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内容提要

- 独为神州惜大儒（1）

- 独为神州惜大儒（2）

- 独为神州惜大儒（3）

-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1）

-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2）

-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3）

- 高山仰止双昆仑（1）

- 高山仰止双昆仑（2）

- 目录

- 日暮苍山远（1）

- 日暮苍山远（2）

- 日暮苍山远（3）

- 日暮苍山远（4）

- 日暮苍山远（5）

- 还都南京（1）

- 还都南京（2）

- 还都南京（3）

- 还都南京（4）

- 还都南京（5）

- 最后的晚餐（1）

- 最后的晚餐（2）

- 最后的晚餐（3）

- 北归一梦原知短（1）

- 北归一梦原知短（2）

- 北归一梦原知短（3）

- 北归一梦原知短（4）

- 北归一梦原知短（5）

- 北归一梦原知短（6）

- 北归一梦原知短（7）

- 北归一梦原知短（8）

- 醉不成欢惨将别(1)

- 醉不成欢惨将别(2)

- 醉不成欢惨将别(3)

- 退守孤岛(1)

- 退守孤岛(2)

- 退守孤岛(3)

- 傅斯年之死(1)

- 傅斯年之死(2)

- 傅斯年之死(3)

- 傅斯年之死(4)

- 南国的冬日(1)

- 南国的冬日(2)

- 南国的冬日(3)

- 南国的冬日(4)

- 汪篯、向达的悲剧(1)

- 汪篯、向达的悲剧(2)

- 汪篯、向达的悲剧(3)

- 汪篯、向达的悲剧(4)

- 汪篯、向达的悲剧(5)

-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1)

-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2)

-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3)

-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4)

- 陈寅恪之死(1)

- 陈寅恪之死(2)

- 陈寅恪之死(3)

- 陈寅恪之死(4)

- 乱世策士梦(1)

- 乱世策士梦(2)

-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1)

-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2)

-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3)

- 延安归来(1)

- 延安归来(2)

- 延安归来(3)

- 延安归来(4)

- 延安归来(5)

内容提要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

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陈寅恪与傅斯年均出身清代名宦之家，傅斯年乃大清开国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之后；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二人皆有显赫的家族史和骄人的荣光。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陈先后留洋16载，通解20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

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代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大地陆沉，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被活活整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页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太息。

独为神州惜大儒（1）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协助一些人员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协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独为神州惜大儒（2）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人、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倍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58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独为神州惜大儒（3）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归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1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何兹全，山东菏泽人，193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旋赴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归国，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4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1950年归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全集》（六卷）等作品。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1）

著名作家岳南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赏析

说起民国的人和事，生活在今天和平盛世的现代人许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翻阅历史文人其文字令人向往，而如今却很难找寻那时的激荡了，中国历史上的六朝与唐宋时期的士人傲骨之气曾给人眼前一亮色，尔后也就难觅踪迹，论风起云涌，狂士辈出唯民国初年前后可叙。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评价过那时的时尚：‘“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方能成为好文章，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才可成传诵的警句。狼以群相聚，而文人则不，总时以自己的世界最为广阔。而傅陈二位这样的大家狂自然也不例外了。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岳南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中也许会找到答案.大多写二位大家的文章皆不例外从学述的角度去研究，而向岳南先生这样全面叙述二人精神世界的作品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为之震撼。我不想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描写手法进行评论，但就其作品之大气磅礴和文学艺术之高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绝对称的上二十一世纪此类题材的颠峰之作。一个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一个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今天在仙逝若干年后，这对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的同学加姻亲关系的旷世天才在以怀抱责任的岳南笔下相聚，神交于今日之繁荣盛世。

2006年初夏应岳南先生的叮嘱，我曾前往故乡聊城傅斯年记念馆和傅家坟拍摄岳先生新书〈李庄记事〉所需照片，作为傅先生的同乡，在市政协委员、傅以渐第七代孙傅乐铜先生的陪同下，我走进了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的第七世孙傅斯年记念馆和傅家坟。也从乐同先生的交谈中了解到更多的有关傅氏家族的故事。所以在欣赏岳南的这部作品中，我重点要说的也是傅斯年先生，因为我有幸成为他的同乡。作为近代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傅先生曾经为国共两党合作奔走，1945年7月，与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民主人士赴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会谈。无论作为学者，还是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在别人眼中，傅斯年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流行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那副容貌，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是时，友人称“傅胖子”，，又送“狂人”的名号。后来，他“参政”了，持续向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们宣战，世人誉他“傅大炮”。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据记载，傅斯年一生“放炮”不计其数，简直有百发百中之奇。其威力最大、影响最深远、最令人拍手称快的是“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了。而走进傅先生当年学友的行列，不难发现，每一个名字无一不是震耳欲龙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学者大家到今天也令吾等之辈高山仰止。

傅斯年纪念馆座落在聊城老城东昌府的旧居，有康熙帝书写的：傅胪姓名无护士，开代文斗第一家的楹联，横批是状元府第。从纪念馆南行数里便是皇封的占地120余亩的傅家墓地，傅家坟。逝者如斯，但灵光和历史的厚重却历久弥深，墓园凭吊，遥想当年名士气概，仿佛剑气在耳边长啸，令人心潮澎湃。一种深邃的历史穿透力扑面而来。其中隐显千秋功过，喜喜悲悲，刀光剑影，名士豪情傅以渐，傅斯年，这片墓地因了这两人，一切变得意义非凡。尤其是两个人的灵魂曾一度叱咤风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笔重彩。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2）

令人引以为憾的是，十年浩劫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余亩的墓地——傅家坟，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炸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兽、石俑、皇帝御赐碑文等等全部炸毁捣碎，傅家人甚至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压入大牢，或投湖自杀，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整个聊城傅氏家族自大清入关三百年豪门基业，连根拔起，彻底地家破人亡。

当我细品这部包含着厚重历史的书稿，我的心始终承受一种兴奋和痛苦的煎熬。我也从中感受到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岳南心里的位置。我和岳南既是战友也是知己。他长我几岁，我称为兄长，幸运的是我们先后同时调到一个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又一同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战友加校友自然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由于他坦率、淳朴与诚实，尽管他后来在文学领域名气很大，却依然保持着劳动者朴素谦逊的本色，那张淳厚的脸永远给人以亲切和信任之感，军艺毕业，他开始进入到中国考古文学和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只到有一天在一家权威文学杂志看到“岳南—中国考古文学创作第一人”的评论文章，我才真的意识到，岳南已开始步入到创作的名家队伍。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勤奋和广闻博识应该都是其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明代曹端《书户》所言：“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岳南先生让人真心佩服的，正是他的勤奋、甘于寂寞与锲而不舍的执着。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倾注感情的一方热土，对于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岳南来讲，对历史积淀厚重遗迹和历史人物的创作有一种近似于偏执的赞赏，他以包含忧患意识的笔，书写着中国古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神秘，从风雪定陵、万世法门、西汉忘魂到复活的军团、李庄记事，在到今天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无论是对历史遗迹还是人物大家，这以远离现代文明较远的历史风云和当代学者大家的精神风范，在神秘的空间里构成了岳南的艺术创作世界。他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历史的责任感把中国文明历史和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真实记录下来，这对于当今推崇美女文学、痞子文学的时期，岳南的写作思想和理念更值得赞赏。研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既是文学作品又是教科书，这决不是夸张。我一直认为那种“为赋心词强说愁”的矫揉造作作品，既是写作技巧纯熟的炉火纯青，也难免给人以装腔作势之感。更不要说给读者和后人留下些什么，而岳南的作品恰恰避开了这一点，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从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到陈寅恪与傅斯年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渐渐汇入同一江河湖海的历史脉络。在岳南的作品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决不与同流合污的正义之感，既是在逆境中，也留存着自己那永不磨灭的人性和水晶般透明的生命向往，岳南以未着任何雕饰的笔墨刻画出那个时代人物和人物大家的时代，展示出陈傅二位先生不甘泯灭的人格力量和永不妥协的尊严。虽无精雕细刻，其醇厚的精致和天然的质感却尽在其中。读来能感受到来自作品人物的一中感动、一种启悟、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有时也会不免产生的一种悲凉，而这正是作家创作的经典之处。

我一直认为作家价值，更多的是看他个性是否鲜明，是否有社会责任感，其独特行就在于作品为社会和读者提供了什么？岳南正是以平淡的叙述套层结构，立体地对陈傅二位大家在特殊环境中带有现代哲学思想的情绪和故事贯穿整部作品之中，从鲁迅、顾颉刚、胡适到高官政要。在岳南的作品中生动的活画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跳梁小丑的丑恶灵魂，揭示了学识大家的无乃，给人一种无言的悲苍和凄凉。作者用来营造意象的是特有的学者大家，虽毫无华丽之感，却厚重的让人窒息。而面对斗争所表现出的愤怒、绝望、甚至自杀的行为另人震撼。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反差，发人深省。不惜牺牲生命与不能相容的现实决裂，拧折而不弯，表明那个时期学者爱憎分明的襟怀。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3）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最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对像傅斯年这样一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更是如此。傅斯年虽然谢世较早，但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最动荡、社会巨变最猛烈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会在他身上强烈地反映出来。傅斯年正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郡有着杰出的贡献，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很大推动作用、并且其影响至今仍存的人物。邓广铭先生曾说，傅斯年和胡适一样，是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这大概是就50年代以前的情况而言的。50年代以后，大陆上没人再敢称誉他，批评他的人也渐渐没了兴致，以至于提起傅斯年这个名字，年青学广多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傅斯年是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知名度，一是缘于他的与众不同的学术思想、古史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和特殊的学术地位—一他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建设科学的东方学”的口号，在中国学术界曾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当然也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激烈论争;他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曾被后世学人誉为“最有创始性、突破性”(张光直语)，由此而得到“学林霸才”(许冠三语)的令誉;他领导居于全国历史学语言学中心地位的研究机构20余年，不少名家学者会聚在他的麾下，从事着诸多方面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二是缘于他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深刻的政治见解和超凡脱俗的胆识一—“九&#8226;一八”事变以后，他怀着“书生报国”的一腔热情，痛斥日军侵略罪行，正告当局不可妥协，指明抗日的力量存在于四万万民众之中，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中国人民必胜，他的许多见解与毛泽东的论断十分接近;他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揭露孔祥熙，指斥宋子文，轰动全国，以至人们送给他“傅大炮”的称号。

历史不可挽回，而还原历史则成为每一个有责任作家的良知，岳南正是以沉重的铁尖作犁铧，立志于中国文化史的著述。《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问世，无疑会给向了解民国大家的人们一意外的惊喜和震撼。也许这部作品向读者提供的精髓就隐化于厚重的历史之中，从傅斯年家族的毁灭到陈寅恪之死，作家岳南将两位生活在两岸不同地方的中华儿女之精神生活诠释的淋漓尽致。后人评价说，不平则鸣，实话实说，这是傅斯年的作风；毁誉由人，荣枯随化，这是傅斯年的风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这是准确地表达着对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我无法想象在二十一世纪文化繁荣的创作时期，同题材非人为制造而以事实创作的作品，是否还能有更伟大的作品问世，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足以无愧走进世界文学的店堂。

古人每每谈起“竹林七贤“，其神往之态陶醉，许是自己身边鲜有相似人物的缘由。士风之现代可以说变化天翻地覆。各路豪杰也纷纷登场，末了还是天下归一，到有”广林散绝矣”，的味道。进入二十一世纪，偶也有前卫人士模仿傅陈二人，但却事与愿违，非但不象到有几份的流氓小丑之态了，个中原因我也不知，也许发展与后退并不以时间为规律，我想走进岳南先生的作品，也许能慢慢体味到其中的内涵。因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岳南绝对配得上狂人这个称谓。就如中国的文学作品不比外国差一样，不管你是否赞成。

最后还是借用傅先生于1919年3月1O日写的一篇名叫《一段疯话》的杂文作为评论的结束语，文章中说道:鲁迅先生所作《狂入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点疯子文学，渐渐的引我向正路去。他大声疾呼:“跟着疯子走，一路走向光明去。”

晨曦2008年4月21日匆就于英雄山下

高山仰止双昆仑（1）

读著名作家岳南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

石舒波

回首眺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风景线，陈寅恪与傅斯年无疑是两座耸入云霄的昆仑双峰。这两座比肩而立的文化峰峦，以其在学术上筚路蓝缕开创名山大业的丰功伟绩，以其身处乱世矢志不渝的执着精神，以其高风亮节疾恶如仇的人格光芒，令后来者们高山仰止。当代实力派著名作家岳南先生的纪实文学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以如椽巨笔饱蘸浓墨重彩， 生动塑造了以陈寅恪与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和政治精英的群像， 作品写人状物，探幽烛微，将陈、傅二人的个人命运和学术活动，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以陈、傅二人的个人经历为经纬，描绘出鲁迅、蔡元培、胡适等２０世纪中国近现代学人和毛泽东、蒋中正等政治人物的生动群像，揭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部反映20世纪知识分子艰难心路历程与不懈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催人泪下，发人深思。

