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南怀瑾系列：正道的谋略

南怀瑾系列：中国有文化

南怀瑾系列：人生无真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道的谋略／南怀瑾讲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8

ISBN 978-7-5596-6327-6

Ⅰ．①正…　Ⅱ．①南…　Ⅲ．①谋略－中国－通俗读物　Ⅳ．①C93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16873号

正道的谋略

作　　者：南怀瑾

出品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周　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0.5印张

2022年8月第1版　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6327-6

定价：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南怀瑾先生，1955年于台湾省基隆市。

詹阿仁摄影

南怀瑾先生简介

南怀瑾先生，戊午年（1918 年）出生，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人。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浙江国术馆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修业，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研习。

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跃马西南，筹边屯垦，曾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返回成都后，执教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教育队。其间，遇禅门大德袁焕仙先生而发明心地，于峨眉山发愿接续中华文化断层，并于大坪寺阅《大藏经》。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

赴台湾后，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院校和研究所兼职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旅美、居港。在台、港及旅美时期，创办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出版社（后改组为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文世界》杂志、《知见》杂志、美国弗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ICI 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主持十方丛林书院。

在香港期间，曾协调海峡两岸，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关心家乡建设，1990 年泰顺、文成水灾，捐资救患；在温州成立南氏医药科技基金会、农业科技基金会等。又将乐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作为老幼文康中心。与浙江省合建金温铁路，造福东南。

继而于内地创办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独资设立吴江太湖文化事业公司、太湖大学堂、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推动兴办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推动在上海兴办南怀瑾研究院（恒南书院）；恢复禅宗曹洞宗祖庭洞山寺；支持中医现代化研究——道生中医四诊仪研制与应用；资助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捐建太湖之滨老太庙文化广场。

数十年来，为接续中华文化断层心愿讲学不辍，并提倡幼少儿童智力开发，推动中英文经典课余诵读及珠算、心算并重之工作。又因国内学者之促，为黄河断流、南北调水事，倡立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做科研工作之先声。其学生自出巨资，用其名义在国内创立光华教育基金会，资助三十多所著名大学，嘉惠师生云云。其他众多利人利民利国之举，难以尽述。

先生生平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主张融合东西文化精华，造福人类未来。出版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金刚经说什么》等中文繁简体及外文版著述一百四十余种。且秉持继绝兴亡精神与历史文化责任感，自行出版或推动出版众多历史文化典籍，并藏书精华数万册。

要之：其人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有种种称誉，今人犹不尽识其详者。

壬辰年（2012 年）仲秋，先生在太湖大学堂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出版说明

南怀瑾先生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论述涉及的学问领域之广，作品的影响力之大，在当代都是首屈一指的。南怀瑾先生的作品，素来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色，但是毕竟体量宏富，万象森罗，已正式出版的中文简体版作品超过五十种，总字数近千万，且以分门别类的专著为主，因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的门槛和压力还是有的。

我们策划这套书的目的，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更轻松、关联性更强的阅读体验，也希望有更多新的读者通过这套书走近南怀瑾先生，走近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为每一本书设定了一个主题。每个主题一方面对应着南怀瑾先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板块，另一方面对应着与读者的关联性。每一本书一般由几个章节构成，每一章聚焦全书主题的一个方面，由几篇文章构成。每篇文章由标题引领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叙述，大部分文章篇幅在三千字左右。每篇文章素材的选择，遵循知识性、趣味性和启发性三个原则。我们力求让每一篇读起来都是“散文”的体验，体量轻小，易于阅读和归纳理解，而篇章之间又组成更大的叙述和主题，让读者有层层渐进、步步深入的体会。

具体到《正道的谋略》这一册，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做人成事策略的话题，侧重于传统谋略智慧对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做人做事的启示。以儒家精神来看，即是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才路径；从道家思想切入，则是关于“立身与事功”“出世与入世”“内圣与外王”“阴谋与阳谋”“王道与霸道”，乃至“领导学”“帝王学”“纵横术”等内容。我们整理南怀瑾先生的著述，综合儒道两家的内容，将本书分为七个单元，分别讲解“原则与目标”“规律与手段”“道德与利益”“言行与举止”“先学做下属”“再学做领导”“用人”七大板块内容，统称为《正道的谋略》。

如此划分、命名，有如下几点原因。

其一，在选材上，本书收录的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孔孟思想虽然伟大，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事实上，道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学派，始终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兼收并蓄，杂用百家，才是面对一切现实问题的正道。

其二，从源头看，儒道两家本是同根同源。本书的七个单元，向读者呈现了道家打造的成才之路，它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相通之处，但更偏实用。南师认为，每当中国进入混乱变动时期，真正出来力挽狂澜、功成名就而又能全身而退的，大多是道家人物。道家学说的精髓在于既能入世也能出世，它真正平衡了进退显隐的矛盾，既有理论深度，又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活用道家的人，不会成为百无一用、空谈理想的书呆子，也不会失去入世成事的动力。

其三，道家思想素来被误认为是阴谋的鼻祖。一说到老庄，人们就联想到谋略，进而联想到阴险圆滑、工于心计、惯用权谋。在南师看来，这种观念错误得很严重。阴阳是一体两面，本无善恶。无论阴谋阳谋，都要活用。道家主张用谋略要以诚恳之心为大原则，而不提倡专以阴谋害人，实则是教人遇事不可勉强用事，要懂得顺势而为。

其四，每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而做人成事的规律、原则是相通的。儒道思想虽诞生于古代，书中的事例也多为史事，但对当代读者同样有极大帮助。如前四章可以启发年轻人做好职业与人生的规划，切合时代的需要；五、六两章为年轻人工作、创业、带团队、与人协作提供了必要的帮助；第七章随处可见传统文化中有关人才的选拔、培养与考核的智慧。凡此种种，读者皆可灵活运用。

南怀瑾先生讲述古代典籍的一大特色就是经史合参、知行合一，博杂的学问、义理的阐述，每每以历代史实、自身经验，以及他对人生、社会普遍规律的洞见为注解。在南怀瑾先生的讲述中，古代典籍不再是遥远过时的陈旧文句和了不相关的生硬理论，而成为我们可学可用的智慧启迪。

本书所收的文章，有的来自南怀瑾先生著作中的完整篇章，我们只在原文基础上精简行文、重分段落、重拟标题等。有的文章是从多部作品中摘选、衔接而成，以便用一篇文章较完整地讨论一个话题，为了前后衔接得当，个别语句的顺序、措辞有调整。每一篇文章之后，注明了所选素材的出处。

此书能够出版，承蒙南怀瑾先生嫡孙暨法定继承人温州南品仁先生与南怀瑾文教基金会的信任与支持，特此致谢！

北京磨铁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怀瑾系列作品编辑部

引论一　谋略是一把刀，不能乱用

研究中国文化，古书上有几个名词要注意，如纵横之术、钩距之术、长短之术，这些都是谋略的别名。古代用谋略的人称谋士、策士或术士，就是拿出办法的人。譬如现在我们因为某一事件，向上面提出一个建议，这建议就是策。像宋代因时势的需要，改变了考试制度，应考文章中必须增写一篇策论，这就是看应考人对政治和时事的见解，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到清朝末年，提倡废除八股，一度又主张考试策论。

纵横之术，我国古代看不起它，术士也并未被列入正式学者之流，现代却什么都是术了。这种术的原则和精神，是我们今日所处的这样国际局势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和才具，抓得住别人的弱点，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很高深的本事，可以说比做生意还难。

可是要注意，现在社会上兴起一股歪风，很多人喜欢讲“谋略学”，研究厚黑学、鬼谷子，七十二变、三十六计都拿出来了，还有人专门写这类的书，对社会青年坏的一面影响太多。

讲谋略学必须要严格地负责，因为谋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没有善恶，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确是害人的。我们受旧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果的观念根深蒂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听了以后，用来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别人，自己好像就会背上很大的因果责任，良心上很难受，所以觉得负担很重。

对于谋略，我们应该学，但不要乱用。为了救别人、救国家、救社会，不得已而用之则可。如果经常用这套整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用谋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伤害自己。庄子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什么叫“以巧斗力”呢？这个巧是代表智慧，也就是谋略学，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用长可以制短，用短可以制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搞政治也好，军事也好，总而言之，人生处世，都要用巧力。可是以智慧来斗力，开始是阳面的，是正面的意图，最终必然会走到阴谋。所以对于用谋略的人，中国文化始终称他们为阴谋家。用谋略斗智，挖空心思整人，故意骗人，讲好话给人家听，害了人家，自己还在那里偷笑！越聪明的人，鬼心思越多，自以为高明，最后总是害了自己。

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诚恳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的，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

（选自《历史的经验》）

引论二　谋略不是阴险的学问

我经常说，真正影响中国几千年历史思想与实际的是道家文化。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勤王御寇、开基立业的，都是道家人物。但是他们完成使命之后，也不想在历史上留名，道家人物的一贯作风，正如老子所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所以在历史上所谓建立功业的，多半归到儒家人物。

道家思想素来被认为是阴谋的鼻祖，可是要注意，不要把古代阴谋的“阴”与阴险相联起来，它的内涵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所谓“阴”，是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看不见的。

千古以来，许多人把老子归到谋略学的主流，认为老子的谋略学是阴谋之术。于是，一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一说到谋略，就联想到阴险的学问。在读书的知识分子中，对于一个滑头滑脑、遇事不负责任，或模棱两可，善于运用拖、推、拉，或工于心计，惯用权谋，以及阴险、圆滑之人，也很容易加以一个评语——这是黄老。到了宋代，更惨了，宋儒理学家们尽管暗中吸收了老子的学术思想，以充实其内容，但一提佛、道，就两面并斥，甚之，将老子陷害为阴谋权术的教唆者。

这种观念，错误得很严重。

那么，这个道理何在？冤枉又何来呢？因为老子说过，“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于是，自老子以后的纵横家者流，阳言道义，阴奉老子的这种原则，用于权诈捭阖，作为君道政治上谋略的运用；兵家者流，更是通用如此原则，而适用于战略与战术的实施。春秋战国以后，王道衰歇，霸术大行，《国语》《战国策》所记载的钩距之术与后世所谓《长短经》的理论，都适用这种法则。所以一般人便在无形中综合纵横家、兵家等权诈的坏处，一概归于老子的罪名中。

其实，老子所说的这些话，是指出宇宙物理与人事必然法则的因果律，告诉人们“天道好还”“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原理，如果不从自然的道德去做，而只以权诈争夺为事，最后终归失败。

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是不要忘记，他和我们固有的文化、远古的源流——阴阳五行与《易经》诸子等系统是同一个来源。阴与阳，是一体两面，只是在用的层面有正反面的不同而已。无论用阴用阳，都要活用。换言之，要用活的，不用死的。所谓用阴柔，即不用刚强，不是勉强而为。一件事物的成就，是顺势而来。因此亦可以说，老子是用顺道，不用相反的逆道。过去以文字表达意义的方法，常用阴字来表达顺道，例如《周易》的坤卦就代表阴的顺道。

从历史上看，如道家出身的陈平，他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基业，刘邦有六次关系到成败的决策，都是用陈平的主意而获致成功的。但是历史记载，陈平自己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他断定自己将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富贵不会久。后来果然如此，据汉代史书记载，陈平的后人到孙子这一代，所谓功名富贵，一切而斩，就此断了，他的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要求续封而不可得。从此一史实可以说明，道家并不专主阴谋，以为道家是阴谋家，尤其误会老庄思想是阴谋之学，是一种最大的错误观念。

《老子》《庄子》《列子》是道家的基本三经，它们都属于诸子百家之言，也就是“子书”。中国的子书，诸子百家之学，内容丰富，启发我们的智慧是很多方面的。要知道，孔子、孟子不过都是诸子百家里的一子，就是一家之言，只能说等于五个指头里的大指头，用得比较多，有力气。事实上，政治的一切应用是杂家，不能拿孔孟来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

三经之中，《庄子》《列子》的思想更能代表道家，与一切政治、军事都有关系，与真正的谋略学更有绝对的关系。

《庄子》分《内篇》《外篇》和《杂篇》。学者们的考据，《内篇》真正是庄子写的，《外篇》跟《杂篇》是后世加上的，靠不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外篇》。做皇帝的帝王之术，军事上的用兵之道等，真正能够运用到《庄子》的，历代每一个大政治家，乃至聪明的帝王、聪明的人物，都受了《外篇》的影响，可以说《外篇》是所有谋略学的始祖。只是大家都不说穿，把所有的罪过，一律向老子头上一套。

一般人之不大肯讲授《庄子》，和不愿意讲授《长短经》一样，学的人如果观念弄错了，就可能学得很坏。本身是教人走正路，可是揭开了反的一面给人知道，如现代李宗吾的“厚黑学”，目的是教人不要厚脸皮，不要黑良心，殊不知看了厚黑学的人，却学会了厚黑，变成了厚黑之人，那就很糟了。

列子名叫列御寇，以道家的传承来说，老子的道传给关尹子，关尹子传给壶子，壶子传给列子，列子以后是庄子，不过有些说法也不同。《列子》现在留下来的一共八篇。学术界认为这本书根本不是列子所作，而是魏晋人所伪造的。是谁的著作呢？并不知道。我们现在不讲考据，不管作者编者是谁，《列子》的内容很重要，这才是重点。

道家的哲学，《列子》达到了顶巅。可以说，《列子》传给我们的道，是形而下的入世之道，做人做事之道，也就是正统谋略，正统里的正统，谋略里的谋略。

它的文章很容易懂，进一步有好几个转折，先讲哲学的大原则，下面引用许多故事，每个故事所包括的意义都是既深且远，往往一段一段的故事摆在那里，每个故事好像都是独立的，其实都是从上面连续下来的，兜起来则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是一个系列。《列子》只告诉我们故事，不做结论，这就是道家的哲学。因为结论在读者自身，每人应该有多方面的看法，可以做多方面的结论。读古书可以启发人的智慧，因为容许我们有多方面的思想。

（选自《列子臆说》《历史的经验》《老子他说》《庄子諵譁》）

目 录

引论一　谋略是一把刀，不能乱用

引论二　谋略不是阴险的学问

第一章　先树原则，再立目标

同样的本事，为何别人成功，你就失败

持身是成事的前提

要自重不要自尊

要不要做一个名人

能受多大委屈，就能有多大成就

每天急急忙忙，恰恰得不偿失

人生最高的勇气是慢一步

第二章　先懂规律，再谈手段

要成就一番事业，先懂器与时的关系

人生的第一步，看你怎么站

老子讲的是规律，而不是心机

老子的成事秘诀

把握这四条原则，求得事业的平安

以出世的修养，做入世的事业

与其练达，不若朴鲁

第三章　道德与利益之间怎么选

这个钱该不该拿

别人的利益绝不沾

做好事尤其要慎重

忠义有什么好处

忠义矛盾怎么选

把仁义当方法

核心价值如何成为治理手段

欺骗是好的策略吗

言必信，行必果，只是小人

圣人不是只讲道德，不讲利害

第四章　言行举止没有小事

说错一句话，后悔一辈子

说对一句话，能解救天下

不在其位，绝不要随便讲话

不懂倾听后果很严重

恭维皆毒药

精明要有限度，更不能外露

人要小心三种麻烦

轻诺者，多半寡信

喜怒不形于色，才是厉害角色

第五章　先学怎么做下属

第一等人都在领导变化

你是哪一种人才

六种反面的人才

交一个真正的朋友

如何给领导选副手

你的老板有前途吗

一个下属的自我修养

大时代中如何进退自如

功高震主怎么办

第六章　再学怎么做领导

真正的领袖必定永远忧虑

先吃透普通人的心理

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一个好领导，要注意九个坏毛病

有利益大家先拿，有困难我先面对

不必要求成功在我

道家管理学的终极秘密

道家管理学的最强一战

王道还是霸道，非要二选一吗

为什么年纪越大，权力越不肯放

第七章　领导力的核心是用人

做任何事业之前，先学会看人

要能办事的人，还是要懂事的人

真正高明的领导，不会玩弄他人

不要期待每一个下属都是圣贤

如何应对拒不合作的高人

如何应对下属的欺骗

对待人才的七种方法

九种防邪之道

第一章　先树原则，再立目标

同样的本事，为何别人成功，你就失败

《列子》记载了一个求学的故事。鲁国姓施的人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学问好，一个军事好。学问好的这个跑到齐国去，齐王接纳了他，派他做皇室公子的老师。懂军事的这个去楚国献策谋，楚王很欣赏，任他军中的要职。这二人又有官位，待遇又高，十分圆满。

施家的邻居孟家也有两个儿子，所学的与施家一样，但孟家颇穷，看到施家二子都发达了，就很羡慕，于是到施家请教，如何才能进取得到富贵。施家二子把求职的方法和过程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孟家弟兄。

孟家一个儿子立刻跑到秦国，向秦王讲述他的高见，仁义如何，道德如何，都很正确高尚。秦王听了却说，目下各国都在争霸，主要的任务都在军事兵力以及粮食方面，如果我们只讲仁义，那会招致灭亡的。秦王讨厌孟氏子的建议，心中十分不快，把他宫刑之后才放走。

孟家另一个儿子到卫国献策，他大概有军事专才，但是卫王说，我卫国是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对于大国我们是小心奉承的，对小国则是安抚的，为的就是求得平安无事。在两个大国之间生存，要建立自卫军队都不行，连警察的权力都不能加强，会被大国怀疑的，你老兄这一套，不是要我快点亡国吗？卫侯心想，这个家伙思想非常好，是个大将之才，我现在不听他的意见，让他随便走掉，到了别的国家，将来得志还不是来打我这个小国吗？于是就把他两只脚砍掉，变成残废人放回去。

这两弟兄遭遇那么惨，那么倒霉地回来，不但没有找到工作，还变成残废。所以孟家父子捶胸大哭，到施家门口叫，你害了我们，教得不对。

这个故事很妙吧！同样的家庭身世，同样的环境里出来，学同样的东西，人家干得这样好，这两弟兄却那么倒霉。这里头又产生一个现象，自己不成功就埋怨别人，可见人生怨天尤人是很平常的现象，觉得自己本事很大，都怪别人不对。

那么施家的人一听，头脑就比孟氏好。他说，你啊！真是不懂，时间不对，得不到机会；有同样的本事，眼光不对，机会也把握不住，只能怪你运气不好。注意哦！人生一切的境界，天下大事，都是一样，时间、空间都是条件，机会来了要知道把握，机会过了，你在后面赶，那没有不失败的，当然把握得不对也不成功。你们家两个弟兄，所学的与我们一样，我们成功了，你们失败，什么道理呢？就是不晓得把握时间，对环境、机运不了解。譬如大家在学生时代都晓得电脑的发展好，也有人学会了电脑找不到工作的，什么原因？要自己反省。如果跑到乡下去，见人正拿着锄头挖地，你告诉那些人我是学电脑的，来帮你好不好？他一定不要，因为不合时宜，这就是“失时者也”。不是赶时髦就一定成功，并不是说你的学问不对，是你用的时间不对，机运错了嘛！

最重要的还不止此，施家人接着说：“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天下是非是没有一定的，某一种原则、道理，某一件事，过去非常重视的，现在可能无用，已经落伍。但是，你也不要认为你学的东西落伍。“今之所弃，后或用之。”孔子也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是为自己而求学问，我的兴趣所在，我必须要努力才有成果，当父母的不要勉强他。你不要认为这个孩子学了这个，三千块钱一月的工作也找不到，说不定二十年以后，给他几万块钱还不干呢！走运了，那个时候和现在所抛弃的，将来也许有大用，这个很难讲。我常说学医的人，现在未必就那么前途无量。时代不同，所以为了要发财去学医，错了；要救世救人去学医，对了。

（选自《列子臆说》）

持身是成事的前提

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壶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列子曰：“愿闻持后。”曰：“顾若影，则知之。”列子顾而观影：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

——《列子》

壶丘子林是列子的老师，道家的一个高士。他告诉列子一个原则，“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持身”就是如何保持身心，如何建立和爱惜你的生命，同时也有第三个意义，就是“立身处世”，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何站起来，在社会上有所建树。不管你学问的成就如何，官做到多大，财发到多少，一切功名富贵都不是事业，那只是职业问题。

什么叫作事业呢？孔子在《易经·系传》里下的定义，“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生的作为，能够影响社会国家天下，这个叫事业。至于上当皇帝，下做乞丐，只是职业不同。我们常把职业跟事业两个观念混淆了，问你做什么事业，实际上是问做什么职业。有事业的人才叫作站起来的人，叫作“立身”，顶天立地，站在天地之间，不冤枉做一个人。“处世”就是怎么活得有价值，活得很合适，受人的重视爱护。“立身处世”就包含了《列子》的“持身”观念。

壶丘子林告诉列子“知持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告诉他，一个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都要晓得后果。譬如买股票，也许赚大钱，也许蚀本，后果是非好坏，事先已经很清楚，这叫作知道“持后”。有这样高度智慧的人，才可以言“持身”，才懂得人生，然后就可以了解“立身处世”了。

壶丘子林说，你回头看看你的影子就知道什么是“持后”，这是很好的教育法。一个名词或一个高深的哲理，不须讲理论，回头看看影子就知道了。所谓“形”就是身体，“枉”是弯起来，形体一弯，影子也弯，枉跟曲是同一意义，用法不同。身体站直了，影子也正了，影子跟着身体走，本身没有作用。“屈”是弯下来，“申”就是伸直，“任物”是跟着物质体而变化，做不了主。懂了这个道理才懂得“持后”之后“而处先”，这个结论引出道家祖师爷老子“后其身而身先”的思想。道家认为人毕竟是自私的，不自私不叫作人，不过人要完全自私，必须先要大公。做领袖的人、带兵的人乃至当家长、班长都要懂“后其身而身先”，利益先给别人，自己放在后面，最后的成功才会是你的。如果碰到利益、机会，自己先抓，最后不但失败，恐怕这一条命也会丢掉。所以，危险事自己先冲锋，尤其一个好的带兵官，什么艰苦都是自己来，你一上前，后面就统统跟着上，如果你叫别人去打，自己向后面倒退，你就完了。

这个思想观念在我们文化里，也有范仲淹的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示应该如此立志，才是知识分子的气度。自己挑起天下一切痛苦，眼光远大，帮助社会国家，天下安定了，大家都得到安乐，然后自己才敢求安乐。

一个人做一件事、讲一句话，就像是自己的第二生命，因为大家都看到他的影像了。事情做错了，中国的社会习惯，不大喜欢当面说穿，背后一定批评，这就是你的影子。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要顾到后影如何，所谓历史上万世留名，名就是个影子，这个影子究竟好不好，在你做的时候就先要考虑，这也就是“持身”。

所谓“枉直随形而不在影”也告诉我们，人生想要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事业，暂时别管一切难堪与批评，因为一般人只看最后的结果。譬如要建一个伟大的建筑，必先破坏很多东西，当时一定遭遇许多困难，万人唾骂；等到建筑完成，大家说你很伟大，尤其后来人会说我们祖先多伟大。所以我们晓得，做一件大事，立一件大功，所遭遇的这些都是影子，如果要顾全影子的弯曲，就不能做事，从生下来就躺在床上睡觉，睡到殡仪馆为止，那绝不会遭遇做事的痛苦。

人们对你的批评阻碍，长官及父母对你的不了解，当时的确是委屈，但是人要有独立人格，要建立非常之事功，就要记住“屈申任物而不在我”，外面的环境是外物，我始终要独立而不遗，顶天立地站住。壶子说，懂了这个道理，知道“持后”，了解“后其身而身先”的道理，才可以建立一个事功，做一番事业。

（选自《列子臆说》）

要自重不要自尊

我们人之所以有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就是要扶助弱小，看到可怜的就要帮助，这是仁爱慈悲，是人文文化的真谛。以《列子》看来，“胜者为制”那是禽兽哲学。日本人翻译叫“达尔文”，我常常想，要翻成“达尔昏”才对，昏头昏脑，没有搞清楚。的确宇宙间是弱肉强食，不但动物如此，植物世界也是这样，整个宇宙所有生物都是以强凌弱。但是人类文化教育我们对待弱者更要爱护、保护，使他生存，这是人文文化同禽兽文化不同的地方。

“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一个人活在社会世界上，不受人尊重是危险的，也会遭致耻辱。人要能够牺牲自我，帮助别人，爱护别人，更要帮助危难中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所以得来不易，代价也不小。拿佛家讲就是慈悲，儒家来讲就是仁义。

说到“尊己”，有两个翻译名词非常不好，一个是“自尊心”。什么叫自尊心？就是我慢，傲慢，在我们自古的文化里是不用这个名词的，因为会使人走上错误的路。另外一个是“值得我骄傲”。中国人如果自己骄傲，那是很可耻的。其实是翻译得不通，西方文化当年翻译过来，不是学问很深的人翻译的，都是年轻懂几句洋文随便翻译的，后来用惯了。其实中国人不会说自我骄傲的，而是用四个字“足以自豪”。“自豪”两个字就对了，“骄傲”就不对。自尊心的翻译，应该是“自重”，就是孔子讲的“君子不重则不威”，自己尊重自己才是自尊嘛！当年因为翻译不慎重，东西的文化都没有通，看起来是个小事，却影响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之大无与伦比。所以你们做翻译的要特别注意，不要随便翻。

所以人真想得到别人尊重，先要自尊，拿现在话讲，就是自重；更要先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如果骂人，讨厌别人，以为是自己的自尊心，拿宗教来讲，别人都逃避你，你已经陷入了孤立地狱，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不尊重人而希望人尊重你，那是不可能的。人要读书，读书不是为知识啊！是要回到自己身心上用，这才叫学问。

（选自《列子臆说》）

要不要做一个名人

杨朱游于鲁，舍于孟氏。孟氏问曰：“人而已矣，奚以名为？”曰：“以名者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为贵。”“既贵矣，奚不已焉？”曰：“为死。”“既死矣，奚为焉？”曰：“为子孙。”“名奚益于子孙？”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泽及宗族，利兼乡党，况子孙乎？”

——《列子》

杨朱也是周游各地到处讲学的，这个风气从孔子开始。杨朱到了鲁国，寄居在孟家（不是孟子家），鲁国孟家也是大族。孟家人向他请教，一个人啊，做人就做人，为什么要求名？尤其现在社会，很多年轻人都想要知名度，人为什么要知名度？

杨朱说，人求名是为了发财，有了名就有钱。

孟家人又问，既然求名是为了发财，有名也有钱了，人生不也就可以了吗？

杨朱说，有了名，也有了财，下一步就是为了显贵，人的欲望一步一步提高。有名有钱，但社会地位不高，进不去高阶层的社会，所以要求贵。而自称学者的人，认为有钱有名又算什么，理都不理人。可这些学问好的所谓有名学者，在富贵人家看来，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到了名利场合，看到是个教书的，也看不起。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很奇怪。可是这个人假使又有名，又有钱，又显贵，又有学问，我看很严重了！这个人恐怕要神经了，因为样样都吃得开。

所以他这里问，既然有名有钱又显贵，人的欲望为什么不停止啊？还要追求什么？杨朱回答，为了死。既然死嘛大家都要死，人生到了尽头，还有什么要追求的？杨朱说，为子孙啊！这就是一般人的思想。杨朱并不主张这样，只是说一般人的思想都是这样。

那么孟先生又问了，开始人为了求名，去高考啊，尤其现在的家庭，硬要逼孩子高考，结果考焦了还在考，眼睛都考成近视了，考到出国留学，回来，公务员也要吗？不知道。所以孟氏提出来，这个名对于后代子孙有什么利益？这是讽刺的啊！讽刺世界上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杨朱说，求名太痛苦了，一天东跑西跑的，你看名气越高的，作秀的地方越多。作秀是外来文化翻译过来的新名词，这里讲演，那里讲演，这里唱歌，那里演戏，越来越苦其身体，思想痛苦得像烤焦了一样，身心都憔悴。

所以在社会上名气大并不痛快，的确是“苦其身，燋其心”这六个字。但是，有了名的人，名只是个工具，是个敲门砖，有了名就能“泽及宗族，利兼乡党”。我们中国文化三千年的教育始终都在这里转，一直到高考，都是教育上的错误，是民族文化思想错误的地方。我说中国文化三千年错误，是从有家庭制度以后，就是重男轻女，生了儿子以后望子成龙，成龙的办法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念的，现在则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因为时代不同了。那么要求名只有读书，书读好了以后干什么呢？就要考取功名，所以“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了名就有官做了，升官就可以发财，这都是连着的，一路的思想。

我们仔细检讨，讲起来很好听，我们的文化思想，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没有脱开这个范围，没有说真为学问而学问，为人生而研究知识，那是高调。真正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功成名就，同宗亲戚朋友都沾到利益了，地方都大受其光荣，子孙后代更得其利益。

“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曰：“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从，道行国霸。死之后，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齐也，君盈则己降，君敛则己施，民皆归之，因有齐国；子孙享之，至今不绝。”

孟先生又说了一个问题，“凡为名者必廉”，真正求名的人，自己的修养必然很廉正，譬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佛，都放弃了名利，结果反而给人捧去当教主，不求名而名自至。所以真正的求名就是宗教家，一定清廉，一定清高，但一定很穷。还有第二个要点，“为名者必让”，真正为名的人，他的道德修养、学问必然谦退、谦虚。学问好的人一定是处处谦虚，利益让给别人，自己退一步。退步太过分了，自己就没有地方住了，愿意走到最低贱的地方。

它的文字连起来，为名为利正反两面都有，所谓“乘其名者，泽及宗族，利兼乡党，况子孙乎”，这是为名利的，可以说是真名的反面，我们一般人就在这个反面。而杨朱思想指出来的真正为名的人，则是走道家路线，“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一定是走清高的路线，但是贫苦；“为名者必让，让斯贱”，所以道家愿意处于下流，这个下流不是普通讲的下流，是人所不要的位置我来坐，一切都让给他人，就是这个结果。

名利的范围扩大来讲，就是后世讲功名富贵的道理。他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说明名利的范围、人生现实的现象。我们晓得历史上齐桓公称霸是管仲这个有名宰相帮忙而成的，“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管仲使他的老板在当时的国际上多次成为联合国权威的真主，领导天下。管仲是了不起的人，他比孔子早了一百年左右，孔子都很佩服他。

“君淫亦淫”，古代淫是过分的意思，不是黄色。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但他不是个好君王，本来就是个太保，又好吃，又爱喝酒，反正烟酒赌嫖样样都来。管仲帮助这样一个老板很难办，这要有方法。所以孔子很感叹，说管仲命不好，如果碰到一个好老板，他的功业在历史上不止这样，可以同姜太公媲美的。可是他的对象就是这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他跑。所以他自处之道，老板喜欢奢侈，他也跟着奢侈；齐桓公讲究吃，他也讲究吃。其实管仲不一定想这样，这个里头是人生之道，是所谓君臣之间一个大学问，不是迎合，不是拍马屁，但是不能不做同道，否则没有办法合作。管仲跟齐桓公君臣之间思想一致，利害相合，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听的，因此管仲的政治思想大行于天下，在国际上称霸。

志合、言从、道行、国霸，这四点都很难。我们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生意人，经理跟董事长两个人能够志合的都很少；老板想找一个志合、言从、道行的都找不到；有才能的人想找一个能够做到这四点的老板，似乎也不可能。

譬如诸葛亮帮忙刘备，但是刘备对诸葛亮这四点都没有做到。志不一定合；言从，刘备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道行，也并不一定行；国霸呢？没有霸起来，三分天下只据其一，所以并不高明。真高明的是管仲，他做到了，诸葛亮跟刘备做不到同路人，因为诸葛亮有诸葛亮的风格，刘备有刘备的作风，这两人不同。

“管氏而已”，古文就是那么简单，包括意义很多，他说管仲死了以后就为止了，下面没有了。管仲的儿子叫什么？不出名了，到他这一代而已。“田氏之相齐也”，齐国山东姓田的是名家，几千年了，实际上田家的田完敬仲，原来姓陈，是从陈国逃过来的，在齐国落籍。在战国时，孟子见的齐宣王已经不是姜太公的后人了，是田家篡位，把齐国拿下来自己当了君王，三代以后就是齐宣王。田氏也同管仲一样做了齐国宰相，他的做法不同。君王非常傲慢，等于西方亚历山大那个样子，暴躁，专权统治。但是这个田常为相就谦虚起来，权力给君王一个人。这个君王不但权力集中，而且经济集中，很悭吝用钱。田常则相反，爱布施，所以所有人都归心投向田家了。因此到了相当的时间，他把君王拉下去，自己做了齐王，也是延续了一两百年，“至今不绝”，到了战国的时候还没有完。

“若实名贫，伪名富！”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实伪之辩，如此其省也。”

这样看起来，对于名与利的研究，很难下定义。孟氏说，一个人有了好的名誉，名誉里头有差别啊！伪善的人非常多，处处做善事，非常谦虚，非常客气，又信宗教，谁看到他都说是善人，但是有许多是假冒的。也有些人看起来很暴力、很坏，但是很直爽，却是真善。所以这个善名所包含的内容及真假、实际与否，其中大有差别。事实上，真正流传万世之名的，忠臣、孝子、宗教家、有学问的人等，都是穷苦一生。包括现在清高的艺术家、文学家、学问家，真求实际之名，想留千秋万代的名，这些人的人生境界一点都不马虎的，一生清苦。而那些假冒伪善的，就像田家一样，开始看不出来，最后富有四海，把人家的国夺过来自己做老板，这又是什么道理？

所以杨朱讲到真正为求万世之名的都很苦，除了历史上崇拜的这一些名臣外，很多人死了连棺材都没有，可是却留万世之名。那么杨朱的哲学来了，“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社会上有名的，不管哪一种名气，照杨朱哲学来讲，包括了一切宗教，一切学者，任何一种名气，“实无名”，如果真实为道的话就没有名，名是假东西。

这一点我们光看佛、道两家。佛家出家当比丘，也叫和尚，女的叫比丘尼，也叫尼姑，因为不要名，所以随便取一个名字，什么观啊、圆啊、慧啊、定啊，反正翻来覆去，那几个字摆来摆去，无所谓，挂一个标记就是，心里没有名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出家，还求这两个字的名吗？那就不对了，那恐怕要再出一次家了。道家的人也这样，所以中国道家的修道人，本名不知道了，自己随便取一个什么子，姓氏不知道，或者装疯卖傻。道家跟佛家的高人死了不知所终，究竟死了没有，考据不出来，名更不要；凡是留下名来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有假，都有问题。这是他对于历史哲学的批评。

（选自《列子臆说》）

能受多大委屈，就能有多大成就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以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因身被刑戮，何哉？”

——《长短经》

刘邦、项羽楚汉之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部队，能作战，是名将，举足轻重，靠向谁，谁就获胜。萧何、张良、陈平这几个文人，用反间计掌握了这些摆来摆去的人。但是魏豹他们都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有如民国初年各地军阀，贩马的、卖布的出身，可是已经能席卷千里，南面称王，力量稳固以后，带了兵，喋血乘胜，天天都是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投机起家的分子，始终怀叛逆之意，始终不安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才有办法。等到失败了，这种人不会自杀而宁愿被俘虏，身遭刑戮而死，这又是什么道理？

“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说，像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以上的人，都会觉得羞耻，而更高的王者之才，更不会这样。如项羽失败了，就以无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但这些人失败以后，不死而虏，落到身被刑戮的结果，没有别的缘故，他们自视有智慧才略，所以愿意被虏，希望将来还能够上台，抓到兵权或政权，实施理想，云蒸龙变（根据《易经》的道理，“云从龙，风从虎”，老虎来的时候，会先有一阵风，龙降的时候，一定先起云雾。所谓云蒸龙变，就是形容一个特殊人物出现时，整个社会都会受影响而转变）。这就是贾谊所说的“烈士殉名，夸者死权”的心理，只想自己如何建功立业，受什么委屈都可以，绝对不轻易牺牲。这也就是乱世多纵横捭阖之士的功利主义。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匪匿，为是乎？”

大家都知道“一诺千金”是季布有名的历史故事，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他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游侠之士，后来跟随项羽，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把刘邦打垮了，追击刘邦，差一点就可以砍到刘邦的马尾。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所以悬重赏缉捕季布，同时下令，藏匿了他的要诛全族。在这样严缉之下，季布就到山东一位大侠朱家那里卖身做佣人。

朱家一见季布，就看出来了，把他收留下来。到晚上再把季布找来，要他说老实话。季布说，你既然知道了，就随你办，向刘邦报告，就可以得重赏乃至封侯。朱家安慰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同时告诉季布，这样逃匿不是办法，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朱家本来就和刘邦这些人很熟，他和季布商量，将季布扮成车夫，带他去见刘邦。

到了洛阳以后，这一班帮助汉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请朱家，问他来有什么事，当然，都知道他不想做官，也不会要钱。朱家就要他们转告刘邦，季布这个人，年轻有为，是个将才，是个可以大用的豪杰之士。当年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季布追杀刘邦，是各为其主。项羽完了，就不必再视季布为仇敌，现在通令全国抓他，这样逼迫，他被逼紧了，不是向南边逃到南越，就是往北边逃往匈奴（因为那时刘邦所统一的天下，只限于中原一带，至于长江以南的两广、云贵一带，南越王赵佗是和汉高祖同时起来的，虽已称臣，并未心服；北方的匈奴也随时要侵犯中原的），这样平白送给敌人一名勇将，增加一个最大的祸患，这又何苦？这班大臣向刘邦报告，刘邦听说是朱家来说的，就取消了通缉令，并且给季布官做。

后来，季布又成了汉朝大将，而且非常忠于汉室。可是如果没有朱家这一次出来说话，还是不行。而朱家说妥了这件事，仍然回山东过他的游侠生涯去了，不要功名富贵。所以侠义道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这里是说，季布失败以后，毫无办法，英雄豪气都没有了，变得窝囊得很，把头发剃光，什么苦工都做，偷偷摸摸过日子。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失败了就自杀算了。季布既是壮士，失败后却窝囊地过逃亡日子，这是对的吗？

对于上面这种一般看法的问题，赵蕤引用司马迁的话作答案：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司马迁说，当项羽与刘邦争天下的时候，以项羽那种力拔山兮的气概，而季布却仍然在楚国能以武勇显名于天下，每次战役带领部队做先锋，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多少次冲入敌阵，夺下对方军旗，斩杀对方将领，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了，却又甘心到朱家那里当奴隶，而不自杀。从这点看起来，季布又多么下贱，一点壮志都没有。

其实，季布这样做法，并不是自甘堕落，他有自己的抱负，自认有了不起的才华，只是倒霉了，当初找错老板，心有不甘。项羽失败，他愿意受辱，并不以为羞耻，因为还是要等待机会，发展自己的长处，所以最后成为汉代名将。由他的经历做法，就看出他的思想、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这种人死太不合算。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见解、有气派、有才具的贤者，固然把死看得很严重，但是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不像一般小人物，为了一点小事就气得上吊。这种人觉得没有办法再翻身，走绝路了，心胸狭窄，所以才愿意自杀。而怀抱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还是要看死的价值如何，绝不轻易抛生的。

（选自《历史的经验》）

每天急急忙忙，恰恰得不偿失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老子》

老子说道体永远是“无为”，它的用则是“无不为”，意思是无所不起作用，处处起作用。几十年前有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了不起的名家，他解释道家的“无为”，主张中国的政治思想，做领袖的人要“万事不管”。其实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万事不管，“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正是样样都要管。

做人做事就要懂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也就是要有先见之明。乃至缝一件衣服，买一把扇子，对于将来毛病会出在哪里，事先就要知道，要看得很清楚，要有远见。对于未来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须尽可能地先做好防范措施，使问题不致发生，这样做起事来，好像没有做什么一样地平顺。

也有许多学了老庄的人，做起事来不会应用，凡事不晓得预先安排，观察得又不仔细，临事急急忙忙，拼命赶，乱忙，看起来好像很勤快很努力，其实以道家看来，就是愚笨。道家做事，有远见，有计划，事先准备妥当，临时不会慌乱。

“无不为”并不是乱来，而是“万物将自化”。换句话说，真做到无为，许多不想要的偏偏会来，天地间的事怪得很，你不要的它偏要来，你要的却跑掉了，这在佛学上说得最具体。佛是从另一个眼光看的，说人生有八苦，像“求不得苦”，你所希望的，永远达不到目的；“爱别离苦”，你所爱的，想抓得牢牢的，它偏要跑掉。其实，你看通了人生的道理，只要抓住了无为，真放下了，你不要的它偏来；你所希望的，它也归到无为里去了，那就是万物的自化。

“化而欲作”，如果在这个清静无为之中想起作用，就要晓得“用”的道理，也就是我们经常引用禅宗临济祖师的一句话，“吹毛用了急须磨”，就像一把利刀或利剑，拿出来用过，不管是裁纸或者是剖金削玉，只要用过，马上就要再磨，保持它的锋利。所以，在用的时候，如果要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镇之以无名之朴”，就要永远保持原始的状态。用久了之后，现象也变了，那就完了。

什么叫“无名之朴”呢？就是自己没欲望，无欲无依。佛家叫作“空”，无所求，没有任何的欲望，无所依，一切都空了，不成佛也就成佛了。如果佛坐在那里，真觉得自己成佛了，心里念着“我成佛了，我要度众生”，那他多累啊！佛没有这个念头，他是念空。

“不欲以静”这四个字很妙，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完全无欲，自然静定，则“天下将自正”，所以没有欲望自然静。第二种是如何做到“不欲”，那就必须先做到静。老庄的文章，就像禅宗的话头一样，八面玲珑，这面能说得通，那面也能通，都是一样的道理。

做人做事创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一直急急忙忙，天天发疯一样，执意非要成功不可，对不起，到了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恰恰是不成功。这也就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做事情能够勤劳，一念万年，细水长流，无所求，不求成果，亦不放弃努力，最后一定是成功的。

（选自《老子他说》）

人生最高的勇气是慢一步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

老子的话非常平凡。西门町有些人被多看一眼，就会一刀刺过去，这些人都是“勇于敢”，结果自己犯杀人之罪。所以粗暴不是真勇，老子说的勇是真勇气，如果没有智慧的判断，没有道德的修养，什么事都敢，那就会变成糊涂的废人。当然，年轻人都可能犯下这种错误，自认为很高明、很勇敢，什么事都敢做了再说。但是，天下事不能做了再说，最好是说了慢慢做；先把道理搞清楚，再慢慢做。年轻人固然不怕错，只要知错能改，但有时想改也改不过来，尤其历史上的错误，没有机会改过来，所以“勇于敢”的结果是“杀”。

应该勇于什么呢？人生最高的勇气是慢一步，事先问一下，有没有把握。多考虑一下，就是勇气。看见地上有一沓钞票，只要拾起来无人看见，当然就是我的了。如果“勇于敢”，说不定刑警在后面，误认你是小偷。如果“勇于不敢”，这个钱拿与不拿，再多考虑五分钟，结果就可能不同。可是“勇于不敢”是很难做到的，有时候被人骂懦弱，若怕被人骂变成“勇于敢”就完了。

“勇”是勇气，“敢”是决断。有时候讲，贸然有勇气地下决断，并不是一件好事；有勇气把事情办得圆滑一点，迟一步多考虑比较好，也就是说拖一下不算坏事，但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拖。那么拖与不拖，以什么做标准呢？其实上帝都做不了标准，是利是害不一定，老子只能讲到这里，因为这完全是智慧的决断，要真正的智慧才可以决定取舍。

（选自《老子他说》）

第二章　先懂规律，再谈手段

要成就一番事业，先懂器与时的关系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周易》

孔子以为，一个人要成就一件事业，非要有自己的本事不可。有了学问，有了能力，就是所谓“藏器于身”。绝不能靠人啊！如果你说有个朋友很能干，有个老师会帮你，或者你有个好太太，那你已经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个天下不是你打来的。要注意这个“藏”字，深藏不露，有器不用可以，但不可无器。

所以当领袖的人要样样都行才可，你不行的我都会。如果你以为当领袖的人可以不必懂，反正都是别人做的，当领袖的都是无为的，那是你没有把书读通。无为是无不为，没有不能为的。唐太宗样样都行，书法好，武功好，论诗也比别人高明，那真是天才儿童，样样都好，所以唐代的文化那么盛。因为唐太宗行，才有那么高明的部下，这就在于上边的领导。

第二还要有机会。你有了本事，机会未到，命运未到，我看还是跟我一样，教教书算啦！跷起二郎腿，在茶馆里吃吃茶、吹个牛，还有人听听；如果说评书，还可以混两个钱吃烧饼。你说你本事很大，但这个时代不属于你，命运不属于你，那没有用的。

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朋友，二十多岁时就知道这个时代已不属于他啦！所以拱手拜拜再见，不属于我的，争亦无用。就像打牌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赢钱的希望，但个个也都有输钱的可能，这一张不可知的牌究竟到了谁的手里？不知道。但是有先见之明的人就知道。这张牌既然不会到我手里了，要我付出太多的代价去碰运气，算算还是划不来，我不干。当年读一首诗，“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道理。时代不属于我，明哲保身算啦。时代属于我，当然也不可坐而不动。如果你放弃时代而不干，同样也是罪过。你不干，别的人上来干的话，也许死的人会更多。从前历史上的人物，因一念之间的慈悲，不忍杀一个人，结果贻误天下苍生。“动而不括”，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全面的。“是以出而有获”，一件事情不做则已，一做就要有成果。构成了这些条件，便可以“获之无不利”了。

我们看项羽刘邦出来争天下，两个人都想当皇帝，但是成功的还是有他的条件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下朝回宫，大腿一跷，跟他太太说：“当年当和尚，讨饭都讨不到，几乎自杀，想不到今天会当皇帝。”这是真话，汉光武也讲过类似的话，当年出来并没有想过当皇帝，只求自保而已。为了自保，长期地奋斗，时势造成了后来的结果，当然也因为他是“藏器于身”的人。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人生的第一步，看你怎么站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周易》

“同人”是《易经》的卦名，由天火两卦组成，叫天火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是同人九五爻的爻辞。九五爻的位置很好，是帝王的位置，不能再高了，再高就是太上皇了，那就完了，无路好走。九五爻得其位、得其时。人生一切最好的就是得其时、得其位。位就是空间，宇宙间的一切脱离不开时位，不得时位，什么都没有用。这里所谓的时，意思就是运气。光有运气，没有位也不行，等于人家请客吃饭，请帖上请到你，你跑错地方了，那个房间没你的座位，照样吃不到东西。

我们看《易经》一个卦，要从多方面去看它。譬如一提到天火同人卦，便要马上想到它的综卦是什么、错卦是什么。

同人的错卦是地水师卦，综卦是火天大有卦。

所谓错卦的道理，就是立场相同，目标不同，两个观点的方向不同，经纬度不同。譬如两个人都是股东，但利害关系不同，对外想公司发财，这个立场一样，发了财就不同了。所以一个长官的看法与部下的看法绝对两样，父母的观念与子女的观念也不同。这不是代沟，我国没有代沟这个名词，这是一般人跟着外国人乱讲，只是角度问题，不是代不代、沟不沟的问题。

做生意，公司开始时，所有的股东大家观念一致、决心一致。但当公司一旦发了财，到了年终的时候，大家肚子里有个机器，你动你的脑筋，我打我的主意，就有问题了。公司的职员刚进公司来，你把他录用了，非常感激，慢慢地认为是当然，后来便感觉是应该，最后便格老子我给你卖了命，你对我还这样，便成了仇恨。这是人生的几个阶段，是确定的。无论人或事，到了某一阶段，他的内部便要起变化。

“先号咷而后笑”，孔子说这现象是形容君子之道。所谓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没有绝对的界限。君子随时可以变成小人，小人有时候也会有君子之道，所谓盗亦有道。世界上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很难分别出来。好人有时会很坏，因为好人那个好太好了，好得让你受不了，比坏人还令你难过。因为他是个好人，很固执、很呆板。你叫他转弯，他转不了弯的，那比坏人还难办。所以君子与小人是卦中的代号，好与坏很难辨别，只能从他的言行中去辨识理解。

孔子对君子之道所下的断语是“出、处、语、默”四个字。真正人生的问题就是出、处的问题，尤其是在动乱的时候、政争激烈的时候，你出不出山？这一步很难。出处问题是人生的第一步，看你怎么站。人生第一步很难啊！这要有高度的智慧才行。我们研究《三国志》诸葛亮的本传，知道曹操也在拉他，东吴也想用他，很多人都在拉他，但他却高卧隆中不出来。第一步看准了再站出来，这就是出的问题；不对了便回去，这便是处。所以君子之道的出处，该进该退？该说不该说？不该说时一个屁都不放；该说的时候虽千万人吾往矣！丢了性命也不在乎，非讲不可。语默之间、出处之间，都是相对的，这就是错卦、综卦的道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老子讲的是规律，而不是心机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一个东西要把它收紧，必定要先使它放大；后世的用兵作战，以及政治军事谋略等，经常看到这样运用。要使它衰弱，必先使它强大；要想把它废掉，故意先培养它，使它兴旺起来；要把它抓过来，得故意先行给予。从文字上来看，颇像前面解释的阴谋。

许多历史上的人物都学老子，但是学到负面去了，结果做人刻薄，做事厉害，好像都是坏在老子的这些观念上，认为天下的大计谋、大谋略、一切的心机手段，都由此而来。

其实，这是大家冤枉了老子，他是“执大象”，讲的是天下的大道理，正面的道理，也是自然的道理，自然的法则，同时教人看通因果，强调因果律的可怕，所以要注重道德。

花快要谢的时候，特别好看，日落时的太阳，光芒也最漂亮，这就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要收缩的东西，你先看到它张大，世事人事都是一样。上天要毁灭一个东西，反而先使它更好。最光荣的时代，强大到极点，也就是另一个衰亡局面的开始。中国古书说“天将厚其福而报之”。有时老天爷给你更大的福报，给你更大的机会，使你发财，使你得意，使你样样好，却也使你快一点结束，因为你得意到忘形，昏了头。我们读中外历史，看到许多成功人物，成功得太偶然，结果一下子就玩完了。

懂了这个道理，便了解老子所说的“是谓‘微明’”。从微弱、渺小的地方，有智慧的人能看出大道理来。没有智慧的人，只看到眼前现象，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对于坏的一面，由于不懂因果循环的定律，只知道埋怨运气不好，埋怨老天爷不保佑，埋怨上帝不灵验，埋怨菩萨不加被，几炷香都白烧了。殊不知人生过程中的现象，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微明”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如果检讨、反省起来，明天有什么事发生，从今天做的事就会知道，用不着神通。自己身体的情形，对不对劲，是否会病倒，心里都会有数，有感受的。可惜一般人没有这个智慧，没有“微明”。

由此看来，我们晓得，老子并没有教人用权谋做坏事，而是告诉我们做坏事的可怕。可后世读《老子》的人，依文解义，把这句话当原则去做坏事的也不胜枚举。一般人，有时候要求长官多加一点薪水或福利，长官立即批准给你，可是他心里对你不满，下一次遇到机会，他就会对付你了。这类事例很多，都是向坏的一面去学。我们看这些故事，不免读历史而流泪，替古人担忧。所以，说法与说话、写文章一样的困难，连讲道德的文字，也同样会被人引用到奸诈、权术手段上面。

天下事善恶是非在于自己，不在于教的人。

老子始终主张用阴、用柔、用弱，这也就是后世所讲的帝王术，被人认为是权术谋略的最高原理。

“柔弱胜刚强”，英雄虽征服了天下，但美人的温柔就能征服英雄。所谓柔弱，在做人的道德行为上就是谦退礼让，也就是吃亏。

“鱼不可脱于渊”，鱼在水里的力量很大，生命力很强，一旦离开水就完了。所以，人要懂得自处之道，就像鱼不能离开水。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个国家生存的命脉所在，一定要掌握住，不能轻易给别人看见。中国历史上，都以龙来比喻皇帝，因为龙的体形庞大；然而它的性格柔软、温良，脾气最好。可是，它颈项下面三寸的地方不能碰触。因为龙的鳞甲都是顺鳞，只有颈下三寸是逆鳞，那是它致命的地方，绝对碰不得的。如果碰到龙致命之处，那就非同小可，不管你是谁，龙非把你消灭了不可。所以，历史上常常以批龙鳞来比喻帝王动怒。只有魏徵这个了不起的大臣，经常批唐太宗的龙鳞；也只有唐太宗这样的皇帝，能容忍他的直谏，这是历史上很少见到的事。

人的一生中，每人都有他致命的弱点，就怕人家指出来，所以都自我保护得很严密。遇到一个不懂事的人，偏要把它指出来，那就非同小可了。很多古代了不起的帝王，下面有的大臣，专做这种“批其龙鳞”的事，专指出弱点或错误的地方。当然，了不起的唐太宗他是接受了，可是，这是很难做到的，需要高度的忍耐才行。

一个人自我的意见固执起来时，在要紧的关头，左右高级干部硬加以反对，要把你的意见修正过来，那是很痛苦的，到了当权的地位就会知道。一般读书人对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因为他只是读书，没当过权，坐在书房里谈理论，当然度量很大，等自己有一天当了权，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家中的钥匙放在口袋里，你愿不愿意拿出来告诉大家，我家里的黄金美钞就是用这一把钥匙取的，你能这样示人吗？同样的道理，人生事业，国家大事，道理都是一样。

从“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句话，与上面这几句配合起来，老子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在平常不注意的地方，埋下的失败种子，后面所遭遇的痛苦，只是一个结果，它的前因并不在今天。

儒家只讲一个原则，孔子的说法是存诚，要我们“戒慎小心”；老子道家的文章，则专门指出现象来。这两家看起来虽然不同，道理都是一样。

（选自《老子他说》）

老子的成事秘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

老子说，如果想立功创业，就要注意“其安易持”。这是说平常的事情，如果继续保持平常，是非常难的。政治的处理或者公司、行号能保持永远的常态，没有大的变动，已是莫大的功劳。

当一个兆头还没有发生时，一个现象还没有出来以前，容易想办法，这是老子“为无为”之道。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出来平乱的大半都是道家人物？因为他们能够把握“未兆”。社会看来很安定，在道家看来却正是可怕的先兆。我们现在的社会，国富兵强，生活富足，然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很令人担忧的。因为后一代的青年，不知道困苦艰难，没有受过挫折，社会国家一旦发生问题，马上抵抗不住，这是很严重的。

小至个人创业，大至治国平天下，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四个字——深思熟虑。要好好地想，深深地思考，不能马虎，也就是老子讲的“图难于易”。有先知的人，用智慧防止可能发生的问题，使社会得到长久安定。一个大政治家处理事务，如果决策完善，则功德无量，所造成的影响不止一个地区，不止几十年。有时候好的政策可使社会安定几百年，其中的道理都是在这个地方。

真正做事业的人，在开始还没有一点影子的时候，已把基础打好了，这就是高明的人。那和下棋一样，好像随便下一个不相干的棋子，文学上形容叫作“闲棋一着”，没有道理，可下可不下，看来不起任何作用，而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预先计算的。多年以后，发展到某个阶段，这里已有预先的准备，起了大作用，收到大功效，政治上则可使天下不乱，这就是“为之于未有”。

大政治家在天下未乱时，已把乱的根源先平掉了。社会上有人犯罪，把犯罪的人捕获，绳之以法，不错，执法的人很有功劳。但是，真正的大功劳是使人根本不会犯法，这就是法治，出于道家的精神。“立法”的目的，能使民众不会犯法，那就是天下之大法；等到人犯了法再去惩罚，已是下策。可是如何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呢？其中就有大学问了。

下面二句很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一个人太懂得有所作为，反而会失败。孟子也讲过“揠苗助长”的故事，必须要慢慢等待，有时分秒必争，有时则分秒不可争。必争者，是人自己分秒都要努力；不可争者，因为时光是有隧道的，要分秒都到了才可以。

我经常以自己的经验以及年轻时的感受，替青年们着想，劝青年人见事慢慢来，大概要等十年以后再看如何。孟子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时空两个因素是无法忽略的，尽管急切，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忽略时空，非要立刻做到某种程度不可，结果只有“失之”。这是因有为而失败，所以是“执者失之”。圣人知道宇宙万事万物随时都在变化，所以不固执成见，最重要的是知道应变，应变还不行，还要通变，配合变去变，这就是“为无为”。

佛经常拿“无常”道理示人，大家研究佛学常戴一副有色眼镜，对于世间的无常都持悲观看法。实际上释迦牟尼所讲的“无常”就是中国文化的“变”，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固定的，所以教我们认清“变”。

“民之从事”是说一般人做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快到成功时反而失败，爬楼梯还剩一阶，突然跌下来。做一件事，无论小事或大事，快要成功时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快成功会使自己昏了头，一高兴，眼前的成功反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纵然不死，却要再重新开始。

但是，要注意“几”字，再进一步更深一层地讲，成败都有它的先机，有它的关键。先机是什么？是“未兆易谋”那个兆头。一件事的成败，常有些前后相关的现象，当你动作的时候，它已经有现象，如能把握那个“机”，就不至于失败。一般人“几成而败之”，是因为把坏的机看作成功的机，看不清楚。

老子再告诉我们“慎终如始”，青年同学们对这几个字要好好记在脑海里。他告诉我们，到了成功的时候，你要保持开始时的态度，那个本色。即使做了最伟大的事，戴上皇冠，坐在皇位上，也要心中无事，就像在妈妈怀抱里一样平凡，那就真的成功了。更要知前因后果，不要因为成功就得意，因为学问、事业有成而满足得昏了头，这样马上就会“几成而败”。在爬到最高的时候，始终保持开始第一天那样的心情，你就永远是成功的。

（选自《老子他说》）

把握这四条原则，求得事业的平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老子》

道家的思想在可以出世亦能入世之间，有“体”有“用”。只主道体，光修道，而鄙弃用，那是不对的。只出世而不能入世，固然不对。只讲用，而不讲体，亦是错误。老庄与孔孟之道都从《易经》同一渊源而来，老子每举事例，即正反两面都说到，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易经》是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它认为一体都含两面，两两分化，便成多面。

（一）曲则全的谏劝艺术

曲则全，是老子指出的自利利人之道。为人处世，善于运用巧妙的曲线只此一转，便事事大吉了。换言之，做人要讲艺术，便要讲究曲线美。骂人当然是坏事，例如说“你这个浑蛋，非如此才对”，这就不懂曲则全的道理，对方一定受不了。但你能一转而运用艺术，你我都同此一骂，改改口气说“不可以乱搞，做错了我们都变成豆腐渣的脑袋，都会被人骂成浑蛋”，那么他虽然不高兴，但心里还是接受了你的警告。所以，善于言辞的人，讲话只要有此一转就圆满了，既可达到目的，又能彼此无事。若直来直往，有时是行不通的。不过曲线当中，当然也须具有直道而行的原则，老是转弯，便会成为大滑头。总之，曲直之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下面为了说明在人事上的应用，找出一些资料。但是，这点资料并不足以用来完全解释老子的原意，而用历史事实来说明原则，对大家或许有所帮助，但也很容易产生流弊，苟非其人，即易着魔。希望切实记住，要基于最高的道德，偶一为之，不可用作为人处世的手段。

在历史记载上，有人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与秦始皇并称，也有说他是明主。汉武帝有个奶妈，他自小由她带大。历史上皇帝的奶妈经常出毛病，问题大得很，因为皇帝是她干儿子，这奶妈的无形权势当然很高，因此“尝于外犯事”。汉武帝知道了，准备把她依法严办。皇帝真发脾气了，就是奶妈也无可奈何，只好求救于东方朔。《史记》载救乳母者为郭舍人，刘向《说苑》说是东方朔，余姑且认为是东方朔，较有趣味。东方朔在汉武帝面前，是有名的可以调皮耍赖的人，经常与他幽默（滑稽）、说笑话，把他弄得啼笑皆非。但是汉武帝很喜欢东方朔，因为他说的做的都很有道理。东方朔听了奶妈的话后，说道，此非唇舌所争，这件事只凭嘴巴来讲，是没有用的。他教导奶妈说：“而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你要我真帮你，又有希望帮得上忙的话，等皇帝下命令要办你的时候，一定叫把你拉下去，你被牵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说，皇帝要你滚只好滚了，但你走两步，便回头看看皇帝，走两步，又回头看看皇帝。千万不可要求说：“皇帝！我是你的奶妈，请原谅我吧！”否则，你的头将会落地。你什么都不要讲，喂皇帝吃奶的事更不要提，或者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可以保全。

奶妈听了，就照着东方朔的吩咐，走一两步，就回头看看皇帝，鼻涕眼泪直流。东方朔站在旁边说：“你这个老太婆神经嘛！皇帝已经长大了，还要靠你喂奶吃吗？你就快滚吧！”汉武帝听了很难过，心想自己自小在她手中长大，又听东方朔这样一骂，便说算了，免了这一次的罪吧！

像这一类的事，看起来是历史上一件小事，但由小可以概大。此所以东方朔的滑稽不是乱来的，他是以滑稽的方式，运用“曲则全”的艺术，救了奶妈的命，也免了汉武帝后来内疚于心。假如东方朔跑去跟汉武帝说：“她好或不好，总是你的奶妈，免了她的罪吧！”那皇帝就更会火大，也许同时连他讲话的家伙也一齐砍下来，那就吃不消了。他这样一来，替皇帝发了脾气，皇帝难过了，自己后悔，也不需要再替她求情，皇帝也不能怪东方朔，因为东方朔并没有请皇帝放她，是皇帝自己放的，恩惠还是出在皇帝身上，这就是“曲则全”。

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所谓“怒不可遏，恶不可长”。尤其古代帝王专制政体的时代，皇上一发脾气，要想把他的脾气堵住，他的脾气反而发得更大，只能顺其势，转个弯，把它化掉就好了。这是身为人家的干部，尤其是做高级干部，必须要善于运用的道理。世间有很多事都是如此，即使家庭骨肉之间也是一样。人非修学不可，读了书要学以致用，但有时书虽读得多，碰到事情的现场，脾气一来，把所读的书都丢掉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二）枉则直的手段

枉是纠正，歪的东西把它矫正过来。宇宙间的物理法则，没有一样东西是直的，直是人为的、勉强的，因此便形成“矫枉过正”的成语。一件东西太弯左了，稍加纠正一下即可。矫正太过，又弯到右边去了，偏左偏右都有差错。直虽然是人为的、勉强的，但是它能合乎大众的要求，也就不能不承认“枉则直”了！

汉文帝是研究老子的好学生，所以，我们讲老庄的思想学术，引用他的故事亦蛮多的，现在又要借用他的一则历史故事。

过去宗法社会重视长子，汉文帝大儿子的妈妈姓窦，儿子当了太子，母亲便顺理成章当上皇后。可是，窦家这位皇后，家庭履历并不太高明，她是贫贱出身，哥哥名叫“长君”，弟弟名叫“广国”，又名“少君”。窦家这个小兄弟更惨，年轻时被骗子骗走卖掉，辗转卖了十多次。到二十几岁时，听到姐姐当了皇后，他便写信说明彼此之间的关系。窦皇后接到信，既惊喜又怀疑，写信的人究竟是不是兄弟呢？他再向皇后说明小时候同胞手足间如何共同生活，姐弟如何相亲相爱，列举事实证明，皇后这才相信真是兄弟，因为这些事只有他们姐弟之间才晓得。从此少君归宗认亲，一步登天，“厚赐田宅，家于长安”，以便姐弟间可以时常相聚，享受天伦之乐。

可是我们晓得汉朝历史，一起手便有外戚之祸。吕氏政变，全靠跟刘邦同时起义的老干部周勃与陈平他们设计平息。周勃与灌婴都是追随刘邦一同起来打天下的立有汗马功劳的将领。他两人看到窦皇后姐弟之间这个情形，便联想到刚刚过去的吕家故事，就商量说，我们这些人业已过了退休高龄，将来要想保全身家性命不死，照现在情形来看，我们的命运还须掌握在窦家姐弟手里，而且这三姐弟出身贫贱，知识、道德、修养都很低。像这种人，一旦进入政治舞台，手上有了权势，如果残暴起来，比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还要残暴得多。周勃与灌婴虽然出身行伍，但凭人生经验，早已看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正确中心思想和深厚学术修养的人，一旦出来当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此远见，的确高人一等，无怪能做开国功臣。商量结果，唯一办法，为了他们好，为了窦家好，为了我们全体高级老干部将来不再受冤枉的迫害，只有教育他们读书明理。因此审慎选择一批有学问、有道德、有节行（有学问的不一定品行好，因此必须要加一项有节行）的好老师和一班好青年子弟同他们做朋友，辅导他们步入正途。窦家兄弟两人，受了良好教育造就，从此变成谦虚退让的君子，与世无争，这有多好啊！皇亲国戚之间，还有谁敢欺负他们？他们也不欺负人。身为皇亲国戚，只有如此，不以尊贵骄人，自然更为高贵了！这两兄弟后来学问成就不像其他皇帝亲属，他们非常讲学问、讲道德，绝对不以自己的尊贵去欺负人家，傲视人家，不要法律的约束都能自尊自重，因此终前汉世代，窦氏世泽绵长，成为世家大族。这就是“枉则直”的道理。

实际上，周勃、灌婴对窦皇后姐弟之间这样处理也很不公平，可以说是别有私心。历史上明确记载，他们是为了自己将来不受冤枉迫害，所以也非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应为大众着想。倘认为像窦少君兄弟这样的人，到了第一等高位，便应该加以教育而造就为国家所用的人才，并非只顾私人的利害，那就是仁人的用心了。孔孟之道固然应当如此，老庄之道也不例外。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做法，只能说是一种权术手段。但是这个手段已经够高明、够美好，事实上也合乎老子“枉则直”的原则了！

（三）“洼则盈”的故事：狐狸、豹皮的吸引力

水性下流，凡是低洼的地方，流水积聚必多，最容易盈满。春秋所谓的霸主，并非后来项羽自称为“西楚霸王”的霸王。后世所谓的“霸主”，应该等于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国家间有它了不起的武力和特殊的政治声望威力。尤其晋文公是春秋第二个霸主，更与齐桓公所遭遇家庭问题所发生的变故，类似而又不同。他因为后娘的争权而逃亡在外，历尽艰难险阻，吃尽苦头，饿过饭，几乎把命都丢掉，流亡了十九年，获得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最后复国，晋国在他手里成为一个霸主。当时，翟地（今山东）有一个老百姓，来献“封狐、文豹之皮者”，一件很大的狐狸皮。过去以狐皮制成的衣服叫狐裘，是第一等衣料，非常名贵，自然要献给君主。另外一张豹皮，也是有特别花纹的皮色，都是上等皮货。晋文公什么苦头都吃过，看了以后不免引起感慨，大叹一声说道：“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狐狸长大了也不犯法，豹子毛长得漂亮也不犯法，动物有什么罪呢？可是这两个家伙硬是被人打杀了，只因为它们的皮毛长得太过漂亮，免不了祸害的降临！

这时，曾经跟他流亡多年的功臣大夫栾枝就接着说：“地广而不平，财聚而不散，独非狐豹之罪乎？”这是很妙的双关语，他说一个国家拥有广大的土地（春秋时候，人口很少，没有开发的地方很多），君主内府（宫廷）的财帛又那么多，老百姓仍然没有饭吃，那岂不是如这两头被杀害的狐狸、豹子一样的可怕吗？这话说得很幽默。我们国家的土地那么广大，而你私人皇宫的财产又那么多，说不定有一天也像这狐豹皮件一样，落到别人的手里啊！这几句话很难解释，很难做明白的表达，直译成白话，就没有含蓄的美了，此之所以为古文，则自成为一套文学逻辑。古文为什么不明讲呢？如果用白话文的语气讲完，等于在洗澡堂里看裸体，一览无余，一点味道也没有。而且在说话的艺术上变成太直，等于顶撞，绝对是不行的，不合乎“曲则全”的原则。同样的语意，经过语言文字的修饰，便可以当作指责，也可以当作比喻。我小时候听到前辈先生们讲话，就是文质彬彬的，自己书没有读好，听他们讲话往往会听错了，不像现在一般讲话，一点韵味也没有。古人认为语意如不经修饰，就不足以表示有学问修养，现在如果用这种语汇，说委婉的话，却反遭人讥诮为“咬文嚼字”。

晋文公是何等聪明的人，便说“善哉说之”，你就把要说的道理直接讲个彻底吧，不要含含糊糊，有所顾忌了！栾枝说：“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你没有平均地权，把没有开发的地区分配给人民耕种，将来就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别人就会起来分配。你宫廷中财产那么多，没有替社会谋福利，将来就会有人将你皇宫的宝藏拿走了。晋文公“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这就是“洼则盈”的道理。

再说一个咎犯的故事。“咎犯”是一个人名，不要认为“咎”是过错，“犯”是犯罪。咎犯和栾枝都是晋文公的高级干部，而且跟晋文公流亡在外吃尽了苦头。有一天晋文公与他讨论政治，咎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你要在经济上、财政上做平均的分配、合理的分配。比如分配一块肉，煮熟了分，不如分腥的好。拿一块生猪肉分给人家，五斤也好，十斤也好，分到猪肉的人，也许红烧，也许清炖，比较方便，一定要煮熟切片再分送给人家，那么人家就固定非吃白切肉不可了！这就有点强迫别人的意志！这是分熟不如分腥的含义，是用譬喻的逻辑。再说，分食物给人家，不如分地给人家自己去耕地好。也就是说，最好是把王室的私有财产——土地，平均地权，分配给老百姓以后，“而益其爵禄”，不但使其生活安适，而且给他适当的职务，有事可做。这样一来，自己的财产虽然分配给了老百姓，在形态上好像是把财产分掉了，其实老百姓富有了，也就是王室国家的富有。万一有敌人来侵犯，全国老百姓不要你下命令，自然会起来作战，因为国家的灾难就是人民自己的灾难，这是“致师而战”的内涵，同时也说明了“洼则盈”的原理。

（四）敝则新

赵简子也是战国时代的大政治家之一。他看到左右的人，如一般官吏或侍随官等人，都把他的车子里铺的席子做得太讲究了，拿现在比喻，地毯太好了，他很不高兴，向左右的人说：为什么把我车子里面布置得那么漂亮、那么名贵呢？帽子再坏，还是戴在头上。鞋再名贵，还是穿在脚底下，踏在地面。现在你们把车子铺上那么好的地毯，那么我要穿上什么鞋子，才能踏在这地毯上面，以便名贵中更加名贵呢？即使换了一双更名贵的鞋子，我也无法再到我妈妈那里找一双漂亮的脚来穿这双好的鞋子呢！那怎么办？“夫美下而耗上，妨义之本也。”这句话，就同参禅一样是话头，人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也是不合理的，这不是道德的根本。他吩咐把漂亮的地毯拿掉，保留原来的朴实，那才是永远常新的。

我们引用历史的故事，来说明老子这几句话的作用，使大家了解在行为上的原则。一个人做人做事，无论大事小事，一定要把握住道家的精神——“曲全”“枉直”“洼盈”“敝新”这几个原则才好。这是人生的艺术，自己要把这一生的生活，个人的事业前途，处理得平安而有韵味，就应该把握这一些原则。而这四个原则，归纳起来，统属于“曲则全”的延伸而已。

（选自《老子他说》）

以出世的修养，做入世的事业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

——《庄子》

庄子说，由出世的修养成就，做入世的事业，能够救世救人，这些是真正得道的人，称作真人。这些人“其状义而不朋”，他们入世的作为，表现得非常讲义。这里不提“仁”字，只提一个“义”字，是爱人作用的发挥。

儒家解释孟子的“义”，“义者，宜也”，是做人的中庸之道，恰得其分，恰到好处。譬如火起来了要救，赶快去挑水，水挑不够再去挑，万一挑累了就算了，听之天命，我总算尽了力。

墨子解释的“义”，带一点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天下有难，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牺牲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这是墨家对于义的思想看法，同道家相近。

庄子这里所提的义，近于墨家思想，不是儒家的“宜”。真人可以牺牲自我，利世而利人，为仁义而为之，是为天下的。他不结党，没有党派，不营私，没有私人的感情。他不希望你来恭维，也不希望有个老张老李说他很好。所以说有为而无为，做了就是做了，所谓救人救世，牺牲自我，义所当然，应该做的事做完了，也不需要你知道。

道家得道的人，为人处世永远不会自满，永远是谦虚，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而不接受什么，不想什么东西属于他的，只有自己拿出来。天下国家属于你的，我帮你弄好了，你好好去治理，我不要，功成名遂身退。道家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说自己的圣德不够，你去搞就好了，永远是谦虚。

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

他说，做人的态度，看起来很有棱角，其实得道的人，内方外圆。虽然对人都很和蔼，无可无不可，他自己自有棱角，但是没有成见，不坚持自己的意思；天下人认为这样有利，他可以将就。所以如老子所讲，永远是虚怀若谷，像花一样地开，自己内在空空洞洞，没有东西，无主观，无成见，更没有虚华，不宣传，不炫耀。

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

面对人生是乐观的。“崔乎”也就是巍巍、高大的意思。虽然崇高，站在最高的位置上，有最高的成就，但不是被欲望驱使而出来，而是为了天下的艰难痛苦，不得已而为之。

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广乎其似世也，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

“滀乎进我色也”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滀”是形容词，“进”就是贡献，就是对社会贡献了一切。“色也”，觉得这是很当然的，没有一点要人感谢的心态。

“与乎止我德也”，与你共同做事，到了相当的时候，就退出了，停止了，这是德，因为不能再帮下去了。如果再帮下去，历史上有一句很了不起的话，就是功高震主，很多人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最后都被杀头、抄家。本来是很好的，功劳太大，道德太高，学问太好，但到某一个时候，赶快要溜，否则功高震主，下场就不好了。天下事不能太圆满，太圆满就要爆掉，道家的人到某一个阶段，晓得该撤退了，就是恰到好处。

“广乎其似世也”，处世的态度很庄严、很慎重，态度做法一切都很严厉，表面上跟着一般世俗的走，但他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世俗的需要。

道家有这样修养得道的人来处世，所有的条件都具备。“謷乎”等于傲慢，真正的傲慢，但是傲慢到什么程度呢？到看不出来那个程度，像是绝对的谦虚。谦虚、傲慢之间到了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的程度。所以永远不出来的，永远不担任任何名义的，“未可制也”，他不属于任何范围。虽然如此，他做人做事“连乎”，处处自己有个范围，表面上看起来很固执，“其似好闭也”，实际上不是固执，是为人处世的方法。一个人处世，如果自己没有范围，结果当然是不好。因此得道的人，自然懂得人生，懂得处世。

“悗乎”形容他使大家都佩服敬仰，所以忘记了他所讲的理论，因为道理已经深入人生，个个都做到了。

（选自《庄子諵譁》）

与其练达，不若朴鲁

几十年前曾经有些同学问，用什么方法、手段，毕业后可以在社会上站住？我说只有一个方法——笨，也就是做人诚恳、老实，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方法。你听起来很古老，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几十年人生经历所得到的结论。历史上看到玩聪明的人，像花开一样，一时非常荣耀，光明灿烂，但很快就凋萎了，变成灰尘。

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玩聪明，聪明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未来的时代，成功的人一定是诚恳的、规矩老实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规矩老实也是一种手段，在理论上可以那么讲，但是毕竟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诚恳老实的人。就拿我们自己来比，你交一个朋友，他办法多，有智巧，很聪明，你一定非常喜欢，但是也非常害怕，所以你最爱的朋友一定是那个老实诚恳的。所以《列子》也说：“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智巧再高，也只能高到这个程度了。

各位个个都自认聪明，谁肯承认自己是笨蛋啊？但是这个聪明就是大问题。我们常常提到，苏东坡一生受的打击很大，所以他有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他后悔自己聪明，下面两句更妙了，“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希望笨儿子一辈子平平安安有福气，功名富贵都有。上面两句蛮好的，下面两句话他又用聪明了，希望自己的儿子又笨又有福气，不必辛苦就做到大官，一辈子又有钱又有富贵。天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吗？他不是又用聪明了吗？这个聪明就不对了。实际上苏东坡这个思想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再仔细一想，苏东坡这个愿望也是我们自己的希望，我们个个都想这样，每个人都要这样，都误于聪明。

《孟子》文章看起来那么美、那么平实，好像话都告诉你了，可是，他有很多东西都在文字的后面。譬如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就是告诉我们聪明没有用。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老子说的“大智若愚”，真有大智慧的人，不会暴露自己的聪明，不是故意不暴露，而是最诚恳、最诚实，才是最有大智慧的人。“大智若愚”这个观念不是同《孟子》这一段的观念一样吗？但是《孟子》同《老子》也有它们反面的意义，读《老子》要注意哦，大智若愚反过来，就是大愚若智。大笨蛋有时候看起来很聪明，他还处处表示自己聪明；越表现自己聪明的人，越是笨蛋，暴露了自己。所以大智若愚，老子只说了正面，反面那是老子的密宗，不传之密，你要磕了头，拿了供养，他才传给你。《孟子》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为政也好，自己修养也好，都是这个原则。

《大学》讲“明德”“亲民”，然后“止于至善”。而普通一个人，能够永远保持他的天真童心，没有机心，就是至善，就是“赤子之心”。明人洪自诚的《菜根谭》中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世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这几句话很有道理，一个人对人情世故知道得少，自己心理上的污染也比较浅。所以年轻人做事，看来是个冒失鬼，但他心理染污少，不知道别人可能心存不正。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看人就不同，办法也多了。因此他主张“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似乎一个人深通人情世故，面面圆融，处处通达，倒不如老实一点，笨一点，保持那份天真比较好。人纯厚，则能保持天真。

（选自《孟子与离娄》）

第三章　道德与利益之间怎么选

这个钱该不该拿

列子很穷，穷得连便当都吃不起，容貌都有菜色，发青了。有一个人就向郑国的领袖郑子阳讲，列御寇是有道的人，有学问，有道德，这样一个人在你郑国都无法生存，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也会使人觉得你不喜欢有道德、有学问的知识分子。郑子阳听了这话，马上就派官人送粟给列子。这个粟是五谷里的一种，古代社会粮食也代表钱币，同样有流通价值。列子看到粮食，很客气地行礼致谢，不接受赏赐。回到屋里，太太不高兴了。古代妇女多半靠男人过生活，结婚是买了长期饭票，结果列子这张饭票，连他自己都没有饭吃。

她气极了，看看他，就耍脾气，自己捶起胸口来。她说：“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据我所知，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妻儿生活过得都很舒服。现在你也有学问，有道德，有本事，结果我们饭都吃不饱，国家领袖送生活费给你，你却不接受！这一段如果演电视剧的话，她一定大哭大闹，几乎要自杀！

列子没有被她吓住，哈哈大笑。他说：“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你要了解，郑子阳要人送粮食给我，他并不真正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一句话很有道理，不管你们将来当了什么大老板，发财之后，要想透彻了解别人很难，接触人的机会非常少，人家接触你的机会也不多。任何地位都是一样，还有就是年纪大了，更是如此。换句话说，一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精力不够用了，事情太多了，不像当大学生的，上了四节课，游手好闲，坐茶馆里都觉得时间好长，一天过的日子很无聊。

那些高位的人很痛苦，他们没有时间机会接触旁人，所以要想了解别人也很不容易。列子讲，他并不是真正了解我，只是接受了别人的建议，表示自己很有风度，爱天下士，因此送生活费用给我。青年同学在这个地方就要想一想，假使自己碰到这样高薪的机会，大概夜里睡不着啦！不要说这样，一张表扬状给你，都要贴在墙壁上看三个钟头，对不对？可是一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可不会这样。

列子又说：“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明天有一个人讲我不对，他就会派人来杀我了。因为这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受左右之言的影响。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地位，左右旁边人的话很容易听进去，所以做一个领袖能够不听左右亲信的话，或者虽然听了，自己有高度智慧来分别，确实非常不易。

古人说“求于人者畏于人”。不管什么人，你只要求人，就怕人。“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到了处世无求于人，就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由此你也懂了一个商业的原则，做生意顾客至上，做老板的总归倒霉，做老板的永远是求人啊！要求你口袋里的钱到我口袋里来，那个多难啊！然后讲我这个东西怎么好，那个态度多好多诚恳，叫作和气生财。所以你读懂了《列子》，就懂了人生。

那么列子的判断对不对呢？果然，后来郑国政变，郑子阳被杀掉了。如果列子接受他的赏赐，当一个什么官，那恐怕连吃饭的家伙也要掉下来了。可见人生处世，这个钱该拿不该拿，要有高度的学问、高度的智慧。《礼记》讲君子之道有句话，“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毋就是不可以，苟就是随便。不要随便看到钱就拿，要考虑该拿不该拿。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譬如说车祸发生了，只管自己逃跑，不管同车的人，这在中国文化上是不许可的，尤其是担当国家大事的，做忠臣孝子的，就要有“毋苟免”的修养。

（选自《列子臆说》）

别人的利益绝不沾

杨朱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你叫他拔掉身上一根汗毛，对社会有益，他都不干。孟子一生反对杨朱、墨子两家。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孟子反对，认为他陈义太高，理想太高，做起来太困难，要一步一步来，有限度的仁爱才是对的。同样，孟子把杨朱讲得好像一毛钱不值，可是杨朱有他的一套哲学思想，也是不得了的。

杨朱的思想是把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点，绝对尊重他人的自由，各有各的范围，所谓自由民主的结果是绝对的自私、为己，杨朱就是为己。但是杨朱不是那么狭隘，他虽然为己，对社会有贡献都不干，但是别人的利益他也绝不沾。如果天下个个都是杨朱，我有我的自由，不妨碍你的自由，那天下太平了。可是人是绝对做不到的，口口声声讲自由的人，最喜欢妨碍别人的自由。我常说口口声声讲科学的人，绝对不懂科学。真正学科学的人，嘴巴闭住不敢讲，因为这个东西太难，这个问题很严重，他不轻视每一个问题。

杨朱应该是所谓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祖师爷，他的哲学你看多高明啊！他说“利出者实及”，你有利益给人家的话，实际好处就回到你身上，这也是因果问题，就报应回来。所以你给人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怨往者害来”，你到处埋怨别人，看不起别人，人家也看不起你，也讨厌你。所以你去怨恨别人，马上反应过来是对你有害的。你看，杨朱的自由主义多么实际。

“发于此而应于外者惟请”。这个“请”就是“情”，杨朱也是明白因果报应道理的。任何人的思想行为，只要一发动，内外就有感应，相应的作用。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情。人到底不是普通动物，还有一种情感的怀抱，其实动物也是，生物都是这样。

“是故贤者慎所出”，因此贤人、有道德的人，小心谨慎自己的起心动念，对情感的发出非常谨慎。大家认为，我们心里头的思想，外面的人怎么知道？可是人之所以不同，有他的电感，你对一个人有所怨恨，对方已经收到电波了，他也不高兴你了。所以一切只能求于自己，这就是杨朱为己的哲学道理。

（选自《列子臆说》）

做好事尤其要慎重

杨朱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

——《列子》

孟子反对杨朱，给他的罪名是他主张人都要为己。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近于杨朱的思想，是绝对的自由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可惜人做不到。人类是什么心态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那不知道是什么主义，讲起来很好听，反正不是杨朱的道理。孟老夫子反对杨朱，说他太自私，但是杨朱的自私有他哲学的基础，他的哲学理论是，人不但不做善事，当然更不做恶事。

我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嫁女儿，古代女子出嫁以前，在家里请妈妈训话。母亲说，没有别的话讲，你到了这一家做媳妇，不要做好事。这一句话好严重，女儿一听，那我专做坏事吗？母亲就骂她，好事都不做，坏事哪里可以做啊！这就是道家思想，也是杨朱的思想。

杨朱说“行善不以为名”。一个真正做好事的人，不是为了求名，为了别人表扬、宣传才去做，这不是好事，因为这是有目的的。我每年都接到要我推荐好人好事的文件，要我推荐几位，我说算了吧！这本是一个好事，假设一提倡，变成惯例，以后有人专走这个路子，那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官方常说要表扬老人，我说你们做做好事好不好！你不要害人嘛！人家活到七八十，把他们请来站在台上，你年纪轻轻还去训这些老头子半天，然后送些东西给他们，这样搞几个钟头回去非死不可，何苦来哉呢！这些都是糊涂蛋做的事，不读书，不懂事。真要敬老，你去给老人行个礼，东西交给他，门口贴一个“敬老”就好了。一定要把老人推上车子送上来，你不是玩人嘛！我看到世界上很多不通的事，有时候很气，不过我又怕把自己气死，只好笑一笑，也知道划不来，不值一笑，只好睡觉。所以人家问我信什么宗教，我什么都不信，我信睡觉。

所以真正的行善不是为名，中国文化叫阴功积德，阴功是人家看不见的，行善要阴功，累积下来才叫功德。出了钱，做了好事，还要表扬一下，你已经得了果报，有知名度了，晓得你是善人了，所以再不要期望有果报。

行善的“善”字不只包括善事，做任何好事都是行善。真正的行善，虽然目的不在求名，“而名从之”。事实上很怪，你越不求名，那个名自然而然会跟着来，那是真的。不过，你们年轻人不大信。当然，那要时间的累积，你三天就要效果办不到。我发现社会还是很公平的，真正的好人好事是盖不住的，它自然会出来。

行善是第一步，第二步名就来了，第三步怎么样？天下事都会变的，“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期”是期望，就是希望、目的，有时也可说是目标。有了名以后你不求利益也不求钱，最后钱也来了，因为你有了知名度，很多机会可以使你发财，大财纵然得不到，小财就不必担心。

“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有名有利，就有人来争。你盖一个庙，别人也盖一个庙，你有徒众，他也有徒众，你说你的一派好，他说他的一派高，世上的人最后还是争，万物都在争，生命以争斗而活，就那么可怜，莫名其妙。做公务员也好，教书也好，到处碰到排挤，大家心里头明白，嘴里不肯说，哪个地方没有人排挤啊？公司里当一个职员，你负责一点，能干一点，别人就嫉妒你，因为你不懒嘛！你懒了他也要笑你，反正进来一个新人总想排挤掉，最好都归自己，虽然自己也做不了。因此杨朱哲学的结论，“故君子必慎为善”，做人做事，讲一句话，应该非常谨慎才好。

（选自《列子臆说》）

忠义有什么好处

杨朱曰：“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列子》

杨朱说人生的境界，有好房子住，好衣服穿，好吃的饮食，有很好看的太太或丈夫，人生只要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已经够满足了，还对外面有什么要求呢？如果有些人四样东西都有了，欲望还不能满足，还向外面求，又买股票，股票又暴跌，贪求无厌，就是“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这个阴阳代表天地，贪求的人应该受这个毒害。“蠹”就是生在阴湿地方的蠹鱼，也叫书虫，书物就慢慢被吃了。

杨朱这个道家的思想为什么在中国不流行啊？因为古代的帝王表面不喜欢，偷偷都是用他的，所以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国历史有个秘密，“内用黄老”，政治上用的都是道家黄老的学问；“外示儒术”，外面招牌挂着孔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为什么表面不喜欢呢？因为道家有些话会使民智开，人们懂了以后很难统治，所以古代帝王不提倡。譬如碰到“忠不足以安君”这句话就很可怕，对国家效忠，皇帝不一定信赖，他说，忠臣有什么好处啊？把自己身体生命先牺牲掉，这叫作忠臣。“义不足以利物”，所谓“义”就是帮忙人家啦，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就是义，侠客之道。义有什么好处？也不好，有时候对自己对别人都无益。人家打架同你什么相关？结果你去劝架，自己身上被捅了五六刀，害了自己。杨朱所讲的话令帝王很讨厌。但是道家的道理在下面，他也主张忠义，另外一面的道理一般人做不到。

他说“安上不由于忠”，真正要使国家天下太平，何必要靠忠呢？不需要提倡忠臣，乱世才有忠臣，天下都安定了，当然不需要忠臣。譬如文天祥是忠臣，我们为什么提倡文天祥呢？亡国的时候才有文天祥啊，不要复国就不需要文天祥了。你说岳飞是忠臣，碰到昏君了嘛！就出了岳飞，我们不希望历史上有昏君嘛！如果历史上都是明王，就没必要出岳飞了，所以道家的道理还是对的，真正的安定，不是靠忠。而一个真了不起的人，把社会安定下来，天下太平，你也不晓得他是忠臣，“而忠名灭焉”，所以他并没有忠臣之名。

老子思想说到孝子，父母不好才有孝子，父母又好，家庭又好，个个都是孝子嘛！二十四孝都是父母不对，问题家庭，所以才出孝子嘛！这是道家的思想。国家坏了才有忠臣，国家永远太平，个个是忠臣，所以“忠”这个字也不需要。“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真正利人利世，就不需要义，大家都是你爱我、我爱你，也人人自爱，就不需要什么慈悲啊、博爱啊，都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样子的天下，这个样子的人类，“君臣皆安，物我兼利”，自利利人都有了，个个能够自利利人的话，连“自利利人”这个名词都不需要了。“古之道也”，这个就是道家的道，中国文化道就在这里，这叫自然之道。

（选自《列子臆说》）

忠义矛盾怎么选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长短经》

郦寄是汉高祖的秘书兼参谋郦商的儿子。后来周勃他们推翻了吕家的政权，恢复了汉高祖子孙的权位，这中间是一段很热闹的外戚与内廷之争。在这一段斗争中，周勃他们教郦寄故意和吕禄做好朋友。这时吕禄是执金吾，等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需先把吕禄弄开，否则这天晚上推翻吕家政权的行动就难于顺利进行。所以这天就安排了由郦寄邀吕禄到郊外去玩，于是由周勃他们在首都把吕氏的政权推翻，接汉高祖的中子代王来即位为孝文皇帝。后世批评郦寄，在他个人的道义上说来，是出卖了朋友。这个道理，究竟对不对，又该怎么个说法呢？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他认为对郦寄卖友的批评不对。所谓出卖朋友的交情，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益，而忘了朋友的义气，才是卖友。郦寄的父亲帮助汉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吕家把这个政权用阴谋手段拿去，这才是不对的。他能在这劫难之中，把吕禄骗出去，予以摧毁，他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这不是出卖朋友，只是在政治上，为了对国家有所贡献，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靳允是三国时人，当时曹操带兵去打徐州，命令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正在这样用兵的时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员将领张邈又反叛了，于是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这时在战争的地理形势上，如果吕布将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设法把守范城的首长靳允的母亲捉来，想要胁迫靳允为了救母亲而归顺。曹操也赶紧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动了，表示一定守城，绝无二心。这里就问起靳允这样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众说：“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引用徐众对这件事的评论作为答案。徐众说，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和曹操之间还没有君臣关系，而母亲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直系尊亲，在情理上，靳允应该为了母亲的安危而去，不应该听曹操的话不顾母亲而守城。

同时这里进一步引用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以说明这个道理。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刘邦有一个大将王陵，项羽为了要他归顺，把王陵的母亲抓来。王陵的母亲已看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意志不坚定，因此自杀，留了一封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叮嘱他还是好好帮助刘邦，坚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为事业努力，心里再没有牵挂，可以全心全意去帮助刘邦。

另一段故事：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

卫国的一位名叫开方的贵族，在齐国做官，十年都没有请假回到卫国去。而管仲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开方在齐国做了十年官，从来没有请假回去看看父母，像这样连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老板！怎么可以为相！

