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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第一节

- 第一章 第二节

- 第一章 第三节

- 第一章 第四节

- 第一章 第五节

- 第一章 第六节

- 第一章 第七节

- 第一章 第八节

- 第一章 第九节

- 第一章 第十节

- 第一章 第十一节

- 第一章 第十二节

- 第一章 第十三节

- 第一章 第十四节

- 第一章 第十五节

- 第一章 第十六节

- 第一章 第十七节

- 第一章 第十八节

- 第一章 第十九节

- 第一章 第二十节

- 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

- 第一章 第二十二节

- 第一章 第二十三节

- 第二章 第一节

- 第二章 第二节

- 第二章 第三节

- 第二章 第四节

- 第二章 第五节

- 第二章 第六节

- 第二章 第七节

- 第二章 第八节

- 第二章 第九节

- 第二章 第十节

- 第二章 第十一节

- 第二章 第十二节

- 第二章 第十三节

- 第二章 第十四节

- 第二章 第十五节

- 第二章 第十六节

- 第二章 第十七节

- 第二章 第十八节

- 第二章 第十九节

- 第二章 第二十节

- 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 第二章 第二十二节

- 第二章 第二十三节

- 第二章 第二十四节

- 第二章 第二十五节

- 第二章 第二十六节

- 第二章 第二十七节

- 第二章 第二十八节

- 第二章 第二十九节

- 第二章 第三十节

- 第二章 第三十一节

- 第二章 第三十二节

- 第二章 第三十三节

- 第二章 第三十四节

- 第二章 第三十五节

- 第二章 第三十六节

- 第二章 第三十七节

- 第二章 第三十八节

- 第二章 第三十九节

- 第二章 第四十节

- 第三章 第一节

- 第三章 第二节

- 第三章 第三节

- 第三章 第四节

- 第三章 第五节

- 第三章 第六节

- 第三章 第七节

- 第三章 第八节

- 第三章 第九节

- 第三章 第十节

- 第三章 第十一节

- 第三章 第十二节

- 第三章 第十三节

- 第三章 第十四节

- 第三章 第十五节

- 第三章 第十六节

- 第三章 第十七节

- 第三章 第十八节

- 第三章 第十九节

- 第三章 第二十节

-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第一章 第一节

在讲故事以前，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

假如，你生在一个农家，有一大片庄园，几十亩良田，上百口子人，宗族繁茂，人丁兴旺，家产丰厚。你父亲过世了，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成为这个家族的接班人，照着电影《少爷的磨难》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这么多钱，全是我的了？

没错，全是你的了。

那年，你只有十八岁。

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十八岁，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份产业，用不着四处奔波求生计，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锥刺股，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马仔，战战兢兢的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十八岁的年纪，就已是家产万贯，独掌大权，呼风唤雨，吃喝不愁不说，想整谁想整谁，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这日子，想想都爽，咋能不流口水。

且慢艳羡，话还没说完呢。

家业是大，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攒下的麻烦也不少。

先是财产问题，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折腾的太厉害，到了你这辈，账上已没多少余钱了。钱不多，用钱的地方可不少：种地打粮，维持祖产，看家护院防贼防盗，还有家丁奴仆管家的工资，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的抠钱，家大业大？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没钱，咋办？

日子寒酸也就算了，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用人办事就象患了白内障，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开除了，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除了奉迎拍马，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你会说，那不简单？治他们不就完了？

简单？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心计狡诈不说，相互还勾连一气，上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角，却一点把柄都捏不住。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你得不到多少钱，全便宜了这帮孙子。咋办？

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种地，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么，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你不干？佃农们还不干呢！本来就被你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连老天爷都欺负人，还不造你的反？从你爷爷到你爸爸，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不是这边罢工不干，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摁下葫芦起来瓢。咋办？

家里的事就够乱了，外面的事，才真叫麻烦呢。

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本来你太爷爷是条好汉，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可你太爷爷一死，他们又开始闹腾了，隔三差五的都要光顾你家几回，不是抢你的粮食就是杀你的人。打他们？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不但没管用，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到了你这辈，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病的病，打得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么？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东一块补丁西一块缺口，挡得住么？

更要命的是，西边的土匪还好，从你家地面刮点油水就算了。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成天惦记上你家的良田，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

赶不走又打不过，咋办？

说了这么多的咋办，你还羡慕吗？这不是一笔财产，却是一大堆麻烦。

里面日子过的惨淡，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情形。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你咋办？

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变成一个国家，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从户主变成了皇帝，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一万倍。惟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虽然叫着“万岁”，却实在只有十八岁。这么多的麻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咋办？

好多人也许会说，我不干还不行吗？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谁爱干谁干，麻烦！

是呵，你可以选择，有人却不能选择，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公元1487年，他继承明朝帝位，次年改元弘治。他接下的——正是一大堆麻烦，而他只有一个选择：当个好皇帝，解决这些麻烦。

都是些什么麻烦呢？

那一年，明朝北边鞑靼部，西边瓦剌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从河北到山西，皆遭受荼毒无数，百姓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尸横千里。

那一年，河南遭受特大洪灾，黄河泛滥，中原大地尽成汪洋。怀庆，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那一年，陕西地震，震级高达七级，房屋毁坏无数，?长安一城，死者就有数千，连关中地区数座大山也崩塌。灾民流离失所。

那一年，国库几无余钱，内阁官员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事处理极其迟钝。民间有戏言：大明内阁是纸糊的。

还是那一年，厂卫残暴，特务乱窜，百姓人人自危，口不敢言。妖僧法师肆意横行，诓骗国家钱财。地方官员上行下效，贪墨害民，只知刮地三尺，不知为民解忧。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几酿民变。

那一年……总之，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祐樘身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一笔笔烂账，先要算到朱祐樘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

第一章 第二节

一、慵懒帝国的无为而治——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惟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十五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堆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忠臣良将的苦劝不听，偏听死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又后悔了，连敌人影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么撤得快点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全死光，连本人也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实在可气。

英宗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生羊肉了，烂账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成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怪不得别人。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都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一帮奸险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清算，下狱的下狱（石亨），充军的充军（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还是一片乌烟瘴气。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么，按字面意思，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朝时代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么，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员猛将：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个多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他被接回京城时，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么。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同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换做今天，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有时候让你聪明的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剌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剌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剌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等着喜宁乐颠颠的进了大明地界，早已准备好的明军将士一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不久就碎尸万段。原来，朱祁镇暗地派随从跟着喜宁，并给大明边关将领送去了要擒杀喜宁的亲笔信。一张纸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百姓，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是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象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那些个他身上的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八卦”外，统统白搭。

整个天顺朝，忠奸相斗，兄弟争位，放在大明三百年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灭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章 第三节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了，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到了这个王朝玩完的时候。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数年下来，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惟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的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而他先后在位十五年，却只干了一件事——“挖墙”，尽管这也许不是他的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军。这个执掌朝政大权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尤其爱好收集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过后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使得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敌人包围。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几十万大军做了冤魂，连自家的主子也当了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导致发生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起义最终虽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然而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土地兼并的问题又回复到从前的状态，反而越发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抢地，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这样一来，明朝两京十三省，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大量无地农民求生无路，流离失所。单就京城地区，至天顺四年，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这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镇压了又反，反了又镇压。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这些起义虽然规模都不大，却是冰山之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然而土地兼并终不见消停。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用用不对地方，?勋贵重臣，放纵娇宠，却意识不到其危害，如此一来，土地问题，越演越烈。

大明帝国这座大厦，已经隐隐出现条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的亲征了，最后却以全军覆没、本人被俘的结局收场。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几十万人的军队虽然没了，但是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院筑墙，布丁设防。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仁宗，还有爸爸宣宗，虽然不爱惹事，但院墙修得很好，强盗打不进来，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

只一件事：拆墙。

第一章 第四节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的到处跑；仁宣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了；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仁宣，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并步步推进，力图重新恢复防御，可轮到朱祁镇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剌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相互间进行内战的同时，逐步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手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

明朝的北部边境，仿佛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就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里，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件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人。论打仗，一个字——牛！土木堡之变时，以副将的身份守大同，在主将被杀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下，硬是激励了全城士气，为大明守住了这个重镇，后来的沙窝一战，他以八百骑兵夜袭瓦剌，大破瓦剌三千精骑，粉碎了所谓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大明的国威军威。身为武将，他人品也很好，爱抚士卒，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在他的打造下，大同重镇成为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样一个将才，主子爱护还来不及呢，如何落了个罢免的下场呢？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当初他被瓦剌抓了俘虏，瓦剌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剌人怎么威逼利诱，死活就是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剌破城么？瓦剌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这段梁子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郭登也被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账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的实在可气。

“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么？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件错事。与这个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走还不一样？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号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的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大家相当熟悉了，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后来，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究其根源，正是朱祁镇埋下的祸患。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缘故，与明朝大规模军事冲突并未发生，可大明边防，越发的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开国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柬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株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荣，杨士奇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仁宣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历史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第一章 第五节

可朱祁镇在位十五年，官场风气如何呢？

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要么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要么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像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廷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然而到了天顺朝呢，情况变得更糟了。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也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一起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儿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候吴瑾和怀宁候孙樘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株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从英宗复位，到后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

虽然后来奸党被株，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仅靠一两个人，回天乏术。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真个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象疯狂的病菌一样，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恣意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成了慢性病，逐步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是从他身上开始。

公元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

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的方面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的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庸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太子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从此就要发作了。

二、父债子还——明宪宗成化朝的希望与荒唐

俗话说：前人载树，后人乘凉。可是打开历史的滚滚卷轴，我们却往往看到相反的图景：前人砍树，后人遭殃。上一代统治者施政的失误，哪怕是一念之间的错漏，也注定将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来承受后果。所谓秦二世，李后主，宋钦宗，宣统帝，这些“青史留名”的亡国之君们，不过是替祖辈还债的倒霉蛋而已。

何况，象朱祁镇这种一辈子都在砍树的人，他的孽债，也注定将由做儿子的来偿还。

天顺八年（公元1467年）正月二十二，十八岁的朱见深第一次坐上沉重的龙椅，此时的大明江山，从西南到华中，已然山雨欲来风满楼。

朝臣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他们的新领导，这个外表谦和，相貌忠厚，说话口吃的人，能挑起天下大任的重担吗？

正月二十七，距朱见深即位仅仅过去五天，屁股?下的龙椅还没有坐热，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在紫禁城上空：广西大藤峡发生叛乱。

大藤峡，位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西北六十里，泛指今日包括柳州、象州、武宣、桂平在内数百里的瑶族和壮族的聚居区。天顺七年，当地一个出身赤条条的平民——瑶族人侯大苟登高一呼，一场席卷两广的大叛乱拉开了帷幕。

反叛的理由很简单：明朝政府剥削土司，土司剥削百姓，百姓被剥削得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这一切，与整个天顺朝官场糜烂的情景一脉相承。

第一章 第六节

确切的说，在朱祁镇蹬腿咽气的前一年，即天顺七年，大藤峡起义已成为燎原之势，瑶族、壮族民众纷纷响应，积郁数十年的愤怒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汹涌蔓延。拜朱祁镇八年瞎搞所赐，疏于战备的明朝驻军被打得落化流水。而两广当地的官员依然欺上瞒下，以至于病入膏肓的朱祁镇始终对叛乱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纸包不住火，等到朱见深翻看奏折的时候，自然是晴天一声霹雳。

此时的广西，已成为彻头彻尾的人间地狱。

地方官遭杀害。监狱被打开，罪犯四处流窜。叛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做。城市化为焦土，村庄变成废墟，平民尽遭野蛮杀戮。品尝到杀戮快感的“义军”们，在无休止的暴乱中兴奋到疯狂。原本官逼民反的起义，已然演化成疯狂的野蛮杀戮。

朱祁镇晚年，明朝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上的茫然无措，应变反应的迟钝，官员的无能无为，直接导致叛乱之火愈燃愈烈！现在只能由新领导朱见深为他老子擦屁股了。

广西危急，广东危急，大明的社稷危急！

熟悉清史的朋友可以很轻易的联想到另一幅图景：公元1850年七月，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经过南北转战，深入到华中华东地区，成为一场持续十六年，波及南方八省的大起义。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对比大藤峡，两次起义发生的原由及进行的过程，似乎都出于同一脚本。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点金田村，与大藤峡仅一山之隔。

相似的情节，相似的演员，那么相似的结果，会提前四百年上演吗？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但凡遭遇此类紧急情况，为君者，要么是龙颜大怒，严斥失职官员，甚至杀几个倒霉蛋祭旗。要么是沉着应对，不温不火，冷静布置具体平乱方略。朱见深呢，哪样也不是，拿到奏折后，反复看，然后摇头，摇头，再摇头，最后重重的叹了口气！

唉——

朝臣们呆了，这样的皇帝真少见。

还好朱见深马上拿主意了——剿！

从北部边关到南方各省，一支又一支精锐部队向着目的地集结。内阁和六部紧急行动，兵马，钱粮，日用物资等战争准备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大明帝国这台闲置已久的机器，终于又重新开动起来。经过无数次内阁的争吵，兵部的讨论，言官的口水，剿贼方略有了，后勤保障到位了，各路军队也到达了指定位置。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由名将韩雍统帅的十六万大军全军出动，此时已是成化元年。

一切，都在紧张的进行着。

没有人注意到，朱见深那一声重重的叹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深味了成化朝的黑暗与混乱时，才终于明白，那一声叹息，其实为后来的很多事埋下了伏笔。

不单单是叛乱。当朱见深忙得焦头烂额时，一记闷棍又重重地砸在他的脑袋上——荆襄流民大起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急报传来，群臣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一幕，朱见深阅读奏章，摇头，摇头，再摇头，然后……

唉——

如果说广西大藤峡叛乱，只是朱祁镇留下的一笔糊涂账，那么荆襄流民大起义，却是一笔天顺朝历经八年攒下的孽债。根由只有四个字：土地兼并。

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的宋丹丹女士有段台词：“你们劳动人民今天呀呀呀的起义，明天呀呀呀的造反，我们剥削阶级容易嘛。”

容易，太容易了，封建时代的中国农民是最容易知足的，只要能让他们活下去，有口饭吃，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听你的话。

可此刻他们不得不造反了。因为，此时的明王朝，不但逼得他们活不下去，连死了都没地方埋。

朱祁镇对土地兼并活动太过放纵。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越演越烈，他在位十几年间，破产农民数量如滚雪球般膨胀。为讨生计，人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流亡，这就是所谓的“流民”。他们四处流浪，靠打短工甚至乞讨为生，还要四处逃避官府的盘查，过着乞丐都不如的凄惨生活。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片乐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四省交界的荆襄平原地区。

这是一片四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照《西游记》里老马猴的话说：“咱这里上不受天管，下不受地管，逍遥自在快活的很呢。”

于是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向这里，开垦荒地，建立家园，同时，大量社会危险分子也发现了这个好去处，具体成员包括监狱逃犯，招摇撞骗的邪教分子，逃亡的破产军户，遭流放的罪犯家属，啸聚山林的绿林强盗。诸如此类，都是对社会极端不满又极有破坏力的问题人物。至成化初年，当地流民人数，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

无论是良民还是危险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走进这片乐土的足迹中，都隐藏着一段斑斑的血泪史。无数的怨恨积聚在一起。一百五十万流民，就?一百五十万颗定时炸弹。荆襄平原，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从天顺朝后期开始，小规模的骚乱持续发生。中央不断接到关于流民骚扰地方州县的奏报，可没有人拿着当个事。一群农民，几个强盗，能成啥气候？

现在，他们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回答他们的，是一场震撼大明江山的大爆炸！

天顺八年，刚刚即位的朱见深意识到流民的严重性，为解决流民问题，他特意设立湖广布政司参议一职，可派去的官员是猪脑子，大概是做老爷做惯了，一到任就发布命令：要求当地所有的流民必须限期迁回原籍，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流民们疯了，这还让我们活吗！我们种地，你们兼并我们的土地；我们流亡，你们四处通缉；我们建立新家园，你们要把它夺了去！难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难道我们碗里的每一粒粮，你们都不放过？回家是死！不回家也是死！怎么办？

横竖是一死。不让我们活下去，那就让我们和你们玩命吧！

第一章 第七节

成化元年三月，河南流民刘通在湖北房县大石厂聚众起义，参与者四万人！积压了十多年的怨恨如火山一般爆发了。然后，就是与大藤峡叛乱相同的情节：无数的州郡沦陷，明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而当地官员依旧欺上瞒下，直到十月，朱见深才接到奏报，自湖北房县至南樟数百里，尽成流民的根据地了。

更可怕的是，荆襄流民大起义的领导人刘通，绝非大藤峡叛乱组织者侯大苟那样的平民，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白莲教骨干！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舞台上，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造反事业中的人前仆后继，可若要评选最具造反专业态度和执着精神的工作团队，白莲教认第二，怕是没人敢认第一。从北宋时候就开始闹，然后是南宋，元朝，明朝，清朝，皇帝轮流坐，朝代轮流换，惟独他们不消停。当然，从来没有成功过。

失败的结果也无法掩盖他们的破坏力。他们拥有伟大的精神领袖（弥勒佛），健全的组织机构（从教主到法师），优秀的基层干部（巫婆、土匪、亡命徒），独特的工作方式（宣传封建迷信），以及针对广大贫下中农长期而热情的服务项目（装神弄鬼跳大神）。因此，长期以来深受底层群众的欢迎爱戴，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简单一句话：穷人越多，受政府欺压冤枉的人越多，精神迷茫的人越多，社会秩序越乱，他们的市场就越广大，业务就越欣欣向荣。

荆襄地区，正是最合适的开工点，百万流民，正是他们的服务和拉拢的客户。

白莲教徒刘通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军，正是这样一支由封建迷信思想武装的作战团队，有理想，有策略，有信仰，有组织，他们的威胁指数，远甚于大藤峡只知道疯狂杀戮的叛军。没过几天，他们便拥有了广大的地盘。刘通自称“汉王”，建年号“德胜”，手下诸如“国师”“总兵”“法师”之类的各级别干部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政府。

这已经不是打家劫舍这么简单，而是要篡夺天下了！

同样把相似的剧本对准之后的清朝，清朝乾隆至嘉靖年间，四川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流民运动，持续近八年，转战近九省，这就是王聪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后世的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起义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那么成化朝呢？

朱见深叹息着，他真的很不幸，不到一年的光景，接连两场大叛乱，套一句法国总统戴高乐先生回忆录里的独白：“那时候，我就像被压在巨石下一样，一刻也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喘气的过程中，大臣们开始认识新领导：他和他父亲，完全是两类人么？

敢于仗义直言的臣子，一概表彰。曾得罪过他的臣子，只要是有才能的，不计前嫌一概重用。曾因夺门之变遭受过迫害的忠良们，特别是含冤而死的于谦，一概平反，追加功名官职。曾经废掉他太子位的叔叔景泰帝，也由他恢复了名声与年号。至于蝇营狗苟的奸邪小人，哪怕是跟随他十几年的贴身太监王纶，照样处置罢斥，毫不徇私。更让朝臣感动的是，他绝不干不懂装懂瞎指挥的荒唐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分明就是明君的范儿嘛。

父亲当年怎么做的，一切就反着父亲的样子做。古来圣君是怎么做的，一切就照着学。这就是初登皇位的朱见深。他像一台上满发条的时钟，卯足了劲向前冲。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拨乱反正。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先是在大藤峡浴血奋战的韩雍，下出了一招惊世骇俗的妙棋——直捣黄龙！这是一个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战术。放弃朝廷制订的长期围困步步围营战略，全军出击，用最快的速度和敌人决战。

这貌似是找死，广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敌人占有地利优势，气焰正盛，一不小心中了埋伏，老本都要赔光！况且，现在整个广西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敌人，你上哪决战？找谁决战？

貌似仅止于貌似，谁找死还不一定呢！

韩雍，透过广西大地漫天的硝烟，看到了制胜的最佳方略：找到敌人的心脏地带，一举歼灭敌人主力。打蛇打七寸，正是这个道理！

韩雍选择的决战地，正是叛军的老窝——大藤峡！

十六万大军兵分五路，不理会叛军小部队的轮番骚扰，直扑大藤峡。先攻克修仁和荔浦两县，断绝叛军外援，然后，以铁壁合围战略，将大藤峡层层围困！十二月初一，明军发动全面总攻，先以小部队正面佯攻，然后主力部队饶道攀上绝壁悬崖，从后方发动奇袭，终于将大藤峡彻底攻克，经过两天两夜苦战，明军斩首三千二百级，烧死淹死者数万，俘获叛军首领侯大苟等七百二十人。获胜之后，韩雍亲持利斧，将大藤峡的两条气贯长虹的古藤砍断，从此，大藤峡更名为断藤峡！

先是大部队穿插奇袭，然后是奇正结合的攻坚战，一系列军事行动，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叹为观止的妙笔。震?大西南的大藤峡叛乱，就此平定！

然而，也正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叛乱，为本书送来了主人公——明孝宗朱祐樘。

战后，七百二十个俘虏被押赴京城。除了几位必须正法的首犯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按惯例将接受相同的命运：男的入宫当太监，女的入宫当宫女。总之，都是些可怜的下人。

科学家说：美洲的蝴蝶扇动下翅膀，就能引发非洲的一场风暴。在这些进入宫中的战俘里，有一男一女二人，深深地影响了大明朝的国运。男的，就是后来的权阉汪直。女的，就是朱祐樘的母亲纪妃。

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没有人能想到这些，大家只想到，朱见深背上的一块石头，终于搬开了，他可以稍稍松口气了。捷报传来，群臣欣喜万分，他们都知道，若无朱见深的知人善任，此次大捷绝无可能。

他也许真是一个好皇上呵。

出征广西的明军是幸运的，他们摊上了一位优秀的统帅，因此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仗！而出征荆襄平定流民起义的明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带兵的白圭和李震也都是将才，可战争却打得旷日持久。百万流民们拧成一股绳，妻子送郎上战场，父亲送儿打官狼。数十万官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梅溪一战，李震的湖广军全军覆没，数万官军和三十八名将官被杀。义军声势浩大，甚至趁乱向邓州和汉中地区接连发动进攻。荆襄战线，一时间摇摇欲坠！

第一章 第八节

万般无奈之下，统帅白圭咬牙切齿：只有用最笨的办法了，啥兵法韬略剿抚结合统统不讲，只一句话——挡我者死！

得到补充的明军重新进发了，从四个方向齐头并进围剿流民根据地。这次什么花招都不用，就是与敌人拼消耗。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后，明军终于在寿阳古口山一战中击败刘通，俘虏刘通本人，所部两万义军全部阵亡，无一投降。为彻底瓦解流民反抗意志，明军竟将捕获的一万多义军家属尽数杀害。那是一幕悲惨的情景，鲜血染红了整个荆襄平原。

成化二年三月，得意洋洋的白圭回到京城。他写了洋洋万言的工作报告夸耀自己的功劳，信誓旦旦的向皇帝陛下保证：贼首已经伏法，叛乱已经平定，天下已经太平，老百姓高兴坏了。（元恶既擒，余孽尽平，境内宁静，黎庶乐生）。然而他未曾想到，这场血腥的杀戮，仅仅是荆襄大暴乱的开始……

大藤峡成了断藤峡，荆襄平原也平静了。广西的流官压迫依旧，民族矛盾依旧；荆襄平原的苛政依旧，驱逐流民依旧。在血腥的杀戮中活下来的人们，他们默默的掩埋好亲友的尸身，擦干脸上的泪水，静静地望着京城的方向，目光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历史无数次证明：酷政与杀戮永远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果然，五年之后（成化六年），刘通的部将李原再次召集旧部发动起义，拥者数十万。这一次负责平乱的是都御史项忠，项忠用更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流民，先是假意诱惑他们投降，然后对放下武器的流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死于这次屠杀的流民有数十万人。更为甚者，明军还把义军的尸首用盐腌制，充作军粮。那些政府治下只想吃饱肚皮的流民们，居然被他们自己的同胞活活吃掉！

读史至此，无语，无语。

杀戮解决不了问题，吃人更解决不了问题。从成化元年开始，荆襄地区的流民运动风起云涌，整整持续了十一年。直到成化十二年，礼部侍郎周洪谟上书《流民说》，提出用招抚流民设置郡县的方法解决问题。朱见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成化十二年设勋阳府和湖广行都司，安抚流民，注册入籍。从此，这些流民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荒凉的荆襄大地在他们的开垦下，成为经济繁荣商旅不绝的富饶之地。在经过了无数次杀戮与流血后，最终皆大欢喜。

这位周大人，算得上是明朝少有的智者。若无此举，李自成逼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一幕，怕是要提前二百年上演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数十年后，六十七岁的他以老迈之躯，迎着种种的非议与漫骂，在朱祐樘执政的最初岁月里，燃烧了最后的余热。

至于断藤峡，动乱也并未中止。成化八年，侯大苟的儿子再度起事，两广风云再起，又是韩雍临危受命，平定叛乱。之后，韩雍提出一系列措施，缓和当地民族矛盾，惩办欺压当地部族的明朝流官，并增设贸易点，解决当地居民的吃饭问题。接着又是周洪谟，提出了一整套详细的设置流官缓和民族矛盾的方法。朱见深全都照办。至此，把明王朝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断藤峡总算平定了，原因并不是韩雍砍藤的两把斧子，而是那几道利国利民的奏折。

恰如周星星在《武状元苏乞儿》中对咸丰皇帝说的那句话：“假如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傻瓜才愿意做乞丐呢。”

假如为君者能够爱护百姓，休养生息，傻瓜才愿意造反。

压在朱见深身上的另一块巨石，总算也搬开了，他终于可以长长的松一口气了。

在搬石头的这几年里，朱见深还做了其他几件重要的事情：恢复于谦设立的团营，增强京军战斗力。不断提拔天顺朝时期遭排斥的忠臣入朝为官，比如明朝历史上惟一完成“连中三元”高难度科举动作的商辂等人，还有那位被朱祁镇贬到甘肃喝风的郭登也回来了，朱见深把大明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交给了他，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只要能给我练出精兵来。

彼时大明朝，上有朱见深勤政爱民，任用贤才；下有李贤、陈文、彭时等一干能臣执掌朝政；外有韩雍、郭登等将才平定叛乱，保卫边关；内有大藤峡，荆襄等地叛乱相继平定。忠良冤案平反昭雪，奸邪小人得到惩治，朝臣上下团结一致，劲往一处事，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中。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位性格谦和，用人不疑，胸襟开阔的年轻帝王，将亲手开创一个朝气蓬勃的大明盛世！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失望了。

之前，朱见深做的所有事情，原因只有一个：替父还债。然而终其一生，他还做了另一件事：替儿子继续欠债。

事实证明，他还的债虽是拆东墙补西墙，总算聊补一时，可他欠的债，却是滚雪球的高利贷，一年又一年的膨胀。还是那句话：前人砍树，后人遭殃。朱见深承受了这种残酷，然后又把更沉重的残酷留给了他的儿子——朱祐樘。

还债的工作总算完成，欠债的工作也?出水面，并逐步成为成化朝的主旋律。

朱见深都欠了哪些阎王债？说来也不希奇，还是朱祁镇留下的三笔：土地兼并，边防废弛，官风恶化。不过，都以几何基数增加了好几笔。

所有的阎王债，是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10月）的几件事开始的。具体说来，是两件小事，一件大事。

那一年，距离朱祐樘出生，还有整整七年。

第一件事情不大，朱见深拨乱反正，罢斥了一大批天顺朝的奸臣小人，顺便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人好处置，土地咋处理？有大臣建议：现在无地的农民这么多，咱也皇恩浩荡一回，全分给老百姓？

朱见深实地一考察，发现这些地很不错，都是肥得冒油的好地，不错，归我了。

这就是困扰整个明朝中后期的一大弊政：皇庄的诞生。皇庄，就是皇帝大人自己家的土地。这真是不可理解，国家都是你的，天下的土地都是你家的，还要自己出来圈地？

但站在朱见深角度上却可以理解了：明朝的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国家的赋税归户部管理，就算当皇帝的要用钱，也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可有了皇庄就好办一些了，皇庄的钱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用怎么用。

第一章 第九节

事实证明，这些钱没有一分用在正事上。

可朱见深还是眼皮子浅，恰如给事中齐庄的奏章所说：皇上您富有四海，为什么要和老百姓争利呢？确实如此，好比大户人家的公子哥，非要和穷人家的孩子抢棒棒糖吃，不是惹人笑么。

之后的事情，足够让人哭了。

皇庄的规模似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着，那些宫廷的管家们为讨好朱见深，想尽一切办法增加皇庄的规模，方法自然就是霸占平民百姓家的良田。更严重的是，皇上都带头圈地了，咱们还等什么？豪强贵族们纷纷卷袖子动手。朱见深起了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终成化一朝，土地兼并越演越烈，远甚于天顺朝。荆襄大起义之所以旷日持久，朱见深的挖墙工作起到了“卓越贡献”。

同年，另一件小事，起始于一次貌似普通的人事任命。

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七，为大藤峡叛乱忙得头晕脑涨的朱见深，还没忘了命太监发布一个命令：司礼监工匠姚旺升任工部文思院副使。

文思院，隶属于六部中的工部，文思院工部副使，掌管负责制造祭祀用品，官职为正九品，属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担任这个“国家干部”的，是一个叫姚旺的工匠。

看似很平常，其实不平常。

很多戏曲或者电视剧总有类似的情节：某个不得志的主人公，偶然碰上微服私访的皇上，又因偶然的事情哄得皇上龙颜大悦，然后皇上金口一开，主人公飞黄腾达，麻雀变凤凰，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比如《鹿鼎记》里的韦小宝爵爷，就是此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

放在明朝，这种事的可能性就俩字：扯淡！

明朝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提拔一个官员，需要经过吏部推荐，内阁讨论，皇上拍板，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体系，稍微有不对，给事中和御史的唾沫星子立刻淹死人。不经组织讨论，领导考核，就想加官晋爵，纯粹做梦，天王老子也办不到。

扯淡的事，朱见深偏偏做了，由此，他缔造了明朝官职中的一个新名词：传奉官。即不经组织审查程序，由皇帝直接下诏书任命的官员。

貌似这也没什么，不是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从大藤峡平乱的事可以看出，朱见深用人眼光不差，那这些传奉官，或许也是一些出身寒微有惊世之才的能人吧？

事实是：这些所谓“传奉官”，出身寒微不假，有“惊世之才”也不假，不过，都是歪才！

具体说来，他们当中有炼丹的道士，研究春药的巫医，招摇撞骗的妖僧，装神弄鬼的法师。就是没一个正经干事的。提拔这些人当官，当然也不是为了干什么正事。

其实说到底这也就是个供需问题，朱见深想干什么，都得有对口服务的。皇帝也是人嘛，谁还没个业余爱好？可大臣们接着渐渐发现，这些事全成了朱见深的正式工作，至于当皇帝……似乎连个业余爱好都算不上了。

这还不算，这些“传奉官”全都来自基层，朱见深是怎么“发现人才”的？答案只有一个：宫廷太监推荐！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于是，传奉官们和太监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欺压官员，这些传奉官本人当然也不仅仅专心于本职工作了，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是日常工作，抢男霸女做奸犯科全是家常菜，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货。

大臣们不平了，十年寒窗苦读，无数次科场搏杀，历尽官场厚黑沉浮，到头来混的还不如这群文盲无赖！你凭什么？老百姓们也该琢磨了，读书识字，真不如有个“一技之长”呵。

帝国的心脏身边，聚拢了这样一群相互勾结的无赖，祸乱朝政，横行霸道，污染官风民风，所谓励精图治，还从何谈起？

传奉官的事暂且不表，他们一会还要出现，为朱祐樘黑暗的童年，一次又一次增加痛苦的砝码。

只是有人开始糊涂了，我们的新领导怎么了？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又不停的扯淡，看不懂，真的看不懂。

马上就能看懂了，因为这一年宫廷内最大的新闻发生了：八月二十二日废皇后。

俗话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从朱见深身上我们可以得知：失败的男人也不例外。

朱见深的正式婚姻是包办的，皇后吴氏大有来头，父亲是羽林前卫指挥使吴俊，舅舅是曾在曹吉祥叛乱中救过朱祁镇命的怀宁侯孙樘，堪称将门虎女。很明显，这是门政治婚姻，没啥感情可谈。

没感情可以培养感情，但吴皇后怕是没机会了，因为朱见深有位一生挚爱的女人——年长他十七岁的万贵妃。于是一如言情片里用滥了的情节：万贵妃得宠，吴皇后吃醋，然后吴皇后就给万贵妃穿小鞋——借故打了万贵妃一顿。她没有想到，这顿打，把二十三年的荣华富贵，几家人的高官厚禄，统统打没了！

消息传来，朱见深震怒，敢欺负我的女人，废你没商量！

很快吴皇后被废了，打入冷宫，从此?泪洗面。吴皇后的亲戚家人遭贬罢，连支持吴皇后的太监牛玉（朱祁镇当年的贴身太监）也被发到菜园种菜。由此事，大家终于认识到了一个女人的厉害——那藏在朱见深背后的万贵妃！

朝臣们不明白，一个年近不惑，长得像汉子一样，声音粗，脾气臭的女人，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魔力，栓住了年轻皇帝的心。

而在事件争执最激烈的时候，朱见深与母亲周太后的一段简单的问答，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周太后问：“儿啊，这个姓万的又老又丑，你干吗喜欢她？”（彼有何美，而承恩多？）

朱见深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只要有他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心安。”（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一切的缘由，就此解开，所有成化朝的荒唐事，还有这场匪夷所思的不伦之恋，全都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场由成长酿造的悲剧。

儿童心理学家曾说：一个人童年的经历、记忆，将定格他一生的幸福与否。

做皇帝，也是一样。

朱见深的童年苦的很，父亲做了俘虏，丢了皇位，自己的太子位立了又废，还成为朝臣争斗的焦点。生活在官场的血雨腥风之中，漫长的磨难里，许多人离开了他，许多人背叛了他，无尽的孤独与死亡的恐惧折磨着他，世态的冷暖炎凉，他已尽尝。

周太后不懂儿子的心思，她虽然是朱见深的母亲，可很早就与他因政治风波而分离。母子情分不能说没有，但要说骨肉情深，显然也不靠谱。

大臣们不懂皇上的心思，因为在那段坎坷的岁月中，他们或是忙着政治斗争，或是忙着寒窗苦读奔功名，那个可怜孩子心灵的悲伤，他们不曾关心过。

只有一个人——宫女万贞儿，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自始至终的陪伴着她，既似母亲，又似妻子，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化解他无数的愁苦孤独，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甘苦与共，相依为命，携手走过了那段曲折的人生。然后，当年那个孤独无助的孩子，成为今天至高无上的皇帝，当年与他冷暖相依的万贞儿，成为他的万贵妃。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相濡以沫的爱情。

第一章 第十节

事实正是这样：童年的朱见深，他得到了爱是残缺的，万贞儿的出现，弥补了那残缺的一角。因此，万贞儿成了他一生不离，谁也无法取代的女人。

在朱见深眼里，所谓父母之爱，所谓君臣之情，统统不过是生命里麻木的过客。他也有许多嫔妃，也生了许多孩子，可说句不客气的话，比起和万贵妃的情分，那些可以称得上是无足轻重了。

由此也产生了成化朝政坛的第一定律：凡是万贵妃喜欢的，就是皇上喜欢的。

万贵妃都喜欢做什么呢？若她真能温良贤淑，倒真是社稷之福了。事实恰恰相反。

比如万贵妃最喜欢的事就是为内宫“计划生育”工作做贡献，哪个妃子怀孕了就逼谁堕胎。我不生，谁都别想生。可问题是万贵妃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生过一个孩子，没一年就死了），古代又没啥高龄受孕的先进医疗办法，她生不出来，其他妃子只能可怜巴巴的干等着。所以怀孕和打胎就成为成化朝前十年宫廷工作的“专项重点内容”。

领导抓了大方向，自然得有冲锋陷阵的。一批具有“卓越工作经验”的宫女太监充当了打手抓牙，为万贵妃四处探听消息，整治不听话的妃嫔宫人。深宫内院，怎一个恐怖了得。

还有那些传奉官，八成以上都是讨得万贵妃欢心后得以提拔的，基本全是她的心腹。那些给她充当打手的太监们，包括粱芳、钱能、汪直等人，都经万贵妃培养而一步登天的。他们横行霸道，都是背后被千人踩万人骂的角色。当然，万贵妃喜欢，皇上自然也“喜欢”！

事情说到这里貌似还都是小事，所有的一切，培植私人势力也好，逼妃子堕胎也罢，都不过是宫廷内部事务，属于后宫之主万贵妃的正常业务范围。可千不该万不该，万贵妃最不该插手的事情——朝政，她也管了。

本来朝堂上还有一群能臣干才，从内阁到六部，朱见深最初信用的几个人都不错，可一般有点本事的，大都不买万贵妃的账，于是万贵妃怒了：不买账？整你没商量！

老天也似乎帮着万贵妃。先是内阁大学士李贤在成化二年因操劳过度病逝了，然后另一位长年与万贵妃倒行逆施做斗争的大学士彭时也在成化十二年病故。然后，诸如商辂、韩雍、王恕、董方等能臣相继遭贬罢。一批依附万贵妃的官员相继被提拔了上来，比如内阁的万安、彭华，六部的李敏、杜铭、陈钺，这些人或依附万贵妃，或勾结万贵妃的亲信太监，平日里除了拍拍领导马屁，就是喝茶聊天外加相互背后搞点小动作，总之，都是不干正事的。套刘宝瑞相声里的经典台词：好嘛，一群混蛋。