可以预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以现当代学人为描摹对象的纪实文学作品，将以其丰厚的内涵和严谨的风格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有评论家断言，在中国最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力作家的行列里，理所当然地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岳南。相信认真读过《陈寅恪与傅斯年》的读者朋友，尤会确信此言之不虚。

１）

这部作品最夺人眼目的闪光点，是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崭新的文学开拓。作品的主人公陈寅恪与傅斯年，是在中国当代史学界和教育界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是事业上的同学同志同事，而且还是具有紧密关系的姻亲。二人均出身清代名宦之家，具显赫的家族史和不同寻常的身世，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傅斯年乃大清开国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之后，傅斯年之妻俞大綵乃陈寅恪嫡亲表妹。

二人由柏林大学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代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陈寅恪先生(1890-1969)，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作为一位人格独立的学者，陈寅恪被海内外公认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倍受敬仰。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他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世局巨变，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的旷代天才，也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被活活整死于大陆“文革”的硝烟。

主人公的命运是悲剧式的，而作品在人物塑造中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和社会意义的深入开拓，在文本的处理上，作者采取了双重立场：一方面，以纪实的手法和史家的眼光，来客观地真实再现曾经的历史，笔端触及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甚至于最为幽深的个人情感秘史；另一方面，又以现代人的视角远眺这一传统的人物故事，使其悲剧性的内涵得以超越并审美化。因此，在作品幻化出的是一个波澜起伏的历史的审美风景，在这一风景中，历史因为晕染了当代文化诗学的光辉而愈加深入人心，于是，消逝的岁月在作品宏大的叙事中重现灵光！

作品的语言，如行云流水，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读来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击节拍案。

经作者的生花妙笔，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坚守民族大义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呼之欲出。

高山仰止双昆仑（2）

２）

以学术手法状写学人精神，是本书的又一突出特色。作品资料详实，论证严密，其在学术性上的开拓，在许多方面，堪称创举。

在学术研究中，陈寅恪与傅斯年都十分重视史料的运用。关于史料作为史的组织细胞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有一被广泛引用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而傅斯年更明确指出在历史研究中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 “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并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

作者利用了大陆、台湾乃至海外的大量珍贵的公私档案文献，使作品具有了厚重的学术品位。

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傅斯年题字留念，语涉“项羽、刘邦”和“陈胜、吴广”，对于这句话，曾有研究者认为 “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而岳南先生做出了“此说恐怕有误”的判断，他分析认为，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那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类比之？傅氏之言，实乃以项刘比作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作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甚或还有哪位早己逃离延安（1938年）投奔蒋介石，并言 “在外糊涂多年”，决心“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跟随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张国焘者流之讽刺。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而在一些缺乏材料实证的模糊之处，作者决不妄加评论，而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多加注明：“因资料缺失，尚无过硬的反证，因而只好存疑，待后世高明者加以认证”。

在书中，像这样新材料的运用，新视野的学术分析，严格谨密的逻辑论证，为作品注入了高屋建瓴的学术内涵。

３）

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现实意义。

在政治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学术大师都一致表现出某种“疏离”的倾向，并一厢情愿地幻想所谓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历史转折关头的1949年，傅斯年附在国民党这个几乎被拔光了毛的骥尾上流陡千里，欲“跳”进了“一个火坑”（傅斯年语），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晚年的陈寅恪失明膑足，心中尽怀“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悲怆。

但处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坏的历史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文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拳拳民族情怀和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有“大炮”之名的傅斯年在其学术著作中，大力阐述“中华民族只有一个”的道理，不遗余力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在抗战胜利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坚决处置“文化汉奸”，并力将国民政府两任贪污腐化的行政院长赶下台来，其崇高气节，令时人惊叹不已。

陈寅恪在抗战中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败亡，也有复兴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学子勇于担当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重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确提出中国要警惕西方文化侵略的危险，呼吁国人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这确是先见之明。

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学术大师，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史学家的人格尊严定位，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用艰苦卓越的毕生实践，指示了一条追求心灵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这对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实践具有深刻启迪。

岳南先生多年来致力于纪实文学尤其是考古纪实文学创作，他的理性与反省精神，他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执着坚守，他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在形成其作品强烈而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在海内外引来了无数的知音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与其系列作品《风雪定陵》、《万世法门》、《西汉亡魂》，既有一以贯之的大气磅礴的内在精神特质，以个体人物的心灵表现时代的风云给人以情感的滋养和理性的启迪，又有开创，标志着作者的创作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这部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与其说是动荡年代里两位学术巨人的心灵史，不如说是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宏观视野下一个东方民族的漂泊史。

莎士比亚的墓志铭上写着：“所有人的生命里都是一部历史”。当我们站在２１世纪回首眺望陈寅恪和傅斯年，才可能更准确地认识这两位学界巨人的真正意义。也正因如此，《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引人入胜、百读不厌的精品巨制才充分展现了其所具备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厚重和持久的艺术力量。

目录

目录

独为神州惜大儒（何兹全）

第一章风云际会

走进清华园

从北大到柏林

北京初会

槎浮海外

第二章江湖多风波

欧洲行旅

柏林日夜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

傅斯年归国

中山大学的暗流

第三章南北两校园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由同窗到仇寇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独为神州惜大儒

王国维沉湖

第四章史语所的第一桶金

元和新脚未成军

内阁大档的摲⒓麛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

第五章望断天涯路

卢沟桥事变

流亡途中

再别长沙

第六章南渡记

暂住蒙自

迁往昆明

炸弹下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第七章中研院院长争夺战

八方风雨会重庆

来渝只为胡先生

扬子江头流亡客

第八章纵横天涯马

傅斯年家世情缘

辞别重庆

营救陈寅恪

撋笨紫槲跻孕惶煜聰

第九章与李庄擦肩而过

骑上虎背的叶企孙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

李庄不复见

第十章西北望

乱世策士梦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

延安归来

第十一章千秋耻，终当雪

初闻涕泪满衣裳

代理北大校长

重返平津

第十二章魂返关塞黑

在燕大讲台上的背影

陈寅恪失明经过

欲将心事付瑶琴

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因缘

赴英就医

第十三章生别常恻恻

日暮苍山远

还都南京

最后的晚餐

北归一梦原知短

第十四章斯人独憔悴

醉不成欢惨将别

退守孤岛

傅斯年之死

第十五章残阳如血

南国的冬日

汪篯、向达的悲剧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陈寅恪之死

日暮苍山远（1）

傅斯年作别陈寅恪，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稍事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后，便登船向李庄进发。抵达李庄时，正巧遇到同济大学师生于码头装载货物行李，即将离川乘船东下，重返离别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营。傅氏见状，心绪更加纷乱，待上得岸来，穿越镇内纷乱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葱绿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时分。

一直翘首期盼的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见傅氏终于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告诉说，史语所快到了散板儿的程度，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年轻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大有兔死孤悲，树倒猢狲散之感。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想到自己自抗战胜利后，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他苦笑着道：“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遂心生一计，当场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具体的复员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傅氏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跃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郁寡欢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瞻前顾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没料想，此次登上轮船，则是他与生活了六年的李庄的最后诀别。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悄然消失，而李庄的山山水水也只有在傅斯年的梦境里出现了。

傅斯年虽已离去，整个史语所却明显地稳住了阵脚，空气为之一新。对于傅氏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曾作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人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1】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只要具备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董作宾所言内含的事理奥妙。

时在李庄门官田社会学所陶孟和手下服务，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的罗尔纲，后来在谈到湘军兴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时，曾着重指出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将富兵横”的个案，以及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湘军与淮军之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一手选拔提携。从中央研究院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当时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对于“无中生有”的这个机构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稍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说得明白：“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2】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并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3】，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4】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日暮苍山远（2）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研究院人员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归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这种做法除了门户之见外，重要的还是基于学术的志向与思想观念的异同。其他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顾颉刚出局之后，北大考古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欲加入史语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为不“预流”之人而婉拒，后马衡虽官至故宫博物院院长而誉满学林，但总未能跨入史语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门槛。稍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绍虞，毛遂自荐又想在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伟大与不可或缺等，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撅，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仍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在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做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拒绝，并当场将其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失面子。不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以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氏“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词，全部当做臭狗屎和会带进“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竟也毫无办法。由此可推想陈寅恪荐举的蒋君大沂之命运也当如此。【5】

据北大浙江派具有“鬼谷子”与军师之称的重量级人物沈尹默回忆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南按：“我们”，包括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又说：“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6】从沈氏的回忆可见傅斯年霸气之盛，更可见史语所在中央研究院甚至天下儒林中的非凡地位。不过，说这话的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傅斯年得人心。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7】

所谓道不同，不足与谋，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陈槃、周法高、全汉昇、张政烺、周一良、杨志玖、逯钦立、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王铃、周祖谟、何兹全等，无不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材的——尽管此辈并不是从西洋游回来的“海龟”。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了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这也是为什么代理所长董作宾在李庄无力控制即将崩盘的局势，而连连发电催请傅斯年回所“整饬”的内在根源。当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十几个研究所的人员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湾，其理亦在此。

日暮苍山远（3）

有一天，住在李庄郊外门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8】与傅斯年向来不睦的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自明。为此，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9】

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台湾有一位叫李敖的人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10】

李敖所言，自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就如同“下马威”与“伪风”之类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若从其他道路进入史语所大门之人，傅也确实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并按这一法则先行来个“下马威”，若不能制服，则予以扫地出门。因而，不能说此时或之后的史语所如曾国藩的湘军一样，也是“将富兵横”，甚至要造反起事，给天下大势添什么乱子。但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各高校、科研机构与台湾孤岛相继产生，并为此争夺地盘、抢占地位、拉帮结派称王称霸，发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恶势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等丑恶现象与事件，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

或许正是这种外露加霸气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无意间又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1】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要说傅斯年没有什么皇皇巨著，或执掌史语所后期没有惊世骇俗的学术作品问世当是事实，且1932年撰写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因时间仓促，错讹不少，为许多人所垢病（后台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该作），但不能以此否认他的才气与在学问上的创造性贡献。傅氏一生最大的事业是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担任所长凡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才“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即是他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而史语所最初几十年的努力方向，基本上沿着一个有目的和条例的总计划前行。这个总计划便是傅斯年起草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事隔多少年之后，学术界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献，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破冰启航的巨大作用。尽管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证而不疏”以及对“汉简”价值的低估等，曾引起后世学界激烈辩论甚至扬弃，但所提出的新材料、新工具、新领域、新问题等四个方向的价值，仍然历久弥新，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灿烂光辉而为后人视作不可逾越的规范，在未来的学术进程中发扬光大。

日暮苍山远（4）

继史语所建立初期的《旨趣》之后，傅斯年同样撰写了数量可观，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名篇与笔锋犀利的时论文章。创作发表于1930年的《姜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以及出版于1933年的《夷夏东西说》，作于1934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皆是享誉中外的奇文妙论，为学界推崇备至。傅的老师胡适曾这样评价：“《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而《夷夏东西说》“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他以伟大的力量将古代民族、古代历史问题和古代史料，作了一个继往开来的事业。”【12】许多年后，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仍称赞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13】伟大的学术篇章。在这些闪耀着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光辉篇章中，傅斯年不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确切合理的诠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诠释文献，真切地解释了历史，阐明了历史的真实意象，而这一切正是傅氏天才的展现。对此，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作过这样一个评价：“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14】何氏之说当然有他的感情成分在内，但也自有其道理。若从纯感情的角度论，与傅斯年一同留学欧洲的北大同窗、何兹全的堂兄何思源就没有被列入其内，可见何氏之说还是有他的公平、公道之处的。

除了史学和国学领域的学术造诣，傅斯年在其他学科也往往有惊人之识见。1940年初，傅氏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按傅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因而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傅氏举例说：“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我想，设若倭奴再长三寸，这疙瘩也许好些，便可少害人些。可惜不然”。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15】

日暮苍山远（5）

正如当时听讲演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所说：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只有顾及到此点，才能触及当事者的心灵深处，揭示事件发生的本质，比单纯论述背景与罗列事件经过要深刻高远得多。【16】傅斯年的心理分析说，自然与他早年在欧洲接受的心理学训练有关，其先驱式的首创与大胆探索创新之精神，以及利用这一方法的治学路数与途径，对学术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推动作用——这是傅斯年的又一过人之处。对此，胡适称其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17】而罗家伦则干脆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18】来形容傅的才气与风格。此话虽有赞誉的成分，但并不是无中生有的阿谀奉承，否则罗家伦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于堂堂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此论的。作为傅斯年本人，则有他自己为人为学处事的准则，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在一篇咏耶稣的诗《前倨后恭》中就曾说过：“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还都南京（1）

经过一阵令人心焦的期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终于迎来了回归的日子。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各路人员开始搬运货物，日夜不息地装船，打点私人行李，准备东去。

