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1)

-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2)

-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3)

-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4)

-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5)

-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6)

-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1)

-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2)

-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3)

-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1)

-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2)

-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3)

- 第四章　道路•屋宇(1)

- 第四章　道路•屋宇(2)

- 第四章　道路•屋宇(3)

-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1)

-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2)

-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3)

-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1)

-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2)

-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3)

-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4)

-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1)

-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2)

-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3)

-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4)

- 第八章 从庙会到集会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1)

京剧《梅龙镇》中，李凤姐用京白探问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您——您，可住在哪儿啊？”正德则用韵白回答说：“我么？就住在北京的大圈圈中，大圈圈中有个小圈圈，小圈圈中又有个黄圈圈……”

这三个圈圈相互套着的城市，就是咱们的北京。这样的表述，应该承认它形象生动，比地图也差不了许多。再往深处与好玩处说，并不是所有的京剧老生都这样念，据马（连良）派弟子张学津讲，他1976年奉命排演此剧，是上边要他按照言（菊朋）派的路子这样念，上边同时还宣布，李凤姐需要用程砚秋的声腔。可一查，程砚秋生前根本不唱这一出。于是没办法了，就只能委派程派传人李世济为李凤姐配声，再由荀派弟子刘长瑜为之配像。诸位看官注意，我可不是跟您在谈京剧轶闻，只不过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生活在这三个圈圈当中的梨园人物，对于京城大圈圈的态度与无奈。

言菊朋（1890~1942）是京剧言派声腔的缔造者，也是梨园圈中一位比较有文化的演员。至少可以说，他创造的这个流派比较有文化，虽然欣赏者的圈子不够大，但层次却非常高。二十年前，李世济正在排演我为她写的京剧《武则天》时，她主张同团的老生张学海（学津的同胞兄弟，麒派传人）演唱中要多向言派靠拢。我记得有一次在世济家中，突然小平夫人派通讯员送来言派三代人（言菊朋、言小朋、言兴朋）的声腔录音，请其转给张学海创造人物时作参考。我当时看在眼里，却什么也没说。梨园人都知道，邓小平是最喜欢听言派的。

又说多了。容许我笔锋一转，转到五四之后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是怎么看待与怀念北京的。

这里是老北京第一章北京的形象李大钊：《黄昏时候的哭声》《黄昏时候的哭声》写作于1921年3月5日，刊载在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编辑创刊的《新生活》周刊第46期上。彼时的北京正在奉系军阀的控制之下，南北尚未真正的统一。同日，正在浙江奉化韬光养晦的蒋介石，奉书孙中山，建议缓选总统，以免“难以俯顺各方”势力，“仍蹈民国七年之覆辙”。从这一侧面，也可看出青年才俊时的蒋中正，在国家危乱时期，那种“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忍下咽”的报国情怀。

北京市内，每到吃晚饭的时候，有一种极悲惨的声音送入市民的耳鼓，这就是沿街叫苦乞怜于阔人家残羹剩饭的呼号。这种声浪，直喊到更深，直喊到断断续续的不绝。一家饱暖千家哭，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忍下咽吧！

陈独秀：《北京十大特色》《北京十大特色》写作于1919年6月1日，收录在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卷二中。文中描写的京城十大特色，虽说是出于洋风熏染后的“国人”视角，却多少反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的不久，北京街头上特有的世相。陈独秀在此文后的两日，又有题为《六月三日的北京》的文章。“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此种心情下，来看“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的议论，可知所谓“特色”之后的隐喻。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到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一、不是戒严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二、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三、汽车在很窄的街上人丛中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四、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线。五、十二三岁小孩子，六十几岁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加干涉。六、刮起风来灰沙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七、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八、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九、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十、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

周作人：《前门遇马队记》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沿千步廊，穿中华门，到达前门，才长吁一口气。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前门遇马队记》，讥讽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谈虎集》）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这一天，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来源：《北京晚报》)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2)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去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到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些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的。但我想兵和我一样是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向前去。我对他们说，“那班人都是我们的中国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们则说，“你不要见怪，我们也是没办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地站着，却不料忽然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边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往北直奔，后边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这“履中”两个字的牌坊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地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对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马上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于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去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中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再要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从不曾受过兵警的呵斥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绝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起所受的侮辱更大。

冰心：《默庐试笔》《默庐试笔》是1940年冰心在云南呈贡时，应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之约而作。“默庐”是冰心给自己当时的那座祠堂式住所起的斋号。杨刚与浦熙修、子冈、戈扬齐名，是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女记者之一。1937年7月28日，冰心笔下“不挣扎不抵抗之后”“便恹然死去”的北平，事实上，在日军向北平郊区发动进攻时，当时的中国守军与之展开了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当日阵亡，成为中日大战最初为国牺牲的高级将领。

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

二十六年（1937）七月二十八早晨，十六架日机，在拂晓的晨光中悠悠地低飞而来，投了三十二颗炸弹，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但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切都变了色！海甸被砍死了十九个警察，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因为穿黄制服的人，都当作了散兵、游击队，有被砍死刺死的危险！

鲁迅：《长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并分析说，“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北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中山此论，与贾谊《过秦论》、陆参《长城赋》中“筑城祸国殃民”的论点大相径庭，亦与鲁迅《长城》中“伟大而可诅咒的”的观点差强甚远。

伟大的长城！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3)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吧。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如何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俞平伯：《进城》《进城》写作于1933年11月2日，收录在《人生不过如此》集中。文中所提到的海甸镇，位于北京西北。在近人许觉民笔下的1957年时的海甸镇，依然“很小，走出书店，穿过一条小巷，就是田野，我们在田野里边走边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黄昏。自此，我们相约，每日黄昏在校外相见”。当时政治生活诡谲，和他聊天漫步的那个人，就是后来“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抗暴英雄——林昭。

公共汽车于下午五点半进城去。

圆明园是些土堆。以外，西山黯然而紫。上边有淡薄橙色的晕，含着一轮寒日。初冬，北地天短，夕阳如箭，可是车儿一拐，才背转它，眼前就是黄昏了。

海甸镇这样的冷落，又这样的小，归齐只有两条街似的，一走就要完。过了黄庄，汽车开到三十里上下，原野闪旋，列树退却，村舍出没……谁理会呢，不跑得够了，瞅得腻了么？谁特意向车窗伸眼呢。这些零星的干黄惨绿也逐渐混融在不分片段、灰色的薄霭之中。

“分明一路无话，也是文章吗？冤人。”原不知是不是。万一而“有话”，那决不外轮胎爆裂，马路抛锚，甚至于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车仰人翻，再甚至于《水浒传》式的一声大喊，连黄棉袄也会摇摇的，岂不糟了么？南人谓之“吃勿消”，北人则曰受不了，我又安得今日之下，寻闲捉空，弄得一塌糊涂哉。

沈从文：《怯步者笔记&#8226;鸡声》杨梅竹斜街61号是1922年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的住处。这是一座由清代湘西人出资修建的宅院，当时叫“湖南酉西会馆”，位于京南前门外。当时北京的火车站就在前门附近，所以，沈从文是一定能够经常听到“火车汽笛的长鸣”，并从那声音中“发见了它的伟大”的。

初来北京时，我爱听火车汽笛的长鸣。从这声音中我发见了它的伟大。我不驯的野心，常随那些呜呜声向天涯不可知的辽远渺茫中驰去。但这不过是空虚寂寞的客寓中一种寄托罢了！若拿来同乡村中午鸡相互唱酬的叫声相比，给人的趣味，可又完全不同了。

我在客寓中从来不曾有过一回半夜里被鸡声叫醒的事情。至于白日里，除了电车的隆隆声以外，便是百音合奏的市声——连母鸡下蛋时“咯咯咯”也没有听到过。我于是疑心北京城里住户人家是不养鸡的。然而，我又知道我这猜测是不对的。每次被相识拉到饭馆总能听到“辣子鸡”、“熏鸡”一类的名称。我到菜市场去玩时，总能看到小摊子下边竹罩里，的确也又还有一些活鲜鲜、毛茸茸的鸡。它们如同哑子，挨挨挤挤站着却没有做声。它们之所以不能叫，或者并不是不会叫，只是时时担惊受怕，想着那锋利的刀、沸滚的水，忧愁不堪，把叫的事情都忘怀了吧？

然而我还有不解者：北京的鸡，固然是日陷于宰割忧惧中，难道别地方的鸡，就不是拿来宰割的？为什么别的地方的鸡，就有兴致引吭高歌了呢？

孙伏园：《朝山记琐&#8226;带福还家》所谓“带福还家”，还有另一种说法，清人徐珂著《清稗类钞》蒙古人宴会之带福还家条记：“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值颁赏食物，必携之去，曰带福还家。若无器皿，则以外褂兜之，平金绣蟒，往往为汤汁所沾濡，淋漓尽致，无所惜也。”

“福”者，“花”也。花是括绒的，纸做的，种种都有。一出庙门，我们就会听到，“先生，您买福吗”这种声音。即使不是借用蝙蝠形的丝绒花的“福”字，这些地方硬要把“花”叫作“福”也是情理中可以有的。后来一打听，是北京城里扎花铺的伙计先“带福上山”，然后使我们香客“带福还家”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绒花、纸花、蝙蝠形的花、老虎形的花戴了满头。胸前还带了与其他香客一样的徽章，是一朵红花，下边一条红绶，上书“朝山进香带福还家”八字。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4)

“带福还家”也是一种口号，正如上山时互让“虔诚”一样，下山时对同路者就互让“带福还家”。即使是山路上坐着的乞丐们，上山时叫你“虔诚的老爷太太”，下山时就叫你“带福还家的老爷太太”了。

孙福熙：《北京乎》

北京乎！别来五年了。

经过丰台以后，火车着慌，如追随火焰的蛇的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这北京的无形的力量所吸引。北京火车站（北京站）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原址位于正阳门瓮城东侧（现老车站商城暨首铁文化宫所在地），旧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随着历史沿革，曾沿用前门站、北京站、北平站、北平东站等站名。文中所提到的“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楼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色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正是1925年时，由铁路进京，车站附近的风景。

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楼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色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

回忆离京时，行至东华门边，我与二哥说，我舍不得北京的伟大。我很不能抑制地想念了五年，现在，侥幸地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

在绍兴会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轻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离别以后，我曾屡登阿尔卑斯高山，我曾荡漾在浩瀚的印度洋。固然，我不能懂得他们的好处，但阿尔卑斯山的崇高与印度洋之远大，远过于北京城。这是无疑义的。然而我不因他们减少了对北京城的崇高与广大的仰慕。我努力搜寻出以上的这些短文，都是名家，都是短文，都是最能体现老北京某个侧面的特征，也都是最能体现他们个人性格特色的文字。如果求全，那还会有太多太多，但那我也就变成编者而非作者了。事实上，近年我接触到的这类文字很多，甚至其中也有我父母的文章。当时他们都是《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记者，穿梭于国共两党的要人之间，更写了老北京各阶层各色的市井人物。《大公报》是当时国统区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到了1947年、1948年最后的围城时期，国民党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消息，都要找我父亲到军事行辕参加午餐会，然后由《大公报》发表出去。因为国民党的首脑业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中央日报》了。下面我父亲写的这则市井动态，也就表现了其中的一些花絮：

徐盈：《“笼城”听降记》

北平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历史名城，主持“受降”的人，如吕文贞那时候就告诫他那部属说：“受降不是分配”，要统一不要分散。到后来，机关来得多了，受降主官没有力量，甚至某些人忘记了自己变成战胜国，以为受降就是要分配，大家动手抢起来。结果就是各自当家，牵制多，执行的少；会议多，决定的少。分别由局部来处理，有了流弊，有了攻击，有了摩擦，乱成了一团。因而到处出事，事事不能解决，如敌人的华北兵站基地的油水多，那里便被大切八块，再也拼凑不起来。北平受降后的混乱，象征着全国各大城市的情况。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5)

北平比如一个大香炉，此刻烟尘滚滚，使人感到目迷心寒。乡村包围着城市，郊区白面限卖二十元一斤，城内则高达三百六十元。飞来的粮食特派员赶到时，此地最大的“华北平衡仓库”、“华北麦粉制造协会”、“华北交通粮食部”、“华北开发生计组合”，早已被人接收一空。军需部特派员却接收经济部应当接收的棉纺工业以供军需，教育主官却接收了农林部的棉业改进会，因为里边还多少有些物质资料；由天津赶到的文化服务社代表，接收了纸库、油墨厂和材料仓库。特别是那些带枪的人，用不三不四的办事处名义，明火抢掠，增加个人财富，使多少仓库变得空空如也。于是接收人员之间狗咬狗的笑话，车载斗量，使那“盼中央、等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北平人民哭笑不得寒了心。这里又增加一篇我母亲的文章，她也是《大公报》的记者，但文笔更有文学色彩。她写过许多国民党、共产党与高层民主人士，更写过重庆、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她与沈老文字交开始得很早，但对面握手却在十年之后的1946年。沈先生当时一到北平，她和我父亲就去看沈，结果扑空。到第二次再去，才终于见到。

彭子冈：《沈从文在北平》1946年夏，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就住在距离校区不远的沙滩中老胡同的教授宿舍里。当年住在这里的还有朱光潜、周炳琳、张颐等教授。朱光潜的女儿朱燕的童年杂记，记录了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晚饭后家中客厅常是高朋满座，同院的沈从文、贺麟、冯至、陈占元及住东斋的常风等是常客。他们谈文学、诗歌，很热闹。”