于是，六部歇菜了，内阁歇菜了，大明政府光荣获得两个荣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除了管深宫，管政府，万贵妃当然也没忘了最该管的人：皇上。

朱见深在业余爱好的选择上，始终如一的听老婆的话。万贵妃说信佛，他就花钱修庙；万贵妃说信道，他就开炉炼丹。至于国计民生之类的小问题，实在是懒得管了。事实上，从成化五年开始，朱见深就基本不上朝了，长期处于歇班之中。

皇上歇班，政府“行政不作为”，谁管呢？当然要找信得过的人管。万贵妃信得过的人，不就是皇上信得过的么。换句话说，万贵妃就是大明朝的管家婆。可事实是，她管不好这个家。她信任的人，不是不干活，就是挖家里的墙脚。这个家是越发的乱了：朝政乌烟瘴气，宫内宫外奸邪横行，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效率低下，水旱灾害不断，边关狼烟四起……万管家婆可不在乎这些——栓住自己的男人就行，管它洪水滔天呢！

朱见深的性格让后世人很奇怪，你说他不干正事吧，大藤峡和荆襄都是他平定的，流民是他安置的。你说他亲近小人吧，他曾信用的李贤、彭时、商辂、韩雍……哪个不是贤臣？你说他荒淫无度吧，专宠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女人二十多年，始终不离不弃。你说他不理忠言吧，忠臣给他写的奏章堆积如山，难听的话多的是，换成他爹早把提意见的人拉出去打板子了，可他微笑应对，表彰嘉奖提意见的干部，从不打击报复秋后算账（当然也从不照办）。你说他昏庸糊涂吧，于谦还是他给平反的………

可他治下的大明，边防废弛，奸邪横行，政治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说他不该负领导责任，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说到底，这是个素质问题。

做皇帝，该有什么素质？

在老百姓眼里，皇帝应该是一切完美的化身。可对于皇帝本人来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本是不靠谱的梦想。但有弱点的皇帝，依然能够成为好皇帝，因为，皇帝最重要的素质只有一条——坚强。

坚强的标尺，不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而是一件更难的事——克制欲望。

春秋时候的卫懿公，没其他不良记录，就喜欢养几只仙鹤，结果就闹得民怨沸腾，敌人来攻时自家臣民全做了鸟兽散，闹了国破家亡的下场。老百姓家养宠物没啥，做皇帝的养就是罪过，这就是皇帝和老百姓的区别。

普通人可以有的欲望，做皇帝却未必可以有。普通人可以有的爱好，做皇帝的就可能必须抛弃。比如被称为千古圣君的李世民，也曾喜欢养鸟，可听大臣魏征谈完卫懿公养鹤亡国的典故，李世民二话不说，打开鸟笼子把鸟全放掉，从此一辈子不再养鸟。不是他不喜欢养鸟了，而是他知道：要做好皇帝，就要学会克制。

治国——才是皇帝最重要的事。凡是耽误治国的欲望，纵然再大的诱惑都要克制。要留个好名声，就要专心致志做最重要的事。这就好比做学生的想拿高分，就要牺牲玩耍的时间来学习。事实无数次证明，无论什么时代，那些压制住自己的欲望，专心做好一件事的人，都是最成功的人。

朱见深在这方面的素质，还是由童年决定。

特殊的童年，给予了他成长的苦难，给予了他一生最爱的人，也给予了他影响一生的东西——性格。十多年里，一个小小的孩子，长期生活在无边的孤独与漫长的恐惧中，没有磨练他的意志，却造就了他的性情。他性格里所有的反差，说到底就是两个词：多疑、脆弱。

因为多疑，他只信任万贵妃一个人。因为脆弱，他遇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叹气，恰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因为脆弱，他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

那些黑暗的岁月，无数恐怖的记忆，并未随着云开雾散而消失，相反化成浓浓的阴影，投射到他心的深处，演化为伴随他一生的欲望。恰如他与母亲对话时所说的，逃避恐惧和孤独，寻找心灵的安宁。他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所以，皇位对于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光荣，它只代表一个意义——最好的避风港。多少的磨难告诉他，只有爬到最高的权力宝座上，才能逃避所有的恐惧和危险，才能满足这种心灵的安宁。

当他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时，他才知道，皇帝是要干活的，官员任免，拨乱反正，日常杂务，样样都不是轻易能干好的。他也曾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但那时候国家动乱四起，不干不行，一歇班，皇位都保不住，哪里找避风港去？

当所有的危难渐渐过去的时候，朱见深脆弱的承受能力，也渐渐到了极限，他需要休息，需要放松，最重要的，是需要满足心灵的欲望，这是他当皇帝的惟一目的。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方式，比如求长生之术，比如喜好歌舞，比如歇班不上朝，比如吃春药后四处留情。这些事情也渐渐变成了他的日常工作。而万贵妃，则是他心灵避风的港湾。所以，万贵妃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然，只有一件事情例外，正是这件事情拯救了黑暗中的大明朝，那就是保住朱祐樘的太子位。至于原因，后面会讲。

总之，他的欲望就如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无可遏制，也不想遏制。就像现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迷途少年们，明知迷恋游戏会耽误学习，影响考试，甚至误了一生前途。大道理都懂，可依旧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朱见深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些迷途少年的翻版。他懂得事理，也有治国的某些才能，但他同样沉迷于欲望。不同的是，他没有父母和老师管，反而有老婆的怂恿而支持。更不同的是，他是皇帝，他的任务是治国，而不是上学。

沉迷网游的学生上不好学，沉迷欲望中的朱见深也治不好国。

第一章 第十一节

于是，皇上歇班了，管家婆万贵妃嚣张了，政府行政不作为了，传奉官和宫廷太监上窜下跳，祸乱朝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场风气日益败坏，一切的一切，对照天顺朝，在经过短暂的拨乱反正后，很快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大明帝国这台一度飞快转动的机器，再度停顿下来。皇帝瞎搞，政府歇班，社会矛盾严重，霉菌毒素在停滞的机器上疯狂生长，待到朱祐樘接手时，它已铁锈斑斑。

话剧《屈原》里有台词：“电，你这宇宙中最锋利的长剑，你把这无边的黑暗辟开！辟开！”

可闪电过了以后又是什么呢？依然是无尽的黑暗。

这，恰是成化朝二十三年岁月的真实写照！短暂的拨乱反正，短暂的光明，之后依然是漫无边际的黑暗与混乱。

朱见深的生动例子再次告诉全天下的父母：给孩子一个幸福而完整的童年，是多么的重要。

幸运的是，他的儿子朱祐樘不一样，虽然他的童年貌似不幸，却其实完整。不一样的童年，造就了不一样的帝王之路。

成化五年，即朱见深开始歇班罢工的第一年，他在视察自己的内库（攒私房钱的地方）时，邂逅了一位管仓库的瑶族女子，亲切攀谈后，两人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惟一的一次。

一年后的七月，这个孤单的宫女在皇宫的角落里，产下了一个头发缺了一角的婴儿。他像一颗微弱的星星之火，降临在这个已然黑暗无边的世界上，他就是朱祐樘。

大明王朝中兴之君的人生开始了。

三、吉人自有天相——明孝宗朱祐樘的成长笔记

在谈朱祐樘童年的时候，不妨借用一下应试教育的优秀经验，让朱祐樘也和他的父亲比一比童年，以证明一件事：弘治十八年盛世，是怎么来的。

与其父相比，朱祐樘的童年有三大幸运。

第一个幸运，从出生开始。

成化六年七月，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朱祐樘出生了。

没有接生婆，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没有特户病房，没有产前产后营养护理，这个苦命的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任何母亲在这一刻，望着心爱的孩子，都会露出会心而幸福的微笑。惟独朱祐樘的母亲——宫女纪氏例外。她望着啼哭的朱祐樘，眼睛里充满了无尽的愁苦和悲伤。

这是个苦命的母亲，原本是广西土司家的千金小姐，可一场大藤峡叛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把她送进宫里当了低贱的下人，受尽了白眼与屈辱。母亲苦，儿子却更苦，十月怀胎的时候，儿子其实就已经死过一次了，好不容易生下来，却很有可能马上死去。

任何母亲，都是无法承受这种痛苦的。痛苦的造就者，正是万贵妃。

自从独霸后宫以来，万贵妃一直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狠抓宫廷计划生育工作。她的耳目众多，爪牙遍布，随时有人向她检举揭发宫廷斗争的最新动向。朱见深在内藏库的那一夜风流当然瞒不过她的眼睛，纪宫女一年前就已经是在她那里挂号的人物，可天算地算，还是把她漏了。

因为天算地算，始终不如人算。

纪宫女和朱见深“亲密接触”了没多长时间，就出现了一切怀孕女性的正常反应，然后就个人来视察了——万贵妃派来的工作人员，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监督情况的。

检查完了以后，这位工作人员——某个不知名的宫女，很轻松的给领导汇报说：“她没怀孕。”于是，万贵妃放心了。于是，纪宫女安全的度过十月怀胎，并最终把孩子生了下来。

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纪宫女知道，就在她分娩最痛苦的时刻，一个阴森森的黑影已然站在门外，当婴儿嘹亮的啼哭划破黑暗的天际时，那个黑影走了进来。纪宫女一愣，然后抱着孩子苦笑了一下：进来的是太监张敏，万贵妃的亲信太监，常年负责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线职工。他来干什么，纪宫女很清楚。

就在几个时辰前，万贵妃终于还是知道了这件工作中的“疏漏”，恼怒万分的她急忙派出了最得力的太监张敏去“纠正错误”。这种事他干过很多次，每次都“圆满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纪宫女下意识的紧紧护住怀里的儿子，这是每个母亲本能的反应，虽然她知道，或许没有什么用。

可是她惊讶地发现，这位张公公今天很不对劲，他默默的打量着母子二人，眼睛里没有任何的杀气，相反，却有一种从未见过的慈祥与关怀。

然后她听见张敏轻轻的叹息了一声，温和的对她说：“这里很不安全，把孩子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

纪宫女愣了，在短暂的思考之后，她终于确认，自己可以相信这个人，在他的帮助下，儿子可以得到安全的庇护。

张敏抱走了孩子，他很快兑现了承诺，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孩子藏好，然后联络了许多相熟的宫女太监，从自己微薄的收入挤出钱供养这个孩子，并定期安排纪宫女与儿子见面。

这更不可思议了，张敏从事这项工作也不是第一次了，这是他日常的工作内容，就象穿衣吃饭一样随便。但是瞒着领导搞小动作，一旦东窗事发肯定没活路。还有那位当初隐瞒了怀孕真相的宫女也是一样，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拼得一辈子尽毁，也要保护这个孩子，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美国电影《血连环》里有这么一幕：一个犯了几十条人命案的连环杀手被警察包围，为了突围他在闹事区疯狂开枪，无数路人倒在他的枪下，然而，当杀红了眼的他把枪口对准了一个小女孩时，他却停下了，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放下了枪口，然后，他被警察击毙了。在他倒下的那一刻，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第一章 第十二节

有人说，做为杀人犯，在杀第一个人的时候，还有负罪感，可随着杀人越来越多，负罪感会越来越少，直到彻底麻木。做任何坏事，都是这样。但事实证明，除非是彻底丧尽天良的禽兽之徒，每个普通人，无论善恶，心灵深处总有一份未泯的良知。那份良知静静的藏着，却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环境下突然迸发出来，爆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朱祐樘很幸运，他的第一个幸运就是：善良。

当他的父亲出生时，是含着金钥匙生活在蜜罐中，却又突然遭到人生的变故。童年时代的朱见深所看到的，是世态炎凉的丑恶一面，因为恐惧丑恶，所以脆弱。朱祐樘却相反，他出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生命旦夕不保，却见识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品质——善良。

因为善良，所以坚强。

良心未泯的张敏保护了幼小的朱祐樘，然后，是许许多多下层的宫女太监们自发的加入了这个行列，帮助照顾他，保护他，更帮助纪宫女保守这个秘密，尽管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随时有机会去出卖这个秘密，尽管他们知道，出卖这个秘密可以让他们获得想象不到的荣华富贵。但没有人这样做。于是，在打个饱隔说个悄悄话都能传到万贵妃耳朵里的后宫，这个秘密被保护了下来，整整五年，万贵妃竟然很天真的认为这个孩子早已被处理掉了。这不能不说一个奇迹。

尽管那时候的朱祐樘尚未记事，但是从他记事开始，一定会有许多人为他反复的讲述这段奇迹。朱祐樘也一定学到了他人生里的第一课：善良无敌。这个信仰影响了他的一生。

朱祐樘的第二个幸运：母亲。

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曾说：“母亲是孩子成长历程里的第一个老师。”对照这句名言，朱祐樘的父亲朱见深，实在是太可怜了。

朱祐樘的父亲朱见深，是一个缺少母爱的人。在那场废立太子的风波里，母亲周太后（当时叫周贵妃）为了自保离开了他，和他划清界限，把幼小的他扔在了孤零零的王府里。朱见深畸形的成长过程，正是从此开始。

相比朱见深，朱祐樘幸福的多了。他有好母亲，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

朱祐樘的第一个好母亲，是他的生母纪宫女。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女子，她的家世、籍贯，甚至年龄，至今依然无从可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她是一个性格善良、品德端正的好人，在她短暂的一生里，只有爱，没有恨。

她的人生很不幸，经历了从官小姐到奴婢的大起大落，沦落到深宫为奴，做最底层最辛苦的活，受尽白眼与欺负。

但是她从不抱怨什么，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她都是善良的对待身边每个人，认真做好每件该做的事，从干杂活，到管朱见深的钱库，都做的井井有条，也从不吃拿卡要（虽然她有这个工作便利），身边的每个人，她都诚恳以对。因此，才有这么多的人自发的加入进来，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对可怜的母子。

而这一切，无疑潜益默化影响了朱祐樘，在以后漫长的苦难岁月里，在艰辛的执政生涯里，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他从未叹息，从未抱怨，他的勇敢坚强，来自母亲。

朱祐樘还有一个养母，那就是前文中说到的因殴打万贵妃被废的吴皇后。

小朱祐樘吃着百家饭在深宫里成长着，母亲有工作，宫女太监也有工作，只能轮流看护他，可是大家毕竟都是穷人，微薄的工资养不好这个孩子，所以从小他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事实是：母亲养不活他，穷朋友们也养不活他，要是现在叫他去认亲爹，肯定死得比饿死还快，怎么办？

这个时候，吴皇后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抚养孩子的重任。吴皇后虽然被废幽禁冷宫，可毕竟家底不薄，平时又没什么工作任务，可以一心一意照料孩子。

于是大家答应了。

一个被万贵妃迫害的废皇后，收留了另一个被万贵妃迫害的孩子，这样的事放在武侠小说里很常见，照后面的情节应该是，背负血海深仇的母亲，一边带着孩子躲避仇家的追杀，一边利用一切机会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工作：咱家是被某某人害成这样的，你长大了一定要替你娘报仇啊。

照这个情节发展下去，朱祐樘将来很有可能把万贵妃全家满门抄斩（后来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朱祐樘没有。

这位受尽万贵妃迫害的吴皇后，虽然当初的遭祸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先找事打了万贵妃），虽然她收留朱祐樘的动机并不单纯，但是她并没有给朱祐樘灌输仇恨，相反给了朱祐樘一个孩子最需要的东西：爱。

在她的冷宫里，小朱祐樘得到了良好的照顾，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养母悉心的关怀。具体的抚养工作细节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吴皇后待他很好，照料他生活，教会他做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十多年后，苦尽甘来的朱祐樘终于坐上帝国权力的宝座，此时的他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伤害过他的人反攻倒算。这一切的缘由，自然来自童年时母亲和吴皇后对他的教育。

因此，我们依然可以确定，吴皇后是一个好人，一个教会儿子怎么做人的好母亲，如朱祐樘的生母纪宫女一样。两个好母亲教育一个好儿子，这是朱祐樘成功的基点。

但仅仅有这些，要当好一个皇帝仍然是不够的，这恰是朱祐樘第三个幸运之处：责任与承诺。

从一岁到五岁，在两位母亲的关怀和教育下，在无数好心人的照料与保护下，小朱祐樘茁壮成长着，虽然营养不良，却心情快乐，虽然环境艰苦，却无忧无虑。他的童年，比起父亲朱见深，纵然清苦，却是健康而完整的。

不过朱祐樘缺少了另外一样东西——父爱。这一条，朱见深一辈子未能给他，但他却在另一个人那里得到这种不是父爱，胜似父爱的亲情。那是在他结束童年，直面深宫风雨之后。

为朱祐樘赢得“父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保护他的太监张敏。

张敏知道，是他把朱祐樘保护到这个世界的，既然做了第一步，后面的事更要为他负责。

张敏更知道，眼下情况虽然安定，但绝非长久之计，孩子终于会长大，深宫内院藏不住大活人，事情总有一天会传到万贵妃的耳朵里，到那之后，靠他们这些下等的宫女太监，还有一个下岗的吴皇后，是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孩子。此时的朱祐樘，是一朵温室里的幼苗，可是保护他的温室太脆弱，根本无法为他遮挡风雨。更重要的是，他不能一辈子做不光彩的私生子，他需要有正常人的生活，他需要父亲。

第一章 第十三节

所以，每当来探望朱祐樘时，张敏总会默默的望着玩耍中的小朱祐樘，郑重的对两位母亲说：你们放心，我会想办法为这个孩子争来名分的。

听到这话，两位母亲只有苦笑：你一个小太监，无权无势，你拿什么去争。

直到她们终于看到，张敏兑现了这个承诺，以生命为代价。

那已经是成化十一年的事了。那时，万贵妃霸占后宫，气焰滔天。内阁大学士彭时去世，万贵妃的亲信万安等人从此执掌了大权，开始了纸糊三阁老的“光辉历程”，一切看上去都很糟糕。

朱见深此时已长期歇病假，专心从事杂七杂八的瞎搞活动，一如既往的虚度光阴，放纵欲望。套一句郑智化的歌词：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总之，日子过的相当荒唐糜烂。

一直在朱见深身边伺候的张敏知道，这位皇帝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个连万贵妃都不知道的心事，而这个心事，他早晚会说出来，等到他说出来的那天，便是朱祐樘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张敏耐心的等着，直到成化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那天清晨，张敏照例为朱见深梳头，一不小心，梳下来几根白发，朱见深一愣，望着镜子中那张渐渐爬上鱼尾纹的脸，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岁，不再年轻了。

当然，以朱见深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想什么浪子回头、发奋图强之类的“傻事”的，他脸色浮现出忧郁的愁苦，终于长叹一声，说出了那个藏在他心中多年的心事。

“我已经老了，却还没儿子。”（老将至而无子）

张敏吃了一惊，手中的梳子差点掉下来。他知道，自己苦苦等待一个机会终于来了。错过这个机会，朱祐樘将继续苟且偷生下去，永不见天日，抓住这个机会，他将兑现对朱祐樘母子的承诺，给朱祐樘以新生，但是，却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说，还是不说。电光火石之间，张敏勇敢地做出了抉择。

“扑通”一声，张敏跪倒了，愁苦中的朱见深惊讶的回过头，看着这个伺候了他十多年的下人，然后，他看到张敏满脸泪水，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一声呐喊！

“陛下，你早就有儿子！”

这一声呐喊，几乎囊括了朱祐樘母子五年来所有的辛酸与孤独，囊括了所有为这母子二人默默付出的愿望，囊括了那么多善良的心，无私的人，他们无悔的奉献与牺牲。

朱见深如遭雷击般惊愕的半天，眨眼间喜悦的电流冲遍了全身。他颤巍巍的看着泪流满面的张敏，哆嗦着问：

“你说什么？我有儿子了？他在哪，他在哪啊？”

后面的事情，就一如所有伦理电视剧中的惯用情节了，父子相认，抱头痛哭，然后母以子贵，纪宫女被册封为纪贵妃，几个月后，身为长子的朱祐樘被册封为皇太子，成为大明帝国的指定接班人。貌似一切故事已经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了，看上去很美好。

最重要的是，做父亲的给孩子取了名字：朱祐樘。这是一个数百年之后，依旧光耀华夏史册的姓名。

看上去很美好，其实一点也不美好。

那个清晨，张敏很平静的向朱见深诉说了一切：万贵妃的迫害，皇子的艰辛童年。然后，他平静的回到自己的卧室，吞金自杀。

因为他很清楚，这位皇帝首先是一个好丈夫，然后才是一个好父亲，疼儿子不假，但他绝对不会因为儿子惩罚老婆万贵妃，更不会为了老婆保护他。万贵妃的魔爪已经伸向他，他在劫难逃，既然如此，不如自己解决。

他还清楚，此时的万贵妃已经恼怒到发狂，在未来的十多年里，她将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疯狂迫害打击年幼的朱祐樘，直到把他彻底整残整废，但张敏知道，在成长的道理上，朱祐樘必然要经历这一关，能不能闯过去，自能看造化了，自己已无能为力。

张敏清楚，朱祐樘的母亲纪淑妃也清楚。虽然母以子贵，她却没有半点欣喜，她知道，死亡的阴影已经降临，所以当朱祐樘要被接走的时候，她依依不舍的与儿子告别，流着泪抱着儿子，在这次母子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中，她说出了对儿子最后的祝福。

“孩啊，娘活不了多久了，以后就由爹爹来照顾你了，你记得，那个穿黄衣服有胡子的人，就是你的爹爹。”

不久以后，纪淑妃遭万贵妃毒手，暴亡。

一夜之间，两个朱祐樘生命里最重要的人相继离去，一个是赋予了他生命的母亲，一个是保护了他生命的恩人，都从此阴阳相隔。他们用死亡换取了朱祐樘合法的身份，荣耀的太子位，把他推到距离帝国权力最近的位置，也推到了阴谋与死亡的刀尖上。

但两个人都是带着微笑走的，他们都自认为找到了可以保护孩子的人。纪淑妃认为这个人是孩子他爹朱见深，事实上却是错的。只有张敏知道，能保护孩子的，不是那个穿黄袍有胡子的人，而是另一个穿司礼监蟒服，没胡子的老人。这个人是张敏的老上司——司礼太监怀恩。所以，他可以放心的走了。

怀恩很快就会出现在朱祐樘的生命中，用父亲一般的爱与呵护，拉住朱祐樘稚嫩的小手，走过艰难无比的太子岁月。

伴随着两个最亲的人的离开，朱祐樘明白了人生另一个重要道理：责任与承诺。

张敏一直认为，是自己保护朱祐樘来到这个世界，保护这个孩子，帮助他获得新生，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对孩子的母亲做出了承诺，用生命兑现了承诺。

朱祐樘以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了人生中这一闪光的品质，从此这个品质象钉子一样深深的扎根在他的心中，伴随一生，化做热血与辛劳，洒在大明帝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让他用时间和生命明白了责任与承诺的含义。

恰如反法西斯英雄台尔曼临终时所说：“我们今天忍受着痛苦离去，是为了你们可以得到自由，为了和平和正义能够胜利，你们，活下去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牺牲而加在你们肩头的责任。”

第一章 第十四节

朱祐樘不会忘记，也不曾忘记。

被父亲认可的朱祐樘，移居东宫，以太子的身份直面大明朝的无数政坛风雨，没有了母亲的爱与关怀，却有死对头万贵妃早已谋划好的一次次阴谋与打击。他就象高尔基笔下父母双亡然后流落人间的孤儿，又得罪了社会上最狠的恶霸。但他却毫不畏惧，因为那个完整而快乐的童年，赋予了最强大的武器：勇敢、坚强、责任、善良，还有爱。二十多年前，当相似年纪的父亲朱见深去面对这一切时，他所拥有的却是孤独、恐惧、怨恨和无助。朱祐樘比他父亲幸运得多了。

更幸运的是，从踏上这条道路一开始，就有人暗中相助。父子相认没多久，就有不少官员上奏早立太子，在他最信任的贴身太监三番五次的劝说下，犹豫不决的朱见深终于把朱祐樘扶上了太子位。

消息传来，万贵妃快要气疯了。一直以来，她都有一个最单纯的梦想：给朱见深生个孩子，让这个孩子继承大明江山。原先太子位空着，倒还有个盼头，现在盼头彻底没了。

万贵妃召集手下的爪牙，下达最高指示，限期内必须解决这个孩子。

这貌似不难办，朱见深天生气管炎，深宫内外朝堂上下到处都是万贵妃的人，搞个人命案再弄个司法黑幕，天王老子也没辙，再说了，就算最后查到是我，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然而，要动手才知道，这个事不是不难办，而是根本办不到。

因为有个万贵妃惟一不敢惹的人拍案大声说：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有我罩着，看谁敢动他。

这个惟一不敢惹的人，当然不是朱见深，而是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不管怎么说，周太后是自己的婆婆，万贵妃就是再嚣张，欺负婆婆的事她是没胆子做的。

小朱祐樘青少年时代，在奶奶的庇护下继续快乐地成长着。大抵是“隔辈亲”的缘故，周太后把对儿子没有尽到的爱，全部给了朱祐樘，还有那个太监也时常来看他，悄悄的对他叮嘱：万事小心。他很惊讶的看着这个陌生人，渐渐知道许多的保护都来自他的帮助，更知道了他的名字：怀恩。

司礼监是大明朝太监机关中权力最重的部门，主要负责给机要文件盖章，司礼太监的级别，也要比张敏这类的下等太监高得多。有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保护，朱祐樘自然少了很多麻烦。

于是，朱祐樘一天天的长大，在奶奶的疼爱与怀恩的庇护中，他渐渐明白世事，明白了从出生开始一系列变故的缘由，看清了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看到了自己风雨飘摇的太子地位。父亲同龄时看到的东西，他全都看到了，不同的是，无数生命中经过的善良人，用他们的爱与牺牲，早已为他搭起了心灵的长堤，让他能够承受和应对一切残酷与黑暗。

所以他渐渐的变得谨慎小心，说话办事都注意保护自己，不给任何人留下陷害的把柄与机会。有一天万贵妃假意邀请他到自己宫里玩，并主动献殷勤，可他谨慎应对，万贵妃叫他吃什么，他偏不吃，最后逼得万贵妃急了，问他为啥不吃，他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怕有毒！

万贵妃气得抓狂，从此刻起她明白，这个孩子早已知道她是什么人，知道她夺走了他的母亲、他的幸福。在朱祐樘的内心深处，早已埋下了对她的仇恨。

于是，万贵妃加班加点，轮番开工，十年如一日的在朱见深耳朵边吹枕头风，说朱祐樘的坏话，并对宫廷计划生育工作放任自流，朱祐樘的弟弟妹妹滚雪球一样的出生，还有万贵妃的亲信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传奉官，把持朝政的宦官，还有勾结贵妃宦官的朝臣，排着队在朱见深面前挑拨离间，把各种各样的污蔑加在朱祐樘身上，三人尚且成虎，何况这么多小人包围？随着时间的流逝，朱见深对这位孤苦伶仃的儿子，早没有了相认时的激动，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厌恶与偏见。

因此，朱见深再去看儿子时，脸上渐渐没了好脸色，抓住点小事都会大作文章训一顿，鸡蛋里挑骨头般的找错。每到这时候，小小的朱祐樘都沉着应对，用诚恳的处事化解父亲的怒火。于是朱见深只好一次又一次接受这种郁闷：明明是想找事，却根本找不到由头。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朱祐樘谦虚、谨慎，很小就懂得了低调谦让。那段时日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他的成长经历是他父亲的翻版。即使能够熬出头，也不过是一个如他父亲般软弱的皇帝而已。只有怀恩例外，如果说他最初对于朱祐樘的保护，仅仅出于道义的责任，那么，经过无数次的接触，历经宦海沉浮的他从这个孩子身上捕捉到了最意想不到的东西：那隐藏在他灵魂深处的坚强、勇敢和善良。传承自他的母亲，也传承自所有爱过他的人。

所以怀恩一次又一次尽自己的能力保护他，用一切的机会在朱见深面前说朱祐樘的好话，消解朱见深心头对儿子的不良印象，尽力的安排自己的心腹亲信保护朱祐樘，提防万贵妃势力的一切暗算，想方设法的排挤暗算掉一切会对朱祐樘不利的人，包括那些受朱见深恩宠的传奉官与亲信太监。更重要的是，他用各种方式告诉这个孩子为人处事的方法，教会他如何保护自己，血雨惺风的宫墙大院下，他拉着朱祐樘的手，一步一步走过无边的黑暗。在这漫长的道路上，这位勇敢的公公，为朱祐樘补上生命中最欠缺的部分：父爱。

朱见深不是个好父亲。前半辈子他生了儿子，却不管儿子不认儿子；后半辈子认了儿子，却并不爱儿子。他给以了朱祐樘生命，也给了他成长的苦难辛酸，幸运的是，他亏欠朱祐樘的一切，怀恩替他还上了。

更重要的是，与父亲仅仅为了保命活下去不同，怀恩告诉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理想。

朱见深在自己那段苦难岁月里，基本都在混日子，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明天在那里，身边的万贞儿，除了畅想一下苦尽甘来的好日子，基本就是陪他混吃等死。陪在朱祐樘身边的怀恩却不同，他经过了很多事，见证了很多宫廷斗争，却从未放弃过心中一个朴实的愿望，在那段岁月中，他把这个愿望，用各种方式，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朱祐樘。

你要成为一个好皇帝，能够结束这些黑暗与混乱的，只有你。

于是，在怀恩的呵护和帮助下，在经过了短暂的悲伤与恐惧后，朱祐樘勇敢的迎着风雨继续活下去。与父亲当年的软弱逃避不同，他活得自信、勇敢，一生如此。

第一章 第十五节

因为，他有理想。

可是，怀恩这么做，究竟为什么？

为了以后的权力？为了利益？为了爬到更高的位置上？政治沉浮中，这一切似乎都是。可直到成化二十一（公元1485年）那场惊天的变故时，朱祐樘终于明白了这位老人一切付出的原由，不为财，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简单的梦想。

朱祐樘，已然从一株温室里的花朵，成长为一棵风雨中的松苗。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二月十三日，朱见深下旨：皇太子出阁讲学。九岁的朱祐樘上学了。

朱见深荒唐了一辈子，但对儿子的教育工作还是没放下，何况自古以来，皇太子读书，不是仅仅学文化这么简单。负责教育皇太子的教官，侍读的学官，不是朝廷重臣，就是颇有前途的青年才俊，既是培养未来皇帝本人的地方，也是为下一代皇帝培养领导班子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挑选最合适的俊才。

朱见深挑选的人，貌似有点问题。

报一报教师名单：总负责是内阁大学士万安、刘诩、刘吉，轮流讲读的有学士彭华、侍读学士汪朝宗、左春坊左庶子刘健、翰林院修撰谢迁……名字一长串，但仅看开头三个，就够了！

万安、刘诩、刘吉，江湖人称纸糊三阁老。这三个人，共同的特点是：有学问，却不干正事。整个成化朝几十年，什么蝇营狗苟打击暗算的龌龊事都做了，就是不好好干工作。说是纸糊的，那是名不虚传。

至于其他的几个人，基本都是这三阁老的亲信，只有两个例外：左庶子刘健，翰林修撰谢迁，都还是官场菜鸟，外人看来，他俩基本是凑数的。

在这些人看来，要么是朱祐樘与纸糊三阁老及其亲信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然后有样学样，成功成长为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昏君。要么是朱祐樘与这些官僚就是搞不到一块，最后被他们勾结万贵妃打击报复，中招落马。总之，都不是好结果。

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朱祐樘本人。也难怪，一个九岁毛孩子嘛，能成什么气候。

朱祐樘，却很快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天分——聪明。

再难懂的文章，他很容易就能轻易透解其中的主题，甚至能举一反三。再拗口的篇章，他很快就能倒背如流，一字不错。朱祐樘精彩的表演一次次让他的老师们瞠目结舌，每个老师心中都或许有个共同的疑问：这么聪明的儿，是朱见深生的么？

按说聪明这个优点放在太子身上也不奇怪，后来的嘉靖，万历，小时候也都被看做神童，可论名声，比起朱祐樘来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因为朱祐樘不止聪明，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品质——勤奋。

上课的时候专心致志，用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还特别的尊重老师。老师有时候上课讲错了，他也极重礼貌。比如有一次，老师一个大意，把某个字的音读错了，他既不斥责，也不跟着读，直到老师自己意识到错误改过来。此外，他认真完成作业的精神也极其可贵，今天应该完成的功课绝不留到明天。这样的孩子，放在今天也是标准的三好学生。

如果上学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完成作业或者考个好成绩，那么这段岁月对于朱祐樘绝算不上“我的大学”。正是从这段时期开始，朱祐樘不仅学习了知识和文化，更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知识文化去思考这个世界，他的眼睛早已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中跳出来，去打量身边的老师，打量宫内宫外的黑暗世界，打量一个孩子在成为帝王之前应当知道的一切。

他渐渐的明白，自己父亲所做的一切，基本属于荒唐。不止是对他自己和母亲，更对于国家，都是不务正业。

他更开始知道，负责教授他知识的这些老师们，绝大多数都是官场混混或者趋炎附势的小人，只有两个人例外，那两个人，正是被别人认为凑数的菜鸟：左庶子刘健、翰林院修撰谢迁。

他暗自记下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接近他们，信任他们，虚心向他们求教。多年以后，这两个人，外加另一位东宫讲官李东阳，构成了大明王朝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政府。他们与朱祐樘的情感，也远远超越了君臣关系，而是他一生的良师和朋友，帮助他披荆斩棘，开创盛世。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用知识武装的头脑，加上天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朱祐樘开始默默地积累起一个明君需要的所有素质。他小心谨慎的应付着“纸糊三阁老”的马屁与殷勤，诚恳的对待每个老师，用勤奋的学习精神打动每个人。当然，惟独打动不了的是他父亲朱见深，怀恩的努力并未消除这位父亲心头对儿子的偏见，只能做到暂时缓和而已。毕竟在朱见深的身边，怀恩只有一个。

朱见深对儿子的教育工作还是很关心的，不过这个关心，貌似有些“动机不纯”。

他对这个儿子没多少感情，当年立他做太子，是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物以稀为贵”嘛。可自从万贵妃放松宫廷计划生育工作后，皇子皇女们接连出生，总共有十多个。这么多孩子当中，他最喜欢的孩子只有一个——二儿子朱佑杬。

还是成化朝那条铁律：万贵妃喜欢的，就是皇上喜欢的。万贵妃为什么喜欢朱佑杬？很简单：朱见深这么个胡搞法，八成是要死在自己前头，自己生不出儿子，必须要拉拢一个儿子，老来也得有个依靠。

更重要的是，这个儿子，将是搞掉朱祐樘的最合适武器。

当朱祐樘开始在学堂苦读时，万贵妃貌似有些消停了，事实是，她一双阴冷的眼睛始终盯着书桌前发奋用功的朱祐樘，手里也不闲着，噌噌地磨刀，刀的名字，叫朱佑杬。

朱佑杬，是朱见深的第二子，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生，这个孩子之所以能成为朱见深的最爱，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的母亲邵贵妃，是一个温文尔雅性情谦和的女性，在万贵妃眼里属于很好控制的人。第二，他本人是个很会来事的小孩，讨人欢喜。

朱见深很惊讶地发现，一向好妒忌的万贵妃，竟然一反常态，天天送他到邵贵妃的寝宫过夜。自然而然，他也就天天晚上能看到朱佑杬。他娘温良贤淑，他又伶牙利齿，难怪连万贵妃也喜欢呢。

第一章 第十六节

接着他又很惊讶地发现，他所宠信的人，比如负责推荐传奉官的粱芳、炼丹专家李孜省、宗教大师继晓，都众口一词的夸奖朱佑杬，说什么帝王之相云云，就象他们众口一词的批评朱祐樘一样。真是人心所向啊，朱见深心里暗暗感叹。

之后，负责太子教育工作的一些干部也经常打小报告：太子的学习情况很不好，思想状态和学习热情都有很大问题，如果不及时加强批评教育，后果不堪设想。朱见深生气了，越看大儿子越不顺眼：长的难看（头发缺一角），智商似乎也有问题（言语不多），学习态度又不端正。这不是干啥啥不行吗？还是二儿子好，又聪明又漂亮，他娘又贤惠，和万贵妃还能保持“团结”。

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定势”吧，一大群小人齐上阵，终于为朱见深制造出对两个儿子先入为主的偏见印象，并使他们在成化二十一年四月的那场变故前深信不疑，万贵妃的这一轮打击取得成功了，朱祐樘从此长久生活在父亲的怀疑与偏见中。中国历史上擅长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的人无数，可能修炼到如万贵妃这般境界的，真是凤毛麟角。

能与之匹敌的恐怕只有一人——好莱坞大导演格里菲思，这位仁兄一生坚持种族主义思想，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对种族清洗和种族歧视的“讴歌”与“宣传”中，他的作品《一个国家的诞生》曾创下全美最高电影票房记录，以其独特的视角，颠倒黑白的编造能力，精彩的故事，炉火纯青的镜头造诣，成功歌颂了伟大的恐怖主义组织——3K党，据说当年放映的时候，无数美国观众边看边流泪，边流泪边赞叹，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回过味来，发现那不过是一部歪曲真相替种族主义者翻案的垃圾影片，许多老年美国人至今仍以曾为那部影片鼓掌为耻，每当回忆起来都要愤愤然骂一句：RUBBISH！（垃圾）