所以这里就上面的几个故事，为靳允违亲的事，做了结论说：

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能够对父母有感情，才能对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结合，所以靳允是不对的，应该先去救母亲。

接下来，又举了一个例子，就靳允违母守城这件事，做了另一个角度的结论：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亲抓起来，以胁迫徐庶，使徐庶进退两难。刘备一知道这情形，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来，曹操会杀你的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责备，你还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结论就说，一个领导，应该深体人情，那么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的母亲才对。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刘备是刘备，他们两个的领导器度，绝对不同。

（选自《历史的经验》）

把仁义当方法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长短经》

季文子是春秋时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宰相，此人来自乡间，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闻天下，虽然做了几十年宰相，家里吃的菜，还是乡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饭，穿的衣服旧兮兮的，非常朴素。我们看《史记》公孙弘的传记，一长篇写下来都是好的，实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写在别人的传记里了，这是司马迁写传记的笔法。公孙弘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汉武帝面前作假，就像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和士兵一起吃饭的时候啃窝窝头，回去燕窝鸡汤炖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里面却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孙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折节，所谓“折节”，在古书上常看到，如“折节”读书。曾国藩有几个部下，器宇很大，但学问不够，受了曾国藩的影响，再回去读书，结果变成文武全才，这情形就叫作折节读书。换句话说，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自己弯下来，就是对人谦虚，虽然身为长官，对部下却很客气、很谦虚，所谓礼贤下士，也是折节的意思。这段书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都不摆架子，自己也能俭朴、本素，可是当时以及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毁誉，却完全不同。司马迁对公孙弘是亲眼看到的，写历史的人，手里拿了一支笔，绝不会姑息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可是中国的历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写的，当代多是记录下来的笔记。由此观之，问题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许多事情不够真实。但是评论历史人物，却的确需要隔一代。在当代要批评人物，也得留点情面，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评论就不同了，没有情感和利害关系，才能冷静客观。这里的两个人，在当时的为人处世形态和做法是一样的，当代的人很难评论，而后来历史的评论，完全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

赵蕤说，范晔曾说过，人并不是各个都仁，有些人拿“仁”来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为手段，以达到个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处处讲义，做事情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是为了一个义的目标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挍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这仍是范晔的话，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太太们身上没有穿过好的衣服，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这是自己国家的光荣。可是公孙弘当了宰相，一辈子穿布衣服，而和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这个人汉武帝都怕他，监察御史的职权大得很，皇帝不对，有时他也当面顶起来。古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的。汲黯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大舌头，好几次为了国家大事，和汉武帝争吵，他站在那里，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把汉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见，教他不要急），这个骨鲠之臣，硬作风的人，就当面指责公孙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孙弘的实际行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绝对是好的，公孙弘则后世认为他在作假，是什么理由？这就要自己去体会。

用仁义做手段来兴利，或为了天下的利益，或为自己的利益，一是为公，一是为私，差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历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做了一件事，在历史上站得住，留给后世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书上的记载（指孔子的话）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触犯上面规定的法令，怕不合规定，勉强做到仁的境界，这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思想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修养。所以，这几种为仁的表现虽然一样，但是仔细考核起来，内在思想上，心理的动机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历史上的帝王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几乎没有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的，只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历史的美谈。等于是坦白地说明了，他手下这些将领，在起义当时都是他的同事，当时他只是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这一类的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同事们把他捧起来，当了皇帝，后来他也是很难办。做领袖的确很难，我们常说朱元璋刻薄，杀的功臣最多，如果人生经验体会得多了，到了那种情况，也真没有办法。朱元璋本来很好的，当了皇帝还念旧，把当年种田的朋友找来，给他们官做，可是他们在朝廷里乱讲空话，把当年小时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说出来，说一次还不要紧，常常说，连其他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说当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后，一些老朋友、老同学来了一起做事，也一样以老同学关系，在公开场合说空话。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一些同时打天下的人，恃宠而骄，使赵匡胤没有办法，只好请大家来吃饭，酒喝多了，饭吃饱了，对大家说，皇帝这个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说，这有什么不好坐，大家拥护你到底。赵匡胤说，你们当时把黄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别人也把黄袍替你们穿上，又该怎么办？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来问怎样才好，一定听他的。于是赵匡胤说，大家要什么给什么，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们只好照办。这就叫作杯酒释兵权，没有杀功臣。这是研究赵匡胤的这一面，他确实很仁慈。

另一面来说，因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开国以来，始终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纳入版图。因为他是军人出身，知道作战的痛苦，也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残害，他不想打仗，只想过安定日子，拿钱向辽金把这些地方买回来。这是历史另一面的研究。

（选自《历史的经验》）

核心价值如何成为治理手段

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把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一戴，然后提出建议，这是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接着八岁的康熙当皇帝，到十四岁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从亲政到六十九岁去世，统治了中国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在思想上、学说上所做的反清复明工作，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康熙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

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满族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是《三国志》，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三国演义》。第二部是在背地里读的《老子》。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另一部书是《孝经》。

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做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做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尽了，尤其提倡孝道。

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地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李颙），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反而征召李二曲做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做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又特命陕西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

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探病，这一下可逼住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他只好表示有病，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

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非杀了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自己的意思，又交代地方官妥为照顾，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做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

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选自《论语别裁》）

欺骗是好的策略吗

长平之战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有名的故事。秦国大将白起打赵国，一夜之间，将赵国降兵四十万人活埋了。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有人杀猪，刮毛以后，背上现出“白起”两个字，这是讲因果报应，说白起直到现在，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不管因果报应的事有没有，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杀人，是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不得已，所以没有罪。但如果为了私怨，尤其是对于已经投降了的人，还把他活埋，罪过可大了。根据历史经验，这样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国藩、李鸿章打太平天国，李鸿章的淮军起来，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枪队。有一英人叫戈登，带兵帮忙打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当时答应的条件，是仍旧给他们职务，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以后这人的结果，还是很不好。而当时戈登对这件事大加反对，一个外国人尚且有这样的正义感，不主张杀投降的人，可见一般人的看法对白起很不以为然。

赵蕤就提出长平之役这件事来讨论，白起这个人算是军事作战方面了不起的奇将吧？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已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已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这是《长短经》引用何晏的话，评论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将。

何晏是魏国人，他说白起活埋了赵国四十万人是一大骗局，答应投降了就没有事，结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这不但是性情太残暴，以整个战略而言，实在失策，一定会失败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预先知道投降以后会上当而死，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况这四十万人身上都穿了坚硬的战甲，手上还拿有锐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实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当受骗而已。白起当时以为做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增加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困难。他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看见了，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投降的将领被砍下来的头颅堆得像山一样高，归秦的众人的骸骨堆起来像丘陵那么多。从这次以后，秦国如果再与人作战，大家都认清楚了，要死的时候就壮壮烈烈地死，反正向秦国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没有人肯向秦军投降了。为了希望得到一时的功劳，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各国诸侯守土的意志和决心，在战略与政略的道理上说，白起这个做法，是正在进兵的时候，自己削弱了有利形势，军事表面上胜利，而在政治、国际上，使自己的计划走不通。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赵国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使再起来作战，赵国再出来一个马服君做大元帅，那这下一次战争，就不比前一次，这次秦国就会失败了。况且自白起这一手以后，列国都对秦国备战，秦国统一天下的进度就慢了。后来秦国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这不但是因为赵国经这次失败，由平原君起来当统帅，秦国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王知道这个道理，内心非常忌讳，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这一次长平之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战役之前，秦国的兵源不够，所以重新发一道命令，变更法令，凡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赵国打仗。这仗打下来很惨，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死伤过半。可见白起这一仗打下来，并没有消灭赵国，只是骗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活埋，而对于秦国的损害却无法弥补。以将领而论，白起并不是一个好将领。根据一员大将的修养，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有长远的眼光，中国历代一流大将都是文武兼资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大将都是有高度的素养，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帅曾国藩就是文人。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而用兵，小而个人。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言而有信，欺骗只可获得一时的胜利，可是其恶果，则是得不偿失。

（选自《历史的经验》）

言必信，行必果，只是小人

三国时的广陵是现在江苏扬州一带，张超是当地太守，他把地方政事交给了下属兼朋友臧洪。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现今河南杞县）这个地方把张超包围起来。臧洪听到消息，就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时因为袁绍是朋友，也向袁绍求救兵，可是袁绍没有理他。结果张超被曹操消灭，全族被杀。臧洪就为这一件事恨透了袁绍，而和他绝交，朋好变成了冤家。于是袁绍又兴兵围攻臧洪，破城以后，臧洪也被杀掉。

后来一般人讨论这件事，就认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头脑不清楚。三国那个时代，正是所谓纵横时代，等于战国一样，是没有道义的社会，谈不到要为哪一个尽道义。立身于社会中，对当时的环境看不清楚，而去讲道德、讲仁义，乱世中去讲太平时的高论，当然搞不好。在现在的时代，要想实行三代以上的礼乐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并不呆板，他教我们要赶上时代。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对这件历史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人问臧洪这样为张超而死，够不够得上是义气？他引用范晔的话，范晔是说，曹操围攻雍丘，消灭张超，臧洪为了朋友，到处请兵，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因为英雄豪杰，在某种环境之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在心理上是两样的。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为了达到最高主义、最高理想，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也不得不做些小牺牲。在平时做人也如此，假定现在朋友、同事之间，家庭有了困难，即使下雨下雪，没船没车，走路也得赶去帮忙。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自己有大任务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顾全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个话就很妙。孔孟之道总是教人忠信，讲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要有结果，而孔子却又说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只是小人。这么说来，是不是言不必信，讲的话过去了就算了呢？并不是。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必须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的意思。也就是说，大丈夫成大功，立大业，处大事，有个远大目标必须要去完成的时候，有时就不能拘小节，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个人小节上顾不到，乃至挨别人的骂，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个观念。在三国的时候，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班人，和任何乱世时代割据称雄的人都是一样，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有时双方又打起来，也和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是个非常时期。每逢一个非常时期，不要以为国家之间有道义信用，实际上都是在作战，利害相同就结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只要形势上有需要，利害上有关系就做，这是当然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而去与人讲道义，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更何况，像三国时候，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以为袁绍也是朋友，去请袁绍帮忙，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因为利害的关系已经结合。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对时势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这工作？他想借袁绍的兵，把曹操打垮，这是很危险的。像吴三桂借清兵去打李自成，结果成就了满族人的天下。

再以《孙子兵法》的思想来讲，不冷静地先求“谋攻”的关键，只是感情用事，以个人愤恨的私见影响作战决策，头脑就昏了，心理上情绪的悲哀、怨恨是军事上的大忌讳。这不只是限于军事，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个人的情绪激荡之中，特别要注意，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然后才能冷静，才能把事情分析清楚，“谋定而后动”。而像臧洪这样“徒跣且号，束甲请举”，和以前战国时候，吴楚之战，楚被吴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但对事情而言是没用的，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情操是一回事，处理事情的观点、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个人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但为楚国着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吴国，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也不是好办法，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选自《历史的经验》）

圣人不是只讲道德，不讲利害

“内圣外王”是宋朝理学家惯用的名词，实际上这个招牌是庄子的，他们拿来用了，反过来就骂老庄，这种学术态度很不严谨，很不应该。

下面来看庄子是怎样一条一条分析内圣外王的成就的。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庄子》

“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所谓圣人的修养，只限于通达人情物理是不够的，圣人还有进一步更高的通达。

“有亲，非仁也”，这个“仁”字与儒家解释仁义道德的“仁”并不违反，而是对孔孟思想更扩大的注解。“有亲”，亲人的私情。所谓真正的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中间有所亲，有所偏爱，那已经不是仁的最高目的。如果是个大宗师，圣人之道，爱是普遍的，像下雨一样，好坏一律平等。

“天时，非贤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对儒家的批判。《论语》提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儒家所谓圣贤之道，非其时不出来，社会环境不对不出来。但是庄子认为，真正的圣贤不为己，所以不论天时合不合都要出来，艰难困苦更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贤之道。不过他又转过来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一句话也有一点骂儒家的味道，批驳儒家有利害不通之处。历史上看到很多读死书的儒家人，都有这个味道。庄子在当时前后也看到很多，所以认为这一班知识分子没有得道，不懂利害的关键。

道家的所谓通利害，是怎么通呢？历史文化上常有争辩，儒家理论主张所谓临危受命，时代愈艰苦，愈要站出来，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可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人物，真做到临危受命的并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表面上看来好像不走临危受命路线，多半认为时代狂澜不能倒挽，而走隐士的路线。

历史上儒家经常标榜中流砥柱，或是倒挽狂澜，气派都很大。中流砥柱，等于说台风过后，石门水库的洪水流下来，一个人站在水中要抵挡水流，大概早就被水冲跑了，抵不住的。所以道家不做这种笨事，中流砥柱看起来很伟大，在那个时势的潮流下，除了一个人送命，历史上可以留名之外，对于社会没有贡献，对于国家没有补益。

道家认为要顺自然之势，就是所谓应用之道。明知洪流一下来，不是堤防能阻隔得住，所以要计算雨量多大，流程多远，等到水流到关键点，打开一条水沟，顺势就把水轻轻带走了。政治也是一样，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把那个时代扭转过来了。所以说救世之道，必须要通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孔子在《易经》中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只有圣人才真正懂得利害关键，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进退存亡之道，就不是圣人，这种观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样。所以庄子说“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这不是说君子比圣人差一点，如以学位比喻的话，圣人等于博士，君子等于是个硕士，大学毕业更差一点，这是随便做比方啦！

“行名失己，非士也”，历史上许多人为了好名、求名，所谓留万世之名，亡失掉了自己，这够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常常跟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两个观念，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日本人，就是明治维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兴那个时代，他跟李鸿章是外交的对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学生，把西洋的风气引介回国，改变了日本。他有两句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全部中国文化思想，更充分表达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说，如果只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话，这是够不上称为知识分子的。

（选自《庄子諵譁》）

第四章　言行举止没有小事

说错一句话，后悔一辈子

法家的著作《韩非子》中有一篇《说难》，意思是讲说话非常困难，尤其是古代帝王时代，一个好的建议或者一个批评，讲的时候就要预知到有被杀头的后果；话讲对了，也许只是“片言”，却可能立刻晋入卿相之位。

非常奇妙的是，《列子》中有一篇《说符》，显示了说话与思想观念是同时的。从哲学立场讲，言语在没有表达以前，这个内在的叫作思想，思想表达出来就是言语，把言语记录下来就是文字。所以言语、文字就是思想，而思想、言语、文字要怎么样才能相符合呢？拿现在观念来讲，就是把话说对了。如何才是对？必须把《说符》全篇了解后，才可以得一个结论。

历史上这种事很多。唐代有一位诗人叫作温庭筠，学问好，诗也好，名气也大，当时出入于宰相令狐绚的书馆，待遇也好。有一天宰相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说：“宰相啊！你大概事情太忙，但公务之暇也要翻一下古书啊，你问的就是《庄子》第二篇里的一句话啊！”宰相听了很不高兴。温庭筠同现在年轻人一样，不会说话，假使他学过道家，一定会答复宰相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庄子》里的一句话，我也记不得了。再不然就装作不知道，再偷偷地给宰相递一个条子，宰相一看自己就知道了，那更好，大概会给他升官了。可是他不会说话啊！这不是让宰相难堪吗？从此前途没有了。后来温庭筠有两句诗形容，“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他后悔读书，尤其不该读《庄子》第二篇。

现在青年同学们出去做事，看到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动辄上报告，上万言书，恐怕将来也会“悔读南华第二篇”。人生的境界，善于说话，善于处理事，就是个艺术，并不是光学滑头！现在的教育，很多青年以为自己大学毕业，拿到硕士、博士文凭，爸爸妈妈好像大字只认识七八个，看不起父母，那是非常混账的。

（选自《列子臆说》）

说对一句话，能解救天下

晋文公有一天离开宫廷，召集一个大会，准备出兵打卫国。卫国在齐、晋两大国之间，当齐国强的时候，只能跟在齐国屁股后面跑。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后，卫国又跟着晋国，小国抱着大国的大腿，很难的哦！卫国这个当家的非常痛苦，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卫国有一点不对，晋文公就想出兵打他。可是晋文公面前有位公子锄，是子侄或是兄弟辈，所谓诸侯之国的世子称公子，“锄”是他的名字。公子锄看到晋文公要出兵，当着他的面仰天哈哈大笑。

各位做人家的部下，讲话要合时啊！知时知量啊！什么时间该讲什么话，不会讲话就糟了。现在你看，晋文公已经穿上元首的衣服，正要出席御前军事会议，马上要出兵消灭卫国。这个多机密啊！只有少数人才知道，公子锄反对这个事，可是不能向晋文公直说不可以打，说不定脑袋就掉下来了，所以他以一个特别的态度表达——仰天而笑。晋文公就问他笑什么，因为他到底还是公子。他说，今天早晨我笑死了，我看到隔壁的邻居送他的太太回娘家，这个男人不老实，在路上看到桑树园里有个采桑的女子，很漂亮，就向这个女的勾勾搭搭，也不管他太太了。他跟这个女的还没有讲完话，回头看看自己太太知不知道，结果看到另外一个男人也同他太太勾搭上了。他说，你看奇怪不奇怪？这一件事情把我肚子都笑痛了，所以我现在忍不住。

晋文公一听，不开会了，也不打了，“公寤其言”，脑子清楚了。换句话说，你一出兵打别人，也有别的国家打你呀！不能这样干啊！有些部队已经到了前方，赶快召回来。前方的部队还没有回来，果然齐国已经出兵打晋国的北部了。如果他要把大军都摆到前方打卫国的话，自己的国家可能被吃掉一半还不止。

公子锄虽然看到，可是晋文公那个威风一来，兴致一动要出兵的时候，正面谏他是阻止不了的。不但阻止不了，还会出问题。你们看《三国演义》，袁绍出兵，那个沮授谏袁绍不可以打，一定会失败的。袁绍不听，把他关起来。当沮授一听袁绍败兵回来，他说，完了，我死定了。为什么？因为晓得袁绍的个性，打了胜仗回来一定不会杀我，因为我说他失败，而他成功了，笑我一顿了事。结果他打了败仗，被我说准了，他就丢不起人，一定会把我砍头的。历史上这种故事很多，因此晓得说话之难。

公子锄这一段故事，虽是讲国家大事，但家庭也是一样，在家里跟父母讲话，也要懂得知时知量，也要会讲，不会讲话父母会气得哭起来。如果懂得讲的话，说不定爸妈正在吵架，听你笑话一讲，两个人就不吵了，要有这个本事。所以做人也一样，遇到危险的大事，讲起话来知时知量，有时候一句笑话就解救了天下。

（选自《列子臆说》）

不在其位，绝不要随便讲话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刘表原配太太死了，大儿子叫刘琦，后娘对他不好，准备让自己儿子上来接位。刘琦急死了，就请教叔叔刘备，刘备很高明，他说，你问我们军师诸葛亮吧。刘琦就问诸葛亮，诸葛亮听到就不答话，故意岔开，刘琦总讲不上话。后来刘琦就告诉诸葛亮，他说，我有个绝版的好书，你要不要看？我这是比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诸葛亮也是喜欢搞学问的，就跟他到楼上。诸葛亮一上去，刘琦就把楼梯抽掉，下不去了。刘琦立刻跪下，先生啊！这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你非教我不可。诸葛亮没有办法，他不及孔子，孔子还跑得了，他逃不了。但是，古人说的“疏不间亲”，夫妻吵架，兄弟之间闹家务，第三者绝不能讲话，讲话是最笨的事。

我有一个经验，年轻时很热情，有两夫妻刚刚结婚，都是我朋友，结果两人吵架，都跟我埋怨对方。我想让这两夫妻讲和，跟男的讲，你不要听她的，她就是脾气坏；然后告诉女的，我那个同学好讨厌，你不要理他，过一两天就好了。结果到了晚上，两夫妻和好了，然后说某人讲你坏话耶！弄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就是“疏不间亲”。

诸葛亮说，刘公子啊！你何苦逼我呢？疏不间亲，那没有办法。刘琦说今天只有军师可以救我，诸葛亮就讲历史上太子申生的事。春秋战国的典故你不知道吗？你向父亲请求带兵外调嘛！部队归你掌握，又守了边疆，跟后娘分开远远的，不起冲突。等到你父亲一过世，军权在你手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诸葛亮只好把历史的故事告诉他，刘琦就懂了。

常常看到年轻同学，有人把公司里的事跟他一谈，他出了很多主意，这就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的缘故，你又不是那个公司里的职员，不知道内容，又没有参与经过。你没有参与过就不晓得多么辛苦，就不知道内情。所以由这个道理就要懂天下一切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绝不随便讲话，因为你不懂别人的辛苦，固然你是好意，这是做人做事的分寸。

（选自《列子臆说》）

不懂倾听后果很严重

白公问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问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于浴室。

——《列子》

白公姓白名胜，楚国的领导人。当时他已经发现政体的演变，社会变坏而且乱，有一天他问孔子：“人可与微言乎？”微言就是跟禅宗的“机锋”一样，也等于我们平时讲的点你一下，点你一个窍，或者用一句歇后语。

白公胜要问孔子一件国家大事，但是他很会问话，一个人有些话不能明讲，可以用别的方法吗？孔子不答复，为什么不答复？这个里头问题大了，因为孔子始终不肯讲谋略，只讲人道正面的话，对就是对，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什么阴谋、阳谋、用兵之道、政治大原则，他全懂，他不讲而已。也因为白公胜所问是决策国家的大事，非常危险，所以孔子不答复。

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

楚国的费无忌是个奸臣，在白公胜祖父面前挑拨，白公胜的父亲太子建就逃到郑国，被郑国杀掉了。白公胜要楚国的令尹（宰相）子西和司马（元帅）子期伐郑，结果这两位大臣不听令、不认同。碰到晋伐郑，子西、子期又不听领袖的命令，要出兵救郑国。白公胜发脾气，郑人现在出了问题，正可以报仇。《春秋》之义，不反对为国家民族复仇，所以白公胜想杀这两位高级部下。但是在朝廷中想除掉两位文武大臣，就像房子要去掉两根主要的柱头一样，很困难。

孔子很不愿意教一个君王做阴谋的事，但是也不反对。

白公胜逼不得已，再问他：“若以石投水，何如？”问得高明极了。两个人都在打哑谜，禅宗讲打机锋。孔子不肯参与他的国家大事，而且这种事，要杀人、要救人都是他手里做，孔子又不是白公的宰相，又不是军师，不好讲话。白公胜看他不答复，也懂了，换个方式来，问以石投水，你看怎么样？石头丢到水里就沉底了嘛！就把这两个人消灭了。孔子的答复更妙，说那不算高明，吴国靠海边水多，那些善于游泳的人，海底的石头都可以拿上来。换句话说，你这个方法没有用，高明的人你不一定杀得掉。

白公胜再问：“若以水投水，何如？”水倒在水里头，或者咸水倒在淡水里头，淡水倒在咸水里头，清水倒在浑水里头，你看怎么样？孔子说那也没有什么高明，两条不同的水放在一起，齐桓公的厨师易牙，水到嘴里一尝，就知道是哪里的水，做某一种菜可以，做另外一种不行。

白公听到这里就愣住了，傻了。哎呀！孔老先生啊！照你这样一讲，天下高明人就难办了。白公当时的局面很难，心里想，你难道都不肯点我一下吗？孔子说哪有这个道理，当然可以。其实他开始一问，孔子就已经答复了，他没有懂。第二次又问，孔子否定了。第三次又问，孔子又否定了，还不懂。所以他这个人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能当汉高祖，到这一步还是笨笨的，还死问到底，你说这怎么办呢？

“唯知言之谓者乎”，孔子说要懂话的人才给他讲，换句话说是骂了白公，我已经答复你，你不懂嘛！不过孔子看他可怜，又讲“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注意“言言”这两个字，前面这个“言”是名词，是所说的话，后面“言”字变成动词，讲话叫作言。孔子告诉他什么人才算懂话的。所以我常常告诉青年人一个修养，善于听话的人才会善于讲话。能够坐下来听人家乱七八糟地吹牛，听了半天不答复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这个人可以当主席了。譬如你们将来有机会当了领导，下面对的不对的，对与不对之间的，黑的白的，各种意见，你统统静静地听，都听得很清楚，然后要点在哪里，几句就答复了。大会主席不容易当啊！不善于听话的人就不会讲话。换句话说，多言的人不一定会听话，他喜欢表达，心就不冷静，所以别人要紧的话听不进去。孔子告诉他，真正的知言人，是无话可讲，不需要讲话，就是已经讲了。孔子看他好可怜，很仁慈地对这位可怜的诸侯说明。

孔子又点他，一个人喜欢吃鱼、喜欢打鱼，他不怕衣服打湿了，不脱衣服也下水，为了追求这个鱼嘛！喜欢打猎的人，他不怕累，拼命地跑，兔子跑多快，他就跑多快，为什么？前面有个目标嘛！“故至言去言”，最高明的话是不讲话也懂了。最高的谋略是要干你就干吧，不能又想吃又想不吃，然后还把秘密告诉我，如果我泄露了秘密你就完了嘛！所以“至为无为”，看起来没有动作。如果智慧不够的人，东问西问，那就完了。他就骂了白公，你问我已经很低级了，你是最高领导啊！权力在你那里，你已经决定了要这样做就做嘛！要干就干，干了以后那人还不知道呢！他还谢主隆恩。结果你却要问我，我不能叫你杀人啊！

白公没有懂孔子的意思，也没有办法，最后被两个大臣叛变所杀，死在洗澡间，多可怜啊！就是笨。

（选自《列子臆说》）

恭维皆毒药

列子有一天到齐国去，还没到齐国，半路就回来了，碰到好朋友伯昏瞀人，就是《神仙传》里的神仙高人。伯昏瞀人问他怎么半路就回来了，他说我害怕，不敢去齐国了。伯昏瞀人说你怕什么，列子说我去齐国的路上，经过十家饭店，有五家都不要我的钱，要招待我，因为名气太大，大家太恭敬，所以怕。

伯昏瞀人说，这有什么不好？列子说，一个人啊，诚诚恳恳反省自己，学问修养都没有到，心中也没有真得解脱之道，虽然懂得了道，还没有成功，但是看外表，别人都讲我有道、有学问。外表的名气太大，形成社会上一种说法，某人不得了哦，再加上有一些学生出去乱宣传，说我有神通，头顶会放光，乱七八糟的虚名，这是很可怕的，是骗人的。我们修道的人怎么可以装出有道、有学问去骗人呢？这是人生的大病！

列子说，君王自己太劳苦了，要找帮忙的人，找我去当伙计，看我有什么功力成果。等于现在年轻人去找工作，工作有的是，你本事在哪里？社会就那么现实，要看你有功劳没有。列子说这样一来，我不是把自己出卖了吗？况且我也没有真本事，所以我害怕，不去报到，半路就溜回来了。这是说，一个人到了最高的位子是很可怕的，世界上的人求的就是高位。在道家观念，一切名利，功名富贵，都是很可怕的，是用生命去换来的，损坏了生命真正的意义，而这些又都是虚伪的。道家跟佛家的思想在宗教、哲学、文学方面都是一样的，注重生命的本源，而不注重其外形。

这一段看起来列子好像是真得道了，他懂得做人处世的道理。修道学打坐啊，明心见性啊，开悟啊，那个是静的道；得了道的人要知道用，懂得用。道不能起用就不能“致中和”，不能“致中和”，你成个死道干什么？为了你修道还弄个蒲团、盖个房子给你住在那里，风也吹不到，雨也淋不到，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然后还要我到你前面烧香磕头，去你的！你找个洞去钻吧！道学了就是要用的，要起而行之，这就是佛家的大乘之道。那么列子呢？在起用方面，他自己认为不够，因此不想出来，不想出山。

伯昏瞀人听了列子的报告，就很高兴，赞叹列子的观察很对。他吩咐一句话，你回去先修养自己，只管自己的心，有你这种思想，有你这个观感，社会上的人自然会拥护你、会捧你。讲过这一句话，他们就分手了。没过多少时间，伯昏瞀人去看列子，发现门口外面摆满了鞋子，知道客人很多了，他的群众基础很大了。伯昏瞀人学养比他高一点，近似于列子的老师，也等于好朋友。伯昏瞀人“北面而立”，面向北对着列子家（这是古代的礼貌），把手棍插在地上，“蹙之乎颐”。两颊叫作颐，人站在那里，把那个长手棍支在两颊这个地方，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列子家里招呼客人的马上跟列子报告，说那位伯昏老师啊看了一下，没有说话就走了。列子一听，来不及穿鞋子，拿着鞋光着脚就跑去追他，到了大门口，追到了。列子说，先生你既然来了，应该教导我，有好的意见告诉我，使我的毛病改正。

伯昏瞀人说，算了吧！我前面不是已经跟你讲过吗，我说你这样做人很对，避开了名誉、权位，不要钱，不要名，人品非常清高，人家会保你。现在果然不出所料，有那么多群众拥护你、捧你。“非汝能使人保汝”，他说你要注意，并不是你能够使大家来捧你；“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是你无法使人不捧你。这就很高了，到了最高境界。

现在的社会观念完全相反，大家都想求知名度，求知名度已经很不容易，再要做到无名，不使人注意，也不受人捧，这是更难了。譬如宋代名诗人辛稼轩的词，“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人生到这个境界蛮痛苦，忘掉别人，忘掉社会一切的关系，还容易做到，希望别人忘掉了自己，非常困难。别人不会忘掉你，尤其到圣诞节、过年，贺卡一大堆寄来。我很多年的经验，别人寄来了，不得已回一封，但是我很希望不要给我寄来了，晓得过年就算了。但是不可能，常常有贺卡寄来，要回贺卡就很头大，就有这个感觉。

《列子》这些话也是这样，你没有办法使别人忘掉你，能够不捧你，那就是最高了。伯昏瞀人说，因此你用不着问我对你有什么意见，人与人之间是彼此互相的感应，很难讲。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你现在有名，在佛学来讲是个大烦恼，是个拖累。人与人之间交游多了，认识多了，群众多了，是要出毛病的，至少会生出烦恼。一个人成名，或者成功，或者有钱，或者有地位，你觉得群众跟你关系很多，面子上很风光，但是你本身精神生命的无谓消耗就太多。可是一般来跟你做朋友的，不愿意告诉你，怕让你难过、刺激你。所以你到了这个地位时，听到的都是恭维的话，没有难听的。这都是别人来整你的，毒害你，因为被捧惯了的人，自己觉得了不起。

你们年轻人，刚出去上讲台时，叫你一声老师，你站在那里两腿发抖；慢慢教书教久了，真以为自己是老师，其实师老都不如，哪里是老师！我当年在师大听到年轻学生亲口告诉我，那个人不过是“叫兽”，不是教授，是会叫的禽兽，年纪大的叫“老叫兽”，年纪轻的叫“小叫兽”。你看人与人之间，竟然是如此！

可想而知，人到了某个地位，所听到恭维的话不是真的，“彼所小言，尽人毒也”，都是毒药，但却使人忘掉自己的本色，真可怜！古人有两句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谓风流就是潇洒，唯有大英雄才真能本色，我就是我，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管在哪个位子，不管上台下台，我还是我，保持本色。如果是真正的名士，学问好，他本身的言谈举止自然就有潇洒的风度气质，不是故意穿个夹克啊、牛仔裤啊，后面看起来很潇洒，那是假的，那是外形。

（选自《列子臆说》）

精明要有限度，更不能外露

周朝的周公、文王、武王是建立中国文化的中心人物，周朝流传下来的话，“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一个做领导的人，当然非要精明不可，但是精明要有个限度，而且精明更不能外露，这是中国做人做事的名言。

“察见渊鱼者不祥”，一个人眼睛太好了，河里有几条鱼都看得清楚，那是不吉利的，这个人会犯凶事，再不然将来眼睛会瞎。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譬如我们在儒家的书上可以看到，孔子有一天带颜回一班同学到鲁国的东门去看泰山，好像开同乐会一样。孔子看鲁国的东门时，就问这一班同学，东门有一条白练，像白布一样在走动，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等于孔子测验大家，你们看不看得见啊？结果大家都戴近视眼镜了，看不见。孔子说你们视力太差了，连我老头子都看见鲁国东门有一条白练在走。颜回在旁边说，老师啊！不是一条白练，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骑在白马上，跑得很快。孔子一听很惊讶，看颜渊一眼，愣了半天不说话，摇摇头。拿我们现在医学来讲，颜回读书用心太过，把精神外露了，所以四十来岁就走了。

这也是讲做人的道理，觉得自己非常精明，精明里头聪明难，糊涂亦难啊！由聪明转到糊涂是更难！所以精明得太过分了，什么小事都很清楚，就是不吉利。这一句话，我们为人处世千万记住，随时可以用到。有时候在处理一件麻烦事时，你只要想到这个道理，就可以完成很多好事，成就很多事业，自己人生也减少了很多麻烦。

“智料隐匿者有殃”，一个人的智慧很高，很聪明，别人家的隐私虽然你不一定看到，但是一判断就知道。这并不是好事，会有祸害的，这种祸害的原因那就很多很多。

这两句是名言，我们现在只是照文字的讲法，而真正运用在人生的境界上，有很多方面。不过注意！也有用反了的，为了这两句话，守住原则不知变通，你绝对变成一个大糊涂蛋，那必然注定失败。所以，运用之妙，还是在于智慧。

（选自《列子臆说》）

人要小心三种麻烦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予三怨，可乎？”

——《列子》

狐丘是个地名，丈人是指老先生，也许是道家古代高人，所以本身不留名字。狐丘丈人警告楚国名宰相孙叔敖，有三种事可以招致怨恨。将来年轻同学出去做事，乃至当一个家长，那些兄弟姐妹、太太儿女或者先生都会埋怨的。人只要一管事，所有人都会埋怨。

第一怨，“爵高者，人妒之”。一个人地位一高，任何人都嫉妒。“女无美恶，入宫见妒”，一个女人不管漂亮不漂亮，只要靠近那个最高的领导人，到了皇帝的旁边，所有宫女都嫉妒她，因为上面宠爱嘛。“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知识分子不管你有没有学问，突然同学里头有一位当了部长，一下入阁了，你们同学一边恭维他，一边心里不服气，你算什么东西啊！我还不晓得你吃几碗干饭吗！嫉妒是必然的。有些知识分子学问好了，怕出来做事，不敢过于信任自己，非常慎重，因为一个错误办法下去，危害社会久远，受害的人很多，看通了，做学问是为自己，去做隐士。有些领导懂这个道理，故意把社会仇恨挑起来，方便自己领导。

第二怨，“官大者，主恶之”。官做大了要非常小心，地位高，出将入相，所谓功高就震主。老板会怀疑你，会害怕你。这是人生经验，不是年轻人所能够想象的。

第三怨，“禄厚者，怨逮之”。待遇高了，担任了重要主体的事，只要有一点错误，大家都怪领导错，不会怪自己。这个很简单嘛，目标高，要打靶，一定往最高处打。所以地位到了最高处，一点都不好玩。不要说地位，像我们年纪大了，稍稍有一点知名度，走一步路都要小心。如果在地上打个滚啊，明天报纸都给登出来了，人生到此真不好玩。

孙叔敖的答复是“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爵位越高我越谦虚，越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对别人更尊重。官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小心，没有一点傲慢。薪水越拿越多，拿来的薪水帮助社会贫穷的人，帮助亲戚朋友也越多。所以他说这三件事跟自己都没有关系，我还是我，是个平民老百姓，这三种怨都到不了我身上，此所以孙叔敖在历史上成一个名相，不但是名相，也是名臣，同时更是国家的良臣、大臣，了不起的人物。历史上很多名臣，不一定是良臣，不一定是大臣，至于奸臣之类那谈都不要谈了。

孙叔敖还有一件更了不起的事。他在楚国功劳之大，那可不得了，可是他死后，家人生活很困难。晏子、诸葛亮也是这样，这一班历史上所谓名臣、大臣，死后有些人连棺材都没有。而在世时那个威权，一只手就可以把太阳遮住。这是大国文化，历史上这样了不起的人很多，年轻人要注意。

孙叔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财产，但是他还吩咐儿子，楚王对我非常感激，每次想封我，我始终不要。等我死了以后，楚王一定怀念我，晓得我不肯接受，一定要封你。你可以接受，不过我嘱咐你，好的黄金地段千万不能要，你只问他讨一个坏地方。有一个荒凉的小山坡，很大，平常闲在那里没有用，谁都看不起，没有人要，地名也不好，叫作寝丘，就是做坟墓之地。你要了这个地方，后代子孙才可以永远保留。这就是道家的思想，人之所弃我取之，别人要的，赶快让。

孙叔敖一死，楚王果然要以最好的地方封他儿子。他的儿子也很高明，推辞了。其实历史上还有一段内幕，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话，“人在人情在，人死就两丢开”。孙叔敖死后，楚王也忘掉他的儿子了，因此有一个“优孟衣冠”的故事，唱戏的优孟看到孙叔敖的儿子那么可怜，楚王忘记了孙叔敖的功劳，就演话剧，扮孙叔敖给楚王看，楚王一看就想起来了。然后这个戏子在台上讲，做人不要做孙叔敖，对国家那么大的功劳，死了儿子在那里挨饿。楚王一听难过了，把他儿子找来，封很好的地给他，那么这个儿子照爸爸的意思，要了那个最坏的地方。楚王当然答应了，孙叔敖的子孙后来永远保有这个坏地方。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千万不要占眼前的便宜，年轻人做人也好，讲话也好，不要只顾眼前，要看结论，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的，都是人生的结论。

（选自《列子臆说》）

轻诺者，多半寡信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老子》

这是老子把人世间的经验累积起来，告诉我们，一个轻诺的人必定寡信。我经常告诫年轻同学，不可随便答允别人的请托。有人托你上街代买一块豆腐，另有个人托你带一包糖，你都说可以，结果回来都忘了，反而害人菜炒不成，咖啡喝不成，误了事。随便允诺则难守信，换句话说，观察一个人，轻诺者，多半寡信。历史上有“侠义道”之说，就是“任侠使气”，喜欢讲义气、管闲事的人叫侠客，这类人脾气大，看不惯不公平的事，自己吃饱饭没有事，喜欢替别人抱不平，坐在家里也吹胡子瞪眼睛。这种任侠的人必定“使气”，因为养气不够之故。但是，一个真正任侠的人，一定“重然诺”的。

比如季布，历史上写这个人就是很重视承诺，你要求他一件事，他不轻易答应，只要答应就一定做到。这种任侠使气的作风演变成后来的帮会流传。现代青年喜欢谈帮会，但并不懂什么是帮会。真正的帮会，有个名词“三刀六眼”，就是“重然诺”。当朋友双方有意见吵架时，第三者答应出来调解，这一个答应的人，就要准备把一条命赔进去。如果两方不听劝解言归于好，自己抽出刀来，在大腿上插三刀对穿成六个洞眼。这三刀六眼很严重，整个帮会的人再没有不听他调解的了。任侠使气是为什么？为了别人两方的平安和谐。

《史记·刺客列传》只举了荆轲这一个人的例子，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有人对人家给自己的好处都不理，等到最后老母亲死了才对那人说，你一直对我好，我几十年都记得，为什么不理？因为还有母亲在，现在母亲过世了，我已无牵挂，现在我这条命也是你的，这叫作“重然诺”。所以为人之道，不可轻诺而寡信。人生在世，常想做很多事，帮很多人，结果一样都办不成，因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精力，没有那么多时间。

《论语》记载，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想要布施、救天下的人，少吹牛了，救一个算一个，还算切实一点。有一些人动不动要学佛度众生，事实上自己的太太或先生都度不了，还度什么众生呢？

“多易必多难”，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认为天下事不难，最后你所遭遇的困难更重。天下事没有一件是容易的，都不可以随便，连对自己都不能轻诺。有些人年轻时想做大丈夫，救国家，劝他慢慢来，先救自己，有能力再扩而充之，否则自己都救不了。

一位在国外教学回来的人感慨说：“我们从小读书到现在，读了一辈子书，又做几十年事，对于父母所给予恩惠的这笔账，一毛钱也没有还过。”他所说的一毛钱，当然不是完全指金钱，是说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正如《红楼梦》贾宝玉对自己的描述，“负父母养育之恩，违师友规训之德”。许多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活了几十年都还在这两句话中，违背了老师朋友们所规训的道德，一无所成。我们年轻人都应立志，结果几十年都没有做到自己所立的志向，这也是轻诺。所以人生要了解，天下事没有一件是容易的。

“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重视天下事。他不但不轻视天下事，也不轻视天下任何人。因此，才不会有困难，才能成其为圣人！老子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天下无难事，但是要有大智慧去找出容易的关键，否则都是难事，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选自《老子他说》）

喜怒不形于色，才是厉害角色

不出户庭，无咎。

——《周易》

这是《易经》节卦初九爻的爻辞。水泽节，水到了池塘里头，或者海洋里头，就被节制住了。

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孔子对这个爻辞的解释，是讲人生哲学的道理，并不是卜卦用的。“不出户庭”表面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脚不踏出大门，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思想不要去到台阶外面，以免出毛病。所谓的保密、机密，就是从《易经》这个地方来的。当祸乱要来的时候，是“言语以为阶”，是你自己先讲出来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爱讲话的人是非就多。“君不密则失臣”，好多的领导人也一样，政府一项任命，还没有发布，外界便胡乱猜测，什么人要任部长了，什么人要做什么了。假使我当老板，我就偏不用这个人。本来我是想用这个人的，经你们大家一哄，我偏不用他。还有大臣的奏议，皇帝随便泄露出去，那你的大臣便再也不会对你有向心力了。

“臣不密则失身”，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经验，汉唐时代有位大臣，向皇帝上奏折，那很严重啊！回到家里，穿上朝服，门关了在书房里起稿，太太小姐都不能看，不晓得他写的是什么。写好了稿，第二天叫家人把棺材准备好，抬着上朝。谏诤不好，便要死在朝堂。那他为什么还要上奏折呢？一个大臣就是要向老百姓负责，要向国家负责，要向历史负责。大臣上奏折，就是准备着死。所以我们要读奏折，才能了解那一代的历史。古时大臣的奏折，除了皇帝知道外，他绝不对外面讲。古人说话，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要对千秋万世的后代子孙负责。这种精神只有中国文化里边有。现在的人乱闹一气，不要说管你子孙不子孙，连父母祖先都不管了，还说什么中国文化！

这里谈到大臣对奏折的重视，就是孔子所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的道理。节卦的道理就是慎密，不要出门，任何事情在没有成功之前，都要慎密。我们平常说某人喜怒不形于色，也就是深藏不露，很有涵养，像刘备一样，才真是厉害的角色。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第五章　先学怎么做下属

第一等人都在领导变化

《长短经》这本书大家也许很少注意到它，作者是生在盛唐时代的赵蕤，也是道家人物。他纵有一肚子的谋略学问，但在升平时代，又有什么用处？所以一生没有出来做官，只有著书立说，写了这部《长短经》传世，自己去修道当隐士。虽受朝廷征召，始终不肯出山，因此在历史上，称他赵征君，有名的诗人李白就是他的学生。

中国人都讲李白、杜甫是名诗人，实际上李白一生的抱负是讲“王霸之学”，可惜生的时代不对，太早了一点。唐明皇的时代，天下太平，到天下乱时，他已经死了，无所用处。如果再迟一点，在安禄山、史思明以后的乱局，也许李白可与中唐拨乱反正的名相李泌并驾齐驱，各展所长，在历史上便不只属于诗人文士之流，或者可有名臣大臣的辉煌功业呢！

《长短经》又名《反经》。这个“反”字是说天地间的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善恶，也没有绝对的是非。这种思想源流，在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是根据《易经》来的。古人对于反面的东西不大肯讲，少数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只有老子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虽然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高深的慧学修养，但也导致中华民族一个很坏的结果（这也是正反相对），因为把人生的道理彻底看通，也就不想动了。

其次，所谓反，是任何一件事，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变化，没有绝对的好坏。我们拟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就变成坏的。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住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终于被时代遗弃而去了。《长短经》的原则就在这里。

这本书在古代，尤其在清朝几百年间，虽然不是明禁，因为是古书，没有理由禁止，可事实上是暗禁的，它所引叙的历史经验到唐代为止。到了宋朝，《素书》就出来了，以前也有，但宋朝流传下来的《素书》是不是汉时原版无从证明。到了明末清初，另一本书《智囊补》出来了，作者冯梦龙是一位名士，把历史经验都拿出来了。我们如把《左传》《国语》《战国策》《人物志》《长短经》《智囊补》以及曾国藩的《冰鉴》等编成一套，都属于纵横术范围以内。长短之学和太极拳的原理一样，四两拨千斤的本事，举重若轻，要想办法掌握力的巧妙，用一个指头拨动千斤的东西。

（选自《历史的经验》《老子他说》）

你是哪一种人才

下面通过《长短经》中的一篇《臣行第十》，来谈谈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大臣，换句话说，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干部。

许多同学喜欢讲历史，喜欢读《资治通鉴》一类，高谈阔论，煞有介事，觉得蛮好玩的。不过，读多了历史，尤其读多了《资治通鉴》，反而会害了你。我不是说读历史不好，只是要你明白，过去中国历史的著作是偏重在标榜圣君贤相的人治，你读多了历史，不知不觉间就隐然有以圣君贤相自命的味道，等于每个人看小说、看戏，往往把好的主角隐然自比起来，你总不肯自比戏里的那些坏蛋吧！一个平平凡凡的好人，居家处世，居然在心理上无形中模仿了圣君贤相以自命，岂不自招其祸、不伦不类吗？

人人都说《资治通鉴》好，事实上，也实实在在真好。可是，司马光写这一部通史，它的主要重心是给当皇帝的人看的，是用来教育皇帝的教科书，所以叫作“资治”。资就是帮助、帮忙、资助；治便是政治。它是教皇帝对于古今政治上的得失成败要好好研究，以这部历史来做借镜，做榜样，做反省。你我既非龙种，又非相才，读史便要小心，不可强自入于圣君贤相之列才对。此外，什么《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也都是教皇帝的教科书，重点属于君道，所以望之不似人君的我们，还是先由臣道开始，把臣道学好。

这个臣行所培养的干部，可以说是最高的干部，拨乱反正的干部。他先把臣道分类来讲，正臣六类，邪臣六类，相互做对比。

（一）王者之师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照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赵蕤分类出来的第一种人才是圣臣，如《素书》里讲的伊尹、姜尚、张良，都可算是圣臣，在上古属于三公之流。他们的位置最高，等于现代国家最高的顾问，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管哪个部门，所谓坐而论道，并不是坐在那里玩嘴巴吹牛。他们的行为就是“萌芽未动”这几句话，天下一切大事，像植物一样，还没有发芽的时候，态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地洞烛机先，知道可不可以做，做下去以后，存亡、得失的机要，都预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预先防止，使他的老板永远站在光荣这一面，能做到这样的，堪称第一流干部，叫作圣臣。在历史上这种第一流的干部，都是王者之师。

（二）眼光高远的大臣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

自己很谦虚，每天帮助领导人做好事，贡献宝贵的意见，这种在古代称为“骨鲠之臣”，骨头硬的大臣，就算自己马上被免职没有官做也没关系。他们主要是为了使领导人走上好的一面，领导人不对的，就是不对。历代都有这种大臣，宋太祖之初有一位大臣去看皇帝，当时皇帝穿了睡衣在宫里，他就背过身子，站在门外不进去，皇帝叫侍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说皇上没有穿礼服，一句话把皇帝整得脸都红了，赶快换了代表国家体制的礼服出来接见。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骨鲠之臣绝不马虎，因为皇帝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清实录》里就讲到，康熙自八岁登基，六十一年皇帝当下来，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即使一个人在房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把头上戴的礼帽摘下来，就是如此严格管理自己。所以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对待自己非常严格，这是很痛苦的事，自己如果克服不了自己，而想征服天下，是不可能的。这里讲到的大臣，对领导人要“勉主以礼义”，要劝勉老板守礼行义。“谕主以长策”，告诉老板要眼光放得远，做长久的打算，使他好的地方更好，坏的地方改掉，这个样子，叫作大臣。

（三）夙兴夜寐的忠臣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忠臣，为国家办事，起早睡晚，同时要“进贤不懈”，就是推荐人才。这件事在中国古代很重要，一个大臣如果不推荐人才是不可以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政治道德，前辈大臣用各种方法来培养后辈，予以推荐，而且有好人才就推荐，不可松懈停顿。过去的大臣都是深通历史，如司马光，著有《资治通鉴》，他也是大政治家。他一度被贬回家，后来皇帝有许多事情要找他谈，他接到命令进京。老百姓听说司马相公蒙皇帝召见进京，高兴得跑到郊外去排队欢迎。司马光看见这情形，问明白了原因，立刻往回走，不进京了。这就是太得众望了也不好，这就是司马光做人小心的地方。同时，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当荣耀来的时候，高兴不要过头，过头了就不好，花开得最好的时候，要见好便收，再欣赏下去就萎落了。

清初，内廷有一个祖宗规定，皇帝每天早晨起来，一定要先读先朝实录，学习祖先处理政事的经历，可见历史经验有如此重要，不管读得多熟，每天要读一下，以吸收经验，启发灵感。随时以自己历史的经验来辅助皇帝的才是忠臣。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为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这里是以附注的形式，对“忠臣”做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有人问袁子，故少府杨阜不是忠臣吗？他答复说，像杨阜这样的人，只能称直士，他行直道而已，算不得忠臣。杨阜是三国时的魏人，因打马超时有功，被封为关内侯，魏明帝时又升了官，这人有一个抱负，历史上写他“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因此历史上写他“敢抗疏”。“疏”就是给皇帝的报告，“奏议”是建议，“奏疏”是与皇帝讨论问题，“抗疏”就是反对皇帝的意见。杨阜是常常提抗疏，上面收到他这些意见，看是看了，但往往不大理，他看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就提出辞官，但没被批准，上面还是认为他很好。历史上有一则故事，有一天他看到魏明帝穿了一件便服，而且吊儿郎当，就很礼貌地告诉魏明帝，穿这样的衣服不合礼仪，弄得皇帝默然，无话可说，回去换衣服。还有魏明帝死了一个最疼爱的女儿，发丧的时候，魏明帝下命令表示自己要送丧，这一下，杨阜火了，他抗疏说先王和太后死了，你都没有去送丧，现在女儿死了要送丧，这不合礼。当然杨阜的话是对的，但魏明帝到底是人主，并没有理他的反对意见。在历史上这类故事很多。

《长短经》在这里借用他对忠臣的意义，做一个阐述。像杨阜这样的人，可称为是一个直士，很直爽，有骨气，但还不够算作忠臣。什么理由？作为一个大臣，发现领导人错了，当面给他下不去。虽然指出他的不对是应该的，但方法有问题，结果是自己在出风头而已。有如和朋友在一起，在朋友犯错时，要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时，私下告诉他，不能当别人的面说出来，给他下不去。而魏朝的另外一个大臣司空陈群，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学问、道德样样都好。研究三国，魏曹操父子之能够成为一个正统的政权而维持了那么久，不是没有理由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很有他的道理。在曹操父子的部下里头，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像陈群就是有名的大臣，有忠臣的风度，他和高级的人员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上面领导人的错误，只是直接“抗疏”，送报告上去，指出哪点有错误，哪点必须改。但是他上了几十个奏疏，有的是建议，有的是批评，而他的朋友同僚都不知道他上了疏，自己绝对没有自我表扬。所以后世的人，都尊陈群是一位长者，年高，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厚道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像杨阜只是行道的直士。其实，不但对领导人应该这样，就是对朋友，也应该这样。

（四）明察成败的智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智臣在现代的说法，是有高深的远见，成败祸福，事先看得到，老早防着它的后果而采取适当措施。一个政策下来，只看成功的一面，一旦失败怎么办？要早防而救之。“塞其间”，间就是空隙。处理任何一事都必须顾虑周全，即使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总难免其中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要先把漏洞堵塞掉，把失败的因素消灭了，把祸变成福，使上面领导的人没有烦恼、痛苦、愁闷。这就叫作智臣。

（五）奉公守法的贞臣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再其次，就是负责任，守纪律，奉公守法，上面交给任务，负责做到，尽自己的力量，不贪污，乃至送礼来都不受，生活清苦简单，这种人是贞臣，廉洁之至，负责任的好公务员。

（六）敢于讲话的直臣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国家在昏乱的时候，对上面不拍马屁，不当面恭维，而且当上面威严得很，生气极了，谁都不敢讲话的时候，他还是敢去碰，当面指出上面错了的事，这样就是直臣。

赵蕤首先提出来，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这六种干部，叫作六正。

（选自《历史的经验》《孟子与公孙丑》）

六种反面的人才

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是六种邪臣，不是正道的干部。

（一）随波逐流的具臣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这里的具臣，和《论语》中所讲的具臣又两样了。这里说，有些人规规矩矩，安于那个官位，只要不出毛病，反正拿薪水，对于公事都办，但并不特别努力，随着时代的潮流，沉就跟着沉，浮就跟着浮，对现实把握很牢，随世俗走，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现代的名词，“水晶汤圆”就是这种人，又透亮，又滚圆。这种人只是凑凑数的，聊备一员而已。

（二）与主为乐的谀臣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拍马屁这一类的，历史上这种人也很多，近代史中最著名的，有清朝的和珅，乾隆皇帝的嬖臣，就是这样。对上面光是：“好的！是的！”这还不算，肚子里还在打主意，隐隐地，暗暗摸清主管的毛病，爱好在哪里，然后投其所好，这种投其所好的人，也有他们的一套，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譬如说，一位主管，什么都没兴趣，就是好读书，于是谀臣这一型的人，也会装着好读书。所以上面仁义道德，下面满堂都仁义道德。《战国策》里就有这样的故事。齐桓公最讨厌紫色的衣服，他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这很简单，你明天开始，见到穿紫衣服的走到面前，你就说臭得很，叫他走远一点，这就行了。齐桓公照样做了，一个月以后，全国都没有穿紫衣服的人。所以我们读书要注意，一般人常引用曾国藩的话，社会风气的转变，在一二人的身上。但要知道这一二人不是你我，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因此上面好什么，下面跟着就是什么，这是非常大的力量。这一类的人，只是讨好领导人而已，偷偷摸摸，不走正道，专门巴结主管，往往因此害了这位主管，他也不管。这就叫作谀臣。

（三）嫉贤妒能的奸臣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这一段说到奸臣了，很明显地说奸臣内心里非常阴险，外表上看起来则小心谨慎，规矩得很。奸臣就是心存阴险，看起来很小心，很会说好听的话，态度上讨人喜欢，而最严重的是忌贤，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专门在领导人面前说对方的好处，隐瞒其缺点。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领导人面前，不表示意见，冷冷的态度。点点滴滴造成坏印象，就够了。结果使上面的赏罚不当，该赏的不赏，甚至反而罚了，该罚的没有罚，反而赏了，于是命令下去不能贯彻。这一类的，就是奸臣。

（四）善于离间的谗臣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谗臣和奸臣很相近，嘴巴坏得很，这种人很多，他的知识渊博，学问好，错了的事，他总有办法，或者以言辞理论，或以行为动作，把错处掩饰过去，很会说话，硬能把人说服。而且他的才智论辩，可以把人家兄弟、父子之间，家属的感情离间，同事相处，也挑拨离间，破坏感情，这是谗臣。

（五）结党营私的贼臣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像王莽一流，历史上一些篡位的臣子，最后都到了这个程度，这种人就玩弄权了，用他的势力，可以颠倒黑白，以轻为重，自己结成党派，专门搞自己的事，乃至下假的命令，以达到自己的显贵，这种人就叫贼臣。

（六）亡国之臣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第六种是亡国之臣，他帮助老板走上坏路，把错误都归到老板一个人的身上，实际上是部属的错误。这一点，由历史、人生的经验看，是非很难讲，公务员没有把事情做好，而老百姓都骂领导人。做领导人的确很可怜，下面常常陷主于不义。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工商时代也如此，这是一般人类的心理，很自然的，没有办法，这类人是亡国之臣。

（选自《历史的经验》）

交一个真正的朋友

中国历史上讲朋友的交情，都以管鲍之交做标榜，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写过，可是《史记》在《列子》之后，所以也可能是用《列子》的材料做参考。这里我们就用《列子》的记载来讲。

朋友这一伦非常重要。一个人啊，有时上不可以对父母兄弟、下不可以对妻子儿女讲的话，只有朋友可谈，痛苦烦恼的心事只有向朋友诉说。但是这种朋友哪里找啊？朋友分类，有经济上的朋友，可以借钱的；有些人你跟他好得要死，但是不要问他借钱，只要借一毛钱，交情就完了；有些是政治上的朋友；有些是点头之交的朋友，街上看见点个头，也是朋友。

可真正的朋友，只有两个人，一个死掉了，一个没有生，所谓“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好兄弟不一定是知己朋友，没有办法谈心。人家说夫妻意见不同是“同床异梦”，我说胡扯，世上哪有同床做一样的梦！同床一定异梦的嘛！这也说明人与人之间心性很难沟通。真正沟通了，够得上朋友，也很难，所以历史上只有管鲍是知己。很多青年同学有笔友，通信也是朋友，我说三年五年最长了。通信时的好朋友，一见了面，不到三个月，完蛋了，因为理想中的都是好的，现实都是坏的。

管仲与鲍叔牙两人的感情好得很，两人都在齐国，管仲支持齐国公子纠，鲍叔牙支持公子小白，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两个人虽然是好朋友，一个帮老大，一个帮老二。齐桓公的父亲有很多妻妾，可是妻妾不分大小，这样一个混乱的家庭，全国的老百姓已经判断会有大乱。管仲帮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帮公子小白到莒，莒是山东一个县。果然，老王一死，政变起来了。

过了没多久，一位大臣公孙无知看齐王家庭没有人接位，自己想来当王。公子纠和小白都得到消息，哪个先回来就接王位。二人在路上碰到了，就打起来。管仲拿起弓来，想把公子小白一箭射死，刚好射在皮带的铜环上，打不进去了，这不是命吗？结果小白先进齐国，当王了，就是齐桓公。小白威胁鲁国，要它把哥哥公子纠杀掉。帮忙公子纠的是召忽、管仲两人，召忽当忠臣，就拔剑自刎死了；管仲不肯死，被鲁国抓去关起来。齐桓公已经当了王，写公文要引渡管仲到齐国来。

管仲做了囚犯，戴上手铐，从鲁国一回来，马上就要被杀头。鲍叔牙告诉齐桓公，管夷吾的才能很大，可以治国，做宰相。齐桓公一听，你老兄怎么搞的，他是我的仇人呀，一箭几乎送了我的命，我就想把他要回来杀掉的。想当工商领袖、政治领袖的要注意，鲍叔牙说了一句话：“吾闻贤君无私怨。”一个好领袖不计私仇，没有私怨，但问是不是人才，能不能替国家做事。私怨算什么？你又没有死，还记这件小事干吗？你要找一个人才多难啊！这是历史上的名言，做人也是一样。你看鲍叔牙这个时候多得意啊！齐桓公靠他保进来，当了王，当然对鲍叔牙言听计从。所以他又说了第二句话：“且人能为其主，亦必能为人君。”你要知道，他当时保你哥哥，当然为你哥哥尽忠，我当时也想把你哥哥杀掉啊！人各为其主嘛，他既然能够忠心帮助他老板，如果你把他收服，他也能帮你，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除了管仲，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帮助你成霸主。

齐桓公在历史上是窝囊君王，什么都不能，又好吃好玩，就是用了管仲、鲍叔牙，成功了，实际上只用了一个管仲。像他那么一个花花公子，能当领袖就是因为懂话、听话，只要是对的，他就听，于是马上把管仲从鲁国引渡过来。鲍叔牙很了不起，虽当了部长以上，还跑到飞机场老远在等。齐桓公在办公室门口欢迎管仲，给他行个礼，马上发表官位，“而位于高国之上”，高国是齐国权威最高的，也就是当宰相了。

你看鲍叔牙这个朋友，管仲这一条命都是他救的，管仲穷的时候，吃饭都是靠他。这时管仲在他推荐之下当了宰相，鲍叔牙则“以身下之”，看到他就行礼，看到管仲坐在上位，他绝不敢坐在旁边，这就值得学习了。像我有两位朋友，当年一起都是少将，后来一位升了中将，两人本是好朋友，出去的时候，该在一起嘛，却一个走在前面，一个就站在旁边。我说这就是他的成功，懂吧？朋友是朋友，阶级不同，代表国家职位，公事上要这样。如果到私人家里，骂架都可以，但不能给人家看见！

花花公子齐桓公什么都不管，一切交给管仲，而且还不称他宰相，也不叫先生，叫他“仲父”。这个名位大了，这不是官位，仲是管仲的号，父是代表男性，大丈夫，是尊敬。刘备对诸葛亮是朋友相处，齐桓公对管仲是以老师对待。中国历史上的名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这是孔子的学生曾子说的。能谦下于人，把人才当老师看待，可以称王。刘备用诸葛亮以朋友相处，所以只能守一个小小的局面称霸。用学生的，不讲了，下面文章有。这三句名言，古今中外历史，都没有违反的。齐桓公遂在国际上称霸，领导一个时代。

管仲尝叹曰：“吾少穷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大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这一段是有名的文章，也是名言。管仲平常感叹，他说我跟鲍叔牙合伙做生意，赚了一点钱，我就多拿，给他的少，鲍叔牙并没有怪我贪心，他晓得我很穷。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办到，一毛钱都要争得脸红，两毛钱就流鼻血了。鲍叔牙托我干的事，我没有一样给他做好，他没有怪我笨，只说我运气不好。我三次当公务员，三次都被赶掉，鲍叔牙没有认为我不对，晓得我运气没有来，时间没有到。我做军人去作战，屡战屡败逃回来，鲍叔牙不认为我窝囊，他晓得我还有一个老母在，我死了妈妈怎么办？别人都笑死我了，只有鲍叔牙可以原谅我那么没有勇气。这一次政变，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但我没有，为什么？我认为自杀对国家天下没有贡献，小忠小孝而已。我要大忠于天下，不愿意死，只有鲍叔牙懂我，所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这就叫管鲍之交。

此世称管鲍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实无善交实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鲍叔非能举贤，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仇，不得不用。

当领袖的只要一个人真能干，能够治天下国家，有助于他，他就会用，所以是“善用能者”。其次说到“善于交者”。《论语》提到另外一个齐国名宰相晏子。晏子名叫晏婴，是有名的矮子。他跟孔子交情很好，《论语》里有一句话，“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交朋友要像晏平仲一样，尤其“久而敬之”，跟他做朋友越长久，越发现他的长处，对他越起恭敬心。恭敬心很难，朋友交久了以后，等于男女恋爱时，彼此客气得要命，彼此能够原谅，明知他是错的，也觉得很可爱。结了婚以后，明明是长处、很可爱的地方，反而非常讨厌。这就不是“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了。

历史上记载，本来齐景公准备请孔子到齐国去，把政权交给他打理，但是晏子反对。看起来好像晏子对孔子很不好，仔细研究，这就是孔子佩服他的地方。因为当时齐国已经很乱，孔子如果来了，后果不堪设想，恐怕自己和弟子的命都会送在齐国。晏子为了爱护他的领袖，也爱护孔子这个朋友，宁可让这件事办不成。这就是所谓善交，管仲也是一样。

“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这是说其实管鲍不是真正的善交，齐桓公也不算真用能者。这个话很刻薄了，像管鲍的交情还不算善交，像齐桓公的度量还不算真用能者，这是什么理由啊？

下面就是《列子》的哲学，“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这个话很难懂了，一个真正善于交朋友的人，并没有一个目的要善交，要做到对每一个朋友好，或者对某个朋友好，有这个观念已经做不好了，所以“实无善交”。

一个领袖或老板，想把每个人用得很好，对每一个人都很优待，那也用不好。因为人的个性各自不同，譬如汉高祖，豁达大度，一边骂人，一边喝酒，一边还在洗脚，一边召见大将军。有人说你这样没有礼貌，好，好，不要洗脚了，听你的。这是他的天性，态度非常天然诚恳，没有故意的“善于用能”或者交朋友。如果故意要善交，有此存心，一定做不好。这是该篇的宗旨，就是力与命。天然有领袖气度与才能的人，自然做得很合适。所以像鲍叔牙对管仲，也是自然天性。这在中国文化里就叫作友爱，所谓“兄友弟恭”，兄弟朋友之间真正的好、真正的爱。如果为了学佛学道，或者讲道德，才对兄弟朋友特别好，已经不对了，是假的，做不好的，要自然天性才行。

下面对这段历史再做评论，这是道家的看法，很深刻。“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并不是召忽必须要为公子纠尽忠，非死不可，事实逼到那里，不得不死，也非死不可。我们经常讲历史上忠臣非死不可，有一句名诗，“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湖北长江边上有个息夫人庙，纪念春秋时的息国夫人。息夫人很漂亮、很有名。息国是小国，楚王好色，听到息夫人很漂亮，要息国把太太送上来，息国不肯，结果就被消灭，息夫人还是被楚王抢去了。历史上对息夫人有所微词，说她当时为什么不死，有人不同意，才说“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中华民族要求尽忠，结果变成要求去死，但是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以召忽跟管仲来讲，管仲当然不会死，因为他与鲍叔牙商量好的，一个帮小白，一个帮公子纠，也就是故意安排的。管仲晓得成功的那一方有好朋友鲍叔牙在，到时候一定会帮忙保全他。这是后人很尖刻的看法，老实讲是不应该的，如果这样评断，世上就没有一个真好人。换句话说，人用这种眼光来看历史、看古人，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列子》论这一件历史事实的时候，看法就不一样，只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等于文天祥、岳飞一样，不得不死，这就是“死有重于泰山”，这一死的价值在历史上的分量很重。

“鲍叔非能举贤，不得不举”，他说鲍叔牙为什么推荐管仲呢？他是不得不举啊！齐桓公称霸，需要人帮助；鲍叔牙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几个高级干部也做不到，观察天下人才，只有管仲，因此不得不推荐管仲。

“小白非能用仇”，明明是仇人，恨死了，结果用了之后自己成为一代名君。并不是齐桓公度量真正大，而是“不得不用”，这就是“力”的问题。力就是那个趋势，当你肚子饿极了，看到一碗饭，实在不应该吃，不属于你的，可是已经饿了四五天，那个形势下就不得不吃。人到了某个时候，看到毒药都要吃下去，就是不能不如此。

但是我们要知道，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人生经验，做人用人时，有时候是不得不用，有时候是不能用，不应该用，有时宁可死，以换取生命的价值。这一句话，文字上是那么讲，但是我们也要了解，所谓鲍叔牙不得不举，小白不得不用，那是利害关系，而其中仍有了解、友情、欣赏等感情因素，绝非只有利害的想法。我们的思维观念，对别人的作为，不可轻易认定为利害关系。

（选自《列子臆说》）

如何给领导选副手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夷吾曰：“公谁欲欤？”小白曰：“鲍叔牙可。”曰：“不可；其为人也，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理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小白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

——《列子》

管仲年纪大了，临死之前，齐桓公来看他，很恭敬地说，“仲父，你的病严重了，你不忌讳我讲一句话吧？”大概管仲点个头表示可以，他就问了：“我找谁接你这个位子呢？”

管仲一听，说你心里想交给哪一个啊？因为小白下面有两派，一派就是三个好人，管仲、鲍叔牙、隰朋；另一派是马屁派，有竖刁、公子开方、易牙三个最坏的，管仲等人在位置上，他们三人不敢动。易牙是名厨师，齐桓公有一次讲，天下美味我都吃过了，只有人肉没有吃过。第二天易牙给他做了一碗肉，特别好吃，他问这是什么肉啊？易牙说你没有吃过人肉，我把我的儿子杀了给你吃。易牙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要修个马屁庙，庙里的祖师爷就应该是他了。历史上有名的皇帝，像周宣王、汉宣帝、唐太宗这些人物，这一套就吃不开了，这种人立刻疏远，不要了，不把他杀掉已经很客气了，因为这个行为违反人性。齐桓公就属于历史上不同的一个人，觉得易牙杀儿子给我吃，对我感情太好，所以才有这样三个小人在旁边。

年轻人要注意，作为干部，你看管仲的大臣风度，我们年轻同学没有经验，被领导这一问，可能就会说交给老王啊、老李啊。管仲不是，“公谁欲欤？”他先把小白的心理抓住，防止他后面乱，你心里想交给谁啊？这一句把小白问住了，他不敢对管仲讲的，这时他有点怕管仲，不是权威的怕，是道德上尊敬。所以管仲就是叫他自己讲出来。一个领袖不能随便讲话，他只好提正派的人物，说鲍叔牙可以接你的位子吧？这是管仲最好的朋友，但是管仲说不行！前面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管仲一生的事业在历史上留名，诸侯间第一位名相，权位之大，是鲍叔牙培养出来的，宰相位置你不干，总该他干了吧？管仲却说不可。这才是真朋友，当然只有管仲能做这样的朋友，也只有鲍叔牙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是别人，不恨死才怪，我帮了你一辈子，你要断气了还不推荐我！结果鲍叔牙听了，不晓得多么感激管仲！什么理由？这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作风。

管仲把鲍叔牙看得透透的，他说鲍叔牙人格太好，不能干大政治。头脑太清醒的、太爱干净的人没有福气；反而脏兮兮的、邋里邋遢的，福气好得很。中国人讲话，选媳妇要选一个丑一点的，“福在丑人边”，太漂亮就红颜多薄命，同样的道理。鲍叔牙这个人太好了，既规矩，又清廉，人格高尚，要求自己太干净了，不能玩政治。难道政治是坏人玩吗？不是。大政治家能够包容好人，也能够兼容坏的，黑的白的，五颜六色，他都能够包容。这个社会就是形形色色，要能够包容得了形形色色才行。鲍叔牙对于不如他的人，比他穷的人，学问、人格、一切不如他的人，宽大得很，能够包容。可是有个毛病，你如果做错一点事，讲错一句话，人格有一点毛病，他会牢记，认为这个人不行。这一种好人社会上很多哦，主观成见特别强，这怎么可以做领导人啊！你如果把国家、全国的政治大权交到他手上，搞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你齐桓公，而且充其量干一两年就出大毛病。

这就是管鲍之交，管仲敢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换过来鲍叔牙也可以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管仲也”。

既然鲍叔牙不行，那谁行呢？管仲说，要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把政权交给隰朋。隰朋这个人，才具没有管仲好，但人很可爱，管仲对他的评语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他作为部下，长官不会害怕他，不会防备他，觉得他很可信任，因为上面会忘记这个人。你说谁能够做到？像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你再好，坐在旁边我也不会忘记啊！觉得有个人坐在这里是一种妨碍。如果一个人坐在这里，使我们忘记了他，这个人不是菩萨就是鬼了。那真是好人啊，好得使你忘记他。如果上面随时记着你，那要命了，这件事不能让你知道，让你看到不行，那就难办了。这个忘不是忘记你这个人，是忘掉你在这里的妨碍，这样就没有压迫感了。年轻同学能做到这样就成功一大半，后面就好办了。部下对他没有不信仰的，没有部下会违背他。这一句考核，说明这个人已经可以当宰相了。

“愧其不若黄帝”，他的道德还不止如此，他自己每天总觉得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天天求进步，惭愧没有像我们老祖宗黄帝那么伟大。“而哀不己若者”，对部下有些程度不及他、人品不及他的，很怜悯同情，没有傲慢，没有看不起人。“以德分人谓之圣人”，能够以道德感化人的是圣人。“以财分人谓之贤人”，能够拿经济钱财帮忙别人，已经够得上贤人。“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这个“临”字要注意，居高临下叫作“临”，自己觉得有能力有恩惠给人家，有贤德给人家，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个人不能当领袖。换句话说，你有道德也不足以骄慢人，你对人家有好处，早就应该忘掉。我几十年来常常碰到这种人，他牢记自己对人如何如何好，这一种人就不行了，所以施恩不忘的人不能做领导。如果施恩于人的话，当下就要忘掉，不要希望人家报答你。而我们受恩的人，一辈子不能忘记报答。所以“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施恩不忘报的人，别人对他一定非常恭敬，一定服从他的领导。

管仲评论隰朋，说他是个贤德之人，但是他谦虚，能够下于人，“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他那么好的道德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一句话更显示他的优点了，乃至他家里的人，对他还没有这样彻底的了解。所以管仲的结论是“勿已”，你要实在找不到人，“则隰朋可”，就把宰相的位子交给隰朋吧！

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然则”是古文写法，就是这样一件事。“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这就是政治上，也是人生最高哲学。列子说这样讲起来，管仲并不是看不起鲍叔牙，并不是轻视这个朋友，他对齐桓公不得不把鲍叔牙的优点与缺点讲出来。“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管仲对隰朋这个人也并不是特别优厚，而是为了国家，为了齐桓公对他的感情，必须找一个为国家、为老百姓真正做事的人。

“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人的交情，有些朋友一开始好得不得了，亲热得很，厚道得很，最后搞得非常薄，刻薄。有些则是开始清淡，马马虎虎，最后非常之好，所以人生一切事情要看结论、看结果。但是看结果就很难，所以讲“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总之不要有主见，没有我见，没有成见，应该完全为公。在做人的道理上，要完全为真理，这样才对。

（选自《列子臆说》）

你的老板有前途吗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为了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通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天下你是打下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汉高祖这种人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替他拟订计划，建立制度。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气派。汉高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唯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长短经》就说，叔孙通“阿（阿谀）二世”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吗？于是赵蕤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沿革，但一直到清末，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从大处着眼下笔，说叔孙通：“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王允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史记》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的，是应该的原则。这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做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度务”。“生”是先生。就是说叔孙通为了继承文化，不致中断，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成为一代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是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在这种时代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就会吃亏，但要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做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结果达成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做法。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此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选自《历史的经验》）

一个下属的自我修养

（一）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

“冲”与“盈”是对等性的。冲，便是虚而不满，同时有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含义。如果解释为用中而不执一端或不执一边的意思，也可以相通。总之，道的妙用在于谦冲不已，犹如来自山长水远处的流泉，涓涓汩汩而流注不休，终而汇聚成无底的深渊，不拒倾注，永远没有满盈而无止境。

从个人修养来讲，要能冲虚谦下，永远不盈不满，来而不拒，去而不留，除故纳新，流存无碍而不住。凡有太过尖锐，特别呆滞不化的心念，便须顿挫而使之平息。一切不为太过、太甚。

从事功方面来讲，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建立一代事功的帝王，严格说来，只有汉文帝和清初的康熙。退而求其次，用历史上名将相的事功，来说明老子“冲而用之或不盈”以及“挫其锐，解其纷”的作为，也可“得其圜中，应用无穷”了！

郭子仪是道道地地经过考试录取的武举异等出身，历任军职，到了唐玄宗（明皇）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才开始诏命他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克朔方节度使，屡战有功。当唐明皇仓皇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来称号唐肃宗，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使的职权。转战两年之后，郭子仪从帝子出任元帅的广平王李豫，统率番汉兵将十五万收复长安。肃宗曾亲自劳军灞上，对他说：“国家再造，卿力也。”但在战乱还未平靖，到处尚需用兵敉平的时候，恐怕郭子仪、李光弼等功劳太大，难以驾驭，便不立元帅，而派出太监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来监军。

一个半男半女的太监又懂得什么，但他却代表了朝廷（政府）和皇帝，处处加以阻挠，动辄掣肘，致使王师虽众而无统帅。在战场上，各个将领互相观望，进退失据。不得已，又诏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因此更加忌妒，密告郭子仪许多不是，因此又诏郭子仪交卸兵权，回归京师。郭子仪接到命令，不顾将士的反对，瞒过部下，独自溜走，奉命回京闲居，一点也没有怨尤的表示。

接着，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又逼据首都，经朝廷（政府）公认，郭子仪有功于国家，现在大乱未靖，不应该让他闲居散地。肃宗才有所感悟，不得已，诏他为诸道兵马都统，后来又赐爵汾阳王。可是这时候的唐肃宗已经病得快死了，一般臣子都无法见到。郭子仪便再三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因此才得引见于内寝，此时肃宗亲自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完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后来称号为唐代宗，又因亲信程元振的谗言，暗忌宿将功大难制，罢免了郭子仪的一切兵权职务，只派他为监督修造肃宗坟墓的山陵使而已。郭子仪愈看愈不对，一面尽力修筑好肃宗的陵寝，一面把肃宗赐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当然包括机密不可外泄的文件）统统缴还上去，才使代宗有所感悟，心生惭愧，自诏说：“朕不德，诒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疑。”

跟着，梁崇义窃据襄州，叛将仆固怀恩屯汾州，暗中约召回纥、吐蕃寇河西，践径州，犯奉天、武功。代宗也同他的祖父唐明皇一样，离京避难到陕州。不得已，又匆匆忙忙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坐镇咸阳。这个时候，郭子仪因罢官回京以后，平常所带的将士都已离散，身边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出发，借民兵来补充队伍，一路南下，收集逃兵败将，加以整编，到了武关，又收编驻关防的部队，凑了几千人。后来总算碰到旧日的部将张知节来迎接他，才在洛南扩大阅兵，屯于商丘。因此，又是军威大震，使得吐蕃夜溃遁去，再次收复两京。

大概介绍了郭子仪个人历史的几个重点，就可以看出他的立身处世，真正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尤人的风格。他带兵素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像郭子仪这样作为，处处合于老子“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经大法，无怪其生前享有令名，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绝少数名臣之一。

（二）郭子仪与鱼朝恩的恩怨

这一件有关他个人行谊的故事，足以说明“挫其锐，解其纷”的做法。

郭子仪与监军太监鱼朝恩的恩怨，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是相当严重的。鱼朝恩曾经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当唐代宗大历四年春天，郭子仪奉命入朝，朝野人士都恐怕他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

鱼朝恩便来邀请他同游章敬寺，表示尊敬和友好。这时的宰相元载，也不是一位太高尚的人物。元载知道这个消息，怕鱼朝恩拉拢郭子仪，问题就大了。这种政坛上的人事纠纷，古今中外，都是很头痛的事。因此，元载派人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的邀请，是对他有大不利的企图，要想谋杀他。郭子仪的门下将士听到这个消息，极力主张要带一批武装卫队赴约。郭子仪却毅然决定不听谣传，只带了几个必要的家僮，很轻松地去赴会。他对部将说：“我是国家大臣，他没有皇帝的命令，怎么敢来害我。假使受皇帝密令要对付我，你们怎么可以反抗呢？”就这样，他到了章敬寺，鱼朝恩看见他带来的几个家僮戒备性的神情，非常奇怪地问他有什么事。郭子仪老老实实告诉他外面有这样的谣传，所以我只带了八个老家人来，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动手时还要煞费苦心布置一番。他这样的坦然说明，感动得鱼朝恩掉下了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言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三）卢杞、李白与郭子仪

郭子仪的晚年，退休家居，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那个时候，后来在唐史《奸臣传》上出现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郭子仪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包围，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心胸狭窄，有仇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青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讲到这里，忽然想到另外一则李太白与郭子仪有关的故事。在郭子仪初出茅庐，担当小军官时，不小心犯了军法而被扣押。这件事被李白知道了。李白早就非常器重这位少壮军官，一听到消息，就找到郭子仪的长官说情，这长官也是李白的朋友，因此从轻处置，平安无事。后来安禄山造反，天宝十五年，李白在江西浔阳却和另一位李家帝子永王李璘相识，加入幕府。永王名义上是起兵勤王，实际上也想趁机上台当皇帝，因此违抗肃宗的东巡诏命，结果兵败丹阳，李白也受到牵累，在浔阳坐牢，后来又被流放到夜郎。好在郭子仪已收复两京，名震一时，功劳又大，他知道李白受到牵连致罪，就拿他的战功极力保奏，李白才蒙赦免。这件历史故事记载在唐人诗话中，是否真实，我们不讲考据。不过一个名士与名将的知遇结合，却是人们情愿相信确有其事，而且也显见古人长厚，好人好事的一报还一报，很是痛快淋漓。因此昔日女诗人汪小蕴写论史诗，有“一代威名迈光弼，千秋知己属青莲”的名句，青莲是李白的别号。

史载，郭子仪年八十五而终，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后来皆为将相，八子七婿皆贵显于当代。“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历代功臣能做到这三条实在大难而特难。这都是郭子仪一生的做人处事，自然合乎“冲而用之或不盈”“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原则。

（选自《老子他说》）

大时代中如何进退自如

李泌也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玄、肃、代、德四朝，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历来被儒家出身、执笔写史的大儒之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李泌幼年便有神童的称誉，已能粗通儒、佛、道三家的学识。在唐玄宗政治最清明的开元时期，他只有七岁，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有一次，张九龄准备拔用一位才能不高，个性比较软弱，而且肯听话的高级巨僚。李泌虽然年少，跟在张九龄身边，便很率直地对张九龄说：“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相公你自己也是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便有正直无私的清誉，难道你也喜欢低声下气而缺乏节操和能力的软性人才吗？张九龄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马上很慎重地认错，改口叫他小友。

（一）白衣山人

到了安禄山造反，唐明皇仓皇出走，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到处寻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肃宗立刻和他商讨当前的局面，他便分析当时天下大势和成败的关键所在。肃宗要他帮忙，封他做官，他恳辞不干，只愿以客位的身份出力。肃宗也只好由他，碰到疑难的问题，常常和他商量，叫他先生而不名。这个时候，李泌已少吃烟火食。肃宗有一天夜里，高兴起来，找来兄弟三王和李泌就地炉吃火锅，因李泌不吃荤，便亲自烧梨二颗请他，三王争取，也不肯赐予。外出的时候，陪着肃宗一起坐车。大家都知道车上坐着那位穿黄袍的，便是皇帝，旁边那位穿白衣的，便是山人李泌。肃宗听到了大家对李泌的称号，觉得不是办法，就特别赐金紫，拜他为广平王（皇太子李豫）的行军司马。并且对他说：先生曾经侍从过上皇（玄宗），中间又做过我的师父，现在要请你帮助我儿子做行军司马，我父子三代，都要借重你的帮忙了。谁知道他后来帮忙到子孙四代呢！

李泌看到肃宗当时对政略上的人事安排，将来可能影响太子的继位问题，便秘密建议肃宗使太子做元帅，把军政大权付托给他。他与肃宗争论了半天，结果肃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肃宗对玄宗的故相李林甫非常不满，认为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奸臣所造成，要挖他的坟墓，烧他的尸骨。李泌力谏不可，肃宗气得问李泌，你难道忘了李林甫当时的情形吗？李泌却认为不管怎样，当年用错了人，是上皇（玄宗）的过失。但上皇治天下五十年，难免会有过错。你现在追究李林甫的罪行，加以严厉处分，间接地是给上皇极大的难堪，是揭玄宗的疮疤。你父亲年纪大了，现在又奔波出走，听到你这样做，他一定受不了，老年人感慨伤心，一旦病倒，别人会认为你身为天子，以天下之大，反不能安养老父。这样一来，父子之间就很难办了。肃宗经过他的劝说，不但不意气用事，反而抱着李泌的脖子，痛哭着说：我实在没有细想其中的利害。这就是李泌“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手笔。唐明皇后来能够自蜀中还都，全靠他的周旋弥缝。

（二）山人自有妙计

肃宗问李泌剿贼的战略，他就当时的情势，订出一套围剿的计划。首先他断定安禄山、史思明等的党羽，是一群没有宗旨的乌合之众，目的只在抢劫，“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因此，他拟定战略，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隔断盗魁四将，不敢南移一步。又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让盗众能通关中，使他们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粹劲骑，不逾年而蔽。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各路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帝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肃宗统统照他的计划行事，后来都不出其所料。这便是李泌的“挫其锐，解其纷”的战略运用。

后来最可惜的，是唐肃宗急功近利，没有听信李泌的建议，致使河北没有彻底肃清，仍然沦陷于盗贼之手，便自粉饰太平，因此而造成历史上晚唐与五代之际华夷战乱的后遗症。

为了特别褒扬久被埋没的李泌长才，再略加说明他的行谊事绩。肃宗为了尽快收复首都长安，等到郭子仪筹借到西北军大集合的时候，便对李泌说：“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李泌就说：如果动用大军，一定想要速得两京，那么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我们日后会再受到困扰。现在我们有恃无恐的强大兵力，全靠碛西突骑（骑兵）、西北诸戎。假如一定要先取京师，大概在明年的春天，就可成功。但是关东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等情况，春天来得较早，气候容易闷热，骑兵的战马也容易生病，战士们思春，也会想早点回家，便不愿再来辗转作战了。那么，沦陷中的敌人，又可休养士卒，整军经武以后，必复再度南来，这是很危险的办法。但是肃宗这次却坚决地不听李泌的战略意见，急于收复两京，可以称帝坐朝，由此便有郭子仪借来回纥外兵，从元帅广平王等收复两京的一幕出现。

两京收复，唐明皇还都做太上皇，肃宗重用奸臣李辅国。李泌一看政局不对，怕有祸害，忽然又变得庸庸碌碌，请求隐退，遁避到衡山去修道。大概肃宗也认为天下已定，就准他退休，赏赐他隐士的服装和住宅，颁予三品禄位。

另有一说，李泌见到懒残禅师的一段因缘，是在他避隐衡山时期。总之，“天道远而人道迩”，仙佛遇缘的传说，事近渺茫，也无法确切地考据，存疑可也。

（三）英雄退步学神仙

李泌在衡山的隐士生活过了没多久，身为太上皇的唐明皇死了，肃宗跟着也死了，继位当皇帝的，便是李泌当年特别加以保存的皇太子广平王李豫，后来称号为唐代宗。代宗登上帝位，马上就召李泌回来，起先让他住在宫内蓬莱殿书阁，跟着就赐他府第，又强迫他不可素食，硬要他娶妻吃肉，这个时候，李泌却奉命照做了。但是宰相元载非常忌妒他的不合作，找机会硬是外放他去做地方官。代宗暗地对他说，先生将就一点，外出走走也好。没多久，元载犯罪伏诛，代宗立即召他还京，准备重用。但又为奸臣常衮所忌，怕他在皇帝身边对自己不利，又再三设法外放他出任澧郎峡团练使，后再迁任杭州刺史。他虽贬任地方行政长官，但到处有很好的政绩，这便是李泌“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的自处之道。

当时奉命在奉天，后来继位当皇帝，称号为唐德宗的皇太子李适，知道李泌外放，便要他到行在（行辕），授以左散骑常侍。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代宗提出建议，代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到了德宗继位后的第三年，正式出任宰相，又被封为邺侯。勤修内政，充裕军政费用。保全功臣李晟、马燧，以调和将相。外结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陲。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总之，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经的筹划，都做到了安和的绩效。

但德宗却对他说：我要和你约法在先，因你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太多了，不要一旦当权，就记恨报仇，如对你有恩的，我会代你还报。李泌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害我的李辅国、元载他们，都自毙了。过去与我要好的，凡有才能的，也自然显达了。其余的，也都零落死亡了。我实在没什么恩怨可报的。但是如你方才所说，我可和你有所约言吗？德宗就说，有什么不可呢！于是李泌进言，希望德宗不要杀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言之者。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怒反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陛下诚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了认为很对，接受了李泌的建议。李晟、马燧在旁听了，当着皇帝感泣而谢。

不但如此，他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负责，曾经与皇帝力争相权。因为德宗对他说：“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张延赏），刑法委珲（珲瑊）。”李泌就说：“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德宗听了，便笑着说，我刚才说错了话，你说得完全对。

不幸的是，宫廷父子之间，又受人中伤而有极大的误会，几乎又与肃宗一样造成错误，李泌为调和德宗和太子之间的误会，触怒了德宗，德宗说：“卿不爱家族乎？”意思是说，我可以杀你全家。李泌立刻就说：“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曰：吾独任汝为相，不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者。”

接着李泌又提出唐肃宗与代宗父子恩怨之间的往事说：“且陛下不记建宁之事乎？”（唐肃宗因受宠妃张良娣及奸臣李辅国的离间，杀了儿子建宁王李倓。）德宗说：“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故耳。”李泌说：“臣昔为此，故辞归，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观兹事。且其时先帝（德宗的父亲代宗）常怀畏惧。臣临辞日，因诵《黄台瓜辞》，肃宗乃悔而泣。”（《黄台瓜辞》，唐高宗太子李贤作。武则天篡位，杀太子贤等诸帝子，太子贤自恐不免，故作：“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德宗听到这里，总算受到感动，但仍然说：“我的家事，为什么你要这样极力参与？”李泌说：“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甚至说到“臣敢以宗族保太子”。中间又往返辩论很多，并且还告诉德宗要极力保密，回到内宫，不要使左右知道如何处理此事。一面又安慰太子勿气馁，不可自裁，他对太子说：“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最后总算解开德宗父子之间的死结。德宗特别开延英殿，独召李泌，对他哭着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李泌听了，拜贺之外，便说：“臣报国毕矣，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德宗除了道歉安慰，硬不准他辞职。过了一年多，李泌果然死了，好像他又有预知似的。

历来的帝王宫廷，一直都是天下是非最多、人事最复杂的场所。尤其王室中父子兄弟、家人骨肉之间权势利害的悲惨斗争，真是集人世间悲剧的大总汇。况且“疏不间亲”，古有明训。以诸葛亮的高明，他在荆州，便不敢正面答复刘琦问父子之间的问题。但在李泌，处于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排难解纷，调和其父子兄弟之间的祸害，实在是古今历史上的第一人。

因此，汪小蕴女史咏史诗，论邺侯李泌，便有“勋参郭令才原大，迹似留侯术更淳”的名句。郭令，是指郭子仪。郭子仪的成功，全靠李泌幕后的策划。留侯，是写他与张良对比。可惜在一般史书所载的偏见评语，轻轻一笔带过，还稍加轻视的色调，如史评说：“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怪诞，故为世所轻。”其实，查通正史，李泌从来没有以神仙怪诞来立身处事。个性思想爱好仙佛，只是个人的好恶倾向，与经世学术，又有何妨？善用谋略来拨乱反正、安邦定国，谋略有什么不好？由此可见，史学家的论据，真是可信而不能尽信，大可耐人寻味。

（选自《老子他说》）

功高震主怎么办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的，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这是他老师教给他的——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或者说：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清兵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达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均未放弃这一手法。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望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再从曾国藩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很明显地看到他深切地了解老庄思想，灵活运用老庄之道。这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屠羊说”的典故，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本来是楚昭王时市井中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大家都叫他屠羊说，事实上是一位隐士。“说”是古字，古音通“悦”字。当时，因为伍员为了报杀父兄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败亡，昭王逃难出奔到随国。屠羊说便跟着昭王逃亡，在流浪途中，昭王的许多问题，乃至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是他帮忙解决，功劳很大。后来楚国复国，昭王派大臣去问屠羊说希望做什么官。屠羊说答复道：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昭王再下命令，一定要他接受，于是屠羊说更进一步说：这次楚国失败，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现在复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也不能领赏。