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学人连同随行的家属们告别相依相偎了六年的李庄和李庄的父老乡亲，拔锚起程。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身躯顺滚滚江水疾速而下。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顺长江，出三峡，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遥想抗战初期，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紧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全了中国。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其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滔滔江水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宏大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明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虏，誓不屈服的标志与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会打出去收复失地的——这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劈波斩浪、顺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当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之情，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更加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南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在北大校长任上正春风得意的胡适欣然应命前来助兴。

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我们是最后一批抵京的。傅所长为犒劳同人押运图书古物安然返所，设宴招待全体同人，席间有胡适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先生。他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所长称他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无论老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很愿意亲近他，他也的确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傅所长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欢迎热忱。”【19】而据奉傅氏之命亲至机场迎接胡适的青年助理研究员何兹全后来说：那天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20】此说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21】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和出席宴会的所有人员都未曾想到，仅仅两年之后，史语所大队人马就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此时，国共两党已大动干戈，关于“中国之命运决战”的新时代开始了。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国民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22】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为了达到迅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蒋介石在紧张调兵遣将的同时，连连召开会议，对战后滋生的高强度腐败给予阻击查处。但此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是洪水滔滔，不可遏制。“五子登科”（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成为各级官僚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无论是高官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还是低级官僚如科长、股长、排长甚至一个伙夫班长，无不为“五子”而绞尽脑汁，用尽手段。宋子文与孙科挟妓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过市逞能耍威，眼热心跳的大小官僚争相仿之。据傅斯年所见所闻，抗战胜利后，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五子登科）的接收笑话，尚未传遍”【23】。

还都南京（2）

正是孔、宋之流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搅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腐臭之味漫延乾坤，有识之士与草根阶层皆恨之入骨但又徒叹奈何！对于这种局面，史家顾颉刚在《自传》中曾提及过与之相关的一件事。此事发生在1942年的晚些时候，时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顾颉刚与几名学界大佬，有幸被蒋介石招待茶点，并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见天子赐宴，且作礼贤下士状，不吝“赐言”，自己总算得到了话语权，平时有些酥软的骨头与身体上下几个本该硬起来的小零件也想借此硬一下，于是起身做慷慨激昂状，道：“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新贵还要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话一出口，刚才还眯缝着眼呈微笑状的蒋介石脸色骤变，勃然大怒，当场指着这位胡须蓬松的儒生的鼻子道：“你老先生恐怕是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像新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蒋氏的一句话，如同一记闷棍，把老先生刚刚硬起来的骨头特别是几个零部件，全部打得颓萎散乱。众人见状，皆噤若寒蝉，将头轻轻插入胸部以下不敢动弹。对此，亲身领教蒋介石为人处事与国民党腐败的顾颉刚总结性地说：“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南按，此前因顾在参政会上质询陈立夫，陈事后责顾“不该这样”），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24】

在举世浑浊，浑浑噩噩的腐水漫延中，猛地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蹿出一人，以当年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勇猛豪气，挥拳向国贼孔祥熙高昂着的头颅击将过来。这便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为陈寅恪滞留港岛生死不明而在李庄山野草莽间指天戳地，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的傅斯年。

早在抗战之前，傅氏就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呈现出的腐败现象心怀怨恨，但这个恨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怨，骨子里却一直对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抱有幻想，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使命感。在这一使命的催发与鼓荡中，便有了傅斯年1932年6月19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五号上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氏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正在南京的傅斯年闻听张学良发动兵变，居然把赴西安视事的蒋介石抓到一间屋子扣押起来，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叛逆，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25】

正因为傅斯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维系在国民党政府和蒋家王朝的战车上，并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动机，才对国民党与政府核心的“老大”蒋介石本人，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抗战军兴，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后，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欲粪土当年所谓“票号世家”的山西土财主孔祥熙。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26】

还都南京（3）

因了傅斯年早已对孔、宋家族的所作所为与熏天气焰充满了怨恨，才有抗战兴起后，傅氏不时蹦将起来，猫腰躬背，抓住“老二”（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痛得筋骨相连的“老大”介公嗷嗷直叫，但又无可奈何。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从才能、用人，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抨击孔氏的恶行。尽管傅氏这尊“大炮”发出的炮弹，弹道正确，弹着点并无偏差，但作为“老大”的蒋介石却不动声色，不置一词。此举引发了“傅大炮”的强烈不满与愤慨，一怒之下，踏上了与孔祥熙决一死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不归路。从此之后，傅氏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齐掷出，当场把孔氏掀翻在地。这一计划被正在美国的胡适闻知，胡立即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搞不好要弄个惹火烧身的结局。傅斯年并不理会老师的好意，决心“除恶务尽”。他抓住孔祥熙在六起贪赃大案中影响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债一案，抡圆了拳头，连连出击。【27】

当此之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或与孔氏有隙者，趁机将掌握的内部重量级“炮弹”提供给傅斯年。傅对各色“炮弹”尽数编排，迅速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宣读。时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骇，担心事态扩大，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王世杰语），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对王的好言相劝不以为然，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28】面对傅斯年破釜沉舟的凌厉攻势，陈布雷知事情已不可挽回，孔氏大势去矣，乃向“老大”蒋介石进言道：这个在你下头的孔祥熙，居然瞒着上头，趁火打劫，实在太混。“傅大炮”执意要发出的炮弹恐怕难以拦截，还是想方设法悄悄将这位“老二”做掉算了，省得鸡飞狗跳地不得安宁。蒋介石对此甚感棘手，一面尽力遮掩，一面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建议可改成书面检举材料交蒋本人处理。蒋托陈布雷说情，陈深知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不达目的决不会罢战言和，遂建议蒋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陈布雷不愧是一流策士，深得苏秦、张仪之衣钵，凭三寸不烂之舌可摆布天下，甚而扭转乾坤。蒋依计而行，果然灵验。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蒋表示同意。尽管这一改变，无形中使弹道的着力点出现偏差，火力也大大减弱，但仍使朝野大哗，孔祥熙身中数弹，东倒西歪，差点倒下。

小胜之后的傅斯年于1940年8月14日写给美国的胡适信中列举了自己倒孔的六条理由，谓孔氏“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为“爱昔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并进一步表示“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倒孔）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物（侮？）耳”。【29】

傅斯年之信可谓妙趣横生，不知胡适看后对骄横跋扈的孔祥熙，突然变成了一个立式皮囊形尿桶有何感想。而此后傅斯年依然是冲锋在前，抓住整个孔氏家族营私舞弊的恶行，穷追猛打，最后搞得“孔尿桶”面临散架崩盘之境地。面对危局，作为“老大”的蒋委员长决定对这个既可恨又可怜还有点离不开的“老二”施以援手，他专门屈尊就驾摆了一桌上等酒席招待傅斯年，在傅氏兴高采烈，宏论大发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乘兴，做出为面前这位“老大”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忠臣良将模样。

蒋氏见状，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言外之意就是你既然信任“老大”，也必定要信任“老二”，因为“老大”和“老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整体。

还都南京（4）

对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场景，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于1950年著文说道：“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30】但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周作人实属胡言乱语之小人，此说不足信也。事实上，老蒋的那泡尿并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与伟力，对傅斯年而言，只不过是一点毛毛雨而已。且傅氏也不是泥巴捏成的尿桶，而是用钢铁铸成的“大炮”。因而，蒋的尿压根就没起作用，傅斯年的钢铁大炮不但响着，且响得干脆利索，有铮铮铁骨之音。其声曰：“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31】

说这话时，傅颇有些激动，脸涨得呈猪肝色，欲作拼命状，在座的陪客无不大惊失色。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觉得对方此言虽有些不雅，毕竟是真情的流露，且对自己这个“老大”也还算一片忠心，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决定不再顾及那位行将崩裂的尿桶状“老二”了。未久，蒋氏下达手谕，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氏财源的来路问题。众人一看“老大”真要对“老二”施行外科手术，胆气顿生，纷纷拥上前来，借着傅斯年射出“炮弹”的浓烟迷雾，给孔祥熙一顿乱棍飞击。在内外力量的猛烈夹击下，“孔尿桶”终于哗啦一声崩盘散架，倒地不起，头上的顶戴花翎随之泡了黄汤。

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大瘟神，举国振奋，奔走相告。“傅大炮”这一名号也随之名动朝野，天下为之敬。

令国人失望的是，因蒋家王朝这座靠山尚未崩塌，虎狼之辈依然视中国为自己的安福之地与逍遥乐园。孔祥熙被打倒之后，蒋介石又通过外科手术式的对接，从自己势力范围内再度扶植了一个宋子文。此前一身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辞职，宋子文于1945年5月继任。

宋家公子上台后，其恶行较之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搅得天下沸腾，官愤民怨。傅斯年与宋子文二人原本还算友善，宋初上台时，“名声顿起”，同大多数国人一样，傅同样对其寄予希望，并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认为他和孔祥熙大不同云云。事隔不久，宋之狼尾突露，傅斯年发现这个家伙原来与“孔尿桶”属于一丘之貉，狼狈为奸之禽兽，“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32】。原来国人与自己对宋氏的看法，无非是处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罢了，“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33】于是，从迷惑中觉醒后的傅斯年，再度抬起他那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大字号炮筒，先是从教育状况糟糕已极，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来了一番敲山震虎式的轰击，希望宋氏能幡然醒悟，设法补救。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34】但这位骄奢淫逸的宋公子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采取绝对置之不理的蛮横态度，任整个社会经济腐烂、崩溃下去。傅斯年大怒，开始转动炮口，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集中火力对宋子文进行死打猛攻。为揭露宋氏家族的恶行，傅斯年于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连续刊发了三篇火星激溅，威力巨大的战斗檄文，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前两文在《世纪评论》刊出，傅称其内容为“铁幕缝中透出来的事实”。在第一文中，傅斯年痛骂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在历数了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35】

还都南京（5）

文章刊发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朝野震惊，群情激昂。胡适等人积极呼应，势同火上浇油。在排山倒海的讨伐声中，宋子文顿感天旋地转，体力不支。而此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一帮见风使舵的官僚政客，眼见宋氏即将翻船沉没，于愤恨中大着胆子从胸前背后给予一记闷棍。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消息传出，全国军民于欢呼声中皆翘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时机，抹着满头汗水，于著名的《观察》杂志抛出了第三篇战斗檄文，给予宋子文最后致命一击。【36】文中更加详尽确实地历数了孔宋的恶行与各自作恶的不同，并谓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这“两家的作风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风又不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37】对孔宋两家吞公营私的非法财产和监察院即将采取的行动，傅氏坚决主张由政府公开摸收或征用，“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38】

最后，傅斯年说道：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面对傅斯年发射的炮弹和社会各阶层的打击，宋子文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得重蹈孔祥熙的覆辙。就在《观察》发表傅氏文章的当天，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地交出印把子，卷起铺盖，如同过街老鼠一样灰溜溜地夹着尾巴下台滚蛋。至此，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有人在报刊撰文称赞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在普天之下拍手称快的欢声笑语中，傅斯年的威望与声名在国人心目中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此一大壮举，实为世人树立了一个谔谔之士的光辉典范。对此，深知傅斯年学问、人格力量的胡适曾满怀激情地称颂道：“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39】

——斯言是也！

最后的晚餐（1）

孔宋两个高官被打倒之后，傅斯年身心俱疲，心脏不堪重负，无力坚持工作，同时也为躲避孔宋集团可能失去理性的血腥报复，在友人故旧一再劝说下，只好让年轻有为的夏鼐代理史语所所长一职，自己于1947年6月携夫人与儿子傅仁轨前往美国波士顿伯利罕医院医疗，期间与胡适等人一起参与并操纵了国内院士选举活动。翌年夏天，傅氏归国并重新执掌史语所所务，只把儿子仁轨留在美国一个亲友家继续读书。

1948年9月23日至24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暨纪念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大会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为表示对科学与知识分子的尊重，蒋介石撇下前线十万火急的战事，亲自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场面极其隆重热烈——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中深受瞩目和倍感荣光的绝响。未久，选出的81名院士便在战争硝烟炮火中被迫分道扬镳，“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据石璋如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40】石璋如没有继续描述此后诸位的心境，可以想像的是，众人或许都已清楚地意识到那串不期而至的惊雷，将是“主大凶”的卜相预兆——这是上帝为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敲响的最后的丧钟。

前线传来了国民党军一个又一个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并俘获国民党兵力47万余人，并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国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解党国之危难，于痛苦悲愤中自杀身亡，以“尸谏”的古老形式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命运的绝望。

此前，陈曾多次向蒋苦谏，谓“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41】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之所和反攻大陆的基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除把约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秘密运台外，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尔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到求生存、图发展之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便携眷悄然离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傅斯年语）。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分别召集在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

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作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等。

最后的晚餐（2）

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以“静观待变”。

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指令（南按：翁接替宋子文任该职，本年11月26日辞职，做逃跑准备），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四家机构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由教育部次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连的官兵协助装运。此船共装运四家机构运来的古物和历史档案、标本、仪器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台湾基隆。

