个丰厚的礼物。不幸的是，这项任命导致他在日德兰战役中光荣捐躯。

综观4月份的形势，显然德国不但丝毫未能阻碍英国贸易、部队和物资供给的活动，而且他们整个政策依赖的命运攸关的潜艇却蒙受惨重的、超比例的损失。到了5月份，他们不成熟的、虚弱的潜艇战已被完全粉碎，在以后的将近18个月里，尽管也发生了几次悲剧事件，但我们没有遭受到明显的麻烦。然而，为了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进攻形式，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和着手建立的所有组织，无一不是经过卓绝努力才得以发展和完善的。我们的商船船长们已越来越熟悉各种对付或躲避潜艇进攻的方法。我们日益增多的轻型快速舰队的警惕性和创新精神得到慷慨的奖励制度的激励。防潜网得到改进，并投入了大量生产。不倦的科研努力试图通过水下测音器探测水下潜艇存在的秘密。最后伪装商船数量日增，它们的伏击战和计谋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们把这次不起作用的潜艇战以及其后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安全地度过注定要经受的可怕岁月，归因于上帝的旨意。

07.

在我们与美国关系中经历的总是对我们有利的结果，我们封锁中欧帝国的全部效果依靠这种关系。自大战爆发，英国与美国及其他中立国家之间便出现了一些涉及国际法问题，但本文无意讨论这些严肃而复杂的问题。双方的争论是技术性和无休止的，整个图书馆可以被这方面的文献塞满。在这些法律争执和策略的背后，存在着血缘关系和对我们怀有好意以及对协约国事业的同情，还有对法国怀有感情和对德国表示义愤等重大因素；这些因素一直摇摆和最终成功地支配着美国的行动。但是尽管如此，当时我们很有可能被迫放弃整个封锁，以免与美国关系破裂。

近来出现了一种强烈趋势，即低估在这个阶段如果美国作出相反决定会产生的真实危险。美国的民族传统对我们并不利。1793年与普鲁士签定的捍卫“航海自由”条约构成了美利坚共和国最早的国际关系。1812年的那场战争就是由于中立问题而引起的，美国人不会忘记。国际法的既定条文并没有涵盖大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战时由于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大部分已消失的事实，限定禁运品的整个概念受到影响。正如事实已表明的那样，潜艇的问世已使旧的封锁法不再适用。我们的行动总是不可能符合严格的法律条文。这一点引起一系列微妙而非常令人费解的讨论，大西洋彼岸的那些死板的法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十分强硬。另外还有一些严重的政治上的危险：爱尔兰和德国的影响强大而活跃；参议院内有一个颇有势力的集团肯定持反英态度；有人怀着嫉妒之心警惕地盯着国务院，唯恐它偏袒英国。在此关头，对待美国形势出一点差错，就会酿成最大危机。避免这个危险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我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帮助下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英国和美国的感激之情也说明了对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奇先生的怀念，他的睿智和慷慨风度捍卫说英语的国家及其命运免受难以估量的伤害。

就在这些问题上，德国最初的潜艇战客观上给予我们最大的帮助。德国的声明不仅威胁了英国的商船，也威胁了中立国家的商船，这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与美国争执的整个状况。我们很快就感到如释重负。2月底，从美国启程为荷兰政府运输石油的挪威商船“贝尔里奇号”被鱼雷击中，这是使美国人的愤怒从英国实施的封锁政策上转移到对德国的暴行上的另一次事件。整个工会里亲协约国的力量活跃壮大起来，而德国的影响相应减弱。我们可以对德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会搅乱我们与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关系的靠不住的平静。在佩奇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下，爱德华·格雷爵士才能以忍耐、机敏与和解的手段维护我们的立场，在整个3月和4月间不与美国人争吵；而5月却发生了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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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授权商船使用这个历史悠久的海军策略，深知这个办法会使敌人潜艇陷入困境。

②见本卷，原书第271一73页。

第29章、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01.

4月是在痛苦和恼人的悬念中度过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队在亚历山大整顿；德·罗贝克中将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登陆的准备工作上。土耳其人在不断地集中、组织和加强。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战战兢兢地保持平衡。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极为微妙。俄国的前方和后方都令人深感担忧。陆军部供应军火的方法，显然将面临全面失败。政治局势紧张了起来。

02.

3月18日之后，第一海军大臣的态度已变得接近超脱状态。由于陆军现在已接过重担，他感到如释重负。我或参谋长为他起草的任何业务电报他全都批准。最后，只要是为陆军提供合适的支持，不管什么步骤他全同意。虽然他对派遣陆军的每一个行动都表示欢迎，但是对以任何形式增加海军支助他都要抱怨。他多次试图将我的思想从达达尼尔海峡转回到北方战场上，然而，.我们在今后许多个月内不可能在北方战场上主动采取任何重大的海军行动。他对北海的局势越来越表示关心。

虽然我没有像费希尔勋爵那样对北海表示真实的或假装的担忧，我却认为4月份是关键的一个月。德国人肯定知道我们已经从主力中抽调了相当大的一支舰队开赴海军的决定性战场，其中包括我们的几艘最先进的军舰。如果他们相信我们在达达尼尔的海军力量比实际更庞大，这正符合我们的希望。为此我们曾往地中海派去了几艘假战列舰，希望借此引诱敌人在北海作战。

经费希尔勋爵批准，战时参谋部发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命令，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一些商船经过改造伪装成‘无畏级’战列舰和巡洋舰，三至四英里外无法区别其真伪。……使用它们需要有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免暴露真实面目；应将它们作为舰队的一部分安置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之外，仿佛它们是后备力量。它们可以使德国人误认为英国领海军力的转移。①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船只将土耳其人完全欺骗了，他们将其中一艘当作“猛虎号”向德国作了报告。当我看到第一海军大臣热忱地同意这种引诱战策略时，我不能把他那种一般性的担忧过于当真。他完全清楚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作战，若是海战开始，这正中我们的下怀。

03.

此时我设计并完成了战列巡洋舰队的组建。这支舰队包括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艘战列巡洋舰，并由一支轻巡洋舰中队护卫，轻巡洋舰中队由四艘最先进、最快速的轻巡洋舰组成，还配备由最快速的驱逐舰组成的M小舰队。组织这支舰队的中心概念是速度。它体现了速度与力量的结合，远远胜于德国人可使用的任何海军力量。首先，大多数轻巡洋舰都属于“城市”这个级别，航速最大不过27节，但是“曙光女神”级的舰艇很快就要开始服役，这将有效地改进中队的速度。为了组织这支舰队，我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去一份电报，请求他们将“澳大利亚号”拨给我们支配。出于对共同利益的好意与忠诚，他们十分欣然地同意了。

04.

4月7日，第二、第三和第四海军大臣写了个备忘录，要求费希尔勋爵对某些有关指挥战争的要点，重新向他们作出保证。大舰队应该一直处这样的地位并保持这样的实力，以便我们随时准备迎战敌人整个舰队，并对结果有肯定的保证。我们没有将这个原则置于危险境地，对此不知他是否感到满意？他们又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从高层次的政策角度看也许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否经得起军舰的损失和弹药的消耗？这几位海军大臣在结尾中要求费希尔勋爵向他们保证，整个政策都得到他的赞同，而且他对它感到满意。

同一天费希尔勋爵以备忘录的形式正式作了答复。他声称他完全赞同保持大舰队实力的基本原则。

“达达尼尔作战行动”(他继续写道)“无疑是这样的一种行动，即如果成功的话，其政治后果是值得牺牲一些物资和人员的；它肯定可以缩短战争时间，因为它除了可以打开黑海的通道之外，还可以在东方战场为我们争取到新的盟友，并且击碎德国—土耳其联盟的脊梁。

“鉴于能用于这次行动必然只有有限的军舰，鉴于炮弹和炸药短缺，鉴于军舰进攻陆地堡垒和受其保护的雷区时必然会经常遇到的不肯定因素，我同意执行这项任务时有犹豫之感。

“但是，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政策方面的高层次问题必须由内阁决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获得的切实利益促使我最终同意他们的观点，条件是动用海军力量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从而使我们在北海这个主要战场上的地位和任何一个军种都不会受到危害。

“目前我的意见是，我们在领海里的优势地位是牢固的，虽然抽调了一部分海军，如若德国的公海舰队出来作战，我们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同时认为我们已达到了极限，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都已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再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我已很清楚地向海军大臣表明了这个观点，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内阁方面的驳回我的主张，我将要求海军同僚们对我所坚持的观点给予支持。……”

第一海军大臣就这样很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已在公开场合下正式而且故意地表示自己支持这次行动。当议会提问②第一海军大臣是否同意3月18日进攻，在此问题的备忘录送抵时，费希尔在手稿上写上回答：“如果费希尔勋爵没有同意这次行动，他现在已不是第一海军大臣了。”由此可见在主要问题上已经没有争议了。既然已经走到这么一步，就不能再出现4月12日给我信中所说的“我什么都不会再给了”这句话。巨大的责任已经招来；最严重的战斗迫在眉睫；陆军即将登陆。它迫切需要得到适当的支持。服从我们在北海的安全这一最高要求外，凡是需要的，凡是能合理省出来的，我们必须给予。德·罗贝克中将给好几个军官打电报，要求他们支援登陆行动。费希尔勋爵勉强答应了这个要求，但他希望不仅对动用“伊丽莎白女王号”附加限制条件，而且对“阿伽门农号”和“纳尔逊勋爵号”的使用也附加限制条件，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她们对陆军的支持。我确实不能同意这么做，我的观点被接受了。但是只要达达尼尔海峡那儿需要任何一个军官、一个士兵、一艘军舰或一发炮弹都成为摩擦的原因，必须由我不仅向第一海军大臣而且要向他的海军同僚们竭力争取。这实在是太累人了，虽然最终我不允许任何由舰队向我提出的要求忽略过去，但这个过程令人心力交瘁。我毫不怀疑有许多要求还没到我手中就已经被窒息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提交，因为大家知道这类要求不受欢迎。任何时候我们都有着充裕的弹药供应和许多强大的海军增援力量，若是支援出去并不会影响北海的安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海军部的新班子随后作出的支援远比现在的规模要大，结果也没有出现不好的结果或不应有的风险。

4月11日，我给费希尔勋爵写信道：

我的朋友，说实话，你如此拐弯抹角、吹毛求疵地并不善意地刁难

当时你原则上接受的行动，这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吗？你要是一直这样，我会很为难的——每天总有点新鲜事；对于你，对于我们携手一起从事的伟大事业来说，这是不值得的。

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与你一起工作。如果不包括达达尼尔行动，我们的合作将是不可能的。现在制造一些小麻烦或者增加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是不对的。

恕我直言——但是作为朋友我有这个权利，作为同事我有这个义务。

第二天他以同样的坦率回答我：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牺牲自己的信念去做像我看会使你高兴的事！——这是事实！……立即派遣“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完全是我单独提出的建议(希望她们能掩护“伊丽莎白女王号”和“不屈号”！)。德·罗贝克将会把他的旗帜悬挂在“纳尔逊勋爵号”上，而不是悬挂在他以前的旗舰“复仇号”上，这一点你可以相信。就眼下正在做的工作来说，“复仇号”最适合于近战。然而我没有多说。外界都认定是我在逼迫你，而非你逼迫我！但据我所知，唯有首相一个人持相反的看法。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过一句，除了克里斯③、威尔逊、奥利弗和巴尔托洛梅，你可以相信他们四人是不会泄漏的！

从一开始我就通过菲英杰拉德间接地鼓动基奇纳。

我认为这次行动会成功，但是我想我不是吝惜失去那些旧军舰，而是非常宝贵的官兵要珍惜用在决定性的战场上。

4月25日他又写道：

我对我们的潜舰和水雷感到恶心透了，不朝齐伯林飞舰射击这件事也让我恶心(它们绝不可能飞得超越2000码，轻型巡洋舰肯定能把它们打下来)。说真的，若不是达达尼尔海峡的事迫使我与你风雨同舟，我本来会走出海军部再也不回来了，寄给你一张明信片，让斯特迪立刻接替我的职务。要那样你会高兴坏了！！！

05.

从那年年初起，战时会议几个的主要成员就对陆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感到不安。劳合·乔治先生和贝尔福先生坚持认为陆军部采取的措施根本就与我们的需要不成比例，他们二人与基奇纳勋爵和我都是1月份建立的负责调查这种状况的内阁委员会成员。成千上万的人已应征入伍，现在正在接受训练。将英国陆军扩大成70甚至100个师的计划已经制定，但是供应实际入伍士兵的步枪有三分之二以上尚未订购。订购的大炮也完全不够。新的和特殊的军需依旧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没有制定计划建立符合需求规模的进行机枪生产的有效组织。各种类型的炮弹、尤其是高爆炸弹的供应，以及中型和重型炮的供应都少得可怜。迫击炮、炸弹和手榴弹的生产还几乎没有开始。

当怨言传到基奇纳勋爵那儿时，这位战时国务大臣和他的顾问们作出的回答是，所有的工厂和供应部门正在尽最大努力工作，发出的订单已远远超出了生产能力，即便减少交货数量仍会有大量的拖欠。情况的确如此，但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人敦促陆军部，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措施以拓宽供应来源。陆军部回答说，他们已经做了眼前可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他们努力的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出现。他们引用了大量他们采取行动的例子，并且出示了他们向国外订货的订单，主要是美国和日本。所有这些仍被认为做得不够，双方的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批评者争辩说，陆军部的武器合同部门根本就不懂根据需要的巨大规模而去组织军火生产，这些部门太小太弱，无法应付制造业所需的那些巨大而复杂的问题。对此陆军部反驳说，他们负不起责任，允许将这种关系重大的任务从职业军人领域转入文职人员、政治家或商人的手中，无论这些人如何好意和热情。于是双方的火气积聚起来，温度和压力同时增加。

紧张气氛每一周加剧。陆军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每一个新增的师投入战场，每种军火的消耗规模与日俱增。眼见在国内的大量部队什么装备也没有。前线的怨言滚滚而来。与此同时，军火的产量令人失望地低于承包商的许诺。基奇纳勋爵害怕将新增的师派往前线，即便这些部队已装备起来时也是如此，因为害怕进一步暴露装备部队的主要工厂的生产能力不足。他绞尽了脑汁，但是培育他成为军人或行政管理人员时所受的训练，都不能使他适应组织如此宏大而新颖领域的工作。他的助手寥寥无几，而且思想僵化，他本人对控制军队的重要性持有一种苛刻的观点。

根据4月份我的同事向我随意透露的那种义愤之情，我毫不怀疑人们的情绪即将有一次非常强烈的大爆发。海军部的处境比较轻松。我们安然保持着一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最为庞大的海军，我们的供应来源也具有同样的规模。而在另一方面，英国陆军的以我们在和平时期小量军队为标准估量建设的工厂为基础。海军根据雄厚基础扩大规模一倍；而陆军从它的有限基础要求扩大约10倍或15倍。大战爆发之初，我们就向作为舰队后盾的大企业和造船厂订购了大量海军所需要的一切物资。1913年我就采取特别措施使考文垂兵工厂保持开工，从而为我们的重型大炮的生产保留了一个新的额外渠道。甚至在1914年11月费希尔勋爵进入海军部之前，我们就已按照考虑成熟的战前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位海军老将的干劲和创意更促进了这项工作。到了1月和2月，我们的工作全面展开，总的来说，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超前完成。我们的任务就难度而言不能与陆军部的任务难度相提并论。事实上，由于海军占有许多现有的军备生产能力，因此我们的效率加重了他们的困难。话说回来，陆军部不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即使利用现有的生产线解决问题，也没有什么希望。

日益增强的愤怒和害怕并不仅限于战时会议。基奇纳勋爵的困境迫使他以最严厉的条件限制战场上陆军对各类急需供应品的需求。他不得不对机枪、高爆炸力炮弹和重型大炮的比例实行限制性规定，这种规定对那些不了解他难处的人看来是荒唐的，几乎是缺德的。在总司令部参谋部和陆军部之间出现了紧张状况。前线的陆军将怨言通过无数渠道透露给议会和新闻界，虽然爱国主义和新闻检查制度阻挡了这种怨言的公开发表，但是焦虑和愤怒的浪潮与日俱增。

如果当我们第一次剑拔弩张的庄严时刻，是处在各党派基础上的联合政府，事情也就好了。在8月份的那段日子里，当我们爱好和平的、几乎没有武装的人们奋起反对侵略者时，可谓是万众一心。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团结和同志关系。人人同仇敌忾，没有时间犯方式方法上的错误，那时是宣布组织联合政府和实施全民兵役的好时机。这当然是我的希望。但是时机失去了。在战争气氛中力量壮大起来的保守党却不让它担负监视战争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错误、缺点、意外事件和令人失望的事情。它的领导迄今为止一直是精神受压抑的沉默而热心的旁观者。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压抑了。于是，无论在陆军部、在海军部、在法国或在达达尼尔海峡，紧张的关系从内部和从外部增长为危机，而危机又上升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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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是我加的。

②不是在最后提问的。

③克里斯上校，第一海军大臣的海军助理。

第30章、海滩战役

1915年4月25日①

01.

加利波利半岛伸入爱琴海52英里，其最宽处有12英里。②但是它的脚踝，即与大陆相连的地峡，在布莱尔村附近只有3.5英里；位于西南端迈多斯对面的脖颈处，宽度也几乎不足6英里。这个举足轻重的地区山峦绵亘、崎岖不平、沟壑纵横。四个主要山丘耸立在平地之上；环绕苏夫拉湾的半圆形山链有600或700英尺高；萨里拜尔山高度超过1000英尺；狭窄段对面的基利德巴赫尔高地的高度在600至700英尺之间；而离西南端6英里的阿齐巴巴峰有700英尺高。

海峡之外的登陆地点比较少。山崖陡峭地落入海面，偶尔看到狭窄的冲沟。覆盖半岛表面的大多为灌木丛，间或点缀着一块块的耕地。整个地区泉水、地下水储量丰富，尤以苏夫拉湾附近为甚。另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地貌特点也值得注意。从阿齐巴巴到海勒斯角半岛尖端的地貌是从海边渐渐升起的斜坡，而实际上这个重要无比的尖端处呈汤匙形，因此它的边沿可以在很大成度上抵挡海军的直接炮轰。

现在即将开展的这场作战行动，对作战双方提出战争中最难计算和最难肯定的问题。面对由勇猛军队和现代武器防守的早有仔细准备的防御工事作大批陆军登陆，这种尝试从来没有人敢于想象，很有可能证实是完全行不通的事情。另一方面，两栖力量的神秘机动性同样令防御者感到危险和不安。我们已经清楚，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知道一支估计兵力在80000到90000的陆军已集结在埃及的穆德罗斯或离其不远处。他们会在何时、何地发起进攻呢？显然选择只有三个，而任何一个选择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亚洲海岸、布莱尔地峡和半岛的南端。其中亚洲海岸最有利于大部队的登陆和运动。如果选择布莱尔地峡，可以从海路和陆路切断半岛上所有部队的交通联系，这样用冯·桑德斯的话说，“提供战略决策的良好前景”。第三个选择，引用冯·桑德斯的话说，“加巴山每一侧的海岸狭窄地带作为登陆地点最合适速战速决，因为宽阔洼地上只有一条平缓高地从那儿笔直指向迈多斯。”③还有在半岛南端，海勒斯角附近的登陆地点可以通往阿齐巴巴峰，从那里可以直接控制狭窄段的堡垒，在这几个完全分离的潜在重要目标中哪一个将受到即将来临的攻击，敌人根本不知道。为应付这种不确定的、不知道也无法知道的、却又至关重要的形势，德国指挥官被迫将土耳其第5军集团平均分为三支部队，每支部队有20000名士兵和50门大炮。无论哪个部队最先受到攻击，都要在对方优势兵力下坚守二或三天，直到增援到达。为了尽量缩短这一危险的间隔，这三处之间的交通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尽可能多的改善。道路修起来了，船只被聚集到海峡上的合适地点。然而事实依然是，利曼·冯·桑德斯只能首先使用已经平分的三分之一的兵力来迎击全部协约国军；而且战斗打响之后必须要等待三天才能有大批土耳其增援部队到达。

然而，事实上，可供英国司令官选择的比利曼·冯·桑德斯必须考虑到的要少。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根据基奇纳勋爵的命令，他的军队不能卷入在亚洲的大规模战役，他既无兵力也无陆路交通工具来参与这样的战役。据判断，海军配备的小舰艇在此时不足以维持大批陆军在离穆德罗斯基地六七十英里的埃诺斯登陆以袭击布莱尔。这样，实际上供协约国军选择的进攻地点只留下半岛的南端。冯·桑德斯不可能知道到这一点，但他必须继续对准备对付所有三处的紧急情况。因此，在战斗打响的前夕，问题归根结底是可使用的英法联军的全部兵力(或两国政府还愿意提供的更多兵力)和占领着加利波利半岛南端的、有50门炮装备的、20000名士兵的土耳其军之间的三天战斗。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任务是指挥陆军登陆，然后打垮或制服这20000兵力，夺取他们在狭窄段附近把守的重要阵地；他拥有60000名士兵并得到舰队的威力巨大的炮火援助来完成此任务。这是一场残酷的拼耗实力的生死考验。首先难以估算的危险是，冒着炮火登陆此举可能会完全失败。可以想象大批士兵上岸之前在船上就可能被击中，这谁也不能预言。但是，如果登陆成功，下一个危险就落到了土耳其人的身上：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他们不得不尽力至少坚守三天。土耳其人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优势到底有多大。这完全取决于基奇纳勋爵将动用多少兵力。但是，如果英法的兵力太少，土耳其人的抵抗坚持三天，那末优势的天平将对协约国军不利。第三或第四天之后，攻击者将耗尽突然袭击有利条件。他们的选择暴露无遗，而这种选择是无法撤回的。土耳其人的大批增援部队就会赶到，牢固的堑壕就会完成，进攻者最终将不得不对付从奥斯曼帝国各地调来抵抗他们的土耳其主力部队，因此，任何正确计划的成功关键在于开始时攻占的迅速和果断。

02.

4月25日黎明，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开始了他对加利波利半岛的突袭。海滩战役的事迹曾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后仍将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大战不绝的牺牲和普遍屠杀的阴暗背景的衬托下，这次战役以生动的外形赫然耸立。作战行动的独特性质，不同寻常的两栖战斗的壮观，双方军队同时受到的迅速致命的危险程度，处于危急关头的最重要结局，士兵们——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人人都了解其后果，下定胜利的决心，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段永垂史册的历史片段。在这里不宜详细叙述那一天各兵种的实况，要公正地介绍它们，需要写整整一部书：每一场海滩战斗都值得写一章，每一个营都足以写一页。这里只能追述其主要特点及其后果。

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计划是两路合击半岛南端。第一路由第29师在海勒斯角附近5处不同地点同时登陆，第二路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在迈多斯对面的加巴山附近登陆。这两路中的任何一路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都会影响另一路的进攻，它们都利用半岛此端只有两个土耳其师的有利条件。此外，法军将在亚洲海岸特洛伊遗址附近登陆，以便发挥暂时的牵制作用，皇家海军师登上运输船队由战舰护送，佯装将在布莱尔登陆。

03.

利曼·冯·桑德斯描述那天早晨登陆消息来到时，加利波利城的土耳其司令部情绪激动的情况。

一大早前来报告消息的军官面色苍白，很显然，虽然敌人的登陆已尽在预料之中，但一下子在多处进行登陆仍令他们大多数人大为吃惊，充满恐慌。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沾沾自喜地地补充道(因为哪一路是真攻，哪一路是佯攻，他完全被蒙蔽了。)，“我们无需改变我们的部署。敌人选定的登陆地点正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被他们选中故而加强了防守的那些地.点。”他即刻向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进发。“我个人目前必须留在布策尔，因为此地时保持半岛不被封锁有极端重要性。”他还立即下令在加利波利城附近扎营的第7师前往布莱尔。仅管已传来消息说半岛的另一端正在进行着殊死搏斗，他还是让这个师和第5师一动不动地把守布莱尔战线长达一整天。直到当天晚上他才确信集结在克塞罗斯湾的军舰和运输船队只不过是作个假象，但即使此时他也只敢从这一重要地点通过水路派送5个营去增援在迈多斯那边受强大压力的部队。直到26日的早晨，登陆开始24小时之后，他才下令第5师和第7师的剩余部队从布莱尔乘船开往迈多斯，而他们在27日以前是无法赶到那儿的。因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克塞罗斯湾的北部几乎已完全没有了土耳其军队，”最后只剩下“一个兵站的轻工兵连和几个劳工营”占据着沿山梁的空帐篷。“从克塞罗斯湾北部海岸撤走所有军队，”他写到，“就我而言，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决定，考虑到半岛南部敌人的巨大优势，我不得不冒此风险。如果英国人注意到这一弱点，他们可能会大大加以利用的。”

谁也比不了这位有才干的军人，他在这个紧要关头表现出来的对土耳其通过地峡交通线的担忧，这最清楚地说明地峡的重要性。根据这一事实，基奇纳勋爵的意见值得深思。“舰队一旦通过海峡，加利波利半岛上阵地的重要性也就结束了。”

04.

我们必须再回到海滩战役上来。就海勒斯角附近的五处登陆地点而言，第88旅所在地，即靠近已毁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的“V”海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都柏林和芒斯特的燧发枪团和汉普郡团的2000多人拥挤在“克莱德河号”这艘专门准备运送登陆部队的轮船的底舱，将被运往离海岸几码以内的地方。按计划用两艘驳船作桥梁停在轮船与海滩中间这段水面，部队可以一个连又一个连沿着这条堤道迅速登上海滩。同时其余的都柏林燧发枪手则乘小船靠近海岸。抵挡这次突击的土耳其兵力不过四五百人，但是他们都机灵地躲藏在悬崖峭壁和废弃的建筑物中，有相当多的机枪防守，并得到水中和岸上的炸雷和铁刺网的保护。当爱尔兰军队从“克莱德河号”的底舱冲出，或当船只达到在水下的铁刺网时，他们就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的歼灭性射击。船只要么由于被铁刺网阻止，要么由于浆手死伤而不能前行。驳船在水流的冲击下很难固定或停稳。冲出船外的士兵几分钟里就有一半以上被击倒。登陆船、驳船、跳板、水面，以及海滩边到处都是死人或垂死的人。然而，幸存者穿过铁刺网、越过海水奋力向前，少数人抵达海滩。与此同时，都柏林和芒斯特的燧发枪手毫不犹豫地从“克莱德河号”底舱，跳入这个屠宰场，直到上级官员下令才将他们阻止住。负责固定驳船和实际上也是负责制订“克莱德河号”使用计划的昂温指挥官和少数海军参谋人员，坚持在枪林弹雨中设法固定驳船和不停地放置跳板，而另一部分士兵以无比的英雄气慨奋力抢救落水和垂死的战友，或者搭上岸路上的扶手。内皮尔在巴达霍斯海滩上永垂不朽的捐躯，再次展现壮烈场面。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整个登陆行动遭到了血腥的阻挡。幸存者匍匐在海滩边缘，要不是韦奇伍德指挥官装在“克莱德号”船头上的装甲车中队的机枪火力，他们可能已全被消灭了。旅长内皮尔将军阵亡，此时整个登陆行动停顿下来直到天黑。

在“W”海滩进行的战斗同样可怕。在舰队的猛烈炮火之后，兰开夏燧发枪团由三四十只小艇连拖带划地送上了岸。土耳其人又一次将他们的火力保留到领队的登陆船靠岸的一霎那才射击。其后果又一次是毁灭性的。登陆的这个英勇的营没有被步枪、机枪、水雷以及地雷造成的重大损失吓住，涉过浅水，穿过铁刺网，以非凡的纪律，竟然沿海滩重新组成被削弱的队伍。从这个位置上，他们很难前进，要不是出现想不到的幸运事，这次进攻本来也会受阻。左侧，满载一连士兵的登陆船转变方向驶往泰凯角突出部位下方的一些岩石堆。此处登陆的士兵伤亡不大，他们攀登上峭壁，猛扑正在扫射海滩的土耳其机枪，用刺刀消灭了机枪手。这个营已登上沙滩的其余士兵得到了救援，设法移向悬崖的隐蔽处，爬上悬崖后稳稳地登上顶点。9点左右他们在此得到了伍斯特部队的增援，那天，他们逐步从这个方向赢得的立足点并稳步向外扩大。

皇家燧发枪团在更近的左侧，他们在“无情号”(舰长H.C.洛克耶)最近距离的有效支援下，在“X”海滩登陆。紧接着，因尼斯基林斯部队和博德团随之登陆，经过激烈战斗和坚决冲锋占领了泰凯角上方的高地，从而建立起与“W”海滩登陆部队的联系。

在“X”海滩以左1英里处，两个海军陆战队营在“Y”海滩登陆，无一死亡。入夜后他们遭到袭击，第二天一大早发信号召来船只重新上船。然而，他们将临近的重要土耳其军队吸引过来，从而在一定时间内帮助了其他几处的进攻。在战线的另一端，即在最右侧被称作德托茨炮台的旧堡垒附近的“S”海滩，另一个营轻松登陆，守住了一个孤立的阵地。当夜幕降临时，在“克莱德河号”上的剩余部队登上海岸，没有遭受进一步的损失。他们逐渐占领了“V”海滩的边缘和两侧的零星阵地。就这样，随着这一天结束，攻击的5处海滩都有了立足点，已有大约9000名士兵上岸。其中至少3000人伤亡，幸存者危险地抓住这些来之不易而且尚不稳定的立足点以及半岛的边缘地带。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路主攻的经过。

05.

布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在加巴山附近登陆④，其目的是切断半岛通往迈多斯的脖颈。与第29师在海勒斯登陆不同，这次非同寻常的突袭计划在黎明前发动，而且没有准备大炮。原希望趁土耳其军队在半岛顶端与第29师交火时，澳新军团可以在其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取得很大进展。进攻的安排是这样的：在驱逐舰的配合下，部队从船上和汽艇上分批陆续登陆，每一次派出1500名士兵。选定的登陆地点在加巴山以北半英里崎岖难行的地方，估计不可能有严密防守。但是，黑暗中长长的牵引船队迷了方向，实际抵达的海岸更偏北1英里，进入了一个悬崖突出的小海湾，此前称作阿里布尔努，后来改叫作安扎克湾。这次偏差导致进攻一个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实际登陆损失很小，事实证明了悬崖脚下是很好的躲避炮火处。

另一方面，这次偏差使澳大利亚进军路线离开了从加巴山到迈多斯的广阔洼地，进入的地方地貌错综复杂，有深沟从萨里拜尔山向四面八方延伸。这次偏差也进一步拉大了澳新军团的进攻与第29师在海勒斯角进攻之间的距离。

当小舰队靠近海岸时，土耳其的巡逻艇开始散射；但是澳大利亚士兵从小船跳入海水中或沙滩上，然后爬上悬崖峭壁，在幽黯但逐渐明亮起来的晨曦中驱赶在他们前面的土耳其军。驱逐舰近在咫尺又运来另外2500名士兵，几乎没用半个小时就有多达4000名士兵登陆。将近太阳升起，小接触逐渐发展为战斗，并移向内陆，天亮时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到了7点半钟，登陆士兵总计已达到8000人。尽管射向海滩的步枪与大炮的火力不断增强，到了两点钟，澳大利亚的整个先头师——超过12000人——和两个印度山地炮兵连已登上海岸，占据了相当大一片半圆形的阵地。包括新西兰旅在内的第2师也随之而来，在24小时里总计20000步兵和一小部分大炮已稳稳登陆。

06.

留下来面对协约国军大举进攻的无后援的两个土耳其师作了巧妙的部署。第9师的9个营防卫在从加巴山到莫尔托湾海岸线上可能登陆的地点；该师的其余3个营和组成第19师的9个营全都作为后备力量集中在迈多斯附近。在第19师流传着一个关于“命运之人”的奇特故事。4月24日，穆斯塔法·凯马尔总督命令他的最精锐的一个团，即第57团，在第二天早晨向萨里拜尔山(971号山)方向，进行野外训练。仿佛是命运注定，凌晨5点30分这3个营正要列队出发，第一次登陆的消息传来，随后又传来消息说大约一个营的英国部队已在阿里伯尔努附近登陆，正朝着萨里拜尔进军。在半岛南端指挥的萨米帕夏和桑德斯本人都认为阿里伯尔努的登陆是一次佯攻，于是命令穆斯塔法·凯马尔只是派一个营去对付。但是这位将军立刻占卜到这次进攻的力量和危险。他以自己的权力立刻命令整个57团外加一个炮兵连一起前去迎击。他本人手持地图，领着先头连徒步出发穿越旷野。路程并不长，过了一个小时他就碰上了在猛烈前进的澳大利亚军队前面败退的土耳其掩护部队。他立刻命令先头连摆开阵势发动进攻，他本人亲自在阵地上安装山地炮。他再一次毫不迟疑地未经上级批准就命令第77团加入战斗。到了10点钟，当土耳其总司令骑马来到战场时，所有在半岛南部的后备部队实际上已投入了战斗，10个营和所有的大炮进入抵抗澳大利亚军的激烈战斗。⑤

随后的战斗既惨烈又混乱。四肢顾长、体魄健壮的澳新军团士兵在登陆时像一窝蜂地冲出船外，勇气十足地向内陆所有方向挺进，目的在夺取他们能得到每一寸土地。现在他们却遇到了一支部署得极好、指挥极其果敢的部队和不断加剧的炮火，在沟壑里，在岩石堆和灌木丛中，许多小型的血腥战斗战进行到底。没有人乞求活命，也没有人饶别人的命；几股被切断的澳大利亚军战斗到最后一人；没有一个受伤的或不受伤的人被土耳其人俘虏。

同时，双方的增援部队迅速投入进退不定的不规则的战线。战斗通宵达旦越打越激烈。在双方实际战线上投入战斗的士兵有一半以上伤亡。25日午夜形势显得非常岌岌可危，战线后面严重混乱，伯德伍德将军和几位澳大利亚旅长建议立即撤回船上，他们认为此时必须作出决定，否则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在这个关头，总司令表明他对澳大利亚部队的士气的判断甚至比他们自己最信任的指挥员的判断更真切。在海军将领瑟斯比提出的坚定劝告下，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以书面下了明确的命令：“坚持下去，坚持到底。”从那一刻起的随后几个月里土耳其帝国没有力量可以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赶出自己的国土。

07.

4月26日的一整夜“V”海滩的情况一直危急。登陆点仍暴露在土耳其人步枪的火力下，进一步向前推进非常必要，否则便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于是在26日凌晨，先以舰队重炮猛轰，然后命令都柏林和芒斯特燧发枪团和汉普郡团的剩余士兵攻击塞德埃尔巴赫尔的城堡和村庄。这两支英勇的部队不惧损失、不畏艰辛，前已连续战斗了24小时而精神饱满，坚决执行命令。他们在9点攻占了城堡，然后经过三个小时的逐屋争夺战，他们占领了村庄。再往前有一个防守牢固的土耳其棱堡。这几个疲惫不堪的营在展开新的进攻前停了一下，“阿尔比恩号”战列舰对这个棱堡进行了猛烈而持久的炮击。当炮击停止时，英格兰士兵和爱尔兰士兵混聚在一起，在共同决心鼓舞下，从分散的塞德埃尔巴赫尔房子里冲了出来，就在大白天他们集中力量奋不顾身地攻下了棱堡，杀死里面的顽固守军。这三个营剩余的士兵经历长时间的、一而再而三的、似乎不知精疲力竭的战斗，他们的坚韧性、他们的意志力以及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创下了军事上的光辉业绩，在这两个岛屿民族的历史上，即使不是空前绝后，也肯定是罕见的。部队在海边重新组织，这些成功突击的准备和精神，是与对参谋官的纪念分不开的，他就是道蒂—怀利，也像沃尔夫一样，在胜利时刻阵亡，陆军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为之牺牲的那个被攻占的堡垒。

到了26日晚，形成了一条沿“V”、“W”和“X”整条海岸线的连练弓形，实现了与在“S”海滩登陆一个营的连接，这是胜利的成果，是英军继续从各个立足点向敌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由于土耳其军已是筋疲力尽、损失惨重和人员上的劣势，由于获得4个法国营的增援，协约国军占领线在27日改变为凹面弓形，进一步向前推进到从泰凯角以北两英里处至德托茨炮台一线。加利波利半岛的顶端就这样被咬了下来，所有的海滩登陆点都得到了保护，摆脱了受步枪的射击，在陆地上建立并巩固了重要的立足点。

第29师的其余部分、皇家海军师和法国师也在26日和27日登陆，伊恩·汉密里顿爵士于28日命令从半岛顶端向克尔提亚村发起全面进攻。虽然土耳其人已开始得到增援和整顿，他们仍觉得这一天万分危急。抵挡登陆的部队损失惨重，各个营的人数已减少到500人略强。到了中午时分，土耳其全部后备力量已投入战斗。然而，英、法部队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迎着土耳其军的步枪火力向前推进。一旦进入汤勺地形的凹陷处，军舰上的大炮就帮不了多大忙了，而且他们没有时间建立起自己的大炮支援。因此到28日夜晚已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如果在28日与29日能够再投入法国、英国或印度军的二三个师的生力军，土耳其的防线必定会被击溃，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将会落入我们的手中。在这段时间里，布莱尔防线始终无人防守，只要能从海上登陆一支生力军，就将成为他们的战利品。需要的额外军团在何处？它是有的。它份内应参加这场战斗的，它本应在这场战斗中蒙受惨重损失。此刻它若能出现肯定就能获得胜利，但它却无所事事地呆在埃及或英国。

下一步该轮到土耳其人了。源源不断的部队正迅速前去增援那两个受巨大压力的师。从布莱尔来的各师的先头团已陆续抵达。第15师由海路从君士坦丁堡去往基利亚利曼。第11师从亚洲海岸横渡海峡。29日和30日就在这种形势下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图10、海勒斯角。

——，路径；--------，水路(旱季除外)；Achi Baba，阿奇巴巴；Boomerang，布梅伦峰；Cape

Helles，海勒斯角；Contours Figured in Metres， 廓线高度以公制米标出；decreaing about

7' annually，年减少约7分；Detott's

Battery，德托特炮台；Fort，要塞；Helles，海勒斯；Kereves

Dere，克雷韦斯河；Krithia，克里西亚；Lancashire

Landing，兰开夏部队登陆；Magnetic，磁北；Morto Bay，莫尔托湾；Redoubt，防守阵地；S

Beach，S海滩；saghir Dere，萨吉尔河；Sedd El Bahr；赛德埃尔巴尔；Tekke Bumu特克布尔努；The

Haricot，哈里科特峰；W Beach，W海滩；W，西；X Beach，X海滩；Y Beach，Y海滩；yards码。

08.

27日上午我们在海军部收到了德·罗贝克中将报告战况的电报。

我立刻亲自将这份电报拿去给基奇纳勋爵。等到他见到电报时已有29000人登陆了，他表示心满意足。他似乎以为严峻时刻已经过去，一旦大批部队登上海岸，其余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在28日传来损失惨重的消息，其后收到的电报都表明战斗十分严峻和危急。于是，那一天我和费希尔勋爵一起去陆军部，我们联合要求基奇纳勋爵从埃及调拨大批部队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同时还要求在英国的其他部队待命出发。费希尔的请求雄辩而尖锐，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基奇纳勋爵起先对需要更多部队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表现出的明显的焦虑和惊恐打动了他。那天晚上他给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和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去了电报，指派一个印度旅和当时在埃及的第42本土师去达达尼尔海峡。

为什么不把这些部队和其他一些部队在发动进攻之前调拨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作为后备力量？这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否则把他们运往半岛的准备，本来能与进攻的准备同时完成，在海滩准备好接纳他们的时候运输船队就可以将它们运到半岛。这些增援部队总计有12000至13000支步枪，它们在28日就可以投入战斗，或者在29日凌晨重新进行攻击。然而，印度步兵旅事实上直到5月1日才登陆，而第42师的先头旅直到5月5日才下船。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却源源不断地获得从各地赶来的增援部队和从海峡防御工事上撤出的大炮。到了5月1日，当地的德国指挥官佐登斯特恩觉得，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展开全面反攻了。在1日、2日和3日这整整三天里，他不断命令那些因行军或战斗已疲惫不堪的部队往前冲，作一系列殊死而互不联系的进攻，竭力想将协约国部队赶入大海。但是，即使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队不够强大无法向前挺进，它也不会让敌人赶出它的阵地。5月3日，土耳其的进攻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完全粉碎。土耳其人的第一批增援部队已经力竭，现在又轮到叙述协约国军了。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大量的供应物资、大炮和弹药也已经登陆。如果此时能够得到额外的、与这种新的形势成比例的部队，无论如何要在4日和5日重新发动一次对士气低落的土耳其人的全面进攻。而实际情况却是在6日之前无法开始进攻，部队如此短缺以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发觉必须将澳大利亚第二旅和新西兰旅从安扎克地区撤往海勒斯角。

新的战斗于6日上午重新开始，7日和8日两天战斗继续。战斗中有将近50000英法军和72门大炮，对抗他们的是土耳其的大约30000军队和56门大炮。结果令协约国痛苦地大失所望。在整条战线上他们只推进了几百码。英军和法军的损失十分惨重。从25日开始到8日晚停止，这段时间英军的伤亡人数将近15000人，法军至少有4000人。

这场战役结束后出现的形势是严峻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全部军队都被牢牢钉住在加利波利半岛的两个互不相连的地点上。他的两路主攻部队虽然有海上的联系，在其他方面现在彼此已完全隔绝。半岛上的关键性阵地个也没有在我们手中。土耳其人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战壕线横拦在英军和阿齐巴巴之间，阻断了澳大利亚军通往萨里拜尔山或迈多斯城的道路。这些战壕不断增加形成多条战线。由于法军被迫撤出特洛伊，土耳其在亚洲的军队可以不受阻挡地增援半岛。所有的英军后备力量，包括印度旅和第42师全投入战斗，在他们获胜机会失去后，这些部队均遭重创。每一个营的伤亡都很严重，目前办法没有弥补缺额的。即便向开赴战场的每一个师随后自动提供的百分之十的后备力量也没有给予第29师。9日，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报告说，只靠他手中的力量已不可能突破土耳其的防线，战壕战的态势已经出现，至少还需要增援一个军团。从国内征调补充参战各师所需要的新兵和明白地要求增援的新部队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随着协约国军队不断消耗和土耳其力量日益增强，将会发生些什么事呢？主动权和机会已经落到了敌人手里。放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场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战斗，现在肯定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

①见原书第549页土耳其战场图。

②见原书第508页后插页，安扎克和苏夫拉海湾图，亦见原书第549页土耳其战场图。

③利曼·冯·桑德斯，《在土耳其五年》，第80页。

④见原书第508页插页，安扎克和苏夫拉海湾图。

⑤在澳大利亚官方史中对此插曲有全面的描述。

第31章、登陆之后

01.

尽管陆军事实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伟大的登陆事件继续在整个欧洲产生影响。

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想当然地认为，现在协约国大军确已登岸，他们可以而且也会得到从海上来的增援，直到摧毁土耳其的抵抗。意大利人想要参战的势头一如既往；而巴尔干各国则继续抱紧张观望的态度。在英国国内，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已明确消退。法国的高层当局曾告知反对派领袖，登陆行动可能失败，军队将在海滩被击退并遭受灾难性的伤亡。当这些预言被证明毫无根据时，他们自然长舒了一口气，紧张的局势暂时得到了相应的缓解。

5月5日，半岛上的战斗尚未见分晓，我不得不为重要目的前往巴黎。3月与4月间与意大利进行的谈判进入最后两周，具有决定性意义。4月26日签署了伦敦条约，根据此条约意大利同意参战。5月4日意大利废除了三国同盟协议，以此宣布其政策的改变。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医生的建议下4月初短期休假。在他休假的这十天中，首相以十足的精力亲自与意大利进行谈判。当外交大臣返回时，他热情推进已取得的成果。促成意大利同意参战的那份秘密条约的条款公开已久，这些条款以令人烦恼的清晰性表明了三个协约国在危急关头的迫切需要。陷于苦战之中的英国和法国要面临俄国瓦解的危险，而且自身也处于危急关头，为取得一个一流强国加入联盟，她们都不会对将要付出或答应付出的代价斤斤计较的。意大利的谈判者深知我们的焦虑之情，决心做成他们能为他们国家取得的最有利的买卖。

意大利是从其边境地区、亚得里亚海区域和土耳其帝国取得的领土，收获是巨大的。还有极为重要的陆军与海军协议，补充这些政治奖励。英国舰队将在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海军积极合作，俄国将在加利西亚至少动用50万军队继续对奥地利展开猛攻。这样从海、陆两方面保证，意大利似乎可以安全地提前支取和占有她要求的巨额奖品。促成这些安排的希望和计算很快就落空了。那些出发登上战争可怕航程的人，永远无法事先告诉你航程的长短和前途的凶吉，或者他们最终抛锚的港口。军事协议签署刚两周，马肯森就沿杜纳耶茨河进攻俄军，戈尔利采一塔尔努夫战役一打响，到处可见俄军撤退和后缩。南斯拉夫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个新出现的强国，这就使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地区提出的索取条件明显无法实现。

最后，战败的土耳其从和平条约的灾难中复活地站了起来，实际上又完好无损。意大利政治家派遣其同胞参加的不是一场责任有限并有巨大物质利益的轻而易举的战争。意大利像其他参战大国一样，将要浸透血与泪。一年又一年，她的国土遭入侵，她的男子一去不返，她的财富被消磨殆尽，她的生存与尊严处于危险之中，她也必须奋力争得胜利，而胜利不能完全满足她的强烈欲望。虽然政治家们的计算失败了，但意大利民族的慷慨胸怀证明她经受得住斗争的长期磨难和失败，在厄运之中有能力维护古罗马的声誉。

最重要的是，海军协议的签署不容搁置或拖延，我以英国海军部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往巴黎。意大利人担心，作为胜利的结果，俄国确立了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塞尔维亚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土，那么这两个斯拉夫国家的联合将在达尔马提亚海岸或海岸外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达达尼尔战事出现的前景，俄国将占领君士坦丁堡，迫使意大利尽最大的努力保住自己在亚得里亚海的地位，如果她不加入战争，协约国的胜利将使她的这一地位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我们与法国和意大利就意大利在战争胜利后的条件中获得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海军基地的问题，进行了两天复杂的讨论。在意大利提出的所有要求之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取得所谓萨比昂赛罗运河的所有权。位于两个长形岛屿之间的这条狭长的可容最大船舶的良好锚地，它处在向南去往亚得里亚海的中途，炮火从岸上打不着，的确具有建设为意大利海军基地十分理想的条件。其它的要求还有许多。每当协商令意大利人感到泄气的时候，我们就拿出英国的主要武器作为砝码，不仅答应他们对巡洋舰和小舰队的要求，还答应提供一个中队的战列舰。由于看来德·罗贝克中将已明确放弃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努力，他的舰队显然有多余的军舰。最后在三国海军当局间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意大利人坚持要英国的战列舰，法国人对此也不反对，同意用相同数量的本国军舰替代从达达尼尔海峡撤下的一支英国海军中队。

我于7日清晨离开巴黎，打算回英国途中去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司令部呆上一天。7日晚到达圣奥梅尔，我得知两个消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表明他正处于酣战中，半岛战役仍未见最终分晓。第二，约翰·弗伦奇爵士打算与在其右翼对苏谢阵地作战的法军联合，对奥伯斯山脉发起全面进攻。这次重大行动定于9日黎明。于是我就留下来观看这一场战役，很高兴不必去想别的事情了。

读者清楚，我当时确信分配给英军和法军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前线的德军兵力与他们几乎相当，而且筑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进攻之前用榴霰弹轰炸铁刺网，这就向德军确切地指明进攻部队准备攻击的突破口，毫无疑问，德军已做好一切准备用火力消灭他们。不仅如此，英军的炮弹供应极其有限，而能摧毁德军战壕所需要的高爆炸力炮弹几乎没有。我观战时尽量不冒无谓的风险。但是无论从远处高耸的教堂尖顶，还是靠近敌人的火力网边缘，除炮弹爆炸和烟雾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不实际参加进攻就不可能估计真实的情况。要了解真实情况你必须亲身去感觉，而感觉到的还可能不是真实的。身处战斗之外什么都不了解，投入战斗会受一种个人特殊经历的左右。这正是战争最痛心的特征之一。许多高级将领不了解战场的形势就命令自己的部队作战，而且又不对他们采取有益的补救措施。

在这个夜晚我还在战斗高潮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大规模伤员清理站的可怕场面。遭受各种严重创伤的一千多人中，有烧伤的、有躯体碎裂的、有子弹穿孔的、有咽喉梗塞的、有奄奄一息的，根据他们的伤势分成不同部分送往梅维尔修道院。修道院的入口处机动救护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每辆车都送来四、五个四肢断裂、倍受折磨的伤员。每过一会儿就有尸体从修道院的后门抬出，抬往一直在工作的掩埋队。有一间屋子挤满了已不值得再送往别处去的重伤员，他们已毫无治愈的希望，连优先动手术的资格都没有了。其他房间挤满了痛苦不堪的“能走动的伤员”，但大多数人精神不错。他们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支烟和另一次长途汽车旅行。手术室外挤着长长的一排急重伤员，手术室的门敞开着，我经过时看到一位伤员在做开颅手术的可怕场面。那里到处是血和沾有血污的布片。在外面，战场上传来的轰轰炮声宣告死亡与残杀过程仍处于高潮。

02.

“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消息也是这几天传来的。这艘巨大的邮轮恢复载客业务已有几个月，作为客轮已经进行了几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她载着2000名英国和美国平民从纽约返回利物浦。她所载的货物当中有少量的步枪弹药和大约173吨重的榴霰弹炮弹。在“卢西塔尼亚号”启航前，纽约就流传该船将被击沉的警告，事后追查到是德国政府所为。在5月4日和5日，在她驶近不列颠群岛时，据报告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峡南部入口处把两艘商船击沉。6日又收到进一步的潜艇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报告。随后海军部在瓦伦西亚的无线电台反复发出特别警告和消息。

5月6日凌及12点05分，致所有英国船只。

……避开一切海角。全速通过各个海港。行驶海峡中间航线。法斯特内特海外有潜艇。

5月6日下午7点50分，致“卢西塔尼亚号”。

爱尔兰南海岸外有潜艇活劝。

5月7日上午11点25分，致所有英国船只。

爱尔兰海峡南端有潜舰活动。最后一次发现在科宁伯格灯塔以南。确保“卢西塔尼亚号”得知此情况。

5月7日下午12点40分，致“卢西塔尼亚号”。

上午10时在克利尔角以南5英里处发现有潜艇朝西驶去。

这些电报都及时收到。

1915年4月16日海军机密备忘录中有如下一段记录：

战争经验表明，快速轮船采用曲折前行的方法会大大降低潜艇突袭成功的机会，也就是说，以短暂而无规则的间隔改变航向，比如每十分钟到半小时改变一次。战舰在已知有潜水艇出没的水域巡航时几乎一律采取这种航行线路。潜舰在水下的速度非常慢，如果她不能事先知道或预测所袭击的船只的航线，要进入发动袭击的合适位置是十分困难的。

尽管有这些等告和指示(海军部贸易处在这些工作中值得称赞)，“卢西塔尼亚号”却并没有曲折行进，她以略快于四分之三的速度沿着寻常的贸易航线行驶，5月7日下午2点10分，在旧金塞尔海外8英里处，她被施魏格指挥官指挥的德国U—20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共发射两颗鱼雷，第一颗击中船体中部，发出一声巨响几分钟后第二颗击中尾部。20分钟后她船头朝下沉没，随船沉没的有1195名乘客，其中有291名妇女和94名婴幼儿。德国潜水艇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全世界激起回响。有大量公民丧生的美国，其愤怒声震憾全国，这个共和国的四面八方，美国人民中的最强硬分子等待着武装干预的信号。信号并未发出，战争继续处于毁灭性的均衡状态。但从此以后在美国的协约国的朋友有了一件使亲德势力软弱无力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段哀伤时期，这种冷漠无情的政策注定要寿终正寝。

即使在得知这场可怕悲剧的最早时刻，我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意义。只有在反省这场大战的历史时，它的惨痛教训才能从当时的喧嚣与混乱中呈现出来。德意志帝国政府在两件重大事件上惨无人道、丧尽天良，它怀着罪恶的决心精心策划、蓄意切断维护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尽管相互争吵)的根本纽带。入侵比利时和无限制潜艇战二者均求助于专家技术作为求胜的唯一手段。这些正是德国毁灭的直接原因。这些原因把强大而无形的力量引入反德的斗争，并无情地耗尽了德国的实力。在大战的头一年，若非入侵比利时，德国将必胜无疑；在大战的最后一年，若非无限制的潜艇战，没有力量能否定胜利属于她。导致德国垮台和我们得救的原因，不是她敌人的人数优势，不是她敌人的资源或智慧，不是她海陆军将领在公开的战斗中犯了错误，不是她的盟国虚弱无能，肯定不是她的人民或军队在勇气或忠心上有缺陷；而是她犯下这两椿大罪和历史大错。

03.

与此同时，在达达尼尔的旗舰上正在展开最热烈的讨论。

3月18日以来，海军的上层圈子里流行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激进的一方比任何时候更相信铲除堡垒、扫清雷区、最终打通海峡是切实可行的行动。他们毫不怀疑舰队可以穿越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他们不断地提醒海军上将努力完成这项任务是海军的职责。他们对陆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无限悲伤，他们感到无论如何难以忍受的是，在海军接到命令和为他们制订任务后海军竟袖手旁观，无所行动。因此他们敦促中将向海军部提议恢复海军进攻。

所有这些压力和陆军受折磨的景象对有胆有识的德·罗贝克中将产生了作用。他终于下决心向海军部发了一份电报，表达了自己愿意恢复海军进攻的意愿。这份电报盖有好几个人的印章，也包括持反对意见者的印章。但是很显然，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出席“伊丽莎白女王号”会议的人都相信海军部在收到此电报后会立即下达作战命令。法国司令官盖普拉特上将打电报给海军部长，表示他充分期待参加决定性的进攻，并要求增加一艘更强大的军舰来增援法国中队。因此，海军的所有参谋人员和指挥人员都等待着一项伟大而庄严的决定。为了执行这项决定，他们要做好面对一切危险和忍受一切损失的准备。

德·罗贝克中将致海军部

1915年5月10日

加利波利半岛形势。

汉密尔顿将军通知我陆军受阻，部队向阿齐巴巴每次只能推进数码，恐怕会出现类似法国北部的事态。因此，我在292号电报中指出的情况发生了：

“如果陆军在向基利德巴赫尔推进中受阻，海军该不该在不摧毁沿岸堡垒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狭窄段？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舰队在向狭窄段推进中能不能最好地支助陆军。舰队可以从恰纳克累下方推进保持交通线完整无损；舰队也可以从上方推进，但自己与基地的联系将被切断。”

海军能给予前进中陆军的帮助虽然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炮台的炮火，但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在阻挡陆军的是战壕和机枪时，海军的支援就不大了；而阻碍陆军推进的正是战壕和机枪。

从敌人抵抗的强度来看，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可能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同样可能是达达尼尔海峡会在舰队驶过后重新封锁。如果敌人的抵抗能被及时制服，从而避免舰队由于缺乏供应而被迫撤出，那末海峡重新封锁就没有多大重要性了。

如果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支持陆军进攻的任务将托付给巡洋舰和某几艘老式战列舰——包括那些并不适合于大规模炮轰狭窄段的法国军舰——这种支援的效果将显然远远小于目前整个舰队提供的支援。

半岛上土耳其陆军的士气表明，舰队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海外，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决定的关键似乎在于：

其一：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能确保战斗的胜利吗？

其二：如果海军受挫，那肯定将是一次严重的挫折，它会使陆军形势非常严峻，以至于危及整个战局？

这个电报值得仔细研究。它的用意显然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恢复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德·罗贝克中将在电文中权衡了利弊，总的来说更强调不利的一面。但是同时他也明确无误地表示，如果海军部下令，他随时准备执行。这份电报令我不安。我当然一直主张恢复海军进攻。但是现在的形势与3月份和4月份的形势已大不相同，而执行德·罗贝克中将3月2日的决定，我们就要遵行另一条政策路线。这期间已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陆军损失了近两万兵力才登上了加利波利半岛。目前陆军确实受阻，但基奇纳勋爵告诉我，他打算向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增援他所要求一个军团。在炮火下登陆一直是最可怕的战争特征。登陆已经成功，而且，既然土耳其人没能阻挡住登陆，看来他们必定也无法阻止陆军进一步向前推进，只要大量的增援部队能迅速地投入战斗。因此，如果足够的增援部队能迅速派往，有合理的可能性使陆军战斗取得成功。

第二，意大利即将参战。根据刚刚签署的英意协议，我们必须派4艘战列舰和4艘轻型巡洋舰加入亚得里亚海的意大利舰队。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自3月22日以来德·罗贝克中将已明确地放弃了海军进攻，我们已决定动用陆军力量来解决问题。尽管法国增援军舰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但从德·罗贝克中将的舰队抽调这些战舰是与进行坚决甚至是拼命的努力，单独以军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是不相容的。

第三，我们长期以来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德国潜艇已经驶入爱琴海。有数次报道说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水域已出现一艘或许两艘甚至三艘潜艇。“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位置变得异常危险，而且在达达尼尔海峡整个舰队的安全都受到了不能低估的影响。不仅如此，如果舰队成功地强行通过海峡抵达马尔马拉海，它就会在那一水域受到德国潜艇的骚扰。尽管这个事实不是结论性的，但舰队的行动可能会受阻，假设海峡在其身后被封锁，它在战略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除此之外，由于陆军已经登陆而且一直激烈作战，舰队的责任就大大增加了。正如奥利弗将军一语道出的那样——“3月18日海军还是个单身汉，现在它在岸上有个妻子了。”

我脑子里考虑的全是这些事情，它们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德·罗贝克中将展开决定性进攻的意愿不变，我们有可能在几周内重新创造能使他进攻的条件。我们的海军资源庞大，几乎与日俱增。到6月中旬我们就能够使他的舰队的实力大大强过以往，并且能够完成进攻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样对付在爱琴海的德国潜艇，就可以知道，其威胁又有多大。然而，目前反对海军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理由有很大分量。

另一方面，我极其渴望采取有限的作战行动。我希望海军攻击狭窄段的堡垒，从而验证一下我们所收到的有关敌人弹药短缺的报告是否真实。在进攻的掩护下，我希望能清扫凯佩兹雷区使它不再能阻止航行。现在扫雷部队已全部组织起来，这些是完全可行的行动。达达尼尔舰队尽管缩小了，但完成这项任务还是绰绰有余的。清扫了凯佩兹雷区本身就会开始危及土耳其人部署在半岛上的陆军的交通线。

然而，我看得出费希尔勋爵处于严重的过度疲劳。74岁的年纪不饶人。在我前往巴黎参加英意海军协议谈判期间，他显得心力耗竭。他对独自负责海军部工作表示出毫不掩饰的苦恼和担忧。毫无疑问，当时的巨大压力和事态的发展使这位年迈的海军上将担心得几乎发疯。德·罗贝克中将的电报尤其让他伤神。他预计将要面对他最恨也是最怕的那个要求：恢复海军作战，而且要一直弄个水落石出。

11日上午我们一起讨论形势。我一再努力讲清，我想要做的一切是要恢复攻打狭窄段的堡垒，并在炮火掩护下清扫凯佩兹雷区；我无意促使大家作最大努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和深入马尔马拉海。但是我没能打消费希尔的忧虑。毫无疑问，他认为如果行动成功，会大大加强后阶段重大进攻的理由；事实也的确如此。凯佩兹雷区是土耳其人的、也是他们的第一道防线。在我们交谈之后，费希尔勋爵在同一天“极不情愿地”送给我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全面而有力地重申了对达达尼尔军事行动的观点，他的结论是他不会：

在任何情况下站在德·罗贝克中将一边，除非两岸已经有效地占领，才同意他发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我因此希望大家清楚地理解，我与任何这类计划无关。

在同一天我给他答复：我绝不会向他提出任何“突击”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在此事上我与他意见相同。我又一次提出，作为对陆军行动的一种支援，有可能要求德·罗贝克中将攻击堡垒和清除凯佩兹雷区。我再次表示，我希望在任何实际问题上我们一直是团结的。我向他呼吁：

我们现在时历史上最重大的水陆两栖作战负有责任。你绝对负有责任。要将此事推向胜利需要最大程度的同志情谊、才智、坚毅、耐心。……

他第二天写信给我说，由于我的答复没有明确放弃在陆军占领狭窄段两岸之前海军攻击雷区的想法，他已经将给我的备忘录副本递交给首相。

关于你所说我绝对负有责任的话，我只能说，你必须明白(还有首相也一样)，我勉强默认的范围没有扩展到那种进一步的冒险，如在陆军完成其任务之前重复3月18日的行动。

由此可以看出，3月22日之后海军部和海军总司令永远不能同时作出进攻的决议。在21日他们还是团结一致的。此后则一方热一方冷了。在3月23日和24日，海军部没有下达实际命令就强烈要求进攻，而在战区的海军中将则说“不”。到了5月10日，当战区的海军中将愿意进攻时，海军部则说“不”。到了8月18日，受苏夫拉湾惨败的影响，海军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授权海军中将最大程度地使用他的旧战列舰，而此项提议却遭到了海军中将理由充分的断然拒绝。最后，在最后撤退来临之时，刚刚接手指挥权的威姆斯将军在凯斯准将起草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极为详尽的计划支持下，热情呼吁批准执行这个计划，但这次海军部又拒绝了。

04.

此时从俄国、法国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坏消息频频传来，根据我在陆军战场上得到的印象，我向海军部各个部门发出如下总备忘录：

致战时国务大臣及海军部委员会成员

1915年5月11日

请通知海军部各部门首脑，据目前估计，此次战争不会在1916年12月31日前结束。海军部制订的一切安排与计划均应以此为依据。任何加强海军实力的措施若能在此日之前发挥作用，均应予以考虑。这一点适用于有关人员、舰舰、武器和储备的所有问题以及舰队、船坞的组织与维护，所有这些都必须适应力量的长期不断发展而不致过分紧张。我期待各部门提出发展与扩大它们活动的建议。

W.S.丘吉尔

05.

5月12日晚，一艘德国水兵驾驶的土耳其驱逐舰在达达尼尔海峡用鱼雷将“歌利亚号”击沉，这一事件促使费希尔勋爵下决心召回“伊丽莎白女王号”，他向我提出有关此类的最强烈反要求。我本人并不反对这么做。最初的两艘装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舰(当时命名为“斯通沃尔·杰克逊号”和“法拉格特上将号”)已准备就绪；如果派这两艘重炮舰和其他的炮舰、两艘“邓肯”级战列舰以及另外一些辅助军舰去替代“伊丽莎白女王号”，那末她可以返航回国。我同意了第一海军大臣的意见。我的表态令他大大松了口气并深表感激。我们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处境。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以减少损失，并从令人讨厌的境况中解脱出来。我却一定要竭力推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并全力支持正处于艰苦斗争中的我们的陆军，这不仅是出于信念、而且还出于荣誉的呼唤。

我不得不向基奇纳勋爵宣布此消息。我邀请他来海军部参加5月13日晚的会议。我们围着八角桌而坐；基奇纳勋爵坐在我左侧，费希尔勋爵坐在我右侧，同时在座的还有其他高级官员。得知海军部要撤回“伊丽莎白女王号”，基奇纳勋爵顿时怒不可遏，往日面对艰难考验的镇定自若，已不复存在，他以前忍受内心痛苦时习惯性的克制态度消失了。他强烈抗议这种在他看来是在最危机时刻抛弃陆军的做法。而另一方面，费希尔勋爵更是大发雷霆。“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回国，应该马上回来，当晚就该回来，否则他立刻离开海军部。”我们若能在这关键时交换一下这两位了不起大人物的位置，让基奇纳掌管海军部事务，而派费希尔前往陆军部去抨击增援政策，俩人就会觉得快乐，一切都将进展顺利。但这样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我保持同意第一海军大臣的意见，并尽最大努力向基奇纳勋爵解释，说明重炮舰能提供同样有力的支持，而海军实力受损的风险却要小得多。我还向他介绍了我们将要派出的军舰，并向他作出最郑重保证——我的这一保证得到了海军参谋部的支持——我们决心以最有效的方法支持陆军。我想他在离开前有些放心了。

因此在一系列的电报中我与费希尔勋爵意见一致。我们下令德·罗贝克中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以最大速度派“伊丽莎白女王号”回国。我们通知他“埃克斯默思号”和“崇敬号”马上归属他的舰队，在月底之前他将得到最早两艘重炮舰，它们是最新型的炮舰；他得到的补偿远远大于失去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第一批6艘重炮舰从造船厂接手后将派遣去他处。等到他所指挥的法国中队的战列舰总数达到6艘时，他要将“女王号”、“伦敦号”、“无情号”和“威尔士王子号”在瑟斯比海军少将指挥下同样绝密地派往马耳他，准备和意大利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一起作战，以及满足英意海军协议中条款的规定。我们还通知德·罗贝克中将，我们认为海军独立行动强攻狭窄段的时机已经过去，在现有的条件下不会再出现；所以，他的职责是支持向前推进中的陆军。

发出这些电报——这些是我们一起所发的最后一批电报——费希尔勋爵和我就在那晚分手了。

第32章、政府的垮台

01.

5月14日召开的战时会议火药味十足。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寸步难行，他们已陷入危险境地，要增援他们困难重重，要撤出他们更是难上加难。舰队已失去作用。费希尔勋爵坚持要撤回“伊丽莎白女王号”；德国的潜艇即将进入爱琴海，而我们为支持达达尼尔战事在那里大量集中的舰只处于完全无保护状态。与此同时，英军在法国进攻奥伯斯山脉的失败已明确无误。约翰·弗伦奇爵士损失了近20000人却所获无几，于是总指挥部自然要求增加人员与弹药的供给。炮弹匮乏的危机已濒临爆炸——那天上午的《泰晤士报》披露了炮弹匮乏的情况——在这场危机后面又出现了另一场最上层的政治危机。俄国的虚弱与溃败一个月比一个月明显。这次会议讨论的特点是官场上的彬彬有礼的风度抑制了与会者内心的强烈焦虑与极度愤懑。

基奇纳勋爵一开始就发表一连串庄重而令人畏俱的抱怨。他说他之所以受到诱惑参加了达达尼尔作战行动，那是由于海军作出了攻占达达尼尔海峡航道的保证。现在海军放弃了进攻。尤其是无与伦比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影响了他的判断。现在这艘军舰即将撤回；当他已将陆军部队投入加利波利半岛的大规模战斗，他的部队正在背对大海作殊死斗争的紧要关头她却即将撤回。说到此处费希尔勋爵插了进来，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达达尼尔作战行动，这一点首相和基奇纳勋爵清楚得很。他的突兀插话招致了一阵沉默。随后战时国务大臣以极其悲观的语气概述了其他战场的情况。驻扎在法国的陆军消耗炮弹太快，其速度是以往军事后勤部门从未承担过的。订购各类军火的定单全都延期完成。俄国的日渐虚弱可能使德国在任何时候将军队调往西线，恢复对我们的进攻。第三，他继续详述入侵的危险。他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英国，如果其他方面失误，保卫英国就更加紧迫。鉴于当前的状况，他不能将先前许诺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4个师派给他，这4个师必须留下来守卫家园。

他一说完，会议就把目标转向我——几乎要向我发难了。于是我开始据理力争，所说的论据读者现在应该是熟悉的，这些论据构成了本卷书的主要内容。如果在三个月以前就知道在5月份可以有80000至100000人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海军单独进攻的方案就绝不会被采用。虽然许多事情搞砸了，令人大感失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或惊慌失措，更没有理由把情况描绘得比事实更糟，或采取不理智的行动。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并不依赖于而且从来也不依赖于“伊丽莎白女王号”。制定计划时并不知道这艘军舰也会加入作战。现在要将她撤出是因为潜艇对这艘价值高昂的军舰造成了威胁。替代她的是重炮舰和其他一些特殊设计的军舰，这些军舰在许多方面更适合于炮击，而且基本上不怕潜艇攻击。因此海军对陆军的支援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夸大“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价值或认为一艘军舰可以左右这样一场大战役，这没什么好处。至于炮弹的匮乏问题，只要我们竭尽全力生产。关于在兵力、大炮和弹药方面未占充分优势之前避免草率进攻，这个问题可以补救。最后，侈谈入侵有何意义？海军部不相信任何武装登陆能够实现：即便实现了，敌人也很难维持下去并得到加强。敌人目前正全力以赴地对付东面的俄国，有什么理由假设他们会转过身来调回军队入侵英国或进攻西线？他们会抽调多少军队？调动军队需要多长时间？在准备好新的部队和积贮充足的弹药之前，我们应停止在西线发动这种无益的攻势。集中可以得到的部队增援达达尼尔海峡，尽早供应他们在那里进行决战所需要的军火弹药。抛弃那种关于入侵岛国的恐惧，英国已不再像1914年那样缺乏军队，而是到处布满武装人员，还掌握先前从未梦想过的情报来源，并有比大战之初强大了许多的舰队守卫。让约翰·弗伦奇爵士得到他要求的新增几个师，但是还是要在法国采取守势。

叙述我们俩人的讲话，我并没有引用原话，只是提到谈话的主旨。简短的追述包含了全部内容。我的想法似乎在战时会议产生明确的印象。我们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就散会了。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成立的联合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我的论证，论证依据的每一个推测也全都被事实所证实。“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撤离并没有妨碍海军对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陆军的支持，也没有妨碍陆军的海上供应。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英、法军队在法国发起的进攻连连失败，其结果是血腥屠杀愈演愈烈，我们新组建的陆军被毫无价值地毁灭了。德国人并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对俄国的进攻，事实上这种进攻还处在最紧张阶段的前夜。他们并没有挥师西进，在今后的好几个月里他们也没有物质条件这样做。他们没有入侵英国；他们在这段时期从来没有想到要入侵英国，即使想要入侵也做不到。

然而，此时英国政界出现意想不到的大事，这就注定了在达达尼尔海峡出现的成功的希望要化为饱影，同时也排除了任何迅速结束大战的可能性。

会议之后我给首相写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此信准确地表达了我的立场：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

1915年5月14日

我必须提请您注意费希尔今天的言辞，他声称“他反对而且一直反对达达尼尔作战行动”，他的话大意如此。第一海军大臣对于指导军事行动的执行电报都有书面表示同意的记录：如果这些电报得到成功的执行，那就应该归功于他。但是我对此并无怨言。我喜欢这位老兄，与他一起工作是极大的快乐。我想他同样有这种感觉。我的看法是，当在战地的海陆军将领们希望和要求冒一次险，以舰队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在这些战斗中也许会出现机会。倘若我同意他们，我就得批准进行决战，我不能允许这样一位朋友的否决使我无法行动——这位朋友不管结果如何，一定会说，“我一直反对达达尼尔行动。”

您会明白，在这种事情上总得有人承担责任。我可以承担责任——条件足我的决定必须执行——否则不行。

不知道基奇纳在增援问题上愿不愿干，这令人感到不愉快。我们全都被牢牢地捏在他的手心里，我从未见过他的心情如此奇特——或者说如此不理智。基奇纳要惩罚海军部，他要从汉密尔顿的部队中削减几个师，原因是我们撤出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费希尔要将“伊丽莎白女王号”撤回国，不然他就要辞职。

以耐心和决心度过难关，我们就能取得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

但是我现在希望向您说明一点：那种口口声声说“我拒绝为失败负责”的人，不可能是对成功极为重要的措施的最后裁决人。

那天我用了一个下午拟定几条建议，准备海军增援达达尼尔海峡和准备为我相信将立即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两个师护航。虽然我完全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海军增援，但我还是不想使这种要求会让费希尔勋爵大吃一惊。于是那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和他全面探讨整个形势。我们的谈话相当友好。他没有对建议中的具体措施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像往常一样，他不希望看到我们的资源被逐步耗尽，也不希望见到达达尼尔行动日益增大的需求给我们的整体安排带来的间接影响。于是我告诉他这样做的确是不公平的：先阻挠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旦招致失败，又反过来说，“我早就告诉你，我一直反对这次行动。”他奇怪地看着我说：“我想你是对的——这样做不公平。”然而，他还是接受了备忘录，随后我们便和和气气地分了手。

02.

进入这段特殊时期之后，紧张的事态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那天夜晚10点左右我在我的房间里重新开始工作，这个习惯是在费希尔勋爵进入海军部之后养成的。此时意大利的危机达到了顶峰。由于反对加入战争，意大利政府已经辞职。两个星期前我们就认为几乎已成定局的这件富有意义的大事，现在似乎再次变成未知数。临近午夜时分，意大利海军武官——一位热心支持协约国事业的军官要求见我。奥利弗将军拿着一益文件陪伴着他。海军武官说罗马目前动荡不安，一个星期前在巴黎商定的海军合作计划必须立即付诸实施。根据合作计划，我们要额外派遣4艘轻巡洋舰去亚得里亚海增援意大利舰队。这些巡洋舰原定在18日拂晓抵达塔兰托。海军武官要求将抵达日期提前。如果巡洋舰能在16日上午抵达，英国与意大利之间明确的海军合作将成为既成事实，而这个事实很可能是决定性的。

由于我亲自参加了与意大利人在巴黎举行的海军协议的谈判，对于其中的所有细节我当然了如指掌。协议的所有条款，包括派遣4艘巡洋舰在内，我全都征得了第一海军大臣的同意。派遣哪4艘巡洋舰都已经确定。在文件的第二页上突出地有费希尔指示巡洋舰航线的绿色首字母签名。让巡洋舰提前48个小时出发既不涉及原则问题，也不违背费希尔和我彼此已经确立的工作安排，也就是采取重大步骤须经协商。我一时根本没想到这件事会被看得如此之重，参谋长也没有提出我们应该叫醒第一海军大臣。他大约在早晨4点开始办公，那时候他便可以得到这些文件。因此我就批准了立即叫巡洋舰出发，像以往处理此类公务时那样，我写道：“事后请第一海军大臣阅。”

十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星。然而，费希尔勋爵的传记作家使我们确信，在他辞职之前他从来没有见到这份关于意大利的文件。海军上将培根在他所著的《费希尔勋爵传》中，以克里斯上校的第一手证据为依据明确地说，这天晚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建议，除了我们已经同意增援力量以外，再额外增派两艘潜艇去达达尼尔海峡，就是这个事实最终导致关系破裂的“稻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个借口同样是勉强的。至于这个借口背后的原因本章也许已明白告诉读者。这位海军老将一大早醒来，再次面对那些建议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的备忘录，而对此他知道无法拒绝。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一场他不相信和不喜欢的事业中。他觉得这个事业濒临失败的边缘。他发现一位文职大臣(尽管有许多友谊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正日益成为支持这个讨厌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一切工作的严厉而苛求的监工。他看到保守党对炮弹匮乏和战争普遍现状的严重不满。他还看到穿着军服的陆军元帅担任大臣，而他自己尽管在全国名声显赫，却屈居次位，在这个位置上他受到一些理由与压力的逼迫，他须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事行动承担责任，他无法抗拒，但他从不停止表示愤慨。现在爆发的时间终于到来了。

03.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醒来后我发现第一海军大臣并没有按惯例将上午的信件送来。这是反常的事，他几乎总是把醒来时候想到的对形势的看法写信告诉我。我必须在9点左右去外交部，在那儿逗留一会儿。在回来的途中在经过近卫军骑兵旅司令部阅兵场时，马斯特森—史密斯带着一脸焦急的神色匆匆向我走来——“费希尔辞职了，我想这次他是当真的。”他把第一海军大臣写的如下这张条子交给了我：

1915年5月15日

海军大臣：

经过进一步焦急的反省，我已得出遗憾的结论：我不能继续与你共事了。为了国家利益，就没有必要追根究底了——乔伊特说过：“千万不要解释”——但是我发现要调整自己在日益增加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需要上迎合你的观点越来越困难。正如你昨天所说的那样，我总是一心要否决你的建议。

这除了令我极不愉快外，对你来说也不公平。

我立刻就要动身去苏格兰，以免人们问这问那。

你的忠实的费希尔

然而，最初我并没有认真看待此事。我记得本年早些时候为了空袭的事我曾收到过一封措辞十分正规的类似的信。在最近四、五个月里，为了各种大大小小事情他已多次以书面和谈话的形式威胁或暗示要辞职。我总是确信只要和他友善地谈一次话就可以把事情化解。然而，当我回到海军部时他已经没有了人影。他不在大楼里；他也不在住所里。他手下的人全不知道他在何处，只听说他打算立刻去苏格兰。他给其他几位海军大臣也送去了一封信，他们正聚在一起讨论那封信。

我去首相那儿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阿斯奎斯先生立即指派秘书带着书面命令，以国王的名义敦促费希尔勋爵回来履行职责。过了几个小时后才找到了第一海军大臣。他断然拒绝再回海军部或履行任何职务。他重申要立即动身去苏格兰的决心。然而，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劝告，同意回来见首相。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场。谈话完了以后，阿斯奎斯先生告诉我，他认为他已经动摇了他的主意，不过他很烦躁。他建议我写封信给他，接着他又说：“要是你能使他回来，那就万事大吉；要不然事情就很难办了。”我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信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劝他，但是毫无用处。

他回信说：

你执意要攻打达达尼尔海峡，没有办法使你不做这件事——没有办法。我太了解你了！我确实希望支持你，能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达达尼尔这件事情上我一直陪伴着你直到这最后时刻，而不顾我在达达尼尔防务委员会备忘录中所说的我一生中最坚定的信念。

你要留下来而我必须离开——这样更好些。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你掌握了你的政治生命时为了我采取的值得高度赞赏的立场，实际上我也为你努力工作作为回报——尽我最大努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我们私人间的义务。我向你保证进一步谈话只有痛苦，我已通知首相我必须离开。这个决定我绝不会更改了。无论如何我不会改变主意。你满怀真情地说，离开我你会感到无比悲伤——我绝对相信。你内心清楚这一点：自从去年10月我与你合作以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忠实于你。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再坚持劝说已无济于事，于是我开始考虑新的组合。另外三位海军大臣是否也会辞职，对此我心里根本没有底。然而，星期天上午我得知几位海军大臣去与阿瑟·威尔逊爵士商量，他告诉他们，坚守岗位是他们的义务、根本没有出现辞职的理由。据此事实，我问阿瑟·威尔逊爵士他是否愿意填补第一海军大臣的空缺。他要求考虑一个小时，随后，令我感到欣慰也有点吃惊的是，他通知我说他愿意担任此职。到了星期天中午，我已在从各方面考虑重建海军部委员会。接着我便驱车去见正在乡间的首相。我告诉他费希尔勋爵的辞职已成定局，如果他想要有一个改变，我的去留任凭他裁决。他说：“不，我已经考虑过这件事，我不想有所改变，但是你能组成一个新的委员会吗？”于是我告诉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将留任，阿瑟·威尔逊爵士取代费希尔勋爵的位置。我当时的理解是他已同意这种安排。后来他的私人秘书在谈话中提到：由于炮弹匮乏的情况被披露和费希尔勋爵的辞职造成的形势十分严峻，首相认为在采取措施之前有必要和保守党领导人协商。由此我看出这场危机无论如何不会局限于海军部。阿斯奎斯先生邀请我留下来共进晚餐，我们在那么多的麻烦事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当天夜里我返回伦敦。

星期一上午我请求贝尔福先生来海军部。我告诉他费希尔勋爵已经辞职，我认为首相将批准重新组建以阿瑟·威尔逊爵士为第一海军大臣的海军部委员会。我还告诉他阿瑟·威尔逊爵士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将留任。我说如果首相在那天下午最后批准这项安排，我将向下议院立即宣布这个决定并且要求辩论。贝尔福先生对费希尔勋爵的辞职表示愤慨。他说这件事会让他的保守党朋友们深感不安，他要亲自为此去向他们打招呼，稳定他们的情绪。他的态度无比恳切与坚定。那天上午的其余时间我都在准备向议会发表的声明，预期有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会成功。对于正在我周围和下面开展的剧烈的政治风暴我却是一无所知。

我带着一份完整的新委员会名单来到了下议院，并且作好了充分准备迎接一场舌战。在见到首相之前，我先去财政大臣的房间探望了一下。劳合·乔治先生当时向我透露了下面的情况。反对党领袖已经完全掌握了炮弹短缺的事实，故而已通知议会要求辩论。在此关头费希尔勋爵提出辞呈造成一场政治危机。劳合·乔治先生深信，克服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因此，他已通知首相他将辞职，除非立刻组建联合政府。我说，他知道我一直赞成组织这样政府，只要一有机会我总是提出这个主张，但是我现在希望这件事情推迟一下，直到我重建委员会并掌握了海军部。他说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随后，我又按照事先的安排去见首相。他郑重其事地接见了我。我向他呈交了新委员会的名单。他说：“不，这样做不行。我已经决定与保守党组成全国联合政府，需要一次很大规模的改组。”他告诉我基奇纳勋爵将离开陆军部，在夸奖了我几句之后，他接着说：“我们该为你做些什么？”我立刻知道我离开海军部已成定局，于是回答说，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连续性，贝尔福先生可以接替我；好几个月来我一直让他参与我们的所有机密，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切事务；任命他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听罢我的提议，首相似乎极为满意，可以看出他心里也是这么盘算的。他又回到了个人问题上，问我“愿意在新的政府中担任一个职务还是愿意去法国担任军队指挥”？就在此时财政大臣走进屋里。首相转而征求他的意见。劳合·乔治先生回答说：“您为何不派他去殖民部？那儿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正当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时房间的门又被推开，秘书进屋为我带来如下信息：“马斯特森—史密斯给您来电话。刚刚传来非常重要的消息。你必须立即回海军部。”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俩位同僚，然后没有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他们。

回海军部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到海军部后我得知整个德国舰队正在出动。包括所有的三个战列舰中队、两个侦察舰队和70艘驱逐舰。德军总司令给舰队的电报中有这么一句话：“拟定白天进攻。”政治危机以及我个人在危机中的命运几乎完全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在没有第一海军大臣的情况下，我派人将参谋长奥利弗上将和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爵士召来，我们共同给主力舰队和一切能调动的舰队下达了出海的命令。我决定如果战斗打响，我要投入全部力量，而且必须切断敌人的退路。那天晚上8点，当复杂的协调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时，我给约翰·杰利科爵士发了一份电报：

有可能明天就是“那一天”。祝你好运。

仔细审核我们可使用的实力，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的处境格外有利。我们的优势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点。我要求阿瑟·威尔逊爵士和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爵士在海军部我的房间里就寝，为的是可以准备共同对付黎明时可能出现的危机。我没有再回下议院，而是一直留在海军部里。那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来了首相的红匣子，里面有一张通知说，他已经决定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所有的大臣当夜将辞呈交到他手里。我同意这个要求，同时补充道：

……我十分赞成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在目前危机时刻，没有个人要求或利益可以阻止它的成立。离开海军部我将感到遗憾，在那里我是首当其冲的人，但是我始终相信您会对我在海军部的所作所为作出公正的评价。

办完此事，我就上床睡觉了。这一天真够我受：上午准备迎接议会最挑剔的考察；下午经受了我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危机；晚上又要部署海上的一场大战。

04.

天刚破晓，我就去了作战室。从早晨3点钟开始，我们的无线电定向电台就开始收集敌人舰队的信号。敌人的旗舰在2点00分时位于北纬53°50’，东经4°20’。因而，旗舰的位置在黑尔戈兰湾以西126英里处，离泰尔斯海灵岛大约40英里。全部的舰队都已出海。我们的大舰队在其他中队和小舰队的伴随下迅速朝南驶去。蒂里特准将率领哈里奇小舰队在多佛尔的一些驱逐舰和11艘潜艇的支持下离开监视狭窄海域的泰瑟尔岛。敌人只有在南部海域才能开展有效的打击，如企图封锁加来或布洛涅。倘若这就是敌人的目的，哈里奇的海军可以在夜晚对他们发起进攻，或在白天引诱他们向南追赶，从而进入我们的潜艇防线。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德国舰队拖住在南部海域，大舰队就有机会在泰尔斯海灵岛附近或在去往黑尔戈兰湾的东边航道上拦截他们返回德国港口的归途。因而，黎明后的形势有一阵子显得十分关键。

在上午7点之前我们都没有获得敌人活动的进一步迹象。随后敌人似乎改变了航向，朝着东南方向而不是朝西行驶。我们的脸都沉了下来。除非敌人回转过来朝我们行驶，我们就不能使他们进入我们的罗网。整个上午的情况变幻莫测。9点钟我们得知德国的轻型巡洋舰“但泽号”在北纬54

°40’、东经7

°5’出了事故——可能是触着了水雷。压抑的气氛笼罩了作战室。出事地点十分靠近德国海岸。最后，在10点半左右，确切的消息表明德国舰队已在回家途上。事实上，就我们现在所知，德国舰队一直在掩护多格滩的布雷行动，自即日起那片海域就出现了雷区。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德国舰队在我们潜艇到达拦截阵地前再度进入黑尔戈兰湾，这个插曲结束了。我们的各个舰队和中队灰心丧气地离去，重新开始长期的毫不松懈的守卫任务，而我也再次面对这场政治危机。

但是我的时间已经过去，当天下午特别是第二天，我从可靠的渠道了解到，在那些新近掌握权力的人的眼中，我的立场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我被排除在他们秘密会议之外，这些会议每小时都在以最大热情进行着。在这关键时刻，出来帮助国家的保守党领导人并没有提出修改政策方面的条件，却要求分享一半的职位和优惠。于是，阿斯奎斯先生不得不将他以前的同僚打发掉一半。凡在指挥战争中其行为被认为导致这个令人不快的结果的那些人自然成为自由党圈子里的众矢之的。直到星期一夜晚，已决定基奇纳勋爵应该调离陆军部，另去担任其重要性不亚于总司令某个的职务，但是到了星期二人们意识到他对维护国民的信心至关重要，任何一届政府都缺他不可。到星期三阿斯奎斯先生发表了安民告示，宣布基奇纳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将全都留任各自的职务。

在21日星期五这天，诺思克利夫勋爵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攻击陆军大臣的文章，英国许多地区出现自发的公众愤怒浪潮，那份触犯众怒的报纸在交易所被人焚烧。紧随着这种激情，基奇纳勋爵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尚未颁发过的嘉德勋章，同时他还荣获了比利时利奥波德勋章的大绶带。于是他彻底得到了解脱。而我单独成了造成所有不安和不满的罪魁祸首。

05.

剧烈、严重的肉体创伤，在它突然来到时往往令人惊奇地能够忍受。在知觉恢复之前有一段久暂不确定的间隔。突如其来的打击会使人麻木，但不会使人麻痹：伤口会流血，但不觉得剧痛。当遭逢厄运有许多人丧生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我意识到在政治上我成了众矢之的之前我已辞去海军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在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感情和判断力。有一位海军大臣告诉我说，已临时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阿瑟·威尔逊爵士写信给首相：除非我担任海军大臣，否则他将谢绝担任第一海军大臣。

阿瑟·威尔逊爵士致首相

1915年5月19日

尊敬的阿斯奎斯先生：

读了今天早晨的有关改组政府的报纸的报导，我认为我应当告诉您，我同意在丘吉尔先生领导下担任第一海军大臣，是因为在我看来，在出现了这种不幸局面下，这样做是维护政策连续性的最好办法。我不打算在任何海军大臣的手下担任职务，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压力是我的能力承受不了的。

请相信我，

您的诚挚的A.K.威尔逊

这位海军老将对我表示出的完全信任出乎意料，令我吃惊。他以前一直显示出一种难以接近的矜持。我丝毫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和我的工作的。但我肯定绝对没有指望从他那儿获得最小的支持或赞誉。

这件事把我搅乱了，现在要离开海军部我觉得很难。面对公众的谴责、报界的激烈抨击、议员的愤慨以及同僚的怪罪，但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位裁制人，他有能力，有教养，而且办事公正，他以行动而不是以语言宣布我不仅无罪而且正确。我很清楚阿瑟·威尔逊爵士的行为如果公诸于众，将会对海军产生深刻印象。此印象将立刻消除被报界攻击(不可能答辩)造成的印象，从而恢复被破坏的信任关系。有人不断对文职部长鲁莽而无知地干涉海军作战行为提出指控，却没有其他方法给予决定性的驳斥。获得了他的支持，我觉得有足够力量把我们承担的伟大任务向前推进，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我觉得与威尔逊和奥利弗合作，有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能像从前一样团结无间，我们将在海军部的最高层重新建立起团结、协作和权威；只在有了这种团结、协作和权威，我们就能够承担风险，作出努力，踏上胜利之路。这个消息是秘密透露给我的，我不能向公众宣布。但首相并没有向我透露这个消息。

我相信，如果首相不屈从于财政大臣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在两院的秘密会议上把海军和陆军的概况作一次全面的介绍，他和他所奉行的政策本来会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对陆军部在基奇纳勋爵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作一次生动而详尽的介绍，这将大大有助于安抚人们对一向受忽视的情况的怨言。我相信我能够证明海军部政策的正确。更何况5月23日又传来了意大利对奥地利宣战的消息，这个消息压倒了国内的纠纷。首相在这件事情上所发挥的巨大的个人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相信，如果他斗争，他原本能够获得胜利；如果他获胜，那时他可以以尊严和真正的权威邀请反对党来帮助他，而不是来拯救他。在这种信任、友爱和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进行战争的真正的全国联合政府；阿斯奎斯先生原本能够避免不信任同事的介入，避免分裂的或互相扯皮的协商，避免坐失良机，从而避免直到1916年12月才结束这段插曲。

在此我希望记下这样的意见：议会是政府依赖的基础，特别是下院在所有政治改革的重大时刻有权知道详情和进行商议。作为内阁成员执行一致同意共同政策的人，其去留应由下院充分辩论，然后进行投票决定，这是唯一稳妥的做法。背离了这些简单的基本原则，就会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导致整个进行战争机器的崩溃。它会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刻导致拖延，这种拖延将很快表明其后果是致命的。

06.

只有到1928年阿斯奎斯先生的《回忆录》问世时，费希尔勋爵给政府的最后通牒才公诸于世。这个最后通牒无比清楚、无比残酷地揭示，战争的压力使这位海军老将忍受思想痛苦和精神上难以描述的激动。它也无比生动地描绘出这样一座火山，我在这座火山上长期生活着，我们的重大的战争决策和政策在这座火山上制订出来。

费希尔勋爵在最后通牒中写道：

倘若能满足下述6个条件，我敢担保我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彻底消除潜舰的威胁。

我想补充一点，自从1885年里彭勋爵希望让我担任海军大臣，但在我的请求下改任我为海军军械与鱼雷局局长，此后我在海军部9位大臣手下工作了17年，因而我对海军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

1.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不能留在内阁里以免他总是遏制我。我也不愿在贝尔福先生的手下任职。

2.由于我将全力反对炮轰黑尔戈兰湾以及类似的轻率计划，A.K威尔逊爵士必须离开海军部、帝国国防委员会和战时会议。另外，他的政策与我的政策背道而驰，他接替我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因而他要采取与我的观点根本对立的政策。

3.将有一个全新的海军部委员会，这涉及几个海军大臣和财政秘书(他毫无用处)。新措施需要新人。

4.我将承担海战的全面专业责任，加上舰队的单独部署和各级军官的任命。

5.海军大臣的职权应该绝对限于制定政策和履行议会程序，他的地位对我而言应该像议员坦南特先生对基奇纳勋爵一样(他干得很好)。

6.对所有的新设施和码头工程我应有单独的绝对权威，海军的全部民用机构也将由我全面控制。

费希尔

5月15日19点又补写：

过去为了九位海军大臣，我耗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和精力，我希望在未来我能致力于将战争成功地进行到底。这就是我提出六个条件的唯一理由。这六个条件必须一字不差地公布，以便舰队了解我的立场。

不需说，对这份令人吃惊文件的答复就是草草地接受费希尔勋爵的辞职。

07.

组建新政府步履艰难。虽然根据被人们天真地称之为“自我否决法令”，各党派领导人同意，凡是正在前线服役的各党议员均不得进入政府，但是，要调整各党派要求和个人要求，却出现大量难以克服的困难。虽然我独自留在海军部，但是对于这错综复杂而毫无意义的过程，我却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不想在此披露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放心地让格雷维尔和克罗克这样的人去写这段历史，后代、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

在这个新旧政府交替期间，我有幸受到基奇纳勋爵礼节性的访问。起先我并不知道访问的目的。在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上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分歧严重。此外，在这个交替期间不可能对海军和陆军事务作出任何重大决策。我们谈论了一下时局。他谈了些一般性的看法之后便问我，离开海军部的事是否已成定局。我回答说是的。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还没有考虑过，一切都还说不准。他很友好地提起了我们之间的合作。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几乎落入和我一样的命运。起身告别时，他以那种惯有的感人而且近乎威严的态度回转身来对我说，“好吧，有一样东西，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你这儿夺走。舰队随时可以使用。”说完他就走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仍在新内阁中共事，我注定要经常和他意见相左、要反对他、批评他。但是我仍不会忘记他这次出于朴实的善意、出于热心的礼貌前来看望我。

到了21日，决定由贝尔福先生掌管海军部。据我所知是首相的希望，我竭力劝说阿瑟·威尔逊爵士在他手下任职。他固执己见。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打动他。他不无痛苦地解释说，他的决定并非出于对我的个人关心，纯粹由于他感到没有我的帮助他无法当此重任。尽管他这么说，但在他的行为中似乎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友好之情，这一点在一年以后议会对达达尼尔行动进行调查时得到了证明。当时他不仅举出了对我有最大支持的证据，而且用了一个通宵起草了一份有说服力的文件，从大炮射击的技术角度出发论述了我们制定的那个计划的正确，以他的权威来庇护当时人人急欲谴责的达达尼尔行动计划。

21日的晚上我报告首相：

我已经竭尽全力劝说阿瑟·威尔逊爵士听从在贝尔福先生的安排，但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推举亨利·杰克逊爵士。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与此同时组阁的过程也渐渐完成。阿斯奎斯先生一片好心，让我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这是一个清闲而尊贵的职位。按理说我不该接受这个职位，但是由于首相同时允许我将是内阁战时会议，或称战时委员会的成员。我觉得占据了这个位置，我便能够把获得的不论什么认识用来帮助达达尼尔远征，以我未被剥夺的一切有效手段帮助与捍卫这次行动是我的职责。只要有这个条件，我就留在新政府内。

直到26日新政府的全部名单才宣布，大臣们改变职位，行吻君王的手的仪式。在交替之际人们忧心重重。没有召开讨论战争事务的会议，所有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全都留给新内阁去决定。没有再派部队去达达尼尔海峡，只有一天接一天作出决议。没有第一海军大臣。在这种情况下我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26日是我在海军部的最后一天，这天一大早便传来噩耗，“凯旋号”在达达尼尔海峡被一艘德国潜艇的鱼雷击沉。然而，我的任务已经结束，在动身前往白金汉宫之前，我给即将肩负海军部重任的那位政治家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贝尔福先生

1915年5月26日

我留给您一项需要您立即关注的艰巨的任务，即保护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免遭潜艇袭击。切勿低估这个危险的严重性。除非有办法对付它，否则将会有无穷的后患。因为我已有将近两个星期没有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您有独创性的思维冷静的判断力，将给予海军部必要的推动力。我提出如下值得注意的事项：

1.军事行动贵在神速，以便缩短危险的时间。一切必要的、能节省的和可以利用的力量应当立即派出去，全部立即派出去。

2.在恢复陆上决战以前，舰队必须安全地留在穆德罗斯港内——或苏伊士运河里。由于需要这些军舰掩护陆军，在装网驳船到来之前，舰队应有小舰队和紧扎在四周的空运输船的保护。

3.必须尽早提供可以防鱼雷攻击的军舰。正如我在本月13日写给第一海军大臣的备忘录中特别指出的那样，9艘重炮舰只要做好准备就应立即出发；4艘安装防雷船腹和为轰击目标使用的中型大炮的“埃德加”级战舰应该立刻派去。由于这里人事交替，有关派遣4艘“埃德加”级军舰的事情被耽误了将近两个星期。在这些军舰到达之前，由于并没有准备进行陆上决战，军舰就应该尽量减少暴露。

4.至少需要派去100艘拖网渔船和流网渔船，携带100英里的防潜网，还要派遣8艘驱逐舰(这些驱逐舰应在路上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至于我们已采取的其他措施，有人会向您汇报的。

5.为了防备潜艇，必须在加利波利半岛顶端的周围形成大面积布网区域，并由随时作好准备的大量武装的拖网渔船和海上飞机守卫。我在此要强调一点：作战行动必须规模大气势大。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类行动。

6.目前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是：在亚得里亚海的出口进行监视和布网；搜寻小亚西亚的潜舰基地，在可能成为基地的地方布置水雷，不惜代价建立情报系统；您必须加紧推进这些措施。

7.遭受损失必须坚强地忍受。

在你身上压着令人焦急的任务，而你又如此忠诚和勇敢地挑起这付担子，我衷心希望你胜利完成。

08.

我在海军部的任期就此告终了。在34个月的备战阶段和10个月的战争阶段里，我肩负主要责任、行使主要行政权。坚持阅读本书到这里的读者，可以了解到我处理工作中的困难、遭遇的、犯下的错误和完成的工作。在皇家海军前面仍旧有难以确定的岁月、众多的不幸、巨大的艰辛、痛苦的失望以及最终的解除职务。但是现在，我有资格在书中记录下当时的形势和状况，就是在这种形势和状况下，我把我们海军的强大手段、拯救我们的强大手段交给我的后任手中。较之于英国以往的历次战争，我们享有的制海权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制海权的获得也从来没有如此迅速，损失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小。不但敌人在海面上的军舰已从世界各大洋上被彻底清除，不但敌人在北海的舰队或被击败、或在威逼之下躲入海港；而且甚至敌人新采用的野蛮的潜艇战也遭到了挫折与遏制。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国公海舰队很少离开海港，即便偶尔离开，他们也不想打仗，他们暗地里的希望是，能够不被发现或平安无事地返回。在18个月中敌人的潜艇战实际上已经停止。尽管对现代经济封锁的复杂性已有了解释，但对德国的经济封锁仍以最严格的标准建立和维持着。凡海军授权要拦截的任何船只乎没有一艘通过警戒线。我们在法国和东方部队的给养，每个月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运往，这项工作主要依靠海军进行，它们在运输途中没有遇到最小的实质性的阻碍，这一点我们在前线的司令官都很清楚。英国及其协约国的商船队可以自由地在各大海洋航行，百分之一的保险费为政府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自1915年至191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情况一直如此。在战争史上如此不受挑战的制海权是前所未有的。

英国海军的实力同时也取得了持续而迅速的增长。大战爆发前与爆发后，我们每个月都能收获我们辛勤努力的果实。一二十艘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几十艘潜艇、几百艘驱逐舰、几千艘小型舰艇正在建造和装配，并以源源不断和日益扩大的规模投入现役。为满足这个新的巨大建造规模的需要，我们提前一年就完成人员的训练与安排。当代海军科学在大炮、鱼雷、炮弹、炸药、推进器、煤、石油，以及其他辅助设施方面已知的每一种需要，我们全都已预料到，并且以与海军力量的扩展相和谐的速度提供给海军。在海军部，我们热衷于追求与战争有关的许多重大发明和构想；我们已经远远走在其他各国(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的前面。坦克、烟幕弹、鱼雷飞机、定向无线电发射机、密码术、水雷防护器、重炮舰、防雷舰、扫雷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积极的推进和发展。我们唯独没有发展毒气——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不发展毒气并不是由于我们对它缺乏了解。甚至对于新出现的潜艇战，我们已设计了主要的防卫措施，已有将近18个月时间我们的舰船未遭攻击；大量舰艇正在建造；伪装船已在发挥作用。

此外，一代真正的海军领袖已从和平时期功绩的等级中脱颖而出；在贝蒂、凯斯、蒂里特、帕克南中间我必须添加刘易斯·贝利——虽然他暂时还不为人所知。我们有能够与敌人在海上争雄和攻击敌人海岸的突击高手，他们的功绩足以与从前的海军名将相媲美。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设计与完善海军的进攻方案，这些方案既凭借现代科学与发明，也不凭借现代科学与发明，这些方案将解放我们海军官兵被压抑的技能与胆量。目前在海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趁着这段时间我们凭已有的和深思熟虑的研究可以制订出每一种计划。

费希尔和我被永远剥夺了所有这些回报和机会，费希尔是因为他本人的冲动和决定命运的行为，而我则是因为本书中所揭示的种种原因。我们只得留恋徘徊作了个无望的旁观者，直到风平浪静的时期结束，国家的命运被再次抛入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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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加在骆驼身上以致压断其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译者

**即不管部大臣。——译者

第33章、山雨欲来

01.

新政府在5月26日首次召开会议。从一开始它作为进行战争的工具就显露出诸多缺陷。原来的大臣为其政敌让出位置，这样做不是由于功勋，而是迫于压力。新大臣们则对其前任的工作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假如他们以前就一直负责这些工作，他们毫无疑问也会犯下稍稍有点不同的类似的错误。保守党人对首相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实际上，他们辩论最起劲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应不应该同意他留任政府首脑。劳合·乔治先生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家，其行动曾迫使联合政府的建立，可是在他成功之后却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特别虚弱。他将财政大臣的职位拱手让给麦克纳先生，却在主要是他创建的新内阁中，发现一批极度厌恶他政治历史的保守党头面人物。保守党下议院领袖博纳·劳先生原先很有可能觊觎这个显赫的位置，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受私心的影响，但他的朋友们一直为此感到痛惜。上一届政府在处理有关战争的重大事务时只需要征求四五位大臣的意见，而现在至少要与十几个人商讨，这些人权力大、能力强、个性突出，而且都坚持自己的主张。

于是处理公务的过程变得极度劳累烦人，尽管真诚的爱国主义与忠诚精神能纠正这些弊端，但是其总的结果却必定令人失望。那些知多识广的人要为过去辩护；那些没有战争责任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每逢讨论一件大事至少会出现五六种不同意见，每作出一个实际行动的决议都要经过一场漫长的、离题的、令人劳累不堪的讨论。最常见的情形是大家辛辛苦苦熬了很长时间，最后达成一个谁都不满意的妥协方案。与此同时，毁灭性的战争却在无情地大步向前发展。

虽然没有了实权，我仍受到新内阁的礼遇。我仍坐在基奇纳勋爵左手的老座位上。我被提名加入一个有9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名称是达达尼尔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先前的战时会议。我受推举起草关于海军和整体局势的报告，海军部为我提供整理和核对事实的各种便利条件。也要求基奇纳勋爵从陆军部的角度出发向新内阁提交同样的报告。这些文件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完毕。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安排新任大臣们熟悉内部和中央观点，以及初步理解政府掌握的一些机密和特殊情报。舆论表明日益赞同执行达达尼尔宏大计划，基本上与我对军事问题提出的看法相吻合。然而，直到6月7日下午达达尼尔委员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首相、基奇纳勋爵、兰斯多恩勋爵、博纳·劳先生、贝尔福先生、寇松勋爵、塞尔伯恩勋爵、克鲁勋爵和我。

劳合·乔治先生虽然也是委员会成员，但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从那时起有几个月时间他一直埋头于军火生产，并将全部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委员会郑重地讨论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电报中提出的增援要求。基奇纳勋爵以最坚定的语气宣布，赞成以最大力量进行达达尼尔战役。他声称，除了低地本土师之外他还要再从新军中抽调三个师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低地本土师已在政府更替之前奉命出发。他说如果放弃进攻加利波利半岛，他将不同意再对战争行为承担责任。委员会不仅宽慰而且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明确的指导方针，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以下是记录下来的会议结论：

1.将新第一集团军剩下的三个师派去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并准备在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发起进攻。

2.调派下列海军舰只，这些舰只比德·罗贝克中将指挥的军舰具有更好的防潜艇攻击的性能：

“恩底弥昂号”和“忒修斯号”(刚刚安装了防潜船腹的“埃德加”级轻巡洋舰)；4艘装备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舰；6艘装备有9.2英寸大炮的重炮舰，4艘装备有6英寸大炮的重炮舰，其中一艘随后派去；4艘小型护航舰；2艘“E”级潜艇，目前已在途中；4艘“H”级潜艇。

由此可见，由新的海军部委员会和新的战时会议决定的海军措施从原则上说与先前我竭力推动执行的、费希尔勋爵辞职前的政策是一样的，只是范围稍有扩大。然而，有关陆军行动的决策要比基奇纳勋爵迄今为止赞同的规模大得多。除了计划中分别在5月17日和5月30日派出的两个师之外(其中一个师已经出发)，又增加了两个师；在派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4个师中有3个师是新军师，当时人们认为这支部队比本土师要优秀，这种看法或许并不公正。

达达尼尔委员会6月7日会议的决议在9日送交内阁；围绕着达达尼尔宏伟计划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应该偃旗息鼓以“减少损失”的这个基本原则，出现十分激烈的辩论。实际上辩论范围超出了达达尼尔委员会决议中达到的整个过程。然而，内阁的看法总体上说是明显地与委员会一致，最后内阁同意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增派三个师。

然而，内阁中的意见自始至终分成了两派，虽然这种分歧并不以党派划线，却像是党的分裂，因而在达达尼尔作战行动后期的每一阶段引起严重困难。假如首相掌握着或者能够得到完全的权力，假如他能够在5月份和6月份不受打搅或干扰地行使这种权力，我相信，根据日常对事务的了解，他本来会采取的措施，即使在这个阶段也能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联合政府成立那天起，权力就分散了，决策有了分歧，每一项军事决策必须通过玩弄手腕、拖延时间与耗竭精力的同样过程，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只有下议院讨论一项引起尖锐争议的财政预算时才会发生。谈论这些事实，目的并不是提出指责，因为大家都怀着同样真诚与良好的意愿，而只是解释事态发生令人沮丧的转变。

6月19日，我们最终作出了使宏伟计划取得成功所必要的决议。为什么不在接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5月17日的电报后48小时内作出这个决议，而要拖到6月7日和6月9日才作决议，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可以解释。作出决策所必需的一切事实在5月17日那天我们已经同样掌握了；所有的部队都已同样准备就绪，所有的论点也都已同样表露无遗。原因与敌人无关，完全是由这个国家统治工具出现混乱造成的，这使我们永远丧失了两到三个星期。

结果是严重的。时间是首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说，两栖部队的力量只有在严格的限定时期内才能发挥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突击性。进攻能否取得突然、迅速和猛烈的效果，这完全取决于敌人在特定时期内的准备状态。一方采取一次行动，另一方就会采取反行动相抗衡。在这样的交锋中，力量与时间几乎同等重要，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划上等号。丧失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约就等于丧失了一个师的兵力。2月份3个师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加利波利半岛。3月18日以后需要用5个师才能占领半岛。到了4月底用7个师也不够，需要用9个师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7月份可能需要11个师才足以达到目的。等到8月7日用14个师的兵力可能证明力量不足。更有甚者，一次延误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对加利波利半岛的下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日期取决于两个因素：新部队的抵达时间以及月亮的状态，后一个因素较为次要。我们认为在一个新的登陆点突然登陆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最易实现。因此，如果错过了7月份的月黑期，我们就必须等到8月份的同一个时期来到时才可以采取这种特殊形式的作战行动。据达达尼尔委员会6月7日作出的决议，他们考虑把进攻日期定于7月的第二周，他们相信那时3个新增派的师已经抵达，时机将最为有利。倘若在接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之后立即作出决定，或者说，倘若在总的政策性的决策尚未作出之前、政府尚在考虑此事之际，就将增援的几个师派出，这个计划无疑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在决定为了7月份进攻派去增援的部队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准时抵达。事实上等到新军的3个师完全抵达，7月份已经过去。因而，安扎克和苏夫拉湾的大战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而非在7月上半月，但本来在7月上旬进攻是完全可行的。在无端失去的一个月里，即从7月初到8月初，根据我们现在的确切了解，土耳其向半岛的守军新增援了10个师或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除此还增派了一些重要的特遣部队。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增派的几个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其作用就被抵消了，而假如这几个师能够准时抵达，我们原本是可以稳获优势的。更糟糕的是，在这段政府交替期内，由于疾病和伤亡，我们的陆军已遭受重大损失，舰队也一直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德国人对土耳其军队的控制不断加强，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防卫体系的组织工作。6月与7月间俄国在加利西亚的溃败对半岛上的土耳其人的士气产生了显著影响。被迫进入俄国主战场的伊斯托米涅将军的军队从巴土姆撤出，使土耳其得以腾出相当一部分部队，原先土耳其人不得不将这些部队集中在米迪亚或其周围以防敌军在那里登陆。6月份还没有过去一半，我们就已经清楚增援部队无法及时到达达达尼尔海峡参加7月份的战役。8月份第二个星期是最早的进攻日期，那时增援军队到达而且夜间没有月亮。

我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下一轮大规模进攻问题令我忧心如焚。于是我尽力使用我能够使用的所有办法，以求得到更多的增援力量，尤其是使援军尽快出发。

02.

5月和6月俄国大撤退开始。直到3月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战略目标一直在于包围并俘获俄国的全部陆军。他们首先于1914年11月向华沙挺进，但是要完成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仅凭德国与奥地利的力量是不够的，他们的企图被尼古拉大公巧妙地粉碎了。于是在1月份他们策划了第二次进军——这次是向北进攻俄国在东普鲁士的军队。尽管在马祖里湖区可怕的冬季战役中俘获了近10万俄军，但是在德军收紧包围圈时俄军的主力悄悄撤出，德军并没有取得战略性的结果。“这次计划是好的，动用的军队也足够，但是选错了季节，冬季战役的困难被低估了。”①到了1915年3月初，整个东部战线再度陷入了堑壕战；3月22日，俄国的南部集团军群攻占了普热梅希尔，从而使得俄国可以抽出大量的兵力入侵匈牙利。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第二次想在东部进行决战的企图失败了。就在此时，奥地利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提出建议，即突破某一段防线、将俄国人从战壕里驱赶出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想再来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他们反对奥地利的计划，虽然上次已经遭受挫折，他们仍希望通过从北部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包围战以便取得战略性的结果。要发动这场战役，德国总指挥部却没有必需的人力和弹药，4月4日，继毛奇担任德国参谋长的法金汉决定采纳奥地利的计划，按照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建议，企图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之间进行突破。塔尔努夫位于加利西亚，靠近克拉科夫，在比亚瓦河与杜纳耶茨河的汇集处；戈尔利采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在塔尔努夫东南大约25英里处。攻击面选择了俄军加利西亚防线凸出部位的南侧，因此相当一部分俄军防线在德军推进路线以西，如果突破成功，俄军的这一部分防线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这是由下往上的一击。

德、奥军的进攻于5月2日开始。这次进攻由马肯森负责。在毒气和猛烈炮火的支助下，进攻立刻获得成功，俄军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相继失守。证明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为尼古拉大公并没有让缺口两侧的军队受侧冀进攻，他将这一段防线的部队全部撤了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德军进攻某一有限地段防线的战术一再重复，每次进攻都导致俄军防线的大撤退，最后整个加利西亚和波兰的俄军全部被扫除一空，俄军依赖的所有要塞和城镇全都相继陷落。

我们的地图在6月和7月间天天都记录下这种令人沮丧的发展，基奇纳勋爵变得日益不安，他担心俄国会全面崩溃，然后德国人会将大量部队从东线转移到西线。他不止一次地相信这种转移已在进行，敌人在法国的进攻迫在眉睫。由于上文已作充分解释的原因，我对这类忧虑感到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我就努力消除它们。我相信俄国人能够在前线无限期成功地将大量奥、德军队拖住。我不相信德国人会放弃进攻俄国和回来在西线重新发动攻势。最后，我不断指出，达达尼尔战役的胜利是我们办得到的、能挽回不利形势的唯一和最好补救办法。

03.

正当国内大臣更迭内阁讨论之际，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半岛的局势已经经历了几个关键性阶段。5月19日，得知德国潜艇到达的消息的土耳其人发动了最坚决和重大的进攻，企图将澳新军团赶入大海。在这场进攻中土耳其投入了4个师总计30000人的步兵，战斗在黑夜和白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场进攻在各方面都被完全彻底地击退了。战斗停止后，土耳其人损失了至少5000人，有3000具尸体躺在澳新军团的战壕前沿。另一方面，英国的损失不超过600人。次日，土耳其指挥官要求停火以便掩埋尸体和收集伤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同意了这个要求。

“5月19日之后，”土耳其陆军部在战斗结束后说，“我们意识到英军在安扎克的防守十分牢固，如果没有重型大炮和足够的弹药，我们攻打它无法实现任何目的。由于我们的防御阵地也十分牢固，于是就将战斗较弱的两个师留在战壕里，其他两个师撤了回来。”

安扎克的阵地此后没有再遭到进攻。

6月4日，英军与法军沿着海勒斯整条战线发动总攻。参加这场战斗的有第29师、第42师、第2海军旅和两个法国师。协约国投入了34000名步兵，而土军为25000人。尽管大炮和弹药的匮乏令人可悲，英军仍猛攻土耳其中央防线的战壕。法军在右翼也有进展，但是随后被反击赶回。这样一来便暴露了海军旅和第42师的侧翼，他们只得相继放弃了大部分已取得的战果。结果是，协约国军整个战线只向前推进了两、三百码。双方都为这场战斗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土耳其的损失达到10000人，而仅英国的损失就与此相等。如半岛上爆发的所有战斗一样，胜败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土耳其人在只有两公里的战线上至少有25个营(或营的残部)混杂在一起，没有任何良好的组织，处于极度混乱中。在这种困境里，土耳其的师长报告说，他们已经无法抵挡英军的再次进攻。土耳其参谋长在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建议将整个防线撤到阿齐巴巴。敌人凭借其好运，在最大困难中于6月7日夜晚用一个新的土耳其师替换下了这些混杂的部队。

6月21日，法军打了另一次重要的仗，他们斗志昂扬地进攻了海勒斯防线的右翼，占领了哈里科特和雷道特，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次日土耳其发起反攻，又从他们手中夺回了部分战果。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6月28日，英军得到了第52师的增援，对海勒斯防线的左翼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夺取了五条战壕，向前推进了约1000码。土耳其动用了38000名步兵、16门野战炮和7门重型大炮。在这场战斗中，军舰的炮击证明非常有效，进攻的成功再次引起土耳其指挥部一场激烈争论。负责指挥南部战区的德国将军韦伯，希望将整个防线撤至基利德巴赫尔高地。然而，利曼·冯·桑德斯否决了他的意见，要求迅速发起反攻。为达到这个目的，土耳其又往前线增派了两个师，并于7月5日黎明前发动了一场凶猛的突袭。土耳其人被击退，死伤6000人。

卡尔韦尔将军在他对这次战役以冷静而有教诲的意味说②：“古罗对防线的右翼发动进攻之后，紧接着左翼就爆发了28日的战斗，这似乎表明，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投入海勒斯战线，可能证明是心理上的契机，有助于发动坚决的进攻，以夺取克里提亚这个令人垂涎的村庄和这个村庄后面的高地，甚至可能夺取阿齐巴巴；然而，我们并没有样的后备力量。”在组建联合政府和使新大臣熟悉业务的时期，英国行政机构瘫痪，以致错失了良机。

沿整个战线的第三次进攻发生在7月12日和13日间，所有的弹药和部队全都投入了这场进攻。整个战线往前推进了200至400码，但是没有取得重大战果。从7月初起土耳其人便得到了大量的增援，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英国陆军由于伤亡已可悲地减少。到5月中旬，经过第一场战斗，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5个步兵师已经只有23000人，这比战时的编制低百分之四十。陆军部派出的特遣部队从来未能弥补人员的不足。第52师和其余一些小批增援部队在6月份陆续补充了进去，但这只能抵补损耗的力量。虽然新增援的几个师已在海上，而原先的几个师却在不断削弱。在5月、6月和7月这段时期，英国在半岛上和安扎克的兵力从未超出60000人。

弹药的匮乏比部队的减员更令人沮丧。指挥英国炮兵的辛普森—贝基将军说③：“在6月和7月这两个月里，海勒斯角的18磅炮弹总量从来没有达到25000发。在一次进攻之前炮弹常常达到最高数量，约19000发至23000发。由于必须保留6000至10000发炮弹作为后备以防土耳其人的反攻，所以，18磅的炮弹总量限定在12000发左右。由于没有18磅的高爆炸力炮弹(除了6月4日用去的640发)，我们只能使用榴霰弹。众所周知，榴霰弹对于摧毁敌人的战壕起不了多大作用。”到7月13日，海勒斯的野战炮炮弹仅余5000发。迫不得已，我们停止了主动出击。

在加利波利半岛上，为支持英军任何一次进攻而准备的野战炮炮弹总重量从未超过150吨。为了能够判断大炮使用炮弹的规模，我们不妨拿同年9月末的卢斯战役作一比较，在那次战役的头两天就发射了1300吨以上的炮弹；在1918年8月攻势中，两天内常常发射25000吨炮弹。在每次战役中，防守一方的步枪与机枪火力在每次战斗中一直是不变因素。所以在加利波利的军队就要承担艰巨的任务，而胜败经常取决于士兵的勇敢与献身精神。

04.

英国舰队在这段时期既没有进攻也没有威胁狭窄段的堡垒，也没有试图去清扫雷区，德国与土耳其的指挥官们便趁此机会将守卫海峡的中型能移动大炮调集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支援正在殊死战斗的土耳其第5集团军。首批大炮在4月27日开始转移。海军上将冯·乌泽多姆在4月26日执掌了达达尼尔海峡堡垒及所有海上防卫力量的指挥权，他在5月23日报告德皇说，直到此时不顾别人抗议已将下列大炮移交给第5集团军：

6门8.2英寸迫击炮，8门6英寸野战榴弹炮，2门4.7英寸速射野战榴弹炮，9门4.7英寸野战榴弹炮，12门4.7英寸攻城炮和12门野战炮。总计49门大炮。

在6月与7月间，陷于困境的土耳其第5集团军使海峡炮兵防卫力量越来越严重地受到损害。冯·乌泽多姆上将写给德皇的信表明，他对海军大炮被挪作他用，以及对堡垒防卫体系和第5集团军都亟需德国军火的状况感到忧虑。他写道，得不到德国的军火，第5集团军的抵抗持续不了多久；土耳其必须不遗余力地通过巴尔干国家获得德国的军火。

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冯·乌泽多姆在8月16日给德皇的报告中说：“将定购的德国军火经由罗马尼亚运来的努力全部失败了。”因而，他不得不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忍受着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造成土耳其军火短缺的原因并不由他们控制，而造成英国军火短缺的原因纯粹在于，我们向各个战场分配现有军火缺少正确的决策。

05.

对付德国潜艇在海上袭击我们运输，所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遵循了业已证明完全成功的那些原则。舰队躲避在穆德罗斯港内；战列舰只有在执行某项具体任务时才允许暴露，在6月份我们只使用驱逐舰和轻型军舰向陆军提供一般性的海上炮火支援。

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军舰炮火的观察与射击的准确性每周都有提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不断，直到海军在加利波利半岛与陆上的合作成为战斗最有价值的因素。7月，重炮舰和装有“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开始抵达。从此以后，土耳其亚洲沿岸的大炮受到控制，大部分被制服。到了7月末，已抵达战场的军舰有4艘装备了14英寸大炮的大型重炮舰、4艘装备了9.2英寸或6英寸大炮的中型重炮舰以及4艘装备了“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忒修斯号”、“恩底弥昂号”、“格拉夫顿号”和“埃德加号”)。如果在最早向费希尔勋爵提出时就采取行动，这些军舰的到达日期还能提前三个多星期。但是这些日子的耽搁并没有给陆军造成严重的不利，当整个重炮舰舰队到达后，海军对陆军的支援不仅完全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加强。

同时，我们一直不间断地使用大量小型浅水船向军队运输物资，所以到7月中旬，在海勒斯角和安扎克岸上的所有军队已积聚了24天的后备物资。从国内派遣的增援力量由海军护航到目的地，虽然有几个运输队遭鱼雷袭击，其中一次有上千人丧生。值得称道的是，所有重炮舰、防潜船腹的巡洋舰和浅水舰艇从来没有遭到过潜艇的严重袭击或威胁。最后，大面积的设网区域证明是制止潜艇进攻的有效办法。虽然在设网区域不断有各类军舰来往，在整个战役中这些军舰没有一次遭到防潜网的干扰。由此可见，只要坚持在一定规模上应用恰当的防范措施，我们就能够完全排除那些似乎具有潜在的、致命威胁的险患。

随着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运输线的攻击被挫败，我们对敌人又施加了一种效果要大得多的压力。1914年12月，海军少校诺曼，霍尔布鲁克驾驶潜艇B—11号潜入达达尼尔海峡的雷区，击沉土耳其巡洋舰“梅苏迪赫号”，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4月17日，为了配合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即将开始的登陆行动，E—15号潜艇又试图进行这种拼命的计划。这次努力失败了。潜艇在达达诺斯附近的海峡搁浅，艇长T.S.布罗迪少校遇难，大部分船员被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战之后，潜艇的残骸最终被英国巡逻艇发射的鱼雷击毁。4月25日，当登陆正在进行时，澳大利亚的AE—2号潜艇不顾前车之鉴，勇敢而机智地在雷区底下穿过，成功地潜入马尔马拉海。25日至30日她在这片海域袭击了土耳其船只，击沉了一艘大型炮艇。然而在4月30日，由于她已经受伤无法正常潜水，在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之后被土耳其的一艘鱼雷艇击沉。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这条通道虽然危险重重，但并非不可穿越。损失了两艘潜艇令费希尔勋爵忧心忡忡，但并没有阻止海军坚忍不拔的崇高精神。4月27日，C.博伊尔少校指挥E—14号潜艇下潜95英尺穿过布雷区，冒着堡垒的炮火在22英尺水下经过基利德巴赫尔，在加利波利附近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土耳其炮艇。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一艘或多艘英国潜艇始终不断地在马尔马拉海作战，她们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攻击土耳其的海上运输线，给敌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E—14号潜艇从4月27日至5月18日一直呆在马尔马拉海，她不断遭到鱼雷艇和其他巡逻艇的追逐，不断遭受炮击使得她几乎没有喘息时间为电池充电以便继续行驶。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土耳其的运输船造成了重大破坏。29日她攻击了两艘运输船，击沉了其中一艘。5月1日她击沉一艘炮艇。5月5日她攻击了另一艘运输船，并将其他的运输船赶回君士坦丁堡。10日她攻击了由两艘土耳其驱逐舰护航的两艘运输船，并朝两艘运输船射击。第二艘运输船是一艘满载军队的特大型船只，被鱼雷击中后接着是可怕的爆炸，那艘运输船迅速沉没。整整一个步兵旅和几个炮兵连、总计6000名土耳其士兵葬身大海。这场可怕的灾祸实际上阻止了土耳其的海上运兵行动。E—14号潜艇已经用尽了鱼雷，5月17日她接到无线电叫她返航的命令。18日她再次冒着堡垒的交叉火网，下潜22英尺，她以为是在雷区底下通过。然而，看情况她肯定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几道水雷防线返回的。

次日，内史密斯中校驾驶E—11号潜艇进入了马尔马拉海。他的潜艇新近装备了一门6磅大炮，几天巡航中她捕捉了一艘帆船，击沉了一艘炮艇和几艘船只。5月25日，内史密斯中校的E—11号潜艇实际上已潜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并用鱼雷击中停靠在兵工厂边上的一艘大船。E—11号有几次搁浅，极为困难地逃出敌人的港口。她现在给马尔马拉海带来了一片恐怖，攻击战列舰“巴巴罗萨号”但未获成功，与驱逐舰战斗，击沉好几艘军需船和轮船，几次死里逃生。6月7日，她穿过雷区回归，途中缠住一枚水雷，她在左侧水平舵拖着水雷冒着两岸堡垒的猛烈炮火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她在马尔马拉海逗留了19天，击沉1艘炮艇、3艘运输船、1艘弹药船和3艘军需船。

6月10日，博伊尔少校第二次进入马尔马拉海，留在那儿23天，击沉了1艘大型轮船和13艘帆船。E—12号(布鲁斯少校)和E—7号(科克伦少校)分别在20日和30日穿过海峡，一共击毁7艘轮船和19艘帆船，并多次炮击沿海岸的公路和铁路。

这条航道现在又增加新的危险。7月中旬，土耳其人完成了纳加拉防潜网。这道防潜网有10英尺的网孔，由金属线编成，并加固，除了一个小小的出入口外，这条超过220英尺深的航道完全封闭。5艘携带深水炸弹并特意安装了数门大炮的摩托炮艇守卫着这道屏障。

7月21日，博伊尔少校驾驶E—14号潜艇第三次穿行海峡。在狭窄段附近一枚水雷擦着了潜艇，但没有爆炸，她凭借好运气穿过了纳加拉防潜网的出入口。7月22日她在马尔马拉海与E—7号相遇，两艘潜艇继续一起对船只进行了攻击。所有医院船不在攻击之列，虽然这种船只数量的增加，表明她们正被用于军事运输。博伊尔少校最后一次返航是在8月12日，这是他第六次穿越雷区，他是这样描述这次返航的：

我错过了出入口，碰着了防潜网。有可能防潜网现在扩大到几乎拦住整个航道。我在三秒钟里被从80英尺深处提升到45英尺，幸运的是只偏离我的航线15度。只听到一阵巨响，有摩擦声、撞击声、撕裂声和轰隆声，听上去仿佛有两个不同的障碍物，第一声巨响快停止时又响起了第二声，我们显然两次受阻。用了20秒钟我们才穿过防潜网。在绕过基利德巴赫尔时我遭到了轰击，有一枚鱼雷从恰纳克朝我们射来，在我们后面几码处落入水中。在离恰纳克西南一英里处我们擦着了一枚水雷，但我们并没有被阻挡住。在我露出水面后我发现有一些双绞电线缠在推进器上……船体的不同部位有被电线划痕。

8月5日，E—11号潜艇(内史密斯中校)第二次穿行海峡。当她在70英尺深处行至凯佩兹海外时，一枚水雷重重地撞着她的侧边。为了突破纳加拉的防潜网，她潜到了110英尺深度，然后冲过去。防潜网缠住了船首，潜艇被剧烈地拉向上方。在沉重拉力下防潜网的金属丝咔嚓一声绷断，潜艇才得以脱身。一小时以后，她向一艘运输船发射鱼雷；一整天她都受到巡逻艇的骚扰；第二天黎明她遭到了水上飞机的炸弹攻击。稍晚时候，她又向一艘炮艇发射了鱼雷。7日，她与沿海岸公路上的军队发生战斗。8日，她用鱼雷击沉“巴巴罗萨号”战列舰，当时正发生苏夫拉湾战役，这艘战列舰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正急匆匆驶往加利波利半岛。在29天内，这种冒险和立功不间断地继续下去，最后，E—11号平安归来，她一共击沉或击毁1艘战列舰、1艘炮艇、6艘运输船、1艘轮船和23艘帆船。

连续执行危险任务的有，E—2号、E—7号、E—12号、H—1号(皮里海军上尉)和E—20号(克莱福德·沃伦海军少校)以及法国潜艇“绿松石号”。潜艇穿越纳加拉的次数总计达27次。每一次航行本身就是一篇史诗。进入或试图进入马尔马拉海的英、法潜艇共有13艘，有8艘被击毁，其中4艘潜艇的船员全部或几乎全部丧身。E—15号和AE—11号的命运前文中已经描述过，除了这两艘潜艇之外，科克伦的E—7号在9月4日被纳加拉的防潜网兜住。受深水炸弹的轰炸达16个小时，她下潜到240英尺的超深处，试图坠穿网底，最后科克伦俘到水面，却发现自己被网缠住无法挣脱，于是便命令水兵跳出艇外，自己亲手将潜艇沉没。以后他被土耳其人俘虏，又经逃脱的历险，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充满勇敢与坚韧不拔的精神。法国潜艇有3艘在入口处被摧毁或在防潜网中被俘获：“蓝宝石号”在1月份，“焦耳号”在5月份，“马略特号”在7月26日。“绿松石号”是唯一通过海峡的法国潜艇，她进入马尔马拉海不久就失去了活动能力，并在10月30日被俘获。敌人在“绿松石号”艇长的船舱内发现了他忘记销毁的笔记本。笔记本里记载了“绿松石号”将在11月6日与英国潜艇E—20号会合的地点。德国潜艇U—14号此时正在君士坦丁堡修理。这艘潜艇如期赴约，E—20号以为是朋友，被敌人的鱼雷炸得粉身碎骨。④

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总共摧毁了1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5艘炮艇、11艘运输船、44艘轮船和148艘帆船。土耳其的海上运输实际上已经瘫痪，这给敌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到6月末，土耳其军队的粮食和弹药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只是在关键时候经过巨大努力，才组织起陆路运输度过难关。从此以后，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全部供应都依赖于牛队在唯一一条100英里长的道路上运送，而且这条道路也容易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英国海军史中最光辉的篇章莫过于对达达尼尔海峡英国潜艇英勇事绩的记载。他们以勇敢、机智、坚毅和不畏风险的精神建立功绩，是整个大战中潜艇作战的最优秀典范，此外他们的功绩还以严格遵守公认的战争规则为特征。这些官兵们被禁锢在钢铁制作的、雪茄形状的潜艇内，里面挤满了复杂的机器；他们在海底深处的神秘莫测的障碍物中摸索碰撞；他们的四周堆放着爆炸物，只要碰上其中一个就会毁灭他们，如果他们一旦上升到阳光之下立刻就会成为大炮和鱼雷的靶子；他们受深水炸弹的袭击、炮艇和驱逐舰的追逐、德国潜艇的跟踪；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在海底被炸死、窒息而死或在绝望中饿死；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一次就是几个星期的折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却毫不惧怕。当我们想到他们的英勇业绩和献身精神却未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时，我们确实感到痛苦。

06.

7月第一周的周末，基奇纳勋爵决定增加第53和第54本土师增援达达尼尔海峡。

一切力量应为战争而聚集——在建立的所有军事原则中没有一条比这一条更为重要。军事史上的教训、历代名将的实践以及教科书中自古以来的嘱咐都重视这条规律。我们见到，拿破仑在每一次战斗之前总要急切寻求他能得到的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小的资源他都不会忽略，高兴地接受其他方面的风险，满足于人力能掌握的有价值的任何东西。

基奇纳勋爵在这次的准备的工作中看得出缺乏高度的深谋远虑。他迟迟不作出决定派第53和第54本土师去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直到第二批增援部队已经不可能在战斗开始前抵达战场时他才作出决定，这样这两个师必须在经历三个星期的航行之后马上投入战斗。驻扎在埃及的部队的地位直到最后一刻依旧悬而未决。包括派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小部队在内，我们在亚历山大、开罗和苏伊士运河一共集结了近75000人。只要我们对君士坦丁堡构成威胁，就不可能有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危险。应该有可能从马克斯韦尔将军的部队中组织额外的至少30000名步兵作为后备力量，可以在关键时刻和有限时间内投入加利波利战斗。如果马克斯韦尔将军得到命令组织这么一支部队，如果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得知他可以把这支部队算入作战部队之中，那末在制定战斗计划时，就可以将其考虑在内，这场战役的前景本来会大为改观。然而，基奇纳勋爵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十分令人费解。他发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已经公诸于众，电文表明他时而认为，如果达达尼尔战役需要，可以使用驻扎在埃及的大量部队，时而又指责伊恩爵士试图抽调这些部队。其结果是，在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部署和计划中，英国在埃及的驻军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是与其他部队一样，投入战斗已为时过晚。

在战斗前夕，也就是7月29日，基奇纳勋爵打电报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告诉他“在即将展开的战斗中所拥有的部队总数达205000人”。将军在问电中说：“您所说的巨大总数并没有考虑到非战斗人员和伤亡人员；总数包括了第54师、第53师的一部分等增援部队，而这些部队不可能及时到达参加战斗；总数还包括了义勇骑兵队和印度军，但是直到今天上午我还不知道这些部队已无保留地归我支配。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能使用的步兵大约只有您提到的一半，即120000人。”陆军部也没有对这个数字有过明显的争议。

我未能发现增援力量不足，也不知道埃及驻军作为后备力量可以使用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况。但是有一位来自达达尼尔海峡的年轻参谋7月份到达伦敦，他向我披露了弹药短缺的情况，并建议使用铁路而不是水路将军需物资运往马赛，这样还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及时交付军队。于是我便敦促基奇纳勋爵将最近一个星期的产品全部经由铁路运输。平时对我提出的要求十分和气与忍耐，他把这次要求却看作很不恰当。我扬言要求内阁作出决定，我们两人突然分手。我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整理思绪，并通知首相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当交手的场地清理就绪，我已受邀陈述自己的理由，然而，就在此时基奇纳勋爵却将这件事平息了，他宣布他现在发觉可以颁布必要的命令。三列满载高爆炸力炮弹的火车按时开出。

在这样的序幕之后，现在才开演正剧。

————————————

①冯·弗朗索瓦将军，德国的一名权威所说。

②少将C.E.卡尔韦尔爵士，《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第160页。

③《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ly)，附录一，第281页；辛普森·贝基少将的陈述。

④海军上尉冯·海姆堡，《潜艇对潜艇》(载《周刊》(Die woche)，1917年3月10日)。

第34章、苏夫拉湾战役

01.

回顾英国陆军漫长而多变的历史，其中最令人心碎的片断就是苏夫拉湾战役。眼见着就要取得辉煌战果，但转瞬间化成泡影，一些人表现得勇敢机智，另一些人却表现得庸庸碌碌，一些人竭尽全力，另一些人却麻木不仁，两个极端同时并存，战场上展示的恶运是我们历史上罕见的特色。这段事迹经常有人谈起，本文只想综述一下战役的前后经过。①

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占领971山头(科雅切门山)，这个山头是萨里拜尔山脊的制高点，然后从那儿推进，占领自加巴山到迈多斯一线这个半岛的脖子。设想的步骤如下：

(1)从安扎克发起突击，切断土耳其军主力与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交通。

(2)占领炮兵阵地，以便切断土耳其军主力与君士坦丁堡或亚洲海岸的海上交通。

(3)夺取苏夫拉湾，使其成为澳新军团和在邻近作战的其他部队的冬季基地。

为了达到这三个目的，陆军参谋部在7月份准备了极其详细的三个独立的进攻方案：第一，由6个师中的两个师在海勒斯角发起牵制性进攻，以防止土耳其人从这段防线调出任何一部分军队，第二，由两个澳大利亚师，在新军第13师、一个英国旅和一个印度旅的增援下，从安扎克向萨里拜尔山脊的主要制高点发起大规模进攻；第三，由两个师(第10师和第11师)组成第9军在苏夫拉湾登陆，占领阿纳法塔山脊，然后与右边安扎克的进攻相会合。

海勒斯角由戴维斯将军指挥的35000人把守；伯德伍德将军指挥37000人的部队负责安扎克的进攻；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25000人的部队负责苏夫拉湾的进攻。加上各海岛上的后备力量和正在海上航行的部队约20000至25000人，战斗人员总计大约120000人。

土耳其人相信英国军队已得到也许有100000人的增援，并预料8月初与登陆同时会有一场大规模进攻。他们已经意识到萨里拜尔山脊是通往狭窄段的关键；所以担心登陆地点会在库姆山附近或布莱尔附近。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得不防守亚洲海岸。他们知道苏夫拉湾和埃杰尔默湾也可能是登陆地点，但是认为这两个登陆点还不足以成为他们进一步分散兵力的理由。

到了8月6日夜晚，他们是这样部署兵力的：在海勒斯部署了40000步兵和94门大炮；在安扎克对面和在安扎克与海勒斯之间部署了30000步兵，并得到76门大炮的支援；在布莱尔部署了20000步兵和80门大炮；在亚洲海岸部署了20000步兵和大约60门大炮。总体而言，包括防守海岸各处的小部队在内，土耳其已经布置了20个师，约有120以刃步兵和330门大炮，其中实际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有90000至100000步兵和270门大炮。

由此可见，双方为这场战事动用的兵力大致相等。英军方面并不拥有进攻所必需的数量优势。一旦进攻全面展开，整条战线全部进入战斗，没有理由期望他们能够打败土耳其军队。然而，在土耳其尚未调度好全部军队之前，英军有机会可以突然进攻抢占重要阵地。事实上，目前的形势正是4月25日形势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而已。海军的优势再一次由于耽搁而得不到发挥，而敌人再一次有时间可以集结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力量；一场惊心动魄而令人怀疑的折磨再一次取代了计划合理、稳操胜券的战斗；获胜的希望再一次寄托在部队的献身精神和领导者的指挥技巧上.所有一切都要再一次听凭时间和机会的摆布。

02.

8月6日下午，这场大战爆发了，兰开夏本土师和低地本土师进攻海勒斯角1200码距离的土耳其军防线。不巧的是土耳其人刚将两个新师调上这条防线。他们实力雄厚，战壕里挤满了士兵。一场激战立刻就爆发了，激战愈演愈烈，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战斗以一个葡萄园为中心展开，英军一开始就抢占了这个葡萄园，而且顶住了敌人的多次反扑，直到12日它才被敌人夺回，次日英军又把敌人赶了出去，并且据守着这个葡萄园直到战斗结束。付出高昂代价的英勇气慨换取的战果不只这一个。集中在半岛南端的土耳其的7个师只有一个能够撤出，在战役的真正危机中发挥作用。

与英军在海勒斯角进攻同时，从6日晚上开始澳大利亚军对安扎克阵地右边的孤松山脊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本身是安扎克重点作战行动的辅助性前奏，其目的是欺骗敌人，将敌人引往安扎克的右边，与此同时在安扎克的左边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日落前澳大利亚第一旅开始强攻孤松山脊和山顶上的工事。土耳其的战壕上覆盖着粗大的梁木，变成了完全封闭的坑道，由于榴弹炮数量不够，这些坑道是凭借人力掀开的。澳大利亚人从掀开处跳进去，将坑道里面的守军杀死或俘虏。大批土耳其部队立刻展开了最凶狠的反扑。在这里激烈而血腥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7日进行战斗，9日以更大规模战斗，但是敌人始终未能夺回孤松山脊，直到战斗结束孤松山脊仍在澳大利亚第一旅的牢固掌握之中。其他策应孤松山脊攻击的类似的进攻是澳大利亚军向防线中央各防守点发起的进攻，特别是对称为棋盘的棱堡的进攻。尽管澳大利亚军作出了极大牺牲，却寸土未得，有几次进攻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当海勒斯角和孤松山脊的隆隆炮声在加利波利半上回荡时，安扎克的总攻开始了。提前一星期，每天夜晚都有强大增援部队秘密而巧妙地聚集在安扎克小湾，他们隐藏在坑道和掩体里，8月6日，伯德伍德将军的部队已经达到37000人和72门大炮。在没有月亮夜晚的黑暗中，16000人分两路纵队从安扎克阵地的左边爬了出来，他们默不作声地沿海滩艰苦前进了一英里，然后向右，沿着通向萨里拜尔山顶峰的三条雨水冲击成的崎岖不平、灌木丛生的沟壑发起进攻。这次非同寻常的进攻的第一阶段要求夺取三条沟壑左右两侧筑有工事的低地。承担这些任务的部队准时成功地拿下了两侧的工事，主力纵队夜间继续向山上推进，他们与黑暗、大石块、灌木丛和敌人的前哨阵地进行搏斗。伯德伍德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以及参谋人员都希望在天亮时能见到澳大利亚和英国纵队的先头部队占领丘努克拜尔和科雅切门山的制高点。这段路程如果在白天不受阻挡的情况下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走完。而根据实际条件给部队的时间是六个小时。但是由于夜间行军、路面崎岖和土耳其散兵的顽强抵抗造成的诸多困难，到拂晓时还没完成一半路程。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又努力了几次均告失败之后，决定停下来巩固已夺取的阵地，使部队得到休息和休整准备到7日或8日夜间重新展开进攻。

这是重要的命中注定的事情。倘若能再派一支增援部队越过已疲惫不堪的部队继续进攻，中午之前整个萨里拜尔山顶就完全可能被我们控制。可是面对路面和供应造成的困难，没有人认为有可能组织这样的进攻。此时我们进攻的方向和规模却已完全暴露给敌人。

03.

说到此处，我们必须看看苏夫拉湾的情况。费希尔勋爵在1914年末曾为陆军在敌人海滩上登陆而设计了一种钢板摩托驳船，现在有一批驳船已经完工并运到了达达尼尔海峡。根据设计，驳船一次可以运输500名步兵，航速为5节，具有防弹性能，船首还安装了登陆桥。驳船因其外形而在整个爱琴海得到“甲虫”的绰号。第11师在前，第10师在后，乘坐着13艘“甲虫”，连同许多驱逐舰、驳船和运输船在一个强大的海军中队掩护下，在这个最漆黑的夜晚朝苏夫拉湾驶来。离午夜前两小时，第11师的三个旅率先抵达海岸，第34旅在苏夫拉湾内的“A”海滩登陆，第32旅和第33旅在尼布鲁内西角以南的“B”和“C”海滩登陆。尽管遭到了守卫海岸的土耳其前哨阵地的步枪射击，尽管有几艘“甲虫”还未到达海岸便已搁浅，尽管在“A”海滩附近地雷的爆炸引起混乱，三个旅在两、三个小时内顺利登陆，损失也不大。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占领已干涸盐湖两侧的两个高地，即10号山头和拉拉巴巴；以及夺取北面通往基莱奇泰佩西尔特的高地。以后作为第二步，部队从10号山头和拉拉巴巴向巧克力山发起联合进攻。如果进攻得手，部队就继续进攻崎岖不平、荆棘丛生、地形复杂的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参谋人员认为除非意外遇到敌人的精锐部队，我军很可能在拂晓时占领所有这些阵地。然而，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②

在拉拉巴巴山头守卫的土耳其半个营被赶跑，我军占领山头时是凌晨2点。与此同时，在“A”海滩登陆的第34旅的旅长发现海岸附近有一个沙丘，他把这个沙丘当作了10号山头，于是在占据了这个沙丘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守到天明。10号山头真正被占领时天已大亮，残存的守军慢慢退入了平原的灌木丛中。就这样，7日早晨只有第11师完成了任务的第一部分，随着天色渐明，土耳其的大炮从山丘中隐蔽的阵地开始断断续续地朝各个海滩和登陆部队炮击。黑暗中最有经验的军队也感到运动非常困惑和神秘莫测，以致参谋人员制定的时间表完全可以被认为要求过高。但是部队的表现也太辜负了合理的期望。英国情报部门相信守卫这段海岸的土耳其军队有5个营，总计有4000人加上大炮。然而，实际上抵挡第11师的土耳其部队只有3个营，其中两个营是宪兵部队，总计约1800人和20门大炮。

随后希尔将军率领的第10师也到达了拉拉巴巴附近的海岸，拂晓时分开始冒着零星的炮轰登陆。到上午8点，第11师的13个营、两个山地炮兵连和掩护的军舰已全部投入战斗，跟在后面的第10师也有越来越多的部队登陆。随着白天的过去，这支部队增加到20000人，他们只要从登陆处前进3英里，肃清在他们前面的1800名土耳其人残余，就可以占领这个地区水源丰富、具有重要意义的阵地。所有的登陆部队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进攻巧克力山之前在拉拉巴巴附近无所事事地呆了好几个小时，或沿盐湖周围的沙滩上忍受着白天的炎热行军长达5英里。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受尽了干渴和劳累的折磨，经过一次猛烈进攻，他们终于拿下了巧克力山，此时早已进入了深夜。夜幕笼罩着疲惫不堪的军队，他们的单位混杂在一起，供水也陷入了混乱，他们只完成了最初几项任务。已有上千人伤亡，他们几乎全隶属于三、四个营。苏夫拉湾的头24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04.

8月6日晚上，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在加利波利的总部接到了战场上打来的电话，得知战斗已经打响了，几乎就在同时他也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声。英军和澳军在海勒斯角和孤松山已经展开猛烈进攻，与此同时，英军在塞克罗斯湾和米蒂伦对面发起的佯攻在汇报中被当作了实际的或即将发生的登陆。尽管分分秒秒都是宝贵的，但在进攻者的意图完全暴露之前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但是在午夜前传来的消息说，有大量的部队正从安扎克阵地的左边出动，并沿着海岸向北行进，随后，又发现苏夫拉湾有众多部队登陆。于是，在迈多斯的两个后备师得到命令去增援萨里拜尔的守军。这些部队第二天肯定可以投入战斗。然而，苏夫拉湾的登陆却实实在在出人意料，在那个地方事先作大规模的准备是不合乎情理的。谁能估量出进攻力度？一个师，还是两个师，还是一个军，还是两个军——谁也说不准。但是不管入侵者力量如何，在他们和基雷奇泰佩西尔特、阿纳法塔山脊和伊斯梅尔奥格卢山重要阵地之间的只有德国少校维尔默率领的一个加利波利宪兵营、一个布鲁萨宪兵营和第31团的一个营以及20门大炮。从南面无法提供任何帮助；所有部队在那里全面爆发的战斗中都被拖住了。利曼·冯·桑德斯重复4月26日的做法，命令第7和第12师立即从布莱尔出发前往苏夫拉湾，亚洲海岸的所有部队渡过海峡去加利波利半岛。亚洲海岸和布莱尔的重要防线再一次处于实际上无人防守的状态，若是有新的部队登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这些地方。“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德国指挥官说，“塞克罗斯湾的北部已没有一兵一卒，整个亚洲海岸只有三个营和几个炮兵连留下来防守。”土耳其第7师得到命令在8月7日凌晨3点40分出发，第12师在上午8点30分出发。两个师的出发地点都在布莱尔周围，他们将经由两条向南的、沿着半岛的道路行进。从他们的出发地点到苏夫拉湾的距离超过30英里。

在冯·桑德斯将军看来，在8日晚之前似乎无法使维尔默少校和他的宪兵得到有效的援助，因此在9日早晨之前无法展开认真的反攻。7日的日光暴露了英军登陆的规模。海湾里挤满了庞大的舰队，军舰的大炮对各个山丘进行炮击，部队一拨又一拨蜂拥上海滩，然后在平原上聚集。这时，组成土耳其第16军的土耳其第7师和第12师还远在北边，他们才刚启程。然而，在那天下午，令桑德斯万分惊讶的是，指挥第16军的土耳其将军费齐·贝报告说，他率领的两个师那天兼程急行军，已经抵达阿纳法塔以东的目的地。根据这个消息，桑德斯便命令8日拂晓向阿纳法塔平原发起全面进攻。8日破晓前他骑马来到了部署进攻的地区。他四处转悠却找不到部队，最后找到土耳其第7师的一个参谋，这位参谋报告说他正在寻找一个前哨阵地，第7师和第12师的大部分还远在后面，早晨发起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于是总司令命令进攻改在日落时开始。8日这一整天他一直忐忑不安，面对强大的入侵者，他除了一些精疲力竭严重减员的宪兵营之外一无所有。在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只剩下400人，他们是布鲁萨宪兵营和31团2营的残部。在基雷奇泰佩西尔特只剩下300人，他们是加利波利宪兵营的残部。在这两个地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部队。卡瓦克山、泰凯山与两座山中间的低地绝对无人占领。面对这种局面，所有土耳其大炮，一门除外，全都撤到了阿纳法塔山脊背后，否则，这些大炮似乎注定会被俘虏。傍晚时，冯·桑德斯将军从维尔默少校那儿获知土耳其第16军还没有抵达部署地区。他把指挥官找来，从指挥官那儿得知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在9日早晨之前发起进攻。由于空欢喜一场，他觉得受到嘲弄，于是一怒之下解除了第16军将军的职务，将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命运寄托给了另一位军官，这位军官从前我们曾听到过——自从“那天晚上，”桑德斯写道，“我将阿纳法塔地区全部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前第19师师长穆斯塔法·凯马尔·贝。”

05.

我们现在必须再回来看看澳新军团和萨里拜尔的情况。7日一整天伯德伍德将军的部队都在休整，准备在拂晓时分重新进攻。由廓尔喀部队、英国部队和澳新军团组成的战线横亘在山坡上，距离山顶还有三分之一距离。但是现在山顶上的守军已相当于前一个晚上的三倍。

8日拂晓前从安扎克重新发起了进攻。右边纵队和中间纵队从罗多登德伦山嘴出动，对丘努克拜尔展开了攻击。左边纵队从三条沟壑的最北端出动，对Q山头发起进攻，这个山头是主山脊上的一个圆丘，被科雅切门山的凹地断开。这就是进攻之初的战线形势。一场鏖战开始了，连续三天厮杀不断。天亮后不久右边纵队新西兰军占领、制服并且守住了丘努克拜尔西南端的重要阵地，从而在主山脊上立住了脚。左边纵队和中间纵队由于得不到苏夫拉湾的任何支援，无法取得很大进展。血腥战斗由于夜晚的降临而暂时停息。同时，土耳其的新部队不断到达防线，进攻一方却由于积水和地面崎岖造成的困难在进攻中得不到增援。

9日的战斗照旧是那样激烈。澳新军团的右路依旧守着丘努克拜尔，其左路继续进攻Q山头，它的中路则试图占领山脊以便将左右两个阵地连接起来。舰队和陆军的所有大炮从战斗前就开始炮击并且一直不断。左路进攻由于天黑和地面状况而被拖延，进攻开始得晚所以未能攻下Q山头。尽管如此属于中间纵队的第6廓尔喀旅和第6兰开夏师的两个连竭力向上推进，占领了丘努克拜尔和Q山头之间的山脊上的重要阵地。领导这次进攻并指挥第6廓尔喀旅的勇敢的军官塞西尔·阿兰森上校，记录了随后发生的悲剧中他的经历③。8日到9日那天夜晚他是在战火纷飞的战线山上度过的：

在大约35度的角度和100码的距离处是土耳其人。……那天晚上将级指挥官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在早晨5点15分进攻971号山头，从4点45分到5点15分海军将炮击山项。我要调动周围所有的部队进行合作。……因为我只能得到英军的3个连，只得将就了。……我还剩15分钟的时间；预先的炮击声震耳；那个几乎垂直挺立的山头似乎要被炮火炸飞了。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在炮击停止时登上山头，现在就应该向山顶进发。我将3个英军连与战壕里我的士兵编在一起，告诉他们只要见我持着一面红旗向前冲，每个人就开始进攻。我构出手表看了看，5点15分。我从未见过这么猛烈的冲锋前炮击；敌人的战壕被炸得粉碎；由于我们就在战壕下边，炮击的准确率令人叹服。到了5点18分，炮击还没有停止，我怀疑我的手表是否有问题。5点20分炮声平息了；我又等了三分钟，以便确定炮击确已停止，因为风险太大了。然后我们就联合冲锋，全都手牵着手。……。阵势壮观、无与伦比。……在山顶上我们与土耳其人相遇；勒马尚德倒下了，刺刀穿透了他的心脏。我的大腿也被刺一刀，在以后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与敌人展开肉搏，用牙咬拳击，把步枪和手枪当成棍棒；随后土耳其人掉头逃跑了，我感到很骄傲。整个加利波利半岛的重要阵地落入了我们的手中，与结果相比，我们的损失不算很大。海峡就在我的下方，通往阿齐巴巴的公路上机动车和其他运输车辆历历在目。环顾周围，我发现并没有部队支援我们，于是我想最好的解救办法就是追击在我们前面逃跑的那些人(土耳其人)。我们朝着迈多斯方向冲了下去，但是只往下冲了约100码我们海军将重炮舰射出的6发12英寸炮弹落到了我们身上，顿时一片大乱。④这场灾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我们显然被错当成土耳其人，于是只好撤回。那情景惨不忍睹：第一发炮弹炸着了一个廓尔喀人的脸；一时间血流满地、肢体横飞，渗叫声不绝于耳。我们全都逃回了山项，进入山顶下面的旧阵地上。⑤我和其他大约15人留在山顶上；景色太美了：下方是达达尼尔海峡。增援部队正从小亚细亚一边越过海峡，汽车在路上飞奔。我们已经控制了基利德巴赫尔和阿齐巴巴的后方以及所有通往他们军队所在地方的交通线。……腿上伤处的疼痛使我拐看腿独自落在后面，伤处流血大多已经变硬。我看到敌人向苏夫拉海的挺进已经失效，虽然我不能断定面对的敌人是否超过一二千，但是我看见大批土耳其援军正在朝那个方向涌去。我的电话线已经炸断。……我现在又向下回到昨夜的战壕中，包扎好伤口之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我们这个团的人在哪里；我及时把他们召集回来，等待支援以便再一次登上山顶。天呀！增援部队根本就没有来，我们得到通知要继续在9日到10日那个夜晚坚守阵地。那天下午，从5点到7点这段时期大批土耳其人向我们发起了五次反扑，但他们没有一次能到达我们防线15码以内。……托姆斯上尉和勒·马尚德的尸体都埋葬在丘努克拜尔的最高.点。……我奉命回去报告情况。我已经虚弱不堪昏昏沉沉……我向将军作了汇报，告诉他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并得到食物和水，不然我们就必须撤回，但要是我们撤回，我们就放弃了加利波利半岛的关键阵地。将军随后告诉我各处的进攻几乎均告失败，次日凌晨我们团可以撤向较低的山丘。

10日清晨展现出一派舍生忘死但劳而无功的奇景。12000人已经倒下，其中至少有一半人实际参加了严酷的战斗，而各个高地虽然烈焰熊熊却依旧未被征服。然而，澳新军团的右路增援部队坚守着丘努克拜尔的重要阵地，为了夺回这个阵地土耳其人正在秘密集结后备力量。

06.

我们已经知道利曼·冯·桑德斯将军怎样度过5月*8日这一天，他在阿纳法塔背后的山丘里不耐烦地等待布莱尔援军的到来。此时苏夫拉湾正在发生些什么呢？英国的军事史，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不乏令人望而惊叹的、据实记载的成就。

第9军司令，中将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爵士在7日白天与其参谋人员乘坐“长寿花号”来到。他呆在“长寿花号”里，为的是利用无线电和信号通讯的便利条件。8日下午他上岸进行了一次察看。斯托普福德将军是一位和蔼可亲、颇有教养的绅士，15年前他曾参加过南非战争，在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手下任军事秘书。担任伦敦军区司令后，他于1909年离开军队，直到大战爆发之前他始终身体欠佳，过着不愉快的隐退生活。如同许多人一样，随着陆军大规模扩张，他也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基奇纳勋爵委任他在英国负责训练一个军团的任务，现在他一生中头一次就任高级和负直接责任的位置，要面对敌人实际指挥作战。在这种环境里，我们当然有权设想他应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想到夜间在敌人海岸登陆他的心情自然不安，这种不安刚刚因为登陆成功而轻松，另一些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敌人的数量也许超出了参谋部的预料，敌人的战壕也许比侦察飞机所报告的更多。不仅如此，敌人还随时可能恢复对几个海滩漫无目标的炮击，这种炮击在7日夜晚逐渐停息。面对这种形势，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整顿已经登陆的部队，改善他们的补给尤其是水的补给，挖掘战壕以便确保已夺取的阵地，将尽可能多的大炮运上海岸以便支援军队进一步前进。8月8日，部队就在这些已经占领的阵地上安然度过了登陆后的第二个24小时。参谋长里德将军与他的司令的观点完全一致，他起草了命令，安排在9日拂晓开始进攻。“第9军在苏夫拉湾的第二天，”当时任陆军部作战局长的卡尔韦尔将军写道，“从战斗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休息的一天。”⑥我们不妨看一下在8月份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战线双方的景色。一方面是一位温和谨慎、年事已高的英国绅士率领20000士兵散落在海滩四处；前沿的士兵坐在浅浅的战壕顶上，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做饭，偶尔可以听到一、两声枪响；其他几百名士兵则在碧蓝的海湾里洗澡，难得射来一颗炮弹打乱平静，使大战舰在海面上下浮动。另一方面，一位老谋深算的德国人焦急得跺脚，他盼望着增援部队快速赶到，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那一点儿掩护部队会被一扫而空；与此同时，怒气冲冲的凯马尔正鼓励他狂热的士兵朝着战场急奔而来。

07.

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作战处的参谋官阿斯皮诺尔上校奉命向总司令汇报苏夫拉湾的局势。总司令是8日上午到达的。他将自己目睹的太平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⑦。他在海岸巡视了一趟消除了他最初的怀疑后，就登上了“长寿花号”，军司令仍以这艘军舰作为他的司令部。

……斯托普福德将军见到我便说：“嘿，阿斯皮诺尔，大家都干得很棒，真了不起。”我回答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占领那些山丘，先生。”他说，“是的，但是他们已经上岸了！”我回答说，“我敢肯定，如果总司令知道部队并没有按照命令到达控制海湾的高地，他会感到失望的。”我提醒他，尽早向前推进是至关重要的，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抢先一步登上那些山头。斯托普福德将军回答说，他完全知道争分夺秒的重要性，但是在士兵们得到休息之前不可能进攻。他打算次日进行新的进军。

我随后又登上了将军的旗舰，并向总司令部发去下列电文：

“我刚登上海岸，发现一切平静。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显然没有土耳其人。第9军在休息。我深信大好机会正在丧失，我以为形势是严峻的。”

发出这份电报后不久，我就听说总司令已经启程来苏夫拉湾，几分钟后他进入海港，上了海军中将的快艇。

08.

总司令的到来破坏了苏夫拉湾傍晚的和谐气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听从了他的参谋的意见，认为在这场三地进攻的大战役中他的合适位置是在因布罗斯的正规的司令部。7日一整天和8日上午他都留在那里研究前线各部分用电报发来的情报。但是到了8日上午11点30分，他因为苏夫拉湾没有消息坐立不安，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隔绝状态，决定立即去那儿。在这场战役期间，海军特意将驱逐舰“阿诺号”供他使用，于是他就给“阿诺号”发出了立即出发的信号。但是当地的海军少将因为某些与锅炉有关的原因而命人将煤炉从船上拆下来，所以六、七个小时内船根本动不了。总司令发现自己已经被——用他自己的话说——“放逐到孤岛上”，他感到又沮丧又恼怒。当地的海军少将见他抱怨，便请他乘“三合一号”快艇前往，快艇在下午4点15分出发去苏夫拉湾。将军的快艇在6点钟左右到达苏夫拉湾。在那儿他见到了“查塔姆号”，并见到了船上的德·罗贝克中将和凯斯准将。他们对部队似乎陷于瘫痪状态向他表示深切不安。正说得起劲时,阿斯皮诺尔上校来到。听完了他的汇报，总司令登上了“长寿花号”军舰，在舰上他看到斯托普福德将军，发现他在岸上走了一趟后有点疲倦，除此之外一切安好。斯托普福德将军说“一切很好，进展顺利。”他接着解释说，士兵们已经很劳累，他还不能像他希望的那么快能把水运送给他们或者把大炮运上岸；因而他决定将攻占高地推迟到明天，因为攻占高地“可能会导致一场正规战”；与此同时，各旅旅长们都得到通知，要求他们在避免激战的前提下夺取占领他们所能占领的阵地，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占领任何起作用的战术点。

总司令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知道布莱尔的敌人援兵正在南下。他相信阿纳法塔山脊并没有了不起的敌军在把守。他有道理担心8日晚上可能兵不血刃占有的地方，天亮后占有它就要付出血战的代价。他竭力主张立即向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和泰凯山进军。斯托普福德将军提出许多反对意见，于是总司令决定到岸上师司令部亲自察看。斯托普福德将军没有陪他同去。

师长哈默斯利将军无法很清楚地介绍局势，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总司令决定亲自干预。哈默斯利将军告诉他可以使用在苏拉日克附近的第32旅，这支部队可以向前推进。据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这位师长，“他希望这个旅向前推进，在山顶上挖壕固守。”哈默斯利将军显然赞同这一点，后来他声称他是自己负责采取行动的，他的行动不是直接命令的结果，而是总司令亲自表示其愿望的结果。就这样，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回“三合一号”快艇后，哈默斯利将军指示第32旅集中力量，努力设法占领库丘克阿纳法塔以北的高地上的一个立足点。他特别提及第6东约克郡营，从目前阵地上召回而后集中。作完这些决策之后夜幕就降临了。

然而，第32旅的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师长所想象的那样。相反，有两个营积极性可嘉，远远冲在了第9军其余部队的前面；他们并没有发现抵抗，一个营在阿布里克雅占领了一个有利阵地，另一个营实际上已经在西米塔山上掘好四面战壕。奇怪的是，在这么一个宁静的日子里，距离不到两英里之遥的师部却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两个营全被从他们已经占领的阵地上召回，然后集中起来向库丘克阿纳法塔挺进。这些举措打乱了原定拂晓时分发起进攻的总计划；同时又把西米塔山的宝贵阵地让了出去，这个阵地后来费尽力气也未能再夺回来。而且第32旅最后还直到天亮才能发起进攻。

9日拂晓时分英军终于恢复从苏夫拉湾的进攻。参与进攻的部队有第11师、第10师的第31旅以及新近登陆的第53本土师的几个营，进攻目标是从左边的库丘克阿纳法塔到伊斯梅尔奥格卢山的高地。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利曼·冯·桑德斯也命令开始反攻。土耳其第7师和第12师的先头增援部队在前一天夜间已经抵达，敌人的力量已相当于前一天的三倍，而且还在不断增强。第6东约克郡营从西米塔山撤出，土耳其人就占领了它。如果要对右边的伊斯梅尔奥格卢山展开有效的攻击，事先占领西米塔山是必要的。第10师的第31旅于是就对这个山丘发起了进攻，但是却无法将它重新夺回，由于未能夺回这个要点，整个进攻的右路受到不利影响。左路的第32旅同样也未能达到目的，整个战线的若干地段的英军被土耳其投入战斗的新来部队的锐气逐回，情况十分混乱。

第53师的其余部队在9日登陆，10日上午战斗重新开始并且持续了一整天。西米塔山和伊斯梅尔奥格卢山都曾被部分攻占，但是在猛烈反击压力下又再度丢失。当夜幕降临战场时猛烈燃烧的灌木林火光耀眼，第9军占据在的阵地与登陆头一天所获得的阵地相比几乎没有进展，大量土耳其军在所有重要阵地上筑起战壕洋洋得意。在苏夫拉湾，7日的损失不超过1000人，而9日和10日两天官兵伤亡近8000人。

图11、安扎克和苏夫拉湾

A.Beach，A海滩；Abdel Rahman Bair，阿布德尔拉曼拜尔；Aghul dere，阿古尔河谷；Anafarta

Sajir，阿纳法塔萨吉尔；Anzac Covc，安扎克凹形地带；Ari Burnu，阿里角；Azmak，阿兹马克；Azmak

Dere，阿兹马克河谷；B.Beach，B海滩；Baka Baba，巴卡巴巴；Biyuk

Anafarta，比尤克阿纳法塔；Brigton Beach，布赖顿海滩；C.Beach，C海滩；Chaliak

Cheshmc，恰拉克奇什梅；Chaliak Dere，恰利亚克河谷；Chazi Baba，加泽巴巴；Chocolate

Hill，巧克力山；Chunk Bair，春克拜尔；Damakjelik Bair，达马克雅利克拜尔；Ejemer

Bay，埃热梅尔湾；Gaba Tepe，加巴峰；Hell Spit，地狱岬；Hetman Chair，海特曼切尔；Ismeil

Oglu Tepe，伊斯梅尔奥格卢峰；Kajaik Aghala，卡雅日克阿格哈拉；Karakkuju，卡拉克库尤；Karakol

Dagh，克拉科尔山；Kavak Tepe，卡瓦克峰；Kazlar Chair，卡兹拉切尔；Kiretch

Tepe，基雷奇峰；Kuchuk Anafarta Ova，库丘克阿纳法塔平原；Kurija Dere，库里雅河谷；Lala

Baba，拉拉巴巴；Lone Pine，孤松；Ocean Beach，大洋海滩；Old A Beachl，旧A海滩；Salt

Lake(dry)，盐湖(干)；Sand Hills，沙丘；Sari Bair，萨里拜尔；Scimitar

Hill，斯西来塔山；Sulajik，苏拉日克；Susakkuyu，苏萨克库尤；Suvla Bay，苏夫拉湾；Suvla

Point，苏夫拉岬；Tekke

Tepe，泰凯峰；Yards，码，道路和小径沟渠(除雨季外沟渠内干燥)以米标出等高线；Yilghin Burnu，伊京角。

09.

现在必须交代一下战役的尾声。当10日早晨阳光再一次出现时，来自安扎克的英军依旧在丘努克拜尔守住他们艰苦攻占的阵地。第13师的两个营——第6北兰开夏营和第5威尔特郡营——将攻占这个山脊的疲惫不堪的部队替换了下来。他们在新的阵地上尚未安定下来就遭到一次猛烈进攻。穆斯塔法·凯马尔9日在苏夫拉湾获得成功之后，穆斯塔法·凯马尔一整夜都在策划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以便夺回这个极其重要的山脊。穆斯塔法·凯马尔亲自领导这场进攻，参加进攻的部队有从亚洲海岸调过来的整个土耳其第8师，另外还有3个营，并有强大和集中的炮兵支援。上千名英国步兵——他们在狭窄的山顶上是可以找到退路的——在这场凶猛的血战中被吞没和压倒。兰开夏营逃出的人客寥无几，威尔特郡营实际上已被彻底消灭。在胜利的鼓舞下土耳其人越过山顶，沿着陡峭的山坡以稠密的人潮汹涌而下，企图将入侵者赶入大海。但是此时他们直接遭到来自舰队和安扎克英军阵地上的所有大炮和机枪的暴雨一般火力的袭击。在这种暴风雨般的痛击下，前进的大批土耳其军事实上已被击垮。从朝海一侧山坡冲下来的三四千土耳其人只有几百人逃回山顶。但是他们却留在那儿，而且一直呆到战役结束。就这样，第二次试图夺取达达尼尔海峡的巨大努力，到10日各处都在没有取得重大收获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最终承认失败之前又进行了两次重要战斗。第54本土师此时已在苏夫拉湾登陆，在这个师的支援下，第10爱尔兰师的两个旅在15日和16日沿环绕苏夫拉湾北面的对基雷奇泰佩西尔特山脊发起进攻。这些由马洪将军率领的部队在海军炮火的有效支援下起初进展顺利。但是最终在反击和炮轰下被迫放弃大部分夺取的阵地。这次战斗在英国人记载中没有占据太大的位置，其重大意义似乎也没有被充分认识。利曼·冯·桑德斯是这样评述这次战斗的：

如果在8月15日和16日的进攻中，英国人攻占并守住基雷奇泰佩，第5集团军的整个阵地将被侧冀包抄。那时英国人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最后胜利。

8月21日又开展了另一次进攻，这次的目标是夺取伊斯梅尔奥格卢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从海勒斯角调来了第29师，从埃及调来了不骑马的义勇骑兵师，以加强已经在苏夫拉湾登陆的第10师、第11师、第53师和第54师。考克斯将军指挥的强大的澳新军团左路部队也参与配合。但是土耳其军现在已完全建筑起防御工事，实力雄厚。英军用于支持进攻的大炮不足60门，其中只有16门是中等口径，炮弹供应也是少得可怜。战斗在熊熊燃烧的灌木林里激烈进行，突然间一阵不寻常的浓雾妨碍了大炮的轰击，虽然澳新军团左路部队占领并守住了几个有价值的阵地，但是并没有获得全面战果。“这次进攻，”利曼·冯·桑德斯说，“是在土耳其军遭受重大损失，并投入最后包括骑兵在内的后备力量后才被击退。”英军损失、尤其是进攻最坚定的义勇骑兵师和第29师的损失惨重，而且一无所获。在这个烟雾弥漫、火焰冲天的倒霉战场上，准将朗福德勋爵、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肯纳准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得者约翰·米尔班克上校等英烈永远倒下了。这是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发生的最大的战斗，同时也注定是最后的战斗。自从英国发动新的攻势以来，损失人员超过45000人，而土耳其损失的人员不少于40000人。16日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就已经打电报给基奇纳勋爵说，要求再增加50000步兵和45000名特遣部队，否则无法继续进攻。英国政府发现无法提供这些增援，原因将在下一章予以阐述。在双方遭受重创和精疲力竭军队之间的战线随后出现完全的僵局，于是又陷入了全面僵局。

在这次战役的每一个阶段，甚至直到21日的最后战斗，胜败关键始终悬而未决。双方的行动先后次序稍有变动就足以改变天平的倾斜。可是第9军在苏夫拉湾浪费了宝贵的48个小时，本来利用这段时间肯定可以占领那些对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阵地。桑德斯写道，“我们都觉得，自8月6日英军开始一批又一批地登陆，他们的指挥员在海滩上呆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应该命令部队从各个登陆点不惜一切代价向内陆推进。”如果此时英军能运用富有战斗经验的第29师，如果从一开始就使用埃及的义勇骑兵队，英军几乎可以稳操胜券。为了替换那些应对此悲惨结果负责的麻木不仁、能力低下的军官，从法国战场调来了一批最得力的指挥官，他们是宾、范肖和莫德，但是为时已晚。新的将军们在灾难之后已无必要，他们的来到不一定可能取得成功。

苏夫拉湾战役的许多方面都遭到了严厉指责和追究，但是历史宣布战役的失败原因不是在加利波利半岛，而是因为失去机会，机会难以追回。然而，尽管在战事之初犯了一些错误和遇到些不幸，机会依旧一再落入我们手中。黄金时刻不是在8月份，而是在6月末或7月初。我们白白丢掉了这个黄金时刻。达达尼尔委员会指出(结论5)：“随着首次登陆而发起的进攻失败之后，为决定未来命运而制定方针时有过不必要的延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5月17日就提交了报告。但直到6月7日之前无论是战时会议还是内阁都没有讨论过这个报告。在这个最为关键时刻进行的政府改组是造成延误的主要原因。其结果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报告中要求增派的援军被推迟了6个星期。”由于拖延，由于忽视了利用埃及的多余部队，我们丧失了人数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我们原是有能力获得的，它对于取得胜利的进攻是必不可少的。从5月17日起我们才采取合理的行动，协约国的15个师合起来可以达到150000步兵，他们可以在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对总计70000至75000步兵的土耳其10个师发起进攻，下面的表格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唐宁街和白厅所犯的错误不必要地迫使我们在8月份与敌人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迫使我们陷入极端严重的危险，最终导致我们的失败。战场上的失误和不当不能隐瞒，但这些失误和不当不能与最高阶层所犯的不可弥补的方向性错误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表格明白无误地分析出失败的原因。⑧

双方力量比较⑨⑩⑾⑿

三次有利时机以横线标明。白厅只需要挥笔批准，这些机会就可以得到利用。

————————————

①见原书第509页的地图。

②所有这些阵地见509页地图。

③事后48小时所写。

④炮弹的大小和谁打的炮始终未能确定。

⑤据称共有150人被炮弹炸死。

*按上下文此处应为8月。——译者

⑥见本书第三十六章。

⑦阿斯皮诺尔上校将他的书面汇报交我处理。

⑧见下章。

⑨所谓“可用兵力”，指的是那些已经作好准备、却无所事事的部队，他们可以在提到的日期派往战场，而实际上被派往战场的日期整整晚了一个月。

⑩来自国内：第29师、第42师、第52师、第10师、第11师、第13师、第53师、第54师和皇家海军师，计9个师；

来自埃及：义勇骑兵师，印度师及其他小部队，计2个师；

澳大利亚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计2个师；

法国军团(1个师和其他部队)，计1个师；

总计：14个师。

⑾土耳其投入战场上的师有：第1师、第2师、第3师、第4师、第5师、第6师、第7师、第8师、第9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3师、第14师、第15师、第16师、第19师、第20师、第26师和第27师。

⑿比7月份人数减少是由于这一个月这些师在半岛上有净损失。

第35章、巴尔干诸国的毁灭

①

01.

巴尔干半岛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就像是一群受压制要反抗的孩子。四百年来他们忍受着土耳其征服者的奴役。他们只是在最近这一百年里经过残酷斗争才恢复了自由。艰辛的经历锻造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宪法和王朝是由这些经历产生的。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贫穷、性格粗犷而高傲。各国政府互相间因不可调和的野心与妒忌而鸿沟甚深。每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都曾是这一地区的霸主，虽然与希腊的荣耀相比，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辉煌历史犹如昙花一现，但是它们都把各自的鼎盛期视作衡量其历史权利的尺度。因此，所有国家都同时将几百年前曾占有过的土地视作自己有权拥有的领土。因此，所有国家都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

正是这个原因，它们注定要忍受难以形容的苦难。对于这些小国家来说，要想摆脱这种悲惨境遇和危险的泥沼，或寻求一个立足之地并不容易。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各种民族集团互相纠缠不清之外，每一个国家里还存在党派和政治的分歧与仇恨，这些足以使强大的帝国倾覆。每一位巴尔干政治家通往权力的道路都是曲折的，他必须经历各种复杂、危险的局面，经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化，它要比大国国内斗争暴露出来的变化更凶猛、更激烈。掌握大权之后，他依旧受自己过去的牵制，成了政敌和嫉妒心的攻击目标；而且，对于困扰之中和地位受到削弱的他，却不得不应付巴尔干政治多变的联盟关系，犹如受世界大战巨大冲击所发生的那种朝秦暮楚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三大协约国的政策。法国和俄国都有各自的利益和打算，都有各自喜爱的巴尔干国家，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各自喜爱的政党。英国并不明确地表示希望见到巴尔干国家团结一致，但那种高尚的中立和超然令人困惑。再加上巴尔干各国君主的日耳曼血统或与日耳曼民族的关系而难以抉择。其结果是，这一地区的形势一直动荡不安，众多激烈的观点此起彼伏，使得英、法、俄三国的政治家从来也未能成功地制定出一种坚定、全面的政策。相反，由于他们单独的、半心半意的、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干涉，这就对混乱不堪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导致这些小国家先后堕入最可怕的毁灭境地。

然而，三大协约国和四个巴尔干王国的主要利益一直是相同的，只要有一项简单的政策就可以使所有利益都得到保护和发展。在牺牲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基础上，所有巴尔干国家的野心都能够实现。大家都能够有足够的收获，而且比希望的更大。三大协约国的利益应该是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这两个帝国。巴尔干国家如果能够团结一致，它们就会安全；它们如果加入三大协约国，就一定能得到它们所觊觎的领土。巴尔干国家联合加入协约国必定会造成奥地利和土耳其的崩溃，从而迅速赢得这场战争。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罗马尼亚来说，可以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对塞尔维亚来说，可以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对保加利亚来说，可以得到阿德里安堡和埃诺思一米迪亚地区；对希腊来说，可以得到士麦那及其内陆地区；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可以得到安全、财富和实力。

要想获得这些好处，巴尔干各国之间必须互相作出些让步。罗马尼亚可以把多布罗加还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可以放弃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区；希腊可以让出卡瓦拉；作为对希腊的直接补偿，可以将塞浦路斯作为保持平衡的筹码。作为最后手段，英国可以提供财政援助，协约国可以决定在这一地区运用陆、海军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所有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而且有这么多实现这些利益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刺激，可是所有事情无一例外还是全搞砸了。如果在1915年2月，或在1914年11月土耳其宣战之后，英、法、俄三国政府能够就巴尔干事务达成共识，并派最高级别的全权大使去巴尔干半岛与各国在坚定、明确的基础上谈判，那末我们就能制定并实施一套统一、连贯的行动方案，各方面都会因此而受益匪浅。与此相反，我们总是根据事态的扑朔迷离的迅速变化而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以应付局面。协约国前前后后所提供、所做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而如果能选准时机一次性做这些工作，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在1915年初，巴尔干国家给协约国外交提供了最大的选择余地。但是从来没有人像对待一场巨大战役一样认真研究、策划此事，而此事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战。俄、法、英三国的政治家们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采取一些断断续续、零零落落、半心半意、变幻无常、互不相关的权宜之计。三国的公众舆论一致谴责巴尔干国家、谴责巴尔干的政治家或君主，这也是不公正的。罗马尼亚国王之所以犹豫不决，斐迪南国王之所以诡计多端、康斯坦丁国王之所以躲躲闪闪，这一切都源于巴尔干问题的令人困惑性质和协约国缺乏良策。塞尔维亚确确实实展开了一场盲目的殊死搏斗，她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考虑任何别人的利益，结果是自己受害不浅，直到大战最后胜利才算得到弥补。罗马尼亚的生存自始至终面临威胁，连她的生存基础都被动摇。经过长时期的举棋不定、讨价还价之后，她终于决定加入战争；在打还是不打这个问题上她的决定为时已晚，但她还来得及让别国把自己打得一败涂地。保加利亚不仅背叛了自己的过去，也背叛了自己的未来；她辛辛苦苦最后却落了个战败国的悲哀下场。希腊凭借其勇气和智谋在最关键时刻得到拯救，她以极小的代价出现在战胜国一方，但她旧习难改，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又白白浪费了。然而，罗马尼亚有塔凯·约内斯科，他的观点总是清晰而正确；保加利亚有斯塔姆布利斯基，他敢于触怒斐迪南国王，长期监禁并没有让他屈服，他始终倾向英国和俄国；希腊有韦尼泽洛斯，他道路曲折，经受了不可言状的难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凭他个人的努力保全了自己的国家，并且很可能也减轻了欧洲的苦难。

02.

1915年8月俄国的灾难达到了顶峰。到了6月末，德、奥的进攻将俄国人从加利西亚—波兰的巨大凸出地区的几乎整个南半部赶了出去。俄国占领的区域缩减为一个跨度为170英里的半圆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在中心位置，而华沙几乎处在外围边缘上。伦贝格已经失陷。马肯森的战线现在几乎朝向北方，在他前面有四条为凸出地区供应物资的铁路线。7月13日，他率领一个德国军和两个奥地利军对最南边的铁路线(科韦尔—乔尔姆—卢布林—伊万哥罗德铁路线)发起了进攻，韦尔施元帅则在他的左面向东推进。到了8月1日，他已经在乔尔姆和卢布林中间穿过铁路线，四天以后，俄国人撤出了伊万哥罗德和华沙。在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集结着85000名二流部队，这些部队做了一下防守的姿态，但是在20日就投降了。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北方，在立陶宛，兴登堡率领的德国第8和第10军在得到了南方德军(那里的战线已经缩短)的增援后开始推进，并于8月10日夺取了科夫诺。在科夫诺和里加之间的所有俄军，于是都陷入被包围的危险，开始后退。即便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这个被吹嘘了很久的模范要塞也未能长时间坚守。8月11日这个要塞三面临敌，26日西南防线的堡垒被攻破之后它就被放弃了。这样一来，这片巨大凸出地区的最后外貌也消失了，俄国的防线除去防守里加的那一段向前弯曲处以外，已经接近于南北一条直线。俄军逃脱了被包围和覆灭的命运，但他们在加利西亚的一切收获全都付诸东流，他们失去了波兰，丢下了325000名俘虏和3000多门大炮，此外还失去了许多步枪和其他一些不可能替代的装备。最糟糕的是，沙皇因此剥夺了尼古拉大公的指挥权并派他去高加索。

4月以来俄国的失败对意大利产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在1914年，奥地利只能让几个地方部队监视意大利边界。等到意大利宣战之日，奥地利设法调集了122个营、10个骑兵中队和216门大炮对付意大利，这些部队都混合编队、驻守在精心建造的战壕里。但是此后增援部队从加利西亚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涌来。意大利人在6月和7月向的里雅斯特发起了两次进攻，即所谓的伊松佐河第一战役和第二战役，在进入敌人领土6英里之后意大利人就如同西线上对峙的军队一样深深陷入了堑壕战。意大利人在蒂罗尔展开的几次军事行动的结果，也仅仅就是占领了奥地利领土的五小块凸出地区。继俄国的灾难之后意大利又陷入了僵局；这两件事对保加利亚人的心理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03.

然而，在苏夫拉湾战役未见分晓之前，巴尔干人全都把眼睛盯在加利波利半岛上。在这场战役失败之前，保加利亚人一直拿不定主意，在整个7月份一直还有希望将他们拉入协约国一边。在2月份奥地利和德国似乎迫不及待要对塞尔维亚进攻，但在整个夏季的几个月未见行动。幸运的是，随着几个月的悄然流逝，塞尔维亚的某些内阁成员所感到的、严重不安的入侵的巨大威胁，并没有得到证实。我不知道这次进攻拖延的其它原因，唯一的原因应该是达达尼尔行动对巴尔干国家和对保加利亚产生的影响。巴尔干国家广泛相信英国不取得胜利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加利波利半岛上持续的战斗，人们知道大量援兵正源源不断的到来，以及这个战场上即将爆发另一场大规模的力量较量，这些将决定保加利亚的行动；而保加利亚的行动事实上又转过来决定奥地利和德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

在7月份，我坚决主张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巴尔干政策全部押在加利波利战役的结果上，虽然我们应尽力赢得这场战役，但我们也应尽力争取保加利亚。只要迫使希腊和塞尔维亚作出领土让步，再加上贷款许诺和达达尼尔战役胜利的期望，保加利亚是可以被争取过来的。塞尔维亚大祸临头，协约国能向她提供保护的条件有限，在这种形势下她别无出路只有让步，如果必要，可以要她把马其顿这一无可争议的地区让给保加利亚，因为这个地区无论根据种族、根据历史、根据条约、还是根据征服，都应属于保加利亚，直到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才失去它。甚至在1914年遭到奥地利第一次进攻时的危急关头，塞尔维亚仍旧觉得有必要将大量军队驻扎在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地区以便镇压当地居民。考虑到让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考虑到伸张正义的要求，考虑到自己的当务之急，塞尔维亚至少应该让出这一无可争议的地区。除了在外交上进行一般性的规劝之外，协约国的君主和统治者也发出过特别呼吁。塞尔维亚的摄政王收到了来自沙皇的呼吁、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呼吁和乔治五世国王的呼吁，要求塞尔维亚作出让步，这种让步本身是正确的，对共同事业是必需的，对塞尔维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塞尔维亚政府和议会对所有这些呼吁置若罔闻。协约国的外交努力举步艰难，每一份电报和每一次举措都要征得其他协约国的同意，正当协约国决定除非塞尔维亚答应他们坚持的要求，否则准备拒绝向她提供进一步物资或财政援助时，入侵终于爆发了。

关于卡瓦拉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M.韦尼泽洛斯在大事情上几乎总能判断无误，他打算将自己在希腊享有的个人威望拿出来冒险，并且不惜违逆国王的意思而使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宣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卡瓦拉割让给保加利亚。如果协约国能够保证保加利亚立即得到在马其顿的一块无可争议的地区和卡瓦拉港口，那末保加利亚人就很可能在7月份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开始向阿德里安堡进军。

即便我们不能取得所有这些成果，但是希腊在协约国的敦促下将领土确实割让给保加利亚，肯定使得斐迪南国王不可能将他的国家投入到我们的敌人阵营。拉多斯拉沃夫先生以十分坦率的语言对这几个月保加利亚的立场进行了完全真实的描述。然而，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加利波利半岛冒险的战役上。

如果不承认爱德华·格雷爵士当时所面临的特殊困难，那是不公正的。他必须将四个大国的外交行动联合起来处理如此敏感而痛苦的问题，即迫使友好的希腊和受俄国特别保护的正在遭受苦难的盟国塞尔维亚在领土上作出令他们无比反感的让步。虽然外交上联合一致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只有在达达尼尔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真正抵消俄国的惨败和防止在巴尔干各国引起的可怕浪潮。

到了8月的第三个周末，在这个关键地区取得迅速胜利的全部希望已经化为泡影。当索非亚的军队掌权人物已经完全看清了我们的失败之后，保加利亚国王和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加入德国一方。从那一刻起，塞尔维亚的毁灭已经肯定而无可挽救。达达尼尔战役这道长时间来阻挡洪水的堤坝终于崩溃了。从此以后，奥德军队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塞尔维亚虽然已经完全意识到自己面临危险，却依旧不肯听从各方面的呼吁，不肯作出实际的让步。直到最后关头她依旧占据着被她征服的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地区，面对正在集结准备进攻她的占压倒优势的军队保持顽强的姿态。

04.

一个新的大事件即将震撼日益恶化的局势。7月初在加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英国的内阁代表，即首相、基奇纳勋爵和贝尔福先生，按照内阁压倒多数成员的观点，对1915年在西线展开进一步的英、法联合进攻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建议协约国在法国和佛兰德的作战行动应该限制在所谓的“攻势防御”的范围内，更准确地说，就是积极防守。法国方面同意了；霞飞将军也同意了。这是一个公开、正式的协议。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开始了加利波利半岛新战役的准备工作。然而，霞飞将军在离开会议后不久就把协议抛在一边，平静地重新制订对香槟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的计划，他信心十足地以为，这次进攻可以突破德军的防线将德军赶回去。直到苏夫拉湾战役终于失败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在加利波利半岛上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

为了避免秘密文件不必要的流传，战时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想阅读陆军部的每日电文，他们可以每天上午去陆军部基奇纳勋爵的候见厅里阅读。我每天都要在那儿逐字阅读文件。8月21日上午我正在那里读文件，私人秘书通知我说，刚从法国司令部回来的基奇纳勋爵想见我。我走进他的房间，见他正背对着光站在那儿。他侧视着我，脸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我知道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就等待着。犹豫了一阵子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同意法国人的计划，准备在法国展开大规模进攻。我立刻回答说进攻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他说进攻的规模之大将超过以往的想象；假如成功，一切都将得到弥补，当然也包括达达尼尔战役的损失。他的神态透露出一种压抑在内心的激动，仿佛一个人刚作出了一项重大却又非常没有把握的决策，现在正要将决策付诸实施。当然，他正在全力以赴准备一项声明，当天上午他就要向战时委员会和内阁宣读这个声明。我始终没有被说服。11点到了，于是他就驱车带我去唐宁街。

委员会成员到齐了。基奇纳勋爵无疑事先已经向首相汇报了此事，会议一开始就立即请他发表声明。他对我们说，由于俄国的局势，他不能再保持在加来与法国人商讨时同意的态度，即在西线展开真正的大规模进攻应该推迟到协约国做好准备之后。按照他对我们的解释，他本人也曾经敦促霞飞将军采取进攻。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法国人已经计划和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确实从来没有中断过，由此可见，这一定是未经商定的工作。我立刻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背离决议的做法，这个决议是经过内阁充分考虑并由加来会议批准的，同时我也反对展开一次只能导致大规模无谓屠杀的行动。我指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弹药、也没有人员上的优势可以保证对敌人的牢固防线发起这么一场进攻可以获胜。这么一场进攻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解救俄国，不能阻止德国人在西线之外的其他战场上发动主动进攻：它还将严重破坏我们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我的讲话保留在如下记录中：

丘吉尔先生对此表示遗憾。德军在西线的兵力并没有减少，以200万对协约国的250万。协约国享有的优势为五比四，这点优势对展开进攻是不够的。自从最后一次进攻以来，我们的相对力量并没有改变，而德军的防御却加强了。

他似乎认为，为了解救俄国，为了满足我们想解救俄国的伟大而发自本性的愿望，协约国可能要付出20万或30万人生命②以及(许多)弹药，有可能只取得少许进展。5月9日的进攻(费斯蒂贝尔—阿拉斯之战)已经失败了，战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消耗生命和弹药，德国人就会有机可乘，他们就会觉得从东部将大量军队撤回是值得的。规定进攻所需要的优势是二比一，而我们(协约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的这些观点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有人竭力主张，法国人无论如何都要进攻，如果我们不予配合，联盟就完了。基奇纳勋爵小心谨慎，没有提出“决定性胜利”的预期，当要求他对“决定性胜利”下定义时，他援引了我的解释，即“战线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改变”。他说：“丘吉尔先生所言很有道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打仗，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

战时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一小时又召开了内阁会议，我向内阁恳求不要因为法国失去耐心而让步，应该重新召开一次会议将所有的理由都摆出来，并最后请求他们放弃进攻。我得到了其他人的有力支持。我被迫承认，如果法国在听了我们的意见之后仍旧坚持他们的打算，我们当然应当配合他们；但是我强烈要求做最后一次努力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一场徒劳无益的、灾难性的大屠杀。约翰·弗伦奇爵士当时在伦敦，内阁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愿意对胜利作出保证，他尤其对要求他承担进攻任务的那段地区感到极其不满。他现有的弹药只能维持7天的进攻。尽管如此，如果接到进攻命令，他将全心身地投入战斗。他在兰开斯特门过夜，我私下里去那儿拜访了他，向他阐述了我的观点。他举出了应该和法国人协调行动的通常的理由，然后向我透露，霞飞将军准备仅在法国攻击地区就动用至少40个师。虽然我必须承认战役的巨大规模似乎将这个问题引入了未知领域，但我依旧反对这次行动，我忧虑重重地告别了朋友。我感到在东、西两条战线上我们面临着一败涂地的前景。

05.

在法国展开全面进攻的决定了立刻就导致了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军队出现了弹药和兵员的短缺，或至少是不足。虽然仍有大批士兵被派往半岛以弥补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战场上的部队的缺额，但是这个数量对别处来说是个重大损失，在这儿却不足以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战事停顿了下来，土耳其人急忙补充他们的沉重损失，修筑那些摇摇欲坠、有几处已经被摧毁的工事。与此同时，疾病和失望情绪开始在我们的部队里蔓延。为差一点可以得到而终于失去辉煌胜利的痛楚，国内支持不足的意识，对政府今后意图的茫然，弹药的短缺，威胁地来临的冬天，官兵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使达达尼尔部队遭受最为悲伤的折磨。那些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反对这次行动的人，那些主张撤退的人，还有那些对立方案的吹鼓手，发现他们已经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形势令人沮丧，只有依靠英国军队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澳新军团的不屈不挠精神，才能使陆军牢固的态势和它随后的存在保持下去。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偶然事件，它使英国政府大感困惑。要想确定或解释萨拉伊将军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的基础，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位军官在7月份被霞飞将军解除使他成名的凡尔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通过某种深刻的政治势力，受命接替严重受伤的古罗将军担任的法国东方部队的司令。不管对他的军事业绩有何争论，他反宗教的信念却是无可置疑的。在法国的统治圈子里似乎对任命他担任东方的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职务存在一种谅解，这个职务给他机会获得军事殊荣，而法国激进的社会主义份子决心让反教会的将军们在得到这些殊荣上不受阻挠。9月1日那天，在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在达达尼尔海峡我们自己的军队所能得到的兵员和弹药的供应已经减至最低限度之时，海军部突然从法国的海军武官那儿接到请求，希望我们帮助法国海军部将4个新的法国师从马赛运往达达尼尔海峡。我们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随后我们得知法国政府决定单独建立一个由6个师组成的东方军团，这个军团归萨拉伊将军指挥，并将在10月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登陆，然后从那儿向恰纳克的堡垒进军，以配合我们对加利波利半岛展开的新一轮进攻。法国人要求我们设法替换下海勒斯角的两个法国师，目的是将这两个师与新到的4个法国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军，以便执行新任务。一时间，由于法国政治力量发挥的作用，那些我们无论怎样尽心、尽力、尽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已陷入困境的委员会顿时迎来了柳暗花明。我们匆忙接受了法国人的建议，基奇纳勋爵立即答应派两个师去接替海勒斯角的法国部队。贝尔福先生马上着手筹集必须的运输船队，博纳·劳先生和我共同要求增派更多的英国部队，以便“把事情干得漂漂亮亮。”英国的内阁啊！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本质，他们的基本观点也正确无误。他们失败，并不是因为判断失误，而是因为意志薄弱。在这种时代，天国只能用武力夺取。

但是随后我们又产生了疑问。“霞飞将军已经同意了吗？”调查表明他确实表示有条件的同意。他自己的地位还没有牢固到足以不理会来自政治左翼的压力。他被迫调兵遣将，但条件是：在即将爆发的战役的主攻开始之前，以及在战役是否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知道之前，增援达达尼尔海峡的4个师不能离开法国。在9月11日的加莱会议上，当基奇纳勋爵要求知道确定这一点需要多少时间时，他说在第一个星期的战斗结束时无论如何他将会知道：如果到那时仍旧无法迫使德军在西线全面溃退，所有指定去达达尼尔海峡的部队将可以离开法国；如果德军全面溃退，那末所有的部队都要穷追不舍。10月10日是确定先头部队登船出发的日子。然而，我们发现萨拉伊将军并没有听从基奇纳勋爵的强烈要求，赶到达达尼尔海峡在现场观察形势并完善他的计划，相反，他宁愿呆在巴黎处理无疑是一些重要的公务。

06.

9月20日坏消息传到了伦敦：保加利亚即将开始总动员，这个国家已经肯定加入了中欧同盟国的阵营。次日，保加利亚首相在一次会议上对其追随者说，协约国败局已定，保加利亚不能站在失败的一方；他还说，关于被占领的无可争议地区在战后应如何处理，四国同盟只向保加利亚提出了一些含糊的建议，如果保加利亚参战，同盟向她保证罗马尼亚会保持中立。22日午夜，土耳其人签定协议，同意将杰贾加赫铁路让给保加利亚，就在同一天，塞尔维亚发出警报：奥德军队正向她的北部边境逼近。担心已久的南进就要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保加利亚在下狠心投入战争之前，曾耐心等待苏夫拉湾战役的结局，但是当另一场规模要大得多的战役眼见着就要在法国爆发的前夕，她的统治者却毫不迟疑地表态。德国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大批大炮和部队在阿图瓦和香槟集结的动向，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次攻击。但是他们对结果的信心使保加利亚参谋部有相同的感觉。

07.

9月26日凌晨，西线的大战役爆发了。英、法的大约30个师从洛斯发起辅助性进攻，而主攻则由法国的40个师在香槟展开。为了与法军联合行动，约翰·弗伦奇爵士被迫放弃自己更正确的看法，接受了进攻任务；但是一旦同意遵从霞飞将军的计划，他便以其固有的决心全力以赴执行任务。法军在香槟展开的进攻被描述为“放手进攻”，即投入进攻的部队可以“觉得无影无踪地”尽情推进，充满信心地期望他们不仅可以夺取已遭受炮击的前沿阵地，而且可以夺取敌人后方可能碰上的所有阵地和防御工事。参谋部荒谬的错误观念认为，投入大批骑兵便能使胜利成为决定性的结论。遵从致命的信号，勇敢的士兵们迎着炮火冲了上去。法国步兵的斗志丝毫不低于英国步兵。然而，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德国人对他们防线上的敌人的力量以及需要多少兵力才能守住防线所做的计算是精确无误的。他们进攻俄国和对付巴尔干的计划都进展顺利。英法进攻的第一个星期在各点上得到没有战略意义的微小进展，夺得了几十门大炮，抓获了几千个俘虏，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30多万人的伤亡。

霞飞将军把部队抽出来派往东方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当然不愿意承认失败。他通过继续战斗来掩饰希望的破灭，派往达达尼尔去的4个师动身的日子一周又一周地拖了下来。与此同时，冬季却日益向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部队逼近，巴尔干的灾难也降临了。

9月25日，保加利亚军队开始总动员。对于向我国军方和法国军方所提供的有关法国战况的乐观描述深信不疑的那些人，是不可能相信德国人能腾出新的兵力去征服塞尔维亚，因为德国不仅在西线面临可怕的进攻，而且在广泛的东部战场上也负担着巨大的战争任务；因此，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表示怀疑。在9月的第三和第四个星期，大量奥德军队在多瑙河以北集结已是确凿无疑了。10月4日，我们的情报表明，马肯森已经在蒂米什瓦拉出现。虽然为时已晚，协约国还是极尽许诺与恫吓之能事，拼命想制止保加利亚人，但所有这些均碰了钉子，保加利亚军队的动员照常进行。斐迪南国王依旧不折不扣地推行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十分危险的政策。铁的纪律控制了农民出身的士兵，无情的镇压平息了议会的各派势力。直到最后一刻仍执迷不悟的塞尔维亚人已做好迎接毁灭的准备，他们一方面向协约国大声疾呼，另一方面要在战场上决一雌雄。

我们现在必须要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影响。此时能够及时给予塞尔维亚援助的唯一国家是希腊。因此，协约国所有国家终于联合起来恳请希腊投入大战。希腊曾经两度将自己交由协约国支配，但她却两度遭到断然拒绝。现在轮到协约国求她了。根据条约，希腊有义务援助塞尔维亚抵抗保加利亚的进攻。康斯坦丁国王和支持他的希腊人声称，这个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这场战争，因为塞尔维亚不仅遭到保加利亚而且遭到另一个大国的入侵。塞尔维亚拿出这个条约要求希腊支援，同时也呼吁协约国派150000名士兵。M.韦尼泽洛斯已通过选举再度担任首相并且是议会多数党领袖，他要求协约国派军队赴萨洛尼卡，以便能让希腊加入战争，履行其光荣义务。作为一种直接援助塞尔维亚的军事措施，协约国军此时在萨洛尼卡登陆是荒谬的。除非希腊进行支援，否则，在有效的援助到达之前，集中在塞尔维亚东部和北部战线上的敌军将彻底蹂躏那个国家。但是作为一种鼓励和催促希腊采取行动的政治举措，向萨洛尼卡派遣协约国军队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抽调何处的军队？显然要抽调达达尼尔的军队，而且也只有抽调达达尼尔的军队。于是，在9月份的最后几天，从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处于强大压力下的部队中又抽调了一个法国师和一个英国师，只能腾出这两个师，只有这两个师能及时赶到萨洛尼卡。

将达达尼尔的军队调出起到了事与愿违的作用，能够了解这个问题实质的读者对此一定不会感到吃惊。康斯坦丁国王一生受的都是军事教育。他十分仔细地研究了本国的战略形势，并在这方面以权威自居。只有完善的军事计划才能打动他的心，从协约国那儿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计划。当他得知协约国将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出两个师前去增援的消息时，他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达达尼尔行动计划将要被放弃了。他觉得，倘若他加入战争，要不了多久他将不仅对付保加利亚人，而且还要对付目前被拴住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主力部队。他从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中看出，这两个国家已经清楚承认达达尼尔行动计划即将失败，这个行动计划的成败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一直主宰着东方的战争形势。要从国王的心中消除这些忧虑是不可能的，何况他对德国原来就颇有好感，这一切终于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弗朗西斯·埃利奥特爵士(10月6日)说：“部队从达达尼尔海峡调往萨洛尼卡这件事令陛下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是放弃远征计划的开始，并将使土耳其的全部军队得到解脱，可以去增援保加利亚人。”

这两个师已经启程上路，英国海军在萨洛尼卡海港布下了防潜网，此时康斯坦丁国王却解除了邀请协约国部队的韦尼泽洛斯的职务。协约国因而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希腊已经变成了一个亲德国的、并且决心拒绝履行其对塞尔维亚承担的条约义务的希腊。这样一来，远征萨洛尼卡的目的便完全消失了。但是英国与法国的那些主张这次远征的掌权人物却执意坚持下去。眼睁睁地看着塞尔维亚人与强敌展开殊死搏斗所遭受的苦难，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弱小的盟国被蹂躏而感到的耻辱与悲伤，加之对达达尼尔战役的厌倦和忧虑，这一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舆论浪潮。我一再指出达达尼尔海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想让保加利亚改变行动计划，并让塞尔维亚免遭毁灭，唯一的机会就是使用海军打通海峡。甚至到了最后关头，英国海军进入马尔马拉海仍旧可能改变局面。已经动员起来准备向一方发起进攻的保加利亚人有可能会转而进攻另一方。如果德·罗贝克将军和第一海军大臣亨利·杰克逊爵士愿意动手，贝尔福先生虽然完全准备承担主要责任，然而，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强制他们或用别人替代他们。因此，只有等待灾难降临了。

内阁对这种绝望的局面已忍无可忍，显然，法国政府也有同样的焦虑。人们产生了一种速派部队去援助塞尔维亚的强烈愿望。部队要及时到达是不可能的，但是解释这一点也无济于事。在10月6日星期五这一天，内阁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混乱的讨论，随后决定由海军部和陆军部的联席参谋会议认真判断这种纷乱的形势。人们向帝国参谋长和第一海军大臣召集的由陆、海军专家出席的会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办？整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这些军官们一直在考虑和准备他们的报告；在10月9日星期一这天，大臣们开始传阅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参谋部与在法国的总司令部忠实地保持一致意见，并根据几乎所有的正统军事观点，建议应该将一切力量集中起来支持洛斯战役，他们认为从这场战役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这一点上，不仅1915年的事件，而且1916年和1917的事件都证明了他们的错误。英国军队在最大的支持下用最充份的弹药继续在那里战斗，但是他们不仅来能突破德军的防线，而且由于德军的反击他们还丧失了原来的很大一部分战果。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和1917年的帕斯琴达尔战役，耗费了大量弹药和生命尚且不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战果，约翰·弗伦奇爵士在1915年依靠那么一点进攻力量还能有什么机会吗？最好、最正统的军事观点此时已经与现实大大脱节，以致参谋部至今还在考虑使用大批骑兵突破德军的防线。突破防线之后骑兵又该怎么办？对此他们却没有解释。

但是在关于法国进攻的一般问题到东方局势所提出的特殊问题的讨论中，陆军参谋部和海军战时参谋部以肯定的语言反对萨洛尼卡行动计划和支持继续进行达达尼尔战役。主张萨洛尼卡行动计划的人正是那些强烈要求将争执不下的问题移交给海、陆军专家作公正判断的人，可是他们对于他们诉请裁决的专家的决定却完全不愿接受。

10月9日夜晚，这些问题被提交给战时会议(其成员已经增加，争执双方的头面人物都包括了进去)，显然，在萨洛尼卡和达达尼尔之间无法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在另一方面，尽快派大批部队去增援东方战场已是双方的共同立场。由于部队调动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似乎有理由可以认为，在这个时间形势的发展可能最后使双方达成一致。会议的最后决定是从法国撤出6个师派往埃及，至于这6个师以后怎么办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解决。首相感到自己同意这种安排是迫于无奈，在我看来，他的个人意愿一直是想在达达尼尔海峡坚持下去，他竭力耐心地运用各种手段引导大家支持这个观点，以便保证能尽早作出必要的决策。操之过急有可能会使政府破裂。我始终强烈认为让内阁垮台也许会好得多，与其保留所谓的“全民团结”牺牲至关重要的实际行动，不如让内阁中这个或那个派别完整地贯彻自己的一套主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与法国人之间出现的麻烦。

图12、巴尔干半岛

Adrianoplia，阿德里亚诺波尔；Athens，雅典；Austria，奥地利；Belgrade，贝尔格莱德；Bosnia，波斯尼亚；Budapest，布达佩斯；Bukharest，布加勒斯特；Bulgaria，保加利亚；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Croatia，克罗地亚；Dalmatia，达尔马提亚；Doburoja，多布罗加；Easter

Rumelia，东鲁米利亚；Enos，埃诺斯；Gallipoli，加利波利；Greece，希腊；Herzgovina，黑塞哥维那；Hungary，匈牙利；Janina，约阿尼纳；Kosovo，科索沃；Macedon，马其顿；Moldavia，摩尔达维亚；Monasdtir，莫纳斯提尔；Montenegro，门的内哥罗；Nish，尼什；Novibazar，新巴扎；Romania，罗马尼亚；Sahonica，萨霍尼卡；Saldruka，萨尔德鲁卡；Scutari，斯库塔里；Servia，塞尔维亚；Smyrna，士麦那；Sofia，索菲亚；Transylvania，特兰西瓦尼亚；Turkey，土耳其；Uskub，于斯屈布；Varna，瓦尔纳。

法国政府此时已全力主张萨洛尼卡计划。他们宣称打算派萨拉伊将军的军队去萨洛尼卡而非去达达尼尔，并且要求我们尽力支持他们。于是，内阁围绕着这个建议又爆发了新的一轮争辩，该建议要求将已经奉命奔赴埃及的部队转而开往萨洛尼卡，从而放弃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进一步的大规模行动。大家再一次求助于军事专家.参谋部在一份文件中表明，拯救塞尔维亚人已无任何可能，萨洛尼卡行动是一个危险而无效的、使军队力量分散的错误方针；以后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份文件的观点。有了所有陆、海军专家的明确结论做后盾，内阁拒绝了法国人的建议，坚持要将英国的增援部队按照协议派往埃及，在那儿更换亚热带装备等等。为此，法国政府派霞飞将军来到英国。香槟战役失败之后他已没有资本抗拒自己政府的强有力倾向，也不太想让萨拉伊将军留在巴黎。他来到英国后，由于首相一时生病无法见他，会见了内阁的主要成员。我受排挤未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肯定不会买他的帐。会议结束之后内阁获悉，霞飞将军保证他军事判断万无一失，确认萨洛尼卡远征是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他还威胁说，如果英国不给予有效的合作他将辞去法军司令的职务。尽管英军参谋部坚决拒绝，并最坦率表示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但内阁还是在这种粗暴的威胁下屈服了。

英国政府的最终政策虽然在方向上有错误在时间上已经太迟，但仍有其崇高之处。10月12日英国向罗马尼亚和希腊发表了下述声明：

能够帮助塞尔维亚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由罗马尼亚和希腊立即向奥、德和保加利亚宣战。如果宣战，英国政府将毫不迟提地与罗马尼亚签定军事条约。根据条约，英国将保证在巴尔干战场上投入至少20万人的军队，这不包括已经驻扎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军队。如果法国也派部队——他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么做——他们的部队将投入20万军队；如果他们不派，英国政府将独自提供全部的军队。

这支军队将包括几个最训练有素的师，他们将代表我们协约国留在这个战场上直到完成任务。一旦运输条件具备，部队将陆陆续续而且源源不断运去。我们估计到11月底15万人将可望抵达，到年底20万人将全部抵达。

在军事条约中将清楚地列出这支部队各个单位的抵达日期。我们将向希腊重申这个提议，如果罗马尼亚准备立即行动，我们将敦促希腊立即履行其对塞尔维亚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如果在三个月以前能表现出这种精神，我们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而正是因为大难临头才激发起我们的这种精神。如果在8月或9月能向加利波利半岛或亚洲海岸派出这么一支军队，我们就可以击垮已经精疲力竭的土耳其军队，从而反败为胜扭转整个东方的战局。现在我们提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并非出于先见之明，而是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可惜这些优厚的条件已无人理睬。对罗马尼亚和希腊全然不起作用。

在这种痛苦的挣扎中，由于未能挽救塞尔维亚，爱德华·卡森爵士辞去了职务，由于试图挽救塞尔维亚未成，德尔卡塞先生也辞职了。

08.

10月9日，毁灭的风暴席卷了巴尔干半岛，马肯森率领9个德国和奥地利师渡过多瑙河，从北面进入了贝尔格莱德。两天后保加利亚人从东面入侵塞尔维亚。这种两面夹击是难以抵挡的。于斯屈布在10月22日陷落，尼什在11月2日陷落。又过了一个月，莫纳斯提尔沦陷，到了12月中旬，塞尔维亚军队被消灭或者被赶出塞尔维亚土地。

由于保加利亚人严酷无情的追逐，溃退的塞尔维亚军队和人民受尽了战争和冬季的折磨。成千上万失去保护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生命，整个国家惨遭蹂躏，陷入了被彻底征服的境地。与此同时，大批开始在萨洛尼卡集结的英、法军队成为这些事件无用的旁观者，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协约国军队被闲搁着，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舰队依旧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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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原书第527页后巴尔干半岛地图。

②显然这儿指的是”士兵”，即伤亡的人员。

第36章、放弃达达尼尔海峡

01.

前一章所描述的事件直接导致了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计划的放弃。首先，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即将开放的交通线，似乎能使土耳其人得到各类物资的大量供应，尤其是重型大炮和弹药。我们驻扎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部队，他们的阵地无法局部撤离，因而遭受敌人炮火大大加强的威胁。其次，萨洛尼卡远征一定会成为达达尼尔行动利害的竞争对手，进一步削弱那儿已经陷入困境的军队的现有力量，截住或转移本来应向他们提供的增援力量和物资。到处充斥对临近失败(如果不是最终灾难)的忧虑。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和放弃整个行动计划之所以被耽搁了一阵子，只是因为我们害怕士兵会在海滩上被屠杀，部队会因此而损失大半。作为撤离的第一步，基奇纳勋爵在10月11日给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去了一份电报：

如果我们决定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并且以最小心的方式执行撤离计划，你估计部队可能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①……

伊恩·汉密尔顿曾经声称撤离是“不可想象的”，他在12日的复电是：

理智地计算一下，我们撤出加利波利除了会损失必须要使用到最后的大炮以及贮存物资、轨道设备和马匹之外，还可能使部队损失过半。……我们或许会很幸运，损失会比我估计的要小得多。

10月14日，政府决定召回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并派门罗将军去接替他的位置。这位军官曾在法国指挥过一支部队，西方的观念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在他看来，这场大战战略的最高概念就是“杀德国佬”。能杀德国佬的任何办法都是好办法。不能杀德国佬的任何办法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这种办法能使别人杀德国佬和能杀更多的德国佬，或者能够制止德国佬有能力杀我们。在他这种人的心目中，占领君士坦丁堡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摧毁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将巴尔干国家团结在协约国的周围只不过是些政治把戏，所有的军人都应对此嗤之以鼻。内阁并不了解门罗将军的奇特的观点。何况他所谈的都是纯军事性的。他应对下述问题发表见解：加利波利半岛是否应放弃还是作另一次努力占有它；需要多少军队才能够(1)占领半岛，(2)保证海峡通畅，(3)拿下君士坦丁堡。②在这个从根本上说属于两栖作战的行动中，他的话没有提到舰队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大量的军队正离开法国奔赴东方战场，应如何部署这些军队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形势紧迫，大家焦急万分地等待着门罗将军的报告。

然而，用不着悬念。门罗将军是一位决策迅速的军官。他来了，他看了，他决定投降了。10月28日他来到达达尼尔海峡，到了29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什么也不讨论，只讨论撤离。30日他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没有去海滩以外的地方，他只用了六个小时就熟悉了安扎克、苏夫拉湾和海勒斯角长达15英里的战线的情况，在每一处他都会对主要指挥官扔下几句令人泄气的话。他在各个军指挥部将师长们叫来，分别挨个问他们类似这样的问题：“假如你再也得不到任何兵员补充，面对土耳其人从德国得到源源不断的重炮和弹药的大量供应，你能顶得住吗？”用这种方法他搜集到了一些含含糊糊的答复，带着这些答复他回到了因布罗斯。从此以后，在他执掌指挥权的任期内他再也没有踏上半岛一步。他的参谋长也是一位主张撤离的热心分子，他根本就没去过半岛。10月31日门罗将军发来了电报，建议完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彻底放弃这场战役。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认为除了整个战役宣告失败之外，部队将损失30%到40%，也就是要损失4万官兵。这是他准备接受的。两天后他动身去埃及，将达达尼尔的指挥权临时委托给伯德伍德将军。

门罗将军要求“撤离”的电报，对基奇纳勋爵来说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之余，他又鼓足力量挺立起来，这时候他体现出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不屈不挠的本质。

基奇纳勋爵致伯德伍德将军

绝密，1915年11月3日

门罗送来的报告你想必已经知道。我将去你那儿；明晚动身。我已见过凯斯舰长，相信海军部会同意由海军作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努力。我们必须尽力帮助他们，我想我们的军舰一旦进入马尔马拉海，我们就夺取布莱尔地峡，如果土耳其人依旧坚持到底，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向海军供应物资。

在克塞罗斯湾的顶端的沼泽地附近仔仔细细寻找最佳登陆点，以便我们可以获得一条横贯地峡的道路，让军舰守在两头。为了调集军队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将不得不把战壕里的士兵人数降到最低水平，也许我们要撤离苏夫拉湾的一些阵地。我们要调集所有优秀的战士，包括你的安扎克小伙子们和我能在埃及召集到的所有士兵，让他们集中在穆德罗斯港准备执行这个行动计划。

海军指挥层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在这次行动中将任命威姆斯负责指挥海军。

至于陆军指挥权，全部军队都归你负责，要仔细挑选指挥官和部队。我推荐英德、范有、马歇尔、佩顿、戈德利、考克斯这几位人选，让其他人依旧坚守防线。请制定行动方案，或把你觉得最好的替换方案制定出来。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

我绝对不会签署撤离的命令，我认为撤离将会酿成一场最严重的灾难，将会导致我们的战士大量阵亡或被俘。

门罗将被任命指挥萨洛尼卡的部队。

这才是基奇纳的本色。无论布莱尔是否是最佳地点，从这份火辣辣的电报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不列颠帝国相信他是坚定、自信、有创造力、有雄狮胆魄的人，千百万人信任他。

不幸的是，到了第二天：

基奇纳勋爵致伯德伍德将军

1915年11月4日

我即将依照安排动身。……我越研究这个问题，越看不到出路，所以你最好悄悄地和秘密地制定一个将部队撤出半岛的方案。

02.

我们可以再一次利用我们的特有便利，把目光穿越敌人的防线，了解一下德国当局是如何判断形势的。10月31日这天，也就是在门罗将军发电报给基奇纳勋爵要求撤离的同一天，德方冯·乌泽多姆——读者会记起就是负责指挥达达尼尔堡垒和海峡所有海军防卫力量的那个海军上将——发送给德皇一份急件，报告过去一个月里局势的发展。他写道：

“由于8月7日在阿里布努防线以北从新的登陆开始的进攻被阻止，我们一直预期的陆上战线的大规模进攻并没有发生。9月底，敌人部队和车辆调动的报告增多。来自萨洛尼卡的情报证实军队正从达达尼尔战线调往该地。然而，我并不认为敌人会不经过激烈战斗就撤离阵地。为了把敌人赶出去，我们必须准备全面彻底的炮击，为达到这个目的，战场上或可以提供到战场上的弹药是不够的。”

他接着阐述了削弱海峡要塞防御力量的危险做法，整个防御系统所依赖的可移动大炮、尤其是榴弹炮正不断被撤走。除了5月和6月有49门榴弹炮和可移动大炮连同炮弹被撤走之外，在8月和9月他还被迫让出了21门最有价值的榴弹炮和可移动大炮。整个至关重要中间防线的堡垒此时仅存20门可移动榴弹炮和迫击炮。

03.

此时，德·罗贝克中将的参谋长凯斯准将已经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局面忍无可忍了。他一直深信，舰队在做好准备之后可以随时以充分的力量突破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夏天时，在他的指导下海军参谋部为这次行动制订了详细的方案。这些方案已经完成，凯斯准将声称自己对方案的成功抱有信心。在他看来，他得到了威姆斯少将最有力的支持。后一位军官实际上比德·罗贝克中将资历更深，但由于前文中已解释过的环境，③在3月18日战斗前夕他接受了副司令的位置。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判断力使他注定了要从海军少将晋升为第一海军大臣。在这个高级职位上他最终肩负起了这场大战最后14个月的重任。因此，回顾起来，他的观点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然而，德·罗贝克中将并没有接受参谋长和副司令的共同意见。于是凯斯准将就要求解除对他的任命，以便可以回国向海军部委员会展示自己的方案。德·罗贝克中将表现出了宽宏大度的姿态，他要求凯斯保留自己的职位，并允许给凯斯假期和完全的自由，以便能寻找一个“公正的地方”陈述自己的想法，但是要讲清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对下一步的海军行动承担责任。于是凯斯准将就立即起程，10月28日他回到伦敦。

凯斯方案以大胆的作为令人注意。方案摒弃了逐步推进的方式，迄今为止只有这种方式才可能得到海军方面的全体认可。方案将舰队分为4个中队，其中3个中队参与进攻，而第四个中队为陆军提供支援。第二中队由大约8艘旧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4艘非常旧的战列舰担任供应任务，尽量多采用伪造的战列舰，用一些商船运输煤和弹药。所有这些舰船都要安装水雷防护器。第二中队由4艘最好的扫雷舰开道，并由8艘驱逐舰和两艘侦察舰护航，在黎明前不久进入海峡；天明以前要躲开被照明区域，天明时中队以最高速度穿越狭窄段。凯斯准将提议亲自带领这个中队。他坚信，配备经过改进的扫雷艇和水雷防护器，借助于烟雾和黑暗，只要能出其不意，中队的大部分舰只肯定可以到达纳加拉上方。未被击沉的战列舰立即就可以从敌人暴露无遗的后方攻击狭窄段的堡垒。

同样也在黎明时分，第一中队从凯佩兹雷区下游同时发起对狭窄段堡垒的进攻；这个中队包括“纳尔逊勋爵号”、“阿伽门农号”、“埃克斯默思号”、2艘“爱德华国王”级、4艘法国军舰、“光荣号”和“老人星号”，并有8艘小型护航舰和10艘驱逐舰扫雷。第三中队的任务是掩护陆军，并从加利波利半岛的另一边配合对狭窄段堡垒的进攻；这个中队由2艘重炮舰和“速捷号”以及5艘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组成。三个中队对狭窄段的堡垒一起开炮，扫除被第二中队经过时搅乱了的雷区，工作要一鼓作气刻不容缓进行。参谋人员拟定的一份深思熟虑的备忘录规定这次进攻的每一阶段的行动，在命令第一中队经由狭窄段最后推进之前，这次进攻很可能要持续两天，如有需要甚至三天。简而言之，凯斯方案原则上与老方案相同，即在扫除水雷的同时采取远距离和连续的炮轰制服堡垒，但是所增加的是运用最旧军舰只在进攻前出其不意迅猛突击，其目的是为了打乱敌人的防守，清扫并突破雷区和获得可以从那里以相反方向炮击敌人堡垒的位置。凯斯准将写道：“(在参谋的备忘录中)建议的这次行动采取起始突击与坚决和陆军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它普遍代表了许多有经验军官的观点，他们强烈主张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并对胜利抱有信心。如果取得胜利，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队将完全依赖于布莱尔地峡供应一切。这条交通线将会被日夜骚扰。”这个方案最后还包括详细的安排，为成功进入马尔马拉海攻击土耳其交通线的军舰进行维修。

04.

11月2日首相改组了战时会议或人们迄今所称的达达尼尔委员会。新的机构称为“战时委员会”，它的成员仅限于首相、贝尔福先生、基奇纳勋爵、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劳合·乔治先生。在保守党的压力下，10天后又增添了博纳·劳先生。我被排挤在外。据称，这个新的委员会将对指导整个战争向内阁负责。11月3日，新委员会开会讨论从达达尼尔海峡撤离的问题。基奇纳勋爵的观点在那天给伯德伍德将军的电报中已经表露无遗。他先前还给门罗将军去过电报，问他半岛上军长们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得到的回答是：宾将军赞成撤离，他认为只要能在德国的大规模增援到达之前撤离苏夫拉湾，我们就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负责海勒斯角指挥任务的戴维斯将军同意门罗将军的意见，但是指挥安扎克部队的伯德伍德将军反对撤离。负责指挥埃及部队的马克斯韦尔将军也单独打来电报，主张应进步坚持下去。这样一来，陆军的观点有分岐。委员会还把由威姆斯少将签署的凯斯准将的方案交给他们研究，有关这个方案海军战时参谋部没有宣布决定意见。凯斯还只是一个挂准将军衔的上校。他被认为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官，但是他没有担任高层指挥的资历，并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可以压倒德·罗贝克中将的消极观点。倘若在此关头，具有多佛尔巡逻舰队指挥官的名声的他，能获得委员会的重任，这场大战的历史就有可能大大缩短。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新的战争委员会来说，要将作出最后决策的倒霉日子拖延下去并不是困难的事。基奇纳勋爵去达达尼尔实地调查情况，并提出下一步的建议。这位战时国务大臣于11月4日离开伦敦，他显然十分赞同凯斯准将的方案。在途经巴黎时他发表了极其坚定的谈话，并指示凯斯准将向法国海军部长拉卡兹上将解释这个方案，然后全速追赶他去达达尼尔。拉卡兹上将完全赞成这个方案，当即答应增派六艘旧法国战列舰去执行方案。

基奇纳勋爵于11月9日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亲自视察了部队和防御的情况之后，他相信部队能够守住阵地，除非面临德国的大规模增援，而这在近期内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凯斯准将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与德·罗贝克中将的几次会晤又使他放弃恢复海军进攻的想法。为取代这个方案他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打算在亚历山大勒塔湾的阿亚什登陆，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堵住土耳其入侵埃及的道路，二是要掩护即将开始的从加利波利半岛的撤退。这个计划既没有推荐给海军部也没有推荐给战时委员会。这两个部门手头上已经有达达尼尔和萨洛尼卡两处的战事，他们自然不愿意对一个新的和完全独立的充其量只能达到一些次要的复杂计划承担责任。于是他们通知基奇纳勋爵不同意他的观点，同时还宣布，他们已经决定将加利波利问题委托给几天后就要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作最后裁定。

05.

5月底在我离开海军部之后在新政府中得到了一个位置，此后我一直觉得我有责任尽最大力量支持达达尼尔战役，而且希望借助于自己在战时会议里的席位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接受这个挂名职务的唯一条件。现在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我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发生了冲突，而首相最终屈从于他们的观点。由于意见对立而迟疑不决也让我感到烦恼，这种对立在当时屡屡出现，使得作战指挥陷于瘫痪。凯斯准将和威姆斯少将的方案遭到拒绝令我倍感绝望。我确信既然打算撤离加利波利半岛，那末撤离必然会作为结果而发生。

这个决定具有可怕的风险，如果不从海上或陆地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那末执行这个决定将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让部队在得不到支援的状况下被毫无目的地逐渐消耗掉，还不如让他们早早撤离。假如英国的内阁或海军部不能承担海军进攻的责任，那末此时采取进一步的陆军行动仍然为时不晚。集结在近东、埃及和萨洛尼卡的几支重要的新军可以在贝希卡湾登陆，然后沿亚洲海岸推进；或者在塞克斯湾的某处登陆，切断布莱尔地峡。这两处铁陆都需要大量额外的小船，如拖网渔船、驳船、“甲虫”*等，只要在德国人炮和弹药的大量供应来到使驻守加利波利半岛的协约国军防守不住之前，不论在何处登陆都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土耳其人没有足够的后备部队可以抵挡新的入侵。协约国军不论在哪里取得胜利，集中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全部20个师将被消灭或俘虏，而我们的14个师将因此而解脱出来成为新的力量。保加利亚已加入了我们的敌人一方，塞尔维亚已遭到蹂躏。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争取希腊和罗马尼亚，依旧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依旧可以打通与俄国的交通联系，依旧可以将土耳其赶出欧洲——即便不能把她彻底赶出战争舞台。

但是无视多数人占优势的意见而只顾宣扬自己的这种策略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我在战时委员会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也无济于事。明智的做法是，应该给已经占主导地位的那套战略和政治思想一个机会，让信奉这种思想的人将其完整地运用于实践。我了解得太多，又过于敏感，所以不能接受内阁给我的位置，不能为我相信是完全错误的作战概念承担责任。于是，在11月中旬我请求退出政府。

当时，要想在议会中讨论本章所揭示的这些严重而令人感到痛苦的争论点，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心里别无他念，只有我对同僚和首相的最友好的个人情意，凡是会给他们或给国家增添麻烦的话我一句也不说。当我们的事业如此糟糕之际，我无法再保留这个报酬优厚的挂名职务，放弃这个挂名职务，我感到心满意足。

我试图揭示在这场悲剧中各种势力活动和各种事件所产生的后果的交错影响。可以写大量文件，以说明和诠释这场悲剧的各个阶段的情况，若要将许多小插曲都包括在内只能，那只能引起混乱。但是根据已写的文件，我们不难理解，那些竭力想要忠实、认真履行自己重大职责的人(不论其持什么观点)所面对的可怕的困难和痛苦的困惑。我已将自己当时的看法记录了下来。未来如何尚不得而知。没有人什么都知道。专家们会常常出错。政治家们则常常正确。外国政府的愿望经常与我们的政策背道而驰，他们自己也被与我们同样的内忧搞得焦头烂额。没有真正的成就作为资本，就没有权力发号施令，从而赢得别人绝对的尊重。权力被广泛分布在许多重要人物手中，而就是这些人在这段时期组成了统治机器。大家对情况的了解程度也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对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无数片面的争论。而局势本身在不断和剧烈的动荡。我们任何时候未曾再有主动权，我们总是被局势牵着鼻子走。我们从来没有能够跟上局势或把握局势。简明的解决办法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这些办法可以迅速地给我们带来宝贵的胜利苗头。

作为本章的结尾，我或许可以重说一下有普遍重要意义的话，这些话是我用来解释我辞职原因的：

没有理由对战争的进程感到灰心丧气。我们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在形势好转之前也许会变得更为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韧不拔，形势一定会好转的，对此我坚信不移。以往的战争是由各个阶段的战役、而不是由战争的趋势所决定的。在这场战争中，趋势比阶段战役重要得多。不取得战役的辉煌胜利我们仍会赢得这场战争。即便我们遭遇一连串极其失望和气恼的挫折，我们还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去逼迫德国人的防线后退、迫使他们退出所有占领的领土，或试图去突破他们的防线。虽然德国人的战线伸展到远离其边界的地方，虽然他们的旗帜正在别国被征服的首都和被奴役的省份里飘扬，虽然表面上他们正耀武扬威，但假定协约国军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进攻柏林，而不是在前线对抗，那相比之下，德国在战争第二年或第三年的失败更是命中注定的。

……毫无疑问，看到像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经过全面调查之后居然相信胜利将归属于中欧同盟国，我们不免要耿耿于怀。所有的小国家都被德国军队的壮观和精确所迷惑。他们看到的是华丽的外表和历史的片断，他们没有看到或理解与德国人交战的那些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具有的能力，她们能够忍受逆境，能够忍受失望与失策，能够恢复力量和振奋精神，能够在无比的苦难中以无比的倔强精神走向事业的成功。

————————————

①《加利波利日记》，第249页。

②《伦教报》(London Gazette)：C.C.门罗将军的电文。

③见原书第397页。

*指一种驳船。——译者

第37章、1915年的结果

01.

达达尼尔战役临近尾声时我正在拉旺蒂附近的近卫步兵第一团第2营服役。我从内阁和总司令部的朋友那儿得到时局的进展情况的消息。在那个时候，与那些优秀的军人研究他们整顿军纪、陆军堑壕战中无与伦比的方法，以及在冬季的严酷条件和敌人的炮火下与他们共度同甘共苦的日常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快慰。我在近卫师体验军旅生活期间得到亲切接待，对此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感激不尽。在11月的某个夜晚的阴影中，我首次带领一个近卫步兵排穿越一片通向我们战壕的湿地，一路上看到此起彼伏的大炮明亮的闪光，间或听到流弹呼啸的声音，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这些单纯的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将最终能够以自己的美德弥补参谋部、内阁、海陆军将领们和政治家们的错误和无知，当然也包括许多我的错误和无知。但是，为此要付出多少毫无必要的代价呀！在获得胜利之前，这些已经经历了许多个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官兵们，在未来无尽的磨难与困苦的岁月里还要经历多少次屠杀！

02.

11月22日这天，在阿亚什湾方案被否决之后，基奇纳勋爵批准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他仍旧希望保留海勒斯角，德·罗贝克中将也强烈主张保留这个地方。然而，战时委员会决定将三个立足点全部放弃。对于这个决定，德·罗贝克中将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反对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当11月25日有人特意问他是否同意撤离海勒斯角时，他坦率地说他“不明白这个决定。”然而，由于他对使用舰队所持的态度，局势已经无法挽救。由于长期辛苦工作，他的健康暂时欠佳。于是他请了一段时期假，立即动身回家了。

指挥权现在移交给威姆斯将军。新上任的海军总司令并没有因为过去事情而气馁，为了挽救局势，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一系列的电文中，他强调了冬季撤离的危险性。他研究了撤离的困难，同意门罗将军的估计，即在撤离时可能会损失30%的兵力；他要求再做一次努力，以求转败为胜。以皇家海军中无可指责的精神，他坚决主张舰队应该发挥它的作用，即便陆军不能配合，他也要贯彻凯斯方案，以海军单独力量夺取达达尼尔海峡。

这个强硬的决策又将一切彻底推翻。内阁反对新的战时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没有与法国人进一步协商之前和在新建立的协约国常务委员会定于12月5日在加来开会之前不作决定。基奇纳勋爵又振作了起来。他与英国参谋部采取一致态度，强烈反对整个萨洛尼卡远征计划。12月2日他给门罗将军发去如下电报：

亲启，机密。

内阁一整天都在讨论加利波利的局势。鉴于其政治后果，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对撤离，即便是部分撤离。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应该保留海勒斯角。

如果萨洛尼卡多达4个师的部队由你指挥，然后你发动一次改善苏夫拉湾阵地处境的进攻，这样的进攻能否及时实施？能否占领更高阵地并向纵深处推进，从而确保能守住苏夫拉湾？海军将发起进攻配合你的行动。

03.

与此同时，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的活动几乎切断了土耳其军队的海上交通，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沿马尔马拉海岸的陆路供应。在最近这两、三个月里，危险局面明显、稳步和急速地接近，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局面，德国参谋部从土耳其的铁路主干线上又建立了一条支线，通往塞克罗斯湾顶端的卡瓦克。这条支线完成得正是时候，当海上运输线失去作用之后，它成为加利波利半岛上的20个土耳其师供应、补充或增援的唯一交通线。从新建的卡瓦克铁路终点站，所有物资都靠牛车或骆驼沿穿过布莱尔地峡的道路运送，这条道路经常遭到舰队炮火的骚扰。12月2日，威姆斯少将利用“阿伽门农号”、“恩底弥翁号”和一艘重炮舰的炮火成功地炸毁了卡瓦克桥的二个中央桥孔。道路也被炮火炸得弹坑累累，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完全无法通行。土耳其第5集团军陷入了严重困境。英国得到的情报表明，由于伤亡、疾病、供应物资短、缺严冬气候和海军炮火的日益猛烈，敌人的士气已越来越低落。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情报是确实的。食品、衣物、靴子、弹药都极其匮乏。土耳其士兵一周又一周地守在战壕里，他们经常是光着脚，衣衫褴褛，饥肠辘辘，这次激起他们的德国主子在惊诧之余动了恻隐之心。当时的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梅特涅伯爵在利曼·冯·桑德斯的陪同下于12月视察了半岛上的土耳其防线。战后他谈起这些事情时说：“假如你们当时知道土耳其军队的处境，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然而，我们并不是缺乏情报，我们缺乏的是将情报化为战果的集体意志力。

威姆斯少将及其参谋部现在深信，即使不强攻海峡，他们有力量不仅能够阻止德国运来大规模的大炮增援，而且能够严重威胁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全部土耳其军队的生存。这样一来，战场上的希望又重新燃起。就在这个当口，当强有力的海军指挥部第一次宣称有把握获得胜利之际，上面终于作出了没有远见的撤离决定。12月8日，联合参谋会议在法军总司令部召开，一致宣布立即组织保卫萨洛尼卡和立即撤出加利波利。自此，英国政府的困惑宣告结束。他们一直牢牢地坚持这个怯懦的决定。然而，得到凯斯支持的威姆斯少将并没有轻易屈服；这两个水手现在要与内阁、战时委员会、英法联席会议、海军部和陆军部的联合力量抗争，形成未来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喜欢谈论的一段插曲。为了为皇家海军主持公道，至少必须将威姆斯少将12月8日的电报录在下面：

“海军正准备攻取达达尼尔海峡，并准备无限期地控制海峡，切断土耳其人从马尔马拉海由水路运来半岛或者从亚洲海岸跨越达达尼尔海峡抵达欧洲海岸，然后再运到半岛的全部供应。他们剩下的唯一运输线就是沿布莱尔地峡的道路，这条道路几乎完全可以从马尔马拉海和塞克罗斯湾加以控制。因此，我们可以向陆军提供的帮助就是实际、完全切断土耳其人的所有运输线，并摧毁达达尼尔海岸上的大量储备物资。

“首先，我强烈主张海军进攻应与陆军攻势同步展开，对陆军别无所求，只要他们作好准备在机会有利时发动进攻。这里的海军准备发动这次战役，有成功的完全把握。假如您能提供11月24日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些部队，胜利的希望将大大提高，可能的损失将大大降低。

“我可以断定，海军部422号电报所说的军方一致意见自然是受了查尔斯·门罗爵士的军事评估报告的很大影响。我没有读过这些报告，但是从谈话中我已了解了报告的要旨。我知道，军长们以最大的疑虑看待撤离。正如我在电报中所概述的那样，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事从来没有提交给他们讨论过；我相信，考虑到海军进攻胜利会产生的一些成果，尤其是考虑到半岛上土耳其军队的低落士气(对此我们已有了充分证据)，海军会对按照上面指出方针发起的进攻表示支持的。

“我确信，德国在整个近东地区开展大规模宣传攻势以及花费大量的资金，其用意绝不仅仅是把近东战事作为欧洲战争陪衬的次要问题。

“两大主要战场的战线出现僵局，似乎是目前形势的自然结果。希腊的军方高层人士自由表达了这个观点，看来是受德国人的鼓励——这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在胜利在望之际放弃阵地，等于帮助敌人取得市场，而敌人掌握市场就能够在已经开始的消耗战中拖垮协约国。

“进攻得手可以一劳永逸地驱散疑云，可以解脱大量的船运能力，可以解决希腊和埃及问题。

“我不知道有关君士坦丁堡的问题是怎么决定的，但是假如告诉土耳其人我们进入马尔马拉海是防止德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分裂，他们的力量因此也就会被削弱。

“我担心不战而退对海军产生的影响不好。

“虽然除了我接近的参谋人员和海军将领们之外，我没有对任何别人提及过进攻二字，但我敢肯定，所有官兵都会觉得我们是还没有充分运用海军这个最强大的力量便早早放弃了战斗。

“处境非常紧急，以致没有时间再拘泥礼节，我建议让现在必须执行进攻或者按照命令撤离的伯德伍德将军，做一次局势评估。

“因此，依照逻辑得出的结论是，选择撤离或选择强攻达达尼尔海峡。我认为从战术和战略上讲撤离将是灾难性的，而进攻则是可行的，只要部队留在安扎克，进攻就能产生决定性作用。

“我深信积极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对于胜利满怀信心。”

04.

8月18日海军部曾打电报给德·罗贝克中将，授权并含蓄地鼓励他动用舰队中的老式战列舰攻打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却被德·罗贝克中将委婉拒绝了。如今情况倒了过来。12月10日，同样是这个海军部委员会却答复说他们并不打算授权由海军单独攻打狭窄段。这个冷冰冰的否决再也不可能推翻了。

图13、战初概况图

Africa，非洲；Alexandria，亚历山德利亚；Amsterdaln，阿姆斯特丹；Antwep，安特卫普；Archangel，阿尔汉格尔；Athens，雅典；Austria，奥地利；Beilena，贝莱那；Belgrade，贝尔格莱德；Berlin，柏林；Berne，伯尔尼；Bielustok，别卢斯托克；Bosnia，波斯尼亚；Bucharest，布加勒斯特；Budapest，布达佩斯；Bulgaria，保加利亚；Cannal，运河；Ceuta，休达；Chrstiania，克里斯蒂娜；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Cyprus，塞浦路斯；Czerowitz，切尔诺维茨；Danzig，但泽；Debregzen，德布勒森；Denmark，丹麦；Dover，多佛尔；Dublin，都柏林；Edingburgh，爱丁堡；England，英格兰；France，法国；Gallipoli，加利波利；Germany，德国；Gibraltar，直布罗陀；Greece，希猎；Hamburg，汉堡；Holland，荷兰；Hungary，匈牙利；Ireland，爱尔兰；Italy，意大利；Jerusalem，耶路撒冷；Kiato，基亚托；Kolemum，科莱蒙；Kolenda，科伦达；Konigsberg，柯尼希山；Libau，利包；Lisbon，里斯本；London，伦敦；Lublin，卢布林；Luxemburg，卢森堡；Madrid，马德里；Marselle，马赛；Minsk，明斯克；Mitau，米陶；Moscow，莫斯科；Nice，尼斯；Norway，挪威；Novibazor，新巴扎；Odessa，敖德萨；Paris，巴黎；Petrograd，彼得格勒；Pirt

Said，萨得港；Portugal，葡萄牙；Rome，罗马；Russia，俄国；Salonik，萨洛尼卡；Scotland，苏格兰；Scufari，斯库台；Servia，塞尔维亚；Shumla，舒姆拉；Silistria，锡利斯特拉；Smyrna，士麦那；Sofia，索非亚；Spain，西班牙；Stockholm，斯德哥尔摩；Suez，苏伊士；Sweden，瑞典；Switzerland，瑞士；Temesvar，泰梅什堡；Toulon，土伦；Trieste，的里雅斯特；Tripoliza，特里波利斯；Tunis，突尼斯；Turkey，土耳其；Tver，特韦尔；Varna，瓦尔纳；Vienna，维也纳；Vilna，维尔纳；Wales，威尔士；Warsaw，华沙。

人们在一定环境下准备冒险，往往会出现某种最奇怪的心理：为了躲避灾难，他们会发挥一点点胆量，这一点点胆量往往取得成功。相反，例如，现在出现在英国政府和海军部前面有两种风险选择：一方面，按照所有专家们的意见得出的概率，撤离会损失40000人，而撤离如果成功也只能是造成这场战役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在进攻中可能会损失一个中队的旧军舰和少数人员，但如果进攻得手，就可以使战局一举反败为胜。然而我们却发现，内阁和海军部能够面对第一种选择，而在第二种选择前面畏缩。当时间绰绰有余时，当前景相当乐观时，当可能得到无法估价的成就时，他们却谨小慎微、犹豫再三、半心半意、裹足不前，不敢行动。在战局不利、前途不妙时，他们只能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当一切充满希望时，他们舍弃有希望的积极行动，当形势充满可怕的失望时，他们心中只有逃跑，能取得胜利的精力和信心在考虑逃跑方案中消耗殆尽。

英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作出让步的决心坚定不移。海军部重申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的命令。12月12日威姆斯少将“怀着最大的遗憾和忧虑”屈从于这些命令。人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仔细制定出的撤离计划现在已经完成，少将确定12月19日或20日夜晚为撤离行动的日期。

希望完全绝灭。下达撤离苏夫拉湾和安扎克的命令中，政府同意暂时保留海勒斯角，保留这个阵地就保留了重新发起海军进攻的可能性。为了确保海勒斯角，少将亲自在那儿坐阵指挥，在戴维斯将军的全力配合下，他精心制定了一个由舰队和陆军对阿齐巴巴发起联合进攻的方案。从重炮舰和带防潜船腹的几艘“埃德加”级军舰发射炮火的控制能力和准确性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戴维斯将军写道：“在进攻中进行合作现在已成为现实。”因此，这两位战地海陆军指挥官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必要预测这次进攻行动的前景，因为此时门罗将军从萨洛尼卡返回，自从他对加利波利半岛视察了一天又去埃及逗留了一下之后，他就一直呆在萨洛尼卡。12月1日他就禁止伯德伍德将军和各军指挥官在未经他的允许下与海军少将协商。10日，他断然禁止伯德伍德将军与海军少将讨论任何军事问题。14日，他给国内去电报，声明他和海军少将的观点没有关系，并且抗议威姆斯海军少将对陆军事务发表意见。然而，他也同意海军和当地陆军的观点，即不占领阿齐巴巴，海勒斯角不可能无限期保留下去。由于占领阿齐巴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完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就这样最后决定了下来。

05.

12月19日夜晚，这次重大的撤离行动没有流血就顺利完成。我在法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感到忧郁又感到如释重负。最高荣誉应归属于那些不折不扣按计划完成所布置任务的海陆军军官们，以及那些全面成功地执行计划的海陆军将领们。一切全依赖于天气，在至关重要的48小时里天气一直良好，土耳其人完全没有怀疑。确实，当黎明降临时，花费了昂贵代价才夺得的那些战壕和著名的阵地上已经空无一人，就像环绕在它们周围的坟墓一样寂静，面容憔悴的土耳其士兵们和他们不屈不挠的长官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的地位，他们国家的地位以及他们以英勇顽强保卫的这个国家的首都，转瞬间从极度危险转变为更新的和复活的力量。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和各类资源上都处于劣势，尽管他们的地位从战略上说具有天然危险性，但是高级指挥部牢固保持信念、决心和争取胜利的意志为他们赢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我们的权力顶层缺乏这样的品质，从而使攻击者未能赢得对全世界有重大意义的应得的胜利；他们压倒性的潜力和资源、他们实际的人数和装备、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他们遭受的可怕牺牲，他们应该有权赢得胜利。

1月8日撤离海勒斯角，进行得同样井然有序，运气也同样不错，达达尼尔的这段插曲终于宣告结束。一些浅薄与不知内情的人对这个结局喝彩叫好，仿佛取得了一场胜利。

图14、土耳其战场

Adrianople，阿德里亚诺波尔；Aegean Sea，爱琴海；Black

Sea，黑海；Bosphorus，博斯普奋斯海峡；Brusa，布鲁萨；Chanak，恰纳克；Chatalja，恰塔尔贾；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Dardanelles，达尼尔海峡；Dedeagach，代顿加赫；Enos，埃内兹；Eregli，埃雷利；G..of

Enos，埃内兹湾；G..of Eros，伊兹米特湾；Gallipoli，加利波利；Ganos，加诺斯；Gulf of

Smyna，士麦那湾；Gulf of Xeros，萨罗斯湾；Imbros，伊姆罗兹岛；Injir

Liman，英吉尔湾；Ismid，伊兹米特；Karak，卡拉角；Karak，克拉克；Kum Kale，库姆卡莱；Lemnos

Nudros，利姆诺斯努德罗斯岛；Lesbos，莱斯沃斯岛；Marmora，马尔马拉岛；Midia，米迪亚；Mitylene，米蒂莱内；Panderman，班德尔马；Rodosto，罗多斯托；Sea

of Marmora，马尔马拉海；Seddel Bahr，塞德埃尔巴赫；Smyna，士麦那；Tenedos，特内多斯岛

06.

可是，不但有必要叙述随后发生的事情，而且有必要概括一下这些事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达达尼尔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因在法国的法、英最高指挥部反对从战争的主战场上抽调部队和军需品而受到供应不足和严重削弱之苦。放弃达达尼尔海峡导致了协约国军事力量的转移，其规模之大超过最热情鼓吹者曾经想象的。塞尔维亚已被摧毁；保加利亚加入了敌人一方；罗马尼亚和希腊保持恐惧的中立不敢动弹。但是，只要英国的旗帜在半岛上飘扬，英国的舰队在海峡外游弋，土耳其的主力就会被拖住、就会陷入瘫痪。撤离使土耳其在半岛上的20个师得到了解脱，从此土耳其便可以在色雷斯与保加利亚组成共同战线，进攻俄国、援助奥地利、威吓罗马尼亚。土耳其同时还有能力威胁埃及和增援美索不达米亚。撤出的13个英国师①经过休整之后还要防范最后的两种新危险。由法国和英国从法国战场调拨过来的全部新军总计有7个师，这些部队是指定去守卫萨洛尼卡的。除了澳新军团之外，协约国的这20个师在大战的其余时候几乎都没有和德国人打过仗；在将近6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师几乎没有一个与任何敌人有过直接接触，而在这同一时期得到解脱的20个土耳其师中有13个师加入了其他战场上的敌军阵地，即11个师去了高加索，2个师去了加利西亚，这两股力量增加了俄国不得不承受的负担。于是，我们可以用不同方法计算撤离加利波利半岛的初步结果：协约国的力量总损失达30到40个师，其中一半是一流的部队。显然，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战争就必定会延长许多时间。

一旦放松了对土耳其帝国的心脏施加的压迫并让它得到喘息的空间，它的广泛伸延的四肢在德国人的刺激下就会恢复并增加力量。在萨洛尼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或即将爆发的三场战役迅速发展为极大规模的战事，三处战事继续到大战最后一天，使得英国的资源耗费巨大，法国也耗费了资源，虽然不及英国那么大。到了1918年，英国和印度的7个师组成了一支27万人的部队(不包括随后补充的人员)在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起先守卫苏伊士运河，后来又通过入侵巴勒斯坦攻击土耳其，发展成为一场单独的战争，这场战争若发生在任何其他时期，将引起举世瞩目。我们不去直捣土耳其的心脏君士坦丁堡，不去打击她的腋窝亚历山大勒塔或胳膊肘海法，却从她的手指尖向北开始攻击。我们缓慢而痛苦地前进，没完没了地消耗自己的力量，以人力与组织的惊人业绩走过沙漠，在几百英里的灼热的沙漠上用自己身躯刻划出一条条人工河流。我们受尽千辛万苦，在战斗中一英里一英里、甚至一码一码地向前推进，从加沙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从来也未能让敌人付出超过我们三分之一的代价。大战停火时，由12个英军师组成的一支将近28万人的军队(不包括随后补充的人员)陷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作战。萨洛尼卡的战役同样可怕地扩大。在1917年末，12个英国和法国师和两个意大利师正在联合对付土耳其军和保加利亚军；如果达达尼尔战役坚持下去，这些土耳其军队可能早就被逐出战争舞台，如果我们采取及时和慎重的政策，这些保加利亚军队就有可能站在我们一边。这次协约国大规模部署的唯一额外收获就是，在国家毁灭之后从海上过来的6个塞尔维亚师和韦尼泽洛斯先生与康斯坦丁国王闹翻之后招集的4个希腊师。最后，守在萨洛尼卡的前线上的协约国部队达到了63万人。

为了支持这三次长距离海上远征，使英国的海上资源十分紧张，加上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到了1917年春季我们几乎达到完全崩溃的境地。那些只顾及大舰队的海军将领们和那些只顾及主力部队的陆军将领们现在应该明白，拒绝命运之神最初提供的大好机会如今遭到何等残酷的报复。

虽然在方法上是浪费和绕圈子的，但是促成东方政策的战略概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经过三年战争后保加利亚的垮台成了中欧同盟国普遍垮台的信号。

07.

与俄国建立直接和持续联系的希望随着达达尼尔战役的结束化为泡影。本可以建立一条通往摩尔曼斯克的1200英里长的铁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增援物资可以穿越4000英里运送过去；但是建立人员与军需物资方面的密切合作，南俄小麦的大量出口，扩大生气勃勃的贸易，这些只有通过黑海的门户进行，可是现在已经永远失去了机会。

放弃加利波利半岛令俄国人梦想破灭。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俄军在鲁登道夫的沉重打击下被赶出波兰，被赶出加利西亚时，当她的军队忍受着灾难而且经常手无寸铁面对死亡时，当生活费用在她幅员辽阔的封闭帝国里持续上涨时，俄国总是以君士坦丁堡这个巨大的战利品鼓舞自己。现在俄国各阶层人民已深感灰心，那种根深蒂固的疑心也随之出现。英国人并非真心要攻打达达尼尔海峡。从英国同意俄国对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的起，她就没有一心一意要拿下这个城市，她已经失去了对这次行动的兴趣。她行动不坚定，意见出现分歧，这些都被归因于这个国家内心隐藏的秘密动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俄国正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未曾经历过的残酷战争，俄国正在流血牺牲。这些原是人们窃窃私语，但德国人熟练的宣传机器使它生上翅膀，现在已遍布沙皇的整个领域，紧随其后各种颠覆势力从中获得力量。最后，战争不可避免的延长证明对俄国是致命的。在我们终于注定要打一场被吹捧为军事思想最后启示的消耗战中，俄国将是第一个倒下的，她垮台的本身或许会掀起使几百万人生灵涂炭的浪潮。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感觉得到这些事件的后果，它们将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世界投下阴影。

08.

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对基奇纳勋爵来说是致命的。在整个1915年期间，他独自负责英国的全部陆军战事，在11月份以前所有重大问题都要服从他的意思。与旧内阁中的主要成员一样，新内阁现在也已经对他领导战争失去信心。加利波利战役的指挥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位伟大人物晚年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作为一名组织者和执行者的局限性。他主张在法国发起攻势，结果在洛斯和香槟遭到明显失败，这些都被记入了史册。加利波利撤离给他带来的痛苦使得他的意志力出现明显崩溃，在处理这个可怕的问题时显示的一连串自相矛盾的决定，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得明白。

在11月份基奇纳已经遭到冷遇。他打算在亚历山大勒塔湾重新登陆的方案，虽然他是在实际战场上制定的，但是仍旧遭到了内阁新的战时委员会和协约国会议的决定性的否决。一系列的电报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么一种意向：鼓励他把去达达尼尔的明确使命改变成一次对东方的一般性的广泛视察。他迅速返回伦敦，这说明他本人对自己地位的变化已有所察觉。自苏夫拉湾和安扎克撤离之后，他决定的英军在东方的部署肯定无助于挽救他日渐衰落的威望。埃及在他的心目中份量额外重，这是自然的事。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那儿度过，他的声望也是在那儿建立的。现在他相信自己心爱的国家正面临土耳其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为了挡开他想象中的威胁，他将一个又一个师派往埃及，当然考虑到为保卫苏伊士运河在不久将来的殊死搏斗。在较早时期，例如1914年末至1915年初，土耳其派两万人去威胁苏伊士运河，制造尽可能多的混乱，因为这样做可以拖延协约国将军队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调往欧洲战场。但是随着东地中海战场的战斗规模在全年中不断增大，这种行动的意义和可行性不复存在。德国和土耳其的参谋人员满足于威胁和吹嘘，以公开声张其意图来取代真正的调兵遣将。恩维尔帕夏在12月扬言：“埃及是我们的目标。”随着这么一个简单的骗局，使英国热情地实施在埃及集中兵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索不达米亚形势出现逆转，对此基奇纳勋爵没有直接责任。汤申德将军挥师巴格达，战时委员会相信基奇纳本人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动者。美索不达米亚的总司令尼克松将军并没有通知战时委员会，他的这位莽撞但迄今取得光辉成功的下属已经书面记录了他对这次行动的担忧。在这次行动中，汤申德的大约两万人的部队在克泰西封(Ctesiphon)进行激烈争夺战之后于11月25日被迫后撤，经过迅速而损失重大的撤退才得以逃到库特的一个临时避难所。

12月3日战时委员会决定在陆军部重建一个富有效率的帝国参谋部。这是一个重大决策。让陆军元帅担任战时国务大臣的尝试已经结束。基奇纳勋爵可能依旧掌握着陆军部的大印，但是他以前那种压倒一切的包含和体现大臣和职业军人双重领袖的权力，现在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以内，这种受限制的权力是担任国务大臣职位的政治家所愿意接受的。在法国的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被召回白厅，颁布了枢密令，为他确定了严格而广泛的权力和责任。这样一来，不但基奇纳勋爵享有的特别个人权力被废除，而且他的职位历来固有的一些权力也被废除，对此他都默认了。

他伟大的经历即将结束；他漫长的一生充满战斗，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很少有哪一个英国人曾掌握像他那样大的权力，他得到了大英帝国所能给予的一切尊重和荣誉，但现在所有这些正在阴影下衰退。那个夜晚巡洋舰的突然爆炸沉没，*他和他的名望注定要保留在北方的深水区域，不使他留在浅滩处。

“与其在岩石上渐渐腐烂，不如轰然一声沉入海底。”

他担任英国安全的守护人站在最前面的庄严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他的指导下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作好战争的准备。像斗士一样地死去是他忠于职守的一生最好的结局。在大战中，作为战略家、行政官和领袖人物，他的业绩将不能由我们这一代人、而要由子孙后代去评价。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记住，在最艰苦考验的岁月里他的性格和个性曾给他的同胞带来莫大的安慰。

09.

要将一长串丧失的重大机会都罗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些机会的丧失阻止了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却没有感到恐惧。最后回顾起来，前后出现过十几次敌人没有能力控制的形势，其中只要我们能把握任何一次，作出与前不同的决策，就可以稳获胜利。倘若在决定发动海军进攻时我们就知道可以得到一支陆军的协助，那末当时就可以在陆军的善意支持下决定对加利波利半岛展开一次海陆联合突然进攻。假如不派陆军参战，在3月18日受阻之后，有组织良好扫雷设施的海军原本可以恢复进攻，假如恢复进攻，我们就可以很快使土耳其堡垒的弹药消耗干净，并扫除雷区的水雷。假如派遣第29师的命令没有在2月20日撤消，假如这个师以准备就绪状态登上运输船，一登陆就能投入战斗，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3月18日之后几乎立即可以进攻加利波利半岛，并会发现半岛的防守相当薄弱。6月与7月的战斗紧张到了极点。给进攻部队以实实在在的增援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5月份组织联合政府期间行政工作的瘫痪，使英国的增援部队推迟了6个星期才到达，这就让土耳其的军队力量增强了一倍。7月初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8月份的苏夫拉湾战役的特点是战争中同时发生几件不寻常的坏事。倘若不是真实发生，那末英国第9军和整个苏夫拉湾登陆战的遭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费希尔勋爵辞职，我又被解职离开海军部，而达达尼尔战役由于人们的无知而不受欢迎，这使得海军部委员会中我们的后任心有余悸，不敢承担必要的风险责任。1914年希腊要求与我们结盟并提供军队但遭到了拒绝；1915年我们请求她结盟并提供军队没有成功；俄国人不顾一切地排斥希腊；保加利亚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依赖了那种微妙平衡；1915年9月巴黎的特殊环境导致任命萨拉伊将军，并促使法国政府建议派一支大规模远征军去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这是一项具有许多成功机会的政策，但随后又被废弃。在1915年临近结束时，把所有可以使用的部队从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极为重要的目标派往参加萨洛尼卡战役，损失浩大、而近三年没有结果；当土耳其军队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机而英国海军信心十足之际，我们作出了撤离加利波利半岛的最后决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幕幕独立的悲剧。

10.

达达尼尔战役的结束意味着大战的第二大阶段告终。在陆地上除了消耗战之外我们一无所获，不仅军队精疲力竭，国家也一样。打仗不仅没有战略指导，而且战术也难得运用；只有因交换生命而越来越衰弱的双方陷入单调的衰竭，只有双方成倍增加武器来更快地消耗它们。绵延不绝的战线现在不仅从阿尔卑斯山脉延伸到海边，而且横贯巴尔干半岛、横贯巴勒斯坦、横贯美索不达米亚。中欧各帝国已经成功地保卫了它们的南翼，即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它们的胜利同时也消除了任何企图攻击其北翼波罗的海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想法都已经寿终正寝。现在军事艺术的唯一表现就是老实、简单、一直向前的正面进攻，让那些勇敢的血肉之躯扑向铁刺和机枪，单纯的纯“杀德国佬”的口号，其结果就是协约国军被德军杀死的人数比平常多一倍，召唤40岁、50岁乃至55岁的人和18岁的青年上前线，把伤员几次三翻送进屠杀场。最后的结局是，三年之后，一大批身着制服的、曾经在僻静的办公室里沾沾自喜地操纵这场令人敬畏的战争的官员们，将胜利献给自己的已精疲力竭的国家，此时，这个胜利对胜利者来说只是比被击败者的灾难小一点而已。

————————————

①法军已经离开。

*基奇纳勋爵因乘坐的“汉普郡号”巡洋舰在奥克尼群岛附近触水雷沉没而失踪。——译者

第2卷完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3卷、1916—1918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本卷叙述一战的第三阶段1916—1918年。前两年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僵持状态。法英发动过索姆河战役、阿拉斯之战、梅西纳之战、帕森达勒之战和康布雷之战。德国则试图攻取法兰西荣誉与精神的基石——凡尔登。但双方均无建树。

海战方面，日德兰会战中英国多次坐失良机。丘吉尔对此有详尽描叙，深刻剖析了英海军主帅的保守思想。但英国在海上击败了德国潜艇战。

由于德国遭海上封锁，由于无限制潜艇战促成美国参战，因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德军士气一旦出现低落，便发生兵败如山倒。日耳曼帝国崩溃、投降。

第38章、血的考验

01.

1916年，这个疯狂而悲惨的世界升起了新年之光，它照亮了遍布欧洲的庞大战场的全貌，战场上基督教世界最高尚的民族处于相互杀戮的混乱之中。可以肯定，这场战争将持续到以毁灭告终。双方的庞大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因此战争中彼此必然使对方遭受的损害无法估量，谁都不能幸免。两大联盟的所有参战国都陷入不能自拔的罪恶之中。

遭受德国入侵并在其占领下的法国北部诸省，强大的抗战激情鼓舞着法国人民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国土。两军僵持的战壕线不是沿国界延伸，而是贯穿法国的腹部，如果是沿国界延伸，或许可能进行谈判。肃清法国领土上外来压迫的呼吁已经家喻户晓，它坚定了每个公民的决心。另一方面，虽然德军几乎遍布在其征服的领土上，但竭尽全力浴血奋战也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也无法因初始估计失误而应偿付的惩罚代价，更难以补偿她所犯的错误。凡提出明智而公正的不主战方针的不论德国哪个朝廷或政府都将被推翻。因此，法国的失利与德国对其领土的征服同样迫使两国继续进行战争。类似的因素对俄国也起作用；此外，战争失败即意味着国内发生革命，这种判断坚定了所有当政者继续打仗的决心。在英国，对其遭受苦难的盟国，尤其对比利时所承担的光荣义务，不容许有松懈或退缩的丝毫表示。面对这决定性的光荣任务，岛国人民的心中迸发出一股自拿破仑垮台以后蕴藏着的、受抑制的强烈热情和决心，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任何风险去争取胜利。

支配其他国家参战力量的愿望同样急迫。意大利新近参战的目的是因为得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承诺；这些具体承诺载于伦敦条约之中。奥匈帝国是一个大国，如不最终崩溃她绝不甘心接受给予的条件。英、法接受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要求，等于宣判了土耳其接受类似如此的命运。所以，对奥地利和土耳其两个帝国来说，失败不但意味着一败涂地，而且意味着国家的解体。至于保加利亚，她只能指望从协约国的胜利中得到过去被塞尔维亚拿走的那些可怜的份儿。

因此，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都极端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两大联盟的各成员国都绑在各自的联盟之中，每个成员国又有无形绳索分别与其敌人捆在一起。这种无形绳索唯有战火方能熔化或炸掉。

02.

本章有必要要求读者，在1916年的战事开始之前从粗略的统计数字上了解一下整个西线战争的状况，并察看一下战争的主要片段的特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

战事本身自然地分为三个时段：第一，1914年；第二，1915、1916和1917年；第三，1918年。也就是最初的冲击，僵持和最后的震荡。第一阶段极为简单，也最为紧张。德、法两国训练有素的部队始则相互发起猛攻，继而激烈搏斗，然后短暂地脱离接触，劳而无功地相互迂回包抄；多次短兵相接、殊死肉搏，又多次脱离接触；然后是自阿尔卑斯山到北海的漫长战线上两军气喘吁吁、虎视眈眈，均不知将欲何为。没有一方的兵力足以压倒对方，也没有一方拥有发动有效攻势所需的优势手段和方法。在此情况下，双方相持达三年有余，而未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用说作战略推进。直至1918年，双方的主力部队才同时投入类似1914年的决战。简而言之，西线战事自身分为两个激战阶段，两阶段中间有一个为时三年的僵持期。

1914年最初冲击波的规模和强度，甚至没有被受过很好教育的法国公众所充分理解，而在英国，公众对此根本不理解。最初，伤亡人员总数在各参战国都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的封锁。后来战况为较多人所知时，人们在新的危险中无暇回顾较早时期发生的状况；且自开战以来，公众从未得到实在的消息。英国人的眼睛一直注视列日之战、蒙斯之战、勒卡托之战、发生在巴黎近郊的马恩河战役的一部分，以及伊普尔周围殊死战斗的生动场面。其余战斗则处于阴暗不明之中，到现在才可能为大家知道。

自8月最后一星期至11月底头三个月的实际战斗中，当时德军向沿海峡各港口发动的强攻已经告终，首次大规模入侵已被确实阻止，法军阵亡、被俘、受伤计85.4万人①。同期，相当于法国战斗部队之七分之一的少量英军，损失8.5万人②，协约国军损失共计93.9万人。与之相比，德军同期损失66.7万人③。虽然德军入侵，取明显进攻之势，其杀敌之数却大于己方受损之数，这一事实当归咎于法军在理论、训练和战术诸方面的严重错误，以及霞飞将军不健全的战略部署。法军损失的五分之四以上是在遭受最弱的冲击中造成的。自8月21日主要冲突发生，直至9月12日明确完成马恩河之战的胜利(近3周期间)，法军或死或被俘，损失近33万人，这个数目占整个52个月战争期间战死和被俘总损失人数的六分之一以上。上述永久性损失应加上28万名伤员，在此短期内仅法军伤亡总数已逾60万人；在这触目惊心的总数中，有四分之三的损失是8月21日至24日、9月5日至9日，即不到8天时间内蒙受的。

即使包括最初俄国蒙受的几次大灾难和1918年西线的最后阶段，也没有任何参战国在如此短期内蒙受的损失能与此次集中屠杀相比。法军从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犯了遭受屠杀的显著错误，他们忍受长途跋涉的艰辛撤退，竟然保持了令人惊叹的、能使军力恢复的战斗素质，这是他们刚毅意志和献身精神的最有力证明，这理应载入史册。假设在最初冲击中这支英勇军队得到审慎的指挥，有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作指导，对现代火器效力和运用铁刺网和壕堑有实际知识，无疑德军在入侵法国疆界30—50公里处遭受巨大损失之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战事发展所示，法军在最初数周的战争中受到了近乎致命的创伤，且长期难以治愈。上述损失中最严重的是，大量正规营团军官的损失，他们以无限的忠诚献身捐躯。在很多营里在最初几次战斗后仅有二三位军官幸存。整个法军的干部，因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成批死伤而严重受损。法军在嗣后几年蒙受的损失，无疑因战斗单位军事知识的贫乏而加剧。尽管德国人常常哀叹其初始战斗中军官的严重损失，其实他们所受的损失并非如此严重，到鲁登道夫发动的几次攻势以后，他们一直拥有必需的专业参谋，指导和管理陆续接纳的新兵。

11月底局势稳定之后，西线开始了长期的堑壕战。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领土上，沿着为建高级铁路网而选定的路线，建筑了防御工事；而协约国军在三年多时间里，力图突破德军的防线并迫使其撤退，但无不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军总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攻击：

(1)1915年春和初夏，由法军在香槟和阿图瓦发起。

(2)1915年深秋和冬季，法军在香槟发起；英军在洛斯同时发起。

(3)1916年7月至10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共同发起。

(4)1917年4月至7月，英军在阿拉斯发起，法军在埃纳河发起。

(5)1917年秋、冬，英军实际上单独在帕森达勒发起。

在上述1915、1916和1917年的几次攻势中，法军和英军无谓地消耗了自身力量，遭受了几乎双倍于德军的伤亡。在此期间德军仅进行了一次大的反攻，即1916年春法金汉向凡尔登发动的持久进攻。此次军事行动表现的特点，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

这些持续多月规模巨大的血腥的冲突，往往被不严格地称之为“战役”。从不同时间参加作战的人数看，从所使用的大量火炮等武器看，从骇人听闻的伤亡总人数看，这些冲突，如每次都视为是一个整体，当然属于军事史上最重大的战事。但是，我们切不可受术语的误导。如果称之为“战役”，这只是表述的一般方法，虽然它完全可以不受指责地通过，但它会混淆视听。可是军事指挥官和整整一派作家，曾试图将这些持久的战事称之为堪与历史上决定性战役相比拟的、而且规模更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战役。听从这一貌似有理的论断，则势必陷入对军事科学和第一次大战实际发生的事态完全错误的观念。

什么叫战役？我在1918年3月5日写道：“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战争……应该有一连串的高潮，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些高潮上；所有的力量都投向它，从它那里可以得到永久性胜负的决定。这些高潮通称战役。战役的意义在于，在军事行动的单一片断过程中，任何一方拿出全部资源集中用于打击敌人。”战役的规模必然与两军的整个战斗力成适当比例。7个师之军出其5个师交战，可以打一场战役。但70个师之军打同样规模的仗，虽彼此遭受伤亡数与上述相等，只能降格为小冲突；连续发生此类冲突只增加伤亡量，但不提高战事的规模。

此外，恰当地说，考虑是否是一场战役，不可脱离时间因素。击溃敌军之右侧，我军则处于可进攻其中央暴露的侧翼或后方的地位；突破敌之中央，我有可能包抄其两翼；夺取某山头，我可控制其交通线。然而如果初步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则敌可完成重新部署，例如敌可缩回被攻破一边的防线，并加筑防御工事；若在敌山头失守之后先撤退军队，敌方仍能控制其交通线，那末就得不到这些本来会有的优势。如果敌方争得时间有效地采取这些措施，那末第一次战役即告结束；第二阶段即为第二次战役。敌军所需时间不是无限的。完成新阵地的掘壕与重新部署，一个晚上就够了；48小时之内铁路可将大量增援人员与大炮运到任何受威胁的地点。因此，进攻方就要面临新的形势、不同的问题、一个独立的战役。把这些不同环境中重新开始的进攻称为原先战役的一部分，或将一连串此类不连续的战事描述为一场长期战役，这均属用词不当。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片断组成的、且延展数月、其间又为许多全新形势所间隔的战事，不管其规模怎么大，切不可与——几个近代例子——布莱尼姆战役、罗斯巴赫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葛底斯堡战役、色当战役、马恩河战役或坦嫩贝格战役等相提并论。

大战的真正的战役，从长长一连串不完整的、但代价高昂的战事来看，其特点不但在于伤亡人数巨大，也在于双方同时参战的师团之多。1914年，自8月21日至24日共4日内，德军80个师与法军62个师、英军4个师和比利时军6个师交战。自9月6日至9日的马恩河之战的决定性4天内，卷入了为数差不多相等的兵力；实际上双方投入了全部后备兵力，利用军队的全部力量达到极点。1915年春阿图瓦战事历时3个月，法军付出45万人的代价，④双方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没有同时投入15个师以上之兵力。1915年9月25日开始的洛斯—香槟战役中包含一次法军44个师暨英军15个师(共59个师)向德军大约30个师发起的进攻。但在3日之内其决战期可以说已经过去，英法联军方参战兵员数锐减。1916年有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这一年，战斗几乎持续不断；英军、法军和德军死伤逾250万人；仅7月1日一天，在索姆河畔协约国军同时参战兵力即达22个师之多。索姆河之战的其余日子尽管杀戮甚多，每次战斗参战人数协约国军不超过18个师，在大多数战斗中，英法军在三、四个师之间，敌人人数还不到其半数。在整个所谓“凡尔登战役”中，法军和德军参战兵力之和从未有过一天在14个师以上，几乎决定凡尔登堡垒命运的真正关键性的初始进攻，是由不超过6个师的德军与二、三个法军师之间展开的。1917年，尼韦勒将军就任法军统帅之后，试图发起一次决战，一日之内法军投入28师之多，然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此后的多次军事行动再次降为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英军在佛兰德发动的秋季战事是以5到15个师出击的一连串进攻。

我曾于1917年10月写道：“在有限时期内，凭我军攻势之规模与强度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力求征服敌人的军队而非敌人的阵地……两军间如此均衡的消耗政策断不能导致胜负的决定。消耗敌人后备力量，必须消耗得非常迅速，令其溃散之师不可能恢复与补充……除非这个问题能满意解决，否则我们只能相互作大规模的消耗，蒙受骇人的牺牲而一无所得。”

直到1918年3月21日，当时战争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开始，鲁登道夫重新开始大规模战役。德军此时在西线聚集的大量火炮，足以同时向协约国军发动三、四次大规模进攻；而任意发动其中一次进攻的威力都显示鲁登道夫作战的突然袭击的特色。他率领和投入大量后备部队，虽经过四年大屠杀之后，仍似最初入侵时的残酷无情，沿整个西线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展开，致令对方部队及其一切攻防组织的整个结构紧张到了极点。德军攻势在7月份达到高潮。鲁登道夫威严地彻底使自己的军力耗尽，疲乏不堪；然后协约国军在等量大炮的支援下反攻开始了。随着攻势的发展，所有军队都卷入了持续的运动战；协约国军近90个师在许多天里同时与德军70或80个师交战。终于决出了胜负。

上述战况的基本比率，若以每周替代每天为检验标准，将更为明显。据此，让我们用师的数目乘以这些师在某一周内积极作战的天数。“边境战役”表明自8月21日至28日约为600个师/日；从9月5日至12日为时一周的马恩河战役表明总数近500个师/日；1915年9月25日至10月2日一星期的洛斯—香槟战役，总数约为100个师/日。凡尔登战役第一周的持续战斗紧张程度仅为72个师/日，尔后再未达到这一水平；索姆河战役的起初一周也是最重要的一周，为46个师/日，1917年4月尼韦勒将军的进攻在一周内为135个师/日。帕森达勒战役的任何一周内按战斗日累计的师，从未超过885个。鲁登道夫1918的攻势在3月21日至28日达328师/日；1918年整个夏天，全部参战军队的师有许多星期多次表明为300个师/日；最后，福煦在8月、9月和10月的总攻击，最高强度达到一周每战斗日为554师，在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月每周保持平均强度逾400个师/日。

03.

战争期间英军和法军的参谋们惯于宣称：他们进攻给德军的重创远大于己方所遭受的损失。敌军也发表类似的断言。鲁登道夫持有与英法军高级司令部相同的职业军人的观点。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他记忆中的实况或他刻意找寻并予处理的材料，他写道：“在两种〔策略〕中，进攻要求较少的兵员，这样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失。”⑤我们可以把三大交战国军事学派的这种断言和理论置于血的考验，试看他们是多么冷酷无情，轮番让他们英勇军人奔赴毁灭。自停战以来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但在列举具体数字之前，以先作一次一般性的考察是合适的。

德国人口不到7000万战时动员了1325万人服兵役；根据最近德国官方统计，所有战线包括俄国战线在内，死亡、受伤或被俘者逾700万，其中死亡近200万人。⑥法国人口3800万，动员略多于800万人；不过，其中包括法国人口基数以外的相当比例的非洲部队。约500万人死伤，殒命者150万。不列颠帝国，从6000万白人人口中动员了近950万，死伤逾300万，其中近100万人死亡。

英国伤亡总数不可与法国和德国的伤亡数直接比较。英军中有色人种部队所占比例很大。在西线以外战场和服役于海军的非白人死亡数均很大。

然而，法军和德军的伤亡数字可以进行非常密切的比较。战争自始至终，法、德两军均以全力拼搏。两国都对其人口提出了最大可能的需求。在此情形之下，法国和德国公布的官方数字相当准确，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德国动员了其全人口之19%；而法国虽有外加的非洲兵源，本身动员了21%。考虑到非洲兵源，则可以看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德法两国对成人男子提出同样力度的要求。如果这个基本论点正确——它当然合乎道理——则法国和德国伤亡数与所动员人数之比较明显一致。德军伤亡数与动员总数之比是10：19；而法军的这一比率为10：16。德国和法国的死亡与受伤人数之比几乎完全相等，即均为2：5。最后，这些数字反映了西线德军与所有其他战线德军的损失状况(死亡数和受伤、失踪、被俘数)约3：1。所有计算都是以表列数字为基础，根据这些表格数字产生全部比例数有权威性，是一致的。

表A：西线损失(阵亡、医院死亡、失踪、被俘、受伤，其中包括军官)⒀⒁⒂⒃⒄⒅⒆

表B：西线损失(阵亡、医院死亡、失踪、被俘、受伤，其中包括军官)⒇○21

1922年3月，英国陆军部发表了《大战期间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统计资料》⑦。在这本卷幅浩瀚的汇编中有一部分记载了1915年2月至1918年10月整个时期西线英军战区英军与德军伤亡的比较数字。英方的数字是根据陆军部的官方记录汇集的，德方的数字从波茨坦联邦档案馆获得。计算结果总结如下：英军“军官”伤亡总数115741人，德军“军官”伤亡总数47256人，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2325932人，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1633140人。因此英军“军官”伤亡与德军“军官”伤亡之比约为5：2，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与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之比约为3：2。

同书中提供了显示在各反攻期双方损失的比较表。⑧

上述《统计资料》刊有比较表，它表明双方在各次进攻时期的损失○22。

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权威的官方计算结果的基本准确性及其所展示状况的真实性。自1918年以来德国和英国均提出伤亡补充报告；这些伤亡补充虽必须计算在内，但并不使状况有重大改变。两份一览表根据最新资料以最简单的形式，显示了西线三大主要交战国分别的伤亡总数。在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建立的一套精心制作的数字，要求达到极为准确的程度，这是办不到的；表中供使用的数字也没有必要如此精确。表中说明每组数字是有根有据的，又作了一切必要的修改；因此我相信，表述的事实是正确合理的。

04.