这是8月29日，北平秋天的黄昏，街上果子摊上复杂色调，气坏了画家画板，我似乎已经闻到了良乡栗子的香味了。北平各大学的复原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学者教授文人，以及活跃的知识青年。北平的文化气息必然浓厚，色调也必然繁复丰富，这才是文化的温床，清一色会令人窒息死亡。

沈先生正伏在方桌上整理旧稿，跳起来向徐盈和我说：“你们是——”

报了名字，于是像旧师生般握手大叫起来。

“我正写了封信要寄给你！”他递了封信给我说：“十年不摸电话，不知道怎么用它，同时也点了十年的清油灯了。”

客人占据了他仅有的两把椅子，主人便只好坐在覆了白被单，有一条绒毛毯的床上。有点意外，这么玲珑瘦小的一个人，写了80几本书。并不意外，文格与人格的形象，甚至内心是统一的，他全无半点湖南人的豪迈，却有点让我怀疑《浮生六记》中的主人翁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下边删节了十一个自然段，最后的两小节如下：由《忆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忧虑，他屡屡追问时局的症结：“你们告诉我，批评我，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他不断提到他的小朋友们，那些环绕着他的年轻人，他最推崇的新作家是汪曾祺，在本报《文艺》与上海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均有其作品。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6)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浅褐色的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寻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码，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我非常欣赏最后的这一段，朋友圈中无论什么人看到了都要拍案叫绝。这是心灵中才气的流露，不是事先就设计好了的。我母亲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写北京，而是写了一个由外乡的乡下人变成著名京派作家的人。我母亲早年走上文坛遇到两位好老师。第一位是叶圣陶，他可是位非常和善的老好人，乡土观念极重，主抓教育是他最大的特点。他曾和自己的亲家夏丏尊先生合写了一本给青少年读的小册子《文心》，也就七八万字，结果，叶老就用他那一半的稿费在故乡苏州买了一个小四合院。我去过的，虽不是北京四合院那么严谨，但院中花木扶疏，很美丽的。院子长期没人住，“文革”后苏州作家陆文夫去看他，他就主动把房子送给苏州作家协会编刊物了。陆文夫那里当然感谢，特意留出一间，平时也注意打扫，专为叶老的子女在苏时居住。陆对我也是很好的，他特意说：“你来苏州，如果需要长住，这儿对你也是开放的。”叶老从年轻时就很关心后起的作家。我母亲也是苏州人，同时更是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的积极撰稿者。我父亲也同时是撰稿者，双方慢慢相互认识了，最后走到了一起。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叶老至少对我母亲这个小老乡，是采取了鼓励与推动的作用的。随后，我母亲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兼任了一份副业，就是替《大公报》编副刊《大公园》，母亲时常有稿子投寄给他，他总是修改后迅速刊登。我母亲的字迹很难认，每个笔道都是圆的。然而沈先生的毛笔字非常规矩。我小时在家里还看到母亲当时投稿的原稿，两种笔迹互相掺杂着，母亲珍藏旧稿已经多年。然而，沈先生与我母亲的见面，却在十多年之后的1946年，在前文所述的北平。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多次讲述沈当年写作的奋发：冬天的深夜，他因贫穷，屋内没有生炉火，就用一条厚毛毯盖在膝盖上。室温可以结冰，他就把业已冻结了的毛笔放到嘴边去“呵”，等毛笔的尖端化了冻，他再一字一句在稿纸上去写。他的七八十部长篇小说，大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沈先生是湖南凤凰人，自称“乡下人”，但他最后却被公认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之一。这其中的道理耐人寻思。

我前边引述的文化人，他们是用文字描绘自己认识下的北京，但都只是表达其北京情结的一个方面，仅仅是言论而已。事实上，他们的收入都不错，大多家庭和美，生活幸福。他们对文化的认识是通达而非狭隘的。所谓“故国”，就指人类全部的文化精神积累，并不分中国外国。比如林语堂，他的英文无比之好，通晓西方文化，还能用英文直接写作中国的事，比如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一要有国内足够的生活，二要懂得西方人欣赏的趣味，必须适应他们的习惯。同时做到这两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出版部门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其实第一步走出去的，应该是如同林语堂这样的大作家。没有像他这样的大作品，光有出版部门的推导，恐怕还是事倍功半的。只可惜啊，可惜我们长期没有注意他。还有一位翻译家叶君健，也用英文直接创作了写自己经历的三部曲，外国反响很大，国内默默无闻。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他能翻译这一点。再就是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梁实秋。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写了《雅舍小品》系列，写过大量优美的散文，而且属于消闲文化的范畴，就从没报道过他花费四十多年的时间，独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从大陆延续到台湾，又从台湾延续到美国，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例子说明：只要文人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其故国观念就必定升华——无论自己的故国还是洋人的故国，都一视同仁地热爱，也毫无保留地奉献，乃至于最后的献身。我想，今天我们谈故国，思想上也上到这个层次才好。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今年九十一二了）对我谈的一件事。他说：“1957年后，我去过你们家看过你母亲。她刚被打成右派，情绪很低沉，我同样痛苦，但也无奈。你大概不知道我与你父母如何认识的吧？我最初一直是《大公报》的读者兼作者，有了稿子就寄给你父母。当时我在北平，你父母在重庆，远隔万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终于抗日战争胜利了，你父母来到北平继续办报，而我忙于去英国留学，双方最后约定一起去西郊的卢沟桥相聚——既是初次见面，也是临别分手。因为你父母当初离开北平时，是在卢沟桥这里出的事，而如今胜利了，大家重新再来这里聚会。你说，我们这些人心里装的就是这样的情怀，大家都爱自己的国家?如今全国胜利了，你父母也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件事，侯老就对我讲过一次。我后来再去他那里时，主要就是请教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上的事情了。他一直对我很关心，每次去都耐心与我谈话，回答我各式各样的提问。他还站在墙壁上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大地图前，用手杖在上边指指说说。我及时拍下了照片。这照片对我的价值很大，它一直鼓励我沿着京城文化这个课题不断前进。我有许多这样的照片或文人前辈赐予我的墨宝，多数是我父母的文坛朋友送的，如赵朴初、艾青、沈从文、吴祖光、汪曾祺等人的，也有我自己在梨园认识的，如前辈俞振飞、张君秋、袁世海等人的，还有我母亲从梅兰芳处拿回的照片，从程砚秋家拿回的欧洲小玩具等。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我对京城文化热爱的起因，每件东西往往都能引出一段小而又深的故国之思。今后有机会时，不妨再写一本这样玩儿着的书出来，相信读者或许会更有兴趣。

总之，不懂得故国，就不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就写不出有厚度并能历时的作品。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1)

引录文字业已结束，从现在起，我开始自己的叙述。我谈北京，自然会说到它各种的重要的项目，但在这开篇之际，却要话锋一转，先要说业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鸟，说一说两件被消灭了的北京风物：中山公园里的牡丹，隔壁太庙中的灰鹤。它们确实不大，但都曾是饱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儿，因此就格外让人缅怀不已。应该承认，这两件活物儿，也就是北京这个“故国”时期活的象征。

有些奇怪么？上一节引录的那许多前辈，有许多还应该是我父母的前辈，他们回忆北京的文字，他们抒写对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与国计民生紧紧挂钩，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作为一名小小后辈的我，为什么话锋一转，就要谈什么一花一鸟了呢？我是否也太无聊太软弱了呢？

容我申辩。第一，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从小就没听见过枪炮声。第二，这篇要谈及的一花一鸟，确实又是老北京极其重要的两桩风物。它们本来很和平地留存、衍生于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样的炮火枪声干扰并驱赶了它们，让它们无法继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故国无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这些活的风物是无辜的。我，作为众多后辈青年中的一个，阴错阳差地赶上了它们的余脉，就赶上那么一点点，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就让我终生难忘了。这次写书写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了。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

先说牡丹。说一说生长于中山公园里的牡丹。中山公园，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为朱启钤著《中央公园记》)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六十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间。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为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此说据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版）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它的花、叶、茎、根，到底怎么美都无须我细说，我只讲讲对它的认识过程。我祖父住家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步行到中山公园是很方便的。就在临近新中国成立与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间的那几年，我时常由大人带着，步行到“公园”（它是中山公园的简称）看牡丹。就在一进门的西侧，有“很大很大”的几个花坛。我去的时候当然在花期，花谢了之后，又有学画的人专门画它的茎与根。我这时才发现，牡丹全身确实都很美。牡丹花苑旁边有一大片的金鱼木盆缸，它们露天摆放着，一个个大绿色木盆中，都有不同品种的龙睛鱼在自由地游荡。牡丹与金鱼（只是硕大的龙睛鱼）是相得益彰的，缺了谁也不行，但其中领衔的还是牡丹。我曾盛赞“公园”的牡丹，但大人摇头，说更好的牡丹在南城的崇效寺，那儿的品种更多，花的植株更高，花朵也更大。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宣南二寺中有记：1913年5月5日，先生“下午同许季士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显见心情不是太好的了。5月5日，恰是鲁迅到京城一周年的纪念日，时方谷雨，恰好节令，正是赏花观景的绝妙时节，而鲁迅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确是让人遗憾。鲁迅先生当时住在城南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距枣林前街斜行过去的崇效寺山门前，只有区区的三里之遥。崇效寺不大，只不过是一座佛院而已。其规模和名气的由来，主要因为花事。20世纪30年代每到花期时，北平的电车汽车厂子都开设专线，由内城直达那里。传说在它的花期中，整个北京全都“游人如织”。还传说新中国成立时，朱德总司令专程驱车去崇效寺看过墨牡丹呢！可惜后来南城要盖工厂，就把崇效寺给拆了。拆除之前，分三批把那儿的牡丹移栽到了公园。牡丹生性最怕移栽，结果死了不少，能活下来的，花朵少了，同时也小了。后来我看到的牡丹，就是这“朵少了也小了”的。再往后，中山公园也不栽牡丹了，牡丹又移栽到了颐和园，就在东宫门刚进去的那块地方，花的植株矮了，朵也更加“少了和小了”。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2)

新时期中，经张恨水作序的《北平游览指南》得以再版，书前有一组模糊的照片，其中就有崇效寺的牡丹。植株高与人齐，花朵有脸盆大小，这都是我绝没想到的。再后来，我购到《北京工商史话》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是《牡丹之特点及培养方法》，作者佚名。其中说道：牡丹寿命长短，以地理为主，如其托根得所，其寿命即长；如是地脉不良，再加以人工不良之剪裁，使植物全体不得休养，其寿命即难永久。笔记所载，有千年以上者甚多。即从近代实践中，如甘肃某地山中，解放后伐森林，发现古庙一处，地势广大，建筑如新。庙内有大牡丹数十棵，独本者干径多在三十公分以上。丛生者多，皆高达十米，花开极繁，开辟以后设为公园，管理人马国瑞曾在五三、五四年两次来到北京，因会谈得知。又，北通县东二十里，有三义庙后殿阁宇七间，前有大牡丹花树四棵，高在十米以上，开花极多，可在楼阁之上赏花。余年十二岁时，同塾师往观一次，清庚子年，被八国联军焚毁。北京市东郊，东岳庙方丈院内，有唐花牡丹四株，高有三米，每株开花都在三百朵以上，解放后改为学校；又白纸坊崇效寺牡丹清人洪亮吉《卷葹阁诗文集》中有记崇效寺观花。邓云乡说：“门前见树尤绝奇，屋畔无枝不娟好……海棠无言压桃杏，莺声不来空昼永。寻廊万点白参差，恍若银河泻星影。闲心爱看日午花，采色讵似残春葩。”这是两百年前的崇效寺的花事图景，当时是以丁香、海棠著称的，所以诗中有“万点白参差”的描绘。可是后来崇效寺丁香凋零，牡丹葱茂，独以牡丹著称。洪亮吉诗中的旧景，就剩下那句“门前见树尤绝奇”的”故国乔木楸树了”。既多，在北京市是最著名的。解放后建为工厂，将全部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因为地势关系，移动了两次，合为三迁之荣。不数年死者不计外，勉强活者，寥若晨星矣。可惜佳种一失，即山东菏泽亦难寻觅。可见移植关系，甚宜研求之。请注意最后的五个字“甚宜研求之”，说得何等委婉，其内心早就在流血了。

在我近年研究京城文化之际，这牡丹就越来越给予我一种心象：在中轴线西侧社稷坛“五色土”的四围，同时也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五色旗映照之下，还幸运地环绕着姚黄魏紫一族。它们十分安然又欣欣向荣地生长着，正反映出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一种延续或凝聚。

