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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早产的革命（1）

- 序言 早产的革命（2）

- 暗夜沉沉血作灯（1）

- 暗夜沉沉血作灯（2）

- 暗夜沉沉血作灯（3）

- 暗夜沉沉血作灯（4）

- 暗夜沉沉血作灯（5）

- 暗夜沉沉血作灯（6）

- 赤血横流洗乾坤

- 大好头颅何轻掷

- 百粤山河照眼雄

- 百烈刚肠如火热（1）

- 百烈刚肠如火热（2）

- 誓灭胡奴出玉关（1）

- 誓灭胡奴出玉关（2）

- 誓灭胡奴出玉关（3）

- 誓灭胡奴出玉关（4）

-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 当时年少春衫薄（1）

- 当时年少春衫薄（2）

- 惟有实践出真知

- 拼却头颅刺虏酋（1）

- 拼却头颅刺虏酋（2）

- 拼却头颅刺虏酋（3）

- 拼却头颅刺虏酋（4）

序言 早产的革命（1）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这一枪，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葬清朝267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言及武昌首义引发的辛亥革命，我们被教科书简单化的当代人脑子里面，对此立刻涌出太多的疑问：

在1911的晚秋发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标签式教科书上所讲的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旧民主主义革命”吗？

领导和参加起义的那些革命者们，清朝的新军军官、士兵、高级官吏、会党、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装集团的头子们，都属于资产阶级吗？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杀式的暗杀，为什么不能同现在中亚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青年汪精卫，为什么那时候有足够的勇气，从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勇气，去刺杀虏王载沣？

一生戎马倥偬、反###的民族英雄赵尔丰，是在何种情况下，变成了成都“赵屠户”？

所谓的袁世凯、黎元洪“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知与不知，在让后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齿之余，我们扪心自问：这种结果，是历史的荒唐，是大势所趋，还是孙中山等党人的无奈？

清朝残酷压迫汉人二百六十多年，亡于寡妇孤儿之手，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袁世凯的“逼宫”深恶痛绝？我们的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有仇必报的“冉闵人格”呢？

在爱国和“卖国”之间，孙中山到底跨越了哪条底线？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为什么一直讳莫如深？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所得，真的不过是“枉然”失去了一条脑后的辫子而已吗？

为什么在湖北？为什么是清朝新军？为什么一场谣言所引发的士兵革命，是一个包含着极大偶然性的必然事件？

……

太多太多的问题！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葬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是一首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史诗，也是一首民族主义的雄浑交响曲！

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

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

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百死不挠。

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激励下和民族主义的感召下，那么多坚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朝王朝的丧钟。在中国的腹心地区，革命军打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对清王朝的突破性一击，进而在全国点燃了革命和独立的燎原烈火，最终迫使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武昌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军事、政治试验，它催生了中国人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无量金钱无量血，最终换取这个结果，都是值得的。

这场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以其超乎预料的辐射作用，颠覆了清朝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

从革命性质来看，它确实是一场以民族革命为现实基础的伟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义的仁人勇士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使得他们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中！

序言 早产的革命（2）

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场早产的革命，注定要夭折。

随之而起的，是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革命“胜利”后，经由无数层妥协、按照美国模版建立的国家，那么突兀，那么忽然，有悖于我们国家人民的天性、历史的传统、儒教的信仰以及我们所能顺利适应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所描绘的共和蓝图，最终我们发现，不过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画。

在近现代史中，我们中国，一直是个缺乏运气的国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没能阻止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的武装舰队进入江户湾。在切实感受到自身虚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奋，仅仅过了15年，明治维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运动，而且实现了一种在现代西方世俗精神影响下的科学西化；而中国，自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就下跪、不下跪问题，西人与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纠缠久之，我们的“天朝”大皇帝依旧浸沉于中央王国的自恋中。过了118年，我们这个国家才最终能造成一种破坏性、颠覆性的政治建设的实现。而最终取代清朝帝国的，也不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统治政府，而是中国王朝更迭后常见的那种秩序混乱的状态。

118年和15年，这种距离，发人深省！

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19世纪末期的孙中山以及20世纪前五十年的蒋介石，其实都在朝着“西化”的方向迈进。饶有意味的是，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

可以想见，在中国，从1840年一直以来的西化，不是科学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机械“翻译”基督教语意（孙、蒋）构造中国的西化。以这种基督教的模替手段来抵拒和适应强大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历史证明，最终都不可能成功。

从历史的经验看，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还是什么诱人的俄式“理论”，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国，这种“西方”模式不合适的外套，不可能适宜罩在中国固有的传统组织结构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们，最终都会精疲力竭，不是依旧重复那些落后而无效率的老路。就是加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来“改造”和“适应”。

西化，恰似穿一件崭新的华丽西服，孑然独行在崎岖的窄径。

西方主义在中国，通过笔者的观察，只能造成破坏或者起到某种激发活力的作用，并不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大一统。

然而，在混浊、汹涌的历史潜流中，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东方”视角，去观察、探析能让昔日的中央帝国实现真正富强的方向。

当然，纠缠这些“主义”、“理论”，最终依旧会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历史规律和历史个案）的泥沼。

在21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长达2061年天命中华帝国的烙印，其实，在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依旧怀有浓厚、统一的帝国意识――一种稳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识。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无论如何，辛亥革命，这一场看似鲁莽、猝然、由一个清军新军班长（正目）联合几十个士兵以150发子弹所发起的起义，轰然弹发了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抽去了清朝这个摇摇欲坠泥足巨人的脚下一块支板，让帝国跌入了永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也应验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理论：

“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带来了袁世凯和日后的混战的军阀。

确确实实，“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但这种苦涩的结果，绝非起义英雄们的初衷。

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在对历史的凝视中，我们可能从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败中，寻找到给与我们启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坏性的另一条新的道路。

或许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坚忍决心的中国人民，面对日后姗姗来迟的社会试验的风险，就会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我真挚希望，从此以后，国民能永远告别革命！

录《红叶》诗一阙，以代叹息：

无定河边日已昏，西风刀翦更销魂。

丹枫不是寻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2008年7月8日

暗夜沉沉血作灯（1）

――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戴着脚铐手镣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清朝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作派，卓尔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他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人骚客。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清朝政府，通过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却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最后，只剩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两句绝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朝政府负屈妒忍辱，统治每况愈下。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

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

被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发昏当死，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

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的巨船百孔千疮，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

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悲愤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政体改革，在19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

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

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

动机是阴暗的，行动是仓促的，结果是骇人的――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皇逃离紫禁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朝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暗夜沉沉血作灯（2）

对此期间民心、士心的变化，孙中山曾幸灾乐祸回忆到：“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义和团排洋失败、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是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用腔颅鲜血所进行的伟大实验！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黻拨（后改“佛尘”），自号“???葑印薄Ｕ馕灰?，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概。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师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最大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拔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至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181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拔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

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臂膀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云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阴毒老妇人慈禧杀于北京。

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同：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暗夜沉沉血作灯（3）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摇右晃，在两者之间都能吃得开呢？

国人在数十年僵硬历史教条灌输下，总是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辨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清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明君”。与此同时，反清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恰恰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和。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康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送行者中还有留着落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块“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清朝中央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种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甭说，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暗夜沉沉血作灯（4）

“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

一方面，唐才常有康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最高段位――极峰。

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

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

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国会）。

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

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遁，又去“狩猎”了。

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兵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

但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当时，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康、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它国家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

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对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英日之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 “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

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一厢情愿。

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没什么两样，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场老政客油子，随世摇摆，劲断利弊。

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

他奏折中所称的“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

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事态未明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如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与包括自立军在内的各派各帮虚与委蛇，底下双腿猛划，一刻不停。

在与各种送信人周旋的同时，他一直派出暗探侦察自立军的分布和动向。

本来，唐才常与诸人相约，要在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那天起事，而且是在汉阳、汉口、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时并起。

时间约定好了，人员分布下去，准备基本就绪，但独缺康有为事先保证发到的海外汇款。

英雄为钱发嗟叹！钱是英雄胆，没钱，唐才常心中无根，只得又派人去各地通知起义延期。但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二人没有及时得信，按时起义，终因寡不敌众，无人响应，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

暗夜沉沉血作灯（5）

惶急之下，唐才常拟定于8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昌、汉阳、汉口起义，主要想夺取汉阳兵工厂后，攻占武昌，接下去率军西进，迎取光绪帝归大位，“复行新政，共奋中华”。（梁启超语）

当时唐才常手中的自立军，虚数有十多万人（理论上的数字），而康有为口头上准备汇来的钱，据说新近筹措了30万美金（可能是鹰洋和龙洋混杂在一起，币种多多）。

康有为本人是如何想的呢？

这位南海“康圣人”，自认为大略雄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他一直是以“桂湘”为重地。也就是说，他机械照搬洪杨“太平天国”进军的老套路，想先煽动广西起兵，然后过广东，入湖南。按照如此思路，在有了丰厚的人团、物力基础之后，可以挺进湖北，按部就班地出奇制胜，最终往北京迎扶光绪归大位。

为此，康、梁一直暗中“策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他拥光绪帝复辟，在英国支持下成立“自立国”。

义和团之乱后，李鸿章北上议和，英国自然不再热心于康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康梁两个保皇党巨头更对湖北局势拿捏不准，生怕巨款打了水漂。

基于这种考虑，唐才常的武昌、汉口、汉阳起义，如果发起，就是偏师变成了主力。

仔细观察局势后，康梁迟疑不决，故而汇款一直未发。

其实，从实际情况上看，唐才常太看中金钱的力量。即便康有为汇款及时送到，区区30万，又能为十万乌合之众提供多少天的支撑？

涉及“造反”这种灭宗灭族的大事，最主要是点燃起义人士头脑中的“精神原子弹”。后来1911年的武昌起义，无钱无饷，依靠区区150发子弹，仅由几个下层士兵振臂一呼，不也是能推翻腐朽的清朝王朝吗？