难怪有人说，美国电影的宣传要是当真，母猪都能上树了。

可真相终究是真相，无论怎样歪曲，终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大浪淘沙，还原本色。

无论如何，这时候的朱见深还是信了，所以他经常去突击检查太子的学习情况，找个小错就要狠狠地批评他一顿。朱见深的目的很单纯：废太子不是这么简单的，必须要错误越来越多，日积越累，把握才越大。

可他发现太子越来越挑不出错来，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噪，学习刻苦用功，尊敬师长，礼敬长辈，彬彬有礼，但这并没有让他减少对儿子的偏见，相反，这坚定了他心中那个偏执的信念：小样！我不信挑不出你的毛病来。

可光偏执没有，关键要看行动，为了挑错，朱见深用了各种办法，比如经常挑些难题偏题考儿子，可朱见深本人文化水平就不高，因此经常被儿子回答得张口结舌，白白在臣子面前丢丑。

为了加强“教育”，朱见深叫大臣编了一套教材《文华大训》。书是套好书，可授课方法就有问题了。

朱见深规定，讲课的时候，太子要撤掉课堂桌椅，站立听讲。授课时间，是一个时辰，换算成北京时间，是两个小时。

这简直跟现在学校里罚站差不多了，甚至更狠，因为学校里一节课才45分钟，可与小学生年龄差不多的朱祐樘，要站两个小时。而且，他并没有犯错。

况且，罚站还可以打瞌睡，可以走神想想漂亮女同学，朱祐樘却什么也想不得，他必须要认真听讲。

结果，朱见深和老师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年幼的朱祐樘倔强的站在那里，目不转睛的凝视着讲台，认真的聆听着老师的讲课。整整两个小时，他笔直站立，全神贯注。授课完毕后，面对老师提问，对答如流，毫无错漏。

望着儿子瘦小而倔强的身影，朱见深退缩了，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转身离开，在坚强的儿子面前，他输得一败涂地。

可朱祐樘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因此好起来，父亲的偏见依旧，万贵妃的阴影依旧，小人的陷害依旧。他只有谨小慎微，忐忑度日，但是他活的比父亲当年勇敢得多，因为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始终未曾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理想。

这就是朱祐樘的“大学”生活，在阴谋与陷害中苦熬，在明枪与暗箭中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在黑暗的岁月中积累知识，锤炼能力，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这个世界，思考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心灵的深处，磨砺一把锋利的宝剑。

一把可以彻底斩断黑暗的帝王之剑。

要斩断黑暗，却要先熟悉黑暗，无数次，夜深人静之间，朱祐樘以一颗充满光明的心，默默地凝视着眼前的世界。

他都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的是一个政治腐败，朝政混乱，小人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这一切，走马灯样在他的眼前串联着场场交织着光明与黑暗的大戏。

四、红与黑——成化朝忠奸善恶风云录

朱祐樘眼中的成化朝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代很奇怪：他的皇帝并不残暴，从未滥杀?良，也能虚心纳谏，更能选贤任容。他的臣子们更是人才济济：李贤、彭时、商辂、韩雍、王越、周洪谟、余子俊、马文升、王恕……一长串大名单，或文或武，群星灿烂，从中央到地方，随便抓一把就能抓出几个流芳青史的名臣。貌似“封建盛世”的一切成功要素，在这年头里也样样全占，可国家成了这个鸟样子，怪谁呢？

只能怪一件事：朱见深不会干活。不是不干，而是不会干。

什么样的皇帝会干活？

勤奋肯干，凡事亲力亲为的皇帝未必会干活。君不见某个被称为“十全老人”的“圣君”，大事小事全都干，从国家大事到琴棋书画样样都过问，最后却搞得国家腐败，动乱四起，天理教、白莲教、天地会没完没了地折腾，到他死后还不消停。

第一章 第十七节

没事歇班罢工的皇帝也未必会干活。什么都不管，让底下人瞎搞，闹不好家产都得败光。一句话，瞎指挥和不指挥的，都不是会干活的。

会干活，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给底下人合理的分好工，用正确的人，给予正确的信任，监督好他们的工作，管好自己该管的事，做出大判断，抓好大方向，然后一切0K。君不见世界首富比尔&#8226;盖茨，管理横垮全球的微软公司，其实每天也就工作几个小时，小日子过得悠哉悠哉，一点也不耽误满世界圈钱。

朱见深也不是全不干活，要是完全不干活，别说当二十三年皇帝，二十三天也当不了。照着会干活的标准，他也给底下人合理分好了工，也做了大判断，抓了大方向。可问题是，他抓的大方向是错的，不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而是为了让自己过太平日子。在他眼里，能让自己过太平日子的人就是好人，能让自己过太平日子的事就是好事。所有的荒唐，由此而生。

朱祐樘默默地注视这一切，然后在冷眼旁观的思考中，渐渐明白了该怎么“干活”。

他更看到了祖父留下的三个麻烦：土地兼并，官风败坏，边防飞驰，都在以几何倍的速度放大，并渐渐形成两大毒瘤，一个脓疮。

幸运的是，毒瘤也好，脓疮也罢，上面总还生着一些良性细胞，否则，大明朝早就毒火攻心了。

毒瘤之一：宦官乱政。

按说这也是所有中国封建王朝的老特点，但凡是国家衰落，宦官总逃不了骂，不是祸乱朝纲，就是陷害忠良，千错万错都是他们的错。但事实呢？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一样，他们不过是一角。

所以他们之所以挨骂，第一，是因为大家不敢随便骂皇帝，第二，在读书人眼里，他们是身份低下的阉人，却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你凭什么？可是骂来骂去，最该负责的领导，反而成了受害者。

宦官，是工具，是挡箭牌，是鹰犬，仅此而已。宦官的所有罪恶，根子只有一个：皇帝。成化朝的宦官，也是一样。是朱见深为太监提供了涌现混蛋的广阔平台，其中臭名昭著的三个大太监是：尚铭、汪直、粱芳。

尚铭，东厂太监提督。汪直，西厂太监提督，御马监掌印太监。粱芳，具体工作单位无，级别无，工作职责，照顾朱见深生活，为朱见深“业余爱好”服务，看似地位最轻，实则位高权重。

这三个人，两个特务头子，一个生活保姆，得宠也就不奇怪了。朱见深虽然不干活，但并不是不抓权，他需要随时了解朝臣动向，提防下面人的小动作，所以特务组织就吃香了。朱见深要炼丹，要信佛，要宠道，要享受生活，自然要有人给他料理这一切，生活保姆从此位高权重，自然也是正常的。

这三个人从个人品行上说，是不折不扣的垃圾，但是从混蛋程度上来说，又有区别：一个是有原则的混蛋，一个是“名不副实”的混蛋，一个是无原则却低调的混蛋。

有原则的混蛋，是尚铭。

这个人常年从属特务工作，领导大明历史最悠久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东厂。日常业务就是从事情报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就是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更牛的是，他利用特务工作的便利，制造了一份大明朝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将大明朝所有的富豪家庭全部登记在册，包括其户主的生活规律，财产状况，收入状况等等内容一应俱全，以方便敲诈勒索工作。说他是好人，鬼都不信。

但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的原则就六个字：吃大户，分浮财。

凡是被他盯上的，要被死整的目标，基本就一个特点：有油水可捞的。只要是京城方圆内的富户大家，统统不放过，搞个陷害，私设个公堂，绑架个人质，目的只有一个：搂钱。本着这个原则，穷人百姓家他基本不碰，清官廉吏他基本不惹，工作信誉好的很：给钱就放人，收礼就办事，绝不干撕票翻脸之类的缺德事。其工作方式和工作特点，颇象旧社会啸聚山林的土匪响马，立下山规不抢穷人，原因很简单：穷人有啥好抢的，不如混个好名声。

所以在这个原则下，被他恶整的人，许多都是为富不仁或者劣迹斑斑的小人（有钱的好人当然也不放过），因此他虽然敛了很多钱（抄他家的时候运了几天几夜没运完），但提起他，很多正人君子和穷苦百姓都赞不绝口，一些忠良之臣还和他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他终究还是一个混蛋，黑吃黑的混蛋而已。

后来他玩出火了，整到朱见深一直宠信的传奉官头上，被他们勾结粱芳搞了一把，最后翻身落马，自己下了牢狱，财产全部充公。黑吃黑一辈子，却被更黑的人吃了。

“名不副实”的混蛋，是汪直。

这个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甚至有许多“专家学者”把他列做明朝四大权阉之一（其他三位是王振，魏忠贤，刘瑾）。但我认为，这么评价他，是错误的。

至于原因，还是让其他三位?权阉”来说吧：让他和我齐名，实在是丢我的人。

刘瑾、王振、魏忠贤，都是太监队伍里的教父级人物，在他们各自所属的时代里，无不混到宦官行业霸主的地位，真个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皇帝除外）。相比之下，汪直的档次就差多了，在成化朝的太监编制中，他最多算是个并列三号人物（同尚铭并列），为了争个老三，与尚铭斗争了一辈子，最后同归于尽，把他放在四大权阉里，不是寒碜其他三位么。

可为什么他能和以上三位并列？原因很简单：他的暴光率太高了。

作为一位大藤峡之战的战俘，汪直很幸运，他被分配去伺候万贵妃。他也很会来事，最终在领导推荐下飞黄腾达，成为了尚铭的同行——特务头子，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经营单位——西厂。

为了压倒尚铭，汪直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开辟第二战场。

你尚铭不是专门死整富豪家吗？我整穷人家，包括那些平头百姓，清流廉吏，只要惹的起的，统统不放过，没钱不要紧，可以倾家荡产嘛。

这可缺大德了，整个京城上下被汪直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可汪直却不知道，他这么做，可真是小鱼掉在茅房里——激起民愤。

第一章 第十八节

平民百姓惹不起你，但可以背后骂你。清流廉吏斗不过你，但可以写文章骂你，写奏折骂你。久而久之，书生骂，官员骂，老百姓骂，甚至还编成戏曲骂，简直成了大明朝最风靡的流行时尚。

但这并不是汪直招骂的惟一原由，他还干过另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打仗。

作为御马监掌印太监，汪直掌握着内宫的兵权，常兼职做部队“政委”（监军）。他还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当过战俘），因此工作热情高涨。换句话说，当特务只是第二产业，上战场才是本职工作。

汪直爱打仗，几乎象毒瘾患者对可卡因一般热爱，既能过把当英雄的瘾，又能积攒点工作成绩，何乐而不为？于是他隔几年就要挑拨朱见深搞点事，一时间边境烽烟四起，汪大总管东征西战，好不威风。胜仗打了不少，可细细数来，不是欺负老弱，就是抢掠牲畜，既没攻克战略要地，又没重创敌人有生力量。三个字：瞎折腾。

可打仗不是吸毒，如果把治国比做开公司，打仗就是一笔长线投资，是投资就要赢利的。汪直呢？别提赢利了，收回本钱都是做梦。

这下汪直惨了，边境烽火四起，边民屡遭劫掠杀戮，秋后算账自然是要找到他的头上。

可汪直偏偏还自我感觉良好，为人处事飞扬跋扈。朝廷的六部尚书、地方的封疆大吏，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否则整你没商量。每下到地方，更是敲诈勒索无恶不做。管你东厂还是司礼监，统统给我靠边站。看似威风八面，可做人到了这一步，人都让他得罪光了，也就离死不远了。自我感觉良好的汪直更不会知道，从他下决心横刀立马上战场的那天起，他就已经破坏了游戏规则——朱见深的游戏规则。

从汪直掌权的第一天起，就没少人在朱见深面前骂他。经营西厂的时候，有人骂他搞冤假错案；视察地方的时候，有人骂他飞扬跋扈。忠臣（商辂）骂他，奸臣（万安）也骂他，太监（粱芳、尚铭）也骂他，传奉官（李孜省）也骂他。可朱见深不为所动：能替自己收集情报，又能打胜仗替自己找面子，这样的宝贝，好好宠着还来不及呢。

但当朱见深知道，边境数次遭到报复性攻击，损失无数的时候，他终于怒了：敢给我找麻烦，办你没商量。

这倒不是因为朱见深有血性，而是因为汪直给他桶了漏子，桶了漏子就是破坏了他“和平安定”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了。接着，尚铭又在朱见深面前下了猛药：把汪直平时在外面散布宫廷生活秘闻的旧账兜了出来。朱见深更怒了：敢揭我的“艳照门”，反了你了。

于是，在纸糊阁老（万安）、特务头子（尚铭）、工作秘书（怀恩）、生活保姆（粱芳）的齐心协力下，汪直的好日子到头了，成化十九年被调动到南京，又降职为普通太监，从此彻底消失在人们视线中。人没了，可骂声没结束，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骂，直到把这位成化朝太监队伍里的三号人物，骂成“名垂青史”的四大权阉之一。

可说他名不副实，除了说他干的坏事和他名声不匹配外，还因为臭名昭著的他，恰是三位混蛋里做好事最多的。他也提拔了一些能臣，比如名将王越（这将是后面篇章里大书特书的人物）。他虽然飞扬跋扈，却也敬重人才，绍兴有个叫杨继兴的官员很有才能，他闻知后前去拉拢，却被人家挖苦了一顿，可就是这样，他依然在朱见深面前极力推举这位杨大人，毫无打击报复之事。还有历事成化、弘治两朝的名臣秦纮，弹劾汪直弹劾了一辈子，可他被藩王诬陷下狱，还是汪直替他洗雪冤枉，后来汪直面见朱见深，大力称赞秦纮为大明地方官第一能臣，可朱见深笑盈盈的拿出一份奏折，恰好是秦纮骂汪直的。要说举贤不避仇，好些个饱读诗书的大儒，怕是连不识字的汪直都不如呢。

混蛋干好事不奇怪，再混的人，对自己有利的好事也会去干。可汪直干的“好事”，好多是利人不利己的，比如秦纮的事正是例子。所以，他至少还是有点责任心的。至于坏事呢，总结来总结去，无非就是欺压良民（对象和方法比较可笑），擅开边衅（朱见深同意的），飞扬跋扈（态度上的）这么几条，和那几位与他齐名的教父比，自然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说来说去，他是一个混蛋，一个有点责任心，上不了档次的混蛋。

说到这里可以看到：有尚铭和汪直这两个混蛋在，有钱你得被东厂整，没钱就被西厂整，投胎都没用。大明社会，怎一个恐怖了得。

可这不是危害最大的，危害最大的，是最后一个混蛋。他是个彻底无责任心，无原则，而又最上档次的混蛋：粱芳。

武打片导演都有这个习惯：但凡早早出场，“武功高强”的反面角色，不过都是些小鱼小虾，而一直阴森森躲在幕后的，却往往是剧中的大魔头。历史也貌似有这个习惯，躲在深宫里，没品没级的粱芳，却恰好是成化朝太监干部队伍里的第一号人物。

梁芳这个人，别说后世，就是当时也有很多人拿他不当回事，见谁都是一脸笑，碰到大臣就点头哈腰，待人接物客客气气，为人处事极其低调。可事实是，他才是成化朝威力最大的太监。

他的地位恰好是一句俗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年伺候朱见深，主持春药和长生不老丹的开发工作，并负责物色传奉官人才。朱见深搞娱乐活动得靠他，过夫妻生活也得靠他，除了万贵妃，朱见深最离不开的人就是他了。

当然，粱芳的成功，还应了另一句俗话：团结就是力量。

围绕在朱见深身边的传奉官，基本都是经他推荐的死党，纸糊的三阁老，泥塑的六尚书，大多都是他的“革命战友。”把持后宫的万贵妃，则是他的黑后台。虽然彼此之间也有矛盾，但基本还能在大事上保持“团结”。以朱见深的各类瞎搞活动为核心，他渐渐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上上下下盘根错节，渐成气候。也正是这个集团，不但成为了朱祐樘太子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也成为日后朱祐樘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对手。

整个集团的构成是这样的：陪朱见深瞎搞的传奉官，是内部组织；喝茶混日子的纸糊三阁老，是外围组织；藏在深宫里算计人的万贵妃，是组织的黑后台；而上窜下跳的粱芳，则是整个组织运动的枢纽。梁芳里里外外串通消息，居中协调运筹帷幄，堪称整个组织的“中流砥柱”。

第一章 第十九节

这个利益集团其他人等的恶行，之前都有过介绍，惟一介绍不多的则是内部组织：传奉官。这些人职业各异，脾气性格各异，数量繁多，但最得宠又最祸害的只有两个人：道士李孜省、和尚继晓。

李孜省，江西南昌人，是一个因腐败问题被通缉的江西公务员。他在数年的逃犯生涯中刻苦学习第二技能——炼丹修道，又因偶然机会结识了粱芳，一跃成为传奉官，从此飞黄腾达。其主要业务是为朱见深开发高科技产品——长生不老丹，以及附属夫妻生活用品——春药。

要是研究春药还算是药品开发的话，研究长生不老丹就只能说荒唐了。尽是些铅，汞，金，银等化学物质，见天往朱见深嘴里送，轻的能吃出智障，重的吃到一名呜呼。朱见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服用，只怕是阎王那里早已挂名了。

不过这是人家朱见深自愿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李专家实在不甘心只做一位科研工作者，其参政议政的热情高涨，内阁大学士彭华和刘吉都是他的铁哥们，他们串通一气，以权谋私也成了日常工作。于是诸如跑官卖官之类上不得台面的工作也就成了第二产业，给成化朝本就乌烟瘴气的局面，结结实实地又烧了堆烟。

不过说到底，李专家的罪过也不过是摧残摧残朱见深本人的身体，还是人家自愿的。另一位大师就了不得了——和尚继晓，人家直接摧残朱见深的心灵。

朱见深自小受了很多苦，精神空虚是正常的，信个教，找个精神寄托也不错。可在这点上，朱见深充分体现出“帝王的博大胸怀”，逮着什么信什么，佛也信，道也信，民间巫术也信。道士给官做，和尚给官做，巫婆巫师也给官做。上午去炼丹，下午就拜佛，晚上看人跳大神。工作极其繁忙，兴趣极其广泛，胸襟极其宽广，态度极其端正。

而继晓，是和尚里最得宠的，同样是粱芳“破格提拔”的人才。他是江夏的一个普通和尚，论宗教造诣相当不上档次，可人家却有两个拿手绝活：第一是发明新型春药（同李孜省抢生意），第二是精通旁门左道，具体内容包括下油锅，过火海，点石成金等今天江湖骗子继续发展的手段，正常人几下子就能看出猫腻，可没关系，皇上喜欢就行。

皇上果然喜欢，一是春药质量相当过硬，二是旁门左道的把戏开了眼。封赏！继晓被封为国师，一时间恩宠无比。

跟李孜省比起来，继晓参政议政的热情不高。出家人么，早就看破红尘了，人家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弘扬佛法。

继晓要建庙，朱见深马上批准，继晓要做佛事，朱见深也马上批准，一切都照着最高级别标准来。至于标准么，一定要选最豪华的地段，使用最高级的建筑材料，铺最大的排场，一句话，高标准严要求，严把施工质量关，就是别替我省钱。大明帝国的白银，就如水一样哗啦啦的流走了。

可凡是黄金地段都住上人了，还有老百姓盖上房子了，咋办？这还不好办吗？房子全拆掉，人全撵走，不就解决题了，没有拆迁费，没有安家费，封建时代更没人有胆量当什么“最牛钉子户。”一批批如狼似虎的“拆迁办公人员”出动了，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周边地区，成化朝新建寺庙就有一千多座，每一坐寺庙的落成剪彩仪式，都以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为代价。

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继晓在私生活问题上也没闲着，破戒娶老婆不说，还专门喜欢随便奸淫百姓家的妻女，管你已婚未婚，被看上了一律霸王硬上弓。当时北京城女子上街，上至八十老妪，下至五岁孩童，远远见到穿僧袍剃光头的，二话不说撒腿就跑。真个是人人自危，惊弓之鸟。

所谓道长，不过江湖骗子，所谓国师，不过流氓无赖，邀宠的骗术，有粱芳为他们护着，做歹的恶行，有粱芳替他们遮着，当然，所谓封赏，搂钱，干工程，粱公公也是要见面分账的，只是骗子无赖们在明处，粱保姆躲在暗处，所以骂他的反而少。

然而，粱保姆还掌握着两条最便利的致富业务：采办，强占。

朱见深要瞎搞，总得有人出去给他置办东西。这就是采办，粱采购员在从事购物事业的过程里，上至他本人，下至他派到中央各省的小采购员，一律遵循勒索地方，白吃白拿的工作原则，购物款当然是落到自己腰包，地方上还能敲一笔，办一份差发两份财，油水大着呢。

这样就是连锁反应，太监压迫地方官，地方官压迫百姓，百姓只能倾家荡产了。下派地方工作的太监们坚持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看见什么拿什么，富人穷人逮谁敲谁，连地方藩王也不放过，比如下派云南工作的钱能，还干出了“国际水平”，连与广西相邻的越南（安南国）也不放过，大肆向当地国王索贿不说，他派去的指挥使郭景，竟然奸污了越南国王的女儿，然后拍拍屁股没事走人，虽然回国后被云南巡抚王恕一道弹劾整死了，但在越南本土，还是大有美国大兵在冲绳奸淫完日本少女不认账的风采。

无数的好玩意就这样送到宫里来，比如争奇都彩的成化瓷就是从那时候起享誉天下的，只是我们后人不会想到，那一道道的流光益彩下，是多少平民百姓家破人亡的痛苦与怨恨。

琼浆美酒谁酿就，是百姓血泪万古愁。

如果没记错的话，北宋末帝宋徽宗也干过类似的事，不过那时候的名号叫“花石纲”，折腾了没几年就把国家折腾亡了，抚今追昔，真是庆幸朱见深死的早。

但是在粱保姆看来，采办无本万利，可毕竟还是投机生意，要发家，还得置地，怎么置地？强占！

具体的工作方式就不说了，简单一句话：圈地的加强版：手段更狠（逮谁抢谁），参加者更多（千万个站起来的王振），范围更大（不但从中央到地方，更将手伸到军囤），总之，简直不是挖墙，而是在墙上砸窟窿了。

补充说明一句：采办也好，强占也好，但凡正直官员，没有不挺身而出阻止的，有上奏疏骂的，有顶住压力死抗的，结果大多数情况都是该咋样还咋样，除了朱见深的庇护外，就是“纸糊阁老”“泥塑尚书”以及地方一大批亲信的“密切配合”，还是那句话，粱芳代表的，是一个利益集团，正是这个利益集团，把持政权，排挤忠良，形成了一颗颗巨大的毒瘤。

这就是粱芳，一个狡猾、贪婪、奸诈，后台强大，党羽众多，混蛋到极致的混蛋，成化朝三大太监混蛋中的极品。当然，归根结底，还是朱见深为他们提供了展现混蛋素质的平台。

所谓宦官乱政，不过是朱见深搭台，混蛋唱戏，如此而已。

第一章 第二十节

但还好，成化朝的宦官，除了三个混蛋外，还有一个好人，这就是之前露过无数次面的怀恩。

怀恩这个人，实在奇怪的很，身为一个太监，人家载赃陷害，他却平反冤案，人家贪污腐败，他却廉洁自律，人家圈钱占地，他却拿出钱周济贫苦清廉的官员，人家和贪官污吏拉关系，他却专和清官能臣交朋友（比如内阁大学士商辂，地方能臣王恕），人家专整忠良，他却专整混蛋（汪直和尚铭的落马都有他的功劳），人家天天搞阴谋陷害，他却天天挺身而出保护大臣（比如保护曾弹劾继晓的刑部员外郎林俊），人家拍领导马屁，他却天天和朱见深唱反调（为给林俊求情曾被朱见深追打）……

这样“不上路子”的人，放在黑暗的成化朝，别说升官发财，貌似能活着都算万幸了。

可他却越活越滋润，职务节节高升，成为太监干部队伍里名义上的最高级别领导——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握批文件和盖章的大权，当汪直和尚铭为争当老三打得头破血流时，他已经混到了老二的位置上（老大是粱芳），悠哉悠哉的瞧着下面两个小弟乱咬。

说到底，第一，他是个能干活的人，司礼监又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掌握国家大事的批阅盖章权），缺了他玩不转。第二，他是个狠人，收拾起人来既毫不留情，又不落把柄，尚铭，汪直，粱芳三大混蛋都有不少爪牙被他死整，却连声都不敢吭。第三，他虽然又狠又能干活，却不傻，做事滴水不漏，也有自己一套势力班底：接替尚铭执掌东厂的陈准，陪朱祐樘读书的覃吉，司礼监太监萧敬，平日里共同进退，所以，三大混蛋太监明明恨得他牙根痒痒，却拿他没招，朱见深虽说不喜欢他，却也得用他干活。于是，他越混越好。

怀恩周旋于三大混蛋之间斗来斗去，东厂的大权和司礼监的大权都落在他手里。按说一个太监做到这一步，也算是够本了，可怀恩并不满足，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东厂不是怀恩的目标，司礼监也不是怀恩的目标，甚至赶走粱芳一统太监界也不是，怀恩的目标就是是什么？说起来让人不信：为国为民！

怀恩，山东人，姓戴，族兄就是宣宗时代因阻止明宣宗游猎而被抄斩的名臣戴纶，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怀恩受其株连，发入宫中为奴。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宣宗，以及后面的英宗，都已化为黄土。当年那个在啼哭中被送入净身房的孩子，今日已然是垂垂老人。但是家族的悲剧，兄长的舍身取义，却让他终生不忘。他也曾叹息于朱祁镇的无能，悲哀于朱见深的荒唐，两代大明帝王从小看到大，没一个成器的，他曾经心灰意冷，却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那个孩子，那个叫朱祐樘的孩子，他曾经泯灭的希望又重新被点燃。在日久天长的相处中，他越发的相信，这个坚强而善良的少年，将承担起他心中埋藏了数十年，却依旧沉甸甸的梦想。

为国为民！

这正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原由，是他不止一次悉心照料朱祐樘的原由，是他不止一次挺身保护朝廷忠良能臣的原由，是他周旋群丑之间，借力打力，铲除奸佞的原由，他已经老了，所剩的时日不多，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保护好这个孩子，让他平安即位。第二，在他即位以前，要利用手中的一切权力网去阻止所有的倒行逆施，把大明朝因所有荒唐而承受的重创减轻到最低。他的苦心，此时的朱祐樘并不能完全明白，直到他十六岁那年的那场人生最大的考验时，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此时距离朱祐樘人生里那场最大的考验还有一段时日，且让我们去看看另一毒瘤：官风糜烂。

成化朝的官风，已经绝不仅仅是腐败黑暗这么简单，纵然怀恩使尽牛力，忠良还是被一个个罢免了，小人还是相继掌权了，拜“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所赐，此时的大明政府只配得上俩字：歇菜。

起核心作用的当然是“纸糊三阁老”：万安、刘诩、彭华。后来刘诩在三阁老狗咬狗的争斗中被咬跑了，接班的换成了彭华，关于这几个人真没什么好说的，万安是万贵妃的铁杆亲信（自认是万贵妃的亲戚），帮着万贵妃进个美言，勾结粱芳搞搞经济问题，大坏干不出来，小坏天天干，算是个标准的无耻小人。

彭华是万安的铁杆亲信，又和李孜省是铁杆兄弟，平日里的业务和万安差不多，业务水平比万安当然还有差距，和万安一类货，却更不上档次。

倒是刘吉的情况特殊，三阁老狗咬狗时，他“旗帜鲜明”的站在万安一边，又同彭华一样，跟李孜省拜了把兄弟，对万安又极其尊重，从此实现了内阁“领导班子”的大团结，貌似和万安一路货，其实却不是。

刘吉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一个：八面玲珑，见风使舵，领导喜欢什么就来什么。万安能混进内阁，关键在于听话，领导说啥就是啥，还搭上了和领导老婆的亲戚关系才得以提拔。刘吉不一样，领导想要他办的事，他都能办得妥妥贴贴，换句话说，打个哈欠，他就能送枕头来。虽然不是什么正事。

这就是刘吉和万安的区别，万安是个没用的小人，刘吉是个有用的小人，对于志在治国的皇帝来说，无用的小人扫地出门，有用的小人，为什么不能用一用呢？

朱祐樘看到了这一点，也记住了这个区别，而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弘治朝开始后，三个人不同的命运。

但这都是后话了，至少目前为止，三个人都没干正事，在他们的表率作用下，政府彻底歇菜了。

但成化朝之所以能够勉强运转维持，不仅因为宫廷里有怀恩，还因为政府里总算还有几个明白人。在成化十八年以前，内阁有商辂，成化十八年后，六部还有余子俊和周洪谟。

商辂，杭州淳安人，说起他，还是那四个字：高分高能。科举成绩好（连中三元），人品好（为官清廉，生活勤俭），为官能力强，既能带兵（做过兵部尚书），又能管钱（做过户部尚书），还能管人事（做过吏部尚书），最后管内阁（内阁首辅），样样都做的出色，堪称成化一朝有道德，有水平，有能力的全面复合型人才。

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

所以，尽管朱见深从成化五年开始就歇班了，但他就象一根孤独的柱石，几十年如一日，苦苦支撑着风雨飘摇的江山。

可有水平终于比不上有后台，成化十八年，商辂被汪直陷害，愤然辞职而去，两年后病故家中，他尽了一个能臣所做的一切，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活到弘治朝。

幸运的是，“泥塑六尚书”里总算还有两个大活人：兵部尚书余子俊，礼部尚书周洪谟。

周洪谟，四川长宁人，他在荆襄流民大起义中已经风光了一把，若没有他那一纸奏折，至少整个华中地区还要被农民起义烈火烧十年。

作为文化教育部门（礼部）的最高领导，周洪谟狠抓教育，培养人才，他学问做的好，文才好，枯燥的奏折照样写得声情并茂，可以当美文看，连最怕批奏折的朱见深都喜欢。科研工作也搞得好，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主持研发了一批高科技发明，比如钦天监（天文台）的许多仪器就是他改装的，达到十五世纪世界尖端水平，这样的人放到今天参加高考，也是个文理科双料状元，北大清华随便挑。

但写美文和搞发明都是业余爱好，换句话说，只是为了讨得皇帝信任，为他本职工作服务的。而他的本职工作只有一条：为民请命。

所以汪直制造冤假错案时，他极力阻止，传奉官干涉朝政时，他拼命阻拦，皇亲国戚圈地强占时，他极力斗争。凡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好事，他都极力推行，凡是祸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他都拼命反对。地方上许多敢于硬顶宫廷采办的官员，如广东的高瑶，陈选，都是他的门生或亲信。他得罪了不少人，可坏人对他也无可奈何：第一，他凡事很少自己出头，总在背后给敌人搞小动作。第二，朱见深喜欢他，就象喜欢那些传奉官一样。

在他的努力下，土地兼并多少遭到抵制，采办宦官的气焰遭到打击，

许多无地流民百姓得到安置，社会矛盾多少得到缓和。

除了周洪谟，兵部还有个明白人：兵部尚书余子俊。

就算大明朝所有官员都放假了，余子俊还得加班加点，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殊——打仗。

余子俊，四川青神县人，从成化六年开始就下派地方，巡抚延绥地区，长期担任边疆下派干部，工作内容很简单：保卫边疆。

余子俊的本职工作做的好，留存到今天的陕西至宁夏一带的长城，大部分都是他修的，后来当兵部尚书后，又加修了从黄河到延庆的新城墙，这些城墙，就象一支母亲的手臂，保护着烽火连天的大明边陲。

这貌似不稀罕，修墙干工程谁不会，但余子俊确实稀罕：第一，他在最该修的地方修，花最该花的钱。第二，他干工程的效率高的很，既能节省民力，又能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比如修陕西一带的城墙，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动用人力不过四万人，且质量过硬。换成秦始皇，那是相当的不可想象。

在他的努力下，大明帝国的西北边陲形成了一条合格的防御体系：军队开支节省，却布防合理有序，所以当汪直出去找事招人报复的时候，每次都躲进城墙里，对方也只能干瞪眼。尽管鞑靼人肆虐河套，却终于没能象后来的俺答那样兵围北京，全是靠这道墙挡着。

在干工程的同时，余子俊也没忘了部队的反腐败工作，虽然以他的地位，抓不了大蛀虫，逮几只鱼虾还是可以的。部队屯田得到整顿，士兵的利益多少得到保障。

余子俊没打过什么大仗，但他的防御布局却保卫了边疆，这就象抗震的时候，冲进废墟救人的当然是英雄，可在地震来之前把房子修结实的更是英雄，余子俊，正是这样的英雄。这样的人，放到今天搞工程建设，肯定能弄几所“最牛希望小学”出来。

有这几个明白人在，政府总算还能有点活气。也仅仅是有点活气而已，评价这些明白人在成化朝的地位，一句美国电影片名最合适——黑暗中的舞者。

可说到余子俊的时候，许多人也许迷糊了：堂堂大明，怎么只能靠几条城墙保护？咱的百万雄师呢？

由此，引出了成化朝的那只毒疮——河套。

要问朱见深最关心的边防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河套问题，朱见深不傻：万一哪天再来个靖康之变，一家人连窝端到北方吃牢饭，舒服日子可就到头了。

所以河套问题一直是成化朝君臣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个河套草原已经是一个大毒疮，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挖掉毒疮不就得了。

大臣之中持这种意见的不少，大学士李贤就是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发动一两次大规模战役，重创敌人有生力量，再守住占领的地盘，就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之后，这也是朝廷主战派的基本论调，太监汪直也是坚定的支持者（能立功），貌似这也没错：大明雄兵百万，所谓鞑靼就是一群土匪，收拾他们不就得了？

貌似没错，其实大错。

河套是个毒疮不假，一刀挖去毒疮也应该，可问题是：你给手术刀消毒了吗？你的手术刀锋利吗？

大明的手术刀——军队，腐败丛生，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士兵逃亡严重，平定个荆襄起义和大藤峡叛乱都费了牛劲，何况是对付天天以打仗为生的蒙古人？

拿生锈的手术刀去挖疮，结果是什么？当然是感染恶化病情，这些问题，那些不懂军事的大臣是搞不明白的。

更要命的问题是：挖了疮，你还要护理保养，防止感染。所以一旦开战，打不赢还好办，打赢了更难办，占领的地方你要留兵把守，修筑工事，还要移民实边，这些事，哪样不得花钱，可钱呢？

全让朱见深拿去炼丹修庙了。

所以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的，恰恰是那些有常年军事经验的干部，比如兵部尚书白圭，还有前文提到的余子俊，王越，都主张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他们也提出了计划：具体操作是，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是逐渐推进，蚕食河套地区，再通过移民实边巩固国防，这是一个很细致也很稳重的计划，可问题是，朱见深并不懂军事，他只想赶快解决问题，可这个计划太费时间精力了，为了尽快过舒服日子，当然不用。

第一章 第二十二节

于是终成化一朝，明朝不断的对河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成化六年进行“搜套”，成化八年王越取得“红盐池大捷”，成化十八年又取得“黑石崖大捷”，一连串胜仗，直到今天还被某些人追捧，认为这是朱见深的“工作成绩”。

可更奇特的一幕发生了：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胜仗，蒙古人始终没有被赶出河套去，不但没有，还越打越多，根子越扎越牢，而且经常对明朝边境实施报复性攻击，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百个。总之，得不偿失。

惟一的例外就是王越，只有他的胜仗还算是胜仗，攻克了一些边境要地，余子俊修筑的边墙，正是在他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是个有才能的将领，也很得皇帝宠信，与大太监汪直更是铁哥们，这个人，后世有夸的也有骂的，立功不少，污点更不少，总之，还是生错了时候。

本身打仗的条件就不成熟，内部问题没解决，战斗力跟人家也有差距，你拿什么去“一次性”解决问题。就象拿生锈的手术刀挖疮一样，河套这个毒疮也很快化脓了，当地的蒙古鞑靼部落越打越强，边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好在那时候他们自己也忙于内斗，加上余子俊煞费苦心的边防布局，总算没出大漏洞。

然而朱见深并不知道，就在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里，河套毒疮，已经病变了。

盘踞河套的鞑靼部落先经过相互的内斗统一起来，然后又相继征服了其他鞑靼部落，连强悍一时的瓦剌部也被其赶走。等到儿子朱祐樘即位时，大明北方的强敌，已经不是各支松散的部落，而是一个政权统一，力量集合为一体的蒙古鞑靼政权，他们的领袖在蒙古史中有个闪光的名字——达延可汗。

这是一个在蒙古民族历史上，终明一朝惟一一个可与成吉思汗，忽必烈等杰出人物比肩的牛人，此人比朱祐樘还年轻四岁，却少年老成，统治有方，终令蒙古民族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甚至，如果荒唐的朱见深能够多活几年的话，他完全有机会把祖先成吉思汗做过的丰功伟绩再做一遍。

虽然他最终没这个机会，但事实上，他不仅是明孝宗朱祐樘一生的对手，更将是明孝宗的儿子——明武宗正德帝的对手。这个人，明史中称他小王子。

换句话说，他的强大和风光，也是拜朱见深所致。

大明帝国的万里北疆，风平浪静中，已然阴云密布。这些，统统留给了后来的朱祐樘。

但比这更有现实意义的，却是朱祐樘个人的危机：太子废立。

河套的毒疮在病变，朱见深对儿子的偏见也在病变。成化二十一年，朱见深对儿子朱祐樘的厌恶到了极点，其他的儿子渐渐长大，看着顺眼的也越来越多，惟独对朱祐樘不顺眼，拜无数万贵妃党羽以及万贵妃本人几十年如一日挑拨离间所赐，他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废太子。

