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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历史有什么用？（代序一）(1)

- 第2节：历史有什么用？（代序一）(2)

- 第3节：历史有什么用？（代序一）(3)

- 第4节：跋：老师即命运（代序二）(1)

- 第5节：跋：老师即命运（代序二）(2)

- 第6节：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 第7节：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块垒(1)

- 第8节：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垒(2)

- 第9节：李零的减法(1)

- 第10节：李零的减法(2)

- 第11节：李零的减法(3)

- 第12节：李零：替人读书(1)

- 第13节：李零：替人读书(2)

- 第14节：李零：替人读书(3)

- 第15节：娓娓道来 别开生面

- 第16节：两相比较读《家书》

- 第17节：家书中的历史

- 第18节：杨天石的方法(1)

- 第19节：杨天石的方法(2)

- 第20节：杨天石的方法(3)

- 第21节：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1)

- 第22节：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2)

- 第23节：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3)

- 第24节：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 第25节：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1)

- 第26节：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2)

- 第27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1)

- 第28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2)

- 第29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3)

- 第30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4)

- 第31节：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1)

- 第32节：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2)

- 第33节：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3)

- 第34节：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1)

- 第35节：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2)

- 第36节：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1)

- 第37节：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2)

- 第38节：重新理解启蒙

- 第39节：仅有理念是不够的(1)

- 第40节：仅有理念是不够的(2)

- 第41节：仅有理念是不够的(3)

- 第42节：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1)

- 第43节：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2)

- 第44节：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1)

- 第45节：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2)

- 第46节：由燕京大学想到的(1)

- 第47节：由燕京大学想到的(2)

- 第48节：“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1)

- 第49节：“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2)

- 第50节：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 第51节：狂狷黄永厚(1)

- 第52节：狂狷黄永厚(2)

- 第53节：拔地苍松有远声(1)

- 第54节：拔地苍松有远声(2)

- 第55节：“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1)

- 第56节：“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2)

- 第57节：古道热肠，我于老范见之

第1节：历史有什么用？（代序一）(1)

历史有什么用？（代序一）

历史有什么用？伟大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洛·布洛赫的小儿子曾经这样问他。这个问题也时常困扰我。

自大学开始，以工科的学科背景，却误入史学一途，蓦然间，已过十年。十年间思想几度转变，回首起来，不禁感慨系之。初入史学之时，思想颇受时贤影响，重理念，讲关怀，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圭臬，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虽自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但是诚如孔庆东所言，当时的所谓“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不过是“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成为随俗。”而“真正的独立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的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最后孔庆东揭露了所谓的“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在精神上极度依赖那个主张独立的小圈子”。最近孔庆东因为其倾向经常惹人诟病，但是我却认为他几年前说的这些话虽有偏颇之处，却可为传世之言。回到我自己身上，曾经所谓“独立思想”便多少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那时的思考简单而真诚，截至2005年，这些思考通过我编的一本小册子《逝去的大学》展现出来。《逝去的大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不过那属于另外一个话题，值得欣慰的是，在我搬家检阅旧书的时候，翻起那本小册子，仍然有感觉，并不感到羞愧，因为其中表达的，是我心中真诚的想法。前些天心血来潮，在网上检索《逝去的大学》，看到不少好评，虽感汗颜，并不羞愧。

毕业之后读史阅世，感受世事多艰，于历史一途，便多了一层感悟，个中感受，诚如放翁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开始反思过去历史观念，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度怀疑、动摇。直至我编了另外一本小册子《斯人不再》，思想上有一大变，觉得若是抱着“以史为鉴”、“借古喻今”的思路去做历史，这样的思路不仅简单粗暴，而且恰恰是这样的思路让历史成了现实的附庸。历史太复杂，也太摇曳多姿，那样的思路，让历史简单化了。做历史，还是要回到历史本身，仿佛是一种悖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借鉴历史的智慧，为今天的现实参照。就此引申开来，时贤谈论文化思想，多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在我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西文化原无不同，相通大于相异，换言之，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不过是殊途同归。与其过分强调差异，不如花些力气探讨中西文化共同的底线。延续这一思路，我写了《李宗吾新传》，当时的思路，虽然把李宗吾放在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去探讨，然而囿于眼界，依然没有用世界的眼光去描绘这个颇具传奇而又颇具典型的人物丰富的一生。事后众多学界师友对这本小书发论，厚意可感，但是对于我的观点颇具保留。令我惭愧的是，这本小书由于出版时间仓促，其中错字甚多，也希望有机会修改。

第2节：历史有什么用？（代序一）(2)

我在《李宗吾新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文化熏染之后，通过李宗吾这个人物，个人主义再度崛起，并且引领一时风潮。通过这本小书，我想表达的是，中国若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必须回到个人主义这个最低的思想底线。我曾经有个设想，中国的文化路径如果不承沿着儒家的道路走到现在，而是延续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之学，也是被孟子骂为“无父无母”的那位杨朱先生）以及韩非法家的路径，中国进入宪政的时间要比西方早上几千年。这一点，在去年我与许倬云先生进行对话时，曾有谈及，许先生跟我的表述不同，然而观念甚契：

我问：诚如您所说：“中国思想对于‘全面’的整合与悟解，超过了对‘部分’的分析——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年的演化，所谓诸子百家学说其实不应当看做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流派，应当视之为经过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交织成后世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我对于这一观点非常认同，而我的疑惑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对话与辩论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为何落在儒家文化而不是其他诸家的学说？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文化的主干道不是沿着儒家这一思想脉络走下来，而是选择了杨朱学说或者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今日的中国是否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

许先生答：中国如果走的是“杨朱”，然后到老庄的路线，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和印度一样的局面。如果要顺着韩非的路走，就和今天的社会科学比较接近了。要注意，所谓法家，是手段性和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

他们讨论更多的是怎么治国，但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治国。法家实际上是从儒家分出去的一个分支，所以你看，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如果从法家的工具论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就会发展成和相当于欧洲近古发展的现代科学，有方法而无目的。这个方向目前我发现了存在很大令人困惑的地方，目前的社会科学都走到的地步，就是我们可以分析问题到极点，但是我们找不出最后的答案来。所以目的论方面，终极关怀方面，法家提不出答案来。因为法家是从儒家里面钻出来的，它把这部分工作又还给儒家去做了。到了汉代，汉宣帝说得很清楚，他说：儒法是合一的，我们汉家规模不只是儒家的东西，而是儒法相合的东西。

第3节：历史有什么用？（代序一）(3)

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就想到了怎么治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安顿心灵，而是要兼善天下，而是要己欲立而立人，而是要别人的饥渴都是我的饥渴，而是要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上做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梦，中国比欧洲提前一千年，欧洲的那个梦，很早就转变到上帝那里去了。上帝的梦转变成所谓的理性，从理性上就发展了绝对的法律和可测的科学。

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从现实生活上发展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推己及人”这一系列的理念进而达到“推己及人”地将心比心——这种理念，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理想，而不是走向单纯的理性。所以，你看，朱夫子走的路和康德相近，着重在理的上面，但终究走不过去，还要让王阳明在“心”的方面做一个很大的转弯。如果单单从纯粹的理性方面，是走不远的，必须要把人本身放进去。人本身则包括了情和理两方面，我们不能只顾理不顾情。但是中国情理交融的治国方法最后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人情关系啦、家族关系啦，都出来了。

中国的法律不是绝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相对的法律。这是因为情理交融的治国理想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当然也会有它的缺陷。

中国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势必曲折，然而，绝非是只凭借少数精英，胸怀理念、振臂高呼能够完成。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言说，与其作无谓的言说，空谈理念，不如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晏阳初、梁漱溟、陈鹤琴、陶行知。而当下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夸夸其谈，一方面精心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后者没有错，但是凭借夸夸其谈来营造自己的小日子，则不能不让知识界蒙羞。最低的底线也应是放弃自以为是的“为大众代言”的精英意识，回到“古之学者为己”，不做“为人之学”，进行韦伯式的知识建构。

第4节：跋：老师即命运（代序二）(1)

跋：老师即命运（代序二）

有一段时间，数学家丘成桐成了热点人物，这让我总是想起我小时的梦想，想起以前教过我的那些老师。记得我曾经写过，我小时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并且，在当时，我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个数学天才。之所以有那样的感觉，其实和我过去的老师们的某些暗示有关。

我小时候，父亲交游颇为广阔，在我们家乡那个不大的县城，县里的头头脑脑，学校里的老师，都是父亲不错的朋友。家中每有“宴会”，深受父亲喜爱的我总是上蹿下跳。夸孩子是赞大人一种常用的方式，所以我还没有上学，在附近就有了“聪明伶俐”“小天才”之类的名声。后来在我们村子里上了小学，总能受到老师的照顾。我的第一个老师闫存华，是我们村子里唯一一所学校的两个老师之一，教我数学。按照辈分，我叫他哥，因为他时常去我们家，所以上学了，别的同学都叫老师，而我还一口一个哥地叫着，为此母亲曾纠正了我多次，但是我也没有改过来。这样自然跟老师也没有什么距离，并且好像他也很欣赏我，似乎在那个很小的学校里，我理所当然就该是最好的。这也没有给我造成什么负担，每次考试，那些简单的数学题，拿满分是稳稳的。

后来出了村子上学，教我数学的刘满海先生，也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位老师。早就知道我的数学不错，也一直着意培养。那时候，哥哥姐姐都比我高几年级，课本上的知识我就通过他们的课本自学的差不多，因此刘老师时常会给我开小灶。我至今还记得刘老师在课下在他那间狭窄的办公室里给我出的那些富有趣味的数学题。但是让我觉得务必要学好数学的还不单单是这些兴趣，当时我上学的那所学校，距离我们村子2公里。那时的我好像在肢体活动方面就非常不行，简单的自行车，到了那时我还没有学会，别的学生都是骑自行车去，而我只好开着我的“11路”，走着去上学。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延续多久，就被刘老师发现了，他跟我约好，我每天上学时在村口等他，然后由他上班时骑车带我去学校。一路上给我讲数学的趣味所在。好玩的数学当然吸引了我，并且让我觉得，如果学不好数学，好像对不起老师带我去上学的辛苦。

上了中学，开始淘气，逃课去游玩是家常便饭。但是教我数学的老师并没有因此认为我是个坏学生，对我依然喜爱有加，有时候还让我去登台给同学们讲课，这让我的虚荣心极大满足，对数学的爱好一直保持了下来。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还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但是显然，我的好运并没有延续到高中。在高中，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年纪比我们大不了许多，大概是刚毕业。在他眼中，遵守纪律要比成绩好更重要。虽然我的数学成绩在我们班上和我的同桌——另外一个数学尖子——不相上下，但是有一次，记得是奥赛的初选，我们班上有两个推荐名额，我们的班主任却只推荐了我的同桌。这让我十分生气，去质问他，而他的理由就是我不够遵守纪律。我的同桌毕业后考取了河北大学数学系，而我则从此对数学兴趣大减。

让我对数学彻底失去兴趣的是我们大学的数学老师，一位严肃的老太太、老教授。她的观念与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如出一辙。有一次上数学大课，坐在我身边的同宿舍的老四和老八在底下搞小动作，天地良心，我保证我没有参与他们。但是，那位严肃的老教授，一口咬定是我们仨。老四和老八在老教授的威严之下低头认错，并且因为认错态度好，让老教授很满意。但是我，让老教授很不满，她一定认为：你犯了错为什么还不承认？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犯错为什么要承认？一下子成了僵局：她执意让我认错，而我执意不肯。最后老教授使出了撒手锏：你不认错，我们的课就不上了，并且把书本掷在讲桌上等我表态。老四和老八在底下一个劲的拽我，意思是说你认个错就过去了。但是我偏偏就过不去。我当时说：我不打扰您上课了，然后走出了教室。虽然微积分和概率论让我很着迷，但从那以后我对数学彻底失去了兴趣。我那位读了数学系的同学去找我的时候，奇怪我最近怎么不跟他讨论数学了，我说没有兴趣了。

第5节：跋：老师即命运（代序二）(2)

这时候，另外两位老师谢志浩先生和高建军先生，对于我的人生选择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谢先生教我们近现代革命史，这门课并没有多大意思，但是谢老师把这门课讲得有意思极了。我偶尔问一些不符合课本上观点的问题，谢先生不但不训斥，反而有赞赏的意思。高先生那时候并不上课，在我们学校校报做编辑，我偶尔写些稚嫩的文章，高先生总是在校报的显著位置发表，这不仅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每期的稿费也可以让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一时积极性大增，隔三差五就跑到高先生那里去，没有什么拘束。当时学校不允许抽烟，但是我到了高先生的办公室，把门一关，和高先生一起喷云吐雾，聊得天昏地暗。那天去高先生的博客闲逛，看到高先生说到我现在编的书以及写的书，这当然是做先生的对学生做出的成绩感到欣慰，而我常常想的则是：我对于数学的兴趣为什么没有保持下来？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数学家？原来，老师即命运。

第6节：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当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姿态

《万古江河》刚出版的时候， 和许倬云先生聊天，许先生说那本书“不是当一个研究工作”，而是为“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和志向拉起来”，以图史学的繁荣，《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领导》以及这本《从历史看时代转移》，都可以看做是许先生“普及历史工作”的一部分。所不同者，许先生的普及并非历史知识的普及，而是凝集他一生治学经验的学术思考成果。语言一如以前许先生的著作深入浅出，读来让人受益。

在《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这一章中，许先生谈到韦伯，说：“韦伯与马克思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也重视经济，但是由于它探讨的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很难将他归类为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我认为在这句话中包含了许先生的“夫子自道”。1950年代，许先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当时韦伯理论正好在那里传播开来，匹兹堡大学也因此迅速成为韦伯理论传播的大本营。许先生身处其中，必然受到这种风潮影响。体现在治学上，则形成了“拿历史当材料，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的局面。所以有的时候读许先生的著作，也拿不准他到底是什么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不好说。然而，正如许先生评价韦伯那样：“他所提出来的每个课题都不容我们忽视”。

与许先生可资比较的是许先生的老朋友余英时，虽然余英时先生在著作中也涉及韦伯，也涉商人精神，但是我还是要说余先生是位历史本位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方法都是历史的。在《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中，余先生先是指出一代考据大师戴震存有“义理的偏爱”，继而指出戴震存有“考证的压力”，经过这一番铺垫之后，余先生提出了问题：“思想家戴东原和考证家戴东原有没有紧张以至冲突的情形存在？”余先生得出结论，这种紧张是存在的。因为18世纪的学术风气正是重考据而轻义理的时代，考据学家对思想家非但不同情，而且还十分敌视。与戴震同时代的思想家章学诚一开始就是以思想家示人，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勇气。而一开始以考据家进入学术界并且被视为学术界考据家领袖的戴震，则不能不存在紧张和冲突。我同样把余先生的这段论述视为一种“夫子自道”。论述这个题目，非短篇所能为之，仅在此提出，以便有心人留意。

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许余这两位老朋友，一位跨越了历史的疆界，却不妨碍他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一位是史学界领军式人物，固守着历史的疆界，内心却渴望冲破这一藩篱。这两种姿态，我想会是将来学术史上最具典型的两种姿态。

第7节：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块垒(1)

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块垒

1

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提起胡适。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没有哪个人像胡适这样大名鼎鼎：自1917年与陈独秀一起倡导白话文暴得大名，胡博士就一直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誉也随之，谤也随之。如果按照时间表把世人对于胡适的评价梳理一下，会发现，世人的口风也如同李零先生在《丧家狗》中提及的人们对于《论语》的评价一样，像是“翻烙饼”，一会翻过来，一会调过去。盛名之时，举世咸道：“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字适之）”；遭厄之际，“举国上下共讨之”。胡适本人对此大概是有所预感，所以在生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相很难画”。这样一个人，想让人不议论，都难。

我还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到邵建。邵建给我的印象是在两篇文章中得以定格的，一篇是《事出刘文典》，另一篇是《勇于不敢》。凭着这两篇文章我把邵建定义为中国当代学者中运用历史学方式将个人主义表达得最清晰的表述者。《事出刘文典》被认为是厘清围绕着胡适和鲁迅发生的种种误解的最好的文字。《勇于不敢》说的是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这是胡适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说句带点感情色彩的话，听多了学界陈义甚高的声音，邵建对于“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考究，我喜欢。但是这种基于底线的叙述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招致“同一战壕”里的人的不满。

现在，邵建和胡适联系在了一起，他写了一本胡适的传记《瞧，这人》，副题是《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