至此，我们进而根据数字作出结论。这些结论可能甚至在最谙军事的行家圈子里也根本未曾受过重视。我最简明地提出两点。

整个战争期间，德军在作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从未遭受过比对手法军更大的损失，常常使敌方蒙受双倍于己的伤亡。在由法国当局所划分的任何一个战斗时期，法军从未在伤亡、俘虏方面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他们无论是打防御战还是进攻战，其结果都一样。无论是在德军入侵的初始突进中，还是在凡尔登德军的进攻中，或者在法军向德军防线的大举进攻中，甚至在前线壕堑战的长期消耗中，法军总是要付出1.5至2人的鲜血才能使一名德军受到相应的伤害。

表中说明的第二个事实是，英军在所有进攻中，其损失从未低于3：2，且往往几乎双倍于德军的相应损失。

然而，试将法军和英军在西线对付德军的军事努力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法军在所有时期，不管哪类军事行动，其遭受的损失都比给予敌人的损失沉重；而英军虽在所有进攻中遭受较大的损失，但在遭到德军进攻时他们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比自己大。

在1915年整个春、秋两季由霞飞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中，法军遭受了近130万人的伤亡；而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战事中，他们只给德军造成50.6万人的伤亡。他们既未争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领土，也未获取任何种类的战略优势。这是霞飞统率军队的形势最严峻的一年。尽管边境战事的错误严重，尽管最初冲击中的错误令人注目，他们还是因愚钝、顽固和理解力的缺乏而毫无起色；在没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没有足够的大炮和弹药、没有新发明的机械装备、没有突击或策略手段、没有取胜的合理希望下，他们继续驱使英勇的，但数量有限的法国男子，扑向坚不可摧的敌军战壕，扑向割不断的铁刺网和无数冷酷的机关枪。福煦必须分担造成这一可悲局面的次要责任；他奉霞飞之命，作为一名热情的信徒，他指挥了阿图瓦最劳而无功的和损失极大的长期春季攻势。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承担了主要的拼杀任务，所以法军和德军的损失相差不太悬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凡尔登运用的僵化防守方法(这个问题马上就要谈到)，导致法军遭受远比进攻的德军严重得多的损失。

面对已经发表并列入表中的官方数字，有关“消耗战”论点的正确程度如何？如果在我攻敌守的战斗中我方军官损失数是敌方的三、四倍，士兵伤亡也接近敌人的2倍，我们怎能削弱敌人呢？历次进攻的结果是我们变得比敌人相对更弱，在某些情况下要弱得多。自1915年至1917年历次战役的累计结果(减去德军进攻凡尔登时双方的损失)是，法、英死伤412.3万人，德军死伤总数216.6万人。这是真实数字，也体现了部队的真实素质。在进攻中倒下的是最勇敢的人，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损失最大。在防御战中，则伤亡平衡地分布于暴露在火力下的全体部队。消耗过程会起作用，然而消耗造成的削弱落在我方，而不是落在德军一方。

或许有人争辨说，如果一方人数较之对方占压倒优势，则可指望消耗敌人，如格兰特*在1864年里士满一役之前那样，甚至不惜以2：1消耗南方邦联军获得成功。但是，该论点不适用于西线的战争。第一，协约国军不拥有经得起人员悬殊牺牲的优势；第二，德军每年征兵额足以弥补其任何年度遭受的永久性损失。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的总数○23○24○25○26。

必须从阵亡、失踪、被俘和受伤人员一览表中设法得到军队永久性损失的状况，即丧失继续参战能力人数。我们统计所有阵亡、失踪、被俘和仅占l/3的受伤人数。据此，德军在西线三年相持战期间所受永久性损失总数如下：

1915年：33.7万

1916年：54.9万

1917年：51万0

总计：39.6万○27

从上表可见，在几年相持形势下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平均每年为46.5万人。德军从青年男子中的征兵额每年逾80万人。由于需要紧迫及青年的从军热情，他们每年的征兵数大大逾额。自1915年正常征兵月5月至年底，他们征兵107万人⑨；1916年相同期间，超征兵员不下于144.3万人。1917年他们只征62.2万人。然而，上述数字中的最小值也远远超过协约国军几次进攻中给予的消耗量。1918年，德军接受新兵降至40.5万人。如若举国抵抗尚未崩溃，则其1919年征兵额可能上升，因为德国及龄青年稳步增至一年80万人。三年相持期间德军损失与补充的数字如下：

分析上述数字，哪里可以看到纯消耗的结局？根据1915、1916和1917年的情况，德国的人力资源足以无限地维持下去。协约国军在西线进攻的三年期间，德军实际得到的兵力比损失数超过173.9万人。如我在1918年3月初所写，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在以世界上空前惊人的规模交换生命，同时又因如此规模，不足以产生决定胜负的结果。”

直到1918年德国发生致命的变化。英军与德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损失较明显逆转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不是像粗心读者可能期望的那样，发生在我军夺取阵地、攻击壕堑防线、捣毁设防村庄、集合战俘和战利品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国内外的宣传机器迫不及待地声称胜利浪潮来到的时候；而是出现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可能象征西线战争最令人痛苦和最令人惊慌失措的阶段，也就是德军取得重大胜利和英军处于最可悲逆境的日子。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攻势中，在3月21日后的多次战斗中和在利斯河战役中，德军官兵的伤亡，尤其被击毙人数，特别是军官被击毙的损失第一次扶摇直上，超过了他们以为的，被他们击败而我们知道是被迫后退的军队的损失。

是德军自己的进攻而不是我们的进攻，终于促成他们的崩溃。他们的削弱，并非霞飞、尼韦勒及黑格所致，实乃鲁登道夫所为。再看看1918年3月21日起至6月底那些无情的数字：在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单与英军作战就遭受了1.6万名军官的伤亡○11，士兵的死伤达41.9万人。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单与英军作战就有3860名军官阵亡；而在此前整整两年里被英军击毙的军官数总共才3876名。在同样的3个月里，主要在最后5周，与法军作战德军损失官兵25.3万人。在13周内，其伤亡总数即达68.8万人，在战争末期剩下的短期内这个数字中很少有人能重返前线。战争末期，即战争最后9个月里，德军兵员补充减至40.5万人。因此，他们在相应兵员补充不超过15万人的一段时间内消耗了近70万人。德军削弱即在于此，它出现在德国民族精神因4年过分损耗和遭到封锁产生累积效果而消退的时候，德军的削弱导致了德军在西线的撤退，导致向安特卫普—默兹河防线作有效撤离，导致拟利用撤退提供的一切谈判可能性的失败，并导致1918年11月德军抵抗的最终突然崩溃。

但是有人会说，人员数量的消耗不是唯一的考验，还有士气的消耗，士气的削弱还不断打击了敌人的意志力。敌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损兵折将，丢弃大炮和战利品；敌军目睹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被攻破；战线连连后撤。尽管击毙德军一个士兵，德军常常要击毙二个或三个进攻者，但这种经历也令其精疲力尽。可以承认，现代战争中防守部队所受的折磨不比进攻者轻。但是对处于极度痛苦的士兵的最大激励，莫过于知道对敌人造成的损失。在可怕的炮轰下堑壕中守军蜷伏在自己的机枪旁，目睹成百成千人组成的长排，一批接一批地倒下去，因而防线中彼此的距离也越拉越大，士兵心中明白守军人员已所剩无几。士兵知道他们的射击目标数量很大。每当击退进攻，他们便获得新的信心；而当最后他自己倒下去时候，在他身后还有别人，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知道哪一方损失更大。

不过，让我们也用事实来考察一下士气消耗的情况。德军的信心及其相对人力，在1915年洛斯战役和香槟战役击退英、法军之后，均有所增强，这一点能有争论吗？这些战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对俄国的压力？难道不就是在这些战役期间德军几个师征服了塞尔维亚并蹂躏了巴尔干国家？德军最高司令部不是在索姆河攻势高潮中还能从各战线抽调十多个师击败罗马尼亚吗？哪支军队对1917年尼韦勒的大举进攻表示欢欣鼓舞？是谁在阿拉斯战役后的长期战斗中出现最大信心？帕森达勒战役结束时，英军疲惫不堪，七零八落，每师被迫从13个营缩编为10个营；德军进行训练和休养，并从俄国得到增援，准备大举空前的军事行动——此时两军的相对地位如何？

从整体上考察战争，1918年夏季以前，在协约国英军或法军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德军的力量相对有所增强，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德军不是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最大攻势中大量浪费力量，那末他们就没有理由守不住在法国的防线；这条防线整整一年实际上没有变化，后于冬天从容地撤退到默兹河。

但是，有人会问，如果长期局面都是：凡是进攻，攻击者都要受到同样的创伤，那末战争如何进行？各自坚信谁发动进攻谁就要失败，那末拥有大军的双方就应停战，年复一年地瞪目而视，这样行吗？这种争论不是往往会得出无效结论吗？那末应该采取怎样的积极方针呢？根本不必极端地认为，协约国军的每次攻势本来是不该发动的。其实，至少有5个“局部”的短暂突袭的范例——阿拉斯战役的开局，攻占梅西纳山山脊，法军攻克杜奥蒙堡，攻克马尔迈松，以及康布雷战役的第一天——它们本身均为光辉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要是能以初始突袭的战果告终，则德军付出的人员与名声的代价会比协约国军大。的确，凭借此类插曲，协约国军“积极防御”的威望便可能得到维护。但问题是：一味地追求实施最大规模的长期攻势，以求用消耗来削弱敌人，这是明智的策略吗？我们自己在法国不寻求进攻，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迫使敌人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的整个战略战术都指向这一目标，不是会更早地赢得最终胜利吗？

一旦敌人发动进攻，我们可以让他们遭受残酷惩罚。那时将是敌方的青年不是我方的青年，爬过铁刺网，至高无上地牺牲于机关枪前。战争的故事该到此为止了吗？战争不能简单地受坚定性格的控制和教科书格言的束缚。机智、预见、对局部和全面实际状况的深刻掌握，善于谋略、运用手段，凡此一切是大兵团指挥官必须具备的。

假定我们法军和英军在战线后面训练军队达到灵活机动高效率的标准；假定我们有钢筋水泥的永久性工事和一切现代化设备的一段战线，而我们绝不从这段战线退却；假定我们早已选定并巧妙地故意削弱一部分战线，那里我们可以让出20—30公里阵地；假定我们诱敌进攻那部分战线后面，在薄弱和准备让出的地方设一个袋形埋伏区；那末，正当敌人自以为向前推进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候，我军运用精密计划好的运输通道运输大军，作最大规模的独立反攻。我军不攻打敌人筑有工事的战壕线，而是打击其侧翼游移不稳固的战线这不是更好吗？这样，岂不是要敌人为我军退出阵地付出血的代价，最后又为我们勇敢善战、富有朝气、训练有素的军队提供突然获得光荣胜利的机会吗？

眼光为什么局限于双方精锐大部队相遇的战场？海军力量、铁路交通、外交政策，都是在两军僵持区以外寻找新的侧翼的手段；机械科学从铸造车间或实验室为陆、海、空的军事行动提供无穷新颖的和惊人的可能性。设想一下，如果将1915年洛斯—香槟战役中英法军死伤45万人所体现的战争力量，使用于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或联合巴尔干各国，那将会怎样！

为了建立比例意识，让我们暂时离开西线去考察战争的一些“小节目”——其中许多受到不公正的判断——以便侧算我们总兵力的分布。陆军部所作并公布在《军事努力》○12上的计算，当然不是根据伤亡数字而是依照战场使用的兵力乘以作战天数得出的。以下的比率即据此统计，现将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作为单位l，列表如下：

兵员/每战斗日(军官除外)

达达尼尔：1.00

萨洛尼卡：6.40

北俄：0.08

巴勒斯坦：12.20

美索不达米亚：11.80

东非：8.20

法国：73.00

“积蓄力量”不也是优点吗？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大敌当前，我们不能不临时扩军备战。国家的精华、它的成年男子、它的企事业、它的才智人物都拿了出来。但是没有时间训练和组织他们就消耗殆尽了。用劣质金属制造笨重不合格的武器，一投入使用便很快断裂报废了，于是又被同样不完善的别的武器取代。前线必须防守，战争必须进行，但是，在部队还不成熟和尚未找到对付机枪的办法前，肯定不应热切寻求进攻的策略。假如索姆河战役牺牲的英军——我国最精锐之师——能保存下来加以训练和发展它的全部潜力，到1917年夏，或许装备了3000辆坦克，或许装备了占压倒优势的大炮，完善了各种装备，设计出继续进军的科学方法，难道运用最厉害的一击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吗？

或者问：当法国和英国完善其计划和积蓄其力量的时候，其他协约国会怎样？俄国会怎样？意大利会怎么样？他们能坚持如此长久吗？但是如果打败土耳其给俄国以直接援助，如果引导巴尔干各国对付奥地利，以此来援助意大利，这两国不是可能免遭其实际面临的灾难吗？打一场长期进攻战，攻方遭受几乎双倍于守方的损失又得不到战略利益，这有何作用？不明智的高昂代价，削弱自身力量的行动，这怎能帮助盟国呢？此刻，暂时减轻对盟国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不是要它付出双倍利益的代价吗？发动进攻只有失败，或者本身被削弱两倍以此代价来“削弱敌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无法控制的战争激情，协约国之间缺乏充分的团结和领导，民族强烈情绪的浪潮，几乎总是迫使各政府或指挥官采取缺乏远见的行动；必须体谅他们知识和能力的局限。英军指挥官自始至终就深受法国情绪和形势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掩盖事实的真相。不要将结论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不要把悲惨的结果赞扬为战争艺术的完美典型或一个伟大构想的胜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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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议会报道》(Journal Officiel Documents Parlementaires)，1920年3月29日。

②《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载《每月报告》。

③德国联邦档案，见《帝国档案》。

④该数字以及其他类似数字包括前线平静部分偶尔发生壕堑战的正常消耗数字。官方统计数字使我无法区分实际战线与一般战线；但无论如何，统一扣去八分之一可能是足够正确的。

⑤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录》(My War Memories)，第2卷。

⑥《中央核查局》(Zentral Nachweiseamt)，法国军事史学家科尔达中校也提供了相同数字。见其著作《世界大战》(La

Guerre Mondiale)第413页。

⑦以下简称《军事努力》(The Military Effort)。

⑧见《军事努力》第358页及后续部分。

*格兰特(Grant，Simpson，1822—85)，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4年任联邦军总司令。1868年和1872年两次当选总统——译者

⑨这些数字中包括已康复的伤病员和从各行业中征集的人员。

⑩《军事努力》第62页。

⑾其中包括平静的6月。

⑿第742页及以下部分

⒀可以从双方所有数字中扣除1/8，作为每个时期非战线的前线各地的伤亡数。

⒁波茨坦联邦档案(帝国档案)(Reichsarchir)，1918年12月31日数字。

⒂《致议院的正式报告——议员马兰的分析》，1922年3月20日。

⒃《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每月报告》(Monthly Returns)，第253—271页。

⒄或许可从英军各时期伤亡总数中减去不到2%，德方把仍在服役的轻伤员也包括在内，这样的数字更为精确。

⒅将德军在俄国前线和其他前线的伤亡数，即169.7万人加入，使德国损失总人数达708万人，其中死亡200万人。

⒆该数的估计方法，请参阅附录I，表III。

⒇出处和扣除额同前表。

○21德军使俄军蒙受的大量伤亡数字不包括在内；亦不含英军对土耳其军造成的伤亡数。

○22德军授衔军官在每个军事单位中的人数较英军中烧。

○23参见前面表B。

○24包括比利时军给予的损失。

○25估计其中10万人为英军给予德军的损头。

○26不包括德军各时期补入的补充伤亡数。

○27不包括德军未公布的伤亡数，充其量有8%的变化

第39章、法金汉的选择

01.

1916年的开场戏在德国总司令部会议厅里上演，其主角是法金汉将军，中欧诸帝国事实上的总司令。1914年9月14日夜间，当时任陆军大臣的法金汉被德皇任命为德军参谋长。冯·毛奇将军在马恩河之战胜负已经分明时对国王说了“陛下，我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之后，身心俱裂地从这一职位隐退下来。这位德国陆军新指挥官还在一段时间内保留陆军大臣一职；新年伊始他交出后一个职务，但后来继任人仍是他自己。因此，法金汉集军事大权于一身，在几乎整整两年的时期里他继续行使无可争议的权力。他继承了一份支离破碎的遗产，那是他的前任押下并输掉了的大赌注。向巴黎的突然袭击，对比利时的蹂躏，以及用一次打击结束战争的所有希望均告失败。这使德国在世界上名声扫地，迫使英帝国动用财富、海军和不断增长的陆军力量与她兵戎相见。在东方，奥地利军在朗贝尔战役的失败抵销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胜利，因而他们的军队停滞不前，他们的领土受到封锁，海上贸易受阻，德国统治者必须准备与人口和财富几乎双倍于己的诸国联盟进行一场持久战；这些国家借助于海军力量，不但控制了全世界的资源，而且在关键时刻掌握了在何处进行下一次打击的选择权。

02.

战争的道理是绝对的。但是指导运用这些道理的原则必须根据每一战事的环境推断出来，而环境总是不同的。因此，断无绝对的准则可以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研究历史，对训练思维和积累知识是极有价值的手段；但如果对具体事实及其重点、关系和主次不作深思熟虑的识别，那不会有什么帮助。

和英国的军事方针一样，德军在整个大战期间摇摆于两种对立的战略思想之间。简而言之，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可表述如下：攻其强或攻其弱。一旦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尝试最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英国除了攻其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余地。如果失去巴尔干各国，那末在巴尔干半岛或土耳其将产生决定性结果，此时所需兵力的规模，将超过能使用的海军力量。胜利果实因此会消失或者缩小，以后为取得这些胜利果实需付出的努力将成倍增加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对德国来说，凭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优良的铁路系统，一直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德国领袖们在困惑的折磨中，时而倾向于这个，时而倾向于那个。

如果认为这两种理论之一完全永远正确，而另一个完全错误，那是将论点推向常识界限之外。显然，如果你能打败敌对同盟中最强大的对手，你就应该打他。但如果你不能在主战场上打败最强大的对手，同时他也不能打败你.或者如果你不大可能去打他，或者失败的代价太大，那末，此时你肯定要考虑通过击溃其最弱的盟国或较弱的盟国之一，能否实现你的最强敌人的垮台；攻击弱敌可能出现一些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有利条件，不过从而起达到上述目的作用。每一事例必须根据情况的是非曲直以及对战争整个环境的关系加以判断。它不是一个用一般词语作严格或绝对决定的问题，但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基础上的理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它在冲突和混乱的各种事实是分辨是非的正确向导。

通过这一论述，读者对作者的观点将不会有任何怀疑。自始至终我都认为，一旦两军主力在法国处于僵持局面，那末双方的正确战略就是以最快速度和最大兵力攻击敌对集团中的弱者。按照这一观点，德国在1914年8月进攻法国是不明智的，尤其愚蠢的是为此入侵比利时。她应该打垮俄国，让法国在德国深沟高垒的防线面前一筹莫展。如此行事，无论如何能够在大战初期，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战阶段，避免与英帝国交战。德国决定首先进攻最强之敌，导致她在马恩河和伊瑟河的失败，因此她被毫不宽容的英帝国的日益强大的力量缚住了手脚。1914年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1915年德国转向了第二种选择，她的这一决定大获成功。德国置法国堑壕防线上受创的英、法军队于不顾，挥师东进，率诸盟军直取俄国；结果当年秋征服了俄国大片领土；俄国的所有堡垒系统和战略铁路系统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俄国的军队大部被击溃，整个国家满目创夷。

协约国可望救助俄国的唯一途径是夺取达达尼尔海峡。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唯一反击行动。倘若此举大功告成，则可建立俄国与其西方协约国之间的直接和永久的联系，可以迫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的土耳其军队退出战争，很可能把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奥地利和德国。这样，俄国就可以得到直接援助。此外联合起来的巴尔干诸国立即对奥匈帝国施加压力，自己可大大地松一口气。

然而，英国海陆军将领和法军司令部的狭隘和局部的观点，阻挠了这一不可或缺的策略的实施。这个清晰的战略概念不但未得到参谋部和各位司令权威的一切支持，反而遭到抵制、阻挠、扼杀。这一失误使德国获得了时间，俄国的失败又产生新形势，从而德国于9月能进一步推行进攻弱者的方针。法金汉组织了一次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保加利亚被争取到了德国一边，塞尔维亚被征服，于是建立了中欧各帝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直接联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失败与最终放弃，这样不但决定了巴尔干各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俄国的命运。法军和英军在灾难性香槟之战和洛斯之战中的失败，证明德军在西部的防线是牢不可破的。德国和土耳其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通过接纳保加利亚把土耳其牢牢控制在手，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因此1915年是德国大获成功的一年，法金汉有充份理由宣称，因为敌人的错误和德国本身采取了进攻弱者的方针，她及时地挽救了她在1914年底陷入的灾难性局势。机遇和主动性回到了德国一边，下一步行动掌握在她手中。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人们在紧张期待中，看到了1916年的曙光。

03.

德国久已拟伺机作出的选择，首先便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毗邻有两个强大的帝国，彼此勾心斗角，这个相形见拙的小国觊觎着被双方夺走的重要省份，她在执行政策时是必须仔细盘算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罗马尼亚认为，自己在1878年俄土战争后被俄国骗去了比萨拉比亚。她向匈牙利提出下列土地的要求，既顺乎常理又雄心勃勃。锡本布尔根、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布科维纳(程度上稍差些)主要是罗马尼亚族人的居住区，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感情受到匈牙利政府的严厉压制。团结这些未回归省份，让边远的同胞回归祖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建立统一的单一人种的大罗马尼亚，始终是布加勒斯特最高和最主要的动机。这些目的，世代以来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明白的；她们不抱幻想，全副武装地注视罗马尼亚事务的每一动向。罗马尼亚在其他边界上与两个巴尔干国家发生过摩擦。她为最终恢复对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权利而与塞尔维亚的野心对抗；她利用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危机，从保加利亚夺得多布罗加。罗马尼亚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成见颇深，因而长久来还增添了对保加利亚复仇的担心。

上述严峻的对外关系，因国内和王朝政治的复杂化而更加严重。以马若雷斯科为首的罗马尼亚保守党倾向德国；以新任首相布拉蒂亚诺为首的自由党倾向法国；官僚集团以外著名的政治家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是塔凯·若内斯科，站在德国一边是卡尔普。国王不但是亲德份子而且是德国人，又是霍亨索伦家族彻头彻尾的忠实子孙。王储阿帕伦特亲法，而其妻亲英。国王及其继位者都有好几个嫔妃。诗歌《卡门·西尔瓦》受到广泛的喝彩；王后玛丽的勇气历经暴风雨的考验而不减。简而言之，一旦战争来临，罗马尼亚可以左右逢源地越过危机而面对金光灿灿的奖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她都将找到一个甘心情愿执行其政策的政党或者王室。选择将是一场可怕的冒险；但是不作出选择，徘徊于无效的中立状态，又可能丢掉罗马尼亚民族史中最好的机会。

当雄心勃勃的罗马尼亚正在实施她的复杂的政策时，大战爆发了。俄国和奥匈帝国相互作殊死搏斗，此时在欧洲舞台的上空升起了德国闪闪发光的利剑。各方纷纷出价换取罗马尼亚的支持，并撒出诱饵希望罗马尼亚参战。但是列强施诱所采取的形式，不是割让自己的领土给罗马尼亚国王，而只是允诺，如果她帮助他们打赢战争，可以把他们对手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必须作出决断的问题是，谁将赢得战争？这很难说：毁灭还是建立帝国，取决于正确的判断。罗马尼亚迟疑良久方才作答。

从一开始其同情心倾向于何方是毫无疑问的。像所有的中立国和超然的观察家一样，罗马尼亚知道中欧大国所作所为臭名远扬，他们如何恶劣地铸成大错。权衡利弊，罗马尼亚可望从奥匈帝国的垮台获取的好处，远比从俄国的失败所能得到的大得多。当时是亲法的布拉蒂亚诺内阁掌权。塔凯·若内斯科和希腊的韦尼泽洛斯一样，从来坚定不疑地相信英国永远是胜利者。同情心、颂扬、关注和情感都投向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站在另一方的是国王长罗尔，他良心上想履行条约——在心里又怕国家的毁灭。

谨小慎微则势必久拖不决，在这种气氛下主张结盟和联合奥地利的任何建议都是不可能的。罗马尼亚政府效仿意大利的榜样声称，由于没有对奥地利进行不宣而战的进攻，所以条约中规定的条款还不能成立出现。罗马尼亚宣布中立，国王卡罗尔只好对此表示满意。此后，切尔宁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作了如下尖酸刻薄的描述，如果不理解当时罗马尼亚的困难，这些话是可以认为是公正的：“罗马尼亚政府有意识地而且是处心积虑地置身于两大强国集团之间，允许自己受每一方的驱使，从各方获得最大的好处，等待能够看清谁是强者的时候，以便那时去攻击弱者。”

老国王在世时，尽管发生了朗贝尔之战和俄国进入加利西亚，但他的影响还足以阻止罗马尼亚向奥匈帝国宣战。可是国王卡罗尔于1914年10月10日去世。至此时已经很明显，战争将是长期的；且在罗马尼亚人看来，战争结果实在是难以预料。1915年春、德军开始攻破俄军的战线，俄军蒙受的巨大灾难和后撤，此事主宰了罗马尼亚人的情绪，并使领土互不相连的英、法与俄国的外交活动瘫痪。另一方面，英国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君士坦丁堡预期会陷落，以及英国舰队抵达黑海，这些抵销了俄军失利的影响。1915年一整年，虽然俄军节节败退，但预期英、法战会战胜土耳其，这使罗马尼亚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她接受双方的金钱，把补物和石油卖给德国，但是她阻塞德军军火运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却不封闭对协约国极端重要的进出大门。随着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随着保加利亚加盟日耳曼事业，随着对塞尔维亚的入侵和占领以及最后英军从加利波利半岛撤离，所有的军事因素都发生了逆转；1916年初罗马尼亚处于孤立境地并为中欧帝国所包围。

04.

然而有一个因素引起了罗马尼亚的注意。一支以萨洛尼卡为基地的协约国军沿保加利亚的南部边境与之对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冒险事业奇怪的开端；如果这些还值得一述，那末更不可思议的，便是导致将此次冒险事业交给萨拉伊将军指挥的原因了。

萨拉伊1915年9月抵达萨洛尼卡，在该镇及其附近驻有一个英军师和两个法军师。塞尔维亚人正冒着隆冬严寒赶在德、奥、保入侵之前撤退。数支法军特遣小分队奉命沿瓦尔达尔河谷北上；但是无论萨拉伊还是协约国军，要给塞尔维亚人提供任何有效支援，当然已经为时过晚。萨拉伊既无兵力又无交通工具，因而无法有效行动。正如英军参谋部于10月份向其政府小心翼翼地解释的那样，他们腾不出足够的兵力，即使腾出来了，也不能及时在萨洛尼卡登陆；即使在萨洛尼卡登陆了，也无法运输和留在塞尔维亚。现存的铁路和公路，车皮和所有机动车辆，无力将一支足以认真干预塞尔维亚倾覆悲剧的大军运往北方。同时，国王康斯坦丁的态度已经变得公开亲德，以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危险，那就是萨洛尼卡变为以此为基地的向前推进的法国特遣队后边的敌对城镇。在此形势下，萨拉伊匆匆将部队召回萨洛尼卡镇，决心无论如何守住这一基地；塞尔维亚军的残部最后设法逃到亚得利亚海海边，在那里的法国和意大利军舰让这些坚强不屈的幸存者登舰，经海路绕道到萨洛尼卡。萨洛尼卡远征之劳而无功的第一阶段于1915年11月就此告终。

但是如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这不过是整个事件的开端。虽然塞尔维亚被征服了，但它军队的余部已经获救；保加利亚委身于中欧帝国一方；尽管希腊的有效合作变得无望，但萨洛尼卡政策要继续执行。1915年初，劳合·乔治和白里安都有派遣一支大军前往萨洛尼卡对巴尔干国家施加影响的想法。他们当时还没有权力实施这一计划，尽管这个计划能提供巨大回报；不过当所有可能的有利条件消失之际，这两位性格多有共同之处的卓越人物已大权在握。他俩都忠实坚持最初的想法，两人似乎都不理解计划成功的机会已大大减少。此二人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以巨大代价，无视军界的意见，在大多数最初设想的政治目标业已消失之后，大批协约国军运抵萨洛尼卡或正在运往途中。开始时反对大规模遣派萨洛尼卡远征的意见似乎占压倒优势；英国政府中多数人反对这一计划；参谋部也强烈反对，基奇纳勋爵多次威胁说，如果强行实施这项计划他就辞职。站在这两股联合势力对立面的是劳合·乔治。海峡对岸的情况类似：霞飞和法军总司令部反对从主要战区调出军队的建议，克列孟梭激烈反对；但是，老练而能言善辩的白里安现已担任总理，他有大量的支持者。霞飞的地位因香槟之战的失败已经削弱，于是在他和法国内阁之间达成和解，和解的显著特点是霞飞拥有在法国的军队和萨洛尼卡集团军的总指挥权；作为回报，霞飞必须在协约国会议上全心全意支持萨洛尼卡计划，当然有人力物力资源供其调遣。如此团结起来的法国于是倾其全力向英国内阁施加影响。最后在劳合·乔治的帮助下，劝使英内阁成员依从。

在海峡两岸激烈进行的有关萨洛尼卡远征的争论，由于出现引人注目的事实而平息下去：中欧帝国的最终崩溃正是在这个受大量非议的战线上首先开始的。德国最弱的盟友保加利亚的消失，在德国产生反响，这对他们士气的衰落就像他们在西线遭受的最沉重打击一样严重。萨洛尼卡政策，尽管对我们海运和资源造成负担，尽管转移了兵力，尽管向罗马尼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尽管它是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但它造成的结果，经实际考验证明是基本正确的。保加利亚对德军在法国的失败感到惊恐，无论如何至少如同其部队遭受实际军事压力一样，是她崩溃的强有力因素。反响是相互的：德军的失败破坏了保加利亚抵抗的基础；而保加利亚的投降，又拔掉了与德国联盟的栓销。

05.

德军高级司令部的反应是渴望和焦虑。负有主要责任的人煞费苦心地解释其原因。1915年圣诞期间，法金汉弹思竭虑地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德皇过目。该备忘录已在他的回忆录中发表。这份文件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是文过饰非以迎合其威严主子的口味的证据；不过论点和结论肯定是清楚的。法金汉不赞成却没有试图否决奥地利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他不同意在东方向英国发动进攻：

“在萨洛尼卡，苏伊士运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取得了胜利，只有这些胜利才能加强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信心，使它们认为英国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就像鼓吹作一次亚历山大向印度或埃及的进军，或者像鼓吹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压倒性打击的人士所希望的那样。……”他抵制继续攻击俄国的计划：“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巨人帝国’的国内困难正在迅猛增多。即使我们或许无法预见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俄国的内部麻烦将迫使它在较短的时期内屈服。……除非我们再次准备将不相称的重担加于我们的部队，而这是我们储备状况所不允许的。鉴于天气和地面状况，我们想在4月份以前在东方进行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攻势是不可能的。乌克兰的富饶国土是可以考虑的唯一目标。①通往该地区的交通工具肯定不足。可以假定，我们应该要末得到罗马尼亚的忠诚，要末下决心将它打败；不过两者暂时都不切实际。直捣彼得堡，如果这一行动获得成功，那里有上百万居民，我们还不得不用自己捉襟见肘的储备养活他们，所以此举也不是最后胜利。向莫斯科进军将把我们不知带往何方。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任何上述任务。由于所有这些理由，作为我们反攻的目标，俄国必须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法金汉继而进一步考察了西线战场。“在佛兰德，远至洛雷特山脊，由于地面状况任何纵深军事行动在仲春以前都不可能施展。在该山以南，当地指挥官认为大约需要30个师的兵力，而北部的进攻也需要相同数量的部队。但是我们不可能将如此数量的兵力集结于我们战线的一个点上。……此外，从我们的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中应该得出的教训是，绝不可模仿他们的战争方法。大规模突破的进攻，即使拥有高度集中的兵力和物资装备，面对装备精良、士气旺盛，且人数并不处于严重劣势的敌人，也绝不能认为已有了成功的指望。防御者通常都能成功地弥合缺口；如果他决定主动撤退，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到，想阻止其撤退几乎不可能。企图阻止而形成的突出部，大量暴露在侧面火力的射程之内，有成为屠场的危险。指挥与供应受敌包围的我军大量部队，在技术上困难极大，实际上达到不可克服的地步。

“我们必须同样反对以较不充分的手段进攻英军战区的任何企图，只有在进攻可达到合理程度的目标时，我们才赞成采取这种行动。但当前没有这种目标；我们必须至少把英军完全赶出大陆并迫使法军退到索姆河后面，如果达不到这一起码目标，则进攻将是无意义的。……”

议论完所有上述选择之后，这位将军经深思熟虑后推导出结论：“只剩下法国了，……法国的紧张局面几乎到了爆炸点。……法国进行没有把握的大规模突破是不必要的，无论如何不在我们考虑之列。我们进攻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在西线，法军防线的后方有几处法军总参谋部不得不投入所有兵力死守的目标。如果法军死守，他们将浴血奋战，因为不存在自愿撤退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达到目标。如果他们不进行死守，我们达到了目标，将对法国士气产生巨大影响。就一次狭小战线的军事行动而言，德国不会被迫如此集中去耗精力，因为所有其他战线实际上都已逐渐收缩。

德国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对可能出现在那些战线上的敌方为解救自己的进攻，而且的确可以希望有充足的现成兵力，用反击回答这些进攻，因为她有充分自由，可随时根据自己的目的加速或延长进攻，加强或者突然停止进攻。法金汉说“现在我要讲的目标就是贝尔福和凡尔登。上述考虑适用于这两个目标，不过必须将凡尔登置于优先地位。法国在那里的战线距德国的铁路交通线不到12英里。因此，凡尔登是(法国人)②企图用相对小的军事代价，造成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无法防守的最强有力的支撑点。在圣诞节，我决定实施由这一推理过程形成的观点。”

执行法金汉的新政策需要差不多完全放松对俄国的压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得知1916年不再进行任何针对俄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他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增援。全部德军从加利西亚战线撤到南方，同时兼有威胁和优势的这个战场完全托付给奥地利军。与此同时，奥地利人不听从劝阻，继续准备在特伦蒂诺向意大利发动进攻；为达此目的，他们还从东线撤出了一定数量的精锐部队。于是北方和南方中欧帝国不再理会东方战线和他们的重大问题，投入西方孤注一掷的冒险；让俄国在它们身后恢复元气，让罗马尼亚怀着焦急的心情沉思所发生的一切。

此举的确是一个重大决策，它引出法金汉将军完全转变1915年用以恢复德国局势的政策。法金汉放弃对较弱对手的优势，选择最强敌人的最强点作为1916年德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标。事态发展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但是也可能有人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它首先建立在对法国庞大战线实行进攻和法国防御条件的错误评估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大战可望于1916年由于某一方面的强有力的军事努力而结束这个错误信念的基础之上。第二，它完全用过分狭隘、过分纯军事的观点看待德国及其盟国的整个地位。

德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打破封锁。除非她能得到远比在四国联盟边境内所能找到的多得多的资源，否则全世界陷入的这场长期战争，必然以德国的财尽力竭和失败告终。她没有打破海上封锁的机会。中立国的花招有可能损害封锁的效果；但是，粮食匮乏和现代军队必需物资的匮乏在无情而持久地发挥作用。英国舰队的巨大力量巍然耸立，因而没有人真正怀疑海上一决雌雄之战的结果将会怎样。海军强国与陆军强国相互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不能在海上打败英国，她将转向何方？只有一个方向才能得救，即如果她不能从海上打破封锁，它就必须从陆上打破封锁。如果说海洋是封闭的，那末亚洲则是开放的。如果说西线被三国军队对峙阻塞，东方没有任何障碍。只有在东方和东南方以及亚洲，德国才能找到提供给养之地和呼吸的空间——不，还有人力——没有这些，其军事力量无论怎样令人畏惧，也不过是一支不断衰竭的防卫力量。轴心国只有将其边界扩展到新的广大地区，中欧帝国才能成为功能齐全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只有成为这样一个有机体，它们才能剥夺敌人的最终致命武器——时间。

图15、战线(1916年1月)

Armenia，亚美尼亚；B，巴尔干；Bagdad，巴格达；Baltic Sea，波罗的海；Berlin，柏林；Black

Sea，黑海；Bosnia，波斯尼亚；Br，英军；Bulgaria，保加利亚；Busra，布斯拉；Caspian

Sea，里海；Caucasus，高加索；Constantinpole，君士坦丁堡；Erzerum，埃尔祖鲁姆；F，法军；Gap，缺口；Hamburg，汉堡；I，意军；London，伦敦；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Miles，英里；Minsk，明斯克；Moscaw，莫斯科；Odessa，敖德萨；Paris，巴黎；Persia，波斯；Persian

Gulf，波斯湾；Petrgroad，彼得格勒；R，俄军；R.Danube，多瑙河；Romania，罗马尼亚；Salonica，萨洛尼卡；Scale，比例尺；Sofia，索非亚；Suez，苏伊士；Suez

Canal，苏伊士运河；Switzland，瑞士；T，土耳其军；Valona，瓦洛纳；Venice，威尼斯；Verdun，凡尔登；Vienna，维也纳；Vilna，维尔纳。

1916年在德国前面的真正和确实的唯一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是：最终击破俄国并把罗马尼亚争取到中欧帝国一方来。这是两个协调一致的目标，第一个目标的成功就能有助于达到第二个目标，罗马尼亚对德来说至关重要。鲁登道夫就1916年10月的局势写道：“没有罗马尼亚的谷物和石油我们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坚持战争，这点我现在看得相当清楚。……”但是，如果说遭到入侵和被征服的、遍体鳞伤的罗马尼亚在本年底对德国说来是必不可少的话，那末在开始时拥有丰富资源和庞大兵力的罗马尼亚作为盟友该是多么宝贵。在1915年时，德国与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确保了对日耳曼大国重要的谷物和石油的供应。到1916年1月，德国可能顺理成章地寻求这方面更有利的发展，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中欧帝国一方。达达尼尔海峡已安全地封闭。俄国正摇摇欲坠。因此，罗马尼亚几乎已经被包围，俄国的进一步崩溃都将使她完全孤立。如果罗马尼亚觊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难道她不想要俄国的比萨拉比亚？在此关键时刻，德国如有一项远见的政策便可以对罗马尼亚恩威并施，以高额奖励和极端胁迫，诱导她与邻国联合。

继此之后，看来1916年德国的真实战略目标是黑海和里海。这些都是她囊中之物，不需要她作力不能及的努力。向俄国南方各地继续推进，进入乌克兰直逼敖德萨，可以用比较微小的代价为日耳曼民族的国家获取充足的粮食。在德军支持下，由德国将领组织的土耳其军直插北方，可以征服高加索。用德军科学临时组建的大小舰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这两片内陆海。控制了这些水域，将同时对沿5000英里海岸线各点构成威胁。每个德军士兵收编10名消极抵抗的俄国士兵，可以几乎无限地增加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被完全包围的罗马尼亚由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切断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援助，从朗贝尔向敖德萨挺进的奥德联军切断她与俄国军队的联系，她除了加入中欧帝国将别无选择。灵巧地运用15—20个德军师，鼓励奥地利军和土耳其军的战斗力，将肯定而轻易地扩大滋养德国的领土，到1916年夏末将包括整个东南欧、黑海、高加索和里海。只要使用比守住现有东方战线稍多一点兵力，奥德对俄国的战线就可以从里加一直延伸到阿斯特拉罕。这些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的每时每刻、每个阶段都将增加对俄国及其败军的压力。在每个阶段，在东方，俄军及其盟军如试图阻挡汹涌而来的敌手，将毫无成效而被击溃；在法国，向德军壕堑作疯狂攻击则纷纷倒毙于枪林弹雨之下。

这本身只是德国军事力量有机会进行的陆上扩张和战略威慑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旦海军控制里海，波斯便是容易到手的廉价战利品，根本不必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以大批军队远征东方。实际上数千德军即可控制波斯北部，出波斯继续向东便是阿富汗，可威胁印度。德国实施这一方针的后果，必然会使英国在其印度帝国所作的所有战争努力陷于瘫痪。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全部英军和印度军将被迫无奈地处于将至的入侵和反叛的忧虑之中，而日耳曼之鹰的荣耀和即将来到的变革的感觉，将传遍整个亚洲各民族。

但是，德国受诱惑离开了东方能向她展示的一切成功机会。本来会出现俄国的最终毁灭，罗马尼亚的慑服与转变，一座又一座粮仓和一片又一片油田被征服，英帝国亚洲殖民地受无限期威胁，以及由此将使英军注意力的转移与分散，等等，凡此一切都被法金汉几句枯燥贫乏的话放弃了。他要德国集中全部可以进攻的力量，攻击由覆盖森林的群山和永久性防御工事构成的凡尔登坚强堡垒。德国用进攻凡尔登白白浪费的军事努力的一半和人员伤亡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克服“乌克兰的富饶土地”上有缺陷的交通的困难；在南方，俄军在勃鲁西洛夫指挥下获得出人意外的胜利之前，德军早就可以将其消灭；有50万大军与宝贵的粮食和石油供应的罗马尼亚，本来早就可以作为盟友投入战争而不像后来作为敌人投入战争。但是，公式派战胜了事实派，职业军人的思想倾向压倒了务实倾向，对理论的顺从取代了对现实的探究。进攻最强者的最强点，而不进攻最弱者的最弱点，再次被宣称为德国军事方针的指导准则。

自从获悉盟军全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之时起，德军总参谋长冯·法金汉将军趁大好机会应当喊出“罗马尼亚”这个词，然而他喊出“凡尔登”这个词。

————————————

①重点号系作者所加。

②括号内文字系丘吉尔所加。

第40章、凡尔登

01.

凡尔登的戏剧性事件或许始于1915年6月，当时法国议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视察了那里的要塞。代表们听到谣传说，那里由于不安全而忧心忡忡，因为德皇太子的军队就在前面。接待代表团的有指挥东方集团军群的迪巴伊将军和凡尔登地方长官库唐索将军。迪巴伊将军解释说，在经历了列日之战和那慕尔之战以后，永久性堡垒的实际使用价值已经不复存在。它们肯定能被重榴弹炮摧毁，因而仅仅是当地驻军吸引炮弹的设施。凡尔登唯一有效的防御手段是一支扼守环要塞延伸的防线的野战军。根据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想法，堡垒的装备已经拆除，亟需的枪支、驻守部队和仓储物资已分散到各部队。地方长官库唐索将军生性鲁莽，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堡垒仍具备很高的价值，应该与阵地防御一起发挥重要作用。迪巴伊将军对其下属如此插言勃然大怒，并对他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斥责，以致代表团返回巴黎之后认为，必须吁请陆军部长保护这位敢于直言的长官，使他免遭惩罚与羞辱。然而，事实上相隔数周之后库唐索将军被调离凡尔登地方长官之职，由埃尔将军接替。1916年2月初，在德军进攻开始的前夕，包括凡尔登守军在内的军队的指挥权从迪巴伊将军转移给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指挥的中心军群。因此，忽视该地区全面扩展防务的责任是不集中的，所以也就难以追究了。

02.

从军事意义上讲，凡尔登对法军和德军都没有特殊重要性。凡尔登堡垒的火力装备已经拆除，凡尔登没有真正的弹药库；它对任何有意义的战略点都无防护作用。它距巴黎220公里，即使德军攻取该地，也不会对首都或整个防线的安全产生任何重大影响。法金汉和鲁登道夫都说，它是危险的出击口，危及不足12英里外德国主要铁路交通线。但是由于凡尔登只有两条蹩脚的铁路线，而德军在这段战线的占领区已得到不下于15条铁路的补给，因此德军设法预防凡尔登出击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攻取凡尔登充其量对德军只是得到军事上的方便，对法军也只是较小程度上的不方便。

但是当时存在一种依附于凡尔登的情感。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①，“它是骄傲地面对梅斯的伟大要塞，它的名字许多世纪来不停地萦绕在德国人的脑海中，它是法国最进步的城堡，是法国东部边境的主要堡垒，它的陷落将在整个欧洲产生反响，马恩河和伊瑟河的胜利将永远黯然失色。”

这便是当时法金汉决定德军进攻凡尔登的思想基础。对凡尔登的攻击不是“突破”性的攻击，攻击者不会陷入遭受四面火力包围的口袋。他们将向法军射击，不停地向法军的、自豪感决定的寸土不让的阵地的攻击。奉命执行任务的19个德军师和大量火炮将使法国部队精疲力竭，“血流成河”。凡尔登将成为一块砧铁，法国军人将被德军火炮在砧铁上锤打至死。法军以爱国激情坚守固定的阵地，可能在那里被炮火炸得血肉横飞。当然，如果法军不愿悲壮牺牲，如果他们认为，不必为守住筑有空堡垒的凡尔登的这几个山头而作出巨大牺牲，那末，德国人的天才的计划也必然失败。我不想将这一论述说得太远。凡尔登是一块胜利纪念碑。对德军的挑战，法军必须以所有人力物力来应付；但是，如果每个阶段皆以让敌人付出最高代价为唯一目的，就应该在冲突中牺牲土地像牺牲兵员一般。给防御提供较大的运动回旋余地就能使法军在整个战事中大大减少牺牲，并能减少法金汉将军计划所搜集的这种论据。但是这位德军司令虽然在其他方面错误很多，却正确测定了法兰西民族的心理。

我在1916年8月撰文时，曾力图揭穿和分析促使德军进攻凡尔登的可能动机。②

“……假如你炸开了面前的缺口，怎么办？你打算穿过缺口向巴黎进军吗？如果你攻破了防线而别处军队并未被击败，那末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你真的会将脑袋伸进洞口吗？”

“不”，司令部回答说，“我们没有这么愚蠢。我们追求的不是凡尔登，我们追求的也不是炸开一个洞，我们更不想穿过这样一个洞口进军。我们的目标与此大相径庭。我们力求耗竭敌人，不是打一个缺口；我们要打碎一个民族的心，不是要在防线上打穿一个洞。我们选择了凡尔登，是因为我们认为法国人必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是因为我们能够将大炮部署在他们战线的最高点的周围，我们可以用有利射程和优势火力对敌人最重要阵地狠狠打击，迫使我们的敌人将一师又一师的部队暴露在这块砧铁上，任我们敲打。”

法金汉选择凡尔登作为德军进攻点的战略仅仅是心理构想，在战术上与他去年从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击俄国成功的实例中获得的印象相混同。在那里战事不很激烈的战线上发动了一阵猛攻，继之以包围，在集中大炮与毒气弹的支援下，导致俄国防线的总撤退，这种方法德军曾一再使用。法金汉进攻凡尔登的计划就是用精锐部队和空前猛烈的炮火对狭窄的战线进行剧烈的突击，在固定阵地的这块砧铁上锤打法军；如果成功，向对方战线的左右延伸，作为纯粹的辅助发展。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额外拨给皇太子近2000门大炮，包括各种最新式的大炮和大批炮弹，但只给扼守防线的德国第5集团军增加4个军的力量。他规定确切的进攻正面宽度和规模，并对这些人数不多的军队严格限制在可以进攻的范围之内。

法军壕堑呈半月形，突出于凡尔登永久性堡垒前5000—60000码③。该阵地被默兹河切分为不等的两部分，在这个季节河面宽近1公里。因此有左岸防御工事(西岸或法军左翼)和右岸防御工事(东岸或法军中心)之分；向东较远处(法军右翼)便是沃夫尔平原和构筑防御工事的默兹河东岸高地。在默兹河与沃夫尔平原之间的法军中心防地就是敌人剧烈突击的方向。德军司令部相信，如果法军中心被突破到一定深度，两翼守军行将随之自动撤退，或者进一步施压可轻易使他们撤退。德军在战前对地形作过战术研究，他们认为，除非法军中心的撤退而使其左翼阵地遭到损害，否则该阵地特殊坚固，是难以攻破的，所有这些结论和决策都及时告知皇太子和以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为首的第5集团军参谋部。

在战争的狂热和宣传中，皇太子受到苛刻的评价。他被同时描写成傻瓜和暴君、不成熟的年轻人和摩洛神*；被指斥为不负责任的过路客和难辞重大灾难性军事错误之咎的指挥官。上述互相矛盾的指责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无论指挥集团军或军团的德帝国皇子皆受到严格控制。行动由总参谋部决定和管理一切，不论是主要的事务还是局部事务。这位倒霉的当然继位人的职能主要是：承担参谋们错误计算的臭名和在战争头两年接受他们的谦恭礼仪。随着长期矛盾的加深，连这些礼仪也变得形同虚设。然而皇太子还是有其势力。他常以儿子的身份受到父皇的召见。无论在哪位位高权重的将军面前，他都有权发表观点，提出问题并要求给予回答。他最早知道皇帝的确切观点。他是国家的拥有人。大战中所有战斗人员都在为他的生命、身体和命运冒风险；但对帝国皇位的继承很明显取决于战争的总结局，这一点从战争开始时起，就对他的此前无优无虑的思想提出警告并引起他的注意。也可以说，没有哪支德国军队比他所率领的部队更一贯地取得成功；有迹象表明，他的个人影响——不管是什么影响——往往举足轻重。

皇太子对1916年向凡尔登的进攻感到不安。他认为首先在东方了结俄国将是更为明智之举。当然他渴望“再次统领身经百战考验的忠诚部队与敌人厮杀疆场……”，但他长期受到抑制。然而法金汉屡次宣称法军必将在凡尔登“流尽鲜血”，这使他感到不安；他不相信流尽鲜血只发生在法军身上。这种状况可能发生在霍亨索伦王室身上。此外，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对于进攻战术的看法也许激起皇太子的疑虑；他们的观点是，如果一定要进攻，进攻就应该在更广的战线上铺开，包括在默兹河两岸同时出击，从一开头就应当有大批后备军，以利用主动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皇太子派克诺贝尔斯多夫向法金汉面陈上述主张。法金汉则坚持自己的计划。他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整个形势制订计划，连最小的细节也坚持己见。凡尔登将成为一块砧铁，要在狭小的战线上发起冲击，要有一个无比的炮队和正好足够的步兵去获得成功。他们将一步一步前进，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段都用大炮夷平。因此，无论凡尔登陷落与否，法军将遭灭顶之灾，法兰西民族也就厌倦战争了。这本来是世界范围重大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如今成了法金汉的解决办法，而他掌有最高控制权。克诺贝尔斯多夫很快被法金汉的决心和上司的权力强行说服，皇太子此后受军事等级制的支配机械地趋于一致。这些就是事实。当时的报纸在这些日子里刊载了诸多历史学家的评述说，由于他的虚荣心和无情的骄傲，这位帝国皇位继承人无休止地将德国男子驱入凡尔登的炮火。但是实情完全不同。皇太子对这场屠杀感到震惊和悲哀，他反对这场战争，并不断地运用自身所能发挥的影响试图结束这场战争；我们掌握的鲁登道夫的证词说，当最终作出那种决定时，皇太子表示欣慰。

03.

最初关于凡尔登防御的无准备状态的警告，经非正规渠道传到法国政府。南锡的众议员德里昂上校，在凡尔登前沿战线指挥一批轻步兵营。11月底这位军官兼议员赴巴黎度假，应议会军事委员会之请举行听证会，12月1日，他向同僚议员透露了该要塞缺乏组织和防御普遍不足等状况。军事委员会证实了德里昂上校提供的叙述，他们的报告由该委员会送给陆军部长。警觉的加列尼已从其他方面获悉类似的报告，12月16日致函霞飞将军。他在信中说，不同消息来源谈到，前线的组织状况显示某些地点的防御有缺陷，而其中尤以默尔特河、图勒和凡尔登等地区为突出。前线大部分壕堑网尚不完备。此种状况倘若属实，将会有严重混乱的危险。在此状况之下，一旦为敌人所突破，则非但霞飞将军责无旁贷，连整个政府也难辞其咎。近来的战争经验充分证明，第一道防线可能被强行突破，但第二道防线的抵抗能够阻止哪怕是成功的进攻。他要求对方保证，在前线各地至少设计部署两道防线，并建筑一切必要的防御工事——铁刺网、护城河、鹿砦等等。

总司令匆匆于12月18日复函，此函在翻旧了的官场档案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明确地断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以绝不是法国军界要人专利的那种特别的职业口气结束这封信，他说：

“既然这些担忧乃因断言防御状况存在缺陷的报告引起，本人恳请阁下将这些报告转达于我，并其体指明其作者。本人不能容忍我统领之下的军人通过其他渠道越级向政府表示有关执行我的命令感到的不满或提出抗议。本人也不愿对我不知其来源的含糊其词的污蔑作自我辨护。政府鼓励此类消息的传送，但无论来自应届议员或直接间接地来自前线的现役军官的消息，都当视为严重扰乱军中纪律。写报告的军人知道，政府重视他们反对其长官的意见，这些长官的权威受到了损害，全军的士气也因这种不信任而受到报害。

“我不能让自己容忍这种事态继续下去。我要求得到政府全心全意的信任。若政府信任我，它就既不能鼓励也不能容忍那种有损于本司令部道义权威的做法；没有这种权威我不能继续当此重任。”

显然，在凡尔登前沿壕堑里的众议员德里昂上校面临了来自不止一方的危险。

肯定加列尼将军无意容忍此类事情，他草拟了一份既强硬有力又言辞粗鲁的反驳。但是同僚们用息事宁人的方式进行劝阻。陆军部长非常同意安排对总司令部各主要负责人普遍提出起诉，但他接受劝告将此特殊案例大事化小。无论如何，他最后签署了一份措辞温和的答辩。霞飞和总司令部证明了他们权威的正确，陆军部和鲁莽而多管闲事的议员们也就循规蹈矩了。但仍有许多涉及德军的事情需要考虑。

证据在不断积累，某种忧虑开始逐步地与尚蒂伊的保证交织在一起。他们自己派往视察凡尔登防御工事的军官，用谨慎的言词对总司令给陆军部长复函中流露信心十足的断言表示怀疑。阵地守军及其指挥官们坚信他们很快会受到攻击。而防御工事依然令人不满。议会各委员会的议论越来越多。最后于1月20日，陆军少将德·卡斯泰尔诺将军，也是霞飞将军实际上的副司令和潜在继任人，刚从萨洛尼卡返回即亲往凡尔登视察。他发现防御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于是下达指示对各疏漏点采取补救措施。一个工程兵团火速赴往现场；供应加强筑垒的必需物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但眼下时间已非常紧迫。大批德军正迅速集结，敌人的大量弹药与日俱增，其重炮的大量集中日趋完善。

1月初，二局(情报局)开始指出凡尔登为德军即将进攻的地点。有确切报告称：在蒙福孔以北地区和默兹河两岸，德军炮队和部队在不断增加，明确迹象表明，“突击”师在阿通沙泰勒附近出现，奥地利大型榴弹炮已经抵达。二局局长杜邦将军坚信不疑地宣称，凡尔登将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举进攻的目标。

据皮埃尔弗精采的报道④，法国作战参谋部似乎慢慢地抛弃他们怀疑会受攻击的观点。当然，法军防线上似乎有多处对敌人的进攻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到2月中旬，对德军将大举进攻凡尔登持怀疑态度者已寥寥无几，参谋部大多数人终于坚信时间已经接近，所有的人——我们听说——都切望这一天到来，并对其结局充满信心。然而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机械化部队的猛攻将是什么状况。

04.

2月21日凌晨4点，一颗14英寸炮弹在凡尔登主教宫的爆炸声发出了战斗打响的信号，在一阵短暂但威力十分强大的炮击之后，三个德国军向默兹河右岸法军战线的最高点推进。前沿阵地里受到攻击的部队，除了向东侧运动，就只能被迫向要塞后撤。22日和23日战斗继续进行。英勇的德里昂上校在掩护其部下轻步兵撤退时在林地中阵亡。法军在杜奥蒙附近的山山脊重建防线；但是德军6英寸大炮由牵引车曳进，向新阵地射出密集炮弹形成一片火海，主要把守阵地的法国师完全崩溃。24日下午，负责指挥凡尔登地区的将军，和部署在凡尔登的集团军群的司令(朗格勒·德·卡里)打电报去尚蒂伊，建议迅即撤退至默兹河左岸，随后放弃凡尔登镇和要塞。

图16、凡尔登·第一阶段

Aire，艾尔河；Aisne，埃纳河；Argonne，阿戈讷；Avocourt，阿沃库尔；Bar le

Duc，巴勒迪克；Conflans，孔夫朗；Domvillers，当维尔；Douaumont，杜奥蒙山；Dun sl

Meuse，默兹河畔丹；Elain，埃兰；Franch Divisions

arriving，法军师团抵达；Fresnes，弗雷讷；Meuse，默兹河；Miles，英里；Montfaucon，蒙福孔；Nalillous，纳利卢；Omes，奥恩河；Railroads，铁路；Romagne，罗马涅；Scale，比例尺；Souilly，苏伊；St

Mihiel，圣米伊埃尔；Ste Menehould，圣梅内乌尔德；Third

Army，第3集团军；Vaux，沃；Verdun凡尔登；XXth A.C. detraining，第20军修整。

这些出乎意料的不幸事件丝毫未使霞飞将军惊惶失措。他自始至终保持那种引人注意的、令人钦佩的镇定自若。他在杜奥蒙山巅无疑由于这种态度显得不同凡响。22日他同意调动第1和第20军，还同意请求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调出与英国军队一起作战的法国第10军去增援凡尔登。在其他时候他保持像奥林匹斯山那么平静，他镇定自若、饮食正规和睡眠酣然，以此鼓舞了周围所有人的信心。德·卡斯泰尔诺必须采取较少超然的观点。不久以前由于英军的增防，战线上法军第2集团军所受的压力便减轻。这支法军经过休息和训练处于最佳状态。其参谋部还没有受到强制每个参谋军官与战斗部队一起轮班值勤这一法军新规定的影响。其指挥官贝当在战争中已经获得最高名声。2月24日晚，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去见霞飞将军，建议将全部第2集团军全部调到凡尔登。总司令对此表示同意。当夜11时，卡斯泰尔诺在接到最严重性质报告后，用电话请求准许以全权代表身份亲赴凡尔登。皮埃尔弗对此后发生的情形有所记述。此时总司令已经入睡。他按几乎一成不变的习惯在10点钟就寝。当班值勤的军官声称不能打扰司令休息。起初，卡斯泰尔诺遵从了。但是几分钟以后，从凡尔登传来预示默兹河右岸全军立即撤离的进一步消息；卡斯泰尔诺接报，不能容忍再次被阻。亲自赶往这位伟大军人下榻的普瓦雷别墅。侍从武官奉这位少将的明确命令，负责去敲响威严的双锁的门。最高长官读完全电报后，立即授予卡斯泰尔诺将军以全权，前往宣布不准撤退，然后回卧室休息去了。

卡斯泰尔诺在午夜稍过时即刻出发；在朗格勒·德·卡里的指挥部暨集团军群中心阿维兹，他平息了那里存在的悲观情绪，并从那里打电话到凡尔登，宣布他即将抵达，并要求埃尔将军“遵总司令之命不能放弃阵地，而要逐一坚守阵地”，他还警告对方说，此令若不予执行，“对他(埃尔)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25日白天卡斯泰尔诺抵达凡尔登，发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被击溃战线后方常有的混乱与骚动的惨景。各种报导都一致认为，卡斯泰尔诺在25日的影响和权威，使这场防御战起死回生，并暂时恢复了稳定的局面。他无论到何处，决策与命令皆随之而行。他重申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守默兹河高地和阻止右岸敌人前进的命令。此刻已抵达战场的第20军和第1军，即遵循这一意图投入战斗。在采取这些紧急措施的同时，卡斯泰尔诺已电告贝当，命令他不仅指挥现在正在移动的法军第2集团军而且指挥凡尔登设防区的所有部队。

26日晨，贝当接到卡斯泰尔诺的战斗指示，他继续指挥战斗，同时掌握当地的局势。由于没有重视要誓死保卫的要塞阵地和永久性防御工事，现在给法国部队留下了残酷的后患。在永久性堡垒的前方，既没有连续的壕堑线，也没有强大的火力点的有效系统。电话系统和交通壕极少或者没有。堡垒本身皆空空如也，装备已被拆除；甚至它的机枪和它的顶塔都被拆掉，位于侧面的炮台没了。所有这些残缺现在都必须在紧张的战斗中和猛烈的炮火下予以修复。除了指挥战斗，部署兵力和迅速增加大炮之外，贝当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马上严密防守四条连续的防线。与累遭批评库唐索将军的观点完全一致，贝当指示立即重新占领并重新武装所有堡垒；每个碉堡他派驻一支守备部队，备足14天的口粮和饮用水，并庄严命令绝不投降。这些碉堡地下坑道的巨大价值现在将要得到证明，在坑道里一整营部队可以绝对安全地生活直到反攻时刻的来到，最后，这位新司令官建立起凡尔登和巴勒迪克山之间一套极佳的机动车运输系统，每24小时内往返穿梭于该运输线的车辆不下3000车次，在战斗进行的7个月里，每周平均输送9万人员和5万吨物资。沿这条名副其实的“神圣通道”，法军有至少66个师开赴前线接受战火考验。

05.

到2月底，德军的第一次猛攻已被遏止。双方的大部队在要塞周围相互厮杀，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和弹药源源不断从整个法国和德国涌向战场，越来越多的满载伤员的火车从这里迅速地像落潮般退去。这已经成为德、法之间一场实力与军队荣誉的考验。鲜血喷出来而头颅掉下去。法金汉在圣诞节写下的话毫无影踪：德国将“完全自由地加速或延长其攻势。随时可以加强或中止攻势，这视其目标而定。”这场战争现在关系到他个人的职业、官位和声誉。酒已经斟满，必须干杯。法、德两军均怀着满腔的怒火继续战斗，互相把对手撕得粉碎，德军大炮的威力，日复一日给人数较多的法军造成惨重的损失。

德军于2月21日进攻时，依照法金汉的计划，只动用了在中心的三个军，另外三个军在两翼按兵不动。如果整个攻击兵力一次投入，则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法军阵地从一开始就难以坚守，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3月6日位于侧面的三个军加入战斗，整个3月和4月进行了新的一系列浴血奋战，主要为了占领默兹河左岸称为“男子死亡地”的山头和右岸的科特杜普瓦夫尔。但是德军所获的战绩难以与开始进攻时相比。战斗状况趋于势均力敌，两军同在弹坑累累的巨大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厮杀得难解难分，成千上万的德法步兵倒在一起。到4月底，法德两军在这一致命地区死伤近25万人，但这对世界大战的力量平衡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厮杀战斗之外还有宣传战和公报战，在这方面法国占明显的优势。他们日复一日不断地公布德军每次进攻所受的巨大损失。因为德军显然在猛攻壕堑和堡垒，所以世界上大多数人容易相信德军的伤亡必定比法军大得多。“直到3月，”鲁登道夫说，“人们的印象是，凡尔登是德军的一次胜利”，但自此以后舆论变了。当然，在4月和5月期间，协约国和各中立国都相信德国在向凡尔登的进攻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那里虚耗了它的精锐部队。

我本人当时也误有这么一般印象，认为德军遭受的损失一定比法军惨重。然而所有的报导表明，法军受到损失是巨大的。他们被迫防守各种阵地，不论其好坏不加区别，他们被迫在无情的炮火下连续反攻，为每寸土地而战.显然，他们是不惜牺牲打这场防御战的。我当时写道，“法军英勇而顽强地坚守着不寻常的阵地，他们遭受了比一般防御战所遭受的更大损失。对付大炮进攻像板球手接板球一样：手往后缩，球的震荡就会消散。手后退一点就柔和一点，冲击力就大大减弱。尽管德军顽强、狂热和怀着光荣牺牲的信念去战胜法军，但他们在凡尔登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法军。⑤

后来我怀着惊讶的心情获悉事实真相，别人闻此，同样会感到惊讶。从2月至6月的防御阶段，法军在凡尔登的损失：阵亡、失踪和被俘者不少于17.9万人(军官除外)，26.3万人受伤，总计44.2万人，令人触目惊心；若包括军官，可能高达46万人。而另一方面，德军虽然是进攻者，但投入的人力少得多，大炮多得多；因此，其损失，包括军官阵亡、失踪和被俘者不超过7.2万人，受伤20.6万人，总计27.8万人。从双方总数中居然得出，法、德两军在战场对阵中常见的伤亡数1：8。但统计结果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下面的明显事实：法军防守凡尔登蒙受的牺牲，与进攻方德军的损失之比约为3.3比2。因此，从这方面说，法金汉方案所依据的战术与心理概念证明是正确的。

从凡尔登战役的最初阶段起，霞飞将军的个人地位下降。准备凡尔登阵地防御工事的疏忽、拆除碉堡群的武器设施、总司令及其参谋总部对这样重大问题的情报明显不足、让议会委员会提出警告的事实、接受这个警告的固执和厌恶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巴黎政府和各反对派普遍知道的事实。霞飞和卡斯泰尔诺在凡尔登局势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中各自所起的作用，也广为朝野所了解。在这整个插曲中，很难发现有人对总司令及其被尖刻地称为“尚蒂伊”的总司令部这一庞大组织的信任。鉴于所有上述事实，加列尼将军做出了一系列判断与决定。第一，他希望将霞飞召回巴黎，让他自己在巴黎中心行使全面指挥法国全军之职，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在东线，该职早已委任与他；第二，加列尼希望擢升德·卡斯泰尔诺将军任法国国内各军司令；第三，他建议在某些方面削弱尚蒂伊擅自攫取的不适当权力，并恢复陆军部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的行政职能。加列尼于1916年3月7日向内阁提交了表达上述意向的建议，只是没有具体提名卡斯泰尔诺。现在法国有机会获得在最主要战场上对本国军队及协约国军队的军事领导权，同时又可从霞飞世界的威望中得到的一切有利条件。

内阁惊骇不已。他们担心在凡尔登大战高潮时出现最高司令部危机和政治与内阁危机。白里安运用灵巧辩术进行干预，但加列尼将军决心已定。可是加列尼突然受到疾病的打击，他必须及早接受大手术的，因此，他不得不把他认为是他的遗嘱和他能为法国做的最后未竟事业交付给同僚。当他的忠告仍被拒之门外时，他便立即愤然辞职。有好几天他的辞职秘而不宣。后来解释说他的卸任是由于健康的原因，陆军部长一职由海军部长临时接替。最后当发现加列尼的决心不可动摇时，便物色了一位毫无生气但圆滑老练的人物罗克将军为继任者；此人系霞飞的密友，而且实际上是由霞飞推荐的。因此，霞飞将军又得到权力，续订租赁权，足以使他能在凡尔登高价购买的桂冠之上，再添一枚代价更贵的索姆河胜利纪念章。

至此，加列尼将军永远退出政坛了。在辞职后的两星期内，他进入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手术——在他最危险年纪——但如果手术获得成功，则有迅速恢复活动与健康之望。终因手术引起的多种感染，他于5月27日去世。怀念和笔述他的事迹的不但有他的同胞，还有他的协约国友人，他们从他的才智、洞察力和优秀品质获益，要不是他在伸张正义中失败，本来人们会从他那里得到更大教益。

06.

在蒙受1915年严重灾难之后，英、法、俄三国政府作出真诚努力，以期协调他们1916年的行动。白里安一就任总理之职就立刻使用精辟表示协约诸国意志的最伟大和最明显需要的口号“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并不意谓统一指挥。这一思想，许多人虽有隐约认识，但尚未进入可能实现的范围。统一战线的意思是应该把协约国与中欧帝国交战的整个巨大范围，看作是一支大军或一个国家在与之对垒，应统一加以组织；战线的一个部分的一切计划应与整个战线的其他部分的所有计划联系起来；摒弃一系列互不相关的进攻，三大协约国应同时作联合的努力，压倒并摧毁敌人的抵抗。对于这些明白而健全的思想，阿斯奎斯先生、劳合·乔治先生、基奇纳勋爵、白里安先生、霞飞将军、卡多尔纳将军、沙皇和阿历克谢耶夫将军以及所有四国政府和四国参谋部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

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思想，决定在夏季几个月期间，在东线和西线对德国和奥地利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联合猛攻。俄军须到6月方能准备就诸，英军要到7月。因此一致同意当年前6个月里尽可能遵循等待政策，其间俄军重整装备并扩充兵力，而英军则在完善新兵训练并集结大批枪炮弹药。四大国从此时起都全力投入艰巨努力。

大国还进一步一致认为，俄军应努力尽可能将德军牵制在东线的北部，而俄军的主要进攻应在南方战场的加利西亚实施。与此同时，或者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作出了如下决定：英军和法军在索姆河两岸携手并进，发动一次超过以前想象规模的进攻。此举旨在力图突破一个宽70公里的战线缺口；英军在索姆河以北突破自埃布特尔纳至马里库尔的25公里的防守；法军攻击索姆河两岸，但主要在索姆河以南突破从马里库尔一直到拉西尼的45公里战线。英军进攻的是由艾伦比和罗林森所率第3第4两个集团军，包括25—30个师；法军第2、6、3等3个集团军，包括39个师，由福煦指挥，负责法军进攻地段。上述整整5个集团军，总计逾150万人，在四至五千门大炮的支援下，在他们希望德军与其奥地利盟友在东线已卷入激战之际向德军猛扑。这场惊人大战的初始计划是协约国参谋部于1915年12月在尚蒂伊举行的首次联席会议上草拟的，其最后计划是在2月14日第二次联席会议上决定的。

这些协议刚签就，凡尔登的大炮就开始轰响，德军成功地向久已忽视的防御工事推进。当然，可以有商榷余地的是：法军本应明智地在凡尔登周围与德军周旋，尽可能多地节省自己的兵力，在任何有必要的地方让德军用高昂的血的代价占领土地，千方百计将敌人引进包围圈或其他对其不利的阵地。这样做可以让德军遭到惨重的损失而自己则免受巨大风险；我们可以预见，他们肯定会挫败法金汉企图削弱法军并在铁砧上把法军击得粉碎的计划。到6月底，德军可能消耗了其大部分进攻力量，也许在毫无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地面推进10余英里；而与此同时，法军本来会积聚巨大力量，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进攻索姆河。

可是，法军的其他意图占了上风，或者我们应称之为激情占了上风，全法国和全部法军投入围绕凡尔登的斗争。这个决定不但枯竭了法国的后备力量，消耗了军队的进攻力量，而且极大地削弱了英军正准备的进攻的潜在份量。在德军进攻开始之前，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就已经接防法军战线的一段防线，我们知道此举腾出了法国第2集团军，因而能够恢复凡尔登的局势。凡尔登之战刚开始，霞飞即请求黑格再接防一段新的战线，这一部署也相应地于3月上旬完成，如此便腾出了法军整个第10集团军。而英军的为备战而整休与训练的部队的数量从一开始就明显减少。随着3、4、5月凡尔登战事的延续与加剧，法军的战斗力和可调遣的后备队遭受损失日益严重。而当7月将临时，法军原计划的39个师缩编至18个可使用的师。这极大地缩短了战线并减弱了打击的份量。可使用的人数起码减少了1/3，受打击的战线必然从70公里缩短至约45公里。尽管原来想法由法军担任主攻，较小的英军大力配合，而现在迫于事态的发展，两者的角色便颠倒过来了：主要军事行动必须由英军实施，法军作为次要角色尽全力配合。

07.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于凡尔登惊心动魄的疯狂激战，正当协约国军对索姆河反攻的重大准备日趋完善之时，东方重要军事行动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俄国正每天、每小时在恢复力量，俄国正在集结其取之不尽的兵源和日益增多的军火，那些知道这些内情的人看到，德国在向凡尔登的进攻，感到难以言状的宽慰。俄国在去年冬季，用其后卫部队封闭自己残缺不全的防线之前，即秋天处境非常艰难；但毕竟避免了致命的创伤，其军队得到了解救，其战线得以保持，现今在战线后面，“整个俄国”正在不辞劳苦地重整装备和恢复军力。

大战中的插曲很少有比俄国1916年的复苏、重整武装和恢复军力的巨大努力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是沙皇和俄国人民在双双坠入毁灭与恐怖的深渊之前为胜利所作的最后一次光辉的努力。1916年夏以前的18个月中几乎被解除武装的俄国，1915年连续遭受了一系列惨重失败的俄国，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协约国提供的资源，实际上在战场上建立了60个组织有序和有武器装备的军，取代开战之初原有的35个军，并分别部署就位。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复线修建了6000公里，向东最远到达贝加尔湖。一条在隆冬严寒中以无数生命为代价修筑的长1400公里的新铁路，将彼得格勒与马尔曼海岸终年不冻水域连接起来。经由这两条渠道，英、法、日兴办的工厂生产的、或英国用信贷从美国购得的军火，与日俱增地源源不断地涌入俄国；国内生产的各种类型战备物资，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倍。

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俄国的新军，尽管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比前精良，但有一个致命的、协约国援助无法弥补的缺陷，即军中缺乏受过教育的士兵，缺乏起码能读会写的士兵，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军士，因而可悲地削弱了人多势众的战斗力。人数、体力、大炮和炮弹、高级指挥官的技能、爱国部队的勇敢构成综合战斗力。不是因为缺乏高级军事科学，而是因为缺乏中小学校教育；因为几十万士兵在执行所有次要和下属任务中缺乏独立思考和以合理效率做事的能力，他们的力量就要损失三分之二，而这种能力正是每一个庞大组织——大多数现代战争组织——有效工作的基础。这个巨人的强大肢体得到了武装，他头脑中的概念非常清晰，他的心地是忠实的，但是能将决心与计划转变为行动的神经发育不全或者根本没有。这一缺陷当时无法弥补，导致了致命的结局，但它丝毫无损于俄国的成就或功绩；俄国的丰功伟绩作为彼得大帝缔造的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纪念碑将永垂不朽。

夏初，自波罗的海至罗马尼亚边境绵延1200公里的俄国战线，由三大集团军群防守，总数达到134个师：北线集团军群由老将库罗帕特金指挥；中线集团军群(平斯克与普里佩特之间)归埃维尔特统领；南线集团军群(在普里佩特以南)属勃鲁西洛夫管辖。针对这一阵势，中欧帝国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部德军部署在北线，巴伐利亚王子利奥波德和冯·林辛根所辖军队部署在中线和中南线与俄军对峙，弗雷德里克大公率奥地利三个军部署在南线。由于凡尔登的消耗和特伦蒂诺的诱惑，德军已经从东线抽调或转移了后备军和增援部队以及实际上所有重炮。在普里佩特以南的整个战线，包括全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没有一个德国师留下来支援奥地利大公的军队与勃鲁西洛夫的部队作战。

最初计划预定，7月1日为协约国军在西线和东线同时发动总攻的日期。但是意大利从特伦蒂诺发出的呼声和法军在凡尔登所受的明显压力，导致向沙皇请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前出兵。于是在6月4日，进行30小时的炮轰之后，勃鲁西洛夫出动100多万大军，总攻普里佩特与罗马尼亚国境之间350公里防线。其结果令胜利者和失败者、朋友和敌人同样震惊。提前进攻日期本身就令俄军感到相当惊讶，而这种惊讶在一个月以后是不会引起的。奥地利军队对这次猛攻的势头、强度和巨大范围肯定是全无准备的。东方漫长松散的战线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西线的那些条件；西线的大炮高度集中，有复杂的防御工事系统，连成一体的机关枪火力区，有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给前线提供给养并能将成千上万后备兵力在数小时之内投入任何受威胁点，这些在东方完全没有。此外，奥地利军中有大量捷克军队，他们受胁迫为自己不拥戴的事业和一个他们希望它崩溃的帝国打仗。

决没有人比法金汉更感到惊讶的了。他写道：⑥

“在立陶宛和库尔兰的三月攻势失败之后，俄国战线保持绝对静止。……没有理由不相信，该战线经得住当时与它对峙的军队发动的任何进攻。……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宣称，俄军在加利西亚所发动的进攻，在我们获悉其来犯时起的4—6周内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俄军的集结至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到达此地必要的准备时间。……然而，此类调动的迹象还没有被发现，更不用说宣布此类调动了，我们的盟友康拉德的求援的紧急呼吁已于6月5日到达德军总司令部。

“俄军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指挥下，已于前一天几乎全线出击，从卢茨克以南科尔基附近的斯特尔河河湾直至罗马尼亚边界。在较短时间的炮火射击后，俄军便冲出壕堑向前冲击。在少数几处他们不怕麻烦地集结后备队组成进攻集团。这不单纯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而且应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侦察行动。……

“当然，勃鲁西洛夫有充分的理由低估他的敌人抵抗力量，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像这位将军那样的‘侦察’。在这一点上他的估计没有错。他在沃伦和布科维纳发动的进攻均大获成功。卢茨克以东奥匈战线全被突破，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在防线上打开了足足30英里宽的大豁口。守卫此处防线的奥匈联军第4集团军之一部溃不成军。

“驻守布科维纳的奥匈联军第7集团军的遭遇同样糟糕，它全线溃退，当时无法断定它是否能够和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停下来。……

“因此，我们面临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全面的失败当然是参谋长(他本人)没有估计到的。他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俄军沿全线越过了奥地利军的防线，或者在防线上突破了一个大裂口。在北面，卡列季涅部队在3天内把70公里战线挺进了不下50公里，占领卢茨克。南面的列奇茨基部队成功地向德涅斯特河一线和普鲁特河一线挺进60公里之后，包围切尔诺维奇。林辛根所辖德军防线凡遭进攻之处均固守未破，或因邻部奥军撤退而作有序后撤。但是，在进攻开始的一周内，奥地利军被俘10万人，而当月月底之前，奥军被打死、打伤、逃散和被俘的人数近75万。切尔诺维奇和整个布科维纳实际上已被收复，俄军再次雄踞喀尔巴阡山山麓。胜利的规模之大与败方在人员、物资和领土方面的损失之巨，均创东方战事之最。

奥地利军向特伦蒂诺的进攻立即陷于瘫痪；召回8个师驰援支离破碎的东线。尽管凡尔登之战正处于高潮，且法金汉全力以赴至少欲求那里有一个精神上的决断，但当他连续几周见到索姆河那边暴雨欲来乌云密集时，仍觉必须从法国撤出8个德国师去修补东线因无远见而忽视了的那些堤坝，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堵住那些从四面八方汹涌而至的洪水。兴登堡—鲁登道夫的几个集团军成功地经受了俄军向其防线发动的次要进攻，此后也奉命大举增援南方；德军努力作战封闭了裂口，并重建南部防线。到6月底，寄以极大希望的1916年奥德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特伦蒂诺的攻势陷于瘫痪；用鲁登道夫的话说，凡尔登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消蚀性的溃疡！”⑦本已向日耳曼进取心展示最为硕果累累前景的东线，如今那里也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但这还不是结局。当年的主要战事即将在西线打响，罗马尼亚目睹乘胜前进的俄军直逼其国门而忐忑不安，在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下感到前途大为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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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尔达：《世界大战》(La Guerre Mondiale)，第187页。

②《伦教杂志》(London Magazine)，发表于1916年11月。

③见本章后面地图。

*《圣经》：腓尼基宗教中信徒焚烧儿童祭其供奉之神。——译者

④《总司令部》(G.O.G.)，让·德·皮埃尔弗著。该军官于战争期间奉命起草法军司令部官方公报；他享有最佳机会去准确了解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位笔锋异常犀利、特色鲜明的作家。

⑤《伦教杂志》，写于8月，1916年11月发表。

⑥《1914—1916年的总司令部及其重大决定》(General Headquarters 1914-1916 and its

Critical Decisions)，法金汉将军，第224—227页。

⑦《大战回忆录》(War Memories)，第1卷第267页。

第41章、日德兰：开端

01.

战斗有两种：一种是双方希望实力与技能进行全面较量；另一种是一方不想将战斗进行到底，而只想噢在没有造成于己不利或丧失军威之前退出战斗，因为力量相差甚大；两者之间性质完全不同。在短暂的遭遇战中——不管其规模大小——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和战斗本身的条件，均与对实力作重大考验的战斗有很大区别。在力量明显悬殊的两军遭遇战中，弱方的目的是走而避之，强方的目的是捉住而消灭之。对双方倾其全力死死咬住不放，直至决出胜败的那种战斗来说，指挥者所采用的许多战术方法与策略，并不适合于另一种战斗，即强者欲咬住弱者不放、而弱者则欲走而避之的那种战斗。

此种说法与日德兰之战开始时的情况相一致。战斗接近的方式、舰队的部署、火力的形成、对付与避开鱼雷艇攻击的方法，自然要根据对敌人意图的看法进行修正。如果对方试图战斗到底，己方就没有必要仓促行事；有充分理由在最初阶段减少损失，让每艘军舰和每座大炮在最危急时刻发挥最充分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敌人一旦发现自己面对绝对优势对手而决心逃逸，如果在我方决心迫其作战的情况下，就有必要派遣较强舰队冒较大风险。不但轻型舰只与快速重型舰只向前攻击，而且战列舰队本身也应加速前进，让最慢的中队与最慢的舰只殿后尾随。如此，追逐的各中队不能同时作战，但能陆续投入战斗。

此外，现代发明为舰队的撤退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撤退的舰队可以引诱敌舰穿过只有己方知晓的航道的雷区，或者进入精心设置的潜艇埋伏水域。它可以向后投抛水雷。它可以向追逐舰队的航道发射鱼雷，而自身处于鱼雷射程之外。由于这些和别的技术原因，毫无疑问，强迫敌方就范作战会给较强一方的舰队带来风险，这种风险远高于双方愿意接受或追求的实力较量所引起的风险。在对日德兰半岛海军遭遇战的研究中，必须统一思想的第一个问题是：英国舰队希望迫使德舰交战从而击毁它们，那末英国舰队的战术中所承受的超高强度战斗风险到什么程度是值得的。不提海上总的战略形势，这个问题是难以解答的。

假如德国舰队于1916年5月31日在日德兰海外的战斗被决定性地击败，那末协约国就能大大减轻压力，并获得有利条件。对德意志民族产生的心理影响，虽然难以估计，但可想而知是深刻的。如果德国战列舰队被消灭，这对不列颠是一个重要的宽慰，因而海军部供应大舰队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调去支援陆军。于是进入波罗的海立即可能实现。1916年冬和1917年春英国海军中队在波罗的海的存在能否阻止俄国革命，是一个值得推测的问题。但它毕竟不可忽视。德国在海上的大失败对其正在积极准备的1917年潜艇攻击战将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德国大多数战列舰的消失可能导致技术人员和资源更多地集中于潜艇战的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大小舰队的解放和控制海洋意识的增进，可能引导海军部对德国各河口采取更主动的出击行动和更早地挫败德国的潜艇战。然而，这些重要的有利条件，必须与如果英国海军遭到决定性失败作比较，与失败对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可能立刻产生的后果作比较。如英国失败，不列颠岛屿的贸易和粮食供应将处于瘫痪。我们在大陆的陆军与基地的联系将被德国优势海军切断，协约国的所有交通运输将处在危险之中并受阻。美国就可能不介入战争。饥饿和入侵将降临到英国人民头上。最后的彻底毁灭将压倒协约国的事业。

英德两国海军殊死战斗的后果会有巨大差异，切不可排除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外。在英德海军之间根据英国条件进行一场决出胜败的激战，我方由于占优势总是能合乎情理地获得胜利，到1916年春天我方优势之大可保胜利万无一失。这在较早的时候，对撤退之敌的零星追击战无论如何就感觉不到有这样的保证。我们知道，德国人一直梦想，成功地把我舰队的一部分诱入其布置的水雷或潜艇的陷阱，将我威力最强大的8艘或9艘军舰炸毁，其余舰只在英军战舰主力赶到之前，可能被德国舰队炮火击败。但是，当海上形势完全有利于我方时，指挥官当然没有借口让英国舰队去冒此种性质的风险，英国海军部也没有有任何口实极力向海军将领施压，要他们违背自己的较正确的判断去获得惊人的战绩，或者在双方猎取对方的目标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冒过分的风险去战斗。如果我们能够没有障碍或阻力地在世界任何部分的海上进行一切业务、调动军队、给全国国民提供给养、繁荣商业，这就意味着拥有了制海权。如果这些是检验标准，那末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在我手中。我们占了上风，我们拥有优势，我方把握时间——当时看来是这样，最后证明是这样。除非在这样的条件下，胜利在心理上有十足的把握，而严重失败看来绝不可能，否则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海战。一位英国海军统帅，只要他以这些严肃而可靠的理由作为他思考问题的根本和他的所有决策产生的基础，那末他就不会受到非难。

在有关日德兰海战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海军中思想最敏锐的将领们分析了各种迹象。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权衡。在军事行动每段时间对每艘大小舰只的速度、航线、位置都作了详细考察。每个将领在每一时段所掌握的情报都给予审核、衡量和讨论。海军思想与政策的主流派对约翰·杰利科爵士观点作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否认有任何个人的原因或动机；他们断言，不论何时，如果英国海军再次作战，其传统与未来均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使海上的舰长们具有生气勃勃的另一种精神。他们宣称，这样的断言对公众来说，比个人感情、得体地保持外表、维持表面的和谐更为重要；也比在主战场上肩负难以估量的巨大责任的总司令有权要求得到的尊重更为重要。

约翰·杰利科爵士在资历和管理能力方面比任何英国海军将领，毫无疑问都要胜出一筹。他对自己的专业各领域和细节都了若指掌；无论身在军舰上或任职的海军部，其智慧、精力和效率都赢得上司和下属的信任。同时，他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军官，有能力在最艰难的气候与航海条件下指挥由他负责的庞大舰队。他在不止一次的战役中以出众的勇敢和才能参战。在战前他就以高超的指挥才能闻名。战事刚刚开始，他就负此重任，他的任职受到举国上下和海军的普遍欢迎。将近两年的紧张战争加深了部下官兵对他的信任和爱戴。在评论他的履行职责时，我们必须考虑的，首先是他的认识和观点，其次是战争的特定条件，第三是激励皇家海军的精神。

英国大舰队总司令的立场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责任与所有其他等级的人不同。发布在两三小时内即可能决定谁赢得战争的命令可能落到他的身上，而不是别人诸如国王、政治家、海陆军将领的身上。如果英国战列舰队毁灭，那是决定性的。杰利科是双方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唯一人物。首先最重要的是，总司令头脑中拂之不去的决心，便是不能让战列舰队面临危险。去冒受鱼雷和水雷水攻打击的风险，英国战舰的优势可能由此毁灭，这使他忧心如焚。这种担忧远远重于对火力造成结果的考虑。这是海军部战前全神贯注的所在，从战争开始，大量船只因水下爆炸于倾刻之间灰飞烟灭的情景，不断加深了这种忧虑。在海军最高层当局中仅有雷金纳德·卡斯坦斯爵士坚持相反的观点，不遗余力地纠正他认为夸大了的“白头鸟”鱼雷的重要作用。我几次三番听见他争辩说，在大海战中鱼雷仅仅起很不重要的作用，重要的结果都是由火力与策略的联合作用来决定的。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似乎证明了这一反流行观点的正确性。英德两军主力舰队在海上日夜紧密接触达12小时，在数十艘威力最大品质最好的鱼雷小舰队中间，在100多艘受到威胁的军舰中仅有3艘大军舰被鱼雷严重击伤。夜间英军驱逐舰受命消极静候，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结果。这当然与英国多数海军主要权威人士的战前预期大相径庭。

大舰队的安全和占压倒优势的实力是杰利科的全部目标。其实力必须不断扩充，必须以最大规模和最高效率不断发展对战列舰队的各项辅助服务。北方各港口可容纳的每艘军舰都必须供他调遣。因怀着这一目标，总司令在其致海军部的公函中，以及经由其他一切可行渠道均反复强调他可使用军力的弱点和不足，又同时夸大敌人的实力。这是他在和平时期向政府争取资金多年养成的心理习惯，现在已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

按照他的观点，敌方的军舰数量比海军部情报处承认的多。他们的性能最好的军舰重新装备了威力大得多的大炮。这些军舰的航速比我们所知的更大。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意想不到的武器。他于1914年12月4日致函费希尔勋爵说，“德军将拥有由88艘鱼雷艇驱逐舰组成的8支小舰队，所有这些小舰队肯定将在某个时刻准备就绪；每艘配备5颗鱼雷，总计440枚——除非我能先发制人，”然后他表白说，他的驱逐舰可能已减少到32艘甚至28艘，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舰队作战中避开或不追逐敌人会有困难和阻力；但如果受到这方面的威胁，我一定会采取行动，除非我方鱼雷艇、驱逐舰能阻止敌舰行动或使敌舰行动失效。”此时他坚信，海军部情报处正确认定的德国鱼雷最大射程为1万码的距离太小；1.5万码才是他可以信赖的安全边际。甚至在他的指挥行将结束，大部美国海军与我协同作战，协约国舰队力量至少4倍于敌的时候，他依然严重担心战列巡洋舰的相对力量。显然，事物有一定限度，超过了限度的这种观点就不再对赢得战争的胜利有任何积极作用。不过这并不影响主要论点。

杰利科的全部思考集中于他有朝一日必须进行的海战上。1914年10月14日他致函海军部，表述了他的坚定信念和他的一贯意向。这里有必要就此加以多方引述。

“……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潜艇、水雷和鱼雷；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在舰队作战中他们将尽力最充分利用这些武器，尤其是因为在这些特殊领域他们拥有实际上优于我们的力量。因此，必须针对这些形式的攻击考虑我们自己的战术方法。……

“德军的潜舰，如果按预期与战列舰队协同作战，能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a)与巡洋舰或可能与驱逐舰同时作战；

(b)与战列舰队同时作战。

“在第一种情况下，潜舰可能以巡洋舰为先导，在前进中部署在有利于攻击我战列舰队的阵地；在第二种情况下，潜艇可能滞留在敌战列舰队后边或侧面位置，敌战列舰队向需要的方向移动，诱我舰队与潜舰接触。

“在(a)情况下的第一种行动可以被我巡洋舰击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巡洋舰，就能以干扰潜艇战术的速度，迫使敌巡洋舰作战。……

“在(b)情况下的第二种行动，可由我战列舰队用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对付它；可以拒绝遵循敌人的战术，避开他诱导的方向。例如，如果敌战列舰离开前进的舰队，我们应假定其意图在引我遇到水雷和潜舰，故应拒不受此诱惑。

“本人尤其希望引起诸位大臣们对这点的注意。因为此举可能被视为拒绝作战，预期尽快迫使敌舰交战的希望实际上很可能落空。

“此种结果势必为英国全体海军官兵所绝对不容；但必须设计新的战术对付新的未经试验的战争手段。

“本人以为，这些战术如果不被理解，我可能会被厌恶；但只要得到诸位大臣们的信赖，我就要根据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置知识浅薄的意见与批评于不顾，采取击败并消灭敌人战列舰队的策略。

“形势是艰难的。如果走错一步，我战列舰队之半数，尚未来得及开火，完全有可能，即因水下攻击丧失战斗力；因此我以为，必须念念不忘遭受水下攻击的巨大可能性，从战术上作准备以防止其得逞。“对潜舰的防范手段包括，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或炮火轰击尚未开始之前，将我战列舰队高速向侧翼运动。

“此举将使我离开敌人欲战的阵地；当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敌人拒绝追击我。……

“此函目的在于向诸位大臣们详陈本人的观点，使诸位注意改变先入为主的海战战术，因为这些先入之见是舰队海战出现潜艇和布雷艇之前迫使我们形成的。……”

费希尔勋爵、阿瑟·威尔逊爵士和海军参谋长斯特迪海军上将都十分重视这封信；此信当然仅仅是源源不断来自总司令的报告、公文和私函之一。他们毫不怀疑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答复。他们告知我说，约翰·杰利科爵士的陈述应该得到海军部委员会的普遍赞同。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意见相左的答复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出现的战略形势下，如果告诉英国舰队总司令，即使他怀疑德军舰队的退却意在引诱他落入水雷和潜艇的陷阱，在此情况下，他也要穷追不舍；倘若他无视任何风险，采取违背自己良知判断的穷追策略，却又未能迫使敌舰交战，那末遭受损失，他将难辞其咎。发这种指示是在发疯。选择策略的最充分的自由，最有力地保证个人信心，是独当一面的任何一位军官不可剥夺的权力。此外，1914年10月，我们的优势差距正处于低谷。众多战舰中仅有六七艘“无畏”级战舰肯定可以指望获胜。我们在战斗中还从未遭遇过敌人的大型舰只。无人能肯定地说出，敌人的火炮或鱼雷实际达到了多么高的精良程度，或者其发射装置与战术是否具有完全出人意料的特色。因此，在海战的第一阶段，除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是没有任何理由主动求战的。

我要对当日批准由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和参谋长当时建议我所作的答复负全部责任。如果我没有对此表示同意，我就不会允许答复通过而不受任何反对。不过我当时根本不同意总司令对英德海军舰队的相对力量和质量的看法。我一直相信英军战舰可与德军舰一对一地作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绝不拒绝作战。我一向认为每次均等力量的增加，在我方就是预防性的有利条件，如此也不一定取得胜利，但是它在海战中对英国的利害关系远远大于对德国的利害关系，因此证明是有理由的。三个月后1915年1月24日英国海军上将贝蒂率5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希珀率领的4艘舰只的遭遇战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此次战斗的第二天，即1月26日，我致函约翰·杰利科爵士，其内容如下：

“星期天的军事行动证明了我关于英、德相对实力的全部看法。很清楚，在我方5舰对敌方4舰的情况下，对方不假思索地一逃了之，在这种差距上的战斗只能有一个结果。13.5英寸大炮的巨大威力对战事的进程和敌人的心里显然是决定性的。我对你关于与力量对等之敌交战的思想不感到丝毫担忧。我仍然认为，如果你的优势不是非常接近6对4(当然超过5对4)，甚至在更坏的比例条件下作战，那将是我方的失策。

1915年1月24日下午3时45分，我写信给首相说：

“此次战事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一般战斗结果的可靠方法。大致说来，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应以6对4作战，而今天是以5对4。”

在现在要论及的重大战斗中，英军的优势不是5对4，也不是6对4，而是至少2对l。约翰·杰利爵士指出，他10月14日写的信，足以证明他在紧张战争中的指挥与他长期冷静思考的目的和他已向海军部委员会陈述的总的战术方针是一致的，他的这番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并不代表1914年的海军部委员会，为总司令于18个月以后在上述完全不同的一次战斗和在他信中所述完全不同的战术环境中所作的实际指挥承担任何责任，因为那时的相对力量已不同于1914年10月时的力量；认为在某特定形势下不应进行决战和决战不能以巨大风险为代价，如今这一观念不应该造成只是防御性的心理习惯或只是防御的战术方案。

在这些初步观察之后，对事态的发展可以用最简明的方式进行表述，间或停下来审核一下关键时刻出现的问题。

02.

本文的前面我记述了，保证让海军部读懂敌人在付诸实施之前的计划和命令的对我们无比有利的那些事件。没有密码破译部门就不会有日德兰之战。若没有那个部门，整个海战过程就会不同。英国舰队长期在海上巡游必然会很快消耗自身的人员和机械装备；除非它几乎连续留在海上，否则德军就会每月两三次炮轰我东海岸各城市。对海图最简单的测量结果表明，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和其他快速军舰能够抵达我海岸，对我造成破坏，且每次都能安全地，或至少不遭到优势火力攻击情况下返回本国基地。当然，此种事态不一定改变战争的最终进程。但是举国上下将被迫认识到，东海岸各城市所受的破坏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和磨难，就如法国许多省份遭受破坏就是法国全国遭受的破坏一样。国民的忿恨在一二届政府或海军部委员会的卸任而消失之后，坚定的人民所面对的事实，必然会带给他们进行抵抗的新的精力。

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免受了这场特殊的磨难。1914年10月德国轻型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被击沉时，德国海军密码本落入俄国人手中，并被秘密送往伦敦。这些密码本和与之相关的海图又呈送白厅的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忘我无私的勤奋和想象的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借助于这些密码本并据其推理，海军部获得了译读部分德军无线电报的能力。尽管非常保密，诸多事件的巧合还是引起了德国人思想上的怀疑。他们知道英国海军中队不可能一直在海上巡游；然而往往当德舰发起袭击时，便发现有英国海军重兵部署在拦截点或其附近。因此，他们对密码加倍采取预防措施。同时，他们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译了英军密码，他们在新明斯特设置了电台，将截获的英舰电报发报给他们的舰队。尽管如此，在战争中期海军部还是能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舰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1916年5月最后一周，海军参谋部发现德军舰队即将有军事行动的特殊征兆。情报局根据其他消息来源报告了德国任命海军上将舍尔为舰队总司令。这位将军当时以鼓吹海上进攻战政策闻名。他提倡无限制潜艇战。他任此职是由无畏者提尔皮茨提名的。从1914年8月底率舰队攻入黑尔戈兰湾以来，德国海军直接听命于国王，它所采取的谨慎甚至胆小的战术现在将被摒弃。舍尔上将策划对英国海岸的攻击行动，旨在引诱英国舰队出海进入预设的潜艇埋伏，然后如果吉星高照，便攻击已被潜艇削弱的英军舰队，最好是攻其与主力分开的一部分，打一场争夺制海权的决战。海军部根据整个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推断，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5月30日5时，海军部通知舰队，有德国舰队出海的迹象。已先期奉命升火的舰队前往朗福蒂斯浅滩以东集结(约苏格兰海岸以东60海里)以备不测。

两支大舰队于1916年5月30日夜间出海，形成世界史上海军力量的最高展示。尽管德国舰队力量巨大，但无论在数量、航速或大炮火力都不能与英国舰队相比。英军部署28艘“无畏”级战列舰和9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舍尔所率16艘“无畏”级战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对阵。此外，德军有6艘“德意志”级的前“无畏”级战舰，其低速与粗劣武器装备是德军司令焦虑不安的根源。英国舰队的航速占绝对优势，最慢的战列舰航速达20节，而由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军舰组成的第5战列中队是海上威力最大、航速最高的战列舰，航速可达24—25节。速度最高的德国战列舰只能行驶21节，而6艘“德意志”级旧战列舰使战列舰队的平均最高航速降至16节。

英军的炮火优势更大。约翰·杰利科爵士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装备重炮达272门，而德舰是200门。这个数量上的优势因大炮口径的巨大优势而扩大：英军大炮口有48门15英寸、10门14英寸、142门13.5英寸和144门12英寸；德军只有144门12英寸和100门11英寸大炮。舷炮齐发，英军威力为396700磅，德军仅为189958磅。

两支舰队的鱼雷实力，包括各级别的鱼雷艇，在数量上几乎相等。英国鱼雷艇拥有382支21英寸和75支18英寸鱼雷发射管；德军有362支19.7英寸和107支17.7英寸发射管。双方小型短程级别鱼雷在白天作战中几乎不适合使用；英军21英寸鱼雷在射程和速度方面略优于德军的197英寸鱼雷。因此，甚至鱼雷武器上的明显优势也在英军一方。

英军主力舰的巨大优势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充分保卫的。英国在海上31艘巡洋舰，其中8艘是前“无畏”级战舰时代的威力最强的装甲巡洋舰，德军拥有11艘。在长期待战的日子里，约翰·杰利科尽管没有配备哈里奇打击力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但他掌握85艘驱逐舰对德军的72艘。如大型舰只一样，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数量优势，还由于大量增加了各种级别的大炮威力以及巡洋舰的速度和驱逐舰之吨位的巨大优势而得到加强。英军舰队觉察不出在任何一点上，在任何重要武器或其他要素方面具有劣势。

由于海军部三令五申的结果，约翰·杰利科爵士于5月31日上午从斯卡帕湾和克罗默蒂调动了24艘“无畏”级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3支巡洋舰中队和3支巡洋舰小舰队集中在朗福蒂斯海滩。他派遣海军上将贝蒂率6艘战列巡洋舰、2支轻巡洋舰中队、2支小舰队，还外加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从在他前面约65海里的福斯湾出发。两支舰队按这样的编队向黑尔戈兰湾行驶；至下午2时如果未发现敌情，贝蒂往回驶至战列舰见得到的水域，战列舰队则转向朝东进一步向霍恩礁前进，然后返航。主力舰队与其强大的侦察力量之间距离为65海里，一直被批评为太大。间隔这一距离，舰队两部分之间相互看不到，而且在大规模战斗的最重要开始阶段妨碍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如果贝蒂抵达指定集合地时发现那里的敌人或者在附近，杰利科就不可能进行战术联系，且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作战。不过这种部署以前运用过几次，贝蒂凭其快速强有力舰只有力量独立作战。两位将军经常出海进行这种搜索，尽管遵守一切预防措施，但根据得到的起码情报，两人没有认真想到过与敌人遭遇。

是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随着时近中午，他们满怀的那些希望慢慢离去。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被海军部下午12时35分发出的讯号消灭，信号说：11时10分定向无线电指明敌人旗舰在亚德。两位将军中途停航，检查几艘可疑的拖网渔船，他们距预定位置还有几海里，并超出他们计算战列巡洋舰应转向北行驶靠近战列舰队的时间①。贝蒂将军已发出几乎完全向后转的信号，下午2时15分，他的所有重型舰只已遵命行事。他所乘巡洋舰的屏护舰队正转向新方向时，轻巡洋舰“加拉蒂亚号”见到约8海里外一艘汽船显然遭到两艘不明身份船只的阻拦和骚扰。2时20分，“加拉蒂亚号”发出信号：“发现敌人。可能是两艘敌人巡洋舰向东南不明航线行驶。”下文所附图解展示当时情况的全过程。身份不明的舰只是德军第2侦察组的两艘先导鱼雷艇。英军所有轻巡洋舰开始自动驶向“加拉蒂亚号”，8分钟以后“加拉蒂亚号”开炮。德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一艘接一艘出现，从模糊不清的海平线薄出轮廓，船后升腾的漫长烟云宣告大批敌艘舰来临。

图17、海战图

1st S.G.(Hipper)，第1侦察组(希珀)；2：30pm.，下午2时30分；2nd S.G.，第2侦察组；5°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以东5°；57 Sea Miles，57海里；65 Miles 338°，65海里338°；C

in，C总司令；Galatea，加拉蒂亚号；German Battle Fleet，德国战列舰队；Hom

Reef，霍恩礁；Jutland日德兰；Lion雄狮号；Norway挪威；Scheer舍尔；Skagerrak斯卡格拉克海峡；The

Naze内兹娜。

“加拉蒂亚号”2时20分发出的信号和接着2时28分的炮声足以引起贝蒂将军的警觉。敌人的某种阴谋正在进行，德军战舰正在海上。2时32分，已用信号向护航舰告知其意图的“雄狮号”再次调头，加速至22节出发追击，驶向霍恩礁海峡，旨在拦截任何可能驶出港口的敌舰。所有战列巡洋舰尾随“雄狮号”执行海军中将的命令。但是在后面4.5海里的第5战列中队继续执行以前的命令，沿左侧向北成之字形正好朝相反的方向行驶了8分钟，似乎忘却了形势的重大变化。在这8分钟里，第5战列中队以40海里以上时速与战列巡洋舰越来越远。当最后它们在2时40分转向时，它们已经落后先头舰只10海里；在开战之前它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完全挽回这一距离和时间上的损失。

有关日德兰海战诸多争论之一是以第5战列中队延误调头一事为中心。一方面，有人争论说，指挥该中队的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直到2时40分才看信号旗②。另一方面，有人宣称：他在2时20分就已得知敌舰出现；他的旗舰“巴勒姆号”在2时30分就已收到无线电获悉“雄狮号”行驶的航向；③他得到的总的主要命令是保持离“雄狮号”5海里的支持位置；无论辨读信号旗的难度有多大，战列巡洋舰的行动是显而易见的；在“巴勒姆号”驾驶台上的人不可能望不见9000码外的6艘巨型英舰突然调头朝东驶向敌舰；根本不需要旗语信号或发无线电命令要求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的战列中队与整个舰队和司令的运动保持一致，托马斯的全部目的和职责就是支援舰队。这就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就此作出决断并非难事。各方之间的共同点是：埃文·托马斯将军一旦看清形势，应竭尽全力弥补损失的距离，他利用向同一方向汇聚和调整航向偏差，他实际上已缩短原先距离4海里。然而，由于他调头耽延8分钟，无法挽回地使他和他指挥的重型大炮在最关键的、生死攸关的最初半小时里不能投入战斗，甚至此后使他处于最远射程位置。

不过讨论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贝蒂将军立即转向追击敌人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不应该首先集合第5战列中队，再使他的10艘巨舰一起调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也很清楚。无论何时只要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投入战斗是指挥官的职责。但是贝蒂所率6艘战列巡洋舰本身在数量、航速和大炮威力上都超过整个德军战列巡洋舰，即使当时还不肯定，德军6艘战列巡洋舰是不是全在海上。因此，对这位英国海军上将来说，问题不是应否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在集中优势兵力以后，是否应该驶离敌人6分钟的距离，以期集中占压倒优势的力量。驶离敌人6分钟可能意味追击中6000码的损失。上一次贝蒂见到德国军舰是16个月前在多格滩，当时希珀的战列巡洋舰消失在受创的“雄狮号”视野之外。每分钟都很重要这一认识在贝蒂思想上占主导地位。每次纸上分析和对实战的回忆判断，认为他的兵力当时已足够强大，为什么还要等待增加实力呢？如果当他调头的时候第5战列中队也在调头，那末当战斗发生对我方处境不妙时，它就能接近支援。集中了足够的兵力之后，一位将军还要拖延，冒丧失全部机会的风险，去集结更大兵力的理论，甚至应用于战列舰队，这纯粹是教条，它将使快速侦察舰的行动失效。然而，如果战列巡洋舰和第5战列中队的最初巡航编队比较严密，那末形势无疑更为有利。但是事实是，当2时32分贝蒂确定，来到的敌人有足够力量，有理由将重型舰只调头返回，此时，他断定立刻以最快速度朝敌人方向驶去是他明显的责任。毫无疑问，将军当时心中无疑充满冲动和热烈献身精神；不过这些感情与最冷静的战争科学和海军史颂赞的观点交融在一起。

在德军侦察屏护舰队后面，不可能没有尾随实力更强的敌舰；但是直至此时仅出现了几艘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大约3时20分，“新西兰号”在右弦船首方向发现5艘敌舰；从3时31分起，“雄狮号”清晰辨认出鱼贯而至的全部5艘德军战列巡洋舰。在持续一小时的时间里，德军舰队司令冯·希拍的经历颇类似于英军贝蒂将军的遭遇。他的轻型巡洋舰已急速插进英军侦察舰群。希珀急忙向前支援。3时20分，他面前突然出现贝蒂所率6艘战列巡洋舰全速向他压来，随行的还有几支小舰队和数艘轻型巡洋舰，还有遮蔽西方天空竖立的黑烟威胁着他。就像1915年1月24日一样，他立刻采取行动，马上调头显然想逃向老巢。不过这一次有两个新的因素发挥了作用。贝蒂从他们在海上的相对位置认定，他有能力迫使敌人作战。希珀心里明白，他正在诱使贝蒂落入前进的公海舰队的虎口。历历在目的是，这些壮观的中队乘风破浪，它们行将被大炮痛击，双方指挥官各怀最大的希望。英军司令欣喜欲狂，因为他有把握压倒敌人；德军司令则暗怀他布置陷阱的秘密。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两支舰队静静地向前行驶。

在日德兰海外主力舰遭遇之前的战列巡洋舰战斗是一场有节制的插曲。两位舰队司令，除战术之外，希望较量一番舰只的实力和品质。人类从未如此果断地运用过如此可怕的武器或如此严密的毁灭组织。双方使用着威力最大的火炮，威力最大的炸药，投入了已下水的最快最大的舰只和英德两军官兵中的精华，双方都使用了海军军事科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在这场激烈的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决战中互相进行较量。每一方轮流面对敌人的数量优势；每一方后面有支援力量，只要有援军，它们就要致对方于死地。希珀指望公海舰队，而贝蒂一直以四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为后盾。双方轮番在优势兵力前后退，试图引诱对手陷入极端劣势。双方的官兵表现出丝毫不受司令官决定的影响，操纵着可怕的武器相互攻击，他们的战斗显示努力作战的紧张、全神贯注和巨大的消耗。这场战列巡洋舰的战斗与主力舰队之间的大战相比，当然逊色。不过，因为从没有出现这类重大的战争，所以贝蒂和希珀之间两小时的交锋，成为现代海战的奇迹。

这场海战的细节别处已讲得很多，讲得很好，在此只需简要重复一下即可。德国和法国的报导都极为精采，而英国的官方纪述堪称准确又激动人心的专业描述的典范。其显著特色任何人均能领会。

图18、战列巡洋舰下午3时50分作战状况

13th Flotilla to Champion，第13小舰队去尚皮永；9th Flotilla，第9小舰队；about

16300

Yards，约16300码；Birmingham，伯明翰号；Derfflinger，德夫林格号；Dublin，都柏林号；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Indefatigable，不倦号；Lion，雄狮号；Lützow，吕措号；Moltke，莫尔特克号；New

Zealand，新西兰号；North(True)，真北；Nottingham，诺丁汉号；Queen

Mary，玛丽女王号；Regensburg，雷根斯堡号；Royal

Princess，皇家公主号；Seydlitz，赛德利茨号；Southampton，南安普敦号；Tiger，猛虎号；von

Dertann，冯·德尔坦号。

双方同时审慎地注意测算有效的攻击距离。3时45分稍过，“吕措号”首先开火，“雄狮号”立刻还击。每艘军舰分别与各自对手交火；由于英军以6艘战列巡洋舰对德军的5艘，所以“狮雄号”和“皇家公主号”得以集中攻击敌旗舰“吕措号”。双方在战斗中的概率导致选择攻击目标的差错，有时候两艘英舰同时向一艘德舰开火而置另一艘于不顾，德舰的情况也是这样。舰距约14000码，开炮后两分钟，“雄狮号”连中两弹；“皇家公主号”第三次大炮齐发，击中了“吕措号”。双方每次有4门大炮开火，双方每次发射重约半吨的4颗炮弹，成排地击中目标或落在水里。在持续约两小时战斗的前37分钟里，英军军舰三分之一被击毁。4时整，“不倦号”与“冯·德·坦号”激战12分钟后，被齐发的4枚炮弹中，爆炸沉没，几乎无人生还。26分钟以后，“玛丽女王号”被“德夫林格号”齐发的俯射炮弹击中正中部，顿时火焰笼罩，船体倾覆，30秒钟后一声巨响，向空中升起一道800英尺高的烟柱，沉舰带着它前进了200英尺。“猛虎号”和“新西兰号”以寻常火车的速度尾随“玛丽女王号”，相距仅500码，刚刚来得及急转向，避开了她的残骸。“猛虎号”穿过漆黑的烟云，司炮官无法开火，便趁着一片漆黑的有利条件将四座同转炮塔的指挥控制器重新校正到基准射击角度④。与此同时，“雄狮号”在战斗8分钟后被一颗炮弹击中舰体中部Q号回转炮塔；要不是有人临危不惧和谙熟的抢救行动，舰体将受致命创伤。

炮塔上的全体人员，除了指挥官(皇家海军炮兵)赫维少校及其中士之外，皆顷刻毙命；赫维少校一条腿被炸伤，另一腿炸断。主力舰上的每座回转炮塔都是独立整装的系统，它像碉堡一样安装在舰体上；它从可见的装甲炮室向下延伸50英尺，至舰底龙骨。它错综复杂的水压机，与弹仓和火药库相通的圆形弹药通道——全都能转向双管炮所指的任何方向。“吕措号”发射的炮弹炸毁了回转炮塔，使炮塔起火。剧烈的震荡将其中一支炮管弯向上方，20分钟以后在炮尾的弹药筒滑出，弹药筒着火并引燃了炮室中的其余弹药。“玛丽女王号”沉没之际由此处发出的火焰沿圆形弹药通道漫延到舰底的弹药仓，炮塔上的人非死也已气息奄奄。第一颗炮弹的爆炸使周围一切尽毁。配电室的人员和弹仓控制人员顷刻被无烟火药的火焰烧死。爆炸气浪穿过炮塔的各通道和基座，飞腾到裂开的塔顶上空200英尺。但是弹药仓的门是关闭的。赫维少校虽然遍体鳞伤，躺在血泊中感到窒闷和焦灼，但还是通过传话筒向下发布命令：“封闭弹药仓门，给弹药仓注满水！”就这样，“雄狮号”一路前进，对自身所处的险境浑然不觉，也不知道这种危险是英雄怎样用最后一口气成功地避免的。在皇家海军漫长、艰辛、光荣的历史上，就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与产生的后果而言，还没有一个名字与业绩堪能与此相比。

与此同时，海军中将在驾驶台上踱来踱去，水中飞起的弹片在其身旁乱舞，就像从前纳尔逊身处敌人猛烈的炮火中一样，他知道“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已被击毁，他自己舰内的弹药仓正受到炮火的威胁。人们很难把海战和陆战作一比较。但是每艘战列巡洋舰至少比得上一个完整的步兵师；因此，他所率6个师中已有2个师于眨眼之间被消灭了。英军以6艘对5艘不能打败敌人，现在敌人以5艘对我们4艘。远处5艘德国战列巡洋舰依然完整无缺，看来无懈可击。“尽管如此，”官方纪要说，“我们的中队毫不气馁地继续前进。”但是此时此刻，这些盲目的没有生命的钢铁堡垒的运动，完全受一个人的精神的控制。如果他稍有畏缩，如果他不以真正征服者的观念看待英国的战机，那末所有这些海上巨大机器和战争力量便会在毫无意义的混乱中颤抖。这是一个英国海军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时刻；因此其事实真相值得记述。“不倦号”已消失于巨浪之下。“玛丽女王号”化为火柱飞上了天；“雄狮号”在烈火中燃烧。大量齐射炮弹击中尾随她的“皇家公主号”，或落在她周围，使她消失在溅起的水花和烟雾之中。信号手奔上驾驶台报告说，“长官，‘皇家公主号’被炸！”闻此，海军中将对身边的旗舰舰长说，“查特菲尔德，今天我们的军舰似乎做错了什么。转左舷225度！”这就是说，更接近敌人22.5度。

图19、敌战列舰队示意图，下午4时40分

111/2 Miles，11.5海里；2nd CS.，第2轻巡洋舰中队；about 20000

Yards约2万码；Beatty贝蒂；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High

SeaFleet；公海舰队；Hipper，希珀；K&ouml;nig，柯尼希号；North(True)，真北。

于是，战斗的危机被克服了。德军给我方的全部损失是开头半小时造成的。随着战事的进展，英军战列巡洋舰尽管减少到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开始占敌人的上风，他们的炮火越来越有效力，自己却再没有遭受严重损伤。在随后一个半小时里，德军火力精确度和发射率明显地每况愈下。双方轮番巧妙地靠近或远离敌人以期达到挫败对手的目的。从4时10分起，第5战列中队开始自1.7万码距离向德军舰队司令冯·希泊的最后两艘军舰射击。这个迟来却及时的介入产生了影响，英国官方记述者似乎只对它轻描淡写。德国的记述倒对它作了充分的评述：埃文·托马斯所率4艘威力强大的军舰十分精确地将15英寸炮弹越过英舰与德舰后方的遥远距离，如果他们再近5000码，那末希珀中队必然即使不全军覆没也得大败而归。托马斯的舰队未能更靠近5000码，完全是因为开始交战时，他们把握战机太慢。然而此时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力投入了战斗；假若当日没有其他德军舰只出海，那末英军这支舰队在进入有效射程后不用一个小时便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双方战列巡洋舰以最快速度在不同射程不断地相互炮击。第5战列中队越来越靠近，火力越来越强，双方的驱逐舰攻击和反击凶猛，但是从4时30分起，都明显地减轻了战斗的强度。

率整个公海舰队前进的德国舰队司令舍尔，于下午2时28分几乎在轻巡洋舰之间初次交战刚一发生之后便得到了这一消息。3时25分，他又获悉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出现；3时45分，从“侦察参谋长”处得到的消息表明，舰队司令冯·希泊在东南方向航线上与6艘敌战列巡洋舰交战。舍尔清楚地知道，希珀正在向他退来，舍尔希望把英国战列巡洋舰吸引到德军主力舰队炮火下来。他于是继续前行，如有可能使追逐的英舰处于背腹受敌之境，但数分钟之后当得知“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出现在战场时，他感到有责任直接驰援现已在数量上居劣势的他的战列巡洋舰。4时刚过，他便率舰成纵列以17节时速向北驶去，让老旧战列舰全速随行。此时，两支敌对的舰队以43海里的时速互相逼近。

在贝蒂前面保护他免遭突然袭击的第2轻巡洋舰中队首先发现敌方舰队。4时33分，悬挂古迪纳夫准将大三角旗的“南安普顿号”发现长列的德军战列舰的先导出现在海平面上，它打信号用暗语示意“战列舰出现”。关于敌轻巡洋舰的报告几乎在传到“雄狮号”的同时，贝蒂本人也望见了公海舰队。他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率所剩4艘军舰来了个180°大转弯，径直回航驶向杰利科。已和舍尔取得联系的希珀，马上转向穷追不舍。因此，两位舰队司令的形势刚好颠倒过来：贝蒂力图将希泊和德军战列舰队引向杰利科；希珀则追赶后退之敌，不知自己正越来越接近英国大舰队。海战的这个阶段被称为“奔北”，此时双方战列巡洋舰的炮火持续不断；不过此时日光对英军大大有利，因此德军战列巡洋舰经受了英军火力的重创。

在发现德军主力舰队时，贝蒂极迅速调头，以致他的舰只很快遇到全速前来并继续向南行驶的第5战列中队。当两支中队相互逆向而过时，“雄狮号”发信号给“巴勒姆号”要求跟着调头。“雄狮号”的回航信号是4时48分升上的。4时53分，当信号旗还在空中飘扬时，她与“巴勒姆号”已相距2海里；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在三四分钟以后对信号作出回应。或许是因为投入战斗行动过慢，海军少将宁愿慢一点退出战斗。这一间隙时间很短，但是全部军舰行驶的速度足以使第5战列中队与德军战列舰队的先锋进行交战。德舰队先锋由第3中队组成，包括“柯尼希斯号”和“恺撒斯号”，均系德国海军中最精良和最新舰只。现在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军舰，在每艘军舰陆续转向的地点遭到特别集中的火力攻击。两艘领航军舰“巴勒姆号”和“勇敢号”与敌战列巡洋舰交战；殿后军舰“沃斯派特号”和“马来亚号”与德国舰队中实力最强的整个中队作战。这场明显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除“勇敢号”以外，其余军舰均被最重炮弹反复击中，仅“沃斯派特号”就身中13弹，“马来亚号”中7弹。然而这些舰只皆坚固异常，既没有一座炮塔失去战斗力，其航速也未受任何影响。

双方主力舰队正在迅速靠近，所有舰只在一个紧要时刻都汇集和到达这个战场。所有舰只在同时调动；经过一段几乎难以觉察的间歇之后，双方战列巡洋舰的决战便与一场舰队大会战的序幕融成了一体。

图20、返回北方，下午5点

1st D，第1分队；2nd D，第2分队；3rd D，第3分队；45.5 Miles from

Lion，距雄狮号45.5海里；4th D，第4分队；5th B.S.，第5战列中队；5th Divion，第5分队；6th

D，第6分队；about 17500 yards，大约1.75万码；Beatty，贝蒂；Grand Fleet；大舰队；High

seas Fleet，公海舰队；Hipper，希珀；N(True)，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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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记述的主要事实与时间均摘自《海军部官方日德兰海战纪实》(The Official Admiralty Narrative of

Jutland)。

②《官方纪实》(Official Narrative)：杰利科勋爵的陈述，见附录G，第106页。

③海军部对杰利科勋爵陈述的注释。

④《日德兰战记》》(Fighting at Jutland)。

第42章、日德兰：会战

01.

至此，我们所叙述的事件虽然惊心动魄，但毕竟属于前奏的范围。以前战列巡洋舰已彼此有过较量，因此双方的舰队司令对战斗的特点、武器的威力和磨难的程度都心中有数。此外，如前所述，任何一方的战列巡洋舰都未曾使用孤注一掷的力量。但是现在双方战列舰队本身正以每小时35海里以的上的迎面速度相互逼近，随着分分秒秒的消逝，我们即刻进入既是决定性的又是未知的境地。

多年以来，英德两国海军部思索和努力所集中关注的最后时刻现在来到了。双方几乎将全国为海军所作的努力都奉献给战列舰队。无论如何在英国海军中，大海战的图景主宰了任何其他思想，它的需要先于其他一切需要，优先得到满足。不惜任何代价造出了占压倒优势的、种类齐全的兵器群，因此，德国的战列舰队肯定将在顷刻之间葬身火海。舰只数量、火力、人员素质、训练都竭英国国力，并将科学之所能提供给总司令。除非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因素和某种难以估计的意外，否则毫无理由怀疑，在两条平行战线之间、在1万码距离以内、30分钟的交战之中，我方将取得完全胜利。

杰利科多年来在集中思考海战的最简单阵势是：单行排列和平行航线；远程大炮战.对付鱼雷攻击防御战。在这开始阶段以后的一切，都是复杂难测的。如果开始阶段令人满意，或许其他胜利将接踵而至。海军部只能为总司令提供各类舰只的大量优势，而无法展望战事的前景。投入战斗的方法和时机以及战术手段，悉由总司令一人决定。现在有人争论说，如果不把注意和努力集中于大致平行航线排列的两支舰队作远射程炮战，而是采取更灵活的手段，由舰艇分队交战，将最快的战列舰与较慢的战列舰分开使用，以及根据当时的需要随机应变，那末战果将会更佳。后果很可能如此。如果在战争中英德舰队之间发生过几次战斗，甚至遭遇战，那末毫无疑问将会总结出一套更高超的战术方法。不过像这样的特殊战例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纳尔逊风格”是在当时最强大军舰之间作战的那些年份出现的。纳尔逊的天才使他能正确推测出任何决策的后果。但是那种天才只在准确的实际资料之上发挥作用。他在特拉法尔加角战役以前多次观察到较小规模的同样情形。纳尔逊不必担心水下攻击的损害。他对舰队作战中将发生的事情胸有成竹。杰利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只知道一次完全的胜利不会决定性地改善业已有利的海战形势，而一次完全的失败将输掉战争。他准备根据自己的条件应战；他不准备打有严重危险的仗。因此，那仗将按他的意愿打，或者干脆不打。

然而，我们虽然可以根据国家政策的广泛基础证明总司令对打决战的条件所持总的态度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称赞或同意他在舰队中制订的指挥与训练体制。事无巨细皆集中于旗舰；除了回避鱼雷攻击之外，中队和分队领导人的创议皆被否定。因此，需要从旗舰源源不断发出的信号调整舰队的行动和火力分布。这些信号规定每艘军舰的航向和速度，以及每一次机动性转弯。在演习中，这种集中化可能产生较好的训练效果。但是在实战的浓烟、混乱与变化无常之中，这一程序太嫌复杂。舰队太大，不可能以单一的组织作战，也不可能由一个人的手指指挥。德国海军，仿效陆军的指挥系统，他们战前已经预见到，在舰队的战斗中必须有彻底领会他们上级总意图与精神的下属的良好合作。取代严格的和集中的控制。此时此刻，他们迎上来的队形，实际上是三支各自为战的独立机动中队前后相随。杰利科的体制不但否定小舰队的主动性。在战斗中，他始终力图亲自指挥整个舰队。但是正如他自己的记述所说①，他只能目击或了解战事进展的一小部分；且因任何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接受有限的信息，所以他的控制作为全局的指导力量已不复存在，他只能他人的进取计划作一次复核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德国舰队司令舍尔的情形。他根本无意与整个不列颠舰队决一雌雄，他对对方炮组的相对实力不存任何幻想。如果把他的舰队与对方排成平行航线，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因为对方发射比他重两倍的炮弹，而对方的人员的科学知识、航海技术和坚毅意志是令他真诚尊敬的。他从来没有要进行一场激战的想法。他从来不愿意在无望的劣势下作战。如果遭遇较弱或势均力敌的对手，或遭遇他有公平竞争机会或有可能取胜机会的任何对手，那末他愿意为德意志荣誉献出全部军事技术和勇气决一雌雄。但是从得知他正面对联合大舰队并目睹整个海平面因其宏伟气势而颤动的时候起，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不失体面地逃出致命的陷阱。他此举完全获得成功。

他小心周到地在鱼雷攻击和烟幕的掩护下实施了调头行动，列队的每艘军舰各自转圈，向相反方向行驶，即使队形成了一条弧线或因“干扰”而无序也不能不执行这个命令。德国舰队的两次成功逃脱，应归于舍尔的这一随机应变，归功于各舰长对他的策略的透彻理解。

综观两位司令的脾性和意图，其各自的战略问题，其地理位置，其相对速度以及他们相遇时还剩留三小时的白天，不难看出要在5月31日打一场舰队大会战的机会还非常遥远。

图21、海战部署图

Fig 1，图1：B=Benbow，本鲍号；C=Colossus，科洛苏斯号；Direction of

Enemy，敌舰航向；ID=Iron

Duke，铁公爵号；KGY，KGY号；M=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Orion，奥赖恩号；Speed 18

Knots，速度18节；纵队为首舰只同步转8点(90°)等速行驶。需时4分钟。如果敌舰在中间纵队右前方并采取同一方向，则适用。

Fig 2，图2：at 15 mins，15分钟后；B=Benbow，本鲍号；C=Colossus，科洛苏斯号；Direction

of Enemy，敌舰航向；ID=Iron

Duke，铁公爵号；KGY，KGY号；M=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Orion，奥赖恩号；Speed 18

Knots，速度18节；等速行驶如日德兰的部署需时22.5分钟。敌舰转向右舷60°距铁公爵号舰首7海里。

Fig 3，图3：at 15 mins，15分钟后；B=Benbow，本鲍号；C=Colossus，科洛苏斯号；Direction

of Enemy，敌舰航向；ID=Iron

Duke，铁公爵号；KGY，KGY号；M=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Orion，奥赖恩号；Speed 18

Knots，速度18节；中间纵队的部署。左翼两纵队独立调动以跟上右翼的纵队。左翼纵队可以减速，或者改变航向16点(180°)。采取这一态势会使英国战线靠近德国舰队4000码。

02.

现在读者应该把注意力停留在“铁公爵号”的驾驶台上，该舰在这次遭遇时间里一直引导英国战列舰队的中心前进，约翰·杰利科爵士阅读了贝蒂将军所率轻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因此，他参照海图，对从“加拉蒂亚号”首先报告发现可疑舰只，到古迪纳夫准将宣告公海舰队出现等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了若指掌。他所指挥的军舰呈大新月形运动。其南角就是贝蒂独立指挥的一支舰队。在北边或较隐蔽的侧翼是胡德将军率领的与贝蒂类似但规模较小的舰队，由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和2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战列舰队最前部由8艘前“无畏”级装甲巡洋舰后跟4艘最新轻巡洋舰(“卡罗琳”级)掩护。

总司令知道，其南冀的全部强大先进的侦察舰正在交战，一次重大的战列巡洋舰战斗已持续了近2小时。从听到警报的最初一刻起，他逐步将舰队调整到最高联合速度，而他的全部24艘战列舰②现在正以20节速度行驶。他刚一得悉德军战列巡洋舰出海，随即命令胡德将军率数艘“无敌”级和其他战舰增援贝蒂。他赶紧向海军部发去正式电报“舰队作战在即”；在遥远的沿英国锯齿状海岸的各地军火库、船厂、医院皆立即投入了早已准备就绪的紧张行动。

现在的任务是舰队的部署。在此双方大舰队正互相靠近之际，我们得离开话题片刻，让非专业读者了解几个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冲击战术时代的骑兵的发展和现代舰队的发展相似：都是纵列逼近，横列战斗；骑兵和舰队训练主要包括快速和有条不紊的队形变化。此时大舰队正成群按4艘军舰组成的6列纵队队形前进，纵队间距1海里。舰队旗舰“铁公爵号”居从右算起的第4列纵队之首。尽管这个队形的宽度超过1万码，它完全在总司令控制之下。③他此时对接触的理想是从正面碰上敌人舰队，为此目的，他可以使用在一定限度内改变方向的能力，正如高明的骑兵使他的坐骑正好面对栅栏。虽然庞大队形可方便地用于逼近或机动调整，但是对于骑兵师或大舰队都一样，一旦这种阵势被已作横列部署的敌人夹住，就非常危险。

在英军战列舰队能作战之前，它必须部署为横列。总司令将整个舰队逼向敌人越近，就越有把握引导舰队正好对准正确方向；但他等待的时间越长，完成部署之前越接近敌人，舰队处在极其不利条件下遭夹击的风险也就越大。这需要在两组对立的危险之间选择正确时机。如果总司令有神机妙算或者吉星高照，引导全部战列舰向敌舰队的准确方向前进，恰好与敌正面相遇，那末他的部署可迅速而且轻而易举地完成。他只需根据形势将各纵队领航舰只向右转或左转即可，整个舰队将在4分钟内排成一排横列战线便可全力开火。然而，如果因受无法控制或判断等条件的影响，不能使舰队对准正确方向，或如果他仍无法判定敌人的准确位置，那末他还有别的部署方法。他可令一侧纵队趋前，其余各列依次相续，直至完全形成战线的单一长列。这第二种方法具有更可能适应意想不到局面的优点。敌人一旦露出海平面，可以命令不论哪一侧的领航舰选择与敌舰队航线正好相关的航向行驶，其余舰只则连续尾随其后。尽管当日英国大舰队按第一种方法部署为横列仅耗时4分钟，但是跟随一个侧面纵队后面的部署(通称“侧翼部署”)却需要24分钟以后才能充分施展火力。当其时，敌人的整个舰队可能和我们一部分已部署成战斗横列的军舰作战。

要达到正确部署的目的，准确及时获取敌舰队所在位置的情报至关重要。总司令受他直接控制的巡洋舰和轻巡洋舰的保护，她们力求不断观察敌舰队的动向，并每隔数分钟向他报告敌舰队的去向和队形。在部署前一刻钟，这些侦察舰队或其中数艘，应既能看见敌人又能看到自己的旗舰。最复杂也可以变为最简单。在此关键时刻除了探照灯闪光发出的直接可见信号外没有任何应当相信的东西。这差不多与人们在彼此交谈一样。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完全信赖视野之外的巡洋舰发回的无线电报告，无异在冒不必要的风险。无线电报告诚然高度重要，有时可以揭示准确形势；但如果需要做到万无一失，探照灯信号在舰队部署时刻最可信赖；而确实可靠的情报是无法从总司令视野之外的、或是他能看到但在视觉上无联系的巡洋舰那里获得的。

双方的舰队和所有巡洋舰都在高速运动，其相互关系时刻在变。看不见的巡洋舰很可能在激烈战斗，紧紧咬住敌方舰队，应变前进，或突然转变以躲避炮火或鱼雷。巡洋舰肯定不在总司令的视线之内。她们的报告必须写下来、译成密码、发出，在这里接收、解译之后才能送呈总司令。这过程很可能费时10分钟；但战事不容有10分钟的耽搁。此外，从各侦察舰发回的报告也不尽一致；可能同时有三、四种不同的说法抵达总司令手中，其中没有一种是绝对精确的。因此，生死攸关的部署行动应该始终不渝依据确实见到敌舰队的侦察舰发回的视觉信号。在部署行动前要正确知道敌舰队位置的唯一可靠方法是一种原始办法，即命己方轻型巡洋舰处于敌我均能望见的位置。有此视线网络，即可确保对位置这一重大问题的准确认识。

挨近德军公海舰队并不断用无线电向贝蒂和杰利科报告敌人行踪的职责，最初是由贝蒂的侦察舰队和轻巡洋舰承担的；而古迪纳夫准将及其中队执行这一任务令人钦佩。没有任何理由批评“雄狮号”在激战中未能从轻巡洋舰发出信号。“铁公爵号”已同时阅悉经无线电传递的一切。但是从60、50、40甚至30海里以外的轻巡洋舰传回的信号，证明是相互矛盾而且错误的。我们现在知道古迪纳夫在距敌4海里之外，他尚不能正确判定舰只方位，而“铁公爵号”的距离则在6海里以上。发自贝蒂的任何一艘处在海平面以远、非视力所能及的舰只的报告，是杰利科据以了解战事一般进程和来犯之敌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不能也绝不应该依赖这些报告，因这些报告取代了他直接指挥的侦察巡洋舰发回的报告。

总司令也不是没有配备必要的舰只。除了分派给贝蒂的先遣部队的14艘轻巡洋舰之外，杰利科保留了4艘最新“卡罗琳”级轻巡洋舰供自己专用。他还另有8艘前“无畏”级时代的装甲巡洋舰(“防御号”、“勇士号”等)。接到第一次警报，他命令这些旧军舰只增快到全速作正面掩护；但由于她们的航速最高只有20节，而他的旗舰航速最初是18节，后升至20节，所以在关键的2小时里它们并没有明显地赶到他的前面。然而“卡罗琳”级轻巡洋舰设计时速是29节。如果知道贝蒂的舰队正在海平面以远处作战，那末总司令便会审慎地调用他的4艘“卡罗琳”级专为他获取及时准确的情报，并以此作为部署的依据。他亲自下达的战斗令宣布，在能见度小于12海里的情况下提到敌人所在经纬度是毫无意义的，并强调与巡洋舰取得联系，保持视觉的接触是极端重要的。

在两个小时里，扇形编队的“卡罗琳”级轻巡洋舰本可以轻易追上15海里外朝敌人总方向行驶的“铁公爵号”；然后她们便能看到英国装甲巡洋舰；从大舰队完全可以看见这些巡洋舰。此时“卡罗琳”级诸舰的能见距离至少有7海里。因此，总司令只要愿意，本可以通过视觉信号获得20海里以外德国舰队的方位和前进队列的准确情报。这原是外加的一种预防措施，使他能将巨大编队的舰队安全地带到准确位置，在那里运用4分钟编队法部署在交战的正确航道上。

03.

双方舰队的所有舰只在英舰完成部署之前半小时已经汇聚成一大群。在此期间发生了如下重大战争，大部分是同时出现的。贝蒂的战列巡洋舰，后面紧跟第5战列中队，匆匆北驶与大舰队接近并诱导敌舰驶向大舰队；希伯和海军少将伯迪克尔率第1和第2侦察舰队也向北行驶，掩护德军公海舰队向前推进。贝蒂和希珀在大致平行的航线上交战，第5战列中舰队与领航的德军战列舰和希珀的战列巡洋舰激战。其时，在“无敌号”上的胡德将军，率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以轻巡洋舰“切斯特号”和“坎特伯雷号”为先锋，在英舰列队的北侧前进。于是，约5点40分时，两支德军侦察舰队直插英舰新月形(现已成马蹄形)列阵的中心，新月形的南角(贝蒂)迅速后退，北角(胡德)迅速推进。

图22、遭遇战，下午5时30分

1st Division，第1分队；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S.G.，第1侦察组；2nd

Division，第2分队；2nd LCF.，第2轻巡洋舰舰队；2nd S.G..，第2侦察组；3rd

B.C.S.(Invincible)，第3轻巡洋舰中队(无敌号)；3rd Division，第3分队；3rd

L.C.S.，第3轻巡洋舰中队；4th Division，第4分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57°N，北纬57°；5th

B.S.，第5战列中队；5th Division，第5分队；6°00E，东经6。；6th

Division，第6分队；A.D.Hood，胡德海军上将号；B.C.F，战列巡洋舰队；Barham，巴拉姆号；Black

Prince，黑王子号；Calliope，卡利奥佩；Canterbury，坎特伯雷号；Chester，切斯特号；Cochrane，科克伦号；Defence，防御号；Duke

Edinburgh，爱丁堡公爵号；Falmouth，法尔茅斯号；Galatea，加拉蒂亚号；Goodenough，古迪纳夫；Hampshire，汉普郡号；Iron

Duke，铁公爵号；K&ouml;nig，柯尼希号；Lion，雄狮号；Magnetic，磁北；Minotaur，弥诺陶洛斯号；NNW 5

Miles，西北北5海里；Shannon，香农号；Sir Robert

Arbuthnot，罗伯特阿巴思诺特爵士；Southhampton，南安普敦号；Warnor，勇士号。

希珀率第1侦察舰队向西南发起新的攻击，到5时36分时，为胡德将军执行侦察任务的“切斯特号”突然与德军第2侦察舰队遭遇。5时40分，组成德军侦察舰队的四艘轻型巡洋舰中的三艘迅速从烟雾中冒出，“切斯特号”“几乎顷刻之间被大火吞没。”④差不多所有大炮被炸毁，甲板上一片混乱。但是，英舰新月形列队的中心仍迅速推进；5时47分，“防御号”(海军少将罗伯特·阿巴思诺特爵士的旗舰)和“勇士号”，她们是直接掩护大舰队前进的装甲巡洋舰队的中心舰只，看到从相反方向过来的德军第2侦察舰队，于是用猛烈炮火向它攻击。正在兴冲冲追击受创的“切斯特号”的伯迪克尔率领的轻巡洋舰群，调头躲避这些已到中年而雄风犹在的舰只，结果却遇上了更可怕的英国对手。

胡德将军率3艘战列巡洋舰突然转身驶向开炮处，冲出浓重硝烟，5时55分，用她的12英寸大炮向德军轻巡洋舰群猛击，于数分钟内使“威斯巴登号”失去战斗力，并重创“皮劳号”和“法兰克福号”。北面突然出现的主力舰“如雷暴似的扑向伯迪克尔将军”，⑤从后边远处传来贝蒂巡洋舰激战的巨声。这个新对手想必是英国主力舰队的前锋。伯迪克尔立即转向以求虎口逃生，让受创的“威斯巴登号”尽快逃离危险。胡德大炮的爆炸声向希珀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下文再述。

与此同时，阿巴思诺特的“防御号”，由“勇士号”尾随，追击德军第2侦察舰队。他发现“威斯巴登号”沉重缓慢地逃脱；他决定将其击毁，于是“全速向其冲去”，⑥再次处在英国战列巡洋舰前面与希珀交战的“雄狮号”，也向同一目标驶去。阿巴思诺特斗志昂扬，强力调转舰首，迫使军舰离开原来航向，全中队万炮齐发，用自己坐舰烟囱的浓烟遮盖敌人的目标。他跟威斯巴顿号不超过6000码，他转向右面使全部舰舷炮对准目标；此时继续在前进的希珀将大炮对向他，此时德军的战列舰也进入了射程。转瞬间“防御号”连续被重炮击中，发生可怕的爆炸巨响；6时19分，军舰连同近800名官兵，消失在巨大的烟柱中。千孔百疮的“勇士号”看来行将遭遇同样命运。然而同时，更大的战斗即将发生，大舰队的部署已于6时15分开始。

图23、海战部署，下午6时19分

11th Flotilla，第11小舰队；11th 1/2 Flotilla，第11半支小舰队；12th

Flotilla，第12小舰队；12th 1/2 Flotilla，第12半支小舰队；13th

Flotilla，第13小舰队；1st Flotilla，第1小舰队；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 1/2

Flotilla，第1半支小舰队；2nd Squadron,4th S.G.，第2中队，第4侦察组；3rd

Flotilla，第3小舰队；4th Flotilla，第4小舰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5th & 7th

Flotilla，第5和第7小舰队；9th

Flotilla，第9小舰队；Acasta，阿卡斯塔号；Agincourt，阿金库尔特号；Ajax，阿贾克斯号；Barman，巴受号；Bellerophon，贝勒罗丰号；Benbow，本鲍号；Cables，1链=185.3米；Canada，加拿大号；Centurion，森图里昂号；Collingwood，科林伍德号；Colossus，科洛苏斯号；Consequerer，征服者号；Defence，防御号；Derffiinger，德夫林格号；Duke

Edinburgh，爱丁堡公爵号；Erin，爱尔兰号；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Following

Westfalen some Distence Astern，阿斯特恩跟在威斯特法伦之后一段距离；Friedrich der

Grosse，弗里德里希大帝号；Frinzregent Luitpolo，弗林茨雷根特·卢伊特波洛号；Grosser

Kurfurst，大选帝侯号；Helgoland，黑尔戈兰号；Indomitable，大无畏号；Inflexible，不屈号；Invincible，无敌号；Iron

Duke，铁公爵号；K&ouml;nig，柯尼希号；Kaiser，皇帝号；Kalserin，女皇号；King Geogre

V，国王乔治五世号；Kronprinz，皇太子号；Lion，雄狮号；Lützow，吕措号；Magnetic，磁北；Malaya，马来亚号；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Marxgraf，马克斯伯爵号；Mercules，默库莱斯号；Moltke，莫尔特克号；Monarch，君主号；Nassau，拿骚号；Neptune，海王星号；New

Zealand，新西兰号；Oldenburg，奥尔登堡号；Orion，奥赖恩号；Ostfriesland，东弗里斯兰号；Posen，波森号；Princes

Royal，皇家公主号；Revende，复仇号；Rheinland，莱茵兰号；Rostock，罗斯托克号；Royal

Oak，皇家橡树号；Scale，比例尺；Sea Meles，海里；Seydlitz，赛德利茨；Shark，盆号；St

Vincent，圣文森特号；Super，超级号；Temeraire，勇往直前号；Thunderer，雷神号；Thüringen，杜林根号；Tiger，猛虎号；Valiat，勇敢号；Vanguard，先锋号；von

der

Tann，冯·德·坦号；Warrior，勇士号；Warspite，沃尔斯派特号；Westfalen，威斯特法伦号；Wiesbaden

(Disabled)，威斯巴登号(失去战斗力)。

在这些战斗过程中，向北方行驶已告结束。5时25分，贝蒂与希珀再次交战；此时阳光对英军有利。“巴勒姆号”和“勇敢号”的15英寸大炮也朝德军战列巡洋舰开火，它们渐受重创。正当此时，5时42分，东北方传来“无敌号”攻击德军第2侦察舰队的炮声；希珀闻此，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已陷入优势兵力的包围，而且在实际交火中受制于敌，他迅速命所率军舰调头向公海舰队撤退。当对手向右方离去，贝蒂首先采取同样行动，然后以战斗中的自然行动朝正东绕住他，也有意阻止无论转向哪个方向逃逸的希珀发现英国战列舰队。正当此时，“雄狮号”见到“铁公爵号”。后者的出现令杰利科甚感惊讶。根据贝蒂发来的无线电信号推算，“铁公爵号”以为他已东去甚远；两舰推算的累计错误不小于11海里。事实立即取代了计算。“雄狮号”就在6海里之外，在“铁公爵号”的右边，比推算的位置大出近45°。因此有理由设想，敌战列舰队的位置也超出同样的角度，更偏向西面；这意味着杰利科不会迎头或差不多迎头与敌人相遇，敌舰在自己45°的右前方。

形势严重、紧急而模糊。总司令觉得敌人的呼吸就在他的右颊和右肩，他此刻显然想指令舰队转朝新的方向。但是这部分转舵⑦需时15分钟，而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当他望见贝蒂在战斗中以全速驶过他的舰首，他迅即用探照灯发信号询问：“敌战列舰队在哪里？”(6时01分。)一分钟后，由于贝蒂舰队的出现并确定了其方位，又来不及转舵，他下令各分队领航舰向南行驶，以占据那个方向的水面来改善接近敌人时的阵线。这个举措没有损失时间，想法也绝对正确，但是它使舰队变成由分队排列的梯队形式，完全不便于舰队部署，而德军舰队很可能就在附近。它随时都可能从六七海里外的雾中冒出来并立即开火。6时06分，总司令恢复了原来的队形，此举虽然所指方向欠准，但仍为他的部署提供了最大的选择余地。

与此同时，在“马尔伯勒号”(战列舰群右角上的舰只)前仅2海里的贝蒂回答说：“敌人的战列巡洋舰朝向东南。”⑧闻此，总司令重问，“敌战列舰队在哪里？”对此，“雄狮号”无法回答。希珀目前已消失，“雄狮号”看不到任何敌人。

杰利科时而焦虑地翘首凝望海平面上有威胁性的天幕，时而低头注视海图的矛盾与模糊之处，在紧张的捉摸不定中，又坚持向前行驶了8分钟。豁然明亮的时刻终于到来。6时10分，“巴勒姆号”发现舍尔所率战列舰在东南偏南方向；因它的无线电台已被击毁，由“勇敢号”报告这一消息。杰利科于6时14分得报。几乎与此同时，“雄狮号”报告见到公海舰队在西南偏南方向。这两份报告确定敌人在我右舷舰首45°，或按军队用语的说法，右半舵。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把德军先头战列舰“柯尼希号”的位置比实际所在说近了3海里。据此，似乎不容再有迟疑；决策的时刻已到。《海军部纪实》称：“部署舰队已刻不容缓。”

遭遇发生的角度这样不理想，以分队向左舷或右舷迅速部署舰队都不可行。这样做不能使舰队进入与敌人可能的战线保持确当关系的阵势队列。只剩下22分钟的侧冀部署法了。杰利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让最靠近敌人的右边纵列驶在前头，其余皆跟着它，另一种是让距敌最远的左边纵列为先导。如果选择前者，他就要冒敌人集中火力攻击先导舰只而舰队其余舰只无法还击的风险。假若选择后一种方法，他的战线就要离敌人更远1万码。他放弃部署舰队本可立即投入战斗和开火的方法，愿意将舰队部署在炮火有效射程以外；因此，他在战场上的开始行动便是退却。

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是：他本可以没有风险地按右舷冀趋前法部署，第5战列中队有无比威力的大炮、装甲和速度，实际上是将处在由旧“无畏”级战舰组成的“马尔伯勒”的分队在前面担任先锋；贝蒂所辖战列巡洋舰已经居前行驶在准确航道上，在所有舰只前面更远处，胡德自然会率领舰只转向驶入编队。整个舰队本可望协调一致地在决定性的射程内全力作战，所有快速大型舰只处在战线的右端，可切断敌人与基地的联系。但总司令选择了较为安全的方针。谁也不能说，根据他当时所了解的情形，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他毕竟是受命作出抉择的人。假如他在朝向敌人那个侧翼进行部署，再假如英军先头中队被德军战列舰队的火力压倒，或者假如我舰队先锋遭重型鱼雷攻击，假如我全线在部署中由此而受牵制乃至混乱不堪，而且有四、五艘舰只被击沉(这有可能就在部署的数分钟内发生)，那末势必不乏对舰队司令不谨慎决定的批评。而批评是严重后果中最不重要的。

不过，对约翰·杰利科爵士来说，的确还有第三种方针，它没有上述艰难选择的不利条件。尽管涉及复杂的位置变换，但它原则上仍不失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事实上，它是所有方法中最简单和最原始的。他可以以自己为中心进行部署，并由本人带头。皇家海军中有一道沿用已久、众所周知的指示信号，它能使总司令率领其分队驶出舰队，令其余舰只依他所选任何序列紧随其后。这只须升挂一面“A”字形三角旗，旗下悬示指定各舰后随顺序的连续数字。这样做要求在左面两个分队的每艘军舰或者减速或者向左绕一整圈以免失速，同时右边分队排列在总司令后面。舰队并未遭到炮火攻击，因而该项策略是切实可行的。简而言之，它的意思就是“跟我来”。没有无所适从的混乱，没有令人痛苦的两难窘境，这是有把握的、慎重而适宜的中间办法。采用此法完成部署之后，约翰·杰利科爵士仍保有控制他舰队的最合适方法。较之对敌侧翼部署，他多享有3海里的缓冲距离和10分钟的宽裕时间；他将避免从前进的敌人面前退却；他将率领他的舰队，而全舰队将紧随其后。

看来似乎奇怪的是，在对他所采取的行动的说明与解释中，他竟然从未试图运用这个供选择办法。这或许也不难解释。约翰·杰利科爵士是按一种确定的事先想好的计划行事。他处在可能是世界最大海战开端的威吓之下与神秘之中，尽可能严格恪守自己的规则。毕竟他在海战的所有部署中只想到布置左边或右边战列舰纵列领头的方法。结果是，大舰队战斗令中的例行指令信号体系，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种司令旗舰领先的部署方法。旧的指令信号为将士所熟知。只要信号旗升起，其含义立即为全体官兵所理解，然而上述这个方法最终被弃而不用，当时总司令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为防止并不会危及自己舰队安全的敌人逃脱应采取何种明显的预防措施。他小心部署外部侧翼，为更加迫切地弄清楚前来作战的敌人的位置。欲达此目的，他只需命令第5战列中队的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舰只分别攻击敌人未与我交战一侧即可，而不必稳稳地集合在敌人阵线的尾部，浪费她们独一无二的速度和力量的优势。这些舰只不会有受敌人数量优势威胁的危险，其航速比德军舍尔舰队的联合行驶时的速度快8—9节。一旦遭到猛烈攻击，她们可随时脱离战斗。既然有如此之多的保障，那末，她们对老旧“德意志”级中队发动突然袭击并在数分钟内重创或击毁二、三艘敌舰，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吗？如果这样，舍尔就不得不停下来，去援助“德意志”级诸舰；在背腹受敌的形势下，他将非全力应战不可。这正是我在海军部工作时的主要目的之一，这正是花巨额经费和费诸多周折建造超级航速、火力与装甲的“无畏”级战舰分队所希望出现的形势。但是总司令和这些战舰的将领都没想到更好地使用这些战舰，让她们徒然以17节时速跟在舰队后面，而她们本身的航速在24节以上。

因此，到下午6时15分，以信号和无线电同时发布命令，令舰队作左翼部署。在微风中飘动的决定性的军旗被降了下来。命令开始执行，英国战列舰庞大横列的六分之五转向，开始扩大与敌人的距离。这就是战列舰队在日德兰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04.

贝蒂和第5战列中队一贯适合于按右翼部署法就位。向左舷部署迫使贝蒂以全速横过战斗队形的前面，以便在前锋就位；胡德在贝蒂之先驶入列队。战列巡洋舰冒出的烟雾模糊了战列舰的身影；6时26分，杰利科命舰队减速至14节，让战列巡洋舰驶到前面。信号未能迅速传到各舰，开始发生拥挤和重迭，尤其是在转弯处。第5战列中队，因落后太远无法横过杰利科部署队形的前面，又没有得到独立行动的命令，只好决定在后面就位，在德军战列巡洋舰和先头战列舰的集中火力攻击下来了个左转弯。装备15英寸大炮和13英寸铁甲的快速战列舰再次与占大量优势的敌舰展开激战，双方都受到了沉重打击。“沃斯派特号”因舵轮一时发生固障而脱离中队，由于失去控制又加之受到猛烈炮火的攻击，便迅速绕了个大圈。这一圈使她来到受重创的“勇士号”近旁，混乱中的“勇士号”，感谢拯救者非有意识的侠义行为，艰难地驶向安全地带。

图24、舍尔第一次脱逃，下午6时35分

1st & 2nd B.C.S.，第1和第2战列巡洋舰中队；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

S.G..，第1侦察组；1st squadron，第1中队；2nd C.S.，第2巡洋舰中队；2nd

L.C.S.，第2轻巡洋舰中队；2nd squadron，第2中队；3rd B.C.S.，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3rd

L.C.S.(Part)，第3轻巡洋舰中队(部分)；3rd squadron，第3中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Battle

Fleet，战列舰队；Canterbury，坎特伯里号；Chester，切斯特号；Cockrane，科克伦号；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Galatea，加拉蒂亚号；Hampshjre，汉普郡号；Invincible，无敌号；Magnetic，磁北；Minotaur，弥诺陶洛斯号；Scale，比例尺；Sea

Miles，海里；Shannon，香农号；Yard，码。

6时25分，部署还在进行，舰队开始开火；约三分之一的军舰找到了攻击目标，或者向倒霉的“威斯巴登号”开火，它停在两条战线的中间，化作一团火光熊熊的残骸；或者射向敌舰队前面的第3中队(“柯尼希”级)。因烟雾浓重射程难以校准，能见度差。但是杰利科的方位变化使英舰获得最有利的光照，敌人仅能看见我炮火的闪光。当舰队的一半渡过难点时，杰利科似乎想到改变小分队的航线向敌人接近。舰队当时所列“L”形战阵，他可能觉得改变航线的行动不切实际，因而在这个行动尚未开始，发出的信号便取消了。到部署完成时(下午6时47分)，英舰队半数已经开火；德军第3中队连连中弹，而英军战列舰秋毫无损。

其间，胡德率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一直在与希珀的战列巡洋舰交战，战绩斐然。可是6时31分，“德夫林格号”的一阵齐射将“无敌号”击毁。用《官方纪实》⑨的话说：

接二连三发生几响震耳的爆炸声，大量煤尘从撕裂的船壳漏出，熊熊的火舌笼罩舰身，桅杆纷纷倒下，舰身裂成两段，巨大的黑色烟幕升向天空。烟幕消散之后犹见舰首和舰尾竖立在水面，似乎告示世人，这里是一位将军的长眠之地。⑩

舰上1026名官兵，仅有6人幸存。

现在我们看一看德军在这一段时间的动态。舍尔发现从6时25分起他就一直遭到英军战舰的炮火攻击，他误以为胡德的战列巡洋舰是英军舰队的先锋。因此他认为自己将被包围。他不对英舰队采取正面直角拦截的策略，倒误以为英军将对他进行这样策略。因此到6时35分，他命全体舰队的每艘军舰以最快速行动，同时调头，朝西向英格兰驶去，与此同时派一支小舰队以鱼雷攻击和施放烟幕弹掩护其撤退。这个十分老练的设计获得成功，甚至恰到好处。尽管有战斗的压力和混乱，杰利科因受到一连串鱼雷的威胁，仍按自己长期坚持的方针转向离去。两支舰队迅速分离；德舰队消失在雾层里，舍尔发现身后已无追敌。

但是随着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完全出乎合理料想之外，这样的事件往往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舍尔向西行驶约20分钟之后，刚发现自己脱身，又立即命各舰右转调头，重新向东行驶。其目的何在？返回港口之后他声称，这是寻找机会进一步与英国舰队较量。“当我注意到英军的压力已不复存在，而我掌握的舰队依然完好无损失时，我便调转头来，认为战斗不能如此结束，我应该寻机与敌人再比高低。”○11这一解释得到了德国官方历史的赞同。然而似乎更有可能的是，他预计这一行动将使他插入英国舰队的后部，他希望穿过舰队的后部击毁殿后的英舰并重新在靠近本国的一侧作战。我们知道，他当时认为英国战列巡洋舰群是英军战斗队形的先锋。由此他头脑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英军战列舰队在战列巡洋舰所处位置之后5海里。基于上述设想，他的行动将恰好插入英舰队的后部。然而与他假想不同，他正好钻进了整个英国舰队的中心，这当然是他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这个错误本来可能对德舰造成致命的结果。不可能有比这更危险的局势了。杰利科的舰队无疑准备得不太顺利，他正率各分队向南成梯队行驶。事实上，此刻(下午7时12分)对他最初的部署来说他是在最不喜欢的处境中被德舰抓住的。不过尽管如此，实际上没有出现严重困难。当德国舰一艘接一艘从迷雾中出现时，所有射程看得清的英国战列舰均向其猛烈开火。德军先锋，庞大的“柯尼希”级诸舰，目力所及四面八方均是一片炮火闪光。密集的火力持续了约6分钟，炮弹如狂风暴雨在德国军舰上爆炸。希珀的多次受创的、令人敬畏的侦察舰队，再次遭到最沉重的打击。“赛德利茨号”突然猛烈燃烧起来，“吕措号”摇摇晃晃退出战线。这是最猛烈的海上炮击战。

战事持续时间不长。舍尔一旦意识到所陷入的境地，虽不够冷静，他还是重复了6时35分运用过的策略；7时17分，他再次将战列舰队调头向西，又发动了一系列小舰队攻击，释放更多的烟幕，命令喘息未定的战列巡洋舰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攻击，以掩护他的撤退(一次“死亡之旅”)，再次迅速西驶。杰利科又一次听任舍尔西去，为躲避纷纷射来的鱼雷，第一次转22.5°，然后又转22.5°。在地图上一望可知，这里无论如何有一个极佳时刻，很容易将英国舰队与率领右分队的第5战列中队分开，对敌人进行两面夹击。但是这位英军总司令全神贯注于躲避鱼雷攻击，不断转变方向。射程扩大了，两支舰队分离了，舍尔再次从杰利科的视线内消失了——这一次是永远地消失了。

图25、舍尔第二次脱逃，下午7时12分至下午7时20分

11th Half Flotilla第11半支小舰队；1st L.C.S.(less

Galatea)，第1轻巡洋舰中队(缺加拉蒂亚号)；1st S.G.，第1侦察组；1st Squadron，第1中队；2nd

L.C.S，第2轻巡洋舰中队；2nd S.G.，第2侦察组；2nd Squadron，第2中队；3 Boats of 3rd

Flotilla，第3小舰队的3艘小艇；3rd L.C.S.，第3轻巡洋舰中队；3rd Squadron，第3中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4th

S.G.，第4侦察组；B.C.F.，战列巡洋舰舰队；Barham，巴拉姆号；Benbow，本鲍号；Colossus，科洛苏斯号；Duke

Edinburgh，爱丁堡公爵号；Fired 3 Torpedoes，发射3枚鱼雷；Friedrich der

Grosse，弗里德里希大帝；Iron Duke，铁公爵号；King George

V，国王乔治五世号；K&ouml;nig，柯尼希号；Lion，雄狮号；Magnetic，磁北；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rion，奥赖恩号；Scale，比例尺；Sea

Miles，海里；Smoke Screen，烟幕；Southamton，南安普敦号；Yard码

在6时与7时30分之间，德军小舰队发动了不下七次对英国战列舰队的攻击。对这些攻击的真正回答是英军小舰队和轻巡洋舰中队的反击，其中后两次反击很有效，而且接近成功。本当命令这些舰队前进，打掉敌人的鱼雷艇，这一点完全能做得到。杰利科舍此积极的战术于不用，每次都叫战列舰转身躲避；因而停止与敌人的接触。在此整个阶段，德国小舰队仅仅损失了一艘舰只，而它们却有效地保护了舰队死里逃生安全撤退。

然而贝蒂仍力求重新交战；最最重要的是驱逐德军舰队向西驶去，离开其老家。“雄狮号”望见了敌人；但是英国战列舰队并未向“雄狮号”靠近，几艘战列巡洋舰不可能单独与舍尔交战。7时45分，贝蒂通过“弥诺陶洛斯号”向领航的英国战列舰报告敌人的方位；7时47分，向总司令发去经过反复斟酌的电报：“建议战列舰前锋随我行驶；我们能切断敌人舰队的归路。”电报刚发，他改变航向逼近敌人。其时，舍尔回家决心已逐步使公海舰队从向西改为向南航向。两支舰队再次相遇，双方的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开始射击。英国战列巡洋舰将很快进入战斗，可是我战列舰队前锋在哪里？杰利科接到贝蒂的信号后，在他向第2战列中队发出必要的命令——其中无重要言词——之前，让一刻钟时间白白过去。指挥该中队的海军中将杰拉姆没有指挥该中队加快航速，也没有叫它驶到主舰队前面，也没有向“弥诺陶洛斯号”询问“雄狮号”的位置。他只是保持航向，心中对总的局势捉摸不定。因此，“雄狮号”及其护航舰只在日德兰海战中单独与敌巨大军舰作最后一次遭遇战，就像她最初与敌作单独遭遇战一样。严重受伤的德军战列巡洋舰不具备作战条件，此时日光仍对英军有利。从“猛虎号”发射的炮弹从0.9—1.3万码的射程击中各舰。“德夫林格号”上残留两个炮塔之一被打得不能开炮。“赛德利茨号”和“吕措号”几乎一弹难发。突然，老旧的“德意志”级战列舰前来救援希珀的受重创的英勇的舰只；在暮色中与英德舰的巨炮作最后的互射。15分钟之后，德舰再次调头西去，消失在渐浓的夜色里。

05.

夜已经来临，到9点黑暗笼罩了大海。因此，海战的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强者的力量在昏暗中被削弱得与对方相等。远程的巡洋舰成了瞎子。友好的驱逐舰变成了对受其保护的军舰有危险的东西。大炮无法校准射程，此时此刻，鱼雷开始主宰。两支敌对的海军，相距不过6海里，在黑暗中向前行驶，双方保持沉默，互不相见，可能在5分钟内转向任何方向，谁也不知道对方将欲何为，或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图26、夜幕降临时舰船的位置，下午9时

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 S.G.，第1侦察组；1st Squadron，第1中队；2nd

C.S.，第2巡洋舰中队；2nd L.C.S.，第2轻巡洋舰中队；2nd Squadron，第2中队；3rd

L.C.S.，第3轻巡洋舰中队；3rd Squadron，第3中队；4th S.G.，第4侦察组；5th

B.S，第5战列中队；Benbow，本鲍号；Calliope，卡利奥佩号；Colossus，科洛苏斯号；Comus，科穆斯号；Constance，康斯坦斯号；Derfflinger，德夫林格号；F.Luitpolo

F.，卢伊特波洛号；Friedrich der Grosse，弗里德里希大帝；Iron

Duke，铁公爵号；Karotine，卡罗琳号；King George

V，国王乔治五世号；K&ouml;nig，柯尼希号；Lion，雄狮号；Magnetic，磁北；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rion，奥赖恩号；Royal，保皇党人号；Scale，比例尺；Schlesweg

Holstein，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Sea Miles，海里；Westfalen，威斯特法伦号。

但是舰队司令舍尔早已打定主意，他的航向虽然险象环生，却是明明白白的。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其决心建立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他心里明自，一支优势兵力的敌人舰队正在他与本国港口之间，若被发现处于这样的位置上，到明天白天极可能意味彻底的毁灭。夜晚短暂，到2时半就将破晓。他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他的计划很简单：冒一切风险，不惜任何代价，走最短路路程尽快回家。倘若发现英国舰队挡道，便强行突破。如此行动，双方会有多艘舰只被击沉，但是德国海军的大部分可望逃回海港。这无论如何也胜过在海上被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捉住，在日光下战斗18小时要好。9时14分他用无线电发布如下命令：“我主力舰队继续前进驶入本港，保持航向东南偏南，即1/4东；航速16节。”于是公海舰队从正南航向转为东南偏南，由小舰队和轻巡洋舰中队为先导，以最高联合速度直驶霍恩礁。谁也不能怀疑他采取这一行动的正确性。

约翰·杰利科爵士要处理的问题比较复杂。此时他的敌人所处的位置肯定不是德军事先拟定的计划的组成部分。他正确地放弃了夜战的打算。拂晓进行的任何战斗都不必担心陷阱或精心预设的埋伏。它将是一场在海上决出胜负的直截了当的战斗；他的实力超过敌人一倍以上。其显而易见的最高职责就是迫使敌人作这样的战争。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自战争开始，德军就在黑尔戈兰湾设置了两个水雷区，以阻遏英国舰队的进攻。德军此举得到了英国海军部的帮助——其原因须作进一步解释。由于双方的努力，该湾大片水域被英、德敷设的水雷封锁。但是德军在这些水雷区像扫出三条宽阔的航道：一条经通往北方霍恩礁；第二条处于黑尔戈吸湾正中，第三条经埃姆斯河通往南方。双方对对方的水雷区完全了解。水雷区像暗礁和浅滩一样在海图上标得一清二楚，因而双方同样有把握避开它们。英国海军部不但了解水雷区，而且知道通过这些水雷区的德国三条航道，所以，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的海图上注明摆在舍尔上将面前的三条航道。

还有第四种选择：舍尔完全可以根本不去黑尔戈兰湾，一到天黑立刻转向朝北，向回国方向经卡特加特海峡驶入波罗的海。他将选择这四条航道中的哪一条？任何处在英军总司令地位上的人都难以判定。杰利科作出的任何决定，必然有多种难保万无一失的风险。对他的唯一指望便是他能根据合理的可能性行事，让其余的一切听天由命。因此，本章必须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按合理的可能性采取行动了。

图27、下午9时各舰队的位置及其至次日黎明前2时30分时的大致航迹

注：德军舰巡弋航迹为1st S.G..，第1侦察组。

AM＝上午；Amrum，阿姆鲁姆；Area，海域；B.C.S.，战列巡洋舰中队；Battle Fleet，战列舰队；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以东；Heligoland，黑尔戈兰；Hornsreef，霍恩礁；Lion，雄狮号；Midnight午夜；Mined，布雷；N，北纬；North

Limit of Mined Areas，北方布雷海域界限；PM＝下午。

可以马上排除那些对敌人最小可能性的选择。经由卡特加特海峡退入波罗的海无法确保舍尔不在白天作战。这个选择需驶近350海里的航程，给较快速的英国舰队提供一整天在公海追逐的时间。杰利科只消为这一航道采取简单措施(然而他并未采取)，即派遣数艘轻巡洋舰监视该水域，便可保证在拂晓及时得到情报。埃姆斯河这条路漫长而曲折，也可因不存在可能性而不予考虑。因此，四种选择减少到两种，即霍恩礁航道和黑尔戈兰岛航道；而这两条航道相距并不甚远。如果约翰·杰利科爵士认为霍恩礁和黑尔戈兰岛两条航道都可能为敌人所利用，那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两个基础上有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的行动的机会。将舰队驶往霍恩礁灯塔西南10海里的地方，在拂晓时他便可占据一有利位置迫使舍尔作战，无论后者去往霍恩礁还是黑尔戈兰湾。英国舰队的航速比德国舰队至少快3节，因而在夜色降临时更接近该地点。

可是杰利科似乎已经形成这样的看法：德国舰队的选择在黑尔戈兰湾和埃姆斯河两条航道之间；他不提霍恩礁这一显而易见最有可能的可能性。他说○12，“我不愿放弃阵地优势，这种优势可产生于朝东或朝西的航向○13，因此我决定向南行驶，可以在那里于白天重新交战；而且只要敌人驶向黑尔戈兰湾或埃姆河并由此沿德国北方海岸返回基地，那末我也可处于拦截敌人的有利地位。”这根本不是最合理的设想，它不但没有得到，反而排除了重大的有利机会。沿此航向一直行驶到凌晨2时30分，将使英国舰队处于霍恩礁西南43海里和舍尔驶向黑尔戈兰岛直接航线以西25海里的地方；因此在这两个地方都不能获得与敌交战的机会。让舍尔无论取道霍恩礁还是经由黑尔戈兰湾，或者只要他愿意，穿过卡特加特海峡自由自在地撤退，仅仅经埃姆斯河这一可能性最小的航道被封锁了。

晚上9时1分，英国战列舰队以分队为单位转向，按17节时速朝几乎是正南方向继续行驶。9时17分，舰队采取密集列阵，以三列纵队的夜航编队形式.9时27分，驱逐舰小舰队奉命在舰队后5海里处航行。该项命令可达到双重目的：防止战列舰队在黑暗中与己方小舰队靠近，因而能把所有鱼雷艇认定为敌人，如果鱼雷艇一旦出现，即可将其击沉；它还延长了英舰队行列，增加了拦截敌人的机会。然而并未向驱逐舰小舰队下达攻击敌人的命令，所以它们消极地保持距离行驶，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或情报。杰利科向小舰队发出的信号被设在新明斯特的德里监听站截获，该站于夜间10时10分向舍尔报告，“驱逐舰群在敌主力舰队后5海里就位。”约10时50分，德军第7小舰队报告它发现英驱逐舰群。因此，德军舰队司令，如果获悉了新明斯特的情报，从此时起便对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14。夜间的行动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英国舰队正以17节时速向南行驶，每时每刻都为敌人最近最可能的退却路线敞开了方便之门。德国舰队正以16节时速驶向霍恩礁，将径直通过杰利科舰队的尾部，德舰队的驱逐舰群已经擦及其尾部。不过还来得及挽救局势。

约晚上10时30分，德军第4侦察舰队与跟随我战列舰队的第2轻巡洋舰中队接触，传来一阵剧烈的炮弹爆炸声。“南安普敦号”和“都柏林号”损失惨重，德军老旧巡洋舰“妇女颂号”被一枚鱼雷击沉。这场遭遇战的大炮闪光和探照灯曳光的情景，几乎在大舰队各舰的航海日志中都有记载。这一个所在地的炮战，尽管不是证据，但至少暗示敌人在驶向霍恩礁的途中正在设法穿过英国舰队的后部。不过有决定性质的确证即将到来。

在遥远的白厅，海军部一直在监听德军的无线电。他们已经收听到并破译了舰队司令舍尔晚上9时14分向公海舰队下达的命令。“铁公爵号”于10时41分收到电报，11时30分译出电码，约翰·杰利科爵士读到了以下令人震惊的情报：“德战列舰队于9时15分下令返航，战列巡洋舰殿后。航向在南偏南，东3/4。时速16节。”○15如果该情报值得相信，这就意味也只能意味德舰队打算经由霍恩礁返航。首先与一般可能性联系起来，其次和队尾传来的炮声联系起来考虑，加上海军部的情报(除非完全错误)，就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假若杰利科决定据此采取行动，他只要将舰队转向与德舰队平行的航线，以便确保于拂晓时与敌作战。如此行事既不冒夜战危险，也不会增加鱼雷攻击的现实危险。

可是海军部的情报可信吗？约翰·杰利科爵士不以为然。他无疑记得当日早些时候，即发现敌战列巡洋舰群前数分钟，同一官方来源的情报告知他，德公海舰队可能尚未出海，其旗舰正从海港发信号。当海军部所提供的舍尔的航线在“铁公爵号”的海图上标绘出来时，因细微差错，似乎刚好使德国舰队处于杰利科本人的旗舰当时所在位置。这实在荒谬。此外，他于10时15分接到“南安普顿号”的报告称，敌舰仍向西行驶。总之，他认为敌人位置并不明确，因而他置海军部情报于不顾，继续以17节时速南行。

难以认为，此项决定与证据的重点不是相矛盾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约翰·杰利科爵士依照海军部的情报采取行动——即使事实证明情报是错误的——他就有理由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其行动也绝不可能受到非难。当他加速南驶时，他不理会如此之多的有利机会，对后果考虑又如此之少，因此难以猜透他内心的想法。当然，上面所说怀疑与矛盾的因素也必须予以充分考虑。

11时30分，公海舰队的航向几经细小变动之后，撞上了英军第4小舰队，紧接着是一场短暂的激战。驱逐舰“蒂泊雷里号”和“布罗克号”丧失了战斗能力、“喷火号”与战舰“拿骚号”相撞，“雀鹰号”与受伤的“布罗克号”相撞，德国巡洋舰“埃尔宾号”遭到“波森号”的撞击并失去战斗力；“罗斯托克号”被鱼雷击中。英国其余小舰队匆匆离去，消失在夜色中，但它们又重新转向回来，再次冲向敌人。此时驱逐舰“幸运号”和“热情号”均被炮火击沉。午夜稍过，脱离舰队正力图归队的铁甲巡洋舰“黑王子号”突然闯入德军“超无畏”级战舰中队1600码以内，立即被炸成碎片，750名官兵无一幸存。12时25分，此时正位于英国舰队左舷方位的德舰队的先头舰只冲入英军第9、第10和第13小舰队并击沉驱逐舰“汹涌号”。在上述意外冲突中，对尽职守紧跟大舰队的英军各小舰队，遭受严重损失有如正规实际攻击一样。最后一次与敌遭遇发生在2时10分，第12小舰队发现敌人已绕到左舷，在舰队长斯特林率领下积极主动和明确进攻，击毁了“波美拉尼亚号”，全体700名官兵丧生，还击沉德国驱逐舰V—4号。战斗到此告终。

直到午夜之后半小时，杰利科还有时间及时赶到霍恩礁进行白天战斗。甚至此时以后，还可能切断德舰队后部和掉队舰只。重炮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巨大爆炸发出的闪光、自西向东连续摇曳的探照灯光柱——难道没有可能多次说明问题？但是大舰队继续坚定不移地向南行驶；当它在凌晨2时30分调头向北时，德国舰队已经永远无法追上了。北上的航向也仍然使英国舰队脱离退却之敌；显而易见，从此时起总司令已经彻底放弃了重新交战的一切希望。剩下的任务只是集合舰只，打扫战场以期发现掉队舰只，然后回港。凡此皆按计划完成。

日德长之战就这样结束了。德国人高呼胜利。其实谁都无胜利可言；不过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年轻海军表示满意。它打得巧妙成效不错。它从压倒优势兵力夹缝中逃脱。与此同时，它使对方在舰只和人员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比自己更大。英国战列舰队从未认真作战，仅有一艘军舰“巨人号”为敌舰炮弹击中，舰上2万余名官兵中两死五伤而已。英国竭多年最大努力装备了这支举世无双的海上劲旅，它在数量、吨位、航速首先是火炮威力方面都远优于其对手；而在训练、个人技能和勇气方面至少与敌人不分高下。举国上下的失望情诸是深重的，立刻出现的责备和反责备的论调持续至今；对这些论调，本篇的叙述力求忠实与公正。所有人都希望给他们另一次机会，热切从战斗的教训中找寻教益。歼敌制胜的良机，第一次是在部署的时刻提供的，第二次是在一个小时以后当舍尔重大估计错误的时候提供的，第三次是将近午夜时总司令决定不理睬海军部情报的证据时提供的。三次良机可谓多矣！

06.

尽管如此，还是提供了迫使德舰作战的最后机会。日德兰之战六周以后，8月18日夜，德军舰队司令舍尔再次出海。其目标是炮击森德兰，并希望一旦英国舰队干预，就将它诱进他的潜艇小队。17艘潜艇组成的主力小舰队部署在英国舰队可能经过的两条航线上：一条在布莱斯海外，另一条在约克郡海岸外；同时12艘“佛兰德”级舰只组成的小舰队停泊在荷兰海岸外。4架齐柏林飞艇在彼得黑德与挪威之间巡航，3架在纽卡斯尔与黑尔之间英国海岸外巡航，l架在弗兰德斯湾巡逻。由慢速“德意志”级诸舰组成的德国第2战列中队，此次未获准与舰队同行。这样，德国舰队既受到飞艇的保护，四周又有潜艇巡弋，而且摆脱了老旧舰只的拖累，因此一路上大胆行驶。

德国海军的初步行动并不是没有引起英国海军部的注意。18日上午，大舰队各战列中队奉命在朗福蒂斯浅滩集结，战列巡洋舰在稍南海区汇合，哈里奇舰队在雅茅斯以东海面集结。26艘英国潜艇——5艘在黑尔戈兰湾，8艘在弗兰德斯湾，1艘在荷兰海岸外，12艘在雅茅斯和泰恩河海外——依次分布拦截敌人。

图28、1916年8月19日，北海

3.18 A.M.，上午3点18分；3.57 P.M. Grand Fleet returns，下午3点57分大舰队返航；7.3

A.M.Grand Fleet turns North on report of Nottingham being

torpedoed，据报“诺丁汉号”被鱼雷击中，上午7点3分大舰队北转；9.0 A.M. Grand Fleet turns to

South，上午9点大舰队南转；A. Position of German Fleet at 5.5 A.M. as

reported by E23 at 9.16

A.M.，英E—23号潜艇上午9点16分报告上午5点5分德国舰队的位置；A.M.，上午；Ameland，阿默兰岛；Aug.20，8月20日；August

19th 1916，1916年8月19日；B.Position of German Flagship

(Directional)12.23，12点23分时德国旗舰(指挥舰)的位置；B.C.S.，战列舰队；British

Battlefleet，英国战列舰队；Cromer，克罗默；Falmouth

(Torpedoed)，法尔茅斯号(被鱼雷击中)；German Battlefleet，德国战列舰队；German

Battlecruisers，德国战列巡洋舰队；German Minefield，德水雷区；German S/M

Line德潜艇布雷线；German S/M Line Flanders I，德国潜艇布雷线侧翼I；German S/M Line

Flanders II，德国潜艇布雷线侧翼II；Grand Fleet，大舰队；Hartlepool，哈特尔浦；Harwich

Force，哈里奇舰队；High Sea Fleet，公海舰队；Hull，赫尔；Iron Duke joins Grand

Fleet 4.50 A.M.，上午4点50分“铁公爵号”加入大舰队；L Channel，L航道；M

Channel，M航道；Noon，中午；North Sea，北海；Nottingham

(Torpedoed)，“诺丁汉号”被鱼雷击中；P.M.，下午；R.Humber，亨伯河；Scarborugh，斯卡伯勒；Terschelling，泰尔斯海灵岛；The

Wash，沃什湾；Westfalen Returns，“威斯特法伦号”返航Westfalen

Torpedoed.，“威斯特法伦号”被鱼雷击中。

两支舰队19日的行动大致轮廓如海图所示。当日的战斗行动始于双方的潜艇攻击。早晨5时5分，德国战列舰“威斯特法伦号”被英国潜艇E—23发射鱼雷击中，于7时22分转向返航。舰队司令舍尔率舰队余部坚持他的航向前进。大约在上午6时，贝蒂所率先遣巡洋舰队之一“诺丁汉号”被德国潜艇U—52号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6时25分再次被击中，于7时10分沉没。起初，它究竟被水雷还是鱼雷击沉，尚存怀疑。但是6时48分，旗舰“铁公爵号”收到“南安普顿号”发来报告，才肯定“诺丁汉号”确系被鱼雷击沉。大约与此同时，收到海军部发来的信号，确定了德国舰队的位置。然而约翰·杰利科爵士似乎依然认为“诺丁汉号”是被水雷摧毁的；因此，他怀疑有一个陷阱，于是他于上午7时整命令大舰队调头北驶2小时以上，直至9时8分。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假定“诺丁汉号”是被水雷炸沉的，大舰队北驶有什么必要？航向的相对细微变化就会使大舰队离开可疑布雷水域许多海里，如此便有可能使自己处于德国舰队与其本国海岸之间。

然而德国潜艇U—52的攻击比英舰队先前知道的更加猛烈。大舰队再次转向面对敌人去恢复失去的阵地花了两个钟点。总共损失4小时，因此拦截公海舰队的机会大大减少。不过不能说这就是战斗未有结果的原因。后来出现了性质不同事件的干预：此时蒂里特将军率哈里奇舰队到达南面集合点附近。下午，舍尔收到了飞艇发回5份报告——1个关于大舰队，4个关于哈里奇舰队。他还收到了潜艇发回有关大舰队情况的3份报告。北驶的英国舰队看来正离他远去，似乎在那个方向集结。然而中午12时35分，德国飞艇L—12号报告，向南约70海里处有英国强大舰群，这些军舰在上午11时30分是在北方。这当然就是哈里奇舰队。舍尔上将立即得出结论，这就是英国大舰队，危及他的撤退。他于是在3时15分命舰队完全调头，待其战列巡洋舰驶到他前面之后全体返航。其时，约翰·杰利科恢复了他损失的距离，于下午1时30分收到海军部确定德军旗舰在12时33分时的位置的信号，此刻他以19节时速驶向舍尔刚刚撤离的水域。“铁公爵号”上的海图似乎表明一场舰队战斗即将发生，约翰·杰利科爵士作好了与敌交战的一切准备。他布置战列巡洋舰在他的右舷，第5战列中队在他的左舷，向前行驶近两小时之后，他仍见不到敌人的踪影。3时57分，大舰队放弃了与德军相遇的全部希望，重新转向归途，途中又损失另一艘轻巡洋舰“法尔茅斯号”，是被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的。约6时许，哈里奇舰队发现德国舰队；但是大舰队距离太远，不能提供任何支援；下午7时，蒂里特将军转向驶回基地。8月19日的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

07.

我觉得本章如果不从上面描述的事件中得出某些结论而结束，未免不太合适。首先在物质上，3艘英国战列巡洋舰迅速被毁的原因何在？“无敌号”的侧装甲厚度仅为6—7英寸。她是在1万码射程以内交战的，她的弹药仓很可能是被直接穿透吃水线以下装甲的重型炮弹引爆的。可是“玛丽女王号”被致命的齐射炮弹击中时正在1.8万码射程以外作战；在她爆炸前一二分钟时，她处在完好的队形中，以25节时速前进，舰上所有大炮都在向敌开火。“不倦号”同样轻易地被毁于最大射程。这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末是弹药仓被炮弹穿透，要末是回转炮塔中爆炸的炮弹引燃了炮塔中的弹药，火花和火焰沿60英尺高的升降机下窜进入弹药仓。毫无疑问，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弹药仓对远程炮火的防护能力不足。大战中考虑海战的射程比战前考虑的要大得多。因此，我国军舰建造者们事先并未充分考虑到甲板和炮塔顶部将承受炮火的穿透力。德国战列巡洋舰铁甲的分布就比较合理。此外，由费希尔奠定基础、杰利科大事扩充的英国战列巡洋舰，虽然装备的大炮大于德国同类舰只，但铁甲的强度不及后者。以新的眼光审视1911年建造的军舰结构时，我对那种战列巡洋舰感到不安，因为当时耗资200万英磅，建造一艘威力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军舰，而这种军舰竟不敌强大的战列舰，这在我看来纯属徒劳之举。因此我反对增加我们已经处于优势的战列巡洋舰，并成功地说服海军部委员会取消了提出的战列巡洋舰建造计划，建造5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代替1艘战列巡洋舰和4艘航速较慢的战列舰。我还排除了1913年度和1914年度计划中每年建造战列巡洋舰的计划。这些事情在本书前面已作过充分论述。

图29、炮塔顶部遭炮击对战舰各部分的影响

Armoured Side，装甲侧面；Caol，煤仓；Codite Charges，无烟炸药包；Dynamo

Room，发电仓；Forecastle Deck，前甲板；Hoist，升降机；Hydraulic Engine

Room，液压动力室；L.W.L.，载重水线；Magz.ne，弹药库；Main Deck，主甲板；Path of

Flash，火花掉入通道；Path of Shell，炮弹弹道；Protective

Deck，护甲板；Revolving，旋转；Shell Room，炮弹库；Turret，炮塔；Upper Deck，上甲板。

“玛丽女王号”和“不倦号”更有可能是因沿炮塔弹药升降机而下的火花，而不是炮弹穿透甲板被毁的。直接暴露于俯射炮火之下的炮室顶部装甲厚度仅3英寸。从这些炮塔操作室有弹药输送管道直接通到60英尺底下的弹药仓外的操纵室。从现代铁甲舰问世之初，一直认识到爆炸引起的火花沿输送管道而下存在危险。然而和平时期舰只之间炮术演习忽略了各种预防措施。输送管道底部的弹药仓门没有加装双重门，因此，在战斗中单一的仓门很难保持一直关闭，甚至也没有用厚的毡幕遮挡。封闭提升弹药的升降机的活动遮板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提高装卸速度已被拆除。由于如今使用的是无烟火药，滋长了漫不经心的习惯。英国炸药的丝质包装的防火性能不及德舰上铜质弹壳安全，尽管铜质弹壳有许多其他弊端。自炮尾沿输送管道而下至弹药仓，至少有4组双份无烟炸药包构成一个完整的输送炸药系列。在炮室内爆炸的重型炮弹的火花或者在那里无烟炸药引发的明火，几乎同时有可能漫延到弹药仓本身。“玛丽女王号”和“不倦号”被炸毁的原因，最可能于此。我们知道“雄狮号”险些遭受同样的命运。

1915年1月多格滩之战，向德国海军警告必须防止这种危险，因而他们预先作了准备。当时一枚13.5英寸炮弹穿透了“赛德利茨号”的后炮塔，当时炮管中填装的火药和一个小型“应急弹药仓”燃烧起来，熊熊大火吞噬了整个炮塔并经通道蔓延到另一炮塔，结果将两座炮塔的内部彻底烧毁，造成200余名官兵死亡。由于这个教训彻底改变了德舰军火供给的保护和训练，日德兰海战后，英军舰只也采用了同样方法。

我国海军专家们总是争辩说，尽管后来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我们有关于她们的灵通情报——装备比英国对手更厚的装甲，但这一优势早已被我更大的火炮和炮弹所抵消。然而战斗的考验证明，英国重型穿甲弹在穿甲爆炸的能力上不及相同规格的德国炮弹。这样的结果应该永远根绝我国海军军械署技术部门的自鸣得意情绪，应该促使继任的海军部委员会反复详察它们提交的科学数据，并以虚心的态度将这些数据与外国的进行比较。

万一进行一场决战到底的舰队大会战，这些缺陷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多格滩之战和日德兰之战中，德国最重型炮弹没有一次成功地穿透英舰7.5英寸以上厚的铁甲。所有命中9英寸铁甲的炮弹都受到甲板的有效抵挡。参加日德兰之战的所有英国战舰的要害部位都受到13英寸、12英寸、11英寸或至少9英寸厚度铁甲的防护。因而可以断定：如果英国主要战列舰队在日德兰进行认真的战斗——除了运气不好偶然一次有火花落入弹药升降机——它是不会遭受德舰炮弹的重创的。我们知道一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在承受德国战列舰队威力最强大的舰只和战列巡洋舰的猛烈轰击之后，其主要武器装备和机器皆完好的无损。5发命中的12英寸炮弹，没有一发穿透其厚甲板。“马来亚号”一座回转炮塔顶部(4.5英寸厚)被一枚重型炮弹击中，没有造成任何损伤，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战列舰队的铁甲防护，足以抵挡在日德兰海战中德军最重型大炮的12英寸炮弹。

另一方面，在多格滩海战中，英舰的13.5英寸炮弹穿透“赛德利茨号”炮塔的9英寸厚装甲板，在塔内爆炸；在日德兰海战中，英舰一枚15英寸炮弹穿透“赛德利茨号”D号炮塔前部10英寸厚装甲，一枚13.5英寸炮弹穿透其9英寸厚的装甲。然而在后两次穿透中其爆炸力在装甲外耗尽。在日德兰海战中，“吕措号”显示了类似的结果：至少有一枚13.5英寸炮弹穿透8英寸或12英寸装甲，并在内部爆炸，而另一枚射入炮塔10英寸厚装甲，引起炮塔内部燃烧。至少一枚15英寸炮弹穿透“德夫林格号”炮塔的10英寸或12英寸一厚的装甲，并在塔内爆炸，引发猛烈大火将炮塔内部完全烧毁。以上是两舰队远程交战产生的结果，这种例子还有不少。假若战斗是在中程或短程趾离进行要决出胜负，则双方大炮的穿透力势必增加；但是英军重型炮弹，将在任何即离都保持其优势地位。

必须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来考虑敌我舰队在数量上的实力。英军舰队以37艘“无畏”级战舰对德军21艘同样的战舰，英舰舷炮有双倍力量，这些都是战阵上的优势，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压倒性的；数量和大炮力量足以保证英舰的安全，足以将上述重大缺点减少到很小的程度，并为意外事件留出充分回旋余地。

在战术领域，显而易见的是恐惧水雷或鱼雷造成水下破坏，担忧那种“未放一炮，舰队便损失一半”的危险主宰了英军总司令的思想。这一危险尽管没有当时设想的那么严重，然而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是可怕的；加上战斗对敌我海军曾造成的不相称结果，这两个原因迫使约翰·杰利科爵士采取极端谨慎的方针。这项方针是他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慎重采取的，不但在日德兰海战之前和海战期间坚定遵守，而且在海战后依旧不变。不能因为这个方针导致了不能令人满意的插曲，不能因为没有立刻充分认识到反向航行或鲁莽行事完全可能造成致命后果而谴责这个方针。然而，充分承认这一点，并不遮掩日德兰之战中几个极端严峻的形势，也掩遮不了8月19日德舰队突围产生的严峻形势。在这些情况下，大舰队本可采取抓住敌人不放的战术行动，这无论如何不会增加被诱入水下陷阱的危险。如果推行了更灵活的舰队训练和演习体制，便能实施这种战术行动。在战斗中将如此庞大的舰队的整个指挥集中于一人之手，这种尝试是失败的。总司令尽管具备最坚定的意志力，却看不见甚至无法获悉战事进展的情况。他根本不曾试图使用快速战列舰分队(“伊丽莎白女王”级)与敌交战，使敌不得脱身。他没有运用英国轻巡洋舰中队和小舰队，去挡开并消除敌人鱼雷的攻击，而仅仅命令全舰队消极地改变航向去对付它。总司令的为防止被诱入陷阱的稳健而审慎的推理，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形势，那时敌人惊恐万状、与其港口隔绝，敌人处于完全预见不到也无法预见的紧急境况。值得赞美的谨慎养成防御性的心理习惯和战术构想，这种习惯和构想，阻止了大舰队在不需要谨慎的特定条件下采取正确行动。

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两年中忠心耿耿的指挥，虽然难说他是胜利地、成功地肩负沉重而辛酸的责任而无可辩驳地赢得了举国一致的永久敬意；但是皇家海军必须在敌人身上和一切场合找到最合适的时机，通过大战将过去敢于冒险和克敌制胜的传统发扬光大，新的一代人的目光将转而注视贝蒂和他所率的战列巡洋舰，注视泽布吕赫之战中大显身手的凯斯，蒂里特及其哈里奇打击力量，注视不怕任何天气和风浪对敌作战的驱逐舰和潜艇小舰队，注视伪装猎潜船的大胆冒险和英国商船队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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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舰队》(The Grand Fleet)。

②再加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共计28艘。

③原书第635页图显示从这一队形可能出现的一些演变情况。

④《官方纪实》，第36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水兵意作“依导向装置改变方向(如此多)度数”。

⑧“前进”二字省略。

⑨见原书第635页图。

⑩《官方纪实》，第49—50页。

○11《官方纪实》。

○12“总司令公文札”，见《日德兰海战文件汇编》(Jutland Papers)，第21页。

○13即他向东或向西航行。

○14据说他回到港口后才得知这一情报。

○15《官方纪实》，第72页。

第43章、索姆河战役

01.

年底，驻法国的英军指挥部出现变动。我们已经知道，约翰·弗伦奇爵士在怎样的情况下怀着怎样的疑虑于上年9月在洛斯让自己卷入愚蠢的法国香槟的巨大攻势。他忠诚地最后甚至满怀热情地遵奉基奇纳勋爵的愿望和遵照英国内阁的默许行事。但是这一切在失败以后对他很为不利。那些既无信心也无决心阻止进攻那场无望的人士，在进攻必然失败之后对进攻的指挥提出苛评。12月份开始对他提出指控，因此到年底约翰·弗伦奇爵士由驻法英军司令改任本土武装部队司令，这个高级职位由他的第一集团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继任。

无论从办事效率还是专业素养方面看，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都是英国陆军中第一流的将领。他学识渊博，具有各种经历，担任过各种要职，堪当总司令重任。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和独立财产的骑兵军官，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与实践。曾任团副官，参加该团马球队；后毕业于参谋学院；南非战争中他担任骑兵师参谋长，在战场上获得荣誉晋级令和勋章，担任过纵队司令；在印度曾任军队司令；后供职陆军部；又曾在奥尔德肖特指挥过两个师，这两个师组成唯一的英国军，从这个职位上他率英国第一军开赴法国。在约翰·弗伦奇爵士指挥期间，每次战斗他都担任主要角色。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的最危险时刻，英军各战斗营和炮兵连疲惫不堪，寡不敌众，节节后退，而这位全军司令策马缓步在全体参谋官之先，沿炮弹纷飞的梅嫩公路深入实战前线；此情此景，令全体将士深受鼓舞。

任何一位军官尽管他担任过一系列职务，或他的不寻常资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黑格实际担承过的工作相比。战前英国军事制度认为重要的各项必备条件，黑格都具备，而且非常出色。多年以来，在其事业的各个阶段，上司和同僚皆一致认为，只要此人身经百战而幸存，就必将晋升到英国陆军的最高职位。斯通沃尔·杰克逊传记的作者、在黑格毕业期间任参谋学院教授的亨德森上校，就曾作过上述这样的预言。黑格在战争第一年的表现不负众望；因此在约翰·弗伦奇爵士离任时他被任命为总司令，既不使人感到惊讶，也未引起任何不平，更没有招来他人的嫉妒。军事职业培养了他的信念，在三年空前规模战争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遭遇、失望和错误判断，都不曾使他的信念发生过丝毫动摇。

敬重他的军界同僚们发现，在他的自信中有一种健康的互为补充的心理。他知道升任此职是因为他的功绩和正确；他也知道自己没有竞争对手；且他担任此职，既不是因为受宠，更非夺权。这种心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心态、决心以及平和的脾气结合在一起，使他在战争失利和灾难的冲击时能沉着应付，而且能忍受由于与协约国军和与英国内阁的关系所引发的较为复杂的和同样是恼人的事端。他作为英军首脑对自己充满信心，如同一名乡村绅士，在祖先世世代代耕作过土地上，为耕耘献出他的一生。可是这次大战没有专家；谁也不能应付战争产生的众多新奇问题；谁也不能控制战争的飓风；谁的眼睛也不能洞察它旋卷起的尘云。在本书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将来的利益，有必要十分诚恳地探讨一些可相信的真实事情和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探讨完毕时，事实依然是，一般英王子民所难以接受的严酷的考验，这个考验便是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以沉着、坚忍与刚毅精神迎接挑战的命运。

02.

一种势在必战的感觉笼罩了索姆河战场。英军热情高昂，指挥官们信心百倍，我们协约国的需要和企盼呼吁十分迫切，决定性胜利的结果似乎就在眼前，以致谁也不能阻止决战的尝试。整个春季法军战斗在凡尔登，牺牲在凡尔登，无数成年男子祭献在那座铁砧祭坛上；新来英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去救助法兰西，同时也受到牺牲和勇敢精神的激励。勃鲁西洛夫的惊人成功，如果属实，令英军将领们信心倍增。他们相信，他们将击败敌人并攻破敌人入侵法国的战线。他们信赖自己所率部队的献身精神，而且了解这种献身精神是无限的。他们相信战争中积贮了空前巨量的大炮和炮弹，因此，他们怀着最高的使命感和最坚强的必胜信心发动进攻。

进攻计划所依据的军事思想的特征很简单。法军和英军司令的方针是，选择无疑是世界上最牢固和最完备的防守阵地作为他们的进攻点。

“在近两年的准备中，”(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写道)①“他们(敌人)不遗余地力把这些防御工事加固得坚不可摧。第一和第二体系各由数条深壕构成，筑有防弹掩体，由无数交通壕把它们连接起来。每个体系的壕堑前沿有铁丝缠绕物防护，其中许多是宽达40码的双股铁丝，竖起铁桩，用带刺铁丝交织其间，铁丝常常有手指那么粗。

“在这些防卫体系之间的树林和村庄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堡垒。村庄中通常随处可见深深的地窖，许许多多白垩地层的坑穴和采石场，都被用来作为机枪和迫击炮的掩体。原有的土窖又精心加筑了地下掩蔽部，掩蔽部往往有两层，由地下深达30英尺的通道互相连接。敌防线的各突出部是敌人可以从那里向正面进行纵射的部位，建成的设施齐全的堡垒，且常有布雷区保护；同时，各阵地构筑了坚固的多面堡和混凝土机枪掩体，一旦己方壕堑被攻占，可以从那里对之进行扫射。这样的阵地可以观测炮弹在敌方的落点，敌人还巧妙地部署了交叉火力网。

“这些防御体系连同它们之间构筑工事的地点和其他支援点全都选址刁钻，可以相互提供支援，而且机枪和大炮可纵射和侧射，有最大可能的发挥。总之，这些体系不但形成连续的防线，而且是强大的纵深复合体。

“敌人第二道壕堑系统的后面，除了树林、村庄和其他准备作防御用的牢固据.点之外，他们还另有几道业已竣工的防线：我们根据飞机侦察获悉，敌人正奋力改进和加固这些防线，还在这些防线之间和更后面挖掘新的防线。”

所有上述情况清楚地向英法军参谋部指明了适合于我方进攻的战场；可以肯定，如果敌人在此地被击败，他们将比在其他防守较为薄弱的战场受挫更为沮丧。

道格拉斯爵士还描述了他自己的战备状况，这些状况既全面又正确可靠：②

“大批弹药和各种储备必须先期集聚在我前线的适当距离以内。为了修筑许多英里标准窄轨的新铁路，敷设了壕堑电车轨道。所有可用道路都经改善，并增筑了多条别的道路，还筑起了几条越过多沼泽的低凹处的堤道。……必须挖掘数十英里深壕交通线和铺设电话线的浅沟，以及供集合与突击用的堑壕，构筑大量枪炮掩体与观察哨。”

因此，不存在突然袭击的机会。没有任何办法遮掩两军之间直截了当的实力较量，或阻碍攻击部队方面展示勇猛的气慨。德军观察了将被进攻的部位的前方所进行的毫不伪装的全面战备达数月之久。一周以来，变化无常但空前剧烈的进攻前的炮轰，把钢铁与火焰射击敌人的壕堑。蹲伏在深深的白垩洞里顽强的德军步兵，因炮轰而常常短缺食物和饮水，但他们在等候信号去修复炸毁的胸墙。英军榴霰弹在敌人倒刺铁丝网中炸开小路，但小路都受到严密监视，机枪放在准确的位置上扫射进攻者，或者用侧翼火力交叉封住进路。熟练果敢战士手中的一挺机枪可以毙伤五百名敌人；沿着攻击线有上千挺这样的武器精确地部署在几道防线上静候猎物。在远处，德军炮手们没有经受过炮轰的滋味，正准备向英军前线及其交通壕各集合点施放防御性排炮。

博拉斯顿上校的记述对于7月1日他的长官寻求的目标故意写得含含糊糊。英法联军的计划就是确定无疑地要突破德军在许多公里防线上的整个壕堑系统，然后顺利地向前推进——英军向北和东北，法军向东南——从两冀包抄德军防线的暴露部分；英法骑兵师已整装待命，准备通过这样打开的豁口向前推进。法军的目标是夺取佩罗讷以南、索姆河以东的高地，而“英军的相应目标”则是占领“从勒特朗卢瓦附近经巴波姆至大阿谢的半圆状高地”。③但是博拉斯顿上校说，这些并不是首次攻击中期望达到的目标。“这些索姆河阵地是相关的军队占领的目标，而不是一直执行进攻任务的军队的目标。进攻军队的穿插程度是达到纵深阶段的标志。……协约国军根据足够深度便将注意力转向战斗的第二阶段，就是说，包抄突破点侧翼的德军。”④肯定从一开始就预料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恶战；但是我们将看到，时间因素是完全不确定的。有人依然认为，这种穿插推进和向外运动是否能在数日、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之内实现，相对说来无关紧要。可是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战斗计划的整体效果取决于其实施的速度。例如，假设纵深穿透与外向运动之间出现两或三天的间歇，则敌人防线势将从豁口的两侧迅速反扑合拢，一整套新的防御工事网将阻挡我继续前进。打开敌人一个巨大缺口，继之以包抄两翼的全部成功希望，有赖于前进步伐的迅速，因而敌人不可能构筑和组织新的防线。如果霞飞—黑格计划打算除了仅仅消耗敌人之外还要获得其他成功，那末推进就必须连续而快速，预定的目标必须最迟在两三日内达到。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则大进攻将会失败。虽然随后可能制订其他进攻计划，也可能取得局部成功，但是打开敌人防线一大缺口的设想肯定就此完结。

不难证明快速推进实际上已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志在必得。黑格对炮队的运用清楚地表明了作为其目标的直接雄心。英军的炮队不是将火力集中在行将攻击第一线，而是在作战中分布的第二线和更远的防线，乃至远在后面的许多巩固的据点，很明显，他希望在第一天或第二天的战斗过程中完成所有这些目标。紧邻战斗前线的英法骑兵的阵地也明显地展示了指挥官们的希望和预期。

7月1日晨7时整，英法军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配合各种最新式兵器，炸弹、迫击炮、轻重机枪，在所有炮火支援下，扑向45公里战线上的敌人。14个英军师和5个法军师几乎立即进入战斗。⑤在索姆河以南的战线，德军完全措手不及；他们不相信法军在凡尔登遭受重创之后还有能力采取任何重大的攻势。他们预计充其量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德军没有作好对付法军的准备，因而法军的进攻，尽管不幸地采取不合时宜的小规模，但俘虏和击溃了整个第一道壕堑系统中的德军。

英军的命运截然不同。所到之处他们发现敌人皆有充分准备备，七天的炮轰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安全地躲在地下深处掩体内的守军和他们的机枪实际上完好无损；在攻击的时刻或者甚至在进攻的浪潮真正从敌人头上越过奔向后方时，敌人却从掩体出来发挥致命的效力。尽管德军战线有多处被穿过，但我军向其阵地的大推进除了在右翼之外均告失败。右翼的英军3个师攻占了蒙托邦和马梅茨以及宽4.5英里深1.5英里的区域，从而将南部的弗里库尔孤立起来。该村以北的第21师也有所推进，深入了近1英里。但是，尽管弗里库尔的守军因此几乎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强攻该村的企图还是失败了。再次向北进攻的第3集团军的两个师，虽然向前推进1000码，尽管反复努力，仍未能占领波济耶尔高原漫长山嘴上的拉布瓦塞勒或奥维莱。到夜幕降临时，这一部分战场的进展仅占领敌人阵地中的两块孤立地区或突出部。第10军以三个师发动的进攻在蒂埃普瓦山嘴和高原的强大防御工事面前受挫。尽管占领其两个强大火力支援点，即莱比锡和士瓦本的两个棱堡，但对蒂埃普瓦的所有进攻都失败了，因为未能拿下蒂埃普瓦，并导致了从士瓦本的撤离。在最左边博蒙阿梅尔对面，虽然第8军冲到德军战线后，但又被赶回自己的壕堑。第3集团军对戈梅库尔发动的辅助进攻完全失败，长时间的炮轰实际上对德军防御工事没有造成损坏。

03.

让我们从总体观察转入细致地看一看一个师的战况。第8师在战场上有完整的3个旅，他们进攻奥维莱山嘴；中心一个旅直上山山脊；其他两个旅从两侧穿过山谷。两条山谷受到拉布瓦塞勒和蒂埃普瓦前面德军阵地纵向火力的射击。对抗这3个旅的是德军第180步兵团，该团的两个营把守正面防御工事，第3营驻波济耶尔以北作后备队。把一个营的后备队计算在内，德军有10个连约1800人，对付我军第8师3个旅，共约8500名步兵。

图30、索姆河战役图，1916年7月1日至18日—·—·，英军与法军的边界线；——，1916年7月1日的战线；Achiet le

Grand，阿希勒格朗；Albert，阿尔贝；Allenby，艾伦比；Ancre，昂克尔河；Bapaume，巴渡姆；Barleux，巴尔洛；Beaumont

Harmel，博蒙阿梅尔；Biache，比阿谢；Bray，布雷；Chaulnes，绍讷；Chilly，沙利；Comble，孔布勒；Cueudecourt，屈尼库尔；Cutchy，屈希；Fayolle，法约勒；Flers，弗莱尔；Fouraucourt，富罗库尔；Fricourt，弗里库尔；Gommcourt，戈默库尔；Gough，高夫；Grallemont，格拉莱芒；Hebuierne，埃布耶内；La

Boissell，拉布瓦塞尔；Lashigny，拉西格尼；Le Maisonette，勒迈松内特；Le Sars，勒萨尔；Le

Translioy，勒特朗斯卢瓦；Mamel，马梅尔；Maranuch，马拉努什；Maricourt，马里库尔；Maurepas，莫雷帕；Micheler，米舍莱克；Miles，英里；Mt

St

Quenlin，圣康兰山；Nesle，内勒；Ovilurs，奥维吕斯；Peronne，佩罗讷；Poxcieres，帕格西埃勒；Pressoir，普雷苏瓦尔；Proyart，普鲁瓦尔；Remy，雷尔尼；Rosieres，罗西埃；Rowlinson，罗林森；Roye，鲁瓦耶；Sailiy

Sallisel，赛利—萨利塞尔；Scale，比例尺；Serre，塞尔；Somme，索姆河；St

Pierre-Divan，圣皮埃尔—迪万；Tiepvat，蒂埃普瓦；Tortille R.，托尔蒂勒河；Villers

Curbonnel，维莱屈尔邦内尔。

7时30分，英军大炮齐射向前延伸，壕堑迫击炮中止射击，三个旅的各先锋营跃出战壕向前推进，每营拉开正面宽度400码。德军阵地整个战线的机枪和步枪立即猛烈开火，尤其是从拉布瓦塞勒和奥维莱的隐蔽机枪据点的火力更加密集；几乎与此同时设在奥维莱后面的德军炮队向“无人地带”并沿英军战线和辅助战壕进行幕射，请看德军目击者的记述：

“大家意识到猛烈的炮轰是最后步兵攻击的前奏。因此掩体内的士兵们准备就绪等候命令。他们腰系挂满手榴弹的武装带，手握步枪，倾听炮轰从前沿防御工事区向后面的防御工事延伸。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争分夺秒地在空旷处摆好阵势迎击紧随大炮幕射前进的英军步兵。通过伸出掩体入口的高高的战壕潜望镜向英军壕堑望去，可以看见露出胸墙上面的许多钢盔，这表明他们的突击部队已作好冲锋准备。早晨7时30分，炮弹的飓风如突然来临一样突然中止。我们的战士立即从掩体爬上阳光照射的陡峭的通风口，单个或成群地奔向最近的弹坑。机枪搬出了掩体并匆匆架设就位，机枪手们把沉重的子弹箱沿梯级拖上来放在机枪旁。就这样迅速建立一条难以穿越的火力线。刚一就位，就看见许许多多英军步兵拉开的队形从英军战壕向前移动；第一队似乎永远不断地连续向左右分开。随后紧跟着第二队，然后是第三和第四队。他们以稳健而轻松的步伐走来，似乎期望我正面战壕里没有活人。……正面第一排敌人此刻正在“无人地带”的半途上，前面有稀疏的一排狙击手和投弹兵，“预备！”的口令沿我们的防线从一个弹坑传向另一个弹坑。士兵占领好观察效果最佳的最后阵地并把机枪架固之后，他们的头露出弹坑边缘。几分钟后当领头的一排英军进入100码以内时，沿整排弹坑上的机枪和步枪爆发出哒哒的射击声：有的跪着射击，以便更好地命中不平坦地面上的目标；另一些士兵当时万分活跃，不顾自身安全站起来向时面的人群扫射。红色的曳光弹飞入蓝天向炮队发出信号，顷刻之间后方的德军炮队发出无数炮弹飞经长空在敌前进途中爆炸。成批的敌人纷纷倒下，后边以密集队形的敌军迅速散开。在这阵炮弹呼啸之下，推进很快瘫痪。只见沿途的敌兵抛掉武器，随后倒下再也没有动弹。重伤者痛苦地翻滚，轻伤者爬向最近的弹坑躲避。然而，英国军人不乏勇敢精神，他们一旦投入战斗，便义无返顾地坚持到底。其伸展在前沿的队伍阵线虽已严重动摇并出现许多缺口，却更快地向我逼进。他们加快脚步，以跑步方式冲刺。不出几分钟，先锋部队已距我前沿战壕只有一箭之遥，我们一部分人继续进行近距离射击，另一些人向他们扔手榴弹。英军投弹手还击，而步兵装上刺刀冲锋。厮杀之声难以形容。英军一边冲锋一边声嘶力竭叫喊，其声清晰可闻，盖过了机枪和步枪急疾密集齐射与炸弹的爆炸声，盖过大炮隆隆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这些震耳声中夹杂着伤员的鸣咽声和呻吟声，求救的呼喊和重伤者的最后尖叫声。英军步兵向前伸展的队伍在德军的防御工事面前被打碎，就像海浪拍在崖石上只能被打回。

“这是双方史无先例的英勇无畏和顽强决心的惊人悲壮的场面。”⑥

在猛烈炮火下幸存的英军攻入了德军壕堑的几个地方。他们在任何地点的力量都不足以维持他们的阵地；到9点钟，活着未受伤的部队，有的返回自己的战线的壕沟，有的躲在“无人地带”的弹坑里，有的被切断归路在攻占的德军战壕里拼命自卫。师司令部立即命令发动新的进攻。但是旅长们报告他们没有兵力再次进攻，于是从第2军司令部派来一个旅。然而在该旅还没有遭受同样命运之前，进入德军战壕的英军在战壕中继续战斗的一切迹象已经消失，结果取消了重新发动突击的命令。

在两个小时略多一些的时间里，那个师全体参加战斗的300名军官中损失218名，8500名士兵中损失5274人。到7月1日夜，德军第180步兵团重新占领了其全部战壕，当日战斗中他们的损失是有8名军官和273名士兵死伤与失踪。他们3个营中仅有两营参战，没有必要命令后备营支援。

04.

夜幕笼罩了依然炮声隆隆的战场。近6000英军官兵倒下，或死或伤或成为敌人手中的战俘。这是英国陆军史上在一天之内遭受的最沉重的损失和最残酷的屠杀。在进攻的步兵中，近半数非死即伤或被俘。以此为代价，不计算土地，我们抓获了4000名战俘并缴获20门大炮。博拉斯顿上校写出下面的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⑦：

7月1日的战事……证实了英军高层指挥部的结论，并充分肯定了所采取战术手段的正确性。”

新闻检查掩盖了灾难的程度；灾难的严重性也被仅投入4个师以及继续进行规模小得多的战斗所掩饰。左边被打散的各师置于高夫将军指挥下，其指挥部原名“后备军”，旨在接纳休整中的部队，现改称“后备集团军”，奉命对敌战线保持“一股有序的缓慢压力”。此后，战斗降格为小规模军事行动，在较小的战线上继续进行。然而，这一阶段随着德军发动多次猛烈的反攻，双方的损失较为平衡。

“总结这5天的战斗结果，”(黑格非常精确地说)⑧”在6英里多的战线上……我部队横扫了敌军整个第一线最牢固的防御工事系统……迫使敌人后退了一英里多的距离，并攻占了4座精心设防的村庄。”

然而，这些进展是用我近10万精锐部队的损失换取的。战斗继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占领已经被摧毁的村庄和炸得七零八落的树林，每一阶段攻克地区的宽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没有任何战略效果。7月14日向巴藏坦勒格朗发动的凌晨进攻取得了局部成功；人们奔走相告，说第7龙骑禁卫军的一个中队实际上策马远至海伍德，翌日始自该处撤回。

“敌人的第2道主要防御工事系统(道格拉斯爵士写道)⑨，有3英里多的战线被攻占，我们迫使其后退1英里多……另有敌人4座设防村庄和3片树林经过坚决战斗从他们手中夺取，我先头部队已深入远至其第3道防线。”

不幸的是，敌人“在其原来战线的前后挖掘了多条新的战壕并安装了电话联络线，他们还增派了新部队，完全没有可能对这些敌人采取突然袭击。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此关键时刻，不利的天气又增加了任务的难度。”⑩

随着专门准备参战的几个师连续被击溃消耗，它们的余部被派往战线的平静部分把守战壕，从而腾出此前尚未参战的各师，轮到他们接受严峻的考验。直到7月20日战斗才再次扩大到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程度。当日及后续两天，由英法联军17个师在波齐埃尔富科库尔前线组织了一次大进攻。损失义是很惨重，尤其是英军，沿前线平均推进了几百码。

战斗再次降格为两三个师局部兵力的、却是血腥的拼搏，人力补充像消耗那么快、消耗得像补充那么快。到7月底，我军在敌人防线上突破约两英里半的缺口，向前推进了不超过两英里。为取得这个进展死伤英军有17.1万人○11。我军抓获了11400名德军战俘，但是有该数两倍以上的英军战俘和伤员落入敌人之手，其中许多人在恶劣的战斗条件下，由于得不到朋友和敌人的救助，死于敌我战线之间。

对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的剖析结果相同。战场是既定的，环绕该战场构筑了两层，三层乃至四层由无数大炮组成的壁垒。在壁垒后面修筑铁路提供给养，炮弹堆积如山。所有这些是几个月艰苦努力的结果。因此这个战场为成千上万各种类型的火炮所包围，炮队之间留出一块宽阔的椭圆形空地。各部队所有的师，在四周大炮的不停猛击下，鱼贯穿过这个可怕竞技场，好像它们就是两只咬合的齿轮相互碾磨的牙齿。

最猛烈的不间断炮轰持续了一月又一月；由英雄们组成的威武之师一月复一月在这可怕的轮流中被打得七零八落。接着冬季来临，从天而降的倾盆大雨叫人寸步难行，在他们的大炮鹰眼前升起了雾幕。竞技场上——正如在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时常发生的那样——洪水泛滥。成千上万的车辆，几十万士兵和几百万颗炮弹将无边无际的泥土搅成血红色泥浆，代替了爆炸扬起的尘土。战斗仍在继续。无情的车辆仍在转动。无数的大炮仍在怒吼。最后士兵的腿不再能够动弹，他们只得绝望地在泥泞打滚和挣扎。他们的粮食和武器弹药落在他们后面被炸毁和阻塞的道路上。

随着战斗的发展，进攻与防御的条件更趋平衡。战壕被夷平，铁刺网被彻底摧毁。战斗越来越成为在弹坑累累的旷野战。随着几星期过去，敌人的损失增加。9月25日和以后几天，战斗再次上升为大战；11月13日又发起沿吊克尔河支流的数起大规模进攻和对博蒙—阿梅尔的猛攻，战绩辉煌。

尽管德军几乎在每阶段使用的人数比进攻的英军少得多，但是这些较少人数的防守经历或许比进攻者更加可怕，眼睁睁看着阵地、战壕连续被攻占，其守军或死或俘，德军士气无疑深感沮丧。而英军，虽然蒙受的损失大得多，但觉得自己在不断地推进，并为缴获战利品和抓到战俘而振奋不已，以致坚定不移的德国军人也不免有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更强大的敌人吞噬。这种影响是持久的。虽然德军的突击部队和进攻师在后来的战役中表现了极高的素质并取得了非凡的战绩，但是德军大多数一般士兵再也没有像在索姆河那样进行战斗。

防守吉耶蒙的德军第27师是在那里参战的最精锐师之一。其军史载：

“无可争辩(在索姆河)战斗达到了最高点，以后再也没有接近这一点。我们当时的经历超过以前所有的想象。敌人的炮火不曾停止一小时。炮弹不分白天黑夜地落在战线上，在我守军队伍之间撕开可怕的缺口；炮弹落在战线临近，因而向前线调动任何部队根本不可能；炮弹落在通向后方的战壕和大炮阵地，炸得血肉横飞，军需物资狼藉一片，其惨状空前绝后；炮弹甚至不断飞到前线后面很远的休整营，造成非常令人痛苦的损失；而我们的大炮没有力量抑制它。”

又称：

“在1916年索姆河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此后在该师再也不见踪影，不管它(这个师)多么引人注目，直到战争结束”……“1918年的官兵失去了他们的前官兵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牺牲的精神。”○12

随着进攻部队经验的积累，地下深筑的掩蔽体系转而对德军不利。“协约国部队，”鲁登道夫写道：○13“越来越渗入了德军的防线；我人员和物资遭受沉重损失。在战线还牢固地扼守着的时候，士兵在掩体和地下室躲避敌人的炮火。但敌人紧跟烟幕弹冲上来，在我军爬出藏身之处之前他们就冲进了战壕和村庄。结果是，不断地有人成为敌军的战俘。由于体力和精力过份疲劳，各师一次只能在战线坚持数日……可调用的师的数量在减少。……各单位无望地混编在一起，弹药供应越来越短缺。……西线的局势引起的不安比我预料的更大。但当时我尚未认识到其全部意义。不过这倒也好，否则我决没有勇气采取重大决策，将更多的师从激战的西线调往东线，以恢复那里的主动，并给罗马尼亚决定性的打击。”

由于日益增长的想压倒敌人的念头和不惜一切代价作一决战的强烈希望，9月份发生了十分缺乏远见的履带式军车的泄密事件。首批履带式车辆于1月初在哈特菲尔德公园进行演习，在场观看的有国王、基奇纳勋爵和几位高级官员。基奇纳勋爵对它有怀疑；但是劳合·乔治先生对它很热情，英军司令部则表示了适度的兴趣。高度秘密地研制的50辆此类军车已经完成，故意起了一个误导的名字叫“坦克”(水箱)。它们在索姆河之战的早期阶段运抵法国用于实验目的和操作人员的训练。当发现它们在英军战线后面设置的试验场上轻而易举地越过战壕并将铁刺网碾平时，其设计威力对法军指挥官们产生了吸引力。此前一直不甚热情的总参谋部，现在却希望将它们马上投入战斗。但是劳合·乔治先生认为把如此少量新武器部署作战时间尚不成熟。他将正在进行的讨论情况通知了我。将这一高度机密以如此之小的规模并仅仅在我认为非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中作为无足轻重的武器暴露给敌人，我对此建议感到震惊；因此，我请求与阿斯奎斯先生作一次面谈，对于他我当时是十分明确的反对派。首相非常友好地接见了我，并十分耐心地倾听了我的呼吁，所以我认为已经成功地把他说服。然而，如果真的如此，他也并没有贯彻他的意志。9月15日，首批坦克，或如公报所称“大型装甲车”，在进攻孔布勒谷壑与马丁皮什之间的第4集团军前线投入战斗。

在数月前由当时组建坦克兵团的斯温顿将军撰写的回忆录中说，有人极力主张使用坦克引导进攻，应投入尽可能多的数量，在坦克后面立刻紧跟大量步兵联合出击。但该建议未被采纳。不论在哪里，这些坦克都分作三三两两进攻某些坚固据点或单独执行特殊任务。它们被当作完全无足轻重的武器使用，运往法国的59辆坦克中，49辆抵达战场，其中35辆抵达它们作战出发点，它们中31辆越过德军战壕。尽管深受初期不健全状态的制约，且因驾驶员大多未受过训练，但立即证明坦克是一种新的要素被引进了战争。在最早的战斗中，一辆坦克发现进攻的步兵在弗莱尔前面被铁刺网和机枪挡住，它便爬过德军战壕，在战壕后横冲直撞，完好无损地立即迫使据守战壕的300多名敌军投降。仅仅9辆坦克克服重重困难在步兵的前面进攻。不论何处只要一辆坦克达到目的地，它的出现足以使惊呆的德军非逃即降。10天以后，即9月25日，另一辆凹形坦克，后跟两个步兵连，横扫吉尔德战壕1500码，除毙伤大量敌军外，还俘获8名德军军官和362名士兵，而英军总共仅损失5人。让这些插曲与上文讲过的第8师惨败作对照吧。

其时，为取得这些微小的成功，为教育职业军人，使其思想向前推进一步，将只要运用得当本可以在1917年取得一次震撼世界的胜利的战争秘密，毫不介意地泄露给敌人。然而幸运的是参战者规模之小也模糊了德军参谋部的视线，甚至遮住了鲁登道夫的敏锐目光。同样地，德军1915年在伊普尔小规模地使用毒气暴露了他们的秘密计划，当时他们没有现成的储备来扩展最初的成功。但是他们的敌人并未忽视在那次事件中所获得的信息。

05.

整个7月份，公众与内阁连续得到保证说，德军在索姆河之战蒙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我方。前面一章即“血的考验”中的伤亡人员表说明给人的印象是虚假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在总部情报部门他的顾问们的忠诚服务。○14向位高权重的上司报告他最喜欢听的事情，是一种诱惑，这是导致错误政策最常见原因之一；因此领导人对他在生死攸关事情决策上的观点通常较无情事实所允许的要乐观得多。

然而，对事件作回顾考察时，似乎不应当一味为这次战役指责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神秘主义的佛教徒相信，在每一生命的终结时又有一新的生命产生，作为其先辈之善与恶的继承者。1916年的悲剧是1915年的事件决定的。协约国政府针对那年实施打败土耳其和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中欧帝国的努力宣告失败，从而失去了有利的行动手段。法军在凡尔登遭受的极度痛苦，迫使英军的新部队尤其是大量扩充的炮兵，为营救法国攻击部队遭受最沉重损失，在充分训练之前，就在法国进行救援性的反攻。坦克虽已有设想，但尚有待生产与完善。现存的财力物力不足以沿战线同时发动数起进攻，本可以以此使敌人直到最后时刻都无法断定那里是真正的进攻点。缺乏必不可少的准备，同样无法做到必不可少的突然袭击。然而进攻的要求是义不容辞的，而且刻不容缓。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和西线的所有指挥官一样，只要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将领，无疑会反对在1915年可能实施的欧洲东南部大回转运动，仅此运动的结果就可能在1916年产生决定性后果。他有把握而且坚信能打破在索姆河的德军防线。但是即使他对进攻德军阵地的勉强态度与热情兼而有之，他也不可能按兵不动。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有如命运之轮的转动一样，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带到一起。

尽管如此1916年西线的战役自始自终就是一场血淋淋的残杀，在结局已定之后英军和法军的力量与德军相比，较战役开始时更弱，实际战线除了凡尔登有所缓解外并无明显的改变，而凡尔登给予德军的缓解不比法军少。我方没有取得任何战略优势。法军的大量伤亡把德军进攻凡尔登决策的愚蠢掩盖得一干二净，即法军防守中表现的过分英雄主义的牺牲差不多抵消了德军在总战略方面的愚蠢。德军长期保持的威望因未能攻克凡尔登而蒙受的损失，但它在另一战场上获得成功，得到了补偿而有余；同时他们一直固守索姆河牢不可破的战线。

但这个暗淡的判断——后世有可能用更敏锐的语言赞同这个判断——丝毫没有减少英国陆军的真正荣誉。它是一支年轻的军队，但是它是我们曾拥有过的最精锐之师；它在炮轰声中仓促组建，人人都是志愿军人，激励他们的不但是对国家的爱，他们普遍深信人类自由受到了军国主义和帝国暴政的挑战，他们不惜作任何无效牺牲，不畏任何毁灭性的磨难。他们踏过战壕的泥泞与污秽勇往直前，穿过横尸遍野、弹坑累累的战场，在大炮的耀眼火光和隆隆震耳声中，在致命的机枪射击中，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为民族献身，为自己的事业感到自豪，他们扼住欧洲最可怕军人的咽喉，杀死他们，迫使他们节节败退。如果指挥官要求付出两条甚至十条性命的代价去杀死一名德军，我战斗部队从来没有半句怨言。无论进攻如何无成功希望或损失惨重，他们永远保持高昂斗志；再惨重的伤亡也阻挡不了他们恢复冲锋；在无论怎样严酷的物质条件下他们都保持对指挥官的服从和忠诚。烈士和生还的战士一样多，他们完成了深受其鼓舞的崇高使命。索姆河的战场成了基奇纳军队的基地。人们告别各行各业宁静的平民生活，响应不列颠的号召而来，(如我们依然希望的那样)应人道之召而来，从英帝国最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慷慨的年轻生命之花在1916年永远地凋落了。除了死亡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征服了死亡，他们建立了一座民族美德的丰碑。只要我们海岛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座丰碑将永远受到世界民族的感叹、敬仰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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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公文札》(Sir Douglas Haig's Despatches)，J.H.博拉斯顿，第22—23页。

②同上书，第21页。

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Sir Douglas Haig's Command)，第93页。

④同上书。

⑤见原书第669页地图。

⑥《昂克尔河畔士瓦本之战纪实》(Die Schwaben an der Ancre)格斯特。

⑦《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103页。

⑧《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公文札》，第27页。

⑨同上书，第30—31页。

⑩同上书，第33页。

○11即19.6万人减去平静区2.5万人，(《军事努力》每月统计表，第253页及以下)。

○12《世界大战中的第27步兵师》(Die 27 Infanterie Division im Krieg)。

○13《我的战争回忆录》，第244页。

○14在此，读者当查阅我的未经节选的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6—1918年，第1卷)的备忘录全文，可以看出我在索姆河之战正在进行之际我所写的对真实形势的看法；该备忘录全文当时由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现在的伯肯黑德勋爵)提交内阁传阅。它有助于支持我的声称，即我没有根据事后知道的消息强烈批评司令官指挥失当，除非存在文件证据证明，在争论之前或争论中确有同一批评记录在案，而当时所有争论点还不为人所知。

第44章、罗马尼亚的灾难

01.

我们已经知道，1916年初处于孤立地位的罗马尼亚，多么容易受威逼利诱加入日耳曼强国阵营。我们已经看到法金汉如何把矛头转向西方对准法国，并让奥地利将矛头指向意大利，从而减轻罗马尼亚受到的敌对压力，因而它可再保持6个月骑墙的观望态度。现在一系列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法金汉愚蠢地策划的两起重大灾难，8月底，第二起灾难落到了中欧帝国头上，即罗马尼亚对其宣战。尽管勃鲁西洛夫6月初的胜利使罗对其宣战的危险步步逼近，德国为阻止危险的发生采取了重大的预防措施，但实际宣战比德国政府预料的还要快得多，这一点令德国舆论为之震惊。一场表示愤怒与憎恶的自发运动席卷德意志帝国；德国的地位在此关键时刻，的确比最终崩溃前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危急。凡尔登战役仍在大量消耗德国的资源，那里即将发生最严重的精神上的失败。索姆河之战正处于高潮，英军并未因遭受的损失而止步，继续将新的部队投入战斗，而且间隔不久就发动可怕的攻击。德军在西线受到的压力非常沉重；凡尔登之战的失败感和在索姆河慢慢被优势兵力压倒和消耗殆尽的感觉，影响了军队的士气。物资的消耗和战斗中的损失使德军的储备捉襟见肘。前线吃紧，严冬御寒物短缺，德军要在此情况下挨过许多星期的危机和应付捉摸不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失败令人注目，东方的整个南部战线变幻莫测。俄军似潮水般滚滚向前，势不可挡。20多万捷克军争先恐后地投降敌人，并作为独立的兵团编入俄军。意大利向伊松佐河的反攻正在开展。奥匈帝国的全部抵抗力量渐渐分崩离析。此时，一支勇敢和训练有素的50万罗马尼亚新军投向了天平的另一端，在日耳曼国家最薄弱和最易受伤害的战区参战。至关重要的罗马尼亚谷仓和油田丧失了，连匈牙利大平原本身也岌岌可危。长期封锁的压力大伤德国民众的元气，多方面牵制并恶化了战争物资的生产。

在此暗淡绝望之时，理解德国民众情绪的皇帝求助于战争的两个伟大军人，他们以寡不敌众的兵力长期阻止了东方敌人的推进，在他们的眉宇间仍闪烁着坦嫩伯格胜利的光彩。8月28日，即罗马尼亚宣战的第二天，法余汉接到皇帝军事会议主席冯·林克伯爵的通知说，皇帝陛下已决定召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法金汉理解这是罢免他的暗示，于是马上辞职；当晚，兴登堡任参谋长，鲁登道夫任副参谋长并享有同等权力，二人共同执掌同盟国战时最高指挥权。

此二人之间关系如何？兴登堡将他们的关系描述为美满的婚姻。“在这样的关系中，”他写道，①“第三者怎能清楚地分清我们两人的功过呢？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同出一辙，往往一个人说的就表达了另一个人的愿望和感受。当我了解鲁登道夫将军的价值之后，而且是很快了解的，我就了解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快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力量，充分发挥其近乎超人的工作能力和不倦地贯彻参谋长的决定，如果有必要便为他扫清道路，扫清我们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目标所指向的道路。……我们的军事政治信念的一致性构成了我们关于正确利用国家资源的共同观点的基础。意见的分歧不难调和，任何一方都不曾产生被迫服从的感觉而妨碍我们的关系。”

这位年事已高的陆军元帅，因爱国主义和没有妒忌的性格而始终精神振奋，他已年迈，他军旅生涯黄金时代已过去，由于战争发生的巨变，他甘心情愿地将创议、准备和执行等机会几乎完全交给性格暴烈的同僚，他自己则对完全同意的最重大决定，凭借位高权重清除执行道路上的障碍和反对意见。他们在整个大战期间表现了绝对的团结。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看事实，那末毫无疑问的是，鲁登道夫支配一切，而兴登堡主要是被挑选出来使他能支配一切。重大决定是在鲁登道夫的脑子里作出的。经过兴登堡有能力的手，调动与控制整个德国军队以及军队以外诸多事务。鲁登道夫就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主人。这位军事神父，他完全是德国的控制与驱动力量，不但在整个大战的52个月期间，而且很大程度上在战前和造成战争的形势中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参谋部的成员由职业的志同道合和信奉共同信条这种最紧密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和陆军其他部分的关系有如鼎盛时期的耶稣会教士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他们派在每位指挥官身边的代表和在总部的代表，说的是参谋部的语言和维护对参谋部的信赖关系。担任德国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的将军们，连兴登堡本人在内，被这一伙人几乎难以置信地视为傀儡，往往仅此而已。参谋官安排一切，而对将军们的权威、意见或希望不屑一顾。参谋部指挥战事、制定决策并将这些决策通知下属机构。鲁登道夫俨然是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在他与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多次谈话中，从来不提兴登堡的名字来支持一个决定或证明决定的正确。

不过这丝毫无损于兴登堡的名望，他宽宏大量地顺从进程，他肯定这样的进程是符合皇帝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有必要指出，凡是可以相信的那便是真的。

02.

罗马尼亚期待已久的宝贵机会不但已经来临，而且已经过去。

一俟俄国的胜利明白无误，布拉蒂亚诺内阁即果断决定参战。长期的困惑、迟疑和讨价还价结束了。此时罗马尼亚得到了或者说从未得到过的为实现国家的雄心和罗马尼亚各民族的统一完整全力以赴而战的时机。一旦作出这一决定，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据此采取行动。当勃鲁西洛夫的军队在加利西亚滚滚向前的时候，当奥地利的波希米亚部队成千上万争先恐后地投降的时候，当吃惊的俄国士兵收缴战俘、武器和物资等大量战利品的时候，当德军还没来得及从北方和西方调来军队重建其支离破碎的防线的时候，正是罗马尼亚介入的时机。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总动员令，若在6月10日左右发布，本来可望在月底之前当同盟国的整个东南战线处于一片混乱之际，将相当数量的罗马尼亚部队投入战斗。此举的影响必定有深远的意义，且可能证明是决定性的。

讨价还价，静待事态的发展，力求化险为夷，遇事谨小慎微等习惯，在布拉蒂亚诺的政策中根深蒂固，以致浪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化于谈判。在罗马尼亚政府作出承诺之前，务求事事定当，对方必须给予最高的回报，以及保证她实际上完全不受伤害。规定俄国军队和萨洛尼卡军队可能的调动以及武器弹药供应等军事协议，与政治、金融以及领土问题一样，通过电报往来与各协约国政府进行了大费周章和细微末节的讨论。英法两国政府——对即将来到的索姆河战役的胜利寄以厚望——现在突然急切地想不惜代价地得到罗马尼亚的帮助。俄国为了即将揭晓的理由，显得不那么热情。然而必须有俄国的同意一切，主要军事安排才能决定下来。在这种频繁的讨论中，6月所剩时间和整个7月悄悄地迅逝了。

与此同时，法金汉并非无所事事。德国部队在东线各地与俄军对峙，增援部队从德国前线各地拼凑起来匆匆赶赴勃鲁西洛夫侵入的地段。到6月底，俄军的推进放慢了，到了7月中旬，奥德战线重新连接并或多或少地稳定下来。维也纳、柏林和索非亚理所当然地充满对罗马尼亚态度最严重的担忧。因此在6月和7月，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尽最大可能稳步地进入靠近罗马尼亚边界的预防阵地。

直到8月27日罗马尼亚向奥匈宣战，命令全国总动员并准备将军队开进特兰西瓦尼亚。她从协约国得到以下军事许诺：一、俄国对奥地利军队尤其在布科维纳的奥军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二、俄军派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在罗总动员的第一天派往多布罗加；三、与罗马尼亚参战的同时，协约国从萨洛尼卡发起进攻。

所有这些措施和协约国的政治上的补充手段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罗马尼亚政府因讨沦而损失的那一个月或6周宝贵时间的价值。谨慎变成了轻率，求安全反被慎小和过虑所害。同盟国在没有忍受新对手攻击之前逃脱了勃鲁西洛夫加予她们的灾难和毁灭。罗马尼亚的攻击已不再是意外而是预见到了的，只要同盟国的资源允许就得加以防范。罗马尼亚大地上有23个组织良好的师，有超过150万能够扛枪的兵员，如果罗马尼亚切断谷物和石油的供应，那末其敌友看来，这才是德国及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伙伴必须面对的最严重打击之一。

03.

当德国和保加利亚合围的乌云向罗马尼亚四周聚集的时候，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萨洛尼卡前线的形势，罗马尼亚一直期待从那里得到直接的及时援助。

图31、萨洛尼卡局势——，1916年9月底；----，1916年11月底；Cerna，采尔纳河；Dorran，多兰；Florina，弗洛里纳；Koriza，科里扎；Miles，英里；Monastir，莫纳斯提尔；Ohrida，奥赫里达；Prilip，普里利普；Salonika，萨洛尼卡；Strumitza，斯特鲁米察；Vardar，瓦尔达尔河；Veria，韦里亚。

协约国以萨洛尼卡为基地的军队的来到是罗马尼亚决策的重大因素之一。法军、英军、塞尔维亚军、一个意大利师和一个俄国旅五国近40万人现在分布于沿保加利亚周围群山脚下和在它建立的边防线一带。罗马尼亚在协议中讲定：如果可能，这支军队要在她参战的前两周，或在最糟的情况下及与她参战同时，向保加利亚发动次全面进攻。对此英法政府均表示同意。根据这个协议，霞飞有责任命令指挥协约国军队的萨拉伊将军不迟于8月10日出动他的军队。“在认为适当的时候东线军队联合所有部队沿希腊边境向敌人联军发起进攻，如果成功，即向索非亚方向追击敌人。”这一雄心勃勃的命令与现实不符。英军总司令米尔恩将军报告说，对保加利亚军的进攻不会成功。他认为破釜沉舟的敌军能够长期守住保加利亚阵地。战线过广，合适兵力的缺乏，三.国部队之间合作的困难，处于左翼的塞尔维亚军的可疑素质以及重炮品质欠佳等，都属于他所想的不利条件。威廉·罗伯逊爵士记录了自己的意见：保加利亚军队在他们自己国内是极好的卫士，塞尔维亚军队尚未从灾难中恢复元气，所以没有一名英军军官赞成这一冒险行动。英国政府根本不信任萨拉伊将军，因此他与英国同事之间的摩擦持续不断。

图32、罗马尼亚战役，1916年初

(1)舒尔杜代尔坎；(2)罗特图尔姆；(3)菩雷代亚尔；(4)布召；Advancc of German Ninth

Army德国第9集团军(法金汉)进军方向；Alexandria，亚历山德里亚；Bendcr，本德；Black

Sea，黑海；Braila，布勒伊拉；Bucharest，布加勒斯特；Carpathlan

Mts，喀尔巴阡山脉；Cernavoda，切尔纳沃达；Constantza，康斯坦察；Craiova，克拉约瓦；Dobruja，多布鲁加；Fagaras，弗格拉什；Five

Austro-Hungarian

Divions，5个奥匈师；Fokshani，福克沙尼；Galatz，加拉茨；Hermannstadt，赫曼斯塔特；Ismall，伊斯梅尔；Jassy，雅西；Kalafat，卡拉法特；Karakal，卡拉卡尔；Kronstadt，克龙斯塔德；Miles，英里；Odessa，奥得萨；Orsovva，奥尔索瓦；Passes，通道；Piteschi，皮特斯基；Ploesti，普勒斯蒂；R.Alt，阿尔特河；R.Danube，多瑙河；R.Pruth，普鲁特河；R.Sereth，谢列特河；Romanian

First Army，罗马尼亚第1集团军；Romanian Fourth Army，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Romanlan

Second Army，罗马尼亚第2集团军；Romanian Third

Army，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Rustchuk，鲁斯丘克；Silistria，锡利斯特拉；Sistova，锡斯托瓦；Sofia，索非亚；Transylvanian

Alps，特兰西瓦尼亚山脉；Turturkia，图尔图凯；Varna，瓦尔纳。

这些悲观仁义的看法并没有完全得到后来事实的证明。塞尔维亚军队经过重组、训练、补充给养之后，在时机来临时表现自己是一支毫不宽容的军队。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内阁不顾提交给他们的报告，仍然同法国一道怂恿罗马尼亚依赖萨洛尼卡军队的有效进攻。的确在巴尔干，协约国军无法阻止保加利亚投入其主要兵力对付罗马尼亚。结果作出的安排是，米尔恩将军率英军以积极防御保护萨拉伊的右翼，而萨拉伊本人不得不将霞飞命令的总攻击降格为佯攻，并由塞尔维亚军发动一场包抄进攻。纵然如此，他还得沿一条单线铁路为8个师提供给养。在整个战线他只能调集不超过14个师，用以对付在坚固的山区设防的保加利亚和德国23个师。连这些有限的军事行动的日期也延迟到了9月底。其时，德保联军首先发动攻击，虽然在别处被打退，但还是攻抵海滨，并于9月18日在卡瓦拉俘获一个希腊师。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萨拉伊居然成功地攻占了莫纳斯提尔。在进攻的实际战线上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每一方调集了19万人和800—900门大炮。但是这个成就根本没有对决定罗马尼亚命运的斗争产生影响。即使指责萨拉伊将军的脾气和性格有种种缺点，假设，这些缺点一一为无可争辩的美德所取代，形势也不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04.

罗马尼亚从宣战之时起，其岌岌可危的地位日益明显。王国的主要部分是一舌状地带，长约300英里，宽100英里。北以南喀尔巴阡山脉为屏障，南以宽阔的多瑙河为界，大致在舌状地带的中心处即其首都布加勒斯特。奥德军队集结在南喀尔巴阡山脉背后；而保加利亚军队蜷伏在多瑙河对岸。四个月足以夹碎罗马尼亚，就像钳子中间的核桃。

关于罗马尼亚四周边界还要说几句。多瑙河貌似可靠的屏障，它流经此地的大部分河段穿过平原上的深水槽，多处宽近1英里。河流在锡斯托瓦、图尔图尔卡伊和锡利斯特里亚等主要地段筑有堡垒，在重榴炮弹出现前被认为是难以攻下的要塞。多瑙河流至河口，将多布罗加省包围在其水域与黑海之间，该省是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末不费一枪一弹从衰竭的保加利亚夺取的。军队进入多布罗加，左侧是多瑙河，右侧是黑海海岸，这个想法激发每个保加利亚人的雄心壮志，要切断罗马尼亚这条舌头的舌根。

北面的山脉是比多瑙河边境线更加有效的防御体系。南喀尔巴阡山脉高度为6000—7000英尺，山体有森林、多草台地和圆形岩峰三层。这一壁垒由自北向南的四条主要通道贯穿2000—3000英尺深许多英里长的陡峭裂缝，由较窄的小路穿过，其中最西的一条小路与武尔坎通道相接。南喀尔巴阡山脉在最东端成直角折入喀尔巴阡山脉，此处即是俄国普鲁特河边境，即是罗马尼亚北方省份摩尔达维亚。这里就是新战争的战场。

罗马尼亚8月27日动员了23个师，其中10个师训练有素，5个师次之，余皆为后备队伍，总计超过50万人。然而罗马尼亚军队的大炮力量弱，且弹药供给严重不足。她主要军火库又在参战前数日神秘地发生爆炸。她的战场电话装备非常落后，拥有的飞机廖廖无几，既无壕堑迫击炮也没有毒气。罗马尼亚的政治家们起初似乎寄希望于——回首往事这真是异想天开——保加利亚不会向它宣战。当这个希望在9月1日破灭时，罗马尼亚仍然相信萨拉伊将军的介入将把保加利亚兵力牵制在萨洛尼卡前线。她还希望德军因受到强大压力而抽不出大量兵力，她还依仗明确答应的俄国强大而迅速的援助。罗马尼亚的兵力分为四大集团军，其中第3集团军守卫多瑙河和多布罗加，第1和第2集团军扼守穿过南喀尔巴阡山脉的各通道，第4集团军希望以后得到第2集团军的合作，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入侵特兰西瓦尼亚。5万人组成的中央后备军防守布加勒斯特。

起初，在特兰西瓦尼亚仅有5个疲惫的奥地利师，但9月上半月4个德国师已经接近。且自9月6日起法金汉亲自担任这些部队的指挥。3个保加利亚师和1个骑兵师，以及调自萨洛尼卡前线的1个德国师之一部分集结在令人敬畏的马肯森麾下，屯兵多瑙河对岸直指多布罗加。

尽管罗马尼亚军队拥有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但只要研究一下作战地图就不能不令人焦虑不安。当时任战时国务大臣的劳合·乔治先生向我全面解释了那里的局势：我们在沃尔顿希思的一次长谈中双方都感到惊恐。此后，他写信向首相提出虽为时已晚但却是严肃的警告。萨拉伊和萨洛尼卡的军队不能投入战斗；剩下来只有俄国的援助了，而这件事又运气不好。由于罗马尼亚老国王在战前与奥匈帝国签订了条约，俄国一直视罗马尼亚为潜在的敌人；因此，南俄铁路系统不通到罗马尼亚边界，在俄国铁路终点站列尼与最近的罗马尼亚的加拉茨铁路线之间实际上有20英里的空隙；所以俄国不可能很快援助她的新盟友。阿列克谢耶夫和精明能干的俄军参谋部了解罗马尼亚问题的程度远远胜过缺乏耐心的西方协约国，协约国对俄国就罗马尼亚的介入持冷淡态度显然一直忧心忡忡。

正当接纳一个新盟友的欢呼声依然响彻法、英新闻界之时，令人吃惊的消息来到。9月1日，马肯森入侵多布罗加。9月6日，他率领保加利亚军队和德国榴弹炮队摧毁了图尔图尔卡伊的多瑙河要塞，俘虏25000名罗马尼亚军并缴获100门大炮。马肯森迅速前进通过多布罗加，到9月底已差不多到达与黑海之滨康斯坦察平行的地方，途中占领了罗军放弃的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到10月第三个星期攻克康斯坦察。他留下一半军队建筑自多瑙河至黑海的壕堑线防守征服的领土，率领余部(又增加一个土耳其师和保加利亚师)横渡布加勒斯特对面的多瑙河，离布加勒斯特只有40英里，对都城形成很大威胁。这一威胁不是没有目的的。在保加利亚入侵多布罗加的同时，法金汉也正在探察南喀尔巴阡山脉的通道，不断地到处寻找强行通过的道路。然而罗马尼亚第1、第2集团军坚持顽强抵抗，而自喀尔降巴山脉出来的第4集团军，继续驱使奥地利军节节西退。但是图尔图尔卡伊的灾难、多布罗加遭到入侵以及马肯森对布加勒斯特的威胁，已经占用了5万名罗马尼亚中央后备军。任南方前线指挥的阿韦雷斯库将军断然要求：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应从特兰西瓦尼亚召回，第2、第3集团军应减少至合适防守各通道的最低限度，罗马尼亚的全部力量应对付保加利亚军。这无论如何是一项军事计划。它遭到了任北方司令的普雷森将军同样强烈的抵制。矛盾相当尖锐，争论不分胜负。结果不出所料达成妥协，依照这一妥协，普雷森将军继续入侵特兰西瓦尼亚，但因兵力薄弱无法奏效；阿韦雷斯库将军虽从扼守通道的部队调集足够部队，但仍不足以打败保加利亚军，反而危及了各通道的防御能力。

现在罗马尼亚已参战两个月，11月初，法金汉的军队增加了的5个德国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得到如此强有力的增援，他便努力地进攻武尔坎通道。到11月26日，他强行通过这条通道进入罗马尼亚平原，沿日乌河谷而下，并意外地切断了把守奥尔绍瓦附近舌尖部位的罗马尼亚军的对外联系。德军的这一行动使其他通道的防御连续受损。到11月底，法金汉已同来自多瑙河对岸的马肯森会合；12月6日，总计达15个师的法金汉与马肯森联军与罗马尼亚军队残部之间进行了三天激烈的争夺战之后，胜利地进入布加勒斯特。顽强自卫的罗马尼亚军向东朝着现在终于来到的大批俄军方向撤退。尽管大雨如注，严冬恶劣气候，法金汉和马肯森仍跟踪追击。道路已不复存在。部队缺乏粮食和各种必需品。根据法金汉所说，鲁登道夫发来“一连串令人讨厌和多余的电报”②。既无冬衣，也没有补充给养。尽管如此，德军仍坚持不懈，主要同俄军进行了一系列激战之后，于1月7日抵达谢列特河。德军的推进到此为止，罗马尼亚之舌状领土已被从舌根处切断。这个不幸王国只剩下北方省了。在这环绕雅西镇的狭小地区，四个月前满怀信心参战大军的余部忍受了数月的困苦甚至饥饿；不但成千上万的战士而且数量更多的难民悲惨地死去。就这样，罗马尼亚终于遭受与巴尔干所有民族同样骇人听闻的不幸。

人类是多么地难以教化，在感情的驱使下人类又是何等盲目！大战给如此之多的人带来痛苦，大战曾给巴尔干各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民以无上的机会。其他民族不得不接受辛劳、挑战和苦难。他们只需要宽恕和团结。只要自觉地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那末采用某种国际手段建立起来的，以君士坦丁堡为联合首都的巴尔干联邦，本来可以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协同一致的武装只需宣布中立，继之以在选定的时机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土耳其和奥地利进行决定性的干预，可望轻而易举地满足每个国家合理欲望的大部分，各国都可望得到安全、繁荣和力量。然而它们宁愿选择同饮自相残杀复仇的毒酒。现在这杯毒酒尚未喝干！

05.

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1915年5月底英国组成联合政府之后我们离开了的英国政治领域。据当时观察，新内阁尽管由诸多杰出而正直的人士组成，但对于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来说，它是一个累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机构。从组阁之初起某种值得注意的裂痕和个人决定的倾向就很明显，这些裂痕和倾向并非遵循正规的政党路线，而是各党中成员常见的种种性格和意见的反应。有聚集在首相周围的老自由党人一派，他们不愿意为进行战争而采取激烈的国内措施。在保守党中他们也不乏共鸣者。这一派对我国为最大规模地装备自己和盟友必须支付美国人量款项因而产生的财政困难，感慨甚深，他们反对为获取最大的军需品产出而在工业领域采取极端手段，他们尤其反对推行义务兵役制以维持战场的作战部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和感情的分歧日益明朗。

到1915年中期，热情的志愿兵队伍已远远超过我们装备和组织他们的能力。自愿挺身而出者已逾300万人。他们表现了不列颠民族最高尚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到1915年夏天，消耗额已大于补充数。显而易见，若不采取全新措施，1916年就很难维持英军的70个师，更不用说100个师了。以首相为首的严格的自由党一派赞成进一步努力推行自愿招兵制。大多数保守党大臣，在劳合·乔治先生的支持下——在我退出政府以前包括我本人——坚信立即实施义务兵役制是难以避免的。可是基奇纳勋爵由于他几次三番呼吁人民志愿参军，因此得到全国极好反应而理所当然感到自豪，此时倾向阿斯奎斯先生一方，使天秤不利于实施义务兵役制。但是战争继续在困难中进行下去，到1916年1月初，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重新引起征兵问题上激烈争吵的内阁危机。

现在，严酷的实际需要，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热情的道义性质运动而变得更为迫切。有350万人志愿从军。但仅有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自愿参战就不考虑其中有许多人曾屡屡受伤，难道令其重返前线吗？一方面千百万健壮青年尽可能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把年老、体弱、伤残的志愿者投入战斗，行吗？难道服役期已满的本土军中的公民和正规军战士必须继续服役，而不应该强制那些尚未作出任何牺牲的人们开始服役吗？有350万个家庭，他们所钟爱的负担生计者、他们的英雄，自愿地为祖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代表民族生存所依靠的最坚强因素。这些家庭提出要求：不能因为一些人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使胜利延迟，让残杀延长。基奇纳勋爵终于在1月底改变了立场，阿斯奎斯先生也作出让步。结果只有一位大臣约翰·西蒙爵士辞去政府职务。一项征兵法案提交议会，并迅速以压倒多数通过。

然而，正如从产生征兵法案的内部斗争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新法案是一次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的产物。它既不能保证所需要的兵员数，也没有满足此时激烈要求的牺牲均等。4月，内阁中出现了有关扩大征兵范围的新危机。以前的斗争在双方都留下伤痕，在全体同样珍视国家事业的同僚之间暴露出深刻的性格差异，这次似乎可以肯定，劳合·乔治先生将辞职，内阁将破裂，必须精心拟订计划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以保证实施极端的战时政策。

有人建议，下议院中这样一个反对党领袖应是劳合·乔治先生和爱德华·卡森爵士，我受到多方面人士的敦促站到他们一方。我曾在佛兰德有好几个月指挥的苏格兰营因兵员不足被解散，我获准重返议会。5月，议会依法任命两个调查委员会对美索不达米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我立即在近一年时间里卷入了苦恼地继续履行我在本书前面叙述过的自己的责任。我是以了解机密问题的无公职的议员的立场将后来12个月的事件记录下来的。

06.

1916年4月的征兵危机被阿斯奎斯先生方面进一步的让步避免了。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兵役法，劳合·乔治先生仍留在政府内。夏、秋期间，联合政府尴尬地凑合在一起，受多种压力和苛求的折磨。因1916年罗马尼亚的崩溃和全部希望的破灭引起的指责使内阁中的两派的斗争再起。劳合·乔治先生的辞职立刻导致政府的垮台。伴随这一事件出现的内阁人员千变万化的组合和重组，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宪法史上发人深省的一章。

12月5日，阿斯奎斯先生向国王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国王召见的博纳·劳先生建议，劳合·乔治先生是唯一可能的首相继任者。尽一切努力劝说阿斯奎斯先生参与新政府，但没有成功。在除了劳合·乔治先生以外的所有自由党同僚的追随下，阿斯奎斯先生退出政府加入爱国的反对派。劳合·乔治先生、博纳·劳先生和爱德华·卡森爵士组成的新三人小组负责国务管理，实际上握有独裁的权力。这些决定没有受到议会的挑战，不但为全国所接受，而且博得新闻界的喝彩。

新首相希望我参加他的政府；但是这一念头引起了此次危机中举足轻重的要人们的极大不快。诺思克利夫勋爵对我有强烈敌意，此时活跃起来。他急急忙忙在《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上撰文宣称，已经作出不变的决定将那些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公众将“欣慰而满意地获悉不请丘吉尔先生在新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他还力图否决对贝尔福先生外交大臣一职的任命，幸而未获成功。四位被视为新联合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杰出的保守党成员或签名或发表声明，要求以我和诺思克利夫勋爵不担任大臣作为他们就职的条件。因此就这点而论——虽然这或许不是对他表示恭敬的方式——诺思克利夫勋爵的观点得到有力的支持。在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前我任海军大臣时的行为尚在审察中，这当然是一个被引证的充分理由。劳合·乔治先生在这种形势下根本无法抵制这一临时纠合但势力强大的阴谋小集团。因此，几天以后他通过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里德尔勋爵捎信给我说，他决心达到他的目的，只是暂时反对势力太强。我通过同一渠道回答他说，发表政治独立的书面声明。

然而我同新首相的关系，尤其是我在5月10日的秘密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已经发展到我虽无职务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的同事。他反复同我讨论战争的方方面面，以及他的许多秘而未宣的希望与担心。他向我保证，他的决心是要我和他同舟共济。我正是从处于这一有点反常的地位，注视以后6个月里的潜艇战危机和尼维尔将军在法国的灾难性进攻。

新首相具有能应付这个动乱时期的两种性格特点：第一，立足于今天却不短视。对他来说每天都充满了希望和重新开始的冲动。他考察每日清晨的问题时，目光不受先入之见、过去言论和先前失望与失败的阻挡。在和平时期这种心态并不总是令人钦佩的，往往也不总是成功的。但是世界千变万化，所有的价值和关系因某种惊人的事件及其无法估量的反应而改变，处于这种严重危机之中，为追逐胜利这个主要目标，人们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活力，这是一种难得的优点。他的直觉能力用于应付危机，较之严格头脑的逻辑推理更加合适。

立足于今天和每日重新开始的特点，直接导致他发挥第二个宝贵的才能。劳合·乔治先生在此时期似乎拥有从不幸本身汲取未来成功之手段的特殊力量。从德国潜艇的劫难，他想到护航制度；根据卡波雷托灾难的教训，他建立最高战时会议；从3月21日大灾难的日子起，他组建了联合指挥部，并得到大量的美国援助。

他在英国政府中的和在协约国各委员会的崇高地位是在重大灾难中登上的。他不坐等事件本身的发展再作出事后聪明的裁决；他抓住最重大问题力求解决它们，不因错误及其产生的后果而灰心丧气。他几乎也不受传统和习惯的干扰。从来不谋求将某个陆军或海军人物树立为偶像，他可以藉其名声得到庇护。对陆军和海军等级制度他只略加点指与压力，使其调整以适应迫切的需要。他吸收议会外的精力充沛的能人志士，委以各部大臣之职。他对见到的事情绝不忽略。所有的政府任务需要他全神贯注。他活着完全为他的工作，从不嫌工作太重。只要有需要，他便作出决定。工作的重担似乎从来压不垮他。他天生具有管理民众和行政机构的干练能力，现在又具备制定战时政策的高度平衡能力和对陌生事物探究根源的能力。在他的治理下把本岛和帝国都有效地组织起来以适应战争。他组建的帝国战时内阁，成为英王朝在全世界资源的单一管理的中心。是他提出挫败德国潜艇海上攻击的护航制度，给予在巴勒斯坦压倒土耳其人的前进推动力，是他促使在法国的统一指挥有益于胜利，等等，为执行政策在作出重大努力和决心方面，谁也比不过王国政府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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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兴登堡元帅，《我的生活片断》(out of My Life)，第84页。

②《第9集团军征战记》(Der Feldzug der 9 Armee)(1916—1917)，第2部分，第93—100页。

第45章、美国的介入

“鉴于德意志帝国政府已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人民屡屡采取战争行动，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在联席会议上决定：兹正式宣布美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处于由后者强加给美国的战争状态；总统特此授权和指示运用美国全部海、陆军和政府资源进行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为使战争胜利结束，美国国会特此保证提供国家的全部资源。”

(1917年4月6日国会决议案)

01.

1917年初的显著标志是发生了三起惊人事件：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美国的介入和俄国的革命。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构成了战争的第二次大高潮。这二起事件的先后顺序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俄国革命发生在1月而不是3月，或者如果德国等到夏季宣布无限制潜艇战，那就不会有无限制潜艇战，因而也没有美国的介入了。如果协约国无望地面对俄国的崩溃，得不到美国介入的支持，似乎可以肯定法国在当年就要失败，战争就会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换言之，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如果俄国少维持两个月而德国又多忍耐两个月，那末事件的整个进程就会彻底发生变化。依照这一顺序，我们辨认出命运女神的脚印。必须有俄国的忍耐或德国的急躁才能确保美国的参战；两者皆做到了。

德国的彻底失败，归因于三大主要错误：决定经过比利时进军不顾将英国引入战争；决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不顾将美国引入战争；第三，决定使用省出进攻俄国的德国部队，于1918年在法国进行最后的猛攻。如果没有第一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在一年之内轻易地打败法国和俄国；如果没有第二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在1917年满意地媾和；如果没有第三个错误，他们本来能在默兹河或莱茵河上设牢不可破的防线与协约国军队对抗，在保持自尊的条件下媾和，以减少屠杀。所有这三大错误都是由同一股势力犯下的，那就是扼杀德意志帝国的扩军备战的那股势力。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权力支持德国扩张的德军参谋部应为所有三大致命决策负责。由于过分发挥用以建立统治的聪明才智，许多国家及其人民坠入了毁灭的深渊。

无论争论持续多久，交战国之间在德国潜艇战的是非问题上绝不会取得一致看法。德国人从来不明白，将来也永远不会理解，其敌对国和中立世界是怎样怀着恐怖和义愤看待潜艇攻击的。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强烈抗议不过是矫饰宣传。海事法和惯例已很陈旧，它们是在数世纪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在个别事例中时有违反，但基本上在国与国间许多激烈的战争中仍有其重要性。即使在公海上抓获一艘敌国商船，对俘获者也是有严格约束的。将中立国船只变为战利品的行为，震惊了国际法的整个历史。但是在虏获一艘船只与击沉一艘船只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海上中立国船只的俘获者，依照沿用已久的惯例，必须将所虏船只带进港口交由战利品法庭审理。任意将其击沉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而将其击沉又不为船员提供安全，任由他们在救生艇上自生自灭或溺毙海中，这在所有航海国家看来是令人憎恶的行为，除了海盗，迄今绝没有人蓄意这样做。因此，航海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荷兰、挪威和美国，认为对商船，特别是对中立国商船进行潜艇战是十恶不赦的暴行。船只已经破碎沉没，攻击一方的船员的恶意听任无助的商船船员们让无情的大海吞噬，这确实是丑恶的。

不过，德国人是海上新手。他们几乎不在意这些航海的古老传统。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是一样的，都是结束人的生命，只不过痛苦有大有小。难道给海水呛死比被毒气闷死更加可怕？或者在救生艇上饿死比在“无人地带”因伤处腐烂苟延残喘更加可怕？英国的封锁把整个德国当作被围困的堡垒，试图迫其全部人口——男女老少、伤者、健者忍饥挨饿至屈服方休。假定与潜艇战类同的后果发生在陆地而不是海上，假定美国人和中立国人把大量粮食和炮弹运进德军炮火下的军事区域，假定知道他们的护送部队要通过某些道路奔赴前线，那末谁会有片刻的犹豫不去连续攻击压倒他们，并把他们从地面炸飞呢？谁会因为村镇中聚集了手无寸铁的非战斗人员而迟疑不向敌人开火？如果有人进入了炮火的射程以内，他们就得碰运气了；那末为什么这个道理就不能用于鱼雷战？为什么大炮杀死出现在前面的中立国人员或非战斗人员为合法，而在海上鱼雷杀死同样的中立国人员或非战斗人员就是骇人听闻的暴行？划分这两种情况区别的道理在哪里？政策可能布置设计好的圈套，但是在逻辑上其思路是清晰的。是的，无论什么人进入我火力之内阻碍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有必要，我一定将其击毙，不分陆地和海洋。这些就是德国海军参谋部的思想。但是中立国所持观点与此截然相反。

德国向商船最初发动潜艇攻击是出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粗犷和精力充沛的个性。我们已经知道他最初军事努力的命运。1915年2月4日，他宣布自2月18日起“在环不列颠群岛海域以内发现的每艘协约国船只将被摧毁，故不可能避免对其船员与乘客造成的危险，”进入该战区的中立国船只亦将招致危险。当时，可供提尔皮茨调遣的适用潜艇不超过20—25艘，其中仅三分之一即7—8艘可同时出动。考虑到英格兰诸岛交通之频繁与港口之多以及我防卫措施之有力，我们认为这种攻击的效果对我国的贸易量将肯定是比较无关紧要的。于是我立即宣布，我们将对由德国潜艇造成的商船沉没数，连同进出英国港港口的船只数每周予以公布。结果证明我们的自信是完全正确的；到1915年5月，提尔皮茨如此微弱的力量阻止海上贸易的失败已昭然于天下。

新的海战激起的中立国的愤怒和美国的威胁性态度，连同这种海战实际造成的无足轻重的后果，在“卢西塔尼亚号”和“阿拉伯号”沉没后，使德国皇帝、宰相和外交部都坚信提尔皮茨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予以限制。因此，德国潜艇的行动受到接二连三命令的限制和动摇政策的阻止，到1915年秋，潜艇战完全停止了。过早暴露这种战争手段的实力不足对英国大有帮助。自1915年初英国海军部在我的指挥下立即最大规模地研究各种对抗手段。小型武装船只的建造与改装在速度上增加了许多倍；竭力装备武装商船；完善伪装船——此后更多称为神秘船；针对潜艇攻击进行防卫的各项科学设施成为不断试验和生产的目标。德国最早的潜艇攻击奇怪地失败了，但是已经开始研究的对抗它的手段，在整个1915年和1916年由贝尔福先生及其主持的委员会继续全速进行。我们的最后获救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危险明显消失以后的仍在作努力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916年春，提尔皮茨重新向德国宰相施加压力，要求获准恢复潜艇战。他调集了所辖全部兵力准备向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起攻击。法金汉将军被说服了。海军上将冯·霍尔岑多夫热情高涨。提尔皮茨在1916年2月的备忘录中写道：

“立即无情地依靠潜舰武器有绝对的必要性。任何继续拖延采用无限制潜舰战将给英国进一步研究海军和经济防卫手段提供时间，最终给我们造成更大损失，并使快速成功化为泡影。潜艇战开始得越早，成功就实现得越早，英国以消耗战打败我们的希望也就破灭得更快更惨。如果我们打败了英国，我们也就折断了敌人联盟的脊梁。”①

1916年2月23日，提尔皮茨肆无忌惮地觐见皇帝并要求作出决定。德皇毫无疑问了解各方面正在向他和宰相施压，乃于3月6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并有意把提尔皮茨排除在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宰相，法金汉和霍尔岑多夫；结果决定无限期延缓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实际上已经发布的于4月1日开始的潜艇战的命令取消了。提尔皮茨立即要求辞职，这一请求于3月17日获准。然而海军参谋部和舰队司令舍尔把潜艇战保持下去。1916年春季有约50艘合适的潜艇用于潜艇战，而上一年为20—25艘。

可见提尔皮茨只有不到20艘潜艇投入连续作战。考虑到英国对抗手段的进展，绝无理由相信这个稍大数量的潜艇会给我国的海外供应造成严重紧张。但是除了可使用的50艘潜艇之外，列入德国1916年财政年度正在建造的不下于157艘。当这些潜艇在1917年初竣工时，问题第一次显得性质严重。1915年2月使用25艘潜艇进行攻击是荒唐的；1916年2月50艘潜艇发动的攻击也会轻易地被击败；但1917年2月200艘潜艇的攻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如果提尔皮茨发挥几乎超人的远见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至少准备好200艘潜艇之前不发动对商船的攻击，同时不刺激我们作反潜准备，那末谁也说不准结果将会如何。所幸补救措施与危险俱增。德国潜艇威胁的范围日益庞大而可怕，但是

“对于最后将造成危害的早期疾病，人体抵抗力会随它的发展而发展，随它的增强而增强。”

到了1916年年底，在严冬给予交战国的喘息时间里，德国领袖们疲惫不堪地审视着这死气沉沉的情景。尽管法金汉决定置东线于不顾，向凡尔登发动进攻遭到灾难，德国还是挺了过来。她在凡尔登使法国人血流遍野；她在索姆河顶住了英军的攻势；她修补了勃鲁西洛夫造成的破坏；她甚至还有力量打败罗马尼亚；她还捧着胜利的奖杯走出这一年的混乱。但是吓人的危急、与日俱增的压力、资源的枯竭、前线的紧急、民众受封锁的钳制，所有这些压力沉重地压在德国领导者的身上。在西线，协约国正准备在春季实施更可怕的打击；俄国的抵抗并未削弱，甚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在重振旗鼓。但是200艘德国潜艇已经首次准备就绪，它有可能用这些潜艇饿毙英国，即使出现与美国交战，也能“折断协约国的脊梁”吗？提尔皮茨写道：

“如果我们在德国能够预见俄国的革命，或许我们就没有必要把1917年的潜艇战看作最后依靠。但是在1917年1月还根本看不到革命的迹象。”②

11月和12月期间，德国宰相和陆、海军头目们的不休争论令皇帝痛苦不堪：——德国现有200艘潜艇，是否值得1.2亿美国人横渡大西洋；不列颠不但称霸公海是否也控制他们海面下的水域，讨论这一令人痛苦的问题，紧张程度超过了罗马与迎太基战争的转折点！

毫无疑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承担作出决定的责任。提尔皮茨已不复在职。他甚至争论说，实施无情潜艇战的时刻已经过去，并略带犹豫作出评论说，“为时已晚”。但是德军司令部早已改变立场，认为需要不惜切代价充分运用潜艇这一武器。他们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位无所畏俱的参谋长，最大的冒险总是对他的思想产生明显的魅力。年迈的陆军元帅赞成或者说采用他的决定。他全力以赴反对宰相。海军将领们插话，许诺能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文职力量感到局势已经对己方不利。他们所作的和平表示遭到协约国毫不客气的拒绝。那年的最后一周兴登堡与贝特曼—霍尔韦格之间措辞强硬的电报往来标志德国宰相抵制军方的终结。宰相随即于1月9日表示投降。在历史前面能为坚持正确主张而下台对他会更好些。谁也不能怀疑他的信念，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信念是对的。从此事态开始了新的进程。

02.

的确，命运之神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待俄国那样恶毒。俄国之舟于港口在望之际沉没了，它实际上挺过了狂风暴雨，然而突然之间一切付诸东流。它作出了一切牺牲，历尽了千辛万苦。正当大功告成之际绝望和背叛攫取了指挥权。

长期的退却停止了，军需品的匮乏局面改观了；武器源源而来；更强更多更好装备的军队在防守漫长的战线；健壮的男子挤满了补给站。阿列克谢耶夫统率陆军，高尔察克指挥舰队。此外，现在不需要采取艰难的行动，只要维持现状；只要对德国伸展的遥远的防线施加沉重的压力；不需要特别行动就能将对方已经削弱的兵力牵制在前线；一句话就是持续下去——这便是俄国摘取全面胜利果实要做的一切。1916年底，鲁登道夫审视当时的局面时说：

“尤其是俄国，组成了实力强大的新编制，师缩减为12个营，炮兵连减至6门大炮；多余的四分之一的营和每个炮连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大炮组建新的师。这一改组大大增强了战斗力。”③

这实际上意味着俄帝国为1917年的战事集结了比她参战时规模远为庞大、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队。3月份沙皇安然在位；俄帝国及其人民巍然屹立，前线安然无恙，胜利可以保证。

人们指斥沙皇政权是愚蠢和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这是那个时代浅薄的流行观点。考察一下她与德国和奥地利30个月的战争就会纠正这些模糊的印象，并揭示主要的事实。根据其所承受的打击，根据其所经历的灾难，根据其所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力和根据其恢复的能力，我们便可测定俄帝国的力量。在各国政府中，当进行重大战争时，其国家首脑无论为谁，都被认为应对失败负责，但成功证明其正确。无论是谁付出辛劳，谁策划指导战争，最高负责当局都要为战争结果受指责或赞扬。

为什么这一严格的检验标准就不适用于尼古拉二世？诚然他犯过许多错误，但是哪个统治者没有错误？他既非伟大领袖亦非伟大帝王。他只是个忠实而纯朴的人，能力平平，性情善和，毕其一生对上帝的忠诚的信念支撑他的日常生活。但是最高决策的沉重压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在最高层，那里所有问题都简化为“是”与“否”，在重大事件无力解决和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必须给予回答。他所起的就是指南针的作用：战还是不战？前进还是后撤？向右还是向左？民主化还是牢固控制？放弃还是坚持下去？这些全都是尼古拉二世的战场。何以他从中得不到荣誉？俄军1914年为拯救巴黎忠诚发动进攻；因弹药匮乏被迫撤退承担着压在心头的痛苦；徐徐重新集结兵力；勃鲁西洛夫获得了胜利。俄国进入了1917的战争，她不但没有被打败，反而实力更强大了。难道其中没有他的一份功劳？尽管错误多而严重，但他主持的以他为象征的政权，他个人的品德给予这个政权充满生机的火花，此时正为俄国赢得战争。

他行将被打倒。一只黑手，最初带上愚蠢的手套，现在伸出来干预了。沙皇退位。给予他和他的所爱通通非伤即死，贬抑他努力的成就，诽谤他的行为，诋毁他在别人心中的印象；但是且慢，请告诉我们另有何人堪当此任。谁或者什么组织能够领导俄罗斯国家？智勇双全的人，有雄心和勇猛的人，大胆和有威严的指挥者——这些全不缺乏。但是没有人能回答决定俄国生命和声誉攸关的几个普普通通的问题。正当胜利在握时她轰然倒地，像古代的希律王一样被蛆虫活活地吞噬。但是她的英勇行为并非徒劳：身受致命重伤的巨人，及时拼尽临终前的力量，将火炬向东*越过大洋传递给了长期犹疑不决的新的提坦，现在他站起来慢慢地拿起武器。俄帝国于3月16日崩溃，美国于4月6日参战。

03.

在德军最高司令部的所有严重估计错误中，没有哪一项错误能与其不理解与美国交战的意义相比。这或许是愚蠢地将战争政策单独建立在计算物质要素基础上的最突出的例子。1.2亿有良好教育的人民有科学武装，拥有无法攻击的世界即新大陆的丰富资源；他们的战争努力，是不能以他们现在可以使用的受过训练的士兵和军官、铸成的大炮和战舰的数量来衡量的。认为他们能被称为潜艇的机械武器永远打败，这正证明对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里固有力量的无知。仅仅寄希望于他们不会及时地抵达战场的概率，来抵消世界上最大(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敌对军事努力，这是多么的草率！强令饱受战争创伤的、疲惫不堪的和在人数上已处于劣势的英勇的德国人民与这个新参战的强大的无情的对手作殊死搏斗，这是多么艰难！

没有必要夸大美国给协约国提供的物资援助。凡可给与的都毫不吝惜地尽快送达，无论是人员、舰只还是资金。但是早在美国的物力作为决定性的甚或首要因素送来之前，战争已经结束；它是在两百多万名美军踏上法国国土而告终的。倘若1919年仍有战争，则将有大量美军继续参战，这个数字到1920年很可能高达500万人。与这种潜在力量相比，请问占领巴黎有什么价值？至于德国机械化的希望所在的200艘潜艇，依然有英国海军对付；在此期间，海军在占压倒优势的战列舰队保护下，保持有3000艘以上的武装舰船在海上巡游。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人力在打败德国当中实际上使用的并不多，例如仅有数万德军败于美军之手；但是美国参加协约国的士气效果的确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战争已经持续将近三年，所有最早的交战国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对交战双方来说，远在不断变动的双方接触线后面的其他危险之大，也不亚于战线的危险：俄国已经屈服于这些新危险；奥地利正在解体；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正日益衰弱；德国本身甚至在全面交战状态中被迫承认其人民享有意义深远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和选举权；法国处于绝望之中；意大利差不多快要进入毁灭；甚至在不动感情的英国，人们眼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目光。突然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亮出了它的旗帜，站在已经是较强的一方；突然之间，长期以法官姿态出现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被投入战争，不，是她自己投入战争的。在这一新的实力增强中忘记了俄国的丧失。失败主义运动在一方被压制，而在另一方正如火如荼兴起。两种对立的状况遍及各交战国的每个角落，一方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另一方认为“全世界站在我们一方。”

美国历史学家们或许将相当详尽地向后世确切地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参加世界大战，他们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参战。此前美国商船就已被德国潜艇击沉过；乘坐“卢西塔尼亚号”丧生的美国人人数与宣战前不久被击沉的五艘美国轮船上的死亡人数相等。至于协约国的整个事业，如果说它在1917年不错，那末它在1914年不也是同样好吗？美国在长期等待后到1917年才站出来自有其充分的重大政策理由。

协约国对德国义愤填膺，战争打得精疲力竭、血流遍野、濒临死亡，目视大西洋彼岸大国的态度冷漠、审慎、超然，感到惊讶，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英国，对美国回避战争的态度难以理解，那里的法律和语言本是两国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但是如此理解问题有欠公平。美国并没有感到任何直接危险，时间和距离妨碍他们对事物的最低洞察力。从事和平职业的人民大众，正抓住时机开发他们继承的尚未开发的大陆资源，专心致志于国内的生活和政治，受悠久的宪政传统的熏陶回避外国的纠纷，他们的思想兴趣领域与欧洲人的迥然不同。世界正义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是请问，美国人对世界正义问题的局势有何责任？这个问题，协约国设身处地想一想，不是也一样简单吗？将无数赤手空拳的民众千里迢迢投入这样一场争斗的狂暴中心，这种责任不可怕吗？真正的奇迹是，一切阻碍参战的因素都被克服了。应该对那些从不怀疑、从一开始就洞察必然途径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美国具有严格的宪法，其政党机器具有巨大的规模和力量，选举行政长官和代表有固定期限，因而美国总统较之任何大国首脑在战前拥有更大的独断专行的权力。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兴趣和环境多种多样，48个主权州的立法机构的安全阀功能，造成全国舆论集中的困难，除了固定的大选时期外，联邦政府拥有不受舆论左右的特殊的独立性。很少有这样的现代政府，它几乎不需要关心在选举中被击败政党的意见；更无一个政府让它的最高行政长官(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党领袖)具有如此直接的个人权力。

国王或皇帝登基的世袭继位事件平均每隔25年发生一次。在此漫长期间，以及在他即位前的一生中，君主的品质和气质需接受其臣民的考察，在此期间各政党和各阶级往往能对君主个人行动设法进行考察和反考察。在权力责任由首相承担的有限君主政府中，国家的选择领导人通常落在生活在公众之中的政治家身上；他们而且又是立法机构的成员，在任期内继续对国家负有责任。但是美国选举规模非常宏大，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任何终身政治家要成为成功的总统候选人越来越困难，虽然还不是实际上不可能。政党首领们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落在个性鲜明、美德堪称风范的杰出公民身上，这些人从未深深卷入政治或政府圈子之中，因此他们没有那种好斗性与焦虑经历所养成的仇恨和错误。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热情和理想所选出的优胜者，他常常对国家事务缺乏经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推上了眩目的卓越地位。政党斗争中厮杀得污迹斑斑的老手们，在多次激烈的内部争论后，挑选了一位无可指责的、令人尊敬的人物，由他来高擎党的旗帜。他们为他制定纲领和政策，如果在竞选中大功告成，便把他推上国家的最高职位四年，在此期间赋予他直接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的实际重要性堪称全球之最。

凡对重大问题作概括一样，前段所述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例外。但是威尔逊总统不在这些例外之列。在他的全部优点与不足中，在他的崇高品质与瑕疵中，尽管他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只担任过短期的州长职务，但是对于1912年使他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大人物来说，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知晓的深不可测的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更是神秘莫测。出于崇敬的心情谈论他，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在可怕的善恶大决战时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美国的行动，取决于他的思想与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因素。他对决定世界各国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较之任何其他人都无可比拟地更加直接。

正因为如此，豪斯上校的《回忆录》特别令人感到兴趣。这位总统的真实面目透过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他深居简出，生活与尼古拉二世一样的简单和节俭，除友人与侍从外都闭门谢客，但对他们十分宽容。高居国会之上，内阁仅仅是他的工具，从不受公共生活“铁匠铺”的锻炼和锤打，以美国宪法规定的“经常反复思考的首要原则”为指南，伍德罗·威尔逊这位高不可测、睿智的、其判断影响亿万人民生命的法官，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发人深思的纪念碑。

首先，他自始至终是一位政党人物。他的主要忠诚献给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那个伟大的政治组织，同时他真诚地坚信人类的最高利益有赖于该组织的持续繁荣。我们看到美国参战高潮中的他，当联邦不分阶级、不分政党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奉献给当时政府的时候，他运用自己的正常的职权毫无顾虑或者没有明显的自省为国会中那些民主党的代表们获益。在他执政时期，从来没有因政党间仇恨把那些暂时性牺牲强加在欧洲国家身上，增加它们的危险。战时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尽可能集中在当时各级官员和政党机器手中。此种情况令那些送儿上前线、自己大量捐钱表现了高度爱国主义热情的政治反对派滋生憎恨；一俟战事结束，这种憎恨证明对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希望是极其不幸的。其次，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美国人，一位有学者风度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真诚地厌恶战争和暴力的人。大西洋彼岸的欧战压力和美国政策的所有内部压力相互起着强烈的作用，这种作用落在他内心的容易调和的个性上。面对四大连贯的难题使他绞尽了脑汁。如何确保美国不介入战争？如何赢得1916年的总统选举？如何帮助协约国打赢这场战争？和最终大战结束后如何统治世界？

如果他对欧战中正义在哪一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对他执行自己的使命会大有裨益。像德军挺进比利时或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等重大事件的意义，于敌于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件事都表明，要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直至打出个最后结果，这种前景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也实际上影响她的安全。如果德国获胜和作为强国的法国与英帝国的同时消失，经过一段时间后，爱好和平而未武装的美国人民必受强权主义的无限威胁；日耳曼帝国在其胜利之后的年代里，在陆上和海上势必比美国强大得多。她在对日本关系上能容易地处于比美国有利的地位。在此种形势之下，日耳曼帝国对南美洲命运的看法，美国就不可能有效地抗拒。因此，无论如何美国需要大规模地扩充武装力量，迟早一定会爆发一场美国突然发现只有自己在孤军作战的新冲突。

然而在战争的头两年半期间，威尔逊总统并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去琢磨德国无限使用武力的问题，更未考虑德国获胜的最后结果。因此，他并不觉得美国的利益从开始就卷入了欧洲的战争。他怀疑和抑制由比利时的沦陷或“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在他胸中升起的愤怒情感；他没有真正发现美国人民的天性。他低估和轻视了美国人民支持协约国这深厚和崇高的感情。直到亲自向国会发表著名的战时咨文时，他才明白在众多纷杂的美国民意中，过去与现在国民占主导地位的意志力之所在。直到此时他才自信与深信向前迈步；直到此时他才以不逊色于任何协约国政治家的言词重中协约国的事业；直到此时他才向美国人民宣告，根据他的判断世界正义在哪里，和他们自己的生命和物质利益濒临什么样的危险。

德国战争失目不顾一切行径的后果，最终无路可逃。1月31日，德国将其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的意图照会了美国。2月3日，美国发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出境护照，召回驻柏林代表，总统向国会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威尔逊先生还有另有措施。他绝不相信德国继宣布其意图之后不会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2月26日，因为担心德国的攻击，美国航运实际上受阻，这迫使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装美国商船。2月26日，一艘美国船只被击沉，8名美国人溺毙。与此同时，英国情报局查明，德国外相黑尔·齐默尔曼已经指令驻墨西哥的德国公使，一旦德国与美国交战，德国即与墨西哥结成同盟，并向墨西哥人抛出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美国领土作为诱饵。这份文件还论述了拉拢日本对付美国的种种可能性，3月1日美国政府将此文件公布于世。3月期间，4艘美国船只被击沉，12名美国人丧生。4月1日，“阿兹特克号”被击沉，28名美国人溺水身亡；2日威尔逊总统经国会授权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总统被步步紧逼，走投无路。他一反自己最珍视的希望，一反自己最严重的怀疑和自己最根深蒂固的倾向，在30个月的大屠杀中他所说所做和所说未做的一切完全归于徒劳。在此情况下，他被迫才发出他所担心的和厌恶的信号。他自始至终都处于美国人民感情的真正主调之下。在他们的政策后面有合理的解释和大量的论据，而所有的解释与论据必须尊重一位力求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战争的毁灭和恐怖的政治家的动机。但是没有办法把他1917年3月以后的言论与他以前发布的方针调和起来。他1917年4月采取的行动本可以在1915年5月付诸实施。果真如此，那末可以减少多少屠杀，免除多少痛苦，什么毁灭，什么灾害，早就可以避免；多少家庭今天就不会留下空着的坐椅。胜败双方都注定要共同居住的这个破碎世界将是多么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一切有了定局。曾经指责战争不过是“一场醉鬼的打闹”，“没有胜利结局的和平”，但4月2日这些引起创痛的话去哪里了呢？在骑兵卫队的马蹄声中，总统来到参议院；他向国会和全人类宣读咨文。他最终宣告协约国事业之正义性的著名阶段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船只，无论挂的什么国旗，无论涂有什么标志，无论装载什么货物，无论驶向什么目的地，无论执行什么使命，都被无情地送到了海底，既不发出警告更不考虑时船上那些人给予救助或怜悯，友好中立国家的船只连同交战国船只全都一样。甚至医院船和给比利时痛失亲人的人和患者运载救济品的船只，尽管后者持有安全通行证穿过由德国政府自己指定的航区，且有准确无误的识辨标志，都同样毫不留情不讲原则地被击沉了。……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陷入危险，和平与自由受到威胁，原因是存在有组织军队支持的独裁，而军队完全受独裁意志所控制，而不是由人民的意志所控制。……一定要使世界秩序对民主政治是安全的。……一定要使人们认识到正义比和平更为宝贵，我们将为我们一向扎根于我们心底的理想而战——为了民主，为子民们争取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享有发言权，为了弱小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了将和平与安全带给所有民族并使世界最终实现自由，为自由人民一致争取的普遍正义而战。”

众议院对此宣言立即作出反应，4月6日决定正式宣布战争状态。“为了胜利结束战争，美国国会特别保证向国家提供一切资源。

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这一号召都得到了响应和服从。义务兵役法这一铁的法律，受到大多数人口参与的、互相制约的社会的有力肯定，立即得到统一舆论的拥护，谁也不能抵挡这一潮流。和平主义、无动于衷、坚持异议在前进道路上被扫除，并在凶狠追逐下消灭；缓慢积贮起来的过去受抑制的愤怒吼声如今压倒了喧嚣中一切不和谐的叫嚷，美利坚国民立即拿起了武器。

————————————

①冯·提尔皮茨，《回忆录》(My Memoirs)，第2卷，第419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442页。

③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305页。

*地球是圆的。——Franc.She

第46章、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01.