他这话是多少带刺的，弦外之音就是说，你当国王失败了，才弄得逃亡。现在你把国家救回来了，也是你的努力和福气。所以楚昭王从大臣那里听到他这样的话，知道这个摆羊肉摊子的，并不是普通人物，于是叫大臣召他来见面。不料屠羊说更乖巧，他回答说：依照我们楚国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有很大的功劳，受过重赏的人，才可以面对面见到国王。现在我屠羊说，在文的方面，没有保存国家的知识学问，在武的方面，也没有和敌人拼死一战的勇气。当吴国的军队打进我们首都来的时候，我只因为怕死，而急急慌慌逃走，并不是为了效忠而跟随国王一路逃的，现在国王要召见我，是一件违背政体的事，我不愿意天下人来讥笑楚国没有法制。

楚昭王听了这番理论，更觉得这个羊肉摊子老板非等闲之辈，于是派了一位更高级的大臣，官司马，名子綦——相近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吩咐子綦说，这个羊肉摊的老板，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他所说的道理非常高明，现在由你去请他来，说我要请他做国家的三公高位。想想看，由一位全国的三军统帅出面来请，这中间有些什么意味。可是屠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他说我知道三公的地位，比我一个羊肉摊老板不知要高贵多少倍，这个位置上的薪水，万钟之禄，恐怕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了那么多。可是，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我的君主得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还是不能够这样做的，请你把我的羊肉摊子还给我吧！

当然事实上，楚昭王能复国，许多主意并非都是由这位羊肉摊老板提出来的。后来他再三再四地不肯做官，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老庄精神，正是最有学问的人。

曾国藩写这首诗，引用屠羊说的典故，是对他的弟弟曾国荃下警告。他知道，这时的客观环境，对他的危险性非常大。不但上面那位老太太——慈禧太后，非常厉害，难侍候之至，自己不能不居高思危。而外面议论他，批评他，讲他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打进南京的时候，太平天国的王宫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都被曾国荃搬走了。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至交好友王湘绮，亦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是把曾氏兄弟以及湘军的坏处，也写进去了。这时曾国藩兄弟也很难过。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哥哥，还有一些重要干部，对于外来的批评，都受不了，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清朝，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曾有人把这意见写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疲累了，先去睡一下。”打发那人走了，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的性命。

同时，他训练出来的子弟兵，也已经变成骄兵悍将。打下太平天国以后，个个都有功劳，都有得意自满的心理，很容易骄横，所以又教他的学生李鸿章，赶快训练淮军，来接他的手，冲淡湘军的自满骄横。

事实上，如果曾国荃与湘军一冲动，半个中国已经是他的，似乎进一步就可以把大好河山拿下来。但真的拿不拿得下来呢？亦自有拿不下来的道理。我们现在来仔细研究当时的情况，的确有拿不下来的理由。到底还是曾国藩了不起，宁可不做这件事，所以写了这样一首诗，要曾国荃“低头一拜屠羊说”。他说：尽管左面挂满了中央政府——朝廷的褒奖状，可是要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不必因此自满自傲，右边放了毁谤、诋咒我们的文件，这也同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生气。“人间随处有乘除”，人世间本来就如天秤一样，这头高了那头低，这头低了那头高，不必想不开。“低头一拜屠羊说”，只要效法屠羊说的精神与做法，学习这位世上第一高人，那么“万事浮云过太虚”。荣誉也好，毁谤也好，都不过是碧天之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要被风吹散，成为过去，澄湛的碧天，依然还是澄清湛蓝的。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先懂了这一史实的道理以后，再来研究《老子》，就更容易了解到《老子》的哲学思想，在用的方面——大而用之于天下国家的大事，小而用之于个人立身处世之道，乃至于由平日的为人，进一步升华到形而上修养之道了。

（选自《老子他说》）

第六章　再学怎么做领导

真正的领袖必定永远忧虑

（一）领导的心思，人人都知道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周易》

这是《易经》最高的哲学境界，也同帝王领导学有关。天地宇宙的定位，天总归是天，地永远是地，改变不了的，所以叫“天地设位”。但天地也有缺陷，天地的缺陷由谁来弥补呢？由人来补。天地人谓之三才。得道的圣人，能够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弥补天地的缺陷，所以说“圣人成能”。换句话说，得道的圣人也善于用“天地”。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人的智慧是看得见的，鬼的智慧看不见、不可知。不可知的一面永远不可知吗？也不一定，“百姓与能”，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会知道。所以一个做领导的人，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才能，头脑好得跟诸葛亮一样，用尽了心思，但是所打的主意，正如古人所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天下没有一个笨人。人的聪明程度都差不多，智慧最高的，最聪明人的反应，最快的只有几秒钟，次一点的几分钟，笨的人到死了他还不知道，那是很笨的啦！一种谋略不管骗人的也好，救人的也好，聪明人当下知道，笨的人也许过一会儿才知道。后人研究曹操跟诸葛亮的聪明相等，只差几分钟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个个都可以知道。普通人也可以懂得宇宙，也可以未卜先知。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研究《易经》了。

（二）老板的危险，员工的艰难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周易》

乾代表天，也就是宇宙的功能。宇宙能够生出万物，是其本来的功能，是无声无相的。给它一个代号，《易经》叫作“乾”，这就是“天下之至健”，大家都叫它神，或者如来。我们中国《易经》文化不用宗教名词，只用一个逻辑的代号，这个代号叫作“乾”。

坤卦代表了大地，代表了女性，也代表了柔顺，是“天下之至顺也”。它的性能德行是“恒简”的，说明了宇宙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并不是那么高深幽远，而是人人易知易行的。虽说非常简单，但我们不要忘了，天地的道理越是简单的，越是难懂，简单到了极致，虽然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这是第一层的道理。

第二层的道理，是乾、坤两卦在领导上的原则问题。

乾卦是“天下之至健也”，当老板、当领袖的人，他的性能是“恒易以知险”。譬如我们有本钱，开个公司非常容易，但是随时都有危险，这些在今天国际经济瞬息万变中，更是看得很明白。

乾卦代表老板，坤卦代表干部。坤卦是“天下之至顺也”，所以当部下的，是听命行事。听命也不容易。“恒简以知阻”，看着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由于公司业务开展，老板的心情，同人的想法，以及个人在工作中的想法与做法，随时会有险阻艰难摆在面前。《易经》要我们随时注意，所以后世有人讲，《易经》与老庄合起来，是最高的帝王学、领导学，也是最高的谋略学。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三）忧患意识必然是少数人的事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周易》

懂了《易经》才懂得领导，才可以做领袖。当领袖并不一定当皇帝，诸凡单位主管、家长、父母，都是领袖。做领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能说诸心”，要能使人心服口服，那不是“命令”就可以办到的，要先从自己内心做起。你的一切措施、作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所以孔子要求领导者要“能研诸侯之虑”，要能知道别人想的是什么。除了天下诸侯，其他的部属、下面各级的领导，都各有思想，各有需要，能把这些研判清楚，再综合起来做决定，那就很妥当、很完善、很简单，就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完成伟大的功业。

这是孔子赞叹《易经》的伟大与重要，我们必须要懂。当然真懂了《易经》也很倒霉，一个人会永远陷在忧患中、痛苦中，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必然是永远在忧虑中的。忧患意识是少数人的事，你要一般老百姓都来同忧患是不可能的。像舞厅里，灯光一暗，音乐一响，闭上眼睛婆娑起舞的人，要他们这个时候有忧患意识是办不到的。跳舞喝酒就是寻求欢乐，怎么能要他们去忧患？忧患是舞厅老板的事，这个月生意好不好，赚的钱够不够开支？老百姓有什么忧患意识？只要活得快乐就行啦！要天下人一同忧患，很难！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所以你懂了《易经》的领导原理，知道人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变化云为”事实上是四个阶段。“变”是原则，“化”是影响，“云”是说话，“为”是进行。思想领导行为，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懂了《易经》“变化云为”的原则，就到处有吉祥，万事顺利。好事哪里来的？是上天做主吗？菩萨做主吗？都不是，是由人为来的。学过《易经》，就知道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由心物交感而来的。中国的政治哲学，人心就是天心。所以《书经》上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在哪里？菩萨在哪里？就在人们的心里，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天心；大家心里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这就是中国文化。菩萨、上帝就在你的思想里，没有你就没有菩萨、没有上帝。这就是“吉事有祥”的道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先吃透普通人的心理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周易》

“小人”是普通一般人，“耻”就是难堪。孔子说，如果一般人没有碰到钉子，没有给他难堪，他很难发现自己的缺点，也难改正自己的过错。纯用教化、用仁义之道让一般人学好是做不到的，那些仁义之道都是假的。一般人因为怕法律，怕社会不齿，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所以才讲仁义。所以如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普通一般人没有好处、无利可图，他也不会干的。“劝”就是劝导、教导的方式。没有鞭子打下来，没有威武在他面前，没有惩戒，不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不会改过的，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古今中外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如此。我们不要自以为是君子，不在其列，其实我们也包括在内。这四句话后世都认为是帝王之学，统治的道理。所以《易经》《老子》《庄子》被人用得偏的时候，就是法治的思想；用得宽大的时候，就是儒家的仁治思想。譬如教育，有时候打两下手心，罚个站，打几下没有什么了不起，“小惩而大诫”，他一辈子都记得要去做好人。所以人生的道理，太得意的时候，碰到一点倒霉挫折，如果你懂得《易经》，反而应该是好运气。假设一个人永远在好运中，这个人就完了，没有倒过霉，便永远没有出息。

一个领导人，像有些帝王，把自己最心爱的大臣一下子革去，不让他干了，或者把宰相一下子派去当县长，或者乡镇长，就是这个道理。这些都是高明的帝王，希望这部下将来能有更大的担当。这就是“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的道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

（一）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政治的三大原则。老子是反对战争的。他曾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都是反战的话。但那是讲“道”，本体的道理，而讲到“用”，老子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的伤害，不高亦不卑，不贱亦不贵。所以他告诉我们，对于社会、国家、天下事，要以正道治国。真正的政治，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而是用真正诚恳的道德，不能虚诈，不能作假。

至于用兵，在军事的运用上，《孙子兵法》曾说“兵者，诡道也”。“诡道”就是“以奇用兵”，能用奇兵那是上将之才、大将之才。不过，虽说为了国家天下，不能不出奇计，到底为道家所忌。所以人生在世，要行正道，正道就是诚；许多人学问好，头脑聪明，喜欢诡道奇计，大错特错。就是个人创业、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也可将这几句稍微修改一下，“以正做人，以奇做事，以无事创业”。

“无事”如何能创业？这就是真本领了。“以无事取天下”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是做事业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最高的政治哲学、最高的谋略，要特别注意。“无事”就是只要求自己行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而不以谋略，不以手段，不以有为的功业来取天下。这种人，有道德，有学问，又无心取天下，而他的道德修养反让天下所归。但众望之所归那是余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学道，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圣人之道。

中国的历史是讲究无事取天下的，尧、舜、禹可以说是如此，禹以后商汤、文、武、周公、孔子，历代的圣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说到孔子，虽然他没有取天下，不过他取了另一个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称为素王。素王是没有土地的皇帝，换言之，他是文化王国的帝王，在文化王国中号令数千年，甚至可以号令万代。这样取天下，是历史上取天下的标准，也就是以无事来取天下。以现代观念及术语来说，那是政治作战的成功；更贴切地说，这是他教化牧养百姓的成功。

年轻人将来要做事，就要“以无事取成功”，不去侵犯别人，也不去占有或夺取别人，而是以正道得助。像有些年轻朋友，到处跑，到处钻，结果一无所成。如果真正有修养，有本事，成功自然属于你。

（二）以正为奇 天下归心

中国几千年来的军事思想，凡涉及用兵，涉及谋略，总不外“出奇制胜”四字。即便经商、创业，也要出奇制胜。换言之，要有个人的才具、本事、高度的智慧，才能出奇以制胜。

关于“奇”字，发挥起来，千变万化，人莫能测。更有“以正为奇”，走很正的路子，就是至高的奇。我常告诉年轻人，不要玩弄聪明，不要用手段，不要动歪脑筋。这一百年来，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训练得每一个青年的脑子都很厉害，各个人的本事都很大，人人都是诸葛亮。当然只是半个诸葛亮，只“亮”了一半，就是坏的那一半很“亮”。

所以，在这个时代，以聪明对聪明，办法对办法，手段对手段，是必然遭致失败的。在未来，只有不用聪明的聪明，不用办法的办法，不玩手段的手段，诚恳、老实，才会获致真正的成功。因此，应该“以正为奇”，走正道。不过在某一时间，某一社会，某一环境，尤其在一个非常愚笨的时期或社会中，是需要用一点智慧的，那是真正的“奇”，其实也是正道。

“奇”是一个单数，是特别突然冒出的偏道。“奇”的道理太多，一切兵法、政治谋略都包括在内。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一条“探奇”的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藏太丰富了，要大家自己去打开，如果古书读不懂就难了。现在是“洋学”盛，这把钥匙就很难打开我们自己的这座老宝库了。

老子然后说：“吾何以知其然哉？”他为什么知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这番道理呢？为什么说这是政治哲学、军事哲学以及立身处世哲学的基本原则呢？以下这些就是理由。

（三）老子的理由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他经验的累积，以及历史的事实。大而言之，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禁忌，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现在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很容易明白。所谓利器，不仅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且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人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力，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社会就非乱不可。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科技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享受越来越高明，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为社会进步。这所谓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立场来看，以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限。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汉高祖入关，有名的约法三章，很简单。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就政治而言，如汉景帝、汉武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钻。

老子说了这许多历史经验，只是注解前面的“以无事取天下”。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这一切都是有事，是有为法。有为法太过分了，社会就更乱，问题就更多；如果是无为法，就会清静、讲道德，社会自然安定。

接下来，做了下面的结论。

（四）领导人如何使人民富强安乐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古圣人所说的话，这个“圣人”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

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功夫，不是在座上打坐。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明朝有一位年轻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上任之前，去拜访一位老师，请教如何把官做好，老师说：“你可千万不要作怪。”做官的人，的确往往会作怪。什么是作怪呢？例如，前任建立了一种制度，很有成绩，后人接任，为了自我表现，胜过前任，于是作怪了，乱出主意，乱定办法。就像一栋房屋本来好好的，他偏要拆掉，另行建造，这就出乱子。为政少玩花样，社会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选自《老子他说》）

一个好领导，要注意九个坏毛病

（一）仁义道德不值得标榜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长短经》

这是大原则，《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列举了上古三代的亡去。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所以三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上有什么不好而亡，而是说不管走法家路线、儒家路线或道家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有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不是坏的，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并不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二）仁爱的领导要注意偏私

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

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三）仗义的领导要注意华伪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赵蕤说的反义。从历史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虞氏春秋》，比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王，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个历史上的故事，在赵蕤看来，从做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四）规矩越繁越有空隙可钻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下来，从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烦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

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缛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烦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五）名誉越多越易滋生混乱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祖、项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这件事可以看出，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

（六）贤人政治的反面是朋党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主张贤人的政治，“尚贤”“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圣贤的政治哲学。赵蕤反贤，但他并不是反对圣贤政治，而是说尚贤太过分了、太偏重了，就会出问题。正如孔子说的“矫枉过正”，矫枉到超过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就是重视，尚贤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会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准，社会安定，没有犯罪的人，所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最终的结果就是“泽施于下，万人怀德”八个字，使全民得到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讲贤人在职，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也会结成一党。

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在汉、宋两代都很严重，宋代甚至一度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欧阳修这一班历史上公认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党人碑上，几乎要杀头坐牢的！而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这两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领袖王安石，历史上说他如何如何坏，其实也说不出他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当时实行得不对，但是我们政治上的许多东西，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这一套制度，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王安石本人，既不贪污，又不枉法，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去，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吃饭，都只吃面前的一盘，一则是因为近视，看不见对面的菜，更重要的是从来不求美食，对于物质的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而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安安稳稳坐在上面，好人替坏人做了傀儡。这就成了贤人政治的反面。

（七）勇武之人易忽略大局

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军人，保卫国家，而结果走错了路，如现代青年，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去欺负人，成为私斗，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变成大太保，乃至当强盗土匪。所以做领导的人，对于勇的人才处理，国家社会该怎样培养他，要很恰当。《长短经》中说“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如果一个将帅有勇，而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就有“轻去就”的倾向。因为有勇，所以决策时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而忽略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的将帅是不适合镇守边疆的，应该用有仁德持重的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我们再去读历史，常常看到某一将领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会把他调回来，当然，也有的调错了，乃至因此亡国的。如明朝末年，熊廷弼镇守东北，把满族人挡住了，最后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熊廷弼调回来，乃至论死。假如说皇帝浑蛋，本来他在宫廷里长大，对外面的事不全懂，实在就无话可说了。但这些职业皇帝也蛮聪明的，他从左右大臣那里听来的理论，比我们书本上得来的多，公文比我们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干得好好的将领调回来，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犯了他内心上的妒忌。换什么人？“使仁德守之则安矣！”换一个大度雍容、有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读了这一段，再一想欧美各国的作风，都有他们的道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全错了，但不要忘了，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批评，就我们目前的观点而言。而在他们的立场，只希望他们这一代不乱，安于现实就好了。

由这里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到底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所以知识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个人的运用。

（八）领导要处理好专权与偏私

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

所以吕不韦著的《吕氏春秋》（这本书是吕不韦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

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妻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干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

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九）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子路一头牛。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炖牛肉给老师吃。孔子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选自《历史的经验》）

有利益大家先拿，有困难我先面对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

江海包含了一切的山谷水流，百川皆归于海，海能容纳一切细流，所以称为海。老子再三用海来比喻，形容一个人的学问、道德、品格的修养。因为大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容纳了来自各处的淡水、咸水、清水、脏水等一切的水，而成为土地上最大的海洋。这是物理自然的道理，因此人的修养要像海洋一样，能包容一切。

要想做一个领导人，一个居上位的人，最少要做到说话不刻薄，态度也要尽量谦虚。中国皇帝自称“寡人”“孤家”，表示全国百姓你们诸位都好，我自己是倒霉鬼。这也是“必以言下”的谦虚态度，表示一切老百姓是主人，我这个寡人是奴仆，寡德之人，来替你们做事。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句话要注意，年轻人读到这里，不要误以为要打仗的时候，你们先上前线，我在最后面打，而是指领导大家的人，要把本身的利益放在最后。老子讲过“后其身而身先”，有好处时，领导人要让被领导的人先得，剩下来才自己拿，没有剩下来也没关系，我就不要了。假使遇到困难，我先去面对，你们在后面一步，这就是领导的原则，也是领导人的道德。

上古的圣人、政治领导的做法与道德，就能“处上而民不重”。他虽然居在最高的地位，但老百姓没有感觉到重压，没有压力。“处前而民不害”，领导人站在最前面，一般人并不觉得他占了先，也没有妨害大家。“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因此古代历史上的圣君明王，天下归心，那是自然而来的。

“以其不争”，圣人的不争，是对于利益不争，利益由别人先得，坏事情别人不要去，由他先面对。这个“不争”是不争好处，并不是不做事。“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世界上没有人与他争。不是不敢与他争，而是不想争，因为他接受的都是倒霉的事情，别人不会来抢了。这是上古传统的政治哲学以及政治艺术的道理。

（选自《老子他说》）

不必要求成功在我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老子》

道家、佛家、儒家教人的道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过佛家、儒家是从正面讲，老庄道家是从反面说。反面说，意义深刻，不但深刻，而且更具有启发性的作用。佛家与儒家从正面上说，往往变成了教条式的告诫，反而使人抗拒。老庄道家的说法却合乎“曲则全”的作用，比较使人容易接受。

“不自见，故明”。人本来要随时反省，使自己看见自己才好，为什么在这里却说要“不自见，故明”呢？这是说，人不可固执主观的成见，执着了主观成见，便同佛家所说的“所知障”，反为自障了！有了主观成见，就无法吸收客观的东西。尤其对一个领导人来讲，千万不要轻易犯了这个错误，即如一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一旦事业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须有“不自见”，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说，老庄是帝王学，是伟大的领导术，也许重点就在这些至理名言中。当一个领导群众的人，千万不可有“自见”，需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把所有的智慧，集中为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智慧就更大了。

“不自是，故彰”。“自是”与“自见”差不多是同一个道理，但同中有异。“自是”是主动认为我一定都对的，我绝对没有错。譬如现在人喜欢引用拿破仑说的“拿破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乍听很有气魄，其实拿破仑就太“自是”，结果还是要失败。他不过是像项羽一样的人物，并没有真正成功的内涵。他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那是“自是”。

“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扬的代名词。有了功劳的人爱表功，差不多是人们的常态。尤其许多青年同学，很容易犯这个毛病，虽然只做了一点事，就想人家表扬一下，要鼓励鼓励。有些人稳几天可以，多过几天心里就稳不住了，我做的事这么久了，好像老板都不知道，就要想办法表现出来。真正有修养的人不自伐，有功等于无功，儒家的人常以尧舜来做标榜，“功在天下”“功在国家”，而他自己更加谦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贡献似的，那才是不自伐的最高竿，当然不会埋没了你真正功高望重的知名度的，因为天下明眼人毕竟很多。

“不自矜，故长”。“自矜”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自尊心，说好听点叫自尊心，说不好听就叫作傲慢，自尊心与傲慢几乎是同一心态，但用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别人的钞票掉了，很想把它捡起来，但又不敢去捡，为什么？因为有自尊心。那你就干脆捡起来等人来认领，或是送到警察派出所招领，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所以自尊与傲慢，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用不对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四不”的名句，是为人立身处世必然要记住的道理，岂止要把它作为“座右铭”，应当要把它作为“额头铭”，要贴在额头上，记在脑子里，则终身受用不尽。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讲到这里，全篇还是一句老话——“曲则全”。

要怎样才能做到无争呢？好处都属于别人的。例如佛家所说就要菩萨发心，慈悲爱人，爱一切世人，一切牺牲都是为别人，自己不想得到任何一点报酬。因此，“天下莫能与之争”。纵然要争，也没有用，我既什么都不要，本来便是空，与“空”争个什么！人之所以有祸害、有痛苦、有烦恼，就是因为想抓住点什么，既然一切都不要、都舍出去了，那自然无争，自然争不起来。这看来是反面文章，其实正是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语气说：“岂虚言哉？”这不是空话啊，不是空理论啊！

“诚全而归之”，这句话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曲则全”最重要，人生最伟大的作为，不必要求成功在我，无论在道德学问上的成功，或是事业上的成功。如果“功成身退而不居”，一切付之全归，这赤裸裸的坦诚，就是“曲则全”的大道，是人生的最高艺术。“诚”字可以把它作动词用，说明实在要走“曲则全”的道理，才能够得上为天下之所归，众望之所属。

另外一种解释是，“诚”字后面加一标点，构成“诚，全而归之”。这样一来，便是说明如何做到“曲则全”的真正条件，那只有一个“诚”字才可。绝对不能把“曲则全”当作手段，要把它当作道德，要真正诚诚恳恳地去做。如果知道“曲则全”的名言，却把它当成手段去做，那就“不诚无物”，完全不对了。这种解释也不是我的发明，很多古人的注解早已有了。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是人类的通病，一般人的心理，大多具有这些根本病态。当我们经常到一家名餐厅宴会，这家会做菜的名厨师，在我们吃饭当中，出来打一照面，招呼贵宾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恭维几句，或者敬他一杯酒，表示他做的菜真是高明，不然他就很扫兴。如果说你的菜做得天下第一好，那么虽然他这时还挂着一脸油烟，累得要死，心里的滋味却舒服得很，这是一般的常理。所以，老子再三说明，一个人有了这些心病，一定要能反省，知道自加改正才好。假使你这个人已经很高明，高明就高明，又何必一定要别人加说一句你太高明。你是不是高明，别人慢慢自会看清楚。假如自己天天喊我很高明，除了做广告以外，那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有道之士，自处绝不如此，绝对没有这种心理行为，才算合于道行。

老子所说的“四不”，在体而言，同于佛说的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在用而言，又同于孔子所说的戒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恰如其分。所以，它不但限于个人自我的修养，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标，同时，也是所谓帝王学——领导哲学最重要的信守、最基本的修养。历史上凡是要立大功、建大业的人，只要一犯此四个原则，绝对没有不彻底失败的。

我们现在举出东晋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乱华的时代，秦王苻坚的故事。

苻坚弑其君苻生，自立为王，正当东晋穆帝——司马聃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他起用了那个在野的名士、平时扪虱而谈天下事的王猛为政，不过十三四年之间，北灭燕云，南胁东晋，大有不可一世的气势。再过了没几年，王猛得病将死（王猛当政也只十六七年），苻坚不但为其百计祈祷，并且还亲自到病榻前访问后事。王猛对他说：

善作者不必善成（成功不必在我之意），善始者不必善终（也就是《易经》坤卦无成有终的意思），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

又说：

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告诉他，切莫轻易南下用兵图谋东晋）。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一死，苻坚三次亲临哭丧，而且对他的儿子（太子）苻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过了七八年，苻坚一反常态，不顾王猛的遗嘱，便欲将百万之众，南下攻击东晋。当他聚集高级臣僚开军事会议时，左仆射（相当于辅相的权位）权翼持不同的意见说：“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太子左卫率（相当于侍卫长官，警备总司令）石越曰：“今岁镇（天文星象的岁月，镇星）守斗（自南斗十二度数起，到须女星的七度，属星纪，正在吴越分野之处），福德在吴（古代抽象天文学，认为太岁所在，其国有福），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苻坚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这便是苻坚的最大自伐、自矜之处。

会议席上，文官武将，各人就利害关系，正反面的意见都有，始终无法决议。苻坚便说：“此所谓筑舍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当时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如王猛一样，教他先求修明内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巩固基础了！散会以后，苻坚特别留下亲王的阳平公——苻融商量，苻融说：“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苻坚听了他的意见，便正色地说：“汝亦如此，吾复何望！”苻融听到他的坚持自见与自是，愈觉不对劲，便哭着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

苻坚仍然不听他的意见。等到回到后宫，他最宠爱的妃子张夫人，也苦苦来劝谏他勿出兵侵略东晋。苻坚便说：“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换言之，军事的事，不是你们女性所应该参与意见的。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苻诜也来劝谏。苻坚便训斥他说：“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换言之，你这个小孩子，哪里懂得天下国家的大事？大家没有办法阻止苻坚的主观成见，便来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师，请其设法劝阻。道安婉转劝说，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没有办法，只好再拿天象来劝谏说：“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苻坚还是不听，转对儿子说：“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

这样一来，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待时而动、乘机而起的燕人慕容垂。慕容垂独对苻坚说：“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这一下正好投合苻坚的心意，因此，便大喜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谁知不到一个月，秦王苻坚自统六十余万骑兵南下，一战而败于淝水，比起曹操的兵败赤壁还要悲惨。慕容垂不但不能与他共天下，正好趁机讨好，溜回河北，不但复兴后燕，而且还是促成苻坚迅速败亡最有力的敌人。

我们读历史，看到历史上以往的经验，便可了解古人所推崇的古圣先贤的名言学理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譬如苻坚的暴起暴亡，抵触老子所说的“四不”戒条，无一不犯，哪有不败之理。苻坚虽有豪语，所谓“投鞭足以断流”。其实，正是他投鞭以断众见之流，因此而铸成大错特错。所以老子说“故有道者不处”，正是为此再三郑重其言也。

（选自《老子他说》）

道家管理学的终极秘密

看到后世的说法，尤其最近一百年来，许多谈论中国政治思想的，所谓黄老之道，都以老子为根本。老子主张无为，因此许多人认为那些辉煌朝代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么，什么才是无为？当皇帝什么都不管，那他管什么？大概只管吃饭。所以把无为解释成什么都不管，是很莫名其妙的。

所谓汉唐黄老之道的用法，历代帝王所用的秘诀，大原则大政治，就是《庄子·大宗师》中的一段精华：“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这些秘密，帝王们尽管用，但是可用不可讲，讲了就不能当帝王，只能当教书匠了。如果你们学会了这个秘诀，想当了不起的人，或者当一个老板，也是可以用不能讲，这一点特别说明。

所谓无为之道，是讲为人上者，做领导人的无为，而把国家大事，一切付之于法治，就是“以刑为体”。这是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也就是现代所谓制度化的观念，将一切归之于制度。所以，上面的领导人，他在这个位置，等于一个手指头，只要按到一个电钮，整个制度就跟着动起来，所谓损力少，成事多，这就是无为的道理。

我们不要看到“刑”字，就认为完全归之于法治。首先要了解历史，在我们历史上的经验很多，不重法治天下会大乱，完全信赖法治天下也会大乱，这就是应用之妙，所以要配合上面庄子这四句话。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上，还有个东西需要了解，就是法家的学问，法家也出于道家。法家非常残酷，历史上记载，刑法太严格的法治就变成一个残酷的时代。所以由司马迁开始，把完全讲法治的人另外归类，列入酷吏这个传记里。

看这些法家残酷的法治，问题就来了，法家怎么会出在道家呢？道家是讲道德、清静无为，讲慈悲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偏差？我们要知道，一个讲清静无为修道的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对人对己的要求就非常严格。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我们学佛本来要解脱，一个学佛的人，自己性命也不管了，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还自在的一个人，结果出了家，反而觉得很不自在，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戒律。

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管理的严格，于是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法家就是戒律，而且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全面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残酷，用之恰当呢，法家就是治世最重要的规范。所以庄子提出，光“以刑为体”是不行的，还要“以礼为翼”。

下面庄子把这四点再加以引申，讲以刑为主的做法。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

“以刑为体”不能过分，过分就成了酷吏，“绰乎其杀也”。所谓“绰乎”，是很轻松自在，并不是严刑峻法。刑法过重，法令太严密，那就是严刑峻法，我们的文化史上素来认为那是错误的，也不是法家的真正精神。

“以礼为翼者”是以文化的精神做辅翼，足以永垂万世。

“以知为时者”是要知机，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时机。事情到某一阶段，应该停止的时候就要停止，是不得已只好这样做，也是不能不这样做。不得已有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拿儒家来说，孔子想救世，明知道救不了的时代，他仍要去救，尽其一生去救。每个宗教家都是如此，这是不得已于事也。另一个观念，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只能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就是不得已于事也。所谓知，就是两方面的应用。

“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这个丘，不是指孔丘，是说这个地方堆起来像山丘一样。以道德为标准，依照道德的规范，“有足者”等于佛家讲的圆满，达到一个圆满的标准，树立一个很高的像山丘一样的标准。

“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实际上，修道之人外表上看起来忙得很，“以刑为体，以礼为翼”，其实他内心什么事情都没有，很逍遥，很自在，一天到晚忙，可是像没有事一样。一般人认不清楚，以为他这个人修道很努力啊，以为这个样子才叫作修道。这是只看外形。这一句话就是庄子这一段里的点题，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入世处世，好比当了皇帝，日理万机，一天有一万件事那么忙，但心中无事，这就叫作无为之道。因为一切他都有一个制度，有个规范，已经弄好了。

（选自《庄子諵譁》）

道家管理学的最强一战

现在来看一个历史故事，以了解黄老之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使研究黄老的人，掌握到研究的正确方向。道家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道家人物。汉初的“文景之治”，文景父子两代的领导思想，都是用黄老道家学说。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欢研究《老子》，而受其影响很大。

刘邦在位不过几年就死了，政权则落到他妻子吕雉的手中，天下最诱惑人的权势，极少有人摆脱得开，因此吕后便想因势乘便，要把帝位转给娘家的人。但是，当年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袍泽情深，都不以为然，所以等吕后一死，便起来削清吕家的权力。在这一段时间中，政治、经济、社会等，都非常混乱。

吕家的权力既然削平，大臣们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来接皇帝位，可是刘邦的儿子已被吕后杀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个小儿子刘恒，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为代王，毗邻匈奴——内蒙古的荒漠贫瘠地带。因为他母亲薄氏喜欢走道家“清静无为”的路线，防意如城，无欲无争，所以吕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才保全了性命。这时大臣们商议，就找到这位远在边塞、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把他迎请到首都长安来，继承汉祚，他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研究这段历史，在黄老之学方面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真是福从天降，人世间没有更好的事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请示母亲，该不该应邀。这时刘恒的两个重要干部，一个是郎中令——相近现代的秘书长——张武，一个是中尉——类似现代的参谋长——宋昌。张武认为，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而且朝中的一班大臣，都是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是刘恒的父执辈，很难驾驭，所以不能去，必须打听清楚。而宋昌则反对，他分析情势，认为可以去。他说，自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各地英雄纷起抗暴，而最后统一天下的，是你的父亲刘邦。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你刘家的，虽然有吕后这一次夺权，但为时很短，天下人心仍然归刘。现在大臣们把政权动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如果不是看清楚民心归趋所在，也不会到遥远的边塞来迎请你回去当皇帝。既然天下归心，那么大势已在掌握，为什么不去？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很难下一决定，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当刘恒从边塞来到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这三件法宝。

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在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

他收下玉玺以后，还是没有立刻即皇帝位，住在宾馆九个月，没有办事，等一切都观察清楚了，才宣布即位当皇帝，这时年纪还很轻，政事还是很难为。第一，他的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他大的，还有一些远房伯伯叔叔的孩子，亦算是刘家的宗室。第二，以前曾跟刘邦一同起来创业、掌有兵权的老将军们，分在四面八方，人数很多。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稳固，外面的实力空虚，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兵，只是手里拿到一颗玉石刻的大印，能印得了什么？

可是他考察了九个月以后，发现最难对付的，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势力，包括了缘湘、赣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乃至云南、贵州等地，其中的南越王赵佗，在吕后乱政的时候，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诛，祖坟被挖，对汉朝非常怨恨。吕后死后，他见汉朝中央主政无人，便自称皇帝，而且兴兵到湖南长沙的边境，准备向北进攻。

赵佗原来是河北人，是与汉高祖同时起来，反抗暴秦的英雄好汉之一，秦始皇被打垮以后，他未能在北方发展，就到南方，在广东当县尉令，任上县令死时，把县政交给了他，他便自称南越王。那时五岭以南地区尚未开发，为边远的蛮荒烟瘴之地，汉高祖亦奈何他不得，派了一位亦道亦儒的能员陆贾当大使，干脆承认了南越王的地位。后来因为吕后对不起他，所以在吕后死后，他也自认为有资格即皇帝位，窥伺汉室。

像这样一个局面，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出兵与赵佗一战，这一主战思想，将使问题更加严重，决策不能稍有疏失，内战结果，胜败不可知，天下属于谁家，就很难说了！因此只有另作他图。汉文帝有鉴于此，所以他在就皇帝职位后，除了修明内政以外，便只有用黄老之道了。

在历史的记载上，有关汉文帝处理这个大难题的有两封信，其中一封是汉文帝给赵佗的，一封是赵佗答复汉文帝的，这样两封往来的信件，消弭一场大战于无形，亦拯救了无数生灵。

当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汉文帝在写这封信之外，还有内政上的措施、军事上的部署等，并且遴选了一位老谋深算的特使，便是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各方面都有了妥善的安排，处于一个有利的形势，增加了这封信的力量，于是收到宏大的预期效果。

从这两封信上，我们不难窥见黄老之道的精神与内涵。现在，我们先在这里介绍两信的原文，然后再做一概略的分析。

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

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地。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土，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故使贾，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

蛮夷大长老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孝惠皇帝义不忍绝，所赐老夫者甚厚。

高后用事，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与越金铁、田器、马牛羊。老夫僻处，马牛羊齿日长，自己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辈上书谢过，终不反。又风闻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有害天下也。高皇帝闻之大怒，削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发兵以代其边。

老夫处越四十九年，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现在，且分析一下这两封信。

汉文帝给南越王赵佗的这封信，用文学的眼光，从文字上看它的写作技巧，可以判断，也许不是出于秘书长这一类的人物所写，而是汉文帝的亲笔信，这也就表示出他的诚恳。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不得不立，今即位。”这一段，一开头“甚苦心劳意”这一句，就是带刺的，他向南越王问候说：“你用心良苦，太辛苦了。”又说他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我父亲刘邦——汉高祖小太太的儿子，素来被人家看不起，送到北方的边塞，路途遥远，交通更不方便，“壅蔽朴愚”，那时知识不够又愚蠢，所以很抱歉，平常没有写信向你问候。就这样一句话，把赵佗笼络住了。假定写成现代白话信，就是说：“赵伯伯，你好，你很辛苦哦！很伤脑筋吧？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他们硬要叫我坐上这个位子当皇帝，弄得我不能不当，现在我已经即位了。以前很少向你送礼，现在寄一只火腿，专程叫一个人代表我去看看你。”这样一个大意。

再看他第二和第三段，“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朕不忍为也”这两段的主旨。他先说：“我现在当了皇帝，知道你曾经给隆虑侯将军写过一封信，因为你与先父一起革命而离开家乡的，如今你不知道留在北方故乡家属以及同宗兄弟们的情形，所以写信给他，为你联络，并且希望中央政府，把湖南长沙方面的两位边防司令，给予免职的处分。隆虑侯将军已向我报告了你的来信，我已经准许了你的要求，调动了你所要求撤换两位将军中的一位，你在北方的家属和同宗兄弟们，我也已经派兵保护得好好的，并且派人修过了你祖先的坟墓。”这一小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一番温语，诚恳的安抚。实际上也等于说：“你不要乱动，否则，我可以把你的家人族众都灭绝了，连你的祖坟也挖了。”先来一个下马威。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白写出来，而字里行间，隐然可见，赵佗是感受得到的。

然后又晓以利害，在第三段说：“你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南方边界上长沙一带的人，被你扰得痛苦极了，就是在东南一带，你的心腹之地如广东、广西等地的百姓，可不也因你发动战争而痛苦极了吗？战争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结果只是多杀士卒，伤良将吏，一个战役下来，损失许多你自己多方培养而成的优良军事干部，兵员的死亡，更不计其数。于是许多人，丈夫死了，太太守寡；父亲死了，孩子成孤儿；儿子死了，父母无依无靠。最后可能你的国土也完了，像这样悲惨残酷的事，在我则是不忍心去做的。”

第四段，他更进一步，借“吏曰”的话，就自己的利害立场，表达了自己的宽宏大度，而且在无责备的言语中，责备了赵佗的擅自称帝与不仁。“我本来要整理内政，将边界上与你犬牙相错的领土，重新勘定规划。我问管内政的大臣，他们报告说，高祖在位时，就分封了湖南以南的土地，归你管理。这是老太爷留下来的制度，不能随便变更。依据他们的意见，中国本来是我刘家的，纵然把你现在所管理的土地归并过来，在我也并没有增加多少，因此，这湘、赣以南的地区，我还是要委托你去统治。不过你也自称皇帝，使一个国家有两个元首，是你有意造反嘛！这就不对了。你只晓得讲斗争，谁又不懂斗争呢？你却不懂仁而谦让的更高政治哲学。希望你放弃过去的意见，好好听中央的指挥，从今天起，恢复以前的政治关系，治理好你的地区。”

汉文帝亦很会用人，他所派送这封信的大使，选择了陆贾，这位老先生是汉高祖以来专门做特使的人，而且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第一次说服赵佗的就是他。汉文帝因此在信上最后说：“我叫你的老朋友陆贾转达我的意思，希望你立刻接受，不要造反。另外送给你在中原最贵重的礼物，愿你听乐娱忧，存问邻国。”这八个字的结语，在作文的文法上，正和开始的“甚苦心劳意”五个字，遥遥相应，首尾相接，妙到毫巅。而其内容含意，更见深厚，就是说：你也年纪大了，不要野心勃勃，想当什么皇帝。年纪大的人，每天玩玩，听听音乐，喝喝咖啡，或者打太极拳，游山玩水，下盘棋乃至打八圈卫生麻将也无妨，再不然去邻国访问，做些睦邻工作也好，这样安安分分多好，大可不必自寻烦恼啦！

综读全文，真是好厉害的一封信，字字谦和，可字字锋利如刃。南越王赵佗读了，自然心里有他的盘算：如今刘邦有了一位如此厉害的小儿子即位，自己万万不如他，看来这天下不可能属于自己的，只有赶快见风转舵，退步，撤兵。

赵佗比汉文帝大几十岁，已经自称皇帝。这一来又自己取消了皇帝的名号，回一封信给汉文帝，可也是用的道家手段，试看赵佗回信的原文就知道。

他一开始就针对汉文帝自称只是刘邦侧室所生小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谦辞，说道：“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蛮子里的一个头目，而且是一个年纪大了的糟老头子，我该死，对不起你，向你再拜叩。不是我造反，而是你的那位大妈——吕后，如何如何不对，才逼我做的。”

看这赵佗，好伶俐的口齿，这么轻轻一拨，把一件诛灭九族的叛逆弥天大罪，推到一个已死的老太婆身上，而且这个老太婆，亦是汉文帝心目中深恶痛绝的人，赵佗所说的也是事实。接着他说“老夫处越四十九年”，暗示我是与你父亲刘邦同时起来革命的人，现在统治两广四十九年了，“今抱孙焉”，我孙子都很大了。可是，我这大把年纪，还要训练部队，准备作战，“夙兴夜寐”，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实在太辛苦了，这都是你大妈做的那些事情，使我没有办法报效中央，不得已才如此做的，并不是我想造反。现在你大皇帝如此之好，又怜悯我这老人，送了这许多珍贵的东西，恢复我的王位，这样我就放心了，相信死了以后，也不会被挫骨扬灰，我当然听话，绝不自称皇帝。

就这样往来的两封信，消弭了一场可怕的大战，这就是黄老之道。所以深懂得黄老之道的人，其运用之妙，能兵不血刃而使天下太平。

实际上，赵佗行文到中央时，绝对不称王，只称老夫是“蛮子的头目”，在他自己的领域内，还是当他的皇帝，自称不误。汉文帝也不是不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大家过得去，就暂时算了。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左右的战乱，全国民穷财尽，不但财富光了，人才也没有了，这时最重要的，是培养国家的元气。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所以对赵佗在南方的闭关自守，暂不过问。

此后，没有几年，北方的匈奴作乱，汉文帝也是写了一封比给赵佗还更简短的信，只对匈奴的领袖说了几句话，就把一场战争化解了。所以，从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他儿子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一直到他孙子武帝——刘彻初期的一共五六十年间，国家民族安定，成就了汉代辉煌的文化，奠定了汉朝四百年政权的深厚基础。

汉文帝个人的道德修养，当然是学老子，行黄老之道。例如：他即皇帝位后，所穿的一件袍子，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了又补，就没有换一件新的，这不是矫揉造作，完全出于道德修养，老子“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宝之一的奉行。然后，又尽量减轻刑罚，更改法律与社会制度，财经上减轻税赋，种种改变，宽大到极点。历史的记载，汉文帝当了二十几年皇帝，监狱中几乎没有犯人，这是著名的“文景之治”的景象。

（选自《老子他说》）

王道还是霸道，非要二选一吗

上古时儒道不分家，文化同根，都和孔孟所讲的原则相同，推行王道。秦汉以后儒道分为两家，此后中国再没有出现真正的王道政治，只有“以力假仁”类似王道的情形。我们且看一个历史故事，大致就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

汉高祖统一天下，称帝称王。文帝即位，汉朝政治真正走上轨道。文、景两帝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汉武帝正式以儒家孔孟思想为施政中心，政绩非常辉煌。汉朝的政治究竟是用道家抑或儒家？是行王道抑或霸术？说句老实话，当然是霸术！到汉宣帝的时候，我们看看下面的记载：

汉宣帝甘露元年——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才；王母张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资治通鉴》

汉宣帝的太子（汉元帝）个性、处事都是软软的，心地比较善良，即使看见杀鸡也会觉得恐怖而不忍心，同时他也喜欢儒家孔孟之道。父亲汉宣帝所运用的政治原则着重法治，下面一班大臣执法也都是严厉苛刻，以严刑峻法来驾驭部下，并约束一般人的思想行为，他看不下去。有一次，他陪父亲吃饭。在古代宫廷之中，家人父子兄弟在一桌吃饭也是不容易的。当皇帝高兴的时候，才把太子或什么家属叫来一起吃，叫作“侍燕”。太子得到侍燕的机会，趁父亲高兴的时候，就态度从容、语气缓慢地，不敢以父子的私情，只是用君臣的关系说：“陛下，您现在以法治的精神治理国家，我看下面执法的人最好用一般的儒生——现代语是用些学者。”

古代帝王制度，在家族的立场是父子，在公事的立场是君臣，父子是君臣，夫妻也是君臣，那是很严重的。汉宣帝本来一顿饭吃得蛮舒服，一听见这样的话，尤其是从准备继承政权的孩子口中说出来，一气之下，脸色都变了，饭也吃不下了。他对太子说，我们刘家自有天下以来，自有刘家的体制，是王道和霸道混合应用的，不能只用王道不用霸道，也不会只用霸道不谈王道，怎么可以专用儒家的孔孟之道、只讲道德的教化呢？这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如果现代实行周朝文王、武王时代的制度，那就糟了！

汉宣帝盛怒之下，说出了内心的真话。也可以说，这正是周朝以后一直以来，汉、唐、宋、元迄明、清，历代帝王的真传秘诀。

汉宣帝又批评当时崇尚孔孟之道的儒家说：现代这一班世俗儒生，根本就没有头脑，都是一些不通时务的好古之徒。他们不懂人情世故，主观上有偏见，喜欢说古代什么都好，现在什么都不对。读书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现在的读书人则不是说古代怎么好、现代怎么坏，而变成了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一切都不行。

汉宣帝又说，这些读书人只是把这种听起来蛮崇高、美妙的理论吹得天花乱坠，把人吹得头脑昏昏的，令人觉得愈听愈好听，而不知道把握政治上的要点、洞察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书呆子怎么可以做官？怎么可以把政治交到他们手里去搞呢？

说完这一段历代帝王治理国家大事的秘诀之后，汉宣帝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刘家的天下大概就要败在你的手上了。从周秦以后历史的事实发展上，证实了宣帝讲的话相当真切实在。而且很不幸而言中的是，汉朝的政治差不多就是从汉元帝开始走向下坡，开始衰败。因这一次的谈话，汉宣帝对这位太子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慢慢疏远他，而想改变主意把皇位传给另外一个儿子淮阳宪王。不过，后来又经过一番周折，元帝才保住了太子的权位。

我们看了这段历史，再看以后的历史，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谋略家、王道、霸道杂用的拼盘，并不是绝对没有王道，那些治世帝王也照样讲究仁慈。最后，做得最精彩、有声有色而远超历代的，莫过于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以清朝在前面一百多年的文事武功，都大有可观之处。至于宋儒如司马温公（光）、张南轩、欧阳永叔（修）等所标榜儒家政治的王道理想，说实在的，也只是承继传统儒家的思想，止于理想的领域而已。说不好听一点，也无非是推崇孔孟，而仍在臣道上自我陶醉一番而已。碰到精明如汉高祖、唐太宗之流，一定心里暗笑，觉得是尽入我彀中了。坦率暴露一点便如曹操，干脆叫明了。除非像宋太祖赵匡胤的宋代子孙们，可以听进去一半，相信一半。但对于宋朝的历史政权并无好处，毕竟还是未能达到统一。

其实孟子在《离娄》章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味仁慈，不能把国家政治做好；只讲法治，则连自己走路都走不通。换言之，偏听医师的话，饭也不敢吃；偏听律师的话，路也不敢走；偏听佛家的话，做人也不敢做了。

（选自《孟子与公孙丑》）

为什么年纪越大，权力越不肯放

亢龙有悔。

——《周易》

亢者，高也。亢龙就是飞到高空，很远很远的龙。悔，不是后悔，是毛病的意思。这是《易经》乾卦上九爻的爻辞。人的地位不要太高，高得没有办法再高了，便是最难处，等于做生意赚钱到某一个程度，赶快要放手。道理在哪里？放条路子给别人走走，不然有一天人家也会把你挤死的。

孔子的看法如何呢？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人到了最高处的时候，便没的位置坐了，所以菩萨只好钉在壁头上。尧舜禹汤都是如此，没有位置，只有挂在墙壁上。高到最后，别人不敢跟你接近了，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下面便没有群众了。因此，人才遗落在下，而你的左右旁边，反而没有真正的人才，都是马屁虫，连君子也都变成马屁虫了。就这样可怕！所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那是必然的。

记得我二十一岁便留了一撮胡子。那时唯恐自己不老，被人家叫一声“你们年轻人，你们小孩子”，心里便很难受、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从小就坐上位，上位坐惯了——“亢龙有悔”。现在恨不得常居下位。人到了这个时候，一点味道都没有了，笑话也不能讲，玩也没人玩。人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高位，要变成最平凡的才是最难得的。

就政治团体讲，这个乾卦在古代就代表帝王、代表领导者。一般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即指乾卦的九五爻而言。因为九五爻在上卦之中，是最好的位置。到了太上皇就惨了！自古以来，政治权力就是一大问题。我们研究人类这种心理，年纪越大，权位越不肯放。等于有钱的家庭，有了财富，有了成就，到了年纪，说交给子孙，死都不干。

所以孔子研究人生的道理说：人在少年，戒之在色。到了中年，戒之在斗。到了晚年，戒之在得。“得”是什么都想抓住，尤其到了老年，觉得前头有限，后虑无穷，没的可靠的人！只想抓权力、抓金钱，这是很可怜的。我们历史上很多帝王就是这样。一个资本家不敢把财富、权位交给后代，也是这样。有些人权位没有到手以前，还蛮好，还很可爱，一到了手便像着魔了一样，六亲不认。这种地方大家要多做检省和修养。

此外，权位很难交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权位的人，尤其到了年龄大的时候，总认为年轻人的经验不够、能力不够、思想不成熟，所以不敢放手，不敢把权位交下来。但是不敢交下来的后果也是很惨的，造成了历史上多少的悲剧。

唐明皇逃难到四川的路上，骑在马上，在蒙蒙细雨中，听到马铃铛的声音，那种凄凉味道，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唐明皇幸蜀，骑在马上自己在叹气，怎么会弄成这么个样子！当时高力士跟在旁边（高力士是个忠臣，是一个很好的宦官。大家不要被小说家骗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是小事），听到了，说：“皇上，这还不是怨你自己。”唐明皇问怎么说，高力士说：“谁叫你用李林甫做宰相呢？”唐明皇一叹说：“李林甫这个小子，我晓得他会搞成这个样子的。”高力士说：“皇上，你也知道他坏？”唐明皇说：“怎么不知道呢！”高力士说：“他坏，为什么还要用他？”唐明皇说：“哎呀！这你就不懂了。现在再找一个像李林甫那样坏的还找不到呢！”一句话说明了人才难求呀！我们看历史不懂，很多人看历史都不懂，人才最难，天下就是合意的人才难找。说到这里我们想到清朝有一位名士叫郑板桥，也是一位才子、一位高人。有一首诗写得很好，他说：

南内凄清西内荒，淡云秋树满宫墙。

由来百代名天子，不肯将身作上皇。

郑板桥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因为他看到乾隆当了太上皇，有所感慨。第一，感慨乾隆很了不起，能够在自己老的时候，把皇位交下来给儿子。第二，他又为乾隆担心，当了太上皇那种境遇。虽然皇帝还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权位交了以后，想喝口台湾的冻顶乌龙，几个月都喝不到。当皇帝的时候，要什么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为什么？情况不同了。是皇帝儿子不对吗？不是，中间捣乱的都是左右的人！所以说“南内凄清西内荒，淡云秋树满宫墙”。这里可以看到郑板桥的文学境界，淡云是一个人失势后那种冷漠凄凉的情况，秋天的树叶子落光了，唯有淡淡的枝影，那种冷漠、无助。下面一转，自古高明的皇帝宁可死在位子上。历史上有些当皇帝的，不肯把权位交出来，到死了以后，尸体臭了，蛆虫乱爬，尸腐水流，抬不出去的也很多。因为儿子们在争权夺位，抢当皇帝，常常把皇帝的尸体，任由蛆虫啮食，可见权位抢夺的可怕。不但皇帝如此，当董事长、大老板的也是一样。

有一位华侨很有钱，年纪也大了，一个朋友跟他说：先生，你的年龄那么大了，钱也那么多了，也应该休息休息了，还那么辛苦做什么？他说：就是因为我年龄大了，所以更要努力赚钱，不然我死了便不能再赚了。他那朋友只有苦笑。这也算是一种哲学。但他死后也是落得老婆儿子争财产、打官司，老人的后事却无人管。那些大老板有很多不能放手的理由，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是等到眼睛一闭，你放不放呢？不放也得放！但他眼睛没有闭以前，就是不放。他不愿意“亢龙有悔”。

不过中国从前的皇帝，也真有些是为人民办事，而不顾自己的。所以皇帝自称孤家寡人，那真是孤家寡人。我常常说，就是有机会我也绝不当皇帝！不要说当皇帝，连平常人年纪大了，也是孤家寡人一个。你想，两个老朋友正在那里说笑话，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都可以说，但是你的后生晚辈年轻人一过来，你什么也不敢说了，不得不傲岸端庄，装出一副非常道貌的样子。这样年轻人自然也不敢靠拢来了，结果没有人跟你讲话，那真是孤家寡人了，尤其是读儒家书方方正正的老朋友们，奉劝各位以后要常跟年轻人跑跑，说说笑笑。不要将来变成孤家寡人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只向你敬礼，大家都敬而远之，永远不跟你亲近，那种味道才是“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是补充“亢龙有悔”的道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第七章　领导力的核心是用人

做任何事业之前，先学会看人

唐朝女皇帝武则天，女人当了皇帝，真正了不起。历史上讲她坏，攻击她私生活乱，但是武则天在政治作为上，有许多方面非常了不起，的确很难得，也很能够接受人家的建议。最后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不要搞下去了，你年纪大了退休吧，她就规规矩矩放下而退休了。慈禧太后就做不到，汉高祖的太太吕后也做不到，武则天做到了，提得起放得下，说不当皇帝就不当了。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尤其是女性很难的，女性到了年纪大时，什么东西都要抓，越想抓得紧，越是什么都抓不住，所以孔子说人年老“戒之在得”。

武则天有一天问她的同宗侄子宰相武三思，她说我们政府里头哪一个是好人啊？武三思讲老实话，他说跟我好的都是好人。武则天这位精明的女皇帝说，你这个是什么话？武三思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假使不认识他，是好人我也不知道啊！而我认识的人，我认为是好人的，才肯与他多来往，所以我讲跟我好的都是好人。武则天说这个蛮有道理。是这个样子嘛！社会上好人多得很，可是机会不凑巧，我不认识嘛！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好人啊！这个话蛮合逻辑。武三思本来在唐朝政治上是个坏的，奸臣之流，虽说是奸臣，有时候做一点事情也不同。所以说认人很难。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中国人看相的历史很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

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心相”则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怎么知道的呢？从他相上看出来的，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很宽就是度量大，印堂就是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地，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

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

曾国藩的《冰鉴》所包含的看相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踵，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

讲器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与文学连起来的。“器”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器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是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中，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功名看器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

“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

“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形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

“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跟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躁，所以交代他的事，做得很快，但不踏实。

“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昞所注，专门谈论人，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这些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读书不多，但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几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这可以说是名言，也是他的学问。所以各位立身处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你要讲孝道，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尊重他。我有些学生，有时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后来他和我谈话，道歉一番，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先不要发脾气，只谈正题，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他就笑了。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它并不是说眉毛长得如何，鼻子长得怎样，而是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只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看，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功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

“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做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做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后面属行为。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选自《论语别裁》《列子臆说》）

要能办事的人，还是要懂事的人

（一）办事与懂事

老子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网罗天下才能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暂时推开老子，介绍后世三则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

一是南宋名儒张南轩（栻）和宋孝宗的对答：

宋孝宗言：“难得办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张栻对曰：“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晓事，是唐宋时代的白话，也就是现代语“懂事”的意思。张南轩对宋孝宗建议，要起用懂事的人，并非只用能办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确是语重心长的名言，也是领导、为政者所必须了解的重点。

一是明人冯梦龙自叙《古今谭概》所记：

昔富平孙冢宰（孙丕扬，富平人，字叔孝，嘉靖进士，拜吏部尚书，追谥恭介）在位日，诸进士谒请，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岂唯做官乎！”

天下人才，贤士固然难得。贤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晓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长，不标奇立异，针对危难的弊端，因势利导而致治平的大贤，实在难得。以诸葛亮之贤，一死即后继无人，永留遗憾。虽然魏延、李严也是人才，但诸葛亮就是怕他们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为明证。

一是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为了一位久仰大名的清官，不惜亲自出京游览求证，但所得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结论说：“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描述贤而且能的人才难得。

对于这个问题，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就张栻（南轩）对宋孝宗的问答，写了一篇更深入的论文，可以暂借作为结案：

臣谨按：张栻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谓“不当求办事之臣”数语，则未能无过也。

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郡之事因之而阘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肱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栻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勷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我们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吗？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做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二）法家用法治领导社会

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与老庄思想息息相通。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说是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的引申发挥，但他提倡用法治领导社会，并不一定需要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说：“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

他说，人类社会的心理很怪。彼此喜欢“比周”，大家在一起肩比肩（“比”字就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我从后面跟上来。“比”字方向相反的话就成为“背”。你向这面走，我向那面走，便是“背道而驰”。懂了这个字的写法，便可了解后世称“朋比为奸”的意义。“周”是圈圈），彼此两三个人情投意合，就成为一个无形的小圈子。若有人问到自己的朋友：“老张好吗？”就说：“我那个朋友不得了，好得很。”如果有人说他朋友不好，就会与人吵起架来。相反地，对自己所讨厌的人，就会联合其他人予以攻击。

其实，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站在领导地位的人，对于互相怨憎的诽谤和互相爱护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受其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此偏差，则人主惑矣。

过去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和华侨社会说：“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有三派意见，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性不团结的最大缺点。”我说这也不一定，只要是人类，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譬如一对夫妻，有时就有几种不同意见，只是为情为爱的迁就，以致调和，或一方舍弃自我的意见。又例如一个大家庭里有许多兄弟姐妹，有时意气用事，互相争吵，实在难以确定谁是谁非，只可引用一个原则。凡是相争者，双方都早已有过错了。因此法家主张居领导地位的人，对左派右派之间的诽誉，只有依法专断，不受偏爱所惑，就算是秉公无私了。

韩非子由家庭现象，扩而充之，推及一个国家，便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这就是代表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不特别标榜圣贤政治。他们认为人毕竟都是平常人，一律平等，应该以法治为根本才对。这种道理正是与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互为表里，相互衬托。由此可知，法家思想确实出于道家。

（三）法家的反面

前汉时代，崇拜道家学术的淮南子，提出了与法家主张相反的意见，如说：“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这正如老子所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有正面就有反面。淮南子是道家，他以道家思想又反对法家，而法家原也出于道家，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

淮南子说，鸟饿了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不管什么都啄来吃。野兽真的饿了，为了获得食物，管你是人或是别的什么都敢去碰。人到穷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以谋生存，骗人也得要骗。韩非子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淮南子却说不见得，纵使法令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判死刑，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没有办法的事。真到穷凶极恶的时候，就胡作非为，因此还是要以道德的感化，才能够使天下真正太平。

不管如何说，各家的思想都有专长。尤其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书籍多得不可计数，有着说不完的意见。著作之多，多到令人真想推开不看了。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想的道理颇有独到之处。但是凑巧读到一本古书，脸就红了。因为自己想到的道理，古人已经说过，几千年前就有了，自己现在才想到，实在不足为贵。总之，像上面讨论的这些正反资料，在书中多得很。

再回过来讲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此处之贤，是指何种贤人而说？真正所标榜的贤人，又贤到何种程度？很难有标准。不论孔孟学说或者老庄言论，各家所指的圣贤，要到达何种标准都很难确定。所以，属于道家一派的《抱朴子》说：“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一方白色的好石头，晶莹剔透，看起来好像一块白玉。但就它的质地来看，不论硬度、密度都不够真玉的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质地较好的石头而已，充其量只能叫它什么“石”，如“青田石”“猫眼石”等。至于人也是如此，有时候大奸大恶的人，看起来却像个大好的贤人。所以贤与不贤很难鉴定。我们用这些观点来解释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相信会更有帮助。

（四）临病对症的药方

老子往往将道的体相与作用，混合在一起讨论。而且在作用方面，所谓老庄的“道”，都是出世的修道和入世的行道，相互掺杂，应用无方，妙用无穷，甚至妙不可言。所以，读老庄如读《孙子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要想把《老子》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是很费事的，尤其在入世应用之道方面，常常牵涉到许多历史哲学，利用史实加以选择，透过超越事实的表面层，寻求接近形而上道理的讨论。这在一般学府中应该属于一门专门课程，但是许多地方，牵涉到历史事实的时候，就很难畅所欲言。

几年前，社会上发起一个“敬老会”，对老人，表扬其年高德劭。第一次举办时，我就发现，这简直是在玩弄老人，为老人早点送终的办法。叫年纪那么大的老人坐在那儿听训、领奖，还要带去各地游览。实际上，对于老人是一种辛苦的负担，我想那些老人可能累坏了，而且更因为这种风气一开，就有许多人也不免想进入被“敬老”的行列，这样就变成有所争了。岂不见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吗？又如，我们标榜好人，让好人受奖，开始动机没有什么不对，但形成风气后，社会上就有人想办法去争取表扬，那么表扬好人的原意也就变质了。我每年也接到推荐好人好事的公文，但我看来好人好事太多，推荐谁去好呢？而且征求一下，大家只对我一笑，摇摇头，摆摆手，谁也不肯接受推荐。我常常笑着说：有两个好人，我想推荐，可惜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未投生。大概我还勉强像小半个好人，只是我也同大家一样，讨厌人家推荐我，更怕自己推荐自己。还是相应不理，让贤去吧。

如果单从用人行政的立场来讲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清初名臣孙嘉淦的“三习一弊”奏疏中，已经讲得相当透彻了！其中如说：

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世（衰乱的末代时势）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自信为很高明的领袖们），各贤其臣（各人都认为自己所选拔的干部是贤者）。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工作的考核）考劳（勤惰的审查），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扶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从表面看来，这种思想的反动并非完全不对。例如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告诫，便是铁证如山，不可否认。而且由秦汉以后，历代帝王政权几乎都奉为圭臬，一直信守不渝。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如老子的这些说法，都是当时临病对症的药方，等于某一时期流行了哪种病症，时医就对症处方，构成病案。不幸后世的医生，不再研究医理病理，不问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药，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运。因此，便变成“单方气死名医”的因医致病了！

我们至少必须要了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社会，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权，已经由于时代的迭更，人口的增加，公室社会的畸形膨胀，早已鞭长莫及，虚有其表了。这个时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说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一般强权胜于公理的诸侯，个个想要称王称帝，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只顾政治权力上的斗争，财货取予的自恣，谁又管得了什么经纶天下、长治久安的真正策略。因此，如老子他们针对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态、社会病态，便说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近似讽刺的名言。后来虽然变成犹如医药上的单方，但运用方伎的恰当与否，须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学家的临机应变，对症抓药。至于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吃错了药，医错了病的责任，完全与药方药物无关。

学老子的汉文帝绝对没有错，但是后代有些假冒伪善，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帝王，却错学了汉文帝。例如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篡位当上晋朝开国皇帝的第四年，有一位拍错马屁的太医司马程，特别精心设计，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便立刻把它在殿前烧了，并且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传统文化的精神）所禁”，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有罪。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做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总之，在我们的历史上，自战国以下，科技的发展，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那也是事实。而这个观念，是否受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思想所影响，却很难肯定。老子所指的“难得之货”正如吕不韦思想中的“奇货可居”的大货。换言之，它的内涵，多半是指天下国家的名器——权力，并非狭小到像他自己——老子一样，只愿意骑上一头青牛过函谷关，绝不肯坐大马车去西渡流沙。

（选自《老子他说》）

真正高明的领导，不会玩弄他人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老子》

“厌”字，现代的解释是“讨厌”之“厌”。可是，古文有时候是借用，作为“压迫”的“压”字解。一般人并不怕政治的权威，政治到达最高的成就时，就是天下太平盛世；当道德的政治达到不需要威权的时候，人们会自动自发呈现出道德，不需要刑法。道德的政治，做到没有任何形象上的威严时，才是真正的威严。当然，这要靠每人自动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依靠外在刑法的管制。“狎”是玩弄的意思，“居”字真正的意思是人们共同生活居住的社会。“无狎其所居”这句话，就是真正高明的政治，是不玩弄人，更不会愚弄社会，也就是后世所讲“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的道理。人不可自以为高明而去玩弄人、玩弄天下而丧失道德。贪图物质享受的人“玩物丧志”，自己的情操会堕落。“无狎其所居”也是这个道理。“无厌其所生”是不要压迫人，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的道德能持续发展，一切自然生生不息。“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前面的“厌”字应念成“压”，可是不能死啃文字。因为你不施加压力给社会人民，所以人民自己也不感受压迫，自然会好好地活下去，活得很快乐。我们看动物世界，只要合于天时地利，那些动物自然就活得很好。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这是讲一个道德领导的哲学，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哲学。人要能够自知，要有自知之明，老子在第三十三章讲过“智”与“明”两个字，就是“知人者智”，能了解别人，那是聪明智慧；“自知者明”，了解自己的才算明。天下明白人很难找，真正的明白人，就是能够了解自己，但是人永远不了解自己。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自知，不自欺，没有主观的成见，达到无我的境界。圣人也能够做到自爱、自重，能够尊重自己，才能够尊重别人，也才能够爱人。但是圣人“不自贵”，自己不认为高贵，不像一般人有了学问、有了地位、有了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那就完了。那是彻底的凡夫，平凡的人。真正的自知自爱不自贵，就是能舍弃了自贵自见，那才是圣人之道。

（选自《老子他说》）

不要期待每一个下属都是圣贤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团结在一起。他晚年时感叹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当时跟着他的这些学生，都在某方面有特出的成就，也是孔子门下最有名的几个。在品德方面最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四个人；在言语方面，当然不是现在的语文系，而是擅长说话的，有宰我、子贡两个人；政事则有冉有和季路；文学是子游和子夏。这四种人和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配合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成就，各有专长，全才很少。就以孔子的学生来说，德行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事。我们观察人才，尤其在学生里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品德非常好，但是绝不能叫他办事，一办就糟。所以做领导人的要注意，自己不能偏爱，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但不一定能够做事，有才具的人能办事，但不能要求他德行也好。

所以过去中国帝王，用人唯才，尤其处乱世，拨乱反正的时候，要用才，只好不管德行。我们知道，曹操下一道征求人才的命令，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献。他说，不问是偷鸡摸狗的，只要对我有帮助，都可以来投效。只有曹操有胆子下这样的命令，后世的人不敢这样明说，可都是这样做。汉高祖只有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帮他平定天下，其中陈平为他六出奇计，在当时只有他和陈平两个人知道。汉高祖和项羽作战，要陈平对项羽做情报工作，而且用反间计，给了陈平五十镒黄金做经费。有人向汉高祖挑拨，说陈平盗嫂，最靠不住。汉高祖听进去了，在陈平出去办事之前，来辞行请示的时候，提起盗嫂的事。陈平听了，立即把黄金退还汉高祖，表示不去了。他说，你要我办的是国家大事，我盗不盗嫂和你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陈平根本没有哥哥，当然没有嫂嫂，而是别人捏造的，但是他不去辩白这一套，这就是有才干之人的态度。汉高祖非常聪明，马上表示歉意，仍然请陈平去完成任务，这也是英明之处。有些人则会因小失大，往往因为小事误了大事。

后来还有一个文学上有名的故事——张敞画眉。汉宣帝也是了不起的皇帝，张敞是当时的才子，后来成了名臣。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夫妇之间，闺房之中，还有比画眉更过头的玩乐事情，你只要问我国家大事做好没有，我替太太画不画眉，你管它干什么？

所以，读书读历史，就是懂得人情，懂得做人做事。有时候一些主管，对部属管得太琐碎了，好像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当圣贤，但办事的人不一定能当圣贤。我们在孔子的弟子中看到，德行有成就的人，言语不一定成功，而言语上有成就的，如宰我、子贡，德行上未必有颜回那么标准。政治有成就的人，气度又与有德行的人不同。文学好，文章写得好，更不要问了。千古以来，文士风流。历史上文人牢骚最大，皇帝们赏赐几个宫女，找几个漂亮太太给他，多给他一点钱，官位高一点，他就没有时间牢骚了。这都是说人才的难求全，但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全才，不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好的，实在少见。

（选自《论语别裁》）

如何应对拒不合作的高人

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化史，要特别注意所谓隐士，这是中国文化从上古就有的一种特殊人物。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密切注意。过去一百多年来，好像所有著作都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甚至于忽略，乃至说不了解。有一位同学依这个观念写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完成，因为资料找不全，很痛苦。

隐士是后世的通称，汉代称为“高士”，宋朝叫作“处士”，清朝也叫“处士”。所谓隐士，第一，都是学问特别好的有道之士，认为人的生命不是究竟，否定世间的一切。第二，没有个人的欲望希求。这些人学问好、道德好，可是都跑去当隐士，永远不出来。所以庄子说他们“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连皇帝请他出来做臣子都不肯，各国诸侯想与他做朋友也做不到。

中国文化对隐士思想的推崇极为高远，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在三千年来二十六代历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孔孟，也不是老庄，而是隐士，他们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在国家时势危急的时候出现，拨乱反正，济世救人；等到天下太平，有许多连名都不留就走了。

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我们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道家，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至于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如许由、巢父、伊尹、傅说、姜尚、鬼谷子、黄石公、张良、司马德操、陈抟、周颠等，只能算是“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过的是隐士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入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政治有了牵连。

关于真正彻底的隐士和“半隐士”，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可作为恰当的说明。“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隐士，已经辜负当初逃隐的动机，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子陵，就是许由、巢父他们，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隐士声名，也早就错到底了。

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于历史文化有那么重要的影响呢？我们从三代以来，唐尧想禅位于许由的历史故事，一路看下来，都可以找到资料。

像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因为他爱的妃子是戚姬，所以想把太子从吕后的儿子换成戚姬的儿子如意。吕后去找张良想办法，张良说，没有办法，除非把商山四皓请下来，做太子的老师。汉高祖一看，商山四皓，那是高人耶！我都请不动，竟然被太子请来了！太子不能换了，将来的皇帝位子他是坐稳了的。汉高祖这么样的英雄，还受了这些老头子摆布，为什么呢？难道汉高祖流氓的态度，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不是这个道理，这是隐士思想最大力量的缘故。以西方政治哲学来说，隐士就是不同意主义者；隐士思想，不是反对，但也不是赞成，只站在旁边看，照民主政治的说法，就是始终保留自己的一票不投。

中国的隐士在历代政权上始终保留有否决权的一票，历代帝王就怕这一面。一直到清兵入关，康熙都想尽办法收罗这些不同意派的人。康雍乾三代一百年之内，开了几次博学鸿词科，不要考试而请来这些人物。有些隐士不满意清政权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也受了这个思想的严重打击。当时南通的状元张謇，是袁世凯的老师，也是不同意的，可见这样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始终在这个民族里起着巨大的作用，为大政治的人，这个道理应该要了解。

商山四皓虽然没有做到真正道家所说的“被褐怀玉”，但影响了汉代早期整个的政治决策。又像东汉的严子陵等也是一样。其实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外表上都做到了老子这一句“被褐怀玉”，甚至于民间流行的济公活佛也是如此。济癫和尚被许多庙主赶出来，衣裤鞋子都穿不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吃肉包子喝酒去了，他也是“被褐怀玉”“外示狂夫”。所以，在表面上，儒家与道家影响了中国文化，但隐士思想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是帝王师的修养。

（选自《庄子諵譁》）

如何应对下属的欺骗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长短经》

魏文帝曹丕问大臣王朗等：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郑国的大臣子产，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骗他；而西门豹治邺都的时候，一般人不敢骗他。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三个不同的反应，在今天看来你认为哪一种好？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这是王朗的答复，首先解释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事情。王朗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够真爱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义，不忍心骗他。

其次听到领导人任察，所谓“察察为明”，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一个大臣晚上在家里和姨太太们打牌，第二天上朝，雍正就问他昨天夜里在干什么，这位大臣回答昨夜没事，在家里打牌。雍正听了，认为他说话很老实，很高兴地笑了，并且送了他一个小纸包，吩咐他回去再打开来看。这位大臣回到家里打开纸包一看，正是昨夜收牌时所少掉而到处找不到的那一张，不知道怎么到了皇帝的口袋，说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如果当时撒谎，说在处理公事，拟计划，写报告，那就糟了。这在雍正，就是察察为明，偶然用一下则可，但是不能常用，常用总不大好。

这样以“察察为明”的作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风。所以做领导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一句谎话，也许他是无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没有道理，有时候装傻就算了。再其次说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过错，重则杀头，轻则记过，完全靠刑罚、法规来管理的话，那么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骗了，这样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规办理，不用头脑，明知道法规没有道理，也绝对不变通处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尽忠不能只做单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领导得不对，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这里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义，这和《论语·为政》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一样。任德感义的，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样，可以达到最高的政治目的。

假使靠察察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错，成为风气，就与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果相同。就是说不要认为拿政治体制来领导人，拿法令来管理人，就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责任，而且自认为很高明，在内心上无所惭愧。他最后说，这两种情形之下，好坏悬殊，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人自己的权衡，像天平一样，不能一头低一头高，要持平。但一个领导人、大干部，决定大事的时候，不能斤斤计较小的地方。

（选自《历史的经验》）

对待人才的七种方法

桓范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世要论》，属于纵横术中的一部分，也是人臣的学问，所以讲中国文化，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代，统一中国的今天，这一部分很重要。这个时代，不是完全讲四书五经，坐以论道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以道德为中心，但是要知道做法，而这些做法多得很，可惜现在外面一般人都不研究。在《长短经》里，赵蕤就引据了《世要论》的话，应认清楚干部。

（一）不会讲话的人才，恕之以直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干部不会讲话，讲出来不好听，可是当主管的要注意，他嘴巴笨讲不出来，而他的主意可好得很，不要对那个嘴巴笨的干部火大而不去听，这就错了。有些人一肚子好主意，可是嘴笨讲不好，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比毒药都难吞下去，让人听了难受得很，开口就是“不行！不行”，可是他的意见对事情非常有利，这就要领导人有高度的修养，对这种干部要了解清楚，要有体谅人的修养，了解他虽然不会讲话，心是好的，也是直的。

（二）朴实但聪敏的人才，恕之以质

臣有朴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天生人物，各个气质不同，禀赋不一样，有种人朴实得好像永远是乡巴佬的样子，有一点近乎十三点的样子，但不是十三点，大约只是十二点半。想想他真可爱，很朴实，但有时做人又多了那么半点憨态，但不是坏事，讲话嘟嘟囔囔讲不清楚。这样的人，看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脑子里聪敏得很。当主管的人，对于这种人，就要了解他本质淳朴、聪敏的一面。

（三）可以临危授命的人才，恕之以忠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之以忠乎？

这一句话所指的，在历史上的故事也很多，就是冒险犯难，临危授命，拨乱反正的人才。如现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希特勒横征欧非，把世界扰乱得那么严重的时候，英国人最初对丘吉尔不敢任用，因为丘吉尔是有名的流氓作风，闹事专家，但是最后抵抗希特勒，还是靠他，实际上丘吉尔就是“犯难以为上”的人。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喜欢冒险犯难。越困难就越有兴趣去干，教他做平平实实、规规矩矩的公务员，办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事，他懒得干。“离谤以为国”，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的毁谤，大家都攻击他，他也不管。历史上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国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物。像有许多人，被派到前方去艰苦中作战，后方还有人向上面密报，说他的坏话。有些精明的皇帝，接到这种报告，连看都不看，原封不动的，加一个密封，寄到前方去给他自己看，也就表示对他信任，恕之以忠。

（四）违背众意的人才，恕之以公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许多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有时候公正廉明却受到群众强烈的反击。像当年在成都开马路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大家反对，地方的势力很大，所谓五老七贤，出来讲话，硬是不准开。某将军没有办法，请五老七贤来吃饭，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拆掉了，等五老七贤回家，已经是既成事实。随便大家怎么骂法，而事情还是做了。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连瞎子都说，有了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天下事情，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确的政策。要有这个担当。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也有的时候，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宁可自己忍痛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五）个性倔强的人才，恕之以直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人的个性倔强，要想教他委屈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违反他的思想意志，而去迎合某一件事，他死也不干。还有一种“不祸世以取名”，这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现实的人生经验，很少看到这种人。如果做一件事，马上可以出名，个人可以成功，可是，结果将会为后世留下祸根，那么他宁可不要成这个名，而不做这种事。要了解这种人是直道而行的操守。

（六）易被埋没的底层人才，恕之以难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他有见地，古今中外，这样被埋没的人很多。往往这类人提建议时，中间阶层的人说他越级报告，非把他开革了不可。实际上有的人路子很窄，地位也不高，也没有名声，但能进贤言，有很好的意见提供给领导人。虽然他的地位很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所提的意见，都是忠心为国。对于这种人，做领导人的要注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七）个性孤僻独特的人才，恕之以劲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这个“劲”就是“节”，古代往往两个字连起来，“劲节”成为一个名词。每以竹子来象征，因为竹子是虚心的、笔挺的，有些人个性孤僻，不喜欢与同事、朋友多往来，有特殊个性与才能。大约有特别长处的人，都有特别的个性，看来很孤僻，这种人也有他的操守，不随便苟同，超然而独立，可是这种人，容易遭到毁谤，当主管的就要了解这种人是有特别节操的。

此七恕者，所以进善也。

前面曾经说了有六种正派一面的干部，这里就说到，当主管做领导人的，要对部下了解、体谅的七个恕道。换言之，做主管的如果不具备这七种恕道，就不能得到这六正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注意了。人们常说历史上的人才多，现在的人才少，并不尽然。正如曾国藩以及历代许多名臣都说，每个时代到处都有人才，第一在自己能不能赏识，第二在自己能不能培养。即使是人才，也还要加以培养。没有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才干发挥不出来，人才也没有用。所以六正与七恕，是君臣两面共修之道。

（选自《历史的经验》）

九种防邪之道

下面也是赵蕤在《长短经》里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都不敢喝，生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多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一）识别真正险诈之人，虑之以诈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有些人小事忠得很，但他是借此达到另外一个大不忠的目的。有些人小信一定好，而他是要完成他的大不信。所以要顾虑到，是不是真正的险诈。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历史与人生的经验上看，有许多人有本事，也是做小事一定尽忠，绝不是诈，并没有存心骗人，也不是出于什么大的反叛目的，这样做了多少年，可是一把他放到大的职位上去就完了，他就不忠了。于是别人说此人施诈。但我的看法不同，这是主管对于人才的看法没有深切地了解。这种人在小位置上忠心，到了大位置上并不是不忠心，而是受环境的影响，于是变坏了。这不是他诈不诈的问题，而是他这材料不够坐那个大位置，等于很好的小吃馆子，如果要它办酒席大菜就完了。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这就是孔子的话，人老了“戒之在得”，年老了样样想抓，这个“得”字就出了毛病。这不能说他在年轻时的作风就是假的，因为年轻人不在乎，觉得自己还有前途，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所以就不至于贪得。年纪大了的人，觉得在世的日子短了，先弄一点到手吧，这一来就完了。这就是心理的问题。讲修养，就是要把这种心理变化过来，能有这个气质的变化，这才是真本事、真修养，这也并不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对于古人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同意，因为它讲的是道理，没有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跟着空间、时间在变更的。一个人真能修养到自己的心理、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因空间、时间的变动而跟着变动，才称得上是第一等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谁去做呢？

（二）辨认表里不一之人，虑之以虚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这是说有些干部在外表上看，脾气很大，冲劲也很大，可是内在没有真胆识；有些人在态度上看起来非常仁义，而真正的行为，却与仁义相违背，就是说有的人在平日看起来是颇仁义的，但是真到了义利之间的关键头上，要做一决定时，他就变得不对了。所以当主管的人，对干部的看法、考核，要顾虑到是不是表里如一，脚踏实地。

（三）注意那些善妒之人，虑之以嫉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这个情形很多的，人类嫉妒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所谓的吃醋，好像男女之间相爱，女性的妒忌心特别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都说女性醋劲最大，其实男性吃醋比女性更厉害，而且不限于男女之间，男性往往发展到人事方面，诸如名利之争、权势之争等。譬如有些人名气大了，就会有人吃醋，有的人文章写得好了，就会有人吃醋了，字写得好了也吃醋。乃至于衣服穿得好了，别人也会吃醋，甚至两人根本不认识，也吃醋。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高度的哲学和心理学，嫉妒是人与生俱有的劣根性。

不论做领导的人，或者做干部的人，对于这些都要知道的。人的心理，有这个毛病，有些人喜欢打击同事，自己专权，于是挡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时使下面也不了解上面的意思。这都是出于妒忌心理，才发生了这些情形。所以当一个领导的，听到干部当中甲说乙的话，乙说甲的话，都不能偏听，而要尽量客观，要注意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妒忌的心理。

（四）清楚谁在挑拨害人，虑之以谗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挑拨、说坏话、害人的话就是谗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例的，譬如一个文人，尤其是学哲学、学逻辑的人，经常容易犯这个错误。逻辑学好了以后，非常会辩理，怎么样都说得对，死的可以说成活的，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通，但事实上不一定对。所以有些干部，能言善道，很有文才，很有思想，专门发表邪说。这段文字上看“邪说”两字，定在这里，明明白白，看起来很清楚，如果我们做了主管的时候，干部讲邪说，不一定写文章，对于某件事情，他轻轻一句话，就听进去了，中了他的邪说，乱了真理，他用一种好像是对的道理，而伤害了好人。所以当领导的，就要顾虑到，是不是有谗言的作用。

（五）提防卖弄恩情之人，虑之以奸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有些专权的人，他对他的部下有赏赐，并不是公正的赏，而是自己与受赏的人有关系，故意卖恩情给对方。譬如小的单位主管，有考核权的，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多给他分数，对于所讨厌的人，尽管他有本事、有功绩，还是设法扣他的分数。“因罚以作威”，以示权威。赏罚基于私心，这一类，就是好佞之人，不公正。

（六）严禁欺君罔上之人，虑之以欺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效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这种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们从历史上的政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明明内心想要害某人，而表面上说某人的好话，但暗暗地把某人搞垮。谋事则冠冕堂皇，托之于公事上，实际上则挟有了私意，手段非常高明，这就是欺，古代所谓欺君罔上。我们看历史，这种悲惨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

（七）灵活应对攀附之人，虑之以伪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有些人，是靠领导人旁边最亲信的人，专走这个门路，服侍他们，搞得很好，由他们影响领导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领导人面前分量最重、言听计从的人，托他们的力量，结交他们，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这都是伪。

不过这种事，有时也很难定论，要看各人的运用。以近代史看，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是历史上的两段秘密，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而这种野史的记载，是真是假，暂且不去管它。

据说，清咸丰皇帝，所以知道曾国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国一起来的时候，就教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是因为咸丰早就对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国藩在京里做官的时候，是在礼部做一个小京官，大约等于现在部里的司长级，还是附员一类闲差。他知道一个汉人，在满族人的政权里做官，非走门路不可，于是他结交了一位亲王，两人感情很好，后来这位亲王向咸丰保荐曾国藩，说他“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看到是这位亲王——咸丰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荐，就答应了召见。后来果然咸丰在便殿召见曾国藩，他进去以后，便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个锦墩，太监带他进去以后，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向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以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皇帝始终没有出来，最后一位太监出来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位保荐他的亲王马上问他情形。曾国藩报告了经过，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锦墩以外，的确没有另外看见什么东西。这位亲王听后说：“糟了！”赶紧跑进宫里，找到便殿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就回来告诉了曾国藩，而且告诉曾国藩，他向皇帝保荐的话是“胆大心细”四个字，胆大是不易测验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细则可测验的。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又召见曾国藩问起这张朱子治家格言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答得不会含糊了。咸丰赞许，把曾国藩的名字记下来，而曾国藩也由此因缘，成了清代的中兴名臣。这是野史上的记载。

第二件事是胡林翼的故事。当时湖北的巡抚官文是一个满族人。清代的制度，因为始终有种族的观念，巡抚（相当现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满族人，而军门（相当现代的保安司令）则是汉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两大首长，一定是一个汉人、一个满族人。在巡兵的时候，巡抚和军门提督，两人都要签名，光是一个人签名，则调不动兵，如此以为互相牵制。所以当时打太平天国，也很麻烦的。当时湖北的官文是一个糊涂虫。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做寿，胡林翼听说是抚台的夫人做寿，胡林翼身为军门提督，分嘱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虽然也可以不到，不过胡林翼还是去了。在巡抚衙门前，刚一下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身穿朝服，从里面出来，一脸怒容，上轿走了。胡林翼打听是怎么回事，人家报告，这位官员很有骨气，因为听见巡抚夫人生日，前来做寿，到了以后，知道只不过是五姨太的生日（当时多妻制，一人可以娶几个太太，但原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没有进去拜寿，上轿就走了。大家称赞这位官员了不起，到底是读书人，有品格，有骨气！可是胡林翼把“马蹄袖”一抹，投了一张名卡，还是进去拜寿了。以胡林翼当时的声望名气，他亲自前往拜寿，官文和他这位最得宠的最小姨太太都高兴得很。官文吩咐这个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胡林翼的老太太，拜胡林翼的母亲为干妈。从此以后，胡林翼打太平天国，就可随便调兵。像胡林翼这种人，绝对是正派的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做？这就是权术，没有办法不如此做，要想事业成功，有时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节，问题在动机如何？他的动机绝不为私。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敌人打到门口了，还调不动兵，怎么去打仗？所以在这种小事上马虎一点，反正母亲收了一个干女儿，总不吃亏。所以上面这句话“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实际的情形、如何运用、动机何在而定。

（八）看透圆滑应付之人，虑之以祸

臣有和同以取谐，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和同”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世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做人的原则，做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九）小心悦主求亲之人，虑之以佞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选自《历史的经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有文化／南怀瑾讲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8

ISBN 978-7-5596-6326-9

Ⅰ．①中…　Ⅱ．①南…　Ⅲ．①中华文化－通俗读物　Ⅳ．①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16847号

中国有文化

作　　者：南怀瑾

出品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周　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4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375印张

2022年8月第1版　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6326-9

定价：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詹阿仁摄影

南怀瑾先生，1955年于台湾省基隆市。

南怀瑾先生简介

南怀瑾先生，戊午年（1918年）出生，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人。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浙江国术馆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修业，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研习。

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跃马西南，筹边屯垦，曾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返回成都后，执教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教育队。其间，遇禅门大德袁焕仙先生而发明心地，于峨眉山发愿接续中华文化断层，并于大坪寺阅《大藏经》。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

赴台湾后，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院校和研究所兼职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旅美、居港。在台、港及旅美时期，创办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出版社（后改组为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文世界》杂志、《知见》杂志、美国弗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ICI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主持十方丛林书院。

在香港期间，曾协调海峡两岸，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关心家乡建设，1990年泰顺、文成水灾，捐资救患；在温州成立南氏医药科技基金会、农业科技基金会等。又将乐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作为老幼文康中心。与浙江省合建金温铁路，造福东南。

继而于内地创办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独资设立吴江太湖文化事业公司、太湖大学堂、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推动兴办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推动在上海兴办南怀瑾研究院（恒南书院）；恢复禅宗曹洞宗祖庭洞山寺；支持中医现代化研究——道生中医四诊仪研制与应用；资助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捐建太湖之滨老太庙文化广场。

数十年来，为接续中华文化断层心愿讲学不辍，并提倡幼少儿童智力开发，推动中英文经典课余诵读及珠算、心算并重之工作。又因国内学者之促，为黄河断流、南北调水事，倡立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做科研工作之先声。其学生自出巨资，用其名义在国内创立光华教育基金会，资助三十多所著名大学，嘉惠师生云云。其他众多利人利民利国之举，难以尽述。

先生生平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主张融合东西文化精华，造福人类未来。出版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金刚经说什么》等中文繁简体及外文版著述一百四十余种。且秉持继绝兴亡精神与历史文化责任感，自行出版或推动出版众多历史文化典籍，并藏书精华数万册。

要之：其人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有种种称誉，今人犹不尽识其详者。

壬辰年（2012年）仲秋，先生在太湖大学堂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出版说明

南怀瑾先生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论述涉及的学问领域之广，作品的影响力之大，在当代都是首屈一指的。南怀瑾先生的作品，素来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色，但是毕竟体量宏富，万象森罗，已正式出版的中文简体版作品超过五十种，总字数近千万，且以分门别类的专著为主，因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的门槛和压力还是有的。

我们策划这套书的目的，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更轻松、关联性更强的阅读体验，也希望有更多新的读者通过这套书走近南怀瑾先生，走近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为每一本书设定了一个主题。每个主题一方面对应着南怀瑾先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板块，另一方面对应着与读者的关联性。每一本书一般由几个章节构成，每一章聚焦全书主题的一个方面，由几篇文章构成。每篇文章由标题引领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叙述，大部分文章篇幅在三千字左右。每篇文章素材的选择，遵循知识性、趣味性和启发性三个原则。我们力求让每一篇读起来都是“散文”的体验，体量轻小，易于阅读和归纳理解，而篇章之间又组成更大的叙述和主题，让读者有层层渐进、步步深入的体会。

具体到这本《中国有文化》，我们意在呈现南怀瑾先生对于中国文化总体脉络、特色和价值的概述。读者如果想通过一本书来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看法，现有的著作是不容易办到的。南怀瑾先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几乎全部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播，也完成了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其实，这种反思已经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关照。当我们看到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的对于当代经济、文化问题的看法依然没有过时，就会明白这种反思的深刻。

第一章《什么是中国文化》。第一个重点是从名称切入，告诉读者“中国文化”这个名词讲起来的时代背景，即东西方文化相遇、中国开始现代化、传统文化面临断层；第二个重点是告诉读者在这个过程中，南怀瑾先生如何选定了自己的初心和志业，即接续和传播传统文化。第二章《三家大脉络》，概述中国思想史的主体儒、道、释，阐述三家的历史脉络、核心观点和影响。第三章《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以重要概念为切入点，讲述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第四章《为什么有家有国，却没有社会》，从古代社会的结构特征来揭示传统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组织方式。第五章《中国有没有“经济学”》，把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话题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来重新理解。第六章《穿透迷雾的历史眼》，介绍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启发我们如何读历史，如何理解包括当代史在内的历史。第七章《政治有原则》，介绍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为政原则。第八章《传统教育的启示》，对比、反思中国古今的教育观。第九章《东西方文化的对照》，通过对比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发展趋势，反思当代人类文明的危机。

南怀瑾先生讲述古代典籍的一大特色就是经史合参，这里的“史”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也包括他对当代的观察和反思，而当代也是由过去的历史累积而来的。这样，在南怀瑾先生的讲述中，古代典籍不再是遥远过时的陈旧文句和了不相关的生硬理论，而成为我们理解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钥匙。

书名中的“文化”不等同于今日人们口中“文化活动”“文化界”的“文化”，也不仅仅是指古代的“文史哲”遗产。正如南怀瑾先生在书中所说，中国传统的经济不等于今日的经济，为政不等于今日政治，古今的教育也已经不是一回事，名词内涵差异的背后，是一整套认知方法和价值观的差异。在我们看来，于当代人而言，理解这些差异，就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关键。