因前方战事吃紧，国民党海军一时无船可派，第二批运输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由于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该船于1949年1月6日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港。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该舰船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至此，四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仅南京故宫博物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史语所运去“内阁大库”档案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此物抵台后，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四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之时，朱家骅奉命动员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令他颇为失望的是，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较为积极，但傅同样处于“去留之间两徘徊”的境地。此时此刻，真要让他带领全所人员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心中的彷徨痛苦可想而知。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

自三十八年冬（南按：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42】

陈氏之记载应当属实，但仿佛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的这段讲演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之流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不是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的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往台湾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少数人留了下来。在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已建成的13个研究所中，除半个数学所赴台外，这是唯一一个“兵随将转”，被傅斯年较完整地一锅端到台湾的重量级学术机构。

只是当赴台人员心怀凄凉，在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他仍留在南京奔波忙碌。

最后的晚餐（3）

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四类人员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由北大、清华的郑天挺、石树德等教授负责组织联系，国民党北平“剿总”指挥部予以协助，分期分批运往南京。傅斯年在致郑天挺的电文中特别要求：“每人只能带随身行李，通知时请其千万勿犹疑，犹疑即失去机会。”又称：“机到即走，不能观望稍有迟疑不决。”【43】所需运载机由已转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全权调度。

南京方面急如星火地电催主持北大、清华校务的胡适、梅贻琦迅速南下，但此时的胡适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不肯起身，梅贻琦也在磨蹭观望。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电报：“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等与家人来京”，他才突然决定离开北平。

15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临北平上空，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在南苑机场强行着陆。胡适得此消息，决定登机出逃。临行前，他派人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共同南飞，陈垣不从，只好不再顾及。在胡适心中，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无论如何，有一个人必须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共军之手的北平，这便是他的好友陈寅恪。

北归一梦原知短（1）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北上抵达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此时的水木清华因在抗战中被日军征用为营房和马厩，房屋破损，残垣断壁，望之令人怆然。好在梅贻琦已提前派人对整个园区房舍进行了简单的修缮，师生勉强能够住居和开课。

陈寅恪一家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因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南按：据陈氏对他的弟子王永兴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和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通过清华校方与北大校长胡适相商，特别将弟子王永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调到身边充任助手。陈寅恪心境渐渐由焦躁凄凉变得平和温暖，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面对陈氏的雄心壮志与传道授业的急切心情，家人、助手与友人皆为其捏着一把汗，担心其身体不能支撑。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前来探望，见陈氏身体仍处于病弱状态，便转达校长梅贻琦的建议，劝其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时不要开课。陈寅恪听罢当即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44】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一看这阵势，自知不能再劝，但仍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氏允之。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45】

有证可查的是，陈寅恪重返清华，为历史系开的课程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这个课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与燕京大学都开过，对陈氏来说应是轻车熟路，照着原来的提纲重复一遍即可应付交差。但陈寅恪的不同之处在于，凡是此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不再涉及，若有著作出版问世，涉此专题的课程便永不再讲。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就是，著作都已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读一读就可以了，不必再把光阴浪费在课堂上，除非在讲述中非涉及原来讲过的课题而不能明了事物本身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陈氏本人素来鄙视靠一本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认为这样做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当他自己开课时，对此点特别注意并作出率范。虽是同样的中古史甚至具体的隋唐史，陈寅恪每讲必有新意，发前人之未发，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精神。每在备课前数日，便与王永兴及后来投奔到清华园陈氏门下的另一位助手汪篯，详细说明所讲授之内容，指定二人把所需书籍找出来一一诵读。

在王永兴的记忆里，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备课要读的第一部典籍总是《资治通鉴》，其次为《通典》、《唐会要》、《唐六典》、两《唐书》等。陈氏对宋代先贤的史学评价甚高，亦最为推崇，曾有过“宋贤史学，今古罕匹”【46】、“中国史学莫盛于宋”【47】等话传于弟子。在宋贤中，陈氏犹服膺司马光与欧阳修两位大家，他在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曾云：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司马温公《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陈氏所论，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不谋而合。毛对《通鉴》极为重视，1953年曾亲自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点校过该书。次年，毛曾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校点本出版后，毛泽东放在床头爱不释手，据说一生共通读了17遍并作了阅点。毛对他的护士孟锦云说过这样一番评语：“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48】

北归一梦原知短（2）

因各自的出身、学识、地位以及视界、志向、理想、遭际不同，尽管毛与陈都推崇《通鉴》，但对这部名著的读法和深层理解自然不会一致。在毛看来，秦始皇坑杀几个儒生算不了什么大事，实在平常得很，所以后来在郭沫若撰文反对秦始皇，并显摆他的《十批判书》时（南按：内有批秦始皇的文章），毛曾明确表示“十批不是好文章”，并严厉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到底要商量什么，毛没有明确指出，但至少像司马迁者流，因不合时宜地乱发议论，结果触怒龙颜之事，在毛看来更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例证。因为剪掉睾丸的太史公已失了男人的身价，既不能惑众，又不能拉杆子造反，只能心无旁骛与满含悲愤屈辱地写点文章，一不小心，便有《史记》的横空出世，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伟大的精神财产。此事在陈寅恪看来，若写一部令后世推崇的《史记》，非得以血泪为代价换之，那么这部“史家之绝唱”不唱也罢。至于披枷带锁，流徙发配，浪迹天涯而仍著书立说者，其精神意志及胸怀当然可敬可佩，但执掌生杀大权者，还是应该让这种泪水飞溅，呼天抢地的状况少一点更具人道。或许正因了这样的思想与独立精神，陈氏对史上两司马的人生际遇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对其著作总是抱着“同情的理解”心境，发前人未发之覆，传文化香火于后学的。

按一般规律和程序，当《资治通鉴》摆到桌上后，助手需按导师指定的书目章节一段段读诵下去，坐在椅子上以手托头静心聆听的陈寅恪轻轻把手一点，表示就要停下来，然后陈氏再以手抚头开始沉思冥想一番，提出问题及注意之点，让助手记在本子上。待记下几条后，导师又吩咐助手查寻两《唐书》、《唐会要》、《通典》中与此相关的记述，并一一诵读。陈寅恪通过聆听比较，对每一条材料都作严格谨慎的校勘与考证，最后指出几种典籍所记载之不同处，何书记载可靠，何书记载有误，何书是妄倡谬说，等等，助手一一笔录。待这一切程序完毕，所教授的讲稿或者详细提纲也就顺理成章，可以开坛受徒了。对于这个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49】纵观数千年之中国教育史，有多少盲人教授不得而知，但此种备课与授课者则鲜矣。所幸历史未能忘记这一笔，否则将是历史之无情，人类文明史之大缺憾。陈寅恪读《通鉴》是否像毛泽东后来一样，也达到了通读17遍，或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不得而知，但有些地方能大段背诵却是事实。有次王永兴读至某段，端坐在椅子上的陈氏突然把手一挥示意停止，并要求重读。王意识到可能有脱漏之处，便仔细一字一句慢慢读去，果然发现初读时脱漏一字。陈氏之超群的记忆力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令这位弟子汗颜的同时又愈加敬佩。

翌年冬天，北平大寒，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暖气设备，经日寇盘踞，加之抗战后国民党三十八军一度接收，暖气设备全部拆毁废弃，水管冻裂无法修复，师生只有忍饥受冻艰难苦撑，不少教授因此病倒在床，痛苦呻吟。此时国民政府经济已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人命微贱。到手的钞票每天加两个“0”，还是跟不上物价的飞速蹿升，直弄得民不聊生，教职员工命悬一线。这就是傅斯年告别北大时所说的，面对啼饥号寒的师生，政府必须提高其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的根由。但这个时候的宋公（子文），只顾自己大发国难之财，并设法把劫掠暴敛的不义之财转往外国银行，哪里还顾得这些教授学生的死活？面对惨淡的经济与政治前景，陈寅恪有诗云：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重来泪不收。

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繁荣最高楼。

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有独忧。

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

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当傅斯年拼尽全力与孔宋集团搏斗拼杀时，陈寅恪明确表示支持并为孔宋最终倒台而称快。

北归一梦原知短（3）

此时目盲畏寒，身体多病的陈寅恪一家，再度面临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的境地。时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前去探望，悲不自胜，当天即向胡适作了禀报。名满天下的胡氏对学界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总体上还保留着尊重、爱护、同情之心，当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胡曾出过力气。胡氏这种行为无论于公于私，都为时人和后学称道。陈寅恪早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诗作“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即颂其事。胡适是安徽绩溪人，诗中的“绩溪胡”自然是指胡适。正由于胡氏对神州大儒王国维的爱惜尊崇，加之陈寅恪的诗作问世，胡适荐王国维进清华的故事遂成为后人常言不衰的一段佳话。

对于1947年的胡适而言，沉湖的王大儒早已驾鹤西行，已无需他于滚滚红尘中给予什么关照和爱惜了，只是尚活在神州大地的另一位大儒陈寅恪，却急需他这个身居北大校长高位的绩溪才子加学界领袖怜惜一把。而从以往的交谊看，胡、陈两家亲属在台湾驻守时，曾有过一段因缘际会。尽管胡适暴得大名之后在政学两界树敌不少，特别是北大浙江派对其多有恶言，但陈、胡之间的友谊却一直保持下来，否则当年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不会公开放言“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这种明显带有向其他窥视者挑战意味的话语，若不是二者心心相印，彼此尊敬，以陈寅恪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态度，他是不会公开作如是说的。陈寅恪尝言，自己在历次中研院评议会上“是绝不发议论的”。若此说当真，重庆选举当是个异数，由此可见胡氏在他心目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和分量。当然，胡适也不是糊涂虫一个，或者作为投桃报李，或者处于内心的真挚感情，若有机会乃会知恩并设法报答。此前陈寅恪赴英就医，抵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的比出国时好，医告勿须再施手术。此时的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遂请在国外访学的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徒叹奈何。百忙中只好托在美访学的全汉昇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陈寅恪携家重返清华园，胡适多次前来拜望自是不在话下，只是随着国民政府即将崩盘，北大学潮汹涌，面临即将再度散板儿的混乱局面，夹在其间的胡适上下奔波，已是心力交瘁，焦头烂额，无力他顾。而清华与北大如同两家人过日子，各有难言之隐和不便与人道处。作为北大校长，自然不便经常往清华教授家中奔跑，因而陈家的具体生活情形就渐渐淡出他的视线，直到季羡林向其禀报，胡氏才觉得该做点什么了。他驱车出城直奔陈宅，欲把自己在美出任大使与在各大学演讲所得数目可观的美元赠予，以助陈渡过难关，不料此举被陈寅恪拒绝。在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双方相商，陈寅恪以卖掉自己藏书的代价换取胡氏手中的美元，用以买煤取暖，买米做饭，度过严冬。协议达成后，胡便派季羡林乘坐自己的轿车——也是北大唯一的一辆校长专用车，赴陈宅提书。据季羡林回忆：“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了。”【50】

陈寅恪于穷困中卖书换煤之事传出后，一个号曰“天吁”的人激愤难抑，于某报发表诗词并序，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放言道：“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词云：“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51】词虽算不得上乘，但可见出国人对眼前的政府与世道不平的愤懑之情。

北归一梦原知短（4）

1948年12月初，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后成为国民党青年部长的陈雪屏奉命匆匆由南京飞北平，招集梅贻琦、胡适等清华北大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称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

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浦氏回忆当天的情形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时，陈寅恪说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52】云云。此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已隐晦地向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表达了自己去意已决。梅说道：“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53】冯友兰深知这是梅对自己所说的最后道别话，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只好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12月14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更紧，一群群国军与拖儿带女的难民向北平方向溃退逃亡。中午，解放军已进至清河镇一带，向清华园方向疾速推进。清华师生纷纷登上宿舍楼顶平台北望观战，伴有呛人血腥味的烟尘随着强劲的北风飘向清华园，令每一个人身心都感到了战争的惨烈。在一片混乱仓皇中，梅贻琦钻入汽车，冒着浓烈的炮火硝烟，悄然离开清华园向城内急驶而去，自此与清华师生永诀。

就在梅氏离开清华的同时，胡适驱车满面焦虑地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家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胡打电话至清华问询陈氏的情况，告之已回城内，但不知具体落脚何处。邓广铭听罢，当即答道可能找得到，估计在他大嫂家中。送走胡适后，邓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赶往城内，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及其一家。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54】

陈寅恪向来有午休的习惯，待决心下定后，令邓广铭先去胡宅复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会合。当邓广铭来到胡家，胡适即告之飞机已抵达南苑机场，时间紧迫，令邓赶紧回去催促。邓正要出门，见陈寅恪已携家赶到，胡、陈两家立即携带简单行李，乘胡适汽车向南苑机场飞奔而去。车到宣武门，城门紧闭，守门官兵不准出行。胡适只好用电话与北平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无奈傅正忙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周旋，根本联系不上。胡、陈两家只好乘车返回东厂胡同暂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动。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55】

这个话与胡适所言相似，又有差别。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56】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自是想面包与自由兼得。只是想不到胡适的次子胡思杜脑后长了反骨，偏偏乐意留在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即将被解放军占领的北平继续生活。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人世间命运之残酷莫过如此。