正当凡尔登之战高潮迭起的时候，注定要改变战争进程的几位新秀在隆隆的炮声中开始崭露头角。贝当手下最成功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尼韦勒的将军；此人原是一名炮兵军官，凭其勇敢和举止脱颖而出，从一般职位擢升为军长。尼韦勒的得力战将是名叫芒然的将军，有必要对这位将军作一简要介绍。芒然原属于法国殖民地军，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成名。1898年，他曾率领马尚德的前锋部队到达法肖达。在战争开始数天内在大部队的前锋作战，在迪南和沙勒罗瓦建立殊勋。继法军初战屡败之后，在无能军官指挥下普遍溃散之时，芒然继任一个士气低落师的师长，他下令将一个不称职的长官调离。曾任该师参谋部书记的一位年轻保皇党人写道：“芒然来此上任之后，我们这个活的废墟实际上拥有了法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①芒然并非徒有虚名。古铜色的脸，表情严肃，浓密乌黑的头发直立竖起，鹰单似的脸形，双目炯炯有神，牙齿洁亮；他朝气蓬勃，行动敏捷，性情暴烈，生活奢华，盛气凌人，贪得无厌——从各地包括从敌人那里收集来的十几辆汽车，在这位上校旅长出行时排成长长的行列。对所有人冷酷无情，对自己也同样，只要能从指挥部抽身，他便手持步枪身先士卒向敌人冲锋，在电话里怒吼给部属下达毫不宽容的命令，必要时也敢顶撞上司。历经胜败的芒然，素有英雄美誉与屠夫恶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芒然，在凡尔登的铁砧上成为法国最凶猛的战将。

春季，贝当将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交给尼韦勒指挥，尼韦勒则主要责成芒然付诸实施。3个月的战斗之后，4月份贝当从凡尔登晋升集团军群司令时，尼韦勒接任战事指挥，他把芒然带走。

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最早的决策之一是停止对凡尔登进攻；自8月底开始，使皇太子甚感欣慰的是，德军面对凡尔登堡垒采取了纯防守的姿态。这个决策在灾难性形势下是聪明的，但它给法军提供良机。漫漫数月的战斗使德军的防线呈楔形。实际接触中处于最尖端的杜奥蒙堡立即成为法军的最近和最大目标，德军在凡尔登战事的失败成为定局，没有比法军收复举世闻名的杜奥蒙堡更引人注目了。这便是尼韦勒和芒然决心做到的事情。

法军作了长期和彻底的备战：凡尔登守军在普通大炮外又增加了530门重炮，包括一个新编16英寸克勒索炮兵连，重炮全部集中指向德军阵地的突出部——受攻击的防线每15码1门大炮。准备进攻的3个师的实力和效能已准备到最高点，并在前线后面打算出击的地方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10月中旬开始炮轰，炮弹猛烈地落在德军防御工事和组织系统上，主要目标是德军的炮队。到20日，近三分之一德军大炮失去了战斗力。22日下午2时，法军向德军防线轰击的火力突然延伸，射程延长。该项策略获得成功。攻击的时刻已到；一直隐蔽的德军158门大炮开火，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阵地和防卫性弹幕系统。当实战时刻来临时，德军158门大炮中仅90门仍在射击。

10月24日以前三天天气晴好，但24日这天浓雾遮盖战场。法军司令部就是否应推迟进攻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可是芒然正确地判断：浓雾固然牵制进攻，但至少也同样妨碍防守；他的观点占了上风。以空前规模秘密集结的法军战壕迫击炮——一种新特点——向德军战线猛烈开火，德军战壕已经变成弹坑，战线就在弹坑上面；两小时以后，法军步兵沉着冷静、义无反顾地冲向宿敌；又过了两个小时战事全部结束。德军的楔形突出部给咬掉了，三色旗重新飘扬在杜奥蒙堡上空，6000名德军战俘落入芒然的牢笼。德军曾轻率地称它为凡尔登“柱石”的这个地方重被法军占领；凡尔登的名字已作为德军一个最大不幸载入史册。

然而在这一辉煌的局部胜利中撒下难忘的挫折的种子，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02.

霞飞将军1917年的军事行动计划很简单，它就是索姆河战役的继续，在极端严酷的冬天中仅有一个最短暂的间歇。计划由英、法军的汇合攻击咬掉德军防线的突出部。此时刻不容缓地重新部署军队，不容拖延地完成人员增援和实现协约国新大炮与弹药计划。计划定于2月1日开始新的战斗。用于进攻的全部英军和法军的北方集团军群准备向正东方进攻，英军从维米到巴波姆，法军进攻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与此同时，另一支法军中央集团军群自兰斯方向向北进攻。预计上述各路大军激战两周后，德军即使不被击溃也会被紧紧咬住，此时法国第5军在上级后备部队支援下突然插入以解决战斗或扩大胜利。德军将陷入巨大包围圈，或处于大力夹击中间，如果他们的战线明显退缩，他们将首先面临众多人员被俘和大量物资的损失，其次其战线将出现十分巨大的难以弥合的裂口。

这些便是法军总司令于1916年11月16日在尚蒂伊会议上向协约国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提出建议，他在11月27日的指示中作了精确的详细说明：“我决定英军在巴波姆和维米之间采取类似军事行动的同时，在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实施总攻，力求打开敌人一个缺口。此次攻势要为2月1日开始的行动作好准备，根据协约国的总体军事形势确定这个确切日期。”

随着叙述的进展将会看到，自2月初以及在整个2月份发动了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本想在德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时刻打败德军。在经历了如此之多令人遗憾的不幸和估计错误之后，也许霞飞最后可能获得不受挑战的桂冠，但是这些可能性依然在未知的迷雾中；因为正当此刻霞飞调离了司令部，最高指挥权落入他人之手。

尽管凡尔登和索姆河名声被新闻界和宣传机关大肆吹到地球的最遥远角落，但是巴黎有教养的舆论对这两个战役不抱幻想。凡尔登的光荣属于法国士兵，他们在卡斯泰尔诺、贝当、尼韦勒和芒然等人指挥下保持了法兰西的荣誉。这个战役中对防御体系的忽视和不足，显然可以追溯到总司令身上。他在1915年12月与加列尼的令人震惊的通信，已于7月份在秘密会议上向内阁宣读；尽管白里安曾经支持总司令，但他清楚地暗示，对他保留总司令职位必须在比较合适的时候再行审核。他强烈地认为，在凡尔登战役处于高潮之际，正当总司令协同英军对索姆河进攻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该战役以及关于该战役的一切希望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就撤销他的职务，是不符合法国利益的。但是现在索姆河战役已经过去。其最后交战已经结束，尽管士兵们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德军战线虽然受到了强大压力，依旧保持不破。不但如此，入侵罗马尼亚的一些部队②实际上是从西线调去的。罗马尼亚已被彻底打败，当这可怖的一年在杀戮的腥风血雨中走向尽头的时候，德军又重振了昔日的威风。现在是算账的时候了。

每个大国处于危机的时候都有它自己的行事方式。德国人依靠他们的皇帝——全能上帝，他的话就是法律，但他们也为皇帝操心。居德意志帝国顶层不断变换的占统治地位的名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取得帝国的神谕。我们英国也有自己的方法，对这种方法或许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难向外国人解释清楚，总的来说比较不完善、比较不成熟和比较笨拙。但是它们能起作用。法国人也有他们的方法。研究法国人的战争政治，首先给人印象是其政治的极端复杂性。涉及的人数众多，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整个安排不断变化，既迅速又顺利，所有这一切使局外人在事件过程中感到困惑，事后追述起来感到厌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群蜂全都一块儿嗡嗡作响，但是每只蜂，或几乎每只蜂都完全心中有数，为了蜂巢的实际利益必须做什么。

此时白里安，也是第一次认为，他发现了恰当而合适的霞飞继任人。法国陆军的三大领袖，作战前线的三匹战马，从大战开始以来担任集团军或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福煦、卡斯泰尔诺和贝当——在当时看来，似都有充分的理由被排除在外。关于卡斯泰尔诺，据社会主义左派称，他的宗教思想太浓。说到贝当，有人抱怨他对待造访其司令部的议会各委员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不够殷勤有礼。据说，萨拉伊将军于1915年8月与克列孟梭交谈中提到贝当的时候说，“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此，那位庄重的老人答道，“我管那些干嘛？只要他能为我们赢得胜利。”但是克列孟梭的腾达之日尚未到来，而萨拉伊的暗示在贝当所到之处，都起败坏名声的作用。关于福煦，到处传播一种尖刻的宣传，但不知其由来，“他的健康垮了，他的脾气和神经都已经失去控制，他完了。”关于卡斯泰尔诺、贝当和福煦，就说这么多。

不过现在冒出了一位新人物。尼韦勒凭充沛的精力指挥了后期凡尔登之战并获得成功，芒然遵照他的命令收复了著名的杜奥蒙堡。根据当时的气氛，霞飞已经选定尼韦勒取代福煦。于是诸多知名人士立即奔赴凡尔登，首次结识这位新任陆军司令。他们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位谦逊的、个性和清晰谈吐都散发出普遍魅力的军官之前。赞美之词源源不断流向巴黎。尼韦勒将军对他所接触的诸多资深政界人士产生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白里安及其部长们与内阁的代表们，正如几个月后的劳合·乔治和英国战时内阁一样，很快获得了深刻印象。有了这些愉快的印象，再加上新近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军事成就，挑选总司令的决定因素，在此令人厌烦的时刻全都具备了。

12月27日，霞飞晋升法国陆军元帅，同时被解除总司令职务。皮埃尔弗用他的神笔把这最后一幕从个人角度描写得委婉动人，他是关于霞飞将军最严厉也最知详情的批评家；他对事件有最充分的了解，是以第一手观察者身份对事物作了仔细的探索和研究后下笔的，所以他对霞飞的传奇生涯的批评，较之法国业已公开发表的所有其他攻击和揭露，更有决定作用。不过皮埃尔弗频频运用灵巧而富有人情味的笔触，使霞飞严肃画面生辉。他描写了不同寻常的两年里霞飞在尚蒂伊的生活中奇怪的情景。“办公室没有地图”；“办公桌上没有文件”；总司令在阅读和答复来自世界各地表示钦佩的颂词中度过漫长的时光；他舒适地处理无特色的例行公事；他的神态悠闲安详；他的胃口极好和有固定的习惯；他在无情的炮声中整夜熟睡不醒，“这就是这位伟人处在战争高潮中的生活。”他讲到霞飞遇到敌人或政府造成的困难时习惯于用手拍拍自己的大脑袋，以滑稽的口气大声说，“可怜的霞飞。”皮埃尔弗还讲到他的小个子侍从武官图泽利耶上尉，一位在此期间大家熟悉的人物，在总司令部各办公桌之间敏捷地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人们都叫他“图图”。霞飞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叫他“可爱的图泽利耶”，以示特别的赞赏。对历史真正价值的认识，正是从此类小事细节中获得的。然而现在这个画面正在褪色，乃至永远消失了。

“新任元帅在普瓦雷别墅召集手下的主要军官向他们告别；仪式充满了悲伤的气氛。所有到场的人想到将与这位长期指挥他们的杰出人物分别就感到痛苦；人人心中都为显得暗淡的未来感到焦虑。依照军阶有权享受三名勤务军官的霞飞元帅问，在场的人中谁希望陪伴他过退休生涯。只有侍从武官图泽利那自动地举起了手。正当元帅显得有些惊讶时，甘末林将军轻声对他说，“不要对那些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耿耿于怀。”当然霞飞从来不这样耿耿于怀。当所有与会者离去之后，元帅向哺育如此之多荣誉的房子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面带微笑友善地拍了一下忠心耿耿的图泽利那，用手抚摸他的头，嘴里说出他最爱说的话“可怜的霞飞——可爱的图泽利那。”③

对尼韦勒将军的任命显然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举动。挑选一位职位较低的军官担任全国陆军或舰队的司令，无论有多大的成就为理由，总是存在巨大的危险。由一位像尼韦勒那样仅仅担任五个月的集团军司令的将军，不但接替霞飞，而且占先于福煦、卡斯泰尔诺、贝当，这是一个只有用极不寻常的结果才能证明其步骤正确。对尼韦勒将军来说，他凭自己的杰出的作为和真实的本领一步一步地跻身高级指挥层，这本来会比较幸福。

03.

其时，法军参谋部在霞飞下台时形成了新的战术思想。以往“大炮征服阵地，步兵占领之”的原则，在1915年和1916年发挥令人欣慰的作用，但有点贫乏。此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舍弃，人们主张更大胆的进取精神。尼韦勒—芒然于10月24日在凡尔登的功勋成为法军参谋部的典范；它不但是尼韦勒将军声誉的基础，也是他的坚强信念的基础。这点体现在他的全部通信中。他相信他和手下的主要军官找到了一个迅速打破德军防线的可靠方法，他还进一步认为，他的方法可能最大规模地运用。将此类进攻的规模扩大10—15倍，则其产生的优势将以更大的倍数增加。正如法金汉在拟订进攻凡尔登的计划时心中想着戈尔利采—塔尔诺夫的胜利一样，尼韦勒一年以后也将自己的希望和推理建立于他在杜奥蒙堡所获成功的基础上。

没有人会低估获得10月24日胜利的战术的价值。这些战术是参战将军们在最激烈炮火中千锤百炼的产物。然而，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其他领域都不能由此断定，用于小规模成效很好的方法，用于大规模也将得到圆满效果。当军事行动扩大时，它们变得比较沉重缓慢，而且时间因素开始引起各种复杂反应，本来在几天足以准备好的事情现在可能需要数月。秘密能够保持几天，但在几月中容易泄密。制胜的关键是突然袭击，由于人员和大炮的增加，较难突袭确保成功。在尼韦勒—芒然的方法中和执行这些方法的精神里确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要素；但是方法的制订者不知道怎样将这些方法用于他们现在参予的庞大规模战事；1917年他们也不拥有必要的各种类型的兵力的优势。尼韦勒所设想的战术，却留给鲁登道夫于1918年3月21日去施行，他把行动的大胆与真正的价值感相结合，进行长期准备而不过早泄密，对50个师组成的防线实施战略突袭。但是，由于环境不同没有许多相同的条件，所以不能进行这种比较。

尼韦勒于12月12日升任总司令。他于16日抵达尚蒂伊；同日，法军最高司令部发表了一份关于新的进攻(凡尔登)方法的备忘录，迎接新首长的来到，这份备忘录无疑是在上个月起草的，当时霞飞仍在总司令任上。尼韦勒将军立即采取行动，用他自己的话发挥了这一主题。12月21日，他在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信中和给自己集团军群的指令中写道：

“法英军队应该寻求的目标是摧毁敌人的主力，这一结果只有作为决战的后果才能获得。”

24日，在他给他集团军群司令们的进一步通知(传送英军参谋部)中，他断言：

“敌人防线的缺口(深入到敌人炮兵群的后面)，运用24或48小时的猛攻，在狠狠一击条件下是有可能打开的。”

1月29日，他向担任主攻的三个军的总指挥米舍莱将军强调，“在进攻中必须猛烈。粗暴和迅速的特色，尤其在第一阶段，是突破的条件。”

这些引语是尼韦勒将军、他的凡尔登的兄弟们和尽职责努力追随他们的法军总参谋部连续不断指示和教导的典型，他们把这些主张一周接一周地大大量地灌输给他们的军队和协约国军。

读者一定还记得战前年代的那位军事学院院长、进攻的使徒德·格朗迈松上校，他每次都要高喊“不惜牺牲迎着刺刀前进”等等。战争已召他去见祭司。德·格朗迈松上校遗体躺在坟墓里已腐烂——应让人人知道，躺在这座坟墓里的是一位热切地献身祖国和自己理论的勇敢绅士。他倒下了；但是他的理论在尼韦勒将军的参谋长达朗松的心中找到了短暂的安息之地。皮埃尔弗对这位在舞台上悲剧性地昙花一现的军官作了生动的描述：他颀长而瘦削的身材，黑色的头发，浅黄的皮肤，容貌憔悴，沉默寡言，表情严肃，充满了一股被压抑的热情——是一个坚守于自己的信念和主张的人。尼韦勒令人瞠目的青云直上，把达朗松作为一颗附随的明星带上了军旅生涯的中天。不过关于此人有一件事应予指出——他只能活上一年了，由于已处于结核病晚期，所以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因此也只能有一次成功机会。尽管来日无多，却仍有一事需做，此举可望赢得永久的荣耀。这样的一个人的思想，对一位特别需要的切合实际的常识和判断力的参谋长都是不利的。

命运之神刚刚把尼韦勒将军举上权力的顶峰便将他抛弃。从他执掌法军指挥权时起，事事都和他作对。他从一开始就较成功地激发政治领袖们的热情，而军界首脑们却对他无动于衷，他和英国政府的关系比和本国政府的关系好。他立即着手扩大经过霞飞深思熟虑的巨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在对德军突出部的全面进攻中，霞飞一直小心冀冀地避开英军在1914年就非常熟悉的沿埃纳河自苏瓦松到克拉奥纳30公里令人畏惧的一段。尼韦勒将军下令对这段防线再次发动进攻，另一处攻击在东面的莫龙维利耶。霞飞原计划尽早进攻，即使这需要牺牲一定程度上的备战。尼韦勒不但需要规模更大，而且他的准备必须更详尽全面，为此他愿意付出更多时间。霞飞领导下法军参谋部为他确定的目标是“力求打开敌人部署的缺口”，而尼韦勒则要求至少“摧毁敌军的主力”。霞飞原打算以更大的规模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开索姆河之战，在数周期间发动了三、四次对德军战线和军力连续的大规模进攻。尼韦勒主张突然全面猛攻的理论，要在24小时以内或最多在48小时内决定胜败。霞飞本想在2月上旬发动攻击，而尼韦勒的扩大进攻需要延期到4月份。尼韦勒更改霞飞计划的主旨是使进攻规模大、更加猛烈、更有决定性和时间较迟。

12月20日，尼韦勒向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解释自己的想法并请他修改原先的计划，将英军右翼从布沙韦斯讷扩展到自亚眠至鲁瓦的公路。法军和英军司令部之间关于各自在前线所应承担任务的讨论——甚至可以说是争论——在整个大战期间持续不断。所有的讨论全都是同一程式：法方强调他们防卫的公里数，英方则强调他们面对的德军师团数，双方都提醒对方他们将要发动或要求支持一个重要的攻势，以加强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这一次，黑格并非不愿满足法军司令部的希望。他赞成在法国重新发动进攻，并准备就进攻的方向和范围同意尼韦勒的观点。此外，当法方表示愿意承担新攻击的主力并要求得到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持时，英方更没有拒绝的余地。因此，黑格于12月25日致函尼韦勒表示，“我原则上同意您的建议并愿竭尽全力在您提出的各条战线上协助你。”他还从2月1日开始将英军防线扩展远至亚眠—圣康坦公路。尽管如此，黑格和英军司令部都对法军执行尼韦勒将军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所指定的任务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进一步全神贯注于法军维持的北部省铁路状况，该铁路此时已完全不足以承担指望英军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善交通状况，并声称在这一最实际问题未解决之前不能确定英军进攻的日期。

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重新进攻的建议及其改变方式的最早暗示于12月26日传送给英国战时内阁。已在伦敦的里博先生声称，新任法军司令的想法是在广阔的敌人防线突破宽阔的缺口，保留一支机动部队在防线突破之后发动进攻。为达到这个目的，英军必须将现有防线增加30—40公里。劳合·乔治先生起初反对在法国再次发动攻势，尤其反对像索姆河之战一样再次开展长期攻势。在他担任首相之前，在我们之间的所有谈话中，我发现他同情我对这一问题总的看法。他掌权后作出的最初的努力便是要找到某种可供选择的措施。在1月初他出席的罗马会议上，他提出了向奥地利战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建议，主要由意大利军队在英法大量炮兵集中火力的支持下进行。法方在尼韦勒的影响下反对这个计划；威廉·罗伯森爵士也不支持它，于是该计划只好提交几国参谋部研究。首相自意大利乘火车归国途中，在北方加雷等候时尼韦勒将军觐见他，并概括地阐明了自己的计划。双方都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初步印象。尼韦勒应邀去伦敦于1月15日会见战时内阁。他立即获得成功。英国大臣们以前在会议上从未见过一位强有力地连贯论证自己主张的将军，他们更从未见过一位能够直接听懂英语的法国将军。尼韦勒不但言辞明白晓畅，而且讲英语；他不但攻克了杜奥蒙堡，而且有一位英国母亲。他解释说，他的方法不是重新开始持久的索姆河战役，而是一次短暂、突然、决定性的突破。自从在法国北方省的加雷会面以来，劳合·乔治先生对这个新进攻计划的抵制迅速消除，变成了热情支持。黑格也在伦敦.他和罗伯森应召赴内阁委员会，于是起草了备忘录，并由三位将军签字，正式批准不迟于4月1日在西线重新开始进攻，于是先进行英军防线的扩展。

至此，一切进展都很协调，首相在改变先前反对进攻的过程中有了进一步的设想。他已经精心策划建立联合指挥部这一重要而简单的设想。和战时内阁一样，他也为尼韦勒将军的个性所吸引，并愿意全心全意支持他。相信，可以从这位法国人那里获得更优秀的军事指挥。还相信——这点更有理由——在整个西线应当实行一个人的控制。正如劳合·乔治在战争后期同意尼韦勒的观点时说，“并非一位将军比另一位高明，而是一位将军比两位将军高明。”于是尼韦勒带着首相作出的事实上的许诺，即黑格和英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返回尚蒂伊。这些外加的重要发展状况此时并未由首相或战时内阁通知罗伯森或者黑格。

04.

1月份时，北方省铁路的车辆不足变得十分显著，以致在英方多次强烈抗议后2月26日在加来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当时法方出示了一份在法国组建联合总司令部的详细计划。它规定在一位法国总司令下设置由法英军官组成的参谋总部，由一位英国参谋长领导。名义上保留英军总司令，但只做副官长的工作，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没有影响。英国将军们的立即抵制，导致该建议搁置一旁；作为替代草拟了一项协议，把即将进行的战事单独由尼韦勒将军控制，英军在这个期间服从他的命令。对此，黑格和罗伯森——唯恐出现更糟糕局面——表示同意。

这一插曲——其本身就不同寻常——明显地损害了英法两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在英军高级司令部看来，尼韦勒一直试图参与本国政府事务，如果不是实际上替代政府，也要使之隶属于他。英军最高指挥部从一开始就带着几分惊奇看待越过所有最著名的军人任命的这位新总司令。现在又加上了怀疑和不满。当尼韦勒借新职位之威力，以命令的口气向黑格发号施令，命他放弃筹划已久的英军向维米山脉的进攻，去支持进一步向阿拉斯以南进军，此时黑格拒绝服从。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诉，并“请求得到指示：战时内阁是否希望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应该受到一位外国年轻司令官的如此对待。”气氛十分紧张。最终还是达成妥协，但是英、法两军参谋部之间存在很久的友好亲密合作，此时经历了令人注目的衰退，尼韦勒因造成这种不利的后果在法国军界高层受到批评。

05.

此时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鲁登道夫插了进来，德军采取了行动。德国在急需中发现的杰出军事人物披挂上阵，在兴登堡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重击便全盘推翻了尼韦勒将军的战略。近2月底时，德军撤离自阿拉斯至努瓦永整个区域。留下一支掩护部队占领被放弃的阵地，在那里开枪放炮，德军已从受威胁的突出部后撤50英里，从容不迫地审慎地进入此后通称兴登堡防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新阵地。德军参谋部用代号“阿尔贝里希”称呼这一经过长期策划的军事行动；“阿尔贝里希”是尼贝龙根传说中居心险恶的矮子的名字。德军让对手留在索姆河弹坑累累的战场上忍受严酷环境的煎熬，因为德军将所放弃的地区化为一片废墟，远远超过战争中用斧、火所能做到的。

已有一些日子风传德军后撤，这一行动首先被英国第5集团军战线察觉。2月24日，德军大炮轰击自己的战壕线的举动引起了怀疑。英军巡逻兵发现敌方战壕空无一人。当晚第5集团军作战命令称“据信敌人正在后撤。”夜间巨大的烟云和纵火的火光告诉人们，敌人已无情地离去。25日，据报敌人在某些地区已后退1.8万码；2月28日，英国情报机构告知德军后撤至兴登堡防线。

一位指挥官无论怎样全心身投入考虑自己的想法，同时往往也必须考虑敌人的想法。霞飞的计划是要在2月咬掉德军的巨大突出部，这个计划是否能获得成功，谁也不能断定。尼韦勒的计划是在4月份以更大的兵力咬掉它，但是到了3月份这个突出部已不复存在。尼韦勒所部拟投入攻击的5个集团军中的3个，现在已被的一大片荒原的鸿沟与目标隔断。所有的铁路和公路，所有的库存弹药都远离敌人的阵地，以致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运抵前方进行新的战斗。剩下的两个集团军除了对德军旧防线的最牢固部位发动断断续续的正面进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出现的任务。

在此形势之下，尼韦勒向其所指挥的英军发布的指令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总司令部

1917年3月6日

最高指挥官令

在英军第5集团军前面敌人的退却形成一个新的局势，必须研究它对法英军队联合攻势产生的影响，迄今为止德军的退却仅限于英军第5集团军前面。退却可能扩展至索姆河与瓦兹河地区。但无论如何没有迹象使我们可以假定，敌人将要在除了后备军群以外的贵部第3和第1集团军所进攻之前线来取类似行动。相反，根据所谓兴登堡阵地的部署，我们英军与法军战区的主攻之方向是从侧冀包围敌人，然后从反方向攻击之。

就此而言，德军的撤退即使成为总撤退，可能对我方完全有利；我的第一项决策即基于这个设想，这项决策不会从根本上修改已经决定的军事行动总计划。④尤其要坚持我方发动攻击的确定日期。

不过必须承认，我方所有军事行动不能按安排方式实施；因此，我将继续考察英国各军和法国北方集团军群前线所采取的姿态。

距离、人数、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依然命令说，原则毫不动摇，原计划应该执行。

我们已经看到由尼韦勒将军所发展的霞飞计划的战术特点：进攻的巨大规模；向德军突出部的合围，对细节的仔细研究令全体官兵理解；以及第四项，最宝贵和最重要的是残酷、猛烈爆发的突袭。在这四项特点中，规模已经减半，合围实际上被德军的撤退阻止；其余两项——细节和突袭——注定要互相抵触。

英军和法军在防线的大规模备战情况，以及向敌发动进攻的有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备战情况，能从空中不断地看到。从阿拉斯以南到苏瓦松以南，近150公里的战线，德军知道自退却以后他们不可能受到攻击，阿拉斯前方20公里地区和处于香槟地区的约100公里，依然是仅有的危险防线。在这些地区前线，敌人每日都能观察到进攻部队的聚集。由于有准确的情报和通过空中观察，关于进攻的主要突破点将在何处发动的微小不确定性能进一步缩小。而且非常准确而肯定的情报很快便落入敌人手中。

因为希望所有官兵领会计划的精神，要求营长甚至连长掌握计划的整个意图。尼韦勒将军命令将各种重要文件在前线各部队中传阅。其中第一份就是前面引述过的于12月16日签发的关于进攻新原则的著名的参谋部备忘录。让这样一份文件传入据守在距敌往往不到100码的防线的部队手中，如此轻率，很快就受到了惩罚。3月3日，德国皇太子一个师发动的一次袭击，缴获了这份致命的文件。皇太子写道，⑤“这份备忘录包含的材料有特殊的价值，它清楚地表明，此次毫无疑问是一场有限的进攻，但是估计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突破性的攻击。……最重要的是备忘录还暴露了进攻方所策划之突袭的特点。它建立在所谓的对我方的观察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我方的防御大炮对对方进攻前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一般只作出微弱的回击，因此，法军想到不再为进攻部队，尤其是为大炮长时间挖堑壕和筑工事。”……“冯·舒伦贝格伯爵……立即为防御制订了合理的应对措施，对敌方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不但要强有力地回击，而且要以集中大炮火力把一切察觉得到的敌方进攻准备，事先予以摧毁。我们大胆地希望，用这个方法能十分有效地对付突破，并拔掉第一次攻击的螫刺，经验表明这是最有力和最好的措施。”

整个3月份，尼韦勒将军的突袭准备一直是敌人注意的焦点。“到了4月，”皇太子写道，“从已获得的大量情报得出的结论是，预计不久将向阿戈讷以西的第7和第3集团军以南防线发动重大攻击。情报机关进一步证实了已缴获的法军进攻备忘录所留下的印象。……大炮的纵深延伸，弹药的大量供给，在敌人第一道防线正前面集中布置无数炮兵阵地，炮兵阵地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用简单的掩体挡住对方的视线，完全停止敌对行动。……”他又写道，“4月6日，由第10后备师在萨皮纳发动的一场巧妙攻击，使我们掌握了法国第5集团军的一份进攻令。进攻令中一一列出了法军进攻单位的名称。第5集团军的目标是普鲁韦—普罗维瑟—奥默南库尔一线，准备从北方作包围运动夺取布里蒙(阵地)。这就提供了预期的法军进攻方法的最新情报。掩盖法军攻势意图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撕掉了。”

这一次，德军是在最完整的情报的激励和帮助下准备他们的防御手段的。军队的指挥进行了重组。2月，当尼韦勒的备战开始最早明朗化时，德国皇太子指挥的范围向东扩展，包括了第7集团军(属鲁普雷希特亲王集团军群)，从而统一掌握了将遭受攻击的整个防线的控制权。3月份，在第7和第3集团军之间又增加了整整一个集团军——第1军集团。皇太子的指挥部从斯特奈移至沙勒维尔。整个3月份，他的增援部队持续不断，机枪、大炮、作战飞机、情报机构和工兵营大批涌向这个受威胁的防线。德军从突出部撤退缩短了防线，因而得到了缓解，他们便有更多的兵力集中对抗迫在眉睫的法军进攻。德军昼夜不停热情艰苦地建筑整个地区的防御工事。从苏瓦松到兰斯和兰斯以远的阵地，或许是敌人防线上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克拉奥讷高原、舍曼代达姆岭漫长的鬃丘、阿戈讷地区森林覆盖的悬崖和山脊，全都用热情和辛劳筑成了由战壕和坑道组成的一个结构均匀的迷宫；里面聚集了无数战斗营和机枪，布满纵横交错的铁刺网。年初，8—9个德军师驻守该防线；到尼韦勒完成其突袭计划时，已经有不少于进攻者之数的40个师在等候他的光临。

06.

尼韦勒将军周围开始出现其他一些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他一直是法国政府选出来的人物，政府的声誉与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连在一起。总理白里安、陆军部长利奥泰都是他的担保人，此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和他分开。没有哪个后继的政府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人们改变了对前届政府竭力提升的军事首脑的看法。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这一可靠的支持倒下了。3月早期，利奥泰将军陷入议会的罗网。他突然辞职，而他的下野又拖倒了白里安和整个政府。新统治者们登上了权力的祭坛，尼韦勒和这些人之间除了敌对关系之外没有任何交往。在里博政府中，潘勒韦任陆军部长。

保罗·潘勒韦是一位有明显知识分子特征的人，热心政治，数学出类拔萃，是忠诚的左翼党人，随时乐意遵从该党提出的公式化的构想，只要符合广义解释的公众利益。在原白安里内阁中，潘勒韦曾任教育部长，负责可能适用于军队的发明的研究。在这个职位上他频频自由地走访前线，和大多数重要指挥官，不但讨论发明而且商谈军事计划。他全认识他们，大多数将军都欣赏他的敏锐才智。潘勒韦认识了贝当。这位将军对议会委员会的议员们冷谈而不苟言笑，所以在权势人士圈子里不受欢迎。但是潘勒韦钦佩贝当的独立性格，或许贝当对这种赏识作出了回应，提名潘勒韦继任霞飞职位者便是贝当。当白里安在1916年10月底重组内阁时，他是以对霞飞的庄严清算和任命尼韦勒接替为改组的基础。当提出给潘勒韦的连任时，他拒绝留任，理由是他不同意对尼韦勒的任命。他作出这一决定——政界人物在战时采取的一项严肃决定——之后进入议会，不但受到左派的尊敬，而且几乎受到普遍的致意。现在他担任了陆军部长，是年老总理领导下法国新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部长不像白里安那样把希望寄托在尼韦勒的成功上。他不管怎样尊重他的下属，还是公开地和事先证明对尼韦勒的任命是一个错误。

但是潘勒韦反对尼韦勒，不是限于个人方面。潘勒韦以及当时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公开声明反对西线大反攻的。他赞同贝当的意见：法国不应该流血至死，法军的生命必须得到珍视；当年在该战区不存在取得突破的机会；逐步夺取有限的目标是唯一可望得到的回报；不太高的目标和节约法军士兵的生命是当前军事政策的主要原则。尼韦勒站在相反的极端：最大规模的进攻，法军当先锋；极端信任军队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开德军防线上的巨大缺口，大批机动部队自缺口长驱直入；恢复旷野的战争，将入侵者驱逐出法国领土。这些原则分歧也不是纯学术性的。尼韦勒正在积极筹划法军从未采取过的最为雄心勃勃的进攻；潘勒韦身为陆军部长，他必须为尼韦勒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对议会和历史承担责任。很难说这两人中谁处于更不愉快的境地。

图33、尼韦勒将军的试验，1917年4月16日5月5日——，4月16日晨战线；-------，4月25日战线；……，5月5日战线；1st，第1；1st

Cav.，第1骑兵师；1st

Col.，第1纵队；Ailette，艾莱特；Ailles，艾塞；Aisne，埃纳河；Amifonlaine，阿米丰莱讷；Anizy-le-Cheteau，阿尼齐堡；Bermericourt，贝梅里库尔；Berry

au Bac，贝里奥巴克；Braine，布赖讷；Brimon，布里蒙；Canal，运河；Chemindes

Dames，舍曼代达姆岭；Corbeny，科尔贝尼；Cracy sur

Serre，塞尔河畔克雷西；Craonnelle，克拉奥纳；Duchene，迪谢纳；Fifth

Army，第5集团军；Fismes，菲斯默；Fort de Cord，孔德堡；FourthArmy，第4集团军；French

Cavalry，法军骑兵；Front Prescribed for 10th Army on the everning of

April 16，规定4月16日晚第10集团军的战线；Front Prescribed for 10th Army on the

everning of April

17，规定4月17日晚第10集团军的战线；Hewlebise，厄尔莱比塞；IIIrd，第3；IInd，第2；IInd

Col.，第2纵队；IXth，第9；Jurincourt，朱兰库尔；La

Fere，拉费尔；Laffaux，拉富；Laon，拉昂；Malmaiaon，马尔迈松；Mangin，芒然；Marles，马勒；Mazel，马泽尔；Miles，英里；Montcornet，蒙科尔纳；Mt

Spin，斯潘山；Nanteuil-la-Fosse，南蒂伊尔—勒福塞；Oulches，乌尔舍；Pierrepont，皮埃尔蓬；Pinon，皮农；Prouvaie，普每韦埃；Rheims，兰斯；Sapigneul，萨皮尼厄尔；Scale，比例尺；Serre，塞尔河；Sixth

Army，第6集团军；Soissons，苏瓦松；St Gabain，圣加班；Snippe，叙普河；Tenth

Army，第10集团军；Territorial Divions，本土防卫师；Third

Army，第3集团军；Vauxallion，沃埃隆；Vesle，韦斯莱；VI，第6；VIIth，第7；Vth，第5；XVIIIth，第18；XXth，第20；XXXIInd，第32；XXXVIIIth，第38；Zone

of Operations 10th Army，第10集团军战区

假设潘勒韦按自己的坚强信念行事，在这件事情上证明他的信念是对的，那末他本来会撤销尼韦勒的职务，任命贝当担任总司令，他信任贝当，而且他和他的政党都完全同意贝当总的军事观点。但是各种实际困难和许多有根据的考虑，阻止了他作出这些决定；如果他坚持这些决定，本来会证明他的作为将使他享有盛名。可惜他迎合了潮流，在自己所处的局面中，随遇而安。他在习惯力量和环境逻辑面前，在事态的沉闷趋势消逝中屈服了——试问，身居要职者谁能不如此行事？他默认了尼韦勒；听从了他那些已经向前推进得很远的计划。

所有的事实无情地朝他而来，尽管从各方面来的各种压力越来越沉重，尼韦勒将军显示了惊人的韧性。2月，他获悉贝当的怀疑态度和英军司令部对他的总体计划的疑虑。当德军的撤退明朗化时，他的亲信，特地选定担任主攻指挥的米舍莱将军写信指出，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并询问在新形势下仍指望“运用具有快速特点的向前进军”是否明智。4月1日尼韦勒答复说，“猛烈、残酷和快速的特点必须保持。我步兵向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快速突袭将获得突破的成功。不应当有任何实质上削弱进攻热情的考虑”。尽管已经警告尼韦勒，敌人已有充分准备，他也知道已发出的详细计划已落入敌人手中，尼韦勒还是对突袭的优点赞不绝口。支持他的达朗松上校，双眼通红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在他身边的是令人敬畏的芒然，充满火一样的战斗热情，坚信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他的骑兵将驰骋逐敌于拉昂平原。但是在其他地方，在部队高层指挥部和参谋总部的各单位，充满了怀疑和缺乏信心。

潘勒韦于3月19日出任陆军部长。尽人皆知进攻即将开始。“20日”潘勒韦写道，“甚至在我就任部长以前，我就获悉，可以说从公众议论中得知，进攻定于4月8日，因此英军将于4日在阿拉斯进攻。这些日期因天气不宜日复一日推迟，最后延期定于4月9日和16日。3月22日，陆军部长首次会见总司令，潘勒韦告诉对方，众所周知他对陆军总司令人选原有不同意见，不过那已成过去，现在他可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了。然而潘勒韦进而指出，原来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受到一系列头等大事的影响。德军的退却、俄国革命的爆发、美国肯定立即对德宣战。的确，这些是要求修改计划的因素。他以政府的名义敦促将军审时度势并敞开地重新考虑他的处境，不必受他本人以前预期的或向人表露过的任何期望的束缚。“新的形势就应该用新的眼光去考虑。”

尼韦勒的思想并不愿意接受上述论点；他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按照潘勒韦的说法，⑥他(尼韦勒)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如下：德军的退却没有给他造成不便，此举使解除沉重任务的法军师团数多于德军师团数。他本人不能规定敌人的行动更有利于他自己的决定。由于攻击面的变狭，法军右翼，包括在莫龙维利耶对面贝当所率集团军群的一部分能延伸予以弥补。敌人的防线将被突破，几乎可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至于克拉奥讷高原，“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唯一的担心是德军会望风而逃。敌人越是加固其防线，法军的胜利就越会令人吃惊，只要进攻的强度不断增加。或许第三日在追逐敌人30公里之后，我将士已立马于塞尔河畔歇口气了；只是“大军一旦出动，就难以收兵回营”云云。这就是尼韦勒将军的心态。

性质完全不同的忠告流向新任陆军部长。得到最大信任的参谋部军官们冒着丢官的危险秘密写信，提出了严肃合理的警告，如果已经发布的命令实际上得到执行，那末灾难就在眼前。三位集团军群司令弗朗谢·德斯佩雷、贝当、甚至米舍莱，用尊敬但是坚决的言词表示，不认为突然猛烈突破敌人防线是切实可行的想法。然而三位指挥官都意识到战争的主动权有落入敌人之手的危险。贝当单独提出了一项意义深长的供选择方案，即让德军进攻法军，然后法军发动准备就绪的进攻作为大规模还击。

潘勒韦于4月3日晚召集了一次在陆军部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总司令和其他几位部长。他提请尼韦勒将军注意其主要下属的疑虑。直到最后尼韦勒仍毫不畏俱。完全的胜利是没有疑问的。夺取敌人的前两层阵地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他们是否认为尼韦勒不知道要攻占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必须从夺取第1、2层阵地开始呢？只有他心里最明白好天气对他的进攻方式至关重要。一切都将在24小时或最多48小时内决定。如果在此期限内打不开缺口，坚持将成为徒劳。他宣称，“我没有以任何藉口建议打一场索姆河式的战役。”最后，他说，如果他得不到与会者的信任，就让他们任命一位继任者好了。然而部长们已为这种非凡的自信所折服，因此，尼韦勒将军散会时坚信，问题已经有了定论。

在此次争论中好几次出现了梅西米将军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总是与不论好歹的决定性行动相联系。我们在1911年见到他时，他正以陆军部长的身分向由将军们组成的军事法庭控告预言家米歇尔并撤销其职务，使其黯然失色；1914年8月25日我们再次见到时，他正处于权力的中心，帮助霞飞将军，正式命令派遣至少3个军保卫巴黎，而就是那位将军曾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放弃首都。数日之后，我们发现他在大战之初极度混乱时期法国政治令外国人困惑的杂乱无序中离开陆军部；不过此前他曾命令应该保卫巴黎，调集了必要的军队，并指派了加列尼取代被他以前弹劾的米歇尔，担当这一重大使命。此后他马上担任了某旅旅长，消失在战争的骚动和混乱中，直到两年半以后的今天，即1917年4月5日，梅西米又突然之间冒了出来，将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件交给里博先生。此信罗列了反对反攻的种种理由。虽然“能抓获战俘，缴获枪炮，还能够占领10或12公里的一片狭长土地；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残酷的，而且不能取得战略性结果。紧要的结论是，刻不容缓地下令将进攻推迟到天气好转之后。”他宣称这些观点“差不多是在米舍莱口授下”写成的，代表了“法军大多数著名领导军官”的信念。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迫近，各处的大量准备工作不遗余力在行进。英国内阁被争取过来了。英军司令部已经被说服。经过极大努力取得了伟大盟友英国的合作，一旦取得合作，便能得到十足可靠的力量。抵制反攻计划，撤销总司令的职务，不但意味着出现政府和议会的危机，这对政府可能是致命的，而且还意味着把当年的整个作战计划一笔勾销，推测起来(虽不肯定)有将主动权交给德军的危险。所以，尼韦勒和潘勒韦——他们的最大雄心新近几乎同时得到满足——两个人发现自己处于幻梦破灭者才能有的最为不幸的境地：总司令必须敢冒最大风险，同时在他后面有一位完全持怀疑态度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必须为一位他不信任其能力的将军所请求的军事政策和他深信其为愚蠢的军事政策的执行而发生的一场骇人屠杀承担责任。这就是权力的壮观！

07.

我既不试图描述法军始于4月16日的进攻过程，也不想介绍英军在阿拉斯之战中攻克整个维米山脊的辉煌的初步战绩，诸多惊心动魄的报导——法文的、英文的和德文的——现在依旧存在。这里只消说说法军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凭习以为常的勇敢展开的进攻就够了。在攻击的主要防线之一部，他们刺穿到了3公里深度；自16日至20日他们俘敌2.1万人，缴获大炮183门；己方损失10万人，未能获得任何战略上的决定意义。实际上被敌人缴获的文件后，只有重拟了作战计划，尼韦勒增加兵力进攻莫龙维利耶和苏瓦松—克拉奥讷前线，才获得突袭的成功。到16日夜，尼韦勒的主要希望和信心都已经落空，因此，他17日重新开始发布战斗的命令不仅暗示了战术的修改，而且暗示以颇为稳健的战略目标代替先前的政策。

战斗的后阶段在某些方面较之开始时稍为成功；法军蒙受的损失与德军损失相比，不像霞飞进攻时那么相差悬殊，事实上，在法军实行的所有进攻中，尼韦勒的进攻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实际数字，还是相对于德军的损失都是最小的。但是这位将军永远逃不了他乐观宣言产生的后果。他曾几次三番地断言，如果不“在24小时或48小时之内”立即并完全打开缺口，那么继续战斗将毫无用处。他还带着许多细节条件预言了这样的一种缺口。此前，几乎人人都对他的观点表示怀疑，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成为肯定的事实。这场屠杀对畏缩的法国成年男子是悲惨的，但它被严重地夸大了。部队中爆发了骚动，在首都出现一阵反对这位将军的愤怒风暴。他试图将重大战争改变成较为稳健的战斗的希望已经无人理睬。4月29日，作为总参谋长的贝当成为法国内阁中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顾问。

尼韦勒攻势垮台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如我们所知，英军以强大气势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总计划中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阿拉斯之战的胜利，攻克了维米山脊，俘敌1.3万人，缴获大炮200门，没有发生不应有的牺牲。黑格原来就想在攻占蒙希—勒普勒之后结束这些军事行动，并尽早开始占领梅西讷和帕尚达勒山脊，以肃清海岸部分的敌人。但是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巴黎的普遍存在的形势使他认为，那怕放松数周对敌人的压力也有危险。然而英军的继续进攻不但代价惨重，且未获任何实际战果。在初期阶段，德军就施展了一套新的防守办法：他们以少数人据守前线壕堑系统，保持强大完整的部队随时可供调遣；并发起各自为战的强大反攻，几乎每战皆重新夺回英军的初始战果。

首相因轻易地接受尼韦勒的攻势计划而使自己深深陷入。他表示决心坚持到底；英军应毫不吝惜地投入消耗战，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促使法军作出不停的最大努力；因此，总司令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现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不能脱离形势评判他的行为，时局是悲剧性的：德国潜艇4月份击沉的船只超过以往纪录，总计达80万吨。致命的统计曲线仍在上升，在英国人的头脑中这件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让陆军战斗到最后时刻！”或者用费希尔勋爵带有挑战性的话说，“陆军能在海军失败以前打赢战争吗？”首相、总司令和威廉·罗伯森爵士共赴巴黎，在5月4日和5日举行的会议上，劳合·乔治先生向里博先生、潘勒韦先生和贝当将军说了一些最有力量的劝告，叫他们继续进行协约国间业已通过的进攻。会议的全过程已由梅尔梅在其一本优秀著作⑦中公布于世。此次会议进程构成了英、法关系上和劳合·乔治先生一生中惊人的一章。

这位专横的威尔士人在全体会议上向法国政府强求的许诺，既不符法军参谋部的最终决定，也有违当时的事实。事实上战斗在继续，且在嗣后两周内攻占克拉奥讷和舍曼代达姆岭。然而就在巴黎举行会议的那一天，发生了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奉命开赴前线的一个法军师拒绝开拔。不过军官们成功地召回了士兵执行任务，该师也没有失去信任地参加了战斗。然而此事是倾盆大雨前的第一滴雨。

08.

法军的士气低落状况在迅速蔓延。由于对长官缺乏信心，由于惨重的损失和活跃的失败主义宣传，整个军队产生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哗变——其中有的性质非常危险——在16个各自分开的军中发生；某些精锐部队也有这种情况。许多师建立了士兵会议。整个团开赴巴黎要求通过谈判媾和并得到更多的探亲假。一支约1.5万步兵的俄国部队在革命前派往法国接受武器和装备，这些士兵在自己国家受到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他们就是否应该参加4月16日的战斗一事付诸投票表决，由多数票决定参加战斗。法国人以无情方式使用他们，结果有近6000人伤亡。幸存者进行公开背叛。他们宣言中的一句话显示了一位宣传高手的鼓动力。其控诉词一开始写道，“我们接到的通知说，我们被送来法国是为支付卖给俄国的军火的。”直到使用持久的炮火对付这些叛军之后，他们才屈服并被遣散。

法国民族的精神并非经不起这场危险的考验。5月15日，拒绝辞职的尼韦勒被免职；贝当接任总司令。忠诚的部队包围了那些逃避责任的士兵；老国土保卫队员们、家长们向愤怒的围困人员求情。混乱被安抚或者压制下去了。一切都给蒙上了密不透风的秘密帷幕，因此尽管有数万法国人涉及此事，但敌人没有听到半点风声；无论透露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什么信息，都长期深埋在他身边参谋们的心底里。在所有的人士中，贝当最适合于做处理善后工作。在数月期间他巡视了部队上百个师，所到之处向官兵发表讲话，倾听他们的疾苦和抱怨，放宽军中的严酷待遇，增加士兵的假期，采取各种巧妙的转移手法减少法国前线的战斗。因此到这年年底他恢复了那支经受了痛苦考验的光荣军队的士气和纪律；通过三大可怕的战役保持的欧洲自由，主要依靠这支军队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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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索雷的耻辱和屠夫芒然》(De Sauret la Honte，à Mangin le

Boucher)，亨利·迪泰伊著，第88页。

②即阿尔卑斯山军和第187旅。

③皮埃尔弗：《总司令部》(G..Q.G)，第一部分。

④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⑤《我的战争经历》(My War Experiences)

⑧《我为什么提名福燕和贝当》(Comment j'ai nommé Foch et Pétain)

⑦《尼韦勒与潘勒韦》(Nivelle et Painlev)。

第47章、在军需部

01.

1917年7月16日，首相邀请我参加新政府。他提议我或者在军需部供职，或者赴新设立的空军部上任，有一个附带条件是，如果我选择后者，他下午在政府必须要对人事重作安排。我立即表示宁愿去军需部；我花了许多周折才决定下来，现记述如下：

翌晨宣布了对我的任命。引起当时习惯于用敌视眼光看待我的那些人的呼喊：保守党联盟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立即提出抗议，一个有影响的工会会员代表团觐见党的领导人表示强烈不满。然而劳合·乔治先生已经以其习惯的耐心作了充分准备。诺思克利夫勋爵受命前往美国进行解释和安抚。爱德华·卡森爵士和斯马茨将军都是热心的拥有者。政府组建时曾成功地阻挠我进入政府的大臣们也不是原样不变；有的事先得到了抚慰，其余人皆表示默认。一直是我知友的博纳·劳先生给他的代表团一个很生硬的答复。我以明显多数重新当选为邓迪区议员，毫不拖延立即走马上任。没有时间制订计划，我便立刻开始制造武器。

军需供应的内部状况，英国行政部门的整个结构，实际上已经和20个月以前我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与我任海军大臣时的情形相去更远。在大战初期——实际上几乎到1915年年底——英国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机构可能的需求。舰队和陆军需要的任何东西，只须及时并按足够规模订购即可。主要困难是要扩展眼界看到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战事规模。夸大狂成为一种美德。的确，生产军需供应品的数量过去几乎需要或计划加上一位零或两位零，才是立功之举。现在一切都变了。三年的战争差不多投入了国家的整个力量。各种军需生产已经以极大规模进行，全岛就是一座兵工厂。劳合·乔治先生规划的大型国营工厂刚刚开始运作。与工会关于减轻劳动强度的最早纠纷已被克服；几十万妇女正在制造弹壳和引信比战争前大多数技工更为价廉质优。英国工业界最干练人物作为国家公务员云集在军需部所在的旅店。昔日军需供应的涓涓细流，现在已经流入持续上涨的大河。

尽管如此，激战前线的需求迅速而轻易地吞噬了所能生产的一切。我们正面临既迫切又显然无法满足的需要；现在我们能力极限终于开始暴露。

我在1917年秋天所面对的军需生产主要限制因素有四个，即船舶(吨位)、钢铁、熟练劳动力和美元。其中最后一项因美国加入协约国其尖锐性有所降低。我国已经卖出了10亿英镑的美国证券，而在作出此项重大举措之前，我们已为我们和协约国购买粮食和装备负上沉重债务。1917年初，我国在大西洋彼岸的信贷实际上已经告罄，美元急需的形势现在有点减轻，在其他情况下本要完全关闭的大门现在部分地打开了。美元和加元的购买力的限制还是制约了各项计划的安排。

船舶的短缺非常尖锐。由于德国潜艇战造成的损失，各战场陆军的需求，粮食和英国贸易需要运输的物资，各协约国的需要，美国对海上运输不断增高的希望，所有军需原材料需要进口，因而我国商船运输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在此期间船舶吨位数成了限制我国生产的因素。钢铁紧迫性仅次于船舶吨位，而且是军事努力的直接的衡量标准。大英帝国的钢产量已经差不多翻了一番。和平时期本来无利可图的矿山投入了积极的生产。但是我国重要依赖西班牙北海岸提供的铁矿，所有输送铁矿的船只要走常常沉船的危险航路。此外，我们还用极有限的从美国和加拿大借来的美元购买成品钢材和各种半成品的弹壳铸件。

军需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编制。自从其创建者劳合·乔治先生晋升更重要的职位之后一年过去了。继任其职位的两位天才大臣蒙塔古先生和艾迪生博士应付了所有出现的需要，肩负起一个责任又一个责任，增设了一个又一个的“署”和“科”，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在凭经验和无秩序的创立时期就采取的中心组织形式。一切重大的和诸多次要的决定仍集中在大臣本人。我发现由1.2万名官员组成不下于50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有权与大臣直接联系，并要求他就十分复杂相互联系的问题作出迅速的一连串决定。我立即着手工作，划分和分配这一危险的权力集中。

根据新的制度，部属50个署合并为10个大组，各由一人主管，此人直接向大臣负责。这10个大组的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于内阁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赋有双重职能：一，管理他们的大组；二，普遍关注部的整个事务。他们必须形成“委员会意识”，而不要把他们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特殊范围。每个大组用一个字母来代表。“D”代表设计组，“G”代表枪炮组，“F”表示财务组，“P”表示自动推进武器组，“X”表示炸药组等等。以不同方式组合这些字母，可以正确组成适合于处理任何特殊主题的委员会，而事务产的总体运作则由合作或“控制”委员会牢牢掌握。组成委员会的“精通业务者”由文职人员中的坚强骨干协助工作，我为此从海军部调来老朋友威廉·格雷厄姆·格林爵士和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于是，我们立即开始进行首创精神、干劲、能力和发挥实际经验的竞争；加上高标准的要求、高标准处理日常事务和办事方法，这些是文职官员的特长。

缓解立见成效。我不再受到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压力。我手下10名委员中的每一位，都能够就其所辖范围的事务作出最终的重大决定。委员会每日会议使各委员相互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并熟悉部的总计划；同时，委员会制度能使特殊问题迅速得到了结。一旦整个组织运转起来，就再不需要有所改变。我毋须徒步披荆斩棘，只要轻松自如地骑在一头大象身上；象鼻子可以同样不费吹灰之力拾起一根小针或者连根拔起一棵大树；从象背上登高望远，一览无遗。

我将自己工作局限于布置和调整任务，决定特殊供应的重点和优先，全面理解战事计划和开创具体项目。有了5个月新制度的经验之后，我能说，“我实际上总是不加修改地批准委员会报告。我记得几乎很少改动一个字。我从头至尾全神贯注地审阅每份报告，审核对问题的决定，我知道，即使我本人亲自对问题进行两整天的研究，写出的报告也比他们所提交的要远为逊色。

在军需部，我同我经历前所未有的最庞大最有力量的工作班子一起工作。部内云集了全国最懂业务的精英，为了共同的事业全力以赴和无私忠诚地工作。其主要人员皆是由于战争需要而蓬勃发展的行业中的业主人士，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是为数甚巨。他们为了军需完全放弃了只要继续作为私人承包商必将可望滚滚而来的巨大财富。他们效力国家完全为了荣誉。他们心甘情愿地看到他们自己行业中地位不高的同行积累着巨大的财富，扩充事业的规模。在为王国政府效力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对立；委员会委员的地位及其一般前景为他们所珍视。根据职位条例，整个权力集于大臣一身；但实际上委员会拥有真正的集体责任。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他1919年度的最后一篇公文中写道，“至于物资，直至1916年仲夏，大炮供应状况才接近于满足进行重大战事的需要。在整个索姆河之战的过程中，大炮弹药的消耗必须予以最大的关注。在1917年的历次战斗中，弹药充足；只是大炮供应状况是不断焦虑的原因。只有在1918年才有可能进行枪炮战，除了运输问题之外，毋须作任何限制考虑。”

我用这些篇幅自豪地详述了军需部委员会在供应领域取得的不寻常成就，这不是占他人的功劳为己功。它首先归功于劳合·乔治先生，军需部大多数能力非凡的人士都是他招集的，他创办国营工厂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功劳也属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初创伊始打下军工生产的基础；全国军民永远感谢他们忠诚、机智、不倦的创造和努力。

02.

我重新参加政府时，英军正处于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的前夜。经过长期准备向梅西讷山脊的进攻，于6月7日准时执行并获得成功，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进一步计划是从伊普尔方向向奥斯坦德进攻。这实际上是1914年对约翰·弗伦奇爵士有极大吸引力的肃清沿海一侧敌军的那些想法的复活，只是规模庞大，方法有所不同。在凯默尔山和比利时战线之间调集了40个师。弹药堆积如山，大炮数量空前规模的集中以支持进攻。英军司令部一如既往对决定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他们也一如既往得到了威廉·罗伯森爵士和陆军部参谋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进攻的敌军阵地无比坚固，敌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延绵起伏的帕森达勒—克莱尔肯山脊被德军发挥全部科学力量与才能筑起了防御工事。地面密布钢筋混凝土碉堡，不久便被称为“药丸盒”的牢固机枪掩体架满了机枪，外边有带刺铁丝网，最密集的炮轰也难以穿透。敌人防线后的铁路交通与支持英军攻击的铁路交通相比，如果实际不处于优势，至少也旗鼓相当。一个德集团军已调集在鲁普雷希特王子的麾下，它是任何时候守住阵地所需兵力的3倍；接替和取代疲惫部队的各项措施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荷兰铁路线源源不断地供应水泥用碎石，精心设计的层层防线继续建造。

除了寄希望于决定性的胜利之外(离英军战线越远，越不知情；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成了情报部的绝对信心时，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就迫切)，总司令部还列举两点理由作为重新提出对兵员严峻需要的根据。第一，尼韦勒将军的4月攻势失败以后，法军处于衰竭休眠状况；第二，为了削弱德国潜艇战或使之瘫痪，攻占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尤为重要。第一条理由言过其实。法军无疑在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实力，但是伤亡统计表显示，1917年法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几乎与英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相等。削弱德国潜艇战的理由是完全荒谬的。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对于潜艇战的价值，误导了黑格及其参谋部，其严重责任在于英国海军部。这两个港口固然是便于德国潜艇出没于英吉利海峡的前哨基地，但它们对潜艇战来说决非必不可少。潜艇完全有能力绕过不列颠岛屿，且一次可在海上逗留一整月，它们从设于易北河、威悉河和埃姆斯湾的本土基地启航，几乎与从遭受重创的比利时前哨港口出发一样容易。德国整个潜艇战是以德国本土军港为基地的，从来没有依靠任何别的地方。事实上，在1918年5月，即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均被我海军封锁后的那个月，德国潜艇击沉船只数实际比公开宣布潜艇战和潜艇非常活跃的前一月有所增长。无论这一错误论据对黑格—罗伯森发动一场新攻势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它肯定会起阻挡首相和战时内阁的反对意见的作用。它似乎将军队投入了反潜艇的斗争。它混淆了问题，它模糊了讨论的意见，它麻痹了疑虑，它压倒了谨慎的决定，为悲惨而无效不平等地虚掷勇士生命扫清道路。

在东南战场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也采取代价极高和非常艰辛的政策。热马尔帕夏所率的土耳其军驻守加沙，在沙漠与海边之间的深沟高垒中，它成功地抵挡了艾伦比指挥的英军；这支军队是从埃及沿铁路和水管线历尽千辛万苦开赴前线的。这一障碍于次年克服。然而与此同时，派遣一支部队在土耳其军后方登陆的明显策略，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太危险和不切实际，拒绝考虑。

如我在前面提到，在我参加政府之前，首相经常同我无拘无束地讨论战争局势。我刚一就职，他便让我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与尼韦勒将军一起梦游和幻觉消失后，他又回到读者所熟悉的那种观点，即反对在没有必要的优势或手段的情况下在西线寻求进攻。德国潜艇击沉舰船的顶峰似已过去。如果对陆上的希望是受了欺骗，那末对海上的担心也是胡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满足于在主要战场等待美军的到来。他希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当年所剩日子里保持积极防御并养精蓄锐。其时，英军和法军的几个师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和对意大利的增援，可能对土耳其和奥地利的作战产生重大结果，且无论如何也不会付出过多伤亡的代价。起初，战时内阁大多数成员都持有这些总的见解。但是在正确思想与正确行动之间有一道鸿沟。威廉·罗伯森爵士和在他指挥下的陆军部参谋部，不停地强烈要求立即进一步作出军事努力。他们的坚决主张在内阁赢得了几位拥护者。整个6月份一直进行讨论。最后首相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黑格—罗伯森同盟。他以充满忿恨的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了。支持意大利的计划放弃了，到7月第3周，罗伯森从内阁取得并向黑格传达了“全心全意”支持帕森达勒进攻战的保证。①待到我有机会获悉实情为时已晚。决定已经作出。我的唯一希望就是限制其后果。7月22日，我提出了如下忠告：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

十分感谢让我见到这些非常令人关注的文件，随函将文件一并奉还。从广义而言，我赞同斯穆茨的意见。不过我同阁下一样，为必须对重开西线进攻的军事要求作出让步深感遗憾。两军旗鼓相当；若有不同的话，则德军实力更强，他们有更多的后备军和充足的弹药。敌人的防线筑有无穷系列的工事，敌人具有各种充沛的潜能与设施，加上地形的巨大天然困难，这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已时近7月底，即使赢得三四仗梅西讷那样的胜利，到年底西线的局势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不过很清楚，没有任何人力能阻止这一已作出决定的尝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使成功和“重大结果”有一个界限，指望这个界限使攻势打了一二仗之后能作出新的决定。依我之见，此种界限必须包括三项条件，即订立目标；订立遭受的伤亡的界限；以及第三(非常重要)，任何两次攻击之间需要有停顿的时间。这样，参照上两个事先安排的指标，将有可能看清(譬如说在6个星期的战斗之后)，在隆冬来临前是否真正有取得“重大结果”的希望。

关于东线，真实情况令我们关注。应该从萨洛尼卡(前线)抽调英军或英法联军6个师的兵力置于热马尔所率部队的后面。此举将迫使那支部队投降，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全部协约国军，包括艾伦比的军队在内，可望于翌年春腾出来，去意大利或法国作战。

首相竟然拟将驻巴勒斯坦英军的指挥权交给斯马茨将军。经深思熟虑之后，斯穆茨答复说，他愿意接受此任务，但有一个条件，即应允许他派充足的部队登陆以切断土耳其军的交通。考虑到这个方案尚有障碍，他谢绝了上述指挥权。随后物色到另一位军事领导人艾伦比来担任这个职务，此人的品格和能力，在没有大规模水陆两栖军事行动援助下，足以担当驱逐并最终摧毁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队的任务。随着对艾伦比的任命，巴勒斯坦的整个形势迅速改观。尽管他反复要求得到无法给予的增援，审慎地申诉他面临的困难，艾伦比还是以小股部队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联合行动，以出色的计谋打败由热马尔率领的、法金汉充当顾问的土耳其军队。10月最后一周在佯攻加沙同时，他以两个步兵师进行突击，用骑兵与骆驼骑兵作大回旋运动猛攻贝尔谢巴。就这样攻占敌军的沙漠一侧，他连续向东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进攻筑有坚固工事的土耳其军防线。11月6日夺取加沙，1万名土军被俘，至少毙伤相同数量土军；强有力的追击打开了为英军进一步提供军需的雅法港。由此占有了沿海区域、一个新基地和另一条较短交通线，艾伦比挥师北进直指耶路撒冷，继续驱赶土耳其第7和第8集团军，并危及其第4集团军的最终退路。1917年12月8日，土耳其军在400年的腐败占领后放弃了耶路撒冷，英军总司令在当地居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他在这里相当奥妙的形势下度过了冬天。他整编部队；明智地鼓励阿拉伯人起义，起义队伍以劳伦斯惊人的品格为中心发展起来，准备在春季展开更大的行动。他率领不超过15万人的兵力，将德国人指挥的17万人土耳其部队逐出了在普莱夫纳斯耗费数年艰辛劳动构筑的坚固阵地，并使敌人在人员、枪炮和领土方面都遭受严重损失。

对这些损失微小、战绩辉煌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称赞也不为过，这些军事行动永远是可能运用的灵活机动战术的战场典范。尽管如此，其结果仍不能使总的问题简单明朗。相反，因为打开了一项不可能影响主战场胜负的、但却有竞争性利害的关系，总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远征军不断涌向巴勒斯坦，人员、武器弹药的运输工具严重枯竭，必须采取更迅速更大规模的行动予以制止。在此期间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一样，牵制土耳其的真正检验标准是攻击应迅速短暂而具有决定性质。在遥远无关的战场进行持久和不断扩大的战争，无论是像在萨洛尼卡那样的软弱无力，还是如同艾伦比率军在巴勒斯坦那样势如破竹，都与远见卓识的战争方针不符。但在较短时间内冒较大风险，这么做不但更为安全，而且付出的人员和物资代价也要小得多。不应该忽视控制海域的优势。当艾伦比在加沙抓住土耳其军时，如果在海法或其他地方向敌军身后的海岸发动了一场策划已久的突袭，而且假若敌人唯一赖以生存的铁路在9月份被一支6—8个师的新增部队所切断，那末在叙利亚的战争本来会一下子结束。军需物资的东流本可自2月起停止；全部驻巴勒斯坦的英军便可用于应付在法国的极度危险。但是在巴勒斯坦犹如以前在加利波利一样，东线和西线两派的思想冲突，使内聚力涣散，产生了无补的折中办法。如果将足够的军队派往东线，那会形成危险的兵力分散，而且从未有一次得到迅速的结果。当时享受海军强国这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特权的岛国人民的战略家们，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竟完全未能使这样一支海军为进攻出力，这对子孙后代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

在实战中将会看到，鲁登道夫1918年的进攻，于一日之内便使艾伦比为春季战役精心制订的全部计划烟消云散。不下于60个战斗营连同许多炮队仓促撤出巴勒斯坦去堵3月21日的炮眼；直到两个印度师于8月份从美索不达米亚抵达之前，其元气大伤的部队一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居然巧施计谋攻占了德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并在停战之前摧毁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和非军事势力的各种残余；这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03.

与此同时，英军对帕森达勒的进攻显露了其暗淡的命运。猛烈的炮火使地面成为一片焦土，同时炸毁了德军的战壕和普通下水道。凭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惨重的损失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几处微小的缺口。6个星期里我军推进最远点为4英里。不久大雨从天而降，弹坑遍野的巨大战场成为一片令人窒息的恶臭泥浆，人、畜和坦克在泥海中挣扎并无望地消亡。可以穿过这片泥沼的几条小路遭到炮火的不停射击，络绎不绝的运输车队坚韧不拔地彻夜通过这些小路。向唯一保存的通道上的英军野战炮和中程炮提供弹药，十分艰难，以致我方运输工具大量成直线聚集在通道边上。因此不可能有任何隐蔽，德军的反击炮火造成了我炮兵和大炮的严重损失，并杀死了几乎所有牵引大炮的马匹。

尽管未攻占阵地令人失望，但关于德军遭受惊人伤亡的传闻却给人宽慰。切不可低估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和忧虑。这一点有鲁登道夫承认的真相记录在案。这种猛烈的连续攻击动摇了敌人的基础。但是德军遭受损失的规模总是要小得多，他们常常只将极少数的部队投入激战，他们一直是损失一个人要消灭两个人，每让出一寸土地都要使对方付出高昂的代价。

10月份，首相作进一步努力以求结束这场战争。他甚至召来亨利·威尔逊爵士和弗伦奇勋爵进入商议圈子，担任独立于参谋部的内阁“技术顾问”。我们天真地让这一传闻由罗伯森本人公布。②我们被告知，弗伦奇勋爵“在26页文章中用24页的篇幅”批评黑格—罗伯森战略战术，然后弗伦奇建议我们，应该“处处采取守势，仅采取那种有益于有效防御的行动；等待美国兵力的展开；同时依靠严厉的经济战削弱敌人。”在正式与外界顾问相商中，首相明显地想要帝国参谋长辞职。这没有立即办到，内阁不准备提出这一要求，结果只造成互不信任。

佛兰德的战争继续在进行。新的步兵师源源不断地替换那些受到重创的部队。大雨傍沱、泥海漫漫，然而总司令的意志力和军队的纪律依然是可战胜的。付出无法估量的牺牲之后攻克了帕森达勒。但是在远处，在更远处，克莱尔肯的碉堡群依然完好无损，不可接近地耸立着。8月过去了，9月过去了，10月也远远过去了。佛兰德的隆冬无以复加的严峻形势紧紧笼罩着恐怖的战场。人流不停地从伊普尔的梅嫩山口涌出。尽管大炮射击得很快，大炮后面的弹药补给得更快。甚至在10月，英军参谋部仍在计划并发动进攻，且坚信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目标。直到11月底才承认最终的失败。

不能说“军人们”，也就是参谋部，没有自作主张。他们将前景暗淡的实验做到最后。他们从英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他们把英军的人员和大炮同时消耗到了毁灭的边缘。他们是在不顾最直截了当的警告、不顾连自己也无法解答的论据的情况下这样做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根据坚强信念行事；而威廉·罗伯森爵士则严重地随波逐流。他担有主要责任，并引咎地说：“我不仅是一名顾问；我身为全体英国陆军的专职长官，正如黑格是驻法英军司令一样。全军期待于我，整个帝国期待于我，我要尽力不要求他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让他们处于不必要的不利地位。”③他于6月23日又说，“在极力主张继续推行一项他(首相)严重担忧的计划方面……我本人的责任……不小。”④最后(罗伯森9月27日对黑格说)，“我个人的观点您是知道的：除了西线以外，在所有战场我都一直主张‘防守’。但是困难在于，现今俄国已经退出战争，如何证明这样做是明智的。我承认，我坚持推行原计划是因为我看不到任何较好的办法，还因为我的本能驱使我坚持，而不是因为我有可以支持我这样做的有说服力的论据。”⑤用这些话来为近40万人的牺牲辩护是可怕的。

与此同时，为了帕森达勒的缘故却忽视了意大利的后果，这一后果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意大利的卡波雷托灾难始于10月24日。德军6个师采取夜行军迅速调至伊松佐河隐蔽在前线后面的深山峡谷中。这些部队和冯·贝洛将军的到来使大批奥地利军增加活力。经山路发起的一次巧攻夺取了一处关键性的阵地；巨炮和毒气弹的突然狂轰，继之德军率先从各重点并沿全线发起总攻击，加上意大利防线内部失败主义宣传的影响，在12小时以内造成了卡多尔纳将军的军队的决定性失败。夜幕降临时一百多万意大利军队全面撤退。大部分军队分崩离析。三天里，20万人被俘，1800门大炮被缴械，长途跋涉的撤退尚未完成，沿皮亚韦河向西80英里意大利防线还来不及重建，80多万士兵已因死、伤、病、俘、逃亡而失踪了，主要是脱离了部队。这一惊人的灾难需要由英国和法国立即予以全力补救。

当可靠消息抵达时，我正在肯特郡的家里休息。首相打电话要我立即驱车前往沃尔顿·希思处。他把电报拿给我看，连措词谨慎的电报也显示这是一场极大的失败。正当我军在帕森达勒大量流血和法军从尼韦勒的攻势及其令人不安的后果中渐渐恢复之际，要求为意大利调遣大量军队的前景是不受欢迎的。首相以他惯有的适应力作出了反应。几天以后他启程前往拉帕洛，他已事先建议在那里与法、意政治和军事首脑举行一次会晤。这次，由两位西线最成功和最有经验的指挥官，法约勒将军和赫伯特·普卢默爵士所率法军5个师和英军5个师以最快速度经阿尔卑斯山下的隧道，从11月10日起开始在意大利前线出现。假如这些部队早几个月派遣，那末，即使意大利协约国军的攻势没有取得重大战果，但可以肯定，事态也会循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

意大利民族的伟大使人回想起坎尼之战以后的时期闪烁的光辉。“失败主义”在国民决心的烈焰中化为乌有。尽管意大利遭受的损失巨大，但是自卡波雷托之战以后意大利付出的努力比在大战早期要大得多。无情的惩罚恢复了军纪；热情的后备队和志愿者的加入，各部队的编制重新满员。但凡此一切皆耗费时日，因此有几个月时间意大利的命运仍处在紧急关头。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局势：意大利北部可能完全被日耳曼军队蹂躏；意大利有可能被迫退出战争，瑞士战线的发展可能对法国产生重大影响。所幸“凡事皆有其极限”，无论如何成功的攻势也会因他们占有太多土地而损失其最初的力量。

如果德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从已经消失的俄国前线撤回的12—14个师增援其最初的进攻，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是一个大可令军事研究者久久深思和很有价值的问题。但是鲁登道夫正在酝酿另一些更大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结果表明，这个计划对他的国家是灾难性的。策划1918年庞大的德军进攻一事紧紧压在他的心头。进攻意大利不过是“小事一椿”，或许相当于“波美拉尼亚的掷弹兵掷骰子”，但意大利绝不应不接受经典理论的指导作用，与这一极强大的敌人作最终实力较量。然而拥有4000万人口的第一流强国意大利如果在此时脱离协约国事业，这将是一起较之德国1918年3月21日的全部胜利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事件。压倒意大利并获得全面的和平，依然为同盟国提供了最可靠的希望。对帕森达勒继续加压将发挥影响德国军事思想的作用，这是英军指挥部正确的然而不充分的主张。英军用于进攻的资源几乎不会耗竭，英军有克服超常困难的能力，英国有不屈不挠的指挥官和一往无前的军队，德军防线累遭摧毁，德国资源——相当于我们的一半，但仍十分惊人——的耗竭，凡此种种原因迫使鲁登道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西线。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的牺牲——总之没有必要，也不成比例——徒劳无益！

我必须请读者离开这些深奥的问题回到我正在叙述的当前局势上来。当务之急是由法国和英国最大限度地将意大利重新武装起来。11月8日我前往巴黎秘密会晤卢舍尔和意大利军备部长达洛利奥。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们的资源剩余如此之少，我们的需要求又是如此迫切，而意大利的豁口扩大了供需的差额。在那些艰难的日子，过度紧张的各协约国不是宽容地看待战场上的失败。我们都先后经受过这样的情况——用礼貌来遮掩内心的轻蔑和同情，但又难消怨恨。在此，我要向意大利军备部长的尊严和冷静的勇气表示敬意，对他在这样的形势下知道如何赢得全体与会者的尊敬表示赞赏。

04.

正当帕森达勒进攻战在困境和屠杀中告终时，突然在康布雷对面的英军战区打响了一场性质与以往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战斗。破天荒第一次有效地运用了确保突袭成功的机械化的手段。博拉斯顿在报导中指出，此次战斗驳斥了“说我们在法国的军队1916—1917年间领导方法落后，无才无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等等这种拙劣言论”⑥。他认为，这次战斗是科学的创新与勇敢战术融合为天才军事计划的最佳范例。但是这个计划，其根据的思想、方法甚至武器，差不多两整年来都对英军高级指挥部形成巨大的压力。康布雷的进攻计划产生于最初的坦克构想，正是为了这样的进攻才发明了坦克。

图34、康布雷战斗，1917年11月20日至12月6日

2 Div.s & 2 Cav.Div.s，2个师和2个骑兵师；3 Div.s，3个师；4 Div.s，4个师；7

Div.s，7个师；A de Bourlon，阿德布隆；Bapaume，巴波姆；Cambrai，康布雷；Canal in

Tunnel，隧道运河；Cantaing，康坦；Cavanagh，卡瓦纳；Dec

6.，12月6日；Flesquiires，弗莱斯基雷；Gonnelie，贡内利厄；Gouzeaucourt，古佐库尔；Hennecourt，埃内库尔；Holdane，霍尔丹；Le

Catelet，勒卡特莱；Masnieres，马尼耶尔；Miles，英里；Nov. 21 evening，11月21日晚；Nov.

20

morning，11月20日晨；Peronne，佩罗讷；Pulteney，普尔特尼；Scale，比例尺；Snow，斯诺；Villers

Gluslair，维莱格卢斯莱；Woollcombe，伍尔科姆。

相当数量的、而且数量不断增长的坦克已在英军前线投入战斗，其构想于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已不谨慎地暴露给敌人。在坦克兵团指挥部，促使坦克战计划的初始战术思想得到了而全面的发展。坦克兵团一直未获准将坦克投入实战。仅少量地使用它们作为步兵战和炮战的辅助手段；有人指责坦克冒密集的德军炮弹的爆炸在弹坑累累的战场上打滚，或者在帕森达勒泥泞中动弹不得。从来不曾给予机会考验它们的设计，考验它们的特殊战斗力，它们是为这种战斗专门设计的，在这种战斗中它们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西将军率领的军团在帕森达勒小规模战斗中正确地使用了少数几辆坦克获得成功，这或许是坦克军的契机，摆脱了长期受到英军司令部的错误处置而陷入的日益不利地位。无论可能是什么原因，事实依然是：“在坦克军参谋部头脑中持续酝酿了近三个月的方案，而且预先已经为之作好准备的方案，得到了批准，日期定在11月20日。”⑦一切必要条件终于都具备了。坦克将在尚未被炮弹炸翻的地面上对尚未准备迎击进攻的战线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突袭！单由坦克展开进攻。指挥该军、敢于负责的朱利安·宾爵士下令：在坦克实际投入战斗之前，英军大炮不得先发一弹，连校准目标的射击也不许可。第一次将进攻的功绩在实际上是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让给了坦克部队的炮战方案，以显示该方案制订者的最高荣誉。

周密准备的坦克军方案的目标如下：“在没有任何类型炮火掩护下于数小时内完成对4层战壕系统的穿透。”⑧有近500辆坦克可供调遣。坦克军司令埃尔斯将军在对其部下的特别命令中写道，“明天，坦克军将获得期待数月之久的机会——向前冲击当战斗的先锋。”

坦克军史学家(富勒上校)说，“进攻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坦克向前推进步兵紧随其后，敌人极度慌乱，那些惊恐中未及逃离战场者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即举手投降。……至11月20日下午4时，就坦克军而言，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战斗，在战术上大功告成，因为没有后备部队，所以不可能进一步扩大战果。”⑨在11月份一个短短的白天里，整个德军战壕系统有6英里宽的防线被穿透；俘敌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而英军损失不超过1500人。这位参谋声称，“值得注意的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的任何一次突击，在攻占阵地和战果上都没有较此次康布雷战斗更丰硕，尽管战斗的设计范围有限。”⑩

但是，倘若如其所言，何以以前不实施坦克战？何以不更大规模地用它作战？我们不要求英、法军事领导人具有较高的天才，此时坦克的各种可能性已为研究坦克问题所有的人清楚了解，我们只希望伟大的军队的可尊敬的长官们有眼光和有理解能力，有理由问，为什么类似康布雷那样的战斗不能在一年以前进行，或者更理想的是，为什么没有三、四起类似康布雷的战斗同时在1917年春季展开。如果实际上同时在三、四处突破敌人防线就有可能在50英里的战线上彻底击溃敌人；那时有可能实现我军的全面推进和打破可怕的僵持局面。

但是有人会说，这些断言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多实际困难，没有考虑到经验是缓慢积累的，研究需要无限精炼，以及必要的训练和组织。譬如说，到1917年春能制造出3000辆坦克吗？坦克驾驶员能从前线抽调出来吗？坦克兵的战术训练能在战线后方在不与敌人接触的状况下完成吗？能够保密吗？在战线后方的大规模准备难道不会被敌人发现吗？针对所有上述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总部人员拿出为准备战争——包含旧式进攻——所耗的精力的十分之一，拿出为迫使政府勉强批准这些进攻所使用的影响力的二十分之一，拿出这些进攻中损失的兵力的百分之一，本可以在1917年春季以前轻易地解决上述全部问题。至于德国人听到这件事，例如，他们获悉英军正在后方模拟战壕大规模地用屐带式装甲车进行实战演习——他们知道了又有何用？鲁登道夫在1916年9月得知关于坦克这一真正的幽灵并非传闻或无可怀疑的消息之后，那又有什么用处？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忧郁和欣慰的是，如果说英、法军队司令部在当时全是近视的话，那末德国中最有能力的军事家就是瞎子。事实上这些高级军事家都属于同一学派。只不过黑格至少沿新的途径走得快一些远一些，因此，他虽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但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对本章的整个论点来说，有必要继续详述康布雷战役的这些方方面面。既然我将1915、1916和1917年协约国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概指责为毫无必要的、代价惨重的、策划错误的军事行动，那末我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呢？针对这一问题，我要指着康布雷坦克战回答：“本应这样做。”应当有多种变通办法，坦克战应当规模更大、方案更佳；只要将军们不满意用勇士们的胸口去抵挡机枪子弹，想一想那时进行的残酷战争，本来早该这么做了。

关于康布雷坦克战，唯一尚待指出的是，最初的成功远远超过了第3集团军参谋部的预期，所以没有作好适当的准备去扩大战果。快速前进的骑兵自然不久便受到了狙击手和机枪的阻挡，因此除了第一天的收获外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一部分德军防线后的铁路便于敌人迅速集中，在我军胜利后的十天里，德军发动了一次十分强有力的反攻，重新夺回了大部分被占领的阵地，这回轮到他们俘虏我军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此次反攻中，敌人首次运用了由小量优秀机枪手或战壕迫击炮手的“渗透”战术，该战术不久便更大规模地使用。因此为康布雷敲响的胜利钟声，被断定为时过早，于是在英、法、意、俄和巴尔干协约国前线，1917年在一片沮丧中结束，仅从艾伦比挥师耶路撒冷的刀光剑影中得到些许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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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伯森，《军人与政治家》(Soldiers and statesmen)，第2卷，第249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256页及后续部分。

③同上书，第1卷，第188页。

④同上书，第2卷，第247页。

⑤同上书，第2卷，第255页。

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1卷，第15章，第283页。

⑦富勒上校，《大战中的坦克》(Tanks in the Great war)，第19章，第140页。

⑧同上书，第141页。

⑨同上书，第149、150页。

⑩《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392页。

第48章、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01.

通常认为，德军1914年进攻巴黎和无限制的潜艇战都“几乎获得成功”。不过此说尚需加以分析，对陆战与海战之间的问题也要加以区别。观看一场势均力敌的足球赛的球迷，观看一辆不知其确切重量的汽车经过一座他一直无法测定其承受力的桥梁的工程师，毫无疑问都体验过类似的担忧或激动的感觉。然而过程是各不相同的。像一场大规模陆战的足球赛，处于高潮迭起，机会难测的持续状态。但是车辆是否会压垮桥梁并不取决于机会，而是取决于车的重量和桥梁的承受力。当此二者事先均为未知数时，担忧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一旦知道了桥梁至少可承受10吨的压力而车辆的最大重量不超过8吨，则证明一切疑虑都是没有根据的。车辆“几乎”压垮桥梁之说就不正确。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但是另有许多事件，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就有可能使德军在1914年占领巴黎；但是大列不颠的航海资源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总是胜过德国潜艇攻击。加上潜艇攻击一定是渐进的性质，而我方的优势资源肯定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尽管如此，不列颠水手——皇家海军和商船船员——发挥了同样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与德国潜艇之间的斗争是最震撼人心的历史插曲之一，业已公布的结果，将世世代代被视为各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就规模和利害关系说，它是海上决战的最大的战争。它几乎完全是英国同德国之间的决斗。奥地利潜艇支持了德国；协约国的海军——美国和日本的驱逐舰——尽最大能力帮助了大不列颠。但是被击沉的船只吨位中英国占四分之三，德国在战争中损失的182艘潜艇中175艘是英军击毁的。

英国海军设于海上和本土的高层指挥部，暴露出种种缺陷，因而导致了舰队司令德·罗贝克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导致了日德兰海战的流产结局，导致了忽视将战斗引入德国海湾，因而在1915年和1916年期间为敌人提供了发展一种无人能预计到的、巨大规模和潜在强度的、全新的海上攻击方式的手段；而这种方式一旦获得成功，势必造成致命的后果。乍看起来，一切都似乎有利于攻击者。200艘德国潜艇，每艘都具备三四星期的作战半径能力，能用鱼雷、炮火或炸弹在一日之内击沉四五艘船只；堵住一个岛屿的进路，而在其附近海域每周有数千艘商船出入。潜艇有一架像扫帚柄一样短暂露出海面的潜望镜，能不被发现地发射鱼雷。它还能露出水面开炮，击沉、焚烧或诱降一艘没有防御能力的船只，然后消失在深不可测的茫茫大海之中，身后不留下一丝痕迹。在分配给英军舰艇的所有任务中，最令人头痛伤神的莫过于为我巨大的海上运输护航和向大海深处搜寻这种令人困惑的死敌。这实际上等于在无限的三维空间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如果事先对问题作冷静考察，这个问题似难以解决。但是到头来随着危险的增长，受到威胁国家的意志力及其军人的勇气、忍耐力和智谋也在增长。在最高层，由于首相的权威，所有的疑虑受到压制，所有发牢骚者沉默了，所有的怀疑者被逐出了行政机构。但是对事实作了严格调查后，任何官员的不满表示不再被长期当作争论的话题。海军水兵和年轻军官固有的大无畏精神、首创精神和航海技术等品质，在这新的战争中找到了最佳的表现机会。不过没有商船船员百折不挠的精神则难成大事。全部防卫的基础在于以下事实：三四次受潜艇袭击的商船船员毫不犹豫地重返险象环生的大海航行。有几个月甚至有四分之一的船只一出国门便永未归来，多么可怕，但也从未因缺乏坚定的平民志愿者而延误过一次航班。

读者要充分了解有关这一人类经验迄今不知的这种新奇战争方式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认识潜艇的一般结构。此种奥妙的舰艇在水面时，由大马力燃油引擎驱动，其时时速最高为16—17节。没入水下后，它依靠蓄电池为动力，潜艇在水面上可用燃油引擎对蓄电池充电。这种蓄电池在水下产生的最大时速约为8节，全速续航能力为1小时，经济速度航行续航能力是20小时。潜艇下潜，不必为本身提供负浮力(即自重大于水重)，她只需把足够的水量注入水柜，使本身具有吨浮力，然后压低水平舵杆并靠电动马达前进，或降至所要求的深度。潜艇的牢固度足以可承受水下约250英尺的水压；超过该深度外壳接缝处就有渗漏的危险。盐水的严重渗透可能使蓄电池中的氯气逸出，艇中乘员就会痛苦地窒息。在深度超过300或400英尺的情况下，潜艇必将被水压摧毁，因底舱破裂很快沉入海底。因此深海中的潜艇只有在运动时才能保持在水下，也只有在她的蓄电池继续供电才能保持运动。当蓄电池耗尽时，她必须冒出水面，在充电的数小时中处于无防御能力的漂浮状态。另一方面在深度不超过250英尺的海域，潜艇只需为自身提供负浮力，可以不使用蓄电池运行而下沉，并长久地停留在海底，只要她自备的空气和氧气罐能供乘员的呼吸；这使她能在水下停留至少48小时，在此期间她或许还能运动60英里。因此使潜艇留在水下20小时以上的能力仅限于浅海。另一方面，小于50英尺的深度则难以进行潜水攻击。

所有潜艇的首要武器是鱼雷，只要潜艇是和战舰交战，就没有别的武器可以使用。薄壳的潜艇只能冒致命的强度悬殊的风险与水面装甲舰进行炮战；一颗炮弹穿透德国潜艇外壳，即使不造成她当即沉没，也会使之丧失潜行能力。但是当德国人决定用其潜艇攻击商船时，出现了另一类争论。商船数且如此巨大，所以鱼雷并不是适合于取得决定性结果的武器。鱼雷造价昂贵，生产技术困难，制造时间长；供应只能逐步扩大；依照等级，一艘潜艇只能装备8—20枚鱼雷。由于一大部分鱼雷因这种或那种差错打不中目标，在一次巡游中德国潜艇对商船的破坏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德国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潜艇上装备大炮，以便在水面攻击商船，或者用炮火将其击沉，或者在商船投降以后在甲板上放炸弹将她炸沉。

德国潜艇利用其绝对优势的水面航速实施这些方法；她们能够识别商船的不同种类，区分敌对国与中立国的船只；能够按德国人自己的战利品法登船搜查.；最后能为愿意弃船的商船船员提供时间乘救生艇逃走。

1915年在我负责海军时采取的第一个对抗措施是，尽量用有足够威力的炮武装英国商船，以制止德国潜艇的水面攻击。做到了这一点，攻击者(潜艇)只得下潜，下潜后速度便会降低，加上鱼雷数量有限，这样便相应地增加了商船的逃生机会。这个论点令人信服。不幸的是，起初几乎没有任何大炮供应商船或海岸巡逻艇。我们搜遍了世界各地和海军部所有仓库，找寻哪怕是早已过时的或不同类型的大炮。到1915年春，有100艘海岸巡逻艇每艘配备了一门12磅的大炮。凡比较重要的出海船只也都武装起来。大炮紧缺状况非常严重，凡潜艇活动区以外的港口的出国船只上的大炮必须转移到回国的船只上，以便这些船只再次外航。尽管我的后任贝尔福先生作出一切努力，大炮的供应仍增长缓慢；因而直到1916年秋天他才能够着手进行对全体商船的武装。在潜艇威胁以最严峻的形势重新出现之前，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由于英国商船不断武装，迫使德国潜艇日益依赖水下攻击，因而后者遇到了许多新的危险。水下潜艇因视力不足，所以有误将中立国船只当作英国船只加以攻击，因而溺毙了中立国船员，从而使德国卷入与其他大国纠纷的最大风险。我们还依赖悬挂假国旗以便进一步迷惑和困扰敌人。因此，从很早阶段起，德国潜艇就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用鱼雷进行水下攻击造成各种实际麻烦并引起影响深远的外交后果，要么在水面上进行炮战，那么潜艇必须面对不成比例的危险。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发展了伪装的猎潜船的策略。许多船只特地装备鱼雷发射管和在活动舷门后射击的大炮，这些船只被派往沿商船航道，让自己暴露给敌人的潜艇。当德国潜艇希望节省鱼雷而露出水面用炮火攻击伪装的猎潜船时，一部分英国船员便登上救生艇，千方百计诱使德国潜艇逼近。一旦敌人进入关键射程，白旗升起，活门板掀开，由训练有素的炮手操纵的致命大炮便向她们开火。采用此法，1915年和1916年摧毁了11艘德国潜艇，因而其余潜艇更加神经紧张不敢用炮火攻击，越来越被迫依赖鱼雷。到1917年底，这一过程已告完成，因为德军潜艇指挥官不愿面对力量悬殊的炮战，于是伪装猎潜船的策略便告终了，他们的最后的牺牲品U—88于1917年9月沉没。

02.

1916年期间，德国人在所有上述的策略和压力下，面临两难境地：要么在炮战或伪装猎潜船的伏击中损失大量潜艇，要么甘冒与日俱增的触犯中立国的风险，完全依靠鱼雷攻击。这种复杂和小心翼翼以求平衡的讨论，在德国海军与文职政府之间产生严重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矛盾。以提尔皮茨和舍尔为首的海军参谋部要求有权攻击在战区发现的所有船只。皇帝和首相则因担心触犯中立国坚持的在遇到非武装船只的情况下遵循登船搜查的惯例。海军参谋部抗议说，哪些是非武装船只？德国潜艇在进行盘查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不测？此外他们还宣称，无限制潜艇战将大大增加击沉船只的数量，以求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迫使英国在6个月之内求和。

武装船只和非武装船只受攻击状况，可从以下德国潜艇在1916年1月1日至1917年1月25日期间向英国船只发动攻击的总结中得出判断。

上述数字说明一个问题，也可由此作出结论。它们表明，德国潜艇几乎不愿意与武装船只进行炮战；因此，相同数量遭受攻击船只中，武装船只逃逸的机会是非武装船只的近4倍。关于最早防卫措施就谈到这里。

03.

攻击水下潜艇的主要手段是从船上向水中投下到一定的深度爆炸的炸药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剧烈震动潜艇，如果相距很近，能扰乱其机械装置或撕裂其外壳接缝。这些深水炸药包是我国最早的反潜手段。投炸药包的方法逐步有所改进，它们的型号和数量增加了许多倍。潜艇的头号敌人是驱逐舰。驱逐舰有最快的航速、数量极多的深水炸药包，且本身的造价比它追杀的猎物低廉。一旦发现深水处德国潜艇的潜望镜，所有用得上的驱逐舰和大摩托艇及其他快速小型舰只，在广阔水域布成一片组织严密的罗网，使潜艇长时间停留在水下，迫使她耗尽蓄电池的电能源；不论在深水区或浅水区，她在那里的最细微痕迹——水面泛起的气泡或油渍——都会招来一阵可怕的搜索性的深水炸药包的爆炸。随着战争的进行，猎潜舰艇的技能和方法不断得到提高。发明了效果惊人的探测潜艇螺旋桨转动的仪器；有种种迹象说明，一艘德国潜艇有时被断断续续地却是无情地追逐36小时以上，其间潜艇或许有两三次在看不到的地方露出水面给蓄电池充电，但最后难逃灭顶之灾。

第二件反潜武器是呈长条形横挂于海峡或狭窄航道的薄薄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靠玻璃球浮于水面，旨在缠住德国潜艇的螺旋桨并裹住艇身。被这样裹住的德国潜艇，即使其动力不受影响，也会于不知不觉中拖动浮在水面上的致命的指示器，从而指引她的追猎者。在特定航道上，还有精心设计的水雷项链，将它们与上述轻轻的铁丝网相连，由大量拖网渔船监视，并有驱逐舰随时待命。对这种行动缓慢、视力微弱的潜水怪物来说，还有一大危险就是碰撞；因此，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或商船上的金属撞角，经常使它遭受致命的损害。

最后是潜艇相互悄悄地追踪，当德国潜艇浮出水面攻击商船或重新充电时，不止一次被不知不觉接近的水下追踪者发射的鱼雷炸得粉碎。潜艇攻击商船，必然残酷，常常被忽略的乘客与平民船员惨遭不测，这显示这种战争分外凶残。皇家海军认为，对敌方战舰的攻击，无论造成的生命损失多么严重，都是公正的战争。但是，将商船或俘获的船只或医院船统统击沉，似是一种野蛮、奸诈和海盗的行为，应该采取一切想象得到的手段予以根绝。当我们考虑到将近1.3万名英国人的生命被德国潜艇夺去，且其中许多是平民，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并成为这种战争之特点的残酷的和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时候，当我们进一步回想起这场战争的输赢的可怕性质的时候，却有数百名德军官兵在他们的舰只被击沉后，被我们从海上救起或获准投降，这一事实是我们深受伤害的胜利者的克制精神的表现。

德国原定于1916年4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在攻击“苏塞克斯号”事件后，美国要与之断绝关系的威胁，这导致德国于当月底撤销决定。当无限制潜艇战的狂热鼓吹者舰队司令舍尔接到这一命令时，他激怒地召回公海舰队的潜艇，不允许它们执行登船搜查的任务。因此从5月至10月，潜艇战事实上局限于地中海，以及危险来自佛兰德小舰队的布雷艇。但英国北方水域减轻压力是短暂而虚幻的。依照德国战利品程序作战的地中海德国潜艇接连击沉大量船只，德国海军参谋部于10月6日命令舍尔指挥北海小舰队恢复有限潜艇战。其间，可投入作战的德国潜艇数已从3月份的47艘增至11月份的93艘。恢复潜艇战后，结果是击沉船只数迅速增加。自4月至9月期间，每月平均损失船只13.1万吨；而11月至2月的月均损失上升至27.6万吨。到1916年底事实已很明显，反潜措施的发展跟不上增加的攻击强度。1915年实施的防卫措施是增加武装商船和辅助巡逻船只，但是实际攻击并摧毁德国潜艇的问题仍处于初步阶段。

德国潜艇被不同类型舰船击毁数量的比较；主要武器摧毁潜艇数量的比较；英国与其协约诸国击毁德潜艇数量的比较。以上数字系根据英国和德国提供的资料汇编。

2月1日，无限制潜艇攻击开展，德国潜艇数持续增长。英国、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的损失从1月的181艘增至2月259艘、3月325艘、4月423艘；相应损失总吨位数是1月29.8万吨、2月46.8万吨、3月50万吨、4月84.9万吨。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德国海军参谋部当时估计，英国的海运船舶有可能按每月60万吨速度减少，因而按此速度英国将在5个月内被迫屈服。仅在4月份世界损失总吨位就高达84.9万吨的惊人数字。英国船舶在4月、5月和6月期间因遭德国潜艇攻击平均每月损失达40.93万吨，相当于一年近500万吨。到5月底，除了海陆军使用进行远程必要贸易和接受维修的船只以外，联合王国可用于全部物资供应和贸易的船只不到600万吨。如果损失按此速度继续下去并在受攻击的海陆军中平均分摊，那末到1918年初可用于贸易的船舶吨位数将降至500万吨以下，就是说，几乎正好等于1917年被击沉的总量。看来，迄今为止被视为坚定不移的胜利盟友——“时间”——将要背叛我们了。

美国的参战也没有向这些黑暗的水域投射任何希望之光。期待已久的美国物资需要大量的英国船舶吨位才能送往前线。靠近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南部的巡逻系统已经完全失效。不但数量有限的巡逻舰艇不能保护船运，而且这些巡逻艇的存在还帮助德国潜艇发现海港航路。在4月份，爱尔兰西南的靠近主要航道水域成为英国船舶名副其实的墓地，大型船只在这条离岸约200英里的航道上的水域，每天都有大型船只被击沉。据估算，这个月离开联合王国的商船有四分之一一去不复返。德国潜艇迅速破坏的不但是不列颠的生命线，而且破坏协约国实力的基础；协约国在1918年崩溃的危险可怖地开始显露出不祥征兆，而且近在咫尺。

图35、商船损失与商般产量的比较1

------------，英国商船由于敌国行为和海险造成的损失的总吨位数；————，世界商船由于敌国行为和海险造成的损失的总吨位数；—+—+，英国制造商船的总吨位数；———，英国制造商船的总吨位数；1st

Qr.，第1季度；2nd Qr.，第2季度；3rd Qr.，第3季度；Scale of Time，时间表；Scale of

Tons，吨位表。

事态的严峻压力使海军部机构作出反应。5月，第一海军大臣的职位与参谋长的职位合并，使海军参谋部在海军部委员会中有适当的地位；同时增设副职和助理，每人都能与委员会机构一起工作，加速了办事效率并减轻了参谋长的大量工作。此前像马大*一样，为许多事务烦恼，作战处一直不能考虑较远的将来。因此于5月成立了一个小型计划组取代了它，负责政策研究和计划的研订；该小组于当年晚些时候扩充为独立的处。海军部招来一批年轻军官并委以重任。没有这次参谋部的改组，则击败德国潜艇的种种措施，即使构想出来，也不可能付诸实施。这些措施采取三重形式：一，准备并实施范围扩大的布雷计划；二，进一步发展水雷、深水炸药包和加强水下探测器技术的研究与供应；三，决定性步骤是建立包括护送与控制全部商业船运的护航制度。

图36、商船损失与商般产量的比较2

(1)——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和渔船在战时每月被潜艇击沉的总吨位数。(2)--------每月10日报导德国潜艇服役的数量。(3)——德国潜艇每月损失数量(损失明显大于新服役的数量。)

Jan.，1月；Feb.，2月；Mar.，3月；Apr.，4月；May，5月；June，6月；July，7月；Aug.，8月；Sept.，9月；Oct.，10月；Nov.，11月；Dec.，12月；Scale

of Time，时间表；Scale of Numbers，数字表；Scale of Numbers for Submarine

Losses，潜艇损失数字表；Scale of Tons，吨位表。

(1)商船损失。白皮书，1919年第199号。(2)1914—1918年潜艇战。Michelsen第182页。(3)1914—1918年潜艇战。Michelsen，第187页。

在大战开始之初，我曾为横渡大洋的部队运输船创立了护航制度。当时的危险是德国快速轻巡洋舰的攻击。老式战列舰或重巡洋舰的大炮，当然能驱走当时游弋于海面进行袭击的敌人。我们从一开始也使用驱逐舰护航队护送部队运输船出入潜艇活动区，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幸事故。然而似乎没有理由指望在商船遭到潜艇攻击的情况下过去的护航制度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相反，显而易见的是，敌人的潜艇对成群结队的商船比对单独船只将造成更大的损害，更明显的是，护卫战舰本身也在敌人鱼雷攻击目标之中。1915年和1916年上半年，德国潜艇对商船的攻击，由于海上商船的数量、她们航道和港口的变化、她们抵达时间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由于海域的大小，似乎局限在尚可忍受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力量对贸易航道汇合处实施监视和巡逻的制度，对防范德国巡洋舰的攻击产生良好的效果。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海军部依靠这个制度对付德国潜艇，并未出现严重不幸事件。

在损失日益增多的压力下，以护航作为补救办法再次受到海军部战时参谋部年轻军官鼓吹的时候，这个办法实际上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每个中队和每个海军基地都迫切需要驱逐舰，护航就意味着连它们现有的舰只都要被抽调走，因为调集舰只将出现耽搁，快速舰只的速度势必降低，港口舰只势必拥塞。这个任务的规模和困难被夸大了，反对者争辩说，同行船只的数量越多，遭潜艇攻击的危险就越大。这一有说服力的逻辑只有靠事实的证据才能驳倒。1917年1月，海军部表达了如下正式意见：

“由数艘舰只结伴航行作为护航制度，在可能出现潜艇攻击的任何水域均不可取。显然，组成护航船队的船只数量越多，潜舰实施成功攻击的机会就越大，护航舰防止这种攻击的难度也越大。”

法国和美国海军当局也反对护航制度，在1917年2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商船船长代表也持同样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如此高度热情、迫切和认真的一致意见忽略了什么。海洋的范围如此浩翰，以致一支护航船队的规模与单艘船只的规模比较起来其差别几乎微不足道。由40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紧密编队从巡逻的德国潜艇中间溜过而不被察觉，其机会与单艘船只溜过事实上几乎是一样的；且每当发生这种情形，逃走的是40艘船只而不是一艘。防范德国潜艇的护航制度的成功关键即在于此。船只集中，大量降低了在特定水域的目标数，因而使潜艇确定攻击对象的方位更加困难。加之护航船队便于控制，可在任何时刻通过无线电通知船队迅速改变航向脱离已知的危险水域。最后驱逐舰并非分散在广阔水域进行巡逻，而是集结在敌人的进攻点，因而经常出现进攻的机会。有13艘德国潜艇实际上是在企图骚扰护航船队时被击毁的。对遭到护航船队护卫舰立即报复的担心，起到了削弱敌人士气的作用，因此德国潜艇的进攻往往半途而废。

这个论点在1917年早期大部分尚未得到证明。仅有的事实是，受护航的部队运输船队在1915年和1916年期间一直被护送经过潜艇活动区完全没有受到攻击。最高专家的意见，依然反对作为防范德国潜艇的护航办法。

爱德华·卡森爵士在他的海军大臣任上注定要面对最令人担心和难受的海战时期。在8个月里，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可怕的顶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越过了这个高峰，采取了许多重大原则性的决策，终于化险为夷。内阁力促海军当局进行护航制度的尝试，首相为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7年4月底，反潜局局长明确主张采取护航措施。第一批护航船及于5月10日驶离直布罗陀，首航获得完全成功。从美国出发的定期护航队于6月4日开始，6月22日发布命令将护航制度扩展至加拿大港口，7月31日为南大西洋海上贸易发布了同样的命令。美国的参战，得以开放其口岸作为集结船只的海港，并提供大量驱逐舰从事护送工作的宝贵援助，促进了护航工作。横渡大西洋的整个护航工作有四分之一以上是由美国驱逐舰提供的，在执行这一艰巨使命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形成了两国海军永世长存的传统。

护航组织将永远是皇家海军和英国全体商船船员的坚毅与勇敢精神的纪念碑。对于那些未经事先训练便驾驭由四五十艘船只组成的舰队以密集队形乘风破浪前进的海军官兵，无论给予什么样的荣誉都不过分。海军所执行的使命，对国家价值之大，当以这些护航舰只为最。那些在小型军舰上服役的军官充分认识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狂暴的气候中和严冬的海洋上精神饱满和斗志昂扬地完成任务需要技能、忠诚和刚毅。海军部和航运部的管理和安排随着时间推移日臻完善。

护航制度最初仅限于归国回港船只。外驶船只被击沉数所占百分比立即开始上升。1917年8月，护航扩大到外驶船只。到1917年10月底，由运载能力为1065.6万吨的1500多艘轮船组成的99支归国护航船队安全回港，其损失是仅有10艘轮船在护航队中被鱼雷击沉，另有14艘上是在脱离护航队后受损的。

护航极大地增强保护贸易的能力，与此同时，攻击德国潜艇的各种手段也逐步形成，摧毁潜艇的比率稳步上升。1917年4月，英国潜艇小舰队以北部的斯卡帕湾，斯威利湾和爱尔兰西海岸的基利贝格斯为基地，设伏以待向北攻击主要贸易航道的德国潜艇。与此同时，北海南部水域的小型英国C级潜艇也从防护港口中抽调出来执行同样任务。潜艇攻击的这种方法产生了可观的效果。1917年使用潜艇击毁7艘德国潜艇，1918年击毁6艘。潜艇攻击的威胁还迫使德国潜艇在航行中更经常更长时间地潜入水中，结果延长其完成巡航的时间。

无论如何，水雷证明是最有效的毁灭潜艇的武器。战前，海军部并未指望水雷发挥重要作用。在海面进行的战争中，实力较弱的海军无疑总是运用这类武器阻碍优势敌人的行动，但对实力较强的舰队来说，布雷水域越少越好。当时并非根据不足的上述结论，被战争延长而产生的种种变化推翻了。起初，英国的水雷为数甚少，且效果极差。一份德军的命令中甚至声称“英国水雷一般都不爆炸。”这个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缺点。

1916年4月底，由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培根爵士麾下的多佛尔部队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比利时海岸外建立起一道长而广阔的阻拦网封锁佛兰德的德国潜艇。至5月7日完成封锁。它由18英里长的系留水雷和铁丝网组成，自5月至10月由日间巡逻队防守。在布设阻拦网的次日，德国13号潜艇被其中一枚水雷摧毁，接着德国潜艇立即减少了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活动。这一变化自然归因于新阻拦网的功效，并使多佛尔司令部过高估计了它的价值。现在我们知道，是由于德国海军上将舍尔突然冲动地召回公海舰队潜艇小舰队，才使这几个月的形势有明显改善，而并非因多佛尔的阻拦网；因为只有一艘德国潜艇被它的水雷摧毁，而且它并未真正阻挡潜艇的进进出出。

自大战开始起，为提高英国水雷的质量的努力从未停止。直到1917年秋天，新型“带角”水雷才大量应用。最能测定在旧水雷基础上改进的新型水雷效能的莫过于下面的事实：在被水雷摧毁的41艘德国潜艇中，仅有5艘是在1917年9月以前击沉的。1917年在黑尔戈兰湾布置了不下于15700枚水雷，1918年又增布了2.1万枚，这些主要是由自亨伯河出动的第20驱逐舰小舰队布置的。封锁德国潜艇的这一企图，发展成为英国布雷艇与德国扫雷艇之间的一场持久战。敌人被迫用一整队扫雷艇和鱼雷艇护卫出航和回航的德国潜艇，前者是特别建造的舰艇，艇首填满混凝土，称作“破阻拦艇”。这些护卫舰艇本身必须受到保护，因此从1917年起，公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在远处潜艇航道工作的扫雷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和进入的困难越来越大；黑尔戈兰湾的“通道”或清扫过的航道经常被封闭，因此1917年10月，回航的潜艇开始绕道卡特加特海峡。1918年早期，在卡特加特海峡布设了约1400枚深水水雷，但无法巡查其效果。因为难以攻击德国扫雷艇，又缺乏驱逐舰巡逻卡特加特海峡，所以在黑尔戈兰湾的密集布雷未获成功。不过这种努力还是摧毁了数艘德国潜艇，并增加了德国潜艇往返于我贸易航道的时间。

1916年横跨多佛尔海峡布置阻拦网经1917年说明完全失败。自2月至11月，德国潜艇继续以每月约24艘的比率通过该海峡。多佛尔海峡通道为小型的佛兰德潜艇节省14天巡航时间中的近8天时间，为从黑尔戈兰湾出发大型军舰节省25天巡航时间中的6天时间。于是决定用所有现在可用的经过改进的器械作一次新的尝试。11月21日，在瓦尔讷和格里内角之间布设了一片新的深水雷区。当不少于21艘德国潜艇在最初两周通过该布雷水域之后，海军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部分权威人士支持多佛尔指挥部的论点，认为水雷阻拦网基本上是成功的，外加的巡逻是不适用的。另一些人士则认为，密集巡逻和夜间使用探照灯与照明灯迫使德国潜艇潜入水雷群会获得巨大效果。大约在此时，部分原因与此次讨论有关，约翰·杰利科爵士第一海军大臣一职，由海军上将威姆斯取代，多佛尔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培根，也由海军将军凯斯接任。凯斯使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大大增加巡逻舰艇，夜幕降临时，阻拦网从头至尾像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样光亮。从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驶来的德国驱逐舰试图采取突击手段摧毁我方的巡逻舰艇，但她们在激烈的夜战中被击退，1918年1月至5月间，9艘德国潜艇在多佛尔水域被击毁，至9月又有4艘。早在2月份，黑尔戈兰湾的潜艇已停止使用多佛尔海峡；至4月份，佛兰德的潜艇已基本上放弃了海峡通道。9月仅有两艘潜艇穿过，其中一艘在回航中被击毁。

凯斯将军和多佛尔部队在圣乔治节封锁泽布吕赫的著名事绩，在此不再复述。有充分理由将这次封锁列为大战中最辉煌的战功，当然也是皇家海军史中最杰出的一段插曲。港口完全封锁了约3个星期，有2个月时间对德国潜艇构成危险。尽管德军经艰苦努力于数周后为潜艇部分清扫了入口，但此后佛兰德驱逐舰再也没有进行有任何重大意义的战斗。凯斯将军在多佛尔指挥的结果，减少协约国在英吉利海峡船只的损失，从每月约20艘减少到6艘。由佛兰德舰艇所布雷区使协约国船只的损失，从1917年的每月33艘降为1918年的每月6艘。虽然随时可执行任务的德国潜艇数，因新造补充保持在约200艘之数，我们还是取得了上述战果，这些战果显然是构成总胜利的部分。

我们在黑尔戈兰湾布雷的努力，因德军公海舰队密切支援的扫雷行动而受挫。有人认为，在大舰队直接监视和保护下的远距离的水雷阻拦网可能获得成功。1918年，由英、美海军制订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建立横跨挪威与奥克尼群岛之间180英里水域的一条受守护的雷区。耗费大量的物资，不计成本或人力，是用于这个防卫战的最高体现。巨大的中心部分全由美军布雷，奥克尼群岛部分由英军布雷，挪威部分则由两国海军联合作业。美军使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水雷，它装有与金属船壳一接触即引爆炸药的触角；他们布设的水雷不下5.7万枚，其中大量的水雷在布设后不久即过早爆炸。英军布设了约1.3万枚水雷，但是其中部分安装的深度不够，不足以让水面船只通过，结果必须予以扫除。这个花了大量物力人力设施的效果难以判断，因为雷区刚刚敷设完毕，双方已签署停战。可是有人知道，两艘德国潜艇在雷区的中心部位严重受损，另有4艘可能是在奥克尼部位被毁。

1918年，反潜艇组织效力的不断提高，还掌握了德国潜艇的布雷战术。英国情报署与扫雷处之间的更密切合作，消息更迅速的分发，对船运更严格的控制和“扫雷器”①的使用，都发挥了它们各自的作用。1917年有123艘英国商船被德国水雷炸沉，1918年被炸沉数降至10艘。以不懈的创造力研制出其他各种反潜器械。飞机、水下测听器和特种类型水雷使德国潜艇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1918年期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系统的追踪战术上，配备有精密监听装置的拖网渔船小队集结在北海水域执行此项任务。与德国潜艇曾有过几次接触，但她们采取绝对慢航方式，使仪器不能测得其行踪而逃脱；而我方又未能在如此广阔水域提供足够的驱逐舰，能迫使敌潜艇的蓄电池耗尽能源。

德国潜艇战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交战双方角色的转换，受追猎者已是德国潜艇而不再是英国商船。德国潜艇110号第一次巡航的经历便是一个例子。她于1918年7月5日自泽布吕赫驶出，甚至在她与佛兰德小舰队会合之前已遭到两架飞机的攻击。自7月7日起，她每天的航海日志都记载着与日俱增的深水炸药包落在她的周围；到18日有26个炸药包在它附近爆炸。在这次巡航中，她只能发射两枚鱼雷，第一枚炸伤一艘油轮，但因立即遭到驱逐舰的猛烈反击，它无法看到第二枚鱼雷造成的结果。19日当她试图攻击一支护航船队时，她的下潜舵被一艘摩托艇投下的深水炸药包炸坏；正当竭力设法下沉时，她被一艘驱逐舰的撞角撞沉。在这些最后日子里，一艘佛兰德的德国潜艇在遭到厄运前只能希望出航六次。官兵有突然可怕死亡的预感，既无人看到又无法施救。深水炸药包令人战栗，出航便可能遭受护航军舰的连续攻击，恐俱随时触雷遭到毁灭，潜艇一再从九死一生中脱逃，凡此种种使德国潜艇的官兵的神经造成极度紧张。他们当初的高昂士气在1918年难以忍受的紧张状态下迅速下降。不止一次出现完好无损的潜艇的投降，多起潜艇离港数日即返航小修，这些事件表明，即使在尚勇崇武的时代，人类的忍受力已达到极限。

对德国潜艇战的各个阶段及其奇特的状况，现已经考察和论述。德国军事头目们刚作出无可挽回的决定，开始对商船发动无限制攻击，俄国便爆发了革命，革命消除了对德国的重大冲击，使他们危急的局势稍有缓解。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刚迫使美国对德宣战，德国潜艇的有效性便开始下降。威尔逊总统在骑兵卫队的马铃丁当声中步入参议院，他把一亿二千万人口国家的有生力量投入战争，此时的那个月份，也标志德国潜艇攻击达到顶点。从此德国击沉船只数再也没有达到4月份的水平。许多个月来，岛国人民及其盟友前面摆着难以忍受的损失和心头积压着焦虑，大量紧缺物资需要转运——有些是不必要的——影响了他们的军事努力。但现在随着每一个月时间的过去，优势增加的意识不断增强。有一个时候我们图表显示的被击沉和补充的船只的曲线似乎成了名副其实的“不祥之兆”。但是这些可怕的特征逐渐消失。德国人似乎会实现其梦想的1917年秋天，来到了又过去了，留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到年底已经肯定，我们不会垮。同时还肯定战争将继续到美国的兵力(如有必要)全部施展在欧洲的战场上。到1918年中期，潜艇战已被彻底击败；尽管有新的德国潜艇替代那些被摧毁的，但是她们遭受的危险每个月都在增加，她们的劫掠行径每个月都受到更大的限制，潜艇官兵的士气每个月都在低落。德国军事头目们用高昂代价得来的武器，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首先变钝而后损坏。他们的处境只是付出代价，只是遭到全世界激怒的讨伐。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40节。——译者

①装在船首两侧，用来切断水雷系索的一种水下切断铁丝器。

第49章、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01.

继1917年的大量屠杀生灵的一系列战争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人力危机，于是战时内阁对我国剩余的人力物力进行了一次长期探索性的调查。首当其冲受到屠杀的英国步兵可悲地减少。各营兵员低于正常编制，即使如此，大部分还是应征入伍的新兵。炮兵人员和被毁大炮损失也十分严重。军官的损失与普通士兵的损失不成比例。战斗任务自始至终要求团级军官作出前所未有的牺牲。在帕森达勒攻势中已有5000余名军官阵亡，1.5万多名军官受伤。这一损失尤其难以弥补，事实上绝不可能得到完全补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1918年在法国的主要战斗将由英国承担。1914年一开战即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此后仍以近120师规模作战的法军，预计必定而且自然要保存其剩余力量——假定证明如此——以应付最紧急情况。可以肯定，美国尽管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表达了患难与共的强烈意愿，但在实际战争中只能发挥次要的作用。事实上仅有八、九个美军师预定在夏末以前进入战线。大量援军必须从西线调往意大利，不可能期望他们能调回哪怕小部分。我们几乎还要承担与由我们对付的土耳其军交战的全部重负，因此，艾伦比不但匀不出几个师的兵力，反而不断地强烈要求补充新兵和增援装备。美索不达亚的军队也需要增派英军和印度军；最后，在我们分担防务的萨洛尼卡前线，兵力也处于持续的耗竭状态。正是在上述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抢在德军发动的空前兵力和猛烈强度的进攻之先采取行动。

俄国的最终崩溃解除了对大量德军和奥地利军队的束缚。整个冬季，不停地有军队和火炮从东线开往西线以及少量开往意大利。这次调动的实际规模有多大，我们无法准确测定，但是经过我仔细研究的情报显示，人员和物资的洪流周复一周地无休止地涌向西线。综观双方在主要战场的兵力，不容置疑的是，到了春季，德国在大战中第一次在西线占数量上的压倒优势，甚至其最初入侵时在内都未曾有过。此外，从俄国调来的德军各师，到新战役开始时，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在那段时间里从事休整；另一方面，我们的各战斗部队在1917年的后6个月里已经伤亡过半。最后，除了从俄国前线抽调的德军和奥军的大量炮兵之外，敌人还从俄国缴获了至少4000门大炮，从意大利缴获2000门以及大量各种军需物资。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急切和自然地要求得到他所辖各师尽可能早地达到满员的军官和士兵。罗伯逊支持他，但是情况显然令他感到非常吃惊。从我处于陆军与战时内阁之间的中心地位出发，凭我掌握的全部有用情报，以及我能经常接近首相所知，我自认为，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强烈要求立即为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部队增援。劳合·乔治先生怀着惊骇的心情估量落在他肩上的艰难任务：即根据严格的法律要将全国剩余成年的男子驱向屠场。小到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至四十五岁的中年男子，最后尚存的兄弟，母亲(已寡)的唯一儿子，家庭唯一支柱的父亲，体弱者，结核病患者，三级伤员——现在都必须准备拿起武器。为了迎战即将来到的德军猛攻——一旦来到——必须全力以赴；但是首相担心，唯恐我们的最后人力虚掷在另一个帕森达勒战役中。

现在12月，阴影黝暗地笼罩在大家所关注的军事问题上。直到那时内阁一直得到保证说，西线一切顺利——只要有新兵补充——便可满怀信心地迎接新年。在军需部，我们早就接到指示，为在初春敌人又一次开始的30周攻势作好准备。幻想随着帕森达勒之战的结束而告终。参谋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祥之感。要求发动新攻势的呼声停止了。心态转向纯粹的防御，因为寡不敌众。这是一次无声而彻底的剧烈变革。我对此立即感到欣慰。然而，有一段时间战时内阁仍寄希望于那些将军们9月份发出的主张在帕森达勒坚持下去的，信心十足的声明。他们不乐意遵从军事上180°的大转变，并对与数周以前大相径庭的传闻持怀疑态度。

我极力主张，内阁应派遣所有必要人员重建军队，同时严令禁止任何恢复攻势的行动。但是首相觉得，一旦部队开赴法国，他将没有充足的力最抵制那些往往压倒政治家明智判断的军界领导人要求进攻的压力。因此，他凭借他的全部强有力的影响，坚持一种不同的政策。他仅仅批准适量的陆军增援，而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后备军。他相信，这样他既有能力阻止英军发动攻势，又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整个可怕年份中为军队提供人员补充。这个目标实际上已经达到。但是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战时内阁本应对在法国的英军最高指挥部，既要坚决支持，又要坚决限制，我相信人们会发现内阁有足够力量这样做。

我曾进行正式的或公开的辩论，又加上我最有力的个人呼吁。战时内阁明确反对英军在法国重开攻势。希望英军和法军在1918年期间保持防守的态势。他们还希望严格控制剩余人力，直到数百万美军抵达提供决定胜利的前景。与此同时，使用与西线的规模相比几乎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巴勒斯坦作战，可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鼓舞在悲惨的漫漫长夜中的民众情绪。他们得到了关于德军针对黑格不断集结兵力的充分情报，并对此进行了反复讨论。但他们相信，德军发动进攻，他们将面临那些长期困挠我们的相同的困境，因为我军有充分强大的力量进行防御。让黑格相应地用56个步兵师——每师从13个营缩减为10个营①——和3个而不是5个骑兵师②去面对德军春季进攻，这些军队在没有可供选择方法的情况下，最后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对黑格的考验并没有到此为止。同样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法国人，此时提出了英军应该接防更大部分战线的强烈要求。对地图的表面粗略一瞥，法军100个师，有70万步兵据守480公里防线，而英军56个师50.4万步兵只据守200公里防线。换言之，英军步兵为法军三分之二强只防守不到三分之一的战线。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考察。法军的大部分防线处于持续沉寂状态，在他们对面的蹩脚的铁路交通线，排除了敌人作重大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英军防守的几乎全是最活跃的防线，甚至在1月份在他们对面的德军集结比法军对面的德军人数更多。针对漫长的法军防线，部署有79个德军师，而在短短英军防区前面就不少于69个师。此外，德军针对英军防线的集结每周增多，且极有可能先向英军发动主攻。更有甚者，自1917年四五月份以来，法军未进行过一次重大战斗，而英军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进攻，如我们所见，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最后，法军士兵享受的探亲假差不多是英军同志的三倍；就是说，法国步兵在任何特定时刻离开战线的人数比例是英军的三倍。

在来自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压力下，黑格于12月同意将其防线延伸14英里，远至南边的巴里西；换防工作于2月完成。法军提出的英军防线应向东南延伸30英里至贝里欧巴克的进一步要求，克列孟梭先生以辞职威胁支持这一要求，但遭到英军总司令以类似威胁的成功抵制。

威廉·罗伯森爵士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的持续摩擦和缺乏信任于2月初达到顶点。首相在小心翼翼而坚持不懈地酝酿建立统一指挥部的设想，但他觉得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显然包括置英军于法军司令指挥之下的一项建议，是他判断没有力量实行的。这是一个将激起威廉·罗伯逊爵士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联合辞职的危险问题。战时内阁可能不会联合起来给予支持；自由党反对派可能全体一致提出反对。因此，首相迄今一直把自己的心愿搁置起来；12月在讲到一位独立的最高统帅时，他对下议院说，“我完全反对这个建议，这是行不通的。它将产生真正的摩擦，可能不只是产生军队之间的摩擦，还导致国家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摩擦。”

尽管如此，劳合·乔治先生继续采取一系列极为费力和神秘莫测的策略，稳步向他的解决办法前进。1月30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他促成了一项决议：建立一支由30个师组成的总后备军，委托一个由英国、意大利、美国和法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由福煦将军任司令。此项建议是，他和战时内阁对于人们指责他们面对德军的不断集结轻率地减少在法英军兵力的答复。毫无疑问，如果这一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如果福煦得到30个师的兵力，专用于支援前线遭受攻击的任何地方，那末黑格在有紧急需要来到时刻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兵力支持。然而黑格不欢迎这项建议，他宣称根本拿不出军队给总后备军，甚至连拨给前线兵力也不敷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指派英军某些师用于其他地方就只能流于形式了。除非在别处遭到进攻，否则休想从黑格手中调走一兵一卒。

此项决议就和最高军事会议诸多其它决议一样，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战事的发展中，英军既未得到黑格所恳求的增援，也没有得到劳合·乔治先生苦心孤诣试图提供的后备军。

虽然30个师的后备军尚无着落，但控制这样一支部队的执行委员会已在凡尔赛建立。威廉·罗伯逊爵士声称，作为帝国参谋长，在委员会中只有他一人代表大不列颠。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首相觉得自己有足够力量对付它。他宣布，一人不得身兼二职是一个根本原则。他的意图肯定是给内阁配备另一套军事顾问班子，可用这些顾问的意见约束和纠正罗伯逊—黑格的观点，以防止再次发生像帕森达勒那样的进攻。毫无疑问，他还可能运用这一新的机构推行西线以外的作战计划。这个安排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帕森达勒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目的是有价值的。在此没有必要探究和争论其策略的复杂细节。2月11日，罗伯逊返回他有点失慎地离开了数日的伦敦时，战时国务大臣召见他，交给他一份由首相于2月9日签署的通知；这份文件将帝国参谋长的职权降到了基奇纳下台前原有的限度，它规定了英国军事代表在凡尔赛委员会中的独立职责；第三，文件提名威廉·罗伯逊爵士为军事代表，亨利·威尔逊爵士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对自己的职务被取代感到震惊，于是以委员会安排不健全为由，拒绝去凡尔赛赴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职位，尽管原来指定威尔逊，后来又轻率地交给赫伯特·普卢默爵士，后者也同样快速予以拒绝。最后再次请罗伯逊担任，但职能减少到首相通知上所规定的。2月16日，罗伯逊用书面形式拒绝同意规定的条件；当晚，官方新闻局宣布政府已经“接受他的辞呈”。他实际上是被免职的。竭尽全力调解分歧的德比勋爵也提交了辞呈，但未予接受。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贯遵奉军人职责的原则，此原则阻止他在与政府关系紧张时刻，在帝国总参谋长被免职之际提出他自己的辞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无论对错——在他看来，涉及他所指挥的英军安全问题上，只要有必要，随时准备辞职。但是这些军人个性使他在服从中允许自己成为唯一的例外。如果他思想上曾产生过个人阴谋的任何动机，那末最高军事指挥部与文职政府之间的危机势必严重恶化。此时政府的地位是稳固的，在严重争端上他们可以依靠公众的支持。首相并没有畏缩。然而，黑格不作评论，他的职务仍被保留，这使焦虑不安的战时内阁感到宽慰；亨利·威尔逊爵士迅即奉命填补白厅中的空缺。

如果认为在上述交易中，任何方面完全受遵循国家责任感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是在事件赤裸裸的记录底下，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首相和威廉·罗伯逊伯爵两人都极其认真，双方估量了力量，双方都深知他们所冒的风险。这两位人士再也不可能继续共事。权力中心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行动迟早要发生。冲突未能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形式，实属一大遗憾。

威廉·罗伯逊爵士是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作为战略家，他的洞察力并不深刻，但是他的观点鲜明、深入且切合实际。他在任职期间重新推行了有条不紊地处理陆军部问题的方法并恢复了总参谋部系统的活力。他缺乏自己的主见，但对否定偏激的观点有敏感的判断力。他用最平易的措辞表述军事专业的思想；他所持的战争政策概念与本书所述的观点完全相反，但他真诚而地始终如一地坚持。当大战胜利之后他最终从陆军退役时，我作为战时国务大臣，欣然向国王推荐，使得他漫长而光辉的戎马生涯能够从普通士兵开始，以手持陆军元帅的节杖圆满告终。

我没有介入这场紧张的内部混乱。那整整一个星期我正在前线忙得不可开交，只有在返回以后，我才从这场戏剧的各个角色那里获悉种种内情。我对本职工作所持观点，使我必须经常保持与战斗前线实际形势的不断接触。总司令给予我在英军战区行动的充分自由，把各种设施供我使用。我十分急于通过亲自观察，了解与大规模防御战有关的据守战线的最新方法。我与指挥加拿大军第3师的利普塞特将军住在一起，在他深有教益的指导下，详细考察了在朗斯对面他据守的从前线到后方的整个地区。

前线的状况与我在1915年服役于近卫团或1916年任营长时所知道的情形大不一样。过去带刺铁丝网、胸墙、射击踏台，土墙和掩体的连续战壕系统，以及配备的巨大兵力，这些往往构成最强大抵抗力的第一道防线看不到了。只留下由前哨站组成的外围，保持和敌人的接触，有的前哨站构筑了防御工事，而另一些则全靠隐蔽点掩护。在这些前哨站后面两、三千码距离范围内，部署了错踪复杂的机枪掩体，几乎都可发射侧冀火力互相支援。细长的交通壕联络这些机枪掩体，人员得以在夜间进出，进行轮班。带钩铁丝网并不是成连续带状横向拦在战壕前面，而是倾斜地间隔设置，以便把敌人引入受到机枪火力无情扫射的通道。各重要据点之间保留空旷地面，使防护性弹幕可以猛力射击。这就是战斗区。后方约2000码或更远处是野战炮兵阵地。长久以来误称为“棱堡”的坚固工事、深格网状战壕和更深的地下掩蔽部都经过精心的伪装，供后援部队集结和停留之用。从这里再往后，在不显眼而偏僻的深处，设有旅指挥部，在它的后面，重炮和中型炮群故意成不规则队形排列。当日，因天公作美又无战事，我们得以小心冀冀地深入阿维翁村的废墟，在那里三两人一组的目光犀利的加拿大神枪手们不停地冲着50或100码处的德军前哨站呼叫。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在前线和远至后方目睹了细致完美的组织，这一切鼓舞了我对防御系统所具实力的信心，这种实力是随着战事的推进逐步形成的。怀着本书描述的在现代条件下进攻与防御的相对力量的坚定信念，至少就该战区而言，我预期德军品尝我军曾长期被迫饮下的那种苦酒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但上边所述情形绝不能代表前线的总局势。

02.

记述我获悉亨利·威尔逊爵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所怀的极大喜悦，决没有贬低威廉·罗伯逊爵士才能的意思。我们彼此相识已有多年。我初次遇见他是1900年2月在图盖拉河的岸边，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桀骜不驯但幽默诙谐的少校，刚从彼得山战斗的一夜浴血奋战中回来。正是从1910年起和他的讨论中，我研究了法、德战争的问题。尽管我当时就战争开始阶段所得结论与他研究的结论有些不同，但我对他十分感激。我永远忘不了1911年8月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向帝国防务委员会提交值得纪念的预测。在此期间我们是亲密的同盟者。危机过去之后，关于爱尔兰的争执，使我们的私交一刀两断。作为忠诚的乌尔斯特人后代，他对自由党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有无限强烈的不满。在英国对德宣战之前的一段紧张日子里，我们不得已见过几次面，但都纯因公事。我为之起了一定作用的舰队动员和同法国联合的最终决定，廓清了威尔逊心中此前对我的一切意见。但对此我并不知道，因此在8月的一天上午，我以惊讶的心情在海军部接受他启程赴法国前夕的一次礼节性访问。他说，以前所有的分歧一笔钩销了，我们又是好朋友。他后来反对达达尼尔远征。当时他对战争的目光仅仅是根据法国的战争。如果他抓住了形势的核心，或许他的意见会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作为参谋长他推行的政策范围比西线广阔得多。但是这些意见分歧，就我所知，并没有损害我们的个人关系。后来我担任营长赴法作战时，他对我处处以礼相待，并经常无拘无束地讨论军事和政治的整个形势，还是像当年在白厅我的职位比他高的时候一样。他任职参谋长，立即导致了战略和物资方面最密切的协调。我所持的观点，也就是本书所述的战争思想，受到了他的热情而意义深长的欢迎。他采取的第一行动几乎就是满足陆军部对坦克兵团的要求，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4.6万人。

战时内阁第一次发现亨利·威尔逊爵士是一位才智超人的专业顾问，他能够明白晓畅而令人信服地解释整个局势，并为采纳或反对任何做法的提出种种理由。这样的才干在英国成了习惯性猜疑的对象，不管是否正确。但这样的才干在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中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亨利·威尔逊爵士有自己离奇的习性和表达方式，不断地校正用语，使他人理解其思想的清晰性。他讲话常用比喻，常使用古怪的形象以及模棱两可的词语。他有自己的一套词汇。把政治家称作“教士”；把克列孟梭常常称作“老虎”他甚至直呼其为“老虎”。他的忠诚侍从武官邓坎农是“Lord”*。他莽拙地将法国一些城镇和将军们的名字念得滑稽可笑。在讨论最严肃的问题时，他用不稳重的语气说话。有一天，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开始对战时内阁说，“首相阁下，今日在下就是德国佬。”接着从德军司令部立场出发，对局势作出一番深刻的描述。另一天他成为法国人或保加利亚人。在我看来，眼前问题的根源总会从他这种装模作样的言谈中显露出来。不过有的大臣对此甚感恼怒。他还没有达到像福煦元帅那样的地步，有时用哑剧手法来作军事描述，不过他们提出军事论述的手法，多有共同之处。

笔者行文至此，犹如见到他的清晰形象站立干内阁作战室的地图前，用简练如电报的语言作评论，“今晨，先生，一场新战斗。”(读者听到此话就能知道正题已经开始)“此次进攻者为我方，我们用两支军队出击——支英军，一支法军。黑格爵士在自己的车厢里，首相不很舒服，车行已近美好的亚眠市。罗利③在首相左侧，德贝尼在其右侧。罗利正指挥500辆坦克。是一场恶战，我们以为您不愿意我们事先告诉你这件事。”我不能担保与他的原话一字不差，但这是他原话的意思和语气。

我们应该感激未来的不可知。我竟在这同一房间里见到另一番景象。亨利·威尔逊爵士已不在了。首相和我面面相觑，在我们之间的办公桌上放着手枪，在一小时之前就是桌上的手枪使这位忠诚战士饮弹身亡。

笔者的叙述在这里离开了按历史年代的循序，提起这位我们时代英国最有理解力的军事思想家，他虽未指挥过军队，但他是一位有时能对最重大的战事施展深远和吉利影响的军人。

与亨利·威尔逊共事、担任其副职的是才气横溢的哈林顿，此人与普卢默一起时，曾为第2集团军赢得了无比威名。我想我可以说，在为1919年**的战役制造武器的所有事情上，以及他们对生产计划不可避免的深刻反应上，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支持我为供应部队拟定的全部主要方案，并在亨利·威尔逊爵士的领导下，运用参谋部的整个力量推进大规模机械作战的计划；我们相信无论那天的战斗持续到多晚，机械作战将带来决定性的结果。

此时我在陆军部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军械署署长弗斯将军。在我赴前线数月中，他指挥我服役的那个师，我们曾多次争论我当时所能够提出的那类方案直到得出结论。为确保在广泛的炮术领域最密切的接触，经米尔纳勋爵④同意，我任命他为军需委员会的实实在在的委员。因此，所有这些意义深远、尽管是从属的、但至关重要的管理，从此形成了统一；我们唯一担心的只有敌人了。在这种有利的氛围中，3月初我公开地从军需部的立场出发，完成了对战争的全面考察，并展开关于机械作战的争论。

但是狂怒的暴风雨此刻即将向我们袭来，各种论点很快由熊熊战火进行说明和纠正。鲁登道夫再次把我们带入大规模战斗时期，在没有必要的机械武器和车辆的情况下进行孤注一掷的进攻，消耗了德军的实力，他注定要导致结束这次大战的“沿300公里战线的总决战，”并使这场战争的结束在经历多次可怖危险期之后，比我方最佳方案所能实现的提早了一年。

————————————

①或者从12营减少为9营，先锋营不计算在内。

②2个印度骑兵师从法国派往巴勒斯坦。

*Lord意为“老爷”或“勋爵”。——译者

③即罗林森将军。

**原文如此。——译者

④米尔纳勋爵现已接替德比勋爵任陆军部大臣。

第50章、3月21日

01.

随着帕森达勒战役在隆冬的暴风雨和泥泞中停止，德国军事统治者们又集中注意力于一种新的局势。俄国的崩溃使他们能将100万军队和3000门大炮从东线运往西线。因此，从发动入侵以来，他们首次自认为拥有了对在法国的协约国军的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转瞬即逝。美国已经宣战并正在武装起来，只是军队尚未抵达。一旦大批美国成年男子得到训练和装备，运到前线，那末德国从俄国毁灭中获得的全部数量优势，不但被抵销甚至被超过。——同时，德国陆军司令部了解英军在帕森达勒遭受的严重损失，因而觉得自己有能力判定英军实力和作战素质在明显下降。最后，德奥在卡波雷托战胜意大利所产生的令人惊讶的声望，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这无疑是提出和平谈判的有利时机。俄国已经垮台，意大利气喘吁吁，法国筋疲力尽，英国陆军力量使尽，德国潜艇尚未失败，美国远在3000英里之外。据此一切，德国政治家的才能正处于完全可以进行决定性干预的地位。德国从俄国获得大量的战利品，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和蔑视，因而德国有极大可能向法国作出重大领土让步，并向英国提出完全恢复比利时的领土与主权作为媾和条件。苏俄对协约国事业的摒弃，结果是俄国对外所有领土要求的消失，这为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谈判创造了似乎便利的条件。这些便是这一大好机会的各种情节；它也是最后的机会。

但是鲁登道夫对这些东西一概不予理睬。我们必须把他视为此关键时刻的主宰意志。从贝特曼—霍尔韦格垮台以来，居于德军参谋部机器之首的他和兴登堡，已经篡夺或至少是获得了对政策的主要控制权。内心深处对局势的重大变化充满恐怖，骨子里可能是和平主义者的德国皇帝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力量的明确考验中，结果屡屡证明军人的势力居绝对支配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建立在专业化军事观点的基础上，不能对国内外许多起作用的最重要力量作出公正的估计。因为这种估计是不全面的，所以它变得更加危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可以用辞职相威胁的手段作出他们所希望的最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左右了德国的命运。但是他们仅仅熟悉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只能驾驭属于他们自己军事领域应付形势必不可少的这些部分。当时完全缺乏国王、军人、政治家的最高联合，历史上伟大征服者显然需要这三者的联合。

鲁登道夫一心要保住东方的库尔兰、立陶宛和波兰。难道他不是在这些地区获得名声的吗？他还决心保住比利时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列日，在那里他也立下显赫的战功。他认为如果德军要为未来的战争获得一个理想的战略起点的话，这就是当务之急。他和德军参谋部不但不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任何一部分，还反而把获得梅斯以西包括布里耶盆地作为保护区看作起码的审慎措施。这些先决条件，加之拥有从俄国前线撤回重新集结的军队，便决定了事态的进程。

1917年11月11日(日历上后来因其它理由定为庆祝的一个日子)，鲁登道夫、冯·库尔和冯·舒伦贝格在蒙斯召开会议。这些高级参谋名义上的主子们——兴登堡、鲁普雷希特王子和皇太子——皆不劳其光临。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在西线发动一次最大的进攻；不准其它地方分散兵力，唯有在此条件下，才有足够的兵力用于发动一次这样的进攻；反攻必须于2月或3月初赶在美国发展其力量之前进行；最后，必须打败的对象是英军。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下达了详细准备的命令。每项行动都有代号名称：冯·库尔进攻下阿尔芒蒂耶尔战线的计划称“圣乔治一世”；对伊普尔突出部的进攻称“圣乔治二世”；向洛雷特的阿拉斯圣母院的进攻称“火星”；最后还有“米迦勒I、II和III”。直至1月24日，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之后，最后选择先进行“米迦勒”的进攻。

此次进攻的目的是要突破协约国军的防线，到达索姆河自哈姆至佩罗讷河段。日期原定于3月20日。战斗打算于数日之后由代号为“火星南”的进攻予以扩大；由瓦兹河以南的第7集团军实施名为“天使长”的辅助进攻作为牵制。“圣乔治一、二世”的准备也要在4月初完成。有52个师可用于代号为“米迩勒I、II、III”和“火星南”的进攻，也就是第17集团军的5个主攻师、2个普通师；第2集团军的15个主攻师、3个普通师；第18集团军的19个主攻师、5个普通师；后备军的3个主攻师。尽管与冯·舒伦贝格和冯·胡蒂尔在进攻各阶段的方向和重点上有某些意见分歧，鲁登道夫还是坚持自己的构想：“必须打败英军。”打败英军的最好办法是进攻圣康坦的任何一侧，咬掉康布雷突出部。之后，第18集团军沿索姆河组成一道防御侧翼，以阻止法军进攻；其余德军可使用兵力在前进时改变方向，从西北方向攻击英军，并迫使其向海岸退却。两个“圣乔治”攻势引而不发，用作进一步和可能的最后打击。根据上述基本原则，全部有关德军完成了各自的部署。

最后，德国皇帝于3月10日批准如下命令：

总参谋长

总司令部3月10日，3月12日发布：

皇帝陛下的指挥官们：

(1)3月21日实施“米迦勒”进攻计划。于上午9时40分穿透敌人阵地。

(2)鲁普雷希特王子所部的集团军群的首要战术目标是切断康布雷突出部、奥米农河以北以及远至该河与索姆河汇合处的英军退路，占领克鲁瓦西耶—巴波姆—佩罗讷一线。……如果右翼攻击之进展非常顺利，该部将推进至克鲁瓦西耶以远。该集团军群的嗣后任务是向阿拉斯—阿尔贝推进，左翼固守佩罗讷附近的索姆河，协同向右翼进攻的主力，攻破第6集团军对面的英军防线，以进一步腾出固定在战场上的德军继续前进。一旦出现上述局势，立即指挥在第4与第6集团军后边的所有师向前推进。

(3)皇太子所部之集团军群首先攻占奥米农河以南的索姆河段和克罗扎运河。第18集团军务必迅速推进占领索姆河与运河上渡口。还必须准备扩展右翼直至佩罗讷。该集团军群将研究从第7、第1和第3集团军抽调一些师增援左翼部队的问题。

(4)司令部①保持对第2警卫师、第26符腾堡师和第12师的控制。

(5)司令部保留它关于“火星”和“天使长”攻势的决定，并以战事之进展为指引，不间断地实施对这些行动的准备工作。

(6)其余各集团军依照总参谋长3月4日第6925号作战令采取行劝。鲁普雷希特所部集团军群保护“火星—米迈勒”行动之右翼，以对付英军的反攻。德国皇太子的集团军群在法军向第7(不含“天使长”战线)、第3和第1集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后撤。

陆军司令部保留它有关加尔维茨和阿尔布雷希特公爵集团军群的决定，即在受到法军大规模进攻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战略措施或将各师进一步撤往该战区。

冯·兴登堡

02.

3月19日，由军械署长陪同，我在蒙特勒伊军械库召开一次会议，与参谋长、坦克兵团司令和数位军官及专家协商，以期拟定1919年坦克发展计划的方案，并确定时间和组织1918年的坦克交付使用等问题。我和总司令住在一起，午餐之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领我进入他的个人工作室，在地图上用他的观点解释了当时的形势。德军向英军防线，尤其在第5集团军对面的大规模集结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一切都尚不确定，但总司令已天天预期会出现一场空前规模的进攻。北线集结大量敌人，英军自伊普尔至梅西讷的防线有可能遭到突袭，显然可以预料其主力进攻将落在自阿拉斯至佩罗讷防御阵地甚至更南的防线上。所有这些可能性，已在前一天由炮兵司令伯奇将军向我作了详细说明。他的地图非常清楚地显示，德军正在喷芥子气的一些地区(可能是禁止双方在数日内把那里作为进军场地)，在这些地区中间留有宽阔豁缝，毫无疑问敌人将通过这些豁缝发起进攻。在埃纳河地段，敌人针对法军也有重兵集结，只是不很明显。总体来说，在西线半数以上的德国师针对英军防线摆开了阵势，在广阔的各段战线上，估计敌人针对英军部署步兵的最重要标志是：四倍于针对法军的人数。

总司令用焦虑但是坚定的眼光看待即将来临的攻击。他坚持认为，战时内阁与法国人令他勉强默认的安排，即将英军防线向南扩展远至巴里西的安排，对他的部队造成了不适当的紧张。他还抱怨，在这种形势下抽调他的有限兵力的一大部分，划归总后备军，给他带来了压力。他自身的兵力，连充当各部门和总司令部的后备队都不够用，他怎能找到部队提供给总后备军？我提出，如果如他所想信的那样，敌人投入的主力针对英军，那末他将得到这整个后备军的好处；如果不是这样，问题无须再予讨论。他说对此他倒更喜欢自己与贝当将军所作的安排；根据这些安排，一旦发现英军或法军成为攻击目标，则七八个法军师或英军师可随时准备从侧面向北或向南移动支援。根据对前线的总体考察，看来有110个德军师面向57个英军师，其中至少有40个德军师面对我第5集团军；85个德军师面对95个法军师；4个德军师面对首批9个美国师，他们已进入防线各点，特别部署在圣米耶勒附近。

我们的谈话约在三点钟结束。在我告退时，军械署长向我建议，既然我在圣奥梅尔召开的化学战会议开始之前尚有两天空闲，我们不妨对我们呆过的第9师作一次短暂访问。他任那个师师长时我曾在那里服役，现由图德将军指挥该师，自我在印度担任陆军中尉那时候起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们立即启程。图德将军的指挥部设在尼尔吕，在佩罗讷以北10英里遭受战争严重毁坏地区，靠近英军防线的突出部，正好是受威胁防线的中心。我们于天黑之后抵达时，受到衷心的欢迎，寂静的前线只见到炮火的闪光。

图德将军保持高度等惕。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你认为进攻将何时来临？”我们问。“或许明晨，或许后天，也或许一周以后。”次日一整天，我们在战壕里度过。令人疑虑重重的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前线，数小时不闻一声炮响。然而阳光照射的战场充满了不祥之兆。第9师据守他们称之为“灾难防线”的一段，也就是紧接康布雷战役德军成功反击之后稳定下来的地方。我们考察了防御系统的各部分，从骁勇南非士兵(素有“跳羚”之称)把守的戈谢林地到阿夫兰库村后坡地上的中程炮阵地。当然，凡是人想得到、办得到的事都没有忽视。前线纵深4英里是由铁刺网和科学设防的机枪掩体组成的迷宫。地面部队虽然分布稀疏，但这种部署保证能充分发挥每个士兵的战斗力。有关德军将使用大量坦克的传闻和合理预测，导致布设了宽阔的雷区，雷区里密布埋在地下的弹药筒，其灵敏的引信安置在铁丝网中间。在穿过横贯这些区域的狭窄小道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择路前进。夕阳西下时我们离开戈谢林地并向南非士兵告别；此刻我看到他们安详的神态就像德康比利战前夕莱奥尼达斯王的斯巴达勇士。

我在尼尔吕的废墟中就寝之前，图德对我说，“进攻肯定马上来临。今晚可以确定，敌人单在半英里的战线就会集中不少于8个营的兵力进行战壕突袭。”夜很静，只是间或从远处传来大炮的隆隆声和偶尔飞机袭击投下的炸弹声。我在4点稍后的万籁俱寂中醒来，静卧沉思。似乎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突然，数英里之外，六、七响十分而沉重的爆炸打破了沉寂。我想这或许是我们的12英寸大炮，但也可能是地雷。紧接着，正如钢琴家的双手在键盘上从高音部滑向低音部，在不到一分钟内响起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最巨大的炮轰声。“凌晨4时30分，”鲁登道夫在他的记述中写道，“我们的弹幕在轰隆爆炸声中落地。”在远处，从南方和北方，强烈的轰鸣和回响向我们滚滚传来，而炮轰的火光透过精心纸糊窗户的缝隙像闪烁的炉火照亮了我小小的卧室。

我穿上衣服走到室外。在泥泞地外的铺板道上我与图德相遇。“战斗开始了，”他说，“我已命令我的所有炮队开火，你马上就会听见炮声。”但是德军炮弹落在8000码外在我战壕线上的爆炸声如此震耳，以致无法辨清离我们更近处差不多200门大炮射击所添加的喧嚣声。从坐落在尼尔吕高地上的师指挥部，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英里的防线，它呈红色跳跃火焰的广阔曲线，从我们身边绕过，沿第3集团军防线伸向北方，沿第5集团军防线伸向南方，两端都看不到尽头。距天明尚有两个小时，炮弹落在我战壕里的巨大爆炸几乎彼此相接，它们中间几乎没有空间或时间的间距。在爆炸炮弹之中升起一阵阵几乎是连续爆炸的弹药库的熊熊烈火。敌人炮轰的份量与强烈程度超过过去所知的任何炮轰。

只有一门大炮向指挥部开火，这门炮属于“珀西”的变种型号，它射来的炮弹都落在100码以外，没有造成伤亡。向南四分之一英里沿佩罗讷公路，一门威力大得多的重炮将师部食堂化为灰烬。白天来到了人间地狱，火焰的舞姿在烟幕下跳动，烟幕下爆炸的“弹药堆积处”升起一股巨大喷泉般顶上如蘑菇的浓烟。我因公务在身，必须离开这些场景；10点钟时，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向朋友告别，乘汽车顺利地驶向佩罗讷。我对图德的印象是，敲入冻结大地的不可动摇的铁钉。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第9师不但坚持了战斗，而且还顶住了敌人的每次猛攻，守住了第3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结合部的前哨阵地。只是因战线总的后移，才在下达命令后撤退。

03.

这里只能对战斗提供一个最简要的轮廓。已有许多全面而精彩的报导问世，还将写出更多的记述。综观其规模与强度、数量与质量，“米迦勒”攻势必须毫无例外地视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最猛烈的进攻。在从桑塞河到瓦兹河40英里的战线上，德军同时出动了37个步兵师，有近6000门大炮的掩护；他们还得到差不多30个师的密切支援。在同一战线，英军防线由17个师和2500门大炮据守，另有5个师作为后援。此外，还有在瓦兹河以南由德军3个师向英军1个师发动的进攻。总计德军集结并投入超过75万的兵力对付30万英军。在突出部的北面和南面有两个长10英里的防线段，第9师就驻守在那里。敌人布阵的密度是每1000码配备1个突击师，达到的优势是4比l。

图37、3月21日战役示意图

————，3月21日早晨防线；…………，4月9日防线；Abbeville，阿布维尔；Ailette

R.，艾莱特河；Alber，阿尔贝；Amiens，亚眠；Ancre，昂克尔河；Arras，阿拉斯；Avre

R.，阿夫尔河；Bapaume，巴波姆；Barisis，巴里西；Beauvais，博韦；Bellonglis，贝隆格利斯；Bothune，博蒂内；Calais-Boulogne，加来—布洛涅；Cambrai，康布雷；Chauny，绍尼；Combles，孔布勒；Compiegne，贡比涅；Creil，克雷伊；Croisilles，克奋瓦西莱；Doullent，杜朗；Escaut，埃斯科河；Fifth

Britsh(Gough)，英军第5集团军(高夫部)；First

British(Honne)，英军第1集团军(霍恩部)；Fontaine，方丹；Hornoy，奥尔努瓦；II(Marwitz)，德军第2集团军(马尔维茨部)；Ilam，伊拉姆；La

Bassec，拉巴塞；La Fere，拉费尔；La Vacquerie，拉瓦凯列；Le Plemont，勒普莱蒙；Le

Plessis de

Roye，勒普莱西德鲁瓦；Lille，里尔；Mailly，马伊；Miles，英里；Moeuvre，莫厄夫雷；Montdidier，蒙迪迪耶；Moreuil，莫勒伊；Moy，穆瓦；Nerles，内勒；Nirlu，尼尔吕；Noye

R.，努瓦河；Oise

R.，瓦兹河；Orville，奥维莱；Paris，巴黎；Peronne，佩罗讷；Pontoise，蓬图瓦兹；R.Aisne，埃纳河；Renaud，雷诺；Roisel，鲁瓦塞勒；Roye，鲁瓦耶；Scale，比例尺；Scarpe，斯卡尔普河；Somme

R.，索姆河；Souisson，苏瓦松；St Quentin，圣康坦；Tergnier，泰尔尼耶；Third

British(Bing)，英军第3集团军(宾部)；VI，德军第6集团军；VII，德军第7集团军；Villers

Ghislain，维莱吉兰；Vimy，维米；von

Gayl，冯·盖尔；XVII(Below)，德军第17集团军(贝洛部)；XVIII(Hutier)，德军第18集团军(胡蒂尔部)

英军投入的部队包含整个第5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近半，分别由高夫将军和宾将军指挥。防御工事系统分作前哨区和战斗区，前者旨在阻滞敌人并打乱其编队，后者是主战场。防御系统平均纵深约4英里；其后还有后备区，那里没有时间或人力建筑工事，仅建有中程炮队和重炮炮队的掩体。实际上，在第5集团军的整个防线，尤其在从奥米农到巴里西的新接防地段，许多战壕线和火力点还只草率不完整的形式。例如，后方区仅有挖入草地几英寸深的一条线，连良好的公路和轻轨铁路的交通线都还没有。防御手段就是复杂安排的火力点、机枪掩体和棱堡，它们互相支援，在必要的地段由战壕或地道彼此相连，并受到严密组织的弹幕射击的炮队掩护或支持。在英军防线的后面就是索姆河战场的荒野。他们的左侧在战略意义上依托维米山脊突出的山壁；他们的右翼与相对较弱的法军部队相连。

关于进攻的时间或总方向毫不令人惊讶，使人吃惊的在于其规模和力量。在难以置信的狂轰持续了2—4小时，并在某些地方大量施放毒气之后，德军步兵开始前进。1915年和1916年大部分时间里，该整个区域曾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敌人任何单位中不乏熟悉每寸土地的军官和士兵。他们采取的进攻方式是，他们在康布雷战役后的反击中初次尝试过的“渗透”法的扩展。低悬的雾，有的地方很浓密，至少在最初阶段有利于他们的计划。英军所依靠的独立哨位系统，因为其数量相对较小必然稀疏地散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清晰的视野，既为他们自己的机枪手，也在较小程度上为保护它们的炮队提供射击目标。德军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以小股突击队顺利地进入我前哨区，并带有机枪和战壕迫击炮。其后紧跟大股部队，到中午时已在多处穿入我战斗区。英军各哨所，被炮弹与毒气炸毁、震懵或窒息，在迷雾中茫然不知所措，处于孤立无援之境，还往往受到后面的包抄；但他们仍顽强自卫，与敌互有胜负。在整个约160平方英里的战场上，接着发生无数的浴血战斗。但是德军依仗他们的出色组织和对地形的熟悉，又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作后盾，在白天不断侵袭并在数处穿入我战斗区。夜幕降临时，英军各师几乎全都被迫退出最初的战线，在战斗区内多处与敌人混杂在一起。

英军各孤立哨所奋不顾身的抵抗，使敌人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并对最后的结果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从一开始德军就获悉他们所要对付的军队是，只要还有一枪一弹就会战斗下去，不管战场上别处出现什么情况或者是否还有胜利或逃生的希望。

战斗在继续。新增德军潮水般不停地卷入战斗。到22日夜，英国第5集团军已经完全被逐出战斗区，半数军队已退到指定的最后防线之外。英军第3集团军仍在战斗区内及其周围战斗。德军在瓦兹河以南的穿透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军死伤被俘逾10万人，并损失大炮近500门。德军一方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他们的进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们的人数之多使其遭受的损失在战斗中显得微不足道，压倒多数的后备军随时可供调遣。另一方面，英军的总后备军仅8个师，其中5个师可随时调用。法军行动太慢或者距离太远，因而连续数日一直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援。于是，休伯特·高夫爵士于22日夜命令索姆河后面的第5集团军全面撤退。他下此命令的目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佩罗讷的重要中心及其以南的索姆河”。他退往这一线采取全面防守后方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样薄弱防线一旦在如此广阔的战线上开始撤退，那末只要敌人的压力持续不断，撤退很难停止。各军或师的情况十分不同，以致中途停下来抵抗的部队会发现自己的侧冀因其他部队退却而被暴露。索姆河上的许多桥梁大多被炸毁；但留下来的——其中交付给铁路当局而不是给部队的最重要的几座——还足够德军运大炮迅速过河。加之在这个时节该河很容易徒步涉过。

于是英军战线跨过昔日布满弹坑的那片可怕的无人区战场，连续五天往后退却。各骑兵军则填满防线的缺口，空军集中全力投入战斗，低空飞行，给源源不断向前推进的敌人纵队造成沉重损失。其间，从战线其它部分抽调的后备军以及由军校和技术机构临时组建的部队也相继抵达战场。与此同时，随着每日的推进，德军突击的力量和势头减弱。实际战斗已经为疲惫的双方军队痛苦而艰难的向西跋涉所取代；当退却的英军得到足够的增援而全面停止后撤时，追击者也发现自己同样精疲力竭，他们自己的大炮和给养远远地落在后头。到27日夜，大战的第一次危机结束了。

全部“米迦勒”攻势都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但是“火星”攻势在哪里？德第6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右翼原定于23日投入战斗，向阿拉斯和维米山脊进攻，但他们直到28日才发起进攻。这里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原因。因为宾将军已秘密地将部队从蒙希的防线撤退，并防守后方4英里处的阵地。德军对伪防线的空战壕实施炮轰。他们花了4天4夜才将大炮拖上前来对新阵地发动攻击。因此第二个大浪潮未能与第一个汹涌波涛同步进行。第二个大战没有增加第一个大战的强度，而是在第一大战的高潮过后的单独战争。此外，德国第2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在初始进攻中取得的进展没有实现鲁登道夫的预期。23日上午9时30分，他不得不放弃首要的战略希望，即全面击败在法国的英军并将其逐至海岸，不得不满足于达到以下极其重要的确定目标：通过占领亚眠把英军和法军隔离开来，第18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正在向亚眠挺进。他中午下达的命令是：“很大部分英军已遭沉重打击。……现在战争的目标是沿索姆河两岸快速前进以隔开法军和英军。”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缩小的目标。

28日晨，已被延误的向阿拉斯阵地的进攻(代号火星)开始。进攻是在一条20英里的战线上发动的，由德军20个师对英军8个师。双方采取的方法与3月21日相同。但是天气晴好，防守方工事的机枪和大炮达到了最佳的配合。每一处的进攻都被击退，并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连前哨区的许多火力点都守住了。战斗区没有一处受到严重影响。负责防卫的各战斗师根本不需要外边的后备军。德军虽然极其勇敢地向前推进，但纷纷倒地，尸体成堆。②8天战斗的结果，英军在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军援助的情况下，阻止或者说打败了这次空前规模的进攻。

从23日上午起法军断断续续地和无力地投入战场南部的战斗。当日拂晓，一个师(第125师)进入战斗。夜间，一个不骑马的法军骑兵师进入防线。法军第9、10、62和22师于24日下午进入防线，虽然只有两个师没有炮队，但所有师都没有“机枪”，步枪弹药每人不超过50发。法约勒将军25日上午即接受防守索姆河以南第5集团军整个战线的职责，但是直到27日，战斗的主要压力，甚至在这个区域，也仍继续由筋疲力尽的英军部队承担。直到28日午夜，第一次和第二次战斗的危机过去时，法军没有一次用6个师以上的兵力同时投入战斗，而且没有一个师认真作战。战斗直到28日的转折点都只是在英军与德军之间进行。

战事已近最后阶段，此时仍在作战战线的那些地段的法军不断积集力量，他们发挥了与英军同样的作用。德军第18集团军打退法军的微弱抵抗，实际上已于27日占领了蒙迪迪耶。但这是德军推进的最远点。鲁登道夫说，“现在敌人的防线越来越密集，在某些地方他们甚至在攻打自己；而我军没有援助就不再有足够力量制伏他们。弹药不足，供应困难。尽管我们作了各种准备，但公路和铁路的修复需时太长。在全面补充弹药之后，第18集团军于3月30日进攻蒙迪迪耶和努瓦永之间地区。4月4日，第2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右翼进攻的索姆河以南面对亚眠的阿尔贝。这些攻击不起决定性作用。③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敌人的抵抗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制止的。……战斗到4月4日结束。”

让我们集中注意实际发生的事实。胜利属于何人？与一般接受的判断相反，我认为，根据严格检验得失来判断，德军被决定性地打败了。鲁登道夫未能达到一个战略目标。到23日上午他被迫放弃了战胜英军主力并迫使其退到海边的梦想，不得不满足于攻占亚眠和隔离英军与法军的希望。4月4日以后，他又放弃了这两个十分重要的但对于他是次要的目标。他说，“战略上，我们没有实现23日、24日和25日的胜利鼓励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我们也未能拿下亚眠。……这尤其令人失望。”那末他们得到了什么？德军重新占领了他们的旧战场和一年以前残酷蹂躏和毁坏的地区。他们再次拥有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没有肥沃的省份，没有富饶的城市，没有山川屏障。没有新的未开发资源成为他们的报酬。目光所及，只有令人憎恶的向四方延伸的弹坑累累的战场。废旧的战壕、无边无际的坟场、皑皑白骨、炸毁的树木和毁坏的村庄——从阿拉斯到蒙迪迪耶，从圣康坦到维莱布勒托讷，这些都是最伟大的军事思想的杰作“死亡之海”，和可载入战争编年史的最可怕的猛攻。大战以来首次，或者无论如何可以说从1914年伊普尔之战以来，他们的损失或阵亡士兵数与英军之比是2：1，阵亡军官数之比是3：2。他们俘虏了6万人，缴获1000余门大炮以及大量弹药和物资。但是他们俘获人员的优势远远抵不过大量人员受伤的损失。他们的物资消耗大于他们的俘获。如果说德军的人员损失是严重的，那末他们的时间损失是致命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德国陆军不再蹲伏蓄势，而是无力地躺卧；它的大部分后备军已经展示而且投入了战斗。另一方面，由于严重危险的压力协约国不得不付出努力和牺牲，正如我们将看到，如今带给她们的好处大大超过她们的损失。

对这次会战的互相指责在英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4月，陆军部作战处长莫里斯将军，因政府未能在冬季增援陆军而忿忿不平，指责劳合·乔治先生不正确地向下议院报告了这次战事的事实和数字。这不但在反对党中，而且在政府的支持者当中，甚至在执政党的党员中引起了紧张和半信半疑。当阿斯奎斯先生在辩论中提出正式质疑时，首相使下议院深信，他的报告以莫里斯将军的副职书面提供情报为根据。这一答复对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争论的实际是非曲直几乎不再讨论。劳合·乔治先生接受了随后出现的分歧，它标志他的自由党追随者和阿斯奎斯先生追随者之间的分裂。8个月以后，在大战胜利之际举行大选时，所有当时在这件事情上投票反对政府的人，现在受到了获得胜利的联合政府的反对，几乎无人幸免于政治排挤。此次争执的反响一直持续至今。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次临时判断。如果黑格没有在帕森达勒之战中消耗自己的军队，或者，如果至少他同意在9月停止那场进攻，那末他3月21日本可以指挥(冬季实际上没有从英国给他派来新兵)足够的后备军，使他能够支撑受威胁的防线。要是没有帕森达勒之战在首相和战时内阁思想上引起的恐惧，那末毫无疑问，他原可以得到数量大得多的增援；从而他将做到既减少生命损失又得到较大增援。假如尽管有帕森达勒之战的失利，要是战时内阁按应该做的那样给他增援，那末3月21日本来可以守住防线。导致英军数量不足的种种原因的责任，应该由总司令部和战时内阁分担。根据宪法原则，毫无疑问最大责任在战时内阁：在远远超越军事或技术领域的问题上，内阁没有使总司令与他们的信念保持一致；还由于他们与总司令的意见分歧，他们没有对军队做到完全公正。然而，鉴于军界的影响在战时占优势，至于“军人”与政治家之间冲突的严重危险，英军司令部必须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04.

我23日在圣奥默附近化学战学校工作了一整天，直到24日中午才抵达伦敦。在化学学校得不到关于战斗进展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因此我立即前往陆军部，探听来自法国的消息。亨利·威尔逊爵士表情极其严肃，他把电报和自己的一张地图拿给我看。我俩步行横过马路前往唐宁街，首相正在那里等他。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日子，劳合·乔治先生和弗伦奇勋爵一道坐在花园里。他们似乎认为我有了第一手消息，于是转身朝我看。我解释说，我所了解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从电报里读到的多，看到的只是一个防御地段头几个小时炮轰的情况。谈了一会儿一般性话题之后，他把我拉到一边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守不住我们已经如此精心建筑的防线，我们怎么能够使用已经被打败的军队守住更后面的任何阵地？我回答说，每一起进攻随着它继续进行都要失去它的力量。这就像把一桶水倒在地面上一样，水起初急速向前流动，然后一路前进一路渗透，最终完全停止，直到再拿来一桶水。在后退三、四十英里之后肯定会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喘息时间；这时候如果作出一切努力，防线就可以重新构筑起来。看来他已经派遣米尔纳勋爵前往法国，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参谋长说他本人打算当夜前往。于是我们商定在他启程之前一起在埃克尔斯顿广场我家同进晚餐。只有我的妻子在场。我回忆起来，在大战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令人焦虑不安的夜晚了。劳合·乔治先生的一个伟大品质就是忘记过去并将整个心身集中于应付新形势的才能。英国可供迅速派遣的部队有20万人；弹药和装备怎么样？威尔逊说，“我们很可能损失1000门大炮，”而“堆积如山的军火和各种各样补给品肯定被丢掉了。”我感谢我当时所处地位，我说，关于这些问题至少没有担心的必要；一切都可以立即从我们的储备中得到补充，并不影响正常供应。不久，总参谋长去赶火车，就只剩下我们二人在一起。首相在真正可怕的职责压力下，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其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虽然不影响战事的进程，但具有头等重要性。24日夜，战斗处于最不利的时候，贝当将军软弱无力而行动又迟缓的援助，正引起严重的关注，当晚贝当将军在亚眠附近的迪里会晤黑格和他的参谋长。尽管确认德军有62个师投入战斗，其中48个师是从后备军新调来的，贝当断言德军主攻仍可能到来，主攻对象将是香槟的法军。他通知黑格说，如果德军继续向亚眠逼近，那末当时集结在蒙迪迪耶周围的法军将遵照法国政府的命令撤向博韦以保卫巴黎。他表明已经照这个意思采取了行动。两年多以前由基奇纳勋爵亲自给黑格下达的最初命令，简言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法军的团结。”但是在此危机时刻完全抛弃了团结的基本原则。

得知法方这一关系重大的意图，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马上发电报要求战时国务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火速前来。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两人已经各自启程。米尔纳用极大的精力办事，在圣奥梅尔见过黑格的参谋长之后，直接驱车前往巴黎把共和国总统克列孟梭和福煦找到一起。他们一同于25日赶赴贡比涅调查贝当的意图；最后，他们带上贝当，于26日中午在杜朗会晤黑格，亨利·威尔逊已先期到达那里。危险的严重性化解了个人之间的和国家之间的所有的偏见与对立。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周以前还被形容为“老糊涂”的福煦，现在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唯有他一人拥有崇高的声望和毅力能防止法军和英军分裂。米尔纳建议福煦应有对亚眠前线军队的指挥权；黑格宣称这还不够，必须授予福煦“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整个法军和英军的实际指挥权。一个月以前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老迈的“老虎”曾鲁莽地对福煦表示直言不讳的疑虑，“闭上你的嘴，我就是法国的代表。”现在该轮到福煦讲话了，“您交给我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危险的形势，支离破碎的防线，正在进行不利战斗。但我还是接受。”就这样，第一次在西线建立了统一指挥，这是劳合·乔治先生长期以来谨慎而巧妙地但坚持不懈地追求的目标；对于这个目标不管有人如何说三道四(肯定不少)，历史将证明，它对协约国事业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数周之后在所谓“博韦协议”中各种应急安排得到进一步确定和详尽说明，根据这项协议，一国军队总司令如果断言最高统帅的命令危及他部队的安全，保证他有权向本国政府提出申诉。

对高夫将军采取了严厉措施。第5集团军自28日起不复存在。它遭受重创的各师在防线后方进行痛苦的改编。缺口由现在迅速赶到的法军、骑兵、从军校召集和临时组建的部队以及罗林森将军堵住，罗林森将军开始用少得可怜的五花八门的人员和物资组建“第4集团军”，坚持摇摇欲坠极不稳定的防线。

高夫再也没有得到另外的军事指挥权。内阁坚持将他免职；或许是正确的理由是，他已经失去部队对他的信心。这位军官在整个大战期间节节上升，从骑兵旅长升到集团军司令。据认为，他1916年底在昂克尔河作战中功绩突出立下殊勋。他和普卢默一起在帕森达勒战役过程中首当其冲，在战斗结束时，人们把失败的责任怪罪于他。他是一位典型的骑兵军官，具有坚强的个性和无忧无虑的孩子般天真的举止。他是一个绝不吝惜自己或自己部队生命的人，当时充当了代价惨重而无望的进攻战的工具，他从帕森达勒战役悲剧中崭露头角，遭到所属高级军官的强烈怨恨，关于这种怨恨的传闻甚至遍布普通士兵中间。一年多的时间使他声名糟到士兵与军官都不愿意在第5集团军服役的程度。有人确信，该集团军供应粗劣，对进攻战不作充分的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夫没有条件克服别人对他极坏的印象。然而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未能找到理由指责他3月21日战斗中总的所作所为。看来在战前和战斗中他采取了每一种措施：这些措施是他的经验和能力能够策划的，也是他极端不足的人力和物力能够容许的；他的镇定不曾动摇过，他的活力不曾耗竭，他的重大决定谨慎而又果断，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没有哪个片断比造成他丢官的那场灾难更令人肃然起敬。

05.

我有责任履行我作出的保证，那就是所有物资损失将立即得到补充；为此，军需部委员会，其下属70个部门和250万男女工人从不知休息，只是以冷静的激情辛勤劳动。每一个长期紧张开工的工厂，放弃了劳动者健康所需的复活节松一口气的机会。一个思想主宰了整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一个月之内完成全部任务。大炮、炮弹、步枪、弹药、马克沁式机枪、刘易斯式机枪、坦克、飞机和成千上万种附件都从我们珍藏的储备中聚集起来。风险是相对的，于是我决定省略常规射击测试，保证提前一个月供应大炮，结果没有发生不幸事故。

3月底以前，我已能向战时内阁和总司令部保证，一俟陆军接收部门能够办理手续，到4月6日就可以供应近2000门各种性能的新大炮及其全套装备。不过实际上，1200门大炮就能满足需要。

————————————

①总司令部。

②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参谋军官说，“看来似有充足光线和时间，对正确布置机枪的防守而言，进攻人数的多少只是提供较理想的靶子的问题。”无人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

③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第51章、高潮

01.

4月9日星期二，德军对英军的第三次大的战役努力开始了。为了阻止德军向亚眠的推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被迫削减其防线其它地方的兵力。他不是平均地削减，而是运用有选择的明智方法。他保持从阿拉斯到拉巴塞运河的日旺希一带巨大中心设防区的强大实力，要塞包括便于防守的朗斯煤田重要地区和连同维米与洛雷特高地在内的大片居高临下地带。在设防区以北，防线不可避免地非常薄弱。英军58个步兵师中有46个师曾在索姆河作战，第5集团军各师正在改组，不宜开入战线。为了把守拉巴塞运河与伊普尔运河之间4万码的防线，黑格只能提供6个师；每个师必须铺开守卫7000码的阵地——就是说，铺开得比第5集团军各师在3月21日以前的防守面更宽；而且几乎所有部队前两周在索姆河的战斗中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因而在德军打击来到前的危急形势下，甚至连这些不稳定的部署都无法完成，所以在新沙佩勒的差不多1万码防线目前由葡萄牙军4个旅组成的一个师防守。

鲁登道夫袭击的目标正是这一段裸露的防线；时间是英军原定用两个师替换葡军的前一天。到4月3日，德第6集团军得到17个师的增援，第4集团军也增加了4个师。德第6集团军准备进攻阿兹布鲁克和凯默尔外边的高地，第4集团军准备进行支援并扩大战果。阿尔芒蒂耶尔镇，因为遭7日夜开始的毒气弹轰击，毒气弥漫，成为无法穿越的地区；德军北翼因此受到保护，在一条11英里的战线上德军10个师向葡萄牙第2师和该师两侧的英军第40师与55师挺进。不少于7个师的德军猛攻葡萄牙军4个旅，葡军立即溃不成军。其侧翼因葡萄牙军溃败而暴露，也很快被压倒。浓雾遮掩了部署在防线后面纵深处的英军机枪掩体。在德军推进的两个小时以内，我防线被打开了1.5万码以上的缺口，通过缺口大量德军像潮水般涌入。组成英军后备部队的第50师和51师，战斗刚一开始便退向利斯河与拉韦河交汇处第二道防线的指定阵地，但是德军突破非常突然，德军推进强度又猛烈，造成葡军撤退的人流普遍的大混乱，因而阻碍英军完全占领事先准备的阵地。他们迅速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运动战。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德军抵达了原来防线后面5公里处埃斯泰尔的郊外；英军5个师的余部在这四面受敌的小块地区周围，奋力构筑并守住一道防线，对付全部投入战斗的德军16个师。

10日早晨天明，德军第4集团军向阿尔芒蒂耶以北4英里长防线发动了第二次猛攻浪潮。这一阶段进攻的时间定在主攻发动24小时以后开始，有充分理由预期在这个地段的英军后备军此时已进入初次战斗。事实上已有4个旅被转移；因此，德军5个师的全部力量压向了我第19师和第25师的5个旅，这5个旅后面只有第29师所剩的一个旅作后备。敌人的进攻获得成功，我防线被突破。“塞子街”村，梅西讷的大部分和维查埃特山脊的山顶，到中午都落入了敌人之手。第34师处于被隔绝在阿尔芒蒂耶尔周围的极大危险中；到10日晚，德军实际上已主宰或可能主宰从维查埃特到日旺希整个英军防御系统。白天，莱斯特朗和埃斯泰尔都已被攻占；夜间，英军8个师的幸存者还据守着一条30英里临时建立的防线，死死抓住德军27个师，德军实际上有21个师参加战斗。第34师于夜间从阿尔芒蒂耶尔突围，凭智谋技巧才逃脱了敌人迅速合拢的夹击。

但是遭攻击的防线虽然大部分严重受损，防线的两翼仍把守得非常牢固。兰开夏师即第55师，在日旺希和费斯蒂贝尔建立起完整的防御工事和组织，在连续七天中打退敌人的每一次进攻，自己损失3000人，俘敌900人。在敌军进攻的北冀，据守的是第9苏格兰师，在3月21日早上该师据守尼尔留巍然不动。它在那次大会战中进行了最杰出和成功的战斗，官兵损失5000余名，但随后迅速得到了新兵补充，该师被送往据信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休整。向南的整个防线被击破，其右翼向后退，经过重组的南非旅，于10日下午4时将德军逐出了梅西讷山顶。敌人企图将该师赶出它已经牢牢钉住的阵地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因此这几个支撑点岿然不动，虽然它们之间的防护墙被完全摧毁。整个防线的安全和战斗的最终结局毫无疑问地取决于这个实际状况。

图38、进攻利斯和凯默尔：进攻利斯1918年4月9—18日；进攻凯默尔4月23—29日。

——，4月9日德军前进线；--------，4月10日德军前进线；—·—·，4月12日德军前进线；Armeintieres，阿尔芒蒂耶尔；Bailleul，巴约勒；Beigians，比利时军；Bethune，贝蒂纳；Cassel，卡塞勒；Dixmuide，迪克斯迈德；Estaires，埃斯奉尔；Festubert，费斯蒂贝尔；First

Army(Home)，英军第1集团军(霍恩部)；German Fourth Army，德军第4集团军；German Sixth

Amly，德军第6集团军；Givenchy，日旺希；Hazebrouck，阿兹布鲁克；Hollebeke，霍勒贝克；Kemmel，凯默尔；La

Bassee，拉巴塞；La Bassee

Canal，拉巴塞运河；Merville，梅维尔；Messines，梅西讷；Miles，英里；Neuve

Chapelle，新沙佩勒；Neuve Eglise，新埃格利斯；Nieppe，涅普；Orginal

Front，原来防线；Ploegsteert，普卢赫斯泰尔特；Popering，波珀灵厄；Portuguese 2nd

Division，葡萄牙军第2师；R.Lawe，拉韦河；R.Lys，利斯河；Second

Army(Plumer)，英军第2集团军(普卢默部)；Wervicq，韦尔菲克；Wytschaete，维查埃特；Ypres，伊普尔；Yser，伊塞尔河；Yser

Canal，伊塞尔运河

11日，敌人第6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的战线联成一体，继续向四面八方扩展他的侵袭，只是在两翼他们无法拓宽。村庄和城镇纷纷落入敌人之手，三年多以来这些村镇一直是英军的驻屯处，它们的名字和艰苦赢得的胜利密切相联。梅维尔、涅普和梅西讷的其余部分先后失守。随着战线的拓展，敌人能部署更多的师，于是增加了进攻的强度，并向我薄弱而不稳定的防线延伸。4月10日和11日整整两天，我第50师和51师沿2万码不断变动后缩的防线与德军7个多师坚持殊死战斗。

到这天战斗结束时，德军战线在原英军阵地形成了一个15公里深64公里宽的突出部。与此同时，各增援部队步行、乘汽车和火车急匆匆来到战场。我第29师余部开始抵达受攻击的北部防线；第4师、第5师、第31师(包括第4警卫旅)、第33师、第61师和第1澳大利亚师，全都赶往南部防区。阵地寸土必争，在夜以继日的短兵相接中，德军遭受的损失，正如他们的参战人数一样，至少两倍于英军。一场名副其实的消耗战终于在这里展开，它充满危险和痛苦，很少为人所知。

德军突击的初始成功超过了鲁登道夫的预期，在战斗的头48小时内，他下定决心扩大进攻的规模，全力以赴攻击英吉利海峡各港口。从4月12日起，德后备军大量投入战斗。两位德国陆军司令夸斯特和西克斯特·冯·阿尔尼姆得到鼓励，从北方的主要集中地自由地进入战场。开始时为了在亚眠前线吸引协约国后备军而进行的利斯河佯攻战，现在演变成了头等重要的战争。

02.

无论是从一般的观点还是从英国人的观点看，同样认为4月12日或许是继马恩河战役以后的战争高潮。看来德军已经下定决心，用他们的命运和重新集结的优势作睹注要置英军于死地。他们在20天内把近90个师投入三大会战，对付一支计算起来不超过58个师的军队，而这些师中近半数又被牵制在未遭攻击的战线上。凭借在攻击区人数三比一且往往四比一的优势，凭借训练有素的突击部队，凭借使用机枪和迫击炮方法，凭借超乎寻常的技巧和冒险精神，凭借他们新的渗透战法，凭借其极具杀伤力的芥子气，凭借可怕的大炮和强大的军事科学，德军极可能成功。在英军司令部看来，法军似乎陷入了麻木和被动，从尼韦勒导致的灾难以来，他们一直在全力对付背叛和小心地使用剩下的人力物力。除了“预先约定的”冬季马尔迈松之战和行动迟缓的有限的几个师在3月21日后的阶段参加索姆河以南的军事行动之外，他们在将近9个月的时间里仅仅进行了一般的壕堑战。在此期间，数量少得多的英军几乎在不停地作战，在共同事业中作出聪明或愚蠢的牺牲，且不说1917年长时间的阿拉斯—梅西讷攻势，在帕森达勒悲剧中40余万人的损失，现在又在鲁登道夫的无情重锤下又损失了近30万人。就是这支军队遭受可怕的损失，流尽鲜血，它的团级军官伤亡数以万计，它的炮兵连和战斗营补充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兵，新兵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军官和互相认识之前就投入战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胆大妄为的德意志帝国聚集起来的巨大力量现在衰减了。

此外，让出阵地不能缓和敌人的冲击或自己获得喘息空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找不到像“矮子国王”大退却那样的策略。到处都可以放弃数公里。帕森达勒战役以高昂代价取得的阵地可以放弃并由此获得些许轻松。伊普尔战役的最后办法是任它去。但是在亚眠的前面，在阿拉斯的前面，在贝蒂讷的前面，在阿兹布鲁克的前面，他们必须存亡与共。因此，12日早晨，这位通常非常克制的而且一直反应冷谈的总司令，向他的部队发布了当日的命令：“我们除了决一雌雄没有其它的路可走。每个阵地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绝不允许退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每个人必须战斗到底。”于是英军远征军各部队全体将士已经作好准备：不成功，则成仁。

战斗在继续。增援部队堵住了战线上不断被撕开的缺口。整连、整营甚至整旅的部队在坚守的阵地上被消灭。坚定、无情、爱冒险的鲁登道夫加大了他的赌注。越来越多的德国后备军投入进攻。大炮的隆隆吼声回荡在佛兰德的上空并传到了海峡的彼岸。但是什么力量也动摇不了右翼的第55师和左翼的第9师。整个12日和13日可以辨认出澳大利亚军来到了，接着是第4警卫旅，他们的英勇气慨阻挡通往阿兹布鲁克的道路。各战斗单位和编队在战线上互相混杂，以致在巴约勒一阿尔芒蒂耶尔公路上，四年前还是陆军少尉的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弗赖伯格发现，在他据守的4000码防线上有来自四个不同的师的人员，由两个师炮兵队的余部掩护，他们都是随战线后撤的。新埃格利斯失守了，接着是巴约勒和梅泰朗，在强大的压力下，防线向后弯曲，但是没有破裂。17日，当德军8个师——其中7个师是新调来的——对著名的凯默尔山的进攻被猛烈击退时，利斯河之战的危机就过去了。总司令的命令得到了严格而忠实的执行。

03.

甚至在利斯河之战开始之前，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就坚信鲁登道夫有意对英军进行猛烈攻击。于是他向福煦求援。

他请求最高统帅刻不容缓地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之一，即：

“(1)在随后五、六天之内出动法军进行一次进攻，其规模要足以吸住敌人的后备军；或者

(2)替换索姆河以南的英军部队(共计4个师)；或者

(3)在圣波勒邻近布置法军4个师的部队，作为英军防线的后备军。”

战斗开始之后他于10日再次写道：“毫无疑问敌人将继续对他的部队进行打击直到他们精疲力尽。至关重要的是法军应该立即采取步骤，减轻英军防线某些部分的压力，并在战斗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在11日和14日再三重申了自己的请求。15日他最后写下自己的意见：

“最高统帅作出的部署不足以应付军事形势。”

为了更坚决地达到自己的要求，同时又维护与最高司令的良好关系，黑格早在4月10日挑选了在利斯河战斗中实际指挥英军第15军的杜·坎将军，派遣他常驻福煦司令部，作为高级“中间人”或联络官。

这些要求使福煦感到非常痛苦。他原来的意图是要聚集并节约使用他的后备军。他认为，对后备军行使控制权，就是总司令在防御战中的主要职能。已经列入损失项下的10个英军师必定缩减到只剩下骨干队伍，它们的幸存者将被用作其他部队的增援力量。他问，这些师什么时候能够重建起来？当战斗的危机过去后，英国人不会把疲惫的英军各师“转移”到法军防线的平静区段去吗？这些反要求完全与英军投身拼死战斗的情况不和谐。4月14日在阿布维尔举行的会议上，福煦与黑格之间发生了令人痛苦的意见分歧，米尔纳勋爵出席了这次会议。福煦的见解是他所称的“北方的战斗”在慢慢平息，他的后备军放置在合适的地方既可介入佛兰德之战，也可介入阿拉斯—亚眠—蒙迪迪耶之战；他预计这场战争将会随时重新爆发。他的态度激起了英方代表的忿懑，双方达不成协议。他曾于1914年在伊普尔见过英国第一军团的战斗；英军只要坚决号召，他们就能经得起任何考验，留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象。

积聚他的后备部队和要求协约国军各部分最充分发挥它们的力量无疑是福煦的职责；但是至少他关于“北方的战斗在慢慢平息”的判断是不成熟的，他也没有任何权利指望极度受压的英军部队在即将发生的战事中再作激烈的抵抗。福煦所说的在一次战斗中绝不替换部队的理论可能适用于为时两三天的战斗；但是延长到数周的战斗就不适合这样的规律了。一个师战斗到某一点之后，如果不予替换，就会因大量伤亡和与前来支援他们的部队混合而消失；而在许多天无休止的危险恐惧和震荡中的个别幸存者，即使没有受到真枪实弹的伤害，也会变得失去知觉和感觉。

依靠他们的创议福煦才上升到掌握最高控制权的，英国政府和司令部，已经不相信他运用他权力的作用。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福煦已由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英军在实际无援的情况下抵抗了猛烈的攻击，使德军的冲击力逐渐消失。福煦迫于压力缓慢而勉强地拿出他的小部分后备部队，4月18日从北方法国抽调由5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组成的一支特遣队接收巴约勒—维查埃特防线。但是这些军队甚至到达战场以后，还是慢条斯理地进入防线。这支法国部队最后增加到9个步兵师。但是不到那时危机已经过去。

04.

但是持久战中，敌人的强大和我军处境的明显危险，迫使我们作最严峻的深思：假如德军继续用全力撕裂我们的咽喉，假如他们使我军失去战斗力，假如紧张的防线崩溃或者被不可抗拒的大潮冲得停不住脚！无论如何还有“水上防线”存在。前哨防线从敦刻尔克往后撤到第二道防线或主要防线；这条防线沿阿河河流建设，自格拉沃利讷经圣奥梅尔至圣沃南。沿这条防线构筑了大量的工事；之所以称它为“水上防线”，是因为大部分大水泛滥区在防守中可发挥作用。这条防线可以缩短战线，因而起很大的缓解作用，但是它也意味着敦刻尔克的丢失和加来受敌人的持续炮轰。这两个港口对我军接收供应品起显著的作用，一旦这两个港口失守，将产生影响深远的限制和混乱。

甚至更加暗谈的前景即将来临。假定我们不得不在放弃海峡港口或与法军主力分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失去最优良和最接近的交通路线，那末我们在成功开辟其它基地之前必须完全依靠阿夫雷港。我们的全部计划将顷刻化为乌有。我深感忧虑，在这种情况实际落到我们头上之前，应该冷静地加以探索研究。

5月1日和2日在阿布维尔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向福煦提了出来。威尔逊和黑格都觉得必须由最高总司令作出决定，以便做好预防准备。英帝国参谋长劝告英国政府代表坚持要求有一个答复。能够引导福煦答应的最大可能是保持两军的联系比保有海峡港口更加重要。但是他又坚定地回到了他的主要论点：“我的意思是为保住两者而战，因此，在我被打败之前不能产生这个问题。两者我一个也绝不放弃。”“两者都不放弃。其它地方也要坚持。”他冒险把大部分希望寄托在英军的持久力上。但是他没有失望。

25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自18日起部署在我防线后面的法军几个师接防了防线的一部分，他们密集地据守这部分防线，每师负担的不超过3000码。在这个防区内，法军第28师据守极其重要的斯海彭贝格高地和凯默尔山，后者由第99团的一个营防守。拂晓，德军的大炮和迫击炮发射高爆炸力炮弹和毒气弹，以惊人密度向这座山和环山脚的战壕进行轰击。据说法军的防毒面具只有部分防毒气作用。不管是什么原因，据守该山两侧的法军部队，在击退三次步兵进攻并遭受沉重损失之后放弃阵地，到清晨七时飞奔后撤。他们的撤退给据守山顶的部队，包括我们自己的迫击炮队和重炮连处于孤立。同样的命运落到据守法军左面战壕的一旅英军身上。他们受到从侧面来的攻击，全体官兵非死即俘。要不是紧邻的苏格兰高地旅迅速连续缩回它的右翼并组成一个防守侧冀，灾难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毫无疑问，从3月21日开始的战斗期间，法军和英军指挥部间的关系因从不高度欣赏彼此的军事素质而引人注目。法军参谋部认为，英军的失败引起共同防线的巨大灾难，他们公开表示英军的素质在这个时期表现平平。另一方面，英军觉得他们在可怕紧张形势下得到的援助，不但杯水车薪而且姗姗来迟；法军的解困部队刚进入战斗，随后几乎总是进一步撤退。博拉斯顿上校举出几个联合进攻的例子，在这些进攻中，虽然英军已经投入战斗，但因法军一些师按兵不动而失败。

他还记录下一个奇特的事情，我本人就是这件事的目击者。4月29日10时许，我正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同进早餐。赫伯特·劳伦斯爵士，他的参谋长和两三名侍从武官来到。总司令刚坐下准备喝咖啡，下面这样一份电报送到他的手中：“指挥官将军：法军第39师报告，毫无疑问敌人已占领蒙特鲁日和蒙维代内。斯海彭贝格右侧的部队遭受重创。……据报，敌人正在斯海彭贝格和蒙特鲁日之间推进。”与此同时又从普吕梅传来证实上述报告的电报，请求参谋长立即赶往第2集团军指挥部。已经没有任何后备部队可供调遣，如果消息属实就意味着问题严峻。大家迅速离开餐厅。黑格回到办公室，认为，“形势绝不会像第一个报告表明的那样糟糕。”劳伦斯驱车离去。

我想我要去亲自看看发生了什么，于是乘车来到亚历山大·戈德利爵士那个军的防区，这里是离报告所说的突破口最近的地方。猛烈炮声不绝于耳；但是在军指挥部人人满面笑容，法军司令打来电话说，上个报告完全是一个错误，根本没有发生重大事情。偶尔难免出现此类意外事情。但这也说明了法军和英军指挥官们在那些艰难时期所处的紧张状态。

无论如何，对英军指挥部来说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剩下的战争时间包含着杀戮和艰辛，但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希望和胜利。占领凯默尔山是德军在这次战斗中取得的最后成就。令人震惊的是，付出如此高昂代价获得如此巨大战果之后，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一战果。决定是由鲁登道夫作出的。被法军缴获的德军第4集团军从4月9日至30日期间的实战日志和档案显示，迄今一直督促该集团军参谋部竭力争取胜利的鲁登道夫却建议他们坚定止步，准备迎战英军的反攻。“鉴于防守的巩固，”鲁登道夫写道，“应该考虑进攻是否应该中止还是继续。”对此，第4集团军参谋长冯·洛斯贝格将军答复说，“我部队在进攻战场处处遭遇巧妙纵深布置的坚强防御，且因大量机枪掩体特别难以克服。……靠我们的现有兵力，军事行动没有成功的机会。最好中止进攻。”鲁登道夫表示同意。顽强的防御在遭受最危险的创伤的时刻取得成功。

英、德两军最激烈和紧张的搏斗就此告终。从3月21日到4月底的40天里，德军主力不停地一心一意打击和毁灭英军。德军120个师反复攻击英军58个师，突破其防线，多次取得巨大胜利，缴获1000余门大炮，俘虏7—8万人。在这40天内，英军军官2161人阵亡，8619人受伤，4023人失踪或被俘；士兵25976人阵亡，172719人受伤，89380人失踪或被俘，总计损失军官14803人，士兵288066人①。这个数字占道格拉斯·黑格爵士3月21日前指挥的英军战斗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但是，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在相对小的军事机体内，集中这么可怕的损失，并没有压倒英军的有生力量。没有从它的手中夺走一个关键性阵地；没有使部队和它的领导人陷于沮丧。军事机器在继续运作，士兵在继续战斗，他们顽强勇敢地战斗；无论他们自己的命运如何，毫不怀疑英国将一如既往胜利地度过难关。由于他们在每个地方顽强机智的抵抗，由于无数小单位默默无闻地战斗到全体阵亡，所以英军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比自己遭受的更大，在战争的这个时间德军遭受了无法补救的损失，超过了德军一开始为争取胜利所作最大努力而遭受的损失，为过份疲惫的德国人民敲响了丧钟。在这相同的40天内，德军在与英军的作战中军官死亡3075人，受伤9305人，失踪或被俘427人；士兵死亡53564人，受伤242881人，失踪或被俘39517人；总计损失军官12807人，士兵335962人。向前推进的军队收集战俘和失踪人员的规模总是远远超过退却的对手。这些被切断退路的部队是撤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对防守部队来说是永久性损失。但是如果不计这些，从两方数字中都减去失踪和战俘人员，那末实际情形是，英军在这些战斗中击毙击伤德军308825人，付出的代价为209446人；简而言之，德军与英军伤亡人数之比为3：2。

现在该轮到我们的盟友了。我们遭受的连续沉重打击很快落到了法军的头上。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他们将经受的折磨，我们就应该感谢他们培育、保护和保留了用于打击的力量。

————————————

①《军事努力》(Military Effort)，第362页。

第52章、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

01.

4月底，当北方的战斗渐渐平息的时候，鲁登道夫发现自己面对的敌军部队太多，于是把目光投向别的地方。他写道①，“最有利的军事行动本身就是继续向据守伊普尔和巴约勒的英军发动进攻。……我们能在这里再次发动进攻之前，敌人必须变得较弱，而我们的交通状况必须得到改善。”因此，他放弃了德军从3月21日起一直争取达到的所有决定性战略目标。他首先放弃击破自阿拉斯向北的英军防线和彻底打败英军，转而争取达到占领亚眠并分隔英军和法军这个较明确但同样重要的目标。作出了这个决定后，他在北方发起攻击，以便从亚眠战场吸引英军后备部队。但是作为佯攻开始的利斯河之战，已经获得虽较小、但仍是巨大的海峡北部港口的战利品。现在他必须放弃这些战利品；他的战略野心，已经三度缩减，此后必须降到更低水平。德军1918年的第4次攻击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争取局部胜利，它除了起到从重要战线上转移协约国军的作用外，不可能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福煦元帅以准确的目光看到了战事重大而简单的性质。他没有被掩盖关键问题的大量极重要的、但并不相关的见解所蒙蔽，他按照问题重要性的真实次序，排列协约国军的战略需要。在这些需要中无与伦比的第一项是法、英军队的团结；第二项是保护海峡港口；第三项是是保卫巴黎，尽管这个安排并不是最为决定性的。另一方面，贝当不止一次表明，他的评估与此迥然不同。贝当在3月24日晚上在杜朗会议上的态度是确切的证明，他认为巴黎失守比切断法军和英军之间的联系是更大的不幸。我们以后将看到这一错误的更显著的例子。一位如此杰出军人的这种错误只能归因于情绪的干扰。巴黎有可能在1918年6月被德军占领，但不会阻止11月同盟国的崩溃。但是海峡港口的失守及随之而来英国军事努力的减半，将意味另一年的战争，而英军和法军的隔离，可能很容易导致他们最终的彻底失败。所幸福煦正确的判断力冲破了虚假表象的迷雾。从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时刻起，他就与英军的观点完全协调一致，坚定不移地聚集后备部队，保护英军和法军的结合部。在他的身后，持有共识的克列孟梭在必要的时刻宣布：“我将在巴黎前方战斗，我将在巴黎城内战斗，巴黎失守了我仍将战斗。”这些杰出人物能使自己的思想超越心中最珍贵的诱惑，因此，我们看清了真理的灯塔，找到了安全的航道。

02.

根据福煦的决定把后备部队集结在佛兰德以及贡比涅与亚眠之间，那片危险的裸露地段必须由战线的其它重要部分接防。贝当和法军司令部眼看法军众多战斗师向北调动深感不安。贝当事实上作顽强努力要想留下最后一批部队，但福煦坚持全部北调。这样，当利斯河之战以僵持告终时，鲁登道夫发现他没有可能重开亚眠之战。他已经承担保住两大突出部的责任，这两个突出部是他为此次战役集结优势后备部队，以沉重增援力量为代价才夺取的。在这两大突出部，他面对强大的抵抗无法前进，他又不愿意从这两处后撤，唯恐动摇人们对德国光辉的、但他深知已经脆弱的信心。对德军部队来说，这两个突出部各有其特别不利的一面。在索姆河地区，他们被迫住在他们自己摧毁的荒野中，而交通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仍不可能发动最有力的攻势。在巴约勒突出部，条件更糟糕得多。它的面积较小，因而在那里安顿更加困苦。四周的英军炮兵部队对整个占领地区居高临下，这些炮兵部队有源源不断的弹药供应和新炮补充，日夜从三个方向对这个德军突出部射击。在这个大锅里，德军近20个师必须不断付出高昂代价才能维持下去；而这笔代价很快消蚀他们的后备部队。

鲁登道夫一定是怀着暗淡的疑虑选择下一个进攻点。从表面看几乎一切进展顺利，实际上全部失败。但是雄心勃勃的复仇的靠山依然存在。手中还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可以赢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最终毫无用处，但仍能维持越来越大的成功幻想。早在4月17日，德国皇太子的集团军群奉紧急命令准备进攻舍曼代达姆岭，目的是在苏瓦松和兰斯之间实现突破。以常规的、彻底和科学的方式并采取空前保密的手段进行了布置。德国第7和第1集团军集结29个师投入战斗，部署的炮队不少于1158个，时间定在5月27日凌晨2点。

福煦和贝当一样知道，德国皇太子的聪明部署将使法军容易遭受损失，但是两位将军在整个5月期间都不能预见打击将落在何处。人们一直归咎于法军第6集团军的参谋部。集团军司令迪谢纳将军的暴躁性格使下属失去信心并对他疏远，军事机构内部摩擦常有发生。②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应该齐心努力，不惜代价地到处采取突然袭击，突破敌人的屏幕蔽障，以获取必不可少的情报。但是不论第6集团军还是沿法军防线其它地方都未能成功地做好这个工作。法军4个师据守在舍曼代达姆岭防线，另有4个师在埃纳河后面作为后备部队。在它们右边是英军第9军团，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戈登爵士指挥，包括据守防线的3个师(第21师、第8师和第50师)，还有作为后备的第25师，都已经在北方战斗中严重受损。按照福煦的诚挚希望，把这些师团派往法军称为战线上最平静的区域以便修整，补充新兵。英军总指挥部送来正式警告说，敌人已经向埃纳河防线发动进攻，对此，法军第6集团军参谋部的反应是，5月25日上午发表的声明：“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已经作好准备，使他们能在明天发起进攻。”

随后发生的事件激动人心。26日拂晓，法军抓获两名德军战俘。其中一名列兵，另一名是候补军官，分属于耶格尔的两个团。在解押前往师指挥部途中，两名俘虏开始和法军交谈。那个列兵说德军将发动一场进攻，而那名军官却否认了列兵的话。抵达军部情报中心后，俘虏分开受到审讯。首先审问军官，此人口若悬河，并声明说德军没有打算向这里的防线发起进攻。对列兵的审问随后进行。他说士兵们相信他们将在当晚或第二天晚上发动进攻，但日期他说不准。进一步追问之下，他说已经分发了弹药和手榴弹，但是还没有发放战地紧急口粮。他上一天在营房附近看见属于警卫团的一些士兵。他就知道这么多。于是再次召来那名军官。告诉他，战争法绝不强迫他说话，但是他已自愿地说了些话，对这些话他要承担责任，提供假情报就是间谍行为。听到这番话，他显然乱了方寸；在压力下，他终于吐露了有关进攻的最完整细节，进攻就在第二天。此时时间已经是26日下午3点。警报发出，战斗部队进入战斗阵地。

皮埃尔弗描述了远在普罗万的贝当和法军指挥部参谋们经受的可怕时刻③。他们知道肯定有一场巨大灾难；他们知道数日之内不可能有增援部队抵达战场，而且此后更长的期间内平均每天也只有两个师赶到。此时，什么人都无能为力。他们整夜坐在寂静的办公室内，等候在即将降临的打击下的屈服，无法抗拒部队注定要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磨难。第二天凌晨1时，德军的排炮倾泄在30公里的防线上，3个小时以后，敌人18个师扑向法军4个师和英军正在整休的3个师。尽管我阵地上的部队早已警惕，但敌人的战略突袭是全面和压倒性的。

“在3个半小时的大炮和迫击炮准备性轰击之后，”德国皇太子写道，④“各战斗师向舍曼代达姆岭潮水般涌去。……据守阵地的少数敌人部队——战壕中6个法军师和3个英军师——被打垮，我军一鼓作气攻到舍曼代达姆岭和埃纳—马恩运河。早在当日下午我先头部队已越过埃纳河。到傍晚第3集团军的主力已经攻抵菲姆两侧的韦勒河。一天之内突破了纵深20公里。第7集团军左翼还越过埃纳—马恩运河。”

图39、对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1918年5月22日

Ailette，艾莱特河；Albed Front

Line，协约国军防线；Ardre，阿德尔；Barisis，巴里西；Berru，贝吕；Berry au

Bac，贝里欧巴克；Betheny，贝特尼；Bourgogne，勃艮第；Braine，布赖讷；British，英军；Carlepan，卡勒蓬；Chateau

Thierry，蒂耶里堡；Chatillon，沙蒂永；Chauny，绍尼；Chavignon，沙维尼翁；Chemin des

Dames，舍曼代达姆岭；Chezy en Orxsis，谢济昂奥克斯西；Conde，孔代；Cormicy，科尔米西；Covoy

le Chateau，科瓦堡；Craonne，克拉奥讷；Cuts，屈茨；Dormans，多尔芒；Fese en

Tardenois，费尔昂塔德努瓦；Fismes，菲姆；Forest of Retz，雷斯森林；Forest of

Rheims，兰斯森林；French，法军；German Line，德军防线；Juvancourt，瑞万库尔；La Villeaux

Boil，拉维洛布瓦；Laferte Milon，米隆堡；Laon，拉昂；Loivre，卢瓦夫；Lucy le

Bocag，吕西勒博卡；Marest，马雷；Mateuil，马勒伊；Merancourt，梅朗库尔；Miles，英里；Montigny，蒙蒂尼；Neuilly

St Front，讷伊圣弗龙；Noyon，努瓦永；Oulchy le

Chateau，乌希堡；Ourca，乌尔卡；Paroy，帕鲁瓦；Pinon，皮农；Pontaver，蓬塔韦尔；Premontre，普雷蒙特勒；R.Aisne，埃纳河；R.Marne，马恩河；Rheims，兰斯；Sapigneul，萨皮尼厄；Scale，比例尺；Soissons，苏瓦松；Taissy，泰西；Vailly，瓦伊；Vaukaillon，武凯隆；Vesle，韦勒河；Vic，维克；Vierzy，维耶尔齐；Vine

Donneng，维莱栋南格；Vine en Tardeneis，维莱昂塔德内；Villes

Cotteres，维菜科特雷；Vrigny，弗里尼；Witty les Rheims，维特里莱兰斯。

据守防线的英军3个师和几乎立刻参战的25师进行了最顽强的防守，在它们的右翼是第45法国—阿尔及利亚师，它本身未遭攻击，因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依赖这次抵抗，英军战线能在正面强大压力下后退，它的左翼继续处境危殆。后退的英军幸运地发现他们身后是多丘陵和多树林的乡村，在兰斯的西面，这种地形有助于退却战中的防守。英军第19师也幸运地抵达沙隆，稍事休整；第4天英军又开始坚守防线。英军第21师在这时候实际已被击溃，到6月1日英军全部5个师已经不及一个师的兵力。所有部队遭受的损失如同一个月以前在利斯河战斗中一样。许多营已经不复存在，大部分炮队连同他们的大炮在战场上被毁灭。不知情而又惧怕的法国村民们举行敌对的示威游行，攻击后撤部队。

与此同时，德军的攻击已经突破，完全击碎英军的左翼。迪谢纳将军的部下破坏埃纳河上桥梁的行动拖延太久，因此大部分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到了入侵者手中。到6月2日，苏瓦松沦陷，德军抵达马恩河上的蒂耶里堡。

皮埃尔弗在感人的一段文章中描述了随即发生的事情。在普罗万与向莫及向库洛米耶防线之间的各条公路上突然开始被无尽头的美军人流堵塞。容光焕发的青年的人潮仿佛无穷无尽的，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给深陷窘境的法军的印象是奇妙的。这些年轻的美军都在20岁以上，几乎没有30出头；他们挤在卡车里一路上谈笑风生，以最大音量唱着新世界的歌曲，风风火火地来到腥风血雨的战场；法军司令部感受这些新生命的冲力而激动不已。“大家觉得，”皮埃尔弗写道，“他们正接受一次不可思议的输血手术。生命洪水般涌来，使4年以来遭受无数创伤耗尽力量的法兰西垂危的躯体复苏了。”的确，这种反应与事实达到了高度准确的一致。美军训练不足，组织欠完善，除了武器之外，只凭他们勇气、他们的数量和他们高贵的青春，他们准备以痛苦的代价获得他们的经验。但是他们已经为此作好了充分准备。

03.

舍曼代达姆岭之战造成的不幸，对改善英军和法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值得注意的效果。遭受了如此触目惊心的袭击，以及在一日之内退却20公里——创下了西线全部战斗的纪录——之后，法军再也没有理由保持那种优越感的姿态，这是他们从卡波雷托之战以后在意大利人面前和3月21日以后在英军面前都无法掩盖的。他们自鸣得意地认为，唯独法国陆军拥有的部队才能真正据守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线，直至轮到他们时才感到鲁登道夫攻势的威力。这样的幻景在德军的沉重打击下一扫而光。共同经历的深重磨难把协约国军比以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时，法军司令部对曾受命照管休整一段时间的英军5个师遭受的毁灭性损失深感悲痛。他们以慷慨激昂的语言颂赞这些军队的战斗成就。现在把有关集团军群司令迈斯特将军的一席话转述如后：“请允许我完全用英语讲话。当大量敌人似洪水般涌来时，你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成功地重组新的建制继续战斗，终于使我们能构筑起一条大坝，制服了这场洪水。所有亲眼目睹的法国人绝不会忘记这一成就。”⑤英军第45野战炮兵旅第2德文郡营和第5炮兵连，战斗到全体壮烈牺牲，被授予大战十字勋章，以示永久的纪念。

04.

由于德军向距巴黎不到100公里的蒂耶里堡的推进，我遇到几乎同我们在利斯河之战期间所碰到的一样严重而紧迫的问题。除了原有事务以外，我还负有飞机和各种航空物资的全部供应的责任。军需部就是一家大商场，空军部向它订购所需要的一切。在当时国务大臣威廉·韦尔爵士的令人值得怀疑的能力的指挥下，空军的需求大得骇人。我们发现，法国制造业拥有大量剩余能力。于是，我征得卢舍尔的同意，指示阿瑟·达卡姆爵士向法国大量订货。我们的订单最重要部分所依靠的法国工厂大多集中在巴黎周围。由于法国首都面临危险，必须精心计划，在必要时将这些工厂南迁，同时还要求作出正确的决断：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什么时候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如果无缘无故搬迁，中断生产就无必要；如果延误太久，我们就不能把机器运走。在这些变幻无常的日子里，巴黎显得平静甚至宜人。德军的远程大炮，每半小时发射一批炮弹落在周围，实际上把几乎所有那些不太忙和不太穷的人都疏散了。白天这个城市空寂无人和令人惬意，而到了夜晚差不多总是有空袭的干扰。克列孟梭的精神主宰了整个都城。“我们正在让出土地，但是我们绝不会投降。只要共和国政府能担当得起它的任务，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现在，鲁登道夫在协约国军防线上又夺得了第三个突出部。在所有三个突出部里的德军部队都感到惊恐不安，他们的交通条件极其恶劣，他们所处总的战略地位非常脆弱。看来，他们很可能试图咬掉或打击伸出在蒙迪迪耶和蒂耶里堡之间远到努瓦永的法军突出部，维莱科特雷周围的茂密森林区和在蒂耶里堡所有德军只有一条铁路线，这一事实使得他们不可能从东方发动进攻。贡比涅前面从蒙迪迪耶至努瓦永的防线，显然是最令德军感兴趣的。克列孟梭先生授权甚至敦促我奔赴各处，视察一切，并“告知劳合·乔治先生我们正在做什么。”此时正在举行协约国内部军需会议，在工作允许的条件下，我访问了亨伯特将军和德贝尼将军的部队，他们在等待预料中的袭击。这两位将军我都认识，对集团军群司令法约勒将军更为熟悉。从巴黎抵达前线不到三个小时，我最密切注意的是法军正在采用的经过改进的防守方法。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目标供德军的炮轰。由精心隐蔽的互不相连的机枪掩体组成牢固的前哨防线，单独与敌人接触。在这些视死如归的部队(对于他们来说攻击即是毁灭)的后面是纵深3000—4000码的区域，这片区域里只有一些牢固据点，由较小的兵力据守。至少距敌人炮队7000码地方，法军步兵和炮兵才准备真正的抵抗。当人们见到所有防御工事和种种设施，见到主要防线到处布设的大量大炮和机枪，他们就会明白，只要远在前方顽强抵抗的哨站不被消灭，主要防线不可能遭到重炮轰击；看来可以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军队能在一天之内攻占从前线到后方的整个阵地的。

6月8日夜间，我从贡比涅前面法军防线的中心地带走过。空气中有战斗的预兆。所有警报都已经发出，全体官兵各就其位。白天十分平静，甚至大炮的轰击没有搅乱夏夜的芬芳。等待再一次死亡打击的法军战士显得镇静、勇敢甚至愉快。到第二天夜晚，他们带我巡视过的所有阵地都落入了德军之手，和我交谈过的那些人大多数已阵亡或者被俘。

图40、努瓦永战役，1918年6月

Arondt，阿龙德；Belloy，贝卢瓦；Cambronnt，康布龙；Candor，康多；Cantigny，康蒂尼；Carlepont，卡勒蓬；Colvre，科尔韦；Compiegne，贡比涅；Cuts，屈茨；Faveralle，法韦拉勒；Ferries，费里耶尔；Final

German Line，德军最后防线；Fontaine，方丹；Fontenoy，方特努瓦；Forest of

Laigue，莱格森林；German Line 9.6.18，德军防线6月9日18点；Gournay，古尔奈；La

Candonnois，拉康多努瓦；Lagny，拉尼；Lassigny，拉西尼；Mery，梅里；Miles，英里；Montdidier，蒙迪迪耶；Morsain，莫尔桑；Noyon，努瓦永；Oise，瓦兹河；R.Aisne，埃纳河；Ressons，雷松；Rollot，罗洛；Roye

sur

Mall，鲁瓦—叙—马尔；Salency，萨朗西；Scale，比例尺；Thiescourt，蒂埃斯库尔；Tilloloy，蒂洛卢瓦；Tracy，特拉西；Tricot，特里科；Vic，维克；Ville，维莱；Wacquemoulin，瓦凯穆兰。

9日清晨，德军第18集团军开始了他们所谓的努瓦永战役；与此同时，德军第7集团军进攻苏瓦松西南。因此，整个受威胁的前线成为火海。整个进攻总共只持续了2天。德军穿入纵深15公里，登上了贡比涅前面的高地。但是法军的防守方法使敌人遭受了沉重损失，利用阵地的巧妙灵活性减少了法军的伤亡。从11日起，法约勒开始发动精心准备的大兵团反攻，尤其是朝梅里方向的反攻。这些反攻持续了12日和13日两天，不过，鲁登道夫在11日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说⑥，“由于敌人部队大量集结，总司令部命令第18集团军于11日停止进攻，以避免伤亡。显而易见，由第7集团军在同时开始的向苏瓦松西南的进攻将无法取得突破。第18集团军的行动并没有改变战略形势，……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战术资料。”

这一年迄今为止，协约国军经历的只是蜷缩。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大家都感到有沉重压力。这个魔鬼似乎有无尽资源、不倦力量和不畏刀枪，甚至最大规模的杀戮也未能予以遏制，与魔鬼搏斗的感觉在脑子里总是拂之不去。谁也不指望战争会有迅速的结果。连私下里的交谈中也严格地排除这样的想法，即战争能够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所有上层人士都决心战斗到胜利；怀有纯朴信念的普通士兵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局。鲁登道夫说⑦，“我们的两次大进攻没有取得问题最终的解决，这肯定是令人沮丧的。两次大进攻取得了胜利，那是显然的。……但幻想破灭了，其有害作用因我们当时思想状态无法加以克服的事实而成倍地扩大了。”德军的两次大进攻并不是胜利，它们只是告示牌上的布告。在已进行的五大战役中，针对英军的前三次战役，没有达到德军旨在逐步削弱我军力量的战略结果。针对法军的第四次是一个局部胜利，很引人注目，但毫无战略性后果；最后一次即努瓦永战役，是非常明显的半途而废。最大的攻势陷入了困境。6月11日法军防线在战争中建立的里程碑完全像4月12日与英军在战争中建立的一模一样。在德军一方，尽管取得了令人激动的胜利，但一切都是“幻想的破灭”。在协约国军的防线后面，尽管备尝痛苦，但信心的基础坚不可摧。

这3个月的不停战斗，实际上经历了战略平衡的深刻转变。德军的主力深深卷入战斗之中。发动巨大攻势必须具备最重要的突然袭击性质，必须在战线的不同部分，具有同时准备发动四五处最大强度进攻的力量。这对3月21日以前的协约国曾是制约因素；但是现在大部分制约因素已经消除。鲁登道夫可利用的剩余可能性受到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现限定界线。他的军需储备不多，而我们的储备越来越充足。

军队人数的平衡有重大转变。在5个星期的激战中，英军实际上毙、伤或俘虏德军40万人；而自己的人员物资损失，由于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补充而有余。的确，我军到6月底时在人力上比3月21日前夕稍微强大。从意大利、从萨洛尼卡、从埃及抽回好几个师。陆军部克服了长期对敌人入侵的荒谬担忧，从本土派出大量部队。超龄人员组成定点师把守壕堑防线。当时机来到时，证明他们不但能防御而且能进攻。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清醒地意识到力量的持续增长.正如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这方面估计的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法国的人力物力，在大战之初虽经过度消耗，但后来几年里受到刻意保护，现在已足以进行最后的努力。在他们的身后，每日都在集结数以万计的美军。到此时为止，单是英国军用和商用船只，已把近75万美军运送到法国，没有因敌人的攻击造成一人伤亡。所有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对这一年战事胜利结束的信心是完全正确的，而下一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

然而，5月27日以后，福煦元帅的个人地位并不是完全没有动摇。法国将转移法军后备部队去保护英军和法军结合部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他。最高统帅的任命是在面对许多强烈的和自然的反对中通过的。“统一指挥”和福煦亲自指挥前线的最初战果是一场惊人的灾难。到处都是不满和指责的强大潜流。英军认为自己在遭受严峻考验的时刻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此外，疑虑是有合理根据的：福煦元帅与黑格或者贝当都不一样，他没有庞大的参谋机构供他调遣。他只通过他愉快地称之为“我的军人之家”的少数几个忠心的军官办事，他们在整个大战期同他荣辱与共。率领这批人的是一位年轻的将军名叫魏刚，此人举止机警慎重，沉默寡言，后来渐渐出名。这个人数极有限的小圈子能够向他们的首长提供无数浩繁的技术细节，这些细节是现代军队在作战之前必须掌握的，这样才能使首长在许多供选择方案中进行衡量和抉择，在当时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考虑下产生了许多怀疑。尽管如此，福煦元帅把他的计划建立在战略真实的牢固基础之上，所以他的精神坚忍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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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的战争回忆录》，第615页。

②要么脾气象熊一样暴躁，要么不停地吼叫，要么狂风暴雨般地训斥。紧接着满口的粗话，毫无理性。——皮埃尔弗，《总司令部》(G..Q.G.)第1部第2卷第178页。

③同上书，第1部，第2卷，第187页。

④《我的战争经历》，第318页。

⑤《道格拉斯·黑格的指挥》，第2卷。

⑥《我的战争回忆录》，第634页。

⑦同上书，第642页。

第53章、形势的转变

01.

继努瓦永之战以后的一个月里，德国统治者面对一片令人沮丧的景象和日益加剧的听天由命之感，他们开始感到不寒而栗。在各国乃至全世界武装力量的强大联合中没有间隙、没有裂缝、没有隔阂，他们冷漠地注视着战线对面的德国及其同盟国。克列孟梭领导下的法国坚定不移。众所周知，英军在迅速地恢复无气，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整个帝国荡漾着加倍努力的呼声，美军越洋过海蜂踊而来。意大利在前一年冬天差不多将被消灭，但现在恢复了她的力量。与此同时，噩耗从各处向德军司令部纷至沓来。土耳其在垂死挣扎，不祥的沉寂笼罩了保加利亚。奥匈帝国正处在瓦解的边缘。德国海军中爆发了哗变。现在，勇敢的德国陆军本身、整个日耳曼国家生命的基础也显示出令人不安的种种征兆。德意志民族已经开始绝望，士兵们慢慢地显示出他们的郁郁寡欢。丑恶的事故时有发生。逃兵增多，度假士兵不愿意归队。俄国根据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释放的德军战俘回国前就传染上列宁病毒，他们当中大量人员拒绝再上前线。反对德军军官阶层无辜责备士兵的运动开始发展。由于军官对士兵刻苦和严格的日常训练，德军在各战线上的伤亡仅为协约国军的一半，但此刻军官再也不能保护自己不受指责：他们没有与士兵同受物质匮乏之苦。在3月和4月，英军的攻击加剧，从大战初的日子起德国第一次感到她惯于让别人遭受的那种迅速流尽鲜血的滋味。庞大的战争机器依旧服从于得势者的操纵，成千上万齿轮的牙齿，尽管有时摇动，并发出刺耳的声响，但仍保持无情的磨合。

鲁登道夫原来是一个大胆的赌徒，只要还有大笔赌注可赌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洗手不赌的。当时谁能说他是对是错？他无法断定：采取防守方针，实行战略大退却，不惜一切代价使得能在冬季进行谈判，会不会成为他惧怕的崩溃的信号。不，还是硬充好汉打到底为好。他聚集了再冒一次险的兵力。难道没有一次更好的机会？大胜法军，向巴黎挺进，然后，当协约国后备部队聚集防守巴黎时，出其不意地向右转进攻英军和海峡各港口。至少这些就是他的决定。

02.

德皇在兰斯大战期间的苦难经历，一直是一位著名的德国作家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和启发性的研究主题①。情节限于战事发动到解决不到10天的时间内，他记载了皇帝每时每刻的行为和经历。作者以德国人的彻底性为主题写了500余张密排印刷页。皇帝专列驶抵道旁车站；与他的将军们举行最高军事巨头会议；兴登堡的庄严、恭敬、毫无表情，鲁登道夫全神贯注、讲话简练、态度保留，俨然是掌舵人——这些就是文章开端的画面。皇帝的服饰不再毕挺。这些人正在与恶运搏斗。他们不物色别人加入他们谈知心话的圈子。皇帝被合乎礼节地安置在树林里特地为他建造的高高木塔上，从木塔高出树梢的平台上，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将处在最有利的位置目睹可能发生的事件。他必须和最密切的扈从在这里栖身6整天；双眼不离望远镜，但透过望远镜只能看到远处的硝烟和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和火堆；他的皇位在摇摇欲坠，他的人民的命运已经决定，他的人民绝对无望无助，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牺牲品，但是无论如何一切已经决定。

鲁登道夫的兰斯战役计划所遵循的、德军通常运用的钳形运动模式，其规模几乎与3月21日的不相上下。两起同时发动的单独进攻，中间有20公里的沉寂地段，向兰斯的两侧发动，目的是要啃掉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崎岖的丘陵地区。德军第7集团军越过马恩河向兰斯以西进攻，第1集团军向兰斯以东进攻。为每起进攻的第一次浪潮指派了15个师；进攻的总宽度，包括沉寂地带，将近70公里。二支军队在沙隆大汇合。如果这次战役获得成功，对巴黎日益增加的威胁将吸引协约国后备军南移防守都城。在时机成熟时，由皇太子鲁普雷希特率31个师猛攻佛兰德英军，再次发动利斯战役，力争占领海峡诸港口。这是一个庞大的构想，整个联合作战使用的兵力是自最初入侵以来最多的。

上述这些图谋的秘密没有瞒过协约国。对敌人的集结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在尚有时间作必要准备的时候，从逃兵和从有组织突袭中抓获的俘虏得到的情报，为法军和英军指挥部提供了充分确凿而详细的消息。黑格作好准备迎战鲁普雷希特，贝当细致认真地组织兰斯防线。兰斯以西的法军防线由贝特洛的部队据守，兰斯以东由古罗的部队据守，这两支部队都隶属于迈斯特的集团军群。采取上述措施后，大会战的总协调就由福煦担任。

最高控制权的干预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黑格还是贝当，由于都有各自强烈的先入之见，都不可能综观全局。同时，由于各有关键目标要防守，所以在两个同样受到威胁者的讨论中也不可能讨论出公正安排的办法。在无论如何忠诚的合作和联合行动之间，还是有一道缺口，其宽度足以使胜利变为失败。尽管到手的情报不是都很确定，但福煦还是相信这些情报，他决定让兰斯之战展开，然后在战斗高潮以强大的反攻打击向前推进中的德军右翼。为此目的，他极其秘密地在维莱科特雷周围的森林里集结了20余师的一支大军和350辆法国造小型坦克。他的这些部队是从贝当希望留下来防守巴黎的后备军中调集的。他还于12日要求4个英军师移入法军防区，2个师部署在索姆河以南，2个师跨守该河两岸以保证亚眠附近法军和英军之间的联系，使他能够将法军4个师进一步向东调动，更接近即将发生的战斗。这一安排得到了英军指挥部的同意；于是下达了调防令。13日，福煦要求这4个师无保留地直接供他指挥用于战斗，他还进一步要求再调4个英军师接防前面4个师。

这是两项严峻的要求。在阿兹布鲁克防区对面，危险地靠近海岸的地方，获悉鲁普雷希特有8个师部署在前线，有23个师作后备，其中21个师为新补充部队。对付敌人这个势必待发的进攻，英军只能调集15个师，包括后备军在内，而其中还有2个师训练不足，1个师为二线人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立即调动2个追加师，命他们替换跨守索姆河两岸的部队；但是他随后仔细考虑了德军进攻英军防线的累计准备情况和下一步将向何处发动打击的不确定性，于是宣布他本人暂时不同意向香槟派遣部队。他要求，关于这最后一点的决定至少应推迟到他与福煦在穆希的会晤；这次会晤安排在15日。

当敌人无疑随时有可能向我饱经磨难的部队发动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之时，英国政府因英军后备部队的大量削弱感到惊恐。他们还深感恼怒的是，已经抵达英军防区的美军部队几乎又全都被转移了出去。首相于13日晚在哈索克斯召集了一次战时内阁会议，结果斯马茨将军奉遣去见黑格，斯马茨对他说，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诉诸“博韦协议”，政府将支持他。事情还处于这种状态时，战斗就开始了。

随着新的舞台上帷幕升起，我们可以扫视一下几位主要人物。7月15日拂晓前，德皇就登上了树梢丛中树叶掩映的高台。鲁登道夫在阿韦纳如坐针毡。贝当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防线，首都就在防线的后面仅90公里处，暴风雨即将向它袭来。黑格和他的参谋长认为，从整体看来留给他们的不是第一次打击，而是第二次打击，他们毫不怀疑，打击将是沉重的。他们相信，法军防线就是给压弯了也会坚守；法军反攻也大有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兰斯以东在伪装防线后面精心防守的就是古罗，在这个久经沙场磨炼的躯体中有一颗火热的心，他足智多谋，侠肝义胆，掌握的情报精确无误。他甚至知道德军发动进攻的时刻；在德军的炮轰开始之前3小时，他的大炮就向敌人密集的炮群和准备发动攻击的战壕集合点开始了反准备射击。在维莱科特雷森林里潜伏着福煦的反击集团军——2个实力雄厚的美军师和18个骁勇的法军师。率领它们的是性情暴烈的芒然。从杜奥蒙收复以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他当了尼韦勒造成的灾难的替罪羊，被免除指挥权，实际上免除了所有指挥权，内阁下令他不得驻守在距巴黎50公里以内的地方，后来在阿尔马盖敦战事激烈时他担任低级指挥官——这是难以忍受的。没有参与制造替罪羊一案的克列孟梭突然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当时仅担任顾问的福煦也建议“给芒然一个军”。于是反对偏见都被扫除。在担任第9军军长6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屠夫芒然”再次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此时，他就像一头伏在树枝上饥饿的豹子，看到了无比的良机来到，正要向树下朴去。最后，在风景如画的邦邦堡，那里早晨阳光照着草地和水面，水面映出漪丽波光，与夏天作伴的福煦元帅坐在水边，魏刚坐在他的身旁，四周是他的“军人之家”。在他的防线前后马上就要打响一连串战斗。

从德军胸墙外面，像瀑布一般跳下连续不断的士兵，前进，祖国不屈不挠的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前面是必须渡过的马恩河。成千上万的炮弹和机枪子弹打在河里，激起无数饱沫。饱经战争苦难和磨炼的德国突击部队向前挺进，他们再次喊起了“向巴黎进军”的口号。他们把橡皮船和木筏推下呼啸、尖叫和激烈爆炸声的地狱，他们过了河，登上了对岸，与法军和美军搏斗。美军人数众多，精神抖擞，沉着应战。在遭受沉重损失后，德军被迫后退，修筑好立足点。他们架桥把大炮和炮弹拉过河，当夜幕降临到血流遍野的战场时，5万名德军已经在马恩河对岸4英里宽的战线上掘好战壕。他们经过空前激战之后在此停留，以便进一步集结力量。

但是在兰斯以东情况就不一样。古罗的防德军准备进攻的炮击，在德军的前进信号发出之前就打击了第1和第3集团军。这位将军根据情报冒险取下他全部炮队的伤装。这件事会证明他是对的吗？他的参谋长走进他在沙隆驻地的房间，手里拿着表。“他们还没有开始。现在过了零点。我们被战俘欺骗了。”“还有两分钟，”古罗回答说，手里也拿着表。就这样俩人屏息站着，等待在法军炮击沉闷隆隆声之上传来随后发生的新的炮声。正当古罗的手表指向预定的时间，只听得有如火车从头顶飞过的咆哮声，随着德军巨型炮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附近的电厂被毁了，指挥部顿时一片漆黑。这两位法国军官得到这个准确无误的信息，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和欣慰。他们的炮队没有白白地暴露。

先发制人的炮火给集结的德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德军的进攻是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开始。法军在伪装防线上进行了顽强抵抗，因此不费大力气是不会被消灭的。德军在自己的大炮射程以外，撞上了真正的防线，到处是火焰，无法穿过，随时出现反击。沿防线从这头到那头没有例外，德第1和第3集团军在法军防线面前处处碰壁；经过一天的可怕屠杀，敌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受遏制是决定性的。“到16日正午，”鲁登道夫说，“总司令部下令给第1和第3集团军停止进攻，并后撤几个师为停止进攻组织防守。……一旦困难地作出中止这些部队进攻的决定，再试图进一步越过马恩河前进或者将部队留在南岸都是毫无作用的。我们必须在撤退开始前为渡河作好安排。”撤退时间定在20日到21日之间的晚上。然而他仍然希望在趋向兰斯的阿德尔山谷取得进展。

鲁登道夫的决定当然不为福煦或贝当所知，15日对福煦将军来说是极为紧张的一天。15日早晨从古罗的部队送来的第一份战报非常令人满意，以致福煦立即出发与黑格在穆希会晤。毫无疑问总司令部对芒然的反击态度冷谈。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极力拖延反击。在以后几年中据说贝当争辩说，“反击为时过早。要让德军进一步推进。让他们将后备军全部投入主要战斗，那末你的反击将更有成效。”这到底是出于真正的动机还是一种事后解释以掩盖对于巴黎的过分敏感，这个问题将长期争论下去。但是对福煦将军的行动不可能有任何争议。他在赴穆希途中，曾在诺阿耶的法约勒将军司令部停留。他在那里闻悉总司令部已发布指令所有法军后备部队作好准备开赴兰斯。他立即取消了这些命令，并说，为芒然进攻的准备应全速加紧进行，进攻应尽可能早开始。他要求在17日发动，但又勉强同意了最终决定日期为18号。

法军司令部提出了进一步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是否直接出自贝当之口难以肯定；但是12点25分，福煦从穆希打电话给贝当——“绝不能有任何放慢，更不能停止芒然的准备。万一有紧急需要，你可以调用绝对不可缺少的部队并立即向我通报。”打完电话，他开始同黑格讨论。英军司令部相信，5月27日的失败严重影响了法军的士气。他们极端怀疑法军发动一场重大进攻的能力和决心。他们担心自己的后备军会减少，并不是为了在适当时刻进行决定性反击，而仅仅是要在巴黎和敌军之间增加大量部队。英军和法军司令部之间相互保持着密切接触，因此黑格对贝当的防守观点知道得一清二楚。最高统帅的记录没有别的，只有5月27日的灾难，除了在邦邦堡的一群私人的参谋官外，他没有任何军事机器供他调度。黑格可能同情福煦。但是这计划会变成行动吗？兰斯前线处于战斗危机中，巴黎或许处于危急状态，众所周知的贝当的观点和法军参谋组织的力量不会占上风吗？尽管如此黑格还是同意调遣英军第二批4个师支援法军，其中前两个师实际上奉命去充实据守索姆河以南的第22军。

当晚深夜，战时内阁成员兼特使斯马茨将军抵达前线。他向总司令解释了此行的使命，并告诉他，如果他感到压力过大的话，英国政府愿意给他支持。黑格的答复是：“他甘冒风险，他担当责任，他为协约国事业的重大利益而战。”他还给斯马茨一份书面备忘录说，他“承担这个风险而且充分意识到，如果(福煦的)部署证明错了，受指责的将是我。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部署证明是对的，荣誉就属于福煦。对此，”他尖锐地指出，“政府应该感到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一场紧张的讨论在普罗万进行。安托万将军由于5月27日的结果被免职之后，法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位新人物。年轻勇敢的比亚，经福煦和克列孟梭挑选，被任命为陆军少将，而且不经贝当同意，便成了他身边最得力的人物。因为比亚无疑按照选定他的那些人的期望行事，所以他全力投入主张立即反攻的一方；最后贝当和法军参谋部同意服从最高统帅的命令。

16日一整天，法军发起有力反攻，马恩河的战斗激烈。17日上午，福煦派杜·坎将军将一封信交给黑格，主要谈到进攻对英军防线构成威胁以及英军后备部队应采取预防措施应付威胁的问题。杜·坎上车时，跟在他身后走出门口的魏刚说，“福煦将军授权你转告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芒然的军队将于明晨8时发起进攻，出动20个师。”

英军司令部参谋部对其后备部队的分散深感担忧。得到斯穆茨访问的支持，他们在16日向总司令最强烈地表示了这种担忧。杜·坎将军刚一抵达就看到等待黑格签署的一封信的草稿，信中要求第22军的全部4个师立即回到索姆河以北。他亲自和总司令的会谈也未能阻止该信的签发。不过黑格坚信大反攻已经势在必行，所以他增加了一个口信说，“如果需要英军部队开拓胜利，当然应该使用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

对两军的这些交往，我已经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因为这些往来标志了福煦担任协约国军最高总司令一职期间此时是事业成就中的关键时刻；同时表明(理应如此)为取得胜利他经受的困难，以及他处于领导地位所发挥的个人作用，而这个胜利在此后是人人同享的。这些交往还表明，在可怕变幻不定的危机中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和英国军队给予他的重要援助。

图41、7月15日的兰斯战役和7月18日的福煦反击

——————，7月15日晨战线；—··—··，7月15日晚战线；------------，7月17日战线；—+—+—+—+，7月29日战线；—·—·—·，8月4日战线；1st，第1集团军；3rd，第3集团军；8th，第8集团军；9th，第9集团军；Berry

au Bac贝里欧巴克；Chalons，沙隆；Chateau

Thierry，蒂耶里堡；Craonne，克拉奥讷；Epernay，埃佩尔奈；Fere en

Tardenois，费尔昂塔德努瓦；Forest of Villes Celterels，维莱塞尔特勒森林；IV

Gouraud，古罗第4集团军；IX De Mitry，德来特里第9集团军；Miles，英里；Moutain of

Rheims，兰斯山；R.Marne，马恩河；Rheim，s兰斯；Scale，比例尺；Soisson，苏瓦松；Suippe

R.，叙普河；Suippes，叙普；V Berthelot，贝特洛第5集团军；Vesle，韦勒河；VI

Degoutte，德古特第6集团军；X Manglin，芒然第10集团军。

03.

现在让我们暂时考察一下防线的对面。

“在17日到18日的夜里，”鲁登道夫写道，②“我亲自前往皇太子鲁普雷希特的集团军群司令部，再次察看他们的准备情况。这次进攻的意图是作为4月底中止的那次进攻的继续。将由驻扎在利斯河以北的第4和第6集团军付诸实施，其目的是要占领波珀灵厄和巴约勒之间居高临下的丘陵和阿兹布鲁克周围的高地。18日上午在同皇太子鲁普雷希特集团军群进行讨论时，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法军运用意想不到的坦克攻击，已经突入苏瓦松西南的防线。……我结束了在皇太子鲁普雷希特集团军群的会议(自然处于神经极其紧张状态)，随即回到阿韦讷。”

芒然所率部队于指定时刻突然出动。他指挥的这次战斗遵循康布雷之战的模式。没有大炮射击准备。330辆小型雷诺坦克从树林驶出，一路上隆隆碾过德军防线。坦克后面法军步兵以绝大优势兵力蜂涌前进。在宽阔的防线上敌人被压倒了。在防线后面德军部队平静地收割庄稼，他们扔下手中的镰刀就地应战。高高的谷物杆阻碍了他们架设机枪，除了偶尔有地方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支架。小型坦克继续势不可挡地粉碎敌人的防守。到夜幕降临时，芒然的军队在45公里宽的战线上平均推进了5公里。西线的决定性打击尚未开始；但是从此时此刻起到大战结束，毫无例外，协约国军持续向前推进，德军则节节败退。

04.

在这些极重要的日子里，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军需当局连续不断地在巴黎举行会议。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和每半小时一批“贝尔萨”炮弹沉闷的爆炸声提醒我们，1918年的战役已在进行。但是我们的全部工作所关注的是1919年。钢铁、煤炭和硝酸钾的供应和分配；大炮、炮弹、机枪、坦克、飞机、毒气等按最大规模制造并依照最协调办法安排，这些问题使我们和我们所指挥的庞大技术班子日复一日从早到晚在会议桌上不得脱身。当然，当战斗正处在成败未决的紧急关头时，如果有必要，我随时准备实施精心制订的有深远意义的计划：撤退并重建和我们所关心的巴黎的那些军需工厂。在7月的最后一周，我们与会的人受邀休假一天参观胜利的现场。经过蒂耶里堡沿千疮百孔的前线，我们一行前往芒然设在韦尔西尼的指挥部。我们经过由缴获的德军大炮和迫击炮排列成的漫长大道走近将军的寓所，芒然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他谦逊的风度掩盖不了内心的喜悦。午饭以后只有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我得知他从死亡边缘经历过来的不平坦的道路，我说了几句话赞美他取得的重大胜利。他对此所作的回答，我原原本本地照录如后：“这是福煦元帅给予的胜利。古罗将军提供了胜利的可能，我使它成为现实。”几年以后，我向古罗将军重复这些话的时候，他考虑好一会儿，然后说，“此话完全属实。”我的确认为，他们真正称得上是这个值得纪念大事的象征。

从表面上还看不到，但形势的转变现在已经开始。虽然鲁登道夫仍然坚持，皇太子和他的参谋们还能够阻挡法军向他们一翼的侵袭。本来打算支援进攻巴黎的德军几个师迅速组成了抵御法军反攻的防线；第一次突袭之后，只从顽抗敌人那里夺取十分有限的几公里。在两星期的激战中，德军巧妙地将大批人员和物资撤离了危险的马恩河突出部。但是在佛兰德实际上举起大锤的鲁普雷希特就僵住在那里。起初，这仅是马恩河德军阵地的重建，而后来从他那儿抽调了几个师去协助构建阵地；后来又抽走了几个师；再后来又僵在那里一个星期。这样，鲁普雷希特就停留了20天等待命令，但命令始终没有来。衡量这两支交战军队和它们背后两个国家的天平已经倾斜。这一倾斜在公众的眼里看不到，但是德军司令部的控制者心中已经明确地感觉到了。

05.

但是现在一起重大事件马上就要发生，它将解决所有的怀疑。“8月8日，”鲁登道夫写道，“是德军此次战争史上的黑色日子。……8月8日使双方参谋部都看清了事实真相；我当然也看清了事实真相。……后来皇帝对我说，在7月攻势失败和8月8日以后，他知道不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了。”

7月24日，协约国军司令们在邦邦堡举行了唯一的一次会议。福煦给黑格、珀欣和贝当一份文件，提出当年下半年他的计划大纲。他的计划可以简短地表述如下：第一，攻下敌人防线上的三个主要突出部——亚眠、蒂耶里堡和圣米耶勒，目的在为1919年的战役改善沿整个前线从孚日山脉到海滨的横向铁路交通，同时发动辅助战事，解放布律埃煤田和某些其它小型企业。第二，如果上述战事获得成功，则调集全部可用兵力实施总攻。据说他已经开始在密友中开始详细谈论1918年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当时他的口头禅是，“大厦已经开始崩塌，全世界都在战斗！”另一方面，他的备忘录说到，最后胜利将取决于这些不同战事所获成功的大小和“冬天来到以前”这些成功能否更全面地加以利用。他的全部计划都瞄准1919年的夏季。8月，当被问及战争将于何时结束时，他的正式答复是“在12个月之内约在明年秋天”；到了10月中旬，他的参谋部答复是“春季”。

英军司令部对芒然发动反击取得的成功惊喜交加。然而，尽管进行了7月18日的最初突袭，但法军进攻蒂耶里堡的突出部的德军未能取得有效的进展，也未能阻止德国皇太子将他的部队撤离危险阵地，这都加强了英军指挥部的怀疑。尽管如此，黑格对进攻态度坚决，而且完全赞同最高统帅将立即采取的实际步骤。他还早在7月13日就指示罗林森准备第4集团军对亚眠前面的德军突出部的进攻。结果，罗林森有很好进展。他根据逻辑满怀信心地接受了坦克战的整个模式。当时可参战的坦克总共有近600辆，除了备用坦克外，其中96辆为补给坦克，22辆是火炮坦克，420辆是战斗坦克。战斗坦克中，324辆是高速高机动能力的“新马克5型”，每辆重30吨以上。一切都服从于坦克进攻的突然袭击。集结了120个英国炮兵旅，配备各种性能的大炮，但是严禁准备性的炮击。即使为了校准也不得发射一炮。坦克在徐进弹幕射击后面200码自由地径直地前进，特殊噪音的坦克得到弹幕、晨雾和人工雾的支援。英军的重炮和中型炮主要对准敌人的同样类型炮兵。在众多野战炮和大批就近骑兵的密切配合下，步兵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坦克的战果。整个计划的精髓就是突然袭击。罗林森部队集结阵地有限，而德军的反准备炮击，如果射击正在进行集结中的我军，势必产生严重后果。鉴于这两个理由，罗林森不希望和在他右边的法军携手作战。他担心联合作战有暴露机密的危险。此外，德贝尼所率法国集团军的坦克寥寥无几，没有炮火准备不能发动进攻。为了确保充分的合作，福煦将英国和法国所有军队都置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下。将法军步兵进攻的时间定在英军后45分钟，这就消除了法军的准备性炮轰打乱突袭的危险。因此，零点以前不会发射一发炮弹。在战斗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德贝内军和亨伯特军的其余部队相继介入。

8月8日早晨4时20分，在有雾黎明的朦胧中，英军坦克隆隆前进驶入无人地带，与此同时协约国军万炮齐发。4个加拿大师、4个澳大利亚师和2个英军师，后面跟随3个后备师和骑兵军从英军防线向前推进。然后，法军8个师在他们右侧成梯队协同作战。沿整个前线，尤其在加拿大军和澳大利亚军战斗的中心地带，立即告捷。鲁登道夫曾采取特别措施加固德军防线。“在这个暴风中心，”他写道，“各师的防线狭窄，有充足的大炮，壕堑系统结构纵深。7月18日获得的所有经验都用上了。”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德军抵挡不了坦克。“善于作战的6个师”③在数量上不占多大优势的军队面前，几乎立即崩溃。不到2小时，英军俘敌1.6万人，缴获大炮200余门，到中午，坦克和装甲车，随后骑兵，荡平了德军防线14公里的地区。进攻中没有坦克的法军也向前推进了约一半的距离。英军的推进使绍纳枢纽站置于近距离炮火攻击下，结果摧毁了德军自蒙迪迪耶至拉西尼的整个防线所依赖的交通线。此举起了决定性作用。两天以后，当亨伯特参加战斗时，发现拉西尼附近的高地已被德军放弃；于是协约国军沿120公里宽的战线全面推进。

06.

我在这个战场上度过9日和10日。再上一天我在战时内阁，当时亨利·威尔逊爵士宣告进攻开始，当天下午坦克大捷的首批战报开始传来，我就决定乘专机去度两天假期。罗林森的司令部设在亚眠附近的弗利克斯库尔，由于无数纵队的德军战俘不断地沿尘土飞扬的道路行走，耽误我好长时间才抵达那里。凡是本身曾当过战俘的人，没有人能够对战争运气使之落得如此不幸境地的官兵的命运无动于衷。*军官们的愁眉苦脸的表情与普通士兵近乎兴高彩烈的面容形成鲜明对照。所有人都有严酷的经历：惊人的炮轰，势不可挡向前猛冲的坦克，从想不到地方扫射的机枪子弹，投降的悲惨结局，从战场开始的长途跋涉。在他们前面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前边战俘营里的漫漫长夜，从拂晓开始的又一次长途跋涉。“战争总归是战争！”

将军怀着惯常的好心情接待了我，午餐时，又有一队队战俘走过的脚步声宣告他的胜利，他向我解释了胜利是如何取得的。的确，这就是他的胜利，是他指挥的第4集团军的胜利。他抛弃旧式的观点，他运用了应该运用的新武器，因而迅速地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行文至此，或许我可以向读者约略谈谈对亨利·罗林森爵士的某些印象。我是从乌姆杜尔曼战争起和他相识的，在那里他是基奇纳的主要参谋之一。在大战中，我们在每次命运变化时见过面。第一次是1914年9月在埃纳河，在他还没有担任任何指挥职务之前，当时我们躺在尚未高垛的干草垛上观看炮弹在苏瓦松公路上爆炸，第二次在安特卫普，他是在进一步防守出现问题时刻到那里接任指挥职务的；再下一次是在海军部我的办公室里，在他指挥的第7师在伊普尔第一次战役中实际上被击溃之后，当时很多人准备归咎于他的战术有误。1918年4月，在3月21日开始的战事的最紧张关头，我和他同在迪里，当时他带领为数甚少的骑兵和机枪手以及从训练单位来的几支小分队进行掩护，并忍受第5集团军的解体。现在我们在他的事业处于巅峰时相逢；这一次他主要凭个人的贡献赢得了一场战斗，我们现在知道，这场战斗是大战中起决定作用的插曲之一。

在战事变化无常中，他始终如一。在命运的最好或最坏时候，在最危险和无望的处境，或是最得意的顶峰，他始终是同一个坚强高兴的绅士和运动员。他对朋友一贯表示同样欢迎，不管处身于贵显还是低微；他总以同样敏锐、切实、坚定的观点看待事实，无论事实是怎样排列的。读过罗林森所撰《亚述史》(History

of Assyria)和他的另一部著作《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人，一定不难发现他出类拔萃能力的继承渊源。

战斗仍处于高潮，我问怎样才能对现场作最佳观察。有一条皇家空军非常熟悉的公路，绝对笔直地从亚眠向正东方向延伸50公里到韦尔芒。“这条公路正遭受炮轰，但是车辆不会拥塞，你可以沿着它出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于是我们出发沿这条著名的公路前行，途经满目疮痍的弃城亚眠，穿过已经成为一堆余烟未尽废墟的维莱布勒托讷，每穿过一段路就有一条护送队指引的小道，从一个着弹点到另一个着弹点徐徐前进。从战场上见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德军的尸体比比皆是，三三两两多至五六个散布在一处。德皇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军团士兵们，他们曾经试图阻止“6个善战的德军师”的溃败，而现在则硬梆梆地躺在机枪掩体里，一个个成了面无血色松弛的尸体。天空中一个英国军用侦察汽球突然爆炸为一片火光，从那儿几个细小黑色人影乘降落伞下降。骑兵兴高彩烈地在收复的领土上策马徐跑，似乎他们本身就是胜利的根源。在一片小树林边，七八辆坦克停在被一门隐蔽大炮击毁的地方，四周散布着德军的尸体，坦克是被猛烈汽油火焰焚毁的，被烧得焦黑变形。“坦克驾驶员差不多全被烧死，”掩埋队的军官说，“那些还活着的伤势严重。”

最后，在树叶纷纷被子弹扫落的地方，成队的新伤员源源从向前推进的战线撤下来，一位澳大利亚士兵说，“这是我们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昨天我们一整天都非常吃紧，不过今天早晨有人替代我们，宗主国的一个旅(请注意用语)现在正在进攻。”

————————————

①《国王传》，卡尔·罗斯纳著。

②《我的战争回忆录》，第667—668页。

③(鲁登道夫语)。

*丘吉尔本人在1900年布尔战争期间曾短暂被俘数日。——Franc.She

第54章、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01.

在大战之前，人们似乎认为，这种恐怖和屠杀即使开始了，也不可能持续数月以上。而在大战最初两年以后，人们又难以相信它们竟会终结。我们与往常的生活好像被一条无限宽阔的鸿沟隔开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几乎使自己习惯于新环境中的恐怖。家乡上空一颗苍白的和平之星在远处发生微弱的光；但是暴风雨仍在咆哮，不见减弱，实际上战火还在不断增强。年复一年乐观主义者受到怀疑，各种合理的希望通通被抛弃，不列颠民族坚持自己的目标而不问战争何时结果。在政府圈子里必须为未来一年多的时间拟订许许多多计划；这种心态形成我们思想的潜意识基础。最终的胜利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胜利如何到来，它在1919年、1920年还是更晚的时候到来？这些在每日迫切事务中属于过份猜测性的问题无法追索。更少有人敢希望在1918年得到和平。然而，心灵的眼睛有时注视这些不解之谜，便立即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德国会突然垮台吗？还是像她以前在耶拿之战给予双方的那样或者她像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或者像李将军率领的邦联军那样坚持战斗到悲惨的结局呢？大战是在双方都坚信自己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爆发的。在一方肯定已经毫无希望之后，大战还会继续吗？在复仇的拼命中仍坚持战斗，如此勇敢，同时又如此合乎逻辑，这是德国人的天性吗？我们还将在莱茵河畔作战一年，再向柏林进军，在野战中摧毁它的陆军，征服它的居民；或者我们还要出现某种紧张的神经痉挛、某种压倒性的和几乎普遍承受的失败和失败所涉及的一切？我们一直想要战争以耶拿式结束。但是我们的全部计划都选择长期作战为基础。

当然，一旦胜利的全部希望之门对德国关闭，她的最高利益要求将她的大部分陆军有秩序地撤退到安特卫普—默兹河一线，再由此撤回德国边界。在8月8日的战斗以后，德国统治者从这次战斗得出的结论，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上述撤退，这便成了军人和政治家以及各党派和各阶层的首要职责。此外，只要当机立断，这种撤退肯定能够完成。除了战术和战略提供的缓解追逐的所有方法外，德军此时还拥有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充分运用这一装置将肯定为他们赢得喘息空间，直到1919年春季。他们已经研制成功引爆地雷和弹药的定时引信，这种引信能控制爆炸时间推迟到数日、数周甚至数月以后。因此，这就有可能使撤退的入侵者在身后的公路和铁路上布下地雷和埋在地下的弹药筒，这样他们可以用新的无穷系列的爆炸连续摧毁这些公路和铁路，而爆炸的时间和地点又是追逐者无法预见的。对付铁路布雷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旧铁路以可以利用材料建筑一条全新的铁路。这样一来，协约国军在重建整个新铁路系统以前，不可能推进到德国边界线。这项工程在年底以前肯定无法完成。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战，必须将必要的大量笨重物资向前运输，直到那时才能开始。

因此，德国可能赢得大约6个月的时间，然后协约国军的全部力量才能压向它的边境，然后她才会遭受实际入侵的危险。德国有充分时间选择并构筑坚固的阵地，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全国的所有剩余资源保卫其领土。但是，比军事力量远为重要的是，德国承认失败并完全撤离法国和比利时，这对协约国的凝聚性和驱动力产生的作用。解放法国领土是法国人民坚持战争的主要动力，拯救比利时仍然是英国战争决心的主要聚集点。因此，假如德国消除了法英这两大主要动机，假如她仍手持武器挺立在她自己国土的门口，准备缔结失败的和平条约，割让领土，支付赔偿；假如在一切和谈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准备自卫到底，而且还有能力使进攻者遭受200万人员的伤亡，那末从当时和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不会被迫接受这种考验。复仇的情绪高涨，协约国的心情严峻，即使面对真正的和平提议，无论惩罚本身如何公正，都不会有充分的刺激力量，因而足以引导厌倦战争的大国进入另一年可怕的浪费和屠杀。在暂时平静与严寒的冬天，骄傲的敌人祈求议和条件，他已经放弃所有征服的土地，和平谈判势在必行。甚至在这最后阶段德国也不必置身于那种可怕的境地，即任凭那些她曾经极其严重地伤害过的国家自由处置。

毫无疑问有诸多因素和影响同时对依然统治德国的那些人发挥作用。但是有可能由于一个极不充分的理由而丧失最后的机会。德军司令部下不了决心去面对立即迅速撤退引起的后果。据报导福煦在8月底曾指着军用地图说过，“此人(德国人)如果不在乎把行李留下，他仍可以逃脱。”德国人4年里在法国和比利时积储的大量军需品和各种战争储备，变成了致命的累赘。德军参谋部不能忍受牺牲这些东西。他们的铁路很快被这些堆积如山的轴重所壅塞。与此同时，国家的最高决策无法实施，因而，极度紧张的战斗前线又开始颤动、摇晃和破裂。

02.

我已经谈了一系列巨大的浴血战役等事件，由于德军现在将被赶出法国和比利时，德意志帝国即将崩溃，即将无条件投降和发生国内革命，有可能在以后几页里将过程谈得比较详细一点。8月8日的胜利刚刚结束，福煦和黑格就试图重新发起进攻。但是在进攻方法和方向上出现了某种分歧。福煦于8月10日发布的命令规定，罗林森的英军第4集团军和德贝内的法军第1集团军以哈姆为总方向立即向索姆河推进。命令法军第3集团军延长进攻时间有利于第1集团军的推进；黑格受命尽早出动英军第3集团军(宾将军在第4集团军以北)向巴波姆和佩罗讷发起进攻。黑格另有想法。他认为命令罗林森和德贝内立即进一步向索姆河推进是不切实际的。他说，敌人的炮火已经大大增强；敌人已经在他们1914—15年的旧防线上站稳阵脚驻守，该防线依然井井有条，铁刺网完好无损；而地面凹凸不平，不适合于坦克行驶；德军至少有16个师把守防线的这一地段。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亲自视察之后，黑格下令进攻推迟到重炮能运到前线进行全面的炮战之后。不过他完全赞同英军第3集团军的进攻，而且事实上在福煦10日的指示发布之前他已经主动地向宾将军下达了命令。现在他还计划投入英军第1集团军的右翼(霍恩所部)。

福煦在8月14日重申了他的命令。他认为根本不必将罗林森—德贝内的正面进攻推迟到宾将军能够参战。他没有考虑到使用霍恩的部队的可能性，黑格仍然拒绝在他的炮队准备完成前发动进攻。他说，还没有出现任何情况使他改变意见。……他拒绝更改业已对两个集团军发布的命令。同时，他正迅速而秘密地将后备军调拔给宾将军，并用实力强大的新到加拿大军增援霍恩。简言之，福煦要求继续向索姆河以南发动正面进攻，黑格则坚持向北方开拓一场新的面更广的战役(在蒙希—勒普—勒米托蒙一线)。这两套计划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于是15日在萨尔居举行了一次协调会议。黑格坚持自己的意图，虽然“用十分友好语气说话，”强调他指挥的英军唯一对他的政府和同胞负责。福煦知道不可能取得进展，便作出了让步。他在这次会谈后发布的命令中接受了英方的计划及其论据。不过他立即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那里调出法军第1集团军，从8月16日中午起该集团军仍归贝当将军指挥。

黑格可能夸大了索姆河以南(在鲁瓦—绍讷—线)德军的抵抗力；不过他提出的理由和他的拒绝态度一样坚固，而事实证明此举是非常幸运的。8月21日英军第3集团军开始了重大的巴波姆战役。宾将军得到100辆坦克的增援，向东南偏南方向进攻，经过的乡村要比索姆河以南弹坑累累的田野好得多，适合坦克这类最重要的武器作战，他迫使德军防线后撤。被进攻的德军第17集团军部署在效仿古罗模式建筑的伪装防线之后3英里。这支德军于22日发起全线反攻。但是英军最初非常谨慎地作战，只投入了部分兵力，然后大力加强攻击，打退德军的反扑，保持向前推进。22日收复阿尔贝，23日黑格能够下令从33英里宽战线全面推进。战斗中争夺异常激烈，但英军继续取得进展。26日英军第1集团军右翼从阿拉斯介入，使进攻的宽度增加了7英里。这成为西线进行的攻击战中最长的连续战线。此刻第4集团军也再次投入战斗。

同日，屈服来自北方的压力，德军从鲁瓦撤退，退守索姆河防线。这样，福煦元帅要求的、本想通过英军第4集团军的正面进攻争取的直接目的，由第3集团军的进攻自动地到达了。29日，收复一片废墟的巴波姆。德军仍坚守从佩罗讷到努瓦永一线；但是8月30日到31日的夜晚，澳大利亚第2师以惊人的功绩攻占佩罗讷的门户圣康坦山，从而威胁德军的整个沿河防线。9月1日，佩罗讷再次易手。2日，英军第1集团军左翼投入战斗，并与加拿大军和英军第4师一道，经过一场浴血奋战，从北面突破了称作“德罗库尔—凯昂开关”的坚固壕堑系统。于是德军放弃了从瓦兹河到桑塞的整个索姆河防线，退向兴登堡防线。

可以说，英军的这次大规模强攻是在9月3日结束的，到那一天为止英军3个集团军尤其是第3集团军的阔广战线平均推进了20英里，俘虏德军5.3万人，缴获德军大炮470门。德军的行动，不但在这次战斗中，而且直至大战结束，就像一班士兵排队时试图向右看齐，每次他们力图站好正确位置时，总是因为他们最右手的那个人被英军的强大压力向后猛推，整班人只得不断后退改变位置。

同时，芒然的第10集团军的力量不断增加，经过苏瓦松向东北推进，尽管他作战的规模和战果均不及英军那么大，但这使德军中心全面撤退的后面有两支追击军队。因此，英军第4集团军的余部及其右翼的法军第1和第3集团军能够不受重大损失齐头并进，到9月3日，协约国军的战线已处于自北向南从杜埃以下到拉费尔隘口几乎成垂直的一线。英军的进攻的成功超过了福煦的迫切预期，他以伟大司令官不常显露的宽宏大量，情不自禁地表示了赞许。他派遣杜·坎将军转告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英军在8月和9月初作战将成为永久的楷模，”不过这些战事远远还没有结束。

图42、西线

Aix la

chapelle，艾克斯拉沙佩勒；Albert，阿尔贝；Amiens，亚眠；Antwerp，安特卫普；Arras，阿拉；Attigny，阿蒂尼；Aulnoye，欧努瓦；Bapaume，巴波姆；Barle

Duc，巴莱迪克；Beauvais，博韦苏；Berlgium，比利时；Berthelot(Fifth)，贝特洛(第5集团军)；Bethune，贝蒂讷；Birdwood，伯德伍德；Blegians，比利时军；Boulogne，布洛涅；Boundary

with French，与法军的分界线；Bourgogne

Forest，勃艮第森林；Briey，布里埃；Bruges，布鲁日；Byng，宾；Calais，加来；Cambrai，康布雷；Cateau，卡托；Chalon-sur-Marne，马恩河畔沙隆；Champagne，香槟；Charleroi，沙勒罗瓦；Chateau

Thierry，沙托蒂里；Chemin des

Dames，舍曼代达姆岭；Chent，尚特；Chimay，希迈；Cologne，科洛涅；Courtrai，库特赖；Croislles，克鲁瓦西耶；Debeney(First)，德贝尼(第1集团军)；Dinant，迪南；Dormans，多尔芒；Douai，杜埃；Dover，多佛尔；Dunkerque，敦刻尔克；First，第1集团军；Gerard(Eigth)，热拉尔(第8集团军)；Germany，德国；Gouraud(Fourth)，古罗(第4集团军)；Gouzeacourt，古佐库尔；Grandpre，格朗普雷；Guise，吉斯；Hirson，伊尔松；Holland，荷兰；Horne，奥尔恩；La

Basse，拉巴瑟；La

Fere，拉费尔；Landrecies，朗德勒西；Laon，拉翁；Lens，朗斯；Liart，利亚特；Liege，列日；Lille，里尔；Lohgwy，洛格维；Longuyon，隆吉永；Lorraine，洛林；Louvain，卢万；Luneville，吕内维尔；Luxemburg，卢森堡；Malmedy，马尔梅迪；Mangin(Tenth)，芒然(第10集团军)；Maubeuge，莫伯日；Menehould，梅内乌尔德；Menio，梅尼奥；Metz，梅斯；Mezieres，梅济耶尔；Miles，英里；Mons，蒙斯；Montdidier，蒙迪迪耶；Montmedy，蒙梅迪；Montreuil，蒙特勒伊；Mormal

Forest，莫尔马尔森林；Namur，那慕尔；Nancy，南锡；Neuve-Chapelle，新沙佩勒；Nieupor，尼约波尔；North

Sea，北海；Novon，诺冯；Ostend，奥斯坦德；Paris，巴黎；Passendele，帕森达勒；Peronne，佩罗讷；Pershing(American)，珀欣(美军)；Plumer，普卢默；Pont-a-Mousson，蓬塔穆松；R.Aisne，埃纳河；R.Marne，马恩河；R.Oise，瓦兹河；R.Ourcq，乌尔克河；R.Sambre，桑布尔河；R.Scarpe，斯卡尔普河；R.Schrlat，斯海尔德河；R.Selle，塞勒河；R.Somme，索姆河；R.Vesle，韦勒河；R.Meuae，默兹河；Rawlinson，罗林森；Rethel，勒泰勒；Rheims，兰斯；Roubaix，鲁贝；Second，第2集团军；Sedan，色当；Sissonne，锡索讷；Soissons，苏瓦松；St

Menehould，圣梅纳古尔德；St Mihiel，圣米耶勒；St.Quenlin，圣康坦；The

Ardennes，阿登高原；The

Argonne，阿戈纳；Thionville，提翁维莱；Tourcoing，图尔宽；Tournal，图尔纳尔；Treves，特雷沃；Valenciennes，瓦朗谢讷；Verdun，凡尔登；Ville-sur-Tourbe，图尔伯河畔维莱；Vinny

Ride，万尼里德；Vouziers，武济耶；Yprers，伊普尔；Zeebrugge，泽布吕赫。

03.

我军在这些巨大胜利中开始发挥的最主要作用，却被自己内阁和舆论归功于福煦元帅，这使英军司令部甚为怨恨。首相在建立统一指挥方面发挥的作用导致他不自觉地总是想着最高统帅的光辉思想，而对英军强有力的向前推动则看不清楚；没有这种推动，战果本不会如此辉煌。国内新闻界与公众跟随着人云亦云，因此，在这几个月里人们流行的看法——此后也从未有效纠正——是在迭经灾难和大量失误之后，一位非凡的天才获得了最高指挥权，因而几乎立即转败为胜。本文在叙述福煦元帅的盛名赖以确立的某些杰出决策时采取了小心的态度；但是这绝不会缩小英军总司令在这次战役中作出的贡献。他的军队在胜利进军中贡献出最大的一份力量，正如他们在承受德军猛烈攻击时首当其冲一样。福煦了解更全面的情况，因为他处于更高的地位。持比较受局限的观点是黑格的职责。

“只要克尽职守，荣誉尽在其中。”

然而尽管如此，正如已经表明和将要表明的那样，在不止一次重要时刻，黑格坚持自己的意见，扭转最高司令的计划，并取得辉煌战果。他所率饱经枪林弹雨的各战斗师，在一年中五次大量伤亡，依然保持严明纪律，怀着献身精神，养精蓄锐并大步前进。

国内盛行的情绪引起的反应，导致英军司令部多少贬低了法军对最后进军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本国政府一样都脱离真实，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从7月15日到11月11日这一段胜利时期，法军自身遭受的伤亡不少于53.1万人，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是41.4万人。法国全军和全民从大战开始即以全力参予战斗，在最初数周内就有70万人伤亡，在头三年里有300万人伤亡，而到最后竟还能作出如此崇高的努力，将永远受到协约盟国的钦佩和感激。

英国军政当局，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法国，没有人因这些非同寻常胜利而预计大战的指日可以结束。总司令部、亨利·威尔逊爵士、帝国战时内阁和首相都坚信1919年必将还有另一次重大战役。因此军需部继续最大规模地进行各种准备。战时内阁担心，黑格受胜利的鼓舞将自己曾受严重创伤的部队投入力不能及的行动。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忧，兴登堡防线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帕森达勒战场。就我国的人力状况而言，由于50岁以下男子已经应召人伍，合格人力标准已降到危机点，1919年要维持兵力在60个师的规模将是极困难的问题。再损失三四十万人将迫使我们可悲地缩减可用于1919年英军师的编制数；看来我们没有理由希望这一年将是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年。因此内阁于8月底致函英军总司令，警告他进一步大量伤亡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关于这种对高级司令部特有权力不适当的干涉和政治家们以无奈的心情，关于面对部队伤亡表示出可怜的无能为力，总司令的“参谋”写了几句十分不快的反驳语句。

内阁的干预只是按照慎重地忠于职守行事。然而，黑格此时对德军的衰败和他自己军队的迅速恢复能力有了更切合实际的看法。他持同福煦一样的军事理论。这两位卓越的军人曾经年复一年以顽强和平静的信心发动多次进攻，现在我们知道，以往这些进攻是灾难性的也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现在条件变了。两人现在都装备了进攻性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他们两人的军事科学知识所想象不到的。鲁登道夫在进攻中使德军遭受的损失，同样影响敌人的数量和质量。美军迅速不断涌入，扭转了人力的平衡，大大有利于协约国；我们最终有了充足的大炮，可以向敌人防线的几乎任何部分发动猛烈攻击。突袭女神终于回到了西线。因此，黑格和福煦两人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始终彻底地忠实于自己的军事理论，在大战的第5次战役中，当事实开始第一次与理论一致时，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这段时间，我经常在前线，与英军和法军司令部的关系极为融洽，以致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价新的形势。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英军继续把德军赶出他们一道接一道防线的信心是坚决的。在巴波姆之战的结束阶段，在弗雷旺他的火车专列上他给我看他刚刚下达给英军3个集团军同时发起进攻的命令；并指着地图上标志着西格弗里德、沃坦、布龙希尔、兴登堡等名字的德国防线对我说，“当部队不再决心守卫这些防御工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所有这些工事有什么价值了。”

04.

9月底，炮兵司令伯奇将军给我看一份缴获的德军文件，它对我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9月26日我在一份关于弹药的备忘录中提请内阁对这份文件予以注意；现摘要如下：

认为现在在法国已经出现半野外战争，认为法军在攻击之前放弃延长炮轰，因而我们将可减少炮弹的消耗，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自从内阁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以来，在野外作战期间的法军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炮击。连续5天每天炮弹消耗量逾1万吨。同时在两个或三个英国集团军在战线进行的大范围的战斗中，几乎使用了英军在法国的所有大炮，使用的弹药比梅西讷、帕森达勒等紧张的局部战斗所使用的更多，而不是更少。另一方面，弹药的大量消耗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结果：缴获的鲁登道夫将军最近下达的一道命令说，在一个月内德军在西线的大炮有13%以上被我反击炮火完全摧毁。由于炮击的方法，法军运用得较少，所以这惊人战果的主要功劳归于英军炮兵。得到充足弹药供应的优势炮兵与训练有素的优势空军联合作战，不但在摧毁敌人的抵抗力量方面，而且在减少我军人员伤亡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如果摧毁德军大炮能保持在鲁登道夫将军所说的速度，那末，德军西线的所有大炮，除了正常的损坏之外，一年之内实际上必须更换两次；这一点他们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我们在这一方面付出的努力，可能是我们的最终迅速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之一。正当我们为增强实力，并完善炮兵和空军的联合作战作出的巨大努力即将产生结果的时候，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如果我们一定要炮兵节省弹药的话，那末，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绝不能吝惜弹药；相反，应该准备在各方面作出巨大的牺牲。

我不想增加读者负担，进一步论证上段摘录，发表有关钢铁与数量的长篇大论。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大战接近结束的确凿无疑的最初征兆，它的来到比我们敢于希望的更快。

第55章、胜利

01.

大战现在进入了最后阶段。1918年期间，英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努力达到了最高峰。帝国在各战区与敌人作战的兵力达450万人，处于备战状态的人员将近600万。大舰队各种舰只的实力达到最高点，而德军的舰只甚至已处于不再出海的状态。德国潜艇战已被打败，被将近4000艘悬挂英国皇家海军旗的武装船只的四面出击而不敢露面。本年内在这些武装船只的保护下多达200万美军部队横渡大西洋在法国登陆，其中半数以上是由英国船只运送的。2万艘英国商船维持了全体英军的供应，没有多大阻碍地为不列颠诸岛人民的生活，为那里的军需工业和为非军需的民用工商业运送粮食和原料。英国在全球各处针对敌人的制海权是绝对的，这一结果的获得是由于在大小舰队中、商船上、海军军火库和码头上以及在造船厂里雇用了120万以上的员工。吸收了近250万劳动力的英国军需工厂，生产了越来越充分的英军使用的所有炮弹和大炮等等必需品。此外，英国还向法国和意大利提供大量的钢铁、煤炭和其它军需物资，并在无损于其它义务的情况下，准备向美国提供的80个师的部队参加1919年战役所需的全部中程大炮。一切都已完成，准备的进程大大提前满足了英军1919年的各项技术装备，其质量和新颖程度远优于以往任何产品。整个王国在陆军、海军舰队和军需工厂，实际上总共雇用近800万男子和75万名妇女，还不包括从事粮食、煤炭和民用必需品生产的那些人员。发展和保持这种大规模生产态势所需财政支出数额，仅1918年就超过30亿英镑，其中10亿英镑是通过不列颠4500万人的纳税筹措的，16亿是向国内民众的借款，另外有4亿是向国外主要是向美国借来的英国政府的信用借款。

不过本章主要关注的是英军所作的最后努力。1918年战役从3月21日开始到11月11日停战，英军在法国遭受了83万人伤亡，而使德军死、伤和被俘的可比损失是80.5万人。同期内法军和比利时军的伤亡数为96.4万人，给敌人造成的伤亡是66.6万人。到7月份，局势开始出现明确的转变，英军在当年主要承受德军攻击的大部分压力，曾损失40余万人。尽管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们继续全力投入战斗，而且那时起俘虏的德军和缴获的大炮至少相当于西线其他协约国军加在一起的总数。①与此同时不列颠在巴尔干提供了第二大的协约国军，并结束了德属东非敌军的抵抗。最后，大不列颠和印度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承担了与土耳其帝国作战的全部重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40万军队和巴勒斯坦的将近30万军队，击溃或摧毁了整个土耳其剩余兵力的四分之三，并占领了发生战事的所有地区和省份。这些就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的战争努力，这个国家在1918年的战役开始之前，已经经历了三年半的战争，遭受了175万余人伤亡，损失了650万吨位以上的船只，并支出经费60亿英镑。这些事实和数字将会激起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惊讶。

02.

可以说，大进军的第一阶段于9月3日结束。一旦巴波姆之战的全面胜利已有把握，福煦元帅就可以采取新的甚至更广泛的联合行动了。原来想咬掉德军的三个突出部——亚眠、蒂耶里堡和圣米耶勒——和解放这三地后面的横向铁路，就此计划来说，头两项最庞大的计划已经完成，美军针对第三个目标圣米耶勒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并即将开始。这些局部的大规模作战一度看来似乎得足足耗这一年的剩余时间，而现在却可以接着进行由全体协约国军一起参与的精心设计的联合行动，突破德军的防线并在冬季到来之前将敌军赶出法国。

现在有必要最后看一看四年战争期间德军在法国所依赖的铁路结构。德军补给的主根主要是铁路大干线(A)，起自威斯特伐利亚军需工厂，通过科隆、列日、那慕尔和莫伯日。呈新月形T状的横向干线(B)，(如图形)入侵战线就建在这条横向线上，也就是从德国出发，途经梅斯、梅济耶尔、伊尔松、莫伯日、蒙斯、根特和布鲁日的铁路线上。沿这条铁路有多条向南向西的支线，各支线又有许多辅助小支线为向加来、亚眠和巴黎呈扇形展开的德军提供给养。在斜线南部的后面是阿登高原崎岖的森林地区，公路和铁路比较缺少，成为庞大现代化军队有组织撤退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法国的德军在战略上大多沿其主要横向交通线“形成一个侧翼”。如果突破了这些交通线或将德军驱逐到交通线后面，他们大部分将成为瓮中之鳖。

此外，整个德军兵力的近四分之三沿梅济耶尔—伊尔松—欧努瓦一蒙斯横向弧线向外辐射。因此，梅济耶尔和欧努瓦的铁路枢纽(靠近失守的法国莫伯日要塞和铁路中心)是敌人极其重要的所在。如果这些枢纽被攻克或者瘫痪，那末依靠这些枢纽或者依靠它们之间横向铁路线的大量入侵之敌，将被彻底切断退路。德军迄今为止在战略上尚未感到焦虑；他们的防线及其连续的防御系统，除了在凡尔登前面那条外，仍在那条横向铁路线前面50英里之外。但是现在在这条防线迅速凹入和收缩，安全空间的边缘日益缩小。

最后必须记住，从佛兰德前线、阿拉斯前线、索姆河前线、埃纳河前线，以及从阿戈讷前线主体部分的所有交通线，最终都通过列日。这个瓶颈太小，既不能应付如滔滔洪水般撤退的物资和军需品，同时在继续激战时又无法为军队供应迫切的往返的需要。

这些考虑指导协约国军的行动。显然，除了凡尔登之外，受拙劣交通线阻碍的地方，和可向敌人发动致命打击的最近点，便是莫伯日附近的欧努瓦枢纽。英军朝莫伯日方向向敌人康布雷—圣康坦防线进攻如果获得成功，就将威胁和迫使部署在阿登高原之前莫伯日和凡尔登之间的全部敌军提前撤退。这点从可能成为实际可行的时刻起，便是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目标。福煦元帅独立从他更高的立场看问题，当然也持有相同观点，而且协调整个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然而他依从珀欣将军的愿望，勉强同意美军向梅斯推进，如果向圣米耶勒的进攻获得成功就进入萨尔河谷。此举与主攻无关，而且有分道扬镳的性质。如果英军准备承担起粉碎兴登堡防线和向莫伯日推进的艰巨任务，那末绝对必要的是，所有其它军事行动都应该以上述关键枢纽点为目标，并为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作出贡献。因此，黑格在8月底敦促福煦改变美军的进攻方向，从分道扬镳改为分头合击，也就是从向东改为向西北，向梅济耶尔而不是向梅斯进军。福煦完全同意黑格的意见，在与珀欣进一步协商之后得到他同意改变计划。

9月3日，福煦元帅的命令规定如下：(1)英军在法军左翼的支援下，继续向康布雷—圣康坦总方向进攻；(2)法军中心继续采取行动将敌人赶过埃纳河和艾莱特河，(3)美军最迟到9月10日进攻圣米耶勒突出部之后，应该准备“向梅济耶尔发动尽可能强大和猛烈的进攻；东侧有默兹河掩护，左侧将得到法军第4集团军(古罗)进攻的支持。

除这些外，据9月8日的通知，福煦还规定了在比利时以根特为总方向发动第三个攻势。准备建立一支新集团军群，由英军第2集团军(现重归普卢默指挥)、比利时集团军和一支法军分遣队组成，共计16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上述部队均归比利时国王指挥，由法国将军德古特任参谋长。这次进攻原则上是以驻守阿尔芒蒂耶尔附近利斯河的英军为枢纽轴的左手扇形推进。

这就是协约国的三大攻势：由法军和美军向梅济耶尔进攻；英军向莫伯日进攻，比利时军、英军和法军分遣队向根特进攻。时间定在9月底。此前空隙期间，协约国军往前向新的主要攻击线移动。这包括一些重要的预备性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美军第1集团军向圣米耶勒突出部发起的进攻。9月11日上午，美军9个师(每个步兵师人数等于两个半法军师或英军师)和3个法军师攻入了圣米耶勒突出部。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德国和奥地利守军在撤防早期阶段就遭到了拦截。美军以最大激情发动的东边进攻的第一次冲击，就在11英里宽的防线插入了将近6英里。12日，他们穿过突出部与西边进攻的美军会师，到14日，当战斗结束时已俘敌1.6万人，缴获大炮450门。9月18日，英军第4和第3集团军进攻以埃佩伊为中心的17英里宽的敌军防线，目的是要使我军主力进入攻击兴登堡防线的距离以内。这次准备性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英军推进了约3英里，俘敌1.2万人，缴获大炮100门，但自己也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从英军右侧斜插过来的法军，于8日夜间突袭了克罗扎运河的各渡口，并继续战斗，不但加速了德军的撤退，而且扩大了我方的战果。

图43、美军圣米耶勒之战的胜利

Ailly，艾利；Appremon，阿普勒蒙；Briey，布里埃；Chambley，尚布莱；Chauvoncourt，沙冯库尔；Commercy，科梅尔西；Conflans，孔夫朗；Donmarlin，东马尔兰；Etain，埃坦；Faye

en

Haye，费伊昂海；Flirey，弗利雷；Fresnes，弗菌讷；Hattonchate，阿通沙特；Hettonville，阿通维莱；IInd

French Army Crops，法军第2集团军；Ist American Army Crops，美军第1集团军；IVth

American Army Crops，美军第4集团军；Jaulnay，若奈；Kilometres，公里；La

Chaussee，拉绍塞；Lacroux，拉克奋瓦；Montsec，蒙塞克；Moselle，摩泽尔；Nonsan，农桑；Noroy，诺会瓦；Orne

R.，奥恩河；Pagny，帕尼；Pannes，帕讷；Pontamousson，蓬塔穆松；R.Meuse，默兹河；Regneville，勒涅维尔；Rombercourt，龙贝库尔；Sept.12，9月12日；Sept.13，9月13日；Sept.15，9月15日；Seusey，瑟塞；Spada，斯巴达；St

Mihiel，圣米耶勒；Thiaucourt，蒂欧库尔；Tresau les

Eparges，特雷索勒埃帕尔热；Troyon，特鲁瓦永；Verdun，凡尔登；Vigneulles，维尼厄勒；Vth

American Army Crops，美军第5集团军；Woel，沃厄；Xammes，克塞梅；Xivray，克西夫雷。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向我提供的地图(见附图)，标明在此次最大规模战斗前夕西线各部队的阵地。博拉斯顿上校在他派军队去进攻三处前线时，完成了一项必要的任务。下面的事实就是根据他独自核查的陈述整理的。为南线战事集结了31个法军师和13个美军师，后者步兵人数至少等于30个法军师；可比总数略多于60个协约国军师。这路进攻的敌人是1个奥地利师和19个德军师，其中6个师属第一流的部队。为北线战事协约国集结了比利时8个、英军5个、法军3个步兵师，和比利时1个、英军3个、法军3个骑兵师。与这支大军对峙的是12个德军师，其中4个师为精锐部队。但是在中央战区，德军人数实际上较英军占有优势。在兴登堡防线名闻遐迩的防御工事后面的战斗区，集结了不少于57个德军师，其中18个是突击师。为攻破这些防御工事并击败防线上的大量德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只能调集不超过40个英军师和美军第2个军。再则，穿插在进攻前方的北方运河和谢尔德运河，几乎完全剥夺了英军进攻中坦克的帮助。

这些插曲中的每一个可以写成一篇扣人心弦的专题著作；但是本篇只能三言两语记录最突出的战果。

16日破晓，珀欣和古罗并肩出击：美军进攻20英里的敌人防线，法军进攻24英里的敌人防线。美军不因损失严重而畏缩，向整个德军受攻击防线的第一道防御工事系统猛攻，并在某几点上攻入了近6.75英里。古罗的部队也推进了1.25至2.25英里，不过此后两军的攻击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美军的供应安排失灵，数十英里公路被动弹不了的车辆无望地堵塞。美军战线的粮食、弹药和援军的补给历尽千难万险只能运抵一部分。德军的反攻收复了部分失地，并在某些地段隔绝或击溃了推进最远的美军。战地的困难绝大，随后几个星期意外地出现混乱的僵持局面。然而在此期间，法军和美军俘敌3.9万人，缴获大炮300门，并牢牢地钳制了人数占优势的德军。

北线的战事频频告捷。被击败的德军在强大攻势面前后退，英军和比利时军几个师且战且进，穿过伊普尔—帕森达勒战场令人望而生畏的荒凉地区，3天之内便登上了离出发地10英里的梅嫩—鲁莱斯公路，一路上损失甚微，俘敌将近1.1万人，缴获大炮300门。法军分遣队在此阶段没有作战。

英军与协约国军俘获的战利品(1918年7月18日—11月11日)

图44、1918年英军战绩(1918年8月8日—11月11日)

Armies，亚眠；Arras，阿拉；Ath，阿特；Avesnes，阿韦讷；Bailleul，巴约勒；Bapaume，巴波姆；Bethune，贝蒂讷；Bruges，布鲁日；Cambrai，康布雷；Cassel，卡塞尔；Courtrai，库特赖；Denain，德南；Dixmuide，迪克斯迈德；Douai，杜埃；Enghein，昂吉安；Epehy，埃佩伊；Grammont，格拉蒙；Hezebrouk；Iseghem，伊塞昂；La

Basse，拉巴瑟；Lens，朗斯；Lille，里尔；Maubeuge，莫伯日；Menin，梅嫩；Mons，蒙斯；Peronne，佩罗讷；Peruwelz，佩吕韦尔兹；Poelcappelle，普尔卡佩勒；Popering，波珀灵厄；Renaix，勒奈；Roubaix，鲁贝；Selle

River，塞勒河；St

Quentin，圣康坦；St.Amand，圣阿芒；Thielt，蒂耶尔；Thourout，图鲁；Tournal，图尔纳尔；Valenciennes，瓦朗谢讷；Ypres，伊普尔。

1.法比攻击区。

2.伊普尔，第2集团军于9月28日、29日俘敌4800人，缴获炮100门。

3.库特赖，第2集团军于10月14日—31日俘敌6(X幻人，缴获炮200门。

4.德军于9月15日—20日从该区撤退(系英军向兴登堡防线挺进的结果)。

5.德军于10月14日—31日从该区撤退(系英军南北夹攻的结果)。

6.德军于11月8日—11日从该区撤退(系莫伯日之战的结果)。

7.第1集团军于8月26日—9月3日俘敌18850人，缴获炮200门。

8.巴波姆第3和第4集团军于8月21日—31日俘敌34250人，缴获炮270门。

9.康布雷—圣康坦之战第1和第2阶段，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9月27日—30日俘敌36500人，缴获火炮380门。

10.康布雷—圣康坦之战第3阶段，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10月8日—10日俘敌1.2万人，缴获炮250门。

11.塞勒河之战，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10月17日—25日俘敌2.1万人，缴获炮450门。

12.瓦朗谢讷—莫伯日—阿韦讷之战，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11月1日—11日俘敌1.9万人，缴获炮460门。

13.亚眠之战，英第4集团军于8月8日—14日俘敌21850人，缴获炮400门。

14.埃佩伊之战，英第3、第4集团军于9月18日—19日俘敌11750人，缴获炮100门。

15.法军攻击区。

中心战区的战事于27日开始，当天河床深达60英尺的北方运河这一超常障碍，遭到第1集团军右翼(霍恩所辖)和第3集团军左翼(宾将军所辖)的猛烈攻击；在13英里宽战线上推进了4英里，俘敌1万人，缴获在炮200门。此举使第3集团军余部和第4集团军(罗林森所辖)有可能向南进攻。罗林森的大量大炮此次使兴登堡防线的阵地经受48小时老式的密集炮轰。然而，在没有坦克的情况下，他的部队在29日发动进攻时，遇到了十分顽强的抵抗。美军在突击中心战线打头阵，他们得到澳大利亚部队的支援，并与澳军交互跃进攻击。在这些自豪的军人之间充满着崇高的竞争精神，美军把这种精神发展到舍生忘死的程度；他们出自同一民族，说同样的语言，只是来自地球上相距遥远的地方，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德军防线前端的几处坚强据点，上一天没有按预定计划予以消除，两个美军师从掩护弹幕后1000码处开始冲锋。经过一段时间攻击，在敌人机枪扫射下他们的尸体“整齐地排成三行”躺下。在其它地方，高涨的激情鼓舞他们深入德军的防线。实力强大的德军部队从运河穿过的巨大隧道和准备已久的防御工事、地下掩体中倾巢而出，从后面攻击雄心勃勃前进的美军，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并使他们遭受大量伤亡。但是全体美军仍义无反顾地殊死奋战。久经沙场的澳大利亚部队向前进行救援，在进一步的短兵相接浴血奋战之后，攻占并牢牢地控制了全部阵地。

这段悲壮光荣的插曲仅仅是第4集团军战斗的一部分；英军所有3个集团军全部和不断地投入战斗。到30日夜间，兴登堡防线有25英里宽的一段被摧毁，平均深入7英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接报，俘敌36500人，缴获大炮380门。从9月初到10月9日，在法国的英军伤亡数超过20万人；其中6500名军官和133700名士兵是在进攻兴登堡防线的系列战斗，亦称康布雷—圣康坦战役中牺牲的。上述数字中必须加上6000名美军，即美军第2军团步兵的五分之一。从10月8日到10日，战斗和推进仍在继续，到最后一天在整个康布雷—圣康坦战线上又前进20英里，又俘敌1.2万人，缴获大炮230门。在这一凌厉的中心猛攻和南北两线夹击下，德军将其部队撤离了防线上所有被插入地段。协约国军紧随其后乘胜追击。

03.