关于胡适的各种传记，是在我的书架中所占比例最重的一类图书之一，所以当我知道邵建开始写胡适传的时候，我多少抱有几分的幸灾乐祸：那么多的胡适研究摆在前面，邵建，你要想推陈出新，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不过，读完之后，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落空了。在胡适研究上，邵建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不是在做关于胡适的学术研究，而是关于胡适的再阐释。此胡适传非学术的胡适传，而是思想的胡适传。

依托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邵建把胡适抽离出来，抽离成一个文化符号，邵建所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符号的言论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文化遗产。在这里，胡适的酒杯里，装满的其实是邵建的块垒。譬如书中第二部分《负笈北美》的第三小节《“民有、民治、民享”》，事出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的一次演说，其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句话被梁任公视为不可翻译的名句，也深为胡适所折服，不过翻译了两次，都不满意，及至孙中山，这句话才被传神地定格为“民有、民治、民享”，也即“三民主义”的发端。邵建关注的显然不是胡适翻译两次而不满的经历，而是由“民治”所引申出来的“程序正义”和“目的正义”的问题。在同一部分的第七小节《民权政治的“初步”》中，邵建再次谈到了程序正义，不过，这一次他的笔尖一荡，转而又荡到“技术理性”上面去了。翻开邵氏胡适传，此类叙述比比皆是。从文化理念上讲，我与邵建一脉相通，对于这些理念也十分赞同。不过，我也有迷惑，那就是胡适的酒杯，究竟能否装得下邵建的块垒？负笈北美时期的少年胡适，在心灵上到底有几分与现在人过中年的邵建相通？面对“程序正义”、“目的正义”以及“技术理性”这些现代学术术语，胡适是否会一脸茫然？这大概是我的苛求了，因为邵建的块垒，不是他个人的块垒，而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所面对的块垒，邵建的这番话，也不是说给胡适听的，而是说给我们这些活在当下这个世界的人们听的。这块垒，浇得痛快！

2

忽然想起了1987年出版的《人间鲁迅》，那时我年纪尚小，得知这本引得一时纸贵的书，已经是后来的事情。后来读及，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林贤治的笔法，笔尖随鲁迅的是非荡来荡去，“以鲁迅之是为是，以鲁迅之非为非”。若说邵建此书以胡适之是为是，以胡适之非为非，邵建大概是不同意的。确实，书中对于胡适的指摘并不少，例子不用多举，有心人阅读时很容易就会发现。

第8节：胡适的酒杯，邵建的?垒(2)

不过，读完此书，我还是有此感觉。且听我说上一二。

书中对于胡适的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以胡适之是为是，以胡适之非为非，其二是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而有自己的判断。这两种情况又可以做一番分析，每当邵建回到历史的情境时，其是非标准是按照胡适的是非来划分的，比如书中第三部分第十小节《枕上炸弹诗》中，提及胡适的“炸弹诗”以及革命诗，邵建虽然认为“这是胡适一生中的稀奇”，但同时又说：“也是30岁的他未泯的血性”。这样饱含情感的文字，似曾相识，没错，就是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历史多么意味深长和摇曳多姿，胡适和鲁迅这一对“冤家”，在多半个世纪之后，分别有了这样的一本传记。

不以胡适之是为是者，也为数不少，比如书中第二部分第十小节《世界公民》中，关于胡适对于世界公民的认识的反复，邵建论道：“其实胡适是对的。他反对的不是爱国，而是国家主义……”胡适自己认为不对的，邵建却认为是对的。考察起来，两个人都没有错，只不过，时空不同了而已。在90年前，胡适有那样的认识，已经难得，他显然没有置身于“国家主义”这一类的语境当中。放眼今天，邵建所言当然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品评历史人物，最好还是回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好，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更认同胡适自己的说法。

说到胡适的是非，顺便说说胡适的选择。对于胡适，我曾经说过一段这样大不敬的话：“就学术水平来讲，胡适在其同时代人当中是极其一般的。胡适的伟大，在于其人，在于他在激变时代每每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在我看来，胡适早年的暴得大名，不过是因缘际会，而在其成就大名之后的中年之际，每一次的选择对于我们如今的警示意义更大。可惜的是，我在各种版本的胡适传中少有看到对于胡适的选择用浓墨重笔的，即使有，也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不疼不痒地说上几句。

对于这样的选择，邵建在此书中有几处着墨不少，其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驱赶末代皇帝溥仪出宫。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事情，在这一事件上，胡适的选择是为清廷辩护，胡适的着眼点是法的程序，而非结果如何，用今天的话说，则是“程序正义”。为清廷辩护，让胡适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但是，风波随后又起，之后的胡适又参加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为此，胡适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声誉降低到了极点，几乎丧失了当时所有以他作为导师的青年，但是胡适认为：“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在失去青年的拥戴之后，积极的胡适依然不计得失，依然是强硬态度：“尤不能谄事青年人”。试问当今立言者，有几人能如此啊？

可惜的是，邵建的胡适传到1927年戛然而止，而我觉得胡适的更多精彩之处正是在他的后半生，而当今无论内地还是台湾，对于胡适后半生的研究都是相当缺席的。邵建为什么不写？大概是我们的神经过于脆弱，一不小心，就有打破酒杯的可能。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一天，能够看到邵建对于胡适后半生的再阐释。

第9节：李零的减法(1)

李零的减法

李零解构了孔子和《论语》，而我则解构了李零和他的《丧家狗》。

——题记

说起来意味深长，一部《论语》，注疏者成百上千，一个孔子，面目全非。我出生的地方，算得上穷乡僻壤，但是小时候，还没有上学，爷爷就给我讲“学而时习之”，现在想起来，可见《论语》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影响有多么深远。我打小就奇怪：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过爷爷，爷爷说：是圣人。什么是圣人，爷爷没有回答我。后来读书，只要见到说《论语》的，总要拿起来翻翻，翻来翻去，孔子什么样，还是模模糊糊。没办法，只好直接面对《论语》。

最近《论语》又火了，孔子又热了。想起来，也是意味深长，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的时候，李零就在写他的《丧家狗》。于丹的《论语心得》大卖特卖的时候，李零还在写他的《丧家狗》。于丹开始讲《庄子》的时候，李零才不紧不慢地把《丧家狗》拿出来出版。2007年4月22日，李零的新书研讨会在鲁迅博物馆召开，参会者都名重一时，秦晖、钱理群、刘梦溪、吴思等等，等等，都对《丧家狗》赞赏有加，而李零面对一片赞扬，一言不发。很少有人注意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知识界对于丹理性评价的缺席。对于知识界对于丹表现出来的这种“傲慢与偏见”，我不满，可是于丹的《论语心得》也不能让我满意；对于学术界对于李零的一致赞扬，我也不满，我怀疑的是，参会的人当中，有几个人是真正读了李零的新书，又有多少人对于孔子和《论语》有真正的了解。读完《丧家狗》，对于这本书，我有话说。

李零属于哪一派

从孔子到现在，大致可以列两个粗略的路径：一种是后讲者另开法门，从自己的角度阐述孔子和《论语》，这种脉络以其代表人物来讲，大致可以表述这样一个链条：孔子→孟子和荀子→董仲舒→陆九渊→王阳明→康有为；另外一种则是死守门规，代圣人立言，给《论语》作注，这一种也可以以其代表人来画一个链条：孔子→刘向、刘歆父子→朱熹→戴震，后一链条虽然代表人物较少，但是人数却远远多于前者，李零书中所统计的古人读《论语》的各个版本的作者，大都属于这一类。后一类门规森严，甚至还创造了“道统”一说，认为自己说的才是真孔子，其他人说的都是假孔子。宋代有个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陆九渊死，朱熹和门人去吊唁，随后朱熹说：“可惜死了告子。”这是说陆九渊不是真正儒家，并没有继承孔子的衣钵。

第10节：李零的减法(2)

李零属于哪一派？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在序言中，李零口口声声说自己：“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而在导读一《孔子：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中，李零更是一口一个“真孔子”，这似乎都可以理解为李零认为自承“道统”的宣言。可是问题又来了，在蒋庆、陈明等这些“儒家”眼中，李零算得上“儒家”、有资格继承“道统”吗？似乎算不上，讨论当天陈明就表示李零这个书名不严肃，对于“至圣先师孔子”不敬。不过据我所知，李零对于孔子其人相当尊敬，这点有些像魏晋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个个都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当时口是心非的所谓儒家极度不满，才啸歌山林，举起反对儒家文化的大旗。李零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们都说孔子是圣人，可是你们谁拿孔子当回事？我说孔子是丧家狗，可是我打心眼里尊敬孔子。在这一片沸沸扬扬的国学热、《论语》热中，如果非要把李零列入哪门哪派，我愿把他列入“竹林七贤”派，不知道李零认为当也不当？

给《论语》做减法

近人读论语的版本很多，李零在《丧家狗》一书中作了梳理，不是做专业研究，很少有人能通读那些著作，我选了两本，加上李零这本，三本，做一下比较。之所以选这三本，是因为这三本之间存在一个方法论上的关联。

其中一本是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这本，李零在书中讲了（他说的是2004年三联版，我读的是1998年安徽文艺版），评价似乎不高，李泽厚先生本人对于那个本子也不满意。但我认为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一书序言中提出来的对儒家文化的看法不可越过。在《论语今读》中，李泽厚先生说自己“更想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宋明理学的发展行程作些细致的分析”，我对李先生这个构想一直怀有期待（我一直对孔子在历朝历代是如何变化，儒学如何发展，孔子的形象是怎样一步一步变形这样的问题深感兴趣），但是李泽厚一直没有完成，对于李零这本书，我一开始也存在这样的期待，但是这样的分析在李零的书中也是缺席的。这样，让我觉得《论语》还有必要读下去，儒学可以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回到《论语今读》的序言，李泽厚先生说对孔子、《论语》、儒学的工作，应当“首先是解构”，这个“解构”，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给《论语》做减法，体现在李泽厚先生身上，就是对董仲舒、朱熹等人对孔子阐释的不满，进而提出“把剪不断理还乱的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的这个传统尽可能分缕清楚”、“儒学作为‘教’（宗教）需要厘定澄清和‘意识化’”，“儒学作为‘学’（哲学）的方面也需要从种种体系化的‘阴阳五行’、‘性理天命’、‘道德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她恢复原始儒学例如在《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正活泼、具体的人间情趣。”而体现在李零身上则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李零的说法与李泽厚先生并无不同，但是李零结合自身的专业背景——考古，用训诂的方法来解构《论语》，比李泽厚先生的版本更加彻底。

第11节：李零的减法(3)

这里，李泽厚先生还提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解构之后，再‘重建’否？”这个问题，李零在《丧家狗》中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一个欠缺。

1998年，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在国内出版的同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出版了一本关于《论语》的书，即《论语辨》，作者是Bruce Brooks和Teako Brooks。这本书至今我没有看到过中文译本，李零的书中也没有提到，估计也是考虑国内读者对于此书太过陌生。据李泽厚先生讲：“此书逐章翻译《论语》，引证近人著述，加以己意论评。另半则逐篇解析《论语》不断扩充增大之具体历程，以及考证孔子家事、家族、弟子等等。”无论从体例上还是方法上来看，李零的《丧家狗》都和《论语辨》极为类似，以李零先生的学术眼界，应当是看过该书的，不知道在思路上是否受到了那本书的启发。但是同样，对比该书，《丧家狗》没有“逐篇解析《论语》不断扩充增大之具体历程”，而这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地方之一。不过与之相比，《丧家狗》的优点则在于，老外读《论语》，终究是隔了一层，不像李零这样的中国学者，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谙熟于心。我没有看过《论语辨》，这样说完全出于猜测，不过看李泽厚先生对于《论语辨》的评价是“过犹不及”，感觉我的猜测，虽不中，亦不远。

把三本同时做减法的书结合起来看，别有异趣。

我与李零的小分歧

李零以训诂的方法解构、解读《论语》，按照他的说法是“考查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细读《论语》。先参合旧注，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功夫下得很足，也很深，让人一边读，一边感叹李零的学养深厚。尤其是对于《论语》中本事的考证，让人在读《论语》的同时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制度有了一层了解。研讨会上，《百家讲坛》的策划人解如光说李零这本书“是给学者看的”，而“于丹的书是给大众看的”，我觉得不当，李零书看起来并不困难，而且还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孔子：有时天真，有时世故，并非传说中的道德家，热爱美食，热衷仕途却贫困潦倒，一句话，挺好玩的一个人。这样的书虽不是说认识字就能读，但也没有多么高深。但是，就像诗无达诂一样，有些地方，我的看法与李零的解读有出入，写出来，求教李零先生。在类似后记的总结里，李零花了相当的篇幅解释“圣人”以及解说孔子不是圣人这个问题。其实孔子时代的圣人，跟现在“圣人”的意思并不相同，李宗吾在《我对圣人之怀疑》中就说过：“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的意思，不过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孔子的弟子们说孔子是圣人，也不过是说孔子是个聪明人，孔子推辞说不是，也不过是客气一下，谦虚一下。“小人”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贬义的意思，与“小人”相对的是“大人”，“小人”在那时候就是指的是无职无权的老百姓，你我放到那时候，都是“小人”。那时候的人直接着呢，认为你不好就直接说不好，不会拐个弯用“小”来表示，现在的“小人”在那时怎么说？“奸人”？“佞人”？或许都有可能。第一章“学而”第一句，“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历来注解甚多，李零采杨伯峻说，“时习”结为“按时复习”，我则采李泽厚先生的说法，认为“习”应作实践讲，孔子不喜欢只读书的书呆子，他读书是为了用世，学而实践之，更符合孔子的性格。第六章中：“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考古专业背景的李零当然知道觚是一种酒器，但是他觉得不通，他认为这里的觚是沽的借字，同“沽之哉，沽之哉”，或者是把觚读作孤，说孔子自问自答：我孤独吗？孤独呀！孤独呀！不过李零很诚实，他说：“这段话最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一种感叹。因为古时的礼制，什么职位的人喝酒用什么样的酒器，是有讲究的，这就像孔子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个意思。

不过，我与李零先生的分歧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好定论。读李零的书，我喜欢，原来孔子不过是跟我一样一个普通的人而已。跟李零一样，我喜欢真实的像个普通人一样的孔子，讨厌被后世装饰成“圣人”的孔子。

第12节：李零：替人读书(1)

李零：替人读书

李零这几年一直处于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2005年，出版《花间一壶酒》，获奖无数，从那时起，李零开始走出学术圈，面向大众；2006年，出版《兵以诈立》，继续迎来掌声一片，继续获奖无数；2007年，在一片《论语》热中，李零不紧不慢地拿出了《丧家狗》，虽然李零说自己无意引发什么争论，但是书一出版，还是引起轩然大波，一时之间，掌声与板砖齐飞。

此时的李零，却躲进小楼，开始酝酿《我们的经典》。前不久，《我们的经典》推出《去圣乃得真孔子》和《人往低处走》两本。一本关于《论语》，一本关于《老子》。

我的老师曾经把藏书家江晓原的一段话会通如下：对我来说，有的人，不管写什么东西，我都愿意读。我理解老师的意思，但是却有点不同的体会。比如说，我很喜欢李零，但是对于他的书，我却不是什么都愿意读，李零早期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以及方术考方面的著作，我就连碰都不敢碰，看不懂。

我的体会，读书，还是依着自己的性情来，最为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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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说李零的书，先说《去圣乃得真孔子》。去年夏天，李零沿着孔子走过的路，跑了24个县市，行程6000公里。李零说，这种经历“为本书提供了很多新线索、新思路，特别是空间感和时间感”。

与《丧家狗》相比，此书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无疑是更为凸显。上篇的纵读，就是伴随着李零在山东的行程展开，李零每至一处，必先考察此地曾在《论语》的什么地方提到过，和孔子有什么联系。我读此书，就仿佛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跟随孔子故地重游。

不过，比较起来，我还是更喜欢《丧家狗》。读《丧家狗》，能从其中感受到李零鼓荡不平的心气，能从其中感受到孔子的情绪。但是这一切，在《去圣乃得真孔子》中，我都看不到。如果把《丧家狗》和《去圣乃得真孔子》比喻成两幅风格各异的画，那么我觉得，一幅是泼墨的写意，一幅是精细的工笔。孰优孰劣，不好评定，不过，我喜欢写意胜过工笔。工笔只要功夫到了，想做好并不难，写意则不同，需要天赋。当年白石老人作画，常常工笔和写意结合，在其留下来的作品中，就有一部分只画了工笔，写意部分本来是打算精神特别好的时候再下笔。“丹青难写是精神”，我觉得，这道理同样适用于人文社科的写作。