北归一梦原知短（5）

当夜11时，胡适接通了傅作义的电话，约定明早到中南海“剿总”司令部换乘傅氏本人的汽车，并下令届时守卫宣武门的官兵放行。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总司令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同行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透过飞机舷窗，古城北平渐渐隐去，面对匆匆掠过的北国大地，胡适与众位教授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随着机翼的摇晃颠簸，更是凄惶怆然，不知何处才是自己的归宿。

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关于陈寅恪落脚南京又匆匆离开的这一短暂时间，陈、傅二人除了礼节性的寒暄，还交谈过什么深层的问题，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有何异同？历史没有留下可供后人查考的确切凭据，故无从言说。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正日理万机，左顾右盼的傅斯年，不会对陈给予更多的关照，也不会静下心来促膝长谈——严峻的局势已不允许他这样做。同时还可以大胆猜测推断的是，在傅斯年心中，既然陈寅恪一家已离平抵京，即表明陈与共产党的决绝态度，日后陈寅恪附在国民党这个几乎被拔光了毛的骥尾上流徙千里，自是情理之中。待稳住阵脚，自有秉烛长谈，叙古论今的机会。只是傅斯年没有料到，南京一别，竟成永诀。

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正是：

临老三回值乱离，（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此次）

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纪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57】

注释：

【1、8、9】《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董作宾，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3】《无中生有的事业》，杜正胜，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4】《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5】《蔡元培与史语所》，潘光哲，载《新学术之路》，上册。

【6】《我和北大》，沈尹默，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7】《胡适日记》，第392—393页。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

【10】《教育与脸谱》，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11】《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2、39】《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13】《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序》，转引自何兹全《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序言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14】《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序言一》，何兹全，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15】载《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八期，1940年2月25日。

【16】《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何兆武、冯左哲，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17】《傅孟真先生遗著·序》，胡适，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

【18】《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罗家伦，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19】《学习甲骨文的日子》，张秉权，载台湾史语所编《新学术之路》。

【20】《忆傅孟真师》，何兹全，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21、4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北归一梦原知短（6）

【22、4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3、32、33】《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24】《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25】《讨贼中之大路》，载《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1日。

【26】《记傅孟真》，程沧波，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第2卷，台大学生会编，转引自《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中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

【27】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款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觉得有利可图，指示其手下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此案被称为美金公债案。

【28】据一位知情者说，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收集了许多孔氏集团私吞美金公债的证据，以备上法庭之用。当时曾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曾说：“在重庆时，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记傅孟真》，程沧波，载台湾《新闻天地》第156期）另据罗家伦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作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罗家伦，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

【29】《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0】《新潮的泡沫》，周作人，载《亦报》，1951年1月13日。

【31】《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屈万里，载《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台大学生会编印。转引自《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中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

【34】转引自徐商祥《怀念校长》，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35】《世纪评论》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和南开大学代理校长等职的何廉，于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政论性周刊，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主要撰稿人有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刊物的主旨是批评时政，倡导民主。由于言论大胆，笔锋犀利，针对性强，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与好评。关于傅斯年首次公开炮轰宋子文事，据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便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出笼的第一个阶段。

当时总编辑张纯明一看是炮轰皇亲国舅宋氏的稿子，虽有点担心与犹豫，但最后还是决定恪守“言论自由”宗旨，一字不改地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第一卷七期刊发出来。想不到此文一出，“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著，王文钧、俞振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大公报》一出，如一枚重磅炸弹落入纷乱的人群，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公然批评政府首脑人物，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随着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一时举国瞩目，所引起的社会性震撼也就可想而知了。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的耸人标题加以渲染。

北归一梦原知短（7）

见产生了如此大的轰动效用，《世纪评论》编辑人员在狂喜中已忘记了利害得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扔出一颗炸弹看看效果。一个星期后的2月22日，又在第一卷第八期推出了傅斯年的《宋子文的失败》一文。文中极其准确地点到了孔宋失败的“死穴”，谓：“孔宋失败的一个原因，由于他们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揽络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唐朝的秕政，是和黄巢相辅而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张李相辅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产党莫大的本钱。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罢！”（《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6】当第一篇檄文刊发并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后，《观察》周刊的主笔储安平于2月16日致信傅斯年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词，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观察》在当时颇有名声，傅斯年接信后便把他的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寄给储。3月1日，《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将此文一字未改刊出。

【37】《晋史》载，公元290年，西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他的傻儿子司马衷继位当了皇帝，是为晋惠帝（259—306）。惠帝为人愚憨，尝在华林园闻蛤蟆鸣，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左右戏之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时天下饥馑，百姓多饿死。惠帝闻之曰：“胡不食肉糜？”这样的傻皇帝自然无法掌管朝政，由是权在臣下，政出豪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五市，贾、郭二党恣横，货赂公行。终于引出了八个宗室亲王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连年混战的局面，史称“八王之乱”。

【38】关于宋子文的买卖，真正做大始于1940年。这年6月，宋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奉派到美国处理所谓的“家庭事务”，实际上是争取美国贷款。在这期间，宋子文开始在国内国外动起了大手脚，暗中凭借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时胡适正出任美国大使，由于宋和蒋之间的特殊关系，时人挖苦宋是“太上大使”。1941年12月23日，重庆政府准备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部长，胡适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说自己此前也是一无所知，未决定是否就任等。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给胡适一个荒唐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银行，实际上这是宋子文利用战时所发的“国难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遣员接收敌伪区厂矿企业与物资时，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先后到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巡视，借机派亲信把持接收事务，将大批工厂、企业转入他个人控制的工矿企业之中，据为己有，致使豪门资本无节制地超大规模膨胀开来。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力十分有限，而（至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七千多万美元”。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并将一系列调查的数字给对方看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5亿美元。”后据西方人士透露，宋在掌权期间聚敛的军火巨额财富之大，可称为“世界首富”。有人说是30亿美元，有人说100亿美元。不过当国民党兵败退守孤岛，宋子文与蒋分道扬镳，在美国当寓公时，得知这个消息，怒发冲冠，跳脚骂娘曰：“那些不负责的记者，我怀疑他们吃了老蒋多少贿赂。”似是受了很大委屈。后来据《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报道，宋子文聚敛的财产之巨，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50大富豪之一。

北归一梦原知短（8）

1947年3月，宋子文在内外交困中辞去行政院院长职。不数月，改任广东省主席，为蒋经营退路。1949年，在国民党彻底崩盘前夕，经法国赴美，后长期侨居纽约，与台湾的关系若即若离，集中精力“经营他那日益扩大的金融帝国”，终获“世界首富”之名。（《中国十外交家》，石源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当然，这笔巨额财富使宋享尽荣华富贵的同时，也使他落了一个“亡国之佞臣”的名声。

【42】《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43】《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4、45、49】《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46】《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著，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47】《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48】《新创作》，第1期。

【50】《回忆陈寅恪先生》，季羡林，载《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51】《陈寅恪先生事辑编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52】《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浦江清，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5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54、55】《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邓广铭，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邓在此段文后有按：“到北平迎接胡的专机乃是由教育部派出的，而胡适又毕竟不是国民党官僚。于此也可看出陈先生总是要尽可能与国民党保持距离。”邓氏此说，恐怕难以服众，教育部同样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焉能有与国民党拉开距离之说？事实上，所有赴平的飞机皆由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调动，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陈雪屏只是协助，这从傅斯年致北大教务长郑天挺的电报中即见分明（此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54页，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内中有“大维大卖力气，每日调度至可感。只要以上事办好，而机接（新旧）可行，飞机要源源而来的”等语。

【56】《胡适传论》，胡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57】《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据陈寅恪“文革”期间第七次交代稿称：“我和唐筼都有心脏病，医生说宜往南方暖和之地。我因此想到岭南大学。抗战时期南开、清华、北大迁往云南并为西南联大，所以认识陈序经。遂写信与他，可否南来休养一个时期。1948年夏，他回信聘我来岭大教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时陈序经为岭南大学校长）

醉不成欢惨将别(1)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尽管胡适对蒋氏夫妇的情谊深为感动，但当自己的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板起面孔极不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1】遂不再理会。宴罢，胡适于下午3时赶赴中央研究院礼堂大厅，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北大同学会和校庆会。席间，胡适“发表沉痛演词”。这是胡氏离平前专门赶写的一篇纪念箴言，谓：“北大整五十年了，北大是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但北大不愿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胡适在演讲词中高度称赞了蔡元培与蒋梦麟主持北大的功绩，称：“九一八的炮火，震惊了他们的美梦……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作五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最后，胡适自谓“乃一不名誉之逃兵”。【2】言毕声泪俱下，哽咽不能语，在场者皆掩面而泣。

胡氏演讲完毕，由傅斯年致词，傅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傅氏“确信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共产党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据当时报载称：“傅氏自称悲观，但竟以乐观言之，博得多数人破涕为笑。”【3】

与南京遥呼相应的是，此时的北平也正在举办北京大学校庆活动，只是比南京更为沉痛悲观，据当日报载称：“北大今在炮声中开始校庆节目，因胡适离平，主持乏人，展览讲演皆不能按预定节目进行，势将悄然渡过。在郊外之农院一部学生，今被迫入城，衣物有损失，并饱受虚惊，学生在孑民堂前痛哭流涕。”【4】

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24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即对记者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是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的惋惜之意。

未久，蒋介石给胡适冠以“总统资政”头衔，坚持胡适前往美国，既不当大使，也没有具体任务，只是希望胡“出出看看”。胡适在经过一番心灵煎熬后，决定服从这一委派，重返美国为政府“做点面子”。【5】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正式委任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做准备。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事先都毫不知情。

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潸然泪下。午夜的钟声响过，二人打起精神，重新抖起了文人的癫狂之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抗战胜利，傅斯年、胡适接办战后的北大，此时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柯，枝干也。沧海，指东海。此二句是说桑树的枝干被摧折了，根叶漂浮到大海中去了。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种桑”之地本就没在风雨无忧的高原，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又有什么后悔可言？待把此诗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倒在桌旁昏睡过去。

当此之时，与胡、傅二人友善的新任台湾省主席陈诚，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和惊人的办事效率，于1月5日迁入台北主持政事。同日，陈诚即致电傅斯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醉不成欢惨将别(2)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傅氏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傅斯年也产生了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6】

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7】陈氏之说后来得到了俞大的证实。当时俞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说：“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8】

傅斯年之所以没有自杀，除了他的夫人看护有加，与傅本人在心中牵挂着史语所同人和他的故朋亲友亦有极大关系，也正是这一条若隐若现的锁链，最终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长了其生命历程。就在傅氏准备赴台之时，胡适已向他透露自己不去台湾而想赴美国的打算，这个选择意味着胡、傅从此分道扬镳，天涯海角再难相见，这对傅斯年而言无疑又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傅顿感失去了一根庞大的精神支柱，心情更加凄凉与心慌意乱，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当接到陈诚自台湾发来的电报后，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不住地绕室踱步，对脚下的故土越发生出一股难舍难离之情。傅氏反复咏吟、书写宋代著名忠烈辛弃疾《别茂嘉十二弟》之词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其时，正是壮年的傅斯年已很清楚，在阵阵悲歌声中，已没有多少人与他共醉明月了。

1949年1月9日夜，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徐蚌战场达66个日夜的国民党军，激战后全面溃败。解放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军55.5万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场总指挥杜聿明被俘。

1月19日，傅斯年去意已决，决定搭乘军用飞机赴台。这天晚上，在惨淡的星光照耀下，傅斯年携夫人走出了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胡适与傅氏夫妇在前，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最后要道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沉沉的夜幕中，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刷”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

“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此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

醉不成欢惨将别(3)

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城，中共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随着淮海、平津战役的终结，国民党政府已到了仓皇辞庙之日，再无心力“抢救”学人，这个“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最终未能像抢运大批的金银国宝一样顺利完成。据后来统计，除胡适、梅贻琦等几十位教授之外，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除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算是较完整迁台，其他的几个如数学所等只有一少部分人员与仪器迁台。而此时被“抢救”出的学人，亦有一部分人最终去了香港和美国而不是台湾。

继蒋介石暂时隐退之后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马上派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赴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展开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为加强社会各界的力量和谈判砝码，李宗仁专门向已赴台湾的傅斯年发电，希望傅能出来助其一臂之力，尽快达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时的傅斯年对国共和谈已不抱任何希望，当场给予谢绝。在致李宗仁的信中，傅以一贯的处事作风和政治立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文曰：

德邻先生赐鉴：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9】

傅斯年这一与中共决绝的强硬态度，并不是一时性起的妄言，实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他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则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直至导致了不可收拾之残局。他在为国民党的败局潸然泪下与“不堪回首”之后，于痛定思痛中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湾大学的建设上，借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轰然崩溃。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10】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随之出山，匆忙赶到重庆指挥战事，并在此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关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逃命，蒋介石都来不及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公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他眷恋不舍的神州大地。正是：