然而，对德国抵抗力量的最后打击，只是间接来自西线的大战。自1915年夏季以来战争消耗巨大而徒劳无功的、失去活力的战场，以及军事努力遭到协约国最高军事当局普遍责备的战场，注定要发生使战争结束的决战。一根链条无论多么粗大，其承受的力量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保加利亚这一环行将断裂，因此整个敌人联盟的剩余聚合力也将和它一起消失。然而这一结果不是由局部形势引起的。它是由德军在法国遭到失败而出现的惊恐造成的。9月15日，所谓萨洛尼卡集团军，配合协约国军在各战线的总进军，向保加利亚发动一场攻势，中心目标是于斯屈布这一重镇和铁路枢纽。它实际上是一支混杂的军队，奉萨拉伊的最后继任者弗朗谢·德斯佩雷的命向前进军，8个法军师、7个英军师、6个希腊(韦尼泽洛斯派)师、6个塞尔维亚师和4个意大利师——全都编制不足，因热病体质虚弱，装备的大炮也不充足。17个保加利亚师和2个土耳其师受率领几个德军步兵营和炮兵连的赫赫有名的马肯森的控制和指挥，形成足以成功地防守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地势险要的国家的一支力量。但是保加利亚人不愿意继续打仗。保加利亚退出战场和她进入时同样忧郁、麻木和坚决。6月最后一个星期，温和的马利诺夫内阁的上台引起了柏林的不安，也为协约国的外交提供了良机。尤其是美国，她一直没有向保加利亚宣战，仍有代表常驻索非亚，她以强有力的手腕施展影响。

经过微弱的抵抗后(它仍然显示了防守者的优势)，保加利亚军向后退却，停止战斗，并声明他们只想回家收割庄稼。这些性格刚强的农民对德国人的告诫不予理睬。他们对逐步前进支持防线的小股德军相当友善。后撤的保加利亚军队还腾出时间协助德军把大炮曳出深陷的车辙。但是，要他们折回前线或停止后撤或进行战斗——这一切都办不到了！

9月26日夜间，一名保加利亚参谋手执休战旗来到米尔恩将军的指挥部，以他的总司令的名义谋求停止敌对行动48小时，称和谈代表接踵就到。28日，保加利亚同意无条件使她的军队复员，归还侵占的全部领土，交出所有运输设施，不再是交战国，并将其铁路和领土供协约国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使用。

消息传来时，我在巴黎和卢舍尔在一起大家立刻意识到，大战的终结已经到来。9月29日，鲁登道夫创议在斯帕召开会议，决定派人觐见威尔逊总统(他的“崇高理想”激励他们产生希望)；由此人代表德国提出停战建议。10月1日，兴登堡在三国战争的压力下表示，停战请求将在第二天上午。10月4日，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逊位逃往维也纳。这个善施阴谋、生性残暴、独断专行和估计错误的非同寻常的人物，现在消声匿迹了。他曾两度运用他的力量实现了他十分热情地为之奋斗的、他傲慢自负的国家野心的大部分。无论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后，还是在保加利亚1915年加入同盟国之前，他认为，只要他采取较简便的做法，他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国家上升为巴尔干邦联的领导者；但是，他的内心力量和逻辑都建立在完全排除道义因素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这促使他进行极大的个人冒险和斗争，让他的国家两次陷入极大的灾难。

04.

选择开始战争时刻的那些人无一例外不能确定结束战争的时刻。要求停战是一回事，实现停战是另一回事。德国新首相——巴登的马克斯王子——5日照会美国总统威尔逊。他以“4点”为基础，以德国的名义表示接受议和。美国总统于8日答复，提出一些问题，并要求德国以撤出侵占的领土作为信守诺言的保证。12日，德国和奥地利宣布愿意撤离入侵的全部领土作为停战的第一步。14日美国总统指出，不可能与德国皇帝谈判。至于停战问题，其条件必须交由战场上的司令们决定，但是必须为维护“战场上的美军和协约国军的当前最高军事优势”提供绝对保证。威尔逊先生特别擅长于这种照会交往，就在文书往返期间——可能为时漫长——协约国军沿法国所有防线全面向前推进，并以越来越有力的、最强的攻击继续战斗。阿登高原前面至关重要的德国横向铁路依然在运行；珀欣和古罗从南方稳步逼近铁路，黑格的重炮已经将欧努瓦枢纽置于持续轰击之下。在北冀，阿尔贝特国王的部队向库特赖挺进。德军在这些突击点中间的宽广地区，随着战斗的结果连续后撤。鲁登道夫的后备部队已耗尽。他的大部分野战师已经不能作为依靠令他们决心作战；全都严重减员到只有战斗力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齐格菲防线多处崩溃。德军以狂热的努力加固安特卫普—默兹河阵地，鲁登道夫出于真正的本能，迟疑地决定开始巡视沿德国边境的防线。军事头目和已出现的新政要人之间举行了多次极度激动的会议。20日，德国政府宣布放弃潜艇战。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境内，意大利全军和协约国军——卡万勋爵所率英军为先锋——迅速越过皮亚韦河，向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部队发起猛攻，并于10月最后一个星期彻底粉碎其军事力量。梵蒂冈伸出了哀求之手。11月4日，剥夺了哈布斯堡帝国一切抵抗手段，并令其领土供盟军进一步作战使用，停战终止了该战场的敌对行动。

英军现在渡过了塞勒河，战斗过程中俘敌2.1万人，缴获大炮450门，并迅速向瓦朗谢讷、蒙斯和莫伯日推进，追逐在他们前面的敌军。英军的激情无限高涨，他们深信他们长期与之拼杀的强敌现在正在他们铁拳重击下土崩瓦解，被解放的人民的猛拳和欢乐使他们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比战争最无望时期更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战士都觉得自己既是征服者又是解救者。美军同样激情高涨。至于法军，谁来描写他们怀着憔悴和破碎的感情呢？最后几个月(7月至11月)他们伤亡超过50万人，他们仍日复一日打败他们的宿敌，解救法兰西的神圣领土。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虽主张的停战，但现在却呈现出无条件投降的样子，因此鲁登道夫愿意打下去：他郑重宣布，什么也不能使德国愿意接受更加不利的条款。27日，德国政府已经决定完全屈服，促使皇帝免去他的职务。兴登堡留任到“和倒台的政府一道下台”。最后痛苦挣扎的荣誉属于兴登堡和德军的机枪手们。

05.

当这个世界上的强大组织紧张到超过了破裂点时，其结构总是在各个点上同时崩溃。无论多么明智的政策也没有赖以建立的基础；美德与勇武找不到立足之地，救世天才没有权威或动力。德意志帝国政权的强大机构，不久以前都还使世界各国黯然失色，突然之间粉碎成一千个各自分散的碎片。她长期扶植的所有盟友，全都倒下离析瓦解，单独地乞求和平。忠心的陆军，或兵败于前线，或士气低落于后方。骄傲高效的海军叛变。在最遵守纪律和驯服的各州爆发了革命。最高军阀逃之夭夭。

此番景象令人类惊得不已。在胜利的时刻，胜利者的耳边响起哀钟。

06.

英国议会在得知停战条款之前，心里都有怀疑。但当宣读文件时，大家普遍充满感激之情。谁都想不出任何进一步的条款。同盟国立即撤离侵占的国家；让所有居民返回本土；交出完好无损的5000门大炮、30万挺机枪、3000门迫击炮、2000架飞机；撤离莱茵河左岸；交出莱茵河上的3座桥头堡；交出运行正常的5000台火车机车，15万节车皮，5000辆卡车(连同配件)；交待全部地雷和定时引爆引信地点，并协助发现和销毁；立即单方面遣返全部战俘；放弃布加勒斯特条约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交出6艘战列巡洋舰、10艘性能最好的战列舰、8艘轻巡洋舰、50艘最好的驱逐舰；交出所有潜艇；在未能履行上述任何条款时，协约国有权在48小时内宣布取消停战。以上就是条约的条款。因此，德国既无力量又无防卫地接受长期受其蹂躏和最终取得胜利的敌国的处置！

07.

现在是11月11日11时前几分钟。我站立在我房间的窗口，眺望诺森伯兰大街伸向特拉法尔加广场，静候大本钟宣告大战的结束。我的悠悠思绪越过伤痕累累的岁月，回想起在海军部那一夜的情景和感触，当时我侧耳等着听的是这同样的钟声，那是为了向我舰队和我遍布世界的舰艇中队发布对德宣战的信号。现在一切都已成过去！赤手空拳未经训练的岛国人民，他们除了海军没有其它防御手段，面对的无庸置疑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国家从磨难里平安地生存下来，它的广大的领地完整无缺，它的军事努力仍在增大，它的制度屹立不动，它的人民和帝国空前团结。在迭经无限危险和极度心碎之后，胜利来到了。与我们打仗的所有国王和皇帝不是逃走就是流亡。他们所有的陆军和舰队不是毁灭就是投降。英国为争取胜利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自始至终尽她最大的努力。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过去，我想到的是反思而不是欢乐。人们工作所追求的物质目的，人们生活所思考的每一个过程，现今全都破碎化为乌有。整个军需供应的庞大事业，永远不断增长的军需产量，小心谨慎所作的军需储备，各项秘密的未来计划——转眼之间像恶梦般烟消云散，留下一片空白。我的思想机械地一直在探索复员问题。我们的300万军需工人会怎么样？现在叫他们生产什么？机器轰呜的工厂如何转产？实际上就是如何化剑为犁？把驻外军队运回国内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回国以后做什么？我们当然得为军需部拟订复员计划，计划已经制订出来，但是它在我们思想中未占应有的地位。现在必须把它付诸实施。油门必须加大——全速前进。军需委员会必须刻不容缓地举行会议。

这时，突然传来了第一响钟声。我再次朝我下面的宽阔街道观看，街上仍空无一人。但此时从政府部门征用的一座大旅馆门口冲出一位年轻女职员苗条的身影，她正在兴奋地指手划脚，当另一声钟声响起，然后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急匆匆涌入大街。人流从所有大建筑物涌出。全伦敦的钟声开始轰鸣，诺森伯兰大街的人群数以百计，不，应该是数以千计，他们疯狂地来回涌动，欣喜得尖声大叫；我能见到特拉法加尔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在我们的总部大都会饭店四周，秩序开始混乱。门被敲得唠唠响，过道里是格登格登的脚步声。人人从办公桌站起身来，扔下手中的纸和笔。一切束缚完全放开。喧嚣声越来越响。人潮鼎沸，响声来自四面八方。街上现在成了沸腾的人海。彩旗像玩魔术般展现。男女人潮从泰晤士河堤方向涌来，他们注入向滨河大街的人流，混合一道去向国王欢呼胜利。几乎在最后的一响钟声消失以前，受战时严格管制的伦敦街道变成喧闹的庆祝胜利场所。无论如何，这一天显然不会再做任何工作了。是的，困缚世界的锁链已经断开。强制的链环、纪律的链环、暴力的链环、自我牺牲的链环、恐怖的链环、荣誉的链环，这些迫使我们民族，不，迫使人类大部分忍受苦难，担负强制性事业的种种链环，在几声钟声中僻僻啪啪碎裂了。安全、自由、和平、家园、亲人团聚——在52个月令人憔悴的磨难之后全都指日可待了。52个月压在人们的背上的悲惨负担，突然之际终于被扔了下来；看来至少暂时是这样。

我的妻子来了，我们决定去向首相表示祝贺，国内斗争的主要冲击落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应该得到酬劳。但是我们刚一上车，立刻有20个人登上车来，在发狂般欢呼的人群中我们只能徐徐驱车经过白厅向前。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下午，我们曾一起驾车沿同一条马路反方向而行。当时满街也同样人头攒动，也几乎同样群情激昂。听到英勇无畏人民的欢呼声，我心内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甘负重担，付出了一切，他们从不动摇，他们从未丧失对祖国及其命运的信心，当解救的时候来到时，他们能宽容公仆们的过失。

08.

对大战作出最终裁决的责任，当然不会落在这一代人的肩上。对德国人民值得作细致的分析，不能浅薄地说他们被敌人宣传所侵蚀。如果说宣传产生了效果，那是因为这种宣传唤起了德国人民心中的共鸣，但也激起了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存在的心中的疑虑。因此，虽人数和资源都占优势，但因打仗和被封锁四年，德国人民元气耗尽时，此良心反叛的低声细语便变成了千百万人民公开的意见。

然而在力量方面，人类的历史纪录中从没有像德国火山爆发那样的表现形式。有4年时间，德国傲视一切，敢在陆海空与世界五大洲作战。德国陆军支撑了那些摇摇欲坠的同盟，成功地插手每一个战场，雄踞于每一片被征服的土地上，给反对他们的敌人造成的伤亡是他们自己所遭受的两倍以上。为打碎他们的力量和科学，为遏制他们的狂妄气焰，全人类所有最强大的国家有必要动员民众奔赴战场。占压倒优势的人口、无限的资源、不计其数的牺牲和海上封锁，有50个月时间未能占上风。弱小国家在战争中道蹂躏；一个强大的帝国被打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近2000万人作出流血牺牲之后，才夺下这个强敌手中的屠刀。德国人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太多了！

09.

宣告战争结束的帷幕在法国和佛兰德漫长的战线上落下了。时间与造化之手，迅速使和平工业得到恢复，几乎已经抚平了弹坑累累的战场和战线，从孚日山脉延伸到海边的宽广地带上，昔日的战争破坏了法国洋溢着欢声笑语的田园。现在在战争的废墟上已重新建造了房屋，被摧毁的树木的土地已变成了新的种植园。只有那些墓地、纪念碑和矮小教堂的尖塔，以及随处可见的坍塌的战壕和地雷爆炸留下的巨大坑穴，勾起游人对往事的困恼和追忆：在不到20年之前，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中，曾有2500万军队在这里厮杀，有1200万人在这里流血牺牲。仁慈的遗忘症使人淡忘历史的陈迹，伤残者已蹒跚离去；未亡人唯以忧伤记忆为伴。新一代青年在这里要求自己的权利，即使在战争地区，江河依然长年奔流向前，好像这些往事只是一场梦。

梦境到此为止了吗？难道梦仅仅是残忍和愚蠢故事的一个章节？轮到新的一代人时，他们会不会为清算德、法两个民族的陈年老帐而去厮杀和牺牲呢？我们的子孙会在荒芜的土地上再次流血和呻吟吗？这场战火中的三大交战国会彼此和解、联合起来吗？会利用她们的才能，保证每个国家在安全与自由中共同分享重建欧洲的光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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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数字不包括“血的考验”一章表格中所列德军补充的伤亡人数。

附录

英军、法军和德军伤亡正式统计报告

表I：英军在西线每月伤亡总数。摘自《军事努力》第253页及后续部分

表II：法军(在东北战线和东方战线)各时期所报损失①②。官方日报、国会文件、1920年特别会议、附录633、1920年3月29日会议、马兰决议报告。

表III：在西线各重大军事行动时期的损失(根据国家档案统计数字)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德军在法—比战线和英军前线的损失。

表IV：德国陆军人员损失⑾⑿⒀⒁。根据战争伤亡中央调查局提供的信息。

①其中包括到1918年11月11日为止在敌国或瑞士幸存战俘477800人和从1916年7月起遣返或逃脱的战俘3万人。

②加上阵亡军官3.6万人。

③包括葡萄牙军作战时德军损失；葡军曾一度插在英军防线。

④与美军作战时损失约2.5万人。无准确的资料。⑩

⑤“死亡”这里仅指阵亡，不含伤病员在医院中死亡。

⑥据部队每10日向最高指挥部所报数字。失踪总数包括两类人员：暂时离队者和最初报告死亡，或后来报告受伤者。

⑦关于从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包括1月)的损失，只有部分靠估计的大致总数。

⑧1918年10月的数字不完全。1918年11月的数字全无。

⑨表A所列的军在西线死亡总数，即149.3万人，源自下列各表：击毙数78万人(国家档案)+医院内死亡数30万人(与法军比例相同)+国家档案报告据信已死的失踪者9.4万人+咨询处最终报告已死的17万人的4/5+美军击毙德军估计数4万人=149.3万人。

⑩据德国国家档案称该数字有误。德方非正式估计在10万与14万之间，我采用了较高的总数。——W.S.丘吉尔。

⑾受伤人数与受伤次数无法分列。

⑿受伤次数比以前少，原因是据报告为因伤死亡人数比该期新伤次数要多。

⒀被俘死亡总数未最终确定。迄今为止，据交战国政府报告，德军战俘有55066人死亡；其中40300包括在伤亡表中。其余仍在被俘与失踪项下。

⒁可以认为，依然失踪的17万名德国人大多数已经死亡；因此，死亡总数将增至近200万人。

外汉人名对照表

Aerenthal埃伦塔尔；Alberich艾伯里克；Albert阿尔贝特；Albrecht阿尔布雷希特；Allanson,Cecil阿兰森，塞西尔；Allen艾伦；Allenby艾伦比；Alp,.Tekin阿尔普，特金；Alexeieff阿列克谢耶夫；Anthoine安托万；Apparent阿帕伦特；Athuthnot,Robert阿巴思诺特，罗伯特；Arnim,Sixt

von阿尔尼姆，西克斯特·冯；Aspinall阿斯皮诺尔；Asquith阿斯奎斯；Aston阿斯顿；Augagneur奥加尼厄；Averescu阿韦雷斯库；

Bacon,Reginald培根，雷金纳德；Balfour贝尔福；Ballin巴林；Bapaume巴波姆；Bauer鲍尔；Bayly贝利；Beatty,David贝蒂，戴维；Below,von贝洛，冯；Beresford,Charles贝雷斯福德，查尔斯；Berthelot贝特洛；Bethell贝瑟尔；Bethmann-Hollweg,von贝特曼—霍尔韦格；Bey,Fezi贝，费齐；Bey,Mustapha

Kemal贝，穆斯塔法·凯马尔；Bieberstein,von冯·比伯斯泰因；Bircham伯彻姆；Birch伯奇；Birdwood伯德伍德；Birkenhead伯肯黑德；Birmingham伯明翰；Bismarck俾斯麦；Black,Frederick布莱克，弗雷德里克；Blake布莱克；Boedicker伯迪克；Boraston博拉斯顿；Borden,Robert博登，罗伯特；Border博德；Botha博瑟；Bowles,Thomas

Gibson鲍尔斯，托马斯·吉布森；Boyle博伊尔；Braithwaite布雷思韦特；Bratiano布拉蒂亚诺；Briand白里安；Bridgeman,Francis布里奇曼，法朗西斯；Bridges布里奇斯；Briggs布里格斯；Brodie,T.S.布罗迪，T.S.；Brooke,Rugert布鲁克，鲁珀特；Broqueville布罗克维尔；Bruce布鲁斯；Brunhilde布龙希尔德；Brusiloff勃鲁西洛夫；Buchanan,George布坎南，乔治；Buller,Redvers布勒，雷德弗斯；Bull,John布尔，约翰；Blow比洛；Burns,John伯恩斯，约翰；Byng,Julian宾，朱利安；

Cadoma卡多尔纳；Caillaux卡尤；Callaghan,George卡拉汉，乔治；Cailwell.C.E.卡尔韦尔，C.E；Cambon坎邦；Campbell-Bannerman,Henry坎贝尔—班纳曼，亨利；Cane,Du坎，杜；Capper卡珀

；Caprive卡普里维；Carden卡登；Carol卡罗尔；Carp卡尔普；Carson,Edward卡森，爱德华；Cassel,Ernest卡斯尔，欧内斯特；Castelnau,de卡斯泰尔诺，德；Cavan卡万；Chamberlain张伯伦；Chatfield查特菲尔德；Churchill,Randolph丘吉尔，伦道夫；Churchill,W.丘吉尔，W.；Clèmenceau克列孟梭；Cochrane科克伦；Constantine康斯坦丁；Corbett,Julian科贝特，朱利安；Corda科尔达；Coutanceau库唐索；Cowans,John考思斯，约翰；Cox考克斯；Cradock克拉多克；Crease克里斯；Crewe克鲁；Croker克罗克；Cunlift坎利夫；Curzon寇松；Custance,Reginald卡斯坦斯，雷金纳德；Czemin切尔宁；Czernovitch切尔诺维奇；

d'Alenson达朗松；Dallas达拉斯；Dallolin达洛利奥；Davies戴维斯；de

Bartolome德·巴托洛梅；Debeney德贝尼；de Cary,Langle德·卡里，朗格勒；de

Castelnau德·卡斯泰尔诺；Dè gouttes德古特；de Grandmaison德·格朗迈松；de

Guioe德·吉斯；de Langle德·朗格勒；Delcassè德尔卡塞；Derby德比；de

Robeck德·罗贝克；D`Espèrey,Franchet德斯佩雷，弗朗谢；De

Sauret德索雷；Devlin德夫林；Devonshire,Duke

of德文希尔公爵；Dillon狄龙；Disraeh迪斯累里；Djavid贾维德；Donnesmarck,Prince Henkel

von东内斯马克，普林斯·汉克尔·冯；Donop,von多诺普，冯；Doughty-Wylie道蒂—怀利；Driant德里昂；Dryden德赖登；Dubail迪巴伊；Duchène迪谢纳；Duckham,Anhur达卡姆，阿瑟；Duncannon邓坎农；Dundonald邓唐纳德；Dupont杜邦；Dutheil,Henry迪泰伊，亨利；

Eckermann埃克曼；Elgin埃尔金；Elles埃尔斯；Elliot,Francis埃利奥特，弗朗西斯；Enver

Pasha恩维尔帕夏；Etienne艾蒂安纳；Evan-Thomas埃文—托马斯；Evert埃维尔特；Ewing,Alfred尤因，艾尔弗雷德；

Fanshawc范肖；Falkenhayn法金汉；Fayolle法约勒；Ferdinand斐迪南；Fisher费希尔；Fitzgerald菲茨杰拉德；Foch福熙；Fowler,Henry福勒，亨利；Fran&ccedil;ois,von弗朗索瓦，冯；Frederick弗雷德里克；French,John弗伦奇，约翰；Freyberg弗赖伯格；Fuller富勒；Furse弗斯；

Gallièni加列尼；Gallwitz加尔维茨；Gamelin甘末林；George,Lloyd乔治，劳合；Gerster格斯特；Godley,Alexander戈德利，亚历山大；Godfrey戈弗雷；Goodenough古迪纳夫；Gordon,Alexander

Hamilton戈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Gorlice-Tar戈尔利采—塔尔诺夫；Gough,Hubert高夫，休伯特；Gouraud古罗；Gouldmg,Edward古尔丁，爱德华；Gouraud古罗；Grandmaison格朗迈松；Grant,Noel格兰特，诺埃尔；Greene,G

raham

William格林，格雷厄姆·威廉；Greville格雷维尔；Grant-Duff,Adrian格兰特—达夫，艾德里安；Grey,Edward格雷，爱德华；Guèpratte盖普拉特；

Haig,Douglas黑格，道格拉斯；Haldane霍尔丹；Hamilton,Ian汉密尔倾，伊恩；Hamilton,Frederick汉密尔倾，弗雷德里克；Hall,Reginald霍尔，雷金纳德；Hammersley哈姆斯利；Hankey汉基；Harington哈林顿；Hausen,von豪森，冯；Heath,Walton希思，沃尔顿；Hedin,Sven黑丁，斯文；Heimburg,von海姆堡，冯；Henderson亨德森；Henry,Edward亨利，爱德华；Hentsch亨奇；Herr埃尔；Hervey赫维；Hetherington赫瑟林顿；Hicks-Beach,Michael希克斯—比奇，迈克尔；Hill希尔；Hindenburg兴登堡；Hipper

von希珀，冯；Hoffman霍夫曼；Holbrook,Norman霍尔布鲁克，诺曼；Holtzendorf,von霍尔岑多夫，冯；Hood胡德；Hopwood,Francis霍普伍德，弗朗西斯；Hornby霍思比；Home霍恩；Hutzendorff,Conrad

von赫岑多夫，康拉德·冯；House豪斯；Huguet于盖；Humbert亨伯特；Hutier von胡蒂尔，冯；

Ingenohl,von因格诺尔，冯；Inniskillings因尼斯基林斯；Istomine伊斯托米涅；Isvolsky伊斯沃尔斯基；

Jackson,Henry杰克逊，亨利；Jackson,Thomas杰克逊，托马斯；Jackson,Stonewall杰克逊，斯通沃尔；Jacobin雅各宾；J&auml;ger耶格尔；Jameson詹姆森；Jellicoe,John杰利科，约翰；Jemal

Pasha热马尔帕夏；Jerram杰拉姆；Jenosco,Tak&Oslash;若内斯科，塔凯；Jolfre霞飞；Jowett乔伊特；

Kaledine卡列季涅；Kavanagh卡瓦纳；Kemal,Mustapha凯马尔，穆斯塔法；Kenna肯纳；Keyes凯斯；Kiderlen-W&auml;chter,von基德伦—韦希特，冯；Kitehener基奇纳；Kluck,von克卢克，冯；Knobelsdorf克诺贝尔斯多夫；Knox诺克斯；Koltchak高尔察克；Kouropatkine库罗帕特金；Kruger克鲁格；Kuhl,von库尔，冯；Kühl屈尔；

Lacaze拉卡兹；Lanrezac朗勒扎克；Lansdowne兰斯多恩；Lapeyère拉佩雷雷；Law,Bonar劳，博纳；Lawrence,Herbert劳伦斯，赫伯特；Leonidas莱奥尼达斯；Leontev列昂捷夫；Leopold利奥波德；Lepic勒皮克；Letehitsky列奇茨基；Lichnowsky利希诺夫斯基；Limpus林普斯；Lindequist,von林德奎斯，冯；Linsingen,von林辛根，冯；Lipsett利普塞特；Lockhart,William洛克哈特，威廉；Lockyer

H.C.洛克耶，H.C.；Longford朗福德；Loreburn洛雷本；Lossberg,von洛斯贝格，冯；Loucheur卢舍尔；Louis,Prince

of Battenberg路易斯，巴腾贝克亲王；Ludendorff鲁登道夫；Lyautey利奥泰；Lyncker,von林克，冯；

Mckenna麦克纳；Mackensen马肯森；Mahan马汉；Mabon马洪；Maistre迈斯特；Majoresco马若雷斯科；Malinoff马利诺夫；Mallet,Lonis马利特，路易斯；Mangin芒然；Marin马兰；Marchand,Le马尚德，勒；Marie玛丽；Marix马里克斯；Marsh马什；Marshall马歇尔；Martha马大；Marwitz马维茨；Masterton-Smith马斯特顿—史密斯；Maude莫德；Maunoury莫努里；Maurice莫里斯；Max马克斯；Maxse马克西；Maxwell,John马克斯韦尔，约翰；Mensdorf门斯多夫；Messimy梅西米；Meux,Hedworth穆克斯，赫德沃思；Michel米歇尔；Micheler米舍莱；Milbanke,John米尔班克，约翰；Millerand米勒兰；Milne,Berkeley米尔思，伯克利；Milner米尔纳；Moltke毛奇；Monro门罗；Morley,John莫利，约翰；Murray,Archibald默里，阿奇博尔德；

Napier内皮尔；Napoleon拿破仑；Nasmith内史密斯；Nicholas尼古拉；Nicholson,William尼科尔森，威廉；Nivelle尼韦勒；Nixon尼克松；Northcliffe诺思克利夫；

Oliver奥利弗；Ollivant奥利万特；Ottley奥特利；

Page佩奇；Paget佩吉特；Painlevè,Paul潘勒韦，保罗；Pakenham帕克南；Palèologue帕莱奥洛格；Paris帕里斯；Pateh,S.W.帕奇，S.W.；Pau波；Pershing珀欣；Pètain贝当；Peronne佩罗讷；Pierrefeu

Jean

de皮埃尔弗·让·德；Pirie皮里；Plevnas普莱夫纳斯；Plumer,Herbert普卢默，赫伯特；Pohl,von波尔，冯；Poincare普安卡雷；Pollen波伦；Prèsan普雷森；Prittwitz普里特维茨；

Quast夸斯特；

Radoslavoff拉多斯拉沃夫；Rawlinson,Henry罗林森，亨利；Rawly罗利；Redmond雷德蒙德；Reed里德；Reid,Robert里德，罗伯特；Rennenkampr伦嫩坎普夫；Richthofen里希特霍芬；Ribot里博；Riddel里德尔；Ripon里彭；Robertson,William罗伯逊，威廉；Ronarc`h罗纳克；Roques罗克；Rosebery罗斯伯里；Rouvier鲁维埃；Roy鲁瓦；Rupprecht鲁普雷希特；

Salisbury索尔兹伯利；Salonika萨洛尼卡；Sami

Pasha萨米帕夏；Samsonoff萨姆索诺夫；Sanders,Liman

von桑德斯，利曼·冯；Sarrail萨拉伊；Sazonoff,M.萨佐诺夫，M.；Scheer舍尔(德)；Scheer希尔(英)；Schlieffen施蒂芬；Schulenberg

von舒伦贝格，冯；Schwab施瓦布；Schweiger施魏格；Selborne赛尔伯恩；Sheermess希尔内斯；Siegfried西格弗里德；Silo,Pompaedius西洛，蓬佩季乌斯；Simon,John西蒙，约翰；Simpson-Baikie辛普森—贝基；Simth,Frederic史密斯，弗雷德里克；Smith,Mastertom史密斯，马斯特顿；Snuts斯马茨；Snow斯诺；Sodenstern佐登斯特恩；Souchon苏维；Spee,von施佩，冯；Spring-Grey斯潘塞—格雷；Spring-Rice,Ceeil斯普林—赖斯，西塞尔；Stambulisdy斯塔姆布利斯基；Stein,von施泰图，冯；Stirling斯特林；Stoddart斯托达特；Stopford,Frederick斯托普福德·弗雷德里克；Sturdee斯特迪；Sukhomlinoff苏霍姆里诺夫；Swinton,E.D斯温顿，E.D.；

Talaat塔拉特；Tappen塔彭；Tenmant,M.P.坦南特，M.P.；Tenniel坦尼尔；Tennywon-D`Evncourt坦尼森—德·恩考特；Tholens托伦斯；Thouzelier图泽利耶；Thursby瑟斯比；Tirpitz,von提尔皮茨，冯；Tomes托姆斯；Townshend汤申德；Tritton,William特里顿，威廉；Troubridge特鲁布里奇；Tudor图德；Tulloch,TG.塔洛克；Tvrrell,Willam蒂勒尔，威廉；Tvrwhitt蒂里特；

Unwin昂温；Usedom,von乌泽多姆；

Venizelos,M.韦尼泽洛斯，M；Villiers,Francis维利尔斯，弗朗西斯；Villiers,Frederick维利尔斯，弗雷德里克；Viviani维维亚尼；

Warren,Clyfford沃伦，克莱福德；Warrender沃伦德；Weber韦伯；Weddigen韦迪根；Wedgwood韦奇伍德；Weir,William韦尔，威廉；Wells,H.G..韦尔斯；Wemyss威姆斯；Westminster,Duke

of威斯敏斯特公爵；Weygand魏刚；Willmer维尔默；Wilson,Arthur威尔逊，阿瑟；Wilson,Henry威尔逊，亨利；Wilson,Woodrow威尔逊，伍德罗；Wolfe沃尔夫；Woollcombe伍尔科姆；Wotan沃坦；Woyrsch沃伊尔施；Wiirttemberg,Dukeof符腾堡公爵；Wyndham,George温德姆，乔治；

Zimmermann,Herr齐默曼，黑尔。

军舰名译名对照表

Aboukir阿布基尔号；Acasta阿卡斯塔号；Admiral

Farragut法拉格特上将号；Agamennon阿伽门农号；Agincourt阿金库尔特号；Ajax阿贾克斯号；Albion阿尔比思号；Algerine阿尔及利亚人号；Amphion安菲翁号；Ardent热情号；Arethusa曙光女神号；Ariadne阿里阿德内号；Arabic阿拉伯号；Ark

Royal皇家方舟号；Amo阿诺号；Asama浅间号；Askold阿斯科尔德号；Astria阿斯特里亚号；Attentive关注号；Audacious闯将号；Aurora奥罗拉号；Australia澳大利亚号；Aztec阿兹特克号；

Bacchante酒神女司祭号；Barbarossa巴巴罗萨号；Barham巴勒姆号；Bellerophon贝勒罗丰号；Belridge贝尔里奇号；Benbow本鲍号；Berwick贝里克号；Black

Prince黑王子号；Blücher布吕歇尔号；Bouvet布维号；Bristol布里斯托尔号；Broke布罗克号；

Cadmus卡德姆斯号；Calliope卡利奥佩号；Canopus老人星号；Canterbury坎特伯雷号；Carmania卡尔马尼亚号；Carnarvon卡那封号；Caroline卡罗琳号；Centurion森图里昂号；Chatham查塔姆号；Chester切斯特号；Chikuma日前号；Clio克利奥号；Comus科穆斯号；Conqueror征服者号；Constance康斯坦斯号；Cormoran科莫兰号；Cornwall康沃尔号；Cornwallis康沃利斯号；Courageous英勇号；Cressy克雷西号；Cumberland坎伯兰号；

Dartmouth达特茅斯号；Defence防御号；Derfflinger德夫林格号；Donegal多尼戈尔号；Dreadnought无畏号；Dresden德累斯顿号；Dublin都柏林号；Duke

of Edinburgh爱丁堡公爵号；Duncans邓肯级；Dupleix迪普莱号；

Eber公猪号；Edgar埃德加号；Elbing埃尔宾号；Emden埃姆登号；Emperor of

India印度皇帝号；Empress of Asia亚洲女皇号；Empress of India印度女皇号；Empress of

Japan日本女皇号；Empress of

Russia俄罗斯女皇号；Encounter邂逅号；Endymion恩底弥昂号；Essex埃塞克斯号；Erin爱尔兰号；Euryalus欧亚卢斯号；Exmouth埃克斯默思号；

Falmouth法尔茅斯号；Fearless无惧号；Firedrake火鸭号；Formidable敬畏号；Fortune幸运号；Foudre福德号；Fox狐狸号；Frankfort法兰克福号；Fraucnlob妇女颂号；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号；Frinzregent

Luitpolo弗林茨雷根特·卢伊特波洛号；Furious激烈号；

Galatea加拉蒂亚号；Gaulois高卢号；Geier兀鹰号；Ghurka古尔卡号；Glasgow格拉斯哥号；Glorious荣耀号；Glory光荣号；Gloucester格洛斯特号；Gneisenau格奈泽瑙号；Goeben格本号；Goliath歌利亚号；Good

Hope好望号；Grafton格拉夫顿号；

Hamidieh哈米迪埃号；Hampshire汉普郡号；Helgoland黑尔戈兰号；Highflyer高空飞行者号；Himalaya喜马拉雅山号；Hizen肥前号；Hogue霍格号；Humber亨伯河号；Hyacinth海厄辛思号；

Ibuki伊吹号；Implacable无情号；Indefatigable不倦号；Indomitable大无畏号；Inflexible不屈号；Invincible无敌号；Iron

Duke铁公爵号；Irresistible不可抗拒号；

Jonquil长寿花号；Joule焦耳号；

Kalser Wilhelm der

Grosse威廉大帝号；Kaisers凯撒斯号；Karlsruhe卡尔斯鲁厄号；Kent肯特号；Kersaint凯尔桑号；King

Alfred艾尔弗雷德国王号；King

Edward爱德华国王号；K&ouml;ln科隆号；Komit彗星号；K&ouml;nigs柯尼希斯号；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号；Kronprinz

Wilhelm威廉王公号；

Lancaster兰开斯特号；Lance长矛号；Legion军团号；Leipzig莱比锡号；Lennox伦诺克斯号；Leviathan海怪号；Lord

Nelson纳尔逊勋爵号；Lion雄狮号；Loyal忠诚号；Lurcher猎狗号；Lusitania卢西塔尼亚号；Lützow吕措号；

Macedonia马其顿号；Magdeburg马格德堡号；Mainz美因茨号；Majestic威严号；Malaya马来亚号；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Melbourne墨尔本号；Mercules默库莱斯号；Mersey默西河号；Messudieh梅苏迪赫号；Minotaur弥诺陶格斯号；Moltke莫尔特克号；Monarch君主号；Monmouth蒙茅斯号；Montcalm蒙卡尔姆号；Mousquet火枪号；

Nassau拿骚号；Newcastle纽卡斯尔号；New

Zealand新西兰号；Nottingham诺丁汉号；Nousret努斯雷特号；Nürnberg纽伦堡号；Nusa努萨号；

Ocean大洋号；Oldenburg奥尔登堡号；Olympic奥林匹克号；Orion奥赖恩号；Orama奥拉马；Ostfriesland东弗里斯兰号；Otranto奥特朗托；

Pegasus佩格瑟斯号；Phaeton费顿号；Philomcl夜莺号；Pillau皮劳号；Pioneer先锋号；Planet行星号；Pommern波美拉尼亚号；Posen波森号；Princc

George乔治王子号；Prince Eitel艾特尔亲王号；Princess Royal皇家公主号；Prinz Eitel

Friedrich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亲王号；Psyche普赛克号；Pyramus皮拉姆斯；

Queen Elizabeth伊丽莎白女王号；Queen Mary玛丽女王号；

Regensburg雷根斯堡号；Renown声誉号；Repulse击退号；Requin鲨鱼号；Rethadieh雷沙迪埃号；Revenge复仇号；Rheinland莱茵兰号；River

Clyde克莱德河号；Roon罗翁号；Rostock罗斯托克号；Royal

Sovereign皇家君主号；Royalist保皇党人号；

Saphir蓝宝石号；Scharnhorst沙恩霍斯特号；Severn塞文河号；Seydlitz赛德利茨号；Shark盆号；Shearwater剪嘴鸥号；Southampton南安普敦号；Sparrowhawk雀鹰号；Spitfire喷火号；Stettin斯德丁号；Stonewall

Jackson斯通沃尔·杰克逊号；Strassburg施特拉斯堡号；Suffren萨夫伦号；Sussex苏塞克斯克；Swift敏捷号；Swiftsure速捷号；Sydney悉尼号；

Temeraire勇往直前号；Theseus忒修斯号；Thoridis索迪斯号；Thoringen杜林根号；Tiger猛虎号；Tipperary蒂拍雷里号；Triad三一号；Triumph凯旋号；Tsukuba筑波号；Turbulent汹涌号；Turquoise绿松石号；

Undaunted大胆号；

Valiant勇敢号；Venerable崇敬号；Vengeance复仇号；Von der Tann冯·德·坦号；

Warrior勇士号；Warspite沃尔斯派特号；Westfaien韦斯特法伦号；Weymouth韦茅斯号；Wiesbaden威斯巴登号；

Yarmonth雅茅斯号；Yashima屋岛号；

Zèlèe热忱号；Zemchug泽姆丘格号

第3卷完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4卷、東綫戰爭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The EASTERN FRONT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31年版译出

前三卷主要叙述一战的西线战事与海战，以及与一战命运至关重要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

本卷撰写东线战事。起始时谈及一战前两大集团间矛盾的历史渊源；然后详述奥国皇太子*遇刺与此事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的经过；详述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以及随后两大集团间相互宣战和东线进行战争的过程。

俄国进军东普鲁士，减轻了西线德军对法、英的压力，俄军初战告捷；但德军易帅，由兴登堡、鲁登道夫接任东线指挥后，形势发生变化；此外，俄军由于电讯泄密，因而惨遭德军围歼，以后节节败退。

最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退出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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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翻译为“皇储”而不是“皇太子”。只有皇帝的儿子成为皇储——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才能被称作“皇太子”。因为奥国皇位继承人是皇帝的侄子，故不应被称作“皇太子”。——Franc.She

前言

献给

我们忠诚的盟友

和俄罗斯帝国的战士

在《世界危机》*四卷与《战后》*一卷的共五卷书中，我按英国的观点，尤其是依据我当时担任的职务所持的立场，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在前几卷中，海战、远征达达尼尔海峡和在法国与佛兰德展开的几次战役是我叙述的中心。在东线，关于俄国与德国和奥地利的斗争，我着墨不多，只是零零落落提及。在这新的一卷里，比例倒了过来。在这里导致大战的事件和大战各次战役的内容讲的都是发生在东战场的故事，英国和法国的事情则只是简略地、在不可或缺处才提到。我试图全面叙述发生在东线的整个战况，法国的遥远炮击声只是偶然传到耳际。主题发生在维也纳，包含着中欧的苦恼。发生在西线的熟悉的事件只是在谈它们对东线的反应时才提到。

在整个战争岁月中，虽然我是在视野开阔和获得最好信息的职位上生活并紧张工作，我还是惊奇地感到，俄国和两个日尔曼帝国之间的冲突，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朦胧，而且常常又是那样地不完整。实际上，我曾想将此卷称为“不知道的战争”。我是直到从这个新的角度研究了这些问题后才开始完整地了解这场悲剧的。我相信，英国和美国的读者会感到，要了解真相，讲述这些事是所必不可少的。

史料来源非常丰富。可供利用的有卷轶浩繁的历史著作、回忆录、答辩、辩白录、无罪证明和官方记录，其中有的还是新近才公诸于世的。很多尚未译成法文。极少译成英语。另外一些则是技术性的，主要是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感兴趣的资料。有一个完整的书库，而说英语的世界几乎还没有人大胆进入。我们自己的命运还处于东线所发生的一切的重大影响之下，因此，我们必须到那里去寻找我们命运中很多奇怪而悲惨的转折点的解释。

我必须感谢下列这些资料，因为我从中获益匪浅，这些资料是：实际上的奥匈帝国总司令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大量记录；兴令堡、鲁登道夫、法金汉和霍夫曼的著作；丹尼洛夫、古尔科和苏霍姆利诺夫的俄国记事；多卷本的德国和奥地利官方历史；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图书；和经常见于《军队季刊》(Army

Quartelly)的大批探索性的军事专著。我还必须对芝加哥大学的伯纳多特·E.施米特教授对战争起因的阐述表示敬意，他巧妙地从浩瀚的可靠的官方文献中整理出一批给人深刻印象的文献。

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陆军中校查尔斯·霍登，他花了一年多时间，以卓越的建议帮助我搜集和精选资料，完成必要的翻译，并绘制了很多地图，没有这些地图，我讲的情况就难以理解。

我参考过的、或引用过的一些权威人士的著作见附录二。在所有情况下，凡我需用的文献资料，我都力求找到原件，而且要依据德文本和俄文本直接译出。

我还力求让一般读者对军队的军事行动一看就明自，同时还像在前几卷中一样，说明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竭尽全力使专业术语简化。俄国、波兰和奥地利的大量人名和地名对说英语的读者来说是必然的阅读障碍。但如果不幸大战在威尔士打起来，对他们无疑也会发生同样的困难！为方便简明起见，奥地利这个词几乎总是用以指奥匈帝国。威廉二世在全书中一概称为Kaiser(中译：德皇)，弗兰茨·约瑟夫称为Emperor(中译：奥皇)。至于略语和符号将随着叙述予以介绍。我的希望是，细心的读者，在仔细阅读说明和细心阅读辅佐正文的简明地图和图表之后，将能完全领会，本书对人类命运中这些浩大悲剧插曲的描述是连贯而清晰的。

温斯顿·丘吉尔

肯特郡查特韦尔

1931年8月13日

————————————

*中译本书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5卷。——译者

第01章、哈布斯堡王朝的黄昏

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对抗——难忘的战场——一个衰落中的帝国——不和的各民族——波兰的梦——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奥皇的圈子——奥皇的友谊——皇位继承人——他的婚姻——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战争鼓吹者——三国同盟——大国建立集团

01.

假如我们暂时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发生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争，那末在东线的战争就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最大战争。就其规模、屠杀、战士的拼搏、军事上的变幻莫测来说，它的重要性和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过所有相似的人类战争。

它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令人沮丧的战争。所有三个帝国，敌我双方，胜者和败者，都毁了。所有的皇帝或其继承人全都被杀或被废黜了。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被粉碎和铲除，它们数世纪以来名声显赫，交织成欧洲的特有结构。这三大机体的结构是由若干代人的忍耐与英勇建立起来的，代表欧洲大家庭贵族支脉传统群集，如今却已变得不能辨认了。本卷的篇章再次叙述了实实在在理所应得的令人眩晕的胜利和失败。它们记下了数百万人的苦难、艰险和激情。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泪水、他们的鲜血打湿了无垠的平原。千家万户等待着将士的归来。成百座城市准备欢呼他们的胜利。但所有人都失败了；所有人都受到了打击；他们付出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他们蒙受了骇人听闻的伤害，他们忍受了匮乏，他们以典型的无限忠诚献身，但一切牺牲都化为乌有。任何人都一无所得。他们在泥泞中挣扎，他们在雪堆中冻死，他们在严寒中饿死。那些幸存者，那些经历过无数战斗的日夜的老兵最终回来了，带着胜利荣誉抑或不幸消息，回到了早已被灾祸吞没的家乡。

我们可以通过拿破仑的战役想象这一战线。艰难与阴沉的战争；冬季的战争；荒凉贫瘠的地区，背负重物前进和后退的长途行军；战马套着挽绳死去；伤者被自己的血冻住；死者不点数不掩埋；生者再次被强迫去受熬煎。艾劳、阿斯珀恩、瓦格拉姆、博罗季诺、别列西纳——所有这些名字的邪恶印象再现在眼前，它们穿着的壮丽的、熠熠闪光的外衣被剥掉了，露出丑恶可怖的原形。这里，整个中欧将自己撕成碎片，在痛苦中死去，又再次面目全非地站起来。

02.

在前三卷，我追溯了这些对抗的无情加剧，这些对抗在19世纪最后25年内把欧洲变成一个兵营，变成两大联盟体系，世界和平就不可靠地建立在这两大体系的均势上。但这个漫长的过程主要是依据西方大国的观点予以研究和描写的，是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持久争吵以及英国对此的态度为中心的。现在我们再逆着历史长河追溯到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发生世界战争的根源。即使德国和法国从未成为对手和敌人，或者，即使英国从未被德国排斥，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的愤怒的源头也迟早要泛滥成战争的洪水。如果没有这些东部的麻烦根源，那末西部大国或许早就处在和平与进步的阳光之下了。这两组自成一体的致命势力，本身就有可能酿成最深重的灾难，致命的时刻也确是由东方事态的进程决定的。

中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和民族从古代战争的混乱中占有广袤的疆域。古战场上凌乱地堆积着昨日阵亡战士的累累白骨和往昔胜利的旗帜和战利品，关于这些有许许多多残酷压迫和征战灭亡的故事可述，对此人们记忆犹新。哈布斯堡帝国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基本上处于与悍然入侵、强迫其他民族改变宗教信仰、蹂躏平民的土耳其人历经数世纪斗争后留下的废墟中。好战的伊斯兰教的潮流在西方衰落和消失很久之后，在这里也最终被挡住了。经过长期斗争后多瑙河流域得到解放。有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巴尔干国家的基督教民族，而且在开始衰败后还极为严厉地控制着她们。这些勇猛的基督教民族，主要是在俄国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土耳其的暴政，争取自由；直至最后土耳其帝国永远瓦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希腊摆脱了500年奴役的灾难，站了起来，但几乎立即开始以憎恨与敌对的犀利目光相互注视。她们当中的每一个都记得巴尔干的霸权在这个或那个时期曾经是属于她的；各国都着手收集她们国家在冲突历史上乱成一团的、不连贯的线索。

基督教国家的胜利者中，第一个当属沙皇帝国。如果说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骑士团曾经挡住过土耳其的入侵的话，那末是俄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紧逼着土耳其，激励着仍在受奴役的兄弟民族求解放，并受其他动机的驱使趋步君士坦丁堡，要求开放地中海不冻水域。俄、土之间的世仇与法、德之间的仇恨一般古老，一般不共戴天。但俄国，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以及其他著名的罗曼诺夫王朝君主的统治下，富有生气，不断强盛，而奥斯曼帝国则趋于衰败，日落西山。从14至18世纪，中、东欧面临的危险以及其全神关注的问题是土耳其的强大。19世纪，它们所面临的危险则是土耳其的衰落。

由于入侵军的最终撤退，刚强民族和广大疆域的解放，共同敌人的衰败和消亡，长期联合奥匈帝国各民族的结合力逐渐松弛瓦解。日耳曼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为安全而组成一个联合帝国的必要性，由于接二连三的灾难性战争和内战而受到了损伤。随着外部敌人消失，奥匈帝国的军队开始解体。与巴尔干解放了的国家一样，多瑙河平原的四个民族也开始再次为自己思考过去和未来。1848年，匈牙利人发动了起义和革命，差一点使自己分离出去。他们被通过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蜂涌而出的俄军拦截并击溃，沦为俘虏，被沙皇带回，再次成为其兄弟皇帝的阶下囚。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是在经历了流血和残杀的大惨剧之后才进入他漫长而不祥和的统治的。现今处于全面复苏中的民族主义的波希米亚，在奥地利的罗网中感到焦虑、愤慨，正在竭力挣扎，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复苏标志着19世纪的结束。如果双重君主变成三重君主，她也许会同意和解。但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还是匈牙利对此都不会让步。

往南看，该帝国的问题甚至还要严重。南部斯拉夫人横跨帝国边界的两侧。该民族的核心是塞尔维亚，但大部分斯拉夫人居住在多瑙河以北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感情和传统都向着塞尔维亚，就像为磁铁所吸引，而且还通过塞尔维亚，向往着久远年代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斯蒂芬·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复兴昔日的荣耀，重新统一现在分离的土地和人民，成了塞尔维亚人摆脱土耳其奴役后的坚定抱负。这是个坚强尚武的民族，“巴尔干的普鲁士人”，他们的牙齿是在与土耳其苏丹部队进行了数世纪之久、无记载的凶猛战斗中磨锋利的，对挡道者毫不留情。他们毫不顾及对自己或别人的影响，无所畏惧，能忍受一切，通过这次大战的恐怖和苦难，持续地尝试实现他们的庞大计划，而且事实上在大战结束时达到了他们的目标。

上一世纪后半叶，所有这些腐朽力量在帝国内部积极地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发挥作用。西方世界的进步，民主思想的传播，普及教育的至高无上的必要性，代表制和议会制在广泛选举权基础上的采用，义务兵役制的需要，这一切往往会加剧紧张程度。只要教育是热心求学的少数人得之不易的一种特权，语言和历史的问题就不会产生麻烦；但当人口混杂和宗教信仰混杂的数百万人坐在课桌旁接受义务教育时，每个乡村学校的每个教室、每一门课程都会成为角斗场所。在这个衰落的帝国，没有这样一种力量，能迫使无数国民学校像美国那样，使用单一语言，把普遍的宗教与教育分离开来。奥匈帝国的每一个民族都沉溺于分离主义，把它推向极致，而且复活了古老的、甚至是早就忘却的语言，在日益扩大的敌对中，把它们作为武器使用。

在帝国议院中召集这些对立力量开会是毫无用处的。英国下院议事程序的步骤也无力应付如此严重的分歧。只有当原则为各党派大多数所同意或至少肯接受时，议会才会兴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议会中，一帮帮激动的代表坐在那里，整个钟点都以敌对的语言相互号叫，以无休止的敲击桌子来为他们的合唱伴奏，这种合唱还会突然升级，最终发展为口头攻击。所有的人都纵容仇恨；所有的人为其纵容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

这些民族的表现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倾向，令许多阶层的人士感到非凡苦恼和忧心忡忡，这些人士是有文化、有特权的土地贵族，无数等级的官员和军人阶层，他们是保护财产、维护帝国团结和支持君主政体的基本力量。试看某些爱尔兰人，又是新芬党又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一起争吵，一起撼摇帝国的结构；而那些安全和昌盛均系于帝国的生存的强大统治阶级，则以愤怒、担心和困惑的心情注视着爱尔兰事态的发展。当20世纪在6000万人上空破晓时，统治奥地利的是脸有倦容、年迈体衰、命运悲惨的80多岁*的皇帝，人民的灾难还要继续一段时间。

包含着土耳其的衰弱、巴尔干的野心和奥地利的衰败的场面如果没有波兰的梦想就不完整了。当多瑙河沿岸的离心力在积储能量时，维斯图拉河两岸的向心力却保持着不灭的能量。著名的波兰王国的位置就在这里，虽然130年来一直被包围着它的三个军事帝国所瓜分，但它始终珍视自由并追求重新统一，还怀着动摇三个瓜分者的根本的希望。在隐蔽的华沙地下室安放着波兰国家的古老旗帜。2000万到3000万波兰人在三只帝国之鹰的魔爪下无依无靠，他们被牢固地编入三支傲慢的军队之中，相互敌对，随时都可能被迫兄弟相残。但他们等待着有那么一天，在三个帝国的废墟上，挥舞隐藏的旗帜，再次向日光致敬。这里有一个永不消失的梦。

03.

奥匈二元帝国的虽已破裂，然而仍绷紧的制度，依然沉闷地围绕着这个年迈的皇帝转。弗兰茨·约瑟夫1848年在颁布处决令、戒严令和对起义的严厉镇压中登基。他遭受过各种国家苦难和家庭悲剧。其弟马克西米连在墨西哥被反叛的行刑队处以极刑。他的独子、王位继承人鲁道夫于1889年悲惨地自杀。他的妻子，在日内瓦的一个码头上，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用刀刺透了心脏。他发动的对外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他专心致力的国内政策也都是显然会徒劳无功的。1859年，索尔费里诺和马真塔这两个战役使他丧失了意大利北部。1866年的萨多瓦战役使日尔曼的霸权从奥地利转移到普鲁士。他曾与之鏖战的匈牙利在帝国的心脏坚持富有挑战性的分离主义。他永远不会承认波希米亚曾是伙伴，后者正在他的手掌中苦苦挣扎。

然而，这位皇帝不止是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时他已经在位60年。他75岁时不仅保养得好，而且精力旺盛。他走得了远路；他还能骑马；他最主要的娱乐是射猎野猪、熊和鹿。他曾坚毅地承受丧亲之痛。他妒忌其弟马克西米连；他不爱他的妻子，他与他的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不和，其中有的惹出了公开丑闻，按他的严格标准是绝不会宽恕的；他有礼貌地默认了其侄子、新的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存在；但他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恋爱婚姻。1905至1911年俄国驻维也纳使馆陆军武官马尔琴科将军，在其确实对历史作出了贡献的回忆录中说，他的同僚德国武官冯·比洛少校(德国前宰相之弟，后在比利时被杀害)谈过这位皇帝的麻烦：“他习惯于那样。一天工作中如不发生不幸，他就会感到乏味。”马尔琴科自己则说，弗兰茨·约瑟夫“把他的失败和挫折看成是对好运的献祭。”这位精明、有礼、执拗而无幻想的老绅士，在帝皇家里长大，从青年时期起一直被大量公务缠扰，对公务是否处理得当总是反覆自省。

在他在位的最后阶段，他差不多成了一部自动机器。他没有欢乐，事实上是心情抑郁，每天从黎明到黄昏准时地勤勉地完成日常事务。他通常早晨4时即起，穿一身天蓝色制服，在四周全是公文和卷宗的办公桌旁喝完咖啡。他希望晚上不迟于8时就寝。他对破坏这个规律的一切社交活动都深恶痛绝。不得不宴请宾客时，就至迟在下午五、六点钟开宴。没有这类安排时，皇帝在三、四点钟之间就进晚餐了，虽然维也纳通常的晚餐时间在八、九点之间。这位年迈的老人独自一人处于权力的顶峰，从那里时间的潮流一去不返，他品德高尚，是一位办事认真的公务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在岗位上忠诚地工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朝着正确的方向率先前进。

在帝国最后17年间成为皇室权贵的冯·马尔古蒂男爵对宫廷作过生动描写。弗兰茨·约瑟夫与一个奇怪的小圈子亲密无间地生活，小圈子由2个70多岁的随从武官组成——帕尔伯爵和博尔弗拉斯男爵，后者还是内阁军事方面的首领——还包括贝克伯爵，1906年时70岁，也许是皇帝信任的一位男友。这三人是权力中心周围的人。他们在弗兰茨·约瑟夫的大部分臣民出生前就在那里了。他们的一生一直为皇帝效劳。帕尔在年轻人的有力帮助下处理礼仪和很大一部分官员任命等一切大小问题。博尔弗拉斯主持宫廷军事领域的事务；但他常常考虑重要的政策问题，且不断提出他的建议，而且实际上在1878年最初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还提出过决策和计划。到1906年已效忠皇帝达50年的贝克，指挥和照顾他的敬爱的主人的一切行动和公开露面的事宜。他确切地知道皇帝对进行检阅、军事演习、视察军营或卫戍部队和每一种非政治的公开活动的喜欢程度。他研究皇帝的欲望和嗜好；他细心保护他的君主不受琐事的烦恼；他当然还就军事问题向皇帝提出过一些过时的意见，因为他当年曾任奥匈帝国军队的参谋长。

这些人就似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几位忠贞不渝的遗老，他们毫不偏离地围绕着年迈而头脑清醒的君主转，在这位君主身上集中了一个腐朽帝国的全部忠诚，以及对他的政治制度的所有的仇恨。

皇帝还有一个知心的女友。卡塔丽娜·施拉特是距维也纳不远的巴登的一位邮政局长的女儿，在19世纪80年代是一名出色的女演员。弗兰茨·约瑟夫羡慕她的美丽、妩媚和幽默。皇后欢迎她。她与宫廷有交往。30多年中她是备受皇帝宠爱的朋友。无论在舍恩布伦宫还是在伊施尔河，她不显眼的寓所总是近在咫尺。每天一大早，老人就经过一道便门离开皇宫，走过精心隔绝的小路，去与施拉特夫人共进早餐，她“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并而带微笑”，他们在间“有张铺着白布的餐桌，桌上安放鲜花的”老式房间用餐。在这里，他找到了平静、快乐和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这里不会给他要他准时处理的文件。

冯·施拉特夫人，如后来称呼她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都了如指掌。大臣、银行家、贵族和演员都感到同她保持联系是明智而令人愉快的。丘皮克说，“她是皇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环节。她是他的报纸；从她那里得知的比……从他的所有大臣合在一起得知的还要多；……他常常只有从她那里才知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在必须告知皇帝他的独子自杀或被谋杀的噩耗的那个悲惨的早晨，是皇后伊丽莎白先求教于冯·施拉特夫人，然后两位妇人一起透露这个消息的。这位在一定范围内有权奖惩的天才妇女，始终保持平民身份。她从不滥用地位敛财或扩大自己的权势。她和皇帝谈起国事时态度得体而谦逊。但她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她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他也总愿意倾听她说的切，仔细考虑她说的一切。宫廷大臣、礼仪和品行的指导人蒙特努福伯爵妒忌她的影响力，不断动脑子设法搅乱她和皇帝的关系，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这种交往是弗兰茨·约瑟夫的唯一幸福。他始终执拗地坚持这种友谊，直到最后。

当然，还得指出皇帝是一位顽固的守旧派。他认为老式的习惯和方法以及保守的世界观，是他的地位和帝国的复杂结构责令他保持的东西。他没有隐瞒他对革命的厌恶。他永远不用电梯，公开表示不喜爱电器，讨厌电话，为取悦英王爱德华才坐汽车，还反对乘飞机。我们根据优越的知识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在那些陈旧观点看来，还不能证明他错了。

1889年皇太子鲁道夫之死使皇位继承权转移给了皇弟查理，后者1896年之死又使它转移给了他的长子弗兰茨·斐迪南大公。①这位法定继承人受过高等教育，想登上皇位。他是一位英俊男子，能力中等，爱好简单，举止不圆滑，有真诚的个性和坚强的意志。他从他的外祖父，即西西里的“炸弹国王”身上继承了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感和一种自认为不受人喜欢的性格倾向。据说他曾对他的参谋长说：“你通常企望，每个人都将证明自己是一个天使。……就我来说，我总是假定，我第一次看到的任何人都是无赖，以后，如果可能，我再修正我的看法。”

在普雷斯堡的弗雷德里克大公的城堡，他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大公希望他能与长公主结婚。但是人们逐渐怀疑引起他兴趣的是一位年轻的受尊敬的姑娘，一位受尊敬但门第不高的德国—捷克裔的女伯爵霍特克。在她的女主人伊莎贝拉大公夫人的盘问下，女伯爵霍特克以全盘否定对付这些谣传。在亚得里亚海边度假时，有一天大公夫人偶然拣到一个其主人不知不觉间丢失的小金盒。她打开小金盒，发现里面珍藏着弗兰茨·斐迪南的微小画像，上题“永远属于你的”。她认出这个小金盒通常是由女伯爵霍特克所系戴的。

转瞬间，这位女侍从官就被辞去了。这一结果震惊了奥地利全国。弗兰茨·斐迪南考虑到他已连累一位年轻小姐，使她丢脸并遭解雇，便听任自己的激情飞扬，他立即宣布他要和她结婚。已是耄耋之年的皇帝，本已打算让他的新继承人娶其子鲁道夫的遗蠕皇太子妃斯特凡妮，据说感到极度震惊；维也纳震颤了；奥匈帝国哗然。人们设置了许多障碍，提出了许多论据，试图否决。弗兰茨·斐迪南推倒了这一切。他签署了一个放弃皇位赋予他的未来妻儿的所有权利的法令。如果有必要他准备放弃他自己的这种权利。举行婚礼是他一生中最盛大、最幸福和最隆重的事件。他们是恩爱的、生死永不分离的夫妻。

然而，守旧和更新的复杂情况搅乱了皇宫严格的礼仪。弗兰茨·斐迪南是最重要的人物，随着皇帝年迈，他必定要在帝国的军、政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而且几乎是支配一切的作用。有一把钥匙总能触动他关心之事，那就是给予他妻子的礼仪待遇，这对他是决定性的。匈牙利法律的宽大的原则只考虑婚姻事实，她的丈夫一继承帝位，她必定成匈牙利的皇后。但在奥地利，她的地位就低了，而且一直很低，在有男女出席的重大聚会上会出现令人难堪的情况。随着孩子们的出生，大公又感到了新的刺激。他对自己放弃他们的权利的誓言后悔莫及。“他想收回痛苦中发出的誓言，只有如此才能安心。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一誓既无理又无效。”为他的至爱者获得他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承认，成了他一生中的至高目标。女伯爵霍特克不断地煽动这种情绪。维也纳副主教对马尔古蒂说，“这个女人的野心是肆无忌惮的，而她的非凡才智将很快给她指明把她的野心转变成现实的途径。”

德皇②威廉很快就拣到了这把显而易见的钥匙，正好开这把十分重要的锁。在结婚前，弗兰茨·斐迪南敌视德国人，恨德国皇帝，而且讲起他时更是指明道姓，比平常直率得多。但威廉二世忍了。他无论何时途径维也纳，总是对女伯爵霍特克特别注意。友谊很快就建立起来。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妻应邀来到柏林，受到尽可能高规格的款待。宴会上采用小圆桌，使得德国皇帝能安排女伯爵在其身边就座而又不违反规则。恭维话不绝于耳，招待热情周到。女伯爵霍特克是个娇媚的女人，和蔼可亲、有才能而又用心深远，很快就成了德国的坚定支持者。她谈到德皇时使用最尊敬最钦佩的言词。她已经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丈夫听她指挥。他已放弃他以前的成见，从1908年或1909年起两个男人成为密友。年迈的奥皇一直不赞成这桩婚姻，但由于岁月的重负使他精力日衰，他只得听之任之。其间，帝国陆军和海军的责任转移到皇储手中，尽管弗兰茨·约瑟夫及其旧式军事指挥机构抱有成见并进行了抵制，但陆军，尤其是炮兵，还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军队日渐德国化，装备了现代武器，任用年轻领导人。

在这些新的军队长官中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他的全称写在这里——步兵将军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男爵。1914年他的名字在国外还鲜为人知。即使在大战期间他的名声也仅限于军界之内。在法国、英国或美国收听战争新闻的激动的公众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他在这次世界大战及其起因中所起的作用，比哈布斯堡帝国6000万臣民中的任何人都大。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事实上是全部军队的司令官。他制订计划，他进行动员。参加了差不多所有的战役。他不只是尽了这些重要的职责。他既是一名军人，又是一位外交家，既是一位战略家又是一位政治家。据了解他的人说，他实际上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军人。他是一位参谋长，然而全神贯注于外交政策，他代表一种最危险的组合。鲁登道夫1917年做到的事，10来年前康拉德已经做到了。

康拉德生于1852年，是一位轻骑兵上校的儿子，在奥地利军队里，他的等级稳步上升。作为战术和军事训练的讲师和作家，他是那些进攻战的鼓吹者之一，但机关枪和铁刺网使这些鼓吹者的许多幻想都破灭了。1906年，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托付他改组帝国军队，委以平时和战时军中第一要职。康拉德在职位上清醒地认识到，帝国处于可怕的而且日益严重的危险之中，因而不敢苟安。他看到，帝国内受民族关系紧张的折磨，外受凶狠、饥饿的强敌的包围。俄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以及最主要的敌人塞尔维亚，在他看来似乎都在伺机扑向垂死的帝国，试图从它的身驱割去财富。俄国觊觎加利西亚；罗马尼亚盯着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谋求索还蒂罗尔和亚得里亚海岸；塞尔维亚渴望借助俄国的同情，为南部斯拉夫人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在康拉德看来塞尔维亚是其中最邪恶和最可恨的。不能否认，到一定时候，所有这些国家都会证明，她们是奥地利帝国的致命敌人，也不能否认，她们会全部入侵或威胁她们觊觎的省份；更不能否认，四国中有三国会达到她们的主要目标，如果说不是全部目标的话。

康拉德是作为军人研究这些战略问题的，他深信，如果他的国家的敌人联合起来，他的国家肯定要被毁灭。因此，他希望一个一个地打击她们。他说“我们必须利用最早的机会同我们的最脆弱的敌人算账……给以打击”。他主张，”一有机会就逐个彻底打倒敌人，以确保她们不会同时攻击奥地利”。他信奉先发制人的战争，深信奥地利能接连打败两个或三个敌人；首先是意大利，其次是塞尔维亚，如此等等。在近10年中，他不时地围攻皇帝。他的固执常常激怒他的主人，而他的忠诚和能力又为他赢得再次冒犯的机会。他终于能遂其所愿。真的是滴水穿石。

他的工作能力超过了他的体力。由于长期在蒂罗尔服役，习惯于山区空气，他在陆军部他的房内感到憋气。在严寒的冬季，他工作时要敞开窗户，这往往使来访的人招寒伤风。他对自己严厉，对别人更加严厉。他寻求艰辛和匮乏的环境，乐于使其部队吃苦。实际上，在战前一年的军事演习中，他对部队的要求非常严厉，以致大公都不得不表示异议。弗兰茨·斐迪南说，“没有必要教战士在和平时期去死。”这位又黑、又矮、又弱、又瘦的军官有一双敏锐并富于表情的眼睛，镶嵌在他那禁欲主义者的脸上，他生活方式朴素，对人对事无所畏惧，他对职务和皇帝尽心尽责，因忧国而消瘦，年复一年居住在欧洲火药库的中心，专管起爆雷管。

04.

1879年俾斯麦组成的德奥联盟，到1883年把意大利包含在内时，扩大为三国同盟；但1887年德国与俄国签署的再保险条约解除了这个可怕集团的进攻特性。到俾斯麦故去后，由于泛斯拉夫情绪在俄国的增长和德国政策的愚蠢，最终产生了导致灾难发生的俄德之间的裂缝。从宣布俄法同盟的1892年起，欧洲在新的意义上被分为三国联合和两国联合的对峙。1904年的英法协定不仅结束了英法之间的争执，而且此后还促使英国更接近俄国。英国和这两个国家的逐渐联合削弱了使意大利与三国同盟联合的纽带。无论上述哪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任何明显或正式的变化。英国的大臣们仍然赞扬英帝国不参与欧洲联合，而意大利政治家则重申他们忠于三国同盟。不过欧洲均势已同时发生双重的变化了。不祥的20世纪的曙光照亮了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法国和俄国为另一方的明显的对抗。在这两个对立集团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此后，俄、奥在巴尔干国家的利害冲突沿着德、法之间过去无休止争吵的同一渠道涌出。阳光依然明媚，气候和煦；但在微风中有一股刺骨的寒气。

俄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影响了原有的对抗集团。开始时俄国人的失败以及英国与日本的联合似乎是致命地削弱了两国同盟；但德国国力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和摩洛哥问题上的纠纷又把各国拉回各自的主要联盟。法国和德国都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占有了大量殖民地，英国征服并吞并了布尔人共和国。这几个大国都在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北非海岸积极地建立她们的势力范围。法国考虑到英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给予的支持，放弃了在埃及的权利和利益。但德国，不顾英法协议，坚决拒绝满足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要求。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由于英国幽灵的出现，以及她巧妙的干预，德国几乎陷入孤立，只有奥地利一个盟国支持。

为实现和平和达成国际协议所作的努力并不少。但无论是1907年的海牙会议还是其前的1899年海牙会议，根本都不是真正的和平会议。这些会议对维护和平所作的贡献——也许除了建立海牙法庭——几乎微不足道。它们主要致力于制定战争规则，然而即使在这方面它们也没有成功地制定出经得起现实考验的法规来。这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特定方面的做法，引起了各国参谋部的深思，并激起很多疑虑。我们自己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很多准备工作，其由来就是海牙会议的模棱两可的话，这就迫使我们决定我们自己应有什么样的政策，并步入战备工作中尚未探索过的领域，探索前景。

这些旧世界的组织控制不了无情的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加重了德国已经在承受的负担，原有的重压是因德国的扩张和野心以及腐朽的奥匈帝国的所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引起的。从此时起，两个中欧帝国有了共同事业，每一方必定成为另一方目标的不加区别的护卫者。她们已经联盟；她们现在紧密结合。她们现在锁在一起了。自诩忠诚的奥地利指望德国的力量作为她生存的手段；有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军队的德国知道奥地利是她唯一的朋友。有了这一罪恶的、致命的堕落，人类的和平和文明就取决于交替折磨着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与恢复的痉挛过程了。有关阿尔萨斯—洛林的争执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新展开。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海军对抗被从未看见过大海的民族的激情煽起。今后，欧洲的光荣和安全将悬挂在它的最薄弱的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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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约瑟夫(1830—1916)，进入20世纪时应为70多岁。——译者

①见附录一。

②本书英文本为方便起见，称弗兰茨·约瑟夫为“Emperor”(中译本译“奥皇”)，称威廉二世为“Kaiser”(中译本译“德皇”)。

第02章、吞并波斯尼亚

奥地利的托管省——对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反响——布赫劳会谈——仆役的抹布——1908年欧洲危机——和平处于危急状态——英国的态度——德国对俄国的挑战——意志冲突——埃伦塔尔的胜利——吞并的后果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回首他漫长的一生时，为哈布斯堡皇室的君主国在他在位时期丧失了相当不错的意大利诸省而哀伤，在内心深处切望对此作些补偿。这点，1906年成为他的外交大臣的埃伦塔尔并非不知道，埃伦塔尔和康拉德一样，也对这一困扰着帝国的与日俱增的危险焦虑不安。他希望能靠巧妙的外交重振帝国的昔日雄风，给其主人以慰藉。1878年俄土战争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①两省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柏林的代表大会将这两省置于奥地利的托管之下。30年来，按照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签约国的命令，这两个省一直处于维也纳的统治之下，然而在形式上，它们仍为土耳其苏丹领土的一部分，这种安排进行得相当不错。苏丹已不复为失地暗自神伤，欧洲也已视这些省份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这种平静终因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而被打破了。土耳其出现了一个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富有进取性的政府。巴尔干各国以及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检查一下自己的立场。如果青年土耳其党成功地复兴了衰落的帝国，那末，土耳其成了一个强国后，不会要求恢复各方面的权利吗？如今波斯尼亚已享有父系世袭统治；如果土耳其建立起哪怕仅仅是表面文章的议会政体，难道她不会提出理由说，她那两个在奥地利托管之下的原有省份肯定也会要求建立至少是同一水平的机构？保加利亚虽然事实上是独立的，但与埃及一样仍是土耳其帝国的附庸省。斐迪南亲王早就抱有成为国王并宣布保加利亚独立的希望。他从土耳其性质的变化中也看到自行其是的必要性和时机。1908年秋，这种种问题已到了决定性阶段。

俄国在其对日战争中所蒙受的不幸重新唤醒了俄国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感情。若不是柏林条约第29条阻止俄国黑海舰队通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该舰队本来会与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一起作悲剧性的日本海航行的。俄国的论点虽说错误，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对马海峡之战本来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因此，当埃伦塔尔开始庆贺俄国修正有关波斯尼亚问题的第25条时，看来这两个帝国都可能从修改这个著名条约中得到满足。不过这没有太大的实际重要性。奥地利已经有了那两个省，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已由土耳其大大加固了防御工事。不过，两国还是有望加深感情。奥地利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帮了德国的忙。在德皇口气强硬的语言中奥地利一直是“决斗场上忠实的帮手。”这一回她不能期望德国给予帮助以满足她的欲望吗？

1908年夏，埃伦塔尔写信给俄国外交大臣伊斯沃尔斯基。他们之间曾经进行过不止一次的秘密会谈。伊斯沃尔斯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俄国人，但不是一位特别谨慎的谈判家。原则上，他对埃伦塔尔的野心有好感，而且，只要奥地利支持俄国获得其战舰通过两海峡的权利，他就乐意讨论俄国听任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的计划。

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贝希托尔德伯爵在这些事务上自然是中心人物。1908年9月，他在自己的布赫劳别墅里安排了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的会晤。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重要的时刻。这是一次友好的会谈！埃伦塔尔的一个良机！在这里一个大国的外交大臣要做的事情可能会冒犯所有其他国家。在这里他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诚意，准备像世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谈话一样把问题谈个透彻。人们可以指责伊斯沃尔斯基在处理这些严重问题时采用随随便便的态度不够谨慎。当两人代表两个大国讲话时，他们不能一直使谈话保持顺利和愉快。但我们必须更多地谴责埃伦塔尔。他对这场世界的公平比赛寸步不让。他寸利必得；他利用了对方的每一次容忍，甚至利用了对方的每一种好意。他给了伊斯沃尔斯基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虽然今天他们还在一起工作，但第二天他会在全世界面前把他出卖。较量的人历来有一套规则，那就是宣布对手双方开始较量，开始讨价还价，如果有必要就开打；还有一套规则适用于以友好方式进行交谈谋求合作的绅士。埃伦塔尔的过错就在于利用了后者。这是严重的大错；它显然限制了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每一位外交家都应该研究这件事的每一细节；但从中吸取的教训，对于达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谅解多有不便。

会谈结束；布赫劳之行也结束了。伊斯沃尔斯基开始度假，埃伦塔尔返回维也纳。他是带着这样的感觉返回维也纳的：他已使俄国人收回了起阻碍作用的力量，俄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给吞并问题制造严重麻烦了。他仔细整理了他的全套档案；他让他的印刷机开足了马力；他告诉奥皇俄国已经同意，接着急匆匆地把吞并波斯尼亚公诸于世。

这是一个爆炸性事件。每一个欧洲政府都认为这是一个居心巨测的侵略行动。事先一无所知的德国感到惊讶，但没有撤消对其同盟国的支持。法国冷嘲热讽；意大利感到惊奇；俄国极为愤怒，土耳其被激怒，塞尔维亚狂怒，英国深为震惊。爱德华·格雷爵士气愤到极点。他信奉的一切原则都遭到了践踏。这位辉格党的政治家是欧洲公法的监察员、英格兰绅士、曾是公学学生——他刚硬的性格中的这一切要素都同样受到侮辱。一个条约被撕毁了。由很多国家签署的国际文件被一个，也可能是两个国家，抛在一旁。其他签字国的立场受到了伤害；她们有权要求别国倾听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观点。也许是忘却了我们自己历史中的最新几页，总之格雷爵士信心地、甚至还兴味盎然地采取了最严肃的方针。

德皇对此事作了正式评论，没有给人留任何评说的余地。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德国战前政治中是如何置正义或是非曲直于不顾的。评论说：

“埃伦塔尔的表演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仆役手中的一块抹布。关于此事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给伊斯沃尔斯基和蒂托尼的暗示是如此不清楚，以致他们自认为是完全受骗上当。对作为主要一方的苏丹则根本不予考虑。他强把得到斐迪南默许的表象以及条约与和平的破坏者的责任推到他主人身上；他使塞尔维亚人的愤怒达到了沸点；使门的内哥罗激动达到了极点；煽动克里特岛人造反；把我们的土耳其政策、20年艰苦工作的结果丢入了垃圾堆；使英国人恼怒，促使他们去伊斯坦布尔里我们的地方；以他对保加利亚人的友好来激怒希腊人；把柏林条约撕得粉碎，使大国一致的原则变成最邪恶的失和状态；惹怒匈牙利人，因为波斯尼亚就要与他们合并；使克罗地亚人狂怒，因为他们曾打算让波斯尼亚同他们自己合并。这种表演，总的看来是创了一项欧洲记录，从来没有别的外交家把这种做法记在自己名下。他当然不是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

这没有阻止德国全力支持埃伦塔尔。新的教条变成了“只要我的盟友，无所谓对错！”

现在，欧洲进入了成为国际大决战序曲的三大危机中的第二个危机。在法、俄支持下，英国建议召开有所有签约国参加的会议，重行检查柏林条约。奥地利和德国开始是同意的。随后在议题上发生了争论。奥地利宣布合并本身已经解决，毋须再提，因而不容讨论。后来出现了很多反对意见，是针对俄国的——她想让达达尼尔海峡对其战舰开放。土耳其要求有效补偿。几个月过去了，紧张程度与日俱增。土耳其人对奥地利商品组织了一次最强烈的抵制。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开始了“猪肉战”，整个奥匈帝国的咸猪肉价格涨了近1倍。格雷的正义的谴责严重地伤害了维也纳。英国大使与埃伦塔尔之间发生了最激烈的唇枪舌战。埃伦塔尔大声说，“你得为这一切麻烦负责”。大使回答说，“违反柏林条约并吞并波斯尼亚的，毋庸置疑，不是我们。”这一反驳大大地激怒了埃伦塔尔，所以他求助于其他论点，指责英国对布尔人的行为不当，对这一指责，我们的代表只能说此事与争论点无关。

沙皇看上去极为沮丧。马尔琴科对他在圣彼得堡受接见的情况作了生动的说明。沙皇指着他的写字台说，“我这里有老人(奥皇)写来的很多信，不过全是谎言和欺骗。”伊斯沃尔斯基成了埃伦塔尔的死敌，他匆忙奔赴巴黎和伦敦，揭露埃伦塔尔的错误。塞尔维亚人的怒气逐步上升。他们宣布说，他们的未来因粗暴和非法破坏国际条约而受到了践踏，如果他们的未来还要改变的话，应该让他们与他们在波斯尼亚的亲属重新统一。在贝尔格莱德不断发生民众示威，还进行了措词激烈的演说和相当规模的军事活动。奥地利的战备业已达到可怕的规模。在塞尔维亚边界的三个军团几乎已提高到战时编制。大批部队一整夜一整夜地偷偷通过维也纳向南进发。奥军事力量急剧膨胀，明显是针对在加利西亚的俄国人的。与此同时，外交使团为大会的日程而争论，而报纸，尤其是伦敦和维也纳的各报在进行文字战。冬季就在这种情况中过去了。

3月，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关系已到了破裂点，任何一种边界偶发事件都会引起战争。战争这个严重的词现在进入了发自各国首都的电讯中。如果奥地利侵入塞尔维亚，欧洲必然燃起战火，那末大火烧到何处为止？塞尔维亚对奥地利违法之手实行惩罚，肯定会唤起俄国的民众运动高潮，然而，沙皇(他的军队没有准备)能和平地抑制民运吗？如果俄国进军或是遭受攻击，德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法国呢？不同同盟的关系都受文件上重要条件的制约。德国不一定支持奥地利的侵略战争，法国也不保证在不涉及德国的争吵中支持俄国。但奥德之间的关系自从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自从德皇与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建立友谊后加强了。谁也不能保证，德国会急于找到一种技术上的借口，以放弃对其忠实盟友的支持。法德之间在卡萨布兰卡发生的一桩使人震惊的事件，可能被用作扩大斗争区域的一个现成借口，据信这与德国拟在两条战线上打仗的军事计划是协调一致的。克列孟梭统治着法国，他在这些令人焦虑的几个星期中的行为，表明他具有钢铁般的镇静，但可以断言，他在位期间，法国不会直接遭到轻举妄动的挑战。

爱德华·格雷爵士从一开始就表明英国对近东争端的处理不会超出外交行动的范围。他绝对拒绝讨论若欧洲出现全面大灾难英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他是在做他后来在1914年7月重复做的事。这是他可以采取的最强硬的政策；因为无论内阁还是议会都不会容忍任何断然的声明。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重读这个时期的信件时，也许可以说，英国是寻求在一个已变得无斡旋余地的舞台上扮演最突出的角色。假如我们不准备冒其他演员所冒的风险，难道我们不应当持超然的态度吗？但他的一切行动忠诚而又恰到好处，目的只是和平与谈判以及耐心地维护条约。

在那些日子里，欧洲分裂成的两个武装集团尚未形成阵营，无论三国同盟还是“三国协约”(如条约所说的)，都没有如它们后来那样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没有由于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联合一起。英国在外交上坚决支持俄国，但对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不热心。意大利想得更多的是与奥地利的对抗，而不是她是三国同盟的成员。法国坚持一种令人难解的保留态度；但我们可以确信，最致命的不测事件并没有被她的军政首脑所忽视。当我们用事后知识研究这些延后的危机时，我们知道欧洲距深渊有多近，6年后她就投入了这个深渊。3月，埃伦塔尔要求塞尔维亚停止一切好战准备并立即公开承认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吞并。俄国的同情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对她的申诉给予的支持令塞尔维亚深受鼓舞，所以她绝不愿屈服。贝尔格莱德扬言，没有任何力量能消灭塞尔维亚民族。入侵、征服比起轻视它的命运来还是较小的邪恶。就在这个时刻，德国发动了打击。

3月22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伯爵向伊斯沃尔斯基递交了一份措词急切而专横的简短书面通知。除非俄国立即承认波斯尼亚的被吞并并劝导塞尔维亚也承认这一事实，否则德国就让奥地利在塞尔维亚为所欲为，继而将爆发战争，在战争中德国将支持其盟国，这种支持将达到任何可能需要的程度。伊斯沃尔斯基大惊失色，欲言又止。“很好，”这位德国人说，“那就让战争来临吧。”伊斯沃尔斯基此时才说，他将与同事相商并请示沙皇。当天，俄国国务会议紧急开会4个小时。晚上，俄国无条件服从德国提出的要求。她甚至没有与法国和英国商量。沙皇及其大臣们也许有充分理由相信，哪怕是仅仅推迟一天也会铸成大错。他们认为自己就要遭到德国和奥地利的进攻和入侵。他们的军队尚未从满洲战役的灾难中完全恢复元气。动摇沙皇皇位和俄罗斯国家的革命运动几乎没有消退。现在不是坚持尊严的时候。5年前法国是在同样可怕的境遇中让德尔卡塞去职的。现在轮到俄国必须回答严峻的日耳曼要求了：“服从还是打。”俄国服从了。

当25日德国向伦敦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一个类似的、但文字结构稍有不同的要求时，格雷交给德国大使梅特涅伯爵下面这份自由党内阁同意的简短的备忘录：

“保证乐意接受埃伦塔尔男爵在未来会议上发表吞并宣言，只有助于解决由去年秋季奥地利行动引起的各种问题中的一个。当前，陛下政府深深关注如何维护欧洲和平，因而尤其关注如何解决塞尔维亚危机。德国政府所要求的保证牵涉改变柏林条约，且未能使塞尔维亚问题得到解决，同时没有规定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样关心的有关柏林条约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塞尔维亚问题以使塞尔维亚和其他国家都满意的和平方式获得解决之前，以及在由于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尤其是改变第29条引起的其它问题的解决得到保证之前，陛下政府不想作出所要求的保证。②当得到这一结果时，陛下政府将随时同意以各国彼此之间的善意为基础的任何和平解决办法。”③

梅特涅以惊奇和更加抑郁的心情读了这个文件。他说，“这是一项很严重的决定，它会使和平陷于危机。”格雷说：“我答道，要是我们不照奥地利要求的做，就意味着奥地利打算进攻塞尔维亚，或者是向她提出条件。英国政府绝不会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意这样做。”德国与英国对立的意志就这样作了第一次正面交锋。两国政府似乎都在观察对方的内心。接着是沉默。此举是英国在知道了俄国退缩，而且并不寻求法国支援的情况下采取的。依仗海洋和迄今为止尚无敌手的海军，她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使处于孤立也在所不辞。她不是笼中的雄鹰。

对日耳曼同盟愿望的抵抗依然是至此为止。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能做的仅仅是，安排塞尔维亚对奥地利的要求——在措词上力求尽可能少伤害塞尔维亚——必须采取的回答形式。劝说埃伦塔尔允许塞尔维亚把“深信奥匈帝国的和平意图，塞尔维亚将把她的军队恢复到1908年春季的状况”这话包括进去，是经历了不少困难的。他渴望使各方都清楚塞尔维亚已在胁迫下屈服。有了这一让步，塞尔维亚必须满足。塞尔维亚应正式宣布她放弃对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的一切抗议，并许诺未来与奥匈帝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也签署了协议，在协议中土耳其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独立。因此，各大国都表示无条件地同意对柏林条约第25条的修改，并承认对波斯尼亚的吞并。第29条没有为俄国提供任何满意之处。她只能默默地沉思过去的种种事件。伊斯沃尔斯基在欧洲面前蒙受了耻辱，又受到了国人的指责，说他使俄国遭受了她在和平时期的记忆之中最严重的挫折，只有沙皇姑息并支持她。1910年他离开了外交部，改任驻法国大使。在那里他还可以发挥作用。埃伦塔尔的胜利就这样完成了。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在对获悉俄国屈服时的感受记忆犹新时，写有如下一段话：

“在此次德国和奥地利轻而易举地获胜后，如果有人对俄国提出更大的要求，我不会感到惊奇。……我坚定地认为，德国、奥地利是在实行一种经过精心筹准备和策划的政策和行动方针。……必须对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进行报复：断开这个‘环节’，使三国协约消失。……法俄同盟没有经受住考验；英俄协约的强大程度或植根的深厚不足以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中欧大国的霸权将在欧洲确立，英国将受到孤立。建立德国海军的活动有重大意义；德国突然进入这个舞台也引人注目。当我们度过当前的动乱时期后，如果我们发现法国和俄国迅速靠拢中欧大国，我不会感到惊奇，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互不信任，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她能单独抗衡中欧大国的联合力量。……无疑，德国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获取欧洲大陆的优势，在她足够强大时——她显然在全力以赴以拥有这个优势——她就将开始同我们争夺海上优势。在过去时代，我们曾经必须与荷兰、西班牙和法国争夺这个优势，在我个人看来，我坚信我们迟早必须与德国再次进行同样的争夺。”④

这些就是这位出类拔萃的、学识渊博的外交家的心声，他很快就会入主英国外交部。这段话无疑是从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统治权成功地从事实转变成合法的形式这一变化中得出的严肃结论。对于所有由这一插曲给欧洲和平结构带来的损害，埃伦塔尔是最应该负有责任的。他能够不遇严重阻力即达到他的大部分的目的。如果他以寻常的关心或甚至以真诚来对待伊斯沃尔斯基的话，他本来是能够得到的支持的。他的诡计和愚蠢使得他为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尼科尔森所期望的某些反应没有发生。俄国认为英国是她的强大朋友。两国的关系更密切了。俄国军队的改组和扩大正在进行，靠法国贷款兴建的战略铁路稳步增长。沙皇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虽然时间紧迫，其旅行路线还是谨慎地避免踏上奥地利的领土。他同意大利国王在拉科尼吉进行了会晤，宣布两国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德国坚持投入越来越大的力量来建造一支舰队，她要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对她产生敬畏；英国，经过几次内部辩论后，决定要在1909年一年内基本上建造成吨位与火力无可比拟的不少于8艘的无畏级战舰。在那一年，德英之间的海军对抗及由此形成的紧张局面成了欧洲最重要的事件。欧洲的结构的分裂甚至已无法再掩饰了，意大利令人注目地脱离了中欧帝国.；德奥关系更加紧密；法俄英三国因均受到伤害和面临共同的危险而开始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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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后提到它们时只称波斯尼亚。

*重点系作者所加。——W.丘吉尔

②《欧洲各国政府的重大政策》(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aeischen Kabinette)(德国官方文件汇编)第26卷(1)，文件第9026号。

③古奇与坦珀利，《英国文献汇编：世界大战的根源》(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第5卷，文件第768号。

④同上书，第5卷，文件第764号。

第03章、走向深渊

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1911年阿加迪尔——对银行家的演说——1911年英国与德国——我任海军大臣——海军竞赛——奥地利的机会——康拉德—埃伦塔尔的争论——康拉德被免职——埃伦塔尔的继承者——俄国遭回绝——1912—13年的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兴起——康拉德的战争要求——德皇的否决权

从吞并波斯尼亚到爆发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前后共有近五年。这几年间，局势日趋紧张，冲突和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有两次，正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的，欧洲无疑已濒临战争边缘了。奥匈帝国处于衰微或瓦解之中，奥斯曼帝国力图东山再起，巴尔干各国国力和自信心增强，这一切都在继续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奥地利不得不与一向疏远的俄国打交道。在正确的外交和更加表面的友好气氛下，欧洲各国都坚决并迅速地加强与完善其海、陆武装力量。

1911年春，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了非斯。英、法达成了摩洛哥协议。这一事态的发展触犯了德国的感情。据说摩洛哥大西洋沿岸一处叫作阿加迪尔的沙质海湾存在着德国的些微商业利益。德国新外交大臣冯·基德伦—韦希特伯爵提请法国政府注意这些权利。法国政府据实声明，指出不论在阿加迪尔还是在其腹地，都不存在德国的商业利益，因为那里没有一处港口，没有个通商机构，没有一所住宅，没有一包货物，没有一个德国人！然而，鉴于德国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扩张颇多不满，法国人还是准备在刚果河盆地给德国一些领土作为补偿。至于阿加迪尔，他们建议组织一次法、德特命代表对该荒无人烟的地点的联合视察，考察一下德国在那里的利益有无事实可为佐证。突然，在7月1日，有消息称，德国皇帝已派出一艘炮舰“美洲狮号”，前往阿加迪尔维持和保护德国在那里的利益。“美洲狮号”业已起航。

这个突然的、然而又是无聊的行动在全欧洲引起了恐慌，这表明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如果德国的举动没有什么意义，那末德国又为什么要这么干？显然，这是蓄意要引起大的事端。7月或8月是危险的两个月。到8月中旬，欧洲的田间收割已大部分完成，麦茬也清除干净，辽阔的田野就可任由战马驰骋了。若德国蓄意挑起一场不计后果的争吵，7月1日正是为开创争端而选择的方便动武的日子。俾斯麦以前曾深思熟虑地打了几个胜仗，后来还经历了本书叙述过的几个插曲，1909年4月又对俄国的速战速决，德国皇帝就此还所作的“闪光的盔甲”演说，经过这一漫长历史之后，欧洲各国大臣们或参谋部谁都认为，可能就要发生最严重的事端了。法国现在处于高度警惕之中，她沉默而又密切地注视着德国的一举一动。紧盯着德国在马德拉和加那里群岛的行动的英国海军部，把外交部的注意力，引向设在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一个德国海军基地对我们的南非与南美之间食物运输与贸易线路可能产生的影响。当梅特涅伯爵对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及此问题时，他立即被告知，局势是如此严重，因而英内阁必须予以研究；到7月5日，他进一步获悉英内阁对摩洛哥不能置若罔闻，而在弄清德国意图之前，英国必须持保留态度。这个含糊但有力的声明，由于是因一件小事引起，所以有更大的意义，德国政府以绝对沉默的态度接受。随后几个星期中，两国再也没有提及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各国首都间来往传递的电报变得越来越含糊、复杂。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先生感到震惊。此前，他一直主管内阁该部的工作，该部基本上反对考虑任何形式的战争。然而，7月21日，在获得首相和爱德华·格雷爵士首肯后，他以大臣身份在伦敦市长官邸向银行家协会发表了演说，演说中就德国进一步推进其政策可能发生的危险，插入了一个极其强硬的警告。与这一点(对该市的听众完全不起作用)有关的原话全文如下：

“如果要把这样一种局面强加到我们头上，即，要维护和平就得放弃英国积几个世纪的英雄行为和成就才赢得的伟大而仁慈的地位，任人摆布，甚至在其利益受到严重影响时也只得忍气吞声，仿佛她是国际大家庭中无足轻重的一个成员，那时，我要强调指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伟大国家来说，以如此沉重的代价取得的和平会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屈辱。”

此番挑衅的言词不仅使德国大吃一惊，并且还使她犹豫了起来。没有哪一个没有被大海与德军隔开的政府敢说这种话。以后英国大大扩充其海军，对德国的野心和行为表明了明确无误的、针锋相对的立场。德皇习惯于一声令下便使法国部长们丢官，因而此时立即通过其大使发出激烈而威胁性的抗议。“财政大臣发表演说后，德国已无需作什么解释了。如果法国也拒绝德皇政府向她伸出的手，德国的尊严将不得不千方百计使法国完全尊重德国享有的条约权利。”“至少可以说，劳合·乔治先生的演说是对德国的一种警告，而且事实上就已被英、法新闻界解释为近乎威胁的一种警告。”爱德华·格雷爵士立即回答道，鉴于德国交际所用的语调，他也无意作任何解释。于是立即下令确保英国舰队不致遭到偷袭。

无疑，在随后的几周里，德皇及其政府权衡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们不习惯于与其武力可达到的范围以外的国家进行接触。他们感到他们已经在与同自己一样坚定的意志公开对抗了。他们最终认定时机尚不成熟。但整个8月，有关德国军事动态的报道，尤其是关于德比边界沿线驻军的报导非常之多，忧虑和压抑着的激动在外交部和陆军部已油然而生了。帝国国防委员会于8月23日召开了漫长会议，研讨了英国可能参与的全面欧洲战争可能引起的陆、海军问题。这是自由党政府第一次正视这样一种可能性。陆军上校兼作战室主任、后来的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极其详细地、而且经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非常准确地解释了德国经由比利时入侵法国的计划，威尔逊还解释了，如果议会决定与法国结盟，那末英国远征军将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还评价了俄国的军事实力、计划和动员时间表，这些在曾经认为俄国是一个武装巨人的人看来，是令人失望的，但后来事实也证明亨利·威尔逊是正确的。

自1908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来一直保持接触的英、法参谋人员，在这几个星期里继续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英国陆军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很久以来一直坚信对德战争迟早要发生，而且都认为，如果法国受到进攻，我们就应毫不踌躇地站在法国一边。显然，外交部和参谋部都认为，当时形势十分危险，而且未来的困难还会愈来愈多。内阁不赞同这些观点，议会由于不知道事实真相，立即否定了这些观点。

到9月底，形势变得轻松了些，法、德在刚果的领土补偿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从德国殖民地部长的辞职可以看出，德国统治集团内部曾有一场激烈的斗争。英国参谋部与海军部之间有意见分歧。首相及其政府支持危机开始时舰队的部署有不少缺点这样一种意见。由于这些压力的结果，我于10月出任海军大臣，随后我即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作好舰队的战争准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德国政府宣布她要进一步大幅度扩充其陆、海军。

由于这一次阿加迪尔的对抗极其突然并且残酷，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改善了德英关系。危机一过，我们即着手填补两国间的鸿沟。我们不愿意看到德国海军的不可避免的扩充成为争执的进一步原因。因此，我们作出了安排，让霍尔丹先生出访柏林，向德国皇帝解释我们海军的观点和打算。我们还寻求在对德国有利的一些殖民地谈判中引起她的兴趣。做这一切时，我们都抱有友好的希望，试图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在友好的会谈后，接着商讨最棘手最严重的海军问题。我获得了内阁的支持性政策，简言之，是宣布建造“无畏”级战舰的五年计划，要确保英国的计划比德国现有的海军计划占优势，保证16艘对10艘的比例，而且要做到，德国按其海军法每增造一艘战舰我们就增造两艘。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无畏”级战舰不包括在内，而且我们还宣布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巡洋舰和小舰队两倍于德国的实力。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提议两国海军设一个造舰的休假期，在一年休假期内英、德两国一艘主力舰也不造；或者假如可能，两国海军计划隔年安排，以便在年定额间留出一个空白年。

海军的造舰假期方案被德国拒绝了，德国着手制定她的海军法。但由于业已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会谈，德国的舰艇扩充和我们的对应建造——两者都准时执行——没有引起争吵。实际上，在英德争论中，海军问题的重要性逐年下降了。我深信德国人理解这种周密安排、严格执行的清楚明确的政策；他们不会憎恶这一事实，而会接受这一事实。这一点证明是对的。德国皇帝和提尔皮茨理解他们永远没有赶上我们的机会，我们是不确立海上绝对优势绝不罢休的。他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把兴趣转到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上，而且在1912年和1913年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与爱德华·格雷爵士携手工作，维护和平。事实上，英德关系从未像大灾难前两个星期那末和谐，甚至是充满希望。但是正由于这一缓和，欧洲永远克服不了后来三年间近东带给它的无休止的紧张和压力。①

另一方面，法国和俄国当然注意到英国所持的强硬的、独立的态度，开始把英国看作她们遭到德国侵略时可依赖的一支重要力量。

还是在这1911年7月，意大利暴露了拟从土耳其人那里取得称为的黎波里的古罗马利比亚省的意图。阿加迪尔危机期间，她不断以此对土耳其施压。9月她发出最后通牒，10月5日一支意大利远征军占领的黎波里城及其附近一条海岸。从那时起土、意处于交战状态。面对这种无理行动，欧洲保持沉默。中欧帝国损失不起意大利这一盟国，法国和俄国也损失不起。青年土耳其党勇敢地抵抗这一暴行。恩维尔亲赴利比亚，鼓励防卫行动。大批意大利军队长时间被困于海滩上。这是康拉德久等的天赐良机或者说意军遭殃的机会。这是他多次预防性战争中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自从1899年他奉命前往指挥的里雅斯特驻军以来，他一直不信任意大利，并渴望为帝国夺取威尼西亚和伦巴第。“虽然维也纳和柏林内阁把与意大利结盟视为一个安全因素，我却以为那是大错而特错的；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大利都是敌人，而且把三国同盟比作三脚桌子，只要有一只脚损坏，桌子就必然倒塌。”对立情绪显然根深蒂固，其原因一方面是意大利认为应归属于她并由她收复的地区，另一方面是奥匈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康拉德多年来直力主对意开战，从1910年底起态度更加激烈了。他宣称，到1912年意大利就可作好战争准备，再等下去就愚蠢了。埃伦塔尔反驳说，三国同盟到1914年一定会展期。康拉德则断言三国同盟是个骗局。现在看到意大利惨遭失败，陷入利比亚海岸而不能自拔，他就向皇帝呈上长篇请愿传，指出“奥地利的机会来到了，错失良机无异于自杀”。埃伦塔尔虽然对他性情暴躁的助手一忍再忍，但最终还是忍不住了。他向皇帝写信，指出“现在是该由精明能干的外交大臣负责对外政策的时候。而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各种战争的可能性作好必不可少的准备，他没有任何权利去影响出现何种可能性这一类的问题。”

此时已对埃伦塔尔怀有敌意的皇太子，支持了康拉德的立场，虽然并不赞同他的战争政策。争论的是非曲直最终要由皇帝裁决。皇帝非常坚决。他清楚地看到奥地利的主要依靠必定是德国；如果德国不想与意大利闹翻，他也绝不可这样做。德国疏远意大利于己不利，他疏远德国也于己不利。9月27日，博尔弗拉斯男爵奉皇帝之命约见康拉德。皇帝陛下希望看到康拉德与埃伦塔尔之间“有良好的和正常的相互关系”。康拉德应给“埃伦塔尔写封短信，说他懊悔把问题给弄僵了”。康拉德回答说，要他写信向埃伦塔尔道歉，他“宁愿先剁去右手。”

康拉德历来为人正直，他说，“现在到了老年，我是不会低头的。”他还说，“如果皇帝陛下要求埃伦塔尔与我和解的话，我建议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记住这句话，要引以为戒。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补充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必要道歉，皇太子严禁他投降。斡旋者博尔弗拉斯叹息了一番自己的徒劳无功，然后向皇帝报告了谈话的内容，康拉德则对皇太子说了他要说的话。10月8日康拉德再次向皇帝呈文，敦促对意大利采取军事措施，17日他收到了简短、概括、措词极为严厉的答复。他被告知，“他的部门要力求作好最充分的战争准备，而了解这一情况的外交大臣要按照皇帝陛下的旨意，与两位首相保持一致，处理好自己的事务。”11月15日康拉德受皇帝接见，当时的对话如下。

皇帝“很激动很愤怒地”训斥康拉德。

皇帝陛下：我要立即说，对埃伦塔尔的继续攻击——这些刺耳的话——我是不允许的。

康拉德：陛下，请允许我说明我现在所持的观.点；讲完后请陛下定夺。

皇帝陛下：这些无休止的攻击，尤其是对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如今还在老调重弹的谴责，都是冲我来的；政策是我制订的；那是我的政策。

康拉德：我只能再次说，我怎么得出我的看法，我就怎么写下来。陛下当然可以给它们打上“×”号，那是陛下的权力。

皇帝陛下：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我的这个政策任何人都必须遵照执行。我的外交大臣就是按此意执行我的政策的。这场战争的确可能发生，很可能。但要打也只有到意大利进攻我们时才打。

康拉德：但愿到那时机会仍对我们有利！

皇帝陛下：只要意大利不对我国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打这一场战争。迄今为止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主战派”。

康拉德：那些在战争爆发后，必须确保一切准备齐全，以免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的负责人，却不能说“战争”这个词，因为一旦说了他们就会被指责为属于“主战派”。

皇帝陛下：要有准备，每个人都得作好准备。②

接着，皇帝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太子。他批评了德国皇太子已在国会当众显露的那种好战态度。“我们固然不会发生那种事，但是有发生那种事的迹象。”

这次预示风暴来临的接见只不过是免职的前奏。两个星期以后，再次奉召至舍恩布伦宫的康拉德，被解除了现职，调任陆军监察长。“原因嘛，”弗兰茨·约瑟夫说，“你们非常清楚，因此也就不必谈了。”

康拉德说，陛下很高兴地说，我们的私人关系已变得“很友好”了，这不，刚才他就派专人请我来，以便他能亲自宣布解除我的职务，因为这种直接的方式在他看来是最好的。

陛下接着停下来，这显然是希望我说一说。

康拉德：我最恭顺地感谢陛下；我也总是喜欢直来直去的。

皇帝陛下：我们做法一样，让我们像朋友一样告别吧。

说完，我便被解职了。③

巴尔普拉茨不失时机地把埃伦塔尔击败康拉德的消息告诉了意大利人，两个盟国间最近发生的紧张关系当即放松下来。

1912年2月埃伦塔尔去世。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有过几个月的兴奋和胜利的喜悦；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满足；但也付出了学生的代价，而且由于他自己的短浅目光和刻薄行为，付出了不必要的沉重代价。他对待伊斯沃尔斯基彬彬有礼，不失绅上风度，这样就会容易得多地获得他所寻求的一切。他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刺激得强大的德国与俄国兵戎相见。他用牛刀宰鸡。一直到1907年为止，他始终信奉俾斯麦的基本准则，即奥地利在巴尔干国家问题上采取每一个步骤，都应先与俄国达成共识。1908年他突然抛弃了这个准则。他使奥地利与俄国反目；他毒化了这两个毗邻的帝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如采用互利的方式，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协调和培育她们在近东的利益。他使俄国处于公开受辱的境地，构成沙皇周围舆论的统治阶层对此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长时期他走运，没有活着承受其后果。

埃伦塔尔的继任，是奥地利前驻圣彼得堡大使贝希托尔德伯爵，他是布赫劳那所别墅的主人，正是在那里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进行了不幸的对话。贝希托尔德是拥有过显赫职位的最平凡的人之一。他的水准和见地不高于一个惯于在上流社会往上爬的机敏能干的外交部低级职员。花花公子，纨绔子弟，装腔作势；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并且奇特地不追求私利；巨富；豪华住宅的权贵；赛马场和夜总会的常客；缺乏任何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的经验；但受过棋盘外交家的全面培训；这种状态的贝希托尔德成了很易上当的牺牲品。他挡不住军人的魅力和武力的诱惑，着迷于他们的耀武扬威的骇人的军事机器。我们悲哀而惊奇地注视着他那惴惴不安的眼睛和他那虚弱的短下颌；我们细心观察他那张没有一点匀称美或男子汉气概的脸。而从这样的人的嘴唇里发出的命令竟然比过去最伟大的君主、军人、法律专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发出的命令对于人类的命运关系更加重大，这使我们惊愕。贝希托尔德的务政仿佛是这种大人国的事由小人国的人管理的年代的缩影。

自从遭遇1909年的痛苦经历以来，俄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她的军备与外交都没有松懈。意大利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有利于俄国再次努力为其战舰获得自由通行达达尼尔海峡的特权，这一特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俄国人的基本目标。现在，俄国向不幸中的土耳其提供了仿照1833年的Unkiar

Skelessi条约的防御同盟。可能涉及其他大国的领土变动不在本书考虑之列。俄国人保证“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现有体制不变。”奥斯曼政府则要许诺不反对俄国战舰通过两海峡，只要这些战舰不在海峡停留或仅仅依协议停留。这种安排缺乏基础。俱俄症在土耳其人心中根深蒂固。他们把俄国视为土耳其帝国的可能的破坏者。他们把俄国领土高加索地区视为土耳其通过一场胜利的战争即可获得的最大奖赏。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满脑子都是这些思想。实际上，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一旦早就预测到的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全力去对付德国时，他们就以主力部队侵入高加索地区。由于这样的战争要求土耳其对黑海有控制权，因而他们必须成为一个海军大国。他们主要通过公众捐款筹集到采购2艘“无畏”级战舰的大量资金，订单已交给英国。因此俄国的建议使他们非常窘迫，当得知英、法绝不会对土耳其施压后，他们便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俄国外交的第二次挫折导致此刻继任伊斯沃尔斯基为外交大臣的M.萨佐诺夫在结盟方向上发生了明显改变。在他的领导下，俄国竭力设法积极组成了反土耳其的巴尔干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同盟的组成要素当然是有的。历史充满了错误，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和希腊都曾受土耳其蹂躏。通过几代人的殊死斗争，现在他们已摆脱了土耳其的束缚。现在仍控制着很多基督教人口居住省份的老压迫者已陷于困境。这是清算旧账和获得新领地的时刻了。只需要有曾与土耳其人进行过长期战争的一个大国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她们联合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同盟就可以了。实际上，俄国外交很可能仅仅是鼓励了巴尔干国家做她们已经决心要做的事情。

1912年10月8日，门的内哥罗对土耳其宣战。几天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相继对土宣战。土耳其国内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坚强不屈的人们，运用所有资源抵抗其充满仇恨的敌人的这危险的联合。战争的走向瞬息万变，结果难以逆料。土耳其的大溃败使军事专家比其他阶层更感到意外。康拉德向来看不起塞尔维亚人。一个军事使团的团长、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实际上正在改编土其军队，柏林的参谋人员坚信土耳其必胜。在英国军界高层人上中，对希腊战士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对土耳其人的传统喜欢和偏爱同时并存。

所有这些权威人士在这件事情上都显得很愚蠢。20年前边打边逃的希腊军队，现在虽伤亡惨重，却是冲锋陷阵，一往无前。保加利亚人以最高明的技术和最惊人的勇气作战。最大功勋则应归于一向被轻视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军队不只是打仗技术高超，还拥有由法国人供应和训练的野战炮和重炮，炮队在战场上和在阿德里安堡的围攻中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到圣诞节时，保加利亚军队已站在恰塔利亚战线之前，斐迪南国王已梦想着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保加利亚人在色雷斯地区战斗时，希腊人已抵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则抵达了卡瓦拉。一到全面胜利有了保证，征服者便开始自相残杀。表现得最为妄自尊大的保加利亚发现自己遭到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反对。1913年2月激战爆发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进攻不久前还是自己盟国的保加利亚，由于保加利亚与之相比兵员众寡悬殊，再加上对土耳其作战失利使得力量耗尽，因而在此猛攻前支持不住。此刻，原先没有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从背面侵入保加利亚，并占领了多布罗加地区。被压倒性力量击溃和吓倒的保加利亚只能接受对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她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征服地，丧失了出海口，被罗马尼亚霸占了她的最著名的、也是遭到重创的那个师的士兵的故乡的那个省。在混乱中，恩维尔帕夏从利比亚返国，他以充沛的无畏精神收复了阿德里安堡。就是根据这样一些既成事实，最终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

对这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所有反应都很坏。德国政府、尤其是德国皇帝深感不悦。他们对土耳其的长时期拉拢，他们对土耳其的大事宣扬的支持，只不过是与奥斯曼帝国一道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他们训练了土耳其军队，至少也是它的保护者，而法国则监督着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技术准备，这一事实使德军参谋部难以忍受。奥地利的恼怒则难以形容。塞尔维亚人不仅证明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勇猛，还令国土面积倍增，人口至少增加了2/3。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曾信心十足地预测，塞尔维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会被土耳其人打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会被保加利亚人打败，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测都是错的。他们发现自己现在已面临着大塞尔维亚的野心和敌意，大塞尔维亚的存在威胁到了帝国的生存。俄国的幸灾乐祸更使奥地利怒火中烧。除非出现某种情况能改善布加勒斯特和平的“不健康效应”，否则世界大战就要发生，这已成为维也纳的街谈巷议。

塞尔维亚部队在战争中已经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塞尔维亚政府始终叫喊着要把阿尔巴尼亚海岸作为其“通海窗口”。奥地利人拒绝容忍这一点，虽然奥地利皇帝嘲笑为了“几个阿尔巴尼亚山羊牧场”而战这一想法，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还是因为各大国会聚伦敦作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英国与德国的合作与努力，才得以避免。

康拉德被赶出议会去往军队指挥部，对政策已无正式影响了。他给当权的主要人物提交了一系列文章，自称为“任何爱国者都不能漠然视之的划时代事件的目击者”。他力促对塞尔维亚开战，同时还针对俄国进行军事动员。他对贝希托尔德有很大影响。1912年冬和整个1913年在维也纳上流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战争精神对他是有利的。1912年12月，皇帝下令再次任命他为参谋长。他一再重申主战的观点。于12月14日说：“如果君主国要解决涉及它生存利益的问题，那末最好的办法看来就是，不顾一切疑虑现在就向塞尔维亚开战。”于12月23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不考虑后果，用战争打倒塞尔维亚。……虽说协约国加上塞尔维亚力量可能会很强，足以联合起来威胁君主国，然而我们的强大足以同选择全面战争的这些国家相抗衡，他们中最重要的国家事实上是害怕全面战争的。”12月30日他对皇太子说：“我们已经到了君主国与塞尔维亚进行较量的时候。这是必须进行到底的较量。其余一切——阿尔巴尼亚、港口问题、领事问题、贸易协定等等——都是枝节问题。”他的呼吁得到了新的陆军大臣克罗巴廷和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的支持，后者荒唐地写道：“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差劲的和平。那怕在战场上负于大国也比那好。”最终他求仁得仁，一败涂地。

不过，哈布斯堡皇族并没有像将军和政治家们那样激动。皇帝还是无动于衷。他一再拒绝康拉德的要求，用了下列一些措词：“即使在政治斗争中也要坚持正派的原则”；“那样做即是意味战争，而我反对战争”；“事先不周密考虑不得蛮干”：“遇事要三思而后行”。这位矍铄睿智的80多岁的老人以此类回答制止了多次上升的狂热浪潮。他的所有这些意见都得到了皇太子的支持。在弗兰茨·斐迪南的影响下康拉德又官复原职；但皇太子并不接受康拉德的政策。皇太子在2月的态度由他的皇室侍从巴尔多夫叙述给了康拉德听：“皇太子已经宣布全线撤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对俄国开战。他不会同意开战。塞尔维亚不是一棵李树也不是一头绵羊。他要求复员后备役兵员。”在这威严的权力下，贝希托尔德机敏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当康拉德前往贝希托尔德处，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同情和支持时，他不动感情地告诉康拉德：“我永远不会报名参加对俄战争。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绝对反对战争。”

所有这些美德与智慧的动机很清楚。有一个原因使奥地利皇帝及其皇太子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他们深信德国威廉二世不主张战争。威廉二世以最有说服力和最机密的方式把这个意见传达给了他们。他们知道，没有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身居最高地位，而且事关他们的直接财产利益，因此他们估量事实要比其仆从和顾问估量得更确实，这样他们对帝国的控制也就更有效。1913年欧洲的和平完全取决定于德皇对战争的“不”字。只有一只手控制着排泄洪水的钥匙。从奥地利与俄国反目的那个时刻起，威廉二世就执掌着这两个君主国的权柄。只要他的否决权有效，世界就安全。

现在就来看看导致这个否决权被撤销的起因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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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1—1914》(The World Crisis，1911—1914)。

②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Aus meiner Dienstzeit，1906—1918)，第2卷，第282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284页。

第04章、皇太子遇刺

在海军部，1914年——表面的平静——科诺皮什泰会见——黑手——波蒂奥雷克将军——萨拉热窝的悲剧——奥地利的愤怒——康拉德的机会——切尔施基受训斥——德国的煽动——奥地利的询问——奥皇致德皇的信——康拉德的觐见

01.

1914年新年开始，空气清冷而平静。由于英国和德国在近东事务上的合作，殖民地条约谈判有进展，英国内阁的焦急与疑虑减少了。实际上，在上一年秋，在为完成我们业已公开宣布对德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海军费用预算上，我遇到最顽强的抵制。财政大臣一反他关于阿加迪尔的演说的基调，率领内阁多数，进行激烈的反对。我说明，除非计划得以落实，否则我就辞职。圣诞节使这场针锋相对的内部争论暂停下来。1月3日，劳合德·乔治先生在《记事日报》(Daily

Chronicle)上发表了一则记者采访记，在采访记中他谴责了军备支出的愚蠢性，他尖锐地谈到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1886年因为经费问题而辞职的事，并宣称世界的现状和前景是从未有过的太平。我原在比亚里茨附近度假，回来途经巴黎会见了普安卡雷总统和几位重要部长。我深感那里的政界有一种不安的气氛。劳合德·乔治先生的记者访谈似乎使他们感到慌张了。

这一年，随着时光消逝，我们内阁中持危险正在过去的看法的人逐渐增加。我所以能使全部海军预算在内阁获得通过，只是因为内阁的多数反对派在他们行将卷入爱尔兰争吵最激烈，那里随时可发生的动乱，不想看到我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当时就连外交部警惕的监视者也逍遥自在。议会两院显得好像就不存在外交事务似的。英国政府中有乐观情绪，在法国议会中也有。左翼各党掌握全权。他们竭尽全力要修改1913年通过的三年兵役法。实际上，后来只是由于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兵役法才得以维持下去。折衷办法规定第三年的老兵退役，同时征召两组新兵作为补充。这一年，法国总统自1870年以来第一次出席德国大使馆举办的宴会。这一年，19年来我们第一次接受德国邀请，在6月的赛艇大会周派出一支英国分舰队访问基尔。我们派出我国4艘最精良的战舰参加德皇的招待会。同时，我们还派出4艘战列巡洋舰赴喀琅斯塔特向俄国人表示同样的情意。

但在这种表象之下，大国间的关系仍不断紧张。俄国陆军不断扩大和改进，军用铁路建设迅猛推进。法国用各种方式同意对三年兵役法的巨大让步。德国不仅在扩充陆军和海军，而且还在用5000万英镑的资本税紧锣密鼓地采购军用物资和制造军火与设备。德国淬化钢和制造武器与军用设备所需的各种稀有金属，单就我们知道的——钨、铝、钒、镍、锑、锰——的进口，仅1914年一年就超过前3年的总量。德、俄报纸和大学教授之间的文字战不断，各种不愉快的和难听的指责不绝于耳。俄国陆军大臣授意发表声明，大谈俄军战斗力的加强。夏天，爱德华·格雷爵士要求我安排第一海军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与俄国海军当局举行类似于1906年以来法、英参谋部之间曾多次进行的那种会谈。谈什么无关宏旨，会谈本身是重要的，而且被有意说成是重要的。在德国军界盛行大量含糊的关于战争的谈话。但和平力量似乎仍然占有优势，英、法两国的政治舞台上则充满党派政治和激烈的派系斗争。

02.

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一生的最后几个星期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和重大活动。6月中旬，他在科诺皮什泰接待作为他的客人的德国皇帝。三日内两人一直密切交谈。据威廉二世向德国外交部所说，话题主要是皇太子对匈牙利人的反感，他讨厌他们的中世纪式的习惯及其对国界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他强调了不断对蒂萨伯爵施压的重要性，要使他停止虐待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以免挑起三国同盟与罗马尼亚之间的不和。他说曾经讨论过的另外几个话题是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行为和由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取代匈牙利索杰尼伯爵。据谣传，涉及的话题不止于此，有人断言他们阴险地审视了整个欧洲形势，德国皇帝对皇太子说：“假如我们不立即给予打击，形势会愈来愈糟。”从以后发生的情况看，似乎可以肯定，他没有明确许诺在任何特别情祝下德国都向奥地利提供援助。

访问结束，德国皇帝前往他在科孚岛的郊区住宅，弗兰茨·斐迪南则赶赴波斯尼亚，视察要在那里进行的陆军演习。他们的行程安排曾广泛宣布。奥地利军队要在塞尔维亚垂涎三尺的这个省进行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而且此后这位皇位继承人还要在夫人陪同下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他定于6月28日入城。这个日子是1349年塞尔维亚的“画眉之乡”科索沃波列惨败的周年纪念日。在塞尔维亚人们熟知这一切并为此而忧伤。此次访问也是为了伯爵夫人，或者说现已成为霍恩贝格公爵夫人的霍特克。她极为正式地坚持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要求举行仪式得到承认。她要去萨拉热窝她丈夫那儿，而为她的单独行程所作的安排充满了专为皇帝本人的旅行所用的繁文缛节。帕尔伯爵在细读行程方案时可能会大叫丢脸，“我们是为什么来的？”皇帝很可能会加速离开维也纳去伊施尔河，以免接受或者拒绝这种要求！

1903年在贝尔格莱德杀死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德拉加的塞尔维亚军官，为相互保护，紧密抱团，组成一个称为“黑手”的秘密社会。这个破坏性的社团以早期耶稣会的纪律和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方法培育出了狂热的爱国主义。他们与塞尔维亚统治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说王世子亚历山大、首相帕希奇和总司令普特尼克不时地同他们在一起；他们的领袖陆军上校迪米特里耶维奇此时实际上是塞尔维亚情报处的首脑。尽管扑朔迷离，但几乎可以肯定，谋杀访问波斯尼亚的皇太子的这个阴谋是由迪米特里耶维奇策划的。很多狂热的青年——其中大多数还不满20岁——被煽动前往萨拉热窝。在他的授权下，他们人人都装备了炸弹和布朗宁手枪并学会了如何使用。他发给他们旅费和生活费。还发给他们氰化钾，作为自杀时使用的最后手段。从战后被揭露出来的情况看，帕希奇及其几个同僚无疑是了解正在进行的阴谋的。此时，塞尔维亚政府与“黑手”组织在如何管理新获得的马其顿领土上意见不一致。据说政府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下令其边防当局阻止密谋者进入波斯尼亚，但这些本身就是“黑手”组织成员的边防当局，反而加快了他们的行程。还有情况表明，政府设法警告维也纳，说皇太子在访问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期间有危险。实际上，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几乎肯定把这种意思向贝希托尔德的一位下属作了含糊其辞的说明。即使有人听取了这些情况，也认为它们是荒谬不合理的。皇太子注意到他的访问有危险，他试图劝阻夫人同他一起出访，但未能成功。作为亲王和军人，他自己认为理应践约。

在这些情况下，原本应该采取最紧迫的军、警预防措施的。然而不，疏忽和漫不经心竟严重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有人侮辱性地猜疑皇太子的生命在奥匈帝国政府最高层并不受重视。此时，波蒂奥雷克将军到来，要作更为严密检查。他是仅次于康拉德的奥匈帝国军界首脑。康拉德在1908年应邀出任参谋长时亲自举荐他接任其原位。波蒂奥雷克是一个几乎像修道士那样自律的、精明强干目光锐利的军人，性格中有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因素，与皇帝的朝廷中年迈官员的亲密无间和小心发展的联系，使他的根基很稳固。在此刻他作为波斯尼亚的军事长官，对皇太子访问波斯尼亚首府期间的安全负有比任何人更大的责任。不知是心怀恶意还是纯粹无能，他竟然完全忽略了他的职责。从他后来的军中履历看，对他应持较宽厚的看法。但无疑他十分清楚，宫庭中是多么强烈地反对授予索菲娅公爵夫人以皇家荣誉。人们认为她的地位是不会得到不适当的提高的。几乎没有派什么警察来，沿街没有布防军队，近处也没有备用宪兵队。这种安排导致了灾难，而且，如此草率的措施，在执行时更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下午，皇太子同夫人进入萨拉热窝。谋杀精心策划好了。至少有7名刺客已在皇族可能经过的路线各点上布定岗位。三座桥的每一座都已有二、三名凶手把守等候。第一次袭击是在去往市政厅的路上进行的；只不过炸弹由汽车背后滑落，因而其爆炸仅仅伤了两名随从军官。抓住了凶手后，皇太子继续去市政厅，在自然会很愤怒的心情中听取了欢迎辞。警察的预防措施似乎相当松懈，汽车的主人、坐在司机旁边的哈拉赫伯爵跟军事长官波蒂奥雷克搭汕：“阁下安排警卫兵保护殿下了吗？”军事长官不耐烦地回答，“哈拉赫伯爵，你以为萨拉热窝到处都是刺客吗？”皇太子提出改变回程路线，到两名受伤的军官接受治疗的那所医院看一看。当被告知已抓获了扔炸弹人时，据说他讲道，“尽快处以绞刑，否则维也纳将授予他勋章。”一句多不可思议的苦涩话！这几乎是他最后一句话！哈拉赫伯爵想要站到左踏脚板上去保护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说，“别干傻事。”四辆汽车依照原来次序从医院开出，进入拥挤的人群，但速度加快了。在弗兰茨·约瑟夫大街入口处，警察已经控制不了的人群拥塞了街道，此时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汽车折回了原来的道路。面对皇家来宾坐着的军事长官波蒂奥雷克告诉汽车司机他拐错弯了。汽车减速并驶近左边的人行道。此时一个年轻人在距汽车3码处连开2枪。皇太子依然笔直地坐着；夫人倒在了他怀里。二人间喃喃地交换了几句话。一时间没有人知道他们已被射中。但子弹已击穿了皇太子颈部的动脉，击穿了夫人的腹部。两人都失去知觉，在15分钟内咽气。凶手是一个名叫普林齐普的塞尔维亚学生，被群众抓住了。他死于狱中，近几年他的同胞立起一块纪念碑，上面记载着他的丑行以及他们的丑行。这就是萨拉热窝惨剧。

在那几天，我十分挂念海军的准备工作和海军航空兵的创建，我把清晨时间花在阿佩文的中央飞行学校，而后驱车返回朴次茅斯，在港口对面的渡口买当日报纸。我记得我是在汽车等着时读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有一种突然而又强烈的感觉，感到有某种不祥而且难测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下午我留在正在建造很多新船的造船厂，直到深夜才回到海军部。我们的舰队司令从基尔电告，奥地利皇帝得知谋杀消息后，立即停止了戏剧演出，结束了赛艇会和庆祝活动。我经考虑认为，应当立即从波罗的海撤回我们的大舰队。舰队于6月30日穿过了从波罗的海通向北海的大小海峡。

萨拉热窝的罪行激起了整个奥匈帝国的愤怒，帝国内各民族勃然大怒，对塞尔维亚心怀憎恨，与政府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想一想，才能判断他们的感情。试着设想爱尔兰是一个军事力量在增强、敌意在加深的共和国；它不是一个岛国，它的边界毗邻威尔士和苏格兰；有一个激烈而积极的泛凯尔特阴谋要联合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组建为反英格兰的外国独立同盟，威尔士亲王因公前往卡那封，被由爱尔兰秘密会社组织和派遣、用爱尔兰都柏林军火库供应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一伙刺客杀害！这与现在在哈布斯堡领地内所造成的局面正好类似。几天来，奥地利各族人民的愤怒表现为反塞尔维亚的暴力示威和攻击塞尔维亚代表和机构。英国驻布达佩斯总领事报告，匈牙利人甚至更加愤怒。“对塞尔维亚及其一切盲目仇视的浪潮正席卷全国。”他认为匈牙利人民“愿意不遗余力地对令人蔑视和厌恶的敌人进行报复”。

皇帝虽然基本上对暗杀感到震惊，而且憎恶塞尔维亚，但他个人对悲剧还是决计采取温顺甚至冷静的态度。他一闻噩耗即对帕尔伯爵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了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可怕！全能之神不容许向他挑战而不受惩罚。……一种较高层的势力恢复了我不幸无力维持的旧秩序。”这话是指保佑哈布斯堡王朝的上帝施行了对堕入贵贱婚姻的皇位当然继承人的惩罚。

康拉德长久等待和经常恳求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仍然要求立即对塞尔维亚宣战。立即动员和进军！过去抑制过他的那些人都不在了。埃伦塔尔死了；皇太子死了；而且康拉德发现贝希托尔德伯爵并不反对，而是同意。贝希托尔德已下定决心。但作为外交大臣，在皇帝面前他不能单独行动。政体要求他必须取得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位首相的同意。匈牙利人蒂萨伯爵是一位杰出人物，一位有影响力有个性的人，精明、果断、说话斩钉截铁、有远远超出他的高级职权的政治影响。7月1日贝希托尔德告诉蒂萨伯爵他有意把“萨拉热窝的可怕行为，作为向塞尔维亚算账的理由”。蒂萨反对；他警告他的同事，他指出算账是“致命的错误”，可能带来难测的后果。当日他向皇帝上书说，塞尔维亚尚未被证明有罪，如若塞尔维亚政府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那末帝国开战(除非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会使自己作为和平的干扰者暴露于全世界面前。他坚持进行调查。他详述了罗马尼亚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他力主在与塞尔维亚绝交前，采取一个重大的预防措施，即与保加利亚签订同盟条约。另一方面，康拉德和将军们则不住地叫嚣战争。

康拉德有他自己的说法。

“7月1日，我再次同贝希托尔德谈话，他说皇帝陛下也希望等待调查的结果。他还说施蒂尔克伯爵和蒂萨伯爵恳求保持清醒的头脑。蒂萨反对对塞尔维亚动武；他忧心忡忡，担心俄国可能攻打我们，而德国可能会弃我们于危难之中。另一方面，施蒂尔克则表示调查将为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根据。我提出只有猛攻才能阻止来自塞尔维亚的危险的看法。在塞尔维亚庇护下所犯的谋杀就是宣战的理由。至于贝希托尔德担心德国和罗马尼亚会弃我们于危难之中这一点，我回答说，如果我们同德国结盟的结果会是那样的话，那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那位大臣对我说，他已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里他要求德国保证罗马尼亚抗议三国同盟。我抗议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问德国是否会保护我们的后方不受俄国侵犯的那种态度。”①

03.

6月30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切尔施基向柏林报告说，他正在利用一切机会“私底下但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劝告不要采取过急步骤”。德国皇帝对这个报告作出的初步评论非常著名。“谁授权他这样做的？那是极端愚蠢的；这完全不关他的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打算做什么完全是奥地利的事。以后如果事情搞糟了，有人会说是由于德国不愿意所致。切尔施基还是别干这种蠢事了！必须处置塞尔维亚人，而且要尽快进行。”7月1日，奥匈帝国首相府首席常务行政官员霍约斯伯爵会见了一位叫维克托·瑙曼博士的德国政论家，后者与德国外交大臣冯·雅戈和德国外交部的施图姆两人过从甚密。瑙曼宣称，不仅在陆军界和海军界，而且在宰相府所在地威廉大街，对俄国进行预防性战争的思想已不像一年前那样完全不予考虑。同英国就非洲和葡萄牙殖民地问题达成协定和英国舰队出访基尔，都是作为一个关系改善的证明来安排的，因此，他们深信英国不会干预欧洲战争。他说，施图姆曾非常认真地对他说过俄国军备的危险。法国由于困难重重或许不得不对俄国施加影响，希望和解.然而，假如欧洲战争最终爆发，三国同盟就是现在也是足够强大的。如果此刻用适当方法向威廉皇帝进言，“当他对萨拉热窝谋杀盛怒之时，他将对我们作出一切保证，他将坚持这些保证，甚至战争爆发也在所不惜，因为他认识到对君主制原则正面临着危险。德国外交部不会反对这一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刻对作出重大决策有利。……奥匈帝国如果不利用目前这个时机，它作为君主国和大国的地位就将丧失。”

这种非常强烈的暗示使贝希托尔德在次日接见切尔施基时抱怨，过去德国给予奥地利的支持不够，现在也不知道德国持何种态度。切尔施基回答说，这是由于奥地利习惯于阐述思想而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所致。只要奥地利提出明确的行动计划，柏林就会把奥地利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同日，现已充分了解外交部政策的切尔施基对奥皇明确地说，无论什么时候为保卫最重要利益而出现问题时，皇帝陛下都可指望德国作君主国的坚强后盾。至于这种重大利益是否正处于危险中，这必须由奥地利自己作出决定。……“我的皇帝会做奥匈帝国每一项坚定决策的后盾。”完全可以相信弗兰茨·约瑟夫满意地记牢了这番话。对于一个人民已愤怒得发狂的盟国来说，不能想象还有比这还要露骨的煽动。因此，从某方面说，在此阶段我们发觉两个皇帝和两个外交部都站在康拉德一边，主张对塞尔维亚采取武力行动，唯独蒂萨伯爵反对。

贝希托尔德心中直认为，对塞尔维亚的惩罚是严厉、迅猛和局部的事情。他为自己画了一张画；发出最后通牒后由奥地利部队按其平时编制，不作声势浩大的动员，毫不迟延，立即夺取塞尔维亚的城市或地区。1913年他就强迫康拉德接受这一意见，而这位参谋长反复解释，采取这样一种军事行动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不动员就什么都不能做。“你胡思乱想些什么！”1913年10月康拉德对他大声叫喊道。但贝希托尔德坚持他的想法，“如果我们动员，波蒂奥雷克就会有8万步兵，而现在，他只有2.5万步兵，且分散于波斯尼亚全境。”他担心会有16天的延误，那是下达动员令至跨过塞尔维亚边界必然要用的时间。他害怕在此16天内欧洲可能发生事端。长驱直入塞尔维亚和占领“足够大一片领土”是一回事，这样会使欧洲面对既成事实；而实施可怕的动员过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刻，贝希托尔德没有为康拉德的反对所吓倒，仍然念念不忘“立即也就是不进行动员就展开军事行动”。但对此，蒂萨伯爵也不同意。

首先必须弄清楚德国是否支持和批准，于是，7月4日贝希托尔德派他信任的心腹朋友霍约斯伯爵前往柏林与德国的头头脑脑进行个人协商。霍约斯带着两份文件，第一份是蒂萨所敦促的主张使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的备忘录，第二份是弗兰茨·约瑟夫致威廉二世的亲笔信。这两份文件没有一份提及贝希托尔德考虑的突然入侵塞尔维亚，因为这是有违蒂萨讲定的条件的；但此外霍约斯伯爵有口头解释要说。这些解释中包括贝希托尔德的“坚决计划”，而这似乎是柏林所希望的。对奥皇的亲笔信有必要作大段的引用。

“根据迄今公布的一切证据，萨拉热窝事件不是个人所为的血腥行为，而是贝尔格莱德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结果。即使无法证明塞尔维亚政府涉嫌此案，这一罪行也是由塞尔维亚政府指引全体南部斯拉夫人在塞尔维亚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政策所激起的，而此种事态的长期存在构成了对我的皇室和我的领土的永久威胁……

“我的政府的努力在未来必然趋于孤立和削弱塞尔维亚。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应当是加强保加利亚现政府的地位，以便使实际利益与我国完全相同的保加利亚不至于重新奉行亲俄政策。

“假如布加勒斯特清楚地认识到，三国同盟决心不摒弃保加利亚加入同盟，而且还准备引导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联合并保证后者的领土完整，罗马尼亚人民也许就会放弃那条因受塞尔维亚的友谊和俄国的和睦驱使而走上的危险道路。

“假如这点成功了，可以进一步努力使希腊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和解；然后有可能在三国同盟的保护下形成一个新的巴尔干同盟，其宗旨是限制泛斯拉夫思潮的泛滥和保障我们国家的和平。

“然而，这只有在目前构成泛斯拉夫政策的中枢的塞尔维亚作为巴尔干国家中的一个政权要素被消除后才有可能。

“在新近波斯尼亚发生可怕事件之后，你也会确信，现在没有必要再去考虑使塞尔维亚与我们分开的这种对抗，只要贝尔格莱德的这个煽动犯罪的中心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全欧各君主国坚持和平的政策就会受到威胁。”②

7月5日，康拉德在舍恩布伦宫受皇帝接见。

“马上讨论政治形势。皇帝陛下从各方面对形势作了综述，对其严重性了如指掌。我也向皇帝陛下表达了我的观.点，即与塞尔维亚开战势不可免。”

皇帝陛下：是的，完全正确，不过，如果那时他们、尤其是俄国全都对我们发起进攻，这仗怎么打？

康拉德：德国肯定将保护我们的后方！

皇帝陛下：(疑惑地看了看康拉德，然后说)你对德国有把握吗？

此时康拉德说，皇帝曾吩咐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在科诺皮什泰询问德皇，未来奥地利能否无条件依靠德国，德皇避而不答。

康拉德：不过，陛下，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办。

皇帝陛下：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照会德国，要求作出明确回答。

康拉德：如果回答的大意是说德国站在我们一边，那末我们就对塞尔维亚开战么？

皇帝陛下：在那种情况下，是的。(想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但如果德国不给我们这样的回答，那末怎么办？

康拉德：那末，当然我们就孤立了。不过，我们应当很快获悉答案，因为重大决策取决于它。

皇帝陛下：德国皇帝现正赴斯堪的那维亚旅行。无论如何，我们得等这个回答。

“我得到的印象是，皇帝陛下对德国不放心，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推延了决策。

“接见到此为止进展顺利，此时皇帝陛下有些激动，当时我提出有必要颁布戒严令，以防塞尔维亚在君主国内还有进一步的企图，关于这一点，我指出，在我君主国其他地区也要做好准备，防备与波斯尼亚事件类似的事件，这种事件可以是针对个人的、军队总部的，也可以是针对重要目标如桥梁的。”

皇帝陛下：这一切(即戒严令)都将在动员时发生。

康拉德：那时就太晚了。

皇帝陛下：不，那(即戒严令)是不可能的。

康拉德：但没有别的可取代它。

皇帝陛下：但我不会那样做。

康拉德：听从陛下指挥！我的职务使我不得不提出这个建议。

(至此，皇帝再次平静下来。)

康拉德：我至少要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处理炸弹这类东西，并制订法律程序来对付持炸弹的那些人。

皇帝陛下：好，我命令有关部门的首脑去处理。

接见在愉快和活泼的气氛中结束。

“星期三，”皇帝说，“我要去伊施尔河。”康拉德问他，自己是否可以去蒂罗尔。他的主人说，“当然，你也必须休养。”③

————————————

①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 18》，第4卷，第34页。

②《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Oe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9984号；考茨基，《德国关于大战爆发的文件》(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德国官方文件汇编)，第1卷，文件13号。

③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36—38页。

第05章、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德国的承诺——德皇的决定——德皇的臣仆——波茨坦接见，7月5日——德国海军采取的措施——奥地利内阁会议，7月17日——蒂萨的抵抗——蒂萨的忠告——空白支票——厄运——战争的来到

01.

7月5日星期日上午，霍约斯伯爵到达柏林，他同奥匈帝国大使瑟杰尼伯爵作了商量，瑟杰尼要求立即觐见德皇以便呈上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信。德皇邀请大使到波茨坦共进午餐。霍约斯伯爵则前往外交部，与齐默曼作了长谈。瑟杰尼一到波茨坦就呈上了信和备忘录。德皇读罢两个文件后首先说，他本想对塞尔维亚采取某种认真的措施，但由于欧洲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他必须先与帝国宰相商量，然后才能给予明确答复。但午餐后，威廉二世没等贝特曼—霍尔韦格来到就发表了重要声明，并授权大使把声明作为君主致君主的私人信件转交给弗兰茨·约瑟夫。

据大使说，德皇说奥地利可信赖德国的完全支持。他必须首先听取宰相的意见：但他一点也不怀疑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会同意他的意见，尤其是对塞尔维亚的行动这一问题。德皇的意见是此次行动绝不能拖延。俄国的态度无疑会是敌对的，但他几年来对此早有准备；如果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果真爆发，德国会以其惯常的忠诚站在她一边，奥地利尽可以放心。然而照当前的情况判断，俄国绝不会准备打仗，肯定要再三考虑后才会诉诸武力，虽然她将煽动三国协约中的大国反对奥地利，并在巴尔干诸国火上浇油。“德皇完全理解由于奥皇陛下以热爱和平而闻名，进军塞尔维亚对于帝国和他会是困难的决定；但若我们真正认识到对塞尔维亚开战的必要性，那末假如我们没有利用这一完全对我们有利的时刻，他是会后悔的。”

瑟杰尼伯爵在路上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回到了柏林，并把声明电告维也纳。

德皇清醒地知道他所采取的步骤的严重性。实际上，他已决心挑起欧洲的全面战争；他怂恿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且答允保护她不受俄国干涉。由于德国保护奥地利反对俄国意味着德国立即入侵法国并破坏比利时中立，整个可怕的全景画卷必然会展开。当然，他希望不会引起战争；奥地利会惩罚塞尔维亚，并再次欠德国的情；法国和英国不论害怕战争或者热爱和平，或者在精神或物质上准备不足，都将劝俄国站在一旁不干涉；而俄国最后深信英法友谊或同盟毫无价值，将放弃三国协约。于是中欧帝国团结并胜利地高高屹立于不流血的战场上，今后，他们会到的只有孤立的对手了。“铁拳”和“闪光的盔甲”会再次完成它们的工作，而他这个德国皇帝也将证明，他的才能甚至能使他最挑剔的臣民也感到满意。如果不这样，对他们大家都是大不幸！

德皇打算次日上午9点15分离开，登游艇在挪威峡湾游弋。此前，他有很多事要做。他已召唤宰相和武装力量首脑。普鲁士陆军大臣冯·法金汉将军下午5点来到，贝特曼—霍尔韦格6点来到，代表海军参谋部的岑克尔舰长7点稍过来到。在提尔皮茨不在时代表海军部的海军上将冯·卡佩勒和当时在柏林的高级参谋官冯·贝尔特拉布将军第二天上午八、九点之间来到。兵工厂厂长克虏伯男爵奉命于晚间在基尔与皇帝共进晚餐。对这些官员中的每一个，皇帝都单独面谈，而他们全体都记录下对他所说内容的印象。7月5日，法金汉写信告诉在养病的参谋长毛奇：皇帝陛下告诉他说，“奥匈帝国似乎已决心不再容忍在巴尔干半岛策划的反对奥地利的阴谋，如有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开始进军塞尔维亚；即使俄国不会置若罔闻，奥地利也不想让步。……与保加利亚缔结条约会是旷日持久的，因此阁下不必提前离开卡尔斯巴德。不过，虽然我没有接到命令通知您，但我还是认为，让您知道形势严重，以免你在最终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来到时毫无准备是正确的。”对于皇帝的直接询问：军队是否已经为一切紧急情况作好准备，法金汉简单而无条件地回答说，军队已经作好一切准备。

贝特曼—霍尔韦格只是表示，他与他以谨慎语言记录下来的皇帝的意见是一致的。岑克尔舰长向其海军长官报告说：“皇帝陛下告诉我……奥匈帝国代办(原文如此)问他，如果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发生冲突，而且这一冲突可能引起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德国是否会履行对她盟国的义务。皇帝陛下已经答应了这一点，但他不相信俄国会为塞尔维亚的利益进行干预，塞尔维亚已因暗杀败坏了自己的信誉。法国也不会听任战争爆发，因为她缺乏野战军用的重型大炮。尽管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不大可能，但从军事观点看，这种战争的可能性还必须放在心上。再就是，按计划公海舰队将于6月中旬开始其前往挪威的游航，按照规定他也要开始他的旅行。”海军上将冯·卡佩勒的记录中写道，皇帝“不相信会爆发一场大战。他的看法是沙皇不会让自己与亲王的谋杀者联系在一起。此外，法国和俄国都没有为战争作准备。皇帝没有提到英国。按照帝国宰相的劝告，他打算悄悄地开始他的北上旅行，为的就是不引起任何不安。然而，他希望把紧张形势告诉我，以便我能作深入考虑。”冯·贝尔特拉布将军的证据几乎完全相同。克虏伯男爵7月17日告诉其董事会的一位同事说，“皇帝曾对他讲了他与奥地利人的谈话，但把这事说得那么机密，以致他(克虏伯)，不敢将此事告知他的董事会。……皇帝亲口对他说，如果俄国动员了，他就立即宣战。皇帝一再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再责备他缺乏决心，这句话产生了一种几乎是喜剧性的效果。”

德皇的这次召见成为7月5日他在波茨坦就和平与战争问题召开的御前会议的基础。威廉二世一直努力驳斥这种说法。实际上，他所采取的这项行动比任何开会或商议都远为专断独行和随便。他只同他的宰相和官员单独见面，以纯粹个人方式处理整个事务。

7月7日上午，帝国游艇霍亨索伦号驶向挪威，他的话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这位强大的君主置身欧洲事外有3个星期之久。“害人精，你在活动着。你为所欲为。”

皇帝起程后，德国各权力机关采取的措施都是谨慎的。毛奇在参谋部的副手瓦尔德泽在战后国会调查中宣誓作证说：“没有什么需从头开始。……陆军是随时准备着的。”当时(1914年7月17日)他写信给雅戈——一位古怪的官员，同外交大臣和一名下级军官关系亲密——说：“我要留在这里准备起跳；在参谋部我们人人都已准备好；同时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克虏伯在作了初步调查后，了解到军需工业手里原材料充分，“即使[外部来源]被完全切断”，也足以保证全部工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开工。海军要求给予更多注意，他们看来似乎有更敏锐的理解。在海军上将冯·卡佩勒召集最高级官员举行秘密会议后，决定加速建造所有接近完工的小舰艇；增加燃料供应；提供舰队辅助设备和军需船；使海军航空兵“初具规模”；派遣一艘战列舰作通过最近加深的基尔运河的试航。还向停泊在外国基地的巡洋舰发出警报。7月6日通知在太平洋担任指挥的海军上将冯·施佩与在波纳佩岛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两舰“保持可靠的和不断的联络”。9日，他被告知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可能发生，三国同盟可能卷入，10日又被告知“若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则英国也可能卷入。命令“格本号“去波拉，并从德国派出技工加速修理锅炉管，通知舰队司令苏洪，形势仍令人焦虑。最后警告正在开普敦我们的船坞进行修理的小炮舰“埃伯号”要求调整工作以适应政治形势。她立即缩短修理时间。有关这最后一项，有一份报告被送达英国海军部。不完全清楚“埃伯号”为什么改变了其修理计划。这一迹象太轻微，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毕竟，我们也时刻准备着。

1870年7月6日格兰维尔勋爵出任外交大臣时，他的顾问官告诉他，“在他漫长的经历中他从来不知道在外交事务上有如此长久的暂时平静，他也不知道新任大臣必须要处理什么重要的问题。”几天后，法德战争开始了。现在1914年，就在这7月6日这一天，阿瑟·尼科尔逊爵士亲笔写道：“除了阿尔巴尼亚外，在欧洲其他地区已没有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要使我们全神贯注了。”历史就是这样重演的。

7日清晨，霍约斯伯爵带着决定命运的答复自柏林返回。这个答复超出了康拉德、贝希托尔德以及维也纳其他主战派的最美妙的梦想。奥地利使节带回的喜讯，康拉德是用下列措词记录下来的：“德国将无条件支持我们，即使我军进攻塞尔维亚引起大战。德国劝告我们使局势动起来。”在世界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人如此仓促地担负起如此巨大的义务。维也纳内阁获得了一张空白支票，只要它毫不拖延，立即着手行动；支票有德意志帝国全部资源的保证，可以随意填写金额。

02.

到中午，组成奥匈帝国内阁的各大臣集合举行秘密会议。环形会议桌聚集的8个人代表4个民族和5个部门，由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奥地利首相施蒂尔克伯爵、联合财政大臣比林斯基、陆军大臣克罗巴廷、陆军司令康拉德及其海军同僚冯·凯勒海军上将、霍约斯和最后一个但决非最不重要的蒂萨伯爵。关于此次会议的很全面的报道已公诸于世。①

贝希托尔德首先讲话，他说召集此次大臣会议是为了“商讨恢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萨拉热窝灾难有关的糟糕的内部政治状况，和为恢复健全的基础所应采取的措施提出意见……。必须确定采取武力使塞尔维亚变成永远无害的时刻是否尚未到来。不作外交准备工作，是否能实施这种决定性打击，因此他曾与德国政府磋商。在柏林的商讨产生了非常满意的结果，因为威廉皇帝和冯·贝特曼霍尔韦格都作出保证，一旦与塞尔维亚发生军事冲突，德国就给予无条件支持。……他十分清楚，与塞尔维亚作战，结果可能与俄国打仗。俄国正在执行如下一种政策，从长远观点看，它是以联合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各国……反对奥匈帝国为目的的。面对这样的政策，形势必然继续恶化。……”

除一人之外，奥匈内阁都着迷于宽慰与感谢。实际上，对于他们那种心情，我们不应感到奇怪。试想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同外部威胁和内部分裂进行斗争；试想多年来他们一直被对一个不共戴天的死敌的仇恨和愤怒所窒息；再想一想，一个战无不胜的武装巨人、一个有天赋的、有力量的、有军事技能的超人，突然间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绝对地任你支配，这将会怎样！摩擦铜灯，口念符咒，你就可以得到他为你服务！不，永远为你服务，假如你不怕现在就求助于他。机不可失！

会上只有蒂萨伯爵一人站出来唱反调。“如果不采取看上去是有意安排的事先的外交行动，就像霍约斯伯爵在柏林令人遗憾的讨论那样，我绝不同意突然攻击塞尔维亚。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欧洲人眼里处境会是很坏的，还必须考虑到整个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除外——的敌对情绪，甚至现已大为削弱的保加利亚也不能有效地支持我们。我们必须对塞尔维亚政府阐述我们的要求，如果塞尔维亚拒绝这些要求，我们再下最后通牒。这些要求的确严厉，但不是达不到的。如若塞尔维亚接受了这些要求，那末我们就可宣布外交上彻底的成功，我们在巴尔干国家中的威信也将重新提高。如果我们提出的要求没有被接受，那末，我也会赞成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我必须在这里说清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也应该缩小，不是消灭塞尔维亚。不经一场生死搏斗俄国是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而作为匈牙利的首席大臣，我永远也不会同意王国吞并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然后他念了一段极重要的话，表明对德皇及其宰相对奥地利施加的不容置疑的压力的态度。“判断我们现在应当或不应当对塞尔维亚发起战争不是德国的事。我个人认为，目前不是绝对必须开战的时候。罗马尼亚对我们行为的反应非常强烈。面对那里激昂的舆论，我们必须考虑到罗马尼亚的进攻，无论如何必须在锡本比根驻扎相当兵力以镇住罗马尼亚人。现在，德国已愉快地为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廓清了道路，在我们面前展现了由于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我们在巴尔干地区实行外交行动会大有可为的前景。……由于出生率较低，法国的力量与德国相比，差距还会扩大，因此，在今后几年，德国会有愈来愈多的部队可用以对付俄国。……”这些就是蒂萨的意见，但他是孤立的。其他人坚决认为，“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这样，战争才会不可避免。”随后，这一结论被呈报给皇帝。

内阁会议后，蒂萨向皇帝呈递了一份意见书。

“对塞尔维亚的这种进攻，按照人们的经验和知识来看，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不顾柏林的所有乐观态度——不得不认为罗马尼亚的中立至少是十分可疑的。那里的舆论会激烈地要求对我国宣战，这种压力是罗马尼亚现政府是根本项不住的，而卡罗尔国王也只能勉为其难。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俄国和罗马尼亚两国的军队只能认为是属于敌人阵营的，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前景非常不妙。……

“总结我的谈话，我认为，由我们挑起的战争可能不得不在很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这段时间里很好利用外交活动，结果会改善我们的相对力量，而把垮台推迟到以后。如果在政治方面以外，我再考虑财政与经济的形势，那会发现进行战争要困难得多，战争对社会造成的牺牲和痛苦几乎令我们无法承受，经过痛苦的认真考虑之后，我不能对拟议中的对塞尔维亚的军事侵略承担责任。”②

奇怪得很，此人竟死于一个刺客之手，而这个刺客相信，此人正在加害人类，是人类苦难的首要制造者之一！

03.

为确保不存在误解，因先前的谨慎受到训斥而感到痛苦的德国大使切尔施基，次日拜访了贝希托尔德。拜访一结束，贝希托尔德即向蒂萨报告。贝希托尔德写道：

“他告诉我说，他已接到柏林的电报，电报称，他的皇帝主人指示他在此郑重宣布，柏林期待着对塞尔维亚开战，而如果我们不给予打击，坐失良机，德国不会谅解。”③

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现在开始填空白支票。他们算出了德国人的财产并指定了即时支付的日期。在外交部的鸽笼式文件架上放着3年前准备好的一旦时机到来就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的一份文件。那就是著名的最后通牒。通牒表达了奥地利对其仇敌的一切感受，和她在此刻之前从来不敢大声说出来的一切。该文件只需在措辞上作几处微小改动就可以使其适合目前之用，并使它适合现时的环境。

04.

7月8日那天，康拉德也拜访了贝希托尔德。他发现同他在一起的有布里安和马希奥两位男爵和福尔加赫和霍约斯两位伯爵。他写道：

“我收到一份关于准备提交塞尔维亚的时限不是24小时就是48小时的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的情报。期待塞尔维亚会拒绝要求，以便于期限届满后，随即进行战争动员。”

贝希托尔德：如果塞尔维亚让形势发展到战争动员，然后又完全屈服，那怎么办？

康拉德：那末我们就长驱直入。

贝希托尔德：那很好——可是如果塞尔维亚完全不抵抗呢？

康拉德：那就占领塞尔维亚，直至付清战争的费用。

贝希托尔德：在秋收和萨拉热窝事件调查结束之前，我们不会下最后通牒。

康拉德：只要情况依旧，最后通牒宁可今天下，不要拖到明天。一旦我们的对手听到风声，他们会作好准备。

贝希托尔德：要当心，要最小心地保守秘密，绝不要走漏风声。

康拉德：何时发出最后通牒？

贝希托尔德：再过14天——7月22日。为了保持什么也没有发生的表象，你和陆军大臣最好还是休假一个时期。

接着，我们谈了罗马尼亚的态度和俄国可能会作出的干预。

康拉德：至于我们是否和俄国进行战争，我们必须胸有成竹。如果俄国下令总动员，那末我们对俄宣战的时刻也就到了。

贝希托尔德：假如我们进入塞尔维亚而且占领了大片领土——下一步怎么办？

康拉德：单是占领领土我们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直到打垮塞尔维亚军队。

贝希托尔德：如果塞军撤退呢？

康拉德：那末我们要求其复员和缴械。一旦事情到这一步，其他事项就会随着解决。

贝希托尔德：现在不采取会让我们露马脚的措施；一定不能做引人注目的事情。④

“死刑执行令”就这样签署、密封和传送给了哈布斯堡的帝国、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国和俾斯麦的德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世界的终结即将到来。

05.

但现在是夏季，全欧各阶层的家庭都期待着假期。德皇在挪威的各峡湾航行；他的将军们和大臣们在滨临海水或矿泉水的地方疗养或娱乐。弗兰茨·约瑟夫在他位于伊施尔河的打猎场小屋休息。康拉德按照安排动身去蒂罗尔。俄国的皇室和将军们在洪堡或马林巴德显耀自己。法国总统及其总理在圣彼得堡与沙皇一起设宴，一起检阅军队。伦敦和兰开夏的人们想念着马盖特或马恩岛。只有英国内阁因爱尔兰的麻烦而受议会的制约，海军部一直在疲于奔命地作试验动员，还忙于准备定在7月第三周举行的国王对英国整个舰队的检阅。一切都那么平静，晴空蔚蓝，天气和煦。然而，贝希托尔德的文件夹里放着一张约13×16英寸的大页书写纸，满纸都是用打字机打成的文字。它将于7月23日按此址发出。

06.

所有的文件都记录下了战争的到来。置身事为的各国政府都绞尽脑汁地证明自己无辜。人人都憎恨某些其他人。每一位政治家都痛苦地表明他如何为了和平而不辞辛苦。不过有许许多多积极工作的人，任何可怕之事也不能使他离开尽职的道路。每个战士都感到有必要解释清楚他多么热爱和平，但当然也不会忽视为战争作好准备。过去的战争的原因由于缺乏记载而常常含糊不清，因此巨大的信息迷雾遮掩着大决战的决定性步骤。人们能提出上百条理由说明所有政府和当权者为什么那样做，以及他们的动机是多么好，但在这大量证据中极少数几个说明真相的闪光点也被成功地弄得模糊了。在人们的心态中，在大国的对立中，在各民族的利益冲突中，以及在人们内心的自我维护或自作主张的深切激励下，存在着强大的助推原因。然后在少数短促突然的个人行动的刺激下，战争最终迅速地最后爆发了。我们必须设法将这些行动和施行这些行动的人辨认出来。

有人在萨拉热窝开枪打死皇太子和他的夫人。有人深思熟虑地冒世界大战的风险，告诉奥地利皇帝德国会给他放手对付塞尔维亚的自由并敦促他使用这一自由。有人草拟和发出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这几个人采取了致命的决定性的步骤。在他们后面，有好几百个高级官员在上帝都不乐意叫他们进入的那种生活状态中忠实而卖力地工作；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可讲。但除了这些特殊行动者外，没有人对人类遭受自罗马帝国被野蛮人摧毁以来空前的、最可怕的灾难，负有直接的、具体的责任。

————————————

①《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10118号；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443—451页。

②《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10146号；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57—59页。

③《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第8卷，文件10145号；

④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61—62页。

第06章、战线与战士

概述——军事行动的规模——波兰的凸出部分——战场——战略和地理——德国的计划——施蒂芬计划——比利时中立——列日瓶颈——动员意味着战争——康德拉—毛奇的安排——无法预计的因素——法—俄计划——苏霍姆利诺夫与俄国陆军——战争的呼唤

01.

这充满阳光与和平的两周是千百万男女享受到的最后两周。这是各国的一个小休时间。让我们透过欧洲似乎平静的表面看看那些正在准备和积蓄破坏力量的会议室和休息室。让我们调查一下就要被爆炸破坏的地区。让我们估计一下，若干代人积累起来的多少财富和科学力量被用来折磨人类；并描述一下，当这些力量按会议室和休息室内的那些人们的意愿释放时它们的状况、组合和方向。

我们先以军事的观点来检查一下即将发生战斗的战场。主要特性是表现在规模上。在西线，军队对地域来说太多了；在东线，地域对军队来说太大了。彼此连续攻击的大量兵员与辽阔的地貌相比显得稀少而孤立。16或17个集团军，每一个集团军接近20万人，对着敌人不断运动，有时两三个集团军聚集在一起，有时会合起来集中作战，但常常彼此远离，中间隔着不设防的几乎无警戒的地域。在许多地方，这些庞大编制的侧翼，常常还有后方，会暴露出来，使敌人可以作战略行动或策略迂回。双方大部队都不能轻松无畏地向前进军，唯恐另有强敌从想不到的角度迅速出击，从主要的交通线进军。这些集团军的人数，每一个都相当于一座大城市的人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耗人员、粮食和各种精制的昂贵物品。如果没有大量补给品源源而来，没有人能存活一个星期以上。某个关键要塞受奇袭而失陷，一条重要铁路被切断，桥梁或隧道被炸毁，某处山口或一连串湖泊中某一豁口被突破，可能不止意味着一场大战的失败，还意味着比当年拿破仑统率的从欧洲侵入俄国的部队规模大得多、组织严密得多的部队的崩溃和瓦解。

这里的战争不但重现了已往战争的无尽灾难，而且规模空前。这里有连绵不尽的战壕线，一条跟着一条，采用一切手段或经过精心研究，为最后的防守构筑了工事，战壕后边到处都有相互支持的巨型大炮和炮组作为后盾，有稠密的铁路网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减少指挥官的责任，也丝毫不能左右胜败的结局。在谢南多厄山谷到处是剧烈的、使人惊得发呆的战斗局面，到处有军队的运动，到处都有偶然事件和意外事件，造成比例不等的损失。这里有百倍凶猛的原始野蛮的战斗，这里投入整个庞大的集团军参战，而不是使用屈指可数的几个机动旅。没有像西线那样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而发动的攻势，没有为抵抗作数个月的准备；这单一如在马尔伯勒、腓特烈和拿破仑的战争中那样，“能抓到什么就抓到什么”。但是高潮是由强大的、成倍增加的铁路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产生的为敌人所不可抗拒的力量形成的。在这一广阔战场上，在这些不利条件中，奥地利变得衰弱了，俄国作战艰难、备尝痛苦乃至最后崩溃；而用科学和恐怖武装起来的德国巨人以残忍的闪光利剑左冲右突。

东部边境的战士似乎注定要将最困难的问题提交将军们。注视着地图的读者——如果不注视地图，那末他就不应该往下读，因为那样他什么都不会理解——会很容易地辨认出东线的支配因素。波兰领土的一块长230英里、宽200英里的突出部分深深插入了中欧盟国的地理结构，其西部边缘连接着极重要的西里西亚工矿区。它顶端的俄属领土距柏林仅180英里。没有自然边界，没有大江或山脉或荒漠地带分隔斯拉夫帝国和日耳曼帝国。上油漆的木桩，用不同语言标出的界线，铁路轨距的改变，过去若干世代人所作的军事和政治决策，各作战民族的历史，合起来区分了这3个大国。

图01、波兰凸出部分

Austria，奥地利；Baltic

Sca，波罗的海；Galicia，加利西亚；Germany，德国；Hungary，匈牙利；Industrial

Area，工业区；Miles，英里；Poland，波兰；Russia，俄国；Silicia，西里西亚；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

维斯图拉河宽广、深邃，带泥的缓慢水流呈对角线穿过突出部分，流经下凹的河床。在河的中游，坐落着城市和要塞华沙。这个地域辽阔的设防区域是俄国军需物资和军事机构的最大集中地。它是一座有80万人口的城市，到处有兵营、医院和军火库，城市四周有一圈堡垒护卫，这圈堡垒几乎与安特卫普的堡垒一样宽广，一样著名。它是俄国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铁路中心，有6条铁路干线，其中有几条是从华沙辐射出去的双轨铁路。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军事力量，如果有必要，都可以通过基辅、通过莫斯科、通过圣彼得堡，引导这里。

俄属波兰是“平原之国”。维斯图拉河以西是开阔起伏的贫瘠土壤的地区，海拔300至400英尺，有甜菜制糖工业，并点缀着为数不多的工业城镇。往南，在卢布林高原上是连绵不断的小麦田和果园。维斯图拉河以东是越来越多的沼泽和林地，直到华沙以东七、八十英里处，突然碰到300英里的普里佩特沼泽这一障碍。这里是一个面积与苏格兰一样大的地区，到处都是原始沼泽和森林。道路稀少，道路是浅水或湿地中的堤道，而村庄就像孤立的岛屿耸起在无底的不可逾越的沼泽中。普里佩特沼泽是斯拉夫民族的摇篮和西欧野牛的最后禁猎区，在俄国的东方化之下它现已成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分界鸿沟。波兰突出部分的北侧是沿波罗的海海岸伸展的东普鲁士的舌形突出部分。西部面向西里西亚和波森。南部被加里西亚包围。这些地区需要分开来说明。

东普鲁士到达尼门河以远是一片湖泊和沼泽之地，森林和林地之乡，景色虽单调但柔和美丽，因有普鲁士工业为其开垦、排水和建筑道路，发展程度要比俄国或俄属波兰高得多。东普鲁士的主要军事特色是一连串的湖泊和防御工事，在这次战争中称为“安格拉普线”，在边界以内30英里，南北走向，向南延伸近60英里。这条战略屏障，加上在它中部的较小的勒岑要塞，构成了一个难以穿入的盾牌。它是不可突破的；俄军沿波罗的海海岸朝柯尼希山港口和要塞进军或从华沙朝维斯图拉河河口的但泽方向向北推进，则可避开这块盾牌。

安格拉普线和东普鲁士，一般说来，只是德国东部防御中的简易外围工事。其主要防御工事是沿维斯图拉河从但泽至格劳登茨和托伦的堡垒群，从那里起离开维斯图拉河到波森和布雷斯劳。这最后三个重镇都有强大的当地驻军，动员后，每一处可征集3万到4万要塞部队。它们都是经过精心筹备的军事中心，能用作集团军的基地。它们由一个具有重要商业和战略意义的铁路系统联结在一起，且与德国中心联结在一起，该系统在效率上仅次于西线的铁路系统。因此，提及德国东部边界，读者必须记住下列因素，因为它们在本书叙述中常常起作用：首先，东普鲁士的舌形突出部分连同其安格拉普线，像一道分流墙，使入侵的浪潮分成几部分；其次是柯尼希山、托伦、波森和布雷斯劳这四个呈新月形排列的要塞和用壕沟防护的军营；第三，德国的维斯图拉河把东普鲁士心爱的外围工事与祖国的主要部分隔开；以及最后——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德国的铁路网使各要塞与祖国连接起来，使它们自己相互连接起来，还使大量兵员能在最短时间内从北方或南方流动，或从新月形的一端运到另一端。

波兰的突出部分南面紧靠加里西亚，加里西亚是一个海拔700至1200英尺的林木繁茂、起伏不平、降水充沛的地区。奥地利边界呈曲齿形突入波兰突出部分，形成一个宽330英里的弧形。穿过这个弧形的弦，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尼亚边境横亘着海拔4000至8500英尺的喀尔巴阡山脉，有6条铁路线和几条畅通的山路通过，从山脉北坡的无数台地和山嘴下去，通向俄罗斯大平原。由于喀尔巴阡山脉隆起于普遍高海拔的高原，在当地很难辨认出哪是山脉。加里西亚的三个主要城市——波兰民族主义和文化的中心克拉科夫、军事中心普热梅希尔、世界城市和商业中心伦贝格——都是设防城市，构成了一条朝北的防守有力的基地和补给站线，形成了一个能以最大兵力对付入侵波兰突出部分的敌人的战略结构。

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卫俄国突出部分不受奥军和德军进攻是一个困难极大的问题。人们都理解，保卫突出部的最西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部署于华沙以西的所有俄国部队都易遭到来自南北侧翼和后方的日耳曼军队的进攻，这些军队从准备充分的军事区同时向对方进军。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只要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还在德国和奥地利控制之下，俄军入侵西里西亚根本行不通。因此，俄军设法从所有据点后撤了一段长距离，在其边界内，精心建立起一道防线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堡垒体系扩大到从科夫诺经过华沙到杜布诺一线。该体系包括四组各不相同的堡垒群。在北部，对着东普鲁士是科夫诺、奥利塔和格罗德诺堡垒群，保卫尼门河一线。其次是奥索维茨、隆贾、奥斯特罗文卡、罗江和普乌图斯克堡垒群，保卫纳雷夫河一线。在中部是华沙、伊万哥罗德、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三角，其下为华沙、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泽格日耶附属体系。面对加里西亚的南部是由卢茨克、杜布诺和罗夫诺堡垒组成的较小的沃伦三角。在所有这些设防地区中，仅华沙、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伊万哥罗德和科夫诺在战争爆发时已作现代化改造，其余均已过时，实际上大部分已拆除。

总之，从波罗的海沿岸的梅梅尔至布科维纳伸展达900英里的俄国边界最易遭奥德联合入侵。除非在这种战争中俄军成功地采取攻势或从波兰撤出，否则，他们就会不断地遭到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的致命的进攻和入侵。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只有首先在北方征服了东普鲁士、在南方达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最高峰，才有可能全面进攻。除非他们的军队占领了但泽至克拉科夫一线，而且还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各山口，否则进入德国或奥地利是不可能的。以压倒的人数占领此线，从而使其战线形成直线，是俄军必须首先达到的目标。守住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继而牢牢抓住且掠夺波兰的突出部分，是日耳曼大国明显的战略。

02.

在东线的一切首发事件都是受德国在西线的战略支配的。在1890年的“两线作战”计划中，大毛奇打算对法国采取守势，而把德国主力投入对俄国的战争。近来出版了由德国官方历史部门、帝国档案馆认可的小毛奇撰写的最重要的回忆录(没有注明日期，但肯定写于1913年2月以后)。这位已是德国参谋长的大毛奇的侄子解释了为什么他叔父的计划不再能用的道理。在过去的23年中，俄国已改善了通信和加快了动员。法军要比俄国强大得多，所受训练也好得多。绝对不能断言法国如果发起进攻，肯定会针对阿尔萨斯—洛林。德国不能放弃在西线的一切主动权和攻势。对俄国的入侵会被向其国家纵深地区撤退的俄军挫败。因此，这一场战争会是场持久战。另一方面如若对法国采取攻势，两军都将接近边界，“就会很快决定胜负。”如果德国胜了，德军很快就可腾出力量向东转移。

这些是施蒂芬伯爵改变大毛奇战略的主要理由。他制定了著名的“施利芬计划”，计划规定从一开始就以最快速度将德国全部兵力用车运送，通过比利时直接进攻法国。这就可以避开从瑞士至凡尔登法国边界的很长防御工事体系，直接进入法国心脏地带。如果以这种方法投入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德军，法军会被打败并被赶向南部，或者在6周内实际上被俘虏和被击溃。施蒂芬伯爵以无情的逻辑制定了这个计划。为了保证德军以压倒性优势的数量通过比利时前进，一切牺牲都应作出，一切危险都应接受。即使阿尔萨斯—洛林遭到入侵，即使东普鲁士甚至西里西亚遭践踏，即使比利时因中立地位被破坏，英国作为敌对力量进入战争，也没有关系，因为一切还是取决于单纯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这种军事行动成功了，那末对法战争就会速战速决。

这一切早就是尽人皆知了的；但一直到1913年小毛奇回忆录出版，人们这才认识到，施蒂芬伯爵准备强迫他的思想作出什么样的极端性结论。他明确地建议，“整个德军都应部署在西线，不留一点兵力对付俄国。”小毛奇后来继续说：

“陆军元帅(施蒂芬伯爵)说，1866年普鲁士没有用任何兵力对付法国，而把全部力量用于对付奥地利。同样，在1870年德国没有留下任何力量对付奥地利。1866年普鲁士首先是对付奥地利，继而是1870年德国对付法国，都是使用优势兵力取得迅速而光辉的成功。第一次是法国，第二次是奥地利，德国在集中使用兵力时，她们都不敢越过敞开的边界。”

施蒂芬伯爵明确地阐明了他的设想后就去世了。

图02、施蒂芬计划

Aisnc，埃纳河；Alsase，阿尔萨斯；Antwerp，安特卫普；Belgium，比利时；Boulogne，布洛涅；Brussels，布鲁塞尔；Calais，加来；Cologne，科隆；Dove，多佛；Dunkirk，敦刻尔克；England，英国；Epinal，埃比纳勒；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Ghent，根特；Holland，荷兰；Langres，朗格勒；Le

Havre，勒阿弗尔；Liège，列日；Lille，里尔；Limburg

Appendix，林堡区；Loan，拉昂；Lorraine，洛林；Lux.，卢森堡；Lys，利斯河；Marne，马恩河；Metz，梅斯；Meuse，默兹河；Miles，英里；Moselle，摩泽尔河；Namur，那慕尔；Nancy，南锡；Oise，瓦兹河；Ostend，奥斯坦德；Paris，巴黎；Rheims，兰斯；Rhine，莱茵河；Seine，塞纳河；Somme，索姆河；Toul，图勒；Verdun，凡尔登；Ypers，伊普尔。

德国参谋部采纳了他的计划，抛弃了大毛奇的构想。他们注意到，1866年的法国和1870年的奥地利是中立国，可以自由等待开战结果而后才作出参战保证。可是现在是俄国，

“她事先受条约束缚要站在法国一边，而且愿在决策前立即动员。这样就不清楚在西线取得成功的德军怎样阻止俄国跨过我们敞开的东部边界。”

“奥地利也是……如果不让她得到德国援助，鉴于俄国巨大的数量优势，她会继续采取守势，给俄国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如果俄军向柏林进军，那末，法国即使遭到巨大失败也会因备受鼓舞而作出最大的努力，最后德国部队将不得不被召回来保卫首都。”

这些推理似乎言之有理；但这种推理构成对施蒂芬计划的完整性的首次损害。

岁月流逝；大毛奇死了；施蒂芬死了；而小毛奇在谈论1913年的事实时他写道：

“令人不快的是以侵犯一个中立邻国的领土而开始一场战争。但当事关我国生存时，一切有关别国的问题都必须退居次要地位。”

他看不出任何与比利时达成允许德军过境的外交安排的希望。他明确地说：

“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还将使英国成为我国的敌人。……即使德国作出最庄严的保证，保证在对法国的战役取得成功后她就自愿从比利时撤军，英国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种保证。”

然而对英国挑衅也不能说就是天大的事，小毛奇说，

“不论我们是否通过比利时进军，英国都会站我们的对手一边积极参战。……她害怕德国的霸权，为恪守她维持欧洲均势的政策，她将竭尽所能阻止德国力量增强。因此，我们必须把英国计入我们敌人的数目中。”

他接着写道：

“不能指望意大利会帮助我们。她原本要派出5个军和2个骑兵师到上莱茵河，可她在1912年晚秋宣布，为占领利比亚所累，她派不出这支部队了。”

最后，他估量经过荷兰领土的狭窄地带进军的后果，那条线路在英国参谋部战前讨论中称之为“林堡阑尾”。

“荷兰的中立遭到侵犯后，荷兰也会加入我们敌人的行列。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损害固然相当大，即我们将不得不认真对付大约7万人的4个荷兰师，但不如下列后果严重：在一场三国同盟对协约国的战争中，不止是德国海岸要遭封锁，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海岸也或多或少要遭到封锁。德国进口粮食会极其困难。但只要荷兰保持中立，用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通过荷兰进口将是可能的。而一旦我们使荷兰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将阻塞这个用来呼吸的通气孔。”①

如果说施蒂芬计划的第一原则是数量，那末第二原则就是速度。由此产生了统治德国军事思想的特色；当危机到来时，使一切阻止战争的努力均归于瘫痪。只有拿下列日城，令其4条铁路线在德国控制下运行时，经比利时调兵南下才能有效开始。列日是德国整整两个军团必经的瓶颈，经过那里后他们才能作扇形展开，然后掉转方向南下。列日的铁路是德军投入战斗后赖以生存的唯一工具。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在对法宣战后就立即夺取列日。欧洲各国军队的动员需要几个星期。攻陷列日是几天的问题，应按小时计算。不能等到对方动员好再攻陷它。因此，有6个步兵旅和大批炮兵连同摩托车兵和汽车，年复一年地驻扎在德国边界附近，在和平状态下作好出击的永久准备。在军队开始大进攻前3周左右，这6个德军步兵旅必须猛攻列日。利用这个手段毁灭对方在召开各种会议寻求和平的同时动员军队保卫他们边境的一切机会。德国的计划具有这样一种特征，那就是实际战争的步骤绝对不可改变，不惜侵犯中立国领土，这一点必须在动员的最初时刻进行。因此动员意味着战争。看起来除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外，没有一个政府而且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懂得这一点；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把这一点清楚地告诉公众。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在危机前最后几天开始的阻挡灾难的种种努力，是怎样的无济于事。原因就在这里。

对局势进行了通盘考虑之后，小毛奇决定坚持施蒂芬计划，但要作一定的修改。在东普鲁士，除属于德国东部要塞的二线部队的强大驻军外，他还留下了一个集团军。无疑，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然而，他出于所谓谨慎的动机，改变了面对法国堡垒线的德国部队与经比利时侵入法国的德国部队的比例。阿尔萨斯—洛林防卫部队兵力他增加了约1/5，而准备大举入侵的部队的兵力则减少了1/5。但这已不再是施蒂芬计划了。它已成为损害和结果破坏原来设想的折衷方案了。假如施蒂芬的身影出现在小毛奇的办公桌前且提出他的忠告，他很可能会这样说：“除非你经比利时入侵成功，否则你将输掉这场战争。除非你在进攻中准备好以压倒的兵力来冒险，否则就别叫它为我的计划。假如你不想照我的计划办，那末你回到令叔的方案岂不是更好？让法军在德国战线前损兵折将。避免比利时也许还有英国加入你的敌人的行列。让你自己和你的盟友奥地利在东线节节胜利。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靠近你。以你原来给奥地利的力量使意大利恪守诺言；以后，我们再来作针对法国的新计划。”

虽然各种各样可供采用的方法，法国和俄国的参谋人员都想到过，但他们只能猜测哪些会被用上，哪个地方着重用哪个方法。但奥地利是德国的盟国。在1909年3月在柏林举行的康拉德与毛奇会谈中(此后我们再不提他的叔叔大毛奇了)，双方同意由奥地利顶住俄国的进攻，德国则按所谓施蒂芬计划向法国进军。但康拉德期望德国会在东线留下七个或八个军的强大德军，足够从北面攻入波兰突出部分来帮助他。他们无论在会谈还是在通信中，都常提及华沙以东100英里处一个市镇塞埃莱夫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康拉德的思想中起持久的作用。他梦想着一个拿破仑式的计划，希望把几百万俄军困在波兰的突出部，而他康拉德从加里西亚向北挺进，在塞埃莱夫附近与德军会合，把整个突出部切掉。这就是他的梦想和预先形成的信念。

如果没有这个梦想，奥地利肯定从一开始就主要采取守势，其实这才是明智的。从喀尔巴阡山脉向北奔流的大小河流提供了连续的天然阵地，很适合进行顽强的拖延时间的防御。可是康拉德一心要进攻。他知道俄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为他们的很多师都必须作很长距离的行军。他无论如何也要在敌军整个庞大兵力集结完成之前进行或多或少的零星进攻并打败他们。按奥地利参谋人员的精心计算，他们推断，俄军到8月18日即实施动员的第20天时，对奥地利部署的军队大约为31个步兵师和11个骑兵师，到第30天即8月28日，此时将增至52个师。面对这些军队，奥地利到第20天可集中30.5个师加上10个骑兵师，到第30天增至38.5个师。因此在康拉德看来，奥地利最好的机会是尽可能快地开战，否则几个星期过后，力量对比对奥地利会变得严重不利。

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时，我们听到过十分类似的故事，当时法国人在他们以为暂时占上风时，曾计划在实施动员的第11和第13天之间发动一次攻势，以破坏德国的入侵。这一切计算受到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因素的严重干扰，因此他们不应当把这些计算当作真正的指导准则。虽然参谋部会以其简单明确的断言提出他们辛苦研究的结果，但这些结果不是以某种方式根据几天或几个师的情况来制定复杂计划的可靠基础。法国和奥地利的预测犯了严重错误，不但错在对方开始时动用的兵力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错在进攻大部队的安排和方向上。参谋部以及为他们辩护的人们往往强调在大战役开始时先发制敌的重要性，政治家在这种问题上只能听任他们作主。即使战争的法宝是“时间”，但如果为争取时间而把大批部队安置在错误的地方，给予部队错误的训练和组织，对于战争性质或战争的物质和精神因素的价值和比例产生了错误认识的话，那末为这些时间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正因为我们对此有极大保留，我们才对快速发起首次打击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表示怀疑。不过随着战争的规模升级，在特定时刻和特定短暂时期的快速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似乎变得效果不大了。毕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是总的战役，一切都应服从于它。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如果让1914年的入侵者亲自尝一尝当时现代火器的无限威力的话，他们的情况本来会好一些。两国在战争开始时都几乎被自己的轻率进攻给毁了，两国是在完全误解敌人的人数和动向，完全误解自己的步枪、机关枪和大炮的威力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的。

图03、重要距离

Baltic

Sea，波罗的海；Baranovichi，巴拉诺维奇；Breslau，布雷斯劳；Cracow，克拉科夫；Czernowitz，切尔诺维茨；Danzig，但泽；Dvinsk，德文斯克；Grodno，格罗德诺；Ivangorod，伊万哥罗德；Kovno，科夫诺；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emberg，伦贝格；Brest

Litovsk，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Pinsk，平斯克；Posen，波森；Przemysl，普热梅希尔；Riga，里加；Thorn，托伦；to

Berlin，至柏林；to Budapest，至布达佩；to Moscow，至莫斯科；to Petrograd，至彼得格勒；to

Vienna，至维也纳；Warsaw华沙。

03.

现在，我们的话题得从我们的敌人军营转到我们的同盟者的军营上来。法、俄两国参谋机构之间的关系因为得到，早就宣布结盟的授权，一年比一年亲密。在1911年、1912年和1913年的会议上相继由迪巴伊将军、德·卡斯特尔诺将军和霞飞将军代表法国参加。1906年以来，俄、法一直约定“一旦获悉德国实施动员的消息，不必先讨论就动员全部兵力”。双方相信，德国要用其主力对付法国，仅以最少兵力对付俄国。双方同意他们的军队应尽早采取攻势，摧毁德军是他们首要目标。1913年霞飞将军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在实施动员的第10天将集结150万军队，并于第11天开始作战。吉林斯基将军宣布，1914年俄国能在实施动员的第13天就能以80万军队(当然不包括针对奥地利部署的兵力)对付德国。俄国人希望能在东线至少拖住德军五个或六个军团，对此，法国人似乎是满意的。

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从1909年起任俄国陆军大臣。他的军事生涯既漫长又名声显赫。1877年他曾参加普莱夫纳战争，此后，他在司令部和参谋部的职务是稳步逐级上升的。他是一位有能力而又能自我约束的军人。满洲战争爆发时，库罗帕特金邀他出任他的参谋长，他拒绝了，因为他不十分熟悉那里的战场；但他愿意担任下属指挥官。满洲战争结束以后，在几年中大公和其他要人组成的委员会试图重建和改革俄军，但毫无成果，然后苏霍姆利诺夫被召回了。1908年沙皇邀他任俄军参谋长，当时这个任命的地位与权威相当于陆军大臣。他同意了，但条件是他应当是陆军大臣的下级，因为双重权威显然是一种不健全的体制。次年，他就任陆军大臣，时年61岁。

他用了5年的工夫，致力于改善俄国的陆军。据他自述，他给自己确定了四大目标：第一，缩短三个星期的动员过程，消除德军动员安排超过俄军的差距；第二，实现军队的科技进步；第三，重振满洲失败后俄军的士气；第四，改进战时陆军的军需和增援的组织。他使征兵成为真正防卫本土的事业。他裁减过多的要塞驻军，用裁下的军队组建了重炮连、气球兵和无线电通信机构，此外，还组建了额外的6个师。他成倍地增加机关枪的数目，一年一度的征兵额增加了25万人，也增加了军官人数，还改善了俄军士兵的食物和服装。

众所周知，苏霍姆利诺夫将军1915年5月遭解职，1916年受到忽视备战、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有叛逆关系和接受贿赂的指挥，因而被逮捕并受到审判，后被认定有罪，判处终生监禁。在列宁领导的革命期间，因列宁对沙皇时期的囚犯实施大赦而获释，然后苏霍姆利诺夫前往德国。他迄今还活在那里，他在出色的回忆录中，为自己辩护。他当然是灾难的替罪羊。毫无疑问，1914年的俄军比起在满洲战争作战的军队来已是无比优越了。整个军事体系进行了改造；1911年与法国达成的协议中规定的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得到了实施。慷慨的法国贷款——单是1913年就有1.04亿英镑——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修建通达西部边境的战略铁路的五年计划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俄国整个武装力量的动员及其在战区的集结并没有中断。艰巨的任务都是准确地完成了的。

04.

这些就是支撑欧洲文明的计划和协议。一切都是极其细致地制定的。这些计划和协议包括为即将来临的战争组织近1200万人进军的问题。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岗位。为每一个人设置一份写清楚姓名的征召令。每个人都有他可以领取军服和武器的储备库，有他可以凭以旅行的铁路时刻表，可以进军的道路，有激励或鼓舞他的热情的布告，有他需要的食物和军需品，有收留他受伤或面目全非的身体的医院——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缺少他的坟墓；但坟墓挖起来用不了很多时间。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1200万人更能激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的天性的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原来充满挂念、希望和欢乐，他们在自己的田间或工厂工作，在这些夏季的夜晚，坐在自己的农舍的门口，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在身旁，盘算着怎么把日子过得节俭一些或怎么度过节日，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已逼近他们并要从他们身上夺走一切的灾难。只需要一个信号，就能把这许许多多爱好和平的农民和工人转变成强大的军队，他们将用全部的科学机械、全部的民族激情和全部的人类的忠诚，年复一年地相互厮杀，把彼此撕成碎片。

然而未来的世世代代人，不要以为实现这一切需要用很多直接的强迫手段。在1914年8月向战争走去的千百万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不情愿离家的。激动的颤栗传遍了世界，甚至最单纯的民众的心也会听从军号的呼唤。惊人的事情发生了。日复一日的辛勤单调的生活被突然打破。发生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和新奇的。战争唤起了各民族因冲突产生的原始本能。冒险的事业吸引各了民族的孩子们。一种更伟大更壮丽的生活似乎将要在世界上开始了。但事实上只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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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尔策，《坦嫩贝格之战》(Tannenberg)，第1 58，160页。

第07章、宣战

最后通牒——海军的准备——奥地利宣战——塞尔维亚的答复——德皇备忘录——奇怪的延误——第二阶段——英国舰队——巴黎与伦敦——圣彼得堡——俄国的动员问题——沙皇与德皇——沙皇为和平所作的努力——俄国的总动员——德国与法国——1914年8月4日——反思责任

01.

贝希托尔德伯爵下令在7月23日星期四晚6时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原本是定于5时发出的、但为了确保法国普安卡雷总统和总理维维亚尼已在离开圣彼得堡返国的途中，贝希托尔德把发出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德国的宰相和外交大臣在当日下午之前并没有看到最后通牒的文本。他们为它的内容而震惊；不过并没有撤销或改变业已发出的指导德国驻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大使的传阅文件，该文件宣称，奥地利的要求是“适度和恰当的”。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在48小时内顺从奥地利。

紧接着的8天的情况已经有大量著作描述。它们的记录远非本书有限的内容所及，本书只能提及几个特出之点。政治家和大使们为控制局势作出很多的真诚努力，沙皇对战争拼命抵制，德皇在28日11时感到懊悔或者说觉醒，议会制国家内阁陷入阵阵突发的激情之中，各国的社会党人现出绝望的激动。这些激情和激动与大量动员的机械过程、民族激情的爆发相比，算不了什么。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已点燃了满载半个世纪善恶的驶向坑道的火车。火焰沿着导火线无情地吞噬了一切。

欧洲顿时陷于惊厥。在十几个首都，主要政治、外交、军事和报界的重要人士立即感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刺耳的用词、侮辱性的条件、同仇敌忾的示威游行等等，无不意味着战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处于多大危险中，似乎都不可能卑贱地接受对方的条件。7月24日星期五下午，英国内阁开会讨论当时已经十分激烈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争论，当听到爱德华·格雷爵士宣读贝希托尔德那份文件时，几乎人人都感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我记得我们必须立刻去下议院，以惯常的分组进行投票。在议长席后边，我碰到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对手F.E.史密斯先生，即后来的伯肯黑德勋爵。我们一直试图就爱尔兰问题达成某种党派和解，他焦急地问我是否有什么消息要讲。我说：“现在，这件事不再重要了。一个星期后全欧洲也许就将进入战争。”

投票后，我回到海军部，与第一海军大臣巴腾贝格的路易斯亲王审查海军情况。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海军的部署100年来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合宜。实际上，海军已在试动员中，而且全体已集合起来等待检阅。由我们指挥的525艘军舰中，只有5艘大舰进入了地球某地的海军船坞中。其余全部可以毫不延迟地开赴各自的战斗岗位。不过，星期六最陈旧的和战斗力最弱的军舰所需要的后备役士兵要回家，星期一集结在波特兰的整个战斗舰队将分散进行演习、岸上训练或休假。分散要花费多少时间，再集合也要花费多少时间。实际上由全部现代军舰组成的第一舰队却永远保持着战备状态。既然在时间框架之内一切都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由我们决定，我们也就不必采取任何令人吃惊的行动。我们能有充分的48小时让舰队分散，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毕竟谁也无权假定，就因为奥地利想惩罚塞尔维亚，所有的大国和帝国就得发狂。他们或许会发狂，他们或许不会。

7月26日星期日早晨，有情况表明塞尔维亚已经屈服。她的领导人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争辩或抗议只会招致大炮的回答。但当日晚些时候人们获悉，塞尔维亚的服从没有为奥匈帝国政府所接受。看来似乎塞尔维亚为有保留地服从。奥国公使吉斯尔男爵已离开贝尔格莱德；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迫在眉睫。不存幻想的塞尔维亚在屈服的同时就实施动员。到星期日晚，激动的人群挤满了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柏林的街道。所有的星期日报纸都出版了用特大铅字排印的晚报。有关德国海军正在动员的报道，从官方和非官方的许多渠道传来。我们继续让后备役军人回家去；但我们把第一舰队集结在波特兰，又让第二舰队的所有军舰沿码头停泊，这些军舰的大部分水手就在那里生活并接受训练。近午夜，我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商议后，便把上面的实际情况在报纸上发表。这个不平常的步骤是外交部的主意，目的是向所有关心的人们暗示，英帝国没有超然于欧洲局势。①

期望奥地利皇帝在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上签字很困难。当马尔古蒂把这份必要文件交给帕尔伯爵时，伯爵评论说：“这可能很好，但我所能说的不外是，那位84岁的人不签宣战书。”因此，与此同时，贝希托尔德伯爵把一份报告放在他的主人面前来说明签字的必要性，报告说塞尔维亚人已向多瑙河上奥军的汽船开炮，战争行动事实上已经开始。呈递给弗兰茨·约瑟夫的文本最后写着“更有甚者，塞尔维亚部队已进攻了皇家部队在特梅斯—鲁宾的一个分遣队。”这是不真实的；贝希托尔德等到皇帝在宣言上签字后就否定了自己的话。他在次日解释说，该报告未经证实。但他没有给皇帝再审查这个决定的任何机会。他的策略再清楚不过了。他有意不惜任何代价布设圈套使用欺骗手段对塞尔维亚宣战。在整个世界上，那是他唯一关注的事情。那也是德国极力主张的。他必须达到目的；他达到了。但是他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塞尔维亚的答复于25日星期六下午6点钟交给在贝尔格莱德的吉斯尔。答复顺从的性质星期日上午全世界都知道了。它的实际全文不是由官方电报发布的。它是在27日星期一早晨邮寄到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塞尔维亚驻柏林公使上午把它交给德国外交部，中午时分已到达冯·雅戈手中。这一切都是确实的。26日夜晚，德皇从挪威峡湾巡航返回德国，心情处于准备战争的状态之中。他在海上一接到电报就潦草地写下了过激的备忘录，证明他有这种战争情绪。27日下午3点钟，他召集他的国务和军务行政官员开会，首相与参谋长都到会了。雅戈也出席了；但他没有随身带着塞尔维亚的答复。皇帝被口头告知“会议同意包括惩罚军官在内的所有各点”。以这种方式告知他是不想让总的紧张局势给他留下决定性的印象。会议商议了军事措施和预防措施，后来在决心(Die

Sache，Koste es was es

wolle，durchzufechten.)②，(不惜任何代价，为此目标战斗到底)的气氛下散会。这至少是传递给没有亲自参加会议的法金汉的信息。雅戈返回柏林，晚间接见了法国大使朱尔·康邦，大使问他塞尔维亚怎样答复。他说他“尚无时间”阅读答复。自答复在贝尔格莱德交出后，已经过去了近48小时。

27日晚，德国外交部完成了为德皇制作一份这个文件的副本的艰巨任务。此文件于下午9点30分由专使送到18英里外的波茨坦皇宫。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我们从各方面得到证实，皇帝竟然直到28日上午10点以后才阅读这个文件。当他阅读文件时他就犹豫了。事实上，他完全失去主见了。自从他回来，他就开始对英国的态度感到不安。塞尔维亚的屈服使他感到宽慰和高兴。他在急件的页边空白处写道：“仅给48小时的时限真是杰作。这比人们预期的更好！维也纳的一大精神胜利；但有了屈服以后，战争的一切理由均随之消失，吉斯尔应当安静地留在贝尔格莱德。因此我绝不下令动员。”③

现在，威廉二世认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枪不发就取得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沙皇再度受挫；与奥地利的联盟因有可靠的德国支持再次得到巩固。至少这一次，德皇在德国军界坚定的声望是无可非议的。刺杀奥大公的塞尔维亚在各大国的默许下受到惩戒。战争没有必要。他表示准备在奥地利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他立即向雅戈写信：“我深信多瑙河君主国的希望总的说来已经达到。我认为，塞尔维亚对个别地方所持的少数保留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她的屈服中包含最具侮辱性的投降宣告，有了这一点，战争的一切理由均随之消除。”④

如果这番话写于12个小时前，它们无疑会阻止此次战争的爆发。但现在太晚了。同一天上午11点钟(28日星期二)，几乎就在德皇正在写此备忘录和庆幸危险已经过去的同时，贝希托尔德伯爵正在向贝尔格莱德发电报，“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对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的1914年7月23日照会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此，奥匈帝国认为从今以后与塞尔维亚处于战争状态。”

可以认为，德国宰相和外交大臣决心要使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处于交战状态，一定程度上受德皇的引导，旨在使“三国协约”各大国必须面对或者为协约打仗或者协约瓦解的问题。他们相信，而且无疑是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对手会选择后者。不过，他们已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好了准备。他们知道皇帝容易冲动的性格。他们知道皇帝惧怕战争。他们不打算给他在紧要关头退缩回去的机会。因此才出现了在柏林的繁文缛节和莫名其妙的延误；因此才出现了维也纳的迅速和毫不犹豫的决定。但是不让皇帝看到塞尔维亚答复的文本，直到水落石出不能遮掩为止，这必定是耍了某种特殊的花招。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威廉二世本应该说话的。他绝不会对政治活动中的交易漠不关心。正相反，他注意细节并以最大精力履行职责。现在正是他在位时期需要这一品质的时刻。在他统治时期他处理过不计其数的文件，而这一份文件正是应以这一品质予以处理的。27日晚信使送达波茨坦的文件内容，怎么会又经过致命的12个小时才被他看见呢？机要秘书、贴身副官、宫廷官员——总之是肯定有人——被迫为外交部效劳了。难道德皇是同一手段——曾以不同方式用于俄国和奥地利两位皇帝身上——的牺牲品吗？战后调查的探照灯已把这一周的事件照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清楚，调查应当对准这一阴暗的精心遮蔽的地方。事实依旧是，一直到贝尔格莱德递交答复近60个小时后，其决策关系到世界命运的这个人方才读到塞尔维亚的答复，而在他能对它采取行动前，不可改变的宣战业已从维也纳发出了。

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结束了国际间大决战爆发的第一阶段。这两国相互间的不满与仇恨现在可以用武力得到解决了。第二阶段是德国与俄国之间有关她们军队动员的争执。第一次争吵声势不大但真实；第二次难以估量，但属于技术性质。一直到奥地利大炮轰击贝尔格莱德，德国政策始终由皇帝及其大臣们控制。战斗一旦开始，即使在欧洲的偏僻角落，也是德、俄参谋部占据支配地位。军事的理由全然无视并破坏每一种外交形势。毛奇和法金汉的位置远高于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雅戈，正如圣彼得堡的好战的大公和将军们也不再受沙皇控制。此后德帝国和俄帝国实施了既定的战争计划并且相继进入各自的动员阶段，这成了两国的压倒一切的主题。德皇和俄沙皇都感到在精神上被坚决的下属牢牢抓住，这些人冷酷地把皇帝领向决斗场，警告他们在荣誉攸关的决斗场上不要暴露出怯懦或急躁，交给他们手枪并发令射击直到互相毁灭。这第二个阶段历时四天。它在8月1日下午6点德国对俄国宣战时结束。

在此期间，在爱德华·格雷爵士领导下，我们曾作了巨大努力试图挽救危局。驻各大国首都的大使们几乎全都认真地尽力争取和平。随着这种行动发展成为一股自发的力量时，它对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雅戈两人都产生了影响。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报告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一场全面战争将使英帝国与法国和俄国站到一起，此时，两人同意采取行动，这些行动若在早几天采取，本来会使危机烟消云散。现在德皇因战争就要爆发而绝望地震惊，沙皇忱挚地期望和平，他们交换了一系列个人电报，这在各国关系史上是绝无仪有的。但是，不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大臣，甚至格雷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重新控制军队首脑们要求采取的纯粹的技术措施和反措施。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第一场战争，几乎是一场谋杀。第二场战争是德国和俄国之间一次预防性的战争。第三场也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场战争，与它相比其余所有战争皆微不足道，它就是德、法间的战争，它完全是一决胜负的战争。德国为这场战争制定的计划要求入侵比利时，而入侵比利时导致了英国的参战。这种毁灭性的链环一旦开始展开，即非人力所能.中断。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局面，数以百计的官员只得为各自的国家、为完成他们份内的任务来摧毁世界。他们尽了他们的职责。

战争已在多瑙河流域爆发，整个欧洲按下了各种预防或准备的杠杆。5点钟时，我们命令包括我们最好的38艘主力舰在内的英国第一舰队开赴在斯卡帕湾的北方战时基地。它于29日上午7点钟离开波特兰，在黑暗中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通过多佛尔海峡，到30日中午安全通过大不列颠与爱尔兰间的浅海进入深海。除首相外，此次行动在完成前对所有人一概保密，行动绝不是挑衅性的。舰队实际上是驶向离德国更远的地方。对此没有人能反对；但它使我们无论发生什么都很安全。我们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我们采取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安全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步骤，它既增加了我国的外交影响，同时又不危及其他国家当前的安全。

这个阶段，德国和奥地利是否会像5年前的埃伦塔尔那样又一次不流血的胜利呢？不能肯定。但此次，德国面对“协约”各大国几乎立即生出了忧郁的宿命感。巴黎和伦敦有一种感觉，就是德国有意打仗，而且有意现在就打。假如她不想打，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许多解决办法。格雷不屈不挠地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而且恳请各方保持理智。法国是力戒采取任何形式的挑衅行为。但至此英、法两国政府确实是智竭计穷了。若德国要打仗，谁也阻止不了她。如果德国决心要将事件引向战争，那末必然会长期进行威协，再加上长期令人畏惧，她自然会一意孤行。例如，为了拯救和平，法国恳求俄国作出让步，或者英国告诉法国或俄国，如果她们选择打仗，她们肯定会孤军作战，这样做应该不成问题。法俄两个西方大国认为，如果德国想使协约三国履行一切责任，如果德国积极主动，非要不断地迫使俄国、法国和英国进入反德统一战线，俄国、法国*和英国也毫无办法。她们必须面对迎面而来的任何事情。当她们相信，自己就要成为蓄意侵略的目标，看到她们最强大的对手不可阻拦地往错误的道路上走时，她们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协约三国相互抛弃。相互抛弃可以暂时避免战争，但下一次危机则要各自单独对付了。她们不敢分开。她们敛声屏息，以坚定的决心等待德国选取的下一个步骤。

现在场景必须转向圣彼得堡。我们已经看到贝希托尔德安排他发出最后通牒的时机是如何巧妙：做到确保这个消息传到俄国以前普安卡雷总统已经启航。不过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先生已有不祥的预感。与法总统告别后他没有就寝，而是驱车去了外交部，在那里获悉有一份从维也纳发来的最重要的急件正在翻译解密。它就是最后通牒。

第二天早晨，俄国和奥地利怒目而视。斯拉夫民族最深沉的感情高涨起来。5年前发生的波斯尼亚危机的创伤至今犹在作痛。昨天才返国的法国总统的访问给予了信心。俄国社会的军政要人齐集首都，大批贵族挤满了皇村的宫廷。然而，24日举行的内阁会议的决定是谨慎节制的。没有采取军事步骤；但陆军大臣已被授权必要时下令进行针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俄国发表了项宣言，宣布她对塞尔维亚的命运不会漠然视之；还真诚要求维也纳延长48小时这个时限，使讨论得以进行。德国大使还是波斯尼亚危机时的普塔莱斯，他告诉萨佐诺夫，奥匈帝国“不能接受对她同塞尔维亚的争论进行干涉的建议，支持她的德国也不能接受有损于自己盟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尊严的建议。”萨住诺夫反驳说：“我们不会让塞尔维亚单独与奥地利作斗争。”次日，奥地利拒绝延长时限的消息传来。沙皇就此事主持国务会议，下令立即宣布处于全国战备状态，以应付德国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并进入我们自己的“预防时期”，还宣布了要塞和边界的戒严令。他还授权外交大臣，在他认为必要时，发布已在准备的针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令。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技术性困难，即最好事先把情况通知政治家。俄国参谋部对政府批准的那种局部动员的形式感到担忧。他们叫嚷说，假如如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对德对奥战争即将发生，那种局部动员会打乱他们的总动员的计划。即使只是对奥地利一国开战，南部地区也只能提供13个军，而不是战争计划需要的16个军。尤其是迄今尚未下令的华沙地区的动员，是必须包括在针对奥地利的统一的预防措施之内的。他们热切地申诉，认为已获批准的局部动员是与军事要求毫无关系的一种政治措施；它会搞乱铁路调运，而且，如果发生极严重的意外危险，还会导致惨重的损失。亚努什克维奇将军的有力论据使萨佐诺夫动摇了。前者得到了所有主要参谋军官和副参谋长丹尼洛夫的支持。萨佐诺夫同意拟好两道谕旨供沙皇签署——一道为局部动员，另一道为总动员——最后究竟用哪一道还悬而未决。就此，亚努什克维奇警告华沙司令官捷林斯基，当局将宣布7月30日为实施俄国总动员的第一天。

7月25日晚奥地利最后通牒期满，吉斯尔男爵从贝尔格莱德起程，奥地利下令动员8个军——为帝国陆军的一半——对付塞尔维亚，以28日为动员的第一天。虽然这项措施完全针对塞尔维亚，但它影响了帝国北部如布拉格那样的军区，因为军队要从这里开赴塞尔维亚边界⑤。这样，俄国人有理由相信进行中的准备工作是对准他们的。继这些扰乱平静的文件或报告之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因而萨佐诺夫决心要按照3天前授予他的权力斟酌处事。因此，他批准了局部动员，并通知德国政府，俄国对他们无任何敌视意图，然后指出，敖德萨、基辅、莫斯科和喀山军区于29日开始动员。雅戈于27日向英国和俄国驻柏林大使指出，“如果俄国仅在南方进行动员，德国不会动员，但若俄国在北方动员或者如果俄国军队进入奥地利领土，那末德国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可见，萨佐诺夫不仅有理由对奥地利采取预防措施，而且有权相信，这些行为不会招致德国采取反措施。

其间，战争的温度迅速上升。29日下午，奥地利浅水重炮舰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这消息使俄国公众和官方舆论的情绪达到狂热的程度。大约就在同时，德国大使普塔莱斯告诉萨佐诺夫，“俄国动员措施进一步继续下去，德国将被迫动员，到那时场欧洲战争就很难制止了。”俄国外交大臣的处境痛苦之极。奥地利拒绝了他提出的一切建议。德国不许对她的盟国施加任何压力。英国谨慎地避免说一句鼓励或伙伴友谊的话。俄国存亡所系的军事长官们几天内无法回答其技术领域内的问题。德国已经撤回——如果俄国只对奥地利进行动员——她保持平静的许诺。枪炮已在多瑙河畔打响，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实际上已经开始。萨佐诺夫不再抵制军人。保持冷静的只剩下沙皇一人了。

28日深夜，沙皇向德皇发出私人电报：

“知道你旅行归来很高兴。在此最严重的时刻我请求你的帮助，一场不光彩的战争已向一个弱国宣布。俄国的愤慨(我完全有同感)是巨大的。我预见我很快就会被对我施加的压力所压倒并被迫采取将导致战争的极端措施。为设法避免欧洲战争这样的大灾难，我请求你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情份上尽力阻止你的盟友走得太远。尼塞。”⑥

29日上午沙皇收到德皇的电报，这封电报是独立发出的，时间上稍早于沙皇发的那封电报。电文说德皇完全理解沙皇及其政府面对舆论的趋势有多么困难。因此

“考虑到长期以来由牢固的纽带把我们两人联系在一起而建立的诚挚和亲切的友谊，我正在施展我的最大影响，劝导奥地利人直接与你打交道，达成令人满意的谅解。我充满信心地希望，你能在我尽力去克服的、但可能仍在增长的困难中帮助我。你的非常真诚和忠实的朋友和表弟，维利。”⑦

这两封电报用的都是英文。它们似乎提供了一线新的和平希望。但是即使这种君主之间的亲密联系，由于各自的皇帝宝座和朝廷都处在危险中，也阻止不了时刻加剧的动用了军事手段的紧张局势。29日上午某个时候，两份下令动员的谕旨(一份局部动员，另一份全面动员)，由亚努什克维奇将军一起面呈沙皇。看来他可能会签署，但当时仍不能肯定，在经过长时间的紧张争论后，沙皇把两份谕旨一起签署了。无论如何，29日下午动员指挥官多布罗罗尔斯基得到了有俄国宪法规定的、高级当局签署的、经沙皇批准的总动员令。这个任务直至下午8点钟才完成，将军已经清理了电报线路，就要发出决定性的信号，此时他接到了沙皇明确的命令，取消总动员，只授权局部动员。

尼古拉二世还在为和平而努力。他已再次打电报给德皇，感谢他发来的安抚的友好的电报，电文最后说，“把奥地利—塞尔维亚问题提交海牙会议是正确的。相信你的智慧和友谊。”29日下午9点40分，德皇对沙皇第一份电报的复电来到。它建议俄国“对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应继续保持旁观者的身份，不要使欧洲陷入俄国曾目击过的最可怕的战争中。”他主张俄国和奥地利之间达成直接的谅解，并允诺促成此事。虽然这根本不是德国在主要问题上的让步，但它对尼古拉二世产生了影响，足以劝诱他撤消全面动员。他甚至试图阻止局部动员；但萨佐诺夫和亚努什克维奇说服他这是不可能的。凌晨1点20分，他给德皇复电：

“由衷感谢你迅即回电。……现在已付诸实施的军事措施是5天前鉴于奥地利备战和出于防御的目的决定的。衷心希望这些措施无论如何不会干扰我极其重视的你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我们需要你对奥地利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她与我们达成谅解。”⑧

柏林一点也不知道俄国内部的这种混乱。德国参谋部对俄国各军区正在做的大部分事情是掌握得全面而准确的。俄国即使是局部动员的正式命令也直到29日午夜才发送。得到参谋部非正式警告的德国有关司令宫，出于对职业的热情和对战争的敏锐的期待，在接到“时刻等待着”的命令之前，已经在作各种准备了。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向柏林作了报告。例如包括收集华沙地区的情况以及由俄国政府官方通知德国的南方各司令部的情况。从29日起，毛奇极力主张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法金汉也要求宣布“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30日收到俄国实施局部动员的正式通告时，德皇同意这样做。宣布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这项措施实际上相当于总动员的头两天，也就是说，它启动了大规模备战过程，而这些过程无论如何本来应是根据总动员令采取的。但是，切不可以为在最后三、四天里德国全国的军事指挥官都无所事事。跟他们的俄国对手一样，每个人希望在一切准备中抢在前面，所有的军事中心都充满活跃的气氛。有关这一切的报告传回俄国后，萨佐诺夫和军事当局随即认定全面动员再也不能拖延了。他们于7月30日下午4点钟齐心协力，以巨大的努力说服了沙皇签署新的总动员谕旨，一个小时后，所有军事中心都得到了通知。

7月31日接近中午时分，俄国总动员的消息传到柏林。下午3点30分，德国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宣布若俄国不“在12小时内中止一切针对我国和奥匈帝国的军事措施，且按这种意思对我国发表明确声明，”德国就下令实施动员。这个命令于7月31日午夜发出。8月1日下午6点德国对俄国宣战。回想起来奇怪的是，就在这一天，爱德华·格雷爵士就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直接谈判的形式最终与德国外交部达成完全的协议。全欧战争开始之日，也就是争吵的起因理论上消失之时。

英国的备战跟上了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应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海军上校汉基⑨的动议，在30日上午举行内阁会议，会上我请求实施“预防时期”获得批准；下午2点10分由陆军部下令实施。与此同时，我还授权海军部向各舰队发出“警告电报”。这最终只成为一种形式。因为除了召回第三舰队各舰上的后备役军人外，就我们能预见的海军各项安排其实全都已经完成了。

02.

奥地利起因于皇太子被谋杀和其他不满而对塞尔维亚发动的战争业已开始。性质严重得多的第二场战争因为俄国军队针对奥地利所实施的动员而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爆发了。东线燃起大火。而现在，第三场也是战火蔓延最广大的一场战争必定随之而来。德国参谋部在开始时不怕俄国。他们可以轻松地等上二三天，然后才对她采取措施。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转向法国。因为战争已经开始，他们必须毫不延迟地对法国发起进攻。在边界的德国一侧受约制的6个旅必须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从动员的第二天起就夺取列日。不能损失一点时间。就这样，德国于7月31日把她对俄国的最后通牒通报了法国，并且要求法国政府在18个小时内宣布在俄德战争中她是否打算保持中立。德国还要求比利时向即将入侵法国的德国军队提供无阻碍的通路。当然德法之间并没有争吵，在德比之间则有保证条约。这些困难必须即刻克服。因此德国驻法国大使得到指示，如果与预料相反，法国竟宣布保持中立，那就要求法国交出图勒和凡尔登两个要塞作为中立的保证。此项要求——就像要求英国交出朴次茅斯和多佛尔——意在确保法国没有退路可走。法国方面的任何一种不正确的行为都会使德国十分难堪，因为德国的军队已经出发了。但法国总理M.维维亚尼立刻回答，根据其内阁同意的方案，“法国将按照她的利益行事。”德驻法大使问，“你们与俄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是吗？”维维亚尼答道：“正是这样。”没有再比这更

正确和令人愉快的了。这样德国大使就不必陈说上级指示中关于图勒和凡尔登的第二部分，即视条件而定部分了。维维亚尼先生送他的来宾上了汽车。两国之间没有再出现有重要意义的事情。8月3日下午6点45分，德国对法国宣战；第二天上午，德国先头部队在其跨越比利时入侵法国的进军途中，违反了各种保护卢森堡公国的条约，侵入该公国。受突然袭击威胁的比利时国王和人民向英国和法国救援，英法与德国都是比利时中立的保证人。

8月2日和3日，当英国内阁和议会获悉这些事件时，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禁止她侵犯比利时边界，要求她立即撤回可能已经这样做的任何部队。要求于4日午夜前予以答复。答复是全然拒绝，德军继续推进。因此，在德国时间8月4日午夜，英国在英帝国所有自治领和附属国一致同意下向德国宣战。

03.

以我们所知的一切，再次设法分清责任，重述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描写了在这次大灾难以前的四分之一世纪内，欧洲的敌对情绪是怎样缓慢地和有意无意地在加剧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地雷中的火药是怎样慢慢装填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引爆它的罪责。毕竟，它是永远没有必要加以引爆的。推迟战争也许就是阻止战争。随着岁月流逝，国家的组合发生变化。一个10年期的协约国或同盟国的特点，到下一个10年或许就失去了。时间与和平解决了很多问题，人们的思想不停地移向新的领域。1000年历史中可怖的事情全是世界上欠考虑的人的责任，他们让这种不幸与灾难发生了大爆炸。

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自己被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战争迫近时的大量信息弄迷惑了。一切情况都已暴露无遗。古奇—坦珀利的官方文献揭示了英国的全部做法。就连德国作家路德维希也断言，战后所有揭露出来的情况与战争开始头几个月内出版的大容量的蓝皮书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等帝国的档案馆的档案材料都已被她们的革命政府无情暴露了，革命政府急于谴责旧政权或至少是绝不关心保护旧政权的。不只是急件和电报，而且还有官方备忘录、外交官或军人之间非正式谈话的记录、德皇潦草写就的眉批旁注等，现在都已公开出版在全世界发行了。现在不是缺乏材料。实际上是材料过多妨碍判断。

读一读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人们就会猜想这次战争是自行发生的，当权者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这样一种邪恶的事情。贝希托尔德做这个事情，康拉德干那个事情，雅戈在度蜜月，切尔施基遭德皇责骂，贝特曼—霍尔韦格对形势不了解，俄国人激动而毛奇惊恐，接着，突然之间世界上所有大国开始使用所有武器相互厮杀了。这是一种自燃的实例。认为战争全是自行发生的理论指出以下事实：德国轻率地开给奥地利一张惩罚塞尔维亚的空白支票，俄国对此景象愤愤不平，德国因为俄国动员而感到惊恐，法国和英国没有告诉俄国必须屈服，英国没有及时告诉德国她是要参战的，贝希托尔德想要的是和塞尔维亚的小小的私下的战争，德国所要的是不要被迫抛弃她的盟友，德皇所要的是一次外交胜利——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有充分的文献支持。但还有某些不是精心策划所能遮盖的赤裸裸的事实，它们是永远有说服力的。

贝希托尔德及其小圈子打算对塞尔维亚动武。德皇鼓励并催促他们这样做。双方都知道，这样一个事件必然不仅激怒沙皇及其政府，而且还激怒俄罗斯民族。双方决定接受这一风险和任何其他后果。给贝希托尔德和维也纳以行动自由的德皇故意离开本国，直至已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才回国。德国宰相和外交大臣连条件也没有看就指示其驻外大使宣布，德国认为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正确而恰当的。当塞尔维亚人作出温和的回答时，雅戈等人推迟把此文件呈递给德皇，直至对德皇来说时间太晚已无法阻止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贝希托尔德草率匆忙地发表战争宣言，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签名部分还是以虚假的托词才得到的。每次推迟期限的请求都遭到维也纳的拒绝。每一项建议，不论是召开大国会议还是由奥地利与俄国举行直接谈判，一概被拒绝或抵制，直到为时太晚。在圣彼得堡，俄国政府、宫廷和军人，从不情愿的沙皇那里先是索取局部动员令，后来索取总动员令。德国为俄国动员一事紧紧抓住对方大吵大闹，她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她在12小时内撤消动员。而就在此刻，德国的动员虽未正式宣布，却已经在进行了。德国对俄国宣战。德国要求法国废除法俄同盟关系，并要她交出关键要塞由德国控制作为严守中立的抵押品。德国对法国宣战。德国践踏保护卢森堡公国的条约。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当比利时抵抗时，德国对比利时宣战，并进军穿越比利时领土入侵法国。直到此时候英国才对德国宣战，而我们仍然不愿意说英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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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英国海军战前预防行动的较全面叙述，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1—1914》。

②茨韦尔，《埃里希·冯·法金汉传》(Erich von Falkenhayn)，第56页。

③考茨基，《德国关于大战爆发的文件》(德国官方文件汇编)，第1卷，文件271号。

④同上书，文件293号。

*中文版原书中为“德国”，但根据上下文，电子版中修改为“法国”。——Franc.She

⑤参见原书第121页地图。

⑥考茨基，《德国关于大战爆发的文件》(德国官方文件汇编)，第1卷，文件332号。

⑦同上书，第1卷，文件335号。

⑧同上书，第1卷，文件390号。

⑨即现在的莫里斯·汉基爵士。

第08章、动员的间隙

比利时与塞尔维亚——意大利的回避——犹豫与放弃——奥地利的选择方案——康拉德的辩解——重大的错误——B方案被取代——解释——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塞尔维亚部署——波蒂奥雷克的战役计划——向亚达尔进军——塞尔维的胜利——奥地利第二集团军——波蒂奥雷克的影响——战略抉择

01.

各国军队迅速进行动员。欧洲人民的注意力自然而迅速地被吸引到长期准备的、极其强大和复杂的机器的齿轮上，这种机器的存在，人们至今知道得还不很清楚。各国参谋部为可能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战争，耐心而精细地制定计划，这些计划通过一些简单的决定就付诸实施了，又通过每一条公路和铁路，把1200多万士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战场。检查和保密制度给现场罩上了模糊的阴影，一种奇怪的沉默降临在欧洲。只有德国先头部队入侵比利时和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的枪炮声打破这沉默。这两个处于战线两端的小国最早感受到日耳曼利剑的锋刃。强烈的动机驱使入侵者在两处采取行动。攻陷列日以及打开通过该城的4条铁路线是德军右翼展开必不可少的。迅速侵占并征服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来说也同样重要。如果这一点，如普遍认为的那样，可以在为期3周的战役中实现的话，那末用于进攻塞尔维亚的部队的主力就可以及时投入以后的阶段，与俄国作战了。但迅速取得对塞尔维亚的决定性胜利后，还有希望取得别的更重要的结果。

危机开始时，德国有很大希望赢得其他追随者。三国同盟包括意大利，而且一个军事条约就是以此事实为基础的。德国是奥地利与罗马尼亚的秘密同盟条约的一方。她与保加利亚有密切的谅解，这种谅解因两国共同敌视塞尔维亚而加强。德国对希腊寄予厚望，这是由于两个皇室间有联姻关系。最后，8月2日她与土耳其缔结了攻守同盟。由此可设想，整个东南欧发誓忠于或倾向于日耳曼民族的事业。英帝国作为法国和俄国盟国的出现，向所有这些信心和期望泼了一盆令人气馁的冷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变节的国家。依据原三国同盟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件，意大利讲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强迫她参与对英国的战争。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野心损害了意大利的利益，意大利提出了在特伦蒂诺得到立即补偿的要求。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的历史仇恨和利害冲突已显然可见。意大利军队在利比亚的处境，实际上还有意大利本身的生存，将在一场丧失或有损地中海制海权的战争中受到危害。7月31日意大利不理柏林和维也纳的一切呼吁，解释说，鉴于奥地利是对塞尔维亚的最初侵略者，并未发生条约中所包含的事项，所以她宣布保持中立。意大利的决定深刻地影响了罗马尼亚的态度。有亲德同情心的卡罗尔国王为秘密条约的条文进行了辩护，但毫无效果。布加勒斯特的舆论因为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条件而疏远奥地利，罗马尼亚也不能不怀着恐俱心理考虑以牺牲塞尔维亚来增加保加利亚领土的严重后果。虽然迟至8月9日罗马尼亚参谋长还在问康拉德，罗马尼亚军队何时集中为宜，但她保持中立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卡罗尔国王受到各党派政治家的控制，终于悲伤地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政治家中，起突出作用的塔凯·若内斯库一直是英国的真诚朋友。希腊既离不开英国，也离不开英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制定好与俄国开战和征服高加索计划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发现，他们获得黑海制海权的希望，因即将驶离泰恩河的、英国为其建造的土耳其战舰被英扣押而破灭。土耳其也受到了将要与英国作战这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问题的影响。只有保加利亚愿意在机会来到时，除几点重要的保留外，与中欧帝国一道进军；但是由于存在激怒罗马尼亚的危险，中欧帝国不敢冒然利用这个援助。就这样，一代德国外交一直在营造的组合整体，因一些国家的犹豫不决的疑心病和通过有礼貌的托词避免介入而解体。英国的行动还决定了她的小小的、但年代久远的盟国葡萄牙的态度；至于地处地球另一边的日本帝国，不需求助于英日同盟，自己也准备根除德国在远东的势力。当然，在英帝国的影响下建立的那种长期积累的联系和缓慢织成的细微结构，至今仍有令人感动的效力。

对奥地利来说重要的是，迅速征服和消灭塞尔维亚，以求明朗巴尔干的形势。塞尔维亚的失败和崩溃也许是，或至少是几个中立国在回答大国长期拉拢和多次紧急召唤时需要考虑的信号。

02.

康拉德已经作出他的第一个军事决策。这是一个大错，其后果极其严重。奥地利的方案与其他各国的方案一样，也是为对付各种意外事件而制定的。规模小一些但可能性大一些的B方案——“巴尔干”方案——是在俄国保持中立时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作战用的。按照B方案，奥匈帝国6个集团军中的3个入侵塞尔维亚，第5、第6集团军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出发，第2集团军跨过萨瓦河和多瑙河，而其余3个集团军则采取预防性防御姿态，对付俄国可能在加利西亚的敌对行动。另一方面，R方案，即“俄国”方案，打算同时对塞尔维亚和俄国作战。在这个情况下，仅以力量弱得多的第5和第6集团军共12个师从西边入侵塞尔维亚，而第2集团军加入奥地利主力部队在加利西亚集中。选哪个方案？7月25日，当奥地利下令动员时，康拉德选了B方案，即“巴尔干”方案。

图04、奥匈军动员地区

Echelon A，指挥系统A，对付俄国；Echelon B，指挥系统B，对付俄国和塞尔维亚；Minimal

Balkan，最低限度(巴尔干)对付塞尔维亚；Army

H.Q.(Peace)，集团军司令部(和平时期)；·—·—，军区界线。

Adriatic

Sea，亚得里亚海；Agram，阿格拉姆；Budapest，布达佩斯；Cracow，克拉科夫；Graz，格拉茨；Innsbruck，因斯布鲁克；Lemberg，伦贝格；Miles，英里；Prague，布拉格；Ragusa，拉古萨；Sarajevo，萨拉耶沃；Temesvar，蒂米什瓦拉；Vienna，维也纳。

图05、奥地利动员计划

Austria，奥地利；Austrian armies

thus，奥集团军；Austna-Hungry，奥匈；Belgrade，贝尔格莱德；Budapest，布达佩斯；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Galicia，加利西亚；Miles，英里；Plan

B，B方案；Plan R，R方案；Poland，波兰；Save，萨沃河；Serbia，塞尔维亚；This Army can be

switched to suit eitherPlan，此集团军可以被调动执行任何计划。

这一惊人决策的起因见于上文业已描述过的决定惩罚塞尔维亚的谈话和会议。德国的空白支票已经送到；必须立即填写金额并兑现，否则它将被止付。即刻行动并投入庞大兵力攻击塞尔维亚，德国人要求的条件。此条件将提供一个突然迅速成功的机会，在欧洲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以前，战役便过去了，此时外交活动依旧可能努力设法限制冲突的范围。在世界的其余部分还在空谈和袖手旁观时，贝希托尔德及其同事的头脑里却满是那样的思想——以一次私斗式的战争给塞尔维亚一次决定性直接打击和惩罚，而康拉德也以与他们一样的眼光观察问题。他自己的陈述说明了这一点。

“外交活动只以对塞尔维亚开战为目的，为此必然接着发生军队的动员和集结。由于存在俄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中止这一切或减少动用的兵力是不可行的。很有可能——外交活动也指望武力——对塞尔维亚的战事会在没有其他国家的阻拦下完成。假如在其他国家干预之前迅速而彻底打败塞尔维亚，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由此可见，对付塞尔维亚从一开始就应投入强大的兵力；也就是应下令执行动员B方案，集中该方案规定的兵力攻击塞尔维亚。

“这种必要性是外交行动强加于我们的。”

康拉德接着说：

“同时，存在俄国抓住奥地利举起的手臂，以战争相威胁，甚至有果真诉诸武力的危险。因此，从军事观点看，最好还是采取主动，制止这个危险，而把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视为次要事情。奥地利只有在俄国干预的可能性不值得考虑的情况下才能对塞这样做，假如奥地利可以这样做，其盟国方面给予合作的义务则不复存在。否则，奥地利这样做将招致挑起世界大战的严重指责；而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只不过是出于自卫而强加的粗鲁行动。

“对于外交家来说，形势是清楚的。对参谋长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一方面必须做好准备以对付正面临的迅速而且决定性的对塞战争，

另一方面又必须时刻准备把一切突然转向对俄战争。这是两难处境，从作战观点看其本身包含最沉重的责任和最不利的形势。……”①

这些理由也许正确或部分正确；但它们不能令人信服。康拉德对于俄国想干什么作了错误判断，忽视了军事问题的真正均衡。7月25日，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影响在各国首都已经很明显。到26日，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三国协约中各国的坚强精神了。俄国的激动是强烈的；法国显示了冰冷的镇定；英国以最公开的方式宣布，她的第一和第二舰队会保持集中待命。一触即发的形势已经形成。那种认为其他所有国家会任凭奥地利入侵并摧毁塞尔维亚而保持旁观者态度的想法是异想天开的。然而两个星期以前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德国希望大举入侵塞尔维亚，不顾形势出现任何新的严重危险，都要将B方案付之实施，而且盲目地完整地加以实施。

康拉德借助“外交手段”掩盖自己是徒劳的。什么东西也取代不了他应该对出现的军事形势所负的责任。奥匈帝国的生死攸关的命运取决于俄国的行动。假如俄国入侵奥地利，那就需要每一个人进行抵抗。在俄奥之间开战之前，不容奥匈帝国军队卷入塞尔维亚。但如果相反，面对强大的德军而俄国放下了她的剑，那末惩罚塞尔维亚就轻易和有把握了。可以采取这种或那种方法，而且用不了几天就能解决问题。康拉德只能回答逼他打垮塞尔维亚的人说：“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该用B方案还是R方案了，我坚持延迟到那时候，即使那时我们会失去我们对塞尔维亚的优势。”但由于急于打击他切齿痛恨的敌人，他低估了俄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虽然短暂的停顿本来会给他更多把提，他还是在错误的前提下启动了帝国军队。

7月31日，俄国的总动员全面展开。当天下午德皇致电奥地利皇帝，电文如下：

“我今天下令进行我全部陆军和全部海军的预备性动员，并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继以肯定性动员。我把8月2日当作动员的第一天，且准备履行作为一个盟国的义务立即开始对俄国作战。在此重大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奥地利应把她的主力投入对俄战争，而不应进攻塞尔维亚来分散兵力。因为我军大部分兵力将被法军牵制，这一点更为重要。在此我们并肩参加的大国之战中，塞尔维亚只起相当次要的作用，因而对她只需要采取属于绝对必要的防御措施。只有我们双方全力以赴，力克我们新的强大敌手，这场战争的胜利以及我们两个君主国的生存才有希望。我进一步求你竭尽所能，满足意大利的愿望，诱使她参战。其余一切都必须服从一个团结的三国同盟投入战争这一大局。——威廉。”②

就这样，全部幻想彻底破灭，康拉德和奥地利的领袖们不得不面对俄国立即入侵的危险现实，他们的盟国正催促他们竭尽全力对付俄国。理论上，B方案应自动由R方案取代。现在必须速遣第2集团军北上。但该军进入了方向相反的火车。原动力释放了，高度复杂的过程正在紧张进行中。阻止已在半途的第2集团军会使整个组织陷入混乱。无奈之下只得让它的8个师完成去塞尔维亚边界的旅程，在指定的岔道下车，继续前往他们的集结点，然后再按单位次序重新上车，运往加利西亚。这次回程旅行到8月18日才能真正开始。聊以自慰的是，单是该集团军到达塞尔维亚边界，便迫使一部分塞尔维亚军队撤走，从而帮助了奥地利第5、第6两个集团军。康拉德被迫佯装因南边没有需要而撤回，如果有需要，那还是非进军不可的。他说：

“第1、第3和第4集团军正在占领通向加里西亚的全部集结运输线路，而第2集团军就要到达最初目的地萨瓦河和多瑙河了，但在通向加里西亚的线路可自由通行前，不会跟随上述各集团军继续推进。

“假如说根据形势的必要而下达的这些命令有好处的话，那就是在第2集团军从萨瓦河和多瑙河撤回以前，敌人将会发觉自己在那里受威胁，不得不派部队对付他们，迄今那里也存在危险，第2集团军各部队可能会参加对付塞尔维亚的战斗。当然，大河屏障把这个危险减小了。”③

他感到有必要就他的第2集团军进行的奇怪旅程对他的军事同行作点解

释。8月1日他给毛奇去信：④

“阁下：

“值此成败关头，我不得不与你直接联络，以确保我一直视作我努力目标的我们两国间的全面团结。我们希望打一场局部战争，不出现进一步的复杂情况。各大国为使战争局部化的努力增强了我们的这一信念。我们为这场局部战争集结了足够的力量，以优势兵力取得成功的前景是很自然的。当俄国对其南方各军区进行动员，以行动表明敌视我君主国时，我们便请求德国宣布，俄国针对我国采取的这一步骤，德国也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俄国下令动员其余军队，这些军队将集结在加里西亚，这是想像中的事情。此时，我们不得不——德国实际上也迫切希望——公开宣布我们的敌意措施只是对塞尔维亚的，进一步的动员也只是为防止俄国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措施。

“我们希望这些措施，结合各大国、尤其是德国施加的强大的外交压力，制止俄国对我君主国采取敌对行动，且为我君主国提供贯彻对塞尔维亚战斗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迅速抓住进攻塞尔维亚的想法，由于我们牢记，俄国可能只是试图以战争威胁，并不是对我国进行战争来制止我们对塞尔维亚的行动，那末我们就更应抓紧进攻。不过，当各大国——首先是德国——只是进行外交干预时，俄国不仅没有中止其动员，还把局部动员改为总动员了。此时，我们意欲去南方的军事行动开始了。我们认为，此时的外交活动可以明显看出，如果我们遭到俄国进攻，德国的确会尽一个盟国的职责，但她更愿意避免一场世界大战。这样，我们不得不坚持我们的意图，继续对塞尔维亚的战事，而把我们防止俄国进攻之事——我们不能独自发动一次进攻战来防止俄国人——信托给集合在加里西亚的我国军队和德国对俄国的威胁以及其余各国的影响力。

“到7月31日，突然传来德国业已决定的宣言，现在她愿意同时完成对法国和俄国的大战。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形势。我们当即认为，我们必须在北部集结我军极大部分兵力，兹请阁下接受保证，尽管由于我们部队业已完成的向南调运造成了极大的复杂问题，但集中最大力量于北方必将完成。”⑤

03.

7月25日，“B方案”的全部军力已准备就绪，用以对付塞尔维亚，奥地利动员也同时开始。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奥地利3个集团军开赴塞尔维亚边界。塞尔维亚人的处境看来似乎孤独无援。塞尔维亚北部3面被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以及流入萨瓦河的德里纳河重叠环绕，形成界线。首都贝尔格莱德实际上就在多瑙河上，地处边界，无法防守。奥地利第2集团军由8个师组成的3个军团开始沿北部边界展开，而各由2个军团组成的总计大约11个师的第5、第6集团军则从西边挺进入侵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司令沃伊沃德·普特尼克不知道敌军主力究竟是从北面还是从西面发起进攻。据我们所知，他也不知道下火车的奥地利第2集团军从8月2日起奉命重新匆匆爬上火车开赴在加里西亚的俄国前线。他看到的是强大部队在北、西两个边界上的集合和展开。实际上他相信主要入侵将从北面而来。塞尔维亚军队由11.5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组成，共有18万步兵，8500骑兵和500门大炮。门的内哥罗人有一支4万多人的军队向南进入德里纳河上游后面那多山的起伏不平的原野。塞尔维亚军队分成3个所谓的集团军，但每个集团军比奥地利的1个军团强不了多少。除留下几个分遣队监视边界和拖延敌人的入侵外，普特尼克将军在北塞尔维亚的中部集结了他的3个集团军，面北部署，其左翼驻防瓦列沃城，掩护部队沿各条河流守卫。这些慎重的部署，虽说面对北方是错误的，但能使战线轻易而速捷地改变过来，面对西方的实际进攻。

围绕塞尔维亚边界部署的奥地利军队，集合了约19个师，对塞尔维亚的11.5个师，这些军队由于其地理位置，似乎能一会儿从这边一会儿从那边前进，包抄他们弱势对手占领的任何阵地的侧翼或后方。此外，在所有军队后边，在东部边界底部，保加利亚人已决心要报复新近所受的难以言述的伤害，他们安静地等待着，准备兵戎相见。但塞尔维亚饱经风霜、饱受战争锻炼的坚强军人，受到最热烈的爱国主义与世世代代的苦难和斗争的激励，无所畏惧地面对命运之神会给予的任何安排。

入侵塞尔维亚的两个集团军的指挥权交付给波蒂奥雷克将军，这位萨拉热窝惨案发生时的波斯尼亚司令官，前文我们已经见到过。波蒂奥雷克在宫廷中有牢固的地位。他曾在博尔弗拉斯男爵手下供职几年。他与奥匈帝国皇帝关系亲密。由于皇帝的宠爱，他经历了因6月28日的错误和警力安排的疏忽所引起的很多愤怒批评而安然无恙。然而他的神经还是深受那场惨案的影响。在他指挥对塞尔维亚战役的整个期间，他始终把自己关在他防守严密的司令部里。他指挥作战时可以利用他同皇帝的关系，不管全局如何，总能得到最多的部队，并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归他指挥。而他还没完没了地叫嚣，要求使用第2集团军；康拉德因此很快同他发生了严重争执。

波蒂奥雷克知道奥地利第2集团军被严格禁止跨过萨瓦河—多瑙河一线，且必须于18日起程开赴加里西亚。可是他命令他的第5和第6集团军在两条分隔甚远而且叉开的战线入侵塞尔维亚。

第5集团军在8月12日出发，预定在17日抵达瓦列沃；第6集团军朝南推进，在8月14日与18日之间出发，向乌日采进军。同时，第2集团军则特别显示出要进攻米特罗维察和沙巴茨，而且威胁要在其北部跨过萨瓦河。由此计划可以看出，此后奥地利第5集团军实际上必须单独与塞尔维亚全军作战；因为第2集团军很快就要离开，而第6集团军又要脱离南面的接触，他们一心想保持对波斯尼亚的忠诚，无心与门的内哥罗人和来自乌日采的1个半塞尔维亚师交战。战斗的相对实力就这样改变了。奥地利第8和第13军的6个师，很可能期望在德里纳河与科卢巴拉河之间或者就在科卢巴拉河后面的某地与塞军主力(实际上10个师)相遇。当然，波蒂奥雷克希望北边有第2集团军的威胁，东边有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样会使塞尔维亚人分散他们的军队。感到似乎处于绝望形势之中的普特尼克将军，只能从冒险中找寻安全。他把他的3个集团军集中部署于他的中央阵地，决心用他们的全部力量痛击包围他的国家的首次与他们交战的不论哪个仇敌。

图06、亚达尔河战役，1914年8月16—19日

Austrians，奥地利军；Belgrade，贝尔格莱德；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Fifth

Army，第5集团军；First

Army，第1集团军；Jadar，亚达尔河；Kolubara，科卢巴拉河；Krupanj，克鲁帕尼；Liuboviya，利乌博维亚；Lyeshnitsa，列什尼察；Miles，英里；Potiorek，波蒂奥雷克；Putnik，普特尼克；Save，萨沃河；Second

Army，第2集团军；Serbians，塞尔维亚军；Shabatz，沙巴茨；Sixth

Army，第6集团军；Tekerish，特凯里什；Third Army，第3集团军；to

Mitrovitsa，至米特罗维察；Ub，乌布；Uzhitse，乌日采；Uzhitse

Group，乌日采兵团；Valjevo，瓦列沃；Vishegrad，维舍格拉德；Zavlaka，扎夫拉卡；Zvornik，兹沃尔尼克；

8月12日，奥地利第5集团军开始前进，跨过兹沃尔尼克与利乌博维亚之间的德里纳河段。塞尔维亚防守部队进行了坚决抵抗，他们一边抵抗一边缓慢后撤。奥地利第2集团军的第4军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入沙巴茨。由于入侵的方向到现在才明确，普特尼克调转他的第3和第2集团军的方向，命他们在多布拉瓦河和亚达尔河后面向西前进，而他的第1集团军则跟在他们后面。到8月15日，奥地利右翼先遣部队已抵亚达尔河上的克鲁帕尼和扎夫拉卡邻近地区，其左翼则接近在沙巴茨下方注入萨瓦河的多布拉瓦河。他们的中央部队在傍晚时仍距特凯里什镇约一个小时的路程。晚上的一场暴风雨使一切军事行动都停了下来。其间，从科卢巴拉河迅速向前推进的普特尼克，命他的第2和第3集团军在萨瓦河沙巴茨以下至克鲁帕尼这一河段作好战斗准备。他把他的第1集团军作后备，以防范他深为担心的跨过沙巴茨与奥布雷诺瓦茨之间的萨瓦河的奥地利第2集团军的进攻。

8月16日，称为亚达尔河战役的战斗开始。激烈的战斗随即在长约30英里的战线上发生。两翼受波蒂奥雷克第8军挺进威胁的塞尔维亚军左翼后撤至克鲁帕尼以外。但在北边，在玉米地和小路交错的看不清楚的乡间，从沙巴茨过来的奥军的进攻被击退，并遭到沉重损失。中央奥军第8军前面的战线的命运还要糟糕。主要由捷克人组成的第21师(舒岑师)遭到重创，溃败中被逐出整个战役的关键阵地。变节和怯懦应归咎于那些厌战的士兵，他们经过长期的杂乱无序的溃退后，在德里纳河对岸重新集合时仅剩3000多人。夜幕降临时奥军中央阵地被毁，并被赶回德里纳河，奥军左翼被击退并遭重创，他们是受中央阵地惨败的连累。

就在那天晚上，康拉德同有名无实的总司令弗雷德里克大公一起，离开维也纳前往普热梅希尔，他的对俄作战总司令部设在这里。就在这里，8月17日，他得到了波蒂奥雷克的令人不愉快的消息。此时出现了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已经耽搁了这么久的第2集团军定于18日离开塞尔维亚前线。一个小时也不能浪费。可是该集团军此时离开很可能招致第5集团军的彻底失败和对塞尔维亚计划的完全垮台。从另一方面说，第2集团军的介入能赢得胜利，这场胜利可能会引来保加利亚和土耳其。16日晚间，康拉德已经同意让第二集团军沿萨瓦河显示实力，以掩盖它即将开拔的事实并牵制敌人。此时波蒂奥雷克要求第2集团军给予全力支持；几分钟后，第2集团军向总部报告，第5集团军北翼后退，它自己的第4军正朝沙巴茨前进支持他们。与此同时在加里西亚的边界的那一边，俄国军队正在大规模集结，声势浩大，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逼近了。陷入自己建造的两难境地而无所适从的康拉德，允许第2集团军为了取得成功，在认为此举有必要的情况下，让第四军开赴沙巴茨。然而当晚又收到了波蒂奥雷克的电报。他的要求与他的困难同时并增。他断言“第2集团军以微小力量介入，效果会适得其反；他们不只应该在沙巴茨，还要在下游大批渡过萨瓦河。他们在必须出发去加里西亚以前，肯定不能作消极旁观者。”第2集团军本身也发来电报问：“我们是把第4军留下呢，还是按照布置出发？”康拉德于是下令，原则上第2集团军立即出发，但同意第4军可以留下来待沙巴茨的局势得到控制时再起程。

18日、19日战争不止。奥地利第4军击退塞尔维亚军的右翼进攻，塞军退到多布拉瓦河后面。可是塞第2集团军在第1集团军一个师的增援下，在列什尼察击退奥地利第8军的余部，而他们的第3集团军在南部坚守阵地，岿然不动。此时奥地利第5集团军的处境极其险恶。它在炎热的天气和困难的环境里，在得不到强有力的炮兵掩护的情况下与一支劲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苦战，耗尽了它的力量。武器弹药和食品的补给日趋匮乏。其中央和左翼在塞军紧逼下撤退。一旦第2集团军撤退，其左翼就要暴露给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司令(弗兰克)下令该集团军全面撤至德里纳河对岸。19日晚波蒂奥雷克的报告最后说，“第5集团军在撤退，……第8军的一个师已被冲散，另一个师损失惨重。第13军完整无损。在沙巴茨的第4军与人数相同的敌军交战。结果未知。要求援助，”然后他冷漠地作了补充，“两天以后就太晚了。”康拉德和奥地利总司令部此时作了一个艰难的决策。他们决定赶紧从塞尔维亚脱身以免多受损失，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第2集团军被缠住在那里。波蒂奥雷克对这个决定提出了异议。“如果第2和第1集团军不能立刻采取攻势，以抵销第5集团军的失败的话，那末将塞尔维亚人驱逐出君主国国土的任务就将很困难。”此外，他仅有“三个师处于随时待命状态”。

现在，他运用了他在维也纳的所有影响。皇帝的军事顾问团出面干预了。站在波蒂奥雷克一边的贝希托尔德求助于外交手段和帝国在巴尔干各国中的威望。尽管弗雷德里克大公发出了呼吁，康拉德和奥地利总司令部的意见还是被皇帝否决了，皇帝赋予波蒂奥雷克独立指挥“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哥内罗作战的全部军团”的权力。他要把他们引向更深重的灾难。直到8月30日，康拉德才能解决下落不明的第4军问题。

04.

奥地利参战再次说明了所有重大的军事错误中最普通的错误。这是理论上最容易看出而行动上又最难避免的错误。有两类敌人和两类战场：指挥员的任务是挑选他能获胜的那一类。无论选择两类中哪一类战场，都要在被忽略的战场上蒙受可悲的损失。而两类都选上，则要在两个战场上都遭受损失。指挥员要切记，将最受尊重的战争原理和最朴素的生活格言用作指导。“最重要的事最先做！”“活着才有好生活。”“做什么就要做好！”“进攻时刻总是最强者！”困难与苦恼在于如何恰当地把这些简单的规则运用于各种事实。大量的充足理由不但可用于两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而且可用于毁灭它们的折中做法。但通向安全之路几乎总在于拒绝折中做法。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康拉德是如何被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理由引入歧途的。我们很快还可以看到，毛奇及其继承者法金汉也屈服于同样的压力之下。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压力对基奇纳勋爵和英国战时委员会也有影响。

在康拉德按下B方案的电钮以前，他有两种完备的军事行动可供选择。第一种是不顾塞尔维亚，集中(除阻止或仅仅推延塞尔维亚对奥地利的入侵所需的部队外)所有士兵和大炮用于他长期认真考虑的对俄国的进攻。第二种是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同时从四面八方入侵和摧毁塞尔维亚，因而很可能立即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如果说罗马尼亚还不能肯定的话——作为盟国引入战场。但是采取这种战略，就得在加里西亚取防守姿态。康拉德必须撤退，必须打阻滞战，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英里一英里地放弃帝国的领土，直到塞尔维亚被彻底打败。这两个方案中，前者场面更为宏大；但后者会战果辉煌。再者，奥地利在战争一开始打阻滞战略与施蒂芬计划也自然而然地相协调。德国人希望从动员起6周内胜利结束西线战事，然后以充裕力量调到东线。如果康拉德在那个时期能使奥军保持有生力量不被俄国打败，那他就有充分的权力指望德国给予强大支援；凭借这一援助，即使俄军跨过了喀尔巴阡山脉，一切也都能很快恢复。那时，他或许已解决了塞尔维亚问题，也许还能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争取过来。

他下了不可变更的命令，把第2集团军派往多瑙河，不使它参加加里西亚开始的几场战争，从那时起，只有后一种选择是他可以实施的，而且是正确的。让第2集团军在决定性时刻在某地战斗是他最重要的职责。该集团军不再可能及时到达加里西亚参加那里的战斗。因此，它必须在到达的车站作战，在那里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这样康拉德必须放弃对俄国采取攻势的计划，有关这一点，他有过非常多的忧虑；他必须采用拖延策略，直至法德宣战。但实际上，两者他都没有做。他在两个战场上浪费第2集团军的战斗力。这个集团军在能为波蒂奥雷克打个胜仗之前离开了他。它及时回到康拉德那里以增长他的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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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110、111页。

②考茨基，《德国关于大战爆发的文件》(德国官方文件汇编)，第1卷，文件503号；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156页。

③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113页。

④注明的日期为8月2日。

⑤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164—165页。

第09章、东线军队的集结

奥地利对俄国——同盟国之间——毛奇致康拉德——康拉德致普里特维茨——奥地利骑兵侦察——俄国的抉择——决定——俄国的努力

01.

奥地利的对俄作战计划仔细考虑了把部队集结在桑河和德涅斯特河后面以及喀尔巴阡山脉前面的加里西亚平原的可能。在这里集结军队对于直接攻入俄国领土十分合适，但万一失败的话，要受很多的威胁。奥地利军队的撤退路线，或者向南和西南通过东喀尔巴阡山脉山口或向西通过普热梅希尔和克拉科夫进入波希米亚，或者可能通过俄属波兰与西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称为“摩拉维亚之门”的狭窄走廊进入德国西里西亚。

在制定对俄作战方案中，康拉德由于决定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在开始阶段错误地作了军事调动，因而越来越该受责备。在作战方案中他指望有4个奥地利集团军支持他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在20或30天之内他对俄国人的优势会是相当大的。但B方案妨碍R方案的实施，因为只有3个集团军(最多能勉强)凑足4个来支持最有雄心的战争计划。

02.

也许由于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毛奇在8月2日把他的总的战略部署告诉了康拉德。他当然尽力用最讨人欢喜的词句说明德国对东线的贡献。东普鲁士德国第8集团军总司令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奉命箝制尽可能多的俄国军队，使他们不与奥军接触，从而减轻奥军在最初战事中的负担。“假如俄国人以大大超过东线德军的兵力过早对东普鲁士发起进攻，奥匈帝国将获得胜利，胜利越大，奥军先头部队进入俄国就越早。假如俄军不在维斯图拉河以北发动这种不成熟但占极大优势的进攻，东线德军推进的方向将使奥匈军队卸去重负。”此外由要塞守备队组成的德国战时后备军在冯·沃伊尔施的指挥下正在琴斯托霍夫的对面集结。这个军将于动员后第十二天(8月13日)朝拉多姆的方向进军，入侵俄国，毛奇最后说，“战术上应注意与奥军的左翼进行合作。因此奥地利军队在进攻俄国的战斗中，绝对可以指望在东线集结的整个德军的战术支持。向俄国进军越早，延续的时间越长，德、奥联合取得的胜利就越大。”

另一方面，康拉德继续指望并敦促实现他所相信的毛奇在战前会谈中许下的诺言，即，在他北进的同时，德国将以大军从东普鲁士向南和东南方的华沙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之间的地区猛攻，与他两面夹击。在致毛奇和普里特维茨的电报和书信中他一再提到锡德莱茨这一地名。8月3日他向毛奇宣布，他打算于8月20日以其左翼军向东和向北采取攻势；不过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希望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指挥的4个半军向锡德莱茨采取行动。”康拉德还把克拉科夫附近的库默尔将军的卫戍部队临时拼凑成军，称为“集团军群”，由1个骑兵师、摩托车兵和44个配有大炮的步兵营组成。他命令这些部队不停顿地向俄国推进，“同德军并肩作战”。沃伊尔施和库默尔指挥的这个军事行动当然只能进攻据信是几乎完全不设防的俄国领土。它只能在正规军集结时起到转移注意力的作用，不可能对事态产生严重影响。对康拉德请求德国4个半军从东普鲁士出发向南朝锡德莱茨推进这一点，毛奇完全保持缄默。他向指挥德国东部边界唯一防御部队的德国第8集团军的普里特维茨下的命令是，除非俄军取防守姿态，否则他不应进入俄国。但这点他没有告诉他的盟友。在其他问题上，这位德国参谋长还是无话不说的，他的书信，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大事记，它与这里所说的只有间接的关系。

毛奇致康拉德

1914年8月5日

“阁下保证奥匈帝国将对她的盟国绝对忠诚，把已经开始的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因此我更加确信这一点，当然，对此我也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我亲爱的同志，我不需要保证，我是宁肯怀疑上帝也不愿怀疑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忠诚的。这场斗争对我们来说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因为英国已站到凶手和俄国皮鞭那边去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进军比利时无疑是粗鲁的，但那对我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不论谁阻碍我们前进都必须承担其后果。

“我们必须在公开的战场上同法国展开斗争；我们不能在她设有防御工事的东部边界前陷入持久的阵地战，因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快速地取得胜利。为达到那个目的，我们需要列日和通过比利时的直接路线。很遗憾血还是要流，但比利时粗鲁地拒绝了我们作出的最有深远意义的全部保证。来自俄国的消息听起来是有利的。在我们的东线，他们已经慌乱地撤退到纳雷夫河的后面，看起来，他们正在撤离俄属波兰全境。

“在这一次把差不多整个欧洲都烧起来的战争中，我们可能要损失舰队，但决胜将在陆地上实现。我国人民的精神极好。每个人都知道德国的生存处于危险中、全国人民都准备为祖国献出一切。军队几乎无法为大批志愿人员找到住处。整个国家——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已作好了行动的准备。对无信义的俄国，人人义愤填膺；我们的动员进行得像钟表的机械那样精确。迄今为止，从未发生一次故障。一旦军事集结大功告成，就能开始决定下一百年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了。我能同你一道参加这次战争，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内心喜悦。

“愿上帝与你同在，我的同志！

德国参谋长补充了三条附言：首先，意大利的深重罪孽会在历史上遭到报复；其次，罗马尼亚对中欧帝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第三，土耳其很可能在今后几天里向俄国宣战。

他以愤怒的情绪写下最后一段：

“把你的全部兵力都集合起来对付俄国。意大利不可能成为进攻你的后方的痛皮狗。让保加利亚人扑向塞尔维亚，让他们一伙相互撕成碎片。现在必须只注重一个目标——俄国。把持皮鞭者推进普里佩特沼泽并让他们淹死。”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毛奇写于9日的下一封没有什么内容，只在语言上鼓励奥匈帝国跳出灭顶之灾。

毛奇致康拉德

1914年8月9日

“在此困难时刻背叛了自己盟国的意大利，如背信弃义地作出反奥地利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令人发指的，迄今为止我仍然无法相信。假如这种罪孽深重的行为——它是卑劣到顶点的行为——真的发生了，那末在我看来，对它没有任何办法，除非奥地利立即设法闭拢这只饥饿的捕食猛兽的嘴(也就是割让领土作为求和的贿路)。……

“当务之急是发动成功的对俄战争，把其余一切推迟到以后解决。”……

接着是一个严峻的通知。

“亲爱的朋友，我们自己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有4个敌人在反对我们，我们不能宽恕其中的任何一个，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我们已经求助于我们的战时后备军。我们在西线必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对我们来说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你本人知道我是多么乐意帮助你们，但现在做不到。”……

该信的结尾——俨然是对施蒂芬计划指导思想的一番激动而冗长的议论——是一篇议论文。

“今天，我们已从一个俄国骑兵旅那里拿下首座炮台。俄军的进攻非常愚蠢，到处都是被击毙的人。到处都发生骑兵旅和步兵小分队发起的分散的小攻击。我们已经抓获了500多个俘虏，给点吃的，他们就很高兴。可以完全不理会比利时人，他们不会发动进攻。他们在列日有5个旅，有坚固的战壕防护；但我们的6个治安旅只用野战军的常规武器就把该城迅速攻占了。俘虏了四五千人！唯独北部战线的要塞尚未投降，但从明天起他们将受到背后的攻击。马斯河的各渡口都已完整无损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的骑兵正在向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推进。战斗让我们流了血——不是很多——我们得到了报偿。现在我们正等着英国人。

“愿上帝与你同在，亲爱的朋友！万分感谢你助以重炮——但愿我能报答！”②

此时，康拉德直接向普里特维茨说话了。

康拉德致普里特维茨

(电报)

8月14日

“我军左翼对卢布林和霍尔姆的进攻将于8月22日开始。

“总的形势表明，德国东线军队朝锡德莱茨方向发动进攻十分重要，尽速抵达锡德莱茨十分重要。恳请回电告知东线德军司令部的意图。”③

弗莱施曼上尉(奥地利与普里特维茨的联络官)致康拉德

(电报)

8月15日上午10时

“此刻敌人正在从科夫诺、奥科塔及以南一带进攻东普鲁士。对这一今后几天还将持续的进攻行动将发起一次打击。只有在获胜后才能开始朝锡德莱茨的军事行动。德国东线军已吸引了大量敌军到它那里去，我们相信，此举可以为奥地利的攻势扫清道路。”④

这个消息令康拉德感到讨厌。他把德军向科夫诺的进军看成是对他的目的无用的“离心的”(即偏离目的的)军事行动，而且本身是错误的。

康拉德致普里特维茨

1914年8月15日

……“唯有合作，反对俄国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

“8月14日我通过弗莱施曼上尉打电报给阁下。……我重申恳求……朝锡德莱茨方向发动攻势。

“希望通过交换意见向阁下解释清楚，为什么我认为东线德军向锡德莱茨进军，对总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

在作了冗长的讲解后，康拉德继续说，

“因此在我看来，应避免俄国向柏林进军，从而保护与法国作战的德军主力的后方，同时与奥匈帝国军队合作打败共同敌人，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把保卫东普士免受俄国入侵这一责任，交给各要塞预备师和战时后备军，同时阁下指挥的主力军要开始朝锡德莱茨方向进攻，这样才能有确实保证。

“我从弗莱施曼上尉8月14日*的报告得出的印象是，阁下(与上述观点相反)现在(打击朝拉夫诺—奥利塔的入侵者)不打算开始针对锡德莱茨的军事行动。……到(那个打击)以后才会开始行动。”⑤

他以想入非非的心情建议，德军至少动用两个或三个师推进100英里，进入挤满实力不详的俄国部队的敌人领土。据判断要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人数约为自己两倍半的敌人进攻东普鲁士，因而既不愿也没有力量去冒这个风险。

按照康拉德的斯巴达式的准则，他在普热梅希尔的司令部设在一间棚屋内，以麦杆为床，用油灯照明。他需要磨练肌肤。他的第2集团军在10天以后才能到达决定性的战场，此时他寄于厚望的主要战斗已经打响。德国从北面的援助显然不会很快到来。因而他心目中两个要求德军配合的重要因素已经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坚持采取攻势吗？虽然他还是坚决主张采取攻势，他仍然在没有最后决定进攻方向的情况下离开了维也纳。他的左翼集团军还没有准备在21日前行动；到那时，也许德国军会在北部把俄军打败，到那时，就能给他援助或者至少进行佯攻来帮助他。无论如何，康拉德决心暂时不作选择。8月18日，他通知指挥第4集团军的奥芬贝格将军准备好向北、向东北或向东发动进攻。

离开维也纳前，他已向北、向东北和向东派遣了大部分奥匈帝国骑兵去侦察莫希列夫—卢茨克—卢布林总战线上从德涅斯特河至维斯图拉河的整个边界。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远非他的10个骑兵师所能完成。要搜索的边界宽250英里(从伦敦至苏格兰边界的距离)，纵深逾90英里。可利用的时间仅有4天。原以为，按照俄军的习惯，他们会以大批哥萨克骑兵为先锋。但伊万诺夫没有用骑兵屏护部队。他更喜欢用他的骑兵在他的4个集团军从他们的300英里战线向西靠拢时填补间隔。因此，奥地利的骑兵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现，直至他们在各处都遇到了俄国步兵的掩护队，俄军的火力被奥军鲜红与鲜蓝相间的制服所吸引，因此奥军遭受了沉重损失，迅速撤退了。奥地利骑兵的侦察效果毫无价值。事实证明，奥地利马鞍由于垫料过多，在8月气候下进行这种长途行军是不适用的。有这么多匹马的背部红肿疼痛，以至于很多骑兵团只能牵着马步行返回。整个骑兵师有个把星期行动不了。奥地利的飞机名义上有42架，但大多数不久便不能使用了，与同样幼稚的俄国飞机半斤八两，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

03.

图07、双方军队集结图，1914年8月

Archduke Frederick (Condrad)，弗雷德里克大公(康拉德)；Baltic

Sea，波罗的海；Baranovichi，巴拉诺维奇；Breslau，布雷斯劳；Brest，布列斯特；Bug，布格河；Carpathians，喀尔巴阡山脉；Chenstokhov，琴斯托霍夫；Cracow，克拉科夫；Czernowitz，切尔诺维茨；Danzig，但泽；Dniester，德涅斯特河；East

Prussia，东普鲁士；Eighth，第8集团军；Fifth，第5集团军；First，第1集团军；Flank；Fourth，第4集团军。Fourth，第4集团军；Galicia，加利西亚；Grand

Duke

Nicholas，尼古拉大公；Graudenz，格劳登茨；Grodno，格罗德诺；Guards，侧翼及卫戍部队；Gumbinnen，贡宾嫩；Ivangorod，伊万哥罗德；Ivanov，伊万诺夫。

1914年7月30日中午沙皇签署的总动员令，包括欧洲俄国和高加索的30个军，总计有96个步兵师和37个骑兵师(大约270万人)，加上90万特种后备军和要塞部队。从动员第13天起，各亚洲军团到来，因而总数增加到了1830个营、1250个骑兵中队和6720门大炮，总计大约500万人，这个数字中约有2/3为战斗人员。

如果奥地利和德国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话，俄国则是必须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同两个敌人作战。俄国人制定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对中欧帝国的作战动员方案。G方案，即“德国”方案，它设想德军将大量集中对俄作战。A方案，即“奥地利方案”，预期德国在东线取守势。在这两种情况下，野战军将分为由第1和第2集团军组成的西北集团军群和由第3、第5和第8集团军组成的西南集团军群。第4集团军在实施G方案时加入西北集团军群，实施A方案时加入西南集团军群。第6和第7集团军保护侧翼和从波罗的海和芬兰延伸到罗马尼亚和黑海的这条战线。在这两种选择中，俄属波兰维斯图拉河以西地区准备在战争爆发时疏散人口以确保军队从容不迫地集结。西北集团军群沿东普鲁士边界集结，西南集团军群沿奥地利加里西亚边界集结。

这些基本安排在两个方案中都是一样的。如果德国开始时就在东线以主力采取攻势，则俄军两个集团军群便都朝在普里佩特沼泽后面的南北延伸穿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一条线撤退，放弃整个波兰、华沙和维斯图拉河和纳雷夫河的全部堡垒群。如果有必要将再次使用1812年莫斯科战役的战略：俄国战线将进一步后撤，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时间，等待三、四周或更长时间，等亚洲军队(5.5个西伯利亚军和2个突厥斯坦军)的到来和整个帝国兵力和资源的完全集结，然后再努力进行决定性的反击。这就是“德国”方案的内涵。另一方面，如果德国在东线取守势，那末俄国两个集团军群都立即进攻，西北集团军群攻入东普鲁上，西南集团军群攻入加里西亚，征服这两个堡垒，并为这两个集团军群在华沙以东重新集合和向德国中心联合进军作好准备。

04.

沙皇的叔父尼古拉大公一宣战就担任了全俄抗击德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到8月6日，俄军总司令部——或称斯塔夫卡——确切了解到，德军主力，包括从波美拉尼亚、波森、东西里西亚起的东部边界的那些部队在内，都上火车开赴法国前线了。“德国方案”设想的情况没有发生，预期的A方案就要付诸实施。因此，第4集团军与面对加里西亚的西南集团军群的3个集团军会合到一起。所有这些初步的军事行动全都经过缜密的协调，一个最简单的命令就能使全部军队行动起来。

但现在承受着德国几乎全部力量的法国开始大声求援。按照法、俄之间1911年以来协商一致的安排，如果德国把她的主力投入西线，俄国从一开始就要勇猛地杀入德国，以减轻德国对法国的压力。现在这个情况显然发生了，法国政府提出比战前协议更进一步的要求，敦促俄国直接向德国进军。这个行动需要将事先仔细制订的计划作重大的变更。此外，尼古拉大公虽然决没有高估奥地利军队的实力，但也并没有准备越过奥军进军德国，他让奥军留在他左翼的后面而不予消灭——至少暂时不予消灭。为表示俄国对于处在危险之中的盟友的好意与真诚，他下令在8月7日与10日之间在伊万哥罗德和华沙后面再组成第9、第10两个集团军，以德国托伦、波森和布雷斯劳的边境为其最终目标。此外，为了加快这些集团军的组建和进军，俄军总司令部决定跳过几个准备阶段，设计一种“提前动员”的形式，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赢得宝贵的八九天时间。各国陆军部都预期，从8月19日起，西线的主要战争将全面展开，历史将承认，沙皇及其将军们在同一时间里为了以最大力量实施进攻而作了极其忠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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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193—195页。

②同上书，第4卷，第203—204页。

③同上书，第4卷，第388—389页。

④同上书，第4卷，第390页。

*前文写的是15日上午10时。——译者

⑤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391、393页。

第10章、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战争

在加利西亚的集团军——俄军的挺进——伊万诺夫的集团军——克拉希尼克战役——奥军的优势——俄军被打败——伊万诺夫的反措施——科马鲁夫战役——普列韦的转轮——战役的发展——奥军的灾难——双重包围——苏维埃官方史

01.

最概略地说，声势浩大而且具有综合特点的伦贝格战役，是8月23日至9月12日3周期间，奥地利3个集团军对俄国4个集团军，在维斯图拉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沿着面朝东北的一条长20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的一个战役。自9月初以后，双方都有一个集团军加入。一开始，北部的2个奥地利集团军打败了与其相对抗的2个俄国集团军。南部2个向东朝伦贝格推进的俄国集团军又夺走了奥军的胜利，俄军在奥军召回此前被错误地派赴塞尔维亚的另一个集团军之前，打败了奥地利的第3集团军。就这样，整个奥地利战线被迫后退150英里，只能在维斯沃卡河后面整顿改组。这个惊人的军事事件包括各个集团军之间展开的7个分隔的殊死战役，每一个战役都持续几天，相互间产生影响。奥方参加战斗的有648个营，俄方为720个营，双方死伤的人数总计为50万至60万人。对这个惊心动魄的插曲现在必须作一番描写。

到8月20日，奥地利3个集团军，即丹克尔(第一)集团军、奥芬贝格(第四)集团军和布鲁德曼(第三)集团军，已部署完毕，由得到德国沃伊尔施军支持的库默尔的“集团军群”掩护其左翼，由克费斯“集团军群”掩护其右翼。康拉德预期俄国主力会出现于波兰卢布林与霍尔姆之间，因而低估了来自东方的对伦贝格发起猛烈攻击的可能性。他那固执老旧的先入为主的想法是，只要向北攻入波兰，他就可以打散和切断集结在波兰突出部的大量俄军。他依旧满怀希望，认为德军会从东普鲁士向南移动与他会合。他觉得不管冒什么风险都必须设法预先阻止俄国力量的全面扩充。他认为形势是严峻的。

“在塞尔维亚的进攻失败，预定对付俄国的第2集团军的相当大一部分也卷入其中；在东普鲁士，德军在撤退；向锡德莱茨进军已无指望；罗马尼亚疏远了，它对东冀的干预不会发生；因此处于该冀的俄军没有任何压力；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消极等待；意大利可能成为仇敌；在维也纳，幕后势力在起煽动作用，反对奥匈帝国总司令部；在我们面前，俄国在积聚优势兵力，要打一个歼灭战。

“不过我还是坚持要在北部采取主动，因为那里的敌人必须被扭住，这样他就不会干扰对法国的胜利进军了，这样德国东线部队就不会孤立地受迎面打击了、最后，这样不会给俄国时间来集结其数量占充分优势的兵力。”①

因此，22日他命令此时驻屯在塔内夫河谷森林和沼泽以南的丹克尔向北朝卢布林方向推进，跨过塔内夫河并占领河对岸的高地。他下令在丹克尔右边的奥芬贝格于一天后朝霍尔姆方向前进。他下令布鲁德曼陈兵于伦贝格前面，以掩护这些调动不受来自东方的任何干扰。康拉德预料——而月.事情不出其所料——全部3个集团军都要在26日与敌军遭遇。他没有感到有来自东边的直接危险；他希望在北部找到他的牺牲品。现在万事俱备；他再也不能等了。怀着由宿命论心态遮盖的种种僵化的忧虑和反省，他发出了信号。那末前进吧！帝国和皇家军队奔过广阔起伏的大地，他们鲜艳的制服在八月的阳光下生辉，他们中来自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忠诚程度的战士被战争的纪律和机制缚在一起，紧紧地裹在了战争的巨大动力里。

02.