第13节：李零：替人读书(2)

李零说，“现在这本书，是《丧家狗》的续篇，它和前书不一样，不是通读，而是精读。”按理说，作者说话最权威，不过，我却觉得，《去圣乃得真孔子》更像是为《丧家狗》做的准备工作。精读要在通读之后没错，不过，精读之后，再进行一次通读，才会高屋建瓴。《丧家狗》给我的感觉，就是高屋建瓴。

李零给书起的副标题是“《论语》纵横读”，在序言里，李零讲了纵读法和横读法。书的结构也根据这两种读法展开。这样的体例，并非李零首创。1924年出生在安徽豪县的夏传才先生，写过一本《论语讲座》，结构就是这样，只是，夏先生没有提出“纵横读”这个概念。

具体到书的内容，不想多说，只是想说，李零在替人读书，任何人读《论语》，只要舍得下工夫，读到这个程度，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我读《去圣乃得真孔子》，觉得最好看的，是李零写在前面的自序，虽然，我不是完全赞同，去年《论语》热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论语〉热，何处最吃紧？》，带着文章中的疑问来读李零这本书，多少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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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人往低处走》。我对老子的兴趣要比对孔子晚，上了高中才开始读《道德经》。用的本子也很简单，没有注释，只有原文，以至于我连版本都不记得。多少年来我就这么读《道德经》。读了很多遍，老子对我，还是朦朦胧胧。

比如说，老子和孔子谁先谁后的问题，胡适说：老先孔后，冯友兰说：孔先老后。那时候总觉得书上说的就是对的，一下子就犯了难，听谁的好？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读书这种事，不能把哪个人说的当成定论，要独立思考。

明白了这一点，再去看关于《老子》的书，才庆幸自己读《老子》的时候是一张白纸，可以不受干扰的自己思考。

李零讲老子，从架构上讲，跟《去圣乃得真孔子》出入比较大，《去圣》是打乱了读，讲老子则是按着顺序来：每章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义”，有点像翻译，也不太像翻译，李零只是把意思点到为止；另一部分是“讨论”，在这一部分里，李零着重梳理《道德经》中的难点概念，并以帛书甲本考辨各种版本。

与众多研究者不同的是，李零除了阐发《老子》消极无为、飘然出世的一面，还注意到了《老子》的另一面，他称之为帝王术。李零为何如此界定《老子》的另一面，我不是特别明白，大概跟古代帝王们普遍“外用儒术，内用玄黄”这个因素有关。而我则觉得，与其说《老子》的另一面是帝王术，倒不妨说是老子的积极面。我们不要忘了，老子最喜欢讲一正一反、一阴一阳，只讲老子的无为，不符合这种对比强烈的辩证法。老子讲“无用”，其最终目的，还是“用”，所以才有“无用之用”。

第14节：李零：替人读书(3)

有一次和朋友聊起《道德经》，朋友说，他理解的“道”，就是名，“德”就是利。道和名，同属形而上，德与利，同属形而下。一部《道德经》，就是一部名利全攻略。我倒觉得，朋友的说法颇有几分道理，在老子的时代，老子没有那么玄，老子是被后人搞玄的。我们现在读《道德经》，不要忘了，老子也是人。

李零的书，对于这些方面，涉及的少。

李零说：他写这些，是希望给当下的传统热泼泼冷水，其实，没有哪个人像李零这样跟传统文化较真，不较真，才会跟着瞎起哄。通读这两本书，很学术，又很通俗易懂，可以作普及本，李零所做的，不过是替人读书，希望人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经典。

第15节：娓娓道来 别开生面

娓娓道来 别开生面

近年来，治学术史者越来越多，其中又以晚清民国为一大重点。原因说来简单，晚清之前的学人和学术，年代久远，面目模糊，很容易让人产生疏离感，而近晚以来的学人，以其相去不远，加之传闻甚多，比如王国维的自沉、章太炎的张狂、胡适的摩登、钱穆的信古，让人顿生亲近。

但细细分析，众多治学术史的学人，多以后来人的眼光倒叙历史，所以历史才变得如此温顺和富有条理。学派的诞生、传承，在当时也许并非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如此条理分明，甚至也许是子虚乌有。而众多著作的陈陈相因，才让历史变得如此呆板。

在这样的关照下，我愿意把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看作我在这一领域中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

其一在于严谨：学术史和“学人与学术”，看似相近，其实分别甚明，如作者所说“前者偏重于专门史的画地为牢”，“后者则力求破除分科治学的畛域”，由人而知学术，才好了解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对于学说的影响。由此来叙述学术的演变，虽然不如倒叙历史条理清晰，但是却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从研究晚清学术的地缘与人缘，到我手中现在看到的这本《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在桑兵的学术路径上，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二在于别开生面：以往叙述学术史，多以北京为中心，毫无疑问，北京是学术重镇之一，但是在民国这一阶段，随着首都不断的变迁，中国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都曾经一度南移，东南学术也一度是中国学术的高点，而在今天的叙述模式下，北京之外的学术都被置于附庸的位置。桑兵的别开生面之处在于回到历史的现场，将东南学术以及南方学人与北方学人相提并论。以桑兵的理论解释，也非常好理解，桑兵身处中山大学，远离京都，在材料挖掘上，便利多多。

说点题外话，我对桑兵一直心存好感，早在四年前，桑兵出版《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在书中，桑兵以极大的勇气对中国百年史学发出了挑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史学的“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这样的勇气，我欣赏；这样的看法，我认同。

第16节：两相比较读《家书》

两相比较读《家书》

关于干校时期那段历史的出版物，我有印象的有三种，其一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属于回忆性质的文章，文笔哀而不伤，令人难以释卷。还有两种，同名，都为《干校家书》，属于当时的纪录，是难得的一手材料。《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在前不久出版，由于叶家父子的特殊身份——圣陶先生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其子叶至善则是少儿社社长——此书甫一出版，就受到士林瞩目。相比之下，费孝通先生于干校时期写给兄长费振东的22封家书，因为附录在一本书的后面，虽然也称为《干校家书》，则少被人提起。不过，把两组相同时期的家书对比阅读，则显得意味深长。

叶氏父子“多年父子成兄弟”，书信往来中家长里短乐此不疲，说实话，要不是叶家父子的名人身份，我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对这些“婆婆妈妈儿女情长”感兴趣。而我在阅读此书的时候，除了这些家长里短让我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社会生活细节，更注意的则是这对父子对于一些历史大事件的看法和记录，不过，在长达600多页篇幅的家书中寻找此等内容，竟然如大海捞针。看到的几处相关记录，也和当时的“主旋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按照以往的阅读经验对那个时代形成的印象，我一开始的判断是：是否在那个特殊年代，虽是父子，亦不能袒陈心曲？可是叶家后人在书中前言的叙述以及接受媒体采访时，都着重表达了相同的一点，即叶氏父子对于干校和文革的看法“都是真实的”。我之所以愿意相信叶家后人的表述，是基于在如今的语境下，圣陶父子在家书中表现的对于文革和干校的看法，并不能为叶氏父子“加分”，正因为如此，我对整理出版叶氏家书的叶家后人的坦荡持有一份敬意。而对于过去的时代，我们又有多少了解？至少对我来说，接触的材料越多，和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接触越多，对那个时代就越不了解。

费孝通先生的《干校家书》中表现出来的，和叶氏家书相比则是大相径庭。费先生在干校的最后一年，林彪事件发生，他在家书中对此有如下议论：

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早在“政变论”中伏下杀机，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不是早就见到了的么？但是事物发展得如此迅速和鲜明，却是预料所不及的了。看来现在一切事情都是“浓缩”了，过去要十年百年才完成的过程，现在几年几月就够了。

这样的言词，这样的语气，在叶氏家书中是看不到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位置，对于相同的时代有了不同的纪录，我们该相信哪个？或者，我们应该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脱离出来，承认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了解太少？

钱钟书先生在给《干校六记》写序时，如此写道：“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以此观照《叶圣陶叶至善家书》，当无大谬。不过，这“小点缀”，这“小穿插”，其中有玄机，只好靠各自去领悟了。

第17节：家书中的历史

家书中的历史

同事晓波兄常常说我有“资料癖”。有一次一起去朋友家里“打秋风”，我获得一套《竺可桢全集》，晓波打开看到里面有书信卷，我这个“罪名”就更加坐实。晓波当时有些吃惊地跟我说：“老陈，书信你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吗？绝对的资料癖呀！”说实话，当时“打劫”那套《竺可桢全集》，只是为了写文章用得着的时候方便查阅。有些太过专业的书信，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时候都不免枯燥，就是如晓波兄口中我这样的“资料癖”，有时也只是下意识的收集，以被不虞之需。但是相对来说，对于第一手的资料，我自己比较喜欢日记和书信，因为这些最能体现作者的才情和性情。手头有一本《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在书店里看到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看完之后，才发现，这并不是一本只给专业研究的人看的“材料”，更像一本编给普通读者看的优美的散文——那一代人的文笔，实在是太漂亮了。

要不是在几年前读了智效民先生的文章《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到现在我对于任鸿隽这个人大概还是陌生的，这也怪不得我，任鸿隽这个人，不被人提起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然而在五四时期，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博士，同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同样是时代的弄潮儿，他所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和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在美国留学期间，任鸿隽结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衡哲也是一位被遗忘已久的人物，不过我们回头看看，就会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出席国际太平洋学会（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随后任和陈相知相恋，1920年归国之后，两人成婚，而任的老朋友，在绩溪老家遵从母命已经与江冬秀订婚的胡适，对陈也有一份深深的情愫，“发乎情，止乎礼”，任、陈在订婚的当夜邀请胡适一同用餐，胡适写下《我们三个朋友》一诗，成为一时佳话。顺便说一句，任鸿隽还曾经是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在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任职，他还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的创办人，中基会的主持者。翻阅《任鸿隽陈衡哲家书》，遥想当年的事，只能感慨于那些曾经有过的风雅。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以任鸿隽的生命轨迹为经线，以家书背景为纬线编排任鸿隽和陈衡哲在每个生命阶段的家书。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家书背景大多比较熟悉，由此也可以看出编者在编辑此书的时候对于一般读者考虑的用心。每一章之前都附有家书的原件，更是增添了这本书的典雅之气，而有时候体验那一代人的文采风流，纵使是用千般语言来叙述，也不及这些原件来得直接，来得准确。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不要去看后来的研究者如何去评价，去描述，直接去看这些人物的老照片，朝夕揣摩，便足够了。

阅读任鸿隽的家书，有几个时期让我特别注意，其一是任在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任职时，任鸿隽写给大哥的几封信札。在1912年3月9日的信中，任鸿隽提到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一事。这一段史实如今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在当时确实扑朔迷离，革命党人想让袁世凯到南京就大总统一职，以便控制局面，但是袁世凯则担心离开北京受制于人，迟迟不肯动身。当年2月27日蔡元培等人由唐绍仪陪同谒袁世凯，请赴南京就职，袁表示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但是随即不久即发生曹锟哗变。这也就是任鸿隽家书中所说：“近因京、津小有变乱，袁君骤难南来，而统一政府不成，对内对外危险万状。故已放弃前议，许袁君在北京受职……”任鸿隽当时虽然不在中枢位置，想来应有耳闻，所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当时定都南北还是个未知数，但是任鸿隽在当时就在家书中写道：“虽此时都南都北尚未有定，据参议院前议则都南京，然以大势度之，恐终非都北不可耳。”这话如今看看平平常常，但是想想这些话是在时局纷纭的1912年说出的，不得不佩服任鸿隽的目光深刻，就在任鸿隽寄出家书之后不久的4月2日，参议员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而任鸿隽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异日袁君受事，决计不复问政事”。也就是从那时起，任鸿隽科学救国的思想开始孕育。这一家书，实在是任鸿隽生命转捩点的一个见证。其余如留美期间以及主持中基会期间的家书，也均有以上提及的这种结合当时实事为后来者见证历史的特点，不当以单纯的家书视之。

20世纪上半期，重庆多私家花园，任家花园即是其中之一。1929年，刘湘兵败贵州，撤回重庆，其下属曾经借助在任家花园，当时任家花园所住多为女眷，每天枪声相闻，不免提心吊胆。任鸿隽的三姐任心一写信给任鸿隽写信求助。任鸿隽接信之后给刘湘发了一个电报，刘湘接到电报之后遂令部下撤出。任鸿隽和刘湘的往来电报颇值玩味，过去我们在历史上认识的军阀，得到的印象多为骄横颟顸。但是在任刘的往来电报中，却不乏温情脉脉，这也是第一手资料的好处，这一点在上面提到的任鸿隽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时的语气，也可以对照阅读，才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对于历史过于粗暴，也过于简单。

书中的最后三章分别是任鸿隽和陈衡哲的晚年家书，那已经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了。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并没有体现在任鸿隽和陈衡哲写给晚辈的家书里。此时的家书中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别无其他。不过参看雷颐先生给本书写的序言的结尾，答案或许就在其中。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阅读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家书，才知道古人诚不我欺。如今，我们在跨越了百年的历史隧道之后谈论任鸿隽和陈衡哲，真有几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凉了。

第18节：杨天石的方法(1)

杨天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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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史领域，有三位学者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却拥有末流的世俗名声，一位是北京大学的茅海建，一位是中山大学的桑兵，还有一位，是社科院的杨天石。茅海建先生的导师是陈旭麓先生，陈旭麓先生学术水平极高，却声名不彰，茅海建有感于此，每有新作出版，总要在书的扉页题上“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要说“道德文章”，我觉得茅先生算得上当之无愧；桑兵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学科带头人，关于学术史上地缘与人缘的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桑先生为人低调，加上研究领域比较专业，学界之外也是少有人知；杨天石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力先生，后来步入史学，成绩骄人，当年出版《海外访史录》，在学界引起很大震动。我之所以把杨先生的毕业时间加以强调，是因为那时毕业的学者不像后来上山下乡的一代学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尽管个人不懈努力，在学养上都存在致命缺陷。这三位我都不曾有过接触，却从他们的著作中获益良多。说起来，多多少少与杨天石先生还算有点文字缘分，想来他大概也未必记得。不论其文，先说其人，我姑且先说说我和杨先生的一点缘分吧。

前年，我在编《斯人不在》那本小册子时，杨先生撰写的《“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即在我的选编视野之内，出版之前，出版社需要各文章作者的授权，当时我还不曾和杨天石先生有过任何联系。冒昧打了电话到杨先生家里，杨先生不在，杨夫人告诉我杨先生正在美国查阅资料。我又问，那如何能和杨先生联系上？杨夫人告诉我，她也无法联系，她给了我杨先生女公子的电话，说其女公子可能知道杨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不屈不挠地挂了电话给杨先生的女公子，她告诉我，杨先生在美国一般都是通过邮件联系，让我给杨先生发邮件试试，同时告诉我两个信箱，让我发信时两个信箱都发一遍，以确保杨先生能收得到。我于是给杨先生发邮件说明意图，本来以为像杨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可能无暇顾及如我这般无名小辈。没想到很快收到杨先生肯定的回复邮件。杨先生其人，吾不知也，但是其为人之敦厚，吾见之于其夫人与其女公子。

第19节：杨天石的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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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口气推出了五卷本的《杨天石近代史文存》，欲窥杨先生学术全貌的人当然不容错过，即使不作学术研究，只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也是非常值得翻阅的，因为杨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具有被普通读者接受并且感兴趣的潜质，看看他的题目就可以知道我何以这样说。在《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一卷中，有《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中山舰事件之谜》等文章，这些史实，即便不是做民国史研究的人，也大多耳熟能详，但是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则是专门做民国史研究的人，也未必清楚。比如在《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中写道的蒋介石的好色以及与青楼女子介眉之间纠缠不清的一段孽缘，颇能勾起大家的阅读欲。

不过，这套书做得却是相当一般。一点也不醒目的书封，放在书堆里，恐怕很容易就被淹没。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这套文存，至少应把两本《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和《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成三册，把其中的“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单独汇编一册，否则以每册七八百页的厚度，让一般读者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而就文章排列，也可以再作一些考究。对于大家不太熟悉的人物可以配以图片和一些详尽的说明，以便读者阅读没有阻碍之感。