说过了中轴线的西边，再去看它的东边。那里是太庙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记：太庙旧时还有一样奇物，就是灰鹤。这是一种在参天柏林中营巢的候鸟，春来秋去，浅灰色，比丹顶鹤小。北京只在太庙中有。《旧都文物略》也记云：“其东林木幽邃，有灰鹤巢其上者千百成群，为它处所罕觏。”太庙进门后东南一大片柏林，旧时四周有栏杆，人不能进去，小立栏杆边，静静地望着林中灰鹤来去，上下飞翔，是充满了寂静的生趣的。我曾多少次和先父来这里，在露椅下静静地坐着，望着那柏树林深处浮动着的阳光、轻雾，从那柏枝密处突然飞起的灰鹤，再过去那高大的红墙外面，就是丁丁当当响着有轨电车的闹市，而这里却那么静，静得似乎那远处灰鹤起飞，拍打翅膀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不禁想起《庄子》上的话，“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息以相吹也。”在这静中，似乎清晰地听着生命的、历史的脚步声……，高大的殿宇前，是有八九百年的松柏树林，最古老的柏树要数辽代的了。每年春三月，总会从南边飞来一些灰鹤，它们从江苏北部的湿地起飞，一路左顾右盼，最后飞到华北平原，几经选择，总是在北京太庙上空转几个圈，最后选择松柏树丛降落。它们栖息于此。每天成年仙鹤要飞到中海和南海去“捕”鱼，然后衔回到太庙的树上喂他们的孩子。等感受到秋凉，它们又依照原路飞回苏北……这样的行程不知起于何时，我只知道苏北的那许多湿地是仙鹤家族的祖居之地。有丹顶鹤，有乌羽鹤，也有灰鹤。在北宋的时候，它们是飞向都城汴梁的，宋徽宗画的《瑞鹤图》的下部，是宫殿的屋脊，其檐角高高向天空挑起，虽然国运不济了，但建筑上的气势还在。至于那鹤，似乎不是丹顶鹤，也不是灰鹤。但鹤类喜欢“故国”是有传统的，最近的证据就是《瑞鹤图》。鹤类为什么后来舍弃了汴梁一线，恐怕还是和生态有关。灰鹤选择了北上，同时又一定要栖息太庙，这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但作为一种“天象”或“天意”，就已经让民国时期的北平人士感到满足了。这，似乎是上天的一种赐予，好好善待灰鹤，应该是分内之事。于是，每年在灰鹤降临之后，刚刚变成公园而开放的太庙，工作人员便在灰鹤活动的四围用绳子在松柏树的腰间围绕一圈，游人也自觉不再进入。为了更好地欣赏灰鹤的行止姿态，太庙在绳子外设置了茶座，有雅兴的游人索性坐下来，慢慢地品，悠悠地看。这样，北平便又多了一道新的景观。后来成为?学大家的梁实秋，其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与他谈恋爱的程季淑，则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梁每次去看女友时，都不能直接进入女子中学，而只能在学校的传达室等待季淑出来。对谈之际，又常因窗外有偷听的女生，他俩觉得尴尬，最后索性“挣扎”出来，一起奔向太庙，因为那是灰鹤到来的季节，季淑又是最爱看灰鹤的。他俩公然在茶座边坐下，这举动在当时是极大胆和极奔放的，引得其他游人频频回望。我猜想，这些人的回望，让梁实秋充满了自豪。我甚至认为，梁实秋后来小品文章之所以写得那么好，跟他这段生活也不无关系。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3)

时间忽然来到数年之前，北京某报邀我写一篇介绍台湾饮食文化作家唐鲁孙的稿子。为此我翻阅了他的几本文集。这位老先生实在是位“旗人中的奇人”。他是光绪皇帝珍、瑾二妃娘家的族孙，幼时生活自然是优裕的，成年之后又讨到一份美差，经常可以到各省去吃饭，吃饭是他的副业，而正业是邮政上的视察。他正业一般，而副业极其出色。然而再出色也只是“记在心里”，从没向外边宣扬。这大约也是他旗人的见识，觉得吃饭乃人生的小道，不值得宣扬，自己又不能继续祖先“马上”的功业，甚至因此还有些悲哀。他在1946年到了台湾，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才发觉以撰写文章打发“有涯之生”是个好方法。于是信笔写来，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十二本书，在海外华人界内赢得了极大名声。还没等这名声扬至最高点，唐老先生就驾鹤西去。我这次读他的集子，又有了意外的大发现。原来他很早就写过灰鹤，是说它先飞到山东孟子的老家，在其门前的数排高树上住下，每日都从门前河中捉小鱼去喂养幼鹤。有一段话特别生动，因该书不在手边，我只能述其大意：那大的灰鹤把小鱼带回到树上，幼鹤匆忙从窝里出来，扑棱着幼小的翅膀“要吃的”。大灰鹤心说“小东西们呀且别急，你们得等我从胃里边往外‘咳’啊‘咳’”——那些先期吞下胃袋的小鱼，就随着大灰鹤翅膀猛劲地拍打，有些被“咳”出来掉在窝里，小灰鹤扑上前就分而食之，也有些被“咳”出并颠出了窝外，不巧，有些就掉在大树的树杈上了。当地老乡看见，就用竹竿从树干上“梆”这些鱼，等它们掉落于地上，就捡起来煮着吃了。此后，凡是有“噎嗝”毛病而久治不愈的人，只要吃了这样的小鱼，就百分百能够痊愈。我非常看重这段传说，灰鹤不仅是北平城中“能飞的帝王风景”，而且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密切相连，何况它还能帮助孟夫子故乡的人医疗古怪之病呢。有了这几桩优点，灰鹤难道还不值得纪念么？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它们飞临北平就渐渐稀疏了。为什么？多少年连续的兵荒马乱，北平城里城外经常高耸着的枪口，真让它们感到不安全了。但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们还偶然出没于故宫某些没公开开放的区域的上空。当时朱家溍先生正在故宫供职，他曾多次看到灰鹤在昔日慈禧做寿的翊坤宫翊坤宫在明代时为西宫皇后的住处。清代慈禧住储秀宫时，每逢节日就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据说翊坤宫是故宫最早用电的宫殿，廊子上方的两个铁环据说是婉容皇后拴秋千的地方。想来昔日里阳光明媚的春日，也会有轻衫绿袖少不经事的宫人嬉戏吧。的松柏树枝桠上飞起飞落。再往后，灰鹤似乎就断了踪影。这需要从它的实际遭遇着想：昔日北飞的途程中，湿地越来越少，高楼大厦也冲天而起，它们哪还敢乱飞呢？一些小型飞禽误打误撞飞进北京的公园中，最后被猎枪索命的事，也让这些善良的禽鸟吓破了胆……

这几年，我不断忆念着这些灰鹤，它们与太庙的松树合组成一幅幅的“松鹤延年”图景，属于吉祥的象征。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大量楼盘的开发中，给灰鹤的重新进出北京，“让”出一条安全的通道呢？为什么不能沿途再开出一条湿地的路线，让它们在往返中能够自由栖息呢？

千万别小看这牡丹与灰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上千年的北京的“市魂”。相信今后的外国友人听到这些故事，肯定对牡丹与灰鹤的激情，会超过我们许多倍的。

谈到这里暂告一段。至于如何整治环境，如何使牡丹与灰鹤再生，我将放到后边再讲。真正对北京市有大作用的活动与实践，我将在随后的正文第十章中去谈。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1)

说起北京的定都，不能忘记三个人。第一个是元朝的君主忽必烈。早在元朝定都北京前，他带兵从北部南下，来和占据北京的金王朝打仗。金王朝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中都”，中心位置在今天广安门附近。而忽必烈下榻的位置，则在今天北海公园一带，那里有山有水有树还有很好看的石头，忽必烈就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地方。等他后来把金王朝打败了，忽必烈下令定都北京，这就是元王朝的大都了。第二个人就是忽必烈的臣子，是汉人，叫刘秉忠，大概还是个部长级的官员。忽必烈很信任他，把平地建造北京元大都的任务全权交给了他，据说他们君臣之间还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刘秉忠这才全力以赴地干起来。刘在学问上是多面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很懂哲学。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未来的大都勾勒出一个大轮廓：最中心就是言菊朋说的“黄圈圈”——皇帝的宫殿，外边一些则有大一些的皇城“小圈圈”，然后最外边才是那最大的“大圈圈”。大都当时还没有“凸”字形的外城，所以内城城墙就是城墙的全部，也就不分内外了。

第三章放眼水系与城垣

以上说的是最简约的北京建城经过。现立于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一侧的滨河绿地上建起的“蓟城纪念柱”，作为代表宣武区的一座城市雕塑，侯仁之教授所撰《北京建城记》一文也镌刻在柱前石碑上。“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8226;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8226;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后来，我有一次在侯仁之前辈家中与他闲聊，倒是闲聊中他的一个说法，我以为更实际。他大致是这样说的：“但凡一个城市，总得是位于几条来往大路的交叉点。北京呢，自古就处在三条大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东北来的，一条是西北来的，再一条呢，就是从北京向西南延伸，穿过了永定河（古时叫芦沟河），一直延伸到山西。最初，三条大路会合在芦沟河的北岸，按常规说在北岸建立城市是合适的。可这样的造城运动刚刚开始，人们就发现不成，因为每年夏天芦沟河总要发大水。大水一来，整个城市顿时就汪洋恣肆，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会全都被吞没。最后人们被迫把建城地点向着东北迁移，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北京城……”两者相比，我觉得是侯老的叙述更生活化，也更实际。

下边，咱们就从忽必烈下令建设北京的时候往下讲。

但凡地球上的重要城市，总需要在临近水系的地方建立。水，是养育生命所必需的，更是维持一个城垣的基本条件。在我国的北京小平原的这一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丰富的水资源，既包括河流，也包括各样的湖泊、沼泽与湿地。当北京的原始人出现后，最早居住的地点是小河旁的台地——就在河的近旁，有着连续几个小小的台阶，每个台阶相距不远，一旦洪水来临，当淹没了低一级的台阶时，人们便早登上了高一级的台地上躲避。躲避过几次，人们也认识了自然的规律，究竟应该在哪个台地上建立永久的居住地，心里也就有了底。最早的北京人，在经历过几次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洪水之后，他们才猛然意识到：必须后退！于是他们在距今八百五十年之前，在如今北京广安门的西南，建立起第一个有史可查的城垣——蓟。

再一点，中国古来的集市贸易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日午”，二是“井边”。前者是天气要温暖，后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够随时喝水。等集市逐步发展到乡镇和城市时，“井边”就势必要变成临近“水系”了。等乡镇扩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备一定的形状，一旦拥有足够的人群，在众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筑城保护自身。城垣一出现就是有形状的。中国古老哲学提倡“天圆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个匀称的四方形。城垣里的最小单位，是统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级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垒。这两样一结合再扩大，就变成城垣的城墙与城楼。在此后的漫长时期中，城垣的形状都是正方形的。其后的秦朝一变，依照地势起伏建造了连绵几百里的阿房宫。到了唐朝，又恢复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时，采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处是宫城，外围些是皇城，最外围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东、西、南三面都各开了三个城门，唯独北边只有两个，在北边的正中没有城门。这大约是中国都城成熟的标志：皇帝要面南背北，所以他背后不能开门，恐怕王气因此而泄漏。这更可以打一个比方，《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防止自己死后魏延叛乱，就把一幅密令交给了自己“文臣”方面的继承人姜维。等到后来魏延果然不服将令的时候，大臣杨仪要魏连喊三声“谁敢杀我”，相约等第三声叫过再没动静，杨仪就向魏交权。结果等魏踌躇自得地喊到第三声时，在其身后果然就有人应声：“我敢杀你！”说话者乃汉将马岱，他手起刀落，杀了魏延，完成了诸葛临终前之托付。大概后世帝王从中借鉴，要防止身后有不轨之人埋伏，这或许也是“身后（也即是北方）不能开门（站人）”的深层道理。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2)

试问人类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不妨这样回答：当人群具有了足够数量之后，他们需要获得一种安全感，于是就自己“画地为牢”，用一道城墙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从本质上说，城墙的本质是自我封闭，但城中和城郊的市场，却又与城墙本身相辅相成，市场的本质是开放和搞活。但是，人们有了城墙，就又得设立城门，以供人群的出进。再，一道城门或许还嫌不够坚固，于是又创造出在城门外再设立一道箭楼，并在箭楼与城门之间围绕起两道弧形的瓮城。不仅便于保卫，而且还可以把少量敌人引进来“关门打狗”。这一套城门、箭楼、瓮城本来都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后来慢慢“军转民”——北京各个城门在市民生活中派上了不同用场。明人史玄《旧京遗事》有记：“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袱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茄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历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二十五文。终朝之入，坊巷闲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袭到清朝，这种逢人纳税、遇路留钱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诗云：“九门征课一门（按：崇文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至于这些零星盘削的税赋，多少用做了王宫内室的珍馐和胭脂钱，只有那些尽职尽责的税官们清楚了。比如说，处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门，主要用于商业；崇文门连着旧日海关，供商人随时出入；宣武门外是宣南文化的发祥地，赶考之人出入比较多；西直门主要是为皇宫运送西郊的泉水；朝阳门担负从通州运粮食的功能；德胜门是军队出征的经由之地，等军队回归，则就要进安定门了。如此种种，日久天长，实用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价值。刘秉忠的贡献还在于，他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轴线，线的左右基本对称，重要的建筑物也需要左右对称，甚至连朝臣上朝，都要文臣在左而武将在右。这种种的设定，其背后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以及自周之后历朝建设都城形成的规矩。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水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元大都之前的金中都，位置在现北京城的西南，中都的中心位于今广安门西南。当时为中都提供水源的，是北京西南方的西湖，面积很小，水源有限。后来蒙古军队统帅忽必烈南下攻打金兵，就建筑了范围更大的元大都，水源则也改变，从西北方向上引入白浮泉、瓮山泊的丰富水源。但天公并不作美，地势上也为引入设置了巨大困难。水流从来就由高向低的，要想让北京西北郊的水源经过一个马鞍形的谷地进入北京，猛然一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采取如同今天三峡那样的船闸的办法，让水一段段地被逼高，等最后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再横向流淌到另一个可供正常流淌的高地。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但郭守敬却通过实践做到了。他应该是今天工程院中那类特别能实践的高人。还有，特别应该琢磨的是，这位郭守敬除了是水利专家之外，他同时还是天文学家。我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城市中，看到了郭守敬在天文方面的创造。他在平地上建造了一道倾斜的墙壁，呈45度角向着天空，这斜面总有一百米吧。在斜面的尽头设置了一个仪器，在斜面的起点也有一个仪器。测算天文的人，就站在起点向着终端望去，望向那遥远的太空。而望的时间是有限定的：需要在特定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时某分，从这个角度才能望到他所需要看到的东西。我久久无言，这真让人叹为观止！他郭守敬能成就其水利一项就已经很可观了，还怎么能够成为如此的多面手呢？难怪今天在北京什刹海的北岸专门为郭修建了一个纪念馆，这实在是很应该的。