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退守孤岛(1)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向以齐鲁大汉自居、自豪和自傲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11】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到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职，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他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的第四任校长。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几百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府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这些高官大员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情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已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的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方东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数学所等一批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幹、高去寻、屈万里等著名学者，皆应聘到台大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回忆说：傅斯年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12】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期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与关照。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一职，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退守孤岛(2)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这年年末，甚至1950年的年初，傅斯年也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未做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近新生活”的美梦。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大陆的美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13】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敢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就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并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之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者，在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是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14】。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了傅斯年英年早逝的悲剧。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党分子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殆，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去”的口号。但傅斯年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事原则。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尔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文中疾呼：“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15】其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退守孤岛(3)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殷切寄望。

这年的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斯年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16】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与傅斯年本人刚烈的性格，导致他血压骤然增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17】

像冥冥中有一种定数，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其情其景，俞大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18】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一阵心碎，欲哭无泪。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兼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当时傅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儿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19】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20】俞大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俞大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21】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傅斯年之死(1)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下午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将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占山为王，或先把天下搞乱，然后再由他出面来个“天下大治”等。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李铁拐、张歪嘴、王拴狗等一帮乌合之众与流氓无产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将起来。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再度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和当地码头黑老大的形象，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流氓恶棍加日治时期豢养的汉奸走狗，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公开叫起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未久，郭又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氏，大有小人得志的做派，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难以收敛流氓无产者的本性，胡乱发一些聪明中伴着糊涂、真理中伴着歪理邪说并散发着烧杀劫掠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大炮”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而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开始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傅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22】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其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两点多钟，傅斯年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久，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傅斯年之死(2)

大约6时30分左右，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抽血300CC，这时血压尚高至190。7时30分左右，国防医学院院长卢致德、内科教授丁农、台大医学院教授林天赐、严智钟等亦闻讯赶到，诊断结果与前同，于是商议再抽血150CC。此时，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幹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向自己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的医务人员抢救治疗。病床上的傅斯年一动不动，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紧张地忙碌着。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同样满脸焦虑、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晚上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血压又增至230，体温升至40℃。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真正地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会意，急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土著，国语水平极差，有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于讲台上。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傅校长，并下半旗致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成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涌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之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看到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大厅，并听到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阻拦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与痛击，往日的张狂之气顿消，急忙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乎也，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23】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以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奋的学生说：“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24】傅启学转头看了一下眼前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们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会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们已是饥肠辘辘，又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返校。

傅斯年之死(3)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陆续涌至，尔后人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高级官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1973年撰写的回忆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25】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其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曰：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夫人。12月30日又频布褒奖令，曰：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性秉刚正，学造渊微。早岁从事文化运动，克树风声；留学欧西，益增渊涉。都讲大痒，成材綦众。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商量邃密，纂记繁丰；绝学昌明，有光盛业。中间历膺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谠论渊谟，时政多所匡正，清议资以转移。比年膺任台湾大学校长，教学水准，日渐提高；青年思想，入于正轨。其苦心诱导，力挽横流之功，尤堪矜试。揆其生平始末，困学之勇，忧国之忠，嫉恶之严，信道之笃，允为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方期遗大投艰，更隆厥用，乃以国步艰屯，自忘痼疾，巨细躬亲，卒致脑溢血而逝。缅怀猷绩，痛切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交由行政院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忠贤之至意。【26】

傅斯年去世后，国民党政府任命钱思亮为台大校长。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台湾大学为纪念其开创台大一代新风之功绩，按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由傅斯年生前同窗加好友罗家伦前导，台大学生会主席罗锦堂手捧骨灰盒，钱思亮校长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纪念钟为“傅钟”，墓与钟掩映在碧绿的椰林大道旁的鲜花翠柏之中。

台大校园内的傅园供人瞻仰，傅钟更成为台大每日上课、下课的鸣钟。每当深沉悠扬的钟声响彻，在激起台大师生工作、学习热情的同时，也从流逝飘散的岁月中唤起对故傅校长斯年的怀念之情。每年的12月20日，台湾大学都在傅园布置鲜花瓜果以示纪念。3月26日，即傅斯年的诞辰之日，则由史语所和台湾大学轮流举行学术演讲纪念活动。自1954年始，此项活动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历久不辍。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又如同蔼然慈厚的神祇，宝爱着这一介书生和谔谔之士的高傲灵魂，于天地间永恒地存活。

傅斯年之死(4)

傅斯年溘然长逝后，胡适提醒国人，“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而远在海峡另一边的陈寅恪辗转得知此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于当年的12月赋诗一首为之追念。他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吟诗一首，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作。傅青主在《霜红龛集·卷三》中云：“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亡友。——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呜呼！

注释：

【1】《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3、4】载《申报》，1948年12月18日。

【5】《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6】《“九一八”一年了》，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7、8】《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9】《致李宗仁书》，转引自《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又，司徒即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傅泾波乃中国满族正红旗人，燕京大学毕业生，时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兼助手。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1374页。

【11】田横岛位于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东部海面1.9公里处，面积1.46平方公里。秦末汉初，齐王田横被刘邦大军击溃，兵败率领五百兵士来此栖居。刘邦称帝后，怕其东山再起，谋兵作乱，乃召见田横。田横自知大势已去，为保全岛上兵士，乃辞别海岛西行。至洛阳城三十里处时，因不愿面见、臣服刘邦而自刎。岛上兵士闻讯后悉数挥刀殉节。后人感念其英烈，合葬于山顶并立祠祀之，岛遂有今名。岛上立有一大冢，即五百义士合葬墓，冢侧立有一碑亭，内有史碑，详细记述了田横自刎及五百义士殉难的历史史实。

田横的历史故事自汉代流传并为中外人士称道，明代高丽人郑道曾有《呜呼岛吊田横》一诗，诗曰：“晓日出海东，直照孤岛中。夫子一片心，正为此月同。相去旷于载，呜呼感吊衷。毛发吊如竹，凛凛听英风。”此后，清代诗人黄守相、张铪都曾先后题诗田横岛，抒发了对五百义士千秋忠烈的赞美之情。现田横岛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2】《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3】《中国教育之怪现状》，李敖，载《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14】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8卷第1期。

【15】《傅斯年校长的声明》，载台湾《民放报》，1949年7月14日。

【1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忆傅孟真先生》，朱家骅，载《台大校刊》，第101期。

【18、19、20、21】《忆孟真》，俞大，《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22】《以身殉校的傅斯年》，于衡，载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十三集。

【23、24】《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朱葆瑨，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5】台湾《传记文学》，第22卷第5期。

【26】《傅孟真先生年谱》，傅乐成撰，转引自《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南国的冬日(1)

傅斯年死了，他生前的亲朋好友以及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及其门生还活着。虽然活法各有不同，际遇略有差异，但整个族群的归宿基本是相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展开，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再度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

1953年11月，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悄悄地来到了中山大学陈寅恪的家中，此人便是陈氏早年的弟子加助手汪篯。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陈寅恪离开昆明后，汪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李庄，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京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1】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可考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2】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1947年，当汪篯得知陈寅恪重返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尚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只身来到陈寅恪身边，与陈门弟子王永兴、陈庆华等协助陈寅恪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傅斯年、胡适沟通，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40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据说汪后来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是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导师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其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同行越来越多的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键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3】。

南国的冬日(2)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留下来的。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他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陈伯达、郭沫若辈没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那孤独身影的存在。【4】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伯达、郭沫若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名单很快得到了上边的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傅斯年在台湾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岭南大学任教的陈氏，请其赴台任职，但陈寅恪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而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氏保留着位子，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才由劳幹继任此职，由此可见傅斯年与台湾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

1949年6月，溃败中的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其中有三位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异常重要的职务，一为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中研院院长，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三为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受傅斯年之请托，曾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速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同傅斯年一样，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态度强硬，不予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直到这年的10月初，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并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陈寅恪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可成行，但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出境而留在了岭南大学。究其原因，或许如“文革”期间陈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这个说法得到了后世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也有少数人如余英时者，则认为不然，谓唐筼当时已赴香港探听虚实，为陈寅恪出走打前站，只是因故未能成行云云。可惜余氏搜罗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陈寅恪本人的说法，故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也未能达到扰乱视听，混淆是非的效果。【5】

南国的冬日(3)

此时的陈寅恪似是抱定终老岭南的决心，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香港，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个中的原委，陈寅恪自有不便向外人道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史学家、陈寅恪学生辈人物赵俪生，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晚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对当年名噪一时的所谓“创造社”成员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为人处事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6]

时在清华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发生在华北大学的这一幕，但直接或间接地从各色接收大员的神态、口气与做派中，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萧杀、紧张的气氛和起自北方的寒意。因而，当清华园被接管之时，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曾寄信劝其重返清华，均未奏效。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谓“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7】，等等，但陈寅恪仍像当年对待杭立武一样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8】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而他不为劝说者和所谓的“中间人”所动，继续留在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大）静观其变。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9】。这个时候，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当年的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地不自量力与糊涂。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10】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南国的冬日(4)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氏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对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从以上的谈话中，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和范文澜等辈所谓“新史学大师”们极大不满，从内心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悲鸣与愤慨。这次长谈，标志着陈寅恪向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11】。无奈的汪篯只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傲的身影，陈、汪师徒之间的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汪篯、向达的悲剧(1)

汪篯自南国中大校园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运动开始，一夜之间众多儒生士子被打成站在共产党与人民“对立面”的阶级敌人。至1958年，全国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受到了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的暗中关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风潮狂飙突起，全国高校掀起了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源》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与对立面展开论战甚至混战，一时举国震动，天下胆寒。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之时，南北两地的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已十分困难。自感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无情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辈，趁机向陈氏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的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12】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肚里装着多少墨水和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16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好社会主义之功……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又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此信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

汪篯、向达的悲剧(2)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已挂满了几万张大字报，自然包括对陈寅恪的口诛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革命者”如饥饿苦寒的狼群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顿时野性横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追逐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中山大学部分师生，借机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挥刀开战，认为投机献媚、广显神通，具有人生转折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叫嚣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挫骨扬灰外，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从而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实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美梦，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其中一文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13】

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毅然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经过交涉，搬家未能如愿，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不再开课，与32年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生涯告别。陈寅恪的身影，就此于中大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红色中国史坛上隐去。归隐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撰著。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半年后的1963年1月21日，为了过个团圆春节，陈寅恪出院，在凛冽寒风中被人抬回家中。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与他为伴。这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氏。曾昭燏乃曾国藩的重孙女，同时是清华大学教授、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胞妹，与陈家有三代姻亲之交。面对故人来访，话题自然涉及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军等陈年旧事。当曾昭燏说到欲购海外新印之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供状等事宜时，陈寅恪想到了自己祖辈与曾家三世之交，以及祖父与太平军交战并施计活擒幼主洪天福贵事，心头蓦地涌出一种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聚散无常的感触。当年曾国藩特别赏识出身浙江湖州府，后侨居苏州的大儒俞樾“花落春仍在”的诗意，如今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寒风苦雨中，已是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只有“我自无语向天行”了。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14】

汪篯、向达的悲剧(3)

在如此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撒手归天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进度。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在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8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历史传纪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中的甘苦与“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黄萱语）。

此后，陈寅恪用尽残力，以蜡烛成灰，泪尽泣血之坚志，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令陈氏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剧本《海瑞罢官》的“战斗檄文”，自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书写的这张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原来的领导班子。未久，全国高校及中学全面停课，投入到“文革”洪流之中。北大原来整套领导班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黑帮分子”，成为“文革”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珮云被撤职查办。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并在全国四面开花，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族浩劫泛滥开来。

在“文革”风暴的中心和策源地——北大校园内，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祭旗的便是陈寅恪的门生，北大历史系教授汪篯。

此时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反右”斗争开始，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

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

汪篯、向达的悲剧(4)

在“文革”狂潮波滚浪涌，风雷激荡中，一个教授“自绝于人民”，如同一块不可雕琢的朽木沉于污泥浊水，对世间的一切皆无足轻重。只要“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于无岸之海横冲直撞，哪怕大地陆沉也在所不惜。这年11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字觉明），被造反派“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布满校园的西瓜皮，不幸突然晕倒在地，未得及时救治，含恨死去，终年66岁。