俄国西南战线由伊万诺夫将军指挥。萨尔扎(第4)、普列维(第5)、鲁斯基(第3)和勃鲁西洛夫(第8)4个集团军从北到南依次沿从伊万哥罗德至罗马尼亚的加里西亚边界部署。合计近120万人。俄国的高层战略有敏锐的洞察力。俄军总司令部精确地意识到了来自波兰突出部的两边攻击的危险。伊万诺夫将军对奥地利作战计划的基础是，不从北而是从东发起大规模进攻。在卢茨克、杜布诺和普罗斯库罗夫地区集合的勃鲁西诺夫(第8)和鲁斯基(第3)两个集团军的8个军，准备向西进军，跨过东加里西亚边界。其右翼到达伦贝格，其左翼到达德涅斯特河。跨过东加里西亚边界。这次迳直的入侵从8月18/19日开始，22日跨过边界，预计会引起奥军在伦贝格附近集合其主力并在那里面东作战。同时，普列维集团军的4个军正在西北约60英里的霍尔姆向南集中。该集团军要在22日前后离开其集中区，等伦贝格战役打响时准时袭击奥军北翼。驻扎地点更西，在霍尔姆与维斯图拉河之间的萨尔扎集团军的3个军在第5集团军向桑河一线及以远进军的同时向南移动。这样一来，萨尔扎集团军就随时可以切断敌人向西往普热梅希尔和克拉科夫撤退的路线。敌人跨越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脉向南撤退的路线则由勃鲁西诺夫在左侧或南侧予以截阻。总之，伊万诺夫期望康拉德向东入侵俄国，这样他将很快面对面地遭遇前来阻击他的鲁斯基和勃鲁西洛夫的两个集团军。同时萨尔扎和普列韦的两个集团军会逐渐从北迂回，从其左侧和后方攻击前进的奥军。

正如我们所知，敌我双方司令官都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计划。事实上，他们假设的每一件事都与事实正好相反。俄军右翼对准康拉德的左翼，希望能碰上奥军主攻部队，而康拉德的右翼很快就被俄军左翼两个集团军的进攻所压倒了。

03.克拉希尼克战役

伊万诺夫将军没有打算在萨尔扎的俄国第4集团军完成动员和所有运输工具到达之前，就让它离开其在卢布林附近的集中地区。大公相信在伦贝格附近的奥军主力将向东推进，他不希望萨尔扎遭遇任何劲敌的严重对抗，因为只有这样剩余的运输工具和刚赶来的后续人员才能够赶上行进中的军队。因此他反对伊万诺夫的判断，命令萨尔扎部跨过桑河到达普热梅希尔以西的位置，在这里他可以截断奥军向西通过克拉科夫走廊的任何退路。22日下午，萨尔扎部到达维兹尼察河一线。虽然萨尔扎的几个后备师还没有一个人赶到，但他的集团军在23日拂晓恢复了向南进军，其先头警卫部队很快就到达丹克尔所率的奥军已经辛苦地爬上的能俯视塔内夫河谷的同一高地。奥地利第1集团军与俄国第4集团军发生了面对面的直接冲突，这样就开始了克拉希尼克战役。接触线近于东西向。这里是一个开阔地带，双方部队都急欲交战。长久的和平时期贮存的弹药很多，步兵交锋相距1200或1500码，部队在地面的高处展开遭遇战，那里没有战壕，俄奥大部分将军预料大战开始时会发生的那样的战争。

当奥地利中央和左翼部队抵达高地时，他们遭遇了俄国右翼的第14军的先头部队。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谁也不占明显优势。但下午奥军左翼(第1军)参战：由于奥军数量占优势，俄国第14军被击败，退至克拉希尼克，受它撤退的连累，第13骑兵师退到克拉希尼克与维斯图拉河之间。与此同时，奥军右翼第10军已经达到目的地，没有遇到在他们前面的敌军，因为奥军停在距北去的俄军三、四英里处的波尔河河谷过夜了。这些就是第1天的情况。

24日两军重新开战。萨尔扎将军坚决执行他尽可能迅速地穿过桑河一线的命令，命令他的中央和左翼军，即尚未参战的第16军和掷弹军猛攻塔内夫河以北的高地。在这里他们与丹克尔的第5和第10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同时奥军左翼继续进攻俄军第14军，双方整个部队就这样激战。夜色降临，由于奥军数量上占优势——144个营对104个营——俄军不得不后退，夜色下，俄军仍顽强地坚守克拉希尼克附近的高地，但已被击退了3英里左右。

善于指挥战斗的丹克尔将军知道如何利用其第一军胜利的声势，并牢记迫使敌军东撤的重要意图，因而命令其右翼和中央各军在25日坚守阵地，其左翼则继续前进，跨过维兹尼察河，然后折向东边，向在克拉希尼克以东进行抵抗的俄军侧面和后方发起进攻。在这种压力和包围的威胁之下，俄军第14军终于后退，而奥军进一步向东挺进，迫使俄军第16军及掷弹军撤退至4英里之后的新防线。至此这场艰苦战斗的战役的胜利已归于奥军。他们包抄了俄军右翼，在正面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把对方赶回了至少7英里。双方军队各有近20万人，作战已有3整天，战士们晚间都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伤亡惨重，死伤至少达4万人，6000多俄国人被俘，28门大炮被缴获。

图08、克拉希尼克战役，1914年8月23—25日

Bistritsa，比斯特里察河；Dankl(First)，丹克尔(第1集团军)；Fifth Army，第5集团军；Fourth

Army，第4集团军；from Ninth

Army，自第9集团军；Grenadiers，掷弹军；Krasnik，克拉希尼克；Lublin，卢布林；Miles，英里；Nisko，尼斯科；Por，波尔河；Salza(Fourth

Army)，萨尔扎(第4集团军)；San，桑河；Sandomierz，桑多梅日；Tanev，塔内夫河；Tanev

Forest，塔内夫森林；Vistula，维斯图拉河；Wieprz，维普日河；Wyznitsa，维兹尼察河。

在克拉尼希克重大失利的消息引起了俄军总司令部的疑惑。虽然俄军的战略部署要好得多，但大公及其参谋们对形势的估计与康拉德一样，完全是错误的。无论是大公还是伊万诺夫将军，都不信敌人仍不知道或无视俄军进攻主力跨过东加里西亚边界朝伦贝格前进这一事实。俄国的两个司令部都认为，第4集团军只是遭遇了一支孤立的兵力不详的奥地利部队，该部队是被指定保护面向东方的一条奥军主要战线北翼的。他们相信，至少有2个、可能有3个奥地利集团军部署于伦贝格附近，甚或正向前挺进以截击鲁斯基和勃鲁西洛夫所率的两个集团军。因此不可能有剩余力量用于支援占领了克拉希尼克的奥军。因此他们决定包围和击溃该军。为攻入德国而在伊万哥罗德新组建的俄国第9集团军，受命派其第18军向南增援第4集团军的右翼并包抄丹克尔集团军的左翼。俄国普列韦第5集团军就在第4集团军左边，受命对第4集团军前面意想不到的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进行向右旋转的包围。克拉希尼克失败的罪责落在了萨尔扎将军头上。他在参战前没有侦察塔内夫河谷的林地；他在内部通信联络上安排失当；他没有利用维斯图拉河保护其右翼。在遭失败后列举这一类的错误总是容易的，但情况很有可能是，尼古拉大公本人在其第4集团军尚未完成集中时，就过分仓促地派它出战，因而他们是与人数明显占有优势的敌人作战，这点在该集团军遭遇的不幸中所起的作用，至少与其倒霉的司令官的错误战术一样大。因此，25日晚，该集团军司令萨尔扎将军的职务由叶瓦尔什将军取代。

丹克尔在克拉希尼克获胜的消息激励了康拉德已经很大胆很乐观的性情。

他写道，“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开端，不过我很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很多重大决策尚待作出。……基本思想是在布格河与维斯图拉河之间发动攻势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击退从东边和东北方威胁伦贝格的攻击，但也要防止布罗迪方向的俄军转过来进攻我第4集团军，它是我寄望打决定性胜仗的集团军”②

奥芬贝格将军指挥的奥第4集团军，现在几乎与丹克尔集团军的右翼联成一排，而它次日的介入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获胜心切的康拉德在25日晚从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指挥下的已经被削弱的第3集团军抽调了3个师，以支援、延长和保护奥芬贝格的右翼。他对从东边来的俄军对伦贝格的迫在眉睫的进攻依然没有多加费心。他把据报有小股部队跨过东加里西亚边境一事看成“短暂的插曲”。布鲁德曼将军与他持同样的观点，25日他建议对接近兹沃佐夫的北部俄军发起进攻和包围。经康拉德同意，布鲁德曼命令人数已减少了的第3集团军，会同克费斯的“集团军群”大部，于26日向北和向东进军。德涅斯特河有两条平行的支流，分别叫作格尼拉—利帕和兹沃塔—利帕。布鲁德曼命令他的全部可动用的兵力前进跨过前一支流，而后在后一支流与俄军作战。奥第2集团军此时才刚刚抵达南部的斯坦尼斯劳附近。这样，我们看到，奥第3集团军这支丹克尔和奥芬贝格的整个右翼和交通线的唯一防御力量，不但拨出其1/4的兵力援助北部的战役，而且充满热忱和信心地向北、向东推进，去迎击一支他们的首领认为是较弱的敌军。而此时，鲁斯基和勃鲁西洛夫指挥的两个集团军共8个，军包含336个营、264个骑兵中队和1214门炮，正在以1天大约8英里的速度在一条80英里长的战线上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滚滚向前。他们的纵队也将于26日到达兹沃塔—利帕。在适当收缩和全面部署时，他们的力量是布鲁德曼集团军的2.5倍还多。

因此从26日起，两个独立的新战役开始，同时在相距大约30英里的两个战场猛烈进行，两个战役不断相互影响。战斗的规模是上次的3倍，整个奥地利战线都处于战斗中。

04.科马鲁夫战役

在北部，交战双方都投入了一个全新的集团来军参加战斗。克拉希尼克战役仍在继续，在其右侧，科马鲁夫战役又打响了。战争的开始引人注目。普列韦的第5集团军执行大公的命令，像一扇门在它的铰链上向右运转一般，去打击丹克尔部的右翼和后方，但此时他把他自己的侧翼暴露给了奥地利第4集团军，而奥芬贝格正指挥该集团军接近丹克尔的右翼。奥芬贝格相信只有3个俄国师在他的前面，敌军主力至少还在1天的路程之外。普列韦不知道有奥军劲敌正在逼近他。奥芬贝格则决定立即进攻，把他的3个军(第6、第9和第2)排成一行与丹克尔部相接触，其中央部队对准科马鲁夫，其左翼对准扎莫希奇。

图09、普列韦的转轮

Archduke

Joseph约瑟夫大公；Auffenberg，奥芬贝格；Bug，布格河；Dankl，丹克尔；Ewarth，叶瓦尔什；Gr.，掷弹军；Ivangorod，伊万哥罗德；Kholm，霍尔姆；Komarov，科马鲁夫；Kovel，科韦尔；Krasnik，克拉希尼克；Lemberg，伦贝格；Lublin，卢布林；Miles，英里；Plehve，普列韦；Rava

Russka，拉瓦鲁斯卡；Ruzski，鲁斯基；San，桑河；Wieprz，维普日河；Zamosc，扎莫希奇。

图10、科马鲁夫战役·开始阶段，1914年8月26—27日。

Archduke

Joseph约瑟夫大公；Auffenberg，奥芬贝格；Bug，布格河；Dankl，丹克尔；Huczwa，胡齐瓦河；Komarov，科马鲁夫；Miles，英里；Plehve，普列韦；Rava

Russka，拉瓦鲁斯卡；Sokal，索卡利河；Solokila，索洛基亚河；Tomaszov，托马舒夫；Uhnov，乌赫诺夫；Wieprz，维普日河；Zamosc，扎莫希奇。

奥芬贝格前进中的各个师几乎立即就与向西前进的普列韦集团军的左翼的警卫部队交上了火。奥地利骑兵师不久即与向胡奇瓦河西进的俄国第5军发生了接触。奥骑兵战士下马厮杀，迫使俄军疏散开；但是事情总是这样，骑兵用的马枪远不敌步兵用的来复枪，因此在午前骑兵就招架不住撤离战场。奥芬贝格各军一个接一个地与跨越其战线向前推进的俄军交战，迫使他们回头并在完全未预见到的条件下作战。在托马舒夫—扎莫希奇公路以西，采取密集队形的奥军4个师截住了行军途中的俄国第25军，在扎莫希奇南方和西南方树林中进行了激烈战斗后，迫使他们撤回到城墙内。至26日晚，奥第4集团军两翼就这样处在了其中央部队的前面，相即5至10英里，奥芬贝格满怀包围敌军的希望，他们估计敌军只有3或4个师。普列韦的情报同样有误，于是他命令他的4个军继续向西回旋进攻丹克尔。27日的战况是一场混战和一系列时断时续的冲突。作战双方都感到敌人在各方面都比预料的强得多。奥军的进攻因其骑兵的不幸或处置失当而受到损害。拂晓前，俄国一支哥萨克骑兵分队闯进乌赫诺夫奥军骑兵师没有警戒部队防卫的露营地，引起了一阵恐慌，恐慌中该骑兵师逃跑了10英里才重新集合。奥军第6骑兵师，受这场恐慌的影响，也向纳罗尔后退了6英里。跨过胡奇瓦河前进的奥第6军开始向西北方向作包围运动，也指望这些骑兵保护其右翼。他们现在遭到来自这个地区的强大俄军的进攻，已无法再向前推进了。经过在中心地区的长时间战斗，奥地利第2军攻占扎莫希奇村及其附近的高地。

尽管奥军对普列韦将军的左翼猛攻，28日普列韦仍坚持原来的意图，向西挺进，攻击丹克尔右翼；因占领扎莫希奇而欢欣鼓舞的奥芬贝格，正在实施其包围行动。但此时在奥芬贝格所部的右翼顶点，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率领的3个师已到达战场。他们因一个命令和一个撤消原命令的命令，在27日耽搁了一整天，这一耽搁的重要性我们过一会儿就明白了。他们将于28日在第6军右翼以压倒性力量投入战斗，希望完成包围。同时，这两个奥地利集团军的余部将全都在各自的战线上与俄军交战。

图11、科马鲁夫战役·包围，1914年8月29—30日

Archduke Joseph，约瑟夫大公；Archduke

Peter，彼得大公；Auffenberg，奥芬贝格；Bug，布格河；Dankl，丹克尔；Dub，杜布；Ewarth，叶瓦尔什；Huczwa，胡齐瓦河；Komarov，科马鲁夫；Krasnostav，克拉斯诺斯塔夫；Laszczov，瓦什丘夫；Miles，英里；Narol，纳罗尔；Plehve，普列韦；Por，波尔河；Sokal，索卡利河；Solokia，索洛荃亚河；Tomaszov，托马舒夫；Uhnov，乌赫诺夫；Wieprz，维普日河；Zamosc，扎莫希奇。

图12、双方军队在伦贝格前的集结，1914年8月

1 Don Coss，第1顿河哥萨克骑兵师；2 Com，第2司令部；3 Don

Coss，第3顿河哥萨克骑兵师；Bug，布格河；Carpathians，喀尔巴阡山脉；Cracow，克拉科夫；Czernowitz，切尔诺维茨；Dniester，德涅斯特河；Dubno，杜布诺；Dukla

Pass，杜克拉山口；Eighth Army(Brusilov)，第8集团军(勃鲁西洛夫)；Fifth

Army(Plehve)，第5集团军(普列韦)；First

Army(Dankl)，第1集团军(丹克尔)；Forming，正在组建；Fourth

Army(Auffenberg)，第4集团军(奥芬贝格)；Fourth

Army(Salza)，第4集团军(萨尔扎)；Gorlice，戈尔利采；Grenr.，掷弹军；Halicz，哈利奇；Kholm，霍尔姆；Kolomea，科洛米亚；Komarov，科马鲁夫；Krasnik，克拉希尼克；Kummer

Army Group，库默尔集团军群；K&ouml;vess Army

Group，克费斯集团军群；Lemberg，伦贝格；Lipa，格尼拉—利帕；Lublin，卢布林；Lupkow

Pass，卢普科夫山口；Lutsk，卢茨克；Miles，英里；Mohilev，莫希莱夫；Neu

Sandez，新桑德兹；Pilitsa，皮利察河；Prezemysl，普热梅希尔；Proskurov，普罗斯库罗夫；Pruth，普鲁特河；Radom，拉多姆；Rava

Russka，拉瓦鲁斯卡；Russia，俄国；San，桑河；Second Army(Bhm

Ermolli)，第2集团军(伯姆·埃莫利)；Tanev，塔内夫河；Tarnopol，塔诺波尔；Tarnow，塔尔努夫；Third

Army(Brudermann)，第3集团军(布鲁德曼)；Third Army(Ruzski)，第3集团军(鲁斯基)；Two

Corps from Serbia，两个军自塞尔维亚；Uzsok

Pass，乌兹索克山口；Vistula，维斯图拉河；Zl..Lipa，兹沃塔—利帕河；Zloczov，兹沃佐夫

8月28日奥军的灾难开始了。仍然没有得到骑兵保护的第6军右翼师(第15师)受命在晚间撤退至胡奇瓦河南岸，等到约瑟夫大公的3个师的先头部队在晚些时候到达后，便加入他们的行列。第15师在午夜刚过不久再次跨过多沼泽的河谷，进入并穿过已深入至此的俄国第5军的警戒线。俄军等候着，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该师的主体拥上跨越该沼泽的一段长长的由污泥堆积而成的堤道。此时，密集的毁灭性的炮火从四面八方朝他们袭来。该师顷刻之间陷入极端混乱之中。师长自杀，伤亡四、五千人，幸存者向西逃亡，俄军俘获4000人和20门大炮。该师被歼引起了恐慌，左边的奥军第27师立即面向东方部署。黑暗中恐慌传遍了中央的第9军的第26师。这样，奥芬贝格所部的中央和右翼的整个攻击都被打乱了，混乱延迟至下午很晚的时候。

但与此同时，大公的3个师正在向索洛基亚河靠近，他们从一个如此危险的角度进军效果不错。上午他们突然攻击普列韦左翼军(第17军)第61师的侧翼和后方，当时该师还在向西前进。该师在混乱中越过田野向北逃窜，有很多俘虏和40门大炮落在大公的手中。可是大公的中心部分在渡河之后不久就被俄军的重炮炮火阻挡，在乌赫诺夫渡河的左翼，没有等待大炮来到就匆忙向前赶路，但被俄国步兵阻止住了。此时，奥芬贝格将军投入了他留作预备队的一个师，该师一直战斗至晚上，然后在乌赫诺夫以西渡过索洛基亚河，迫使俄第5军左翼警卫队退回到瓦什丘夫附近的主力部队中。

奥芬贝格将军的包围运动现在达到了顶点。俄国第17、第5和第19三个军落入了他努力围绕瓦什丘夫—托马舒夫—扎莫希奇战区布下的罗网中。两个奥地利集团军于29日重新开始战斗。大公的几个师顺左手向西朝着胡奇瓦河曲折前进，第17、第5两个军把敌人困在该河与托马舒夫之间。第19军继续向科马鲁夫进攻，而第2军从扎莫希奇向东曲折地趋向杜布以北。同时丹克尔压向前方的叶瓦尔什部队。

至此，奥地利在北部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苏维埃时期所写的俄国官方史说，“人们无法断言，他们想要做的是全面进攻，还是鲁莽尝试，竭力以速度弥补明显数量不足。这种急躁性和这种突然猛烈推进的思想使我们的第4和第5集团军慌乱不堪，他们本来行动缓慢，时间拖得很长，他们的作风决没有打遭遇战的准备。”③

这里的战斗将接近高潮，但我们现在必须转而叙述伦贝格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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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467页。

②同上书，第4卷，第507—508页。

③沙普伊利，《世界大战Chapouilly》(Chapouilly，La Grand Guerre)(见俄国官方史Russian

official History)，第133页。

第11章、伦贝格之战

向兹洛塔—利帕河挺进——撤退中的奥第3集团军——第3集团军的溃败——在康拉德司令部——康拉德的信——奥芬贝格的机会——普列韦的逃脱——从伦贝格撤退——康拉德的下一步计划——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焦虑——局势的澄清——康拉德的最后拼搏——最后阶段——奥军总退却

01.格尼拉—利帕河之战

格尼拉—利帕河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6日。奥地利3个军(第12、第3和第11军)满怀希望地向兹洛塔—利帕河挺进，指望打垮俄军劣势兵力的先头部队。但是俄军不但处于压倒优势，并且正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进；他们期望随时与奥军主力部队接战，因此各路纵队的先头部队皆已有坚实的部署。奥军的进攻均告失败。在进攻是战争的唯一形式这一教条的影响下，奥军各师全都发动进攻，但往往会彼此失去联系，而且毫无炮火准备。他们处处被击退；奥第3集团军之大部不但被打败，而且被打得惊慌失措。俄军的战线时刻在增强，兵力占压倒优势并覆盖了奥军的战线。在两军的碰撞中，俄军攻势更为强大，处于优势。至夜幕降临时，奥第3集团军撤退，它的两个整师溃不成军，在混乱和恐慌中被赶到离战场25英里的伦贝格才得以重新集结。大量溃退的奥军当夜通宵达旦如潮水般涌进伦贝格。翌日晨，奥军最高指挥部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第3集团军经受了一次无情的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指挥部连连接报：该地区俄军各路纵队的军力远远超出想象，它们齐头并进，到达兹洛塔—利帕河全线。27日上午8时，康拉德命令第3集团军全部撤退到伦贝格防线的前面。他还命令正深深卷入科马鲁夫战役的奥芬贝格调回约瑟夫大公所辖的二个师，向其右翼靠拢。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都是正确的。然而，来自第3集团军令人稍安的报告，导致康拉德批准他们留在格尼拉—利帕河前线；在奥芬贝格坚持下，康拉德准许约瑟夫大公继续向北方会战的侧翼进军。

图13、格尼拉—利帕河之战，1914年8月26—30日

Archduke Joseph(3 Divs)，约瑟夫大公(3个师)；Bialy，白河；Brudermann (Third

Army)，布鲁德曼(第3集团军)；Brusilov (Eighth

Army)，勃鲁西洛夫(第8集团军)；Brzezany，布热扎内；Dniester，德涅斯特河；Gnila-Lipa，格尼拉—利帕河；Halicz，哈利茨；K&ouml;vcss

(Second Army，Part)，克赛斯(第2集团军一部)；Lemberg，伦贝格；Miles，英里；Ruzski(Third

Army)，鲁斯基(第3集团军)；Suirz，苏伊尔兹河；Zlota-Lipa，兹沃塔—利帕河；Zlozov，兹沃佐夫。

实际上，奥第3集团军人数处于劣势，几乎只有俄军的三分之一。俄军沿格尼拉—利帕河部署了292个营、162个骑兵中队和750门大炮，奥军仅为115个营、91个骑兵中队和376门大炮。但是切切不可忘记：伊万诺夫将军推测，他即将与奥军的主力相遇，因而认为到日前为止还只碰上了他们的先头部队。他认为自己左翼的前面已经感到了敌人的压力。在像加利西亚那样道路稀少的乡间，这些长达25和30英里纵队的大军在适合通行的道路上运动。因此军队的后半尾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与战斗的前线相距两天的行程。迄今为止，俄军仅以其强大的前卫打胜仗。现在他们必须为最大规模的会战作好准备。因此他们停止前进两日，以便各纵队前后靠紧并进行部署。在这两天内，奥第3集团军设法沿格尼拉—利帕河摆好了战斗的阵势。

有人说，如果俄军在28日和29日即发动突击，他们本可以凭巨大优势彻底击溃奥第3集团军。俄国大公全神贯注于科马鲁夫战役中普列韦所部军队的阵地，他比伊万诺夫更准确地判断出伦贝格前沿奥军的实力，所以他命令伊万诺夫取消他停止前进实施部署的命令，并立即督促他的部队向伦贝格及其守敌前进。这些命令必须服从。然而超过48小时之后俄军才重新向前运动。俄国大公的命令既对又错。西南战线总司令及其强有力的参谋部不想被上级催促着陷入一场灾难。所以他们表面上服从，但尽力拖延时间，直到他们部署完成。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次格尼拉—利帕河之战，或通常所称的第二次伦贝格战役；该战役始于8月30日。

当俄军重新向前推进时，其势锐不可挡。勃鲁西洛夫的大炮自30日天明起轰击奥军阵地；大约上午10时，俄国步兵以压倒力量猛攻并突破了奥第12军的整个防线。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的敌军溃退7英里之后企图重新布阵，但无济无事；俄军一支骑兵师的进攻迫使他们再次逃窜。整个前线都出现了相似的情景。所有通往后方伦贝格的道路人声鼎沸，挤满了惶惶如漏网之鱼的逃军、大炮及各式各样的车辆，夹杂着逃难的百姓。

至日暮时，奥第3集团似乎已经土崩瓦解。它在溃败中逃离战场，奔窜了18英里之后才告停止。自此以后，只要听到有人惊叫“哥萨克来了”，就足以使其各团各旅陷入混乱。所有这些粗暴的侮蔑性的话语皆摘自奥地利官方史料。

在这些腥风血雨的战场上，双方至少有7个集团军、200万人进行了历时一周的殊死搏斗。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些战场，去看看康拉德在普热梅希尔的凄凉的指挥部中的情况，他同样痛苦不堪。自26日上午起，在北方和东方地平线外，有两大会战一直在雷鸣电闪般地进行。康拉德对北方战场的希望逐渐使得他对东方的焦虑增大到可怕的程度。这位性情暴躁的司令官处在两大战场的相对压力之间，痛苦异常，一方面是胜利的指望，另一方面是毁灭的威胁。26日第3集团军失败的最早冲击，导致他于27日中止了约瑟夫大公所部的3个师的向北调动。但后来的报告表明：布鲁德曼已经设法将部队沿格尼拉—利帕河重新部署。俄军并未追击。所以康拉德准许大公继续前进，他本人则立即投入科马鲁夫战役。与此同时，第3集团军的糟糕状况和大批俄军明显地靠拢以发动决定性攻击的态势已显而易见。鲁斯基和勃鲁西洛夫距伦贝格只有一天的行程，离在北方作战的两支奥军的交通线也只有三日的行程。康拉德就像是要伸手去抓崩溃在即的堤坝后面的战利品。28日他再次要求调回大公的那几个师；但是奥芬贝格此时眼见自己所希望的决定性胜利已有把握，因而据理力争，最后康拉德再次作出让步。逃避责任的第2集团军此时正向南集结。康拉德决定去冒更大的险。在俄军动员后第20天至第30天间的10天里，康拉德曾指望取得重大胜利。现在8天已经过去了。俄军已扩充完毕，其数量上的压倒优势日益对奥军不利。康拉德修书一封，请博尔弗拉斯转呈皇上御览；此信颇多自我展示，充满兴味，值得我们打断对战争的叙述。

8月27日

“在我一生中最严峻的时刻，我收到了您24日和25日对我过于赞誉的信。我赶紧复函，仅想补充指出，就在我写信之际，会战正在进行，此战将决定我君主国的命运……

“关于我们的胜利与德军胜利的相比，没有许多话可说，这主要是因为德军胜利的取得是以牺牲我军为代价的；因为德国组建的100个师中，只有9个正规师和3个后备师拨给东线战区，其余全都派往西线。于是俄军的巨大压力就落在了我们的身上，此外，我们还要对塞尔维亚和黑山作战。罗马尼亚一直指望对俄国作战，但我们未得到罗马尼亚的援助。此外，由于意大利的背叛，德国不但未将承诺的5个后备师派往东线，反而派到了西线。

“我与导致这一结果的政策毫无干系(我无能为力)。因为预见到现已出现的事态，我于1909年和1912年两次建议过应该采取的行动方针，但都没有效果。这是命运之神的可怕的变幻，以至于我现在不得不承担那次疏忽造成的后果。

“随信寄上一份由波蒂奥雷克所写的报告抄件，它真实地描绘了在塞尔维亚失败的情景。一个完整的步兵师居然作鸟兽散，放弃了他们的大炮和物资，这是出乎意抖之外的，我军在任何其他地方无不和德军一样英勇作战，只不过德军交战的对手不是俄军，而是法国人。”*

在如此引人注目地展示了自己的价值之后，康拉德继续写道：

“第4军调往北方是我们迫切需要之举；当我们知道俄国除了她的第一线各师之外，从现在起还将把各后备师也调往战场时，上述需要就显得更为迫切。我部队今天已经和这些军队交战。现在正是我们采取进攻的时候，否则我们将受到压倒优势之敌的攻击，因此必须赶在第4军到来之前进行冒险。此外，敌人正从四面八方逼近，因此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可以拖延。

“8月23日、24日和25日以在克拉希尼克的胜利战斗开始的进攻，今天已导致一场会战。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俄军优势炮火的轰击所致的损失。这场巨人之战结果如何，掌握在命运之神的手里。我们深信，我们已经就我们的良知所及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对此，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多谢您好意垂询我的儿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①

现在，康拉德受到的两股压力在加重。奥芬贝格即将包围普列韦军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希望和前景，与第3集团军30日遭受的惨败形成了对比。这场折磨向我们展示了康拉德意志力的份量。他决心确保奥芬贝格有两天多的时间以取得胜利，他决心忍受东线与时俱增的危险。这是他作出的最重大的决策，这一决策没有失败。俄军在推进，但前进得缓慢而小心翼翼。他们耗时两天推进18英里，该区域是奥军在30日匆匆放弃的。到9月1日俄军才与奥军在伦贝格前面的新防线接触。新防线系由溃败之师的散兵游勇和精疲力尽、神经崩溃的军队在混乱中建成的，所以形同虚设。然而在敌人方面看来，它是条严阵以待的战线。奥芬贝格所要求的那两天时间已经给了他。我们来考察一下他是如何利用这宝贵的两天时间的。

8月31日是奥芬贝格的极重要的一天。自26日起他一直向普列韦军两翼且战且进，现在该军已被三面包围。30日，丹克尔率部向卢布林紧逼，攻克了克拉斯诺斯塔夫，这样形成了可能会切断叶瓦尔什与普列韦的联系的威胁。普列韦的阵地十分危急。他在科马鲁夫附近的3个军很可能全部被包围。30日夜间他命令它们立即撤退。但为时是否已经太晚了呢？此时它们在这里成了奥芬贝格艰苦而巧妙的奋战的战利品，康拉德为此在伦贝格敢冒孤注一掷的风险。奥军的计划很简单，甚至显而易见。在右翼，约瑟夫大公率3个师和2个骑兵师向西推进至胡奇瓦河，并摧毁布格河上的数座桥梁。在左翼，彼得大公率同样数量的步兵自杜布附近出发，迂回和包围俄军右翼。与此同时，奥军中坚部队将在每一个地方紧逼岌岌可危的俄军。为包围俄军3个军而布下的网似乎行将收拢。在任何一侧的再次突击都即将完成对俄军10万之众的包围。附近没有俄军的其他军队足以干扰这次行动。

图14、科马鲁夫之战·普列韦逃跑图，1914年8月31日—9月1日

Archduke Joseph，约瑟夫大公；Archduke

Peter，彼得大公；Auffenberg，奥芬贝格；Bug，布格河；Dub，杜布；Huczwa，胡奇瓦河；Komarov，科马鲁夫；Krasnostav，克拉斯诺斯塔夫；Miles，英里；Plehve，普列韦；Por，波尔河；Sokal，索卡利Solokija，索洛基亚河；Tomaszov，托马舒夫；Uhnov，乌诺夫；Wieprz，维普日河；Zamosc，扎莫希奇。

命运之神即将玩一次捉弄人的把戏。奥军两翼的运动在一次不寻常的巧合中，由于性质完全相同的意外遭遇而处于瘫痪状态。一架飞机向右翼的约瑟夫大公报告说，俄军一个师正自东紧逼他的后方；骑兵巡逻队向彼得大公报告说，俄军数营正在包围他的迂回运动的北翼。他前面的那个师和骑兵己经后撤，解除了他本人所率一翼的危情。然而事实上所谓俄军的几个营并不存在，而对面一翼的俄军师也只不过是数支骑兵中队和马拽大炮，他们正向鲁斯基将军部队的最北侧侦察前进。但是两位大公根据错误的报告采取了相似的行动。约瑟夫大公将骑兵师和两个步兵师的一部分调回到索洛季亚河以保护他的后方，因此没有足够的力量率余部前进。彼得大公后退7英里至扎莫希奇。就这样，正当两扇铁门行将砰然紧闭以生擒俄第5集团军四分之三的部队的时候，铁门忽然比以往开得更大；于是普列韦的军队通过20英里宽的豁口，井然有序地开往安全地带。至此，奥军获胜的最后机会已荡然无存。直到9月1日清晨，奥芬贝格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在强烈的愤怒和懊丧中，他命令部队恢复前进，全军立即急起直追。他们占领了科马鲁夫和敌军的阵地。他们俘敌数千并缴获多门大炮。他们七天的浴血奋战为自己赢得了战场上的荣誉。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获。

我们再回头看看康拉德在普热梅希尔的司令部，所有重大事件、意外事件以及担心与疑惧，每时每刻都在这里汇总和核实。康拉德原本希望他遭受重创而且士气低落的第3集团军，还能在伦贝格前方维持着，直到奥芬贝格取得胜利。但是9月1日夜间，在一匈牙利旅中爆发的恐慌迅速蔓延，结果全师在混乱中逃窜入城。在右翼，哥萨克军队令奥第11骑兵师望风而逃，退却了12英里之后才勒住缰绳。俄军战线不断集结兵力，围住摇摇欲坠的奥第3集团军两翼，继续向前延伸；布鲁德曼在征得康拉德的勉强同意后，放弃了伦贝格，后退20英里至沿韦列齐察河的湖泊与沼泽一线。到9月1，全部幻想都消失了。战场上的帷幕揭开了，奥军司令部对双方兵力的总体形势已经一清二楚。俄军从东而来的压力和危险现在已不可阻挡了。在这样的窘境中，康拉德并未丧失勇气和应变能力。假使他指挥的是德国部队或者哪怕是奥地利新建的军队，他都很可能从这场灾难性战败的崩溃中取得获胜的手段。他在司令部奋起应变，要求他手下的将士们共同完成力所难及的任务。此时，他们不能和他一道奋起。

图15、康拉德计划，9月2日

Anffenberg，奥芬贝格；Boroevic，博罗耶维奇；Brusilov，勃鲁西洛夫；Dniester，德涅斯特河；Lemberg，伦贝格；Miles，英里；Plehve，普列韦；Ruzski，鲁斯基；Vereszytsa，韦列斯济察。

当然，他在这种事态的紧张压力下制定的计划很值得尊敬。他的第3集团军退到了伦贝格后面；预料俄军的中坚部队将紧随其后，向前推进穿过该城。他注意到，俄军前进的总趋势是始终朝向北方，而他那最终到位的第2集团军，在南面与他们的左翼重迭。于是他命令该集团军向俄军的左翼和后卫推进。他命令奥芬贝格放弃对普列韦的追击，将所部第4集团军掉转方向朝南而不是向北推进；第4集团军的后卫由约瑟夫大公掩护，大公此刻变成了后卫而不是追赶挺进时的前锋了。康拉德的这一布置牺牲了在北方会战中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全部希望。他的计划至少在纸面上是令人敬畏的。奥芬贝格向南进军将直指鲁斯基的右翼和后卫。自南边迅速北上的第2集团军将从相反方向打击俄军，当他们猛力向前穿过伦贝格，向韦列齐察河上的第3集团军推进时，他们将遭到两面夹击。我们必须尊敬康拉德的精神和心理适应力，我们可以钦佩他的种种构想；然而可供他支配的人力物力却不足以将这些计划变成现实。实际上，如果他不再拖延，赶紧在9月1日或2日命令全部奥军总撤退到桑河的话，他会成为一位更具远见卓识，更加名副其实的将军。然而一道又一道的作战命令已从普热梅希尔发出，久战疲劳的奥军则被动奉遵命而行。

现在我们必须去俄军司令部看看。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到这时已经准确地预见了总的形势，并知道奥军大部的所在。俄国大公无意自东方继续推进。相反，奥军在韦列齐察河停留的时间越长，推进得离伦贝格越近，那末他击溃奥军的可能性就越大。俄国大公的新编第9集团军自伊万哥罗德沿维斯图拉河而下，现在正在袭击丹克尔的左翼和后卫，同时叶瓦尔什也向丹克尔发动了正面进攻。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略突击，也是大公一开始就打算在此进行的一次突击。此外，9月1日至2日夜间他得到了估计会动摇最坚强的神经的消息。东普鲁士发生了情况，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情况，其可怕的意义难以理解，又无法估量！战场上的形势使奥地利的军事努力构成了包围普列韦的新威胁。俄国大公为普列韦深感焦虑，又不知道他能否逃脱或者如何脱身。于是他命令鲁斯基的整个集团军从向西改为向西北，驰援普列韦。他又命令勃鲁西洛夫集团军之大部趋向北方与鲁斯基接触，仅留下两个军在伦贝格附近与奥军右翼对峙。简言之，俄军将移向右侧，在固守左侧的同时，以右翼竭力设置一个巨大的战略陷阱。

图16、奥芬贝格形势图，1914年9月2日

Archduke Joseph，约瑟夫大公；Archduke

Peter，彼得大公；Auffenberg，奥芬贝格；Encountered Thus，交战；Expected

Thus，(预计)；Huczwa，胡奇瓦河；Komarov，科马鲁夫；Miles，英里；Narol，纳罗尔；Plehve，普列韦；Ruzski，鲁斯基；Solokija，索洛塞亚河；Uhnov，乌诺夫；Zamosc，扎莫希奇。

02.拉瓦鲁斯卡之战

双方的上述调动现在开始同时起作用了，结果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局面。向南袭击鲁斯基右翼与后卫的奥芬贝格集团军，开始以其左肘擦及反向北上的鲁斯基集团军。双方的司令官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奥芬贝格本指望攻击鲁斯基的侧翼，鲁斯基原打算攻击奥芬贝格的后卫。当他们渐渐弄清楚真实局势时，鲁斯基面朝西方攻击奥芬贝格，在奥芬贝格在此攻击的压力下，以左翼为轴心使全军转向，他克服困难，使用相当高明的技巧，在两天时间内组成了抗击对方的防线。与此同时，在南面的奥第2集团军，历经多日来的上下火车与东奔西走，在灾难与惊恐的气氛中到达。他们没有向俄军虚弱的南翼挺进，而是沿韦列齐察河，在其元气大伤的友军第3集团军右侧驻屯下来。到9月8日整个局势明朗化了：奥第4、第3和第2集团军最后在一条战线上，向东抵抗面前俄军仅两个集团军的进攻，没有其他部队防卫自己的北翼和撤退路线，丹克尔仍处于困境之中，他们与他之间隔着40英里的缺口。在这个缺口的对面，驻有秩序井然的普列韦的一整个集团军和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骑兵军，而奥军尚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图17、自科马鲁夫至拉瓦鲁斯卡示意图，1914年9月6日

Archduke

Joseph，约瑟夫大公；Auffenberg，奥芬贝格；Brusilov，勃鲁西洛夫；Grodek，格鲁代克；Komarov，科马鲁夫；Lemberg，伦贝格；Miles，英里；Narol，纳罗尔；Plehve，普列韦；Rava

Russka，拉瓦鲁斯卡；Ruzski，鲁斯基；Third Army

(Boroevic)，第3集团军(博罗耶维奇)；Uhnov，乌诺夫。

依然无所畏惧的康拉德，于9日夜间命令其精疲力尽的军队作一次最后的拼搏。他知道，鲁斯基的整个集团军此刻处在奥芬贝格的前面，因此在他的第2和第3集团军前面只有勃鲁西洛夫军队。所以他在战线的南部占有优势兵力。于是他命令那两个集团军前进，在推进过程中旋转，在奥芬贝格向鲁斯基重新发动攻击的同时，攻击勃鲁西洛夫的侧翼。他起草完这些命令时，突然接到丹克尔发来的电报，丹克尔为总的局势和自身处境所迫，已下令其集团军退到桑河后面。但康拉德仍然坚持自己的计划。于是9月9日成为东线迄今所见的最残酷的战斗日。双方都经过了长途行军，战斗持久而激烈，而且是同时发起进攻。康拉德乘汽车前往格鲁代克，接近战线，力图以他的到来鼓舞士气。但是他的第2和第3集团军的进攻，尽管有局部优势，却毫无进展，持续一整天的激战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然而鲁斯基和勃鲁西洛夫都报告说，他们面前的奥军防线非常牢固，无法攻破。就这样，他们对康拉德的坚毅与顽强共同给予了无意识的称赞。

图18、形势图，1914年9月10日

Archduke

Joseph，约瑟夫大公；Auffenberg，奥芬贝格；Brusno，布鲁斯诺；Cieszanov，乔赞诺夫；Dragomirov's

Cav.，德拉戈米罗夫的骑兵；Miles，英里；Plehve，普列韦；Rava Russka，拉瓦鲁斯卡；Ruzski，鲁斯基。

最后的打击此时自北而降。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骑兵军已经深深穿入奥芬贝格与丹克尔之间的缺口。普列韦的集团军，并非像康拉德所设想的那样是乌合之众，而是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他们跟随在骑兵军之后，一个军接一个军地插入，把约瑟夫大公的3个师留在他们的左侧。整个大军已在奥芬贝格右翼的后面；他们11日的进军本来有可能将奥芬贝格完全包围。奥芬贝格在这节骨眼中吸收了约瑟夫大公的几个师，向南加强了他自己的左翼。但是奥芬贝格和康拉德都不知道此刻穿过他们后尾的俄军实力有多大，也不知道自己在11日和12日将落得什么样命中注定的结果。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在31日夺去了奥芬贝格获胜的机会，但现在又给了他相当可观的补偿。为此，命运之神先赐给俄军一台大功率无线电装置。11日清晨，这台机器提高音量，用清晰的语调，不加密码地命令普列韦集团军左翼的两个军于当日赶到名为切沙努夫和布鲁斯诺的两座小村庄。这一意外的消息令奥军的司令官惊愕不已，在刹那间得知了自己危险的程度。

康拉德在绝望中尚抱有一线希望，他命令约瑟夫大公前去抵挡入侵者，“给后卫部队让出更多的回旋余地”。但是奥芬贝格深知这些师已连续行军作战18天，从5万余人减至现在几乎不到1万人，因此他没有将命令向下传达。他不失时机地开始向东南撤退，并在俄军无线电的进一步信息的指引下，指挥他的军队摆脱了致命的危险。康拉德给第2集团军的命令是“不停地，全力以赴地，不顾伤亡地发动进攻”，它的司令官伯姆—埃莫利同样没有向各部队传达命令。人性达到了极限，因此总司令要求继续战斗的命令成了耳边风。11日傍晚，康拉德决定向命运低头。他写道：

“第2和第3集团军的推进没有带来有效的决定性后果。相反，俄国两个军在第4集团军左翼后面存在突破的可能，它威胁着我军，使我处于灾难性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必须全速采取的行动方针，那就是立即停止战斗，将全部军队撤退到桑河后面。”②

一系列可怕而折磨人的事件迫使他于11日下午5时30分自普热梅希尔发布命令。几乎与此同时，毛奇承认他在马恩河战役中的失败，并通过亨奇上校命令中间部队和右翼的全部德军退却。就这样，两个中央帝国押下差不多全部赌注在东线和西线发动的第一次强大攻击，同时以失败告终。

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谈谈东普鲁士，密切研究那里发生的事件，9月1日夜间对这些事件仅仅作过一次报道，但它对俄军司令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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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系作者所加——W.丘吉尔。

①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第4卷，第551—553页。

②同上书，第4卷，第701—702页。

第12章、对东普鲁士的入侵

俄军西北战线——对方的司令官——德军的部署——第一次遭遇战：贡宾嫩——麦肯森的败退——贡宾嫩战事以后——电话交谈——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鲁登道夫的到来——俄军的错误想法——贡宾嫩战役的后果

大战刚刚爆发，俄军西北战线的指挥权就交付给了吉林斯基将军，他在一年前出任俄军参谋长时，与法国就现已开始的大战中两个协约盟国的合作作了最后的秘密安排。吉林斯基将军从战争动员的第12天起即在比亚韦斯托克的司令部指挥至少10个步兵军和10个骑兵师。他的意图就是要丝毫不失时机地入侵东普鲁士，制服它的守卫者。他把所辖部队分为两个差不多相等的集团军。8月17日，他命令第1集团军自涅门河一线前进，两天以后又命令第2集团军自纳雷夫河一线前进。据悉，德国在东普鲁士的军队相对较弱，因此他有信心预期迅速征服这一北方堡垒。

图19、吉林斯基的计划，1914年8月

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Baltic Sea，波罗的海；Bialystok，比亚韦斯托克；Danzig，但泽；East

Prussia，东普鲁士；Graudenz，格劳登茨；Gumbinnen，贡宾嫩；Kovno，科夫诺；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ouml;tzen，勒岑；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Niemen，涅门河；Novo

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Osovets，奥索维茨；Poland，波兰；Pregel，普雷格尔河；Tannenberg，坦嫩贝格；Thorn，托伦；Tilsit，蒂尔西特；to

Vilna，至维尔纳；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

审视一下东普鲁士地图，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该地区的攻守的基本状况。德国领土的这一狭长地带，从维斯图拉河差不多延伸到涅门河的中游，夹在波罗的海海岸与俄属波兰边境线之间。它很容易受到以维尔纳为基地的俄军来自东面的攻击，也容易受到来自华沙或从华沙—维尔纳铁路线推进的同样大或更大兵力从南面或东南面发动的进攻。

在俄军高级司令部扩大时，在称为“大举突袭”的军事行动中，率领两个集团军的两位将军是根据他们出众的能力和果敢精神挑选出来的。伦嫩坎普夫指挥第1集团军或称维尔纳集团军，萨姆索诺夫指挥第2集团军或称华沙集团军。据认为这两位将军均系俄国军界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满洲作为冲锋陷阵的骑兵领导人而声名鹊起。遗憾的是自满洲战事以来，两人之间积怨甚深，原因据说是伦嫩坎普夫在一次紧要关头没有支援萨姆索诺夫，结果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终于酿成在沈阳火车站台上互相斗殴的事件。协调这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确保其领导人之间的最良好关系的责任，特别沉重地落在吉林斯基将军的肩上。

图20、东普鲁士的集结，1914年8月

Gumbinnen，贡宾嫩；Insterburg，因斯特堡；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ouml;tzen，勒岑；Masurian

Lakes，马祖里湖区；Miles，英里；Prittwitz，普里特维茨；Rennenkampf，伦嫩坎普夫；Samsonov，萨姆索诺夫。

到13日或14日，这两大集团军的所有部队离开各自的集中地区，不顾疲劳地向西和西北进军，入侵德国。

读者不会忘记，在此严峻时刻，东普鲁士的防务被交给了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他的绰号“胖子军人”，并未给人深刻印象。其麾下有第1、第17和第20军以及第1后备军，外加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他还能从维斯图拉河驻军和柯尼希山要塞抽调半机动化部队的四五个分遣队，每个分遣队约相当于一个旅。这些部队组成了德国第8集团军，该集团军现在必须经受人数为自己两三倍的俄军的攻击。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派哪支部队去攻击或牵制北面的伦嫩坎普夫，都要冒被自西南前进的萨姆索诺夫切断的危险，普里特维茨面临的困难因此变得更加严重。但是正如解决其他难题的方法一样，施蒂芬也为此事预先留下了一套计划。俄军前进到某一阶段，必然会发现自己被连续50英里的马祖里湖区分隔开来。在这一地区，俄军没有任何侧面交通，并将连续数日完全被分隔成几个独立体。德军按照施蒂芬制定的计划，把整个集团军放在了这个要害地区，俄军两个集团军中不论哪个首先进入有效打击距离，德军都将予以打击，然后再利用东普鲁士高度组织的铁路系统作迂回运动打击另一个集团军。在战前年代，根据这个著名的计划作过许多次战争实践的游戏，游戏的所有参加者都持有铁路时间表。德军在这里也是两线作战，只是规模较小。在这些激烈的最初战斗中，无论发生什么，普里特维茨的职责均为确保防线不被切断；如果发生最坏的事情，在边境或靠近边境处遭到惨败，那末他将无力在维斯图拉河后面组成连续的战线。这种既微妙又严峻的局势，要求指挥者有最高超的才能，但是也向总司令提供了最辉煌的机会！对这种任务，马尔伯勒公爵、用于特烈大帝、拿破仑或李—斯通瓦尔·杰克逊会感到兴奋着迷，但是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对此从一开始就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派遣第20军去等候华沙集团军，并用他的第1军去阻滞伦嫩坎普夫的前进，而掌握其余部队据守中央阵地。他的第1军军长冯·弗朗索瓦将军是一位独立自主桀骜不驯的人物，我们将看到，事实将最后证明他是坦嫩贝格之战中真正的英雄。他无法忍受将祖国神圣的国土拱手送给哥萨克部落。逃难的人流和吞噬一排排村庄的大火使他和手下的将士们怒不可遏。他热切地要求普里特维茨，一旦伦嫩坎普夫越过边界，就准许他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并要求派第8集团军余部为他增援。这样他们完成以后还有时间——刚好够的时间——撤回并攻击萨姆索诺夫。出于这样考虑，他甚至还援引了这个特殊施蒂芬计划的字面意义和精神。经过痛苦的深思之后，普里特维茨听从了这位敢冒险的大胆下属的劝告。他再次采取折衷手段，让第20军去等候萨姆索诺夫，同意其他5个师协同弗朗索瓦作战。

图21、贡宾嫩之战，1914年8月19—20日。

1 Cav.

Div.，第1骑兵师；Angerapp，安格拉普；Bellow，贝洛；Benkheim，本克海姆；Darkehmen，达克门；Fran&ccedil;ois，弗朗索瓦；Goldap，戈尔达普；Gumbinnen，贡宾嫩；Mackensen，马肯森；Miles，英里；Pikallen，皮卡伦；Rennenkampf，伦嫩坎普夫；Rominten

Forest，罗明滕森林；Stallup&ouml;nnen，斯塔卢波嫩；Trakehmen，特拉克门。

实现这个计划并不需要等多久。17日和18日两天内，伦嫩坎普夫大军涌过边境线后，在斯塔卢波嫩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初步遭遇战之后，20日在贡宾嫩镇前面正式列队作战。那一天的战斗是在德军7个师与俄军8个师*之间进行的；此次会战，尽管在欧洲大动荡中几乎不引人注意，但它深刻地影响了一系列因果关系，甚至对大战的全过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很少有人听说过贡宾嫩，几乎没有人充分意识到它所起的惊人作用。那一天造成的命运是祸福参半的。弗朗索瓦率其第1军于拂晓突袭了俄军的右翼，打得它阵脚大乱，后退7英里。德军一骑兵师，从行动迟缓的俄骑兵军鼻子底下经过，他们策马疾驰，绕过破碎的侧翼，兜了整整一圈，在俄军负责运输的车流与人群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冯·贝洛将军的第1后备军在战线的另一端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德军一个追加师的到来，同时还在准备次日的战斗行动。但是冯·马肯森将军所率的第17军，受弗朗索瓦胜利的鼓舞，匆匆忙忙、堂而皇之地正面进攻中心阵地，却遭到了突然的反击，不得不狼狈地败退。俄军有深沟高垒。马肯森却几乎或根本没有炮火准备。他的人员一排排地倒下；成群结队的伤兵落在了后方，还有大量士兵掉队；于是整个部队似乎在一起退却，起初还有秩序，很快就一片混乱了。白发苍苍的马肯森本人离开司令部，亲自努力设法制止溃退，即使如此也不起作用。他手下的主要军官们也效法他的榜样，但都无济于事。此后第17军在同样的战斗中打得非常勇敢，而且战绩斐然，但是在德军有关贡宾嫩之战的记述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包含“惊恐失措”这类轻蔑的言词。这场混乱使得德军右翼处于停滞状态。夜幕降临了，两军在混乱的战场上，互有胜负。

图22、普里特维茨在贡宾嫩之战期间

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Gumbinncn，贡宾嫩；IR，第1后备军；Insterburg，因斯特堡；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ouml;tzen，勒岑；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Prittwitz

H.Q.，普里特维茨司令部；Rennenkampf，伦嫩坎普夫；Samsonov，萨姆索诺夫；Wartenburg，瓦尔滕堡。

现在发生了一段最为关键的插曲。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从差不多70英里以外的瓦尔滕贝格司令部指挥这场仅投入了7个师的会战。他非常焦急地、甚至应该说是坐立不安地等待着首次与神秘莫测而且数量不详的俄军发生重大冲突的结果。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不佳。要了解他的处境，我们就必须把他设想为这样一个人：他的左臂伸到最远距离，他的手指被磨床夹住，而他的右手(第20军)却缩回来靠近肩膀，以挡开他所担心的新对手从另一方向给他的另一次打击。他自始至终都为自己伸得很长的左臂担惊受怕。他是被弗朗索瓦拖着向前的，他害怕自己的胳膊被砍断，或者害怕他本人连同所部20军被来自华沙方向的庞大的新攻击者冲垮。

贡宾嫩之战已经打完了。弗朗索瓦是自行其是——普里特维茨想，不过得感谢上帝，20军被留在了后面。结果如何呢？结果当然不好。充其量这次会战打了个平局。根据普里特维茨所处的战略地位，他不能打不分胜负的战争。他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将他的部队后撤。因为把利弊综合评估一下看，比起他预见到的即将从华沙来到的对他的打击来，贡宾嫩之战算得了什么呢？在梦魇般心态中他仿佛看到一支新的俄国大军自华沙向波罗的海推进，击溃了他的第20军并切断了其余部队，在东北100英里处一场胜负未决的战斗中打得难解难分。他知道自己遇上了实力至少两倍于他的敌军，在所有这些危险中，突然闪光般地出现了一处必不可少的安全避难所，赶往那里既是他心中的强烈愿望，也是他的最高职责——那就是维斯图拉河防线。就在当日下午6时30分，传来确切的消息说：有人已见到俄南方集团军漫长、庞大的纵队正如洪流般越过姆拉瓦河附近的边境线。

真实的情报是：“兵力为4—5个军的俄军自华沙而来，已开始越过索尔多—奥特尔斯堡正对面的德国边界。”他的参谋部犹豫不定，不知道是否应将这条可怕的消息报告上司。参谋部中有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即，具备训练有素的第一流智慧的霍夫曼将军，当时的任作战司司长。他军事专业知识渊博，而且具有广阔的战略眼光。在德军参谋部的精英分子中，找不到比他头脑更清醒、目光更敏锐的人。他是德军在东线制定的大多数作战计划的幕后智囊。我们将经常提到他那具有远见卓识的智慧。关于来自姆拉瓦河的令人不快的消息，霍夫曼将军记录下了与他的同事格吕纳特的一次有启发性的谈话。

“这剂药对咱们尊敬的领导人太猛了！”霍夫曼说，或者大意如此。格吕纳特认为，“这种情报不可能瞒过总司令！”而且情报已经传到了他那里。

当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把参谋部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对他们说，“先生们，想必你们也得到了来自南方前线的这个新消息吧？”然后他非常果断地补充说，“我军将停止战斗并退却到维斯图拉河后面！”

霍夫曼和格吕纳特在21日主张恢复贡宾嫩的战斗。在战场上的弗朗索瓦和其他将军们一听到要停止战斗就暴跳如雷；他们胸有成竹，“即使第20军拒不支援”，他们也有能力包抄俄军两翼，并于次日彻底打败伦嫩坎普夫。但是普里特维茨已经打定主意。他决定停止战斗，连夜撤退，脱离与敌人的一切接触。

假如普里特维茨信赖他那有能力的参谋部，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行动，他本来还有可能度过重重危险。但是此时此刻他决定独断专行。他在激动的心态中走向电话机，没有通知任何下属军官就拨通了在科布伦茨的德军总司令部的专线。毛奇被叫去接电话。对毛奇来说，这也是一个要忍受超常压力的时刻。德军在西线从贝尔福到布鲁塞尔的所有部队，不是被死死地牵制，就是马上要进入在法国和比利时领土上的战斗。普里特维茨在电话里给毛奇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不堪当此重任的人。一口气退到维斯图拉河一线已经是糟糕透顶了，可是普里特维茨还有做出更糟的事情的危险。

“无论如何，”毛奇说，“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维斯图拉河。”对此，普里特维茨的答复是：如果得不到增援，甚至这一点也无法保证。河水很浅，有多处可以涉水而过。“我只有这么一点人，我怎么守住维斯图拉河？”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因为话筒刚挂上，毛奇就开始物色普里特维茨的继任者。我们将跟踪他找寻指挥官的过程。

在毛奇思虑重重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位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人物。此刻远在汉诺威，闲着一位退役的将军，他身材粗壮，是数年前退役的马斯拉图尔人。现在，他以毕生训练作为准备的最重大的事件正在到来，并将把他推向高峰。整个普鲁士军队、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不只是王朝本身的命运)，到了最紧急的关头，但还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他身着便装坐着，沉思报纸提供的信息，不知自己是否会得到召唤。毕竟他熟悉东普鲁士，他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纵然别人在法国声誉日隆，但对付俄国游牧部落，他兴登堡肯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回忆录中，兴登堡十分简单地记录了当时的强烈感情。“皇帝和国王会需要我吗？整整一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此类的官方通知。看来有足够的年轻人，我只有听任命运之神的摆布，在焦急的期望中等待。”不久，在8月22日下午3时，德国皇帝的指挥部发来了一份电报！问他作好立即赴任的准备了吗？——“我已准备完毕。”但就在他的答复尚未抵达总司令部时，他又收到了进一步的急件，称：料想他有为国效力的意愿，并安排他指挥东线一个集团军；甚至告诉了他他的参谋长的名字。

处境紧急的毛奇有过下列想法：德军侵犯比利时边境后，于8月6日夜间派遣6个旅突击列日。但进攻部队犯了错误，陷入困境，停滞不前。结果出现了奇特混乱的形势。各路纵队在黑暗与混乱中，穿行于尚未投降的堡垒之间，迷失了方向，处于灾难的边缘。在这个时刻，突然有一位参谋军官从阴暗中出现——此人长期全神贯注地研究总参谋部的核心机密和即将临近的大战，他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种种观点，所以一年前当局认为把他从柏林调往一个野战旅任职是合适的。此时，他自告奋勇，担当起一支失去将军的纵队和所有邻近部队的指挥，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率领军队抵达列日城；趁着晨光初露，孤军猛攻各道城门，迫使该城及其全部守军投降。由此可见，他肯定是精通参谋工作的全面人材，熟悉参谋工作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而且在危难之时表现出了高超的作战才能和大无畏精神。只要他的力量和知识与年事已高的兴登堡的威信和品德结合起来，东普鲁士就肯定不会缺少勇敢无畏的捍卫者。

于是在22日，一辆汽车载着傲慢的鲁登道夫离开入侵军军需主任的岗位，来到司令部。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们，他从这里向东普鲁士前线的部队下达了直接命令。然而这些命令实际上限于以下几点：第一，从东部要塞驻军调来的增援部队编入第8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部人员在马林堡——在后面很远处——与他会晤；第三，在新任总司令抵达战场之前，各军独自行事。然后他登上专列火车带上正在汉诺威灯火辉煌的车站大厅等候的兴登堡，隆隆地向东线驶去。

对于所有这一切——对于普里特维茨的电话和他在电话中所说的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第8集团军参谋部没有得到丝毫暗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第8集团军设在瓦尔滕贝格的司令部，我们将看到在此期间事态并非处于静止状态。20日晚在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打电话到科布伦茨的同时，霍夫曼和格吕纳特一直在与参谋长瓦尔德泽进行紧张的磋商。瓦尔德泽是毛奇的副手，他在整个7月期间一直等待机会，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此时他的机会来了。但某些机会却消失了。

图23、贡宾嫩之战后普里特维茨的决定，1914年8月20日

3rd Res.Div.，第3后备师；Allenburg，阿伦堡；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Baltic

Sea，波罗的海；Bialystok，比亚韦斯托克；Bug，布格河；Danzig，但泽；Dirschau，迪绍；First Army

(Rennenkampf)，第1集团军(伦嫩坎普夫)；Graudenz，格劳登茨；Gumbinnen，贡宾嫩；I

Corps(Fran&ccedil;ois)，第1军(弗朗索瓦)；Insterburg，因斯特堡；Kovno，科夫诺；K&ouml;nigsburg，柯尼希山；Lautern，劳滕；Marienburg，马林堡；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Neidenburg，奈登堡；Niemen，涅门河；not

net in

Iouch，尚未接触；Olschienen，奥尔席嫩；Osovets，奥索维茨；Pregel，普雷格尔河；Rastenburg，拉斯滕堡；Second

Army(Samsonov)，第2集团军(萨姆索诺夫)；Soldau，索尔道；Tannenberg，坦嫩贝格；Thorn，托伦；Tilsit，蒂尔西特；Usdau，乌斯道；Vistula，维斯图拉河。

“退到维斯图拉河”，这谈何容易。但是不打另一场大仗，你不能退到那里。俄国的华沙集团军距维斯图拉河比今天在贡宾嫩作战的我们军队近80英里。这个论点起了决定性作用。瓦尔德泽对此表示赞成。普里特维茨重新露面时受到规劝，那就是即使撤退他也必须再打一仗。他变得较为镇定。在霍夫曼的推动下，制定了一系列调动计划，这些调动将使东普鲁士准备已久的铁路组织紧张到极点，这些调动实际上是德军无一例外地开往坦嫩贝格参战。所有贡宾嫩之战的参战部队要脱离与敌人的接触并尽快退却。弗朗索瓦及其获胜的第1军和第3后备师，也要在战场以西20英里处上火车。这些军队将在48小时内经铁路运往监视华沙前线的第20军的右翼。马肯森率领他的名声稍微受损的第17军，贝洛率领他的第1后备军打算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远地行军退却，旨在转而朝南进发；如果形势需要或允许，就与第20军左翼会合。

所以在20日夜晚，普里特维茨退到维斯图拉河后面的决定已经由他自己取消，而他的参谋部制定的每一个步骤都扎扎实实地奠定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基础。不过请注意以后发生的事情。普里特维茨并没有告诉他的参谋部自己在电话里对毛奇讲的话。他也没有告诉毛奇自己已经改变主意。他给最高司令部这样的印象，即退却到维斯图拉河是他的不可更改的意见，因为他的参谋部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或作出任何解释，所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与长官的观点是一致的。除了普里特维茨的激动态度之外，这种情况也加强了毛奇想象中局势的严重性。毛奇立即采取了行动，而且并不认为，他值得花时间将自己的决定告知这位将被废黜的司令官或他的已不受信任的集团军参谋部。反正他们很快就会完全明白。因此从20日到22日，当普里特维茨得到突然被免职的消息时，毛奇和普里特维茨都不明白其他人在做什么，尽管事实上对其他人所做的事情双方都有浓厚的兴趣。

在23日夜间，鲁登道夫匆匆走进首长已被免职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鲁登道夫曾召集这里的人员到马林堡与他会晤)，他从霍夫曼将军那里接到了实际上正在进行的部队调动的报告。他对这些调动均表示同意；他发现对计划毋需作任何增删与修改。鲁登道夫原本预计面对一个瘫痪的参谋部和一支不稳定的军队。但他发现参谋部以罕见的能力和决断为即将进行的战斗作好了安排。

霍夫曼说，“我发现他极其惊讶地获悉，按计划对俄国华沙集团军发动进攻所必需的指示和命令正在下达。”

霍夫曼将军的这一断言从未被鲁登道夫公开发表的任何巨著所否认。一位从激动人心的列日战场被召回，刚开始考虑东线问题的军官，在抵达他的新司令部之前希望保留自己的意见是很自然的。如果鲁登道夫在远离战场的地方规定一套联合作战的办法，他就太鲁莽了。不过事实很清楚，当他和兴登堡抵达第8集团军新司令部时，坦嫩贝格战役所必需的一切调动都已在进行之中。让我们扼要地重复一下这些调动的状况。参加贡宾嫩之战的德军7个师中的3个，乘火车出发，目标是从华沙入侵敌军的20军的左右两侧。另外4个师向西行军，以便能在其左翼建立阵地。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用9个师展开或稍后再展开，形成了向朝东南的新月形战线，来自华沙的俄军正稳步进入新月之中。

图24、兴登堡—鲁登道夫到达时东普鲁士形势图，1914年8月23日

3 Res.Div，第3后备师；Alle，阿勒河；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Baltic

Sea，波罗的海；Bialystok，比亚韦斯托克；Bromberg，布龙贝格；Bug，布格河；Danzig，但泽；Deutsch

Eylau，德意志艾劳；Dirschau，迪绍；First Army(Rennenkampf)，第1集团军(伦嫩坎普夫)；from

Gumbinnen，自贡宾嫩；Gerdauen，格尔道恩；Graudenz，格劳登茨；Gumbinnen，贡宾嫩；Insterburg，因斯特堡；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autern，劳滕；L&ouml;tzen，勒岑；Marienburg，马林堡；Masurian

Lake，马祖里湖；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Niemen，涅门河；Novo-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Olschienen，奥尔席嫩；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Osovets，奥索维茨；Ostrolenka，奥斯特罗伦卡；Pregel，普雷格尔河；Second

Army(Samsonov)，第2集团军(萨姆索诺夫)

在介绍了德军中这些不安和惊恐的行军之后，现在我们必须回头看一看俄军方面。

伦嫩坎普夫和他手下的将领们为贡宾嫩之战而震惊，他们觉得被夹住了，似乎有一支可怕的敌军正在包围它们。突然之间，不知为什么，夹住他们的东西松开了。德军退却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放弃了阵地，让死伤人员留在身后。他们去哪里了？以后也许会发现他们。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俄军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种解释，一种可以满足俄国人的感情和他们的最高希望的解释。马肯森军的被击退和遭受的惨重损失在德军中引起了一片惊恐。德军知道自己被打败了。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人数上被俄国的力量彻底压倒了。他们全速退却，是为在本国内地进行战争而保存力量。俄国司令部涌起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和兴高采烈的气氛。从今以后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败军之师；这些部队不仅输掉了一个战役，而且丢掉了几乎到手的胜利；这些部队不得不服从战略要求的不可抗拒的退却。

那末让我们总结下贡宾嫩战役的后果。这次战争导致普里特维茨突然停止战斗并建议向维斯图拉河退却。它促使毛奇撤换普里特维茨。它促使毛奇任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而这一决定又引起了一连串不可估量的后果。这次战争使霍夫曼和第8集团军参谋部制订了指导坦嫩贝格战役的一系列迅速而高超的军事调动。它使俄军司令部失去信心，无法证明自己部署的正确性。这次战争使他们产生了关于敌人之特性、状况和意向的完全虚假的概念。它引诱吉林斯基催促萨姆索诺夫军队加快前进。它引诱萨姆索诺夫改变进军路线，更多地向西而较少向北，即更加远离伦嫩坎普夫，以期更多地兜住被打败的德军。它使伦嫩坎普夫在战场上停留了近三日而无所作为，以使萨姆索诺夫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取得最大的效果，并导致吉林斯基默许了他在战略上的迟钝。

但是范围更广也更致命的后果在会战中接踵而来。如果说吉林斯基、伦嫩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低估了东普鲁士的德军，那末毛奇根据普里特维茨惊恐的电话形成的印象，则说明他本人以往对俄军的评价远远地过低了。7个师的德军可以在一天的简单战斗中被打得一败至此，以致该军司令官得到他所信任的、并受过充分训练的(包括迄今受宠爱的瓦尔德泽)参谋们的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假定)，而一心想退到维斯图拉河，那末很显然，所有关于防守东线所必需兵力的计算就必须修改了。毛奇到法国后在五六天的大骚动中，这一确信似乎主宰着他的思想。他为战前与康拉德达成的安排已经有点儿后悔。当他能够看到法国天色黎明时，他必须将大量增援部队调往东线。而且他必须坚持奥军立即发动进攻。德国驻奥军司令部全权军事代表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将军向康拉德提出要求说，“8月21日，贡宾嫩之战突然停止并开始向维斯图拉河方向撤退，根据安排，由帝国与皇家部队发动一次攻势，以求及早解除在东普鲁士的我们薄弱部队所受压力，实属必要。”康拉德的心情和所处形势上文已有所述，他心情沉重地同意命令部队前进。他说，“不但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德军支援，位置反而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现在不得不发动一次攻势以减轻德军压力，但鉴于敌人数量上的优势，攻势能否成功值得怀疑”。

还必须说一说最重大的事件。截至25日，在法国的德军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法军在阿登的进攻已被决定性地击溃。经过比利时的德军所向无敌。左侧的法军以及英军正在撤退，并遭到全速追击。德军最高司令部作战司司长塔彭说，“到25日止，(包括25日)每日从四面八方传来捷报，而且在8月20日至23日期间第6和第7集团军在洛林取得了巨大胜利，因而最高指挥部相信，西线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巨大胜利。他们怀着这种决定性胜利的印象——但总参谋长仍有相反的考虑——于8月25日决定将部队派往东线。……为此目的拨出了6个军，其中包括第11军和后备警卫军……。第2和第3集团军的司令官完全相信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所以对让出上述这两个军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不顾两个军一直在进行对那慕尔的包围。它们可以立即投入使用。其余4个军，2个调自中坚部队，2个调自左翼，它们必须先脱离战斗，所以不能马上派往。”就这样，施蒂芬计划的旋转翼在最关键的时刻因这两个军的撤离而遭到削弱，否则，它们可以在两周之内填补马恩河战役中的致命缺口。

现在有必要讲述一下由贡宾嫩之战引起的最后一个后果，那就是堪称世界大战中的坎尼战役的令人震惊的坦嫩贝格之战，以及接踵而来的马祖里湖区之战。从这两次战事所显示的悲剧的规模来看，从迄今仍在进行的个人争夺荣誉的斗争来看，这些会战定能引起非专业读者的浓厚兴趣。

————————————

*俄军师比德军师大，16个营比12个营，但俄军野战炮较少，48门比72门，俄军没有德军那种重炮。

第13章、坦嫩贝格之战

法国人的记述——萨姆索诺夫——几种战略考虑——萨姆索诺夫的进军——伦嫩坎普夫——吉林斯基——萨姆索诺夫的险境——伦嫩坎普夫的迟钝——德军的两难处境——俄军的无线电报——兴登堡得到定心丸——弗朗索瓦的策略——萨姆索诺夫右翼的失败——乌斯道之战——德军的反攻——光辉的违令——最后一幕——萨姆索诺夫之死——他的军队的瓦解——坦嫩贝格的光荣——兴—鲁

01.

几乎无人对大战的述评比让·德·皮埃尔弗更加透彻与深入。在整个大战期间他承担着起草法军官方公报的工作，这保证他能充分了解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他杰出的理解力和高度的文学素养使他能够最有效地运用他所了解的全部资料。但是当他来到俄军前线并试图描述坦嫩贝格战役的时候，他只是引人注目地重复了关于那次战役的某些广为流传的无稽之谈。他的作品的开头几段既描述了局势，也说明了他对这一局势的种种误解。

鲁登道夫在与俄军搏斗！俄国两集团军入侵东普鲁士。在东面，伦嫩坎普夫集团军有24个超编步兵师，它以无数骑兵为先行；在南面，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实力稍逊于前者，但此集团军对东普鲁士仅有的防御力量——德第8集团军——仍占有优势。面对双重的敌人，第8集团军必须一分为二。但是萨姆索诺夫的进军，危及了远在马祖里湖区之外的伦嫩坎普夫前面的德军的安全。德军有被两个集团军压碎的风险。此外，毛奇已经考虑过向西全面撤退至维斯图拉河防线。施蒂芬在其计划中已指明一项审慎的解决办法！鲁登道夫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这个大胆的解决办法。鲁登道夫手下熟知著名战役主旨的参谋官，在审视了俄国两个集团军在东普鲁士所处的位置之后，立即想起了许多伟大的战略家曾经运用过的那套著名的策略方案。那是经典的策略：连续突袭分隔的两敌(在其会合之前)，将他们各个击破。按此策略就要攻击萨姆索诺夫，然后在伦嫩坎普夫来不及驰援前者之时，转身向其发动进攻。这就是即将打响的战役的整个计划。战事一点一点地展开与按鲁登道夫所预见的完全相同。当伦嫩坎普夫自东向西缓慢进军，穿过东普鲁士，抵达马祖里湖区防线时，普登道夫即命令与伦嫩坎普夫相对的德军主力从这支行动迟缓的敌人面前撤退。鲁登道夫将撤退部队与抗击萨姆索诺夫的第8集团军之一部会合，然后出击萨姆索诺夫并将其击败。最重要的是，他指挥从马祖里湖区退却的两个军发出了天才的一击，打在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后卫上，这个集团军与全面退却的德军相遇，以毁灭告终。“这就是坦嫩贝格之战！”①

只要熟知坦嫩贝格之战的过程、清楚鲁登道夫上任的时间与背境、了解鲁登道夫拟好却未下达的或已经下达的各项命令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上述叙述尽管生动却荒谬不实。一位如此干练且有权威的时事评论家，居然在停战五年之后向世人发表如此歪曲史实的作品，这使任何人都感到有责任披露当时的真相。

我们将着手探明鲁登道夫在这场大战中发挥的真实作用。我们这么做，不会剥夺他作为一位忠实地承担重大责任的智勇双全的将领所应该得到的荣誉。我们只想剥去无知谣言给予他的而他本人又是如此热切地接受和保持的传奇的外衣。

02.

当上一章描述的事件在德军方面展开时，俄国大军一直在艰难地前进。从历史的观点看，萨姆索诺夫这个悲剧人物此刻在历史光辉的照耀下，正闪闪发光。这位满洲战争中的骑兵指挥官、突厥斯坦的总督，大战爆发时正在克里米亚休病假，萨姆索诺夫于8月8日抵达比亚韦斯托克，担任第2集团军即俄南方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的编制超过5个军和5个骑兵师，它从比亚韦斯托克—华沙铁路线出发，而朝西北向波罗的海进军。它将穿过马祖里湖区以南，打击或多或少在阿伦施泰因方向的德军；此举将切断在侧翼和后方抵抗伦嫩坎普夫所率俄第1集团军前进的每一个德军士兵。

图25、俄国的战略选择

Alle，阿勒河；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Baltic

Sea，波罗的海；Bialystok，比亚韦斯托克；Bug，布格河；Danzig，但泽；Gumbinnen，贡宾嫩；Kovno，科夫诺；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ouml;tzen，勒岑；Masurian

Lake，马祖里湖；Miles，英里；Niemen，涅门河；Novo-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Ostrolenka，奥斯特罗伦卡；Pregel，普雷格尔河；Tannenberg，坦嫩贝格；Thorn，托伦；Tilsit，蒂尔西特；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

这在战略上是一次致命的冲刺。它可能造成更致命的后果。以事后聪明的眼光来判断，人们不禁要问：俄军的战略计划为什么会让两个集团军分开进军，而将湖区防波堤、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网等所有有利条件拱手让给德国人？为什么俄国没有考虑将两军联成一体，沿湖区以南以更宽阔和更强大的战线推进？难道他们不担心科夫诺与未开垦的边境之间的这一缺口，实际上是在引诱德军进入这个地区吗？从地理上看，德军可能受到致命打击的是从华沙—比亚韦斯托克铁路线向维斯图拉河的朝西北方向的进军。这样的进军可以截断敌人的全部交通，穿过所有铁路线，打乱敌人事先准备的所有计划，扫除德军两翼变动作战的策略，解除自身的许多严重危险与制约。这是一个钳形攻势，在此攻势中，全部可投入的兵力可以使用在钳子的一侧，另一侧则是大海，它是永久而天然的屏障。

此外，集结在南线的全部俄军兵力足以摧毁柯尼希山要塞，它在战争中是一个重大要素。对于像伦嫩坎普夫那样以右侧靠波罗的海推进的军队来说，这个神秘莫测、令人望而生畏的要害之地，只要集结的俄军自东南发起一次进军就将完全不再有任何价值。它将被留在后面，它与漫长而危险的东普鲁士军事海岬中德军可能认为适合据守的任何其他地方的联系都将被切断。没有必要在斯塔卢波嫩和贡宾嫩作战，没有必要为它们中间的湖泊和勒岑要塞担心！

但是这一较为简单的处置方法是战前的战略决策有意避免的，或者说是疏忽所致。只有两条均为单轨的铁路穿过边境线——比亚韦斯托克—吕克铁路和华沙—奈登堡铁路。俄国人是故意任这段黄沙漫天、沓无人迹的边境无路的，以防止德国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如今他们自己的攻势作战计划不得不在他们自己设置的重重限制下进行。他们被迫临时去应急，并在较差的条件下进军。

然而，凭借巨大的优势，俄军的进攻仍足以令敌人畏惧；我们发现在21日和22日期间，萨姆索诺夫率5个军大踏步前进，连接伦嫩坎普夫的推进，朝有威胁性的同一方向，以宽阔的正面不断越过德—波边境。

让我们来看看这支新的俄国大军开始入侵德国时的状况。组成大军的5个军在8月的灼热沙漠中沿小径马不停蹄地行军了八九日。急于尽早介入大战舞台的吉林斯基命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在运输安排完成之前不要止步，他屡次三番打电报催促人困马乏的各路纵队前进，拒绝了希望稍事停顿的所有请求。结果，这拥有20余万之众的14个师，在此刻即将与宿敌德军进入接触的时候，因疾病和掉队而减员，因多日急行军而疲惫，因试图在不毛之地生存下去而减少口粮以致体质虚弱，他们团里的粮食储备已经告罄，他们的交通运输组织紊乱，致使后方的供应跟不上。我们试想一下：这些勇猛的部队已经处于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和腿脚酸痛的状态。他们的热情被过份的疲劳所抑制，艰难地举步向前。他们穿过的广袤地域，上面有阴暗的松树林、数不清的黄褐色的湖泊、贫瘠的满是残茬的田野，田野上点缀着极为稀落的肮脏小村庄。他们马上要遭遇世界上训练最好的军队，而后者是在本土作战的当地人，他们的亲友正在他们眼皮底下逃命，他们的身后就是自己的家园，他们是掌握了所有科学战争的恐怖手段的军人。

俄军可望的是自己有一个优势，但只有一个优势——人员压倒多数。如果这个优势不起作用，他们就肯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他们压倒多数这一优势还存在吗？只要他们联合在一起就有。可是他们会联合吗？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贡宾嫩战场，在那里伦嫩坎普夫还在为自己的胜利而欣喜不已。

冯·普里特维茨将军所作的停止战斗的决定以及其参谋部于20日夜间下达的部署命令得到了异常迅速的执行。夜色降临时，德军7个师与伦嫩坎普夫的部队发生了接触。而拂晓德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第17军和第1后备军已在西南15英里处。弗朗索瓦率领3个师的大部分已乘火车沿通往柯尼希山的漫长专用线远去了20英里。是日天气晴暖；前一天晚上还根本弄不清战斗的优势何在的俄军将领们，沉浸在一片乐观与欣喜中。到第三天(23日)，第1集团军笨重的大部队重新开始行动，他们有气无力地行军，沿波罗的海海岸向西行进。

对这种情况能作出什么解释？解释比比皆是。皮埃尔弗毫不迟疑地指责伦嫩坎普夫叛变。他甚至使用了“出卖给敌人”这样的话。他指出了后来在大战中出现的第三次灾难，当时伦嫩坎普夫遭到严重怀疑，以致被免除了集团军司令一职。我们马上就要来进一步审查这一指责。霍夫曼只能指出这是妒忌和个人怨恨。他回忆了当年在满洲战争中伦嫩坎普夫与萨姆索诺夫之间的宿怨。但是吉林斯基没有被指责为背叛。吉林斯基不曾和萨姆索诺夫发生过争执。吉林斯基是这两位集团军司令的顶头上司，他们要听从吉林斯基的指挥。主要负责者是吉林斯基。他当时为什么在伦嫩坎普夫屡屡拖延时平静而且真心地默许，同时又催促萨姆索诺夫坚决地前进呢？显然是因为他受了有关德军战斗力的蒙骗。他信心十足地认为，德军无力承受双管齐下的攻击。从此以后他的目标不只是德军的失败，而且是他们的毁灭，而毁灭德军的唯一条件是：在萨索诺夫作好切断德军的准备之前，伦嫩坎普夫不要驱赶德军后退。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错就错在这件事情上。

但是，伦嫩坎普夫完全失去与敌人的接触，这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不管战略调动怎样计划，关键是要知道德军在哪里。需要认真核实的德军只有四五个军；凡不在伦嫩坎普夫前面的，就有可能去攻击萨姆索诺夫了，反之亦然。伦嫩坎普夫所辖的不下5个骑兵师——2万名骑兵——在这场战争中从未认真发挥作用。在前3天他们只走了48英里，而他们的运输能力是完好无损的。即使仅仅再进行30英里的侦察，也会在21日和22日间，发现德军第17军和第1后备军的后卫。

但是伦嫩坎普夫迷失了德军的行踪。他根本不知道德军在什么地方，或者他们将做什么。他高兴地以为大部分德军躲进了堡垒工事，其余的则急匆匆向维斯图拉河撤退。甚至在26日当钢与火的包围圈马上要围拢萨姆索诺夫的时候，吉林斯基还在自鸣得意地命令伦嫩坎普夫为包围柯尼希山提供2个军，并率领其余部队向维斯图拉河前进。实际上，普里特维茨惊慌失措地决定停止贡宾嫩的战斗，蒙蔽了俄军的头脑；这种欺骗效果是无论怎样仔细策划都无法达到的。此后，萨姆索诺夫将孤军面对德军在东普鲁士的全部力量，以其疲惫之师与在组织、交通、素质及士气上都占强大优势的敌人交战；敌人现在可以以180个营对他的150个营进行决战，敌人拥有的大炮数量虽只是萨姆索诺夫的一半，但火力却是他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即将发生的大战就只能有一个结果。

图26、从贡宾嫩之战到坦嫩贝格之战，1914年8月

3rd

R.Div.，第3后备师；Alle，阿勒河；Allenburg，阿伦堡；Allenstein，阿伦施奉因；Bug，布格河；Danzig，但泽；Deutsch

Eylau，德意志艾劳；Dirschau，迪绍；First

Army(Rennenkampf)，第1集团军(伦嫩坎普夫)；Fran&ccedil;ois，弗朗索瓦；from Second

Army，自第2集团军；Gerdauen，格尔道恩；Goldap，戈尔达普；Graudenz，格劳登茨；Gumbinnen，贡宾嫩；Insterburg，因斯特堡；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autern，劳滕；Lyck，吕克；L&ouml;tzen，勒岑；Marienburg，马林堡；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Narev，纳雷夫河；Neidenbufg，奈登堡；Olschienen，奥尔席嫩；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Osovets，奥索维茨；Pregel，普雷格尔河；Second

Army(Samsonov)，第2集团军(萨姆索诺夫)；Seeburg，塞堡；Soldau，索尔道。

图27、萨姆索诺夫的推进，1914年8月23日—25日

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Gilgenburg，吉尔根堡；I Corps

arriving，第1军到达；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Neidenburg，奈登堡；Osterode，奥斯特罗德；Second

Army(Samsonov)，第2集团军(萨姆索诺夫)；Soldau，索尔道；Tannenberg，坦嫩贝格；Usdau，乌斯道。

23日萨姆索诺夫的中坚部队的3个军(第13、第15和第23军)向西北推进，开始与德军第20加强军②接触。从柯尼希山乘火车派遣来的3个师尚未进入阵地，朝南的第20军部分因受到压力，同时也是部分按计划，以右翼为轴心慢慢向后旋转，转了四分之一圈，两天后它面朝东方。这阵势就像大门诱人地转动着打开，俄军向前进入此门。至此，看来成功在望。萨姆索诺夫信心十足，伦嫩坎普夫行动迟缓，吉林斯基心情平静。只有萨姆索诺夫的部队精疲力尽，饥饿难熬。

俄军中坚部队与德第20军23日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24日和25日整整两天，俄军尽管既疲劳又饥饿，仍打得十分顽强，他们庞大的人数沉重地压迫着缓慢回旋以封闭大门的德军战线。到25日夜间，德第20军完成了它向后的旋转，1个加强师进入了左翼防线。命令指示他们：不容许撤退，与此刻占领的阵地共生死；双方的中坚部队——7个俄军师对3个半德军师——之间的战斗即将开始。

德军司令部在焦虑不安地等待结果。一场俄德二对一众寡悬殊而敌人的本领又尚未得到证实的战斗，其本身就是一件严酷的事实。而且此次战斗只有一个对手，没有出现联合作战这一极其重要的特征。伦嫩坎普夫在哪里，他将采取什么行动？尽管自20日起的4天里，他的呈扇形散开的纵队只向西前进15英里，他仍然来得及在战场上与同胞会合。若不遇阻挡，3天的行军本可使他抵达阿伦施泰因，他的骑兵大队人马可能已经大批出没于俄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狭长地带。有什么办法阻止他前进呢？尽管他不知道马肯森军和贝洛军与德骑兵师去了哪里，但他们正处于他的必经之路上。德国报道称之为“东方大队”的这支劲旅或许能挡住伦嫩坎普夫，直到与萨姆索诺夫的战斗结束。但当时这支劲旅本身不能参加那场战争。他们必须或者与伦嫩坎普夫交战，或者等待他的进攻。当他们面向北方或东方时，保护萨姆索诺夫右翼的俄第6军，在前进中将穿过他们的后方，而如果伦嫩坎普夫发动进攻，他们将遭到两面火力的夹击，并要与人数双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所以这里具有另一个危险的可能性。因而，一切都取决于伦嫩坎普夫。就是现在，如果他以强行军向萨姆索诺夫靠拢的话，那末东普鲁士的全体德军也将势必在一对二的劣势下作战。那末伦嫩坎普夫将做什么呢？

自8月23日下午2时30分从霍夫曼那里获悉整个局势的时刻起，就是这一点令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部寝食难安。让“东方大队”充当抵御伦嫩坎普夫的盾牌，可以避免最严峻的风险，但是等于放弃所有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不理会伦嫩坎普夫，利用他向前推进的机会，令“东方大队”向南挺进，则无疑会打击孤立的俄第6军——不是二个俄军对一个德军，而是二个德军对一个俄军——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插萨姆索诺夫的后方。

24日夜间，兴登堡依照鲁登道夫的决定，命令马肯森和贝洛以“最快速的强行军”挥师南下，打击俄第6军。霍夫曼说，“根据高级司令部的观点，当晚的局势是整个会战中最为艰难的。”甚至在发布命令的时刻，兴登堡对于马肯森军调动一事仍未最后下定决心——谁会责怪他呢？该军应出发南下，但它随时可能不得不折回，以帮助为阻延伦嫩坎普夫大军前进而孤军作战的德军骑兵师。命令还是下达了，整个25日，“东方大队”向南进军。

图28、东普鲁士形势图，1914年8月25日

1 C.Div.，第1骑兵师；2 Div.(from XXIII)，第2师(自第23军)；3rd

R.Div.，第3后备师；Alle，阿勒河；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Angerburg，安格尔堡；Baltic

Sea，波罗的海；Bromberg，布龙贝格；Danzig，但泽；Defencc，防御；Deutsch

Eylau，德意志艾劳；Dirschau，迪绍；Eighth Army，第8集团军；First Army

(Rennenkampf)，第1集团军(伦嫩坎普夫)；Gerdauen，格尔道恩；Graudenz，格劳登茨；Insterburg，因斯特堡；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ouml;tzen，勒岑；Marienburg，马林堡；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Narev，纳雷夫河；Niemen，涅门河；Olschienen，奥尔席嫩；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Osovets，奥索维茨；Russian

Objective, Aug. 26(Revezled by Wireless)，俄国的目的，8月26日(无线电泄密)；Second

Army(Samsonov)，第2集团军(萨姆索诺夫)；Seeburg，塞堡；Sensburg，森斯堡；Soldau，索尔道；Stallup&ouml;nnen，斯塔卢波嫩；Tannenberg，坦嫩贝格；Thorn，托伦；Tilsit，蒂尔西特；Usdau，乌斯道。

在这个危急时刻，伦贝格危机的故事以惊人的事态重演了，再加上伦嫩坎普夫的迟钝，就引发了称之为无耻背叛的指控。俄军的电报和信号系统均不够格，他们所有的通讯设施都落后而低效。但是，如我们所知，他们拥有无线电台。他们的无线电广播此刻以满不在乎的简单方式在两则未译成密码的电文中向世界宣告了伦嫩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在25日和26日将要采取和不采取的军事行动。设在柯尼希山堡垒中的德军无线电台听到了这些令人惊讶地泄露的军情。清晨，第一则电报告诉他们，俄第1集团军到26日才会抵达盖尔道恩—阿伦堡—韦劳一线；因此他们确定，伦嫩坎普夫不可能参加萨姆索诺夫的战斗。下午，第二则电报泄露了萨姆索诺夫策划的所有调动。该电报表明：萨姆索诺夫认为德第20军的向后旋转是德军全面撤退的一部分，因此他只要追击就行。这份电报大大地打消了德军的疑虑。它表明萨姆索诺夫对第20军的进攻在26日以前可能不会发动。“还有，”霍夫曼冷冰冰地说，“命令证实了我们已经得到的有关俄军实力的情报；除此之外，我们还非常欣喜地知道了敌人个别军的准确目标。”就这样，命运之神将她戏谑的预知的微笑投给了鲁登道夫将军，这是他事业发端的值得纪念的时刻。当他于23日抵达时，正如他所相信的，也正如全世界早就相信的，在混乱中恢复秩序、免除灾难，在阻止溃败的事业中，命运之神为他提供了现成的大好机会，只需他点头同意即可。25日，当他一直为伦嫩坎普夫的威胁和萨姆索诺夫与第20军即将进行的战斗担着两重心的时候，命运之神打消了他在这两方面的疑虑。对伦嫩坎普夫在两三天之内可以不予理睬，这样德军在东线的所有部队都可以攻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而萨姆索诺夫本人要到26日以后才会发动认真的进攻，到那时德军整个第8集团军都将部署完毕——弗朗索瓦在右翼，莫根的一个师已转而开往受威胁的左翼。他也不必担心陷阱。截获的无线电报所说的调动，可以用一般的接触和战场侦察方法予以核对，事实普遍证明情报是准确的。这就是作战的方法。

德军高级司令部以比较宽慰的心情度过了25日的夜晚。冯·弗朗索瓦将军率领第1军，在各分遣队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的支援下，正迅速抵达德军防线右翼。为了支援预计在26日恶战中受威胁的第20军，鲁登道夫要求他于拂晓攻击俄军左翼。对此，弗朗索瓦表示强烈抗议。他的作战部队只有一部分下了火车，大炮只运到了很少几门，弹药运输队还一个也没有抵达，给他下达的任务太严峻了。萨姆索诺夫已派遣新的俄军第1军保护他的左翼，该军现正在乌斯道山嵴掘壕防守；其左翼由一个警卫师、一个步枪旅和两个骑兵师组成，几乎延伸到了波兰边境。弗朗索瓦如果按指令进攻俄第1军，势必首先将自己的左肩部，然后是背部暴露给其余俄军。他想找到敌军的真正侧翼并作更宽广的旋转运动。弗朗索瓦最终坚信，要服从命令他是既无实力也无时间，于是他决定持更坚定的反对态度。他不愿意作正面进攻。无论如何，在没有充分的炮火准备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记住马肯森上周在贡宾嫩的遭遇。”鲁铁道夫从一开始便决心在一位能征善战却桀骜不驯的下属前面维护新司令的权威，他简单明白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主持这场激烈讨论的兴登堡保持威严的缄默。气氛是如此紧张，以致兴登堡觉得有必要与弗朗索瓦见面，用他个人的全部影响力来强制执行命令。在这样的压力下，弗朗索瓦采取了消极抵制的策略。他服从了——但是以一种他自己的独特方式表示服从。

谁也不能说弗朗索瓦在26日没有进攻；但事实上他拖延行动并约制部队，以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直截了当地说，实际上他从早到晚都在玩弄集团军参谋部。他的做法不只是勉强的迟缓行动，而是计算好的有意挫伤参谋部意志的举动，这一点有事实为证：诡计多端的弗朗索瓦在25日夜间询问第20军，他们是否真的受到极大压力，以致他必须在没有炮火支援和尚未作好准备之前就发动攻击去救援他们。第20军安慰性地答复说，他们安然无恙，他没有必要连累自己的准备工作。鲁登道夫烦躁不安地挨过26日的上午，还是完全摸不准弗朗索瓦到底在干些什么。直到晚上他才明白自己受了愚弄。不过到晚上又另有事情发生。

“东方大队”的两个军与保护萨姆索诺夫右翼和后方的俄第6军发生了战事。这是一场遭遇战。俄军浑然不知遇上了严重危险。他们以为某部分退却的德军可能正在与他们相隔相当距离平行地向后行军，而其他退却的部队将紧随其后去往拉斯滕堡。萨姆索诺夫的命令为他们勾勒出了这幅图像。然而26日清晨，俄第6军得到意想不到的消息，说敌人一个旅在劳滕出现，稍后的消息又称，该旅正在占领塞堡。他们满怀激情地用一个师向敌人发动进攻，结果与德军整个东方大队(两个军和第6后备旅)遭遇。德军以拼死一战者才能达到的速度自北扑向他们，战斗立即爆发。进攻的俄军师绝望地发现自己寡不敌众。他们英勇地自卫，直到夜晚。反方向进军驰援的友军也遭受惨败。俄军军长丧失了斗志。当晚和次日全军南逃，各个师一路不停地逃命，直到他们抵达与战场分别相距21英里和25英里的奥尔席嫩和瓦伦。德军彻底打败萨姆索诺夫的第一次打击已经命中。萨姆索诺夫的右翼防卫已被攻破；有关的将军没有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告诉他，在拖延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以含混不清的方式对他提及。

图29、乌斯道之战，1914年8月26日

I Corps(Artamanov)，第1军(阿尔塔莫诺夫)；I

Corps(Fran&ccedil;ois)，第1军(弗朗索瓦)；Gr.Tauersee，陶恩塞；Meischlitz，迈施利茨；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Neidenburg，奈登堡；Sojdau，索尔道；Usdau，乌斯道；XX

Corps，第20军；XXIII Corps，第23军。

在26日这重要的一天，弗朗索瓦的大炮已经抵达，于是他宣布准备于27日破晓开始进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前行到吉尔根堡湖末端的高地，在高地的冷杉林中竖起了一座高耸的木架，从上面可以清楚地了望。6时，他们兴高采烈地获悉，乌斯道阵地已遭猛攻。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消息虚妄不实。战斗部队错把西南2000码处的迈施利茨村当成了乌斯道阵地，真正向乌斯道发起的进攻到10时才开始。

有人称之为乌斯道之战的此次交战，再一次在俄军左翼施加了前一天落在其右翼的灾难。弗朗索瓦的全部大炮，得到从堡垒撤出的重炮的加强，向俄军在乌斯道山嵴上面对西方的壕堑猛烈开炮。这些战壕急匆匆挖成相连的线状，既无土护墙，也没有掩蔽射击坑，却挤满了人员，战壕很快便塞满死尸和伤员，主要负责保护萨姆索诺夫集团军左翼的俄军，表明无力经受大炮的狂轰；右边那个师在前，左边那个师在后，甚至在德军步兵发动必要的攻击之前便离开战壕，相当混乱地向南涌去，沿来路向索尔道方向溃逃。就这样连续两天，两支保护俄军中坚部队推进的侧翼军被彻底击溃，27日夜间，萨姆索诺夫剩下的唯一的微弱希望就是：立即撤退。

03.

我们将在萨姆索诺夫设在小镇奈登堡的司令部度过27日的夜晚。他的右翼军(第6军)出现了惊人的混乱，在只能是来自伦嫩坎普夫前线的强大德军，攻击下已经后退。他的第1军已经逃离在他左侧的乌斯道阵地。在中央，位置远在这两支不可靠的卫队前面的勇猛的第15军连同它左边第23军的一个师，已经与德军中坚部队激战三天；他的第13军没有发现前面有强大的阻力，实际上已向前推进至阿伦施泰因。两翼溃败，中央深入险境，前途堪忧，再加上可怕的粮食缺乏！在如此环境中萨姆索诺夫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

图30、坦嫩贝格之战·8月27日形势图

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Bellow，贝洛；Fran&ccedil;ois，弗朗索瓦；from

Gumbinnen，自贡宾嫩；Gilgenburg，吉尔根堡；Goltz，戈尔茨；Lahna，拉纳；LDWR，后备军；Limit

of Russian

Advance，俄军推进的到达线；Lobau，洛鲍；Mackensen，马肯森；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Muschaken，穆沙肯；Neidenburg，奈登堡；Olschienen，奥尔席嫩；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Osterode，奥斯特罗德；Samsonov，萨姆索诺夫；Scholtz，肖尔茨；Soldau，索尔道；Tannenberg，坦嫩贝格；Willenberg，威伦贝格；HL，兴—鲁。

一位久经沙场的司令官至此居然没有认识到全军所面临的致命危险，这简直难以想象！只有立即命令第13军、第15军和第23军撤退，命令两翼军出击，才能提供唯一可能的逃脱机会。但是俄国人特有的宿命论的暗淡思想，似乎制服了这位命中注定要遭难的司令官，他已误入歧途，他还以为所要对付的只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但是木已成舟，就让命运来作出决定吧；死亡要比撤退好。或许明天会有好消息。可怕的精神呆滞控制了这个忧虑苦恼的人；27日午夜，萨姆索诺夫命令他的中坚部队继续进攻。但是正如兴登堡所言，“他们已不再寻求胜利，而是寻求毁灭。”

28日凌晨，全体德军开始反攻。第20军，左翼得到第3后备师和戈尔茨师的增援，对俄军中坚部队的猛攻取得了不断扩大的战果。马肯森(第17军)和贝洛(第1后备军)向西运动有双重目的，一则，支援第20军，再则赶赴合适阵地来保卫后卫和侧翼，防止最后姗姗来迟的伦嫩坎普夫的攻击。但是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德军的右翼，这里再次出现了弗朗索瓦的明目张胆的不服从。28日鲁登道夫情绪并不是最好。他觉得战斗已经获胜；他不企求决定性的胜利。只要确保打退伦嫩坎普夫的攻击，他打算满足于较小的战果。他下令给马肯森和贝洛，并于29日重申前令，阻止这两支劲旅在战斗中发挥有效的作用，还阻止他们封闭东南面俄军可以撤退的宽阔缺口。

谁也不能指责鲁登道夫对伦嫩坎普夫采取了小心提防的部署。但是根据进一步的了解，他28日对弗朗索瓦所下的命令有不妥的迹象。28日一整天都奋力东进追赶敌军的弗朗索瓦，傍晚时已进入奈登堡。鲁登道夫命令他改变方向，几乎是面朝正北，向拉纳前进。这些命令的含意，实际上放弃任何试图包围俄军中坚部队大军的认真努力。命令还责备弗朗索瓦让部队进入森林地带，说后果必然是他与大军分散，不能参与更多的战斗。命令使用了格外令人感动的措词，并于结尾严正要求说，该军“如果能将上述意图及时执行，可望为全军作出最大的贡献。一切皆取决于第1军”。但是冯·弗朗索瓦将军的意图迥然不同。他的先头部队已处于自奈登堡至维伦堡公路的中途。这条路向正东方向延伸，从各方面看都便于实现他的目的。它经过的乡间开阔地带，正好在森林边缘步枪射击的有效射程之内。因此，冯·弗朗索瓦将军在29日一整天催促他的部队沿这条路前进，他一边走一边沿途建立哨所和警戒哨，以封锁俄国大军。至黄昏时分，弗朗索瓦的防线大功告成。他以25个营在50公里长的地面上形成了一条防线。到了29日夜，尽管再次接到向东北前进的命令，他仍是在奋力试图从森林逃走的俄国大军与任何可能从华沙方向进攻他的敌军之间建起了这条单薄的哨所线。鲁登道夫又一次默许这位敢冒风险的下属军官强加给他的决定。

04.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悲剧的最后一幕。英国驻俄联络官诺克斯将军曾置身于萨姆索诺夫的参谋部。28日上午他从奈登堡乘汽车与总司令会合。他发现萨姆索诺夫正在路旁研究他的地图，周围围着他的参谋官。萨姆索诺夫突然站起身来，命令他的哥萨克卫士为他和他的参谋们提供马匹，准备向第15军方向驰去。诺克斯将军打算骑马与他作伴。

但是萨姆索诺夫把他叫到了一旁。他说，局势非常严酷。他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不希望一位外国军官陪伴他。这里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也不会影响战争的最终进程。说完这些，他便道别策马而去。诺克斯补充说，萨姆索诺夫和他的参谋部人员都很镇静。他们说：“敌人有走运的一天，我们也会有走运的另一天。”诺克斯随一长队汽车返回，刚好及时穿过奈登堡。

图31、坦嫩贝格之战·8月29日的形势图

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Bellow，贝洛；Fran&ccedil;ois，弗朗索瓦；Gilgenburg，吉尔根堡；HL，兴—鲁；Lahna，拉纳；LDWR，后备军；Mackensen，马肯森；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Muschaken，穆沙肯；Neidenburg，奈登堡；Olschienen，奥尔席嫩；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Osterode，奥斯特罗德；Samsonov，萨姆索诺夫；Scholtz，肖尔茨；Soldau，索尔道；Tannenberg，坦嫩贝格；Usdau，乌斯道；Willenberg，威伦贝格。

我们原可以伴随萨姆索诺夫将军再走一程。他在第15军司令部度过28日的夜晚。29日一整天，俄军中坚部队继续解体，大量惊慌失措的士兵在森林里漫无目标地涌来涌去。最后只剩下将军和他的7位参谋官。夜色来临，他们弃马步行，挣扎着向东走。这位患有哮喘的将军，此时精疲力竭，而且极度悲伤，由几位军官搀扶着前进。最后，他再也走不动了。他喃喃地自言自语，“皇帝信任我。”说着便转身离开了其他的人。现在他已是孤身一人。可是三天以前他曾指挥25万大军！参谋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试图寻找他的尸体，但一直没有找到。他们只得继续上路了，有几个人逃脱回来报告了这一消息。

图32、坦嫩贝格之战·俄军的灾难，1914年8月30日

I Cav.

Div.，第1骑兵师；Allenstein，阿伦施奉因；Fran&ccedil;ois，弗朗索瓦；Gilgenburg，吉尔根堡；HL，兴—鲁；Lahna，拉纳；LDWR，后备军；Mackensen，马肯森；Miles，英里；Mlava，姆拉瓦；Muschaken，穆沙肯；Neidenburg，奈登堡；Olschienen，奥尔席嫩；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Osterode，奥斯特罗德；

Soldau，索尔道；Tannenberg，坦嫩贝格；Usdau，乌斯道；Willenberg，威伦贝格。

30日和31日期间，最后几幕继续上演。被击败的军队大多沿他们前进的老路退却。但是试图从森林南沿逃走的俄军，不管是散兵游勇还是成群结队，都遇到了弗朗索瓦所设封锁线的无情炮火，被逐回原处。他们不分昼夜一次又一次拼命作逃跑的最后努力。经常有一队又一队的士兵，跟在牧师高举的十字架后面，冒出丛林冲向德军防线；但无一人到达那里。

德军某团战史写道，“在灰暗的展光中，敌军一长列纵队的士兵慢慢走出森林，没有任何保护部队，显然是和平举动，绝对不允许被当作攻击的靶子。不幸的是，几个激动的步枪手很快向他们开火；听得枪响，步兵营和机枪连全部火力齐发。机枪连是首次作为完整单位使用的，它用全部6挺机枪射出连续的歼灭性的子弹。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可怕的后果。俄军丢下车辆和马匹拼命躲进树林。受惊负伤的马匹在田野上无目的地狂逃，马车倾度，项刻一片大乱。依然携有武器的俄军试图在丛林边占据阵地，但很快他们便在长竿和步枪上挂起了白色衣服，表示他们认为继续前进是徒劳的，愿意投降。”③

31日，俄军大量投降。冯·弗朗索瓦将军军团的一个营抓获战俘1.7万人。空中侦察发现大批军队在各空旷地集合，在德军司令部引起了惊慌，后来才明白他们是战俘，闪光是从德军护送战俘的部队的刺刀上发出的。德集团军司令部不知道他们在森林中截获的俘虏有多少。霍夫曼在30日估计的数字是4万，但是格吕纳特有把握认为不超过2万。霍夫曼打赌说，如果战俘人数不到2万，每少一个人，就输给格吕纳特1马克，如果超过2万，格吕纳特则为多1个人付给他1马克。打赌没有被对方接受，他有充分理由表示遗憾。胜利者收容的总数为9.2万名未受伤的和3万名受伤的俄军战俘。在9.2万名战俘中，有6万名是弗朗索瓦军受之无愧的战利品。

到28日晚，鲁登道夫对取得完全胜利感到心满意足，他也满意于他已经构筑起对付伦嫩坎普夫的防线，伦嫩坎普夫的骑兵师此刻终于接近阿伦施泰因，几乎可以俯瞰他们的友军刚刚覆灭的战场。下一步就要轮到他们了。

05.

在大战期间以及此后数年间，坦嫩贝格之战的荣耀被鲁登道夫成功地据为己有。这是他上升到实际控制整个德国战争的地位的垫脚石。兴登堡没有提出个人要求。他甘心情愿让鲁登道夫的声明不遭到任何反对而通过。声明如下：“冯·兴登堡将军一直同意我的建议，并高兴承担同意这些建议的责任。”但是现在已经有无需争议的事实证明：首先，集结第8集团军对付萨索诺夫的所有军事调动的命令早已由普里特维茨参谋部根据霍夫曼上校的创议下达，而且这些调动在鲁登道夫抵达集团军司令部时已接近完成。其次，鲁登道夫于就任途中发布的仅有的命令，除了那些与小规模增援相关的命令之外，就是将第8集团军司令部后撤至马林堡，和在他到达之前授权各军独立行动。他的这两种干预都不合时宜，并导致损失宝贵时间的后果。在会战过程中，鲁登道夫于25日努力迫使弗朗索瓦进行不成熟的进攻；而这样的进攻一旦受阻，势必让萨姆索诺夫的军队得以在遭受灭顶之灾以前逃脱。弗朗索瓦违抗了他的命令才取得重大战果。28日，鲁登道夫听任俄军中坚部队逃跑。在一阵神经紧张中他阻止第17军和第1后备军有效地封闭通向东方的缺口，同日还命令弗朗索瓦向无疑会导致大批俄军向东南逃走的方向推进。事实上，兴登堡确实曾根据鲁登道夫的建议于28日夜间致电德军最高司令部称：“战斗取得了胜利；将继续追击。俄国两个军的投降很可能难以达到。”

冯·弗朗索瓦将军冒着巨大风险违抗两项命令；他正确地衡量了敌人的特性，沿奈登堡—维伦堡公路布置了哨所和警戒哨组成的包围圈，使整个俄军中坚部队坠入陷阱。胜利的光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霍夫曼将军，同时这一荣耀必须永远和冯·弗朗索瓦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虽然只指挥一个军，但他以少见的谨慎与无畏的精神来作战，体现了真正的军事天才的特性；他根据自己正确的坚强信念来蔑视鲁登道夫，因反抗他的命令才为他赢得令人目眩的胜利。他的这一观点，对鲁登道夫似乎显得苛刻，但现在已为德国军界所接受，这一点或许可以从纪念坦嫩贝格战役10周年庆典的照片推断出来。在照片中弗朗索瓦坐在荣誉席上，甚至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兴登堡本人，也以坐在他的右侧而自豪。

坦嫩贝格战役正式开始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之间值得注意的伙伴关系。兴登堡在忠诚和有礼的措辞中把它描述为幸福的婚姻。鲁登道夫则对它作了更加明确和较少优雅的描述。他们的合作是历史上大人物有名的友谊之一。它的魅力是不可抹煞的。在本书中将经常出现这两个人名，为了避免不断重复，便用带有神秘色彩的符号“HL

*来表示他们的联盟，将是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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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皮埃尔弗，Pllutarque a menti，第4卷，第236—237页。

②它增加了1个后备师和相当于1个旅的要塞分遣队，即总计3个半师。

③J.冯·博延，《团队史，第四十一步兵团》(Regimental History，41st)，第23页。

*“HL”为兴登堡与鲁登道夫首字母的连体符号，中文译为“兴—鲁”。——译者

第14章、首战马祖里湖区

下一个任务——兴—鲁的计划——德军的重新组合——吉林斯基的部署——弗朗索瓦的迂回运动——弗朗索瓦的成就——俄军的反击——弗朗索瓦在追击中改变方向——伦嫩坎普夫军队的逃脱——吉林斯基的好运——伦贝格战役的最后阶段——撤退——启示录中的骑士——多种语言的军队——破碎的机器

01.

德第8集团军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指挥下，对萨姆索诺夫和伦嫩坎普夫的两支占优势的集团军进行了两次大战，这两次战争不但是军事上的经典之作，而且是战争艺术的一个缩影。我国最杰出的军官之一，艾恩赛德将军用了一整卷的篇幅来描述东普鲁士头30天的战事，该书是任何军事学家均不应忽视的读物。本章的内容不得不限于对军事行动的一般叙述，并把这些战事与整个欧洲战场联系起来。

到9月1日夜晚，坦嫩贝格战役的胜利者已转向新的任务，这个新任务应该是什么，胜利者没有丝毫的疑虑。霍夫曼说得很简洁：“萨姆索诺夫的军队已实际上被歼。他所率的5个半军，其中有3个半非死即俘，所剩约1个半军不得不返至华沙附近整编。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伦嫩坎普夫了。

德军信心十足，希望制订他们的计划。现在他们不再为可能遭到两支优势兵力的汇合进攻而焦虑不安，他们面临的问题变得单纯。许多未知的因素不复存在。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军队在各种对敌作战中的品质。他们知道，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敌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此外，临时从在法国的德军右翼撤出的两个新军(后备警卫军和第11军)已经抵达东普鲁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麾下已有17个师(原有的9个师和4个辅助师加上从法国调回的4个师)。这支劲旅，在胜利的鼓舞下，有资格感到自己优于伦嫩坎普夫的军队，不管后者是20个还是24个师。

攻击伦嫩坎普夫的方法不必到远处寻找。只须从波罗的海到马祖里湖区进攻他的防线。当伦嫩坎普夫受到这样的钳制的时候，他的侧翼非转向不可；如有可能，他的撤退将被右侧经湖区防线向北运动的德军切断。这条由湖面、沼泽和德军防御工事组成的防线呈现出巨大的战略优势。小型的勒岑要塞正处于南、北湖区之间的缺口上。它的坚定的指挥官不理睬俄军要求其投降的召唤，以开火作为回答，击伤并俘虏了受遣执行这个大胆任务的俄军军官和号兵。俄军在制订入侵东普鲁士的计划时忽略了需要少数重榴弹炮来攻下勒岑的必要性，所以面对那里的永久性防御工事束手无策。因此勒岑成为攻击伦嫩坎普夫集团军的侧翼和交通线的重要桥头堡和出击口。宽度仅为1英里的缺口有一条优质军用公路和一条铁路经过，这两条路可通往吕克和俄国边界。在勒岑以南，一连串湖泊连续30英里，直至约翰尼斯堡，湖泊之间的许多缺口筑有野战工事来防守，在与萨姆索诺夫作战期间，德军未曾有一处工事失守。如果德军能够经过勒岑和湖泊间的其他缺口大举推进，用正面进攻把伦嫩坎普夫困在他的阵地上，那末，俘虏或击溃他的全军便是合理的预期。

需要决定的关键不是方法，而是对作正面运动和迂回运动的相对兵力的部署。切记：进行中的迂回运动将首先使自己的右肩，然后是后背，容易遭到在华沙或沿纳雷夫河的任何俄军的攻击。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余部或许不会马上构成威胁，但是德军无法知道沙俄帝国是否可能有其他军事力量集结在重要铁路中心华沙或他们设防河流的后方。必须在打败伦嫩坎普夫前挡开或阻延此种可能的介入。行动的时间越短越突然，风险就越小。“兴—鲁”决定派8个师进攻伦嫩坎普夫的正面，提供5个师加上2个骑兵师作迂回运动穿过各缺口，用剩下的3个师抵挡自南方来的俄军。对于这个布置从当时至现在一直存在两种意见。在迂回运动中被委任以主要角色的弗朗索瓦强烈要求再增拨一个军，这是很自然的，或许也是合理的。但是霍夫曼指出：兴—鲁无权忽视伦嫩坎普夫可能率大军向在他前面的德军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在这种形势下他将拥有二比一以上的优势。

于是随后作出如下决定：第20军、第11军、第1后备军和警卫后备军进攻伦嫩坎普夫正面；派第1军和第17军以及第3后备师加上骑兵师进行迂回。根据这些命令，德军用4天时间进行重新组合，9月5日他们开始了全面推进。

与此同时伦嫩坎普夫及其所率的俄军在干什么？吉林斯基又在干什么？直至8月27日，吉林斯基仍以为他的第2集团军在向北推进；但是他不安地感到，该集团军需要伦嫩坎普夫的支援。当日晚些时候他打电报告诉伦嫩坎普夫，德军正乘火车从伦嫩坎普夫的正面移动进行调动，猛烈攻击萨姆索诺夫。他说，“尽快调动你部左翼向他靠拢，与第2集团军协同作战。”但是吉林斯基的命令没有显示出对第2集团军有丝毫忧虑，而且他似乎对伦嫩坎普夫三个军中有两个向西南稍稍进军的调动感到满意。29日晚7时一个更紧急的命令来到：“鉴于第2集团军战斗激烈，总司令命令你调2个军驰援。骑兵应派往阿伦施泰因。”晚11时，“第2集团军撤退，”——当然毫不夸张——“因此总司令命令该两军停止前进。”30日：“萨姆索诺夫将军已遭彻底失败，敌人现在完全腾出手来对付你。务必采取一切措施，切断敌人有可能移师向你进攻的各铁路线。谨防敌人设法经勒岑对你进攻。”

然而甚至到此时，西北战线的司令官还没有放弃封锁柯尼希山的想法，9月1日，他的参谋部仍在为实现这一目的而组建一个后备军。坦嫩贝格战役的失败在吉林斯基和伦嫩坎普夫思想上引起的反应如出一辙。两人都指望俄第2集团军承受德军进攻的全部重压。伦嫩坎普夫决定撤退其全部兵力，集结在因斯特堡总防线，9月2日他发布命令，让他集团军主力驻守在有壕堑的阵地上，一侧临海，另一侧以湖区为依托。随后的3天用于构筑防线的工事；如没有勒岑缺口和德军进一步向南方的迂回运动，这条防线倒是安全的。因为对勒岑方面的危险非常敏感，他布置了整整一个军来守卫它的各个出口。吉林斯基赞同这些部署。他命令他的第1集团军“不惜一切代价抗击可能来犯的优势兵力之敌，守住现在阵地”。他命令第22军、第3西伯利亚军和第1突厥斯坦军增援第2集团军，第1突厥斯坦军本身已成为新的集团军——用以保护通向纳雷夫河下游的各个进路，目的是威胁(虽然有点够不着)德军计划的那个迂回运动。

但是在9月4日，冯·德·戈尔茨所率的两个半德军师为挡开俄军自南而来的干预，向姆拉瓦进军，并攻占了该镇。吉林斯基闻讯，便匆匆得出结论，认为德军并非用全力进攻伦嫩坎普夫，而是准备攻击华沙：他现在急切希望伦嫩坎普夫发动攻势。他拟定了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同心攻势的宏伟计划，计划规定第1集团军、第2集团军余部以及3个新军都将参加。这一攻势定于9月14日开始。

这就是吉林斯基将军在9月4日夜间所下达的命令。命令主要是针对虚幻的敌军和想象的局势的，但为现实所否定了。5日、6日和7日连续三天，负责对伦嫩坎普夫主攻的德军4个军轻而易举地推进，陈兵于因斯特堡壕堑阵地之前。他们直至9日才开始战斗。与此同时，德军的迂回运动取得了巨大进展。弗朗索瓦率3个师和一个骑兵旅，于9月7日将弱势俄军赶出了比亚瓦，并在翌日拂晓攻占了阿雷西镇，该镇和比亚瓦一样仅由俄军6个营和几个炮兵连据守。参战的两个德军师是在他们自己和平时期训练的土地上作战，他们熟悉每一码土地，很快就将这几支小分队击溃，弗朗索瓦乘胜率第1军转向正北，逼近伦嫩坎普夫的交通线。他派第3师攻占吕克，以便进一步扩大包围。

图33、坦嫩贝格之战后的重新集结

3 Res.

Div.，第3后备军；Alle，阿勒河；Allenstein，阿伦施泰因；Angerapp，安格拉普河；Angerburg，安格尔堡；Fortress

Res.，要塞后备军；from Westem

Front，自西线；GDR，警卫团；IR，第1后备军；Insterburg，因斯特堡；Johannisburg，约翰尼斯堡；K&ouml;nigsberg，柯尼希山；L&ouml;tzen，勒岑；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Rennenkampf，伦嫩坎普夫；Samsonov，萨姆索诺夫；Tannenberg，坦嫩贝格；Usdau，乌斯道；Wehlau，韦劳。

同时，马肯森率第17军进军通过勒岑缺口并部署在缺口之外。他们在这里与前来迎战的俄第2军遭遇，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8日俄军堵住了缺口。他们在各湖泊之间筑城沟防守，找不到任何手段来旋转他们的侧冀。原准备在第17军之后通过缺口的两个德军骑兵师，发现自己无望地被它的运输工具所阻塞。外加的两个俄军师于当日抵达，在暮色降临时俄军前线处处安全。

9月9日是大会战的一天。兴登堡率4个军进攻因斯特堡防线。第17军力图全部通过勒岑缺口。俄军顽强地顶住了所有的进攻。他们构筑的纵深战壕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德军大炮的伤害。他们不像萨索诺夫左翼护卫部队那样，在坦嫩贝格战役的第2天被大炮轰出了浅浅的壕沟。现在，在德军狂轰之后，俄军仍有足够的将士活着来阻挡敌人步兵的进攻；德军没有足够的弹药把俄军阵地夷为平地，像在西线习以为常的那样。实际上，9日夜晚到来时，德军正处处进攻，而俄军防线处处完好无损。

但是，俄军没有办法阻挡自南而来的迂回运动。弗朗索瓦跟在坦嫩贝格战役中一样，这一天同样扮演了取得决定性的光辉胜利的角色。9日破晓时(3时30分)他所率的无坚不摧的两个师攻破了抵抗第17军的俄军左翼和后卫，使之动摇、混乱并溃不成军。勒岑缺口对面的整个俄军防线顿时大乱。在正面艰苦作战的4个师的精锐侧翼被迂回，后方遭攻击，终于被击溃并逃离战场，留下60门大炮、5000名战俘以及所有辎重都落入弗朗索瓦之手。战争中那些致命的转折的确太冷酷，太残忍，太不公正了，这些人们完全看不到和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夺去了英勇的士兵用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胜利得来的全部成果。据艾恩赛德将军计算，弗朗索瓦的两个师在4天之内行军77英里，其中有2天还进行了部署和战斗。所以，他们至少理应得到落入他们手中的一部分奖品。

在这些战争期间，弗朗索瓦的第3师在一次势均力敌的战斗中打败了驻吕克的俄军。伦嫩坎普夫左路军的侧翼现在受到阻挡，德军两个军和两个骑兵师只须稳步北进，经贡宾嫩进攻斯塔卢波嫩或维尔科维斯基，就可切断俄军退路。9月9日这一天在东普鲁士的浴血激战就此告终。

图34、马祖里湖区第一战，1914年9月9—14日

3R，第3后备军；Alle，阿勒河；Angerburg，安格尔堡；Arys，阿里斯；Bialla，比亚瓦；Cav.，骑兵；Darkehmen达克门；Forest

of Johannisburg约翰尼斯堡森林；Forest of Rominten罗明滕森林；Fortress

Troop要塞守卫部队；GDR警卫团；Goldap戈尔达普；Grajevo格拉耶沃；Gumbinnen贡宾嫩；1R第1后备军；Insterburg，因斯特堡；Johannisburg，约翰尼斯堡；Lyck，吕克；L&ouml;tzen，勒岑；Mariampol，马里安波尔；Miles，英里；Omet，奥梅特河；Pregel，普雷格尔河；Rastenburg，拉斯滕堡；Schirwindt，希尔文特；Shaki，沙基；Stallup&ouml;nnen，斯塔卢波嫩；Wehlau，韦劳。

但是现在伦嫩坎普夫以全副精力投入工作。他没有费心跟吉林斯基打交道，便决定趁时间还来得及就逃跑。他一心想着逃跑。他的部队在勒岑前面大败的消息一传到司令部，他就命令全军立即总撤退，由两个师进行反击，作为掩护。艾恩赛德将军说，“俄第4军第40师和第2军第26师进行了最英勇的反击，完全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次反击持续了9月10日一整天。德军第20军给打得完全停顿，遭受了惊人的伤亡。它在打击面前立足不稳。直到48小时以后才重新前进。俄国军事年鉴不应该忘记这一功绩。在这两个师的无畏保卫下，伦嫩坎普夫和俄第1集团军开拔回老家。他们开始时走得很快，以后则更快。面向正东方，他们又踏上了三周以前满怀过于自信的希望走过的老路。为了逃命冒尽一切风险。各师沿一条公路的两侧平行前进，公路上挤满了看不到尽头的运输队伍。他们彻夜行军，然后日日夜夜连续赶路。集团军主力在50小时内走了55英里，还依然保持队形。跌倒也好，蹒跚也罢，他们坚持前行以躲开敌人，敌人的诡计甚至比枪炮更可怕。

图35、俄军反击的结果，1914年9月10日

Positions Sept.9，9月9日防线；Positions Sept.10，9月10日防线；Limit of adwance

for sept 10，9月10日推进到达线；Appron line of Russian rearguards Sept

10，9月10日俄军大致后防线。

Angerapp，安格拉普河；Benkheim，本克海姆Darkehmen，达克门；Fran&ccedil;ois，弗朗索瓦；Goldap，戈尔达普；Gumbinnen，贡宾嫩；Insterburg，因斯特堡；L&ouml;tzen，勒岑；Muschaken，穆沙肯；Miles，英里；Originally

Intended Pursuit，原计划追击路线；Paulswaid，保尔斯瓦尔德；Russian

Retreat，俄军退却路线；Stallup&ouml;nnen，斯塔卢波嫩。

但是如果弗朗索瓦和马肯森获准按原定方向进军的话，那末俄军无论怎样敏捷和迅速都无补于事。他们必然会在贡宾嫩与维尔科维斯基之间的退路上被德军切断，一切都将陷入混乱。逃跑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但光靠速度本来不可能得救。正是不为历史注意的那两个英雄师的无名战士和指挥官的反击，才拯救了这支军队。他们给德第20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鲁登道夫思想中留下了更重要的印象。这位包含如此之多的优秀品质的伟大军人和天才，却深受他自己那非常活跃的理解力之害。他沉浸于计划的中心，每时每刻都收到纷至杳来的真真假假的消息，并对它们作出反应，所以鲁登道夫从俄军的反击中得出不祥的印象。他不让马肯森和弗朗索瓦朝东北方向迅速追击，而是将右翼部队缩回，以参加他预计于10日在达尔克门周围展开的战争。因此，当10日早晨太阳高悬天空之后，马肯森和弗朗索瓦所率漫长的纵队向北进发，部署在因斯特堡俄军阵地的战术侧翼，显而易见，他们只抓住了撤退俄军的边缘，甚至事实上扑了个空。

到了10日夜晚，拦截的机会已经消失。剩下来的办法只有穷追猛赶了，而在这方面，俄军比贪婪的追兵有更大的刺激力，因而更能加快步伐。13日以后德军的追击松弛下来，俄军的大批部队和车辆，在斯塔卢波嫩险些被一次阻塞梗住，他们经过每一条铁路、小道和羊肠小径朝东走，向回家的方向涌去。最后一战是在维尔科维斯基进行的。俄军后卫必须在这里作困兽斗以赢得几个小时，让大量后卫部队脱离险境。伦嫩坎普夫决定(或许是正确的)不采取任何办法来解救后卫部队。他们战斗到最后，全部被歼。但是在损失了4.5万名战俘、约200门大炮并遭受了约10万人的伤亡之后，伦嫩坎普夫大军从已经吞噬萨姆索诺夫的虎口中挣脱出来，逃到涅门河。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吉林斯基频频向虚空发布命令。吉林斯基几乎每个钟头准时发出无线电报，发送类似梦游的命令，读了这些命令的德国人，对这些秘密感到困惑。他们不可能从俄军高级司令的命令中获得更多的消息了，即使把它们整理成册放在眼前也无甚价值，因为那些命令此时已经不再和现实有什么联系了。指挥俄军西北前线，雄踞一方的最高指挥官，调动百万大军犹如移动巨大棋盘上的棋子，听起来何其宏伟。但是当吉林斯基在这生死攸关的一个月内每日坐在比亚韦斯托克的办公桌前时，有哪一种精神折磨能比他遭受的折磨更大。他手下的两位集团军司令是拥有广泛的行动自由的举国闻名的战将。吉林斯基能够正确地发布的命令，是明朗清晰的，隔很久才有一次。没有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他得到的情报非常之多，而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他得到的消息很少，或者没有。吉林斯基一生效命军旅，作为具有最高专业技能的指挥员而受到崇敬。在30天之内，他的了不起的好机会在彻底的灾难中烟消灰灭。现在他坐在同一房间的同一办公桌前，身旁还是同样的礼仪和惯例，却成了失败者、历史的笑柄和国家毁灭的根源——全都因为他以时时拍发电报作为他的职责，而事态发展却与这些电报完全相悖。军用地图依旧，电报依旧，平静的办公室依旧，战事却发生了令人毛骨惊然的灾难。这是现代战争中高级司令部——几乎是最高司令部——的魅力吗？据说这就是历史上伟大司令官的机遇和经历。多么骇人听闻的欺骗，一场莫大的讽刺！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指挥官们至少会策马驰骋于战场的硝烟之中，与他们实际指挥的士兵分担危难。但是这里周围只是一些地图，在空中晃动的军旗，全都为敌人所截获的电报的底稿，以及不连贯地来到的失败消息和愁眉不展的参谋们垂头丧气地带来的更多的噩耗。

军事评论家们对吉林木斯基的各项命令怒目而视，但是现在已经认识到东普鲁士战役的价值和分量的那些评论家中，几乎无人关心这些命令所提供的机会。最后，吉林斯基对伦嫩坎普夫勃然大怒。正如萨姆索诺夫在最痛苦的4天里不再与他的上司保持通讯一样，伦嫩坎普夫从他以值得赞许的敏捷和侥幸匆匆撤离因斯特堡防线的时候起，除了让自己的军队逃走——事实上无非是让他的司令部逃走之外，对什么都不操心。为此他最后的行动非常迅速。他们反复变动地点，往往一天变三四次，直到危机过去，而此后他让自己去了“远离狂乱人群”的科夫诺。

吉林斯基虽然处于孤立无援的被忽视的地位，但仍有许多事情应作解释，他向大公和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倾诉了自己的不满：“伦嫩坎普夫将军考虑得更多的是他的参谋部的安全，而不是指挥军队的运动，实际上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指挥他的军队了。他报告说他正在向维尔科维斯基转移，命令第3军和第26军向东撤退，而让他集团军中的其余军团听天由命。他的参谋部与他同行。这个集团军司令官的这种行为证明他已经不可能再指挥军事行动了。在过去24小时之内他变动司令部的位置达4次之多，每一次都完全中断了通讯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靠伦贝格战役的胜利为自己打气壮胆的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冷冰冰地接受了这些声明。他们答复说，“伦嫩坎普夫将军希望亲自指挥他的部队，这是很自然的”，建议吉林斯基应“努力设法与在维尔科维斯基的伦嫩坎普夫取得联系”。而伦嫩坎普夫已经到了科夫诺。

9月17日——伦嫩坎普夫的后卫部队在维尔科维斯基牺牲的那一天，吉林斯基被解除司令职务，从胜利的加利西亚战场来的鲁斯基将军受命负责西北战线。他将第1集团军集结在涅门河前面。霍夫曼在日记中写道：“啊，是啊；迄今为止我们依靠人数处于劣势的兵力已经打败了俄军大约15个军和8个骑兵师，但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现在要再次打败他们。”

02.

在此期间，奥匈帝国命运如何呢？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伦贝格战役中战斗到他的军队能够支撑的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寸土地和最后一分钟。当9月11日他被迫发出极不情愿的撤退信号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没有战斗力了。撤退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各种运输车辆在公路上每四辆排成一排前进，仍受到逃难平民的阻碍。“大战之后普遍下了不寻常的大雨”，步兵步履艰难地穿过雨水浸透的田野。大炮不知怎样穿过交通阻塞处前行。后卫士兵中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身效命的人。恐怖的叫声“哥萨克来了”引发许多人的惊恐和慌乱。看不到尽头的悲惨的庞大人流——承受着各种肉体痛苦、疲惫、为阵亡战友的悲伤、为战事失利的悲哀，令人不堪回首——没精打采地穿过田野。这些地狱之河般的人流缓慢地流动；但不停地流动；在流向自己的家园；他们流动的速度比追赶的俄军要快。现代步枪、数挺机枪、一两个野战炮组所显示的威力，可以阻延追兵，使追兵停下来等待自己的炮兵，如果他没耐心等待，就杀死他，这或许是最初向奥匈帝国军队灌输的思想。但无论如何他们在艰难地前进；在挣扎着前进；他们在不断远去，远离敌人的炮火，远离恐怖的战斗，远离被压倒的绝望感。

普热梅希尔是一座第一流的要塞。一大圈独立的堡垒守卫着军事地区，周围有一些公路向这里汇合，每条公路上都有人和车辆在徐徐移动。紧接着发生了无法摆脱的拥挤。几天来普热梅希尔本身已变成大炮和运输车辆阻塞得结结实实的地域。通往这里的公路上，各种车辆随时会停止不前。与此同时俄军的大炮在后面怒吼，步枪子弹和炮弹在瘫痪的队伍中开花。到最后，在无可求助的情况下，只好给马匹卸辘，扔下数英里长的运输工具，尽管有的质地很差，但也未必是不受胜利者欢迎的战利品。

普热梅希尔还是得到了一些宽慰的。除了它自己的特殊部队之外，又一个军留下把守这座要塞。后卫部队消失在广阔的要塞边缘。堡垒的大炮向俄军开火，俄军被迫停止前进或者绕行很远的路。但是奥军的退却在继续。在16日抵达桑河的时候，军队的状况使康拉德认识到不可能在那里转向。他命令继续向杜纳耶茨河退却，杜纳耶茨河在伦贝格以西130余英里处流入维斯图拉河。

(奥地利官方报道说)“日日夜夜，步兵跟在大队运输车辆后面行进，他们低着头，但并不气馁；大炮在公路上的泥淖里陷至轮轴，费力地慢慢向前曳动；各骑兵团，就像《启示录》中的骑士，在极度混乱中策马向前，几百匹马的擦伤处已化脓，散发着刺弃的气味，往往很远就暴露人马的行踪。”①

图36、伦贝格战以后奥军退却图，1914年9月

Russian armies，俄军；Austrian armies，奥军；Conrad's New

A.O.K.，康拉德新指挥部；Cracow，克拉科夫；Dniester，德涅斯特河；Dukla

Pass，杜克拉山口；Dunajets Steam，杜纳耶茨河；German Ninth

Army(Assembling)，德第9集团军集结地；Gorlice，戈尔利策；Jaroslav，雅罗斯瓦夫；Kranisk，克拉斯尼克；Lemberg，伦贝格；Lublin，卢布林；Miles，英里；New

Sandez，新桑德兹；Nida，尼达河；Przemysl，普热梅希尔；Rava

Russka，拉瓦鲁斯卡；San，桑河；Sept.28，9月28日；Tarnow，塔尔努夫；Third(Ruzski)，第3集团军(鲁斯基)；Uzsok

Pass，乌佐克山口；Vistula，维斯图拉河；Wieprz，维普日河

过了桑河之后，由于即将出现的原因，俄军的追击放松了。到9月26日，康拉德发现，在抵达杜纳耶茨河之前有可能构筑一道防线。6个星期以前的8月份在加利西亚投入战场的90万奥匈军队，现在只有远远不到三分之二重新渡过桑河。奥地利官方报道称：“俄军在其捷报中宣称，敌军有25万人死伤，10万人被俘，这并不夸张。”

但这还不是对奥匈帝国军事力量的最严重的损害。奥匈帝国军队的构成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一样。互相之间的猜忌，匈牙利人的傲慢，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泛斯拉夫雄心，蒂罗尔人可疑的同情心，致使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忠诚极不可靠。军队的人员构成是：日耳曼人占25%，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占23%，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占17%，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占11%，波兰人占8%，乌克兰人占8%，罗马尼亚人占7%，意大利人占1%。为了防止产生集体性的不满，在许多单位安排了民族的混编。但是在战前的军队干部中日耳曼民族的军官占了约75%，这个比例在低级军官和军士等永久性人员中大致相同。有一道80个词的德语训令影响着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整个军队的训练和控制。但在日耳曼民族以外，许多军官对此一无所知。只是这个永久性的日耳曼民族的人员结构把全军连结在一起。这些勇敢坚定的职业军人表现出满腔的热情。战斗中他们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普通士兵。他们中有半数以上阵亡。他们是无法替补的。奥匈帝国虽然能指挥大量勇敢而驯服的男子汉，但再也不可能由日耳曼思想来引导了。由于大量起用捷克、罗马尼亚或克罗地亚等民族的新军官，因而许多憎恨日耳曼民族、对哈布斯堡王朝漠不关心的人获得了权力与职位。奥匈军队在被称为伦贝格战役的两国之间的可怕战争中遭受如此重创，与马恩河战役的转折一样，是1914年战争中不可改变的最重大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对康拉德主张紧张、真诚和勇敢的狭隘军事信条的最严厉的谴责。他最优秀的品质正是他国家毁灭的原因。在所有以往的战役中，奥匈帝国在加利西亚的战役是最需要利用时间的战役。自汉尼拔进军意大利以来存在过的所有军队中，奥匈军队是需要最细心的对待的一支。康拉德伤透了他们的心，在三周之内把他们的精力消耗殆尽。如果他处在毛奇的位置，有施蒂芬的计划可以执行，有德国军队可以指挥，那末今天他可能会是史册中的杰出军人，当然，那些史册与现在将要出版的史册迥然不同。

——————————

①奥地利官方史，《奥匈帝国的第一次大战》(Oe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Weltkrieg)，第344—345页。

第15章、第二回合

间歇——法金汉掌权——向北海赛跑——法金汉的新计划——安特卫普——佛兰德的英军——伊普尔之战的影响——兴—鲁的新军——法国对俄国的请求——大公的计划——德国对奥地利的援助——德军进军——河岸战斗：科舍尼采——兴—鲁受阻——快速撤退——日尔曼同盟国——德军的铁路

01.

到9月中旬，可以称为世界大战“第一回合”的阶段已经过去。马恩河战役胜负已定，体现在施蒂芬计划中的对巴黎的大举突击已明显遭到失败。伦嫩坎普夫被逐出东普鲁士，结束了俄国对德国的入侵。几乎与此同时，伦贝格之战以俄国的胜利告终。法国在猛攻中生存下来；德国击溃了俄国的入侵；奥地利全军遭到失败。各交战国所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全力投入上述战役，造成的杀戮超过了以往有历史记录的任何战争，并注定要超过本次世界大战的任何其他月份。敌对各国虽然气喘吁吁，血流成河，但仍拥有无限的人力物力，它们怒气未消，暂停是为了重整军队和补足兵员，重新充实武器弹药，并重新拟定军事计划。

马恩河上和伦贝格周围相似的失败对中立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罗马尼亚在9月初实际上已作出决定，向同盟国建议加盟。在11日这一关键时刻，奥匈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切尔宁伯爵致电维也纳称，如果把苏恰瓦这片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作为回报的话，罗马尼亚准备积极参加对俄作战。陷入绝境的康拉德本应抓住这个机会；但鉴于法国和加利西亚战场上的结局，罗马尼亚的建议在被接受之前压了下来。保加利亚目睹奥军被塞尔维亚击退，将自己隐藏在了难以被人觉察的保留态度之中。后面我们要谈到意大利。

早在8月10日，毛奇被判断为才能不足；有关人士开始公开讨论他的继任者。9月12日，他被免除最高司令部之职；大战爆发时任陆军大臣的法金汉取代他进入最高司令部，这项罢免是保密的，而且要加以掩饰，所以没有发布公告。毛奇病了，退出了领导职位；人们渐渐明白，这是发生了某种变动。

新任司令是一位能力出众享有盛誉的军人。他相对年轻一些。他是逐级晋升的。他具有高度的个人魅力和军事政治家的广阔视野。许多知名的评论家认为他是德国在整个大战期间产生的最有能力的军人。法金汉是完整地执行施蒂芬计划，并对此计划满怀信心的支持者。他一直用疑虑重重甚至不满的眼光，密切关注德军推进的右翼遭到的越来越严重的削弱，这是毛奇对各种争论和事件的压力作出让步的标志。他将这些后果归咎于毛奇处理不当。他上任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恢复施蒂芬计划的原有形式；他不顾条件已发生变化，要以他的最大力量将之贯彻到底。为达此目的，他命令第6和第7集团军之大部从阿尔萨斯—洛林前线调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加强德军右翼；他还建议把在大战之初热情高涨时按照强大的职业军体制组建的4个青年志愿者的新军也调往那里。

然而时机已经过去了。的确，要不是霞飞迟疑不决，德军的右翼在法金汉担任总司令之初就被击败了。自9月10日起面东的莫努里集团军受命向北进军，开始作翼侧的包抄运动，在运动中所有优势都在法军一方。随着霞飞逐步缓慢地认清形势，他开始伸出他的左翼，向北海冲去，从右翼撤回一个接一个的军，派去向北延长法军防线。于是，从阿尔萨斯—洛林抵达的德军各军连接发现自己在每一个地点都面临法军一方进行的自南向北的同样运动。这一过程每天都在加速，并可能发展为一连串的冀侧包抄遭遇战，历史上称为“向北海赛跑”。到9月底，法金汉意识到，实行施蒂芬计划的日子已经去不复返了。

图37、向北海的赛跑，1914年9月—10月

Abbeville，阿布维尔；Aisne，埃纳河；Amiens，亚眠；Antwerp，安特卫普；Arras，阿拉斯；B.E.F.，比英法联军；Bapaume，巴波姆；Belgium，比利时；Boulogne，布洛涅；Bruges，布鲁日；Brussels，布鲁塞尔；Calais，加来；Corps，军、军团；Dunkirk，敦刻尔克；France，法国；From

1&2 Armics，自第1和第2集团军；From 5&9 Arnlies，自第5和第9集团军；Holland，荷兰；La

Bassee，拉巴塞；Liége，列日；Lille，里尔；Lys，利斯河；Marne，马恩河；Meuse，默兹河；Miles，英里；Mons，蒙斯；Namur，那慕尔；Noyon，努瓦永；Oise，瓦兹河；Ostend，奥斯坦德；Sambre，桑布尔河；Scheldt，斯海尔德；Somme，索姆河；St

Omer，圣奥梅尔。

法金汉的第二项决定是对海峡各港口发动大规模强攻。他的第6和第7集团军的大部现在已用于充实新扩展的德军战线，9月10日这条战线由于他的右翼的到达已从努瓦永附近延伸到9月20日建立防线的里尔附近。不过他还有从德国调来的4个新军、第3后备军和包围安特卫普的几支分遣队，再加上从前线聚集或因莫泊日投降而腾出来的其他部队。法金汉的新计划是：攻占安特卫普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比利时军队以确保其右翼安全，然后突进拉巴塞附近，并向布洛涅方向进击。进攻呈两个尖角状，一角经安特卫普沿海岸推进，另一角从拉巴塞汇合西进；法金汉希望在这两尖角之间捉住在加来海峡的比利时军的余部和任何法军或英军，成为从斯海尔德河口到塞纳河口的全部海港的主人，而英国的援助正是通过这些海港到达法国和比利时的。

图38、法金汉的新计划，1914年9月

Aisne，埃纳河；Amiens，亚眠；Antwerp，安特卫普；Arras，阿拉斯；B.E.F.(from

Aisne)，比英法联军(自埃纳河)；Boulogne，布洛涅；Calais，加来；Compiegne，贡比涅；Dunkirk，敦刻尔克；La

Bassee，拉巴塞；Lille，里尔；Lys，利斯河；Meuse，默兹河；Miles，英里；Noyon，努瓦永；Oise，瓦兹河；Ostend，奥斯坦德；Peronne，佩罗讷；Rhcims，兰斯；Sambre，桑布尔河；Scheldt，斯海尔德；Somme，索姆河；St

Omer，圣奥梅尔；Ypers，伊普尔。

然而，一系列始料未及和事与愿违的事件阻碍了法金汉的设计。英军依照英国政府和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希望已于10月的第一周开始撤离埃纳河。几天后英军乘火车横向穿过法军防线的铁路交通线，抵达圣奥梅尔附近。他们将在这里与在法军防线后面行军的英国骑兵会合。这支军队的兵力现在比满员还多，它从圣奥梅尔出发，部署在沿拉巴塞到伊普尔的那条防线上，正是法金汉的新攻势的目标。与此同时，英国内阁表明强烈的愿望，支持和激励比利时安特卫普，该城的堡垒在从奥地利借来的巨型榴弹炮的猛轰下一个接一个陷落。皇家海军舰艇分队要到达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比利时人撤离该市因而延迟了5天。为拯救安特卫普而努力的基奇纳勋爵，把从帝国各要塞征集的最后一个英军正规师(第7师)，连同一个骑兵师、一个燧发枪海军陆战队旅以及从法军那里得到的一个本土防卫师，派往根特附近，统归罗林森将军指挥。

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均一无所知。基奇纳勋爵和他的同僚们当然不了解法金汉行将投入战斗的强大兵力。法金汉和德军最高司令部，对于在布鲁日与根特及安特卫普之间与英军正规骑兵和英军的几个著名团的先头部队不期而遇，感到困惑。英军已经离开埃纳河，不知去向，由法军在原有阵地上取代他们。似乎极有可能的是，英军将从海岸向德军计划推进的右翼发动强有力的突袭。因此，据判断有必要延迟正在比利时下火车的德国4个新军的进军，等比利时军及其英国盟友未确知的兵力从安特卫普和奥斯坦德海岸被清除干净后再进发。到10月9日德军进入安特卫普这一天，这4个新军才开始大举南下。直到10月11日，拉巴塞和阿尔芒蒂耶尔对面的德军部队才与史密斯—多林率领的英国第2军的前卫发生冲突。近距离的激烈战斗立刻开始，双方都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普尔特尼率领的英第3军进入阿尔芒蒂耶尔附近的战线，同样受到了阻遏。德国4个新军南下向伊普尔和敦刻尔克推进，打算向现正在拉巴塞和阿尔芒蒂耶尔进行激战的英军左翼迂回。但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以军人的无畏气概，派遣黑格所率的第1军到伊普尔迎战这些兵力不知底细的敌人。依靠命运，依靠骑兵，依靠更多的分遣队，来弥合他的两支主力之间的宽阔缺口。黑格在伊普尔找到了罗林森及其所率第7师和骑兵，与人多势众的德军发生了一场新的血腥的殊死战斗。在更北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特及其军队，在舰队司令罗纳克的英勇的燧发枪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和英国海军重炮舰以及几支小舰队的支援下，沿伊塞尔防线折向海湾。沿拉巴塞到北海的整个前线，现在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比利时在英国的推动下打开了海水闸门，海水涌漫平地，造成了严重的海水泛滥，迫使德军右翼(第3后备军)的推进完全停止。

图39、安特卫普军事行动，1914年10月

1Nav.Bde.，第1海军旅；3 Cav.Div.，第3骑兵师；7

Div.，第7师；Antwerp，安特卫普；Armentieres，阿尔芒蒂耶尔；Arras，阿拉斯；B.E.F(from

Aisne)，比英法联军(自埃纳河)；Beigians Oct .13，比利时军，10月13日；Belgians

Oct..8，比利时军，10月8日；Beigians

retreat，比利时军的撤退；Bruges，布鲁日；Brussels，布鲁塞尔；Cambrai，康布雷；Corps，军、军团；Dendre，登德尔河；Flooded

Area，洪水泛滥区；German Fourth Army(forming)，德第4集团军(组建中)；German Sixth

Army，第6集团军；Ghent，根特；Holland，荷兰；La

Bassee，拉巴塞；Lille，里尔；Lys，利斯河；Malines，马林；Maubeuge，莫伯日；Miles，英里；Mons，蒙斯；Nethe，内特河；Ostend，奥斯坦德；Roulers，鲁莱斯；Sambre，桑布尔河；Scheldt，斯海尔德河；St.

Omer，圣奥梅尔；Thielt，蒂耶尔特；West

Scheldt，西斯海尔德河；Ypers，伊普尔；Yser，伊塞尔河；Zeebrugge，泽布吕赫

因此，德军进攻的两个尖角都无法取得进展。于是法金汉缩减他计划的规模，从10月20日起仅以在伊普尔和阿尔芒蒂耶尔取得中心突破为目标。但是他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到10月30日，他不得不把他的野心限制为只想夺取伊普尔。为实现这一任务，他派遣他的新军团以年轻的热情投入战斗。在重型大炮的支援下，这批充满青春激情与爱国主义的精英人物似乎在人数上占了多数，他们往往排成密集的队形，手携手高唱德国国歌前进。他们遇到了久经沙场的英国正规军组成的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条警戒线的阻击，英军精于使用步枪，还配有少数几挺机枪，蹲伏在他们不能或若不愿意离开的互不相连的深洞里。德军遭受了触目惊心的伤亡；进攻以爱国捐躯的热忱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动，但在精确瞄准的步枪火力面前一再遭到失败。但是法金汉和德皇都把伊普尔看作维护德军威信的必不可少的奖杯，顽固地坚持进攻，直到11月中旬以后他们才终于接受从瑞士到北海的西方各条战线已稳固下来的事实。

02.

简述这些重大事件的目的是要说明它们对东线的影响。俄军被赶出东普鲁士，给了兴登堡评估其南方盟国的局势时机会。奥匈帝国的军队在桑河后面远处重新集结，他们的军队支离破碎、组织涣散、士气低落，呈现出一片令人悲哀的凄惨景象。法金汉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只是奥地利的求援申请，而且还有康拉德的严厉指责，因为他所保证的支援未能及时到达。奥军状况凄惨，而且维也纳一旦被抛弃，往往存在单独媾和的危险，因而目前说理比抱怨或誓约更为重要。然而法金汉在复活施蒂芬计划的最初阶段，和以后全神贯注于“向北海赛跑”的期间，一直执拗地对待奥地利的请求，他暂时绝不会抽调西线的部队。任何给奥地利的援助都必须来自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业已安排好的部队。于是，两个德军司令部之间几经电话讨论之后，从第8集团军抽调的4个军迅速乘火车南下，部署在克拉科夫以北的地区。就这样新建了德国第9集团军。部队调动所需的运输进行得非常迅速，以致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主要由一周前一直在东普鲁士作战的部队组成的德军第9集团军约25万人，已部署在从波森以南至克拉科夫以东的100英里的战线上。如地图显示，该集团军面对上文提及的自华沙以南至伊万哥罗德的俄军防线上原来的缺口。新的突袭已经准备就绪，其目标指向很可能是死亡点的地方。

俄国在第一次冲击中经历了大规模盛衰无常的命运。在南方，125万俄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北方，将近100万人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又退回了他们的边境。就在9月中旬的这一形势下，法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正式的要求，要求俄军开赴维斯图拉河左岸集结，并直接入侵西里西亚。毫无疑问，此举是进入德国心脏的最短途径。加利西亚的南部设防区和防守该地的奥军均已大大缩小，但是德军对东普鲁士北部设防区的胜利控制仍然表明，俄军渴望采取的军事行动会面临来自北方的致命危险。俄国大公和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通过外交部而不是通过一个司令部对另一个司令部下达请求甚感不满，认为这是法国政府对俄国战略的干扰。最令俄国人神往的莫过于入侵德国，这是他们从大战一开始就有的意图。他们会竭尽所能，但是入侵的时机和方法必须由他们单独作出判断。俄国大公在答复中向霞飞提出了各种问题。第一，如果德国将大部军队从西线转移到东线，他(霞飞)在法国做什么；第二，他的目的仅仅是清除法国和阿尔萨斯—洛林的敌人，还是准备向莱茵河推进，或者真的要深入到德国的中心。霞飞于9月20日回信说，德军事实上已经被以往的战事以及由此产生的局势束缚在西线，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即“向北海赛跑”)将产生把他们牵制在那里的效果。至于挺进德国内地，那当然是没有限制的。萨佐诺夫给法国政府的答复，尽管措辞老练含蓄，却一点也不令人鼓舞。在极大压力下的法国人变得极端爱挑剔，于是俄国驻巴黎大使(伊斯沃尔斯基)恳求自己的政府作进一步努力来安抚他们。

9月22日俄国大公在霍尔姆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将俄军重新部署在维斯图拉河后面的波兰突出部，作为俄军主力向德国大举进攻的第一步，尽管他们将冒来自北方的危险。为了防止这一危险，会议希望现已部署在涅门河和纳雷夫河后面的鲁斯基所率的第1、第10和第2集团军承担防御任务，认为鲁斯基足以当此重任。但当鲁斯基和伦嫩坎普夫讲述了他们所受的损失之后，大公即断定他们的部队尚不足以担当这一任务。因此他决定将第5集团军(普列韦部)派往华沙，增援现在几乎面对正北的西北战线，完成它担负的任务。

这个问题决定之后，主力部队开始集结。到9月底，俄国大公着手大规模调动此前用于对付奥地利的部队；10月份的前半个月，步行或乘火车北上的3个完整的集团军充实了从桑河与维斯图拉河汇合处向北至华沙的防线。徒步行军的第9集团军被安排在最南的位置。乘汽车和火车的第4集团军充实伊万哥罗德周围的中心地带，第5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携手充实华沙周围。这样，大公集合了4个集团军共计125万人，既有利于向德国进军又可以迎击德军即将发动的针对俄军防线如今最薄弱部分的进攻。

然而这些调动才刚刚处于早期阶段，9月28日德第9集团军率领在其后边的奥地利第1集团军开始向东继而向北推进，直逼伊万哥罗德。直到此刻，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仍根本不知道这个在波森—克拉科夫前线迅速组建的新集团军，关于它的实际进军更是蒙在鼓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隐蔽。9月30日，从一名死亡德国军官身上缴获的袖珍笔记本向俄国人透露了这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只有两个德国军还留在东普鲁士。其余4个到哪里去了？他们南来了吗？这个消息证实了几天前传到西南前线司令部的各种含糊不清的迹象：德军正乘火车南调。因此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正确地预见到，德国一个集团军与奥地利左路军正在密切合作，进行针对他们的重要调动。德军已作的一切部署都与这一消息揭示的内容完全吻合。

图40、德军在波兰南部的推进，1914年10月

2 Army，第2集团军；35 Res.Div，第35后备师；8 Cav. Div.，第8骑兵师；Austrian First

Army，奥第1集团军；Bredow

Ldwr，布雷多夫后备军；Chenstokhov，琴斯托霍夫；Cracow，克拉科夫；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German

Ninth Army

Assembly，德第9集团军集结地；Ivangorod，伊万哥罗德；Kalisz，卡利什；Koshenice，科舍尼采；Lodz，罗兹；Lovitch，洛维奇；Miles，英里；Nida，尼达河；Ninth

Army，第9集团军；Nave

Miasto，新米阿斯托；Pilitsa，皮利察河；Radom，拉多姆；Rava，拉瓦；Russian Fourth

Army，俄第4集团军；Russian Ninth Army，俄第9集团军；San，桑河；Tarnow，塔尔努夫；to

Posen，至波森；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Warty，瓦尔塔河；Woyrsch Ldwr，沃伊施后备军。

德军在迅速且稳步地推进。当俄军掩护部队经6天长途行军赶回时，德军在10月第1个周末已接近维斯图拉河。兴—鲁的目标，是要攻占并守住从维斯图拉河与桑河汇合处到华沙的全部渡口，得到这样的保护之后，再攻击中心要塞本身。他们从敌人并未产生任何怀疑的、滴滴答答的无线电报中得知俄军的重大北调已在进行之中；他们无法估量调动的规模。俄国大公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在开始时与德军的进攻并无关系，实际上它远远超过了德军高级司令部的预料。但是10月9日在格鲁耶茨附近的一具俄军尸体上发现的一份命令泄露了俄国的计划。兴登堡说道：

“看来，从桑河(与维斯图拉河)汇合处到华沙，我们要对付的俄军有4个集团军，也就是约60个师对我们的18个师。仅在华沙一处敌人就部署了14个师对我方的5个师。这就是说俄军以224个营对德军60个营。……敌人的优势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扩大：因为此前在东普鲁士和法国连续作战，以及在200余英里非常糟糕道路上长途行军，我军已精疲力竭，减员几乎达到了编制的一半，有的单位甚至仅剩原有兵力的四分之一。我们这些兵力削弱的部队即将碰到新抵达的编制满员的敌军……西伯利亚军，沙皇帝国的精粹！敌人的意图足把我们牢牢地牵制于维斯图拉河，同时从华沙发动决定性进攻，以置我军于死地。这无疑是俄国大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一项庞大计划，的确是我所知道的最庞大的计划；在我看来，直至他去高加索之前这依然是他的最伟大计划。”①

兴—鲁决定大踏步前进，投入俄国熊张开来等待拥抱的双臂，这的确需要有取得辉煌胜利的信心，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冷静的无畏胆略。德军一路前进；在德军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如此慷慨的为救助盟国而作的努力，对本身优于俄军这一事实也几乎从未有过如此正确的估量。这或许是日耳曼战略中最“冒险”的军事行动。但是他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备一旦遭到失败就逃之夭夭。没有哪支军队即如此果敢推进，同时又为退却作了如此周密的安排。他们一路走一路在桥梁和隧道埋设地雷。对前进部队的整个交通线都作了组织安排，以使自己有可能作最迅速的退却。为最坏的命运作了这样的准备后，德国第9集团军用右手紧紧抓住丹克尔所率的奥地利第1集团军，鼓励他一起从正面向维斯图拉河防线进攻。

图41、俄军重组，1914年10月

Bug，布格河；Cracow，克拉科夫；HL，兴—鲁；Ivangorod伊，万哥罗德；Lemburg，伦贝格；Lublin，卢布林；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Niemen，涅门河；Przemysl，普热梅希尔；San，桑河；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

俄国大公一定是非常满意地看到，他能多么得心应手地使他的各路大军在行军中改变排列，等待德军自投罗网，发动在他看来绝对是孤注一掷的新进攻。他有充分理由希望自己如此着力描绘的部署已成现实。随着德军向前挺进，兴登堡发现自己遭到了不断集结的大军的抵抗，这批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已经到达他的左翼马肯森所率的德第17军。持续的激战在这一翼展开，德军取得了寻常的战术胜利，抓获俘虏，缴获大炮，但同时也感到不断增长的份量压在他们身上。从华沙自西南方向突然冲出的俄第2集团军大范围地压住德军的左翼。与此同时，部署在维斯图拉河后面的俄国4个集团军力图在多处打开通道。有许多亚美尼亚人服役的一个哥萨克军，实际上已经在河对岸伊万哥罗德以北10英里的科舍尼采沼泽地站住脚跟。如果能守住立脚点并架起一座桥，那末这一通道再加上伊万哥罗德的永久性要塞桥头堡，将使俄军获得在广阔战线上多处出击的进路。奋力向前推进的哥萨克军，和要把哥萨克军钉在河岸上的德军之间的持续争夺战在沼泽地愈演愈烈。霍夫曼说，“哥萨克军在作战中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在维斯图拉河里，也有俄军的大炮轮子留下的实实在在的痕迹。”双方的幸存者对河岸上这次小型持久战的“可怖印象”难以忘怀。没有办法逐退哥萨克军，他们顽强地坚守他们的立足点；他们架起桥梁。与此同时，更南边的整个丹克尔的第1集团军被俄军另一集团军咬住，也受到威胁。

图42、德军从波兰南部撤退，1914年10月

Bzura，布祖拉河；Chenstokhov，琴斯托霍夫；Cracow，克拉科夫；Fifth Army，第5集团军；First

Army，第1集团军；Fourth Army，第4集团军；German Ninth Army，德第9集团军；Germans

Regrouping before

Departure，德军出发前的整编；Ivangorod，伊万哥罗德；Kalisz，卡利什；Kieltse，基尔采；Koshenice，科舍尼采；Limit

of German Advance，德军推进到达线；Limit of Russian

Pursuit，俄军追击到达线；Lodz，罗兹；Miles，英里；Nida，尼达河；Ninth

Army，第9集团军；Novo-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Pilitsa，皮利察河；Plotsk，普沃茨克；Radom，拉多姆；San，桑河；Second

Army，第2集团军；Tarnow，塔尔努夫；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Warta，瓦尔塔河。

当华沙前面的德军左翼被压弯和包抄时，向南的一翼也处于十分紧急的关头。10月12日，马肯森军的4个师离华沙已不到12英里，占领了几乎就在城市边缘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站。但是俄军人数上的优势和防线的漫长很快就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处于相当宽敞的拉多姆营房的兴—鲁，现在是精神战斗的中心，这种战斗的严酷程度一点不比亲临战场指挥军队的那些人差。他们顽强地为胜利而战。面对桑河对岸裸露的俄军防线，奥军没有作全面的推进。大雨淹没了乡村。德军向康拉德提出要奥军给予支援的紧急请求，但得到的是不肯定的回答。丹克尔并没有派遣奥军到左翼，仅仅伸长了奥第1集团军的战线，腾出右翼的德军第11军。第11军立即被调往了受威胁的左翼。兴—鲁所部的4个军被牢牢锁住，与俄军整个4集团军进行了殊死战斗。从这里我们明自无误地看到了双方在东线的准确的比率和价值。德军以军作战，俄军则以人数三倍于敌的集团军作战；而战斗仍胜负难分！

但是血肉之躯再也无能为力的时刻来临了；当德军的整个战线遭受猛烈攻击，形势紧张到危在旦夕时，只有他们精心制定的逃跑计划才能拯救他们避免灾难。10月17日，兴—鲁再也不敢坚持下去了，于是下达了撤退令。撤退迅速而又敏捷。冒着波兰深秋的冻雨和细雪，第9集团军采取强行军退到西里西亚，沿途蹂躏农村，将身后的公路和铁路通通炸毁。德军的这一行动是所有俄军追击的信号。从19日起，俄军从姆拉瓦河到桑河的整个战线不遗余力地滚滚向西进军。

霍夫曼说：

“我非常同意我们那能力卓越的军需主任、枢密院官员克贝尔博士的观点：德国一支集团军在进军到离开铁路约100公里时，必须停止前进。我们估计，由于俄军的需要较少，也由于他们非常倚赖自己的战马、可以给俄军多算20公里……因此，当他们还在德国边界以东的俄国上地上时，我们应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阻止敌人前进的。”②

他认为可以阻止敌军数日。这个期间德第9集团军根据安排，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时间必须予以充分利用。

事实证明他的计算是正确的。德军在6天之内退却60英里，中途不止一次停下来作顽强抵抗，大致上说，到10月底他们都回到了出发点。

“在这一点上，”兴登堡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之所以能够准确地知道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危险，是由于俄军使用无线电报时莫名其妙的不慎，也可以说是得到了他们天真的帮助。通过窃听敌人的无线电报，我们不但能了解局势，而且能掌握敌人的意图。……然而，事实看起来像不像我们的最终失败只是推迟了一段时间？敌人当然是这样想的，他们为此感到高兴。他们显然认为我们已经被彻底打败了。……因为11月11日他们的无线电报称：“紧追德军已达120余俄里，现在是将追击任务交给骑兵的时候了。步兵已经感到疲惫而且供应短缺。”

“因此我们可以着手新的军事行动了。”③

失败引起了相互之间的责备。德军指责奥第1集团军不该在关键时刻作不必要的撤退，从而暴露他们的右翼。他们还进一步抱怨奥军在桑河对岸未作任何全面推进。的确，普热梅希尔曾暂时脱离俄军的包围，但主要情形是，当德国精力充沛的部队在多寡悬殊的情况下和恶劣的气候中冲向敌军时，奥匈帝国的大部队似乎只顾对付自己前面已被削弱的敌人。这种场面生动地出现在德军的头脑里，强有力地震动在奥军的耳际。

但光是找奥地利的过错有什么用？不论好歹她也在作战；而且是唯一的第一流盟国！德国人付不起跟奥地利人吵架的代价，德国人只能为奥地利人埋头苦干，吃了他们的苦头还要和他们在一起。这可不是只需暂时克制的一时的恼火，这已经成为德国在东线作战的长期条件。虽然德军部队敌得过两三倍人数的俄军，但是很显然，奥地利军队没有能力与俄军一对一地作战。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这些毫无结果的责难中。最迫切的需要是粉碎俄军对西里西亚的迫在眉睫的入侵。德第9集团军在经波兰南部对华沙的进攻中损失了4万人。它必须毫不拖延地再次出击。可是从哪里下手呢？11月3日在琴斯托霍夫举行的会议作出了决定。兴登堡用手势传达了这个决定。他举起左手，所有的与会者都心领神会表示同意。现在德军从波森至克拉科夫边境的面向东北的战线，必须重新部署为面对东南的自波森平原延伸到托伦要塞的战线。

图43、德第9集团军的调动，1914年11月3—9日

Austrian First

Army，奥第1集团军；Breslau，布雷斯劳；Chenstokhov，琴斯托霍夫；Cracow，克拉科夫；Fifth，俄第5集团军；Fourth，俄第4集团军；from

Eighth

Army，自第8集团军；Germans，德军；Ivangorod，伊万哥罗德；Lodz，罗兹；Miles，英里；Ninth，俄第9集团军；Posen，波森；Radom，拉多姆；Russians，俄军；San，桑河；Second，俄第2集团军；Thom，托伦；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Warta，瓦尔塔河

变动迅速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忙碌的铁路不得不再次发出车轮的轰鸣声，这些侧面交通线的完备组织用于军事目的的效率再次得到证明，火车头、车厢及专用线的效率等于使德国增加了两倍军队。等到俄军在追击中几乎耗尽激情时，第9集团军就从他们的战线消失了。到11月10日，第9集团军从托伦要塞向南至瓦尔塔河重又部署了70英里的战线。从这里的右侧南进，对华沙作正面冲击不能恢复奥地利盟国的活力。现在从左侧进击，则可以保全德国自身免遭入侵。从波兰南部撤退还不到两个星期，第9集团军已经作好准备向前推进，以完全不同的面貌、目的和方向发动进攻；而此时俄军仍在早已没有敌人的地方漫无目标地进行着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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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登堡，《我的生活片段(out of my Life)》，第118—9页。

②霍夫曼，《战争日记及其他》》(War Diaries and other Papers)，第2卷，第62页。

③兴登堡，《我的生活片段》，第123页。

第16章、罗兹战役

法金汉与东线——伊普尔——可靠的信使——亨奇的任务——兴登堡—鲁登道夫的问题——伊普尔：11月11日——法金汉的第二个想法——从托伦挺进——罗兹战役——运气转折——舍弗的功绩——罗兹战役的结束——塞尔维亚的战斗——波蒂奥雷克的新进军——科卢巴拉河之战——塞尔维亚的反击——高加索——土耳其的大灾难

01.

11月8日上午，冯·法金汉将军在梅济耶尔新司令部与战地铁路局长商讨自西线运大军往东线的问题。格勒纳上校告知他说，横贯德国的4条铁路复线可以同时运输4个军。每个军需有40列火车运送，4天半以后抵达目的地。具体安排是，2个军从右翼起运，一个军从中央出发，还有一个军则从战线左翼启程。如有必要，他甚至可以用单线铁路运送第5个军；不过毫无疑问，要将数量如此众多的部队从前线同时后撤，那就办不到了。整个铁路运作可以周而复始地进行，想维持多久都行。

东方战场当然亟需增援。德军自华沙被击退只能是俄军发动最大规模猛攻的前奏。奥地利军士气极度低落，组织涣散，康拉德不断地指责盟友不提供援助，甚至，说他们背信弃义，兴—鲁运用有限的兵力屡建奇功，并将继续给敌人以机动和沉重的打击；但是人数上的多寡悬殊似乎是压倒性的。从10月的第3周起，德军最高司令部就获悉了波兰南部的撤退，法金汉无疑一直知道他们的需要，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不过他本人当时正陷入无休止的伊瑟河之战。他遏制着自己的雄心，现在只希望占领伊普尔。达到这个目的不是战略上的收益，甚至不是战术上的收益；让那一片容易受到炮击的陷阱留在敌人手里，或许对德军更为有利。但是对英吉利海峡港口的灾难性进攻能够中止以前，需要有某种明确而又无可争议的重大事件发生。攻占伊普尔和隆冬的降临将为德国中止西线的进攻提供必需的托辞。因此非拿下伊普尔不可；其后格勒纳调度的火车就可以运送起码4个军去支撑、实际上是去恢复东线的平衡。

但伊普尔是牢不可破的。虽然久遭狂轰的痛苦折磨，黑格和他所率的英军第1军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每一个据点。德国年轻志愿者的4个新军毫无结果的进攻，似乎根本攻不破防线，他们自己反而碰得头破血流。德军将领不知道英军顽强的步枪防线是多么单薄，或者守军枪弹的储藏是多么匮乏。10月31日，法金汉在靠近盖吕韦尔特的地方获得了安慰奖。当日下午，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防线实际上有一段时间被突破了，那里没有部队可派，他认为必须跨上他的马，与五、六名下属军官扛着军旗，冒枪林弹雨沿梅嫩公路缓慢前行。同一天，一个德军连队的幸存者，穿过一个只有死人的缺口，发现自己已深入英军防线一段距离了。他们听到身后有战斗正在进行，意识到已处身于敌军中间。他们可怜的军官四处找寻对方高级军官向其投降。最后，他向一名中士和几名匆匆武装起来的炊事兵放下了他的武器，当这批战俘走向后方时，这名军官问道，“可是你们的部队在哪里？你们的后备军在哪里？”押解战俘的人员太少，没法向他道出真相！

不过，法金汉斯知道的一切就是，年轻的军团受到了遏止且死伤累累。现在必须使用最精锐的部队。一个新组建的军，其中包括一个普鲁士警卫师，拟于10日(最终在11日)发动决定性进攻，作为22个师最后攻势的一部分。此战必须占领伊普尔，然后“挥师东进”！于是在11月8日这一天，在倾听了铁路局长的报告后，他派遣一名信得过的军官，从梅济耶尔出发前往克拉科夫的奥匈军司令部，要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康拉德。

关于这位送信军官，我们以前听到过他的名字。他就是亨奇上校，9月9日他沿德军防线前行，这成为了人们永远铭记的马恩河战役结束的标志，有证据表明亨奇那件事情上并没有超越他的职权范围。我们再次发现他处在纷纭事务的最为重要的中心，肩负了最为棘手、责任又极为重大的使命。这一次他传达的命令是书面的。

“立即前往奥匈军司令部，向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口头报告如下，‘我军在西线进攻的整个过程只能允许我派遣3个骑兵师和4万名步兵增援东线，本人对此深感遗憾。西线的任何进一步削弱，都将对我们在东线进行决战的条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在大约两周内使东线得到五六个军。自然，这批大军，必须使用在最有效的方向，也就是……沿维斯图拉河与德军第8和第9集团军的强大的特遣队通力合作。确保这一军事行动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奥匈军与战斗在维斯图拉河岸上的德军部队必须将俄军限制在河的左岸……并调更多的军队向左岸攻击。’”①

亨奇上校于11月10日下午抵达康拉德的司令部。对他的话有如下的记录。

“冯·法金汉将军深知，对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是何等重要。但是全部德军铺开在从孚日山脉到海岸的战线上，距敌100码到200码不等。德国人很想得到奥斯坦德，以便成为德国潜舰的战时军港。因此，对最高司令部来说，重要的是把协约国军赶回孰刻尔克。比利时人制造了泛滥的洪水，其结果是第3后备军不得不后撤。我们希望拿下伊普尔。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英军和法军必然会后退。如果进攻达不到预期的成功，冯·法金汉将军也仍将匀出一定数量的部队调往东线。不过这样一来，德国就把主动权让给了法国。因此，德国部队就必须纵深集结，各集团军必须有后备军为后盾，以防敌人突破。形成这种纵深布局需要时间。冯·法金汉将军希望最迟能在两周内派遣5个或6个军。此外，他认为，第8集团军，虽已抽调了两个军，仍可能再腾出一些兵力，即使削弱东普鲁士防线也在所不惜。他希望，此次以12个普鲁士军自托伦方向开始的军事行动，可以带来决定性胜利。”②

康拉德问，德军何时能抵达东线？亨奇回答，“约在11月22日。到那时我们4个军同时下火车。”

于是，康拉德说，德军第9集团军的进军日期已定在11月11日。问题是此次攻势是否要如期发动，或者是否应等到德增援部队抵达以后再进攻。亨奇的答复是，他的上司尚未获悉“东线高级司令部”拟定的进攻计划；不过德军最高司令部正考虑是否在托伦附近投入额外的5或6个军，以便从北面施加压力，迫使俄军向东南退却。他认为，“它与第9集团军现在想以13或14个师的兵力单独实施的行动必定是同一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告知鲁登道夫将军说，有5个或6个军的援兵将于大约两周内到达；至于是否等待这批援军的到来，全由他定夺。”

图44、兴—鲁的问题，1914年11月

5 or 6 Corps From

France，五六个军自法国；Breslau，布雷斯劳；Bug，布格河；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Oder，奥得河；Poland，波兰；Posen，波森；Silicia，西里西亚；Thorn，托伦；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Warta，瓦尔塔河。

谈话表明，不是法金汉并未将“已经决定和行将开始的军事策略”告诉亨奇，就是“亨奇保守了秘密”。谈话也表明，亨奇又一次受遣执行一桩本末倒置的使命。9月份，他本当在访问克卢克之后再访问比洛；而在11月份，他也应该先见兴登堡然后再见康拉德。

11月9日，兴—鲁恳求德军最高司令部给予增援，以执行东线新的攻势。亨奇被告知，在回途应经过兴登堡的司令部，以讨论局势。法金汉于当晚答复说：“我希望能在两周内增派4个现役军供东线使用。”他不着边际地补充说，“与此同时，任何可能的局部胜利都有重大价值。”现在兴—鲁必须决定：他们是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于次日早晨启程进军呢，还是等待两周，以便和所承诺的援军一道作远为有决定意义的进攻行动。这个难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法金汉的电报明白无误地作出决定，重担放在援军肩上。静候援军的到来必定是颇具诱惑力的。可是等到援军抵达时，俄军势必早已布满了波兰突出部分的凸突部，而且可能业已进入西里西亚边界一定距离了。

第9集团军的任何迟钝，只会鼓励俄国大公认为德军已在东线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俄军的整个冲力将压向敌国领土，在这种情绪下，他们很可能忘记或者无视他们将冒德军从北方设防区发动反击的危险。争论的结果倾向于赞成将反攻延期，直至敌军更深地进入和德军兵力倍增以后。但是假若德军等候了两周，而4个军没有抵达，或者仅零星抵达，那末俄军的入侵将使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俄军将建立起保护他们右翼的坚强阵地；他们或许将切断波森与克拉科夫之间的某些铁路。危险将变得更大、更突出，但对付它的办法可能实际上毫无改进。无论如何，兴—鲁已经把他们新攻势的开始时间定在拂晓。他们决定采取原来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制定的计划。事态发展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明智的。

1914年西线战役的最后进攻在11月11日开始。德军向从贝蒂讷至北海的整个前线发起进攻。攻击的主力集中在伊普尔突出地区的三面。22个师的兵力，从比克斯霍特到弗雷林根，在前所未有的大炮火力的支持下汇合攻击伊普尔突出部。普鲁士警卫部队率先沿梅嫩公路两侧进攻。协约国的12个师，其中有7个英军师和5个法军师，并肩作战，在许多地方顶住了敌人的冲击。夜幕降临时，协约国军损失惨重，但防线实际上完整无损。此次战斗使法金汉的观点产生了变化：他不得不承认西线战役必须中止，而且是以失败告终。然而他的看法不再是调遣尽可能多的部队前往东线了，相反，他似乎已经理解了他自己在西线的弱点。此时他频频向德国皇帝提呈的报告表明，他认为德军至少已经遭受了最严重的精神失败。

冯·普莱森将军的职责是总结法金汉每日呈送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这些报告的印象。

11月14日陛下的心情非常沮丧。他认为向伊普尔的进攻已经失致，因而对这个战役感到悲哀。无论如何，冯法金汉将军的报告称只利6天的弹药了，这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已只有4天的库存，这是绝对教人沮丧的事。如果还没有有利于我们的最后结果就离开那个地方，会是最严重的精神失败；原来就很不好的局势将因我军近日的惨重损失而雪上加霜。

11月16日。宰相给我来电话：他非常关注在伊普尔的重大损失。希望我运用我的影响力来阻止投入主力以求突破敌人阵地的进一步企图……我对此也特相同意见。然而F(法金汉)不愿放弃对伊普尔的进攻，除非炮弹告罄。然后他才会将四五个军遣往东线。③

然而此刻兴—鲁正在为实现此前承诺的援兵到达的确切日期而左右为难。他们于11月14日和18日发来的电报迫使法金汉作出明确的决定。11月18日他给兴登堡写了一封充满重大因果关系的信，表示他的观点已有所改变。在详述了他已经派遣部分增援部队之事以后，他说，“就能够预见的程度而言，如果有充分理由希望，增援部队的抵达将带来东线的最终胜利”，那末，将部队从西线调往东线的决定将变得容易作出。然而在当前，这一希望似乎毫无根据。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敌人可能缩回到纳雷夫河和维斯图拉河一线的后面，并被迫撤离加利西亚。这一局面，尽管“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如果在此期间，他们西线之敌成功地迫使德军后撤，或者使德军不得不放弃西海岸，则上述成就无论怎样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东线，而是英国，反对德国的阴谋与英国胜败共消长。如果我们要维持与海洋的接触，我们只能打击她。同样地，如果法国要保持她在西线的现有阵地，德国也只能抑制她。法国反攻希望的最微弱的复苏所产生的有害影响，甚至在德军9月撤退之后就已显现出来；这种影响主要应归因于德军增援东线而造成的西线兵力的削弱。”总参谋长以肯定的语气说出，“尽管有上述反对意见，但是最高司令部已经作出决定，从西线调遣军队……不能同时派遣，而必须一批接一批抵达。”④这就是伊普尔的成功防御战对东线产生的影响。这第二个想法使兴—鲁处于一场殊死战斗之中。

图45、波兰北部开战形势，1914年11月

Austrian Second

ArmyArriving，奥第2集团军抵达；Breslau，布雷斯劳；Chenstokhov，琴斯托霍夫；Fifth，俄第5集团军；First，俄第1集团军；Fourth，俄第4集团军；Lodz，罗兹；Miles，英里；Ninth

Army(Mackensen)，德第9集团军(马肯森)；Posen，波森；Second，俄第2集团军(沙伊德曼)；Thorn，托伦；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Woyrsch，沃伊尔施。

不知疲惫的德军于11月10日展开了向波兰北部的进攻。马肯森在贡宾嫩的战事中毫无建树，但在波兰南部的历次战斗中，他的作为为自己恢复了些许荣誉，现在当上了第9集团军司令。马肯森率左翼沿维斯图拉河挺进，并以该河为依托。其正面的冲击改成了斜面冲击；俄军第2和第5集团军在向西里西亚涌进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右肩遭到了来自托伦方向的猛烈攻击。3天里，马肯森抓获俘虏1.2万余人，击退俄军右翼，使其陷入一片混乱，俄军各师甚至各旅分别遭遇了这一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来的德军。15日和16日，第5和第6西伯利亚军和第1集团军的第2军全部投入战斗，损失惨重，据德方声称，有2.5万名战俘落入德军手中。所有的溃败部队向罗兹后退。围绕中欧的这个棉都，即将打响一场复杂异常的战役。俄国大公拥有人数上的极大优势，尽管德军机械程度高，效率高，还是遇到了大量俄军的对抗和阻遏，俄军是由其司令部的一位智囊人物指挥和调遣的，此人的智慧和军事艺术在欧洲堪称首屈一指。

现在我们撇开双方兵力的调遣和战略部署领域，转而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引人瞩目的战役。

02.

兴—鲁向前推进得出人意料地快，其主力部队于11月15日与俄国第2集团军发生接触。第1后备军和骑兵师，就像游泳运动员用蛙泳姿势冲刺一样，直插俄国这个集团军的正面。其余4个军——即第11、第17、第20军和第25(后备)军——绕向右翼，到11月16日夜间几乎已面向南方正对着罗兹。这是名副其实的突破，是西线长久寻觅的突破。敌人的正面已被攻破，两冀暴露在缺口的两侧；此时侵入的部队准备撕开并掀翻整个防线。11月17日和18日两整天，德军挺进并在左右两个方向作战.战斗在缺口的两侧展开了。在北侧，战斗规模较小，我们不必多费笔墨；南侧的关键战斗则异常激烈。至11月18日深夜，德军已经包围罗兹。大概有15万俄军在三面防守该城。德军满怀希望地准备收网，网中至少有俄国4个军在战斗。11月18日夜间，所有的4个军被围在一长约16英里宽约8英里的区域内，他们的彻底失败似乎就在眼前。在诺克斯将军看来，色当之战和坦嫩贝格之战的结局似乎即将重现。

但与此同时，在难以预见的事件造成的混乱中，尽管俄军在每个局部地区都连续遭到数量少得多的德军的打击，但俄军高级司令部的智囊人物继续清醒而坚定地发挥作用。11月17日夜间，正当战事高潮行将到来时，俄国大公命令驻守面南防线的整个第5集团军转过身来反方向进军，击退前来包围的德军的左翼，以拯救第2集团军。于是俄第5集团军在11月19日和20日整整两天向东北挺进；他们穿过了包围俄第2集团军的长方形区域唯一未合围的一侧。21日全天，他们都在与形成包围运动的末端的德国第25后备军进行恶战。德军背对俄国，俄军背对德国。在这一天，如果某位观察员得到一纸通行许可证，作自北向南穿过两军的旅行，那末他将在25英里的旅程中穿过8条分隔的战线，有的背靠背，有的面对面。一些军事权威人士将这一形势简练地比喻为三色冰淇淋。11月19日，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从第2集团军获悉，“它的右翼已完全被包围，敌人占领了罗兹西南的几个点；第2集团军在每个方向均采取守势，它的全部后备部队都已投入战斗。”此后所有通讯都中断了。笼罩着俄军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沉寂使他们感到陷入了可怕的凶兆中。

在俄国大公命令第5集团军作反方向进军的同时，指挥西北前线的鲁斯基将军从他所辖的第1集团军左翼派遣3个半师向南进军，直捣包围俄第2集团军的德军背部。这支称为“洛维奇军”的部队，行动缓慢而次序混乱。出发的当晚就撤换了指挥官，次日又再次撤换。尽管如此，到11月21日下午，它的先头师(第6西伯利亚师)还是开始压向德军第25后备军的后方；与此同时，俄第5集团军的大量兵员从反方向向他们发起进攻。德第25后备军和第3警卫师的阵地，此刻看来岌岌可危，正如罗兹周围的俄第2集团军在11月18日夜间的处境一样。担任德军指挥的舍弗将军发现，德军不但未能围困罗兹城的俄国大军，反而遭到包围，四面受敌。德军的大胆迂回运动，不但使它的正面遭到拥有优势的俄军的攻击，而且使它和第9集团军的余部的联系被切断，且使其后方遭到4个俄军师的攻击。俄军封锁了德军的每一条退路。局面就这样完全倒了过来。德军所下的赌注之高，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他们没有获得成功，而当11月21日的黑夜降临时，看来他们悲惨的失败是确定无疑的了。

图46、罗兹会战·舍弗所处的严峻形势，1914年11月21日

1st Turk.Bde.，第1突厥斯坦旅；43 Div.，第43师；6 Sib.Div.，第6西伯利亚师；63

Div.，第63师；Breziny，布雷日内；Fifth Army，第5集团军；Lodz，罗兹；Loviteh

Force，洛维奇军；Miles，英里；to Lovitch，至洛维奇；XXV R(Scheffer)，第25后备军(舍弗)。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1月22日整整一天，舍弗和他所率的3个德军师面对八方作战。我们不知道，他能向上级报告什么(如果报告了的话)；不过无论如何，集团军司令马肯森，再加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已明白，包围罗兹俄军的机会已经完全落空了。坦嫩贝格之战的结局绝不会在德军那里重演了。傍晚7时，舍弗接到命令：择最好路线撤退。看一眼军事地图就会明白，舍弗所率的6万德军被包围的程度，比当年受困于坦嫩贝格的萨姆索诺夫军队还远为彻底。而且，他们受到了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俄军的包围。就战略形势或地图所能记录的形势而论，德军的覆灭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了；事实上，华沙铁路中心已经得到准备好能够运送2万名战俘的火车的命令。

但是现在有一条简单的战争真理不言自明：快刀能砍树木。11月23日拂晓，舍弗组织密集的部队向正北“洛维奇军”的方向前进。这一天，他的部队与第6西伯利亚师交战。该师出色地战斗了一整天；它的师长发现自己面临压倒多数的德军分三路纵队向他发起的进击，于是向四面八方呼喊求援。结果造成交通设备的极度混乱和无效。他不知道德军的这些纵队本身是受到俄第5集团军优势兵力的追击而退缩过来的。

“第1军军长，”诺克斯说，“被恳求开始行动，但是他和他的部队已经被推搡得很利害，吓得不敢动弹了。他们——或许仅仅是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已无精神力量作新的努力。他迟提地不敢追击，最后决定请示集团军司令，而后者也毫无反应。”

第6西伯利亚师也呼吁“洛维奇军”的余部迅速驰援，但是此时在俄军师长和军长的心中对德军的畏惧占主导地位，因而没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于是，舍弗在11月24日击溃了第6西伯利亚师。

“该师发现自己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纵向射击，便于24日上午放弃了阵地；当再发现德军已进入布雷日内时，竟纷纷作鸟兽散。”

图47、罗兹会战·20日形势，图48、罗兹会战·23日形势，1914年11月。

1st Turk.Bde.，第1突厥斯坦旅；Aust.，奥军；Breziny布雷日内；Bzura，布祖拉河；Fifth

Army，第5集团军；First

Army，第1集团军；Gumbin，贡宾；Kutno，库特诺；Lask，拉斯克；Ldwr，后备军；Lenchitse，伦奇察；Limit

of Scheffer's Advance，舍弗进军到达线；Line of Scheffer's

Advance，舍弗进军路线；Lodz，罗兹；Lovitch，洛维奇；Lovitch

Force，洛维奇军；Miles，英里；Ninth

Army(Mackensen)，第9集团军(马肯森)；Plotsk，普沃茨克；Posen

Ldwr，波森后备军；s=Sib.，西伯利亚师；Scheffer，舍弗；Second Army，第2集团军。

西伯利亚师逃脱的官兵不到1500人。于是舍弗向西北前进，并在德第9集团军的第1后备军与第20军之间重新建立了阵地。他的士兵的战斗和行军至少持续了9天。他们几乎包围了一个俄集团军。然后他们自己被敌人的游牧部落完全包围了，但他们打开了出路，几乎没有枪炮损失，也没有人员被俘，并带领着几乎全部自己的伤员和1万名俄军战俘，经历了许多危险和阻碍，胜利突围。应该补充指出，在此期间天气特别恶劣，夜间气温降至(华氏)10度以下。据丹尼洛夫称：“霜冻日趋严重，寒风凛例，没有任何降雪和伴随降雪的升温迹象。”

罗兹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战斗中，25万德军与五、六十万俄军相对抗；战斗中，德军仅仅未能成功地包围并俘虏15万俄军；战斗中，俄军虽一度钳制并包围了6万名德军，但最后未能将他们捉住。眼下我手头没有关于此战伤亡的准确信息，但是我们肯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军死伤3.5万人，俄军的伤亡则至少两倍于这一数字，外加2.5万人被俘。双方都尽力使自己摆脱这场可怕的遭遇。在气喘吁吁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俄军固守罗兹到12月6日，然后他们在华沙以南重新部署了防线。德军则与俄军战线保持紧密接触，并在没有进一步战斗的情况下，在适当时候占领了罗兹。

俄军进入西里西亚的希望彻底失败了。

03.

各协约国的内阁都想当然地认为，塞尔维亚在大战中将很快被奥地利兵力轻易地击溃。然而，当我们在8月的最后一周离开塞尔维亚军队时，已经没有一个奥匈帝国的士兵留在塞尔维亚领土上。奥军曾蜂涌而入，又被狼狈撵出。他们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浪费了士兵的性命，而这些士兵是加利西亚迫切需要的。战争出现了短暂的停顿。9月初，普特尼克的第1集团军的攻击越过萨瓦河，在匈牙利领土上危险地停留了一星期。波蒂奥雷克有能力将他们赶出去；但是他9月份的进一步努力在塞尔维亚军坚强的防御前失败了。不管他是率第6集团军越过德里纳河去威胁普特尼克的左翼，还是试图从后面切断他的右翼，或者进攻其中坚部队，都同样被迫停滞不前，而且往往陷入积水低地中，损失惨重。双方的军队——塞军方面自1912年起就战斗不断——都已筋疲力尽。普特尼克受俄国敦促为共同事业作进一步出击，不惜长途跋涉攻入南波斯尼亚，以萨拉热窝为目标，构成了对奥地利第6集团军的交通线令人惊恐的威胁。波蒂奥雷克花了10月的大部分时间来驱逐这批突袭部队；但是他无法将他们赶出塞姆林，该地是在9月底被塞军占领的。最糟糕的是，奥国部队无力对付整个前线已经发展起来的壕堑战。到11月，波斯尼亚已经清除了塞尔维亚入侵者，塞、奥双方都在准备作最后的努力。

图49、塞尔维亚形势，1914年8月底

Belgrade，贝尔格莱德；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Fifth，第5集团军；First，第1集团军；Jadar，亚达尔河；Kolubara，科卢巴拉河；Krupanj，克卢帕尼；Liuboviya，柳博维亚；Loznitsa，洛兹尼察；Lyeshnitsa，列什尼察；Miles，英里；Save，萨沃河；Second，第2集团军；Semlin，塞姆林；Shabatz，沙巴茨；Sixth，第6集团军；Third，第3集团军；Uzhitse，乌日采；Uzhitse

Group，乌日采兵团；Valjevo，瓦列沃；Vishegrad，维舍格勒；Zvornik，兹沃尼克。

塞军主要受到一些谣传的鼓舞——俄军、甚至希腊军队，即将前来援助他们，一些英国海军和海军大炮实际上已经抵达。然而，普特尼克在大炮上处于劣势，而且弹药短缺，组织松散，加上数倍于敌人的死亡，因此他决定撤离大河的危险角落，退往瓦列沃和科卢巴拉河。于是主动权转到奥军手中。波蒂奥雷克的最后机会来了。他利用自己在奥皇圈子中未衰的影响力，从康拉德困难重重的军队中和他们共同的弹药供应处里一点一点地收集发动一场新攻势的本钱。他按照熟悉的钳形计划进军。到11月15日，普特尼克在亚达尔河之战中的司令部所在地瓦列沃落入奥第6集团军之手。塞军在奥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缩，到22日波蒂奥雷克的战线已经跨过科卢巴拉河建立起来，他经过鏖战，以重大伤亡俘虏塞军8000人，缴获大炮40门。这无论如何是一次成功，或者是可以用此类词语来表述的情况。如奥地利史告诉我们的，到这里他满可以就此止步。

图50、波蒂奥雷克的进军，1914年11月

Belgrade，贝尔格莱德；Drina，德里纳河；Fifth

Army，第5集团军；Kolubara，科卢巴拉河；Krupanj，克鲁帕尼；Liuboviya，柳博维亚；Loznitsa，洛兹尼察；Lyeshnitsa，列什尼察；Miles，英里；Morava，摩拉瓦河；Nov.15，11月15日；Nov.9，11月9日；Obrenovatz，奥布雷诺瓦茨；Oct.30，10月30日；Save，萨沃河；Semlin，塞姆林；Shabatz，沙巴茨；Sixth

Army，第6集团军；Uzhitse，乌日采；Valjcvo，瓦列沃；Vishegrad，维舍格勒；Zvornik，兹沃尼克。

但是波蒂奥雷克的思想却充满了活力，尽管他对个人安全相当谨慎。他视塞军为溃败之敌，认为应予追击。贝尔格莱德近在咫尺，那里有一条中欧帝国渴望的铁路，是一条通往土耳其的大道。最重要的是，几乎就在他的掌握之中的、较近的奥布雷诺瓦茨—瓦列沃铁路终于为他提供了一条新的补给线，这对他当前已经不堪重负的在德里纳河以后伸展遥远的交通线具有无法估价的意义。尽管山上白雪皑皑、山下大雨傍沱、道路可怕、粮食缺少、士气低落、衣装褴褛、官兵忠诚不一，他仍然坚持前进。在继之而来的科卢巴拉河战斗中，奥军又向前推进了12英里。

图51、奥军向科卢巴拉河的进军，1914年11月

Arangjelovatz，阿兰杰洛瓦茨；Belgrade，贝尔格莱德；Belgrade

Detmt.，贝尔格莱德特遣队；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First，第1集团军；From

Budapest，自布达佩斯；from Budapest

Fifth，第5集团军；Jadar，亚达尔河；Kolubara，科卢巴拉河；Loznitsa，洛兹尼察；Miles，英里；Ruma，鲁马；Save，萨沃河；Second，第2集团军；Semlin，塞姆林；Shabatz，沙巴茨；Sixth，第6集团军；Third，第3集团军；to

Sofia，至索非亚；Ub，乌布；Uzhitse，乌日采；Uzhitse Detmt.，乌日采特遣队；Valjevo，瓦列沃。

普特尼克的领导对他的坚强不屈的士兵来说是有价值的。他被迫作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毅然放弃了贝尔格莱德。他旋转他的右翼直至面向西北。他的左翼是十分重要的中心点，本应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但在奥第6集团军的压力下也被迫后退了。但当一切似乎就要丧失时，追赶的奥军本身也已完全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从此形势大变。奥军本可能开进贝尔格莱德；喜欢奉承的波蒂奥雷克本可以宣布把攻克贝尔格莱德作为对皇帝84岁寿辰的贺礼的。但是塞尔维亚民族，现在是它的军队，振作起来作最大的努力。老国王彼得手持步枪走进战壕，来到士兵们中间，向他坚强不屈的同胞们发出呼吁。奥军已成强弩之末；塞尔维亚军的反攻开始了。12月3日，塞军全面出击，第1集团军凶猛地攻击山区的奥军，第3集团军向中路挺进；北面的第2集团军则迎击波蒂奥雷克的垂死努力，以包抄其脆弱的右翼。塞尔维亚第2集团军势如破竹地向西北挺进，奔腾向前，威胁着要立刻切断波蒂奥雷克的取包围之势的部队。12月9日，经过将近一周的激烈混战之后，最外边的奥师被召回。从奥军司令部打出的电话说：“一切都已是徒劳。勿再作努力，我军务必后撤，正式命令将随即送达。”

图52、塞军的反击，1914年12月。

Arangjelovatz，阿兰杰洛瓦茨；Belgrade，贝尔格莱德；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Fifth，第5集团军；First，第1集团军；From

Budapest，自布达佩斯；Jadar，亚达尔河；Kolubara，科卢巴拉河；Loznitsa，洛兹尼察；Miles，英里；Ruma，鲁马；Save，萨沃河；Second，第2集团军；Semlin，塞姆林；Shabatz，沙巴茨；Sixth，第6集团军；Third，第3集团军；to

Sofia，至索非亚；Uzhitse Detmt.，乌日采特遣队；Valjevo，瓦列沃。

是时候了。波蒂奥雷克的军队已被截成几部分。其第5集团军龟缩在贝尔格莱德周围，挤在一起；塞军紧追不舍的第6集团军正拼命向沙巴茨逃窜。到12月15日，奥军向塞尔维亚发动的第3次攻击被击退，奥军处于彻底溃败状态，被迫越过科卢巴拉河，退到原出发地。这批受奥地利人憎恨的塞尔维亚养猪农民，为了惩罚他们几乎不遗余力，把一切一切都投入战争，奥地利编年史上因而又增添了这一最不光彩的、令人深恶痛绝的可耻失败。失败带来了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波蒂奥雷克的完蛋。塞尔维亚抵抗的奇迹几乎不为忙于战争的世界所理解；但是那些知道得最详细的人也是最感到惊讶的人。

图53、奥军从塞尔维亚退却路线，1914年12月。

Belgrade，贝尔格莱德；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First，第1集团军；Hungary，匈牙利；Liuboviya，柳博维亚；Loznitsa，洛兹尼察；Lyeshnitsa，列什尼察；Miles，英里；Potiorek，波蒂奥雷克；Putnik，普特尼克；Ruma，鲁马；Save，萨沃河；Second，第2集团军；Semlin，塞姆林；Serbia，塞尔维亚；Shabatz，沙巴茨；Sixth，第6集团军；Third，第3集团军；Zvornik，兹沃尼克。

04.

本书有必要提及入侵高加索以执行青年土耳其蓄谋已久的计划的土耳其军队的命运。恩维尔帕夏在执掌直接指挥的大权之后，将和平时期驻扎在亚美尼亚的(第9、第10第11)三个军集结到埃尔祖鲁姆，为加强力量又从巴格达调来一个师，又将第1军外加两个师从君士坦丁堡经海路调往特拉布宗。如此组成的土耳其第3集团军接近15万人；而在俄国那面的沃龙佐夫的兵力则因扩大加利西亚军队而减少。他只能聚集10万人。

沃龙佐夫首先进攻。11月份，他穿越边界到达科普里库伊，距埃尔祖鲁姆不到30英里。在这里他与恩维尔的第11军遭遇。但是恩维尔的计划正在形成。在萨勒卡默什的俄军完全依赖于以梯弗里斯和卡尔斯为起点的铁路。以冯·谢伦贝格上校为参谋长的恩维尔，把德军通常的迂回运动，运用于这条至关重要的交通线上。在正面遏制俄军的同时，恩维尔派遣第9和第10军迂回他们的右翼，然后穿过入口通道袭击卡尔斯—萨勒卡默什铁路。其时，在北边相当远的地方，土耳其第1军正从乔鲁克河谷急驰而下，此时，他们也将逼近梯弗里斯铁路。值此季节，在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作战计划是有勇无谋之举。尤其是第1军必须在隆冬季节穿过8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冻的通往阿尔达汉的重重山口。

新年到来之际，从事这些拼死努力的部队陷入了绝境。他们在漫天大雪中挣扎，只有穿过悬崖峡谷才可能前进，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极可怕的缺衣少食的困境中忍受暴风雪的不停抽打，而他们的各纵队则在萨勒卡默什前线轮番遭遇俄军的袭击。元旦这一天，俄地方军司令官尤登尼奇最终将土耳其第10军逐出了与他生死攸关的铁路线。就这样，完全失去支援的土第9军被围歼。军长和他的参谋均宣布投降。向北50英里处，土第1军则在坚持完成它的异想天开的任务。它实际上成功地穿过了阿尔达汉出口，使俄军司令部感到诧异而吃惊。不过在那里这支部队已耗尽力量。俄军的反击把冻僵的、声喘吁吁的土耳其兵赶回了冰雪荒原，他们就是通过那里下来的。只有第11军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在卡拉乌尔安周围，他们至少在掩护第9军和第10军残部撤退的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他们还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到了元月中旬，尤登尼奇就能够集中兵力对付第11军了。仅数日，该军便遭受惨重伤亡，随后被迫退往埃尔祖鲁姆，军事上遭受失败之余，还要承受冬日的严寒和饥饿的恐慌。

这样，灵活机动和坚决果断的俄军防御战最终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到1月底，这场拼命游戏的命运被彻底地扭转过来。几乎原地不动的尤登尼奇，得到土军所忽视的那些因素的帮助，剥夺了土军因大胆策略和付出艰苦努力而本应获得的奖品。土军在自己的尝试中毁灭了。少数逃出者叙述了这场经历。单是在萨勒卡默什以北山区的俄军巡逻队发现和清点的冻僵的土军尸体就达3万具之多。至此，这年年底的高加索形势，在两周之内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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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官方史，《世界大战》(Der Weltkrieg)(国家档案馆)，第6卷，第3—5页。

②同上书，第6卷，第5页。

③同上书，第6卷，第93页。

*着重号系作者所加。——w.丘吉尔

④德国官方史，《世界大战》(国家档案馆)，第6卷，第95—96页。

第17章、东进还是西击？

喘息时间——巴尔干各国——对比的命运——防御的优势——柏林的紧张关系——意大利的战争准备——兴登堡的挑战——德皇的决定——贝希托尔德的离开——德国的第一次恢复——英国的立场——西线的僵持——对土耳其的进攻——分歧的意见——基奇纳勋爵

01.

1914年年底，在严寒的冬季中结束了称为“第二回合”的战争。在西线的伊普尔战役和在东线的罗兹战役以后，战线变得固定下来，两军在日益增多的战壕后边近距离对峙。交战双方各国的最高统治者、政治家和指挥官考察了变幻莫测的战场，权衡了历次战役的结果，立即着手计划未来的行动。一股强烈的宽慰感鼓舞了协约国的领袖们。德国对法国发动的令人生畏的猛攻已归于失败。现在不列颠帝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将有充分时间发挥作用了，福克兰群岛的海军胜利地消灭了德军的巡洋舰，英国对大洋和浅海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从巡洋舰作战腾出来的大批剩余海军回到了英国海军部的指挥之下。对敌方帝国的封锁已经完成，封锁的压力开始加剧。

德国首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受的确不同。他们对迄今显示的结果不抱幻想。尽管他们的军队几乎遍布在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尽管他们拥有巨大和依旧在增加的资源，但他们认真地到处找寻逃离他们不慎陷入的死亡陷阱的办法。德国人完全理解英、法对局势感到满意的理由，德国人的心中已敲响了丧钟。他们的将领们面临各种问题，而德国宰相和外交部对这些问题现在已没有受欢迎的作为。引诱意大利或罗马尼亚加入同盟国的所有希望均早已破灭。在圣诞节那天，奥地利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切尔宁伯爵已经向康拉德宣布，“除非同盟国到春天能取得一次意义深远的胜利”，否则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将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意大利正越来越坦率地施加压力，并逐渐开始使用毫不掩饰的恫吓，要求把奥地利的领土割让给她。罗马尼亚似乎对意大利亦步亦趋，这两国很可能同时发表充满敌意的宣言。

显而易见，巴尔干国家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土耳其——这个新的追随者——在高加索被打败后，国内已经陷入了紧张局面。她和同盟国之间不存在军事联系。塞尔维亚未被打败，相反，她是胜利者；保加利亚尚未争取过来；希腊怀有敌意；而罗马尼亚拒不允许军需品过境运输到土耳其。12月14日冯·德·戈尔茨将军自君士坦丁堡致函法金汉，称整个战争的胜负将取决于巴尔干小国的态度。它们的绝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影响可以使天平倾向于任何一方。德国外交部清楚地看到，所有巴尔干国家和意大利均可能参战反对日耳曼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这将导致奥匈帝国的迅速崩溃、土耳其的覆灭和德国最后的致命孤立。上述一切表明，必须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来对付俄国，刻不容缓地支持奥地利，开辟进入土耳其的直接通路。德军必须东进。12月27日康拉德致电法金汉：

“迄今为止，东方战场的完全胜利对总的局势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极其紧迫……如果要事先防止中立国的干涉(它至迟肯定在3月初出现)，迅速作出决定和迅速付诸实施是绝对必要的。”

兴—鲁以自己的论据加强这些要求；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德国最高军事指挥层中所出现的利益和意见的分裂，一种真实的而且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分裂。自从法军在马恩河发生转机并开始使用大炮和步枪以来，在西线作战的德军将领们就一直没有战绩；在从来没有公正可言的战争中，缺乏成功就是严重的问题。他们为法军防守的顽强感到不快与惊讶。他们不相信法军能够如此冷静沉着地坚持。他们尤为震惊的是，不得不认真对付英国陆军。现在他们认识到，他们在西线遇到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完善的军事组织。另一方面，东线的德军将领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里没有壕堑防线，敌人也没有第一流的步枪射手，机关枪寥寥无几，仅有较弱的炮兵。那里德军有施展谋略的机会，有通过灵活地使用优势铁路系统而体现各种战术或战略的机会。在东线德军取得了巨大胜利，俘敌几十万人，并全歼敌军；这无疑是以经典战争为模式进行精心策划的结果。全德国都闪耀着坦嫩贝格胜利的荣誉之光。德国最高司令部曾感激地看到马恩河战役的失败被遮掩住了，但他们现在心情不安地发现，在国民眼中他们的形象远远不如东线获胜的战士。举止彬彬有礼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会议上屡屡与这样的一些人士相遇：他们尽管身居高位，却因失败的耻辱而抬不起头来。可是事实是，将军和文职官员云集的最高司令部，尽管因战场上的失利而狼狈不堪，却掌握了几乎整个德军的战争机器和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爱国主义、为国家服务、军事纪律和个人应有的礼仪，像镇痛的软膏一样敷在他们的痛处。但基本事实依然如故；东线的人们未说出的话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为你们赢得战争？”西线的人以震怒之色相回答，“赢得战争！得了吧，你们只不过是遇到俄军罢了！

直到现在，德国最高司令部仍没有悟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面对的是内在的巨大的防守优势。这就是说此时在西线，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势均力敌的两军之间，进攻很难取得进展。一旦战争采用壕堑线和铁丝网，防守方就占有压倒性优势。此时，攻击部队缺乏夷平战壕所必需的大炮威力。他们更没有能排满整个防线的大炮数量，因而大规模的进攻无法在三、四个不同防区的任何一处发动。所以说攻击很难取得突袭的效果。他们没有坦克去碾平带刺的铁丝网。他们还没有研究出毒气弹。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延伸弹幕射击的办法。简而言之，英勇防守的壕堑线连成一体，不但能得到野战军普通大炮的支持，而且因有明碉暗堡的机枪掩护而威力倍增，进攻这种防线的军队还没有能在进攻中取得进展的战术或装备。法金汉不懂得这一点，霞飞也不懂，法军也不懂，福煦也不懂，双方的高级军官显然都不懂这个道理。在西战场，不懂得这个道理在几年时间内一直是主要事实。像现在这样双方势均力敌的军队，攻方没有胜利前进的办法。

法金汉持有传统的军事观点，并自始至终坚持不变。他不相信在东线采取策略可望结束战争。他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要法国、俄国和英国团结一致，那末就不可能充分地打败她们以赢得“体面的”胜利，德国也将因此而冒财尽力竭的危险。此时此刻，他只想从法国或俄国得到补偿，他不再为胜利而战，只求能光荣脱身。如果德国为了求得和平必须继续战斗，那末最佳机会就是在西线加紧作战。他已经忙着计划重新开始一场主要针对英军的进攻。4个新军将很快在德国本土准备就绪。1月或者最迟在2月，他的全部可用军队将投入英、法战线的北部。

兴—鲁率直地反对法金汉。他们确信，只要在东线作出巨大努力就可以赢得战争，而且必定会赢得战争；必须作出这些努力，否则这场战争就将因巴尔干集团的军队在战场上突然出现和奥地利的单独媾和而迅速地不可挽救地输掉。康拉德和奥军司令部不遗余力地重申这些观点。现在所有高层的政治和外交力量在争论中都站在东线一方。德国宰相和外交部，有理由对意大利和巴尔干集团加入敌对联盟的前景感到恐惧，于是加入了坦嫩贝格战役胜者的一方，即东线伟大的孪生兄弟兴—鲁的行列。“西线已经失败，施蒂芬计划化作了灰烬。彻底打败俄国，支持奥地利；粉碎塞尔维亚。团结巴尔干国家并与土耳其携手。”因此引起了最重要的人物和最重要的政策之间的严酷较量。

新年第一天，法金汉和康拉德在柏林会晤。代表兴登堡的鲁登道夫也在场。紧张的讨论进行了一整天。不同意志和意见的冲突使会议流产了。数年后写到这次会晤的时候，鲁登道夫说，他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实际上法金汉对康拉德的要求采取了故意拖延的策略。“这次会议根本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毫无意义；这是一场事先已作出决定的意见的较量。”1月2日，法金汉再次重申他的决定。他致电业已返回特申的康拉德，称德皇同意当前不能将军队自西战场调往东战场的观点。有足够的时间在德国征集新军并在三周内遣往目的地。第二天他通知兴登堡说，把新组建的部队调拨给东线，“等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放弃西线的一切军事行动，这必将带来严重后果；此绝不可无视这些后果。”兴登堡闻讯，立即与宰相商量；后者深受感动，向德皇建议将法金汉调离最高司令部。

1月4日康拉德接到他在罗马武官的报告说，意大利正在准备参战反对同盟国，意大利军队将在1月底作好准备，到3月底将完全准备就绪。贝希托尔德从维也纳来电强调了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并敦促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迅速取得胜利，以此作为防止危险的唯一手段。康拉德闻讯，立即下令准备在加利西亚发动一次进攻，并驰电德国最高司令部和法金汉，要求得到四、五个德军师的支援。法金汉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不愿把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他甚至不愿意兴登堡从自己军队中派部队去支援喀尔巴阡山的攻势。如果要从第9集团军调走任何部队，那末这些部队应该调往塞尔维亚，而不是喀尔巴阡山。法金汉直率而又尖锐地说，“罗马尼亚的态度，保加利亚的可能加盟，以及建立连接土耳其的交通线这一尤其重要的问题，无不取决于塞尔维亚的局势。鉴于德国的外交形势，只有尽快满足意大利的愿望，而不是将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才能使意大利保持安静。”对此，康拉德反驳说，满足意大利的愿望是不容考虑之事，让德国去满足法国的要求(如使用阿尔萨斯—洛林)，“由此而瓦解协约国”，这岂不是更妙？对这个争论兴—鲁最后使出杀手铜。他们通知柏林说，他们与康拉德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未与法金汉进行协商即已应允派遣几个师前往支援康拉德。这一独立行动是对法金汉的权威的最大挑战。

双方都试图紧紧抓住德皇。迄今为止，德皇一直站在仍身兼陆军大臣的新任参谋长一方；但是压力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免职是不可能的。全德国都会成为他们的后盾。1月8日德皇决定支持康拉德的喀尔巴阡山作战计划，并下令组建德国南方集团军，由林辛根统辖。法金汉尽管被迫作出让步，但还是有足够的势力来附加上一个重要条件。他不打算进一步受到兴登堡—鲁登道夫联盟的突然袭击和公开反对。他决心拆散这个强大的伙伴关系，这对伙伴如今已经改变了德国军事指挥的重心。于是他征得德皇的同意，任命鲁登道夫为林辛根的参谋长。这一引起反感的行为虽裹上了皇帝特别信任鲁登道夫的馅媚之辞，但其动机是昭然若揭的。兴登堡深感委屈，于1月9日直接向德皇报告说，他现在所预期的在喀尔巴阡山地区的成功绝对不足以解救奥地利的重重困难。

“这必须与东普鲁士的决定性出击相结合。2月初将有4个新军准备就绪。在东线必须有这些部队的投入。有了这批部队，就不难迅速地给东普鲁士之敌以决定性和歼灭性的打击，并最终完全解放那个饱受苦难的省份，然后以我们的全部力量向比亚韦斯托克推进……我认为此次在东线使用新征军队的军事行动对整个战争的结果具有决定意义；而将这些部队用于西线，只能加强我们的防御，或者——如在伊普尔——导致代价昂贵而又无太大指望的正面推进。我西线军队应该有能力据守各连续防线上构筑得很坚固的阵地，并在没有新军增援的情况下坚持下去，直至东线取得决定性胜利。”

他在结尾处情真意切地恳求让鲁登道夫回来。

“陛下亲切愉快地下令，将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从我处调往南方集团军供职……在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区的战争日子里，在针对伊万哥罗德和华沙的军事行动中，在从弗雷申—托伦一线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参谋长密切共事；他成了我真正的助手和朋友，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这位我寄予了最充分的信任的将领。陛下从军事史上可以知道，如此融洽的关系对于战事过程和军队平安是何等重要。此外必须补充指出，他现在所处的范围狭小得多的新用武之地，对这位将军的颖悟力和才能是有失公正的……基于上述理由，我最崇敬地冒昧恳求，一旦南方军事行动开始——陛下即仁慈地将臣的战友送还于臣。引导我将此请求呈于吾皇陛下的，不是我个人的欲望。臣断无个人企求！陛下对臣的恩宠大大超过我应得的踢予，一俟战争结束，臣将以感激和快慰之心再次归隐。我更坚定地相信，我以完全卑谦之心表达这个请求是在完成义不容辞的责任”。①

与此同时，法金汉已决定作一私下调解。1月11日他抵达布雷斯劳，在那里会晤了康拉德、林辛根和鲁登道夫。12日他在波森与得到鲁登道夫和霍夫曼支持的兴登堡见面。这些协商只是加深了现存的分歧，因此柏林出现了紧张的人际关系和技术性危机。一切都以德皇为中心。现在兴登堡公开与宰相联合，要求罢免法金汉，要求将那4个军部署在东线，要求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重新合作。根据德国宪法身为最高军事领袖的德皇必须作出选择。这一次，他没有辜负德国人民的期望。他作出了不利于法金汉的决定。4个军奉命调往东线；鲁登道夫在组建“南方集团军”之后即调回兴登堡处，法金汉被迫辞去陆军大臣之职。尽管遭受了这些令人痛苦的打击，人们发现他仍然愿意“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留任陆军参谋长。他的权力基础受到了重创，但他仍继续担任最高军事职位近两年之久。他曾一度怀有他本人可以指挥战争的念头，但这一想法再次遭到了断然拒绝，以后他便以对那里的军事行动进行严厉的评论为满足。“只能投入有限兵力，拟协同完成600多公里的缺口——只能以微薄兵力把守——两侧的决定性任务，对这种可能性”，他完全持怀疑态度。他预计，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和东普鲁士，充其量只能获得“相当大的局部胜利”。他的这一估计，后来得到了事实的证明。然而他的权威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以后，在德国陆军内部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权力中心。

02.

严酷的战争已经损耗了贝希托尔德脆弱的个性。波蒂奥雷克在塞尔维亚的失败甚至使他丧失了他以高昂代价换取的局部满足。意大利与奥地利的敌人联手，给奥国支离破碎的军队增加一条新的战线，这样的前景造成的紧张，超过了他的神经能够忍受的程度。曾经如此急躁和果断地进入战争的他，在战斗中是第一个动摇畏缩的人。与他相反的是蒂萨，他在还有时间避免战争之际曾要求保持谨慎和平静，但现在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定的力量。他丝毫不因战事的发展而感到沮丧，他尽力争取把资源与精力输入帝国的领导层。他执意认为，贝希托尔德应该让位给一个性格更坚定的人。这场人事变动并不轻松，但是彬彬有礼地进行的，没有出现维也纳外交界特有的恼怒的激动。1月11日蒂萨偕切尔施基与贝希托尔德共进午餐。德国大使照常施压，而且这一次语气很粗暴，他认为奥地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以割让领土的手段来收买意大利。蒂萨直率地表示，这是办不到的。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蒂萨去觐见奥皇之前有短短几分钟单独与贝希托尔德在一起。蒂萨写道，“我对他说，我不得不面陈皇帝陛下，当前我认为外交大臣之职应由更果断的人士担任，这样的人能以更多的精力贯彻他自己的政策。”贝希托尔德像一个温顺的孩子，面带惯有的微笑回答：“如果您真的将这个建议面陈陛下，我将感激不尽，因为我向陛下恳求过多次了，他就是不相信我。他会相信你。”蒂萨并未因这种动人的风度而放松等惕，他立即进宫向皇帝建议马上免去贝希托尔德的职务。弗兰茨·约瑟夫没有迟疑。他说，他经常考虑同一件事。在蒂萨解释了他本人不能离开匈牙利大臣兼主管长官之职的理由之后，局内人士亦即蒂萨的门徒布里安男爵受命掌管帝国的外交政策。1月13日贝希托尔德离职，平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在那里居住至今。1916年他天真地向一位朋友抱怨说，“别打扰我，我早就厌倦战争了。”

03.

我们已经目睹了德国1915年军事计划出笼时引起的震动。现在让我们来追溯这些计划在战场上遇到的不同命运。现在无人能怀疑从德皇那里逼取的决策是正确的了，由于这些政策他理应得到应有的荣誉，这是对的。这一年是在德国如此暗淡时开始的，却是德国在战场上最兴旺的一年。法军在阿图瓦和香槟，英军在新沙佩勒和洛斯，注定要在德军铁刺网和机关枪的防守面前，遭到耗竭的厄运。俄国因所有要塞的失守而被赶出了波兰和加利西亚。保加利亚已被同盟国争取为盟友；塞尔维亚遭到入侵，并一度全军覆没；希腊人一片混乱，处于瘫痪状态。正当罗马尼亚给吓得继续保持中立，意大利留在伊松佐河边颤抖之际，德军已开辟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土耳其从毁灭的边缘获救，又重新充满活力，继续战斗。为了考察上述令人震惊的转变和德军的巨大成就，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伦敦的情况。

法国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入侵。她的全部精力和思想都倾注于这场生死搏斗，这场搏斗暂时有所缓解，但一定很快就会重新开始。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霞飞及其总司令部主宰了这片战场。法国很少意识到其他战场。俄国、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受到法国注意的程度，只是像一位击剑手在决斗高潮中看待他的副手或观众。加强法国的兵力，守住法国的防线，从可恨的奴役中解放被占领的13个省——以上就是法国的军事方针。但是在压力没有这么重的伦敦，可能有更全面的看法。身居或者接近军事指挥最高层的一小批人士，数周以来一直密切注视着那条东方战线，那里也是柏林敏感地讨论的主题。

看到全部事实的读者必定也了解，在英内阁中或在海军部和陆军部，要掌握和估量本书所记载的各种重大事件的真相和价值该是何等艰难。我们的注意力已经集中于确保制海权的活力；派英军去法国，使他们在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保持活力；全力集结全帝国的军事力量，为战争而动员全部财富、影响力和人力，不遗漏全球的任何角落，这是英王陛下能够要求的。但法国人告诉我们的只是他们的希望，其他说得很少，而俄国人说得更少。我们保持的一般印象是，俄国在一场名为伦贝格战役的大战中打败了奥地利，德国成功地保卫了东普鲁士。我们感觉到，大国寄予厚望的、碾平通向胜利之路的俄罗斯“蒸汽压路机”，不但向前也向后滚动。俄国的确具有蒸汽压路机的性能。但是坦嫩贝格战役的全部意义是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的。和法国人一样，我们也接触到了多得无法计量的事件，每时每刻都忙于分析各种关键细节。情报局的报告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在我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放有二、三十份文件，记载了全欧洲各部队来来去去不停调动的情况和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我们反复要求陆军部对局势作出全面的评价。但是英军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前线，一直为维持远征军生活而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充足的人手对这些报告进行筛选、清理和集中。平静、威严、讳莫如深、消息不是很灵通的基奇纳勋爵，这个几月来一直来尽力亲自完成他作为战时国务大臣和总司令的职责，并安排参谋部完成收集情报的任务。

然而不管怎样事情并不很糟。海上畅通无阻；岛国安然无恙；军队抵达了战斗岗位；战线守住了；帝国正向战事体制改组。因此，在这关键时刻，在我们从日常工作获得的印象中以及我们战时管制的基本方法上，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问题。实际上，直至1914年底，我觉得我们对自己在战争中的作为，有资格感到自豪。我们的所有舰只和全体海军都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运用。

到目前为止没有更精心筹建的组织能产生更佳的效果。但是战争又出现了变化，它的规模和复杂性与日俱增；此时我们已拥有更多的富余人员和舰只投入战争。这里有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

一旦我们感到在海上拥有绝对优势和安全，我们就几乎本能地将目光投向了土耳其、俄国和巴尔干国家。在整个12月份，汉基上校、劳合·乔治先生和我，起初是各自独立研究中南欧局势，后来则共同对其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宣战以后，外交界对各中立国几乎不再在意。中立国不再关心自己说过的话和许下的承诺。她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将发生什么和谁将赢得胜利？她们不打算接受英国提出的任何一点保证。我们惊奇地发现，许多中立国似乎不确定英国能否会获胜。人们对这些国家的暖昧态度感到遗憾，但这些国家就是固执己见。外交部中肯的话语，全被她们当成了耳边风。

然而到1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三人分别得出结论：西线已经陷入僵局，谁发动进攻都将得到最坏的结果，外交、海军和陆军的巨大转移或转向行动应该通过或就在地中海国家进行。至于我们的想法与柏林的优先考虑或兴—鲁的结论是否接近，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敌人防线的后方，一切都神秘莫测。在协约国军防线的后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工作和机构尚处于酝酿阶段。12月29日，我给首相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认为很可能双方都没有力量在西线穿透对方的防线。尤其是比利时，它对德国非常重要，被其视为和平筹码，它无疑已被彻底建成的连续的防线。我认为，或许德军会保留其精锐部队中几支大编制的机动后备军。我并未试图作最后定论，我的印象是，两军的阵地不可能出现决定性的变化。”

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请国防委员会传阅一份文件，目的在于引起他们对流行的对战争持无根据乐观态度的注意，引起他们对作为战争主力的俄国越来越大的失败的注意，和引起他们对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以便联合希腊和保加利亚参加协约国共同事业的注意。同一天，汉基上校也递送了一份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指出近东是我们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最重要的舞台。这些文件在几天前就给我看过，12月31日我为这些文件致函首相阿斯奎斯先生，说道，“我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我们的结论并不矛盾……我想在土耳其宣战时就向加利波利发动攻击。……与此同时困难会有所增加。……”1月3日在海军部进行了每日的持续讨论并与首相商榷之后，费希尔勋爵写信给我，他在信中声称，“我考虑进攻土耳其把守的战场！——但要马上开始才好！”费希尔的这封信已经刊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中。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当时像现在这样了解柏林进行的讨论的性质，那末此类计划就能够而且早就变成前后一致的行动了。我们在我们之间预言过成功的秘诀。如果我们对根本性问题能获得一个权威性的决策，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参谋机构把决策变成计划，那末可以肯定，在德军能将部队开进东地中海沿岸各国之前，我们早就插手那些地方了。

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他的书中说，德军所攻击的是一些薄弱防线，因此能挫败所有的牵制与佯攻。但是土耳其在大战的这一时期没有这个能力。相反，土耳其的无能正是德军所有烦恼的关键所在。他们有数月之久无法支援土耳其。我水陆两栖部队几周之内就可以对土耳其进行打击。

然而我们的军事指挥尚未达到这一水平。我们已经看到，兴—鲁作了什么样的斗争——虽然他们得到了康拉德的支持，得到了奥地利全部影响力的支持，得到了德国宰相的支持——才使战争重心向东线转移，而且作了什么样的妥协才得到成功。尽管海军部有力量，但我们只能使用争辩的手段。我们不能炫耀海军的“坦嫩贝格”的胜利。在伦敦没有像柏林那样的最高权威，可以说行或不行、右或左、西或东。这里只有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不过，从此时起战时委员会的政治家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了东线；自然，在法国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军司令部就得为得到每一个士兵、每一门大炮、每一发炮弹而拼命斗争了。基奇纳勋爵主意多变，他那里就成了不同意见争论的战场。他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又支持那一方。毫无疑问，如果“东线派”只需对付英军及其司令部人员，那末我们就能下达命令了。可是在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亨利·威尔逊爵士的身后还傲然挺立着马恩战役的胜利者霞飞将军的强大权威。

霞飞和法金汉一样，目光只注视着西线，还和法金汉一样，对进攻的优越性深信不疑。霞飞的判断也和他的对手法金汉的判断一样，认为只有西线是1915年战争决定胜负的所在。两人都确信他只要多集结几个军，多准备一些大炮，就可以突破对方的防线，并胜利地进军巴黎或者莱茵河。如我们现在所知，他们的确绝对不知道真正的事实和价值。这两人及其专家顾问们从未充分认识到一个明摆着的真理，一个对普通士兵来说都显而易见的真理，即，子弹是能杀人的。面对这种梦魇般的精神压力，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每当基奇纳勋爵接受劝导重视东方——实际上他的直觉也在把他引向那里——并为那里采取措施的时候，霞飞(和通过外交部与他协同工作的法国政府)便向他施加压力，于是他就像潮水中的浮标一样前后漂浮。毫无疑问还有很多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还必须记住，英帝国此时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还是一支次要力量。法国已经把海战的决定性的指挥权让给我们。有人声称，因我军兵力仅占十分之一，所以在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之后，我们的责任就是接受与我军并肩战斗的那支英勇大军的首脑的军事指导。正如基奇纳勋爵在一次震撼人心的讨论之后所说的，“我们不能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作战，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来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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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官方史，《世界大战》(国家档案馆)，第7卷，第11—12页。

第18章、冬季会战

兴—鲁的东线计划——俄军的力量与弱点——“巨蟹”——轻率的泄密——蟹钳运动——第10集团军的迂回运动——德军前进——俄第20军——战役的结果——普热梅希尔的陷落

01.

兴登堡占了法金汉的上风。现在他必须恢复对俄军的进攻。毫无疑问，前章所述的争论过程，导致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对他们计划将取得的光芒四射的胜利的想象。德国和奥地利在东线的全部军队将联合发动双管齐下的大规模进攻，一路在东普鲁士，另一路远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同时向俄国大公的南、北两冀展开攻势。俄军将被巨蟹用两只大张的钳子同时紧紧抓住。法金汉曾尖刻地指出，相隔600公里的两翼进攻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联系。兴—鲁对此也不抱幻想。在军事行动中，他们全身心放在北冀上。他们得到了从最高司令部争取来的4个军的增援，现在管辖着3个集团军：即原来的第8集团军、两次突袭华沙未果的第9集团军，以及新增的3个军合编而成的由冯·艾希霍恩将军指挥的第10集团军。1月底，第8和第9集团军驻扎在罗兹战役于12月中旬结束后形成的战线一带。第9集团军的正面成南北走向，面对华沙，与之相距约40英里。第8集团军蹲伏在安格拉普河河道和现已冰封的湖泊的后方。在这两集团军之间近200公里的间隔，驻扎着德国战时后备军，其中包括在德军各要塞进行第二次搜索后集结起来的察斯特罗夫军。兴—鲁现在建议联合使用所有的这些部队。

根据从俄军无线电报和其他来源获悉的消息，他们相信俄国大公有自己的一套“庞大计划”。他们相信一俟冬季转暖，俄国大公就会袭击东普鲁士，一路北上，向托伦推进，同时另一路在北面从科夫诺方向出发。兴—鲁想先发制人。俄军兵源绝无短缺之忧，可以无限供应的驯服农民正在沙皇的国境线内接受军训，一旦有了军服、装备和武器，这些人员便可以补充不足的编制或增加军队的人数。俄国所缺少的不是兵源；事实上，兵源是她拥有的唯一充沛的资源。俄国的军队充斥于其漫长的前线，书面显示的总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训练有素的军官、有文化的军士以及各种文职人员，远低于指挥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所需要的比例。更有甚者，各种口径的大炮和各种类型的弹药甚至步枪都严重不足。尽管俄国大公、鲁斯基和伊万诺夫，仍怀有进攻图谋，但他们痛苦地认识到，从大战的早期战斗以来俄国的攻击力已经严重下降。已经控制了喀尔巴阡山地区的各通道的伊万诺夫，在长时间的面谈中强烈要求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给他增援，以便入侵匈牙利平原。其意见颇受俄国大公倚重的鲁斯基，更愿意重新经波兰向西和西北向德国边境推进。所有这些讨论因德国开始军事行动而突然终止。

依照兴—鲁的计划，被我称为“巨蟹”的左钳将突然前伸，穿过安格拉普河—勒岑湖区一线，抓住那里的全部俄军并歼之于瓮中。为达此目的，第9集团军将调动其兵力之一部，主要是从第20军抽调，从华沙平原北上，到达奥特尔斯堡邻近和赢得坦嫩贝格胜利的战场；而组成第10集团军的那3个军，则部署在北部因斯特堡的前面。到指定的日期，第8集团军的右翼将经由约翰尼斯堡攻击吕克；与此同时，第10集团军将首先向东北进军，趋向蒂尔西特，然后转而继续向南，经贡宾嫩和斯塔卢波嫩趋向格罗德诺。这两起大进军在展开时外侧容易受到俄军的攻击，在北侧会受到来自科夫诺和涅门河一线的攻击，在南侧会受到来自纳雷夫河支流博布尔河一线的攻击。对实力强大的第10集团军来说，不必担心有太大的危险，但在湖区以南向前推进的德军的右翼和右后卫容易受到猛烈的攻击，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危险，第9集团军才被指派到那个地方。

图54、“巨蟹”攻势·兴—鲁的战略思想，1915年1月。

Baltic

Sea，波罗的海；Gorlice，戈尔利采；Kovno，科夫诺；K&ouml;nigsburg，柯尼希山；Lemberg，伦贝格；Miles，英里；Tarnow，塔尔努夫；Warsaw，华沙。

图55、兴—鲁的冬季会战计划

Angerapp，安格拉普河；Augustow，奥古斯图夫；Baltic

Sea，波罗的海；Bobr，博布尔河；Goldap，戈尔达普；Grodno，格罗德诺；Gumbinnen，贡宾嫩；Johannisburg，约翰尼斯堡；Kovno，科夫诺；K&ouml;nigsburg，柯尼希山；L&ouml;tzenn，勒岑；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Niemen，涅门河；Osovets，奥索维茨；Stallup&ouml;nen，斯塔卢波嫩；Three

Corps，三个军；Tilsit，蒂尔西特。

为了掩盖第9集团军的那些部队向北调动，第9集团军的余部于1月31日在博利莫夫发动了一场追求轰动效应的进攻。此次战斗的一个特点是旨在引起纷纷议论，因此它第一次使用了1.8万枚毒气弹。这种轻率泄露重要秘密的行为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霍夫曼亲临博利莫夫教堂的尖塔，为的是目睹俄军大规模窒息而死的情形，那是化学家声称必将发生的。但他宣称结果令人失望。当时认为已称得上大量的毒气弹的数量，与后来使用的数量相比其实相当少，而严寒使毒气丧失了其预期的扩散力。事后德皇决定称之为“马祖里冬季战役”的战争，事实上还是以1月31日向华沙发动这种凶猛的进攻开始的。

图56、佯攻博利莫夫，1915年1月31日

Angerapp，安格拉普河；Baltic

Sea，波罗的海；Bolimov，波利莫夫；Bzura，布祖拉河；Corps，军、军团；feint，佯攻；Ivangorod，伊万哥罗德；K&ouml;nigsburg，柯尼希山；Lodz，罗兹；L&ouml;tzenn，勒岑；Miles，英里；Ortelsburg，奥特尔斯堡；Pilitsa，皮利察河；Thorn，托伦；Vistula，维斯图拉河；Warsaw，华沙。

02.

这次毒气战很好地达到了德军的战略目标。俄军的注意力被紧紧地吸引到这一点上，他们对第9集团军部队的北上运动一直毫无觉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关于4个新军在东普鲁士的部署和集结，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4个军都已进入阵地，3个在湖区防线以北，1个在南，在2月初，行将遭殃的俄军没有得到任何警告。事实上，在如此的隆冬严寒中开始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想法，是被俄国人自己对气候的体验所否定的。2月5日和6日狂风暴雪席卷东普鲁士。严寒刺骨，雪“深达1米”，大雪在旋风中形成了雪堆和冰丘。就连兴—鲁的坚强意志，在派他们的能吃苦耐劳的部队进入暴风雪之前也迟疑起来。但他们还是最终横下心来，开始了行动。

他们计划中的直接目标是俄国第10集团军，该部士兵们坐在安格拉普—湖区一线前面从戈乌达普到约翰尼斯堡的战壕里。俄第10集团军的部队及其司令官西弗斯将军，对德军防御工事屏障后面发生的事情没有产生丝毫疑心。他们在忙着用铁铲将雪铲出战壕，就这样度过了6日和7日。7日德军巨蟹的右钳开始移动。利茨曼将军率第15后备军和第2师从约翰尼斯堡向吕克发起攻击。8日德军左钳即第10集团军之全部，攻击贡宾嫩—柯尼希山铁路与梅梅尔河之间的地段。

该集团军的3个军(从北到南为第21军、第39后备军和第38后备军)击退了在他们前面的俄军掩护部队，并立即转向右边，威胁俄军的撤退。天气造成的巨大困难并没有阻止德军的稳步前进。它继续进行环绕俄军右翼的包围运动，不断地向南迂回前进。9日至10日的夜间，第21军在不间断地行军29小时之后，已抵达希尔温德和弗拉季斯拉沃夫。位于中央的德军已穿过皮尔卡伦，部队正面几乎面向南方，与原来的俄军阵地成直角。10日第21军抵达维尔科维斯基，切断了通往科夫诺的铁路，在中央的第39后备军抵达维尔巴伦，留在那里作后备的俄军一个整后备师遭到突袭并被击溃，1万人被俘，损失大炮6门。就这样，俄军整个右翼退至科夫诺的道路被切断。从科夫诺出发的俄军的不骑马的骑兵向第21军左翼和后卫发动的猛攻被击退，不过德军充分考虑了来自科夫诺的威胁，要求从德军右翼调动后备师来阻挡这种干扰。12日德第10集团军的战线从马里安波尔和卡尔瓦里亚推进到戈乌达普附近，因此俄军中央部队开始受到严重威胁。事实上，西弗斯将军的集团军现在只剩下两条退却路线：第一条经奥利塔撤往涅门河，第二条穿过奥古斯托夫森林。

与此同时，南面的德第15后备军向吕克运动，旨在切断奥古斯托夫公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俄军的顽强抵抗。吕克的公路、铁路的枢纽站此刻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地方；在这一地区，俄军屡屡反攻，激烈战斗在最严酷的气候中持续了12日一整天。俄军继续英勇自卫。德军的南路军不能取得正面推进，于是将右翼伸向格拉耶沃。与此同时，第8集团军的整个先头部队突然从278安格拉普阵地后面出现，向正前方的俄军发起攻击。到13日夜晚，他们已经逼近西弗斯的原来司令部所在地马尔格拉博瓦和苏瓦乌基。这一天，吕克的守军，在两冀被包抄、后卫受威胁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撤离了自己曾如此英勇地防守的阵地。德军于14日开进吕克，在城中抓获5000名战俘。紧跟军队前进的德皇，于当日访问了该城，并向胜利的军队表示了祝贺。

图57、冬季会战图，1915年2月7—12日。

Augustow，奥古斯托夫；Augustow

Forest，奥古斯托夫森林；Bobr，博布尔河；Goldap，戈尔达普；Grodno，格罗德诺；Gumbinnen，贡宾嫩；Insterburg，因斯特堡；Kalvaria，卡尔瓦里亚；Kovno，科夫诺；Lipsk，利普斯克；Lwr，后备军；Lyck，吕克；L&ouml;tzen，勒岑；Marggrabova，马格拉博瓦；Mariampol，马里安波尔；Memel，梅梅尔；Miles，英里；Niemen，涅门河；Olita，奥利塔；Osovets，奥索维茨；Pikallen，皮尔卡伦；Raigrod，雷格罗德；Schirwindt，希尔温德；Seini，赛尼；Sib.，西伯利亚师；Suvalkl，苏瓦尔基；Tenth

Army，第10集团军；Tilsit，蒂尔西特；Vilkoviski，维尔科维斯基；Vladislavov，弗拉季斯拉沃夫；Wirballen，维尔巴伦。

德军的双钳正迅速地向俄第10集团军闭合。从向他两翼迫近的这两股钳形运动被发现的时刻起，西弗斯将军一心只想退却。他们烧掉了身后的村庄，但还是留下了大量的储备和军需供应；35万余俄军全速向东急行军。道路交通拥塞，运输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混乱。步兵在积雪中挣扎前进。德第10集团军旋转推进，无情地将这数十万之众驱赶向南。大量俄军夺路而逃，冲破围困向东和东北而去。但还有大量的人被俘。俄军的主体一直被逼向奥古斯托夫森林退却。每到一处，俄军的后卫都进行最顽强不屈的战斗，以保证战友们逃脱；由于德军使用18匹马拖1门炮才能使大炮队前进，所以他们的步兵经常停下来等待。为了防止西弗斯将军被包围，俄军从科夫诺发动的紧急反击继续在北面激烈进行。13日在南面，俄军又作了一次巨大的努力，从奥索维茨小堡垒冲向吕克。但这些的行动还是在经过激战之后被德军击退。

现在霜冻初解，冰雪突然融化，道路成了泥泞沼泽。到15日夜晚，俄第3和第26军穿过奥古斯托夫或穿过森林，损失惨重，一片混乱，但是已在蟹钳以外的格罗德诺的边缘了。俄第20军连同为数甚多的掉队士兵和大量车辆和大炮，仍困在森林里。他们的后卫决心坚守西侧边缘。现在虽然艾希霍恩的右翼和中央部队受阻，但他还是决心重施冯·弗朗索瓦将军在坦嫩贝格采取过的大胆策略。他命令左翼第21军绕过森林北沿向南运动，而不顾来自格罗德诺要塞的威胁他后方的危险。15、16、17日三天里，德军的这一单薄战线不断地向前延伸，决心包围可能落在他们利爪内的不论什么俄军，同时也保卫自己，免受从利爪中冲出来的俄军的袭击和从格罗德诺出动的俄军的反击。18日森林被完全包围。

图58、冬季会战结局形势图，1915年2月12日—21日

Augustow，奥古斯托夫；Bobr，博布尔河；disorganised，解体；Grajevo，格拉耶沃；Grodno，格罗德诺；Gumbinnen，贡宾嫩；Insterburg，因斯特堡；Kalvaria，卡尔瓦里亚；Kovno，科夫诺；Lipsk，利普斯克；Lwr，后备军；L&ouml;tzen，勒岑；Marggrabova，马格拉博瓦；Mariampol，马里安波尔；Niemen，涅门河；Olita，奥利塔；Osovets，奥索维茨；Part，部分；Pilkallen，皮尔卡伦；R，后备军；Raigrod，雷格罗德；Schirwindt，希尔温德；Seini，赛尼；Suvalki，苏瓦尔基；Vilkoviski，维尔科维斯基；Vladislavov，弗拉季斯拉沃夫；Wirballen，维尔巴伦。

被困无望的俄第20军以最崇高的献身精神进行战斗。连续4天4夜，他们向敌人的单薄但无法战胜的防线猛烈进攻，但毫无结果。21日蟹钳夹紧，抓住了它的牺牲品。3万名俄军放下武器，包括11名将军和200门大炮，数千名早期战斗中被俘的德军得到了他们同胞的解救。

与此同时，德第8集团军已经推进到博布尔河一线，希望攻击奥索维茨要塞。这块弹丸之地所起的作用差不多和勒岑一样重大。由于有无畏战士的防守，该城经受住了大炮的狂轰和反复的攻击。奥索维茨的堡垒构筑在它所在的大平原仅有的几处高地上。德军竭尽全力攻城，但毫无结果。往南在博布尔河后面，深沟高垒的俄第3西伯利亚军，也作了坚强不屈的抵抗，坚守在德军看来是可怕的战壕的工事里。霍夫曼怀疑这个说法，而且事实上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不能要求虽然心甘情愿却已精疲力尽的德军作进一步的牺牲；大约在森林中的俄军受围同时，冬季战役已近尾声。俄第10集团军虽没有全部落入陷阱；但是有11万名战俘和300多门大炮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另有至少10万俄军死于敌人的炮火之下或永远葬身在雪堆或泥淖之中。尽管许多人死里逃生，而且有两个军依然保持有一定秩序的外观，但是作为一支有效战斗力量的俄第10集团军已不复存在。

在这场战争中，战士们在与最恶劣的气候和最凶狠敌人搏斗，这一可怕战役的交战场面，在战争史上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惨烈场面。连结实魁梧的兴登堡也为它恐怖的性质感到不寒而栗。兴登坚在谈到“马祖里冬季战役”时说：

“人们感到这一名字像刺骨的寒风或死般的沉寂。当人们回顾这个战役的过程时，他们会停下来扪心自问：‘难道尘世间的人真的干下了这一切？或者它只是一个寓言或一个幻觉？隆冬寒夜的进军，利骨的暴风雪中的露营以及令敌人如此害怕的奥古斯托夫森林之战的最后阶段的战斗，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受煽动的人们的幻想的产物？’”

他进一步补充说：

“我们尽管取得了战术上的巨大成功……但在战略上……还是失败了。我们实际上是又一次设法消灭了俄国一个集团军，但是敌人的新部队又立刻站出来替代它的位置，这些部队是从他们没有被打败的其他战线抽调来的……我们无法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俄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太大了。”①

尽管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许许多多战利品，兴登堡还是对冬季战役写下了上面这些话。他承认在战略上一无所获，这话甚至更适合用来描述东线另一端的奥地利军的军事行动。巨蟹的南侧钳爪什么也没有抓到。康拉德从喀尔巴阡山各山口出发的进攻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他甚至未能大批地渡过杜纳耶茨河。与此同时，俄军对普热梅希尔的封锁——不能称为围攻——仍在继续。战争一开始奥军就在加利西亚建立的那座巨大的要塞和主要基地以及仓库，此时只储有3个月的给养。10月份紧张状态暂时有所缓解，但还是无法给它补充供应品，当11月9日封锁再次收紧时，要塞守军已经陷入困境。俄军汲取了10月不成功攻击的教训，耐心地等待敌军饥荒的发展。3月18日，在南面攻势显然已成败局的情况下，奥地利守军像法国梅斯的巴赞一样，进行了一次可敬但无望的突围；突围被击退，其司令官便建议投降。这是一起重大事件，胜利者得到的奖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这座要塞及其所有的军事设施之外，奥地利还拱手交给俄国10万余名战俘和1000门大炮。同样数量的实施包围的俄军可以腾出来接受其他任务了。这样，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兴—鲁为了组织它曾设法把法金汉的军团从西线召来，而法金汉为了反对它曾险些被撤职——终于如法金汉预言的那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法金汉非常接近权力的顶峰，因而能够在机会合适时说出有预见性的见解。这是他恢复受攻击的名声和遭非难的权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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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登堡，《我的生活片段》，第137—138页。

第19章、在达达尼尔海峡那边

法金汉的信条——德国的新打击力量——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反应——对法金汉的压力——进攻点——皇太子——第11集团军的集合——兴—鲁的作用——涅门集团军——进攻的前夜——戈尔利采：炮轰——达达尼尔海峡：土军的抵抗准备——加利波利登陆——意大利参战

法金汉是一个有坚定信心和偏见很深的“西线派”。他相信，对俄国的任何大规模进攻都将消失在俄军能够后撤的广阔无垠的地区和难以探测的深山丛林中。在他的心目中不断浮出现关于拿破仑大军1812年入侵所遭受的命运的那些警示性的画面。他不愿意回想一下，拿破仑当时没有铁路来不断支持离本土基地一两千英里的大军，没有铁路为他们提供寒冬栖身之所，为他们在进军的各阶段建立供应充足的补给站。法金汉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场上。在他看来，只有在那里才能最后一决雌雄。那里才是合适的和正式的战场。只有在那里正统的战争原则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顽固的军事观点是他与他的主要对手所共有的：后者如霞飞、弗伦奇以及弗伦奇之后的黑格。他几乎可能这样叫嚷，“在坚持军事原理中失败要比用‘非正规’手段获胜更好。”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兴登堡的权势和名声，在政客们咄咄逼人的影响的支持下，否决了法金汉较为正确的判断，迫使他玷污自己信念的纯洁性，并向“邪恶的行径”屈服。他投入西线新攻势的那4个军，已经被人从他的手中夺走。这些部队已经东去参加冬季战役，并为他那些危险的对手赢得了新的廉价荣誉，但正如他所预言的，根本没有产生决定性的战略结果。他将怎么办？他必须组建一支新军以代替从他的统率下夺走的那些军。

图59、法金汉的另一些计划，1915年2月

Amiens，亚眠；Arras，阿拉斯；B.E.F.，比、英、法联军；Boulogne，布洛涅；Calais，加来；Domen-

Smith，史密斯—多林；d'Urbal，迪尔巴尔；Haig，黑格；Krafft's Plan，克拉夫特的计划；La

Bassee，拉巴塞；Lille，里尔；Lys，利斯河；Maud'huy，莫德海；Miles，英里；Seeckt's

Plan，泽克特的计划；Somme，索姆河；Ypers，伊普尔。

2月22日，法金汉就建立一支新后备军的问题与陆军部编制署署长冯·弗里斯贝格上校商谈。他们计划组建几个新师，每师编制了9个营；办法是从西线每个师抽调3个营，以及将各炮兵连的大炮数从6门减少到4门等等。实力削弱的每个师将得到2400名受过训练的新兵和若干机枪的补充。预计这一改编将费时6至8周；改编完成之后，法金汉希望有包括24个新编师的打击部队供他自由调遣。实际上，由于装备不足和其他一些原因，到4月初只要有14个师适合作战，他就不得不满足了。在这14个师身上他已经有了计划。这些部队要组成第11集团军，以精明干练的冯·泽克特上校为其挂名司令的助手，上校就是后来著名的参谋长。3月初，法金汉命泽克特、克拉夫特、库尔和塔彭等人在英、法防线上寻找实施期待已久的打击的最佳地点。他们深入地研究了所需的师数和大炮数，并作了周详的关于细节和时间的安排。泽克特选定的地点是从阿拉斯到索姆河一带，这与鲁登道夫于1918年在50英里后面进行攻击的是同一条战线。作战司长霍亨博恩同意泽克特的这一选择，认为“首先这是敌人防线的北翼(即英军部队)，应予突破和粉碎。”准备攻击的是当时靠近拉巴塞的英军右翼，德军要迫使他们向西北退往布洛涅和加来，同时德军对左翼的打击要迫使法军向南退却。如此匆匆拟就的所有这些计划终成泡影。东线论者再次占了上风；不过这一次不是兴—鲁的势力，而是事态发展的力量把法金汉心爱的理论投入了新的荒漠。

2月18日，一支数量众多威力强大的英国舰队，在法国舰艇中队的支援下，向达达尼尔海峡外面的堡垒开火。加利波利半岛上的两座面海堡垒严重受损，第二天，堡垒的大炮被军舰登陆部队摧毁。随后每天不断有按部就班的远程炮轰击，而且海上出现了扫雷作业，显然即将出现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认真尝试。如果此举获得成功，土耳其现有的唯一弹药库和军械厂势将落入胜利者的控制之下，最大的指望就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撤离土耳其的欧洲领土，继续以纯亚洲国家的身份作战。这样日耳曼帝国得到的唯一同盟国将无可挽回地失去。更严重的是政治后果，土耳其帝国这个战利品将由协约国随心所欲地处置。协约国可以把她作为令人馋涎欲滴的丰厚赏金，送给意大利、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三个已经加入协约国的边缘国家。协约国可以对保加利亚采取行动，或者威胁她说她在敌对的巴尔干半岛中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或者许以巨额贿赂。

英军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立即在上述四国引起明显反应。意大利的要求和她的准备进展迅速。康斯坦丁国王和韦尼泽洛斯之间虽有分裂，但希腊显然准备提供一支军队进攻加利波利半岛。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口头答应加入协约国，而且拒绝接见冯·德·戈尔茨将军；但罗马尼亚保持沉默，一动也不动。法金汉不得不面对完全敌对的巴尔干集团，这个集团将有从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崩溃中获得一切好处的前景。

但是如果英国海军进入海峡并控制黑海(上述所有即将出现的直接后果，与俄国与英、法的全面亲密接触的影响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即时俄军将自由自在地南下，激励巴尔干联盟的建立。英、法军需品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和各大洋供应俄国，因而能恢复和倍增俄军的力量。德国如何阻止这一局面的出现呢？要依靠达达尼尔海峡的坚固防御工事、堡垒群、机动武装力量、雷区、海峡的逆流，这些使得通过那里要冒巨大的危险！舰只无法抗衡堡垒，这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尊重的基本道理。但是，假如舰只装备有足以摧毁堡垒的大炮，而堡垒的大炮射程够不着军舰，当这样的双方交战时，这种理论显然需要修改。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堡垒大炮对抗英国舰队的力量要根据它们穿甲弹的供应量来严格衡量。当供应枯竭时，这些堡垒也就成了哑巴，前进的舰队清扫雷区无疑会有损失，但通道被扫清也是肯定的。法金汉不悦地获悉，堡垒大型炮弹供应不足，尤其是穿甲弹供应不足，而且水雷的储备已经告罄。奉命指挥海峡水上防卫的德军军官海军上将冯·乌泽多姆的3月10日的电报称：“尽管敌人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但我们不可能无限期保护达达尼尔海峡的全部工事不被破坏，除非现已预订的可维持数月的武器弹药和水雷迅速抵达，或有来自本国领海的潜艇支持防御。”从基尔派遣潜艇要经历危险的航程，至少得2个月以上时间。至于炮弹和水雷，怎样才能运抵现场呢？塞尔维亚尚未征服。罗马尼亚虽表示友好，但不愿意输送军火。尽管身着便装的军官可以往返通过中立国的关卡，但事实上已近8个月没有任何军火获准从德国运往土耳其。谁能说6周以后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在2月、3月和4月三个月的时间里，德国高层战略家们感到各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3月18日英法舰队似乎力图强行穿过海峡。巨型舰只与堡垒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堡垒的炮火被压倒。扫雷艇驶向了最关键的已无法恢复原状的水雷屏障。然而对德军总部来说幸运的是，最后未被扫除的少数水雷是布在与舰队航线平行的被认为已清扫的水域的，因此有两、三艘军舰被炸沉，一艘法舰人员损失惨重。英国舰队自身损失了大约40人，退出了战斗，显然是在敌我竞争中受到了挫折；情报机构的报告通知柏林说，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正在埃及集结，准备与舰队重新发动的攻击相配合，对加利波利半岛实施陆地进攻。另一方面，据说，因为俄国人已经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主权要求，英军不再热切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了。至于陆地进攻，现在土军挤满了加利波利半岛，在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的指挥下，他们表示有充分信心。但是阻止舰队进攻的困难在于：布雷遭到了各种方式的破坏，无法更新；堡垒群所有起决定作用的大炮一共只有不到50枚大型穿甲弹。

我们可以看到，两组对立的条件同时在法金汉的脑海中成熟：第11集团军集结起来供西线使用，和从地中海东南出动，对土耳其实施可怕的入侵。在这位最高司令的敏锐头脑中，两大原则互争主导地位；最后，他根据个人的自由意志作出决定，当务之急是必须征服塞尔维亚，以及为军需品开辟一条通往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道路。于是到4月初新编第11集团军组建完毕时，法金汉已经放弃了将其用于西线的全部计划，他服从由于英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而形成的主要战略的迫切性，决定用这支新军来对付塞尔维亚，以拯救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正当他打算对以东线为主的异端邪说作出让步时，他又被卷进了另一阵压力浪潮。严酷的经历消除了康拉德对塞尔维亚冒险的所有愿望。他被夹在了喀尔巴阡山脉的巅峰和通道中。俄军的前锋已经在不止一处地方俯瞰广阔的匈牙利平原。再有一次努力，再有一次成功，如汹汹洪水般的俄国男儿就将涌进匈牙利的家园，大肆劫掠。这种事情的发生势必破坏奥匈帝国的基础。一周复一周，俄军像洪水一样涌来。奥地利的“大小堤坝”已在坍塌。主要的战略目的，在奥军司令部看来，是自己重于一切。现在谁还顾得上塞尔维亚、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似乎也是相对次要的因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喀尔巴阡山的防线。

对于德军向塞尔维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所有建议，康拉德充耳不闻。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时时刻刻防守东线更为重要，并为此制订了一套计划；该计划在时机、空间和方向上是他军事天才的表现。在杜纳耶茨河某段，譬如说在戈尔利采与塔尔努夫之间，德军必须作一次有效的突击。奥国部队兵力不足，必须有一支德军来突破俄军的防线，这样才能掀翻和破坏敌人沿喀尔巴阡山山峰建立的整个战线。康拉德知道，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德军向这一特定的要害点作出沉重的一击，他就可能重获一切。这就是他当时极力主张的，除此之外他一概不予理睬。

法金汉已经放弃了在法国向英军发动一场进攻的梦想。他屈从于旨在解救君士坦丁堡的东线战役。他现在过于轻易地应允了康拉德的要求。这当然是他以职业军事家的姿态对他同行的战略思想的魅力所作出的反应。他知道这是最佳的打击点。他知道德军有能力独自实施这场攻击。此时，可怕的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莫名其妙地减弱并停止了。虽然危险依然存在，但紧迫性已降低；康拉德指出了德军前进途径并大声疾呼给自己的部队增援。

就这样，到了4月初，法金汉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志关注东线，他决定抓住达达尼尔海峡停战的机会来援助康拉德。但是他说，正如诸多将领经常说的那样，“如果这事值得去干，就要把它干好。”他还说了只有最高司令部那些人能说的话，“我们要精心策划一下行动方案。”4个德军师(此数是康拉德敢于要求的最高额)太少，4个军或许够用。康拉德本应把要求翻一番。新编德国第11集团军将被派到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之间作战。

图60、东线计划，1915年4月

Baltic

Sea，波罗的海；Conrad，康拉德；Gorlice，戈尔利采；HL.，兴—鲁；Ivanov，伊万诺夫；Lemberg，伦贝格；Miles，英里；Ruzski，鲁斯基；Tarnow，塔尔努夫；Warsaw，华沙。

关注德国皇太子在所有上述观点和压力的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是饶有兴味的。毫无疑问，他已经完成了作为军事顾问的责任，但是他运用的机智策略和外交手腕值得注意。皇太子于4月1日和法金汉作了一次长谈。这位皇位继承人与一切即将发生的事情有相当的利益关系，他一开始就阐明了西线的极大重要性。他表示相信只有在法国打败西方大国，才能得到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就需要使用德军的全部兵力。在他看来，“这一根本思想在整个战争中必须牢牢掌握。”就这样他表明自己的观点与法金汉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他又补充说，就目前而论，奥地利的局势已显得非常重要，而力图在西线获得决定性胜利的任何尝试都不成熟。因此首先必须打败俄国并迫使它单独媾和。法金汉的意图只是想在一定时间削弱俄军的实力，因此不想使用超过必要的兵力去对付他们。皇太子的看法并非这样，他认为，既然德军无法得到必要的自由去执行自己主要的任务，执行自己在西线的最终任务。那末现有就有极大必要把强大兵力放在东线，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用西线派的语言所表述的“东线派”的政策。我们曾引述过库尔的话。①如果皇太子确实说过这样的论点，而且这一论点并未出现争论，那末他当然是把最精明的军事见解用最可能安抚法金汉的语词掩盖起来了。法金汉基本上被说服，接受了这个方针。法金汉不想在大胆地试图摧毁俄国时遭受小小的损失；但是他同意把自己的后备部队投放到东线而不是西线，他还进一步同意首先投入这些部队对付俄国，而不是进攻塞尔维亚以解救君士坦丁堡。

由康拉德构思，经法金汉同意，用双倍兵力付诸实施的计划，是对德军传统作战方法的明显背离。迄今为止，兴—鲁一直采用这种传统方法，罗兹会战是唯一的例外。新方法不是针对敌军两翼和后卫进行大面积包围运动，而是直接的正面进攻。它是一种中央突破，或者如法国人的叫法，“迳直穿洞”，与在西线往往过分追求的那种战术相类似。在戈尔利采与塔尔努夫之间的部分宽约30英里。德第11集团军于4月初开始在这两城之间的奥军战线后面集结。攻击部队最后由从法国前线调来的4个德国军组成：即来自阿尔萨斯的卫戍军，来自兰斯西面的第10军，来自绍讷的第16军以及来自洛林的混成军，在此基础上再加奥地利第6军和1个匈牙利骑兵师，总计1个骑兵师和10个步兵师共约17万人。第11集团军装备有352门野战炮和146门重炮，在它们后面的奥第4集团军装备有350门野战炮和103门重炮；这就是说，约每45码有l门野战炮，每132码有1门重炮。尽管1916年索姆河前线双方大炮数远远超过这个比例，但在1915年5月这已经是曾经有过的大炮的最大集中了。

从戈尔利采—塔尔努夫进攻的方向是东北，要越过维斯图拉河与群山之间的山麓丘陵；一旦攻破俄军防线，德军将旋转战线直至面对正东；这样，如地图所示，德军将穿过俄国沿喀尔巴阡山脉部署的向南作战的全部3个集团军的后方。实际上，为了使军事行动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或者如法金汉所说，为了改善“丰收前景”，他向康拉德建议：据守山区的奥地利军队应该“步步退让，将敌人吸引在身后”进入匈牙利。但是康拉德不理睬这项建议。他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匈牙利领土。他不愿意鼓励他的军队退却。通常只能要求他作出与此相反的努力。

为了掩护如此一批重兵从法国撤离，沿整个西线事先部署了“活泼轻快的行动”。4月22日开始对伊普尔实施毒气进攻，这是撤离前分散注意力计划中最可怕的一幕。它不像在博利莫夫那样使用炮击，而是用喷筒连续喷射毒气。德国在手头没有后备军可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将这种致命武器的装置轻率地暴露了出来。西方协约国应该感谢东线战事。兴—鲁同样奉命在北部战线作转向运动。他们似乎是以有限的热情看待戈尔利采—塔尔努夫的军事计划的。他们几乎已把东线看作了自己独占的地区。充当东西战区的主角的法金汉和德军总司令部的到来，虽给兴—鲁配置了久求未得的增援部队，似乎也不怎么受欢迎。此外，兴—鲁只有一个作战方法——自北作巨大的侧翼包围运动。他们的理想方案是，在里加与科夫诺之间进军，然后向南，深入俄军防线后方相当远处，切断供应俄军的主要铁路线。要想这样做，他们的兵力不足。要作转向运动，他们最多只能提供3个骑兵师，在3个步兵师的支援下进行强有力的突袭，攻入库尔兰和立陶宛。这一军事行动于4月底开始，毫无疑问引起了俄军的关注。

兴登堡本人的话说明了他的兵力施展的方向。

“我的司令部在从戈尔利采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起初只是间接的参与者。在这宏伟事业的框架内，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牵制敌人的强大兵力。要执行这一任务，首先要进攻华沙以西的维斯图拉河大拐弯处和东普鲁士边境的科夫诺方向，然后于4月27日开始用骑兵大规模地向立陶宛和库尔兰长驱直入。3个骑兵师的挺进，在同样数量步兵师的支援下，触及了俄国战区的一个敏感.点。俄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俄军与国内心脏地带的最重要的铁路联系，有可能受到这一推进的严重威胁。于是他们投入大量兵力迎击我方的入侵。在立陶宛领土上的战斗持续到夏天。我们发觉不得不向那里派遣更多兵力，以维持对占领区的控制，并保持对此前未接触战争的那些地区的敌人的压力。于是，德军一支新集团军逐步形成。它被命名为‘涅门集团军’，用的是该地区那条大河涅门河的名字。”②

在俄军据守的防线的对面，这些可怕的备战正在进行，俄守军是由拉德科·季米特里耶夫将军指挥的第3集团军，他在此前觉得抑制奥第4集团军大部并不困难。为了隐蔽正在集结的攻击部队，以免俄军察觉，德军作了最大努力。所有德军侦察小分队一律身着奥军制服，直到战斗打响之前几天，季米特里耶夫将军仍浑然不知大难即将临头。他更没有想到进攻的规模和强度。爬上山顶的德军参谋们可以看到俄军的阵地摆在眼前，就像在地图上一样，有3条筑有观察孔的、上有掩体的战壕防线，构成单一的防区。德军侦察小分队发现这里的状况与西线迥然不同。无人地带是一片广阔的空地，穿径有三、四千码，夜间偶尔有巡逻兵穿过，白天则有当地老百姓在那里种地。乡村的宁静只是被偶尔的僻啪步枪声和几响漫无目的的炮声所打破。德军最操心的事就是把那些当地居民赶走，以防走漏风声。与此同时，巨大的弹药堆集处已积聚了大量炮弹，每门野战炮1200发、每门重炮500—600发。

对于有关指挥权的敏感问题作了如下调整：第11集团军(奥军和德军都一样)的进攻都交付给冯·马肯森将军指挥，以泽克特为顾问。马肯森隶属康拉德和奥军总司令部领导。不过后者同意不向马肯森下达任何未经法金汉和德军总司令部事先批准的命令。其次，为防止该程序出现拖延，双方达成了以下共识：在实际运作中，德军总司令部将通知泽克特如何直接行事，正式命令将经由规定的礼节性途径尽快送达马肯森，这样使奥地利的尊严得到了维护，也不会出现任何麻烦。

到4月28日，第11集团军已经接防，马肯森于同日发布预警令：大炮将于5月1日开火，随后将于5月2日发起攻击。德军在前线的出现已于25日被俄军发现，但是季米特里耶夫将军没有请求增援。甚至巡逻和警戒都似乎处于低潮。丹尼洛夫说：“我军右侧防线及其巨大突出部有多个薄弱点。我军处于力量的最低点，在喀尔巴阡山地区不间断的战斗使我军蒙受了沉重损失，许多单位中军官与士兵空缺额之多令人吃惊。武器弹药的匾乏到了灾难性程度。在这样的形势下，军队还能对付奥军，但是无力阻止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敌人的强大压力。”这些就是进攻前夕的形势。

5月1日德军大炮开始试射，整个下午和夜间逐步加强，成为困扰性射击以阻止俄军加固其防御工事。深夜1—3点有两个小时的停顿，让德军巡逻兵有机会进行侦察，工兵有时间清除铁丝网和障碍物。2日凌晨6时，开始了为时4个小时的密集的预备性炮轰。此时突袭部队已进入出击阵地，在突袭部队身后部署了连续的进攻梯队，配有按规定伴随进攻部队的野战炮连。总共集结了10个师，只有第10军组成后备队在两翼待命。炮轰极具破坏力，俄军用圆木支撑、用土砂袋垒起的战壕上的掩体到处都被德军的榴弹炮和迫击炮击毁击塌。“敌人的大炮几乎没有任何回击。有少数炮兵连的确进行过尝试，但是在压倒性炮击下马上被打哑了。”德军步兵不再紧挨在胸墙后，而是挺身直立，几乎不受伤害地观察炮轰的效果。上午9时迫击炮的击射增加到最密集的程度，俄军的铁丝网和机关枪被炸得飞上半空。10时迫击炮停止射击；德军大炮的轰击向俄军后面的防线延伸，三、四万名攻击步兵穿过烟尘以快速的步伐冲锋。德军战地报道说，“到处都是土灰色的身影，他们跳出战壕，丢弃枪支往回跑，灰色的毛皮帽、钮扣没扣上的大衣在眼前晃动，直至一个人影也不剩。他们像一群绵羊，在极度混乱中逃跑。”许多人在第二道铁丝网防线被抓住，或就在那里被杀或被俘。

图61、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一线的突破，1915年5月2日

Cracow，克拉科夫；Dimitriev，季米特里耶夫；Dniester，德涅斯特河；Dukla

Puss，杜克拉山口；Dunajetz，杜纳耶茨河；Gorlice，戈尔利采；Lemberg，伦贝格；Lupkow

Pass，卢普科夫山口；Mackensen Eleventh

Army，马肯森的第11集团军；Miles，英里；Nida，尼达河；Przemysl，普热梅希尔；San，桑河；Tarnow，塔尔努夫；Uzsok

Pass，乌佐克山口；Vistula，维斯图拉河；Wirsloka，维斯沃克河。

只有在那些防线附近有树林，或者是山丘的地方，炮轰才不起作用，也才有战斗。正面阵地出现德军的突然袭击后，俄军在第二道防线前进行反击，在5月2日一整天，这一次德军受到猛烈攻击。5月4日从俄罗斯集团军群后备部队派来的第3高加索军试图进行反攻，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掩护大部队的撤退而已。德第11集团军率领两侧和奥军一起前进，现在已经完全突破俄军的防线。季米特里耶夫的军队被歼灭。他所辖各师，在经过又一周的战斗之后，每师所能召集起来的官兵不到1000人。在整个战争中，有14万名俄军战俘，120门大炮和300挺机枪落入战胜者手中，同时战壕里还塞满了死者和伤兵。事实再一次证明：俄军在实力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经不住与任何第一流国家的部队相抗衡。俄军喀尔巴阡山的整个防线已经防守不住，俄第8、第11和第9集团军长达沿100英里的得之不易的山峰与隘口，以最快的速度全面退却，一程又一程地放弃了他们在9个月之前入侵并认为会永远属于自己的那个相当大的省份。

与此同时，在达达尼尔海峡发生了许多事情。英国海军强攻海峡的一切努力突然停止了，而且事实证明，最终的停止是在3月18日他们被击退后开始的；继之谣言四起，说是即将发动对加利波利半岛的陆上进攻。敌人知道大量英军部队正在埃及集结，舰队的完全沉默和消极状态预示为着正在登陆作全面准备。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在德国人的指挥下狂热劳作，在所有可能的登陆地点构筑防御工事；到4月中旬，土耳其在半岛上的军队已增至8个师。海军上将冯，乌泽多姆的重炮几乎没有什么穿甲弹，仅有的水雷也已经布设下去，而且毫无指望得到这两种武器的供应，他完全明白，面对再一轮的海军攻势他处于弱势。但是土耳其军队的精华现已集结在半岛上，而利曼·冯·桑德斯手下的骁勇的穆斯塔法·凯马尔，正满怀信心和热情地等候敌军的来临。事实上在土耳其和德国军界，有军事素养的军人认为，让一支军队从无遮盖的船只上，在遭到机枪和现代化步枪火力扫射的海滩登陆，也许是不可能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司令部也存在这种看法。德军最高指挥部因为了解上述事实，所以正在注视事态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似乎确很奇怪的是，英军竟然准备冒登陆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风险和牺牲；另一方面，据守海峡主要堡垒的大炮每门所存的穿甲弹一直屈指可数。英军可能同时或连续发动陆海进攻！

4月25日，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利曼·冯·桑德斯从天刚亮起就接到一连串敌人在几乎所有能登陆的海滩登陆并发动进攻的消息。接着发生了拼死的战斗，所有在半岛顶端的土耳其后备军均迅速投入战斗。在海滩上，在半岛多石的灌木丛里和沟壑间，无情地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激战，到26日夜幕降临时，在遭受了2万人员的损失之后，3万余英国、澳大西亚和法国部队已经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立稳脚跟。攻击部队停下来将大炮和供应品运送上岸，利曼·冯·桑德斯急忙调动他剩下的土耳其师来到战场。他的需要非常迫切，以致他被迫离开布莱尔地峡，使其著名的防线和唯一的退路完全失去了保护。4月28日，半岛尖端的英、法部队再次向前推进，打响了激烈的克利西亚之战的第一仗。土耳其军顶住了入侵者；但他们遭受了严重伤亡，因为他们只能得到野战炮的轻微支援。土耳其的部队受到了削弱，不得不放弃了近1英里的宝贵阵地。在德、土司令部看来，他们的敌人已经克服了主要障碍。英法部队已经在岸上站稳脚跟。全部土耳其后备军都投入了战斗。土耳其军的退路有可能随时被海上的进一步攻击所切断。谁也说不准军舰会运来多少后备军，或者他们在哪个新地点登陆。除了顽强地坚持战斗，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在5月第1周的周末，有两件新发生的大事引起了欧洲的重视：协约国军在加利波利令人惊奇的登陆，和俄军在北加利西亚的彻底失败。法金汉写道，“正如所担心的那样，英军已在4月25日登上加利波利半岛，意大利加入敌人的行列日益成为可能。”协约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谈判实质上已经完成，不过海军和陆军的协议还正在巴黎进行最后的确定。由我代表协约国负责处理的有关海军的协议没有出现任何大困难。我们那时拥有绝对的制海权，可以轻易地把我们期盼已久的新盟友可能提出的任何海上援助。但是，陆军协议的实质就是，要求俄军在加利西亚至少保持40个师，并竭尽全力向那里的奥军施压。在讨论开始时，意大利人很可能期待俄军立即入侵匈牙利。讨论结束之前，正好遇上戈尔利采—塔尔努夫之战和俄军从喀尔巴阡山地区全面撤退的场面。到了5月中旬，俄军在加利西亚所受的巨大灾难，已很明白。此外，英军在法国向欧贝尔山脊发起了进攻。此次行动曾引起人们抱有许多虚幻的希望，但却被轻易地击退，英军还遭受了惨重伤亡。德军到处以不可战胜的力量与技能进行攻击和防守；数量大得多的奥军部队现在可以用于对抗意大利军队了。协约国的军事形势已经明显恶化。

然而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激烈战斗，一个登陆的军事奇迹，一直在继续，而且显然可以肯定：英军的水陆力量有能力用所必需的一切手段打败和粉碎土耳其帝国。这两件事，一胜一负的大事，互相抵消。谈判继续进行，最终签订了协议。5月23日意大利下令全军总动员，并向奥地利宣战。24日午夜，长期处于战备状态的意大利军队越过了奥地利边境线，第4个强国加入了协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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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库尔，《世界大战，1914—1918》(Der Weltkrieg，1914-1918)，第184页。

②兴登堡.《个人生活片段》，第139页。

第20章、华沙的陷落

俄军的灾难——德军进军的停顿——德国人的焦急——法金汉的问题——兴—鲁的野心——德皇与对立的两派——华沙的陷落——围攻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的陷落——大逃亡——即将发动的英法攻势

现在我们必须记述俄军的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遭受惨败开始的一系列灾难。1915年夏秋两季，俄军不得不面对德军近40个师和接近全部奥军几乎无休止的进攻。其素质和组织结构因连连受损均已削弱，又处于武器弹药供应最糟的阶段，沙皇的军队在800英里的防线上遭受到德军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的连续攻击，防线一再被突破，他们被迫作迅速的纵深退却。不论在哪里发生这种惨败，其后果都远比敌人大炮轰鸣危及俄军的生命更加严重。我们目睹了德国武士下决心要以最大精力把俄国巨人打死的情景。1915年的夏季战役是大批德军坚持对俄军防线实施连续无情的进攻的唯一时期。德军带着奥军，有时常常是混杂着长驱直入俄国，这正是康拉德长期梦寐以求的计划，但是这种作战方式是奥匈帝国的军队从来也没有能力实施的。

俄军的退却是一部骇人听闻的悲剧，他们经历了难以描述的苦难，这些事迹大部分未作记录。考虑到其军队的状态和组织，俄军的抵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应当获得最深的敬意。不幸源源不断，防线支离破碎，交通要塞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而后方的情况更令人焦急，这一切都是大多数军事指挥官不曾经历过的，以上这些以及俄国大公的战略和指挥，可以写满军事史的一章，对此，俄国人民的下一代必将满怀感激之情。他放弃了一些省份，他放弃了一些城市，他放弃了一条又条的河流防线。他被赶出了加利西亚，他被赶出了波兰，在北部，他被远远地赶回到俄国本土。他放弃了自己的征服地，他放弃了华沙，他放弃了所有要塞。整个设防前线瓦解于凌厉的攻势之下。所有的铁路转而为入侵者服务。全体居民处于恐怖之中，在敌人的猛攻前痛苦地奔跑逃窜。最后，当秋雨来临，泥浆阻塞道路，隆冬为这个饱受痛苦的民族设起屏障的时候，俄军摆脱危亡，站了起来，建筑了一条从波罗的海海岸的里加到罗马尼亚边界的寂静的连绵的防线，在他们前面，取得全面胜利的希望并未消灭。

德第11集团军从初战告捷的战场向东推进，节节胜利，5月底抵达普热梅希尔。俄国大公下定决心不把兵力虚耗于保卫要塞上。当德奥两支军队在要塞两边会师时，需要抵挡围攻的两个俄国军就向伦贝格和我们所熟悉的其他战场撤退了。林辛根所率的奥德南方集团军包围俄军极左翼的企图成为泡影。事实上，它反而被俄军的强大反攻所彻底击退。与此同时，俄军从中心和北部抽调的大量增援部队集结在征服者的必经之路上。进展慢了下来，6月初，进攻部队停下来休息和整顿。

6月3日在普莱斯举行高级军事会议。与会的有德军总司令部、兴—鲁和奥地利最高司令部；有法金汉、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马肯森和康拉德，还有最高权威德皇！三、四名高级将领以及他们身边的主要军官回顾了整个局势。意大利已经参战。60—70万新征部队已经逼向新防线上的奥军，那些防线是他们被迫沿伊松佐河及蒂洛尔建立起来的。到9月，意大利军队实际上进入战线的肯定将接近100万之众。康拉德喊出了维也纳的情感，他最希望的就打击背信弃义的盟友，他深恶痛绝的敌人，这个敌人(在他看来)在进行了最卑劣的讹诈之后，在苦苦挣扎的邻居背后捅了一刀。他希望将奥地利的几个师从加利西亚撤回，策划一场对意大利的进攻。德国人表示异议。法金汉仍然全神贯注于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战斗在激烈进行。土耳其军队损失巨大。英法攻击部队的兵力虽从未增强到足以取胜，但正在源源不断地得到增援。据传，在英国正在组建一支全新的集团军，准备作进一步的攻击。此外，英国的海军舰队虽还按兵未动，但随时都有可能向冯·乌泽多姆海军上将弹药匮乏的炮台群再次发动进攻。塞尔维亚持敌对态度；中立但可疑的罗马尼亚仍然封锁着关键性的军火通道。塞尔维亚军队已将一艘满载货物沿多瑙河行驶的船只击沉。击溃塞尔维亚，拉拢保加利亚，开辟一条直达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这些计划充满了德军参谋长的头脑。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想法之下，一直隐藏着对西线的最大焦虑。法军已经从阿拉斯和拉巴塞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法国各集团军在福煦的指挥下于阿图瓦发动了灾难性的巨大春季攻势后，正在重新集结他们的兵力；.必须考虑到他们会在秋季采取某种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英国的陆军和炮兵的实力稳步增长。1914年在热情的志愿者中征募的30—40个师，现在已是接受了9个月训练的正式军队。英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可支配的财富并且控制着海洋，必能用所需的物资来装备这些新的军队。英国和美国的军火工厂，在大战之初就作了改建或扩充了规模，现在肯定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越来越多的步枪、大炮和炮弹。法金汉必须准备抵抗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秋季军事行动，因此他想立刻从东线撤回4个德军师。但兴—鲁有他们的观点。这对“孪生兄弟”仍保持团结一致。他们的观点和方法保持不变。他们对戈尔利采—塔尔努夫之战的结果惊叹不已。这些胜利超出了他们的希望。他们从所发生的一切中看到了德军消灭整个俄军主力的超坦嫩贝格大捷的可能性。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计划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凸现出来：马肯森和他的“先锋集团军”是应继续前进呢还是应就此止步？

法金汉希望就此止步。他希望抽出他的那几个师。但是就此止步不见得能产生那种结果。如果在加利西亚的德军被严重削弱，奥军甚至不可能保持现有阵地，奥军不能没有德军的充分支援。俄军还未遭到大幅度削弱，德军的那几个师必须留下来。如果那几个师留下来，他们一定会达到某些目标吗？时间在飞逝；如果德军要向前推进，他们就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增援。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不但不能削弱马肯森的兵力，而且要给他增派从东线的北部和后卫调来的4个半师作为援助。于是下令各集团军进行全面整编。奥第3集团军被拆散，部分派往意大利，剩下的则与其他集团军合并。马肯森两侧的奥第2和第4集团军归他指挥。拥有了这么巨大的兵力，他又将立即继续向东进军了。各集团军的这些变动和必要的兵力补充直至6月中旬才完成。马肯森于19日方能重新开始推进，伦贝格于22日落入德军之手。

占领伦贝格之后，又该如何行事？法金汉接二连三地向德军总司令部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打算深入俄国多远？我们准备在哪里求得一个什么解决？”此时，冯·泽克特将军，即马肯森的参谋长兼军事顾问，提出建议，整个第11集团军由向东旋转为向北，朝正北向维斯图拉河与布格河之间前进，目标直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锡德莱茨。法金汉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先锋集团军”转了90度，穿越一年以前丹克尔和奥芬贝格满怀希望地走过的道路，向卢布林和霍尔姆前进。总之，康拉德的原来计划重新得到了实施。但是应该如何部署来自北部的联合军事行动呢？打算运用的钳子的另一侧应该放在哪里呢？南部一切正常；俄军摇摇欲坠，支离破碎；如今不是由奥军而是由德军实施向北突袭了。派哪支部队从北部迎接北上军并咬掉波兰突出部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6月29日，法金汉写信给兴登堡，声称马肯森已奉命向布格河与维斯图拉河之间前进，攻击“无论何处他所发现”的敌人。法金汉还说，这股压力将很快给沃伊尔施提供援助(他仍沿原定路线缓慢地向东前进)。现在轮到兴—鲁来采取行动了。显然，华沙以西的德第9集团军可以抽调兵力，将它用于北上或南下。如果用于自北而南，那末可以肯定，从奥索维茨向东南方向突袭并渡过纳雷夫河，将是最为有效之举。就这样，法金汉复活了康拉德最初的主张。

但是兴—鲁有更加野心勃勃的观点。他们寻求范围更广的迂回。他们确信，华沙周围的大量俄军将会从仅仅穿过纳雷夫河向东南的包抄中逃脱。依照兴—鲁的判断，对敌人的致命包围应设在科夫诺与格罗德诺之间，切断经维尔纳和德文斯克通往彼得格勒的关键性铁路。此后北边的德军应调头向南，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普里佩特沼泽之间进军，此举可使全部敌人落入陷阱。法金汉无意采取这个好高鹜远的军事行动。他有塞尔维亚和西线需要考虑。他拒绝批谁这个意见。鲁登道夫进而发现，在较稳健的建议中，经过奥索维茨进军一节存在各种困难。在那里小型要塞两侧的沼泽将使人为难；一年中这个季节的道路条件使人无法行走。奥索维茨的抵抗肯定极为顽强。兴—鲁不可能有希望克服上述困难。“我不能同意这样一场进攻，即使它是由总司令部建议的，我对此感到最深的遗憾。”兴—鲁对自己的庞大计划情有独钟，因此他们以言之有据的专业眼光来百般挑剔较稳健的取代方案。

图62、敌方的作战计划，1915年7月3日。

Baltic

Sea，波罗的海；Dvinsk，德文斯克；HL，，兴—鲁；Kovno，科夫诺；M，马肯森；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O.H.L.，德军总司令部；Osovets，奥索维茨；Riga，里加；Vilna，维尔纳；W，沃伊尔施；Warsaw，华沙。

于是再次举行高级官员会议，德皇也再次驾临。除康拉德缺席外，到会的还是原班人马。这次会议是在波森举行的。兴—鲁与德军总司令部现在面对面了。论点的冲突、意志的冲突、利益的冲突——即使最显赫的军界要员在争论的气氛中有时也落到寻常百姓的水平。但是德皇站在法金汉一边。如往常一样，他很快作出决定，就像人们掷硬币一般——他命令北部的进攻在纳雷夫河与涅门河之间展开，横跨纳雷河，但不越过涅门河。然而对鲁登道夫将军反对途经奥索维茨进军的意见，以折衷的方式表示了尊重。因此，兴—鲁和德军总司令部都未能随心所欲。北部进攻线进一步向南和向西移动；所以，最后实施行动的规模甚至比法金汉所希望的更小。但是决定已经作出；至高无上的皇帝已经宣布了命令。而且此前曾指挥一个集团军群或分遣部队的冯·加尔维茨将军，现已被任命为新编的德第12集团军的司令。

7月13日，加尔维茨率12个师向东南途经一个名为普拉斯尼什的小镇进击纳雷夫河，该镇在春季已经发生过一场激战。一周后，攻入俄军防线的加尔维茨抵达纳雷夫河，3天以后，他的部队摧毁了普乌图斯克和罗扬两座小要塞的抵抗，然后渡过了纳雷夫河。与此同时，涅门集团军进一步逼近米陶和沙夫利里，将俄军钳制在该地前面。其间，自南推进的马肯森已陈兵于卢布林和霍尔姆一线。德军司令部看到了攻克华沙的希望，俄军司令部则对华沙即将沦陷感到头晕目眩。甚至法金汉也从西线抽调2个师增援冯·加尔维茨将军。在此阶段，兴—鲁提出要求，甚至通过兴登堡直接向德皇书面请求，要求将这两个师派往涅门集团军，还要求从马肯森的集团军再派军队去同一目的地，但这些要求均遭到毫不客气的拒绝。德军总司令部群情激昂。所造成的震动是剧烈的。

但是俄国大公并未被捉住。他不失时机地退却。8月5日俄军撤离华沙。德奥军的切断运动仅仅变成了尾追。维斯图拉河整个防线已为俄军所放弃；但他们是有条不紊地撤退的。俄国大公予以防守的唯一要塞就是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他实施这一防守是个错误；至于他为什么如此行事还是个谜。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是防守华沙的门户。如果决定放弃华沙，该城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在大战爆发之前五年，在俄国曾掀起将维斯图拉河和纳雷夫河各要塞现代化的激情；政府也曾承认这一步骤的重要性。为了环绕华沙修建新堡垒，他们清除了陈旧的工事。然而在新堡垒建成之前大战就爆发了！但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至少保留有1891年建的防御工事，大战期间还略有改善。它包括9万多名卫戍部队，虽仅为民兵组织，但每人配有一支宝贵的步枪。可能是为了阻延德军前进，俄国大公把这支部队留在了后面。于是德军开始了对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的围攻。

为了这个任务，兴—鲁从各种部队调集了约8万名二线士兵；他们配备了从德国驶来的专列火车所运载的大部分攻城武器，其中包括奥地利榴弹炮，这种武器过去曾摧毁了安特卫普的外围堡垒。由6门16英寸榴弹炮和9门12英寸榴弹炮组成的“重炮兵部队”，44门8英寸榴弹炮和数门9英寸与8英寸大炮，以及2个10英寸*迫击炮连，和数量可观的中型炮群已迅速运抵战场。“安特卫普之战的英雄”冯·贝泽勒将军负责围攻。8月10日完成了包围，几天以后重炮群开火。进攻部队福星高照：俄方建筑要塞的总工程师刚好驱车出城视察，汽车上带着全部设计图纸，他不幸与推进中的德军遭遇，连人带文件一并被俘！

图63、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陷落过程图

14 Lwr.Div.，第14后备师；Dembe，顿伯；From Mlava，自姆拉瓦河；Gallwitz (Beseler

Commander Investing Force)，加尔维茨(贝泽勒指挥围攻部队)；Main

Advance，主为推进总方向；Miles，英里；Narev，纳雷夫河；Novo-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to

Syarok，通往谢洛克；to Warsaw，通往华沙；Vistula，维斯图拉河；Westernhagen’s

Group，韦斯滕哈根兵团；Wkra，弗克拉河；Zegrzie，泽格热。

进攻的方法是先用占压倒优势的炮火摧毁防御工事的一个防区，把那个防区摧毁后，再一个堡垒接一个堡垒予以攻破。“参战的都是些长了胡子的男人，一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就脸色发白”。但是这些民兵在缺口前筑成一片野战阵地，敌军要进攻堡垒就要首先要攻下这个阵地、这个缺口。此后，德军6个营猛攻15a堡垒，7个营猛攻15b堡垒；尽管德军11个营被16a堡垒的守军打退并且伤亡惨重，但到8月19日，进攻部队还是在内防线的攻击距离以内站住了脚。8月20日凌晨4时，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在屠杀马匹和焚毁储备之后无条件投降。从敌围城部队最初抵达起，该城坚守了30天。9万名战俘，其中包括30名俄军将军，700余门大炮和许多步枪与该城一起落入了敌人之手。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一仗是第一流的环形堡垒在没有野战军支援的情况下打的最糟的防御战。

图64、东线局势，1915年

(A-H)，奥匈军；(G)，德军；Baltic

Sea，波罗的海；Baranovichi，巴拉诺维奇；Bellow，贝洛；Berezlna，别列津纳河；Bialystok，比亚韦斯托克；Brest-Litovsk，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ug，布格河；Carpathians，喀尔巴阡山脉；Cracow，克拉科夫；Czernowitz，切尔诺维茨；Danzig，但泽；Dniester，德涅斯特河；Dubno，杜布诺；Dvina，德维纳河；Dvinsk，德文斯克；Eighth，第8集团军；Eleventh，第11集团军；Fell

Aug20，8月20日陷落；Fell Aug5，

8月5日陷落；Fifth，第5集团军；First，第1集团军；Fourth，第4集团军；Gorlicc，戈尔利采；Grodno，格罗德诺；HL，兴—鲁；Ivangorod，伊万哥罗德；July

13，7月13日；July

15，7月15日；Kholm，霍尔姆；Kovel，科韦利；Kovno，科夫诺；Krevo，克列沃；K&ouml;nigsburg，柯尼希山；L..Narotch，马罗奇湖；Lemberg，伦贝格；Linsingen，林辛根；Lublin，卢布林；Lutsk，卢茨克；Mackensen，马肯森；May

2，5月2日；Miles，英里；Minsk，明斯克；Mitau，米陶；Mohilev，莫希列夫；Molodetchno，莫洛杰奇诺；Narev，纳雷夫河；Niemen，涅门河；Niemen

Amly，涅门河集团军；Ninth，第9集团军；North

Front(Ruzski)，北方战线(鲁斯基)；Novo-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Osovets，奥索维茨；Pilitsa，皮利察河；Pinsk，平斯克；Pr.Leopold，利奥波德；Prasnish，普拉斯尼什；Pripyat，普里皮亚特河；Pruth，普鲁特河；Przemysl，普热梅希尔；Pultusk，普尔图斯克；Retaken

June 22，6月22日夺回；Retaken June

3，6月3日夺回；Riga，里加；Rojan，罗扬；Romania，罗马尼亚；San，桑河；Second，第2集团军；Seventh，第7集团军；Shavli，沙夫利；South

West

Front(Brusilov)，西南防线(勃鲁西洛夫)；Süd(G&AH)，德奥匈南方集团军；Syedlets，谢德莱茨；Tanopol，塔诺波尔；Tarnow，塔尔努夫；Tenth，第10集团军；Third，第3集团军；Thorn，托伦；Twelfth，第12集团军；Vilna，维尔纳；Vistula，维斯图拉河。

在俄军大撤退时，有大量民众与他们一起逃跑。由于受德军暴行传闻的惊吓，数以百万计的人逃离了家园，他们拖着或拉着装载随身能携带的物品的各种交通工具。大小道路淹没在缓慢流动的不幸人流之中。主要的逃难人流是在华沙与布列斯克—立陶夫斯克之间。俄军部队在后退或前进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后卫，别无选择，不得不将这些可怜的人群强行推出公路，往往是推入就在身旁的沼泽中。鲁登道夫就这个问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俄国战争的许多情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久经沙场的古尔科将军窃幸没有被召去目睹这些场面，因为他的任务在加利西亚，但是他写道：

“然而，一些参加过数次战争和多次浴血战斗的人告诉我，没有哪个战场的恐怖能与大量人口无休止出逃的可怕景象相比，他们既不知道逃跑的目的地，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休息、食物和栖身之所。他们陷入可怕的境况中，他们增加了军队的困难，尤其是给那些在挤满混乱人潮的道路上移动的运输工具添了麻烦。好多次，我们的部队被迫停下来打一场后卫战，仅仅是为了要逃亡的人群给部队让路……只有上帝才知道老百姓在这里经受了多大的苦难，流了多少眼泪，或者有多少人丢了性命，成为无情的战神摩洛的牺牲。”