元代最初的大都是正方形的，等到明代的嘉靖皇帝时，由于时时感到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就决定在北京的四面再修一道外城，如同“回”字的形状。嘉靖年间，著名谏臣海瑞执意上言《治安疏》，列陈嘉靖“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的误用之举，由此引得龙颜盛怒，海瑞被打进了大狱，差点儿丢了性命。文中提到的“修真”，就是兴建道观的意思。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今天的景山西街，竣工了著名的道教神殿——大高玄殿。此殿新中国成立初尚存，1956年因道路施工被拆除。2004年，在原大高玄殿门前的筒子河北岸，重建了南牌楼，并将牌楼上那块“乾元资始”的石匾重新挂起——这块石匾曾流落至月坛公园，成为了树林中一个石桌的桌面（照片）——多少保留下些?靖年间“一意修真”后的“罪证”。这完全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但问题也出在从哪个方向上“起笔”。既然北方吃紧，自然应该从北边“起笔”。但这个常识问题，却让皇帝大伤脑筋。他最后决定从北京的南部修起，结果只修了小半个城郭，国库就空虚了。试问那些修城的钱哪里去了？被皇帝挪用去修道观了。大臣们对此均不敢言。原来正方形都城遵循着“前朝后市”的格局，现在由于城市变成“凸”字形，这个格局也就被打破了。老百姓把市场开辟在外城的中部（前门以南），这里成为整个都城最活跃的地区。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商业的发展，而不再像唐王朝时的两个商业区（东市与西市）那样，必须躲藏在皇宫的背后，每天按照一定的时间才能开放。从这一点说，嘉靖这个皇帝在昏庸中却给历史办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还有一点，也是今天不敢想象的：最早的北京城内有不少的水面，最突出的就是三海（北、中、南）相连。但这些水面都被包围在皇宫范围之内，唯独余下来一片颇具野趣的什刹海，则成为属于老百姓的人文绿水。再，在街道名称上，我们也时常看到有“水”的痕迹，叫“三里河”的街道北京有三四条之多。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非常热爱北大门前的那条被称做“北河沿”的河，他和学校的同学都亲切称之为“北大河”，但同时又搞不懂北京起地名的依据，他曾表达出这样的惶惑：“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北河沿，对岸却叫做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一律叫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这话他说了有七八十年了，我也没看到研究北京街道的专家给予答复。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3)

城墙是能够带出“文化”来的。从最小的地方说，在我的幼年，就看见街头小孩子在雨后泥水中玩耍，就水和泥，但最后堆出了城墙与城楼！这一点，任何外地的孩子都是玩不出来的。等我稍稍长大，北京有一种最小的小贩到处贩卖一种酸枣面，跟黄土似的，吃一口吐半口，牙碜！但留在嘴里的余香够回味老半天的。它之所以能够流行，跟它价钱的便宜大有关系，三五分钱能买砖头大的一块。我们这个岁数的爷们，大多都记得这东西。现在城墙没了，有时到西山去玩，能够在那里看到野生的酸枣，还能想起从前有城墙时的种种，这也能叫做“故国之思”吧。往大处讲，今天海外的年迈华人，你跟他一提北京，最先从心底浮起的形象，肯定是那苍苍茫茫的城墙。他会因此回忆起年轻时住过的四合院，他甚至会画出图来，委托亲属在老城区中买一块地，按照这图纸照样盖一座院子，等他最后叶落归根回来安度晚年。这是前些年最多见的故国之思。

今天，北京城里的水面依稀如旧，可城市面积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每个单位面积中包含的水，就明显少了。如今中轴线向北延伸了很长，在终端的附近有森林公园，其中就包含着人造湖泊。在这里向南观望，明显能够获得超出故国之思的感受，因此在其北边的一个楼盘，最近把每平方米的价格提升到三万元以上。但凡故国之思，都应该这样从北向南望去的。另外，听说中轴线南端也正在大拆迁，那儿有没有水呢？那儿不开奥运会，不会弄来如同城市北部那么大的水。如果没有水，附近楼盘也就无从提价了。但我也听说，从遥远的祖国中部兴起的“南水北调”工程进度很快，所以北京南部楼盘还是有希望的。

第四章　道路•屋宇(1)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先修道路还是先盖房子？作为个体的人，当然是希望先有房子，一有了房子立刻就可以搬进去住；但作为一个群体，路或许得比房子考虑在先。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有记：“北京当年的城门，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只是乡村小路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安、广渠、朝阳、德胜诸门。清代各省大官进出京，都走广安门，不管是云、贵、川、广，还是两江、闽、浙，要到涿州才分路呢。而谪宦失意的官出京，则常出广渠门到张家湾上船，顺运河南下。龚定盦乙亥离京，吟诗留下名句：‘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出的就是沙窝门。”沙窝门是广渠门的俗称，曾经是北京明朝所建的外城七个城门中最荒凉偏僻的一个。城门内外曾经建有很多庙宇，如隆安寺、天龙寺、安化寺、夕照寺、卧佛寺等。但终因地处荒凉，香火不旺而衰竭。寺庙大都成了停放灵柩之所，周围旷野遂成坟冢和菜地。杂草丛生、野兔出没，坟墓、穴坑相间，极其荒凉。一番景象，恰好暗合了龚自珍离京时“浩荡离愁”的郁闷心情。没有路，怎么进入到你想去的地方呢？偌大的北京城，你又如何从很远的地方进入呢？

如果是在如同上一章中所说的三条大道交会北京的时代，那外来的人也只能三者取一进入北京，可以骑马，可以坐轿，也可以坐在人推的车子上。如果来人属于穷困者，那就只有迈开双腿走路了。在山东、河北农村闹灾的年月，破产的农民进入北京，都几乎是从没有现成路径的农田中踏出一条小路，坎坷着佝偻着身子进入北京的。本章要讨论的，还不是这些北京外围的道路，我们现在主要是探讨北京城内部的道路是怎么形成的。我所见过的最早的北京地图，是清乾隆时期出版的。除了首都图书馆、侯仁之家以外，全北京也剩不下几张了。其实，这样的地图上的道路，距离最初的道路还相差很远。各种史料上也没有记载北京是怎么由一片平坦的荒地，一步步建设出各种房屋与各条道路的过程的。

第四章 道路&#8226;屋宇

我们只有揣测，忽必烈指使着他的智囊，先踏勘了城墙和主要道路的位置，把未来城市中的各个大的位置作了区分与限定——最中央处，做皇宫；外边一些的，做王府；再外边的，给大臣做宅第；最后剩下来零零星星的，就让老百姓盖房子吧。当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事先划好了街道、胡同的位置与宽窄。如果不修最初的土路，盖房子的人进不来；如果盖好房子不再完善道路，房子的主人也就不答应了。

先说城市的中央。北京从一开始建设时，城市中心就保留了一条无形的中轴线，在这条线两侧的建筑物，要做到左右对称。比如在天安门前，西边是社稷坛（今天的中山公园），右边是太庙（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前门外，西边是先农坛，东边是天坛。甚至在朝廷上，文臣与武将也是各站一边。今天游览故宫，也分成了三路：中路、东路与西路。最重要的建筑在中路，直接与皇帝本人最密切的事情相关，东路与西路是辅佐性的，也大体对称。最中央的路，当然是给最中央的人修的。太和殿前边的汉白玉石台阶（尤其是最中央的那块丹墀），谁才敢于走它呢？大臣敢么？太监敢么？大约只有由太监抬着软轿，让皇帝坐在上边，两边的太监小心翼翼踩着丹墀两边狭窄的玉石台阶，让皇帝凌空从丹墀之上步步而下。我这儿说了个“步步而下”，在封建社会中就有杀头之罪。身为皇帝，怎么能步步而下，他只能步步升高么！至于皇宫之外的中轴线道路，比如前门城楼之下的那条道路，谁才有资格走呢？当然只有皇帝他一个人才有资格。可皇帝是不习惯走长路与远路的。他如果通过前门，还要太监抬着他经过，太监分列两边，坐在轿上的他，依然是行进在中轴线上！什么叫封建社会呢？从皇帝出行的道路上，就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全部含义。

第四章　道路•屋宇(2)

从皇宫正中的午门，南下到前边的端门，再南下到更前边的天安门……甚至穿过前门直到天桥与永定门，这是北京昔日的中轴线，是最最无比神圣与威武的道路。皇帝走在这条道路之上（比如他出了前门，到更南边的天坛祭天），前外大街两侧的店铺都得关门，老百姓都得躲避在黑屋子里，等皇帝连同他的銮驾都走远了，才敢悄悄打开屋门，最初也只敢开一条细细的缝，看到街上果然没人了，这才敢彻底打开房门，走到街心喘一口气。

说过了皇帝，咱们降低一格，说一说王爷。王爷住的地方叫王府。王府也分级别。最高级的王府凡事比皇宫低一格。皇宫的正殿叫金銮殿，金子在中国是最贵重的金属。到了王府，主要建筑则叫银安殿，银子是比金子低一级的货币。过去京戏中就有不少王爷上台，其中最有权势的叫八贤王，或者俗称“八千岁”，他的驻地叫“南清宫”，是仅仅比皇宫低一个等级的地方。八千岁往往是当今皇帝的叔叔或侄子。如果皇帝昏庸，那八千岁一定圣明，他手中有一件前朝天子传给他的凹面金锏。它可是比皇帝还有权威的东西，一旦皇帝发昏，八千岁就拿出这制胜法宝，皇帝立刻就会吓得软绵绵。这时候再出来几个拉架的大臣，只要皇帝收回成命，一场风波也就结束。这些故事在中国流传久矣，给本来不抱希望的平民又增添许多梦想。

再低一格的建筑，就是北京曾经十分流行的四合院了。所谓“四合院”，是指院子四面有房，向着中央围拢来，从“四”面“合”到一起而成就了“院（儿）”。四合院也有一定的规格，但住的人不作限制：大臣可以住，商人或别的老百姓也可以住。四合院在北京居所等级当中是居中的，王府的人破落下来，会降到四合院里；普通大杂院的人发达了，也会买所四合院住上一住。四合院住的是北京中层人士，有规矩，但又不过于死板，因此它在北京居住上的价值也就越大。四合院综合的风景是诱人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它们组成了四合院万千变化中不变的因素。正规的四合院方位是应该与皇宫一样的，坐北朝南。大北屋住着男主人，东屋用做饭厅，长子夫妇住西屋，长孙住在大北屋与西屋之间的耳房，让他从小就受到爷爷与父亲两代人的管制。小的四合院只两进，中间一个垂花门，但大北屋后边就是别人家，这有些煞风景。如果是三进以上的四合院，大北屋后一定有长条形的套院，既隔音，也保险。四合院内院中有“十”字形的甬路，其四边可以栽花种树，但绝不许在其中轴线上种树。您想，一个院子是一个“口”，“口”的中间种树等于加了个“木”，那不等于是“困”了？多晦气啊。内院的上方夏天可以搭凉棚，用杉篙戳在地面，不破坏地面的方砖，用粗铁丝把杉篙彼此拧紧。然后在上边架设席子，席子可以舒展也可以卷起，主人在地面就可以操作。这样，尽管外边街道赤日炎炎，院内却可以清凉许多，可以形成院子里的小气候。北京有许多特大的四合院，中间是主线的中轴，两侧有套院，套院基本对称，但不绝对。次子之下的子女多在套院，姨太太往往也住套院。如果四合院只有一条硬邦邦的中轴线，那未免也太呆板了。只有那种存在两三位姨太太的家族，才能把大型的四合院充满，有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四合院才有生机。您不妨读一读巴金、茅盾的长篇，其中哪个大家族没姨太太呢？北京东西横向的街道中，坐南朝北的房子也不少，于是就有若干变了“格”的四合院。这样的四合院被称为“倒座儿”，在舒服程度与格局上都输给坐北朝南的房子许多。