1944年，作为北大教授的向达，受傅斯年、李济等学界大师之聘请，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携家赴四川南溪李庄，率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合组的西北考察团，与夏鼐、闫文儒等人第二次远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带文明遗迹考察。他的妻子儿女在李庄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人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务告一段落，向达才返回李庄携家眷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这段时间，向达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复员后，向达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曾一度受到重视，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南渡台湾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又兼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此时的向达“已走向了历史学家最美好的年华”。【15】可惜好景过于短暂，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向达“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不仅如此，向达曾公开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此语引起了当局和一些自誉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强烈不满，遂“聚而歼之”。向达出身湘西一个土家族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与湖南老家有些联系，根据这条线索，几个位高权重者无端认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欲谋不轨的野心，于是，双箭齐发，向达被戴上了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据新华社1957年10月18日播发的电讯，四大右派依次是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1959年底，向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总算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面对这一变数，北京学术界各色人等仍怀揣惊恐之心在伸头缩头地悄然观望，无一人应声。第一个向他致书道贺，祝其躲过一劫的，竟是远在岭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陈寅恪与向达交往的渊源可追溯到抗战之前，而在西南联大时期更为友善并相互引为知己。当年在李庄时，因傅斯年对向达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从而引发了以向达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行，经过对敦煌洞窟、汉代烽燧、长城关隘、西域古国废墟、流沙坠简、草纱文书等文明遗迹、遗物的探寻考证，向达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对这一领域研究之深透广博，整个中国学术界无人能够匹敌。当傅斯年在台湾不幸病逝后，陈寅恪那篇以傅青主为喻的悼亡诗，通过秘密渠道，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首先由岭南转到北京大学向达手中，向达又暗中传给郑天挺和汪篯，然后渐渐被学界中同人所知，借此可见陈寅恪对向达人品之看重。向达于195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正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曾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16】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研究的重大使命。

汪篯、向达的悲剧(5)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几十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当时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横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就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诗兴大发，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以抒情怀。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17】

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一相情愿的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似乎太遥远了，遥远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为泡影。而向达也同样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两年后，“文革”爆发，向达自是在劫难逃，属于北大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面临的是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8】

此时的向达，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被“革命闯将”勒令捡拾西瓜皮时一头栽倒，命赴黄泉。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1)

汪篯自杀了，向达被凌辱折磨而死，紧接着，全国各高校一批批教授又先后登了鬼录。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校园，并没有因为几个或几十个教授的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越演越烈。一时间，被关、被斗、被惨遭蹂躏的“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北大校园内多有跳楼和上吊自杀者，未出三个月，仅自杀的著名教授就达到了24名，有的教学楼因自杀人数过多，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的最为疯狂的日子，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蹿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合的红卫兵的身影。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被闯进的红卫兵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然后被扒去上衣用扎腰的铜头皮带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装上卡车拉走了事。俞大乃俞大维之妹，曾国藩重孙曾昭抡夫人，时与其姐俞大缜皆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当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方面组织人力“抢救”北方学人时，俞大缜与俞大及其家人属于理所当然地被“抢救”之列。为此，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在调度飞机时，特向傅斯年说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缜、大两位妹妹全家“抢救”出来。傅斯年自是心领神会，拍发电报给北京大学负责“抢救”的郑天挺，特别说明俞大维对其妹的挂念，并有“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之语。

出乎俞大维和傅斯年意料的是，俞大缜与俞大姐妹均表示无意南飞，要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万般无奈中，俞大维与傅斯年只好放弃。当然，大缜与大之所以留下来，最终没有跟随权高位重的俞大维投奔台湾，与她们的丈夫及家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只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解放区的天也有阴霾与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时候，俞大与曾昭抡终于未能跨过这道鬼门关。1966年8月这个炎热的夏日，被红卫兵毒打得昏死过去的俞大，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中重新回到阳间时，夜幕已降临大地，她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污辱，悲不自制，当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时已被打成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的曾昭抡被赶出京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陶然公园跳湖自尽。在此前后，作家孔厥等数十人已在此跳湖溺亡。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豪绅张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没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随着军阀混战，刀兵四起的社会大环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张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生活拮据，再也没有绅士的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社会风俗，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厚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而像傅乐焕家族，更是多了一层顾虑，怕出面借贷会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氏家族的体面。在两难处境夹击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于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希望的境遇中，乐焕之父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之夜，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的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尔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与爽凉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来，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得知此情，顾及同族之谊，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时傅尚未与俞大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中艰难度日。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2)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佣人和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傅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傅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班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不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19】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直接受陈寅恪领导和栽培。抗战爆发后，乐焕陪伴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避难，尔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另一个是傅乐成）。后来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陈寅恪直接指导。1942年傅乐焕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此文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别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已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济南刘鲁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20】

由于困厄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抗战胜利返京复员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不能随复员南京的史语所众人同行。乐焕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道：“事实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只有暂留”李庄，一个人孤独地等待病情好转。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读罢此信，念侄子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见。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3)

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察看了傅乐焕的病情，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1946年秋，史语所人员全部复员回归南京，傅乐焕因心脏病持续恶化而不能长途行动，只好一人滞留在李庄休养。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问询时说道：“侄病近月来一般情形，略有进步，唯心脏趋弱，听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体力所能支。”直到次年春，傅乐焕的病情有所好转，才告别了生活6年之久的李庄，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语所副研究员。

1947年，傅乐焕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欧洲中古近代史大纲等的学习和研究，后获博士学位。在英国期间，傅乐焕受“赤化”宣传和“洗澡”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变并转向左倾。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训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国治病疗养的傅斯年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居高临下地对这位侄子发号施令，而傅乐焕也都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地点头奉命行事。乐焕每有致傅斯年的书信，也只是谈些读书做学问，甚或家务之类的琐事，从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涉及起政治，且在国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为蒋家王朝四处奔波，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教训起自己来了。此举令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来，真如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犯上作乱。于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侄子拉出来像抗战初期一样当场扇几个响亮的耳光，再给他来个“下马威”。无奈远隔大洋，力不能及，只好把满腔怒火化做凌厉的文字予以反击，来了一顿真真切切的臭骂。也就从这时起，叔侄二人之间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扬镳之势。

尽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在英学成后直接赴台就事，并云另一位与乐焕经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乐成已赴台岛，出任台大副教授，等等。但傅乐焕此时如同一只出巢的雄鹰，面对天蓝海阔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国民党政府与叔叔掌控的机构中做事谋职了，他要寻求一种天地清新的新社会，要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并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的学术事业。傅乐焕拒绝来自傅斯年的劝说与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他想像中繁花似锦、自由幸福的中国大陆，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4)

当“文革”风暴到来之时，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悄悄摆脱造反派们的监视，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定好的陶然湖。当他穿越大半个北京城翻墙进入这座秀丽的公园时，内中树木阴森，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死寂的气氛。整个园内同北京城一样，经历了一天的疯狂之后，疲惫地进入了充满一个个恐怖画面的梦境。他默默来到陶然湖边，此时月亮正是上弦时分，月光映照下的湖水散发着明晃晃的光。没有虫飞鸟鸣，只有恐怖的心悸与生命的苍凉。傅乐焕望着湖面稍作犹豫，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离岸不远处的湖面上，漂浮荡动着两个谷个子一样黑糊糊的物体，微风徐来，“谷个子”向岸边荡动而来，他一时忘了自己前来的使命，好奇地从身边捡起一根枯枝，把越来越近的两个软软的物体勾到眼前。在明亮的月光下，他看清了——这是两具尸体，很可能还是一对夫妇的尸体，看来是刚漂上来不久，也就是说这对夫妻就自杀于昨天的早些时候。望着面前的一切，傅乐焕悲从中来，他绝望地抬头望了望辽阔的天空，又低下头望着平静的水面，思绪翻腾中百感交集。最后，他下定决心要追随这对相逢并不相识的夫妇而去。在即将拥抱死神的最后时刻，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他迈动脚步，慢慢来到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没有叫喊“苍天——”之类的悲壮之语，却像是怕惊动熟睡中的四方百姓与园内苍生一样，悄无声息地把头一伸，纵身一跃，钻入湖底。

第二天，他的尸体从湖底漂上了湖面。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后来说，他们看到，傅乐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这个断定是从普遍现象中得出的规律，或有什么科学依据，无从得知。但在“文革”期间，因到处找绳子上吊自杀，或投河湖自尽的人越来越多，案例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人们才有了这样的经验和这样的说法。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后失踪。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已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老舍的尸体也呈趴伏状。

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后，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与傅乐焕同一辈分的族侄、辽宁鞍山矿物研究所研究员傅乐新，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傅斯年的亲侄子、聊城文化局干部傅乐铜，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傅斯年的族叔、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傅昕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其母的头颅被造反派倒上洋油挂在树梢点了天灯。傅家在聊城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亩的墓地——聊城郊外的傅家坟，被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陪葬品或被劫掠，或被砸毁，或遭焚烧。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炸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兽、石俑、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被炸毁捣碎，傅氏家族成员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整个聊城傅氏一门自大清入关三百年的豪门基业，至此连根拔起，彻底算是家破人亡鬼吹灯了。

陈寅恪之死(1)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21】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陈寅恪之死(2)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22】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23】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24】“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这是陈氏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陈寅恪自甘寂寞，不动声色，唯以身示范且以皇皇巨著昭示来者。陈氏一生在学术上开创的名山大业，以及在乱离之世闪耀的人格光辉，令后人高山仰止，脱帽为之鞠躬致敬。

陈寅恪业归道山的许多年后，有研究者云，在学术领域，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乱纷扰、颠沛流离、命途多舛，陈寅恪的学术事业将更加磅礴盛大，气冲霄汉，会使沧海涌动、群山位移……

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像梦也毕竟还是梦一样。早在1933年早春，鲁迅对《东方杂志》发起的“新年的梦想”征文中，就曾清醒而理性地说过：在这个社会上，“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25】想来陈寅恪于孤独凄苦之中，除了梦到“大同世界”，更多的应是梦到了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或者电刑外加享受乘坐“喷气式飞机”的待遇吧。只是属于他的好日子迟迟没有来到，至少他在死前未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假如鲁迅地下有知，面对这位少年同窗的不幸遭遇，当情何以堪？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26】

陈寅恪之死(3)

事实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心意和志愿，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27】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只是当年王国维沉湖而去时，陈寅恪尚能或明或暗地以诗文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陈氏本人凄苦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华夏大地已没有人再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尽管在海外孤独行步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但作为当年清华“四大导师”中唯一的一位健在者，面对20世纪中国大陆赤县神州最为疯狂的年代和残酷的政治环境，于惨死的老友陈寅恪夫妇，赵氏不敢、也不能对那些迫害者给予道义和法律上的谴责，除了望洋兴叹，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注释：

【1】《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周法高，载《我与北大》，王世儒、闻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存档。

【3、7、8、9、10、11、15、16】《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4】据竺可桢日记载，1954年1月28日，科学院在政务院做报告时，周恩来作结论：“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可见外界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关注陈寅恪是有所依据的。参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9页。

【5】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6】《篱槿堂自述》，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12】《历史研究必须厚古薄今》，范文澜，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8日。

【13】《陈寅恪教授和“元白诗证史”》，载《史学月刊》，1959年4期。以诗证史，即以当时流传下来的诗词，来考证当时的史事，这一研究方法，可谓是陈寅恪在史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发明创造，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当时中山大学有一名叫刘隆凯的学生，也曾听过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一课，且颇有心得。许多年后，刘同学根据原始的课堂记录，把陈寅恪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并得以出版。根据这份记录，可以见出陈氏考证方法的概略。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引》中有这样的句子：“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陈寅恪对此的考释是：“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之前；韦氏，在贞元十八年结婚时正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她比崔氏大一岁。”

诗中又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陈寅恪说：“看来，唐代女子与人应酬是在十三岁。杜牧《赠别》：‘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秋娘，是贞元十五年白氏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杜秋娘，谬极。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她嫁商人不会太久。‘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商在长安领了专卖券，同时娶了琵琶女，再到产地买茶，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可以说，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真可谓‘老大’了。”

陈寅恪之死(4)

陈寅恪还以此考证出这个三十岁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种，与商人是同居关系，不是正式结发夫妻，等等。（参见《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刘隆凯整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曾昭燏（1909—1964），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博物馆学家。1909年1月27日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乡万宜堂，是曾国藩之弟曾国潢之重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胞妹，俞大维表妹。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1935年自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实习，期间参加柏林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1938年3月回伦敦大学任考古学助教，同年9月辞去教职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与人民共患难。在伦敦求学时，因为曾家与俞家的姻亲关系，曾昭燏与傅斯年自然也成为亲戚圈内相互关联的人物，正是得益于傅斯年的帮助指导，曾昭燏在伦敦大学左右摇摆了一年多之后，最后才选定主攻博物馆专业。归国后，在傅斯年介绍推荐下，曾氏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邀请，来到昆明，顺利进入该处并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期间，曾昭燏参加了著名的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境内的考古发掘，发现古遗址38处，古墓葬17座，并选择重点进行发掘。中央博物院迁四川李庄后，曾氏又参加了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1950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院长。1964年3月，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忧郁症，入院治疗。12月22日下午，曾昭燏乘坐院内小轿车悄然离开医院，停在了南京郊外灵谷寺前，她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毕打开车门，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大约半个小时后，只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像天空一朵瑰丽的彩云飘然而下，悠忽间落入枯黄的草丛，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一代女杰与世长辞，终年55岁。