现在这次战役的危机已经过去。俄军被逐出了波兰突出部，而他们曾把这块土地看得如此珍贵，曾为这块上地付出如此之大的牺牲。至此他们的局势变得简单了。当8月18日科夫诺沦陷以后，东方战线几乎成正南北走向，穿过里加、科夫诺、格罗德诺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然后沿加利西亚边界到罗马尼亚。在这一年的战争中，德军毙、伤俄军近100万人，俘虏75万人。但实施大规模包围的所有机会都已成过去。兴—鲁打一场超级坦嫩贝格战的梦想宣告破灭。还要进行一个月的战斗，以后天气才会有变化，而整个德军战线的稳步前进，把俄军的防线和难民又向东推移了

100—150英里。俄军9月底的最后防线是：沿德维纳湾经德文斯克，向正南至普里佩特沼泽，从那里经加利西亚南角到罗马尼亚边界。

正是在这个时刻，沙皇满足了他久怀于心的欲望。他不顾大臣们的警告和呼吁，在皇后的热情支持下，亲自执掌了军队的指挥权，于9月5日搬到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居住。在那里他过着平静节俭的生活，专心致志地照顾他小儿子的健康。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指挥战争。尼古拉大公受贬赴高加索指挥对土耳其作战。

西方协约国怀着悲伤和宽慰的心情注视着这些重大事件，悲伤的是发生了损失如此惨重的事件，宽慰的是没有出现更坏的情况。法军司令部的希望以及他们英国盟友的焦急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定于9月25日在发动的近在眼前香槟和洛斯的巨大攻势。霞飞元帅在香槟的进攻有50个师参加，法军满怀信心地预期在战略上撕裂德军在西线的整个防线，攻势所产生的影响将三至四倍于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的规模。这些希望未能实现。意大利也停滞不前。在伊松佐河和蒂罗尔两条战线，奥军依然保持着防御能力。如在俄国发生过的恶战一样，由最精锐、最大量的军队尽最大的努力进行的恶战则也发生在法国；不过这一年最壮观的插曲发生在巴尔干国家，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谈谈那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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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似有误。——译者

第21章、对塞尔维亚的清算

保加利亚和达达尼尔海峡——苏夫拉湾战斗——保加利亚的决定——内部的斗争——兴—鲁对德军总司令部——法金汉的反驳——洛斯与香槟战役——西方协约国的战败——马肯森在蒂米什瓦拉——通过多瑙河——入侵塞尔维亚——在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某些价值标准——塞尔维亚的痛苦挣扎——向德皇致敬——最后的清算

我们已经看到，法金汉于1915年最初是如何被吸引到东线的，那是因为他认识到，打开土耳其与同盟国之间的交通从而缓解达达尼尔海峡压力的迫切需要；我们还看到，他又是如何因驻俄国前线的奥地利军队的惨状而被迫推迟这个必不可少的军事行动的。兴—鲁在欢迎军事努力向东线转移的同时，极力主张用更大的兵力采取范围更广的迂回运动，一劳永逸地了结俄国。但法金汉并不同意。一俟俄军被明显地打败并从波兰和加利西亚全面撤退，法金汉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原来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立即彻底击败塞尔维亚，并为此目的而将保加利亚拉到同盟国一边来。整个7月期间，在经过各种先期努力之后，在索非亚举行了德国人与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及其大臣们的一系列谈判。在感情上一直亲德的保加利亚政府对俄国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及其军队的全面撤退产生深刻印象。但是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战斗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保加利亚人知道，猛攻该半岛并开辟英法舰队通道的又一次重大军事努力正在临近。在这场新战役结束之前，他们是不会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如果在加利波利的土军兵败，英国舰队驶抵君士坦丁堡城下，那末对土耳其的进攻给保加利亚提供的奖品，将远比从塞尔维亚夺得的要丰厚得多。此外，一旦土耳其从欧洲战场被逐出，协约国军的推进打开保加利亚南部边界，英国舰队打开进入黑海的通道，几乎可以肯定罗马尼亚和希腊将被争取到协约国一方，而如果保加利亚此时发现自己在巴尔干孤零零地站在错误一方，那末她将面临最严重的危险。因此，保加利亚不为德军在东线的节节胜利所动，而是静候南方战事的结局。

8月6日，全部英、澳、法三国军队开始向土耳其军阵地大举进攻，同时一支人数众多的新到英军猛攻半岛的苏夫拉湾。2.5万人登陆成功，未遇严重抵抗，在登陆地点仅有数名土耳其宪兵监视海岸。土耳其唯一可用的部队在布莱尔，距那里有3天行程。然而，由于指挥登陆部队的英国将军愚蠢无能，以及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外和错误，部队依然停留在海滩上，并未认真地进攻高地，直到强大的土耳其军到达。此后战斗在各登陆点展开，8月9日达到高潮，当时苏夫拉湾登陆部队试图继续推进，但为土军所阻；同时，实际已抢占萨黑拜尔山要害阵地的英军和廓尔喀军，被他们自己的海军炮火赶离山顶。到15日，英军全线失败，损失2万人，于是保加利亚决定加入同盟国。

9月6日由法金汉、康拉德和保加利亚的代表甘茨切夫将军在普莱斯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德国和奥匈帝国各以6个师陈兵塞尔维亚边境，准备在30天内实施军事行动，保加利亚于35日之内至少以4个师参加行动。因为保加利亚师比其他国家的普通步兵师人员多一倍，所以这个安排是从三个地方分别抽调对付塞尔维亚的兵力，总人数至少相当于20个师。奥地利军在沃伦进攻失败，4个奥地利师必须由相同数量的德军替代。因此将要部署的德军不少于10个师。法金汉说，“依然适合打仗的塞尔维亚部队，据估计总数在19万至20万人之间。我军能投入对塞作战的约33万人，这些军队在军事素质方面基本上优于塞军。很难期望塞军能承受大量重炮连和迫击炮连的轰击。”这些就是将立即对桀敖不驯的不幸小国施加猛攻的情况。

保加利亚的威胁态度引起了塞尔维亚的密切注意，塞方显然立即着手作军事准备。英国和法国作出巨大努力，劝告塞尔维亚将马其顿割让给保加利亚以避开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有同样的执着和勇气的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些建议，并准备迎击他们所痛恨的也是深受伤害的巴尔干邻国的进犯。塞尔维亚集合她的军队，以抵抗保加利亚从东边的入侵，但她不知道可怕的德军正准备从北面进行突袭。

法金汉不但要从奥地利前线用10个师去进攻塞尔维亚，还必须迎击西线现在迅速临近的英法重大攻势。由于这两项任务的需要，他不得不从俄国前线撤回4个师，其中包括兴登堡的司令部。兴—鲁早已获取授权开始他们期待已久的经科夫诺向维尔纳的进攻，到9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一行动已有全面进展。兴登堡在鲁登道夫的鼓动下，痛苦但又严厉地拒绝撤出他部队中的这几个师。受局部观点的支配，他为保住每个师而力争。他与法金汉之间的通信揭示了这两个强有力的人物斗争的激烈程度。

8月27日，德军从马肯森集团军群抽出第一个师，派赴多瑙河上的奥尔绍瓦，部分原因是要将它投入新战场，部分原因是促使保加利亚迅速作出决定。此时，康拉德似乎被引入了兴—鲁的轨道。他支持兴登堡关于加强科夫诺—维尔纳攻势的请求。法金汉则明确答复说，“给科夫诺军增援当然是合乎诸位希望的，但是确保达达尼尔海峡的安全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此外，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也必须趁热打铁。因此，在不放松对敌人咽喉的扼制的前提下，我们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所能撤出的兵力，必须前往多瑙河。”8月下旬和9月上旬，不少于10个师从东线的中部和南部战区调出，或者派往多瑙河，或者去迎击在法国即将开始的进攻。这些撤离还只是初步。“在很短时间内，”法金汉说，“一定会出现从北方集团军群抽调10个或12个师用于其他战场的必要性。”

兴—鲁以极度憎恨的态度看待这些调动和减少东线的兵力的威胁。在他们看来，此时此刻对维尔纳的进攻就是唯一的目标。他们所有的战略信心、他们所有的战备成果、他们所有的赢得殊荣的机会，同样都有丧失的危险；法金汉和德军总司令部一开始就愿意转到东线来赢得辉煌的胜利，此后则拟削弱南方的兵力，而且现在就要从兴—鲁那里调走兴—鲁赖以在北方取得胜利的那几个真正的师了！法金汉一再警告说，无论维尔纳攻势出现什么情况，他的意思都是要获得进攻塞尔维亚和迎战法军的全部军队。他坦率告知兴—鲁，他们的计划必须适应这个条件。他们要在9月中旬让出2个师，其余兵力要在相隔数日之后陆续从他们的指挥下撤出。兴—鲁提出反要求作为回答。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全面作战，左翼在推进，希望很大，右翼正遭猛攻。因此他们十万火急地要求从马肯森那里撤出、正在比亚韦斯托克集结、准备即刻运往西线的第10军的增援。希望法金汉让兴—鲁拥有这些部队在科夫诺打仗吧——哪怕只打2个星期。法金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第10军开拔去了法国。

9月19日法金汉通知兴登堡：对第12和第8集团军的部分抽调必须开始，第12集团军的一个后备师即第26师，必须立即启程。其余6个师要以全速紧随出发。兴—鲁抱怨这是对他们权利的“干涉”。他们要求将这几个师用于攻占里加，这是他们军事计划的主要特征。争执的焦点在于第26师的抽调。法金汉说，“要求该师开赴塞尔维亚前线，不允许再多延误一天。”甚至在第26师给强行调走的时候，兴—鲁仍在继续进行他们的抵制。他们以独立自主的口气说，他们将尽可能快地让出部队，但什么时候让部队走，他们不能肯定。他们自己也正遭受猛烈攻击。如果在重大结果悬而未决时，他们的力量受到削弱，他们的整个计划就会流产。兴登堡写道，“我期望，我将成功地阻止敌人的突破。在此时不可能再调走任何部队。只有在敌人的进攻被击退，和我军占领斯莫尔贡和德文斯克桥头堡而使战线缩短之后，才能再行抽调。”法金汉严厉地答复说，维尔纳的攻势没有重大意义。兴—鲁是决定把越冬的战线划在穿过斯莫尔贡还是决定划在更后边，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必须应对英、法军队在法国的大举进攻和支持有重要意义的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因此，必须坚持要求阁下调动这2个师中的第一批，尽快自维尔纳乘火车赶赴西线。”

兴登堡直截了当予以拒绝。他致函最高司令，指责法金汉在以往战役中的整个指挥：

“进一步交出数个师的做法现在遇到了重重困难，这是因为夏季得到赞同的战役计划，尽管形势非常有利，但未能满足我的多次迫切请求，因而未能给俄军以致命打击。对于总的军事形势中随后出现的种种困难，本人并非看不到。如果俄军的进攻真正决定性地被打败，我将于在我看来可以这么做的时候尽快再让出数师兵力，……但我不能受制于一个确定的时间。过早的抽调兵力将引发危机，恕我遗憾地指出，就像现在西线正在经历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这将意味着对集团军群的一场大灾难，任何从我所辖的与敌人相比已居弱势的部队中抽调兵力的行为，由于地形条件不利，必然导致对军队结构的严重损害。我要求把我的意见转呈皇帝陛下。”

法金汉在复函中盛气凌人地说：

“我同样遗憾地指出，阁下竟然没有任何原因地认为，当前的条件适合于解释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在眼前并不重要；如果这些事件仅仅与我个人有关，我不想麻烦地反驳你的陈述。可是你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德军总司令部所发布的命令的批评，众所周知，那些命令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皆得到了皇帝陛下的事先同意，所以我才被迫不愉快地加以驳斥。阁下是否同意德军总司令部的观点无关紧要，一旦决定系由皇帝陛下作出，我军的每一部门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德军总司令部。”

接着，法金汉针对兴—鲁作激烈争辩，同时对兴—鲁提出的所有批评与嘲讽进行有力的反驳。他还尖酸刻薄地指责兴登堡指挥的军事行动，意思是如果那些行动不阻碍取得更大胜利的可能性，他本来是打算予以容忍的。最后他说：

“本人将向皇帝陛下报告阁下因反对撤出两师兵力而提出的顾虑。至于来电中的其余问题，我一定拒绝让陛下得知，因为它们仅仅与过去的事件有关……无论如何，值此严峻时期，本人不愿意用这些问题打扰最高军事领袖。”①

冲突是面对面的；但是皇帝支持法金汉，兴登堡只好屈服。兴登堡这样做对自己的声誉有好处。因为他所持的是局部观点，保护的是派性利益。如果他和鲁登道夫担任最高职务的话，那末他们的所见会截然不同。兴登堡本人在回忆录中曾很简单地提到这一点。

英军和法军在阿图瓦和香槟的进攻于9月25日开始。约翰·弗仑奇爵士率15个师进攻洛斯，在遭受严重伤亡的情况下，在7英里半宽的战线上推进了1英里半。法军在香槟发动攻势，在34个师的支援下取得了很大进展。负责攻击的法军17个师，在约15英里宽的战线上迫使德军2个师的余部后退了2英里半。英军和法军在进攻之前都实施了炮轰，此前人类从未发射或承受过这样的炮火。但是一旦部队试图推进到被他们的炮火彻底摧毁的区域以远，敌人的机枪和步枪就发挥出所向无敌的威力。关于德军突破戈尔利采—塔尔努夫的报道，显然给霞飞将军留下深刻印象。法军在发动进攻的前线集结的步兵和大炮数量是巨大的，在进攻开始时和在局部区域，这些步兵和大炮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德军不是俄军。事实上，德俄两军之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人数众多的法军不但未能突破已经打开缺口的德军防线，未能迫使已遭受重创的两翼中的任何一翼后撤，反而发现自己遇到了无数次的顽强抵抗。26日和27日进攻陷入停顿状态。此时起法军的巨大实力反而成了弱点。它的庞大队伍成为迅速集合的德军大炮的显眼的目标，法军大炮炸出的弹坑累累的战场成为几万法国兵的坟墓。通过给兴登堡下达“不得延误一日”的命令而幸运地夺得的德第10军在关键时刻抵达战场。德军防线虽有个别地段凹入，但已得到了巩固，而挤作一团无法部署的法军则被打得七零八落。香槟的这场战斗是霞飞将军及其司令部参谋人员错误估计的最触目惊心的例子之一。即使是混乱不堪、浪费了年轻部队的生命的洛斯之战与香槟之战相比，或许也是一个不那末值得责备的失败。

到10月上旬，法军和英军的进攻显然已经失败。这些进攻之所以还在继续——不自觉地，毫无疑问——是为了挽回高级司令部的面子，并让失败的印象逐渐消散在世人无法跟踪的争夺战中。法英军伤亡将近30万人。德军的各处防线都处于完整未损的状态；法金汉没有从他集结起来对付塞尔维亚的部队中抽调任一个师。相反，在战斗正处于高潮时，他甚至调出德军阿尔卑斯山军，去取代未能赶赴多瑙河的奥地利师。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意志力的三方面运用，抽调兴—鲁的兵力，顶住西线的攻势以及完善多瑙河的战备，三者同时进行表现了法金汉指挥才能的顶峰。

现在，进攻塞尔维亚已经万事俱备。德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在整个春季和夏季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研究多瑙河和萨瓦河的航道。亨奇上校负责此项工作，他到处奔走，以极细致的态度考察每个炮兵阵地、每条道路、每处露营地、每间军人宿舍、每条泉水、所有岛屿、所有山丘、所有铁路可能通达的地方，考察的结果被编成一本完整的参谋手册。4个集团军即将从三面扑向那个人数很少但凶猛的民族，他们难逃萨拉热窝屠杀的罪责。一个德国集团军和一个奥德混成集团军正在向多瑙河、贝尔格莱德和萨瓦河进军。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已部署到位，准备向历史都城尼什攻击。保加利亚第2集团军准备回身向南，切断起自萨洛尼卡来的铁路，使这个在劫难逃的国家与世界隔绝，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援助。发自东线的公报依然描述马肯森的集团军群在波兰的战斗；实际上3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集结4个集团军中的3个，即将入侵塞尔维亚。有一天上午，我从英国国防会议的记录中看到，并让我的同僚们注意，几十份情报中都有这样一句话：“马肯森在蒂米什瓦拉。”在了解局势并密切关注局势，却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威的我看来，保加利亚现在如此公开地进行的威胁，一定是进攻塞尔维亚总计划的部分，旨在为德国支援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队扫清道路。几天以后真相大白。9月20日，我驻塞尔维亚军的武官谈及，在多瑙河与萨瓦河对岸敌人部队和军火的往返调动较通常频繁；23日，他报告说，在塞尔维亚国境外，德军和奥军人数“稳步增多”。同日保加利亚宣布全国总动员。然而谁也无法确定德国究竟打算做什么。奥军和德军来自北方的压力和威胁可能足以支持保加利亚独自对塞尔维亚发动的进攻。因为我一直为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事担忧，所以我自然而然地相信，德国人也同样注意那里。“马肯森在蒂米什瓦拉”这句话，似乎在我们每日所读的无数页材料上发出了强光。一切怀疑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马肯森的备战即将完成。一批最能征善战的指挥官将由他来调遣。加尔维茨指挥德第11集团军，克费斯指挥奥德混成第3集团军。应当记住，早先奥军入侵塞尔维亚主要是从波斯尼亚越过西部边界发动的。奥军曾考虑到强渡宽度往往在1000码以上的多瑙河是过于危险的军事行动。波蒂奥雷克尝试过他认为比较容易的途径。在他被免职时，他的经历促使他对继任者说，“假如你再有机会攻打塞尔维亚的话，请取道贝尔格莱德攻入。”德国人也持这观点。10月上旬，他们令第3和第11两集团军从隐蔽处迅速南进，选择贝尔格莱德两旁的多瑙河和萨瓦河两条通道。

图65、进攻塞尔维亚图，1915年10月

Adriatic

Sea，亚德里亚海；Albania，阿尔巴尼亚；Belgrade，贝尔格莱德；Bulgaria，保加利亚；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Durazzo，都拉斯；Eleventh，第11集团军；First，第1集团军；Greece，希腊；Hungury，匈牙利；Macedon，马其顿；Miles，英里；Montenegians，门的内哥罗军；Montenegro，门的内哥罗(黑山)；Morava，摩拉瓦河；Nish，尼什；Romania，罗马尼亚；Salonica，萨洛尼卡；Save，萨沃河；Second，第2集团军。

靠河道这天然防线来阻挡优势兵力而能奏效的历史上情况十分罕见。对多个地点进行神秘莫测的炮轰和在奥尔绍瓦作精心设计的佯攻，困惑了塞尔维亚军。差不多直到最后塞军仍未摸准敌人渡河的真实地点，毫未察觉敌人大军正向他们席卷而来。塞军3个小集团军中的两个，即第1和第3集团军，与奥德混成集团军相遇；而他们剩下的第2集团军处于尼什与迅速集结的保加利亚第]集团军之间。他们只能调集几支分遣队和一些志愿兵去对抗保加利亚第2集团军，该集团军向南威胁到他们用于增援和退却的唯一铁路线。

图66、入侵塞尔维亚形势图，1915年10月

1 Div.第1师；Austrians Third

Army(K&ouml;vess)，奥第3集团军(克费斯)；Belgrade，贝尔格莱德；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German

Eleventh

Army(Gallwitz)，德第11集团军(加尔威茨)；Kraguyevatz，克拉古耶瓦茨；Mackensen，马肯森；Miles，英里；Morava，摩拉瓦河；Orsova，奥尔索瓦；Pozarevatz，波扎雷瓦茨；R，后备军；Ram，拉姆；Save，萨沃河；Semendria，塞门德里亚。

10月7门，两支日尔曼大军开始渡河。河上几处大的岛屿是其过渡点，在6日开始的压倒性炮火和奥军小型浅水炮舰的支援下，进行了激战，有数处被局部击退，但后来他们很快在南岸站稳了脚跟。8日他们大批乘船过河。贝尔格莱德于9日落入奥军之手；德奥大军在该城两侧，沿着50英里长的战线，在塞尔维亚领土上掘壕固守。塞尔维亚人最初将他们最年老的士兵部署在战壕和有工事的阵地上，从那里抵抗敌人渡河；现在他们则用他们在北面的两个集团军进行猛烈反攻。恶战接着开始；但是渡河的德军兵力不断增多。马肯森下令于15日开始向前推进；然而加尔维茨亲自造访他并解释说，他的骑兵尚末过河。因此总攻推迟到18日。这一天战斗全线打响。塞军据守阵地一整天，但在19日他们在多处被击败，到了24日，两支日耳曼军队已经稳步推进到塞尔维亚的中心。令人感到惊讶者有二：是横跨多瑙河的两座桥梁直到21日才建成，二是德奥军入侵完全靠船只间歇地得到补给。马肯森原本希望塞军会停下来，被德军包围在塞军自己的武器库和军事中心克拉古耶瓦茨；但是塞军并不留恋这些。他们焚烧并炸毁了储备和仓库，然后继续向南撤退。

塞军有必要这么做。23日，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自东向他们猛扑过来，两军的战士之间怀有个人厌恶，彼此憎恨，又加上对不久前痛苦往事的回忆，于是开始了一场残酷的战斗。人数占压倒优势而且是刚进入战争的保加利亚军队慢慢地、但确凿无疑地占了上风，于是塞尔维亚第2集团军向他们的故都退却。保加利亚第2集团军在追逐败退的对手的同时，在23日夺取了韦莱斯和库马诺沃，这样就切断了孤苦无援的塞尔维亚人背后那条生死攸关的铁路线。

在这些悲剧性事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英国内阁产生了激动情绪。从9月底起，许多主要阁员就直怀有强烈愿望，想救助塞尔维亚。根据条约，希腊应当援助它的邻国抵抗保加利亚的进攻。但是因国王康斯坦丁和首相韦尼泽洛斯之间出现分歧，希腊不想卷入这场风暴。希—塞协议规定，塞方应部署15万人防守其南方省，但由于塞军全在北方与德军交战，所以希腊可以容易地宣称，协议的条款所包含的情况并未实现。互相激励的英法两国内阁，现在看到了鼓励希腊下决心救助塞尔维亚人的方法，那就是中断对加利波利的进攻，并用这批进攻的部队在苏夫拉海湾登陆。9月底1个法国师和1个英军师乘船从加利波利半岛出发。在经过多次复杂的谈判之后，他们应韦尼泽洛斯单独的邀请，并在立即遭到国王康斯坦丁抗议的情况下，于10月5日在萨洛尼卡登陆。萨拉伊将军从法国抵达，指挥这个新战场。

从塞尔维亚政府认识到他们的危险程度之时起，首相帕希奇就一直不停地呼吁求援。西方协约国必须给他派遣15万人的军队，否则肯定全盘皆输。他强烈要求，最起码协约国应扫清铁路线上的敌人以保证塞军的退路。当时伦敦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家急于应允；但是英法两军参谋部决定性地证明，采取这样的行动根本不可能。萨洛尼卡铁路的全部车辆和运输能力无法在六周或七周之内将一支如此数量的军队及其供应运入塞尔维亚。法军的一个团立即派往尼什，那里的街道满怀热情地装点了一番，准备欢迎他们。不那末感情用事的考虑很快占了上风，西方协约国军宣布，当他们集中了足够兵力时，他们只能北上。保加利亚军在韦莱斯切断了铁路，迫使冒险越过希腊边境的一支法军特遣队匆匆退却。

图67、塞尔维亚战役形势图，1915年

5 divs.withdraw

Nov.，11月撤退5个师；Albania，阿尔巴尼亚；Belgrade，贝尔格莱德；Belgrade

Ditach，贝尔格莱德特遣队；Bosnia，波斯尼亚；Bulgaria，保加利亚；Danube，多瑙河；Drina，德里纳河；Durazzo，都拉斯；Eleventh，第11集团军；Feint，佯攻；First，第1集团军；Greece，希腊；Hungary，匈牙利；Ibar，伊巴尔河；Kachanik，卡恰尼克；Kosovo

Polye，科索沃波利耶；Kraguyevatz，克拉古耶瓦茨；Kumanovo，库马诺沃；Line

Nov.23，塞军11月23日线；Macedonian，马其顿集团军；Mackensen，马肯森；Miles，英里；Monastir，莫纳斯提尔；Montenegro，门的内哥罗(黑山)；Morava，摩拉瓦河；Nish，尼什；Podgoritsa，波德戈里察；Prishtina，普里什蒂纳；Romania，罗马尼亚；Salonica，萨洛尼卡；San

Giovanni di

Medua，圣乔万尼—迪梅杜亚；Save，萨沃河；Scutari，斯库台；Second，第2集团军；Sofia，索非亚；Third，第3集团军；Timok

Second，蒂莫克第2集团军；to

Corfu，至科孚海峡；Vardar，瓦尔达尔河；Veles，韦莱斯；Vishegrad，维舍格勒；Zap.Morava，西摩拉瓦河。

最初，在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日子里，英法参谋部向各自的政府保证，对塞尔维亚危局的真正解救，将来自于阿图瓦和香槟发动的巨大攻势。他们难以置信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威胁，更不用说在实际战斗中，德军竟能拼凑大股兵力去进攻塞尔维亚。他们相信，一旦在西线两兵相接，其他任何事件势将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当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毫无根据时，两参谋部所考虑的唯一出路就是中止进攻加利波利，以增援萨洛尼卡。不管这项政策能不能取得效果，它显然无法给塞尔维亚及时的援助。

阻止保加利亚宣战的唯一机会是英国舰队和法国舰艇中队强攻达达尼尔海峡。海峡的防御工事尚未补充重型炮弹和弹药，但是土军大部分机动军事力量已投入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战斗。在9月份的任何时候，对海峡堡垒的果断进攻和清扫或摧毁雷区，均将提供胜利的良好前景。船队驶入马尔马拉海，可望破坏土军在加利波利的交通线，并几乎必然导致土军的投降。失败则可能意味着，单独组成该舰队一部分的那些陈旧过时的舰只遭受惨重损失以及数千名水兵的死亡。尽管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海军参谋长凯斯海军上将强烈呼吁，海军部仍不愿意勇敢地承担下令作尝试的责任；凯斯为此已实际上辞职，并前往伦敦申诉他的理由。

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我对我们的政治家和海陆军当局中盛行的价值标准和比例感到惊讶。将军们对突破敌人在法国的防线信心十足，以致他们集合大量骑兵放在攻击部队的后面，预计在打开敌人防线的巨大缺口时长驱直入。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牺牲25万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最高的军事智慧。这是正统的军事理论，即使未获成功也不会犯错误或违反规则。但是只要损失仅占这个数字百分之一的水兵和十余艘陈旧舰只——无论如何所有这些舰只不出数月就将运回本国海岸——就有可能赢得无法估量的收获，虽然有一定风险，可面对风险那位最大胆的灰发将军居然惊呆了。海军和陆军将军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舰队依然在达达尼尔海峡空闲着，法国陆军攻打德军防御工事时损失巨大。保加利亚人将30万军队加入我们敌人的阵营；塞尔维亚作为战争中的一个要素已经消失。我感到，在这种违背真理和理性的犯罪中继续充当参与者实在无法忍受。

对塞尔维亚军队和政府来说，除逃跑外别无希望。尼什于11月5日沦陷。保加利亚第2集团军的左翼自韦莱斯沿铁路向北推进。在另一端，从波斯尼亚入侵的一个奥地利师已接近维舍格勒山。马肯森所部3个集团军现在摆成一条线驱赶前面的所有敌军。挤作一团的塞尔维亚军队向南和向西退却，路上带着现已成为摄政王的亚历山大王子、文官政府、躺在担架上的沃伊沃德·普特尼克、大量的妇女和儿童以及2.4万名奥地利战俘——或许是人质——那是他们在1914年从波蒂奥雷克那里抓获的。到11月中旬，他们抵达黑鸟之乡科索沃省，那里的民族一直忍受着先前的痛苦。尽管塞尔维亚两个师据守卡恰尼克峡道，进行了英勇的防御，阻止了保加利亚第2集团军实施的全面包围，但是打开一条出路向南撤退的机会已经丧失。唯一的办法就是趁隆冬严寒快速越过阿尔巴尼亚山间小路逃往亚得里亚海和协约国的舰队。到普里什蒂纳后把妇女儿童留了下来。剩下的军队看来代表了整个民族，他们衣不蔽体，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带着他们最后的枪支，匆匆进入了险恶的阿尔巴尼亚峡道，那里住着一个民族，和他们同样勇猛，也处于同样的饥饿中。

德军和奥军不屑于对这些残兵败将再追下去；但是在民族复仇刺激下的保加利亚军，像凶恶的狼群一样追逐这些溃不成军的队伍。塞军历尽艰辛与匮乏，有数千人在饥寒中，最终有15万人抵达海岸港口圣乔瓦尼—迪梅多亚，其中半数仍保持军事编队。他们仍掌握100门大炮和2.4万名战俘。全国成年男子中有42.5万人是10月初时塞尔维亚军队的全部力量，其中伤亡逾10万人。另有16万人连同9000大炮为敌人所虏。幸存者们还要经过艰苦历程才能找到避难所。圣乔瓦尼—迪梅多亚离在波拉的奥地利舰队太近，不能用作登船港口。12月份，塞军艰难地到达亚得里亚海岸，最后，这批死里逃生的军队乘船到达科孚岛。

为庆祝胜利，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在尼什设宴款待德国皇帝。时值1月18日，该日是普鲁士国王排特烈一世加冕和黑鹰勋章创立215周年纪念日；也是德意志帝国建立45周年纪念日。赴宴的嘉宾，此情此景以及如此盛会，激起了国王斐迪南经常为之感动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两度不惜用自己的王位和保加利亚人民孤注一掷，以求扩大权势。现在肯定已经赢得了胜利，他以罗马时代的语言、浮夸的举止和冷酷的神情宣读了以下的祷文：

“欢迎您，皇帝、恺撒和国王。您是胜利者，荣耀属于您。在古城尼什，东方所有民族向您致敬，您为被压迫者带来繁荣，您是被压迫者的救星。”

但是命运之神的画卷仅仅展开了一半。12.5万名衣衫褴褛、饱受战争痛苦的军人，一支伟大军队的幸存者，被赶离了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家乡处于不共戴天的仇敌的魔掌之中。这批无家可归的人们，被迫聚存在科孚岛上。在那里，他们将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援助，被改建成塞尔维亚军。在他们的刺刀下，斐迪南将被废黜而流放海外，保加利亚将被永远拒之于伟大民族行列之外。协约国的全面胜利将创立一个近2000万人口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暨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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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金汉，《总参谋部及其重大决策》(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critical Decisions)，第145—148页。

第22章、法金汉重返西线

1915年的战果——法金汉的最高地位——不自觉的征服者——他的观点没有改变——德国在东线的另一选择——凡尔登——康拉德与法金汉——主张分歧

圣诞节又来临了；法金汉和康拉德审视了一年腥风血雨的累累战果。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心怀感激之情。局势已经扭转：俄国被打败，东方战线几乎处处都推进到俄国领土上。俄国的防御体系、要塞、铁路以及河流防线等整个战略设施都落入了德军手中。一年以前对东普鲁士、西利西亚和匈牙利构成入侵威胁的俄国大军，在遭到可怕的伤亡与失败后已经纷纷退却。至于奥地利，她的领土解放了，她的军队得到了德军插手的支持，不但能发挥作用对付俄国，而且能轻而易举地挡开曾一度担心的意大利的进攻。巴尔干国家结成敌对联盟的危险结束了。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军事要素和一个国家实际上已被摧毁。深信德国将获胜的保加利亚已成为盟国。通往土耳其的道路已经打开。火车能从汉堡到巴格达。横跨2200英里的大地完全处在德国的控制下。仅仅武器弹药将源源不断地运往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这一前景，就足以促使英军在一切希望化为乌有和所有牺牲失去价值的情况下撤离半岛。派赴地中海的军队现在可以包括萨洛尼卡前线的保加利亚军了。从加利波利战斗中解脱出来的土耳其军20个师，现在可以进退自如地威胁埃及，扭转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并向高加索和加利西亚的俄军施加压力。15个英军师和5个法军师6个多月以来实际上待在一边未参加战斗，这等于另一方获得几乎相等兵力的增援。交战双方兵力的平衡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变化，相差接近40个师或者说集团军的一半。奥地利作家丘皮克说，“1915年阴暗地开始，但以宏伟壮观的军事胜利结束，胜利规模之大，欧洲甚至在拿破仑时代亦未见过。前线形势的巨大变化唤醒了奥地利的好战精神。”

与此同时，法军和英军在西线发动的所有进攻都遭受了决定性的挫折，进攻部队损失惊人。225万德军似乎有能力与350万协约国军相持不下。西方两个民主国家的意志力依然勇敢无畏；英帝国的军事力量依然持续稳步地增长；不难看出英国的制海权依然未受到挑战；但是他们的目的如何方能达到？胜利似乎与他们的愿望还相距甚远，就像和平与他们的决心还相距甚远。地中海或波罗的海侧翼的宏大战略调度不再是他们的任务。剩下的唯有向在法国的德军的筑防战线发动大规模正面进攻；即使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进行数月的准备。当法金汉将这一形势与马恩河战役和伦贝格战役后德、奥所处的险境相对照时，他有理由为他15个月的卓越指挥感到自豪。

此外，在个人方面，他的地位已经完全恢复。他再次肯定了自己凌驾于兴—鲁之上的权威。他把他指挥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所取得的远为伟大的战略后果，与兴—鲁赢得的坦嫩贝格的战术胜利进行了一番比较。他在东南进攻塞尔维亚、团结保加利亚以及挫败英国舰队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等方面获得的成功，大大满足了德国宰相和外交部的政治要求。贝特曼—霍尔韦格已经离开兴登堡，兴—鲁的光彩黯然失色。作出重要决定的权力不再属于他们。他们注定只配采取一些局部军事行动去对付冰冻的俄国，那是在德国人看来已经被打败的国家。他们在总的军事方针领域所提的建议，现在遭到了有更大成就的上司的冷笑和更高权威的冷眼。他们为此只能在冬天的科夫诺垂头丧气。他们可以抱怨1915年一劳永逸地了结俄国的大好时机已经失去。但是法金汉权势日隆。只有他手持指挥棒，头戴桂冠。

然而，法金汉对自己的好运和功劳的评价，比他的皇上、他自己的参谋官或德国人民及其盟友所作的评价要低。他曾违背自己的意志被吸引到东线。他得到了超过他的希望的成功。他曾被迫离开决定性的战场。他是被动进入胜利的。因此他是“不自觉的征服者”。在他看来，对恢复日耳曼事业来说，这些辉煌的军事行动只具有次要的、甚至是华而不实的性质。正如他常常说的，这些军事行动绝对不能产生最后的结果。正如他常常预言的，俄军已经逃出了兴登堡视作目标的那场大包围。俄国仍然是第一流的军事因素。她的军火危机正在过去，她的防线处处固守着，战线后方有辽阔的幅员和无限的人力。俄国大公被免职，华沙已被占领，塞尔维亚被打垮，保加利亚参加同盟国，英法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被打败，英法军队在阿图瓦和香槟被击退——在法金汉心目中，所有这一切加起来都比不上德军在西线的一场成功进攻的价值。按照法金汉的想法，胜利的希望只在那里。他现在已经重掌大权，他将以他的全部力量回到那里。1914年伊普尔和伊塞尔河遭受的灾难和1915年在东线和东南战场取得的胜利都不会改变他的信念，法金汉现在毫不迟疑地决定在法国发动场声势浩大的进攻。

对战争本质的深刻误解，对战争精神与技术因素的错误判断，是导致这位天份过人却墨守陈规的军事家犯下致命错误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较深入的研究。在同样素质的两军之间，进攻需要有数量上的优势。1916年的德国不可能有集结优势数量的兵力的希望。相反，她在西线的兵力从未超过协约国的三分之二。即使拥有数量上的微弱优势，在这个时候防御的力量也是无法攻破的。法军在香槟之战中发现，集中多个师的兵力和大炮，具有充分的勇敢、训练和准备，也无法占有优势。甚至德军两个师在遭到法军近20个师攻击时，也可以进行持久的抵抗，等待援军到来，消除被打开缺口的威险。法金汉目睹了法军的巨大努力和重大损失，然而他的观点没有丝毫的改变。德国的军队和德国的作战方法将在他人失败的地方获得胜利成功，它们甚至将在双方武器相等而敌人人数较多的情况下获得胜利。法金汉可悲地低估了英、法对手的士气和战斗素质。他把巴黎和伦敦的政治反应想象为德军猛攻的结果，而事实上：产生的效果几乎相反。他忽视了德军未能获得完全胜利将给日益不友好的世界造成不利印象这一事实。他似乎不理解，即使是非常成功的进攻也十分不易，在推进数英里之后也会停滞不前；他也不理解，失去阵地的一方，在战斗延长数星期的情况下仍然会成为胜利者。只要不能获得绝对胜利，就可以被认为是德国的失败；只要法、英防线仍然连成一体，协约国就将是胜利者。法金汉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能靠一个结局，而且是极度困难的结局。法金汉的对手要达到自己不高的高求，办法则有上百种。

在西线的冒险，其本身就没有成功希望。但是在东线，什么样的机会他不曾错过，什么样的危险他不曾闯过！第一个和最近一个的机会就是将罗马尼亚纳入德国的体系。由于协约国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保加利亚的参加同盟国，塞尔维亚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最重要的是由于俄国的衰败及其军队从加利西亚的撤退，罗马尼亚处于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立状态。只需再增加一点点压力就能迫使她作出早已承诺的决定，她很久以来直在这个决定的边缘上颤抖。除了处于混乱的希腊之外，赢得罗马尼亚，将巩固整个巴尔干半岛。此举将给同盟国增加20个师的兵力，俄国正在非常痛苦的环境中与同盟国作斗争。此举将置大量的粮食和石油资源于中欧帝国的支配之下。德国在东南战场应该优先着手做的雄心勃勃的事业是一举吸纳罗马尼亚，从而为自己提供富有成果的重要场地。德、奥部队以敖德萨为主要目标向乌克兰境内推进，这将为受封锁的中欧帝国开辟广阔的粮食供应基地，将黑海变成德国的内陆湖，德国再投入少量的强大力量，就可以率领土耳其在高加索的军队进入里海盆地的油田和广阔水域了。德国在被英国海军切断了与海外的联系的情况下，将在广袤的大陆地区重新获得继续生存和扩大实力的手段。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将相继因关于遥远的、但稳步接近的德军的名声与传闻而受到强烈刺激并产生动荡。大不列颠的军事方针现在降到最低点，她将不得不在整个东线采取守势，并被迫将此刻为法国战场准备的数师印度军派往平原和边境。这些重大成果也不是仅仅靠使用大量兵力就可以取得的。德军只需十多个师，将足以激励和引导奥地利、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向东进军，比在西线进攻的消耗量小得多。与此同时，在北方的兴登堡将迫使俄军拼命地防守他们剩余的铁路。

但是法金汉对上述战略战术都不感兴趣。他选择的进攻目标或许是法军防线上最牢固的一点。崎岖不平的、多丘陵的、筑有防御工事的突出部，有凡尔登堡垒群的钢铁般护卫的地方，将成为法金汉的战场。此地没有向巴黎进军的路线；它实际上是距法国首都最遥远的防御地段。它不是处在英军和法军之间的连接点。即使德军成功地推进50英里，也不会把协约国军赶回到任何主要交通线。即使那座著名的堡垒陷落，即使那些肯定要守卫这座堡垒的精锐野战军被迫作50英里的撤退，他们也仅仅是缩短了他们的战线，在他们的新阵地与巴黎圣母院的台阶*之间仍相跟150英里。那末，这位有成就的军事家，几乎肯定是德国在整个大战期间使用的最有才干的智囊人物的将领，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令人震惊的、而且显然是刚愎自用的方针中呢？

他有一套惊人的别出心裁的作战计划。此类计划在大战期间任何军队的军事行动中都是找不到的；此类计划靠过去历次战争的武器是不可能实施的。这个计划建立在法金汉对法军的心理和德军大炮的评估基础之上。他相信，法军是以与实质性事实无关的感情来看待凡尔登的。凡尔登是历史上高卢人战胜条顿人的古战场。举国上下将凡尔登视为法军筑垒抵抗德国的基石。为了保住凡尔登，法军将像法金汉所判断的那样不惜竭尽全力。凡尔登将成为一块铁砧，在这块铁砧上，法军的剩余兵力将被德军连续的重榴弹炮摧毁。他们的血将流尽；他们的心将破碎；荣誉将迫使他们防守阵地——从冷静的战争观点看本应在付出一定代价后放弃的阵地。勇士将陈尸疆场，巴黎将在承认失败的情况下乞求和平。

可以看出，这里没有兴—鲁所擅长的那种迂回运动，也没有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的那种“突破”。法金汉计划的主旨就是，强迫法军在这座无情的祭坛上逐一为之牺牲。他正确地判断了法军的自尊心。结果，法军在凡尔登献出了将近40万人的生命，那是100个师的精华。实际上，德军从旷野进攻，他们遭受的伤亡要比踞守在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阵地里的防守者要少。但是在所有重要方面法金汉都错了。他错误地估计了法国的英勇坚定和这个古老民族的顽强刚毅。而在东线他不但错失了良机，而且有损失大量生命的危险。俄国正在恢复力量。全世界在英国7亿财富的授权下生产的军火，现在正源源不断地向俄国输送。整整一年，东线军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进行着非决定性的战争，但是俄国巨人还有一个大仗要打。

奥地利的行为有另一种起破坏作用的严重弱点。1915年东线的胜利，虽然是靠德国的军队和策略赢得的，但也增强了奥军最高司令部的骄傲和自信。康拉德觉得自己是胜利者，至少是胜利者的代理人。难道不是他的眼睛在俄国防线上辨认出正确的进攻点吗？难道不是他正确地构想了这一攻势的特点吗？奥匈帝国摆脱了眼前的危机，再次占有了整个加利西亚；受全面胜利前景的鼓舞，康拉德和由他主持的军界控制了奥匈帝国的权力，因而觉得有资格反对他们的德国盟友，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了。他们取得了对塞尔维亚战役的胜利，在欢欣鼓舞中夹杂着一股强烈的恼怒情绪。这盼望已久的战争到头来成了德国的胜利。他们觉得自己既受到了德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又受到了它的“保护”。在黑暗的日子里，俄军的刺刀在喀尔巴阡山巅闪闪发光，因而他们对德国的服从在所难免。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奥地利人的自尊心急剧高涨。法金汉与康拉德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个人之间的磨擦因目标的分歧而加剧。法金汉希望集结尽可能多的德军兵力进攻凡尔登，为此，他要求奥地利继续全力以赴同俄国作战。因为他要去西线，康拉德就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东线，牢牢牵制俄军，最大限度地腾出德军部队。康拉德的想法和奥地利的倾向与此相反。他们对意大利怀有强烈的仇恨。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惩罚这个“背信弃义”的海盗国家。奥地利军队本身也怀有这种情绪。他们很清楚与意大利人失和的原因，所以他们打意大利人的愿望比打俄国人的愿望更加迫切。在蒂罗尔发动一场猛烈攻势是他们的由衷希望；康拉德为此拟定了一套计划。

法金汉不赞成这个进攻计划，但他的意见受到了坚决抵制。为了压制这个攻势，法金汉要求奥军提供重榴弹炮供他用于对凡尔登的进攻。这一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他从康拉德那里所能得到的充其量是一个庄严的保证：东线不会因撤走打意大利战役的军队而陷入危险。这一保证并未兑现。正当俄国集中全力争取积储力量之际，奥地利却一步步抽走她的东线部队，将每一个师和每一门大炮都用在蒂罗尔，对意大利进行复仇。

为了新的远征，康拉德为自己安排了一桩欢快的婚事。他鳏居多年。在母亲去世之后，他觉得可以自由再娶了。当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得知有关他这个意愿的消息之后，公开表示不予同意。他认为在战争的严重危机下参谋长不宜进行婚姻上的冒险。皇帝的这种偏见可能不近情理，但却为奥匈帝国的军队和国民普遍认同，所以当康拉德的新娘在特申司令部公开露面尽女主人之谊时，即使在那种胜利的间歇时刻，还是引起了普遍的不客气的批评。康拉德为国效命的劳绩深受国民欢迎，但因此事，他受欢迎的程度受到了致命的影响。他再也没有能力经受再一次的失败了。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对伟大的司令官来说，大决战应该是一项需要他奉献一切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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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全境距离皆以此台阶为起点进行测量。

第23章、勃鲁西洛夫的进攻

1916年的协约国计划——俄军的攻势——俄军力量的恢复——意大利向沙皇呼吁——俄军最伟大的胜利——德国的决定——恢复防线——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法金汉被撤职——兴—鲁担任最高职务——俄军达到顶点——征服罗马尼亚——弗兰茨·约瑟夫的最后日子——他的逝世

01.

1915年频频降临在协约国每一个战场上的灾难，迫使协约国更紧地团结，并进行更亲密的磋商。从此协约国内部的会议开始发挥突出的作用。它们紧张的努力，视战争为一个整体，因而协调制订联合同步的作战计划。此时形成了一股反对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强烈思潮。1916年的最大努力是进攻德军在西线筑有工事的防线。英国和法国将在夏天共同进攻索姆河两岸，意大利和俄国也同时实施大举进攻。这样，同盟国在每条防线上都将遭到攻击。

法金汉2月21日向凡尔登的进攻打乱了这些精心策划的准备。法军必须从北方战场调出整整一个集团军去凡尔登；北方战场出现的缺口必须由英军延伸战线加以充实。因此，各集团军中的法金汉学派认为，事实证明法金汉在决定性战场实施突然进攻和夺取主动权的主张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从德国人的立场看，这一结果本身是很好的。但是，要打乱英法即将发动的进攻，有的是更容易和更廉价的办法。如果法金汉愿意采取像1915年在东线那样有深远影响的战役，以之作为这次作战的主要特色，那末他显然可以将西线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其办法就是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1917年初指挥战争时所做的那样，在1916年4月、5月、或6月实施同样性质的退却。德国在第一次入侵浪潮中如此偶然地获得的这片法国土地，如果不作为牺牲，献祭给它的主人，或者由其主人以充分的时间与鲜血的代价犊回，那末这片土地有何用处？有人认为，如果法金汉不攻打凡尔登，而且随后协约国也不减弱沿索姆河的夏季攻势，那末德军在法国的防线也必然被攻破，这种意见是不能接受的。

随着隆冬依依不舍地离去，交战双方制定的庞大计划开始付诸实施。在12月和3月俄国的北方大军实际上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经过流血牺牲却是无果而终。3月份他们在纳罗奇湖附近发动进攻时，似乎正是冰雪融化的时候，这个季节的融雪使地面道路难以通行，进攻的步兵苦不堪言，大炮和军需供应无法跟上。在纳罗奇湖进攻中俄军有18个师参战，使用大量新到的一般炮弹和重炮弹，但还是被艾希霍恩所率的第10集团军击退，损失高达7万人。

凡尔登响起了惊人的炮轰，回响震动整个战争世界，各战场的目光全落在了在杜奥蒙、蒂欧蒙和“304米小山”周围激烈进行的荷马史诗般的战斗。英军采取一切措施，迅速向法国派遣了全部“基奇纳”部队，参加即将发动的索姆河攻势。预期到6月中旬，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将拥有近50个师，相当于一支200万人大军的战斗力供他在法国和佛兰德调遣。俄国人在同志情谊的竞争中发挥了沙皇军队的特性，他们协调一致地发动了一场新的大规模进攻，部署了26个师主攻莫洛杰奇诺附近的克列沃村南北25英里长的防线。为了将敌人牵制在防线的其余部分，阻止敌人将增援部队调往受威胁的地段，西南战线高级司令部奉命准备辅助性的进攻。伊万诺夫将军已经退出疆场。他被任命为“帝国会议成员”.——这是最后强迫他退出实权机构的一种表示敬意的方法。勃鲁西洛夫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读者一定还记得他就是现在已过去近两年的伦贝格战役中最南面俄集团军的领导者。迄今为止一直对奥军作战的勃鲁西洛夫经受了战争的各种考验。他肯定将成为一名精力突出、理解力精湛的军官并名垂青史。勃鲁西洛夫有幸成为公认是真正优秀的4个集团军司令的上司；这4个集团军司令是卡列金、萨哈罗夫、谢尔巴切夫和列奇茨基。他们都充分了解现代战争的现实，并擅长于指挥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西南战线司令部立即着手研究自身应该发挥的辅助任务。

同盟国在东线的活动停止了近5个月。除了俄军的两次运气不佳的进攻之外，据说，“每天仅有100—150人的伤亡”的壕堑战非常平静，从波罗的海到罗马尼亚边界的气氛沉闷难当；这一喘息空间对俄国来说非常宝贵。她的军队在波兰突出部惨败，但撤退之后得到了整编和补充。军需供应的危机已经解决。从现在起，弹药、大炮，最主要的是步枪，正与日俱增地源源抵达。英国观察家诺克斯将军注意到，俄国生产步枪的能力已扩大到每月10万支，还得到了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运抵的近120万支步枪的增援。与此同时，士兵得到补充，大量无武器人员排在各编队的后面，准备依次接受步枪和战士的任务。就这样，俄军考虑以最大规模重新发动进攻，打算在6月中旬左右全线投入战斗。这场从东线重新发动的全面进攻，将与西线协约国军对索姆河的攻势同时开始。法金汉和德军最高司令部对这次可怕的卷土重来毫无觉察。

种种事态的发展加速了俄军的进攻。凡尔登的剧烈场面似乎需要法国的每个盟国竞相作出牺牲。5月15日康拉德再次进入舞台。他在加利西亚靠别人的力量取得胜利之后洋洋得意。好几周以来他一直企盼冰雪消融，以便向可恨的意大利发动新的攻势。我们已经看到，法金汉是多么强烈地反对这种力量的分散。这两位司令官最终因分歧不可弥合而分道扬镳。在特伦蒂诺山脉中，这是两年以后英法军要据守的地带，但如今康拉德正以优势兵力和全部最精良的奥地利大炮向意大利军队发起攻击，这些兵力和大炮是罄奥俄对峙的前线之所有调来的。他立即势如破竹地将矛头直指维罗纳。意大利全国惊恐，意大利国王亲自驰电沙皇求援。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颇为感动，询问勃鲁西洛夫能否采取某种措施解除受困盟友的压力。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在克列沃附近发动精心策划的进攻；但是有可能令军队稍作向前运动，这肯定能阻止奥军进一步从加利西亚撤退，向特伦蒂诺转移。勃鲁西洛夫答复说，他的部队完全能够在3周后按指定时间在6月初作这样的部署，届时他们将与克列沃的主要战斗计划协调行动。勃鲁西洛夫被授权根据自己的能力出击。俄方认为只能期望此举获得有限的结果。

正是由于对计划的时间表的这一打乱，俄军在大战中才获得了最辉煌的胜利。由于在军事上的极度谨慎，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犯下了一个错误：过早地发动4个西南集团军的攻势会损害了在克列沃周围的战斗的预期效果。然而正是通常所谓的“缺乏清晰思考”这一因素，给勃鲁西洛夫的进攻以出人意料的可贵性质。此外，勃鲁西洛夫的计划制订得甚为出色。4个集团军全部同时出击。他们在进攻之前并没有作精心设计的引人注目的准备。短时间的炮轰——仅仅一天，这一天的炮轰用了整整两周战斗所使用的弹药——接着就是全体俄军沿近200英里战线不由自主地大步向前。日期就定在6月4日；决定的急速保护了计划的秘密。

指令一发，这场虽不密集但广泛的战斗就落在了毫不防备的奥军头上。目光紧紧盯住维罗纳的康拉德获悉，他的东线各集团军已成为一片火海。次日，俄国步兵向前挺进。在右翼，卡列金占领了敌人的所有战壕，在30英里的战线上前进了10英里。在左翼，列奇茨基大获全胜。中央两个军的胜利不是那末令人激动；但是基本上奥军部队不是逃之夭夭，就是迫不及待地大量向俄军投降。一些波希米亚团实际上与他们的斯拉夫同胞非常友善。奥匈各集团军的抵抗被全线击败；在同盟国的东部防线上裂开一条195英里的缺口。勃鲁西洛夫的辅助性进攻，虽然发动过早而且与主攻脱节，但是所取得的战果，远远超过伟大的俄军在精心策划克列沃进攻时所梦想的。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表明，它有能力从命运之神的礼物中获益，能够放弃经过长期酝酿的战役计划，并决心支持这场新的胜利，将铁路能够运载的每一个人和每一门炮送往南方。这次兵力的调动只受到了铁路质量不好的阻挠，自6月9日或10日以后情况有全面改进。与此同时，勃鲁西洛夫在向前推进。尼古拉二世的各路大军，此前曾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了无可比拟的不幸，其力量几乎是征服者所不屑一顾的，但现在他们在第二个月就抓获战俘35万人以上，缴获大炮将近400门，机枪1300挺，并重新占领了宽200英里，在某些地段纵深近60英里的一片有争议的土地。

法金汉在最窘迫的时刻得到了这些令人仓皇失措的消息。他对凡尔登的进攻已经降格为一场持久的集中争夺环绕该要塞的布满弹坑的战场的战斗。双方将一整师一整师的新增部队挤进范围有限的生死搏斗战场，将无数的炮弹射向对方。德军表现得极为出色。杜奥蒙和蒂欧蒙以及沃城在他们的手中。双方不但用血肉之躯争夺“304米小山”，而且都声称占领了它。但是世人只有一个印象：即法军守住了凡尔登；而这一印象对德国的事业来说是悲哀的。在过去的3个多月里，不存在一场可以随意中断的进攻。胜负事关德军的威信；深深关系到法金汉、德军总司令部、实际上还有不幸的皇位继承人的声誉。在蓄意一决雌雄的这片战场上得到某些确定无疑的胜利，在军事上以及对个人来说都是绝对必需的。

与此同时，在向北100英里处，新到的英国陆军有30或40个师，人人都是志愿兵，其右翼是强大的法军部队，他们显然将要以无数部队发动一场最大规模的进攻。在德军索姆河防线对面排列了众多炮群；空中侦察表明，有大量堆积的军火和将近100万人的密集的兵营。这场风暴即将爆发。法金汉乐意地而且是执拗地要去西线，因此他留在了那里。

德军最高司令官和他的参谋们对这现状的看法并无不同。他们以冷静而精确的判断作出了事态发展强加给他们的决定。他们放弃了攻占凡尔登的希望。他们正视即将爆发的索姆河进攻。他们决心恢复东线的防务。

俄军如滚滚波涛汹涌前进，在所到之处，进攻的浪潮一遇到德军，就像碰到岩石般突然转向。博特默率领南方集团军——由一个德国师支援9个奥地利师组成——坚守阵地或徐徐后撤。林辛根面对俄军进攻的最右侧，为掩护科韦利和向后延伸至霍尔姆和伊万哥罗德的主要铁路线，一直保持顽强的态势。现在必须从四面八方调来德军，让他们重新聚集在奥地利东道主那里，并重组防线。兴—鲁必须派出3个师，还有2个师必须从地方后备军中征集；4个师必须从也正处于最需要兵员的时刻的法国抽调。至于康拉德，在他不适当和不公正地放弃德国为他重建防线的行动时被阻止了，在未获许可即分散兵力进攻特伦蒂诺时被当场拦截；他必须毫不容情地受到纪律的管束。奥军最高司令部1915年以后随心所欲地使用的托辞，再也不能得到容忍。组建联合司令部是德军总司令部一再坚持的要求，这应成为对他们再次英勇帮助的回报。康拉德对意大利的进攻应立即被制止。奥国军队和大炮必须再次横穿奥匈帝国的辽阔领土，去协助抵挡洪水般涌来的俄军。勃件西洛夫指挥的大战的结果，现在取决于德国派往奥地利的援军到达的速度是否比来自北方增援他的俄军更快。在这里，俄国铁路显示出了它的弱点。此外，曾对勃鲁西洛夫有利的一时冲劲，现在却使他的后勤没法获得及时的补给。在他进攻的后面没有完全可靠的支援力量。到7月中旬，日耳曼防线重新连成一片。互有胜负的战斗沿整个南部战线激烈进行，但敌人的防线再次变得牢不可破了。

在法国，重大战事又起。英军14个师和法军5个师及差不多数量的后备军于7月1日开始了索姆河战役。尽管伦敦和巴黎受到了我军占领少许地盘和捕获少许俘虏的消息的愚弄和安慰，但是第一天大战明明白白是德军的胜利，而此后的战斗再也没有达到如此规模。法军遭受的损失没有超过获得的战果；但是英军之民族精华，在德军机枪的扫射下纷纷倒地；7月1日夜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不得不承认，他的败退付出了近6万人的代价。现在索姆河战役发展成为一场在遭到彻底摧毁的原野和村庄里进行的、代表国家而不是代表军队的、若干师和军之间的、难以想象的残酷的血腥战斗。这场战斗对德军参谋部来说成了一次必须全神贯注的可怕任务，而不是严重危机。然而随着战斗的继续，新增英军以坚毅的精神不顾伤亡、跨过成千上万的尸体奋勇向前，他们在战斗中的魄力，渐渐开始使双方状况达到平衡。德军的损失起初小得不成比例，但后来急剧膨胀。整个7月，整个8月，整个9月，生死决斗一直在继续。10月，战火从索姆河蔓延到斯卡尔普河，到了11月底，甚至当皮卡第隆冬最严寒的天气给战争增添了极度恐怖时，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仍拥有热情饱满和坚强不屈的数师之众，可以给敌人以新的打击。至此德军的损失不但影响了国家的人力，而且影响了军队的素质。根据德军自己团队史的证据表明，他们此后再也没有像在索姆河战斗那样进行过战斗。

图68、勃鲁西洛夫的进攻，1916年6月至8月

(AH)(奥匈)；Brody，布罗迪；Bug，布格河；Carpathians，喀尔巴阡山脉；Czernowitz，切尔诺维茨；Dniester，德涅斯特河；Dubno，杜布诺；Eighth(Kaledin)，第8集团军(卡列金)；Eleventh(Sakharov)，第11集团军(萨哈罗夫)；First，第1集团军；Fourth，第4集团军；Gorin，戈林河；Gusyatin，古夏京；Halicz，哈利茨；Kamenets，卡缅涅茨；Kholm，霍尔姆；Kovel，科韦利；Lemberg，伦贝格；Linsingen，林辛根；Lutsk，卢茨克；Miles，英里；Ninth(Lechitski)，第9集团军(列奇茨基)；Pripyt，普里皮亚河；Pruth，普鲁特河；Romanla，罗马尼亚；Rovno，罗夫诺；Second，第2集团军；Seventh，第7集团军；Seventh(Shcherbachev)，第7集团军(谢尔巴切夫)；Sluch，斯卢奇河；South

West Front(Brusilov)，西南战线(勃鲁西洛夫)；Stockhod，斯托霍德河；Styr，斯蒂尔河；Süd

Army(Bothmer)，南方集团军(博特默)。

直到此时，法金汉历经他所作决定的后果和厄运的打击仍保持原位。但是现在，对他的致命打击即将来临了。迄今为止，德国人民尽管遭受了痛苦的考验并对此困惑不解，但还是为重建东线和在索姆河上阻遏英军和法军等消息而受到鼓舞。此前，德军总司令部可以声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可是现在德国受到了一次她毫无准备的打击，虽然这个打击的威胁是久已存在的。8月27日，罗马尼亚宣战。

从1915年的整个冬天到1916年夏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直留在科夫诺，他们所率的部队有4个集团军。虽然在他们的防线上大型局部战斗时有发生；但是他们仍处于战事的主流之外。世界大战使他们处在军事上的孤独状态。他们为东线取得新部队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他们怀着不祥的预感和反对的态度注视着法金汉集结部队攻打凡尔登，注视着康拉德为夺取特伦蒂诺而抽调东线的兵力。尽管权威已缩小，由于1915年别人的辉煌胜利，他们显得黯然失色，但他们依然唱着相同的老调：“在将俄国了结之前，你绝对不应重返西线。俄国只是受了点轻伤，尚未气绝。如果你容许我们从北方实施大包围的话，本来你去年就可以置俄国于死地的。”但是当压倒一切的凡尔登和索姆河插曲充满所有人的头脑时，最高司令部无人注意兴—鲁。

勃鲁西洛夫的胜利震惊了德国军界的舆论。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事件有可能发生。毫无疑问，德军总司令部正在巧妙地应付这一紧急情况。此外，一定是在某个环节出现了严重的计算错误。毕竟这些东线将领们是坦嫩贝格战役的英雄，他们在反复大声疾呼“了结俄国”时是正确的。

罗马尼亚以德国敌人的身份参战使所有人都睁开了眼睛。她是万分焦急地要找出胜利一方的小国；她在大战的第三个年头，甚至在看到塞尔维亚受惩罚之后，仍把全部赌注押在了法国、俄国和英国的最后胜利上。自从保加利亚以武装形式投入了另一方，时间过去还不到一年；在这9个月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竟使德国的军事信誉有如此的不同？从整体上说，各次战役进展顺利。公众一直听到抓获俘虏、缴获大炮、夺取领土的种种传闻，然而罗马尼亚清醒地认为德国将输掉这场战争。德军完成了所接受的每项任务。但是有人给他们布置了错误的任务。于是受过教育的和半受过教育的不满像暴雨般倾泻到法金汉的头上；几乎是惊慌失措的震颤在统治圈里迅速传播。皇太子在一年多以前就表述过自己的观点。这些意见当然并未因在凡尔登遭受的严重伤亡而有所改变，为此伤亡应承担的责任不公正地加在了法金汉头上。德皇一定是经受了极大压力才抛弃这位有成就、有才干的法金汉的，此人曾挽救马恩河战役和伦贝格战役的失败。这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令人生畏的行动。然而威廉二世顶住强烈的舆论浪潮，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8月28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应召到柏林。当晚，帝国军事内阁参谋长通知法金汉说，皇帝已经决定寻求并倾听独立的军事意见。德皇致法金汉的信道明了其中的原委。

1916年8月28日

我的军事内阁参谋长告诉我说，你认为不得不把此事看作对你不信任的表示，对此你不能忍受；他又说，我应该就当前形势与陆军元帅兴登堡商量。在今晚的谈话中你对关系我本人的这一立场发表了你的看法。在理论上我能理解你的观点，因为在形式上这符合对参谋长的信任。然而我是最高军事指挥官，参谋长本人最终是我的下属，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时候，或往往是正确的时候，我必须听取我特别信任的其他高级指挥官的意见，尤其是在当前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但是，自从我不得不担心本来就存在于我思想中的来源固定的意见分歧和磨擦以来，令我最深表遗憾的是，我不能反对你要求解除职务的愿望。同时，我衷心感谢你在大战这两年里完成的所有使命；并请求你在我最后决定你的继任人之前继续你的任务。我还将帮助你实现在前线找到合适职务的愿望。

你的友好的和怀感激之情的国王。

威廉①

就这样，“东线派”赢得了他们长期斗争中的最后一个回合。兴—鲁接管了德军总司令部。这位年事已高的陆军元帅的魁梧体形了坐上最高军事宝座。在他身旁的代行职权者鲁登道夫将军夺取了德国命运的控制权，此人大权独揽、役使一切、不知疲倦、爱冒风险。霍夫曼将留在东线。的确，对东线来说，不可能有更佳的选择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大量被隐瞒的事实，看来当这位智囊人物离开了鲁登道夫的势力和兴登堡的威望时，三头联盟也就瓦解了。法金汉被派去对付罗马尼亚。

整个秋天，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坚定地支持勃鲁西洛夫。随着德军逐渐抵达破碎的防线，俄军的进攻便变得伤亡增多却没有战果。虽然如此，进攻还是怀着新的希望在继续进行。俄军扩大了军事行动，新进攻对准原来进攻的北翼展开。整个7月、8月和9月他们沿斯托霍德河进行浴血奋战。俄军将领们奋力用血肉之躯去达到只有大炮才能实现的目的。没有炮弹把铁刺网炸开，他们就从被德军的机枪扫射堆积在铁刺网前的尸体堆上爬过去。指挥官们的这种慷慨赴死非常可贵，他们部下的献身精神也毫不逊色。俄军的努力和忠贞不渝的坚持，与英军在索姆河和斯卡尔普河的战斗精神完全一致。在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战场上，生命的损失，几乎没有被大战任何个时期所超过。到前线稳定下来时，勃鲁西洛夫的进攻实际伤亡达35万人。与此相对照的是，他抓获了相同数量的奥军战俘，此外还毙伤敌人25万人。但是在南方战场的整个战役中，在勃鲁西洛夫进攻之后的战斗中，俄军遭受的损失接近100万人。与这些数字相比，德军的伤亡是不相称的少。然而，俄军在这数月间一往无前的战斗气势非常恢宏，所以德奥在东线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兵力从1300个营增加到1800营，增加了500个营，以及相同比例的其他武器；而德军在西线迎战英法进攻的兵力接近1300个营。这就是沙皇的军队承担的最后一次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

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出现了德军元气的第二次大恢复。尽管恢复的规模不及伦贝格和马恩河两次战役之后那末大，但是德军在1916年底突然显示的作战能力仍使协约国感到震惊。过份的乐观导致伦敦和巴黎相信：德军在索姆河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奥地利受到了勃鲁西洛夫的致命打击，罗马尼亚的宣战是大战结束的开始。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1917年底之前，协约国还要忍受悲惨的遭遇——它们的弱小新盟友被完全毁灭，俄国最终崩溃和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惨败。

图69、东线局势·1916

Baltic

Sea，波罗的海；Baranovichi，巴拉维奇；Berdichev，贝尔迪切夫；Berezina，别列津纳河；Bialystok，比亚韦斯托克；Brest-Litovsk，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usilov，勃鲁西洛夫；Bug，布格河；Carpathians，喀尔巴阡山脉；Cracow，克拉科夫；Czernowitz，切尔诺维茨；Danzig，但泽；Dniester，德涅斯特河；Dubno，杜布诺；Dvina，德维纳河；Dvinsk，德文斯克；Eighth，第8集团军；Fifth，第5集团军；First，第1集团军；Fourth，第4集团军；Gorlice，戈尔利采；Grodno，格罗德诺；Guard，卫队；Ivangorod，伊万哥罗德；July，7月；July

2，7月2日；June

4，6月4日；Kholm，霍尔姆；Kovel，科韦利；Kovno，科夫诺；Krevo，克列沃；K&ouml;nigsburg，柯尼希山；L.Narotch，纳罗奇湖；Lemberg，伦贝格；Linsingen，林辛根；Lublin，卢布林；Lutsk，卢茨克；March&July，3月和7月；March

21-26，3月21日—26日；March-April，3月—4月；Miles，英里；Minsk，明斯克；Mitau，米陶；Mohilev，莫希列夫；Molodetchno，莫洛杰奇诺；Narev，纳雷夫；Narotch，纳罗奇；Niemen，涅门河；Ninth，第9集团军；North

Front(Ruzski)，北方战线(鲁斯基)；Novo-Georgievsk，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Osovets，奥索维茨；Pilitsa，皮利察河；Pinsk，平斯克；Pr.Leopold，莱奥波尔德；Prasnish，普拉斯尼什；Pripyat，普里皮亚特河；Pruth，普鲁特河；Przemysl，普热梅希尔；Pskov，普斯科夫；Pultusk，普尔图斯克；Riga，里加；Rojan，罗扬；Romania，罗马尼亚；Second，第2集团军；Seventh，第7集团军；Shavli，沙夫利；South-west

Front，西南战线；STAVKA，俄军最高指挥部；Süd，南方集团军；SW，俄军西南战线指挥部；Syedlets，谢德莱茨；Tarnopol，塔尔诺波尔；Tarnow，塔尔努夫；Tenth，第10集团军；Third，第3集团军；Thorn，托伦；Twelfth，第12集团军；Vilna，维尔纳；Vistula，维斯图拉河；W，俄军西线指挥部；Warsaw，华沙；West

Front(Ewarth)，西方战线(叶瓦尔什)。

尽管对付罗马尼亚局势的初步安排，法金汉早已预见到并作好了准备，而且事实上由他亲自执行，但是酬劳这一行动的荣耀自然而然地归于新司令官们。我在前卷著作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那场蹂躏罗马尼亚的战役，罗马尼亚的军队遭摧毁或击溃，她的首都被占领，罗马尼亚政府的剩余部分被驱赶到俄军在比萨拉比亚防线以内的避难所，在那里度过了挨饿的严冬酷寒。罗马尼亚的迅速崩溃在协约国之间产生的惊慌，几乎和她参战时在柏林造成的惊慌一样大。这个小国似乎被毫无成果地消耗掉了。的确，她的牺牲的唯一结果是给延伸400余英里的俄军战线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并牵制了俄军近20个师的兵力。布加勒斯特于12月6日沦陷，索姆河之战在12月的浓霜冻雨中缓和下来。

02.

现在到了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行将去世的时候。他怀着冷淡的满意心情目睹了1915年俄国的大撤退。在他看来，尼古拉大公被免除俄军统帅之职，是同盟国胜利的标志，比攻陷华沙更加不容置疑。他以慎重的赞同态度密切注意对塞尔维亚实施的过迟的、但最后应得的惩罚。他曾在德皇前往那场欢乐庆祝的途中欢迎他。那是一场互相祝贺的宴会。但是密切注意的观察者已经注意到，这两位君主的高昂精神似乎相当勉强；感谢当时作了记录的马尔古蒂男爵，他当时就觉得，这两位君主都真心希望和平。他们把胜利看作求得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像他们手下的将军们那样，视之为夺取进一步胜利的手段。他们有自己全神贯注的问题，但不是他们的臣仆所关心的问题。国家衰败后可以复兴，但是当今的王朝只能非存即亡。此外在1916年初，太阳光灿灿地照耀在中欧帝国闪闪发亮的刺刀上，各国的总参谋部人员权势日盛。据说，法金汉还要创造新的奇迹；我们已经看到，康拉德也有他的计划。

奥匈帝国的皇帝活得够长，他忍受了勃鲁西洛夫进攻的消息，听到了他长期担心的罗马尼亚宣战，见到了春天光彩照人的解救者法金汉在秋天被德皇免去职务。这位老人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和内心深处对不幸的预感再次以双重力量压倒了他。此前他不是经常看到这些虚幻的开端吗？真的，普鲁士的战火似乎不可能熄灭，罗马尼亚已经遭受了她自己背信弃义的惩罚。胜利的夏天光明灿烂，但也转瞬而逝。乌云重新聚集起来。显然，就如他向来坚信不疑而且经常公开表白的那样，通向战争终点的道路是艰难的。而现在他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

自大战开始以来，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拒绝所有假期，在申布伦宫有条不紊地辛劳地完成日常事务。细心的宫廷大臣禁止皇宫窗前的御花园对公众开放。广为散布的谣传说，皇帝已经驾崩，但被作为偶象和象征保存起来。有关百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那些令人不快的详情都小心翼翼地瞒着他。但是他丰富的阅历使他比廷臣和将军更加明白：粮食短缺和民众的不满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因此当他的首相施蒂尔克伯爵被民主党领袖的儿子用手枪打死时，弗兰茨·约瑟夫就下定了明确的决心，决定尽可能快地和平解决。他决心采取任何手段，最迟在1917年春季实现和平。作为第一步，他用左翼政治家克贝尔接替遭谋杀的大臣，这位人士受到数百万饥饿民众的尊敬，但不为数万富人所信任。此举是他对奥匈帝国事务所作的最后贡献。

到了85岁支气管炎总是严重的，皇帝咳嗽得很利害，夜不成眠。尽管如此，11月20日凌晨，他已经身着蓝色旧制服坐在他办公桌前。按惯例每天送给他3个文件夹。第一个文件夹准时处理完毕。但是在第二个文件夹看完之前，他的虚弱和发烧状况已十分严重，所以他的孙女送来教皇的特别祝福，并劝他接受圣礼。中午用4只小鸡给他熬了一碗鸡汤，他吃不下。但是中午的文件还是按时发送到各部。下午，大夫们成功地说服他去上床睡觉。他自己从案前起身，但必须靠人搀扶到隔壁卧室。多年劳心积累的无限疲惫压倒了他。睡眠和死亡在迅速靠近。他吃力地对一位贴身男仆说，“7点钟叫我，我的工作积压下来了，”说完立即昏迷过去。各部询问关于晚间文件夹的事情，值班侍从武官答复说，今晚不会发送。数小时以后，弗兰茨·约瑟夫66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他在皇位上去世。

尽管大战沉重地压在维也纳上空，但这位逝去的统治者的葬仪相当宏伟。民众饱受严酷的考验，处于沉默、无助和饥饿之中，他们知道，中欧历史上漫长的一章已经结束。一定会翻到新的一页；不，一定会打开新的一卷。年事已高的帕尔伯爵已看不到这新的一卷了。他在他的主人去世的第二天对马尔古蒂说，“我已于昨日死去。”事实上，他在两天以后的悼念仪式期间去世。与奥皇毕生联系中止之际，也是这位忠心耿耿的侍从的心弦断裂之时。

但是战争还在继续。

————————————

①茨韦尔，《埃里希·冯·法金汉传》，第213页。

第24章、俄国的崩溃

1917年协约国的前景——突然的沉寂——沙皇的苦难——革命的制造者——罗江科向沙皇吁请——沙皇的退位——俄军的毁灭

01.

1917年3月13日下午，俄国驻伦敦大使馆通知我们说，他们已经和彼得格勒失去联系。数日以来，俄国首都为骚乱所困扰，据信骚乱已被有效地平息。现在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片沉寂。关于这一沉寂的种种前因后果已经写有许多著作。沉寂对我们放下了当时事件的帷幕。

协约国对德军1916年底的恢复元气感到震惊和失望，决定采取比以往更密切的协调行动，计划了他们希望于第二年实施的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全体协约国的每一个成员——法国、英国、俄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萨洛尼卡——都要在选定的时刻在她们各自的战线实施攻击。前景看好。协约国现在拥有差不多5：2的优势，敌国领土之外的全世界工厂生产的军火和战备物资都在越洋过海源源不断输往协约国。对于俄国无穷无尽的人力的希望还是极大的，自开战以来她第一次得到完善的装备。通往白海海岸的终年不冻港摩尔曼斯克的双轨宽距铁路现在终于建成了。几千名战俘及许多罪犯和中国劳工，历经种种苦难和死亡的折磨，在北极白夜中艰辛劳动数月，建成了这条横贯冰冻平原和沼泽的1600英里长的铁路，现在俄国第一次能与协约国保持永久性的联系了。她的兵力新近增加了近200个营；军队后方有大量存放各种炮弹的大型仓库。似乎没有军事上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1917年看不到协约国的最终胜利，为什么俄国经历无限痛苦而不能寻得回报。

现在突然陷入了这样的一片沉寂。我们与她有如此亲密的伙伴关系，没有她一切计划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这样一个大国一下子被打哑了。得到俄国的有效支持，全体协约国战线就能一起出击。失去这种支持，战争很有可能失败。因此，我们全神贯注地等待通往彼得格勒的电报线路重新开通。

02.

许多溪流汇成洪水泛滥。俄国的革命是由社会、军事、政治等原因引起的，而社会、军事、政治力量在一周之内就目瞪口呆地被抛在革命的后面。在革命突然爆发时所有清醒的俄国人都参与了革命，它最初的目的是反对战争的不幸和错误处置，是一场爱国起义。失败、灾难、粮食短缺和禁酒、数百万人的死亡加上政府的低效和腐败，激起了全国各阶级的共愤，他们除了反叛别无出路，除了君主找不到替罪羊。在过去的一年里，沙皇和皇后一直是日益增长的普遍怨恨的对象。这位痴情而固执的丈夫和父亲，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显然不具备担任危机时期的国家统治者的所有素质。他承担了德国军队给予俄国苦难的全部责任。他身后的皇后是一位更加可恨的人物，她蛰居于自己的狭小圈子里，只听得进那些知心朋友——女伴维鲁鲍娃夫人，她的精神顾问、淫荡而神秘的拉斯普京——的话，在这些人的怂恿下，她擅自支配饱受苦难的帝国的整个政策和命运。

皇室成员们，姑且不谈所有其他问题，出于对自己身家性命的深切关注，试图影响自己的主子但无济于事。杜马领袖们和独立人士提出抗议纯属徒劳。协约国大使所给予精心准备的暗示，甚至按本国政府指示而提出的庄严正式的警告，也不起作用。尼古拉二世尽管感到苦恼，但仍不改初衷。他像其他人一样清楚地看到了与日俱增的危险。他不知道避开危险的方法。在他看来，唯独数世纪以来确立的专制制度能使俄国人迄今为止仍顶着灾难继续活下去。没有哪个民族遭受过像俄国人那样的苦难和牺牲。没有哪个政府，哪个国家经受过如此规模的考验并保持了它完整的结构。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吱吱嘎嘎作响并发出痛苦的呻吟。但它依然在运行。再作一次努力胜利就将到来。改变国家制度，向入侵者敞开大门，舍去任何一部分专制权力，在沙皇的眼里都将导致彻底的崩溃。因此，尽管每天都陷入更深的焦虑与困惑，他的本能和推理能力仍使他留在固定的位置上。他像是受侮弄的动物，被系在木桩上，陷入走投无路的虚弱境地。

从未经受过这种煎熬的批评家很容易列举俄国失去的机会。他们轻松地谈到，在大战的严重关头俄国应改变基本原则，从君主专制政体改为像英国或法国那样的议会制度。这一断言如此有信心，如此坚定，要对它提出非难指责，是一件不会令人感激的事。不过，俄国在本书所描述的三次令人生畏的战役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和国家成就是一大奇迹，它令人感到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后来俄国的崩溃。制度的严厉性赋予它力量，而这种制度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能完全复原。拥有绝对权力的沙皇尽管有许多可悲可叹的缺点，他还是控制着俄国。绝对无法证明，在这样一个时期，四分之三的或一半的沙皇统治加上其余的议会统治就能控制局势。事实上沙皇逊位之后，没有一个俄国人再控制过全局。直到一批有点可怕的国际主义者和逻辑学家在基督教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准人类结构，才重新出现某种形式的秩序或构想。因此，绝不能肯定地认为对实际步骤逐步接受的观点是正确的，也不能认为沙皇是错误的，尽管他自身有过失和缺点。他毕竟距离安全和成功仅有一步之遥。再过一个月，美国就会参加协约国的事业，这必将给俄国社会带来新的巨大的力量、勇气和士气。绝不会再次丧失唾手可得的胜利了，这一胜利将像一轮新日在亚洲荒原和太平洋那边展现。只要再过一个月就是黎明！只要再过一个月世界就有可能免遭前两年那样的最为悲惨的战争苦难。就差这么一个月。一个短暂而可怕的间隙断送了光明的前景。过去，尼古拉二世时而一心想他所皈依的上帝，时而一心想他的心爱的妻儿，现在则只想保住他的皇位。

形形色色的俄国人投身于这场革命，但是没有哪一种人获得利益。在3月这些日子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变革”而纷纷涌上彼得格勒喧嚣街头和前厅的人群中，有俄国大公们、衣着华丽的贵妇们、最愤世嫉俗的死硬分子和像普里什克维奇和尤苏波夫那样的专制主义者；有像罗江科和古奇科夫那样的坚定的爱国政治家；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旧政权的外交家和金融家；有自由派人士和民主主义者；有像克伦斯基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有坚定的市民和商人；有希望皇太子摆脱居心叵测的顾问的忠诚的军人；有决心从俄国清除受德国秘密影响的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们；有成千上万忠心耿耿的农民和工人们，而在这些人背后的，则是工于心计的、冷酷无情的、有耐心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界性组织，他们煽动一切、要求得到一切、耐心等待一切时机。

实际上，废到沙皇的行动是他的军队首领执行的。3月11日下午，当时尼古拉在他那设在莫希列夫的司令部里，第一批有关彼得格勒出现骚乱的电报开始涌来。据报道，起初这些骚乱并未引起严重后果。如果沙皇在首都，能接见那些当时尚很温和而现在已经怒不可遏的各派力量，可能还有时间挽回，即使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挡开灾难，但能减轻骚乱的冲动。但是他在莫希列夫.而本应统率军队的尼古拉大公又处于半放逐状态，远在梯弗里斯。11日上午，杜马议长罗江科面对迅速高涨的危机，向他的主人发去如下电报：

“形势严峻。首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府瘫痪。运输、供应、燃料等安排完全混乱。普遍的不满在增加。街上有杂乱枪声，部分军队互相射击。关键是委托对国家抱有信心的某人组成新政府。必不可拖延，任何耽搁皆有致命之忧。我谨祈求上帝，在此时此刻，责任勿由皇上承担。”

罗江科向各集团军群“前线”总司令和俄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阿列克谢耶夫发去相同电报，要求他们的支持，第二天即12日，他再次致电沙皇：

“形势不断变坏，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明天将为时太晚。必须决定国家和王朝命运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

这消息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此时从皇村又传来了差不多同样令人不安的消息：皇帝的孩子患上了麻疹。沙皇给他的顾问们的回电表现出僵硬的轻蔑，给皇后的回电则充满了同情心。

随着这一天渐渐消逝，阿列克谢耶夫发着烧、焦虑不安地上床休息。沙皇要求速备皇家专列。他作为君主与父亲的职责都需要他返回政府所在地。专列在午夜准备就绪；但是清扫铁路上的障碍又花了6个小时。皇太后已经到达，母子结伴而行。次日下午火车停在德诺无法前进！据说，有一座桥被炸毁或者严重受损。沙皇指示走另一条路线，却平生第一次遇到了赤裸裸的抵抗。现在统治彼得格勒的当局不允许他进一步靠近。转向何方？几个小时过去了。返回莫希列夫？我们不知道沙皇花了多少时间考查这个可能性。或许他已经意识到，未说出口的指责已使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气氛变得多么沉重。那末去北方前线——去鲁斯基将军处。在那里他至少可以找到一位可信赖的司令官，其军队离反叛的首都最近。

火车抵达普斯科夫，鲁斯基以郑重的礼节到站迎接。但是与他在一起的有刚到达的杜马代表古奇科夫和舒利金。一些能干而坚决的军政要员在这里提出坦率的忠告：立即退位，由其子继承，并由其弟米哈伊尔&#8226;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摄政。沙皇向鲁斯基救助；鲁斯基预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感觉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严重了。实际上在沙皇到达之前，鲁斯基已经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其他司令官有过商量。决定沙皇命运的电报早已通过最高军事委员会发往整个俄军战线。所有集团军群司令官，包括勃鲁西洛夫、叶瓦尔什、俄国大公，最后还有远在罗马尼亚的萨哈罗夫(他附有诸多保留条件)，宣布赞成沙皇退位。文件已经拟定，古奇科夫拿出了笔。尼古拉准备签字。沙皇突然发问，他和家人是否可以居住克里米亚的利瓦季亚，皇宫里有阳光充足的花园，似乎四季常青而且宁静宜人。然而他被坦率告知，他必须马上离开俄国，新的君主必须留在人民中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父爱压倒了他对国家承担的职责，而且确实压倒了他加冕时的誓言。为避免与儿子分离，他剥夺了皇子的继承权。于是文件重新拟定：尼古拉二世逊位，把皇位传给其弟。这样所有的合法权利均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第二阶段的一切陷入了加倍的混乱。

现在什么都乱了套。沙皇已不再掌权。感到周围的一切正在土崩瓦解的弟弟，担心未经国民议会投票不可能得到哥哥放弃的权力。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促成稳定的思想聚集到一起了。在这里我们不能追述那既漫长又迅速，彻底破碎且坠入深渊的帝王的世系。不可能有其他结局。这个王朝已经完结。杜马和地方自治机构的领导人力图抓住沉舟的边缘，但无能为力，如今轮到他们崩溃了。克伦斯基和他的民族主义民主派试图阻止局势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之中，却是徒劳无功。伟大的实干家们，科尔尼洛夫将军和恐怖主义爱国者萨文科夫，力图集合社会革命力量保卫俄国归于失败。但他们全都一头栽进了深渊，在那里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革命人物正在等待着他们的猎物。

这里我们只想关切地记述一下为止迄今一直在捍卫俄国领土的那些英勇军队的毁灭。3月15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布了致命的历史性“第1号命令”；这道命令毁坏了军队的纪律，将正在全力战斗的俄军置于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从此以后士兵们不再抗击外国入侵者。他们将精力和仇恨转向他们自己的军官。克伦斯基的进攻和从里加桥头堡逃跑造成的可耻悲剧在此不值一提。俄国已变得无力进攻，无力防守，甚至无力撤退。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成为唯一的办法。强迫那些使俄国遭受屈辱的人中的最极端分子接受他们的行为的后果，这需要列宁运用他的所有冷酷严峻的逻辑。11月作出了停战安排，次年3月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因为俄国的局势变幻不定，晦暗不明，以及对勃鲁西洛夫突袭造成的创痛记忆犹新，所以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前仍有大量主要采守势的奥军和德军被牵制在俄国防线前面。甚至到1917年10月，仍有80个日耳曼师在驻守东线。但是到11月奥地利就在德国的支持下用主力进攻意大利的卡波雷托了；年底，鲁登道夫要求霍夫曼作出安排，将100万人——50个师和5000门大炮——从俄国运往西线。于是1918年惊心动魄的西线大会战就按其指定的路线而进行了，造成英、法和德军官兵达高200万的死亡或伤残。东线战事宣告结束。

附录

哈布斯堡王朝世系

参见图70、哈布斯堡王朝世系

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

埃德蒙兹，《法国和比利时的军事行动》(英国官方史)

阿斯皮诺尔—奥格长德，《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英国官方史)

古奇与坦珀利，《英国文献汇编：世界大战的根源》

《世界大战中的法国军队》(法国官方史)

沙普伊利，《世界大战：俄军参战造成的后果》(俄国官方文件，译著)

《欧洲各国政府的重大政策》(德国官方文件汇编)

国家档案馆，《世界大战：1914—1918》(德国官方史)

《世界大战前史》(德国官方调查委员会)

《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奥地利官方文件汇编)

考茨基，《德国关于大战爆发的文件》(德国官方文件汇编)

战争档案，《奥匈帝国的第一次大战，1914—1918》(奥地利官方史)

古奇，《欧洲外交新近揭秘》

施密特，伯纳多特，《大战的来临，1914》

赫岑多夫&#8226;康拉德&#8226;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

诺克斯，《与俄军相处的岁月，1914—1917》

艾恩赛德，《坦嫩贝格之战》

兴登堡，《我的生活片段》

鲁登道夫，《大战回忆录，1914—1918》

法金汉，《总参谋部及其重大决策》

霍夫曼，《战争日记及其他》

古尔科，《俄国在1914—1917年》

勃鲁西洛夫，《一位军人的笔记本》

楚皮克，《奥皇弗兰茨&#8226;约瑟夫的统治》

马尔古蒂，《奥皇弗兰茨&#8226;约瑟夫及其时代》

贾西，《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解体》

格莱兹—奥尔斯特诺，《奥匈帝国的崩溃》

苏霍姆利诺夫，《回忆录》(德译本)

马尔琴科，《奥匈帝国的覆灭》

弗勒，《塞尔维亚战役》

拉尔谢，《巴尔干国家的大战》

丹尼洛夫，《世界大战中的俄国，1914—1915》(德译本)

多布罗罗尔斯基，《俄军的动员》(德译本)

蒙热拉，《战争债务问题概要》

库尔，《世界大战，1914—1918》

皮特赖希，《伦贝格之战》

施瓦特，《大战，1914—1918》

埃尔策，《坦嫩贝格之战》

茨韦尔，《埃里希&#8226;冯法金汉传》

巴比，《塞尔维亚的史诗》

奥芬贝格，《奥匈帝国参加世界大战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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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书名多为德、法、俄语，故略去。——Franc.She

外汉人名对照表

Aerenthal埃伦塔尔；Albert阿尔贝特；Alexander亚历利山大；Alexandrovich,Michael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尔；Alexeiev阿列克谢耶夫；Armentières阿尔芒蒂耶尔；Asquith阿斯奎斯；Auffenberg奥芬贝格；

Baltin巴尔金；Bardolff巴尔多夫；Bazaine巴赞；Beck贝克；Below,von贝洛，冯；Berchtold贝希托尔德；Bertrab,von贝尔特拉布，冯；Beseler贝泽勒；Bethmann-Hollweg,von贝特曼—霍尔韦格，冯；Bilinski比林斯基；Birkenhead伯肯黑德；Bismarck俾斯麦；Bolfras博尔弗拉斯；Brudermann布鲁德曼；B&ouml;hm-Ermolli伯姆—埃莫利；Bothmer博特默；Boyen,von博延，冯；Brusilov勃鲁西洛夫；Bülow,von比洛，冯；Burian布里安；

Cambon,Jules康邦，朱尔；Capelle,von卡佩勒，冯；Carol卡罗尔；Castelnau卡斯特尔诺；Catherine叶卡捷琳娜；Chapouilly沙普伊尔；Charles查理；Chotek霍特克；Churchill,Rendolph丘吉尔，伦道夫；Constantine康斯坦丁；Czernin切尔宁；

Danilov丹尼洛夫；Dankl丹克尔；Delcasse德尔卡塞；Dimitriev,Radko季米特里耶夫，拉德科；Dimitriyevtch季米特里耶维奇；Dobrorolski多布罗罗尔斯基；Draga德拉加；Dragomirov德拉戈米罗夫；Dubail迪巴伊；D'urbal迪尔巴尔；Dushan,Stephan杜尚，斯蒂芬；

Edward

VII爱德华七世；Eichhorn艾希霍恩；Elizabeth伊丽莎白；Enver恩维尔；Ermolli,B&ouml;hm厄莫利，伯姆；Elze埃尔策；Ewarh叶瓦尔什；

Falkenhayn法金汉；Ferdinand,Joseph斐迪南，约瑟夫；Ferdinand,Franz斐迪南，弗兰茨；Ferdinand斐迪南德；Fisher费希尔；Fleischmann弗莱施曼；Forgach福尔加赫；Foch福煦；Francis

II弗兰西斯二世；Fran&ccedil;ois,von弗朗索瓦，冯；Frank弗兰克；Fredrick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French,John弗伦奇，约翰；Freytag-Loringhoven,von弗赖塔格—洛林霍芬；

Gallwitz加尔维茨；Gantschev甘茨切夫；George,Lloyd乔治，劳合；Giesl吉斯尔；Goltz,von

der戈尔茨，冯&#8226;德；Gooch-Temperley古奇—坦珀利；Gourko古尔科；Granville格兰维尔；Grey,Edward格雷，爱德华；Groener格勒纳；Grünert格吕纳特；Guchkov古奇科夫；

Haldane霍尔丹；Haig黑格；Hankey,Maurice汉基，莫里斯；Hannibal汉尼拔；Harrach哈拉赫；Hentsch亨奇；Hindenburg兴登堡；Hoffmann霍夫曼；Hohenberg霍恩贝格；Hohenborn霍亨博恩；Hordern,Charles霍登，查尔斯；H&ouml;tzendorf,Conrad

von赫岑多夫，康拉德&#8226;冯；Hoyos霍约斯；

Ironside艾恩赛德；Isvolski伊斯沃尔斯基；Isabella伊莎贝拉；Ivanov伊万诺夫；

Jackson,Lee-stonwall杰克逊，李—斯通瓦尔；Jagow,von雅戈，冯；Joseph,Francis约瑟夫，弗兰茨；Jiesl吉斯尔；Jilinsky吉林斯基；Joffre霞飞；Jonescu,Take若内斯库，塔克；

Kailer,von凯勒，冯；Kaledin卡列金；Kautsky考茨基；Keber克贝尔；Kemal,Mustapha凯马尔，穆斯塔法；Kerenski克伦斯基；Keyes凯斯；Kiderlen-Waechter,von基德伦—韦希特，冯；Kitchener基奇纳；Kluck克卢克；Knox诺克斯；Koerber克贝尔；Kornilov科尔尼洛夫；K&ouml;vess克费斯；Krafft克拉夫特；Kraguyevatz克拉古耶瓦茨；Krobatin克罗巴廷；Krupp克虏伯；Kuhl库尔；Kummer库默尔；

La

Bassèe拉巴塞；Lechitski列奇茨基；Lenin列宁；Linsingen林辛根；Litzman利茨曼；Louis路易斯；Lovitch洛维奇；Ludendorff鲁登道夫；Ludwig路德维希；

Macchio马希奥；Mackensen马肯森；Marchenko马尔琴科；Margutti马尔古蒂；Marlborough马尔伯勒；Maudhuy莫德海；Maunoury莫努里；Maximilian马克西米连；Metternich梅特涅；Mohilev莫希列夫；Moltke毛奇；Montenuovo蒙特努福；Morgen,von莫根，冯；

Napoleon拿破仑；Naumann,victor瑙曼，维克托；Nicholson,Arthur尼科尔逊，阿瑟；Nicholas,Nicholaievitch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cholas

II尼古拉二世；

Paar帕尔；Pashitch帕希奇；Peter彼得；Peter,the

Great彼得大帝；Pfeil普法伊尔；Pierrefeu,Jean

dc皮埃尔弗，让德；Plehve普列韦；Plessen,von普莱森，冯；Poincaré普安卡雷；Potiorek波蒂奥雷克；Pourtalès普塔莱斯；Princip普林齐普；Prittwitz,von普里特维茨，冯；Purishkivitch普里什克维奇；Putnik,Voivode普特尼克，沃伊沃德；

Rasputin拉斯普京；Rawlinson罗林森；Rennenkampf伦嫩坎普夫；Rodzianko罗江科；Ronarc’h罗纳克；Rozhestvenski罗热斯特文斯基；Rudolf,Joseph鲁道夫，约瑟夫；Ruzski鲁斯基；

Sakharov萨哈罗夫；Salza萨尔扎；Samsonov萨姆索诺夫；Sanders,Liman

von桑德斯，利曼&#8226;冯；Sarrail萨拉伊；Savinkov萨文科夫；Sazonov,M萨佐诺夫；Scheidemann沙伊德曼；Scheffer舍弗；Schlieffen施利芬；Schratt,Katharina施拉特，卡塔丽娜；Schutzen舒岑；Seeckt泽克特，冯；Shcherbachev谢尔巴切夫；Shulguin舒利金；Sievers西弗斯；Smith,F.E.史密斯；Smith-Dorrien史密斯—多林；Spec斯佩；Stephanie斯特凡妮；Stumm施图姆；Stürgkh施蒂尔克；Suchon苏洪；Sukhomlinov苏霍姆利诺夫；Sz&ouml;gyény瑟杰尼；

Tappen塔彭；Theresa,Maria特蕾莎，玛丽亚；Tirpitz提尔皮茨；Tisza蒂萨；Tittoni蒂托尼；Trentino特伦蒂诺；Trotski托洛茨基；Tschirschky切尔施基；Tschuppik丘皮克；

Usedom,von乌泽多姆，冯；

Venizelos,M.韦尼泽洛斯；Virubova维鲁鲍娃；Viviani维维亚尼；Voronzov沃龙佐夫；

Waldersee瓦尔德泽；William

II威廉二世；Wilson,Henry威尔逊，亨利；Woyrsch,von沃伊尔施，冯；Wrisberg,von弗里斯贝格，冯；

Yanushkevich亚努什克维奇；Yovanovitch约万诺维奇；Yudenitch尤登尼奇；Yusupov尤苏波夫；

Zastrow察斯特罗夫；Zenker岑克尔；Zimmermann齐默曼；Zinoviev季诺维耶夫；Zwehl茨韦尔。

(第4卷完)

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5卷、戰後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6-1918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一战结束，战争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军队需遣返、复员、就业；战时动员从事军需品生产的妇女须下岗；军事经济需转轨改造，这是英国战争结束初出现的另一种困境。

俄国发生内战，协约国进行武装干涉，但未果而终。

一战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结束战争状态，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与会的列强各怀私利，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矛盾重重。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并未达到国际安全与裁军的目的。

本卷着重叙述巴黎和会以外的事情与和会决议的后果和外界对此的反应。

此外，本卷还叙述了矛盾深远、积重难返的英国与爱尔兰问题；叙述了一战中土耳其虽然战败，但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正在崛起；希腊虽然是战胜国，战后却因征战土耳其而演出悲剧。

前言

本卷完成了我近10年前所承担的为大战史写此书稿的任务。如前四卷中一样，我将世界著名事件的记录与讨论用个人叙述的线索串连在一起。这个方法对那些希望通过阅读许许多多可信的叙述，以形成他自己见解的读者，证明本身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方法对于各种事件取舍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我亲自参加的或直接得知的插曲和事务在我的写作中自然处于特别突出的地位。凡有可能的地方我尽量使用当时我记下的和说过的我自己的言词来讲述事情的经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必须在紧接的正文中加以适当调整。我根据眼见的事态发展来讲述，但是每种事态，他人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会有所不同，况且有许多事态我没有亲眼目睹。

在写作本卷所述的许多事件中，我发现有不少我亲自经历的重要事件我已完全忘却，对此我甚感惊愕。这些年来工作压力极为沉重；不停变化的事物又互动地发展；同时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动；一个印象冲淡另一个印象。只有当我重读当时的演讲词、文件、备忘录时，那些紧张而激动人心的年代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确信，我不会再有任何时候比停战后4年中写得更多、忘掉更多和理解更少了。因此，对局势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尽管是从个人角度——和更重要的是，通过无数事件的迷宫，去追溯无一例外的、无情的因果序列，可能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所写的大部分著作都要谈论到巴黎和会，关于和会已有大量文献作品问世。我近年来的写作主要谈论发生在巴黎和凡尔赛会堂以外的事情，以及全权代表们对各大国和千百万民众所作决定的后果(做出决定的过程没有少拖延时间)。因此本书主要论述这些事件的外部反应。令人遗憾的是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不幸和悲剧的编年史。本书所述的形势发展的趋向是否不可避免，不得不待读者做出判断了。在我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没有一个时期的国家事务像战后这几年那么困难。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感到疲乏而且不如意。国家权力处于低潮；经济繁荣搁浅；货币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因而不但问题艰巨、成堆，而且对付问题的办法不断减少。此外，要人们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环境又很不容易。对胜利抱过高希望和梦想只会导致泄气、不满、派系斗争和失望；这本身是一个重新成长的过程，这一点很难被理解。所以我特别内疚地希望对处境极为艰难的首脑会议上的那些人的缺点与错误做出公正评价。

也许我有必要像在以前几卷里那样在序言里再次表态：书中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由我本人完全负责。我还必须向以忠告和知识给我有力支持，以及允许我引用其口头或文字的机密意见的那些人，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温斯顿·丘吉尔

查特维尔1929年1月11日

第01章、“战时魔力的消失”

4个世纪的持续时期——胜利的庆典——喜悦与反应——世界的主人——停战梦——聚会——俄国——德国的机会——新武器——新贵族——不正常条件——无法预见的形势——和平的震动——战时魔力的消失。

0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英国的地位上升到了她前所未有的最高点。在连续的4个世纪里，这是她第4次率领并支持欧洲抵抗军人暴政；这是英国第4次为保护这批低地小国而宣战，战争以她们的完全独立而结束。西班牙、法兰西王朝、法兰西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全都曾蹂躏并企图占有或控制这些地区。400年间英国都是以进行战争和施展政策来阻止所有这些国家，它们全都被打败和逐了出去。在这份罗列威严君主和最高军事长官的名单上已经包括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现在还要加上德国威廉二世的名字。这四大系列事件，由于这么多代人坚定不移地为着同一目标而奋斗，都以成功告终，创立了时间极长与光辉成就极大的一项纪录，这在古代史或现代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还获得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好处。德国海军的威胁不复存在，德国过分自信的力量肯定要后退许多年。曾是我们盟友的俄罗斯帝国已被革命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已经宣布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一切要求，由于她先天的不足和无能，难以很快构成对印度的严重军事危险。另一方面，英国与她最近的邻邦和积怨最深的敌人——法国——联合起来，结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既强固又持久的。英国和美国的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英语世界这两大分支再次开始一起谱写她们的历史。最后，在长期和可怕的世界动乱中英帝国承受住了每一次冲击与损伤。反映宗主国和各自治领生命力的议会制度，证明其本身对于进行战争和在和平时期对于维持自由与进步一样有用。穿越世界所有水域、把整个英帝国结为一体的看不见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纽带，证明比最有约束力的正式保证还要有效率。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0万人组成的军队被这些难以说清的、而且常常是觉察不到的引力所吸引，跋山涉水走过比以往任何一支军队走过的更远的路途，为着一个事业、一场争斗去征战去牺牲，而这个事业与这场争斗只是遥远地影响他们直接的物质安全。在发生危机的几年间，印度各民族、各教派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自发地表示忠诚，并以空前的规模捐钱、捐物、捐武器支持战争。1914年的南非叛乱就是被南非战争中曾是我们最危险敌手的那些布尔人的将军镇压的，他们当然与我们签订了弗里尼欣*解放条约。只有爱尔兰的一些人拒绝支持我们，关于那里的问题有很长的往事可说。

大战胜利的庆典展现在不列颠民族的眼前。我们曾与之打仗的所有帝王已全被废黜，他们所有的英勇的军队都已一败涂地。这些可怕的敌人曾通过力量与手段长久地威胁我们生存，以武力摧毁了不列颠民族的许多精英，消灭了俄罗斯帝国，使我们全体协约国(美国除外)奄奄一息，他们如今俯首听任征服者摆布了。苦难和考验过去了。危险被挡开了。流血牺牲没有白费，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曾经过分紧张的人们得救了，渴求有一段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教会与政府联合举办隆重的感恩祈祷。全国放假。缴获的大炮沿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林荫道排成三长行。每条大街都挤满了欢腾的男男女女。各阶层民众都沉浸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宴会、音乐和华灯把战时沉寂的夜晚变成了明亮灿烂的白天。一群群的人们怀着无法形容的感情，激动不已；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伦敦狂欢者的欢乐在纳尔逊纪念柱的花岗石基座上留下了持久的标记。

谁会埋怨或讥笑这些无法抑制的狂喜呢？每个协约国都分享了这种喜悦。五大洲每一个战胜国的首都或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再现了伦敦的欢庆情景。这种时刻是短暂的，它们留给人们的记忆转瞬即逝；它们开始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太多的鲜血流掉了，太多的精英消失了。每个家庭中成员的缺口都太宽，中间一代人不在了。几亿人带着可怜的欢乐，向他们心爱的人的成就致敬，此后人们突然惊醒了，有幻想破灭的感觉。虽然依旧有安全保证的满足，恢复和平的满足，保持荣誉的满足，辛勤工作带来生活舒适的满足和士兵归家的满足；但是这些情况只是个背景；与这些满足掺和在一起的是，思念那些永不再回家者的痛苦。

02.

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英军战线沿线，11点钟出现了反映人的神秘本性的心态。炮轰静寂了，军队原地驻停。士兵们在静寂中一动不动，以茫然的目光面面相觑。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有扫兴之感，产生了某种畏惧、疑惑甚至忧郁感，他们在片刻工夫前还在对敌人穷追猛打。征服者的脚前仿佛出现了深渊。

“把武器放在一边！希腊爱神厄洛斯！漫长的战争结束了。”

战斗部队的紧张神经一时间似乎无法适应突然的放松。在胜利之夜先头部队的军营是如此安静，以至于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一批尽力战斗后最终被打败的勇敢士兵。这种心理上的阵阵压抑像在英国的那种奔放心情一样，都很快消失了；几天后，家成了所有人愿望的归宿。但这里又一次出现了理想的破灭和希望的落空。

03.

停战之夜我与首相在唐宁街共进晚餐。我们单独在那间巨大的房间里，房间四周墙上，皮特、福克斯、纳尔逊和威灵顿，也许有点不合适。还有华盛顿的画像俯视着我们。劳合·乔治先生性格中最令人称赞的特色之一是，在他的权力、责任和好运气达到顶峰时丝毫没有自负或高人一等的神态。他总是那么自然和直率。他对熟悉他的人从来一视同仁：准备随时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辩论，乐于听取即使是以争论的方式提出的不快的事实。人们对他说什么都行，但条件是他可以对答。胜利的重大性与绝对性使他产生了一种被抑制和被孤立的心态。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相反，他强烈地感到，在他前面还有新的而且更困难的工作要做。我自己的心态是既担心未来又希望帮助已倒下的敌人。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德国人的优秀品质，谈到了他们对付四分之三世界的艰巨战斗，谈到了除非有他们的帮助否则就不可能重建欧洲。当时我们想到他们实际上正在挨饿，在战败与饥荒的双重压力下，日耳曼民族——已经在革命——可能滑入业已吞噬俄国的可怕深渊。我建议我们应在进一步的坏消息来到之前，立即遣派十几条装满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巨轮驶往汉堡。虽然停战条件坚持在和平条约签订前实施封锁，但协约国已答允供应必要的物品，首相以赞同的眼光权衡着这个计划。室外，人群的歌声和欢呼声从远处听来就像拍岸的浪涛。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意见将很快传出。

04.

在那个11月的晚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三个领导人似乎是世界的主人。在他们背后是组织完善的庞大的社会，人们为胜利而欢呼，对领导他们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充满感激与信任。在这3个人的手里掌握着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的陆军，以及没有其批准任何船只都不得从水面或水下穿过大海的舰队。任何明智、正确和必要的事情他们都能联合决定。这3人超越不同的民族和利益，越过陆地和海洋的遥远距离，在对付可怕敌人的斗争中被建立的伙伴关系吸引到一起。他们一起达到了目的。绝对的和无与伦比的胜利在他们手中。他们将利用胜利做什么呢？

时间在飞逝，群众和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借以统治的魔力已经在减弱。其余各种权力不久就会开始起作用。但是为完成至高无上的任务，现在是制订最好的解决办法和最有用的政策的最佳时候。

这些人必须走到一起。地理上和宪法上的障碍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必须面对面商谈，而且在讨论后迅速解决由于敌人彻底失败而产生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他们必须把战争激起的全部愤怒情绪、把他们对所代表的国内党派政治的全部考虑、对继续掌权的全部个人愿望放在次要地位。为了追随自己的英勇民族、为了苦难的欧洲、为了惊恐不已的世界，战后他们所追求的只能是做出最好的安排。

如果他们能走到一起，他们就会面对现实，分清处理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应长久遏制战胜国的敌国——德意志、奥地利和土耳其三个帝国——及其所有强大的兵力，令其无望地投降并解除武装，但任务尚未完成。战场上还有敌人；还有其他种种推动力向战胜国的权威挑战，阻碍世界事务的公正解决。他们很可能是想起了罗马格言：“宽恕被征服者和打倒妄自尊大者。”

05.

读者读到这里也许愿意以想象的方式研究一下某些推测性的问题。因此我暂时不谈发生的事实，而谈谈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想象许多停战梦中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梦而已。

06.

胜利对威尔逊总统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影响。他的职责和荣誉使他超脱了他用一生中许多时间度过的和平时期的党派行为。与此同时，胜利对他在国内外事务的判断上产生了一种清醒的影响。11月底以前，他一接到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建议在怀特岛(也许是泽西岛)会晤的联名电报，就认为他必须前往，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他也必须作为整个美国的代表与会。他自问，如果他未经授权向他人许诺他的国家的保证，或者如果他以他的国家的名义答应的事情后果不佳，他在历史上将处于何种地位。因此，在胜利的容光焕发中他呼吁美国参议院，以他们最强有力的议员组成代表团(适当关注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多数)以加强他的力量。他说，“我无法预计今后几年里党派事务将怎样发展，但是任何事情的重要性都不能与我们在和平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和我们战士在战争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我们已经违反我们的愿望，违反我们的整个传统，被拉入欧洲事务。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进入的，我们也不会不载誉而归。”

克列孟梭(对自己)说：“我必须考虑到法国的长远安全。这不仅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还要依靠我们曾经保存下来的奇迹。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帮助过我们，我们已脱离致命的危险境地了。我们绝不能指望再有这样的帮助了。法国再过一千年也休想再见到这种幸运的时机了。现在是与德国修好和结束几百年来的争吵的最适当时候。我们不如他们强大，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我们现在作为战胜国还要把他们扶起来。”

至于劳合·乔治，他说：“历史将评价我的一生，而且不会断定我碌碌无为。为了赢这场战争，我毁损了我借以上升和立足的每一种政治基础。然而毕竟生命短暂，而且所有要紧的措施均不会在最重要的时刻落在处理一般事件的水平以下。英国人民有良好的记忆力，我应当相信他们。”

就这样三人在停战后三周内在怀特岛(或在泽西岛？)会晤，一起决定为了使世界在持久和平中重新举步前进而应采取的实际步骤。

同时，美国参议院代表团直飞巴黎，访问了他们在前线的军队。

当三人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各自发觉一致同意不许把国际联盟建成为一个超级国家，而必须把它建成为在世界所有勇敢和健康的国家之上的一个具有超级职能的组织。但他们明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植下一棵树，让它随着岁月流逝茁壮成长。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大约于1918年12月1日举行)上，他们同意国际联盟必须包括世界上所有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决议。威尔逊说，“我可以代表美国讲话，因为我得到了两大政党的支持，我自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劳合·乔治说：“我代表不列颠帝国说话，而且是得到全体自治领总理的支持的；此外，阿斯奎斯先生和博纳·劳先生一致同意支持我，直到所有问题得到解决，到那时我坚定的决心是退出(我不愿说永远退出)国家事务。”

克列孟梭说：“我75岁了，我就是法国。”

他们都说：“建立国际联盟不包括俄国不行，俄国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布尔什维克不代表俄国。他们代表了一种有关人类事务的国际构想，这种构想同我们认为是文明的一切事务迥然不同，实际上是对立的；但是俄国人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站在我们一边，单就这点而言，他们的国家也应有表述自己意见的公正机会。”

于是他们在第二个决议中同意：必须使俄国人民能够选择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以把目前的问题提交给该机构。

因此他们派人去请福煦元帅并问他，“俄国问题怎么解决？”

福煦回答：“没有很大困难，那里不需要打大仗。渴求在事态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几十万美军加上从不列颠(我恐怕他是指“英国”)和法国军队中抽调若干志愿军，利用现代铁路，就能很容易地控制莫斯科；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俄国三个地区。如果你们为了保证俄国人能自由表达愿望，希望你们的管辖权能包括新近解体的整个俄罗斯帝国，你们给我下命令就是了。对于我和黑格及潘兴来说，不过是再来一次3月21日战斗或攻破兴登堡防线的战斗。与此比较，这个任务是多么容易！”

可是三位政治家说：“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它还是世界政治问题。进攻俄国，虽然无疑完全做得到，但单由战胜国进行，从道义上说，此任务未免代价太大了。要完成它，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德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了解俄国。她此刻就作为文明生活的唯一保证而占领着俄国最富庶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德国让列宁自由地回到俄国，难道德国不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清理整个东部战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三位政治家说，“这将是德国的机会。这将使一个骄傲而忠诚的民族能免除战败所致的一切耻辱。他们将通过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转变，与我们大家从残酷冲突悄悄地进入自然合作。欧洲的事务，没有德国参与都一切都难办，有德国参与一切好办。”

于是他们通过了第三个决议：应邀请德国帮助解放俄国和重建东欧。

但是福煦说：“你们怎样保证法国的生存？”总统与劳合·乔治先后回答：“在14点范围之内法国的生存将由全世界讲英语的民族和与她们连结在一起的国家与民族给予担保。”

解决了所有的主要问题后，三位首脑于是转而谈到战争费用。但是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要遵守的显然只有一个原则，即牺牲均等。要同时考虑三个因素——生命的损失、财富的损失和从另一方(被认为非常重要)获得领土。他们对于以金钱来估价生命并用领土的获得抵补生命的损失的想法笑了一会儿。但是他们说，“虽然金钱无疑是一种不适合的标志，但就我们目前的状态说，它又是我们所有的最方便的标志。我们毕竟只需要一个数学公式，而它是专家在计算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赔偿款项的同时能够推导出来的。巨额财富已被毁灭，而且绝不可能修复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战败国的负担也未必很大。我们将有一种有胜利与和解的双重安全感的世界货币。为了支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有人都要在承认输赢差别的基础上做出贡献。它也许将最终成为一种世界货币的基础。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同意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把实施办法制订出来。”

接着他们重新讨论国际联盟计划。无疑，一旦各大国都成为联盟的成员国，那末单是他们的道义力量就能成为和平与正义的巨大而可靠的保证。对几乎是世界性的贸易与金融进行抵制和海上的完全禁运，这对侵略者来说更是严厉的威慑力量。信贷、食品、军火对于被攻击者是强大的防御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联盟的堂堂权威在必需拿出最后一着使用武力时绝不退缩！

不知道三位首脑中是谁首先构想出总计划的，根据该计划，世界和平现已得到极好的保卫，各国军备已日益不受重视了。但是历史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首脑会谈的第二天就决定，维护世界秩序的新手段应该以新的科学武器武装起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如果愿意，为自己放心起见，都可以有战舰与巡洋舰以及骑兵、步兵和炮兵，而且按照自己的选择花钱建造和建立；但是空战和化学作战，应由联盟和国际权威机构说了算。

当科学已经生产出破坏安全甚至毁灭整个城市与人口的武器时，当武器的作用不受国界限制，舰队和陆军都无法挡住时，此时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管理手段来使用武器。反过来也就是说，当这种新手段出现时，它所需要的新武器就可使用了。但由于这三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具有求实精神，他们立刻宣布了这样的原则及其逐步实施的办法。国联盟约上的每一个签字国都要首先把许多飞机中队奉献给联盟，用这些飞机组成一支新的空军。克列孟梭说，“事实上，我们正在复活像圣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那样的旧日骑士团以保卫文明反对野蛮。”此时总统讲了一句有点不切题的话，但记录者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他说，“肯定不缺乏建立骑士团所需要的声名不朽的骑士。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中的佼佼者创下了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功绩。让他们成为新的贵族吧！”劳合·乔治说，“无论如何他们也比每天坐在我的门阶上的那些奸商好。”

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原则上制空权应保留给国际联盟。首先是没有绝对禁止各国建立空军，但各大国的整个政策重心放在建立国际空军上，用意是随着普遍信任的程度增强，各国也就只发展商业航空，军事方面则应仅留给国际权威机构。

他们认为化学战的问题太难解决，目前只能发布命令、全面禁止任何国家进行化学战。他们补充说，“但也许有一天，不服从禁令的国家将被罚以打喷嚏，如果还不行，再罚以呕吐吧。”

在会谈的第三个晚上，当他们打算就寝时，有人问，“要是我们的人民不听我们的忠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他们所有人都说，“让他们叫别人来干。我们应该说已经尽了自己的本份。”

这个时刻我们战时具有的魔力消失了。对力量的幻想破灭了。我从我的停战梦中醒来。我们全都发觉我们还在汹涌的、乌黑的、发出酸味的冷水中游泳。

07.

对于从52个月的世界战争的熔炉中出来的所有民族及其政府(战胜国政府和战败国政府都一样)的行为，必须多多体谅。环境条件是以往从未经历过的。战争爆发时，存在种种未知的和无法估量的可能性，战争危机的洪水沿着渠道奔流，流经一定距离后人们已有所准备。海陆军将领及其参谋人员担任直接指挥；他们订有计划，虽有好坏之分，但订得无疑都是极为具体的。这些利用科学进行大破坏的计划被付之实施；第二系列的事件起因于它们的冲突。各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颁布了简洁的命令，一时间后果也就几乎自动显现出来。长期积蓄与贮存起来的巨大破坏力被释放了出来。战舰下水操作简短：几个人演讲；几个人祷告；打碎一瓶香槟酒；敲下几个系缆绳的楔子；迅速积聚了巨大力量的几千吨钢铁不可逆转地滑入水中。同一艘战舰在战斗中遭到损坏，被鱼雷炸破，伤痕累累，海水已进了半船，要想让它顶风逆浪，穿过浓雾，安全驶回海港，问题可就大不一样了。

当然，在战争结束前一年多，就已经为复员和重建制订好计划了。已有一批人脱离战斗指挥岗位，研究和精心设计一旦和平成功地实现就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领域都不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主要人物。所有其他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战争，国家的全部智慧以及它可以指挥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争取胜利和自我保存上。在自我保存方面——假设的、不可预料的、遥远的——情况并不明朗。当我们还不知我们会不会被摧毁的时候，我们与和平有什么关系呢？当整个世界还在遭受重炮猛轰的时候谁会去想重建？当追求的唯一目标是把每个人、每发炮弹都投入战斗的时候，谁会去想复员？

再说，协约国的主导思想从未期望战争在1918年结束。军队在前进，但全部思想和准备都集中在默兹河畔或莱茵河畔的春季战役上。它将是所有战役中最大的战役，那时一个星期内累计投入战斗的将是许多百万兵力、许多千门大炮、许多万发炮弹；飞机将以十万架计、坦克以万辆计；极大规模地使用新的致命机器、发明物、致死的毒气；参战国全体有战斗力的男女，在无休止激情的驱使下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一个个堡垒，在由人类精英联合组成的攻堡垒突击队的轰击声中倒塌，但见一团团尘雾腾空而起，协约国军及其器械在遮天蔽日的尘雾中，向前倒下，人则四肢分开躺下。此时和平突然降临！

英帝国除海军外，其余军兵种是逐步进入战争的。陆军兵力是一个师一个师地扩充。战线是每次扩大几英里。工业的军事化转型用了好几年时间。国民义务兵役制和战时所有难忍的法规几乎是极其缓慢地实施的。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物质领域才刚刚达到最大潜力。我们的战争努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到处可见。那些努力在最高点上能保持多久无法知道，因为在顶点上各种形式的支持力会同时消除。

是迫切需要和崇高事业巩固了27个国家的联盟，在日益增强的友谊中吸引住了27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勇士们，但如今迫切需要和崇高事业在一瞬间消失了。战争的大镰刀每年割下一刈年青人，但如今大镰刀在新的一代青年的脚下停止了。作好准备要忍受磨难的那些人，麻木地出神，对自己能从大屠场上幸存下来并不表示感激。突然，人们的意愿及命运的趋势不仅仅是停了下来而且是倒了过来。因此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向和平转变的震动要比进入战争更加猛烈，向和平转变会使我们的思想发生更完整和更普遍的剧变。

战胜国的领导者正在经受最难经受的考验。他们似乎有无上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正在离去。虽然权力正在离去，但表面上还保留余地；而且它也许可以用重大行动收回。但是时间是最重要的。随着每一天的拖延，收获胜利果实变得更难了。随着每一天过去，不但政治家的权力，而且协约国本身的权力以及她们的团结也必然衰落。她们的军队必须回国；她们的选民必定会收回自己的支配权。长期受压抑的妒忌性、宗派性和报复心理现在在每一方面都有抬头。每天仍充斥着重要和紧急的事务，每天仍受到你争我夺和各种事件的严重困扰，致使人的天性无法应付繁重的任务。这些人会听命于权力的幻想，沉缅于胜利的宽慰和屈服于工作的压力，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希望在开始新任务之前歇口气，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这样的状况：同样强硬的控制将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为克服新的困难，维持同等权力和实施制裁将继续有效。但是事实上，一半以上的指导原则在居领导地位的人还未觉察到时就已废弃了。

以前和平时期的社会结构被取代已有4年多，生活被战争魔力弄得奇特的紧张。在这种神秘的环境下，男人和女人明显地达到了超越死亡、超越痛苦和苦难的境界，任何事情都不会因太艰苦而负担不了，任何东西都不会因太宝贵而不能放弃。人们、阶级和民族之间呈现一派团结和志同道合的景象，面对敌人的压力，为了共同事业，团结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可是现在战时魔力破碎了，对于某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太迟，对于另一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则太快，但对我们全体而言破碎得太突然！每个战胜国都退回到原来的水平，恢复了它们先前的安排；但是近来人们发觉这些国家陷入了破落状态，它们的结构衰败而且脱节，组织似乎显得狭隘和过时。鼓舞苦难中的士兵和人民的无限希望很快就消失了。被人民英勇解救的世界本应充满阳光：那里工作较轻松，工作的报酬较多，那里正义与自由占统治地位，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持久和平。这种景象在战场上空闪现，在德军和土耳其军战壕后边招手，温暖战士们的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可是这种景象很快就被冷酷、黯淡的现实所取代。怎样才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呢？战争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花费了世上最强大国家全部储蓄的三分之一，付出了如此的代价，用什么方法才能引导人类进入黄金时代呢？对所有人而言，幻想在残酷的现实前破灭了。所有的男人、女人、军人和公民盼望社会有某种巨大的发展，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严重的收缩；对群众来说是物质条件的收缩，对那些——数以十万计——才智出众、身居负责地位的人来说，是发挥才智的范围和指挥权的收缩。

随着战时魔力的消失，在新的困难达到顶点的时候，许多指导和控制的特殊权力也消失了。群众的偶像、被欢呼为他们国家的救星的胜利国的政治家，在战争中获得的成就的魅力正在削弱，仍受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的光荣时期正在消逝，他们的工作几乎已经完成，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将很快跟随着被他们赶下台的敌对国家的帝王们进入退隐或逆境。

在忠诚地、辛劳地工作的群众看来，胜利是如此完善，似乎不再需求进一步努力。德国已经垮台，曾经打败她的世界联合体就要与她联合。权力分散了，世界得到解放；弱者变成强者，隐避者变成积极进取者；胜利者与战败者的差别不断缩小。极度的疲劳和厌烦支配了集体行动。虽然每一种颠覆性因素都竭力显示自己的威风，但革命的狂热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能量一样会逐渐衰减。戏剧按其进程已演毕全部五幕，历史的灯光关熄了，世界舞台变得阴暗无光，对此演员们无能为力，合唱队声音弱得几乎听不见。巨人的战争结束了；低矮的俾格米人的争吵已经开始。

————————————

*弗里尼欣，南非地名。——译者

第02章、民众

军需部的问题——工作、工资和原料——军需工业的复员——战时团结——党派政治的复活——劳合·乔治先生和自由党人——和平大会及其代表们——大选——强硬路线——全国的怒气——绞死德皇——“要他们付出代价”——支付办法——多少？——给选民的信——首相论赔偿——大选结果——大选的后果。

01.

首先我们必须按照个人的叙述线索阐述我们自己的国内事务。

11月11日下午我召开军需部会议，把与会者的注意力引向英国军需工业立即就需复员的问题。问题既复杂又令人困惑。英国的几乎全部矿山和工场都在我们手中。我们控制着而且实际上管理着所有最大的工矿企业。我们管理着这些企业的原材料供应。我们组织这些产品的总体分配。接近500万人直接按照我们的定单工作，我们的每一方面都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

当然，我们安排的组织和机构都是极具效率和极具灵活性的。我们中间精通业务的人员迄今已在某类工业领域工作了一年半，每个人都是许许多多部门的领导。他们已习惯于因战争局势变化所必然出现的意料不到的变动。他们中四、五个人代表各自部门参与任何项目，他们亲密无间，相互帮助，共同研究问题；只需几个钟点，至多也就是几天就能发出定单，通过无数分支机构顺利地往下传送。此时生产领域已经很少有什么任务不能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例如，满足50万间住房的需要看来并不比我们曾经执行过的满足1万架飞机或2万门大炮或2万门美军的中型大炮或200万吨炮弹的需要更加困难。但是在11点钟*以后一组新的条件开始起支配作用了。我们从来不认为货币成本是能够限制军队补给的一个要素，但从战争停止的时刻起人们断言应把货币成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以往军工生产工人方面所表示的几乎每一项不满，最终都从增加工资中得到了满足(让他们增加工资，让我们得到炮弹)，现在他们的工资之高迄今在英国是空前的。国家危机唤起的努力工作的强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正常能力。人人达到了拼命的程度。一旦最高刺激消失，大家也就意识到自己精疲力竭了。全面放松和回复日常生活标准已是迫切需要。没有一个社会会如此快速地耗尽人力财力。大部分情况明显是发生在高级脑力劳动者身上。他们在心理刺激下一如既往地奋不顾身。“我能工作到我倒下为止”，这在大炮轰鸣军队挺进的时候真是令人满意的。但现在和平了；以前没有觉得或没有注意到的精神或体力上的疲惫现在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每星期必须为其安排工作和发给工资的500万军工生产工人怎么办？很显然，这些人中大多数必须很快找到新的职业，好几十万人必须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超过150万妇女受雇于军需工业，她们证明自己有能力制造几乎每一样想象得到的商品，有能力挣计件工资，工资数远远超过战前最强壮的男人所挣的。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在任何已知的工业中找工作，那末所有这些妇女将在几个月内离开工厂回家。她们对生活和前景的这种变化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在此期间，大局依旧不明朗。停战不等于和平。德国兵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依然强大。复员的命令还没有颁布，近期也不会下达，当然大量士兵至多再有几个月就要返家了。庞大的战争物资计划分阶段实施。难道让它们一下子完全停下来？难道让几乎即可出厂的一门大炮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立即就地报废？显然不应再消耗新的原材料了。接通水源的龙头可以关掉。但已通过庞大体系流出的巨大流量是无法堵住的，除非将500万人同时闲置。能让他们没有工资地离开吗？从另一方面想，如果付给他们战时抬高了的工资却让他们无所事事，而让军队仍在海外值勤，只拿士兵的军饷，能这样处置吗？让这么多人员(无论给不给工资)漫无目的地在城市和兵工厂游荡，而此前一直管理他们的机构却不给以任何有意义的指导，这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吗？

好在已做了大量工作。我的前任蒙塔古先生与艾迪生博士在1916年和1917年就分别研究了这个问题。1917年春后者受命组建一个战后重建局，负责收集信息。到7月份，该局扩大为重建部，由艾迪生博士担任部长。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复员制订计划。为了清理战时合同和转入和平生产这一特殊问题，我于1917年11月任命了一个军需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由詹姆斯·史蒂文森爵士领导。这个常委会和许多下属委员会，尽管因战事而无法专心致志，还是积极履行了它们的任务，并且于1918年10月初完成了一份长篇报告。报告对整个复员问题做出调研，知道了涉及的每一步骤，知道了如何去贯彻，我们也就能够做出符合形势的决定。

我们采取折中的解决办法。我们没有立即遣散全部军需工人；对不愿意从事军需工业的或者说无任何理由而要离开的，以及其他地方能够吸收的所有工人，我们立刻全部放他们走。给工人放了长假。减少枪炮和弹药、飞机和炸药的生产，方法是取消加班、停止计件工资制和把工时缩短为正常时间的一半。由于事先制订了失业捐赠的周详计划，因而减轻了工人因削减工资所受的损失。同一天下午我们就发出了这些指示。指示包含规定普遍完成预订的战争物资中的60%，其余部分连同产地的所有物资要予以分散，由海路或铁路运输，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需要它们的目的地。战后许多星期过去了，但我们仍继续向张开口的世界倾注大量大炮和各种军事物资。这样做肯定有浪费，但是它也许是审慎的浪费。

这些安排执行得很顺利，虽然军需部两次接待了来自伍利奇和伦敦市内机关、企业等的代表团的访问，代表团的总人数达到1万或1.2人，但并未引起严重的困难和不满。数量众多的战时志愿人员如今作为“非熟练工”受到雇用，相当比例的女工逐步分批遣散回家。我们每天继续着军需工业的转型工作。许多商品的生产按事先安排的次序陆续撤消管制，此安排是关于现代工业运行的一篇富有启发意义的总结。在两或三个月内，军需部失去了大部分非常的权力，但是我忍了。如此就廓清了通向和平时期工业的发展道路。荣誉属于那一批能干的业务人员，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这次迅速的过渡。

02.

战争最重要的动机的消失，不但使人们感觉到精疲力竭，而且使人们意识到了党派政治的存在。飓风不再呼啸，潮水退去了，岩石与浅滩、搁浅的沉船残骸、捕龙虾笼和当地的污水出口，从海滨空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初战争爆发曾使不列颠诸岛陷入了派系纠纷的困境，政治形势不但荒唐而且充满危险。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爱尔兰的派别——奥林奇会(橙色团)或绿色团——的怂恿下，相互猛烈攻击，越来越不顾及对国家的后果。在爱尔兰，双方开始目无法纪地武装起来并组织流血冲突。有人开玩笑推测，即使实际流血只限于爱尔兰的土地，但爱尔兰的双方将从不列颠的各自的党徒那里得到增援。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般党派斗争将为爱尔兰大合唱的演出提供精湛的伴奏。可是在这些热闹气氛中大决战来到了。

在新出现的战时魔力下，所有的政治价值和关系立刻发生了质变，我们海岛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和永恒的一切变得占主要地位了；此时可以看到，要是有时间谈论道德教训，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共同感知和钟爱的东西的重要性要比我们的争吵高出许多倍。在不多几天时间里党派怨恨不见了。保守党领袖们急忙支持他们长期谴责的内阁大臣。对峙的政党机构变成遍布各地的招兵机构。除了少数倒霉的政客在问题弄明白之前信奉和平主义外，所有的战争反对者都销声匿迹了。北爱尔兰用偷运进来的步枪武装比利时人，北爱尔兰曾相信这些枪是自己生存的依靠。两个雷德蒙派系和整个民族主义党宣布爱尔兰赞同协约国事业，克利福德博士和自由教会领袖担任战时集会讲坛的主讲人；工会会员的绝大多数诚挚地赞成国家的战争行动。

基本上，所有这些力量在整个战争中，尤其在战争最不利的时期，一直保持绝对的、牢不可破的一致，始终坚持斗争。大臣们和政府的缺点，军事上的错误和灾难，几年的厮杀造成的长期疲劳、失望、损失和艰苦，都不曾使那些宣誓忠诚的人们失去信心。他们一起坚持到最后。但是现在胜利的目的达到了，到处人们都松了口气，四处环顾之后看到了自我。

自从1915年5月以来，一直是联合政府执政，但1916年第二届联合政府与上一届大大不同。保守党虽在下院处于悬殊的少数，但却获得了明显决定性的优势。劳合·乔治先生得到了工党正式代表的支持，后者成为了他的政府的伙伴；但自由党领导人及其绝大多数党员则在阿斯奎斯先生的控制之下。支持新首相的自由党大臣及其阁员，可以以他们各自的选民的名义说话，但不能声称正式代表党的集体。在战争时期没有人为此费神。在下院不论发生什么分歧，都不是由于党派感情，而是由于个人忠贞程度的不同，此外唯一关心的则是怎样才能最好地保证取得胜利。但是从停战时刻起，自由党内的形势对于首相来说成了具有实际和紧迫意义的问题了。他偏离自由主义的正统道路太远了：人们知道他是征兵法的主要作者，他曾举起他的手以显而易见的敌意威胁诚实的反对者；国家需要时他曾毫不犹豫地亵渎和践踏自由党的感情；他曾把他的老上司、自由党内有名望的领导人和他几乎所有的老同事赶出政府和所有指挥战争的职位。他们自然会采取不同于兴高采烈的群众的观点来看待他个人对胜利做出的贡献。他们怀有敌意，他们有工作能力，消息极为灵通并掌握党的机器。在战时被用来反对劳合·乔治先生的一个重要部门揭露，在自由党党员中有109个顽固的反对者，而议会拥护者则是73个。此外可以肯定，和平条约签字后，工党将正式召回工党代表，退出政府，从而留下忠实和坚决支持首相的保守党。它是一个十分坚强完整的组织，但与他已毫无联系。因此党派政治从再次超越政治意识的界限的那个时刻起开始抬头，劳合·乔治先生在声望达到顶点时地位却变得特别不安全了。

可是在目前，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维也纳大会的历史画卷在政治家的心头升起。巴黎成了世界的中心，一俟紧迫的国内事务能顺利办理，各战胜国的所有主要政治家都打算前往或急于前往巴黎。劳合·乔治先生面临的选择颇使他左右为难。他的得力助手显然必须是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先生。巴恩斯先生必须代表工党出席。暂定的各国代表团人数，为方便起见限定为3人，而这就满额了。可是还有两位要人也必须加以考虑，他们的性格和处事作风十分不同，却又都有恃无恐。第一个人是诺思克利夫勋爵，他一手握着《泰晤士报》，另一只手握着无所不在的《每日邮报》，此人自忖至少并不比任何政治领导人逊色，而且似乎准备维护自己的要求，或愤恨他们那种很少直率表示的冷漠态度。大选即将临近，鉴于报纸要听从报纸所有者的命令，这些大报的高明和有助益的行为，对于首相似乎是一个严肃的因素。但任命诺思克利夫勋爵为和谈代表，使其地位高于外交大臣贝尔福和不列颠帝国的所有首相，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

另一个人是自由党的领袖。阿斯奎斯先生在下台时和下台以后坚决拒绝考虑在劳合·乔治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甚至拒绝考虑与他共事；劳合·乔治与他的朋友们往往把那种表示当作极大的冒犯。然而在紧随胜利的几个星期里，有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意作为他的党的首脑参加缔造全国和平的工作。这一变化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加强首相的地位。和谈必然持续许多个月，首相与自由党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不至于消除不了他们间的不和。阿斯奎斯先生本人的才能对和会也会是非常宝贵的贡献。另一方面，他的参加会进一步激怒诺思克利夫勋爵。权衡有点不协调的这一切，劳合·乔治先生决定不扩大代表团的规模，不超过已经各大国一致同意的限额。

我可以肯定，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的决定也是一个错误。他并不真正了解保守党；他应该立即想到会失去工党大臣；他此刻就有与曾给他很大帮助的领导人改善关系的机会和重新团结自由党的有影响人物的机会，单凭与自由党的团结他也能在和平时期满意地工作下去。所有政党在和平条约上的联合具有国家的重要目的，这远比对所有的个人考虑和政治考虑重要，要充实协约国会议没有人比阿斯奎斯先生更加合适。我们应该有较威严的代表团、较好的条约和国内较友好的气氛。

在这些微妙问题尚未解决之际(首相也许胸有成竹)，首相决定立即请国民公决。他赢得了完全的、绝对的、巨大的胜利；胜利超出最热烈的人、最坚决的人、最苛求的人的梦想。全国人民渴望欢呼“这位平安地渡过暴风雨的舵手”。但是那位舵手竟离开了那些焦急地等待和平时刻要向他提出质问的、因昔日受了委屈而忿忿不平的伙伴，离开了他的不曾真正给予同情的保守党人，转向以选票表示自己感激之情的广大选民，这不令人惊奇吗？

关于这次大选，我属于提供咨询和赞同的人。我想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去解决把军队运回国内并予以遣散的问题，当时国内和海外的军队接近400万人，同时我们还要解决重建我们的工业和订立和约的问题。此外，我在战争紧张时期恢复了与保守党和与我年轻时的几个朋友的密切联系，是在目睹了过去众多不可调和的党派争吵被战争大潮冲得无影无踪以后，我才想回去找寻他们的。试图有序地恢复和复活战前旧的党派争论和甚至在原来不存在的地方制造不和，这种想法是荒谬和可恶的。即使我采取相反的阻止行动，事情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因此我随波逐流。但是就正直而言，是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的。

根据宪法来说党派之争是无法阻止的。议会本该任期5年，但现已持续8年了。按照新通过的改革法案选民人数已从800万增加到1200万。人民和军人顽强地支持战争，有权决定怎样使胜利早日到来。但是立刻进行大选将产生最原始的政党问题。保守党在下院为少数派已有13年，在现在将要解散的议会中大约只占100席的少数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确信，他们的好时光已经到来。他们相信，战争的经历和激情对自由党的原则与理想的影响一直在减弱中；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与理想已被发生的一切宣告为无效，证明为空想；他们知道，劳合·乔治先生与阿斯奎斯先生之间的争吵已使自由党彻底分裂了；最后他们知道就首相的个人威信而论自由党人具有绝对的优势。那末保守党人怎能答应达成协议来保卫所有的自由党席位呢？这样做不但会迫使保守党人自己在新的议会里成为少数，而且使整个大选成为一场滑稽剧。保守党在所有选区都有候选人参加竞选。显然，强硬路线必须在那样一些人中间划定，即他们在可怕战争年份做出了主要努力又承受了苦难。决定进行大选就不可避免地要划出这条线。那末这条线具体该划在哪里呢？对在任议员采取的试验，反映在莫里斯将军提出的选区中4月份的投票状况之中。在那个场合阿斯奎斯先生的所有追随者都被认定是反对派。用竞选活动中粗俗的语言来说，一个自由党议员或候选人，即使他曾经在大战中打过仗、受过伤或者失去了一个或二个儿子或兄弟，或在所有方面都忠诚地支持国家事业，人们也绝不能让他沾胜利的一点儿光，甚或要控告他妨碍了胜利的来到。信是由劳合·乔治先生和博纳·劳先生写给公开表示支持联合政府的人的，后来有人用战时配给制的行话把这些信说成是“赠券”。这些人中包括当年跟随劳合·乔治先生的、现在称为国家自由党人的158位自由党议员和候选人，其余的人受到了有力的攻击。这一切后果是最初做出此刻举行选举的决定中必然会有的，只需根据主要问题做出判断。

可是当大选到来时，它却可悲地使英国的威信降低了。首相及其主要同僚在各自的选区吃惊不小，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遇到的选民的热情所压倒了。不为任何困难吓倒的勇敢的人民所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流露出来的感情被流行的报刊激得大怒。残废军人黑黝黝地充塞街头。回家的战俘向大家倾诉囚禁和必需品匮乏的困苦往事。每一个村舍都有阵亡将士。对被战败的敌人的仇恨，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的渴望，从深受伤害的几百万人的心头急速升起。在战争中工作做得最少的那些人，在详细研究如何惩罚战败国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最出色的人。此时我突然看到一份警察的报告说：“各阶级的人的感情相同，甚至几周前鼓吹和平的人们现在也说，‘德国人应为其破坏造成的损失偿付每一个便士，即使这样做会要他们偿付一千年。’”在我自己的邓迪选区，尊敬的、正统的终身自由党人要求给战败的敌人最严厉的惩罚。在全国范围内最激烈的是妇女，她们中有700万人是第一次参加投票。国家政策和民族尊严迅速陷入这个突发的骚动中。

从大批人群中立即喧闹地提出三个要求，即绞死德皇，取消征兵和要德国人偿付到最后一个铜板。

在征兵问题上首相和战时内阁最初努力想作相当的保留。眼前已经有了因没有国家军队而遭受损失的教训，因此放弃刚刚以无与伦比的代价建立起来的武装，重新树立所有障碍——这些障碍曾缓慢地、困难地被推翻——来反对义务兵役制，是极端轻率的。保持有点像瑞士制度的一种国民军组织的想法，政府肯定在考虑；但一与选民接触，这个想法在提出讨论之前就被抛得无影无踪。到处高呼消除一切强制行为，各地的候选人乐意赞同民众的愿望。尚未以任何正面方式表态的内阁人员，急忙掩盖和忘掉他们曾经并不认真考虑的危险的放弃义务兵役制的信念。大选前一星期，人们决定英国应恢复少量职业兵，她就是用这种军队进入战争的。

绞死德皇的要求得到了新闻界的强有力的支持，大臣们异口同声表示同意，在官方圈子里首先由寇松勋爵提出。辛辣的巧合使人想起王尔德描写的猎狐故事中“追猎不可食用的动物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但无可怀疑这个要求同时也在广大民众中形成了。有4年时间德皇被各种宣传工具所辱骂，其罪恶野心和邪恶愚蠢使世界蒙受了可怕的洪水般的灾难。他应对所有屠杀负责。为什么他不应因此而受惩罚？为什么平凡的士兵因精疲力竭在哨所入睡，或因受伤和长期作战致残而开小差离开战线时会被处死，而这个养尊处优的恶棍使每个家庭处于黑暗的笼罩下，却被允许逃脱惩罚，过富裕和奢侈的生活？我们有陆军；我们有海军；我们有协约国；英国的手臂很长，它能在德皇所在的任何地方找到他，处死此人是愤慨的世界的正义之举。工党在战时内阁的正式代表巴恩斯先生在公开演讲中说，“……前面提到德皇……我赞成绞死德皇。”

首相从一开始就明显受这些舆论的影响。当帝国战时内阁讨论这个题目时他的两次发言均措词激烈。他不但在竞选演说中而且在面向整个和会时表示，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务必使敌人交出皇帝，把他交付审判并处死。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坚定地认为，国君对国家行为的责任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人们似乎认为，绞死德皇是立刻恢复自己的尊严与自己的世界的最好办法。公众的愿望最初显然不是预期举行一次审判。但是显然，对于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对于被告的个人责任，律师必须有发言权。这样做，前景将漫长而模糊。

我发觉，当我的意见正式发表时(11月20日)我竭力主张此事应慎重仔细。“在正义与法律基础上，很难说前德皇的罪比他的许多顾问更大，或者比支持他发动战争的该国议会更大。很可能对前德皇提出控告后将发现这场诉讼维持不下去，反而造成严重的僵局。”

可是，邓迪市各阶层和各党派认真地和坚决地要求绞死德皇，因此我被迫支持审判德皇的主张。我评论了英国正义的基本原则，即每个人不论他的罪恶有多么深重、他的过失多么明显都有权得到审判，当然是公正的审判。我们一定不可忽略定罪和惩罚罪恶，这是普遍的特点，否则将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水平。这个论点被牢固和确实地接受了，尽管接受得缺乏热情。自由党人在惩罚德皇问题上与联合政府的拥护者所持的观点不同，《每日新闻》发表看法说，德皇只应该“在与被判处缓刑的杀人犯同样的条件下被监禁”。然后他们急忙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比处决还要严厉的刑罚”。这些扭曲的说法从任何观点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整个大选的症结是德国对战胜国的赔款。“绞死德皇”是个感情问题，而“要他们赔偿”则要事实和数字。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能付多少？大选、公众要求、大臣的承诺都不能决定这个问题。没收德国人在海外的财产和要求缴出德国人手中全部黄金是容易的。此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赔偿只能用货物或劳务结算。这些货物或劳务可以直接给予债权国，或者可以交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绕道和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运到其目的地。但是没有任何方法能改变这种处理办法的简单性质。德国人制造的东西必须用轮船、火车或马车运出他们的国家，必须直接或间接作为他们偿付的债务接收。现在德国人在一年中能制造的货物量超过当时德国拥有的运载工具能完全运出该国的载运量，而由此留下来的货物量远远超过包括债权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愿意接收的数量。例如，德国人能够也乐意开始重建被他们的潜艇击沉的全部船舶，但要是他们这样做对英国造船业会发生何种影响？他们无疑能够生产各种工业品；但肯定地说，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的所有民族工业被国家大规模扶植的倾销而摧毁才来打这场仗的！他们能够无偿地输出煤，而且此后的确是定期输出了，但是这么做看不出对英国煤田有什么好处。他们能向中立国输出，只要他们能用自己的货物引诱这些国家欢喜，然后把由此应得的货款以其他货物的形式在有机会时逐步转移给协约国。

下面要谈的是劳务赔偿法。例如，所有商船可以配备德国船员，以德国人的费用运送所有人的货物，直到进一步公告，取得全世界的运输业务；或者德国人可以成千上万地大批涌入法国和比利时，用他们的劳动建造遭到毁坏的房屋并重新耕种荒芜的地区。然而，由于德国人刚被对方以极大代价从那些地方赶出去，而且留给人们的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最后回到故乡废墟的这些地区的居民，根本就不想这么快再次见到德国人的面孔或听到德国语言。在所有这些方面是有一些事情可做，但是即使对经济状况最缺乏理解的人也都清楚，做这些事情很快会达到一个不能被超越的极限，一个无知和激情不能克服的极限。

在许多个月后损失赔偿费的清单减少到60亿和70亿英镑之间。这个数字在大选时不为人知。如果公诸于众，必定会被认为荒谬而予以拒绝。德国通过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以及限制资本利润，无疑有能力支付这一巨额赔款，但是德国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将使自己成为市场上无敌的(没有利润的)竞争者。即使这样，所得的结果也只能抵偿所造成的破坏的一小部分。在往昔，征服的军队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它蹂躏的土地上搬走所有能移动的财产，在古代，征服者驱赶可能有用的全部男女以奴隶身份与他们一道走。有时多年或永久地勒索某种贡品。但是现在可以期望获得的东西，规模大大超出上述比较简单的做法。即使最一般的现代规模的赔偿支付，也得恢复和维持德国最高级科学生产状态和最高级商业活动状态才行。可是那些吵吵闹闹地要求巨大赔偿数字的人，也是最先建议以种种办法严重损害德国商业和工业的人。

上述议论，一些人认为不合时宜。说这些陈述暴露了亲德立场，应受指责，或者说，说这些话的人充其量是个智力低下的人。不但普通选民有此看法，而且各种财政和经济专家以及实业家和政治家也有这种看法，那都表明，他们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意或有意地视而不见。

没有人比首相更了解这个问题。他就这个主题对他的同僚所作的第一次陈述(11月26日)，对上述那些论点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节录。财政部的一个委员会中①一些精通该部业务的官员们已提出报告说，总计现值20亿英镑分30年付清，可能是德国要赔偿的合理而且实事求是的总数。这个不受欢迎的数字受到了尖锐的指责，于是帝国战时内阁建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审查这个数字，我与其他内阁官员参加会议，专此各抒己见。当我面对邓迪区选举人时，我坚定地支持财政部的估计数。我尽可能地肯定此数有理。“我们叫他们支付赔偿，”(欢呼)。“我们要叫他们支付巨额赔偿。”(欢呼)。“他们在1870年向法国勒索了巨额赔款。我们要叫他们的赔款达到这个数的10倍”(持久的欢呼)。“(2亿×10=20亿)”。人人兴高采烈。直到第二天这个数字才开始被仔细审查。此时从一个重要的商会发来一份虚张声势的电报说，“在你的索赔数字中你没有漏写一个零吗？”当地报纸各持己见，数值攀升。120亿、150亿，这些是昨天还十分满足于20亿的男男女女到处喧嚷的数字，而且无论如何他们还不准备接受这两个数字。数字在压力下天天上升，“如果我们能得到更多当然更好”；我则坚持我的20亿，这个数字尚未受到非难。可是整个国家主张用最失去理性的数字。一位被指责为缺少活力的大臣甚至说，“我们应当把德国柠檬榨到里边的核吱吱作响为止”，许多自由较多而责任心较少的平民候选人，则随波逐流。

就平时闲谈而言，我不能自称未受选举潮流的影响。但为了说明我有可信的资格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兹刊印两封在大选时我写给有影响的选民的信如下。

1918年11月22日

我同情你们的感情，即我们绝不允许我们失去全部胜利果实。但是当你们说，我们应当将1871年德国人强加给法国的同样条件强加在德国身上时，你们认为你们是完全正确的吗？的确，德国强行并吞阿尔萨斯—洛林，违反住在那里的人民愿意留在法国版图内的意志，这是这些年来在欧洲一直起作用并导致目前巨大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现在割取住着愿意留在德国的德国人所居住的德国几个省份，压制他们在外国政府统治下生活，我们不就是冒险犯1871年德国人犯的同样罪行，这不是会带来一系列同样的不幸结果吗？

再说关于战争赔偿之事，我完全主张要德国人付出他们能支付的一切。可是赔偿只能采取三种方法中的一种，(A)黄金和有价证券，这些只是沧海一粟。(B)强制劳动，也就是德国人以劳役形式来为我们和协约国工作。这会要我们的人民省出面包让他们吃，此外我们不希望有这些德国人在身边。(C)用货物支付，这一点我们务必小心，德国人用货物支付，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工商业。那样做，我们就是在实行通过条约引发我们的制造商采取敌对态度的那种倾销了。有些协约国向德国要求赔偿，也就是要他们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坏进行赔偿。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20亿英镑。他们没有要求德国人支付战争费用，我知道这个数字计算出来是400亿英镑。为什么他们不索取后一个款项，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人完全不可能支付，再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拟订的条约，以后将发现毫无价值。

更概括地说，我认为指挥这个国家取得惊人的胜利和迫使德国接受严厉的停战条件的政府，有资格索求一定的信任，有资格要求目前准备一起开会的协约国政治家应该得到信任，他们具有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优越的知识与经验，应该为世界的共同未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坚决保卫我们为之战斗并以其名义进行征服的那些伟大原则。

另一封信是：

1918年12月9日

如果我们准备在欧洲建立的和平，如我相信的那样，将促使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促使那些长期被任意分裂的同一种族的分支重新联合，促使边界的划分大致符合大批同族人群成片居住的原则，它将永远消灭大多数可能引发战争的起因。随着战争起因的消失，战争症状也就是军备也将逐步和自然地消失。

我只能认为，我们有许多事要感激未来，还有更多的事寄希望于未来。

专心致志于大选混战的劳合·乔治先生扮演了环境嘱咐他做的角色。他处在从全国和全欧来说都堪称威严的职位上，绝不应当应邀到讲台前连夜发表演讲。最最严峻的考验是抵御几百万喜悦和赞美的支持思潮。此时他应当对自己、对自己的工作和处境的优越性具有更大的信心。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他完全有把握说一些适度克制和大度平静的话。不仅如此，对过度的希望与要求泼一点冷水和发表少许乏味的声明，这样做在当时不管怎么不受欢迎，都是慎重的，过后将是值得珍视的。他试图尽最大努力。他的演讲很快就远远落在公众要求的后面。有两次(一次在妇女大会上)他几乎被吆喝下台。在各种事情的急速发展中，他尽力使用与盛行的观点协调一致的语言，使群众感情和报刊的合唱满意，但他的讲话每一段均包含某种防范性词语，有某种保留，这些话后来体现出他的政治家风度。

在赔偿的实际数字上首相审慎地含糊其辞。帝国战时内阁委员会在大选时就德国支付能力提出报告。报告主要根据英格兰银行总裁坎利夫收集的全民证据，他们赞成让“敌国”(不单是德国)每年支付的赔偿数不少于12亿英镑，即240亿英镑资本的利息。劳合·乔治先生是在布里斯托尔发表演讲时得到这份令人吃惊的报告的。他不接受这个数字；而且尽管一方面有公众的激情，另一方面有英格兰银行总裁的意见，他还是发表了一篇克制和慎重的演讲。必须使德国付出每一个便士，要建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她究竟能付多少。要收缴最低限额以上的部分。感到厌倦的首相向欢天喜地的群众发出这样一句话：“他们必须赔偿最后一个铜板，我们将为此搜查他们的口袋。”这句话盖过了他所说的所有限定条件。“搜查他们的口袋”一时成为口号。

首相从帝国战时内阁得来的数字并向帝国战时内阁推荐的实际决定，将经受时间的考验。“努力从德国获得她能支付的尽可能多的赔偿，既不影响不列颠帝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世界和平，又不影响为收款而派军队占领德国。”

除这些问题外，大选改变成了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压倒性信任投票。凡得到他祝福的几乎所有候选人都当选为议员；凡不寻求或不接受他祝福的几乎所有候选人都落选了。为了收集军人选票，选举结果延迟一个月公布，当结果宣布时，人们发现，他在自由党和工党中的反对者只有90人取得下院议席。同时爱尔兰选举也把民族主义议会党逐出了议会，由于新芬党人抵制大选，帝国议会中没有了爱尔兰代表。

首相发觉宪法规定他有5年任期，选举主要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深得人心，发现他是包括下院近六分之五议席的多数派的首领。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由党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反对他的那些人全被除去了。支撑他的136位自由党议员都与他们党的基础割断了关系，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依靠保守党的支持，劳合·乔治先生只是由他个人的短暂的威望支撑着。只要这一点能持续下去，他的地位和权威是不可挑战的，但是将持续多久呢？

此外，在欧洲的更大范围中，竞选活动的吵闹显著地削弱了不列颠的尊严。苦难年代的完美无缺的民族风度——在恐怖和厄运中表现出忠诚、冷静、自我克制和同情心——遭受了十分庸俗的污染。不列颠全权代表不是从威严的战场，也不是从庄严的会议室，而是从议员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吵闹中出发前往和平会议的。但是在账户的另一方面也有可靠的实实在在的资产；我们有新的议会，其中绝大多数准备支持面对艰巨任务和杂乱状况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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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11时伦敦大本钟敲响，英举国欢庆对德战争的胜利。——译者

①以凯恩斯先生为主席。

第03章、复员

“战争结束了，老战士静坐着，

整个世界忙于护理创伤；

整个世界，阴沉而可怕，

它嘲弄着征服者凯歌的轻快旋律。”

——拉迪亚德·吉卜林

新政府的组成——在陆军部——陆军中的严峻形势——补救办法——新制度——危险的插曲——无法预见的因素——加来哗变——近卫骑兵队检阅场——青年卫兵——退伍军人的行为——封锁——普卢默勋爵的急电——德国战俘。

01.

新政府于大选结果公布的第二天组成。我事先得知首相的允诺，他将尽早恢复内阁政府的旧体系。这个允诺没有立即实现。战时内阁五成员似乎不愿意削减他们的权力，他们原来是掌握一切决策大权的国务大臣和其他大臣，在理论上是都应服从他们指挥的。事实上恢复正常的宪法规定的惯例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但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了。

首相不动声色，很快就改组了政府。他在一次就各主要问题发表谈话后对我说了一席话，“你想去陆军部还是海军部，拿个主意，明天就告诉我。不论你去哪个部，你都可以把空军带上，我不打算把空军设为一个单独的部。”

当晚我在布莱尼姆度过，在那里接受了海军部加上空军部的任命；但当我第二天下午到达伦敦时，我发觉情况发生变化了。陆军的怒气和复员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焦虑。我不能拒绝首相叫我去陆军部的希望。该项新职务是在1月10日宣布的，15日我离开军需部，开始负责陆军部的工作。我立刻面临着极为紧急的局面。

1917年夏季，一份复员计划草案，部分按照陆军部的思路、但主要根据文官的意见拟定了。其主要目的自然是重新开始建设工业，对于军队的情绪与纪律问题本身没有给予适当的重视。1917年6月这个计划交总司令部讨论，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立即批评该计划“对军队纪律最不适合和最有损害”。但是各文职部门的观点战时内阁一般都是确认的。这个计划在持续的战争危机期间被束之高阁，但一停战就迅速有力地付诸实施了。

根据这个计划的逻辑，第一批要复员的人员是被称为“关键人物”的人，也就是国内雇主为重新开始各种工业生产而需要的人。因此，这些“关键人物”就从所有的军队单位中成千上万地挑出并急速渡过海峡回国。但是这些将要第一批回国的“关键人物”往往是最后才出国的。他们在军需工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要他们留在国内，直到1918年3月21日以后军队的需要变得极严重时才出去。实际上这也是制度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弊病。有幸能够拿出国内雇主发来的函件和电报，说明雇主要给他们就业岗位、需要他们服务的人，将立即解除兵役。有权势的人无需很长时间就能获得此类证件。几千名当时在国内休假的人实际上就被允许不再返回部队了。没有这种有利条件的普通士兵，眼瞧着晚来军队的同伴匆匆回国，在英国获得了属于他的工作岗位或属于某人的工作岗位，而自己多年来领士兵军饷，屡次受伤，又屡次被送回战场，却还将留下，历尽艰险，直到国内所有肥缺全被分光，空位全被占满。战士对公正感到寒心，而冒犯公正是危险的。结果，所有战场上我们全军单位的纪律都迅速地同时瓦解和败坏。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战斗部队而言是不能容忍的。

在我接受和正式就任新职位之间的5天里，我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我不再怀疑我应采取的行动方向。海峡两岸已经发生兵变和骚乱。特别是1月3日在福克斯通发生了一次兵变。埃里斯·格迪斯爵士新近接替斯马茨将军处理重新发展工业的事务。我进入陆军部几天前，通向大楼的途径被满载违抗命令的陆军后勤部队士兵的几辆卡车堵塞，他们强占了这些卡车驶来伦敦。在每辆卡车车身上都画有从《每日快报》的连载漫画上借用的传奇故事，“不上车就滚开，格迪斯。”严重违纪和一阵阵极不耐烦和愤怒之至的情绪在这个优秀的部队蔓延开来，而该部队在最严重的战争压力下也从未畏缩过。

如果原因单纯，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我唯一的困难在于，必须得到其他人的同意；我唯一的忧虑是，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在就任新职前曾经坚持，陆军国务大臣在影响军队纪律的事情上对全部文职部门有最后决定权。在现在已经形成的形势面前，这一点不容否认而且必须获得迅速的承认。

我毫不迟疑地提出如下政策：

第一，原则上，士兵只应按其服役年限和年龄从前线退役。在前线服役最长的第一批复员，受伤3次或3次以上的立刻退役，人人必须根据这个次序等候轮到他的机会。

第二，陆军的薪饷必须立刻提高到战时军饷的2倍以上，以便缩小军、民就业报酬之间的差距。

第三，在战场上仍需保留必要的军队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复员经历了最多战斗的士兵，8万名曾受训练但未离开过我们海岸的年轻孩子，必须强制保留两年服役期并送往海外。

在我从法国召回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热忱支持下，在陆军持续和日益增多的复员中，我从战时内阁得到了必要的权力。但是这个工作需要花一段时间，而首相在法国。博纳·劳先生虽然能够行使广泛的斟酌决定权，他还是把重要问题提请首相处理。战时内阁为要在战后向议会提出新征兵法案这个想法而忐忑不安，大选过后它对这个想法表示了相当强烈的嫌恶。财政大臣自然关心增加军队薪饷所会引起的沉重的费用开支。没有时间讲究繁文缛节了，我与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官、现任副官长的乔治·麦克多诺爵士商量后，决定带他去巴黎，1月23日我要求首相批准已经提出的计划。24日早上我们与劳合·乔治先生共进早餐，然后陪伴麦克多诺去法国外交部参加和会，又同他回来一起进午餐并讨论整个局势。我指示副官长起草两份体现由首相作决定的陆军命令，到下午6点钟交给我。首相批准了这些命令，我指示副官长乘午夜火车返回伦敦，尽量少耽搁时间，尽快发出陆军命令，命令中增添可能需要的陆军部意见和陆军会议指示。他照此办理，1月29日颁布了54号陆军令(关于继续服兵役者外加酬金)和55号陆军令(关于占领军)。第一份陆军命令的题目解释了它的内容。第二份命令宣布政府重建正规军之前保持占领军的意图，并制定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军官和士兵或者留在部队或者复员回家。同时发给相应的皇家付款凭证。

我为所有在岗位上的陆军用他们能懂的语言写了一份解释，它与陆军命令同时正式发表。内容包含陆军部在1919年间有关军队的各方面的政策。此文件必须严格地、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

关于占领军

陆军国务大臣的说明

1.11月11日当停战签字时，英国陆军中接受薪饷和定量供应的不列颠帝国军官和士兵约有350万人。从那时起在已往的两个月中已有75万余人复员或退伍。已经采取的复员制度着眼于恢复国家工业，送回国的人员根据行业的紧迫性的次序予以安排。无疑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将继续采取这个做法。可是，现在不但应考虑工业需要，也必须考虑军人需要，这样的时候已经来到。

2.除非我们让胜利果实成一纸空文，不考虑我们的协约国家，丢弃我们付出如此之多的代价和克服如此多的困难所赢得的一切，否则我们必须在今后许多个月为占领敌人领土提供军队。这些军队必须强大得足以坚决迫使德国人、土耳其人及其他敌人遵守协约国命令的公正条件，我们必须与法国、美国和意大利一起提供占领军，负担我们应尽的一份义务。这些军队的训练与纪律越好，承担这项工作的人越少。因此我们为了令人满意地结束这场战争，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精锐的、自觉遵守严明纪律的军队，这支军队将保持英国陆军崇高的声誉，确保我们正当赢得的东西不会成一纸空文。这支军队将远比我们现在的军队小。事实上它将只有我们在战争中使用的大军的四分之一。

3.知道福煦元帅意图的我军指挥官认为，不超过90万人的全部各级官兵和武器足以在这个过渡时期里保卫我们的利益。因此，当这支新军已组成和正在组织时，战争停止时在军中服役的250多万人将搭火车和轮船以最快速度遣返回家和去工厂做工，由军需官结清他们的账目，换句话说，在350万人中建议暂时保留90万人，尽快送走所有其他人。

4.我们应当怎样选择其中90万人来执行上述任务呢？已决定予以遣散的人，显然应当尽快回家重返我们的工业工作，因为不尽快遣返，他们将脱离他们在军队中的生活资料，将让出给他们的给养和退役补助，这势必造成大量失业。但是当要将一些人留在军中组建占领军时，选择就不能单以行业为理由，它必须大致上符合公平与公平的原则。服役长度、年龄和受伤次数必须是一个人有无资格退役的主要考虑条件。因此，新占领军将首先由下列人选组建：1916年1月1日以后入伍、年龄在37岁以下、受伤不超过两次。如果某人必须留下，则此人必定不是年纪最大、来到前线最早和受伤次数最多的人。

5.我们把这些清晰明白的规则作为我们的主要指针。按照尽可能仔细的计算，复员人数约为130万，除此之外打算用以组建占领军的为90万人。倘若，如我们十之八九会碰到的那样，我们发现，我们在各种类别中按条件留下的人多于实际要求，那末在照顾一定数量的特别重要和值得同情的人员外，我们应继续削减到90万这个数字，首先留下者的年龄应降低到36岁或到35岁，其次送返受伤两次的人，然后再降低年龄到34岁。

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将不再需要保持90万这么多的军队，有可能继续削减，削减的原则是遣送年龄最大的人。可是，当战争目的最终达到时，留驻到最后的各师将作为单位集体回国，他们将进入与他们有关的英国主要城市。

在有资格返国人员中愿意在占领军中一次服役一年的志愿者，只要他们身体合格，其他方面适合，他们将被接受；现役的年轻士兵将从国内派往海外，如今轮到他们服役，尽他们应尽的义务了。所有这些人将接替年纪大的士兵。这么做将能使年龄限度进一步降低，年纪较大者将被送回家。特别是现在国内的18岁和稍大一些的年轻士兵组成的69个营，将立即被送去帮助保卫莱茵河桥头阵地。他们的抵达将使相等数目的年龄大得可以做他们父亲的人回国，而他们自己将有机会看一看现在由我们占领的德国省份和英国军队在那里赢得不朽美名的战场。

6.新占领军将从2月1日开始组建，希望组建工作在3个月内可以完成。那时将有两种穿卡其军装的人，即组成占领军的军人和准备复员的军人。将250万不再需要的人送回祖国或者说遣散，为此需做每一件可能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必须耐心地等待轮到他们的时候，同时他们必须模范地尽心尽责。任何已被决定回国的人员，若犯任何形式不服从的过错，除了其他惩罚外，将把他的名字放在回国名单的最后边。每个人必须最严格地尽自己的职责，否则就没有办法使这么多的人迅速回国。但是应该认识到，在占领军中服役是因国家的需要对一定层次的公民的特别要求。因而占领军的报酬没有实实在在的增加，每个官兵从他张榜公布进入占领军之日起将领取奖金，并补发从2月1日起的应发数。

………………

9.占领军将作如下划分：

基地军：远北独立分队

莱茵军：直辖殖民地和印度警卫部队

中东军

………………

12.上述安排似乎是1919年时所设计的最好方案。可是在这一年里，我们必须改造原不列颠正规军，以便在志愿基础上提供印度、埃及、地中海各要塞和其他国外基地的海外警卫部队。

人们相信，早时志愿参加对德作战的大量战士在恢复平民自由生活时，有机会环顾各种问题，志愿参加正规陆军的办法将很快就有所改进。印度的地区防卫营和在遥远战场的各种独立分队的人员换班，现在需依靠这支军队的重建。因此将作各种努力以招募和重新聘请的方式加快它的组建。

13.现阶段没有必要决定战后组织国家本土防卫军的条件。有许多更紧急的问题首先应予解决。

14.陆军部现今就解决目前形势中的许多困难和保卫英国利益的整个计划，向陆军和全国公布；本计划已在有关权威人士和有关部门间达成协议，若有必要将尽早请求议会批准。本计划还需仰仗全体军人和各阶层人民以最热忱的友谊与精力协助实现，借以保卫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利益和我们事业的最后胜利。

但是，时间短暂，准备与决定实现这些有深远意义的措施和获得如此之多的重要人物的同意或配合的时间，仅有14天；使军队理解新决定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一段非常令人焦虑的时期，注定会发生许多难堪和危险的插曲。不但陆军而且许多平民都受到了战争突然终止的深刻影响。甚至英国的镇定与平衡也被搅乱了。在那些日子里俄国革命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个专政组织：俄国的事件，莫斯科大量涌出的理论与标语口号，似乎对世界各地千百万人民提供了进入兄弟情谊、平等与科学的光明新世界的前景。他们发现到处都有响应的人。发生了这么多的可怕事情，包括原有的社会结构的可怕的倒塌，各国在遭受如此之久的苦难之后感到了一阵战栗，实际上这是一阵痉挛，动摇着每个国家的基础。

在不列颠这里，我们很了解我们自己的人民。几百万男女若干世代以来往往在政治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在各自的范围和地位上一直决定与指导着国家的政策。各党派连同它们所有的组织、协会、联合会和俱乐部为群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有效的载体。此外，宪法本身发展成为现代世界迄今所设计的最彻底和最实用的机制，使舆论力量有力地影响政府处理事务的方式。宪法好在是“明白清楚地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且以人民直接表达的方式在新近获得了通过。

确实存在无人能估量的各种因素，以前谁也不曾见过发挥着作用的这些因素。近400万的军人从战争的铁的纪律中突然而又是有意识地解放出来，从他们相信是正义事业的毫不宽容的强制中摆脱出来。所有这些庞大的人群多年来受教导怎样杀人；怎样把刺刀戳进维持生命的器官；怎样用棍棒敲出脑浆；怎样制造和投掷炸弹，好像它们只是雪球。他们所有人都饱尝了长期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无数撕肝裂胆般摧残的磨练。对他们来说，暴死和横死与居所被毁的可悲景象(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或是就要降临自身和需要面对的)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如果这些军队形成团结的决心，如果他们受唆使丢掉责任规范和爱国主义，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他们。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的话，那就是对英国民主政治的著名洞察力和政治教育能力的考验时期。

就在一个星期内，根据不同军事中心的报告，军队中发生了30余起不服从命令的事件。这些事件几乎全都在他们长官的告诫下平息下去了。但有几起有相当多的士兵好几天完全处于失控之中，主要闹事者属于格罗夫帕克与肯普顿帕克的机械运输兵站的陆军后勤部队。有几个兵站通知其军官，他们已建立士兵委员会，意欲开往最近的市镇，与工人亲善交往。通常他们会被合理的辩论所制止。有时军官骑摩托车绕道拦截尚未达到市镇的士兵，劝导他们回去值勤。团营军官的影响几乎都得到了成功。虽然有许多地方的形势有很大的威胁性，但出现真正严重暴乱的只有在卢顿一处。那里由于市政当局的懦弱，市政厅被暴徒焚毁。

在加来发生了一次正规兵变。在1月27日和31日间，陆军中纪律最差的部分，陆军军械库的独立分队和机械运输兵站拒绝服从命令，这两个单位见过的战斗最少而政治上与工会主义的联系最密切。他们遇上回国船队，引诱大量回国士兵与他们联合。在24小时中，为首的几个人成为三四千武装分子的领袖，完全掌握了这个城市。所有战斗师都已开往或进入德国，没有即刻用军队对付哗变者。总司令于是召回向前进发中的两个师，将他们交给最受信任与尊敬的宾将军亲自指挥，命令它们进入混乱的现场。这两个师的士兵听到复员正被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的同志所阻碍而大为愤慨，到第二天夜幕下降临时，这些不忠的军人被一圈刺刀与机枪包围。到白天对他们的包围圈缩小。在前面的不带枪械的军官号召他们回到原来岗位，在军官后面排列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就这样面对着面对峙着，大多数士兵悄悄退到后面，但几百个人顽固地站在原地。只要一声枪响接着就会突然发生惊人的战斗；但自我克制和良好感情占了上风。几个首领被捕，其余的人恢复服从，未流一滴血。

与此同时传来格拉斯哥与贝尔法斯特发生严重暴乱的消息。当局召来军队帮助，两个旅开进格拉斯哥。这两个旅都只是二线军队，由低效士兵或年轻新兵组成。他们不像前线的那些军队一样在战争中经过锻炼，也没有尝过胜利的滋味。但是军官与士兵正确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秩序恢复了。损失的生命极少，有流血的，但大部分淌的是鼻血。

我将记下的最后一个事件是我的亲身经历。2月8日早上8点半，我被紧急召唤去陆军部。当我乘车到那里时，我看到一营卫兵沿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林荫路排开。我走过海军部拱门到达我的办公室，没有觉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到了那里，我接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报告：有许多单位的包括所有各兵种的约3000名士兵，集结在维多利亚车站，为休假期满回来的那些人拦截早班火车。调度处长未能为运输作好适当的安排，只能为主要从北方来的休假军人供给食宿。另有许多可怜的士兵，他们中许多人整晚在月台上等候，没有人能得到食物或茶水。他们觉得现在战斗业已过去，战争已经胜利，如有人告诉他们的那样，有这么多他们的同志在英国迅速获得了最好的职位，现在回到法国去太难以忍受了。他们突然在某种煽动下全体决定向英国政府求助。现在他们拿着武器，处于完全无秩序状态，站满了近卫骑兵队检阅场。我得知他们的领头人此时正在向近卫骑兵队大厦里的伦敦司令部参谋提出条件。

伦敦地区司令部的威廉·罗伯逊爵士与菲尔丁将军来我处说了这些情况，并说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一个后备营和2支王室骑兵部队就在现场待命。授权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呢？我问及这个营会不会服从命令，回答是“军官们相信会服从”。此时我要求两位将军包围目无法纪的大批士兵，把他们逮捕。

我留在房间里为焦虑所折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在国家真正的心脏地区出现。十分钟缓慢过去了。从窗口我可以看到近卫兵在白厅内接近拱道的大门和通道处站岗。然后突然有一些市民出现在近卫骑兵队大楼屋顶上，总数约有二三十人，他们成黑色长队展开，显然在观看他们底下检阅场上刚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事情。我没法知道这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我离开那儿只有100码之遥。又过去了紧张的10分钟，几位将军回来，看来心情比去时愉快得多了。所有事情都已幸运地过去了。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士兵装上刺刀逼近武装的人群；王室骑兵队在另一侧作包围运动；全部3000人被护卫和押送到威灵顿兵营，在那儿他们全都吃了早餐然后重新踏上去法国的旅途。没有人受伤，极少几个人被叫去作了解释，只有一、二人受到惩罚但并不严重。大部分谴责落在行政机关身上，自停战以后它没有改变火车站的老一套做法。有好几年士兵们迎着危险和死亡准时忠实地返回，几乎没有军官或组织的率领，就像他们是旅行列车上的普通旅客，但是那些负责人不理解，在温和的和平年代需要更加细心周到的安排。

新的政策以及关于政策的说明向军队公布后，结果几乎是即刻显现的。不消几天就足以把业已开始流行的邪恶潮流挡了回去。我们军队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甄审结束了。复员制度现在已经建立，这个制度的公正使军人心悦诚服。服役时间的长度、年龄和受伤次数的原则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这些原则立即得到各级军人的同意。加薪，士兵们怀着友好的心情接受了。至于8万18岁的孩子，他们渴望看到莱茵河，让他们的爸爸、叔叔、兄长在备尝业已过去的艰辛之后复员回家。国王在他们出发前在海德公园检阅了十几个由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组成的营，他们那敏捷和自信的举止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公布新的政策的二周之内，我们在全世界的庞大(虽然在不断缩小)的军队的纪律就恢复了传统水平。

紧接着这些事件后，新的下议院第一次开会。会议一一询问了有关复员细节的几千个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特别机构以应付这种不同寻常的好奇心。可是征兵法案还是以极大多数票通过了。下院中自由党和工党反对派受某种不负责任的观念的激励，竭尽全力反对征兵法。幸亏他们人数少，否则对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征兵法在关键时刻会受很大阻碍。与此同时，陆军的复员工作继续以极大规模进行。接近6个月时间，我们保持平均每天以1万人退役的速率让他们去过平民生活。相当于和平时期一个整师的这么庞大的人群，每天从各战场前来集合，他们下船、下车、上缴武器、上缴装备、复员、领复员费和获准离开，从日出到日落连续不断。我认为这是英国组织能力的一个巨大功绩。原先军队逐渐扩大，人们一个个从各地应征入伍；如今他们被大批大批疏散，起先还茫然，但后来他们几乎全都找到了家，找到了职业。历史课本曾夸耀两、三万克伦威尔铁甲军放下全副盔甲回归平民生活的做法。但是这与近400万英国官兵的高尚行为又怎能相比呢？他们得到应得的待遇后不慌不忙、不居功自傲地融入国民之中，重新连接那被切断了的维系他们以前生活的线索。人们曾经预料，鉴于5年战争中一切有组织灌输的屠杀和野蛮行为，杀人和抢劫、强暴和掠夺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会在国土上流行数年。事实正好相反，一旦400万经过训练的成功的杀手，或者说国家全部男子的近三分之一，重新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后，由于文明和教育的力量，由于我们的人民的优秀品质，暴力犯罪实际上减少了，监狱不得不关闭和出售了。

02.

那时，协约国军停止前进一个星期，让敌军后撤，然后协约国军开拔前进，进入德国。1914年满是入侵者行走的所有法国和比利时的道路，现在挤满了从相反方向进军的无尽的纵队。英国军队受到了敌国全体人民心情愉快的接待，与他们相处很不错，以致必须一再重申不准“占领军与当地人民亲善”的严格的命令。到11月底，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部队的首长们已经到达莱茵河，几天后完成了对科隆桥头堡的占领。代表不列颠帝国的几乎有25万之众的军队实际上进入德国，在合适的地区和休息营地驻扎了下来，在那里他们天生的友好性格和良好行为很快就使当地居民放下心来。

但是这里必须说一件冷酷的事。停战条件规定继续对德国实施封锁。在德国人的要求下增加了一项条款：“经协约国与美国仔细考虑，对德国粮食的供应应达到被认为必要的程度。”但这个补充规定在1919年1月16日第二次补充停战条件前什么也没有执行。事实上对德国的封锁扩大到了波罗的海诸港口，因而是比以前反而还要严厉。德国的食物状况十分严重，母亲与儿童生活艰苦，他们的痛苦故事流传开来。在这几个月里，除了投机商与农民外，德国很少有人吃饱肚子。迟至5月份，甚至德国凡尔赛代表团成员也受缺乏适当食物之苦。在法国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在英国，存在故意不正视事实的情况。

1919年1月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德国进口粮食的条件的漫长谈判。协约国内的舆论冷酷无情。协约国领导人竟日忙于公务。政治家因可能会受到“亲德”的指责而吓得不敢对此作声。负责这个事务的官员认为，他们正在讨价还价和一点一滴地完成任务。相同的食物不足的情况存在于其他战败国，为此正在作部分供应食物和必需品的工作，整个世界也普遍存在食物和船舶的不足。德国人则是经历了一个与围困时相等的食物极端缺乏的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打破这种可憎僵局的突然一击来自莱茵河畔的英军。2月份，到达陆军部的军官报告，占领地区的食物条件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一个愤怒的声音开始进入官方枯燥的历史记载。我于3月3日郑重地向下议院作了同步的揭露。“我们还在严厉地实施封锁，而德国已十分近于饿毙。我收到了陆军部派往德国各地的军官送回的证据，证据表明：首先是德国人民正在遭受严重的匮乏之苦；其次，在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压力下，德国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整个结构有完全垮台的危险。”3月初在斯帕的粮食谈判看来要在无动于衷的磨嘴皮中归于失败。但在德国的英占领军司令普卢默勋爵发给陆军部，要其转交最高会议的一份电报，敦促供应粮食给苦难的人民，以便阻止混乱的蔓延和实行人道主义精神。他强调指出了周围的苦难场面对英军产生的坏影响。我们从他那里和其他渠道，得知英军士兵肯定把口粮分给了住在他们周围的妇女与儿童，以致军队的体力已经受到影响。掌握了普卢默爵士的急电以及这些细节问题后，劳合·乔治先生抓住了最高会议的这一机遇。他说，“没有人能说普卢默将军亲德。”谈判的官吏受到责备，谈判得以恢复。可是世界的困难和混乱很大，以致直到5月份才真正有大量粮食进入德国。虽然根据和约封锁要实行到条约的正式批准，但封锁实际上到7月中旬已完全消失。但是一个大好机会业已错过。11月11日德国人不但在战场上被打败，而且也被世界舆论所击败。这些痛苦的经历揭露了德国的那些征服者的错误，在他们眼里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可以相信的东西。

03.

陆军部一个留下来的任务是遣返在英国人手中的25万德国战俘。为了这件事我们不得不等待许多个月。法国人发觉，当他们想到由这些俘虏所代表的全部屠杀行为和法国男子锐减时就很难释放他们，法国人很难赞同让这几十万不幸的人回家，就像要将缴获的大炮交出一样。但到夏季结束时，战场已完全清理；指定叫俘虏做的每一椿苦活已经完成。再也没有借口或理由扣留他们。犹如法老所说，从古以来“让这些人走”都是很难的。我决定采取直接行动打破这种变态心理。下列电报说明了我的意图。

丘吉尔先生致贝尔福先生的信

1919年8月21日

与阿塞将军讨论关于德国战俘的处境后，我坚信遣返战俘的工作应立即开始。

让战俘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们一天要花费我们3万余英镑。遣返战俘的良好机会是，利用从莱茵区送英国军队到法国港口的回程火车。此外他们也可以徒步回去。因此我已下令为这两种方法草拟计划。这项工作要尽早着手，不得晚于9月1日开始。我紧急向你吁请，请你开动在你那一端的机器，保证在德国接收那些战俘。80%的战俘属于德国未占领的地区，或者说不到20%的战俘属于占领区，属于协约国军控制的地区。我建议开始遣返德国战俘，计算每天从莱茵区运载我们的士兵到达的列车数和回程的空车数。

丘吉尔先生致亨利·威尔逊爵士的信

请看一下我关于德国战俘的电报，并请立即大力促进此项行动。这支俘虏军的整个经济状况就倚仗这件事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独立于法国采取行动。请你与阿塞直接联系，在他着手此事时你给他出出主意。从明天起他可以让返回莱茵区的火车满载战俘。例如立刻开始着手装运在欧德吕克的1万名战俘。我预料今后二三天内可以得到批准。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法国人不再拖延遣返战俘——那些因囚禁而忧伤憔悴的大量德国士兵——此项工作一旦开始就不停顿地继续下去，直到这次战争的不幸后事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为止。

第04章、可怜的俄罗斯

“不愿意为社会革命胜利而牺牲他祖国的人不是社会主义者。”

——列宁

“我是永远否认一切的精灵。”

——《浮士德》中的默菲斯托菲里斯语

缺席者——“无名野兽”——回顾——1917年3月革命——最重要的否定者——自由派政治家——克伦斯基——萨文科夫——布尔什维克的一击——独裁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的和平——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德军向前挺进——条约的后果。

01.

全副武装的战胜国很快就要从全世界聚集到巴黎和会，但这些国家里有一个缺席者。

在战争开始时，法国与英国寄厚望于俄罗斯。的确俄国的努力是巨大的。她不吝惜一切，她敢冒一切危险。帝国陆军提前动员，她一往无前地攻击德国与奥地利，可以认为她在拯救法国，在战争头两个月为使法国免遭毁灭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尽管遭受规模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与杀戮，俄国一直是忠实和强大的盟国。在近3年时间里，她的战线吸住了占总数一半以上的敌军，在这场战争中她战死的官兵几乎和其他盟国加在一起的数量一样多。1916年勃鲁西洛夫的胜利，对法国，尤其对意大利，是重要的贡献；甚至迟到1917年夏季，在沙皇垮台以后，克伦斯基政府依旧试图发动攻势以帮助共同事业。作为主要因素的俄国的耐力，在美国参战之前，对于战争的最后转折点所起的作用，应列在第二位，打败德国潜艇占第一位。

但是俄国在中途倒下了；在倒下时她还改变了自身。一个面目全非的地球上从未曾见过的、完全不同的“幽灵”站立在过去曾是盟国的地方。我们见到了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一个没有国家的军队、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声称是新俄国的政府从革命中冒出。它否认俄国欠别国的一切，同样拒绝接受别国欠她的一切。正当战争的最不利阶段过去、正当胜利在望、正当因付出无数牺牲而应得的果实近在手边的时候，原来的俄国被拖倒了，就这样，在协约国会议上俄国缺席。

02.

这个灾难是怎样来到世上的？要让读者了解它的结果，那末作一次回顾是必要的。

1917年3月15日沙皇退位。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政治家的临时政府几乎立刻得到主要协约国的承认。沙皇被囚禁；波兰的独立得到承认；临时政府向协约国宣布赞成民族自决和持久和平。海军与陆军的纪律被臭名远扬的命令所破坏，这个命令同时取消了士兵向军官敬礼的规矩和军人犯罪的死刑。在革命中处于显著地位的彼得格勒的士兵与工人代表会议是俄国到处迅速出现的所有苏维埃的根源与典型，它保持独立的存在和独立的政策。它向世界呼吁，主张实行没有吞并或赔款的和平；它发展它自己的力量与联系，几乎不停顿地争论和高谈阔论基本原则。从一开始这个机构与临时政府之间目标的分歧就显然可见。彼得格勒的目的是破坏所有权威和纪律；临时政府的目的则是维持新的和可以接受的各种形式。在两个对手之间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代表会议的温和派成员克伦斯基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并成为司法部长。此时在彼得格勒会议中间出现了极端主义者，但在最初没有控制会议。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与常规的共产党计划相一致，即促进制造一切混乱的运动，尤其是左派运动，推动运动继续深入，直到武力推翻新政府的时机成熟。

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在办公室与皇宫附近高视阔步，在良好情绪的气氛中履行自己的行政任务。这些任务是严重的。所有权威都已经从根基上动摇；军队迅速在后方瓦解；火车车厢里和车顶上挤满寻找革命新中心的哗变士兵和试图回家的开小差军人。陆军士兵会议和海军士兵会议对每一个命令都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整个浩大的国家陷入了混乱与激动。对军队和城市的供应程序都日益趋于紊乱脱节。任何工作都失去了效率，任何物品不管是军需品还是粮食均严重匮乏。与此同时，德军和南边的奥军及土耳其军用一切已知的战争科学的器械攻击破碎而且动摇的俄军战线。协约国政治家自欺欺人，相信一切在向最好的方向发展，相信俄国革命对共同事业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有利条件。

4月中旬德国人做出忧郁的决定。鲁登道夫曾焦虑地提到它。必须充分考虑德国战争头目已经孤注一掷。他们是有意要开展无限潜艇战，这必然会导致美国加入反对他们的战争。在西线他们从一开始就自主地使用最可怕的进攻手段。他们肆无忌惮地使用了毒气，他们发明了“喷火器”。不过，出于某种畏惧，他们竟向俄国使用了所有武器中最令人厌恶的武器，即，把列宁像瘟疫病人那样装入密封运货车厢，从瑞士运入俄国。列宁在4月16日抵达彼得格勒。这位头脑里蕴藏着可怕的潜在可能性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列宁与卡尔·马克思的关系相当于欧玛尔*对于穆罕默德。他把信仰化作了行动。他设计出了将马克思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付诸实施的可行的方法。他发明了共产党的战斗计划。他发号施令，他制定口号标语，发布信号，领导攻击。

列宁还是复仇心重的人。他是一个官僚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小贵族，自幼受当地颇受尊敬的公立学校的培养。出于同情，他的思想一变而为起来反叛消灭贫穷，这种看似矛盾的转变在当时是很寻常的。列宁有一个无可指摘的父亲和一个反叛的哥哥。哥哥是他热爱的伙伴，因涉嫌暗杀案，1894年被绞死。当时列宁16岁，正是感情丰富的年龄。他的头脑是非凡的工具。他的思想光芒四射，揭露了整个世界。列宁以同样的思想光芒揭露了世界焦点中的所有事实，所有最不受欢迎的和最鼓舞人心的事实。他的才智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方面是十分杰出的，他理解万物能达到一般人很少达到的程度。他的哥哥被处死使他这束宽亮的思想光芒通过棱镜折射而成为赤色。

可是列宁的思想是被一种极为特殊的意志所利用和驱使的。他身体粗壮、结实，精力充沛，尽管有病，在中年以前还是可以胜任这些辉煌的事业。在他精力耗尽以前他已完成了他的事业，一千年也不会被人遗忘。在这些时代，人类的思想和制度是向前发展的。列宁为他们的困难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已经落后于当今的要求和知识。科学不可阻挡地迅猛跃进。社会生活是通过宽渠道和多渠道流动的。最大胆的实验者的改革方案也可能已被贴上“过时”这个标签。以后生活比较容易的一代人会满不在乎地翻过记录着俄罗斯恐怖时代的这几页历史。关心历史的青年会问恐怖时代是大战以前还是以后的事情，他们把热情投向数以千计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上。教育程度高的民族则全神贯注于实际事务。

毫不容情的复仇出于一颗冷酷的同情心，外裹平静的、聪慧的、注重实际的和轻松的外衣！他的武器是逻辑，他的目的是拯救世界，他的方法则是把原有的世界毁掉。原则是绝对的，不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他擅长进行学习；既对人做出判决又进行反省；既有激进作风又有博爱主义。但他是一个好丈夫，一个文雅的客人，他的传记作者地郑重告诉我们，他很高兴洗盘碟或逗弄婴儿；他对偷偷接近捕捉一只松鸡和把一个皇帝处死感到同样开心。列宁报仇的性质和个人无关。临需要处死任何人时，他都表现出不情愿，甚至痛苦。

萨罗利亚教授写道，“一项俄国的统计调查估计，俄国革命杀了28个主教、1219个神父、6000个教授与教师、9000个医生、12950个地主、5.4万个军官、7万个警察、193290个工人、26万名士兵、355250个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以及81.5万个农民。”①在伦敦国王学院赫恩肖先生为《社会主义概观》(A

Survey of Socialism)所作的著名序言中，他认可了这些数字。当然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饥荒中饿死的大量俄国人。

列宁是个彻底的否定论者。他否定一切。他否定上帝、国王、国家、条约、债务、地租、利息、几世纪来的旧道德、法律和习俗、书面或口头的契约、现存人类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

列宁分泌出的神秘的酸性物质侵蚀了他的大脑，他倒下了。他的躯体如今用防腐液保存着。……

列宁在其大脑对世界的破坏力耗尽和探求怎样给最高领导人治疗弊病时，他的精力消退了。只有他才能把俄国领入使人销魂的泥沼；只有他才能找到返回低湿地堤道之路。他观察；他回头；但他死了。指引他的强烈发光体在他作绝对转向时却熄灭了。留下俄国人民在泥沼里挣扎。俄国人民的不幸是他的死亡。

03.

与列宁在一起的有季诺维也夫。一个月后托洛茨基与他们会合。看来实际上是应临时政府的请求他才被允许离开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的，而托洛茨基是被加拿大当局精明地拦截在那里的。在这三个人的推进下，苏维埃政府与临时政府间的分歧很快就发展到危急关头。在5月和6月里，这两个政权面对面以武装与争吵对抗。但是临时政府还得维持国民的日常生活，维持秩序和争取对德军的军事胜利，而布尔什维克唯一的直接的目标是俄国统治者的全面崩溃。杰出的自由派政治家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都是善意的和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诱人的诱饵的，他们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他们在此刻尚在发展的惊人的瓦解场面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他们出于最好的动机，帮助动摇了古老俄国的基础；他们是鼓励俄国许多爱国智士勤奋工作的表率。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缺乏影响力或控制力。他们是令人尊敬和以自己的方法办事的勇敢人士，他们离开了政坛，事后想来是因为他们已成了受折磨的牺牲品。古契可夫说，“现在可以证明，我们是自由人的国家，还是一帮进行反抗的奴隶的国家。”但是在普遍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言词不再值得重视。

但是极度痛苦的俄罗斯并非找不到一些最后的捍卫者。在这些人中，克伦斯基带着他所有的自负与自欺占有一席之地。他是临时政府所有不成熟的和业余的政治家中最极端的人。他是革命时期的危险领导人之一，一直试图在竞争中打败别的极端主义者以便控制他们，并一直想使忠实的温和分子相信，只有他们才知道怎么应付最危险的处境。他连续强制改变政策，把他的同行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推向左边。克伦斯基不愿意使他的行动超越某一点，一旦到达这一点他就准备抵抗。可是当最后他转向战斗时，他发觉他自己是既没有任何武器又没有任何朋友了。

克伦斯基在5月中旬接替古契可夫任陆军部长，8月6日成为总理。夏季时，形势把他从革命倾向带到了镇压革命倾向，当时的形势由于两位名人而加强。一位是科尔尼洛夫将军，他是一位爱国者，坚定，得人心，有民主思想，随时准备接受革命；愿意以原本更乐于献给沙皇的忠诚为俄国新政权服务。他得到了军队的信赖；当时的政治家也和他合得来，他似乎具有许多优秀品质，或者说无论如何他拥有许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是希望作战和维持秩序的革命政府要求其司令官所具有的。

但是另一位从幕后升起的更有实力的人物是鲍里斯·萨文科夫，前民粹派成员，战前是暗杀M.德·普列韦和谢尔盖大公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他在革命早期从流放处被召回。他被派往俄国第4集团军充当政治委员后，便以充沛的精力尽力解决叛变和溃散的问题，在这些粗鲁的俄国骚乱中他的精力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更紧张的精神。就可能的比喻而言，他在某些方面像维克托，雨果小说中的西穆尔丹，在某种程度上又像真实生活中的圣茹斯特；但是又有不同，虽然他所用方法的无情或他的行为的勇猛可算出类拔萃，但是他的镇静的才智所追求的是适度的甚至平凡的目标。他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有人用硝化甘油来描述他的良好的感觉。他不为俄国悲剧令人眩晕的混乱所困扰，他追求的是个自由的俄罗斯，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与西方自由国家携手同进，追求耕者有其田的俄罗斯，一个公民权受到法律保护，议会制度盛行，与君主在宪制度相协调的俄罗斯。这个行为极端而意见冷静的人在两个月内上升到主导俄国军务的地位。身为克伦斯基的陆军副部长且控制着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萨文科夫掌握了实权。他了解在起作用的一切力量；他知道麻烦会出在哪儿，他无所畏惧。能允许他动用所掌握的实权吗？或者这些实权会被人从他手中夺去吗？这些实权会不断起作用吗？还是会被不断削弱？

萨文科夫伸出手来争取科尔尼洛夫，对克伦斯基施压，他利用后者作为一把必不可少的利剑。7月底，作为长期内斗的结果，就连彼得格勒苏维埃也以多数票同意使用无限的权威去恢复军队的纪律。8月1日科尔尼洛夫成为总司令；9月8日恢复对破坏纪律者的死刑。可是与此同时，德军还在前线猛攻。克伦斯基尽最大努力发动的俄军夏季攻势被击退，俄军最忠实、最优秀士兵伤亡惨重。7月中旬德军发起反攻，铁流滚滚向前。7月24日斯坦尼斯拉夫和塔尔诺波尔两城再度被德奥军占领。敌军继续前进。9月1日德舰队配合陆军开进里加湾。3日里加陷落，可怜的民族不得不同时忍受鲁登道夫能做的一切和列宁能做的一切。危机达到极点时，电流熔化了所有导线，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科尔尼洛夫反抗克伦斯基；克伦斯基逮捕科尔尼洛夫；萨文科夫竭力促使两人团结，促使加强行政权力，但他自己却被排斥于一旁。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在巴别建通天塔**的插曲，那就是鼓舞人心的、来之不易的杜马决议和全俄民主大会的呼吁——保持国家稳定。俄罗斯议会杜马出现反布尔什维克的巨大多数。临时政府发表宣言，主张实行自由开明的政策和忠于协约国事业。只要言词和票数能有所帮助，没有什么事情不做到。与此同时德国大铁锤捣毁了前线而列宁破坏着后方。

谁来评判这些受着不断骚扰的争取俄国自由与民主的战士的功过呢？指派给他们的任务没有超越普通人能胜任的范围吗？不论是谁或使用任何方法能同时抵抗夹击吗？战胜国的政治家和作家不应动辄对承受这些压力的人摆架子。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仑也会在这里闷死，就像韦布船长在尼亚加拉瀑布那里窒息而死一样。在人们普遍的胡言乱语和日益接近的炮击中，一切被破坏了，一切崩溃了，一切瓦解了，而从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可怕的实体，这个事实起因就是布尔什维克给予的沉重一击。

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鼓动下，苏维埃要求取得指挥军队和逮捕部长的最高权力。叛变的军舰在涅瓦河逆流而上，军队倒向篡夺政权者；杜马、全俄民主代表大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在高谈阔论，以压倒多数进行抗议，如今被一扫而光。临时政府被围困于冬宫。赶往前线调集忠诚部队的克伦斯基被列宁的布告罢免，而克伦斯基本人一回来就在巷战中被叛乱者打败。他的最后保卫者是妇女和儿童。妇女营和军事学院学员毫不畏惧地坚守岗位；俄国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情报机构认为，如果有必要，学员们即可被枪杀，妇女们即可被玷污。英国上诉法院随后决定，从我们国内需要出发，承认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4日起为俄国事实上的当局。

04.

彼得大帝的帝国，长久梦想的自由的俄罗斯和杜马以及已经召集的制宪会议全都永远消逝了。与沙皇大臣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政治家与改革家。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小团体；所有这一切，尤其是与布尔什维克最接近的、最极端的人们全都被打上了需加以消灭的记号。学说上的左翼被颠倒过来，人们知道的各种等级的政治主张几乎同时垮掉。只有一个派别暂时作了抵抗。擅长巴枯宁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想象为极端主义中无与伦比的派别。如果布尔什维克是要把世界来一个上下倒置，他们则是要把它来一个里外对换；如果布尔什维克是要消灭是与非，他们则是要消灭左与右。因此他们说话时充满信心，昂首高视。但是他们的情况，新的当局事先已经过仔细研究。没有时间可在争论中浪费。不论是在彼得格勒还是在莫斯科，这些人不是在总部遭到炸弹轰炸，便是被最迅速地追捕和枪杀。

无论最高委员会是弱智还是超人——这由你判断——它都是有主宰思想的鳄鱼，他们在11月8日正式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它立即采取了有明确思想的政策——“打倒战争”、“剥夺私有财产”和“处死全部国内反对派”。请求与外国敌人立即实现和平，对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派进行不能和解的战争。这些称谓可以作最广泛的解释。只有一点点储蓄或一间小屋的十分贫穷的人发觉自己被谴责为“资产阶级”。进步的社会主义者发觉自己被宣布为反动派。在作更细致的工作安排之前，列宁向群众发出了“剥夺剥夺者”的总动员令，鼓动农民杀死地主夺走他们的地产；集体的和个别的屠杀与抢劫在广大地区不时发生。

国内的方案就这样以惊人的速度付诸实施。外国的形势还要棘手。列宁与他的亲信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相信他们能利用无线电报术，绕过每一个交战国政府的首脑，向各国人民呼吁。因此他们在开始时并未考虑单独媾和。他们希望在俄国率先退出战争的影响下，得到全面的停战，他们希望协约国和敌国的政府都将面临城市和军队的哗变。他们在起草和平法令时是声泪俱下的。在他们的呼吁中低声诉说崇高的人道主义、对暴力的恐惧、对屠杀的忧虑——例如有如下一段话：“……各国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兄弟们尸横遍野，我们无辜的人们的血泪流成河，城市和乡村成了冒烟的废墟，文化宝藏成了残骸，我们以兄弟般的情谊伸出双手，吁请你们重建和加强国际团结。”但是彼得格勒的无线电波虽震颤了以太，但毫无效果。他们集中注意力倾听回答；但没有回音。与此同时，新政权则聪明地利用权力实施对沙皇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的直接和有效的控制。

到两星期过去时，布尔什维克放弃了“越过各国政府首脑实现与反抗各国首脑的国家的和平”计划。11月20日俄国统帅部接到命令，“向敌国军事当局建议立刻停战和开始和平谈判”，11月22日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招待协约国大使，发出照会建议“所有战线立刻停战，立即开始和平谈判”。不论是大使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不打算作任何回答。俄军总司令、年老的杜赫宁将军拒绝与敌人交往。他的俄军总司令一职立刻被一下属军官延申恩·克里兰科接替，被扣押的杜赫宁将军被后者交与哗变的士兵处置，杜赫宁随即被撕成碎片。接着向中欧帝国请求停战。中欧帝国也有一段时间保持沉默。但是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履行了“立即和平”的诺言，该政府还向前线军队发出命令，要求“以连和班为单位与德军实现强制性的亲善与和平”。此后对入侵者的一切军事抵抗变得不可能了。11月28日中欧帝国宣布它们准备考虑停战建议。12月2日俄国战线全面停火。

05.

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之前经历了3个月的谈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发觉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令人失望的情况。他们要求停战6个月；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也就是一周前通知的进攻可以暂缓一个月。他们希望将谈判地点移往像斯德哥尔摩那样的一个中立国首都；这一点遭到了拒绝。他们试图用他们寻常惯用的言辞向本身不顾死活的征服者解释，人类社会应该实施的政治原则。德国将军霍夫曼问：“可是请原谅，亲爱的先生们，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你们的原则呢？”由于对协约国存在某种忽隐忽现的不合逻辑的信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要求在停战期间德军或奥军不从东线调往西线。这一点德国人表示同意，然而却立即开始把他们的军队不停地运往法国。到12月底布尔什维克这种单方面轻信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发觉自己面对的是武装和坚决的军事力量；他们知道他们已使俄国失去抵抗能力。

尽管如此，当和平条款的含义被这批奇特的革命家深深觉察到时，一阵虚弱的、但却是强烈的对抗情绪震撼了他们的秘密会议。粗暴一些的人大骂普鲁士帝国主义；阴险一些的人则以报纸文章发泄愤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恣意作轻率的嘲讽和空洞的威胁。“时间迟早会到的，哈哈！”如此等等。托洛茨基说，“强大的人民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德国人的技术器械的暂时条件。”德国人保持严厉的冷漠。他们以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平等的待遇接待了独立的乌克兰的政府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人徒劳地抗议说，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全体俄罗斯人说话。德国人对他们的忠告置若罔闻。中欧帝国可以在其他任何一方面出现失策，但要获得乌克兰和高加索的玉米与石油的决心却绝不动摇，而且确保他们无偿获得所需的具体协定已交给了俄国人民的新部长们。

到12月底谈判暂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回国与其同伙商议。发生在魔窟里的这场新争论的某些细节尚不为人知。扮演摩洛克战神角色的托洛茨基力主重新开战，秘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似乎与托洛茨基有同样的激情。列宁以平静阴沉的声音作了一次有18个论点的演说，他向他们提出了任务。

“我十分主张开战，噢！同事们，我没有遗忘仇恨。”……

可是他们怎样抵抗？陆军是不能指望了，协约国疏远了，舰队叛变了，俄罗斯乱了！甚至在还由他们随意支配的广大地区上空的飞行也不会持续很久了。不是还有某种东西比俄罗斯危急的命运还要宝贵吗？那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如果他们把剩余的力量浪费在抵御外国入侵者上，他们还能进攻国内资产阶级吗？对于争取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来说，地理国界和政治忠诚毕竟不是很重要的。他们要使自己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有至高无上和不受挑战的地位，然后以这些领土作为基地把社会革命传播到每个国家去。列宁的论点占了上风。据一个英国目击者说，他甚至不等听到反驳的声音，就冷静而漫不经心地在一个休息室坐下，而他的追随者则在室内满嘴唾沫大叫大嚷。托洛茨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不战，不和”的老一套。苏联人可以投降，但他们不会签字。2月10日托洛茨基通过无线电发表声明，“在拒绝签署吞并俄罗斯的和平条约的同时，俄国宣布它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俄军各部队在各战线同时接到全面复员的命令。”

但是这个声明德国人不完全满意；他们让一个星期静悄悄过去，在2月17日他们突然宣布停战结束，德军将在拂晓全线推进。托洛茨基发出的“他们本该至少提前一周通知”的哀鸣被大炮轰鸣声淹没。从雷瓦尔到加拉茨的全长一千英里的战线上，德军和奥军滚滚向前。在参差不齐的战线上依旧有军队处于瓦解的不同阶段，依旧有一些军官忠心不二。此刻所有这些军队全被毫无困难地扫除了。整个战线被毁，一天之间德军挺进约20英里，缴获1350门大炮，加上大量的物资和俘虏。当天傍晚主要目标德文斯克城陷落，到19日苏联人绝对投降。托洛茨基的外交部长一职让位给更息事宁人的契切林，3月3日和约签字。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使俄国失去了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芬兰和阿兰群岛；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乌克兰；最后还有高加索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及巴统。

苏联无线电广播说，“这是一种不是以自由协议为基础缔结的而是用武力强加的和平……是强迫俄罗斯咬着牙关接受的和平……苏维埃政府只凭自己的力量不能挡住德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冲击，为了挽救革命的俄罗斯，它被迫接受了摆在她面前的条件。”几年后列宁说，“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赤裸裸的痛苦的现实，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我们已被抛入战败、瓜分、奴役和侮辱的深渊的底部。”不可能把列宁赐给俄罗斯民族的最早恩惠说得比这些描述还要好了。用巴肯先生经过斟酌的话来说，“他们(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丧失总人口的26%，可耕土地的27%，一般在农作物产量的32%，铁路系统的26%，制造工业的33%，整个铁产量的73%以及煤田的75%。这就是‘没有吞并’。他们必须负担战败纳贡，支付巨额的、但无法估价的赔款。他们被迫同意巨额石油自由出口和一个特惠贸易条约。这就是‘没有赔偿’。他们把5500万不情愿的斯拉夫人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这就是‘自决’。”

如果说这些结果在今天有任何程度的减轻，如果说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了德国的监护和系统的剥削，这是因为西方和大西洋对岸不因俄国脱离而失望，继续坚持共同事业的结果。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奋斗，重新聚集了力量的德国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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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玛尔，11世纪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译者

①萨罗利亚，《苏俄印象》(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1924年，第51页。

**《圣经》中的故事，诺亚的后代最终未曾建成此塔。——译者

第05章、干涉

顿河上的科尔尼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俄国志愿军的兴起——在阿尔汉格尔的军需品——西线的严峻形势——美日跷跷板——新角色：马萨里克教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布尔什维克的背信——令人震惊的报复——协约国在西伯利亚的干涉——鄂木斯克政府——令人惊奇的转变——波罗的海国家——芬兰——波兰——毕苏斯基——乌克兰——比萨拉比亚。

01.

布尔什维克与中欧帝国的停战以及以后签订的和约，在俄国产生的反应影响深远。在战事暂停的同一天(1917年12月20日)，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耶夫和邓尼金三位将军在顿河边树起了一面反革命旗帜。他们三人都是历经种种危险，来到这个忠诚的哥萨克人的避难所的。周围是莽莽原野，那里生活着一批原始而又忠实的居民。这些军事领导人在那里为旧俄罗斯的所有最高贵的人创建了一个振作点。他们有什么政治威信？帝国政体已经失信于所有阶级。沙皇业已退位，而且在一步一步走近叶卡捷琳堡刑场。布尔什维克主义依旧宣称民主进步，形势的压力进而变为政治示威。在国内“土地属于农民”，“苏维埃属于全体人民”的口号震耳欲聋。但是反抗入侵者，保卫俄罗斯的安全与领土完整，以俄罗斯的荣誉向协约国保证，这些口号和号召对一些人有吸引力，但这些人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和国内辽阔的地区。但集合号声随风响彻草原地带，群山发出回响；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乡村都侧耳倾听。如果说世界革命已经兴起的话，那末世界文明则还取决于战场。遍布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和民族正在向把俄国推入深渊的中欧帝国进军。世界各大洋载负着他们不可阻挡的舰船驶向西部战场。远在大洋彼岸的强大的美国的上空回荡着作增援准备的铿锵声。其名字家喻户晓的政治家们站在庞大组织的前面。虽然俄国已被打倒，已遭炮击，但是事业还在。专制君主政府应该予以摧毁，但不应该以其他形式的专制政治取代它。对于俄国爱国者而言，还有俄国军队的荣誉和彼得大帝的遗产需要保卫，或者在保卫中死去。

俄国志愿军的兴起与成就肯定应该成为一部历史专著的主题，不列颠帝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以及自由在今天已经安全了的小国的战友们，一定会以感激的心情阅读这部专著。随着俄罗斯祖国被解体及其卷入丑闻的消息逐渐传遍庞大帝国，大家知道了，这是一场令许多人惊骇、使少数人欢快的灾难。尽管经历了各种困难，但20个不知名的战斗可与加利波第、霍费尔或德拉罗什雅克的战斗相比，这表明一支绝望的难民的部队成长为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科尔尼洛夫于3月底被杀。顿河哥萨克人的领袖卡列金在一次暂时失败后自杀。所有损失中最重大的损失是阿列克谢耶夫，他是一位与福煦和鲁登道夫同样高明的战略家，很早就精通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务。他因艰苦战争只活到1918年9月，当时他由邓尼金继任，后者兼有坚韧、明智、稳重和值得尊敬的军人的优点与局限。在内战的起伏中，俄国志愿军在1918年后期成功扩大了它管辖的范围，但是要更细致地追述它的冒险活动与成就，则缺乏详尽的资料。虽然别的所有情况开始时都有争论和不明之处，但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意识则是这些反革命领导人权力能依赖的可靠基础，这种联系很快出现了一种实际有用的方式。

在俄国革命时期，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曾大规模地向俄国供应军火。这些军火是俄国(沙皇俄国和革命的俄国)以借款方式购买的。60多万吨军事物资连同同等数量的煤由船舶卸在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在沙皇年代曾使用大量战俘，历尽史无前例的苦难建成了800英里长的铁路，从彼得格勒通向那儿。军火与其他供应物资无人照料地堆在码头上。布尔什维克政府拒绝清偿购买这些东西的所有借款。公平合理地说，这些东西是协约国的财产。但是一个远为重要的问题是“它们将落入谁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有同样情况，那里的大量物资是从美国和日本进口的。难道让所有这些致命的大量物资装满中欧帝国的军火库从而延长无限屠杀的战争吗？难道让屈膝求饶的政府、协约国的叛徒和文明制度的公敌，使用这些军火来镇压对他们的独裁统治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吗？这些问题在1917年冬季出现；甚至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字前已变得极端重要。

从签约条款就能清楚看出，协约国集中巨大的海军努力对中欧帝国进行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德国人显然已把俄国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粮仓、里海的石油、广袤大陆的各种资源，在我们看来，今后可以用来帮助和维持现今西线剧增的德军及其后方的全体德国人民。事实上德国在1918年头几个月已获得一切，比两年前德国可能获得的更多，如果那时法金汉不轻率地选择进攻凡尔登就不致碰得头破血流了。这些补给多快才生效还不能肯定，但在乌克兰所作的辅助安排可以表明，德国占领那个地区和从那里取得最大数量供应的直接意图。当时没有一个人看到战争迅速结束的前景，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德军与奥军有时间——他们肯定有力量——从俯伏在他们面前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吸取并且几乎可以无限地吸取新的生命力。最后德军将着手把100多万人的70多个师和3000门大炮及弹药从俄国战线运往西线。奥军也会同样增援他们的意大利战线，并将后续增援不断地向西移动。法军尚未从1917年的军队哗变中完全恢复过来，英军除尽力设法减轻法军的压力并保证他们有喘息时间外，还在不断地从阿拉斯向帕斯尚德莱发动的攻势中流血牺牲。这些就是俄国崩溃后的黑暗局势。这种局势比空前的最大战役爆发时还要严峻。

必须重建东线以对付德国，必须扣留俄国的供应物资，以免其落入中欧帝国之手，从1917年底起这两点看来对争取战争胜利至关重要。于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军方代表于12月23日建议，凡决心继续战争的在俄国的各国部队，都应给我们以力所能及的支持。有一个协约国，她能以优势力量在西伯利亚比其他国家更迅速地行动。那就是日本，她邻近西伯利亚，她生气勃勃、力量强大，早有准备，且与西伯利亚关系密切。反对的论点也有份量。有人说如果让日本进攻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人民支持下可能实际上会与德国联手对付协约国。日本人并未表明不愿尽力。他们准备控制相当一部分西伯利亚铁路。但是他们说，美国参战在日本不受欢迎。12月31日英国政府向威尔逊总统透露了这些可能之事。美国表示他们既反对日本单独干涉也反对美日联合干涉。日本人对这种态度很生气，而英国政府开始时觉得日本人必定同意美国态度。日本人认为，日本理应接受委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大家同意的干涉，因为德国势力在太平洋海岸的发展情况将对日本有特殊的威胁。英国政府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在1月底决定提议邀请日本作为协约国的受托人采取行动。威尔逊总统依旧反对一切干涉，尤其反对日本单独行动。另一方面，日本人提出条件是，如果日本受各大国委托行动，她必须得到美国黄金和钢铁的援助。

由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冲击，由于鲁登道夫在西线的迅猛攻击，以及由此造成的紧张危机，两个拼死作战的协约国不得不发出越来越急迫的求助。可是威尔逊总统依然不信服。在长达4个月的宝贵时间里，日本和美国骑在跷跷板的两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或美国连续地反对法国人和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个有关于此的大同小异的建议。可是法国和比利时的可怕战斗以及德国对俄国与日俱增的掠夺，是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些论据又增添了来自意想不到的来源的内容。此时托洛茨基担任国防部长，他以非凡精力建立了一支红军，用以保卫革命和俄国。3月28日他通知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洛克哈特，说是如果其他协约国合作并给予某种保证，他不反对日本军队进入俄国以抵抗德国侵略。他要求派遣一个英国海军委员会改组俄国黑海舰队，派遣一个英国军官控制俄国铁路。据说最后甚至列宁也不反对让外国干涉来对抗德国人，但务须保证不干涉俄国政治。英国人作了种种努力以求得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正式邀请。这一点对克服美国的不情愿情绪极为重要。可是布尔什维克也许只是把这当成一个策略，帮助他们的早期政权获得外国承认，以及阻挠和分化对付布尔什维克的爱国武装力量的反抗。需要其他论据来确定这个问题，并把五大协约国带入切实可行的协议。这个新的有力的论据此刻就要出现了。

在俄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外国要素，其性质与来源十分独特。战争爆发时有一些居住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志愿加入俄军。一批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参加了在多布罗加的西伯利亚志愿军师。还有相当数量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逃亡出来，在战争的最早几个月、尤其在1916年勃鲁西洛夫在斯特尔河打胜仗后与俄军中他们的同胞会合了。这些人服从令人敬尊的马萨里克教授的指导，教授是从奥地利逃出来的受敌视的难民，在1914—1916年间居住在伦敦，态度鲜明地保持着不但属于波希米亚民族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看法。他们之间的纽带是纯粹的智力与感情，正是这纽带证明，这些人中的崇高士气胜过这个特殊时代的所有折磨。这些士兵为世界大战和无限混乱，主要是对奥地利政府的憎恨感情所驱使，从遥远的各自的家庭前来，他们保持着对民族事业和国际事业的全面理解，完全不受当地俄国人的影响。沙皇政府收编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作为俄军中独立的军事单位，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无疑虑地认为，自己是在为曾经否定自己合法君主权力的外国人效忠。但是，俄国革命爆发后，马萨里克教授前往俄国，把相当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所有军事单位合并为一支军队，置于波希米亚的红白旗的引导下，并在巴黎为他们取得了一支协约国军的地位。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之时起，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在协约国部署下为共同的战争目的而全副武装起来的。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同时又在有必要的区别的情况下，他们仿效路易十一的苏格兰弓箭队、萨斯菲尔德的爱尔兰旅或路易十六的瑞士警卫队，像他们一样，远离老家和家庭所意味的一切，周围全是外国人，但是那些人的热情不会激动他们，那些人的习惯不会吸引他们，他们过着一种自顾自的生活。可是与他们的祖先截然不同，他们与现在几乎变为全世界奋斗目标的东西连在了一起，他们永远不变地坚持这个目标。他们不断地集体研究这次战争的过程，经过不停的体操锻炼和紧张的集体自觉训练，他们昂首阔步地通过所有的混乱与哄闹。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声中，

“在无数敌人中，

不动摇、不哆嗦、不受诱惑、不恐惧。”

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结束俄国对德的抵抗时，捷克斯洛伐克军要求将他们运往西线，布尔什维克同样急于要他们离开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总司令允许捷克斯洛伐克人自由离开，这点具体规定存在于协约国与苏维埃政府于3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正式协议中。西伯利亚铁路提供了最安全的通道，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了他们经过库尔斯克、奔萨、车里雅宾斯克和萨马拉的旅程。他们启程时为4.25万人，但是前进途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俘中有新入伍者，他们的总人数达到了6万人。

德国人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安排。阻止值得信任的两个军的男子汉环绕世界运往西线，成为敌参谋部极为重要的目的。他们向苏维埃当局使用了什么压力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压力产生了效果。列宁与托洛茨基没有遵守对捷军的承诺。他们在德国人的命令下迅速采取措施拦截并俘获在长途征程中的捷克军。在俄国人手中的好几千德国和奥地利战俘被很好武装起来，在德国军官的监督下开始进入军队编制。托洛茨基一方面与洛克哈特先生详细地商定捷军通过俄国的安全办法，另一方面又调动他的赤卫队到达适当的位置。5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炮兵第一梯队到达伊尔库茨克。这支军队与布尔什维克的协议规定，只留给他们30支卡宾枪和一些手榴弹作个人自卫之用。当火车驶进车站时，捷军发觉自己面对大量武器优越的赤卫队。他们被命令在15分钟内放下少许留下来的武器。当时捷军几乎都没有武器，他们在车站站台上与对方议论局势时，车站建筑物中有一挺机枪向他们射击。捷军并不屈服。在几分钟内捷军使用他们的30支卡宾枪和一些手榴弹不但击败而且俘获了那些卑鄙的攻击者并缴了他们的械。他们用缴来的武器装备起来，几天后他们战胜了由当地苏维埃派来对付他们的新部队，并向他们的司令部报告了所发生的一切。

因此整个捷军不再交出他们的武器，不论在何处停驻都采取积极的自卫。这种自卫很快变成了强有力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种分散形式现在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的基础。1.1万人已经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余人分布在西伯利亚铁路全线和它从乌拉尔山脉100英里以西到太平洋的支线。到1918年6月6日，他们占领了鄂木斯克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间的所有铁路车站。他们仍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同伴也获得了差不多的成功。他们对重要交通线的控制迅速向东扩展到奈尼—乌金斯克及以西的奔萨。6月28日他们夺取符拉迪沃斯托克；到7月6日他们从尼科利斯克出发向哈尔滨和哈巴罗夫斯克挺进。他们在7月13日接管伊尔库茨克。到7月的第三个星期，俄国几百英里宽3000英里长的巨大区域，包括从伏尔加河几乎到贝加尔湖的主要连结地区，就是在这些当初寻求通过签订协议离开该国时受到卑鄙攻击的外国军队的有效占领之下。人们几乎想不起历史上曾出现过可与这几页历史相媲美的、性质如此浪漫、规模上如此宏大的插曲。

我们可以料想这次努力的结局，这些已经使自己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主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决心回去拯救被隔绝在中部西伯利亚的同胞，大约在1918年9月中旬，整个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交通恢复。就这样，由于失信破坏诺言，由于一系列世上没有人曾预见的事件与机会，从伏尔加河到太平洋的整个俄国土地，其面积几乎与非洲大陆一般大的地区，好像施展魔法那样落入了协约国的控制。7月底捷军交给在美国的马萨里克教授的电报概述了那里的局势。“我们的意见是，在东方重建俄德战线是最值得愿望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向你求教，我们应否离开这里去法国，或者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站在协约国和俄国一边为俄国而战。我们军队的健康状况和精神非常之好。”驻在华盛顿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对这个问题评论说：“从那时起马萨里克教授就指示在西伯利亚的军队暂时留在那里。……捷克斯洛伐克军是协约国军之一，它与法军或美军一样听命于凡尔赛军事会议。在俄罗斯的捷军无疑渴望避免参与俄国可能的内战，但是他们同时了解，他们留在原来地方可以为俄国和俄国事业做出比他们前往法国大得多的贡献。他们听从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命令。”

02.

他们进行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业绩对于协约国的行动有决定性的意义。1918年7月2日最高军事会议从凡尔赛向威尔逊总统作进一步的呼吁，要求其同意支持捷军。总统于是建议派遣一支由英国、日本、美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公开地去恢复和维护捷军的交通线。第二天英政府与其他协约国政府一致决定给予他们军事援助。7月5日美国宣布他们决定在西伯利亚作有限的干涉。“其目的在于保护捷军抵抗德军，并帮助其自治或自卫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自身可能乐意接受帮助。”他们还建议派遣基督教青年会独立小分队，给予俄国人民道德上的指导。

两个日本师、在约翰逊上校和工党议员约翰·沃德上校率领下的7000美军和两个英国营、3000法军和意大利军全部在日本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下开始行动，尽可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沿铁路继续向西前进。与此同时一支主要由英军组成，在英军司令部统率下的7000或8000人的国际部队于6月底和7月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昌格尔登陆。当地组织起非布尔什维克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与英军司令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当地政府帮助协约国军打败德国侵略，协约国政府负责财政和粮食。

在西伯利亚，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广泛的警戒线以内——它的范围或许稍大——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府开始在鄂木斯克建立起来。一般地说，西伯利亚对俄国的关系和加拿大对不列颠的关系一样。捷军的奇特景象，他们突然采取的异常行动与获得的成功，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明显的个人优越性，使他们能够在西伯利亚创立起庞大的飞地，在飞地内部俄国政府和军事组织能以相当大的规模开始行使职权。

1918年夏季在鄂木斯克成立的临时政府，主要目标是召开全俄制宪大会。这个政府在它存在的期间经过各种变革。它反映了蔓延整个俄国的混乱，当时每个人都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许多人准备杀人，没有一个大团体能在一段合理长度的时间里同意任何一个主张。甚至在停战严重削弱所有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之前，西伯利亚好运的潮流就已开始退潮。捷军在兴旺中已经有点精神不振。他们的苦难不断，他们的危险增加。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本质上是进步的，但与白俄罗斯人的意见不一致，此外他们因不断遇上俄国的不稳定和管理不善而烦恼。1918年10月他们遥远布防的南面战线因受到红军正面和四周的压力而被迫收缩。

到1918年9月，在鄂木斯克已有两个政府一起行政——一个是西伯利亚政府，另一个自称全俄政府。同时，哥萨克人和反布尔什维克军官一直在精力充沛地建立武装部队。随着这些部队的规模和势力的增强，它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两个迅速建立起来的政府。形势日益明显，所有人都将立即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在这种危难关头军事观点很快占了主导地位。原来的鄂木斯克政府乐意向这个新压力让步；另一个政府正好相反，它成为社会主义阴谋的温床。对立的两个政府彼此对抗行事。面对即将来临的屠杀，对立的做法无补于事，这导致了军事政变的出现。11月17日，停战后一星期，新军的领导人用武力占领了一个政府，同时逮捕另一个政府的主要成员。他们决定把所有力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许是明智之举。他们推举的这个人就是前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南方顿河省，现在由邓尼金指挥的俄国志愿军已成为广大的肥沃地区的主人，在那年年底经过一场俘虏3万多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后，预言要向叶卡捷琳诺达尔前进。

这就是紧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之后俄国局势令人惊奇的转变。冬天战争时降下的大雪使六分之五的红色俄国变成白色，但是和平的春天对所有其他人都是喜事，春天很快就把雪全部溶化了。

03.

这些事态的发展促使协约国在其全神贯注的一些事物之上，又加上了另外一系列问题。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从俄罗斯帝国割去了她全部西方省份。德国人显然想建立从俄帝国割出来的一连串缓冲国来保护自己东进的成果。我们看到，东面500公里外的地方在20世纪又制造出了拿破仑曾计划建立的莱茵同盟的新版本。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的波兰、乌克兰、比萨拉比亚、高加索在获胜的德国的指导下，在战败的俄国的无奈中行使自决的权力。这些国家得到自由(如果不说独立的话)应感激德国，而俄帝国将被剥光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征服的土地，她的领土被马刀在欧洲地图上从赫尔辛基到巴统和巴库一刀劈开。列宁与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同意。

现在德意志帝国不见了；上述整个新体系的强大中心被摧毁了。德国投降、被解除武装，孤立无助，由战胜国处置，德国本身暂时要准确地服从战胜国发出的命令。因而上述这些国家几乎一下子从她们的旧效忠对象、也可以说从她们的新效忠对象解放出来。几个月以来未来事态的光明前景越来越清晰。1918年8月份以后中欧帝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唯一成问题的是她们失败得有多么彻底和还能拖延多久。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想离开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除希望民族或国家的独立外，还希望坚决逃避可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舆论动态都情绪激昂，而且非常坚决。爱沙尼亚于1917年11月28日宣布独立；芬兰在12月6日宣布独立；乌克兰在12月18日；拉脱维亚在1918年1月12日；立陶宛在1918年2月16日宣布独立。4月9日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结成同盟实行自治；4月22日外高加索议会宣布完全独立于它的联邦共和国，并声明它的领土不属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范围之内。5月底外高索联邦政府解散，它的构成单位独立；格鲁吉亚建成独立的民族政府；亚美尼亚全国议会在亚美尼亚掌权；鞑靼全国议会声称脱离阿塞拜疆而独立。可以说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害怕战争结果会是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力量的前景造成的。她们现在日益害怕布尔什维克革命，因为德国已无能为力。

因此，随着德国力量的衰落和当她突然完全崩溃时，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把他们的希望与忠诚转向了胜利的民主国家联盟，这个联盟横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越过法国与意大利战线，将不可抗拒的火焰与钢铁像雪崩似的泻落在正在退缩的德奥战线上。当最终所有抵抗在一声惊人巨响中崩溃时，所有这些民族和萌芽状态的政府都以欢乐和信心聚集在胜利的西方盟国周围。

然而，这种转变的出现并非没有人反对。布尔维什克1月4日曾与法国和瑞典政府一起承认芬兰的独立，但却于1918年1月28日入侵芬兰，占领赫尔辛基。这次不是寻常的军队与大炮的战争。苏维埃赤卫队用暴力的办法前进，在他们前面涌现的是比物质的武器更可怕的当地共产主义宣传的队伍。芬兰历史中这两页对此有连续的记载。3月1日芬兰共和国与苏维埃之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接着在芬兰出现红色暴动。但是德国人此时作为营救者进行干涉。3月3日一个德国师在冯·德·戈尔茨将军指挥下在芬兰登陆：大量的反共的芬兰人在前俄罗斯帝国禁卫队军官曼纳海姆将军率领下加入德军。苏维埃军队和当地共产党人暴动失败，4月13日戈尔茨和曼纳海姆将军复克赫尔辛基。

不到3个月的共产党革命给舆论造成的印象一个世代也抹不掉。共产主义者从芬兰首都的撤退是仓促的；被枪决的资产者的尸体凌乱地躺在政府办公处的庭园与走廊。这些顽强不屈的北方人怒火中烧，对他们不久前的压迫采取了无情的报复。他们决心给那些人一个不会忘记的教训，要它耐久得像他们自身受到的教训一样不会忘记。于是一场白色恐怖起而代之，肯定是血腥的。5月7日被认为芬兰内战结束，但绝不是惩罚的结束，受打击的不仅是芬兰的共产党人，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他们也在胜利者无边际和无区别的仇恨中遭殃了。关于芬兰就说这么多。

紧连在芬兰南边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觉自己处于特别不愉快的境地，她们的东边紧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地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她们的西边是那些普鲁士地主的出生地和聚集之所，普鲁士地主证明自己是德意志制度的僵硬的阶级和最可怕的集体之一。在1918年冬季到1919年初夏之间，波罗的海诸国交替地受普鲁士和布尔什维克的严厉控制。停战之后行将退役的德国兵立即恶作剧地将军事物资交给布尔什维克，后者很快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大部分。在芬兰志愿军和美国战争物资的帮助下，爱沙尼亚于1919年2月初赶走了布尔什维克，但是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却没有如此成功。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时，德国人在冯·德·戈尔茨领导下组建了一支未经授权的游击队，最后人数达到2万，这支队伍意在赶走俄国兵，不顾和平会议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在俄国兵马原来驻扎的地方为东普鲁士苦恼的贵族建立一个避难所。他们得到了暂时的成功，像“未注册公司”那样运用激烈和冒险的“许可证”，直到7月份协约国军事代表团来到。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只能在他们居民的强烈愿望和协约国与有关国家的同情之下暂时存在，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波兰。1917年3月，如我们所见，俄国临时政府宣布波兰应是“一个通过自由军事联盟与俄国连在一起的独立国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托洛茨基提议波兰独立，这是条约规定的。但是在俄军中的波兰部队反对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波兰军团很快就开始反抗俄国苏维埃人民委员部监督波兰国家事务，在莫斯科的波兰摄政会议代表也立即与苏维埃政府发生了全面冲突。一位出来解救受难中人民的强有力人物，此刻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就是约瑟夫·毕苏斯基。

毕苏斯基1867年10月出生在立陶宛。1863年那里的农民起义，遭当局暴力镇压，他是在对此事件有直接回忆的农民中被养育成人的。22岁时他与俄国革命家发生关系，被判去西伯利亚5年流放。1892年他回到维尔纳，4年后再次因煽动罪被捕，但得以逃脱。在这几年里他断断续续与鲍里斯·萨文科夫有联络，两人建立起终生的友谊。毕苏斯基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自然把俄国看作他国家的头号敌人。1914年大战爆发，他致力于集合一支志愿部队用以反对俄国，且以加利西亚作为他开展工作的基地，他没有和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他对于如果同盟国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波兰将有什么样的命运不抱幻想。虽然他在同盟国的庇护下与俄国及其盟国作战，他一直记住古希腊的警句：“爱它好像你今后将那样恨它，恨它好像你今后将那样爱它。”俄国革命改变了政治舞台，沙皇帝国不见了，毕苏斯基与中欧帝国间的固有矛盾变得明显了。1917年7月底他拒绝对中欧帝国宣誓效忠。他在马格德堡被捕入狱。1918年1月停战后不久他重获自由。毕苏斯基受群众爱戴，不但成为德军占领时新成立的爱国军事团体的领袖，而且被整个波兰民族奉为领袖。他前往华沙，收缴离开那里的德国兵的武器，并在举国赞同下夺取了摄政会议的全部权力。1919年1月底事实上持有独裁权力的毕苏斯基委托著名钢琴家帕杰雷夫斯基组织政府。现在波兰民族重新站起来了。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撕裂为三块的古老国家已经从压迫者那里解放出来，在经历了150年奴役和分隔后重新结合成整体。

在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受到分离活动的挑战。德国人曾与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乌克兰政府签订单独的和约。但是在基辅的另一个乌克兰政府同情布尔什维克，对反对革命的哈尔科夫和为寻找粮食与石油而到来的德军进行武装抵抗。乌克兰人民在反德与反共和外国入侵者与当地传染病之间双重冲突中感到困惑。这种无情争吵的冲突遍布每个城市、街道、村庄和家庭，甚至个人往往说不出，在经常改变的党派偏见中他们最痛恨哪一边。

可是德军的高效率和纪律把所有这些缺乏热情的对立政治势力都稳步地推在一旁。他们使用小股素质优良的军队，很快占领了他们补给所必需的大部分地区。1918年3月13日他们占领敖德萨；17日占领尼古拉耶夫；4月8月攻占赫尔松。28日他们建立乌克兰的军事独裁政权，任命当地人斯科罗帕茨基将军为首脑，5月1日他们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夺得俄国黑海舰队的一部分；5月8日他们占领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在攻占这些面积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富裕肥沃的地区的战斗中，德军仅用了5个后备师。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还记得(而且都试图忘记)德军占领比利时的情况。同样是这批德国兵，他们在作为解救者来到乌克兰后，不但被一般群众，而且被那些最恨俄国入侵者的爱国分子自动承认为是解救者。一剂共产主义的药引发了居民心中的希望，欢迎任何形式的——即使是严酷无情的——平民化的权威，自从德国“钢盔团”来到，生活再次变得可以忍受了。人们只要听命、保持平静和服从，此后一切都会顺利和有效。外国士兵的铁蹄胜似兼有恶棍和狂热宗教徒特征的教士的无休止迫害①。

比萨拉比亚的形势很奇特，令人痛苦的方式有所不同。罗马尼亚军队余部和罗马尼亚人民中的首领分子在他们本土被征服后在俄国领土中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受到沙皇庇护。革命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谈判使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罗马尼亚和比萨拉比亚间有年代久远的亲密关系，俄国与罗马尼亚自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关于这个省份又重新开始了不停的争吵。同一天(1月28日)赤卫队在北方进入赫尔辛基，布尔什维克对罗马尼亚宣战。罗马尼亚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抵抗，但德国当局进行了干涉，6个星期后签订和约。受控制和受损害的罗马尼亚正处于苦难深渊，此时突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4月9日比萨拉比亚公开宣称她将与罗马尼亚进行有自治地位的联合。德军在南俄不停地前进，苏维埃不得不满足于空洞的抗议。

停战日到来，摆在西方战胜国面前的则是无政府和混乱状态、争吵和饥荒、应承担的义务和获得机会的巨大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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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句动人的话出自《一旦我有一个家，马迪达日记，荣幸女士致俄国已故女皇》(Once I had a Home, The Diary,

Lady of Honor to the Late Empress of Russia)。

第06章、十四点

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停战谈判——豪斯上校的说明——10月29日的会议——劳合·乔治先生的拒绝——豪斯上校的威胁——首相的顽强态度——协约国的保留意见——海上自由——达成一致——法国的计划——和平的起始行动——威尔逊的使命——拖延的危险——间隙。

01.

威尔逊总统在停战时达到了权力与声誉的顶峰。自美国参战第32个月起，他赞美协约国事业正义性的程度比其他人更热烈，有时更起劲。他精神饱满、情绪冷静地进入战争，似乎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法官对可怕和疯狂的争端宣布发了最后的结论。他居于激烈的冲突之上，说话严肃、直率，他具有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教养，浑身充满了肯定不会衰竭的力量，在受折磨和遭苦难的战士看来，他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派来拯救下界自由与正义的使者。他的话给予每一个协约国的人以安慰，对制止破坏和平的各种宣传最有帮助。

战争时期各个协约国时时宣布它们的战争目标。在1918年严峻的1月，英国和美国都找机会以最合理的词语重申她们的观点。特别是在1月8日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了演讲，其中提到了十四点，他认为这十四点可以指引美国人走向他们渴望达到的目的。这“十四点”措辞值得赞美，不过稍嫌含糊，主要由概括性原则组成，可以根据战争的命运作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它们包括两项十分明确的条件，即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和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美国坚持这些极为重要的战争目的，且要为此与德国战斗到底，这深合协约国的心意。她们都不想吹毛求疵地检查整篇演讲词，除了普遍赞同外并不感到有义务这么做。与此同时，总统的宣言在推进西方民主国家坚定团结地彻底执行战争义务和鼓励敌国人民的失败主义倾向和颠覆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10月1日鲁登道夫提出德国政府应立即祈求停战的惊慌要求时，巴登的马克斯亲王就是根据这十四点在演说中讲到威尔逊总统的。威尔逊抓住了在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直接控制谈判的机会。他精神饱满地利用他对敌人和对协约国在地位上的优势，把整个任务及其责任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在他本人对感到绝望的敌人的诚实感到满意之前，他拒绝把他们的呼吁向协约国转达。他以最严厉的态度对待哀求的德国人。他采取巧妙的技巧使用拖延的手法，他宣布，“为维持美国及其盟军目前的军事优势，必须有绝对令人满意的保护和保证措施”，否则就不可能停战。停战条件必须由协约国军司令官决定。在德国自行解除其全部能再次发动战争的力量以前绝不能讨论和平。德国人是否完全解除了防御能力要由战胜国来辨别和判断。与敌方进行的这些谈判占用了一个月，这是整个战线进行大规模连续战斗的一个月。美国军队死伤10万人，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军队共伤亡约38万人。他们的前进一直继续着。德军的抵抗在恐惧战争和希望和平的双重压力下垮了下来。最后他们屈服于总统的踏脚凳下。

威尔逊在这些谈判中一直是态度强硬、手腕巧妙，以致法国和英国虽然开始时为他的一意孤行而感到吃惊，但以后就甘心把谈判工作留给他管了。即使在对敌谈判最严厉时，他那唇枪舌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在战争邻近结束的阶段，他实际上一直不单是美国的、而且也是协约国的发言人。他阐明最高原则；促成最难成交的交易。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样一笔交易，这很重要。

当中欧帝国实际上处于瓦解和向十四点伸出绝望之手时，当这一行为变得很明显时，这些建议就突然有了高度的实用性。到10月底时，弄清楚十四点究竟是什么内容，以及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又是怎样理解的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如果德国人不是要求停战，而是通过谈判寻求和平，同时又继续打仗，那么德国人和每个协约国对十四点的解释或许就会变为一种严密的具体的形式。可是德国人垮台非常迅速，他们只能祈求停战，在单纯的函电往返过程中便完全垮台了，最后只能屈服于使今后他们无法东山再起的条件。这种事态发展大大超出协约国的最高期望：将由胜利者单独决定对十四点的解释，而战败者自然会从他们最希望和最宽容的意义上来解释它们。

鉴于豪斯上校的先见之明，对十四点的说明由美国驻巴黎代表草拟，由总统批准。现在此文已由豪斯上校发表。这个说明是他在所有场合讲话的摘要，当然是一份适应环境的文件。

例如第三点规定：“尽可能取消所有经济壁垒，建立所有国家间的平等贸易条件。”美国人的说明谨慎地将其解释为：这不是意在阻止关税或特殊铁路运费率或港口限制，而是要这些规定在各国间彼此保持平等。第四点规定：“做出和遵守适当的保证，使国家军备降低到符合国内家安全的最低点。”关于“国内安全”，说明解释指的不单是国内警察，也指保卫领土抵御入侵的武装力量。第五点规定：“所有殖民地要求的自由、没有偏见和绝对公平的调整，应以严格遵守的以下原则为基础，即在决定所有这种主权问题时，有关全体人民的利益必须有与政府的公平合理要求同等的份量，政府的权利尚待决定。”对这条有清楚的说明：德国殖民地不再归还德国，不论哪个国家管理这些殖民地，都必须如“当地人的受托人”那样行事，并受国际联盟的监督。第六点规定：“撤出全俄领土”和俄国具有“独立决定自己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不受阻碍和不受窘迫的机会”。但是说明解释说，“俄国领土不是指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全部领土。”如此等等。10月29日下午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代表在法国外交部开会。主要人物是克列孟梭先生、劳合·乔治先生、贝尔福先生、巴龙·桑尼诺和豪斯上校。问题是协约国应怎样回答威尔逊总统的说明。

劳合·乔治先生说，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是停战的实际条件。与它密切相关的是和平条件问题。如果对威尔逊总统与德国之间传递的照会进行仔细研究，那就可以发现，停战是在和平将以威尔逊总统演讲中的条件为基础的假设上提出的。德国人实际上是在这些条件上要求停战；因此，除非明确说一些相反的话，否则协约国势必承认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件。因此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是这些条件可否接受。劳合·乔治直接问豪斯上校，德国政府是否指望和平在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及其他演讲的基础上缔结。豪斯上校说无疑是这样。劳合·乔治先生说，除非协约国清楚地表明它们的态度，否则必定将接受以这些条款为基础的和平。

克列孟梭问，威尔逊总统的条件是否曾与英国政府商议过。总统不曾与法国商议。如果从未与英国政府商议，他不知道怎样让自己承担义务。他又问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自己已做出许诺。劳合·乔治先生回答说，他们尚未做出许诺，但是如果他接受停战而又不说任何相反的意见，总统无疑会认为，英国政府承认了他的条件。贝尔福先生证实了这些话。然后克列孟梭说，“我要听听十四点的内容。”

宣读第一点：

“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缔结，在条约后面没有任何性质的私下国际谅解，而外交斡旋应一直坦率地在公众视野内进行。”

然后豪斯上校读威尔逊总统后来所作的一篇讲话的摘要，指出这不会禁止在秘密和微妙问题上的秘密会谈，只要肯公布最后结果。贝尔福先生说这点实际上等于禁止秘密条约而不是禁止秘密商谈。

接着宣读第二点。

“在平时和在战时，在领海外公海上航行有绝对自由，只有在为了实施国际条约而采取国际行动时可以封闭整个或部分海洋。”

这一点涉及所谓的“海上自由”的问题，自然引起英国的关切。它听起来意图良好，但它用意何在？它意味着取消战时封锁权吗？我们刚从一场自由斗争中脱身，在这场斗争中封锁对于保护欧洲自由和美国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海军刚刚才粉碎了潜艇战。英国的船舰刚刚才将大部分美军运到欧洲。我们使用制海权拯救自己免遭入侵和保护我们全体人民免挨饥饿。在我们的大力援助下，我们的朋友们刚取得一个共同胜利，就在此时告诉我们，要把封锁这一伟大的保卫武器变钝、变为无用(即使不是使其破碎)肯定很难接受。今后情况不一定需要，未来的环境并不需要，或者说没有可能对交战国海上权利的整个问题作一次审核。此刻敌人的防线正被法军和英军付出生命与鲜血的可怕代价打垮，此刻英国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正平安地走出人类最大的灾难，此刻难道我们应该在接到通知后几天或几乎几个钟头就被要求：在生死攸关，可能意味着天大干系，也可能毫无干系的问题上同意这么一个方案。

劳合·乔治先生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条款。目前是战时，如果接受我们将失去实施封锁的权力。德国垮台可以说是受封锁的结果，几乎相当于军事作战的结果……他不愿在第二款未经讨论时便建立和批准国际联盟。即使在国际联盟建立之后，他也准备讨论这一条款。他不打算与德国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停战，就要我们承诺这些条件，否则停战是不可能的。

克列孟梭和桑尼诺同意劳合·乔治的意见。

然后豪斯上校说，现今一切讨论最后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此前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谈判必须一笔勾销。总统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告诉敌人，他的条件不为协约国所接受。于是出现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不得不直接与德、奥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克列孟梭发问，豪斯上校的意思是否暗示在美国与敌人间将会出现单独和平。豪斯上校说有可能导致单独和平。这要看美国能不能同意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提出的条件。

现在我们要为美国承担巨大责任。军队仍在全面作战。即使在美国做出最大努力的这个月，每天凡死伤一个美国兵就有4个英、法、意士兵倒下。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投入是无比的少，但这里却出现了直接威胁，如果英、法、意不吞下全部十四点，不管她们可能怎样或被要求怎样，美国都将从前线撤兵，与德、奥单独媾和，听任战场陷入完全混乱之中，并使世界可悲地进入另一年的战争。这是在劳合·乔治为国效劳时对他品质的一次度量，他没有在这种无法辩解的压力前退缩。

首相回答说，英国政府不可能同意第二点。要是美国打算单独媾和，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可是我们将准备继续战斗。(这里克列孟梭插话说“是的”。)“我们绝不能放弃将美国军队带到欧洲的这种运输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之战斗不能放弃的东西。英国不是真正的军事国家；她的主要防御力量是舰队。英国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放弃使用她的舰队的权利。此外，我们的海上力量从来不粗暴滥用。……除了海上航行自由的问题外，威尔逊总统的言词中没有说到有关比利时和法国财产被恣意毁坏和船舶被击沉的赔偿问题。”此外他不反对总统的十四点。他建议给总统一份答复，表示十四点必须包括赔偿；我们相信总统演讲中不会没有关于赔偿的意见，但是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了解，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所理解的对德国被授予海上自由这一点所作的说明。

豪斯上校同意，第一步由协约国政府聚集在一起，提出它们对威尔逊总统条件不同意的所在。在提到其他几点后，他说，总统条件的措辞都有十分广泛的含意。例如，拿阿尔萨斯—洛林来说，他并不是特指这个地方归还给法国，只是意味那个地方是肯定要还的。克列孟梭说，德国人对这点肯定不作这样解释。豪斯上校接着说，总统在其他场合已经说了这么(意即说得很清楚了)。总统坚持德国必须接受他全部演说内容，而根据这个演说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对德国提出几乎任何要求。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赔偿肯定在第七和第八款中有所暗示，这两款说明这些国家的入侵敌人必须撤出，领土必须“恢复”。对在海上非法击沉的船舶和中立国船舶使用同一原则。

然后一致同意，协约国的保留意见应当系统地提出。

将近一个星期在紧张中过去。威尔逊总统用一份最后通牒加强豪斯上校的地位，他的代表决定把它保留着以待后用。这个文件写于10月30日，它说：“我觉得有责任授权给你，你可以说我认为，如果和平的内容不包括海上自由，我不能同意参加和平谈判，因为我们宣誓要打倒的不只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是每一个地方的军国主义。我也不能参加不包括国际联盟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的一种和平在几年之内会造成无保证状态，只能带来灾难性的普遍军备竞争。我希望我不会被迫公开这个立场。”①

同时英国拟定了她的保留意见。

“协约国政府仔细考虑了美国总统与德国政府之间的通信。它们宣布，具备下列的先决条件后它们愿意在总统于1918年1月8日向国会的致词中提出的和平条件和以后各次演说中阐明的原则上，与德国政府媾和。可是它们必须指出，关于通常叫做海上自由的第二款有各种不同解释，其中某些解释它们不能接受。因此当它们进入和会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保留完全的自由。

“在1918年1月8日总统向国会的致词里规定的和平条件中，他宣布被入侵领土除必须撤出敌军获得自由外，还必须予以恢复。协约国政府觉得，对这个规定暗示的意思不允许存在任何怀疑。它们理解为德国必须赔偿对协约国平民造成的一切损害和德国部队由陆上、海上和空中对他们财产的破坏。”

意大利人有其他保留意见，他们指出现在的谈判只应用于德国，不涉及对待奥匈帝国的办法。克列孟梭同意英国的草案，它是至关重要的文件。

第三次会议于11月3日在豪斯上校的寓所召开，当时豪斯宣读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对“海上自由”准则作了慰抚性的阐述。

“总统说，他直率和同情地认识到海洋——不论是领海还是沟通整个帝国的海洋——对英国及其地位的必要性。他理解，海上自由是应当予以最自由的讨论和最公允的交换意见的问题。但是总统未确知协约国是否明确地接受海上自由的原则，它们是否只保留这个主题使用的限度和对它的自由讨论。……总统坚持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十四款是十四点纲领中最关键的美国条款，他不能对这四点让步。海上自由问题只要我们事先在协约国之间取得一致，不必与德国政府讨论。……封锁是问题之一，它在这场战争的发展中已经改变，控制封锁的法律当然必须改变。然而不存在废除封锁的危险。”

劳合·乔治先生说，协约国采取的方案仅供自由讨论(见第二点)，并非对美国的立场有所怀疑，美国有完全的自由进入和会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豪斯上校问，劳合·乔治先生是否不能接受海上自由的原则。首相回答，他不能接受。“它最终与放弃封锁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不想限制美国政府在讨论中发表意见，他只想为英国政府取得行动自由。”在豪斯上校再次发问是否接受这个原则时，劳合·乔治先生再次拒绝。他说，“即使他接受了，这也只不过是意味着一星期之内此地将有一个新的首相，这位新来者肯定说他也不能接受这个原则。英国人民不愿看到这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国家是绝对一致的。因此，他说能够接受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代表不列颠说话。”根据豪斯上校回忆，劳合·乔治先生又一次说(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在其他某一场合记不清楚了)，“英国愿花尽她最后一个几尼以保持她的海军优于美国或任何别的大国的海军，没有一个持不同立场的内阁官员能继续在英国政府内供职。”②

豪斯上校然后修正了他的立场；他想要的只是“这个问题能加以讨论的原则”。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个原则。劳合·乔治先生立即回答，“我们很愿意从当前战争过程中出现的新条件的角度来讨论海上自由。”据豪斯回忆，实际会谈内容如下：

豪斯说，“我希望你把意见写下来，我可以转呈总统。”

劳合·乔治回答，“他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吗？我们十分愿意讨论海上自由原则及其应用。”下午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豪斯对此感到满意，并相当天真地向我们说，他要向总统报告外交胜利。③

这些问题解决后，威尔逊总统于11月5日向德国人提交协约国的备忘录——接受有保留意见的十四点——作为议和的基础，并通知他们停战条件可以从福煦元帅那里收到。由此德国人有权利宣称，他们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其他演讲(除了因协约国的正式保留意见而需修改的那些条件外)进行投降和解除武装。可是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解释的权利，他们也没有提出要求的资格。这就为胜利者留下了确实很广阔的余地，足以防止在以后岁月中引起误解和指责。

02.

在协约国会议内部发生了尖锐的意见交换，由于十四点的许多含糊的性质，而且与十四点一起的(谈不上评论)还有总统的演讲，因此人们特别希望毫不拖延地制订出一份较为确切精密的文件。但在几个星期里什么都不可能做。屠杀必须停止。陆上与海上的停战条件正在草拟，德国现存的整个自卫军兵力在大规模投降，德国和其他战败国内部出现了极端动荡，而协约正竭尽人性所能地举国庆祝胜利。当这些压倒性大事和胜利激情过去后，眼前有一件有突出重要性的事要做。那就是议和，议和立刻具有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克列孟梭像往常那样有了清晰明确的计划。11月29日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写下这些计划，以书面形式交给兰辛先生。

“威尔逊总统在12月中旬到达巴黎以后便能使四大国自己就议和的初步条件取得一致意见，毋需与敌人作任何讨论，只须分别对敌人实施。”

“实施首先从德国和保加利亚开始。……”

“就议和的初步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后，四大国代表应对参战国、中立国和敌国出席和平大会的代表权的原则取得一致意见。……只有战胜的大国将参加全部会议，受邀参加的小国只参加指定为它们的特殊事务召开的会议。至于中立国和关系不大的国家，在与它们的利益有关的时候请其参加。”

“大会的工作任务看来应分作两个主要系列：确切地称作解决战争问题和建立国际组织。第二个问题的审查无疑要求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此外，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应与一般公法条款的实施相混淆。而且，必须明确下列事实：敌人没有讨论条件的权利，条件由战胜国硬性规定；中立国在特殊情况下受邀请出席会议；由战胜国确定和平条件，而不论战胜国、中立国或敌国都将受邀参加和讨论建立国际组织的原则。”

“大会程序将在12月下半月召开的预备会议上决定。……”

“最后，为实现能导致正义、道德和自由的伟大原则的号召，大会可以像过去有时所做的那样，在大会开幕时宣布，甚至可以在确定程序前宣布如下原则(如此可能达到非正式的一致意见)：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权利；为使大会能最充分地进行自由审查，过去仅由某些协约国达成的所有特殊协议应停止生效；*由协约国于1914年8月1日宣布的特有的宗主国的领土和殖民地的领土不应变动；庄严谴责一切破坏国际法和人道原则的行为；取消在停战签字后犯破坏器械罪或犯破坏国际法或反人道主义罪的敌国代表的资格。”

毫无疑问法国的计划兼有逻辑、实际和迅速的优点。计划把所有主要问题和所有程序问题的解决，置于在战争中做出主要努力的四大战胜国的手中；计划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最主要的是规定“过去仅由某些协约国达成的所有特殊协议应停止生效”，扫除在战争紧张时期缔结的整个秘密条件。计划把单独能够解决每件事情的四大国聚集一起，保证四大国有绝对不受拘束的行动自由。

豪斯上校经深思熟虑相信，和平的第一步行动应该是迟早与德国谈判。初步和平以法国人的建议为基础，应该不会有困难。过去经常发觉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初步和平方案中只有主要的关键问题需在战胜国之间取得解决，然后这几个国家就不再需要在战争期间开会了，而是可以悠闲地展开细节上和应用上的争论。法国建议的程序中没有任何一点会阻碍威尔逊总统努力为战败的敌人争取最仁慈的条件(这是他性格上的一贯倾向)，或者对被征服的领土作他认为从长期看来是最好的安排。无论如何不能避免意见的严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将依它们的自然次序出现。而每一个决定将使第二个问题的处理更加容易。在“四大国”(后来这样称呼她们)之间达成一致，是顺利而迅速的和平必不可少的前奏。

可是法国的计划根本不为威尔逊先生接受。计划把威尔逊的抱负与他想象中所描绘和平会议的景象推到了一边。威尔逊不希望与欧洲协约国迅速达成协议；他不愿意在会议桌旁遇到协约国的领导人；在一段长时间里他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顶峰，可以抑制协约国，申斥德国人和告诉人类行为守则。他自信有能力越过别国政府首脑向其人民和议会发出呼吁，如我们业已见到的他曾暗示想要尝试一下的意愿。④毫无疑问，法国制订的建议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不少地方带有几乎是冷酷无情的味道。它似乎将崇高的理想看成仅仅是为健全政策取得一致的装饰品。总统了解，过度劳损的欧洲协约国特别急于为迅速解决问题取得协议；拖延不决的程序会增加他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因而他和兰辛先生对法国11月29日的照会不作答复；对法国扫除秘密条约的各项建议不予任何理会。因此，所有旧世界事务都悬而不决；不仅各国领导人不能善意和信任地聚在一起制定最后解决办法，每个国家的统治力量反而趋向加剧发展各自的观点。

法国人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拖延。如果威尔逊总统来到欧洲不但惩罚德国人而且教训他们，那末他们的军队就会牢固占领莱茵河防线，不管什么时候召开的和会都会面对既成事实，这也许不会使他们后悔。英国还在大选的阵痛中，选举的结果尚未知晓。帝国战时内阁几乎天天开会并探究整个未来的和平前景。在这个空挡，12月2日和3日协约国内部讨论会在伦敦开会，出席的有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奥兰多，豪斯因病缺席。这次会议除了讨论由停战出现的各种问题外，只决定应建立一个协约国委员会，调查和报告敌国为赔偿能支付的总数；德皇及其帮凶应由国际法庭审判；在和平会议预备程序签字之前应在巴黎或凡尔赛召开协约国内部会议，日期在威尔逊总统到达后决定。

在这里，虽然时间极其重要，但各种形式的力量正从胜利者那里消退，我们准备接受拖延。无疑所有这些领导人都太容易被说服，他们相信世界将无限期地在他们支配之下，他们可以在空闲时间解决世界未来的命运。这种幻想尤以威尔逊总统为甚。他此刻希望由他主持和会。当豪斯婉转地解释，只有法国人才能主持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时，总统就表明他愿作为代表出席。总统在美国的好友强烈地劝告他不要在政治舞台上降低自己的地位。访问欧洲，与欧洲政治家私下讨论主要问题是许可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但是要放弃总统地位的崇高孤立，参加漫长的和会及参加唇枪舌剑的混战，那就是牺牲坚实的优势。美国人的这种劝告开始时得到了三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愿望的有力支持。三位领导人想到，总统是一国元首、一位君主等级的大人物，与他们坐在一起，名义上地位相等，但具有不可否认的优越身份，因而感到有点不安。后来他们因常常听到威尔逊独断专行性格与气派而吃惊。但是总统的愿望压倒了自己的顾问，协约国领导人逐渐理解，也许总统的失误会对他们有利。如果他选择从高台上走下来，他们怎么会受损害呢？豪斯请他们放心，说总统在个人关系上是平易近人的。总统就是这样的作风。

在这些讨论中和在局势的巨大压力下，11月和12月不久就过去了，未到1月中旬，27个国家(有的打过仗、有的在最后阶段加入胜利一方)的代表便在巴黎聚会。和会曾经采取过最麻烦的程序。这一特点也许有过报应，但是不知怎的消失了。所有一切取决于开始时英、法、意、日本和美国间的严肃讨论，在讨论中确定主要原则。在停战后最初两个月中，没有向系统讨论和平协议方向迈出一步。到1月初，世界焦躁不安；人人都问和会出什么事了；全体较小国家的代表已经集合在巴黎，他们发现巴黎集中了全世界的新闻记者。第二阶段或者说所有大国的全体会议迈步赶上和压倒了第一阶段。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进一步拖延了，就在那些单独有权决定一切的大国共同审查根本性问题之前，大会突然开始了。

————————————

①豪斯，《论文集》，第4卷，第173页。

②同上书，第4卷，第190页。

③同上书，第4卷，第190页。

*着重号系作者所加。——W.丘吉尔

④豪斯，《论文集》，第4卷，第112页。

第07章、和平会议

1814—1919——文献——电影制作——顶峰上的威尔逊——国会选举——敌对的参议院——威尔逊的误解——后果——“普通老百姓”——秘密条约——在胁迫下——揭露——真实的美国观点——协约国的辩护——英国和谈代表团——英帝国代表团——和会的构成——威尔逊总统的妥协——新闻界——官方语言——混乱中的欧洲。

01.

在1919年和会的状况与1814年举行维也纳大会时的状况差别有多么明显啊！1814年，胜利的盟国实际上有效地掌握了整个欧洲。这些国家具有强制实施其意志的物质力量。而1919年，各种危险的程度都更加剧烈，而胜利者更加精疲力竭；范围很大的地区和主要人力物力都不在这些国家控制之下。1814年，一批毕生接受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训练的贵族唱主角，他们极端厌恶战争，憎恨变革，他们优雅而讲究礼节地聚集一起，商讨重建并巩固传统社会制度，经20年争吵之后，这种制度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在1919年，一些雄辩家和群众领袖在混乱的斗争中上升到了权力与胜利令人晕眩的顶峰，他们在不坚实的、摇摆的舆论平台上危险地使自己保持平稳，自称能指导人类走向更好的命运。确实，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由议会集中并加以稳定。但是它还因受新闻媒体的影响而激烈摆动。1814年，令人欣慰的和地位得到确认的大人物们，举行了平静和考虑周全的秘密会议；而1919年，却出现了不安的政客间的剧烈冲突，这些人也是干练的行动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及其党派取得胜利，慰抚着国民的不管有无根据的害怕与激情。

02.

有关和平会议的文献颇多，几乎以每一种众所周知的语言出版，有关和平本身的文献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重要的当然首推坦珀利博士的不朽的著作。虽然坦珀利博士并不以为他可以任意发表他手头的所有信息与文件，但他的6卷巨著独具重要地拉，可以指导任何研究者。在法文著作中，以M.塔迪厄的《关于条约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Treaty)最为重要，部分原因是，他是巴黎和会中的法国工作者之一，部分原因是他发表了许多未在别处出现过的文件。M.梅尔梅的《第三次战争》(Combat

des

Trois)也记录了摘自最高级会议和四国会议的秘密会议的重要消息。意大利的作品主要是西尼奥尔·尼蒂的3卷著作。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Settlement)最早表达了美国的观点，不久后这种观点又出现在第二部豪斯上校的论文集中，此集由西摩先生编辑；第三部书是兰辛先生的《和平谈判》(Peace

Negotiation)。此外还有戴维·亨特·米尔先生编审的令人钦佩的和博学的作品《公约的起草》(Drafting of the

Covenant)；关于俄国方面的有丹尼斯的《苏俄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以及卡明先生与佩蒂特先生编写的《俄美关系》(Russian-American Relation)。

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作品与所有此类出版物截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他拥有大量秘密信息和他使用这些信息的与众不同的方式。威尔逊总统在1920年底在巴黎时将装有他全部和会记录的两只大旅行箱和3只钢箱交给这位绅士——前新闻处主任——处理。总统说，“我在巴黎把这些文件装入了旅行箱，以后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它们分类或编排。”贝克先生不失时机，立即将这些宝藏呈献给世界，显示了总统的言行和政策的威信，就维护其可尊敬的首长的目的而言，可以得到协约国的同情和支持；可是其中有许多粗暴的批评，这肯定并非出于上述目的。大家都认可，激励威尔逊先生行动的高尚动机，他的值得注意的能力，他的广泛的善意和实际解决问题的敏捷性。他不但是协约国而且是欧洲的朋友。他正视现实，不但用崇高的理想主义而且用同情和常识逐步对现实有所认识。他在制订条约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表示出最严格的忠诚和善意；他把晚年的生命与力量，自愿地尽心奉献给了他的职责和他的国家。他值得欧洲长期怀念与同情。

然而，贝克先生选择描绘的荒谬的背景画，反而有碍于对总统的英雄形象的维护。威尔逊在和会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希望、他的错误、他的成就、他的妥协和他的失败，都有某种价值，但不能作为好莱坞电影的布景而误导大家。在传统的电影风格中，所有明亮处光线特别强，所有阴暗处光线特别黑，过量地使用耀眼的对比手段。贝克选择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情节；生硬地要求对事实、事件和人物的处理要符合事先的设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把总统描写成无瑕的捍卫美国人民高尚理想的加拉哈圣洁骑士*，后者因接触欧洲及其政治家的可怕的腐败堕落而陷入无限苦恼。总之，贝克先生的电影故事是世上最古老的。它不多也不少地正好是善良与邪恶、精神理念与物质欲望、慷慨与贪婪、道德诚实与可耻阴谋、人类同情与冷酷自私的冲突。

那种情节肯定会使人感动，但是它几乎不代表实际发生的事情。很难相信，在美洲繁衍生息的欧洲移民，把一切美德随身带去了美洲，把他们祖上的一切邪恶留在了欧洲；或者说居住在大西洋彼岸几个世代就足以把一个人种改造得在道德上、文化上和人性上肯定优越于他们在欧洲的原型。我们希望美国人的幽默感本身会对这些疑问提供必要的纠正。看来可能的是：大西洋两岸的人都容易对他们无直接影响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经常容易规定很高原则要对方遵守；他们能严格抗拒别人的诱惑。

不管如何我们且听斯坦纳特先生以他自己的方式讲他的故事：

“在法国阿戈讷的美国步兵，在鸣放大战最后胜利大炮后3个星期另3天，美国和平巨轮——“乔治·华盛顿号”与伴随的战舰——驶离了装饰华丽、彩旗招展的纽约港，犹如一艘新的“圣马利亚号”驶上她的不寻常航程，去寻找未知的大陆，这艘巨轮宏伟地驶出纽约港口时，上空翱翔着飞机，两岸炮台轰鸣着前所未有的21响礼炮。以前从未有过一位美国总统乘船前往外国。”

现代技术条件使媒体对公众的宣传范围极广，以往时代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看来，从来没有人所孚的众望或享受(即使是短暂的)的威信像登上“美国和平巨轮”的威尔逊总统那么崇高。但是勋章的背后铸有罪恶的标志。贝克先生曾经描写过欧洲的种种艰难正等待着总统，描写过他的高尚观点与堕落的旧外交手腕之间的悲剧性对照。他没有充分叙述留在总统身后的美国的困难。那里老亚当的难移的本性显露出顽抗的形式，党派政治的幽灵抬起它顽固不化的脑袋。但是对这些我们必须求教于其他权威著作。

霍利斯先生①对共和党的观点曾用明确的语言作了解释，虽然他的个人偏见有失公正，但无疑还是说出了广泛的美国人看法。

“在他前面的世界像是一个班级。班级的成绩使为首的教师成为王子。1918年11月国会举行选举。随着夏天行将结束，全国民主党候选人开始汇集提出的要求，希望总统给他们书面担保，保证如此表态：对总统来说，最佳计划是，在如印第安纳波利斯那样某个中西部城市发表演讲，演讲中总统应呼吁全国不要支持一党而不支持另一个党，呼吁给他一个将能支持他领导全国战争努力的国会……伯利森邮政管理局局长提出这个计划后，去得克萨斯州住了10天。到9月底他确信他的意见将被接受照办。但他回来后得知，党里的政客们背着他向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总统取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演讲，代之以书面呼吁支持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伯利森发觉关于这样内容的信已经交给了报界。正如伯利森预料的那样，信被说成是对共和党人的忠诚的令人憎恶的诬蔑；信的公开肯定会造成民主党的彻底失败。根据怀特先生的解释，威尔逊此时“正处于理想主义上层精神区”，因此无暇去纠正公众的印象，即，认为此信是由伯利森做主发出的。

欧洲对这个插曲的看法并不重要。但是其后果是可怕的。给总统的战争政策以巨大爱国支持的共和党，自认为受到了“无端的和不能容忍的侮辱”。11月大选使共和党在众院占了多数，而他们原先即已在参议院掌握充分的多数。美国宪法要求所有条约均须由参议院批准。这种情况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眼中似乎十分稀罕：在战争危机中威尔逊总统却不抓住机会使自己成为全国领袖，而不仅是一个党的领袖。更令人惊奇的是，面对参议院中反对党占多数的事实，他仍不竭力把参议院结合为一个整体参加条约谈判。如果总统强行这么做，共和党参议员原本不可能拒绝成为参加和会参议院代表团的一部分；相反，他们也许会高兴参加；那时威尔逊就有确实的把握使他答应的条件不会被否决。由于他坚强的党性和他的个人优越感，他拒绝了这个必不可少的事先预防措施。“美国和平巨轮”不载着这么一个人，此人不但会遭遇欧洲的道德邪恶，而且想以他新近深深冒犯过的政敌愿意接受的形式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全世界的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他的前面横着巴黎任性的混乱；在他的后面伏着参议院阴沉的否决。

然而，总统研究他的任务并不带个人的偏见。

“‘乔治·华盛顿号’在荣耀的光辉中驶入布列斯特港口前三天，总统召集一批代表开会。船上有和平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国务卿兰辛和怀特先生(豪斯上校与布利斯将军已在欧洲)，而代表团的庞大组织由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专家构成，总统依靠他们获得在未来讨论中使用的基本事实。”②

单独保存这次会议记录的艾赛亚·鲍曼博士写道，“说了几句意思是他很高兴与我们见面的开场白后……总统说，在和会上我们是仅有的公正无私的人，而我们要打交道的人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③

这两个说法中的第一个正确与否，从事件的最后结果中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第二个说法暴露出确确实实的误解。威尔逊总统将要见到的欧洲政治家，在维护国家权利要求上和在对战败的敌人的严厉制裁上正好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观点与愿望。只有在他们偏离这些严厉标准，根据经验、在容忍和超脱精神的指导下设法减轻战败国的不幸时，或辜负他们自己国民的期望时，他们才不再代表和未能代表自己的人民。奥兰多在提出最极端的要求时脱离了意大利人民的愿望。直到今日还是法国的支柱、铁腕人物克列孟梭还被全体法国人责备为在捍卫他的国家上过于软弱。至于劳合·乔治，他不但得到了极大多数人的支持，实际上他还因群众提出不宽恕地惩罚罪恶的要求而感到窘迫。这些国家的领袖非但不会因凭着自己的冲动对战败的敌人提出无情的要求而受责备，相反，他们每个人还有被指责为态度不够热情的危险。每个国家的议会和新闻界都提高警惕检测其代表是否有最细微的恻隐之心或达观不计较的痕迹。甚至由绝对胜利产生的威望也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无时不在观察和怀疑。每一个战胜国都在这样高呼：“我们的战士赢得了战争；让我们确保我们的政治家不丢弃和平。”这些欧洲领导人能最好地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治，这方面他们与威尔逊总统有极大的不同。

那末总统的主张是什么？他保证并准备再次让美国承担为人类服务的责任。“我们没有自私的目的可图。我们不希望征服，不希望统治。我们不希求为我们自己取得赔偿，不希求为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取得物质赔偿。我们仅仅是人类权利捍卫者之一。如果各国的信念与自由能够保证人类权利的实现，人类的权利已经得到安全保证，我们就满意了。”④在“乔治·华盛顿号”上他又一次对克里尔先生说：“今天整个世界不但带着错误而且怀着希望和委曲求助于美国。饥饿者盼望我们给他们食品，无屋者期待我们给他们住房，心身俱病者指望我们给予医治。他们心中的这些期望非常热切。必须毫不拖延……。可是你我都知道，这些古老的错误，目前这些不幸，不是一天之间或弹指一挥间即可纠正的。我隐约见到的前景——我全心全意地希望我错了——却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悲剧。”⑤

人们的担忧得到了证实。美国民众在对世界的无私慷慨上远远达不到他们元首的期望，而协约国人民在对待敌人的严厉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总统本人在参议院和新选举的国会中都未得到多数拥护。前总统罗斯福率直地宣称，“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敌人以及威尔逊先生本人都应了解，威尔逊先生当前已无权为美国人民说任何话了。”没有任何话比罗斯福的话更低调和更率直了，此话在大西洋两边流行着。协约国注定要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务。威尔逊总统试图为美国制订的、因此要求协约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的协议，很快被美国参议员和选民否决。经过长时间的耽搁和虚假的希望——这只会加重困难，留给欧洲的只有尽自己可能爬出这个世界性的灾难了；而在整个战争中只损失12.5万条生命的美国，打算在接受如此赔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即德国通过这个或那个渠道支付赔偿的五分之四给她蹂躏过或杀害过多少男子的国家。

这样写并不是责备其人民或其领导人。这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上，要在这个赔偿水平上继续进行庞大社会的交往，那末这个水平是比较低的。人民怎能知道呢？他们能通过什么渠道接受指导呢？他们怎样能形成完整的信仰呢？他们能怎样表达自己的信仰呢？模糊不清的和一般的思想——有的很刺耳，有的很高尚——天天吸引住他们。但是总的说他们高兴战争业已停止，每个家庭最渴念的是家庭的重新团聚和重建住所、事业和原来的生活。威尔逊的想象是创立世界民主政治。可是事实上，他说得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尽管在战争中表现得坚决和顽强，但不知道怎样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他们要求“惩罚德国佬”，“不再有战争”和“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得到点什么”，但最重要的是“回家”，这些才是当时群众最盛行的思想。

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他对欧洲广施慈善的许诺，但一到他自己国家的海岸上就突然住口了。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做出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善于计算的、厚颜的党派政治家。他对欧洲滥施良好的许愿和慷慨的同情，1918年他若能将其十分之一应用于美国他的共和党对手身上，本来会使他成为真正的国家领导人。他的孰重孰轻的比例观念只会运用于分隔的水密舱上。在欧洲，法德之间的分歧在他看来微不足道，是琐碎的小事，只需一点理智与慈善就很容易调和。但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呢？这里存在真正的严重争吵。他不了解法国人为什么不对被他们打败的敌人较为宽容；不了解为什么美国共和党人不期望从民主党政府得到不起作用的安慰。他以同等认真的目光投在人类的命运和他的党的候选人的好运上。愿与海外所有国家保持和平与亲善，却不与国内共和党打交道。这是他的政见也是他的祸根，还是其他许多人的祸根。一个要做大事的人，如果既试图要拥抱整个世界的闪闪发光的慈善心，又要平民主义的尖锐党争，那是很困难的。

03.

据说总统及其代表团感受到的第一个震惊是遭遇协约国之间在战时签订的秘密条约。贝克先生在美妙的文章中幸灾乐祸地看待它们的不道德性质。构成他文章各章标题的有“老旧外交手腕所维护的”，“秘密条约”；“土耳其帝国是赠品”；“理想主义的衰落”。文章向美国公众揭露了欧洲的卑鄙并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端方品格。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美国进入战争后，他们的论点是，德国人代表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残暴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与法国从1914年8月4日起一直与这个恶魔打仗。在1915年春季，意大利表示出帮助恶魔的意向。德国如获得拥有3500万人口并能动员150万军队的国家，会是一件后果极端严重的事情。但是意大利似乎脚踩两条船；德国人正热切地在意大利人眼前表演显示德国是三国同盟的真正角色，对意大利有好处。意大利人不用去奥地利寻求特伦蒂诺，尽可去法兰西获取萨伏瓦*，为什么不呢？于是开始了讨价与还价。我们可以批评意大利人，说他们的决定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可是谁能责备协约国政治家强调提出的，意大利能获得以牺牲奥地利与土耳其为代价的优越有利条件呢？意大利据以站在协约国一边进入战争的伦敦条约体现了这样的信念，即对英法来说，意大利的援助会招来快速的胜利，而她若进入敌方可能意味着英、法的全面失败。

对于罗马尼亚也是一样，她站到不论哪个联盟一边都有同等巨大奖品可得，她站到哪边就能使哪边获胜，她在1916年成为拼死作战的各国以各种形式的威胁与利诱争取的对象。这些就是协约国在精疲力竭处于危殆之中时为了获得援助而参加秘密条约的情况。

另有一系列秘密协定在协约国成员国中间订立，旨在保持诸国彼此相处协调。在1914、1915和1916年，俄国的支持至关重要。法国将流血殆尽；英国陆军刚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力量。设法保持奋战中的俄国巨人的好性情，设法避免出现任何借口的离心离德，这是英法外交的首要任务。土耳其曾得到法、英、俄提供的领土完整保证，但她联合德国人，对俄国进行无端的进攻。关于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和土耳其对基督教民族及阿拉伯人统治的终结，没有人会洒同情之泪。立即对土耳其的非突厥族省份进行利益范围的划分，对协约国是必要的，是实利所在。英国放弃她几个世代的政策，同意俄罗斯在未来占有君士坦丁堡，而强调她自己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法国断言她对叙利亚拥有历史权利。意大利得到保证，她的盟国绝不阻止她对阿达利亚，实际上还有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得里亚海的野心。对波斯关系的谅解多年来一直是英、俄良好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些安排在假设总的胜利来到时土耳其帝国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必须重新调整。贝克先生声称所有这些协约国间的协定都代表旧世界外交固有的肆无忌惮的邪恶与实利主义。其实它们基本上完全是自我保存的突发姿态。

这些秘密条约大部分都符合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中定下的原则，并在最后决定中得到了他的同意。全部密约均各有特色，这些特点只有用处于胁迫之下的背景才能加以解释并给予原谅；但是贝克先生和美国代表团没有理由以崇高和审判的目光看待这些交易。如果美国在1914年8月4日进入战争——他们以后会称此次战争是反错误与暴政的正确与正义的战争——世界本来绝不会陷入这场灾难。美国政治家不妨站在英、法、俄当事人的地位判断一下自己，能提出什么样合适的条件来获得意大利的依附。如果美国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之后进入战争，他们原可以自行判断，设法阻止罗马尼亚被纳入中欧帝国轨道是多么正确。甚至美国如果在战争爆发两年后加入协约国，他们原本可以随意地与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及对中国做出总的安排。一个人有权利站在岸上；但是如果他在令人痛苦难熬的长时间里使用他的这个权利，甚至不丢一根绳索给在急流中挣扎的人，而对于那个精疲力竭的、勉勉强强地一会儿抓住这块岩石一会儿抓住那块岩石的垂危的游泳者，人们应该给予某种援助，予以拯救，那末，对于岸上那个冷静的旁观者来说，尽管后来他成为忠实而热情的伙伴和勇敢的救助人，他也没有资格自封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公正评判员，要是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后来的事情原本不会发生。

贝克先生创作的第一场动人电影场景，是在热情、真挚的美国代表团到达时，他突然迎面提出秘密条约这个“迷宫”的问题。总统从未听说有这些秘密条约的存在。有全部国务院资料供其使用的兰辛先生也从未梦见它们。但是它们赤裸裸地和可怕地存在着，此刻仍在和会的会议桌上玷污十四点的公平设计。美国人民的道德观对此产生反感，我们能感到惊讶吗？自法蒂玛打开蓝胡子**的秘密房间以后没有什么东西产生过这么大的作用。

然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恕不指明哪些人)一直知道每一份秘密条约的要点，在他们参战以后的任何时候，只要发出询问便能获得每一个细节。最值得强调的是，法国政府于1918年11月29日在引人注目的急件中，如我们见到的，已正式建议美国国务院，在和平谈判开始之前，所有秘密协定都立即作废。兰辛先生对这个通知未作答复。下面这些话是贝克先生代表他自己说的。他说得十分公正：

“……在美国，对于这些欧洲秘密条约所知甚少，也不关心。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它们的任何影响。……实际上人人皆知，当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时，她曾努力达成十分现实的交易。这是战争，在战争中发生任何事情可能都是必要的……甚至专门负责收集外国事务情报的美国国务院，对这些秘密条约似乎也很不感兴趣，人们相信兰辛国务卿对它们所知极少或者一无所知。……虽然一般说来，总统必定知道这些秘密协定，因为他时常严厉斥责‘秘密外交’的做法，但他显然不想知道任何至关重要或全面的情况。……”

“……1917年当贝尔福先生作为英国特使来到华盛顿时，他对豪斯上校解释了某几个这种条约。但是豪斯上校说他并不特别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集中所有力量争取打赢战争似乎更为重要；他最后告诉贝尔福先生，他们是‘在杀死熊之前分熊皮’。这位总统顾问就这样低估了整个事情的重要性，他认为，对这些条约耗费时间，只会干扰战争努力的彻底进行，他们相信战争才是当时最重要的考虑。他们深信，整个国家也深信，到最后我们‘打败德皇’时一切都会得到妥善解决。……

“……如果说我们的外交机构对秘密条约的意义缺乏理解的背景，那末对于一般舆论又能说什么呢？盲目地受一阵战争热情的驱使，冒险进入完全陌生的场景，风中飘着的几片秘密约定的叶子，对公众舆论绝对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可以肯定，上边所有这些话全是男子汉气概的正确判断。如果为“不小心”或“不关心”所找的这些借口，对美国政府与人民能产生预期的谅解的效果的话，那末他们对协约国又能提供什么保护呢？如果美国“盲目地受一阵战争热情的驱使”而低估或忽视此种秘密协议交易的意义，能得到英国政府与人民原谅的话，那末血流成河，受战火煎熬、最亲爱的人战死、国家生存危殆的英国与法国在同样晦暗未明的情况中签订这些秘密协定，肯定是可以得到他们原谅的。

声称瓜分可能获得的战果与协约国为之作战的事业有实质性关系，那是愚蠢而又不公正的。当战争开始后，有许多事情超出最初争吵的原因之上，也有许多结果由此产生，这是在开始时从未想到或关心的。当美国在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时，他们没有想到占有菲律宾群岛和征服菲律宾群岛的居民；但是他们胜利后接着不可避免地或伴随地发生了这些事情。说法国与英国“为土耳其这个战利品”打仗，无异于说美国为了并吞和征服菲律宾才选择与西班牙争吵，同样都是诬陷不实之词；清除这些不实之词以正视听，也许是件好事，即使这样做可能有损斯坦纳德·贝克喜欢的电影效果。无论如何，秘密条约是存在的，有大国的承诺给予保证，上边有他们的签名，秘密条约不是基本上而是在某些重要事例上背离了十四点的宽容的简单的原则。

04.