不过，这都是题外话。我更想说的是杨天石的文字风格与学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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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历史著作的语言风格，似乎是说错了话题。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历史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学院式僵化的论文格式固然令人生厌，一味追求“好看”是否就应该获得赞誉？至少我不那么觉得。我觉得历史写作最重要的是准确——史实叙述的准确和观点表达的准确。“以辞害义”，是史学家大忌。杨天石的文章还没有读完，但是风格已经见识，朴实，朴实到极少使用形容词。比如在《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一文中，开头便是“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平铺直叙，简单明了。为了验证对杨文风格的这一判断，我随便翻到了几处尚未看到的地方，果然不出我所料，此类风格的句子比比皆是，如“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多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其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王的办公室，殴伤王的头部。”此处不写王正廷避而不见的心理，不写王被殴后伤势如何，只是根据材料叙述事实，想来杨先生治史多年，一定深谙“心史难描”的道理。而准确，在我的理解，正是研究历史的第一要义。

第20节：杨天石的方法(3)

在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先生给这套文存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他（指杨天石）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我想顺着金先生的这句话，探讨一下杨天石的方法，我觉得，与其拿杨天石和陈寅恪做比较，不如拿他与傅斯年做比较来得更加贴切，当代治史者深得陈寅恪三味的，应该是文章开头提到的茅海建，而杨天石，其学术取径无疑更贴近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号召，或者说更贴近胡适晚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理念。这种方法说来简单，在单篇文章中也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能够做到篇篇如此，而且在题目上不重复，则殊为不易。不过，可能是过于谨慎，有些文章只有材料呈现，而没有观点的展开，比如《张发奎谈南昌起义》一篇，读来令人稍觉缺憾。

纵览其书，便会为杨天石占有资料之丰而瞠目。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想，为什么是杨天石？不熟悉杨先生，不敢妄下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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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在史学界之内的成名之作，当属《中山舰事件之谜》。那篇文章令胡乔木赞誉有加，称其为“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实杨天石的文章大多可圈可点。比如《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一文。

关于孙中山“租让满洲”问题，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疑案。而杨天石通过考察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三井财阀重要人物森恪与益田孝的函电，以诸多当事人的信函为佐证，最后得出结论，孙中山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我们不妨来看看杨天石的叙述：

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人物也应该如此。

我们常常说要对历史人物做到同情的理解，如果没有理解只有同情，或许只能做到为尊者讳，只有理解了历史，才能真实地刻画历史。这一点，我以为杨天石做到了。

第21节：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1)

第二辑 所识

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解

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

余英时：《论语》只能 冷读 ，不能 热读

重温李泽厚

北大几段走麦城的经历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北大110周年校庆的反思

黄侃的性情和段子

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解

写蔡元培很简单，大量的资料摆在这里，只要精心选择材料，写一篇文章不难；写蔡元培很难，千百篇文章摆着这里，如何写出新东西，这是个难题。

至少，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谈论蔡元培，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蔡元培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理念，一种象征；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范围乃至教育界，蔡元培对于我们又显得如此陌生，如此模糊。两个层面的蔡元培，背向而行。

时贤谈论蔡元培，多把目光聚集在其教育家的身份上。当然有理，世界上和北大水平相当甚至超过北大的学校为数不少，但是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像北大一样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此息息相关。以一所学校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之影响，连耶鲁、哈佛、剑桥等大学都不能相比。能够成功地塑造这样一所学校，不是教育家，是什么？但是，众人在谈论蔡元培的教育成就之时，很少有人提及蔡元培作为教育家的基础。2008年是北大建校110周年，蔡元培诞辰140周年，蔡先生和北大会再次聚集世界各界的目光当属意料中事，我愿意从这一思路出发，追忆蔡先生，纪念蔡先生，也希望能够勾勒一个真实的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光绪十五年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士——这是晚清危局中的蔡元培，也是蔡元培的底色，之后虽经德国游学而未改变。同情维新——则是蔡元培的政治起点。

蔡元培之成为教育家早有夙缘：光绪二十年晋阶翰林，在世俗看来是通往锦绣前程的天梯，而对于蔡元培来讲则是他告别仕途的月台。在北京愈久，蔡元培就愈感觉到大清王朝没有希望，随着往昔热心维新的朋友风流云散，蔡元培对于维新的同情转为失望。1898年9月，蔡元培结束了四年半无味的翰林生涯回到家乡绍兴，决意退出官场。回乡后，蔡元培投身的第一个领域便是教育。当时，蔡元培的故交徐树兰刚刚创办中西学堂不久，蔡元培一回乡，便被故交延请为校长。中西学堂在当时是一所颇为新潮的学校，与北大渊源也甚为深厚：后来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季烈就是当时中西学堂的学生。不过，徐之所以延请蔡元培，除了故交这一因素之外，蔡元培的翰林身份也相当重要。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西学堂虽然是一所新潮学校，其中的新旧之争却很强烈。蔡元培就是因为在新旧之争中支持新派而和徐树兰发生矛盾愤而辞职。旧翰林却是新风潮的代表人物，徐树兰选择蔡元培算是看走了眼，但是对于蔡元培来说，却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切切实实地走上了教育之路。之后的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特班总教习；1902年，又和同仁一道筹办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并担任会长和校长之职。之后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领域，当时革命风潮四起，蔡元培也脱下儒衣，摇身一变而成为老牌革命党。我以为，老牌革命党的资历，是蔡元培之后能够对北大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22节：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2)

早在1900年初，蔡元培辞去中西学堂校长时，革命之志已经显露，他在给徐树新的辞职信中写道：“元培而有权力如张之洞焉，则将兴晋阳之甲矣”。看一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履历，就能明白，民国初年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在当时政局中的资历：1902年，35岁的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但是当时时局震荡，教育会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始终没有很好地开展，却成为国内最早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社会团体；之后这位前清翰林还参加了暗杀团，并且研制炸药，希望以暗杀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4年，在上海与黄兴、陶成章一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2年2月18日，作为孙中山的特派专使，偕同唐绍仪赴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民国总统职位，而当时，汪精卫、宋教仁、王正廷等之后在民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则仅仅是使团成员。

以蔡元培的资历担纲北大，从政治上来讲是失意的。不过以我看来，投身教育比跻身政界反倒是更加符合蔡先生的才情。而有了政治资历垫底，让蔡先生在北大的一系列措施得以顺利进行（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蔡元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改革，其动作幅度之大，推进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且大都“一步到位”）；也正因为蔡元培的政治威望，使得北大这所大学与当时中国政局息息相关。谈论教育家蔡元培，不谈及他政治家的身份，其塑造北大、改造教育，看起来就像是无源之水般的奇迹。在政治家身份的基础上来谈论蔡元培，便会明白，牛刀杀鸡，比水到渠成还要来得简单。

1917年初的一天，蔡元培以质朴的姿态走进了北京大学，向排列在校门口迎接他的校工们脱帽致礼。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资深的革命党要员深深懂得教育独立的重要：“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不过，若没有蔡元培那样的政治资历，大概没有哪个校长敢如此放言。

如蔡元培一般才情的或许不乏其人，如蔡元培一样具有政治资历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二者能够如此在一个人身上完美结合，蔡元培一人而已。

第23节：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3)

当今大学问题重重，时贤总冀望于当今的大学校长学习蔡元培，在笔者看来难以哉。难就难在蔡元培学不了也不能学。也不能说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没有为中国现代学术开拓作出努力，但有些校长是有心无力的。

今年适逢北大110周年和蔡先生诞辰140周年，我们不能再沾沾自喜地以出过蔡先生为荣，也不必痛心疾首地号召现在的大学校长一致向蔡先生学习。在民国初年那个一切制度正在蹒跚起步的年代，蔡先生以其独特的才情和政治资历改造和奠定了今日的北大，其他的大学校长也并非对蔡先生亦步亦趋，但是他们都知道用心体会蔡先生的教育理念，当时大学风格面貌各异，但是校长们的理念则息息相关。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学面貌千篇一律，校长们各有想法却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就认为1949年之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出了错，而是没有教育思想）。

蔡先生是教育官，这点与当下教育环境中的大学校长以及教育官员并无不同，不同的是蔡先生还是教育家，具有情怀的教育家。今天纪念蔡先生，不需要赞美，多一分了解和同情便足够了。而北大，则需要扪心自问：对于蔡先生奠定的北大的品格，我们现在还存留多少？毕竟，我们不能总是说，蔡先生时期的北大如何如何。总说我祖上如何如何荣光，那是没落户的子弟最喜欢干的事，抱着对北大的热爱之心，我不愿做如是想。

第24节：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据叶公超回忆，当年教授们到了长沙，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当时蒋梦麟听了这话，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蒋梦麟在之后的西南联大发展，并没有太多的具体表现，西南联大时期关于蒋梦麟的记载，我只是在《梅贻琦日记》中零散看到的，其中蒋梦麟对于西南联大的态度与这个传说颇有不同，参照阅读也许别有意趣。

梅贻琦的日记如其人，多数寥寥数言，极为简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1941年3月24日，梅贻琦日记记载：清华“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这一信息，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过了两天，蒋和梅之间就有了如下谈话：“蒋谈及研究问题，谓宜由三校分头推进。余表示赞同。余并言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在这里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著”。在蒋梦麟自己撰写的下半生自传《新潮》中都看不到蒋校长对于以上两个事件的记载。那么，如何看到这两段颇有出入的记载？我觉得，第二条是出自梅贻琦日记，属实当无疑问，那么是否第一段记载就不真实，我看也未必。以蒋梦麟的政治身份来看，说出那样的话来，合情合理。但是何以又会出现梅贻琦日记那种“分头推进”的记载，我觉得，这是蒋梦麟出自现实利益考虑的“欲擒故纵”之法，北大经费短缺，惟有如此，才能由清华拿出钱来，作为联大的研究经费。蒋校长为何对于钱看得如此重要，这还要从头说起。

说起北大，一般人第一个想起来的一定是蔡元培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其实，在北大的校史上，蔡元培真正在校治事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五年有半”，其在职不在校期间，行政事务大多都是蒋梦麟代理的。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期间，正好赶上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没有经费怎么办？”常常是蒋代理校长的感叹。这也许就是蒋梦麟日后在合组联大时比较在意经费的原因所在。

与当时众多的大学校长不同，蒋梦麟是正宗科班出身的教育家，在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后，1909年2月先是在加州大学学习农学，但是一个朋友的建议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让他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养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放弃农学，改学教育。1912年毕业之后，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蒋梦麟在美国留学期间，第一次拜访孙中山，给孙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在其后的五四运动时期，孙又有“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语，评价之高，实为罕见。正因有受过西方严格科学训练的教育背景，在其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之后，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并且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可以说，北大走上制度化、正规化的现代大学之路，就是在蒋梦麟手中完成的。对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评议制，蒋梦麟内心未必就真的首肯，不过那时的校长毕竟胸襟宽广，在经过了一番磨合之后，清华、北大、南开终于合作无间，成就了现代教育史的伟大奇迹。

关于蒋梦麟对于北大的贡献，傅斯年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是办事却比他们高明。胡适全集中曾经记载了一件事，正好可以验证蒋梦麟的高明：“话说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用国币100万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去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这样的做法，放到今天，大概要被人说成迂或者傻，但在过去那个时代却是公认的高明。时代风气的转变在这样的小事中就可见一斑。

说到做事，蒋梦麟说自己是“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无贬义，指以科学精神办事。蒋复璁也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说辞文雅了一些，但是是一个意思。

第25节：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1)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

说起西南联大，现在人们多会把目光聚焦在当年的三个常务委员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身上。不过，细究起来，当年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对于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没有表现出多少具体的作为。他们对于西南联大的影响，毋宁说是过去在北大、南开时期教育理念的延续。关于这一点，有诸多事例可以举证：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经当过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当时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均高于梅贻琦的蒋梦麟校长，则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不过，在两位前辈这样的姿态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极为现实的考虑。当时，“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如此看来，由三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并非出自君子之间的谦让或者是年轻者应该多负担责任。而对于梅贻琦来说，虽然之前已经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但是西南联大却是其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代表着其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大学一解》，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

众所周知，清华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因为是接受庚子赔款的返还款而建立，所以被老清华人称为“国耻纪念碑”。梅贻琦就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8月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的47名学生之一。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梅贻琦经常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也代表了这位清华人心中“永远的校长”对于清华园的感情。纵观中国教育史，伟大的教育家不难列举，但是一生服务于一所大学并且成功地奠定其校格的，则不多见，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1915年，梅贻琦接受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任教，自此，梅贻琦于清华大学的联系，就再也没有中断过。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在教授会的选举中以47张有效票中获得33票，成为清华第一任教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后来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之后在清华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中，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被推到了清华校长这个风口浪尖的位置。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在后来评价梅贻琦出任校长：“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

第26节：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2)

梅贻琦当校长的本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梅贻琦“寡言君子”的美名，大概就源于此，梅贻琦治校还有另外一条法宝，那就是“吾从众”，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教授评议会，梅贻琦虽然担任校长，但是并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梅校长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许多欧美著名大学都发来贺电，其中一篇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语，这是对清华三十年历程的赞颂，更是对梅贻琦长校十年的肯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使弦歌不断，清华、北大、南开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长沙吃紧，三校又奉命迁到昆明，是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常委的关系，本文开头已有叙述，在此不赘。不过，这一时期的梅贻琦在处事方法上与之前在清华却有了变化。过去的梅贻琦谨慎，遇事总是多方考虑，不轻率表态，但此时一反惯例，变得异常果断。在这一时期，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来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诩的北大没有意见，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梅贻琦却能在8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傅任敢总结梅贻琦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关键与奥妙”，是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实非易事。

70年过去，我们回首西南联大，回忆梅贻琦，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回忆，想想梅贻琦所说过的话吧：“孩子没有坏的，坏的孩子都是社会和学校教出来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多么闪光的遗产！

（最后，要感谢清华的黄延复先生，要不是他多年来整理关于梅贻琦的资料，我们对于梅贻琦的了解也许到现在还少得可怜。）

第27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1)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1

梁漱溟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从他的一生来看，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 23岁，当年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其到北京大学任教。且当时有传闻，之前梁预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期间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对于梁漱溟，一直想系统地阅读其著作和一些相关的资料，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最近读《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正好可以作为全面阅读梁漱溟的一个起点。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富多彩，之所以在文章开头选取三个横断面，是因为这三个横断面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31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32岁（1925年）到60岁（1953年），在这一段生涯中，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始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政府却拒绝之，最后则是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在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兼政治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开始写作《人生与人心》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复归为知识分子的生涯。《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就是以梁漱溟因“九天九地”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为时间基点，向梁漱溟此前和此后的生涯延宕，集中叙述梁漱溟先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作者汪东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政协工作，有机会亲炙梁先生身前，因此了解了许多内情，因为还没有来得及系统阅读梁漱溟先生的全集，因此不便说这本书的资料有多少是新的，多少是旧的。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只想就笔者对梁漱溟先生的思考，结合阅读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就教于方家。

第28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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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在此不说；另一方面，则是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士林对梁先生“一代直声”的赞誉，当证明我的看法大致不差。我对梁先生的敬仰之心，不比时贤差到哪里，但是对于后者，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以我一颗愚钝的心想来，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商榷。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笼统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当时的读书其实是个手段，并非出自对于追求知识的渴望，其终极目的是入仕做官，摆脱“读书人”的地位。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但是对于这一概念，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则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且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虽然狭窄，但是界定起来却比较清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自己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在梁先生的最后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作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何况，这是在梁先生晚年复归知识分子状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梁先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是梁先生冒犯地，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之时，梁先生心中，可曾想过自己的自我定位？如果想过，我想单纯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则的话，梁先生也就不必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闿运，比如说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在我看来，都不能算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王闿运见了袁世凯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主儿，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见了，是要忌惮三分的，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样的政治资历，谁又能比得？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的根基，确实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说蔡元培，再比如说唐文治。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厚，在教育这个领域内，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唐文治大家比较陌生，其资历与蔡相仿，1892年的进士，在晚清政府历任要职。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这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于梁先生，我也做如是想。

第29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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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所以把激赏的目光投在梁先生身上，其实说来也比较简单，梁先生冒犯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与梁漱溟，即是朋友，也是冤家。