造反，不是演唱会。接连不断的临时改期，风险日益加剧，致使造反的消息逐步泄漏。

清廷的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出的暗探，很快就侦知唐才常自立军要在汉口、汉阳、武昌起事的情报，迅速上呈给张之洞。

多年的政坛经验，使得张之洞这块老姜深深感觉到自己辖下“火药库”潜在的威力。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力图先把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自立军”灭了再说。

当然，在那个时代，老油子张之洞难道不看与唐才常一直关系密切的英国佬脸色吗？

他一定会看！

但是，那时的英国人，心底已经有了谱。这些利益至上的洋人，正准备放弃手中唐才常这块筹码。

究其根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英国人明里暗里推动张之洞“独立”的事情，早已经为法国、德国诸列强知悉。他们当然要下决心粉碎英国人对长江领域的独霸意图。法德两国甚至出动军舰，在长江口耀武扬威，警吓英国和张之洞。

明争暗斗中，列强们达成了“保全主义”的默契。而保全主义的精髓，英国人赫德说得最直接，最露骨，最贴切：

各国于###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殖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也就是说，保全清廷，就能维护形式上中国的“独立”与“统一”。通过清朝这个“首席执行官”，董事局的各位洋人大佬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瓜分中国的利益。

消除了英国人干涉的隐忧，张之洞自然得心应手。于是，老张先行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得到签字允许后，他派兵进入英租界。

对于英国人的出卖，唐才常一丝戒备也没有。自恃是亲英派，他做梦也想不到平时道貌岸然、满口信义的英国人会把他给“卖”了。

所以，清军的搜捕行动，一点没有“戏肉”的惊险成份。

设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一锅端，而正在租界内宝顺里居所中商议大事的唐才常、桂圭等领导人物，尽数落网。

面对如此要案、大案，张之洞派出作主审官的，却是京汉铁路总办郑孝胥。

高坐于大堂之上，面对着傲首而立的“逆犯”唐才常，郑孝胥如坐针毡。

暗夜沉沉血作灯（6）

两人是老相识！

戊戌变法中，郑孝胥也属于维新派，与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志”关系。而且，数月前在日本，二人还秘密见面，共商劝张之洞在东南“独立”的事情。

唐才常打破尴尬气氛，佯装不识座上的郑孝胥，厉声喝问：“堂上所坐何人？姓字名谁？”

堂上胥吏依常例，高喝顿棍，镇唬唐才常。

郑孝胥摆摆手，示意堂吏噤声，自报家门：“我，郑孝胥，福建人氏，现为京汉铁路总办。”

唐才常若有所思：“哦，原来你就是郑孝胥。戊戌年在京城，皇上（指光绪帝）亲自接见你，特旨恩赏你为道员，派在总理衙门办事，君恩不浅啊！”

郑孝胥默然。

突然，唐才常顿足喝道：“作为‘戊戌变法’同仁，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们不是大逆造反，而是奉旨讨贼！那拉氏妄踞天位，卖国割地，幽辱圣上，罪恶滔天……”

于是，唐才常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不仅郑孝胥呆坐静听，厅衙里如狼似虎的胥吏们，也犹如中了魔障一样，默然耸然，仔细听着唐才常的宣讲。

听毕堂下的“犯人”慷慨陈词，郑孝胥的脸，青一阵，紫一阵。

最后，他只得降阶行礼，当着众人对唐才常说：“从公从私，我都无权审问唐先生，就此别过，我向总督请示，回避这个案件……”

言毕，郑孝胥匆匆而去。

皮球踢回给张之洞，使得老奸巨滑的张大人倍感踌躇。

“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啊。”他故意装出为难状。

但是，时任湖北巡抚的于荫霖深恨会党，坚持要杀人以儆效尤。

于荫霖，字次棠，乃清末一代名臣。1878年清朝贵族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正是他率先挺身而起，与张之洞等人联名弹劾崇厚，使得清廷下旨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在湖北任职期间，这位翰林出身的一方大员，更是清廉爱民，严惩贪官。所以，对历史人物下评判，有时难以用“好坏”二字妄下判语。

为了避免官场纠纷，张之洞私下对主持审讯的郑孝胥说：

“唐才常一案，无论谁审他，他都难逃一死。最好不要对外广为声张，从速结案！”

张之洞如此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和隐衷。自立军的首脑唐才常，是他两湖书院的“门生”。而此前在安徽大通领导起义的吴禄贞，又是他亲自签署批准前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如果细审深究此案，还不知广牵出多少与自己有瓜葛的人。

为恐夜长梦多，保全自身，张之洞下令迅速对唐才常、林圭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处决。

此举，也完全断绝了日后维新派、革命党人对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佬的幻想。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灭，只剩流血一条路了。

唐才常之死，昭示着中国“温情脉脉”改良主义的落幕，也宣示了铁血强起新革命的肇始。

湖湘之地，人杰辈出。自太平天国乱起，曾国藩独擎大旗，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等人，佼佼争辉，削平大难，名震中华。继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唐才常、林圭这样的刚烈义士，舍身为国，临危不惧。

仅自立军一案，被杀湘籍青年，就有五十多人。

话说唐才常先前自上海赶赴湖北后，梁启超、蔡松坡也从东京潜回上海。于是，受唐才常之托，蔡松坡前往长沙劝说威字营新军首领黄忠浩（字泽生）起义。

唐才常的这位湖南同乡黄忠浩很爱才，他大不以为然，高声怒骂道：“梁任公（梁启超）、唐佛尘（唐才常）二人，自己谋逆也就罢了，奈何牺牲大好有用青年！”

蔡松坡反复劝说，皆无效，只得任由黄忠浩把自己软禁一样 “保护”起来。

而惦念蔡松坡行踪的梁启超，在上海码头买了船票，冒险想去汉口寻找蔡松坡下落。结果，那艘船因货少提前驶离码头，使梁任公错失了搭上这艘“不归号”轮船的机会。

由此，梁、蔡二人躲过张之洞武昌杀人的一大劫。

蔡松坡，听着这么耳熟，他是谁呢？对，他就是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出身于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此人乃神童，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就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是学堂总监，唐才常是主要的授课教员。所以，他和维新运动的诸位首领，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得知唐才常死讯，蔡艮寅心如刀割，失声痛哭。泪干之余，他改名为“锷”，其深意乃“砥砺锌锷，重新做起”。

蔡锷遁回东京后，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坚定了流血革命的信念。武昌起义后，时在云南的蔡锷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日后讨袁第一枪，也是由唐才常的这位高足率先打响。

在日本，追思谭嗣同、唐才常二位先烈，蔡锷作《杂感》十首，现摘取其二：

其一：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其二：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唐才常的死，不是一般的牺牲，它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

他一个人的流血，预示着清朝的覆亡和汉民族的重新崛起。“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章太炎《稽勋意见书》）。

正是他的大好头颅所掷之处，血迹斑斑，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先前幻想通过清廷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与其受清廷奴役驱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为主人。

“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苍茫。”

当唐才常等人的鲜血，在武昌滋阳湖畔的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个崭新中国的曙光，正渐趋明亮……

附：唐才常大英雄，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汉奸儿子唐有壬。唐有壬（1893－1935），字寿田，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北省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唐有壬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竟然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重要情报，结果使日本在摸清国军底牌的情况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事”，尽得大利。1935年3月，趁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际，他为日本主子鞍前马后地奔走，倚仗自己国民党###的身份打探情报。12月25日，他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工人员刺杀，时年42岁。

地下相逢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黄泉见面，唐才常定不饶过如此孽子，尤其对日后唐氏成为汉奸世家会更发叹息。

赤血横流洗乾坤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

这是中国留日学生杨毓麟（1872－1911）的振臂高言。1902年，他在《新湖南》杂志中发表文章，反复呼吁国人，对清朝的反动官吏，应该采取激烈的肉体消灭手段。

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入侵中国东三省，在日学生、侨胞爱国热情澎湃。随之，由于“拒俄义勇队”受到日方压制，爱国者们就把组织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这个团体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而手段方面，他们明明白白排列如下三种：

鼓吹、起义、暗杀。

清末暗杀之风，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1903―1904年。由于拒俄运动的兴起，在日留学生的暗杀风潮兴起，《苏报》、《浙江湖》、《女子世界》等刊物雨后春笋，无不鼓吹暗杀。其中最有名的文章，当属《中国白话报》上以“无名道人”为笔名发表的《论刺客的教育》。在这种暗杀主义的鼓动下，易本羲谋刺铁良于南京下关、王汉谋刺铁良于河南彰德、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英租界（统称“甲辰三暗杀案”），加上稍后的吴樾炸五大臣，一时间暗杀理论成实际，蔚然风起。

暗杀的第二次高潮，为1907―1908年。由于同盟会丁未、戊申几次起义的失败，党人冀图以暗杀手段来振奋同志精神，鼓舞革命气志。

1905年俄国革命的风潮，加上欧美各国革命史上的暗杀事例，刺激、吸引了大批党人把理论诉诸于行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1904年春刊的增刊号，刊载了烈士吴樾的《暗杀时代》。在这本系统介绍暗杀目的、手段、志向的文章里，文笔淋漓，反清鲜明，而作者吴樾本人又亲携炸弹舍身殉义，故而在当时造成非常广泛、强烈的影响。

在老一批同盟会中，都把暴动和暗杀，列为革命必备的两种方法。

蔡元培、吴樾、宋教仁，包括孙中山（惠州起义前他亲派史坚如去广州进行暗杀活动）无不如此。就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党首脑级人物，也几次想亲自去施行暗杀，最终皆为手下所阻而已。