本书所收的文章，有的来自南怀瑾先生著作中的完整篇章。如《儒家的历史脉络》出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一书中《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家：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出自《原本大学微言》一书中《中国文化传统的“家”》，我们只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精简、重分段落、重拟标题等。有的文章是从多部作品中摘选、衔接而成，如《男女、五伦与社会》一文，为了说明传统伦理学的基础，分别从《论语别裁》《易经杂说》《中国文化泛言》《列子臆说》等书中选择了相关段落，为了上下衔接，个别语句的顺序、措辞有调整。每一篇文章之后，注明了所选素材的出处。

此书能够出版，承蒙南怀瑾先生嫡孙暨法定继承人温州南品仁先生与南怀瑾文教基金会的信任与支持，特此致谢！

北京磨铁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怀瑾系列作品编辑部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中国文化

我只是中国文化的“白头宫女”

“汉学”的启示

“中国文化”是怎么讲起来的

文字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

人文是中国文化的重点

如何看待文化的“废兴存亡”

第二章　三家大脉络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儒家的历史脉络

道家的学问与影响

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因缘

第三章　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词

先认几个字

五经与中国文化的精神

易：生生不息

出世与入世：孔子为什么不归隐

十六字心传与道统

孝道：守身是前提，大孝于天下

横渠四句：知识分子的责任

第四章　为什么有家有国，却没有社会

男女、五伦与社会

家：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三从四德，并没有轻视女性的意思

积阴德与社会福利

丛林制度的特殊贡献

第五章　中国有没有“经济学”

另外一种经济学

人民、土地、财货，怎么排序？

仁义经济学

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司马迁的“金”句

第六章　穿透迷雾的历史眼

文化的中心是历史

因果观与历史哲学

唯时史观与理想国

司马迁的历史眼

第七章　政治有原则

为政不是政治，礼治不是法治

王道：以德服人

为政到底在人

政治大原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十二字说尽所有政治理想

仁道的密宗：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第八章　传统教育的启示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私心的教育

诗教的修养

人才如何培养

人才如何选拔

第九章　东西方文化的对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恃强凌弱不是人类文化

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

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

当今世界的文化危机

第一章　什么是中国文化

我只是中国文化的“白头宫女”

我是老年人，而且我这个老年人，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化的一百年里，大家是不会懂的。像我这一生，出生时距离推翻清朝没有几年，接着是五四运动，然后是北伐，世道都在变乱，童年在天下大乱的苦难当中度过。刚刚成长又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全体老百姓都生活在灾难中。接着八年抗战，说是八年，前后加上一共有十几年，那真是家破人亡，这个国家支离破碎。刚刚结束抗战，我们国家内部的党派意识有纷争，又发生内战。此后我几十年避世远行，漂流在外，这样一搞，我一生的时光就没有了，报销了。所以我说我这九十多年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没有一天安定过。

诸位不同呀，从出生到现在最多也不超过六十岁，大部分三十多岁，生长在一个社会安定的时代。我常常说，不要忘记哦，因为诸位不大懂历史，我们从小关注历史，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这二三十年这样生活安定，你们的运气最好。

我跟诸位生长的时代不同，所以看法有差别，思想有差别，教育有差别，文化也有差别。这个时代的差别，一个老头子希望大家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又要与西方科技文化相结合，才能了解如何能得到修养。有修养要干什么？四个字，“安身立命”，身心能平安，看通一切，看明白一切，安身立命。

…………

我们中国文化断层了，这个断层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到五四运动拦腰砍了一刀，到“文化大革命”再遇一劫。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遭此重创，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民族，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宗，所以我几十年都在为接上文化断层而努力。当年我从峨眉山闭关下来的时候，也考虑自己以后走哪一条路？怎么办？什么路线才能尽我人生的责任？当时只想到郑板桥的一句话：“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的蒙童。”就是说，回到乡下，找些小学生，教教书，了此一生。

但是我也经常跟同学们讲，我这个人运气不好，这八九十年一百年之间，像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从十几岁起想做一个普通人，碰到时代的变迁，我说自己经历了六个朝代。前面经过北洋军阀的混乱，接着是北伐的阶段，天下乱了，这个历史你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青年都对救国家、救民族非常热忱，大家都想出来，宁愿牺牲性命也要救这个国家。这个热忱你们不能想象，因为你们没有经过这样的时代，没有处于这个社会环境。

所以年轻的时候学军事，带兵打天下，就碰到了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待了十年。紧接着是两党之争。孔子说“贤者避世”，有学问、有道德的人，避开这个世间社会；“其次避地”，差一点的没有办法就找地方躲开。但是溜到哪里去呢？又不愿意到外国去，最后考虑还是到台湾，毕竟还是中国。这一住，就住了三十六年。两个阶段，寿命已经去了五六十年了。然后发现台湾也有变动，又要避开了。因为没有地方避，所以到美国去，在国外漂泊流浪，在我感觉是流浪。一般人认为到外国多好！在欧美转了一圈发现还是不行，所以避世也非常难。

而且人的因缘也很奇怪，就像辛稼轩的两句词——“此身忘世浑容易”，一个人丢掉了社会世界尽管很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要社会、国家、朋友们忘记了自己，反而做不到。

“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我在台湾，有一天夜里写了两首诗：

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

谋身与谋国，谁识此时情。

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

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

“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满心是忧愁。“谋身与谋国”，个人怎么办？中国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从推翻清朝到“文化大革命”，我计算一下，年轻的知识分子，很了不起的人才，死的不晓得有几千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现在想到自己身在台湾，“谋身与谋国，谁识此时情”，那个情绪的变化真的无法言表。

不过，我写这个诗的时候，在自己私人的佛堂，上面供了观音菩萨，一边看着观音菩萨，一边自己在感想。所以第二首“空王观自在”，空王就是佛，面对空王；“相对不眠人”，菩萨永远眼睛睁着，我也担心国家民族怎么办，眼睛也瞪在那里，所以是“相对不眠人”。我现在虽然报告过去的心情，但是现在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改革开放以后到今天，我已经回到大陆来了。回来以后，我首先为浙江修了一条铁路。接着我做的就是倡导儿童读经，恢复中国文化，怎么能把断层接起来。

你们年轻同学们不知道，这样二十多年的升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你们太幸运了，教育也普及了，都读到大专以上，可是你们说我高兴吗？我的心情还是这两首诗上所表达的，“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

开放以后，你们只晓得开放发展，拼命搞建筑发财，每个人都活得很高兴。但是要注意孟子的两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就是中国文化。孟子说，国家、个人、社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才能使国家民族兴盛健康起来；如果大家放松了，只向钱看，光搞享受，结果就很可怕。

报纸上写“南怀瑾是国学大师”，我每次看到这个脸红得发黄，红还不够，还发黄，黄了还发青，自己觉得很难过，我算老几呀？！什么都够不上。所以每一次上课演讲我都先说，我今年活到九十岁了，我的一生八个字：“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还国学大师呢！那个“大”字上面多一点吧，“犬”师，狗师差不多！我真的很反对这个过誉的名称。

我比方自己是什么呢？唐人有一首诗，写一个宫女，我不过是中国文化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啊！我不是大师，也不是国学家，什么都不是，只是从小喜欢研究自己的文化，研究人类的文化。不过年纪活大了一点，人活大了好像也有好处，大家就给你戴高帽子了，因为怕冷嘛！帽子就太多了。

唐人有首诗怎么说呢？

竟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

庭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

“竟日残莺伴妾啼”，这个宫女进了宫以后，皇帝前面漂亮人很多呀，进了宫里也许跟皇帝有了一次关系，或者半次关系，住在宫里几十年，就老死在那里了。这个宫女在皇宫里头，“竟日”，一天到晚，什么是“对象”呢？一只鸟！天天对着院子，“竟日残莺”，老的黄鹂，“伴妾啼”，她在哭，它也在叫。“开帘只见草萋萋”，打开窗子门帘前面都是草。“庭前偶有东风入”，入了宫的宫女，跟皇帝有了一次关系，也封了妃子什么啊，没有用，一年三百六十天不晓得他哪一天想起来找一下，庭前不要说没有看到人，鬼都看不到。“庭前偶有东风入”，你注意这个“偶”，偶然，或者皇帝经过门口，在门口看一下，啊，你都好吧？他又到别一家去了。“杨柳千条尽向西”，我非常欣赏这一句话，形容我自己的一生到九十岁，全世界、全中国的人都向西方文化学习，学外文去了。所以我自比，这一首诗形容我的一生。

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这一首诗。玩了几十年，现在你们大家叫我国学大师，我可做了“白头宫女”。全中国人喜欢搞西方的东西，谁来搞中国的呢？“庭前偶有东风入”啊！是代表自己的了。可是呢，全社会“杨柳千条尽向西”！

我从小到现在，感觉到中国文化是个大问题，尤其是现在，文化没有根了，所以我提倡重新读书。在我的观念里头，现在三四十岁的人都没有希望了，文化要靠新的一代才行。如何建立中国文化跟人类的文化合流，开展人类未来的前途，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在我的观念里，中国未来的前途关系人类的前途。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漫谈中国文化》《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汉学”的启示

大家都讲中国文化，甚至讲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最多三四句话把它答复清楚呢？几乎很难。因为前提没有一个定论。

“中国文化”是什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这是最新来的哦。人民大学用的不是这个，而是“国学”。国学是几时来的？又是个问题。什么是国学？当然，我们严格以逻辑来讲，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文化都可以称为国学，美国的国学、英国的国学、日本的国学、中国的国学。那么，我们中国的国学是什么东西？又是个问题，同中国文化问题一样。

另外一个问题，国学连带有一个旧的名称，叫作“国粹”。“国粹”是梁启超他们搞出来的，这个名字用了一下已经不用了。

还有个名称，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自己的文化是“汉学”。“汉学”是外国人叫的。真正在中国文化的内涵里，早就有“汉学”这个名称。这是指汉代的学术研究，汉代人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汉学”并不代表中国文化。

为什么汉代人研究这个呢？秦始皇以后，同我们这一代一样，文化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书烧了，把读书人埋了，不过这个罪过不要给人家加得太大。秦始皇是做过这个事，但是你研究历史，我说这也不全是秦始皇干的，是他的干爹吕不韦、宰相李斯一起干的，秦始皇年轻啊！他没有把全国的知识分子杀掉，也没有把全国的书烧掉，他把全国的书集中到首都咸阳，学术加以清理，民间不准流传。

我们现在读书有“博士”，他那个时候成立“博士官”，“博士”这个名称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汉朝也有“博士”，那是根据秦代的称呼。“博士”就是专家的意思，通一经一论。我们中国人一听“博士”，好像什么学问都懂。不是的，在秦、汉开始是称专家，成立了“博士”。

那么，秦始皇召集这些博士讨论学问，谈论对时代政治的意见。中国人开会，外国人开会也差不多，中国人更严重，开会时：“诸位委员还有什么意见吗？哦，没有一个人说话，散会！”出了门就说：“不行的啦！”“那刚才怎么不讲呢？”“不好意思嘛！”中国的民主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当场乖乖的，背后意见多得不得了。史书上讲秦始皇几次叫博士们开会研究，征求意见，大家没有话讲。开会以后，出来“腹诽”，肚子里讲话，一肚子意见，下来乱讲，诽谤了。秦始皇一气，就杀了他，讨厌嘛，请教你不讲，背后去捣乱！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好像把中国文化搞没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真正破坏文化的是项羽，他老兄二十几岁做全国的统帅，一战成功，自称西楚霸王。看到咸阳宫那么大的建筑，看到这些图书（秦始皇把全国的图书集中在咸阳），一把火把它烧了！这个罪过不是秦始皇，是项羽干的事。

这个时候，中国文化断层了！所有图书在咸阳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中国读书人不是全体死完了，民间虽然还有很多，但是等汉高祖出来，我们的文化还是断层的。

从秦到汉这一段的社会经济贫穷痛苦，汉文帝上台，用道家老子哲学四个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丰衣足食，让老百姓有饭吃。古文“休养生息”四个字，拿现在写经济学大概一大堆，各种理论都出来了，出版社都来不及出版。所以你要研究国学，读书要注意，读外国书也好，中国书也好，中国人讲读书，要顶门这里有一只眼睛，智慧之眼，把历史看通，把书看穿。

汉文帝上来，休养生息，乃至自己提倡俭省。历史上讲他穿一件皇帝袍子，穿了二十年，还补过，走道家哲学的路，非常俭省。反照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在浪费。这就是历史要借鉴的，读古书、学国学要注意这个地方。

汉文帝那时没有恢复文化，到他儿子才开始的。他走的是“休养生息”，道家的思想，安定第一，和平发展第一，充实国家。其实汉文帝做皇帝只有二十几岁，而且他自己写信给南越王赵佗。当时长江以南的势力，他的政治力量几乎还没有达到，北方又有匈奴，西北地区、东面朝鲜一带也有问题啊，还谈不上日本。文帝很痛苦的，二十几岁的皇帝，把这个天下安定下来。

汉武帝一上来，改变了祖父的政策，不走道家“休养生息”，而是扩展势力。并不是汉武帝不对，因为时代不同了，演变到这个时候，不能不改变，因为受不了南面有问题，北面有匈奴问题，西北也有问题。国家经他祖父跟父亲三四十年的充实，社会安定，经济充实了，足够有力量向西北发展。这样，汉武帝时期才开始恢复中国文化，开始注重儒家、孔孟之道。

这一阶段就像我们这一代一样，从推翻清朝、推翻了中国旧文化以后到现在，九十六年（本篇演讲时间是2007年）。我们看看这一段历史，从推翻秦始皇以后，由汉朝建立，到汉武帝恢复中国文化，我们拿历史来做对照，是经过了七八十年以后才恢复中国文化。

所谓“汉学”，是这个时候的学问，叫“汉学”，不叫“国学”。为什么讲汉学呢？当时恢复的中国文化，包括四书五经，包括每一个字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譬如“中”，为什么这样一个圈圈一竖叫作“中”？要研究，就要看汉学的研究。一个“中”字，拿到我们现在，要几万字的研究文章。实际上这个“中”字很简单，世界上就是天下一圈，我夹在中间。可是这个文字的内容就很多了，这叫研究中国文字的来源，从上古到现在的发展。

研究汉学，把文字学叫“小学”；一个文字的注解是什么呢，这叫训诂。

清朝末期西方人，德国、法国、英国人，研究我们中国文字，先从汉学入手，他们很扎实的。我们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在外国问你是学什么的，你说研究汉学，意思是讲自己在研究中国文化，这两个名称是“似是而非”，牛头不对马嘴！大家明白了吧？汉学是这样一个意思。现在我们中国人讲自己文化是“汉学”，看了令人非常非常地遗憾。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怎么讲起来的

“中国文化”是怎么讲起来的？是最近几十年讲起来的。“国学”是推翻清朝以后开始的，从二十世纪初期到现在。我说中国文化给“五四”拦腰砍了一刀，后面就不讲了，拦腰砍断还有个根，给人家又把根挖掉了。现在我们要恢复文化，重新追根，重新来！

“中国文化”这个名词是最近起来的，是对应“外国文化”而言。所以说要了解世界上的四大古国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希腊文化。我们现在讲西方文化，美国人、英国人，他们自己说是从希腊文化系统下来的。我在美国常常笑他们，你们从希腊文化系统下来？用上海话说是“勿搭界啦”，搭不上的，瓜棚搭在柳树上。你们美国立国不到三百年，而且当时新大陆开始，你们都是各国没有饭吃的跑到这里，发展新大陆田地，没有文化的。今天你就能代表西方文化了吗？西方文化要从拉丁文、希伯来文讲起，不是英文就是了。

说到西方文化，有一个经典要注意，《摩西出埃及记》。西方文化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天下，不像中国有儒家、道家。摩西出埃及，诸位同学晓得是什么时代吗？比周朝还早，商朝的时代。摩西出埃及，就有关于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些问题了。摩西先建立“摩西十诫”，西方文化以“十诫”为基础，以宗教为基础，“十诫”也可以讲是宗教的戒条哦，一直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注重契约行为。因为注重契约行为，而注重民选，民主选举是从这个发展而来的。我今天特别给大家提出来。契约行为构成了西方宗教行为、法律行为、民主行为。

中国文化不然，开始就像一朵花一样，长出来是自由的。所以真讲中国，从上古以来就是自由民主，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同。道家讲道德，儒家讲仁义。它不像“摩西十诫”，不是戒条，而是做人的行为目标，从普通人的行为道德到追究生命最根本的问题，从政治文化的基本到最高理想，从普通生活到哲学、科学、宗教合一，探究宇宙生命的根本问题，都有目标和方法，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

那么，能否把科技、物质的是否发达，是否挨打，作为文化先进或落后的标准呢？这样问好像比较难思考。打个比方说吧，一个人会赚钱，或者知识、技术、才能很多，这个人就必定会做人做事吗？就必定有智慧吗？就必定人格健全、品质高尚吗？恐怕不一定，而且非常不一定，对吧？因为根本不是一个逻辑，上海话“勿搭界啦”。你硬把它穿凿附会在一起，那是个情绪化的观念。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两百年来都在这个心理情绪中，理论还多得不得了。

再譬如说，我们历史上没有特别提倡发展科技、物质，而是有深意地控制它的发展，乃至中国即使发达过那么长的历史，也从没有侵略过人家，能否因此而推论中国人就是傻瓜，文化就落后，政治就腐朽？这也是逻辑不通的，“勿搭界啦”。可是一两百年来，都在这个范围里闹，可见人类的智慧水平永远年轻。

那么，一两百年前，中国人被强盗们打昏了头，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彻底怀疑自己的情绪，终于演变成了政治和文化内乱，一乱上百年。搞不清也来不及搞清自己的文化，更搞不清西方文化，就莫名其妙地“杨柳千条尽向西”了！

反过来，西方人更不懂中国，他们怎么讲，中国人就跟着随声附和，简直是笑话！这个里头，检讨起来问题很大、很多。将来的历史怎样评价这一两百年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还不知道。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文字是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

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我的定义是言语、文字、思想（思维方式）、生活习俗，这四个要素的构成就是文化。至于政治、教育、军事、艺术、文学等，那是后面的事。如照孔子当时的分科，它是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方面来概括人文文化。

比如说文字，中国秦朝第一功劳是统一了中国文字。春秋战国以前是书不同文，各地的文字，河南、山东的，南方、北方的文字，不统一，不方便交流。言语更不统一。车不同轨，两个车轮的间距不同，路上的车辙就不同，不方便交通。文字的统一，从春秋战国期间已经开始，到秦朝正式统一了。

中国人非常伟大，这个文字统一影响了整个的亚洲，影响了朝鲜、韩国、越南乃至东南亚各国到日本，统统是汉文化的天下。可见文字统一影响的重要！

当年一个哈佛大学教授问我：“我问你一个问题，历史上一个国家民族亡掉，是不是永远不会翻身？”我说：“不错，你们西方历史是这样。”“那对不起，我请问你们中国，几次亡国几次什么，这个国家永远存在，理由是什么？”我说：“那你西方人不懂，统一！”他说：“什么叫统一啊？”我说：“文化的统一，文字的统一。”他听了愣了：“嗯，有道理。”我说，你看整个的欧洲，到现在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各种文还是不同的。英文字，你说英文明明是Yes，到了美国不叫Yes，叫Yeah了。你们大家说自己“我在学英文”，我说你们还有资格学英文啊？一百年以前的英文你就看不懂了。可中国文字几千年都是这样的。

言语统一，也是大问题。文字下面就是言语，言语统一是靠这一代！我们全国的言语到现在还没完全统一，这两三千年文字统一了，言语现在才开始统一。

中国文化都在古文里头，古文都是繁体字。那么，这个繁体字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个问题。人类的言语，以前三十年一变，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现在不同，我发现社会上的言语已经十二年一变。

我讲一个很小的事情给你们听。过去我们受的教育，老师是坐着讲的，学生是站在前面听的。背书就要当面背出来，不要书本的哦！不但要背出来，还要默写出来，中文英文都是一个教育方法。所以上课时候如果要上厕所，向老师报告，以前我们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就是老师，老师是这几十年叫惯了的。“先生！”老师戴个眼镜问：“做什么啊？”“嘿嘿，要出恭。”出恭就是大便的时候，蹲在那里，两个手那么拱起来，所以叫出恭了。

后来长大一点，推翻清朝以后民国初年流行的，不叫出恭，叫“解手”。“解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据说，当年张献忠杀人的时候，把老百姓绑起来，一串走在路上要大便了，说：“请你解个手嘛，把手放开。”管犯人的人说：“你要哪一种啊？”小便，解一只手，叫“小解”；大便，两只手都要解开，叫“大解”。所以叫“解手”。

然后，外国文化来了，上厕所，叫“WC”，又一变了。等到我们到了台湾以后，慢慢又变了，我的孩子们从学校读书回来，他说他要上“一号”。我说，什么叫一号啊？他说一号现在是厕所。哦！这一号是厕所。那么，二号呢？我以为一号是大便，二号就是小便喽！我的孩子说，你错了，完全落伍了，二号是福利社，一号是厕所。

现在又变了，叫什么？不知道。你看，小小的言语，那么多转变。言语文字是跟着时代的转化在变。

人类的语言文字，不管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随便你什么文字，释迦牟尼说过一句话——言语文字，不能代表人的意思思想。所以任何一种言语，任何一种文字，没有办法表达人的真正思想和情绪，如果言语文字可以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情绪，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误会了。你看夫妻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往往因一句话发生很大的误会，就是因为言语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意思精神。

那么中国字呢，就不同喽！跟世界上的文字都不同。中国字是方块字，有“六书”等六种结构或使用方法。小学就懂得六书，譬如“天”字为什么这样写？过去拆字，一叫作一划分天地，就是说，以科学哲学的道理，这个宇宙天地是个完整的，不能分开。我们人类创始文字，拿一划分开了，叫“一划分天地”。一的上面一竖，点一点，叫“上”字，这叫“形而上”，就是说，看不见的天。一的下面，如果下来点一点，叫作“下”，这个里头讲起来很有趣。中国的文字，之所以讲六书，是因为实际上开始都是图案。

为什么变成这个文字呢？因为我们祖先，晓得人类的语言，三十年一变，如果用白话文把古文记下来，到现在五千年，这个书是没有办法读了！所以把语、文分开，把语言变成一种文字。因此，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用古文保留下来，只要学两年的工夫，一个孩子学通了中国文字，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个文化一下就懂了。

所以，文字是独立的。像我们中国字是方块字，合起来，在《康熙字典》里面，大概接近五万个字。但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方块字认得有两千五百个的话，哦哟！这个学问是非常大的喽！大学教授教语文，教国文，还认不到一千五百个字呢。

我常常同外国朋友讲，我们和你不同啊，你们英文字到现在有五十多万哪！平常用到的是一万多字。你们文化和我们不同在这里，但是你们不晓得啊！

我们中国人有个“电”字，发明了一个灯，叫“电灯”；椅子有电，叫“电椅”；讲话，有“电话”；能看到的，是“电视”。很简单！他们不同，每发明一个东西就要创造一个词，统计起来很多很多。

中国文字为什么是单字来的呢？这就是中原文化。以山西、河南，尤其是河南为标准，中国的中心地带是河洛文化。这个阶段文字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人晓得言语一二十年就变动很大，因此把言语变成文字，我们现在叫它是古文，其实不是古文。古人把文字变成个系统，一万年以后读了这个书，跟一万年以前的人交流对话，没有空间、时间的距离，这就是中国文字！

这个伟大的文化宝库，保留了几千年多少中国人的智慧、经验、心血啊！而且古人写书是用毕生的心血写的，留给后人做个参考，非常小心谨慎。哪像现在人随便写书，东拉西扯就是一本书，有一点小心得就吹得不得了，当成真理了。现在人随便批评中国文化，请问你读过几本古书？就算你读过，你读懂了吗？而且那几本书就代表中国文化了吗？笑话！西方文化你也不懂，留学几年就懂了吗？你只看到皮毛的一点点而已，回来就说西方如何如何，也是笑话。英文是两次工业革命以后才流行的，你要研究以前的西方文化，还要研究拉丁文或希伯来文。

所以说文字重要！你们学国学第一要注意这个！这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钥匙！钥匙找不回来，不要谈宝贝了！对音韵“小学”不通，国学怎么学啊？如果以我的经验劝你们，像我读书的经验，老实讲，我文武的老师很多，但真影响我的没有几个，真影响我的还是《康熙字典》《辞海》，就靠自己尽量地研究。你们读书，要拿出这个精神来研究。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人文是中国文化的重点

要研究中国文化，孔子所编的《礼记》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初期包罗万象的著作。以现代学术来讲，包括了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卫生、医学等各方面的学问。当然，是原则，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所以《礼记》这部书，并不是只讲礼貌，我们的礼节礼貌，只是礼的一种表现而已。

中国文化的“礼”字，拿西方文化来讲，就是哲学。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以中国道理来讲，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的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作“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借用了《易经》上孔子所说的这个短语——“形而上者谓之道”。

什么是“形而上”？就是宇宙来源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是先有女？究竟这个宇宙万有是谁创造的？宗教家说是一位主宰创造的，哲学家就问这个主宰是从哪里来的？创造主宰的又是谁？假使创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妈妈，那么主宰的外婆又是谁？哲学家是一路追到底的。讨论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体论”。“形而下”是讲宇宙万有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西方“本体论”的探讨，最早发源于希腊，也已经两三千年了。当时大概又分作两派：一派是唯物思想，一派是唯心思想。这个唯心与中国固有文化所讲的唯心，又不相同。讲到哲学，这个基本上的思想来源问题，首先要认识清楚，以免混淆。

后来哲学家认为，人为什么会知道宇宙的来源？是靠知识来的，靠思想来的。那么，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就先要研究了。于是产生了知识论。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那么用思想所了解的“宇宙的本来”，也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哲学的范围了。一直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这一学术，中国人根据日本人的翻译，叫它为“哲学”。

另外一部分是“人生哲学”——研究人的价值问题。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专制强权，绝不容许你怀疑。你想知道上帝怎么来的，但是你不能问，只要“信”就得救。哲学家说，你要我信可以，不过你要把那个幕拉开给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后，绝对信！这是哲学精神。

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光看一下还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后，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所以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

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做人伦理的道德，讲做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都包括在《礼记》《易经》等书里面，而且最多了，不过需要大家努力整理。我国学者，在这几十年来，所整理出来的哲学思想，还是不够的，太不够了！而且有所偏。这还要我们自己温故而知新，多向这方面努力。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地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

第三个是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从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有如此的雍容大度。

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为什么他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奥”是古代的家神，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

王孙贾问孔子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孔子却做正面的答法：“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就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说一个人真的做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要在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是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谈到人文文化，是靠经验而来的，尤其中国历史，多少失败，多少破碎，一直到现在，才完成了这个文化系统。

孔子对于时代风气的衰变非常忧虑，所谓忧国忧民，他忧的是什么？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此四项的内涵，已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这种心情，到了现在，又压在我们的心头。孔子说，那个时代不得了，一般人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只讲现实，不讲求真正的学问。

正像这个时代，尽管教育普及，可是人们都不喜欢读书，甚至连买书都不愿意。现在的背书，并不是以所背诵的书成为自己的学问，而是作临时应付考试之用，偶然也启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知道了很多的知识。过去是读书，现在是看书，看过就行了，其实不深入。

知识不一定就能成为学问。最可怕的是，听到了义之所在，自己也知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自己的劣根性改变不了，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线不对，又不肯改。为什么不能改？时代环境的风气，外在的压力，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所以只好因循下去。孔子说的他担忧的四点，也是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由此可见他的心情，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救世主义者。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亡国可以复国，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就会陷于万劫不复。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他立国的文化精神，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国家天下，尽在其中。

另外一个观点，我们中国文化里，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学者又应该是为人，不只为自己求学，同时也为人求学。这个“人”扩而充之，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人类文化。

（选自《论语别裁》）

如何看待文化的“废兴存亡”

我们研究历史哲学，要特别注意“废兴存亡”这四个字。中国文化经常用四个字连贯，譬如“循环往复”，譬如佛家的“生老病死”，都是四个字。这些观念，都是从《易经》阴阳生四象的观念来的，是四个现象。宇宙间本有两个现象，动静、是非、善恶、好坏、明暗，都是相对的。这是形而下的宇宙一切相对的动态；再分化就有四个现象，所以叫四象。它的代号叫作阴阳，就是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这四个现象，所以先讲这四个字的来源。

历史有“废兴存亡”，但是超过了这四个字呢？那就是文化的力量了。整个的宇宙，历史的生命是永恒的存在，“废兴存亡”只是四个现象而已。譬如现代大家非常担心中国文化的问题，你们放心，文化目前不是“存亡”的问题，现在只不过是“废兴”的问题，是一半倒霉的时候，不是断绝的时候。所以“废兴存亡”四个现象，仔细研究起来，意义绝对不同。

当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国家政权倒霉的时候，衰败一点是“废”；但是它会复“兴”，历史的记载也是这样。至于谈到“存亡”就非常严重了，我们举例来说，《论语》中孔子提到过，他说一般落后地区，没有文化的，但是也有文明。文明跟文化这两个观念不同。孔子说文化落后地区的文明，还不如亡了之后的夏朝；夏朝虽然亡了，但它的文化永远千秋存在。像我们中国人，到现在沿用的，很多都是夏朝的文化，譬如过阴历年，这是夏朝的文化；过清明等，是夏朝跟周朝联合起来的文化。因为夏朝以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周朝是以我们阴历的十一月当正月，商朝是以我们阴历的十二月当正月。我们现在还喜欢过阴历年，这是几千年文化的根，变不了的。

所以我经常说，看文化的“废兴存亡”，就可以看到文化的力量。研究起来，科学哲学的问题就很大了。譬如我讲到《易经》的文化，中国人过年门口贴一个“三阳开泰”。很多年前在台湾，《易经》没有太提倡的时候，有人写成“三羊开太”，好像吃火锅，要太太来开似的。

“三阳开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八卦，是一画一画来做代表的，也与二十四节气有关。阴历的十一月就是子月，子月有一个节气叫作“冬至”，冬至一阳生，画卦是一个阳爻，就是地球吸收了太阳的热能，到了地心，地面上很冷，地心里开始有一个热的阳了，所以冬至后井水是温热的。到了十二月是二阳生，到了正月就三阳生，所以叫作三阳开泰。为什么叫泰卦呢？上面是三个阴爻，代表是坤卦，坤是地；下面这三笔阳爻，代表天，是地天卦。这个卦名叫地天泰，所以正月是三阳开泰。到了二月，阳能从地气又上升，这个卦又变了，叫作雷天大壮。我们介绍这个是说明夏朝文化的存在，所以说，文化是超越了“废兴存亡”的范围。

讲到“废兴存亡”四个字，我们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它所有的阶段，拿佛学的名词来讲，只不过是分段生死，也就是“废兴存亡”而已；而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永恒不断、绵绵不绝的。所以我们要由这个精神去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尤其是青年同学们注意，这个时代正是“废兴存亡”的关键，只是年轻人挑不起这个“废兴存亡”的担子，但是也不可被历史的演变压倒而失去信心。

刚才我来上课前，正好看到菲律宾的侨领在电视台讲，过去华侨在外面以中文为主，现在因为英文流行了，年轻的学生对中文都不重视了。这是个大问题，当时我就有一个感想，重视不重视是看我们自己民族站不站得起来，中华民族真站得起来，照样会受重视。这也是“废兴存亡”的问题，不要因偶然一段的悲哀，自己就垮下去了，这不是我们的精神。所以关于“废兴存亡”的问题，一定要认识清楚。

（选自《孟子与离娄》）

第二章　三家大脉络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过去把儒家、道家、诸子百家分开了是错误的。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中国文化？你告诉他：是“道”。“道”是什么？包括很多，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佛学等，总体一个观念，称为“道”。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思想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了。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

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这三位都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根本的大老师，但是三家的文化各有偏重。佛家是从心理入手，达到形而上道。据我的知识范围，世界上任何宗教哲学没有跳过如来的手心。当然我的知识并不一定是对的。道家的思想偏重于从物理及生理入手，而进入形而上道。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讲物理、生理入手的修持方法，任何一家无法跳过道家的范围，跳不过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儒家则偏重从伦理、人文、道德入手，而进入形而上道。

所以我说，今后的中国文化，要学儒家的品性，我们做人做事不能不学儒家的道理。儒家就等于佛家大乘菩萨道的律宗，讲究戒律，所以儒家非常注重行为。除了学儒家的品性，还要参佛家的理性，你要想明心见性，直接领悟成道，非走佛家的路线不可，否则不会有高的成就。同时还要配合道家做功夫的法则，不管密宗、显教，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但是道家的学问不止修道这一方面。中国历史有一个奥秘之处，每逢天下变乱的时候，出来救世，所谓拨乱反正的，一定都是道家的人物。等天下太平了，他们多半走老子的路线，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隐姓埋名，什么都不要。等到盛平的时候，又都是儒家人物出面。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其实，几个有名的圣哲之教，都是针对医治人性恶习的药方。因为我们的民族性，存在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信、无耻的老毛病，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了“仁、义、忠、孝、礼、智、信”等药方。老子开的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所以释迦牟尼开了“平等、慈悲”两味大药。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太过自私狭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稣开了“博爱”一味单方。

不过，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拼命要向唯钱主义，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今天说对，明天又说不对，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为妙啊！人性，有善恶兼具的根底，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因此造成人类史，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所以中西的圣哲们，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论语别裁》《我说参同契》《原本大学微言》）

儒家的历史脉络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儒家的由来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的；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们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很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

虽然如此，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周武王奋起革命，在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定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的，但是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定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鲁哀公（公元前509—公元前468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淳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景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

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玄佛的激荡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至还讥诮南方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约三百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

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他们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后世的师儒名教从此专守程朱章注，认为即是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了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借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

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等国，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糅入儒学，别树风格。更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的儒林

元、明之间，儒学承先启后，应是受到南宋末期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脱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

明代文化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而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亡国。

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做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清史稿·儒林传》）似此两非两是的按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互为师友，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

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如孙奇逢、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顾炎武等辈，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屏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影响清朝两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三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二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其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笼络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重译《般若心经》，雍正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亲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辞章文艺。虽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

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辞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在《忆云词》自序中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

同治以后，文运再变，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便是其中翘楚，他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述而不作，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近代的转折

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州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蒙。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传》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虽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舍此是非不论，即以康有为掺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书》，却对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这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精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在八十余年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几乎淹没了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多情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已无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可谓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之精神、待时而兴之志向，诚可嘉赏。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道家的学问与影响

综罗百代　广博精微

讲到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前后，便包括诸子百家所有的学术思想，由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作为代表而足以影响上下社会各阶层的，应该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后，便以儒、佛、道为代表。这个观念，我要再三反复说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讲中国文化，不要偏废，更不要弄错方向。

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著《老子》（到了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道德经》）一书。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最有系统，有最具体的叙述。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则是庄子。庄周所著《庄子》一书，唐玄宗时代又尊称它为《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修养——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等，都有大用处。

这不止是指《庄子》的内七篇而已，事实上，几千年来，历代所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亦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最多。

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是汉、唐以后的人所持的观念。在秦、汉以前，现在所谓的“道家”与孔孟之学的所谓“儒家”，原本没有分开的，统统是一个“道”字。而这一个“道”字，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都含在此一“道”字中。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所以纪晓岚一生之中，从不著书，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做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就因为他倚此一态度而为学，自然地读书非常多，了解得亦较他人深刻而正确。他对道家的学术，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意思是说，道家的文化思想，包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整个文化。“广博”是包罗众多；“精微”是精细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画符念咒、吞刀吐火之术，都变成了道家的文化，更有阴阳、风水、看相、算命、医药、武功等，几乎无一不包括在内，都属于道家的学术。所以虽是“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也因之产生了流弊。

拨乱反正

提到我们的历史文化，所谓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变动不安、非常混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因为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便希望从这方面找到一条出路。

其实，并不一定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凡是对任何一样东西，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自己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印象就各异。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开国时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世，完全是儒家的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其分。次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刘伯温、清朝的范文程等，还有许多不可知、不可数的道家人物。

老庄之道的人生大原则

个人修养方面，运用黄老之道立身处世，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从这里又要想起道家的另一个大原则，但这另一原则，如果讲起理论来，或者做一学术性的文字报告，那就太多了，不是这里所能尽述的，现在只好举出一个人的故事来做说明。

白居易的一生，学问好，名气大，官位亦很高，留名后世，没有人能够和他比的。而他常想从政治舞台上退出来，悠游林下，不像苏东坡，曾经吃了很多苦。白居易享了一辈子福，临老还享福，就因为他学道。这从他一首读《老子》后的七律可以知道。原诗是：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他说，人生的遭遇，成功与失败，吉凶祸福，都有它的原因，真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它的原因，不需要烦恼，不需要忧愁。

颔联两句，引用了庄子“覆虚舟”的典故。他说，我们只看到世上富贵人家多财润饰华丽的房屋，仍会被大火烧毁，却从未见到空船在水上被风浪吞没的。装了东西的船，遇到风浪才会沉没，而且装得愈重，沉没的危险愈大。虚舟本来就是空的，纵会翻覆，亦仍浮在水面。这是说人的修养，应该无所求，无所得，愈空虚愈好。曾子说：“富润屋，德润身。”

颈联两句更指出，人世间“名”与“利”两件事不宜贪求，以免招灾祸。可是现代青年，都在那里拓展自己的“知名度”。仔细研究起来，不管任何一种名，如果太高了，不符实际，对于此人的人生与福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障碍。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就是这个道理。

说到利，最具代表性，普遍为人所求的，当然是钱，人人都想发财，钱愈多愈好。除非在生命垂危时，宁可减少自己的财富，以挽救生命使之延续。可是生命救回来了，寿命可以延长了，却又会贪财舍命，所谓“人为财死”。白居易说“利是身灾”，人的钱多了，烦恼更大，钱与烦恼，如形之与影，且大小成正比。

所以，白居易这首诗的结尾语说：“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世界上谁不好名贪利？佛教劝人们绝对放弃名利，这是做不到的。老子就不然，他只是教人“少私寡欲”，少一点就好了。所以白居易说，名利像匏一样，实在好吃，叫人绝对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后，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的。深懂了黄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不要吃得过分了。这就是老子之道在个人修养上的基本原则。

可出可入，能出能入

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释、道三家的哲学，作为文化的主流。在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于出世的，虽然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救众生，但出家学道、修道的人，本身还是偏重于出世。而且佛家的学问，从心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儒家的学问，又以孔孟之学为其归趋，则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亦有一部分儒家思想，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但到底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个人，跨了门槛站在那里，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让人去猜他将入或将出，而别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猜透。

了解这些精神以后，欲懂得老庄的运用之道，在“用”上发挥老庄的哲学，那必须先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且举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行径来说明，也许比理论上的阐述，让大家体会得更深切。

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绍他的身世功业了。后世的人，说他建功立业，一共有十三套本领，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谋略之学，都未曾流传下来，只留了两套本领给后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鉴》，把相人之术传给后世的人。自他以后，有许多政治的、军事的乃至经济等方面的领导人，运用他这部《冰鉴》所述的相人术选才用人，的确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领，就是他的日记和家书。但是，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怎样弄好鸡窝，怎样整理菜园，表示很快要回家种田，等等。这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

这只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看法而已。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清朝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况，可能有许多人体会不到，试以创办一家公司为比喻。一位公司老板，找到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由于这位干部精明能干，而且很努力，于是，因其良好的功劳业绩，由一名小小的业务员，逐步上升，而股长，而主任，而经理，一直升到总经理。到了这个阶段，公司的一切业务，许多事情，他比老板还更了解、更熟练，同下面的人缘又好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老板的就会担起心来。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险了。

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领而已。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乱的王阳明、清朝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精通老庄之学，擅用老庄之学。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作风，如果硬把他们打入儒家，认为他们只知道在那里讲讲理学，打打坐而已。这种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则，便真的要“悔读南华庄子文”了！

道家与民俗

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学术思想，它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实在源远流长，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国的宗教与哲学而言，佛教经典及佛学内容的翻译，有许多名词、术语，以及注释与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学术思想的名词和义理。当然，后来道家与道教，有很多是采纳融会佛教学理的学术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儒家学术，以及侈谈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离不开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庄子、列子的学问。其他如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工业、农事等，无不与道教前身的道家学术思想有关。

我们为了尽量简化来做大概的介绍，列举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华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风俗习惯。尤其是过去的农业社会、渔猎社会，平原生活、海洋生活与高原生活，对于五候、六气、二十四节气的关系与重视，几乎与整个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离。这都由于传统道家学术思想的影响，直达三千年之久。

其次，如过去民间岁时过年的伏腊、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诞、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春社的宴会、二月十二的花朝、三月三的上坟扫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并饮雄黄酒、六月六的晒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节、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不尽细说的风俗习惯，都由于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间迷信道教观念的习惯而言，几乎每一个月当中，便有大半时间，都在禁忌与信守之中，简直不敢错走一步。至于婚丧庆吊等与礼仪有关的习俗，无一不从道家的观念而来。但是，这些种种的习惯风俗，我们只要试读《礼记》与《荆楚岁时记》等书，便可知道其渊源久远，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综合文化。我们因为生活在道家学术思想之中过得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对于道家内容太过陌生，岂非有违常理。

道家与教育

至于讲到道家及道教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我们都只知道中国过去教育的目的，大体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线，为建立人伦道德，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教育，所谓功名科第，仅是它的余事而已。然而因为后儒对于道、佛两教素来便有视为异端的因袭观念，所以对于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功劳，都是阳奉阴违，忘其所以。

其实，中国过去的教育，与中国前辈读书人的知识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

这是什么理由呢？这便是道教两本书的力量，即《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这两本书的内容，等于便是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

从汉、魏开始，经晋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传了两三千年。它主张的道德，是着重在阴德的修养。所谓阴德，便是民间俗话所说的阴功积德。阴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见、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阴德了。由此思想观念的发展，过去认为科第功名的中取与否，除了文章学问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为善去恶，阴功积德的结果。因此，很多世代书香的人家，尽管大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案头放着教导子孙家庭教育的范本，都摆有《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太上感应篇》等书。

这种精神与风气，在中国文化教育界中，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为止。同时，各省、各府、各县，在在处处，都有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建筑，它与东岳庙、城隍庙、三官大帝祠庙等，巍然并峙。所谓梓潼文昌帝君，从唐以后便兴盛风行，是专管文运的神道。魁星也是专管科第功名，赏善罚恶的文运之神。乃至由此普及到戏剧方面，如过去的唱戏（包括京戏、地方戏等），当开锣上台以后，首先出场的便是魁星，其次才是跳加官，招财进宝。戏剧到了最后完场时，便是关公拖着偃月刀来净台，这样的一个戏剧文化思想，他是代表什么意义？大有文章，可以值得深长思也。

道家与文学

道家与道教，从魏、晋开始，到唐、宋以后，它与中国文学的因缘，正像佛学与禅宗一样，都与文学结有不解之缘。如果勉强地以时代来划分界限，魏、晋的文学，含有道家的成分比较多，无论诗歌与散文，都是如此。唐人的文学，道、佛两家的气息并重，尤其以唐诗是如此，至于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却以道家的成分为多。宋人的文学，似乎比较偏向于禅，无论诗词与散文，大体都有这个情况。元代的戏曲、小说等，佛学成分多于道家。明、清以来，才慢慢走上融混的路道。为了讲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最后要使大家轻松一些，我们不妨举出唐人诗中一些有关道家与道教的材料，使人读后多少可以沾些仙人气息的意境。

唐代的名士才子中，例如李商隐有名的一首《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所用的庄生梦蝴蝶、望帝托杜鹃、沧海珠泪、蓝田暖玉等，无一不是与道家、道教有关的典故。无此修养，无此意境，无此感情，便做不出这种诗境。

至于唐代名僧、道士的诗，好的作品，也非常多。因为一般限于诗体的成见与偏见，便轻易地忽略过去。道士的诗，例如：“因卖丹砂下白云，鹿裘惟惹九衢尘。不如将耳入山去，万是千非愁杀人。”“佛前香印废晨烧，金锡当门照寂寥。童子不知师病困，报风吹折好芭蕉。”“似鹤如云一个身，不忧家国不忧贫。拟将枕上日高睡，卖与世间荣贵人。”都是惑乱人生中，偶然一服的清凉镇静剂，大可有助于修养。

至若唐人笔记小说中的裴航遇仙、云英谪嫁的仙人艳迹，平添后世许多神仙眷属的幻想与佳话。那都是道家与道教给予中国文学的生命活力，并无颓唐、哀愁、灰色的情调。宋代名诗人，如苏东坡、王安石、黄山谷等人的作品，更与道、佛思想不能分离。苏东坡的名词，如《水调歌头》，要研究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此中大有文章，也不可放过。

（选自《禅宗与道家》《老子他说》）

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因缘

中国文化的阶段与特色

讲到佛学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因缘，首当提出中国文化的界说，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自三代前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伏羲画八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属于原始的、质朴的、科学而哲学的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进，便形成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

第二阶段，由于传统文化的分化，到周、秦之际，产生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互为异同的天下，复经秦、汉前后的演变，渐次形成儒、道、墨三家学说思想特立独出的形态。

第三阶段，再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产生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鼎峙，随时变易互为兴衰的局面。从此历宋、元、明、清，讲到中国文化，便以儒、释、道三家并举为其中坚代表。

好像中国的地理河流，北有黄河，中有长江，南有珠江流域，综罗交织而灌溉滋茂了中国文化的生命，所以讲到中国文化，实在不可偏举，我们身为中国人，更不能不了解自己文化的真相。

尤其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哲学，基本大有不同；如果说中国有哲学思想，却不是独立的专科，中国的哲学，素来是文（文学）哲不分、文史不分、学用不分，无论研究中国哲学或佛学，它与历史、文学、哲学、为政四门，始终无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科学和实际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关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教传入的思潮背景

要知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说思想的互相隆替，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前因后果，便须了解两汉思想学术演变的原因：两汉的学术思想，始终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天下；墨家思想在汉初已经融化为儒、道的附庸，并无特立的藩篱。

西汉初期，因为政治领导与社会的趋势，道家思想最为流行，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完全倾向道家黄老之术，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汉初政治原则上的必然趋势。从此道家学术思想，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定则，凡当拨乱反正的时代，必定需用道家学术的领导，到了天下太平，便“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西汉以来，因为道家学术思想的盛行，于是法家、阴阳家、杂家等思想，也都托足道家门庭，依草附木而欣欣向荣，及其流弊所致，便造成西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以及谶纬（乩祥）的迷信风气。王莽的叛乱、光武的中兴、汉末三国的局面，无一不在谶纬的观念中而构成政治治乱的心理因素。因而有汉末道家的隐士思想，与墨家变相的游侠思想结合，产生道教的雏形，便与佛教学说互相推排，而又互相融化。

同时两汉学术思想，自经汉武帝与董仲舒辈的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使孔、孟、荀以来之儒家思想，一变而为两汉经师儒家的天下，于是训诂、注疏与各主一家的传经风气，弥漫朝野，由学术思想的权威经师、博士，与选举孝廉、拔用贤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错，而造成东汉后期的世家阀阅（门第）的弊端，以致形成党锢之祸，使学术思想与政治因素，互为表里而促成政治社会的乱源。

汉初承战国与秦室的变乱，文化学术凋敝已尽，西汉传经与注疏的工作，实在甚为重要。但自东汉末期，注疏传经，已经流于支离烦琐，借此从事学问而博取功名，则为唯一工具，如要真实寻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奥义，已如强弩之末，势已不能透过纸背了。所以两汉学术，一到三国阶段，便相当空泛而黯淡，恰在这个时期，佛教学术思想，挟新颖玄奥的哲学，源源输入，因此而形成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的形态。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颓废与新运，一般多归过于三玄之学的勃兴与清谈风气的腐败。其实，如果了解两汉历史文化的演变，对三玄之学与清谈兴起的原因，就不会诿过于少数读书人，如何晏、王弼之流了。

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学术思想的转变，少数有识之士，固然可以开创风气，但真实形成力量的，仍然属于实际政治中的领导人物。孔子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然如此，后世领导方向的正确与否，还是不能例外。初唐君臣，领导学术思想，而启发佛、道两教。宋初君臣，领导儒家而产生理学，后来明、清两代，无一而不如此，所以说学术风气的转移，在于一二人者，绝不是少数坐议立谈、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

总之，魏晋三玄之学与清谈风气的形成，它的偏向，既不是老庄思想的罪过，也不是佛学般若谈空说妙的错误。细读历史，便知是受魏武（曹操）父子（曹丕、曹植）的文学情调所影响。何晏、王弼都是少年贵族，恃宠气骄，既不能从事洁静精微的学问，又不能做疏通知远的功夫，而以老庄思想的风流外表，互为三玄注解。那是文学的、哲学的必然结果，所以从纯粹的哲学立场看魏晋南北朝的思想，除了佛学以外，所谓三玄之学，只是文学的哲学而已。由玄学再变而有清谈的风气，由清谈而造成无用之用，置天下国家事于风花雪月之间，那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佛教的文化贡献

佛教学术思想，又由于两晋、南北朝西陲氏族的崛起，互相争霸而入主中原，于是推波助澜而使佛学东来的洪流，源源不绝，因而奠定隋唐之间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成长的根基。或有认为南北朝间佛学的输入，是凭借西陲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等于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国的传教情形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资料上，非常明白，不可混为一谈。

事实上，南北朝之间西陲氏族的入侵，因为他们文化根基过于浅薄，本来便毫无文化思想可言，与宗教政治更不相干，只是一种盲目的凶顽残贼而已，后来如石赵、姚秦的作为，全赖感染佛教的教化，而稍戢其淫威，如北魏的情形，更因受到佛学的熏陶，而融会接受儒、道两家文化的结果，那是史有明文，毋庸争议了。总之，南北朝的佛学，因为与中国儒、道两家文化的互相融会，奠定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佛学勃兴的阶段。西域来中国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人，无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而毕生致力于佛学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泯。

此外，在人物方面，如因译经事业，发明中国的音韵之学，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约，因佛学的译述而启发文法，即有著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又如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但必须记得，自东汉以来到隋唐之间，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佛学，其间经历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过程，约有四五百年的时间，才形成唐代的文化。温故而知新，现在要谈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虽然时移势易，加上现代科学工具的发达，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在短时期内，或一个世纪中便可望其成就的，所以我们生在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趋势，与自身所负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更须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

佛教勃兴与三教融合

至于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学术阵容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背景，远因已如上述，近因则另有新的面目。

由于唐室李氏宗亲，自唐太宗以来，即诏定道教为国教，尊奉李老君为教主，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又因为唐室君臣醉心佛学，故虽尊奉道教，实则佛、道并重，但在人事地位上，略加分别而已。

自初唐，开国将相多数为文中子王通的门人。而王通讲学，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素来不分畛域。因此，一般读书人，号称儒者的知识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无别的学术思想。即使如中唐以后，一位得力于墨家，而以文章名世，号称为儒家正统的韩愈，虽闹过史称“排佛”的大事，其实，还是后人正反双方的渲染过度。细读韩愈排佛的文章与历史的事实，他当时只是对佛教制度与某一类佛教徒的不满，并非对佛学本身多有攻击。

而且自韩愈以后，直到宋、元、明、清几代理学家们的儒者，排斥佛教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说它废弃伦常，无父无君的出家制度。此外，少数有关佛学的批评，到底都是门外汉的外行话，无足轻重。如从深入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于佛教毫无损失，所以当代名僧禅德，极少出来说话。真正打击宗教本身的，往往出于宗教徒的自身，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凡为任何宗教的人士，应当深省。

唐代佛学的勃兴，影响中国文化每一部门，直到后世普及日本与东方各国，约有三大原因。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佛教人才辈起，创立中国佛学各宗义理，因此而普遍影响唐代的中国文教。因南顿北渐的禅宗风气，普遍宏开，唐代文学与所有文化学术，如蜜入水，如盐加味，随处充满禅意的生机。同时，因百丈禅师创立丛林的寺院制度，使佛教十宗学派，一律托庇宇下，奠定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的特色而照耀古今中外。因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回国，翻译佛经事业的影响，以及佛学唯识法相的翻译完成，使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哲学思想，确立逻辑的思维体系。因此而与儒、道两家，左右逢源，互相吞吐诸子百家之长，而构成中国文化三大巨流的特质。

佛法到了中国以后，到了禅宗这里，剥掉了一切宗教外衣，赤裸裸地用中国文化来表达，一句经典一句佛都拿掉了，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别之处。唐代的中国文化影响了世界。现在大家常常讲中国文化，我常问大家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懂禅，就不懂中国文化，所谓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合一归到禅，它是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

禅宗把一切宗教的外衣都剥掉了，没有宗教的迷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出一切众生个个是佛，如何找出自己生命未生以前的本来功能，直接走这个路线，就是禅。那么，中国从达摩禅师以后，统统走这个路线，从梁武帝以后直到唐代，这一把火就很大了，可以说禅宗几乎影响了全世界。

西方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西方哲学文化史叫黑暗时期，天主教的那个幕拉下来，完全是自己困在教廷里研究神学，所谓现代科学文明的影子都还没有。而在这个时候，整个东方像太阳一样，光芒照遍了全世界，尤其是朝鲜、日本，在禅的整个笼罩之下，也包括我们本土的儒家、道家。从轩辕黄帝开始，渐渐变成诸子百家的学问，因为禅一来，等于诸子百家的文化都是豆浆，还不能变成豆腐，豆浆变豆腐必须靠那个卤水，一点下去变成豆腐了。诸子百家所有文化中心的那一点，就是禅。

这一点，整个东方文化起了大的不同作用，现代科学追求的生命科学、认知科学，包括信息科学都在内。

新思潮的兴衰

物壮则衰，事穷则变，佛学禅宗经晚唐五代以后，它的蜕变与转向，也是文化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一到宋初，由于开国君臣崇尚孔孟学说，于是读书人士当然是儒家之徒的知识分子，便在有意无意之间，吸收隋唐以后四百年来佛学修养的精神与方法，摇身一变，而产生理学濂、洛、关、闽的门庭。

理学家们讲学的方法与作风，书院制度的规模，无一而不从禅宗形态蜕变的。平心而论，要说宋明理学等于儒家的禅宗，佛教禅宗，例如佛家的儒、道，实在不算过分，但这只是言其形式，如究其实质内容的异同，就大有分别了。

禅宗、理学，经过两宋两三百年的互相推排，及其末流，同时皆趋没落。禅宗有默照（沉默）邪禅及狂禅的混杂，理学有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纷争，一逢元朝武力入侵，挟佛教密宗的喇嘛教的卷入，便使亦儒亦佛的两家巨室，就都生出支离破碎的蔓草荆棘了。从此使明代近三百年的文教，笼罩在一片不是狂禅的理学，即是理学的狂禅气象之中。虽然有王阳明创立履践笃实的良知良能的学说，但依违儒、佛之间，毕竟大有问题存在。因此使明末清初的大儒们，讥为“圣人满街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等，确有原因，并非纯属意气用事。清初佛学与禅宗，虽有雍正的再度提倡，但因既定的国策，始终以外崇喇嘛教而羁縻西北边陲，故亦一蹶不振，无能为力了。

总之，由于以上的简述，对于佛学与中国过去文化历史的因缘，大概已可了解其重点了。

（选自《禅宗与道家》《洞山指月》）

第三章　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词

先认几个字

我们中国的文字，自远古以来，就不同于其他一些民族的文字。中国字是方块字，它与印度的梵文、埃及上古的象形文字，都以个体图形来表达思维语言的内涵意义。所以到了汉代，便有专门研究文字学的学问，以“六书”来说明中国文字的形成及其用法。所谓“六书”的内容，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属于汉学中最出色的“小学”和“训诂”的范围。

那么，我提出读古书须先理解“道”“德”“天”等字，以及“大人”一词是什么意思。这也与汉代文字学的“小学”“训诂”很有相关之处。因为我们要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诸子百家书籍，尤其是儒、道两家的书，对以上的几个字，用在不同语句、不同篇章里的含义，并不可只做同一意义的理解。否则，很容易把自己的思维意识引入歧途，那就偏差太远了。

道

“道”字，便有五个不同内涵。

一是道路的道。换言之，一条路，就叫作道。很多古代书上的注解“道者，径路也”，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一个理则，或为一个方法上的原理、原则的浓缩之名词。例如，《易经·系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医药上的定理，有叫医道，或药物之道。用于政治上的原则，便叫政道。用于军事，叫兵道。又如《孙子》十三篇中所用的一句话：“兵者，诡道也。”甚至自古以来，已经为人们惯用的口头语，所谓“盗亦有道”，或者“天道”“地道”“人道”等的“道”字，都是指有某一个特定法则的道。

三是形而上哲学的代号，如《易经·系传》所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是指物理世界、物质世间有形有相的东西；“器”字就是指有形有相的东西。那么，超越于物质或物理的有形有相之上，那个本来体性，那个能为“万象之主”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实在唯物的，还是抽象唯心的呢？这是我们自古祖先传统的答案，不是“物”，也不是“心”，心物两样，也还是它的作用现象而已。这无以名之的它，便叫作道。例如《老子》一书，首先提出“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就是从形而上说起。其实，“大学之道”的“道”，也是从形而上而来的理念。

四是讲话的意思，这是古代中原文化习惯的用词，你只要多看看中国古典民间通俗小说，就处处可见，“且听我慢慢道来”，或是“他道”“老婆子道”等，真是随手拈来，多不胜数。

五是在汉魏时期以后，这个“道”字，又变成某一个宗教或某一个学术宗派的最高主旨，或是主义的代号和标志，例如“侠义道”或“五斗米道”等。到了唐代，佛家也用它来做代号，如“道在寻常日用间”。道家更不用说，把它视为唯我道家独有的道了。推而衍之，到了宋代，非常有趣的，在儒家学说学派之外，却另立一“道学”的名词，自以为在“儒学”或“儒林”之外，别有薪传于孔孟心法之外的“道学”的道，岂不奇而怪哉！

德

我们现代人，一看到“德”字，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道德”，而且毫无疑问地，“道德”就是代表好人，不好的，便叫他“缺德”。其实，把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是汉魏以后，渐渐变成口语的习惯，尤其是从唐代开始，把《老子》一书称作《道德经》。因此，道德便成为人格行为最普通又是最高的标准了。但是，根据传统的五经文化，又有另一种解释，“德者，得也”。这是指已经达到某一种行为目的，便叫德。根据《尚书·皋陶谟》篇中的定义，共有九德——九种行为的标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在《尚书·洪范》篇中，另外说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在《周礼·地官》篇中，又有讲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

另外有关“德”字，在魏晋以后，因为佛教、佛学的普及，提倡“布施”，教导人们必须将自己所有，尽心施放恩惠，给予众生，这样才有修行的功绩基础。由此采用《礼记》上一个同义词，叫作“功德”。后代人们有时讲到“德”字，就惯性地与“功德”一词连在一起，所以附带说明，以便大家了解。

我们了解到上古传统文化对于“德”字的内涵以后，把它归纳起来，再加以简化一点来讲，“道”字是指体，“德”字是指用。所谓用，是指人们由生理、心理上所发出的种种行为的作用。这对于研究《大学》一书，是尤其重要的认识。不然，到了“明德”和“明明德”关头，就很容易模糊、混淆不清了。因为古文以简化为要，到了现在，中国人的教育，不从文字学入手，搞得自己不懂自己的文化，反而认为古人真该死，自己的传统文化真糟糕。

孔子为什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

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因为那时谈到“为政”，讲究“德”字。到秦、汉以后，只讲事功，所谓“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于此，等而下之，连霸业都谈不上，连事功都没有，光是拿偷鸡摸狗的手段窃国而已。

天

“天”字，真是“我的天哪”！读古书，碰到这个“天”字，如果要仔细研究，也不是那么容易，同是一“天”，看它用在哪里，又是哪一“天”的意义。我们现在把它归纳起来，也与“道”字一样，有五个内涵。

一是指天文学上天体之天，也可以说，包括了无量无边的太空。可不是吗？外国叫航行太空，我们叫航天，并没有两样，各自文化不同，用字不同而已。这是科学的天。

二是宗教性的天，这是表示在地球人类之上，另外有个仿佛依稀，看不见、摸不着的主宰，叫它为天。在我们上古以来的传统习惯上，有时和“帝”字、“皇”字是同一意义。不过，“帝”或“皇”是把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加上些人格化的意思而已。如果用“天”字，就抽象得多。在意识上，便有“天人之际”，自有一个主宰存在的意思。

三是形而上哲学的天，它既不代表陈列日月星辰的天体，统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又不是宗教性的唯心之天。它既非心和物，又是心和物与一切万象的根源。它犹如萧梁时代，傅善慧大师所说的一首诗“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的天。简言之，它是哲学上所谓的“本体”之天。

四是心理情绪上的天。它如一般人习惯性所默认的“命”和“运”关联的天。所谓“天理良心”，这是心理道德行为上所倚仗的精神的天。又如说“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是纯粹唯心的天。

五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作为时间和空间连锁代号的天，例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今天、明天、昨天，以及西天、东天等。

总之，先要了解这几个中国古书中，“天”字的差别意义，这在研究《中庸》一书时，更为重要。

大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礼记》中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学”。先由学习洒扫应对开始，渐渐地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洒扫，是人生基本的生活卫生和劳作。应对，是人与人之间，所谓人伦之际的言语、礼貌、态度。

“六艺”所包括的内容很广。礼，是文化的总和统称。乐，是生活的艺术，当然也包括了音乐。射，是学习武功，上古的武器，以弓箭为主，所以用射箭的“射”字做代表。御，是驾驭马匹和马车等驾驶技能。书，是指文字学，包括对公文的学习。数，是指算术和数学，是上古科学的基本先驱。

由八岁入“小学”，到二十岁已经不算是童子，在家族中，要举行“冠礼”，算是正式成人了。但在“冠礼”之前，又有一说，十八岁束发，也算成人了。所谓“束发而冠”以后，再要进修就学，那就要学“大学”了。

《大学》，是不是古代所说的成之人学呢？或是如宋儒朱晦庵先生所注，含糊其词地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呢？假定说，《大学》劈头第一句所说的“大学之道”，确是指定是大人之学。那么，怎样才算是大人？或者如中国文化三千年来的习惯，凡是做官，甚至捐官并未补实缺的，都称作大人呢？但不管是曾子的原意，或朱熹的注解，《大学》一书，绝不是专门教做官做吏的人学习的。

从字源学上来看，“大人”这个名词，首先出现在中国文化宝典中，所谓群经之首的《易经》里，就有二十九处之多。例如，在《乾卦·九二》《乾卦·九五》“利见大人”，《升卦》的“用见大人”，《革卦·九五》“大人虎变”，等等。但很遗憾，在《易经》上，每次提到大人，也都没有确切的定义，是指做大官的大人，或是年龄成长的大人。但《乾卦·文言》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样的“大人”，连鬼神都无可奈何他，天也改变不了他，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说到这里，我先说一段往事。

当年我在成都时，曾经和一位宿儒老师——蓬溪梁子彦先生，畅论这个问题。梁先生的学问，是对朱熹的“道问学”和陆象山的“尊德性”的调和论者。可是我们经过辩证，他只有说：依子之见如何？我就对他说：如果高推《大学》《中庸》为孔门传承的大学问，那我便可说，《大学》是从《乾卦·文言》引申而来的发挥；《中庸》是从《坤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坤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梁先生听了说：你这一说法，真有发前人所未说的见地。只是这样一来，这个“大人”就很难有了。我说：不然！宋儒们不是主张人人可以为尧舜吗？那么，人人也即是“大人”啊！

梁先生被我逼急了，便说：你已经是这样的境界，达到这样“大人”的学养吗？我说：岂止我而已，你梁先生也是如此。他说：请你详说之。我便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我从来没有把天当作地，也没有把地当成天。上面是天，足踏的是地，谁说不合其德呢！“与日月合其明”，我从来没有昼夜颠倒，把夜里当白天啊！“与四时合其序”，我不会夏天穿皮袍，冬天穿单丝的衣服，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我清楚得很，谁又不合其时序呢！“与鬼神合其吉凶”，谁也相信鬼神的渺茫难知，当然避之大吉，就如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趋吉避凶，即使是小孩子，也都自然知道。假使有个东西，生在天地之先，但既有了天地，它也不可以超过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除非它另有一个天地。所以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有鬼神，鬼神也跳不出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说：“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我这样一说，梁先生便离开座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已年过六十，平生第一次听到你这样明白的人伦之道的高论，照你所说，正好说明圣人本来就是一个常人。我太高兴了，要向你顶礼。这一下，慌得我赶快扶着他说：我是后生小子，出言狂放，不足为训，望老先生见谅，勿怪！勿罪！这一故事就到此为止，但梁先生从此便到处宣扬我，为我吹嘘。现在回想当年前辈的风范，如今就不容易见到了！

说到这里，我已经把《大学》里的“大人”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还不了解，勉强下个定义吧！凡有志于学，内养的功夫和外用的知识，皆能达到某一个水准，即称之为“大人”。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论语别裁》）

五经与中国文化的精神

《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于五经做总评。这怎么说法呢？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对五经扼要简单的介绍，对《诗》《书》《易》《礼》《乐》《春秋》以一两句话批评了。

《经解》篇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

《经解》篇接着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诗的教育，就是养成人的温柔敦厚。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精神。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又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也不只讲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部资料。

现在西方人学历史（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观念来的），是钻到历史学的牛角尖里去了，是专门对历史这门学识的研究，有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注解，历史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影响。

中国过去的情形，学术家与文学家是不分的，学术家与哲学家也是不分的。中国人过去读历史的目的，是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所以它要我们“疏通知远”。人读了历史，要我们通达，透彻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

这个“远大”的道理，我讲个最近的故事来说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国就任，我送他一副对联，是抄袭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一般人应当如此，外交官更要善于运用它。对于世局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要有眼光，要看得远大。“宦情”是做官的情态，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国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有骨头，站得起来，少低头，并不讨厌“少低头”。不能将就人家，要怎样才做得到呢？就是懂得历史——疏通知远——这是《书经》的教育精神。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包括了音乐、艺术、文艺、运动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些都包括在“乐”里，也就是所谓育乐的要旨，以养成“广博”伟大的胸襟。“易良”就是由坏变好，平易而善良。

“洁静精微，《易》教也。”《易经》的思想，是老祖宗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我们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时，用八卦画图开始记事以表达意思。什么叫洁静呢？就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则属科学的。《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到哲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所以说“洁静精微，《易》教也”。

至于“恭俭庄敬，《礼》教也”，是人格的修养，人品的熏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历史。什么是“属辞比事”呢？看懂了《春秋》这个历史，可提供我们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参考。因为人世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常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会重演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吗？也许可能，因为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中国人是人，外国人还是人，人与人之间，形态不同，原则上却变不到哪里去，所以说历史是重演的。但是，不管历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做人处世，处处都有前辈的经验。虽然古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的不同，原则上却没有两样，所以读了《春秋》，“属辞比事”，就知识渊博，知道某一件事情发生过，古人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善恶、处理方法都知道，这个就叫“比事”了，是“《春秋》教也”。

任何学问，有正反两面，五经也如此。《经解》对五经的批评，正面反面都讲了。

“故《诗》之失，愚。”老是去搞文学的人，变成读书读酸了的书呆子，很讨厌，那就是笨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样的人，才能爱任何一个人，爱任何一个朋友。所谓敦厚，对别人的缺点，容易包涵，容易原谅，对别人的过错，能慢慢地感化他，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那么才是“深于诗者也”，这样才算是诗的教育。以下《书》《易》《礼》《乐》《春秋》，都是如此。

所以《经解》接着说：“《书》之失，诬。”读历史要注意，尤其读中国史更要注意，因为宋朝的历史是元朝人编的，元朝的历史是明朝人编的，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编的。事情相隔了这么久，而且各人的主观、成见又不同，所以历史上记载的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但有时候事实不一样，也不见得完整。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还要读历史的反面文章。反面文章看什么呢？看历朝的奏议，它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和报告？可见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则就没有建议了。宋朝王荆公王安石就说过懒得读《春秋》，认为那是一本烂账簿。这也是认为“《书》之失，诬”的观念。

“《乐》之失，奢。”光是讲艺术等，又容易使社会风气变得太奢靡了。

“《易》之失，贼。”一个人如果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手掐八卦，未卜先知，别人还没有动他就知道了一切，这样好吗？坏得很！“察见渊鱼者不祥。”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此人就鬼头鬼脑，花样层出了。所以学《易》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固然很重要，但“做人”更重要。如果做人没有做好，坏人的知识愈多，做坏事的本领愈大，于是就“《易》之失，贼”了。

“《礼》之失，烦。”礼很重要，过分讲礼就讨厌死了。等于说我们全照医学理论，两手就不敢摸面包。全听律师的话，连路都不敢走，动辄犯法。你要搞礼法，那烦透了。所以“礼”要恰到好处。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以后，固然是好，有时候读了历史又有问题。一个人不研究军事哲学，则这个人作为一个健全的国民不成问题，等到研究了军事哲学以后，相反地，他又容易闯乱。不会武术的人，最后可以寿终正寝；会了武术，反而不得好死，是一样的道理。

（选自《论语别裁》）

易：生生不息

《易经·系传》中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生生之谓易”这一句话最重要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点，可从《易经》文化“生生”两个字中看出来。《易经》的道理是生生，也只有《易经》文化才能够提得出来，西方没有。你们研究西方文化，基督教、天主教，《旧约》《新约》里头，伊斯兰教的经典里头，乃至佛教的经典里头也一样，一切宗教只讲有关死的事，都鼓励大家不要怕死。只有中国《易经》文化能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死是阴的一面，也在道中；生是阳的一面，也在道中。

一切宗教都是站在死的一头看人生，所以看人生都是悲观的，看世界也是悲惨的。只有我们《易经》的文化，看人生是乐观的，永远站在天亮那边看。你说今天太阳下山了，他看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过十二个钟头，太阳又从东边上来了。这种生生不已，永远在成长、成长、成长……

所以我常说，倒霉的人，他的好运气就要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易经》不是说“生生之谓易”吗？霉倒过就是好运，这是循环的道理。大家倒霉一来就怕啦，如果这样，你就被倒霉魔鬼吃掉了。要把“倒霉”当甘蔗吃，吃完了以后，下一步好的就来了。所谓“生生之谓易”是中国文化特殊的哲学观点，全世界文化都没有这种观点。所以我说，只有中国文化敢讲现有的生命，可以修到长生不死。这便叫作神仙！神仙的境界是“与天地同休，与日月同寿”。这个生命是永远的。

“生生之谓易”，再加上“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三句话连起来，就可以体会出这个本体的功能、道的功能了。道的功能永远是生生不已的，这就是易的作用，这是第一层功能。

“成象之谓乾”，乾代表天，构成了第一个现象。所谓天就是太空、虚空的整个现象，也包括天体上的太阳、月亮、星辰系统等，这是第二层功能。

“效法之谓坤”，跟着天体的法则而形成这个地球，才有了我们人类世界的乾坤，这是第三层的功能。这也就是老子思想所根据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即所谓的生生不已。

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一个名称，是假设的、不可见、不可知、不可说的。道在哪里可以见到呢？“藏诸用”，在用上见到它的体。那么什么是它的用呢？“生生之谓易”，道永远是生生不已的。道一动就是一，一当中就有二；一动就有阴有阳，就有正面、反面出来了。所以我们讲《易经》的数理哲学，与西方的数理哲学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认为宇宙万有开始于零。

零是什么意思？零就是一个圆圈，没有数，但大家不要误会了，没有数并不是了无一物。它却是无限的数、无量的数、不可知的数，不可见、不可尽，乃至无量无边，这就是零。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从这里来的。数理哲学最高的只讲到“三”这一步，而“四”是另一个哲学观念了。

那么宇宙有多少数呢？只有一个数“一”。永远是一，一加一叫作二，一加二叫作三；到了十又是一个一，到了百又是一个一，到了千又是一个一，到了万还是一个一……永远是个一，没有二，二是假定的。这就是数的道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所以，“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的一切道理，都在其中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出世与入世：孔子为什么不归隐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个观念要配合《礼记》的《学记》和《儒行》两篇来研究。《学记》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儒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形成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种形态，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并不要求各个一律。可是哪一种个性，适合哪一种学问，要怎样培养自己，都有一个标准。

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也等于《礼记》中《学记》和《儒行》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服从真理，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真理是不变的，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所谓“守死善道”就是守住这个信仰、这个主义，“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则。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并不是滑头，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乱的时候，要有出世的修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最好不去。动乱中的社会，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说到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素来认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绝对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说到隐士，问题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在中国古代，自上古以来，一直存在。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后的儒家，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而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学问那么好，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是隐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不同意”的主张，但并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个观念。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如民主社会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没有投反对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场，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请他们出来，他们认为汉高祖不会礼贤下士。因为汉高祖好谩骂，喜欢开口说粗话，他还没有得天下以前，对跟着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看见他们就讨厌，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陆贾劝他要尊重读书人，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啰唆什么？”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产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的，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朴，宋真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逼他出来了。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是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很可恶，不应该。而认为有学问的人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做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是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

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它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一个为人类国家社会的人，不问眼前的效果，只问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甚至今天下的种子，哪一天发芽，哪一天结果，都不知道。下了种子，终有一天会有成果的。从这里我们想到，孔子的思想，几千年以来，始终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确是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的。

（选自《论语别裁》）

十六字心传与道统

《孟子·尽心》是孟子整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孔孟心传，是构成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这一贯的中心思想，绝对是中国的，是远从五千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没有丝毫外来的学说思想成分。所以后世特别提出，中国圣人之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心传。历史上有根据的记载，是在《尚书·大禹谟》上，其中有帝舜传给大禹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佛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两家还没有分开时的思想。在一两千年之后，到了唐宋的阶段，就有所谓的“传心法要”。当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得道；那时所谓道的中心，就是“心法”。

这十六字的心传，含义非常广泛。我国的文字，在古代非常简练，一个字一个音就是一个句子，代表了一个观念。

“人心惟危”的“惟”字，在这里是一个介词，它的作用，只是把“人心”与“危”上下两个词连接起来，而本身这个“惟”字，并不含其他意义。例如我们平时说话“青的嗯……山脉”，这个拖长的“嗯……”并不具意义。至于下面的“危”字，是“危险”的意思，也有“正”的意思，如常说的“正襟危坐”的“危”，意思就是端正。而危险与端正，看起来好像相反，其实是一样的，端端正正地站在高处，是相当危险的。也因为如此，外国人认起中国字来，会觉得麻烦，但真正依六书的方法，以“小学”功夫去研究中国字的人，越研究越有趣。

《尚书》里说“人心惟危”，就是说人的心思变化多端，往往恶念多于善念，非常可怕。那么如何把恶念变成善念，把邪念转成正念，把坏的念头转成好的念头呢？怎么样使“人心”变成“道心”呢？这一步学问的功夫是很微妙的，一般人很难自我反省观察清楚。如果能够观察清楚，就是圣贤学问之道，也就是真正够得上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以道家称这种人为真人，《庄子》里经常用到真人这个名词；换言之，未得道的人，只是一个人的空架子而已。

人心转过来就是“道心”。“道心”又是什么样子呢？“道心惟微”，微妙得很，看不见，摸不着，无形象，在在处处都是。舜传给大禹修养道心的方法，就是“惟精惟一”，只有专精。舜所说的这个心法，一直流传下来，但并不像现在人说的要打坐，或佛家说修戒、定、慧，以及道家说练气、炼丹修道那个样子。

什么叫作“惟精惟一”？发挥起来就够多了。古人为了解释这几个字，就有十几万字的一本著作。简单说来，就是专一，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或“一心不乱”，乃至所说的戒、定、慧。这些都是专一来的，也都是修养的基本功夫。后来道家常用“精”“一”两个字，不带宗教的色彩。“精”“一”就是修道的境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人心”，转化为“道心”。达到了精一的极点时，就可以体会到“道心”是什么，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而这个“天”，是指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万有本能。

得了道以后，不能没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两腿一盘，坐在那里打坐，纹风不动，那就是“惟坐惟腿”了。所以得道以后，还要起用，能够做人做事，而在做人做事上，就要“允执厥中”，取其中道。怎么样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着空，不着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在这里无法详细说明，只能做一个初步的简略介绍。

中国流传的道统文化，就是这十六字心传，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后世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孔子的学生曾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再到孟子，都是走这个道统的路线。以后讲思想学说，也都是这一方面。

不要忘记，这个道统路线，与世界其他各国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国道统，是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作天人合一，是入世与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开。出世是内圣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具体的事功贡献于社会人类，这就是圣人之用。所以上古的圣人伏羲、神农、黄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他们一路下来，都是走的“内圣外王”之道。

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后，“内圣外王”分开了，内圣之道就是师道，是传道的人，外用之道走入了君道。其实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君道应该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等于说君王同时是全民的领导人，也是教化之主，更是全民的大家长，所以说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有人问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心是什么？只有一个字——“道”，不是道家的道，这个道是中国原始的，五千年前就有了。代表什么？宗教、哲学、科学，一切文化、艺术、经济都包括在内，给它一个总体名称叫“道”。

我们后来研究自己的历史，发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演变，一开始是道的阶段，慢慢人口变多了，社会繁华了，但不能说社会进步了，因为所谓的“道”退步了，变成了“德”，道以后才有德。德过了以后，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一路茫然下来，这个时候开始有仁义，儒家孔孟之道讲仁讲义，社会再接着发展下来。到后来仁义也不行了，就变成礼治，由礼而形成法治，也就是政治体制。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演变的，礼法以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孝道：守身是前提，大孝于天下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

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从容”——慢慢地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感情，亲情不笃，而要他爱天下、爱国家、爱社会，那是空洞的口号，是不可能的。说他真的有爱心，他连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爱过，怎会爱天下、国家、社会？或者说私事不爱而爱公众，事实上没有这回事。爱天下国家，就是爱父母兄弟的发挥。所以说笃于亲者，不怕人自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讲爱是由近处逐渐向外扩充的，所以先笃于亲，然后民兴于仁。从亲亲之义出发，整个风气就是仁爱，人人都会相爱。

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哪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

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

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

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

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孟子说：天下什么事情最重要？事亲最重要，就是怎么安顿父母，才是最重大的事情。

守的方面，又以什么最重要呢？守，不是说家里有许多黄金美钞，要守住它，连上课都不上了，这并不是守。守，是操守，就是人格的建立。例如佛家、道家讲究守戒律，基督教也要奉行十诫，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它们的戒律。戒律就是操守，一种人品的、行为的标准，然后坚持此一标准，使自己的品格、行为不致下降，这就叫作真正的“守”。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成语“守身如玉”。这句话，在古代不一定是对女子的贞操而言，对男子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格行为标准，要坚守下去，如同玉一样的洁白，才算珍贵；如果稍有瑕疵，就失去价值了。明代洪自诚（应明）的《菜根谭》里，有两句话：“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这个正反两面的比喻，把“守”的重要，说得非常具体而透彻。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借用洪先生这两句话，只是做比喻，并不代表我们是贞节牌坊的拥护者。

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一个立脚点，以现代的观念来说，一个年轻人，要先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年轻人一生有没有事业，不是问题；一生有没有事业心，才是问题。虽然有事业心，不一定能够做得成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事业心，就如同已经被丢进字纸篓的考卷一样，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报废了。

事业心的基础在于仁心，一个人如果没有救人救世之心，在思想上就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即使事业做得再大，百年之后，也只是黄土一堆。宋代名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就有救人救世之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立大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守身，就是这种道理，所以孟子说“守身为大”，在守的方面，以守身最重要了。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孟子又说，一个人，在他的时代中，能够有人格、有操守，而又能尽到孝道的，我是听到过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人物。孟子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物，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有这样的人物。

像宋代的文天祥，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如果以私人家庭的孝道来说，他因为抗元，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了尽忠臣道的节义，不肯投降，不但自己死了，还牵连到家人。假如他投降了，则能与家人安享荣华富贵。他的作为，从小处低处看，又似乎不孝了。

《孝经》的观念：“大孝于天下”。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民族，即使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也仍然是个大孝子。

当然，一个普普通通，既无才华，又无责任的人，而说为了救社会、救国家、救天下世人而去跳楼自杀，以醒世俗，那可不是孝子，而是疯子。

所以，在中国文化源流的《易经》中，注重两个字，一个“时”，一个“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因素。一个人处身在某一位置上，负了一定的责任，在刚好遇上某种情况时，而为社会、国家、天下人类牺牲，那才是对的。不在那个位置，不在特殊的时机，虽有救人救世之心，做法应该两样。也就是每人要在自己的本位上，为救世救人，去做出最适当的、效益最大的事来，这才是对的，这就是孝。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离娄》）

横渠四句：知识分子的责任

《孟子·尽心上》里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

一个知识分子，担负有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于道德的修养，人文修养，要做到“所过者化”，才合于继祖承宗的标准，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外王。真正的圣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头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超过了言教，但还是不够，要能够做到“所过者化”。

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达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变了别人的心理与行为，只要他人在那里，一般人就会对他肃然兴起恭敬，就像对庙宇中的菩萨，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样，戒慎之诚。

一个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耻的。孟子曾说人贵知耻，假如做到了“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了。

说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个成语“同流合污”，那是狭义的看法，是一个坏的状况；但从广义着眼，天地生长一切万物，有好的，有坏的，的确是“同流合污”的。但天地并没有对万物分好坏，毒药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时也可以治病。万物因时间、空间、物件、环境的不同，使用的动机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差别。“同流”就像海洋一样，充满了生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向这一目标努力。所以孟子最后说，“岂曰小补之哉”，人不要轻视自己，尤其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轻视了自己的责任，要立志对社会有贡献，对宇宙有贡献，有天地一样的胸襟。

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

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太保，意气非常盛，身体棒，思想开阔，喜欢闹事。后来范仲淹带兵在陕西经营边陲的时候，张横渠才二十多岁，年纪很轻，奔往前线，要投军参加作战。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约他谈话，劝他回去读书，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等到书读好，慢慢再来，同时将一本《中庸》交给他。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自有他的天地。

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回去再读《中庸》，从此放下一切，专心求学问，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宋代几位大儒，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将入相，以文人当统帅，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才不是将才，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不能这样埋没，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张载。果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尤其张载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

凡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出世修道，也同样是“为天地立心”。因为维持文化精神的人，虽寂寞穷苦，但是他们是“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续人类文化于不坠的人，就是“为生民立命”，在佛学上讲，就是延续“慧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来非常可悲，已经是命如悬丝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命运，如千钧的重量，只有一根丝在吊住，连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称作学人。而我们自己反省，并没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再往后看，还未曾发现挑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启后，而且能继往才能开来。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论语别裁》）

第四章　为什么有家有国，却没有社会

男女、五伦与社会

孔子在《易经·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在大学里上课，有些同学问起，恋爱哲学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爱你就是我爱你，不爱你就不爱你，爱就是自私的，恋爱没有什么哲学。但是孔子讲得妙，他说有了天地就有万物，有了万物就有男女。既不是上帝造的男人，也不是上帝从男人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造女人，而是有了万物，其中就有男人、女人。一部人类史，就是两个人唱的戏，唱了千万年。有了男女，自然就会结合，就会谈恋爱，变为夫妇，并不是偷吃了苹果才变成夫妇。就是说，人类社会，只有四个字——“饮食”“男女”两件事：一是需要活着的问题，一是两性需要的问题。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为什么要把讲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样。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易经》上也点明了这两件事，上面说了人事历史发展的关系，下面说有了男女，就自然有夫妇，有了夫妇就自然形成家庭，自然生孩子，生了孩子自然有父子。所以这是五伦的道理。上述这些是自然现象，社会扩充了，就有人，大家都是人，某人人好一点，选他做领袖，他就是君，我们听他的，我们就是臣，社会的程序就成了。

孔子集上古文化的大成，以孝为一切德行的根本。他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上，便以修身、齐家，为内圣外王的枢纽。他的孙子子思，也把明诚之教，归本于孝悌之行。从此拓展出了中国以孝义治天下的特殊文化。

这种文化正像一个十字架，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两旁以兄弟、姊妹、夫妇而及于朋友；这个十字架不是宗教的，而是伦理的，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我们讲中国的伦理学，伦理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秩序、一个规范。我们中国讲伦理有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分类。

君臣在古代的，就是长辈与后辈的关系。古代这个“君”字不一定指皇帝哦，“君”字照篆字的写法是个拐棍，下面一个口，代表一个人年纪大了，拿个拐棍，年高德劭，有资格，可以为君，可以做领导人，后来专门用于做皇帝了。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大家都了解。曾经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跟我谈过这个事，他说：你们这个《大学》《中庸》，我非常佩服，可是缺乏一个社会问题。后来我告诉他，所谓齐家就是社会，不是现在两夫妻的小家。中国讲家庭，是几代同堂、几百人在一起的大家族，所谓齐家是齐那个家，那就是社会，朋友也就是社会。

《易经》告诉我们，人类的五伦，不是勉强形成的，不是法律规定的，这是人性的本来，人性走正理，自然发生的。有男女，自然有夫妇，有夫妇自然有父子，有了许多夫妇、父子，自然形成社会，有了社会组织，自然有阶级。有的阶级是自然形成的，有所谓君臣就自然分上下，有了上下就产生文化、产生礼仪。

（选自《易经杂说》《论语别裁》《中国文化泛言》《列子臆说》）

家：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祠堂曾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我曾经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西方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指“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把“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社会联结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串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止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的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家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也都是由这种“家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仔细研究，再做定论。

“大家族”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本土，直到现在，如果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地统治中国上亿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们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如果一个青年有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家的鸡，或有了男女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家要求族长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1937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家乡别家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家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家族的面子了，所以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把她活埋了。因此，他日夜想要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了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也都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家庭”和“大家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收入作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读书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社会福利”工作由来已久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社会”团体这一门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家的学说，如《大学》《中庸》，也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

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为“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都是有形无形地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家做和尚、做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鳏、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家何在”的情况啊！

齐家之难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的“大家庭”观念，有四五千年前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公元六六六年，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的。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皇帝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

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忙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巨大的忍耐、莫大的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相安无事。

大家须要明白，我们中国由上古开始，地大人稀，而且历来的经济生产全靠农业为主，土地与人口就是生产经济、累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周秦时期，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上，也多是重视人口。秦、汉以后，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户口为受益的标准。所谓“万户侯”等的封号，都是对文武臣工等最有诱惑力、最要得到的大买卖。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当然，户口人丁的众多，是生产力和财富的原动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剥削劳动人工、压迫小民的现象。但并不像当时西方的奴隶制度，其中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不是赞赏那种传统习俗，只是在历史学术上的研究，是非同异必须说明清楚，提醒大家在做学问、求知识方面的注意而已。

同时，说明由于“宗法社会”“家族”的传统，形成后世“大家庭”“大家族”的民情风俗，产生贵重多子多孙的结果。人们要想教育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比起管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集团，甚至比起管理一个国家的政府（朝廷），乃至现代化的政党，还要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治理国家、政党，管理社团，大体上说来，只需要依法办事、依理处事，“虽不中，亦不远矣”。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它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以致家破人亡、骨肉离散，也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屡见不鲜，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农村的贫苦人家，愈是生一大群子女，比富有城市人家更会生产人丁。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饮食卫生等问题，包括很多内容，一时不及细说。但古代的传统，除了原配的夫妻以外，还准许有三妻四妾，所以稍稍富裕的家庭，以儿女成行来计算，还不止三个五个，或十个来算人口的。

如果只以一夫一妻来说，他们生了五个儿子，讨了五个来自各个教养环境的媳妇，在兄弟媳妇之间，互相称作“妯娌”。每个媳妇的个性脾气、心胸宽窄、慷慨悭吝、多嘴少话，个个自有各的不同。而五个儿子之间，由父母遗传的生性并不是一模一样。假如和父母一样，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不一样，则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说和社会上的人群一样，智、贤、愚不同，良莠不齐。再配上五个不同的媳妇，单从饮食衣着上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间对待上下的态度等，任何一件小事都有随时随地的是非口舌。如果发生在外面社会上的人群，还可忍让不理，躲开了事。这是昼夜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家，你向哪里去躲？

倘使还有三五个姊妹未出嫁，日夜蹲在家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不是父母前的宠女，至少也是娇女，对“妯娌”兄嫂、弟媳之间，对哥哥弟弟之间的好恶、喜怒、是非，乃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可以闹翻了天。还有能干泼辣的姑娘，虽然嫁出去了，碰到夫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或是贫寒守寡、无所依靠的家庭，也可能回到娘家干涉家务，或是请求救济。总之，说不尽的麻烦，讲不完的苦恼，比起在政府官场中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当管理国家天下的皇帝，看来还要难上百倍。因为做领导人的糊涂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的糊涂官，只要“哼哈”两声，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是 “齐家”内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将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将，只能在佛教寺院门外守山门，不能深入内院去的。

我们这样还只说了父母子女两代。如果五个儿子媳妇，各自再生三五个儿女，那么，一家二十口或三四十口，还不算相帮的僮仆婢女，以及临时外雇，乃至佃户等相关的人丁在内。再过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孙子，又结婚，又生儿女，那么，这个所谓兴旺的人家，在四五十年之间，已是“百口之家”了。因为过去的社会，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现在。你们须要了解，在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的时代，甚至后世如我所讲这种情状的家庭，尤其是“皇室”或“诸侯”王家，所谓数百口之家，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

我们的历史上，所谓“五世同居”的“大家庭”，历代都有，甚至如在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年代（1008年—1016年），“醴陵丁隽，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世同居，家无间言”。尤其是最后一句的记载，实在使人不敢想象地敬佩。所谓“家无间言”，是说全家三百多人，并没有一点不和睦、不满意而吵闹起来。因此便可知道“齐家”之道，是“齐”这样的家，不是如现代乃至西式的小两口子，把两个铺盖拼成一张大床或两张小床的家。即使是对小两口子的家来讲，又有几对是白头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齐家”是那么轻易要求、那么稀松的世间人事吗？！

照我默默的观察看来，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我们大概已经介绍清楚。也许，你们现代一般从开始就先学新时代的文化，或一开始便从西方文化基础学习的人，看来非常奇怪，好像西方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它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肯家”也是美国的“世家”“大族”，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经常喜欢讲说或关心“肯家”，以及别的“世家”的许多故事。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三从四德，并没有轻视女性的意思

人类社会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并非从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变化出来的，所以女人并非永远附属于男人。这都是传统文化很明显平实的基本原理。但是东西方的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如“宗教学理”以及“伦理道德”等的学说，甚至都把自然社会观念变成同样的“重男轻女”，变成了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现象。

其实，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自有上古的记载开始便很公平，认为远古人类的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开初原来都是以母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以及最为重要的怀孕和生育时期，乏力再去自谋饮食和其他劳务，很自然地必须男性的帮助和照顾，所以就渐渐形成习惯，建立了男女结合共同生活的家。因为有了“家”的形成，所以又渐渐演变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初步习俗。然后为了饮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收藏、储蓄、占有、开发等行为，就初步形成了如后世所谓的“私有财产”或“家庭经济”的基本形态，这正是合于唯物史观发展的原理。但这是没有加入人性心理变化成分的观念，更没有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规律。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远古、上古史，便都有对“母性社会”母系为中心的简单记载，称之为“氏”。我们姑且避开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来说，存在有巢氏、燧人氏，乃至伏羲氏、神农氏，直到黄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于轩辕之丘（河南新郑），故名“轩辕”；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但从黄帝以后，仍称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直到帝尧开始，人类社会的文明渐盛，才改变以母系为中心的习惯，从其封地开始，改称为“唐尧”，乃至“虞舜”。可以说，从尧、舜以后，以男姓为中心的“族姓”风俗，才开始建立。至于认为“氏”即是“姓”的观点，那是汉代儒家们从“重男轻女”的狭隘思想开始，才把母系为中心的“氏”，曲解改变过来的。事实上，中国历代历朝的政府所习用的，都是秉承上古传统文化的习惯而有分别，直到清朝末代还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称“丁”，女人称“口”，后来才统统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实，这种区分的称呼，不是阶级的观念作用，是适合逻辑的分类而已。