当然，他也知道废太子并不好办，太子有不错的声誉，也有支持他的官员，但这些都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只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

怀恩是太子的人，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而且怀恩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高权重，也有一套自己的势力班底。废太子这么大的事，没他支持不行。

可朱见深认为这不是困难，怀恩支持太子，不也是为了利益嘛，只要明确的告诉他，废掉太子，我将给你更大的利益。他还能阻拦么？所以朱见深主动找怀恩谈话了，饶了半天弯，终于转到正题：我想废太子，你的意见呢。

怀恩说：我不同意。

然后朱见深就耐心的做说服教育工作，把要废太子的理由罗列了一大堆，威逼利诱了半天，怀恩却是油盐不进，就是不答应，说到激烈处，怀恩一言不发，脱下自己帽子，向朱见深叩首，嘴里还是那三个字：不同意！

朱见深怒了：不同意，连你一起废！

怀恩平静的扬起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辛酸的眼泪，然后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出了他这辈子最男人的一句话：

“那你就废了我吧！”（虽万死，亦不为）

朱见深呆了：不为利，不为名，不要命，就为了保太子，咱俩谁是他爹啊！

他咬了半天牙，终于还是没杀怀恩，挥挥手打发他去凤阳守陵了。

怀恩走了，他长叹一声，打点行装，离开了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深宫大院，在他眼里，太子要完蛋了，自己的地位完蛋了，心中的梦想完蛋了，总之，一切都完蛋了。

朱祐樘更不用说，生命中最大的一个保护人也走掉了，然后是支持他的官员宦官也相继遭贬罢。深宫之中，只留他一个人，似一棵孤零零的小草，等待着命运风雨的裁决。

也正是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怀恩，明白了所有人付出与牺牲一切的原因，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更非为了蝇营狗苟，而是为了一个很崇高的信念，现在，上天还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万贵妃得意了，粱芳得意了，利益集团的所有人都得意了：太子被废，新太子将是一个继续听自己话的人，好日子还会继续下去，幸福万年长。只要一个程序问题：废太子。

这个程序问题，最终还是没走过去。

因为老天终于还是做出裁决了，成化二十一年四月，泰山地震。

中国历史上地震不少，每次地震都会带来巨大破坏：沉重的经济损失，巨大的人口死亡数字，总之都是痛苦，但是这场地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

古代科学知识少，地震知识更少，一般帝王都把地震看成老天爷发怒的表现，朱见深这样常年从事封建迷信工作的人更不例外，既然是发怒就得搞清楚原因，就得找人咨询，负责查找原因的单位，当然就是钦天监（气象局兼地震局）了。

钦天监很快汇报了调查结果：应在东宫！

这是一个挽救了朱祐樘，也挽救了大明朝命运的调查结果：老天爷发怒，是因为当皇帝的要废太子。

朱见深就算再胡闹，老天爷也是不敢得罪的。万贵妃再嚣张，地震也不能不怕，粱芳们再狡诈，也不敢和老天爷唱反调。毕竟：都没做过什么好事，也都怕报应！

第一章 第二十三节

在老天的裁决下，朱祐樘度过了人生最大的危机，继续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的思索这个灾难沉重的国家。

补充说明一句，后来也有人认为，钦天监的这个调查报告，是有周洪谟从中做工作的结果。因为他虽然管的是礼部工作，但因为常年主持科研开发，和钦天监的交情很深，好朋友也不少。干这个事很方便。这种说法证据并不过硬，但个人认为，以这位周大人一贯为国为民的表现，以及做事的风格，还是有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得救了。彻底的得救了。

也因为这次事件，万贵妃及其党羽认定了朱祐樘有老天爷庇护，当然不敢再打坏主意。可他们更知道，自己与这个孩子仇深似海，将来一定不会被放过的。事实是，他们只猜对了一半。

但万贵妃却从此处于长期的焦虑和恐惧中，日日茶饭不思，长嘘短叹，终于积劳成疾，到了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春天，最终扛不住下去，活活的扛死了。

长嘘短叹啥？坏事做多了，怕报应，朱祐樘接班已经扳上定钉，报应迟早要来。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叹，越叹越怕，终于……再也不用怕了，一句话，她是吓死的。

关于她的死法，有很多种版本，有人说是泰山地震以后她就病倒了，死挺了两年没挺过去。还有人说是给她瞧病的太医下了毒，把她给毒死了，更有人说她某日和一个宫女怄气，心肌梗塞而死。还有更耸人听闻的说法：自从地震以后，每天夜里都有被她打掉的胎儿化成鬼找她索命，最后终于给索走了。总之，不得好死。

我认为，怎么死的不重要，所谓咒人不得好死，只是希望人家死前多点痛苦，所谓凌迟之类的酷刑，也是为了让人死前受罪，而万贵妃，是带着无边的恐惧和愁苦死的，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承受的，是无边的精神折磨。肢体的折磨只能痛苦一时，精神的折磨却足够日久天长，远胜过所谓三千六百刀剐刑，所以，这就够了，恶有恶报。

关于这个女人，后世也没少泼脏水，神话小说里说她是啥黑风山上的女狗熊精变的（相貌很象），演义小说里说她在后宫养了面首三千，日日淫乐（完全瞎编）。更悬乎的，说她专吃童男童女，还用法术控制朱见深的思想，那不是历史，倒是西游记了。

我认为，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爱自己丈夫，并能够给自己丈夫温暖和体贴的女人，她不荒淫，忠于丈夫一个人，她所做的那些“残暴”，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爱情。在爱情面前，每个女人都是自私的，结婚的女性对这点怕是感受更深。

但是，她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主妇，而是一个帝王的老婆，所谓为保卫爱情做的一切“正常”的事，在帝王之家不仅不正常，甚至祸害无穷。不但危害了当时的国家，甚至在百年之后，依然承受着无尽的指责。她是有错，把所有的错归在她身上，却同样是错，就象把所有的错归结到太监或者奸臣身上，都是不公平的。正如当年输球下课的某国家队教练的口头禅：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

最大的责任人，当然是朱见深，一个管不住自己老婆，也管不好国家的脆弱男人，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在万贵妃去世后，这个好丈夫忧虑成疾，几个月后撒手西去，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他的万管家婆了。

这是一场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爱情，所有的阴谋与荒唐，因坚贞的爱情而诞生，蔓延，祸乱国家。这，正是成化朝二十三年混乱的根本原因。

朱祐樘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了这场爱情所有的伟大和悲剧，同时，他也娶媳妇了，新娘是国子监监生张峦的女儿，一个温柔贤惠知书达礼的女子。他们在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结婚，按照惯例，也一起去朝见了万贵妃。

病重里的万贵妃虚情假意的接见了这对新人，但她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个女人——朱祐樘新婚妻子，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后。而这一切，恰是她使尽权谋做尽坏事，却并未完全得到的。

关于朱祐樘的婚姻生活是后面的内容，无论怎样，荒唐黑暗的成化朝总算划上句号了。父亲母亲，恩人仇人，或离别远去，或化为黄土，逝者已然永别，来者却犹可追。

怀着无数的爱与恨，感慨与思念，记忆与梦想，十八岁的朱祐樘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九月初六正式即位，接见群臣的朝拜，次年改年号为弘治。大明天下，从此正式交到这个历经磨难的年轻人手中。

一个伟大的盛世开始了。

第二章 第一节

在职业足球联赛中，有个术语叫“换血”。

足球里的“换血”，是指一支球队，因为常年的经营管理不善，战术思想错误，指挥训练混乱，内部矛盾重重等各方面原因，出现了成绩下滑甚至一败涂地的糟糕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球队的老板就会对球队的人员进行调整，教练进行更换，领导班子进行重组，一切推倒重建，以期重振雄风。是为“换血”。

在高水平联赛里，即使是曼联、尤文图斯、阿森纳等顶级豪门俱乐部，也都经历过“换血”的过程，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就会重振龙威，见谁灭谁。失败了的则越活越抽抽，见谁被谁灭，直到整个球队彻底破产倒闭。总之，“换血”是有用的，也是有风险的。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合理的步骤，没有合适的用人，没有细致入微的工作，“换血”等于自杀。

更要命的是，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既然选择了“换血”，也同样选择了“换血”所带来的阵痛。即使是那些顶级的球队，在“换血”的过程中无不承受了指责，非议、流言、抗拒、而球队的战绩同样是几经浮沉起落，历经磨难方才苦尽甘来。所以，选择“换血”也就选择了折腾。没有耐心和决心是万万不成的。

与一支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足球队一样，此时大明王朝也同样面临这样一个过程，朱祐樘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换血”。

这是比一支足球队的“换血”更复杂的工作：人事的调整、政策的调整、危机的处理与公关……一大堆的麻烦摆在朱祐樘的面前。他不得不清理整顿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盘根错节的奸党、上窜下跳的传奉官、效率低下的政府、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总之，它的困难程度远远大于一支足球队的整顿，所承受的折腾也将更多。

可大明朝经不起折腾，朱祐樘也经不起折腾，不“换血”没活路，“换血”有可能自杀，这就是朱祐樘面临的难题。他要收拾一个又一个麻烦，又不能急于求成，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万分，在尽量不折腾的情况下做完想做的事。对于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青年来说，这太难了。然而千难万难，他也得迎难而上。

一、宽容与决绝——弘治皇帝对前朝弄臣的清洗

迎着无际的黑暗，朱祐樘默默地拔出那把磨砺了十多年的帝王之剑，勇敢地出招了。

朱祐樘给大明王朝“换血”的第一个对象，是成化朝留下的那些传奉官们，以及他们的老领导——粱芳。他动手很快，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即位，十月就开刀了。

所谓树倒猢狲散，两千多所谓“传奉官”相继被罢斥了，李孜省被抓起来了，粱芳也被抓起来了，滚蛋的滚蛋，坐牢的坐牢，总之别想继续招摇撞骗。

为什么先拿他们开刀？首先，这些人劣迹斑斑，民愤官愤极大，朱祐樘即位后言官们首先弹劾的正是这帮人。其次，这些人都是些皇权制度下的寄生虫，根基不深。一句话：最该收拾又容易收拾，不拿你祭旗拿谁祭旗？

唯一漏网的就是那个色鬼和尚继晓，这厮滑头得很，见势不妙拔腿开溜，跑回老家江夏去了，还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年太平日子。这家伙自我感觉太过良好，躲了几天以为风头过了，竟又出来招摇撞骗不说，还拿黄绸布把自己右手包起来，逮谁跟谁吹：想当年，咱用这只手和皇上握过手来！

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弘治元年六月，吏科起事中林廷玉上书弹劾继晓罪恶。朱祐樘着即下令捉拿，经刑部会审，继晓被处以死刑，老婆孩子统统充军。拜他当初“胜利大逃亡”所赐，刑部，大理寺等部相关官员，全因渎职罪遭惩处。

继晓应该感到荣幸的是：他是上千传奉官里唯一一位经法律程序被判为死罪的，不过他也同样应该感到沮丧：按照相关规定，他所有的罪过都在大赦以前，所以理应赦免，至少拾一条命没问题。可谁叫他民愤太大？所以，一刀宰了。

李孜省也好不到哪去，大概是多年操劳于科研开发工作，把身体累坏了，还没等着司法审判，就先熬不住监狱非人的生活，彻底见玉皇大帝去了。

至于成化朝三大混蛋里唯一的幸存者，粱芳则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蹲了几个月监牢后被罚充军，更倒霉的是，刚劳改了没几天，赶上继晓落网，一翻旧账，又被拉出来加了五十大板，却总算没打死，拖着打着半死的身体继续“重新做人”，终于在高强度体力劳动和高密度口水唾骂中卑微地死去。作为仇人，朱祐樘对他已经足够客气，可终究罪有应得。

伴随这一切，所有成化朝时代诸如修楼盖庙，做法拜佛之类的荒唐事，统统叫停；已经上马建设的工程，统统下马；强占的民田，统统发还；有恶行的采办官，统统收拾。总之，人心大快。

惩办奸恶的同时，朱祐樘当然也没忘记一个最该回报的人——怀恩。

在凤阳做苦役的怀恩被召回来了，恢复司礼监原职，他的亲信陈准、萧敬等人也相继执掌了大权?在成化朝做了“万年老二”的他，终于一统太监界，成为太监干部队伍里当之无愧的一把手。

不仅如此，为迎接怀恩的归来，朱祐樘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彩旗鼓乐齐鸣里，朱祐樘亲自在宫门外迎候怀恩的归来，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进去。就象十多年前，勇敢的怀恩牵着他的手，走过无边宫廷黑暗时的样子一样。

面对这份恩宠，七十多岁的怀恩老泪纵横，连连推辞。

怀恩，受之泰然吧，这一切都是你该得的，虽然你是个太监，却是大明朝二百七十年历史上，最男人的太监。

宦官收拾了，传奉官收拾了，成化朝“利益集团”的中枢组织与内部组织相继解决，但朱祐樘明白，这些都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可以快刀斩乱麻，但接下来的事，却并不容易，也来不得急切。

第二章 第二节

先是外围组织——政府。

这个政府早就“名满天下”了。“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名号不是吹的，可有一点朱祐樘清楚：所谓“纸糊”“泥塑”都是讲他们干工作的素质，在蝇营狗苟钻营的事情上，他们都是一群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油条，既不“纸糊”，更不“泥塑”。

对此，朱祐樘早就深恶痛绝，比如那个淫僧继晓的事，自己早就下令严惩，可上上下下联手欺瞒，还是让他跑回老家晃荡了一年多，刑部不管，大理寺不管，地方官更不管。这样的政府，不整顿怎么行？

可多年以来，满口仁义道德的他们都在贯彻一个信条：腐败并不坏，皇帝怠政更没什么不好，有权就能有吃有喝还有拿，国家本不是我的。励精图治？实际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他们，所以拉帮结派，发动集体主义精神，誓把腐败进行到底。这样的环境，不讲究些方式方法是不行的。

而且，还未等朱祐樘出招，以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们，就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距朱祐樘登基即位，仅仅只有十五天，以万安为首的内阁，以及吏部、兵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六部尚书，集体上奏折辞职。

这些人里，有闻名远扬的昏官，也有为数不多干过点正事的能臣，当然，在“纸糊三阁老”的领导下，指望他们良心发现，主动做自我批评甚至挪屁股腾地方，那是相当的不现实。

先皇尸骨未寒，新皇登基，留下一堆事总要有人干，一下子把人全轰走了，新来的人不熟悉工作，谁能替你干活？所以，所谓辞职，不过是客气客气而已。

可是你要是不批准，就要拿出理由来，要好好表扬下这些人，一表扬，就是“组织鉴定”了，风声过了再秋后算账，怕是没这么容易了。

你批准辞职，没人给你干活，甚至还会朝局不稳。你不批准辞职，就得肯定我们的工作，翻脸也就不好翻。

所以，这叫以退为进。

朱祐樘不想和他们客气，但现在必须客气客气。

于是，所有的辞职朱祐樘统统不批，并且对这些人亲切接见，好言抚慰：你们这些年的工作成绩我都看在眼里，组织上对你们的工作态度和业绩还是肯定的，留下来好好继续工作吧。

之后，再一段时间里，朱祐樘对这帮人做出殷切信任状，不但时常召见，经常出言勉励。于是，“纸糊三阁老”放心了，“泥塑六尚书”也放心了，在他们看来，这个皇帝和他爹一个样，幸福生活还在继续。

当然，只是继续了一个月。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司礼太监怀恩奉朱祐樘之命，捧着一小篓奏折阔步走进内阁值班房，望着惊愕的三位阁老朗声问：“这些东西是谁写的？”

只瞄了一眼，内阁首辅万安的脸，就成了猪肝色。

从这一刻起，他知道，朱祐樘不再跟他客气了。

怀恩捧着的那堆东西，说是“奏折”都叫寒碜，事实上，那是一堆指导朱见深如何过夫妻生活的理论文章，照今天的话说，是限制级成人文学。作品的作者，当然就是他。

你万安党羽众多，根子扎的牢，不过这没关系，封建时代，伦理纲常就是高压线碰不得，大家背后里蝇营狗苟，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还是要做一做的。别的事人家可以和你共同进退，这种传播淫秽文化的事，傻瓜才和你栓一条绳。

万安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下，然后怀恩再接再励，将御史言官弹劾怀恩的奏折当评书一般朗声阅读。万安面如死灰，颤颤巍巍跪了半天，最终等来一句话：快滚！

万安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求助的眼光瞅着各位同僚：这里面有他的门生故旧，有他的“亲密战友”，可大家各个装没事人似的望天，就是没人替他说话。这种肮脏事，谁敢给你说话？

万安就这么滚了，当然，他没没闲着，离京的路上还不忘记夜夜考察天文，观测天上跟官运有关的三台星有无变化，以确定自己能否官复原职。三台星终于还是没变化，这个成化朝时代第一闲人在家住了两年多，终于蹬腿见阎王，找他家“亲戚”万贵妃报道去了。

他不是大奸臣，也不是能臣，说到底，他就是个无用的小人。

万安倒了，他的党羽自然跑不了，彭华、尹直等“模范”人物也相继被罢免，至于六部和地方的他的那些亲信，不是下岗就是法办。“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基本被清洗一空，有个人更是兔死狐悲，整天忐忑不安——刘吉。

万安踉踉跄跄滚出朝堂的那一刹那，刘吉就认定自己完蛋了。多少年来，他和万安狼狈为奸，共同进退。万安做的那些坏事，他都没得跑。就说那献给朱见深的“夫妻生活理论指导文章”，他刘吉也没少写，不但流传于当世，甚至百年之后，还被大文豪王世贞收录在个人编选的文集里，可谓写出风格，写出水平，写得遗臭万年。

甚至，在当时的官场上，刘吉的名声比万安还坏。万安最是个“行政不作为”，刘吉就更了不得，不但紧跟万安罢工歇菜，而且粱芳搞经济，他也没少分油水，还特别擅长打击报复，凡是弹劾他的官员，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想办法死整。照着胡汉三的话说：吃我的东西，你得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东西，你得给我送回来。

这样的人，罢官滚蛋都算轻的，对于他，各类御史言官们更是口水漫天飞，弹劾的奏章炮弹一般地砸来，大有炸平刘吉家祖坟之势。

很快，刘吉等来了关于他命运的裁决：升内阁首辅，总领百官。折腾半天，不降反升，相反摇身一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这般恩宠，难道是天上掉馅饼？

朝臣们呆了，万安滚蛋了，彭华滚蛋了，粱芳下狱了，和他们蛇鼠一窝的刘吉反而升官了，这叫什么世道？

刘吉自不必说，新领导的知遇知恩当然感激涕零，于是成天里瞧着领导眼色行事，跟屁虫似的跟在朱祐樘屁股后面，但是弹劾过他的官员，过不了多久又被他找机会打击报复。更糟糕的是，他现在是首辅了，总领百官的人物。小人爬高位，不是祸害更大么。

看似是这么回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在提升刘吉为内阁首辅的同时，朱祐樘不动声色的又做了两项任命：吏部右侍郎徐浦，礼部右侍郎刘健入阁，连同刘吉，组成新一届内阁政府。这两个人，都是朱祐樘从太子时代开始就分外倚重的能臣。从此以后，内阁的政务大事，基本都由他们两人操作，所谓内阁首辅刘吉，只不过是挂名的。

这就是朱祐樘的苦心之一：刘吉虽说不干正事，也并不是不能干事，虽然心术不正，但处理政务的经验远远强于万安之流。还有一套自己的人际网。骤然彻底更换内阁班子，新提拔的干部虽然有工作热情，熟悉工作毕竟需要时间，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更会带来很多抵触，让老干部配合一下，把新干部“扶上马送一程”，才是最好的选择。刘吉，正是合适人选。

不怕刘吉陷害同僚？不会，刘吉这种人，只陷害领导不喜欢的忠良，领导喜欢的，巴结还来不及呢。事实果然如此，刘吉在内阁里夹起尾巴做人，凡事从不自做主张，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密切配合二位同事工作。不但放手让权，还经常提建设性意见。从此，歇班已久的大明内阁，又开始隆隆地开动了。

罢斥万安之流，是为了整顿官风。留用提拔刘吉，也是为了整顿官风。关键看怎么用。

苦心之二，则是为了拨乱反正。

既然要拨“乱”么，就要知道是怎么“乱”的，为什么“乱”，成化朝的“乱”是要拨，可上上下下盘根错节，早就结成攻守同盟了，派个不是一路货的人，只能被耍没商量。

第二章 第三节

所以刘吉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既是这些“乱”的参与制造者，又是“乱”的了解者。好比满清大官僚曾国藩常说的话：以贼平贼，事半功倍。刘吉，就是个被招安的土匪。

当然，也有人建议防着刘吉会干纵容包庇欺上瞒下的事，但朱祐樘知道刘吉不会，倒不是因为此人热爱正义，而恰恰因为刘吉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当年为了巴结朱见深，他可以整一切好人，今天为了巴结朱祐樘，他同样可以毫不留情的整一切坏人，包括他的“亲密战友”们。在六亲不认这条上，他比包公还“铁面无私”。

于是，在刘吉一番上窜下跳后，一大批成化朝时代劣迹斑斑的官员遭到了惩办查处，许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许多劳民伤财的苛政得以叫停，许多曾遭排挤陷害（包括被刘吉本人陷害）的忠臣良将得以平反复职。当然，刘吉也没忘了干点公报私仇之类的“日常工作”，但总体说来，干得还算不错。

比如拨乱反正的事里，最难干的就属所谓“平反昭雪”了。蒙冤的忠臣你要平反，否则以后谁给你当忠臣。可你要冒冒失失地平反了，也就证明你爹错了。封建时代谁都可以错，惟独皇上不能错，否则“皇上的威信在群众中下降”，那就要影响社稷安稳了。

所以历代皇帝给本朝忠臣平反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既要表扬忠臣，又得把黑锅转到奸臣小人身上来背，绕来绕去总免不了让先皇“丢人”。可刘吉办这事，却用了另一种办法。

比如成化朝曾有个叫贺钦的给事中，是个出名的能臣，就因为阻止朱见深“弘扬佛法”，被一撸到底轰回家。这样的人，平反容易，既平反又要保住朱见深的面子，貌似有点困难。

刘吉办到了，他是这么找平反原因的：“先帝（朱见深）是很欣赏贺钦的，但是为了能让他多加历练，所以才让他经受磨难，以成大任。现在请皇上启用他，也是为了不辜负先帝的苦心嘛。”

既保住老爹面子，又“落实政策”，可谓皆大欢喜。当然，什么“朱见深的苦心”，全是拍马屁，鬼都不信，也只有刘吉这种小人能说出口。这就是小人的工作水平。

在查办奸佞这条战线上，刘吉同样做得不赖，主动检举揭发，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惩治腐败。在他的“积极表现”下，一批成化朝的蛀虫遭到惩办，国家更追回了大量赃款。最倒霉的是山东、河北、江苏的几位地方官，他们都是刘吉多年的亲信，那些破事刘吉更没少参与分红，可法网一撒照样全倒霉，刘吉却摇身一变做了“污点证人”，做沉痛状向朱祐樘“交代问题”，朱祐樘总是好言抚慰：改了就好嘛，组织上还是相信你的。

刘吉拨乱反正的事基本都是用这种方式办的，说他滑头也好，无耻也罢，总之事办成了，也全是正事好事。所以，那几年虽然许多人骂他，好些人轮番上奏折弹劾他，可人家官越坐越稳，终于混了个新名号：刘棉花（不怕弹劾）。

还是那句话：无用的小人滚蛋，有用的小人为什么不用一用？朱祐樘就用得不错，恰如那句古诗所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没能耐的皇帝，好人也没法干好事。有能耐的皇帝，小人也能干好事。这就是朱祐樘与他父亲的区别。

整顿了纸糊的内阁，泥塑的六部当然也跑不了。还没等朱祐樘发话，言官弹劾的奏章再次满天飞，成化朝时代的部长们，统统被骂得体无完肤，几个最该骂的相继滚蛋了，比如吏部尚书李裕、刑部尚书杜铭、右都御史刘敷，都是成化朝时代混了多年的吃货，统统卷铺盖滚蛋。

但是子弹不长眼，不该挨骂的人，也被骂了。比如当年六个泥塑尚书里仅有的明白人——礼部尚书周洪谟。

不管怎么说，礼部尚书周洪谟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他有缺点，看上去很“软弱”，从不和不良现象正面冲突，他也很会拍领导马屁，很会和内阁大员们搞关系，说了很多违心话，办了很多违心事。可别人这么做是为了混事，周洪谟这么做，是为了做事。

那些年里，低调的他也做了很多事，抵制权贵的土地兼并，配合地方官整治跋扈的采办太监，劝说朱见深停止劳民伤财营造宫庙，在这个位置上，他做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能臣可以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是在他的安抚政策下平定的，荆襄流民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得以合理安置的，仅这两条，他已功德无量。

而那些弹劾他的人，在那年头里，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或者比周洪谟更过分。那些所谓义正词严的弹章，代表的并不完全是光明与正义。

所以，弹劾周洪谟的奏折，其内容写得也非常搞笑：不是说周洪谟和万安是老乡，就是说周洪谟妄议“御制文字”（即朱见深的亲笔墨宝），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理由，总之是为骂而骂。

但朱祐樘是个明白人，他更清楚周洪谟与那些“泥塑”的区别。于是，那些满纸荒唐言的弹章统统被朱祐樘扔进了垃圾堆，当然，为了应付舆论压力，升他官是不可能了。于是周洪谟被罚了两个月俸禄，留任原职。

感激于朱祐樘既往不咎的周洪谟抖擞精神继续干活，身为礼部尚书，他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狠抓人才培养，也没忘了管闲事，比如广东郁林发生民乱，又是他上书请旨安抚百姓，使暴乱地区重新恢复了和平。总之，皇帝在变，时代在变，周洪谟还是那个周洪谟。

当然，比较起来，这些都是小事，在他最后的官场岁月里，他还干了一件大事：厘正祀典。

所谓厘正祀典，就是要确定祭祀的规模、人数、编制以及财政预算。周洪谟当了数年礼部尚书，朱见深常年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所带来的灾难，他看够了，也受够了，他也知道，指望当皇帝的自己廉洁自律，那是相当的不靠谱，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条：完善制度。

于是从弘治元年开始，在征得朱祐樘同意后，六十七岁的周洪谟将人生所有的心血投入到这部祀典的编制中，他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编制出一部足够庄严神圣，又节俭实用的祀典，从此以后，明朝皇帝的“封建迷信”活动终于有了制度上的限制，所谓想修庙就修庙，想占地就占地的荒唐事也少有发生了，就连几十年后那位信奉太上老君的嘉靖皇帝，也正是迫于这部祀典制度的限制，只能缩在深宫里自己胡搞，终不能为所欲为肆意劳民伤财。按照现在许多“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周洪谟干的同样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从爱惜民力的角度说，在那个时代里，这是一次惠泽苍生的“封建迷信活动”。

第二章 第四节

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盛世，指望道德是相当不靠谱的，只有制度，以及正确的执行制度，才能相对的靠谱，这正是周洪谟的贡献。但这并非是弘治十八年唯一的贡献，在往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也同样如此。

补充说明一下，周洪谟所做的这部祀典，不仅成为后世明朝诸君的祭祀规范，更成为代明而起的清王朝的祭祀规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性的祭天活动——1916年袁世凯在太庙祭天，也同样是沿用这套规范进行的。作为规范的制定者，他的姓名今天已然陌生，但其心血流传若此，他的人生已无憾。

弘治元年十月，无憾的周洪谟已然身心具疲，他终于再次向朱祐樘请求辞职，这一次朱祐樘允许了他。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他确实应该歇歇了。

按照一般官员退休的惯例，封赏，返乡归养，安享晚年，都是正常的举动。退休的周洪谟，却做出了不正常的抉择。

他没有回老家四川长宁县，而是来到了家乡所属的四川叙州府。当然不是为了贪图大城市的繁华，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连同退休时朱祐樘的封赏，统统拿出来做一件事：办学。按照他的话说，搞教育既是为了“有裨风教”，更是为了“以正人心”。他把人生的最后热血都奉献给了当地著名的学府——翠屏书院，在之后的岁月中，这所书院始终是四川著名的文化圣地，英杰辈出，许多的青年俊才从这里走出苍茫的群山，然后改变了山外的世界。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周洪谟没有这么说过，却用一生做到了。

弘治四年二月，积劳成疾的周洪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临终前还心忧朝廷，为朱祐樘上了《安中国定四裔十事疏》。噩耗传来，朱祐樘深为悲痛，特命官员前往致祭，并赐名为“文安”。

是呵，文安，文安，与文化教育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周洪谟，此时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在离他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根据勋阳都御史郑时的上奏：周洪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流民万户，尽做婴儿啼。”

即使到今天，去四川或湖北或者广西一些乡镇旅游时，游客们依然可以发现保存完好的周洪谟祠堂，而且历经数百年，当地居民依旧时时拜祭，香火不绝。

对于这位“泥塑”尚书，这位在弘治朝初年饱受了诸多口水与非议的官员，这位今天依然被许多“历史学家”评价为“无能”的老臣，关于他的评价，上述的这一幕幕已足够。

所以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尽量详细的文字记录下这个人，只因周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心里，要装着老百姓。

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走了，然而更多的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留下了，来了。

惩办了奸臣，赶走了小人，平反了冤案，这些说到底都是“拨乱”的内容。要换血，只拨乱不够，还要“反正”，这是需要人才的。于是，众多的人才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

内阁还处于过渡阶段，但是六部已经迎来了两个牛人。这两个人，照着土匪片里的台词说，是两只洞庭湖上的老麻雀。

吏部尚书王恕、兵部尚书马文升。这两个人，一个管人事，一个管国防。朱祐樘用他们，目标也很明确：一个整顿官场，一个整顿部队，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刚即位的时候根基不稳，还要客气客气，现在内阁运转良好了，万安之流滚蛋了，当然也不用客气了。

说他俩是老麻雀，原因是俩人在进京的时候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王恕七十一岁，马文升六十一岁，全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当然，在这之前，都混的不咋地。

原因在于两个人都有共同的毛病——犯小人。比如王恕，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体恤民力爱抚百姓，走到哪里都能造福一方，堪称是明朝“最佳地方官”，可偏偏就是和小人过不去，和粱芳斗，和妖僧继晓斗，明知实力不如对手，却终究誓不低头。斗来斗去官越做越小，直到成化二十二年被勒令退休。马文升也差不离，作为军事官员，他常年从事战斗工作，汪直在边境上惹了事，还都是他给擦屁股。可就这样还是得罪了汪直，被罢官回乡。

现在二位老麻雀雄赳赳气昂昂回来了，虽然历经沉浮，依旧斗争不减，上任就出杀招。王恕管人事，一出手就搞大考察，上至中央五品以下官员，下至地方大员全在考察之例，然后又更尽一步，接着把京城内外所有的官员也都划到考察范围，合格的留任，优秀的升官，不合格的滚蛋。仅浙江一地，在弘治元年七月就有一百五十八名官员被清退。一省尚且如此，全国可想而知。

马文升更不差，严查军队腐败，专抓大蛀虫，干的事和王恕差不多，手段更狠，犯到他手里想滚蛋都不成，坐牢没商量。

这一下可好，京城里大小官员全乱套，送礼的，威胁的，说情的，天天挤破头皮。可两位老麻雀油盐不进，谁威胁？看看谁狠！谁送礼，就先治你！

两?老麻雀还给朱祐樘提议：要建立严格的干部选拔制度，六部的干部举荐由各部负责，地方的干部举荐由地方巡抚负责，有敢送礼请托的统统法办，举荐人员不合格的，连同举荐人一起惩办。两人还建议：干部选拔问题责任重大，要不皇上你也辛苦辛苦，亲自把关？

这就叫制度反腐。

朱祐樘一切照准，还在文华殿上贴上全国所有京官以及六品以上地方官员的简历资料，亲自核查，严格把关。如此，成化朝积累下来的垃圾一扫而空。

当然，这两位心里装着老百姓的老麻雀，之所以能得到朱祐樘赏识，也要拜一个人所赐：怀恩。

自从凤阳回来后，怀恩一天都没休息过，人事调整，纠正弊政，样样工作都得替朱祐樘分担，司礼监天天加班加点不得消停。但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推荐人才。

王恕和马文升都是怀恩的铁哥们，当然不是唯一的铁哥们。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老宦官，怀恩看人眼光极准，他所推荐的人才，固然与他私交不错，却都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比如刑部尚书何乔新、户部尚书李敏，都是由他举荐的，这些人也同样将在弘治朝的各类活动中成为中流砥柱。在他的努力下，新鲜血液不断输入到帝国的肌体内，史称这段时期“正人汇进”，作为举荐人，怀恩功不可没。

第二章 第五节

大明帝国这个疲惫的病人，在一系列的换血中，逐渐排除毒素，重新焕发出健康的活力。

大明帝国的健康日益恢复，怀恩个人的身体健康，却已然到了尽头。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又经历了这么多沉浮起落，在凤阳吃了这么多年苦，他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只是怀着梦想艰难运转着。

此时，他的梦想已实现，然而他的身体，却再也承受不住了。弘治元年，七十多岁的怀恩，像一只燃尽的火把那样无可避免的衰竭，最终熄灭了。

他身为忠良之后，历世三朝，几经起落，却矢志不改。他保护了年幼的朱祐樘，帮助他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然后自己迎着光明消逝。他是含笑而去的，作为一个为梦想生活的人，他已无憾。

朱祐樘悲痛万分，赐其名为“显忠”，厚葬。我相信，这个名，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

很抱歉我对于他的记录不够精确，甚至在他去世时，我也只能用“七十多岁”这样的虚数，连他去世的具体月份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史官向来是鄙视宦官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极度鄙视，对于他们的着墨自然不多。但我认为，这其中许多人的人品道德，甚至不如这位伟大的宦官，比如参与修《明史》的清朝大“学者”徐元文，其本人就是个贪污腐败纵容子女横行的刁官，又有什么资格鄙视人家。

即位不到一年的光景，朱祐樘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有恩人，有仇人，有好人，有坏人。得到许多，失去许多，励精图治的梦想，却才刚刚上路。

他心还有一个仇恨没有了结——万贵妃。

万贵妃已经死了，但她的宗族还在，势力还在，一堆本家亲戚还占据着要职。这笔账，是要好好清算的。

其实这也是朝臣们共同的心声，自从即位以来，要求彻底清查当年纪淑妃被害案的声音就从没断过。朱祐樘的动作也很快，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即位，五天后就把万贵妃的亲属万喜、万达、万祥统统降职，下狱查办。可之后很长时间就没有了动静，大臣们激动了，有说要彻底清查幕后黑手的，有说要将万家满门抄斩的，总之是义正词严，群情激昂。

不久以后大家就得到答复：就这么过去吧。

具体的处理结果是这样的：万贵妃的亲属万喜、万达、万祥三人降为百户，家产充公。万氏宗族势力被铲除，却终还是保住了命，此事就算处理完了。

朝臣们呆了，包括事件的当事人们也呆了，朱祐樘这是干什么？难道他忘了母亲的仇了吗？

不，没忘，当然没忘，生育之恩，养育之恩，没齿难忘。可是，这样做有意义吗？万贵妃已经死了，为了她的罪恶，再去大兴牢狱，让无数人头落地，除了能泄一下私愤外，又能怎样呢？

母亲的离去，没有让朱祐樘变成一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复仇者，相反，多年的沉浮，却造就了他冷静的性格。

此外，朱祐樘更知道，那些洋洋洒洒的奏章，那些慷慨激昂的群臣，他们所谓的追查真相，其目的也不完全是为了正义，在无数个慷慨激昂的面孔下，还隐藏着另一个东西——私心。

新皇即位，力主追查真相，既能痛打落水的万氏家族，又能在新皇面前留个好印象，无本万利的事何乐而不为？更何况，某些人借大兴牢狱，更能达到公报私仇铲除异己的目的，只把皇帝当枪使。

但假若如此一来，整个大明朝上下都将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某些人更会趁此大兴牢狱，株连无辜。若那样，别说是励精图治，恐怕是朝局都不稳了。

政治最丑陋之处就在于此：党同伐异，所谓黑是黑，白是白，奸也好，忠也好，统统如脸谱一样一刀切。整人的理由有的是，仁义道德全是整人的利器，原因却只有一个：看你政治上是不是正确，屁股对的是不是地方。

无数的官场丑剧就是这么上演的，无数的能臣干吏就是这么被玩残的。饱读诗书的朱祐樘很清楚这个，所以，他不能让自己拨乱反正的苦心，演化成一场小丑般的闹剧。

最重要的一条是：就算此事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水落石出的追查，那么最后的事实必然证明，万贵妃所做的大多数“恶行”，朱见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叫外界看大明皇室都是些什么东西？国家的威信一旦动摇，那么恐怕江山社稷也就不稳了。

所以，选择宽容，是最好的处理结果。

同时，抚养过朱祐樘的吴废后也被接了出来，被当做亲生母亲奉养，他把对于生母未尽的孝道，统统回报给了这位不幸而善良的皇后。此外，一批又一批的锦衣卫和东厂密探向广西出发了，他们要查访关于朱祐樘母亲的一切，找到母亲家的宗族与亲人，可是除了找到几个冒名顶替的无赖外，一切都石沉大海。关于朱祐樘生母的身世，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理解了一个从生下来不久就失去母亲，甚至连母亲家世都一无溜知的少年人的痛苦，你就能明白，在这个事情上选择宽容，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勇气，而选择了宽容的朱祐樘，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