黄兴说：“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老同盟会员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炸弹、手枪、匕首，种种强力而导致的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第四可促进社会“进化”。

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政府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引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终极目的，暗杀为因，革命为果。

中国20世纪的暗杀风潮，深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革命先行者们，一直试图“西验欧洲，东观日本”。他们研究过后，总结出一条规律：

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

所以，陶成章、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秋瑾等人，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

秋瑾二句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当时，著名的“暗杀团”，大概有七八个：军国民教育会所属的暗杀团（黄兴等）、上海暗杀团（光复会，蔡元培等）、北京暗杀团（吴樾等）、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方君瑛等）、###暗杀团（刘思复等）、成记洋货店（李应生等），以及京津同盟会（汪精卫等）以及陈独秀在安徽的“岳王会”，等等。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虽然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但影响十分巨大。

有一些辛亥革命研究者，简单地把暗杀活动归结为武装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情绪的发泄或是革命“走捷径”的侥幸，实缺公允。

暗杀，是革命党一向的既定方针，是为了唤醒国人迷梦、清除元凶巨憝的有目的活动。

历史不能简单化，深入思考，方可探其究竟。

大好头颅何轻掷

――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暗杀多

暗杀，在清末那个特殊的年代，绝非可和一般人当今所谓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辛亥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品。

自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革命党人最钦服的，乃俄国的“虚无党”。“虚无党”，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他们自称“国家主义者”，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无政府主义者”）。

革命党人中的刺客，主刺人很少有为金钱杀人的职业刺客，大多是出身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不过，在当时党人之中，也有不少人把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混淆，以为“无政府”主张和党人理想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概念。这并不要紧，手段是“无政府主义”的，并不妨碍目的是“革命”的。

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确实在许多地方与俄国的民粹派声气相通。因为，二者的“英雄史观”相同，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先行先知的“英雄”，而麻木的人民，则是待警醒的“群氓”。只有依靠英雄的个人，才能唤醒迷醉的群氓。

也就是说，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民意党人，其实比同盟会走得更偏、更远。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干掉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所以，暗杀成为他们惟一的手段。当这些人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就不愿再进行暴力抗争。他们甚至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希望沙皇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相比之下，中国的革命党人，大多数要比俄国民粹派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暗杀当成革命重要的手段之一，一直努力联合各层阶级，策划新军，以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中国革命党的暗杀，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私恩。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为了“宏大汉之声”，是为了“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

在承继了古代中国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精神之外，革命党人发扬光大，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其目的，就在于浇铸中华新民族之魂。

每个携枪携弹去行刺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结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迟，就是枭首挖心。

舍生忘死，玉石俱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无外乎这样坚定的理念：

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吴樾）

当然，清末暗杀盛行的原因，除了革命哲学的灌输以外，还有章太炎等人佛学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

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催发人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为此，他不断宣讲法相宗与华严宗佛学。二宗之学，就是讲在普渡众生之时，头目脑髓，均可施舍予人。

万法惟心，一切有形之相，无形的法尘，皆为幻见幻想，并非实有。

有此种信仰铺垫，仁人志士自可勇猛无畏，以达致群志成城的目的。

章太炎为了鼓动青年为革命而死，为了使行刺的勇士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他就一直宣扬大开“自戕成仁”之风。有了此种精神麻醉剂，革命青年更能“轻去就而齐死生”。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有了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蹈死不顾，潇洒赴死。

暗杀真的有作用吗？当然有！而且巨大。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炸弹、匕首、子弹，惊雷贯耳，惊醒沉睡的国人。

史坚如、万福华、王汉、吴樾，一个又一个烈士以身殉国，激发了中国国内以及海外有志青年杀身成仁的伟大志气，打破了国人对清朝王朝虚伪立宪的迷梦。

不仅陷前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清朝宗贵暗自遣人去东京，向同盟会各出万两白银，以“购买”自己脑袋平安在颈的机会。

数次暗杀活动，最有成效的，当属彭家珍刺杀良弼。这次暗杀，也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朝的覆亡。

难怪良弼临死时，他自己都叹言：

“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

毋需讳言，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也有其大缺欠的一方面。首先，他们意识中存在着简单化的肤浅，以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乃几个清朝大头目所造成，只要宰掉他们，革命就能迅捷成功。此外，暗杀活动进行的时候，他们深知自己羽毛未丰，不敢“扰累”地方，不敢“惹外国人干涉”。又次，各个暗杀团体，山头林立，各行其事。

更天真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以来，几乎是迷信金钱的力量，“每做一事，开口便道没钱”。所以，出于这种“经济”考虑，使得不少革命党人觉得：暗杀，只需一两条人命和炸弹，如此去做，从经济角度上“便宜省俭?。换句现在的话说，暗杀这种革命手段，可称“成本低廉”。

暗杀活动最消极的一面，还在于有时会误伤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以史坚如炸德寿为例，他在地下埋烈性炸弹，德寿本人只被炸下床，毫发无损。而宅前园后的广州平民，反被炸倒的房舍压死压伤多人。如此，则给了清政府以口实，借以煽惑群众，诬蔑革命。

无论如何，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百死不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激励，声称“人为其难，我为其易”，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这种大英雄的作为，真真让后人扼腕赞叹。

所谓暗杀手段的是与非，《民报》第18号上以“寄生”为笔名的一个革命者所言最为恰允：

“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

以下，笔者描述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影响最烈的三个暗杀行动英雄：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

（本来有秋瑾和汪精卫。但汪精卫情况特殊，单列一传；秋瑾非暗杀行动英雄，故略。）

百粤山河照眼雄

――史坚如刺德寿

在广州越秀区的吉祥路，有个“新墙头街”。街上，人来人往，一同广州其它街道，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其实，此处原为清朝末期的巡抚衙门后墙，当时为史坚如所埋炸药炸塌。修复之后，新墙有别于昔日的老墙，故称“新墙头”。沿用至今，成为街名。

史坚如，名久纬，字经如。他后来嫌其字文弱，改为坚如。

史坚如原籍绍兴，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这位英雄，六岁即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有一种说法，幼而孤者，不成精神病人，就为奇士雄才。

史坚如自幼就不喜八股文章，喜谈古今治乱，精研地理天文、兵法政治之学，深慕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所为。

所以，他身为文弱书生，内心却激昂壮烈。

甲午战争后，清朝丧权辱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当时，史坚如时年仅十六岁，闻此讯，他悲愤异常，对同学讲：

“今日中国，恰似千年破屋，败坏至极，不可收拾。不尽毁之而妄图更新，不能救中国！”

于是，从那时起，史坚如忽忽如狂，终日走马习武，甚至延请日本武士教他击剑，以增强体魄。　待到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被杀消息传来，史坚如更加悲愤，对清政府完全绝望，并大骂慈禧，“此老妇真真可杀！”

不久，他进入广州的格致书院学习。这个学校，乃美国人所开，属于教会学校。在这里，他受到西学熏染，结识了许多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有为青年。读了革命著作后，他深慕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需要提及的是，史坚如虽年幼丧父，其家却是当地富室，田产房屋很多。为了赞助革命，他以低价想尽售家中土地房屋。最终，却因价钱过低而无人问津――乡邻均窃议：“史家根本不缺钱，如此低价售卖产业，难道其中有诈！”

几经周折，他还是把不少财产变现，把母亲接到澳门居住。然后，散尽万两白银，用以资助、交结各方会党及革命人士。

后来，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广东支会的负责人、日本人高桥谦与史坚如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欢谈良久。通过高桥谦，史坚如尽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等地的活动，就欲去日本一游，拜见孙中山。

去日本之前，史坚如先到了香港，见到了“革命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并在他介绍下加入了“兴中会”。接着，他在上海、湖北等地游历，与同志畅议天下形势，为日后的起事做精神和物质准备。

以留学为名，史坚如日本之游成行，终于在东京亲自与孙中山见面。二人深谈十余日，一见倾心。

对于这位翩翩美少年，孙中山嗟讶不已，认定他是“命世之英才”。

在孙中山劝说下，史坚如放弃留学计划，回国策划革命。

他先到香港，协助陈少白兴办《中国日报》，在理论上大力宣传革命。

1900年，趁义和团乱起，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孙中山决定在广州、惠州二地发起武装起义。

本来，两地准备同时举事。计划中，在惠州起义的同时，史坚如将与广州清军中的部分人员与东江、西江、北江三地会党分子共同向广州发动进攻。

正在筹备间，惠州起义先发，清军两万多人前往镇压，局势凶险。为了最大限度减轻惠州方向起义军的压力，史坚如准备采用暗杀手段，先干掉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两广总督本来是李鸿章，当时他北上与洋人谈判）。然后，再准备联合会党、军人攻占广州。

德寿乃清廷封疆大吏，保卫十分严密，向他投弹或者开枪行刺，都非常不易得手。

思来想去，史坚如就决定用炸药炸毁巡抚衙门，给德寿一家来个连锅端。

他先以朋友宋少东的名义，在德寿官宅的后花园附近租了一间民宅。1900年10月23日，他本人与几位同志搬入此宅，并搬入从香港购置的烈性炸药200多磅。

10月26日晚，几个人连夜在屋中刨地，开挖出一条深约五尺的通道，把满装炸药的铁罐陆续放入。

忙乎到次日凌晨，工作基本就绪。史坚如亲自点燃一根香，把另一头拴在炸药引线上，然后匆匆离去。

行前，几个人相约，分开出城，在江边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会合，一同逃往香港。

都快上船了，谁也没听见爆炸声。

史坚如不放心，独自一人回返，检查炸药。原来，秋日气潮，引线失灵，炸药未被引爆。

他决定独自一人留下，准备再次进行爆炸的任务。

10月28日，在屋中小睡片刻的史坚如起身，仔细放灯引线，重燃根香，然后离开了那间房子。

基于上次未能成功的教训，史坚如并未马上远走。他来到西关的华人传教士毛文明（此人也是兴中会会员）家中，静待消息。

不久，轰隆一声巨响，爆炸似乎成功。

炸药肯定响了，德寿不知死活。为了证实德寿是否被炸身亡，史坚如冒险，亲乘一轿，到事发地点察看。

现场一片乱哄哄，衙役、平民乱窜。

最后，消息令人大加气馁。他打听到，花园附近的平民被炸死炸伤几个，德寿本人只被震下床榻，连轻伤也未受。

懊恼之余，史坚如仔细检讨暗杀行动，最终认定是雷管太小，导致部分炸药未被引爆。

确实，200多磅烈性炸药，德寿卧房如许近，足以把他全家送上西天。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地道挖偏，距德寿睡房太远。