除了方向之外，如果东房西房中缺了一边，那就叫三合院。北京老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东边的房子挨西晒，如果院子东边长着棵大树，就能把炎热的阳光给挡住了。再有北京东西横向街道的距离很宽，往往街面第一层院落之后，还有第二层院落。如果求气派，当然是临街的房子好；如果求幽静，即使是在隔一个院子的背后居住，也格外会感到舒服。老作家邓云乡年轻时借住在西城南魏胡同一个同学的家里，那儿就是胡同南侧的第二层院落，而且是三合院。南侧而非北侧、第二层而非迎街的第一层院落、是三合而非四合，表面上这房子有三重的缺点，但邓住得十分惬意：南魏胡同是西四北有名的胡同，由大街东口到沟沿西口，路北一家挨一家，都是大宅门。早年老虎总长章士钊就住在这条胡同，名画家陈半丁住在东口路北。同学的家，路南的大红门，两进院子，但不是正规的两进院落。先住前院，北房没有廊子，冬天最舒服，半窗红日，由一早直晒到下午一两点钟，又烧着炉子，虽然火整日封着，也永远是暖融融的感觉。后来搬到后院，开始没有房客，只一家住，院子又深，邻院大槐树荫凉，遮满整个东房屋顶。虽是东房，夏季也无暑意。大学快毕业时，我在东屋借住了两个多?写毕业论文，两明一暗，里间空着，我住外间，一副铺板，一张大写字台，一个大方凳，家具极为简单，地是大青砖地，扫的清清净净。窗户下边玻璃，上面冷布卷帘，挂着竹帘子，生活之舒畅、方便，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写文时，竹帘冷布空气流通，静得恰到好处，即可偶闻胡同之中漫长的叫卖声，写的有些累了，抬脚一掀帘子走到院中，足够你伸腿、踢脚、抬头看天，白云浮动，青天高渺，偶有不知谁家鸽子一群飞过……邓文所说的，是他借住在一位同学家中。同学已丧父，只与寡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娘俩尚住了前后两个三合院，想来经济条件不错。邓文所说的这个南魏胡同，我在20世纪50年代随父母亦迁居到这里，居住了二三十年之久。我们的家也是三合院，也是路南，邓文中写到的那些感觉，我陆续都多少体验到了一些。在邓写文的那个时期，北京房子富余，市面上“房子招租”的广告很多，租金也相当低廉，因此一般市民在居住条件上比较充裕。有了朋友或亲戚从外地来北京，事先打个招呼，等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径直就奔向下榻的亲友处了。从这居住的侧面也能看出那时北京生活上的方便。

第四章　道路•屋宇(3)

北京最先出现的柏油马路，是挤满了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有说东交民巷曾经是京城最长的一条胡同。明清前被叫做江米巷。清人张廷玉编纂《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有记：（正统）六年，造宣武门东城河南岸桥。修江米巷玉河桥及堤，并浚京城西南河。可见五百年前的今东交民巷附近，是通漕运，并很有可能还是南来江米的仓储及集散之地的。江米是古建筑中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并不像今天包个粽子、熬碗黏粥那么简单。清同治末年，日、俄、美、英、法、荷等国纷纷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或许是考虑外交观瞻，晚清政府也逐渐开始重视改变“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道路环境。但据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的记载：“京师惟东交民巷中段路稍平，雨后泥亦不深。则以各国使馆所在，自行修理故也。”或许京都最初的道理修整意识，也是受了外人自扫门前雪后的启示吧？！第二条柏油马路，则出现在前门廊房胡同二条，那里是前门区最重要的珠宝玉器大街，外国人去得极多。这时出现了专门拉外国人的洋车夫，一清早他们等候在六国饭店或北京饭店门口，老外出来了，他们把客人请上自己的车，用简单的英语问明要去的地方。如果听清楚是去廊房二条的话，则一定要把这客人再拉回来。他们轻巧地一路飞跑，等进入廊房二条，把洋人送进某家铺子，就与迎出来的伙计做个手势，然后退回到街口等待。一会儿，洋人完成交易出门，他则在街口瞄见到了，一路拉着空车来到洋人面前。洋人欢喜上车，店铺伙计也把一个小包递给车夫。试问内中装着什么？是千分之三的提成。这在廊房二条两百年经营的过程中已成惯例。而且，如果父一辈的车夫年老退休，子一辈的车夫立刻顶替。这，同样也成为两百年的惯例。

那个时期从外地到北京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在北京市内，乘坐汽车的时候也渐渐多了起来，汽车的路线开始陆续增多，每年牡丹开放之时，还特地开辟专线，把大批游人运送到南城的崇效寺看牡丹。至于一般个体行为，最普及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则是乘坐洋车。洋车本身有新旧，车夫的体力有强弱，但这些都由坐车者自由选择，而他们的付酬只与路途的远近有关。有人曾记录了当时从北京最重要的车口（前门火车站）出发的一张价目表：到崇文门、宣武门、永定门大约一角。

到东四、西四、地安门一角五六。

到北新桥、新街口附近两角。

到安定门、鼓楼、德胜门附近两角三四。

到东直门、西直门附近两角五。

到朝阳门、阜成门附近两角。

到广渠门、广安门附近一角七八。

到左安门、右安门附近两角四五。这个价目表有个特点，从北京市的地理中心（前门）出发，路线是一左一右辐射到中轴线的两侧，北京市民心里的距离感特别准确，所以一旦确立之后，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就都能自觉维护。如果不是在前门上车，心里那根标尺随便一对照，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作家老向也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对北京洋车夫的认识：提到车辆，立刻想起洋车夫来。在社会表面活动的，洋车夫当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触到的也是洋车夫。他们的品类之繁，难以数计；他们的生活之苦，也难以形容。但是无论他怎样地汗流浃背，无论他怎样地精疲力竭，他绝不会以失和的态度向你强索一个铜板；你若情愿多给他一两枚，他会由丹田里发出声音来，向你致诚挚的谢忱。最教人难以索解的是，有时他向你报告沦为车夫的惨史，或是申明八口待哺，车费无着的当儿，还是用一种坐在茶馆中品茶的闲适与幽默的口调！难得他们是怎么锻炼的！这，真让我们没法说。车夫都是默默的，他们没有语言，他们有的是对你的热诚的感谢。这，就是北京对你的回应。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1)

北京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园，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北京最早的公园，或许该算是今天位于西直门外的动物园了。1908年，它正式售票对外开放。清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廿三日记云：“（农事实验场）在西直门外，旧为三贝子园，周十五里，已荒废，新造楼亭，并开渠通舟。其万牲园移于场之东南，珍禽异兽，笼置而栏隔焉。……自五月一日始，即售卷，纵人参观矣。”万牲园，当时属于中国第一家现代农业实验研究基地的附属设施。鲁迅先生1912年5月5日第一次来到北京，两个星期后，就“与恂士、季士游万牲园”，可见当时北京公共消闲的公园多么稀少，有着几头瘦骨嶙峋的老虎、狮子和斑马的万牲园，就给百姓带来了聊胜于无的慰藉。诚然，北京从一建城的时候，城中就修建了不少有山有水的好去处，但都属于皇家园林，根本没有老百姓的分儿。只有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出走去天津当寓公之后，这才陆续把原来的皇家园林开放，成为老百姓可以游憩和消闲之处。本章拟谈太庙、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四处。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

为什么先谈太庙？它在天安门的东侧，与西侧的中山公园正好对称。按照中国“左右相比，左为上”的传统，所以先谈。它本来就是明王朝的家庙，正殿中供着明代各位皇帝的牌位，肃穆而宁静。清军占领北京，把这里改成自己的家庙，而把明代君主的牌位移送到白塔寺东面的历代帝王庙中，让朱元璋和他的儿孙与李世民、赵匡胤等做伴去了。清君主每年在这里举行五次祭奠：大年初一、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和十二月二十九。每当战争获得胜利，也在这里举行庆典，让重要的战俘在这里排列成行，给已经驾崩了的皇帝看。但，1911年11月26日，同样是在这里，清朝的摄政王和清政府的诸位王爷在袁世凯的监督下，向已故皇帝的牌位叩拜，发誓永远放弃他们的皇位与权力，接受新议会的十九项条款，即将帝制改为议会制。清亡国后，太庙的大门仍然关着，并没有立刻向公众开放。说到它的大门，请不要误会成今天那个开在长安街上的大门。实际上，太庙的正门与社稷坛（即中山公园）的正门，原来都开在天安门内，皇帝从午门出来，向东可以进太庙，向西可以进社稷坛，这两处是他的私产。天安门一关，老百姓根本别想进来。后来，中山公园首先向社会开放，为了老百姓进入的方便，在天安门西侧开了大门。为了对称，也顺便在东边给太庙开了正门。虽然开了正门，但依然没有公开开放。我在本书开头讲过的太庙灰鹤，长期以来非常准确地来去北京，来时通常是三月初，走则通常是阴历七月十五前后。在这些日子里，它们在太庙上空飞来飞去，从中南海里捞小鱼给它们的孩子吃，飞在空中时的叫声很大，仿佛北京就是它们的湿地。如果是平时的祭祀，它们丝毫不回避前来的亲王与官员；如果是皇帝亲自出马，这些灰鹤不知如何获得信息，则早几个小时离开。当义和团刚兴起时，皇帝命庆亲王到太庙祭奠，灰鹤不像平时那样飞走，而是盘旋在天空，大声叫了一个多小时，这才向西飞去而没有回来。一直等到西太后与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这些灰鹤才重新进入太庙。一个西方人在1933年写成的《古都旧景》当中记录了这件事，他不禁在发问：“难道不奇怪么？羽毛动物对未来事情的认识比高明的政治家还清楚呢！”

再说西边的社稷坛改成公园的事。1913年，清隆裕太后去世，在太和殿上治丧，因为当年是她在清室退位的协定上签字，所以一时还有不少人说她有“让国之德”，于是让市民随意由西华门和东华门进入太和殿上行礼。国民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负责现场照料，朱总长顺便从端门进入太庙、社稷坛诸处一走，发现荒凉不堪，所谓“不堪”者，包括在如今水榭的地方喂养了牛羊！他激动了，遂生重新修复并开辟为公园之思。一有此思，行动便也快捷，各处发起捐款，共计募得五万余银元，朱氏自己与杨度各出资一千元。后公布账目，宣布凡捐款五十元以上者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凡董事者，以后入园可不买门票。正式开放后，还果真有“天天都来”的董事。此后在朱氏的主持下，把荒废处逐一修复，利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所得的旧木料，先后增修了唐花坞、六方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董事会、春明馆、绘影楼、上林春等。1914年9月初筹划在天安门西侧开大门，到10月10日就正式开放，这种速度实在惊人。随后堆出西南角的大假山，挖了荷塘，建造了水榭，修建最晚的是进门两边的长廊。在西树林区域修了许多茶座，从南到北的顺序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当中一条大路。开放之后，一度游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这里“坐茶座”。这三个茶馆各有特点，最南边的最传统，当中一个算过渡，最北边的最摩登。来的人也与其风格相应。著名学术前辈谭其骧回顾说：“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够，不愿意去。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我跟蒙老熟，认识钱老而不熟，汤老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因为这三家茶馆当中有一条走道，所以坐在走道两边的茶客特别有眼福，可以在无意中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像看电影似的。在公园中，还是最东边的来今雨轩最高级，喝茶兼吃饭，价格最高，来的人的身份也最高，甚至还举行一些民间最高级的集会，这在许多名人日记中都有记载。前边的西树林茶座，则绝对是自发而又充分能够得到休憩的场所。但人以群分，在知识阶层的眼中，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坐到自己应份的场合中才合适。在这些茶座或兼饭馆中，都有很好的美食，如包子就有多种，价钱不贵，但质量非常之好，能让人吃过一次而记一辈子。为什么（中山）公园在北京各公园中独得青睐？位置好，景色好，茶座好，吃食好，总之一句：消闲好。结果这闲也消了，而该自己干的活儿（指文章的构思，甚至文章的写作）也完成了。鲁迅、齐寿山翻译的德文本《小彼得》，就是在中山公园茶座上完成的。公园中都是平地，没山而有水（后河），但时时能让文人们涌现故国之思。这里的小景不少，文人偏能够小中见大。公园中心的五色土当然是最重要的景致，它也与当时中华民国的五色旗相映成趣，但文人似乎对此失去了兴趣，他们在小小的公园中实现了视野的大。就这一点说，是很不容易的。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2)