“五四”时，搞妇女运动的人，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归罪到“孔家店”里去。其实这都出于《礼记》《仪礼》上的记载。而且“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或谓老来）从子”，就叫“三从”，哪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作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和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做丈夫的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及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难道男人要靠妻子生活才对吗？丈夫死了，妻子自身的父母当然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

从现在来说，可以靠政府所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但真是一个男子汉或好儿女，把父母养老的感情和责任完全推之于社会，也未免有点那个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说，恐怕不是滋味吧！为别人、为大众争福利的养老是大好事，如果是只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个人自由（自私）主义的什么吧！也许我又错了！不过，如从上古的历史社会来设想，三千年前，教育并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无法受教育。

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农业经济社会，女性更没有自由独立谋生的能力，那么在家不从父，又要从谁呢？出嫁，当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长期饭票的需要，不从夫，又如何呢？至于夫死从子，事实很明显，就不要多说了。但是还要知道，夫死、子小，还要“母兼父职”，抚养子女成人，试想那又是究竟谁从谁呢？如果你把“从”字只当作“服从”“盲从”的意义来解释，那你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弄通中国字的内涵，还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师母”那里多学习学习吧！

说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是有关妇女人格和人品养成教育的目标，不只适合于女性，男儿也同样需要有这种教养。一个人的品德有了问题，不论是男是女，当然是不受人欢迎的。言语粗暴，或是刻薄贫嘴，或是出言不当，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没有口德，那也当然不行。至于“妇容”一项，更不要误解是在选美。古文简略，它所谓“容”，是指平常的“仪容”整洁，不要故作风骚，给人做笑料。“妇功”一项，过去在有的书上，把“功”字写成“红”字，那是专指刺绣，或裁缝和精工纺织的技能。尤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里，这对于充实家庭经济更为重要。

古老的妇女“四德”中的这一项，我觉得对于现代和将来社会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简单地说，还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和一位在外国的华侨青年结婚。他们在出国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辞行。我就对那位朋友的女儿说：你出国第一件最重要的事，还要去求学。我不是叫你去读一个什么博士或硕士的学位，我希望你去学习一种个人独立谋生的技术，如依一般女性来说，学会计也好。因为时代到了现在，尤其是婚姻制度快要破产了，爱情是抵不过面包和米饭的。所以现代的女性，从小开始必然要学会一项专业独立的谋生专长，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关系，这就是“妇功”的重要。这位小姐后来照我的话做了，固然不负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老社会里，虽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规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风俗中，对于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妇功”方面，早已自成为一种当然的行为。长话短说，我们只举南宋诗人范成大一首《夏日田园杂兴》的诗，便可呈现出一幅江南农村社会教育的真实画面了，诗说：“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国藩，当了那么大的官，但是对家中的女儿媳妇，每天要绩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织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其余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用多说了。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积阴德与社会福利

过去大家讲做好事有四个字，叫作“阴功积德”。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这个道理灌输得很牢，做人一辈子要做到阴功积德。阴，是暗的，偷偷做了好事别人不知道，这就是阴功。因为真正的阴功才是真正的积德。如果做好人做好事，是为了给人家表扬，为了让人家说我们是好人，这个不算是善事。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中国文化不仅庄子的思想如此，诸子百家都是如此。

老子说：“善行无辙迹。”真正做大善事、行止高洁的人，他所做的好事，完全不着痕迹，你绝看不出他的善行所在。因此，中国文化几千年来，非常重视“阴功积德”。一个有道德的人，为善不欲人知，因为他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望回报；如果做了一点好事，还要人家来宣扬，那就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得太多了。所以，真正为善的行为，不像车辆行过道路一样，留下痕迹，如果有了轮印的痕迹，就知道车子经过哪些地方，等于自挂招牌，标明去向或宣扬形迹了。

孔子也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做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不要在人家看见时才做好事，便是阴德。帮忙人家应该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后，别人问起也不一定要承认。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阴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我经常提到一本小说《聊斋志异》，因为最近在座满眼看到有许多新来的青年同学，他们也许没有看过这部说鬼的小说；但是很多同学对于这本书也很欣赏，我往往问第一篇是什么？很多人答不出来。《聊斋志异》这部书说鬼怪，说狐狸精，它的宗旨在哪里你就不懂了！现在我给你们做答案，第一篇是《考城隍》。我们台北市到了成都路，不是有一个城隍庙吗？城隍也就是阴间的地方官。这一篇很妙，有一个读书人，做梦梦见接到一个通知，叫他参加一个考试。他莫名其妙，心里想，还没有到联考的时间，也不是普考，为什么要马上去考试？一到那里便看见上面坐的主考官是关公，这个多吓人！我们中国人素来对关公是尊重得不得了，那比包公还威严。

题目发下来，他就作了一篇文章，中间有几句很要紧的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个人有心去做善事，故意有心的，为了做好人去做善事，说这个人虽然做了好事，也不赏他，因为他有个目的是好名、求名。无心为恶，这个人无意做坏事，譬如说：家里一块破铜烂铁，向窗外一丢，结果伤了人，他是无意的，他无心为恶，虽然做了坏事，不罚。所以关公当场阅卷，拍案叫好，录取了他，要他马上去做城隍。他一听去做城隍，糟糕，那要死了以后才能做的。他说：我还不能死啊！最后只好向关公请求说：我妈妈年纪大，只有我一个儿子，你叫我马上去做阴间的官，我死了，谁孝养我妈妈啊？关公说：你有此心真是好极了，马上叫人看他妈妈还有几年阳寿。判官（秘书）把簿子翻开一查，还有九年。关公说：可以，就等你九年吧！

这个故事就是说明“为善无近名”的道理，表面上看是逃避，但也是教你做善事是要真善，不求神知，不为名利，也不要为了因果报应。我常常碰到许多学宗教的朋友，好像他做了许多好事，已经磕了好多头，拜了好多佛，念了好多经，好像他也天天上教堂做礼拜，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会死掉呢？这个问题我是答不出来的，只好看着他，张开嘴巴，没办法答。这种心理就是伪善。

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事业，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以个人立场，做社会福利事情，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

有钱做做好事，修桥铺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每到夏季，家里忙得很，天天都要烧茶，大锅大锅地烧，多少里一桶，放在那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这些都是社会福利。

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个人做社会工作，做社会福利，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所谓阴功积德。现代的思想，社会的福利工作，已经由政府、由社团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是两个时代，思想也不一样。

（选自《庄子諵譁》《老子他说》《论语别裁》）

丛林制度的特殊贡献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众，独坐孤峰，或个别的隐居水边林下，过他隐居专修的生活方式，大概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这种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至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同时，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来愈多，势之所趋，便自然会形成团体生活的趋势。

到了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

宋代开国以后，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建立理学的门庭，而且在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宗精神思想的影响。甚至，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实在太大，而且最为密切。只要详细研究禅宗丛林制度的所有清规，以及详读《禅林宝训》与宋、元以后禅宗高僧的史传，配合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关文化思想与教育史实的演变，便可了然知其所以了。

丛林的制度，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严格说来，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却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前，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它的制度，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

我们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所以说，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重洋，便放下衣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可以说，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咏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阔，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轮美奂、壮丽雄伟的塔庙。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

缅怀先哲，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术，谋定而后动，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礼乐为主导政治的中心，由于礼乐的至治，就可以实现《礼运》天下为公的目的。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但是也还不能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因为国事天下事，与丛林社会相比，其艰难复杂，又何止百千万倍？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无论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两得其平，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

南宋时代，杭州径山大慧宗杲禅师与温州龙翔竹庵士珪禅师，恐怕以后丛林衰落，便合力记述历史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后世的准绳，作了一部《禅林宝训》的书。其中高风亮节，以及敦品励行的典型，足以与《宋元学案》比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作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一定别有无穷受用，可以启发无限天机。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绝对无此用心，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地，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那便会如佛经所说“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岂能成为千古宗师？在他当时，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执着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现在吗？

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佛教称佛为“大雄”，时移世变，时代的潮流，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追怀先哲，真有不知我谁与归之叹了。

（选自《禅宗与道家》）

第五章　中国有没有“经济学”

另外一种经济学

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是大政治家、大文化家（的事业），这个叫“经济”。

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国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门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作“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的。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司马迁以后，班固写《汉书》，走司马迁的路线，但是改了，把这个叫《食货志》。《古今图书集成》里面叫《食货典》，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只是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

《汉书》上的《食货志》，食货，包括了农工商业，有人把“食”归纳为农业，把“货”归为工商业。一切经济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包括财货的流通。至于现在什么股票啊，期货啊，金融衍生产品啊，真是泡沫，花哨得不得了，迷惑了人。当然有人喜欢这样，可以浑水摸鱼了。

道家有本书，很多人没有看到过，叫作《鹖冠子》，是隐士神仙之流写的。我们学军事出身的，喜欢带兵打仗，研究军事的书也读，研究政治的书也读。《鹖冠子》里头有两句话叫“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

“贵贱无常”，这四个字包含很多了，一个人生也好，一个东西也好，值钱不值钱，有没有价值，这是贵贱的问题了。“无常”，没有定律的，会变化的。“时使物然”，时间跟趋势使其如此，社会的演变，时代的演变，环境的变化，产生这个作用。注意哦！中国文化只有这八个字，“贵贱无常，时使物然”，如果写成经济学、金融学、货币学，起码二十万字的书了。

上面还有句话，“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这是中国文化，你们特别注意！一只大船开出去，到了河中间，船坏了，要沉了，这很严重，所有船上的生命财产都会没有了。这个时候什么最贵呢？一个葫芦，“一壶千金”，一亿价钱都值，要救命啊！船没有了，抱到那个葫芦，有浮力，人就死不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财经，包括金融、银行，自己要研究研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是乱讲的啊，不过讲课的时候放言高论，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走到大河中间了，中外文化也走到大河中间了。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准备好，不要“中河失船”。万一船漏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办法，能够救起来这个时代，救起来自己国家民族的政治，政治包含了经济、文化在内，是很重要的。

《阴符经》上面还讲到一句话——《阴符经》是姜太公的兵书——“绝利一源，用师十倍”。譬如一个人，他耳朵听不见，眼睛往往特别好。眼睛坏了的，耳朵感觉特别灵敏。这是个巧妙应用的道理，政治、军事、财经都用得到的。加上刚才我提到《鹖冠子》的两句话，帮助你们思想。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文化与经济是相关的。有些人不大好批评中西文化，我说我还差不多勉强可以批评。有些人讲，你这位老先生专门读中国书的，你懂什么外国啊？我说：对不起，我欧美都去过，而且都住过。我还批评中国的留学生，我说：这一百多年以来，都是坏在留学生手上的。当年清朝末年的留学生被注重的是德日派的——德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的，重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慢慢注重英美派的留学生。到共产党统一中国这个阶段，初期都是注重苏联的留学生。一九八九年以后，一下翻过来，用美国留学生。

我在美国的那个阶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好几位精英都在美国，都到我那里吃饭。我在美国还是一样地上课，给他们讲中国未来前途的问题，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帮忙祖国，不要在这里。当时讲到经济的问题，比现在还严重。

当时我在美国跟他们讲，我说十六世纪以前，美国跟欧洲够不上谈经济，穷得很，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很富有。马可·波罗从元朝回去以后，告诉你们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你们认为他是瞎说。后来到了十九世纪，你们英国人做海盗去打劫，你们的白银财产哪里来？抢印度、骗中国来的，现在才有那么多钱，你们发达了，富有了。

到了美国以后，我骂留学生，你们在国外留学，在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每天吃汉堡，吃两个面包，外面上中下社会的朋友都没有，白宫的门口都只看一看，进也进不去。你们懂什么啊？然后三年五年回去，哎哟！讲外国怎么好，外国的月亮怎么大，看不起自己。因为我在那里，他们会请我到白宫去，他们的财政部长会来看我，交了很多朋友，也到处看了很多。欧洲我也去看过住过。

那么，我们的文化是从德日派开始学坏的，后来是英美派，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开始学习美国，注重英美一直到现在。现在好像全体崇尚美国派，这都是问题。

可是，你不要听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化必须知道，同时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做到知己知彼。可是一百多年来，战乱加上内乱，中国人对这两方面文化，都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常常是脱离实际，忘记什么是基本，舍本求末，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知识迷惑了。

我们讲经济学的基础是农业经济，第二个是工业经济，第三个才是商业经济。现在买股票、期货的人，那是第五六层的经济了，已经不是经济了。所以买股本、期货，我叫它是虚无经济，买空卖空，说是支持实业生产，实际很多是在扰乱实业生产，最后说不定又归于空。现在你们喜欢玩钞票、银行、信用卡，什么基金、股票、期货，什么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产品，不要玩昏了头，饿了肚子什么都不灵了。

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哲学是“勤俭”两个字，也就是要勤劳节省。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太过奢侈，刚好违反这两个字，这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文化讲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其他诸子百家，都是讲勤劳节俭的。譬如《大学》里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经济的大原则，生产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讲，吾有三宝：“曰慈”，仁爱爱人；“曰俭”，勤劳节俭，俭省不是小气哦；“曰不敢为天下先”，绝不成为开时代坏风气的先驱。

现在全世界的金融、经济的观念都受凯恩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的影响。自从“消费刺激生产”理论出来以后，产生了今天工商业的过分行为。金融的各种现象，对于物质的浪费、环境的污染都是不可控制的，没有办法阻止的。如果要消费刺激生产，顶好人类天天打仗，最好的消费刺激生产就是世界大战，战争的消费是最厉害的！现在全世界都是商业战争。

为什么说是商业战争？好听一点是争取市场，不好听讲是争取工商业的战场。而且在这个理论影响下，各行各业都在千方百计引诱别人消费，将生存生活的理念彻底引到奢侈消费的方向，使大众感到生活代价很高，活得很累，烦恼很重，全世界都被催眠了。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人民、土地、财货，怎么排序？

我们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国文化，最要紧的，先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时光倒流，回到上古传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这样才知道古人简单的一个“货”字，是包括了现代人所说的物质资源，乃至人工所生产的农工商业等产品。凡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东西，统名叫“货”。但有的古书上，又把“货”“财”两字合用，也有和农业生产的粮食合用，称为“食货”的。如果随便一读，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识分别上，混淆过去。其实，“财”字是指“财富”，是包括农工商业所得的“物资”和代表“货物”互相“贸易”交流与币贝等的总和统称。

人类的“财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资”而来的，是绝对“唯物”的。那么，他在讲“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什么先前已经说到了“财富”，现在又怎么再提出物质资源的“货物”观念上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人性最大的欲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饮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货”。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是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环。如果照后世的社会科学来讲，换了一个名称，就叫作“利”字。例如世人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就包含有权位、权力、权势、权威等，“利”就包括了货物、财币、钱财等。

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些意思，便可恍然明了先贤们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周三代以前。因为从进入封建时代，家天下帝王制度形成后，经四千余年之久，王侯将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国家当作货物在玩弄，巧取豪夺，又有几个是以“济世救民”存心的呢？尤其在秦、汉以后，那些开国帝王的目标，都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作为目的，谁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国平天下”呢？

曾子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这一段文章非常白话，本来不须再加讨论。但是，为了在座的几位年轻同学是从现代白话教育起步，使我又回想到我自己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还在童年，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以上，当时似懂非懂不敢多问。如果啰唆多问，老师会说，好好背熟它，将来你就会懂。当然，听来很闷气，不是生气，因年轻还不懂生大气呢！将来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师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懂吧！可是几十年后，真的反而觉得那个老师真高明，好在没有点破我。如果那个时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许我永远只是做个“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而已。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要配合数十年的做人做事，才渐渐地一层一层深入，才算真懂了。学文哲和文史，也同学自然科学一样，没有走进实验室去实习，永远不会有新发现，永远不会有发明的。

话说这段文章，它是在古往历史上，评论一朝一代创业建国者的经验和成功失败的大原则，同时也是一个人要做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和失败的共通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门贤哲弟子的名言。

他首先提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之道，这个“道”字是一条不可变易的大原则之道，并非说话之“道”。不过，你如把它当作要说话之先的“说道”，也勉强可以。总之，他说，要想创业建国，唯一的条件，需要有人民群众的归心拥护。有人民群众才能得国；相反地，失掉民心就会失国。但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归向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语言的习惯，便是现代常说的“所以”。这是说，你想要创业建国，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业，必须先得“人和”。你想要人心归向，或是个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须先要从自己“立德”开始。如果自己做人，态度、言语、思想等行为，处处“缺德”，一切就免谈了！不过，一个“德”字，含义太多、太广、太深，真是一言难尽，说不完的，不是随随便便说一句“道德”就对了。

明白这个道理，自可了解下文所说的推理：有德，才有人众；有了人众，就会有土地；有了土地，就会有财货；有了财货，当然就能兴起种种妙用了。尤其是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土地、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那便是后世所说的“政治”和“治权”的内容了。其实，一个人家也是一样，先由男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经营，然后才成为一个家庭。至于现代人的创业，无论是工商事业、金融事业或社团事业，也都不外乎此理。

但他特别慎重地提出，注意任何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在于个人的“行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为和处事行为两种的综合。所以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个“末”字，不是说财没有用的意思。这是说，一个人自己的道德行为是根本，财货是由根本所发展产生的枝末。

换言之，德行犹如树根，财货犹如树的枝叶。树根不牢固，枝叶是不会茂盛的。因此，他便说：“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如果你不顾在自己内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只想争取向外的财货，那就必然会有人来和你争夺权利。所以在争取人和与争取财货两者之间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即“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缺少一根就站不起来了。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的崩溃。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仁义经济学

《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的。

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无论是十八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不能否定它的卓见。

又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第一句，能知仁道的人，因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第二句，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第三句是说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

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

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含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因此他说：“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这样才能达到“均富”的境界。

孟子第一次见梁惠王时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后世的读书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于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

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举一个实例来说，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但是，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孟子》，解释《孟子》，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第一是误解了梁惠王问话中的利，只是狭义的利益。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利”与“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了。

其实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含义，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也都是小利而已；如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辞，以及上下系传等，谈“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不利”的，则有二十八处。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利”为中心在讨论。《易经》思想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个字。所以《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绝对离不开《易经》。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价值，那么《易经》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我们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确的认识。

《易经·系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经济政治，非常重要。真正能理财，老百姓就跟你走，可是有一点，不要忘了理财还要能正辞。

孔子说“理财正辞”，经济的问题固然重要，精神文明的文化更重要。所以中国《易经》的政治哲学：第一点是理财，使有繁荣的经济基础；第二点要有最高的精神文明；第三点人民还要守法。所以说“禁民为非曰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理想的国家。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孟子旁通》《易经系传别讲》）

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我现在九十岁了，生命的经历很多。这个国家大革命以后，经过北伐，我亲自参加过抗战，经历过国内的变化，在海内外大波浪之间，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我觉得有了问题。这些问题使我想到中国古代禅宗的两句话：“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我们的国家社会，今天的发展非常繁荣，好像人人都前途无量，朝气蓬勃。事实上都有“一片白云横谷口”的现象，不是黑云哦！是很漂亮的白云，可是把自己遮住了，一切都搞不清楚了。本来是自己的家，鸟要飞回来，可是因为这片白云遮住了，迷巢了。我深深地感到，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学，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外国人的经济学。自己的经济学在哪里？同样是人，尤其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没有经济学吗？现在我们经济学走的路线，包括我讲经济学这个名称的问题，都在跟着人家走。

大家要做企业家，就要研究历史的经验。举个例子，姜太公如何帮助周朝建立并使之享国八百年，而且他封在齐国。现在所谓的胶东，那时是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他八九十岁快要一百岁了，到这个地方来做诸侯，怎么把一个国家变成那么富有？中国文化经济商业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是在齐国的临淄，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比现在的上海、纽约还热闹哦！唐朝的时候在扬州，所以你们看古人的诗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唐朝经济的中心在扬州。宋朝就不是了，宋朝的经济中心在漳州、泉州。上海发达到现在最多一百年，以前是小镇，原来归吴淞道管的。今天的经济中心是上海，未来就不是上海了。这是经济商业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

谈到西方的文化思想，十七世纪以后人们认为要解决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问题，非靠经济不可，以经济来解决政治。中国几千年文化刚好相反，经济摆在第二位，有好的政治，经济自然会好。

我们要真的研究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好好去研究管仲。管仲的历史故事很多，我提醒大家注意他的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认为经济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不发展，人民不富有，文化就谈不上。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可是大家忘记管仲提倡的是什么，不是经济领先，而是政治文化领先。“仓廪实、衣食足”只是手段，好的政治可以自然达到仓廪实、衣食足。再譬如他的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谓四维，譬如房子的四个栋梁，这四个柱子没有搭好，文化没有建立好，国家就很危险了。礼义廉耻这四个内容太大了！管仲也是做工商业出身的啊！孔子非常佩服管仲，所以在《论语》上说，我们的国家，以前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后代就都变成野蛮人了，因为文化的建立者是管仲。

大家研究经济，发展工商，希望能够回过来借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更要看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存在五千年，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的变乱，像我们所谓的“一穷二白”这个情形，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譬如汉文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文景之治”是靠“休养生息”这四个字。历史上记载很简单，可是我们读书不要轻易把它看过去了。这四个字都认得，休息、培养、发展生产、繁殖。所以历史上记载汉文帝上来“休养生息”四个字就解决问题了。古文同白话文不同，现在这四个字引申起来就是那么厚的一本书了。

春秋战国下来，几百年的诸侯战乱，到秦始皇二三十年把国家统一，把秦始皇以前几千年的体制改变，成了一统江山，废除封建制，不再有诸侯的分封，地方不能自治，通通归中央统一领导，变成中央、郡、县三级制。古代的郡就是现在的省。所以汉代的时候太守二千石，就是省长的待遇，是发给两千石的米粮实物，因为那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郡以下就是县了。

汉文帝接手的时候，休养生息，不能打仗了。其实那时汉朝的天下很苦，钱没有，社会贫穷，一穷二白，天下变乱，文化没有建立。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教育，其实秦始皇以后，是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恢复中华文化的，离秦始皇已经八十多年了。

比如我们现在，旧的文化推翻了，推翻清朝到现在九十六年，现在大家都讲文化，文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历史上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汉文帝起来的时候还管不到文化教育，他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北方的匈奴。所以他一直要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节俭，以充实国家的军费，留给孙子汉武帝出兵。这是很痛苦的。

到汉武帝的时候经济还是不够好，打仗也是要钱，尤其那个时候匈奴侵略过来，赶不出去啊！那个时候重要的是骑兵，骑兵重要的是马，中国人不太养马，要凑钱买马，所以读这些历史就懂了武器的重要。但是中国人制造那个铁兵器容易断，炼钢技术不够，到汉武帝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所以叫张骞出使到外国偷学这个技术。

汉武帝要用兵，这个时候不同了，是刘邦以后六十多年了，要发展经济，扩充国力，建立文化，这是很大的一个任务。因此这个时期经济思想有一个争论，记录在很有名的一本书《盐铁论》里。

《盐铁论》这本书论辩很多，是发展文化第一，还是生产经济第一？就是说应该注重钱还是注重文化教育，这个论辩很厉害。当我们有《盐铁论》的时候，西方欧美的什么《国富论》经济思想，一点影子都没有，谈不上。可是我们汉朝的时候已经在讨论，究竟是政治与经济发展重要，还是其他的重要。也就是说，究竟儒家思想、道德人伦重要，还是钞票重要。你们现在满脑子都是钞票、股票、期货，就是这一套，这一套很容易迷糊自己。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司马迁的“金”句

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中，特别创作一篇《货殖列传》，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货殖列传》是关于经济、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化，儒家、道家都看不起工商业，看不起做生意的，只有司马迁不同，他提出来工商业的事。“货”代表一切的物资，也包括今天的资本。“殖”是生利息，繁殖起来，等于种树一样，它会生长。现在我们摘引他原文的三段重点，作为研究的参考。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他说：从虞舜、夏禹时代开始，人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了美声丽色的嗜好，嘴巴已经吃惯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体已经习惯安逸快乐的享受，而且在心理意识上，已经习惯浮夸、骄傲，羡慕权位和势力的荣耀。这些风俗习惯，是由上古以来，渐渐地逐步养成的，后来的人们，便认为是自然地当然如此了。你想挽回人心，恢复到如上古时代的淳朴自然，虽然你挨家挨户去劝导，也是枉然，始终不会达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几句话就是经济的、政治的大原则。善于运用的人，就因势利导，像那个水流一样，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能挡，你只好将就它那个力量，慢慢疏导出去。次一等的就“利道之”，等于我们骑在驴子的背上，驴子不肯走，拿个竹竿，前面吊个红萝卜，驴子要吃红萝卜就永远向前面跑。用一个好的利益摆在前面，给他一个目标走，这是第二等。再其次的，只好取用严格规范的管教方法来教导他们了。刚才我跟一个年轻朋友谈话，也是做大事的，我说：你的公司怎么样？他说军事化管理，我就笑了。现在讲管理军事化，越管理越不好，这是“教诲之”。管教也达不到目的，就只好制定法律规章来整齐划一地统治。最下等的政治、经济管理是“与之争”，与民争利了。公家跟私人企业争利，或者上下争利，那就完了。

《货殖列传》里头，怎么致富的，他说了一些要点，经典中的名言很多。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少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一段司马迁先引用了《周书》，然后接着说：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穷与富有，是不可以靠抢夺，或是施舍给人的。这都需要人的聪明智慧去设法取得，所以灵巧勤劳的人就富裕有余；愚笨懒惰的人，就始终不够用了。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几句话千万记住！我看司马迁的人生学问都在这里。“富无经业”，怎么样发财没有一定的，也没有长久的，哪一行、哪一业也不一定，最后是靠你自己的智慧，不能说哪一行对，或者可以一直发达下去。

“货无常主”，财富不会永远属于你的。我也常常告诉大家，财富是个什么东西？拿哲学道理来说，尤其是佛学的道理来讲，财富属于你的所用，不是你的所有。你一生即使有再多的钱，只有临时支配的使用权，并不真是你的所有，而且只有你用到的、真用得对的，才是有效的，否则都不是的。

所以中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依我这八九十年的经验来看，三代都不会，富不过二代的很多。一下子就变了，没有了。所以“能者辐凑”，有能力的就赚来，其实不仅仅是靠能力或劳苦，还要其他很多因素凑拢来的，像车子的轮子一样，一条一条的辐条凑拢来的。“不肖者瓦解”，能力不够了，或者其他条件不行了，一下就没有了。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在这里讲，他说有千金财产的人，“比一都之君”，好像与地方首长平起平坐。达到百万，现在不是百万了，就是你们讲的多少个亿。他说达到这个，“乃与王者同乐”，他的享受比部长、省长乃至国家领导人都好。“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他说这个并不需要祖传的，靠自己努力来做到这样。

最后引用管仲的名言：“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这个“礼”包括很多，所以管子的经济政治从这里开始，经济不建立好，这个社会讲文化就没有基础；反过来讲，文化没有基础，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就是个病态，“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所以文化的修养很重要，品德好的人富有了，会做好事，做功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没有修养的人发财了，就用到享乐上，或者做坏事去了，或者继续再投资，为了钱而赚钱。至于怎么样用钱才好，根本不懂。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三句是重点的话。水很深时，可养很多的鱼；山很深了，里头有很多的动物；人富有了，有了财富要养仁，讲仁义道德等。不是说人富有了自然会有仁义道德，那是要提醒自己反省自己，要注重修养才会有的。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树倒猢狲散，猴子是为了桃子才来的。不是只有财富吸引人，道德学问的富有，也会吸引人来学习归附。“富者得势益彰”，富有了，得到势力，有机会再发展。“失势则客无所之”，你倒霉了，朋友也没有了。所以你的朋友很多，要考虑考虑是你道德的关系，还是你财富的关系，自己要反省。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从前的谚语说：有钱家庭的孩子，不会死在路上，总是有人招呼的。没有人招呼，说不定就死在哪里。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的名言。“夫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有一个结论，谁都怕穷，可是反过来看，人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才满足？看了这几句话，你可以答复，人永远不满足。“千乘之主”是皇帝，“万家之侯”是诸侯，“百室之君”是地方的首长。他说每个人，不管官多大、钱多少，随时仍觉得不够。依我的经验，我常常告诉同学们，人生啊，永远感觉到缺一间房间，身上永远感觉缺一块钱。所以，“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那么有力的人，自己还感觉到不够、不满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所以，一般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这是司马迁在这一段的结论。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漫谈中国文化》）

第六章　穿透迷雾的历史眼

文化的中心是历史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心就是自己的历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祖先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知道，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名言“数典忘祖”。全世界有六七十亿人口，有许多国家，但是最注重历史的是中国人。希腊、埃及、印度及中国是四大古国，都有几千年的文化，可是希腊、埃及、印度都没有中国这样注重历史。

我们以前读书非常重视历史跟地理，一个国家的民族若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和地理，是个大笑话。一定先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再推而广之，了解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心。

我经常告诉青年人，你们想要了解国际政治，要晓得全世界多少国家、多少宗教、多少民族，就必须先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政治、宗教、民族。你们不管有没有出国留学，对自己历史的研究，对远古、上古、中古等的了解，都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我在外国对中国的留学生讲，你们要了解世界政治，赶快去读春秋战国。现在的世界政治就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势，在我看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在欧美留学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回来，就想把某个国家的文化体制用到中国，就想治国平天下，懂个什么？这叫“隔靴搔痒”“药不对症”，可以说影子都没有，所以不读历史是不行的。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形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吸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至，借以效法它、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做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所谓“资治”的含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十二岁一个人在山上庙子里读书，不是读《资治通鉴》，是读《纲鉴易知录》。一年两个月当中已经读了三遍，基础打稳了，所以对历史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注意，而历史与文化是整体的。

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你们许多人在大学里也读历史，你问要看哪一个教授写的，我不加意见。有些人看中国经济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学史……我就笑了，看这些书等于钻牛角尖，没有全盘了解。因为这是一般读书人在读了历史以后，站在某个立场观点写的。

我们的历史，单讲正史，留下来的有二十五史，每一代的历史都有详细的记载。不注重历史，你就不懂政治，不懂经济，也不懂商业，这些学问经验历史上都有。有人问我，我们推翻清朝到现在是九十九年，再一年就一百年了，一百年以后你看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要想了解现在这个时代，你去读历史。古书上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想知道未来，要知道过去，不懂得历史，你怎么晓得未来，更别谈想懂人类社会文化是怎么演变的。这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大要。

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懂得史。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

四书五经等，是哲学的重点。光是懂那些原理，不懂历史，不将人生、社会、国家整个的经验融合，那个学问是没有用的，那只是空洞的理论，讲得再好听，没有时间的经验来实证，是没有用的。

所以古人有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年轻人一看这句话，头大了，什么“刚日”“柔日”的。其实很简单，所谓“刚日”就是阳日，也就是单日；所谓“柔日”就是阴日，也就是双日。

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地，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

中国的历史，比较详细的记载是从周朝开始的。《礼记》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很特别，从上古黄帝一直到周朝，史官的职位是帝王封的，但是封成史官以后，帝王不能干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等，在帝王旁边的史官，左史记言，皇帝及臣子们所说的建议语言，都要真实地记录；右史记事，帝王做了国家大事，或是亲近女色，做了什么事，都如实记下。中国古代史官的权力有这样大，这种体制也是全世界独有的。

研究中国历史，不是光研究历史而已哦！过去几十年都在学西方的哲学，我们童年的时候，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我就笑，说我是乡下人，喝中国水沟的水长大的，你们喝洋水的，把洋水带回来，我也尝到一点点。中国怎么没有哲学？中国的哲学在诗词歌赋里头啊！不像欧美的哲学是专门的，所以中国讲历史是文哲不分，文学跟哲学分不开的。同时文史不分，你看每一个写历史的人都是大文豪，也都是诗词歌赋非常好的人，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还有呢？文政不分，司马光是宋朝的宰相，历代写历史的人都是翰林大学士，都是大官呀，所以文政不分，自己政治上有经验。还有文艺不分，除了诗词歌赋以外，音乐、舞蹈，民间好的坏的风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通才之学。所以学了历史有这样的伟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历史的经验》《论语别裁》《漫谈中国文化》《孟子与公孙丑》）

因果观与历史哲学

《易经》里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是中国文化的原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易经》，都以为这是佛家的思想，来自印度，事实上中国、印度、东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

由此我们了解，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报应，乃至做官的人，要为子孙培养后福，都是怕因果。不过因果的问题是宗教哲学的大问题，研究起来也是很好的一本书，一篇很好的博士学位的论文。佛家的因果，是讲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现在及后世。中国儒家的因果讲祖宗、本身、子孙三代，就是根据《易经》这里来的。

这也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尤其这几句话，我们都晓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话，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变的原则。现在当然社会道德已变动了，但是据我个人仔细地观察研究，我们中国人年轻一代尽管怎么变，这个观念还是有，这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观念。

我们要注意“余庆”“余殃”的“余”字，余是剩下来的，是有变化的，并不是一定报在本身。这是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看法，中国文化一切都建立在这因果报应上。由此看来，刘备在临死的时候，吩咐他儿子两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刘备这样一位枭雄，对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教育，都是从中国旧文化来的观念。我们看历史传记，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结果。

将来中西文化汇合以后如何演变？还不知道。现在据我所知，最近在美国，宗教的活动，自哈佛大学开始，已经变了，提出“宗教一家”的口号，主张宗教不能分家。其次，美国的一般学者、知识青年，也非常相信三世因果。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这个观念还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下面孔子对于这个观念做了演绎，从此，也可以知道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写历史，历史的法则就在这里。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看到社会多么乱，看见当时不孝不仁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倡孝、提倡仁。社会文化，像人吃的药一样，哪一种病流行，就倡用医哪一种病的药，假如这两天感冒流行，药店的感冒药就卖得多。大学里开课，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开什么课程，教育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了四书五经很伤感，可见中国这个民族，可怕的一面是不孝、不仁、不义的太多，所以孔子提倡仁呀！义呀！孝呀！几千年来，有几个真孝、真仁、真义的？

孔子这里就讲出了这另一面：“臣弑其君”，部下叛变干了主管的；“子弑其父”，儿子杀父亲的，春秋战国这类例子太多了。尤其是利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都是杀、抢。“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突变来的，一个社会文化演变不是突然而来的。“其所由来者渐矣”，是渐进的，也是《易经》的法则，一爻一爻，慢慢变来的。

根据《易经》中孔子的这个道理，我们看近六十多年的历史，乃至推到近百年历史，或远推到清朝中叶，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的社会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对于今天的这个社会现象，有许多人看不惯，很难过。我觉得没有什么，这都是渐渐来的，不要怕，有时一个变动就变好了。“其道穷也”，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地步了，非回头不可。“由辩之不早辩也”，这是辩论的辩，也是辨别的辨。在家庭教育来讲，就是对一个孩子变坏，没有早看清楚；以历史来讲，就是不好好领导，不早辨别清楚，所以发生动乱。这也是讲历史哲学，也是社会史，也是文化发展史。

譬如中国文化，为什么发展到现在一直要提倡自然科学？“其所由来者渐矣”，也是慢慢变来的，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科学时代已到了顶点，还是要变的，当然还有更新的科学时代出来。“《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这就解释引用初六爻的话说，学了《易经》，脚踏在地上发现降霜了，就知道冷天快要来了。到了春天，立春以后，气候一暖，夏天的衣服也要准备拿出来了。都有前因后果，这是中国文化主要的精神所在。

（选自《易经杂说》）

唯时史观与理想国

章学诚是乾隆时有名的进士，也就是当时的名士，学问很好。他讲过一句名言：“六经皆史也。”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四书五经”都是历史。譬如讲历史，你先要懂《易经》，不是要你懂八卦，那太难了，你要先看孔子研究《易经》的报告，叫《系传》。他把宇宙社会的演变程序，很科学地告诉你了。还有像家庭及个人的一生、生命的旅程和价值，也都告诉你了。

大家都讲儒家的代表是孔子，我们晓得，在孔子手里，把中古到上古渊博的文化浓缩下来，以唐尧为标准。你看孔子嘴里的话，随时口称尧舜，但是不大提大禹，只提了一两次，“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他说：我没有话讲，不敢批评。因为禹对中国人功劳太大了，把洪水大患整治成了水利，奠定了几千年农业立国的基础。可是孔子却只称尧舜。他对于汤武革命也有意见，并没有明说，大家看不出来。这就是历史的眼，“史眼”。

孔子一辈子真正的学问，不是《大学》《中庸》哦。《大学》是他的学生曾子著的，传授孔门心法。《中庸》是他的孙子子思作的，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孔子的讲学对话记录是《论语》，是他的学生们编集的。那么孔子有没有真正的著作？有，《春秋》，还有《易经》的《系传》等十翼。孔子为什么把他编著的历史叫作《春秋》，不叫“冬夏”呢？这是根据天文来的，每年春分与秋分这个阶段，气候温和，不寒不冷，昼夜均长，所以春秋的意思就是平衡，像秤一样的公平。这是孔子著《春秋》的深意。

《春秋》他是只写纲要哦，没有写内容，等于是左史记事，没有记言；中间的历史内容是他的学生传承编集的。《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把内涵加进去补充说明，三家各有不同观点。

孔子著了《春秋》以后，他认为别人不一定了解他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讲了两句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说将来后世的人如要骂我，是因为我著了《春秋》；真正懂我的人，知道我讲中国文化精神在哪里的，也是因为《春秋》。所以说《春秋》有微言大义。有没有人骂孔子？有。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有些古板的老师不准我们读《春秋左传》，也不准我们看《三国演义》，更不可以看《红楼梦》《水浒传》。他们说《红楼梦》是淫书，黄得不得了，看了就会学坏了；看《春秋左传》《三国演义》，你将来会变奸臣，喜欢用权术智谋。

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那么《春秋》记载什么呢？记载“唯时史观”。魏承思老师有一天跟我讨论，他说西方讲唯物史观。我说不对，那是十九世纪的东西，不谈了，世界上的宇宙万有不完全是唯物的。那么唯心史观对不对呢？也不对了。魏老师说那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我说是“唯时史观”。你看我们的史书上，不把帝王当主体，他的纪年先讲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以时间来推算的，这个时间怎么编呢？一个花甲六十年。

《春秋》中记载了周朝后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当时中央天子虽没有垮台，但诸侯之间互相吞并，道德沦丧，整个社会国家都乱了。其间“弒君三十六”，臣子弒侯王的有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周朝初期分封的八百诸侯相互兼并，到春秋时期所剩无几，到战国后期更只剩下七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当时社会呈现这么一个乱象，文化道德丧失到这种程度，《春秋》记录的便是这样的情况。

孔子著的《春秋》，比较说来，是中国第一部创作的历史纲要。其他记录各诸侯国历史的有《战国策》《国语》等，只是笔法不同。

但是后世的人有些搞不清楚了，我也常常问专门研究国学历史的年轻同学们，《春秋》讲什么？后世一般学者讲《春秋》是“尊王攘夷”的思想，认为尊王就是尊重王权，专门拥护帝王专政，攘夷就是排斥外来野蛮民族的文化。我说孔子一定不承认这种观念。但是日本人采用《春秋》所谓尊王攘夷的精神，创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局面。明治维新最特出的代表不是日本天皇，而是首相伊藤博文。当然维新也不是伊藤博文一个人的成功，但是伊藤博文赢得了历史的盛名。他推崇尊王攘夷的精神，日本因此兴盛起来，把当时美国、英国的力量赶出日本。

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传》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传》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的。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当然有，首先《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

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方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

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论语别裁》）

司马迁的历史眼

中国古人讲，研究历史要经史合参，经史合参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是宇宙物理世界；人，是人道。所以读历史不是只读故事，不是只知道兴衰成败，还要彻底懂得自然科学、哲学、宗教，通一切学问。“通古今之变”，你读了历史以后才知道过去、现在，知道未来的社会国家，知道自己的祖宗，知道自己的人生，知道以后你往哪个方向走。司马迁提出了孔子《春秋》的内涵，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平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他写《史记》的时候，也考察了各个地区的有关史料。不过我在这里再加上一句话，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交一万个朋友，当然最好是交好朋友，交到坏朋友就麻烦了。

《史记》比起《春秋》又有不同，司马迁自己创作了一个新的历史体裁，他的精神在八书，不像《战国策》《国语》等史料各有各的系统。《史记》以后才有班彪、班固父子作的《汉书》，后面的历史都照《汉书》的体裁慢慢演变。

《史记》用的是传记体，体裁同别的都不同。他用传记体裁，等于写小说。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你要读《史记》，想要懂司马迁写什么，最好也读《聊斋志异》。你以为说鬼话就那么无聊吗？司马迁常称“太史公”，实际上是推崇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令，同时也表达一个史官的历史责任。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在每一篇异闻、鬼话之后，他也跟司马迁一样，他自称“异史氏”。所以想把文章写得好，想做个好的新闻记者，你非读《聊斋志异》不可，要学会他写故事的手法。他在重要的故事后面常有个评论，就是“异史氏曰”，和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曰”一样。这是我们读历史应具备的一只眼睛。

我当年年轻，自己认为学问也不错，抗战初期那时二十几岁，在四川成都中央军校教课。这个时候，我见到我的老师袁（焕仙）先生。我一生的老师很多啊，唯有这位老师很特别。那个时候，人家说我诗词文章都好，又说我文武全才。他听了就说南怀瑾是一条龙，我要把他给收了。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学问，谈到历史，谈到写文章，他就很严厉地问我：“你读过《伯夷列传》没有？”我说：“先生啊，我太熟了，十一二岁就背来了。”他说：“嘿！你会读懂吗？”我说：“是啊，都背来了。”他那个态度，把胡子一抹，眼睛一瞥：“嗯！这样啊！”样子很难看。他这么一讲，我愣住了，我就说先生啊，我们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你讲得对，也许我没有读懂。”他就说回家好好读一百遍。

我这时心里真的有一点火了，但是还有怀疑，他怎么这样讲呢？《伯夷列传》我很清楚，我现在都还能背得出大半。回去我真的把《伯夷列传》拿出来好好地用心再读，反复思考，当天晚上明白了。我第二天去看袁先生，我告诉他：“先生，《伯夷列传》我昨天回去读了一百遍。”他就哈哈笑了，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明白。”你们读书称呼老师，这就是老师了，这是书院精神，让你自己读通了。这是读书的眼睛，读史的眼睛。

司马迁写《史记》，重点在列传，第一篇写《伯夷列传》，你去看看。照一般写传记，写一个人，譬如说你姓王或姓李，山东人，哪里毕业，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这是传记。但是他写《伯夷列传》，没有几句话。武王那时是诸侯，他起来革命，要出兵打纣王，几百个诸侯都跟着他，纣王是皇帝哦。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读书人。这两个老头子，“叩马而谏”，武王出兵的时候，他们把武王的马拉住了，劝他不要出兵，只有几句话。第一，你父亲文王刚刚死，还在丧服之中，用兵是不应该的。第二，你更不应该去打纣王，他至少是你的天子，你周朝也是他封的，你怎么可以以臣子出来打君长呢？然后“左右欲兵之”，旁边的人要杀这两个老头子，这时姜太公说话了，“此义人也”，你们不要动手，要尊重他们，这两个是中国文化读书人的榜样，请他们回去，好好照顾着。后来武王灭了纣王，建立了周朝。列传中有一句，“义不食周粟”，等于说，你这样做是“以暴易暴”，不过是一个新的暴君打垮一个旧的暴君而已，所以他们绝不吃周朝土地上生出的任何一颗米，两人饿死在首阳山。

这是司马迁为他们所作传记的重点。然后下面都是理论，理论什么？对历史的怀疑，人性的怀疑，宇宙的怀疑，因果的怀疑，你们回去多读这篇《伯夷列传》就知道。从古至今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为什么天下的坏人都很得意啊？为什么坏蛋造反都有理呢？强权为什么胜于公理？这个因果报应在哪里啊？这是司马迁在这一篇的怀疑，也是对上下古今历史打的问号。

但是这一篇就告诉你，中国文化不赞成这些帝王，做帝王的干什么呢？所以你要去看书了。你看唐朝杜甫的诗，这是讲到历史的参考，这是看历史的眼睛，杜甫写那个唐太宗得唐朝的天下，两句名诗，“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你看多漂亮！换句话说，你唐朝的天下是打来的，你消灭了各路英雄诸侯，最后是你拳头大，当了皇帝，整个的国家就是打来的。毛泽东当然也懂这个，他是熟读《资治通鉴》的，枪杆里面出政权。可是杜甫不是那么讲，杜甫讲得很文雅，“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是历史的眼睛。

还有唐人章碣的两句诗：“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举子”，就是考取举人、进士啊这些人。读书人一辈子很可怜，死了埋在泥土里。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读书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后归到烂泥巴而已，读书有屁用啊！这个宇宙天下都是用权力与手段骗来、偷来、抢来的。这两句诗就把功名富贵，有钱财的，有权势的，统统批评了。唐人的诗像这样的有不少，这是历史哲学的观点。

司马迁写《史记》，不同于《春秋》，《史记》有五种体裁，做皇帝的叫“本纪”。做宰相诸侯的，以及了不起的人如孔子，这些叫“世家”。古人说的世家子弟，就等于现在说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来的。其他普通一般的，就叫作“列传”。还有“表”“书”等体裁。他写《史记》这几种体裁，大都用传记体写，不像《春秋》，他这是首创，在他以前没有，以后大家慢慢跟他学的。刚才讲列传第一篇，以伯夷、叔齐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格道德，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他很特别，《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什么都写了；乃至写《货殖列传》，做生意的、盗墓发财后来称王的，什么都有，做偷儿、做妓女也可以发家的，他讲得非常白、非常清楚，有各种列传。

司马迁引用孔子一句名言，是讲写作历史的重点——“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说写历史、写文章，如果光讲空洞理论，没有用，他用传记体来写，等于写小说一样，把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行为、言语，写得明明白白的，让大家看得清楚，这是他写历史的眼睛。所以我们读历史，要经史合参，要学观音菩萨千手千眼，每一只手里有一只眼睛，每一只眼里有一只手，要清清楚楚。

你看他写皇帝，刘邦是《高祖本纪》，写项羽也是本纪，他认为项羽跟刘邦是一样的，平等看待，只有他敢，也只有他做到了。班固后来写《汉书》，就改了，项羽不是本纪，就跟陈胜、吴广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很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第七章　政治有原则

为政不是政治，礼治不是法治

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

我们过去的历史文化，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乃至传承孔门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终是秉承三千年来“宗法社会”的伦理传统，发扬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法”是人为建立适应时（间）空（间）环境的规矩，用来管理人的行为，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可以平衡利益、调整利害冲突。殷周以前，中国文化的政治指标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仅是辅助礼治不足的偶尔作用。如果要研究讨论礼治和法治的比较，问题可不简单，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发展史等学科来综合研究。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

同时更要了解，由于传统文化以“宗法社会”的“家族”为主，从夏朝开始，由尧舜以来的“公天下”，一变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后，确立以一姓一家为代表的国家天下，“大家长”号称“帝王”。这个制度习惯一直运作了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与西方后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结合。与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一致。但在我们文化思想习惯的血液中，至今还存在着“宗法社会”帝王“大家庭”的阴影。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是怎样说的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它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做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乐利。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教化、影响大家，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也能够对整个社会、国家起教化、教育的影响。

《大学》中有关建立和颁布法令的基本原则，所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这是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有所碍难，也觉不妥，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

不过，这几句话的内涵很广也很重要，它是有关法律和政令的法理问题，也就是法律学的哲学问题。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夏、商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智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作“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作“细民”，细就是小的意思，“细人”就是小人。

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夫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东周以后，姑且以秦始皇先祖秦襄公时代做代表来划定界限，从商鞅变法开始，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权，专门注重法治，法令严密。

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凉，但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选自《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

王道：以德服人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

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

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

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做说明。

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施行仁政，因为他们在施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

但是，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和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做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和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服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做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来服人的，是使别人内心高兴、心甘情愿去服从他，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既无财又无势，什么都没有，自己还一度落魄到没有饭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这些忠心耿耿的学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着这位老师，连饿饭的时候都跟着老师一起饿饭。因为孔子的修养、道德使他们衷心地敬仰，故而服从他，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为“素王”。这个“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称，也就是千秋万世的王，等于佛教尊称释迦牟尼佛为“空王”一样。空王的含义则更为豁达，什么都不要，他并不想坐在大殿里垂目而称王。你来烧香是如此，不来烧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样极端高明。

孟子这一段画龙点睛之笔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一句话，点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业。素王不是争取一时的功名富贵，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业。换句话说，真正的王道德业有两种：一种是有实际的行为，见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表达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便如孔子一样有素王之尊，永垂万古。我们拿西方文化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文化的王国，永远属于孔子的天下。

“《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接着又引《诗经·大雅》颂扬文王的话，东、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文王的。这种诗句的咏叹，就是歌颂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这样，谁都会心悦而诚服的。

（选自《孟子与公孙丑》）

为政到底在人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的，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这八个字前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后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做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做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就这“君君”两个字，就可以写一部叫“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的大书，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做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做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有人说，民主社会没有这个君，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不用再讲了，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是君。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谈到美国的情形，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而美国坏就坏在民主上，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问题就在美国式的民主。

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尽管是君主制度，据我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为基础，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形态。现在美国式的民主，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而以民主为形态。美国是什么民主？所有的领导人，乃至于总统，后面都有老板的。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说穿了，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

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清朝的九门提督，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权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

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了一篇奏章。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很多。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国史大纲，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

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选自《论语别裁》）

政治大原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大禹谟》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一切大原则。我们几千年来，有几个要点。你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也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也可以，甚至于帝王制度也可以，民主也可以，都有个政治的大原则。

这个政治的大原则在《大禹谟》里头就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尧舜传下来的。你不要轻看这八个字，如果每两个字一个概念，写政治论文、经济学论文，都是博士论文的题材。

古代的中国字，如果平常不好学深思，随便读过去，会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做学问的道理，子思在《中庸》中告诉我们五个要点：“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做任何一门学问，甚至你们做事业、做工商业，考虑一个问题也是这样，要“博学之”，什么知识都要。可是，不要学了知识，就以为是学问，那是不行的，要“审问之”，要怀疑。譬如大家问我怎么打坐、学佛。我说你们很乖的，不要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会怀疑问题。学佛修道就要会审问，就是怀疑、追寻，什么是佛？什么是道？要仔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正面、反面研究了，还要再考虑。然后还要合于逻辑，就是“明辨之”。再“笃行之”，好好去实践。这是做学问的方法。

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上古传统告诉做皇帝的，告诉大禹做帝王要注意这个。

第一个“正德”就包括很多了。政治的道德，一个做领导人本身的修养，你的思想，你的办法，如何使大众使人民，乃至你一个公司任何一个人，都能达到人品最高的修养。

经济方面如何“利用”呢？我们讲利用你、利用他，中国人这句俗话，几千年以前的根据就是《书经》上的。我们现在讲利用你，下意识的观念，这是很坏的一个名词，我打主意把你骗了叫“利用”。真正的“利用”不是这样的，是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于别人，不是只利于自己。所以说“利用”就是经济学的范围，正德而后利用，政治道德达到最高时，“利用”万事万物，使万民得利。

然后，再讲“厚生”，是讲怎么样生产发展。

最后一个原则“惟和”，一切都要和平达到的，不是斗争达到的，也不是政争达到的，更不是用战争达到的。

实际上后世都不用“惟和”两个字了，只有六个字：正德，利用，厚生。包含了所有文化。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十二字说尽所有政治理想

我读了许多中西方有关的政治学的书，还不及中国民间传统流行的十二个字说得彻头彻尾、清清楚楚。是哪十二个字的真言咒语呢？那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

我们也常常在神庙中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看来好像很迷信，事实上，这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两句话包括了四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做到。

谁能领导天下国家达到这个目的，就可封神了！尤其有关天人之际的“风调雨顺”！换言之，这四个字，包括没有风灾、水灾、地震、旱灾等的内涵！至于人事和人道，统统在后面的八个字中，可惜一望便知，却一生也做不到。

安居很难，例如大家都有房子住，请问哪一位对自己所住的地方感到百分之百满意？我看一千个之中只有一两个。一般人组成家庭之后，都会存钱买房子，为什么？为的是安居。人人能够乐业也很难，所谓做一行，怨一行，为什么会怨？除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外，更多的是宏观的社会原因所造成的。

无论什么政治主张、政治制度，做到了这十二个字所说的境界，就做对了。管你什么主义，只要你让我“安居乐业”，让我有个工作，好好地干，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少来干扰就好了。假如一切众生都能安居的话，那就是现成的极乐世界。中国的民族性，只求自己能够安居乐业，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时代，实在太短暂、太少了。

为了希望努力达到前八个字的目标，因此又产生了四个字“替天行道”。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哲学，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做到“替天行道”。行什么道？爱全民，真正的仁孝，这就是天之道。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孟子与万章》《圆觉经略说》）

仁道的密宗：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一个人，一件事，尤其是政治，光有善心没有办法从事政治；光是仁慈，没有办法管理人，没有办法替众人服务。所以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中国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中心。

就等于佛家的一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是还有两句相反的话，所谓“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慈悲有时生出祸害来了；有时候将就一下，给他一个方便，结果就出下流。所以专门一味只讲仁慈，没有方法，这个仁慈是没有用的，“徒善不足以为政”，这是不行的，尤其是从事政治。

我们这里同学好人特别多，善人特别多，学佛念《金刚经》，都学成善男子、善女人了。不过，善归善，不能做事，要做事的时候，是非善恶不能混淆，不能马虎，徒善就不足以为政，所以要有规矩，要有方法。

“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光讲规矩，光讲方法，也不行啊！像我们有些同学办事，“老师叫我这么办”，回来我就骂他，你不晓得变通吗？做事情那么呆板。所以，“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原则。

这里我们看出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从战国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政治，都是根据这两句话的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乱跑，自由啊，民主啊，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民主？都没有弄清楚。尤其美国式的自由怎么来的？要注意哦，先要研究一下美国的文化是怎么来的。美国有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有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民主也分好几个形态，这是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基本是建立在法治上，所以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乱跑，自己应该仔细研究，然后回来再看自己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才能了解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尽管是帝王政治制度，内容却是真民主，当然要找出许多证据来。西方的民主到现在，看起来是民主的体制，但它的内容是真独裁，乃至集体的独裁更厉害，更难办。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都有著作。老实讲，他们那些著作，比汉、唐、宋代的著作还要好，对于杂家、霸术、权术等，他们全套都懂。而且入关之后，由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都是受佛学禅宗、律宗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却为一般历史学者所忽略、轻视过去了。

讲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就使我们联想到帝王政治的原则。不但过去帝王政治，都是以这两句话为中心，今后社会的民主政治也是一样，实际上对于个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

譬如说，我们在座许多学佛修道的人，我经常说笑话：看到年轻人学佛修道我就害怕，一个一个修得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善得都过了分。但是，徒善不足以修道，徒善也不足以成佛，因为学佛是要讲行履的，也要讲方法的，念咒子啊，打坐啊。但是徒法也不能以自行。所以《孟子》这两句照样可以套用，一点都不错，讲个人修养也是一样。

青年同学们特别注意，这是为人处世的准则，推而广之，对于一个工商界的领袖，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乃至政治上的领导人，这两句话是天经地义的原则，不能违反，也不可以违反。甚至我们在座的大和尚们，将来领众也是这个道理。你看《百丈清规》的内容，再把释迦牟尼佛的戒律翻开来看一看，都不出《孟子》这个原则。所以古今中外的圣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原则都是相同的，不会有差别的。什么叫作世间法？哪个是出世法？大智慧的人，世间出世间一定是合一的，是一样的。

一般人都认为孔孟之道是呆板的，只讲仁，其实有个秘密，现在把它揭穿。至少在我读书的经验，虽然读书不多，还没有看到过有人具体把它揭穿的。孔子同孟子有个密宗。孔子写了一部《春秋》，他自己感叹：“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两句话有什么秘密呢？先说为什么知我者《春秋》。《春秋》记录了乱臣贼子、帝王一切的错误不良行为，一切的怪事，造成了社会乱象、历史演变。对此应该负责的是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读书人，以及担负教育责任的人，是这些人的罪过，所以他们要负历史的责任。这是《春秋》的目的。所以说，对于《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是正面的了解，知我者《春秋》，懂得它的精神所在。

什么是罪我者《春秋》呢？有些人懂了《春秋》，才会用权谋，才会用手段，所以《春秋》也是一本谋略之书，也是一本兵书。懂了《春秋》相反的一面，谋略就很厉害了，所以天下事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人读了历史而学好的，变成好人；读了历史学不好的，所有的坏本事都学会了。一个坏人学问越好，做坏事的本事就越大，所以学足以济其奸。

同样的道理，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倡仁道。仁道的密宗在什么地方呢？那些专门爱人、仁慈，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不叫仁，因为“徒善不足以为政”。这是孟子所反对的。“徒法不能以自行”，谁懂啊？其实后世汉、唐、宋、元、明、清，每一个开创的帝王，都懂孔孟的仁政，都了解仁政并不是呆板的仁义思想。

（选自《孟子与离娄》《老子他说》《原本大学微言》）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尧曰》中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里引用的几句话，是说周代以后，就是这种做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

所谓“兴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国”是个地方政治单位，诸侯分封为“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上百个国。有些小国不算，大国也有几十个。在过去中国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封建”。封建制度，中西截然不同。中国的封建，以宗法社会氏族为中心，就是以血统为基础，并不是西方的封建，以奴役、权势为基础。

过去历史上的这些诸侯之国，当其中一个国家快要灭亡了，乃至已经灭亡绝后了时，其他的国还要找到这国家的后人，扶助他起来复国，这就是所谓“兴灭国”。“继绝世”，是这个国家即使绝后，也要想办法使它继续存在。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于国际政治的精神，也就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涵。

所以周武王统一了中国以后分封诸侯，一度有两三百个国家，而所封的并不全是周文王的儿子，如当时的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许多都是曾经一度灭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这种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刘邦、项羽他们起来推翻秦始皇的暴政，当项家初起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王，要找出楚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孙子怀王出来，奉为义帝。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奇怪，项家起来就起来了，为什么要找个小孩子出来为帝？这就是宗法社会的思想，必须找个帽子戴上。这固然是项家的权术，但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

后来刘邦称帝，又为秦始皇，以及楚、魏、齐等灭国无后的想办法使他们续绝。《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以汉高祖的为人来讲，素来具有豁达大度的胸襟，自然便合中国文化精神的大原则，所以刘邦后人，在中国历史的政权上，能够先后达四百年之久。

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它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它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但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它切成了两半。所以我说他们到底不过两百年历史，这一方面若要到中国来当学生，至少还要学一百年。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历史文化的精神，在这个对比下，就看得出来，人类应该走什么路。

“举逸民”，所谓“逸民”，就是纣王的时代，许多人不同意纣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于海外。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把这些人都找回来，给他们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思想，这样人心就归顺了。

由这三点来讲，我们看自己的历史，过去讲仁讲义，现在讲就很难了。过去某人的家庭出了问题，朋友就把这个家庭的担子挑起来，这就是义，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以前我们疏忽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特殊社会的组织，另一个是宗法社会的被破坏。这相当重要，中国人过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轻人读训，那时读的尽管是清朝的圣谕——康熙写的广训，教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做好人好事，原来是作为政治的安定力量，后来变成宗法社会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些东西，只有爱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严重。现在更加上思想的离析，这些东西被破坏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了解，这些精神，在宗法社会中，为朋友卖命、替朋友挑担子的这些事，普遍得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几千年“兴灭国，继绝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结果。

另一点，“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侠义道精神。侠义的义，是义气的意思，也是从这个精神来的。我曾经提过，仁义的“仁”字，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有同意义的同义字。但是侠义道的“义”字，在世界各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我们中国文化讲侠义、义气。这是对朋友的一种精神，为了朋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朋友死了，应该对他的孩子负责教养，培养教育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而有的公私机构，对于员工的遗孤，都还照顾培植。当然，现在社会这种情形比较少了。过去我就看到好几个朋友，这样照顾亡友的孤儿寡妇，一直到孩子长大成家为止。这种侠义的精神，路见不平的，帮助人的，看见孤苦给予援助的，就是根据“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发展出来的。

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由“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再发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许多与众不同的优点。尽管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社会，都感叹世风不古，好像特别势利、讲现实。但是据我所了解，凡是中国人，先天的在血统里面、下意识中，还是保存了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只是因时代不同，教育方法不同，知识范围不同，而有衰微之征。一旦我们的国家民族，恢复到祥和安定、注意礼义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民族精神，是不会变的。

（选自《论语别裁》）

第八章　传统教育的启示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假如有人问，孔子的学术思想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可以大胆地引用这四句话作答，这就是他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目的，立己立人，都是这四点。

第一项所说的“志于道”，又学个什么道呢？一般人说孔子说的是人道，不讲天道，因为天道邈远，属于形而上的范围。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是属天道。“天道远”，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如照现代观念来说，更不合理了，目前到月球只不过几天的事，怎么说远？这个“远”字实际上是高远的意思，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人道迩”，人道比较浅近易懂。所以过于高远的暂时不要讲它，先把人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解决了，再讲宇宙的问题。一般人说孔子只讲人道，这是后代的人为孔子下的定义，事实上孔子并没有这样说。

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正如大家年轻时刚出社会做事，都立志取得功名富贵。就以赚钱为目的来说，起码也希望赚到几千万元。但立志尽管立志，事实上如今一个月只赚几千块。所以孔子说，做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这是第一个“志于道”的意思。

“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

“依于仁”，仁有体有用。仁的体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这是内在的。表现于外用的则是爱人爱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爱，西方文化的博爱。“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

“依于仁”然后才能“游于艺”。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方面。

人生对于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修养的要点都要懂。这四个重点的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告诉每个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人生就枯燥了，所以这四点统统要。后人对这四个重点都有所偏重，其实讲孔子思想，要从这里均衡发展。

《论语》还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读书人为自己读书，为什么为自己读书？为自己的兴趣。我当年读书，的确是为自己的兴趣读书。现在读书不同了，为别人读书，为家庭读书，为父母读书，为社会读书，为求职业而读书。这个差得很远了。

曾子受孔子的教导，著了一本书叫《大学》。大学是大人之学、成人之学，就是讲身心修养，这是中国教育的基本。我常说我们这一百年来，教育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究竟想把我们的孩子教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目标，方法也有问题，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像《大学》这一篇，就确定了中国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做人。做人从什么开始？从心性修养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要问你们，现在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来的同学说：老师你这个还要问。我说我们教育的目的在“考”，一路考试考到底。小学考中学，中学考大学，大学考留学，留学考出去了以后回来考考公务员，三年一大考，一年一小考，一路考到底，退休了以后是不是还要考，我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非常感叹，美国教育的目的是生活；我们中国文化，过去几千年来，始终把“成己成人”为教育的目的。至于人做成了以后，你该当皇帝你去做皇帝，或去挑葱卖蒜，那是职业的不同，人品是平等的。我们现在的教育，西方东方混乱了，只教知识，教技能，教育为了生活，为了技能，不管人格养成，这个教育混乱了。

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等？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照管好就行了，不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则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贡献。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那何必去读书呢？学技术多好呢，学一个好的技术赚钱就更快。

像《朱子治家格言》，是我们当年必读之书，这个朱子是明末的朱柏庐先生。到现在几十年以后，想起来最后一段的两句话，虽然是很落伍，但很有道理：“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换句话说，读书求学问的目的是什么？志在为圣贤，并不是只为了学技术，找待遇好的工作。为官呢？为官心存国家天下，现在来讲为官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文化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先完成一个人的人格，技能是附带的。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教育的目的太伟大了，求知识读书是志在圣贤，立志做圣贤，做超人。

中国文化分三道：师道、君道、臣道。师道是超然物外的，所以可以做帝王师；我们称孔子为先圣，也称先师。我说我们有几个老师，除了孔子，还有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是副教授。这些圣贤都是我们的老师，是教育家。师道超越了做领袖、做皇帝的君道和做宰相、做好干部的臣道，这三道本来是合一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就是使你走这三条路，教育家走师道，以师道自居。古礼上，皇帝见到老师要下拜，老师不需要拜皇帝的，师道很了不起。我们想要以教育家、以师道自居，在人格的建立上就要有所不同。像我们喜欢走这个路线，大丈夫不能立功于天地，不能使国家太平，只好走师道的路。

师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传统文化上的“化民成俗”四个字。“化民成俗”是师道的精神，“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皇帝也必须尊师重道。

我常常给同学们讲，从推翻帝制以后，拿最好的学校来讲，你们知道北大第一名的同学有几位啊？有哪个人知道第一名是谁？清华几十年来的第一名有谁啊？他们做出了什么事业？你们现在看到每个学校毕业的同学，社会上能立足的、事业做得很好的，或者最有钱的，哪个是名大学毕业的啊？不多吧！不要迷信这个了，教育不是这个道理！不管哪一行业，社会上成名的人士，不一定是从很好的学校出来的。这就是性情，他的禀赋问题了。教育只是一个增上缘，我们做老师的尽量帮他、培养他，使他依靠自己的禀赋站起来，这是教育的目的。

（选自《论语别裁》《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列子臆说》《孟子与离娄》）

没有私心的教育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字子禽。子禽曾问子贡：孔子到每个国家，到底是想干政治，还是希望对人家有所贡献？这位同学蛮有意思的，常常对孔子存有怀疑。伯鱼名鲤，是孔子的儿子，鲤的儿子就是写《中庸》的子思。

有一天，子禽拉着孔子的儿子伯鱼，问他道：我们的老师就是你的父亲，他另外有什么秘诀传给你吧？对你有什么与我们不同的教育没有？伯鱼说：没有。但是一件事可告诉你。有一天，我父亲一个人站在那里（这时当然没有同学在旁边，应该是父子间，讲秘密话的时候），我回来，匆匆走过大厅，他看见了叫我过去，问，近来读什么书，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我对父亲说还没有。我父亲就告诫我，如果不学诗就无法讲话。因此我开始学诗了。

中国古代的诗，包罗万象。研究了诗，知识自然就会渊博，能多了解各种知识，例如对生物界的禽鱼鸟兽之名，多所认识，乃至对科学性的植物、动物，各种知识都能了解而博物。所以孔子告诉伯鱼，不学诗，知识不够渊博，知识不渊博，则不论作文章、说话都不行。

伯鱼接着说：又有一天，我碰到我父亲，他问我学礼没有。我说没有。我父亲就说，一个人不学礼，不懂文化的基本精神，怎么站得起来做人。我听了他老人家教训，就进一步研究“礼”这方面的学问。只听了两点。

伯鱼就这样答复子禽。换句话说，孔子对儿子的教育和对学生的一样，一点没有秘诀和私心。子禽听了伯鱼的话，非常高兴，他说：我只问了一个问题，现在了解了三方面：第一知道学诗的重要，就是知识渊博的重要；第二知道礼的重要，就是文化中心的重要；第三知道孔子真是圣人，没有私心，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和对学生的教育一样。

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亲身的经历。我一位太老师（老师的老师）张凤篪先生，不但中国学问深，也深通佛学，是很令人敬仰的。佛的精神讲度众生，众生并不专指人，人乃是众生之一，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是众生。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位太老师有很多奇怪的事，他只有一位独子，后来在成都司法界任职。我的老师就问这个儿子，太老师一生的学问，在他看起来有什么特点。他笑笑说：“先严没什么特点。先严视一切众生如儿女，对儿女却视同一切众生。”

他这两句话我始终记得，越想越有味道。他的上一句话随便说还容易，下一句话“对儿女却视同一切众生”更难了。这就是前辈们的教育，爱一切人如爱自己儿女一样，对自己儿女和对一切人一样。我真是心向往之，仰慕这种做法，教育上没有私心。

（选自《论语别裁》）

诗教的修养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不可对人说，而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地流传开了。

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骚？“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作删诗书，定礼乐。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做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

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裁成缀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体系，他为什么每每论《诗》，随时随处举出《诗》来，作为论断的证明？秦、汉以后的儒家，为什么一变再变，提到五经，便以《诗经》作为《书》《易》《礼》《春秋》的前奏呢？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从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的。

人文文化的基础，当然离不开人的思想与感情、身心内外的作用。宗教可以安顿人的思想与感情，使它寄托在永久的遥途，与不可思议的境界里去，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纯粹以人文文化为本位。对于宗教思想的信仰，有时也只属情感的作用而已，所以要安排人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的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可以超脱现实环境，情绪和思想另有寄托，养成独立而不倚，可以安排自我的天地。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始终强调建立诗教价值的原因，这个特点与特性，确是耀古腾今了。古人标榜“诗礼传家”与“诗书世泽”，但大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就是没有深刻研究诗词境界的价值与妙用。过去，文学上基本修养的诗、词、歌、赋，以及必要深入博古通今的史学与人生基本修养的哲学，乃至琴、棋、书、画等艺术，都是不可分离的全科知识，所以在五六十年以前，中国读书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成为一个文人，自然也多会作诗填词，只有程度好坏深浅的不同，并无一窍不通的情形。因此过去中国的诗人，与学者、哲学家，或政治家、军事家，很难严格区分，并不像西洋文化中的诗人，完全以诗为生，而不一定要涉及其他学识。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如果做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近的，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这里讲文学的境界是为了“点题”，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会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做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

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有句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而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是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

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徵，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酿酒的了。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

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

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选自《论语别裁》《禅宗与道家》）

人才如何培养

以我们中国文化而言，知识分子、读书人应该有个什么目标呢？我们现在读书是为了什么？对不起啊，诸位同学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是提一个口号，很难听，“教育无用论”，教育无用。

我也反对现在这样的教育，是在糟蹋人才，贻害未来。譬如一个乡村的孩子，父母很辛苦地培养他读了书，读到中学糟蹋了一半，读到大学，完了！这个孩子永远不回来了，到上海、北京各个闹市居住，要发财，要爬金字塔的那个塔尖上去。农村那么辛苦，培养一个孩子出来，农村丧失了一个人才，没有人了！

今天这个教育是在树这个金字塔，都向上面爬。而教的是知识，不是学问啊！人格没有养成，做人做事都不对，对社会国家有什么真正益处呢？

中国文化讲教师是两个要点：“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什么是经师呢？教知识，四书五经、数理化、国文，教这个知识容易。人师呢，他的人格，他的一切，在导师制的书院可以做一位人师，人格的表率，像孔子、孟子一样，不容易！所以“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那么，中国原来的知识分子读书的目标呢，是求学问，包括做人做事、身心修养等一切的学问，凭兴趣来的，玩味一辈子，人格平等独立的，同谋生是两件事。不像现在人读书，都是为了谋生。所以，我提醒诸位年轻同学注意，我不敢说你们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反正社会的教育出问题，所以教育无用。

第一个，父母出问题。所有的父母培养子女，是把自己做不到的希望压在孩子身上。自己没有发财的，希望自己儿女出来发财；自己没有做官的，希望儿女出来做官；自己理想做不到的，希望儿女将来给我做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个，升学主义，不是求学问。

第三个，读书的目标是升官发财，至少是赚大钱。

这是个什么教育？我搞不清楚。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教育没有个方向，没有个目标。但你说他没方向目标，他说我方向目标都有啊。你要看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教育的实际走向、目的是什么，不要看表面文章。

再譬如说，现在把中国隋唐开始的很好的考试制度，用到坏的方面去了。现在考试起来，连幼儿园、小学还要考试，好的成绩考取了进名校，考不取就进差等的学校，这是什么教育？教育的目标是讲这个孩子不成器，你把他教成好的成器的人。读书是凭兴趣，靠启发的，那才有动力、有创造力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变成了全力应付考试，有兴趣也给你搞没了。所以我现在讲教育无用论，不晓得搞些什么！自己教育的方向目标，什么都没有研究清楚。

我们想一想，中国三千年教育，由周朝到秦始皇，汉唐宋元明清，政府没有出几个钱办教育，你们怎么不去研究呢？那中国文化过去有没有学校？有啊，“学校”两个字是夏朝开始有的，唐朝有国子监，现在我们北京还有国子监古迹，汉朝叫太学。政府有学校啊，政府的学校是给高干子弟读的，不是给老百姓读的。老百姓是自己读书的，中国历史上这些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人、武将，都是民间自己培养出来的，培养一个货品给你朝廷、给你政府来买嘛。人才是个货品，中国老百姓自己培养的，都是私塾里出来的。所以古人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然后，你们政府用个什么功名嘛，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备用。

历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花了多少的教育经费培养了多少人才，然后出来了还要负责给大家找职业！哎哟，大学生失业的太多……活该！谁叫你读书的？中国本来是诗礼传家，都是家里读的，自愿读的，要谋生你就直接学谋生技术好了。这个我们要反省了。

你看中国知识分子读的《古文观止》、《幼学琼林》、“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不是哪位教授还是哪个博士编的，不是。所以我说，你看中国几千年文化，政府没有花什么钱，都是老百姓自己培养子弟出来，影响一个国家，影响整个时代。

（选自《漫谈中国文化》）

人才如何选拔

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做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称为“孝廉”。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地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

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

（选自《论语别裁》）

第九章　东西方文化的对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清朝末期大家闹革命，要推翻中国三千年来的帝王政治制度时张之洞提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最初是《万国公报》华文主笔沈毓桂在一八九五年（清光绪廿一年）发表的《匡时策》中说的，后来张之洞《劝学篇》也引用，并推广论述。

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要研究张之洞这个人，还有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等大臣，以及容闳、辜鸿铭这几个初期国外留学生的关系。除此之外，更涉及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光绪、宣统这个清王朝的衰亡，这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文化问题。

我常常想做一个研究，恐怕一百多年来没有人做过的，就是以一个世纪为单位倒推回去，譬如推到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前后一百年，看看当时西方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东方又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就会发现东西方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古人有两句话——“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也活了九十多岁，看到这整个一百年，很想把东西方做一个对比。

百年的人与事

我讲这个题目时，想起古代一位诗人元遗山，他是金朝的大名士，而金朝亡于元朝。在元朝统一中国这个阶段，他有两句诗：“百年世事兼身事，樽酒何人与细论。”他说一百年当中，世界上以及个人家庭一切的事情，其是非利害的关键，没有对象可讨论。他的诗引起我很多的感慨。

为了使大家容易研究何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可以把结论先提到前面来讲。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用的都是西方的学术，没有真正用过自己的文化学术，这是很奇怪的事。我们推翻清朝至今只有九十七年，跟我的年龄差不多，这段历史我不但听过、见过，甚至都亲身经历过。我常常说笑，我这个头从十九岁开始就有很多人想要了，不敢想象到现在还活着，好奇怪！所以我们经历过的艰难困苦，跟诸位同学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是整个阴气很盛的时期，很多国家是女人领导的，英国的伊丽莎白，中国的慈禧太后，韩国的明成皇后，包括二十世纪末期印度的甘地夫人，等等。

这百年当中的著名人物，先从西方开始，法西斯的墨索里尼怎么起来？那时我只有十几岁啊！当时流传过来的西方文化，如所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后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对我们震撼很大。接着是德国的希特勒、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然后一直到日本军阀一齐起来了，加上中国的蒋介石、毛泽东，这一百年间的人物，男男女女，很可观，这是讲大的。其次，第三、四流的英雄豪杰也不少，但是，“而今安在哉”？新的时代会出来什么英雄人物？还没有看到，二十一世纪究竟如何也不知道。十九世纪末有那么多人，比三国时代、春秋战国还混乱，而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又那么严重。这都是在一百年之中的事。

龚定盦的预言

上推回去一百多年做对照，西方出了马克思的理论，中国有没有人呢？有啊！大家没有太注意，勉强可以对比的是嘉庆时期的龚定盦。他是上海人，也是当时的一个怪人，文章很特别，思想也很特别。龚定盦和魏源、林则徐他们有关联，后来之所以有林则徐烧鸦片，发生鸦片战争，是他们这一班人的思想所造成的。

你们注意，清末民初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在抽鸦片，连清朝道光皇帝也沾上了，这就知道为什么林则徐要烧鸦片了。我们算算当时每年因买鸦片流出国外的资金有多少啊？这个时候中国没有靠美援、外汇，没有靠台币，也没有靠港币，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尽管如此，我们国家还能够存在，这是个经济问题。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受外国列强的侵略，每战必败，赔款多少啊？这个赔款也没有靠美援、外汇，也没有靠台资、港资。我们中国的钱怎么那么多？赔了那么多钱，也没有把我们赔垮。大家要注意这个，这都是严重的经济问题。

在清朝乾隆、嘉庆时代，社会表象好像很安定，但龚定盦已经看到乱源，当时他就提出要特别注重边疆问题，他说国家是要出事情的。

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这篇文章中还讲到人才的问题。“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他说这个时代，在他看来是太可怕了，一般人糊里糊涂、没有方向，社会好像很太平，可是社会上没有人才。他那个时候骂起人来比现在厉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他说朝中的宰相、史官，没有一个有才的。“阃无才将”，也没有一个有军事才能的武将。“庠序无才士”，学校里头没有一个有才的学生，也没有好的老师。“陇无才民”，农村社会的老百姓中也没有一个有才的人。甚至“廛无才工”，做工艺的没有一个了不起的匠人。“衢无才商”，做小生意的没有一个有才的商人。“抑巷无才偷”，连做小偷、流氓的都没有人才；就同现代一样，小偷、流氓光在街上抢女人的皮包，这不是“巷无才偷”吗？“市无才驵”，这个市场也没有好好做买卖的人。“薮泽无才盗”，做土匪强盗的都没有一个有才的。“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他说这个社会已经搞得表面太过于太平了，太安详了，不但没有好的人才，连坏的都没有了。

我们看他的《夜坐》这首诗，“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他忧患的心情比诸位还严重，“一睨”，眼睛一看，注意“睨”字，是斜着眼睛看，“人材海内空”啊！通通看不上。他当然也是研究佛学道理的，最后两句话很有意思，“万一禅关砉然破”，他说万一我打坐修定，忽然得道开悟了以后，“美人如玉剑如虹”。你看他豪迈的狂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时龚定盦看到清朝要乱了，整个社会没有人才，一般聪明才智之士多半在抽鸦片烟，甚至在我十一二岁时还亲眼看到这样的现象。他说当时清王朝没有好宰相，没有好将军，什么都骂了，当然没有骂皇帝，保留一点面子。结果他的文章出来不到几十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也起来了。

我们要注意，太平天国用的是西方文化，用西方宗教外表的皮毛影像建立了太平天国，很快就打到了南京。曾国藩起来平乱，肩负的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两个刚好中西对比。太平天国的成功与失败，中间问题很多，讲起来又是一个大题目。可是有一点，太平天国是广西人组织起来的，打到了南京，政权里说的统统是广西话，广东话都不通的，外省人很难插进去，这是文化语言的问题。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都是最有名的儒将，所谓这些清朝中兴的名臣，以曾国藩做代表，用的是中国儒家的文化，打垮了披着西方不伦不类皮毛文化的太平天国。

蒋梦麟的说法

中国禅宗在唐代有位三平禅师，他与曾经反对佛道的韩愈一样有名。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苏东坡恭维他的（见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看起来韩愈是反对佛、道，但他最后是学佛修道的。有一次被贬到广东潮州，当地有个大颠禅师，韩愈就去请教他，向他问道。他问的是形而上的问题，大颠禅师没有讲话，只是在座位上敲两下。韩愈当然不懂。这时站在旁边的是年轻徒弟三平禅师，韩愈只好问他：师父刚才是什么意思啊？三平禅师说：这个你还不懂吗？“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先要做功夫宁定，宁定后自己的智慧发起，可以大彻大悟。后来韩愈懂了没有，谁也弄不清楚了。

三平禅师后来有一个偈子，我认为这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有关了。他的偈子说：

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

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

“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这个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到，脑子能有思想，都靠不住，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生灭法，每个念头都把握不住的，思想学问随时都会溜了过去，也靠不住，究竟是唯物唯心还是个大问题。“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这个里头的道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真的彻悟了，了解了，什么事都没有。我现在引用“体用何妨分不分”这句话，来答复诸位所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我们晓得中国原来都以北大为最高学府，推翻清朝以后有位校长蔡元培，后来因有蔡元培、胡适等人物，才引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问题。后来蔡元培下去了，这个历史经过就不谈了。接下来的校长蒋梦麟也是浙江人。蒋梦麟最后退到台湾，晚年在台湾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主持“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对台湾的农业复兴以及农业市场，一直到现在贡献很大。

蒋梦麟曾著了一本《西潮》，他对中西文化当然很内行。蒋梦麟在晚年说：我是三家学术用一辈子。哪三家？“以儒家的学问做人，道家的学问处世，鬼家的精神办事。”我们当时听了，不禁要问：蒋先生啊，你说的鬼家是鬼谷子吗？他说不是的！我说的鬼家是学洋鬼子，以西方的逻辑来处理事情。所以，以儒家的学问做人，道家的学问处世，鬼家的办事方法，这是讲体用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大概的结论，虽是笑话式的，也有很深的意思，大家可以体会。

西学为体的百年

接下来，广东人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号召全国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三民主义吸收了洋学，引用英美的文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加上中国古有的监察与考试两权，变成五权宪法。他的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孙中山所创立的国民党推翻清朝帝制政权，准备用这样一个民主的体制立国，所以国民党的政府有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五权分立，是平等的。但国民党推翻清朝以后，来不及统一中国就碰到问题了，西方文化的军国主义也来了。

这时的国民党很可怜很可怜，可以说各省的强权军阀各自独立，直到北伐打到南京为止，根本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只是名义上统一。当时南方的两广、福建，西南的云贵、四川，直到湖南，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东北各地，都是军阀割据，拥兵自重，国民党中央没有真正地统一过。这时留学生回来，又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不管西学、中学，一片混乱，一概都没有用上。事实上，那时大家只有一个观念，“枪杆下出政权”，才能维持各省的独立。

民国六年（1917年）时，俄国人的革命成功，人民势力起来了，由俄国变成苏联。接着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严格来讲五四运动不是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最初的动机是起来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偷签几乎等于卖国的“二十一条”。即使在这个阶段，中国根本也还谈不上资本主义社会。另外，如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君主立宪、民主自由等，各种各派的西方主义思想纷纷涌进，凡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就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搬回来，在我们这个国家政坛上都试用过。直到现代，我们用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所以我说现在影响中国、影响全世界的都是西方文化的思想，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一个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再勉强加上一个是美国人杜威的实用教育。就以自然科学来说，大家都还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几十年来引进自然科学的教育以及精密的科技，哪一样不在西方文化的体用里头打转？

这一百多年来，虽然高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根据我们刚才的随意述说，事实上通通是西学，没有中学啊！大家当然是中国人，还认得中国字。

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方落下去，研究这个世纪，要从三百年前开始才行。刚才首先提出来龚定盦的时候，那是由乾隆到嘉庆时代，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再严格地讲，大家常常讲到西洋文化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仔细研究一下在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就知道西方在将近一千年之间，都是在宗教文化的笼罩之下，这在西方历史称为黑暗时期，所以才有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以及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突起。当然大家或许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但至少要了解西方“文艺复兴”这个名称。文艺复兴是绘画、歌舞等文艺解放，向自由主义的路上走；接着是科学的发展。这个时候，大家都忽略研究印度、中国两个古国文明的变化，同时要兼带研究日本、朝鲜等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事迹。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恃强凌弱不是人类文化

如果人没有文化修养，就同动物没有两样。动物的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这是自然的法则。中国这几十年，文化教育衰落得可怜，我现在回想我们那些老辈子人，真是该打屁股，认为西方可以救中国，当年就把西方文化全套搬来了，把这个国家民族搞得那么惨。只要讲达尔文思想，就说很进步，其实我们古人都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弱肉强食理论，就是《列子》这句话，“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以强凌弱，就算成功，也不是人类的文化，那是禽兽的文化。

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文化的话，“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如果是以这一种哲学思想作为人文社会的领导，那就把人类的社会倒回去，变成禽兽社会了。《列子》的预言都说到了，这个世界被这种思想领导，人比野兽还不如，还惨！他说在这种思想哲学之下，要想人能够尊重别人，能够尊重自己，是永远做不到的。

我们用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来看《列子》的话，才晓得我们先辈诸子百家的思想涵盖多么广阔。

的确，宇宙间是弱肉强食，在“动物奇观”节目上你就看到了，不但动物如此，植物世界也是这样，整个的宇宙所有生物都是以强凌弱的。人类自始至终，也如各种动物一样，都是靠征服残杀别的生命来养活自己，正如达尔文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但人类一方面是为生存而想征服万物，一方面也具有爱惜怜悯生物的心情。这就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自有人文文化的特点的原因。这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叫作“仁”，是儒家孔孟一系所极力想要发扬光大的主旨，也就是后世儒家所谓“亲亲、仁民、爱物”的宗旨。在印度佛学中叫“慈悲”，希望做到“众生平等”。在西方文化中，叫“爱”或“博爱”。这是人文文化同禽兽文化不同的地方。

我们人之所以有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就是因为要扶助弱小，看到可怜的就要帮助，这是仁爱慈悲，这才是人文文化的真谛。

讲到这里必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成见的，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

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

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在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时，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

（选自《列子臆说》《原本大学微言》）

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

许多人，可能都犯了一个容易错误的偏见。大家对于各国之间今天的文化思想，与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家前途的殷忧，工商业社会导致人心陷溺于现实的趋势，乃至青年心理的彷徨与颓废，教育的失败，等等，一律都归罪到西方文化的错误。

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开会会场的种种设置，便是现代化西方物质文明发展中的产品，甚至，与会人士的衣、食、住与交通工具等，大多数仍是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达以后，物质文明发展中的结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与物质文明的发达，给予人类在生活上的便利、生存中的幸福，并无过错，而且只有好处。

但是东方各国，在传统保守文化的情感中，认为人生伦理、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一切突变中的乱象，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关系，所以厌恶甚而鄙弃西方文化。其实，这是东方人自己被西方文化物质文明的形态冲昏了头，自己放弃、忘却了东方固有文化的传统精神。换言之，也就是自己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才有今天的窘态。

以中国话来讲，我是一个土包子，而且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爱好中国文化的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洋去留过学，所以没有对西方文化偏爱的情感与嫌疑，而且我以山野之身可以公平地说一句，西方文化，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中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带给东方人以太多的祸害。至于我们接受西方文明以后所发生的流弊与偏差，那只怪我们自己抛弃了东方固有文化的宝藏，而自毁其精神堡垒所得的应有惩罚。

其次，所谓西方文化，并不能以今天的美国文化而概括一切西方文化，由希腊时期而到今天的欧美，它本身也自有三千年的历史。它的人文科学，在精神文化上的成就，由宗教而哲学，由哲学而科学的互相递嬗，也是有它的精神所在。

不幸的是，今天欧美的国家与社会，也正因为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而使人文文化的精神堡垒濒临崩溃，而无所适从。它与我们东方所遭遇的困惑和烦恼，只有病情轻重的不同，而其同病相怜的情况，并无二致。

经济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在现代的经济思想与物质文明的时代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内忧外患，举国上下，能够同心协力，从事经济的发展与建设，那是任何国家都做得到的事情，既不足为奇，更不必叹为观止。

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工具，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一是武力与武器，一是金钱与财富。防护国家的安全，必须有精良的战备；稳固国家的基础，必须有充沛的财政与健全的经济。然而战备强的国家，如果没有高度文化的政治哲学，往往会使得一个国家民族，生起唯我独尊的侵略野心。同样，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的思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恃富而骄，而欺凌弱小。而且人类有天性的弱点，当他在强有力的时候，必定想要耀武扬威，控驭一切。如果在富有的阶段，必定会恃富而骄，凭陵孤寡。

虽然我对于近代与现代，西方或东方的经济思想，没有很深切的研究，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来自西方文化的经济思想，严格地说来，都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型的社会，并没有一种为谋求增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能够平等而统一地适应各地区的经济思想。假定是有，也会因某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方略而变质。

因此，我们要放开胸襟，放长眼光来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是东西方人文文化将要同临崩溃，新的世界人类文化尚茫然无据，危机隐伏的时代。

我们不仅需要为复兴东方固有文化而努力，我们更应该为人类文化开创新的局面，肩负起拯救世界人类危机的责任。要发扬东方人文文化与固有的人生哲学，来补救因自然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工商业社会之弊病。而且我还要郑重地希望，必须认清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于过去历史文化上的光荣，不能留恋，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挽回的，留恋往事，只是文学的情绪。

至于时代的演进，是无法倒流的，悲伤时事，那是无补时艰的诗人情感。历史的排版，各有千秋的一页，时代的演进，是当前的大势所趋。我们要放开胸襟与眼光，如何振兴东方文化，来补救西方文化在世界时势中的不足，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国家前途有利的大目标。

中国文化，素来秉承儒家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与佛家“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明训，所以对于东方人或西方人，都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个人以山野之身，积十多年从事教育，以及教导西方各国友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经验来说，深切体会到“诚以待人，无物上格”的古训。许多朋友认为我有许多外国学生，应该会有很多的收入。事实上，我为弘扬中国文化，为沟通东西文化而努力的工作，是做的蚀本生意。当西方学者要向我学习的时候，每每问到我要多少钟点费的问题，这时我便告诉他们，我只要求依礼来学，并不讲求代价。西方人从商业的观念，重视学问的代价与价值，所以把学问与知识，也变成商品。

东方人素来认为道是天下之公道，只要执礼而来，中国文化便以学问知识作为应该交出的布施，并无代价，更不要求回报。因此，从我学习或交游的西方人中，大多数都与我变成家人父兄的感情，渐渐进入东方文化的人生境界。他们有别我而去的，仍然保持充沛的感情，一如东方人的“礼尚往来”。

我最近看到外国人写的文章，说西方文化很快就要被东方文化吞掉了，由两个东西开始：一个是饮食，中国、印度的馆子遍及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晓得吃中国菜、印度菜；另一个是修定，中国的禅定和印度的瑜伽，吞没了西方文化。这篇文章讲得很实际，这个趋势确实如此。我几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也讲过，我说三十年前全世界的人如果不懂英文就到处碰壁、吃不开，但是三十年后，要是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中文，换你们吃不开。

我们这一百年来的文化是输入的，都是从外国搬进来的，用得对不对，不知道。几十年前我就说过了，从我开始，中国文化要输出，向外传出去。有些外国的著名学者，都来这边找我，这是文化的出口耶！过去我们中国人崇洋媚外，对外国文化崇拜得不得了；你们现在也一样，也都想要孩子们出国念书。可是你看这一批外国有名的老科学家、学者却来找我，实际上他们是来找我们的中国文化，想带回去融入西方，挽救人类社会。

我现在提出这些极其微末的资料，只是为了提供我们今天要复兴东方文化的精神之工作，应当如何做法的一个参考。我们需要放开胸襟，放长眼光，了解今天的局面，不只是为复兴东方文化而工作，实在要为拯救世界人类在文化思想上的危机而努力。