史坚如下决心再举。

于是，10月29日，他准备乘船去香港重新购置炸药。

不料，清廷一个密探郭尧阶眼线多，一直跟随史坚如。在他即将登船之际，化装的捕役虎狼般涌上，把他当场逮捕。

在南海县衙，清朝官员施尽酷刑，拔光了史坚如的手指甲，遍笞其体。

这位自幼娇生惯养的少爷，一直傲睨自若，只称主谋是自己一个人，未供出任何党人行踪。

由于他是基督教徒，华人传教士、美国传教士急忙把美国领事请来，与清政府交涉放人。

清政府拒绝放人。一是史坚如本人坦然承认放炸药，二是有他身上有一份德文书写的炸弹配方，属于“人证物证俱全”。

11月9日，清廷在广州天字码头处决了史坚如。

年仅二十一岁的美貌青年，为革命事业喷洒了他一腔热血。

史坚如为人，观其相片，一长身玉立美男子，潇潇洒洒，恰似文弱书生（面貌似极青年时代的周恩来）。

日本人宫崎滔天在他《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曾这样赞叹道：“彼十八岁少年（应为二十一岁），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

被砍头之前，狱吏问他有何话要说。

史坚如微笑，“悔矣，恨矣！”

监斩的清官好奇，忙过来套问：“悔什么，恨什么？”

史坚如朗言：“悔甚！恨甚！悔德寿未死，恨我自己先行，没有炸死这个满贼！”

百烈刚肠如火热（1）

――吴樾刺五大臣

吴樾（1878－1905），字梦霞（孟霞），安徽枞阳人。他出身于清贫之家，年少失怙，由兄长抚养成人。

此人属于神童类那种人，性格早熟，遍览群书，青少年时代就已经遍阅诸子百家，做得一手极好的古诗词，但最恶八股文。

二十岁出头，在浙江、上海闯荡几年的吴樾，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学习。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最先使他走上革命之路的书籍――《革命军》、《警世钟》、《自由血》、《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这些书籍，或讴歌自由，或揭示清朝入关暴行，或导引革命――由此，本来倾向于君主立宪的青年，一变而成为坚定不移的光复志士。

数年之间，吴樾所识好友，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陈天华、赵声、蔡元培、张榕、章太炎、秋瑾、陈独秀等人。

不久，由于人在保定，吴樾加入光复会之后，担任“北方暗杀团”的支部长。

说起暗杀团来由，还有一段故事可讲。1903年4月29日，由于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暗中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五百多人展开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其中包括黄兴、陈天华等人，大家准备去东北抗击俄寇。清政府侦知此事后，认定这些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就与日本政府私下交易，就地弹压学生军。

被日本政府强行解散后，“拒俄义勇队”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这一次，学生们组织严密，汲取会党经验。他们自制圆形镍币徽章，一面刻轩辕皇帝头像，一面镌有如下誓语：“帝制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我服”，明白地显示出恢复中华之志。　在秘密聘请俄国、日本武师教习格斗、爆炸、刺杀技能的同时，军国民教育会又派出数路人马回到国内，在各地组织革命暗杀团体。

当时，清政府内外上下，立宪呼声高昂，不少人沉迷于此，幻想清廷能发愤图强。

吴樾本人十分激进，也十分清醒。他认为，这种名义上的“立宪保国”，实际上仍旧是清廷的花招。即使立宪成功，最后保的，仍旧是满人，而不是兆亿汉人。

于是，他自排名单，列出了下列数位必定要刺杀的目标：

奴汉族者那拉氏，亡汉族者铁良，保清朝的汉人封疆大吏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

1904年―1905年间，义士万福华和王汉在上海、河南行刺清朝巡抚王之春及户部侍郎铁良，均以失败身死为结果。

当时，正在保定创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的吴樾愤然而起，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决定舍文就武，去北京亲自刺杀满族青壮派代表人物铁良。他暗杀的目的很明确：

“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生不尽灭我汉族不甘心之志！噫！幸乎，不幸乎？吾敢断言：幸事，幸事！”

吴樾的意思，就是想杀铁良后，清政府越镇压，越杀戮，就更能唤起人民奋起反抗之心。

这时候，吴樾在保定高等学堂学业已满。他放弃接受显示“出身”的毕业文凭的机会，先前往清朝发迹地辽东等地游历，与张榕等人沿途密议，准备寻机入京师行刺。

张榕，比吴樾小六岁，当时才二十岁。这位少爷，祖上乃汉军镶黄旗，正宗的汉军旗人之后。他家财巨富，籍又在旗，却在革命思想鼓动下，一生以“皇汉”自居，时刻准备暴动反清。

来到北京后，吴樾在安徽会馆租房住下，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写下他著名的《暗杀时代》。他断言道：

“……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欲思排外（洋人），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

1905年9月24日，清朝的辅国公载振、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载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准备出国考察，时称“出洋五大臣”。

此前一天，吴樾已经得到了五大臣行程的详细情报，就决定在前门火车站用炸弹行刺。

百烈刚肠如火热（2）

9月23日晚，吴樾、张榕二人在安徽会馆招待老乡明日聚饮。

席间，吴樾欢歌慷慨，言笑从容潇洒，望之英气如云。其时，他已抱必死之心。

转天早晨，前门车站，铁路局提前预备的五节专车在前门车站待发。中间一节，乃五大臣所乘专车，前后四节，是供随员乘坐及载运仆役、行李的车厢。

火车预定十点出发，可八点一过，不少人就络绎而来。清朝官员讲过场，除五大臣以外，前来送行的大小官员，站满了站台，赤乎乎一片红顶子。

吴樾本来穿着学堂操衣上站台，被衙役拦下。他只得匆匆出站，临时买了一套类似随行仆役的号衣穿上。

皂靴棉袍，红缨帽。凭借这身服装，吴樾得以混杂在五大臣随员中上了火车。

同行的张榕本想也随之上车，但人群涌动，把他挤到了送行人群的后面……

杀人心切，吴樾怀揣炸弹，瞪眼伸头，就往五大臣的花车里面闯。他即将入得花车时，被通道内卫兵拦截盘问。

吴樾解释自己是五大臣手下仆从。他不说话倒好，一说话，露出了很浓的安徽口音。

卫兵大疑。因为，五大臣的仆随，都应该是一口京腔才对。

警疑之下，卫士们把吴樾拦住，七手八脚，准备扭送他下车。

见此情状，吴樾大叫一声，忽然掏出炸弹砸向当地。

当时的手工炸弹，多用“银药法”，即用水银装在炸弹里，扔出时威力巨大。但水银和硝酸，特别容易发生反应，非常不保险，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总响。最次的方法，乃以导火索点燃普通黄炸药，当时那种情景，吴樾事先已经想到，根本没机会点火。

所以，事前，吴樾采用的是“撞针法”炸弹。即炸弹扔出后，撞针触击，引爆炸药。

轰然一声巨响，血肉横飞，吴樾本人腹溃肠流，当下牺牲，卫士、衙役被炸死好几个。

五大臣呢，却因为吴樾提前被卫士拦住，中间隔有一段距离，没有一个人收到致命的炸击，只有绍英受伤较重，流血不少，也非致命伤……车厢内一片狼藉，人肉、鲜血、木屑、各种碎片，满地都是，车厢顶部也被炸开一个大洞。

五大臣惊惶失措，或躺或趴，个个摸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慈禧听说此事后，又惊又怕又恨，立刻下旨让肃亲王耆善亲自主持侦察工作。

后怕之余，她严命军队加强她的颐和园的警戒，生怕有人把炸弹从墙外扔入。

细心人可发现，现在的颐和园北宫门围墙，最上三尺是后加的，正是当时吴樾刺杀所导致。

当时，吴樾本人的身体，已经遭受重创，但头颅完好无损，虽血肉淋漓，依旧怒目圆睁。清政府马上把他的人头用药水保存起来，进行拍照。然后，印出数百份相片，发给城内的侦探，让他们遍持照片，四处找人认看。

事情真是节外生枝。安徽会馆没人认出吴樾，倒是桐城会馆一个小女孩记性好，说这个人是在我们这里住过的“吴公子”。

拔出萝卜带起泥，张榕最后也被搜捕。

查来找去，差役们在安徽会馆吴樾住房的枕头下，找到了一封信，乃大英雄的绝笔。

在信中，他详尽说明行刺乃他一人所为。好汉作事好汉当，为此避免了牵连许多安徽老乡入案。

更可歌可泣的是，吴樾冒昧心壮的未婚妻听闻心上人殉国消息，立时自刎殉夫。

刚汉配烈女，实我中华一大奇观！

（吴樾的本名是吴越，清廷审“逆犯”，总要篡改犯人姓名，或把张洛行改成“张落刑”，或就像这样在原名前加一偏旁部首，以示鄙蔑。但吴樾就此而大成其名。）

吴樾死时，年仅27岁。

今日今刻，大一统承平满化之年代，夜读《暗杀时代》，依旧让人血液沸腾：

“……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誓灭胡奴出玉关（1）

――徐锡麟刺恩铭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徐锡麟照片，有两张。

第一张，是他身穿巡警学堂制服的戴帽照片，戴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极其儒雅；第二张，是他就义前着囚服、戴镣铐的遗照，目光坚定，含笑怡然。