再说北海。1924年北海公开开放，它里边有山有水，水而且很不小，可以划船，因为水面比中山公园后河的水大出许多，所以划船中的乐趣就远胜他处。划船中时常能碰到荷叶，北海遍植荷花，增加了风景，也为市面的肉铺增加了包熟肉的“纸张”。那时，“荷叶包”与“盒子菜”是同一个概念。今天琼岛南侧仿膳饭庄的地方，曾经是好大一片茶座，从里边卖到了外边，结果呢，越外边的茶座人越多，里边的地方反倒经常空着。对面五龙亭当中的三座，也同样开了茶座。每逢夏季下午三四点钟，客人最多，为了防止西晒，在搭天棚后，再在每根柱子底下垂直挂一块蓝布遮阳。漪澜堂和道宁斋两家，都是廊子里和廊子下，各设一排桌子，每张桌子又配上四只大藤椅。大约能有五百名茶客，坐在这里喝香片，嗑瓜子，吃着玫瑰枣等茶食……在北海白塔背后的山顶上，面对整个北海的海面，还有一个茶座揽翠轩，茶客喝茶每人水费一角，茶叶用小纸包包着，另算钱。等沏过茶，那张包茶叶的纸，就反转过来卷个卷儿，插进茶壶的嘴儿里。各个茶桌上都是这样壶嘴儿里插进纸的壶，倒也是一种“风景”。北海茶座之多，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消闲状态。到了冬天，北海水面结冰，漪澜堂、道宁斋前又开设了溜冰场，大中学的学生都来溜冰，特点是他们的装束，让今人感到不可想象：多是穿着棉袍或蓝布大褂，女同学腿上一双丝袜子，男同学脖子上一条长围巾。更有一些在冰场席棚外边划野冰的人，着中国装束，划的式样也是中国的“土溜冰”，可以把武术或京戏的动作搬到滑冰中来。邓云乡《燕京乡土记&#8226;溜冰篇》有记：“三十年代在北京做过学生的人，大概都有一点溜冰或看溜冰的经验。那时一到冬天，北京大约有三四个冰场，一个在中南海新华门内往东湖面上；一个在北海漪澜堂、道宁斋前；一个在北海五龙亭前。有的年代里，在北海的双虹榭前也开冰场。”现在的冬日渐行渐暖，京城里能上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今人已经习惯把过去的溜冰，叫做“滑冰”，少了些散澹的心情，却多了几份脚劲的“认真”了。曾经写过《旧京琐记》的民国闻人夏仁虎的六公子夏承楹，30年代在北平的《世界日报》任编辑，与弟弟夏承楣在北海的溜冰场以花式出名，号称北海的“夏六”、“夏七”。而夏承楹的太太，就是以一篇《城南旧事》而知名的林海音。那时，她在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看溜冰的经验”中，对北海冰场上被人们指指点点的“溜冰健将夏承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最终成就了一对鸳鸯眷属。1925年在北岸的五龙亭开了一家仿膳茶庄，注意是“茶”而非“饭”。大师傅都来自故宫的御膳房，清王朝退了位，他们也跟着失了业。没办法，几个大师傅凑了些钱，在北岸租了几间房间，办起了茶座，卖茶，也卖些简单饭食，包括清宫的小点心。东岸的濠濮涧是个很幽静又很险峻的地方，建筑充满了奇气。但最近重新写出来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把“涧”字写成为房间的“间”。为这我重新查阅了旧书，上边写的依然是“涧”。

1925年，年轻的女学子、后来的著名作家陈学昭陈学昭，女，海宁盐官镇人。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鲁迅先生在1925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往北大取去年十月份薪水……下午素园、丛芜、霁野、静农来。峰旗良充来。季市来。小峰、学昭、伏园、春台来，并赠《山野掇拾》一本。夜长虹来。夜半大雷雨。”其中提到的“学昭”就是《北海浴日》的作者陈学昭，该文在1925年10月发表在孙伏园任主笔的《京报》副刊上。鲁迅很赏识陈学昭的才气，他的日记中，就有二十多处提起过这个“学昭姑娘”或者“学昭小姐”。 1935年6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昙，风。午陈学昭、何公竟招午餐于麦瑞饭店，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座中共十一人……”可见他们密切投缘的关系。陈学昭在《北海浴日》中写到：“在塔上尽情的俯仰：只有在北方被高伟的白塔碍我的视线，我周围的审视，全城的房屋都隐遮在树丛中，四围的城楼都浮在晨气中，多少的高爽清明的天空呀。”后来，她去了解放区，最终成为了深受鲁迅影响的著名左翼作家。写过一篇《北海浴日》的散文，文章里说她是从头天晚上就做了精心准备，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等走到北海公园的大门时，卖票的还没来，站岗的警察对她说：“进去得了！”于是，她就这样进去了，进去后慢慢走又快快跑，她期待到白塔底下看日出。她登上了北海的最高点，太阳在她的凝视下，终于从东方的地平线下喷薄而出了。她非常兴奋，把这一过程仔细地报告给她的读者。我们今天阅读这篇文章，总多少有些困惑：北海又有多高？在北京城里看日出又有什么价值？在今天这一代青年的心目中，坐飞机飞万里，或者攀登珠峰才算一回事！但仔细替当时的北京青年着想：挣脱帝制不过几年，但北京城依旧是一个很大的枷锁，捆绑着每一个市民的眼睛与心。因此，女学子做出这一番尝试时，就仍然免不掉内心的激动。您可以设想：她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街面上，独自行走了那么远，通过北海空洞的正门，独自进入那寂静的园林——她应当有兴奋，但也同样应该有胆怯……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3)

最后说景山。最初，它被确认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因为当时北大校址在红楼，离这里不远。但公开开放后，最著名的景点反倒是东边的“明庄烈帝殉国处”。一棵古老却不大的弯弯的树，让人想象着明末代皇帝上吊前的情景。崇祯皇帝本来是因为李自成打进北京而自尽，但偏偏多了个吴三桂的投降清廷与请清兵，人们就习惯把这笔账记在吴三桂的头上，反而同情起崇祯来。在抗日战争中，远在上海的周信芳，还上演了一出新编京剧《明末遗恨》，讲的就是这段事情。

总括起来讲几句关于休憩的联想。为什么那时北京的这几处公园如此撩人？恐怕与时代的大背景相关。人们在帝制的压迫下，时间过久了，一旦帝制没有了，人们的感情还需要找一个释放的孔道。再，那时市民没有如同今天这样开放的视野，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大家集聚在北京城中，能够抒发感情的管道，也似乎就那么一些。其中的“性情中人”，这么做也就这么写了，于是才给我们留下今天这些感情的痕迹。仔细想想，它们都是上一个时代的遗存，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这公园的事也是有回潮的。“文革”时期，由于江青的作用，北京北海公园就关闭了很久。老百姓再不能进入，她江青倒是想来就来。后来，老帅这边实在看不过了，心想凭什么只有你能来，难道我们就不能进去？这么想过，许多老干部只要想去北海，就在驱车出发的前一刻，让秘书给公园管理处打电话，说某老帅想进来看看，十分钟之后车子进西门。这边当然不敢阻拦，就马上通知西门准备放行。我作为普通市民，就曾看到这样的情景：某老帅的车子临近西门，车速逐渐减缓，而北海西门的大门就“呀”的一声慢慢打开。等车子进去，大门再“呀”地缓缓关闭。

时间又推移到今天，我退休后搬家到北四环外，进城少了，可直接去西北的皇家园林的时候就多了。我们都买了一张公园年票，五块一张，其实去一次颐和园就超值了。进门不要钱，来回公共汽车又打四折——您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么？尽管如此，仍然还有美中不足。我是经常去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的。那里的一处亭台之前，每天下午三点，总有一位健康的老者准时前来——一来就在亭台之前面南背北，随即大声练习“啊，啊，啊——”“咿，咿，咿——”声音洪亮，但就是非常、非常地不入耳。只要他阁下一到，其他游客均立刻作鸟兽散。如今，老人集体进入公园已成为一道文化新景观，但干扰众多老人养生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忽然想起了阿庆嫂的唱词，相信她如今来了也办法不多。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1)

北京人的讲究吃，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实秋先生晚年曾回忆说：“北平人馋。”馋，据字典说是“贪食也”，其实不只是贪食，是贪食各种美味之食。美味当前，固然馋涎欲滴，即使闲来无事，馋虫亦在咽喉中抓挠，迫切地需要一点什么以膏馋吻。三餐时固然希望膏粱罗列，任我下箸，三餐以外的时间也一样的想馋嚼，以锻炼其咀嚼筋。看鹭鸶的长颈都有一点儿羡慕，因为颈长可能享受更多的徐徐下咽之感，此之谓馋。馋字在外国语中无适当的字可以代替，所以讲到馋，真“不足为外人道”。有人说北平人之所以特别馋，是由于当年的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太多，闲就要生事，在吃上打主意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并自诩一生都为“北平人”，晚年客居台岛，魂牵梦萦着旧北京的滴滴点点。他一生饕餮美食，或许，也该算做自己定义的北平“馋人”中的一个吧？这么大的京城，到处都是饭馆，或者说饭馆中有各处的菜肴，才能衬托出帝京胸怀的博大。八方之人，以八方之食应之，这样才是自然的。当然，京城的初期却是以山东一地的饮食为主。京城著名的“八大楼”，都是卖山东菜的饭馆；稍后的“八大居”，则是山东菜与江南来的淮扬菜各半。山东近海，海产品丰富，海产品的发制也有办法，相应的就是世世代代出厨子，所以在北京大饭馆中干头厨的师傅，“老”到准备回家的时候，向家乡打个招呼就行了。北京饭馆也乐意这样接受新人，你新来的厨师出了事，我到你老家去算账，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么！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

在北京这些老饭馆的门口，通常总要站着一个“闲人”近人赵珩在《老饕漫笔》中写到了北京老饭馆门前站着的“闲人”。他把这些人叫做“瞭高儿的”。 瞭这里读仄音，是随时瞭望、观察来往客人的意思。“瞭高儿的”是迎送客人、让座儿打招呼的工种，这项工作现而今分给了领位小姐和礼仪小姐共同分担。“瞭高儿的”功夫全在眼睛里，顾客只要来过一次，下回准认识，于是格外殷勤，透着那么熟识、亲近，一边让座儿一边说：“呦，老没来了您，快里面请……”对于头一回来的生客，“瞭高儿的”更要客气亲热，还要分析出顾客的身份和要求，是便饭，是小酌，还是请客应酬；知道客人是要坐散座儿，还是要进雅间，绝不会错。如果正当饭口，一起来了两拨儿客人，“瞭高儿的”会同时应付两拨客人，无论生熟，绝不让人感觉到有厚此薄彼之分。要是碰到有头回生客站在店堂中踌躇不前，“瞭高儿的”还要花点嘴上功夫，死活也得让你坐下。您看，“瞭高儿的”本事大吧。所以，一般的饭馆“瞭高儿的”工作都是让有多年经验的伙计担当，地位和收入，自然也比那些同样麻利和精明的“跑堂儿的”高了。，他的穿着不错，但不做任何实际的事，只是左顾右盼着反复张望。他在看人，看左右的来往行人，有哪些可能是想吃饭的人，尤其是其中有哪些是有可能被自己拉进来的客人。如果看准了，他就稳步上前，用最积极也最礼貌的态度与语言，去打动对方，去调动对方的食欲，然后亲切地把他领进自己饭馆的大门，再亲手把他交给迎上来的堂头或伙计。顾客进门，门里马上要作区分——看他的衣着与神态，是把他让到楼上的雅座中呢，还是请进楼下一般的大堂。这千万不能错。让应该坐雅座的进大堂，他会认为你藐视他，他会扭头就走；应该进大堂的上了楼，他也会手足无措。他不会点菜，也不敢点菜，平时他只吃惯了经常吃的那几个菜。在楼上的雅座中，顾客点菜之后，伙计要向楼下的厨房报菜名，把几号房间要哪些菜肴（分别又是几寸盘），都用唱歌一样的声调，响亮地报给楼下的厨房与大门口的账房。厨房的大师傅听真之后，就按照这菜单依次做菜，而账房先生同样依此分别记账，等顾客吃好了就依此收钱。大饭馆都各有自己的“名菜”，顾客所以来，一般都是奔“名菜”来的。但大饭馆不能光烧制这些“名菜”，一些最懂行的“老吃家”，就专门喜欢到大饭馆去吃小菜。一是便宜，二是检验手艺和服务质量，三是吃完了把结果散布出去，还能增加自己的名声。这些人往往也是祖上有过功劳的大宅门，幼年也跟着祖上风光过。但事过境迁，过去的风光不再，这些子弟往往还依恋过去了的日子，于是就专门到大馆子中去吃小菜，也借以缅怀昔日的尊荣。就曾经有这么一位到东兴楼（八大楼之首的那家）吃饭，专门要了一个烧茄子。跑堂的没在意，后面厨房上来了一批菜，他就先给“大户”上鱼翅海参，就把这位点的烧茄子耽误了一会儿。等最后烧茄子上了这位的桌，这位瞟了一眼，说：“叫你们堂头来。”堂头闻讯，赶忙上前，也只是瞟了一眼，立刻转身吩咐：叫厨房再做一道，重新再上。什么道理？是这菜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儿，是熟“过”了。本来?像东兴楼那么大的院子，厨房离顾客的距离相当远，厨师起锅时的菜只能七八分熟，端进大堂就有九分，等上了桌和顾客搛进嘴里，才正好十分。是这伙计上烧茄子慢了，端上桌就“过”了十分，那还不得找挨骂么？时间又过了若干年，除了“八大楼”和“八大居”，西长安街一带又出现了“长安十二春”。这是十二家名称带“春”字的新饭馆，口味上也不再是单纯的山东口味了，其中有南方口味的馆子。市面上卖的点心，也不再是早先的“大八件”、“小八件”与“细八件”了，同样南方带有甜味的糕点也挺进并扎根北京了。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2)