（选自《中国文化泛言》《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

美国卡特时代的财政部要员，曾专门来请我吃饭。这位财政部要员问我：“你看了美国有什么观感？”我说：“刚来两三个月，会有什么观感？”他说：“你一定有，我们国家很欢迎你这样的人，最好你长住在这里。”

我说：“对不起，我不会长住，因为我是中国人。”他逼着我问，我说：“你一定要问我啊？我这个人是中国的老百姓，乡巴佬出身，不懂的。我三个月来对你们美国的观感有三句话。”

“第一，你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嗯！他很认同。

“第二，是最贫穷的社会。”他正在吃饭，把筷子就放下来：“嗯！有道理。”“因为我看到那些家庭用的汽车、家具、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都是分期付款的，用不到几年就旧了，新的发明出来又要换新的了，一辈子都在分期付款中，包括住的房屋。所以我说你们整个的社会是贫穷的社会。”他说非常有道理，饭都不吃了，就看着我。

“第三，你们是世界上负债最大的国家，你们根本是空的，都是欠人家的，欠全世界的，骗全世界来的，可是全世界的国家对你们没有办法，因为你们有原子弹，所以人家不敢向你们讨账。如果我们中国只有鸭蛋，欠了债，人家就会来要账了。就是这三个观点，其他我不懂。”他说：“完全准确。”

我说：“真的啊？总算给我蒙对了！”但是这个话是我二十多年前讲的，今天的美国还是这样。

我常常告诉同学们，注意哦！现在开放，要防备经济上新的八国联军到来。看起来是无所谓，但这个经济、贸易、金融的市场很严重。昨天我还接到一个外国朋友的电话，他说：“今天美国开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会议，请摩根士丹利最高的一个经济分析师讲话。”我就问他：“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说是外国人，而且可能是美籍犹太人。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今天美国经济的衰落，一定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呢？是中国。中国的东西倾销到美国太多了，造成了美国经济的衰落。然后请这个分析师讲话。他说：“你们搞错了，美国今天经济的衰落，罪魁祸首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中国货现在是来得很多，但中国货便宜，假使不是中国货来，那用别的国家的货会贵多了。而且中国人在美国赚了美元以后，还是到美国来买国家债券。我们的国家债券只是一张纸啊，中国人赚的钱还不是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这位朋友又说：“老师！你晓得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后那些美国人统统站起来，把他轰走了。”

我说：“那是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问题，经济的侵略。

第二个问题，现在是文化战争，也就是思想战争的阶段。思想文化上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就是大家迷信科学。当然，我不是学科学的，不应该讲这个话。大家嘴里都讲科学，口口声声讲科学，我一听就头大了。等于几十年前，原子弹发明了，在台湾、香港街头看到原子理发店、原子冰激凌。我说不能吃哦，吃了要爆炸的。也不懂什么是原子，就随便讲原子理发店、原子冰激凌。

现在科学到了必须跟哲学碰头的时候了，这是全人类文化的趋势，我现在提出来告诉大家。科学原来与哲学分开了，但是科学最后的结论靠哲学。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当今世界的文化危机

现在的东西方文化特点，都在讲经济发展。这个里头，从十六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有两个重大不同。中国文化思想认为，解决贫富差距，安定社会，要用好的文化政治来解决经济问题。西方文化，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都是认为要用经济来解决政治、文化问题。这两个不是矛盾哦，是两个方法。

现在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造成今天全世界的人类（不止中国人），只向钱看。而且都在凯恩斯的思想之下，消费刺激生产。如果要消费刺激生产，最好是天天打仗，打仗是最大的消费。

所以现在人类看不清，没有一个新的思想能综合了这一切，领导这个世界。照这样发展下去，是很严重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哈佛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来问我，我也讲过这个问题。所以人类现在是在迷糊之中。我常对人讲，现在全世界的人类文明思想是四个东西在转，所谓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除此之外，产生不出来一个新的思想。

当全世界都沉醉在这个里头的时候，清醒的人没有办法讲话。所以我也不讲，他们问我一概不讲，没有办法，形势就像那个水流一样，挽不回。又如龙卷风来的时候，你拿个手来挡，那开玩笑，连自己的骨灰都被吹走了。要等龙卷风过了以后，慢慢来，只好如此。

文化学术，关系世界人类的命运，国家社会的兴衰，至深且巨。在历史上，无论东方或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演变，以及战争的原因，常被视为是政治、经济的动乱。其实，这个动乱的根本，还是在于文化学术。

自十五世纪以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促成了科学的发展，为西方社会带来了物质的文明。接着而有工业革命，使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直到十九世纪，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由于震惊声光电化之奇，船坚炮利之威，而动摇了对固有文化的信念，于是急起直追，由盲目学习西方的科学，遂有全盘西化的趋势。

正在东方国家犹忙于急起直追的当时，西方社会却因物质文明的发展，孵育成唯物思想的暗流，侵蚀了人心，腐化了社会。就拿代表现代西方文化的美国来说，如宗教信仰的贬值，人文哲学的衰落，教育思想的舍本逐末，与国际领导的举措不定，在在都使得智者虑，仁者忧。至于青年人的不满现实，陷于彷徨和盲动，老年人的无家可归，流于绝望之境，这些都给予科学文明以严重的讽刺。这不仅是西方推崇物质文明的自食苦果，而且也波及了东方各国，使人类数千年来所祈求的世界和平与幸福，濒于幻灭。

照理说，东方国家谈不上物质文明，应该不至于陷入这块泥沼。其实不然，一方面固然由于生存在现实的世界，弱肉强食，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只有任人摆布；一方面也由于贪图物质上的享受，抛弃自家宝藏，迷途忘返，其可哀可虑，更有甚于西方国家。

今日的世界，由于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如交通的便利、建筑的富丽、生活的舒适。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这种危机正同患了癌症一样，外部显得很健康，而内部却溃烂不堪。

今天我们过分迷信科学的万能，以为自己可以超迈古人，而任意推翻传统，杜塞了几千年来无数圣哲替我们开发出来的教化源泉。生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今天，我们将何以自处？我们虽失望，但不能绝望，因为要靠我们这一代，才能使古人长存，使来者继起。为了想挑起这承先启后的大梁，我们一方面要复兴东西方固有文化的精华，互相截长补短，作为今天的精神食粮；一方面更应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会，以期消弭迫在眉睫的人类文化大劫。

讲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与文化，和现代人的思想与心理问题，无论东方和西方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多或少，总要受到美国的影响。尤其是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关系更大，更为密切。

全世界所有的国度里，除了少数真正的落后民族，以及某些因为地理环境，还在将变未变的国家，目前正坐享其成地接受现代物质文明，而仍能固守传统，苟安待变。欧洲的国家，如英、法、德等国，虽然抱着传统的自尊，始终存有看不起美国的心理，但在历史演变的时代趋势中，也仍然脱离不了美国风气的回旋波荡。至于东方的中国，在最近的三十余年中，确有美人闹乱朝市，形成“亲者痛而仇者快”以及“恩里生害”的情况。

我们急需认识和反省的是：造成世界局势至于现在的局面，除了美国立国经验太过幼稚以外，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处在新旧文化夹缝潮流的趋势中必有的矛盾。现在，我们要想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中，力求自强而复兴，就必须先对此历史时代的前因后果，加以寻思探讨，才能“温故知新”，才知如何自立而立人。

美国文化不是人文文化的指标。应当知道，自己没有特立独行的文化思想，而盲目倾心爱美，于国于家，后果均不堪设想。如果从科学的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去认识美国，而立志要向今天美国的这一面学习，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思想。至于从整个的人文文化而言，仅有立国二百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就拿它代表了西方文化，认为它盖过一切，那是莫大的错误。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累积全国人心上下数千年经验和思想，方能构成一个文化的大系。今天的美国，仅是西方文化零落中的一颗经天彗星，它是科学文明的实验场，并非就是整个人文文化的指标。

鉴于此，美国有许多先见之士，都认为今后世界局势，能补救西方文化在科学文明发展上的缺点，并作为西方宗教、哲学振衰起弊之良药的，只有东方文化的复兴。

东方文化的结晶是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近年来，西方人研究东方思想，常归于禅学；最近，追索东方的科学精神，又趋向于儒、道两家同源的《易经》。事实上，佛家明心见性的智慧，道家全生保真的修养，与儒家立己立人、敦品励行，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如能与西方文化交流融会，必能补救科学思想的不足，拯救物质文明的所失。

（选自《南怀瑾与彼得·圣吉》《中国文化泛言》《新旧教育的变与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无真相／南怀瑾讲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8

ISBN 978-7-5596-6328-3

Ⅰ．①人…　Ⅱ．①南…　Ⅲ．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Ⅳ．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16874号

人生无真相

作　　者：南怀瑾

出品人：赵红仕

责任编辑：龚　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8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5印张

2022年8月第1版　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6328-3

定价：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南怀瑾先生，1955年于台湾省基隆市。

詹阿仁摄影

南怀瑾先生简介

南怀瑾先生，戊午年（1918 年）出生，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人。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浙江国术馆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修业，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研习。

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跃马西南，筹边屯垦，曾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返回成都后，执教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教育队。其间，遇禅门大德袁焕仙先生而发明心地，于峨眉山发愿接续中华文化断层，并于大坪寺阅《大藏经》。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

赴台湾后，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等院校和研究所兼职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旅美、居港。在台、港及旅美时期，创办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出版社（后改组为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文世界》杂志、《知见》杂志、美国弗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ICI 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主持十方丛林书院。

在香港期间，曾协调海峡两岸，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关心家乡建设，1990 年泰顺、文成水灾，捐资救患；在温州成立南氏医药科技基金会、农业科技基金会等。又将乐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作为老幼文康中心。与浙江省合建金温铁路，造福东南。

继而于内地创办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独资设立吴江太湖文化事业公司、太湖大学堂、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推动兴办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推动在上海兴办南怀瑾研究院（恒南书院）；恢复禅宗曹洞宗祖庭洞山寺；支持中医现代化研究——道生中医四诊仪研制与应用；资助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捐建太湖之滨老太庙文化广场。

数十年来，为接续中华文化断层心愿讲学不辍，并提倡幼少儿童智力开发，推动中英文经典课余诵读及珠算、心算并重之工作。又因国内学者之促，为黄河断流、南北调水事，倡立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做科研工作之先声。其学生自出巨资，用其名义在国内创立光华教育基金会，资助三十多所著名大学，嘉惠师生云云。其他众多利人利民利国之举，难以尽述。

先生生平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主张融合东西文化精华，造福人类未来。出版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金刚经说什么》等中文繁简体及外文版著述一百四十余种。且秉持继绝兴亡精神与历史文化责任感，自行出版或推动出版众多历史文化典籍，并藏书精华数万册。

要之：其人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有种种称誉，今人犹不尽识其详者。

壬辰年（2012 年）仲秋，先生在太湖大学堂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出版说明

南怀瑾先生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论述涉及的学问领域之广，作品的影响力之大，在当代都是首屈一指的。南怀瑾先生的作品，素来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色，但是毕竟体量宏富，万象森罗，已正式出版的中文简体版作品超过五十种，总字数近千万，且以分门别类的专著为主，因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的门槛和压力还是有的。

我们策划这套书的目的，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更轻松、关联性更强的阅读体验，也希望有更多新的读者通过这套书走近南怀瑾先生，走近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为每一本书设定了一个主题。每个主题一方面对应着南怀瑾先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板块，另一方面对应着与读者的关联性。每一本书一般由几个章节构成，每一章聚焦全书主题的一个方面，由几篇文章构成。每篇文章由标题引领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叙述，大部分文章篇幅在三千字左右。每篇文章素材的选择，遵循知识性、趣味性和启发性三个原则。我们力求让每一篇读起来都是“散文”的体验，体量轻小，易于阅读和归纳理解，而篇章之间又组成更大的叙述和主题，让读者有层层渐进、步步深入的体会。

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人文，注重现实人生问题，而南怀瑾先生治学、讲学也注重实证实修，做学问与做人做事浑然一体，因而他的著作对于读者极具启发性。人生问题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只是很多人在平常的生活中无法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一旦环境变迁、际遇变易，往往无法适从，这背后透露的正是人生观、价值观的缺失。不论古今中外，对个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事无非立身、处世、做事、安心，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遗产。《人生无真相》这本书就将南怀瑾先生讲述的相关内容有序地组织起来，希望对于读者看透人生的规律、面对人生的困境、实现人生的价值有所帮助。

我们以“人生无真相”作为书名，是希望传递这样的信息：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所看到的“真相”，都取决于各人的处境与境界；人生无真相，但是应该有方向；人生无答案，但是有选择。

第一章“人生的价值”，首先强调确立人生观的必要性，没有人生观的生活容易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其次以孟子的“天爵”“正命”和《易经》的“参赞天地之化育”说明在传统文化中人生的至高价值是什么。第二章“立身的原则”，讨论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前提、原则和方法，比如理解自我的个性、独立谋生、坚定自己的立场，如何通过学习提高自我，等等。第三章“处世的原则”，从人情世故的内涵谈起，论述与人交往的原则与方法，比如宽容、诚恳，把握分寸感，正确应对毁誉等。第四章“事业的真义”，讨论事业与职业的区别，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德与成就，如何才能有大成就。第五章“人生的真相”，探讨人生中无法违背的普遍规律，如何更好地应对命运的变化无常。第六章“修行的要义”，以南怀瑾先生自己的经历和体悟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文化中修行、安心的基础方法。第七章“人生的境界”，论述传统文化中更为高远、抽象的生命认知和生活境界，如天人合一、上善若水等理念。

本书所收的文章，有的是南怀瑾先生著作中较为完整的篇章摘选，如“此身的价值与烦恼”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天爵与人爵，你选一个”选自《孟子与滕文公、告子》，我们只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精简、重分段落、重拟标题等。有的文章是从多部作品中摘选、衔接而成，如“我从不跟着潮流走”，分别从《孟子与离娄》《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孟子与尽心篇》《孟子旁通》等书中选择了相关段落，为了上下衔接，个别语句的顺序、措辞有调整。每一篇文章之后，注明了所选素材的出处。

需要说明的是，所选素材中有三处底稿目前尚未在大陆正式出版。“可以倒霉，但是不能有倒霉相”和“如何认清一个人”两篇的部分内容节选自《中国式的管理的出发》，原文发表于台北《净名文摘》杂志1988年1月1日第一卷第一期，系南怀瑾先生1982年向高校管理学院的学生讲话的记录；“人生难如意”一篇，部分内容节选自《谈缘》，原文是南怀瑾先生1982年向台湾地区“缘社”同人发表的演讲记录；“我九十多岁了，还没找到一个真仙真佛”一篇，部分内容选自《答覆“组团见南师”函》，原文是2010年1月24日以太湖大学堂秘书室的名义发出的一封回信。

此书能够出版，承蒙南怀瑾先生嫡孙暨法定继承人温州南品仁先生与南怀瑾文教基金会的信任与支持，特此致谢！

北京磨铁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怀瑾系列作品编辑部

目 录

插图

南怀瑾先生简介

出版说明

第一章　人生的价值

此身的价值与烦恼

人生不能没有“观”

我从不跟着潮流走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天爵与人爵，你选一个

人生的至高价值

正命地活着

第二章　立身的原则

如何理解自我的个性

人生要如何起步

成年人的第一课

自立的前提

忘记一切外界影响，就可以顶天立地

人有三师

如何面对穷困

人生三道坎

诚恳就是大智慧

五个人生原则

人生不可无所畏

不着急，不求满

享受的原则

第三章　处世的原则

为什么要懂人情世故

不要成为一颗“汤圆”

前面的路，留宽一点给别人走

高着眼，少低头

可以倒霉，但是不能有倒霉相

如何认清一个人

朋友之道

与人交往最重要的是分寸感

柔与谦的哲理

这三种情况，最容易招致怨恨

毁誉如何了断

能做好这六点，就天下太平了

第四章　事业的真义

职业不等于事业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富贵

会用钱比会挣钱还难

不动心，才能干大事

成败都经过，才能有大成就

第五章　人生的真相

人生难如意

天下无如吃饭难

改变命运要靠自己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力和命是两种东西

无德而富贵，是人生最不幸的事

人生的四种障碍，四种惧怕

在痛苦中成长

毕竟输赢下不完

清福比洪福还难享

第六章　修行的要义

我九十多岁了，还没找到一个真仙真佛

要运气顶好的时候放得下，才是修道

人不自欺，天下无敌

天地之间有正气

降服焦虑的心法

晚年如何安顿

修养的层级

修行者的画像

第七章　人生的境界

天人合一的生命观

如何理解生死

梦幻泡影是真的吗

澄澈到底，做一个自然人

最平凡，最高明

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寂寞

至高的水德

附录：南怀瑾先生训诫

第一章　人生的价值

此身的价值与烦恼

人们对生存的生命，所注重的现实人生，普遍认为“身”的存在就是生命，就是人生。其实“身”只是“生命”中机械性的存在，是现实中每一个人“自我”表达的存在容器。它是属于自然物理的、生理物质的现实，是偶然的、暂时的，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实用品。如果从“形而上”的心性精神观点来讲，此“身”不过是我们现在生命之所属，只有暂时一生的使用权，并无永恒占有的所有权。“身”非我，真正生命的我并非就是此“身”。

我们为了暂有的“身”，假定以除去老幼阶段的中间六十年做指标来讲，每天为了它要休息，花费一半时间在昏睡中，可用的指标便只有三十年。一日三餐，所谓 “吃喝拉撒睡”五件要事，又减去了三分之一。如果像现在政界官场、工商企业家们的习惯，一日有两餐应酬，至少每餐要浪费两三个小时，加上夜晚的跳舞、歌唱，等等，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办公？多少时间读书？如此这般，真为大家感到惋惜、心疼。但是人们都说这样才叫人生啊！我复何言！人们这样说，不是对人生的悲观，是因为我们幸得而有此生，幸得而有此身，所谓佛说“人身难得”，应当加以珍惜、自爱这个难得宝贵的“身”。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的一生，单单为了此身的存在，为了它的需要所产生的衣、食、住、行，就忙得够呛，难有再多的时间为别人。因此，了解到做父母的、做社会服务的人，个个都是天生圣人，都是仁者。其实，活在人世间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损人利己的，同时没有一个不是损己利人的。因为人是需要互助的，需要互相依存的。人跟别的生物不一样，所以形成了人群文化，形成了社会。

然而，此身为了生活已够麻烦，如果再加病痛和意外灾害，那麻烦可更大了。因此，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便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但是，由道家分家出来的神仙丹道们，却要拼命修身养性，以求此身的长生不老（死），忙上加忙，忙得不亦乐乎！真的长生不老的人没有看见，但他们有此永远的希望，因而洁身自爱，与吃喝玩乐过一生的相比，也就各有妙趣了。另有从痛苦生活中经历过来的人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乍看虽然消极，事实上大多数人确实都有这样的境遇，所谓儒家“仁政”之道、“平天下”者，又将如何平之呢？

我们因为研究 “大学之道”，恰好讲到人我的“身心”问题，所以才引发有关“身见”的话题。曾子在原文中，并没有像佛、道两家那样，特别说明解脱“身见”的重要。你只要仔细读了那一段原文，便会注意到，他也是极其注意“心”的作用为主体，“身”只是“心”的附庸而已，所以最后特别说明一句“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并不像一般佛、道两家的支流分派，专门注重修炼“身”的生理气脉，便自以为是修道的真谛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身”固然是 “心”的附庸，可是在现实存在的生命作用上，人们一切思想行为表现在“外用”方面，完全是因为有身，才能造成这个人世间芸芸众生的种种现象。所以在 《大学》有关 “内明 （圣）”“外用（王）”的八纲目中，特别列出“修身”这项要点。但在“修身”的要点中，曾子所提的，只是与身心有关的 “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个现象，并没有说到身的气脉、五脏六腑，以及现代所说的神经、肌肉等问题。这又是什么道理呢？答：儒家孔门的学问，最注重的是“人道”的行为科学，不像古代医学所讲的养生，专在生理变化上和心理相关的作用。如果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多读《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学识，配合现代医学、卫生等科学来作研究。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人生不能没有“观”

哲学上有个名称叫“人生观”。我常常说现在这个教育错了，也没有真正讲哲学，因为要讲真正的哲学，人生观很重要。我发现现代许多人，甚至活到六七十岁的人，都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我常常问一些朋友——有的很发财，有的官做得大，我说：“你们究竟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有个正确的人生观吗？”他们回答：“老师，你怎么问这个话？”我说：“是啊！我不晓得你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啊！譬如你们做官的人，是想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这是人生的两个典型。”发财的呢？我也经常问：“你现在很发财了，你这一辈子究竟想做什么？”可是我接触到的发财的朋友，十个里头差不多有五个都会说：“老师啊，真的不知道啊！钱很多，很茫然。”我说：“对了，这就是教育问题，没有人生观。”

我九十几岁了，看五六十岁的都是年轻人，这是真话。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觉得自己年轻得很呢！我在五六十岁的时候也精神百倍，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已经衰老了。但是五六十岁也算年龄很大了，却还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人生观。换一句话说，看到现在我们国内十几亿人口，全世界七十多亿人口，真正懂得人生、理解自己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有多少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教育的问题。

我二十三岁时，中国正在跟日本打仗，四川大学请我去演讲。我问讲什么？总有一个题目吧？有个同学提出来，那就讲“人生的目的”。我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先解决逻辑上命题的问题，就是题目的中心。什么叫目的？譬如像我们现在出门上街买衣服，目标是服装店，这是一个目的。请问人从娘肚子里被生出来，谁带来了一个目的啊？现在有人讲人生以享受为目的，这也是一种目的。民国初年，孙中山领导全民思想，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年孙先生，我们习惯叫孙总理，提到孙总理谁敢批评啊？我很大胆，我说孙总理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也不对。谁从娘胎里出来就说自己是来服务的啊？没有吧！所谓人生以享受为目的、以服务为目的，不管以什么为目的，都是后来的人读了一点书，自己乱加上的。我说你们叫我讲的这个题目，本身命题错误，这个题目不成立。但是你们已经提出来要我讲人生的目的，那我说说第二个道理：在逻辑上，这个命题本身已经有答案，答案就是人生以人生为目的。

说到人生以人生为目的，现在许多人都搞不清楚了。那么人活着，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这也是个问题。前文提过的，一个人做官，是想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晋朝一个大英雄桓温讲的。这样一个大人物，他要造反，人家劝他，他说人生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就算给人家骂一万年也可以啊。他要做一代英雄，这是他的人生价值观。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公然讲出了他的人生目的。

讲到人生的价值，我现在年纪大了，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真话。我说人生是“莫名其妙地生来”——我们都是莫名其妙地生来，父母也莫名其妙地生我们，然后“无可奈何地活着，不知所以然地死掉”，这样活一辈子的人，不是很滑稽吗？

自己没有建立一个人生观，自己没有中心思想，就会受环境转变的影响。有的人没事做时，会很痛苦，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中心思想的修养。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闲居，就没有关系，否则的话，闲居时就很可怜。

譬如，穷与不穷，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需要修养才能达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点之一。古代历史上这类人有很多。比如明朝一位名士，是大画家，诗文也非常好，穷得不得了，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前一天晚上还坐在树下赏月吟诗。夫人唠叨他：“明儿都没米下锅了，还作诗？！”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说：“时间距明天早晨还有好几个时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现在还是看月亮吧，风景太好了。”

这是文人的修养，但是这种文人修养的胸襟、器度，又谈何容易！总而言之，一个人要在心理上构成一个中心思想，自己要有个境界。假使内在没有一个东西，人生是相当空虚的。有事情做，忙的时候不觉得，如果一个人把事放下来，处在清灵当中，就要受不了啦！这个穷还不只是指经济环境穷，人到了穷途末路，上了年纪，万事俱空，儿女离开了身边，老伴也去了，冷清清的一个人，的确不好受。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自己天地中的性天风月，有自己的修养才行。

孟子说：“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不仅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此，即使一个家庭的兴衰，每一个人的成败，也是如此。尽管创建了庞大的事业，拥有千万美金，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建立一个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基础，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有形的财富，只是暂时属于你的，而不是真正为你所有的。当你到了眼睛一闭、两腿一伸的时候，一块钱也不是你的了。

再说，物质环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快乐？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固然，物质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到人的心情与思想。但拥有高度精神修养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去改变环境。如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并不因为物质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如果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的修养，纵然有再多的财富、再好的物质环境，他在心理上，也是不会快乐的。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论语别裁》《孟子旁通》）

我从不跟着潮流走

一个时代的命运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怎样做？“无然泄泄”，不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跟着时代随便走。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说“你这样做不合时代”。我说：“老兄啊，我已经不合时代几十年了，我还经常叫时代合我呢，现在头发都白了，不合时代就算了。”我说：“你不要问我问题，也不要跟我学，因为我不合时代，怕传染到你。如果你要跟我学，对不起，你让时代跟我走，‘无然泄泄’，我不将就你。”此所谓独立而不移，要有这个精神。

“夫唯大雅，卓尔不群”，这是班固特别创造的两句话。只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独自站起来，不跟着社会风气走，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

跟着时代潮流走，就被冲得迷失自己了。所以，我一生从不跟着时代潮流走，结果现在我的旧东西反而更吃香了。何以能如此呢？因为潮流滚来滚去，我站在这里不动，它又滚回来了。所以，信而好古，老老实实去修行吧。

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这个“殉”字，有自然顺从的意思，可不要看成“殉葬”或“殉情”。当社会进入高文化发展阶段的时候，就是我普遍自然地生活在“道”的文化中，一辈子都活在“道”的自然德性中。

再者，“以身殉道”，不是“以道殉身”。当社会处在变乱中——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一般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为生存而不择手段，互相争斗，唯利是图，只顾个人生命需要而自私自利，没有时间管什么道啊、德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古人所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有道德的人，想做“中流砥柱”绝不可能。所以，自古以来，道家或儒家的有道之士，就采取避世、避地、避人，隐遁山林，以待时机再出山弘道。

这种时势，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惨痛经历，大家只要一读历史就可以明白了。再说，老子、孔子、孟子等这些圣贤，都生在离乱的时代，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讲学传道。他们在滔滔浊世中，作为一盏盏暗路的明灯留给后世，薪火相传，不断道统，这就是“以身殉道”的精神。

以孟子所说，自古传承道统的圣贤只有两条路：一、在太平盛世，天下有道的时候，“以道殉身”；二、在天下变乱的时候，“以身殉道”。至于“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是说不论人类社会的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如何演变，“道”的文化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万古长存，变动不居。所以不管贫穷低贱、富贵通达，都要安于这个“道”。独立而不移，不要因为时代的变乱，各种学术的混杂而改变自己，对别人的盲目学说随声附和。如果歪曲自己的正见，而讨好时代的偏好，就叫作“曲学阿世”。

生在现代的中国人，正当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荡撞击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自各阶层的社会到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进退失据的现实中，由触觉而发生感想，由烦恼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寻思、周遍观察。然后可知，在时空变迁中所产生的变异，只是现象的不同，而天地还是照旧的天地，人物还是照旧的人物，生存的原则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迷途，因为人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实，真际无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会千回百叠，永远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

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学生，认为我是推崇东方文化的倔强分子，虽有许多欧美的友人屡屡邀请我旅外讲学，但始终懒得离开国门一步。其实，我自认为并无偏见，只是情有所钟，安土重迁而已。同时，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们，应该各自反求诸己，重振西方哲学、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济助物质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至于我个人的一生，早已算过八字命运——“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每常自己譬解，犹如古老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白头宫女，闲话古今，徒添许多啰唆而已。

（选自《孟子与离娄》《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孟子与尽心篇》《孟子旁通》）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老子》第四十四章

这一段话，是老子要我们看通人生的道理。世界上的人，就是为了名与利。我们仔细研究人生，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有时候觉得人生非常可笑，有很多非常虚假的东西。像名叫张三或李四的人，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可是他名叫张三以后，你要骂一声“张三浑蛋”，他非要与你打架不可。事实上，那个虚名与他本身毫不相干，连人的身体也是不相干的，人最后死的时候，身体也不会跟着走啊！

利同样是假的，不过一般人不了解，只想到没有钱如何吃饭！拿这个理由来孜孜为利。古人有两句名诗：“名利本为浮世重，世间能有几人抛？”名利是世人最为看重的，世界上能有几个人抛去不顾呢？

“名与身孰亲？”他要我们明白名是假的。与名相比，当然要更爱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最好不要出名，你出名我杀了你；那你宁可不出名，因为还是身体更重要。

“身与货孰多？”身体与物品比较，你手里有五百万元，强盗用刀逼着你说：“把你的钱给我，不给我就杀了你。”这时你一定会放下那五百万元，因为身体更重要。

“得与亡孰病？”得与失哪一样更好？当然，我们一定会说，得到比较好。但是，一个人又有名又有利，那就忙得非生病不可。你说穷了再生病，连看病都没有医药费怎么办？这就涉及空与有的问题了。前面两句，名与身相比、身与货相比，我们一定会说身体更重要，名是身外，货是物质，当然都是其次。其实，“得与亡孰病？”就解释清楚前面那二句了。

老子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讲哪个对哪个不对，两头都对也都不对。名固然是虚名，与身体没有关系，但是虚名有时候可以养身，没有虚名，一个人还活不下去呢！虚名本身不能养身，是间接的养身。身与货、身与名，两个互相为用，得与失两个也是互相为用。

这个道理，后来道家的庄子也曾引用。在《庄子》杂篇之《让王》中，当时韩国遭遇了魏国的骚扰，打了败仗，魏国要求韩国割地，韩国实在不愿意，痛苦极了。有个叫子华子的人劝韩王割地，说现在让了地将来还可以反攻拿回来。他问韩王，名利、权位与身体比，哪一个重要？韩王说当然身体重要。再问他，身体与膀子比较，哪一个重要？韩王说当然身体重要。所以子华子就劝他：“现在你等于生了病，两个膀子非砍不可了；你砍了膀子以后仍有天下，有权位，你愿意要权位呢，还是愿意要膀子呢？”韩王说：“我看还是命比膀子重要。”禅宗大师栯堂禅师有名的诗句——“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故重连城”，就是由此而来的。

说到人的生命，一个当帝王的，天下都属于自己，但是与自己生命相比的话，没有了生命，有天下又有何用？如果现在有人说，现在的天下还是属于汉高祖的，那汉高祖做鬼也会打你两个耳光，说：“不要骗我了，与我根本不相干了嘛！”可是活在人世间的人看不开，偏偏看重连城之璧玉。蔺相如见秦昭王拼命护璧，因为那块璧的价值，可以买到现在法国、德国连起来那么大的土地。“天下由来轻两臂”，这是庄子用老子的话加以发挥。天下固然重，权位固然重，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权位又有什么用？天下有什么用？可是，就实际情形来看，还是天下重要，所谓“世间何故重连城”，人世间为了财富、为了虚名，忙碌一生，连命都拼进去，这又何苦来哉？！

老子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懂了这个道理——生命的重要，那么“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你对一样东西爱得发疯了，最后你所爱的丢得更多，就是“爱别离苦”，这是佛说的“八苦”之一。“多藏必厚亡”，你藏的东西不管多么多，最后都是为别人所藏。

报纸上曾有两则新闻，说宜兰有一个人，一辈子讨饭，死了以后在床下找出五六十万元来，这正是“多藏必厚亡”。同样地，美国有一个人也是如此，平常讨饭过日子，死的时候遗留了一百多万。这样的人生，不知道他是否也算看得很透；也许上天的意旨要他这么做，真是不可思议啊！

因此老子教了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人生什么才是福气。“知足不辱”，真正的福气没有标准，福气只有一个自我的标准、自我的满足。今天天气很热，一杯冰激凌下肚，半碗凉面，然后坐在树荫底下，把上身衣服脱光了，摇两下扇子，好舒服！那个时候比冷气、电风扇什么的都痛快。那是人生知足的享受，所以要把握现实。现实的享受就是真享受，如果坐在这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人很清醒，既无欢喜也无痛苦，就是定境最舒服的享受。

不知足，是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停止，不会满足，所以永远在烦恼痛苦中。老子所讲的“辱”，与佛家讲的“烦恼”是同一个意思。

“知止不殆”，人生在恰到好处时，要晓得刹车止步，如果不刹车止步，车子滚下坡，整个就完了。人生的历程就是这样，要在恰到好处时知止。所以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这句话意味无穷，所以知止才不会有危险。这是告诉我们知止、知足的重要，也不要被虚名所骗，更不要被情感得失所蒙骗，这样才可以长久。

（选自《老子他说》）

天爵与人爵，你选一个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这里孟子说的是人格的修养。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现在的人求的只是“人爵”中“公卿大夫”以外的第三样：钱。

“爵”是爵位，权威的标志。在宇宙中有两种大爵：一种是“天爵”，形而上的；一种是人世间的“人爵”。一个人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包括 “仁、义、忠、信”等，随便哪一条，要坚信不移，不但人格修养要能做到，还要“乐善不倦”。这四个字很重要。只向好的方面做，不怕打击。做好事，有时候做得灰心，遇到打击就不再做，还是不行；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虽受了打击，还是毫不改变，毫不退缩地做下去，这是 “天爵”。这种人，上天给他什么位置，就不知道了，因为上天的爵位，有很多等级。“人爵”，是公卿大夫，是官做得大，以现代的说法，是当首相、当总理、当行政院长，或者是有钱，像世界航业巨子奥纳西斯，就是人间的爵位。

中国上古时期只以道德为做人的标准，“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古人的修养，是成就“天爵”，不问“人爵”如何，来也好，不来也好，听其自然。现在的人，连 “人爵”也不修了，只求“钱爵”，认为学问有什么道理！有钱最好！所谓“有钱万事足”。几十年前，小孩读书的课本，先读：“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在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因为时代变了。

但是在我看来，还是读书高，因为读书求“天爵”的人，根本没有考虑现实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无常，只是一个历史偶然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这种史实太多了，偶然遇上，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庄子说的：“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在人群中看起来，得“人爵”的人了不起，但在形而上看起来，是小人一个；而在形而上看来的圣人、菩萨，在人世间既穷又困，他们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所以，人生有两个大道理，一为得“天爵”，一为得“人爵”。

从历史上来看，得 “天爵”的人，释迦牟尼是一个，孔子是一个，孟子是一个，耶稣也是一个，他们都是得“天爵”的人。

耶稣虽然被人定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流出来的血是红的，不像四果罗汉，流的血是白的，这表示他被钉死的痛苦，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可是他并没有难过，为了救世人，代世人赎罪。在佛教的观点上，他就是舍己为人，无论如何，他的选择是非常伟大的。

比如孔子，想救世而救不了，自己连饭都吃不起，还在那里弹琴，人家骂他栖栖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却忙得如野狗一样到处跑。可是他是万世师表，永远不倒的圣人，所谓“天爵”也。

至于释迦牟尼，有现成皇帝不当，出来修行传道当了教主。当时，他并不是为了当教主才出来的，教主是后世捧他而起的绰号。他的精神和教化，永远长存，这也是 “天爵”，是人生的价值。

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准备走向哪条路，事先要想清楚。青年朋友们不要忘记，“钱爵”（前脚）固然重要，后脚更要留心，不要只顾 “钱爵”（前脚）而后脚退不了啦，没有退路了。

孟子感叹：现今的人，“修其天爵”，满口仁义道德，并不是真的，只是一种手段，以求达到个人成功；等到个人的欲望满足了，也就不谈修养了。这种人属于昏聩，不要只把他当小人看，他最后一定会彻底失败，自取灭亡。

（选自《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人生的至高价值

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这一段谈“天”说“地”，却又忽然钻出一个“王”来，王是代表人。依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天、地、人”三者并排共列。为什么人在其中呢？因为中国文化最讲究“人道”，人文的精神最为浓厚，人道的价值最被看重。假定我们现在出个考题，“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若以中国文化思想的观点来作答，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庸》说的“赞天地之化育”。此中“赞”乃“参赞”之意，即“参考”“参照”的意思。

“赞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价值之所在。人生于天地之间，忽尔数十年的生命，仿如过客，晃眼即逝，到底它的意义何在？我们这个天地，佛学叫作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人类生活其上，还勉勉强强过得去。这个天地并不完备，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只要人们能合情合理地运用，便能创造一个圆满和谐的人生，弥补天地的缺憾。

譬如，假若天上永远有一个太阳挂着，没有夜晚的话，人类也就不会去发明电灯，创造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不是地球有四季气候的变化，时而下雨，时而刮风，人类也不会筑屋而居，或者发明雨衣、雨伞等防雨用具。这种人类因天地间的种种现象、变化所作的因应与开创，就叫作“参赞”。此等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太伟大了，所以中国文化将它和天地并举，称为“天、地、人”三才。这是旧有的解释。

那么，“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是代表广大的宇宙领域。此处道家的四大，与佛家所谓的四大不同。佛家四大，专指物质世界的四种组成元素——地、水、火、风。而道家所讲的四大，是“道、天、地、人”。这个“四大”的代号由老子首先提出。

四大中人的代表是“王”，中国上古文化解释“王”者，旺也，用也。算命看相有所谓的“旺相日”，在古代文字中，也有称“王相日”的。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八字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旺相日那一天去做某一件事，认为便可大吉。宇宙中，为什么人能与“道大、天大、地大”同列为四大之一呢？这是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对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间开演一套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中国文化中把人提得非常高。现在我们听到外国人讲一声人道主义，便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我看了真有无限的感慨。这些人真是可怜，忘记了自己的文化。放眼世界，今天讲人道主义的，除了中国，大多都是乱吹的，是后生晚辈。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易经》，那才真是人道主义的文化。

“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说，人修道、修养到了这个境界，就可以弥补天地的缺陷了。这就是我们的道统，尧、舜、禹三代传心的法要。所谓儒、道两家标榜的内圣外王，上古三代圣王尧、舜、禹，他们内圣的修养，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内圣修养到达了万物之化育的境界，所以可以达到天人合一。其他的老祖宗，如黄帝、伏羲、炎帝等，都得到了这个道统，内圣而后外王；历代的名臣名相，有功业留在历史上的，都是因为他内圣做到了，然后出来外王。

（选自《老子他说》《易经系传别讲》《庄子諵譁》）

正命地活着

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这里所讲的是现世之命，一切都是命定，但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顺受其正”，就是正命地活着。世界上每个人对现实的人生都是不满意的，当遭遇不好时，或者怨天，或者尤人。

孔子曾说，人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最难做到的修养。有时明明自己错了而不知道，或反省不出来，于是就怨天尤人。信宗教的人也会说，我再也不信上帝，或者不信菩萨了。其实讲这样的话，已经是最大的怨天尤人了，因为他心里认为自己没有错，错在上帝、菩萨或他人。再不然，正如现在报纸上说的，我没有错，这是社会的问题，是社会的错。试问社会是谁的？社会只是一个名词，是人群结合在一起的大众。换言之，社会就是人群，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呀！明明是自己的错，为什么推过给社会呢？

再说，怨天尤人就是迁怒。孔子说颜回的修养最高——“不迁怒，不贰过”，他错了没有怪到别人身上。有人只是小的迁怒。例如，有人正在生气的时候，别人有事找他，他就骂这人一顿，这也是迁怒的一种形态。可是一般人往往反省不到这点，因此往往会坏了大事，害己害人。有的夫妇之间，并无大的纠葛，然因迁怒而反目成仇，竟而酿成生离死别的悲剧。

其实人性都是善良的，做错了事，立刻会脸红一下，但不到两秒钟，就认为不是自己的错，错的都是他人。认为如果不是别人如何如何，自己就不会这样错，归根结底，总认为是别人的错。人就是这样既不会反省，又常会迁怒他人。

真正的修养，是在动心忍性之间，能够确实检查出自己的错误，然后“顺受其正”——所受的一切遭遇，不怨天、不尤人，不迁怒、不贰过。这就是正命地活着，也就是佛法所说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中的正命。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真知道正命而活的人，不会站在岩墙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扩而大之是说明，知道是过分危险的地方，尽可能不去；过分危险的事情，尽可能不做；绝不故意斗狠逞强，去冒可能有意外丧命的风险。

但有一点，当国家、民族有难，如果自己的牺牲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拯救许多生灵，那就毅然地去牺牲。这也是正命，是圣贤菩萨的用心，如文天祥、岳飞就是。但是不必要的危险，则不必去冒。年轻人喜欢做不必要的冒险性嬉游，就是“非正命而玩”。有一个人在花莲奇莱山坠岩死了，另有一个人很不服气，说那个人差劲没出息，他也逞能去爬，结果也爬得不见踪影了。这种非正命而玩，就成了非正命而亡。

所以“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人生的责任尽到了，做完了，一切尽心了，寿命到了，顺其自然就去了，这是“正命”。因好勇、斗狠、赌气而死的，就是非“正命”而死。所以为国家、民族而死于战场的，是“正命”，在中国历史上，那是为正义而亡。聪明正直者死而为神，这神并不是由什么皇帝封的，而是当时以及后世千秋万代共同所敬仰的。

中华民族对于“正命”而亡者，有如此尊重！所以信奉宗教的人可以注意。“正命”也就是在儒家的《孝经》中引用孔子说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其实，儒、佛两家的精神是一样的，佛家说，人若无故损伤自己的身体，在自己身上割一刀，那就如同出佛身上的血一样，就是犯了菩萨戒。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佛的身体，如果有一天悟道了，就成肉身佛，所以不可以随便糟蹋自己的身体。宋儒陆象山说过几句话，大意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真理只有一个，中国是这样说，印度是那样说，大家都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只是言语文字表达不同而已。

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求则得之”，当然最初要自己立志（发心）求道，道就在自己本身，诚心去求，就可以成道。“舍则失之”，如果不立志发心去求，就无道可得了。“求在我者也”，因为道是向自己内求的，只要活着就有命，有命当然就有灵性的存在，会思想，有感觉，就有心。有心、有性又有命在，那么一切性命之理的大道就在自己这里，不必外求。

所以孟子告诉我们“万物皆备于我矣”，人现在活着的自身，就和宇宙的功能一样，没有一点缺损。活着本身，具备了下地狱的种性，也具备了上天堂的种性，更具备了成佛、成圣人的本性，当然也具备了成畜生的性能。

“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有朋友死了，因而哭得很伤心，这哭并不是哭给活人看的。不久前一个青年写文章说，他父亲死了，父辈们去吊丧，有人哭得很厉害。

“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经”就是直道，有些人以直而坚强的直道，守住他的道德标准，毫不转弯。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好人好事大会上的表扬，而是为了自己经常遵守的直道。

“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说话言出必行，不只是借了钱一定要还，开出去的支票一定要兑现，这只是小信；大信是自己做得到的才说，做不到的不说，不讲空话。

用自己内在的天性，自然地向外流露，不是为了适应外在的人、物、事。所谓“君子行法”，就是效法这个道理“以俟命”，这就是修命。

由此可知，儒家所说的“命”，就是人在活着时的生命价值；“俟命”就是人活着，应该如上面所说的三句话那样，也就是正命，那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

第二章　立身的原则

如何理解自我的个性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这一节我们要深入研究，意义包括很多。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领导哲学；小而言之，是个人的人生修养。

恭就是恭敬。有些人天生态度拘谨，对人对事很恭敬；有些人生来昂头翘首，蛮不服气的样子。有的长官对这种人印象很坏，其实大可不必，这种态度是他的禀赋，他内心并不一定这样。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要随便被外在的态度所左右，尽量要客观。孔子所说的“恭而无礼”，这个礼不是指礼貌，是指礼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内涵。所以不要认为态度上恭敬就是道德，要看内在的涵养。

“慎而无礼则葸”，有些人做事很谨慎，非常小心。小心固然好，过分地小心就变得无能、窝囊，什么都不敢动手了。我们土话说“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确有这种人。

“勇而无礼则乱”，有些人有勇气、有冲劲，容易下决心，有事情就做了，这就是勇。如果内在没有好的修养，就容易出乱子，把事情搞坏。

“直而无礼则绞”，有些人个性直率、坦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当长官的或当长辈的，有时候遇到这种人，实在难受，常叫你下不了台。老实说，这种阳性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诚。但是学问上要经过磨炼、修养，否则就绞，绞得太过分了就断，误了事情。

这四点——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种个性。但必须经过文化教育来中和，不得中和就成为偏激了，这四点也成了大毛病，并不一定对。太恭敬了，变成劳。我们中国人说“礼多必诈”，像王莽就很多礼。太谨慎了变得窝囊。太勇敢了，容易决断，变得冲动，有时会误了事情。太直了，有时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偾事。项羽的个性就是太勇、太直了。清代诗人王昙说他“误读兵书负项梁”，很有道理。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晓得中和。

孔子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第一点，仁虽然好，好到成为一个滥好人，没有真正的学问涵养，是非善恶分不清，这种好人就成了一个大傻瓜。

儒家讲仁，一如佛家讲慈悲。盲目地慈悲也是不对的，所谓“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仁慈很重要，但是从人生经验中得知，有时我们出于仁慈帮助了一个人，结果反而害了被帮助的人。这就是教育的道理，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真难啊。

善良的人不一定能做事；好心仁慈的人，可能学问不够、才能不够；流弊就是愚蠢，加上愚而好自用便更坏了，所以对自己的学问、修养要注意，对朋友、对部下要观察清楚，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某人不仁慈，实际上是对这人有帮助。做人做事，越老越看越惧怕，究竟怎样做才好呢？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这就需要智慧、需要学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孔子说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学问并不是知识，而是个人做事、做人的修养），它的流弊是荡。知识渊博了，就非常放荡、任性，譬如“名士风流大不拘”，就是荡。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样样比人能干，才能很高，却没有真正的内在修养，这种就是荡，对自己不够检束。这一类人也不少。

第三点，“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这个“信”到底指哪个“信”？假使指信用的信，对人言而有信，这还不好？假如好信不好学就是贼——鬼头鬼脑，这怎样解释呢？对人对事，处处守信，怎么会鬼头鬼脑？这里的“信”，至少在《论语》里有两层意义：自信和信人。过分地自信，有时候会出事，因为过分自信，就会喜欢去用手段，觉得自己有办法，这个办法的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

第四点，“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一个人太直了，像绳子绞起来一样，就是不好学，没有修养，迟早要绷断的，要偾事。脾气急躁的人会偾事，个性疏懒散漫的人会误事，严格说来，误事还比偾事好一点，偾事是一下子就把事弄砸了。所以个性直的人，自己要反省到另一面，如果不在另一面修养上下功夫，就很容易偾事。

第五点，“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脾气大，动辄打人，干了再说，杀了再说，这是好勇，没有真正修养，就容易出乱子。

第六点，“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就是直话直说，胸襟开阔，同第四点有一致之处。刚的人一动脸就红了，刚正就不阿，好刚的人不转弯的，绝不转变主见。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就会变得狂妄自大，满不在乎。

每个人都可以把《论语》这六点写在笔记本上，或写在案头，作为一面镜子，随时用来反省自己。

这六点也可看作人的个性分类。这六种个性都不是坏事，但没有真正内涵的修养，就都会变成坏事。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或仁、或知、或信、或直、或勇、或刚，但不管哪种个性，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内涵，有真正的修养。

最难的是认识自己，然后征服自己，把自己变过来。但要注意并不是完全变过来，否则就没有个性，没有我了，每个人要有超然独立的我。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一个人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短处也是长处，长处与短处是一个东西，用之不当就是短处，用之中和就是长处，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选自《论语别裁》）

人生要如何起步

孟子指出，一个知识分子，受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养成，尤其对于立身出处的认识，更为重要。

所谓立身，就是长大成人以后，在世间做怎样的人？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要把自己的立场搞清楚。在家是在家的立场，出家是出家的立场，做生意就有做生意的立场，学生有学生的立场，都要搞清楚。

所谓出处，等于走出大门，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就要好好选择方向，往什么地方走，怎样走。例如，现在社会上很喜欢谈到青少年的出路问题。也许有的人抱持一个“有路就出”的态度，俗语所谓“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钱可赚，叫别人爷爷都可以，甚至寡廉鲜耻、违背良心的事都去做。有的人则不计较待遇，只求有学习的机会，增加人生的历练，能进德修业的事才做，这就是出处的问题。

一个人到社会上立足的第一步，会关系到一生的成败，或幸或不幸。所谓立身出处，就是第一步跨出来到社会上时，要非常慎重，而且不只是人生的第一步重要，每天、每事的第一步同样重要。

假如今天早上有人找上门来，要给你一个立即可以发财的机会，或者一个名利双收的工作、职务，千万不可因一时的近利而骤然答应下来，一定要仔细谨慎地考虑，利愈近、愈大，就更应该愈慎重地考虑。这也是关键性的第一步，踏不踏出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生的是非、善恶、祸福很可能就在这一步之间。

例如，汉代的名臣杨震，有人在半夜送红包给他，对他说，你老人家尽可以收下来，这事没有人知道的。杨震说：“怎么没有人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起码有四方面都知道了。”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堂名号“四知堂”的来由，美誉流传千年，迄今人人皆知。

“守身”这件事，如果发挥起来，包含的意义有很多。尤其是青年们，在今天这个思想纷杂、人伦规范混乱的时代，交朋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步错了，这一生就掉下去了，殊不上算。所以做人、做事、交友，都要谨慎。一个人只要立身正，事业失败没有关系，可以再站起来；立身不正，倒下去了，就是万丈深渊，万劫难复，这就是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子列子学于壶丘子林。壶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列子曰：“愿闻持后。”曰：“顾若影，则知之。”

——《列子》

壶丘子林是列子的老师，道家的一个高士。他告诉列子一个原则：“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持身”就是如何保持身心，如何建立和爱惜你的生命，同时有第三个意义，就是“立身处世”。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何站起来，在社会上有所建树。

有事业的人才叫作站起来的人，叫作“立身”，顶天立地，站在天地之间，不枉做一个人。“处世”就是怎么活得有价值，受人重视爱护。“立身处世”就包含了《列子》的“持身”观念。

壶丘子林告诉列子“知持后”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告诉他，一个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都要晓得后果。譬如买股票，也许赚大钱，也许蚀本，后果是非好坏，事先已经很清楚，这叫作知道“持后”。有这样高度智慧的人，才可以言“持身”，才懂得人生，然后就可以了解“立身处世”了。

一个人做一件事、讲一句话，就像是自己的第二生命，因为大家都看到他的影像了。事情做错了，中国的社会习惯，不大喜欢当面说穿，背后一定批评，这就是你的影子。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要顾到后影如何，所谓历史上万世留名，名就是个影子，这个影子究竟好不好，在你做的时候就要先考虑，这也就是“持身”。

（选自《孟子与滕文公、告子》《维摩诘的花雨满天》《孟子与离娄》《列子臆说》）

成年人的第一课

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各有三句话需要了解，就是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叫“存心养性”，道家说“修心炼性”。实际上，这就是生命的大科学。

《大学》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就是大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六岁入小学，十八岁已成为成年人了，便进入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所谓大人，就是成年人的意思，成年人的第一课，先要认知生命心性的基本修养。所谓“明明德”，就是明白心性问题。这个“德”字，“德者，得也”，得到生命本有的学问，这属于内学，也叫内圣之学。

儒家所谓的圣人，在道家老庄的讲法叫真人，你听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成年以后没有真正修养心性，都是不够成熟的，就不足以称为成年人。以“真人”这个名称来说，必须要有真正心性的修养，认得那个生命的根本。道家所说的真人就是神仙，超乎一般平庸的人了。换句话说，没有明白自己生命根源的心性以前，都是行尸走肉的凡人，也就是假象的人而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在说明“内圣”以后，才可以起大机大用之“外王”。这个“王”字，“王者用也”，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不过是职务的不同，其实都是启动心性外用的行为。所以“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才是一个完成圆满人格的人，也可以叫他圣人或真人了。

那么怎么修养呢？有七个程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你看“知止而后有定”，第一个是知性的问题。知，就是每个人生来能知之自性的功用，学佛学道，成仙成佛，第一步也都要知道“知止而后有定”。譬如，我们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知道自己坐在这里吗？这个能知之自性是什么呢？这个能知之自性不在脑中，也不在身上，是与身心内外都相通的。但现在西方医学与科学都认为能知之自性是生理的、唯物的，归之于脑的作用，其实脑不过是身识的一个总汇。中国文化讲本体是心物一元的，知性不在脑，是通过脑而起作用。

再说我们的思想、身体要怎么定呢？平常人的知性，是跳跃、散乱、昏昧不定的，但是又必须要以知性的宁静、清明把散乱、昏昧去掉，专一在清明的境界上，这才叫作“知止”。知止了以后再进一层才是定。佛教传进中国以后，把大小乘修行的一个要点叫“禅定”。“禅”是梵文的翻音，“定”是借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这个“定”字来的。

这个“知止而后有定”的境界，渐渐会进入一种安详、静谧的状态，这叫作“静”。到了静的境界以后，再复进入非常安宁、舒适、轻灵的境界，这叫作“安”，借用佛学特别的名词，叫它“轻安”。再由轻安、清明、不散乱、不昏昧，非常接近洁净的境界，就会发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慧力，这叫作“虑”。

这个“虑”的意思，不是思想考虑的虑，是在定静、安适的境界里自性产生的智慧功能，不同于平常散乱、昏昧的思想。它是上面所说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智慧境界，这两句名言出自曾子的学生子思所著的《中庸》，就是对于“安而后能虑”的诠释。我们现在借用佛学的名词来说明这个“虑”字的内涵，就是“般若”的境界，中文可翻译为“慧智”。它不同于一般的聪明，我们现在用的思想学问都是聪明所生，不是慧智，慧智跟聪明大有差别。透过这个慧智，然后彻底明白生命自性的根源，在《大学》就叫作“虑而后能得”。得个什么？得个生命本有智慧功能的大机大用，这才叫作“明明德”。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生命，思想像陀螺一样在转，佛法告诉我们，一个人一弹指之间，思想有九百六十转，这是生命中认知的大科学。比方我们写一篇文章或写一个字，那里面不知有多少思想在转动啊！你给情人写一封信，“亲爱的，我爱你……”这一念之间的思想情绪已经从国外转起，转到中国了。像人们谈情也好，讲话也好，思想转动得很厉害，极不稳定。注意哦！比如我们说一个“现在”，这句话是一个思想，是一个念头在动，这是“想”不是“思”。当说个“现在”，里头早已经想到下面要说的另一句话，不止几百转了，这是很微细的“思”的作用。因此要随时知止，把它定在那里，像陀螺一样虽在转动，其实陀螺中心点都在本位。所以说“知止而后有定”，这是第一步！

“定而后能静”，什么叫静？这里面牵涉物理科学。世界上万物的生命没有真正的静止，生理、物理的世界都在动。轻度地动、慢慢地动，看起来是安静的，这是假的静，不是真的静。譬如地震，本来地球内部都在变动，不过现在因为地球内部的物理变化，地和风（气）、水、火中间起大冲突，有大的震动，我们才明显感觉到震动。其实有很多的震动我们是感觉不到的，而有些其他的生物反而比我们更能感受得到。

如何才能做到“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能“知止”，真正认知一个能使它安静下来的作用，才能做到所谓的大静、大定，那就要牵涉哲学上的本体论，现在只能大略带过。所以《大学》之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须从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内圣的静养开始，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教化传统。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自立的前提

人要自立，自己先要站起来，己立而后立人。一个人要学谋生的技能，先要看自己的所长，学个专长。最可怜的是无专长，像年轻时前辈老师们骂我们的“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读书人最可怜了，不能做劳工，只会用嘴巴吹牛混生活。古人说，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大家都说我在推广读经、读古书，不是的，是中、英、算（中文、英文经典，珠心算）一起来。其实，学问是学问，知识是知识，要学会文化。什么叫作礼？这是文化。第一，不要傲慢，不要看不起人；第二，每个人要学会谋生的技能，做个水电工，乃至做个建筑工人都可以。学问归学问，职业归职业，人品归人品，千万不要傲慢。

人生要建立自己谋生的职业，不要随便求人。自己会谋生了，就可以建立起独立人格了。

现代教育，的确要注重职业教育，因为普通教育在大学毕业以后，连谋生技能都没有，吹牛的本事却很大。今日的青年应该知道，时代不同了，职业重于一切，去解决自己生活的问题，必须自己先站得起来，能够独立谋生。学问与职业是两回事，不管从事任何职业，都可以做自己的学问，不然，大学毕业以后，“眼高于顶，命薄如纸”八个字，就注定了命运。自认为是大学毕业生，什么事都看不上眼，命运还不如乞丐；没有谋生的技能，就如此眼高手低，那是很糟的，时代已经不允许这样了。

处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千万不能说我只想做大事，小事就一概不管。假如小事都做不好，还能做大事吗？连一锅稀饭都煮不好，却说要救天下，那不是吹大牛吗？

举一个小例子。中国商业发展到今天，历史上有名的大商帮，一个是晋商，山西的票号很有名；另一个是徽商，扬州是安徽徽商的天下。从古代到现在，徽商对文化、工商业发展的贡献，可说是第一位的。

安徽朋友告诉我，安徽人很辛苦，对自己的出身很感慨。他们常常念叨“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古代的孩子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用心培养，忍心把十三四岁的孩子送出去当学徒，绝没有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溺爱。

我们当年也是这样。像我十九岁离开家，十年后抗战胜利才短期回家，之后再没有回去过！也没有靠兄弟、父母、朋友的帮忙，都是自己站起来的。一个孩子要自立，只希望他有一口饭吃，不要做坏事，出来做什么事业是他的本事与命运。

安徽人十三四岁就去做学徒，跟着学商，到外地发展；长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回来，家里给他订婚了（旧时订婚男女不必见面的）。讨了老婆，过个一两年又出来了，出来七八年，甚至十来年才回去一趟。所以安徽的男人对他们的太太都非常感激，老了会为她们修个贞节牌坊。

我也是十八九岁自己混出来的，我不是伟人，伟人都是自己站起来的，没有什么教育，都是自学出来的。我再一次跟你们讲，不要只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国古文里有一句话——“恩里生害”，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恩情，爱孩子爱得太多了，反过来是害他不能自立的，站不起来了。

并不是不要爱孩子，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孩子啊！我也子孙一大堆啊！我让他们自己站起来。

大家晓得我的孩子有在外国读书的，有一个还是学军事的，西点军校毕业。不是我鼓励他，也不是我培养他，他十二岁连ABC也不认得就到美国去了，最后进入军事学校。他告诉我：“我不是读军事学校啊，我是下地狱啊！”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考进去呢？”他说：“爸爸啊，我离开家里时向祖宗磕了头，你不是说最好学军事吗？我就听进去了。街上的西点面包很好吃，我就想到读西点军校。但是好受罪啊！”没有办法，他也是自立的啊！是靠自己努力出来的。

（选自《列子臆说》《老子他说》《漫谈中国文化》《孟子与万章》《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忘记一切外界影响，就可以顶天立地

颜渊问孔子：“我曾经渡一个水流很急的深渊，下面有深潭，很危险。津人是渡船的人，驾船技术高明。我向渡船的请教：‘在这个大风浪那么危险的地方，你怎么把船驾得那么好啊？可不可以学呢？’

“渡船的说当然可以学，天下事没有哪一件不能学的。游泳技术高明的人，熟识水的性能，就会驾船。会潜水的人，虽然没看过船，也会驾船。”他只讲这个原理给颜渊听，颜渊再问他怎样驾船，他也不答复了。于是颜渊回来问孔子：“这是什么道理？”

孔子答复说：“我跟你两个人书读多了，玩弄文字，道理说得太多了，做到的少，‘而固且道与’，自己还认为学识好、有思想。游泳惯了的人，把水看得很轻易，不在乎，随便就跳下去了，因此可以去当海军，学驾船。比会游还高明的人，对于水性的认识就更高明，因为虽然下水了，却不觉得是在水中，就像鱼在水里生活，却忘记了水是一样的。有人下水就会沉下去，像蛙人一样，这种人不需要船，也没有看过船，因为他没有害怕，忘记了一切，平常练习多，操练得有数了。这种人水性高到‘彼视渊若陵’，他看到深渊，不但心里没有恐惧，还会放松、自然地跟着水转，他看深渊等于看山坡一样。为什么新店碧潭经常有人沉下去上不来呢？因为这个海岛水下面的地不平，一深一浅，水一流过就旋转起来，形成深潭，一般人沉下去就慌了，如果不慌，顺着水一转一转就转出来了。旱鸭子不会游泳，看到船翻了，吓死了，没有掉下水已经没有命了。但是善游的人练习有数，船翻了无所谓，没有害怕，等于我们在陆地下车一样。

“‘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这句话是用比喻来解释，我们在世界上做人，其实也像坐在船上一样，随时会失败翻船，掉下水去。所以人的修养要达到一定程度，虽然面对翻车、翻船，乃至山崩地裂，心里却没有害怕。舍就是内心，外面的危险进不到心里，没有动过念头，也不害怕。‘恶往而不暇’，随便你到哪里去都是优哉游哉，不会有危险，下水也一样。”

实际上，这个故事是说人生的境界，我们人生的危险，比在海上坐船还严重。

孔子很高明，大徒弟颜回问他操舟驾船、游泳的原理，孔子当然懂，不是只讲理论，他都会。人家问他：“天下的学问，你为何都知道？”他讲过一句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是客气的话，所以他到底是一个哲学家、教育家，很谦虚，不像其他宗教人士。孔子十二岁成孤儿，要管一家人的生活，人生各种经验他都经历过，放牛、牧马、放羊、收账、收税都干过。“鄙事”是最低贱的事，其实是最高的学问。

所以人生啊，能够多做鄙事是一种好的磨炼。如今的青年一代太享受了，理想很高，万事不会，米、面怎么来的也几乎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人生要多历练才行。

“以瓦抠者巧”。抠，汉唐时期叫射覆，就是猜谜。用一个碗盖住东西，类似现在的掷骰子。瓦抠，像小孩子办家家酒，赌输赢，拿瓦片、泥巴来赌，玩输了，给你几个瓦片，或者打手心，赌着玩的，这就是巧。“以钩抠者惮”，进一步是钩，汉朝用的钩，等于现在的挂钩子，银子做的，拿价值高一点的来赌，输赢影响较大，所以心中不安，输了就不得了。“以黄金抠者殙”，拿黄金来赌就更害怕了，输了通通没有了。虽然是三种赌法，但是“巧一也”，赌钱的巧妙是一样的。心里头害怕，就是怕自己赌钱的本事没有，看对方押的宝太重，赔起来不得了，那个情况影响了心理，所以害怕。

因此孔子下了一个结论：“凡外重者内拙。”对外界环境太重视，心里就虚。人处理事务也一样，太重视环境，自己就受影响。比如，有个人来到我们这里，看见全堂坐满了，被这个场面吓住了；有些人不在乎这个场面，哪里都可以坐，很自然。被外界环境影响的人成不了大事，成不了大器。常有国外的青年同学夜里打长途电话给我，问婚姻的事，考虑东考虑西。我电话里骂他一顿：“你这个孩子，平常跟我那么久，人生就是赌，婚姻也是赌，赢输谁有把握！”

所以孔子也讲到，谁有把握啊！把握就是“巧一也”，巧是智慧，智慧是同样的。你赌泥巴的时候很轻松，没有负担，智慧就高；心里一有负担，智慧就低。心理负担是怎么来的？受外界影响来的。你忘记了一切外界的影响，就是大丈夫，就可以顶天立地了。

（选自《列子臆说》）

人有三师

师先贤

我常劝青年多读古书，不要以为自己学问够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问经验永远不会够的。古人著书立说，累积了多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穷毕生精力，到晚年出书，流传下来，我们如果不读古书，那才真是愚蠢，有便宜不知道捡。读古书——历史的经验，是汲取古人付出辛酸血泪的数千年经验，供自己运用，所以何必自己去碰钉子，流血流汗，含辛茹苦地再悟出同样的经验呢？或者说，只是读他的书，而又看不见他的人，可以和他交上朋友吗？当然可以呀！我们从古书中就能看到他的时代背景。例如，读唐诗，就知道唐代为何成其为唐代，其淳厚、朴素、气魄，那是伟大，的确了不起。

试看历代人物，其气度、政治主张，一看便知，一代有一代的风貌。过去历代都有不同，也是循历史的痕迹，渐渐变易而来的，所以从历史渐变的轨迹中，也就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尚论古之人”，与古人交朋友的道理。

清代中兴名臣左宗棠，在未得志前，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读书万卷，神交古人。”这种胸襟，这种抱负，是年轻人应该效法的。

师造化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千古不易的密语，为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懂了这番话的道理，也就差不多掌握了修道、行道的关键。

人如何效法的呢？人要跟大地学习很难。且看大地驮载万物，替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生命的成长，全赖大地来维持。吃的是大地长的，穿的是大地生的，所有一切日用所需，无一不得之于大地。可是，我们回报它的是什么？只不过是死后一把又脏又臭的腐烂掉的血肉和败坏了的朽骨头罢了。

人活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有不要的东西，大便、小便、口水等乱七八糟地丢给大地，而大地竟无怨言，不但生生不息地滋长着万物，还承载着万物的罪过。人生在世，我们不应当效法大地这种大公无私、无所不包的伟大精神吗？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非常强调此精神。《易经》的“坤卦”，形容大地的伟大为“直”、为“方”、为“大”，指出大地永远顺道而行、直道而行，包容一切，不改其德。

再者，我们效法大地，除了上述的道理，还要了解大地自久远以来运动不止的意义。地球永远在转动。地球一天不转动，甚至只稍一分一秒停止，我们人类和其他大地上的生命，都要完结。

我们人欲效法大地，就应该如《易经》卦辞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健”，是天地的运行转动，永远是健在地前进，所以人要效法它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分一秒都不能偷懒，时时刻刻都在向前开创，永远生机蓬勃，永远灵明活泼，这才合乎大地所具有的“德行”。

师自心

人生下来，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大的就整个人类文化而言，无论东方或西方，几千年来始终无法解开“人从哪里来”，以及“宇宙如何开始”之谜；现在的太空科学如此发达，其目的就是探求宇宙的起源。小的就每一个人而言，人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东西，生命本身的问题就很大。当人碰到问题时，到最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如韩愈所讲“人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人在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之际，总要找个依赖；人类的依赖性是天生的，这也是人性脆弱的一面，由此自然而然地想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神，这就是宗教的来源。

所谓宗教，在于使人的思想、情绪有所依赖，有所寄托，而且这个宗教可以掌握你的思想和情绪。再进一步来探究宗教的哲学，就要问这个我所信赖、依托的对象，究竟存在不存在？这是大问题。一般的宗教都把这个所信赖、依托者人格化以及神格化、超人化，因为人的力量不够，所以信赖一个超越人的神。于是，人放弃了自我、丧失了自我。那么，如果神存在，这个神又从哪里来的呢？探究这个问题同样是宗教哲学的课题。那我们又要问：我为什么要信他？我所信赖的对或不对呢？万一不对，那又怎么办？这些都值得研究。研究到最后，一切问题都清楚了，见到了生命的本来，见到了宇宙的本来，这叫作“佛”或译为“佛陀”，佛陀是觉悟的意思，就是把宇宙、人生等一切问题都弄清楚了。

几千年前，这位把一切问题都彻底解决的人，叫释迦牟尼佛。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人即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说：“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奇怪啊！真奇怪！每一个人都是佛，不只是人，每一个有知觉的生命，都具备了和佛一样的智慧功能，那么，一般众生为什么不是佛呢？只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障碍住了，把自己虚妄不实的思想当成真的，紧抓着不放，所以不能证到佛的境界。佛悟道所讲的话，我们简单地说就是：哎呀！修行搞了半天，原来我就是道。

释迦牟尼佛后来讲的佛法是什么呢？一切唯心。都是自己，没有上帝，没有阎王，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如果说有的话，天堂、地狱，上帝、阎王，一切也都是你变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了。世界上究竟是有他力，还是自力？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佛告诉我们是彻底唯心的。不管唯物、唯心，都是心的本体来的，谁都做不了谁的主，没有个主宰，生命就是这样来的。

（选自《孟子与万章》《老子他说》《圆觉经略说》《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

如何面对穷困

贫而不愁

中国文学里，对于人生常有“贫病交加”的悲叹。比如前面说的是一个人的病，后面便要说到一个人的贫。世界上贫病交加的人太多了，这是我们应该用心致力的地方。所谓行仁道，就是要从社会整体的环境来均富。拿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要达到全民的富强康乐。

有一个朋友，过去地位很高，部长级的，现在有七八十岁了。前两个月碰面，看他气色很好，相逢便问年，他很风趣地说：“我是望八之年。”他来个谐音答话，自我幽默一番。这位朋友现在蛮穷的，他常说人世上的两个字，自己只准有一个字，绝不许同时拥有两个字。什么字呢？“穷愁”两个字。凡“穷”一定会“愁”，穷加上愁就构成穷愁潦倒。他虽然已到望八之年，因为只许自己穷，绝不再许自己愁，所以能“乐天知命而不忧”。他真的做到了，遇见知己朋友，仍然谈笑风生。

另外一个人还告诉我他的故事：某老还如当年一般风趣。他虽然穷，家里却有一个跟了他几十年的老用人，不拿薪水地侍候他。有一天，他写了一张字条，叫老用人送到一个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知道他的情况，又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在字条上要钱，他当然照给。这一天，他拿了一千块钱，到一家饭馆，配了几样最喜欢的菜；身上的香烟不大好，又吩咐拿来一听最喜欢抽的英国加立克牌的高级香烟。一个人慢慢享受，享受完了，口袋里掏出那一千元，全部给了茶房。茶房说要不了这许多，要找钱给他，他说不必回找了，多余的给小费。其实连那听外国香烟在内，他所费一共也不过三四百元。茶房说小费太多了，他仍说算了不必找了。他以前本来手面就这么大，赏下人的小费特别多，现在虽穷，还是当年的派头。习惯了，自己忘了有没有钱。所以朋友们当面说他仍不减当年的风趣，他听了笑笑说，我就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字只能有一个。穷归穷，绝不愁，如果又穷又愁，这就划不来，变成穷愁潦倒就冤得很。社会上贫病交加的人很多，要想心理上不再添愁，这个修养就相当高了。

贫而无怨

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贫而无怨”的“贫”并不一定是经济环境的穷；不得志也是贫；没有知识的人看到有知识的人，就觉得有知识的人富有，才也是财产，有很多人是知识的贫穷。庄子就曾经提到，眼睛看不见的瞎子，耳朵听不见的聋子，只是外在生理的；知识上的瞎子，知识上的聋子，就不可救药。所以贫并不一定指没有钱，各种贫乏都包括在内。人贫了就会有怨，所谓怨天尤人，就牢骚多，人穷气大，所以教人做到安贫乐道，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大原则。但是真正的贫而能安，太不容易。

现在有人拿“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来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不进步，就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批评不一定对。安贫乐道与知足常乐是个人的修养，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养到。我们当然更不能说中国这个民族，因为这两项修养就不图进取。事实上没这个意思，中国文化里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鼓舞人向上的名言，我们不可只抓住一点，就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只是对自己做人做事的一个尺码、一个考验罢了。

安贫乐道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仁的人，不可以久处约，约不是订一个契约，约的意思和俭一样。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所以人的学问修养，到了仁的境界，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不失其节。

换句话说，不能安处于困境，也不能长处于乐境。没有真正修养的人，不但失意忘形，得意也会忘形。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这就是没有仁，没有中心思想。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中就忘了形，也是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安贫乐道与富贵不淫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者利仁。”如真有智慧，修养到达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就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的。

穷不失义

孟子说了两个要点：“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一个真正有学养的人，尽管一辈子不得意，但不离开自己的人生本位，义理所当为则为，就是所谓的“穷不失义”。

宋朝了不起的名儒范仲淹，在他的《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流传万古。范仲淹出将入相，而且宋代儒家的理学，可以说都是由他一手振兴起来的，许多大儒，也是由他培养成就的。

他当年在西北镇守边疆，张载（横渠）年轻时去西北投军。范仲淹看见他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对他说：你前来投军，报效国家，这是对的；在我，有你这样的青年来投效，我当然欢迎，不过报国的途径有很多，你有更好的前途，可以去努力，何必应募来当兵呢？张横渠还是一腔热血，慷慨激昂，说了一番道理。范仲淹说：年轻人先沉住气，我送你一点路费、一本《中庸》，回去把这本书读好以后，再来找我吧。张横渠听了他的话，就回去读书，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大儒。

除张载外，当时由范仲淹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少，如宋代名相寇准、文彦博等，都与他的栽培密切关联。又如宋初山东的名儒孙复，也是范仲淹无意中推崇出来的。

范仲淹仕途初期是任知府。当时孙复非常穷困，带了一封介绍信去见他。范仲淹见他是一个有品德的读书人，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孙复说生活困难，范仲淹即送他一年的生活费用和回家的旅费。

举才、育才这类事范仲淹做过很多，做过了也不会计较于心。第二年孙复又去找他，范仲淹想起他来过，觉得这个人怎么老远地来打秋风，就对他说：“你怎么不在家好好读书？”他说生活没办法，而且还欠了债。范仲淹说：“你这么遥远地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这样好了，我写封信给你家乡的县长，请他帮你，我也负担一部分。”这样才彻底解决他的问题。

不到十年，全国传闻泰山下有一个姓孙的学者，学问、道德非常之好。范仲淹听到这个传闻，就找他来见面，发现原来是自己帮过的那个读书人。后来范仲淹在笔记中感叹地写道：人最怕的是穷，当处身于极度穷困之中时，如果没有人伸手扶一下，就要过不去了；如果有人在此时，纵然是无意中伸出援手扶他一把，让他渡过难关，他就可能成为英雄、豪杰乃至圣贤。他说，平心而论，对孙复的帮忙，只是无意间的事，不像是对张横渠有心培养，却培养了这样一个大儒，所以心里非常高兴。

其实，范仲淹自己就是孤儿出身，幼年时父亲去世，母亲被贫穷所逼，只好带了他改嫁朱家。他也改姓朱，单名叫说。当然，这种日子不好过，他在稍稍长大后，就拜别母亲和朱家，住到庙里读书。每天煮稀饭后再让稀饭结冻，划成三块，当作一日的三餐之食，勉强解饥。考中功名以后，才复姓归宗，最后出将入相。因为他知道民间的疾苦，生活的艰难，所以我们现代的助学制度，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创办了。他当了大官以后，用赚的钱买了许多田地，田地的收入所得，他完全不要，都用来兴办义学，帮助清寒子弟读书；并在每个县里兴办义仓，积存余粮，遇到荒年，便开仓放赈。这些社会福利的善举，都是他创导的。

他为官一生，从来不摆官架子，奉养母亲终寝。他的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和侄子纯诚，后来都做了大官，都是名臣，对国家有相当的贡献。他在边陲带兵的时候，叫他的次子回家收租，一次收了四大船的租谷。在回程的路上，次子遇到范仲淹的朋友石曼卿（延年），上前问候，石曼卿流泪告诉他，母亲死了，连棺材都没有钱买，范纯仁即将收来的租谷全部赠送给了石曼卿。范仲淹正在书房读书，见儿子空手而回，就问路上发生了什么事，范纯仁将经过说明，范仲淹听了，非常高兴，对儿子大为嘉许。

我们看范仲淹的一生，就是“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两句话的最好证明。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尽心篇》）

人生三道坎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所熟习的。孔子将人生分三个阶段，对人慎戒的名言。我们加上年龄、经验、心理、生理的体验，就愈知这三句话意义之深刻。

少年戒之在色，就是性的问题，男女之间如果过分地贪欲，很多人只到三四十岁，身体就毁坏了。许多中年、老年人的病，就是少年时的性行为没有“戒之在色”，而种下的病因。

中国人对性这方面的学问研究得很周密，这是在医学方面而言，但很可怜，在道德上对这方面却遮挡得太厉害，反而使这门学问不能发展，以致国民健康受到妨碍。据我所了解，过去中小学里几乎没有一个青少年不犯手淫的，当父母的要当心！当年德国在纳粹时代，青少年都穿短裤，晚上睡觉的时候将手绑起来放在被子外面，这是讲究卫生学，为了日耳曼民族的优越。这样的做法，虽然过分了，但在教育方面却大有益处。

现在年青一代的思想：女孩子愿意嫁给有钱的老年人，丈夫死了，男人有钱再嫁又何妨；男孩子受某些外国电影的影响，喜欢爱恋中年妇女。这是一般的风气，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此发现我们的教育问题很多。至于外国，如美国的男女青年，很多人不愿意结婚，怕结婚以后负责任，只是玩玩而已，以致社会一片混乱。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孔子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这句话真的要发挥起来，问题很多，尤其关于性心理的教育，要特别注意。

壮年戒之在斗，这个“斗”的问题也很大，不只是打架而已，一切闹意气的竞争都是斗。这里说戒之在斗，就是事业的竞争，处处想打击人家，让自己能站起来，这种心理是很多中年人的毛病。

老年人戒之在得，这个问题蛮严重的，不到这个年龄不知道。譬如一个人的个性相当慷慨，他自己就要常常警惕，不要老了反而不能做到。曾经看到许多人年轻时仗义疏财，到了老年一毛钱都舍不得花，事业更舍不得放手。早年慷慨好义，到晚年一变，对钱看得像天一样大。不只钱这一点要“戒之在得”，别的方面也一样要“戒之在得”。

有一本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描写一个做官的人做上了瘾，临死时躺在家里的床上，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意念：还在做官，还要过官瘾。于是两个副官站在房门口，拿出旧名片来，一个副官念道：“某某大员驾到！”另一个副官念道：“老爷欠安，挡驾！”他听了过瘾。以前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太挖苦人，等到年龄大了，才知道写得并不挖苦，这一类人的确有许多。

有人在做事情的时候生龙活虎，退休下来以后，在家就闲得发愁、发烦。此外还有一个人，听人说某一著名大建筑是他盖的，已经很有钱了，一位将军问他，既然这样富有，年纪又这样大了，还拼命去赚钱干什么？这位老先生答说，正因为年纪大了才拼命赚钱，如再不去赚钱，没有多少机会了。这又是什么人生哲学呢？有个朋友说某老先生也很有钱，专门存美钞，每天临睡前，一定要打开保险箱，拿出美钞来数一遍，才睡得着。

看这类故事，越发觉得“戒得”的修养太重要了，岂只是为名为利而已？人生能把这些道理看得开，自己能够体会得到，就蛮舒服，否则到了晚景，自己精神没有安排，是很痛苦的，所以孔子这个人生三戒很值得警惕。

人的心理很奇妙。一个资本家不敢把财富交给后代，权位也是这样。我经常跟几位在位的老朋友讲：“你们要注意呀！权位就是魔鬼，没有到手以前，这个人很好，一旦到手了以后，便会着魔的。”有一位朋友听了以后，一拍桌子就跳了起来说：“你这话真对，一点也不错！”他引经据典地指出，有些人权位没有到手以前，还蛮好，还很可爱，一到手便像着魔了一样，六亲不认了。这种地方大家要多做检省和修养。

此外，权位很难交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权位的人，尤其年龄大了的时候，总认为年轻人的经验不够、能力不够、思想不成熟，所以不敢放手、不敢把权位交下来。但是不敢交下来的后果也是很惨的，造成了历史上多少悲剧。

清朝有一位名士叫郑板桥，也是一位才子、一位高人，他有两句诗写得很好：“由来百代名天子，不肯将身作上皇。”——自古以来高明的皇帝，宁可死在位子上。历史上有些皇帝不肯把权位交出来，死了以后，尸体臭了，蛆虫乱爬，尸腐水流，抬不出去的也很多。因为儿子们在争权夺位，常常把皇帝的尸体任由蛆虫啮食，可见权位抢夺的可怕。

不但皇帝如此，当董事长、大老板的也是一样。在台湾，有一位华侨很有钱，年纪也大了，一个朋友跟他说：“先生，你的年纪那么大了，钱也那么多了，应该休息休息了，还那么辛苦做什么？”他说：“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更要努力赚钱，不然我死了便不能再赚了。”我那朋友只有苦笑。这也算是一种哲学。但他死后也是落得老婆儿子争财产、打官司，老人的后事无人管。

“戒得”是个很高境界，很难做到，但若做到了，人生便得大解脱。

（选自《论语别裁》《易经系传别讲》）

诚恳就是大智慧

做人的道理，是守本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会深入去体会这个。

什么是本分？

做领袖的，做父亲的，做干部的，做儿子的，上下长幼、贵贱亲疏之间，都要守本分，恰到好处。譬如贫穷，穿衣服就穿得朴素，不可摆阔；有钱的人也不必装穷，所以仁爱要得分，施舍要得分，仗义疏财也要得分，智慧的行为也要得分，讲话也要得分，信也要得分。总而言之，做人做事，要晓得自己的本分，要晓得适可而止，这才算成熟了，否则就是幼稚。

我再引用一句清朝才子郑板桥（郑燮）的名言，叫作“难得糊涂”。他是江苏人，出身贫寒，靠自己站起来的，没有考取功名以前，靠卖画、教书过活。那个时候教书待遇很低，我们过去家里请来的老师也是那样，不像现在做老师有很好的待遇。所以古人讲“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家里太穷了才出来教书讨生活。

郑板桥后来考取功名，做山东潍坊的县令，潍坊是很有名的文化地区。我看过他给家里写的信，对我影响很深，这个就是教育。他叫家里的子弟们不要一心想着多读书求功名，读书读出来，有学问，有功名，又做官，这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他是个才子，琴棋诗画无所不能，所以他说：“我们郑家的风水都给我占光了。以后的子弟们要像我这般样样都会，是做不到的啊！你们只要规规矩矩，学个谋生的技术，长大了有口饭吃，平安过一辈子，就是幸福。”所以他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

怎么叫难得糊涂呢？笨一点没有关系啊，但是做人要守规矩。他对自己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有注解，他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老实讲，哪个父母晓得自己的孩子够不够聪明？像我看我的孩子，跟我相比都马马虎虎，不够聪明。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学我，充其量读书读到我这样多，事情——文的武的都干过，有什么好处啊？没有好处，只有更多的痛苦与烦恼。知识愈多，烦恼愈深；受的教育愈高，痛苦愈大，我只希望你们平安地过一生。

昨天有个孙子打电话找我，我问：“你是谁啊？”“我是你的孙子啊！”“哦，我知道了，什么事啊？”“我的孩子要考某个中学，分数差一点点，他们告诉我，请爷爷您写一封信就行了……”我说：“你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啊？”（众笑）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是男的。我说：“你叫我爷爷对不对？你是我的孙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为自己的子孙写信，向地方管教育的首长讨这个人情的事，我是不做的，你怎么头脑不清楚啊？！”“是啦，爷爷！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被太太逼得没有办法，一定要给你打个电话。”我说：“你告诉你的妻子，随便哪个学校都可以出人才，你看我一辈子都靠自己努力，这事绝不可以做。”

今天我这个孙子又给我打电话：“昨天爷爷的教训，我都跟家里的人讲了，大家都明白，您是对的。”我说：“我知道你心里也不舒服，但你们去反省，读的学校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看世界上的英雄，像毛泽东、蒋介石，哪个是好学校毕业的啊？你说历代的状元，每个大学考取第一名的，有谁做出了大事啊？那些做大事的人，譬如美国的汽车大王、钢铁大王，都不见得是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要这样注重学历啊？”

所以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真做个笨的人，也不容易，就怕孩子不笨，真笨了倒是真规矩、真老实，不敢做坏事。聪明的人容易做坏事，反而有危险，所以“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注意第三句话，很聪明，却要学糊涂，这就更难了，一切听其自然，好好努力，这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精要。

几十年前曾经有些同学问，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毕业后可以在社会上站住？我说只有一个方法：笨。也就是做人诚恳、老实，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方法。这话听起来很古老，但里面有个大道理。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今天的青年，几乎个个聪明绝顶，不但知识方面先进，玩聪明、玩手段、刁钻古怪的主意，比我们当年高明得太多了。但是，玩聪明、玩手段最后没有一个不失败的。真正唯一的手段只有老实、规矩、诚恳；假使你把这个当作手段，那最后的成功是归于你这个老实人的了。这是我几十年人生经历得出的结论。历史上玩聪明的人，像花开一样，一时非常荣耀，光明灿烂，很快便凋萎了，变成了尘埃。

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玩聪明，聪明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未来的时代，成功的人一定是诚恳的、规矩老实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规矩老实也是一种手段，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讲，毕竟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诚恳老实的人。就拿我们自己来比，你交一个朋友，他办法多，有智巧，很聪明，你一定非常喜欢，但是你也非常害怕。所以你最爱的朋友一定是那个老实诚恳的。所以《列子》也说“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智巧再高，也只能高到这个程度了。

青年同学们，个个都自认聪明，谁肯承认自己是笨蛋啊？但是这个聪明就是大问题。我常常提到，苏东坡一生受的打击很大，他有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他后悔自己聪明；下面两句更妙了，“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希望笨儿子一辈子平平安安有福气，功名富贵都有。

苏东坡的前两句诗蛮好的，后两句诗他又用聪明了，希望自己的儿子又笨又有福气，不必辛苦就做到大官，一辈子又有钱又有富贵。天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吗？他不是又用聪明了吗？这个聪明就不对了。

实际上，苏东坡这个思想啊，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再仔细一想，苏东坡这个愿望，也都是我们世俗的希望，我们个个都想这样，最好钞票源源滚进来，车子送来给我坐，你们盖高楼，分几层给我就好了。每个人都想要这样，都误于聪明。

《孟子》中的文章看起来那么美、那么平实，好像话都告诉你了，可是，他有很多东西都在文字的后面。譬如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就是说，聪明没有用。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老子说的“大智若愚”。真有大智慧的人，不会暴露自己的聪明；不是故意不暴露，而是最诚恳才是最有大智慧的人。“大智若愚”这个观念，不是同《孟子》的观念一样吗？但是《孟子》同《老子》也有他们反面的意义，读《老子》这本书要注意哦，大智若愚反过来，就是大愚若智。大笨蛋有时候看起来很聪明，他还处处表示自己聪明；越表现自己聪明的人，一定是笨蛋，暴露了自己。所以大智若愚，老子只说了正面，反面那是老子的密宗，不传之密，你要磕了头，拿了供养，他才传给你。

（选自《历史的经验》《列子臆说》《孟子与离娄）

五个人生原则

《易经·系辞传》说：“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这五点是卜卦时用的，也包括了人生哲学的大原则。

“列贵贱者存乎位”，高贵与下贱，用现代语来说，即有无价值。存乎位的问题，“位”以现代语解释就是空间。人生亦如此，到了某一位置就“贵”，没有到某一位置就“贱”。所以卜卦时哪一卦是好，哪一卦是坏？是没有一定的。甲卦，就某一事、某一空间、某一时间而言，是了不起的好卦，如果换了一个空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到庙里去看神像，就有很大的感想，也可以懂得这个道理。一堆泥巴，或一块石头、一根木头，雕成了菩萨像，成了“像”，然后在大庙里一摆，人人都去跪拜。它为什么那么贵？“存乎位”，在那个位置就贵了。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人也是如此。所以研究《易经》，当知卦的本身没有好坏，好坏只是两个因素，时间对、位置对就好。

同算命一样，有的人八字好，贵命，可是一辈子没有遇到好运，不遇时，贵不起来，好像一件东西，的确是好东西，有价值，可是放在那里几十年都卖不出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有的人学问很好，可是一辈子不出名。反过来说，如大家称颂的胡适之先生，不知道他的学问到底好在哪里？说他哲学史好吗？写了半部还不到，写不下去，碰到佛学问题，只好搁笔。其他如研究《红楼梦》《聊斋志异》、“红学”“妖学”，有什么用？可是将来中国文化史上胡适之先生一定有名。看历史尤其如此，历代以来，有多少和诸葛亮一样有学问的人！如果没有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能够出名吗？根本就没有孙悟空这样一个人，可是被小说一写，就如此走运。天下的事，对于名与利，把这个哲理一看通，就觉得没有什么，就淡泊了，非其时也就能居而安之，心安理得。中国人的古语“福至心灵”很有道理。一个人到了某一位置——福气来了，头脑真是灵光，特别聪明。

“齐小大者存乎卦”，齐就是平等。乾、坤、坎、离四个卦是大卦，其余六十卦都是大卦变出来的，那是小卦。卦就是现象，也就是大的现象、小的现象。现象有大小，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也有大小。有如发财，甲发得多，乙发得少，这有大小，但立脚点是平等的，不管大小卦都是卦，都是一个现象。庄子的书中有《齐物论》，何以名“齐物”？万物不能齐，没有平的。人的智慧、学问、体能都是不平等的。即使有两人体能一样，其中一人生病了，另一人为了平等也生病吗？物是不能齐的，但是庄子提出来有一项是齐的——本体的平等。如太空是平等的，太空中万物的现象是不平等的。所以庄子有一句话很妙，他说“吹万不同”。孔子研究《易经》讲究“玩”，庄子讲究“吹”。吹万即万有。他以风来比方，他说大风吹起来，碰到各种的阻力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意思是说，风吹来是平等地吹，而万象遇到风以后，自己发出的声音不同。

“辨吉凶者存乎辞。”什么是吉凶悔吝？要看文字的记载。换句话说，这文字代表人的思想，吉凶悔吝在于各人的观念、各人的看法。

“忧悔吝者存乎介”，这是说卜到悔吝卦的时候，忧虞到悔吝，就要独立而不移，下定决心，绝对要站得稳，端端正正。人倒霉的时候，自己能站得正，行得正，一切现象都可以改变。

“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就是善补过也。人生没有绝对不犯错的，只要知道忏悔，忏悔的结果就是补过。

（选自《易经杂说》）

人生不可无所畏

一个人有所怕才能有所成。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这里所谓的畏就是敬，人生无所畏，实在很危险，只有两种人可以无畏，一种是第一等智慧的人，一种是最笨的人。这是哲学问题，和宗教信仰一样。我常劝朋友，有个宗教信仰也不错，不管信哪一教，到晚年可以找一个精神依靠。但是谈宗教信仰，第一等智慧的人有，最笨的人也有，中间的人就很难有宗教的信仰。

人生如果没有可怕的、无所畏惧的就完了。譬如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可怕的？一定有，如怕老了怎么办？前途怎么样？没有钱怎么办？没车子坐怎么办？都怕，一天到晚都在怕。人生要找一个所怕的。孔子教我们要找畏惧，没有畏惧不行。

第一个“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但有宗教哲学。有一位大学校长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们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是不会成功的。

第二个“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才能有成就。

第三个“畏圣人之言”，像我们看四书五经，基督教徒看《圣经》，佛教徒看佛经，这些都是圣人之言，怕违反了圣人的话。

研究历史上的成功人物会发现，他们在心理上一定有个东西，以通俗的哲学来讲，就是有一个信仰的东西，一个主义或一个目的，假使没有这个，那就完了。孔子说，相反地，小人不知天命，所以不怕。“狎大人”，玩弄别人，一切都不信任，也不怕圣人的话，结果一无所成。这中间的道理也很多，与历史、政治、哲学都有关系，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是有所创造的人，总要找一个帽子戴着。