两个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18年。具体时间和地点则难以考证，想来不是在北大图书馆，就是在杨怀中的家中。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而梁漱溟则是著名的教授、杨怀中家中的常客。当时的会面，严格来说不叫会面，因为梁漱溟并没有注意这个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图书管理员。但是作为当时的著名教授，毛泽东对梁漱溟印象深刻。所以1938年梁漱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门……”当天晚上，梁漱溟和毛泽东从下午六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第二天，两个人又聊了一个通宵。两个通宵，两个人都在反复申述自己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观点，相争不下。毛泽东此时再也不是当年的“小小图书管理员”，面对当年的著名教授，毛泽东底气十足。当时另一方面，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风度”也给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使梁“终生难忘”：“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个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之后，梁漱溟参与创建民盟。1946年，作为民盟的组建者之一，梁漱溟为国是奔走在国共两党中间，与毛泽东建立了可以说深厚的友谊。1950年1月12日，梁漱溟应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家中作客，林伯渠作陪。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梁漱溟谢绝了毛泽东对其加入政府的邀请。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外，汪东林在《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中交代：“他（指毛）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当天的晚宴，还有江青参加，席间，毛泽东又邀请梁漱溟到河南、山东等地去考察，梁漱溟接受了这一邀请。当年9月中旬，梁漱溟考察归来，和毛泽东又有会面。梁谈了在各地考察的情况之后，毛泽东又提出请梁到广东考察的建议，这一次，梁漱溟因为当年在外奔波过多，推辞了。毛泽东不但不以为忤，而且为梁安排了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

据汪东林在书中交代：1953年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据此，汪东林做出如下断语：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面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讨论而起，做出犯颜抗论之举。这样的断语，大致不差，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表现，既是梁先生的底气，也是梁先生的性格。

第30节：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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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在三联再版，我写了一篇关于冯先生的文章，把冯先生与梁先生作了一个比较，比较之下，才发现历史如此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状再做几个比较。

梁先生在因“九天九地”的发言而“靠边站”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遭遇，让我最容易想到的，是张申府先生。人们常常说性格即命运，若是拿这话来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则不是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至少就倔强这一点来说没有问题，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识的毛泽东，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局势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的遭遇与这篇文章关系甚大。不过，就是在这之后的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文章，似乎，梁漱溟没有因为这两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反过头再看张申府，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老师曾经跟我说起过：“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曾经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对主席说，申府也算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主席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后来父亲的工作还是由周总理给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父亲只是埋首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上的活动没有了，文章也很少发表。”从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答复上，可以推断，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与张申府相处得并不是很融洽。卑之无甚高论，至少我觉得，这样的比较，是看到梁漱溟和张申府相同性格不同遭遇的一个角度。

过去有位朋友跟我说：你写文章不要总是罗列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参照一下当时同等地位的一些人，你当然不能说梁先生没有；但是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承认，梁先生这样的骨气，背后是需要底气的。

第31节：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1)

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

陈远：李老师，想跟您聊聊《论语》。

李泽厚：我不想谈。国内现在关于《论语》的争论很大，很多地方来过电话，我都没有讲。我不想加入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一些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倒是想听你讲讲这场争论的各方各派。

陈远：这些以后我细细跟您聊，但是现在我想暂时抛开这场争论。单纯地探讨一下《论语》。

李泽厚：其实争论是抛不开的，今天要谈《论语》，自然就会牵扯到这争论，我们如何来读《论语》？今天为什么要读《论语》？《论语》是不是评考证就能读通？都跟现在的争论有关。更重要的是，读《论语》背后的复杂因素，一些人正在大搞复古主义，结合各种民间迷信，花大量钱财建庙宇，立巨像，搞祭拜，知识人也大倡立孔教、办国学，主三纲、穿汉服、贬五四、骂鲁迅，反对过圣诞，要用七夕代替情人节，用孟母节代替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形形色色，热闹得很。我说干脆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要过了，那也是基督教的嘛。所以，我以为这场争论要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语境（还不只是“语境”）中来看，它不只是如何读《论语》的问题。

陈远：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深层次的探讨。现在的《论语》热，我觉得，不是因为于丹出现了，《论语》热了；也不是因为李零出现了，《论语》才热了。而是有一种内在的规律让《论语》热了起来。这也让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这两种热潮虽然不相干，但是热度很相近。《论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热了？而不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

李泽厚：“《论语》热”当然不是因为于丹或者李零，恰恰相反，大家想回归传统，他们才被推了出来。“《论语》热”说起来原因也简单，在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人们需要信仰，想追求一种信仰以安身立命，处世为人。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去年我在《答问录》中说到 “现在是‘四星高照’，声色犬马”，声就是music，色就是sex，犬就是dog，宠物，马是什么呢？汽车，car。这就是现代生活，无可厚非。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又都很迷茫，怎么样安身立命？怎么样为人处世？中国没有《圣经》，大家就都到《论语》中去找了。但我以为今天中国需要的，还是“德先生”、“赛先生”。2004年我说：今天中国还是要启蒙，不要“蒙启”。（见《答问录》）

陈远：这正好是下面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如果说我们需要的还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启蒙”，为什么还要读《论语》？应该怎么读《论语》？当初读您的《论语今读》，感觉有很多问题您在那里并没有展开来讲。

第32节：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2)

李泽厚：《论语今读》对一些问题的确一带而过、点到为止。留下了很多空白，例如《今读》中说到白牧之、白妙子夫妇的《论语辨》时曾说：“《论语辨》重语录的具体情境性，《今读》重语录的意义普遍性；一为考据性分疏，一乃哲学性阐释；一吻合学术新潮，彻底解构《论语》，抹去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之孔子形象，一率仍旧贯，又力图新解以重建。”就是说，读《论语》有各种读法，有历史读法、哲学读法，其实还可以有崇拜读法、批判读法、消闲读法等等。自由选择，多元并存。至于说怎么读最好，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回答，也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要说读《论语》，一定要弄清楚孔子是什么人，他的原话原意是如何说的？我看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论语》与孔子的关系就并不很清楚，传统的说法，《论语》是孔子弟子（曾参和有若）的弟子的记录，再传弟子传太老师的话就未必准确，又是一派弟子传的，更难全面。所以康有为说，假使子张的学生来记录，孔子和《论语》的面目就大不一样，因为曾参和有若强调修养（内圣），而子张是强调政治的。而从崔东壁到白牧之，好些人怀疑《论语》的一些篇章甚至绝大部分乃伪造，与孔子无干，这是他们“考证”出来的结论。《今读》也解说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虽极重考证，爱看考据文章，却不迷信、崇拜考据。

陈远：那么您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

李泽厚：重要的是这本书到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意义？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读《论语》还是要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所以我提出“重意义的普遍性”，即古今中外都适用的原理原则。

陈远：您觉得《论语》能给我们提供刚才您所说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现代观念吗？

李泽厚：不能。这些观念是现代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孔子当然不能提供。但是除了现代观念，中国还需要其他的东西。《论语今读》中曾经说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孔子提供这个民族以生存的智慧，其中包括生命价值、人生态度、道德理想、境界情操以及勤劳、乐观、坚持不息等等，它具有一种普遍性。

陈远：这些就是您认为《论语》为现代生活提供的资源？那么你反对的是什么呢？

李泽厚：当然不止这些，《论语今读》里说过很多了，我不想重复。十多年前我对抗当时的反传统热，开始写作此书。但今天我却要强调，不要拿《论语》或者孔子来掩盖、冲淡和转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

第33节：李泽厚：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3)

陈远：长期以来，我读论语，有一个疑惑，是关于《论语》的界限讨论的。我觉得《论语》作为一个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体系，一旦它跨越了这个界限，进入了“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是非常要不得的东西。但这似乎是个悖论，后世人谈《论语》，津津乐道的恰恰是它“治国平天下”的功能。您怎么看？

李泽厚：刚才不是说过吗，因为《论语》本来就是两派，曾子一派主张修身，子张一派主张治国。现在流传下来的《论语》主要讲修身，它怎么能用来治国呢？但宗教性道德会对社会性道德有范导作用。值得好好研究。

陈远：这也是我正想说的，恰恰在过去，《论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于过去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您怎么看？

李泽厚：过去两德是一个东西，不可分开，从孔子到荀子，再到董仲舒，《论语》对社会制度有建构（不只是范导）作用，但这也不完全是《论语》。儒家吸取包容了很多法家、道家、阴阳家的东西，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的特色所在，有转换性的创造，不盲目排外。

陈远：那您觉得我们今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孔子？

李泽厚：我没有答案，我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不赞成的是复古主义、民族主义的孔子。汉代有素王的孔子，宋儒有圣人的孔子，康有为有民主的孔子，孔子的形象是不断在塑造过程中间的。

陈远：过去有很多家对于《论语》做过注疏，您都怎么看？

李泽厚：做完《论语今读》，关于《论语》的新东西我没看。《论语今读》引用最多的是程树德的本子。之所以做《论语今读》，就是对以前的本子不满意。

陈远：您在《论语今读》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就是解读《论语》，第一步的工作是解构，但是只有解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工作是重建。那么您认为该怎么重建？重建的难度在哪里？

李泽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与其现在言之凿凿地说如何重建，不如大家一起努力，尝试去做。重建的难度，在于孔子不是神，假如孔子是神，就不难了。但《论语今读》说《论语》有“半宗教性”，就是想为重建做些工作。

陈远：《论语》不单是一个阅读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落到实践上。您怎么看？

李泽厚：我赞成你这种说法。《今读》曾引用程颐：“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之后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读《论语》，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自己身心上，这也是《论语》的特点，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哲学”。但是孔子又不是神，他说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

第34节：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1)

第三辑 所议

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

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重新理解启蒙

仅有理念是不够的

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

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

由燕京大学想到的

“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

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收藏无道 惟术而已

教师应该有按照自己兴趣教学生的自由

《论语》热，何处最吃紧？

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谈于丹产生的必然

我说过余英时支持于丹吗？

国家图书馆，你什么时候能不让读者失望？

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周长城事件

安居、乐业，才有和谐

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

2008年多事，拣时间比较近的来说，先是三鹿奶粉引发食品安全风暴，紧接着又有山西襄汾9·8溃坝泥石流事故引发的问责风暴。最近的则是，重庆的哥集体罢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涉嫌贪污被免职。如此多令世人瞩目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说明了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关口：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冲突日益显得复杂化和多元化。然而，在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大量评论中，大多数批评者都把矛头指向了制度层面，并且多援引西方国家的制度来与我们身处的现实做参照。制度层面存在问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是否解决了制度层面的问题就能一劳永逸？我心存疑虑。

确实，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可以在制度层面得到良好的保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即使在多数人公认的这几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美国，也存在诸如贪污、腐化，也存在多重社会矛盾。我们对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事件感到触目惊心，原因只是我们身在其中，感同身受。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就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而实际的情况却总是：寰球同此凉热。

这样说，不是否认把上述事件归咎于制度的时贤言之成理，但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这一系列事件让我思考更多的是“体”与“用”。

110年前的夏历戊戌年五月，张之洞刊行《问学篇》，系统总结了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思想中的一个流行的共同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既是对当时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纲领的概括，也为之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发展擘画了大致框架。之后诸多仁人志士，政治宣言或有不同，但大都无法脱离这个框架。中国人习惯于做字面文章，随着时势的发展，也有不少人根据时势把相应的内容装到“中体西用”这个筐中，不过，还是冯桂芬对于这一划时代的口号给出了最让人认可的阐释：“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辛亥以前，“家天下”的社会结构虽屡经易姓而不改变，就在于：“中国伦常名教”深植于中国民众的血肉肌肤，成为一种信仰，使人不敢甚至本能地不去逾越。而这种“伦常名教”，在当时的社会中又与当时的法律有机地紧密结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法律的功效。“五四”之后，西潮涌入，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开始被广泛普及，“伦常名教”在知识阶层一下子成了“千古罪人”，至今说起来，依然是封建残余。然而，与之匹配的社会硬件——法律——却没有能如这些观念一样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的主体性不张，处于底层的民众利益诉求缺乏正常渠道的表达，如此一来，社会矛盾只有越积越深。

第35节：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2)

正是有感于此，李泽厚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按照我的理解，李先生这个“西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学术，而是根植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一系列现代理念的社会制度。行文至此，或有人会问，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不是还是在说制度的问题么？

且慢，我继续要说的，正是“中学为用”。我不是一个制度崇拜者，正如我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完全是糟粕一样。李先生所说的中学，我想与冯桂芬总结的“伦常名教”也大有区别。按照我的体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远不止于此，但是唯有儒家文化才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故在此单说儒家文化），其实是个人用来修身的最完美的理论，但是，这套理论被孔孟之后的儒生在“修身”之余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这样的阐释在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用于现代社会则显得无比荒谬。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界限：用于“修身”，其完美无比，一旦逾越这个界限，不但荒谬，而且确实有封建残余会借此而死灰复燃。

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我想说的了：制度由人创造，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永远不能拥有万能的功效，只有相对不太坏的制度。即使有了相对来说不太坏的制度，没有比较好的人来执行，制度也只能流于形式。制度的溃烂固然可怕，而从深层次来说，人心的溃烂更为严重，因为没有什么制度可以永远适应当时的社会。西方国家也存在贪污腐化的问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在西方，“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于制度除了忌惮之心，还有敬畏之心。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其实，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是在人为地把中西对立起来，无论先贤还是时贤，对于中西往往容易强调其相异，忽略其相通之处。而我总是觉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像我不觉得西方的制度处处完美，我也不觉得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处处都是糟粕。我总是觉得，寻找两者的契合之处，我们应该能够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第36节：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1)

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2008年5月15日，我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到那里做为期半个月的访问学者。在此之前，我注意到，在香港的高校体系之内，很少有以对公共问题发言著称的知识分子。在香港，承担这一角色的，反倒是以媒体人居多。

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拜访了几位教授，无一例外的，我都会问到他们对于香港的看法，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又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阐释者。再问，还是一样的回答：香港？我很喜欢呀。好像，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是我有问题？还是他们有问题？我问自己。

在香港，听朋友给我讲关于香港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初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所在的部门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内地一些学者参加。学者们到了香港，要求按照内地的惯例报销路费，但是香港却没有这样的先例。朋友问行政助理：能不能先给学者们把路费报销，然后再用其他的发票抵？得到的回答是：这怎么可以呢？无奈之下，朋友只好自己掏腰包，支付了学者们的路费。事后，领导得知，跟行政助理说：这次就变通一下，报了吧。行政助理说：好，请您给我发一个邮件。

事后，行政助理把领导的邮件群发给与此事相关的同事，并且打印保存。朋友告诉我，在香港，这叫免责。看着我吃惊的样子，他又告诉我，在香港，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江湖义气在这里行不通。

香港的知识阶层常常说，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没民主”的地方。这从一件小事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绝大多数地方实行禁烟，校园内更是彻底禁烟。据说，当时立法的时候，几个立法委员的初衷是中小学那样的地方才需要全部禁烟。但是既然制定了规则，大家就都会遵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很苦恼的一件事，就是每天都要跑到山下去抽几支烟。香港人说的没有民主，是指立法时根本就不会征求民众的意见，几个精英坐在一起一讨论，法律就算制定了。但是在法律框架内，每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谁也不例外。所以才会有朋友说的那种常见的免责。

和一位同时到这里访问的美国教授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他的看法是香港的商业化严重，知识分子缺少人文关怀。在一般人看来，香港政府更加注重香港的商业化发展，对于知识分子并不重视。

不过，这是一个误解。在香港，大学教授是高收入阶层，助理教授的月薪可以拿到4.5万港币，比有些美国教授的月薪还要高。如果做到副教授，月薪可以拿到8万港币以上，教授则是12万左右，讲座教授则更高。同时，不像美国，实用型（如临床、经济、科研等等领域）的教授和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教授收入差距很大，香港虽然也重视实用，但只要是教授级别，待遇统统是一样的。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起来，香港似乎更尊重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为他们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37节：香港为什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2)

这些在校园里的教授，更像是生活在象牙塔里，虽然关心时事，但很少对公共事务发言。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务正业”。对于做意见领袖，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香港的教授们之所以很少对公众事务发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课业相当繁重——学校支付了那么高的薪水，给他们的科研任务自然也相当繁重。

在我看来，这也许更体现了香港的思路：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学术研究，可以为政府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学术层面的借鉴，却不直接介入现实操作。当知识分子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比发廊妹或者老农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一定是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香港政府对于公众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一个简单的例子：香港的房价，比较便宜的在4.5万港币/平方米左右，靠近港岛或者位置更好一些的，一般在10万港币/平方米以上。因为房价高昂，一般的香港人住房都很狭窄。同时，香港政府规定，75%的土地作为留给后世子孙的遗产，永久不能开发。面对这样的规定，香港的房产商似乎一点也不急眼，不像内地的房产商心急火燎地恨不得连故宫也拆掉开发新盘。这么高的房价，低收入者自然无法承担，他们有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类似于内地的廉租房。申请程序也很简单，公屋的数量足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需要。另一个例子是：香港的书也相当贵，动辄一两百元一本。香港的低收入者通常不会买书来看，他们阅读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政府开办的公众图书馆。