正是在拍了这张照片后，他被清朝斩首剜心。等待这位大汉义士心肝的，还有恩铭数位卫士。这些奴才鹰犬，为了给主子复仇，烫热烧酒，竟然以大英雄徐锡麟的心来下酒……　“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临刑前，年仅34岁的徐锡麟对清朝监斩官慨言。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绍兴人。

他出身于中等地主家庭，父祖因多年为人作幕僚，攒下不少家业。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自不必言，青少年时代，他受到了非常系统的儒家教育。

与一般“文科”脑袋不大一样的是，徐锡麟自少年时代就喜欢天文数算，中秀才后，更自制天文望远镜，仰望星空，探寻奇奥。

他十五岁那年，与本县门当户对的王氏成婚。而后五年，红袖添香夜读书，徐锡麟循规蹈矩，终于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中了秀才。

但是，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而造成的国家糜烂，最终使得两耳不知窗外事的徐锡麟再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特别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屈辱，戊戌变法的影响，使得这位文质彬彬的绍兴青年热血沸腾，开始对国事天下事极切地关心起来。

为了效仿当年刘琨、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他习武强身，终日在腿上绑沙袋，长跑疾行，强健体魄。

在清廷推行“新政”的大背景下，徐锡麟受聘为新式学校“绍兴府学堂”的副监督。他一面教育学生深造“理工”科目，一面终日带领学生跋山涉水，锻炼身体和锤炼意志。

1903年，徐锡麟得到“公费”去日本考察的机会。到了东京后，正赶上留日学生“拒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目睹留学生慷慨为国的激昂，徐锡麟深受触动。

他回国之后，恰恰又发生邹容、章太炎因撰写反清文章而遭逮捕的“苏报案”，更使他看清了清朝政府的黑暗与凶残。

同年秋试，徐锡麟中副榜。当时，他已经对科举仕进完全失去兴趣，便回到家乡东浦创办初级小学。从此，他在东浦和绍兴两地奔走，终日劳碌，意在兴学强国。

激于当时沙俄瓜分我国东北的义愤，他在操场上竖立一“俄国人”草靶，日日以手枪实弹射击，一来练习射击技术，二来射之以泄恨。

每日数十次的射击，徐锡麟日后竟能弹无虚发，很有“神枪手”的风采。

1905年，为开阔视野，徐锡麟去到上海。在那里，他见到了浙江老乡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并加入了“光复会”。这也标志着，他终于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人。

在蔡元培等人的开示下，徐锡麟年底返回绍兴，四下联络散布在民间各个行业内的会党人士，相约排满抗清。

两个多月里，他行走数县，不辞劳苦，黑道白道全介入，结识了不少会党首领，比如张恭、王金发（此人日后为秋瑾报仇，杀了好几个叛徒和告密者）等人。

在与会党“龙头”们的交往中，徐锡麟觉察出这些“黑道”团体在蕴有极大革命力量的同时，也缺乏凝聚力，组织涣散，各自为政。特别不足的是，他们的政治意识极其淡漠。所以，开办学堂对他们进行系统性训练，尤为必要。

这一年，徐锡麟还结识了秋瑾，并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

徐锡麟四方奔走，在东浦堂而皇之兴办“大通师范学堂”，遍开国文、英文、日本、历史、理化、体育、兵式体操等课程，每期六个月，结业文凭由绍兴官府发放。文凭的背面，记有暗号，作为日后起义的凭据。这样一来，大通师范学堂就成为各地会党在当地的落脚点和训练所，也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指挥中心。与现在私人办学敛财误人子弟相反，徐锡麟当年赔本办学，一心只为革命。

在红红火火办学的当口，陶成章与徐锡麟想得更远。他们见同志中家境殷实的人不少，就商定鼓励富裕者出钱捐官，向清政府的陆军中进行渗透。

清朝末年，买官跑官是公开的，加上徐锡麟的表叔俞廉三又是湖南巡抚那样的封疆大吏，几封亲笔书信一写，徐锡麟等人很快就拥有了“道台”、“知府”等官衔。

誓灭胡奴出玉关（2）

为了学习真正的陆战知识，徐锡麟在1906年去日本，准备进入日本陆军学校深造。

阔人亲朋多，当时，在横滨码头上，站满了前来迎接的绍兴老乡。其中，有一个平头小个子年轻人，站在人群后面，丝毫不起眼。徐锡麟没记住他，他却记住了徐锡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鲁迅”。

当日在日本负责留学生事务的王克敏，乃清朝老吏，嗅觉灵敏。他觉察到徐锡麟、陶成章等人不是善茬，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入学。

忙了几个月后，未达成入学目的，徐锡麟只得悻悻回国。

当时，徐锡麟怀揣表叔俞廉三的推荐信，在北京呆了一阵子，想进入清廷军事要害部门“练兵处”。

奔走数日，“练兵处”未去成，在表叔俞廉三的帮助下，安徽巡抚恩铭来信，要徐锡麟去他手下当差。

恩铭，字新甫，满洲镶白旗人，举人出身。1895年俞廉三任山西布政使的时候，他正当太原知府，二人相处得不错。当时，恩铭深得老俞栽培。为表知遇之恩，恩铭主动投帖，拜在老俞手下当“门生”。1901年，时署山西按察使的恩铭遇到天大好机会，外逃返京的“老佛爷”慈禧由西安过山西，恩铭伺候周到，接驾有功，从此仕途一帆风顺，先后当过两淮盐运使、江苏按察使的肥差。1906年，他得补安徽巡抚。

作为一方大员，恩铭自然感念教师俞廉三当年的栽培。所以，他忙发信，让徐锡麟投奔自己。

临行前，在老家绍兴，徐锡麟与秋瑾会面，共商大事。他希望秋瑾在浙江急切寻觅革命人才，训练队伍，待时机成熟，浙皖同时起义，然后直取南京，占领长江领域的重镇坚城。同时，他也向秋瑾表示了自己此次安徽之行流血革命的决心。

秋瑾虽属女流，却不让须眉。她听完徐的计划，目眦尽裂，与徐锡麟相约，要为民族为国家流干最后一滴血。

1906年9月，徐锡麟抵达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去见恩铭。

见面之后，恩铭态度很热情，办事却不是十分积极。呆了三个月，只给了徐锡麟安徽陆军小学堂“总办”一职。这个学堂，其中只有一百多个学生。

恩铭官场老油条，但此举并非辜负恩师俞廉三厚意，乃意在一步一步栽培徐锡麟，让他先从“基层”做起。

强忍住内心的失望、郁懑，徐锡麟韬光养晦，踏踏实实地办事，工作尽职尽责。不久，俞廉三又给恩铭写信，催他重用表侄。

恩铭不敢怠慢，加上徐锡麟口碑甚好，勤勤恳恳，就立刻升任他为巡警当堂会办。当时的一把手督办，是满人毓朗兼任。此人正职是安徽按察使，所以巡警学堂的实权，实际上全由徐锡麟掌握。

在巡警学堂内，有青年学生三百多人。为此，徐锡麟严格督课。他常常集合训话，向这些年轻弟子灌输民族振兴的思想，教育他们发奋图强。

当然，革命道理，不好明说。因为学堂教务人员中人多眼杂，其中的收支委员（即财务处长）顾松是个满人，对徐锡麟十分警觉，不时前往恩铭处告状。

恩铭也烦，对徐锡麟又不好说重话，只得把“恩师”的这位表侄唤入内堂，半吓唬半敲打地说：

“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一定好自为之，别惹出乱子！”

徐锡麟处乱不惊，也不多争辩，忙作揖回禀：“望大帅明鉴！”

恩铭摆摆手，示意他回去。他根本不相信顾松的话，但又不能完全没有表示。

为了联合军队中的反清力量，徐锡麟利用自己的官场身份，与不少新军中的中级军官打得火热。酒来茶往中，他逐渐和那些军人们摊牌劝导，结交了数位“把兄弟”。几个人歃血为盟，相约起义，推翻清朝。

打仗一定要考察有利地形，他和军官们相约，在六月中旬（1907年），一起借郊游宴会为名，同去集贤关、码湖等地审验战争地形，准备起义后迅速夺取制高点和重要的军镇。

步步为营之际，上海的光复会却出了岔子。一个叫叶仰高的革命党人，被捕后捱不住苦刑，在南京供出了党人名单（叶仰高这个人，日后会在辛亥革命南京战役中出现）。

他交待说，在安徽，有个名叫“光汉子”的人，已经打入政府内部。

两江总督端方立刻派人把名单交给安徽巡抚恩铭，让他即刻抓人。

由于徐锡麟本人还有一个“巡警会办”的头衔（公安局副局长），恩铭就把他找来，让他即刻布置警力，四处下乡入镇，按名单上的人名抓人。

誓灭胡奴出玉关（3）

看到名单上“光汉子”三个字，徐锡麟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别号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他稳住心神，作尽心尽力状，立刻返回巡警学堂布置。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夜长梦多，徐锡麟只得加快起义的步伐。他立刻派人去上海速购起义所需的弹药，准备见机起事。

秋瑾方面，从绍兴带信来，表示他们要在7月6日举行起义。

由于7月8日是巡警学堂甲班毕业典礼，恩铭等人必出席参加，徐锡麟就决定在当天起事，在现场杀死到来参加毕业礼的满汉大员，与浙江起义相呼应。

岂料，恩铭看了时间表后，说7月8日是他把兄弟、高级幕僚张次山老母八十寿诞，他本人要去道贺。为此，他要求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改为7月6日。