宽容万贵妃，但是对成化朝留下的一切黑暗丑陋，却进行决绝般的清洗，彻底洗清一切肮脏的污垢，这就是即位后的朱祐樘最初做的事情——宽容与决绝。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大明帝国终于重新回到了正常运转的轨道上。

首先相继开足马力的，是两只老麻雀和一只已经并不年轻的麻雀——王恕、马文升和刘大夏。这三个人，在弘治十八年里有个响亮的称呼：弘治三君子。

且让我们去看看这三只麻雀的手段吧。

第二章 第六节

二、中兴三老臣：王恕、马文升、刘大夏

清末的慈喜老大娘曾对袁世凯说：“这年头，找个好人难，找个有本事的人更难，找个有本事的好人更是难上加难。你嘛，还是有才干的。”

所以慈喜明明知道老袁人品不咋地，对老袁依旧加官晋爵的重用，一直到她蹬腿咽气后，老袁再接再厉，将满清王朝彻底玩残。

所以有本事却没道德的人终究是靠不住的，比如那位刘棉花，虽然位居内阁首辅，也放手让他办事，但说到底还是被徐溥和刘健架空，对他的原则，朱祐樘很明确：可以用，但不可重用。

在朱祐樘眼里，最应该信任的，当然是有本事的好人。幸运的是，弘治朝有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是三个。这三个人的名号在当朝也格外响亮：弘治三君子。单看这名号，就可以确认这是三个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的语言词汇里，“君子”是一个相当崇高的称谓，在中国历代官场上，道德品质达到“君子”高度的人不少，可往往都是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成反比，比如“青天大老爷”海瑞就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但“弘治三君子”则不同，论道德品质，他们比后世的海瑞不差分毫，论工作能力，不仅远远强于诸多“德高才低”的清官们，比起中国历史上的诸多贤臣更毫不逊色。他们之所以名声低，也是拜弘治盛世所赐：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他们的光芒，所以也就不那么耀眼了。

但在当时，他们却是大大的名人，也是朱祐樘革除弊政的利器。尽管当弘治朝开始时，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但是他们却用事实证明：激流汹涌的官场，没有磨平他们的棱角，蹉跎岁月的流逝，没有磨灭心灵里的热血与理想。他们以老迈之躯，和年轻人一般昂扬的斗志，帮助年轻的朱祐樘励精图治，托起了一个盛世的诞生。

第一个人：吏部尚书王恕。

关于此人，在大明朝成化年间有句相当响亮的称号：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

能得此殊荣，自然有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等原因，但说到王恕，只有三句话：别人不敢干的，我干；别人不敢管的，我管；别人不敢惹的，我惹。

先说别人不敢干的。这一条，主要是在做官上，在整个成化一朝，王恕做过的地方官最多。从扬州到江西，从江西到河南，再从河南到云南，大部分都是刁蛮难治之地，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就是恶霸横行，民不聊生，谁沾上惹一身惺。这种地方，换成其他地方官，都得赶紧送礼请托跑调动，宁可不升官也绝不趟浑水。但王恕不一样，收拾行装乐呵呵去，勇敢地往火坑里跳，每到一地，都喜欢用民间戏曲里清官常用的把戏——微服私访，先把当地恶霸的劣迹查个清楚，然后大刀阔斧铲除奸恶，再劝课农桑发展教育，总能把那些“刁蛮难治之所”，治理成欣欣向荣的繁华乐土，不管走到哪里，离任后当地百姓都会给他修祠建庙以示纪念。这就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干来干去，王恕混了个“最佳地方官”的名号，当然也付出了代价：被他整治的恶霸里，有皇上的七大姑八大姨，太监的干儿干孙，权贵的把兄弟姑表亲，都是些碰不得的人物。里里外外的重量级权贵都被得罪光，升官当然没戏，所以王恕辛苦干了三十多年，还是只在地方上窝着，就是进不了中央。

这年头，哪里有危险，哪里有解放军。那年头，哪里最艰苦，哪里有王恕。

然后是别人不敢管的。成化朝什么人管不得，当然是那些采办的太监，上窜下跳的传奉官，不过没关系，王恕管，不但管，还管出花样来。

先是巡抚云南，和粱芳派去的采办太监钱能斗。钱能想敲诈勒索，王恕明确告诉钱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敢骚扰老百姓我就跟你玩命。钱能虽然姓钱，最终没能从云南弄到钱，灰溜溜滚蛋了。钱能的亲信郭景强奸了越南公主，王恕二话不说告状到京城，竟然活活把郭景吓死了。按说这粱子结的够深吧，后来王恕当了南京兵部尚书，和担任南京镇守太监的钱能又成了同事，可钱能见了王恕就象老鼠见了猫，见天里小心伺候，软话好话一箩筐的说，真应了一句俗话：鬼怕恶的。

然后就是林俊事件，那时侯妖僧继晓民愤太大，言官林俊气不过参了他一本，朱见深震怒：敢骂我的“精神导师”，活腻了不是！粱芳诸人也上下撺掇，非要把林俊弄死。怀恩看不下去，小心翼翼的给林俊说了两句好话，朱见深二话不说，抄起桌子上的砚台猛砸怀恩，还好怀恩闪得快，要不非被砸成老年痴呆不可。接着朱见深下旨：敢求情的，杀无赦。

按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林俊彻底没救了，家里都给他买好棺材了，可棺材到头来还是白买了，因为别人不敢管，王恕管。

王恕果然上奏章了，不过那时侯，所有人都认为白搭：轻则被驳回来，重则连王大人都要被抓去陪绑。

不久以后处理结果下来了：林俊杖责二十，从轻发落。板上钉?的死罪，竟然又把命捞回来了！王恕咋做的？

其实很简单，首先，王恕和怀恩是铁哥们，奏章报上去，是挑着朱见深心情好的时候给他看的。其次，王恕的奏折写的有学问，不像其他人那样臭骂继晓，而是给朱见深算经济账，比如盖一坐庙要花费多少钱，会让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这类问题，既而推论出一句话：林俊是有错，但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老百姓，说到底，还是为了皇上您哪。

这正是王恕的聪明之处，他比那些“直臣”更了解这位皇帝：朱见深是不会处理继晓的，骂也白搭，但朱见深也是个明事理不滥杀的人，只要让他明白这个理，事情就好办了。

又忠直，又不畏强暴，更有办事能力，这就是专管别人不敢管之事的王恕，林俊之事一了结，全国官民人心大快，由此流行一句话：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

这就是王恕，一个始终充满斗志又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好汉，朱祐樘知道这个人的能量，所以前任吏部尚书李裕前脚刚滚蛋，后脚王恕就被招了回来，掌握了弘治朝的人事大权。

第二章 第七节

但凡新官就任，第一件事就是大谈施政纲领，做一下雄心万丈状。王恕也不例外，只是他的方法比较特殊：写对联。就任伊始，就在吏部衙门外贴了一幅对联：

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

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

事实证明，王恕做到了。

自任吏部尚书以来，他始终兢兢业业，以古稀之龄夜以继日工作，选拔贤良官员，罢斥不合格干部，严惩贪污腐败。王恕历经官场多年，眼光老练毒辣，贪官们那点欺上瞒下的把戏瞒不过他的眼睛，一概查办没商量。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员考核和选拔制度。即使在他离任后，这套制度依然按照他的构想运转下去，成为弘治朝吏治清明的基础。拜他的努力所赐：官员们老老实实干活，政府效率大为提高，没几个人敢偷奸耍滑，一大批人才得到重用。

这样的老宝贝，朱祐樘当然得好好呵护。自登基开始，朱祐樘对待王恕像春天一般温暖，天热了派人送西瓜，天凉了派人送棉袄。王恕推荐谁，二话不说当场宣旨提拔；王恕整治谁，眼睛不眨立刻下令惩办。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朱祐樘还很体贴的对王恕说：您老人家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要不歇两天？

可在这温暖的春风里，朱祐樘也渐渐明白，为什么老爹会把这个倔老头轰走。

因为王恕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能搞好人事工作，更在于他还喜欢干一件别人不敢干的事——惹皇帝。说来也不奇怪，当地方管的时候就敢管恶霸，当封疆大吏的时候敢管太监，现在当了大明帝国的组织部长，不惹皇帝惹谁？

这正是王恕与其他人的有别之处：别人不敢惹的，我惹。

比如王恕给朱祐樘说：国家大事太多，早朝时间有限说不完，要不您受累以后就别午睡了，中午时间咱弄个午朝继续讨论？

朱祐樘：这个……好，照办！

又比如王恕说：当皇上也要好好学习的，要不您牺牲一下休息时间，召集大臣搞个沙龙（经筵），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治国的心得体会？

朱祐樘：这个……好，照办。

还比如王恕说：萧桢比较适合当陕西巡抚，皇上您觉得呢？

朱祐樘：要不……你再推荐一个？

王恕：皇上不用我推荐的人，这说明我没尽到本职工作，既然没尽到本职工作，就是我失职，所以，皇上您也别叫我推荐了，干脆撤了我得了。

朱祐樘：别介……别介……听你的，听你的还不行吗？

这些都是公事，朱祐樘还能容忍，但皇帝家的私事，王恕也管。

比如王恕说：皇上您要赐您叔叔庄田？现在国家很穷，好多老百姓还没地种呢，要不让您叔叔再艰苦朴素两年？

朱祐樘：这个……研究研究吧。

王恕又说：皇上您只有皇后一个老婆，这很不对，关系到以后皇室子嗣的繁衍，所以要不您再多娶几房……

朱祐樘：这个……（这个用得着你管？）

公事，你管也就罢了，分田地的事，你管管还算有道理，可我娶老婆你也管，你王恕就算是太平洋的警察，也管不了这么宽吧？

更不像话的是王恕的工作方式，只要是和领导意见不对，立刻闹罢工要辞职，直到领导接受批评，还得做殷切自我检讨状，态度不虚心还不干。这哪像大臣干工作，简直就是老子教训儿子嘛。儿子一哭闹，爸爸马上板起脸说：再哭，再哭爸爸就不管你了。每每这个时候，再调皮捣蛋的儿子也得乖乖夹起尾巴做人。

总的来说，王恕就是这么管朱祐樘的，可问题是，虽然王恕的岁数比领导大了好几轮，放在封建时代当他太爷爷都绰绰有余，可他确实不是朱祐樘的亲爸爸。

所以要是这些朱祐樘还能不在乎，那他就真没自尊心了。

可在意也好，不在意也好，你都得忍，毕竟用着人家干活呢。直到有一天，朱祐樘发现忍不下去了：群众意见太大了。

王恕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给朱祐樘提的那些建议，得罪人也好，不识趣也罢，说到底都是为了国家好，而不是为了私利。一句话，他是个无私的人。

可毁就毁在他的“无私”上，因为无私，办起事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事事得罪人，不止得罪坏人，也同样得罪好人。

按说朱祐樘用的人，整体素质比他爹那时候强得多，可就是这样，王恕还是混不好，原因只有一个——脾气。

王恕这个人，说话办事从不想什么得罪人的问题，所以口无遮拦，一语不合就破口大骂，典型的炮仗脾气，这样的人，别说放在官场上，就是放在生活中，明明知道是个好人，可喜欢他也难。

所以在他当吏部尚书这几年，干的最多的事只有一个——吵架！和同僚吵，和下级吵，和内阁也吵，按说此时的内阁已经运转的不错，可王恕还是嫌人家办事效率慢，一慢就批评，一批评就掐架，总之是天天“打仗”。

内阁里的刘吉自不必说，标准的小?，当然和王恕搞不到一起去。另两个人徐溥和刘健，都是处理政务的能臣，人品也不坏，可王恕不管好坏，一律统统臭骂，虽然是有口无心，可天天这么着，搁谁都受不了。特别是刘健，也是个暴脾气，王恕骂娘，他就对骂，两个老爷子唇枪舌剑毫不相让，要是再年轻几岁，怕是要上演全武行了。

刘吉更是恨王恕恨得咬牙，不止是态度问题，而是刘吉的许多死党都被王恕处理了。所以刘吉就经常给王恕捣乱，王恕提拔的人，刘吉都要给穿双小鞋。每到这个时候，王恕就会拿出看家本领——罢工，这招果然好使，刘吉每次都碰得灰头土脸，也没怎么影响“正人汇进”，总之还是小麻烦。

除了刘吉外，内阁的其他几位都还是些一心干工作的人，平时里闹摩擦也好，破口大骂也罢，工作上的事总算没耽误，更不干背后给王恕下黑脚之类的龌龊事，大家彼此配合的不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直到一个叫邱浚的大臣入阁。

第二章 第八节

其实从个人品行上说，邱浚和王恕属于一路人：为官清正廉洁，也一心忧国忧民，学问也同样好，他还给朱祐樘写过一部奇书——《大学衍义补》，全面从军事、政治、工商、农业等各个方面阐释了治国的要务，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也成为后来弘治朝治国的重要参考。但这个人有个老毛病——心胸狭窄。

两人的矛盾，从根子上说还是个自尊心问题。入阁以前，邱浚是礼部尚书，王恕是吏部尚书，虽然都是部级干部，可吏部掌权，号称“天官”，位高权重，说白了就是六部里的老大。所以当部长那几年，王恕一直以大哥大自居，拿着邱浚当小弟，成天里吆五喝六使唤来使唤去。饶是如此邱浚也忍了，毕竟人家也算是“前辈”加“天官”，受委屈就受委屈吧。可后来邱浚入阁了，虽然还是个尚书，级别却已经成了“副总理”，按说是扬眉吐气了，可王恕还是老样子，见了邱浚照摆大哥谱，张口就说：那小邱啊……你那啥……大庭广众下，对着邱浚指手划脚，实在没面子到极点。

伤自尊了，太伤自尊了。

王恕本来就是个有口无心的人，说话难听但过后就忘。刘健和徐溥虽然不痛快，但总算也能容忍。邱浚则不然，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一句话不合他能记恨一辈子。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于是，邱浚开始和王恕对着干。王恕要整顿吏治，他说不能太着急。王恕要罢斥一批庸官，他说这里面还是有好人的。王恕当然不干，于是两人的梁子越结越深，弄得都没法正常干工作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都是工作上的摩擦，并没有直接的矛盾。

就在这时候，一个小人出场了：太医院通判刘文泰。这个人当年曾送礼求官，遭到王恕惩办，又很会来事，所以和邱浚又是好朋友。两人天天里喝酒吹牛，一喝酒邱浚就骂王恕，邱浚一骂，刘文泰就跟着挑唆，挑唆来挑唆去，日久天长，原本屁大点的矛盾，在邱浚眼里成了不共戴天之仇。

然后某一日，刘文泰神秘西西的告诉邱浚：王恕有小辫子在我手里。

其实说来也没什么，就是成化朝时王恕遭陷害归乡后，曾让人给他写传记，标榜自己与奸党斗争的“光荣事迹”。这貌似没什么，可问题是，王恕当年斗争的那些事，样样朱见深都有份，传出来，先皇的脸往哪儿搁？

邱浚眼睛一亮，这倒是个好机会。

刘文泰弹劾王恕的奏章递上去了，说王恕“沽名掉誉，诽谤先帝。”文章言辞激烈，写得人神共愤。此奏一出，果然朝野振动。封建时代，“诽谤皇上他爹”可不是个小罪名，搞不好要株连九族的。

王恕怒了：陷害，这是陷害。肯定是邱浚陷害我。

然后按照老惯例，王恕又开骂了，邱浚倒很有修养，我哪敢陷害您老人家啊？到底有没有“诽谤先帝”，这不还在调查嘛。

但谣言已经四起了，说什么的都有，平日里被王恕恶整过的人纷纷跳出，四下散布小道消息，邱浚的亲信言官更是站出来相继弹劾王恕，真个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几位阁臣和部长的态度也奇怪得很，朱祐樘一询问起来，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要么是拐弯抹角批评王恕，就是没有给王恕说话的。

朝堂上更乱套了，支持王恕的清流和支持邱浚的大臣分成两派，见天吵骂，闹翻了天，也就别提什么日常工作了。

久而久之，王恕受不了了，辛苦一辈子，却落了这么一个墙倒众人推的结局。他伤心的向朱祐樘提交了辞呈。朱祐樘不批，反而安慰说：领导还在调查嘛。

闹腾归闹腾，事情总该想办法解决。锦衣卫出动了，夜审刘文泰，还没动刑这小子就尿了，把和邱浚的密谋全供了出来。如此，真相大白。

按说事情到如今已经清楚了：刘文泰陷害，邱浚背后指使，王恕是冤枉的。

可处理结果却匪夷所思：刘文泰官降两级，王恕虽然冤枉，可确实“无意中诽谤了先帝”，念你工作成绩不错，就批准你退休吧。至于邱浚，批评两句，基本没事。

消息传来，举朝哗然：这是什么处理结果，不是冤枉好人么。

朱祐樘却知道其中的原由：王恕一心为公不假，可是他太不会做人，早就把人得罪光了。刘文泰的事只是冰山一角，没有刘文泰，早晚还会有张文泰李文泰，如此下去，他也没有安生日子过。

而且朱祐樘心里也烦了王恕了，虽然知道他一心为国，可谁也不喜欢有个人成天对你指手划脚，从国家大事到私生活统统全管。更何况，经过王恕的努力，成化朝时代的庸臣已经一扫而空，新的官员选拔监察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说句寒心话，王恕的利用价值，已经到头了。至于邱浚，虽然这事他做得不厚道，但现在政府的整顿已经完成了，下面该搞经济建设，而邱浚是这方面的人才，没他还真不行。

所以，就这么定了，王恕回家。这对他好，也对国家好。

王恕就这么回家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另一个工作：治学。他是明朝著名理学流派——三原学派的开创者。这个学派在之后的岁月中英杰辈出，它的贡献与价值，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讲。

正德三年四月，王恕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他是一个忠臣，也是一个直臣。他成功过，也失败过。弘治朝五年吏部尚书的任期，几乎浓缩了他人生里所有的灿烂与辉煌。他的成功，在于无私。他的失败，也正在于无私。他就像一棵坚韧的老藤，屹立于风雨中而不倒，凭着顽强与斗志，迎来了一个盛世的春天。对于他的成功和失败，或许只有一句话最合适：性格决定命运。

老人有言：好人不长命。对这话，我曾经信，可是看过了王恕的故事，我不信。

至于挤走了王恕的邱浚，其实他才是最惨的，虽然之后他干活不少，成绩不少，可因为王恕的事，是个正人君子都瞧不起他，人人都背地里骂他。两年后他因操劳国事患了眼疾，几乎双目失明，可依然有人幸灾乐祸，说他是罪有应得。挨了几年骂后，他终于在弘治八年被骂死了。开追悼会的时候，那个小人刘文泰也来吊丧，刚走进大门，就被家丁乱棍打了出来。邱浚的老婆站在门口叉着腰哭骂：都是因为你，害了我老公一辈子。

第二章 第九节

邱浚啊邱浚，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

刘文泰，你会羞愧吗？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事，做事的不可恨，帮闲的最可恨。你就是一个帮闲的。邱浚和王恕，论人品都是正人君子，论关系也并没得深仇大恨，却总因为有你们这些“叭儿狗”在，最终闹得这个结局：一个含冤而去，一个背骂而死。

这场斗争，没有胜利者。

同样是性格决定命运，弘治三君子里的第二个人——兵部尚书马文升，命运却比王恕好多了。

如果把弘治朝初期的大明帝国比做一个久病缠身的病号，那么朱祐樘就是这个病号的主治医师，底下的臣工，则是各司其责的医生：怀恩是负责割太监问题这颗瘤子的；王恕是负责割吏治问题这个瘤子的；马文升却累得多，他既要割官场的瘤子，也要治背上的那个毒疮——国防问题。

马文升与王恕一样，在弘治朝以前也大大的有名，但他出名的原因却和王恕不一样：他一直在替人擦屁股。

官场上的擦屁股，就是指别人做了错事，闹出了乱子，由另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这种人当然倒霉，擦干净了你未必有功，擦不干净黑锅你跑不了，马文升就这么倒霉了二十多年。

马文升，河南禹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先在各地干检察官（巡按），眼看着要回中央干法院院长（大理寺卿），谁知道成化四年陕西满俊作乱一声炮响，彻底改变了这位司法干部的命运，从此以后，整个成化朝他都在干着同样的工作——擦屁股。

先说满俊起义。在讲成化朝的时候这事漏了，因为这在历史上算不上什么大事，不过就是几千个投降明朝的蒙古人，因为忍受不了陕西巡抚陈价的欺压，愤然扯旗造反，集合四千多人盘踞陕西固原旁边的土城对抗官军。说到底，这还是明朝自找的。

但既然叛乱当然要镇压，陕甘地方部队围，中央军围，前后集结大军十多万，可恶战十多天，连土城的边都没碰着，真个叫灰头土脸。朱见深晕了，泱泱大明，百万雄师，连几千造反的小丑都解决不了，脸往哪搁？换人！陕西巡抚陈价已经被罢官了，朱见深对马文升说：就你了，司法工作先别干了，去陕西把乱子给我收拾干净。

马文升就这样接替陈价巡抚陕西了。土城那边，恶战还在继续，伤亡还在增加，总指挥项忠（后来镇压荆襄流民起义的那位）急得嘴角冒泡，却还是毫无进展。

马文升只看了一眼就断定：这目标，明军就是再增加一倍人，使上吃奶的劲，想要攻克也是白日做梦。

倒不是因为战斗力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出在这个土城上。叛军所盘踞的这坐土城，在唐朝史书里有个响亮的名字——石堡城。

唐朝时候，这座城是吐蕃的战略要地。当年唐朝为了夺取它，先后发兵数十万，派名将哥舒瀚出马，恶战大半年方才告捷。战后盘点战果：唐军伤亡数万人，敌人只伤亡八百。

这就是明军面前的真正对手，一座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以明军目前的实力，是绝不可能攻克的。

项忠急了：那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回去给领导汇报，皇上您别打了，当年唐朝皇帝都打不下来，咱就别费劲了。

马文升不慌不忙，打是要打的，却未必要硬打。他很自信的朝远方一指，项忠瞧了一眼，着急的神色没有了，相反，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马文升已经找到了这座城池最大的弱点——水！

土城易守难攻，却没有水源，所需饮用水全靠一条引水渠维持，只要切断这条水渠，缺水的叛军将不攻自破。

项忠照办了，果然没过几天，敌营大乱，明军趁势总攻，全歼叛乱，肆虐数月的满俊之乱，就此平定。

这就是马文升的军事水平，在困局中敏锐地捕捉制胜的关键。这份天赋，在当时的明军将领中，鲜有匹敌者。

叛乱平了，可屁股还没擦完。人杀光了，民心还得安抚，边防更得整治。之后的七年，马文升扎根陕西，耐心做着擦屁股的工作，他平等的对待当地各族群众，不搞民族歧视，对战乱中的伤亡者善加抚恤，更鼓励边民进行贸易，既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又解决了部队马匹匮乏问题。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本残破不堪的固原地区重现繁荣，民族关系融洽，部队战斗力提升，真正成为大明边陲的铜墙铁壁。

他不仅是个军事战略家，更是个国防建设者。

擦完了陕西的屁股，马文升掉头北上，又去擦辽东的屁股。当时正是汪直天天出去惹事的时代，他勾结党羽陈钺在辽东滥杀无辜，以冒充边功，一时间搞得辽东群情激怒，民族矛盾尖锐，当地的各个部族纷纷造明朝的反。危急时刻，已升任兵部侍郎的马文升再次出马。当时的辽东已经乱了套，军队士气低落，各部族又磨刀霍霍准备打仗。情急之下，马文升单枪匹马亲带诏书，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部族属地，耐心做思想工作，宣读中央政?，严惩擅开边衅的兵将，在他的努力下，各族头领折服于马文升的恩德，终于放下了武器。他以大智大勇之心，将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乱化为无形。辽东大地，终于避免了一场兵灾。

冒危险，闯敌营，做工作，免战火，一场奔忙，马文升总算又给汪直擦完了屁股，可倒霉就倒霉在这里，汪直小心眼，恼火马文升出他丑，竟然在朱见深面前告黑状。立了大功的马文升非但没有被封赏，反而被撤职查办，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擦屁股还擦出错来了，还擦得得罪人了，这样的荒唐，也只有朱见深做得出。

朱祐樘却很清楚这个人的能量，在成化朝二十多年岁月里，他受了太多委屈，替人背了太多黑锅，却始终忍辱负重，安心干工作，这样的人，父亲不重用，我用。

于是朱祐樘一即位就召回了马文升，升为左都御史，马文升不含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提了十五条关于治国的要求，朱祐樘二话不说全部照准。然后余子俊逝世，马文升接任兵部尚书，不但和王恕密切配合罢免不合格干部，更是在部队里大搞整顿，严查侵吞军饷吃空额之类的舞弊行为，法办了一大批腐败干部。

第二章 第十节

这下部队可炸锅了，有不少人扬言要叫马文升好看，更有许多兵痞带着武器天天在马文升家门口晃悠。马文升不慌不忙，照样出入自如，谈笑生风。朱祐樘得知后，连忙派锦衣卫日夜保护马文升，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但在马文升眼里，这些只是整顿军队的第一步。他很清楚现在大明的军队是个什么素质，要整顿，就得搞大动作。

于是朱祐樘把大明朝的御林军——团营交给了马文升。马文升再接再励，清退老弱残兵，补充青年精壮，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管理制度。然后马文升又对军官采取了一系列考核办法，建立了完善的军官选拔和推荐体制，一大批优秀中层军官从此脱颖而出，在沙场上屡立战功。大明军队气象，从此焕然一新。

看到这里各位会问：除了岁数差点外，马文升和王恕貌似没区别，都会干活，也都是刚正不阿的直臣，好干得罪人的事。王恕没干几年就给排挤回家了，怎么马文升却能越干越滋润，先管兵，再管人，整个弘治朝屹立官场不倒，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都是老干部，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看似没区别，实则有区别，简单一句话：王恕嚣张，马文升“低调”。

王恕为官，是典型的霸道脾气，常年下派基层工作，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谁的账都不买，逮谁骂谁，从内阁到六部，连朱祐樘本人也经常被他训来训去。整天搞不痛快，久而久之，群众关系越搞越差，领导关系越搞越僵，到最后不走也不行了。

马文升则不一样，常年的战场生活，反而造就了他沉稳冷静的性格，说话滴水不漏，办事善抓重点，更讲究做事的方式方法。比如同样是裁汰干部，王恕手起刀落，裁掉就裁掉；马文升则不辞劳苦，亲切与下岗干部谈话交流，每次都能把人说得心悦诚服。再比如处理同事关系，王恕向来简单粗暴，意见不同就发脾气；马文升则和颜悦色，耐心阐述主张，尽量做到沟通交流。所以虽然他也经常犯小人，但群众关系却搞得不错，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

而对朱祐樘本人，马文升更是极尽尊重，虽然本质上还是直言犯谏，但很讲究方式方法。朱祐樘想派人下去买点丝绸，马文升说：现在陕西地震了，老天预示着西北要出大乱，要不买丝绸的钱先紧着部队用？朱祐樘想办两桌酒席，马文升说：皇上，不好了，南京刮大风了，这是老天爷发火了，要不酒席就先不办了？咱不能得罪老天爷啊！

总之是摆事实，讲道理，既委婉又以理服人，来回绕了半天圈子，即使明明是干涉皇上私生活的事，却总能劝得朱祐樘“欣然接受”。说到底，这还是个思想工作的水平问题。即使放到今天的行政单位，马干部也绝对能胜任“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也是因为做领导的是朱祐樘，要是换了朱见深，那位大爷当然也能态度上“欣然接受”，但肯定不照办。

既能尊重领导，又能团结同事，更能干出成绩，这样的好干部，在弘治朝想不干都难。所以，尽管身体不好的马文升后来屡屡请求退休，朱祐樘都一概不批，每次还诚恳地说：再站几年岗吧，国家需要你啊！

当然，马文升兜圈子，绝对不是为了保官而兜圈子，他兜圈子还是为了干事。在他的努力下，大明帝国的国防力量日益巩固，军队战斗力逐年提高，部队纪律得以整肃。也正是如此，在弘治朝十八年来的历次边界冲突中，明军都能抗住巨大的军事侵犯，成功地化危机于无形。这一切，正是马文升打下来的。

后来吏部尚书倪岳退休，马文升调任吏部尚书，同样干得有声有色，并进一步完善规范了王恕订下的官吏考核制度，一样的铁面无私。王恕想办而没有做完的事，马文升替他完成了。

马文升并不滑头，也不妥协。国家大事，该争他都会争；人事管理、干部考察，该严办就严办，从不徇私情，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他的儿子马璁参加吏部官员选拔，他做主让儿子到最偏僻的州县任职。有人认为这样太过分。马部长正色说：“大臣的儿子都做京官，地方官谁做？”他的事迹，数百年来史不绝书，传为千古美谈。

马文升是一个君子，一个为人处事方法与王恕相反，但大智大勇，道德品质同样高尚的君子。关于他的人生，对王恕的评价或许也同样合适：性格决定命运。

弘治初年的大明朝，吏治有王恕，治军有马文升。经过一番除旧布新，官场吏治清明，部队士气高昂，在荒唐与黑暗中徘徊许久的明朝人，终于重见盛世气象。两位老干部自然功不可没，但和下面这个相对年轻的干部比起来，他们还稍显逊色。

这位弘治三君子中年龄最小的，就是刘大夏。

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部门，他一干就是二十三年。

刘大夏和王、马二人又有所不同。王恕管人事，马文升管兵，总算还都是专业对口。刘大夏可不一般，他是个复合型人才：既能说会道，又能低头干活；论行政能力，干地方官，他比王恕毫不逊色；管兵打仗，他也同样不逊色马文升；两位老前辈精通的专业他都会，两位老前辈都不会的专业——治河，他更做得名垂青史。

刘大夏时任弘治朝第三任兵部尚书。

明朝的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其实是个苦差使。国家对外战争的军事谋略需要他们策划，工作量极大，打赢了是将帅的功劳，打输了又得连坐背黑锅，工资也低得很，要多苦有多苦。成化年间，内战外战不断，国家很少有消停的时候，刘大夏自然也辛苦的很，从平大藤峡，到平荆襄大起义，刘大夏统统参与作战谋划，万幸都打赢了，没落得顿牢连坐，却也始终没被提拔起来。

但刘大夏却耐得住寂寞。二十三年里，他专心于本职工作，从不跑官要官，更刻苦学习兵法韬略，终于在漫长的对战争思考中锤炼出不逊色于马文升的军事才能。当然也正因如此，他在成化朝的黑暗岁月中并不显眼。

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五十二岁，还属于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单位也不在中央，而是长期下派到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又跑到宣府，像王恕一样，做了十多年“最佳地方官”。

第二章 第十一节

那时侯，中央忙着拨乱反正，地方上也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优秀的地方干部去落实中央政策。而刘大夏，正是这类干部的杰出代表。

但他这个“最佳地方官”比王恕更难做。王恕那时侯，抓个恶霸，发展地方经济，好歹还算风调雨顺。刘大夏却不同，不管跑到哪个地方，都免不了和两件事打交道——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战争）。

刘大夏与王、马更不同的在于，两位老干部雷厉风行也好，讲究方法也罢，都还算是正常工作方式；刘大夏在接马文升的班之前，用的全是奇怪的方法。

弘治二年，刘大夏刚到广西，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广西田州土官造反了。

自从大藤峡叛乱以后，广西就成了明王朝上下一根敏感的神经。千怕万怕，就怕个风云再起。可怕什么来什么，该扯旗的还是扯旗了。

消息传来，衙门里乱作一团。刘大夏只奇怪的笑了笑，然后说：给我一匹马。

接着刘大夏单枪匹马，只带几名属下，只身来到叛军营地。见布政使大人亲至，叛军当然如临大敌，刀枪齐举，直对着微笑的刘大夏。

这种情景在电影里很常见，下面的情景应该是：男主人公朗声笑道：“对付我一个人，还用这么兴师动众吗？”敌人的指挥官闻声亲自出迎，然后男主角一通推心置腹的畅谈，说得敌酋热泪盈眶，然后全军投降。

刘大夏这次呢……说实话，结果是一样，方式却是反着来的。

他没有去做敌方领导的思想工作，相反，面对着敌人的刺刀，展开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先表示亲切慰问，再表示深切关怀，然后讲明叛乱的利害关系，最后告诉大家，朝廷的大军马上就到，数目多得数不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自己看着办……

于是，奇迹发生了，在刘大夏的宣讲下，敌军士兵个个痛哭流涕，跪地求饶，然后掉转枪口积极表现，把自家带头叛乱的首犯绑了，献给刘大夏。叛乱就此平息。

当然，说刘大夏是傻大胆可就错了，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了解几个重要情况：第一，这次叛乱是土官造反，说白了就是闹独立，绝不是象大藤峡那样的官逼民反，所以人心并不齐。第二，参与叛乱的士兵，据他了解好多都是受胁迫的，不受胁迫的大多也是受蒙蔽的；而且他们好多人的家并不在田州，相反是在自己的直属州县内，亲属其实都在自己的辖制范围。所以，只要稍微做做思想工作，立刻倒戈。

更要注意的是，整个过程看似轻松，其实凶险万分，且不说人家买不买你的账，要是敌人指挥官提前出现，一挥手也就把你剁成肉酱了，整个演讲工作可谓时间紧任务急，但刘大夏还是办到了。这份演说才能，跟三国诸葛有得一拼啊。

广西的事还没有完，刘大夏马不停蹄，接连又镇压了另一股图谋造反的土官势力，而他这次的工作方法更特殊，还没打仗就下了道奇怪的命令。

战斗开始后，不准杀一人。

当兵的晕了：打仗哪有不杀人的？不杀人，难道被人杀？

当然不是，刘大夏又笑了：我自有办法。

果然，战斗打响后，本着“不准杀一人”的作战思路，明军一触即溃，一溃就跑，敌人牛气哄哄的在后面追，追了几里路，就觉得脚下轻飘飘的，然后发现自己就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又仿佛是坠入无尽的深渊……全掉进刘大夏事先挖好的陷阱里去了。

全部活捉，无一漏网。

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功德圆满了，可刘大夏不消停，马上又干了另一个事，他把这些俘虏所有的老底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属被胁迫良民的一律释放，属叛乱主谋的就地正法。一番审讯下来，杀了一半，放了一半，既树立了威严，又不滥杀无辜。于是，恩威并施，两广人民，从此心服口服。

这以后，刘大夏悉心治理两广，王恕当年在地方上做过的那些“老工作”，他统统干了个遍。从此以后，两广地区秩序稳定，民心安定。多年以后，刘大夏经工作调动再次就职广西，消息传来，当地乡民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奔走百里迎接，真个比当今“粉丝团”们迎接偶像还热闹。

一触即发的广西大叛乱，就此平息。敏感神经的广西地区，就此平静。朱祐樘也由此知道了刘大夏的大名。

三年以后，刘大夏调任浙江右布政使，风尘仆仆地赶到。按说新官上任，接见下属同僚，熟悉上下工作，都是第一要务，刘大夏偏要搞特殊，同僚就打个招呼，案卷也不看，到任后就发布了第一条命令：突击检查仓库。

领导说要查就查吧，查来查去，刘大夏发现一笔公款，数目不小，具体作用不祥。刘大夏问：这笔钱干什么用的？

手下人很诡异的一笑：这是上一任领导留下的，一般供领导个人生活开销之用。领导个人生活好了，心情也就舒畅，才能继续给国家干贡献嘛。

刘大夏明白了：哦，潜规则嘛。也就是说，从我开始，你们每个干部都有一笔这样归自己自由支配的公款，以帮助为国家“做贡献了”。

手下人笑：领导英明，领导英明。

刘大夏收住笑：笑什么？全部充公！以后从我本人开始，未经正常审批程序，国家的钱绝不准私自挪用。

浙江省沿用了几任的官场潜规则就此破灭，国家追回了大笔公款，可以拿来做些利国利民的事了，这就是刘大夏的觉悟。

正当刘大夏抖擞精神，准备在浙江继续书写“最佳地方官”的新传奇时，新任命又突然而至：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

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

本来经过明初的几次大规模整修，黄河已经很老实了，可到了十五世纪后期，朱见深天天瞎搞，河道河堤年久失修，加上天灾连年，所以黄河不闹谁闹？

第二章 第十二节

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连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

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了。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

必须要尽快解决！

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十五万民夫修治河道。可更倒霉的事来了，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大概是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抗洪前线上了。

人死了，可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

于是年近花甲的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可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但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

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但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月河。

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

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

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要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就不会存在风险。相反，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月河，还能为分流入淮的工作，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

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六十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有睡一个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终于可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这河神，正是刘大夏。

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是沿用元朝治黄河的方法的，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

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朱祐樘当然不能让他闲着，几年之后他被调回了京城，担任户部侍郎。后来，刘大夏又做了件事，正是这件事，让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认识了他。

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十年，刘大夏刚到任户部没多久，就接到了一封检举信，举报宣府军区存在经济问题。这可不是个小事，宣府是明朝边境九边之一，也是京城的门户，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既然有问题就要查，于是户部就派刘大夏出马了。