一个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需要，体现了公众对于代言人的渴求，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解决问题途径的欠缺。香港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大多数事情，都有既定的程序，在程序之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代言者。

至于媒体人为什么要对公众事件发言，其实也很好解释：那是他们的工作和职责所在。香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香港为什么没有公众知识分子？这样的问题，我同样问过朋友，他没有告诉我，但是，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我却找到理解这个问题的思路。行文至此，我才发现，我和我拜访的教授们都没有问题，他们在香港，一切习以为常，而我甫到这里，所以才感觉新鲜。

第38节：重新理解启蒙

重新理解启蒙

晚近以来，大的思想运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世纪的80年代。这期间，思潮跌宕，此起彼伏：反传统主义、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及至后来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更有最近的国学热、孔子热等等，不胜枚举。不过，这些看似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其实都可以囊括在一个词语之下：启蒙运动，虽然也许会有人认为我做这样的归属不免粗暴或者失之武断。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启蒙运动”是一个从西方话语中翻译过来的词，其本意，是“光明的时代”或“光明的世纪”。在西方，“启蒙运动”这个词，相当好地表达了西方启蒙运动是“照亮”了中世纪一千年的“黑暗王国”的意味。在中国，“启蒙”一词，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虽有联系，却也存在出入。

按照结构分析，“启蒙”属动宾结构，先有“蒙”，“蒙”是愚昧，是“不懂事”，所以“启蒙”理所当然，不得不“启”。颇有意味的是，中国两次大的思想运动，在后来人的总结中，都被冠之以“启蒙”。

我不是对“启蒙”天生反感，我曾经自认为是“启蒙”大军中的一分子。然而，一旦脱蒙之后，我才发现“启蒙”的谬误。

谬误之一在于：启蒙首先是一种高姿态，你愚昧，你“不懂事”，所以需要我来“启”。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启”的资格来自哪里？只是一味地陷在自说自话的优越感与陶醉感之中，自以为是劳苦大众福祉的代表，以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一种思路，其实与“父母官”一词的思维毫无二致，以为治下都是自己的“子民”，无论生杀予夺，都是为“子民”谋求幸福，至少，也要在这样的幌子下进行。有句老话：“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每个人的幸福所在，也只有本人才知晓，别人非要对此说三道四，还是老话说得好：“越俎代庖”。

谬误之二则是：在“启蒙”的大旗下，各门各派都自以为是，以彼为非：自由主义者不会认同新“左派”，更不会认同新权威；而反传统主义者则会认为国学热和孔子热荒谬得一塌糊涂，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殊不知，这样的言说方式，与原本的“启蒙”，我是说，西方语境之下的“启蒙”，相去甚远。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信仰主义危机的产物。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发生了动摇，其结果固然是造成各种不同于信仰主义的权威语言（霸权语言）或权威思想的新语言或新思想多元纷呈所造成的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但是更重要的启蒙运动是新时代的思想或价值体系的创造及形成发展的过程。比如启蒙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甚至西方多数的启蒙思想家都保持了对上帝的信仰。而中国当下的情况恰恰是，大家各执一词，其标的却是使自己的说辞成为权威语言或者权威思想。被启者无须思想，只要跟随着“启蒙者”，就万事大吉。在文章开头我说有人会不同意我把众多的思想派别统统归于“启蒙”之下，原因就在于此：自由主义者不会认同新“左派”是启蒙；把国学热归位启蒙，恐怕反传统主义者也不答应，但是以其各自的立场来说，这些各执己说者，有谁不认为自己是“启蒙者”呢？几年前李泽厚先生说“要启蒙，不要蒙启”，我理解李先生所说的启蒙，应该是西方语境之下的，而蒙启，则是针对当下中国思想界混乱的状态。

中国思想界如此的状态，宪政不行才有了充足的理由：民智还没有到达实施宪政的程度。这也是老调重弹了。而我却更愿意放弃陈义甚高的说辞，回到常识。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两种道德论”，即“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至今仍然意义非凡。而我的理解，这两种道德不妨通俗地表达为“公德”与“私德”，在公德层面，我强调“法不禁止即可”，而在“私德”层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各行其是，各不妨碍。惟其如此，个人才能成为人，清代大儒戴震所揭示的中国传统中的“以理杀人”的局面才不会延续，中国也才有可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第39节：仅有理念是不够的(1)

仅有理念是不够的

丁东和谢泳出现在当代学术界可谓异数。丁东虽然曾身在学术体制内（山西省社科院），但是若不刻意提醒，大概多数人会忽略丁先生这一身份，因为丁先生每立一言、每叙一事，莫不从民间立场出发，其从事的学术活动，如促进民间出版、打捞民间记忆等等，更是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声誉；而谢泳早年身处（学术）体制之外，多年来对学术孜孜以求，最终跻身于大学教授之列，其学术论文专著立论之严谨、论证之繁复，海内外皆有共识。

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说起丁东和谢泳其实代表了两种典型的知识分子：丁先生是学术活动家，是起而行之的典范；谢先生是潜心书斋又不忘现实的典型。两位先生早年同在太原，与高增德、智效民等诸多同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形成一个令士林瞩目的知识分子群体。几年前我曾去太原，躬逢其盛，颇感艳羡。之后丁东进京，谢泳入厦大，这种局面有些改变，过去大家一起坐而论道的时光成为回忆。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地域上的距离并未成为丁东和谢泳继续交流合作的阻隔。几年来，两人在中国青年报上上演了一出学术双城记，以对话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日结集为《文化十日谈》和《教育放言录》，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拿到手中已有时日，却迟迟没有写出只言片字，一来是觉得与二位先生相识即久，交流起来颇为方便，便有不假文字的偷懒想法；二来是对于二位先生的理念谙熟于心，一时找不到新的角度下笔。每每欲操刀，又每每掷笔。

正如徐友渔所说：“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确实，翻阅二位先生对于教育、文化乃至社会各领域内的发言，均有切中时弊之感，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书中文章，多有主题先行的味道。我的理解，这种风格，正是基于二位先生共同的理念。然而，这种理念，深究起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异于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将当下意识形态的语言简言之为左右，说二位先生属于右派阵营当无异议，看书中言论，有这样的倾向：即凡是“左派”支持的就反对，反“左派”反对的就支持。谢泳先生有一篇《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文章，特别能够反映这种倾向。当然，这种风格，或许是因为现在报章对于文章字数要求的限制，无法充分展开阐述而造成的。

第40节：仅有理念是不够的(2)

丁东和谢泳所倡导的“教授治校”、“书生论政”以及“现代人权意识”等理念无疑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单纯的理念性倡导却让我想起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诚如阿克顿在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指出的那样：“如果单纯追求普遍的善，必将损害分立的、大有区别的各阶级的利益，到头来法国会丧失一切阻止邪恶的手段。”阿克顿说的是法国，不过把这句话移用于今日中国，同样适用。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各阶层的利益划分从未有过如此多元化、利益冲突也从来未有过如此复杂，面对这样的状况，单纯的理念无疑无法化解现实层面的问题。而在另一个层面，正如阿克顿对于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反思一样：罗列一些有关生命、平等、自由、财产权的基本信条，但其“意图和内涵”此后并未得到司法实践或修正案的不断解释和充实，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而是只作为空洞口号而存在。一句话，丁谢二位在书中所表达的这些理念，若没有制度保障的滋润，在复杂的利益博弈格局下便容易流于苍白。

试举一例，《教育放言录》中有一篇《潘光旦与熊庆来的争论》的文章，说的是1944年昆明各大学在举行“七七事变”纪念座谈会上，潘光旦和熊庆来先生关于学人是否应该论政的一场争论。潘先生主张学人应该论政，熊先生则相反。谢泳和丁东都倾向于潘先生，说实话，我亦如是。

不过，我更愿意从当时的背景和潘熊二位不同的身份上来理解这场争论。当是时也，八年抗战尚未结束，国内局势也不如后来那样明朗，一方面，积极倡导抗日为当时还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赢得了极为广泛的民心，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方面虽然已经确立了抗日的大方针，但在具体战术方面尚未能达成一致（这是因为，蒋政府当时不足够强大，在国民党内部有蒋嫡系与阎锡山等部的利益冲突和制衡），在具体战略上尚存犹豫（从国际形势上来说，这一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美国虽然对中国有所援助，但是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对其很藐视，另一方面，另有俄国在新疆边境对于中国的威胁，是以蒋介石认为，在当时局势下要“忍耐待时”）。从国共两党当时的局势来说，也颇为微妙，虽然在抗日这个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是不一致之处显然更多。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下，举行“七七事变”的纪念座谈会，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活动，会受到当时政治格局中各个方面的注意。

第41节：仅有理念是不够的(3)

如果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当时熊先生和潘先生各自的身份，对于熊潘二位先生各自的观点便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熊庆来当时的身份是国立云南大学的校长，而潘光旦还只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的助手。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其实不能单纯以知识分子视之，同时他还是当时的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很多时候，不能代表个人立场，相反，会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国家倾向。而潘先生，虽然也会参与政事，但是我们却可以认为潘先生在当时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则不用考虑那么多。

知识分子从政历来容易受士林诟病，原因就在于：出山后的知识分子在具体问题上，不能单纯地从纯粹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而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然而，现实的悖论是，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抱着“出山不比在山清”的想法“爱惜羽毛”，那么政治场中都是些什么人就很容易想象，那样的话，情况可能更糟。所以，我不愿讨论这场争论中熊潘二位孰是孰非，就像刚才说过的，从理念上讲，我和丁谢一样倾向于潘先生。但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我更愿讨论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熊庆来和作为国家机器中一员的熊庆来是否存在冲突？当时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熊庆来？知识分子与从政者之间，能不能存在良好的契合点？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解决，所以姑且提出。若有时贤教我，不胜感谢。

不要误会，我不是否定丁东和谢泳在书中表达的这种理念。在我前几年的研究中，正是沿着二位先生的路径摸索过来的，这样的反思，与其说针对二位先生，毋宁说针对我自己。毋庸讳言，民国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些美好的传统，1949年之后，我们一度背弃了这些美好的传统，并且付出了代价。然而，面对如今日益复杂的社会格局，是我们应该具有超越“左”“右”的姿态与思维的时候了。

当然，我更理解丁东和谢泳二位先生如此孜孜以求的姿态，因为在今天，虽然这些理念在知识界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普通民众之中，这些话语看起来还近乎天方夜谭。丁东和谢泳的对话，意义正在于把这些有益的理念推而广之。

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或许正是对丁谢二位先生不懈努力的写照。

第42节：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1)

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

1

好一朵值钱的茉莉花

好一朵值钱的茉莉花

政绩GDP全靠她

又香又白人人要

让我来将你摘下

不给别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

这一首《茉莉花》，是一位读者看了2008年7月24日《南方周末》题为《“茉莉花”到底开在哪》的报道，有感而发，据原歌词改编的。

《茉莉花》之争，原本是旧事了，早在2002年，南京和扬州两个市政府就曾经为了这首民歌的归属问题大起干戈，六年来，不断加入争夺大军的各方众说纷纭，让这一事件成了无头公案。奥运会开幕在即，在颁奖音乐中，《茉莉花》再次被选用，这一段旧事又被人们提起。《茉莉花》的最后归属将是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就像文章开头那位改编者改编的那样，大家都明白，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之争的范畴，化为利益的争夺，争夺《茉莉花》归属的各级地方政府，心里头想的都是一码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文化原无疆界，利益才须划清。《茉莉花》的文化魅力，不需各级政府争夺，早已经确立：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01年APEC会议、2002年上海申办世博会、1991年和2000年两次申办奥运会，《茉莉花》的旋律都曾经在人们的耳边回响，在大型歌剧《图兰朵》中，《茉莉花》的身影也频频闪现。也正是惟其如此，评论的指向全部都对准了各级政府的皮里阳秋：他们并非真正重视文化，一旦《茉莉花》不再吃香，他们扔得比谁都快。

话糙理不糙，理就是这么个理。但是，还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

先不说，接着说另外一件事。

2

8月4日早上，刚睁开眼，手机上显示有两条短信，打开一看，内容完全相同：索尔仁尼琴死了。随即打开电脑，查看相关的消息，果不其然，索氏死亡的消息一传开，就迅速成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给同事回短信，这下有你们忙了。

5日，关于索氏死亡的报道评论成为国内媒体的一个重点。网络时代真是方便，哪怕是对索氏不太了解的人，在百度谷歌上搜索一番，也能写出千八百字的评论文章。我的疑惑也正在这里，人们对于索氏纪念，到底是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呢？还是因为他是个终其一生的反对派？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是因为索氏的文学成就来纪念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还是不能解除我心中的困惑。索氏的获奖作品是《癌症楼》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诺奖评审委员会把诺奖的桂冠给予索氏的理由是“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第43节：茉莉花与索尔仁尼琴(2)

“道义力量”，这正是我的迷惑不能解除的原因。天知道，要不是索氏终其一生的反对姿态，诺奖的桂冠还会不会落在索氏的头上。因为单就文学水平来讲，索氏的成就实在不是那么辉煌和值得令人称道。然而一旦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一旦站在国家关系的风口浪尖上，索氏就显得这么让人瞩目。不是如此么？试问，有多少人读过《癌症楼》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所熟知的是《古拉格群岛》和《牛犊顶橡树》。再退一步讲，即使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也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才被《新世界》的主编誉为这一作品“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

天知道，要不是索氏和政治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普京和戈尔巴乔夫还会不会出现在索氏的灵堂。

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人们总是容易把赞誉给予批判者，然而，建设者的声音却常常被人遗忘。

3

《茉莉花》和索尔仁尼琴，看起来毫无联系，让我扯在了一起，其实我想说的，与《茉莉花》和索尔仁尼琴都没关系。文化有文化自身的标准和规律，这大概是时贤的共识。但是文化从来也没能摆脱过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看似矛盾的逻辑，其实正是文化（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的内在理路。

揆诸于历史，我们会发现，陈寅恪先生一句“读史早知今日事”是多么贴切：记录孔夫子言行的《论语》现在是我们民族的经典，可是若无历代帝王通过权力的手段把孔夫子立为“大成至圣先师”，谁知道这位黑格尔口中“一点思辨哲学也没有”的“世间智者”以及他那些“在哪里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命运又会如何？李白要是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这一段渊源，这位“谪仙人”的诗篇是否还能流传千古还能脍炙人口恐怕也要打上一个问号。而近年来纷纷扰扰的《论语》热，要不是这一类图书存在巨大市场，我想各个出版社出版与《论语》相关的书籍时，热情肯定没有这么高。

几年前，我曾经诌过两句打油诗：文化从来是婢女，思想何曾有自由。套用的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句子，现在看来不免有些悲观。文化自身的标准和规律，是“理”；政治经济，对于文化来说，是“势”。从古代的士大夫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一直在“理”与“势”之间挣扎，很少想过，“理”与“势”，其实也许并非水火不容。

对于《茉莉花》，你当然可以说是经济强奸了文化；对于索氏，你也可以说是政治让我们误解了文学。但是换一种思路，未尝不可以说是文化引导了经济，文化改变了政治。这样的思路，索氏自己早有自觉，他是这样说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话说得是大了点，可是，谁让他是索尔仁尼琴呢。

第44节：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1)

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

1

在商业时代日益没落的文化界，最近有三件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并且备受争议：以余秋雨名字命名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在上海挂牌成立，余秋雨在揭牌当天的发言中称，自己做过几次努力，希望删除“大师”两个字，但没有成功；盛大文学召集全国范围的作协主席（主要是副主席）30名，参加网络文学大奖赛，为优胜者颁发10万元奖金，还要选出“盛大文学大师”；安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土地局局长被推举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从现实角度来讲，虽然争议缠身，但余秋雨在文化界确实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海市教委希望借此来树立文化标杆（当然不乏出政绩的考虑），正是政治和文化结合的表现；盛大举行文学大奖赛，目的不是仅仅为了选出“文学大师”那么纯粹，商业上的考虑显而易见；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更简单，不要说诺贝尔文学奖，单是候选人就已经引起这样大的关注，更不要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奖金以及荣誉的桂冠了。