徐锡麟只得把起义日期提前。更让他意料不到的是，秋瑾返绍兴后，因当地情况有变，浙江起义推迟到7月19日。

对此，徐锡麟更不知情。

安庆方面，他身边真正知根知底的革命同志，只有马宗汉和陈伯平两个人。这二位，几个月前刚刚由上海来安庆。

听说马上要仓促起义，二人也慌，劝说徐锡麟缓发。

“箭在弦上，何可不发！你们放心，只要恩铭被打死，我就宣布自为抚台，带领学生军马上攻占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等要害地方，然后策反新军，直杀南京！……你们二人最要紧的事，就是刺死恩铭后，学生逃散的时候，一定要把住大门，不让他们出去。稳住军心后，发给他们枪械，让他们听从指挥。”

听上去，这个计划很详密。恩铭一死，其他官吏无兵符调不得兵，又无军械反抗。电报局占领后，又可掐断对外联系，似乎外界对起义事件不能马上知晓。

但是，起义一旦爆发，猝发事件极多，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应急预备之策。

简单布置过后，徐锡麟草拟起义公告，印了数十张，准备在起事后四下散发。

然后，他找出五枝手枪，自留两枝，其余三支交给马宗汉和陈伯平。

忙乎完这些，已经是7月6日的凌晨。

仅仅睡了三个小时，徐锡麟起身，装束停当，前往巡警学堂准备“毕业典礼”。

早晨八点钟，学生集合完毕。徐锡麟一身戎装，对下面开始训话，大致意思是宣传救国道理，并表示今天要采取“特别方法”，行动起来。

当然，“革命”的意思，他不能明说，仅大讲特讲“爱国”，其中又不断地说采用“特别方法”。堂中学生，皆听不明白他的言语真意。

不久，安徽巡抚恩铭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在众人簇拥下，他迈着四方官步，一脸笑容，步入这个黄泉道场。

按照清朝官场不成文的惯例，恩铭来到后，应该带一帮大小官员到花厅小憩，饮茶聊天。寒暄一会儿后，再办正事。

他刚落座，巡警学堂一直暗中伺察徐锡麟的满人顾松，悄悄俯在与恩铭同来的按察使毓朗耳边，说：“徐道台今日有诈，望大人等不要多留此地！”

毓朗立刻转告恩铭，使得后者感到很不好办。

“俞廉三恩师的表侄，一直受我栽培，他又能干啥？”恩铭思忖。

毓朗趁机起身，对徐锡麟说：“大人今日身体欠佳，不便久留。”

事已至此，徐锡麟随机应变，高声说：

“好吧，希望大帅能走个过场，在操场上观看一下学生的毕业典礼，以示隆宠。”

恩铭不好推辞，只得同意。

于是，恩铭等人在操场的台子上分别列座。徐锡麟等人，率领学生，依次在操场上向他们行礼致敬。

不远的礼堂处，陈伯平、马宗汉也准备动手。

看见操场上衣着齐整、精神昂奋的学生整齐列队，恩铭大感高兴。他清了清嗓子，准备夸奖徐锡麟等人。

未待他开口，台下的徐锡麟，忽然一个箭步上得台来，立正行礼，大声报告说：

“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句话，正是他们三个人相约动手的暗号。

小礼堂处的陈伯平，立即掏出一个炸弹，直朝恩铭随身的官员群中掷来。

可惜，臭弹未响。

恩铭吓得一激灵，立时惊起身。“何人起事？革命党在何处？”

徐锡麟从双靴中拨出双枪，大声回言道：“卑职是也！”

说着他，他连发几枪，子弹全部打在恩铭身上。

陈伯平、马宗汉二人，也风火火趋前而来，各自朝恩铭开了一枪。

整整七枪，皆中恩铭。可巧的是，弹弹着肉，枪枪见血，却皆未伤恩铭要害。

誓灭胡奴出玉关（4）

子弹所入，不是恩铭的肚子，就是他的大腿。

救主心切，恩铭身边的文巡捕陆永颐“忠勇”，他背起恩铭就想跑。

徐、马、陈三个人手枪齐发，把陆巡捕打得满身血窟窿，栽倒在地，恩铭复被摔于地上。

这时候，三个人弹夹内子弹悉数打光。

枪响过后，随行的官员和操场上的学生炸窝一样，四处乱跑。

趁三人回屋重装子弹之际，恩铭的亲兵缓过神来。他们慌忙抬起“大帅”就往学堂外面跑。

终于有命跑出，亲兵们就把恩铭大头朝下扔进轿子里，急喝轿夫抬着他狂逃。

可是，恩铭这大屁股撅在外的倒霉姿势，最终要了他的命。

陈伯平腿快，装弹迅速。他朝轿子追上去，抬手就是一枪，正中呈外翘姿势恩铭臀部的肛门处。

歪打正着，子弹不走变路，从肛门往上走，一直射到恩铭的心脏附近。

阎王说情也活不得。恩铭在医院辗转哀嚎了一个多时辰，伤重身死。

告密的顾松正要跑，被马宗汉抓住，踹翻在当地。

徐锡麟咬牙切齿，扬起手中马刀，兜头乱劈这个满人。马宗汉不含糊，上前一枪，把顾松的脑袋打开了花。

徐锡麟纵上高台，对惶愕不知所之的学生大呼：

“抚台已经被杀，快从我革命！”

学生们懵懵懂懂，领取了枪械子弹后，在徐、马、陈三人率领下，往攻巡抚衙门。

恩铭卫队先行抵达，已经在周围严备。

于是，他们改攻军械所。

行进过程中，不少学生弃械而逃。到达北城门附近邓家坡上的军械所时，只剩三十几个学生携枪跟随。

即使如此，如果他们占领此地后，凭借原垒高墙和充足的子弹，在抵御清军最初的进攻后，假如城外新军中的同志能够及时响应，徐锡麟仍旧有成功的机会。

守卫军械所的清军军官很机灵，他逃跑时，顺手把地下室内的库房钥匙带走。

面对大锁加几寸厚的大钢板，徐锡麟等人无计可施――所有枪械弹药均在其中，一颗子弹也拿不到手。

先前派出送信给新军的人，也因城门紧闭而不得出。

硬着头皮，三个人率领学生死命抵抗。相持不久，陈伯平就中弹牺牲。

马宗汉也负伤。辗转呻吟中，他向徐锡麟建议：放火焚毁军械所，与敌同归于尽。　徐锡麟不同意。“如大火烧起，势必引起弹药库爆炸，那样的话，不知会炸死多少百姓！”

在重赏之下，清军发起人海战术死命进攻，最终攻克了军械所。

弹尽援绝，起义众人只得四处逃散。

失却墙体屏蔽，学生们纷纷倒地，徐、马二人最终皆被生俘。

作为首犯，徐锡麟立刻被押入巡抚衙门受审。

按察使毓朗怒不可遏（此人乃爱新觉罗宗室，末代皇后婉容的外祖父），叱问道：

“抚台待你实有厚恩！即使想要行刺，你平日有很多拜见抚台于家中的机会，奈何非要于大庭广众中行此杀人之事？”

“抚台确实待我甚厚，私恩也。我杀抚台，乃为我大汉复仇，堂堂公理，定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之！”

昂头说完，徐锡麟忽然问，“抚台死了吗？”

毓朗冷笑。“只受轻伤，料也无妨！”接着，他忍不住，恨恨而言：“明日，你将被剖心挖肝！”

闻此言，本来低头气沮的徐锡麟，仰头哈哈大笑：

“如此说，抚台肯定死了！好！好！你们可把我剖心断足，碎剔凌迟，只是别难为被捕学生，他们都是在我逼迫下才参加行动的……”

其间，清吏细审起义幕后策划人、主使人以及安庆城内的同党，徐锡麟均不招认。

他接过纸笔，洋洋洒洒，纵笔千言，自道革命因由：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可无防备。……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 ……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指陈伯平，马宗汉）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为了迅速平息事态，稳定南方的人心、军心，清政府电报往来，决定尽快处决徐锡麟。

案结讯毕，清吏派人在行刑前给徐锡麟照相。

拍了一张后，徐锡麟表示不满意：“刚才我没准备好，面上无笑容，岂可留之后世！一定要再给我拍一张。”照相师听命，立刻又给徐锡麟照了另外一张。

这张照片，即我们今天在辛亥革命档案中常见的那张英雄微笑的相片。

7月7日凌晨，安庆辕门外，徐锡麟慷慨临刑。

就义时，他35岁。

8月22日，他的战友马宗汉也被清政府斩首，时年24。

7月14日，根据徐锡麟之弟徐伟所供，清廷派重兵逮捕了绍兴的秋瑾，并于7月15日把这位女英雄处决于绍兴轩亭口，时年32。

秋风秋雨愁煞人！

在鲜血蔓延中，在清廷的恐怖中，在令人窒息的沉沉夜色中，革命的血色黎明，即将到来……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汪精卫

1944年11月9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湿冷的地上，一个瘦成枯柴的苍老男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

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尖锐的炸弹鸣啸声，房屋被炸中后的碎片飞掷声，哭爹喊娘的日本人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地逐渐黯淡下去。

依稀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已近脱相的垂死的脸，那是高烧中的汪精卫！

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后，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隙风吹袭。这位前国民党副总裁，眼睛微阖，面色铁青，拉风箱一样地剧烈呼吸着。

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丝毫没有与日俱增的肉体病痛所导致的苦痛，他的脑子里，不停回转着两个大字：汉奸！

防空壕内外医护人员嘈杂、焦急的日语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远去，但是，海啸一般的汉语，向他劈头盖脸涌过来――汉奸！汉奸！汉奸！……