有一个故事：大小两条蛇要过街，大蛇想大摇大摆地过去，小蛇不敢过去，叫住大蛇说：“这样过街你我两个都会被打死。”大蛇问该怎么办，小蛇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过去，不但不会被人打死，还有人替我们修龙王庙。”大蛇问什么办法，小蛇说：“你仍然昂起头来大摇大摆地过去，但让我站在你头上一起过去。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不会被打死，人们看了觉得稀奇，一定认为是龙王出来了，会摆起香案拜我们，还会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盖一座龙王庙来供奉。”结果照这个办法过街，果然当地人看后盖了一座龙王庙。

这个故事分析起来很有道理，所以一个人事业要成功，常在上面顶一个所畏的。所以有朋友去做生意，我劝他随便顶一个“小蛇”去当董事长，也不要当总经理，做一个副总经理就行了。慢慢过街，成功以后，反正有个大龙王庙，自有乘凉的地方，没有成功也可以少一点事。

还有一个故事：古时有一位太子，声望已经很高了，还要去周游列国，培养自己的声望。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乡下老头儿，腋下夹把破雨伞，言不压众，貌不惊人，自称王者之师，说可以做皇帝的老师，帮助平天下，求见太子。

通报以后太子延见，这老头儿说：“听说你要出国，但这样去不行，你要拜我为师，处处要捧我，在各国宴请你的时候，大位要让我坐，你这样才能成功。”太子问他这是什么道理，老头儿说：“我以为你很聪明，一提就懂，你还不懂，可见你笨。现在告诉你，你生下来就是太子了，绝对不会坐第二个位置，而你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已经这样高了，再去访问一番，也不会更增加多少。可是你这次出去不同，带了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还处处恭维我，大家对你的观感不同了，认为你了不起。第一，你礼贤下士，非常谦虚。第二，这糟老头子的肚里究竟有多大学问，人家搞不清楚，对你就畏惧了。各国对你有了这两种观感，你就成功了。”

这位太子照他说的做，果然成功了。这不只是一个笑话，由此可懂人生。懂了这个窍，历史的钥匙也拿到了，乃至个人成功的道理也就懂了。

有时候把好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在旁边帮着抬轿，舒服得很。

这就是君子三畏的道理，一定要自己找一个怕的，诚敬地去做，是一种道德。没有可怕的，就去信一个宗教，再没有可怕的，回家去装着怕太太。这真是一个哲学，我发现一个有思想信仰的人，他的成就绝对不同，一个人没有什么能管到自己的时候，就是失败的开始，不然，还是回家拜观音菩萨得好。

（选自《论语别裁》）

不着急，不求满

《老子》中说：“安以动之徐生。”

此处的“动”，不是盲从乱动，不是浊世中人随波逐流的动，不是“举世多从忙里错”的乱动。世上许多人钻营忙碌了一辈子，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到头来自己都搞不清楚。真正的动，是明明白白而又充满意义的“动之徐生”，心平气和，生生不息。

这就是老子的秘密法宝吧！老子把做功夫的方法、修养的程序与层次都说了，说在静到极点后，要能起用、起动。动以后，则是生生不息，永远长生。佛家说“无生”，道家标榜“长生”，耶稣基督则用“永生”，但都是形容生命另一重意义的生生不已。只是在老子，他却用了一个“徐生”来表达。

“徐生”的含义，也可说是生生不息的长生妙用，它是慢慢地用。这个观念很重要。像能源一样，慢慢地用，俭省地用，虽说能源充满宇宙，永远存在，若是不加节制，乱用一通，那只是自我糟蹋而已。“动之徐生”，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法则。道家要人做一切事不暴不躁，不“乱”不“浊”，一切要悠然“徐生”，慢慢地来。态度从容，怡然自得，千万不要气急败坏，自乱阵脚。这也是修道的秘诀，不一定只说盘腿打坐才是。做人做事，且慢一拍，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太懒散的人不可以慢，应快两拍，否则本来已是拖拖拉拉要死不活，为了修道，再慢一拍，那就完了，永远赶不上时代，和社会脱了节。

“徐生”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尤其这个时代，更为需要。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天天分秒必争，忙忙碌碌，事事穷紧张，不知是为了什么，好像疯狂大赛车一样，在拼命、玩命，所以更要“动之徐生”。如果做生意的话，便是“动之徐赚”。慢慢地赚，细水长流，钱永远有你的份；一下赚饱了，成了暴发户，下次没的赚，这个生意就不好玩了。“动之徐生”，所可阐述的意义很多，可以多方面去运用。浅显而言，什么是“动之徐生”的修道功夫？“从容”便是。

生命的原则若是合乎“动之徐生”，那将很好。任何事情、任何行为，能慢一步蛮好的。我们的寿命、欲想保持长久，在年纪大的人来说，就不能过“盈”、过“满”。对那些年老的朋友，我常告诉他们，应该少讲究一点营养，“保此道者不欲盈”，凡事做到九分半就已差不多了。该适可而止，非要百分之百，或者过了头，那肯定会适得其反。

比方年轻人谈恋爱，应该懂得恋爱的哲学。凡是最可爱的，就是爱得死去活来爱不到的。且看古今中外那些缠绵悱恻的恋爱小说，描写到感情深切处，可以为他殉情自杀，可以为他痛哭流涕。但是，真在一起了，算算你侬我侬的美满时间，又能有多久？即便是《红楼梦》，也不到几年就完了，比较长一点的《浮生六记》，也难逃先甜后惨的结局。

所以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不欲盈”。虽然有那永远追求不到的事，却同李商隐的名诗所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岂非值得永远闭上眼睛，在虚无缥缈的境界中，回味那似有若无之间，该多有余味呢！不然，睁着一双大眼睛，气得死去活来，这两句诗所说的人生情味，就没啥味道了。

中国文化同一根源，儒家道理也一样。《书经》也说：“谦受益，满招损。”“谦”字亦可解释为“欠”。万事欠一点，如喝酒一样，欠一杯就蛮好，不醉了，还能惺惺寂寂，脑子清醒。如果再加一杯，那就非丑态毕露，丢人现眼不可——“满招损”。又如一杯茶，八分满就差不多了，再加满十分，一定非溢出来不可。

关于吉事怎样方得长久？有财富如何保持财富？有权力如何保持权力？这就要做到老子所说的“不欲盈”。曾有一位朋友谈到人之求名，他说有名有姓就好了，不要再求了，再求也不过一个名，总共两个字或三个字，没有什么道理。

有一次，从台北坐火车旅行，与我坐在同一个双人座上的旅客，正在看我写的一本书，差不多快到台南站，见他一直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我们交谈起来，谈话中他告诉我：“这本书是南某人作的。”我说：“你认识他吗？”他答：“不认识啊，这个人写了很多书，都写得很好。”我说：“你既然这样介绍，下了车我也去买一本来看。”我们的谈话到此打住，这蛮好。当时我如果说：“我就是南某人。”他一定回答：“久仰，久仰。”然后来一番当然的恭维，这一俗套，就没有意思了。

名利如此，权势也如此。即使是家庭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也要留一点缺陷，才会有美感。例如，就文艺作品的爱情小说而言，情节中留一点缺陷，如前面所说的《红楼梦》《浮生六记》等，总是美的。又如一件古董，有了一丝裂痕，摆在那里，绝对心痛得很。若是完好无缺的东西摆在那里，那也只是看看而已，绝不心痛。可是人们总觉得心痛才有价值，意味才更深长，你说是吗？

（选自《老子他说》）

享受的原则

不被物质绑架

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说生活不要太奢侈，“食无求饱”，尤其在艰难困苦中，不要有过分的、满足奢侈的要求。与《乡党篇》中孔子自己的生活态度、做人的标准是相通的。“居无求安”，住的地方，只要适当，能安贫乐道，不要贪求过分的安逸，贪求过分的享受。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不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要重视精神生命的升华。

第二句是说，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东西吃，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

不要到极点

常听人说某人有福，但福为“祸之所伏”，看来有福时，可能祸就快要来了。我们中国有句谚语，“人怕出名猪怕肥”，猪肥了算是有福，可快要被杀了。人发财以后出了名，大家都知道，同时麻烦也就来了。一个人官大、名大、钱多，只要三者有其一，也就麻烦大，痛苦多了。

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思想，就是从道家老子这句话来的。祸害到了极点，福便来了；福到了极点，跟着便是祸了。这两件事是互为因果，循环交替而来的。但是“孰知其极”，谁知道什么是祸的极点，什么又是福的极点？人的一生中，万事都要留一步，不要做到极点，享受也不要到极点，到了极点就完了。

例如，今天有好的菜肴，因为好吃，便拼命地吃，吃得饱到十分，甚至饱到十二分；吃过了头一定要吃帮助消化的药，否则明天要看医生。这就是口福好了，享受极了，反而害了肠胃。如果省一点口福，少吃一点，或者肠胃受一点饿，受点委屈，可是身体会更健康，反而有福了。

少妨碍他人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活着，一定烦恼了别人，这是必然的。譬如我们大家在这里研究《论语》，蛮轻松的，等会儿回家一看：“太太，你怎么搞的？饭没做好！”我们在这里享受，那个烦恼是加在太太身上的。人活在世上，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加在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得到一点所谓的“享受”，所谓的“幸福”。

人活在世上是互助的，我们的幸福享受，一定有赖于他人，甚至妨碍了别人。不过，如能常生警觉，想到妨碍了别人时，尽量少妨碍一点，已经是最好的道德了。所以说，绝对无私，绝对无欲，是做不到的。

老子也认为绝对无私是不可能的，做到“清心寡欲”“少私寡欲”，已经很了不起了。少私就公了；绝对无私行不通；绝对无欲做不到；少欲就是了不起。所以替自己想时也能替别人想，就是很了不起的公德。譬如当我想到要拿扇子的时候，也问问他：“你要不要？”那就更了不起了。

懂得分享

有一天，颜渊和子路站在孔子旁边闲谈，孔子就说：“盍各言尔志。”你们年青的一代，把你们的愿望、志向讲出来听听。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子路是很有侠气的一个人，胸襟很开阔。他说，我要发大财，家里有几百部小轿车，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还有其他很多富贵豪华的享受。但不是为我一个人，希望所有认识我的人，没有钱问我要；没饭吃我请客；没房子，我给他住。

唐代诗人杜甫也有两句名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子路这个志愿的翻版。他说修了千万栋宽敞的国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穷读书人都来找我，这是杜甫文人的感叹。而子路的是侠义思想，气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给予上等的供应。“与朋友共”的道义思想，绝不是个人享受。“敝之而无憾”，用完了，拉倒！

（选自《论语别裁》《老子他说》）

第三章　处世的原则

为什么要懂人情世故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时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他要挑起家庭这副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

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做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做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的。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

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做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其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需要人生经验的。

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没有办法实验，那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个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来的，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里，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做人、做事的艰难，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它、了解它。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都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上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一般中国年轻人的反应，是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二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地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作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我以前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而这在现在的一般人看来，是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孔子还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东西方的文化，人类历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而自艰苦中站起来的人，才懂得世故人情。所以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多受一点曲折艰难，是件好事。

我经常感觉现在的青年们，大学毕业了，乃至研究生也毕业了，二十多年中，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连一步路都不要走。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长大，学位是拿到了，但因为太幸福了，人就完蛋了，除了能念些书，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人情世故基本不懂。真正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老实说，我们这老一代比他们都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大乱，今日的年轻人看都没有看到过。逃难、饿饭、国破家亡的痛苦，更没有经历过；也许在电影上看过，但那是坐在冷气里的沙发上看的。学问是要体验来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要特别注意。

佛家禅宗中记载，唐代的著名禅宗大师赵州和尚，皈依他的弟子很多，当时唐代的一位宗室赵王，王府就在赵州，他也皈依了赵州和尚。有一天，赵王来看赵州和尚，他正在打坐，有人向他报告王爷来了，他闭着眼睛打他的坐，直等这位王爷到了他的面前，他才睁开眼睛说：你来了，请坐！他是以对待弟子的态度接待这位王爷的。但他仍然讲了两句客气话：“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尽他当师父的一分礼貌。赵王当然说：“师父你不要客气了，我们做弟子的应该来拜候你的。”

王爷回去后，第二天派王府的太监送了许多东西来，小和尚在山门外远远看见，赶紧报告师父。赵州和尚听了立即赶出山门外老远去迎接，还请那位送东西来的小太监吃素斋，说不定还送一个红包。小和尚们看到这情形，还误会这位师父太势利了，前天王爷来，没有带礼物，连禅床也不下；今日听见送了许多东西来，对一个小太监竟如此客气。等客人走后，小和尚便问师父：“您这样做法是什么道理？”赵州和尚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不懂事，要知道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啊！这些小人，如果不好好接待，回去乱说一顿，可真会破坏我和赵王之间的道义之交啊！”

赵州和尚，就是如此透彻地了解人情世故！所以佛家说，先要透彻人情世故，方能做一个出家人。当然，懂佛法的出家人，一定懂世法；不通世法的人，也一定不通佛法，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就是人生处世的分寸和道理。一个人处世，要有一定的分寸，多一分不可，少一分也不可，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规矩、人格、风范。换言之，做人做事，要有一定的范围标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对不同的人物、处理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万章》）

不要成为一颗“汤圆”

中国人经常骂人乡原，什么是乡原？“乡”就是乡党，在古代是普通社会的通称。这个“原”字，也与“愿”字通用。原人就是老好人，看起来样样好，像中药里的甘草，每个方子都用得着它。可是对于一件事情，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都说，蛮有道理；又碰到另一方的反对意见，也说不错。反正不着边际，模棱两可，两面讨好。

现在的说法是所谓“汤圆作风”或“太极拳作风”，而他本身没有毛病、没有缺点，也很规矩，可是真正要他在是非善恶之间下一个定论时，他却没有定论，表面上又很有道德的样子。这一类人儒家最反对，名之为乡原，就是乡党中的原人。

抗战时期在四川，听到人们叫这类人“水晶猴子”。有事时，想到某人是“汤圆”，就说把汤圆找来，事情好办，因为汤圆又圆又软，任人挪拿，对于这种作风，他还自以为很对，做人成功了，绝对不讲人生的大道理。当然，他心里对于是非明白得很，但他的行为，并没有是非观念。闽南人叫作“搓汤圆”，上海人叫作“和稀泥”。

孔子说这一类人是“德之贼也”，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德，但他这种道德是害人的，不明是非，好歹之间不作定论，看起来很有修养，不得罪人，可是却害了别人。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如明是非，如此才是真正的道德。

孟子说，“乡原”这种人，有知识，也受过教育，好像学问、人品也不错，可是没有建立人生观、没有人格，平常却信口批评圣人。这一类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说了一些尧舜之道，事实上又做不到，而他们的行为非狂即狷，又不能和他们口中所说的尧舜那样行事。

他们把古人抬出来，说如何如何，自己却不做尧舜，只叫别人当尧舜。嘴里的大话很多，一辈子想救世界，教化人，结果没有人同路，也没有人真信他。这类人认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顾到现实，自己一辈子活得好就可以了。

孟子说：这一类人，不但向现实低头，而且“阉然媚于世”，讨好现实。后世的人叫这种人为“阿世”，态度“阉然”，不男不女，没有自己的人格与精神，如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没有中心的人品。假如是在现代的会议席上，当争议发生时，他会说双方的意见都好，大家综合一下就好了。他没有对就说对，不对就说不对的气魄。反正他不得罪人，也怕得罪人，如果骂他两句，他会说：你大概有点误会，我们都是好朋友，你骂两句也没有关系。

别人骂他是贼，都反对他，他也不脸红，不难过。“刺之无刺也”，他软瘫瘫的，正如禅宗祖师骂人“皮下无血”，是冷血动物，没有血性，刺他一下，不痛不痒。“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别人觉得怎样好，他也就怎样好。人说不可以穿长袍，他明天就脱了。“居之似忠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忠信——拜托他事情，满口答应，过了好几天却毫无消息，再去问他，他说慢慢来，再想办法。请他写封介绍信，他也满口答应，不管有效无效，反正他做好人，写了算了。“行之似廉洁”，他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也干净，送他一点东西，他说不好意思收，不要，不要，但小的不要，大数目却可以要。

孔子说，一个时代，不论文化、学说、社会、政治，乃至做生意，最讨厌、最可怕的是大概、好像、差不多，等等，简直分辨不出是肯定还是否定，实际上这就是大奸大恶。这种恶佞的人，见风转舵，看起来很像够朋友，做事适当，而往往是助人之恶。能说会道，擅长辩论，一张口说话，歪理千条，一句话可以把一个国家送到灭亡的路上。

中国文化是绝对反对“乡原”的，教育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格；知识只是谋生技能的养成，千万不要变成“乡原”。

（选自《论语别裁》《孟子与尽心篇》）

前面的路，留宽一点给别人走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指出了中国文化力戒的事。“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一个人随便批评别人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想到后果？这是告诫我们注意个人的基本修养。我们常常喜欢批评他人的不善，就是背后说人，那是很平常的事；似乎生了一张嘴，背后不说人的短处，就要生锈似的。所以古谚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两人相遇，必定说到第三人，如不说到第三人，好像是无话可说，这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但是，最坏的是，只说别人不好的一面，绝对不说别人好的一面。所以中国文化的课外读物，如《太上感应篇》等，都主张应该“隐恶扬善”，那是自幼至老毕生奉行的修养。当然，如果过分了也容易发生弊端，要做得恰当。

孟子说人家的不善要考虑到这种话的后果，他只说了一个大原则，此之谓圣人之言，这个原则就如《圣经》一样，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各方面去解释，都有理，都可以发挥。例如，在背后随便说别人一句话，有时候会影响那个人一生的前途；而说话的人造了莫大的恶业仍不自知。当然未来的报应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后患。

唐代的武则天，当了皇帝，她用的宰相非常好，连她自己也怕那些宰相。私生活方面，有许多人攻讦她，且不去管是非真相如何，只论在公的方面、大的方面，以及政治上，她却有很多好的作为。

她的宰相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娄师德，被人称为“唾面自干”的人，他的这种修养精神，和耶稣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是一样的。

在狄仁杰当宰相的时候，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商谈完政事以后，问道：“现在朝廷中，哪一个算得是最好的人才？”狄仁杰说：“我一时还想不出来谁堪称最好的人才。”武则天说：“娄师德是人才，他最有眼光，能够识人。”

狄仁杰与娄师德曾经同在一个衙门共事，就看不惯娄师德那种唾面自干的作风，所以他对武则天说：“娄师德怎么够得上识人？”狄仁杰表示反对之后，武则天说：“他怎么还不能识人？你当宰相，就是他推荐的啊！”这一下，狄仁杰的脸色都青了，受了人家的大度包容，自己还不知道。娄师德不但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而且他当了宰相以后，娄师德成了他的部下，看到他还要行礼。现在自己反而说娄师德不识人，真正不识人的，正是他狄仁杰自己。所以在武则天面前，怎么能脸色不发青啊！此外，宋代的王旦与寇准之间，也有类似的故事，于此不赘。

读到武则天与狄仁杰的这段对话，突然想到《孟子》中的这句话，不禁为狄仁杰流一身冷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因此，我主张今日的青年，欲读古书、谈修养，必须经史合参，四书五经之外还要读史书。如果只读经不读史，就会迂阔得不能再迂；倘使只读史而不读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历史。历史上，这些事迹给了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

孟子接着谈了孔子的修养，孔子总是留一点路给人家走，凡事不会做绝。

宋朝的吴大有，程颐、程颢兄弟，以及周濂溪等理学家，还有研究《易经》有成就的邵康节。其实邵康节和苏东坡兄弟是好朋友，和程氏兄弟也是好朋友，而且是表兄弟。可是程氏兄弟以及讲理学的迂夫子们与苏东坡之间，相互都感到头痛，不甚融洽。

当邵康节临终快断气的时候，程氏兄弟去探病，此时苏东坡也突然来了，而程氏兄弟却吩咐邵康节的家人不让苏东坡进去。当时程氏兄弟问邵康节有什么遗言，邵康节见程氏兄弟学问修养如此好，而度量还是狭隘，由于邵康节已不能说话了，只举起双手来，而掌心遥遥隔空相对地比了比。可是程氏兄弟还不懂他比手势的意思，问邵康节可不可以说明白一点。邵康节到底是有修养的人，提起元气来，对他们兄弟说：“前面的路，留宽一点给别人走。”这就是人生的道理。

孟子也是以同样的道理，说了“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后，接着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孔子待人的做法，总是留给别人一个转圜的余地，绝不把人家逼到墙角转不了身。孔子教人不做绝、不过分，凡事都有所谓“有余不尽”之意。

（选自《孟子与离娄》）

高着眼，少低头

一个人要有高度的智慧，有远见，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人没有远见，人生就已经差一截了。

记得很多年前有个朋友当外交官，要出国去，一定要我写一副字给他。我说几十年没有拿笔，我那字难看到极点，他说反正非写一副不可，结果我就写了两句元代人的诗——“世事正须高着眼，宦情不厌少低头”。

禅宗有一个术语——“见地”，所谓见地，就是说，世界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有头脑、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被现实所困。因为透过现实可以看到未来，透过一点而看到整体。这就是人世间应有的 “见地”——“世事正须高着眼”。

这个道理正好说明孟子说的“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想为国民谋福利，如果没有远大向上的高见，纵然做一个好官，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能吏而已，不能算是一个名臣，更不是历史上的国家的一个大臣。

有一天这位外交官请客，有二十多个人，就研究我写给他的第二句话——“宦情不厌少低头”。做官的人究竟应该多向人家低头拍马屁呢，还是说不必太拍马屁？这个“少”字原意究竟是何意？我说我只晓得照抄，至于原意，你问那个元朝作诗的人吧。不过，我也认为这个 “少”字太妙了，是双关语，必要的时候你多低一点头也可以，要做文天祥就不必低头了。

其实岂止宦情做官呢？做生意的也可以换一个字——“商情不厌少低头”，该赚的钱就赚，狠起心来你也赚，不该赚的钱就不要赚，就不低头了嘛！教书的人，教情嘛，也不厌少低头，是一样的。

“宦情不厌少低头”，对于正在求学的青年人来说，暂时没有必要；如果将来到社会上做事，尤其是做官，则不妨参考参考。不过，做事、做官太讲骨气的话，甚至桀骜不驯，那就不太好了，有时候需要稍稍低头时，不妨稍稍低头，只要不是做坏事，没有关系，自然可以受益。

（选自《孟子与离娄》）

可以倒霉，但是不能有倒霉相

《列子》中有“狗吠缁衣”的故事，是这么说的：“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这个故事也是讲人生处世的哲学。杨朱的兄弟名叫杨布，穿素色的衣服出门了。出去的时候是晴天，结果在外面碰到了下雨。古代的农业社会，泥巴到处都是，素色的衣服容易弄脏，像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回来就是一身泥。所以古人有诗句“微雨作轻泥”，微雨会制造轻微的泥巴。这首诗的境界看起来很美，实际的境界却很痛苦。因此，杨布把没有颜色、干干净净的衣服脱掉了，换上缁衣回家。缁衣是染色的衣服，大半是灰色的。

注意啊！出家人穿的衣服统称缁衣。根据印度佛教的规矩，出家人穿坏色衣、各种碎破布剪裁接拢来的衣，所以也叫作衲衣，就是不要漂亮，穿最坏的颜色。到了中国以后，禅宗穿深色衣，在外面念经的穿淡灰色的，叫作月白色。修密宗的穿紫、红、黄、蓝、白、黑，各种颜色都有，反正佛教的规矩，出家人穿的衣通称缁衣。在家居士自称白衣，印度人的规矩是尚白，婆罗门教、上流阶级的人统统穿白的，下等阶级穿黑衣，像小偷穿黑衣，夜里好行动，看不出来。我们的夏朝也重视白，中国历史文化，有时候重视白，有时候重视黑色、红色、黄色，每个朝代都不同。

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最后的小妹妹出家了。所以在梦游太虚幻境中说的预言，第一句是“勘破三春景不长”，都是双关语。这种小说也与禅、与道相关的，因为她三姊妹的名字都有个“春”字，也代表人生的境界青春好景不长。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这是在家之人的看法。如果在出家之人看来，那不是“可怜绣户侯门女”了，而是最高的境界，可以去掉“可怜”二字，改成“绣户侯门女，高卧青灯古佛旁”。

杨朱的兄弟回来时碰到下雨，把素衣换成深灰色或者蓝色的衣服回家，结果家里的狗认不得主人了，狗眼看人低。狗看见穿破衣服的叫花子来，它就叫；衣服穿得很整齐的，它不叫了，所以狗是认衣服不认人的。古人经常借这个情形来骂世界上的人，“只重衣冠不重人”，那是当然的。

像我们小的时候老辈人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出门，像大学毕业后两三年找不到工作，那个倒霉相——皮鞋破了，西装、牛仔裤已经发白了，头发留得长长的，然后履历表到处送，一看到就晓得是个倒霉的青年。

碰到这样倒霉时，怎么办啊？勤理发，理得干干净净的；勤洗衣服，哪怕只有一件，晚上烫得笔挺。早晨出来还神气，把裤带缩紧一点。肚子饿了，问你吃了没有，吃了。那神气十足，工作容易找到的，碰到有些老板就会用你了。

这个狗是相反的，所以看到主人衣服穿得不对，不出来摇尾巴，反而拼命地叫。杨布气极了，我养这狗多少年，现在我回来，看我衣服换了就叫，“将扑之”，要把这个狗打死。他哥哥杨朱就说，你打死它干什么？狗嘛！它是禽兽，不懂事，而且其实你也是一样的，假定你的狗一身白毛出门，结果在煤炭洞里滚了一身黑回来，你不把这个狗干掉才怪啊！你也认不得是你的狗啊！外形变了样子，就引起人家怀疑了。

天下事，天下人，这些事情就很多了。我有很多年纪大了退休的朋友。刚刚退休的人，开始两三个月，在家里整理东西，还没有完，慢慢来。三年以后苦恼了，开会惯了，办公惯了，忽然没有事做，他就活不下去。像爱打坐修道的，每天多给他事情做，他也觉得活不下去。所以人生就是那么怪，你说哪一样对，哪一样不对？这也可以看到，外形的转变会影响人的心理、思想的转变。

所以孟子也说：“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不是那么简单的，观察了外面这个环境，看看各种情形、景象。在个人讲，自己虽受了打击，还要修养很好，没有倒霉脸色。

我常常跟同学讲，一个老前辈曾告诉我，他说，“有力长头发，无力长指甲”，年轻人生命力旺盛，头发容易长；营养不够的时候，指甲容易长。所以那个老前辈告诉我，倒霉的时候，少睡觉、勤理发、勤剪指甲。如果在倒霉的时候，没有事做老睡觉，头发、指甲弄得长长的就更倒霉了。也就是“征于色，发于声”。然后啊，“喻”，懂得了。看了别人的现象，看了外界的环境，反省自己，就懂得了。

所以古代的教育先从洒扫、应对、谈吐、待人接物上训练，“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这个衣冠、仪态很重要，这不是说穿我身上的长袍这个格调，而是穿你们自己的，清洁、整齐第一。出去让人一看，印象很好。一瓶花也一样，总要插好一点嘛！常常看到现代青年人的穿着，好好的衣服穿在身上，东一块，西一块，就像什么印象派的图画一样，莫名其妙。办公地点也一样，桌上乱堆，堆得一塌糊涂，都是懒啊！懒得整理啊！一个公司看看办公室干不干净，已经看出一半了。从小看大，看它没有生气，就没有发展啊！

我看人很多，古今中外成功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格调，而且都很严肃，生活上有他们严谨的一面，这点值得大家多多注意。

像我十七岁出门，碰到过几个动乱的大时代，在家时样样都富裕，出门以后，到处闯荡，我的个性啊，向来不求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同学、长官，一封介绍信、一张明信片都不肯用，要自己出去闯，那各式各样的苦头，连带种种的经验都来了。经验多了，我觉得到每个地方，大家都欢迎我，因为知道我是什么人、什么身份。比如今天我去看一个人，一打招呼，谈了几句话，一看脸色不对，讲话不对，马上知道了，就走了，避开了。“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晓得人家心里不高兴，还在那里死皮赖脸等，那给人家印象更不好了。有时，一到那里遇到吃饭了，主人殷勤招呼：“喂！来！来！吃饭。”“吃过了，谢谢！谢谢！”出来时实际上肚子里饿得很，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但要挣个面子，总不能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好像我来吃你的，揩油的。这些是我年轻时在外面的经验，为了达到做人、做事成功的目的，你给别人的印象不能搞坏了啊！

在外面做事那么多年，有时候也借钱啊！ 求人须求大丈夫。好朋友，问他借钱：“有钱没有？我急要钱用。”“没有！你去帮我借！”这是好朋友。不是我有困难，等人来追问，可怜我，这个我不干！

总之，做法上要分清楚，取舍之际，像用兵一样，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你们好好揣摩吧！

（选自《列子臆说》《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中国式的管理的出发》）

如何认清一个人

很多人都欣赏杜月笙，他虽不是读书出身，但有一种温文儒雅、老老实实的神态，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做了社会的闻人，他有包容三教九流的本事。因此，他有三句名言：第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南方话讲有本事就是能干。没有脾气不是没有个性啊！第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脾气比谁都大。

真的，一等人，有本事、有学问，又能干，所谓没有脾气是说不随便发怒，不为情绪所迁。二等人，就是一般人，古今中外都一样。有本事，一定有个性，有脾气。但是真正的大领袖，没有脾气，所以能容纳一切。末等人，本事是没有，个性强得很，这种人多啦！

所以大家立身处世，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这两种事，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在世界各地也一样，如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民族都很流行。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

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还有一种“心相”，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绝对唯心（非西方唯心的哲学），所以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

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所以，看相是科学。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很宽就是度量大，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地，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是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得来的。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冰鉴》所包含的看相的理论，不同于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器宇”，讲器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与文学连起来的，这“器”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什么叫“器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下，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形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跟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躁，所以交代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昞所注，是专门谈论人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当中的“眼科”吧！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观察人谈原则。“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看，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一个人做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为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方面，后者属行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则安于平淡。

孔子又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他说上古时候的人有三点毛病，是社会的病态，也是人类的病态。但到了现在，“或是之亡也”，“或”为“或者”的意思，“是”为“这个”的意思。这就是说，如今看来也许这三个毛病都变得更坏、更糟糕了。用一幅画来作比喻，古人的画画得这么好，但其中还有三个缺点；不过现在的艺术家，比起古人那些缺点来更差了，还够不上古人认为是缺点的那个水准。也就是说，古人认为是缺点的，比现在认为是优点的还要更好得多。

下面孔子讲了这三个缺点。古代的人狂，这个狂在古代并不一定是坏事，不是现代观念的狂，如果现代对神经病、精神病叫作狂，那就糟了。古代的狂就是不在乎，但是有一个限度的。孔子说，古代的狂不过放肆一点，不大受规范；现在的人糟糕了，狂的人则荡，像乱滚的水一样，兴波作浪。古代的矜，比较自满自傲，但有一个好处，因为自己要骄傲，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于是比较廉洁自守，人格站得很稳；现在骄傲自矜的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看不惯，有一种愤怒暴戾之气。古代比较笨的老实人，还是很直爽的；现在更糟了，已经没有直爽的老实人，而社会上那些笨人都是假装的笨人，是一种狡诈的伎俩。

这是孔子当时的感叹，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三点等于是观察人的六个大原则。我们读到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这是对于一个人的看法。很多人都讲究看相，这就是相法，不过这个相法不是看五官和掌纹，而是看神态，看他的做人做事，就看出来了。

当领导别人，或与人交往的时候，部下、同事狂一点没关系，有时还蛮欣赏其狂，就怕不够狂，有本事不妨狂一点。如果是狂而荡，就问题严重了，狂到不守信诺，乃至把公家的钞票用光了，对什么事情都乱来，就要不得。有才的人多半狂，爱才就是懂得欣赏其狂，不要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不必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要提防他，不可失诸荡，这个狂就是人才。自我傲慢，有个性就是矜。自矜值得欣赏，一个人没有个性、不傲慢就是没有味道，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个性，但要有适当的限度。假使傲慢变成愤戾之气，到处怨恨，没有一个人、一件事使他满意的，即使他单独自处，也会跟自己过不去的，那就过于愤戾，这很不好。愚、老实没有关系，可不要故作老实，伪装老实，所谓貌似忠厚，心存奸诈，那就大成问题了。这狂、矜、愚三条，有相对的六点，外在是观察别人，内在是反观自己修养的准则，都要注意的。

（选自《论语别裁》《中国式的管理的出发》）

朋友之道

友其德

孟子说，交朋友之道，第一要“不挟长”，不以自己的长处，去看别人的短处。例如，学艺术的人，见人穿件衣服不好看，就烦了；读书的人，觉得不读书的人没有意思；练武功的人，认为文弱书生没有道理。这都是“挟长”，也就是以自己的长处为尺度，去衡量别人，这样就不好。

第二要“不挟贵”，自己有地位，或有钱，或有名气，因此看见别人时，总是把人看得低一点，这也不是交友之道。

第三要“不挟兄弟而友”，就是说朋友就是朋友，友道有一个限度，对朋友的要求，不可如兄弟一样，换言之，不过分要求。一般人交友，往往忽略这一点，认为朋友应该一如己意，朋友事事帮忙自己，偶有一事不帮忙，便生怨恨。在另一面，对一个朋友不帮忙还好，越帮忙，他越生依赖心，结果帮他忙反而害了他，所以“不挟兄弟而友”。

在相反的一面，“不挟长”就是并不因为对方有长处，想去沾一点光。“不挟贵”，也不是因为对方有地位、有钱、有权势才去交这个朋友，企图得什么便宜。例如，民国初期五四运动后，因为胡适之是倡导五四运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出名，便有一个文人在文章中写道：“我的朋友胡适之。”其实胡适之并不认识他，直到现在，“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还常被人引用，去讥评趋炎附势、脸上贴金的人。“不挟兄弟”也就是说，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却口口声声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熟得很。”这叫作交浅言深，也是不好的作风。

“友也者，友其德也。”交朋友是为道义而交，不是为了地位而交，不是为了利用人而交，也不是为了拜把兄弟多，可以打天下，或如江湖上人“开码头”“扬名立万”而交。交朋友纯粹是道义之交，不可有挟带的条件。常有年轻人说：“我们同学很多，将来可成为一帮。”这就是挟带了条件，已经不是真正的友道，只是利害的结合。

孟献子是鲁国当年的第一位大权臣，是百乘之家。古代的百乘之家，富比诸侯，权位等于鲁国的副国君。但是他在友道上了不起，他有五位真正的朋友。照理说，这样的家庭，朋友应该有很多，如战国时孟尝君门下有三千客，这都是朋友啊！都靠他、吃他的。而孟子和孟尝君是先后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孟子没有说孟尝君在友道上了不起，而只提孟献子有五个朋友？孟子说，孟献子五个朋友是有道德、有学问、不求功名富贵的。君王想和他们交往做朋友，他们也不来，却和孟献子做了朋友，这就可见孟献子之不平凡。孟献子和他们交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有道德、有学问。他们五人本身既无财富，也无权位，也没有把孟献子家的富贵放在眼里。

孟子说，孟献子和这五个人做朋友，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家世、富贵、权位，纯粹就是好朋友。这五个人看孟献子，也不管他的家世，只认为孟献子这个人够格、够条件做朋友，有味道，所以成为朋友。如果他们心目中有了孟献子家世的观念，也早就不和孟献子做朋友了。

易其心

交朋友之道，要“易其心而后语”，要彼此知心。但是知心很难，《昔时贤文》说：“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所以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有一个知己的，尽管我们都有家人、父子。但夫妇为夫妇，不一定是知己；兄弟是兄弟，父母是父母，也不一定是知己。

所以知己只有友道，友道就是社会之道，有人把五伦之外加一伦，那是不通的。朋友一伦就是社会，过去家庭一伦也是社会。我们中国文化标榜的知心朋友，从古到今只有一对，就是管仲与鲍叔牙两个人。以后的历史虽不敢说没有，但的确很少。如果大家懂得他们两人全始全终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知心不容易了。

孔子说“易其心而后语”，这个“易”就是交易的易，不是容易的易。“易其心”是彼此换了心，就像古人一首非常有感情的词：“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孔子的看法，是要能“易其心”，才能讲朋友之道。

定其交

“定其交而后求”，我们在社会上交朋友，人与人之间要“定其交”，要有交情。

记得我们年轻时把朋友分类，一种是一般的朋友，见面之交的都是朋友；一种是政治上的朋友，就是有利害关系的朋友，除了利害关系，政治上没有朋友；另有一种是经济上的朋友，所谓通财之谊，能做到通财之谊就很难了；最难得的是道义之交，那是更难了。我们一生能不能交到一个没有一点利害关系的朋友，都是大问题，包括了政治、经济、普通等一切的朋友在内，能够全始全终的有几个？如果有，那就是可以相交的朋友。朋友的交情能够“定其交”，才可对他有所要求。

譬如管鲍之交，管仲开始跟鲍叔牙做生意，结账的时候，鲍叔牙也不问赚了多少，管仲就自己装了起来。人家告诉鲍叔牙，管仲太不够意思，两个人做生意赚了一千万，才给你鲍叔牙一百万！鲍叔牙不但不以为意，还说：“他那是因为穷！他需要钱，我不需要。”这多么难？管仲那个做法是乱来的，拿了就拿了，用了就用了，管仲的心情鲍叔牙了解。

最后管仲要死的时候，齐桓公对他说：“你死了以后，我想把这个宰相交给鲍叔牙来做，如何？”管仲说：“千万不可交给鲍叔牙，他绝不能当宰相。”他就这么爱护鲍叔牙，也只有鲍叔牙懂得，管仲不要他接位，是为了顾全齐桓公，也为了顾全鲍叔牙。这种胸怀多好，多高超，也只有知己才懂。如果像现在的人，你不做国防部部长，应该交给我，却交给别人，那还够朋友吗？当年你当部长还是我建议的，要我当部长你却要反对！不骂你祖宗十八代才怪！所以只有知己才能爱人以德。

过去我们念到“定其交而后求”，很滑头地加了一个小批：“有酒有肉皆朋友，患难何曾见一人！”真有患难的时候，何曾有一人来帮助你啊！

成功要靠朋友

中国人讲朋友之道还有两个原则：一、朋友有通财之谊。朋友就是社会，社会上彼此有困难要互相帮助，就是通财之谊。这个在前面已经讲过。二、朋友要劝善规过。我有过错，你能指出来，忠告我。所以孔子谈朋友之道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什么是益者三友？对你有益的朋友有三种：友直，对你讲实话的人；友谅，能够包容你、包涵你的人；友多闻，学问见识比你广的人。这三种是好朋友。

大家试想，一个人如果没有通财之谊的朋友，没有劝善规过的朋友，也没有群众，那么你的人生便很艰难了。

中国人的朋友之道还包括老师。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师友并称，所以说师友同道，古人称弟子为师友之间。人有许多上不可对父母讲的话，下不可对妻子儿女讲的话，只能对朋友讲。这就是朋友之道，也可见友道的重要。

（选自《孟子与万章》《易经系传别讲》）

与人交往最重要的是分寸感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孔子说这个人做朋友了不起，历史上有他的专门著作——《晏子春秋》。

晏子是大政治家，可以说是孔子的前辈，年龄虽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观止》上有一篇，辑自《史记·管晏列传》，提到晏子的车夫有一天回家时，夫人要求离婚。车夫问什么原因，他的夫人说：“我今天在门缝中看到你驾车载晏子经过门口，晏子那么矮，做了宰相，名震诸侯，还是简朴无华，自居人下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仆役，却显得意气扬扬、自足自满的样子。你竟是这样没有出息、不长进的人，所以我要离婚。”

晏子的车夫听了这番话，就马上改过，力学谦卑，第二天驾车就变了。晏子看见他突然一反常态，样子变了，觉得奇怪，问明了原因，晏子就培养他从此读书，后来官拜大夫。从这个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对于交朋友的态度。他不大容易与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个朋友，就全始全终。我们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终的很少，所以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到处点头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对朋友能全始全终，“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对人越恭敬有礼，别人对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久而敬之”。

许多朋友之间的关系搞不好，都是因为久而不敬；初交很客气，三杯酒下肚，什么都来了，最后成为冤家。

讲到这里，我想到中国人的夫妇之道——“相敬如宾”。宾是客人，对于客人无论如何带几分客气，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来了客人，一定暂行停战，先招待客人，也许脸上的怒意没有完全去掉，但对客人一定客气有礼。夫妇之间，最初谈恋爱时，在西门町电影院门口等了两小时，肚子里冒火，对方来了，还是笑脸迎上去，并且表示再等两小时也没关系。如果结了婚，再这样等两小时，不骂一顿才怪！因为是夫妇了嘛！所以夫妇之间，永远保持谈恋爱时的态度——相敬如宾，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妇之间如此，朋友之间也如此。扩而大之，长官对于部下，部下对于长官，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敬”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的安全标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少碰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与晏子相反，时间久了，好朋友变成冤家，这对五伦中的友道实在有亏。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问题。必须亟图匡正，以便维系“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则。

中国人交朋友，讲“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出自《增广昔时贤文》一书，过去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我们十来岁就已经会背了，原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好朋友不是酒肉朋友，不是天天来往，平常很平淡。但这并不是说冷漠无情；朋友碰到困难，或生病之类的事，他就来了。平常无所谓，也许眼睛看看就算打招呼了，可是有真热情。

这个道理，诸葛亮的文章里也有提到。诸葛亮除了功业以外，千古名文只有两篇，就是前后《出师表》，另外留下来的有几封家书。诸葛亮的书信都很短，可见他公事很忙，没有时间说很多话，可是意思都很深远。譬如给他儿子讲交友的信中说，君子之交“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温不增华”，是说春天到了，花已经开了，不要再加一朵花，锦上添花的事不要来。这也就是“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的意思。朋友得意时，不去锦上添花，朋友倒霉时，也不要看不起他，跟平常还是一样。朋友之间的感情不能像天气一样冷热变化，要永远常青，四季常青，这才是交朋友之道。

交友之道实在很难，太亲近、太熟识了，自然会变得随便，俗语所谓的熟不知礼，就是这个意思。由于熟不知礼，太过随便，日久便会互生怨怼，反而变得生疏了。所以古人由经验中得来的教训，便很感慨地说“虎生犹可近，人熟不堪亲”，也就是这个意思。

此外，有如清人张问陶的诗：“事能容俗犹嫌傲，交为通财渐不亲。”又如俗语说的“仁义不交财，交财不仁义”，“交为直言亲转疏”，等等，也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教训。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人的心理作用犹如物理一样，挤凑得太紧，就会产生相反的推排力。因此要在彼此之间保持相当的限度和距离，以维系永恒的感情，这便是礼，也就是敬的作用和好处。

所以我们处朋友，如能像晏子那样，彼此相交愈久愈恭敬，交情自然就会长久了。孔门弟子子游也说：“朋友数，斯疏矣。”这也同样是教人在朋友间相处不可以太过于亲密，更不可以有太多的要求。

其实，推而广之，岂但交友之道如此，就如夫妇之间许多的事故，也无非太过亲密，才会发生反作用的。所以古礼教人处夫妇之道，也要相敬如宾。宾，就是客，也就是朋友的意思。一个人如深知此中的利弊，实在会觉得可怕！不过，如能渐渐从学养上做到一个“敬”字，又会觉得有无限的机趣，才真能体会到人生处世，确是最高的艺术。

（选自《论语别裁》《老子他说》《易经系传别讲》《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柔与谦的哲理

这个宇宙间有一个真理，“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有永远是成功的，有永远是失败的。“常胜之道曰柔”，柔是常胜之道，谦虚也就是至柔，做人脾气好也是柔。“常不胜之道曰强”，自己好强、好胜，希望永远出人头地，就是不常胜之道。

我们看人生，有很多人个性至强，总想出人头地，凭这个个性、做法就完了。所以常胜之道是柔，自认为一切不如人，一切退一步，最后成功的是自己。

我们中国的上古文化，老祖宗的传统，“故上古之言，强先不己若者”。强就是强，什么叫强？强人、英雄之类的人，总要在不如自己者之前抢先出头。“柔先出于己者”，所谓柔，自己觉得很普通，没有超人之处，就是谦虚、不抢先。“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者则殆矣”，自觉高明、抢在前头的人，遇到比他强的人就危险了。“先出于己者，亡所殆矣”，处处让人在前，知道谦虚，他自己的危险也就不存在了。

“以此胜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这是什么道理呢？一个人自己能谦虚、保持柔，一切不强先出人头地。“若徒”，徒是空的意思，不是徒弟的意思。“谓不胜而自胜，不任而自任也”，他说这样就是能力不够也会制胜，也能担当天下事。

所以我常说，傲慢的人，根本就是自卑，不自卑的人不会傲慢，因为自卑的人晓得自己没有什么，又深怕你看不起我，故而傲慢。自己很充实的人，你看得起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因为他心里没有你也没有我，他看天下人就是黑压压的一片，他不管这些。所以凡是傲慢的人都是可怜之人，都有自卑感，因为有自卑感，反过来他就傲慢，他不懂人生，就是这个道理。

有些人学问很好，尤其是学佛的人，研究过经律论，也了解佛经，成就了什么呢？成就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增上慢”。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所有一切生命的贪、嗔、痴、慢、疑都是与生俱来的。贪、嗔、痴，大家都听得很多了。慢，慢是什么呢？慢就是我，我们常听见别人讲口头禅，或听到街上发脾气的人骂一句“格老子”，这句“格老子”就是我慢。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自己了不起，即使是一个绝对自卑的人，也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卑的人都是非常傲慢的，为什么傲慢？因为把自我看得很重要，很在乎自己，但是又比不上人家。自卑与自傲其实是一体两面，同样一个东西。一个人既无自卑感，也不会傲慢，那是非常平实自在的。

《易经》八八六十四卦，没有大吉大利的卦，每一卦都是有好有坏，找不出哪一卦是完全好的。勉强说只有一个卦，就是谦卦，六爻皆吉。万事退一步就叫谦，不傲慢就叫谦，让一步就叫谦，多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叫谦。

谦卦到了九三爻是最好的境界，但是上面有个“劳”字，劳谦。你随时随地自己要劳苦，随时随地自己要小心、要勤劳、要努力，这是谦卦的卦象。内心要谦虚，要小心谨慎，要后退。因为谦卦的错卦是履卦，履就是行动，所以一切行动都要特别小心才行。

孔子说，怎么样才能做到大吉大利呢？“语以其功下人者也”。自己的功盖天下，自己却不以为功；德在人间，一切都在帮助他人，自己不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人家，认为这都是应该的。能够做到这样，才能达到“劳谦，君子有终，吉”，大吉大利的境界，这就是圣人境界。

（选自《列子臆说》《药师经的济世观》《易经系传别讲》）

这三种情况，最容易招致怨恨

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列子·说符》

狐丘是个地名，丈人是指老先生，也许是道家古代高人，所以本身不留名字，但称丈人，以地方为名，叫狐丘丈人。不要看到丈人就以为是指岳父，那就搞错了。我们古代称老前辈、老先生为老丈，古代小说上都有。孙叔敖是楚国的宰相，你们都读过斩两头蛇的孙叔敖，很有名。

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就是有三种事情可以招致社会上对你怨恨，你懂不懂？这个要注意了，将来大家出去做事，乃至当一个家长、户长，那些兄弟姐妹、太太儿女或者先生都会埋怨的。人只要一管事，所有的人都会埋怨。你在部队里当一个班长，管十个人，这十个人都在埋怨。

“孙叔敖曰：何谓也？”他请教这个有道的高人什么叫三怨，“对曰：‘爵高者，人妒之。’”这个大家注意了，这就是人生最高的哲理，一个人地位一高，任何人都忌妒。我也经常告诉大家做人的原则，“女无美恶，入宫见妒”，一个女人不管她漂不漂亮，只要她靠近那个最高的领导人，到了皇帝的旁边，所有的宫女都忌妒她，并不是因为她漂不漂亮，而是因为上面宠爱她嘛！

“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知识分子不管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天同学中突然有一位当了部长，一下入阁了，其他同学便会一边恭维他，一边心里不服气，“你算什么东西啊！我还不晓得你吃几碗干饭吗！”就会忌妒，这是必然的。古人有诗：“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所以有些知识分子看通了，做学问是为自己，不出来做事了，去做隐士。有些领导就懂这个道理，故意把社会仇恨挑起来，方便自己领导。

大部人只要看到人家房子盖高了，有钱多盖了一些，走在路上都会骂一声。那个房子同你什么相干？一个人做官做了半辈子，做官运气再好，也不过做个二三十年，半世的功名就留给后代愆。因为地位高了，官做了几十年，不晓得哪一件事情做错了，这个因果背得很大，也许害了这个社会，害了别人。

所以古人学问好了，怕出来做事，自己不敢过于信任自己，非常慎重。因为一个错误办法施行下去，可能会危害社会久远，且受害的人会有很多。所以狐丘丈人告诉孙叔敖，人生有三怨，第一怨是爵位高的人会遭人忌妒。

第二怨，“官大者，主恶之”。古代帝王时代，官做大了的人非常小心，地位高，出将入相，所谓功高就震主。只有懂得人生哲学的人，才了解其中的道理。岳飞为什么被杀？“主恶之”，宋高宗讨厌他。譬如写历史名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宋朝很有名的名臣。司马光是几朝元老，等到宋神宗一死，他有一度退休回家了。哲宗小皇帝上来继位，皇太后在管事，召司马光再来，因为是老前辈。老百姓听到司马相公来了，自动出去欢迎。他一看，马上吩咐家人立刻回去，他知道这个不行，老百姓都拥护我，皇帝怎么做啊？这些都是历史名人故事，学问之道。

有一天，一位老辈子的朋友来看我，六七十岁，他在国际上开完会刚刚回来，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自动化公司的亚洲代表，也是这个大公司里的老资格，亚洲方面非靠他不可，跟我谈了许多国际上的经济情形。然后他发现世界上的大公司，他们最高的上层内部的家族，也会争权夺利。我说你是几朝元老，那你讲话可要留意了。他就说，我很难讲话，很难办。这是“官大者，主恶之”，老板会怀疑你，会害怕你。

第三怨，“禄厚者，怨逮之”。待遇高了，担任了重要主体的事，只要有一点错误，大家都怪是领导错了，不会怪自己。这个很简单嘛，目标高，要打靶的时候，一定往最高处打。所以地位到了最高处，一点都不好玩。不要说地位，像我们年纪大了，稍稍有一点所谓的知名度，走一步路都不好走，都要小心。如果你在地上打个滚啊，明天报纸上都给你登出来，打滚都没有自由。这个人生到此真不好玩。所以他告诉孙叔敖人生有三怨，他是警告这个楚国的名宰相，因为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孙叔敖答复说，我懂了，谢谢你的教诲。我的爵位越高我越谦虚，自己越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对别人更尊重。我的官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小心，没有一点傲慢。我的待遇越拿越多，拿来的薪水帮助社会贫穷的人，帮助亲戚朋友也越多。所以他说这三件事情——地位高、待遇高、爵位高，对我都没有关系，我还是我，是个平民老百姓。“以是免于三怨，可乎”，这三种怨都到不了我身上，你认为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不要回答了。此所以孙叔敖在历史上成一代名相，不但是名相，也是名臣，同时更是国家的良臣、大臣，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故事是历史的经验，也就是人生的经验，不一定只讲做官的哦！财富上也是同样的道理。譬如，很多年轻的财阀，财富很多，但是自己不知道怨他的人也很多，因为有资本嘛！什么生意都要做，别人都做不成了。所以也要留一点饭给人家吃啊！

（选自《列子臆说》）

毁誉如何了断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像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糊涂，而是为了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毁誉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去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都要辨别清楚才是。

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

这句话是说，一个读书人在社会上没有不被批评的。作为一个人，不要怕批评。一般惹人厌的是一张嘴，吃饱饭专门挑人家的是非。中国人讲修养，在儿童课外读物中，有一本《昔时贤文》，这本书把许多诗句、格言编成韵文读本，其中就有两句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遇，一定说到第三人，说到别人对或不对，这就有是非了。只有两个人没有人背后批评，一个是已经死了的无名古人，另一个是还没有生出来的人。

如果对人家的批评过分认真，那一天也活不下去。但是要注意批评，“有则改之”，如果人家的批评是对的，就要改过来；“无则加勉”，自己如果没有错误，就勉励自己，不要去犯这个错误就好了。

青年人听了会有小感触，但不会有大感想，要等年纪大了，才会知道“谤随名高”的道理。一个人名气越大，被骂的机会越多，骂他的人也越多。有些人为了想出风头，专挑有名气的人横加攻讦。这时候，有名气的人一定要学会容忍，否则回他一句，他就达到了目的，到处宣扬“某某人和我辩论，如何如何……”这是一种很鄙俗卑下的手段。

但既然听到了反面的诽谤，也不要掉以轻心，要反省自己，严格检查，在自己的心理、行为、道德上如有过错，立刻要改，因为别人的话，有时并不一定是讪谤。假使自己问心无愧，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则心不负人，面无惭色，听到了谤言，也没有关系，只要学佛家的 “忍辱”就是了。

永嘉大师的《证道歌》说：“从他谤，任他诽，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人就要做到这样。一个人的名位高了，所受到的反对与攻击会更激烈。后世所崇敬的圣人，在当时的遭遇却是非常痛苦的。从历史上我们得了一个教训，要想做圣人，一定要从极痛苦中站起来，问题在于受不受得了那种痛苦。

一个知识分子，做人、做事、做官基本上都要有这样的修养，受得起批评，痛切反省，修正自己，这是儒家，也是佛家，也是修道。不要以为打坐做功夫才是修道，打坐有功夫的人，如果给他两个耳光，骂他一顿，看他的功夫还有没有？本来打坐清净为“梵行”，这时他就变成了“焚行”，一下子把他自己所有的功夫都烧光了。这是由于受刺激之故，不作数；如果好话来了，恭维的来了，那比打两个耳光还厉害，那可会把你深深地活埋了。所以不要怕批评，更可怕的是恭维，接受恭维，就是心中想超人一等。说得好听是自尊心，实际上就是我慢，是我相的一种表现，所以每一面都要注意到，才是修行。

作为一个单位主管、领导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不随便说人，也不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攻讦他人的人，他们之间一定有意见相左，两人间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这种情形，做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稳了，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部下。另外一些会说人家好话的人，中间也常有问题。李宗吾在他讽世之作的《厚黑学》里，综合社会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所谓“补锅法”“锯箭法”，都是指出人类最坏的做法。有些人最会恭维人，他们的恭维也是有作用的。

近代以来，大家都很崇拜曾国藩。其实，他当时所遭遇的环境，毁与誉都是同时并进的。因此他有赠沅甫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这是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左边放了一大堆褒扬令、奖状，右边便有许多难听而攻击性的传单。世间的是非谁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这一头，一定会少了那一边，加减乘除，算不清那些账。你只要翻开《庄子》书中那段屠羊说的故事一看，人生处世的态度，就应该有屠羊说的胸襟才对，所谓“万事浮云过太虚”。

孔子说，听了谁毁人，谁誉人，自己不要立下断语。另外也可以说，有人攻讦自己或恭维自己，都不要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这中间一定有原因。过分的言辞，无论是毁是誉，其中一定有原因、有问题，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听的人必须要清楚。

孔子不禁感叹：夏、商、周这三代的古人，不听这些毁誉，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难的，假使不走直道，随毁誉而变动，则不能做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带人。所以这一点，做人、做事、对自己的修养和与人的相处都很重要。

《庄子》也说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真的大圣人，毁誉不能动摇。全世界的人恭维他，不会动心。称誉对他并没有增加劝勉鼓励的作用，本来要做好人，再恭维他也还是做好人。全世界要毁谤他，也绝不因毁而沮丧，还是要照样做。这就是毁誉不惊，甚而到全世界的毁誉都不管的程度，这是圣人境界、大丈夫气概。

我常跟同学们说，我看到学者就怕，看到文人就怕，看到艺术家就怕，看到能干的人就怕，很多人我看了就怕，怕什么？自古以来，文人、学者、艺术家都犯同一个毛病——“文人相轻”。看不起别人，文章是自己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不过妻子是别人的好，是不是这样？

我们小时候读过一首名诗：

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

吾乡文章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

三江就是江苏、浙江、江西。讲了半天还是我第一。文人个个如此，人人一样。算命的、看相的、玩艺术的，都彼此“千古相轻”、相互忌妒，甚至打架。看别人生意好就眼红，某某人八字算得好也不服气。

搞宗教的，基督教、佛教、天主教都是 “千古相嫉”。你的庙子旺，我的庙子不旺，恨死你，恨不得夜里一把火烧了你的庙子，或念个咒子把你的庙子毁掉。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古人说的，我则加了两句：“江湖千古相仇，宗教千古相嫉。”我三样都碰到过，真是可怜啊！有时我闭眼睛一想，都觉得还很稀奇，在 “千古相轻”“千古相嫉”“千古相仇”几重压力之下，竟然还能活着，而且活到几十岁，也差不多啦！

谈这些事实和道理，就在说明人根本上所犯的错误，就是慢心太重，自赞毁他，认为自己都是对的。我经常讲，天地间的人，绝没有自己承认自己犯错的，都是别人不对。任何人只要一犯错，他心里也明白，脸色立刻变红，过了一会儿，自己再一想，马上又找了很多理由支持自己，认为自己的对，错的还是你。你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当然包括我在内。

（选自《孟子与离娄》《孟子与尽心篇》《论语别裁》《药师经的济世观》）

能做好这六点，就天下太平了

我们从经验知道，只要几个人相处，乃至两个人住在一起，就不得了，别人都是浑蛋，只有自己是个好蛋。人与人相处能够做到“六和敬”，然后再扩充到这个社会，就天下太平了。

什么叫“六和敬”？第一是“身和同住”，什么意思？你可以解释成不打架就是身和，没有一个生病的，四大调和，每个人都精神饱满，无病无痛，彼此客客气气。身也包括面孔，没有坏脸色给人看也是身和。中国的大庙一进山门就看到弥勒菩萨的笑脸，学佛就先学拉开嘴巴笑，先学假笑也好，慢慢神经拉开了，看到人就笑，总比哭好看嘛！

我最怕看到同学整个人绷在那儿，这是学佛的样子吗？一点都不能使人喜欢，我看了就讨厌，笑脸总可以学吧？学佛第一步先学中国的弥勒菩萨，肚子大包容大，脸在笑。这个都学不会就是身不和敬。身不和怎么共住？身和还要注意衣冠整齐，生活整洁，自己生理行为每一点都要搞得干干净净，不使人家讨厌我。最难的是，即使别人做不到，你也要容纳他，能做到就不得了。不但学佛，与同事之间也能够做到才行。人与人之间就是相处不了，身不能和，因此就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

“身和同住”，我们谁做到了？每个人身体都不调和，多愁多病之身，都要别人照应你，你照应不了别人。所以佛说多拿医药布施，他生他世就无病无痛。我就有这种朋友，活了七八十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伤风感冒，健康得不得了，也不学佛学道。不知道多值得羡慕。

第二是“口和无诤”，不讲伤害人的话，即使骂人也要有骂人的艺术，而且还要看对象。像我骂一位陆居士几十年，他从来不生气，再怎么大声骂他，还是一张笑脸，我真佩服他。他对我是“口和无诤”，这难啰！这世界上很多人的长处是值得学习的。

在团体中，有的人嘴就不和，本来很好听的话，他讲得就不好听，真奇怪了。再不然，那嘴厉害的故意找些好听的话说，但是那些话一听就晓得，很讨厌。这口要和是要会讲话，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人家的意见调和了，这是高度的道德修养，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口业也是修来的，你前生没有修口业，口德不好，你越劝，人家越要打官司。有的人一来先骂个两句——“搞什么名堂！不成样子！吵个屁！我请你们吃饭去”，别人就不吵了，毫无道理的几句话，也就解决了。这就是他前生修口业，有威德。所以要修口德啊！这是其一。

其二，嘴巴上吵来吵去没有什么事，一句话空的嘛，却抓得好紧，心里生气好几天，不只把脸气绿了，还气乌了。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争吵，到我这儿来诉苦，我肚子里都打好分数了，两个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口和就无争论嘛！不过你们在劝夫妻不和的时候要注意，他们讲另一半的不是你可不要附和，他们回头和好了，就会说起你这个中间人的不是了，这是实际的例子。口要和才无诤，这就是修行嘛！你不要以为是空话，你只会南无南无有什么用？所以大家要反省，有几个人是口和的？同我一样，一开口就使人讨厌就糟了。

第三是“意和同悦”，我们处在团体生活中，要注意嘴巴不和还容易，有时口里说点假话，哎呀！我对不起，抱歉……可是肚子里却梗着，这会梗出癌症来的！癌症就是与生闷气有关的。非常内向的人，你打他都不放个屁的人，然后脸上发青发乌，在里面生气，将来百分之百得肝癌。

另一种是脾气非常大的，也有患肝癌的嫌疑。中国人患肝病的特别多，患肝癌的尤其多，就是喜欢在心里头生闷气。因为这个民族很奇怪，表面上有个假面孔的，装作没事，心里却生闷气。意如何做到和？不但和，而且要能与人同事，能与人共同生活。家庭也是如此，你看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意见会相同吗？绝对不会。现在讲代沟就是意不和，意和就没有代沟了。

第四是“戒和同修”，这个戒不仅是戒律，也包括生活上的习惯。譬如爱干净的同不爱干净的，就不容易处在一起。像我是非常爱干净的，而且爱整齐，我的东西不喜欢别人乱动乱放，有同学拿了不好好放回去，我就心里讨厌，这就是一种戒不和。但是真碰到了，又能怎么样呢？真把我东西搞乱了，你斜眼一瞪，他笑一笑，也算了，你就要想，这东西最后是会坏、会没有的，就没有事了。所以戒和才能够在一起同修。戒和，照一般的解释是大家的戒律一样地好，这怎么可能吗？有人道德好，有人道德差一点。差一点、好一点要能和最难，你看“六和敬”除了和还有敬，敬就是要尊重人家啊！这样才能共同修行。

第五是“见和同解”，见就是意见、观念，人与人之间意见会不同。不要讲别的，没有一对夫妻的意见是完全相同的，但也因为两人的面貌不同、个性不同，才能结婚，完全一样是不能结婚的，结婚了会早死一个。吵吵闹闹的反而可以吵一辈子，吵完了又没事了。这种情况我看得多了，如果一直吵架的老伴走了，剩下的一个没有吵的对象也就差不多了。见和是见解相同，如何沟通来达到见和是很重要的修行。

第六是“利和同均”，利不只是钱，即使睡上下铺的人之间也有利的问题，这是个比方。利害关系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是同均，平等。

发挥起来也包括社会经济问题，这“六和敬”在佛经中是应用在僧团的生活上，实际上扩充起来，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其中。大家天天要写佛法的文章，就不晓得发挥，把“六和敬”这么伟大的佛法只用到僧团中，太可惜了，这是佛的真正教育法，天下太平的大法。

那“六和敬”从哪里做起呢？

“六和敬”有两层意义，要先从内心做起，身、口、意从自我做起，戒、见、利从行为扩大，由内而向外，人人自动自发，这是真民主、真自由，也是真佛法。

这些大文章不去写，一天到晚钻牛角尖，做什么学问？世界不能和平，主要问题不在政治制度或是学术文化，而是在每个人此心能不能和平。因为做不到此心的和平，此心不能了、不能度，要想求家庭、社会、国家、天下能够和平，那是永远不可能的。这是人类文化的大问题，所谓人类文化，包括了一切宗教、教育、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等，不只是博物馆的古画，或是什么歌舞才算文化，文化包括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和习惯。如果“六和敬”能做到了，也许这个世界就能够太平。

（选自《维摩诘的花雨满天》）

第四章　事业的真义

职业不等于事业

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都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没有精神支柱，一旦失业，就跟天塌下来一样。全世界的政府，每天都为就业头痛。

有人现在工商业做得好，很发财，或者官做得很大，这不是事业，这个是职业。中国文化中，什么叫作事业呢？出自孔子《易经系传》中的一句话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有贡献，对国家民族、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贡献，这才算是事业。譬如大禹治水，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功在万代，这叫事业，真正事业的精神在这里。

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的为社会，实际却是为饭碗考虑的职业。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做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等，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连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把自己照管好就行了，不管外面的事。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则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贡献。

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会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像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去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

中国文化讲究，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立身处世、进退之间应大有分寸，绝不能顾虑到生活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每逢过年，很多家庭无论作装饰，或是附庸风雅，都会悬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格言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是很有分量的名言。

“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不是为了拿高薪，而是求学问，可以视圣贤为榜样和最高目标，并不是求圣贤的名，或者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读书不一定要做官，万一不幸出来做了官，则“为官心存君国”，既然出来做公务员，就要对老百姓负责，对社会、国家负责。

现在公务员的观念和以前官的观念，的的确确已两样，所以有时候拿现代的公务员比过去的官，大不妥当。过去一个读书人，十载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出来时还要鸣锣开道，老百姓还要回避，坐在轿子里比汽车里舒服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强等于现在县里的警察局长、监狱长，这是编制内的人。皂隶之类都不在编制内，由县令自己想办法在节余项下开支。以前一个县衙门里，编制外不过一二十人办事。像清朝康熙时代，全国官吏，上至宰相，下至地方小吏，只有一万七千人，却做了那么多事。

这个问题时至今日还是值得研究的。那个时候，考取功名出来做官的，四万万人中只有一两万人，的确是很光荣。现在当然两样了，是公务员替人服务了。但是大家还有一个毛病，习惯把公务员与官的观念始终混在一起，如果这一点真正分开了，搞清楚了，那就好办了。很遗憾，几十年下来，这一点还是没有搞清楚，以致产生了政治上、社会上的很多纠纷。

讲到这里，我们知道，古人对于该不该出来当官，所谓立身出处，是很慎重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变了，每一个考进来的，都是为自己的职业问题着想，这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即所谓杜威等人的思想，主张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应与生活、技术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础同我们完全两样，我们今天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对别人的也没有搞清楚，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今天还在考验中。

今日考进来的学生，目的是为了职业，既然为了职业，那么做医生是职业，做公务员也是职业，职业的下面，就只有价值问题，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问划不划得来。过去，我们的思想从不考虑个人待遇问题，所谓“为官心存君国”，讲好的一面，是牺牲自我。为什么要得到权位？是为了实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国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历史上许多大臣死了以后可怜得很，像秦桧害死岳飞，抄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抄到，唯有破书而已，像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的。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漫谈中国文化》《论语别裁》）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富贵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是孔子有名的话。在《论语》上是“富而可求也”，但在《史记·伯夷列传》上，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是“富贵如可求也”，还多一个“贵”字。这也是一个问题，古书上这些小问题，读书时也要注意到。我认为《论语》的记载比较对，应该没有“贵”字，因为《尚书·洪范篇》上讲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便没有“贵”字。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富贵”两字往往连起来讲，富了自然就贵，不富就不贵，富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富”字应该已经包括了“贵”字的含义。

孔子认为富是不可以去乱求的，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来，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头跑，所谓拍马屁，乃至让干什么都干。假使求不到，那么对不住，什么都不会来。“从吾所好”。孔子好的是什么？就是下面说的道德仁义。

真的富贵不可求吗？孔子这话有问题。中国人的老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小财、能节省、勤劳、肯去做，没有不富的；既懒惰，又不节省，永远富不了。大富大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但大富的确由命。

我们从生活中体会，发财有时候也很容易，但当没钱时一块钱都难，所以中国人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古人的诗说：“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在穷的时候，真的一碗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但到了饱得吃不下去的时候，每餐饭都有几处应酬，那又太容易。也就是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但命又是什么东西？这又谈到形而上去了，暂时把它先放放。

现在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去求来的，是不可以的。所以他的话中便有“可求”和“不可求”两个正反的道理，“可”与“不可”是对人生道德价值而言的。如富可以不择手段去求来，这个富就很难看，很没有道理，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话，我早去求了。但是天下事有可为，也有不可为，有的应该做，有的不应该做，这中间大有问题。如“不可求”，我认为不可以做的，则富不富没有关系。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我还是从我所好，走我自己的路。

《易经·系辞传》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人都要求这两样东西：“富与贵”。“富”，财富集中在我手里；“贵”，把我架得高高的。我们中国“富贵”这两个字用得非常之好，富了就一定贵，贵却不一定富。算命的就晓得，有些人命很好，但他是“清贵”，贵是很清的，官做得很大，一毛钱没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官，死了连棺材都没有，要靠朋友凑钱来买棺材。像宋朝的岳飞，当了大元帅，满朝文武认为岳飞家里多少会有几个钱。但是岳飞被杀抄家时，除了几本破书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清贵。

“崇高莫大乎富贵”，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富贵。譬如说一个人学问好，是说他知识上的富，这不是金钱所能买得来的，即便再有钱也是买不到的。一个人的道德高，也不是用金钱买来的。所以“富贵”两个字大家要先搞清楚。这里所谓的富贵，是广义的，不是指狭义的财富和做官，因此说最崇高伟大的是富与贵。一个人充实到某一个程度就是大富，大富当然是贵重的、值钱的，是无价之宝了。

懂得了这个道理，所以“备物致用”。具备了万物，但这并不是说我富贵了，家里什么东西都有，才叫作“备物”。备物是真正达到了大富贵，世界万物皆备于我，是本有的，因为我们本体里具备了万物，具备了万物而能够起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譬如科学家很富贵。我讲的科学家是指发明科学的科学家，不是现在的科学家、技术家。现在的科技是真正发明科学的人发明的，但是这些人都是很可怜的。像有名的艺术家，死了以后，一张画也许可以卖几千万，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说不定还是饿死的。你说他的富贵在哪里？他的价值是在死了以后，他死了后很富贵。

这也就说明，要能对百万人有利才是“备物”、才是“富贵”、才是“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才算是万物皆备于我。然后建立一样有用的东西——就像科学家发明一样于万民有利的东西一样，这就是事业。它可以使天下万代后人都得到你的利益，这也就是功德。

（选自《论语别裁》《易经系传别讲》）

会用钱比会挣钱还难

人，活着只有两件事最难办，如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佛家、道家、儒家都讲这个问题，人生两个大欲望，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男女关系。

那么人生的目标，有钱就为了饮食男女吗？这要搞清楚了。古人有一首诗，我把它改了改，不是我有意改的，改了使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世事循环望九州，前人财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世事循环望九州”，世间的事情就是轮回的，都是回转，跟圆圈一样循环的。“前人财产后人收”，前人发了财，钱财永远是你的吗？不会的，会到别人的手上去。后人有了财产你也不要高兴，更有后面人在等着接收你的。这几十年来的商业行为，由倒爷的社会开始，到现在乃至发大财的，仔细研究研究，多少人起高楼，多少人楼塌了！我看了几十年，看得太多了，不管官做得多么大，财发得多么厉害，最后都没有了。

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在哲学的道理上来讲，是“非你之所有，只属你所用”而已。从出世法的观念来讲，刚生下来的孩子，手都是握着的、抓着的。你们生过孩子的人都注意啊！如果手不那么握着是不健康的。婴儿躺在那里，两脚是不断乱蹬的，好像在拼命向前跑。这样跑啊抓呀，到什么时候放呢？殡仪馆的时候放了。

人就这样，就是不明白财富功名，连同身体、生命，都非你之所有，只属于你所用，这个原则先要把握住。懂了这个道理，就要好好安排自己的财富，考虑如何对人类做贡献。有人说他也做了贡献，搞了基金会，给很多地方也捐了钱。你是为了逃税，还是为了求名啊？如果有逃税或者求名的夹带心理，这个好事就不纯粹了，大有沽名钓誉的成分。

我常常说，大家只学西方的经济学，但很少学中国的经济学，更没有研究过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如果大家懂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就真懂得经济了。释迦牟尼佛说，财富是靠不住的，不属于你，只是给你所用，不是你所有。任何人赚的钱，第一是官府要收税，第二是有盗贼要抢你或骗你。佛经上是王贼并称的，皇帝是合法的盗贼，盗贼是不合法的皇帝，所以赚的钱先要扣掉王贼这一份；万一碰上个水灾、火灾又扣掉一份；还要花在父母儿女、六亲眷属、朋友等身上一份；再一份花在健康、疾病上，相对最后一份可以自由做主的，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我说他的经济学最高了，其实那五分之一也要自己真正用了，而且用对了，才是有效的。

依我的经验，人生永远感觉缺一个房间，身上永远感觉缺一块钱，所以一般人的欲望是不会满足的。

我常常问人，你发财为了什么？以中国文化来讲，任何一个人发了财，要注意一件事，“一家温饱千家怨”。一个人发财，或者一个公司发财，很多老百姓会怨恨的；至少是“侧目而视之”，眼睛歪着看，格老子怎么会发？这个公司发到那么大啊，我们怎么办？

发了财以后，钱究竟做什么用？一般人到中年以后，手头的钱会多些，但钱越多痛苦越大。事业很兴旺的，烦恼也是越来越多。我以前有一个身为银行家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家上代的一个故事。有个人发了财，每天晚上自己打算盘，哗啦哗啦，打到夜里。过了三更，差不多一两点钟还没睡觉，他太太陪在旁边。以前的老规矩，老爷没有睡，太太一定要陪着在旁边缝针线，等着他要茶要水。有一天，隔壁墙外面，一个穷人挨着这个高墙搭了一个棚子。两个年轻夫妇做豆腐卖，凌晨三四点就起来，两人一边有说有笑又唱歌，一边磨豆腐。这个康家的老前辈，两三点钟还没有休息，还在打算盘看账。这个太太就讲话了：“哎呀，老爷，早一点休息啦，你看我们还不如墙外面那两口子，多快乐啊！”

老前辈一听：“这样啊！我马上叫他不快乐。”这个太太吓死了：“老爷，你不要害人喔。”他说：“我不害人。”就进里头拿一块银元宝出来，叫太太：“你跟我来，跟我来，到墙边上站着。”邻居那个茅草棚搭在他家的高墙下面，他把这一块银子“咚”的一声，丢过去了。

银子一丢过去，两夫妻正在磨豆腐，听到那个声音，说什么东西啊？一看，哎哟，元宝来了！发财了！上天赐给我们，怎么办？两个人不磨豆腐了，也不唱歌了，没有声音了。三天以后，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个康老先生就告诉太太：“你看，我叫他们不快乐就不快乐。”

这个故事的意义，我想大家也差不多知道了。

很多人的经济学是书本上学来的，没有用，我的经济学是实践来的。我做过生意，赚过大钱，这还不作数，我还垮过三次，垮得光光的，当衣服吃饭。我感觉，懂了这个才懂得经济学，才懂得做生意。你光有赚钱的经验，没有垮台讨饭的经验，那你懂个啥的经济学啊！不行的。

赚钱不难，用钱比赚钱更难。有个学佛的朋友跟我说，要做功德做好事。我说你不要吹了，我现在给你港币十万，你今天晚上到香港街上做一件好事回来，我给你磕头。要做好事不容易啊！你不能到卡拉OK找个女朋友，一下送了十万，那不是好事，那十万还不够呢！还要两百万呢！

做好事，还要有福报，有福气给你碰到这个机会，你才能够做啊！花一块钱可以救人命，这才是做好事。至于上庙子去，这里送个一万，那里送个两万，到处烧香磕头，这个是骗自己嘛！这个哪是做什么好事啊？这是做生意嘛！你看老太婆到庙子里拜菩萨，三块钱买一把香、买两根香蕉，菩萨面前拜个半天，要菩萨保佑她全家平安、发财，她的儿子大学考取留学，回来要发大财……然后，烧完了香，香蕉还带回去给自己孩子吃。要求的那么多！这些人上庙子都是做好事吗？都是做生意！这个不是做好事。真做好事，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有一次，我在苏州跟许多同学一起吃饭，吃完以后，菜太多了，我还是老规矩，对他们说：“好可惜噢！你们叫那么多，太浪费，包起来带走。”有个年轻同学说：“我们在街上看见苏州的叫花子好多啊，我们送去。”我说：“今天晚上这一包剩菜你们要能送掉，我南字不姓，改姓北了。”结果他们不信，到了街上一个叫花子都没有。我说：“这些都是职业叫花子，他们早回去休息了，已经发了财去休息了，他还跟你要剩菜剩饭吗？”结果真送不掉。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有三个人在一个屋檐口睡觉，盖一条被子。这个同学高兴了，总算找到了。我说：“人家睡了，不要去叫醒，他们不会要的啦。”结果，这一位女同学不相信，去叫醒，有一个人起来拿了，说声“谢谢”又躺下去了。我说：“你走了以后，他还骂你笨蛋，这些人不是讨饭的，都是外地来打工的，你看他拉开被子起来，一身西装，他一边谢谢，一边心里想：你把我当穷人看！他不骂你才怪呢。”

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这是孟子提的一个政治大原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是政治家，所领导的就是 “土地，人民，政事”三宝，这三种是真正的宝。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重视珍惜的是珠玉奇珍的话，灾难一定会很快光临他。古今中外皆有这种事实，应验在帝王身上的很多，最著名的是明末的崇祯皇帝，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在煤山上吊的那个皇帝。实际上，他是一个好皇帝，品德也很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手撒不开，财货要抓在手里。流寇作乱，要筹饷用兵，他一直说没有钱，拼命向民间增加赋税。管理财政的大臣向他报告，不能再加税赋，老百姓已经没有能力负担了，建议他用皇室内库的钱。他还是不允许，说这是不能动用的。等他吊死在煤山以后，流寇打开内库，里面多的是黄金、白银、财宝，供给一百万部队的军用都足够。这就是“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青年人要注意一点，如果想做一番事业，应该知道“财聚人散”的道理——钞票都到你口袋里，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少了，没有“真朋友”了；“财散则人聚”，孟尝君就是这样，钞票撒得开，解决了别人的困难，自己的钱当然没有了，但是朋友多，人际关系多，有了苦难，则有朋友帮忙。

孟子虽然说的是政治原则，用之于人生，也是一样的。尽管在有形的财富方面，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然而还是有无形的财富土地，以及自己的学问、思想、人品、真理等。人生的立场站稳就有“土地”了；有了人格，就有同道的朋友，那就是“人民”；然后有了合乎道德的标准行为，就是 “政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土地、人民、政事”，这三件是大宝，如果只重钞票，当然“殃必及身”。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漫谈中国文化》《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孟子与尽心篇》）

不动心，才能干大事

昨天一个朋友来看我，说他看到我的《孟子·尽心》那篇文章，连着看了三遍，感慨很多。他说：“你的看法我很赞成，这样来讲对极啦！从前有些人讲不动心，好像是要把心压着不让它动，那是不对的。不动心是要能做到临事不动心，才是真不动心。”

事实上，到了利害关头，这个事业可做不可做，很难下决心。真正的定力，是要在这个时候能不动心，如果能够做到，那么打坐那个不动心，在佛学上讲已是小乘之道，不算什么了。要知道处世之间，危险与安乐，不动心非常难，难得很。

另外一个现象，一般而言，大家看活人的文章，不如看死人的文章来得有兴趣。这也是《易经》的道理，“人情重死而轻生，重远而轻近”，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那是必然的。曹丕在他的文章里，就提到“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两句话。譬如最近美国一个学禅的来了，他原本在美国名气就很大，但经我们把他一捧，“美国的禅宗大师来弘道啦”，中山堂便有千把人来躬逢其盛。如果要我去讲，不会有两百人来听的。要是我到外国去，那就又不同啦！所以要做事业，人情的道理大家要懂，如果这个道理不懂，就不要谈事业。

前面说过，人情多半是“重远而轻近，重古而轻今”。古人总归是好的，现在我不行，死了以后我就吃香了。像拿破仑啊、楚霸王啊，死了以后就有人崇拜。所以大家要了解人情及群众的心理。人情是什么呢？除了饮食男女之外，权力欲也是很大的，不仅是想当领袖的人才有，权力欲人人都有。男的想领导女的，女的想领导男的，外边不能领导，回家关起门来当皇帝。先生回家了对太太说：“倒杯茶来！”太太呢？“鞋子太乱了，老公请你摆一摆……”这就是权力欲，人都喜欢指挥人，要想人没有权力欲，那就要学佛家啦！到了佛家“无我”的境界就差不多了。

一个人只要有“我”，便都想指挥人，都想控制人，只要“我”在，就希望你听我的。这个里边就要称量称量你的“我”有多大，盖不盖得住？如果你的“我”像小蛋糕一样大，那趁早算啦！盖不住的！这个道理就很妙了。所以权力欲要控制，不仅当领袖的人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欲，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欲。因为人有“我”的观念，“我”的喜恶，所以有这个潜意识的权力欲。权力欲的倾向，就是喜欢大家“听我的意见”“我的衣服漂亮不漂亮？”“哎哟！你的衣服真好、真合身。”这就是权力欲，希望你恭维我一下。要想没有这一种心理，非到达佛家“无我”的境界不行。

佛家的话——“欲除烦恼须无我”，要到无我的境界，才没有烦恼；“各有前因莫羡人”，那是一种出世的思想。真正想做一番治世、入世的事业，没有出世的修养，便不能产生入世的功业。历史上真正成功的人很少，多数是失败的。做事业的人若真想成功，千万要有出世的精神。所以说，“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前因莫羡人”。人到了这个境界，或许可以说权力欲比较淡。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

成败都经过，才能有大成就

昨天有位山东老朋友跟我讲笑话，谈到山东的孔孟文化，他说一个人要把好事、坏事全弄懂了，才能够通达。这话不错。做人就是要通达，通达人性、通达人情，才能够谈学问、谈治事。

人生的道理，太得意的时候碰到一点倒霉挫折，如果你懂得《易经》，反而应该是好运气。假设一个人永远在好运中，这个人就完了，他永远没有大的出息。所以小小地惩罚他，便不会做大的坏事，这反而是小人的福气。一个人没有倒过霉，便永远没有出息。

一个领导人，像有些帝王，把自己最心爱的大臣一下子革职，不让他干了，或者把宰相一下子派去当县长，或者当乡、镇长，就是这个道理。这些都是高明的帝王，希望部下将来能有更大的担待。这就是“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的道理。

孔子怎么悟到这个道理的呢？断了脚趾学个乖，是孔夫子的因果观。他看到了噬嗑卦初九爻的爻辞，这个爻辞是“屦校、灭趾、无咎”，孔子说“此之谓也”，这一爻就是这个道理。

“屦校”就是我们过去穿的木拖板。中国古人不穿鞋子，是穿木屐的。木屐外面加个边就叫“屦校”，“灭趾”是穿着木屐走路，脚歪了一下，把脚指头碰伤、碰断的意思。

卜到这一卦，要去做生意会倒霉、会赔本。不过没有关系，伤一个小脚指头而已。虽然有些不顺，但还是小灾。噬嗑卦一路都是凶卦。初九爻是无咎，没有毛病，但人已经伤了，脚指头也断了，怎么还说是无咎呢？无咎不算是很坏的运气，还算是不错的。

由此，孔子悟到了人生的道理，虽然指头伤了，但这是小伤呀！不然这个人走路永远不注意、不小心。如果跌倒，或者中风了，变成半身不遂，那麻烦就大啦，就更糟啦！所以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孔子解释这一卦初九爻的爻辞，所引申出来的人生哲理。

为什么身心困顿痛苦的人成就会大呢？《孟子》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因为是“孤臣”，是“孽子”。像舜的一生，他在生命的路途上，一开始受到的困难坎坷，就是“孤臣孽子”的心情，所以他对一切事情“其操心也危”。

“危”字有双重意义，一是危险之危，就是看每件事情都隐伏危机，不像没有吃过苦的人那样，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另一个意思是，危者正也，居心纯正，随时怕自己犯错误，如临深履薄，不敢乱来。“其虑患也深”，所考虑的问题，所顾虑的后果，都非常深刻、深远，使反对的人没有意见。因此比一个在顺心环境中成长的人，看得更为深远通达，所以后人有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名言。

孟子说“人恒过”，这三个字，一般解释是“人常常容易犯错误”，不过和上面的文义连贯起来，可以做另一种解释：“人往往容易做过分的事。”过分当然也是一种过错，就是说人在优裕的环境中，优裕了还想更优裕。

上天给人类吃许多苦，目的在于使他改过自新；在人生的路程上，吃尽了苦头的人，就知道不可以做过分的事。“困于心，衡于虑”，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人不能如意，在心理上处于痛苦、烦恼之中，逼着他去考虑，用思想去衡量，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运用智慧去克服困难，选择最适当、最合道德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冒昧、莽撞，才会谨慎而行。

年轻人每说“拿破仑的字典中无难字”，我们的古谚说“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难”，人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中都经历过了，才能成功。一切都计较好了，认为考虑周到了，可以成功，这还不够，还要做退一步想，在万无一失中，如果有个万一的意料之外的差错发生，又当如何？有了事先的准备，才勉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第五章　人生的真相

人生难如意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一个哲学上的疑问：“我是怎样生出来的？”我们小时候问爸爸妈妈，妈妈告诉我们人是从腋下生出来的，我们还感到奇怪。现在教育普及了，都知道怎样生人，但那只是生理上的解说。

生人真有那么简单吗？照生理医学上说是很简单，但哲学上对于医学界的解说并不满意。医学并没有解决问题。即使是照医学上的解说，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外婆生的，外婆是外外婆生的，推溯上去，最初最初的那个人怎么来的？还是个问题。人的生命究竟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究竟怎么死的，为什么要死掉？以哲学的眼光来看人生，宇宙是玩弄人的，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可做这一面的解释。天地简直在玩弄万物，既然把人生下来，又为什么要让他死掉？这是多遗憾的事！

讲到遗憾，又想到哲学上的另一个问题。以东方哲学来说，《易经》看这个世界，始终都是在变化中，而它的变化始终是不圆满的。《易经》从“乾”“坤”两卦开始，最后一卦是“未济”。“未济”也可以说是没有结论的。以《易经》来看世界，任何事都没有结束。人生有结论吗？我们也讨论过“盖棺论定”并不是结论，人死了没有结论。宇宙、历史有没有结论？据科学、宗教、哲学所了解的，宇宙最后还是会毁坏，毁坏了又会新生，也是没有结论。所以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人生，而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永远是缺憾的。

人这一辈子，就三句话——莫名其妙地生来，无可奈何地活着，不知所以然地死掉。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常常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说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幸福，可见都活得不快乐、不幸福。死了不甘愿，活着很痛苦，就这么活着。最后死的时候，不知所以然地走掉了，如此而已。

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假使讲文学与哲学合流的境界，中国人有两句名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的事情，十件事常常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还无法向人诉苦，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无法讲，这都是人生体验来的。又有两句：“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这也代表个人，十件事九件都失意，一百个人当中，还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知己。

想着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书——《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孔子深通这个道理，所以他“毋必”，就是能适变、能应变。

一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上，都想自己名声好、成就高，一路春风得意，但那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有道的人，处在这个社会常有很多的委屈、侮辱、痛苦，没有办法向人诉苦，只有自己挑起来。所以不必求人安慰，因为他安慰你的话毫不相干，我吃了苦，很苦，他说吃点糖就好了，他也不晓得你苦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人生。尤其处理大事，更是如此，所以我现在发现，历史上受冤枉的人很多啦！现在以我的经验再来看历史，有些人盖棺还论定不了，死后把冤枉、痛苦带进棺材的人太多，所以历史太难懂了。

中国人有句俗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还不透彻，一针见血的讲法，应该说人人有本难念的经。

我也常常提到杭州城隍山城隍庙门口的一副对联。小时候读书看了很有趣，记了下来。后来从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看自己、看别人，深深地了解了这副对联，其包括了佛家、儒家、道家的人生哲学。对联上联描写夫妇关系：夫妇本是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夫妻不一定是好因缘，有的吵闹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下联说的是儿女问题：儿女原是宿债，欠债、还债，有债方来。有债务关系，才有父母儿女。

所以，人生由男女感情结为夫妇，然后生儿女，美其名曰天伦之乐。其实从人生深一层的体会来看，没有乐，只有苦，不过人都是喜欢苦中作乐罢了。城隍庙的这副对联，将整个人生因缘道理，差不多都概括在内了。

我们学佛的人看人生，从因缘的方面来看，比一般人要看得深刻。以佛学的观点看人生，真正的好姻缘、善缘，不管有没有结为夫妇组织家庭，大都不超过五年、十年的。例如，有些小说，像《红楼梦》《西厢记》，乃至西方名著《茶花女》等，大家看了，觉得男女间的你侬我侬非常可爱，令人欣羡。但是你不能加以科学分析，一分析他们所谓的浓情蜜意，其时间的持续也不过几年的美景而已。

因为它是短暂的、片段的，所以就觉得很美、很有味道。人人都希望维持这种诗情画意般的感情几十年，甚至永远。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佛经上称我们这个世界为娑婆世界。“娑婆”两个字的中译就是堪忍。这个世界缺点很多，没有一个人生是圆满的。幸福的家庭很快地就散了、破碎了。失望和痛苦忍不了，还是要忍，还是要接受。

中国还有句古话——“造物忌才”，是从佛经中演绎出来的。造物代表天地，就是说人生的命运不圆满，上天对人才是妒忌的，不愿意他圆满。中国人喜欢算命，提到算命，我偶尔也教同学们学学，但不赞成他们真的去算，因为这是靠不住的。

算命有它深奥的哲学道理，这里暂时不谈了。至于它所推演的内容，统括而言，不过是妻、财、子、禄四样东西。对女性讲就是夫、财、子、禄。这辈子家庭、丈夫好不好？有没有钱？将来成家儿女如何？生活有无问题？前途功名怎样？然而就算命的原则来说，这一切，只用一个“才”字就可以简单概括了。“才”字代表钱财、文才，乃至人长得漂不漂亮的人才，都包含在内。

有人算命回来问我：“老师啊！算命的说我有财，结果我没有什么钱。”我说：“你怎么没钱？你今年结婚讨太太，太太就是财产，大财产进门啦！”结婚就要花钱嘛，是有钱你花掉了。所以算命的拿才讲一个人命中有财，可是人长得漂亮，已把财占去；或者读书人学问好，抵消了财就穷了。要是又聪明又漂亮又有钱，天底下的好事给你一个人占尽了，人家占什么啊？这个世界公平得很，占了这样就缺少那样，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缘的道理，不一定圆满。

小时候我家有个庙子，是从宋朝时期传下来的家庙，历来出过很多高僧。我父亲告诉我，其中有位高僧的对子很好：“得一日粮斋，且过一日。”有几天缘分，便住几天。就是说做天和尚撞天钟，和尚去了庙子空的洒脱境界。人生有如此解脱的心境，那么对自己一辈子的因缘遭遇便能处理得非常美满了。

（选自《论语别裁》《人生的起点和终站》《列子臆说》《谈缘》）

天下无如吃饭难

我常常跟同学们讲，我父亲是遗腹子，我父亲出生时，我的祖父已经去世了，他自己读书、学问也蛮好，后来做生意，靠自己站起来操持这个家庭。他告诉我的一副对子——“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一个人有钱、有地位像一条龙，非常自由，游尽五湖四海，这是富贵的重要；“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一个人穷了像老虎一样，亲戚朋友看到都害怕，认为是来揩油的。

所以我父亲常常告诉我：“孩子啊！小心节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啊！”一块钱会逼死你，最难是一块钱。所以我常常引用古人的诗，“美人卖笑千金易”，现在老板有了钱，到外面乱来，撒手千金万金，多容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一个了不起的人才，穷途末路，饭都没得吃。这些都是我从小受的教育，深知这个道理。