谁知道还没动身，京城里形形色色的权贵人物就陆续过来打招呼了，有送礼请托的，也有拿来更高级别领导条子的，还有更嚣张的指着鼻子警告：你小子老实点，到了那边不该管的别管，否则叫你好看。

刘大夏明白了：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到了宣府才明白：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所谓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一句话——行业垄断。

宣府是军事重镇，历来重兵驻扎，可军队要吃饭，战马也要吃草，所以长久以来，军队最需要的物资就两样：粮食，草料。

根据价值规律原则，供需关系决定经济效益，市场需求如此迫切，粮食和草料的生意当然火暴，当地的边民，基本都是下层士兵的家属，即所谓的“军户”，世代靠种粮和打草为生，货源充足又需求旺盛，只要勤劳耕作，貌似发家致富不是难事。

可刘大夏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情景：当地边民贫苦不堪，生活困顿，当地市场萧条，人烟稀少。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当地的豪强贵族，家家高楼大厦，锦衣玉食，真个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原因，是出在军粮和草料的收购政策上。原来，当地军队的粮草收购工作，数十年来始终遵循一个工作原则：收购粮草，以粮千担，草万担为单位。也就是说，小户人家的粮草送来了，达不到收购数量的，连看都不看一眼。谁能担负起“粮千担，草万担”这个标准呢，当然是大户人家了。

于是，小民百姓的劳动根本没成果，年年白忙活，最多混个肚圆。豪强贵族家年年垄断收购市场，发家致富。长此以往，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等着贫富矛盾到一定程度，就该出大乱子了。

更要命的是：既然是垄断，更不能保证质量，于是过期的粮食和发霉的草料统统进入部队，士兵吃得跑肚拉稀，战马吃得口吐白沫。基本健康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保家卫国。总之是老百姓没好处，当兵的受活罪，全便宜那帮混球了。

但垄断这个市场的混球不简单，他们都有个光辉的身份：名门之后。

所谓名门之后，就是大明朝建国时期那些功臣的后代，这些人虽然实权不大，却地位不低，世袭在军中做官，势力盘根错节，象垄断粮草市场这类的大事，当然也和朝里的皇亲国戚勾结分账，总之是不好对付。

第二章 第十三节

如果换了王恕，对付这种事就一个原则：逮谁办谁！哪怕同归于尽。如果换了马文升，肯定会家家做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至于刘大夏嘛……

从工作目的上讲，刘大夏和两位老干部没区别：谁祸害老百姓，我就祸害谁。至于工作方法嘛……那就比较奇怪了。

刘大夏的工作报告提交上去了，既没有过分批评豪强贵族的垄断行为，更没有要求严惩垄断官员，他只提了一个解决方法：改革收购政策。

具体操作方法是：改变原先粮食市场的收购政策，将收购标准改为“粮十担，草百担”，这样小民百姓家也能达到标准，可以放心参与市场竞争，打破富豪家的垄断。

当然，为了防止欺行霸市之类的事，刘大夏也做了安排，粮食的收购工作由中央派干部监督完成，派去的当然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清流人物，谁敢搞小动作就治谁。市场要搞活，宏观调控也要抓好嘛。

于是，向来算做国家级贫困州的宣府地区，从此蓬勃发展，百姓收入增加，商旅活跃。当兵的也吃上了“放心粮”，战马吃上了“放心草”，可谓皆大欢喜。

惟独憋气的就是那些“垄断商”们，可又能怎么着，刘大夏的手里捏着你们的短呢！再说人家又没有直接和你们作对，总之拿他没招，这就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这就是刘大夏，一个清正廉洁，多才多艺，而又极其聪明的君子，也是弘治三君子中最重要的人。

这事也让作为兵部最高领导的马文升看清了刘大夏，已然年近古稀的他明白：这个并不比他年轻多少的“中青年干部”，将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得比他更好。

于是，弘治十五年，马文升在调任吏部尚书时，郑重的向朱祐樘推荐了刘大夏的名字。从此，刘大夏成为了大明朝新一任国防部长。关于他的故事还很长，在弘治朝之后的大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君子上演的好戏。

弘治初年的大明朝，中央有两位老干部快马加鞭，地方上有刘大夏等一批“最佳地方官”清理弊政，政治的清明气象勃勃而生。然而就当朱祐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这场变故的起因和结果，却恰恰应了一句古语：乱后有大治！

在弘治初年的历史上，这场变故也有一个名字——两京之狱。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

说起两京之狱，其男主角就是成化朝期间的“纸糊三阁老”之一——刘吉。

自从朱祐樘登基以来，刘吉基本上是消停了，而且也改变了很多。工作上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更从不和两位搭档争权夺利，甚至积极转换为官思路，朝着“直臣”的方向转化。朱祐樘想提拔谁，他提前得到消息提前推荐，经常做义正词严状。说他滑头也好，但总算也是做好事。

只有一件事始终没变：搞打击报复。当然，要是他不这么做，那他就不是刘吉了。由此，也引出了弘治初年的一场政治风波——两京言官之狱。

如果要评选不同时代的骂人时尚的话，今天的时尚是骂中国足球，成化朝的时尚是骂汪直，而弘治朝初年的流行时尚，则是骂刘吉。

自从朱祐樘登基后，言官骂刘吉的口水就始终没消停过：万安和彭华都滚蛋了，你还赖在位置上不走，不骂你骂谁。

人的忍耐力都是有限的。小人更有限。刘吉终于失去了耐心，照着许多武打片里的话说：是你逼我出手的，别怪我不客气了。

弘治二年二月，刘吉发起了第一轮反击，目标对准了几个骂他的急先锋：监察御史汤鼎、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兵部主事李文祥、寿州知州刘概。

刘吉在言官里还有几个死党，御史魏章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弹劾奏章送上去了。这事也没什么，被骂了这么些日子，不还两句嘴，真成窝囊废了。

没想到魏章的炮弹刚打出去，朱祐樘的答复就出来了：汤鼎、邹智、吉人、李文祥四人统统下狱。一炮出膛，四人落马，这命中率，高得超乎意料。

刘吉到底是个老奸巨滑的小人，既然要反击，就要确保成功率。所以，在反击的目标和方式上，一步步做了精心的策划，上奏章的魏章，既是刘吉的铁杆亲信，又是言官队伍里的“骂星”，多年以来，倒在他弹章下的高官，足够编一个加强连。而弹劾的对象更是做了精心的挑选，最有学问的是罪名安排：诽谤朝政，结党营私，妖言乱政。都是封建时代够掉脑袋的罪了。果然，一击中地。

倒是大臣们惊了，自新皇登基以来，朱祐樘向来给人以平和谦虚的面孔，说话办事一团和气，对待批评虚心接受改正，对待朝臣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是耐心调解，维护安定团结。这次怎么了，二话没说就把人家抓牢房里了。怒了，肯定是雷霆之怒。

如果仅仅因为愤怒就抓人，朱祐樘就不是皇帝，而是个愣头青了。事实上，他之所以迅速做出处理，更是因为一个深层次的打算。

要了解这个打算，就得先看明白一个问题：言官，是干啥的。

一说到言官，好多人的感觉就和看见董存瑞黄继光差不多：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皇上犯浑他敢管，贪官犯浑他也管，粉身碎骨全不怕，为了真理能把罪恶的牢底坐穿。阻止个皇上胡闹，弹劾个贪官污吏，那都是家常便饭。总之是公正无私，不怕牺牲，遇神杀神，遇鬼斩鬼。好一幅“革命烈士”般的光辉形象。

事实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明朝的言官体制，还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的。当初朱元璋为了加强君权，取消了丞相制，为了加强对百官的控制，除了设立监察御史外，更在六部各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些御史和给事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言官。他们官职小权力大，其基本工作原则就是逮谁骂谁，逮着什么事骂什么事，说白了，还是皇帝控制百官的工具。

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比方：你是一个农庄的主人，手下有佃户，有管家，还有服侍你生活的随从。随从照料你生活，管家帮你管理杂务，佃农给你干活。但是日久天长你就嘀咕了：这些人，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对我忠心呢？他们会不会给我背地里耍心眼？会不会暗处挖我的墙脚？会不会找机会霸占我家的产业……不行，得想个办法防着。

第二章 第十四节

办法就一条：养狗。养一群对我忠心耿耿的好狗，鼻子灵耳朵尖，谁敢跟我耍心眼，他们就会汪汪叫。谁敢骑在主人头上，他们就会冲上去咬。于是主人很快就养起了这么一群狗，天天在管家和随从们眼前晃悠，明摆着告诉管家和随从：好好干活别耍心眼，否则我认识你，我的狗可不认识你。

说到这里很清楚了：所谓主人就是皇帝，佃户就是百姓，随从就是太监，管家就是大臣，言官就是……

这就是言官的价值，比喻虽然不好听，但确是事实。对于帝王来说，他们很重要，相当重要。

但事情却在起变化，狗，还是认识管家和随从了。

因为虽然主人养了狗，但下面的管家也拉拢主人的狗，久而久之管家们也都拥有了各自的狗。而且，狗的队伍也是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的。负责选狗（科举）的又是管家们，管家们当然要挑好忠于自己的狗补充进来（门生）。另外，管家之间的竞争也是激烈的，战斗也是残酷的，自己上阵肉搏当然不雅，只能招呼听自己话的狗朝前冲了。

于是，狗的职责渐渐地也就变了，由替主人提防奸恶，变成替管家们嘶咬对手。长此以往，狗和管家、随从之间，也同样结成了一个关系同盟。只对主人忠心耿耿的狗不是没有，却比考拉还珍贵了。

所以混在明朝，要是没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言官队伍，你是根本无法活到退休。所谓刚直不阿的言官们，绝大多数都是这么给人当枪使。所谓的“为民请命”，大多不过是骗骗小孩子。

而对于主人，狗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变的让主人越来越烦。

最初的狗，还在忠心耿耿的为主人完成工作，而随着对主人了解的加深，狗们也在反思：怎样正确体现自我价值，做一条流芳百世的好狗呢？

敢冲主人叫唤的狗，才是最牛的好狗。当然这也是有风险的，惹怒了主人，一挥手扒了狗皮，那就得不偿失了。既要敢冲主人叫，又要让主人没理由惩治我，这貌似是个高难度动作，事实是，许多狗都做到了。

具体说来，就是主人犯小错的时候，狗们汪汪叫。鸡毛蒜皮大点的小事，你发火吧有损形象，所以只能自己憋气。而叫唤过的狗就从此身价倍增，成为管家和随从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如此，明朝每个时期都能诞生出一批这般“优秀”的言官，其主要特点是：直言犯谏，敢骂皇帝。貌似英勇无比，但细看看他们的骂人文章，却都在小问题上唧唧喳喳，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可做皇帝的又不好抽他：为一点小事就坏了自己“虚怀若谷”的美名，犯得上吗？明明生气，还得忍着。

所以整个明朝里，骂过重臣的言官、骂过皇帝的言官，真要扳着指头数能数出一个加强团，可真正骂到流芳百世的，却也只有海瑞（而且那时侯海瑞还不是言官）和杨继盛这么几个人，人家才是真正为国家前途而骂。至于其他大多数人，相似的言行，却有着本质上不同。

所以衡量一个好主人的重要标准，就在于他们能否管好自家的狗：既要让他们叫唤，又不能让他们乱叫唤。更要限制他们和管家的勾结（彻底割断不现实）。这就是帝王的驭人之术。

这就是朱祐樘处理此事的深层目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忍了很久了。

刚即位的时候，要革除前朝弊政，惩治奸佞，就要广开言路，朱祐樘也是这么做的，就像周星星在《九品芝麻官》里常说的那句话：关门，放狗！

当然他也很清楚这群“疯狗”的破坏力，所以在诏书上特意写明了一条：文武官员奸邪与贪污酷暴者，许陈实迹纠劾，但不许假借风闻挟私妄言，违者依律治罪。

讲得很明白：允许你们检举贪官污吏，但一定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讲证据，否则我也要治你们诬陷罪。

写得有道理，可言官们认为没道理：讲证据，我们还当言官吗？

所以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皇上的命令就当耳旁风。各类奏章纷至，朱祐樘日夜拆阅，满心欢喜的以为能看到点“建设性意见”，到头来，却是一盆盆凉水浇头。

倒也有讲正事的，比如有检举揭发成化时代“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罪行的，也有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思路的，妖僧继晓当逃犯的事也是由言官们检举揭发的，最后抓起来一刀宰了。但是，这些都只是少数。

大多数的却纯粹是为骂而骂。有纯粹没事找抽的，比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边镛要求朱祐樘不要派太监传旨（太监不跑腿难道你去），监察御史曹磷要求不要让太监学文化，理由是太监学文化就会变坏（这是哪跟哪啊），对于这些人，朱祐樘是既恼火，又不好处置，比如那个曹磷，朱祐樘满心窝火，也只能逮着他写了几个错别字，批评一顿了事。

为骂而骂顶多为了混名声，乱骂的却更叫人可恨，比如老老实实干活的周洪谟和余子俊，辛苦一生照样骂声一片。周洪谟的罪名是“妄议御制文字”，虽然是鸡蛋里挑骨头，却还算有“证据”。余子俊的罪名是“修筑边墙，劳民伤财”，这更笑话了，修几道边防工事保卫国家倒成了罪过。最牛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方向的弹劾，这厮弹劾的对象包括刘吉、徐溥、耿裕、周洪谟、倪岳、徐琼等多位大员，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全都一锅端，骂人的原因也搞笑，说是因为“天变”（老天爷闹灾），真个是好坏不分，实为“疯狗”中的极品。

更重要的是，所谓弹劾大臣，捕风捉影，其真正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以搏直名”。新皇帝登基了，老干部要下岗了，某些人也想挪挪地方了，当然要有人替他们当枪使。所谓检举不法，对象并不是坏人，而是那些滚蛋后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所以，管他有证据没证据，管你奸臣忠臣，管你清官贪官，一律开炮没商量。

对比起来，这帮人有的还不如“纸糊”的刘吉，刘吉也经常给朱祐樘提意见，但其内容主要都是清理侵占土地，开仓赈济，严查封建迷信活动，节约宫廷开支，都还是些利国利民的实在事。总比乱骂瞎骂要有用的多。

第二章 第十五节

当然，那年头言官最不敢惹的人只有一个——王恕。实在是因为这位老干部品质太好，浑身上下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出缺点来，加上脾气又暴烈的很。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家是吏部尚书，管官员考核，你端他面子他能端你饭碗。对这号人，言官们向来敬而远之。王恕倒霉后，言官们逮着机会，打着替王恕伸张正义的名号揪着邱浚不放，把人家眼睛骂瞎了都不罢休。还是应了那句话：鬼怕恶的。

但朱祐樘不是恶人，所以他明白，这帮人虽然也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监督官员，惩治腐败，整顿官风，制约重臣。但消极作用也同样小不了。是把双刃剑，既能铲除邪恶，也能伤着自己。所以对这群人，既要信用，又要敲打，而刘吉的反击，正是给了朱祐樘最好的由头。惩治这几个人，其实就是杀鸡给猴看。

“鸡”还没杀，“猴”们先炸锅了，言官们惊愕之下接着作出反应：这是刘吉的陷害。于是群情激奋，闹了几天，各路“骂将”纷纷出马，弹劾刘吉的奏章再次炮火轰鸣，吏部尚书王恕也十分愤怒，严正指出这是一次陷害。矛头直指刘吉。

这时候，朱祐樘再传下旨：将四人交刑部审问。

所有的焦点，都转向了审判方：刑部尚书何乔新。

其实，当刑部尚书何乔新接到圣旨的时候，他就清楚：朱祐樘究竟想要他怎么干。

这位刑部尚书也是大有来头的，他为官清廉，逮谁办谁，得罪人极多，和王恕是铁哥们（物以类聚），刑部尚书的工作也是王恕介绍的。而他长年也和刘吉不对付，当年任命他当刑部尚书时，刘吉就曾百般阻挠。一句话，他是王恕的朋友，又是刘吉的仇人。

本身就是刘吉当幕后黑手的案子，又交给刘吉的仇人来审，朱祐樘这个安排，真是费了苦心了。

然后从犯人名单里就可以看出来，兵部主事李文祥，是由王恕推荐进入兵部工作的。首犯汤鼎，当年正是他向朱祐樘上书召回王恕。而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何乔新，也是由王恕推荐来的。犯案的是王恕的人，办案的也是王恕的人，这么个审法，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外界群情汹涌，一边是言官们，嚷嚷着要秉公办案，严防司法黑幕；一边又是刘吉，既不停地在朱祐樘面前下药，又不停地到刑部活动，非要把这几个人治死。但何乔新已经明白朱祐樘的苦心了。所以，任你外面吵得欢，何尚书不慌不忙，稳坐钓鱼台。可等着翻开了案卷，面对弹章上洋洋洒洒的控诉，何乔新脑袋里就一个反应：哭笑不得。

可以说，在整个明朝历史上，荒唐弹章无数，可荒诞程度能比得上这份弹章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其艺术水准，足够超越诺贝尔奖得主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那位），开创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纪元。

简单点说：刘吉唆使魏章写的弹劾，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

在遥远的寿州，有一个叫刘概的知州，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在牛背上，突然牛身晃动眼看要摔下来，这时候一个人突然出现，伸出有力的大手扶住了他。这个人，正是汤鼎。

刘大人天真烂漫，不但天生爱做梦，还天生爱解梦：牛身上有个人，就是“朱”字，“朱”是大明王朝皇上的姓，也就是说，能扶持大明朝的人，就是汤鼎。

刘大人激动万分，确定汤鼎将成为国家重臣，立刻就跑到京城，给汤鼎送去白银若干。然后两人意气相投，结为死党，又拉来了李文祥、邹智等人，形成了一个势力小团体。他们经常在一起批评朝政，诽谤国家重臣，诬陷忠良，可谓罪大恶极。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知州，做了个荒唐的梦，然后根据梦的指示联络了一群荒唐的人，说了一些荒唐的话，如此而已。

如此“魔幻现实主义”，真是羞煞马尔克斯了。

看完了案卷，何乔新就已基本可以断定事件的真实性：胡说八道。可何乔新耐着性子审了几天，终于上报了处理意见，一个完全不像他做事风格的处理意见。

主犯刘概，妖言惑众，处斩刑。主犯汤鼎，犯受贿罪，流放。从犯邹智、吉人、原杰，一律革职。

这不是制造冤案么。“猴”们更愤怒了，上诉！抖擞精神继续骂人，骂了几天也没结果，正想再接再厉，突然都老实了。

因为宫里传来小道消息：皇上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内阁首辅刘吉也坚持原判，并且放风说谁替他们说话，下一个就治谁。

绝望了。彻底的绝望了。大多数人都想多活两年，于是就不说话了。只有个别胆大无私的，依然上书继续骂，但总之是基本消停了。

绝望了几天，突然又重现希望，因为王恕出场了。还是那句话，别人不敢的，他敢。

他给朱祐樘上了一道奏折，大体意思是说：刘概做的梦吧，这种事本身就是没影的，要是做个梦都算犯罪，以后谁还敢睡觉？所以，还是从轻发落吧。

奏折刚递上去，朱祐樘马上做出反应：听你的。简直就是顺水推舟。

改判结果如下：主犯刘概，免死流放。从犯汤鼎，充军。至于其他人等，也都减轻了处罚。

大家也就都没话了，虽然官司打输了，但毕竟改变了原判，刘吉想整死人的阴谋也没得逞，多少还算有面子，气也消了不少。至于王恕，因此成为言官们心中的楷模，从此以后，谁惹王恕，言官们就骂谁，邱阁老就是这么倒霉的。

说起这件案子，后人评论的时候，无不说刘吉陷害言官，朱祐樘遭奸臣蒙蔽，偏听偏信，但细看事实，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后世的史家，往往忽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朱祐樘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事件一开始，何乔新就充分领会了领导意图：叫王恕的死党来审王恕的死党，本身就说明领导根本不想重办他们，只不过要借此案给他们个教训而已。所以，一审判决从严从难，二审判决从简从宽。都是贯彻领导精神的结果。

朱祐樘就没打算要谁命，开始的严厉判决，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厉害；后来的改判，又是为了给他们希望。接受王恕的意见则是告诉大家：正确的建议，皇上是能听进去的。

第二章 第十六节

按照哄小孩的办法说：这叫打个巴掌，又给颗糖吃。

第二个问题：骂刘吉的言官这么多，为什么挨整的是汤鼎。

答案：朱祐樘要敲打的，正是汤鼎这类言官。

说到这个人，历史上大大有名。在骂人这项基本工作中，他长久以来贯彻一个原则：是非不分，逮谁骂谁。像万安、刘吉这样的小人他骂过，象周洪谟这种老实干活的人他也骂。甚至连当年曾和怀恩一起拼死保护朱祐樘的太监萧敬他都骂。而且骂人的理由千奇百怪，周洪谟“妄议御制文字”的罪名就是他发明的，至于倪岳更倒霉，被他骂了个“生辰八字与皇上犯冲”这类罪。总之还是那个老传统：为骂而骂，就为出风头。

不但乱骂，此人还更喜欢没事找抽。比如朱祐樘某一次开经筵（国事论坛），那天热得很，朱祐樘身体又不舒服，没一会儿就头晕脑胀，王恕很体贴的说要不皇上您歇会？汤鼎站出来说不行，皇上就要克服困难，倒也要倒在工作岗位上。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了，你汤鼎“倒在工作岗位上了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小事天天叫唤，是非不分乱叫唤。这样的人，指望他提合理化意见？那是相当的不靠谱。

这也是刘吉的狡猾之处，挑准领导最反感的人下手，也正合领导心意。

这就是朱祐樘的目的，不是要阻塞言路，而是要过滤掉噪音，如此而已。

但朱祐樘千算万算，却还是漏算了一件事：杀鸡给猴看，猴就一定听话吗？这个“猴”不止包括言官，也包括刘吉。

至于刘吉本人……

小时侯曾看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耍猴人，家里养了一只猴子和一群鸡，猴子整天欺负鸡，可猴子又是家里的摇钱树杀不得，为了敲打猴子，耍猴人就挑了个日子，当着猴子的面杀了几只鸡，以吓唬猴子。猴子果然老实了几天，结果有一天晚上，耍猴人回家，一推门发现：全家的鸡都死掉了，猴子提着菜刀，正学主人的样子乐滋滋的杀鸡呢……

刘吉，就是那只猴子。

由此，也进入了两京言官之狱的第二回合：南京言官之狱。

如果说上一个案子，刘吉还是自卫反击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就纯属替人出头了。

弘治二年三月一个夜晚，一封由南京监察御史姜绾写的弹劾奏章被送入内宫。这事不奇怪，自从朱祐樘登基后，骂人的天天有，骂谁的都有。

被姜绾弹劾的人，是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弹劾的罪名，是侵占民田。这种事在成化朝算正常事，换到弘治朝却极其不正常，侵占民田一直是朱祐樘的重点打击对象，在此事前后，也有多名太监因类似的事被言官弹劾，从而遭到严惩，彻底断送了太监前程。所以怎么看，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言官检举不法的正常行动而已。

奏报送上，朱祐樘果然大怒，责成有关部门依法严查，如此看来，蒋琮貌似要倒霉了。

但这次事件确实不一般，首先是对象不一般。蒋琮的身份不一般，从朱祐樘做太子的时候就伺候他，堪称患难之交。对这个人，朱祐樘是既信任，又是有感情的。

另外，蒋琮的关系也不一般，他在内阁也有一个死党——刘吉。刘吉之所以能够揣测圣意，也全靠蒋琮通风报信，两人互相利用，长期以来“默契配合”。

死党犯事，怎能不管！于是刘吉拍案而起，准备替蒋琮出头了，可知道了事情来龙去脉，刘吉发现：这个头，还真不容易出。

说起来，姜绾弹劾蒋琮的事，是一次土地产权纠纷，这又是一笔成化朝留下的烂账。真要追究责任，蒋琮确实有点“冤”。

事情是这样的：南京沿长江江浦县曾有片芦苇荡，是属于南京守备太监单位的财产。可二十年前南京发大水，这片芦苇荡之间却冲出一片冲击平原来，全是肥油油种什么长什么的好地，太监们乐坏了：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么。

但当地老百姓不干了，芦苇荡这里冲出一块冲击平原，可自家的地却被大水冲没了（这是冲击平原形成的地理问题，科学原由就不阐述了）。地没了，可税照交，于是百姓们就和太监们商量：要不你们的那块地给我们种！太监们当然不干：我家的地凭什么你来种？

经过多方协商，终于达成“霸王条款”：土地的产权归南京守备太监，农民们种这些地，除了负担国家赋税外，还要向太监交租。太监们既不用交税，每年还收取大量地租，农民们干佃农的活，既给太监交租，又替太监交税，受双重盘剥，但总算也比没活干饿死强。虽然不公平，也只能这样了。

从这以后，这些冲击平原成了一片绿洲，连年大丰收。钱当然落进了太监们的腰包，而太监们也有了新目标：既然来钱快，为什么不多搞些地呢。正想打瞌睡，有人就来送枕头了。当地的恶霸为了巴结太监，强占了另一片土地，然后献给了镇守太监，把这些地全算做了太监单位的公产。如此一来，南京镇守太监所拥有的土地，已经是肥得流油的一大片了。在成化朝里，这种事其实不稀罕，哪个地方的太监都这么干，虽然比较缺德。

干这些缺德事的人，并不是蒋琮，而是当时的守备太监黄赐，那时侯的蒋公公还在深宫里陪朱祐樘玩过家家呢。等着蒋琮就任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前任留给他多么丰厚的一笔财产。

但当地百姓不干了，新皇登基又下诏清理土地，正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好机会，于是不断有人告状，要求把这些土地返还给百姓。蒋琮当然不干：虽然不是我占的，可毕竟是落到我腰包里的财产。我的个人开销，还有我手下人的外快生活费，全指望这块地呢，想要回去？做梦。

加上蒋琮这个人也有个毛病：贪财（最后毁就毁在这个毛病上）。想从这种人手里要地，简直比从狗嘴里抢肉骨头还难。

一开始，朱祐樘派南京监察御史姜绾来核查此事。不巧的是，这个姜绾也是刘吉的仇人，派这么一个人来查刘吉死党的经济问题，后果可想而知。

蒋琮也知道厉害，姜御史一到就赶快拉关系，可这姜御史是个油盐不进的清官，二秆子精神大发，迅速查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一份让蒋琮毛骨悚然的弹劾，就是弘治二年三月从南京送来，惹得朱祐樘震怒的那份。

第二章 第十七节

其实蒋琮至今为止犯的错误并不算大：无非就是继承了一笔非法财产不肯交还，再就是拉拢腐蚀政法干部问题。可看看姜御史的奏折，写的全完全不一样。

姜御史告诉领导：蒋琮犯了哪些错误呢？具体的说：有十条大罪。一、干涉监察干部工作（以内官侵言官职）。二、妒忌大臣，背后说大臣秦纮的坏话（妒害大臣，妄论都御史秦纮）。三、欺负管河闸的官员，耍官威（怒河闸官失迎候，欲罢之）。四、私自受理民事案件，不跟司法机关打招呼（受民词不由通政）。五、派心腹太监侵吞国家税收（分遣腹心，侵渔国课）。六、收罗党羽，培植个人势力（擅收用罢闲都事）。七、盘剥工匠（按季收班匠工银）。八、诬陷忠良（妄奏主事周崎罪，欺罔朝廷）。九、打击报复不听话官员（官僚仵意，辄肆中伤）。十、私自保举罢免太监，夺皇帝的权（保举罢斥内臣，窃天子权柄）。

这十条罪，如果都属实的话，那蒋琮别说下岗，拖出去剐了也不过分。朱祐樘当然生气，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既知道太监乱政的危害，也受过太监的保护照料。更重要的是，在明朝政治上，所谓太监专权，只不过是皇帝执政的帮手。他相信自己能够用好宦官，所以他派了最亲信的宦官去南京，但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辜负了他的希望，不但没干出成绩，反而被骂得狗血淋头。

刘吉一开始也很着急，但细看弹章之后，他笑了。

姜御史这份义正词严的弹章，其实犯了几个天大的破绽。

朱祐樘派你去干吗的？是去解决土地产权纠纷问题的，可看看你的工作报告，土地产权问题就占了一条，其他的事，貌似和土地产权没什么关系吧。姜御史，你说蒋公公干得出圈了，可你自己也玩得出圈了吧。

再看看你弹劾的那些内容，除了干涉监察干部工作这一条外，其他的你有证据吗？背后说大臣坏话，你有没有用MP3（那时侯也没有）录下来。私自受理民事案件，这条蒋公公确实有，可干的也是惩办恶霸的好事（当地地方志有记录）。欺负河道闸官员，那是因为河道有质量问题（确实有问题）。侵吞国家税收，你手里有账本吗？至于其他的几条，也全都是道听途说，有本事拿证据来？

这就是不好好研究中央文件的结果。你们言官向来喜欢“风闻言事”，可皇上诏书里早就明确的说“说话要讲证据”。

姜御史，你清正廉洁，刚正勇敢，端的是一条好汉，只是……太没斗争经验了。

刘吉知道，这些事情他想得到，朱祐樘也一定想得到，而朱祐樘最厌恶的言官，恰恰是那些“说话不讲证据”的人。所以，姜御史的这道弹劾，貌似炮火猛烈，其实是把自己送到枪口上了。

然后，刘吉的心里升腾起了一个恶毒的念头：这件事，正好是把这个老仇人打落下马的好机会，不止是他，我还要利用这个事，整掉所有骂我的人。

于是，刘吉告诉蒋琮：不用惊慌，不用害怕，对姜御史的控诉，该驳斥的驳斥，保你没事。

果然，蒋琮受命进京“汇报工作”了，他逐一驳斥了姜绾的指控。事实也印证了刘吉的判断：姜绾的大部分指控都是拿不出证据的。于是，朱祐樘的气消了，然后蒋琮不依不饶，指责姜绾诬陷宦官，传播小道消息，包庇纵容御史犯法等等。这仗，是越打越热闹了。

于是朱祐樘就派一个人来查明真相，这个人是南京市市长（应天府尹）杨守随，他就在本地为官，熟悉工作，而且名声不错，向来刚正不阿。他哥哥又是朱祐樘当太子时候的老师杨守陈（时任吏部侍郎）。所以，就他了。

但此时的刘吉，却敏锐的把握住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朱祐樘的心态。

蒋琮是朱祐樘的贴身太监，从心底上讲，朱祐樘是不相信蒋琮有罪的，而自即位以来，朱祐樘已经受够了言官无事乱骂的气，所以同样从心底上讲，他也希望姜御史是乱骂。

所以刘吉抓住机会，拐弯抹角的为蒋琮开脱，说得朱祐樘连连满意，心理的天平，自然倾斜过来了。

不管领导心态如何，杨守随还是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勘察工作中去了。就在这时，又一封奇特的奏折送到了京城，不同的是，上一封是御史告太监，这一封是太监告御史。正是这封奏折，彻底帮了刘吉。

南京镇守太监陈祖生，弹劾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户科给事中方向非法侵占国家禁地。

如此牵出了两京之狱的另一个主角：南京镇守太监陈祖生。

论关系，如果说朱祐樘对蒋琮是有感情的话，那么陈祖生对于朱祐樘而言只有一个称呼：恩人。

关于朱祐樘出生的那一段，有个细节应该不会忘记，朱祐樘出生后，张敏叫人把朱祐樘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受命抱走朱祐樘的人就是陈祖生。吴皇后收养朱祐樘，在两位母亲身边帮着换尿布的太监，又是陈祖生。他是看着朱祐樘长大的。

陈祖生是个名声很好的人。生活?朴，博学多才，是太监队伍里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汪直搞冤假错案，他挺身而出，结果触怒了朱见深，被打发到南京来养老。朱祐樘登基后，本想把他召回来，可他说岁数大了，干不了重要工作，就呆在这儿吧。朱祐樘还特赐了双倍俸禄。总之算是个好人。

可好人也有缺点，陈祖生也想搞点额外收入。霸占老百姓田地的缺德事他不会做，但挖挖国家墙脚还是做得来的。陈祖生盯上了一片土地：后湖。

后湖，就是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在明朝，这里是一片禁区，因为在湖面的群岛上，是大明朝的黄册库，藏着大明朝东南地区的赋税资料——黄册。保管如此机密文件的地方，自然是不许外人来的。

可没人来也就意味着没人管了，再加上湖面周围都是肥沃的土地，不种就是浪费，在勤俭了一辈子的陈公公眼里，浪费就是最大的犯罪。所以，我种了。

于是陈公公就在湖边挑了几块好地，种子还没撒上，就被御史余浚告了。朱祐樘派南京给事中卢锦前来堪察。然后处分下来：充公。

这把陈祖生气得不行：皇上都是我抱大的，种几亩地要你管？可南京户部给事中方向又跳出来参了陈祖生一本，说他曾勾结权阉汪直，把陈祖生骂成王振二代，还好朱祐樘是个明白人，置之一笑了事。

第二章 第十八节

陈祖生怒了：说我勾结汪直？当年我伸张正义的时候，你小子还是个三好学生呢。

某日，陈祖生又发现：他种过的那片地，如今又种上菜了，地主正是整过他的那俩人：南京户科给事中方向、南京户部主事卢锦。

因为当时负责看守黄册库的正是这两位年兄，生活无聊又天高皇帝远，搞点副业生产，既贴补生活又打发时间，何乐而不为？

陈祖生恼了：我种几亩地你们起哄，我不种了你们自己又种上了。难不成真理都在你们手里？

然后又发生了更让陈祖生抓狂的事：这俩小子搞副业不说，竟然又随手砍了些芦苇做芦席，被砍的芦苇地，产权属于南京守备太监府。

几乎南京所有的太监都愤怒了：从来只有我们欺负人，哪有被人欺负的份！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报仇，我们要报仇！

太监要报复，要么是进两句谗言，要么是勾结特务机关搞点小陷害。陈祖生“光明磊落”，大手一挥：他弹劾我，我也弹劾他！（到底是“文化人”）

由此也无意中翻开了中国骂人史崭新的一页：从来都是御史弹劾太监，这次是太监弹劾御史，可谓开天辟地头一回。

御史们也怒了，平时只有我们弹人，从来没有人弹我们，何况还是这帮文化水平低生理不健全的妖人，管你有理没理，死太监，你凭什么。

众多言官们抛弃成见，纷纷赤膊上阵，御史纪杰、曹玉、谭肃、徐礼、给事中韩重纷纷上阵弹劾陈祖生。朱祐樘眼前，又一次口水乱飞。

但此时朱祐樘的心态，却已经发生了更微妙的变化。

陈祖生和他什么关系？伴我成长到如今的“隔壁大叔”，感情深没得说。这帮御史言官你们太过分了吧？弹劾“陈大叔”占地，人家乖乖退田。可你们自己又占上了，看看你们写的奏章，惟独对那俩小子非法占地的事绕开不提。这不是只许言官放火不许太监点灯吗？

更何况，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户科给事中方向，那是在朱祐樘登基后早就挂号的人，从来都是张口乱骂给领导添堵，对于此事，朱祐樘心理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在蒋琮挨弹事件中，朱祐樘是多少希望蒋琮无错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事，从一开始的，他的心底就是彻底倾向陈祖生的。

这事和蒋琮挨弹，本来就是两件事。但接下来，明明两件事，却搞成了一件事。

起最关键作用的，正是刘吉，他只用了一句话，就彻底的把两件事变成了一件事。刘吉不是学雷锋，因为参与此事的言官，之前基本也都上奏章骂过他。更重要的是，他很了解朱祐樘对陈祖生的感情，只有将两件案子搅成一件案子，才能重重的打击一大片。

朱祐樘不是朱见深，他最在乎的还是真相。言官向着言官，太监向着太监，只有找内阁来商量了。于是朱祐樘召来了内阁三位大学士，询问他们的意见。

徐浦和刘健先后发言，大体都是要求先调查研究。轮到刘吉，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

这些事情臣也有耳闻，但不了解真相，臣不敢乱说（你就装吧）。但据臣所知，方向和卢锦两人，同姜绾之间交往甚深，这其中有没有同流合污的事就难说了。既然杨大人（杨守随）正在调查，不如让他辛苦一下，将两件事一起查查好了。

一语中的，正中朱祐樘下怀。

因为陈祖生的事，朱祐樘对这帮喷口水的言官烦透了，看问题当然也带了主观倾向：既然都骂太监，那他们之间肯定有勾结。貌似很偏激，但别忘了，明事理的朱祐樘也是人，而且那年只有二十岁。

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中，南京市长杨守随继续展开了调查工作。在经过了无数焦急的等待后，杨守随送来了调查结论——当头一棒。

杨大人认为：太监是可恶的，蒋琮拉拢腐蚀干部，霸占民田。陈祖生占用国家禁地，非法开垦，都是证据确凿的。

杨大人还认为：姜绾是伟大的，他拒绝太监的拉拢腐蚀，与恶势力不屈的斗争，是个好干部，应该表彰嘉奖。卢锦和方向是冤枉的，他们为官清廉，占有国家禁地的事，他们种地的收益也全归户部，虽然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动机是好的，所以应该从宽发落，至于他们之间有勾结的说法，那是绝对的谣言……

杨守随自己就是个清流人物，向来喜欢拒腐蚀的人，姜绾当然和他意气相投。至于言官们嘛……他们虽然喜欢没事骂人，但到底都是读书人出身，总比太监强。说到底，这还是个立场问题。