汪精卫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回避什么似地抽搐着脸部，痛苦地张大嘴，想呼喊什么，想辩解什么，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挣扎着，辗转着。突然间，一丝平静的表情呈现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双眼也睁开了片刻。那双眸子，在瞬间变得那么清澈，把濒死的脸也映衬得明亮起来，使得在场的日本护士惊诧不已。……

毫无疑问，在汪精卫意识的最后时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年3月。

那段时间，是汪精卫人生最辉煌的，最光辉的岁月！

当时年少春衫薄（1）

――革命的喉舌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年5月4日。（当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天还是汪精卫的生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救国富强之策。

年甫21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中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

文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当年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年以来， 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色彩。

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经书儒典，成为童幼年的汪精卫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汪兆铭十三岁时，汪?`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辞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时当地大才子。

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酿成他反清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清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清朝帝王“君臣之义”的念头，一时全抛。

1905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生命中终生难忘的、最重要事件。

这一年的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当时年少春衫薄（2）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绝决，其实也是汪兆铭对家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青年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述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炎帝的女儿，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鸟，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日日不绝。所以，有“精卫填海”这一成语，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

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为菊花而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清朝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汪精卫当时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满洲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纷乱如丝，杂税盛行，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地“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

应该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

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清朝政府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洲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在推翻清政府后，他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

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仍旧没有丝毫褪色。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吁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政府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求国，惟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强国。如果不革命，在清政府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聋发聩一呼道：

“与其为野蛮政府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爬梳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等史料，就会发现，当时，只有他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当时诸多文章、言论的“执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

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

“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清朝政府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惟有实践出真知

――南洋的鼓动

1907年春，经过清朝政府的交涉，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出境――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7000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1万元。

手中握有这么大一笔钱，孙中山只留给时为《民报》总编的章太炎两千元，二人为此闹翻。

意气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径自把报社内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四处奔走呼吁，提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的“总理”一职。

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却一直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忠心追随。

孙中山跑到南洋后，汪精卫鞍前马后，竭尽赤诚。

1907年8月20日，由南洋华侨捐资，同盟会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创设了《中兴日报》。

作为新的宣传喉舌，汪精卫、胡汉民为主笔，竭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与保皇党人所印行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骂战，争取和吸引侨众。

当时，孙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策划两广、云南等南部省份的独立起义。

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以力图实现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

由于在日本已经落脚不住，同盟会的大本营已逐渐往南洋转移。

彼时的南洋，革命风气未开，需要极大的毅力去开拓。

汪精卫四处奔走，不辞辛苦，亲自落实、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为了支持孙中山策划的起义，汪精卫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地华侨捐款。

日后，孙中山曾无限感动地表示：“弟前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致邓泽如信》）

所以，自1907年而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青年汪精卫披星戴月，终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来穿梭。他办报、写文章、筹款、演讲，没有任何私人的闲暇时间，一直令人耀目燃烧着他自己。

汪精卫的宣传帮助工作，成效甚巨，很有万人空巷的效果。

即使根据当代人的审美观，汪精卫也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如果以魏晋风度的标准去套，他更是！

年轻的汪精卫，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在儒雅中闪烁着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

当年亲耳听过他演说的陈新政，就曾这样回忆汪精卫：

“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也！”（《陈新政遗集》）

而曾为《中兴日报》行政负责人的张永福，对汪精卫当年天皇巨星式的风采，更有鲜明的忆述：

“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其如（汪）精卫。凡逢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谈星洲书报社同德及其他之书报社与中国革命》）

而早年与汪精卫相交最好的胡汉民，如此动情地回忆汪精卫：

“余前此未闻（汪）精卫演说，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余年来，未见有工演说如（汪）精卫者！”

老丑教授尚能致人癫狂入迷，倘若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见，这个节目，定可令国人亿众皆伫立，日韩以外尽欢呼。

从1904年到1908年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套，汪精卫已经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清派，进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回顾汪精卫当时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国人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20世纪初叶的美菲之战，是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战争。而被压迫国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给汪精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

由此，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况中国人数，非菲、杜（可）比，（中国）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驳革命可以瓜分说》）

也就是说，汪精卫坚信中国地大物博，又人口众多，只要能团结起来，充分准备，完全有条件可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还以“救火”相譬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邻里善众来救，而不能依靠纵火犯（清政府）来救。而“邻里善众”，就是指他常年不离口的“国民”。

上述种种，表露出他对于当时中国“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可见，当时的汪精卫，识见层次之高，远超同盟会许多###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间，汪精卫结识了日后“百年之好”的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此人果真是“环肥燕瘦”，少女时代就胖嘟嘟。与日后她受审时的大肉包子脸相比，当时少女时代的陈璧君，脸也不瘦，小肉包子耳。

陈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号称“陈百万”，原籍广东新会。其母卫月朗，女中豪杰，识见不俗，曾亲自携女到新加坡见孙中山受洗脑，加入同盟会。

在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翩翩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

时年24岁的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虽有倜傥之貌，本质上他却是个真正的道德先生。

汪精卫，在千人万众间，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变。但只要单独与姑娘相处，总是满面羞红，手足无措。

对于陈璧君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

“革命家不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障，如果结婚，势必陷妻子于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实乃最大的罪过。”

汪精卫如此说，绝非嫌弃“肥环”陈璧君长得不好，而是出自实意真心。国共阵营一大咄咄怪事就是，帅哥美男身边，总伴八怪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汪精卫愈如此说，陈璧君就愈爱他，坚决要他父亲退回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表示想改嫁汪郎。

陈百万听此，差点气背过气――好好门当户对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给一个终日流窜的大清反逆，真真失心疯！

拼却头颅刺虏酋（1）

――暗杀摄政王载沣

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遥控了国内六次起义，均以惨败而告终。一败再败，而至六败，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丧气沮。

由于许多款项用处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处宣称孙中山贪污公费，在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活动，并表示要恢复昔日的“光复会”，不再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内哄外忧，同盟会的活动陷入低潮。

目睹如此情势，铁血青年汪精卫，准备冒死一搏，以身为殉，到北京去刺杀清朝大酋。

至于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孙中山的书信中表露无遗：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对于如此类近自杀的冒险行动，青年汪精卫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根基，即“炊饭”理论。这种思想，他以“守约”为笔名，曾在《民报》第26号上表露过：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水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甘愿为“釜”为“薪”，合为“炊饭”。一伺“饭”熟，即可喂饱“啼饥待哺”的四亿民众。

得知汪精卫要亲入北京行刺满酋，好友胡汉民苦劝。

汪精卫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饭”为喻：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柯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那个时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们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于是，偕同红颜（胖红颜）知己陈璧君，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七人组成暗杀团，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筹划，训练不辍，准备暗杀清朝高官。

与日后相反，当年汪精卫诸人，冒死归国，献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国爱国。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无限叹息。

最早，汪精卫诸人想对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在听到大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后，几个人就改道去武汉，于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杀计划未成。虽如此，汪精卫等人秘密携至的炸药不少留在了武汉的孙武处，日后武昌起义，正好供义军使用。

反复磋商后，汪精卫觉得，还是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多，于是决定潜入京城，伺机动手。

如此非常之谋，陈璧君本人不仅步步参与，其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个是义薄云天。

汪、陈二人先分路，后在东北的大连聚合，然后化装成夫妻，最终一起抵达北京。

此前，喻培伦、黄复生已经先行归国。他们在北京顺治门外租了间房子，佯装开照相馆，制弹弄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这间本来用作暗杀行动掩护幌子用的“守真照相馆”，生意特别兴隆，天天挤满了人前来照相，银两还真赚了不少。

汪精卫到北京，最早想刺杀庆亲王奕?痢５?这位王爷特别多疑。受惊兔子一样，警觉异常。他府邸的保卫也属于特级，根本下不了手。

接着，听说前往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的两个宗室贝勒载洵、载涛二人要回京，汪精卫就想率人在前门车站用炸弹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接迎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辨认不出谁是贝勒谁是普通官员。

拼却头颅刺虏酋（2）

当时的炸弹，不像今天这样威力大到能炸死几百人。同时，汪精卫等人也怕误杀无辜百姓，就只得中止计划。

选来选去，汪精卫遂下决心，要弄就弄最大个的，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

但是，这位“皇爹”身边，护驾卫兵更是不少，一铁壶的炸药量，肯定炸不死他。

思来想去，几个人就专门向铁匠铺订制一个大铁桶，号码巨大，可容近五十磅炸药。

行动目标选定后，黄复生负责踩点探路。几天下来，他发现，载沣上朝，每日必经鼓楼大街。寻摸几日，几个人正好在鼓楼附近发现有截矮墙。

于是，汪精卫就决定择日蹲伏于墙后，待载沣经过时，忽然出现，投出炸药，力争把他当时炸死。

不料，“吉人”天相，清政府忽然派人在鼓楼大街翻新马路，摄政王载沣一行不再走那条路线上朝。

路线一改，几个人只得作罢。

再探了几日，侦知载沣上朝还必须通由烟袋斜街，汪精卫等人就想在那里下手。

烟袋斜街街道很窄，想搞暗杀，没地方躲藏，他们只能想办法在当地租房。当时烟袋斜街无房可租。此计又不通。

又寻摸了数天，找来选去，惟剩一处地点可以下手――什刹海旁边的甘水桥。

当时，甘水桥三门环水，居家稀少，水畔有数棵大木矗立，几可掩人。

几个人在附近的清虚道观租了一所房子，加紧准备，想在甘水桥下埋放炸弹，等待载沣一行经过时，及时引爆，把他这个清朝大酋送“上天”。

行此惊天大事之际，胖姑娘陈璧君不再忸怩，表示说要把自己的女儿身献给汪精卫。

汪精卫慨然不受。但他明明白白地对陈璧君表示：一旦事成后二人侥幸不死，他一定会娶陈璧君为妻。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三个人，赶着一辆骡车，连夜把炸弹运往甘水桥下。