劳合·乔治先生和英国和平代表团在1月10日渡过英吉利海峡。与他们一起的有海军与陆军的权威人士。在他们之前去的有一大批精心选择的专家和官员，他们住满了一家巴黎最大的饭店，还是挤不下。这批人员的能力，他们掌握的历史、法律和经济学的大量知识以及他们处理事务的方法，博得了盟国和敌国观察家的尊敬。一个德国作家说，“英国专家的茫茫白色小册子数量众多，它们论述比利时的中立、莱茵问题、小国卢森堡可能的未来以及天知道的另外一些问题。在所有对手中，在指导有待改造的多灾多难的地球和解决错综复杂的事务方面，英国的集体力量最为充分，人们普遍地感觉到他们要比美国人和法国人办事更有条理和更为精确。甚至美国和法国的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就模糊的主题发表意见或作预测时，他们在调查或找寻启发时也经常请教这些小册子。”⑥

这个巨大集体的事务由一个比较小的称作战时内阁秘书处的机构给以指导，秘书处的工作在前4年中通过莫里斯·汉基有效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勤奋得到了完善。这位海军军官在还是一个年轻的上尉时，就于1912年成为了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书。他曾负责编辑战争丛书，此套丛书是1914年英国从和平到战争整个过渡期的关键性的指导读物。他曾保管与编排最初由内阁军事委员会处理的、后来在战争及停战时期由战时内阁处理的所有大事的记录。他知道所有事情，他能处理所有事情，他认识每个人，他从不发表意见，他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最后通过总统、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先生愿望的自然交流，他成为他们为解决和平问题的决定性的6个星期商谈的唯一记录人。

英国的全权代表资格得到了英帝国代表团的加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各自治领的总理、印度代表以及四五个负责重要部的大臣，我当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代表团纯属咨询性质。只有当首相需要时才在巴黎集合，平时它的成员广泛地散布于其他工作岗位上。与威尔逊总统被参议院孤立形成对照，劳合·乔治的政策在重要时刻都与整个英帝国的领导人协商并经他们同意，从而加强了他自己的地位。这是他的参议院，他越过巴黎天空的黑暗与混乱时，一直有众多灿烂的群星拱卫在周围。在他身边有经验无比丰富、平静沉着的智士阿瑟·贝尔福；和路易斯·博塔(我们不必赘述了，对不对？)。当劳资问题出现时，巴恩斯这位老资格的工会主义者能作为一个工人说话；当首相在国际事务中需要自由主义纲领的讲解员时，斯马茨将军与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能会见威尔逊总统，以自己的背景所说的话会使总统吃惊和满意。当需要年轻善战的先锋国家理应按其坚定本性表达看法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休斯先生和新西兰的梅西先生就在身旁，加拿大的罗伯特·博登爵士就在不远处。如果要说明东方或中东的全景，有一千年历史世袭的印度土邦主和埃米尔们会在非常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走出来。首相本人完全没有那种狂妄自大的反常的历史感，首相在他的同僚和那些他希望说服或调和的人们之间分配重大任务和活动；他在好运中保持谦虚，保持他完好的控制力。这样他完全适应即将来到的多折磨的环境并具备了良好的应付手段。

另一方面，他来到大会多少时也有点被新近大选的吵吵嚷嚷的粗俗行为弄得不安。紧跟在身后的标语有：“绞死德皇”，“搜他们的口袋”，“要他们付出代价”；这种情况使人敏感地觉得有损他进入会场的尊严。

05.

演员已到齐；舞台已搭起；观众已经叫喊着要求帷幕升起。但是配戏及其演出方法尚未确定。我们已经见到威尔逊总统拒绝了1918年11月29日最初提出的法国计划，总统主张由四五个战争中的主要伙伴国对基本要点做出初步决定，同时他十分希望召开胜利国大会，大会由他本人主持，在大会召开之前他能为人类制订较好的治理计划。他不明言不同意法国的建议，只是尽量拖延协约大国之间所有先前的商议。但是现在每个人面对面相遇了，必须立即做出切实可行的决议。总统立刻与那些大人物们进行接触，他们肯定是力量和经验与他相当、在长期持久战中竭尽全力、孤注一掷获得胜利从而保护了大国重大利益的那些人。总统关于改善旧大陆的生活方式的慷慨陈词和他对各国舆论的支持——必要时他可以越过各国自己选择的领袖——这种炽热的、有些模糊的思想，此刻不得不收起来了，代之以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的有时顺利有时僵持的商谈。

从1月12日开始，由五个主要大国举行会议，每国出席两位代表。这些会议的最初目的在于只决定程序和全体大会开幕式；但随着会议一天天继续下去，会议本身给人以另一种印象，因此几乎立即被称为“十国会议”。

十国会议开始时讨论的是和平大会的章程及其管理办法。威尔逊主张全体27个国家多少以平等地位一起开会。克列孟梭表示反对：

“对威尔逊总统的发言，我是否应理解为任何问题不管对法国、英国、意大利或美国多么重要，都得请洪都拉斯或古巴的代表发表他们的意见？迄今为止我一直持这样的意见，即我们业已同意五大国应就重要问题先做出决定，然后进入大会会议厅讨论如何维护和平。倘若发生新的战争，德国不会使用全部力量压在古巴或洪都拉斯身上，而是压在法国身上；它一直压在法国身上。因此我要求，我们应坚持已经提出的建议，建议的大意是，由上述的五大国代表参加会议，对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次要问题的研究在大会召开之前交给各委员会进行。”

他得到了劳合·乔治先生的支持，显然也得到了意大利和日本的同意。兰辛认为威尔逊应该坚持。他显然是打算由总统组织小国集团，通过投票击败大国。威尔逊固有的良好判断力救了他，没做出这种蠢事。他提议的折中办法是：在大国中举行非正式会商，与所有国家全体会议同时进行。这根本不是折中。这是公认的事实：十国会议是交谈，不是协商。但是十国会议能以此而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办法顺利地通过了。

下一个问题是新闻界。不少于500个特派记者聚集巴黎。这些人是各国最有能力和最称职的作家，代表最有力的报纸和最大的通讯社。这些人都有强烈的历史感，都意识到最快获得新闻的重要性。每天几万字的有线和无线电报发往全球印刷所，描写伟大的和平打算怎样缔造。除了法国报纸受到当局小心的关注外，战时新闻检查对言论的所有压制全都撤消了。全部500名记者以最真诚的同行友谊和最剧烈的竞争关系站在一起；他们异口同声地谈论似乎特地为他们的利益草拟的十四点中的第一点，就是“公开制订公开的和平公约”。威尔逊先生对这样应用他的理论感到严重不安。他连忙一再申明，他不曾打算让每个敏感的问题在每一阶段都在世界报纸上讨论。显然人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但是这样说并不产生效果。美国人每天必须得到新闻，至少有印件可读；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希望只通过美国渠道得到消息。斯坦纳德·贝克先生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政治与外交策略有什么关系？”一方面是一亿多人的年轻美国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是鬼鬼祟祟的、但同时是顽固的、甚至是好斗的旧欧洲外交。这里有千百万年轻、健康、热情、激情的人满怀希望地在前进，在改造人。那里有狡滑、奸诈、善耍阴谋的身着高领金边服装的外交家，在聚光灯、照相机和摄影机前却步，挤作一团。多么动人的场景！帷幕升起！慢节奏的音乐奏起！舞台上响起呜咽吸泣声，过后端出巧克力糖！

“公开制订公开的和平公约！”如果这句话有什么意义的话，它肯定意味着解决战争问题必须作世界性的大争论；世界各地所有“普通老百姓”，普通的黑人和普通的白人，将有意识地和明智地参与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可是怎样实行呢？普通人忙于他们每日的生计。他们没有时间听取所有发出的狂热的吁请和抗议。他们会听到一件又一件的事，也许都不真实，而且必定都很难理解。不过这里有高度倾向性的报刊，它们代表普通人；这里在讨论十四点中的第一点，这一点的意思是和平公约要“公开制订”。

然而奇怪的是，新闻界人士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干出大量更坏的事情。事实上他们的运气有出乎意料的改变。战争开始后他们被将军们轻蔑地推向一边，不准进入战区，并遭受新闻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不久他们就迫使将军与政治家靠后站了。战争结束时他们出现在权力与影响的最高点。他们的心态依旧是要打碎政府和支配政策。但是战争环境过去了；随着议会与论坛的恢复，报纸和它的出版人逐渐对他们的功能有了比较合理的看法。和会给他们的讨厌的最初经历是让他们明白了：十四点中没有一点适用于他们；十国会议将秘密进行。

06.

当时多次出现的热烈争论是什么语言将成为官方语言。法国宣称法语长期以来在习惯上是外交的官方语言，法国人是大会的东道主以及法国遭受的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英国连同其自治领和美国一起行动，他们说情况明摆着，他们代表1.6亿说英语的人民，占有大多数。没有一方同意撤销其权利要求，因此宣布两种语言都是官方语言；意大利企图获得对意大利语是第三种官方语言的承认，但没有成功。此时商谈正事的道路廓清了；1月18日和平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现在正是时候。停战后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期间发生的大事有：英国的大选，威尔逊总统来到欧洲，法国人为空前的最大国际集会做准备，当然还没有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陆军长驱直入德国，占领莱茵河桥头堡。协约国军官和专家代表团，在崭新的征服者的权威光环中自由地通过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对完全服从的全体居民颁布他们认为必要或合适的命令。法军与希腊军并肩在敖德萨登陆(这是较迟的事件)。几个英国师占领了横贯高加索的铁路，英国小舰队在莱茵河和里海航行。艾伦比的陆军实际上占领了整个叙利亚，与英属印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会师。但这些仅是军事措施，虽然在当时似乎有效果，但实际上只是掩盖了日益加深的混乱，这个混乱涉及许多被打败的庞大社会。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日复一日，没有什么变化。革命、动乱、人民对引导他们走向毁灭的统治者的报复、党派斗争、土匪抢劫和广大地区实际的饥荒遍及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和南欧、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以及整个俄国，其混乱情况难以形容。这是大部分人类经历的可怕的两个月；而且看不到尽头。

但是在这些苦难后面，处处有新的非凡的希望和野心在抬头。波罗的海国家寻求独立，每个国家都拼命地争取建立某种形式的有秩序的政府。德国处于真正的革命之中。慕尼黑的一次共产党起义最终在血泊中被扑灭，此教训应永世不忘。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压迫下很快崩溃，一个莫斯科真菌的支系独立地在布达佩斯发芽。奥地利帝国彻底瓦解。波兰在三个帝国的废墟中再次崛起，150年前她被这三个帝国瓜分。波希米亚在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保护下被胜利一方接收为盟国。在签订了令人难堪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后罗马尼亚社会与军队的残余，零零落落地回到自己那饱受蹂躏的国家，此刻他们正快速地侵占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军大量进入蒂罗尔，越过波罗的海**，很快与现在自称为南斯拉夫人的凶猛、憔悴、不屈的塞尔维亚人面对面相遇。费萨尔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按经过激烈争议划定的劳伦斯边界，为共同事业联成兄弟情谊，他们定居于大马士革，梦想建立从亚历山大勒塔到亚丁、从耶路撒冷到巴格达的大阿拉伯国家。宣布自己野心的不但有战胜国还有战败国，不但有不同的民族，还有不同的政党与阶级。欲望、激情、希望、复仇、饥饿和无政府主义盛行；处于同时发生的和几乎普遍的混乱中的人们，将所有目光都集中到巴黎。注视着这个不朽的城市——既有快乐也有悲哀，既有憔悴与创伤，也有得意与荣誉——此刻一半以上的人在寻找满足或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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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传奇中不列颠国王亚瑟手下的圣洁骑士。——译者

①克里斯托弗·霍利斯，《美国的异端邪说》(The American Heresy)。

②斯坦纳德·贝克，第1卷，第9页。

③戴维·亨特，米勒，《公约的起草》(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第41页。重点号由米尔先生所加。

④威尔逊，《演讲辞》(Speech)，1917年4月2日。

⑤乔治·克里尔，《战争、世界与威尔逊》(The War，the World and Wilson)，第163页。

**法蒂玛系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女，宗教传说中的人物；蓝胡子是传说中连续杀害6个妻子的人。——译者

*萨伏瓦为法语区，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之间。19世纪中叶撒丁王国将该地连同尼斯地区一并割让给法国，以换取法皇拿破仑三世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现该地区为法国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两个省。——Franc.She

⑥诺威克，《凡尔赛》(Versailles)，第34页。

**应为亚得里亚海。——Franc.She

第08章、国际联盟

三个阶段——有缺点的程序——最高级会议——双重关系——国际联盟委员会——盟约的起源——英国的贡献——怀疑态度——总统的国书——委任统治问题——自治领的观点——总统和自治领总理——委员会时期——“要他们付出代价”——凯恩斯先生的著作——解决办法——战犯——责任的梯阶——德皇——与日俱增的不耐烦——达成盟约——奠基石。

01.

和会的过程自然地分为三个界限清楚的阶段，读者随着本文的叙述，记住这点很有好处。

第一个阶段是威尔逊时期，或者叫委员会时期或十国会议时期。这个时期历时1个月，从1月14日十国会议第一次开会起到2月16日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回美国止。第二个阶段叫贝尔福阶段，当时威尔逊总统回华盛顿，劳合·乔治先生回伦敦，克列孟梭被刺客子弹射中倒下。在这个时期里，贝尔福先生完全按照劳合·乔治先生的意见，引导委员会紧缩工作时间，一直到3月8日终止，集中全力开展缔造和平的实际工作。第三个阶段叫三人领导时期，当时主要问题由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在四国会议里通过斗争解决，最后单独由三人开会决定。这三个人的领导局面历时两个多月，每天都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最后制定出和平的初步程序，此程序得到全体大小协约国的赞同，然后以凡尔赛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特里阿农条约和纳伊条约的形式提交敌国。

要理解和会，读者必须抓住它的程序和它如何产生的过程。11月29日的符合逻辑的法国计划没有被威尔逊总统接受。然而已经有了普遍的默认的一致意见，即第一步是战胜国应单独聚会。然后由它们草拟初步和平条件，在它们反复研究订出条件后，将草拟条约联合送交敌国。法国人曾建议，英、意、日也期望，在战胜国之中由五大国领导人事先私下商议，由它们决定最重大的问题和原则，然后才允许一批小国参加讨论。但是，除了上一章提到的程序问题外，这个最为重要的并证明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从未合适地进行过。因为主要的大会与这种至关重要的准备性讨论同时进行，以致前者压倒了后者。1月18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整个27国代表出席，五个主要协约国事先没有在任何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

当然，五大国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决定了每一件事；没有力量能阻止它们这样做。但是这些基本事实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变化无常和杂乱无章后才变得明显和举足轻重。做出的决议不是系统研究和讨论的结果，而只是当某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才决议的。从头到尾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先后次序，没有经过缜密思考的、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计划。各种各样棘手的次要问题由尚未同意基本原则的国家首脑来讨论和展开争论。五大国互不信任，没有达成共识。讨论了两个月后，当时所有极为迫切的问题，仍隐藏在主要全权代表的胸中。事实上，我能肯定，直到3月底，在担负每件事最终决定权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总统三个人之间，也从没有倾心和坦诚地交谈过。这是威尔逊阶段和贝尔福阶段的最主要的事实。

然而，这些元首继续进行正式接触。不但经常召开十国会议进行商谈，而且这些人(或他们中的几个人)常坐在一起开最高级军事会议。①这种会议在战争结束后几个月里有极大的进展。最高军事会议的开会与和平条件无关。每周都有许多紧要的实际事务发生，加重了会议的负担。例如，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停战条件的继续商讨；与俄国的关系。当时欧洲的混乱时时升到爆炸点。新建立的波兰共和国与东加利西亚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最高级军事会议必须进行干预。他们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去波兰，我们见到一列国际列车冒险旅行的壮观场面，列车有5节严密加以保卫的车厢，每一个车厢载着单独一个国家的代表。尽管旅途危险，国际委员会还是到达了华沙，进行了仓促调停，达成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某种休战协定。不久类似的困难在特申地方出现。协约国必须进行干预，以防止波兰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之间爆发战争。4月份他们必须再次干预匈牙利发生的包含着巨大危险的贝拉·库恩布尔什维克革命。形势的困难和危险的确到了极点。

整个大陆可能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危险。每个人都转向主要协约国寻求帮助，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不能给予帮助。他们需要粮食，但是协约国本身粮食也短缺。他们需要军事占领，但是英国人也极迫切地需要军队来维护安定，调不出许多军队，又不能冒险派遣少量特遣队去往远离大海的遥远地方。大战后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措施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占去了主要大国的许多时间和精力。

这种双重关系对缔造和平施加了不可抗拒的影响。五大国继续不断为这件或那件争端一起工作。上午他们参加十国会议，为解决和平问题进行“交谈”；下午他们出席最高级会议做出重要的实施决议。27国中的其余国家，根据最初通过的难以落实的决定，它们具有同等的地位，时时聚集在全体会议中，那里处于最完全的公开状态，任何重要事情都不能做。威尔逊总统不可避免地和几乎麻木地听凭这种事态的发展。他明白这种事态的发展并非由欧洲外交的邪恶性质引起，而是出于实际和自然的原因，努力反对也是徒劳。影响大小国家主要利益的迫切问题怎样能由27国进行公开有益的辩论呢？如果单单使用陈词滥调和阿谀奉承的话，会议会成为笑剧。如果无节制地说直言不讳的话，会议将变成熊园。即使完全由主要国家组成的秘密召开的十国会议，也终因人数过多难以操作。连同随从的专家，十国会议的出席者很少少于50位，他们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相差悬殊。即使不算有意的泄漏，会议的机密性也大可怀疑。我们将见到，总统根据常识与事实，很快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紧密地在一起解决每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商讨仅由莫里斯·汉基一人作记录，并把决议整理成确切、清晰的文字。如果在12月甚至在1月份就能举行这样的会议，那末和会的全过程本来会进行得顺利而协调。但总统一开始就拒绝显而易见的办法。当这个办法在许多天后以后以商讨的形式回到他身边时，他表示热烈欢迎。

总统抛出他主要政策的时刻最终来到。他宣称国际联盟必须成为和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必须先于所有领土或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在联盟的结构上建立整个和约，所有解决办法必须与联盟的原则相协调。如果所有领导人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初步谅解，如果他们知道在基本问题上彼此所持的立场，没有感到会发生十分严重的冲突，那将是值得赞美的。但是现在看来和会将以全部精力投入人类新宪章的工作，由于没完没了的学术讨论，那时所有实际和紧迫的问题必须退出会场。

经和会全体会议同意，指定特别委员会制订国联章程。决定这个程序的十国会议的讨论记录是颇有启发性的读物。迄今，小国利益捍卫者威尔逊总统已经了解，如果允许大量小国参加联盟委员会，便会什么事也做不成。因此他力争以尽可能少的国家组成负最高责任的委员会。另一方面，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有点挖苦地谈到最小国家的权利要求。国联将是它们的保护伞和庇护者。它们不应该参加会议？这不是为它们开辟一个有用的活动领域，不使它们忧郁地在巴黎到处闲逛为等候十国会议的决定吗？除美国以外，所有大国均对毫无进展的情况深感不安，它们的代表不得不面对国内上升的不耐烦情绪。当主要问题未获解决时，国际联盟章程的每一方面都必须警觉地加以仔细审视。代表们绝望地看到了将有许多星期甚至几个月耽误的可能性。

最后指定了一个极好的委员会，委员会中包括几个小国家，但人数尚不难处理。英国两个杰出的制定政策的能手罗伯特·塞西尔②与斯马茨将军都被指定为代表。威尔逊本人决定主持会议，精力充沛的他把巨大的任务抓在了手中。

由坦珀利博士主编、由外交学院赞助出版的和会历史把国际联盟的起源归因于三点。第一，负责维护和平的一些已确立的国际会议的需要；第二，为小国安全(如比利时命运所证明的)提供更全面保证的需要；第三，人们日益相信的经济合作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个论点是，2000万人有4年多时间在彼此厮杀中丧生，这个残酷过程现在停止了，大多数人希望战争不会再次发生。

常常有人声称，国际联盟是美国人的灵感擅自强加给欧洲的办法，以防止欧洲国家的敌对倾向。事实并非如此。在战后三年里，建立联盟的思想在大部分文明国家里都开始活跃起来，在美国和英国成立了各种社团来宣传这种思想。罗伯特·塞西尔是第一个把它写成文字的英国人，他于1916年底写出了论述这个主题的文章。他的论证虽然必定不够成熟，虽然实际上只等于现在盟约的第15和16条内容的粗略草稿，但它还是成为了1917年建立的由非利莫尔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基础。这个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联盟法规的草案，刊印在1918年初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间传播的文件中。1918年夏季，威尔逊总统指派豪斯上校对菲利莫尔的草案进行整理加工，豪斯的修正意见于7月16日交给了总统。豪斯对原稿主要增加了对联盟会员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明确保证，而菲利莫尔的草案仅仅满足于对仲裁协议的执行提供保证。当威尔逊修改草案时，他删除了建立国际法庭的条款，但增加了罗伯特·塞西尔曾在他先前的草稿中提倡过的大量言词，那就是破坏行为应受毁灭性力量的惩罚。

与此同时斯马茨将军独立地于1918年12月16日写出了他自己的联盟草案，草案包含建立一个组织的详细建议，建议设立大会和一个委员会，还包括取消征兵和限制军备的规定，并建议实施为落后的地区或国家进行监护的委任统治制度。

关于威尔逊设立国联的贡献，他的编年史作者贝克先生说，“实际上盟约中没有一个思想发源于总统。他与盟约的关系主要是编辑或汇编者，他选取、舍弃或编纂从不同来源来到他那儿的各种方案或建议。”③

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威尔逊贡献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草案中收录了所有有用的修改意见，同时增补了一个旨在保证公平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条款，以及另一个要求新建国家给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的条款。这就是1919年1月10日美国代表在和平会议上提出的草案，10天之后英国代表团也对这个主题提出了英国意见的最新方案。英国与美国草案在所有的基本要点上是“意思相同”的，两国草案由代表英国的塞西尔·赫斯特爵士和代表美国的亨特·米尔先生加以合并。两个草案在1月后半月和2月初由联盟委员会进行研究和修改，最后于2月14日提交和会的全体会议。国际联盟是由大西洋两边具有同样特征的人们，公正诚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构想的。

威尔逊总统把这个伟大的思想当作自己的创造，当这些日子里的所有烦恼和他自己的错误被人们遗忘时，那末人们对威尔逊的记忆便珍藏在这个新的国际机构的建立及其显示出的优势中了。英国自始至终是威尔逊的主要支持者。在我们的岛屿中，一切自由开明人士都坚持这个理想计划。其他所有思想正直的人都理解，这样的联盟可能会给英帝国四处分散的社会带来好处。只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批评它。它不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吗？它不是国家军备的替代品吗？它不会在需要的时候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吧？它不会使指望它的人在未来某种大灾难中遭到毁灭吧？在有些批评者看来，当新的安全保障正在构造时，保留旧的、证明有效的安全保障较为慎重。可是英国给予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尤其是实际的。没有这种支持总统决难成功。很自然，世界上较小和较弱的国家会为保护它们免受大国统治或侵略的法律喝彩叫好。法国、意大利和在地球另一边的日本善意地接受了新的福音；但是她们更倾向于相信无情的现实，她们以更顽固的形式来摹仿英国怀疑论者的疑虑态度。真正的反对来自美国。整个美国人民的传统一直是远离旧大陆的磨难，与旧大陆敌对。大西洋提出3000条理由，而太平洋提出7000条理由来反对涉及这些遥远的事务。从华盛顿到门罗的美利坚合众国祖辈的所有教导，都反复重申不干涉政策。科学也许必须再进步50年，大洋间隔的鸿沟才能在政治上没有意义。50年在人类历史中不是一个长时期，可是它远远超过了公元1919年建立的巴黎和会的生命。

此外，人们业已见到，威尔逊总统没有办法调和或解除他自己国人的根深蒂固的和自然的厌恶态度。他只是作为一个党派领导人，而不是作为国家领袖来追求统治美国和教导欧洲。他的本国基础在他脚下破碎。虽然他抡起手臂训斥旧大陆的困惑的可敬的政府，但在国内他却被有力的反对党无礼地拖出了讲坛。我曾会见过一些最有天才的美国人——光芒四射的领导人物，据说他们曾经说过，“欧洲政治家应当了解美国的宪法。你们应当懂得，没有参议院支持的总统什么都做不成。如果你们寄希望于他个人的决定或承诺，因而尝到苦头，那只有责怪你们自己。这种决定或承诺是无效的。”

从开始就对威尔逊总统的国书的实效性存有严重怀疑。国际联盟的最高功效取决于美国参加该联盟。美国的参加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外部平衡因素。国际联盟会在威尔逊总统的控制之下吗？如果不，各国的自由思想就高涨不起来，国际联盟就发挥不了作用。另一方面，详细检查总统的国书的行文又是极其轻率的。假如，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向会议桌对面的总统说：“你知道我们是在代表我们两国的压倒多数群众说话。请你以你愿意的任何方法试验一下。除了你任期届满，否则其他事情都不能剥夺你的权力，真是这样吗？你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是不完全的。美国参议院的意见怎样？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已失去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你不过是一位很想改造他人的好心哲学家，难道你还同时肩负着美国国民的信任与心怀着他们的意愿吗？”也许美国人会被这席话深深激怒。他们也许会回答：“你们曾经很高兴得到威尔逊总统许可的我们的军队和金钱。现在你们摆脱了困难，就藐视我们合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不管我们属于哪个党，我们却憎恶这种提问。认为我们会不履行我们的所有许诺，这是一种侮辱；面对这种侮辱，我们这就走。”因此没有人怀疑总统的资格。再说，尽管有一百个气恼与担心，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内心还是深信，他是迄今大西洋彼岸最愿帮助欧洲的朋友。

1月22日的十国会议和1月25日的和会全体会议决定组成国际联盟委员会。2月2日委员会开始工作。可是就在此时，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关于占领领土的委任统治原则，发生了严重的紧张状态。这个原则原是由斯马茨将军提出的。它的应用现在扩展到了将军未曾考虑到的界限。这个原则规定：被征服的德国殖民地或土耳其部分领土由战胜国据有，但不是作为它们自己的领土，而是在国际联盟之下受全人类委托管理，并在对待当地人是否符合所有要求这一问题，应受正式国联监督。这个原则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高度欢迎。

但是斯马茨将军只打算把这个办法应用于前俄国、前土耳其或前奥匈帝国领土。他从未想到它适用于英国各自治领在战争过程中占领的地区。更没有想到它要应用于德国西南非洲，联合王国政府曾占领并有意并吞该地区。这个做法把健全的原则应用得过头了。各自治领一致认为，委任统治原则不应应用于它们占领的地方。

英国政府对获得领土不能不感兴趣。这个国家要为它的严重损失寻找某种补偿。由于长期而且是代价昂贵的战斗的结果，英军占领了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喀麦隆和德属东非。委任统治制度没有硬性规定在整个不列颠殖民帝国范围内多年未被严格遵守的条件。在各大国所有殖民地中，英王巨大的热带自治领是唯一向所有国家的贸易开放的殖民地。所有国家的船舶都可像使用它们自己的港口一样使用英殖民地港口。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优待英国国民的情况。至于我们对土著的待遇，我们毫不害怕公正的国际检查。正相反，我们很高兴解释和说明我们的制度。

因此劳合，乔治先生立即出面宣布，英国无保留地接受，委任统治原则在英国海军和陆军从土耳其人或德国人那里夺来的全部领土上实施。然而我们不能代表自治领说话。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实体，我们不能与她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控制她们。当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决定领土的割让或并吞像决定和平或战争一样，权力属于国王。但除非是犯了无法形容的错误，否则哪一个首相会对一个亲爱的家庭成员行使这种抽象的和几乎神秘的职能呢？澳大利亚占领了新几内亚；新西兰占领了萨摩亚；联合王国占领了德属西南非洲。这三国没有放弃这三地的意思。也不应当强迫这三国放弃。把这些情况说成是，“把这些社会像外交游戏中的棋子那样推到这里和那里”，那是一种语言的滥用。这些稀疏地居住着原始人种的地方，是崭新的不值得愿望的殖民地中的一部分，英国在19世纪是乐意见到它们归属于力量逐渐增强的德国的。其中每一处对每个遥远的自治领来说，自己的门罗主义的损害，而且发觉每一处都是一个威胁，是不久前的冲突中流血的原因。这三国已经占领这些地方；她们不愿放弃这三地。但是她们的所有权证书并非依靠武力征服。她们在共同事业中的牺牲显示了自己的圣洁。这三个自治领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美国白人的十二分之一，他们在欧洲战场上——那里离他们的家乡分别为6000英里、1.1万英里和1.2万英里——为美国的事业、也是为她自己的事业，损失了几乎与美国损失的一般多的生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与她们争吵。

于是，1月23日，劳合·乔治先生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总理介绍给十国会议。他们站在那里，装备着民主政治、对战争所作的贡献和年轻的民族主义的全副盔甲。博登身后有地域辽阔的加拿大(法国的与英国的)；新西兰的梅西，在与共同事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既无畏又完美无缺；充满生机的澳大利亚工党总理休斯；著名的和粗壮的博塔；哲学家风度的、令人信服力的天才斯马茨。他们站在那里，和他们站在起的不但是现代，而且还有未来。这些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力量不容轻易地置之一边。他们不是英格兰乔治第三；他们不是口齿流利的欧洲外交家；他们不是愚昧无知的旧世界贵族！他们是清教徒的前辈移民，他们有清晰的口才和无边无际的可耕种的上地。威尔逊不是不为他们的特色所感动。无论如何这不是他横渡大西洋来申斥的对象。但是他有他的事业要捍卫；而这个事业是伟大的。

随后发生了时起时伏的争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说，她们想要保留她们从德国人那里得来的殖民地；加拿大说，她支持她们的要求。总统说，“休斯先生，你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澳大利亚愿意使自己站在整个文明世界意见的对立面吗？”休斯先生耳朵很聋，有一个机枪似的工具安放在桌子上，通过它他能听到他想听的一切；对于这句挑战性的话，他冷冰冰地回答，“大概是这样，总统先生。”处于舞台后面的博登和博塔的政治家才能最后引导自治领领导人同意，以委任统治的名义掩盖了他们对这些地方的主权，威尔逊先生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办法。

这场争论对克列孟梭来说十分得意；他第一次听到别人以无拘束的坦率来表达他内心的感觉。他对休斯先生面露笑容，并以无法掩饰的喜悦来加强他的每一句话。他此前曾对劳合·乔治先生说，“你随身带着野蛮人。”；对澳大利亚人他说，“休斯先生，我曾听说你在早年是个食人者。”英联邦总理说，“总统先生，相信我，这是极大的夸张。”那一天的会议是十国会议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十国会议现在进入了委员会时期，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是难以确定会议长度的。这里有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有真正的分歧。但首先让我们弄清事实。根据需要指定过各种委员会。在这个或那个时候一共建立了58个委员会来查明每件事情的真相；使世界的主人——如果还有主人的话——能够明智地、公正地和过得去地决定怎样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和应该怎样分配世界已经大大减少的财富。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步骤也许是建立最高经济会议的执行部门，后来运粮食去奥地利和所有此类事务全指定由它经办。这样就消除了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大量人饿死的大灾难，否则灾难即将临头。但是除了这个重要的执行机构外，每一领域还都建立了委员会，为和平条约准备建议。它们是财政筹备委员会；经济条款委员会；赔偿委员会；惩罚战犯和绞死德皇委员会；领土问题委员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委员会；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未来委员会；非洲和亚洲以及太平洋群岛委员会。全部大大小小58个委员会，不管明智与否各有目标。

即使在叙述中要冒令某些人失望的危险，但在目前阶段在这批主题中我略去一些较不重要的部分不予谈论，会方便行文。

02.

我们已经知道，劳合·乔治先生对报纸和群众的要求——在“要德国人付出代价”的问题上使用最强硬的语言——已经让步到什么程度；以及他怎样努力做到这一点，同时又要使用“如果”和“但是”来尽可能保护自己。例如，实际上他这样说，“他们应付出最后一个铜板——如果他们能这样做而又不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或者说，“他们应付出尽可能大的数目——但是尽可能大的数目是多少必须由财政专家来确定。”当大选过去时，我曾询问首相，他将怎样满足公众的期望，叫德国对战争所造成的所有破坏做出赔偿。当时他回答：“一切必须由一个协约国成员国委员会来解决。我们将使能找到的最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委员会，这些人应该与政治或竞选没有任何关系；由他们冷静和科学地审核整个问题，向我们报告可能的办法。”现在时间已经来到，首相选择了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先生；英格兰银行董事坎利夫勋爵；一位最有能力的司法权威萨姆纳勋爵；以及我们可以遣派的几个法律界英才。

可以预期协约国成员国委员会连同它的强有力的美国代表，将压低选举的吵闹声和流行报纸哗众取宠的空话，做切合实际的事情。可是赔偿委员会一直达不成一致意见。坎利夫勋爵的评估敌国支付能力的委员会专门小组，在4月份报告中指出，要素波动太大，无法进行预测。但是巨大的数字仍旧继续在权威圈子里占上风。美国的一个代表拉蒙特先生在一篇发表的文章里说，根据某些重要文件，他估计应付总数高达75亿，法国人要求100亿，而英国人要求得到不少于120亿。首相任何时候都不想得到这个庞大数字，只是想得到经最高权威证明的合理数字，这个数字他认为国家是急需的。他几次与英国代表进行半正式的谈话，结果使他觉得烦恼。他们一直极端乐观地谈论德国的支付能力；没有一次提到低于80亿英镑的数字。3月6日他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他们提出“假设即使和平谈判破裂也要坚持”的一个数字，他们答应于3月17日分别报告。但是关于这个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神谕不可获得；困惑的首相只能自己来挑选担子了，要么提出还不能得到权威论证的低数字，从而激怒公众，要么提出他的直觉与理性使他深信的决可不能得到的高数字。就这样，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未能确定德国的赔偿数字。

其他各委员会致力于和约的经济条款，条约的全部章节充满了确保协约国商业将先于敌国重新开展的规定，大部分是临时性的。这个独立的工作从来不曾与财政条款发生关系。因而条约草案在强加给德国的同时就是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无限的责任，而且想象得到的支付办法具有各种障碍。凯恩斯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洞察力和智力而且没有不适当的爱国偏见的人，他是英国派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工作班子成员之一。他富有实际工作的知识，反对许多人提出的荒谬目标，更反对达到这个目标的恶劣方法。特别是在一本使美国获得巨大名气的书中④，揭发和谴责了“迦太基式和平条约”。凯恩斯用连续几章无可辩驳的、判断正确的文字，指出了财政和经济条款的不公正性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他对庄严制订的经济条款的不公正性质以及对和平条约的整个结构一并愤慨地加以谴责。他在经济方面的论断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在别的方面，在问题的更重要一面，他的判断并不比其他许多人高明。事实证明，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就他所熟悉的特殊方面说，证明有道理的，大大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对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判断。但是，对于希望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凡尔赛条约的经济方面与一般方面应该整个划分开来。

当劳合·乔治在和会期间因经济和财政条款受到指责和挖苦时，他习惯于作如下回答：“期望曾受如此沉重苦难的人民恢复他们的清醒理智在此刻尚为时太早。条约上写上德国的赔款额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拿不出这么多，最多也就是希望落空。我们必须使广大民众的观点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忍受了如此可怕的伤害。但是我们将在条约中插入一些条款，规定几年过去后就修改这些条款。现在就为此发愁没有好处，我们必须让他们全都平静下来。现在我正试图做的是在条约正文中插入修改的机制。”

这样做可能不够高尚，但是它几乎就是行将实行的办法。“迦太基式和平条约”的主要经济条款，不是废弃就是根据条约中的规定机制修改了；事实上，道威斯协定要求德国的赔款不超过20至25亿。这个数字就是高明的英国财政部在第一次向它征求意见时提出的一个合理数字。

03.

另一个委员会开展惩治战犯的工作。战争中发生了恐怖的行为，当战争激烈进行时，几百万人的战斗怒火因这些行为的口头流传而更加旺盛。现在胜利者因自己所处的地位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些恐怖事件的看法了。当然对敌方军人处以死刑和有组织的“暴行”，与实际战争中自发的或无法控制的暴行显然不同，但情况对德国人不利。他们在整个战争中一直站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协约国艰难地保卫自己受入侵的领土。德国有4年之久统治着遭受苦难的人民。英国人认为，处决伊迪丝·卡维尔、尤其是处决弗里埃特船长是犯罪，有人应对此负严格责任。然而法国与比利时有很长的和骇人听闻的控诉要提出。敌军列兵、军士、上尉犯下了上千件暴行，有的是将军下令干的，在他们背后排列着大量证人。海上也有恐怖的故事——不是完全单方面的，这里还有德国的潜艇战——被他们发现的商船被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上有一些军火，但还有40个婴儿；医院派出的船只搭载的是无助的、神经崩溃的伤员和忠实的护士，却沉没在冰冷的海中。某些施加于海员的凶狠残忍的行为，是在任何报复行为中都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子的。

保加利亚人在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调查人员无比的愤怒。至于土耳其人的暴行：他们叫库特军备部队齐步走，直到大部分人倒毙；屠杀无数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不分男女老幼，用一项有计划的大屠杀把整个地区的生灵全部毁灭——这些是人类无法洗雪的耻辱。

比利时、法国与英国提出情绪激烈的要求，凡违反人类设法建立和维护的战争法的某些明确行为，其责任应追究到个人。没有人能否认这样做是正义的。但是怎样付施实施呢？潜艇上尉可以提出他是奉上级的命令；他必须用生命服从这些命令。医院船应不应击沉是政府的问题。海军上尉只能遵命去做。交战国军事法庭下达的不论任何惩处都必须随即执行。至于驻军地区的暴行，可能指出职低位卑的人做了坏事；但是他们说他们没有做；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军官叫他们这么做。有好多军官说，他们没有叫士兵这么做。或者他们只有在被发现时才会承认。或者用第三种方式，他们能把这些事情，与他们看到对方对他们所做的其他事情相提并论，而关于那些事情他们不乏证据。

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查究。材料充分，但由谁承担责任？上尉下令这个排开排炮。他是从军事长官那里得到命令的。军事长官则是根据当局给予他的任务行动。军的司令能说他服从集团军的命令，集团军却只是大本营的服务工具。首先是受德国人民支持的德国政府，顶峰处是皇帝。根据逻辑，委员会应爬登这个阶梯。他们怎能为应由将军负责的行动谴责上士或上尉呢？他们怎能谴责将军呢？因为将军的行动是经由政府和议会批准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如果有任何人应受处罚，一定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这样，在经过几个月劳累的争论之后，草拟了一份包括所有德国最大的人物的名单：所有陆军司令；所有最著名的将军；大部分王子、亲王、王公；首先是德皇。和约的一个条文迫使德国人声称他们全部的最大人物和权贵为战犯。只要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写入战犯名单，就足以使整个事情毫无意义。

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是绞死德皇，他是“最高元首”，宪法规定他应对他的军队所做的每件事负责。许多愿望依旧关注对德皇的审判。劳合·乔治对此执意坚持。他不但为这个目标做出了承诺，还热情地为此努力。美国人对此事不感兴趣；法国人对德皇表示中度愤慨，但沉思一会儿后则给予了高兴的同意。司法军官精心研究起诉程序。可是德皇不在协约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内。他是被从法国赶出去的；他后来从德国逃走，在荷兰找到了避难所。人们正式向荷兰提出引渡或交出德皇的要求。劳合·乔治先生在凡尔赛条约签字后处于他胜利的高峰，他通知议会，德皇将由国际法庭在伦敦加以审判。后来发生的事情原本可以预见。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宣布，他为1916年起德军的全部行动承担全部个人责任，并愿意出庭受审。德皇的所有儿子由艾特尔·弗里茨执笔写信，愿自己集体代父受罚。在荷兰多伦的德国流亡者见到，他们前面是一个受磨难的国王，但却是几乎没有寻常的身体不适的国王。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候，一个受磨难者能得到如此之高的奖励。

然而荷兰人是一个固执的民族，更重要的是荷兰是一个小国。在和会期间小国家很时尚。“英勇的比利时王国”赶走了敌人，得到了赔偿并受到祝贺。刚刚打过的战争就是要确保小国家有反对大国的合法权利，这一点也许是以后几个世代中持久的事实。荷兰拒绝交出德皇。当然荷兰又不会受到所有战胜国武装暴力的攻击，是不是旧世界秘密外交的隐蔽阴谋曾给荷兰政府以某种保证呢？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查明真相。劳合·乔治先生真正发怒了，但此时在英国负责人士中他是孤立的。因此战胜国屈从于荷兰的拒绝引渡，德皇一直住在荷兰。*

04.

至此我们已读了许多在和会中谈得很多的问题。但是除了成立国际联盟、处理德国殖民地之外，没有一件触及实质性的重要问题，其余问题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自行消散。许多人回忆起他们曾对这些问题感觉多么强烈，多么吃惊。美国的理想主义明显是在与英国和欧洲的邪恶打交道。关于德国人应付出多少代价的荒谬念头现在包含在条款中，这些条款将永远不会实施，这些条款实际上受到了其他条款永远不使其实施的保护。战犯们在德国最著名战士的保护下找到了避难所，而荷兰人不因劳合·乔治的要求而抛弃德皇，让其受绞刑。如此算是清理了“堆满累赘琐物的场所”，于是我们可以自由地着手探讨民族与领土、欧洲力量均衡和世界国家的基础这些中心问题了。这些问题支配着未来，目前住在小屋或茅屋里的白、棕、红、黑或黄各色人种家庭，会在某一天发现，自己直接地和十分不愉快地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与此同时，怒气在所有国家中升起。英国公众要求知道和约什么时候签订，德国多快将支付赔偿以及关于德皇将发生什么。美国共和党用轻蔑的言词讽刺总统的改善世界的计划，尖声要求召回美国军队和收回美国借出的债款。意大利人叫嚷着要求解决他们的领土和殖民地要求。法国的愤怒与焦急沸沸扬扬，她担心自己未来的安全。此外，战败国麻木地等待着，以焦急和犹豫的心情猜测着自己的命运。

人们一直希望英国自治领接受委任统治的原则，还希望与威尔逊总统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这两者将为实际决定边界和管辖区域扫清道路。但是总统坚持说，制订和通过国联盟约应放在解决所有领土问题的前面。十国会议受各自国家滋生的害怕和日益增加的不耐烦情绪的鞭策，急于采取行动；2月初发生了和会的第一次危机。劳合·乔治先生说出了所有国家的意见，要求不再搁置实际问题。当每个人都等待紧要问题的答案时，怎么有可能构筑这个新世界的机器呢？一个巨大的任务摆在他们面前。制定和约是他们的任务，他们为了制定和约而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不能迅速地将和约公诸于世，就是他们没有完成任务。大家知道总统已于2月14日返美履行某些迫切的宪法义务。在此之前怎样有可能决定国联的盟约呢？可是总统对一度表示怀疑但现在已经释疑的听众宣布，到了那个日子一切都将解决。事实上公众的要求已经完成。委员会受到鞭策，以非常快的速度前进。由于委员会的不寻常努力、尤其是其中英国代表团人员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国联盟约草案终于完成，并于2月14日提交全体大会。战火停止至今已有三个月，迄今任何一个明确的、重要的、当前欧洲和平与复兴所系的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许多地区战胜国强制执行自己决定的力量明显在缩小。由不可抗拒的、精神困惑的民族支付的、由流血与物质匮乏的沉重代价换得的和平，却被长时期拖延。但是这里终究有了所有协约国给予的暂时的、但却是认真的同意。

许多才智之士为制订联盟盟约做出了贡献。菲利莫尔、罗伯特·塞西尔、斯马茨和赫斯特就是永远将英帝国与创立国联相联结的名字。由于制订盟约的时间很仓促再加上外界的压力，盟约不可避免地有某些错误和不完善之处。不过这个新建筑物的基础是打在有生命力的岩石之上的；由全世界仁慈的人们精心雕凿而成的巨大奠基石，被忠实而灵巧的英国滑轮吊运到了适当的位置，这基石将永远刻有如下铭文：“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妥善而精确地放置。”谁能怀疑在这大块花岗石的上面和四周最后将筑起住处和宫殿呢？“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们”将怀有坚定的信心，迟早会成群结队地频繁光临那里的。

————————————

①“军事”这个词以后将省却。

②现在为切尔任德的塞西尔子爵。

③参见第1卷，第242页。

④《和约的经济结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德皇此后一直居住在荷兰，直到1940年希特勒入侵西欧并占领荷兰等国之后去世。——Franc.She

第09章、未完成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要以武力来强行统治那些反对过它，且应我们的要求组织起来的人。如果在他们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时，在他们承受一切风险时，我们说，‘谢谢你们，我们非常感激你们，你们曾为我们的目的效劳。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让布尔什维克割断你们咽喉吧’，那末我们等于是宣告：我们彻头彻尾毫无价值。……”

——1919年4月16日劳合·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讲

“要救俄国，要如我祈求的让她获救，必须同俄国人一起拯救俄国。只有俄国人的男儿气概、俄国人的勇气和俄国人的美德，才能拯救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和欧洲大家庭的著名成员并促使她复兴。我们能给予这些俄国军队——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在对德战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响应我们的号召才最早进入战场的，现在他们正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作战——的援助只能是在志愿基础上募集的军队、军火、装备和技术服务。但是俄国必须由俄国人的努力来拯救，必须出自俄国人民的内心，必须使用他们强有力的臂膀。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一定能如火如荼地展开。”

——1919年2月19日丘吉尔在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讲

停战时的承诺——贝尔福勋爵11月29日备忘录——英军与法军的干预范围——在敖德萨的法军——在陆军部——普林基波岛——巴黎会议——我的建议——与首相的通信——布利特的使命——形势恶化——高尔察克——西伯利亚军的前进——五大国询问高尔察克——给高尔察克的照会——他的答复——大国决定支持他——太迟了。

01.

威尔逊总统的离开以及随后在巴黎发生的插曲，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读者得以再次接触在巴黎以外悄悄存在着的萧瑟的现实。

停战和德国的垮台改变了俄国的所有价值和关系。协约国只是作战行动需要时才勉强进入俄国的。可是战争业已过去。协约国军曾经努力不使德国军队得到给予俄国的大量供应品，但德国军队不复存在了。他们出发去拯救捷克军；可是捷克军已经自己救了自己。因此能使协约国军进行干预的每一个理由都消失了。

另一方面，所有协约国在物质与精神上又都曾卷入俄国的许多地区。英国的承诺在某种方式上是最认真的。1.2万名英军和1.1万名协约国军实际上被冰封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不管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必须留在那里直到明春。这些派遣部队，自然有可能遭受布尔什维克集中大部队的进攻，他们的处境不免令人担忧。宪兵上校约翰·沃德率领两个英军营加上几个从巡洋舰萨福克郡号调来的水兵，在西伯利亚心脏地区以武力和忠告支持鄂木斯克政府，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新西伯利亚军正在迅速建立。这支军队单从英国就得到10万支步枪和200门大炮。大部分军人穿着英军军装。由英国管理的军校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起来，正在训练质量低下的3000名俄国军官。在南方，在阿列克谢耶夫去世后继任司令职务的邓尼金，受到鼓励，希望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得到协约国的帮助。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放和英国舰队进入黑海后，我们才能派出一个英国军事使团去新罗西斯克。根据这个使团的报告，战时内阁在1918年11月14日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邓尼金；增派军官和军事设备去西伯利亚；并给予鄂木斯克政府事实上的承认。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在11月29日备忘录中向内阁提出了应采取的政策。他写道，

“这个国家在4年多艰苦作战以后，肯定拒绝看到在自己的军队被派遣到俄国辽阔的国土上，目的只是要在一个不再站在协约国一方交战的盟国实行政治改革。

“我们历来主张俄国人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我们不希望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在基本上针对中欧帝国的作战过程中，为了有利于协约各国，我们不得不与俄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有任何使命，在俄国人民中建立或改组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

“陛下政府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他们在俄国的军事政策一直受这种观点的指导。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完全对俄国事务不感兴趣。近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责任要持续到产生这种责任的原因消失。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的协约国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帮助她。在俄国的东南角，在欧洲，在西伯利亚，在外高加索和外部里海，在白海和北冰洋毗邻地区，新建立的反布尔什维克行政机构在协约国军队的庇护下出现。我们有责任使它们存在，必须努力支持它们。支持工作我们能坚持多久，这种政策最后将如何发展我们尚不能断言。这主要取决于与我们共同行动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方针，共同行动的国家在可使用资源上远比我们为多。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别无可供选择的方法，只能最有效地使用我们拥有的这些军队；在我们没有军队的地方，则供应武器和金钱；至于波罗的海各省，尽我们听能，使用我们的舰队保护刚开始形成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政策对于那些还在现场抵抗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入侵的人们而言，似乎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但是它是我们能够完成或者在目前环境中应当尝试的全部。

11月30日我们在阿尔汉格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代表得到通知，政府建议遵守如下对俄政策的总路线：

“暂时保持对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占领；继续西伯利亚远征；努力说服捷克军留在西西伯利亚；(与5个英军旅一起)占领巴库—巴统铁路；用军事物资尽可能帮助在新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以军事物资供应波罗的海国家。”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它不但包括现在的承诺，还增加了在高加索和南俄的新项目。关于这点必须作一些叙述。一年以前，在1917年12月23日，英法同意在巴黎召开会议，法方由克列孟梭、皮雄、福煦出席，英方出席者有米尔纳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以及数名英国军事代表。会议制订了英法在俄国南部的未来军事行动计划。这次会议考虑了支持当时在新切尔卡斯克的阿列克谢耶夫，为了便于在任何情况下作战，从地理上划分了两国作战的范围。法国军事行动在黑海以北开展，“对付敌军——德军和敌对的俄国人；英国的军事行动范围在黑海以东，打击土耳其军。”会议协议第三条规定，法军战区包括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英国战区包括哥萨克领土、高加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库尔德斯坦。战时内阁于1918年11月13日重申，他们会坚守这些限制。

然后英军在巴统登陆，迅速占领了从黑海到里海巴库的高加索铁路。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发现了友好的、从整体上说是欢迎我们的、有点激动不安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沿400英里铁路线驻扎下来，对居民及其各级动摇不定的政府像“大哥哥”那样关心地行事，并整编了一支小舰队，确保对里海的迅速有效控制。里海比不列颠群岛大。到1919年1月底约2万多的英军掌握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战略铁路线。由两支在内陆海上占优势的海军力量保障沿线两侧的安全。英国政府打算利用这条铁路做些什么从未清楚地理出个头绪。在英军这块盾牌后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有发展他们独立的存在的自由，它还防止了布尔什维克入侵土耳其(此时她完全唯命是从)、库尔德斯坦或波斯。从未发生战斗，没有生命损失；但是由于我们的兵力不断减少，我们克服了极大困难，才使这条被保护的线路大约有一年之久保持完整无损。

法军进入他们的指定范围后，遭受了灾难性的命运。停战条件规定德军立刻撤出乌克兰。这在因与同盟国交战而充满怒火的法军看来，是完全合理的，而德军本身除了遵命回家外别无希望。可是事实上，撤走德军等于从南俄撤走了保持2000万或3000万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有力、正常、有效的基础。随着一度令人憎恨和害怕的“钢盔”迅速撤出南俄的城市与市镇，赤卫队便跟踪而至，唤起了居民中的那些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所有对德国入侵者表示友好和同情协约国事业的人，以永不满足的剥夺来庆祝他们夺得政权。

当这些可悲的事件正在进行时，法军于12月20日用约2个师在强大舰队的支援下在敖德萨登陆。应协约国最高会议要求，韦尼泽洛斯另率领两个希腊师参加，法军的力量因而增强。于是发生了战胜国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冲突。这场战争的胜负并非决定于寻常的战争器械。外国占领激怒了当地居民；布尔什维克得益于当地居民对外国军队的不满。他们宣传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影响遍及整个乌克兰。1919年2月6日赤卫队重新占据基辅，周围地区人民奋起反对外国人和财主富豪。法军本身也受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实际上整个舰队均反叛了。战争业已过去，他们现在为何而战？他们为什么干涉俄国事务？他们为什么不回家？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俄国正在开展的运动，既然这些运动试图摧毁国家的一切权力和建立陆军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普遍政权？在过去所有大决战的战斗中，所使用的火药燃烧的武器几乎从不失灵，然而此刻在用它执行新任务时它突然破碎了。法国舰队的哗变被镇压，哗变的头目被判长期监禁；可是震惊在巴黎持续不息，当局迅速终止了整个冒险任务。4月6日法军撤出敖德萨。因发生事故而按兵未动的两个希腊师同时撤回本国。法国一退出，布尔什维克立即进入该市，开始第二次报复。

对这个突出插曲的简短叙述必然是不完备的。凡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兵戎相见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重复地、突然地并发虽各有特色的、但性质相同的混乱状态，蔓延在从白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福煦元帅在1月12日将俄国与波兰的形势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他建议在停战条件中增加一条，即由德国人管理但泽—托伦铁路连同但泽港，维持良好秩序。然后要求铁路恢复运输功能，以便有利于协约国军的运输。他考虑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陆军，主要是美军，加上波兰军和同意参加的俄国战俘，以保护波兰和对付布尔什维克。但是美国军队不愿意将力量投入这种无论怎样都不合乎愿望的目的。可以肯定没有英国军队可以使用。因而这位元帅只能依靠次要的权宜对策，而政治家们则求助于老生常谈以摆脱困境。

02.

1919年1月14日我进陆军部任国务大臣，成为在上一章所述的形势下所做出的保证和所有悲剧以及国内种种困难的继承人。到此刻为止，我未曾参与任何种类的俄国事务，也不为任何承诺负责。我发现自己在几乎一切问题上与帝国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的看法均保持一致。我们提议的和只要我有力量就要贯彻到底的政策，无论如何都具有简明的优点。我们的军队在很快地缩小。英国人除莱茵地区外再也不愿为在其他地方的军事设施提供人力与财力。英国人是否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为抗德战争强征的军队与任何其他人打仗，或甚至在征服地区维持长期占领，这都大成问题。因此我们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缩小你的承诺；选择你的义务；把你能够坚持的那些事情做成功。

于是我们强烈主张以下措施：第一，结束在高加索的巴统—巴库冒险，毫不拖延地把我们的大批军队撤出危险的、由我们负责的地区；第二，与土耳其讲和，向她表示英国是她的朋友，第三，诚恳和全面地完成我们的承诺，用我们大量的剩余军火来武装和装备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并用有专门技术的军官与教练人员训练他们的有效率的军队。自然的趋向是，我们将努力联合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接壤国家，成为一个战争和外交体系，使每一方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坚持执行的政策，也是我们政策的限度。

但是还有一个政策可供选择，这个政策受到了有权力者的倡导，它与上述的简单概念是竞争关系，并且互相冲突。早在1918年12月份，英政府就曾询问她的盟国和与俄国毗邻的伙伴国，对俄国能不能有利地提出某种和平建议。①虽然法国人不赞成这个计划，但关于它的谣传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抗议，②劳合·乔治先生于1919年1月16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召集莫斯科的代表和与莫斯科作战的各类将军的代表来巴黎，“以罗马帝国召集边远附庸国将军以解释自己行动理由的方式”进行协商。

威尔逊总统同意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于1919年1月21日做出决定，由美国起草邀请书。但是会面地点有了变化。不是原定的巴黎，而是选择在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林基波岛。在该岛毗邻有另外一个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战前曾把昔日大批出没于君士坦丁堡街头的无主野犬集中移送到这个岛上。用船装运到那里的几万只野犬彼此噬食到最后全部饿死。当我在1909年乘朋友的游艇访问土耳其时，亲眼看到它们成群聚集在岩石海岸上。这些野犬的白色骸骨依旧铺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野犬给人的记忆令人憎恶地遍布周围地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来说，选择这个地方召开和平会议似乎有点奇特，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来说，那里似乎并非完全不适合。2月4日布尔什维克用含糊其词的语言接受了邀请。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的白色政府以及纳博科夫、萨佐诺夫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团体的代表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邀请。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的整个想法对于英国和法国的主导性舆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

就是在这个阶段，我第一次在巴黎参与关于俄国的讨论。由于对阿尔汉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已经答应的保证直接由我经办，我一再催促首相制订一个明确的政策。在长时间焦急的商谈中，他显得对同行的焦急有习惯性的耐心和亲切的关怀。最后他建议我去巴黎，考察一下在我们有限的行动范围内能做些什么。

2月14日，我按建议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执行这个使命。坐在和会的座位上，我看到了报纸上经常描写的和会开会的场景：克列孟梭担任主持人，表情严肃、满脸皱纹、一头白发，带着一顶黑色无檐便帽；坐在他对面的是福煦元帅，他十分拘谨、十分克制、庄严、杰出、讨人喜欢。两侧的华贵的椅子上坐着战胜国的代表。四周是哥白林厂制造的壁饰花毡和镜子，闪烁着金色的光辉！这是唯一一次我与威尔逊总统正式接触的场合。我将复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天会开得很长。谈到议程上的俄国问题时，时间已过下午7点。就在那天晚上威尔逊总统要离开巴黎，登上第一次回美旅程。他只有不多时间吃晚饭和赶上去瑟堡的火车。他实际上已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本来就没有合适的时间来提出一个外加的、意见不一的和令人困惑的主题。然而，由于我对俄国各条战线的直接责任，以及对目前各种残酷现实所产生的执着心情，我便站起来发出我的吁请。“我们不能在有关俄国问题上做出某种决议吗？战斗实际上在进行着。许多人被杀和受伤。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是和平还是战争？我们是要停战还是继续打下去？总统就这样前往美国，让这个问题被搁置在一边吗？在他离开期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他回来之前除了那边漫无目的、无控制的流血外什么都不做吗？当然应该给一个答案。”

与我预计相反，总统和蔼可亲。他转身回到会议桌，把肘部搁在克列孟梭的座椅上，站着听取我不得不说的话。然后他坦率和简单地回答我，大意如下：“俄国是一个他自认为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的问题。对每一种方针都有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但是迟早总得采取某种方针。他急于彻底弄清楚俄国的问题。如有必要他愿意在普林基波岛单独会见布尔什维克代表(也就是不包括民族主义的俄国人)。不过，要是在普林基波岛没有什么结果，他愿意与其他协约国一起，在他们认为对于现今仍在战场上的俄国军队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切合实际的帮助性军事措施中，尽他的一份责任。”然后他离开了我们。

在我看来明显的是，不管协约国的对俄政策可能是什么，或者不管协约国可能采取什么措施，都应该建立某种中央机构来研究和共同商议这个问题。在58个委员会外可以加上第59个俄国问题委员会。

第二天，在法国外交部讨论俄国形势的特别会议上，我在得到贝尔福先生同意后提出建议：建立协约国俄国事务委员会。内设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部门，具有在各协约国政府确立的政策限度内的执行权；在军事上要调查可以得到什么资源和如何能最好地协调这些资源，这一调查应立刻进行。

我向首相报告了讨论过程，并说：

“如果普林基波岛会谈失败，可以马上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一份完整的军事计划和一份最高军事当局的意见书，以表明在我们可利用资源的限度内是否有合理的成功的前景。然后最高军事会议可以做出明确决定，是应彻底取消这个计划还是采取这个计划。”

实际的建议如下：

无线电报稿

1919年2月15日

协约国的普林基波岛建议公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布尔什维克于6日通过无线电做出了答复，他们紧急提议满足协约国的希望，如归还货款，同意给予矿产森林的开采特许权，和协约大国审查俄国周边领土的最后并吞权。

协约国拒绝这个提议，认为其目的是影响协约国对俄国的干预。协约国的最大愿望是见到俄国恢复和平和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基础上建立政府。

为这一目的，我们提出了普林基波岛建议。这个建议的要点并非要召开会议或者要求交战各方俄军代表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最迫切的是战事应该停止，要即刻停下来。布尔什维克政府虽然口头上接受去普林基波岛的邀请，但迄今非但不遵守停战，反而在许多地方发动攻势，目前正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在召集新的入伍兵员，并加速扩充他们的军备。

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以内普林基波岛建议必须贯彻执行。除非从15日起10天内布尔什维克在所有战线的军队停止进攻，并从对方前哨线目前的阵地后撤不少于5英里距离，否则普林基波岛建议将被认为已经失效。无论如何，如果5天内收到布尔什维克政府发来的无线电报通知，说明他们已按照建议停止进攻、停止开火和撤退，如果这个通知为从不同战线来的报告所证实，协约国将向与他们对抗的军队发出相同的要求。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举行普林基波岛的讨论。

就审查协约国军事干预俄国的可能性致毗邻伙伴国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预料到苏维埃政府会拒绝接受协约国的条件并继续作战，因而建议即刻建立适当机构，考虑由毗邻伙伴国与接壤独立国和俄国国内亲协约国的政府协作组成联合军事行动的实际可能性。

建议建立的机构可以采取由美、英、法、意、日政府的军事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形式。这个委员会除其他工作外将执行如下任务：接触俄国、芬兰、爱沙尼亚、波兰和其他接壤国家的法定代表，以便估计这些国家和政府能提供的实际军事支持力量，并制订利用联合资源的计划。

我们已考虑到凡尔赛的现存组织在经过某些必要增补后，将适用于实现这个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理解为，这些军事代表将作为他们各自国家参谋长的代言人起作用。

这个委员会应努力在10天内，或在某个限定时间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报告，即建议提交给俄国国内交战政府的文件。

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在以下电报中有很好的阐明：

首相致菲利普·克尔先生的信

1919年2月16日

去见丘吉尔并告诉他，我喜欢这份建议发给布尔什维克的电报。至于别的计划，我信任丘吉尔，他不会使我们承诺任何代价昂贵的工作，从而卷入兵员或金钱的大量支出。从他给我的电报看来，很像是有这种可能。我从他与我的谈话中理解到，他的全部想法是，派遣自愿去俄国的专家，加上我们能够省出来的任何装备。我还理解，我们尚未为此目的征集志愿陆军，而获得志愿人员的努力，其规模不可过大，否则会引起这个国家的反对，否则，为了进行干预而增加的志愿军将使我们陷入沉重的经费开支。

所有这些情况务必在达成协议前明白地告诉所有其他国家。否则她们可能过多地依靠我们，或者嗣后会责骂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允诺。主要想法应当是使俄国能够自救，如果她希望这样做的话。要是她不利用机会，那末就意味着或者是她不希望从布尔什维克政权那里被拯救出来，或者是她无可救药。在俄国进行干预只有一个正当理由——俄国希望干预。倘若她希望，那末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应当能唤起比布尔什维克大得多的军力。我们能为这种军队提供装备，一支装备良好的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将很快打败布尔什维克军队，尤其是如果全部老百姓反对后者的话。

另一方面，如果俄国不支持克拉斯诺夫及其帮手，而我们使用外国军队的武力在俄国建立一个引起她的人民反感的政府，那将是对英国自由原则的侮辱。

我回答说，他的观点是要清楚地说明我们支持的有限性质。可是这样做不可能在大国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见。如果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先生两位均到场，也许可能达到这个意义上或那个意义上的某种结论。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今天下午我建议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查有什么办法可能支持我们在对德战争中号召建立的俄军，和保护接壤国家的独立。

人们表示担心，即使建立调查军事形势的委员会也可能会泄露机密并引起惊恐。

因此贝尔福先生建议，不设立正式的委员会，但可以允许各国军事当局作非正式的会谈；不向整个和平大会提出报告，可以个别地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提交一份非正式的和非官方的记录会谈结果的文件。

克列孟梭批评了这样的怪现象，大战中的战胜国甚至害怕将公认的对欧洲至关重要的问题，转交给自己在凡尔赛的军事顾问作研究之用，此后这项计划得到了同意。

因此你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一天必定会收到包括针对俄国的某种军事意见的非正式文件。你不会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在我继续留在巴黎已没有作用的情况下，我已于18日回到伦敦。我深信我建议的做法既合理又切实可行。民族主义的俄国人成功与安全的机会，在于协约国的统一支持以及协约国可采取的行动的恰当的协调一致。协约国没有很多资源可给予他们，但协约国本来至少可以通过某种可能起作用的方式帮助他们。

03.

关于普林基波岛建议和有关军事与外交可能性的研究既已宣告无效，美国人就在劳合·乔治先生的同意下于2月22日指派了一位叫布利特的先生去俄国。一二个星期后他回到巴黎，口袋中装着苏维埃政府求和的建议。时机很不适宜。高尔察克的军队刚在西伯利亚获得令人注目的胜利，贝拉·库恩在匈牙利举起他背叛共产主义的旗帜。法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屈从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愤怒趋向高潮。苏维埃对布利特先生的建议其本身当然是欺骗性的，它受到了普遍的蔑视；布利特本人因派遣他的那些人不认账而遇到了困难。

这样我们再一次落得一事无成。

首相因陆军部一再要求决定政策而恼火，报复性地要求我们对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准确估计货币成本。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19年2月27日

随信寄上英国对俄援助清单，你将看到清单内的数字是相当大的。可能遭受的批评是，它与各国的协调政策脱节，在严重消耗我们的资源的同时，它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导致任何明确结果的力量作后盾。在这些冒险行动的后面没有“争取胜利的意志”。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缺乏取得真正成功所必要的东西。缺乏“争取胜利的意志”这一点，如让我们的军队知道了，将影响他们的士气；让我们的俄国盟友知道了，阻碍他们的组织；让我们的敌人知道了，将鼓舞他们的努力。

关于你对陆军部没有给你提供情报的抱怨，我必须向你说明，战时内阁早已习惯直接与参谋长和别的军事当局打交道，他们和我一样知道，在俄国问题上制订精细计划和估计费用非常困难。理由在于所有要素均难以确定和军事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与未来的政策决定混杂在一起。例如，从基本问题开始，在巴黎的协约国尚未决定他们是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人作战呢还是希望与他们讲和。协约国停留在这两条道路的中间，对两者同样不喜欢。……

两星期后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19年3月14日

停战协定签字后过去4个月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是无可救药的。这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兵力大了，虽然它是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协约国没有任何政策，或者是由于对在俄国各地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没有投入真正的或有效的支持。

普林基波建议在开始产生普遍的泄气和松弛时发挥了作用。在命令德军撤出乌克兰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布尔什维克军前进，这导致这块盛产粮食的富饶土地的大部分被侵占，布尔什维克军现已接近黑海的赫尔松。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有许多不健全的迹象，如你已经注意到的，在西伯利亚战线后面出现了许多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情况，其中一处的日本军已投入十分激烈的战斗。

04.

此时来预测一下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命运和西伯利亚事态的变化，对叙述是方便的。

高尔察克是一位40岁出头的精力充沛的人，在许多方面与海军中的科尔尼洛夫极为相像。革命爆发时他的舰队叛变，事变中他证明了他的个人勇气和旺盛的体力，临时政府曾劝他去日本避难，因为他们也许以后会需要他。临时政府垮台后，他从东方进入西伯利亚，有几个月在鄂木斯克政府担任海军部长这个奇特的职务，那个政府所在地至少离开大海1000英里。高尔察克诚实、忠心、廉洁。他的观点和性情是专制的；但是他努力想做到开明和进步，以符合他深信是时代精神的标准。他没有从政经验，毫无能使同等美德与性格的人安全渡过革命暗礁与风暴的健全的直觉能力。他是个有才智的、值得尊敬的爱国海军将领。他不参加推翻政权的运动或阴谋；但是当时形势的必需和与他接触的那些人强加给他独裁的职责时，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宣称自己为“最高统治者”和西伯利亚哥萨克领土和奥伦堡的总司令。他说他的首要目标是“重振军队的战斗力，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恢复法律与秩序，以便使俄国人民不受阻挡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毫无疑问这个方案符合当时的需要。实际上，任何有力的政策都包含着从西伯利亚政府中排除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这些辅助者在会议上只起妨碍作用，帮助无力，捣乱有劲，此后成了明确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主要的工商界、信用社团、市政机关，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为了支持高尔察克，立刻越来越多地重新集合起来。群众怀着俄国的那种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和宿命论思想，精神沮丧。高尔察克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人；他的方案是正确的方案；但是他既不拥有帝国独裁统治的权威，也不拥有革命的权威，他把战斗力寄托在文明社会极为普通的那些中间分子身上，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他的指示下，现在统率约10万西伯利亚军队的盖达将军正在迅速地推进，改造了捷克军撤退后的整个战线。到1月底他们重新占有150英里宽的一个地带。在这些成功业绩的鼓舞下他们于3月1日再次发动攻势，目的是在伏尔加河一线的中部与南部取得进展，北部则通过维亚特卡和科特拉斯，在阿尔汉格尔与俄军和协约国军会合。仅仅10万兵力，要在700英里战线上前进，如果遇上剧烈抵抗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到5月1日，西伯利亚军在他们广阔的战线上在北部又挺进了125英里，在中部又挺进250英里。在南部他们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同时在黑海地区，俄国志愿军在邓尼金率领下与克拉斯诺夫的第10哥萨克军会合，成了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它与西伯利亚军相比，在气势雄伟上不足，在团结一致上有余。这个战场出现了多得多的真正战斗，交战双方之间时时发生真正的实力较量。

这些就是1919年5月份协约国最高会议最后做出决定时的形势。

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总统、奥兰多和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于3月26日在一份给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原文照录。

最高会议致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

1919年5月26日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觉得必须再次说明，它们打算采取的对俄政策的时候已经来到。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基本原则一直是避免干涉俄国内政。这些国家最初干涉的唯一目的是，支持在俄国想要继续对德国暴政进行斗争和从德国统治下解放自己国家的那些力量，以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人免遭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毒手。

自从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以来，捷克人在俄国各地保持着军力。价值十分可观的军火与补给品输送给与捷克人有联系的那些人。和平大会只要能邀请俄罗斯国内各交战政府的代表会见，努力为俄国带来和平与秩序，使交战政府能够设法永久解决俄国问题，和平大会即可召开。

这个建议以及后来援救俄国几百万难民的那项提议——在援救工作谈判期间暂停敌对行动，由于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没有得到落实。

某些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要撤出军队，不再在俄国进一步投入费用，这是出于万般无奈，理由是继续干涉并没有迹象表明能早日解决问题。但这些国家，如果确信它们的援助将真正有助于俄国人民实现自由、自治与和平，它们还是准备根据此方针继续提供援助的。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愿意正式宣布，它们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恢复俄国国内的和平，和恢复其边界沿线的和平，前者要借助于一个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使俄国人民能重新控制自己的事务；后者则要通过国际联盟的和平仲裁，解决好有关俄国边界及其与邻国的关系的争议。

根据最近12个月的经验，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深信，单凭与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打交道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们打算以军火、补给品和粮食支持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使之被公认为全俄政府，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需要得到他们的明确保证，因为他们的政策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有相同的目的。

本着这个目的，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想问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他们是否同意以如下原则为条件，只要遵循这些条件，他们即可继续得到协约国和伙伴国的支持。

第一，他们一到达莫斯科就召集通过行使自由、保密和民主的选举权而选出的立宪会议，作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俄国政府必须对它负责，或者，如果此时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他们就召集1917年选出的制宪会议，行使职能到有可能举行新的选举为止。

第二，在他们目前控制的整个地区，他们愿意允许通过正常程序自由选举所有的自由和合法建立的自治机构，如自治政府、地方自治机构等等。

第三，他们绝不鼓励在俄国复活任何等级特权的尝试。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满意地注意到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所作的庄严宣言，即他们无意恢复先前的土地制度。他们认为，在解决各种国内问题时应遵守的原则必须由俄国立宪会议自由决定。但是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希望得到保证，它们准备给予帮助的那些人须赞成全体俄国公民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不打算重新引进被革命破坏的政治制度。

第四，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发生了俄国与这些国家间的边界和其他关系问题，而不能协商解决的话，这些问题将提交国际联盟仲裁。

第五，如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高加索与外里海地区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未能很快依协议达成解决办法，则解决办法应与国际联盟协商和合作确定，在确定前，俄国政府同意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确认它们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第六，承认和平大会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地区归罗马尼亚所属的部分的未来。

第七，当俄国政府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时，俄国就应立即加入国际联盟，并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和军事组织方面与其他成员国合作。

最后，关于俄国国债，他们遵守1918年11月27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所作的声明。

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希望尽快得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是否准备接受这些条件，以及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一旦军事形势容许即同意采取一个政府和一个军队指挥部的形式。

G.克列孟梭

劳合·乔治

奥兰多

伍德罗·威尔逊

西园寺公望

高尔察克自然不会拖延回答。“我保留权力的时间绝不比国家利益所要求的多一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选举立宪会议的日期。……届时我将向它交出我的全部权力，以便它可以自由决定政体；而且，我已向合法性的监护人俄国最高法庭宣誓这么做。我所有的努力就在于尽快结束内战，以便使俄国人民能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然后高尔察克继续令人满意地回答了五国会议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

这个答复注明的日期是6月4日。6月12日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和日本代表欢迎回答的口气，在他们看来这个答复似乎“是对他们所作提议的完全同意，并含有对俄国人民及毗邻国人民的自由和自治的满意的保证。”因此他们“愿意为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表明在他们的信中宣布的支持”。

如果这个意义深远和公开宣布的决定出现在6月份是明智的，那么它在1月份出现不是更明智吗？6月份存在的论据在1月份已很明白。但1月份可以利用的力量的一半在7月份已失去了。6个月的犹豫和迟疑使西伯利亚军队感到沮丧，浪费了鄂木斯克政府的微弱威信。6个月的时间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征集军队、巩固政权，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等同于俄国的机会。时间本足以遏制激励他们的力量源泉，但时间不足以遏制他们的力量源泉。最高会议为宣布决定而选择的时间，几乎就是那个宣布肯定太迟了的时间。

————————————

①见《苏俄对外关系》(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oviet Russia)，A.L.P.丹尼斯著。

②同上书，第76页。

第10章、“三头政治”

“致你们全体三人，

这个伟大世界的元老院议员。”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11，6

威尔逊与预备条款——贝克先生的第二次电影效果——德国人的看法——断章取义的引述——威尔逊总统的第二次航程——情绪的转变——贝尔福先生的成就——波兰问题报告——十人会议的结束——威胁性退出——劳合·乔治先生3月25日备忘录——克列孟梭的反驳——贝克先生的大错——三头政治——德国革命——德国的幸存。

01.

大雪纷飞中在俄国度过几天后，回到巴黎是令人高兴的。不幸的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再次叙述总统的新闻处主任斯坦纳德·贝克先生。在威尔逊总统离开之前，2月12日，由补充停战协定的问题直接引出了制订预备和约的问题。我们大家打算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憎恨德国人多长时间呢？实际上封锁仍在执行，我们要饿死他们吗？复兴世界和恢复日常经济生活的计划，何时才能置于泛谈良知和人道之前讨论呢？必须有和平，军队必须复员，国外部队必须回家。因此有必要在剩余时间里确定德国军事管制的最后期限。大家同意，包括陆海空条款的预备和约应该由专家委员会立即起草。会议纪录表明，威尔逊说过，他不希望他的离开会使预备和约的准备工作，一项如此重要、如此必要和紧迫的工作，停顿下来。他希望在3月13日或15日回来，在美国只逗留一个星期；但是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的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等此类问题停顿下来。豪斯上校将遵照这一要求在他不在的期间替他工作。这个声明会使斯坦纳德·贝克感到为难。他的第二次电影效果有受到损坏的危险，他说：

“总统于2月15日刚离开巴黎，反对和不满势力就开始行动。2月24日十国会议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如果彻底执行的话，势必破坏整个英国的和平计划。

“它是这些有技巧的外交家施展的极其狡猾的策略。他们不喜欢拟议中的国际联盟，他们不想要和约中的盟约，但是他们不直接攻击这两项建议。直到总统回来前不久，会议中才提到联盟。

“他们的策略又灵巧又简单。他们不理会总统强烈支持的决定：迅速拟定了只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的预备和约。有什么比使预备和约一般化更加容易和更加明显的吗？他们把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所有其他条款——边界、赔偿、殖民地——塞入预备和约之中，总之，他们把整个和平条约塞入预备和约中，就是不提国际联盟。……如果联盟被挤出这个拟订过程，或者把联盟留交一切已经解决后的无关紧要的今后会议来讨论，那末还会有谁来关心联盟呢？

“因而，虽然说这里有直接阴谋，要在威尔逊离开期间扼杀国际联盟，或者甚至要把它排除在和约以外，这太过分，但人们可以肯定地断言，存在着一个反对总统的陆军和海军预备和约的诡计，因为这个预备和约会间接产生相同的结果。

“看来当威尔逊离开时，各种军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都立刻跳到前台了。劳合·乔治回国了，但是他没有留下思想开明的领导人，即深受国际联盟所确定的目的影响的人，塞西尔、斯马芙和巴恩斯等等确实是劳合·乔治的英国和平委员会的伙伴，但他却派来了英国领导人中最赞成军国主义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不是和平代表团成员，以前与和会无密切关系。更有甚者，他是国际联盟的极端反对者。……”

他继续说，“开始认为自己在这个联盟事情上走得太远了”的劳合·乔治，指示贝尔福先生利用威尔逊总统暂时不在的机会，来破坏这个国际联盟政策，为推进这个邪恶的目的，他特地派遣极为缺德的本书作者来到巴黎。

这个指责流传很广，德国作家诺瓦克复述如下。

“贝尔福勋爵实际上预先阻止威尔逊总统提议在不增加德国人新义务的条件下修订停战条款。但那已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温斯顿·丘吉尔就来到了巴黎，憎恨布尔什维克的丘吉尔仍旧充满战争思想，充满与福煦元帅同样的思想，主张在东线打一个大有可为的战役；他还充满了对国际联盟的轻视，因而令人信服地宣称，联盟对他的国家无用，任何东西也不能替代海军……随后温斯顿·丘吉尔与福煦元帅交换了观点，而现在贝尔福勋爵提出：立即在和平预备程序中包含和平条件的基本要素会比较合适。”①

上一章中所载的信件，已告知读者把我派到巴黎是出于什么理由。这个理由是唯一的理由。我参加了最高会议的三次会议，与我有关的唯一事务是寻求对俄国的某种政策。我专心于我自己的工作，我甚至从不知道还有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为俄国事务而去巴黎，当很清楚没有事情可做时，我就回国。

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才能可以从他自己的话中作最好的判断。在他看来必须把威尔逊总统离开欧洲描写为他胸有成竹：领土和赔偿问题不会在他缺席时讨论，进行这种讨论就是破坏信任。可是在2月12日的会议记录上记载着威尔逊总统不得体的话，“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此类问题停顿下来。”那是什么？可以用笔一勾就把它删去吗？但那与真相不符。崇高的理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用一切方法给予支持。所以，那个人，即威尔逊总统托付了所有最秘密的文件并同意任其发表的那个人，违背了有关各方之间达成的保证。首先是篡改记录，删除了最重要的句子，最后是歪曲记录，即在“预备和约”这几个字之前插入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美国的《豪斯上校文集》(Colonel

House's Papers)用一些辛辣的语句总结了这种损害信用的行为。

“豪斯上校的文章像英国外交部备忘录一样清楚地表明，贝克先生指责一场阴谋时，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假设和暗示的。豪斯的文章表明，威尔逊曾与豪斯讨论过那些贝克先生断言‘将使美国的整个和平破裂’的计划。豪斯的文章表明，豪斯曾发电报给威尔逊，告诉他贝尔福决议通过那些计划的情况，在他2月27日与3月4日的电报中(上文已引用)解释了他希望怎样推进国际联盟的未来。文章还表明，为了保持他对英国人的指责中或有的事的外貌，贝克先生不得不从正式记录中删去了必不可少的几节。”②

02.

第二次乘“乔治·华盛顿号”轮横渡大西洋的是一个不同的威尔逊总统。他在美国备尝辛酸。在白宫宴请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筵席上，他明白了由他激起并且以后一直纠缠着他的无法平息的党派敌意。“参议员诺克斯和洛奇完全保持缄默，拒绝提任何问题，其言行与举办宴会的精神格格不入。”③共和党人提倡门罗精神反对国际联盟。如果西班牙与巴西或英国与委内瑞拉发生争吵，而国际联盟说巴西或委内瑞拉有错，那末美国会仅仅由于无偏见的正义而准备被迫站在欧洲国家一边吗？这是一次猛击，总统低头了。他感觉到自己像斯马茨将军一样，后者清楚地看到，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是普遍适用的，只不过对德属西南非是例外。

在纽约歌剧院，总统被他知道必然会遭遇的无情反对所激怒，使用了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手段。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盟约与和约密切相关，两者不能分开。美国对它的反应是明明白白的敌视。这次“乔治·华盛顿号”带到欧洲的是一个经历了很多遭遇和学到了很多东西的人。现在他懂得，邪恶的旧世界的政治家得到了甚至是可悲的旧世界的国家的支持，而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被他自己的理想主义者否定了。“教训世界”这个话题过时了；当前的需要是体面地摆脱承担的特别棘手的责任。在他第一次远航时，他所有的义愤集中于旧世界；在第二次航程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义愤是慷慨地给了新世界。先前他的目的是迫使欧洲的政策符合他的观点；现在需要训导的是美国参议院。实际上此刻他几乎是同情欧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了，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也要勉力对付不公正和难对付的各种力量。现在不正是他们应相互帮助的时候吗？要是任由群众、参议院和500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干预，怎么可能找到世界事务的解决办法呢？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安静会谈的三四个人，如果进展迅速，就可能避免崩溃和混乱。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这两位得到议会和民主政体极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受爱戴的领袖，毕竟不是无价值的同事。现在他同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了解了他们的品质和他们力量的根源。他羡慕他们有全国的信任。他们善于调解，能体谅人，诚挚地想得到他的善意，但在事关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上又是毅然决然的。他不见得能给世界以正义，甚或用正式的措辞肯定正义，但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则能给世界以和平。

没有根据说，这些就是总统此次航程上的反省；这仅仅是推测而已；大家知道的是，他到达后对豪斯上校大为不满。豪斯已经入乡随俗适应欧洲使人懒洋洋的气氛了。到目前为止各种没有根据的主意，如“我们必须解决某某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各方必须作许多让步”等等在上校平静、仁慈和极实际的内心不知转了多少回了。威尔逊第二次到布雷斯特时，不希望见到豪斯用手指指着他自己也许已经决定要走的道路。因此他对豪斯说：“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出席你的宴会(指豪斯建议举办的宴会)，就举行非正式会谈而言，是一次失败。”

03.

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劳合·乔治先生回国了。克列孟梭于2月19日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刺而受伤，几个星期内无法工作。

2月份，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动议，为草拟德国陆、海、空军预备条款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原希望它在“48小时内”就提出报告。但是委员会成员发现这个任务比总统预期的要困难得多。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委员会里的海、陆军将军们依旧在紧张工作。可是与此同时，在三位政府首脑不在时自然成为会议首要人物的贝尔福先生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快和结束了委员会有关和约未完成部分的工作。2月22日他告诉最高会议，“由于在实现最后和平方面大会的进展显然太缓慢，各国都已出现普遍不耐烦的情绪。”在取得兰辛和豪斯的支持以及得到依旧卧床的克列孟梭的同意的情况下，贝尔福使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的第一款说：

在无损于最高军事会议就早日提出对德和约中的海、陆、空军条款所作的决议的情况下，大会同意，不失时机地着手考虑对德其他预备和平条款，并推动尽快作必要的调研是合乎愿望的。”

贝尔福还提出动议，领土委员会的工作应在3月8日前完成并提交大会审议。

大会的整个实际工作由于从上到下的催促推动，现在开始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进展了。在缺乏稳定控制的情况下，各委员会此前一直只得慢条斯理地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查与讨论，现在重整旗鼓，要准确指挥并立刻得出结论。3月初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提出报告。到3月13日威尔逊回来时大多数主要领土问题的研究进展已达到了领导人可以做出最后决定的程度。但是原计划要迅速处理的各项军事条款却仍旧落在后面。因此再次需仔细考虑如何使整个条约工作共同进行和同时结束。贝尔福先生在他实际主持工作的3个星期里，无疑使整个局面获得了不寻常的改观。尽管在2月中旬大会的工作慢慢地几乎是无法控制地被难住了，但现在一切又有序地恢复了正常。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早就盼望的意志交锋现在终于又开始了。

威尔逊总统对他不在时大会做出的决定，从来没有表示不满。正相反，他是热情洋溢地称赞“贝尔福时期”的工作；他明白贝尔福先生主持大会时是如何沉着巧妙无懈可击地捍卫了他的立场的。他了解，所有主要问题现在都已不容置疑、完整无损地提出了，现在是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但是十人会议(或者说五十人会议，与会者曾扩大到此数)不是大国解决甚或讨论关键性问题的手段。因而必须委托给某种更紧凑、更秘密、更具有内部性质的组织，持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压力已迫使所有首脑想到了这个问题。关于未来波兰与德国边界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实际危机。这个委员会把整个上西里西亚以及但泽和波兰走廊全划给了波兰。劳合·乔治先生立即指责这份报告“不公正”，因为根据该委员会本身的统计数字，被划入波兰主权地区内的德国人数太多了。他因此提议将这份报告退回该委员会。委员会重新考虑了这份报告，但拒绝修改他们的建议。法国人支持该委员会。于是出现了紧张局面，随后又把消息泄漏了出去。诺思克利夫勋爵在巴黎《每日邮报》上猛烈攻击首相，竭力指责他没有权利推翻委员会专家的意见，并展现了他在十人会议秘密讨论中发言的几节内容。根据今日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委员会的建议就是站不住脚。委员会的成员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称不上专家；但不管是否专家，所有问题都是由专家提出建议、由大臣和政府首脑做出决定。首相被消息的泄漏和诺思克利夫勋爵的攻击所激怒，成功地拆散了十人会议。从3月20日起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先生、克列孟梭和西格诺尔·奥兰多定期开会进行秘密会谈，会谈时甚至秘书们也不出席。这是停战协定缔结以来第一次开始彻底和坦率的讨论，这种会谈本该在3个月前举行。十人会议(或五十人会议)现在的出席者减为5个外交部长，它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再讨论重要问题，它排除了原来有权参加的人，随后无疾而终。

现在我们回顾和平大会进程中一个可以适当称作“集体退会”的插曲。作为集体最终同意接受严酷事实的前奏，“四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威胁说要离开大会。劳合·乔治先生是第一个，而且表现得很风雅。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异议意见。他是为条约的缓慢进展而苦恼。他担心他只是在巴黎浪费时间。在此期间他在英国有直接和紧迫的职责。内阁、下议院、工业形势——一切都需要他亲自直接关注。由于在巴黎看来不可能有进展，他必须回国处理他的事务。以后如果有迹象表明条约方面有实际工作可干了，他就回来。他确定3月18日为他离开的日期。这个前景再加上他暗示在伦敦比在巴黎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使他的伙伴深感吃惊。他们深知，他不在场会议便不可能有进展。而且他选择的理由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做出各种努力劝他留下。但是直到3月17日他接到一封由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奥兰多联名签署的信(此信后来由豪斯上校发表)，请求他只要再留两个星期即可，他才高兴地让步。他同意留下来，但是他的地位加强了。

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早就在渴望较量了。豪斯使我们得知3月28日关于萨尔河谷煤田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惊人的较量。克列孟梭说，“总统说，‘如果法国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她就将拒绝与我们一起行动，如果那种情况发生，你希望我回国吗？’‘我不希望你回国，但是我自己打算回国。’克列孟梭说，说罢便离开房间。”老虎就是用这种粗鲁的方式对待他的对手的。此外他只是在近处走走。但威尔逊的态度十分不同。再渡大西洋是决定性的和不能改变的。然而，面对克列孟梭不断威胁要从大会撤走法国代表团，再加上受流行性感冒侵袭后情绪消沉，总统于4月7日发电报命“乔治·华盛顿号”返回法国。他忠实的秘书，在国内留守的图马尔蒂先生用最直率的措辞警告总统，他的退出将被在美国的朋友与敌人看作“急躁无礼的行动。……不能为此间真诚地接受。……是最不明智和隐藏着最危险的可能性的……一种脱逃。”这是决定性的。他不能退出；他必须坚持到底。同时克列孟梭也不再说有关撤出的话，继续每日出席大会。

最后是奥多兰的退出。当讨论阜姆河问题时，威尔逊总统威胁说要越过他向意大利人民呼吁，而且凭借曾对意大利进行的三天访问大声说，“我了解意大利人民比你还透彻。”奥兰多径直前往火车站，实际上是怒气冲冲前往罗马了。他至少进行了威胁。但这样一来其他人的关系反倒愈合了。三巨头找到了起反对他的一个理由。冷静思考两个星期而一无所获后，奥兰多主动回来了，及时赶上签署和约。

04.

劳合·乔治先生留在法国，当十人会议逐渐消失和四巨头会议慢慢具有正式性质时，他对枫丹白露作了一次短暂访问。④在那里他写成了著名的3月25日备忘录。这个文件业已公布，但由于它较完整和较明确地表达了劳合·乔治先生对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观点，和由于他所表达的观点与人民的观点很一致，所以他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因此这里摘引一些典型的文句是合适的：

“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

“战争耗尽了各国资源，战争使各国竭尽全力，它们精疲力竭、血流遍野，到处是断垣残壁，此时来拼凑一个和平条约，让它有效地维持到经历此次战争恐怖的这代人逐渐消失，那并不难。描写英雄主义和胜利的影片、只对那些对战争的苦难和恐怖一无所知的人有吸引力。因此，拼凑一个维持30年的和平条约比较容易。

“难的是要草拟一个在那些对何谓战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去世时仍不会引起新的战争的和平条约。……

“为达到雪耻与赔偿的目的，我们的条件可能很严厉，这些条件可能苛刻甚至残酷，但同时又可以是十分公正的，条件接受国可能从内心深处感到没有权利抱怨。可是胜利时刻人们表现出的不公正和傲慢，绝不会被忘却或原谅。

“因此，由于这些原因，我憎恶把较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迁移到别国，归别国统治，憎恶迁移人数比该国可能给予帮助的人数要多。我能想象，未来战争的原因不会比如下这种原因更为主要了，那就是，已经确定无疑地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有影响的民族的德国人，被许多小国包围，这些小国中有很多是由以前从未建立过稳定政府的民族构成的，而且每一个国家又包含大量吵吵闹闹地要求合并到其原籍的德国人。波兰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我们把210万德国人置于另一个民族的统治之下，该民族有不同宗教，而且在其整个历史上从未证明它有能力建立稳定的自治政府，如果这样实行，欧洲东部迟早必然会爆发新的战争。我关于德国人所说的话对马扎尔人同样适用。如果东南欧现在出现的每个小国在它的边界内都有许多民族，则东南欧各国绝无宁日。因此我认为，制订和约应把以人为本作为指导原则，各个不同民族应该尽可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这个从人的角度出发确定的标准应该优于战略、经济或交通手等应考虑的事项，因为关于战略、经济或交通的事项通常可用其他手段加以调节。其次，我要说，赔款支付期限，如有可能应与制造战争的这代人一起消失。……

“在目前形势下，我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德国有可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命运，把德国的资源、智力、巨大的组织能力交给革命的信徒，这些人的梦想是，以武力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世界。这个危险不仅仅是奇想。德国政府软弱；它没有威望；它的权威受到挑战；它之所以继续存在，仅仅是因为除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外别无选择，而德国目前还不准备实行斯巴达克主义。可是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这个时刻极其有效地使用的论点是，只有他们才能把德国从由战争强加的不能忍受的条件下解救出来。他们答应免除德国人民对协约国的债务和对国内富裕阶级的债务。他们向人民表示，要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并获得一片新天地。诚然代价会是很大的。将有两三年无政府状态，也许还要流血，但最终土地仍在、人民仍在、大部分房屋和工厂仍在、铁路与公路仍在，德国甩掉了包袱后，将能从新开始。

“如果德国转向斯巴达克同盟成员，那末她就必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共命运。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整个东欧就将被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不出一年即可目睹近3亿人民组成庞大红军，在德国教官和德国将军指挥下，装备着德国大炮和德国机枪，准备重新对西欧发动进攻。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泰然自若地面对的前景。可是昨天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太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危险并非幻想。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主要是，那里的人们相信大量马扎尔人将被交给他人统治。要是我们明智，我们应向德国提出一种和约，它是公正的，它在人们的眼中，会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可取。因此，我愿意在和约的显著位置上，突出写上这样的句子，就是一旦德国接受我们的条件，特别是赔偿的要求，我们就将在与我们自己相同的条件下，向她开放世界的原料与市场，并愿做任何可能的事情使德国人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不能又要削弱她，又要她赔偿。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德国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期望实施的条件。如果我们向德国提出的条件是不公正的，或者过分沉重的，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会答应签字的；当然目前德国的衰弱政府也未必会这么做。

“因而从各种观点看，我以为我们都应当努力制订出和平解决方案。我们仿佛已忘记了自己是战争痛苦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这样的解决办法应当要考虑三个目的。首先是它必须公平对待协约国，要考虑德国应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使用的手段负责。其次必须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据此，一个负责的德国政府相信，它能偿清它自己招致的债务，因而同意签字。第三，解决办法本身必须不包含诱发未来战争的因素，而且可以取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它将给所有公正的舆论留下一个好印象——它能导致欧洲问题的公正解决。……

“在我看来，如果一味努力在德国身上施加永久性军备限制，而对我们自己则不准备施加同样的限制，那是徒劳的。……

“我想问，如果德国接受了我们认为公正与公平的条件，为什么不允许她在建立起稳定和民主的政府后就加入国际联盟。难道同意她加入该组织不正可以既诱导她在条约上签字，又诱导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抗吗？让她留在联盟内不是比把她排斥在联盟外更安全吗？

“最后，我认为英国与美国应当对法国做出保证，保证不再存在法国遭受德国新侵略的可能性，至此国际联盟的权威与有效性将得到证明。法国有特殊理由要求得到这种保证。她在半个世纪中遭受了德国的两次进攻和两次入侵。她之所以多次受攻击，是因为她是捍卫欧洲大陆自由、民主与文明，反对中欧专制暴政的主要力量。其他西方民主大国应该分担责任并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任何时候敢于再次发出威胁，或者国际联盟尚未能证明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与自由，那末她们将站在法国一边及时保护她免遭入侵。

“然而，如果和会要真正获得和平，并向世界证明它是一个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全面的方案，让所有理智的人们都承认，它是比无政府更为可取的一种选择，那末它就必须正视俄国形势。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威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而且距美国与距法国一样近。如果在俄国问题上采取听其自然的立场，则对德和约不论安排得多么健全，和会都可以解散，因为它是没有用的。不过我并不打算引入俄国问题来讨论，这样会使对德和约问题复杂化。我提到俄国问题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注意尽快处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克列孟梭以粗暴的语气作了如下的书面回答。他认为劳合·乔治的宽宏大量的行为，完全是靠牺牲法国与大陆各国换来的，而英国是得到了一切对她有意义的利益和安全了：

“但是采取3月26日备忘录提出的做法，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法国将得到不知遭入侵之苦的海洋国家做出的一定程度的、明确的保证。德国交出殖民地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海军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大部分商船会是绝对和明确的。把德国从外国市场逐出会是绝对的并将持续一定时间的。另一方面，可以为大陆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为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方法。为波兰和波希米亚提出的无武力威胁的边界，是局部的解决办法。向法国提出的、为保护其领土而签订一个防御协定的主张，是暂时的解决办法。为萨尔煤田提出的设置一个政权的意见是暂时的。这里我们制造了一种不平等的状况，这种状况有可能给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这甚至比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更为重要。”

斯坦纳德·贝克在写他的历史时已得到劳合·乔治的备忘录了。贝克非常赞赏这个文件。他觉得“建立在军事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对世界来说只能是灾祸”。他写道，“3月25日塔斯克·布利斯将军在呈送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对这种感觉，对真实情况做出了有远见卓识的最精确的描述。”这份备忘录题名《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这里可以摘录几句意义深长的句子。……他继续写道，“布利斯将军是参加和会的少数成员之一，他们从未丧失过卓见的理智，而且明白，如果和会产生一个德国舆论主体会立刻起而反抗的条约，就有毁掉整个和平工作的巨大危险。”

这也许是声称要写一部标准历史、并已为此目的搜集了大堆独占的官方和可靠资料的某人，所犯下的最令人惊讶的大错。贝克先生在写对布利斯将军的赞美辞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话本应送往另一个地址。当他了解他的赞美辞并不属于人人尊敬的杰出的美国军人，而属于一位不知悔改的旧世界政治家时，他的悔恨必定是辛酸的。

这就是贝克先生追求真理忠诚的结论性实例，读者会因此而感到忧虑。我曾专心研究过他的著作，这是因为威尔逊总统交待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性，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料，要他保管。一想到有多少认真的美国公民必定从他那污染源饮水就令人不安。所幸此书还未让英国作家来损害贝克先生的信誉。亨特·米勒博士的书以及用豪斯上校所办的报纸编辑的书，都向美国社会中的警觉和有鉴定力的读者揭露了贝克的错误，实际上还有罪恶，以满足他们两位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追求。

05.

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是重述和会的经过，而只是向读者指出它某些显著的特征。不过我们还是综合详述了总的舞台及其演员。从战争结束以来近5个月过去了，只是到现在才开始真正缔造和平。4个人(一段时间减少到3个人，每人都是一个胜利的大国的负责首脑)是留在那里的全部。500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27个急不可待的国家、10国(或50国)会议、58个委员会，真是名流云集，但智慧全集中到3个人那里去了。今后他们将站在一起。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和彼此信任；他们在充满危险和无比困难的冒险中变成了同事和伙伴。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得认真做出让步以达到一致意见。人人都知道，必须达成一致意见；人们全都决心迅速实现世界和平和团结一致，及时和竭尽所能地解决提出的数以百计的难题。

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中有几个是什么问题，决定怎么解决。有一个月的时间(3月20日4月19日)，他们只是争论和商讨，他们都说英语。已达成很多一致；但并非每晚都能取得一致。有时甚至做不到4人会晤。一个人去了克列孟梭的房间，另一个人去了威尔逊总统的房间。现在只需要考虑怎么组织。于是他们接受莫里斯·汉基充当秘书。他聆听所说的一切，并作记录，每天结束时告诉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从那时起他们的决定像迅速增大的水流，流向法学家与官员，5月7日凡尔赛条约印就，9日和会全会以服从或忿恨的情绪接受了既成事实。

06.

现在是传唤敌人的时候了。5月初德国代表来到凡尔赛宫，接受了载明预备和约条款的文本；6月底大体上是这些条款的和约按时签了字。

与此同时，德国变化很快。德国作家总是强调，这个时期他们的人民是在战胜国手中忍受侮辱。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一直是最重要大事的发生地，对自己和对文明最有益。这些作家只有一些文章简述了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则似非而是，它是无比强烈的和令人高度神经紧张的事变的突然爆发。德国革命穿透了我们焦急、厌腻、疲惫的感觉，我们原来只注意到战后刚撤退到休息地的幸存军队，如今又将受到远处炮击的震撼了。要说清这场经历需要写一本书。与俄国发生的情况相比，德国的情况更令人感兴趣。许许多多状况、插曲及其后果，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德国在战争中被打败，海军与陆军反叛并瓦解，皇帝被废黜，当局垮台，受到所有人的谴责。建立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匆匆忙忙上台；在饥荒遍地的祖国家乡，回来了长期受苦难和战败的痛楚折磨的几百万士兵。警察不见了，工业停产，群众饥饿，时间正是冬天。毁灭俄国的所有因素在德国都齐全了。人们被组织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共产主义革命的整个程序已被大家理解，已被安排妥当。有俄国的经验作为模式放在那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迪特曼、考茨基等20余人就是未来日尔曼革命中的列宁与托洛茨基。革命尝试了种种事情，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没有出现与俄国相同的方式。

共产党人夺取了首都的大部分地区；但政府的所在地防守牢固。未来的立宪会议受到攻击；但进攻者被击退了。少数忠诚的军官——忠于德国——装扮成士兵，用充足的手榴弹和机关枪武装自己，以他们的生命保卫市政府的脆弱核心。他们只有极少数人；但他们胜利了。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一个海军师占领了皇宫；经过血战后他们被忠诚的军队击退。在叛乱中，几乎每一个团的当权者皆被推翻了，这使军官失去了肩章与佩剑，但没有一个人被杀。

在所有的人当中我们辨认出一个粗壮、质朴的人物。一个姓诺斯克的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主义者。他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国防部长，叛乱者赋予他独裁的权力，他没有辜负德国人民。外国人对这位德国英雄的评价必然是超然而公正的，但在表述时信心不足；在从腓特烈到兴登堡的一系列国王、政治家和军人中，应该说诺斯克有他的地位——人民的儿子，在一片混乱中无畏地为国家的事业出生入死。

“所有日耳曼民族”的素质与智慧使得临时政府能够控制选举。读者在这些篇章上总是会看到相同的势力施展相同的策略。这些势力的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人民挑选议会。在俄国他们成功了；在德国他们失败了。目前我们将看到他们在爱尔兰遭到失败。

代议制政府仍然有活力，在子弹和钢铁、机关枪、迫击炮和喷火器的监督下，3000万德国男女、90%的选民填写了他们的选票，从那时开始，一个自由选举和有最高权力的议会成为德国人生活的大事。

因此在灾难时刻不受失望的影响的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来到了凡尔赛。

————————————

①《凡尔赛》(Versailles)，第84页。

②亨特·米勒先生也叙述过贝克先生的论点，“去证明一场并不存在的阴谋，这种努力岂能很好继续下去。”《盟约的起草》(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I,98。

③《豪斯上校文集》，第401页。

④实际上只有24小时。

第11章、和平条约

“虽然我们得到了和平，但要解决所有事情还将要很长的时间。虽然风暴已平息，但在一场风暴后大海的波涛起伏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塞尔登《席间谈话》(Table Talk)

领土问题的解决——突出的特征——民族自决——它的应用——阿尔萨斯—洛林——石勒苏益格——波兰的再生——德国的东部边界——上西里西亚——英帝国代表团——它的温和态度——劳合·乔治先生的不利条件——上西里西里公民投票——英国的所谓风险——法国的情况——法国的安全要求——莱茵河边界——解除德国武装——非军事区——联合保证——它的后果——奥匈帝国的命运——无辜与有罪——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合并——保加利亚——总的设计。

01.

热带殖民地的分配是否适当，现金与实物赔偿的分配是否合理，和惩罚是否公正，不管这些原因激起的感情怎样强烈，无论寄于国际联盟的希望多高，1919年和1920年的条约最终还是取决于欧洲领土问题的解决。这里我们是在与重大而持久的事实打交道，这些事实把人类的不同民族铸造成模子，把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固定在世界上。这里我们拨动过去的余烬，点燃未来的指路明灯。旧的旗帜再次升起；消失了的几代人的激情觉醒了；被20世纪的炮弹炸毁的地下，阵亡的战士与受害者的累累白骨被翻了上来，失败的事业的拗哭声在风中回响。

我们现在必须论述的条约，是包括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乌得勒支条约和维也纳条约在内的巨大系列中的一部分。它们既是欧洲历史链条上最晚的一环，又是该链条上最大的一环。它们将因为最重要的三大事件而值得注意：奥匈帝国的瓦解；波兰的再生；统一德国的存在。自从巴黎和会以来，以使我们才经历一段短短的时间，它也足以揭示这些登峰造极的君主国的浩大声势以及这些君主国又是怎样高耸于山脉之上，俯视广阔的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区的。通过清澈的空气，我们已能辨认出广袤大地的每一处景色及其质地的单纯性。查理五世帝国连同与它一起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频繁动乱的幸存者，中欧和南欧的主要政治结构，目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大裂口。被切割为三个部分的波兰，如今重新统一为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在战场上被打败和缴械的德国，在义愤填膺的战胜者面前俯首听命，以后又会站起来，成为欧洲最大的、无与伦比的、最强的民族主体国家。

欧洲生活中的这些重大事件并非仅仅是，或主要是由猛烈的战争暴力引起的。这些事件是由于一条原则被有计划的应用而产生的。如果说1814年维也纳条约的制订者是受合法原则支配的话，那末1919年巴黎条约的制订者则是受自决原则的指导。虽然“自决”这个措辞无疑会永远与威尔逊总统的名字相联系，但是这个理想却既不是首创的，也不是固有的。这个词汇原本出于费希特的“自决”(Selbst

Bestimmung)。对这个概念作了有说服力的表述的人首推马志尼。在整个英帝国范围内很早就知道这个概念，并广泛实施了自决，不过称谓要温和一些，叫做“自治”和“自己赞同的管理”。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情况越来越清楚，各大帝国如果想要在现代世界上始终团结而又充满生机地存在下去，它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原则，并日益遵守这个原则。在政治领域几乎完全排除了各种形式的信仰后，民族主义业已成为人类在世俗事务中最强有力的塑造世界的工具。

十四点体现并赞扬了自决原则。总统在演讲中宣布，“必须尊重民族愿望。如今唯有获得人民自己的同意才能对人民进行统治和管理。自决不仅是一个词汇。”“在主权国家之间对人民和领土不容以货易货。……每一个领土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符合有关人民的利益为基础。……所有意义明确的民族愿望都应该竭尽所能给予最大满足，而不能引入新的混乱和对抗因素或意志的混乱。”协约国认真地把与这一宣布看成与它们一致的战争目标。德国人把他们的停战要求，与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他的其他演说为基础的解决和平问题的条件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声称，他们就是以此为条件投降和放下武器的。因此，自决原则既是战胜国奋斗的目标又是战败国声称应得的权利。

这里有一条清楚的指导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所有被如此残忍地分开的民族，所有被创伤和仇恨撕碎了心的民族联合起来，所有的民族又因为信仰和爱好而遵守这条原则。和会的主要和迫切的任务，和促使交战国缔结和约所包含的全部事务，就是要执行这个原则；或者用我敢于摘引的权威的话说，以此原则“解放受奴役的各民族，使长期被武断地分开的同一民族的那些分支重新聚合，以大致上符合民族集聚为准则划分疆界”。

既然这个基本原则已达成一致，那末这个原则就应得到贯彻。原则是简单的，而且已得到公认，但它的贯彻却是困难和有争议的。民族性怎么检验？“民族要素”的愿望怎样表达和获得？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怎样按民族划分边界？主要原则应在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其他考虑——亦即出于历史、地理、经济或战略的考虑，到处活动着的那些武装和激进力量，它们接受根据原则做出的决定，能达到何程度？这些就是放在和会，特别是放在三巨头面前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断定，应该把语言看作民族的证据。但可以肯定语言并不总是民族的表现形式。某些最具民族意识的人种根本很少讲他们自己的语言，或者说起来有极大的困难。某些受压迫民族使用压迫者的语言，内心却又痛恨他们；某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在统治臣民时说臣民的话。还有一些问题必须以合理敏捷的手段加以解决。在产生争论时，决定民族原则的指南没有比语言更好的；或者进行公民投票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在现实中常有这种情形，根据以语言界定的民族或者根据当地居民的愿望划分边界的办法，不加修正难以在实践中应用。某些新的国家没有途经它们自己人口居住地的通海口，没有这种通海口经济便不能有效地发展。某些得到解放的民族几个世纪来一直愿望重获他们早已消失的古代主权国家的疆界。某些战胜国按照条约有权利要求另一些战胜国按照条约必须给予(不是根据语言或居民愿望确定的)由阿尔卑斯山确定的边界。某些已构成整体的经济社会横跨种族边界；许多地方对立的和敌视的人种混杂在一起，不但是个人间的对立和敌视，而且是整个村庄、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对立和敌视，所有这些有争议的地段，必须由有关的许多强大和非常易冲动的国家参与，一英里一英里地加以研究和艰苦讨论。

然而所有这些对基本原则的保留意见和冲击，只影响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外围。所有的有争议地区加起来也只是欧洲的很小一部分。这些地区只是证明了这个原则的例外情况。这些敏感的和怀有疑虑的民族在界限被边界剪刀粗糙地修剪之后，某些地方升起的激情是强烈的，但不损害条约的实质。也许只有不到3%的欧洲人口现在生活在与他们国籍不同的政府的管辖之下；欧洲地图的绘制第一次与其人民的愿望有大致上的协调。

02.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由凡尔赛和约确定的德国实际边界，以此来检验上述断言是否正确。我们先从西部和北部边界开始。

14点中的第8点说，“普鲁士于1871年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所犯的错误已近50年之久，因而世界和平极不稳定，现应予以纠正。”这一点成为战争爆发后协约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德国要求在14点基础上的和平并相应签订了停战协定，这说明这一点已为她所确认。所以关于阿尔萨斯—洛林没有争论。这两个省在属于法国领土近200年后于1871年被德国违反当地居民的意愿从法国夺走。引用条约中包含的话说，这两个省是“从它们的国家分离出去的，尽管它们的代表在波尔多会议上提出了庄严抗议”。归还阿尔萨斯—洛林是在人们活生生的记忆中对破坏自决原则的弥补。

除了在奥伊彭和马尔梅迪四周的比利时边界有小小的改变外，德国西部边界没有其他变动。法国人强烈要求除阿尔萨斯—洛林外再并吞萨尔及其十分丰富的煤田。法国人一开始就认为他们的要求有历史原因。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这个违背当地居民普遍愿望的要求，为此引起了三巨头讨论中一次令人注意的危机。法国人于是回过头来要求暂时使用萨尔河谷煤田以补偿法国朗斯和瓦朗谢讷矿区遭受的破坏。他们提出萨尔河谷的最后归属到1935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可用以攻击和会达成的一致意见的原则性理由了。

在北面或丹麦边界上，要求德国作另外一种形式的领土割让。当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后，丹麦在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时，应拿破仑第三之请在条约中插入了一个条款，就是应向北石勒苏益格居民征求意见，问他们愿作丹麦人还是德国人。这仅仅是符合正义的办法。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居民一直是纯粹的德国人。石勒苏益格南部逐渐德意志化，但北部一直讲丹麦语，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向着丹麦。条约的条款从未实行过，从未有人询问过北石勒苏益格的居民的意见，普鲁士过了不久就自行解除了条约的法律义务。显然现在是补偿这个非正义状况和由这种状况造成的丹麦与德国间的永久性疏远的时候了。有一些人原来希望将石勒苏益格从德国分离出来，这样安排边界后，基尔运河就不再全部通过德国领土了。谨慎的丹麦政府把这些设想全部搁置在了一边。他们只希望把人民感觉自己是丹麦人的地区纳入丹麦国土。他们反对把说德语的人口不情愿地并入丹麦的所有建议。于是大家同意将来的边界应根据全体人民自由的公民投票来划定。

现在我们来看德国的东部边界。这里我们碰到一件新奇的伟大事实。只有奇迹才能给波兰带来再生。波兰的再生，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瓜分波兰的三个军事帝国在战争中同时和决定性地被一一打败或者被打得落花流水。要是吞噬波兰的这三个大国站在一起结成三国同盟，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向它们挑战。要是它们在战争中分站两边，至少有一国出现在战胜者一边，这样就不能剥夺胜者一方的属地了。可是使人震惊的是，三方无一幸免于难的事件发生了：俄国摧毁了奥地利；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的帮助下打败了俄国；德国本身被法国和英语世界所制服。所以分割波兰的三方同时松手，所有的链条——俄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在受沉重一击后同时落在了地上。命运之钟敲响了；胜利地坚持了六代的、欧洲历史中最大的罪恶现在过去了。第13点宣告：“应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她应包括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民居住的领土，应保证她有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德国接受这一点。的确，她自己要求的民族完整就是建立在重建古老的波兰国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

即使带着世界上最大的善意，划定德国与波兰间的边界也无法避免不规则和不公正。从华沙到柏林伸展着巨大平原，中间没有地形障碍物。在一片400英里的地带中德波人口以不同比例混杂在一起。德国曾实行用德国殖民者使波兰殖民地化的政策。德国的资本、科学和能力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以武装军事帝国的力量推进的德国文化，在被征服和被瓜分的人口上到处打下了它的印记。德国人指出，他们的统治给普鲁士的波兰带来了明显的利益；波兰人声称，这仅仅是对被偷走的一笔遗产的收益的分配。

划定德波边界成为和会、波兰委员会以及最后是三巨头的任务。这个问题本身分作三个部分：中段、北段和南段。波兰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哪些地区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居住。举行公民投票对于标记清楚的地区是方便的；但是在界线模糊的整个巨大地带不可能举行公民投票。要进行公民投票必须要有公正的英、法、美军队占领整个地区。但是美军正在回家；英军的复员非常之快，他们几乎连五六个营都腾不出来；而法军公开宣称是波兰的捍卫者。模糊地区的中心大体上在普鲁士波森省，唯一的依据是德国的统计资料。无疑，怀有自然的反德偏见的战胜国对这些资料是绝不会全信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划边界线时是本着把尽可能少的波兰人划入德国版图和把尽可能少的德国人划入波兰版图这一愿望的。

在北段出现的困难更多。东普鲁士省虽然原本具有德国殖民地征服的性质，但现已变成纯德国土地，其居民比德国其他所有地区的居民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该省与德国其余地区被一条直达海边的走廊分开，在走廊里，各种观点的估计似乎都说明讲波兰语的人占大多数。波兰人要求从德国得到东普鲁士的大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波兰人建议让这个德国人的小岛成立一个共和国，以柯尼希山为首都。这个要求被驳回了。但说波兰语的走廊并入了波兰，这不但是因为所说的语言，而且是作为最明显的手段，要给波兰以出海口，这一点作为14点之一已为所有各方接受。

与该走廊毗连的是叫但泽的这个大城市，那里居住着20万德国人，为维斯图拉河流域全部贸易的天然出海口。波兰委员会原计划将但泽市完全划归波兰主权范围，这样但泽居民将受波兰法规支配和在波兰军队中接受义务兵役。通过劳合·乔治先生的努力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但泽恢复它500年来的古老地位，成为自治的城邦，与波兰紧密联合，但对其整个内部行政管理拥有独立自主的控制权。但泽要成为自由市，但它没加入波兰海关体系，不过波兰人将管理巨大的海港。这个巧妙而又复杂的权宜之计没有使双方完全满意。但也不容易找到能采取的更好的办法。

在这个边界的北段必须提一下两点小困难。东普鲁士留在德国，但在该省南部边境上的某些地区有相当数量说波兰语的居民，波兰对那里提出了主权要求。于是规定为这些阿伦斯泰因和马林韦尔德地区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留在德国，他们的愿望就是法律。最后，坐落在涅门河对岸的梅梅尔小港和地区是立陶宛获得出海口的唯一通道，没有它立陶宛就不能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人们希望立陶宛人会自愿再次加入波兰。但他们拒绝了这个意见，当然不能强迫他们。因此，最终这个约3万居民、周围由主要说立宛陶语的乡村围绕的德国市镇，在地方自治和精心设计的安全保证下划给立陶宛了。

我们还要仔细看一下德波边界南段的状况，这里在上西里西亚问题上和会曾出现另一次大争论。向德国人提出的和约草案规定，将上西里西亚这块德意志帝国内仅次于鲁尔的有丰富铁矿与煤矿的地区，完全割让给波兰人。这是对德和约草案上最大的污点。14点中其余部分都没有异议地被接受了，但强制割让整个上西里西亚遭到了德国人激烈的憎恨，而且事实上德国是举国震惊的。

03.

现在意大利又加入了三巨头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存在于预备和约条款的制订过程中，在这些条款提交德国后也不会结束。德国人以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抗议财政与经济条款，抗议强迫他们公开承认战争罪行和交出战争罪犯的条款。在领土方面他们主要抱怨割让上西里西亚。看来他们有可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从而迫使协约国军事占领柏林和其他重要中心，或者延长封锁，或者两者兼施。这样的过程不会引起直接的军事困难，但会引起极严重的政治危机。没有人能知道占领要延长多久。在占领结束前大量军人必须保持武装，进一步复员要无限期停下来。

首相希望在他争取较宽容的和平条款的努力中加强自己的力量，于是于6月1日在巴黎召开了英帝国代表团会议。整个帝国代表与英国主要国务部大臣一起出席。斯穆马茨将军有力地呼吁宽厚。当轮到我发言时，我以一种性质不同的论点支持他的呼吁。作为陆军部大臣我有特殊的观点。

我说：

“重新实施封锁或控制整个德国领土以及担当起解决当地政治问题的责任，有极为严重的困难。外国驻军绝不能使德国人团结高效地工作。封锁和占领的手段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占领这个国家你就得为占领区域内的人民提供食物，这在封锁之下就无法做到。如果协约国军进入德国，占领该国，这就必须无限期征兵。英国不维持义务兵役就不可能控制德国国内生活。要求从军队那里得到复员者的压力之大已经无法形容。那些最大声要求对德国施加最严格条件的人，就是最急于从军队中得到复员的人。”

于是我坚决主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和“恳求代表团一致主张，给他们的全权代表以最大可能的自由，缔结一个‘妥协的’和约”(就未解决的突出的问题)。财政大臣张伯伦先生、大法官伯肯黑德勋爵等人的发言目的与我相同。

尽管众人的意见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代表团的意愿是全体一致的。会议议决，首相在谈判中应竭力促使在和约中对敌让步。特别是：修正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建议，把德国人占多数的地区留给德国，在难以判定的情况下举行公民投票，早日给予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权利，减少占领军的数量；修正赔偿条款和确定德国债务的确切总数。

代表团以深信无疑的心情进一步授权首相，如果在四巨头会议上发生与会者抵制首相的意见的情况，就“使用整个不列颠帝国的全部影响力，直至英国陆军拒绝开进德国执行使命，或英国海军拒绝执行封锁德国的使命”。

这似乎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劳合·乔治先生就这样为未来所有的讨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要不是他肩负保证德国赔偿的责任，他本来在改善和约上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可是大选的疯狂反响对首相和整个英国都是丢脸的事。克列孟梭、威尔逊和奥兰多完全理解这种局势。当威尔逊开玩笑地说，把德国人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意大利统治时，当克列孟梭因报复心重而受到责备时，或奥兰多领土欲太大时，每个人都会受到首相的反驳。但一个苦涩的微笑、一次表示怀疑的耸肩、以及提起民主竞选活动的困难，都足以让四巨头在较低的水平上处于平等地位。

古怪的事实从来都是，不管德国支付多少亿赔偿，英国总是收到很小的一部分，不到法国份额提出的一半，较之比利时还少，刚过两年，英国就宣布恢复过去贵族的明智古训的原则，所有战争债务应当根据各国对赔偿情况的随后反应，经普遍同意后同时取消。

随后关于西里西亚问题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威尔逊总统与法国人支持波兰的要求。英国维护德国的权利并接受自决的原则。总统支持波兰的偏见与他对意大利的歧视同样明显。好挖苦的人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意大利在美国的移民通常不会获得选举权，而波兰人的选票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使威尔逊先生下定决心让波兰由于占有上西里西亚，他对所有反对者怀恨在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劳合·乔治先生不受英国选举活动的妨碍，尽管诺思克利夫报业坚持进行攻击，他的努力与信念还是占了上风。最后条约规定给予德国人在那里奉行公民投票的原则，因而条约在这一方面不受指责。

在此值得花一点时间来简短地描述一下结果。

公民投票最终于1920年经英、法军队许可举行。虽然这些军队占领着有争议的地区并作好了投票准备，波兰人在前德国国会中的一个名叫科尔凡蒂的波兰议员的领导下，还是组织的意在阻止投票的暴力袭击。德国人很快以同样的袭击进行了报复。可以说是内战的冲突爆发了，其间英军同情德国人，法军同情波兰人。事态发展到危险而荒唐的地步。但是法律与理智总是能占据上风。公民投票如期举行，结果德国人以6比4占多数。当这个结果送交最高会议时，会议上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人已经回国，英国与法国在固执地、势均力敌地顶牛。这个僵局在以后双方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会议时才得到解决。这是两个最大国家提交给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官司。被英法间的分歧所分裂的这个会议做法是将官司移交给由较小国家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它决定，这个委员会虽然属于联盟会议，但从不参与协约国最高会议的讨论。把这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托付给一个比利时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巴西人和一个中国人。这个委员会在所有压力下只能求助于一个妥协方案。他们的决定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忿恨，但为英、法两国作为粘合剂而接受。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遵循。

根据格拉德斯通标准判断，德国从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许多正面的好处。她事实上达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自由党政策的所有主要目标。战败给予德国人民有效控制自己的事务的权利。帝国主义制度已被肃清。国内获得了自决。在普选——德国统治者对此是负了实际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议会制度也许是对失去了22个国王和亲王的某种安慰。取消义务兵役在英国人眼中一直似乎是获益而不是受损。和约强制德国限制军备今天被赞扬为所有国家都应追求的最高目标。凡尔赛和约荒谬而不公正的经济和财政章节已几乎全被抛弃；它们有的已被废止，有的根据越来越多的事实被明智的和互相同意的一系列安排所取代。德国的资产阶级和食利者阶级、贫困的领养老金生活者、节约的领年金者、退休的体力劳动者、年老的教授、勇敢的军官等等的苦难使人怜悯，这种苦难主要是由于德国政府发行的马克崩溃引起拒绝清偿而造成的。他们可以当众侮辱德国国家的公正原则，但他们没有削弱德国心脏的脉搏，也没有削弱德国工业的生产活力，甚至也没有削弱德国人民信贷和储蓄的能力。德国失去了殖民地，但是她在殖民领域本来就是个后来者。她不拥有德国民族能生息和繁殖的海外领地。热带地区的“外国种植园”(这是英国沿用很久的一个词汇)可能会使你自豪与感兴趣，但肯定费用高昂。海外殖民地无论如何都只能是海上强国的抵押品。殖民地的失去绝不会损害德国的力量，殖民地的新得主能否改善其命运，大可怀疑。

现在我们试将德国今日所处的地位，与当日德国潜艇的攻击如果制服了皇家海军将出现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4000万人面临的是，如不无条件投降，那就得挨饿，落在不列颠和英国本身头上的只能是厄运。凡尔赛和约制裁的严厉程度如有一半施予英国，那就不但会使我们古老的缓慢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在财政上归于破产，而且还会使英国人口至少迅速缩减1000万，并使其余幸存者陷于普遍的贫穷和绝望。这场可怕的战争的赌注超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就英国及其人民而言，他们终将灭绝。当我们想到奥匈帝国、奥地利本身和过度拥挤的城市维也纳的命运时，我们可以在小范围中衡量我们被迫去冒的风险。

在这几段直率的话中有一个向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

04.

法国的情况怎样？德国与法国间国力的悬殊，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缔结和约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地球上最平坦的一个地区，居住着4000万固定人口，密度颇低，而千百英里陆地边界的另一侧，是一个人口与日俱增的、进步的日耳曼人种和国家，人口达6000—7000万，两相对比，展现了一个固有的具爆炸性质的事实。经常谈谈和平和力争保持和平固然有好处；但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得理解导致战争的原因。在下一个世代怎样保卫4000万人的法国免遭6000万、7000万或8000万人的德国的入侵和蹂躏？和会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精心搜集的统计数字，只要说明1940年后德国的从军年龄男子将是法国的两倍就足够了。面对这个情况法国如何寻找安全呢？法国战胜了，德国彻底战败了。但每个有理解力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知道，这些状况可以维持20年或30年，却不是终结性的。法国在没有俄国帮助的情况下原本不可能打败德国；但是俄国打败了。无人能说俄国能否、何时、以何种形式重新出现。至少在和会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似乎觉得复活的俄国有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有些国家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但英国有英吉利海峡，美国有大西洋。法国人说，“从长期看来，在我们与入侵者之间除刺刀和我们士兵的胸膛外没有任何东西。”

这就是恐惧和灾难。今天整个欧洲为此而受害。甚至在我写此书稿时，法国人用他们节省地积累下来的5000万法郎建造一条钢筋水泥的防御线以保卫他们的国家，以防止1870年8月和1914年8月事故的重演。这就是和会的根本问题：法国害怕自己被德国毁灭，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法国表现出了绝不犯轻率错误的明显决心。

但是有人认为，人们增强的道德意识将阻止此类文明崩溃在以后再次发生。国际联盟的盟约将保证每个成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此法国人回答，“条约保护过比利时吗？”可是有人强调说，世界已经吸取了教训；德国人已经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没有人要再打仗了。对此法国人说，“我们已经受够啦。”最后有人断言，人们在经历了四年的屠杀和贫困以后，已变得聪明些了，高尚些了，仁慈些了，人们只要看一下四周，便懂得一切都比他们父辈好多了。信任民主。信任群众智力。信任议会制度。信任旧伤的痛苦。可是法国人继续悲伤地反复重申，“我们需要安全。”对此，完全安全的美国和相当安全的英国深含哲学意味地说，“不存在绝对安全这种东西。”法国人说，“假如那样，我们要得到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

福煦元帅头戴的桂冠，永不褪色，光可照人。他考虑了亲身经历的新近的情况，宣布说，“我们必须占有莱茵河左岸。这样即使没有英国或美国足够强大的和及时到达的援助，以阻止北部平原的灾难，也可以保证法国不致失败，或者，如果法国想要她的军队免遭失败，那末没有必要把军队后退到索姆河、塞纳河或卢瓦尔河后面以等待协约国帮助，法国必须得到莱茵河左岸。莱茵河到今天仍是西欧安全、从而也是文明安全必不可少的屏障。”

英国人和美国人接着说，“但是德国人住在莱茵河两边，你怎样统治他们？”于是福煦元帅追溯了拿破仑和他的莱茵河联盟。他于3月31日说，“安定莱茵河左岸的政治状况和向这个地区灌输各民族自由地和平共处的观念是我们的责任。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是独立国家或德意志中部诸邦的不固定部分。”争论是激烈的。劳合·乔治提出两个问题：“如果德国人知道英国与美国必然会支持法国，你认为他们仍然会攻击吗？”福煦元帅回答说，如果他们确信没有来自俄国的危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陆军减缩到和英国陆军同样的规模，他们会攻击吗？”福煦回答说他们会攻击，因为事实上德国陆军不会缩减。他还说即使存在英吉利海峡隧道，情况也不会十分不同。

与此同时，情况显然是，住在莱茵河旁的居民愿意隶属于战败的德国，不愿隶属于战胜的法国。他们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缓冲国的人民。因此这个问题在大会一开始就陷入完全的僵局。

威尔逊总统与劳合·乔治两人全都深深意识到了法国面临的危险及其畏惧。威尔逊曾希望国际联盟会与所有其他国家一起保证法国的安全，保证她免遭入侵。但是，法国人虽然十分愿意有国际联盟尽其所能的保护，但他们确实不相信国联的力量。当武装力量制裁从盟约草案中删去，仅仅保留对侵略者的财政与经济制裁时，法国人的怀疑态度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威尔逊总统的返回美国以及他自己感到在美国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作的保留，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力量。从那时起情况变得很清楚，如果要劝导法国从莱茵河撤军，那就必须为她找到另外某种安全保证。劳合·乔治先生早已预见到这是必然的。他甚至比威尔逊更深地悟到德国人受外国人统治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与威尔逊都拒绝考虑把德国限制在莱茵河后面的做法，两人越来越感觉到有责任找到别的安全措施。

首先也是和最明显的预防措施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福煦元帅和法国军界人士对此出人意料地麻木不仁。在停战条件中，元帅除了要求交出大量大炮外没有提出德国陆军复员和解除陆军武装的条款。曾有人代表他声明，说他不相信任何全面解除武装的政策能够长时期实施，他不希望把他的名字与他不能保证执行的条款连在一起。他对德国的保证概不相信，认为不管做出什么许诺，一旦德国恢复行动自由，她会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建立和以武器装备新的军事力量。

在首相的大力策动下，在裁军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竭力促成提出最激烈的措施。劳合·乔治先生坚持德国陆军不应比英国陆军强，其陆军兵员不得强制征募，其服役期不应是短的。它应是志愿的职业军队，每个士兵最短服役期为12年。这样它就没有力量发展大量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了。服役的总兵力包括各级军官在内不得超过20万人。也为德国海军提出了同样建议。法国人心怀犹豫，但还是顺从了这个强硬的创议。这个方案与欧洲大陆的所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它似乎在指责“全国武装”这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遗产和生活与自由的最高保证。尽管如此，他们看到了采取这个方案对付德国的优点。他们确定如果德国陆军做到如此高度的职业化后，不应超过10万人。对于这一点劳合·乔治不加反对。

最后达成一致的军事条款令人吃惊。一个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此前曾是世界上的头等军事大国，而从现在起任何时候都不得有一支超过10万人的军队。借以建立德意志国家的往昔军事组织的整个基础被铲除一空。曾经如此强有力地操纵德意志国家政策的总参谋部被撤消。步枪、机关枪和野战炮的数量受严格限制；装甲车、坦克或毒气的制造被禁止。军用飞机或飞船既不准制造也不准拥有，武器、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只能由指定的几家工厂限量生产。销毁剩余军火的工作由首相以非凡的精力督促执行。我在陆军部曾接到他的多次指示，要求加速实施这项任务。全部4万门大炮被炸成碎片，其他各种军用物资以相应规模销毁。主要由于英国的努力，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了武装；整个军事等级制度既是人们大量兴趣所在又是民族美德的典型，它一直是德国力量的永久性动力，但如今必须在一个世代里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日耳曼人种那永不枯竭的青春与爱国主义、勇武与强大能力的源泉，从今以后要沿着新的渠道流动，同英国与美国一样，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最为重要的事实。

但是法国人感到怀疑和沮丧。这种情绪将持续多久呢？20年或30年或40年后将发生什么？任何人都不希望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与苦难的这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再次发生战争。这些解除武装的条款在没有危险的年代会生效；但在需要它们生效的紧急时候它们会停止起作用。法国人反复讲，占据莱茵河左岸是唯一持久的防卫办法。

由英国与美国提出的、受到法国欢迎的第二个保证措施是，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宽广的非军事区。于是相应地在条约上规定，凡在德国领土西部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一线以内的所有防御工事、堡垒和武器一律拆除和销毁。禁止在这个区域内新筑防御工事。在这个区域内居民获准持有武器、接受军事训练和参加志愿的或强制的任何军事组织。该区域内不准存在适用于军事目的的供应站、机构、铁路或任何种类的建筑物。这些条件的永久性实施将由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决定建立的机构和制定的办法进行监督。

和约起草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和会任由波兰自由发展武装力量，而俄国完全留在和会和国际联盟范围之外，解除德国武装会是困难的。因此从种种迹象上看，英国代表团似乎认为，在和约的这些章节中应该加上个导言，说明永久解除德国武装与整个世界的普遍裁军程序连在一起。这个意见由威尔逊总统正式提出，在会上很容易就通过了。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持久的、而且已经证明是令人烦恼的艰巨工作就从这个序言开始了。

法国人继续据理力争，认为这些安全措施在理论上也许是极好的，在平静时期可能有用的，但当一代人需要安全措施起保护作用时，这些措施将会终止和失效。因此要找寻一个一劳永逸的安全对策，于是就有了由英国和美国保证法国免遭德国在将来入侵的想法，这个想法以后逐渐变得明确起来。就人力扩展的程度而言，这当然是完全可靠的预防措施。如果入侵法国必然导致与英帝国和美国作战，很难想象德国政府敢采取这种行动。英语世界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战争的经验业已证明，联合起来的力量肯定能在欧洲、实际上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必要的程度使用陆军、海军或经济制裁的形式——虽然需要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以后行动。

可是福煦继续持反对态度；而克列孟梭面对的选择是苦涩的。因战争流尽了鲜血、成年男性人口在减少、或至多不增不减的法国，怎能不仅无视德国而且还无视英语世界，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单独据守莱茵河呢？法国人民怎能拒绝两个海外巨人如此慷慨地提供的让你完全满意的保证呢？不过，他也知道放弃莱茵河永远也不会得到法国最强硬的一批人的原谅。就连他在法国最危急时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也帮助不了他。但是他的勇气与智慧经得住考验。他接受了英、美的保证。和约就在德国莱茵兰不可侵略的基础上制定，该地区要受一段时间的军事占领，现在占领期已近结束。保证的结局今天我们已知道了。英国议会及时批准了英美的保证条约。美国参议院则否决了总统威尔逊的签字。联合担保因而成为一纸空文。在美国接受后才能生效的英国的义务，与美国的拒绝同时取消。这样，受条约约束而放弃莱茵河的法国又被剥夺了给予她补偿性安全的保证。法国陷入了孤立，他们声称受了欺骗，被抛弃了的法国人民于是求助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技术装备、非洲后备军、防御设施和与波兰及欧洲其他新国家的军事协定。在后面我们讨论洛迦诺公约时，对这个总的问题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可是对这种事态发展表示痛惜的、批评其邪恶性质的那些人，还是研究一下其原因和结果为好。

05.

为解决对德和平条款，争论剧烈紧张，一时耗尽了三巨头的精力。他们对此有一定的畏缩情绪，所以没有立刻投入困难要少一些、但同样重要、甚至还要复杂的奥匈帝国及其命运问题的讨论，这是很自然的。有些困乏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许是情有可原的。许多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忙于各方面的工作。看来此时给这些委员会一个总的指导方针，指示起草条约的法律专家应用对德条约的原则，来起草对其他战败国的条约就足够了。

但是保留德国作为欧洲家族最大支系的自决原则，对于哈布斯堡帝国最终是生死攸关的。此外，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决定性的事已经发生了。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星期，奥匈帝国事实上已在颤抖中支离破碎。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得到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承认。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结盟的影响还记忆犹新，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不是作为被协约国打败的敌对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在技术上作为同在等待与德奥这两个国家缔结和约的一个新国家而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一个类似变形伞的情形随着1918年12月1日南斯拉夫建立而出现，南斯拉夫由获胜的塞尔维亚人和战败的克罗地亚人及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组成，称为南斯拉夫王国，约有1300万人口。这个新国家也很快得到了英、法、美的承认。但是意大利对其犹豫不决。意大利人指控克罗地亚人在整个战争中同意大利苦战。不管对波希米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可能说些什么，但克罗地亚人没有权利在战败时摇身一变，利用合宜的一招出现在战胜国行列。然而时势不可阻挡。克罗地亚人有求，塞尔维亚人则给予庇护，后者对之以友好人民相待，说他们是在一个已不存在的、有罪的帝国强制下违反他们的意志进入战争的。1919年4月意大利承认了他们的权利要求。

匈牙利也退出了帝国，声称自己为独立的君主国。位于中央的古老文化首都维也纳与奥地利一起受到了孤立，奥地利人也力图走同样的道路，宣布奥地利为共和国，声明自己是一个新国家，她从未与协约国交战，她提出恳求说，她的人民不应因为已消失的政权的罪行而被宣布有罪。

这些转变使重新召开的四国会议面临新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作为朋友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盟国，被安排在令人神往的战胜国区位就座。同样地，在同一战线和同一军队参战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在战败和犯有战争罪的污名的阴影下坐在外边。尽管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统治阶级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认为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无辜或都有罪是荒谬的。人人都被不可抗拒的同一潮流拖入了战争旋涡。然而一半人为座上客，另一半则为阶下囚。

两个士兵并肩作战，是为了共同事业，是为了分担战争的危险和艰苦。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庄。可是一条边界线把他们分开了。一个是有罪的不幸的人，靠运气好才保住性命逃脱了征服者的报复。另一人似乎是征服者当中的一个。啊，这些受命运女神操纵的傀儡！在中欧地区出生的人是不幸的。

针对这种奇怪的、吵吵闹闹的场景，和会努力应用在签署对德和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决原则解决问题，于是得以重画了中欧地图。在英国人看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词很陌生；但居住着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古代王国，唤起了对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的回忆：斯蒂芬宴会上的国王瓦茨拉夫、克雷西战役中的波希米亚瞎眼国王约翰、威尔士王子的上面有日耳曼箴言“Ich

Dien”(我尽力)的箭羽，也许还有布拉格的约翰·胡斯。这些都是久享盛名的故事。波希米亚消失已有数百年。奥地利与波希米亚君主个人的联姻发生在16世纪，因而哈布斯堡的元首成为奥地利皇帝和波希米亚国王。三十年战争的苦难在两国历史上留下永远的伤痕。波希米亚因信奉新教而受到迫害，在胁迫之下部分信奉了天主教。波希米亚在怀特山战役彻底战败后，从1618年起成为被征服的王国，受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波希米亚人民从未屈从。18世纪时他们的民族感情处于麻痹状态；但是记忆是久远的，传统是强烈的。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体现为捷克运动的波希米亚民族主义的觉醒。那里和别的地方一样，民众教育唤醒了久已忘怀的民族语言。学校成为捷克民众与帝国政府之间斗争的中心。语言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一起上升。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布达佩斯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但捷克人是要求他到布拉格并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这个愿望遭到了顽固的、现在看来是无情的拒绝。

战争期间捷克的运动发展为要求自治、然后再要求独立的运动。捷克人习惯于向俄国谋求同情。俄国革命后他们在马萨里克指导下转向美国和西方各国。他们的独立已得到承认。只是边界尚待确定。但是这里有纠缠不清的难办的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至少有300万说德语的人口，他们的住区通常是集中的，而且享有优越地位，是有能力的一个群体，像爱尔兰的厄尔斯特人，从来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是排除说德语的人，这会深深地也许会致命地削弱这个新国家；而容纳他们又冒犯自决的原则。和会在这个问题上感到进退两难，最后决定坚持波希米亚由山脉清楚界定并得到500年传统尊重的古代边界。除了在朝向奥地利的这段边界上作了一些令人伤脑筋的、但微小的变动外，这个决定便付诸实施了。

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携手联合。后一个民族居住在匈牙利北部山脉的南坡上，其中有些地区伸入了多瑙河平原。斯洛伐克人几个世纪来受马扎尔人统治，他们认为这种统治纯属压迫。他们是与捷克人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南斯拉夫民族*。他们说同一语言的一种方言。他们希望摆脱匈牙利加入这个新国家。大战临近结束时，威尔逊总统答应马萨里克教授，美国将支持斯洛伐克并入新的波希米亚；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根据这一点捷克斯洛伐克宣布为一个主权国家。划分斯洛伐克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边界无论如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划出任何一条线都会遭到理由充足的反对。委员会的自然偏向有利于斯洛伐克人，结果约有100万马扎尔人发觉自己被违背意愿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以内。

南斯拉夫王国由原来的塞尔维亚王国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联合，再加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组成。克罗地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并不像斯洛伐克人那样受严重压迫，战前曾使用宪法和合法手段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治运动。住在威尼斯与的里雅斯特北部和西北部山区的达尔马提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是奥地利国王的平民。这两个人群在寻找新的效忠对象；此时由大写首字母S.H.S.为名称的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正进入困难的诞生时期。

这个新国家的边界必须决定。南斯拉夫与匈牙利边界的划分没有什么困难；她与奥地利边界的划分困难较大，至少要求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缓和决定时刻的紧张局面。她与意大利的边界最为困难：获胜的这两个协约国政府在这里彼此均面对武力威胁。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边界最终由两国单独谈判解决。

像塞尔维亚一样，罗马尼亚得到了大量的人口与领土。原来新月形的罗马尼亚地图在合并了特兰西瓦尼亚后变成为满月。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使用自决原则解决不了。问题的特点是相当一部分匈牙利人孤立在罗马尼亚边境地带之内。罗马尼亚人地区的人希望加入罗马尼亚；在马扎尔核心地区的人民的意愿是追随匈牙利亲属。最后的决定与自决原则相冲突，原则问题就这样被人为地排除掉，特兰西瓦尼亚的完整是一个重要因素，和会把整个地区转移给罗马尼亚，从而至少使另外100万马扎尔人离开了匈牙利。

匈牙利与奥地利的新边界是上述议决的结果。匈牙利的斯洛伐克给了波希米亚，匈牙利的克罗地亚给了塞尔维亚，她的特兰西瓦尼亚给了罗马尼亚。还要求她把维也纳附近一个相当大的说德语的地区割让给奥地利，这个地区基本上是那个可怜首都的粮食供应地。发生的事情对马扎尔人颇为不幸，他们在巴黎会议的紧要时期失去了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控制。共产主义革命在布达佩斯爆发。列宁的信徒和莫斯科的雇用工具贝拉·库恩夺取了政权，施行暴力与专政统治。最高会议只能规劝，也作了规劝。可是罗马尼亚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这支军队遭受攻击后，进行了反击，进入匈牙利，开始时伪装成解救者，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欢迎，后来却无情地掠夺他们。因此，匈牙利人民在面对决定他们未来的关键问题时正是他们最衰弱的时候。匈牙利几个世纪中并吞的不同附庸民族纷纷从她的统治下离开，而且250多万、占整个人口四分之一的马扎尔人，至今还居住在外国统治之下。

奥地利是最后一个难处理的问题。她与匈牙利一起承担了昔日哈布斯堡强大帝国的全部罪责和重担。奥地利缩小了，成为维也纳四周和阿尔卑斯山地区仅有600万人口的一个社会，中央是有2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奥地利这个国家确实可怜。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尚待划定。伦敦秘密条约允许以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边境线。可是在南蒂罗尔的霍费尔地区，有40万说德语的阿迪杰河谷上游的人民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要求她的条约权利，英国与法国受条约的束缚不能反对。威尔逊总统不受束缚，可是他的处境是痛苦的。一方面他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另一方面是阿尔卑斯山、条约和意大利的战略安全。4月份总统撤销了此前一直坚持的反对意见，南蒂罗尔改属意大利主权范围。

应该补充几句，在建立新国家边界的所有条约中，都插入了如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它们的待遇和在法律面前有平等权利等确切而精心设计的条款。意大利作为战胜国中的一个大国，没有被要求承担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义务。她志愿宣布了自己的庄严决定，对这些条款给予应有的考虑和加以公正的对待。南蒂罗尔居民因此只能保护自己特有的感觉，把自己的生存基础直接放在对意大利国家的忠诚和敬意上。

在悲惨的困境中奥地利转向了德国。与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联合会给奥地利以生命力和生存的手段，她处在憎恨她的邻国包围中，失去了一切。新奥地利政府立即吁请给予自决的民族权利，要求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根据威尔逊原则，这个要求——人们称它为吞并——难以拒绝。但实际上它充满危险。它意味着使新德国在领土和人口上比旧德国更大，而旧德国已经证明其力量强大得足以与全世界作战达4年之久。它将使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达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巅峰，成为东西欧之间完全的屏障。瑞士的未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永久存在似乎同样会受影响。因此在对德和对奥的和约中插入一个条款，禁止这样的吞并。除非得到国际联盟大会的一致同意，否则据推测这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欧洲和平的最严肃的理由排除了这个自决的抉择，因而更有必要改善新奥地利的状况了。这要求迅速承认奥地利共和国以及最大限度地关心如何减轻加在她身上的财政负担。尽管有实际已在维也纳的那些英国人所作的重要的陈述，可是整个奥地利问题有几个月之久被完全忽视。当最后对奥和约的起草开始时，不同委员会努力借用对德条约的条款。这意味着整个财政负担落在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和匈牙利身上。赔偿条款把前奥匈帝国支付赔偿的全部责任，根据规定严格加在了这两个破败的小国头上。这种纯粹的无理要求当然行不通。可是事情被不必要地和危险地耽搁了。接着是奥地利财政的全面崩溃和社会崩溃，由于后阶段国际联盟在主要是贝尔福先生的敦促下进行干预才得以避免。

保加利亚得到了较好的对待。她避开了紧随凡尔赛和约之后出现的裂隙与惯性。她获益于圣日耳曼条约决定的退缩。她的人口几乎没有减少；她的经济与地理边界需要研究；她得到保证可以使用爱琴海进行贸易。可是保加利亚给协约国造成的痛苦是不轻的。她残酷无情地进入战争；她的这种行为对解放她的俄国和友好的英国是忘恩负义的举动，应载入史册；向斗争中的塞尔维亚从背后猛刺一刀；由此使协约国事业遭受可怕的损伤；在塞尔维亚土地上犯下战争罪行——所有这些构成了长长的一篇黑账。坦珀利博士在他的《和平会议历史》中说，保加利亚代表团到达巴黎时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们握手，一条意义深长的脚注列举了对这种冷漠态度的许多令人感到寒意的解释。可是对保加利亚条约起草时人们的心情远比确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命运时明智和谨慎。此时的专家已成为制订条约的行家里手；最好和最有能力的官员要求大家控制情绪。这个条约与大国的激情与利益无涉；大国实际上持善意的不关心态度。保加利亚人最糟糕的抱怨是，他们被禁止保有由应征新兵组成的军队和他们的人民不能成为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他们是英勇善战的民族，勤劳而勇敢，善于耕种和保卫自己的土地或夺取他人的土地。他们处在生命大厦的底层，没有进一步往下掉的巨大风险。他们被斐迪南国王驱入战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随着他离开去过奢侈的流亡生活，协约国的愤怒明显地平息了。

06.

本章主要叙述解决中欧各国领土问题的概况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我们与土耳其的和约以及塞夫勒和洛桑条约需要单独论述。至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关于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纠纷，波兰人与捷克人之间关于特申公国的争吵，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人问题，和东加利西亚的更大难题，不是这里的简短叙述所能说清的复杂问题。显然，还有许多磨擦点没有消除，还会引起受影响的人民的不满并成为欧洲的焦虑。但是整个解决办法是公正的，简单地解释解决办法是怎样形成的，不会使欧洲新地图的制作者受到严重的指责。各国人民的愿望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战胜国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国力由强变弱的那些国家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没有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不碰到困难、不出现反常现象。有争议地区的较正确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找到，即英国、法国和美国准备长时间派出相当数量的军队，确保举行组织得很周到、很全面的公民投票，并实施后来在土耳其进行的那种人口迁移，同时又对那些命运尚悬而未决的地方提供粮食和信贷。由于战争使资源耗竭，因而不允许进行此种费钱费力的干预，但又不能总担忧地认为，干预就是冒险是有道理的。中欧与南欧解决问题的模式被急速地、部分被粗糙地照样塑造，但这些模式适应所有的实际用途，非常切合总的设计；根据20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设计似乎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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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的民族学分类，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属于西斯拉夫人；同属于西斯拉夫人的还有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特指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南，黑海以西，希腊以北，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巴尼亚以东的斯拉夫人，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Franc.She

第12章、俄国内战

幽灵的战争——农民——农民的长老或代表——半心半意的政策——寇松勋爵的批评——北俄罗斯——新建的旅——后卫——撤出——临别的打击——履行义务——高尔察克的垮台——援助的撤回——捷克军：帝国的财宝——高尔察克被出卖——高尔察克被处死——邓尼金的努力——征服辽阔地域的危险——波兰——邓尼金的责任——他的失败——反犹主义——邓尼金的毁灭——协约国的责任——缺乏协调一致——1919年12月的形势——难民——最后的恐怖。

01.

在1919年，整个俄国打了一场奇怪的战争：一场在如此辽阔的地区打的战争，一支庞大的军队，实际上是几十万人的军队，打败了，被冲散了，瓦解了，失踪了；没有真正的战斗，只有袭击、闹事和屠杀，其结果是像英国或法国那么大的地区换主易手；是一场地图上移动小旗的战争，一场改变警戒线的战争，一场骑兵掩护部队前进或后退几百英里的战争，既无真正原因，也无持久后果；一场既不是勇猛又不是仁慈的战争。无论谁都能向前挺进，并感到容易继续向前；无论谁都会被迫后退并感到难以停止。纸面上看，它好像西线和东线的大战。事实上只是幽灵的大战：一场冥国国土上没有什么内容的、冷酷的、虚幻的战争。首先是高尔察克，然后是邓尼金，通过发动他们所谓的攻势，在广大地区前进。随着他们的前进，他们把战斗部队铺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散。看来他们的作战范围似乎是只求不断展开，直到一英里还不到一个人。处在中心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同样虚弱，但当时机到来时，不管愿意不愿意，总是要不断施压，在这里击一掌，那里打一拳。于是所有旗子往后退，城市易手，但可怕的报复行为落到了无援的人们的身上，然后对报复行为进行几个月琐碎的调查。浩大的自然或战略障碍，如漫长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不再是休息的地方；获得它们或失去它们不再有战略后果。这是一种极少有伤亡、但有数不清的死刑的战争！记述俄国城市、王室和无数卑微家庭的这些悲剧，可能使图书馆里增加大量令人忧郁寡欢的书册。

但是俄国人口本是农村人口。千百万农民居住在几十万个村庄里。土地永远存在，大自然永远会结出果实。这个时期这些村庄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有一天我们与劳合·乔治一起进午餐时萨文科夫给我们说了一席有关那里的使人信服的话。在某些方面似印地安村庄，在村庄上空往昔时代的征服的浪潮被扫了回来。他们占有土地，他们杀掉或赶走以前的土地主人。村庄社会涌现出新的耕作的田野。他们现在有了这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地产了。不再有地主；不再有地租。刚好有了土地及其全部收获。他们还不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他们还会有一个新的地主——苏维埃政府——新地主要征收更高的地租以养活饥饿的城市。这个地主是一个没人能杀他的集体地主，而他却能而且会毫不在乎地杀死他们。

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完全没有外部世界或现代设备，他们只能维持自己的粗陋生活。他们用兽皮制成外衣和靴子。蜜蜂给他们蜂蜜代替糖，还给他们蜂蜡供日落后可能需要的照明之用。有面包，有肉，有块根植物。他们吃、饮时蹲坐在地上。人类的事业与他们无关。共产主义或沙皇政府，世界革命或神圣俄国，帝国或无产阶级，文明或野蛮，专政或自由——这些在理论上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一个样；而且不论谁赢在事实上也是一回事。他们生在那里就留在那里；在那里干辛劳的苦活以取得他们每日要吃的面包。一天早晨来了一队哥萨克巡逻队。他们说，“基督出现了；协约国军在前进；俄国获救了；你们自由了。”“苏维埃不再来了。”农民们咕哝几句，适时地选出他们的长老会议。哥萨克巡逻队骑马走了，随身拿走了他们所要的、带得走的所有东西。几星期也许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布尔什维克带着十几个持枪者乘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到，同样说，“你们自由了；你们身上的锁链已被打碎；基督是骗人的东西；宗教是民主的麻醉剂；兄弟们，同志们，为享受新的伟大的日子欢呼吧。”农民们咕哝了几下。那位布尔什维克说，“叫长老会议滚蛋吧，穷人的剥削者，反动的卑贱工具。选出村苏维埃取代它，从今以后镰刀与斧头象征你们的无产阶级权力。”于是农民们赶走长老会议，用简陋的仪式重选村苏维埃。但是他们选出的正是此前组成长老会议的原班人马，土地仍旧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位布尔什维克和他的持枪者很快乘上汽车动身，在马达的哒哒声中驶往远处，也许驶往哥萨克巡逻队。

莫斯科控制着俄国；当协约国的事业在胜利中逐渐暗淡时，俄国并没有别的控制机关，只有《鲁滨逊飘流记》中克鲁索式的辛劳、自言自语和杀戮。古老的首都坐落在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铁路网的中心。在中央有一只蜘蛛！四面的苍蝇列队前进，抱着粉碎蜘蛛的徒劳希望！我一直认为只要有二三万坚定的、理解形势的、武装精良的欧洲兵就能迅速沿着向莫斯科汇集的大道前进，不会有严重的困难或损失；能重创向他们迎击的任何武装力量。可是不存在这样二三万坚定的军人或者不能把他们聚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在广袤地区搜寻粮秣。他们夸口说具有大面上的政治影响。他们靠乡村养活，因征集而很快疏远了农民，这些农民开始时曾欢迎他们。要是邓尼金本人在南方一个地方聚集必要的供应，为直接扑向莫斯科做准备，要是他抓住西伯利亚军开始衰落之前的最佳心理时机，他本来有良好的成功机会。莫斯科及其无与伦比的铁路中心的主人，拥有一个军的可以信赖的军队，其力量和威望也许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对莫斯科作过一次冲锋；没有对这个神秘首都作过拿破仑式的飞扑；只在远处单薄无力的战线上徘徊，而且力量越来越单薄，越来越衰弱和胆怯。最后，布尔什维克处在圆圈中央，对方踌躇不前而又不充分集中，所以此时轮到布尔什维克进军了，他们在对方战线上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有无依无靠的人民或千万顺从的家庭和个人。

俄国军队打打停停，而且流动性大，这与协约国的政策或缺乏政策是相似的。协约国在与苏维埃俄国打仗吗？当然不是；但是他们一见到苏维埃俄国就开枪。他们在俄国领土上像是入侵者。他们武装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他们封锁它的港口和击沉它的战舰。他们热切地希望和策划使苏维埃政府垮台。可是战争——令人震惊！干涉——令人羞耻！他们一再表示，俄国人怎样决定内部事务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他们是公正的。砰地关上了门！然后则进行谈判并试图通商。

读者很可能认为，五大国最后在6月份决定明确支持高尔察克，标志着怀疑和踌躇莫决的结束。但他们派不出军队；他们不能花很多的钱。但是他们可以用剩余军火和精神上的鼓励以及协调的外交手段给予有力的援助。只要他们实实在在地和真诚地在这些限度内一起行动，他们原本有可能达到良好的结果。但是他们支持高尔察克和后来支持邓尼金都只是半心半意的。另一个半心半意的表现是1919年的整个夏季一直表现摇摆不定，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又不知道苏维埃政府和第三国际的真正性质，且急于要知道莫斯科的极端主义者是否会对理性和耐性的做法做出反应。

寇松勋爵在1919年8月16日起草的备忘录，以严厉的言词描述了协约国行动的软弱无力和杂乱无章。

“不能说曾经采取过完全一致的政策，即使现在作为最后一招政策所根据的原则，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争论。有时行动由坐在巴黎的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的代表或由他们建立的组织机构采取，有时由各国政府自己采取。形势如此复杂，要使各方都能接受做出的决定，困难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要人们承认根本不存在的政策，这并非夸大其词。

“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在会晤时——必须承认，采取不行动的对策敷衍塞责，这是太寻常了——往往采取一种不肯定的行动路线；财政负担往往几乎完全落在不具有最大能力或最不愿付钱的国家的肩上；其命运与我们有关的独立国家或社会群体，经常没有或始终没有最好利用所得到的帮助，同时又不停地叫喊，要更多的援助，应不应承认这个或那个社区几乎一直是每星期都要争论的事情，协约国派出许多使团设法在各地做整治混乱和恢复秩序的事；对于要追加大量物质援助的地方，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准许，其他地方我们则置之不理。……”

“在俄国西部战线，波兰和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对俄国苏维埃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就波罗的海国家而言，她们是否继续抵抗，主要取决于她们能够得到的物质援助的数量以及协约国政府决定对她们的民族愿望采取何种态度。从政治上说，目前的形势极不令人满意。英国政府已经承认分别设在塔林与利雅帕亚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临时政府，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根据承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时所附的第五条，说明，‘如果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与俄国之间的关系的解决办法，未能很快达成协议，解决办法将在与国际联盟的商讨与合作下制订，一到这个解决办法商订妥当，俄国政府应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进一步确认存在于该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的关系。’但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设法保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应依照各协约国制订的政策进行合作，也没有向这些国家驻巴黎的代表进行通报，尽管这些代表一再要求告知各协约国政府的意图。极大的不满随后导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协约国缺乏明确的决定性政策，这一点在对待高加索战线各接壤国家的问题上也有不少表现。”……“这里和其他地区一样，各协约国的政策也徘徊于承认和有礼貌的冷淡之间。”……“一切全是变幻莫测和模棱两可的，随着将唯一的一支协约国军队撤退到高加索以南，可以预期将会发生严重的骚乱(如果不说恶化的话)。”

“仅凭我以上所述的不顺利的事态的发展，就认为它们主要是由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缺乏政治眼光和缺乏政治上的协调一致所致，这也许是一个不能认为合理的推断。但是把挫折部分归咎于个别大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能够供整个战场使用的资源浪费于各个战场上，而不实行一种有组织的政策，借以集中各方面的努力，并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措施之间进行适当的协调，这么说不会是不公正的。”……

02.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应尽的直接而又明确的责任。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不引起灾难和不失面子地从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出。这是一个既困难又微妙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我向下议院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如下意见：①

“在德军抵抗被击破和停战协定签署之前，冬天已降临北俄罗斯海岸，阿尔汉格尔港将被冰封冻或事实上已被冰封冻，我们的军人被迫驻扎在这个荒凉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在引起我们最大焦虑的环境中度过整个冬天。显然，与他们处于冲突之中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愿意的话，本来可以集中一支他们投资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部队来北极圈的这一特定地区进行争斗；而我们的军队除小股部队外已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因此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他们大部分为C3级士兵，但是他们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旦答应他们在下一个冬天来到之前回家，他们会以很大的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保住了阵地，打退了几次十分严重的攻击。另外几次，如果允许对方发动攻击的话，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就这样在整个这段黑暗时期一直维持这种局势。只是在冬天，在这个海岸整个被围困期间，这些部队人心惶惶，而且在经历的主要战斗胜利后产生的心力交瘁的情况下……还另有其他极大的困难，即必需向那些部队送出几个月所需的各种救济品或援助。

我还说：

“……不管在巴黎的协约国做出什么决策，我们在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的部队是相互依赖的，都将不得不留在那里直到仲夏。既然他们必须留在那里，他们也就必须有适当的给养支援。对他们必须供以维护其安全所必需的补给品，可按我说明的范围运抵部队，还必须供应他们可能需要的一切。有人对这些远征军队说三道四，这是没有用的。谁都知道为什么要派遣他们。他们是作为我们对德作战的一部分派出的。……那个理由现在已经消失，而按该理由派出的部队现在仍然在荒芜的北方海岸，锁在无尽的冬天的笼罩下，我们务必不可忽略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此外，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拥护我们的事业的人民，以及在对德战争时期主要受协约国的鼓励、而且主要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而组建的俄国军队，欠的情太多了。应特别关注这类事情，我们总是设法竭尽全力对那些信任我们、并因按我们的建议采取行动而陷入危险的人，尽我们的义务，这是这个国家的风范。”

为了保证协约国军从俄罗斯北部安全而体面地撤出，有必要增援他们。全体协约国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令人伤感的地点，英国因为自己处于指挥地位而且英军人数又超过远征军的一半，实际上负有组建后卫部队的责任。我们在那里的军队中的大多数理应回国，根据我们复员计划的条款离开军队。因此有必要招集一支特别志愿部队以接替疲乏和无耐心的被征入伍者，以结束这椿要事。3月4日战时内阁决定，加紧催促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希望其同意北俄罗斯协约国军早日撤出北俄罗斯。为准备这样做和为应付存在于阿尔汉格尔的危险局面，战时内阁授权我做出任何必要的安排。

在执行这个决定时，我招募了两个新建的旅，每个旅4000人，由正在复员的大部队中的志愿人员组成。军官与士兵乐于应募，在几天之内名额即足。这些优秀的经过战争锻炼变得坚强的军人很快呈现出协调一致的队形。他们准备一等港口解冻就立刻被派往阿尔汉格尔。于是在其他人急于离开部队的最关键时刻，我们有了一支坚强、高效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军队刚一到达驻地去接替精疲力竭的驻军，在俄国友军中就爆发了一次大范围的危险的哗变。据说这种背叛是俄国人的特性；但是理由是简单的。从我们受议会和政治压力所迫，宣布我们的撤退意图的时候起，每个友好的俄国人都知道，自己是在死刑之下作战，而他们最安全的途径是离开协约国，以此为代价与自己未来的主子妥协。这个反应无论有多么令人不愉快，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我们必须执行自己的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明智的撤兵政策。

图01、北俄罗斯。

Arehangel，阿尔汉格尔；Borok，博罗克；Kola Peninsula，科拉半岛；Lake

Onega，奥涅加湖；Limit of British Ocupation,1919，1919年英军占领区界线；Medvyejya

Gora，麦德维贾戈拉；Murmansk，摩尔曼斯克；Onega，奥涅加；Petrograd 100

Miles，距彼得格勒100英里；Povynetz，波维涅茨；Puchega，普恰加；R Dwina，德维纳河；R

Onega，奥涅加河；R Vaga，瓦加河；Railways，铁路；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oroka，索罗卡；Vorogda 170 Miles，距沃罗格达170英里；White Sea，白海。

除了奥涅加地区的哗变分子整个投向布尔什维克外，其他地方的哗变都被一个波兰营和一个英国骑兵连的猛攻而遏止与平息了。但是此后2.5万到3万名由协约国组建的武装和经过训练的当地军队就不能作为一支援军而加以信任了，实际上必须看作是一种危险了。幸运的是退役的志愿人员已经不需要再执行他们清楚了解的这个任务了。总崩溃已完全避免，他们了解，在一切作战形式中自己均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占据着广阔但力量大大减弱的战线，已把反叛者夹送到后方去，他们能不费大力就打退正面的进攻。

为派遣新部队去北俄一事，我们受到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反对派的猛烈攻击，某些保守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我们。要不是我们对这些不负责任的劝告充耳不闻，坚决采取不受他们欢迎的措施，当然也就不会派出新军了。若不是新军队及时抵达，在7月份肯定会发生一场特别丢脸和规模巨大的总崩溃和大灾难。正因为有了新军这一道牢固的屏障，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应征入伍兵的撤出和大量贮藏物资的运走，才得以不停地快速进行。这是停战后我们在北俄作战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作战的情况更为复杂，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我于7月29日写给议会的报告中论及的局势与第一个报告相比并无好转：

“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战时内阁决定，在下一个冬天来到前必须撤出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的军队，内阁指示陆军部作相应安排。他们还规定，凡我们军队安全撤出该阵地可能要求或需要的不论何种支持，食物、救助物品、增援或援助等等，均应由陆军部提供和发送；此外还应该适当注意，我们与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各阶层人民，与应我们要求组建的当地俄军和当地俄国政府所订条约中我们应承担的义务。……

“这个政策的决定已向俄国领导人作了通报。4月30日高尔察克海军上将获悉，全部协约国军将在下一个冬天之前撤离北俄罗斯；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北俄政府和俄国军队有可能在协约国军离开后独力坚持下去。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这个解决办法能奏效，如果这个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能够自立或与主要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军队联合起来，那末这些军队就能接防，我们就可以向那里的一部分居民和军队极为担忧和痛苦地告别，并向他们提供避难所和营房，这样就为选择留在那个海岸的所有那些忠诚的俄国人解决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虽然我们坐在英国家里的人似乎很容易说，‘清除，撤走，赶紧脱手，以免多受损失，让军队登船和离开，这是聪明的决定’。然而在当地，面对你一直与之一起生活的人，面对与之并肩作战的军队，面对在我们坚持下建立的小小的政府，面对小政府的所有机构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和服务部门，当你使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与当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要割断联系和离开当地，是一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情。我不向下议院掩饰，我最真挚地希望并相信，按正常趋势，在我们离开后，当地北俄政府会有独立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在得到内阁或政府的完全同意后，我们严格依照参谋部的建议行动，已准备沿德维纳河向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伸出间接的某种程度的援助之手，希望他能够到达那个地区，联合当地俄军以稳定局势，并使我们在那里的事业蒸蒸日上，完全令人满意。”

然而北俄战事还有第三阶段。当最后可以肯定捷克军不再愿意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也没有力量与北俄地区建立任何接触时，撤退的最后行动开始了。我们对这次行动的困难和危险非常忧虑，所以我们决定派一位最高军阶的司令官指挥这项工作。8月4日原第4集团军的著名军长将军罗林森勋爵上船去阿尔汉格尔。由他指挥：三个加强步兵营、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一个机关枪营、二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5辆坦克。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能上溯德维纳河的浅水炮舰以及其他充足的船舰。北俄政府见我们的决定不可改变，决心以他们的大部分军队和人员抵抗到底。他们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到了含有此意的紧急命令。这种孤单的希望与决心在英国志愿军中激起强烈的同情浪潮。罗林森严厉提示部下，服从是军人的首要责任，以此来抑压他们慷慨激昂的秉性，这是一项不愉快的任务。

撤离时打算对敌发动突然攻势作为掩护。要给敌人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在敌人意识恢复之前，所有的英国兵和所有要求撤退的忠诚的俄国人都不会再留在海岸上。这次精心设计的军事行动在艾恩赛德将军指挥下由萨德利尔—杰克逊志愿军旅和俄国军队执行。8月10日横跨德维纳河的布尔什维克军阵地遭到攻击。进攻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达到所有的目的敌人6个营被歼。俘虏敌军2000多人，缴获炮18门以及许多机关枪。在占领了离我们原来阵地20英里的普恰加和博罗克两个村庄后停止前进。人们可以从以下事实来衡量红军的质量：我们的损失不超过官兵120人。

与陆军一起前进的海军小舰队在其可能到达的最远处的河道上布设了水雷，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敌人船只即无法通过。敌人暂时瘫痪，我们进行了迅速和不受干扰的撤退，先撤到阿尔汉格尔防线，从那里又退到船上。粮食与武器留给俄国米勒将军及其军队。选择离开的6500名俄国人从海路前往已获解放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南俄。到9月27日完成从阿尔汉格尔的撤出；接着于10月12日进行摩尔曼斯克撤退。这次撤退实际上在毫无损失中完成，因为此时留下来的忠诚的俄军处于很有利的地位，撤出时他们实际上采取了一次他们自己的攻势。

在北俄罗斯英军从1918年春季到1919年10月停战前后战死、病死、受伤和失踪的总人数为军官106人，各级士兵877人，其中战死的军官41人，各级士兵286人。

这次成功的撤出是先撤协约国军，其次撤我们自己的军队和俄国难民。这次行动只是由于无视社会党人的派性，反对派的挑拨离间和报纸的责难才可能成功的。英国人是尽心尽力了。为每一个希望离开的俄国男女和儿童提供了安全。留在那里继续打内战的那些人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留在那里无限期地进行对俄国苏维埃的战争的力量不足，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后果是令人沮丧的。几星期后米勒将军的抵抗被扑灭；苏维埃政府在白海沿岸恢复了统治，将大量人处以死刑(一次就有500名军官)，就此熄灭了这些地区俄罗斯人生活与自由的最后希望。

此刻我能见到来自阿尔汉格尔的居民代表的苍白脸庞和呆滞目光，他们于1919年7月底到陆军部找我，乞求英国进一步的保护，对于他们我不得不作“含糊的回答”。所有这些可怜的工人和店主势将立即面对行刑队。挽救他们的命运的责任落在了打赢这场大战但没有完成任务的强大而光辉的国家身上。

03.

高尔察克与五巨头的通信于1919年6月12日令人满意地终止，随后他的垮台就开始了。6月上半月盖达将军的北部军团在格拉佐夫周围取得了少许进展。可是这并没有对我们的代表诺克斯将军掩盖住如下事实，即高尔察克部队的处境十分不利。西伯利亚西部军团5月初在乌法前线遭到重创，6月底北部军也陷入惨败的境地。因此到这个月底西部军和北部军溃退多英里到达彼尔姆。7月初那里战线的走向大致如下：彼尔姆以东——昆加尔——克拉斯乌菲姆斯克——辛斯克——斯捷尔利塔马克——奥伦堡。7月份西伯利亚军队不间断地继续后退；到7月底，他们已放弃埃卡特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丢失了乌拉尔山脉防线。8月初最高会议决定不再进一步帮助高尔察克，他显然迅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诺克斯将军对西伯利亚军队的情况评论说：“士兵没精打采，懒懒散散，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军官能控制他们。这些士兵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艰苦工作和训练……敌人夸口说他将前往鄂木斯克，当前依我看没有办法阻止敌人。随着军队的退却瓦解也开始了，士兵偷偷跑回他们的村庄或者护送其家属去安全的地方。”整个8月西伯利亚军队不停后撤。9月初他们在人数上依旧超过布尔什维克军队，但是从5月起一直后退使他们的士气非常低落。然而在9月初季耶特里奇将军对敌反击，收复了近100英里地方。这次成功是短命的，到10月30日彼得罗巴洛夫斯克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南部军团继续撤退，处于溃散状态，军团已不再是军事局势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军与鄂木斯克之间不复存在任何阻力，鄂木斯克遂于11月14日撤出。11月17日政府迁至伊尔库茨克。盖达将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企图发动政变，这在当时看来似乎使伊尔库茨克政府触电般惊醒过来。但是西伯利亚存在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高尔察克；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越来越有诱惑力。

当所有这些事态正在发展时，我尽最大努力劝说最高会议做出决定去指导和鼓励高尔察克。5月28日我打电报给诺克斯将军，告诉他利用他的影响，以便使这位海军上将“强调召开制宪会议和实行民主选举等开明原则，这些政令将确立俄国未来政府的基础”。诺克斯将军接到指示后，作了最大努力，以把高尔察克的抱怨和四大国规定的所有条件紧紧连在一起。诺克斯尽可能利用约翰·沃德上校的帮助，因为没有人能更好地表达“既反对专制政治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爱国的英国劳动人民”的感情了。忠告伴随着帮助。满载货物的英国船舶一直到1919年10月仍不断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一年英国船装运供应西伯利亚的物资总共接近10万吨，包括武器、弹药、装备和服装。为执行议会的任务和内阁宣布的政策，沃德上校和他的米德尔塞克斯团于1919年9月8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去英国。在他们之后11月1日又有“汉普郡号”启航。从此以后只有英国军事使团和铁路使团代表英国驻在西伯利亚了。

协约国和英国的支持撤离了，军队不停地后退，高尔察克的毁灭终于来到了。12月24日伊尔库茨克发生革命，1月4日海军上将请求捷克军保护。

可是捷克军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已经在1918年10月看到他们“在兴旺中有点疲劳”，并被白俄罗斯的处置不当所激怒。大战结束了，他们原来为协约国效劳的紧张士气松懈了。此后他们唯一的、最自然的愿望是回家。协约国的胜利解放了波希米亚。捷克军不再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背叛者和卖国贼了。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胜利的军人和先锋队。本来永远不准他们回去的故乡现在发出了自由与光荣的光芒。指路明灯的光束穿过茫茫的俄罗斯雪原，照到他们的眼前时是多么明亮。

1919年初，捷克军开始不再是帮助的来源，而是确实危险的来源了。由捷克军逐步发展形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严厉地——无疑是有理由的——批评鄂木斯克政府。军队中各团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就像革命后使俄国军队腐朽的那种组织。他们的纪律及其战斗力松弛退化。春季他们从前线后撤，受命保卫铁路各区段。6月决定应尽快遣送他们回国。为此目的采取了适当步骤。

圣诞节前夕，名义上仍旧是西伯利亚总指挥的高尔察克住在伊尔库茨克以西约300英里的停在去尼吉尼—乌金斯克的铁轨上的火车中。与他在一起的第二节火车是俄罗斯帝国的国库，收藏着总价值6.5亿卢布(6500万英镑)的金砖，和大约价值5亿卢布的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后者已大大贬值。高尔察克已被他几乎全部的军队和随从人员遗弃。可是对海军上将充满不友好感情的捷克军的一个“突击营”依旧是他生命与财富的护卫者。传来消息说布尔什维克军队正从北方前来抢夺黄金，而统率捷克军的法国军官雅南将军打电报给“突击营”，命令退回伊尔库茨克，让高尔察克和黄金听天由命。进而1月2日高尔察克通过捷克军接到通知，“将护送各级最高统治者去安全地区。倘若因某种原因不可能护送所有级别人员，无论如何应保护海军上将的安全，并护送他去远东。”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察克于1月4日打电报到伊尔库茨克说，他将把自己交给捷克军。他的私人汽车车身上贴有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装在运载“突击营”火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在这节车厢后面的车厢里装有黄金。虽然他们要通过据说充满敌对叛乱者的地区，捷克军、黄金和高尔察克在旅途中都未受到骚扰，平安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这里的一个铁路岔道上海军上将和宝藏停了下来。

雅南将军的首要任务是撤出捷克军，但是他也要为高尔察克的安全负责。这两个任务若不是为了黄金本来都不难完成。在西伯利亚瓦解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包括红军、社会民主党人或土匪都想要捷克军早点走，想方设法加快使他们离开。高尔察克本来可以毫无困难地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搬走黄金是一件难事，各种派别的俄国人准备泯灭他们的政治分歧，以阻止这个令人忧虑的事情发生。雅南将军于1月4日接受了运走黄金的任务，他浪费了10天时间为此事进行会谈和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军队正在接近伊尔库茨克，当地社会民主党政府天天激动得满脸通红。形势变得明显地具有威胁性。受黄金消息激励的红军尽管素质不好，但大部队即将到达。在西伯利亚有一些有本国军队伴随的协约国特派员，他们紧急发电报给雅南将军说，如果他在伊尔库茨克再耽搁下去，他们将不能帮助他撤出。没有理由认为，即使捷克军配置得当，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带着海军上将及黄金强行打开一条通道冲出来。但是空气中弥漫着恐慌和阴谋。雅南将军于1月14日与伊尔库茨克当地政府开始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帮助捷克军离开，但黄金与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这个人应留下来。

海军上将的一个参谋马利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说，“1月14日下午6点两个捷克军官宣布，他们刚接到雅南的命令，把高尔察克和他的参谋人员交给地方当局。海军上将一直保持平静，既不说话也没有姿态表示，他不让捷克人感觉到他怕死。海军上将带着燃烧的目光和苦笑说，‘那么这就算是雅南给我的不受阻碍去东方的保证了。一个国际背信行为。我已为任何遭遇作好准备！’于是他与他的总理M.佩佩莱耶夫被监禁于伊尔库茨克的牢狱。”

这些做法震惊了在远东哈尔滨的高级特派员们。从他们近日要求雅南从伊尔库茨克撤退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处境也不很妙。他们的告诫现在得到了无礼的回答。雅南将军说，除非他们交出海军上将，否则捷克军将遭受攻击，高级特派员们的行动没有丝毫帮助，往往只会把事搞糟，他不承认他们的管辖权。他说，“我认为自己应对捷克政府负责，它命令它的军队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我还对在巴黎的协约国会议负责，它命令我执行这次撤离任务。”

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位军官处境的各种困难。通过更细致的分析很可能将更清楚地发现这些困难。

1月21日已经几乎变成红色的伊尔库茨克社会民主党政府宣布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密使入城，赤卫队取代粉红色的卫兵看守高尔察克。2月7日天亮之前海军上将和他的总理在狱室里被杀，布尔什维克以习惯的方式用自动手枪顶着他们脑后开枪。没有任何形式的审讯，但也看不出他们曾被拷打。

大量黄金与贵重物品的命运是十分神秘的。这批东西无疑是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了。但是完全不清楚苏维埃政府是否得到了全部。6个月后弗兰格尔将军的政府困难地调查了据报存入旧金山一家银行的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他活得不长，未能把此事深入追查下去。

可惜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重要纪录竟在高尔察克投降时毁坏了。看来似乎有一段时间，关于捷克军的一些神话是与他们此前一直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与衣衫褴褛、道德败坏的西伯利亚观众混合演出的戏剧不符的。

04.

邓尼金的军事努力重要而持久。按照总参谋部的建议，英国的援助从6月份起集中供应他。25万支步枪、200门大炮、30辆坦克和大量弹药与装备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运至诺沃罗西斯克港；还派去几百名英国军官及未授军官衔的军官作为顾问、教练、司库员，甚至还有少数飞行员，以加强邓尼金的军队的组织。邓尼金拥有一年前在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部分的俄国志愿军里为俄国事业(当时它仍是协约国事业)而战斗的那个英雄团体的核心分子与幸存者。因此他拥有虽为数不多但能力较强的、坚决而忠诚的军官。如我们已见到的，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夏季渐渐消逝，他的战线迅速向北推进，直到它们从西部大城市基辅几乎延伸到里海。在这次连续5个月的攻势中(从1919年4月到10月)，邓尼金获得25万俘虏、700门大炮、1700挺机枪和35辆装甲列车；10月初他到达离莫斯科不到220英里的图拉，军力差不多与他的对手相等，即大约有23万人。我于1919年9月22日(当时邓尼金仍在战场上)给内阁的全面情况报告说：

邓尼金将军的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包含不少于3000万的欧洲俄罗斯人，和俄国第三、第四、第五大城市。这些地区容易与英国和法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是目前那里的人民急需的。他们拥有铁路网，如果能得到车辆的话，那些铁路会处于比较良好的工作状态。那里居民彻底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有的按他们的自由意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过调查，有的受过它的压迫。毫无疑问，这3000万人的意愿若能以公民投票来表达，一定会压倒多数地反对把他们再次交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此外，邓尼金将军控制的军队虽然大部分是在志愿基础上募集的，但它迅速发展，到目前肯定总数已超过30万战斗员。……我们的政策应该继续保持与邓尼金的友好接触，完善军火的运送，以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他，尽可能以政治忠告指引他，阻止他落入反动分子手中。尤其是而且看来最重要的是，在已获解放的广大区域内发展贸易与信贷，使得那里人民可以将他们的状况与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充满的不幸作对比。可以看到邓尼金将军从不要求派去军队。在最近9个月里有一个英国中尉在一辆坦克里轻微受伤。这是我们获悉的唯一英国伤员。没有更多的金钱支出(除了剩余军火难以确定的价值外)，没有军队支援，除了让有限的技术人员组织鼓励、协商，以及商业——这些是仅需的手段。……

在西侧，邓尼金将军接触的是佩特卢拉率领的力量相当薄弱的乌克兰军队。邓尼金与佩特卢拉间有争议的问题是统一的俄国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问题。罗马尼亚人感觉到他们只能从衰弱和战败的俄国手中夺取比萨拉比亚，自然会支持佩特卢拉。协约国的责任是设法协调这两种冲突的观点。为什么认为这点做不到呢？俄国的构想是由许多自治国家，联合在一起在联邦基础上建立俄罗斯联盟。在这个构想中所有合法的愿望都可以包含在内。这样的俄罗斯帝国对世界未来和平的威胁比庞大的中央集权的沙皇政府为小。现在所有俄国政党和军队都处于危急形势，明智地执行协约国政策有可能推动事态出现此种转折。瓜分或肢解俄国的政策虽然可能暂时成功，但不会有永久性的结果，只能导致无限的连续战争，由此最后在布尔什维克或反动的旗帜下，出现统一的军国主义的俄国。因此，所作的一切努力应该指导事态进入建立联邦化俄国的渠道，不抱地方自治或全面统一原则的先入之见。

贝拉·库恩在普遍憎恶中倒台，完成这次倒台之容易对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体系的威望是最沉重的打击。它对整个形势的影响不应低估。

更北面，在佩特卢拉的乌克兰军队的左边是波兰战线。这条战线也在最近4或5个月里不断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军不断败在波军手中，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与弹药的代价。波军战线现在有许多地方建立在俄国领土上。波兰人现在很有可能向协约国提出如下两项行动方针：

(a)协约国应为50万波兰军队提供经费，波军将长驱直入俄国心脏地带并占领莫斯科，或者

(b)波兰人将与布尔什维克讲和。

这两项行动方针在当前都是有害的。向世仇俄国挺进直抵莫斯科，将唤起在布尔什维克国际政权统治下潜伏在俄国那些地区的不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且这个计划是任何协约大国在供应资金时都得不到本国舆论支持的。另一方面，如果波兰人与布尔什维克缔结单独的突如其来的和平，在波兰战线对面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它是目前战场上第三强大部队)便能迅速转移，去攻击邓尼金；这样可能根本上危及邓尼金的继续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鼓励波兰人谋求这样突然和单独的和平，特别是在万事都处于关键性的紧要关头，就会使如下努力彻底失效：

(a)协约国答应支持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一般政策，和

(b)英国运送大量军火给邓尼金的特殊政策。

这将是用我们的左手去取消我们的右手所做的事情；而且如果在同一战线的不同部分执行相反的和矛盾的政策，那末我们所能做的也就仅仅是，延长无益的流血和阻止建立任何形式的稳定的权威机构。因此看来很清楚，我们目前的政策应是说服波兰人，在今后几个月里按照现在正在做的做下去，也就是在他们选择的有利的地方和时间打击和打败在他们边界上的布尔什维克军队。不要准备决定性地进入俄国心脏地带，也不要单独媾和。

关于波罗的海国家，我们的政策应与对波兰的政策相同，即不采取强烈的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使协约国必须做出重大牺牲或担负直接责任；但在另一方面，对现存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应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并尽可能协调它们的行动，以避免战线的这一部分过早地和不合时宜地崩塌。

但是邓尼金的危险与他打胜仗的机会同时增加了。他要负责俄国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但恢复社会繁荣与满足人民需要所需的道德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的资源则一无所有。人民尽管欢迎他的军队害怕布尔什维克，但是在经历了恐怖年月后被吓得不敢集会支持他。在物质缺乏和秩序混乱的时候，加上铁路瘫痪、商业停顿，管理若干大城市和省份的人民生活的责任，落在了一个耿直、勇敢和新近才对政治事务有兴趣的军人身上，何况他已经过重地负担了组织军队和指挥战事的任务。在他四周的政治幕僚力量软弱，而且又鱼龙混杂意见分歧。有人怂恿他竖起帝国旗号，以沙皇的名义前进。单是这一点就将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喜出望外，这是双方所有的人同样了解的。他的多数顾问和主要军官都明确表示他们绝不容忍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一些人劝他宣布，土地应留给已经占有它的农民。他对这些人的回答是：“那末我们还比布尔什维克好吗？”但是最坏的分歧出现于对从俄国分裂出去的国家与省份的政策上。邓尼金主张俄罗斯祖国应如他理解的那样完整。因此他成了反苏维埃战争中自己的盟友的敌人。为生存而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和宣传的斗争的波罗的海国家，与否定它们的独立权利的俄国将军没有事业上的共同目标。在与苏维埃的战斗中提供最大和最强军队的波兰人看到，在共同胜利的明天，他们还必须反对邓尼金以保卫自己。乌克兰准备为自身独立而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可是引不起邓尼金军政府的好感。

在每一阶段这些对抗都提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超过邓尼金所能对付的范围。难道这个问题超过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的能力了吗？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协调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吗？他们曾对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说过：“除非你们与交界的国家达成协议，承认它们可能的独立或自治，否则不再提供弹药。”既然已经对俄国领导人提出了这种先决的强制条件，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运用他们的整个影响使所有与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吗？如果不能，那末在更早阶段对各种事态放任自流不是更好吗？如果五大国打算在5月份对高尔察克发布宣言或要使宣言切实生效，协约国的俄国委员会肯定是一个有效的机构，设立这个机构是我于2月份在巴黎提议的，当时迫切需要立刻提出建议。然而每件事都是不完全的、脱节的、半心半意的、不协调的，有时实际上是矛盾的。

我利用我所有的影响阻止过分的行为并促进一致的行动。9月18日：“邓尼金将军在解放地区不但做他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以阻止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且颁发布告反对反犹主义，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9月20日：“实行乌克兰与邓尼金之间关系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避免出现让他继续使用军队反对佩特卢拉的形势。……来自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绿卫队数量上有发展并在该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如果他们不怕白军的报复，可能会容易地利用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邓尼金对这点完全理解吗？”10月9日我打电报给邓尼金催促他“加倍努力遏止反犹情绪，以这种遏止行动来证明志愿军的荣誉”。11月7日我又说：“我鼓励一个强大俄国和英—俄集团的发展，希望以此发展邓尼金战线后面的贸易与信贷。”

俄国人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在9月份达到顶点。高尔察克依旧在西伯利亚形成一条战线，甚至稍有进展。率领以雷瓦尔为基地的西北俄军的尤登尼奇，实际上在为占领彼得格勒而战斗。全面动员的芬兰只需大国最轻微的鼓励就会向该市进军。英国封锁波罗的海的海军中队的摩托艇小分队，强行闯入喀琅施塔得港口，凭借无比大胆的英勇行为，再加上显然还有海军部独特的创议和授权，在内湾击沉了两艘俄国战舰。邓尼金的战线环绕整个南俄，并稳定地向北移动。但他与乌克兰之间争端的处置方法，以及波兰对俄的坚定压力，可能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切全成泡影。高尔察克筋疲力尽。芬兰人受到协约国的冷淡和阻止，懒散地站在一旁。尤登尼奇因为未得到援助而失败了。波兰一直没有生气。邓尼金和佩特卢拉打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刚刚全面打败这个乌克兰领导人，此时他自己膨胀的战线被布尔什维克的反攻突破。这支衰弱、分裂、犹豫和混乱的军队以及与苏维埃俄国重叠和搭接的国家的巨大包围圈，没有能力同时施展压力。11月邓尼金的军队瓦解了，他的整个战线以哑剧似的高速度不见了。这些灾害及原因，我于9月15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已详述过，在这里无法更细述了。

一年内协约国使用了大量金钱和相当数量军力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花费了近1亿镑。法国在3000万到4000万之间，美国在西伯利亚至今仍保持超过8000人的军队，日本在西伯利亚东部有3万到4万人的军队，她现在还在为它提供增援。高尔察克的军队主要由英国武器进行装备，5月份总数达到近30万人，邓尼金将军的军队目前总数约25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投入战场的10万芬兰人。还有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完整地保持着从波罗的海到波兰的各自的战线。最后还有强大的波兰军队，还有可以从罗马尼亚和在较小程度上从塞尔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的帮助。从上面所说看来，很明显，如果现有力量联合使用的话，本来可以轻易地取得成功的。可是成功由于完全缺乏联合而消失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明确或决定的政策。有些国家赞成和平，有些国家主张战争。结果是他们既不讲和又不打仗。如果他们在战线的一个部分打仗，他们就急忙在战线的另一部分讲和。如果说他们鼓励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花金钱和派军队支持他们，他们却并没有鼓励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每次关于建立统一机构，以指挥与监督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均遭否决。6月份5位全权代表口头答应高尔察克继续用物资给予他支持，但从那天起却连接不断地撤回对他的一切支持。这一年中芬兰有两个时期打算进军，与尤登尼奇军队和爱沙尼亚军队联合以占领彼得格勒。在如此壮举中没有给芬兰以丝毫的支持与鼓励。波兰准备对布尔什维克保持强大的压力，可是实际上波兰受到了阻拦。至于一些小国，他们被告知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讲和或不讲和，但无论如何他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所有这些步骤都完全与和平政策或严守中立的政策相吻合，这些步骤肯定与战争政策不相吻合，这种政策实际上正在环绕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巨大北极圈的其他地区执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成功地逐步发展了他们的军队。这些军队远较潜在的反对他们的军队软弱；可是，当邓尼金站起来时高尔察克被打败和击破了。在最近5个月间，邓尼金的力量稳步增强，他的军队获得了巨大胜利，但是由于高尔察克的失败和整个西(欧洲)线的沉重压力的实际停止，反对邓尼金的力量在逐渐积累加强。在最近3个月中布尔什维克能从高尔察克前面、从波兰人前面、从波罗的海国家前面调集大量的兵员，他们实际上还能把整个后备力量投入南部即邓尼金战线，因此他们拥有了人数上超过邓尼金的巨大优势。邓尼金的军队现在也有了最好的军队，但由于处在超过1200英里的战线上，实际上是成一线铺开，那些具有数量优势的部队现已到处逼近了。虽然依旧有仗要打，虽然他的军队的抵抗力依旧相当强，但是作为有效的军事要素他们可能要被压倒和瓦解了。协约大国已公开宣告撤回支援，由于缺乏任何精神上的支持或有力的一致行动，所以邓尼金的军队有被协约大国抛弃的感觉，这很容易产生一些严重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导致全军的彻底毁灭或消失。高尔察克军队和政府的毁灭几乎是彻底的，整个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一直到贝加尔湖，到处遍布布尔什维克军队或者是呈绝对的无政府状态，贝加尔湖以东则受日本人的有效控制。突厥斯坦和中亚各省，已遭布尔什维克蹂躏，他们已经威胁波斯，并正在与阿富汗勾结。尽管协约国协调一致的努力很容易支撑高尔察克，帮助邓尼金走向成功，使尤登尼奇能与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协作占领彼得格勒，但布尔什维克如今在他们活跃的各条战线上都接近全面的军事胜利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正是由这些事实所产生的形势，波兰人的寂然不动已使布尔什维克能集中攻击邓尼金；如果邓尼金毁灭，如果布尔什维克愿意的话，将能集中力量进攻波兰人。由于邓尼金兵力的增强及其军队所作的努力，因而波罗的海国家减少了承受的压力，芬兰仍能保持无声无息的存在。现在发生在邓尼金身上的事情已经在波罗的海地区产生意义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完全改变了他对小国家说话的语气，由于改变了的军事形势，好像他们做什么都有正当理由了。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的恐惧已经明显，而且随着邓尼金好运与力量的消失将变得越发明显。据最近电报报告，芬兰现在动员了10万兵员作为防御手段，这个数字的一半在两个月前如与尤登尼奇的努力联合，就足够攻取彼得格勒，邓尼金的垮台将使布尔什维克能控制里海，使他们能与恩维尔和穆斯塔法·凯马尔等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立密切和有效的关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波斯承受的压力和阿富汗国内的危险将立即呈现出直接的可怕的性质。

人们常说，推测未来或沉溺于预言毫无用处。但可能紧接着邓尼金垮台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需要在事先仔细考虑，因为这些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明确的，并不遥远的。到目前为止，讥笑邓尼金的努力和完全沉溺于悲观主义和漠不关心的小聪明是一件低级的事情。迄今协约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主要使用俄国军队。这些俄国军队都垮台后，情况会怎么样？据最新无线电报告，季诺维也夫曾使用过最意味深长的措辞，这些言辞清楚地揭示出布尔什维克已取得军事胜利，其领导人的思想已产生了令人陶醉的影响。据报道他曾说：“俄国必须获得和平，不是社会主义需要和平，而是资产阶级需要和平。”布尔什维克现在对爱沙尼亚提出的要求，芬兰已经认识到的威胁，中亚和朝印度边界方向出现的形势，就是这句话含意的最初的例证。

原本只需采取正确的协调措施，而不必要大量增加人力财力，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对协约国友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现代化俄国，但现在我们却离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近在咫尺，它是一个彻底军国主义化的，完全靠军国主义生存的国家，对协约国极端仇视，随时准备与德国合作，而且构架的大部分已经由德国建立起来。认为波兰可阻止此种危险的想法是幻想。认为波兰会在东边坚持防守，直至最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均被一一消灭，然后还会在西边保持对德的强硬态度，这种想法同样毫无根据。谋求由协约国出钱出军火加强波兰，同时又静观邓尼金的覆灭，静观随后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主力出人意外的壮大，以至于如今波兰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的兵力，达到原来的三、四倍，这是明智的政策吗？一方面承认每个国家应有独立和安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保证，挣脱俄罗斯帝国的桎梏的每个国家都有独立和安全，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和援救邓尼金将军军队的兵源——其力量无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并覆盖着俄罗斯部分广大领土和人口的——这样做难道是公正和合乎逻辑的吗？

认为整个这一年我们一直在为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打仗，这是一种错觉；正相反，是他们在一直为我们打仗。从他们被消灭和布尔什维克军队主宰了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广大领土的那一刻起，这个事实就变得日益明白，令人痛苦。

随着邓尼金的失败日益明显，大国给予他的断断续续的支持迅速撤回。1920年2月3日我奉命指示霍尔曼将军把事实坦率地告诉俄国领导人。“我不能提供任何期望，以使你认为英国政府除在最后一揽子计划中已经应允的之外还会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英国政府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等与邓尼金之间建立一个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联盟。它的理由是，自己不拥有足以将这样的事业进行到底和获得成功的人力或财力资源，也不想鼓励别人，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支持别人。……英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达成一致后，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受到苏维埃政府进攻时，将给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争论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还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没有用处。它是我认为就要发生的事。有人说，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只是为独立而战，而邓尼金是为控制俄国而战。我们不能答应为支持这后一个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尽管我们同情这一目标。……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怎样从这艘失事的沉船中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

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能为南逃躲避红色政权报复的大批难民找到庇护所上，哪怕是临时性的也好。顿河和库班河流域的哥萨克领土，由于当地人都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或许可以组成一个独立或自治的地区。如这里不成，还有克里米亚半岛。邓尼金军队的零星残部和几十万流离失所的平民难民进入这块肥沃的半岛很快就会拥挤不堪，陷入不幸与匮乏的困境。邓尼金的位置由弗兰格尔将军接替后他们的防线还维持了几个月，这个新人有不寻常的精力与品质，但他到达白俄决策机构的最高职位时已太迟了。英国舰队以号炮的形式给予道义支持，同时还参加救济工作、阻止布尔什维克军从海路入侵克里米亚。但在7月，沼泽防线干涸了，陆地防线崩溃了，克里米亚遭侵入受蹂躏，接着是可怕的难民群蜂拥至君士坦丁堡。所有的船只还不够运载一半惊慌失措的人群。野蛮的敌人非常得意地击倒了这最后一批感到绝望的防御者。天花与斑疹伤寒和战争与饥荒结成新的联盟。满船身无分文的感染疫病的人——有时都已死亡或奄奄一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贫困而匮乏的土耳其首都。这最后阶段的恐怖还未被外界所知。英国的陆军部队和水兵以及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慈善机构，在当地的救助中几乎罄其所有，而“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把目光转开，把耳朵塞住。他们不希望知道得太多，像在贝雷西纳的拿破仑那样回答说，“请您别打扰我的安宁。”毕竟死亡是仁慈的，死神肯定忙得厉害。

这就是大战中的战胜国对俄国事务所能提供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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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19年7月29日。

第13章、维斯图拉河的奇迹

“我们走向世界胜利之路的下一步是摧毁波兰。”——托洛茨基关键——波兰问题——波兰的危险——布尔什维克的集中——波兰的前进——乌克兰——入侵波兰——停战谈判——致命的条件——华沙：奇迹——决定性结果——总结——失去可能性——一点慰藉——一个有利条件。

01.

世界上新的危险之门正在打开。

波兰是凡尔赛和约的关键。这个古老国家曾被奥、普、俄撕成三片，但最后从压迫者魔掌中解放了出来，在150年奴役和瓜分之后原封不动地重新得到统一。监狱的门已被打破，了望塔和有枪眼的防御墙已在大动乱中被推倒，从废墟中出现的这个18世纪的囚犯，长期不见阳光和空气，四肢已被拉肢刑架拉得脱臼，但天赋的本性和一颗自豪的心脏依旧还在，仍然是昂首挺胸。苦难没有摧毁波兰的精神；苦难教得她聪明了吗？

但是要公正地对待波兰，必须要求人们公平地认识她不同寻常的苦难。当她还对新获得的自由感到眼花缭乱之时，在她能振奋起来适应眼前这个时代的环境之前，一系列的危险、困惑和窘迫向她猛袭而来，这是就连最富有聪明才智的最稳固的政府也绝难应付的。在她的西边是颤抖的德国，德国已被打得处于半昏迷状态，动弹不得，但依然具有巨大的能力与特性，由于这些条件她几乎能单枪匹马到同时对近乎整个世界进行顽强的战争。波兰处在这两个遭受痛苦的帝国之间，不断地受到它们不幸的影响，她比较弱，比较小，毫无经验，没有组织，没有结构，缺少粮食，缺少武器，缺少钱，仅能炫耀地挥舞着她无可置疑的和新近再次得到确认的自由与独立的所有权证书。合理地理解波兰的困难，是正确衡量波兰的危险处境所必不可少的。

制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些人的意图原本是要在波兰创造一个活泼的、明朗的、生气勃勃的有机体，该有机体要在德国与俄国之间，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只要它能持续下去——与欧洲其他国家间，形成一道有用的屏障。波兰的毁灭和崩溃以及她作为一个整体并入俄国政治集团，将使这个屏障消失，从而使俄国与德国立即直接接触。布尔什维克军队侵占波兰，或者通过布尔什维克宣传和阴谋颠覆波兰国家，必然会使法国利益受到严重的、乃至致命的影响。法国人目前会面临这种使人惊慌的形势只能怪自己。他们曾嘲笑邓尼金的努力；他们不打算在民族主义俄国与波兰及其他边境国家之间做出良好的工作安排。他们根本不想带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推动所有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和国家的明确而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们的没精打采使我们自己半心半意的努力归于无用。他们一贯麻木不仁，这显然由于是对邓尼金失败和俄国军队正在稳步集中对付波兰的不理解，他们是个旁观者。他们从不努力诱导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对付共同危险的行动中联合起来。正相反，他们像英国人一样，鼓励这些国家媾和，不是全面和平，而是零星和平，让波兰处于实际上的孤立，甚至怂恿她进行战争。

对于这一系列新的危险，1920年5月21日我作了如下论述：

波兰要对付的像俄国苏维埃政府那样的困难不应低估。凡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直接接触的每一个其他国家均经历过同样的困难。这些国家与苏维埃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建立令人满意的和平。布尔什维克不但进行军事活动，而且和军事活动一起，同时或交替地在他们邻国领土上使用各种宣传手段，促使士兵哗变反对他们的军官，激起穷人反对资产阶级，唤起工人反对雇主，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并以总罢工使国家瘫疾，普遍地毁坏现存形式的社会制度与政府。因此，所谓和平状态，也就是暂时停止使用武器的实际打仗，可能只是意味着以更困难和更危险的方式进行战争，亦即不是用士兵进攻边界，而是使国家从内部受瓦解，使国家拥有的每种机关均被破坏。对于像波兰那样新建的国家(她经过一个世纪多的外国统治才得到解放，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她的财政紊乱，她的资源在恐怖的战争中被耗尽)，这后一种形式的进攻特别危险。

然而，布尔什维克虽然大声宣告谋求和平的愿望，却从去年年底开始，准备对波兰前线发起进攻。

除了向波兰前线不断增援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即将发动攻击。布尔什维克在西部战线军队的大致力量，从1920年1月的81200人增加到3月初的99200人和4月中旬的133600人。这些数字是步兵和骑兵，也就是战斗实力。邓尼金倒台后释放出了大量军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作过许多声明，大意是他们要像对付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一样对付波兰，波兰在冬天感到极度的忧虑：如果波兰遭到这样的攻击，她的命运将会怎样。

无疑，不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及其增援前线是否起作用，他们都有能力打败波兰军队并推翻他们后面的政府，而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极困难的形势。反动的德国人当然高兴看到波兰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垮台，因为他们了解一个强大的波兰处在俄德之间，将妨碍他们帝国的重建和复仇的计划。

大约两个月前(3月5日)布尔什维克对波兰人的进攻开始，这次进攻的主要重心是在从普里佩特沼泽到德涅斯特河之间250英里的战线上。可是情况当时变得很明显，波兰军队虽然供应不足、服装褴褛，但充满强烈的爱国精神。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月的以后时间里一再发动攻势，但他们的攻击从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于是布尔什维克提议开始和平谈判，并请波兰政府指定谈判的时间与地点。

波兰人提出鲍里索夫，这是距他们战线很近的一个地方，并提议4月10日为合适日期，同时还表达了在战线的那一部分安排停止敌对行动的意愿。波兰人还保证他们的军队在谈判期间不进行反攻行动。然而布尔什维克否定了波兰建议，要求整个战线停战，并把谈判地点选在波兰内地或中立国或协约国的某个地方。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新增援部队集中在波兰战线，有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再次发动对波兰人的攻势。因而波兰人自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只是在拖延时间，它正在设法造成一个停顿时间，借以用宣传手段来破坏波兰军队和人民的斗志，同时准备新的攻势。

由以前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家毕苏斯基元帅领导的波兰政府当然谙熟俄国的政治形势，并表明他们很清楚该怎样稳定他们暂时治理的俄国领土。据信他们的愿望是在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总而言之是在他们战线的某一部分建立某种缓冲地带。这样的缓冲地带要由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来充任。

4月27日波兰外交部发布公报，大意是波兰承认乌克兰独立的权利，并承认佩特卢拉的政府。毕苏斯基元帅于同一天发表宣言，他声明波兰军队愿与乌克兰军队合作，他们留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时间以乌克兰政府成立为限。他说一旦这个政府成立，波兰部队立即撤离。

佩特卢拉也于当天发表宣言，孰促乌克兰人民做所有力所能及之事以促进波兰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的合作。

邓尼金将军当然是完全反对一个强大的波兰或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他的思想(他一直忠实于这个思想)是一个维持战前国界线不变的统一的俄国，虽然他愿意承认一个波兰国家，但其国界线要由谈判决定并由议会批准。随着他的消失，乌克兰人在佩特卢拉领导下，已把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一大部分领土上赶走，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独立的乌克兰。与波兰—乌克兰努力取得进展的同时，乌克兰发生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还有种种迹象表明解放部队受到了欢迎。顺便提一下，一个乌克兰—加利西亚师(布尔什维克征集以辅助红军的)放下武器，拒绝与波兰—乌克兰军队作战。

在中欧的饥荒地区没有比在允许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建和平的乌克兰国家有更大好处的了。是在乌克兰那里，而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陷入赤贫的俄国的饥饿地区，可能有希望增加粮食供应。

现在还说不准结果会怎样。布尔什维克无疑将努力制伏波兰人，他们肯定将从反动的德国人那里得到非官方给予的援助。乌克兰人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建立秩序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假定佩特卢拉政府设法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独立的文明政府，他应有能力解放乌克兰的谷物供应地区，而在解放该地区中又会得到强有力的波兰的庇护与支持，因此应当可能在今夏期间在东部实现令人满意的全面和平。另一方面，如果波兰在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下屈服，乌克兰又遭蹂躏，那末建立苏维埃政权必然伴随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将毁坏所有生产能力，那就会阻止乌克兰有效出口谷物，而波兰的垮台将直接牵涉法国的重大利益，并在较小程度上牵涉英国的利益；此外，这还会大大助长帝国主义路线的重建企图，这是德国的反动分子所盼望的。

6月26日波兰人被迫撤出基辅后，布尔什维克对波兰的入侵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即在眼前：

“如果波兰完全垮台，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横行波兰或者波兰政府被国内布尔什维克暴动推翻，那末我们需要考虑未来，那末我们下定决心做些什么呢？面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象到的是它已近在眼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会是无动于衷吗？如果是这样，法国政府的政策又是什么呢？万一波兰垮台，这种情况会对德国的地位带来什么影响？要是德国的东部边界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地区接邻，那就显然不能解除她的武装……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事先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是什么。”

到6月30日形势变得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致在波兰组成了国防会议，会议有权决定有关战与和的所有问题；波兰总理向国会宣布整个国家处于危急状态，必须认识到它的责任。7月初布尔什维克主力开始在波兰边界的北段挺进。4日他们穿过贝雷西纳，5日占领科夫诺。6日波兰政府写信给当时在斯帕开会的最高会议，呼吁给处境岌岌可危的波兰以援助。波兰提出愿接受波兰与俄国之间建立在全体人民自决基础上的和平，并警告协约国，如果波兰军队屈服于苏维埃军队将会产生什么的后果。14日布尔什维克占领维尔纳。17日契切林拒绝让英国政府干涉他与波兰人的谈判。19日我们据报得知，“现在在华沙与布尔什维克军队之间只有无秩序的暴民，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前进，10天内他们将到达华沙的面前。”23日波兰人请求停战。

这些事态使最高会议大为吃惊。法国人看到，整个大战的结果是东欧处于危险中。8月4日劳合·乔治先生警告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如果苏维埃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它与协约国间的破裂将不可避免。”

在这个著名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坐在内阁会议室讨论这份严重的书信，我心灵的眼睛慢慢回到了我们斗争过来的充满屠杀与恐怖的6年。难道真的没有终结？难道最绝对的胜利也不能提供正义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前面看来只是无穷尽的长列的苦难与危险。又是8月4日，可是这次我们无能为力。英法两国的舆论全都消极沮丧。所有形式的军事干涉都不可能。留下的只有言词和姿态。

红军横扫波兰广大地区。在后退的波兰战线后面，每个城镇的共产主义的生殖细胞和组织都从隐蔽处出现，准备欢迎宣布一个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看来波兰从长达150年的被三个军事帝国瓜分的历史中逃出来后又落入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了。厄运紧逼这个新解放的国家。8月13日红军的刺刀竖立在华沙的大门前，红色的宣传在市内波涛般升起。社会解体的浪潮将在何处停止？

波兰人和协约国争取停战与和平的狂热努力在同时继续着。这些要求被布尔什维克人所接受，他们做出愿意谈判的保证，但在确定会谈地点上再三拖延。最后选择了明斯克。10日加米诺夫向劳合·乔治先生提交了俄国和平条件的预告，其中包含削减波兰武力到实际无防御能力的状况，但提供给她了合理的边界。加米诺夫意味深长地提到还有某些附带条款。英国工党强烈鼓动，反对英国给波兰任何援助。在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引导下英国许多地方组织起行动委员会。没有一个地方的公众对波兰垮台后的祸害有哪怕是最小程度的理解，在这些压力下劳合·乔治先生被迫劝告波兰政府，俄国的条件“不会破坏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根据种族划分的边界”，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英国政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对付俄国。另一方面法国则持相反的观点，与英国分道扬镳，通知波兰政府这些条件完全不能接受。在这种环境下波兰人继续调集他们的兵力保卫华沙，同时尝试着开始在明斯克的停战进程；布尔什维克则一方面进军，一方面拖延谈判。

直到8月17日会议才最终召开。苏维埃代表依照几天前给他们的指示行事，提出了他们的条件。他们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他们不要求任何赔偿。他们同意波兰边界应是寇松勋爵7月11日通知里确定的边界线。没有比这些更加合理的了。但是根据第4款：“波兰将复员其军队至5万人。为了维持秩序将组织公民的工人民兵队。”第7款：“禁止在波兰制造武器和战争物资。”第12款：“波兰承担责任，为在战争中战死、受伤或致残的公民家庭分给土地。”就这样，根据貌似公正的纸上战线，俄国做出了关于独立、边界和无赔偿的让步，苏维埃要求的就是在解除武装的波兰实行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些设计的意图对全世界每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建立市民工人民兵队，加上为战争中战死、受伤的波兰公民的家庭赠送土地，其含意就是由在共产党指导下的赤卫队实施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内部的火即将点燃，从此波兰国家将出现苏维埃政权，被共产主义战胜。

然而与此同时出现了转变——它是突然的、神秘的和决定性的。它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几乎正好与6年前马恩河战役产生的同样性质的印象。俄军再次欢欣鼓舞地、不可抗拒地前进，他们带着难以估量的悲哀与毁灭的可能性。他们再次因不知什么性质的原因停了下来，摇摇晃晃站不稳脚步，俄军前后脱节，秩序混乱，并在似乎与推动他们前进的力量同样不可阻挡的强制力下开始退却。像巴黎一样，华沙得救了。笨重的天平把自己调整到了新的平衡点。波兰人像巴黎一样，不是趋向危殆而是趋向生存。欧洲，她的自由与她的光荣不会屈服于德国皇帝的专制或共产主义。8月13日进攻华沙的战役开始在离华沙不足15英里的拉济明打响，4天后布尔什维克军队全面逃跑，在波兰人手中留下7万幸存的俘虏。维斯图拉河以不同的形式再现了马恩河的奇迹。

发生了什么事？它是怎样发生的？当然有解释。在福煦元帅的“家兵”中，为首的是一个态度真诚地谦逊、思想缜密且具有军事天才的军人魏刚。他来到了华沙。法国没有东西帮助波兰，就派来了这一个人。看来派他来就足够了。凭借派到华沙的协约国使团团长、原英国驻柏林大使达伯农勋爵的影响和权威，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被交给了魏刚。他重组退却的波军，把他们的退却改变为协调一致的反击。被许多世代的压迫而抑制的波兰民族精神迸发出为国家求生的一次最后最大的努力。布尔什维克人没有能力禁得起任何坚决的反击，他们立刻屈服于新的意志力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那个充满信心向前进军、要把世界革命带入西方的使者，极为突然地、急促地穿越波兰边境向后退缩，同时波兰农民在毕苏斯基的强有力公告的激励下，以镰刀与棍棒武装自己，消灭掉队者，净化他们的土地。

还有另一种说法解释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元帅和总统毕苏斯基的严格个性支持的波兰参谋部精心制订的计划的一部分。波军故意后退，就像霞飞在马恩河前一般，直到时机成熟，再完成伟大的180度的转折。他们听任入侵者恣意伸展，抢夺他们的供应，从他们假装的衰弱防御中得到虚假的信心，然后以有充分把握的加列尼般的精力予以打击。现在他们因有魏刚将军那么敏锐的军事目光来亲眼目睹他们成功的配合行动而感到喜悦。

英国的观察家认为，这个结果应归功于魏刚。可是魏刚在任何场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颇有特性地宣称：做这个工作的是波兰军队。读者可以选择这两个解释中的一个，也可以两者一起相信。关于马恩河的实况，越想揭示清楚，实况及其巨大后果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所以现在在这个粗糙的、组织混乱的、心灰意懒的和精疲力竭的小小战争中一定要研究发生了什么，会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然而无论如何一切已经过去。我曾预见和担心的危险发生了，但是结果被避开了。应归咎于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可怕丧失就在将发生的那一刻得以免除。和平条约于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条约确保了波兰的独立和她对付俄国入侵或颠覆的自卫手段。俄国退回到共产主义。几百万人死于战争和迫害，更多的人将在未来几年内死于饥荒。亚洲的边界和黑暗年代的环境从乌拉尔山脉推进到普里佩特沼泽。可是在那里写着：“到此为止不准再往前。”

02.

也许值得花点时间总结一下这个俄国故事。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不成功的干涉公认是一种失策；于是协约国在俄国革命后和停战后在俄国所作的全部努力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可是协约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若想打赢大战必须在俄国进行干预。在1917年底和在1918年大部分时间协约国没有理由指望德国在西线突然失败。甚至在9月份协约国还是谨慎地期望德军撤退到默兹河或退到莱茵河，而且非常紧张地为1919年的大战做准备。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东方不作努力重建反德战线，那末俄国粮食和燃料的巨大资源将落入同盟国之手，这会是犯罪性质的疏忽。因而协约国承诺支持民族主义俄国政府和军队，后者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而且声称对战争的原来目的保持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

在大战期间，为在俄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工作做得太少。日本或美国做出了实际努力，使用了从未到达欧洲战场的军队，本来肯定会在1918年获得成功的。但事实其实是，足够多外国军队进入俄国会招致对干涉的明显反对，不足以打破苏维埃政权当时那种的结构。当我们注意到捷克军惊人的功绩时，看来似乎可以肯定，通过一支人数少但值得信任的美国或日本部队的坚定努力，原本有可能，甚至在德国突然失败之前，就由民族主义俄军和协约国军占领莫斯科。由于协约国中意见分歧和相互冲突，美国人不信任日本，以及威尔逊总统的个人反对，协约国在大战期间对俄国的干涉，确实降到了害处最大、好处最小的低点。因此在停战时没有取得任何一点成就，而且协约国在俄国的许多地区被纠缠在无意义的行动中。与协约国肩并肩一起努力的，是一些忠实的俄国组织，它们从协约国取得了甚至比物质更重要的精神支援。假如大战延长到1919年，每星期都在积聚能量的干涉必然会得到军事上的成功。事实证明停战是对俄国民族主义事业宣判死刑执行令。只要这个事业与以对德作战的27个协约国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目的缠绕在一起，胜利是肯定的。可是当大战突然终止，战胜国急忙关心自己事务和每个政府都感到精疲力竭时，本来会支撑忠诚的俄国人向前的潮水迅速退去了，听任他们孤苦伶仃地留在困境里。

然而看来也许还有机会，还有可能以这些俄国民族主义军队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但它绝不是极好的机会。据说福煦曾凭高明的判断力说过，“这些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难以持久，因为在他们背后没有文官政府。”在大战过去后，即使有可能，在俄国使用英、法或美军必定是不对的。那些已经在俄国的军队必须尽快撤回。停战后的对俄干涉只能采取金钱、供应品、军火、技术指导人员、精神上的支持和协调一致的外交手法这些形式。但即使这些严格受限制的援助资源，只要在良好的时机中巧妙和忠实地应用起来，也能提供相当好的成功机会。然而，它们被怀疑或矛盾的信念以及支离破碎、不合逻辑的行动一点点地浪费掉了。政策的二元性，如上文已说明的，对不论是和平计划还是战争计划的成功都是致命的。若是要采取帮助所有包围苏维埃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政策，这种政策应该予以明确实行；和平则要根据一定的条件与布尔什维克谈判，这些条件应保证忠诚的俄国人有生活与自由的希望，他们在战争中与协约国一起打仗，对他们我们在道义上负有义务。然而协约国既不认真地试图做这个，也不认真地试图做那个。半心半意的宣讲努力伴随着半心半意的作战努力。这种矛盾就这样拖延下去，所以没有真正和平或胜利的前景。民族主义的俄国人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充分，也超过了协约国政治家或将军所预期的。但由于他们得不到全世界道义上的支持，又由于他们对抗性的民族目标而与接壤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相分离，他们也就一个接一个被打败被消灭了。

我曾谈到我在这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我既不对最初的干涉负责，也不对由此承担的许诺和义务负责。至于决定停战后干涉应该继续或停止，这一点我也没有责任。努力完成英国参加的任务，尽可能保护在协约国和俄国本身的共同事业中受连累的那些人，是我的虽地位从属但岗位很重要的任务。想到我们的国家是最后一个不尽职或听任在劫难逃的伙伴由命运摆布的国家时，我感到了一丝欣慰。对于像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离时那样的困难与痛苦，我们可以声称我们无误地或体面地料理好了我们的事务。在西伯利亚，我们的作用一直不大。但对邓尼金我们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我们供应他接近25万人的武器和装备。这一费用被含糊地说成1亿英镑；但这是荒谬的夸张。实际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军火本身虽然生产时成本很大，但它们只是没有销路的大战剩余物资，对它们定不了货币价值。如果把它们留在手中直到它们腐烂，只会增加我们贮藏、照料和保管的费用。

虽然干涉失败了，但有两个结果有持久影响。第一个是道德上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没有让忠于协约国的俄军没有自卫的手段。他们手中握有武器，要是他们是一个高素质的社会群体，较好地理解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的同胞，这些武器能使他们打胜仗。这里，又是捷克军的业绩提供了这些时候在俄国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一个准绳。至少可以说民族主义俄国人不是因缺乏武器而失败，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武器，而是因为缺乏伙伴情谊、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个人不乏勇敢与献身精神，也不缺乏坚定的决心；但是能使几万人即使在孤立无援中也会联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目的而一致行动的素质在沙皇帝国的残骸中找不到。在马斯顿沼地冲锋的克伦威尔铁甲军，护卫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掷弹兵，加里波第红衫党人，以及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受很不相同的道德与精神主题的控制。但它们本身都燃烧着火焰。但在俄国只有火星。

干涉还有一个更有实效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在整个1919年全力倾注于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战争。他们的精力用在国内战事上。这就为位于俄国西部边界沿线的新解放的国家提供了无比重要的喘息时间。高尔察克与邓尼金及其追随者被杀死或被驱散了。俄国被封冻在无尽的冬天之中了。可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最重要的波兰，在1919年却能建立文明国家的结构和组建爱国军队。到1920年底，保护欧洲免受布尔什维克传染的“防疫地带”，已由自身精力旺盛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有机体组成，这些民族有机体敌视疾病并通过与疾病的危害作斗争以积累经验而具有了免疫力。在这同一时期，在法、英、意社会主义者中第一次出现了那种理想的破灭，那种情绪逐渐发展为对现状的强烈厌恶。

第14章、爱尔兰的幽灵

①

唉！弟兄们淌着鲜血！

唉！创伤几时能愈合！

岁月严酷无情！

吾辈仇恨何时方能止休？

吾辈良心，怎能躲避邪恶？

克制贪婪掠夺，实因惧怕神灵，

哪有何圣洁可言？

有何圣坛能予宽恕？

贺拉斯，《项诗》第一卷第35首

——英译者康宁顿

自我保存——改变中的比例——威斯特敏斯特的爱尔兰人——大战爆发时的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新芬党人——他们的仁慈的抵制——爱尔兰动乱开始——新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法案的头等重要性——黑色和棕色——军方的观点——得到授权的报复——首相的态度——内阁的分歧——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见——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的报告——英王在北爱尔兰的演说——反应——一项重大决定——停战——拖延谈判——在爱尔兰自由邦的众议院内——爱尔兰人的会议——统一党内的紧张关系——政治上的紧张——未准的辞职——深刻的敌意——最后通牒——签订的协议——劳合·乔治和爱尔兰。

01.

完整的社会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受自我保存本能的支配。这一法则经过道德、逻辑或情感争议取得了权威的教义地位，体现在每一代人的身上。父母们把诸如此类的教义灌输给自己的孩子，认为这些曾经使自己获益匪浅的教义到了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代或许依旧用得着。因此，当信仰的需要已经过时时，信仰本身也会继续存在。虽然在当时并不总是很明显，但实际上在每个阶段，人们都在依赖武器和吸取过去战争的教训。潜在的需要总是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均衡的周期而不断改变的，间或还有某种巨大的外来冲击强制人们修正内容和调整比例。

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关系，是在怀有敌意的爱尔兰的独立对不列颠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几个世纪里确立下来的。较强大的英格兰岛所实施的每一项政策、每一项措施、每一项压制都源自于这一基本事实。然而在20世纪*中，情况已不再是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的不列颠，被夹在一面是拥有2000万人口的法国——她是一千年来英国的宿敌和潜在的入侵者——和另一面是拥有700万人口并怀有敌意的爱尔兰之间，此时，这1200万人心怀焦虑是情有可原的，而他们最终采取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法国在人数上被一个统一的德国——是法国几个世纪的宿敌——远远超过时；当爱尔兰人口已减少至425万，如不算北爱尔兰，则只有300万时；当不列颠人口——不包括其帝国人口——已增加到4300万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然而与此同时，具有严密结构、利益、偏见和强烈情感的各方，都依然如同其父辈以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坚持老的准则并据此做出判断并相互争斗。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冲击，迫使人们对发生变化的统计数字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两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物质因素也在起着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财政因素。在战前的许多年，从爱尔兰征收的税金，大大少于联合王国财政部在爱尔兰的公共支出。爱尔兰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从联合王国财政部获得资金的财政受益者。但是战争的巨额耗费超乎了梦想，债务积累超出了原先的想象，在此情况下，用于大英帝国目的的税款虽然在增加，但不再与爱尔兰地方政府的支出具有任何关系了，联合王国财政部公共支出的货币量不再朝西流向这些规模小得多也贫穷得多的岛屿了。

第二个新因素的实际意义并不亚于第一个因素。根据《统一法》(Act of Union)，爱尔兰有权向大英帝国议会选送103名议员。在19世纪，相对人口的惊人变化并未影响此配额。爱尔兰人对这一数字经立法予以固定感到满意，而英国人则在默认此项要求的同时，不断发出牢骚。因此，在大英帝国政府的中心，始终至少有80名不断发牢骚的议会成员，他们直率地说，爱尔兰对不列颠及其制度毫无兴趣，英国的困难成了爱尔兰的机遇；爱尔兰人将通过议会的压力得到他们能够勒索的一切而不给予任何回报，他们将把自己机械地控制的力量投向国内的每一种颠覆运动和国外的每一种敌对势力。诸如此类的声称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Irish Nationalist Party)——至少从帕内尔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爱尔兰事实上保持了对反叛和暗杀的武装力量的支配地位。

然而，实际上正是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润滑作用使得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反英教义明显改变了。如果说，他们通过阻挠和扰乱议事，破坏了下院古老和自由的议事程序，但他们毕竟使下院的辩论变得生动活泼而且增色不少。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不列颠制度的死敌，他们却在许多改革的适时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对不列颠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而且通过改革，不列颠制度本身保持了其长久不衰的活力)扮演了明显的促进角色。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在指责南非战争侵略性质的同时，也在为爱尔兰团队的英勇表现激动不已。爱尔兰男子是自由应征入伍的，而爱尔兰的领袖们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这毕竟只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士兵们可以尽情地玩水而不致危及整个事业的安全。

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扫除了所有这些次要性质的辩护以及小规模的进行方式。1914年8月4日，一种崇高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虽然爱尔兰的心脏并未与不列颠的心脏以同一节奏跳动，然而道德和理智上的决策，在两个岛屿中却是相同的。不列颠国民应该永志不忘，并且历史也将深刻地记上一笔，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和英国宣战的消息在广大爱尔兰民众中激起了与不列颠帝国以及协约国相同的同仇敌忾的高涨情绪。约翰·雷德蒙先生争得民族主义党全党的赞同，以该党的名义用高雅雄辩的言辞保证了爱尔兰对战争的支持。爱尔兰的议员们对战争及其需要的征税投了信任票。在一致对外的大前提下，北部和南部的争吵停止了，在整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纷纷赶往征兵处报名入伍。

现在是趁热打铁的时候。现在是赋予爱尔兰以她渴望已久的遵照宪法自治的时候。在北爱尔兰建立一个独立的但同时也是隶属的议会，这时已有可能仅仅作为得到广泛保证的庄严忠诚中附带的一件小事，在帝国全体人民中获得赞同，因为他们首次结成了一条共同战线。这样的努力没有得到政府的容许，我们的确也不能宣称它是切实可行的。很少有人预见到，在我们大家前面还存在着危险弥漫的长久岁月。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战场。自由党政府坚持将《爱尔兰自治法案》置于《法令条例全书》之上，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一条悬而未决的条款仍在拖延它的实施。虽然此后在政治家中，有些人对这一法案深表不满，但《爱尔兰协议》在极不友善的情况下，还是在1921年签订了。

在爱尔兰军队的建立过程中，另外的一些重要机遇被错失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试图尽可能寻求在迅速建制的营和旅中突出颇有特色的爱尔兰特征——这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在爱尔兰南部的各处，具有民族意义的旗帜、徽章、制服和口号，都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目标，而对这种愿望本应予以较大胆的宽容，这种愿望原本有助于征募新兵，而且还能强化友善的情绪。然而基奇纳勋爵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而且竟然无人能反驳其错误的根据。1798年的历史就在他的眼前，而且他本人就出生在爱尔兰，但是他却认为，为一个目的而建立的爱尔兰军队，不被用于其他目的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在他影响下，陆军部依旧按呆板僵化的常规办事，许多当地人的满腔热情受到了伤害，他们甚至感到寒心。战争在极为艰难地进行，激情在逐渐消失，旧有的误解和残缺的同情又恢复了其支配性的影响。在爱尔兰，仇恨的武装力量开始重新获得对民族思想的控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还有青年人敢作敢为和承受苦难的渴望——但那是为了某种目的。接踵而来的是1916年复活节周的悲剧：试图获得德国援助、疯狂暴动、迅速镇压、严酷死刑，虽然为数极少，但却具有侵蚀作用。常言说得好，“青草很快就会在战场上长出来，但永远不会在绞刑台上长出。”爱尔兰议会党的地位受到了致命损害。解决爱尔兰问题的钥匙已经传到这样一些人的手里：在他们心目中仇恨英国占支配地位，并且是唯一的关注。

直到陷入了这样的可悲处境，爱尔兰的民族主义领袖们、爱德华·卡森爵士、不列颠政府以及随后的联合政府，才认真做出努力，以求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以及在爱尔兰与大不列颠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会议的失败或许不应过分归咎于上述形势。整个时期内，不论战争将爱尔兰师团派往何处，他们都以固有的传统英勇作战。志愿募兵制不能补充他们蒙受的损失。战争日益激烈残酷。随着交战各国每年都增加赌注，在整个大不列颠，志愿服兵役乃让位于强制服兵役。加拿大和新西兰通过了《强制征兵法》。后期参战的美国则试图严格立法，将人口中符合服役条件的所有人员都征召入伍。到了最后，在大不列颠，18岁男孩、45乃至50岁男子、有家室的父亲和寡妇的独生子均被征召服役。人们不禁严厉地质问：“不乏当兵的适龄男子的爱尔兰为什么应该受到优待？”

1918年，我们采取如下方式来处理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致使我们在两方面都遇到了最坏的结局：一方面引发了反对强制的民怨，另一方面，最终又形成了既无法律又无兵员的局面。英国在爱尔兰推行强制兵役制的需要激起了全体爱尔兰人民的强烈不满。6万爱尔兰士兵在前线服役，但同时又有6万英国士兵驻守爱尔兰，收支相抵，我们的兵源并未增加。

胜利并未给南爱尔兰带来喜悦。爱尔兰人民现在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之上。在1918年的选举中，支持协约国目标的人全部落选。19世纪60年代末代表爱尔兰民主事业的民族主义党，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选出的80名新芬党议员，他们对整个民族同化过程完全视而不见，且拒绝接受其影响；而这些过程在用言辞和投票支持对抗的和平时期，实际上造就了大量潜在的同情者和理解者。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回复到早先时代的古老仇恨，它处于原始状态，还没有得到过发泄的机会。这是只顾及本地目的的一群人，他们不会从理智上考虑如此做将给他们自身或争取更大利益的努力带来什么后果。在下院的这80名议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复活节叛乱的精神。战前在欧洲某些国家的议会就曾现出过诸如此类的可怕的少数派冲突，这种情况今天在某些国家的议会恐怕依然存在。

在1919年1月召开的那届议会，我们知道，保守党党员占了压倒多数。80名死敌的压力可能会破坏议会的辩论，甚至有可能导致在会议厅发生暴力行为，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或改变事情的进程。然而其他历届议会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任何有远见的深思熟虑者，必然会想到以往的英国各届议会：有时，各党派会处于平衡状态，但有时也会出现平衡被某一拒绝和解的少数派打破的情况，因而导致不利于国家的安宁与幸福。选举权几乎已被扩大到了最广泛的极限。当初无理性的、被选举人煽动到过火程度的反德激情迅速消退。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旨在颠覆国家和毁灭文明的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实际上，4年一届的议会即将换届，届时80名新芬党议员几乎将使一个不成熟的、组织不严密的、并且缺乏教养的社会党获得绝对多数。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议会生活和政党竞选活动中，帝国最为要害的部分总要经历折磨，由一群无教养的野性仇恨者把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都不知道的一种恶毒感情带进英国的公共生活。

谢天谢地，新芬党党员们总算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免受这些卑鄙而又悲惨的经历。他们对于什么才是爱尔兰意识的看法，导致他们藐视那些令不列颠王国感到困扰的令人生厌的功能。新芬党党员们毫不犹豫地仿效一个马扎尔人的做法，声明放弃在下院中的一切代表权。他们从来不权衡或评估他们对不列颠帝国的重大事务所能施加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姑且不论是好是坏。“新芬党”和“只有我们”，成为了当时他们的呼声，他们采取了一种自我牺牲的做法(即便这种做法的动机出自仇恨，它也是引人注目的)，永远中断了他们在下院中的继承权，这一行动虽然招致不满，但从世界意义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爱尔兰曾为不列颠做出过两项最大的贡献，其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式加入了协约国的事业，其二就是在大战结束时从下院退出。

读者在有了这些概括性的——但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了解之后，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当前的事件了。

1919年1月15日，新芬党在都柏林召开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22日，共和主义者*在都柏林大厦举行议会会议，推选出了一个内阁。2月4日，新下院在威斯特敏斯特开会，除了来自北爱尔兰的代表外，几乎没有任何爱尔兰代表出席。当时全世界正是多事之秋，我们自己的事务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致使一些示威行动的重要性几乎未引起注意。军队要开拔回国，和平时期工业要重建，要召开和平会议，最终的《停战协议》要签订，欧洲面临着巨大的混乱，这一切占据了新一届政府的思考和精力。只有当世界历史演变的规模大大缩小，速度大大放慢而成为渐变性质时，英国人的脑海里才会重新想起爱尔兰问题依然存在的事实。直到整个世界的混乱在阵阵反复中逐渐平静下来时，人们才听到南爱尔兰在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大声疾呼——按现在的理解，这话的含义就是：“要么独立，要么谋杀。”

在1919年夏秋两季，不列颠王国政府派驻爱尔兰的低级别政府代表，开始遭到偶尔但却是由国家策划的谋杀，到了该年年底，在遍及南爱尔兰的3个省*中，一场针对地方行政官的、针对三三两两出现的警察和士兵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新芬党议会并不反对这种滥杀无辜的政策，但实际工作是由一些叫做“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秘密团体完成的。这种交战形式令人憎恶。一名在城市或乡村街道上巡逻的警察可能被人问到“现在几点钟”之类的随便的问题，当他掏出怀表准备回答之际，便被枪击身亡。谋杀凶手虽被正好路过的几十名行人所看见，但没有一人愿意作证指出谁是凶手。还有，当英国士兵做完弥撒返回军营时，会突然遭到来自树丛后的一阵枪击，当场有三四人中弹身亡。这一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谋杀事件在数量和规模上有增无减。12月19日以一桩坚决图谋杀害弗伦奇勋爵的事件而达到顶点。这位总督的汽车被一群枪手阻截，遭到了几轮手枪子弹的狂射。弗伦奇勋爵本人没有受伤，1名刺客被击毙，一名保镖受伤。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只算得上是小打小闹。在1919年5月至12月间，总共发生了约1500起政治性违法事件，其中包括18起谋杀和77起武装袭击。

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都柏林总督府于8月宣布取缔新芬党，并于9月查禁新芬党议会。12月，新芬党的一些领导人被逮捕和流放，《自由民杂志》(Freeman's Journal)也被查封。伴随着这些温和的反措施而来的只是不断增加的动乱。很长一段时期，军队和警察以一种堪称楷模的耐心承受着由暗杀行为造成的极度紧张，当然，几乎没有任何人由于这些暗杀行为而被送交法律制裁。然而到了最后，他们的不幸和愤慨促使他们将法律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一些士兵目睹自己的同志惨遭谋杀，于是捣毁了犯罪活动邻近地区的店铺和住宅，警察也开始在各处对可疑分子进行未经批准的报复。在英国，许多人——他们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危险——被如此缺乏纪律的行为所深深震动。然而要说服一群有武装的男子长期以冷酷的幽默感忍受袭击并一个接一个地遭受杀害，总是非常困难的。增援的士兵被派往了爱尔兰，并且武装警察也大大增加了。未经批谁的报复随着日益增加的挑衅而在增加。

与此同时，英国内阁于1919年9月决定提出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一法案意在取代著名的《爱尔兰自治法》；后者已获英王御准但却被无限期地搁置一边。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步骤。它授予爱尔兰自治政府真实的重要权力。它赋予建立于保守党人和统一党人占压倒多数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和议会以权威地位。该法案是由像沃特尔·朗(他此时已身为联合政府的内阁大臣)这样的毕生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人提出的。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该法案建议南、北爱尔兰各自单独设立立法机构，因为留给爱尔兰议会处理的问题都不具有争议的性质。如此一来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制的意义就会大大减少。

经过长时间辩论后，这一法案于1920年12月获英王御准。它是在新教徒的北爱尔兰的激烈抗议下被接受的。新教徒们服从了帝国议会的决定。他们利用这一选择机会退出了都柏林议会的合约，并按照该法案的规定，建立了自己的立法机构。倘若这一法案所赋予的权力能为南爱尔兰统治阶层以理性和友善的精神所接受和行使的话，则毫无疑问，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不满将基本上得到化解，而且爱尔兰肯定将躲过一场长期的痛苦煎熬，今天也一定会更繁荣、更具影响力和更为和睦。自从1886年以来，这样一种议案——如果保守党政府能提出的话——无疑具有能被善意地加以接受的许多机会。然而在1920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芬党组织对它简直不屑一顾。他们拒绝在南爱尔兰实施该法案，因而混乱和有组织的谋杀运动愈演愈烈。

然而1920年的法案是这两个岛屿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看，在经历了120年的摩擦之后该法案废止了《统一法》，废止该法对统一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统一党的名称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此外它还具有一层更为实际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允许改变的。北爱尔兰——或者更确切的说，爱尔兰的6个新教徒占优势的郡——成了一个披着宪法外衣的独立实体，它拥有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一切机构，其中包括服务于内部秩序目的的警察与自卫力量。从这一时刻起，北爱尔兰的地位成为无容质疑的了。人们永远不能再说，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在抵制其南部同胞的强烈愿望了。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是在因为默认了他们自己的基本原则而出现巨大混乱之后，由于接受了帝国议会的决定，而使自己遭到了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尖锐谴责的。从此以后，民族自决的每一项论据都对北爱尔兰人一方有利。任何一个英国政党都永远不能再想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已经勉强接受了的宪法。他们是自己的议会的主人，虽然它可能很小，但从道德和逻辑上说，它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石之上的。1920年的法案宣告爱尔兰问题的这一阶段永远结束了。

在1920年整个一年中，谋杀运动在爱尔兰呈现增长和蔓延之势。暴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一次伏击中，17名后备警察中有15名被击毙。11月的一个早上，14名官员在自己的住处遭到枪击，叛乱分子认为这些官员是在从事情报工作，实际上他们都是非武装人员，有几人还带着他们的妻子。这类事件真是罄竹难书，我不想让它们进一步玷污本书的篇幅。

在同一时期中，不列颠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大量增援部队被派往爱尔兰。装甲车和有装甲的汽车、警察和军事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还成立了一支完全由前警官和参战军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部队。这支特殊警察部队最终达到了7000人，他们头戴黑色军帽、身穿棕色卡其布制服，因而有了“黑色和棕色”的浑名。爱尔兰人常常对“黑色和棕色”滥施辱骂，认为他们是受雇于人的打手，但恐怖分子也因此而突然减少了在爱尔兰美丽牧场上的攻击行动。然而这支“黑色和棕色”的部队实际上是从一大群申请者中根据其智力、品德以及在战争中的表现挑选出来的。最初，他们被计划用于增援受到巨大压力的皇家爱尔兰警察；但是在与谋杀犯的搏斗中，他们自身练就出了一套反恐怖主义的强大本领。他们在行动中享有与芝加哥或纽约警察在与武装团伙斗争时所享有的完全相等的自由。当任何一名同伴或军警遭到谋杀时，他们就“扫荡”著名不满分子或那些他们认为是不满分子的人的巢穴，并且在武力威逼下严厉盘查可疑的人。对这样的行为显然是无法进行辩护的，除非这样的行为是对某种袭击的反应。

当始终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自由党人强调，不实行自治运动会产生什么后果时，他们总是振振有词。他们得到了另一种思潮的支持，后者其实更欠公正或更缺乏逻辑。有相当数量的高层托利党人在顽固地反对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做出任何实际让步的同时，却又更猛烈地谴责“黑色和棕色”。他们要求政府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严格和坚定不移地维持秩序，他们还要求政府严厉地惩罚行为略微偏离了一个文明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标准程序的执法官，而不管他遇到了多么严重的挑衅。他们大声疾呼，“维护统一，绝不滥用暴力，坚持慎重对待国家法律。查出并逮捕罪犯，将其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这一切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在爱尔兰没有一个证人愿意提供证据，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在爱尔兰也没有一个陪审团愿意宣判某人有罪，这里根本不存在正常的法律程序。

军事当局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无济于事的忠告。以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为首的军方，要求在南爱尔兰持续不断地普遍实施军事管制。他们从未说明此项措施将如何解决问题。这些军方人士坚决拒绝任何反恐怖主义的建议。他们满足于含糊其辞地坚持，将反叛的爱尔兰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将表明政府是坚定的”。我在陆军部任职期间，从未从这些部门收到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实际或有用的意见。我的军事顾问们很自然地也对部队所承受的重负不断发出抱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战后征募的新兵，却不得不月复一月地生活在经常可能会遭到某个外表上毫无恶意的普通老百姓谋杀的惊恐之中。无论是在我的任期内，还是在我的继任者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的任期内，军事顾问们都坚持要增援驻爱尔兰陆军并同时解散大部分现有卫戍部队。托利党墨守成规者的意见与军方坚持军事管制法者的意见(军事管制法不属于法律)，这二者神秘的自然融合促使议会发布一项决定，即“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这种情况在交战地带经常出现)，并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报复才是可以进行的。对警察或特殊警察来说，一切未经授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格约束。

这一决定使爱尔兰的秘密社团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句公道话，他们几乎是整个世界上唯一不对“黑色和棕色”的行为感到震惊的人。他们认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惩罚倒也算得上公正。到1920年底时，他们已深切感受到“黑色和棕色”的行动所施加的沉重压力，后者正在通过日渐丰富的情报和越来越冷酷的手段来打击那些暗中施放冷箭者的罪恶。11月9日，劳合·乔治先生在伦敦市政厅宴会上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扼住了谋杀者的咽喉。”

“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政策于1921年元旦开始生效。它很快就被证实远为没有特殊警察粗暴而随意的措施有效。在一次暴行的次日，部队急忙赶去烧掉一所乡间小屋，当晚，新芬党人就悄然而至，烧掉了一个乡间别墅。

与此同时，英国部队的实际力量可以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并干下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而从未遭到太大的反对。骑兵和汽车在长达30或40英里宽的正面展开扫荡，对每一个进入罗网的男子进行仔细盘问，但却经常查不到任何嫌疑犯。也许在你白天仔细搜查过的地点，当晚就会发生一起胆大妄为的谋杀案。很明显，到1921年初夏时，不列颠正处在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刻。只需采用残酷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这场令人憎恶的、可耻的战争，而我们正在遭受它的攻击并且越来越深陷其中。逮捕大批被警察认为是同情叛乱分子的人，每当一名政府职员被谋杀就立即处死4或5名人质(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是无辜的)，这可能是一种既灵验又令人沮丧的手段。如果让不列颠人民发表其意见，他们是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的。即便是对我们的执法官拟定的不完全措施，舆论也会做出愤怒的反应。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选择已很清楚：“要么用坚强的和不受限制的武力制服他们，要么尝试着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予他们。”这是仅有的两种选择，虽然每一种选择都有热烈的拥护者，但大部分人却是对两者都不准备接受。

这的确就是爱尔兰的幽灵——令人惊恐，但又是无法消除的幽灵！

02.

在现代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哪届英国政府的政策的剧变，比下面所描述的更为彻底和突然的了。5月份，国家的整个力量和联合政府的全部影响都被用来“追捕谋杀团伙”；6月份，目标是“与爱尔兰人民永久和解。”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生动对比，完全可以视为一则肤浅判断的笑话。然而实际上，只存在两种做法：带有极端暴力的战争或带有极端容忍的和平。两种做法都各有充分的依据，然而理性或仁慈却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哪怕是十分脆弱的折中妥协。在通常的国内政治事务中，这种截然的两分法常常是行不通的；然而当剑已出鞘、枪已瞄准目标、鲜血已在流淌、家园已任其荒芜，此时，就应该在两种做法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了。

有一种传说已经获得了某些可信度，即政策中这种截然相反的改变，是由于首相的魄力日益衰退所造成的。例如，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在其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发现劳合·乔治先生十分担忧其个人的安全。这种含蓄的批评与事实并不相符。直到1921年的夏季为止，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先生更坚决或准备更无情地镇压爱尔兰的叛乱了。他必须不断权衡不列颠的政治形势。作为任何形式的爱尔兰自治的序幕，首先是要求北爱尔兰的安全得到保证，第二是必须能彻底制服武装歹徒。1920年法案使第一个条件基本得到了满足；而第二个条件则显然尚未实现。那末又有什么原因和事由诱使劳合·乔治先生在其镇压政策见效之前就将其放弃了呢？以我的观点分析那个时候的形势，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原因和事由。

到1921年4月，爱尔兰问题已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首相表示自己明显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战斗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要依靠“保守党长期以来的忠诚”。内阁在这一点上和他是一致的。然而在方法上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所有大臣都非常清楚，必须在该年剩下的日子里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恢复爱尔兰的秩序。必须增加10万新的特殊部队和警察，必须为数以千计的汽车配备装甲和武器；爱尔兰南部的3个省必须用碉堡和铁刺网构成封锁线紧密连结起来；必须有计划地对每个人实施搜查和盘问。为了制止为数只有数千名的少数叛乱分子活动，在必要时必须要求全体居民把自己每一个小时的行踪讲清楚。完成所有这一切并不存在任何自然障碍。这是一个人力和财力的问题，它要求按宪法规定尚有3年任期的议会提供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这就是上述诸项方案的本质，目前已直截了当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有些大臣们——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准备承担与实施这样一项政策相关的责任并准备就此共同付出努力，但是他们认为，在采取严厉措施的同时，应该向南爱尔兰提出尽可能广泛的自治方案。他们说：“让我们消除每一个障碍；让我们使每个人都清楚了解，爱尔兰人民正在新芬党的逼迫下，不是为自治，而是为分离而斗争；不是为争取在王国政府下建立一个爱尔兰议会，而是为建立一个革命的共和国而斗争。”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爆发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争辩。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看到爱尔兰人一方面面临着实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以及格拉德斯通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铁腕力量毫无约束的镇压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我是站在主张把猛烈的攻击与最公平的给予结合为一体的人的一边的。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两种意见支持者的人数几乎是相等的，但如撇开人数而就人物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则赞成双重政策的一方占有优势。首相发现有如此众多的保守党党员坚持这一较复杂的行动方针时感到惊讶，简直是吃惊。我能看出，政策的论证以及作为其后盾的权威人物，给他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有人问：“那末你将容许都柏林议会如同任何别的主权体一样，对不列颠的货物征收关税了？”首相言辞激烈地回答：“怎么能用这种琐碎小事来反对我们正在准备着的极其重要的行动呢？”和往常一样，在一个能够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内阁中，当出现了深刻而坦率的分歧时，并不要求成员当场做出决定，每个人可以回到家里再进行反复思考。我必须记录下我当时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便在保守党党员中，对爱尔兰实施绝对镇压的政策也不能得到毫无保留的支持。

首相在若干场合中曾以内阁的名义建议，假如爱尔兰反叛分子准备承认王国政府以及帝国的地位，我们准备为达成一项协议而与其谈判。我们现在又在重新开始努力与爱尔兰建立联系。1921年5月，作为英国天主教领袖之一的菲茨艾伦勋爵接替弗伦奇勋爵担任总督。完全是凭借对公务的献身精神，他接受鼓励承担了这项如此令人沮丧的任务。3天后，应劳合·乔治先生的要求，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在德·瓦勒拉先生的藏身处会见了他。曾作为前一次谈判重要议题的此次会晤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位北爱尔兰领导人——他是全体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者的代表——在新芬党枪手的引导下，经过漫长而曲折的秘密路线，抵达爱尔兰叛乱领袖的总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坚定信念和他对帝国繁荣安宁的真诚责任感，促使他把个人生命或政治的风险置之度外，接受了这一使命。他与新芬党领导人的会谈失败了。到4个小时终了时，德·瓦勒拉先生才把喋喋不休倾诉爱尔兰苦情的话题转向谈论亨利七世时代《波宁斯法》(Poynigs'Act)的罪孽。这时，已有足够的合理借口来结束这场并非讨论、而是一场冗长训话的会谈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由两名向导带领，乘坐汽车，迂回曲折并无固定路线地返回了都柏林。3个人共乘一辆小汽车，在保养很差的道路上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两名新芬党人后来很可能与橙色团北爱尔兰总理一样命丧黄泉了。突然间，他们后面开上来一辆满载“黑色和棕色”人的装甲车。虽然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两名向导并不特别担心接受仔细检查，但他们觉得为谨慎起见，还是让装甲车超车过去为好。那辆装甲车在距离小汽车不到一英尺处的近旁驶过。小汽车在好奇地等候了一阵子后，最终重又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3名处境很不相同的爱尔兰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完全理解的目光。

虽然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谈事实上并未产生效果，但是一根联系纽带却被抛过了双方之间的裂缝。从那时开始，不列颠政府派往爱尔兰的总督有时会通过各种渠道与新芬党总部发生接触。

5月末，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提出了一份关于爱尔兰形势的悲观报告。他写道：“虽然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指望现时驻扎于爱尔兰的部队继续尽力履行职责到今夏，但是我深信，除非能够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否则到10月时，要求部队以去冬的条件再驻扎一个冬天，那将是不稳妥的。不仅是因为出于士气和训练的原因，应该让士兵们脱离‘爱尔兰气氛’，在我看来还因为，如果不让军官们较长时间休假，届时将有许多军官完全不适于在爱尔兰继续服役——尽管他们可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服役于该地的部队而言，爱尔兰事务目前的状态必须在10月前了结，除非我的判断完全错误，否则就必须采取步骤让整个部队以及大部分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换班回国休整。”这一报告得到了亨利·威尔逊爵士的赞同。把报告的内容付诸实施当然不成问题。这些感到绝望的忠告，不可能用事实证明其为正确；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部队换班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步骤不是调换部队，而是大规模提供增援——给原来的驻军增添新的力量；这一步骤虽然耗费财力、十分棘手，但却切实可行。虽然内阁并未接受报告的建议，但他们仍有义务认真考虑爱尔兰总司令的这些危言耸听的关键性意见，因为它们已得到了帝国总参谋长的赞同。

虽然这些压力和动向可能尚处于潜意识之下，但只需某个事件的星星之火，就足以形成燎原之势。6月22日，英王将亲自为北爱尔兰第一届议会主持开幕式。有些大臣常常不合时宜把君权至上的话挂在嘴边，因为这些话只对北爱尔兰的人民有感染力。众所周知，英王——其行动不仅符合宪法的字面意义，还符合宪法的精神——迫切地表达了下述愿望，即所使用的语言应该能对全体爱尔兰臣民，不分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不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具有感染力。君权至上的观点——它应被提高到党派倾轧之上、种族和宗教冲突之上、观点的局部分歧之上——必然地并且也自然地包含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的普遍利益，而不是某种狭隘的主体的利益。因此，首相和政府主要大臣们负起了他们(而且仅仅属于他们的)责无旁贷的重任，在英王的演说稿中添加一种真正的诚挚呼吁，吁请大家做出共同努力，结束这场可憎的灾难性的冲突。

英王满怀激情地说道：“今天，整个帝国的目光都集中于爱尔兰，在这个帝国中，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和种族抛弃了他们古老的世仇，走到了一起，在这个帝国中，出席今天会议的最年轻者，在其有生之年，将能看到一些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之下，我的目光超越了最近模糊了我对爱尔兰事务的看法的情况，因而消除了由此产生的怨哀和不安。我祈祷，我今天来到爱尔兰将被证明是朝向结束其人民——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信条是什么——之间的冲突的第一步，我是满怀着爱心说这番话的。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吁请所有爱尔兰人中止冲突，伸出宽容与和解之手，饶恕并忘记过去，并且共同为你们所热爱的国家创建一个和平、满足和友善的新时代。我最迫切地希望，在南爱尔兰不久也能发生现在正在这一会议厅内进行的事情；类似的盛会将会出现，类似的仪式将会举行。

“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王国的议会已经在最完美的程度上提供了诸项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北爱尔兰的议会正在指出途径。未来把握在我的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愿今天这一历史盛会是这样的一天的序幕，到那一天，爱尔兰人民将不分南北，在一个或两个议会——这将由议会自己来决定——引导下，在对爱尔兰的共同热爱中、在互相公正对待和互相尊重的坚实基础上一起工作。”

在负责起草英王演讲稿的人中，没有一人曾周密考虑过可能马上引起的结果。但是在这类宣告中，每一件事都取决于宣传媒介。英王——这位共同传统的化身——冒着生命危险履行其宪法职责这一事实，已经敲响了宏亮的并引起回声的警钟，所有的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两个岛屿的舆论都对英王的吁请及时做出了深刻而广泛的反应，并且从这一时刻起，事态以不间断的进程朝着建立爱尔兰自由邦的方向前进。6月24日，劳合·乔治先生邀请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和德·瓦勒拉先生来伦敦举行会谈。7月11日，双方均接受了邀请，并达成一项休战协议(具体条款在9日即被确定)。

就我曾涉及的不列颠国家政策的法案而言，没有一项法案比爱尔兰停战协议更能激起强烈的抵触情绪了。对于像不列颠帝国这样一个以如此广泛和如此多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人道政府体制来说，与一种形式特殊的公开叛乱组织(它是在爱尔兰发展起来的)签订协议，必然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政府的权威，而各种族和社区的数亿人民的和平与秩序却正是建立在这一权威之上的。王国政府的公务员在忠诚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被残忍地谋杀，这正是这种经深思熟虑后采用的战争方法的一个特征。对于那些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最多只能说他们不是出于自私或贪婪的动机、他们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大体上得到了其同胞的情感支持。在会议桌上接待这种人的领袖并试图通过他们作中介组成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这种做法必须被视为一个处于权势巅峰期的伟大帝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最成问题和最冒险的试验之一。

在另一方面，爱尔兰历史则是这样一部历史：在姐妹国家和近邻之间一代人又一代人永无终止地争吵和互相伤害。大不列颠迫切希望结束这一令人憎恶的世仇。在19世纪，英国和爱尔兰都以远比过去黑暗时代优越得多的方式重申她们的问题。英国已在爱尔兰慷慨实施了许多补救办法和安抚性措施，而爱尔兰则大体上通过宪法规定的行动来支持自己提出的要求。我们在1886年原本有可能在一定的基础上协议一项解决方案，该基础无论是对爱尔兰还是对大不列颠来说，其危险性与我们目前最终要据为协议基础的危险性相比，简直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在有关《爱尔兰自治法案》的重大分歧前面，格拉德斯通在下院这样说道：“爱尔兰正站在下院的围栏外满怀企望，充满希望，几乎是在恳求。爱尔兰的话是真实的和符合实际的。她祈求愉快地忘却往昔，对于忘却往昔，我们甚至有着比她更浓厚的兴趣。……思考一下罢，我恳求你们——在你们否决这一法案之前，应该仔细、明智地作一番思考，不是就当前问题思考，而是要为未来的年代思考。”

我们毕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我们并不要求在那些最重要的结局中得到超出我们合理份额的东西，但是就爱尔兰物质意义来说相对无关紧要，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例如，当世界上一切敌对的势力(包括几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均已不复存在，当德国舰队已经沉没于斯卡帕湾海底，并且当每一个武装对手都已被征服时，就没有人能说，大英帝国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人能说我们是一个怯懦的或衰落的民族。这些想法可能不存在什么逻辑相关性，但它们却为国家的决策提供了一个重要因素。而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情况又是什么呢？大英帝国的一个小角落被投入严酷镇压之中——倘若没有谋杀和反谋杀、恐怖和反恐怖的搅局，这种镇压就不可能出现。只有危及民族生存才能成为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的借口，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声称，现在已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

然而，现在木已成舟。一项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枪手们已从藏身之处出来，就像是一个与我国同样古老和同样值得骄傲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阔步走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昨天还被激励着去消灭谋杀犯团伙的部队、警察以及“黑色和棕色”，现在却悠闲自得、令人啼笑皆非地站在那儿，尽管有关平等条件的谈判还在全力进行中。今后绝不能再重蹈这种战争的覆辙！绝不能再为不断的争吵、仇恨和蔑视情绪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方案可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港口和城市是能够保住的；都柏林是能够保住的；北爱尔兰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新芬党爱尔兰通往外部世界的一切交通联系是能被切断的，两个岛屿之间的一切贸易——也就是说，除北爱尔兰之外的整个爱尔兰的贸易——是能够被中止的，然而这一切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从签订停战协议的那一刻起，依靠大英帝国议会的权威来统治南爱尔兰的尝试宣告结束了。

除可扼要介绍外，本书不打算用太多篇幅描述谈判的进程或列举与谈判内容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不过，谈判正式开始时的场面倒是值得一提。7月14日，德·瓦勒拉先生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若干次会谈的首次会谈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举行。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共和国驻伦敦代表”(阿尔特·奥布赖恩先生)陪同下在参加仪式上作了自我介绍。首相把这位爱尔兰族长当作一名凯尔特兄弟**予以热情友好的接待——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在这次重大会见的第一刻表现得比首相更出色了。德·瓦勒拉先生十分谨慎和拘谨。他呈交了一份篇幅很长的爱尔兰语文件，然后为方便计又提交了一份英语译本。文件的标题——“Saorstat Eireann”——激起了首相的文字好奇心。他说，“Saorstat”一词听起来不像是爱尔兰语，它按字面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停顿了片刻后，德·瓦勒拉先生回答说，按字面翻译它的意思是“自由邦”。“我明白了，”首相说，“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那末在你们的爱尔兰中表达Republic(共和)意思的词汇是什么呢？”当两个爱尔兰人用英语商量该如何回答这一无恶意的问题时，首相转向内阁秘书托马斯·琼斯教授，两人用威尔士语交谈，从而使两位讲英语的新芬党来访者十分尴尬。最后，当德·瓦勒拉先生只是重复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而未做出进一步解释时，首相乃问道：“我们是不是绝对不能承认凯尔特人从来都不拥护共和政体，并且没有表达这一思想的土著词汇？”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沉默。这就是后来持续了许多小时的对话的最初情况，一直到对爱尔兰的古代和中世纪历史进行了全面探讨之后，事态才变得明朗起来，那就是只有不列颠政府把它自己的建议摊到桌面上，谈判才能获得进展。

这些建议是于7月20日送给德·瓦勒拉先生的。它们构成了完整的英联邦自治领爱尔兰自治方案，其中当然包括独立自主的财政和税收管理权以及警察和军队管理权。方案附有六项条件。其中四项涉及海军和军事方面；一项涉及两个岛屿之间的保护性关税；最后一项则涉及爱尔兰应承担的由双方共同立约发行的国债中按公平原则确定的一定份额。这些建议遭到了德·瓦勒拉先生的拒绝，他宣布了完全独立的原则，并声明与王国政府脱离关系。首相在答复中清楚表明，不列颠政府不能讨论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即，“爱尔兰一方拒绝接受我们关于在一个君主之下的英联邦内建立自由、平等和忠实的伙伴关系的要求。”通信联系拖得很长而分歧并未缩小。当时正在各地休假的内阁大臣们于9月7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了会议。看来可以有两种做法：邀请德·瓦勒拉先生前来参加会谈，前提条件是拥戴王国政府；要么在有其他爱尔兰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恢复与他的无条件谈判。最后确定的复函是：询问德·瓦勒拉先生是否准备参加一次会议，以深入讨论“如何使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以求能最好地与爱尔兰的强烈民族愿望相协调”。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则建议于20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一次会议。

9月12日，德·瓦勒拉先生回信接受了这一邀请，但是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的民族已正式宣告独立并自认为已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只有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和作为被选出来的监护人，我们才具有代表我们的人民进行活动的任何权威或权力。”

在这一问题上，首相拒绝了到首相休假地盖尔洛契来传送信息的两名爱尔兰使者，同时取消了为这次会议所作的安排。

然而存在着一种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感觉，即没有任何一方愿意看到整个谈判破裂，信件和电报还在持续不断地来来往往。德·瓦勒拉先生无疑在无休止地苦思冥想各种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毫不考虑最终会给其同胞带来的悲惨境遇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然而与此同时，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关得紧紧的大门后面，在都柏林的几乎持续不断的会议中，在新芬党极端分子的最重要的秘密集会上，一种明确而坚决的反德·瓦勒拉倾向正在形成。彻头彻尾并且不断恶化的无政府状态随时都可能将魔爪伸向南爱尔兰。但是爱尔兰民族的天赋中有冷静而讲究实际的一面，一些有武力作后盾的人从混乱中站了出来，这些人的信义虽然值得怀疑，但他们所追求的毕竟是明智的目标，这使得他们讲的话对他们有约束力。这些人决心不让到手的东西得而复失。关于新芬党内的这些分歧，对外仍是严格保密，滴水不漏的。不过德·瓦勒拉先生对首相取消会议一事的答复却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最后他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不准备要求不列颠政府承诺任何条件来作为举行一次会议的前提。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民族立场，他们也不期望不列颠政府做出类似的让步。他指出，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将永远结束争吵并使这两个国家——她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以自由和友好的合作一起工作。他要求首相阐明，不列颠政府是要求新芬党在立场上做出让步以作为会议的前提，还是同意会议可以在双方均不承诺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召开。鉴于这种局面，在9月21日，内阁委员会在盖尔洛契召开会议，在重申了其基本立场后，起草了一份邀请参加将在10月11日于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新邀请书(于9月19日发出)，内阁委员会希望届时能与新芬党的代表会晤，“以期深入讨论如何把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这一性质模糊的邀请书为对方所接受，并在指定的日期，由首相、张伯伦先生、伯肯黑德勋爵、拉明·沃尔辛顿—埃文斯爵士、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和我，在唐宁街首相府与爱尔兰的代表格里菲斯先生、迈克尔·科林斯先生、巴尔顿先生、加万·德菲先生和达根先生举行了会谈。德·瓦勒拉先生留在爱尔兰没有前来，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03.

要想估量这些事件在统一党内部形成的紧张关系并非易事。虽然每个政党的每个成员都会因世界大事的暴风雨冲击而偏离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依然在急流中漂泊不定，人们因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受到挫折、感到迷惑和疲惫不堪，但是，要在这些可耻的情况下放弃毕生的坚定信仰，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忿恨越聚越深，因为感受最深刻的国家栋梁们知道，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北爱尔兰依旧激烈动荡，拒绝与爱尔兰政府结合在一起。南爱尔兰30万反对自治者完全在孤立无援地进行斗争，他们在谈判中发出了哀伤的呼声。

在这一阶段，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臣们的个人行动。对于自由党人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来说，支持以最广泛的形式建立爱尔兰自治并非难事，但是对于已将其整个政治生涯融入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那些人来说，他们需要完成一件令人生厌的担着风险的任务。主要责任落到了统一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先生的肩上。他一直与首相亲密无间地共同进退，是那种做事有始有终、勇于面对任何结局的人。

当一个领袖实施一种基本上偏离其党的整个传统乃至性质的行动方针时，往往会使另一个杰出人物有机会获取巨大的并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没有人能指责后者的动机；他只是按老办法行事，以一种直截了当的、简单的、一贯的方式行事。这样的人物将发现他会得到许许多多正直人士的支持。他的行动虽然有利于实现他的野心，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受责任感和坚定信仰激励所致。因此，伯肯黑德勋爵(当时任大法官)在这一关键时刻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与抵制爱尔兰自治运动明显有着特殊的关系，与爱德华·卡森爵士志同道合；他曾充分利用内战的威胁，在1914年阶段的爱尔兰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人会因反对爱尔兰协议而获得较大的个人利益；也没有人会因支持爱尔兰协议而受到较多的指责。他不顾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表现得就像对协议态度最积极的保守党的支持者一样。爱尔兰自由邦的支持者们老是觉得他们应向他表示感激——他们的感觉一点儿没错。值此关键时刻，统一党领袖及其最强有力的陆军中尉具有独立而无所畏惧地做出判断的素质，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体制可以通过下述检验而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即：其重要代表能否根据事实真相针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能否不顾其自身利益以及往往是其最好的朋友的利益而做出决策。

在经过多次拖延和耍过许多花招之后，爱尔兰代表按照既定程序抵达唐宁街，那些内阁大臣们——他们或因其职务、或因其个性而被认为应该担任主要角色——隔着会议桌与那些此前不久还被他们斥为“谋杀犯团伙”的人举行了会谈。所有这些爱尔兰代表都是不久前还在狱中服刑或刚刚被终止通缉的人，有的还在不同程度上与暴力犯罪有牵连。双方的交锋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有几周时间，人们看到了最严格的繁文缛节。讨论本身不仅由于其模糊和不确定性而受到阻碍，还由于大量错综复杂的内容和高度爆炸性的细节而受到妨碍。谈判——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持续了两个月。谈判在各个阶段都受到了保守党的内部压力以及重新召集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骚动的影响。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动乱。北爱尔兰政府宣称他们正在被出卖，他们拒绝参加会议，但是他们抱怨说，甚至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政治紧张几乎与战前岁月一样严重，但是对灾难性事件却束手无策。事情只是被拖在那儿，爱尔兰人对任何事情既不说“是”，也不说“不”。爱尔兰的情况日益恶化，在下院占2/3席位的保守党深感忿怒和忧虑。

虽然这段时期在爱尔兰问题上，我只是扮演着一名后排议员的角色，并未充分感受全部的压力，但是作为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有了一种明白无误的印象。我们必须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坚持到或者我们不再执政、或者达成一项协议、或者以一种新形式重新开始与南爱尔兰对抗。我强烈要求大臣们不用辞职的办法来逃避他们的苦恼。到11月上旬，渴望解脱的想法达到了非常普遍的程度，以致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仍然身在其位。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也许可以用以下这封不带任何特殊推论的信函来进行衡量——它或许能够达到与其他任何检测方法一样好的效果。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1年11月9日

1、提出辞职的大臣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对此必须加以批评。倘若提出的理由是，“我们的正义感禁止我们强制北爱尔兰，而我们的信仰又禁止我们强制南爱尔兰”，则尤其应该加以批评。有人会说，“这些人是有原则地联合起来的，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国家的利益需要什么，他们拥有议会的压倒多数(包括自己党内的多数)，然而在议会并未撤消委员会的情况下，他们却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所作为。”

不论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有多么崇高，我对这种策略所会引起的后果深感担忧。

2、在他们的辞职获准后，博纳·劳先生将被邀请组成政府。为什么他不该辞职呢？倘若现在政府成员已经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受约束难以有所作为，那末博纳·劳肯定是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接替他们去做。为什么他也不能成功呢？……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保守党将势必团结起来支持某人。很明显，他们将团结起来支持一位保守党领袖，组成一个保守党政府，这个党已经自告奋勇要去填补因联合政府所采取的自杀政策而造成的鸿沟；它还将被赋予权力以贯彻这一原则，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击败工党，并接受前大臣们(他们已经认输)谨慎的讨论意见。无法组成一个可供替代的政府这一错觉是长期存在的。张伯伦先生认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将被“嘘声赶下台”。阿斯奎斯先生则深信，你不能组成一届政府。但是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即将离职的政府都不曾通过宣布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做形势所可能要求的工作，而在每个方面约束自己。

按照这些想法，一场公开的彻底失败可能会很容易接踵而至，一个极端保守的保守党政府将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着手准备与工党进行竞选，而作为英国主体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众将继续处于缺乏领导或不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局面。

3、我希望将我的以下言辞记录在案：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推行我们深信不疑的爱尔兰政策，除非我们在下院中被击败，从而问心无愧地向王国政府解除我们的责任。……

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要，那就是让那些已被接受为爱尔兰领袖的人相信，大英帝国政府是有诚意和善意的。从交易和讨价还价的角度看，对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明我们准备付出一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走得更远了。我们还清楚地表明，倘若我们的建议被接受，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将其付诸实施，而不考虑最终可能落到政府或其主要成员头上的任何政治厄运。漫长而至关紧要的谈判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

在谈判初期的日子里，我们就发现自己不仅面对着爱尔兰极端秘密社团的不切实际而又充满幻想的狂热与浪漫，而且还面对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两国之间涌动着的不信任与仇恨的浪潮。黄色炸药和各种其他烈性炸药中的一项主要成分就是某种强酸***。这些精心配制而成的缓慢而可怕的液体与纯碳化合物混合，会产生一种从受抑制和浓缩中猛烈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摧毁建筑物和人的生命。仇恨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强酸在化学品中的角色。而爱尔兰人心中充满的就是仇恨，用吉卜林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如同吞下秤砣一样铁了心了”，谢天谢地，幸而这种仇恨在大不列颠存在还不到100年。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

格里菲斯先生是一位作家，他对欧洲历史和各国政体作过深入研究，他坚定而正直，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爱尔兰人，总是难得说一句话。但是在我的亲身体会中，只要是他说过的话，他从来不收回。迈克尔·科林斯在受教育方面，未能享有与他的这位较年长的同僚同样优越的条件。但是他具备基本的品德和天资，这使得他在许多方面都引人注目。他远比他的领袖更热衷于在斗争中采取恐怖手段。由于这一原因，他在爱尔兰极端社团中的威信和影响力要高出别人许多，而他的内心情感上产生的困难以及与伙伴相处的困难，也要比别人大得多。与这两位领袖相比，其他代表相形见绌。然而达根先生是一位具有冷静头脑和坚强意志的人。身居幕后的厄斯金·蔡尔德斯先生虽然不是代表，但竭力推行各项极端计划。

最后，在经历了两个月毫无效果的会谈和冗长的废话之后，疲惫不堪的大臣们因爱尔兰破坏停战协议的暴行而感到惊恐，已处于真正的绝望之中，面对着这样的爱尔兰代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死神已经降临。在12月5日下午的会谈中，首相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因而已无进一步辩论的必要。他们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他们必须在经历了这么多星期而达成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否则就离开；此外，任何一方今后有权恢复他们能够用以反对另一方的任何战争。这是一份已经发出的最后通牒，它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而是当面递交的，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并理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虽然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在双方负责人之间，现在却存在着互相尊重并深刻理解彼此的难处。

爱尔兰人面无表情地接受了最后通牒。格里菲斯先生用他那柔和的声音和谦虚的口吻说道：“我愿在今晚9点提出爱尔兰代表团的答复；不过首相先生，我个人是愿意签署这一协议并愿意将其推荐给我的同胞的。”劳合·乔治说，“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格里菲斯先生，即便所有其他人都拒绝，你仍然将同意签署？”“是的，是这个意思，首相先生，”这位具有伟大胸襟和伟大目标的寡言小个子男人回答。迈克尔·科林斯站了起来，看上去就像是要向某人开枪射击，更像是要自杀似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这样强行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和痛苦。

接着我们就离开了会议室并反复谈论会议的结束部分，大家还吃了些点心、抽了根烟，并且讨论了行动计划。谁也不指望除了格里菲斯先生以外还会有别人同意我方的建议，而仅靠格里菲斯先生一人的签名又有什么合法性可言？至于说到我们，我们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对我们的忠诚。

不列颠代表团于晚上9时准点到达会议室，但爱尔兰代表团却在子夜过后很久才露面。和前几次一样，他们表面上镇静自若，毫无激动的表现。停顿了一段时间，或者在感觉上似乎是这样，然后格里菲斯先生说话了，“首相先生，本代表团愿意在协议上签字，不过有几处起草的措辞，也许我现在就商议一下，将是有好处的。”于是他用最从容的手势把整个问题带入了次要细节部分，并且每个人也把过度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次要细节上，以致把主要问题反而推到幕后去了。

很快我们就围绕一些技术性细节和文字上的修改热烈地谈论起来，并坚决遵守这一切，以免发生更坏的情况。然而就在这种保护性的喋喋不休的讨论的下面，谈判的精神和气氛已经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在一项共同的事业——维护爱尔兰协议以及维护两个民族和两个岛屿之间的和平的事业——中变成了同盟者和伙伴。我们分手时已将近凌晨3点。但是全体人员都在该协议上签了字。当爱尔兰人起身离去时，英国的大臣们在一种强烈冲动的驱使下，一一走过去进行了双方的第一次握手。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看到在推进爱尔兰协议的道路上，是如何困难重重，好事多磨，双方又将经历多少失望和焦虑不安。然而这是一个不会很快就被遗忘的时刻，这是正处于分水岭的时刻，命运之河向下流入了新的溪谷，朝着新的大海奔流而去。

这一事件对首相而言是灾难性的。他在一年之内便失去了首相职务。许多其他原因——其中至少有一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也促成了他的下台；爱尔兰协议及其签订仪式始终不能得到保守党内最固执分子的宽恕。即便在那些坚定支持该协议者之中，也有许多人这样说，“如果出现了那种攻击事件，必然是需要这项协议的，但是导致攻击事件发生的那个人将倒霉。”然而就劳合·乔治先生政治上的不幸与爱尔兰事件的关联而言，他可能会感到满意。因爱尔兰问题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失败者之中，乔治先生可以找到像埃塞克斯、斯特拉福德、皮特和格拉德斯通这样的同病相怜的人；而在英国的700年历史时期，在历届君主和或大或小的政治家中，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使自己感到聊以自慰的人。不过劳合·乔治的下台与上述诸人的下台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即上述诸人，不论他们曾经做出过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问题，而劳合·乔治却找到了——我们难道不能这样期望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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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章及下一章内容可参阅第16章末地图。

*参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给出的欧洲各国的人口数据，这些数字似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数字。——Franc.She

*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而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译者

**爱尔兰全岛在行政区划上共分为32个郡，在地理上这些郡分别归属4个省。今天联合王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传统上被划分为6个郡，1974年全英行政区划调整之后被打乱，重新划分为26个区)以及与其接壤的、现属爱尔兰共和国的各郡中的两个在这种划分中被算作一个省。另外三个省则全部归属爱尔兰共和国。亦请参见第16章所附地图。——Franc.She

**爱尔兰民族的兄弟。——译者

***黄色炸药的化学名称是2，4，6—三硝基甲苯；在制造过程中需要用浓硝酸进行硝化，同时需要用浓硫酸进行催化。——Franc.She

第15章、爱尔兰协议

德·瓦勒拉的拒绝——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内的辩论——我成了实施协议的负责人——主要目标——北爱尔兰的防御——爱尔兰的领袖们——一份初步调查报告——克雷格和科林斯——《爱尔兰自由邦法案》——分界线问题——法案的通过——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致科林斯先生的信——罗里·奥康纳占据了4所法院——致科林斯先生的另一封信——另一封信。

01.

可以明显地觉察到，社会公众对爱尔兰协议的签订甚感宽慰。人们普遍有从噩梦中醒来的感觉。整个帝国充满了喜悦，外国也流露了赞许的微笑——或许带有一点讥讽的意味。英王采取了不寻常的、也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一大早就在白金汉宫接见了有关的大臣，并同他们一起合影。没有人比爱尔兰贫穷的普通老百姓更高兴了，他们一直遭受到来自双方的伤害，他们渴望和平与安宁。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得不到和平与安宁。

新芬党的代表返回都柏林后立即向德·瓦勒拉先生和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汇报他们此行获得的谈判成果。人们不难得出结论，从逻辑上说，德·瓦勒拉对其先前的声明是承担义务的，该声明的确在形式上与此次签订的协议不完全相同，但在原则上和范围上，两者却是相同的。此外，爱尔兰的代表们乃是全权代表，而德·瓦勒拉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是作为他的代表去伦敦的。他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随时都在向他通报情况。他们已经在实质上——如果不是理论上的话——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全部东西，其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爱尔兰领袖曾经要求的。因此，人们普遍预料，德·瓦勒拉将支持他的同僚，理解他们的难处，即便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未必满意，他依然会与他们站在一起。南爱尔兰毕竟已经获得了英联邦自治领符合宪法的完整地位，也就是说，在王国政府下的独立加上大不列颠的一切良好服务。

但是我们很快就得知，德·瓦勒拉先生仍然在唠叨着《波依宁法》，并且他的关于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以及爱尔兰的不幸的见解，依然停留在16世纪以前的阶段。现在，他做出了重新挑起冲突的愤怒决定，并自视为爱尔兰现存唯一政府的首领，他不承认谈判代表们——他们是他的同僚并曾是他的共谋者——的行动。这些人虽然被他指责为他们的事业的叛徒，背叛了其秘密社团的誓言，但人们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在极端分子中间，他们也有强大而独立的影响力。5名在协议上签字的爱尔兰人之中，有两名后来投靠了德·瓦勒拉，但得到达根支持的格里菲斯仍然满怀信心地积极四处活动，而掌握着主要枪手以及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多数核心人物的迈克尔·科林斯，则获得了他的朋友的支持。

尽管其疆域内仍然极度混乱，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还是花数周时间来对协议继续进行辩论。最后，圣诞节临近，议员们只得休会度假。当他们于1月重新开会时，分裂成了两大派。1月8日进行表决，协议以7票优势——64票对57票——获得通过。德·瓦勒拉辞去主席职务并离开了会议厅，所有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也离开了会议厅，阿瑟·格里菲斯先生被选为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主席，会议随后宣告休会。在协议签订后不久，我成了处理英国—爱尔兰事务的负责人。1921年1月，首相将我从陆军部调至殖民地部，目的是要解决我们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事务。此项工作现在已近完成。费萨尔国王在巴格达登基，平息了阿拉伯人和劳伦斯上校的怒气，派驻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陆军——它每年要耗费3000万英镑——已经撤退回国，在特伦查德成功的领导下的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维护了完全的稳定。从各项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后，我变得十分空闲。按照宪法的规定，作为英联邦自治领的南爱尔兰的事务应该由殖民地部处理。我从秘书长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手中接管了工作。他经受住了最恐怖时期的冲击，显示了作为男子汉的最大勇气，并且从未丧失过求得一项有政治家风度的解决方案的希望。我以国务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后，担任了内阁爱尔兰事务委员会主席。每当我需要帮助时，同事们就会给予我慷慨的帮助，在其他时间则让我有广泛的行动自由。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负责与爱尔兰领袖们——包括南、北爱尔兰在内——的所有谈判，同时处理下院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议会的困难局面。

有两个目标从普遍的混乱和不确定中清晰地显现了出来。第一个目标是在南爱尔兰建立并培育一个有生命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组织。要达到这一目标，临时政府——我们即将予以承认——必须举行普选以获得权威性。从协议公布之时起，爱尔兰人民便通过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大声疾呼，表达他们想要在该协议基础上与英国人民建立良好与和平的关系的迫切愿望。因此，我们促使临时政府深切意识到举行一次普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这样的一次普选才能给予他们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并使他们能够用天赋的权威来管理国家事务。格里菲斯和科林斯对此已深信不疑；但困难是巨大的。德·瓦勒拉先生知道自己处于少数，并且正如事态已经证明的，是处于明显的少数，因而开始运用权力所赋予他的一切手段来阻碍、拖延——若有可能的话就制止——这样的一次选举。他还为了这一目的而求助于爱尔兰共和军。这支所谓的军队自建立之日起，目标就是组织武装力量对王国政府进行攻击——从对个别人的谋杀直至伏击，可谓不择手段。爱尔兰共和军从来不按战争规则严肃作战。它网罗了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所谓的事业坐牢乃至杀头。与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情况相似，爱尔兰共和军内也分为两种意见，并且持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人数之比，可能也和前者差不多。然而它却是临时政府在维护其权威时所能支配的唯一组织。因而在对共和军的控制方面以及在选举的日期和性质方面，临时政府被迫做出了一系列懦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

临时政府很快又被劝导将选举推迟3个月，以此作为与德·瓦勒拉先生达成和解的一项措施。临时政府所依赖的是德·瓦勒拉的承诺，他说届时选举将能自由举行，同时共和军将在临时政府的命令下统一行动，不会干预选举或用武力反对经由选举产生的任何政府。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刚刚对其同胞做出上述承诺，马上就出尔反尔地加以践踏。他和他的朋友们尽其所能来削弱和诽谤临时政府；在全国各地制造混乱，并挑起了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共和军中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永远是可以利用的；而在这部分人的周围和背后，又聚集了一批掠夺成性的犯罪分子——在每个社会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人——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声称一旦革命爆发，他们便会跳出来要求担任领导。在协议上签了字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正力求克服这些困难，朝着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爱尔兰民族的委任统治权的方向迈进。

对我们同样至关重要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支持北爱尔兰政府享有它的不能废除的权利。两个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的师驻扎在北爱尔兰，它们不顾停战协议、不顾《爱尔兰协议》、不顾英国陆军从南爱尔兰的撤退正在迅速而有序地进行的事实，大肆开展秘密活动。因此，北爱尔兰政府需要与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使北爱兰政府不能维护一个独立政府的工作——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来自分界线另一侧的大规模袭击接连不断，怀有敌意的武装力量正集结起来发出威胁。

对北爱尔兰的这些威胁(包括来自会员内部和外部的威胁)，遭到了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奥林奇会*成员以同等好斗和好争吵的方式的回击。爱尔兰共和军或天主教徒犯下的每一椿暴行都会受到更严厉的血腥报复。报复和反报复双方很快就创造下了惊人的记录；在整个夏季，人数较少的天主教徒遭受的伤亡人数是新教徒的两倍。毫无疑问，当新芬党极端分子看到他们对英国当局的攻击所带来的胜利之后，他们自然会期望继续沿用这种方法，以粉碎规模要小得多并且显然也要脆弱得多的北爱尔兰政府组织。他们会这样想，既然我们已经羞辱并打击了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并且迫使它对我们做出让步，那末，使建立独立的北爱尔兰政府的设想成为空想，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了；他们枪击公职人员，焚烧公共建筑，从而造成一种持续的恐怖，希望这会使北爱尔兰的政府和公民感到厌烦和精疲力竭，最终觉得为了过上安宁的生活，还是向新芬党的统治屈服算了。

我后来曾在下院这样说，“在北爱尔兰，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反对新芬党的。他们热烈地表示出他们对本国、对君主政体、宪法以及对帝国的忠诚和热爱。即使他们将被不列颠遗弃，他们也会正当地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而拼死战斗。然而他们不会被不列颠所遗弃；恰恰相反，他们在必要时将在金钱、武器和人员方面得到援助和加强，以帮助他们维护其议会和政治的权利，并保卫其自身。”

以上就是指导着我的行动的两个不同的目标。不过这两个目标受英国各政党的欢迎程度却是迥然不同的。保守党内一切最坚定的分子都支持北爱尔兰，即便在带着厌恶和鄙视新芬党爱尔兰的情感承认并接受《爱尔兰协议》的时刻，这种支持也从未动摇。另一方面，自由党人和工党分子以亲切的关心注视着爱尔兰自由邦的命运，但对于北爱尔兰政府，则除了就报复事件(奥林奇会成员用报复来回答新芬党的每一次谋杀)对其进行指责外，对它的安宁基本上不予关心。如果说，我们的政策带来了勿庸置疑的成功的话，那末我们用同等的热情追求这两个不同的——在许多方面还是对抗性的——目标的做法，就是适当的。仅仅追求一个目标意味着毁灭。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则将导致安全与和平。

当然，在某些方面帮助双方，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尽量约束双方，这是一件很微妙的并容易造成误解的工作。必须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样说说并非难事；然而当人们事实上正在互相谋杀时，当恐怖活动正在大地上蔓延而无政府状态正在新生政权周围加剧时；当你和双方杰出人物经常有亲密而正直的关系，你也知道了他们的许多秘密时；当你为一方做任何事就会引起另一方的憎恨或怀疑时，制定一条不偏不倚的路线比起将其付诸实施要容易得多。对于爱尔兰来说，幸运的是她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并不缺乏具有崇高和坚强品质的领袖。人们发现，阿瑟·格里菲斯和迈克尔·科林斯以及新近涌现出来的理查德·马尔卡希和凯文·奥希金斯都是第一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敬畏上帝，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信守诺言。在北爱尔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坚如磐石地固守岗位。他沉着冷静，思想敏锐，超脱于仇恨和忿怒，但又不乏热情；他稳重坚定，对人诚恳，工作不屈不挠；他最终把他的人民从无法形容的苦难和困境之中带回到了阳光大道和文明世界。

在对背景和当事人有了大致了解以后，我们最好是利用当代文献来有选择地叙述这段过程，而不是采用概括性陈述的办法。

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履行我的职责，并力图总结当前的实际措施以指导各有关部的工作。

1921年12月21日

“首相要求我来领导一个内阁委员会，目的是安排好在都柏林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细节，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投票赞成此项措施的话，我就提出几个具体步骤供考虑。

“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了此项措施，第一步是邀请一个包括格里菲斯先生和科林斯先生在内的爱尔兰代表团尽早来这里。然后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他们立即着手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在安排周密的基础上组成的这个政府应该立即承担起南爱尔兰内部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行使对国家的行政管理。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们不想再继续承担哪怕是一天的责任。如果他们愿意，我的意见是可以把明年元旦定为双方交换权力之日。在确定基础之后，应由总督在都柏林与他认为合适的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人物进行磋商，以邀请某些有身份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总督可能会邀请阿瑟·格里菲斯先生，届时我们将能知道这位先生是否将接受授权以及以什么条件接受。格里菲斯先生然后将组成他的政府，他的部长们将在《爱尔兰协议》规定的宣言上签字，并立即履行他们的职责。

“作为一项总的原则，除非绝对必要，我们不应试图改变现有的机构，而应把它们交给新上任的部长们。倘若需要一个法律承认的权威机构来发布各种指令，而临时又找不到这样的权威机构，则现在具有发布此类指令权力的不列颠当局，应接受邀请遵照指示发挥此项功能；除非是有关执行方面的命令，否则不列颠当局不负任何个人责任。

“以下是几个特殊问题：

“(1)警察。皇家爱尔兰警察的每位工作人员(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都受帝国政府遣散条例的保证。是否辞职可自由选择。至于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自由邦之间的经费分配，则必须根据将于今年内签订的《总财政协议书》的精神而加以考虑，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结算的问题。没有选择辞职的所有皇家爱尔兰警察的工作人员，将被要求继续留任。

“军中辅助师将使用帝国政府的经费立即遣散，同时还要依照以前在为巴勒斯坦招募警察时所制定的决议。

“(2)陆军。我们应该宣布的原则是，我们驻扎在南爱尔兰的全部军事力量应尽快撤离。作为第一步，要求临时政府派遣其着装正规的军队接管总督府和政府所在地的警卫工作。适用于接待英王代表的敬礼惯例、仪仗队等，须事先与新芬党的领袖们筹划妥当。我认为，驻扎在都柏林以外的正规爱尔兰守备部队应予保留，直至能为他们在别处找到营房住处，自由邦政府应该作好思想准备，不再调用这些部队。然后各处都应着手准备庞大的撤离工作。很可能在两三个月内会有人出来，坚决要求让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永远留下。除非是在极为有限的时期内，作为对新政府的一时权宜之计，否则我想我们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在爱尔兰境内，凡是和平时期没有驻扎在永久性营房内的补充部队，都应尽早撤离。依然留在爱尔兰的所有部队从临时政府宣誓就职之日起，只能按照与相关负责的部长们达成的解决办法，迁移出营房和目前的驻地。只有得到相关负责的部长们亲笔签署的请求书，部队才能为支持文职政权而采取行动。根据《地区军事力量法》的授权，临时政府在过渡时期的必要情况下应能征募武装力量。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要等待地位完全巩固后才会愿意按照规定的配额募足士兵数量。然而尽早建成一支着装正规、纪律严明、并有能力支持政府权力的爱尔兰武装力量，至关重要。

“(3)司法。对新芬党法院的需要，也许已经消失，因为所有法院都将在最短期限内成为自由邦的法院。然而与此同时，人们认为现有的法院仍将发挥功能，爱尔兰自由邦总理或内政部长正在建议总督行使特权。人们希望总检察长来说明在过渡时期司法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4)财政。当前，无论是国家的税收，还是在普通国内服务性事业上的货币支出，都不会有任何改动。当然，最近实施的截留税款的做法，应立即予以停止，用于爱尔兰国内行政管理的款项总额是完全有保证的。……

“还必须提供专款，用于征募爱尔兰自由邦武装力量，以维持秩序。

“(5)教育、农业以及一般的国内后勤服务性事业。应该尽早让自由邦的一名部长承担起这些方面的完全责任。

“(6)与赔偿和大赦有关的措施。(必须有所准备。)

“上述各项说明系建立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爱尔兰协议》这一假设的前提之上。然而也有可能虽然他们批准了协议，但多数票的优势并不明显，以致不能为协议提供持久的基础。出现这种情况时，新政府仍然应该成立，并且，他们应该向总督提出要求，要求解散议会，或要求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解散议会绝对应该是优先的，因为它可以产生一个更负责任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总督将根据部长们有关这一主题的建议行事；万一部长们建议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则爱尔兰各部必须成立一个必要的机构，在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由财政部提供经费。在向全国发出这一吁请期间，军队和警察的全体人员都应和现在一样坚守各自的岗位，否则的话，程序还将如上所述，不过形式将发生变化。

“第三种可能是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拒绝了《爱尔兰协议》。人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南爱尔兰议会应该随后立即举行新一届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大选。然而在大选决出胜负以前，我们应与当前众议院内支持批准《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们接触并弄清他们的愿望。一般认为，新一届众议院举行会议时，该项协议将会立即重新提交审议。”

02.