杨守随的这份调查结果，刘吉猜也能猜出来。但他不慌不忙，因为他知道，这个报告送到朱祐樘手里，结果只有一个——龙颜大怒。

朱祐樘怒了：这是什么鸟结果！别的且不说，“陈大叔”占地是祸乱国法，那俩小子占地就是“动机是好的”，你搞得什么双重标准。

刘吉抓中机会火速出手，指使亲信言官上书弹劾杨守随勾结言官纵容包庇，祸乱国法。朱祐樘连连点头，从此，道理已经站到刘吉和太监们这边了。

而在这时候，另一个编外人物回来了：两广镇守太监郭镛。按说郭镛和这事没关系，他回京城汇报工作，路过南京一好奇就来瞧个新鲜。谁知道御史孙等弹劾他“擅入禁地，图谋不轨”。把郭镛气得火冒三丈：瞧个热闹，就成了图谋不轨了？

郭镛见了朱祐樘以后，立刻为蒋琮们大喊冤枉。太监向着太监，朱祐樘也不奇怪，随听随打哈哈。可郭镛一句话，却让朱祐樘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他们从来只弹劾内臣（宦官），对同行（御史）犯罪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御史不劾奏，独绳内臣）

客观上说，郭镛虽然在下药，但他的话貌似也谈不上诬陷，至少在非法占地问题上，这群人确实如此。

话说到这份上，就是兔子也该怒了，何况朱祐樘不是兔子。

第二章 第十九节

至此：一场由刘吉精心导演，蒋琮和陈祖生扮演男主角，郭镛跑龙套的大戏，终于达到了高潮部分：朱祐樘的愤怒到顶了。

然后朱祐樘火速做出决定：查案的杨守随，以及所有涉及两件案子的御史，统统下狱。

这下可热闹了，杨大人进了班房，南京当地的御史言官们，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所有单位的重量级御史几乎全部落网。换句话说，整个南京地区的言官，统统给抓光了。然后，太监们为他们安排了“无微不至”的班房生活，天天上演“铁狱风云”，总之是惨绝人寰。

京城这边官员们当然不干，成化朝宦官乱政的一幕幕往事恍然如昨，绝不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御史史琳和张宾轮番尚书，要求严查真相，不能偏听偏信。刘吉则是再接再厉，诬陷京城言官和南京言官早有勾结，总之是不把人治死不罢休。

关键时刻，又是王恕出场了，他建议由内宫和大理寺各派专人，共同调查此案。此时的朱祐樘冷静了下来，老干部的面子总算是给了。又派了两个查案专员：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

这是两个在历史上并不出名的小人物，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两个小人物，对这个案子做出了最公正的调查结论。

弘治三年二月，在经过详细的取证与讨论后，这份事关无数人命运的调查报告送上来了。报告认定：蒋琮侵占民田确有其事，腐蚀拉拢干部也确有其事。但是姜绾对他的其他指控是不符合实情的。同时，蒋琮对姜绾的指控也不符合实际。两个人都有错误，都该严肃处理。至于卢锦和方向占地的事，经查实证据确凿，应依法严办。

这是一份让斗争双方都心服口服的调查结果。然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朱祐樘却做出了一个极度偏袒的处理结论。

御史姜绾、刘逊、金章、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俊等十人逮捕到京，然后统统降到地方上当判官。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撤职，户部给事中方向降职，至于最先去查案的杨守随，贬为广西右参政。

这是对于大臣和言官的处理，虽说比较重，但基本还是依法办事，但是对于宦官嘛……当事人蒋琮，内部批评教育。

这就太不公平了，哪怕象征性处理一下也好吧。几位重臣相继进言，认为这么做难服人心。但素来勤于纳言的朱祐樘这次态度异常坚决，管你怎么说，就要这么办，于是……还是照皇上的办吧。

御史们贬官后继续做出成绩来的，还属为首的姜绾，他先是被发配到当桂阳当判官，后来跨专业发展，搞起了第二技能——打仗。在当地屡次剿平土匪山贼，后被提拔为兵备使，为治理地方做了不少贡献。综观他的履历，或许可以改用《大话西游》上的一句台词：“还是好好干好打仗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吧。”

而另一位被贬官的办案人员杨守随就更了不得，他被贬到广西当参政，到了就搞严打，深得民心，八年后先调回南京当右都御史，又调北京，成为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兼大理寺卿，司法工作和搞工程一起抓，照样干得有声有色，是弘治朝除刘大夏外又一位复合型人才。

告状的陈祖生，继续在原单位做贡献，名声还不错，两年后母亲病故，他回家乡福建南靖县丁忧，带回了新型糯米稻种，直到今天还广为种植，算是为家乡做了好事。所以去世后，家乡人特意为他修了座太监亭以示纪念。总的来说，除了挖“国家墙脚”这事外，他还算是个好人。

最倒霉的是蒋琮，多年后为了搞钱去非法采矿，偏偏跑到皇陵去开，兼搞拦路抢劫，从而彻底玩大，被广洋卫指挥石文通参了一本，念及“童年时的友谊”，朱祐樘终究没杀他，发配回南京孝陵卫当了个下等太监。不知道晚年的他会不会有闲情徜徉在青浦县的江边，眺望那些曾属于他的绿油油的农田，还会想起当年那场震撼全国的口水战吗？

至于那片农田，按户口比例，一亩不剩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百姓。一场闹剧下来，总算惠泽苍生，这算是最好的安慰了，也不枉这场闹剧里的好人辛苦一场。

而综合两件事的前因后果，该整的人有的挨了整，有的没挨整；不该被整的人，有相当多的被整了。说处理不公，那是相当的不冤枉。

所以这次“言官之狱”，终究还是留下了恶名。清朝人编的《明史》里评价此事导致弘治朝“言路渐稀”，貌似正确，却其实是一棍子打死。在这次事件后，言官的口水确实少了，但该弹劾不法现象还是弹劾不法现象，正确的意见朱祐樘依旧照听照办，比如那位曾为姜绾喊冤的张宾，不但没有因此遭到处罚，相反之后他也相继弹劾过多名亲贵，有的是比蒋琮们更显贵的人物，照样连发连中，原因很简单：他讲“证据”。“言路渐稀”没错，但确切地说是少了漫骂，至于检举揭发腐败，提“合理化建议”，该少的一点也没少。

这才是朱祐樘的目的：即位之后，因为广开言路，言官的骂声，已经泛滥起来，这个时候，必须要对此有所限制，甚至不惜进行相对的打压，才能保证整个权力体系的平衡状态。而宦官，则是皇帝做这个工作的工具，如此而已。

总的说来，虽有误伤，但基本达到目的了。

但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在刘吉的居中调度和宦官的推波助澜下，他终于还是失去了常态，采取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刘吉利用了他的感情，挑拨了他恨屋及乌的怒火，达到了打击言官的目的。

皇帝也是人，也有感情色彩。小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擅于利用别人的感情。

刘吉貌似胜利了，其实不然。朱祐樘不是傻瓜，被逐言官里的几个正人君子，贬官后不久还是得到了提拔，倒是刘吉本人从此彻底失去了信任。刘吉的生活也渐渐进入到另一种状态，从又干活又挨骂，到不干活人家也懒得骂他。弘治五年，朱祐樘派太监到刘吉家，明确地说了一句话：快滚！

至此，这个小人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随着他的离开，弘治朝内阁运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发展出一个新称号——大明最强内阁。

而朱祐樘之所以在弘治二年两次出手，借两京之狱整顿敲打言官，原因当然不是为了过安生日子，而是因为他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国家建设。中国的传统一向如此：要干活，就得挨骂。必须减少噪音，增加合理化建议，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国家。

第二章 第二十节

且看他是如何做的。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

弘治朝的政局从一开始就热闹得很：昏官混官滚蛋，言官宦官赤膊上阵打得欢。样样都是震撼朝野的大事，可放在国家建设的大局看，只能算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当皇帝就注定要折腾，但折腾是手段不是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四个字：国济民生。国家建设搞好了，那这些都是励精图治；搞砸了，那就是官场倾轧。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可在朱祐樘面前：这个“硬道理”却如此脆弱：政府效率低下，国家天灾不断，外敌虎视耽耽，户口土地下降，自然灾害不断，长城南北狼烟四起。一切都仿佛毒蛇般的绳索，紧紧地勒在年轻的朱祐樘的心头，勒在大明帝国疲惫的躯体上。

诸多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国家穷，还被贼人惦记着。

彼时的朱祐樘，就是一个初上拳台的搏击手，数十年的积弊就是他必须击倒的庞然大物，他既没有退赛的权力，更没有扔白毛巾投降的机会。打赢了，赢得一个新生的未来；打输了，倒下的或许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大明朝的江山社稷。

在政治的聚光灯下，年轻的朱祐樘出招了，他的招式看似平常，却极不寻常——以儒治国。

这貌似是个老掉牙的口号了，自从汉武帝以来历朝历代，儒家思想不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吗？可问题是，相当多的统治者只是把儒家思想当成一块牌坊，所谓任义道德，所谓忠孝节义，所谓勤政爱民。放到许多君臣身上，基本就是开玩笑了。

从天顺朝到成化朝，大明帝国的两代统治者都在开着这个玩笑，轮到朱祐樘身上，国家成了这个鸟样子，玩笑开不得了，不动真格不行了。

自登基以来，朱祐樘身体力行，把“加强儒家思想教育”摆在第一位，祭孔拜庙自不必说，大明朝的功臣英烈统统嘉奖表彰，官员中间开展“向孔夫子学习的高潮”，并按照儒家思想的品德要求，严格做好对官员的督察工作。至于他自己，那更是兢兢业业，工作日理万机，生活简朴勤恳。总之，圣贤怎么说的，一切照着来。

皇帝洗心革面了，大臣们自不必说，连混了一辈子的刘吉都混不下去了。成化朝时代那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幸福生活彻底结束了。全国官民紧密团结在“儒家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老老实实跟着朱祐樘励精图治吧。

但朱祐樘不是书呆子。在他眼里，儒家思想是一门高深的武功，可他追求的是无招胜有招的最高境界。高举“儒家思想大旗”，既是震慑对手的招式，更是凝神聚气的内功心法，最重要的是寻找对手的破绽，打出致命的一击。

所以，上述的工作虽然重要，可都是玩的虚招。要打赢，就得用实招。朱祐樘又要出什么招呢？

世界各类搏击流派众多，但要问哪种流派最能打，许多中外格斗名家都不约而同的会提到了一个名字——太极拳。

许多格斗牛人都承认：和太极拳PK是一件令人抓狂的事。暴风疾雨般地攻过去，反而一不留神就被人家放趴下；拿出拔垂杨柳的千斤神力，迷迷糊糊的就让人家把你当垂杨柳拔了；直到鼻青脸肿的走下擂台，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修理的。

朱祐樘就是弘治朝时代让人抓狂的政坛太极高手。四书五经教化，积累了他丰厚的内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成就了他无招胜有招的神奇。内忧外患的危机接踵而至，朱祐樘见招拆招，借力化力，几个回合下来，对面貌似不可战胜的对手，已经遍体鳞伤的滚下了拳台。

这就是后人在回望弘治十八年时看到的神奇景象：国家成天强调“维护祖制”，怎么看都是“保守落后”。可潜移默化之中，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正是朱祐樘的政治妙手——无声胜有声。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面对如山的问题，朱祐樘冷静应对，抓住对手的死穴做了三件事：两件名垂青史的小事，一件不动声色的大事。

第一件事：治河。

这件事在前文介绍刘大夏的时候提过。弘治五年黄河决口，苏北大地尽成汪洋，明朝政府动用民力数万，将年近花甲的老臣刘大夏累得吐血，总算平息了河患。放在历史上，这也算是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了。可在弘治朝，这次抗洪救灾却算不上最大的事。那时候，自然灾害比今天伊拉克地区搞恐怖袭击还平常。北边闹完了南边闹，摁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成化二十三年，河南水灾；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

即使是近十年，我们国家的自然灾害也没少折腾。可对于抗灾的艰苦程度，许多人却相当的陌生。抗灾，绝不是背着沙包往洪水里跳这么简单，它是一项极其考验国家公信力、协调力、承受力、行动力、决断力、向心力的综合性高难度动作。换句话说，它考验的是一个政府甚至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

为啥这么说？

先是经济问题：抗灾救灾，安抚灾民，样样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钱。救灾的钱是一个无底洞，白花花的银子扔进去，总没个见底的时候。一场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足够把一个国家的家底掏空。这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严峻考验。

就算你家底丰厚撑得住，可救灾不是烧钱这么简单。它说白了是与天斗，整个政府机构都要高速运转起来，工作内容更涉及到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等各方面，需要军事，财政等各个机关紧密配合，这是对一个国家政府行政效率和协作能力的严峻考验。

又烧钱又折腾人，怎一个苦字了得。但自然灾害最大的破坏力，在于四个字——化学反应。所谓化学反应，就是在天灾的催化下，国家原本隐藏的矛盾都仿佛是化学试管里的易燃物，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就点燃引爆，造成凶杀性事件甚至是大规模的叛乱暴动，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物质——革掉国家政权的命。

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了解了这个，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自然灾害玩残的。为什么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在汶川地震面前的表现，依然可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而全球综合国力最强大的美国，却被一场卡特里娜飓风折腾得七荤八素。因为怎样对待和承受自然灾害的化学反应，考验的是执政者的素质和政权的生命力，甚至是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耐心和勇气。

而此时，他正在考验年轻的朱祐樘，考验大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

朱祐樘的境况——惨。国库空空如也，大小矛盾仿佛是埋在土里的地雷，抗灾救灾的倒霉条件，他简直样样占全，貌似被玩残没商量了。

别的不说，钱呢？朱祐樘的家底是一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

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但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

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

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

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十万减到每年四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两千六百八十五斤减少到每年一千六百三十五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

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

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拨款与物资，这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

朱祐樘看到了最重要的问题——水患。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8226;盖茨都得破产。

所以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兴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三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人。但这是个技术活，清官未必干得了，贪官更干不了。清正廉洁却一窍不通的，只能好心办坏事；吃拿卡要利欲熏心的，准把治水治成农民起义。干好这个活的人，作风正派是必要的，专业技能更是必需的。放在八股文万岁的明王朝，这种人才比熊猫还稀罕。

幸运的是，朱祐樘找到了三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

三个人里，刘大夏直到今天还在广为传颂，而不为人熟知的，却是另外两位仁兄。尽管这二人在历史上的声望远不如刘大夏，但是在治水功绩上，却是毫不逊色。

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五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总算灾情缓解。

可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

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二十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能把黄河治好。

关键问题是，怎么治？

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的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象是一头疯狂的母狮，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横冲直撞，吞噬着她苦难的儿女。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黄河流域腹地的河南省，自古以来就苦大仇深。

怎么对付这头狂野的猛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却是：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么？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

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

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

这次实验在四百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所以尽管徐有贞的名声不好，但以人类科学进步的名义，我们还是有理由向这个混球表达敬意。

虽然这个混球理论正确，也亲自实践并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

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带兵的人未必会治水，但会治水的人必须会带兵。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

第二章 第二十二节

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连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干脆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了，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

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

而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他科场登第，座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的蝇营狗苟，白昂一样没有学到；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却学得青出于蓝。

这一次，四十六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

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殃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还有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

但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还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

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入大海，就是胜利！

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

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是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的。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月河，分流入淮。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月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而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月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又一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汛期来临，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

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

但也正因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暇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山东张秋河。

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而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

正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依旧太平无事。

但白昂却敏锐的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

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十二条月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万无一失。

然而，白昂收到了中央的回复：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

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

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淋头，值得讽刺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

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免受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不过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竟然没有被列入清朝人编的《明史》，真不知道张廷玉们执行的是什么标准。

但百姓们是不会忘记他的。白昂在河南阳武修筑的长堤，被当地百姓命名为“白堤”；宿州符离河河桥上，也刻有大儒李东阳为他撰写的碑文；保存完好的白氏宗族祠堂，当地人常常去拜祭，连抗战时候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也敬畏三分，路过此处时恭恭敬敬的绕道而行。还是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之后，就有了年近花甲的刘大夏在治河工地上累吐血的故事。那次的黄河决口地正是张秋河。如果听从了白昂当年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别说后世，就是当时也有很多人后悔不迭。明经世文编里说“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可是，这类尴尬事今天也不稀罕，许多的中小学危房，平日里摇摇欲坠没人管，直到死了人，才有了领导“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历史在进步，民族也在进步，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悲剧，但愿少一些的好。

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终于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大多都是无用功。

第二章 第二十三节

第二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

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

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

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惟独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杆子打不着的。

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

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

但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

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

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看似工作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

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到必要工作。

但为什么偏偏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更有人祸。

人祸，就是指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惟独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

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照着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的挖淤清淤，还是没法解决问题。

但这帮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

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

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都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治罪。

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而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已然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

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

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都会小得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又继续做了另一个事：挖河。

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的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的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归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

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来的。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

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但却是一块厚重的积石，默默的，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

三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

但是且慢，还有另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外患。

第二章 第二十四节

这正是朱祐樘做的第二件事：整军。

我们通常都说，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放在封建社会，封建军队也同样是封建国家的坚强柱石。可到朱祐樘登基后才发现，他的“坚强柱石”已经摇摇欲坠。

香港江湖片里经常有类似的情节：黑社会老大去世后，帮派内部乱成一团，旗下的小弟要反水，有世仇的帮派想趁火打劫。

作为大明朝的新任老大，朱祐樘很不幸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弘治元年五月（公元1488年），距离朱见深逝世不过八个月时间，周年忌日都还没过，一封加急边报震撼了明廷：找事的来了！

鞑靼可汗达延可汗（明史中的“小王子”），率精骑数万陈兵大同关外，连营数十里，与明朝边军对峙，一时间战云压城，冲突一触即发。

可鞑靼人却古怪得很，每天只是大部队集体演习，就是不越雷池半步。这哪像打仗？倒是像来搞表演交流活动的。

而在鞑靼中军，一双年轻的眼睛正冷冷地盯着南面伟岸的大同关。他仿佛看到了祖先在南边那边土地上的故事，有光荣的记忆，有战败的耻辱，而他的梦想，却是拿回祖先失去的一切。这个人，正是蒙古民族新一代杰出领袖――达延可汗。五岁登上可汗宝座的他时年十四岁，比朱祐樘还年轻四岁。稚嫩的面孔下，是一颗气吞万里的心。

达延可汗的使者很快送来了国书：请放心，我不是来挑衅的，我们是来朝拜并请求入贡的。

入贡？天顺朝时，鞑靼也是请求入贡，然后就赖在河套不走了？这一次，他们当然也没安好心。

当朱祐樘翻开国书——请遣使一千五百人入贡，他明白鞑靼人安得什么心了。

一千五百人入贡？把我大明朝当菜园子啊？一大群人进京打秋风，沿途顺便干点烧杀抢掠的买卖，整个大明北部准得被你们祸害得鸡犬不宁。先炫耀武力，再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嚣张到了极点。

更可气的是他的落款：大元可汗。事实上，尽管鞑靼是元朝皇室的直系后裔，但还没有哪个蒙古可汗会在给明朝的国书里如此称呼自己。这个潜台词再明白不过了，老子今天可以叫大元可汗，明天就可以叫大元皇帝。既然要做大元皇帝么，当然就要夺回大元的江山了……

这不是谋求和平，而是挑衅，是向大明朝国威尊严的赤裸裸挑衅。

大明臣子当然是有尊严的，百官愤怒了，一个个义正词严的斥责，都察院和六科的那群骂将十分有民族气节，不但变着花样骂鞑靼人的祖宗十八代，还强烈要求朝廷立刻发兵，收拾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

吵来吵去，朱祐樘的脑袋都快炸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事：鞑靼人绝不会头脑简单到如此地步，一个明知道不可能答应的条件，一个分明找抽的落款，隐藏的绝不仅仅是狂妄与嚣张。

而他更惊讶地看到：百官都在骂娘，而最该骂娘的人，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余子俊，却始终保持着沉默。沉默的人，要么确实无话可说，要么心里有话，大庭广众下不方便说。

于是，朱祐樘单独召见余子俊。面对朱祐樘的垂询，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国防部长思虑再三，终于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一句话：战必败，和必辱。

朱祐樘惊呆了，这是一个国防部长该说的话吗？还没打仗就说丧气话，放到战场上，这叫乱我军心，早就拖出午门斩首了。

可他思虑良久，望着余子俊那张愁容满面的脸，他终于确认：余子俊的话，是对的。

自从土木堡事变以来，明朝的国防力量，怎叫一个糟糕了得，对外战争基本是屡战屡败。到了弘治朝初期，历年累积下的军队问题更是一大堆：军队缺编严重，腐败滋生，军事指挥人才匮乏，军屯土地流失，士兵战斗力低下。这样的军队拉出去打仗，简直就是自杀。

何况打仗不是闹着玩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危险的游戏，又消耗财力又消耗军力。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足可以拖垮一个国家。所以那帮言官张口就说打仗，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而朱祐樘也明白了达延可汗此举真正的用意：试探你的底线。

外交博弈，就和打牌差不多，想打赢，就要摸清你的底牌。达延可汗也不例外：你忍气吞声，他会以为你好欺负，更大的挑衅还在后面。你要是冲冠一怒刺刀见红，那些拿打仗当工作的蒙古人更是高兴还来不及呢。对待这件事，软了不行，硬了有可能玩火自焚。

打不能打，和不能和，咋办？

在全方位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朱祐樘拿出了应对方略，归纳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

首先，大同重镇的各路兵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城墙上的各类火炮装满弹药，每天朝着北边蒙古军驻地周围发几轮齐轰，但要尽量避免流血事件，朝着没有敌人的地方打。总之，你搞骑兵演习，我搞火炮试验，大家各出各的招。明朝还很周到地派人告诉达延可汗：炮弹这玩意是不长眼睛的，大家最好站远点看，伤到你可就不好玩了。

雨点般的炮弹就这么轮番在鞑靼人的视线里爆炸，对于习惯骑马打仗的鞑靼人来说，高科技武器的震慑力是巨大的。坚固的边墙，喷着火舌的大炮，有种你就来试试？

达延可汗连忙下令，暂停骑兵演习活动，三军就地扎营，不可轻举妄动。先前耀武扬威的冲天气焰，登时收敛了大半。

然后，达延可汗等来了朱祐樘的回复，一封软中带硬的诏书。

朱祐樘告诉达延可汗：一千五百人入贡是做梦。但是，念在你们精神可嘉，准许你们派五百人进京入贡，以“增进双方友好关系”。但是，如果发现入贡中有作奸犯科的事，严惩不饶。

先是针锋相对，然后明确的告诉鞑靼人：我不欺你，也不怕你！

达延可汗皱着眉头听完了朱祐樘的国书，在又一次恋恋不舍的望了望眼前的铁壁雄关后，他做出决定：接受明朝条件，入贡！撤军！

达延可汗明白，自己实力虽强，但明朝也是不好惹的，轻易入侵未必有好结果，何况朝贡贸易也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所以眼下的情况，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吧。这以后，双方开始了朝贡贸易，北方边境在之后的几年暂时平静了下来。

第二章 第二十五节

一场山雨欲来的边境危机，就此化解。

但这只是暂时化解。达延可汗贪图的绝不仅仅是那点明廷的赏赐，未来的时日里，国家北部边境注定会不太平。没有强大的军队保卫，一切都是扯淡。

所以大同危机一过，朱祐樘立刻开始着手整顿军队，余子俊去世后，马文升继任了兵部尚书，从此开始大展拳脚。

但相比于救灾，军队整顿同样不简单。从医学角度上讲，军队出问题就像是身体敏感部位出病变，不动手术要死人，动了手术却是牵一发动全身，死得没准更快。

而大明朝的军队整顿，主要是三个问题，都是敏感部位的敏感病变，所以，朱祐樘采取的是保守疗法。

第一个问题：军事人才问题。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军队要强大，干部素质很重要。可朱祐樘即位初期的大明军队，各级军事干部的素质，怎一个糟糕了得。京城的少爷兵自不用说，主要军官全是朝廷贵族功臣家的子弟，虽有发奋图强的，但大多数都是吃喝玩乐的二世祖。就以大同危机来说，传言朝廷要调京军上前线，吓得京营里的各级军官魂飞魄散，纷纷送礼请托跑调动，这样的干部，指望他们为国捐躯，那是还有戏？

边防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先是许多重要防区干部缺编严重，一些城关堡垒竟然有十年没有任命负责人，真打起仗来，那真是“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还谈什么保家卫国？而许多边境要地的将领，基本全是朝内宦官重臣的亲信，在那个“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时代，这些人里虽不乏能征善战的猛将，但混日子的吃货同样多。克扣军饷、侵占国家财产的事做起来，足智多谋，花样五花八门，只是上了战场就尿裤子。

因此，长久以来，大明的北部边疆战争总延续这样一个奇怪的剧本：敌人来了，我们的部队不是缩进城堡里，就是跑得比兔子还快。敌人烧杀抢掠的时候，他们坐在城楼上观风；敌人满载而归的时候，他们才装模作样地跑出来追二里地。然后堂而皇之的给中央写报告吹嘘“打退敌人”，成化朝时期的大部分“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所以马文升就任兵部尚书后，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军事机构的精简和人事改革，大批不合格的军官下岗，包括许多背景深厚的勋贵子弟，许多虚设的军事部门也统统裁撤。这下可桶了马蜂窝，没了饭碗的兵痞们个个不罢休，嚷嚷着要给马文升一点颜色看看。最后还是朱祐樘派锦衣卫保护马文升，拿出“跟马文升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的气概，事情才渐渐平息下来。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在马文升的物色下，一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得到了提拔重用，担当了各级部队的指挥重任。暮气沉沉的大明军队，终于渐渐开始有了活气。

但更重要的却是军事选拔监督制度问题，没有良好的军事选拔监察制度，有一千个伯乐也累死了。所以马文升建议，要改革军官选拔制度，在军队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具体办法为：军队内部强化奖惩制度，根据军功可以从士兵里破格提拔军官，自那时起，许多士兵开始了士兵突击的奋斗路程。此外，地方各省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军事人才，由国家进行统一考试，选拔军事人才。而中央每两年要派专人对各重要边境防区进行成绩考核，以遏止腐化，并提拔优秀军事人才。

而与之相比，另一项制度不但沿用了整个明朝，甚至还沿用到了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武举。

虽然明朝设立了各种选拔武将的办法，可相对于中华民族人才济济的局面，还是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一项常规式的海选方式成为主角——武举。

事实上武举并不是朱祐樘首创。唐宋且不说，成化十四年也曾开过武举考试，可朱见深当时是三分钟热度，搞完了就叫停。弘治六年，朱祐樘正式开设武举，考试内容分别为笔试策论与武功考试。并设立规定：六年开设一次。到了弘治十四年，又改为三年一次。从此，武举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选拔制度，沿用到后来的清代。

也正是在这个制度下，许多将才脱颖而出，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梦想，也打破了世袭贵族子弟在军官队伍里的垄断地位，而武举的身份也渐渐成为众多武将的招牌。如果开出自弘治朝至明末的武举出身的名将花名册，那可以说是一部星光濯濯的将星录：王勋、戚继光、俞大猷、邓子龙、沈有容、陈斌、傅应嘉……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这个平台上走向边疆，然后改变了战场上的世界。

但只提高干部素质还是不够的。一群由狮子率领的绵羊，上了战场照样给敌人当点心。要打胜仗，既要有好干部，也得有好战士。

朱祐樘清楚地看到，他的战士们何止是绵羊，大部分都是老绵羊。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军队战斗力问题。

弘治元年，朱祐樘命调任回京的马文升整顿团营（御林军），结果却是不整不知道，一整吓一跳。整个团营人员缺编达到一半，而且相当多的士兵都早过了退休年龄，扛支长矛都喘气。更让马文升瞠目结舌的是：步兵不会刺杀搏击，火器兵不会开炮放枪，骑兵不会骑马打仗，至于排兵布阵协同作战之类的高难度军事技能，那更是一窍不通。这帮兵大爷的业务能力怎一个糟糕了得。

痛心疾首的马文升立刻开始着手整风：裁撤大批老弱残兵，重新招募精壮勇士，制定完备的士兵训练操典和章程，任命优秀将领负责操练。一切推倒重来，累得吐血。

但马文升知道，朱祐樘也知道，团营的问题，不过是整个大明军队战斗力问题的冰山一角，甚至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比比全国落后地区，团营还算得上先进单位。

说到底，这还是个军事制度上的问题。

明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卫所屯田制。简单说来，就是国家给士兵田地，士兵一边种田纳粮，一边操练武艺保家卫国。国家省了军费开支，士兵有了经济保障，可谓两全其美。

可发展到后来，这“两全其美”变成了“两边全倒霉”。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军队的屯田也遭受侵害，所以大量卫所人员缺编，士兵纷纷逃亡。更倒霉的是，达官显贵家修个院，皇宫盖个楼，都调部队去施工。于是，以保卫国家为使命的大明军队，彻底沦为了佃农、仆役和建筑工人，至于保卫国家之类的小事，实在是顾不上了。

第二章 第二十六节

卫所制败坏了，可国家总要有人卖命，所以明朝就开始实行募兵制，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可问题又来了，军队内部上上下下吃空额克扣军饷，当兵的没薪水，哪还有什么战斗积极性。

可朱祐樘知道，卫所制度毕竟存在了一百多年，轻易是取消不得的，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出乱子。所以朱祐樘登基后，严查军队土地侵占事件，清退被侵占土地，法办一批腐败干部，并严格做好军饷的清查工作。马文升更是制定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武器制造的准则规范，并推广全国实行。但这些都属于整顿工作，为了防微杜渐，朱祐樘还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军屯改革，清理被侵占土地，整顿军屯，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问题又来了，许多土地找回来了，可原来种地的士兵早就跑光了。何况，又要打仗又要种地，这也无法保证军队战斗力。

所以按照马文升的意见，清查出来的原属军队的土地，一律招募无地百姓耕种，每年向军队交粮。军队则专职负责打仗。这样一来，既解决土地问题，又保证部队战斗力，国家也节省了开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件事，则是有关募兵的。军屯要整治，但单靠卫所，很难满足国家边防要求，所以募兵也是需要的。可原有的募兵制度，基本就是临时性行为，管理混乱且方式复杂，所以才有了吃空额以及老弱残兵充斥的现象。为了统一管理，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朱祐樘颁布了《佥民壮法》。

这是一项在明朝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法令，它规定：凡地方州县，都要选拔精壮民兵，平时由地方都指挥司负责训练，遇有战争则开拔前线，所有费用由国家负责。而募兵的成果，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这就是明朝特色的国家义务兵役制。

从此以后，募兵制正式作为明朝一种固定的军事制度存在下来，甚至在未来的历史中喧宾夺主，成为明朝军事的主要力量。

巩固卫所屯田制，发展募兵制，几番整治下来，国家拥有了可靠的兵源、制度化的训练和优秀的军事人才，大明军队的战斗力终于开始恢复。

但这还是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队症结的核心，还是制度问题。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军事指挥体系问题。

明朝的军事指挥制度，自朱元璋开始一直在变，总的趋势是：地方的兵权越变越散，将领的独立指挥权越变越小，武将的权力越变越少。核心一句话：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可凡事总有个度，到了明朝中期，这一制度基本变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放到战场上，就是边境各防区不相统属，无法协同作战。各将领之间也不相统属，导致政令不通。比如成化朝时期发动的大规模收复河套的战争，表面上看，给了总指挥王越八万人马，可放到战场上才发现，他真正能调动的不过一万人。其他人，要么是指挥不动，要么干脆连影子都不见。干生气也没办法。

没有高效率的指挥体系，想打胜仗简直是白日做梦。可如果赋予军队太多自主权，却很有可能导致地方势力膨胀。军队是要改革，关键是怎么改。

朱祐樘动手了，几个重要的改革就在弘治朝时期完成。首先是总兵佩印制。按照明朝的旧例，武将是不能佩将军印。总之是送死你去，黑锅你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武将拥兵坐大，割据一方。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问题多多，打仗是一个考验快速反应的工作，一切行动听指挥。边境重镇的防务，必须做到指挥统一，权责集中，否则就象患了帕金森综合症，身体再强壮也被打没商量。

到了朱祐樘手里，改！弘治五年四月，宁晋伯刘福出守蓟州，朱祐樘赐其为总兵官，佩将军印。从此以后，这一制度终于开始实行，而总兵一职，也成为了明朝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成为无数沙场勇将终生追求的目标。

不怕武将拥兵自重？

没关系，朱祐樘还留着后手呢。武将可以当总兵，文官则可以当元帅。

文臣管军的制度，开始于宣德时期的巡抚和总督官职，长久以来大多是参赞军务，而权力大小也根据其名号区分，比如巡抚要兼管地方军务的，就加提督名号。而要管几个省军务政务节制几省巡抚的总督，则在前面加上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名号。但在弘治以前，这些职务的权力其实很有限，大多是参赞军务，而到了弘治时期，这些职务的权力大大扩大，可以节制其辖区内的一切军政要务，你武将当总兵又如何？上面有管你的人。

当然，这个制度在后世也没少被诟病，认为文官带兵弊端多多，可事实上，文官带兵未必不能打胜仗，关键是要选派懂军事的人。何况，用文臣制约武将，也是封建时代防止藩镇割据的唯一办法。弘治朝知名的文官军事将领，如王越、秦纮、王轼、杨一清，都是做到类似职务，也都做的不错。

武将掌总兵权，文官掌统帅权，加上中央派来的宦官监军。至弘治朝时期，这项三位立体的管理模式终于正式成型，并沿用至终明一世。这项制度你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毕竟它是建立在明朝的基本军事体制下的，也是提高军事效率又维护中央集权的最好办法。

几番折腾之下，加上王越、秦纮、王轼等一批军事人才的努力，废弛已久的大明军队终于开始有了起色，同时，在边境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明朝政府也加紧了边境防御工程的修筑，在陕西、宁夏、甘肃、辽东等重点防区加固了边墙。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洪武、永乐以来的九边关外军事要地能丢的都丢了，先守好家门口要紧。

自然灾害救完了，军队也整顿了，放在国家建设的大局看，两者都不是小事。但和第三件看似小事的动作比起来，他们确实算是小事。

这就是朱祐樘做过的不动声色的大事：疏政。

读中学的时候上政治课，记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事实证明，这句话放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恰当的。

你的军队强悍，你的官员清廉，你的政府运转有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但奋斗来奋斗去，国家穷的叮当响，老百姓家徒四壁。说这个朝代是盛世，怕是傻瓜都不信。

第二章 第二十七节

而纵观大明朝二百七十年的发展路程，我们也看到这样奇特的现象：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地区商业外贸都相当繁荣，但底层老百姓却穷得造反，国家穷得连镇压造反的钱都没有，最后活活逼得崇祯上了吊。说这叫捧着金饭碗饿死，那是非常的恰当。

问题出在哪？简单一句话：该交税的人没交税，不该交税的人交到倾家荡产。该工作的人不工作，不该工作的人累到吐血。国家该收的税收不上来，不该收的税收了太多，最终收到被人革命的下场。说到底，还是一个政策问题。

朱祐樘时代的明王朝，也面临这个政策问题。罢免奸佞，整顿官场和军队，抗灾救灾，其实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彼时的大明王朝，就象一个血液流通不畅的病人，该供的营养供不到身体里去。要强身健体，就得疏通血管。而朱祐樘要富国强兵，也得疏政。

但这个事情谈何容易？原有的政策确实不合理，但真要大张旗鼓搞改革，势必将触犯一批既得利益者，造成巨大的阻力。不改革是等死，改革却有可能死得更快。君不见万历朝的大改革家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呕心沥血，机关权谋都算尽，太后宦官全搞定，到头来却落得死后都不被人放过的悲惨下场。

弘治朝不是万历朝，朱祐樘不是张居正，所以，朱祐樘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他不动声色的将目光对准了两件事：生产，税收。而这两件事，都与我们前文提到的一个人有关：邱浚。

前文提到邱浚，是因为他同王恕的恩怨，而这件事也导致了他最后的身败名裂。可放在大明朝的历史长河中，他却完全当得起另一个称呼：弘治朝经济建设的总设计师。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还在为拨乱反正而苦思的朱祐樘，收到了一个大臣特殊的奏折。说这份奏折特殊，是因为它写得太长，足足有二十三卷三十万字，比普通的一本书还要长。

这么冗长的奏折，是个皇帝都会嫌烦。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因奏折过长而打过大臣板子。可朱祐樘自拿到奏折的第一刻起，眼睛就像被磁铁吸引住一样，一口气通读下来，然后很兴奋地下了一道诏书：命令福建布政史司负责印刷，将此文结集出版，全国发行。

给朱祐樘上奏折的大臣，就是邱浚，时任礼部侍郎。而那本奏折，本身就是一本书，叫《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理学著作，主要是系统阐述儒家理学的思想，包括修身，齐家的基本思想。是宋朝以后历代帝王的必读书目，堪称是儒家著作的泰山北斗。而学识渊博的邱浚，则以相同的体例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却只阐述一件事：治国。

此书以详实的论证，充满说服力的事例，系统的阐述，深深地打动了雄心勃勃的朱祐樘，而其书的核心内容则是一句话：

理财为天下之要道，财用为立国之本。

这句话，成为朱祐樘经济建设的核心思想。本着这个核心思想，朱祐樘做了一件事：税制改革。

明朝的税收问题，是困扰其整个朝代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朱元璋开国时期制定的一整套国家体系，是为了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服务的，然而历史的轨道却偏离了他的预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体系也同样不适应新的经济形态。打个比方就明白了：本来我是要开一家农场，结果却开成了一家超市。拿着管理农场的办法管超市，这生意还能做下去？