《列子》中讲到，齐国有一个人，穷得不得了，在城市中讨饭。齐国的国都在山东临淄，都市里的人讨厌这家伙，来得次数太多了，没有人给他。他讨饭都讨不到，就到田家后院马厩去。古人养马，尤其大户人家，那马多得很啊，几十匹、几百匹马，马厩里有专人管的。这个人到了田家马厩，找兽医做一点事情，得到一点饭吃。

大家看到，笑这个讨饭的，因为古人很看不起医生，中国古代把医跟画符念咒、跳神的巫连在一起，叫巫医。中国上古时期，凡是懂医的人，一定会画符念咒，会装神弄鬼，所以上古时期对医这个方技非常看不起。到了民国初年，我小的时候，还有些医生门口挂一个“儒医”的牌子，代表这个医生不是普通的医生，是读书人。以前学医是学的专门技术，除了医术，其他学问不懂，所以那些名医、儒医就很难得。这个乞儿被大家耻笑：讨饭都讨不到，只得从马医那里讨饭吃，真不嫌丢脸。

这就是讨饭的哲学，讲出来世界上的人都是讨饭的。我常说大家读出来博士干什么？给那些“不是”用的。什么都不是的人，只要有钱，开公司行号，开大工厂，叫你这个博士专家来，高薪给你，干不干？你一定干。你做得不好，开除，另请专家。所以我劝大家要做“不是”，那是最高的，只要有办法，你站得起来，无论什么学问专才都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你看这是什么力量？哪个力量最大？所以天下人都是乞儿，哪个人不在讨饭？大学毕业，拿高薪，不过是高级讨饭，还不是靠别人发薪水给你吗？你有办法，你发薪水给别人，对不对？

天下最耻辱的是向人家讨饭吃，如果自己都不脸红的话。马医以自己的本事做一点事，换一口饭吃，又有什么耻辱？这是天经地义嘛！换句话说，我以劳力换来的。

这个哲学道理很高明，我们要认清楚，不要傲慢。年轻的同学本事再大，还是非去讨饭不可，如果人家不用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除非你用你自己。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列子臆说》）

改变命运要靠自己

我曾同你们一样，也年轻过的。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多少岁，我讲二十九。我二十一岁已经出来做事，别人一问我，我已经四十五了，而且胡子还留起来。现在啊，天天刮，恨不得一天刮七八次才好呢！越年轻的时候越想装老，喜欢看相算命；给我看相算命的人很多啊，我那个时候也觉得自己前途无量，后途无穷的。有些朋友说：“你将来到了走眼运如何，到了中年四十几走鼻运又如何？哎哟，我说这样好了，我把鼻子当给你，就少当一点钱，到鼻子的鼻运，我不要了，统统给你了。”

看相算命靠不住的啊！大丈夫能造命，不要听这一套！年轻人中有很多搞这些的，我一辈子玩这些，自己也学，学完了都不看，什么相啊、命啊，人不可以貌相，你不要相信，没有这回事。尤其是女孩子们，找先生，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套，相信这一套，不知道多少人上当。

《诗经·大雅·文王》里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是千古流传、符合天命的真理名言。这两句话，只有八个字，但这是中国文化本有的精神，包括宗教、哲学以及人生生命价值的因果观，同时更是破除千古迷信的宿命论的重点。

什么叫“永言”？永久千古不能变动的名言，万古长新，永恒的。“永言配命”，配合一般人对命运宿命的观点。一般人认为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做主，如上帝、佛、菩萨、阎王等，以为命运有鬼神做主。上古文化，老祖宗告诉我们是“无主宰”的，配合大家了解一切生命、天下、国家的大势命运是“无主宰、非自然”的唯心所造。

现在一般性宗教，大家都是在向神明行贿，好像菩萨、上帝也都在贪污一样，而且善男信女们行贿还不花本钱，只要跪到那里磕两个头，散会了哭一场，菩萨、上帝就会保佑你。这个主意完全错了！

《易经》讲“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唯有自己先站起来，自己帮助自己，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自佑，自己保佑自己，唯有这样，才能得到他力。“自天佑之”这个天，就代表他力给你的感应。来自他力的一切，就叫感应；有感就有应，所以自己能够自力站起来，“自天佑之”，那么上天才能感应你。

自己如果站不起来，你躺在地上我扶你一把，会走路啦！如果我放了手，你又躺下去，下一次我再也不干了！只好让你永远躺在地上。所以人要能自助才能天助，能够自立自强的人，才能大吉大利。由此，《易经》告诉我们：人生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任何一种外力都是靠不住的。

因此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是靠他力，不是靠菩萨、上帝，是靠自己“自求多福”，这是破除一切迷信的真言。人，只要努力，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你感觉这个社会对你不适合，哪个朋友与你处不好，都是自己的原因。所以先反求诸己、反省自己，不要怨社会、怨朋友，要严格检讨自己，找出原因，这就是“自求多福”。

（选自《庄子諵譁》《孟子与公孙丑》《易经系传别讲》）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易经·系辞传》中说：“吉凶者，贞胜者也。”

这里有个原则，不需要迷信，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道理，认为天地间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好坏事都在于人为，人在于心，所谓“贞胜者也”。贞的意思就是正，心正坏事也不坏了，心不正好事也不会好。

讲到这里，想到当年有位朋友，一表人才，相貌堂堂，才华出众，样样都好，就是太风流潇洒了。算命看相，都认为他会官至极品，命相都是第一流的，因此他也很自负。不过后来太过于风流潇洒，得了性病，甚至连眉毛也生疮烂掉了，变成了无眉的人。还有什么相？都破坏了，只好上山去了，最后不知所终。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们过去一班同学谈起这位老兄，都非常怀念，也非常惋惜。他的才华真高、真好，但结果是这样。

古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道理，不是什么菩萨、上帝在保佑你，也不是命中规定了不能变的。我们从小必读的课外读物——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中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祸福没有一个是命运规定不变的，就是看人自己的作为了。这个道理大家千万要注意。

生命中有一分不可知的奥秘，人人都想知道它，你只要在这方面指点他几句，他非上当不可。所以古代的帝王特别迷信，年号经常改，甚至有当了二十年皇帝，改了十几个年号的都有。这等于我们当年起名字，我本身就有七八个名字，年轻时很喜欢改名字，有本名、有小名、有谱名（家谱里边的名字），现在还保留了好几个，然后有号、有字、有别名，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就是为了“贞胜”。但“贞胜”不是迷信，因为宇宙之道是“贞观者也”。

《易经·系辞传》又讲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也就是“道”“佛”的境界，是清净空寂，如如不动的。“感而遂通”这句话是说，只要你一动，他那边就有感应，一种力量的作用就出来了。

“不召而自来”，人生的祸福善恶之间，没有另外一个做主的，就是所谓的“无主宰”。祸与福是没有主宰的，也不是神祇。不是说吃了供养的猪头他就保佑你，没有供养的话，鬼就找你，那是空话。“祸福无门”，鬼神也做不了你的主，菩萨、上帝都做不了你的主，只有人自己的心念，所谓“惟人自召”，是你自己召的。所以我们人生一切的遭遇，严格地反省下来，痛苦、幸福、烦恼等，都是自己召来的。天道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讲到宗教哲学，往往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宗教是讲是非善恶的，但是有人一辈子是好人，做好事，却遭遇的打击最多，痛苦也最大，连写《史记》的司马迁也曾有如此的怀疑。司马迁替李陵说公道话，反而受了重刑，痛苦一生。他在《伯夷叔齐列传》中说：所谓天道是真的吗？假的吗？我就不清楚了。社会上有许多好人一辈子痛苦，而那些坏蛋的生活却舒服得很，样样好，人越坏生活越好。

对于宗教，几乎所有人都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确实很难解答。不过《金刚经》中曾解答说：假如这个人一生都做坏事，而一生还过得那么好，是因为前生福报尚未享完，前生的利息尚未用完；等到利息都用光了，本钱也收回了，下一生就会受恶报。不过，下一生又看不见！那很简单，一个人前生欠的账没有还完，所以今生倒霉受苦，先把账偿还，下一生就好了。

或有人说，这只能听听而已，前生及来生也都看不见嘛！关于这个疑问，只要从现实这一生去研究就会明白，“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老子讲“此两者或利或害”，很难定论，因为自己严格反省下来，就会发现遭到最大的打击就是最大的福报，如果没有招到最大的打击的话，大概命也不保了。当然人活着并不一定就好啊！活得太长久也很难过，虽然一般人认为长寿也是福气。

由这许多道理看来，才会懂得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意义。它没有道理，没有主宰，没有标准，可是又有一个大原则、一个标准。这个道理，在任何宗教哲学上都是最深刻的一个道理。简单一句话说明，就是因果律，自己造的因，自己自然得这个果，谁都逃脱不了。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老子他说》）

力和命是两种东西

关于人是否相信命运，也是个大问题。我们晓得很多人一提到命运，就认为是迷信，可是那些说命运是迷信的人，最为迷信。你告诉他，像你这样头脑那么清楚，那命运对你真没有办法。“嗯！差不多！”他已经中毒了。所以世界上最迷信的人是什么人啊？知识分子。越是讲这样迷信、那样迷信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大家仔细观察那个心理就知道。

《列子》中有一篇《力命》，讲人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命运，另一件是力，代表了权力、势力。“力命”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尤其这个“力”字，这就看出来中国文化是跟印度佛学文化相吻合的东方文化了，佛学后来将命运翻译为“业力”。

“命”，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个代表性名词。这是一个代号，抽象的，并不是说你生下来的八字就固定了一生，而是说，命是前生的业力带来的。研究唯识就了解，所谓种子生现行，就是命运的道理。命运可不可以转变呢？可以转变，我们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唯心，心的转变就可以转变命运。但是这个转变非常困难，要莫大的善行功德才能够转变得了。

我经常说，我们大学里开哲学系、哲学研究所，只能说是学哲学的，没有出一个哲学家；等于你们都学过科学，并不是科学家，大家只是学一些科学、哲学的常识罢了。真正的大哲学家在什么地方？像我们看到乡下的老太太，真像大哲学家。据我所知，有人一个大字不认识，一辈子就守着一间破房子。你们大家心烦了还去看一场电影、到街上喝杯咖啡，她们也不知道咖啡是什么东西啊！她们一辈子就是在夕阳西下时，弄一条破板凳放在门口，看看田地上的草啦、看看下雨啦、看那个乌鸦回窝啦、看那个鸡咕咕叫啦、夜盲鸡找不到鸡窝啦……那比你们看电影、跳舞快乐多了。

问这些老太太：“为什么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啊？”“哎呀！我命不好，这都是命啊！”她们很安详，人生再痛苦她们也没有什么烦恼，那是自己的命。“老太太，你这个孩子不对啦、不好啦！”“哎呀！命，我的命。”她们绝不自杀，你看她们有多好的哲学修养。倒是我们许多学了哲学的人，还有跳楼自杀的，再不然去跳海的，哲学都没学通，还不如乡下人。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西南边疆一带，那个山里头多穷苦啊！那真是“古道西风瘦马”。至于什么叫作“小桥流水人家”，哪里看到桥，哪里看到水啊！什么都没有，都是 “荒郊野岭人家”，可是那些住在小茅棚的人也过了一辈子。我经常骑马到那个地方，觉得骑在马上那个威风实在没有意思，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地方修个茅棚住一生多好！可是我这一生到现在还做不到，这也是命，这就是命的道理。

力跟命是两种东西，力是个现实力量。譬如有名的《唐诗三百首》，里面有李商隐写诸葛亮的两句诗：“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管乐有才原不忝”，赞叹诸葛亮同管仲、乐毅一样。诸葛亮平生自比历史名人管仲、乐毅，诗人说这个不是假的。但是诸葛亮也没有大成功啊！帮了那个刘老板，占了四川一角，过了一二十年就完了。“关张无命欲何如？”关公、张飞没有封王之命，不过如此，这就是命。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这首诗是李商隐讲自己的，“中路因循我所长”，这是他的长处，事情做一半就算了，看看觉得后面没有什么结果，就算了。我的个性有点像他，所以经常引用他的诗。“古来才命两相妨”，有学问、有本事、有才能，但是没有这个命有什么办法呢？有人又没有学问、又没有本事、又没有能力，但是他有这个命。这两句是唐诗里的名言，是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所以我经常告诉青年同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不通诗词，很多哲学的宝贝东西都错失了。

“劝君莫强安蛇足”，他说人生有时只需把握一点现实，得过且过，今天好就是了，明天就不需要考虑了。已经画好一条蛇，你再添个脚就不是蛇了。如果你自作聪明，在那个现实世界里添一点，“一盏芳醪不得尝”，分明一杯很美的酒，已经吃到嘴边，你想给它加一点点东西，完了！这一杯酒也喝不成了。这就是道家的思想，也是诗人的境界，也是中国的一种哲学思想。

（选自《列子臆说》）

无德而富贵，是人生最不幸的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易经》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这是鼎卦九四爻的爻辞。鼎折足是断了一只脚的鼎。“鼎”字原来是个图案，现在写成方块“鼎”字了。古代的鼎是家庭用的饭锅，唐代以前的大家族就是用鼎来煮饭的，《滕王阁序》中便有“钟鸣鼎食之家”的话。

这一爻的意思是说这个鼎断了一只脚，一锅热饭翻出来了，一翻翻到脸上，难看极了，饭也倒在地上，吃不成了。如果你卜卦卜到这一爻，做生意，做事，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虽然不致坐牢，但可能会变成过街老鼠！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德薄而位尊”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的道德与学问不够，但位置很高。等于做生意，找个笨蛋来当总经理，尤其现在的人做生意，叫自己的太太当董事长，支票由太太签名，出了事太太去坐牢。太太们又不懂“德薄而位尊”的道理，自己分明是在家里做饭的人，现在却挂上了董事长名衔，当然非倒霉不可。

“知小而谋大”，自己又没有智慧，做官想越大越好，生意赚钱越多越好，或者想买个小岛当国王，自己智慧又不够，计划倒是大得很，人小鬼大。

“力小而任重”，五斤放在肩膀上还背不动，坐飞机连手提行李还要用轮子拖，却自以为千斤大力士，那不是吹牛吗？

有一次跟何敬公和一些教授去日本，偏偏碰到日本的火车出轨，大家只好下火车步行。距离住宿处比台北后火车站经过天桥到前站还要远一倍。大家说怎么办？我说走呀，但找不到红帽子提行李，我说自己拿嘛！大家都发愁怎么拿得动，我说：“我有两个皮箱，再给我一个、三个。你们两个人抬一个总可以吧？”他们说：“看你穿着长袍，个子那么小，怎么能拿动三个大皮箱？”我说：“试试看，我好多年已经没有练过啦。”

于是肩上扛一个，两手提两个，走了一段，我心里有数，外面看似若无其事，里边已经满身大汗了。大家看了说：“原来你真有武功呀！”我说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他们说：“那是怎么回事？你还那么从容！”我说：“你们说我是学佛的嘛！如果我不表示一点从容，那佛学到哪里去了？”其实我都累得快没命了，里边衣服也都湿透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走到半路，我已经快顶不住了，两个人抬一个箱子的，还在半路歇了两三次，我早就到了目的地。他们说：“你一定有功夫。”我说：“什么功夫也没有，我要是跟你们一样，歇歇走走，一个也拿不起来了。”

这是真话，那时候我就是“力小任重”，差点出了洋相，所以人不要不自量力。自己力量不够，偏要挑一个大责任，等于太太们当了董事长一样，以为生意好做，最后当了代罪的羔羊。

由此我们知道，有三个基本的错误是不能犯的：一个是“德薄而位尊”，道德、学问都不行，大家来恭维你，尤是出家人，小小的年纪出了家，人家看到你便拜，那真是可怕得很！你以为头发刮了就得道了吗？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两个是“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如果犯了这三大戒，“鲜不及矣”，一定倒大霉，很少有例外的。所以孔子说“覆公 ”，一锅饭倒了吃不成了，还把自己弄得满身起泡。

这个现象就是“不胜其任也”。自己要有自知之明，我能不能挑动这副担子，负不负得起这个责任，自己先要称量一下自己。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还有一句话：“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人生没有建立自己的品德行为，而得了富贵，这是最不幸的。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过年的时候，门口贴的对子“五福临门”是哪五福呢？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里面没有“贵”哦！官做得大，不一定算是有福哦！五福里头有“富”；中国话“富贵”常连在一起，富了就贵了。“贫贱”连在一起，穷了地位就低了。这里告诉你，无德而富贵，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人生的四种障碍，四种惧怕

杨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故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列子》

道家的杨朱说，人生有四件事情使我们不得休息，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这是人生的四大障碍。

第一，人想长寿。正统的道家——老、庄、列子等，并不主张延长寿命，但也不反对你活得长，要听其自然。可是人不懂这个道理，为了活得长久，非常辛苦。

第二，为了虚名。杨朱专门分析过名是假的，不要受它的骗。

第三，为了地位。

第四，为了钱。这个“货”是代表物质享受。

人要集齐了这四种障碍，就又怕人，又怕鬼，又怕权威，又怕法律，因此“可杀可活，制命在外”，自己活着的生命不得真正的自由，操纵在别人手里，人家要杀就杀，要你活你就活。尤其帝王时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管你学文学武，卖给皇帝，考取了官位，升官发财，然后就是控制你的一切，富贵功名，要杀要活，都在一人之手，帝王的话就是法律。

现在是自由民主时代，可杀可活则在资本家手里，或是独裁统治者手里，我们的生命仍是由别人控制，自己没有办法。你说推开集权、民主来讲，完全自由的社会，生命有没有操纵在自己手里？没有，是操纵在物质手里，你没有钱就活不下去，还是“制命在外”，除非你功夫修养到不吃饭、不睡觉也不穿衣服，随时两腿一盘涅个槃就可以走了也行！否则就不行。

他下面说“不逆命，何羨寿？”人不要违背自己的生命，该活多久就多久，也不要去自杀，如果叫我们明天就死，也不要留恋，留恋这个世界只有痛苦，因而对于寿命的长短就没有什么介意了。“不矜贵，何羡名？”不贪图贵，也就不介意有名无名。“不要势，何羡位？”我们不要权势，不把它当一回事，对于人生有没有地位便不会羡慕。“不贪富，何羡货？”不图发财，所以对物质、钞票也没有什么羡慕。能够做到这四样都不贪图的话，才是真正顺应自然的人生。

“天下无对，制命在内”，生命能够这样，天下就没有相对抗的，自己独立而不移，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自己的生命自己做得了主，不靠别人，这叫作真正的自由主义。这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同，也可以说比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更彻底、更尊重自己的生命。

“故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婚就是结婚，宦就是做官，这是中国上古乡下人的老话。一个人既不结婚又不求职务，则感情和欲望的苦恼就减少了一半。

在痛苦中成长

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非常反对孟子，他认为除了孔子，孟子哪里够得上做圣人啊！下令把孔庙里面孟子的牌位拿掉。所以，朱元璋做皇帝时，有好几年圣庙里面是没有孟子的。

皇帝这个位子坐久了，他开始喜欢读书。有一天晚上，再拿《孟子》读，读到这一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一拍桌子：“嘿！孟子真是圣人，我对不起他，赶快，恢复！”把孟子又变成圣人了。因为《孟子》这一段，好像讲到了他一辈子的痛苦经过。

有段历史的记载，不是正史上的。朱元璋和马皇后在宫廷里讲笑话，高兴之下，他就拍马皇后的大腿：“哎呀，想不到当年我们两个没有饭吃，出来当兵讨饭，哪里晓得做了皇帝！”

马皇后这个人是千古以来最好的皇后，很有修养。朱元璋一拍大腿就出去了，旁边有两个太监。马皇后就说：“皇上马上要回来了，你们赶快，一个装哑巴，一个装聋子，不然你们就没有命了。”两个太监一听皇后这样吩咐，就懂了。

等一下朱元璋回来了，很生气，他想起刚才跟马皇后讲的话，还随便拍了一下大腿，让两个太监给看见了，没有威仪、没有威风了。回来就瞪起眼睛要杀人，问两个太监：“我刚才跟皇后讲的话你们听到了吗？”两个太监都不说话。马皇后讲了：“皇上你去吧，去吧，没有事，这个是哑巴，这个是聋子，跟在旁边一辈子听不到的，你管他们干什么，赶快去办公吧！”这样两条命就救下来了。

这个故事讲到“饿其体肤”。“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怎么讲？没有饭吃，身体饿得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受这种苦。

最严重的是“行拂乱其所为”，你的理想达不到，任何事情都做不到，会倒霉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上天会那么折磨你？你的命运为什么那么苦呢？这就是上天成全你、教育你。教育你什么？“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你心里所想的达不到目的，任何事都不成功，在这个时候“动心忍性”，能够忍得下来，平得下来，就是修养的真功夫了。

因此“曾益其所不能”，由忍性的修养开始，然后又在那些痛苦磨炼当中才懂，才能做一件大事业，成就大事。

孟子在这篇文里还讲道“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一个人学问的成功也好，事业的成功也好，做生意的成功也好，必须带一点病态，必须带一点不如意，总有要一些缺陷，才能够促使他努力。所以，朱元璋读到这里就拍桌子了：“哈！真是圣人！”

然后，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不只是讲做人哦，一个公司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件事业也好，不经过挫折，你做领导的，成功不算成功的。孟子的这个结论，“人恒过，然后能改”，七个字，人经常犯错，犯了过错肯反省检讨自己，然后能改。没有给你痛苦的打击，犯了错，你不会反省，不会改过的。

所以，人不怕犯错误，大丈夫犯了错误挺身而出，改过来，然后能够“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心里感受痛苦压迫，“衡于虑”，然后才晓得冷静地衡量、考虑，“而后作”，再起来，能够做伟大的事业，做一个人。

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如果无“法家”，法治便不上轨道。无“拂士”，是没有人讲难听、批评你的话。一个领导人，没有人给你讲不同的意见的话，就危险了；讲话批评或纠正领导人的，叫作“拂士”。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没有“法家”是不行的。“法家”除了懂得司法以外，另外一个法家是什么？像诸葛亮，是刘备的法家，给他出主意的，有方法的，所以也叫“法家”。我们有会写字的人，譬如写给朋友，某某法家正之，就是这两个字。意思是，你的字比我写得好，请你纠正我。这个法家，不是司法的法了，指内行人，善于用智慧。

然后，孟子还讲了两个原则。于个人、社会、团体、国家来说，都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列子》中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

一个人随时有忧患意识就有前途。如果忘记了忧患而傲慢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这个人非失败不可。越觉得自己不够的人，越是会成功的，所以忧患就是最后成功的条件。

青年人每天都在烦恼，前途无“亮”，怎么办？就烦啊！因为烦就晓得努力啊！就要去找这一个亮光，当然有希望。假使人生没有忧患，不去找这一点亮光，就完了，所以“忧者所以为昌也”。

“喜者所以为亡也”，自己认为一切很满意了，高兴了，这是灭亡的一个先兆。所以一个人很得志，自己认为了不起，那当然是灭亡，那不必问了。如同西方基督教中所说的“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使你疯狂”，这也是真理啊！要毁灭一个人就使他先疯狂。中国文化中只讲一句儒家的道理——“天将厚其福而报之”，也就是因果的道理。所以世界上有些坏人比一般人发财，运气更好，因为上天要使他报应快一点，所以多给他一点福报，故意给他增加很好的机会，使他昏了头。他把福报享完了，报应就快了，就是这个道理。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列子臆说》）

毕竟输赢下不完

一个学政治哲学的同学问我，人类究竟怎么样达到理想的世界？其实我们永远达不到。理想世界就是理想世界，假定人类达到了这个世界，就是人类毁灭的时候了。你不要看人类乱七八糟的，战争啊，你争我夺的，人类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在矛盾、乱七八糟中活得很有趣；如果一切变得安详了，人活着的意义就没有了，就不想活下去了。

这个道理就是《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叫未济卦。人类的历史、宇宙的现象、人类理想的世界、政治的哲学都是没有结论的，所以永远是未济，永远没有结论，永远演变下去，这是哲学的道理。

我们看看历史，看看人生，一切事物都是无穷无尽，相生相克，没有了结之时。

明末崇祯年间，有个人画了一幅画，上面立着一棵松树，松树下面有一块大石，大石之上，摆着一个棋盘，棋盘上面有几颗疏疏落落的棋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意境深远。后来有个人拿着这幅画来请当时的高僧苍雪大师题字。苍雪大师一看，马上提起笔来写道：

“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山松子落棋盘。

神仙更有神仙著，毕竟输赢下不完。”

这一首诗，以一个方外之人超然的心境，将所有人生哲学、历史哲学，一切的生命现象，都包括了。人生如同一局残棋，你争我夺，一来一往。就算是传说中的神仙，也有他们的执着，也有他们一个比一个的高明之处。这样一代一代，世世相传，“输赢”二字永远也没有定论的时候。

庄子也说：“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庄子告诉我们天地间的道理，永远无穷尽。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佛学中唯识学所讲的“流注生，流注住，流注灭”。研究唯识的道理，宇宙间的生命，连我们的思想文化也是一样，像一股流水，永远在流；我们看到这股流水在流，好像它永远无穷尽。黄河之水天上来，永远无穷无尽，大洋里头的海水永远无穷无尽。

其实不然！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那个流水的浪头时，那个水分子已经过去了，它永远不再回转回来，永远地过去了。所以在《论语》中，孔子也指示了这个道理。孔子在川上看流水，他告诉学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说你们看这个时间不断地过去，就像流水一样，永远地过去了，所以过去的不必回头。

年轻人听了不要说这样很消极，不是的，是叫你不要留恋在今天，要不断地前进。留恋今天，今天已经过去了。“不舍昼夜”，也就是“苟日新，日日新”，不断地前进，就是无竟的道理。无穷无尽，但不是灰心。因为无穷无尽，无量无边，所以修道、学佛的境界是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扩展，不断地伟大，不断地成就。

（选自《列子臆说》《老子他说》《庄子諵譁》）

清福比洪福还难享

中文有一句俗语“随遇而安”，安与住一样，但人不能做到随遇而安，因为人不满足自己、不满足现实，永远不满足，永远在追求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理由可以讲很多，追求事业，甚至有些同学说人生是为了追求人生，学哲学的人说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说真理卖多少钱一斤？他说讲不出来价钱。真理也是个空洞的名词，你说人生有什么价值？这个都是人为的借口，所以在人生中，“随遇而安”就很难了。

例如，好几位学佛的老朋友在家专心修行不方便，与修行团体住一起又说住不惯。其实，他们是不能“随遇而安”而已！连换一个床铺都不行了，何况其他。实际上，床铺同环境真有那么严重吗？没有，因为此心不能安。所以环境与事物突然改变，我们就不习惯了，因为这个心不能坦然安住下来，这是普遍的道理。

走出世间是清净，走入世间是红尘。红尘滚滚，这个世界上、都市中，都是红尘。人世间为什么叫作红尘呢？唐朝的首都在西安，交通工具是马车，北方的红土扬起来，半空看见是红颜色的灰尘，所以称为红尘滚滚。

红尘里的人生，就是功名富贵，一般叫作享洪福。对皇帝用“洪福齐天”，因为“洪”字不好意思写，就写个“鸿”字。其实“鸿”这个字不大好，虽然文学境界不错，但有骂人的味道！因为“鸿”像飞鸟一样飞掉了，那还有什么福啊？这个同音字用得不好，一般人不察觉也就用下去了。

清净的福叫作清福，人生洪福容易享，但是清福却不然，没有智慧的人不敢享清福。人到了晚年，本来可以享这个清福了，但多数人反而觉得痛苦，因为一旦无事可管，他就活不下去了。有许多老朋友到了享清福的时候，他硬是享死了，他害怕那个寂寞，那还怎么活啊！所以我常告诉青年同学，一个人要先养成会享受寂寞，那你就差不多了，可以了解人生了，才能体会到人生更高远的境界，这才会看到其实是厌烦洪福的。

明朝有一个人，每天半夜跪在庭院里烧香拜天。拜天，是中国的宗教，反正佛在天上，神、关公、观世音都在天上。管它西天、东天、南天、北天，都是天，所以他拜天，最划得来，只要一炷香，每一个都拜到了。这人拜了三十年，非常诚恳，有一夜感动了一位天神，天神显灵，站在了他面前，通身发亮、放光。还好，他没有吓倒，这个天神说：“你日日夜里拜天，很诚恳，你要求什么快讲，我马上要走。”这个人想了一会儿，说：“我什么都不求，只想一辈子有饭吃，有衣服穿，不会穷，多几个钱可以一辈子游山玩水，没有病痛，无疾而终。”天神听了说：“哎哟，你求的这个，乃上界神仙之福；你求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要官做得大，财发得多，都可以答应你，但是上界神仙之清福，我没法子给你。”

要说一个人一生不愁吃，不愁穿，有钱用，世界上好地方都逛遍，谁做得到？地位高了，忙得连听《金刚经》都没有时间，他哪里有这个清福呢？所以，清福最难。

（选自《金刚经说什么》）

第六章　修行的要义

我九十多岁了，还没找到一个真仙真佛

我发现大家有个错误观念，以为南怀瑾是个学佛打坐搞修道的人，想跟他学一点修身养性，如不能成仙成佛，也至少袪病延年。这个观念错了，不是这样一回事。

大家真的要学，就千万不要认为这一套是长生不老之学，什么健康长寿、成仙成佛，不要存这个希望。我活到九十多岁，一辈子都在找，也没有看到过仙佛。那么有没有这回事啊？有，但是找不到。

仙佛之道在哪里？

我的著作很多，大家要学修养身心，重点是两本书，请诸位听清楚，一本是《论语别裁》，讲圣贤做人、做事业的行为。书名叫作“别裁”，是我客气谦虚，也是诚恳真话。我不一定懂得中国圣人之道的传统，不过是把我所了解的解释出来，其中有许多解释与古人不同，有的地方推翻了古人，很大胆，因此叫作“别裁”，特别的个人心得。譬如一块好的布，裁缝把它一块一块裁剪了，重新兜拢做成衣服。我在序言里也讲到，我不是圣贤，只是我个人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做人做事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管学佛修道，先读懂了《论语别裁》，才知道什么叫修行。

现在有个流行的名称叫“粉丝”，据说我有很多粉丝。其实都是假的，他们自欺欺人，我也自欺欺人，他们连《论语别裁》都没有好好看过、好好研究过。因为我这一本书出来，之后外面讲 《论语》的多起来了，各个大学都开始讲《论语》，我也很高兴。

《论语》真正是讲圣贤做人做事的修养之道，也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在印度讲就是佛菩萨，在外国就叫作先知，在道家叫作神仙。可是儒家传统只把大成至圣孔子看作一个人，不必加上神秘的外衣，他就是一个人。

另一本非常重要的是《原本大学微言》。要问打坐修行修养之道，《原本大学微言》开宗明义都讲到了。

大家都说向我求法，我也没有认为自己开悟得道了，也没有认为自己在弘扬佛法，也没有所谓的山门，也不收弟子，几十年都是如此。所有我所知道的，在书上都讲完了。你们自己读书发生这种见解，是你们自己上当受骗。

所谓“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你们有何问题自己去研究经典，为何一定要找个人崇拜依赖呢？我从来不想做什么大师，不想收徒弟，也没有组织，更没有什么所谓“南门”。我一辈子反对门派、宗派，那是江湖帮会的习惯。

你们以为拜了老师就会得道？就会成佛？当面授受就有密法？就得道了吗？真是莫名其妙！口口声声求法度众生，自己的事都搞不清楚。先从平凡做人做事开始磨炼吧，做一份正当职业，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不要怨天尤人，要反求诸己，磨炼心智，转变习气，才有功德基础。否则就成了不务正业，活在幻想的虚无缥缈中罢了。

修行重点首在转变心理习气，修习定力是辅助。人贵自立，早日自立，便早日自觉。功德够了，自己会开发智慧。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答覆“组团见南师”函》）

要运气顶好的时候放得下，才是修道

很多人都认为修行是第一，但因为生活没安排好，把修行摆到第五、第六位了。名望、事业、金钱、利害，乃至家庭、夫妻，这些都排在前面，反而把修行放到后面，一般人都如此。

我当年年轻，正飞黄腾达之时，为修行而放下一切，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学道如牛毛，但真走这条路的人很少。真走这条路，要调整生活。我的一生，从二十几岁起，在声望最好时，为修道都放掉了。几十年来，很多升官发财的机会，一概不理。外面找我的人非常多，一概不理。我的书，那么一大堆，大多是同学们的听课记录。为了这个修行，我没有时间动笔写书。若放开的话，很多人来找，就没有时间修行了。

修道要什么时候修啊？要你精神好的时候修，你做得到吗？年轻时搞这一套，不肯干！像我是年轻时来干的，年轻时什么都不管，先来修道，年老了来吹牛。一般人不同啦，年轻时去吹牛，去忙事情，你叫他修道去，不去。等到要死了，所有精神消耗完了，却要赶快修道。那不是修道，那是养老啊！

大家什么时候打坐？白天太忙，事情忙完了洗把脸，快要睡觉时打坐，那不是打坐，那是要睡觉休息了！那时打坐又有什么用呢？然后说坐了三个月还没有功效！怎么没有功效？你没有死掉就是功效，这是很简单的事！所以修道要精神旺健时修。我常常说，真要打坐先去睡觉，睡够了精神好的时候再来打坐，使太阳流珠不外放，能够制伏得住，静得住，那个打坐才叫修道，叫静坐。你们累得不得了时打坐，那是在休息；病得不得了时再打坐，是想治病，你病不恶化已经功效很大了。老得没办法了学打坐，自己叫作修道，能慢一点死，那已经功效很大了。修道不是这样的啊。

有些人常说，运气不好去学佛、修道。我说佛和神仙不是倒霉人能修成功的呀！那是第一等不倒霉的人来干的啊！释迦牟尼不当太子、皇帝，所以他成了佛；吕纯阳功名不要了，才成仙。你倒霉透顶来学佛、修道，那叫倒霉佛、倒霉道。大家要搞清楚这个道理，这是真话。我常常说，大家要运气顶好的时候放得下修道，那才叫作修道。运气好，忙得不得了，谈修道？哎哟！慢一点啊，把这一点事情了了，把股票卖了，赚了钱我就来打坐。等你卖完了股票，是赚钱了，你的命也差不多了！这有什么用？这个道理就在此。

（选自《南怀瑾与彼得·圣吉》《我说参同契》）

人不自欺，天下无敌

《大学》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我读古人笔记，看到明代有一个人，对于买卖古董的看法，说了特别高明的三句话。他说：“任何一个人，一生只做了三件事，便自去了。自欺、欺人、被人欺，如此而已。”我当时看到，拍案叫绝。岂只是买卖古董，即使是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谁又不是如此。

人不自欺，几乎是活得没有人味。我们从生到死，今天、明天、大后天，随时随地，总觉得前途无量、后途无穷才有希望，才有意思。其实，那些无量、无穷的希望，都只是“意识”思想形态上的自我意境而已，可以自我陶醉，不可以自我满足。

再来看看南宋才人辛稼轩的词，他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在我少年时的某一阶段，正是前途如锦的时候，最喜欢读这首词。也许和辛稼轩深有同感，便早自抽身不做“自欺”的事了。人因为有“自欺”，才会“欺人”，最后当然要“被人欺”。换言之，人要自爱，才能爱人，最后自然可被人爱。也可以说，人要自尊，才能尊人，这样才能使人尊你。

那么，曾子所说的“诚意，毋自欺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先注意一个“毋”字，这个字，在古代是和“弗”“勿”“莫”通用的，等于现代语的“不可”“不要”。“毋自欺”，就是不要自己骗自己。

“意识”，是“心”起理想作用的先锋。它旋转跳跃变化得非常快速，而且最容易作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肯定或否定。它就在我们脑子里盘踞活动，发挥思想、理想、幻想等成千上万的作用。但它本身是把握不住的，想过了、用过了便溜了。它把好坏交给我们的“知性”去判断。它把种种影像收集归纳以后，又交给了“心”来安排收藏。

要使“意识”净化，除非你真做到“内明”反省的学问，随时留意它的活动，使它能“知止而定，定而后安，安而后静，静而后虑”，才能得到真正的“诚意”境界。这里的“诚”字，是包括专一、安定、无私、明净的意义。

所以子思著《中庸》，便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自成也。”同样是发挥“诚意”的内涵。这是“内明”之学的精髓所在。

同样，我们平常生活中对人处事，也是这个“意识”的作用最为重要。但你如果对“内明”学养不到家，那被“意识”所“自欺”，或“欺人”“受人欺”是势所必然，事所难免的。

因此，孔子特别指出外用方面就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好。换言之，在外用方面，孔子是教我们对人、对事的原则，不可随便任意妄为，不可认为必然如此，不可固执己见，不可认为非我不可，这都属于“意识”不自欺的警觉。因此，曾子开头便说：“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譬如，人人都会埋怨被人骗了，其实，人不自骗，谁又能够骗了你呢？相传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初到中原，将要入山面壁的时候，有人问他：“大师啊！你来中国的目的是做什么？”达摩大师便对他说：“我要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达摩大师才是真大师，人能先不自欺，才能不受人欺。

接着“毋自欺”之后，他便用两句譬喻的话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好像人们对于一切事、一切东西的爱好和厌恶一样，当你真讨厌它的时候，就会立刻厌恶它，再也不会迷恋它。当你真喜爱它的时候，你必然会马上去爱它，再也不会舍弃它。同样的道理，当你明白了“意识”的颠倒反复，自己扰乱自心时，你就要“不自欺”，立刻舍弃“意识”的乱流，归到平静清明的境界，正如前文所讲的“知止而后有定”才对。

真能做到使意识、意念返还到明诚、明净的境界，那才叫作真正的“自谦”，这完全是靠自己的反观省察才能达到的境界。谦，并不是消极的退缩，它是崇高的平实。谦在《易经》中是一个卦名，叫作“地山谦卦”。它的画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八八六十四卦，没有一卦是大吉大利的，都是半凶半吉，或者全凶，或是小吉。只有谦卦，才是平平吉吉。

古人有一副对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看来是多么地气派、多么地狂妄。但你仔细一想，实际上它又是多么地平实、多么地轻盈。它描述的是由极其绚烂、繁华、崇高、伟大，而终归于平淡的写照。如果人们的学养能够到达如古人经验所得的结论——“学问深时意气平”，那便是诚意、自谦的境界了。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天地之间有正气

我常说，对于孔孟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用，尤其对于孟子的“浩然之气”了解得最为深刻、在行为上表现得最彻底的，南宋末代的文天祥要算是第一人。

他那首名垂千古的《正气歌》对浩然之气有很精彩的发挥，不但说出了孔孟的心法，更把佛家、道家的精神也表现出来了。宋朝自有理学创宗以来，修养最成功的结晶人物可以说就是文天祥了。他是中国理学家的光荣，他的学问修养是宋明理学的精神所在。

历来解释《孟子》的浩然之气，对“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解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文天祥《正气歌》的第一段，最为扼要精简。文天祥的学术思想，把宋明理学家们有时自相矛盾的“心气二元”直截了当地统一为“心气一元”。他认为宇宙生命的根本来源就在于气。这个气不是指我们呼吸之气的气，这个“气”字只是个代名词，一个代号而已。

《正气歌》一开始便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我们要注意这个“杂”字，“杂”就是“丛”的意思。古人的学问、著作都有所根据，哪怕是作首诗、填个词，所用的字都有依据。这里的“杂”字是由《易经》的观念变化而来，《易经》认为宇宙万有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错综复杂并不是说它乱，而是说条理很严谨，彼此之间都有层层的关联。我们平常一听到错综复杂，就想到乱，这是后世以讹传讹的错误。所以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说“杂然赋流形”，万物都由气的变化而来。形而下的万有就是形而上的本体功能的投影，叫作“正气”，把儒家、佛家、道家的最高哲理都包括进去了。

他又接着说“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他把宇宙分为两层，这也是仿照《易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观念而来。他把气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阴气，一种是阳气。我们不要一看到“阴阳”就觉得很玄奥，其实“阴阳”就好比我们现在数学上加和减的代号。阴阳二气的变化，就形成了我们这个物理世界。“下则为河岳”，气之重浊者，也就是属阴的气，下凝成为形而下的地球物理世界，例如山川、草木等。“上则为日星”，气之轻清者，也就是属阳的气，上升成为天空、日月星辰等万象。

下面一句他说“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这气，对天地万物而言，总名为正气，对人而言，便叫它浩然之气，宇宙万有乃至人类，都是它所变的。这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中国文化里，人占着很重要的分量，因此有所谓“天、地、人”三才的说法。人和天、地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是同样伟大的。天地也常有缺陷，并不一定圆满，而生在天地间的人，却能运用智慧来弥补天地的缺陷，辅相天地，参赞化育。往往天所赋有的特点，不是地所具备的功能；而地所赋有的特点，又不是天所具备的功能。但是人却能运用智慧就当时的需要来截长补短，使天地二者沟通而调和。所以说，人可以辅相天地。

那么文天祥就说了“于人曰浩然”，这股正气在人的生命中，和在宇宙中一样，遵循二元一体的原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物理的、生理的，一部分是精神的、心理的。这股正气到了人的生命中，才叫“浩然之气”。我们如果好好修炼，培养这股与生俱来的浩然之气，就可以发挥生命的功能，和宇宙沟通，所以说“沛乎塞苍冥”。

整个宇宙，包括人类，都与“正气”同体，都为“正气”所化；在人身上，则特别叫它为“浩然之气”。两个气名称不同，代表一体两用。

他这几句话，对“浩然之气”解释得比什么都好，翻开宋明理学家的著作，都没有他说得干脆利落、简单明了。我们由文天祥这一杰作的发挥，对于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我”与“吾”两个字的意义也就更加清楚了。

那么我们要问：“文先生！既然你有浩然之气，应该不会被元朝敌人俘虏坐牢才对呀！”

其实他被关起来、被杀害，也正是浩然之气的发挥。他的《正气歌》接着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忠臣烈士，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直养而无害”，义所当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该如何便如何，生死早就置之度外。

所以文天祥的《正气歌》最后便说：“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说明“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其中隐含的最高道理使人深思，同时描绘出一个智者踽踽独行的心境，何其苍凉悲壮、崇高伟大！

重点还是上面的几句话，尤其是“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这股浩然正气，这是生命本有的，只要肯下功夫，每个人都能够由博地凡夫，修养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是文天祥在苦难中体验出来的真理，他这牢狱中的三年太不简单了，他只要肯点头，元朝一定请他当宰相。他在宋朝的残破局面中，面临亡国时，到处奔走，只是个无权无势又无富贵可享的虚位宰相。他不向元人点头服从，就只有坐在牢里，面对着牛粪马尿、苍蝇蚊虫，但他就是硬不点头。忽必烈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他谢谢忽必烈对他人品才华的赏识，引为知己。但是他仍不肯点头，要求忽必烈成全他。到这个时候，忽必烈虽然爱惜他，却也气极了，答应他第二天行刑。这时他才站起来，作揖拜谢忽必烈的成全。这是何等的修养！何等的气象！这就是“沛乎塞苍冥”的浩然之气。

文天祥在刚被俘的途中，曾经服毒、投水，以图自杀，都没有成功。后来遇到一位异人，传给他大光明法，他当下顿悟，已了生死，所以三年坐牢，蚊叮虫咬，但他在那里打坐，一切不在乎。所以他说只要持心正气，一切的苦难都会过去，传染病都不会上身了，当然做元朝的宰相更算不了什么。

有些学佛、学道的朋友常常问念什么经、什么咒可以消灾免难、驱邪避鬼，我说最好是念文天祥的《正气歌》。可惜大家听了都不大相信，我也无可奈何！

（选自《孟子与公孙丑》）

降服焦虑的心法

知止、知足

老子说“知足不辱”，教我们什么才是福气。真正的福气没有标准，福气只有一个自我的标准、自我的满足。

今天天气很热，一杯冰淇淋下肚，凉面半碗，然后坐在树荫底下，把上身衣服脱光了，一把扇子摇两下，好舒服！那个时候比冷气、电风扇什么的都痛快。那是人生知足的享受，所以要把握现实。现实的享受就是真享受，如果坐在这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人很清醒，既无欢喜也无痛苦，就是定境最舒服的享受。

不知足，是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停止，不会满足，所以永远在烦恼痛苦中。老子所讲的“辱”，与佛家讲的“烦恼”是同一个意义。

“知止不殆”，人生在恰到好处时，要晓得刹车止步，如果不刹车止步，车子滚下坡，整个人就完了。人生的历程就是这样，要在恰到好处时知止。所以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这句话意味无穷，所以知止才不会有危险。这是告诉我们知止、知足的重要，也不要被虚名所骗，更不要被情感得失所蒙骗，这样才可以长久。

乐天知命

“乐天知命”，是中国文化中对人生最高修养的一个原则。乐天就是知道宇宙的法则，合于自然；知命就是也知道生命的道理、生命的真谛，乃至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些都清楚了，“故不忧”，没有什么烦恼了。

所谓学易者无忧，因为痛苦与烦恼、艰难、困阻、倒霉……都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得意也是。每个阶段都会变去的，因为天下事没有不变的道理。等于一个卦，到了某一个阶段，它就变成另外的样子。就如乘电梯，到某一层楼就有某一层的境界，它非变不可。因为知道万事万物非变不可的道理，便能随遇而安，所以“乐天知命，故不忧”。

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仁的人，不可以久处约，约不是订一个契约，约的意思和俭一样。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不能长期处在简朴的环境中。所以人的学问修养到了仁的境界，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不失其节。换句话说，不能安处困境，也不能长期处于乐境。没有真正修养的人，不但失意忘形，得意也会忘形。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这就是没有仁，没有中心思想。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就忘了形，也是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安贫乐道与富贵不淫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者利仁。”如真有智慧，修养到达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的。

把心放空

我们的心，只有拳头那么大。这一件事情也装进来，那一件事情也装进来，装了多少事情！会迸开来的！什么事情这里一过就丢出去，永远丢出去，你一辈子就受用无穷了。其实这个就是道，心里不装事。

佛告诉须菩提：“我告诉你，一个真正修行的人怎么修？‘菩萨于法，应无所住’，就是这一句话。”

“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什么叫修行？念念皆空，随时丢，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就算做了一件好事，做完了就没有了，心中不存。连好事都不存在心中，坏事当然不会去做了，处处行于布施，随时随地无所住。

譬如今天，有人批评你，骂你两句，你气得三天都睡不着觉，那你早住在那个气上了。今天有个人瞪你一眼，害你夜里失眠，你早住在人家那个眼睛上了。任何境界都无所住，我们看这一边，那一边就如梦一样过去了，没有了；回头看另一边，这一边做梦一样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无所住，我们永远放不下，小狗没有喂啦！老爷没有回来啦……这一切都不要去管它，“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布施就是统统放下。

所以人生修养到这个境界，就是所谓的如来，心如明镜，此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主观，没有成见，物来则应。事情一来，这个镜子就反映出来，今天喜怒哀乐来，就有喜怒哀乐，过去不留，一切事情过去了就不留。

宋朝大诗人苏东坡是学禅的，他的诗文境界高，与佛法、禅的境界相合。他有个名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这是千古的名句，因为他学佛，懂了这个道理。“人似秋鸿来有信”，苏东坡要到乡下去喝酒，去年去了一个地方，答应了今年再来，果然来了。“事如春梦了无痕”，一切的事情过了，像春天的梦一样，人到了春天爱睡觉，睡多了就梦多，梦醒了，梦留不住，无痕迹。人生本来如大梦，一切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如江水东流，一去不回头的。老年人常回忆，想当年我如何如何……那真是自寻烦恼，因为一切事不能回头的，像春梦一样了无痕的。

人生真正体会到“事如春梦了无痕”，就不需要再研究《金刚经》了。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个心无所谓降，不需要降。烦恼的自性本来是空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忧悲苦恼，当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坐下来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永远拉不回来了。

（选自《老子他说》《易经系传别讲》《论语别裁》《我说参同契》《金刚经说什么》）

晚年如何安顿

从前一些读书人，到了晚年退休在家，写字、作诗、填词，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好像时间不够用。而现在的人，退休下来，或者老伴不在身边了，儿女长大飞了，感到非常空虚落寞。

有一位大学教授，在六十岁后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又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劝他作诗。他说不会，我说可以速成，保证一个星期以后就会作，不过是易学难精。后来他果然对作诗有了兴趣。如今已七十多岁，居然出了一本诗集，现在可够他打发余年的了。所以中国这个作诗的修养很有用。而且不会见人就发牢骚，有牢骚也发在诗上面，在白纸上写下了黑字，自己看看，就把牢骚发完了，心中还能有所得。

音乐和诗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艺术与文学的糅合。过去的知识分子，对艺术和文学方面的修养非常重视。自汉唐以后，路线渐狭，由乐府变成了诗词。人生如果没有一点文学修养的境界，是很痛苦的，尤其是从事社会工作、政治工作的人，精神上相当寂寞。

后世的人，没有这种修养，多半走上宗教的路子。但纯粹的宗教里的那种拘束也令人不好受。所以只有文学、艺术与音乐比较适合。但音乐领域对于到了晚年的人，声乐和吹奏的乐器就不合用了，只有用手来演奏的乐器，像弹琴、鼓瑟才适合。因此，后来在中国演变而成的诗词，便有音乐的意境，而又不需要引吭高歌，可以低吟慢唱，浸沉于音乐的意境，陶醉于文学的天地。

最近发现许多年纪大的朋友退休了，儿子也长大飞出去了，自己没事做，一天到晚无所适从，打牌又凑不齐人。所以我常劝人还是走中国文化的旧路子，从事文学与艺术的修养，会有安顿处。

几千年来，垂暮的读书人一天到晚忙不完，因为学养是永无止境的。像写毛笔字，这个毛笔字写下来，一辈子都毕不了业，一定要说谁写好了很难评断。而且有些人写好了，不一定能成为书法家，只能说他会写字，写得好，但对书法——写字的方法不一定懂。有些人的字写得并不好，可是拿起他的字一看，就知道学过书法的。诗词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几千年来的老人，写写毛笔字、作作诗、填填词，好像一辈子都忙不完。而且在他们的心理上，还有一个希望在支持他们这样做，他们还希望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永远流传下来。一个人尽管能活到八九十岁，但年龄终归是有极限的，反倒是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能流传下来，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永久性的。因此，他们的人生活得非常快乐，始终满怀着希望和进取之心。以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进到晚年，可是我发现中年以上、四五十岁的朋友，有许多人心情都很落寞，原因就是精神修养上有所缺乏。

（选自《论语别裁》）

修养的层级

孟子的学生浩生不害——古代人的名字四个字、五个字的都有，那个时候姓氏还没有统一——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说：“善人也，信人也。”这个人学问修养很高的，他是个好人，是个善人，是个信人。不过他讲的善与信，不是我们现在的观念，而是如同佛教讲菩萨有几个层次。孟子这里讲，修养做功夫的道理分好几层。他答复浩生不害说，乐正子这个人，是个善人、信人，层次在这两步功夫之间。

浩生不害又问了：“何谓善？何谓信？”

孟子就讲了：“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可欲之谓善”，第一个阶段；“有诸己之谓信”，第二个阶段；“充实之谓美”，第三个阶段；“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第四个阶段；“大而化之之谓圣”，第五个阶段；“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第六个阶段。

“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接着对浩生不害说。你刚才问的乐正子这个人，二之中，在善与信之间，只到这个程度，四之下，还没有达到。

什么叫“可欲之谓善”？比如有人天天喜欢打个坐，拿个念佛珠，然后一边念佛一边骂人家“笨蛋啊”，两个连起来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至少他觉得对念佛这个事情非常喜欢了。可以说走上这条路，他有欲望了，爱好这个，就对别的坏事不关心了，只向这个路上走。

但是呢，他这个修养，没有改变他的身心。他功夫还没有修到身上来，还没有“有诸己”。所以修道家的，修佛家的，做功夫有一句话，叫作“功夫还没有上身”，儒家叫作气质的变化还太慢。这个气质是科学！这个气质就是生命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筋骨的变化。所以修养到了的，孟子讲“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充塞于天地之间”，那是真的！不是普通的练气功！

这些功夫一步一步到了，气质变化了，叫“有诸己”，这个“己”是自己，到身上来，功夫上身了。譬如我们讲，打坐不算什么，打坐是生活的一个姿势，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看和尚、道士闭眼打坐，那是吃饱了饭没有事。

我说人生最好是打坐，这个事情呢，两个腿是自己的，眼睛休息了，坐在那里不花本钱，人家还来拜你，说你有道，你看这个生意多好嘛！一毛钱不花，冒充大师。可是真的功夫就难了，要上身才行，身心才有变化，所以说“有诸己之谓信”。

然后，第三步是“充实之谓美”。怎么叫充实？这个里面问题大了。以道家来讲，就是“还精补脑，长生不老”了。认识的一些朋友，男的女的好几个，都是经常练瑜伽的，身体都变化了，也变年轻了，有病的变没病了。练内功这一套，身体也会转变。转变到最后，这个身体的生命变充实了，这种充实才叫作“美”。是真正的内在之美，不是外形的。

然后呢，“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就很神妙了。有些学佛修道的，做起功夫来，修养到了，内在、外在放出光明来。《庄子》有句话很难懂了——“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千字文》也引用这句话，叫作“虚堂习听”。你坐在一个空的房间里，电灯都关了，黑暗中，修养到高明处，一下亮了，内外光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修养的功夫到了这一步，大吉大利。并不是到家哦！是很吉祥了。“止止”，真正宁定的宁定，真正得了一种宁定的修养，这就是孟子讲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谓圣”，唉，这就很难讲了。这是圣人的境界，可以神通变化了。佛家讲罗汉、菩萨，儒家叫圣贤，道家叫神仙，总而言之，统统叫作“圣”。圣到什么程度呢？“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成仙成佛。

（选自《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

修行者的画像

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上古时代所谓的“士”，并非完全同于现代观念中的读书人，“士”的原本意义，是指专志道业，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一个读书人，必须在学识、智慧与道德的修养上，达到身心和谐自在，世出世间法内外兼通的程度，符合“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原则，才真正够资格当一个“士”。

以现在的社会来说，作为一个士，学问、道德都要精微无瑕到极点。如同孔子在《易经》中所言：“絜静精微。”“絜静”，是说学问接近宗教、哲学的境界。“精微”，则相当于科学上的精密性。道家的思想，亦从这个“絜静精微”的体系而来。

所以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意思是说精微到妙不可言的境界，絜静到冥然通玄的地步，便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而且，“妙”的境界勉强来说，万事万物皆能恰到好处，不会有不良的作用。正如古人的两句话：“圣人无死地，智者无困厄。”一个大圣人，再怎么样恶劣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走上绝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根本不会受环境的困扰，反而可以从重重困难中解脱出来。

“玄通”二字，可以连起来解释，如果分开来看，那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正是老子本身对“玄”所下的注解。更进一步来说，即是万物皆可以随心所欲，把握在手中。道家形容修道有成就的人为“宇宙在手，万化由心”。意思在此。一个人能够把宇宙轻轻松松地掌握在股掌之间，万有的千变万化由他自由指挥、创造，这不是比上帝还要伟大吗？

至于“通”，是无所不通达的意思，相当于佛家所讲的“圆融无碍”。也就是《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六虚”，也叫“六合”，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凡所有法，在天地间都是变幻莫测的。以上是说明修道有所成就，到了某一阶段，便合于“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境界。

因此老子又说：“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一个得道有所成就的人，一般人简直没有办法认识他，也没有办法确定他，因为他已经圆满和谐，无所不通。凡是圆满的事物，无论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令人肯定的，没有不顺眼的。若是有所形容，那也是勉勉强强套上去而已。

接着老子就说明一个得道人所应做到的本分，其实也是点出了每个人自己该有的修养。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道家的观念里，凡是一个知识分子，都要能够胜任每一件事情。再详加研究的话，老子这里所说的，正与《礼记·儒行》所讲的上古时一个读书人的行为标准相符。不过《老子》这一章中所形容的与《礼记·儒行》的说辞不同。以现在的观念来看，《礼记·儒行》的描写比较科学化、有规格。道家老子的描写则偏向文学性，在逻辑上走的是比喻路线，详细的规模由大家自己去定。

“豫兮若冬涉川”，一个真正有道的人，做人做事绝不草率，凡事都先慎重考虑。“豫”，有所预备，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凡事豫立而不劳”。一件事情，不经过大脑去研究，便贸然下决定，冒冒失失地去做、去说，那是一般人的习性。

“凡事都从忙里错，谁人知向静中修。”学道的人，因应万事，要有非常从容的态度。做人做事要修养到从容豫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表面看来似没有所作所为，实际上，却是智慧高超，反应迅速，举手投足之间，早已考虑周详，事先早已下了最适当的决定。看他好像一点都不紧张，其实比谁都审慎周详，只因为智慧高，转动得太快，别人看不出来而已。并且，平时待人接物，样样心里都清清楚楚，一举一动毫不含糊。这种修养的态度，便是“豫立而不劳”的形相。

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千古名言，也是颠扑不破、人人当学的格言。如同一个恰到好处的格子，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违越，它本来就是一种完美的规格。

但是“豫兮”又是怎样的“豫”法呢？答案是“若冬涉川”。这句话在文字上很容易懂，就是如冬天过河一样。可是冬天过河，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南方不易看到这类景象，要到北方才体会得出来个中滋味。冬天黄河水面结冰，整条大河可能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冰雪。不但是人，马车、牛车等各种交通工具也可以从冰上跑过去，但是千万小心，有时到河川中间，万一踏到冰水融化的地方，一失足掉下去便没了命。

古人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正是这个意思。做人处事，必须要小心谨慎、战战兢兢的。虽然“艺高人胆大”，本事高超的人，看天下事，都觉得很容易。如果是智慧平常的人，反而不会把任何事情看得太简单，不敢掉以轻心，而且对待每一个人，都当作比自己高明，不敢贡高我慢。所以，老子这句话说明了，一个有修为的人，必须时时怀着好比冬天从冰河上走过，稍有不慎，就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加以戒慎恐惧。

接着，老子又举了另外一个比喻——“犹兮若畏四邻”，来解释一个修道者的思虑周详，慎谋能断。“犹”是猴子之属的一种动物，和狐狸一样，它要出洞或下树之前，一定先把四面八方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才敢有所行动。这种小心翼翼的特点，也许要比老鼠伟大一点。我们形容为做事胆子很小，畏畏缩缩，没有信心而犹豫不决。另有一句谚语，便是“首鼠两端”。这句话的含义和犹豫不决差不多。只要仔细观察老鼠出洞的模样，便会发现，老鼠往往刚爬出洞几步，左右一看，马上又迅速转头退回去了。它本想前进，却又疑神疑鬼，退回洞里，等一会儿，又跑出来，可是还没多跑几步路，又缩回去了。如此，大概需要反复几次，最后才敢冲出去。“犹”这种动物也一样，它每次行动，必定先东看看、西瞧瞧，等一切都观察清楚，知道没有危险，才敢出来。

这是说，修道的人在人生的路程上，对于自己，对于外界，都要认识得清清楚楚。“犹兮若畏四邻”，如同犹一样，好像四面八方都有情况，都有敌人，心存害怕，不得不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算你不活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或者只是单独一个人走在旷野中，总算是没有敌人了吧！然而这旷野有可能就是你的敌人，走着走着，说不定你便在这荒山野地跌了一跤，永远爬不起来。所以，人生在世就要有那份小心。

“俨兮其若容”，表示一个修道的人，待人处事都很恭敬，随时随地绝不马虎。子思所著的《中庸》，其中所谓的“慎独”，恰有类同之处。一个人独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没有其他的外人在，却也好像面对祖宗、面对菩萨、面对上帝那么恭恭敬敬，不该因独处而使行为荒唐离谱，不合情理。

《礼记》中第一句话是“毋不敬，俨若思”，真正礼的精神，在于自己无论何时何地皆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处理事情，待人接物，不管做生意也好，读书也好，随时对自己都很严谨，不荒腔走板。“俨若思”，俨是形容词，非常自尊自重，非常严正、恭敬地管理自己。胸襟气度包罗万物，人格宽容博大，能够原谅一切，包容万汇，便是“俨兮其若容”，雍容庄重的神态。这是讲有道者所当具有的生活态度，等于是修道人的戒律，一个可贵的生活准则。

上面所谈的，处处提到一个学道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可是这样并不完全，他更有洒脱自在、怡然自得的一面。究竟洒脱到什么程度呢？“涣兮若冰之将释”。春天到了，天气渐渐暖和，冰山雪块遇到暖和的天气就慢慢融化、散开，变成清流，普润大地。我们晓得孔子的学生形容孔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刚看到他的时候，个个怕他，等到一接近相处时，倒觉得很温暖、很亲切。“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前句讲人格之庄严宽大，后句讲胸襟气度之潇洒。

不但如此，一个修道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敦兮其若朴”，也要非常厚道老实，朴实不夸。像一块石头，虽然里面藏有一块上好的宝玉，或者金刚钻一类的东西，但没有敲开以前，别人不晓得里面竟有无价之宝。表面看来，只是一个很粗陋的石块。或者有如一块沾满灰泥，其貌不扬的木头，殊不知把它外层的杂物一拨开来，便是一块可供雕刻的上等楠木，乃至更高贵、更难得的沉香木。若是不拨开来看，根本无法一窥究竟。

至于“旷兮其若谷”，则是比喻思想的豁达、空灵。修道有成的人，脑子是非常清明空灵的。如同山谷一样，空空洞洞，到山谷里一叫，就有回声，反应很灵敏。为什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反应会那么灵敏？因为他的心境永远保持在空灵无着之中。心境不空的人，便如庄子所说“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整个心都被蓬茅塞死了，等于现在骂人的话：“你的脑子是水泥做的，怎么那样不通窍？”整天迷迷糊糊，莫名其妙，岂不糟糕！心中不应被蓬茅堵住，而应海阔天空，空旷得纤尘不染。道家讲“清虚”，佛家讲“空”，空到极点，清虚到极点，这时候的智慧自然高远，反应也就灵敏。

其实，有道的人是不容易看出来的。老子说过：“和其光，同其尘。”表面上给人看起来像个“混公”，大浑蛋一个，“浑兮其若浊”，昏头昏脑，浑浑噩噩，好像什么都不懂。因为真正有道之士，用不着刻意表示自己有道，自己以为了不起。用不着装模作样，故作姿态。本来就很平凡，平凡到浑浑浊浊，没人识得。

这是修道的一个阶段。依老子的看法，一个修道有成的人，是难以用语言文字去界定他的。勉强形容的话，只好拿山谷、朴玉、释冰等意象来象征他的境界，但那也只是外形的描述而已。

（选自《老子他说》）

第七章　人生的境界

天人合一的生命观

《列子》中说：“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会鬼神魑魅，次达八方人民，末聚禽兽虫蛾。言血气之类，心智不殊远也。神圣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训者，无所遗逸焉。”

“太古神圣之人”，他说上古的上古，就是最初的最初，刚刚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那些祖先，我们称他们在人神之间。上次提到过，譬如伏羲、女娲，人的面孔，蛇的身体，各种各样。那时这些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等于佛经里说佛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心理。“悉解异类音声”，完全了解异类的各种声音，连讲话都懂。

“会而聚之”，上古的人能够了解生物一切的音声，也晓得它们的意思、它们的心理。所以人跟生物相处得很好，“训而受之，同于人民”，乃至领导它们，都住在一起。因此他说我们的老祖宗们，最初的那个所谓盘古——后人认为是假想的，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这叫三皇，他们都同鬼神相通。一直到大禹治水时，历史上记载还有很多鬼神都来帮忙，“故先会鬼神魑魅”，魑魅魍魉，在后世的佛学就叫作非人。他说我们上古老祖宗们，能够跟生物打成一片，而且跟鬼神相通，也能指挥它们。

然后“次达八方人民”，人与非人之间能够沟通，所以到达八方，东、南、西、北加上四个角，共八方的人类都能够会聚在一起。同时“末聚禽兽虫蛾”，乃至一切有生命的生物都可以沟通，因为懂得它们的语言。

“言血气之类，心智不殊远也”，总而言之，这个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结论在这个地方，凡是宇宙间的生物，有血有肉的，思想和智慧差距不会太远。我们不要看到生物就说没有智慧，一条鱼啊、一条虫啊，都有它的语言、有它的心态。所以佛说一切众生平等，这里说心智不会差得太远。

因为我们上古老祖宗懂这个道理，“神圣知其如此”，所以能够教育它们，而且生物都听他们指挥，“无所遗逸焉”，因此也能够爱护、保护它们，它们也没有跟人类分开。这就是我们《易经》所提到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所以人类不过是生物界的一类。现在人类自己认为最高明，不断消灭其他类的生命，以致战争连连，就因为我们千万年来消灭其他的生命太多了，人类应该受一点报应。

这一段的道家思想，我们看出来很多问题，拿现在的观念来讲，认为一切的生物有它的语言，有它的生态，只是我们后世人不懂。但是我们祖先们都懂，而且认为一切的生物也懂得修道，也有自己的秩序。我们人的秩序建立叫伦理学，就是人伦。假使一群牛在一起，没有受过人伦的教育，可是牛群也有秩序，应该叫牛的文化，也就是牛的伦理学。所以我们常说人类自己号称万物之灵，那是自己吹牛的话，那些牛猪鸡鸭啊，看我们人是坏透了，专门吃它们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可以看出来，第一点，古人对生物的了解、对待是非常科学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看来最进步的道理，其实古人早就知道了。虽然没有现在科学家研究生物研究的那么详细啰唆，不过大原则始终没变。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方文化中，《列子》这一段比后来的佛学讲得还明白透彻。第三点，众生平等，这里没有用口号，而是拿事实来说明。而且最明显的，是说明这些生物跟人的智慧是相通的，虽然有层次的差别，但不会太远。第四点，生物与人一样，知道摄生，要求自己生命延长存在，是自然地养生。这是中国文化里特殊的，也就是说，生命的道理是生生不已。

第五点，这里也说明每个生物都晓得修道，晓得保护自己。人修道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活得好，活得长久，没有病，不会死亡。我们中国民间小说文化里，狐狸啊、狗啊可以成精啦！我们人类叫它们妖怪。其实那是动物修道修得的成果。所以我们人类太傲慢，看到其他生命修道成功了，说那是妖怪，我们人修道成功就是仙佛，其实也是妖怪。所以有关中国文化的很多书籍，要用智慧的头脑去看才会了解。

几百年来科学的进步，不能说不令人佩服，现在我们接受的都是科学给我们的方便和好处。物质文明的发展固然好，但是一个哲学的领导统帅如果在大原则上出了问题，会引起很大的灾难。所以人类未来的灾难，也就将是因科学文明更发达而引起的。

（选自《列子臆说》）

如何理解生死

《易经·系辞传》中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生生之谓易”这句话最重要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点，可从《易经》文化“生生”两个字中看出来。《易经》的道理是生生，也只有《易经》文化才能够提得出来，西方没有。我们研究西方文化——基督教、天主教，《旧约》《新约》，伊斯兰教的经典，乃至佛教的经典也一样，一切宗教只讲有关死的事，都鼓励大家不要怕死。只有中国《易经》文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死是阴的一面，也在道中；生是阳的一面，也在道中。

一切宗教都是站在死的一头看人生，所以看人生都是悲观的，看世界也是悲惨的。只有《易经》的文化，看人生是乐观的，永远站在天亮那边看。你说今天太阳下山了，他看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过十二个钟头，太阳又从东边上来了。这种生生不已，永远在成长、成长、成长……

老子说“出生入死”，出来就叫作生，进去就叫作死，在文字上解释“出生入死”，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用之于兵法，打仗时在敌人的阵地里进进出出，称作“出生入死”。文字很清楚，道理就是中国远古的哲学源流对于生死的看法，对生死的一种观念。所谓生死问题，在其他的宗教里，包括佛教在内，或为重大的问题，但在中国文化中，自几千年以前流传下来的观念，是不把生死看成问题的。

所以尧、舜跟大禹都认为“生者寄也，死者归也”。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做客人寄住的，像住旅馆一样，所以在文学上有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名句，都是来自这种思想。人生下来是寄住在这世间，死掉就是回去了。所以在文学上有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名句，都是来自这种思想。

老子说，“出生”就是通乎昼夜之道。“出”就是生，“入”进去了，等于演话剧一样，从后台到了前台，就看到有几个人在那里演起戏来，等他演完这一幕进去了，台上还是空空的。其实人并没有死，不过是进去了而已，人生境界就是如此。

老子非常简单地说明了“出生入死”，就是在一进一出之间，也是一增一减、一来一去，所以没有什么严重。

我们先了解这个前提，然后再看他算细账。“生之徒十有三”，“徒”就是途，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十分之三的把握是可以活下去的。“死之徒亦十有三”，从死这一面看世界，有十分之三的机会是会死的。所以，死的机会也是十分之三，活的机会也有十分之三。这个十分之三，就是生命活着的那个生的力量。

“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要有规律地活动；由于在动，就可以向死的这一面搭配，也可以向生的这一面搭配。可是人的活动，常因为自己的知识、聪明而乱动，反而使自己的生命走到死之途了。如果我们动之“生”地，生命的活动有益于生的话，那生的机会便增为十分之六。如果把三样加起来，十分之三的机会是生，十分之三的机会是死掉，十分之三的机会都在动中，一共是十分之九了，还剩一分。

剩下的一分老子不谈，因为这是生命的本有，这个本有就是老子说的“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这是道，是生命的根源，他的代号就叫作“一”。

这一段是讲生命之源，也告诉我们人出是生，进去是死。作为一个人，自己该有一个人生境界，人老了就怕没有一个内在的精神修养，无依皈之处，那么活着的时候，便“动之死地亦十有三”，拼命地向死路上去消耗，而美其名为人生的责任。其实到了某一个时候，责任不责任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对自己的兴趣没有放弃，仍然“动之死地”而已。可惜的是，忘记了生命是可以自己把握的。

“夫何故？”他说什么理由呢？“以其生生之厚”，天地宇宙给予人的生命，给予万物生命，它生的力量比死的力量大。生死两头各自的力量占十分之三，另有十分之三则在动。但是动的方向，或向生的方向动，或向死的方向动，要看各人自己。这中间有一分，这一分最重要，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

中国近代从西方翻译过来一个名词，叫作“卫生”，意思是保卫这个生命。保卫生命好像是消极一点，只是防御而已；道家则讲“养生”，“养生”应该比“卫生”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老子的道理远不止养生，更要“摄生”，“摄”字是自己把握住，这就不止养生了。所以，成仙成佛完全操之在我，自己可以做主。这个“摄生”的名词，就是说明修道的人，把握得住自己的生命，也做得了主。因此善于摄生的人，就是后世道家所讲的神仙境界，这些人修道能够修养身心性命，达到神仙的境界。

人在死去之后，跟着死亡的只是生命本能的物质作用而已，而生命内在的本能并没有发动，所以一个人可以自己发动内在本能，再创生命的作用。这是道家所说的，在理论上是可以长生不死的，但是，只有善于摄生的人，才有这个本事。

（选自《易经系传别讲》《老子他说》）

梦幻泡影是真的吗

《金刚经》最后的四句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有为法与无为相对，无为就是涅槃道体，形而上道体。实相般若就是无为法，证到道的那个是无为，如如不动；有为的是形而下万有，有所作为。一切有为法如梦一样、如幻影一样，电影就是幻。泡是水上的泡沫，影指灯影、人影、树影等。佛经上譬喻很多，梦幻泡影、水月镜花、海市蜃楼、芭蕉，又如犍达婆城，就是海市蜃楼，如阳焰，就是太阳里的幻影等。

年轻的时候学佛，经常拿芭蕉来比，我说芭蕉怎么样？“雨打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这是古人的一首诗，描写一个教书的人，追求一位小姐，这位小姐窗前种了芭蕉，这个教书的就在芭蕉叶上题诗说：“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风吹芭蕉叶的声音，沙沙沙……吵得他睡不着，实际上，他是在想那位小姐。那位小姐懂了，拿起笔也在芭蕉叶上答复他：“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是你自己心里作鬼太无聊，这个答复是对不住，拒绝往来。

我们说芭蕉，难道佛也晓得这个故事吗？不是的，这是中国后来的文学，砍了一棵芭蕉，发现芭蕉的中心是空的，杭州话，空心大老倌。外表看起来很好看，中间没有东西。所以这几个譬喻梦幻泡影等都是讲空，佛告诉我们，世间一切事都像做梦一样，是幻影。

二十年前的事，现在回想一下，像一场梦一样，对不对？对！梦有没有啊？不是没有，不过如做梦一样。当你在做梦的时候，梦是真的。等到梦醒了，眼睛睁开，哎呀，做了一场梦！要晓得，我们现在就在做梦啊！现在我们大家做听《金刚经》的梦！真的啊！你眼睛一闭，前面这个境界、这个梦境界就过去了，究竟这个样子是醒还是梦？谁敢下结论？没有人可以下结论。你一下结论就错了，就着相了。

幻也不是没有，当幻存在的时候，幻就是真，这个世界也是这样。这个物理世界的地球也是假的，它不过是存在了几千万亿年而已！几千万亿年与一分一秒比起来，是觉得很长，如果拿宇宙时间来比，几千万亿年弹指就过去了，算不算长呢？也是幻呀！水上的泡泡是假的、真的？有些泡泡还存在好几天呢！这个世界就是大海上面的水泡啊！我们这个地球也是水泡，你说它是假的吗？它还有原子，还有石油从地下挖出来呢！那都是真的呀！你说它是真的吗？它又不真实永恒地存在！它仍是幻的。你说影子是真是假？电影就是影子，那个明星林黛已经死了，电影再放出来，一样会唱歌、会跳舞，李小龙一样打得劈里啪啦的。所以《金刚经》没有说世界是空的，可是它也没有说是有的，空与有都是法相。

所以研究了佛经，说《金刚经》是说空的，早就错得一塌糊涂了。它没有说一点是空的，它只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是叫你不要执着，不住，并没有叫你空不空。你如果说空是没有，《金刚经》说“于法不说断灭相”，说一个空就是断灭相，同唯物的断见思想是一样的，那是错的。

当梦幻来的时候，梦幻是真，当梦幻过去了，梦幻是不存在的；但是梦幻再来的时候，它又俨然是真的一样。只要认识清楚，现在都在梦幻中，此心不住，要在梦幻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重点在这里。

当你在梦中时要不着梦之相；当你做官的时候，不要被官相困住了；当你做生意的时候，不要被钞票困住了；当你要儿女的时候，这个叫爸爸，那个叫妈妈，不要被儿女骗住了；要不住于相，如如不动，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早晨的露水也是很短暂的，很偶然地凑合在一起，是因缘际会，缘起性空。因为性空，才能生缘起，所以说如露亦如电。你说闪电是没有吗？最好不要碰，碰到它会触电，但是它闪一下就没有了。

很多人念完《金刚经》，木鱼一放，叹口气：唉！一切都是空的。告诉你吧！一切是有；不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方法，你应该这样去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以后怎么样呢？“不住于相，如如不动。”这才是真正地学佛。

有许多年轻人打坐，有些境界发生，以为着魔了。其实没有什么魔不魔！都是你唯心作用，自生法相。你能不取于相，魔也是佛；着相了，佛也是魔。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选自《金刚经说什么》）

澄澈到底，做一个自然人

老子说的“绝学”就是不要一切学问，什么知识都不执着，人生只凭自然。

古人有言：“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就是说真理只有一个，东西方表达的方式不同。佛学未进入中国时，“无学”的观念尚未在中国弘扬，老子就有“绝学”这个观念了。后来佛家用“无学”来诠释老子的“绝学”，颇有相得益彰之效。

修道成功，到达最高境界，任何名相、任何疑难都解决了，看透了，“绝学无忧”，无忧无虑，没有什么牵挂。这种心情，一般人很难感觉到。尤其我们这些喜欢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人，看到老子这句话，也算是吃了一服药。爱看书、爱写作，常常搞到三更半夜，弄得自己头昏脑涨，才想到老子真高明，要我们“绝学”，丢开书本，不要钻牛角尖，那的确很痛快。

可是一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这就难了，“绝学”做不到，“无忧”更免谈。“读历史而落泪，替古人担忧”，有时看到历史上的许多事情，硬是会生气，硬是伤心落下泪来，这是读书人的毛病。其实，“绝学无忧”真做到了，反而能以一种清明客观的态度、深刻独到的见解，服务社会、利益社会。

老子对人生的看法，不像其他宗教的态度，认为全是苦的；人生也有快乐的一面，但是这快乐的一面，却暗藏隐忧，并不那么单纯。因此，老子提醒修道者，别于众人，应该“我独泊兮其未兆”，要如一潭清水，微波不兴，澄澈到底。应该“如婴儿之未孩”，平常心境，保持得像初生婴儿般地纯洁天真。

老子一再提到，人修道至相当程度后，不但是返老还童，甚至整个人的筋骨、肌肉、观念、态度等，都恢复到“奶娃儿”的状态。一个人若能时时拥有这种心境，那就对了。这和“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的道理是一样的。

《庄子》则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世界上一切宗教、哲学，任何的学问，一切的知识，修养的方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调心”，调整我们的心境，使它永远平安。调心的道理，庄子用的名词是“游心”。

人的个性、心境，喜欢悠游自在，但是人类把自己的思想情绪搞得很紧张，反而不能悠游自在，所以不能逍遥、不得自由。“汝游心于淡”，你必须修养调整自己的心境，使心境永远是淡泊的。淡就是没有味道，咸、甜、苦、辣、酸都没有，也就是心清如水。我们后世的形容，说得道的人止水澄清，像一片止水一样地安详寂静，这就是淡的境界。这句话，后世有一句名言，是诸葛亮讲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诸葛亮这两句话，对后世知识分子的修养影响颇大。但是这两句话的思想根源是出于道家，不是儒家；诸葛亮一生的做人、从政作风，始终是儒家，可是他的思想修养是道家。因此我们后世人演京戏，扮演诸葛亮，都穿上道家的衣服，一个八卦袍，拿个鸡毛扇子；俗话说，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是从诸葛亮这儿开始的。“淡泊以明志”这句话，就是从《庄子》这里来的，所谓“游心于淡”。

（选自《老子他说》《庄子諵譁》）

最平凡，最高明

舜当帝王之前，在外面流浪了五十多年，那时，吃的是糙米干饭团和野菜，好像将来就是这样平凡地生活下去，不怨天，不尤人。

晚年当了帝王，“被袗”，就是穿得好了。穿好衣服是自舜开始的，因为有别的国家送了很好的蚕丝来，舜还说不要，他的两个夫人，就是尧的女儿劝他收下，用来织了一件衣服给他穿。舜于是穿上了好的衣服，自己也爱好音乐，经常弹弹琴，又有两个夫人服侍，但他也不觉得自己享受，似乎本来就如此，和平常也没有什么两样。他穷也穷得，富也富得，他的人生就是如此平静地生活了下去。

这两方面连在一起，就是说，对于一个人，传给他知识，没有办法使他有智慧。读了书，应该明白道德的规范，知道怎样做人，但如果呆板地守道德，就变成书呆子，被书困住了，也很糟糕。所以再说到舜，能贫贱，能富贵。舜的榜样，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永远显得平凡。这就是人生的巧妙运用，处什么环境，站什么立场，就采取什么态度。以过去的俗语来说，就是“到了哪一个坡，就唱哪一支歌”。

所以，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

什么是做人最高的艺术？就是不高也不低，不好也不坏，非常平淡，“和其光，同其尘”，平安地过一生，最为幸福，也就是“最平凡”。做人要想做到最平凡，也是不容易的，谁都不容易做到。假使一个人真做到了平凡，就是真正的成功，也是最高明的。

人们在求学的阶段，要有学问、有知识，其实那是半吊子，真正有学问时，中国有句话“学问深时意气平”，学问真到了深的时候，意气就平了，也就是俗话说的“满罐子不响，半罐子响叮当”。真正的学问好像是“不学”——没有学问，大智若愚。“复众人之所过”，恢复到比一般人还平凡。平凡太过分了，笨得太过分了，就算聪明也聪明得太过分了，都不对。有些朋友相反，就是又不笨又不聪明得太过分。真正有道之士，便“复众人之所过”，不做得过分，也就是最平凡。真正的学问是了解了这个道理，修养、修道是修到这个境界。

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这是说，一个人看起来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一切事情无形中都做好了。这是讲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能力，也是真正的领导哲学。“味无味”，世界上真正好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的味道，没有味道是什么味道？就是本来的真味、淡味，那是包含一切味道的。

世界上的烹饪术，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最高明，一般外国人对中国菜的评价，第一是广东菜，第二是湖南菜，第三是四川菜，等而下之是淮扬菜、北方菜、上海菜等。这种评论是很不了解中国的烹饪。真正好的中国菜，无论标榜什么地方味道，最好的都是“味无味”，只是本味。青菜就是青菜的味道，豆腐就是豆腐的味道；红烧豆腐，不是豆腐的味道，那是红烧的味道。所以，一个高手做菜，是能做好最难做的本味。

老子上面讲了“为无为，事无事”，我们容易懂，但后面为什么加一句“味无味”呢？难道老子教我们当厨师吗？这句话，其实也就是解释上面二句，说明真正的人生，对于顶天立地的事业，都是在淡然无味的形态中完成的。这个淡然无味，往往是可以震撼千秋的事业，它的精神永远是亘古长存的。

比如一个宗教人士，一个宗教的教主，在我们看来，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他抛弃了他人生中的一切，甚至牺牲了自我的生命。他的一生是凄凉寂寞、淡而无味的。可是，他的道德功业影响了千秋万代，这个淡而无味之中，却有着无穷的味道。这也是告诉我们出世学道真正的道理，同时是告诉我们学问、修养，以及修道的原则。

孔子提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谓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

换句话说，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笨笨的，事实上也是最笨的，笨到了极点，真是绝顶聪明。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人，没有谁聪明，谁笨，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所谓聪明人，一秒钟反应就懂了，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这五十年与一秒钟，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唯大英雄能本色——平淡。上台是这样，下台也是这样。

所以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就是土气。什么是土气？我是来自民间乡下，乡下人是那个样子，就始终是乡下人那个样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彭玉麟、左宗棠这一班人，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但我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老子他说》《论语别裁》）

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寂寞

人都会做梦。但是醒后不晓得，而不是没有梦。世界上不做梦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至人无梦。至人是得道、成仙成佛的人、有最高智慧的人，他没有梦但不是白痴；相反地，他什么都知道，他是不用意识的。二是愚人无梦。笨到自己没有思想，那就没有梦了。

我真的碰到过这样一个人。几十年前，我从峨眉山下来回到家里，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单独请我吃饭，吃完后拉我到楼上，他有个问题想问我。

他说：“人家说你得道了！别人我不讲的，因为你得道我问你。”

我说：“伯伯啊，我没有得道。”

他说：“不管，你要告诉我，什么是梦？”

把我问得愣住了，我说：“伯伯啊，你没有做过梦吗？”

“没有啊，我六十岁了，没有做过梦啊！不晓得什么叫梦，你们都说梦，好奇怪哟！”

可是他是个大好人，不是愚人。他帮人，什么好事都做，专门做好事的。

我很难对他解释，当然我引导他说现在就是梦。我说现在我们讲话很高兴，你还看着我。眼睛闭起来看不到我，我也不讲话，这个时候梦就没有了。但他好像似懂非懂。

梦在开眼闭眼之间、脑神经闭合之间，这是非常大的科学了。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话叫“痴人说梦”，笨人在讲梦话。

现在我们不谈梦了，因为讲思想而讲到梦。我们的思想那么多，自己看不清楚。其实大家静坐下来，是不是知道自己思想那么多啊？譬如听一个讲座的时候，是不是知道有一个很清楚的自己在听讲座，有没有？一定有吧！当然有个知道的，那个是知性，不是思想。

如果现在我讲话，你们听到，同时你们自己也在分析这个话的道理，那思想就起了很多作用，对不对？可是你有一个知道自己在分析、知道自己在听话、知道自己在思想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动过，这个东西很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不需要你去用力的，不需要你去找的，你自然知道自己的思想。搞清楚了吗？起码有一两个搞清楚的吧？假如全体搞清楚了，那不得了啦。

我们知道自己有思想、有感觉的，这个是知性，它没有动过。当我们睡觉一醒过来，第一个是这个东西，那个叫“睡醒了”，很快的，第二个东西——思想来了。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那个东西，你把握住。

自己的思想为什么那么多？这个叫妄想，也可以叫浮想。我们知道的这个妄想，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没有了，未来还没有来，讲现在，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静下来的时候，不要怕妄想多，你那个知性看到妄想，就把握这个。前念已过去，未来还没有来，就看着现在。分成三段。常常这样反省、体会，时间一长，你就会很空灵了。

如果你把握这个空灵，假如盘腿打坐，把握得越久越好。这个把握久了以后，你的身心、脑力、体力什么的都转变了。

问：有时候打坐会有一个灵感来，这算是妄想吗？

这也是个妄想，但是这个妄想不同。当你很宁静时，妄想也比较细小。忽然一个思想来，明白了一些事，这叫作“觉”。这个“觉”比妄想高得多了，是智慧的初步作用，在西方哲学中叫作“直觉”，也叫作“直观”。

这是好的，但是也是妄想。如果没有这个妄想，过去已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当下很空灵，没有直觉的妄想，在里面能知道的，这个叫“智慧”，叫“般若”了。

佛学里有一句话：“香象渡河，截断众流。”它比方人的思想、情绪像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连着的，非常大，断不了。象王叫“香象”，普通的象是两个牙齿，菩萨骑的象王有六个牙齿，也比一般的象大得多！那就是大英雄了。象王渡过急流时，不转弯走，急流力量那么大，它用身体把急流切开。所以叫“香象渡河，截断众流”。

中国人有两句俗语形容有勇气的人——“提得起，放得下”。思想也可以有勇气，我常常告诉人，借一个力量来，就说一句“去他×的”，也就没有了，切断了，这就是咒语。

要自己对心念有很大的勇气，马上放下就放下，切断。但这不是压制的，千万不能压制，不是很紧张地硬压住，那对脑神经、对身体是有妨碍的。还有个方法更清楚，一个人到最伤心的时候，痛哭一场，悲哀时大号一声，痛苦就没有了。

为什么大家喜欢跳舞？因为物质生活的压迫，这个时代的人都很苦闷，他在跳舞时放松了，可是他没有办法把握。在唱歌跳舞的时候只是暂时忘了，一回到家还是感觉凄凉。如果他把握到放松空灵的境界，就了不起了。

你身心空灵，就会进入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境界。你跟着音声进入，自己会流下眼泪，那个眼泪不是悲哀也不是欢喜，是自然进入宁静的世界。中国有句唐诗，叫“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凄凉也不是悲哀，是菩萨的大悲心。“独怆然而涕下”的“独”字，是没有一切人，或者独自一个人空灵地在这里，这就是大悲的境界。

有一个经验：当夜深人静，一个人在高山顶上或者在大沙漠里时，唱一曲，那种分外的宁静，眼泪不晓得怎么就会流下来，不是悲伤也不是喜欢，那是无比宁静的舒服，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自然地打开了，心里的痛苦、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拿中文形容，就是空山夜雨，万籁无声。只听到空山里雨拍打树叶的声音，别的什么都没有。那是寂寞的享受，不是钱财能够买到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寂寞，不懂得寂寞的享受是没有意义的。

（选自《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至高的水德

一个人如要效法自然之道的无私善行，便要做到如水一样至柔之中的至刚、至净、能容、能大的胸襟和器度。

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的德性。它能使万物得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争利。例如，古人说：“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只要能做到利他的事，就永不推辞地做。但是，它却永远不要占据高位，更不会把持要津。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它在这个永远不平的物质的人世间，宁愿自居下流，藏垢纳污而包容一切。所以老子形容它“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以成大度能容的美德。因此，古人又有拿水形成的海洋和土形成的高山，写了一副对联，作为人生修为的指标：“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但《老子》中“几于道”这几个字，并非说若水的德性，便合于道了。他只是拿水与物不争的善性的一面，来说明它几乎近于道的修为而已。佛说“大海不容死尸”，这是说水性至洁，从表面看，虽能藏垢纳污，其实它的本质，水净沙明，晶莹剔透，毕竟是至净至刚，而不为外物所污染。孔子的观水，却以它“逝者如斯夫”的前进，来说明光阴虽是不断地过去，却具有永恒的“不舍昼夜”的勇迈古今的精神。我们若从儒、佛、道三家的代表圣哲来看水的赞语，也正好看出儒家的精进利生，道家的谦下养生，佛家的圣净无生三面古镜，可以自照、自明人生的趋向，应当何去何从。或在某一时间、某一地位如何应用一面宝鉴以自照、自知、自处。

但《老子》中除了特别提出水与物无争，谦下自处之外，又一再强调，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做到如水一样，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居善地”；心境养到像水一样，善于容纳百川的深沉渊默，“心善渊”；行为修到同水一样助长万物的生命，“与善仁”；说话学到如潮水一样准则有信，“言善信”；立身处世做到像水一样持平正衡，“正善治”；担当做事像水一样调剂融和，“事善能”；把握机会，及时而动，做到同水一样随着动荡的趋势而动荡，跟着静止的状况而安详澄止，“动善时”；再配合最基本的原则，与物无争，与世不争，那便是永无过患而安然处顺，犹如天地之道的似乎至私而起无私的妙用了。

老子讲了这一连串人生哲学的行为大准则，如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完整而完美，实在太难了。

除了历史上所标榜的尧、舜以外，几乎难得有一完人。不过，能有一项美德，也就可以树立典范而垂千古了。古今人物中，平常熟悉的，由周太王的居邠，到周文王的以百里兴；老子自己的一生，始终以周守藏史的卑职自处；吴太伯的让国避地；张子房的自求封于“留”等，都是效法“居善地”的道理。

其余也有不少的圣君名臣，宽厚优容，做到了“心善渊”。诸葛亮的三顾出山，终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说是“与善仁，言善信”的楷模。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政，君臣上下，大体都有“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精神。

（选自《老子他说》）

附录：南怀瑾先生训诫

这是南怀瑾先生创立的太湖大学堂的规训，也是先生创立的东西精华协会会员守则，在综合《宝王三昧论》和《百丈大智禅师丛林要则二十条》的基础上予以修订。

立身不求无患，身无患则贪欲必生；

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

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则所学躐等；

行道不求无魔，道无魔则誓愿不坚；

谋事不求易成，事易成则志存轻慢；

交情不求益吾，交益吾则亏折道义；

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

施德不求望报，德望报则意有所图；

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

被抑不求急明，抑急明则怨恨滋生。

学问以勤学为入门，孝养以竭力为真情。

处世以立德为事业，执事以尽心为有功。

精进以律己为第一，长幼以慈和为进德。

行持以观心为稳当，因果以明白为无过。

治事以精严为切实，老死以无常为警策。

居众以谦恭为有理，言语以减少为直截。

待人以至诚为供养，长老以耆旧为庄严。

济物以慈悲为根本，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凡事以预立为不劳，遇险以不乱为定力。

是非以不辩为解脱，烦恼以忍辱为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