1月11日，我又惊又喜地接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来函，他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与英王陛下的政府接触了。他说，每当北爱尔兰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他都想到来见我。他又说，“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参加一次你和南爱尔兰代表之间的会议。……其实我希望不久就能有机会与格里菲斯先生或负责临时政府行政事务的任何人会晤，以便彻底弄清南爱尔兰的政策究竟是一项和平的政策，还是准备把当前这种向北爱尔兰施加压力的做法继续实行下去的政策。”

我立即着手安排克雷格和迈克尔·科林斯会晤。1月21日，他们在殖民地部我的办公室内会面了——虽然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灯光仍然显得过亮了。他们两人都庄严地沉着脸，说了几句客套话以后，我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让他们两人单独呆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两个爱尔兰人——他们中间隔着如此巨大的宗教、感情和行为的鸿沟——相互交谈了些什么。但会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不想打扰他们，所以像羊排等食品是在1点钟左右巧妙地送进去的。到4点钟时，私人秘书报告说已出现了会谈向全爱尔兰阵线的话题转移的迹象，于是我冒昧进入该办公室看看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向我宣布，有关整个协议的讨论已进入了权衡具体措辞的阶段。他们将在每个方面相互提供帮助，将通过私人讨论来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将在已经达成一致的反对一切破坏和平活动的范围内，采取一致的立场。我们三人于是反复保证要共同行动起来，“力求使协议生效”。

唉！真是谈何容易。才过去一个多星期，克雷格便不得不向北爱尔兰人再度提出保证，而科林斯在回到都柏林的那种气氛中以后，立即就北爱尔兰的分界线发表了狂热的讲话；已于1月24日“撤消”的南爱尔兰对贝尔法斯特的抵制，很快又全面恢复。2月初，北爱尔兰边界发生了新芬党的入侵事件，同一时间内，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几起动乱，仅仅一夜之间，贝尔法斯特街头就留下了30名死者和70名伤员。

情况令人大为失望，这使我不得不在2月16日提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作为对《爱尔兰协议》的补充。所有北爱尔兰议会的成员均利用其在保守党内部的强大影响，公开宣布他们的反对意见。再次观察了这场辩论后，我知道我必须多么周密地行事才行。普遍的心情是，《爱尔兰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它能够被执行吗？我们是否受骗了，或至多我们是在与负不起责任的人进行谈判？我们付出了我们所该付出的一切，而作为回报我们所得到的却仅仅是一个蔑视的怪相吗？另一方面，当前还应该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呢？我必须求助于信念、希望和法律。

“……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退化到一种无法无天的混乱不堪状态，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看到沿北爱尔兰分界线发生日益严重的流血事件，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希望本届下院就像它现在这样，肩负着维护南爱尔兰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却又缺乏履行此项责任的手段，倘若你想把这些相同的灾难性条件也强加给爱尔兰临时政府，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让一些暗中策划仇恨阴谋的、危险而偏激的人物得以破坏和颠覆这样的政府——它忠实地尽力信守它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并且也正在使我们得以信守我们对它许下的诺言——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一周复一周地向全世界宣告，不列颠帝国无法与有法一样，同样能很好地生存发展，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然而，倘若你想给议会已经对它做出了保证的政策以公正的机会，并且给爱尔兰的部长们——只要他们忠实地与你共事，你就有义务给他们以良好的信任——以公平的待遇和公正的机会，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从暴政的混乱中被带回到法治的社会，倘若你想使我们已经对其做出了保证的政策和试验具有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的效果、那末你就不应该阻碍——那怕是无此必要的一周时间——这一法案的通过。”……

“我们应该懊悔已经做出了决定并签了字的协议吗？”……

“我们且来比较一下不同的处境。在我看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现在是爱尔兰——而不是不列颠——正在世界各国面前受到审讯。6个月之前，我们不得不对各种形式的攻击为自己进行辩护。现在，是爱尔兰人民——在遭受了700年压迫之后，如他们所告诉我们的——终于有机会向世人表明，他们能为自己的国家选定政府的性质，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看来，在过去6个月中，情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北爱尔兰的状况。北爱尔兰已拥有巨大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不仅是物质的力量，也包括精神上的力量。众所周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些与我有联系的人认为，北爱尔兰并不是在保卫她自己的地位，而是要关闭通向爱尔兰其余部分的通道以获取她想要的东西。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通过英勇的牺牲和奋斗，北爱尔兰已经明确地脱离了爱尔兰其余部分的发展道路，她所要求的仅仅是她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她坚持它自己的权利，必要时，她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不列颠帝国全部力量和权力的支持；因此，我可以说，北爱尔兰目前正处于拥有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状况。

“帝国政府的状况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不列颠帝国的纷繁国务应该日益与爱尔兰长期的内部争斗这一可怕的祸根相分离，庄严的帝国政府应该站在更为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这一点至关重要。”……

北爱尔兰抱怨的焦点，是《爱尔兰协议》中规定南、北爱尔兰之间分界线未来管理的条款。

“诚然，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涉及弗马纳郡和蒂龙郡。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当时正值白金汉宫会议失败之后，在唐宁街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我们聚集在一起，花了很长时间——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来讨论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分界线。两大政党激烈争吵。辩论中不时提到内战。与会者做出一切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使双方意见趋于一致。想把分歧缩小到不仅是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范围，而是进一步缩小到弗马纳和蒂龙两个郡内的行政区和族群居住区的范围，然而即便如此，问题看来仍和原来一样难以解决，双方都不同意达成任何结论。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遭到了破坏。若干庞大的帝国被推翻了。整个欧洲的版图已被改变。一些国家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剧烈变动。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对事务的整个看法、政党的组成，所有这一切都在暴风雨中遭到了猛烈而巨大的冲击，然而一旦风停雨止、洪水退尽，我们又看到弗马纳郡和带龙郡这两处令人沮丧的险滩再一次浮现出来。人们的争吵一如既往，它是在这次横扫世界的大灾难中，极少数未被触动的问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对立双方的爱尔兰人能坚持不懈地继续他们的争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爱尔兰(包括民族主义党和奥林奇会)具有染指不列颠生活和政治生命线的能力，以及具有一年接一年、一代接一代支配与震撼掌握这一强大国家的政治的能力。……”

我对这些争吵得出的结论是：

“北爱尔兰必须得到不列颠的支持和保护。爱尔兰必须具有《爱尔兰协议》，具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宪法。处理棘手的分界线问题的其他更好的机遇将会出现。……若干代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泥沼中挣扎，但最终我们认识到，《爱尔兰协议》已使我们的脚踏上了一条并不太宽的道路，但它已经成为一条大路，是一条坚实的通向远方的路。让我们不要丧失勇气和信心，坚定而谨慎地沿着这条大路前进。倘若不列颠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那末这样的一天终将会到来，它可能是遥远的，但可能不会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么遥远，到那时，回首望去，不列颠将发现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个和睦的爱尔兰，一个国家并且也是一个朋友。”

就这一问题而言，下面一段发言颇为精辟，值得一提。这是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发言，它很好地表达了普遍的意见：

“拿我来说，我将不会被暴行所激怒，不会因此而改变我应该追随的正确路线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镇静，不要因一时激动而使自己陷入今后将使我们后悔一辈子的路线，而是要向临时政府提供一切权力，这是确保其接受并实行其恰当义务所必需的；并且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至少为自己留下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

法案获得通过的多数是压倒性的——302对60。不过投赞成票的多数人都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而所有投反对票的人都陷入了狂怒之中。

通过该法案耗费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残忍和背叛的罪行以及唯一尚可接受的爱尔兰政府的明显软弱无能，激起了议会和公众的不满和忧虑。

2月上旬，发生了更严重的动乱。跨越北爱尔兰边界的袭击造成了北爱尔兰人被劫持。贝尔法斯特派出一支警察部队前往恩尼斯基伦增援，但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新的边界。他们经由位于自由邦内的克隆斯前往，而没有采取通过北爱尔兰领域的较长但较安全的路线。火车刚一抵达克隆斯，这19人就被当作入侵者而予以伏击。未经警告或查问身份，4人即遭到枪杀，8人受伤，剩余7人被俘。

与此同时，科林斯先生就贝尔法斯特夜晚发生的族间仇杀和反仇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抗议。

这种残忍的事件使边界地区变成了野蛮地带。爱尔兰各地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暴行；倘若不是整个南爱尔兰，不单是亲英分子，还有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在恐怖活动下绝望无助地平静下来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暴行。在贝尔法斯特，两种宗教的残余极端分子在继续进行着一种残酷的战争。

黑夜是漫长的，但是我们最终显然已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丘吉尔先生致科普先生①的信

1922年3月7日

个人机密函件

人们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的问题，你必须让我知道临时政府真正做了些什么事，告诉我对这些信息是否必须保守秘密。他们是打算镇压利默里克郡的叛乱，还是只准备谈判而对反抗则继续听之任之？据报纸报道，爱尔兰军队已从都柏林调往某个未宣布的目的地。这可靠吗？有多少人？他们可以信任吗？科克郡的局势似乎和以往一样糟，有报道说，一个已被抓获的臭名昭著的罪犯现已逃跑。你认为自由邦政府还有什么斗志吗？还有人愿意为它而死或为它而战斗吗？让我知道你的看法，但不是你的愿望。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3月14日

私人函件

(1)我注意地阅读了你的关于在1920—1921年期间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暴行的来函。我注意到你还将寄给我一份关于在贝尔法斯特更近的时期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随信附上一份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写的报告，该报告是他作为对你上次抱怨的书信的回答而提供给我的。贝尔法斯特事态的发展令人惋惜。那里有一个具有不共戴天之世仇的下层社会，只有双方领导人共同付出最坚定和最认真的努力，辅之以巨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才能产生整个爱尔兰的利益所要求的那种安定。

(2)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返回北爱尔兰之前，我曾与他作了长谈，我肯定他将尽其所能不偏不倚地维护秩序。迄今为止，他坚决不考虑同你的政府举行进一步会谈的想法，其理由是，只要你非法地将他的人扣押在克隆斯作为人质，他就不能与你会晤。所以我们在此暂时陷入了僵局。我必须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非常希望能够排除障碍与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我完全理解你的困难，然而我毫不怀疑地坚信，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你也应该采取正确的做法，或者使这些人获得释放，或者在合法组成的法庭前，按照正规的方式并依照证据确凿的指控对这些人进行审判。倘若他们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受到合法的处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将会感到万分满意。这的确是临时政府领导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路线。也许你认为要等到《爱尔兰自由邦法案》获得通过并且你正式拥有了合法的权力以后，你才有能力做上述事情。要是这样的话，则在此期间内，我们便无能为力而只有等待，但应使事态尽可能保持平静和保证不发生暴力行为。这种扣押人质的行径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屡见不鲜，但在爱尔兰却不宜使之成风，我们树立法制观点越早越好。

(3)我非常感激你已经加快了向北爱尔兰调动必要人员的步骤；并且我从约翰·安德森爵士②处得知，你的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每周都在提高，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不断加深对事态的理解，正在任命得力人士作为他们的助手，特别是在财政系统——它的健全已从人们的实际体验中得到证实——得力人士正在得到重用。

(4)我非常高兴今天你将与代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米德尔顿勋爵会晤；我希望你将能消除他在土地购买方面的疑虑。倘若自由邦要求我们在这件事中有所作为，我们保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由此产生的利益将完全归爱尔兰所有，用以交换那个较大且较不幸的岛屿。

(5)我从一个相当独立的消息来源获悉，临时政府在全国正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并且德·瓦勒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倘若他们在新一届议会中能获得40个席位，他们便将明智地行事。我希望情况是这样。

(6)你似乎已在按照某种方式处理利默里克的局势。毫无疑问，你是最清楚你自己职责的人。感谢上帝，必须勉力完成你自己职责的是你而不是我们。然而，在目前的这一关键时刻，倘若由(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根据惯例做出一项有害的决策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我想你一定非常有把握防止这样的危险。

(7)我怀着巨大的兴趣阅读了由莱弗里夫人寄给我的、你在都柏林发表的演说全文。我希望它已经较全面地刊登于英国报章上。我已把它呈交给钱塞勒勋爵，他称赞此文的语气和权威意见，本周他可能在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的辩护中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

(8)我对你访问科克郡、特别是你看来会受到爱尔兰退役军人——我对他们倍感同情——的欢迎这一事实，极感兴趣。我将尽力促成进一步扩建当地造船厂一事，因为我最为关注的是，科克郡的局势应能令人满意地进行自我调节。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和格里菲斯先生的信

1922年3月21日

边界地区的整个状况无疑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冲突的大爆发将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当前的这种紧张形势持续下去，边界线也极可能变成老一套的状况，变成遍筑防御工事的军事对峙线，这将是你们最不想见到的事。我不能想象出现从北部向南部发动突然袭击的最微小的危险。倘若发生了这样的突然袭击，则肇事人将自负其咎，而不列颠政府则将采取属于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我确信你们毋需为这种情况忧虑。即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也只会给那些负有责任者造成伤害，正像那次从蒙纳根发动的劫持人质的袭击损害了南爱尔兰的利益一样。听说I.R.A.(爱尔兰共和军)正沿边界地区集结，不断增加兵力。这当然是毫无必要的。报章上还报道说，自由邦的军队正被派驻不同地点。请让我确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你们必须了解，我同时也向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要求他阻止他一方的民众的挑衅行为。

4月13日，一位灵魂高尚的狂热者——罗里·奥康纳率领一群追随者和许多同情者占领了都柏林的4所法院。在这座雄伟而庄严的建筑中，他和他的朋友们宣告他们是全爱尔兰的共和国政府。3天后，迈克尔·科林斯在都柏林遭到了谋杀攻击。他幸免于难，但在该月剩下的时间内，谋杀自由邦军队和警察的事件层出不穷，还增添了铁路总罢工事件。

在这些压力下，一个受尽折磨的政府及其雇员多少有点团结起来了；它的军队开始还击，即便是这种小小的抵抗也使他们的敌人感到惊讶。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4月12日

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在爱尔兰公众舆论正日益动员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且你在维护你的正义与合法立场的斗争中将得到全国极为强大有力的支持。我在下院的讲话中，已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我希望到复活节时，事实将不会证明我的这些预料是错误的。

内阁指示我向你发出一封正式函件，以表达他们对动乱在26个郡中蔓延一事的日益加剧的焦虑。然而我并不完全这样想，这封信我是作为私人信函写给你的。许多爱尔兰居民写信给英国，描述各种恐吓、动乱、偷窃和抢劫事件。毫无疑问，资本正在外流、信贷正在下降、铁路正在怠工、工商业已经受到阻碍。爱尔兰的财富正可悲地不断缩小。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事实肯定将对激励所有阶层奋起保护其自身物质利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德·瓦勒拉先生也将逐步成为一场灾难的化身，而不是一项事业的。我们在此还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很明显，从长远来说，不管临时政府多么有耐心，它也必须维护自己，否则它将消亡而被某种别的管理形式所取代。这样的时刻肯定将会来到，到那时，人们将无所顾忌和勇往直前地不是求助于某个派系、某个宗教或某个部分，而是求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爱尔兰国家。他们无疑其有这样的权利，期待你领导他们走出黑暗的处境，此机遇十分重要，丧失这种机遇，历史将永远不会宽恕。难道你不应该把爱尔兰所有全心全意拥护《爱尔兰协议》的人们以及与协议生死与共的在宣言上签字的人们——不管他们以前的态度曾是怎样——都团结在初创的自由邦的周围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后备力量，远比你现已得到的后备力量要强大得多吗？难道你不应该召唤你的“分布极广的民族”③来助你一有之力吗？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必然存在着数以千百计的极度关注祖国的幸福与自由的爱尔兰人，他们想要看到大选公正地举行并且确保人民能自由投票。

我深深为爱尔兰人民的巨大勇气所感动，他们凭着这种勇气积极参加公共集会以表明他们的意见，而不顾如此众多的威慑力量的存在。我似乎已经感触到了那股支持你的不断增长的民族力量，一俟时机成熟，它便会为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任何别的事业——做出贡献。

我即将处理你要求调查协议签订后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几起暴力行为的问题。我将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交换意见并把结果通报给你。无论是在贝尔法斯特还是在边界地带，事态正在一定程度上平静下来，毫无疑问，北爱尔兰政府正尽力使事态趋于平息。你们释放几名扣押在克隆斯的人，将大大有助于北爱尔兰政府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我高兴地看到你已经安排与德·瓦勒拉举行一次会谈；但是我希望你将了解，我们在任何方面都已不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按照我们与你签订的协议，我们已经冒着一切风险并竭尽全力执行了每项条款。但是就我们而言，这乃是我们的极限，我们每一个人将利用我们所能支配的每一点滴影响力来反对对一个共和国或对《爱尔兰协议》体系的任何侵犯。

在我看来，容许别人逼迫你同意进一步推迟大选，也是极端危险的。只要这种不确定状态持续下去，爱尔兰日趋严重的贫困化必然不会终结。倘若一个国家面临内战的威胁，或者面临自己的共和政体即将与不列颠帝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威胁，那末将没有人敢于在爱尔兰进行投资或制定生产计划。我深信在5月底或至迟在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爱尔兰人民将完成其大选投票。我们的确具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利要求，要知道我们的建议是被接受了还是被拒绝了，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应该如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4月29日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信以来，至今又将3个星期了，我们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对此稍加检讨将有好处。首先，我要对你和格里菲斯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面对那些反对自由言论与公正行事的敌人时所一贯表现的精神和个人勇气。我毫不怀疑，在爱尔兰临时政府领导层内以及在赞成《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中，坚强、勇敢和具有浪漫色彩的个性的发展，将在总体形势中具有实际价值。我也持有这样的印象，即爱尔兰舆论的巨大改变正日益有利于自由邦和《爱尔兰协议》以及那些支持它们的人；并且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说，许多民众将准备维护他们在选举投票中的政治权利。因此可以认为，拖延选举所带来的后果，若与原来英国担心可能出现的糟糕结果相比，已好出颇多。你们没有失去对公众舆论的控制，事实上反而还有所加强。由于德·瓦勒拉派过火的行动以及由此给爱尔兰带来的麻烦和贫困，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不满集中到了反对临时政府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到临时政府身上。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爱尔兰报章上阅读到了绝妙的说理方法，以及爱尔兰新闻界在捍卫社会自由的本质时所采用的勇气十足和充满活力的方式。

复活节已平安无事地度过。你的军队正在扩充兵员，似乎纪律性已经有所加强，能够服从长官的命令。……

总起来说，我看到了许多给人以希望的符合实际的理由。这也使我更为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你在和詹姆斯·克雷格爵士打交道时，会如此严酷无情？我确信他已做出巨大努力，以按照字面含义和本质精神来履行协议，并且他正在努力并将继续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当然，没有人期望每一件事马上就能变好，没有人期望正泛滥于爱尔兰的可怕激情酿成使爱尔兰及其人民蒙受耻辱的暴行，你有许多怨恨克雷格的理由，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同样，克雷格对我也倾诉了满腹牢骚和怨恨，新教徒在最近的动乱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价值以百万英镑计的极为昂贵的贝尔法斯特的财物已被捣毁，贝尔法斯特的应收账款已被别人非法取走和截留，我确信抵制运动实际上已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损害。我总认为，爱尔兰的领袖们(包括北爱尔兰的和南爱尔兰的)应能看到，要取代这种残暴的互相报复，好得多的办法应该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仔细评估当前的状况，记录已经做到了哪些事情，指出在执行最近的协议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并确定改善执行协议的新步骤。

正如我经常指出那样，你们的反对者(包括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的、新教徒的或天主教徒的)的利益……就在于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挑起最恶劣的感情状态；对于能导致两个政府之间明确内战的每一步骤和每个事件，他们都兴高采烈地热烈欢迎。你们在北爱尔兰的反对者希望看到在南爱尔兰成立一个共和国，因为除了别的因素以外，它将带来一场内战，他们知道在这场内战中，他们将得到自己背后的不列颠帝国的全力支持。你们在南爱尔兰的反对者则希望把对北爱尔兰的敌意作为一种手段来加以利用，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或者使临时政府的领袖们卷入一系列极为悲惨的事件中，以致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发生精神崩溃。两方面的破坏者都对通向爱尔兰统一的途径怕得要命，他们把联合视为对他们的破坏阴谋的致命的最后一击。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似乎非常简单，我认为，人民根据自己的策略观点，也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判断。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你还要让自己陷入一场争吵之中。我知道克雷格想和你公正而坦率地相处，并且我认为你在整个北爱尔兰不可能再找到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然而我看到你在公开讲话中对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极为激烈、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这的确使我困惑不解。也许通过不妥协地坚持反对北爱尔兰的立场，你可以暂时获得某种政治利益，然而每一丁点儿这种不值钱的暂时利益却都取自爱尔兰的联合这一珍宝柜并被毁掉了。不管情况多么令人恼火，我确信，你的利益以及你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利益，要求在涉及与北爱尔兰的关系的一切方面保持耐心与谦和。他们都是你的同胞，他们要求你给予他们关切和得体的待遇，至少像你给予在南爱尔兰向你挑衅的极端分子那样。此外，他们是处于一种十分强大的——事实上是不可战胜的——地位；他们的手中掌握了使爱尔兰联合的手段。

当你被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某种可怕的事件激怒时，也许应让你稍微体会一下，当我们获悉无助的、非武装的皇家爱尔兰警察遭到谋杀，现今又获悉在科克郡及其附近新教徒遭到了无异于大屠杀的暴行时我们大不列颠人的感情。自从《爱尔兰协议》签订以来，已有20名警察死亡，40名警察负伤，还要加上6至7名伤亡的士兵，到现在还有8名新教徒平民被你的政府扣押。所有这些人都是在爱尔兰国家的保护之下的，并且在道义上也是受《爱尔兰协议》的绝对保护的。他们的鲜血在大声要求正义，直至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减弱。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些残忍行为而遭到扣押，更不用说受到惩罚了。然而在我们一方，我们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执行该协议，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用一切方式帮助你的政府，而且，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在该协议上签字的人们，我们没有丧失对他们的良好信念和愿望的信心。然而不要认为，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圣乔治海峡的两岸没有同时激起强烈的感情。我们在世界上完全不是可以被当作无足轻重者对待的民族。人们在阅读英国历史时都能察觉到，某些此类问题可能会轻易演变为极端严重的事件。政治家的职责就是不要让自己不适当地为这些感情所左右(不论这些感情是多么深厚和自然)，而是要掌稳舵柄，使舰船尽可能地远离危险的急流，稳定地驶向既定的海港。

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认为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举行会谈将对事态有所裨益时，我均将尽力促成此事。当我和他谈起有关上个星期的话题时，我发现他不想就此进行谈论，但是我知道他真诚地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合宜的和表现基督精神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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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奇会为英国基督教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一个秘密政治社团，1795年创立于爱尔兰。——译者

①现为阿尔弗雷德·科普爵士，英国第二等的高级巴思勋爵。一位勇敢而值得信赖的政府代表，他曾密切参与了《爱尔兰协议》的整个谈判过程，并自始至终为实现此协议的目标而奋斗。

②一位高级文职官员；1920年作为副总督和财政部驻爱尔兰专员被派往都柏林；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和坚定个性的人，他思想敏锐，在重重危险和混乱之中能保持冷静。

③科林斯先生在几周前的谈话中，说到爱尔兰民族时他曾讲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也是一个分布极广的民族。”

第16章、爱尔兰自由邦的兴起

选举协议——基础濒临崩溃——北爱尔兰的反应——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圣灵降临周的辩论——是容忍还是轻信？——迈克尔·科林斯——佩蒂戈和贝尔利克——爱尔兰宪法：选举——亨利·威尔逊爵士遭谋杀——紧急的议会形势——博纳·劳先生的介入——政府的决心——对四所法院的攻击——一次决定性的努力——致科林斯先生的信——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格里菲斯与科林斯之死——科斯格雷夫和奥希金斯——渡过难关——前景

直到4月底，我们似乎一直在艰难地行进，但肯定已克服了所有困难。自由邦政府似乎在不稳定地但越来越好地行使职能，而在英国，政党和议会的形势已经稳住。我们的全部希望和目的都集中在爱尔兰人民对代表大会的自由选举上。一切迹象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将以压倒多数票赞成《爱尔兰协议》和自由邦政府。

将近5月底时，出现了一种令我极为尴尬的新情况。5月19日，格里菲斯先生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对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说，他们的暴力行动方针连2%的爱尔兰人民也不能代表，“他们正在实行的行动方针使自己成了爱尔兰的叛徒，罪大恶极，他们也就是以自己的行动促使英国军队不可避免地返回的人”。就在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德·瓦勒拉和迈克尔·科林斯两人之间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日益临近的大选，包含了一项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即反对《爱尔兰协议》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就在昨天，格里菲斯先生曾经宣称，他们连2%的爱尔兰人民也不能代表)在新一届议会中将拥有57个席位，而拥护协议的人将拥有64个席位。后者在临时政府将顶多遭到57票反对。换句话说，在接受或拒绝《爱尔兰协议》问题上现有的均势，在新一届议会中将依旧保持，而且不会被新芬党党内的任何争论所打破。其次，该协议还规定在这种所谓的大选之后，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由5名拥护《爱尔兰协议》的部长、4名反对协议的部长，加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和陆军总部部长组成。在这一基础上，两个新芬党(拥护《爱尔兰协议》的和反对对该协议的)将分享代表权并有权向持有每一种其他意见的候选人提出挑战。

在小道消息传开的前几天，我对此已有所知，我立即给迈克尔·科林斯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5月15日

我收到一份情报，它使我相信，你与不合法政党即北爱尔兰共和党正在讨论的主题是这样一项建议，即应该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大选”，也就是说，一个结果将绝无争议的大选，但大选将给予德·瓦勒拉先生40个席位并给予临时政府80个席位。我想我最好立即就让你知道，任何这样的安排均将受到全世界的嘲笑和谴责。倘若由一小撮掌握有致命武器的人通过私下交易来处心积虑地出卖选举人的政治权利的话，那末总而言之这都将不是一场选举，而仅仅是一场闹剧。这样做的结果，将不会给临时政府以任何资格去代表爱尔兰国家。这样做将是对民主原则的一种粗暴践踏，并且将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你的政府很快就将发现它被别人视为一个暴虐的阴谋集团，它在通过暴力执政后，正试图通过拒绝承认宪法赋予的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地位。爱尔兰的敌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说，爱尔兰人民对代议制政体并不感兴趣，它与他们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重走某种形式的专制或寡头统治的老路。倘若你容许你自己误入上述安排，这种行为马上就会得到赞扬，以证实这种恶意的预言一点没错。至于我们英国的立场，我们绝对不会把这样的安排当作今后我们进行协商的基础。

我最诚挚地希望，你将使我得以否认，这些最不公正的报道是真实的。有关这一事件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在议会提出来。我已经看到《纪事日报》(Daily

Chronicle)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了此事。

我请你将此信转交格里菲斯先生和达根先生一阅，他们都是《爱尔兰协议》的共同签字者，我有义务向他们陈述我的意见。

因此，看来我们终究将不具有任何基础。在整个爱尔兰，人民心中占压倒地位的愿望就是接受《爱尔兰协议》，忠实地执行它，并且在它的指导下恢复爱尔兰生活的尊严和繁荣——这才是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与自由邦拥护者之间、爱尔兰共和军中合法者与不合法者之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地主与佃户之间、统一党与民族主义党之间的共同基础。然而他们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正像两三年前的俄罗斯人一样，爱尔兰民众没有权利对自己的命运发表意见。他们像牲口一样只能被一小撮人牵着鼻子向前走，这一小撮人彼此之间进行不道德的交易并瓜分这个国家。这比任何袭击和暴行的破坏作用都很大，使整个局势面临这样的威胁，演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烂摊子。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紧握着民主的大旗。在你还未滑出斜坡一定距离之前，民主大旗还是很起作用的。我们邀请自由邦的领导人前来伦敦，他们立刻就来了。格里菲斯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当前的做法；而科林斯则一半是目空一切，另一半显然是局促不安。他说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何难处。这些话简直令人惊讶和难以形容。他们正坐在火山口上。一场竞争性大选实际上已不可能举行。它将意味着全面的内战；将没有人敢去投票；他们没有力量维持哪怕是外表上的安定。不过科林斯声称，总的来说，在坚持《爱尔兰协议》的意向方面，他并没有改变初衷。看来任何符合科学原理的治疗方法，对爱尔兰的创伤似乎都不起作用，而只有听任伤口的结痂脱落于屈辱之中。

这些事件在北爱尔兰立即引起了反响。新教徒的北爱尔兰确信，南爱尔兰将陷入一片骚乱，他们唯一的想法便是筑起一道防护墙，使自己免受其影响。他们不断提出增派军队和增加装备的要求。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发表一份绝不在分界线问题上妥协的声明。

丘吉尔先生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

1922年5月24日

伦敦德里勋爵将通知你，他与陆军部商讨的结果以及我们为了向你提供大量物资所做出的安排。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我并不认为你的做法——即未向不列颠政府作任何呈报便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接受任何边界变动或任何边界线划分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爱尔兰协议》规定设立的)——与要求大量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是相协调的。正当我在努力争取我的同事们同意你的要求时，你却在发表这样的声明，实际上你的声明中就不乏对你正在寻求其援助的帝国政府的藐视。我的几位同事今天早上和我交谈时，就对你发表的这种声明表示了强烈不满，须知现在你正在请求也正在得到我们的援助，特别是现在爱尔兰事务正处于如此关键的一个时刻。我所能回答的是，德·瓦勒拉和科林斯昨天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发表了同样令人不能满意的声明。你发表这样一种声明的后果是，帝国政府在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援助时要增加许多困难，帝国政府的大臣们——他们将会晤临时政府的代表们——无法就科林斯先生以轻蔑态度谈论《爱尔兰协议》一事对他进行有效的指责。你的声明已使英国的许多家报纸——如果最坏的事发生，我们是需要它们的支持的——在报道整个爱尔兰的形势时，把双方作为半斤对八两来看待。毫无疑问，将会有人出来竭尽全力鼓吹一种英国完全不再过问爱尔兰事务的政策，让他们“自作自受，通过自相争斗来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已发表的声明使得与这种对你十分不利的论调进行斗争变得更为困难了。

我知道你不会对我的坦率直言见怪，因为我正竭尽全力在法律认可与合法的一切方面支持你。即便你说了科林斯—德·瓦勒拉协议已经使你与南爱尔兰之间的一切合作成为不可能这样的话，我们也用不着抱怨。尽管我对这样的声明感到遗憾，但你完全有权发表它。然而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你都没有权利一方面声明不遵守不列颠政府已经签了字的《爱尔兰协议》，而同时又要求不列颠政府承担你的防务支出的绝大部分费用。我不能理解，在发表如此内容的声明以前，你为什么不能事先与我沟通一下。我原以为你完全有可能在目前这样的关键时刻，向你的人民发表一项充分令人满意的宣言，而不会持这样的立场，让人觉得倘若科林斯或德·瓦勒拉采取了不如你意的行动方针，你会与他们一样向帝国政府提出挑战。你不应该在发给我们一封请求尽可能最大规模的援助的电报的同一天内，又宣告了向帝国议会挑战的意图。

附笔：我刚刚收到你的电报并十分高兴地获悉，我为你已经争取到几项决议，你可以松口气了。

虽然决没有放弃希望，但我想，为议会准备一个松散的议事日程还是对的。面对圣灵降临周休会的动议，我向下院陈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全过程，我重复了科林斯先生所提供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临时政府也许不能保证正常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倘若这些安全受到北爱尔兰共和党少数派剧烈、激动和暴力的挑战的话。这一北爱尔兰共和党少数派主要由相对而言人数不多的武装分子组成，他们采用暴力的方法，他们狂暴成性，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动机却是公正和非私利性的。然而在背后支持他们使之力量激增并令其蒙羞的，则是人数较多的粗暴而卑鄙的一群流氓和土匪，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个人复仇而抢劫、谋杀和掠夺，或者纯粹出于喜爱骚乱和混乱而制造骚乱和混乱。这帮强盗——他们实在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在所谓共和国的魅力下竭尽破坏之能事，同时又与一些真正共和政体的幻想家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

“临时政府宣告，他们发现自己一方面无法对付这帮强盗，另一方面却要与顽固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宣告，他们与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达成协议，将孤立这帮强盗并能使之受到打击和压制、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安全将立即得到恢复，而这些条件乃是爱尔兰人民早就翘首以待的、自由表达其政治意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他们还声称，在爱尔兰偏激的少数派控制下，这帮强盗通过谋杀不列颠士兵、退役士兵、退役的皇家爱尔兰警察人员、南爱尔兰的新教徒或者骚扰北爱尔兰而制造一系列事端，倘若听任这种局势拖延下去的话，那必将摧毁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并使《爱尔兰协议》的实施在双方都成为不可能。”

我敦促下院不要低估这段论证，同时还补充了以下警告。

“爱尔兰的繁荣已受到严重影响。银行业和商业正在萎缩，工业和农业正在失去活力，收入在不断下降；……爱尔兰的生产出现停滞和枯竭，无法逃避的饥荒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难道就不能及时吸取教训，就不能在为时过晚之前实施补救办法吗？爱尔兰难道必须在世界冷酷无情和漠不关心之中——因为这将是必然出现的情况——偏离正道而坠入已经吞没了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万丈深渊吗？这就是未来几个月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极力与保持沉默的怀疑倾向作斗争。

“我并不认为临时政府的成员是在搞欺诈活动。正如我曾反复提到的那样，我不认为他们正在与北爱尔兰共和党的反对者们相勾结，意图通过背信弃义的行为出卖不列颠的信任和爱尔兰的良好名声。我确信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他们可能并未采取最明智、最强有力或最具效率的行动方针，然而我真诚地相信，他们以及坚定支持他们并支持《爱尔兰协议》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内的多数人，是被一种诚挚的愿望所推动，并决意要实现《爱尔兰协议》的。不仅格里菲斯先生和科林斯先生(正是根据对这两位领导人士的良好信任，我们才开始实施这一值得纪念的新行动方针的)，还有临时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长们(如科斯格雷夫先生、凯文·奥希金斯先生等)，他们都已反复宣称他们坚持《爱尔兰协议》，并且当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举行会谈时，他们又用最强有力的方式重申了他们的个人保证。他们已经激情地证明，他们正在实施的行动方针——在英国人看来，这种方针似乎很成问题和令人怀疑，因为它必须经得起几乎任何人的审察——乃是最有把握的途径，并且事实上也是他们为使《爱尔兰协议》永远生效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他们的政策和方针是否正确，可能值得怀疑。他们是否能取得成功，也无法肯定。然而他们仍然在竭尽全力，继续在那条我们坚信唯一能够拯救爱尔兰免于可怕的灾难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错了。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正在受欺骗受蒙蔽，正在通过自己受骗来欺骗大家。

“倘若我们错了，倘若我们受骗了，维护帝国地位的基本力量也将丝毫不会受损，而爱尔兰的信誉和名声却将受到致命损害。不论你现在是信任抑或不信任，你都同样有时间可以等着瞧。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并且正在以最大的忠诚在全世界面前继续履行着我们的义务。我们已经解散了我们的警察。我们已经撤回了我们的军队。我们已经释放了我们的囚犯。”(这时议员中有人发出嘘声。)“是的，我要说这些，并且我以能说这些而感到自豪！

我们已经把管理的权力与爱尔兰收入的全部都移交给了对爱尔兰议会负责的爱尔兰内阁。我们是在对《爱尔兰协议》怀有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切的，爱尔兰国家正式委派的全权代表已经庄严地在该协议上签了字，他们就是为此而被委派来的，随后，协议又在爱尔兰议会以多数票获得批准。我相信，爱尔兰人民绝不会听任代表自己信念——为了建成更为强大的国家——的这一伟大法案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即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帝国的力量将不会因对方的失信而受到丝毫损害，但是爱尔兰的名声却不能很快就从这次耻辱中得到恢复。”

阿斯奎斯先生——我的老上司——同样也超脱了党派利益和感情用事，而将其权威所具有的全部影响力投向了政府一方。接着下院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散会。

然而就在这同一天，发生了一桩新的暴力事件，我及时向下院作了报告。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个镇被爱尔兰共和军占领了。佩蒂戈位于分界线的两旁，而贝尔利克则完全位于北爱尔兰的领域内。这一军事挑衅使我正准备实施的双重政策的另一面投入了运作。它使我有机会向北爱尔兰再度保证，我们并不只是说声对不起就悄然而去，而是不论发生了什么其他破坏，他们的领土完整将得到保证。国防大臣以及内阁委员会中我的其他同事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

紧接着上述那场辩论后不久，迈克尔·科林斯——他对此已有所闻——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平心静气地向他陈述，倘若爱尔兰共和军的任何部分(不论是拥护《爱尔兰协议》者还是反对该协议者)侵犯北爱尔兰的土地，我们将把他们驱赶出去。他对此显得十分冷漠，而对上述那场辩论似乎更感兴趣。他说：“我很高兴见到这场辩论以及辩论中所有各方的意见。我不反对你的发言；我们必须履行诺言，否则就会垮台。”我们就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镇被侵犯以及贝尔法斯特的暴行稍为争论了一下。他在离去以前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生命已被没收，但是我将尽力而为。在我走后，别人将会轻松些。你将发现他们能够做比我所能做的更多的事。”我复述了我在《德兰士瓦省宪法法案》时代学到的布兰德主席的一句话，“一切都会起来的”。此后我便没有再见到他。

我想在此谈一点我对此人——迈克尔·科林斯——的印象。他是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正直而无畏。他所受的狭隘的教育以及他的整个早年生活，使他充满了对英国的憎恨。他直接参与了最初的恐怖活动。他曾被我们通缉，曾有五六次险遭逮捕而终于逃脱。然而现在他已不再憎恨英国。对爱尔兰的爱仍然控制着他的灵魂，但是现在又有一种更广泛的理解加进了他的灵魂。在《爱尔兰协议》的谈判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他喜欢的人；他和这些人按照双方一致同意的规则游戏；他已经发誓要以新的信念对他们公正行事。就像格里菲斯特别信任奥斯汀·张伯伦先生一样，伯肯黑德爵士的人格给迈克尔·科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任何注意研究科林斯发言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同情心在发生逐步转变。如果说他本来只有一个忠诚对象，现在则有了两个。他忠实于两者，也勇于为两者献身。将来，当爱尔兰自由邦不仅成为繁荣幸福的文化和美德之乡，而且成为英联邦内一个富有活力、强大而坚定的成员国时，将会有越来越广泛的各阶层人士对他一生的事迹表示尊敬，为去世表示悼念。

配备了各种作战装备的大批部队现已开始向北爱尔兰边界开拔。约7000名配备有大炮和武装汽艇的士兵开向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镇。势不可挡的军队举行了一次支持不能废除的权利的示威。一个享有一切权利向王国政府请求保护的英国小镇，十多天来一直处于爱尔兰共和军的非法占领之下。当然也出现了这样一些场合：100名愤愤不平的武装人员被奉命驱逐一名衣冠不整者。

首相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他担心我们正在双方极端分子的引诱下陷入一场最缺乏理由的战斗。“倘若自由邦的拥护者坚持一部与王国政府和帝国断绝关系的宪法，并且真的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则不论我们采取何种行动，全世界都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但是在北爱尔兰作战的问题，就连在英国国内得到一致拥护都不可能，更不用说世界范围的支持了。”他继续写到：

“我知道我们正在向贝尔利克一座废弃军营进军，该军营由一名友好的铁匠及其为数不多的伙伴驻守。……这位铁匠名叫麦基翁，是一个坚定支持《爱尔兰协议》的人，曾公开谴责德·瓦勒拉以及他与科林斯之间达成的协议。倘若麦基翁在贝尔利克丧命，那将是与爱尔兰民族实现和解事业的一场灾难。……

“坦率地说，倘若我们用这些事实来强力解决问题，我们将会被绝望地击败。尽管短时间内会有一些有地位的顽固分子跳出来大声辩解，但是我们绝不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因此不可能将这场耗资巨大得令人无法承受的战争进行到底。让我们保持在《爱尔兰协议》、王国政府、帝国等这样一些高水准的基础之上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懈可击。然而，倘若你们从这些高度下降到厄纳湖群中作战，你们就将被制服。你们费尽这么多心血和耐心进行了这些谈判，我请求你们不要为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不管其前景是多么诱人——所引诱而浪费了你们已经得到的东西。”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接到你来信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些事件，现在我是在火车上给你回信。贝尔利克镇和要塞已于今天被强大的我军攻克。遵照命令，我们先派一辆装甲车前去该镇侦察并且在这次侦察活动遭到火力攻击以前，部队就从北爱尔兰境内的若干据点前进了。发射了大约20发炮弹和400发子弹。一发炮弹在要塞近傍爆炸，40名守军逃了出来但没任何损失。据格里菲斯先生说，你提到的那名铁匠尚未离开都柏林。就我们所知，这次“战争”几乎是不流血的。一名士兵受轻伤，没有发现敌人有伤亡或被俘。我正在发布一项公报，说明军事行动已告结果，我们的军队将不再前进，除非他们受到攻击，将不会发生进一步的战斗。该信息正被传往临时政府，以表明和平条件正在边界的我侧建立，一旦我们确信将不致发生进一步的侵犯之后，英国军队将全部撤入北爱尔兰的边界线以内。

人们往往难于在处理一件微小但却紧迫的地方性事件时不危及重大的普遍性问题，但是我不认为已采取的行动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我的确希望，它可能带来良好的后果，并且我完全确信，我们不能在星期一的下院会议上，说我们不知道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并且不敢到那里查明实情。

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能以如此刚好从悲剧与笑柄之间穿过，乃是一件有益之事。北爱尔兰认为，倘若它遭到真正的入侵，他们将肯定会得到保护。爱尔兰共和军认识到，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发动一次公开的战争；而自由邦政府则清楚，一条画出来的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逾越的。那些我们与之有联系的自由邦领袖们并未显示出丝毫敌意。恰恰相反，他们似乎增强了对付随后很快就出现的严重危机的勇气。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正在都柏林制订爱尔兰宪法的详细内容。相关人士提出了许多建议(公开的和隐蔽的)，认为宪法不应受《爱尔兰协议》约束。爱尔兰的极端分子喜滋滋地把这视为破坏协议的一个机会。在英国，每个人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都倍感愤慨。幸运的是，虽然不无偏颇之词和争执出现，但最后终于产生了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书，从而使暴力鼓吹者再一次失望。6月15日颁布了《爱尔兰自由邦宪法》的文本，南爱尔兰的选民们于次日即前往投票站投票。尽管科林斯与德·瓦勒拉的协议可笑、不合适，比例代表制的荒谬，赞成《爱尔兰协议》的人仍然占多数。具体人数是：拥护该协议的新芬党58人，北爱尔兰共和党36人，工党党员17人，农民党党员7人，独立党党员6人，统一党党员4人。就一个明确的问题和一次自由投票而言，《爱尔兰协议》的反对者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这次选举结果却被协议书掩盖了真相并搞得一团糟，并未能因此而建立稳妥的基础。然而为自由邦领袖们所一致同意的宪法具有这样的形式，它防止了德·瓦勒拉先生及其追随者参与政府，因而避免了在行政当局出现有害的二元性。

几天以后，爆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亨利·威尔逊爵士在结束了作为帝国总参谋长的任期后，已在北爱尔兰选区被选为议会成员。报章上还有公开报道说，他将担任北爱尔兰武装力量的军事顾问。实际上他并未参与北爱尔兰人的任何行政管理事务。两名居住于伦敦的爱尔兰人(其中一人是某政府机关的通信员)认为他是敌方军队的指挥官并且应对贝尔法斯特谋杀事件承担个人责任，乃于6月22日下午3时在伊顿广场亨利·威尔逊爵士住宅的台阶上对他进行伏击，用手枪将他击毙。他刚从一个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回来，还穿着陆军元帅的卡其布制服。他倒在住宅的台阶上，身体被许多子弹洞穿。谋杀犯开枪后准备逃跑，然而在场的每一个人尽管手无寸铁，都自发地追捕两人。谋杀犯逃跑了一段距离，边跑边向人群开枪。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人们从四面八方冲向他们。他们被抓获并迅速送进监狱，等待他们的将是英国法律明确而迅速的判决。在伦敦市中心对一位享誉欧洲的战略家并且还是一位下院成员的人物进行这样的谋杀，其影响是深远的。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是，两名谋杀犯似乎并未接受任何爱尔兰组织的指使。他们是独立进行谋杀活动的；然而大不列颠对此事所迅速做出的愤怒反应，同近40年前在菲尼克斯公园中发生了谋杀事件后所迅速做出的愤怒反应一样。在随后的星期一，人们用最高军事礼节表示敬意，将已故陆军元帅送往墓地。通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群。我必须面对当天下午下院对我的质询。

我极为周密地思考了我将采用的论点；尽管群情激昂，我被允许进行充分的说明。我用极为坦率的方式概述了爱尔兰局势中的有利点和不利点。我赞扬了亨利·威尔逊爵士的人格(该部分材料收录在本书第3卷中)。我描述了北爱尔兰政府不断成长的力量，以及我们的下述计划：横跨爱尔兰设置一条由帝国军队构成的完整的警戒线，为了把北爱尔兰与南爱尔兰分隔开。我强调了爱尔兰人民通过选举所表达出来的愿望。然而若没有以下几段发言，所有这些都将是没有意义的：

“倘若我的见解给下院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容忍与克制——的话，那末我就是没有忠诚和透彻地把这一主题论述清楚。不，先生。为了和平的利益，坚定和容忍是同样必需的。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公布的宪法与《爱尔兰协议》是令人满意地相符合的。该宪法现在已被爱尔兰议会批准通过。不存在它因包含帝国宪法的条款和规定受到丝毫降低的情况。但这还不够。仅仅是字面上的肯定，不论它有多么重要，倘若不付出能使其生效的任何有效努力，那将是完全不够的。仅仅是对谋杀进行谴责，不论它是多么诚挚，倘若连一个谋杀犯也不逮捕，那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在爱尔兰自由邦内，共和国政府的整个机构——在双重性的基础上合为一体——都处于一种处心积虑地向二元化演变的过程，这既不符合爱尔兰人民的愿望、不符合《爱尔兰协议》的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在两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可供英国政府调用的资源是多种多样和强有力的。其中包括进行军事、经济和金融制裁的手段——这里借用一句我们在欧洲大陆事务中经常碰到的老话——，也包括各种现成可用并且也是令人畏惧的制裁手段。我们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十分周密的研究，并且对它们的研究越是周密，我们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随着爱尔兰政府和国家更充分和更牢固地组织起来，这些措施也将成正比地越来越有效。……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与一个弱政府打交道，它之所以弱，是因为它没有与人民建立联系。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因无法对爱尔兰民意的清楚表示，做出和解而感到不安。但是现在这一临时政府的实力已经大为加强。它已具有爱尔兰选民公开宣告的意愿的支持。它将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议会多数的支持。它的责任是使《爱尔兰协议》在字面上和精神上生效，使其充分生效，并且毫不拖延地使其充分生效。今后必须用一种更为严格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比如与自由邦军队混杂在一起的所谓爱尔兰共和军的模糊不清的地位，就是对《爱尔兰协议》的有意冒犯。在都柏林出现的一群自称共和国最高行政当局的人用暴力强占4所法院一事，乃是对《爱尔兰协议》的粗鲁破坏和蔑视。这一混乱和背叛的中心，不仅在向不列颠王国政府、而且还向爱尔兰人民，不仅在南爱尔兰的26个郡内、而且还在北爱尔兰政府的领域内、甚至很可能还跨越了圣乔治海峡而在大不列颠境内扩散，使谋杀的暴行得到促进和鼓励。无论如何，在这一中心继续存在着这样一个组织，它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均设有分部，它公开宣称其目的就是要用人性的堕落所能想象的最邪恶的方法来破坏《爱尔兰协议》。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终于可以认为，我们不是在不公正、草率且缺乏容忍地行事，而用明确的语言向这个已经得到加强的爱尔兰政府和新一届爱尔兰议会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制止这类行动。倘若由于软弱、由于缺乏勇气或由于其它某些甚至更难以令人信服的原因，并未制止上述行动，而且是并未立即制止，那末我有责任在此声明，为了不列颠政府的利益，我们将认为《爱尔兰协议》已受到正式破坏，我们将不再采取实施该协议或使其下一阶段合法化的任何步骤，我们将恢复充分的自由，可以采取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以及在任何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受托照管的利益所必须的任何方面的行动。”

随后的辩论以博纳·劳先生的介入为特征。1921年4月，劳先生从政府及保守党的领导职务退休，他的健康现已得到康复，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劳说：

“我认为，殖民地大臣……在其讲话的结束部分表示，他已经做了你可以要求政府，或今天的任何一个政府，去做的每一件事。……他的注意力已被4所法院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吸引。我想凡是读了从那里发出的信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表示出与殖民地大臣一样的憎恶感；然而还存在着更令我们感到憎恶的别的事情。在亨利·威尔逊爵士之死一事上，他们说不是他们干的，这清楚地意味着，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他们没有错。……只需考虑以下情况就够了。……在都柏林，有个机构强占了4所法院——它们是爱尔兰的司法中心，这就使事件更具讽利意味——，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从这4民法院派出密探，以便在北爱尔兰实行他们认为在南爱尔兰行之有效的完全相同的办法，并正在一切方面唆使谋杀。这能令人予以片刻的容忍吗？请委员会想一想这意味看什么吧。设想我们发现了在巴黎有个位居要害的机构，它公开用金钱收买一些谋杀犯来我国行刺并颠覆我们的政府。随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派代表到巴黎向他们说：‘我们必须查明你们有没有批准这些行为。’我们应该说：‘你们必须住手，否则就会引发一场战争。’对于一个在我看来只是我们的英联郑自治领的地区，难道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不同的立场呜？……我不认为在本下院还有哪个人没有认识到，倘若我们再一次试图大事化小地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南爱尔兰的秩序，它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形势是清楚的。借用殖民地大臣的一句话语：在这些重大问题经受考验前，时间已剩下不多了。我赞成一种说法，即我认为政府是打算结束这种局面，然而倘若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将反对他们，并且我希望下院也将反对他们。”

就在那天傍晚的晚些时候，首相和我在休息室会见了博纳·劳先生。虽然他一直在竭力克制自己，但还是显露了强烈的感情冲动。就我记忆所及，他是这样说的：“今天你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装。如果你做到了你说的话，并且做得好、做得不错，那倒也罢，但是如果没有，……！！”他明显努力使自己在此停顿下来，然后突然离开我们向外走去。

得到下院支持的内阁做出决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罗里·奥康纳必须离开4所法院。唯一的问题就是何时以及如何使之离开；而这一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其实命令已经下达给了麦克里迪将军。然而这位将军却审慎地——并且最终证明是不幸地——建议推迟行动，不过在爱尔兰的这一最黑暗时期，终于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6月27日，罗里·奥康纳一伙人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一边欢呼一边四处搜索，他们劫持了自由邦陆军总司令奥康内尔将军。处于这一事件压力下的迈克尔·科林斯显然已经得知，倘若他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决定在黎明时攻击该4所法院。都柏林的一切当权者都在颤抖，然而他在爱尔兰共和军中有他自己的追随者。他向麦克里迪借用了两门可发射18磅重炮弹的大炮——根据伦敦的指示，两门大炮准予借用。他手下有一个名叫达尔顿的能干而坚定的军官，曾在法国经历过许多战役。这个人在英国兵营中挑选了两门大炮，带领6名未受过训练的人，自己亲手操作于6月28日凌晨4时打响了第一炮。接着爆发了一种具有自由邦内战性质的悲喜剧的冲突。双方都曾把对方作为手挽手的亲爱的同志而互相爱护和尊重；但若有必要，双方都准备赴死；但是与鲜血相比，双方在军火花费上要显得更为大方。在呼唤回归人类更高良知的规劝和感召下，步枪子弹慷慨地直接射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达尔顿指挥官手下的6名炮手中已有半数受伤，他继续把炮弹投入4所法院内，这种炮轰实际上已成为庆祝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的礼炮。

下午，经申请又增加了两门大炮，到傍晚时，被适度限制的200发炮弹已全部打光。令人惊讶的是，一向表现出良好判断力与理解力的麦克里迪将军，在这次危机中竟然承认自己已无法供应更多的东西。临时政府被告知，他们必须等待从凯里克费尔嘎斯驶出的一艘运载高爆炮弹的驱逐舰的到达。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们的士气几近崩溃。急得发狂的要求和威胁整夜通过电话向我传来，一切资源都被用来加紧供应。然而，总司令似乎不愿意让别人使用他戒备森严的营房里充足军需品中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需两三百发炮弹就足够了。他的16个炮兵连配备了近1万发各种炮弹，其中有一半是高爆炮弹。

到了30号这天，自由邦拥护者极为谨慎地在4所法院获得了一个立足处，罗里·奥康纳放火焚烧法院，在发生一次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之后，带领追随者投降。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法律文件，其中有些还是13世纪的，被付之一炬，法院建筑物的穹顶也成为一片瓦砾。萨克维尔街区的战斗持续了几天，并且愈演愈烈起来，不过到了7月5日，真正用武力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均已投降。

这一星期的战斗乃是爱尔兰自由邦诞生斗争中的决定性事件。刚刚诞生不久的生命体在危亡之中做出了胆怯的，然而却是强烈的反应，每一次努力都使它获取了新的力量。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界线，不共戴天的仇恨已经更换了对象。有可能受到暗杀威胁的临时政府领袖们在墨利昂广场得到了忠诚的卫队的严密保护。他们一连数周住在一起，没有回过一次家。凯文·奥希金斯先生在若干年后告诉我，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为了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曾到屋顶阳台的一角呆了一个晚上；他曾为点一支香烟而粗心大意地起身超出阳台护墙片刻，就在这时，从附近房屋里射来一发子弹，把他手中的香烟击灭了。然而这些人尽管心中深感不安，但仍然豪气冲天、热血沸腾；尽管他们已被逼入绝境，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们视事业远重于生命，因而他们以追求自由的原始勇气进行反击。7月12日，他们发布一项声明，威胁要对一切谋杀企图进行严厉报复；他们任命了一个由迈克尔·科林斯领导的国防会议，开始着手对整个爱尔兰境内的敌人展开主动和积极的进攻。自由邦的内战由此开始。这是由彼此极为了解的少数人所进行的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他们知道应该到何处寻找对手，清楚在特定情况下对手可能在干什么。科林斯及其追随者开始追捕并击毙他们知道正在策划置他们于死地的阴谋的那些人。在这场游击战中，大部分最有名的枪手都死于非命。

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

1922年7月7日

私人函件

在这段令人焦虑的日子里，我没有打扰你，现在我也只是把本函限制在你的实际要求之内。在我看来，自从你向4所法院开火以来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似乎在孕育着可能在爱尔兰实现和平与最终联合的巨大希望，对于与你共同在《爱尔兰协议》上签字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目标都是十分珍贵的。考虑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对你和你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磨难。然而我认为，你们以如此巨大的决心与沉着大胆所采取的行动，对于拯救爱尔兰、使之免于混乱，维护《爱尔兰协议》、使之免遭破坏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当你们在爱尔兰处于走投无路的同时，我们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已无法在下院内承受再次关于旧路线的辩论，并认为不列颠的现行政策不会遭受毁灭性的后果，无法承受《爱尔兰协议》将随这种辩论一起完结。现在一切都已改变。爱尔兰人将是自己家园的主人，而我们在此也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能有效地保护《爱尔兰协议》所赋予你们的权利以及进一步维护你们的合法利益。

一旦你在爱尔兰自由邦全部26个郡内建立起行政管理机构(因为我毫不怀疑你将在短期内完成此项工作)，并使你自己和你的同事们稳居领导爱尔兰国家广大民众的岗位，一个远比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更有希望的新阶段便将开始。这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爱尔兰的联合。我还说不好如何及何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但它肯定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还会经历巨大的困难、令人苦恼的事情和挫折，并且毫无疑问，不成熟的希望将会使人感到失望。然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们已经到达了山的顶峰，我们将会发现，未来的路将比过去的路更好走一些。我们必须竭力利用新的力量和优势，以便获得广泛的解决办法。不能容许次要的恼人事件——不管它是多么情有可原——阻碍我们前进或导致我们偏离正道。克雷格和伦敦德里勋爵将于13号来到这里。我没有用你在6月28日一函中所提到的各种抱怨——其中某些无疑是正确的——去烦扰他们。总督因得到御准而在北爱尔兰暂时推迟了废除比例代表制法案的出台，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时间来彻底议论此事。除此之外，我想保持一块净土，以期能在正确的时刻全面回到科林斯—克雷格协议的治理精神。你可能记得格里菲斯先生是如何在我的办公室中把这些全都写在墨渍斑斑的记事薄上的。形成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等待恰好的时机，不能用尚欠火候的努力把不断扩大的优势浪费掉。在我再次见到克雷格与伦敦德里后，我会给你写信。我认为，在友好交谈中谈论你的各种抱怨，要比在公函中唠叨不休地进行指责，效果会更好一些。

与此同时，在努力对付叛乱和革命的间歇中，我觉得你应该周密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与北爱尔兰进行合作时，南爱尔兰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当然，根据帝国的观点，最可贵的莫过于见到北爱尔兰与南爱尔兰能在一个全爱尔兰议会中携起手来、互不歧视双方各自的现有权利。这样一种思想目前在许多地方都会遭到强烈指责，然而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中，事情有时会突然出现转机。例如，南非联邦就是在一时的冲动之中达成协议的。奖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其他一切都应服从于去获得这一奖赏。大部分人民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才能接受正在发生的事情，偏见则是顽固不化的。要给老百姓时间，让他们逐渐接受现实、调整思想和适应已发生的一切。甚至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公众的看法才可能发生巨变。

请向格里菲斯先生转达我良好的祝愿，并将本函呈其一阅，倘若你愿意的话。

附笔：我希望你小心照顾自己以及你的同事。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丘吉尔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

1922年7月7日

私人函件

自从我们上次会晤以来，南爱尔兰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我确信你

已经仔细考虑了它们的后果。一部令人满意的爱尔兰自由邦宪法正在制订之中；尽管遭遇这样多的困难，爱尔兰人民在大选中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有关方面已下决心在都柏林武装镇压北爱尔兰共和党，同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多尼戈尔地——展开清除北爱尔兰共和党的运动；政府还向爱尔兰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站出来支持政府；所有这一切奠定了使事态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基石，这种越来越有利的事态是我们在几周前几乎连想都不敢想的。

我知道你和查利①将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密切关注能使这些有利事件转变为爱尔兰和帝国的普遍而持久的利益的东西。我们需要安定，并且需要时间，为的是让新形势能够深入人们的思想，为的是让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较优越的解决方案，能够自然地为许多人所接受。

我理解你在分界线委员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且如你所知，我们曾两次使科林斯同意在程序方面采取其他选择方案。很可能在他赢得南爱尔兰的战事以后，他将处于一种能够对你做出更多让步的地位，这将使对分界线委员会进行干预变得不再有必要，并且将确保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全部精英与你的政府进行有效合作。与此同时，我确信你将不必再提起分界线委员会的话题，因为那将有可能引起你与帝国政府之间的争论。我们确实需要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越来越满怀信心，我们将会成功。

我丝毫没有催促你仓促行事的意思，我们必须清醒地观察，南爱尔兰的这场战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它可能使临时政府快速发展。一旦其地位得到正确评价，其目标明确、原则坚定的武装力量得到增强，人们的思想就会发生巨变：他们会与过去的看法一刀两断。我一直怀有这样的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讨论你提出的有关克雷格—科林斯协议的建议，大家团结一致，根据协议解决一切未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现在似乎更有可能了，在北爱尔兰，你对局势的控制似乎越来越强，而科林斯现在也已明确对敌对分子开战。

我不想在我的信函中用次要问题来打扰你，尽管还有几个令我忧虑的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留待我们见面时讨论，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全力抓住眼前的机遇，用比以往更开阔的思路来把握局势。

死神很快就把魔爪伸向了在《爱尔兰协议》上签字的两位重要人物。据证实，阿瑟·格里菲斯于8月13日死于心脏病，而科林斯本人则在每一次突击行动中，都要身先士卒地在全国各地大胆开展活动，最终于8月22日因中了敌方的伏击而身亡。其实他强烈预感死亡将到已经有些日子了，好几次他都是绝路逢生地从谋杀的陷阱中幸免于难。他通过一位友人给我捎来一句令我感激的告别口信：“告诉温斯顿，没有他我们将永远一事无成。”罗马天主教会为他举行的葬礼庄严肃穆，社会各界在悲痛中向他默哀。然而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位灾难性遗产的继承人，他在纷争四起的残酷条件下逐渐成熟，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没有他的行为准则和品德，爱尔兰国家地位的基础就不可能重新确立。

格里菲斯与科林斯之死所留下的真空，很快就得到了填补。在幕后站立着一位稳重而有影响力的人物科斯格雷夫，他像格里菲斯一样，面临来自叛乱领袖们的危险，却又没有参与格里菲斯和科林斯的全部活动。在科斯格雷夫身上，爱尔兰人民发现，他是这样一位领袖，他的素质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领袖。除了科林斯的勇气外，他还多了格里菲斯的求实精神以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有关实施行政管理和制订国家政策的知识。在他身边还崛起了年轻的凯文·奥希金斯，一位像是青铜时代古董的人物。

这些人用古老的办法恢复了爱尔兰的秩序，避免了大量流血。民众在经历了骚动、混乱和不幸之后，感受到了由宁静、热切和坚定的意志力带来的甘美。想通过个别谋杀议员而破坏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企图遭到了猛烈的反击。由于两名众议员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差点被枪杀，罗里·奥康纳及其3名主要同伙在12月的一个早晨被叫醒，未经审讯就被枪决。他们自从在4所法院事件中投降以来，一直被关押在蒙特乔伊监狱，但看管并不严厉。命运的结局大出他们的预料，但他们还是以刚毅的精神迎接死亡。仅在一年以前，罗里·奥康纳曾是凯文·奥希金斯婚礼上最受欢迎的来宾。显然，人们在未来评价这些事件时，必须理解这一大动乱时期所存在的紧张因素和奇特条件。

丘吉尔先生致科普先生的信

8月23日

以下一段是关于科斯格雷夫、达根和临时政府的：

值此爱尔兰陷入悲剧而爱尔兰临时政府面临巨大困难之际，我愿尽早向你们保证不列颠政府所怀有的信念，即《爱尔兰协议》的地位将得到忠实而坚决的维护。两位重要签名者的去世，另一位签名者的退休以及第4位签名者的舍弃行为，都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与爱尔兰国家全权代表共同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及其具有的约束力。恰恰相反，我们确信，临时政府和爱尔兰人民将更加认为，充分实现促成两个岛国之间和解的该协议，乃是他们的神圣职责，追求这一理想也是已故的诸爱尔兰领袖的毕生事业，他们的名字将因和这一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永垂不朽。就我们一方而言，凡是不列颠已经通过的条文就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应该依照该协议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良好的信念回报良好的信念，以良好的愿望回报良好的愿望。作为临时政府的代理主席的你，以及你的文职同事和高级军事将领，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都可指望我们的充分合作与支持。

另一位杰出、能干和勇敢的人也成了牺牲品。他就是厄斯金·蔡尔德斯，《沙筛》(The Riddle of the

Sands)一书的作者，他在1915年元旦抵抗德国人在库克斯港的搜捕中表现出勇敢和激情，用一种甚至超过了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势不两立的精神来拥护爱尔兰的事业。他也因反叛自由邦而被枪决。凯文·奥希金斯曾在公开场合严肃地说：“倘若英国人来爱尔兰是为了寻求刺激，应该说他们是如愿以偿了。”在若干年后，凯文·奥希金斯本人也饮弹身亡。

图02、爱尔兰。

Antrim，安特里姆；Annagh，阿尔马；Beleek，贝尔利克；Belfast，贝尔法斯特；Carrickfergus，凯里克费尔嘎斯；Cavan，凯文；Clare，克莱尔；Clones，克隆斯；Cork，科克；Donegal，多尼戈尔；Down，当郡；Dublin，都柏林；Fermanagh，弗马纳；Galway，戈尔伟；Heulbowline，豪尔波兰恩；Irish

Free State，爱尔兰自由邦；Kerry，克雷；Kildare，基尔代尔；Kilkenny，基尔肯尼；Kings

Co.，金斯郡；L.Neagh，尼格湖；Leitrim，莱特利姆；Limerick，利默里克；London-Derry，伦教—德里；Longford，朗福德；Louth，劳斯；Mayo，梅奥；Meath，米斯；Monaghan，莫纳亨；Pettigo，佩蒂戈；Queens，昆士郡；R

Blackwater，黑水河；Roscomon，罗斯康芒；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hannon，香农；Sligo，斯莱戈；Tipperary，蒂珀雷里；Tyrone，蒂龙；Ulster，北爱尔兰；Waterford，沃特福德；Westmeath，西迈斯；Wexford，韦克斯福德；Wicklow，威克洛。

还没等这些最后阶段的悲剧结束，我就已不再负责处理英国与爱尔兰的事务了；但是当联合政府于1922年10月底辞职时，爱尔兰自由邦的兵力与权力已经在《爱尔兰协议》的基础上被牢固地树立起来。博纳·劳先生内阁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爱尔兰协议》应该在字面上和精神上得到完善；这一点后来成为历届英国政府的指导方针。谁愿意预测未来呢？不列颠是自由的，而爱尔兰则是荒凉的。爱尔兰是贫困的，而不列颠则依然在努力克服大战所造成的严峻后果。作为英联邦一自治领的爱尔兰，可以与她的邻国互通有无。没有人指望已存在了若干世纪之久的仇恨与偏见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得以消除。然而仇恨与偏见将会在漫长时间的流逝中以及人性恢复的硕果中逐渐消融——这似乎是一个美好的可能实现的愿望。50年的和平交往及新的发展，必然会把共同利益的考虑日益置于突出的地位。格拉顿*说过一句不朽的名言：“海峡阻止联合；海洋阻止分离。”两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列颠帝国和美国的缔造者，他们在世界各地以无数种方式融合在一起，随着旧日引起争吵的原因烟消云散，他们必然会逐渐尝试去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伤害。这很可能是一个颁发给所有人的奖赏：爱尔兰在自己内部达成和解并与大不列颠取得和解，爱尔兰将在某种庄严的场合宣布自己前进的方向，并且向不列颠帝国(也许是整个英语世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们对这些问题本来是无能为力的。

——————————

①即伦敦德里勋爵。

*1746—1820，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议会议员、英国下院议员，领导争取爱尔兰立法独立运动，反对爱尔兰议会与英国议会合并。——译者

第17章、土耳其还活着

“你愿意支持什么就支持什么吧！不过有一群可怜的人，他们在见到自己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以前，将乐意洒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奥利弗·克伦威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协约国的提议——泛突厥主义者——恩维尔——德土计划——征用土耳其的战列舰——战列巡洋舰“格本号”——恩维尔的政变：最后的失败——停战以后——美国人的批评——威尔逊总统的委员会——暴动与瘫痪——致命的一步——希腊人对士麦那的攻击——土耳其还活着——正义转向土方营垒——新的转折点——大标题——费里德帕夏——军队逐渐减少——限制与错觉——君士坦丁堡的会谈——内阁的决定——塞夫尔条约——事实的进展——向伊兹米特半岛的攻击——我在3月24日发出的函件。

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土耳其那样固执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了。1914年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意大利于1909年动用海上力量入侵并强占了的黎波里，1912年当巴尔干半岛各国向它们古老的征服者和暴君开战时，在的黎波里省腹地仍然在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战争。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已根据伦敦条约割让了一些重要省份和许多岛屿，而巴尔干半岛战胜者之间的分赃不均，已经成为在它们之间引起流血事件的一个新起因。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仍然保留有诱人的魅力，足以诱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野心，或者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一直作为最高目标而光彩夺目。然而不管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复仇和野心对奥斯曼帝国造成的危险是如何迫近，但任何事情也不能取代土耳其人心目中对俄国的恐惧。俄国沿着1000英里边界线——从黑海西部海滨直到里海——与土耳其水陆相邻。英国、法国、意大利(撒丁王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努力，加上1878年时在迪斯累里首相领导下的英国的卓越能力，保护了奥斯曼帝国，使之免于崩溃，并使君士坦丁堡免遭攻占。虽然在巴尔干半岛各同盟国内部发生争吵以前，保加利亚人已经从西边挺进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然而在土耳其人的思想中，对来自北方的危险的意识仍然是压倒一切的。

在这一危险意识之上，还得加上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拉克等国阿拉伯民族的敌意。库尔德斯坦人和分布广泛的亚美尼亚人则是与土耳其疏远的民族。奥斯曼帝国各个领地的那些坚持反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或者遭受土耳其人控制已有五六百年之久的民族和种族，把他们充满仇恨与饥饿的目光投向这个他们已经忍受了太多和太久的垂死帝国。惩罚和索还的时刻即将来到；唯一的问题在于，被杂乱编织而成的欧洲的外交网——尤其是英国的外交网——能把这最后的总清算推迟多久。与奥地利帝国的逐步衰落瓦解一样，奥斯曼帝国日益临近的崩溃是由超越了人类控制的各种力量促成的，这些力量已经使东欧和东南欧的整个基础松动了。一种激烈、巨大、不可预料但又是无法抗拒和迫近的变化，笼罩着1.2亿人民的家庭和社会体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刻和这样一种背景下，德国经由比利时向法国发动了攻击，一切别的争吵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的斗争而重新进行自我调整。在这一社会大动荡中，令人反感、濒于崩溃和贫困的土耳其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

土耳其接受了在英国人看来似乎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政府提出过的有利的提议。她只需付出保持中立这样的代价，便可使她的一切领土的绝对完整得到保证。在这一承诺上，她不仅得到了她的朋友法国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而且还得到了她的敌人俄国政府的保证。法国和英国的保证将保护土耳其免受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尤其是希腊——的攻击；而俄国的保证则将中止无限期从北方逼近的威胁。不列颠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息并且有把握延缓阿拉伯人长期的反抗运动。协约国认为，他们从来不曾向一个居弱并陷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提出过比这更公正的提议。

然而事情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的结构内部以及在其政治事务的表面下，无论是在军人当中还是在人们的思想中，都有一些残忍而居心叵测的力量在进行策划。第一次巴尔干半岛战争的灾难利用适宜的环境点燃了一种隐隐燃烧的缓慢之火，其非同寻常的爆发烈度尚未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几乎所有大使馆所认识，不过有一个大使馆是例外。一位颇有见地的土耳其人于1915年写道：“在这段时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有关土耳其人民未来的哪怕是细枝末节也将受到各种委员会的审查。”①

泛突厥主义委员会把1907年的英—俄条约看作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明确结盟，其中一方曾是土耳其最强大和最公正的支持者与朋友，而另一方则是她长久以来的无情敌人。因而，在一场它深信正在日益逼近的全欧洲战争中，它需要向别处寻求帮助。它的计划(在1913年时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在只讲突厥语的人——安纳托利亚讲突厥语的农民——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土耳其。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民族理想：把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阿塞拜疆波斯省以及俄国境内讲突厥语的外里海诸省(突厥族的发源地)的突厥人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并且把土耳其的疆土延伸到里海盆地。该计划的内容包括拒绝承认理论上的政府、彻底改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将“天赋神权”需要向国家的世俗转移以及严格控制神职阶层。计划还包括令人吃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最近已在土耳其取得成果。穆斯塔法·凯马尔事实上是在执行一个制定于15年前的计划，他很可能也是计划制订者之一。所有泛突厥主义计划的中心点都是利用德国的力量把土耳其从俄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多年来担任德国驻君士丁堡大使的马歇尔·冯·比伯斯坦一直在用他那巧妙的双手培育这些隐蔽之火。

倘若不是在关键时刻有一位活动家出现在几乎是土耳其的最高领导位置，泛突厥主义的计划可能还停留在幻想世界。这个血管中翻腾着勇士鲜血的人自称土耳其的拿破仑，他个人的意志、自负与计谋，注定要把奥斯曼帝国投入一场最大胆的冒险。受德国培训但充满土耳其决心的陆军中尉恩维尔“把帽子甩出篱笆墙”(他的原话)作为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信号。他和几个青年土耳其党内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向集结起来的所有敌人发出挑战。当意大利人围攻的黎波里时，是恩维尔在那里的沙漠中苦战；当巴尔干半岛同盟国的军队出现在恰塔里亚各条战线时，是恩维尔表现了坚强的决心。1912年时任英国首相的阿斯奎斯曾这样说：“埃德里安诺波将永远不会归还土耳其。”然而恩维尔在一个月内便进入了埃德里安诺波，并且埃德里安诺波至今仍然在土耳其的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恩维尔及其同伙塔拉特以及经验丰富和廉洁奉公的财政部长查维德对土耳其政局的掌控。他们之上虽然还有作为威严摆设的苏丹王和首相，但是恩维尔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大权在握却是勿庸置疑的，而在他们之中，恩维尔又是最高领袖。②

土耳其的领袖们对俄国准备接受一次普遍性战争磨难的意志的估计，远远低于西方协约国在这方面对沙皇的估计。土耳其领袖们相信德国集团将赢得陆地上的战争，俄国将遭到重创并随之会在国内爆发一场革命。如果德国战胜，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领土和人口方面均会有所得，这种结局将至少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有利于抵御来自俄国的威胁。在德土双方长时间的预先谈判中，德国允诺，如果中路进攻获得胜利，土耳其对高加索的领土要求将得到满足。这一允诺对土耳其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涉及土耳其生活各个方面的泛突厥主义政策以及土耳其人的领土野心均体现在一个明确的战争计划中。这一计划的出发点是要求土耳其夺得对黑海的控制权。无论大战在何时爆发(他们确信大战必将爆发)，俄国都将受到德国和奥地利的钳击，泛突厥主义者则趁机入侵并征服高加索。控制从君士坦丁堡至特莱比宗德的海上航线，对于从特莱比宗德向艾泽罗姆推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土耳其必须拥有一支海军。1911年和1912年，在整个阿纳托利亚，甚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众踊跃募捐，为在英国建造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筹集资金。两艘战舰中至少有一艘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此乃是整个土耳其战争计划赖以实施的关键所在。1914年7月，土耳其的领袖们所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两艘战舰能按期到达吗？很明显，时间的余地是很小的。第一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雷夏迪号”于7月按期建成；第二艘于几周后建成。土耳其特工在俄国境内大肆活动，在奥尔蒂、阿尔代汉和卡尔斯等地区策划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农民(这些农民在当地民众中占了绝大部分)把粮食贮藏起来，以使土耳其军队有可能向前推进，直下科鲁克山谷威胁俄国后方。7月27日，土耳其提议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反俄秘密攻守同盟，德国立即予以接受，并于8月2日正式签订。7月31日，土耳其政府向军队下达了动员令。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场突然袭击事件。英国突然采取了明确抵制德国的态度。不列颠舰队在海上摆出了战斗阵势。7月28日，我为皇家海军征用了两艘土耳其的无畏级战舰。一艘载有500名土耳其水兵的运输舰停泊于泰恩河，准备接收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土耳其舰长要求交出该舰，并威胁将登上该舰并升起土耳其国旗。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7月31日)，我自行负责地下达命令，必须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土耳其人夺取该舰的任何企图应予抵制，若有必要，可以动用武力。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只是出于增强不列颠海军的目的。将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增加到不列颠舰队，这对国家安全似乎是极其重要的。在英国海军部或者就我所知甚至在整个英国，还没有人对土耳其的图谋或者这两艘战舰在其图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任何了解。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比我们原来所预期的要好。在该年晚些时候，我由于征用土耳其战舰一事而在某些部门遭到了批评，据说，由此而在整个土耳其激起的愤怒和失望将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并刺激土耳其进入反对我们的战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一失望后果的内情。对这些战舰的征用，不仅远没有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敌人，还差一点使土耳其成为协约国的成员。

然而对土耳其人来说，仍然存在着一个希望：战列巡洋舰“格本号”。这艘快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正在西地中海游弋，根据和平时期的命令，它将前往亚得里亚海的普拉港市进行整修。它凭借其自身优势便足以制服俄国海军中队。德国人会下令要“格本号”驶返君士坦丁堡吗？它能驶返该地吗？正在这一时刻，英国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以及最后通牒若遭拒绝，英国将断然宣战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务实主义者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它改变了地中海的海军形势。“格本号”能够逃脱英国的许多小舰队和巡洋舰中队以及舰速虽然较慢但火力更强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它们正游弋于“格本号”与大海之间)的堵截吗？当恩维尔于8月3日晚获悉，“格本号”已接到命令沿亚德里亚海往北向普拉港市逃窜时，他的焦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立刻找到俄国武官列昂节夫将军，把以前的一切阴谋(包括一天前他与德国签订的协定)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向这名惊讶的官员建议土俄两国以多方面条件(包括土耳其在西色雷斯的赔偿)结成联盟。不知是因为德国人认识到了除非“格本号”做出努力抵达君士坦丁堡，否则他们便永远不会得到泛突厥主义者的饶恕，还是因为那本是他们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海军上将提尔皮茨这时(8月3日)发出新的命令，要求当时刚要在墨西那补充煤炭的“格本号”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各种事件后，“格本号”于8月10日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经过了某种谈判以后，它被允许驶往马尔马拉海。

恩维尔的信心现在得到了恢复，因为对黑海的控制可能取决于土耳其人。但是考虑到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设防条件，因而与英国形成某种敌对态势乃是严重的问题。此外，意大利已经出人意料地退出了三方同盟。因此，土耳其也许应审慎小心地采取观望态度，看看行将发生在陆地上的几大战役——尤其是在俄国前线的战役——将如何发展。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的动员仍然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进行，因为可以合理地将它说成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因此，接下来是一段延续了3个月之久的土耳其犹豫不决和拖延的时期，它高明地大耍两面派手腕，取得了预期效果。不过就我回忆所及，在制订政策的所有重要方面，不列颠政府所得到的情报都远比土耳其政府完整。根据我们的现有资料，这一时期，在解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从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电报时，我们总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各协约国一会儿被土耳其首相以及值得尊敬但却无能的内阁部门的友善保证所鼓舞，一会儿又因其拒绝扣押“格本号”并解除其武装而感到愤慨，电报因众多互相矛盾的声音而普遍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人们认为土耳其没有固定的方针，它被争取过来和被敌方拉过去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当恩维尔于11月作为一切泛突厥主义武装力量的代理人采取了行动，“格本号”和土耳其舰队向俄国黑海沿岸各港口发动了无端攻击时，这一时期便告结束，土耳其从而也冷酷地投入了战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本书其他各卷已经有所描述。

在4年的战争时期中，土耳其受到了德国军事和情报力量的激励、指导和支持。她在高加索与俄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不列颠帝国成了她最强大的敌人。土耳其的陆军主力在加利波利半岛上被不列颠和澳大利亚军队击溃。虽然土耳其也获得过一些重要胜利，但不列颠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实际上不停顿地向北推进到了底格里斯河。劳伦斯唤起并领导了沙漠中阿拉伯人的反叛。艾伦比率领一支由旅印英侨组成的25万人的部队攻克巴勒斯坦，并进入了叙利亚。虽然萨洛尼卡前线归法国人指挥，由一个法国将军指挥了从西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但是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土耳其相信他们是被英国击败的。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土耳其将士中，有3/4是死于不列颠帝国的枪弹和刺刀之下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对这位老朋友和被错误判断的敌人所进行的屠杀，并没有减弱他的反击力量。

当兴登堡防线和德国被击溃时，土耳其人的一切抵抗均被彻底粉碎。土耳其俯伏在地，向上看去，大松一口气地发现，原来她的征服者是英国人。“我们铸成了大错；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一方；我们是被恩维尔和塔拉特逼迫着这么干的，但现在他们都逃之夭夭了。我们为已发生的一切深感悔恨。我们怎么知道美国会向德国开战呢？我们又怎么知道大不列颠会成为一个一流军事强国呢？这些奇迹超出了人类的预见。谁也不应该责备我们接受了错误的领导。当然，我们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让我们的英国老朋友来惩戒我们吧。”这就是10月30日在墨德罗斯停战后两三个月内土耳其人的心情；墨德罗斯停战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斗。

寇松爵士说：

“在举行和谈会议时，协约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即便没有被吓倒，也算得上是俯首贴耳了。我们派驻占领土耳其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足以使我们执行不仅是停战协定中已达成协定的条款，而且还可包括我们发现有必要补充的任何条款。英国人牢牢掌握了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包括摩苏尔。……英国在波斯的地位，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看都是极为强大的。自从战胜以来，我们仍然驻扎在外里海，不过正在考虑立即撤军。里海在我们手中，正在成为反击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海军行动基地。英国若干师团占领了从黑海直到里海的整个高加索，并为各对抗民族——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达吉斯坦人和俄罗斯人——提供了维持和平的唯一保证。……在小亚细亚(英国军事占领区以外)还看不到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亚美尼亚命运未卜，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现在都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除了亚美尼亚(可能还有西里西亚)，瓜分小亚细亚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考虑过。在叙利亚，存在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这是因为要调和法国人的强烈愿望与阿拉伯事态的铁的事实非常困难，因为法国人坚持按字面意义解释不幸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与犹太移民的利益，看来能够和谐相处，大不列颠认为，关键在于在双方同意下尽早实行托管。埃及仍然保持缄默。”

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做出广泛、明确并且首先是迅速的决策。在这些结构松散但又是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每一天的拖延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已经拖延了两个月；在这片曾经是古代财富和文明发祥地的广袤的土地上，现在却充斥着多数已武装起来的好斗和狂热的民族，每个人都在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做什么？”然而巴黎的战胜国的政治家并没有给出答案。他们必须开始互相认真对付并互相理解。他们必须就他们所知来向美国解释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面对曾挥军抵达莱茵河畔的法国的强烈要求，法国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他们必须对德国做出法国认为是公正的惩罚和审判，并使他们的军队保持戒备以便执行可能指定的任务。在他们的四周，混乱的洪水在不断泛滥。

威尔逊总统与美国议和代表团一行对秘密协定的印象十分深刻，认为他们的最大优势在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在中东，他们的确是“唯一的公正大国”。这一事实无疑是有帮助的，因为必须把大部分秘密协定——如前文所述，它们都是在战争的剧痛中签订的——从前进的道路上清扫掉。威尔逊总统与美国的影响力没有受到过损害，同时又最具分量，这正是有可能进行良好和切合实际的审视并达成解决办法所需要的新要素。但威尔逊总统在行动中没有坚持更密切地掌握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他提供了重要的服务，然而就其身份和权力而言，他提供的服务原本应该是价值无量的。

因此，威尔逊总统这样说：

“美利坚合众国的观点是，对大不列颠与法国对各民族提出的要求不感兴趣，除非那些民族需要这些要求。美利坚合众国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同意托管。这一点已深深扎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思想中。因此，……美国希望知道，叙利亚人是否乐于接受法国。同样，美国也希望知道，大不列颠是否会被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乐意地接受。可能这并非英、法两国的事务，不过，倘若在和会以前问题即已形成此一事实，导致该问题已经成为英、法两国事务，那末处理这种情况的唯一途径便是了解这些地区居民的愿望。

“因此，他建议在土耳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他同时还就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③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说明意见的内容以及说明受托代管国将前往工作的该国的情况。若有必要他们将被召回并向和会汇报他们就这一问题所了解的情况。……这将……使全世界相信，和会已在尝试寻找最科学的基础以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该调查委员会应由人数相等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代表组成。他们将被派出并都可以全权汇报他们所发现的各种事实。”

贝克尔先生说：“总统极为热情和迫切地竭力推行这一主张。”

现在，没有任何论点能比这一要求更为貌似有理的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国内政治中，当碰到了复杂问题和怒气不断上升时，通常的万用灵药就是委派一个委员会或一个皇家委员会。而且，这种灵药往往都很有效。虽然问题并不是由委员会来解决的，虽然委员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许要低于承担相关责任的部长们，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症状明显并长期耽误治疗、拥有厚厚病历的病人，很可能会使问题以各种不太尖锐的方式提出来。威尔逊总统提出这一策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各怀心事的列强对此不得不予以默认。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没有任何人应该受到指责。

然而各有关国家是不愿意在权力不确定的状况下拖延太久的，并且在一切可能激起他们热情的程序中，刺激性最大的莫过于参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了——来自各大国的成员们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周游于火药库似的中东地区，以把握第一手真实情况。任何人都能看出，威尔逊总统是多么明智和正确，他的建议多么切合实际地适用于在美国或大不列颠发生的政治麻烦。但是很明显，在当前的情况和气氛中，他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引起爆炸的手段。政治家与战争中陆海军的将军一样，在一场危机中常常需要在并不了解大量必不可少的事实的情况下，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决策总比完全不进行决策要好一些。在毫无组织而情绪激愤的各民族民众之中斡旋，询问他们在想什么和他们想要什么，这无疑是一种必将惹起冲突的方法。当一个人向自己并不理解并且毫无兴趣的事务提供帮助时，他的思想很容易被一种庄严和虚幻的公正情绪所支配。“在我们做出自己的决策前，让我们掌握一切已被披露的事实吧。让我们知道我们身处何地吧。让我们搞清楚民众的意愿吧。”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精明正确！然而在调查委员会——它最后只剩下了美国代表——完成其全部调查工作的1/3以前，几乎所有相关民族都开始参与武装叛乱，并且各协约国的军队几乎都已撤回本国。

然而从调查委员会被委派的时刻开始，整个中东地区便被置于一种犹豫不决和调查研究的不明确命令的支配之下。当日复一日每天都有十几个严重的当地问题(它们全都是不同民族民众之间的互相枪击事件)提交给英国相关公共事务部门时，任何官员都只能记下这样一句简短的话：“问题必须等候处理，直到协约国间的委员会完成调查工作。”所以，友善的人只得继续记下肇事时间和提出问题，而不友善的人却给自己的步枪装上子弹并谋划进一步闹事。

然而，只需要采取一种积极和富于进取的行动(尽管按治国理论的每一标准来衡量都是错误的)，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平息下来并得到重新控制的。意大利企图染指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和野心，超过了最大胆的想象。并且意大利不失时机地证明她将通过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巴黎和会大吃一惊。向东部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意大利也是其中一方)的决定基本上未被执行，因为意大利借口当地发生骚乱而攻占了阿达里亚，同时又正式谴责希腊人准备袭击士麦那。希腊一方则大声抱怨，称意大利人在阿达里亚的行动仅仅是他们侵犯希腊势力范围的第一步。将近4月底时，有报道说，意大利人已经派出少量部队在巴德伦姆、马克利和阿拉亚登陆。与此同时，美英法三方领导小组在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的威信与人格的影响下，正稳步趋向于提出将士麦那连同艾丁省划归希腊。几千年以来，希腊人一直繁衍生息于士麦那及其沿海岸地区。那里的繁荣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智慧以及工业和农业。早在1915年时，阿斯奎斯先生的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在重新划分土耳其版图时，希腊——如果她参战的话——应该拥有士麦那。巴黎和会希腊领土委员会新近以多数票(包括英国代表、法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做出了有利于希腊人的决定。威尔逊总统明确地接受了这一结论。然而这一意图的传闻却引起了士麦那欧洲侨民的抗议，在士麦那的美国传教士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特派员同时发出了各自的警告，说明走出这一步会酿成什么危险。

这时，威尔逊总统与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完全破裂，这导致了意大利暂时退出和会。在与西格诺·奥兰多发生冲突后激动情绪的影响下，威尔逊支持希腊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发现英国首相是唯一的热心支持者。已被莱茵河和法国的未来搞得心事重重的克列孟梭此刻以友善的态度对待意美双方。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行动加快了。关于意大利人即将强行占有士麦那的报道，加上土耳其人虐待希族人的传闻，导致他们迈出了这致命的一步。5月5日，三方领导小组考虑了一项方案，即应该允许希腊人立即占领士麦那，以便保护他们在那里的同胞。劳合·乔治先生建议做出一项决议，授权韦尼泽洛斯派遣军队前往士麦那留船待命，准备在出现必要情况时登陆。威尔逊总统问，为什么不让希军立即登陆，既然部队在船上不能处于良好状态。劳合·乔治先生对此并不表示反对。

5月10日再次讨论了这一主题。然而登陆的原则被认为已经确定，讨论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细节。亨利·威尔逊爵士出席了两次会议，但是他只限于参与技术方面的布置。12日举行了第3次会议。西格诺·奥兰多这时已经返回和会。他得到保证，士麦那的未来命运将不会因希腊的占领而受到歧视。它是一项保护希腊人的紧急措施。根据停战协定，必须向土耳其发出书面通知，士麦那诸要塞的驻军应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投降。经过一番考虑后，西格诺·奥兰多在原则上不反对登陆，但是强烈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不应撤离，应视最终解决的情况再作决定。四国会议的决定是，希腊军队一俟准备就绪即要从卡瓦拉出发，意大利分遣队应该参加协约国军队的军事行动。

韦尼泽洛斯受权前往士麦那时，是代表四大列强作为国际联盟委托的代管国而采取行动的。就像鸭子见了水一样，韦尼泽洛斯迫不及待地出发了。他知道不论四大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方领导小组——的责任是什么，四大国毕竟都是流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他自己的军事力量才是实实在在的。只有他才拥有行动的手段。在这样一项任务中，除了派遣象征意义上的分遣队之外，英国、法国或美国出兵一事，永远不会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希腊师团却处于能够迅速出动并打击敌方的距离以内，并且它们正急于开始行动。5月15日，不顾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的严重警告与抗议，2万名希腊士兵在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在士麦那登陆，他们杀死了大量土耳其人，占领了该市，并沿着士麦那—艾丁铁路迅速北上，与土耳其正规军、非正规军以及艾丁的土族人武装展开血战，开了他们入侵和征服小亚细亚的先例。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巴黎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听到这一至关重要事件的消息时，我深感迷惑和惊恐。这一事件在不列颠总参谋部造成的惊愕，无疑影响了我的个人观点。即便没有理由允许不列颠军方有亲土耳其倾向，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暴行——正当我们的资源处于捉襟见肘的时刻，它却捅出了这样多的新危机。在陆军部，我们不久就感觉到了它的后果。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我们的官员正三三两两地在整个小亚细亚监督军队的投降和武器的集中。他们自由地从一个地点转向另一地点，并无需武装保护，只需用手指指点一下事情该如何办即行。土耳其人几乎像机械般地服从。步枪、机关枪、大炮和炮弹正被顺从地在各重要“临时存放处”堆积起来；土耳其正处在战败——并且是罪有应得的战败——的咒语的支配下。“让我们的老朋友英国来惩罚我们罢。”因此，作为接受战败和签署国际公约的结果，武器被整齐地堆起，大炮被整齐地排列，炮弹也被整齐地聚集成堆。

然而土耳其民族——巴黎和会好像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民族——发现，他们所必须容忍和暂时服从的，原来不是不列颠、印度和艾伦比，而是希腊，希腊是他们世代憎恨和蔑视的仇人，是他们眼中的一个叛乱的省，一个不折不扣的手下败将。于是土耳其就变得无法控制了。监督停战条款执行情况的不列颠官员最初没人理睬，接着是受到辱骂，再后来是被追赶着要他们的命或被投入难以忍受的监禁④。已经收集了大量军事装备的“临时存放处”的控制权，一周之内便从英国人手中转到了土耳其人手中；而穆斯塔法·凯马尔——在有关1915年4月和8月的加利波利各篇章中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位替天行道的好汉，直至当时他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反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的叛逆者——则被赋予起义领袖的权力，因为他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素质。

然而比夺回武器与军火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事业争取道义上的优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的政策是多么冷酷和恶毒，协约国对她的义愤是有充分根据的。何况亚美尼亚人可怕的遭遇尚需调查公布。然而巴黎和会对待土耳其人的态度是如此严酷，以致使公理现在投向了土方营垒。正义——这个逃离征服者俱乐部的永恒的亡命者——已经倒向了土方阵营。土耳其人认为，失败是必须接受的，并且其后果也是必须承担的；然而就在土耳其被解除武装的这一时刻，希腊军队被放纵而进入了小亚细亚，这预示着土耳其民族的毁灭与死亡，以及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作为一个民族的土耳其所受到的压制与屈辱。为了拯救土耳其，6月9日在靠近阿马希亚的小镇卡拉斯，穆斯塔法·凯马尔公开地鼓吹了他的计划。一切已经半熄灭的泛突厥主义之火开始再次燃烧起来。每一个土耳其人都坚决认为，希腊人征服土耳其人绝不是命运之神的旨意。头脑里装满糊涂的念头、背负着被罪行玷污的名声、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自暴自弃、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因长期的灾难性战争而精疲力尽，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然而土耳其人还仍然活着。在他们的胸膛中跳动着这样一个民族的心脏，这个民族曾对整个世界发出过挑战，多少世纪以来所有来犯者都在他们面前败退而去。如今，他们手中再次有了一支现代化军队，指挥这支军队的是吸取了以往所有经验教训的统帅，而在统帅身边有四五位草莽英雄式的杰出人物辅佐他。在巴黎装饰着花毯的金碧辉煌的会议厅里，世界各国的立法专家们正聚集在一起开会。而在君士坦丁堡，在协约国舰队的大炮下，土耳其的一个傀儡政府正在行使职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故乡”的崇山峻岭中，流落着一群可怜的人……他们不希望看到事情这样解决；此刻在篝火旁，一位代表着公正无私的庄严精神的逃亡者正坐在帐篷内。

我直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像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韦尼泽洛斯这样一批当时在巴黎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的智慧、深谋远虑和言谈举止使他们即使在最严峻的考验下都能比同时代人高出一头——怎么会被引入歧途并跨出了如此鲁莽和致命的一步。

我把希腊按照协约国的命令入侵士麦那这件事置于如此突出的位置，会令许多人感到惊讶。我在本书诸卷中一直试图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表明命运中的一些歇脚点。我试图从繁杂纷乱的暴力和有趣事实及事实组合中找出其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来。如此我们便能在中东人民的历史中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了。

然而当时公众舆论对士麦那意义的认识是模糊的。当时有那么多的值得议论之事，有那么多的激动人心和重要的事情可做，有那么多的混乱和令人不快的事件可资记录，有那么多的崇高理想值得为之奋斗，以致仅仅派遣两三个希腊师团登陆士麦那并向几百名土耳其人开枪射击，似乎乃小事一桩，不足以对几个主要协约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任何印象。500名特别能干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围绕着和会的活动每晚发出8万字报道。在一些发行量最大的重要报纸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大标题。其中当然也不乏诸如“希腊师团在士麦那登陆：土耳其人的抵抗被制服”之类的大标题。但是第二天就换上了别的内容。每天都必须有新的大标题。这不是报纸或社会公众的错。两者都在追求轰动效应，何况社会公众虽然也读报纸，但主要还得忙于自己的家务和生计。他们完全有理由“因紧迫的私人事务而请假缺席”。

现在我们必须像编年史那样地来叙述几件大事。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他们在从1910年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统治着土耳其——曾经四处逃散，有的还遭到流放。恩维尔在突厥斯坦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冒险以后，战死于疆场。塔拉特被一个亚美尼亚人刺杀于柏林，后者的确是在报公仇。查维德于1926年被胜利者穆斯塔法·凯马尔判处绞刑，他“高声吟诵着一位古代土耳其诗人的几段诗”登上绞刑台。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人物现在出现在土耳其的政坛上：费里德帕夏于1919年3月4日执政，他执行一种卑躬屈膝的政策并与苏丹王密切联盟。在君士坦丁堡，他的周围是协约国的战舰和刺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幸存者和普通战士怀着沮丧的心情和半叛逆的态度出没于小亚细亚山岭之中，他们如今是群龙无首了。费里德便在这两股力量之间碰运气地保持他的平衡。他向协约国屈服并接受它们的忠告，同时又与民族主义者保持友好的接触。他在反对占领士麦那的抗议声中辞职；但在同一天内，他又恢复执政。6月7日，他率领一个议和代表团前往巴黎请求对土耳其的宽大处理。但他从和会得到的却是严厉的回答。7月1日，他委任穆斯塔法·凯马尔为北小亚细亚总督察员。在8月和9月，穆斯塔法和希瓦斯在厄尔泽罗姆召开了东部代表的代表大会。9月11日，希瓦斯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份土耳其权利的宣言，它后来形成了“国家公约”或新土耳其的庄严盟约。到9月底时，君士坦丁堡的管辖范围已经只能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即便是乘火车离马尔马拉海岸只有1小时距离的布鲁萨，也于10月脱离了安哥拉(今安卡拉)政府。费里德再度辞职，让位给居于受协约国控制的苏丹与穆斯塔法·凯马尔及其在安哥拉的“国家公约”拥护者之间的中途政府。

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正在迅速撤回英国。1919年1月，陆军部仍有近300万人奉命驻扎在国外。到3月时，它只有200万人派驻国外了，并且这部分军队正处于迅速复员的过程中。到1919年仲夏，除了莱茵河畔的驻军外，我们在国外已几乎没有任何军队。应征士兵与战时征募入伍者必须遣返回家；新的常备军正在形成中；而从事职业军的志愿人员还仅仅在逐步出现。停战一年以后，我们驻外的只有若干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营，而在以前，可供调用的则有装备齐全、人数达1.5—2万的若干师团。看到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大量裁减，而同时又明显地觉察到，世界各地的危险与敌意在与日俱增，这的确非常令人迷惑不解。1919年1月，我向内阁散发了一份总参谋部的备忘录，说明我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减到了什么地步，并指出我们的政策与我们的力量是不相符合的。

第3节。(i)“看来似乎没有必要说明，自从1918年10月31日土耳其停战以来，无论是在陛下政府的军事资源方面，还是在战前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方面，情况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力之外，现在可用于实施和平条款的不列颠军事实力如下：

1个师团加上野战军部队(包括巴统卫戍部队)，共计包括：

1.3万名英国人，1.8万名印度人，合计3.1万名战斗人员。

这支部队的打击力量实际上只能局限于铁路系统。总参谋部在此愿意指出，如果不通过征兵或其他手段增加兵员，不列颠将没有可用于土耳其的增援部队。”

总参谋部进而希望：

“首先，这些条款应得到陛下政府的认真考虑，使之能够与现有的资源或准备用于执行这条款的资源合理相称。

在不考虑细节或各种问题的政治利弊的情况下，总参谋部愿意列出下述诸项措施以及相关理由，但是根据情报，把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可能需要或者调用我们盟国的兵员，或者在不列颠进一步招募兵员以加强黑海的兵力：

(1)建立一个更大的亚美尼亚，把西里西亚与埃里温共和国连结起来。

(2)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

(3)希腊获得本都！！的某一部分(原文如此)。

(4)希腊永久占有艾丁省的某一部分。

(5)意大利永久占有南阿纳托利亚或康尼亚的某一部分，虽然还不能肯定，这种做法是否与前面任何一种做法一样，会引起土耳其人的愤慨。

除了以上诸项需要立即加强军事力量的措施外，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中的任何一项，则需要在一段难以预计其长短的时期里，保持一支常备野战军。这两项措施是：

(6)希腊获得东色雷斯。

(7)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

然而尽管离做出任何决定相距甚远，各协约国却满足于在保留各自分歧的情况下，任凭问题悄然溜过。当美国人的调查委员会不安地在中东各处走来走去时，有人却抱有最荒诞不经的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发生并吞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不过几个大国将被授予“托管地”，这将使她们为获取控制权而找到借口。法国将取得叙利亚和西里西亚；意大利愉快地承担了占领整个高加索以及位于小亚细亚海角的阿达利亚省的任务；英国似乎急于接管已被我们军队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人们强烈地预期，美国将会在亚美尼亚接受一块托管地。1920年1月，经受着长时间的财政、军事和政治不确定性冲击的希腊，开始显示出了承受不住的迹象。

就是在这些迷人的错觉中，1919年悄然逝去。随着不断的争论和详尽无遗的论证，中东的未来终于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艰辛地在巴黎和会上勾划出来，并且有关土耳其的和约草案也已拟出。几个富有刺激性的问题正等待着各国政府做出决定。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不列颠内阁正面临对下述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即苏丹是否像哈里发那样在权力方面受到无数限制，并被允许留在君士坦丁堡；抑或在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应该“卷起铺盖卷”从欧洲撤走。另一个次要问题是，圣索菲亚的清真寺是否应由基督教重新圣化为一基督教教堂。在这些争论中，领导外交部的寇松爵士采取的是全力反对埃德温·蒙塔古先生的立场，后者的立论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之上：印度的公众舆论、伊斯兰世界的敏感性、保守党的亲土耳其倾向以及印度事务部的冗长备忘录。

这一斗争的双方旗鼓相当。按照蒙塔占先生的看法，在英国的赞同甚或默许下，把土耳其人和哈里发逐出君士坦丁堡，将会给予居住在印度半岛的两三百人和宗教教派日益下降的忠诚以致命的最后一击。然而按照寇松爵士的看法，他们将对此毫不在乎。有些人还会感到高兴；多数人将是漠不关心；而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唯一关心此事者——则会满怀热情和勇气在不同的战场上毫不犹豫地和上述哈里发的军队进行战斗。关于圣索菲亚重新圣化的问题，蒙塔古先生强调，它是一所具有巨大神圣感情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其历史可上溯至公元1469年以前。我们全都深深受到此项提示的影响，直到寇松爵士反驳说，它原本是一所已有915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于是辩论双方似乎达到了非常精密的平衡，使这一问题成为长度超过原条款两倍的一个实质性现代命题！它将属于这样一种问题：在几乎任何国家的大学生中间，都有可能要就其正反两方进行辩论。

关于君士坦丁堡这一主要问题，劳合·乔治先生毫无保留地支持寇松爵士。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他本人就是一个主要提议人。陆军部以其令人沮丧的意见参与了讨论，陆军元帅威尔逊和我指出，我们己无任何多余的士兵；而没有士兵，你如何将土耳其人逐出君士坦丁堡并保持该状态呢？我们继印度事务部之后，反复呼吁一个真正的、最终的并首先是迅速的土耳其的和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能对一切国家的船只(包括战舰)保持自由通航，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海峡两侧由国际武装力量实行永久占领，而在我们有限的军事力量内我们有能力承担分配给我们的责任。这样一种安排在几年之后很可能仅仅会成为一种不具有挑战意义的例行公式。

正如《寇松爵士生平》⑤一书所准确描述的，这些问题在不列颠内阁中通过斗争才得以解决的情况，已经被完全公开，因而没有必要在此再详加论述了。1919年圣诞节，在伦敦外交部办公室举行了一次英法会议，以求解决两国政府在土耳其和阿拉伯问题上面临的棘手的困难。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个有耐性的、脾气好的领导人，他有一个习惯：遇事先与同事讨论，以便能形成赞成他的观点的有效多数。讨论的一个内容是提出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另一个内容则是讨论对该方案的补充部分！这也许是一种违宪的做法；然而它也可能是在挤满了待议事项的时间中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然而，1月9日当一项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交内阁时，每位大臣均有即兴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利，在下院进行了一场远比往常更生动激烈的辩论以后，大臣们以压倒多数决定，土耳其人应该留在君士坦丁堡。首相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同事们的抉择，并于第二天在一篇充满说服力的讲话中向议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因此，塞夫尔条约规定，君士坦丁堡应保留为土耳其人的首都。其他的规定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应在国际监管下，成为对一切船只开放的水道。此外，西色雷斯与东色雷斯之划分，几乎要向北延伸到恰塔利亚分界线，希腊应该拥有加利波利半岛和大部分爱琴海诸岛，并且管理士麦那及其腹地，直到能在该地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土耳其必须重新确认投降条约，并使其军备与财政服从协约国的严厉监控。她应该加强对不同信仰的各少数民族进行的常规保护。法国将拥有当时正处于疯狂感情迸发中的叙利亚；英国将承担耗资巨大和棘手的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托管地；而亚美尼亚则是留给美国的托管地。在签署塞夫尔条约以及有条件地对其正式批准的同时，大不列颠、法国和意大利又签署了一个三方协定，把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以及在圣·让·德·莫列纳会议上已经给予三大国的那些领土作为势力范围而再次明确给予三国。

趁着所有这些法令时尚未宣布之际，我们必须来观察一下事实的进展情况。在石子砌成的道路上，在荆棘丛生和悬岩绝壁的山间隘道，在被太阳烤得炎热的橘黄色沙漠中，疲惫而缓慢的旅行队继续在顽强地蹒跚地前进。让我们回过头来稍微对它们进行一番审视吧。

1920年1月12日，土耳其新议会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协约国忠实于代议制政体的原则，据此，土耳其人进行了投票。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几乎全部都按照错误的方向投了票。民族主义分子——亦可称凯马尔分子——占了新议会的绝大多数。令人极为尴尬的是，作为一项实际的日常安全措施，协约国于1月21日要求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辞职。28日，新议会批准并签署了“国家公约”。面对着君士坦丁堡有可能发生叛乱乃至大屠杀的惊人局面，协约国被迫采取联合行动。英、法、意三国军队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弗里德再度受劝组建他一直打算组建的最不能服人的政府。4月底，土耳其国家议会在远离协约国舰队和陆军的势力范围的安哥拉召开了。5月13日(一个不吉祥的日子)，韦尼泽洛斯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内容。6月，不列颠横贯伊兹米特半岛的警戒部队线遭到了凯马尔分子武装力量的袭击。袭击并不严重。部队接到命令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还击；海军从马尔拉海用炮火轰击，袭击者乃撤退至炮火射程以外。然而他们仍停留在当地，我们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面前”，这一次兵力单薄。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大马士革将埃米尔费萨尔赶下王位后，在西里西亚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同一天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有益条款)，法国人很想向当地的土耳其人提出停战。

韦尼泽洛斯这时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救世仙女。希腊军队愿意前来援救。已驻扎在士麦那的5个师中有2个师可以北上，从马尔马拉海东面通过困难地区(但是他们声称，他们了解这一情况)，攻击正在威胁伊兹米特半岛的土耳其人并将他们赶走。随身带着英国总参谋部意见的福煦元帅声称，这一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有可能失败。然而劳合·乔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希腊人乃于6月2日开始行动，并立即就取得了成功。希腊人的纵队沿着艰难地区的道路鱼贯前进，安全地通过了许多险要的隘道。面对着希腊人的日益逼近，有着强有力的精明领导的土耳其人乃消失于阿纳托利亚的腹地。7月初，另一支希腊人的军队迅速越过东色雷斯，击溃了土耳其人的脆弱抵抗并占领了埃德里安诺波尔。

协约国的领导人为杰出的希腊军事力量和意想不到的表现而欢呼；协约国的军事将领们也对希腊军刮目相看；劳合·乔治先生显得兴高采烈。看来他又一次是正确的，而军方人士则有如他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又一次失误了——参见《大决战的叙述》。

这些事件决定了塞夫尔条约。费里德顺从地建立了一个傀儡内阁，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和平条约在应有的庄严气氛中在塞夫尔签署。花了18个月商讨所准备的这一条约，在其正式签署前就变得过时了。它的一切主要条款能否生效，现在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希腊军队。倘若韦尼泽洛斯愿意使局势明朗化，并用法律和秩序来限制穆斯塔法·凯马尔，则一切都会好起来。倘若不是这样，那就必须想出另一套能与现实事态更密切相符的措词。最后，对土耳其的和约终于出台了，但是正式批准它就意味着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然而在协约国列强看来，这场战争应该由代理人来打。因此，当大国这样来进行战争时，对于代理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虽然本章集中讨论土耳其事务，但是这一点必须放在欧洲总形势的背景下去论述。重新刊出我在动身前往法国度过一个短暂的复活节假期时写给劳合·乔治先生的一封信，或许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0年3月24日

我在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刻给你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这时在想些什么。自停战以来，我的政策一直是“与德国人民保持玉帛之交，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则不惜以兵戎相见”。不管是出于心甘情愿抑或事态所遇，你所遵循的方针很像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我知道事情困难，也知道你的巨大才干与个人魅力均远远高出于我，我这样判断你的政策和行动并不是说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做得更好一些。然而我们现在正面对事态发展的各种结果。它们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能正处于欧洲和亚洲出现普遍瓦解和混乱的前夜。俄国已经濒于毁灭。她留下来的东西已落入那些掌了权的该死卑劣小人的手中。不过德国或许还有救。在德国这个问题上，我们仍能和谐地一致思考和行动，这使我倍感欣慰：你倾向于努力拯救德国，使其摆脱可怕的命运，倘若命运压倒了德国，它也会压倒其他国家。如果我们果真作此打算，则时间已经不多，行动必须简练。你应该告诉法国，如果——并且只有——她完全改变其对待德国的方式，并且忠实接受一项帮助并友善对待德国的英国政策，我们将与法国结成反德防御联盟。下一步你应该派遣一位重要人物去柏林，全力帮助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和反鲁道夫同盟成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左集团。为完成此项任务你可以采用两种施压手段：首先是提供食品和信贷，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此项工作必须慷慨地加以完成(否则德国的情况将更糟)；其次是召开一次会议对和约进行提前修订，新德国应该作为重建欧洲行动中的一名平等的伙伴而被邀请参加该会议⑥。利用这些施压手段，就应该有可能把德国国内一切优秀和稳定的因素团结起来，以达到他们自救乃至解救欧洲的目的。我祈祷我们不至于“为时过晚”。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远比国内我们党的联盟(虽然它也是重要的)更值得你用你的政治生命为之冒险的事业。同样毫无疑问，它是一项这样的事业，一旦它被启动，它便将在国内外支配整个世界的形势。我的建议包括：在你领导下的英国采取公开而坚决的行动，并且若有必要的话，那怕是单独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我将乐于与你共同面对政治上的厄运。不过我相信将不会有任何厄运，并且在几个月后，不列颠仍将在政治上执欧洲之牛耳。

作为这样一种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与苏俄达成和平，以求在保护我们免受其毒害的同时，得以缓解总的形势。当然，我并不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有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一致。但是考虑到现有的事实，停止战争并推进物质繁荣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好歹必须依靠和平的影响来促使这种极坏的暴政和危险消失。

与德国相比，俄国乃属次要问题；而与俄国相比，土耳其又更是小事一桩。但是我也对你对土耳其的政策而深感忧虑不安。军事资源已被内阁削减至最脆弱和最微薄的程度，而我们正领导着协约国试图加强在土耳其的和平，此项工作需要大量强有力的军队以及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和占领。在这个已经受到冲突折磨的世界上，我担忧地看到了你对希腊军队的放任——不管是从什么利益(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考虑这一问题的。然而希腊军队是你的唯一有效的战斗力量。倘若小亚细亚的铁路被切断而供应品不能抵达，你将怎样为君士坦丁堡提供食物呢？谁将为此负责呢？食物将从哪个早已空空如也的市场运来呢？我担心你将使这个巨大城市无助并懒散地躺在你的手中，而四周则是游击队和封锁线。在此我再次提议要谨慎从事，采取安抚的策略。应该努力确保建立一个真正代议制政体的土耳其管理机构并和它达成协定。因为在目前得过且过的状态下，土耳其和约意味着无止境的混乱。

————————————

*沙特阿拉伯省名；曾经是阿拉伯半岛上最早的王国。——译者

①《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的理想》(Turkish and Pan-Turkish

Ideals)，特金·阿尔普著。1915年于德国首次出版。

②我碰巧与所有这些人都有过一面之交。我曾在1910年德国的几次军事演习中会晤过恩维尔。1909年，当我陪同伯肯黑德勋爵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塔拉特和查维德曾是我们的东道主。

③斯丹纳德·贝克尔，第1卷第76页。

④陆军上校艾尔弗雷德·罗林森爵士——著名的第4军司令官的弟弟——有过最糟糕的经历。他撰写的在长期监禁中受奴役的回忆录值得一读。那次经历损害了他的健康并险些要了他的命。

**黑海南岸古王国。——译者

⑤罗纳谢勋爵著。

⑥当然，这指的是经济方面和财务方面的条款。——丘吉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5 15:31:11编辑过]

第18章、希腊悲剧

回顾——韦尼泽洛斯的崛起——大战中的希腊——康斯坦丁的神圣权力——全面胜利——对色雷斯和士麦那的承诺——年轻的国王——猴子咬人——希腊选举——韦尼泽洛斯下台以及对此的反应——康斯坦丁复位——希腊的孤立——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寇松与蒙塔古——非官方鼓励——我本人的立场，2月22日、6月11日和6月25日——希腊军进攻——埃斯基谢希尔战役——萨卡里亚河战役——又一个机会——亚美尼亚和泛突厥主义者——1915年大屠杀——土耳其的征服——亚美尼亚的朋友——再次消失。

01.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古典时代。机会让命运女神当贴身侍女，这是真正的希腊悲剧。不管希腊人经历了怎样的脱胎换骨，也无法让人感觉到他们的特性自亚西比德时代以来有过什么改变。像古代一样，他们对宗派斗争的偏爱超过其他任何爱好，而且在危机时总有一位伟大人物率领他们。希腊人对党派政治的喜爱和韦尼泽洛斯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在相互作用下构成了这出剧的剧情；场景与灯光是这次大战；主题是“希腊怎样意外得到她梦中的帝国，而醒来时又丢失了它”。戏剧开场时必须以回顾往事作为它的开场白。

1908年希腊王国处于悲惨的困境。自从国王和王子于1897年指挥了与土耳其的灾难性战争以来，他们的处境一直不佳。他们受到希腊军队军官的猛烈攻击，猛烈的反君主政体运动因此而爆发。人们提议，如果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应不允许国王和王子执掌兵权。许多其他类似的羞辱强加在王室头上。然而，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一个完全按古典模子塑造出来的杰出人物。这个杰出人物得到大国支持，发动了一次起义，从土耳其手里解放了克里特岛。凭借着他的能力和大国的帮助，克里特岛摆脱了土耳其的枷锁，并以此为阶石与希腊重新合并，获得希腊王子治下的自治地位。1909年，韦尼泽洛斯从克里特岛去希腊，1910年成为首相。他整顿和改革了政府的各个部门，重组了由英国人指导的舰队和由法国人指导的陆军，恢复了国王的军队统帅身份。

国王有这样一个伟大总管辅佐，很快重获人民爱戴。在几年时间里，希腊享有着对于一个小国来说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最坚强的团结、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和一个全国性领袖；每个人都在适合于自己的领域里工作，以忠诚与尊敬对待他人。韦尼泽洛斯组成巴尔干同盟，准备并煽动对土耳其的战争。1912年，战争爆发。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从上一次战争的经验中获益匪浅，击败了土耳其人，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和萨洛尼卡，差一点儿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些盟国的领土因此而大为扩展。保加利亚人过于贪婪，动辄与人争吵，结果导致遭受盟友和罗马尼亚两面夹击的局面。他们很快被这个新的联合体压倒，不但失去了所有夺得的领土，而且实际上还被夺走了本土的多布罗加省。两年之内，希腊王国的领土和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倍。克里特岛重归祖国怀抱，不但萨洛尼卡而且卡瓦拉也加入了希腊版图。就这样，康斯坦丁眼见他自己和他的王国迈着巨大步伐走向希腊帝国之梦。而就在这个时刻，善恶大决战开始了。

前几卷概略描述了希腊在大战中的态度。我们可以断言韦尼泽洛斯要求对协约国忠诚。康斯坦丁娶德皇的姐妹为妻，对德国的军事威望和效率有深刻的印象，坚信德国会取得胜利。他的信念得到了希腊参谋部的响应。可是韦尼泽洛斯依照另外的标准进行判断。他宣告公理在协约国方面；他预见协约国未来会获得胜利。他在前景黯淡的时候说：“英国在她的所有战争中总是赢得最后一战——最后的一仗！”他根据这些见解行事。迄今为止他总是劝导和再劝导康斯坦丁和他的将军们，直到1914年8月下旬，法军在边境战役失败后和马恩河胜利前，从当时形势看来德军将势不可挡地攻占巴黎。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将希腊的海陆军在英国认为适合参战的时候提供给了协约国。面对保加利亚因巴尔干战争而起的永不宽恕的仇恨，他在土耳其攻击协约国之前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位经验丰富的著名政治家，能够在严重的险象环生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如此有把握的决定，这证明他有无与伦比的先知之明。

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事表明，韦尼泽洛斯一直准备参加从陆路和海上对加利波利半岛的经过周密计划的进攻。在某些程度上受俄国的害怕心理的影响，英国外交部曾拒绝希腊在上一个秋季提供协助，除非康斯坦丁坚定不移地承诺参加对德战争，否则似乎不可能使希腊政府成为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达达尼尔海峡战事的可叹过程和在这个过程暴露出来的无能，并没有削弱韦尼泽洛斯对协约国的忠诚。当塞尔维亚受保加利亚入侵的危险于1915年夏季更加逼近时，他援用希腊必须帮助塞尔维亚的条约，说如此就应参加大战。康斯坦丁拒绝这么做，于是韦尼泽洛斯辞职。作为6月大选的结果，他又于8月23日复出掌权。他得到国王授权进行总动员。康斯坦丁到此已不愿再往前走一步，他明确拒绝进入战争。关于国王对他这个国民新近授权的首相的否定，韦尼泽洛斯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当它是一个内政问题时，我必须遵从公众的判断意见；但当它是一个外交问题时，我的意见是，只要我认定一件事是对或错，我就必须坚持它应当或不应当做，因为我感到我在上帝前面负有责任。”这席话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宪法理论，而且上帝是否对内政与外交有过如此的划分也值得怀疑。遭到国王拒绝后韦尼泽洛斯提出辞职，但又在国王的压力下收回辞呈，与此同时他邀请协约国遣派军队通过萨洛尼卡去救塞尔维亚。此后韦尼泽洛斯一直发誓说，康斯坦丁已经同意此事，但康斯坦丁却发誓说他没有同意过。协约国军到达萨洛尼卡，韦尼泽洛斯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被迫抗议协约国军登陆。然而他同时又向议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公开声称希塞条约硬性规定，希腊有完全义务对保加利亚及土耳其作战。虽然他仍得到议院多数的支持，但却被国王免去了职务。

国王与首相争吵的第三阶段是武装反叛。韦尼泽洛斯于1916年9月离开希腊去克里特岛，在那里建立了临时政府。此后他突然访问已经建立起革命政府的萨洛尼卡。在这里他招募了一支希腊军来支持协约国。美国参加协约国事业对希腊舆论产生了强烈影响。就连保王派也开始不那么担心战争结束时会被留在战败的英国一方，面对胜利的和无情的德国和一心想报仇的保加利亚。1917年6月每个人都拼死斗争，希腊的局势逐渐好转，法军在机敏的英国人的准许下占领雅典，迫使康斯坦丁外逃流亡。从这时起，韦尼泽洛斯再次控制了希腊的命运，希腊开始与协约国共命运。希腊的几个师在萨洛尼卡前线作战；希腊的战舰加入了协约国舰队；协约国的军火和贷款在战争时期源源流入希腊。韦尼泽洛斯领导他的国家在停战后的战胜国理事会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他个人的品质、威望以及他对协约国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他赢得了几乎与最大战胜国的领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他的功绩，他的国家登上了令人晕眩的高峰，俯视令人眼花的地平线。

与此同时康斯坦丁在流亡中垂头丧气，希腊的政治家们如果按国王的思路行事，那么他们的国家非但与胜利丝毫无缘，甚至还会陷于失败，此时，该是满心阴郁地等待报复时刻的到来了。

02.

在巴黎，英、法、美的政策看起来是要实实在在地发展希腊的力量和分量。她们肯定在相互表示要不要利用她。我们已看到希腊师怎样应招伴随法军不光彩地入侵乌克兰；希军怎样被授权和受鼓励侵入并占领色雷斯；尤其是他们怎样被投入决定性的士麦那突袭战。韦尼泽洛斯在执行这些高层命令时表现出超常的敏捷。希腊军队几乎连续10年处于受动员状态，此时他们似乎是愿意去任何地方执行任何任务的唯一军队。因此到1919年夏季时，希腊军队广泛散布在并深深进入了土耳其领土。韦尼泽洛斯于12月返回雅典，受到热情欢迎，可是极度紧张的迹象——社会、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国的结构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

1920年当塞夫勒条约刚提出时，亨利·威尔逊爵士与我表达了英国从军事角度对希腊局势的看法，首相要求我们亲自去看望韦尼泽洛斯，向他说明我们的担忧。我们真诚地照此办理，向他提出如下问题：你一天要为此花费多少？希军士兵离家已有多久？与土耳其真正实现和平的前景如何？如此等等。我们指出，虽然或即使希腊军队能打败目前条件下的土军，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能摆脱自身的危险。信奉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人，在野蛮条件下孤军奋战的衣衫褴褛的战士，能够迫使立足海外作战的、组织严密的军队为维持自身存在而无限期地担负沉重的支出。“这种状况对他们没有损失，但是你能支持多久呢？”韦尼泽洛斯回答说，希腊军队是应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总统的要求驻扎在那里的。他承认战争条件不平等，但表示他有信心，在三个最伟大的国家支持下，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最后结局。几乎就在这次讨论之后，他占领了色雷斯，歼灭或击溃仍在该省的两个不顶用的土耳其师并进入阿德里安堡。事态如此发展令我们又惊又喜，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对全局的优虑。此后不久，塞夫勒条约签订。

希腊军队在从士麦那省向北的进军中也同样取得了速胜，他们赶走了骚扰横跨伊斯米德半岛的法英军防线的土耳其军队。尽管福煦与威尔逊都曾忠告希军不要这样做，但这次军事行动由两个希腊师轻易而快速地完成了，其结果使英、法、美政治领导人极为满意。无疑这些事件使劳合·乔治先生心中升起了符合他一贯倾向的对希腊军事实力的信任。然而这个结果却使希军散布在广大地区，加重了他们的责任。只要希腊根据三个大国能够和愿意帮助的程度，依照她们的非正式命令行动，那么希腊的背后就有牢固和(如有需要)充分的支持。然而就在此时，那些意想不到的幽灵出现了，否则，这出希腊悲剧原本是不会自行展现的。

塞夫勒条约于1920年8月10日签字。9月份，韦尼泽洛斯抵达雅典，第四次随其而来的是事业中战争和政策的巨大胜利。几星期前他在巴黎火车站遇刺，但侥幸脱险，这更加剧了欢迎人群对他的赞美与称颂。他令他的国家在不知不觉之中登上了她在现代还不曾登上过的最高顶峰。巨大的输赢尚未确定，套在身上的义务依旧紧紧夹着希腊的军队和财政，但是有了最强大的国家及其声誉卓著的领导人的支持，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问题会比韦尼泽洛斯过去已经成功克服的那些问题更可怕。

1917年6月，在法国海军陆战队和协约国海军支持下的法国高级专员M.若纳尔把手指专横地一挥，康斯坦丁国王就被驱逐出国，流亡他乡，自此，他的次子亚历山大继位。这个和蔼可亲的青年，是命运和政策的牺牲品，他执政3年多。在世界风暴把他刮上王位之前，他曾与一位美丽动人的年轻姑娘姆莱·玛诺丝恋爱；后者是一个宫廷小官员的女儿，她的家族史以王室的标准衡量并不特别显赫。亚历山大国王在爱情与王位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自1919年11月他与姆莱·玛诺丝开始这桩贵贱婚姻以来，韦尼泽洛斯不得不因此而面对一系列微妙和恼人的政治问题。可是这位政治家深切地同情年轻的国王夫妇。他辛劳和激动地制订条约，希腊军战线仍呈现低垂但却是较远的乌云，就在此时他还为这对夫妇作了巧妙的努力。韦尼泽洛斯以高明的手段调整宪法的细节，到年轻国王回国时，新希腊帝国的广阔疆域似乎已完全可以接纳有浪漫史的国王。

1920年10月20日亚历山大国王带着他的长毛小狗在花园散步，当他停步观看王宫内饲养的有点杂乱的宠物中的一对猴子时，长毛犬攻击雌猴，公猴在报复中攻击国王，咬伤了国王的小腿。尽管伤处特别痛，但医生诊断并无大碍。可是咬伤处化脓、发炎，变得严重起来，随后出现了更危险的症状。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剧烈痛苦之后，亚历山大国王在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他的王后的新娘怀中死去。

我们已经知道，仅一艘重要敌舰“格本号”逃脱，就在整个东南欧和小亚细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只猴子一口咬死国王，结果连累了25万人的生命。

希腊宪法并没有特别规定国王死亡后应举行大选，但是继承人的问题使人困扰。韦尼泽洛斯似乎不很认真地考虑过由姆莱·玛诺丝的婴儿登上王位，和随之而来的长期摄政。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由希腊王子保罗接位。保罗住在瑞士他流亡的父亲家中。无疑有人授意他回答，他只有在希腊人民通过选举明确决定不同意他的父亲和哥哥乔治王子继位后才能接受推举。这就迫使希腊要进行一次大选。

韦尼泽洛斯没有办法逃避这个问题。他受到他以为自己深得人心的证据的鼓舞，深信他应该得到希腊人民的信任，他愿意把问题直接交由选民决定：他们是否赞成康斯坦丁复位？自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前国王的所有支持者都从流亡地或退隐处自由返回，活跃地投身大选。世界大事曾证明康斯坦丁迟钝无能，韦尼泽洛斯决策正确，就在此时，公众对“康斯坦丁对韦尼泽洛斯”的选择结果似乎用不着多加怀疑。然而这个傲慢的克里特人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小国曾陷于极度的紧张，协约国通过封锁迫使希腊参战种下了深深忿恨的种子，长期的战争状态引起了诸多不满，他的许多政府部门采用了压迫人民的手段，他的政治对手被允许全面参与党派政治，而他们怀着入阁掌权和进行报复的强烈愿望。在他被迫出国长期待在巴黎和伦敦期间，希腊人民得不到他个人的鼓舞，而只能感受他的下属的粗暴作风。希腊国内外权威人士毫不怀疑韦尼泽洛斯会在议会获得绝对多数。然而11月14日晚上出来的选举结果令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韦尼泽洛斯本人落选，他的追随者在议会只赢得114个席位，而反对派却赢得了250席。希腊的政派之争以高调进行。韦尼泽洛斯立刻宣布他将辞职离开本国，尖刻的议论说他面对责骂临阵逃走，听凭他的朋友被屠杀，但这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宣布自己在国内只能成为动荡和混乱的根源。他把他的辞呈亲手交给老朋友海军上将孔祖里奥蒂斯，指定了他的接替人，11月17日乘友人的游艇离开希腊去意大利。就这样，希腊人民在面临最大希望和最大恐惧的时刻轻易地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是他创造了当前局面，也只有他才能把这个局面推向成功。

在收到宣布希腊的选举结果和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定的电报时，我刚好与劳合·乔治先生在内阁会议室。他不但深感吃惊，而且还大惑不解。但是他天性乐观，再加上我们在大战中经历了种种磨练，因此他启齿而笑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①

要想探讨韦尼泽洛斯下台所造成的反应，必须对整个事态始末仔细加以研究。希腊虽然是一个被困难和敌人重重包围的小国，但她总是沉缅于具有双重性质的危险奢华。韦尼泽洛斯的亲协约国的希腊与康斯坦丁的亲德国的希腊同时存在。所有忠实于协约国的人与韦尼泽洛斯的希腊相伴始终。他们把全部憎恨都集中在康斯坦丁的希腊身上。前国王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眼中是仅次于德皇本人的讨厌人物，他在协约国心目中属于所谓的“狡猾的”保加利亚的斐迪南之流的人。如我们所见，他这个君主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原因，把他的国家或试图把他的国家投入敌人一方，也就是最终被打败的一方。要求英国或法国民主政府为这样一个民族做出牺牲和努力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民族的真正精神在他们选择康斯坦丁这样一个人时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因此，康斯坦丁的回归消除了协约国对希腊的忠诚，取消了除法律义务以外的一切关系。在英国，人们的感觉不是憎恨，而是同情乃至兴趣的完全熄灭。在法国，其他实际考虑加剧了本已很强烈的不满。我们曾经见过法国人是怎样卷入叙利亚阿拉伯人和奇里乞亚的土耳其人的种种麻烦中的。为了韦尼泽洛斯的缘故必须忍受许多不便，但是为了康坦斯丁什么都不会干。实际上，最初的吃惊淡化之后，统治圈子里明显出现了如释重负的气氛。现在不再需要采取反土耳其政策了。相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对法国利益最有帮助。黎凡特的形势令人宽慰，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积极的有利条件。如果希腊自由，人人都自由。希腊事实上成为了解放者。正当她的需求处于最大、她的承诺于己于人都最恼人的时刻，她由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抹掉了以往的良好记录。道德上如此乐于助人的人不是天天碰得到的。

寇松勋爵提出了外交部不动感情的冷漠观点，建议有条件地支持希腊甚至承认康斯坦丁；但是12月3日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大会否定了这样的计划。三大国通知希腊政府，“虽然他们不愿干涉希腊的内部事务，但是，大战期间曾对协约国不忠并采取敌对行为的这个国王居然复位，这令他们深感困惑不解，他们只能把此事视为希腊正式认可国王的敌意行为”；“这个步骤将使希腊与协约国的关系陷入一种新的不利局面”；“三国政府保留针对由这一事件造成的形势而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第二天，三国政府发出第二个照会说：“如果康斯坦丁恢复王位，希腊将得不到协约国的进一步财政支持。”

由于这一宣告的刺痛，希腊人在获胜的保王党人的恫吓下，以几乎一致的公民投票赞成请回康斯坦丁。12月底，国王康斯坦丁和王后索菲及其子女，在不久前曾同样迎接韦尼泽洛斯的全体民众真情表露的欢悦中，再次进入雅典。同时，新政府忙于从各种形式的公职中排除所有韦尼泽洛斯派的官员——从主教、法官、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乃至国家机关的女清洁工，概莫能外。留在雅典的协约国公使接到指示与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但不理会国王、王室和宫廷。从此以后，希腊内部四分五裂，只能独自面对眼前的危险了。

驱逐韦尼泽洛斯的唯一合理目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唯一明智政策，是迅速而坚决地减轻希腊在小亚细亚承担的义务。那位伟大的克里特人使他的小小国家负担太重还是有点道理的；可以肯定，这种情况是在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形成的。如今，失去了英国的支持，要面对意大利的对立，以及立刻就要感受到法国的明显敌意，摆在康斯坦丁及群臣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尽可能争取最好的条件与土耳其实现和平，迅速放弃在小亚细亚的每一处阵地，将军队调回本国遣散，实行最严格的财政节约政策。这些都是希腊人民被要求做出并且已经做出的决定的符合逻辑和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这些却是新政权最不愿意做出的决定。从天性上说，他们是比韦尼泽洛斯本人更厉害的扩张主义者。聚集在宫廷周围的军界政界人物充满野心。他们现在要让希腊知道，希腊取得的成功与韦尼泽洛斯毫无关系。那种让他们丢掉以前获得的惊人成功的想法，是他们的自豪心理所不能容忍的，这种想法会大大损害他们在人民中的声望。相反，他们建议扩张希腊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甚至超越韦尼泽洛斯认为可能的程度。他们喊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口号，以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因此，当1921年2月21日协约国在巴黎开会及时(虽有些粗糙地)修改塞夫勒条约，特别是修改有关士麦那和色雷斯部分时，希腊新政府反对协约国的建议，并宣布希腊不需任何外界援助就能保住条约给予她的领土。此时希腊在小亚细亚驻扎了20万军队，每星期的费用至少要25万英镑。土耳其人与法国人进行了友好谈判，并受到了与莫斯科签订条约的鼓舞，军队人数和战斗力持续迅速增加。

我们必须对处于这一历史关头的广大希腊人民表示同情。他们承受了超出自身力量的任务，被要求回答他们无力回答的问题，并且不清楚他们做出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必然后果。他们所经历的战争、动员和战时管制的紧张在时间上超过了卷入战争的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深受党派斗争的困扰和折磨，在这个疲惫不堪的小国居然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敌对的国民；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的军队也能长期保持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信念。现在他们要开始比我们曾描述过的更加野心勃勃和更加孤苦伶仃的冒险行动了。

03.

希腊悲剧的第三幕必须以描述英国政界几个名人的态度开场。我与劳合·乔治先生尽管对土—希事务的意见完全不一致，但一直保持着没有拘束的亲密交往，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请求他讲出他的政策的依据。他则以寻常对同僚谈看法的好心情和耐心，用如下这些或多或少的原话宣布他的根据。“希腊人是东地中海的未来民族。他们富有创造力并充满精力。他们代表了反对土耳其野蛮制度的基督教文明。他们的战斗力被我们的将军们荒唐地低估了。对于不列颠帝国来说，更强大的希腊意味着一种无价的有利条件；从传统倾向和利益的角度看，希腊人应该对我们友好；他们现在是拥有五六百万人口的国家，50年内，如果他们能够占住分配给他们的领土，他们将会成为拥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是优秀的航海者；他们将发展海上力量；他们将占有地中海东部所有最重要的岛屿。这些岛屿是未来的潜在的潜艇基地，位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去往印度、远东和澳大利亚的交通线的一侧。希腊人是知恩图报的民族，如果我们在希腊国家扩张的时期成为她忠诚的朋友，她将成为英帝国保持主要交通航道的保障之一。老鼠可能会在某一天咬断捆缚狮子的绳索。”对于他的这席话，我实际上是在适当间隙作过回答的：“如果是这样，你打算做些什么呢？你没有军队可供派遣；你一直在说省不出钱来；你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保守党是土耳其的传统朋友，你的党的多数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内阁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将军们倾向于亲土耳其。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力量。任何长期的反土耳其或亲希腊政策都将引起强烈反对。此外，土耳其人十分危险，因为他们生性好斗，不愿与人交往。如果希腊人想征服土耳其，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况且现在康斯坦丁回了国，你绝不会得到允许来有效地帮助希腊人的。”尽管我不能谎称上文已记录了我们俩人对话的内容，但在我看来它是对两种不同观点的公正表述。

寇松勋爵的方针大致上是应对希腊人采取冷静、慎重但又能对他们有帮助的政策，应该与土耳其保持友好的和平，但是应不惜任何代价把土耳其人从欧洲和君士坦丁堡赶走。蒙塔古先生得到了代表印度的所有力量的支持，他赞成以几乎任何条件与土耳其和平相处，英国应该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领袖，更重要的是，应该把君士坦丁堡交还给土耳其人。如本书前文所述，内阁决定反对首相与寇松勋爵对君士坦丁堡的意见，这两位大臣接受了内阁的决定。但是在行动方面，是帮助希腊人还是安抚土耳其人，内阁没能制定出得到一致认可的政策，而只是做出了纯属消极的决定，即不动用英国的军队与金钱，等待事态发展。这种停顿和拖延的态度保持了几近两年，从韦尼泽洛斯下台直到恰纳克危机发生。

然而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希腊人的命运。无疑，在复位的康斯坦丁的领导下，希腊人举国上下做出了积极而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是他们能够得到大国的贷款、军火和好意的帮助，恐怕谁也不敢说他们不能迫使凯马尔主义土耳其人签订和平条约，而这种条约将确保他们据有色雷斯和在士麦那的立足点。由于得不到援助，他们现在只好进军安哥拉，试图在那里达到媾和的目的。

引起诸多不满与谴责的问题是，英国首相是否曾就这个冒险计划给予希腊人以未经授权的个人鼓励。可以完全肯定，从各种官方外交准则的角度看，他们不会从英国政府得到任何鼓励，但无疑曾得到英国陆军部和参谋部利用每一个机会通过每一个有效渠道传去的警告与劝阻。但是他们当然知道首相的心在他们一边，知道他热切希望看到他们的胜利。劳合·乔治先生是希腊知道的唯一英国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坎宁和格拉德斯通的继承者。他在大战中的成就，他在欧洲的威望，他当时对英国不成问题的控制权，他本人的足智多谋和意志力量，他对党派的著名的效忠性，所有这一切在希腊人心目中建起了模糊但却强有力的信任感。他们想，这个伟人尽管没有明确表态，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会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以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杰出才能，给予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帮助。

现在的局势已经是再糟糕不过了。本来，希腊人应该要么得到团结一致的英国政府从精神、外交和财政上的鼎力支持，要么就被一桶桶凉水浇得寒冷彻骨。可是，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例如爱尔兰问题和英国的党派之争，正在同时发生着。世界如此动荡不定，困难这么大量存在，以致一个小国引起意见分歧的事情，只有在发生时才会被临时加以考虑，甚至到此时尚无任何明确的决定。毕竟，康斯坦丁和他的政府是自己采取行动的。无论大国对他们的冒险计划最终有什么举动，他们都有权形成自己的看法；然而，必须做出决定的只有他们自己，而且处于危险境地的首先是他们自身的安全。一位杰出人物感情上的支持可能是有力的鼓励，但是它代替不了条约、协议或正式外交文件。

尽管如此，康斯坦丁国王于6月11日仍亲赴士麦那担任希腊军司令，7月份，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开始了对土耳其人的第4次攻势。

04.

我觉得我有权在这里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在每个地方和每个场合，人们一直肆意把我说成激进政策的鼓吹者，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试图对我的行为作任何详细解释。给寇松勋爵写传的那位出色的传记作家曾全面查阅官方档案并有充分自由使用它们，他毫不隐晦地指出，“狂热分子”和“战争贩子”这两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恰如其分。因此，我必须澄清事实。

一开始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1919年12月份参谋部根据我的授权发表的总体政策声明，本书第17章曾有概括性介绍；其次，我还请读者注意第17章末我于1920年3月24日致首相的信。以下是记录了我的观点的两封给首相的信，一封写于1921年2月22日协约国会议修改塞夫勒条约之时，另一封写于1921年6月11日希腊人开始进军安哥拉之前：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1年2月22日

今天早上我不想重申有关政策的争论。你有权决定英国的政策，我只能焦急地等待结果。在争执问题上你应当重视其意见的那种人如下：印度政府和总督、孟买总督乔治·劳埃德、已任命但尚未上任的印度总督、艾伦比勋爵和珀西·考克斯爵士、新设中东部官员沙克布勒先生、劳伦斯上校、扬少校、参谋部所有部门和代表、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和哈林顿将军、地位特殊和知识渊博的蒙塔古以及像阿迦汗这样被证明为英国的忠实朋友的人。我还必须会见那些认为我们东方和中东事务会从与土耳其达成的和平协议中获益的政界要人。重启战端的抉择使我深感忧虑。我敢说，希腊人可以在邻近国境的战线击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深入土耳其国境一定距离；但是他们占领的地区越大，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他们付出的代价也越高。这种事态的后果会主要落在我们身上，较小程度地落在法国人身上。这些后果全是有害的。土耳其人将被迫投入布尔什维克的怀抱；美索不达米亚将在该地驻军减少的关键时期受到骚扰；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花资高昂的军队，要想保住摩苏尔与巴格达也许根本不可能；回教徒感情上对英国的普遍疏远将在各方面继续发挥有害影响；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将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将在各处被认为是伊斯兰的头号敌人。进一步的不幸将落在亚美尼亚人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放手让希腊人重新发动战争，在我看来应负有可怕的责任。我为前景以及发觉自己在与我的职责密切相关的事情上无法影响你的决定而感到深切的悲哀。我希望在我们意见一致的许多事情上尽我所能帮助你，我们之间已有长久的友谊，而且我对你的才能和成就钦佩不已，正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苦恼更加深了。

6月上旬首相在契克斯乡间别墅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原则同意对希土双方施加同等压力，以促使达成协议。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1年6月11日

今天上午，我与韦尼泽洛斯举行会谈。我向他说明我们在契克斯开会的结果，他同意我们的结论。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们应对康斯坦丁说：“这里列出我们现在认为应该向凯马尔提出的条件。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我们就将它们送达凯马尔(如有可能将与法国联名提出)。我们将告诉凯马尔，要是他拒绝这些条件，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希腊人，倘若希腊人取得胜利，此时提出的条件必然会遭到修改，变得对凯马尔更加不利。”我们应进一步告诉康斯坦丁，他应推迟攻击行动，直到通过让韦尼泽洛斯派胜任的将军们官复原职来改组他的军队。如果康斯坦丁同意我们在向土耳其提出的条件和改组军队问题上对他的全部要求，而凯马尔继续顽固不化，从而导致我们对与康斯坦丁的安排真正付诸实施，则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承认康斯坦丁。要是我们不幸非得与此人，非得与希腊合作，就没有理由不来取任何可能的行动来确保胜利。不彻底的办法和半心半意的支持是我们曾经实行的所有政策的祸根。不管是对俄国还是对土耳其都一样，自从停战以来，是以前不妥的行动导致我们陷入今日的灾难性处境的。

至于条件，我认为必须包含希腊军队撤出士麦那。我认为，不包含这个条件，就没有可能赢得法国的合作和取得凯马尔主义者的同意。究竟是由当地军队还是组织一支国际部队来保护基督教徒的生命这一保证性问题，现阶段不必作最终决定，可是我同意你的意见，必须得到能够阻止屠杀的有效保证。

我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如果希腊人不等时机成熟就再次发动攻势，那末最后一张牌打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我们将既达不成与土耳其的和平条约又失去希腊军队。

为确定行动方针，我正在研究希土问题，我确信你会了解到，我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信念从未改变。这个目标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依旧是与土耳其达成和平，而且应该是尽早达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如你所知，也如我一再以书面表示的，我完全不同意塞夫勒条约的整个政策并担心由此产生的那种我曾一次又一次敢于预言的结果。然而在我们如今所处的困难局势中，我正在尽我的最大努力来为我们的窘境找寻出路，以使我们不致于在欢欣鼓舞和失去理性的对手面前完全束手无策。

1921年6月25日，我再次提出正式备忘录：

首相及

寇松勋爵：

1921年6月25日

据报载，也许希腊人打算拒绝我们的斡旋，如果果真如此，我热切希望我们会毫不迟疑地实施我们的政策。如果他们继续无视英国和法国的愿望，如果他们得不到任何道义上的支持，因此而被对方打败，或者得到最佳结果——双方陷入僵局，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可怕的挫折，因为我们将要对付一个绝对不讲道理的凯马尔。我相信勇敢的道路就是安全之路。首相有一天曾在内阁会议上说，对于他们双方，他同意来取不偏不倚的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询问法国人，他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一起让希腊人知道，除非他们按照我们建议去做，否则我们将进行明确的干涉，通过封锁希腊船舰进入士麦那港来制止战争。这个威胁肯定是决定性的，他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也花费不了什么，因为地中海舰队占绝对优势，而且已经停泊在地中海。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赞成我们制止战争。与这个威胁相对应的许诺是，我们应该明白地告诉希腊人，如果他们切实遵照我们的意见行事而凯马尔蛮不讲理，我们愿给他们以有效的支持，包括充分动用海军的封锁武器对付土耳其人。

一想到希腊人会以沮丧的心态发动这次新攻势，我就深感担忧。攻势一旦失败将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灾难。这简直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契克斯会议上达成一致的政策全部化为泡影。我还进一步考虑，倘若法国人拒绝参加根据情况对希腊或土耳其实行的海军封锁，我依然赞成我们独撑大局，因为我们完全拥有达到目的的所有必要手段，并能迅速将封锁付诸实施。

然而，希腊军队已在经稳步挺进了，他们穿过崎岖难行的地带，开始了希腊自古代以来的最大战役。对这一幕值得进行比寻常叙说更详细的描写。

在最初的调动之前，希腊军队集结了两个兵团。②右路或南路兵团由7个师和1个骑兵旅组成(3.2万步兵和1000骑兵)，集中在乌沙克附近的铁路线上；左路或北路兵团有4个师(约1.8万步兵)，聚集在布鲁萨。在这两支重兵之间从马尔莫拉海岸到士麦那以南的约40英里间隔上布置有岗哨线。土耳其军队也安排了两个兵团：北路有6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骑兵实际为骑马的步兵)，共计2.3万步兵，布置在铁路上的埃斯基谢希尔和马尔莫拉之间；南路兵团有10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共计2.5万步兵，大部分布里在库塔亚周围的铁路线上，但是其延伸超出了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希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5.1万：4.8万。希军还拥有大炮3：2和机枪8：3的优势，而且还有飞机及技术储备的较好供应。可是土军还有3个师(8000步兵)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安哥拉后面，2个师(5000步兵)分布在奇里乞亚东南部，另外有3个步兵师及2个骑兵师(6500步兵)布置在安哥拉以东170英里的阿马西亚地区。

希军的目的是击溃土军和占领安哥拉，但是战争中唯一可用的铁路线士麦那—安哥拉铁路原本是东西方向，在这里却大致上呈南北走势，处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和埃斯基谢希尔土军战线的背后，因此作为第一步，有必要把土军从这个防御地段赶走。若有可能就将其消灭，然后进军安哥拉。军事行动以佯攻开始。

7月9日，希军左路兵团两个师从布鲁塞向东移动，把土军北路兵团牵制在其阵地上，同时，另外两个师向东南进击库塔亚，与希军的左翼协同作战。3天后，希军右路兵团3个师攻打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的土军，将其击败，接着开始肃清通往埃斯基谢希尔的铁路沿线地区。留下1个师驻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右路兵团的余部和向南逼近库塔亚的左路兵团2个师，赶跑了土军，于17日进入该城。土军撤退到埃斯基谢希尔以南，20日希军占领该城。康斯坦丁国王在这一天从雅典赴前线指挥。21日土军发起总攻，但遭到希军反击而全线受阻，被迫后退30英里，据守离安哥拉50英里的萨卡里亚河阵地，以控制通往本国首都的道路。

希军获得战略和战术上的成功；他们占据了可以进一步向前挺进的铁路；但是他们并未摧毁土军或土军的任何部分。双方死伤损失大致相当，为7000人对8000人；但土军另外还有4000人被俘。

图03、埃斯基谢希尔战役，1921年7月9日到20日。

Afium

Karahissar，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Ainegeul，艾内盖乌尔；Altuntasn，阿尔通塔森；Avghin，阿夫欣；Bal

Mahmud，巴尔·马哈茂德；Bazarjik，巴扎尔日克；Bilejik，比莱吉克；Brusa，布鲁萨；Chivrl，奇夫里尔；Eskishehr，埃斯基谢希尔；Gecheborlu，盖切博卢；Geune，盖乌内；Harmanjik，哈尔曼吉克；In

Euhu，因欧胡；Kazli Geul

Hamman，卡兹利·盖尔·汉曼；Kovalija，科瓦利亚；Kutaya，库塔亚；Mudania，穆达尼亚；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eidi Ghazi，塞德—哈泽；Seugud，苏古德；Simav，锡马夫；Tonlu

Punar，通卢·普纳尔；Ushak，乌沙克；Yenishehr，耶尼谢希尔。

接下来是一个短暂的休战，其间两军进行整顿并准备下一阶段的作战。希腊人改善他们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修理铁路车辆和加强公路运输，集中了约500辆卡车、2000匹骆驼和3000辆牛车。穆斯塔法·凯马尔的运输和供应等方面都不如对方，他号召士兵的妻女干运输的苦活，因为缺少骆驼与牛。在战斗暂时停歇的期间，从无数村庄出来的土耳其妇女排成纵队驮着粮食、水等供应品，把它们集中到萨卡里亚河大拐弯处的东面，她们的民族指导者和统治者决心在这里作坚决抵抗。

8月10日，希军在派遣第二个师去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后重新向前推进，此刻他们的总兵力为7.3万名步兵，其中有5万名可用于进攻。土耳其有7万名步兵，其中4.4万名集结于萨卡里亚河畔，但另有8000名从奇里乞亚乘火车或徒步赶来。协约国不为希军在埃斯基谢希尔的胜利所动，14日在巴黎决定保持中立。

05.

图04、萨卡里亚河战役(也称亚潘·汉曼战役)。

Aghiz Euzu，阿希兹—欧祖；Ak Lake，阿克湖；Angora，安哥拉；Atlas，阿特拉斯；August

28th，8月28日；Bbeylik Keupri Sta.，贝伊利克—凯普里站；Beyjas，贝伊雅斯；Biche

Sta.，比切尔站；Bursal，布尔萨尔；Cheltik，切尔蒂克；Emir Lake，埃米尔湖；Furthest Greek

Advance September 1st，希军到达最远处(9月1日)；Geukpunar，盖克普纳尔；Gunyuzu

Euzu，金于聚—欧聚河；Iki Killsa，伊基—基尔萨；Ilija，伊利雅；Inlar

Katranji，因拉尔—卡特兰日；Istanos，伊斯塔诺斯；Jambakli，让巴克利；Jenna，热尔马；Kabak，卡巴克；Karpuzli，卡尔普兹利；Katranji

Chai R.，卡特兰日—查伊河；Kawunji Keupri，卡温日·盖普里；Kholanta，霍兰塔；Kurt

Tahajir，库尔特—塔哈日尔；Malli Keui Sta.，马里—盖乌伊站；Merjan，梅尔让；Mohan

Lake，莫汉湖；Muhalichi，穆哈利奇；Muslim，穆斯林；Polatli Sta.，波拉特利站；Pursak

R.，普尔萨克河；Ramsuz Sherifli，拉姆苏兹—切里弗利；Saghzilar，萨赫齐拉尔；Saghzilar

Sta.，萨赫齐拉尔站；Sakaria R.，萨卡里亚河；Sari Keul Sta.，萨里—凯伊站；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ivr

Hissar，锡夫里—希萨尔；Totak，托塔克；Uchbashli，乌奇巴里什利；Yaila，亚伊拉；Yapan

Hamman，亚潘—汉曼；Yurme，尤尔梅；Zilar，齐拉尔河；Zumbeg，乌聚贝格。

24日战斗打响。希军最初计划从南面绕过来进攻土军阵地，但到最后时刻，由于土军把兵力从右翼移往左翼，希军改变了计划，决定朝亚潘汉曼方向突破土军的中央阵地。但是希军最初和最大的进展是在南侧，这就使土军能从中央和左侧向前移动。在10天的战斗中，希军的交通线受到土军袭击，希军遭受了弹药、食物甚至饮水的缺乏。希军逐渐将土军压退约10英里，但是由于管理安排紊乱，致使他们满怀信心期待着的胜机转瞬即逝。到9月4日时希军的力量已耗尽，双方实际上打成胶着状态，双方都用完了全部后备力量。战斗激烈，死伤累累。希军损失1.8万人，土军死伤较少但再次大批被俘。双方留下来的兵员人数几乎相等，准备稍事休息后再继续交战。可是希军政治战略上是被动的，即，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是失败；而土军的处境是，没有遭受压倒性失败就是胜利。这种情况率领土军的首脑完全知道。

双方在9月9日之前都忙着整顿部队；凯马尔一直在怀疑希军是仅仅在休息呢，还是准备作新的进攻，或者打算撤退，那天他得出结论，敌方的攻势业已结束，于是下令总反攻。

希军的顽强抵抗得到成功，但是对政治战略的危害太大了，9月11日晚，康斯坦丁国王决定退到萨卡里亚河以西。撤退得以巧妙地完成，但此举也宣告了希军在战役中的失败。现在，希军仍旧处于从埃斯基谢希尔通向南方的铁路线两旁。

06.

此时再次出现了干涉的机会。我分发了如下印就的备忘录：

希腊与土耳其

1921年9月26日

希腊军队在试图攻取安哥拉时遭受了严重挫折，这在妥善解决东方问题的一长串机会上又增加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现在不作真正的努力以确保问题的解决，那会让我们丢尽脸面。东方的这一部分普遍出现的消耗与毁损及其对世界普遍穷困的影响本身，就是干涉的充分理由。

因此，现在不正是出面干涉以确保解决希腊或土耳其问题的时刻吗？这段时间的血腥和令人失望的再次交战，很可能使双方产生媾和的意愿。穆斯塔法·凯马尔可能不再有在贝基尔—萨米谈判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蛮不讲理的心态了，而希腊人则必定越来越接近于崩溃和爆发一场革命。现在，在希腊人重新发动攻势之前，该是把我们的想法向双方讲清的时候了。无疑，提出的条件必须重新考虑。我们自己已经确定什么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应当对双方施加最大的压力，包括如果希腊不讲道理就封锁比雷埃夫斯港*，如果土耳其不讲道理就以金钱、供应品直接支援希腊。在最近3个月里我们似乎无所作为，只是眼瞧着这种灾难性战争发展，要是我们继续持这种态度，我们肯定会发现自己在美索不达米亚遭受可怕的侵扰。

然而什么都没有做，有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进入了一段虚假的平静时期。事态的进程停顿下来，这是一个讨论中的间歇，一种政策的缺口。下一章将解释这个缺口是怎样填补的；但在描述最后的打击之前，不管怎么简短，都应该概述一下与土耳其力量的复兴同时发生的次要的亚美尼亚悲剧。

07.

前文讲过，俄国和土耳其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新灾难，对亚美尼亚人是毁灭性的。大战中他们经历了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给了他们前所未知的最公正和最广阔的希望，然后又突如其来把他们击倒于地——这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亚美尼亚民族长期的苦难主要是由其家乡的地理结构造成的。亚美尼亚高耸的山峦，伸展穿越小亚细亚半岛脚下，高地上有几条大体上呈东西走向的山脉增加了地形的崎岖。这些山脉之间的谷地，从无法追忆的时代起，一直是西方小亚细亚和东方波斯及中亚每次入侵和反击的必经之路。古代的米堤亚人、波斯人、罗马人，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的波斯萨桑王朝的君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中世纪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浪潮般连续入侵、征服、瓜分、放弃和再征服这些崎岖的地区，而在这里，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独立，在坚持不懈地奋斗。俄国自崛起以来，一直想把亚美尼亚地区占为自己的疆域，自然边界的斗争在俄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不断地进行着。

大战开始时，亚美尼亚被俄国和土耳其瓜分，她遭到武力或实际屠杀的压制，人民没有防卫手段而只有秘密社团，没有武器而只有密谋与暗杀。大战把他们拖上了新的邪恶列车。巴尔干战争后，泛突厥主义鼓吹者抛弃了作为重建国家的手段的“奥斯曼化”和“土耳其化”。他们把奥斯曼帝国遭受的灾难部分归咎于国内非土耳其各族的反抗。他们使用生硬但深有含义的语言做出结论，说这些种族“不值得考虑，他们比靠别人养活的累赘更坏，他们只能完蛋”。爱国的土耳其人希望，重建的国家由土耳其族人单独构成。这个目标即便切实可行，也只能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才能达到。因此可以说，土耳其人以执着的态度走上这条路越早，实现理想就越快。从1912年起，土耳其人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欧洲国家过了很久都未察觉。但是亚美尼亚人的消息比较灵通。他们知道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将并入大土耳其国家，如果真是这样，包括俄属亚美尼亚在内的亚美尼亚高原将归于土耳其的统治，从而危害他们民族的整个未来。大战的爆发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土耳其政府为推进自己的目标，试图得到亚美尼亚人尤其是俄属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以对付俄国。土耳其政府向亚美尼亚族领袖提出了严酷的抉择方案：他们要么把自己控制下的民族力量投向俄国或土耳其，要么任凭本民族分成两个部分在战场上自相残杀。他们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决定，即如果战争来到，他们的身处土耳其和俄国境内的人民应该为各自的政府效忠。这些领袖们认为，在双方大战中同胞自相残杀，总比把民族的生存押在哪方胜利上要好。

当土耳其进攻俄属亚美尼亚时，沙皇政府担心，如果亚美尼亚人成功地保卫了高加索，会危险地点燃这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愿望，于是把征集到的15万亚美尼亚士兵派往波兰和加利西亚前线，调来别处的俄军守卫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家乡。这15万亚美尼亚士兵中能在欧洲战役中幸存下来或者能在大战结束前回到高加索的寥寥无几。这就够悲惨了，但是更坏的还在后面。土军的作战计划失败了。1914年12月和1915年1月他们对高加索的进攻被击退。他们怀着怨恨撤退。他们责骂在土耳其东部地区为俄国充当间谍特务和袭击土军交通线的亚美尼亚人。这些指责也许确有其事，但是不管真假，亚美尼亚人招致了土军的报复，而这种报复其实与土耳其人原先就有意制定的政策是一致的。1915年，土耳其政府开始残酷地对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进行臭名昭著的普遍屠杀和流放。有三四十万成年男女和儿童逃入俄国领土，另有一些人逃入波斯或美索不达米亚。在小亚细亚进行的这次种族清洗，就其规模之巨大而言，做到了这种行动所能做到的彻底程度。据推测遭殃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25万之众，其中一半以上丧生。勿庸置疑，这次罪行是为政治目的而计划和实施的。在土耳其土地上清洗一个基督教民族有其自然原因，因为这个民族反对土耳其的各种野心，珍视本民族追求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只有牺牲土耳其的利益才能实现，并且他们的定居地在地理上又处于土耳其和高加索的穆斯林之间。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英军在加利波利半岛的进攻激发了土耳其政府的残酷暴行。泛突厥主义者甚至认为，即使君士坦丁堡沦陷、土耳其战败，完成这次清洗也会给土耳其民族的未来带来永久性好处。

尼古拉大公于1916年初来到高加索，1916年2月，他巧妙地占领了埃尔祖鲁姆，征服了小亚细亚东北部的土耳其领土，这重新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希望。美国的参战使他们的希望升得更高。然而俄国革命熄灭了这个希望的火花。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追述随后发生的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纠缠成一团的冲突。1918年初，俄国在高加索的军队放弃小亚细亚战线，俄军瓦解为武装的暴民，争先恐后登上返家的火车。俄国人走了。土耳其人尚未来到。剩留下来的亚美尼亚男子拼尽全力保卫他们的家乡。由于俄国军队里的亚美尼亚人抱成一团，在志愿人员的帮助下曾有一段时间成功地阻挡了土耳其军的前进。他们的15万士兵业已死亡或溃散，他们能召集的人数从未超过3.5万人。1918年2月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是土军向东总进军的信号。亚美尼亚防线被压垮；到5月份土军不但收复了被大公占领的地区，而且占据了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并准备向里海推进。与此同时，伟大的协约国军大步向前，英、法、美军击败了法国境内的德军，英印军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土军在高加索达到目标(为此他们冒了极大风险，疯狂地犯下屠杀和其他各种罪行)之时，他们的整个国家和社会体系砰然倒坍。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亚美尼亚人散布于各地，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在许多地区被灭绝，在大屠杀中丧生，在战争中阵亡，以及在强迫流放——一种不费力的杀人制度——中死亡的，至少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个约250万人的社会中，有75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情况结束了。

亚美尼亚人早期遭受的苦难与屠杀，赖大名鼎鼎和才气横溢的格拉德斯通先生之力为英国人和自由世界所知晓。可是对亚美尼亚人的看法却有很大分歧，一派强调他们的遭遇，另一派则强调他们的弱点。不过无论如何，整个英国与美国，与普遍漠视东方及中东民族命运的西方其他民主国家不同，她们深知亚美尼亚人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这个引人关注的领域被宗教、仁慈和政治之灯照亮了。施加在亚美尼亚人身上的残暴行为，激起了遍布英语世界的纯朴而侠义的男女的怒火。现在该是亚美尼亚人最终得到公正待遇并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和平地生活的时候了。他们的压迫者和暴君已被战争和革命打倒。取得胜利的最伟大的几个民族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愿意看到自己得到补偿。

五大协约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读了这几页文字的读者对此却不会抱有幻想。当战胜国在巴黎开始讨论亚美尼亚问题时，她们的团结解体了。她们的军队不见了，她们的决心只表现在几句空话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接受亚美尼亚的托管权。英国、意大利、美国、法国看着它直摇头。1920年3月，最高会议提议将亚美尼亚交给国际联盟托管。但是国联因缺乏人力与资金的支持，很快便谨慎地谢绝了。不过，毕竟还有一个塞夫勒条约。8月10日大国强迫君士坦丁堡政府承认尚未确定何去何从的亚美尼亚为自由独立国家。条约第89条规定，土耳其必须服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关确定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比特利斯各行政区里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边界问题的仲裁，并接受他对此的决定以及他关于亚美尼亚出海口的规定”。直到1920年12月，威尔逊总统才完成此项崇高职责。他划定给亚美尼亚的边界实际包括被俄军一直占领着的直到受革命影响自行解体为止的所有区域；这些区域再加上埃里温共和国，使亚美尼亚民族家园面积几近6万平方英里。

由于理论上对亚美尼亚的权利要求作了如此慷慨的承认，因而这个新国家内的亚美尼亚族与希腊族人口实际少于穆斯林居民。在权利要求上做到了公正，而且做得非常充分。然而这只是存在于纸上的。近一年以前即1920年1月，土耳其军队攻打奇里乞亚的法军，把后者赶出了马拉什地区，同时屠杀了近5万亚美尼亚居民。5月，布尔什维克军队入侵，制服了埃里温共和国。9月，布尔什维克与土耳其人勾结，将埃里温拱手送给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而在奇里乞亚，由于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又一次遭到大规模屠杀。连在奇里乞亚最后建立法国保护下的小小的亚美尼亚自治省的希望也归于破灭。10月份，得到安哥拉的同意，法国从奇里乞亚撤出全部军队。在记录土耳其与协约大国达成的最后和平条件的洛桑条约中，历史将找不到“亚美尼亚”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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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尔逊总统病倒，克列孟梭退出政界，奥兰多在选举中失败。

②见原书第399页形势图。

*雅典外港。——Franc.She

第19章、恰纳克

希腊士兵——沉默的紧张——英国的冷漠，法国的敌意——美国退席——古纳里斯的呼吁——精疲力竭的劳合·乔治——与俄国的协议——土耳其暴行——希腊对君士坦丁堡的设计——决定性战役：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希腊军的毁灭——严峻的局势——估计——中立区——惊恐和失望——英国舰队——致自治领的电报——9月16日的官方公报——解释问题——新闻赶上电报——自治领的回答——法军与意军的撤走——军事措施——恰纳克的地位——战略再保证——我的9月30日备忘录——凯马尔的两难选择——穆达尼亚——危机结束——洛桑条约。

01.

希腊悲剧的最后一幕现在开始了。它延续了近一年时间。希军未能到达安哥拉，或者说未能征服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1921年9月希军在萨卡里亚河遭到失败，于是退回保护士麦那至艾金省的中间防御阵地。他们一月又一月心情忧郁但仍顽强地据守在那里。希腊士兵常常成为不理不睬的对象并饱受歧视，对于这一点必须给予公正的评价。设想一下一支20万人的军队，他们是一个由小国家动员并送上战场达10年之久的部队，被围困在小亚细亚的中央；在他们背后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各阶层人民都卷入了党派纷争；他们远离家乡，失去了有效的政治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被欧洲大国和美国抛弃了；他们食物缺乏，装备破损，没有茶，没有糖，没有香烟，没有希望，甚至没有绝望挣扎的计划；同时在他们前后左右潜伏着、巡行着随时准备将其吞噬的强壮、无情和更有信心的敌人。战斗的考验是艰难的，但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能忍受。然而这里是一种由于在痛苦中煎熬、空话太多、拥有的东西太少、无所作为而令人身心俱疲的长期紧张状态。

波托马克河沿岸万籁俱寂，

只有偶尔漫步经过的警戒哨兵，

当他以自己的节奏来回走动时，

被隐藏在灌木丛的敌兵一枪射中。

波托马克军的身后是强大国家，有清晰的世界事业照亮它的刺刀，有充足的食物、服装和援兵。士兵们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确信能够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但是笼罩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军队头上的则是不知不觉中不断增加的孤独感，其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基地逐渐崩溃，祖国陷于分裂，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高昂的斗志达9个月之久。

穆斯塔法·凯马尔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其证据之一是，他能够等待，而且确实满足于等待，并有能力迫使对方与他一起等待。他明白时间和轻微的骚扰会使他现在觉得有把握采摘的果实成熟。9个月对于这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在这9个月中，土耳其人一直在等待，而希腊人则在困苦中煎熬。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做了许多努力，期望能够解决土耳其问题和促使希腊撤军。然而这些努力都是半心半意进行的，即便政府领导人经历了最大规模战争的磨练，但是由于缺乏集体力量和坚定信心，此时做出的决定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种虚弱无力的状态只能用如下理由解释：饱经战争磨难的大臣们普遍心力交瘁，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分歧，并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关于这几点理由，最后一点留待以后再谈。这一段是东方似乎处于昏睡状态的时期，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由于国内的政治之风越刮越猛，看到有一个地方的形势至少处于某种程度的停滞状态，对于公众都是一种安慰。可是一直以来，濒于破产的希腊一星期就要在小亚细亚花费25万英镑，希腊的韦尼泽洛斯追随者与保王党人在殊死对抗中彼此怒目而视；像英国远征南非那样庞大的一支军队在海洋那一边不断萎缩和损耗。

在某些情况下，强硬措施是表现慎重和仁慈的唯一形式。坚决动用英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依然举足轻重)，强迫希腊让步和土耳其克制，把她们的头按到一起相撞直至使她们安静下来解决问题。这些是我的见解。但是，他们说，“该由谁来按她们的头呢？我们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供调遣。我们不能让自己卷入外国的战争。”然而，这种结论难道不是早就可以想象到的吗？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点一点地过去，活力也在一点一点衰败。

与此同时，党派政治开始愉快地在壁炉中噼啪作响；自由党说：“我们当权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工党说：“失业者怎么办？”保守党则说：“现在难道不是由我们来组建政府的时候吗？”每个人都说，“那里的问题看来总会得到解决，无论如何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折腾得还不够吗？”

然而法国人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早在韦尼泽洛斯离开雅典时，他们就将希腊从账户中抹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的代表依然留在安哥拉。新土耳其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法国。她能给法国奇里乞亚的和平，能减轻叙利亚的不满，此外还有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业机会。从安哥拉挺进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在得到法国的善意后，将有许多东西可以奉献。能言善辩、貌似可信、热情而野心勃勃的M.富兰克林—布永已经到了安哥拉。1921年10月20日，他签订了法国与民族主义土耳其之间的互利协定。穆斯塔法·凯马尔需要军火——法国有充足的军火；他缺乏大炮——有谁能制造出比克勒索更好的大炮呢。至于飞机，任何现代军队无论如何总应该有几架。可惜他得不到飞机。政策的分歧以及个人的不能和谐相处，使英法间在此时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分离。虽然这种日子已经过去，英法建立了新的和更加相互理解的团结，但当时的情况必须记录下来。

美国这时在哪儿呢？她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震动英国政治和政治家的所有国内紧张压力，在美国以更激烈的程度发生了。1920年的总统大选将威尔逊和民主党暂时完全赶出了政治舞台。被他们不公平对待和激怒的对手现在掌了权。这些人的政策是准确地找出威尔逊总统希望或承诺做的事情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因而，一度曾似乎愿意成为君士坦丁堡和亚美尼亚托管人、曾明确表示承担划定亚美尼亚边界任务的美国政府，此刻耸耸双肩，从道德上对愚昧无知的旧世界的争吵与糟糕局面教训了一番，真诚地表示了对上帝的感谢，只留下了一些有用的纪念品，然后就撒手不管，回家去了。

上边这些话也许不能算是对三大国态度的赞美之词，然而当初，希腊人就是应这三大国的要求才入侵士麦那的。但是说三国中任何一国懦弱、卑鄙或冷酷都是错误的。现代社会各方势力如此强大，而领袖们个人相对又如此渺小，因此保持平衡可谓如履薄冰。变化的出现如此频繁，集体生活如此不可抗拒地向前推进，以至于不应指望各大国有太多的活力，能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制定出连贯的政策。有时候每个国家都会显得伟大崇高，而有的时候所有国家又都会是冷漠呆滞。康斯坦丁国王和他的首相古纳里斯在这些国家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应当想到这个道理。

我们概述的这次军事行动截止于1921年9月希军进军安哥拉失败，从萨卡里亚河撤退到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以东的冬季阵地。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近一年。与此同时，注定要失败的古纳里斯奔走于雅典和伦敦之间，乞求获得使作战得以继续的费用与武器，要求得到更多的帮助使其摆脱战争。他拜会了寇松勋爵，而后者以周全得体的礼节接待了他。在这些会见中古纳里斯的主要努力是把希腊苦苦挣扎的命运交到英国一国的手中，而寇松勋爵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任何形式或意义上承担这个可怕的责任，但同时又劝说希腊接受协约国的调停。总的说来寇松勋爵取得了成功。他使古纳里斯意识到英国不会做任何事情，他们唯一的机会在于得到协约国协调一致的帮助。可是即使这样的机会看来也希望不大，因为法国现在热情地支持并重新武装土耳其人，而英国不打算为了亲康斯坦丁的希腊的缘故卷入纠纷。一方面是即将溺死者拼命呼救，另一方面却是无意跳到水中去的人在岸上提出忠告！

这种态度对于寇松勋爵也并非没有道理，他向来在外交部的指导下扮演着从不妥协、慎重行事和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角色，他当然觉得没有义务也不情愿为希腊人冒个人或国家的风险。据他的传记作者透露，他喜欢详述某个事件，但一旦整个过程由他口中或笔下确定下来，他就失去了兴趣——这是寇松勋爵的缺点。他了解和哀叹希腊的苦境；他憎恨土耳其人，害怕他们增强力量。法国人不但突然丢开了所有对希腊的义务，而且实际上站到了土耳其一边，这使他颇为愤慨；然而他常常无力采取任何意义上的实际行动。事实上他很少深入探讨事情表层以下的性质；但是他能把外交会谈处理得极为妥当，不乏流利和雄辩的宏文大论。例如，他没有对古纳里斯说过，“立刻撤出小亚细亚，否则英国舰队将封锁比雷埃夫斯。”也从未对法国人说过，“做这件事要顾全友好关系，否则我们将对欧洲失去兴趣，从莱茵河撤回我们的军队。”我们不能由于他没有做这件事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而责怪他，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任何时候都没有做过足以改变事态发展方向的或好或坏的任何事情。

可是首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他渴望希腊成功，更渴望希腊摆脱困境，他本人是敢于冒险和足智多谋的楷模，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走了这么远，但却还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毕竟，这回又是他一直在苦心寻找的那种摆脱暗淡场景的机会。支持联合政府的力量在迅速瓦解，他受到保守党官员的嘲弄与藐视，他自己的追随者被切断了与本党的关系，他们的政治生活就如同花瓶里的花朵。在战争及其后果的凶猛胁迫下，他很快就失去了所有政党的支持和许多友谊。然而他依旧是“经受住了暴风雨考验的领航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属于他的荣誉；他仍然是伟大的劳合·乔治，那个出生于英国村舍的最著名人物；他仍然拥有以辞职来终止政府任期的决定权。当然，他可能说过，“如果对希腊与土耳其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政策，我就离开政府。”可是他被他操办的各种事务累坏了，更糟的是，他还要负责统帅部的日常事务和例行公事。实际上他还曾与布尔什维克在热那亚进行过谈判，并上了他们的当。所以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位把韦尼泽洛斯拖下台的古纳里斯结束他的最后一次伦敦之行后回到了雅典，去吞下他自己埋种的苦果。

丘吉尔先生致寇松勋爵的信

1922年4月26日

与你一样，我深切关注这次在热那亚了解到的情况。①我早就预见到德国与俄国勾结到一起的危险，并经常在演讲中提醒大家。我认为，能够阻止或者至少能够更改和推迟这种罪恶倾向的最佳政策是获得法国的信任，以此令英法德三方在互助和安全方面达成谅解，从而使德国知道，站在英法一方会让她有希望得到光明的未来，而单独与苏维埃交往则会让她失去这个前景。……这个政策的基础永远是向法国做出保证(即保证在她遭到侵略时提供援助)，我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依旧相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法国的重要信任，才有可能使英法与德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然而这些愿望可能是空想，解释起来似乎不复杂，但遵循这些愿望制定的方针似乎可以确保我们安全地工作不仅是一个月而是一年、不仅是一年而是好几年。

但是首相来取了全然不同的路线，在我看来，在他的路线里，外交部没有什么机会让它的特殊想法发挥作用。首相政策的大目标是莫斯科，使英国成为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尽可能密切的国家，从而成为欧洲的保护者和保证人。我看不出这个政策能给英国带来任何利益，哪怕是微小的利益……那里没有任何会结出许多年的果实的贸易利益。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引导、拉着或拖着沿这条道路稳步走下去。我们对俄国的态度使我们疏远了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民主国家。在我们急于安抚布尔什维克的同时，我们失去了如此之多的信任与善意，以至于我们现在几乎已没有多少影响力来限制法国对德采取粗鲁行动了。然而，我们原本是应当尽全力保持这种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的。我确信，如果我们一直是她们的好朋友，并保持她们对我们的善意，我们本来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可以影响和改变她们的行动的。但实际情况是，在主要与俄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我们正被拖入与法国濒临破裂的危险境地。我不准备仔细考虑这件事。我担心其结果在所有意义上都不好，法国和诸协约小国将以强硬和激烈的行动保卫来她们的立场。德国与俄国将密切她们的联系，我们将成为一种普遍干涉他人事务的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政策。

而在土耳其问题上，我们与法国之间还产生了另外的误解，我完全能理解你有许多理由抱怨她们在那里的行为。同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有关土耳其的政策，不但有悖法国的利益，而且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对于我们继续支持希腊人和敌视土耳其人，法国人不能理解，他们看不出这种做法所牵涉到的英国利益，因而不断地怀疑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寻常的动机。这给两国间的关系又添了一长串困难。我高度赞赏你在巴黎为恢复已受致命损害的形势所做出的努力。

下面再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接下来是一系列表面的外交活动。白里安在戛纳会议和1922年1月份高尔夫球比赛后下台，普安卡雷接替他执政，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党徒，并没有被认为是那时新出现的大人物。他通过反对党的胜利进入政府，想的只是赔偿、莱茵河和鲁尔河。如果当时土耳其人能帮助法国，对他们当然更好。如果康斯坦丁国王遭害，他活该如此。如果希腊人因选择康斯坦丁国王而受苦，这不关他人的事。读者务必了解，所有这些都是用最得体的语言表达的，这些语言绝不会使国际联盟脸红，而我们的这段文字只是意在把它的后果含义传达给读者。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慢吞吞地着手同时与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谈判。从技术上说，战争还在继续，但实际上，从1922年3月底到5月底，小亚细亚的武装冲突一直处于停顿状态。最终于3月22—26日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会议建议停战，同时提出使希腊撤出小亚细亚的和平条件。希腊接受停战，关于和平条件未作答复。而安哥拉则提出，除非希腊先行撤军，否则拒绝停战。僵局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5月份，关于安纳托利亚的流血事件的迟到新闻开始慢慢出现在报纸的次要栏目中。每天都有基督徒被屠杀的报道。1920年冬季土耳其人在高加索犯下暴行的细节(当时有5万亚美尼亚人惨遭屠杀)以及在1921年秋季希腊人被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驱逐流放的惨状，现在第一次传到欧洲。1922年6月，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希腊人的有计划的灭绝行动正在全力进行。尽管法国人努力掩饰这些暴行的严重程度，并证明希腊人也有小范围的类似暴行，但是当前的公众舆论已经坚定地转向反对土耳其人。

7月，康斯坦丁及其首相古纳里斯在绝望中准备发动一次机敏的打击。他们从小亚细亚迅速召回两个师，与色雷斯的希军会合，然后要求协约国准许希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占领该市的力量，这个尚无行动的威胁在变得人人皆知时震惊了安哥拉的土耳其人。如果让希腊得到协约国准许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则很可能会使希军从小亚细亚撤出在和平谈判中成为一个堂而皇之并痛苦较小的筹码。可以肯定地说，自希军在萨卡里亚战败后，只有占领君士坦丁堡才能恢复希腊王室和保王党人的好运。希腊至少可以向协约国争辩说，即便她们不帮助希腊人作战，也不应当阻碍希腊人的行动；如果她们按照常理不得不予以阻碍，那至少也应当全力和积极地帮助希军借助她们的军舰撤出。然而，这个打算再次落空。英、法、意部署武装力量，禁止希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尽管可以通过周密安排掩护希军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但是由此产生的持续性后果只能是削弱受土耳其威胁的战线上的希军力量。这是大灾难降临前的最后行动。

穆斯塔法·凯马尔不动声色地等待的那个时刻现在来到了。他知道希军从他这条战线调出了两个师去色雷斯。他知道这次调动使希军与土军力量均等。他了解，在他前面的希军都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小亚细亚。由于至少有一个大国用武器和战争物资提供了援助，所以他现在装备良好，甚至还占据了小规模的空中优势。他技巧高超地布置了复杂的作战行动。他威胁伊斯米德半岛和布鲁萨，把希军引向北部；他派骑兵飞掠过梅安代尔河谷中的艾金以东地区，引诱另一半希腊师去往南部。他为他的主要战役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阵地集中了约8万名步兵和骑兵以及180门大炮。希军集合了约7.5万名步兵和350门大炮。8月26日早上，土军以3个军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西南15英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击。到翌日下午，希军战线被土耳其第一军决定性地突破，希军总退却开始。退却很快变成溃败。希军大部逃向士麦那。他们飞速逃窜，到8月31日时与在后面追击的土军脱离了接触。新上任的总司令特里库皮斯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于9月2日被俘。他们曾设法发起一次反击，但早已指挥不动本军的士兵了，结果整个司令部落到了一个土耳其骑兵中队手中。虽然土军主力3天内推进100英里，但在9月9日到达士麦那之前，他们从未赶上过希军。到土军入城时，大量难民和4万希军已经登船。不过仍有5万希军成为土军战俘。

希腊第3军退往他们在马尔马拉海的基地。当他们接近穆达尼亚时后有追兵迫近。有一个法国军官通知他们，他们已进入中立地区，必须缴械。先遣的两个团的团长知道穆达尼亚并不在中立区内，于是拒绝缴械，带领部队成功翻越山路前往潘泽尔马。但是部分希军主力向法国人缴械，最终被移交给凯马尔军，其余希军则在潘泽尔马放弃大炮辎重后乘船逃回希腊。这样，在从8月26日起的两周中，应英美法要求进入安纳托利亚、三年里成为协约国反土耳其政策的基础和协约国之间耍阴谋的对象的希腊军队，不是被歼灭便是被赶下大海。土耳其再次成为小亚细亚独一无二的主人，穆斯塔法·凯马尔的军队一把火将士麦那烧为灰烬，大肆屠杀城内的基督教居民，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然后掉转矛头，充满希望地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发。

希腊不顾后果的行为，协约国的一再拖延、意见分歧和阴谋酿成的大灾难，如今震惊了欧洲。塞夫勒条约签署国一直在用希腊这块盾牌使自己躲藏在幻想的世界里。但现在这块盾牌粉碎了。只有十几个营的步调不一致的英法意军，处在进退两难之间，是回欧洲呢，还是恢复战争？士麦那的大火和恶毒的屠杀是君士坦丁堡可能的命运的预示。新土耳其入侵欧洲的后果是无法预计的。有君士坦丁堡资源与人力增援的凯马尔军队与希腊军在色雷斯的争夺，必然使每个巴尔干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不受约束、野性难驯的土耳其军重新进入欧洲，浑身散发出不利于基督教徒的血腥味，这毕竟是发生在大战之中，必然会成为协约国的最大耻辱。协约国在任何地方的胜利都没有比对土耳其的胜利更全面，然而胜利者的力量在土耳其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傲慢藐视；到最后，所有通过战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加利波利半岛、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沙漠、萨洛尼卡前线的沼泽牺牲了多少万生命，牺牲了多少向这些庞大远征军输送军火物资的船舰所取得的所有殊荣，协约国的人力、武器、财富等各种资源在战事需要中的消耗，这一切全在耻辱中化为乌有。对土耳其毫无疑问的绝对胜利是由军队放在巴黎和会的会议桌上的。4年过去了，光说不干的人把它演变成了失败。4年过去了，世界因漫无目的的屠杀而变得更加黑暗——不但是战场上的屠杀，被屠杀的甚至更多的是妇女、孩子、老人、病人和手无寸铁的人。欧洲和美国的所有堂皇托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所有的雄辩宏论以及忙忙碌碌的众多委员会，把以前主宰绝对力量的人引导到了这种痛苦而不光彩的结局。

然而，此时肯定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肯定还有时间，不仅可以补救灾祸，而且至少能够使协约国保持一定的尊严并保护欧洲免遭新的战祸。实现和平的责任有确切的严格的形式。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从查塔尔雅前线到伊斯米德前线，从黑海到达达尼尔海峡——被宣布为中立地区。凯马尔主义者同意尊重它；中立区的界限是与土耳其的军官一起划定的，并且留下了清楚的标志。仅几个月以前我们曾看到，当希腊寻求进入君士坦丁堡以挽救其危急命运时，同样是这些协约国宣布了中立区的神圣性，英、法、意军队实际上是以战斗队形开出营地，展示军旗以表达其保卫中立区的决心的。如果说协约国以联合行动缴希腊人的械，也许是拯救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唯一办法，这是正确的，那么阻止土耳其军通过同一中立区去进攻和消灭色雷斯的希军残部，难道不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吗？如果英国不顾其首相同情希腊的态度，与法、意军一起阻止希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法意两个国家难道没有同等义务与英国站在一起保护三国共同规定并约束自己维持的中立区吗？

我们难道真的愿意让我们军队被赶出君士坦丁堡逃上军舰，让苏丹王、他的大臣以及遵照我们的指示停战的每一个人被当作他们国家的叛徒而受惩罚吗？士麦那的呼号声犹在耳边回响，三大国难道真的打算在土耳其军接近时逃之夭夭吗？他们会放弃他们亲手得到并承担直接责任的城市，任凭它遭受残酷报复，或者更糟，任凭它陷入盲目的无政府状态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需要做比虚张声势和废话连篇更实际的事情；除非一切无可挽回，否则必须有人坚决顶住。对意大利人不能寄予厚望。他们知道希腊人是被派遣到小亚细亚抢先夺取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正当权利的。现在希腊军队已被赶入大海，与希腊的美梦一样，意大利觊觎那里的野心也被打破，至少是受到了很大打击。然而法国，这个雄武的国家，善恶大决战中协约国的队长，福煦与克列孟梭的法国，她不愿意履行她的义务吗？富兰克林—布永应负主要责任的那些小错误或许值得体谅。劳合·乔治和普安卡雷之间的感情与谅解已经完全破裂。各种各样的互相反感在他们之间发挥着作用。劳合·乔治建立大希腊帝国的政策几乎没有考虑法国的利益，与土耳其人的长期争吵使法国在新近以武力获得的叙利亚领土上陷于特别困难的境况。实际上，首相的这项政策是英国大多数舆论所主张的，但是从长期角度看，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它是一项个人的政策，而且它的制订者只能有限地实施。法国人不能理解英国人要追求什么。其他分歧则源自赔偿与和平条约，而法军入侵鲁尔的阴影黑黝黝地悬在欧洲虚弱复兴的上空。英法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很难相信两国人民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往事，一起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掩埋了如此之多为共同事业牺牲的死者，在烈火熔炉中以良好的伙伴关系拯救了自己之后，关系就这样快速地破裂了。毕竟，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困难，就像好朋友之间的无礼行为。形势突然变得令人害怕。根本性重大问题像花岗岩一般升起在泡沫和粘土之上。

我们有权期望法国遵守承诺维持中立区；回想起这是君士坦丁堡法国高级司令部发自天性的行为，总是令人欣慰的。9月11日，三大国高级专员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他的军队绝对不可越过中立区。英国的弱小兵力在埃斯米德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旁的恰纳克筑起防线，并得到了法军和意军分遣队的增援。要想避免交火三大国就必须一起行动，从而使穆斯塔法·凯马尔深信，如果他在界线之外止步，他就能得到满意的和平，要是他执意进入中立区，他将面临与无限资源对抗的前景。倘若我们三国都采取“落后遭殃”的心态争先行动，则将战火燃起，鲜血横流，大概谁也说不清怎样才能恢复和平。在人类的任何争执中，如果一方宣布自己完全丧失了争斗的愿望和体力，随后就会发生无穷无尽的祸殃。

我一直是以个人线索把本书叙述的重大事件串连起来的。读者也许相信，我在尽最大努力阻止这种可憎可怕的形势成为现实。可是这种形势毕竟出现了。复兴的土耳其人正在进军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进而还要进军欧洲。我想应当制止他们。如果不幸的是土耳其真的重新进入了欧洲，那也应该有条约进行制约，而绝不应是一种践踏秩序的行为。失败是令人恶心的苦水，而且有人想让有史以来最伟大战争的胜利者大口地饮下这一苦水，虽然这是不会被接受的。当一个人知道只需作一个姿态就能立刻恢复对事态的全面控制时，那当然值得作一次努力。所以在经过三年尽我最大力量取得与穆斯塔法的友好和平，以及确保希腊军队小亚细亚撤出，并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反对我这位首相朋友以后，现在我发觉自己全心全意地站在他一边，抗拒我一直谴责的这个政策产生的后果。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事业上与一小批坚定的人志同道合，他们是首相、贝尔福勋爵、奥斯汀·张伯伦先生、伯肯黑德勋爵、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并得到了三位参谋长贝蒂、卡文和特伦查德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政府可能会解体，我们可能被解职。国民可能不支持我们，他们能物色其他人为他们提供主见。新闻界可能吼叫，协约国可能拒绝支持。我们决定在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之前强迫他们坐下来和谈。我们的目标不高，我们的力量不大；过去三年里由于大事处置严重不当，致使国内和整个帝国的舆论非但不打算支持我们，而且实际上会以先入之见歧视我们必须采取的那些微小而粗糙的必要措施。

那么应该怎样阻止土耳其人呢？阻止他们后又该怎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坐下来谈判呢？这的确是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一队队的军衣破旧但彪悍勇猛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人——撇开他们的暴行不谈，就其永不对自己的祖国绝望而言他们理应赢得尊重——正源源不断地朝北奔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他们会在中立区前止步吗？

在猛然发觉严重危机降临的许多人看来，我们没有抗拒危机的办法。对方的力量被荒谬地夸大了。有人告诉我们说，穆斯塔法，凯马尔有15万装备精良的步兵，组成了许多个师，在大战中就像拥有百万雄师；在这些部队后边有另外15万士兵；在更后方的是全世界的穆斯林。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卖给他们武器，以此寻求他们的好感；所以看来这两个大国不可能给予我们太多帮助。有人还是希望法意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人情味。但是，如果真的要由英国单独制止土耳其人重新进入欧洲，这是“她能力范围以内”的任务吗？

在这里，值得花时间来考虑一下我们因占有加利波利半岛和拥有无可争议的制海权而享有的特殊战略地位。英国的地中海舰队驻在马尔马拉海，它的小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往来游弋。除非在夜间零星和偷偷摸摸地潜行，否则陆军不可能从亚洲进入欧洲。可是据说，土耳其人将把大炮运到上述两个海峡的亚洲海岸，炮击小舰队和供应船只。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有什么炮？原来他们就连能够击毁小型战舰的大炮都不拥有，而我们却拥有巨炮。当然，他们还是能够炮击我们的小舰队的。但是贝蒂说海军经得住这种干扰，而且还会开炮反击。只要英国舰队保住这条欧亚深水航线，战火就不会烧到色雷斯。

9月15日，英内阁举行长时间会议。查尔斯·哈林顿爵士在君士坦丁堡统率协约国军。他在第二军任职期间的老首长普卢默勋爵到达那里访问。勋爵发来电报说，他深信哈林顿将军的安排是正确和周密的。在他看来局势非常严重，需要毫不拖延地采取坚决的决定性行动。他看得很清楚，凯马尔主义者企图把他们的条件强加在协约国头上——最好使用威胁力量，倘若威胁不产生结果就真正动武。如果任凭事态进一步发展，可以绝对肯定，我们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被赶入死角。以上就是他的观点。根据这个判断以及其他情报，内阁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全体一致的话)做出严肃决议。我奉命立即为首相起草致各自治领的电报，通知它们目前的紧急形势，要求它们提供支援。我据此拟就电文，内容是内阁已做出决议抵抗土耳其军对欧洲的侵略，努力阻止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协约国军赶出君士坦丁堡，尤为重要的是牢牢控制加利波利半岛以维持海峡的航行自由。我们收到法国政府的通知，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告诫穆斯塔法·凯马尔务必不得破坏保护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中立区。意大利人也与我们协调一致行动。我们希望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也能派军参与，保卫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深水航线，于是将此意分别告诉了这几个国家。我们将我们的意图通报各大国，一个英国师已整装待命，要去增援协约国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海军将给予最大程度的必要合作。

我拟写的电文继续说，这些安排的目的是，在有可能保证与土耳其达成巩固和平之前安全度过必然会出现的一段变化难测的时间。我们建议为此目的应在威尼斯或巴黎召开一次会议。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有足够力量在和平达到之前保持我军在海峡周围和在君士坦丁堡的阵地。如果大国的大批部队一起行动并建立巩固的战线，穆斯塔法·凯马尔的军队似乎就不大可能发动进攻了。首相的电报还说：“迄今不曾遇到丧失勇气的希军的认真抵抗的这些土军，估计人数在6万到7万之间，但及时的预防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协约国军在君士坦丁堡失败，或者从该区域可耻地撤出，那么在我们应负有责任的印度和其他回教地区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我极愿知道各自治领政府是否愿意与我们联合行动，是否愿意以它们的名义派出一支远征队。……全体自治领或任何一个自治领宣布予以响应，并派出一支即使规模不大的远征队，其本身也无疑将对局势发挥最有利的影响。”

第二天上午(星期六)，我又应首相及其主要同僚(除了寇松勋爵，他如今是他家乡选出的议员)的要求拟写了一份公告。我们觉得不应让公众长时间不知道这种形势及其严重性。这份公告被指责为危言耸听，语气具有挑衅性，肯定不能为重要人士所接受。我愿意把公告的部分内容再现如下，供读者在回顾中加以判断。

“……凯马尔的军队迫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安哥拉政府提出了要求……如果同意这个要求，那就等于失去不久前的战争中对土耳其胜利的全部果实。隔开欧洲与亚洲、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深水海峡会对世界和欧洲的利益产生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英国的利益。

“英国政府认为海峡的有效和永久性自由通航具有生死攸关的必要性，并准备为此付出各种努力。政府极为满意地得知，法国与意大利在这方面与英国看法相同，而另外两个大国对此也特别关注。

“君士坦丁堡的问题稍有不同。有两年多时间，大家决定不应使君士坦丁堡脱离土耳其，去年1月份的伦教会议通知该市和安哥拉土耳其政府的代表，只要其他问题有令人满意的调整，协约国准备将该市归还给土耳其。

“英内阁希望，应尽快在其他相关大国普遍接受的任何地点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应做出决议和持久努力，以确保与土耳其的巩固的和平。但是这样的一次会议不可能立即召开，会议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凯马尔派军队攻打中立区的问题，而中立区如今是保护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屏障。

“英法政府指示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和安哥拉政府，这些中立区是在三大国保护下建立的，必须得到尊重。

“然而，鉴于凯马尔主义者的激动情绪和过分要求，简单地把一切都寄托在外交行动上将是无效和危险的。必须具备足够武力来保卫两个海峡的自由航行和保护欧亚间的深水航线，以防止充满暴力和敌意的土耳其的入侵。协约国军如被穆斯塔法·凯马尔军逐出君士坦丁堡将是最具灾难性的事情，无疑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意义深远的反响，不但会影响所有穆斯林国家，而且会影响所有在不久前的大战中被打败的国家、处于劣势的土军经过努力获得梦想不到的成功，这种奇观会使这些国家深受鼓舞。

“此外，胜利的土耳其人在欧洲海岸再次出现，将在巴尔干各国造成最严峻的局势，很可能导致这个业已灾难深重的地区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阻止这个巨大危险以及保证两个海峡及其周围地区的秩序与和平，是新近战争中协约国的责任，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有可能召开一次会议来庄重、审慎而有效地商议，从而永久性解决问题。

“陛下政府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承担自己的责任，为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作任何可能的努力。陛下政府已把这层意思告诉其他大国，与后者一起采取行动，共同防卫君士坦丁堡和中立区。

“然而很清楚，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协约国也受到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罗马尼亚在大战中因两个海峡被封锁而失效。土耳其—保加利亚联盟尤其是给塞尔维亚乃至整个南斯拉夫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如果海峡被封闭，流入黑海的多瑙河沿岸的整个贸易活动同样会被扼杀。这些问题与希腊利益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陛下政府对这三个巴尔干国家阐明了情况，指望这些国家在有效保卫中立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陛下政府还向各自治领通报了情况，请他们遣派远征队，以保护它们业已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利益，保卫澳新兵团为之做出不朽功绩并奉为神圣的土地。

“陛下政府的意向是立即(如有必要就以相当大的规模)增援在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指挥的部队，并给地中海的英国舰队发布命令，以任何手段对付土耳其军队对中立区的侵犯或穿越欧洲海岸的任何企图。”

首相于9月15日晚7时前批准发给各自治领的电报，到午夜11：30，电报译成密码发出。电报随后需传送、译出和交递给各自治领政府。这个过程要到16日下午才能完成。到那时，我们的公报已通过新闻媒介闪现在全世界面前，而且实际上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关部长收到政府公文急件之前，消息就已传到当地报社的办公室。因此，部长们在亲手接到官方文件之前，就已被焦急的询问者和热切的志愿服役者包围了。这种状况令各有关方面深感烦恼。没有一个英国大臣预见到，17个小时以前得到批准、至少12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官方电报竟被报纸的消息赶上，并抢在前面透露给公众。然而无论如何，发布公报是因形势日趋严重和英国政府有责任警告公众而单独做出的一个决定。

结果是自治领的部长们处于受愚弄的境地，他们自然被激怒了。他们对这样的办事程序提出了强烈抗议。宗主国所感受到的对劳合·乔治先生亲希腊政策的怀疑和普遍不赞同，以及对停战后协约国处理东方问题的普遍不满，全都反映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的言行上。与英国公众一样，两国公众没有意识到希腊军队的保护作用，然而正是在希腊军队的后面，我们大家才有3年时间生活在没有意义的和平中。与英国公众一样，两国公众很难理解希腊军队的毁灭会给我们的事务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不过，所有自治领还是响应了我们的呼吁，宣布倘若出现紧急情况，他们准备尽一己之力，当然得到本国议会的同意是前提。9月16日夜，新西兰政府发来电报称，“他们希望参与正在采取的行动并愿意派遣远征队”；20日又来电报说，“议会一致批准了政府的行动，已有5000多志愿人员报名参加现役。”几天之内，这个只有140万人口、曾在大战中做出巨大牺牲的地区的报名人数增到了1.2万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众多参军的情况，这两个自治领政府也都因此产生了烦恼，直到实际危机过去后，烦恼才消除。当然，我们特别重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人，尤其是穆斯塔法·凯马尔本人，曾在大战中接触过澳新军团。对于残暴的土耳其人来说，让他们有可能再次面对来自地球另一方的可怕志愿者实在是一种折磨，没有比这威慑力更大的了。毫无疑向，我们精心传送过去的这个消息是最终避免战争的一个确定因素。

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分歧引发了一段可悲的插曲。9月18日，巴黎命令恰纳克和伊斯米德半岛上的法国分遣队从英国战友身边撤走。法军在撤退时意军也尾随而去，只留下英帝国单独面对直扑而来的土耳其军队。法意两大国军队肆意张扬的撤离可能会煽燃土耳其人最狂妄的野心。人们可能会问：此时对这个问题毫无信心，而且饱受战争磨难，精疲力竭、刀枪入库的英国单枪匹马能有什么作为呢？此后土耳其人知道，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大国。所幸的是，土耳其人有一个能够运筹帷幄的领袖。

9月23日寇松勋爵访问巴黎，英法之间发生了丑恶可耻的互责。我们对此不应看得过重。那几年是压力重重的20世纪所经历的英法关系最坏的年份，而此时又是最坏的时刻。现在我们好歹渡过那段坏天气进入较好的日子了。以下节录的两段话足以反映当时的情况：法国人说，“我们将用外交手段阻止土军”；英国人回答，“没有我们的刺刀你们的外交手段一文不值。这一点毋庸置疑。”

后来，问题转入了军事领域。如果我们的军队占领达达尼尔最紧要的狭窄地段的两岸，显然有利于控制两个海峡。这就使占有亚洲海岸上的恰纳克成为值得向往的事情。尽管我并不相信恰纳克是必不可少的外围屏障，但它毕竟有很高的价值。陆军部最初未考虑占据恰纳克，它于11日通知哈林顿将军，可以由他斟酌安排撤出该地。但哈林顿将军考虑到该地是加利波利半岛前沿防线，地位具有重要性，因而决定不采纳这个意见。于是他得到通知，他可以像后卫部队那样把守该地。

利用这个允许，哈林顿将军于19日向据守恰纳克的指挥官马登少将下达命令：“你应使用我可以调动的部队尽可能长久地守住恰纳克。我会把这个决定通知政府。在我看来，由于法军从恰纳克撤走，凯马尔将在那里向英国的政策发出挑战。如果你能在海军的支持下令凯马尔止步于恰纳克，十有八九他将停止作进一步的打算。你坚持在那里可以防止出现更多的麻烦。”

哈林顿将军于20日打电报给陆军部：“如果我们继续显示我们的决心，在我看来英国人没有他们(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能够完成任务，所以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关心他们的行动。根据我的情报，他的(凯马尔的)部长们明天将被召集到士麦那开会。显然这个会议将决定土耳其是否与英国和她的自治领较量。我本人的看法是他们不敢这样做。”

同一天(9月20日)，面对法意撤退后和局势的内阁，开会倾听三军参谋长有关军事方面的意见，以做出正确决定。内阁通知哈林顿将军，守卫恰纳克是他的首要责任，守卫君士坦丁堡本身是次要任务，守卫伊斯米德半岛则是更次一级的任务。9月22日，哈林顿将军通过凯马尔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他得到命令保卫中立区。23日1名土耳其骑兵进入中立区向埃伦—库伊推进。驻恰纳克的英国将军警告土耳其司令官，进入中立区是战争行为，如果他们不撤回去，他将不得不向他们开火。这位土耳其指挥官做出了正确而合理的决定，土耳其骑兵于24日早上退出中立区。然而9月25日，又有2千多名土军士兵携带机枪回到埃伦—库伊。他们桀骜不驯，以有意侵犯的态度滞留在那里，但还是彬彬有礼地做出要与英军谈判的姿态，这显然是蓄意破坏中立区的行为。

双方都在争取时间。土军只有骑兵没有大炮，我们则急于通过海运以最快速度把大炮飞机运抵该地以给予增援。开始时，恰纳克的4英里战线只有3个半营和两个野战炮连防守，当然，他们可以得到舰队的几乎威力无限的炮火支持。1915年以来，海军对陆上阵地的火力攻击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排列在海岸边，四周有无数巡洋舰和小舰队提供支持。所有目标都作有记录，弹着点由无人挑战的空中观察予以校正。因此，步兵始终能够得到肯定相当于整个军(或许还远不止于此)的炮火支援。到28日时，恰纳克已有6个营守卫，另有3个新来的榴弹炮连驻守在加利波利半岛。尚在运输途中的还有36门中口径大炮，而16门8英寸榴弹炮正在卸船上岸。空军力量的增强也很可观。载有5架水上飞机的“佩加苏斯号”于27日与载有6架水上飞机和4架战斗机的“阿尔古斯号”会合，28日又有第209中队的13架飞机加入。按计划，11月9日和10日还会有另外3个中队的36架飞机来到恰纳克。

首相要我主持一个内阁委员会的工作，以适当协调海陆空三军的作战行动。20日至28日这一周是令人焦急的一周。关于土军的情报模糊不清。迄今出现的只有骑兵，这种部队没有什么能力攻击筑壕坚守的阵地。但是我们不知道从士麦那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转向来攻击恰纳克，也不知道他们为此目的会提供什么大炮和弹药支援。我们只知道我们有一个面积有限但工事坚固、通信系统完好的阵地，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巨大的炮兵优势，而土军既无坦克又无毒气。这些已经足够了。但是到28日以后，当我们制空优势日渐明显，榴弹炮从加利波利送到战线时，才可以充分肯定，只有打一场大仗才有可能把英军逐出恰纳克。肯定地说，即便是在1917年和1918年的西线，战区中若没有至少同等数量的大炮和空军以及投入实际接触战的两三倍于对方的步兵，也无人敢于尝试攻击这样的阵地。所有经验均表明，除非攻方的大炮压倒守方的大炮并进一步摧毁对方的步兵阵地，否则仅仅以大量步兵迎着机关枪和训练有素的阻击手及铁丝网冲锋，只能意味着，攻方坚持的时间越长，蒙受的伤亡越大。已有上万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证明，即使攻方大炮能够压倒守方，如果没有坦克或毒气，向这样的阵地进攻，前景仍不容乐观。

我心中特别记起了1915年5月19日土军第一次登陆加利波利半岛被澳新兵团击退的往事。当时澳新兵团的兵力要小得多，尤其是得不到飞机支援，而他们面对的是土耳其训练最优的正规军部队，兵力3倍于己。尽管土军以最英勇的气概发起冲锋，也只能在守军的火网前死伤累累，敌我战线之间的开阔地上留下了数千具尸体，以致加利波利战役不得不因岛上卫生的目的而达成休战。由此可见，9月28日以后，似乎没有理由为恰纳克的战术形势担心了。

然而使我们真正重获信心的是战略形势。像穆斯塔法·凯马尔这样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军人和才干突出的人物为什么要离开原定进军君士坦丁堡的路线，率领他疲惫不堪、饱受煎熬的军队来进攻英军筑壕据守的阵地呢？迫使英帝国对他作战，他在政治上能有得什么收获？牺牲士兵的生命、枉费稀缺的军火而进行这种性质的局部争斗，在战术上他能得到什么？因此而推迟向伊斯米德半岛的进军，推迟与身处君士坦丁堡的追随者的会合，在战略上他能得到什么？到达君士坦丁堡前的每一天耽搁对他都充满危险。他知道在色雷斯有与他几乎人数相等的希腊军队。继小亚细亚灾难之后，雅典发生军事政变。康斯坦丁已被驱逐，希腊军人当局宣布他们决心保卫东色雷斯。每一天都可以被他们用来整顿部队并在查塔尔雅战线前取得前进阵地，这些都对凯马尔有害。凯马尔的追随者无处不在的君士坦丁堡，除了有M.富兰克林—布永的奉承与劝告外，一直都称得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事实上，穆斯塔法·凯马尔从未偏离过他的进军道路一码。他就像一个智者，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急忙扑向容易达到的主要目标，并动用侧翼骑兵部队对驻恰纳克英军显示力量和攻击意图。他的骑兵军官们接到了最严格的避免冲突的命令，土耳其的首要目的是让对方坐下来进行友好谈判。他们不害臊的好心情证明他们是故作姿态，掩饰极度的真正的不满。他们努力表示要与我们兄弟相待，甚至敢于请求英方向他们提供营地设备和作战小器具。恰纳克的英军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受到威胁的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君士坦丁堡的防务没有其他两个大国的参与，并不应由英国负主要责任。

9月30日，我为我们这一小群人写了一份备忘录，现将其再现于此。

恰纳克

1922年9月30日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谨慎考虑我们在恰纳克的地位，就如同我们有可能被遭到凯马尔主义者的全部军队攻击一般。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凯马尔主义者已经在与希腊作战，他们的最高目标是进入色雷斯，打败那里的希军。他们试图跨过达达尼尔海峡或马尔马拉海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进入欧洲的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是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可能跨过黑海。他们在目前阶段和自从士麦那陷落以后，似乎有可能稳步休整开向伊斯米德半岛的主力部队，意在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所以他们在恰纳克半岛所做的一切，只是派骑兵和小部队拖住英军和把一定数量的大炮布置在被他们占领的达达尼尔海峡两岸。

无论如何，凯马尔显然必须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一方面是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色雷斯，紧紧抓住希腊军；另一方面是试图在恰纳克制服英军。若是采取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即对恰纳克英军作软弱无力的进攻，又以不足的兵力攻打色雷斯的希军，则肯定会铸下大错。下面，让我们对这两种选择逐一进行分析，首先是可能性较小的那种。

如果凯马尔以麾下部队、大炮和有限弹药的主要力量攻击恰纳克，就将使希腊人有充分时间彻底休整他们在色雷斯的部队，并得到最大程度的增援。……

其次，如果凯马尔选择另一种办法(他有可能这样做)，他可能会在3周内与希军在查塔尔雅战线一带接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无疑会拨出足够的兵力在恰纳克围住我们，但不会作认真或代价昂贵的进攻。他也不会不适当地使用弹药从达达尼尔亚洲海岸射击经过海峡的船舰，大约从10月底起他将深深卷入色雷斯战事。如果我们从敌对状态刚开始出现就采取恰当措施，此时我们的处境会十分有利。由于对马尔马拉海有制海权，而且由于我们海军力量强大，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向许多方向调动我们的军队。人们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会任凭我们使用奇妙的内线作战体系和水上交通体系。……凯马尔主义者的军队在色雷斯与希军激战，其交通线会沿伊斯米德半岛伸展，一支强大、坚实的英军蹲伏在加利波利与恰纳克，准备在海军的帮助下割断这些交通线。这样一种处境当然是可怕的。……

越是研究形势，越是发觉恰纳克与加利波利英军阵地的战略上的有利条件明显。面对两难处境的凯马尔将会极端痛苦。他或者会全力攻打恰纳克的英军，从而听凭希军日渐强大起来，或者会贸然闯入色雷斯实际上的死亡陷阱。……

像许多事情的情况一样，除了上述两种选择外，还存在第三种假设，那就是，如果凯马尔能认识到，长期全力攻打驻恰纳克英军是徒劳无益的，攻击色雷斯会招致敌对的英军切断自己的交通线，面临这种危险，他会从这两种计划前退缩。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不经激战便能达到我们时下的目标。谈判将重新开始，但这次的气氛与在巴黎时完全不同。如果谈判的结果允许土耳其人重返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则必须只能以我们可以断定的最有可能持久保持的和平为前提条件。我相信，只要我们不采取任何得不偿失的步骤，我们所处地位的力量就会成为现实。

恰纳克的高潮在9月28日达到。这一天哈林顿将军报告说，土耳其人在英军阵地周围聚集了重兵，“他们透过铁丝网咧嘴而笑，”表示自己是按命令行事。为避免冲突，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我们希望的局面已不可能出现。哈林顿还报告，恰纳克的英军阵地“地势绝佳、铁丝网密布、固若金汤”。内阁据此指示将军向土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军在短暂期限内退出中立区和离开恰纳克，并授权他在限定期满后自由支配其麾下的所有兵力。但是将军有能力渡过难关而不必动用被授予的大权。哈林顿将军是机敏、冷静和忍耐的典范。碰巧从内阁发出严厉电报的那时起，那些土耳其人的挑衅行为开始收敛。30日，恰纳克司令官马登将军报告，那里已经不见了凯马尔调来对付他的大炮或步兵，他的部队已经没有了危险。随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一天天向后推延，英军的阵地变得越来越强，哈林顿将军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向土军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也没有出现任何需要开火的情况。局势的这种有利发展令内阁大松了一口气，10月1日，内阁致电他们的司令官，表示同意他保持克制。

与此同时，在与法国人经过艰苦的讨论之后，9月23日，英法意联合向穆斯塔法·凯马尔发出邀请信，请其参加在马尔马拉海岸的穆达尼亚举行的一次会议。邀请以广泛牺牲希腊利益为基础。三个协约国政府允诺土耳其恢复远至马里查和阿德里安堡的色雷斯的疆界，一旦签署了一份和约，协约国军会立刻从君士坦丁堡撤退，同时还将支持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穆斯塔法接受邀请并将与会日期定在10月3日。去穆达尼亚的还有不可理喻的M.富兰克林—布永，他竭力引导土耳其人期望从英国得到比他们以前所想的更多的好处，引导土耳其人相信英国人不能或不愿把打仗作为最后依赖的手段。主要由于他的活动，会议很快陷入了僵局，协约国代表于10月5日回到君士坦丁堡。法国与意大利的高级专员担心爆发战争，赞成无条件投降。可是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坚持9月23日提出的建议；伦敦指示哈林顿将军不作更多让步。关于英国准备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通过法国或意大利渠道被土耳其人得悉。英国军队的大炮和飞机不断抵达达尼尔海峡有目共睹。当10月10日会议在穆达尼亚复会时，人们发现土耳其人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已乐意签署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希腊军应退到马里查的后面，希腊文官当局应撤出东色雷斯。另一方面，土耳其同意承认中立区，承诺在和约批准前不在东色雷斯招募军队。

恰纳克的经历有多方面的教益。它反映了哈林顿将军的崇高功劳。他重视恰纳克位置的价值和重要性并坚决地守住了它，他懂得怎样把冷静灵活的外交手腕与军事上的坚如磐石融合为一体。英国政府和自治领(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态度无疑阻止了欧洲战端再起，使所有协约国能够在避开因彼此之间的可悲和不协调的政策而造成的后果时还保留了几分面子。考虑到可用资源的有限、公众的疲劳、政府地位的不稳及其威望在国内外的下降，取得这样的“光荣和平”的成就确实可喜可贺。它奠定了后来与土耳其人在洛桑谈判，并达成互相尊重的和平条约的基础。英国采取的强硬行动非但没有为我们招来土耳其人的长期敌意，反而激起了他们的钦佩乃至善意，因而我们更易而不是更难与现代土耳其建立未来关系。

02.

此后不久，洛桑条约缔结。它与塞夫勒条约形成了惊人的对照。以前动辄对土耳其口授条件——不但有和平条件，还有毁灭土耳其民族的条件——的大国，现在发觉自己不得不以平等条件进行谈判了。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重建首都。他们重新获得东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所有形式的外国指导与控制被一扫而光。几百年来保护在土耳其的西方国家商人与国民抵制东方弊政的各种条约被取消殆尽。极其重要的两个海峡的控制权在最轻微的掩饰下归还给了土耳其人。穆斯塔法·凯马尔把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谨慎地交付给各托管大国，摩苏尔的命运则交由国际联盟决定。根据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规定，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希腊居民以及希腊境内数量虽然不小，但仍属少数民族的土耳其居民被甄别出来送回各自的祖国。土耳其失去了数百年来一直在土耳其城乡的经济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大量公民。贫穷和沮丧的希腊接受了近125万难民，他们在不幸和贫困的压力下，已经成为希腊国家力量的新因素。就连这些条件，也还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花了长时间谈判才获得的。要不是寇松勋爵巧妙和坚定地运用英国通过在恰纳克表现出来的顽强态度所保持的威信，根本就得不到这些条件。

不幸的M.古纳里斯和另外几个部长以及战败的将军们在雅典被枪决，这表现了希腊对1921年选民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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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刚向热那亚会议透露的俄德协定。

第20章、世界危机的结束

概述：决定性行动——德国的战争计划——动员和战争——德皇的试验——致命的潮流——边界和马恩河——伊瑟河和僵持——“格本号”和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防守对进攻——历史的节奏——威尔逊总统的作用——没有魅力的战争：古代的局限——现代的破坏力——只是一个序幕——普遍性的自杀——世界危机结束了吗？——法国与德国——英国的政策——洛迦诺条约——两座一样的金字塔：紧迫任务。

01.

重温本书各卷的故事，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时间会给人带来对这些故事的透彻了解，每一年都会使人对其中的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随着时间推移，各种事件的重要性愈渐显现，人们更容易辨认出命运转折的关键。

我在第一卷第一章中总结了把欧洲带入大规模战争门槛的原因。我描述了我亲眼所见的先于并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种种事件。自那以后，尽管许多国家的解密档案公布了无数信息，但是其中没有一条能够改变我在第一卷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是德国的统治者首先对俄国宣战、立即挥师入侵和蹂躏法国并在途中践踏比利时，这场世界大战原本不会发生。企图获得当时似乎有把握的迅速而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完全是一种蓄谋已久的行为，由它引起的冲动超越了其他任何事情。人类判断战争责任的唯一标准是侵略，而侵略的最重要证据是入侵。一个国家如果具有了入侵邻国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它拥有了超过对方的保卫本土的能力。历史上的许多入侵例子实际上是为了先下手阻止对方的入侵。关于谁该负创造条件引发战争的责任的争论称得上无休无止。但是人类今后会变得更加明智，他们会把任何国家派大量军队跨过边境线看作是衡量战争罪行的最高标准，并且会宣布不论谁这样做都是使自己处于不可挽回的错误中。德军在进犯法国的一路上还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犯下了暴行，即使是再过几个世纪，这也不会被历史忘记。

德国领导人相信，实施这个精心制订的庞大战争计划，不但对德国的胜利是必要的，而且对她的安全也是必要的，不但对她的安全是必要的，而且对她的生存也是必要的。因此，从俄国进行全国局部动员那一刻起，德国人便认为必须实施这个计划，而俄法联盟的条件更促使德国人投身于这场经过深思熟虑的两线作战的战争，对付数量虽然占优，但调集兵力过于缓慢的敌人。德国人信念坚定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未免太想入非非了。没有谁胆敢攻击同盟国。德国军队的力量是如此巨大，那时现代战争的条件又是这样对防守方有利，以致德国能够——如事实已经证明的——以钢铁般的镇定等候对其边境的任何攻击。这样的攻击绝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肯定会被德军粉碎，而此时世界舆论的力量会掉转矛头抨击俄国和法国。德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保护自我生存权的需要，它完全用不着因俄国全国动员而采取可怕的突然行动。我们绝不承认，一方进行动员就意味着战争，也不承认一方的动员可以用作另一方对其宣战的合理借口。对付一国的动员只有采用反对动员和进一步商谈的手段，才是合理恰当的。

这样的道理对于一个政府、一个参谋部、一个军事国家的道德品质来说是不是要求过高了？在俄国下达动员令以后，难道不曾有人要求德国运用超人的克制，不要把其战争计划付诸实施吗？回答是不容怀疑的。应当说，要求德国这样做，并未超出如此强大的国家和如此伟大的民族的美德与勇气的范围。但是假定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对此我们是有异议的——以及战争就意味着执行德国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战争计划并带来所有可怕后果——对此我们也是有异议的——在局势尚处于外交斡旋能够控制的阶段，难道不应该谨慎行事和保持耐心吗？德国允许奥地利享有对塞尔维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自由，并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甚至不提任何危及欧洲和平的警告，对于德国的这种轻率态度人们能说什么呢？对于德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7月26日——在俄国开始动员以前——提出召开欧洲会议的建议，能说什么呢？如果说第二步会不可改变地使德国感到自己不得不奋起保护自我生存权和“通过比利时开辟一条生路”(有人对我们这样说)，那么克制自己不采取那一步不是更重要吗？这里，召开一次欧洲会议是防止，或者至少能够延迟，战争从外交调解领域失控的简单而可靠的办法。

德国在大战开始前最后10天中从协约三国身上见到了不屈从的精神，使德皇感到吃惊和害怕，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他的军事顾问。这种不屈从的顽强精神是在以往的漫长年代里养成的，在那些年份里，对德国显示优势力量的不安，对德国在陆上和海上进行侵略的恐惧，越来越在法国、俄国和英国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自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个阴影一直黑黝黝地笼罩着欧洲。三大国绝不愿自己被人分而制之。法国受法俄条约的约束。面对德国海军实力大增的情况，英国尽管不受任何约束，还是在精神上承诺站在法国一边，唯恐法国成为侵略的牺牲品。协约国绝不可能攻击同盟国。协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倘若胆敢进攻，她会在第一次侵略行动中被粉碎；但是协约国抵御进攻的能力是真实和有巩固基础的。要是德国出席欧洲会议，奥塞争端无疑能够解决。要是德国不进攻，就不会有战争。德国没有进攻的权利。要是德国进攻了，只能表明我们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邻邦，我们协约国站在一起是多么明智。

主战的骚动力量在德皇周围似潮水般高涨，它们严格地分门别类，笨拙地联合在一起，但主要是独立的行动，它们在危机到来时演变出许多冷酷的失控行为。理智的程序已不复存在，国家机器只得开始干预。混乱之中，怀揣宏伟蓝图的参谋部排出秩序井然的方阵大踏步前进。一切准备就绪，一切将顺利如意——只要最高层没有犹豫与迟疑。加深基尔运河河道的工程完工，舰队能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自由行驶。1913、1914年收入的5000万英镑资本税把军火库填充得满满当当。从空气中提取氮的新工艺使炸药的供应得到了保证。德国军队是无可比拟的，施蒂芬作战计划有绝对的把握。碰巧，“格本号”此时也在地中海游弋。

02.

威廉二世不是经得住这种浪潮冲击的人。那些想对他进行审判的人，首先应该感谢上帝没有将他们放在德皇的位置上。

03.

除了爱德华·格雷爵士于7月26的建议日召开欧洲会议外，到底还有没有避开战争的其他办法？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认为要是爵士表现出勇气和决心，在7月底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进攻法国就意味着与英国交战，战争原本完全可以避免。莫利勋爵死后发表的对内阁形势的揭示，说明他深信这种说法。然而，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当时发表那样的宣言，只会造成他被内阁五分之四的阁员和下议院四分之三的议员完全否定。阿斯奎斯先生将因此而辞职，他的政府将分裂，在剩下来的四五天非常时期里，每个小时都要采取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否则就会出现极度混乱，而在这种状况下做出战争决定，对于达到任何目的来说无疑都会为时过晚。英国进行干涉的威胁，如果得不到国家授权的保证，只能使德国深信我们软弱无能且头脑不清。

要转变这致命的潮流，就必须追溯几个月和几年的事态发展。例如，如果德国接受英国1911年海军裁军期的建议，很多事情可能会大不相同。在那种环境下，召开欧洲陆军军备和维护和平的会议，本来会使各国感到英国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愿意听人倾诉的国家，因而德国会向它诉说，对俄国扩充陆军、用法国的钱完善俄国战略铁路之类的诸多不满。欧洲分裂成两大武装集团的状况可能会让位给宽松与缓和得多的心态(哪怕只是暂时性的)，然而最后，在最终的危机中，英国外交大臣只能做他已做的事情。在面临德国威胁时，如果外交上抛弃法国和俄国，那么在今后若干年时间里与越来越自信的德国势力相抗衡的一切力量都会遭到破坏。以战争来威胁德国，这种做法会被内阁、议会和人民否定。不需要用英国大臣的话来为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政策作辩护。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随着德军撕毁条约、穿过不设防的比利时边界，向深感痛苦和走投无路的法国进军，战争发出的巨响远远超过了人的虚弱声音。大炮在比利时领土上的第一次齐射做出的裁定，不是英帝国全体政治家和军人的申辩所能改变的。

当我们考虑战前德国政府的特性时——这些特性现在已为所有公布的档案和有关德皇宫廷的记录全面揭露——我们几乎感到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德国人民去审查。请他们千万不要忽视：如果法国遗弃俄国，不恪守它的条约义务，而宣布自己中立，则德国驻巴黎大使会奉命要求法国将图勒和凡尔登的要塞交给德国卫戍部队，以此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

04.

屠杀和炮轰！整个欧洲都在行动！150万把刺刀在找寻同等数目的忠诚、勇敢、可怜、迷惑的人们的胸膛！我们进入了交战阶段。哪里有取胜之路？法国参谋部对现代战争的条件一无所知；法军穿着蓝红相间的制服迎着机关枪和连发炮的火舌疯狂往前冲；德国入侵者不断向前挺进，取得了对防御者的绝对优势！法国陆军的精锐和它最优秀的中级军官在边境战役中损失殆尽！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要最大规模地以士兵的血肉之躯扑向入侵者射击的子弹——恐怕没有比这更可悲的场景了！对现代战争的一窍不通已经使纳塔尔*小山间和中国满洲的小米田里血流成河！历史上不会有哪位将军能够拥有像霞飞这样的机会。他只是说，“让攻击者去进攻，让他们懂得子弹虽能杀人，但泥土能够阻挡子弹。”在雄武的品质上，在钢铁般的民族求生存的一切特性上，1914年的法国军人至少能与向他们进攻的最优秀的军队相媲美。

这里要特别提到法国陆军的高贵坚韧性，他们不受战败和指挥失误的影响，打起仗来就像是正在追随最辉煌时代的拿破仑。战线上流血的失败无处不在，8次向后撤退——显然出现了彻头彻尾的计算错误！然而军人们绝不指责，绝无怨言，“我们绝不叛国！”为了打败敌人宁愿战死，这是人人都抱有坚定的信念。

下面可以谈谈马恩河战役了。这是永远都称得上神秘的一个战役。我们穿透时间的迷雾去看汉尼拔怎样在坎尼取得胜利，远比对霞飞为什么会在马恩河取胜看得更清楚。双方均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除了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入侵者的消耗要大于所得到的供应，而防守者则依赖于自己的储备。这一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战斗，双方的伤亡也相对较少，巨大战场的任何地方都未出现决定胜负的场面。尽管有50种记载完备的说明文件、500卷浩繁的叙述与评论，可这个战役还是神秘依旧。到底是什么原因把退却转化为胜利并给世界以拯救法国的时间呢？能使大量问题达到巧妙平衡的每一个事实或因素，都可以称得上是决定性的。有人说原因是俄国人慷慨猛攻和一个不称职的德国参谋部决定把两个军团从他们变动了进攻方向的侧翼撤出，有人说是由于加列尼指挥部队从巴黎迅猛出击，也有人说是因为霞飞始终沉着坚定泰然自若。我们英国人自然强调约翰·弗伦奇爵士及其麾下的5个师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重要观点，简直不胜枚举。可是，如果允许我保留自己的意见、选择打破平衡的着力点的话，我会挑选9月8日晚和9日晨德国参谋部亨奇上校造访冯·比洛和克卢克的集团军司令部这件事，正是此公或者越权下令、或者滥用最高当局的授权，撤回了这两个军团。然而当时并不需要作这样的撤退。坦率地说，德军原本应该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即使需要不间断向前推进也应如此。然而当时需要的只是做出持续努力的意志，和准备在已经屡冒风险之地敢冒一切风险的决心。

伊瑟河的决死之战从风险和决定意义上说并不是最高层次的战役。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但双方都得到了增援。两个衰弱的对手长时间缠斗在一起，杀戮之多为马恩河战役的5倍，但是这里从来没有展示出最重要的问题。此时，防守者已经懂得如何掘壕据守，他们发现，只需几百名意志坚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步兵或下马骑兵便可以用子弹阻止1万敌兵，并杀死其中的一半。步兵的这种新奇防守技巧，在地面掘坑，用步枪射击的方法，正在变成全面探索的战争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但是截至在1914年，大炮、毒气或坦克尚没有战胜它的技术手段。由于我们有了堑壕战，士兵们就有了过圣诞节和喘一口气的空间。

这时出现了一段和平的日子。爆炸声停止了。法国的入侵者被迫停下了脚步，而防卫者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攻击他们。双方在整条战线上僵持着，双方参谋部的设想失败了。在遥远的东线，德军粉碎了俄军的攻势，而在更南面，俄军打败了奥军。现在局势平静，这是世界毁灭前的平静，世界资本耗尽前的平静，各国所有人力的资源化为乌有前的平静！现在是1914年圣诞节的平静！这个时候是美国最初和最好的机会，但是无人理会这一点。报纸与舆论一起鼓噪。这杯苦酒必须喝干。

赶快摆脱这种状态吧，协约国。去开辟新的战场。动用英国的海上力量。找出到敌人的软肋，即便必须跋涉一千英里也在所不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敌不备，出其不意施以打击。然而此时，协约国士兵只是蹲在战壕里与敌人枉然对视，谁要是脑子发热冲出战壕，必然死于乱枪之下！

05.

但是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另外一个眼下显然还十分平静的地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德国战列巡洋舰“格本号”驶抵君士坦丁堡。对于“格本号”会得到什么机遇，我们不需赘言。由于它的存在，土耳其人提出反对俄国海军控制黑海。他们因此而加入同盟国，从而得以实施其长期准备的入侵高加索并从俄国手中夺取该地区的计划。就这样，土耳其卷入与俄国的冲突，投身到大战之中！

但是，这个新敌人的出现虽然带来了危险，但也产生了机会。它敞开了同盟国易受伤害的侧翼。与负担相比，机会的意义更大。协约国迅速做出反应。双方的大批陆军仍在战壕里怒目对视，双方强大的海军在遥遥分隔的海港里仍毫无例外地相互仇恨。趁这个新的脆弱对手尚未站起来之前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海陆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会合，把巴尔干各国团结起来，将意大利吸引到协约国的一方；然后一鼓作气开辟道路进入奥地利裸露的腹地。这又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干起来难的设想。

政治家被这个设想所深深吸引，而陆海军将领们却嘟咕着说：“撇开百年不遇的一流大战，而调遣部队执行这种海陆夹攻的政治战略，这无异于违反职业道德。”会议上不断出现分歧，制定的措施则是半心半意的，调拨资源又是勉为其难，拿出的计划都是权宜之策，一切都缺乏真正的控制或引导。

然而尽管如此，事情毕竟在向前发展。1915年3月18日，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要塞，企图强行通过。在这里我们又达到了一个打破平衡的着力点。土耳其人只有极少的水雷，他们似已经竭尽所有布在了水中；如果把这些水雷全部扫除，他们就所剩无几了——或许还不到一打。然而幸运的是，他们把20颗水雷布在了意想不到的地方。英军组织混乱的新建扫雷小舰队没有发现它们。有两三艘军舰因此而被炸沉。这位海军上将被这一意外吓破了胆，于是下令停止攻击了，也不愿再组织新的进攻。任何力量都不能促使他再次进入这个神秘的危险海域。虽然两周后给他配备了新的扫雷小舰队，而它用不了几个小时然后便肯定可以扫清整个要塞水域的水雷，便能发动决定性进攻，但是他坚决不允许这些小舰队开展扫雷工作。扫雷小舰队士气高昂、工作卓有成效，但却没有用武之地。而整个舰队乃至他本人也是如此。他们全部成为一场军事悲剧的旁观者。我们因陆军进攻加利波利半岛而受到指责。现在我们知道，当时那里不但没有更多的水雷，而且要塞里唯一能够阻止装甲军舰的巨炮只剩下了几十颗炮弹。小舰队的一夜扫雷，再加上一个上午的炮轰，必定能将敌人的防线彻底摧垮。然而，结局是上天注定的：舰队不接受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想法，陆军经过英勇努力仍不能占领加利波利半岛的要害地方。侧翼进攻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全部心情沉重地回到了法国战线，那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只是无益的屠杀。

06.

我们已经知道，1916年初给予德国的机会是多么重要，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法金汉在西线采取守势，让协约国军在德军战壕前损兵折将，在必要的地方在令对方付出足够的血的代价后让出一些征服的领土，然后全力进攻俄国，他很可能会迫使罗马尼亚加入同盟国一方，从而获得从加利西亚到里海的广产粮食与燃料的地区。这样，他本来能以征服欧洲大陆来打破海上的封锁，从大陆得到许多因英国海军封锁而从海上得不到的东西。但是他并没如此行事，而是以备受称赞的职业军人的精神，专门选择去啃凡尔登的钢铁山丘及其钢铁般的守卫者。这样，协约国得以从因1915年的愚蠢战略而应得的惩罚中解脱了出来，战争的均势也因此而维持到另一个流血的年头。

在整个1915年与1916年，防守方对进攻方保持着巨大的优势，攻击方的损失几乎总是超过防守方损失的3倍。但在这一过程中，进攻方作战手段和资源状况逐渐有了改善。整条战线变得挤满了大炮，而在后方，则铁路和侧面交通线密布，以致进攻方可以同时发动次数越来越多的经过精心选择的攻击。伪装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可使用的弹药几乎没有限量。炮兵首先发明了徐进弹幕射击法，接着又发展了一炮击中目标的能力，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先试射，然后逐渐使弹着点向中心靠近。人工烟幕的应用和最重要的坦克的发明以及大量使用，恢复了攻击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时所不可缺少的能力。1917年，“事先精心策划的”突然攻击已经开始，获得了它最初阶段的有利结果，同时，防守方的优势逐渐缩小的状况日益明显。1918年，实力较强一方的部队在付出较大损失的代价后取得了进展，恢复了明显优势。但双方再次陷入了规模极大但笨拙无比的运动战。

07.

战争的第三个伟大高潮在马恩河胜利和达达尼尔海峡失败之后于1917年初来到。俄国在革命中崩溃。但当这个可怕事件尚属未来的秘密时，德国将军与海军参谋人员强迫文官政府批准开展无限制潜艇战，由此把美国拉入了反德联盟。我们目睹了苦斗中的协约国在最关键时刻凭着多么奇特的命运把西方的新兴巨人拉到了自己一边，取代了东方的垂死巨人。俄国的抵抗不到3个月，德国参谋部的忍耐仅3个多月，潜艇战仅推延了3个月，要不然那个生死攸关的挑战是不会突然降临的。即使美国不参战俄国也必定退出。历史上没有几个紧要关头能比这次更值得战略家、政治家、伦理学家或哲学家去认真研究。

但是令英国人惊奇和迷惑的是，这种曾经在整整100年前的一个不同的联盟中出现过的好运气，竟然在今天又重现了。1811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封锁的压力能不能在惹怒美国加入战争中反英的一方之前，迫使拿破仑的盟国尤其是俄国脱离拿破仑及其大陆体系。当时，也是在事情发展了几个月之后出现了有利的后果。这一次，苏俄在美国加入之前退出了协约国。而在1812年，拿破仑于英美宣战之前已经统率大军进军莫斯科。就这样，连续两个世纪里，英国两次避开了与最坏的局势的遭遇。如此神秘的历史节奏将使三次布匿战争的危险和戏剧性在后人眼中黯然失色。

08.

关于美国对大战的胜利在精神和物质上做出了什么重要贡献，这里毋需多说。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在欧洲人看来——威尔逊总统寻求扮演的角色，完全超出了他的国家因对欧洲事务做出或者准备做出贡献而应当得益的比例。尽管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但他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越了美国参议院或人民愿意授予他的权力，超出了宪法授予的权力，他设法使世界屈从于他个人的看法，这无疑是为了美国本身的利益。但这实在是一种不幸；尽管与他的勃勃雄心相比，他并没有多大的机会，但是历史上毕竟还没有哪个政治家有过像他这样的机会。美国对解决欧洲问题的强大影响力、超然态度和善意，是希望的宝贵要素。这些要素在无结果的冲突以及半奉命、半追逐的干预中被大半浪费了。如果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劳合·乔治及克列孟梭志同道合，这三个伟人——三个主要国家的元首——本可以在广阔的欧洲悲剧舞台上发挥绝对和仁慈的权力。可是，他把自己和对方的力量消耗在争论之中了，而争论中他总是失败者。他给人以一个对抗者和训人者的印象，这个结果比起被誉为伙伴的那些人来实在是很可怜。他原可以把事情做得迅速而顺利，但他却把事情做得又慢又麻烦。他原可以在领导力量强大时解决问题，但他却在精疲力竭和人心涣散时使用第二流的默许办法来解决问题。

然而作为船长，在和他的船一起下沉。

09.

但是，这些已经成为往事。往事成了人们讲述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吸取今后用得着的知识与理解。各国间发生争吵和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吵会导致苦难，两者都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做出的崇高努力只能获得少得可怜的奖励；战争胜利的景象转瞬即逝；复兴却是长期而缓慢的；进行大胆的冒险十分可怕；命运在千钧一发间靠掷硬币做出决定。厄运靠机缘巧合来求摆脱，这太危险，人们应该从所有这一切中吸取教训，懂得如何防止再次爆发大战是全人类关注的头等大事。战争至少已被抹去魅力的光环。不再会有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率领军队走向胜利，在战场上骑着战马分担士兵的艰险，在几个关键时刻用非凡的势态决定帝国命运的场景了。因为在将来，统帅们将坐在司令部里被参谋人员包围着，像在政府机构的办公室里一样安全、平静和沉闷，而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正在被机械化武器屠杀或窒息。我们曾见过最后一批伟大的司令官，他们也许在下一次大战开始之前就已不存在了。下一次战争可能是一场屠杀妇女、儿童和平民的竞赛，胜利女神将在惨淡的婚礼上下嫁给组织了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竞赛的勤奋的英雄。

10.

人类的故事就是战争。除了短暂而不稳定的间歇外，世上从来就没有过和平；从史前至今，杀人的斗争普遍存在，从未终止。但是，现代战争的发展要求我们以严肃和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

到目前为止，人类掌握的毁灭性手段尚跟不上人类的残忍程度。在石器时代，人类相互绝灭是不可能的。人用笨重的木棒做不了太多事情。此外，人数量稀少而又善于躲藏，很难被对手找到。人逃跑飞快，也很难被对手捉到。人腿每天只能走一定距离。即便有世上最周密的毁灭同类的打算，每个人也只能囿于极其有限的活动区域。因此，这种打算在当时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进展。同时，人还得生活、打猎和睡觉。因此总体而言，生存的力量一直稳定地领先于死亡的力量，部落、村庄和政府也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

于是，毁灭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成为一种集体事业。道路的修筑为大量人群的运动提供了方便。军队被组织起来。对杀人的器械想出了许多改进的办法。金属(最主要的是钢)使用于刺穿和切割人的肉体，开辟了一个可以指望的领域。弓箭、投石器、战车、马匹和大象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可是这时，另外一种制约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各国政府还并不稳固，军队只能用于镇压国内的反叛势力。供养大批随时可以集中调用的士兵极为困难，因此毁灭力量的效率十分不稳定，深受组织缺陷的困扰。这就再一次达到了有利于生存一方的平衡。于是世界滚滚向前，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时代。

直到基督纪元20世纪的黎明，战争才真正进入其作为人类潜在毁灭者的王国。人类的组织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和帝国，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了完全的集体意识，因而屠杀事业能够有计划地以从前难以想象的规模坚持不懈地予以执行。个人所有的最大的能耐聚集在一起，加强了大规模毁灭的能力。由于良好的财政、世界规模的信贷和贸易资源、大量资本储备的积累，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使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完成大破坏的任务。民主制度使几百万人的意志力得以体现。教育不但把战争的进程纳入人人都能理解的范围，而且使每个人都可以高度服务于当前的目的。报纸提供了统一思想和相互鼓励的工具。宗教尽管在基本问题上主张慎重地避免冲突，但却以各种形式对所有斗士一视同仁，并给以鼓励与安慰。最后是科学，面对人类的迫切需要，它打开了自己宝库和秘密，把几乎是决定性的能力和器械交到人类手中。

结果是许多新奇的特色呈现了出来。以前只有受围困的城市会挨饿，而现在，整个国家都会被有条不紊地推入由饥荒造成的衰落过程之中。全体国民以各种方式卷入战争，他们每个人也同样都是受攻击的目标。天空被开辟成新的战争之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给远在两军对垒战线后方的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而这些人在以前战争中是不会有丝毫损伤的。铁路、汽轮和汽车的出色组织和高度配合，可使几千万人处于和保持不间断的运动。医疗和外科术近乎完美的发展，把伤员几次三番地反复送往屠场。凡对屠杀人类过程有用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浪费，就连临死挣扎的精力也要用在军事上。

但是，4年大战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为第5年作了准备。1919年的战役将目睹毁灭力量的大幅增强。要是德军能够保持士气，成功撤退到莱茵河的话，他们会在协约国1919年的夏季攻势中遭到与以前根本无法相比的力量和方法的攻击。会有几千架飞机摧毁德国人的城市，会有几万门大炮撕破德国人的防线。25万大军连同军需装备同时乘坐汽车穿过乡村向前不间断推进，每天前进10或15英里。毒性令人难以置信的气体只有一种秘密的面具可以防御(德军当不能及时得到此种设备)，它将使所有抵抗瘫痪并使受攻击的敌方战线上的所有生命全部窒息。而德国人无疑也有他们的计划。然而愤怒的时刻已经过去，解除紧张状态的信号已经发出，1919年的恐怖将永远埋没在伟大敌手的档案里。

战争的停止与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和普遍。世界抬起头来，审视这样一片断壁残垣的废墟景色，战胜者与战败者一样喘息未定。在成百个实验室和成千处军火库、工厂及机关，人们跌跌撞撞地爬起身来，总算摆脱了他们曾全身心投入的任务。他们眼下的工作项目是把那些未完成和未执行的任务放到一边，但是他们的知识依然还保留着；他们的数据、计算程式和发现，如今由每个国家的国防部匆忙地收拾到一起并贴上了“未来参考资料”的标签。1919年的战役压根儿没有打响；但是有关这场战役的思想却在不断发展。各国军队在表面的和平之下探索、研究和不断改进这些思想。如果世上再次爆发战争，打仗所用的不再会是为1919年准备的武器和力量，而是那些武器和力量的发展和扩充，它们的可怕性和致命性将会是无可比拟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进入了一个被描写为和平时代的精疲力尽的时期。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给了我们一个对总体形势进行思考的机会。某些严峻的事实出现了，它们牢固而不可变更，就像云雾之中群山的轮廓。可以确定的是，从今以后全体国民都将投身于战争，不仅都要竭尽全力，而且都要遭受敌人的凶猛攻击。可以确定的还有，确信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的民族，将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可能——不，可以肯定——他们下一次将是随心所欲地、大规模地、无限制地使用毁灭性力量与方法，这些力量与方法一旦施用也许就会失控。

人类以前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处境。道德水准没有明显的提高，也没有得到更高明的指引，但人类手中却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把人类本身彻底绝灭的工具。这里是人类命运的终点，人类的所有光荣和辛劳把人类最终引导到了这里。人类最好还是暂时停下来仔细想想他们的新责任。死神正恭候在一旁，满心期待地准备提供服务，准备夺走大批人的生命；如果死神得到召唤，他会摧毁文明留下的一切，而且毫无修复的希望。死神在等待召唤，等待那个意志薄弱、神情恍惚者发出的召唤，他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自己的牺牲品，但到此时——仅仅在此时——死神已成了那个人的主人。

11.

我虽然把本章的标题定为“世界危机的结束”，但我并不是没有进行自省，也不是满怀希望。当然啦，故事在1922年的普遍忧郁中结束。要德国接受并给法国以安全的和约没有达成。中欧和南欧破裂成激进民族主义的碎片，各国因敌意和妒嫉而隔阂，因排他主义关税和当地军备而分离。俄国为国际社会所不容(现在依然如此)。她的人民屈服于只会在亚洲出现的最严酷的专政之下。俄国的统治者受自然与经济事实的嘲弄，被自己奉行的教条政策所害，陷入自我贫困与自我折磨的无尽过程之中。1922年的美国刷掉脚上的旧世界尘埃，在大洋彼岸奢侈地隐居起来，处于苛求和强有力的备战之中。土耳其以新的迅猛速度而复兴，在君士坦丁堡和欧洲重建自己的国家，摆脱了投降主义思潮和外国的指手划脚，从此以后像一个从未遭受过摧毁或驱逐的政权那样随心所欲地统治那些基督徒与非穆斯林居民。至于国际联盟本身，德国尚未加入，苏俄对她作了一番嘲弄，其大西洋彼岸的强大发起国则抛弃了她，她修筑起的脆弱而不巩固的防波堤在乌云密布、风暴骤起的大海的冲击下苦苦挣扎。欧洲各国在19世纪满怀希望建立起来的议会，到了20世纪，大部分都已站不住脚。为保障世界安全而经过最伟大的斗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以及吃苦耐劳的先辈们为保护民主政体而建立的自由与进步的组织，都不由自主地悄悄消失或被丢弃在一旁，因债务与税收而低头认输的英国，只能肩负重担沉重而缓慢地前行。然而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新的不幸又降临了。中国陷入流血的混乱之中。法国与美国分道扬镳，法国正站在鲁尔区的门槛上调动自己的军队。1922年，世界危机远没有结束！

不幸的中大幸是，我们的知识超出了我们故事的局限，在以后的几年中，为巩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终于带来了一线曙光。虽然这些努力只是部分的，在目前还是分散的，但是每一种努力都对这个至高无上的事业做出了贡献，每一种努力都有助于形势的缓解。

巴黎和会曾提出设法解决法国的安全问题；法国正面对莱茵两岸团结的、力量占优势的德国，英帝国和美国联合允诺，如果法国成为无故侵略的牺牲品，她们将立即出面援助法国。和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法国同意并签署和约的。与此相关的三大国间的三方协议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由各自的全权代表签署的，但须经三国议会批准。帝国议会经过正当程序接受了这个由其代表承诺下来的任务。美国参议院则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签署的协议，因而联合协议未能生效。得到法国同意的平衡安排被打乱了，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担心和危险与日俱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宣布，虽然美国退出，但他们会劝告本国议会与帝国政府站在一起，履行援助法国的保证。此时，法国与英国在政策和情感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因而这个问题悬而不决。与此同时，与英国疏远并被美国抛弃的法国越来越孤立，陷入了深深的惊恐之中。她一心一意依靠军事力量，信赖其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我们可以认为，法军进入鲁尔区阻止德国经济复苏的1923年是停战以后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因此，到此时为止我们还完全没有接触到中心问题。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国与德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法国灵魂深处，作为法国政策和几乎每一个行动的主要动力的，就是对德国复仇的恐惧。德国掌权阶级在内心里阴沉而强烈地怀着这样的决心：他们国家的历史绝不应由凡尔赛条约作最后决定；大量存在并且人数迅速增长的德国青年的脉搏中跳动着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活着看到(要么就在前进中死去)，有这么一天，胜利再次照耀祖国的国旗。一方面展现的是法国武装和组织起来的力量，她的物满为患的军火库，她的机械化和技术先进的器械，她的非洲后备力量，她的永不泯灭的固有军事素质，所有这一切均以越来越少的人口和不断变化的毁灭性科学的奇迹为基础。另一方面则屹立着强大的德意志民族，6000万人口对法国的4000万人口，德意志有生气勃勃的生殖能力，她的情感受了伤害，她有实验室，她有工业，她的情报机构纪律严明、井然有序。德国在大战中品尝到的经验是残酷的。但是在德国的所有教训中，找不到一个事实证明来她应该对未来的军事成功感到绝望。德国军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与整个世界作战，她虽然激励或驱赶自己的盟国卷入战争，但软弱和低效是这些盟国与生俱来的素质；在俄国、英帝国和意大利不得不耗尽全力，美国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之后，才将法国从德国为她准备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可是这些条件还会再次出现吗？德国需要慎重考虑世界上各个大国和帝国再次相继出兵帮助自己的宿敌的形势吗？那时，莱茵河的两边依旧是问题的根源，在1923年没有人能有把握说，下一代人不会再见到欧洲像以往曾多次发生的争吵那样，躺倒在尘埃与灰烬里。

幸而，英国面对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所采取的政策得到了国内各党派的理解。英国的唯一目的，是全面调动自己的影响力与资源，长时期坚持不懈地努力促使法国与德国在经济、社会和精神上密切交往，以避免两国再发生争吵，并使争吵在各自追求实现国家繁荣和相互依存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英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在于平息强烈的世仇；他们没有可与之相比或与之相反的其他利益。

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政府，通过伦敦会议和道威斯协定为1925年值得纪念的大事铺平了道路。鲍德温先生的政府因此不但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而且还有长期执政的保证。在这些国力稳固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超常勇气，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更敢冒风险的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抛弃了英法之间作双重安排以抵消德国力量的所有想法，坚决采纳由赫尔·斯特雷斯曼提议的政策，即法、德、英签订确保相互安全的三边条约，条约中英国庄严保证，其他两国中不论哪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目标，她都会帮助那个国家。人们可能会到历史中去寻找可与这种任务相提并论的往事。不过，三边条约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英国所有阶层和各个党派的坚决支持。这个雄心勃勃的事业得到了M.白里安的经验和技巧以及赫尔·斯特雷斯曼等领导人的惊人勇气的积极推动。它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了墨索里尼以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指挥的意大利的全力声援。无数困难均被克服了。原本可能需要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签订的协议通过短短几个月的谈判就达成了。在此期间得到了许多小国的合作；1925年10月16日，在宁静的湖滨，四大西方民主国家发出庄严誓言：他们之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保持和平，将团结一致地反对他们中任何一国破坏条约、侵略兄弟国家。洛迦诺条约最后在伦敦签字，选择这个地点是恰当的，因为伦敦是此项政策主要推动力的发源地。条约得到相关各国议会的及时批准。此条约被认为完全符合国际联盟公约。

订约的结果是德国把自己的强大力量交给了国联大会。欧洲人曾采用过的最伟大的自我保存办法就此形成了。我们可以把洛迦诺条约看作1921年美国、英国和日本达成的确保太平洋和平的华盛顿条约在欧洲的对应物。这两个威严的文件给文明以保证。它们是稳固而不可动摇地耸立在太平洋两岸的两座相同的和平金字塔，赢得了世界各大国及其海陆军的忠诚。这两个条约形成了一个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国联更广泛的理念和凯洛格公约的理想主义，能够为世界构筑一个更宽广也更统一的未来结构。

任务尚未完成，还必须继续作长时间的最大努力。战争的危险并没有离开世界。原有的对抗在休眠，新对抗的鼓声已在耳边敲响。法国的焦虑和德国的仇恨只是被部分消除了。在东欧和中欧的宽广平原上，新涌现了许多民族情感强烈的国家，她们念念不忘来自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帝的侵犯及其幽灵，念念不忘以往经历过的战争。俄国这个自我脱离国际社会者正在北极寒夜中磨刀霍霍，她那饥饿的嘴唇机械地宣讲着自己的仇恨和死亡哲学。但洛迦诺的希望奠定了较可靠的基础。产生于战争恐怖的憎恶时期将漫长地延续下去；在这幸运的间隙，各大国可以大步投向世界组织的怀抱，她们胸怀的信念是：尚须克服的困难不会比已经克服的困难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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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塔尔原是布尔人——荷兰移民后裔——建立的一个共和国，1900年前后被英国征服。在签订了内部自治的协定后，英国政府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自治领。现该地为南非共和国东南部沿海的纳塔尔省。——Franc.She

附录、中东绥靖政策备忘录

陛下政府对1921年初伊拉克的形势最不满意。大战后一直维持着英国直接统治的制度，在前一年夏季垮台，当时，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局部反抗发展为严重的叛乱，历经重重困难才在印度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将其平定。一支费用昂贵的庞大驻军仍留在伊拉克。秩序虽已恢复，但前景实在难料。1920年的事变使伊拉克问题成为国际注目的中心，报纸和其他舆论已经开始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整个政策。批评主要针对加在英国纳税人身上的政府巨大支出，英国纳税人已经被战争留下的财政负担压得不堪重负了。但是有些人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我们的麻烦在于我们没有履行在战时做出的允许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

1920年的叛乱平息后，我们的政策显然必须有某种转变。那年秋天，珀西·考克斯爵士被派往巴格达就任第一任英国高级专员，他不失时机地建立了阿拉伯临时政府，由令人尊重的巴格达人士纳基卜担任首脑，此人不仅在伊拉克国内，而且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极高声誉。

1921年以前，大战中征服的各个中东地区由陛下政府的不同部门管理。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事务由外交部管理，伊拉克的事务则由印度部管理。1921年初，政府决定把这些地区统一归一个部门管理，这个部就是殖民地部，而我当时则被任命为该部国务大臣不久。1921年3月1日，殖民地部内正式设置了新的中东司。

我的工作的第一步是在开罗召开会议。会议由我亲自主持，与会者是掌管中东事务的所有主要官员。就伊拉克而言，会议的主要结果是邀请埃米尔费萨尔到巴格达来作伊拉克王位的候选人。他虽然并不生于伊拉克，但是有特殊资格继承王位。他出生于谢里夫家族，这个家族是麦加圣地的保护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后来有一段时间为汉志国王)在大战时曾组织过反土耳其人的起义。埃米尔费萨尔本人曾站在我方英勇作战，并曾参加常常与劳伦斯上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各个沙漠战役。

1921年6月埃米尔费萨尔出发前往伊拉克。与此同时我在下议院宣布，他的候选人资格已得到英国政府批准。埃米尔到达后，当时的大臣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就选举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在全伊拉克按时进行，只有一个纯库尔德人地区除外，该地区选择不介入此事。投票结果有96%的选民支持费萨尔，于是费萨尔于1921年8月23日在巴格达加冕登位。随后，他立刻指定纳基卜组成首届内阁。

就这样，英国在伊拉克的直接统治明确地终止了，被阿拉伯政府取代。这个政府确实会听取英国的意见，但是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根据外来命令行事。有大量英国军官留在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要么担任顾问职务，要么作为技术官员，均从属于伊拉克政府。

摆在英国政府前面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整个地位合法化。我们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上，同意承担在国际联盟名义下的伊拉克托管国的地位。1920年12月，我们将一份正式的“托管要求书”草案递交给国联，但由于种种困难，这份要求书草案压根儿没有得到正式批准。1921年10月，我们从国联得到一种书信形式的临时授权，它由国联大会主席发出，邀请我们继续以托管要求书草案的精神管理伊拉克，这种地位应当在其合法化的时候终止。但是在国联犹豫再三的时候，当地的局势却没有等人。伊拉克在我们的指导下迅速向前发展。“托管”这个名义在伊拉克很不受欢迎。它暗含了受人监护的意思，而这个新国家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监护。这是埃及“保护关系”再现的例子。作为摆脱困难的一种办法，我们决定与伊拉克国王缔结一个两国表面平等的条约，条约(1)详细规定了两国间的关系，(2)使英国政府具有履行国际联盟通过的正式“托管要求书”所赋予的义务的地位。这个条约于1922年10月10日在巴格达正式签署。条约签署后不久英国联合政府下台，我不再担任殖民地部大臣。1922年10月的条约留下各种细节问题，准备以后在多种附属协议中解决。这些附属协议(涉及军事、财政、司法等)最后于1924年3月缔结。1924年9月，条约和协议被递交国联大会并得到批准，同时提出的还有英国政府的某些其他保证，如在伊拉克充分遵守国联公约规定的托管原则等。通过这些办法，英国的地位最终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

在国内，连续实施的宪法步骤体现了伊拉克国家的进步。其中第一步是选举为国家制订宪法的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这个任务以1924年7月10日通过根本法而宣告完成，立宪会议也随之解散，按程序将由1926年建立的第一届伊拉克议会取代。

在国内外长期造成大量麻烦的是土耳其与伊拉克的边界问题。土耳其人要求归还摩苏尔省，其面积约占伊拉克全国的三分之一，包括大部分土地肥沃的地区。洛桑条约(1923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为此引发了许多激烈的争议，一度还曾出现与土耳其人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危险。这个问题最终提交国联解决，国联划定的边界实际上保持了伊拉克对摩苏尔全省的权利。土耳其人接受了既成事实。两国界线由一个混合委员会在双方没有严重磨擦的情况下划定，自那以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未受损害。

至于开罗会议处理的其他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多说。关于巴勒斯坦，会议只是重申了以前采取的并一直维持着的政策。在外约旦，情况有所发展。伊拉克国王费萨尔的兄弟埃米尔阿卜杜勒得到允许成为该国的统治者。这次实验总体上是成功的。埃米尔的政府虽然在前阶段很不如人意，但近年来的表现有了显著的改善。公共安全和公众满意度都有明显的提高。去年英国与埃米尔缔结了一个条约，内容和与费萨尔国王订立的条约十分相似，准备在外约旦建立一个立宪政府。这个条约尚待批准。

回过头来再说说伊拉克，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在1922年极为重要的一种进一步的变化。那年10月，对该国的军事控制由陆军部转交给了空军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改变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导致了驻军费用的逐步减少，从而减轻了加在英国纳税人头上的负担。1921年初，英国在伊拉克驻军为32个营，外加炮兵、工程兵等。到1921年7月，驻军数量减少了23个营，同年10月开始进一步削减到12个营。1922—1923年上半年，需要提供给养的部队为9个营(外加其他辅助兵种)，而到了下半年，只剩了6个营。减少兵力的过程持续到1928年，这时，需要供应的驻军只有一个印度营和一个皇家地雷工兵连。最后这两个单位也于11月1日撤离。现在，除了皇家空军外，伊拉克全国已经没有英国或印度的正规军单位。为了加快实施撤离帝国军队的计划，一支在当地征召、由英国人指挥、英国财政部出钱的军队于1921—1922年建立起来。这些所征兵员有一段时间兵力为4个步兵营、3个骑兵团、1个炮兵和辅助兵分队。不过这支部队现在已缩减为2个营。

过去7年中，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逐年开支如下表所示：

1921—22年：20097684英镑

1922—23年：6610554英镑

1923—24年：5033790英镑

1924—25年：3847224英镑

1925—26年：3314813英镑

1926—27年：2753775英镑

1927—28年：1648038英镑

1928年，英国政府决定弄清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正常国防开支，于是其中排除了印度军队的费用、在伊拉克征召新兵的费用和英国驻军的“额外”费用；因此，无法得出1927—28年以后的数字。

1921年，英国驻伊拉克的空军有6个中队，次年增加到8个中队外加几个装甲车连。到1928年4月，空军力量缩减小到5个中队外加几个装甲车小队。

值得一提的是，明显减少军事力量(同时还相应削减了财政支出)的做法在伊拉克实施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造成任何麻烦。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它的辽阔国土，它的许多无家可归的灾民，以及它不可能真正有效控制的巨大荒漠国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而且必须记住，在1925年底之前与土耳其人的麻烦尚未最后解决。早期阶段制订的所有计划都以假设将很快与土耳其人解决纠纷为基础。这个假设在近5年的时间里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这些计划还是适当地完成，并未造成混乱和不幸事故。事实上，自1920年的叛乱以后，还没有一件事有严重骚乱的性质。只是在边远的库尔德人地区时常发生麻烦，还发生效过忠于伊本·沙特的瓦哈比部落男子发动袭击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去年冬天)。这些是必须时刻铭记在心并严加提防的情况。但没有理由就此认为，今后依旧会像过去那样无法有效地对付它们。

总之，1921年开始采用的政策一直继续到如今。像其他政策一样，它有它的兴衰，有面临困难与危险的时候。除此之外，它还常常要面对国内猛烈而肆无忌惮的严厉批评，但它还是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在8年前我们当中几乎无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外汉人名对照表

Adam亚当

Abdullah阿卜杜勒

Adison艾迪生

Agakhan阿迦汗

Alan,Fitz艾伦，菲茨

Alexander亚历山大

Alexeiev阿列克谢耶夫

Allenby艾伦比

Alp,Tekin阿尔普，特金

Asquith阿斯奎斯

Asser阿塞

Baker,Stannard贝克，斯坦纳德

Bakunin巴枯宁

Baldwin鲍德温

Balfour,Arthur贝尔福，阿瑟

Barnes巴恩斯

Barton巴尔顿

Beatty贝蒂

Belleek贝尔利克

Benes贝奈斯

Bieberstein,Marschall von比伯斯坦，马歇尔·冯

Birkenhead伯肯黑德

Bliss,Tasker布利斯，塔斯克

Borden,Robert博登，罗伯特

Botha,Louis博塔，路易斯

Bowman,Isaiah鲍曼，艾赛亚

Briand白里安

Bullitt布利特

Bülow比洛

Burleson伯利森

Caesar恺撒

Campbell-Banner Henry坎贝尔一班纳曼，亨利

Canning坎宁

Carson,Edward卡森，爱德华

Cavan卡文

Cavell,Edith卡维尔，伊迪丝

Cecil,Robert塞西尔，罗伯特

Chamberlain,Austen张伯伦，奥斯汀

Chamberlain,Neville张伯伦，内维尔

Chancellor钱塞勒

Chicherin契切林

Childers,Erskine蔡尔德斯，厄斯金

Churchill丘吉尔

Cimourdain西穆尔丹

Clemenceau克列孟梭

Clifford克利福德

Collins,Michael科林斯，迈克尔

Condouriotis孔祖里奥蒂斯

Conington康宁顿

Constantine康斯坦丁

Cope科普

Cosgrave科斯格雷夫

Cox,Percy考克斯，珀西

Craig,James克雷格，詹姆斯

Creel,George克里尔，乔治

Cromwell,Oliver克伦威尔，奥利弗

Cumming卡明

Cunliffe坎利夫

Curzon寇松

D’Abernon达伯农

Dalton达尔顿

Dennis丹尼斯

Denikin邓尼金

De Robeck德·罗贝克

Dietrich季耶特里奇

Disraeli迪斯累里

Dittmann迪特曼

Djavid查维德

Duffy,Gavan德菲，加万

Duggan达根

Dukhonin杜赫宁

Enver恩维尔

Essex埃塞克斯

Feilding费尔丁

Feisal费萨尔

Ferdinand斐迪南

Ferid费里德

Fichte费希特

Fitzalan菲茨艾伦

Foch福煦

Fox福克斯

Frankin-Bouillon富兰克林—布永

Fred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

French,John弗伦奇，约翰

Fritz,Eitel弗里茨，艾特尔

Fryatt弗里埃特

Gaida盖达

Gallieni加列尼

Geddes,Eric格迪斯，埃里克

George乔治

Gcorge,Lloyd乔治，劳合

Gladstone格拉德斯通

Goltz,von der戈尔茨，冯·德

Gounaris古纳里斯

Grattan格拉顿

Greenwood,Hamar格林沃德，哈马尔

Griffith,Arthur格里菲斯，阿瑟

Guchkov古契柯夫

Hankey,Maurice汉基，莫里斯

Hannibal汉尼拔

Harington,Charles哈林顿，查尔斯

Hearnshaw赫思肖

Hentsch亨奇

Hollis,Christopher霍利斯，克里斯托弗

Holman霍尔曼

House豪斯

Hughes休斯

Hugo,Victor雨果，维克托

Hurst,Cecil赫斯特，西塞尔

Huss,John胡斯，约翰

Ibn Sáud伊本·沙特

Ironside艾恩赛德

Jenghiz Khan成吉斯汗

Janin雅南

Joffre霞飞

John约翰

Johnes,Thomas琼斯，托马斯

Johnson约翰森

Jonnart,M.若纳尔

Kaledin卡列金

Kamenev加米涅夫

Kautsky考茨基

Kerr,Phihp克尔，菲利普

Kemal,Mustapha凯马尔，穆斯塔法

Kerensky克伦斯基

Kipling吉卜林

Kictehener基奇纳

Kluck克卢克

Knox诺克斯

Koltchak高尔察克

Korfanty科尔凡蒂

Kornilov科尔尼洛夫

Krasnov克拉斯诺夫

Krassin克拉辛

Krilenko,Ensign克里兰科，延申恩

Kun,Bela库恩，贝拉

Lamont拉蒙特

Lansing兰辛

Lavery莱弗里

Law,Bonar劳，博纳

Lawrencc劳伦斯

Lenin列宁

Leontev列昂节夫

Liebkneche,Karl李卜克内西，卡尔

Lloyd,George劳埃德，乔治

Lockhart洛克哈特

Lodge洛奇

Long,Walter朗，沃尔特

LouisXI路易十一

Louis XVI路易十六

Ludendorff鲁登道夫

Luxemburg Rose卢森堡，罗莎

Macdonald,Ramsay麦克唐纳，拉姆齐

Macdonogh,George麦克多诺，乔治

Mackeown麦基翁

Macready,Nevil麦克里迪，内维尔

Mannerheim曼纳海姆

Malinovsky马利诺夫斯基

Manos,Mlle玛诺丝，姆莱

Marden马登

Marx,Karl马克思，卡尔

Masaryk马萨里克

Massey梅西

Maurice英里斯

Maurienne,st.Jcan de莫列纳，圣·让·德

Max马克斯

Mazzini马志尼

Mermeix.M.梅尔梅，M.

Midleton米德尔顿

Mill,David Hunter米尔，戴维·亨特

Miller米勒

Milyukov米留可夫

Monroe门罗

Montagu蒙塔古

Morley莫利

Mulcaby,Richard马尔卡希，理查德

Mussolini墨索里尼

Nabokov纳博科夫

Napoleon拿破仑

Naqib纳基卜

Nelson纳尔逊

Nitti,Signor尼蒂，西尼奥尔

Northcliff诺思克利夫

Noske诺斯克

Nowak诺瓦克

O'Brien,Art奥布赖思，阿尔特

O'connel奥康内尔

O'connor,Rory奥康纳，罗里

O'Higgins,Kevin奥希金斯，凯文

Omar欧玛尔

Orlando,Signor奥兰多，西格诺尔

Paderewski帕杰雷夫斯基

Panell帕内尔

Paul保罗

Pepelaiev佩佩莱耶夫

Peter the Great彼得大帝

Pedura佩特卢拉

Pettit佩蒂特

Pettigo佩蒂戈

Philip II腓力二世

Phillimore菲利莫尔

Pichon皮雄

Pilsudski,Josef毕苏斯基，约瑟夫

Pitt皮特

Plehve,M.de普列韦，M.德

Plumer普卢默

Poincaré普安卡雷

Poynings波宁斯

Rawlinson罗林森

Rawlinson,Alfred罗林森，艾尔弗雷德

Redmond,Joho雷德蒙，约翰

Robeck,de罗贝克，德

Ronaldshay罗纳谢

Roosevelt,Theodore罗斯福，西奥多

Rumbold,Horace朗博尔德，霍勒斯

Sadleir-Jackson萨德利尔—杰克逊

Saionji西园寺公望

Sarolea萨罗利亚

Sarsfield萨斯菲尔德

Savinkov,Boris萨文科夫，鲍里斯

Sazonov萨佐诺夫

Selden塞尔登

Serge谢尔盖

Seymour西摩

Sherif谢里夫

Shuckburgh沙克布勒

Skorpadski斯科罗帕茨基

Smuts斯穆茨

Sonnino,Baron桑尼诺，巴龙

Sopfie索菲

St.Just圣茹斯特

Stephen斯蒂芬

Stevenson,James史蒂文森，詹姆斯

Strafford斯特拉福德

Stresemann,Herr斯特雷斯曼，赫尔

Summer萨姆纳

Talaat塔拉特

Tamerlane帖木尔

Tardieu,M.塔迪厄，M.

Temperley坦珀利

Tirpitz提尔皮茨

Trenchard,Hugh特伦查德，休

Tricoupis特里库皮斯

Trotsky托洛茨基

Tumulty图马尔蒂

Valera,de瓦勒拉，德

Venizelos韦尼泽洛斯

Ward,John沃德，约翰

Webb韦布

Wellington威灵顿

Wenceslas瓦茨拉夫

Weygand魏刚

White怀特

Wilde,Oscar王尔德，奥斯卡

Wilson,Henry威尔逊，亨利

Wilson,Woodrow威尔逊，伍德罗

Worthington-Evans,Laming沃辛顿—埃文斯，拉明

Wrangel弗兰格尔

Young扬

Yudeniteh尤登尼奇

Zinoviev季诺维也夫

第5卷完

全書完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1914

第01章、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

第02章、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第03章、阿加迪尔危机

第04章、在海军部

第05章、北海前线

第06章、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第07章、危机

第08章、海军的动员

第09章、战争：陆军渡海

第10章、入侵法国

第11章、马恩河战役

第12章、海战

第13章、安特卫普与海峡各港口

第14章、费希尔勋爵

第15章、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

第16章、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

第17章、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1915

第18章、西线的僵局

第19章、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第20章、选择

第21章、多格滩战斗

第22章、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第23章、陆军进攻的起因

第25章、新的决心

第26章、3月18日

第27章、德·罗贝克中将改变计划

第28章、德国潜艇的首次失败

第29章、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第30章、海滩战役

第31章、登陆之后

第32章、政府的垮台

第33章、山雨欲来

第34章、苏夫拉湾战役

第35章、巴尔干诸国的毁灭

第36章、放弃达达尼尔海峡

第37章、1915年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1916—1918

第38章、血的考验

第39章、法金汉的选择

第40章、凡尔登

第41章、日德兰：开端

第42章、日德兰：会战

第43章、索姆河战役

第44章、罗马尼亚的灾难

第45章、美国的介入

第46章、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第47章、在军需部

第48章、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第49章、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第50章、3月21日

第51章、高潮

第52章、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

第53章、形势的转变

第54章、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第55章、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东线战争

第01章、哈布斯堡王朝的黄昏

第02章、吞并波斯尼亚

第03章、走向深渊

第04章、皇太子遇刺

第05章、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第06章、战线与战士

第07章、宣战

第08章、动员的间隙

第09章、东线军队的集结

第10章、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战争

第11章、伦贝格之战

第12章、对东普鲁士的入侵

第13章、坦嫩贝格之战

第14章、首战马祖里湖区

第15章、第二回合

第16章、罗兹战役

第17章、东进还是西击？

第18章、冬季会战

第19章、在达达尼尔海峡那边

第20章、华沙的陷落

第21章、对塞尔维亚的清算

第22章、法金汉重返西线

第23章、勃鲁西洛夫的进攻

第24章、俄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战后

第01章、“战时魔力的消失”

第02章、民众

第03章、复员

第04章、可怜的俄罗斯

第05章、干涉

第06章、十四点

第07章、和平会议

第08章、国际联盟

第09章、未完成的任务

第10章、“三头政治”

第11章、和平条约

第12章、俄国内战

第13章、维斯图拉河的奇迹

第14章、爱尔兰的幽灵

第15章、爱尔兰协议

第16章、爱尔兰自由邦的兴起

第17章、土耳其还活着

第18章、希腊悲剧

第19章、恰纳克

第20章、世界危机的结束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1914

第01章、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

第02章、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第03章、阿加迪尔危机

第04章、在海军部

第05章、北海前线

第06章、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第07章、危机

第08章、海军的动员

第09章、战争：陆军渡海

第10章、入侵法国

第11章、马恩河战役

第12章、海战

第13章、安特卫普与海峡各港口

第14章、费希尔勋爵

第15章、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

第16章、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

第17章、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1915

第18章、西线的僵局

第19章、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第20章、选择

第21章、多格滩战斗

第22章、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第23章、陆军进攻的起因

第25章、新的决心

第26章、3月18日

第27章、德·罗贝克中将改变计划

第28章、德国潜艇的首次失败

第29章、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第30章、海滩战役

第31章、登陆之后

第32章、政府的垮台

第33章、山雨欲来

第34章、苏夫拉湾战役

第35章、巴尔干诸国的毁灭

第36章、放弃达达尼尔海峡

第37章、1915年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1916—1918

第38章、血的考验

第39章、法金汉的选择

第40章、凡尔登

第41章、日德兰：开端

第42章、日德兰：会战

第43章、索姆河战役

第44章、罗马尼亚的灾难

第45章、美国的介入

第46章、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第47章、在军需部

第48章、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第49章、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第50章、3月21日

第51章、高潮

第52章、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

第53章、形势的转变

第54章、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第55章、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东线战争

第01章、哈布斯堡王朝的黄昏

第02章、吞并波斯尼亚

第03章、走向深渊

第04章、皇太子遇刺

第05章、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第06章、战线与战士

第07章、宣战

第08章、动员的间隙

第09章、东线军队的集结

第10章、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战争

第11章、伦贝格之战

第12章、对东普鲁士的入侵

第13章、坦嫩贝格之战

第14章、首战马祖里湖区

第15章、第二回合

第16章、罗兹战役

第17章、东进还是西击？

第18章、冬季会战

第19章、在达达尼尔海峡那边

第20章、华沙的陷落

第21章、对塞尔维亚的清算

第22章、法金汉重返西线

第23章、勃鲁西洛夫的进攻

第24章、俄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战后

第01章、“战时魔力的消失”

第02章、民众

第03章、复员

第04章、可怜的俄罗斯

第05章、干涉

第06章、十四点

第07章、和平会议

第08章、国际联盟

第09章、未完成的任务

第10章、“三头政治”

第11章、和平条约

第12章、俄国内战

第13章、维斯图拉河的奇迹

第14章、爱尔兰的幽灵

第15章、爱尔兰协议

第16章、爱尔兰自由邦的兴起

第17章、土耳其还活着

第18章、希腊悲剧

第19章、恰纳克

第20章、世界危机的结束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1914

第01章、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

第02章、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第03章、阿加迪尔危机

第04章、在海军部

第05章、北海前线

第06章、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第07章、危机

第08章、海军的动员

第09章、战争：陆军渡海

第10章、入侵法国

第11章、马恩河战役

第12章、海战

第13章、安特卫普与海峡各港口

第14章、费希尔勋爵

第15章、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

第16章、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

第17章、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1915

第18章、西线的僵局

第19章、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第20章、选择

第21章、多格滩战斗

第22章、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第23章、陆军进攻的起因

第25章、新的决心

第26章、3月18日

第27章、德·罗贝克中将改变计划

第28章、德国潜艇的首次失败

第29章、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第30章、海滩战役

第31章、登陆之后

第32章、政府的垮台

第33章、山雨欲来

第34章、苏夫拉湾战役

第35章、巴尔干诸国的毁灭

第36章、放弃达达尼尔海峡

第37章、1915年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1916—1918

第38章、血的考验

第39章、法金汉的选择

第40章、凡尔登

第41章、日德兰：开端

第42章、日德兰：会战

第43章、索姆河战役

第44章、罗马尼亚的灾难

第45章、美国的介入

第46章、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第47章、在军需部

第48章、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第49章、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第50章、3月21日

第51章、高潮

第52章、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

第53章、形势的转变

第54章、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第55章、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东线战争

第01章、哈布斯堡王朝的黄昏

第02章、吞并波斯尼亚

第03章、走向深渊

第04章、皇太子遇刺

第05章、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第06章、战线与战士

第07章、宣战

第08章、动员的间隙

第09章、东线军队的集结

第10章、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战争

第11章、伦贝格之战

第12章、对东普鲁士的入侵

第13章、坦嫩贝格之战

第14章、首战马祖里湖区

第15章、第二回合

第16章、罗兹战役

第17章、东进还是西击？

第18章、冬季会战

第19章、在达达尼尔海峡那边

第20章、华沙的陷落

第21章、对塞尔维亚的清算

第22章、法金汉重返西线

第23章、勃鲁西洛夫的进攻

第24章、俄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战后

第01章、“战时魔力的消失”

第02章、民众

第03章、复员

第04章、可怜的俄罗斯

第05章、干涉

第06章、十四点

第07章、和平会议

第08章、国际联盟

第09章、未完成的任务

第10章、“三头政治”

第11章、和平条约

第12章、俄国内战

第13章、维斯图拉河的奇迹

第14章、爱尔兰的幽灵

第15章、爱尔兰协议

第16章、爱尔兰自由邦的兴起

第17章、土耳其还活着

第18章、希腊悲剧

第19章、恰纳克

第20章、世界危机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