当曾昭燏血溅灵谷寺时，据说“组织”上已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只是未来得及通知她本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姚迁把曾氏的死讯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因当时中国各阶层自杀者太多，每有人“自杀”，便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种“罪恶”行径，尤其是在灵谷塔自杀，更是罪在不赦的大事（1928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在原寺址建成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塔上有蒋介石提字的“精忠报国”与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同学录等）。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燏之死秘而不宣，对外不登报，不开追悼会，一切后事由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指挥从速、从俭处理。曾氏的遗体被秘密收殓于一个木制薄棺中，于一个星光残淡的黎明悄然无声地运出城外，于牛首山脚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匆匆挖坑掩埋——一代女杰就此长眠于荒草野坟之中。

1965年2月，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得知这一噩耗，悲不自胜，当场流下了眼泪。他强撑着年迈体衰的残躯，做诗一首以示敬挽。在这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中，已是75岁高龄、双目全瞽的陈寅恪，深情地追忆了两家三世姻亲的交往，对曾昭燏的独身生活、高才命短等颇多感慨。诗云：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曾昭燏的死和陈寅恪的悼诗，又令人想起了王国维颐和园的自沉，想起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千古遗言，想起了陈寅恪那“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的精辟宏论。曾昭燏在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维系生命的信心顿然丧失，她在剧烈的心理苦痛中选择自杀，亦应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只是令曾昭燏本人和苟活人间者没有料到的是，随着灵谷寺塔悲剧的上演，她的哥哥、嫂子等至亲，也将一个个在精神与肉体的残酷折磨中死去，曾氏家族连同其他世家的文化遗存，在精神层面上已香消玉碎，消散殆尽，于日后的神州故国不复见矣。

【17、21】《陈寅恪诗集》，陈闰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8】《永远怀念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邹衡，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20】《追悼傅乐焕》，载《济南琐话》，严薇青、严民著，济南出版社1997年出版。

【22】《寒柳堂集》162页。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4载，冯道其人于五代事四姓十君，自号“长乐老”，尝著书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欧阳修乃之不爱其身而忍耻偷生，“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23】《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24】《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5】《听说梦》，鲁迅，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6】《陈寅恪先生和日本》，池田温，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27】《怀念陈寅恪先生》，俞大维，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乱世策士梦(1)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终加入美国国籍，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致电赵元任，请其回国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只回了短短五个字的电文：“干不了。谢谢！”

此时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已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早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苦苦支撑。面对渐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况，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所幸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的小镇传来。

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蒋氏从这时起才算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出席了开罗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本人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增。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作战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拼死一搏，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主力部队全线出击，进行一场贯通中国南北，联络南洋和摧毁美国空军基地的大规模战役，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军，于1944年4月在中国南北一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大规模决战。日军的死打硬拼，立即取得了相应的战果，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却连连败绩。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原失守，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迅速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和野心，舆论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2】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有识之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要求国民党从西北地区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对延安和共产党部队的包围与封锁。希望双方不要干戈相向，砍头斩腰地瞎折腾，应像抗战初期一样，捐弃前嫌，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抗击日军，否则国民党将全面崩盘，死无葬身之地。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号下，1944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正式提议：“请大会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兹推荐冷参政员遹，胡参政员霖，王参政员云五，傅参政员斯年，陶参政员孟和，为该视察团团员。”【3】尽管大会代表对此“咸报以热烈掌声”，但被提名的几人似乎对此没什么兴趣，陶孟和在开完会后便躲到李庄社会学所不再露面，只有傅斯年在进退中犹豫不决，似乎有某种期待，并把此计划写信告诉了远在成都的陈寅恪。陈氏于10月3日回函傅斯年：

孟真兄左右：

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此函达渝，未识已启程否。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匆此奉复，顺颂行祺。【4】

乱世策士梦(2)

信中的林、范，指林伯渠与范文澜，从后来的情形看，傅斯年到达延安，的确找过范文澜等人并索取过部分书籍。而视察团的西北之行也确如陈寅恪所言，既无“陆贾之功”，也没有显示出“郦生之能”，可谓无功而返。不过，1944年这个纷乱的秋天，视察团并未成行，傅斯年一行真正抵达延安，已是第二年的事了。

1945年5月，随着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日本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结局。与此同时，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沉，总之是要彻底摊牌的最后关头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策士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凭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丸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即可令各方诸侯伏首听命，实现国家和平。

民盟的策士们同时认为，既然天下格局如今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后应由三方共同执政。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永不可复得！于是，诸儒生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5】，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中来。在民盟主要干将黄炎培的提议策动下，几位重要人物决定仿照战国时著名的苏秦、张仪等策士辩才，拉上几个无党派的国民政府参政员，以“中间人”的面目施展捭阖、钩钳之术，合纵连横，为中断的国共和谈予以“转丸”。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来电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议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还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6】

电文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手交给黄炎培，黄看罢极度兴奋，立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商定了三条合纵连横的计划。当黄炎培兴冲冲地准备把电文递交蒋介石批复时，却遭到了国民党方面与中共谈判代表王世杰的当头棒喝。王声称这个样子的建议“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众儒生听罢，大感灰心，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无用之功云云。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7】在他的一再坚持下，7位参政员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与蒋介石相见，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认真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说道：“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需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后，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8】蒋介石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哼了一声，对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说道：“就让他们几个折腾去吧！”言毕，嘴角露了一丝略带嘲讽的冷笑。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1)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6人，乘专机到达延安（南按：王云五因病发高烧未能成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6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餐桌上，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应承的同时，各自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重组访问团的6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级大腕。很明显，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与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6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舜生者，湖南长沙人也，与毛泽东同庚。早年与毛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世纪20年代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遂开始施展苏秦、张仪的捭阖之术，继续鼓噪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时年52岁的左舜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知趣，突然又用钩钳（实为勾缠）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梦中情人、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当即沉下脸来，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自此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策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然也。

对于左舜生的为人处世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的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曾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失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绝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9】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2)

今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问题，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或专盯着人家的花姑娘纠缠不休。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10】“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11】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傅没有想到毛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伟人，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不过当时一直处于人微言轻之尴尬地位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扬风扎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12】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刻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因为毛在穷困潦倒中，于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的旧址“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13】。——这个时候，没有人意识到，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并等待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氏打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14】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3)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间，二人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当年那位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于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傅氏今日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了。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各自内心的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15】。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最终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16】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傅的延安谈话，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交往的关键内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那位往昔的影星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真实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部大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毛的条幅这样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过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几幅墨迹作了见证。

延安归来(1)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中共机关所在地，寻找早些时候陈寅恪所托的林伯渠与范文澜二人，顺便看望了久别的弟子刘耀（尹达）。刘氏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殷焕璋等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军兴，刘耀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老范（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而言，此时相见，确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摇荡。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每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了眼前的形势和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政治地位，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达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17】。其结果是，尹达颇感惊慌，傅更是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曾致信傅斯年，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并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18】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高原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老范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在校期间受业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19】。范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于1939年10月辞却教职索性跑到延安并很快受到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赏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写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勾，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做矢镞。”

傅斯年来延安之前，与住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老范正在编写一部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所请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还是不难办到的吧。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20】。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了。

延安归来(2)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傅斯年是否见到了林伯渠，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只是缺少可查的资料，不便妄加猜测。在6位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表示。黄氏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21】

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22】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23】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24】

到了这个时候，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宣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故（南按：“江青”之名典出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正是依据这两句唐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25】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所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谷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26】。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并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27?。在傅斯年的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等等。【28】

延安归来(3)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2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真可谓是一个“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典型人物了。

注释：

【1】《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国民参政会资料》，第188页，转引自《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此信收入《陈寅恪集·书信集》（页36至37），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据此著凡例，凡系年“能确定者，在该函署名后月日之上用括号注明年份，大致估计者，注约某年”，这封信按第二种情况处理，注为“约一九二九年”。页下编者注：

（一）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使说南越尉佗，佗称臣。帝令著秦汉所以兴亡之故，因著《新语》十二篇，帝称善。

（二）郦生指北魏郦道元，范阳涿县人。为吏威猛为治。道元好学博览，访渎搜集，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皆行于世。

（三）多九公、林之洋，事见《镜花缘》。

（四）“求之与抑与之与”第三、七两与字读欤。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

（五）邢邵，字子才，北齐人，雅有才思，日诵万言，有书甚多，不甚雠校，当谓误书思之，更是一适。

南按：以上注释，有两处不确。

第一，此信并非写于1929年，而是写于1944年。1929年，傅斯年没有西北之行的任何计划，从他一生的行踪看，也找不到任何文字与事实上的印痕。而只有放在1944年这个时间段，方可解释全文旨意。信中说到“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这个“彼处”就是延安。“竟向林、范诸人索取”一句的林，指的是林伯渠，其人是陈寅恪1904年考取官费生第二次留日时的同学，又是1916、1917年间在湖南省长公署任职时的同事。1934年，林氏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历任中共要职。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关，林伯渠是中共七位参政员之一。范，当指范文澜，其时属延安知识分子首领之一，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已经行世，并引起全国学术界的注意。范氏在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曾回忆此书初版的写作经过：“1940年我去延安，组织上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下册原拟写近代史部分）。校完全书我就转入整风运动中去，不再接触这个工作了。”既然范文澜1940年才到延安，1941年底才完成古代史部分书稿，则陈寅恪的信不可能写于1942年之前。另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云，1942年6月，陈寅恪抵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8月启程北行，12月底至成都，任教燕京大学。这段时间，傅斯年主要在李庄与重庆之间穿梭，同样没有要赴西北的计划，因而此信只有写于1944年延安视察团即将起行前。

延安归来(4)

第二，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是西汉的郦食其。据《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韩信便听从谋僚之计，举大兵攻打齐国，令齐王大为恼火，认为是郦食其欺骗了自己，遂将其捕来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乃把陆郦并举，记于史册。《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云：“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

又，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的“西北之行”是负有类似使命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陈氏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他没有用“未必”之类的含糊措辞，而是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斯年的“西北之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之下不可能达到目的，只能是“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多九公、林之洋的海外之游罢了。这种对未来历史走向的洞见，在他的诗文以及与友人、学生的谈话中多有反映。所以说，信中的郦生非指郦道元而实指郦食其也。

至于“纵有误读”之句的含义，则是陈氏虽不喜欢“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但这并不妨碍像他当年在瑞士读《资本论》原文一样，了解一下号称延安头号马列主义学者的范文澜的史著。读不读是一回事，信与不信又是一回事，两者之区别就看每个人的识见与思想信仰了。

【5】《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出版。

【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7、8】《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7日。转载《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9】《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0】《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13】《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12】《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傅乐成，转引自《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26、27、28】《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5】《忆傅孟真师》，何兹全，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16】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淑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之辈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做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做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延安归来(5)

【17】《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50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惜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18、22】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

【19】《范文澜》，朱瑞熙、徐曰彪，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2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1】1949之后，黄炎培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李的酬谢。但黄氏经常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地念及当年自己在延安时戴在中共头上的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打天下易，坐天下难”等圣人圣言“紧箍咒”。最后，已被念得极不耐烦的毛泽东，可能想起了太平天国时杨秀清以上帝之身用“劝世良言”来压制洪秀全的往事，索性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转守为攻，一句“打天下也不易！”算是正式破了这个所谓的“周期率”与“紧箍咒”。自此黄见到毛泽东不敢继续啰唆，更不提什么“勃焉”、“忽也”之类道业高深的法术了。

【23】《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 2000年出版。

【24】《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

【25】《傅孟真先生年谱》，傅乐成著，转引《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29】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

Table of Contents

内容提要

独为神州惜大儒（1）

独为神州惜大儒（2）

独为神州惜大儒（3）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1）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2）

走进民国大家的一部经典（3）

高山仰止双昆仑（1）

高山仰止双昆仑（2）

目录

日暮苍山远（1）

日暮苍山远（2）

日暮苍山远（3）

日暮苍山远（4）

日暮苍山远（5）

还都南京（1）

还都南京（2）

还都南京（3）

还都南京（4）

还都南京（5）

最后的晚餐（1）

最后的晚餐（2）

最后的晚餐（3）

北归一梦原知短（1）

北归一梦原知短（2）

北归一梦原知短（3）

北归一梦原知短（4）

北归一梦原知短（5）

北归一梦原知短（6）

北归一梦原知短（7）

北归一梦原知短（8）

醉不成欢惨将别(1)

醉不成欢惨将别(2)

醉不成欢惨将别(3)

退守孤岛(1)

退守孤岛(2)

退守孤岛(3)

傅斯年之死(1)

傅斯年之死(2)

傅斯年之死(3)

傅斯年之死(4)

南国的冬日(1)

南国的冬日(2)

南国的冬日(3)

南国的冬日(4)

汪篯、向达的悲剧(1)

汪篯、向达的悲剧(2)

汪篯、向达的悲剧(3)

汪篯、向达的悲剧(4)

汪篯、向达的悲剧(5)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1)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2)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3)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4)

陈寅恪之死(1)

陈寅恪之死(2)

陈寅恪之死(3)

陈寅恪之死(4)

乱世策士梦(1)

乱世策士梦(2)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1)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2)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3)

延安归来(1)

延安归来(2)

延安归来(3)

延安归来(4)

延安归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