北京人还有一种浓郁的兴趣是吃小馆。关于小馆子中的看家菜，或者说名人菜，老北京的街谈巷语中，确实留下了不少趣事。近人金受申的《老北京的生活》中提到“胡适之鱼”。“王府井大街的安福楼，前身是承华园。当其鼎盛时，许多文人常去这里诗酒流连。哲学博士胡适之曾到这里大嚼，发明用鲤鱼肉切成丁，加一些三鲜细丁，稀汁清鱼成羹，名‘胡适之鱼’。”还有北大教授马叙伦，经常去照顾中山公园里的“长美轩”的生意，“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马先生精于膳美，对当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汤品一绝”，似乎并不认可，但即使这样，我们现在也是喝不到这例曾经名满京城的“马先生汤”了。那时闲人多，有些人串门也不赶时候，刚说了没两句，就赶上人家要开饭。可巧，这天人家也没准备，于是男主人便拉着来客“到外边吃点儿”。“外边”在哪儿？可能就在这家的近边，可能只走几步，也可能绕到一条小河的拐弯处。那时北京城里很有一些委婉流淌的小河，特别是在小河拐弯处风景独好。可能那小饭铺就几张小桌，但擦拭得能看见木纹。主客落座后，老板出来张罗，都认识，是熟人。主人先到后边厨房看了看，要知道今天都有哪些材料。然后就与客人商量吃什么菜，要根据“后头有的（菜蔬）”去设计。主人说了想法，客人讲了主意，老板还插了嘴，最后三合一，想出一道新菜。前边与后边只隔一道布帘子，大师傅早把前边的谈话听了个一清二楚。老板撩帘子到后头一学舌，到大师傅下锅炒菜，就更有了新工艺，那大师傅听你们几个说得热闹，他如今也想卖一卖（手艺）呢！等最后后边响勺，老板亲自把菜端了出来，大师傅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跟了出来。于是，就在那个小饭桌前，召开了一个“三国四方会议”。于是，说不定这小饭铺从此又多了一个看家菜。

北京人有了钱，到饭馆里吃大菜。平时呢，就随便在街头巷尾“找”点小吃。早晨，别人吃“一般的”烧饼就油条，少年之我呢，专吃驴蹄马蹄，掰开了夹“炉壁儿”（一种炸得很焦、却又没糊的油炸品）吃。这是干什么？——不干什么。无非是我喜欢吃到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更体会到与别人不一样的滋味。于是，我满足了，我捕捉到了别人没见过的滋味。于是我还骄傲了，我可以到处吹嘘自己的体验与“创造”。这，似乎就是北京人，至少，也是北京人性格中的一面。北京人过去觉得自己这个城市很大，无论东西南北，只要能“占”住一方，你自然就是个“人物”了。大的政治家金融家乃至军阀，都可以这样用东（有某某）西（有某某）来表现其“大”的。在北京，小到了一个做豆腐脑的，也曾有“南白北马”的称谓。“南”，指的是前门这个“凸”字形北京形成之后的新市场；“北”，说的是原来正方形城市时的那个地安门北的老市场。是南边的这位做豆腐脑的在先，随后他有一个徒弟发达了，于是把买卖挪到地安门北边的老市场去。姓马的独立门户了，甚至有些分庭抗礼了。于是，这“南白北马”的称呼就兴开了。还有，过去北京前门之下有一条大栅栏，大栅栏里又有一条更小的南北方向的胡同，叫门框胡同，很窄，也不长，但因为临近大栅栏当中的三个唱京戏的园子，也因为北京确实有那么多能够独树一帜的小吃，于是有二三十家各色小吃摊就一字排开，每当晚上散戏，有尚小云、荀慧生、金少山、谭富英诸位大名角就散着步从戏园子的后台进入这条小胡同。他们与相熟的摊贩打着招呼，相互都以“爷们”称呼，然后就分别坐下品尝。以爆肚为例，有人爱吃“散单”，有人爱吃“肚板”或“肚头”。大名角们说说笑笑地吃着，他们身后更有层层叠叠的戏迷围观。戏迷们看着自己景仰的大名角的一言一行，并且以大名角在饮食上的嗜好作为自己仿效的样板。在离开了这里之后，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作为独得之秘四处宣扬。于是“门框胡同小吃街”自然也就名声在外了。这种情况也在与时俱进，20世纪20年代的门框胡同是一批名伶吸引着一批戏迷，等到三四十年代，名伶已换成了他们的子弟，戏迷和摊贩也变成了各自的下一代，但各种小吃的本身，却没有多大变化。这，似乎也是北京饮食上的一种独特的滋味所在。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3)

现在我给您综述一下北京饮食近一个世纪发展变迁的足迹，您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在理。最早吃饭是图温饱，混一个肚儿圆。稍后，大饭馆出世了，那牌子也值了钱，八大楼与八大居便应运而生。很快，南中国经济腾飞，于是南边的菜肴也就进了北京，不但进入大饭馆，而且在大人物那里得到了好的口碑。八大菜系各有千秋，但这时间不长，反让两个单项（烤鸭与涮羊肉）占尽风光。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地域与风味的菜肴大多进京，不管怎样，每一个省份至少要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饭馆”。这样，等这个省的领导进京办事时，也就可以在“自己的饭馆”请客了。这样，自己的脸上不就风光了么？但这样的日子不长，北京人吃饭可不管你这菜肴是什么地方的。北京人要的，第一必须是非常地好吃，当然也看饭馆的装修如何，地点设在了哪里，服务是否周到，器皿选择得是否独树一帜……硬件之外，还需要若干的软件。您看，这就是北京人的难伺候了。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一切先行，于是广东话与广东菜肴也最先进入北京，北京青年也学说起广东话，穿戴起广东运过来的衣物，并进入广东饭馆学吃广东菜肴了。但后来上海跟进很快，于是上海城隍庙的小吃遍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等北京高楼林立起来，北京人这才发现自己的饮食似乎丢了太多，于是以“老北京炸酱面”为招牌菜的饭铺又立刻出现了许多。到今天，北京一方面注意品牌，各种老字号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同时又五湖四海，不管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只要真有“一招鲜”，那您同样也能在北京安家经营。就拿北京全聚德的烤鸭来说，它已经成为全北京老字号的龙头老大，但外来的与后起的餐厅，对它也真不客气，经常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一点儿不客气。一家叫“大董烤鸭店”的新企业，老板姓董，个子也高，一米九，人称“大董”。于是店铺也就叫“大董”了。我认识他，也非常钦佩他，他是饮食界中非常明白的大能人。他也以烤鸭作为自己的招牌菜，但一定要与全聚德的有区别，他自己研究出一种烤炉，烤的时间也长一些，于是这鸭子就“酥不腻”，最近更进一步，他的鸭子烤好之后，可以使劲儿往桌子上摔，结果鸭皮直接酥碎。《北京青年报》还介绍过一种“秀才府里炭火烤鸭”。它源于川菜，同样是四四方方的托盘，同样托盘下火红的炭火始终温暖着盘中的食品。但不是油汪汪的烤鱼，而换成了清香而又喷香的烤鸭。它取材于山东的樱桃古鸭。制作时要先把鸭子捶一遍，以保证烤出来的鸭子肉质更加松软，然后用秘制的调料进行腌制，最后采用西式烧烤的方式烤过两次。厨师还要在烤鸭之上覆盖独特的炒料，为不同顾客分别推出了姜葱、豆瓣、麻辣、鱼香、茄汁十余种口味。厨师把自己调配的高汤配备一旁，服务员用小刀把鸭子割破，让烤好的鸭肉层层暴露，然后再伴随其旁的洋葱一起吃，吃干的多了还可以再辅以高汤……这样的吃法就近乎西餐了。此外，还有一种“不肥不腻温鸭子”。“温鸭子”是驰名西南的一个鸭子品牌，历史超过百年。它选用四川土鸭熏制而成，味道纯正，绿色健康。除了皮香肉嫩、不肥不腻、温润醇香的卤水温鸭子之外，用鸭子厚厚的掌心和腰果做成的“掌中宝”，色泽金黄鲜香酥脆，里边还有个小脆骨，咸香辣脆，深受食客欢迎。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4)

通过上述介绍，可知今天北京的饮食业是何等缤纷不群。全聚德现今兼并了二三十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业已成为首都老字号行业的旗舰店。但上文说讲的那两家，都属近年刚刚冒尖的后生仔。他们小门小户更“胸无大志”，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结交一批回头客，他们就心满意足。难怪前不久，我遇到北京一家非常重要的饮食大户的老板，他这样跟我说：“您大概这一两年没怎么往这当中的深处钻了。我可以这样告诉您，如今北京在这些方面深不可测，几乎什么都有了，也几乎什么都达到了极致……”这位老总是我的深交，他的话我信。总之，如今北京真是吃多元了。不管你有名没名，如果我偶然遇到了你（指特定的饭馆与你的特定菜肴），头一口的口感特别好了，我就一定不会轻易而去。我会为你扬名，你也因此获得一个小范围的固定名声。你或许不像全聚德那样，一定要经营成龙头老大，你只要觉得生活、经营在一定区域，有些小名声也有些利润更有些稳固朋友，不也就行了吗？你自己的心态特别好，你经营的店铺环境特别好，你由于这个店又结识了一帮朋友，如此这般，不也“就够了”么？

北京人如此好（读仄声，喜欢、嗜好之意）吃，当然有正负两个方面。“正”是积极的，通过吃去交朋友，通过吃去了解其中的奥秘，许多大艺术家和大学问家，都非常喜欢吃，他们并因吃促发了自己正业上的提升。“负”是消极的，那就是北京人太看中吃里头的滋味，仅仅是口感好就行，很不注意营养成分，甚至很不重视饮食端上桌之前的过程，那往往是很不卫生的，对人（尤其是成年、老年之人）的健康是有害的。这里不妨再深入探讨一下滋味这个难以仔细触摸的“东西”。它不是物质的，也没有办法给予科学的评判，往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定标准。它过于感性，就个体而言，不同的时间段的滋味，甚至能够很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中国的诸种古典艺术，也具有这一特点。所谓特点者，往往就是优点与不足的结合物。中国饮食上，有一种要通过吃饭达到环境和谐的目标。不能是个人单独进餐，至少是要对酌，重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交流，甚至吃到什么都是第二位的。试问什么是第一位的？那就是“高兴”。再问什么是“高兴”呢？那就又包括许多具体的“吃”之外的东西，比如下饭馆吃饭，就包括吃院落、吃屋宇、吃器皿、吃“菜”的刀工与火候，在吃（伙计伺候）的态度上。最后的最后，要吃的还是滋味——这里，已经不再单独是菜的本身，而是从离开家门那一刻算起，到吃完饭回到家为止（甚至要延续到吃过饭后很长时间的回味的过程）——在以上漫长的时间内，预期与回想共同构成了滋味形成与发展的全部。中国人饮食上的追求，大约也就在于此了。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1)

“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其中的“儿”字，应该读成“泥”的音。

这是清末民初北京市民咏叹京戏的一首七绝中的后两句，其中的“叫天儿”，是指京戏的伶界大王谭鑫培，他的艺名叫做“谭叫天”。其中的这个“城”，却仅仅指的是外城，因为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颁布法令，不允许内城开办戏园子，所以陆续兴旺起来的戏园子都在外城。截止到1937年时，外城共有戏园子十个，京戏的基本观众云集在那里，而内城的两三个戏园子，一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之初才建设起来的，而观众也基本局限在知识阶层，用今天的话说，大体等于“白领”，但年纪却又偏大偏老了。所以，但凡是好的京戏，都要从外城逐渐演起，在那十个戏园子当中先大致“转”一个遍，让其产生影响，让内城的特等戏迷越过城墙来到外城观看演出，随后又因时间过晚、城门关闭而留宿外城一宿，然后再把超级好的口碑传达进内城。这时，戏班再把这出京戏送进内城，经其有文化的观众作有文化的品评，于是该戏的表演也就获得了韵致。用今天的话说，终于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又是什么意思呢？直言之，一方面保持其通俗的群众性，同时在其“古典”性上更增加了稳定性。所谓“韵致”，是比饮食上的“滋味”更高的一种存在，京城不能没“滋味”，更不能没“韵致”，没有后者它就不能称为京城，在这一点上，京戏给当时的故国，可增加了不小的色彩和厚度。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

举例说，1937年上海的著名花脸金少山自己挑班进京，就是由外城的两个戏园子各唱两场全都客满开始的。这个“起笔”为什么好？首先是戏码“对路”，才使他连续获得四个满堂。这让他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于是在挺进内城的第一场，派了《法门寺》这样一出至少是不适合他金少山演唱的戏。结果呢，预先卖票只卖出去四五十张。金看到这情形，才知道内城的戏“不容易唱”，只好回戏了。的确，外城看戏者多随意，商人多，晚上吃饭请客的多，吃完了饭，没其他事，就看戏吧！至于看什么戏，对大多数人无所谓。这个戏园子满座了，就换一个，看谁与看什么剧目都行。只要演员卖力气，就知足了。内城看戏的多是文人，幕僚阶层的也多，对什么戏有什么看点，观众是一清二楚的。至于他金少山在外城的成绩，内城人是了如指掌的——他是个好铜锤，而不是好架子花，同时海派作风还相当严重。根据这些特点，他居然还敢贴出《法门寺》这样的戏码来戏耍我们北京人！就在预售出的这三四十张票的观众中，有不少人就是憋着一股气来找麻烦的。北京人什么戏什么角没见过，要是不对劲儿的话，什么样的倒好——我们也都敢叫！等知道了这些情况，金少山更知道内城如果预售情况不佳，现场可没有那么多人临时会进入戏园子的。鉴于这种情况，他明智地回戏了。而且这出《法门寺》，他在此后的大半辈子也再没唱过。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2)