不过，这种目的伦理式的分析用之于这三件事，还是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暴。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觉得文化一旦与政治、经济挂钩，就不纯粹了，就要不得了，这大概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从本质上来，文学的创作是个人化的事情，但是作品一旦产生之后，便已经社会化了。小圈子化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或者是借助政治优势的圈养，只能让文学的路越走越窄，甚至走入死胡同。只有文学自身的强大才能让文学大道越走越宽广。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王朔和韩寒才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榜样，还有我最喜欢的作家王小波，虽然他和前面两位不尽相同。一边在体制内享受各种好处，一边又像怨妇般埋怨政治干预创作或者哀叹文学没落的那些所谓的“职业作家”，其实心里想的是两面讨好，好处都要。

如果不从目的伦理出发，“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的成立大概会激发一些人对于文化的热爱，盛大文学举办的文学大奖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学的繁荣，至于那位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安徽土地局局长，只要程序上没有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存在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

第45节：对“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要有平常心(2)

2

至于“大师”和“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类的称号，余秋雨先生和那位土地局局长没有必要欲拒还迎，读者们也没有必要拿这类称号太当回事，一顶“土桂冠”，一顶“洋桂冠”，说穿了，也不过只是个称号而已，只是人为地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对于喜欢文学的人们来讲，喜欢看谁的作品还是看谁的，跟那个人是不是大师或者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没有多大关系。托尔斯泰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少有人及。

我们太看重诺贝尔文学奖，仿佛中国人不拿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就永远比人家落后，其实这正是没有底气的表现。80年前，鲁迅曾经有一次机会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为此他写了一封信，态度谦逊，但是透露出来的却是不卑不亢的自信。而如今，我们的文学写作者们，可有这样自信的平常心？文学评论界之所以持“诺贝尔文学奖最好不给中国人”的论调，大概也缘于此。不过，评论界和作家的心态，正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逃不脱的都是“诺贝尔情结”。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态度是，不妨积极争取，但得失要顺其自然，假如哪天中国人真的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希望他拿了奖金之后，还能不迷失文学的方向。对于“大师”这顶“土桂冠”，我的态度，也是如此。

无论是“大师”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佛家看来，都不过是“以指指月”的那根手指，要真是把它们当作月亮，便是“昧于月”，落入“第二义”了。而儒家的孟子也有自己的说辞，他管这种称号叫“人爵”，看看他的话，你会觉得意味深长：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在现实中可以对号入座，而“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我们或者自勉，或者当他是警世之语好了，反正，现实有时候不是这样。

第46节：由燕京大学想到的(1)

由燕京大学想到的

前不久，巫宁坤先生从美国发来邮件，打开一看，是余英时先生为其即将出版的新作《孤琴》写的序言，题为《燕京末日的前期》。我从几年前就开始搜集关于燕京大学的资料，巫先生觉得我必然会感兴趣，所以发给我看。余先生标题中的“燕京”，即是燕京大学。读完文章，想到巫先生一生的遭遇，不免欷?#91;；另一方面，看余先生对于当时局势的分析，又不仅为史学家的洞察击节赞赏。不过，我读此文，思维却常常跳到“燕京大学”这个题目之外。

现在的人们对于燕京大学这个名字大多数会感到陌生，甚至许多人知道燕京大学仅仅因为《上海滩》中的许文强于燕京毕业。有一次我在百度的“燕京大学吧”中，还看到这样的留言：不知道燕大招不招收函授学员。留言者还郑重其事地留下电话和电邮，历史造物弄人，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在20世纪，燕京大学却非常有名。那时候，燕京这所学校，是常常与北大、清华一起被人提起的。创建于上世纪初的燕京大学，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3年（1919-1952），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两个奇迹。奇迹之一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奇迹之二是不长的时间内，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在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包含了7名燕京人。巫宁坤先生，就是于20世纪50年代从芝加哥大学学成回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教授。余英时先生则是在1949年秋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曾经在燕京大学短期就读。

因为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停办。被一起停办的，还有另外17所教会大学和一些私立学校，比如颇负盛名的光华大学。

过去说到燕京，常常会追溯到美国人到中国来办学校的目的，不可否认，美国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到中国创办大学，确实存在企图影响中国未来的战略考虑。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同意国外力量来中国办教育，也确实存在国力不济的因素。不过，我们如果摘掉目的伦理和意识形态的眼镜，不能不承认，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一些教会大学的创办，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效果。

教会大学如此结局，私立大学也是如此。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教育格局中，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本来是三足鼎立，私立大学更是可以与国立大学分庭抗礼。遥想当年，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令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说出“有中国就有南开”，影响是何其广泛！而私立大学的存在，则是国立大学的一个良好的补充。道理极为简单，历朝历代，凡是在体制之内的机构，其变革势必缓慢，无他，制度使然。体制之内的机构，牵扯人员既众，“按照制度办事”便成了最佳选择，否则便容易滋生舞弊。而私立大学则天然具有灵活机动的特质，更容易改变自身来符合社会的发展。

第47节：由燕京大学想到的(2)

这样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元思路，相得益彰。这样一个双赢的格局，在一夕之间遽然打破，只能令人感到惋惜。

改革开放以来，私立大学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不过在气相上却一直无法与过去相提并论，在过去，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复旦大学，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恢复了私立大学，但是在制度上却没有一个良好的保障。比如教育部，是否可以扪心自问：对于这些大学，真的能做到一视同仁吗？在待遇等各种形式上，真的认为这些大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吗？恐怕不能，直到今日，私立大学还没有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而在另一个层面，在当下公立教育一家独大的格局之下，国立大学是否真的可以保证社会日益多元的需要？是否真能满足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教育需求？恐怕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过去，我们有一种看法，以为一旦教育放开，就会天下大乱，其实未必。一般来说，在社会清平或者动荡的时候，私立大学因为在政治地位上无法与国立大学相比拟，反倒容易与政府合作，以此来争取政府的支持。

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成长与成熟，也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在教育上，我们是否能具有同样开放的姿态？毕竟，剔除了历史诸多复杂的原因，我们不是无例可循。

第48节：“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1)

“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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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北大110周年校庆刚刚过去，作为一个媒体人，又刚好做了一个篇幅长达16个版的北大110周年特刊，对于北大，似乎应该不再有什么话可讲。可偏偏不是这样，北大110周年的历程，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历史息息相关，仅仅说清楚这个话题，就是一个长篇。不过，这是题外话。但恰恰也是这个原因，让北大格外惹人注意。

不说别的，单就北大的传统这一点，就要颇费周章：和北大历史年头相近的几个学校，清华也好，复旦也好，浙大也好，传统都很好说，不好说的，只有北大。为什么如此，或许和北大特别珍重自己的历史有关。没有哪个学校像北大这样热衷于纪念自己：自蔡元培长校之后，北大几乎是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既然有如此多的纪念，关于传统有多种阐释也就不足为怪。

甚至不是整年数的时候，北大也会时不时纪念一下。比如1925年，北大学生会为纪念校庆27周年，就曾向鲁迅紧急约稿。为此，鲁迅写下了《我观北大》一文。在文章中，鲁迅提出了一句至今仍常常被人征引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横眉冷对”的鲁迅，对于北大的感情并不强烈：在北大，鲁迅只是“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所以被有的教授指责“不配与闻校事”。以鲁迅的性格，会对在北大的经历感到舒服吗？

鲁迅之所以表现出对北大一片温情脉脉，一来约稿者是学生，对于青年，鲁迅一向是爱护的。所以这一片温情，与其说送给北大，不如说送给北大的学生；二来，迅翁心中也明白，纪念刊上的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揭人家的伤疤，而越是精彩的好话，则越有可能被后人征引。或谓此为诛心之论，无凭无据，则不妨看看四年之后刘半农在《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说的话。刘半农当年为《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撰稿，提及纪念文章之难写，称不外“说老话”与“说好话”两种做法。这一点，刘半农清楚，鲁迅也清楚。

如果说证据还不充分，不妨再来看同一个鲁迅，关于同一个话题的不同叙述：1933年，鲁迅给台静农写信时说到北大：“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讲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进’，则较切矣。”很难说30年代的北大与20年代的北大有如此的“天壤之别”。1933年，北大的校长是蒋梦麟先生，这位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和胡适师出同门，且是教育科班出身，对于北大的贡献着实不小。北大在他的治下，也未曾“堕落”。不过，1933年，鲁迅已经离开北大，又是私人通信，且又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为求痛快淋漓，则偏颇之处难免。

2

不过，抛开鲁迅说话的具体语境和时代背景，在众多对北大传统的阐释中，还是迅翁的说辞最准确。时贤总结北大传统，一相情愿，各执一词。比如教育学者总愿意把北大的传统说成“兼容并包”，而政治学者则愿意把北大传统总结为“自由主义”，官方和北大校方则愿意把北大传统定格于“爱国主义”……

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样的总结，也总让人想起一个众人皆知的典故：盲人摸象。都以为自己说到了北大传统的核心，其实只是说到了一个方面，只有迅翁的“常为新”一语，没有具体指向，反倒最贴切。

第49节：“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2)

从北大历史来看，北大也确实做到了“常为新”：北大的校史从1898年算起，不攀附太学传统，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直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实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北大一开始，就要“为新”。

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大学招收女生……一直到“一二·九”运动，再到后来的反饥饿、反内战，无不与北大息息相关，北大确实“常为新”。

北大还有另外“常为新”的一面，不大为人提起。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常被人们提及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不过，人们说起马先生往往与他因“人口论”冒犯上面有关。我对于马先生的骨气也尊崇有加。但人们很少提起的是，在此前，他曾经引发过思想改造运动。担任校长不久，针对解放初期师生员工的实际情况，为倡导师生学习政治、改造思想，马寅初首先在北大教师中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并邀请周恩来为北大教育学习会作第一次报告。后来，全国范围内兴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以此为发端。

1966年，“文革”在北大校园内打响了第一枪。出自聂元梓手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不仅使聂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也拉开了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一段岁月，人们提起来都会用到“不堪回首”。“不堪”是真，“回首”也很必要。北大一直领风气之先，正视历史，更能显现北大的荣光。

北大还有“为新”和不敢“为新”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能有哪个出自民间的口号比得上“小平您好”？这一世界著名的口号，已成为人们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情感怀念。其发源地就是北京大学。当北大学生们打出“小平您好”标语的那一刻，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佳洱正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他的第一反应是“北大学生是不是闯祸啦？!”因为“原来规定不能随便带东西的。同学带了这个标语了，学校可要挨批评了”。“ 吓一跳”的陈佳洱“看看小平同志”，结果邓小平没有生气，并且带头鼓掌，陈校长才“高兴”起来。

不是非要揭短，虽然无缘在北大读书，也无缘在北大执教，但是热爱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热爱蒋梦麟长校的北大，热爱胡适治下的北大，也热爱当下的北大，才希望北大正视历史。惟如此，才能显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胸襟和坦荡。可是现在，我再跟很多毕业于北大的朋友谈起这些，面对的多是一脸茫然。

就在鲁迅在私人通信中指责北大“堕落”的1933年，刘半农在为《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撰写纪念文章时，就是从鲁迅给北大设计的校徽谈起的，刘半农说：“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惟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而鲁迅在写《我观北大》时，在文章结尾也作了预先声明，称明年若再出纪念刊，则难以从命。之后，鲁迅确实也没有公开评论北大的文章，我想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综上所述：在今天，我更愿把迅翁“北大是常为新的”之语，以警语视之。

第50节：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1937年因抗战组建起来的国立西南联大，到今年，正好是70周年。70周年，经过时间这朵玫瑰的熏染，香气四溢，几成传奇。有媒体甚至直接把“最好的学校”这一桂冠戴在了这所已经消失的学校头上。

西南联大是不是最好的学校？

我看未必，根据资料显示，当年教育部一开始拨给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经费，不过是区区71749.98元。而在1937年下半年，每市斤猪肉的价格是0.18元，按照今天的物价折合，这些钱，不过是一座说不上豪华的别墅或者是一辆比较奢华的汽车。这一点钱能够办成最好的学校，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

再有，虽然是西南联大在办学时秉着“战时即平时”这一理念，但是毕竟是战时，与平时不同，同样据资料显示，为了保证生源，当年有不少西南联大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就进入了这所大学读书。按照今天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不合规矩。

不过，在这70周年之际，各种纪念活动此起彼伏，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既有自发，也有自觉。众人不约而同把怀念指向西南联大这所学校，也许是因为，这所并非是最好的学校，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教育遗产，抛开“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样宏观的主题不谈，挑选几个细节来谈论西南联大的遗产，或许对于今天更有意义。

在接受新京报专访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三位现任校长都谈到了西南联大当年几乎聚集了最优秀的师资，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评价当然公允，可是不要忘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师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三位常委之前的办学之中，以卓越高远的眼光培养、聚集起来的。比如说，以清华当年的门槛，要求教师必须有博士学位或者留学背景行不行？我想大概没有疑问，答案是肯定行。但是偏偏是既无学历又无学位的陈寅恪，出任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当年的清华并非没有制度规范，其可贵之处就是在刚性的制度之外，当时的校长还富有弹性的学术眼光与人文情怀。今年谢泳先生被厦门大学聘任，在许多老朋友们看来是一件实至名归的事情，但是却成为今年教育上的一个亮点，或许就说明了这种弹性恰恰是我们今天所欠缺的。不过，行使这种弹性需要谨慎，否则就会成为教育腐败的方便之门。其实，三位校长的访谈中也都谈到了当年的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诸多优秀的学生，的确不胜枚举，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其实这也并非奇迹，多少年后我们再来看北大清华南开，也都会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不同的是，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的成就和制度。撇开成就不说，制度才是培养天才的土壤，虽然贫瘠的土地上也能长出鲜花。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曾经叙述过自己几次转系的经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特别困难。想来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应该是非常幸福，可以学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能够做出成就，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教育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少年时期，只有通过比较之后，才能选择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如果把教育做成工业化的流水线，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可想而知。其实，西南联大这种弹性的制度也是渊源有自，昔日的吴晗、钱钟书、华罗庚进入大学的时候，都是破格录取。近年来也有不少大学破格录取学生，但是并不受好评，原因很简单，这些被破格录取的学生里面，不是这明星，就是那明星，唯独没有具有学术潜力的读书种子。这种破格录取里面，哪里能体现教育家的眼光？

在西南联大70周年之际，我不愿意轻率地把“最好的学校”这顶桂冠戴在西南联大的头上，而是希望，通过梳理，我们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西南联大，认识到昔日我们的前辈所进行的，并非难以企及的事业。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西南联大的遗产。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希望西南联大的遗产，在今天不是美丽的海市蜃楼。

第51节：狂狷黄永厚(1)

第四辑 所记

狂狷黄永厚

拔地苍松有远声

“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

“私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

附：谢泳先生回信

古道热肠，我于老范见之

香港遇倪匡

陈之藩的寂寞

王芝琛的心愿

狂狷黄永厚

开头就说掌故：有一次某位画家在美术馆举办画展，黄永玉先生应邀参加，到场时，主办人迎出来说：“黄先生，这次除了您来，还来了一个不大容易出动的人……”没等那人说完，旁边的韩美林先生就开了口：“那一定是永厚。”

这位韩美林先生口中的“永厚”，便是永玉先生的弟弟，黄永厚，同样是位画家。前两天，永厚先生的画册出版，老爷子打电话叫我去，分享他的快乐，我当然理解这种快乐，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画了一辈子，有一本画册，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也让人们知道自己在作画上有什么主张。

对于画，我是外行，看黄老的画，想到更多的是老爷子的人。按理说，画家多忙于笔墨，疏于读书也是情有可原，可是老爷子不，每次去他家，报纸杂志、最新书籍，乱乱地摆了一床一地，随手打开，满是勾勾画画。老爷了坦言：“我是画画的，也是个文化人。要说画画的不是文化人，恐怕任何画家都不会高兴。但是有几滴几两墨水自己要清楚。如果我要在画里表达什么思想，要是说得不对，多丢人现眼!但是如果画山水，抄抄唐诗宋词不读书也没有关系，人家不读书也是应该的，因为要练笔墨嘛！我的画人家挑剔笔墨我都不在乎，但是我为我能在画中表达清楚意思这一点很得意。”读书，让他的画与当今画坛的画风有了迥然不同的风格，他的画，字比画上的笔墨还多，密密麻麻，每一幅画都传达一个思想，每一个思想都与当下的问题息息相关。当年老头在上海虹桥公园办画展，一个苏州花鸟画家走过去问：“在画上写这么多字也叫中国画吗？”这事正好被写意大师朱屺瞻碰上了，他回答说：“是中国画，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了，要读很多书……”