他们正要挖坑，突然一只发情的野狗乱叫，立时周遭吠声一片，三人匆忙离去。

第二天深夜，三人复来，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土坑。挖扒停当，他们把大炸药罐子埋入桥下。岂料，他们铺设电线时，因先前算计不精，发现铜线太短，不能引出。无奈之余，他们只得悻悻而返，准备转天继续工作。

第三天夜间，一切工具、铜线、钳镊准备周全，黄复生、喻培伦先至，二人低头猛干。

唏唏嗦嗦间，深更半夜的，忽然有个人影闪出，出现在桥头，东张西望，小脑袋还直往桥下探头。

黄复生见此人行踪诡谲，心内发慌，忙把喻培伦唤至近前，让他先返回，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本人从桥孔另一端潜上，藏在大树后，伺察来人。

眼看那个人，手拎灯笼，桥上桥下一通转悠，未几匆匆离去。

见此情形，黄复生着急。他即刻下桥，扯起已经放开的铜线，准备携物撤离。但坑里的大铁罐太重，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从坑内移出。

半个时辰以后，脚步杂沓，出现了三个人，提一盏灯笼，跑至桥下。

在黑暗中，黄复生模糊看见，三个人中，除刚才的拎灯笼的人以外，隐约还可看见一个巡警和一个宪兵。

至此，这次行刺计划又遭失败。

其实，先前提灯笼而来的人，不是秘探，也不是政府巡更人，而是个新近戴了绿帽的车夫。三天前他老婆跟野汉子跑了，这车夫心如油煎，夜不能寐，提灯乱找。 “奸夫淫妇”没找到，却在甘水桥下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惊天大秘密。

清政府“有关部门”不敢怠慢，他们很快就把桥下大铁罐子挖出。

摆弄半天，师爷、衙役们谁也弄不清这东西是什么。

最后，他们找来美国、日本使馆的人过来看，才赫然发现这是一颗大炸弹。

日本“专家”猪脸抖动，仁丹胡猛翘，比划着说：“这个，威力大大的！爆炸，两三里地的东西，全死啦死啦的！”

清朝官员一听，全明白了，敢情这是要炸死我们摄政王爷啊。

由于主制炸弹的喻培伦专门学过化学，制造工艺很精，美国使馆的人察看后，认为这炸弹是“原装进口”。

日本人却对大铁罐子的粗陋表示怀疑，双方争辩不休。

清朝衙役见多识广，忙热情送走两位高矮各异的东西洋人。然后，这些人仔细合计了好久，就忙派人在北京的铁匠铺巡察侦问――那大铁罐子的制作工艺，显然出于北京城内的铁匠。

拼却头颅刺虏酋（3）

清政府私下忙得欢，市面却很平静。

这一来，汪精卫等人就麻痹了，没有及时撤离北京。几个人仍旧呆在照相馆，商议下一步新的暗杀计划。

当然，风声也传出一些。市井小民们纷纷传说，谁谁要炸死谁谁――有说有人要炸死摄政王，有说摄政王要弄死庆王，也有说贝子溥伦想把摄政王炸死，他自己取代溥仪当皇帝，还有说乱党已被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但听上去皆似谣言，不一而足。

从武汉到北京，汪精卫等人所带的一批炸药基本用光。几个人商量后，只能再行分工，分别前往日本、南洋找钱找炸药。

在北京，只留下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留守。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清廷衙役已经发现了铁罐的制造者――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看见一大群衙役如狼似虎而来，那里的铁匠铺东家挺冤：我们是应“守真照相馆”的伙计送来的样式锻制的，谁知道这大铁罐子做啥用？

又不是锻刀打剑做武器，铁匠铺确实没责任。

顺藤好摸瓜。知道了订制铁罐子的买主是谁，一切就好办了。

衙役们不闲着，翻蹄亮掌，提枪抡棒，很快就一举端掉了“写真照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依据《大清律》，这二人必死无疑！

刺杀摄政王，如此惊天大案，当然不能为一般官员主审。清廷委派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主管此事，亲自审问。

善耆，乃清朝开国王爷豪格的直嫡子孙。豪格嘛，乃清太宗皇太极长子。

庭讯之时，汪精卫、黄复生二人，争先恐后，各自强言自己是主谋，都把对方说成是从犯。

如此情形，时所罕见。

特别是汪精卫，玉树临风，铁骨铮铮，言语气度，卓尔不群，超出凡俗，使得主审官肃亲王善耆大加嗟讶。

后来，当汪精卫说出他自己正是《民报》的主笔时，使得肃亲王立刻大张其嘴，恭身而立――王爷太崇拜面前这位英雄小伙了，虽然他自己身为清朝皇廷血亲，可读了不少期被内廷特务送呈浏览的“大内参”《民报》。

先前每每读之，肃亲王爷均拍案不已，大叫“汉书可以下酒”，一直深为汪精卫文章中的识见所折服。

如今，《民报》的主笔“精卫”，竟然以阶下囚身份出现在北京，又是亲自策划刺杀摄政王的大逆之犯，不得不让肃亲王惊为天人。

汪精卫自供千余言，笔下生风，一挥而就。同时，他在庭上当众抗言清廷“立宪”之虚伪，痛陈中国即将亡于外国列强之现状，慷慨激愤，斗志昂扬，毫无一丝惧死畏葸之心。

以当时大逆之罪，汪精卫自忖必死。他在狱中朗然独坐，吟出《被逮口占》四首：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其中第三首，最为时人钦慕传诵。

狱卒把这几首诗呈给肃亲王善耆。细看诵读之下，这位清朝王爷百感交集――如此大好青年，竟为大清逆臣！如果他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共商大事，大清何其有幸也！

于是，这位时年44岁的肃亲王，放下至尊王爷的身架，屈尊俯就，亲入狱中，与27岁的青年刺客、革命家汪精卫共座辩谈。

这两人，言来语往，惺惺相惜。

他们的核心争论点，在于君主立宪问题。

肃亲王善耆谆谆而言，似乎很有道理：

“革命党宣扬灭满兴汉，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流血革命发生，外人不正好可以趁机侵乱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们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

“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这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虽然不能彼此说服对方，但相互间渐渐生出倾仰之情。

在当时，肃亲王与汪精卫的这种“化敌为友”，也成为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一时佳话。

日后，“汉奸”帽子扣上，汪精卫当时这种面对虏王的义士慷慨，也被人泼污成汉奸卖国贼“软骨病”的提前发作。而汪精卫当时与肃亲王的辩论，也变味成了他“很早就与清朝政府在狱中勾结、妥协、出卖革命”。

拼却头颅刺虏酋（4）

作为肉身的人，汪精卫在狱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诗中表现出他纤敏、感伤、复杂的内心世界：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q岚翠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结案之时，为了撇清和“避嫌”，清廷的汉官都主张杀掉汪精卫。

确实，汪精卫的“罪行”，放在清朝往前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宗族连诛的可能。

世易时移，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清朝亲贵，不少人主张免杀――朝廷正在推行立宪，应该非常注重时议。而汪精卫、黄复生二人，只是革命党派来的暗杀小组中的一小部分。杀此二人，复来二十人，二百人……冤冤相报，何时可了！

所以，肃亲王等人主张对汪精卫诸人“从宽”发落。

即使是身为刺杀目标的摄政王载沣，也在案卷上批复道：

“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指汪、黄等人）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该生等躁急过甚，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也就是说，摄政王载沣认为汪精卫是“为国罹罪”，即救国心切一时糊涂，干了错事。这样，既显示了清廷的“怀仁宽大”，又显摆了他本人的“能撑船”肚量。

于是，清廷很快以小皇帝名义的“上谕”宣告，汪精卫、黄复生被判“永远牢固监禁”，其实就是变死刑为“无期徒刑”。

只要青山在，何怕没柴烧！

大好人头保得住，日后万事如春风。

如此结局，大出世人所料。而同盟会的同志亲朋，比如胡汉民，早在汪精卫入狱时就写好了悲痛的“悼诗”：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

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其实，身在囹圄的汪精卫，不仅没吃苦，反而因肃亲王之令，广受优待。

小伙子在狱中，新房子，好家具，好吃好喝。如此锦衣玉食囚徒，绝非是卖友卖革命得来，乃是其大义凛然和翩翩风采而致。

而在汪精卫入狱时最心焦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红颜知己陈璧君。

烦如釜上蚁，悲似失魂雁。

当时，陈璧君正和喻培伦一起回东京买炸药。闻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丧魄，竟然当着同盟会大骂喻培伦临阵逃脱，留下汪精卫当替死鬼。喻培伦无法自明，只能默默忍受。日后，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中，为彰明自己的清白，这小伙子身背一筐手榴弹，奋勇杀敌。伤重被俘后，他慷慨就义，留下响彻千古的名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千辛万苦下，陈璧君与几位同志辗转各地筹款，终于回到北京，想设法去解救汪精卫出狱。

在狱中吃着陈璧君托人送来的鸡蛋，汪精卫百感交集。他咬破手指写下五个字：“勿留京贾祸”。

在心中，他生怕爱人再遭清廷逮捕。毕竟，刺杀摄政王一事，陈璧君一直有份参与。

众同志纷纷出谋划策，想营救汪精卫出狱。救人心切的陈璧君，甚至想出挖地道砸牢房的拙计，均告不通。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倒有主见：“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那一天。

孙中山对于国内诸事，一般皆料不准，惟独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惶骇万状的清政府在请袁世凯去镇压的同时，在北京抓紧释放“###”，开放党禁，力图以此“高姿态”收买人心。

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万事大吉。

26天后，清廷以皇帝名义宣发谕令，把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释放出狱。

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

秋风正紧。阳光照耀在脸色略显苍白、憔悴的汪精卫脸上，美男子英神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剧的、崇高的美感。

那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