说起戏园子，年轻读者或许还不明白它与今天的剧场有什么区别。在1937年之前的北京外城，那十个演出场所都属于戏园子。这里打算对其中的广和楼“这一个”戏园子，作广义与狭义的两种解释。说“广义”，是指当时的观众并不是单纯就戏论戏，他们进戏园子之前，很可能就玩了很一阵子呢，可以先到前门吃饭、购物、洗澡等，看完戏或许还不肯回家，继续在前门这个超级的销金窟中“潇洒”。广和楼的地理位置很好，就在前门外东侧的肉市，门口有许多卖小吃的摊贩在兜揽生意，叫卖声和小吃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在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袁世海向我讲过，吴祖光1936年写过一篇《广和楼的捧角家》的文章，其中也仔细描述过：许多没多少钱的戏迷，是从小吃摊上点了一两样东西，叫小贩送进后台，直接送给自己喜欢的那个演员。有钱的戏迷则在认识了演员之后，一方面在演出过程中高声喊好，还在演出结束后请演员到饭馆吃饭，广和楼前门就有全聚德等一大批馆子，到哪儿去都方便。再说“狭义”，广和楼的舞台是三面突出来的，演员一登台，就要照顾三面的观众。观众进入戏园子，也不是全神贯注看的，他可以与邻座聊天，可以吃花生嗑瓜子，甚至还可以大声说话。只有当台上主演做主要的演唱时，台下才暂时静下来听唱。唱好了，可以打雷般喝彩；唱得不如意，可以喊倒彩把演员轰下台。作为喊倒彩，也是当时观众的一种正常的发泄。当时，在广和楼演出的主要是“富连成”科班，他们多是小演员，住在虎坊桥，每天定时穿着统一服装，排队走路进入前外大街，在路人的注视和指指点点中进入戏园子。有不少他们的同龄人熟识和景仰他们，这些看戏的人也进入了广和楼，经常是在既定位置上一坐多年。演员成长了，台下的观众也成长了。

谭鑫培在1917年去世，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尽管最有名的两位男旦梅兰芳与程砚秋先后离开北京的舞台，但京戏在北京的气势仍然不减，杨小楼、余叔岩、尚小云、荀慧生等仍在那里全力支撑，仍然使得京城戏迷如醉如痴。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中说：“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小翠花、王福山《丑荣归》。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做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他自己亦做诗为记：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偏巧就在1937年正月，北京一位相当有名的票友张伯驹，刚好要过四十岁生日。张是北京最大的票友之一，平时经常向余叔岩请教，并与其他诸多名伶全都“有交情”。再者，他在文化和文物上均属“多面手”，个人财力也相当雄厚。此外还有一桩传说，传说此前他曾去南京求见蒋介石，希望能够同意由他张伯驹牵头来做抢救全国文物的工作。不料，他在南京等了许久，但蒋就是托词不见。这样，让他感到很没面子，于是就想借助办生日的堂会来“哄一下”，让蒋看看自己在故国故都与故文化方面有多大的影响。于是，他曾以朋友身份当面请余叔岩支持自己办堂会，准备唱一出全本的《空城计》，自己在其中扮演主角诸葛亮，请余委屈一下，担任配角王平。余内心本不乐意，但面子上不能不答应，但又以进为退，反倒建议张把杨小楼也网罗进来，担当马谡一角。张伯驹很高兴，以为这事如果办成，就能成就梨园一桩还没有过的盛举。但私下里有人告诉张，说这是余故意“使坏”，因为如果杨不答应，他余叔岩也就“顺坡下”了。张并不动怒，反而让有能力的人到杨那里“说项”，因为知道杨有唱文戏的瘾，于是就从这里开刀，说了许多让杨很上瘾的话。结果，杨被张这里的人顺利“拿下”，于是余那里再没有托词说不演了。张这里再接再厉，又请到几位前辈的名家为自己担任配演。唯一的遗恨，就是没能说动金少山来担任戏中的司马懿。这样的大合作戏，终于如期上演，杨小楼与余叔岩全都用力演出，配角大大超过了主角。演出时还拍摄了电影，这是难得的京戏史料。只可惜后来几经转手，这段影片的下落不明了。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3)

1938年2月，杨小楼以六十一岁的年纪在北京逝世。这对梨园有很大影响，梅兰芳远在上海，程砚秋躲在西郊的青龙桥种地，梨园中人物虽然不少，但真有梅、程那样大的“气候”的人则不多。杨小楼的丧事办得很大，首先是张伯驹很帮忙。上次演完《空城计》，张就送了杨一部汽车，这次人去世了，先送了三千元的赙仪赙仪，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是帮助的意思。南朝时期的顾野王，在他的《玉篇》中，更加明确地解释为“以财助丧也”。任凤霞所著《一代名士张伯驹》中写到：这一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病逝。杨的女婿刘砚芳请伯驹为其岳父题主。旧时丧礼，最重题主一事，请到科甲为鸿题官，那也是很荣耀的。襄题也须请科甲中翰林、进士、举人担任。赞礼请秀才就可以了。题主仪式是在停灵期间择吉日进行。成主要先期备好一个“神主匣”，请文人秀才写就“内函”、“外函”。同时写上应有的官衔，如“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赐进士出身某府君之神主”。只“主”字空一点，写成“王”字，留待点主官点主。……张伯驹素看重友谊，他答应了刘砚芳的请求。伯驹请傅增湘为鸿题，傅是翰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又请会元陆彤士、进士陈宗蕃为襄题。旧京出殡扬纸钱的风俗，始自晚清。《旧都文物略》：《杂事备》载：“舁殡出门，预上秫秸扎架，广方数尺，遍黏纸钱，临起杠时，举火焚架，绷弓一断，喷出无数纸钱，借风空冲云际，谓之‘买路钱’。 后来为了预防火灾，改为专人手持大叠纸钱，沿途扔之，其高骞数丈，散若蝴蝶，蹁跹回旋，纷然徐下。”，还特别礼聘，请一位老翰林为杨小楼“点主”，这在当时梨园老辈当中的丧礼中，是一件难得的殊荣。送葬选用了六十四人大杠抬棺轿，一切装裹极其隆重。最有特点的是，重新请出了“一撮毛”来为老爷子撒纸钱。“一撮毛”本是撒纸钱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平时挣够了钱，本已告老不干这行了。这次，是杨老板的家人特地找到他，请他务必出来“帮一帮”。他一想，杨老板是何等人物，如能为他再伺候上一场，自然也是我的脸面。于是，他沿路撒来格外卖力，把平生能撒的花样悉数表演出来了。说实话，路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专程为“一撮毛”而捧场的。再，就是其时人在北京的京戏名家几乎全部到场。因为在当时，杨小楼是京戏前辈中的最风光者，能够为他送葬，应该视为是自己的最大荣誉。送葬队伍走一路，围观的路人看一路，因为这“不化装”的名家大集合，平时是花钱也看不到的。其中最惹眼的是著名花旦筱翠花，他平时善于扮演一些或风骚或凶狠的妇女，此刻他穿着一件藕荷色的长衫，一手举香，一手拿块紫色的大手帕，看见熟人，就用手帕捂住嘴，嫣然一笑，很招惹人。他不是故意的，只是职业和行当习惯。路人们纷纷说，筱老板哪儿是送葬呢，他如同还在台上表演其拿手戏《双铃记》中的主角赵玉儿的那一颦一笑呢！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4)

对于杨老板的去世，曾有京戏前辈这样评论：“杨老板去了，京戏最好的好时候，也就跟着去了。”这在我们神游故国的时候，也算是一种说法吧。我在拙作《梅兰芳》三部曲当中，则采用了新的说法：杨老板之去世，确实标志着京戏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后来抗日获得胜利，梅兰芳重新出台，由昆曲又转回了京戏，是梅兰芳又开始了一个京戏的新时代。

上边不过讲述了京戏时期的几则轶事，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走在大街上，迎面遇到一急匆匆的人，你问：“您干什么去？”他回答：“听戏！”而绝对不会这样回答：“我看戏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许多地方戏陆续进京献演，慢慢地这“剧”那“剧”就叫开了。比如说，北京最土的剧是评戏，也叫“蹦蹦”来着，很快它就升了格，叫“评剧”了。相比之下，京戏的同业人员怎能不急？于是，京戏的名称自然消亡，而京剧的名字也就形成。

现在，咱们大略谈谈京戏与京剧的区别，以及京戏如何发展成为京剧的简单过程。京戏，是这种艺术的一种原始阶段，它有简陋的一面，但又带有原生态的优美。它的舞台是向外突出的，呈“凸”字形。舞台灯光很简单，主要以大白光从上边散射下来。戏台上布景简单，一桌二椅，每件东西都可以多用。踩着椅子上桌子，桌子上就是山岳，也可以是桥梁或云端。更重要的是演员心态闲散，当然要尽可能进入剧情，但往往是最有名的演员，有时也会出戏。据说马连良有一次演《甘露寺》，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戏，就与同台的演太后的演员李多奎聊天。马轻叫：“二哥。”对方回答也轻：“哎。”“中午吃的什么？”回答：“饺子。”“什么馅儿的？”“……”李多爷（这是梨园后辈对他的尊称）正想着，这时该他张嘴了，因为这一走神儿，把戏词忘了。

在京戏阶段，演员的表演是松弛的，一场大戏不能从头到尾紧张到底。越是名家，就越懂得自己的重点在哪里。在重要处铆上，使劲儿给观众那么一下子，观众就感戴已极。至于不那么重要的地方，自己就如行云流水，轻松而过。而观众呢，进戏园子的目的也就是欣赏主要演员的那一两下子来的。有了这一两下子，今天就算不白来。所以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比如听裘盛戎的《铡美案》，票价一元，而裘唱的“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这一句倒板，只要裘用心唱了，这一句就值八毛！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个地方戏剧种纷纷进北京，献演它最拿手的剧目。献演的过程中，各个戏种不仅对剧本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且导演进入，对演出作了全盘的规划。这种全台“一棵菜”确实给舞台带来一种新风，于是京戏也匆忙跟进，专业的编剧与导演形成了制度。另外，京戏还认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习人家的史坦尼戏剧体系。这种学习后来走了弯路，但至少也让京戏演员懂得了许多新的演剧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北京兴建了许多新的剧场，舞台呈镜框式，是缩进舞台后部的。这样演员演戏必须精神集中，不能再悄悄问同台演员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但有时也多少有些机械化，过去时兴即兴表演，演员在台上允许适度挥洒，而这时，舞台上所有表演全都定型，演员今天嗓子特好，想多卖两下，也是不被允许的。编剧导演重视自己的劳动，于是要求演出时舞台要整齐划一，凡是排戏中有的，演出中也一定要有。不允许演员即兴发挥，如果那么做了，就是洒狗血，回来要受处分。

从剧团的体制上看，过去是戏班制，名演员同时也是班主；京剧时期则改为剧团或剧院，里边有许多行政干部，以及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这些人是不上台的，但同样挣工资，而且还不少。

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还保持了京戏的某些特征，他们时常“一分为三”，把一个团分成三个演出队，分别安扎在北京、天津的三个剧场，主要演员各处巡回，其他一般演员基本不动。剧目基本就是这四位大演员的看家戏，遇到年节，主要演员演歇工戏继续赚钱，而同时又把二线的中年主要演员推向第一线。这样，他们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而且每年都能上交不少利润。50年代的中国京剧院，走的则是另一种“京剧道路”。每年都要新排不少的新戏，每个戏都执行严格的导演制度。于是这就需要国家进行不小的投资。但几十年积累下来，中国京剧院的这几十出新戏，使得他们在京剧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开拓。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其实，回溯戏曲的历史，也产生过小戏与大戏之分。小戏的特征是拥有以下的七个要素：演员、歌唱、舞蹈、代言、故事、表演、演出场所。而大戏需要有九个要素：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讲唱文学、叙述方式、俳优装扮、代言体、狭隘剧场。

仔细比较上述的“七”与“九”，确实能让我们感慨万千。

第八章 从庙会到集会

把庙会和集会放在一起品评是我的“发明”，因为二者都是人群的聚散，但彼此的情形大不一样。近人李国瑞编《北平风俗类征&#8226;市肆篇》引清人《燕京杂记》说：交易于市者，南方谓之趁墟，北方谓之赶集，又谓之赶会，京师则谓之赶庙。月之逢三日，聚于南城土地庙……月之逢七、八日，聚市于西四牌楼护国寺，逢九、十日，聚市于东四牌楼隆福寺，珠玉云屯，锦绣山积，华衣丽服，修短合人随度，珍奇玩器，至有人所未睹者。隆福寺，原建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正殿俗称三大士殿，供奉骑金毛吼的观世音菩萨，骑狮的文殊菩萨，骑象的普贤菩萨。清康熙末年，此地开始出现庙会。现旧址上是隆福寺百货商场。前者古典，后者现代。

先说庙会。最早的庙会是隶属于“庙”的一种活动，到近代以来，只借庙宇的那块地方，成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聚集并开展贸易的场所了。北京过去的庙会，都是在城里或近郊找一块空地，参与的人（包括买者与卖者）都确认每旬之中的一个准日子，双方都聚到这里来，如果成交情况不错，下一旬的这天大家还都来。慢慢地，买卖双方觉得这活动“还行”，又把游艺活动放了进来，于是庙会就变成既买卖又游乐的场所。在北京，最大的庙会是东城的隆福寺，每旬的七、八、九、十一共四天，另外西城的白塔寺是每旬的三、四，护国寺则是每旬的五、六；其他城中还有土地庙等两三处地方，规模就显然小得多了。后来隆福寺又增加了每旬的一、二两天，这样每旬十天当中就有六天在隆福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