第52节：狂狷黄永厚(2)

这让我想到明代大画家徐文长：“宁使作我，莫可人知”，是徐文长为人的态度，反映在绘画方面，则一反时人只知从人、不知有我之风。徐在《梅石图》自题“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轻视那种只知临摹而无神意之作。而画家吴冠中更偏激地说“笔墨等于零。”而我平时跟永厚先生聊天，听他说得多的，除了乃兄之外，便是吴冠中先生，英雄相惜，用在此处十分恰当。再回过头去看绘画史，可以发现凡是高唱复古调、一味复古的画家，除技法确实精湛的作品外，其余名字却都传而不广。真正在绘画史上足印深厚、名声卓著者，却多是个性突出和自出机杼。

再在我不懂的画上扯几句，都是从老爷子那里听来的。老头儿曾经说：现在的画家们作画、论评家评画，一讲就是我的老师是谁谁谁，这一笔像谁谁谁。艺术是创作，你看看李可染什么时候说过他的作品像谁？我看书时有一次看到天津的大冯给一个大画家提意见：你的画风总是那样。那个大画家说：我变了，人家就不认识我了。丢人啊!我敢说，你要是总是按照一个套路写东西你肯定会难过，但是画家不难过。我画画也绝对不去借鉴他人，但我就处在这样一个传统当中，一天到晚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又让我想到老爷子，照我体会，老爷子属狂狷之士。 《论语》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黄老的狂，在于不因袭前人，争的是画的境界；黄老的狷，是不委屈自己，不取媚世人。有论者称，在当今的中国画坛，“最缺少的不是技巧，而是思想，缺少富有创造性或者说原创性的艺术思想”，那么黄老的艺术之路，对今天及以后的中国艺术创作应是有着启示作用的。

能理解那些苦练笔墨的画家，画家也是人，一样要柴米油盐、一样要吃穿住行，画什么样的画好在市场上兜售，画什么画要守得住寂寞，大家都门清着呢。但是老爷子这样的画家，让我尊重。不过上天终究公平，守得住寂寞的老头，竟然在老年越来越走俏，大概上天也不好意思太亏待像老爷子这样能够坚守的人们。

老爷子有一幅画，画上题潘受诗：“歌泣空能动鬼神，更谁批豁对吾真。平生履历堪夸处，但博头衔一字集。“老爷子一生履历丰富，堪夸处甚多，但每每问之，老爷子总是昂首挺胸：“我无愧于一个人字。”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只识其小，不识其大。但是这样的老头儿，我喜欢，祝愿黄老身体健康，也期望他有更多的画作问世。

第53节：拔地苍松有远声(1)

拔地苍松有远声

和仲明先生，纯粹是文字之交。要说这段缘分，还要从我幼年时的一段经历说起。

我幼年时，父亲曾课我学书，督之甚严，如果哪天临帖数量不够，必受皮肉之苦。那时每日临帖，只是应付差事，不觉其乐，颇觉其苦。稍长之后，父亲开始任我自由发展，便把笔墨纸砚一股脑抛在脑后。一年多以前，忽然想起幼时情景，兴起了重拾笔墨的念头。二十多年不动笔墨，写起来自然是歪歪扭扭，不像样子。但是却乐在其中。

既然兴了心，上网之时，对于涉及书法的博客便会留心观看。仲明先生的博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的。但是，仲明先生是知名的书法家，我是个初学者，在书法上，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没有对话的基础。所以看仲明先生的博客，我只是默不作声地观摩，暗地里揣摩他的提按，从不留言。虽然，除了书法作品，仲明先生的博客上还有不少他的文章，我也从其文中读出了仲明先生鼓荡不平的心气。但是一来是天性疏懒，二来觉得贸然留言很是冒昧，我想仲明先生一定不知道他的博客有我这样一个看客。

然而，我错了，过了不久我即发现，每次拜访仲明先生的博客之后，他必然回访，不似我那边没有“品德”(一般来说，朋友拜访我的博客我也会回访，但是经常顾不过来)。于是把自己写的不像样子的字发到博客上，怯生生地请仲明先生指点。我想那样不像样子的字当时一定让仲明先生捧腹大笑了，但是仲明先生的回复很认真：写字的所谓创作，起始犹如论文的搜集数据和资料。到颜真卿字典中找：你想写的内容，颜真卿也写过的，悉数拿来，多临几遍。没有的，找相似的笔画再合成，合成时自己必须将各部位大小比例参照颜体的相对规律，重新组合。于是，事半功倍。

仲明先生以学术研究举例点拨，对我来说如醍醐灌顶。再临帖之时，似乎多了一点心得，字还是不像样子，但是感觉却有了。

前不久，我整理了一下学界师友对我几本小书的评论发到博客上，仲明先生看王学泰先生给拙作《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所写的评论之后，给我留言，问询哪里可以买到拙作。我随即要了仲明先生的地址，给他寄了一本过去。不成想，随后就收到了仲明先生寄来的书款，这下可让我为难了：我非书贾，何故贩书?但是我理解，这于仲明先生，是一份对著书人的尊重。生活中我因沉于故纸堆，常被朋友讥为不合时宜之人，当时心想，仲明先生，大概也是如我这般不合时宜之人罢!我当即回信说：汇款单留作纪念，汇款退回。先生亦不必为此小事挂怀，如能在书法上得先生一二指点，则感激不尽。

第54节：拔地苍松有远声(2)

随后，又收到仲明先生寄来一本关于他经历的书法册，是今年来仲明先生为各地名胜题词的总汇。中有仲明先生的经历，颇为印证了我对他不合时宜的猜测。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仲明先生就是江苏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的主要组建人之一，并担任主任之职。但是后来毅然辞去主任一职，转入中文系，做了一个逍遥的读书人。在官本位盛行的今日，以仲明先生的资历，当然是可以睨视书坛了，但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却当然是“不合时宜”了。转入中文系之后，文学院曾拟聘仲明先生为研究生导师。仲明先生婉拒，又一个“不合时宜”了。且看现在大红大紫的陈丹青，请辞清华博导的举动吸引了多少眼球，引发了多少称赞。不过，说实话，不否认陈丹青在艺术上确有见地，不否认现行教育体制确有问题，但是，我更不愿随着士林对陈丹青的一片赞扬否认陈丹青此举确有炒作的考虑在内这一事实。映光兄曾经写过一篇《致陈丹青 您这架老炮还能挺多久》，我觉得是把陈丹青的问题说透了的文章。全引则太多，摘引则不能尽其意，那篇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找来看看。仲明先生之举，看似不合时宜，却正是“明道正谊”之行。

看完了仲明先生的小册子，把汇款单放到书房的抽屉里，就把这事放在脑后了。不想前不久收到仲明先生的邮件，说收到我退回的汇款单，不知如何是好，已写好一条横幅，要寄给我表示谢意。横幅写的是：拔地苍松有远声。因为我名字中有一个“远”字。读书人对于这样的礼物，总是戒不掉贪心，虽然受之有愧，然而却之不恭。收到仲明先生的墨宝之后，我写信告知：收先生墨宝，喜出望外。把玩甚久，忽然想到先生的号中也有个“松”字，一幅字含有你我各自名号中的字，看来冥冥中有一种缘分在了。

安徽琅玡山琅玡寺8米山石上镌刻其题书“大道无边”四个大字，与欧文苏字的《醉翁亭记》毗邻，是为仲明先生手笔。仲明先生以道处世，其声必远。“拔地苍松有远声”，墨宝我得之先生，其辞我还之先生。撰此小文，聊志一段文字缘分。

第55节：“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1)

“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劲松一带，离王学泰先生家很近，步行过去，不到十分钟，可以说是邻居。之前一般都是通过电话联络，那段时间好了，打个电话过去，聊着聊着，王老师就说，你干脆过来聊好了。我就过去，东南西北，两代人神聊一通。碰到王师母在家，临走时必定可以从王师母手中领到一张主张素食的宣传单——师母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我还没有搬到劲松的时候，有一次在王先生家聊天，聊得晚了，临走时，王先生指着王师母小声说：“我不留你吃饭了，不能吃肉，改天，咱俩下去吃……”看着王先生的表情，简直想捧腹大笑。

王先生1942年在北京出生，到现在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熟知的人都知道他学问的渊博，出乎文学，入乎史学，都游刃有余。去年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再版，封面上说王先生的游民文化观“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并称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这当然有出版方为了卖书找噱头之嫌。三人的治学方式以及治学思路各有不同，不好相提并论，不过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先生治学的独出机抒。我时常对人说王先生学问渊博淹古今，有时会引来不同意见，“太过誉了吧？”这样问的人，其实不知道王先生渊博的基础，王先生在社科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直到把那里的书看完。

所以每次和王先生通电话，总是聊的时间特别长，他脑子里的东西多，说起来滔滔不绝。有一次和章诒和老师吃饭，说起王先生，章老师说：“聚会的时候，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那场面我不用看见，就可以想象出来。有时候聊天聊得入港，也会留下佳话。2004年10月26日，王先生和邵燕祥、陈四益相聚，三位都是曾经经历世事沧桑的人，说起当年的大跃进，王先生忽出妙语：“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有点精神”是当年大跃进的发动者对于群众的动员，现在的人们大概都不怎么了解了。结果三位先生兴致大发，每人填词一首。这三首词不大见诸报端，引录如下：

首先出笼的是邵词：

蝶恋花·借王学泰警语戏成一阙

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

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

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

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先生和词

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

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

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

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情颂》。

陈四益和词

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

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

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

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摧残命。

这场聚会，我不能躬逢其盛，只是听王先生讲，便已神往。

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看了这词，只会觉得好玩，不会觉得沉痛。王先生的女儿，在听到爸爸讲述那些年的往事的时候，竟然说：“哎哟，爸爸，我要生在你那时候多好啊！”王先生聊起这些，黯然神伤，“年轻人对这些都不了解了。”

第56节：“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2)

因为在一个不提倡思考的年代里独立思考，中学时受批判，大学时被划为“反动学生”。前不久王先生的一帮老同学聚会，一个有心的同学给班上所有人都作了一个“小传”。王先生把自己的“小传”拿回家，王师母一看：“你说的话怎么跟四十多年前没有什么变化？”王先生答：“我四十年前说的话现在才能说，我现在想说的话要以后才能说。”

前些年，我的《李宗吾新传》出版，我知道王先生对李宗吾感兴趣，就给他拿过去。“原来《厚黑教主传》的作者张默生，因为在流沙河打成右派的问题上说了一句‘诗无达估’，也被打成右派。前不久陕西的《开坛》让我去讲了一次，你可以和流沙河一起去讲讲李宗吾，世人对他误解太深。”典型的王氏开场白。后来王先生还专门和《开坛》联系介绍此事，不过最终因为电视台觉得李宗吾有点“那个”作罢。正好给王先生的“误解”说做了注脚。

本来书出版之后自有知音，但出版方却总是觉得评论越多越好，聊天完毕，从王先生家出来时问道，“王老师，要是有时间，能不能给这个书写个评论？”心里真是不好意思，哪有这样给人送书的？“你不说我也要写的，我有想说的话。”本来王先生的文章不需要我来安排，但是出版方说，如果有朋友写了书评，先发到他们那里。想来他们有他们的考虑，所以跟王先生说好，直接给我就可以。王先生写完之后，经我转手发给出版方，结果石沉大海。报刊发书评一般都有时限，结果一直没有发出来。心中愧疚得不得了，向王先生负荆请罪：“王老师，对不起……”时隔不久，我的另外一个随笔集子出版，给王先生送去，只是想让王先生闲时翻翻，以备消遣。没想到过了几天，他打电话来：“小陈，我给你的书写了个评论，我觉得……”

有一次聊天，王先生说起，从写文章到现在，只有两篇文章没有发出来，一篇是给《李宗吾新传》写的评论，另外一篇则是另有隐情。听先生说这番话，心中大愧。 最近一次和王先生通电话，电话一接通，王先生就说：“真巧，《李宗吾新传》的书评，我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字数，最近陆灏在上海办了个书评周刊，管我要书评，我就问他这篇要不要，他说要，我就给他了。”

说来奇怪，越是熟悉的人，写起来越觉得茫然，正是应了那句西谚：“仆人眼中无伟人。”比如王先生，渊博、谦和、热情这当然都是熟知他的人的共识，但是，仅有这些还不能给他画个素描吧。到文章收尾的这一刻，我想起的竟然是章诒和老师的话：“只要有学泰兄在，就绝对不会冷场。”

第57节：古道热肠，我于老范见之

古道热肠，我于老范见之

早些年我在石家庄的时候，对于学界师友，一概以“先生”称呼，后来到了北京，盛行称“老师”，慢慢入乡随俗，我也改称“老师”，过去的旧师友，则一仍其旧。认识老范的时候，正处于对别人称呼混乱的时期，一会儿先生一会儿老师。

老范，南京学者范泓是也，最初知道他是看了他写的雷震传，便心存结识之意。不过，我天生率性，与交往之道喜欢顺其自然，不喜刻意为之。所以虽然每看到署名范泓的文章必会留意细读，却始终只是“读其书，颂其诗”而已。后来我编了那本《斯人不在》，范泓的两篇写雷震与殷海光的文章正好符合我编书的意图，于是辗转问到范泓的联系方式，冒昧地写了封信过去，称之为范泓先生，问询其大作可否由我收入书中。老范干脆利落：可以。落款：老范。

《斯人不在》交付出版社之后，不料出版社毁约，我只好暂时把书稿搁置起来，心中怀抱对书中作者的愧疚，不知如何交代。

2005年11月下旬，山东冯克力先生来京，打电话邀我小聚，并且说：“范泓也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范泓。正犹豫着叫范先生还是范老师，老范爽朗的大笑打消了我的矜持，“老范”的称呼竟然脱口而出。三人相聚，相谈无非是时局与书。中间老范问我：“你编的那本书怎么样了？”我实情以告。

“那你还不如给克力，让克力出。”老范口无遮拦，也不管冯先生对那本书感不感兴趣。我转头看向克力先生，克力先生连连点头：“给我，给我，我先看看。”“这个稿子我看过，我保证是不错的书，克力你就出吧。”继而转向我：“陈远老弟，书交给克力你就放心好了。”正是在老范和克力先生的热情敦促下，《斯人不在》后来由北京贝贝特出版。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老范的保证，不仅学界师友对于那本小书的评价都不错，我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几个销售排行榜，那本小书也都位居前列。

也是那次聚会，我听老范说起他正在撰写原中纪委书记李昌的传记，他想通过李昌这个人物，反映出当时的时代。为此，他那段时间会常往返于南京与北京之间。老范知道我对这些老人的历史感兴趣，果然，他二次到北京，去拜访于光远、朱厚泽，乃至去拜访耀邦夫人李昭，都不忘叫上我。说实话，真是托老范的福，否则的话如我这般小民，很难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每次我问老范：我同行方便不方便？老范总会说：“你是我朋友嘛，跟我一起去，有什么不方便。”与老范一起拜访这些历史老人，收获甚多，也是在那一段时间，经老范介绍认识了演员蒋雯丽的姐姐蒋文娟大姐。

今年三月份，《立春》还没有公映，文娟姐盛情邀请我提前去看《立春》。看完电影，上海大学的刘学尧先生说起老范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赶忙给老范发短信祝贺。老范回短信说：“你有没有兴趣来？你若有兴趣，我可向中大这边推荐。”我当然求之不得。也是在老范的热心促成下，有了我今年五月份的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之行。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去香港之前，老范特意发来一封长长的信，告诉我在香港需要注意的各类事项，我把老范的信打印出来，在香港期间一直带在身上，有了老范这份“香港学术活动指南”，我在香港那段时间逛书店、泡图书馆等一系列活动才如鱼得水。否则的话，我的香港之行如何还真无法想象。

据我所知，一位朋友为资助当地的失学儿童曾发起一个助学活动，老范也出力甚巨。对于一个学者，本来应该从学术上来评价他，不过老范的书摆在那里，有心的读者看后会有评价，无须我来多嘴的。

老范长我许多年，按理说我不该没大没小张口老范闭口老范，但是若叫范先生或者范老师，我又觉得生分了。我想，老范也许也如是想。

古道热肠，时不多见，我于老范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