所以到了明朝中期，各种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土地兼并严重，无地流民增多，政府税收锐减，豪强势力膨胀。不改是不行了！而在各种改革里，税制改革首当其冲。国家收不上钱，提什么口号都白搭。

税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向谁收钱，怎么收钱。

明朝的财政来源名目种种，最基本的却是田税。老百姓种了国家的地，向国家交粮食，皇帝就是大地主。按说这项财政收入应该最稳固，可发展到弘治朝，它已问题多多。

首先是一个收税范围的问题，自正统朝开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主豪强争相圈地，又想方设法钻漏洞逃避国家税收，小民百姓失去了土地，该交的税却一样少不了，如此一来，税越收越少，老百姓越过越穷。

而田赋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拖欠。

中国的老百姓一般是很老实的，借他个胆也不敢让皇上当债主。可地方官与豪绅就不一样了，明朝的税收政策里有条很“人性化”的规定：拖欠田赋的地区，如果确有无法征收的原因，到第二年可以考虑减免。这项规定是朱元璋定的，从本意上说，还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本意是好的，但操作起来可就不一样了。大家很高兴地发现：这其中的商机真是无穷。每到要收税的时候，老百姓的钱照样交，收完了以后给中央打报告说闹灾了，再找几个当地的富户乡绅做伪证，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弄个免税或减税指标回来。已经收上来的钱呢，大家欢欢喜喜地拿去分红了。这么奋斗几年，弄个十万雪花银绝无问题。

补充说明一下，这种事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必须要和中央高官以及内宫太监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化朝时期的大学士刘吉、太监梁芳、尚铭等，都是开展这项业务的杰出骨干。

一来二去，老百姓的税没少交，国家一分钱没见着，倒是有大批贪官“勤劳致富”了。

税收不上来是件麻烦事，收上来后却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明朝建都以后，北方的粮食全靠南方调运。作为主要的赋税区，江西、湖广、江浙地带的税粮都要通过京杭大运河送到北京。可山遥路远的，运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笔钱，被称为“损耗”，也都是由老百姓负担的。换句话说：交税的时候，你不但要准备好应交的税粮，还要把“损耗”也准备好。你家离京城越远，负担的“损耗”也就越多。

从成化十一年开始，明朝实行了“官军长运法”。操作方式为：每年税务征收时节，朝廷派“运军”（即负责运粮的军队）至江南一带运粮，纳税人将粮食与“损耗”缴纳给运军，由运军负责将税粮运到京城。这貌似是一个好办法：纳税人的“损耗”负担减轻，粮食征收也便于统一管理。

第二章 第二十八节

可真实行起来才发现问题多多，首先是个成本问题，就拿运粮所需的船只来说，按理船只该由工部建造，可实际上工部只负担四成的费用，其他费用都由运军自己承担。军队哪来的钱？只能靠士兵们自行筹措。自实行这个政策以来，苦大兵们卖儿卖女甚至倾家荡产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船只问题解决了，那就开拔上路吧。但是且慢，人呢？明朝到了那时候，军屯破坏士兵逃亡的事情已经很普遍了。人跑了，可是负责押运税粮的官兵数量那是“一个也不能少”。所以一有押运任务，军户家庭都得老婆孩子齐上阵，甚至四处抓壮丁，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没什么两样。

按说和平年代执行个押送任务也没什么不好，从京城出发沿运河直下江南，虽然工作辛苦点，但一路也能看看风景，就当是免费旅游了。

免费？那是做梦。虽说“损耗”的钱是由纳税人交给运军，可交到运军手里的数目只是小头，其余的全被当官的克扣了。这点钱别说当路费，吃糠咽菜都不够用。而且粮食一路运过来，沿途还要停留，粮食停在粮仓过夜要钱，过关卡过城门要钱，水路转陆路，陆路转水路，租车租船还要钱。比今天的非法收费站还狠。林林总总的收费名目，全都摊在运军士兵头上。

可士兵也都是无产阶级，没钱咋办？好办，要么你可以向长官借高利贷，你还不上还有你儿子，儿子还不上还有孙子，总之是利滚利。当然，不想借钱也可以，你也可以夹带点私货，沿途贩卖来补亏空，但是请注意，一旦让你的长官发现，不但东西全没收，还要罚你个倾家荡产。

纳税人的负担也没减轻，因为每年到交税的时候，京城里的权贵也会象狼一样四处出动，专朝着交兑粮食的地方跑，先是包揽下当地的收粮业务，美其名曰为“会粮”，然后在征收“损耗”的时候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最后赚个盆满钵满回来。按照当时的一些记录，一石粮食从江南运到京城，损耗竟然高达五石粮食。

而且，在粮食的押运过程中，各级官员也层层盘剥克扣，到了目的地发现粮食少了，随便写个报告报损就能糊弄过去，动动笔的事嘛，当然是无本万利了。

如此下来，纳税人苦不堪言，当兵的怨声载道，国家收不上粮食来，全肥了中间这群蛀虫了。

以上种种惨状，都被邱浚奋笔疾书，写进了他的《大学衍义补》里，呈到了朱祐樘的面前。朱祐樘明白：这些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改变的，要想解决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来。

首先是土地问题，这还相对容易解决，朱祐樘下旨清理土地，严查土地兼并现象，发还了不少土地，并且将各类罪臣的被没收土地发给百姓耕种，更继续周洪谟当年的政策，在湖广、四川一带进一步开放无人区，招募内地无地农民前来耕种，并给予合法身份。几番折腾下来，土地矛盾总算缓和了下来。

难办的还是税收问题，赋税拖欠怎么办？收了税运不上来又怎么办？

先是拖欠赋税问题，地方上那群蛀虫都是勾连一气的，又有多年犯罪经验，撒起谎来从不打草稿，做起事来团结一致滴水不漏。劳心费力的查下来，十个包青天都累死了。

朱祐樘不用包青天，他只在制度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就完美的解决了问题。

弘治二年十二月，朱祐樘下旨，规定每年八月初旬，各地秋粮的征收必须要做出预算，九月初旬要做出纳税手册，中旬填写通知单，十一月初开始征粮，十二月必须征完。

这下可没咒念了，你不是想找借口谎报拖欠吗？事先就给你订计划，想赖都赖不掉。老百姓交税也都凭国家统一下发的通知单，不再任凭你们当官的随便勒索。到了时候交不上粮食……哼哼，你们就等着革职查办吧。

而在颁布条例的同时，朱祐樘也规定，凡是有上报灾情的，一律都由都察院派专人核实，有谎报的一律要问罪。这就堵住了最后一个漏洞。如此以来，朝廷的收入大为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只苦了广大贪官污吏们，眼见着白花花的税银从眼前过，干着急没办法。

然后，就是税粮的运输问题了。

客观上说，尽管长运法问题多多，但比起之前明朝实行的“支运法”和“兑运法”，已经算是不小的进步了。按照以前的规矩，纳税人必须自己把税粮千里迢迢送到指定地方，一路颠簸折腾不说，在支付“损耗”的时候照样被漫天要价。相比之下，长运法的折腾还算少了。

但有进步不代表没问题，要想解决问题，还要堵住漏洞。

朱祐樘又开始堵漏洞了，先是下发条令，严禁豪强介入税粮运输征收工作，同时，制定统一的“损耗价目表”，减免纳税人的损耗。比如弘治二年下令：应天府七县每石减耗米二斗五升，丹阳府每石减耗米二斗二升……如此种种，总算能让老百姓稍微松一口气了。

而更能让大家松口气的，却是另一项政策：折纳银钱。

所谓折纳银钱，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粮食交不够，就将缺交的部分用钱补上。一般来说，粮食与银钱的数量比率大概为一比一，纳税人交的粮食，称为“本色”，纳税人缴纳的银钱，称为“折色”。关于银钱与粮食之间的换算比率问题，弘治朝也有统一的价目表，一般说来，普通地区是按照每石七钱银子的价格交粮，有灾情的地区按照每石四钱的价格交粮，而当时中国北方粮食的市场价格是每石一两。比较下来，还算是公允的。

弘治二年，这项政策正式颁布实行。这下可好了，银钱的损耗明显的要小于粮食的损耗，押运保管的成本也大为降低，老百姓的损耗大大减少，也不用听当官的随便忽悠。国家也好处多多，收上来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想找借口报损克扣也是不可能了。除了贪官污吏之外，这项政策可谓皆大欢喜。

而折纳银钱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老百姓变交粮为交银，可国家还是要吃粮食的，交了钱，就变成了国家买粮，如此一来，粮食贸易也繁荣起来，更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套一句经济学的理论说，这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第二章 第二十九节

此外，为了解决税粮贪占克扣问题，朱祐樘也把监察体系做了改革，规定：每年粮食征收期间，必须由按察史和布政使督促完成，一旦出问题要负连带责任。而税粮必须要在年终起运，按照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应押送税粮的数目和实际押送到的税粮数目要进行严格核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要扣分，扣分扣到一定程度……你就等着蹲监狱吧。

而对于有押送任务的运军们，朱祐樘也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船只的制作费和维护费改由工部负担，大头的费用算省下了，每只押运船除了损耗费外，另补贴白银二十两。并设定统一的过路标准，严查对运军的随意勒索行为，加上连坐式的监察体系，当官的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总之日子是好过多了。

朱祐樘的苦心没有白费，几番整顿下来，国家收入开始增加，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大明王朝的国库，逐渐充实了起来。

如果就此说邱浚是明代著名经济家，貌似有些夸大他了。尽管上述的问题都写在他的《大学衍义补》里，但这些问题，是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包括王恕、马文升等人也都有相关的陈奏，解决问题的建议也都大差不差，并没显出邱浚有多么了不起。

事实上，邱浚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经济家，原因在于：别人看到的问题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问题他也看到了。而他所看到的这个问题，不但奠定了弘治朝的盛世，更为明朝留下了一个新名词——资本主义萌芽。也正因为如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送给邱浚一个光荣的称呼：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而另一个曾被列宁同志冠以类似荣誉的人，是宋朝大改革家王安石。

四百年后，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与一位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得意洋洋的神侃重商主义学说，梁启超微笑着听了半天，最后拿本《大学衍义补》晃晃说：你说的这些，这本书里早就有了。

一切，来自于《大学衍义补》里的另一句话：

食货者，生民之本也。

食货，就是指商业活动。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这是一段在中国经济史甚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句话，而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只当得起两个字：叛逆！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文化向来是歧视商人的，士农工商排名里，商人居于末流。自汉朝以来，中国大多数的封建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更发挥到了极致：不但制定各种政策限制商业发展，对商人征收重税，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连穿衣服都严格限制，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对于商人们来说，这有钱没权的日子，怎一个郁闷了得。

而《大学衍义补》一声炮响，打响了明朝商人翻身迎解放的第一枪。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礼部侍郎）的邱浚坚定地宣称：商品经济是伟大的，商人赚钱是光明正大的，商业活动是应当受到鼓励和提倡的。

不止从理论上定基调，邱浚还提出了一整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包括打破政府的垄断性贸易。

政府宏观调控，鼓励自由商业竞争，开放海禁，大力发展民间海外贸易，调整税收政策。其思想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大为超前，更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思想超前如此，不挨骂同样是没天理了。奇怪的是，明朝同时代的人主要都骂他逼走王恕的破事，批他经济思想的真不多，如谈迁等明朝大儒还称他为“中兴贤儒”。倒是后来的清朝文人对他的经济思想恨得牙痒痒，比如编纂《四库全书》的铁齿铜牙的纪晓岚，骂邱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义愤填膺到如此地步，足见“我大清”的“思想进步”。

也正因为太超前，所以对这本书，朱祐樘是有选择性地吸收的，在这个时代做不了的事，留给下一代；这个时代做得了的事，抓紧时间做。按照《大学衍义补》中的理论，朱祐樘减免了商税，取消了朱元璋制定的许多限制条令，但影响力最大的一件事是：盐政改革。

若问中国古代哪样生意最赚钱，答案自然是食盐生意。老百姓别的东西可以不买，盐却不能不吃。可谓是成本低，市场广阔，利润丰厚。谁要是做上了食盐生意，谁就等于捧到了金饭碗。

金饭碗人人都想捧，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捧得了的。自朱元璋开国以来，明朝对于食盐生意一向采取政府垄断性经营的方式，私自贩盐是要杀头的。虽然也有人铤而走险搞个盐帮，但那都是刀头舔血的买卖，除了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好汉，基本上没谁做得来。

做不来不意味着不想做，眼瞧着白花花的食盐变成银子，是个人都要流口水。这时候国家很体贴的说：想捧金饭碗吗？可以，给我送粮食就好。

这就是明朝开国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开中法”。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防重镇交给当地政府，然后再凭借当地政府给的凭条，到指定地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进行贩卖。虽然是来回折腾，但毕竟贩卖食盐的利润巨大，许多商人为了避免南北劳顿之苦，就在边疆开荒种地，到了秋收时节向政府交粮换取食盐。这样一来，既开发了边疆，又繁荣了经济，更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可谓一举多得。

可渐渐的大家就发现：所谓一举多得，早就实行不下去了。

关键还是个经济效益问题。商人辛辛苦苦的种粮，长途跋涉的运粮换盐，本身成本就要大大增加。随着盐价的变更，赚钱就越来越难了。而且国家盐场也店大欺客，收了粮食未必给你盐，反而经常打个白条说下次再来吧。更可气的是，许多达官显贵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前景，利用潜规则倒卖食盐，到市场上低价贩卖抢生意。原先一本万利的行业，现在变的收回成本都难。

许多商人也学精了，领取食盐不是需要政府凭条吗？一张凭条领一次盐实在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多用几次呢？反正国家的墙脚不挖白不挖。越来越多的商人加入了挖墙脚大军，国家食盐白白流失，该收的钱却越收越少，全送给奸商献爱心了。

长此以往，商人们要么不做，要么就耍着花样做。国家没好处，正当商人没好处，只便宜了权贵和奸商。

朱祐樘即位以后，曾派户部侍郎李嗣清理盐政，法办了一批腐败分子，并指定了严格的凭条审核制度，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弘治朝初年，边关狼烟四起，军费开支激增，几次下诏鼓励商人送粮换盐，却是应者寥寥。归根到底，这还是个效益问题。

第二章 第三十节

盐政的问题，是邱浚《大学衍义补》里的一个重要问题。邱浚论述了开中法的弊病，却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是户部尚书叶淇。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朱祐樘，提出了新的盐政解决办法，具体办法就一条：商人直接向国家交钱，然后凭国家凭证换取食盐贩卖。从交粮食到交钱，看似只是简单的变了一个字眼，实际的内容却并不简单。

因为从此以后，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从政府换回盐来贩卖，用不着再像以前一样种粮运粮的折腾，渠道大大缩短，手续大大简化，成本大大降低，拿到盐就等于拿到了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

新条令一下，广大商人欢呼雀跃，争相向政府送钱换盐，国家募集了大量资金，商人们找到了合法发财渠道，可谓皆大欢喜。照着今天通俗的话讲：这叫双赢。

唯独倒霉的却是叶淇，国家和商人双赢了，达官权贵们贩盐的财路却断送了，想拿到盐就得交钱，没钱就没商量。拿不到盐，当然只能找叶淇撒气。于是和权贵有勾连的言官们纷纷攻击叶淇，巧合的是，他们真找到了叶淇的一条“罪名”：他是江苏淮安人。

当时做贩盐生意的商人，主要来自江苏淮安，叶淇又是淮安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就是某些人的逻辑：食盐生意利益巨大，改革盐法又得罪这么多人，没利益的事，傻瓜才愿意干，所以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在漫天的口水中，叶淇顶住压力，坚决推行这一新政策。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叶淇变法”。六年以后，新盐法已经通行全国，国库收入大为增加，私人盐商业务蓬勃发展，国家盐场彻底变成了批发商。七十一岁的叶淇无憾了，他坦然的向朱祐樘辞职，归乡而去。

至于他有没有从盐商手里得到好处，有一个事实已足够说明：他为官数十年，去职时家无余财，路费都是找同僚凑的。

叶淇，字本清，江苏淮安人，景泰五年进士，天顺朝时曾因得罪石亨遭贬，成化朝时担任山西巡抚，整治边防。弘治朝时担任户部尚书，推行新盐法。朱祁镇时代，他对抗过权臣。朱见深时代，他对抗过蒙古人。朱祐樘时代，他对抗了整个盐业既得利益集团。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响，但浏览他的遭遇与贡献，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清白而无私无畏的人。

尽管叶淇的声明并不显赫，但二十多年后，他的曾孙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淮安当地一个知名的才子。这个人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他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纵览历史，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惊讶的承认：世界真小。

世界很小，但叶淇的盐政改革，却打开了一片无限宽的天地。盐商势力的蓬勃发展，使地处盐矿产地的山西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生意越做越火，并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几个世纪的利益集团——晋商集团。而两淮盐商和皖北徽商势力也迅速膨胀，在盐业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商人们，经济实力日以增强，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到了万历朝时期，明朝更是在科举中设立“商籍”，鼓励大批商人阶层出身的士大夫步入政坛，明朝传统的重农抑商体系被彻底打破，商旅集中的长江流域更成为经济活跃带。这是一场连锁反应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今人们津津乐道万历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时，当史家反复讨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时，对照弘治朝这些被历史关注不多的改革，我们可以很负责的说：这是一个过程。

这一切，理论上源自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实际的操作，则是从叶淇变法开始。

拨乱反正的弘治朝，社会矛盾缓和了，国家收入增加了，新的经济政策见效了。彼时的弘治朝，从黑暗的成化时代彻底解脱出来，走向一个生机勃勃，国富民强的新时代。

说到这个时代的形成与运转，就不得不提到大明王朝的核心机构：内阁。

五、大明最强内阁——弘治朝的阁老们

如果我们把明朝政府比作足球队的话，那么皇帝可以算是足球队的主教练，而负责国家行政方针运转的内阁，则可以被看作足球场上负责球队攻防运转的中场。而身为百官之首的内阁首辅，更可以被看作足球场上佩戴袖标的场上队长。

而明朝皇帝与内阁的关系往往会碰上如下的情况：队员迷糊，教练无能（成化朝时代）；教练专横，队员挨整(崇祯朝时代)；队员不错，队长混蛋（嘉靖朝时代）；队员互掐，教练无能（隆庆朝时代）；而最让人抓狂的，却是球队战绩不错，但教练碰上了球霸，说话不管用（万历朝张居正时代）……

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教练有水平，队员有干劲，上上下下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这是每个明朝皇帝都梦寐以求的，做到的人却并不多。朱祐樘，则是这为数不多里的一个。

他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找到了最佳的搭配组合。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清洗了前朝旧臣的朱祐樘，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套内阁班子：刘吉、徐溥、刘健。

三个人都是朱祐樘做太子时的老师，其中两个在前面已经露过面了，刘吉是个老油条，刘健是性格暴烈的炮筒子。而露面不多的徐溥，在弘治朝初年的内阁班子中，却是最受朱祐樘信任的人。

徐溥，字时用，江西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工作，入阁的时候已经五十九岁，可谓是饱经风霜了。

所谓人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宦海沉浮几十年，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不被人骂也是不可能的。在明朝做到中央级的高官，如果背后没人吐口水，那是相当不正常的。

可徐溥偏偏不正常，从基层到中央一路爬上来，人人一看到他，准想到今天政府机关门口看传达的慈祥老大爷，不管奸臣还是忠臣，都会情不自禁的赞叹一句：好人啊。

徐溥是好人，在那年头好到地球人都知道。内阁里的搭档刘健，是个标准的急脾气，从来都是三句话不合就翻桌子，唯独和徐溥讨论工作的时候客客气气，凡事礼让三分。内阁首辅刘吉，是坏到脚底长疮的小人，素来善搞蝇营狗苟打击报复，却对徐溥尊重有加，出了矛盾也退避三舍。至于拿得罪人当家常便饭的王恕，竟然也和徐溥保持长期良好的工作关系，退休回家了也不忘写回忆录称赞徐溥，表扬他“一心为公，国之干器”。做人做到这一步，可谓是登峰造极啊。

第二章 第三十一节

但这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还是因为他为人正派。正派到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自我批评。他做“自我批评”的方法很有趣：在在书桌上摆两个瓶子，一个瓶子装黄豆，另一个瓶子装黑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就往瓶子里装一颗黄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就往瓶子里装一颗黑豆。每天都要检查一下两个瓶子到底是黄豆多还是黑豆多，如果发现黑豆多了，就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大半生的宦海沉浮，他就是从不断的自我反省中走过来的。

严于律己的徐溥是个绝对的好干部，生活艰苦朴素，不背后乱说闲话，不耍阴谋诡计，不搞贪污腐败，只是一门心思干工作，光明磊落对待同事，勤勤恳恳上下班。他的为人处事，忠臣服，奸臣也服。一句话，这是个品德高尚的厚道人。

但选阁老不是选标兵，人品好也不一定意味着工作能力强。事实上，朱祐樘之所以重用徐溥，除了品德原因外，更因为《明史》中评价他的一个词：凝重有度。

解释一下：凝，是指含蓄；重，是指稳重；有度，是指有气度，胸怀宽广。这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徐溥是一个含蓄老练，做事稳重，胸怀宽广的人。

这样的人不进内阁谁进内阁？

这正是朱祐樘重用徐溥的原因：弘治朝初年的国家政局，其实还处在过渡阶段，前朝的弊政要革除，积累的问题要解决，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找好，但这一切都要有个前提——国家稳定。

治国就像开车，不开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开快了也有可能翻车，翻车就会没命。只有开得又快又稳，才是高水平的司机。

而内阁就是国家的发动机，在彼时的大明内阁里，油滑的刘吉属于润滑装置，急脾气的刘健属于加速装置，而沉稳老练的徐溥，则是减速操控装置。弘治朝初年的工作不少，人事任免，清丈土地，抗灾救灾，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没有谨慎持重的精神是不行的。而徐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刚入阁的徐溥，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工作能力，大小政务事无巨细，都能安排得妥当。国家要施行大政方针，他反复斟酌，尽量做到不骚扰百姓；同僚之间有矛盾，他耐心做调解工作；中央下派干部到山西，陕西两省清查土地，他事先给人家制定出完善细致的清查步骤与斗争方略，尽可能的在不出乱子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中央要任免地方干部，他严格把关，举荐的都是老成持重的好模范；黄河闹灾要赈济灾民，他担心原先核算的赈济款解决不了问题，又建议增加了三成；国家要修水利工程，他认真反复核算，最后的预算比预期减免了四成；中央要整顿腐败问题，他担心株连过多会出乱子，几次上奏章要求纠偏……总之，既要争取进步，又要谨慎小心，就是他的工作方针。

而他的人缘也一如既往的好。同僚犯了小错误，他既进行批评教育，又千方百计的帮忙遮掩，真正做到治病救人。刘吉整言官整得厉害，他想方设法帮忙营救，“两京之狱”事件里的许多言官都得到过他的庇护。刘吉明明知道，却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总之，上下关系都处得好。

如果仅仅如此，徐溥也不过是个谨小慎微的官僚，而随着弘治朝日渐走向正轨，朱祐樘终于发现，厚道的徐溥还有另一项可怕的品质：固执！

身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徐溥也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两个字：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制订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弘治朝，这些制度有的名存实亡，有的也败坏得差不多了。

这些现象让徐溥痛心疾首。他坚定的相信：朱元璋留下的制度是好的。国家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遵守这些制度；要想国泰民安，就要遵守祖制。谁要是敢破坏祖制，我就跟他玩命。

比如叶淇要变更盐法，他认为这纯粹是扯淡，在朝堂上拼命反对。但是当有人污蔑叶淇贪污受贿，他却旗帜鲜明的替叶淇证明清白。后来叶淇辞官回乡，穷得连路费都凑不出来，经济同样不宽裕的徐溥慷慨解囊，送别的时候目送二里地远后，又急匆匆地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拉着叶淇的手认真地说：虽然你人要走了，话我还是要说，你改革盐政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修黄河也不例外，白昂要求在山东加挖分流运河，报告打到中央，他是也坚决反对。不但自己反对，还发动大家集体反对。花这个冤枉钱干啥？再说了，朱元璋当年都没这么修过！这次朱祐樘尊重了他的意见，你说不修那就不修吧。结果两年后黄河大决口，整个苏北大地全泡到黄汤里。这下徐大人却又来精神了，六十五岁的老头主动要求去灾区工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雄赳赳气昂昂奔赴一线，为治河总指挥刘大夏排忧解难，还走家串户访贫问苦，积极帮助灾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把当地老少爷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徐大人，再生父母啊！

要是当初支持白昂的计划，现在至于费这劲吗？

和同僚玩命，和改革玩命，甚至和黄河玩命，一切都源自徐溥固执的信仰。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一个拥有坚贞信仰的政治家，不和皇帝玩命是相当说不过去的，在这点上，徐溥果然“不负众望”。

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应该说弘治朝的忠臣们已经很知足了：有朱见深这样的反面教材在前面摆着，早把励精图治的朱祐樘衬托的光芒万丈。但徐溥却明显不这么想：英明神武？你才刚上路呢。

因为徐老爷子素来以“向模范看齐”的标准要求别人，皇帝也不能搞特殊。朱见深算啥，你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谁是先进典型？当然是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了。

朱祐樘很快就感受到徐溥的“严格要求”了……

比如天文台（钦天监）有个叫李华的技术员，因为犯了错误被革职，后来又因为替皇后看风水得到赏识。朱祐樘想：老婆的面子是要给的嘛，要不让他官复原职？徐溥不干了：国家选拔干部是要有组织程序的，不正之风的口子开不得。皇上您下命令可以，不过我是坚决不会听的，如果您一定要下命令，那就先把我撤了好了。朱祐樘当然不会为了一个技术员罢免副总理：算了，那就听你的吧。

又比如朱祐樘有几天起得晚，上朝时间迟了一会儿。按说领导日理万机，上班迟到会儿情有可原。但徐溥又不干了，不但严肃批评了朱祐樘的行为，还借题发挥，把朱祐樘回复奏章太慢和最近业余生活过多的错误都批评了一遍，最后归结一句话：皇上您比太祖差远了！这简直不像大臣提意见，倒像是老师训差生了。

第二章 第三十二节

严格要求领导也就算了，徐溥连领导的奶奶也干脆一起严格要求。周太皇太后（朱见深的母亲）想念小孙子了，想召崇王（朱祐樘的弟弟）进京叙叙旧。徐溥又发话了：太祖朱元璋早教导我们说，藩王不能随便进京。所以太皇太后的想法是错误的，是应该改正的。徐溥又非常体贴地对朱祐樘说：皇上您应该做通您奶奶的思想工作，督促她改正错误，要是您不方便去的话，我去。

朱祐樘是个孝顺人，当然不想让这家伙给奶奶添堵，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每到这个时候，朱祐樘都相当无可奈何。他渐渐明白，这个看似很好说话，办事厚道的老大爷，其实是个外柔内刚，毫不退缩的倔老头。

但朱祐樘总算是好脾气，很给徐溥面子。他明白，这个倔老头是个对国家有益的人。特别是弘治五年刘吉滚蛋后，他接任内阁首辅，与几位同事通力合作，事事以与民休息为先，提拔推荐人才，保证了弘治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虽然也有黄河决口之类的傻事，但总起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

对这样的人，朱祐樘当然关怀备至。合理化的建议说得再难听也听，不合理的建议也好言抚慰，还经常把他召入内宫单独讨论工作，加官进爵自然更少不了。到了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徐溥已经是太子太师兼华盖殿大学士。该有的荣耀他已经全有了，当官当到这步，已经够本了。

徐溥当官够本了，可身体的本钱已经耗光了。七十岁的他浑身上下全是病，写字手发抖，走路打哆嗦，看文件眼发花，工作效率是大不如前了。他正式向朱祐樘请求退休。朱祐樘非常舍不得，接连挽留了几次，并特准徐溥刮风下雨天可以在家休息。但徐溥一脸苦相：臣实在干不动了，您就让臣享两天清福吧。

弘治十一年，带着朱祐樘丰厚的赏赐，七十岁的徐溥正式退休了。但厚道人徐溥的好人好事，并没随着他的退休而做完。

归乡的徐溥用全部的积蓄在宜兴溪河畔建了一个小宅子，当地地方官为巴结他，下令将宅子门口的一条大路封锁了，为的是怕车水马龙打扰阁老休息。消息传到徐溥耳朵里，徐溥怒了：谁让你骚扰群众的，怎么改的你给我怎么再改回来！

宅门口的溪河波涛汹涌，商旅往来非常不便，徐溥散步的时候瞧见了：这不是个事呀。立刻自己出钱造了一条大船，义务接送两岸来往行人，这就是今天当地依然津津乐道的“徐氏义渡。”

他还把自己的家产也都捐出来了，名下的八百亩水田全都捐给了族人耕种。至于朱祐樘的赏赐？拿出来当“爱心基金”，周围乡亲的婚丧嫁娶，只要有经济困难的，都可以用这些钱来救急。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七十一岁的徐溥与世长辞，追赠太师，谥号文靖。为缅怀他的恩德，他建在溪河边的老宅子，被命名为“世德堂。”

说起这个人，我总想起小时候雷锋叔叔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但是徐溥，这个高尚而固执的倔老头，却完成了这个高难度动作。关于这个人，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评价：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纯粹的徐溥，以他纯粹的工作方式和做人方式，为弘治朝初年的朝局呕心沥血。但归根结底，他还是个稳重保守的人，就像纯朴山村里守旧的老农，要他勤俭持家可以，要他转换思路发家致富是基本没指望。徐溥是个好干部，保持稳定可以依靠他，但想继往开来，还是要指望别人的。

这里第一个要说的，就是邱浚。

弘治五年（公元1493年），大学士刘吉滚蛋，礼部尚书邱浚入阁。此时的内阁班子为：徐溥、刘健、邱浚。

邱浚这位老兄前面已经露脸多次了。整王恕这类的坏事里有他，《大学衍义补》这类的好事里也有他。言官们很鄙视他，商人们很感激他，纪晓岚很不屑他，列宁同志很欣赏他。

邱浚貌似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但恨也好，爱也好，有个评价却是无人能否认的：他是个牛人。

邱浚，字仲深，号玉峰，海南琼山人。他的最牛之处，在于经常在历史中与名人并列。列宁的著作里，他与王安石齐名；在他的老家海南岛，其声名更是如雷贯耳，人称“海南双壁”，而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震古撼今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

海瑞何许人，两袖清风的廉政标兵，不畏权臣敢骂皇帝的好汉，邱浚却能喝他平起平坐。牛到如此，不服不行。

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牛。邱浚的牛当然也是有原因的，甚至如果站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讲，把海瑞和邱浚并列，其实是寒碜了邱浚。

首先是个天分问题，老天没有给邱浚一个完整的童年，出生没多久就死了爹。但老天却给了邱浚一幅聪明的大脑，三岁就能识字，长篇的文言文过目不忘，八岁就能做诗，九岁就写八股文。而且还全面发展，不但文章做的好，天文地理医学算术之类的“杂学”也同样学得精熟。这样又聪明又全面发展的孩子，放到今天准能上电视节目里当神童。

聪明还不算，更重要是好学。按说古代知识分子爱学习不算新闻，可邱浚同学的学习热情已经不能用“刻苦”来形容，而是要用另外一个词——上瘾。

具体表现就是读书，一是爱读书，二是逮着什么书读什么书。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就去有钱人家里蹭书看，经常为了向人家蹭本书，在别人家一住就是十几天，比酸秀才打秋风还厚脸皮。长大了以后考进北京当公务员，手里的薪水大多拿来买书，官越当越大，书越买越多。七十岁那年右眼瞎了，睁一只左眼照样读书，临死那天还坚持写读书笔记。在读书内容上也来者不拒，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甚至看相算卦，逮着什么读什么，而且样样读透读熟，不但博闻强识，还能举一反三。比比四十岁才考上举人的海瑞，那真是牛得不得了。

第二章 第三十三节

久而久之，邱浚的学问出了名。朱祁镇的《英宗实录》和朱见深的《宪宗实录》都是他主持编修的，《大学衍义补》也是他写的。弘治五年（公元1493年），他还主持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经籍整理运动，从民间整理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许多记载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珍贵书籍因此保存了下来。这份贡献，至少比乾隆爷“清风不识字”般的《四库全书》整理运动强得多。

如果邱浚的牛仅限于此，他至多不过是个大学问家。而且众所周知，大多数学问家都是搞不好政治的，而邱浚之所以能在官场平步青云，却全因他另一样本事：眼光。

比如成化朝那场震撼全国的大藤峡叛乱，我们前文说过，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在于明军采取了直捣黄龙的战略，一举端掉了叛军的老窝。而提出这个方略的人，正是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邱浚。

至于他的著作《大学衍义补》的眼光更是超群，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几乎颠覆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直到几百年后的满清王朝，还被一大帮封建老夫子不住口地骂。

工作的眼光了得，看人的眼光同样独到。编《宪宗实录》的时候，有个助手把写好的草稿拿给他审批，他扫了一眼，大为惊讶，当场对这位助手拍案叫绝道：你将来的成就要远胜于我。

而这位助手，就是后来正德朝的内阁首辅，明武宗的老师，大明朝杰出的政治家杨廷和。

工作能力如此，邱浚的人品也不差，敢于坚持真理。修《英宗实录》的时候，有人为了遮掩朱祁镇的过失，故意给于谦头上安插罪名。邱浚坚决反对，宁可得罪领导也不干这缺德事。为官也清廉的很，身为“副总理”，自家的破房子住了四十年，漏雨了也不换。买书没钱了，竟然跑到当铺卖家当。这样的两袖清风，比比中国古代哪位清官都不差。

既聪明好学，又有工作能力，为官也清正廉洁，这样的好干部朱祐樘当然不能闲置，刘吉一滚蛋就提拔起来，官至内阁大学士。之所以重用他，全因为四个字：治国理念。

现代企业要搞项目，需要先有策划案，然后拍板做决定，最后落实。如果把搞项目看作治国，那么此时弘治朝的内阁里，刘健是个善于抉择的人，徐溥是个善于落实的人，而邱浚，则负责最基础的东西：策划。

这就是邱浚的能耐所在。博学多才的他，最大的本事用在经济建设上，弘治朝开朝后大小国家建设方针，包括调整税制、税粮运输改革、田赋改革，乃至屯田整顿，大大小小的方针政策都是由邱浚主持谋划。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盐政改革，他更是坚定的支持者，一直给叶淇做后盾。他以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以及高人一筹的发展眼光，一次又一次抓住事情的关键点。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他开始，明朝封建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转了一个弯，从前的重农抑商，已经日益演变成农商并举。

在搞经济的同时，邱浚也没放下其他工作，弘治五年的典籍整理工作是他主持的，当然，另一个重要工作和徐溥差不多：折腾朱祐樘。

直臣折腾皇帝，对于历代君主来说都是件头疼事，要么龙颜大怒，要么忍气吞声。可邱浚的折腾只让朱祐樘有一个感觉：哭笑不得。

因为在这点上，邱浚充分发挥了他的“多才多艺”，方法另类。

比如朱祐樘喜欢让邱浚陪他下象棋，有一次邱浚一边落子一边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朱祐樘想：这顺口溜不错，挺合辙押韵。就跟着念了一遍，谁知道话音刚落，邱浚立刻翻身跪倒，口称万岁万万岁：臣谢皇上，明年海南钱粮咱就减三分？

海南老百姓就这样烧高香了。下一盘棋，减免百分之三十税收，这便宜占大了。

占领导便宜也就算了，还经常挑领导的错。在这点上邱浚充分发挥“一切事物都有联系”的哲学原则，只要是自然灾害就不放过，统统拿来借题发挥。东边闹个洪水，西边闹个地震，甚至天上出来颗彗星，邱浚就立刻给朱祐樘提意见：皇上您看了吗？老天爷又闹灾了，那是在提醒您呢，您最近哪里哪里做的不对，所以您要改正错误，否则老天爷还是要发脾气的。日久天长，只要有灾情禀报上来，朱祐樘的眼前立刻就浮现出邱浚那张谆谆教诲的脸。

尽管如此，朱祐樘还是很喜欢邱浚的，他知道这个老智多星的能量，只要是国家到了需要调整政策的时候，他一定会拿出最完美的方案。所以即使有朝臣攻击他，朱祐樘也百般维护，逼走王恕的那个破事，如果不是朱祐樘护着，身败名裂的邱浚早就卷包袱回家了。

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仗义执言，才能卓越……封建时代能臣的一切完美品质，放在邱浚身上貌似全有了。可按照达芬奇的亲身体验：世界上没有一颗完全圆形的鸡蛋。而看似完美的邱浚，也有一个毁他一辈子的弱点：狭隘。

黑格尔曾说：“看得见大洋彼岸的人，未必就能看清自己”。这句话放在邱浚身上绝对合适，虽然他经常教育朱祐樘宽大为怀，可他自己的气量却有时候实在小得很。

王恕的事且不说，丁点大的小矛盾，斗成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不止和王恕，邱浚在整个弘治朝的人缘都相当差，内阁搭档刘健就整天和他掐架，有一次掐到激动时，邱浚竟然直接把帽子摁到地下。言官有弹劾他的，邱浚立刻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去和人家骂街。同僚里有谁得罪了他，哪怕一点小事，他也要千方百计报复回来。日子久了，好人坏人都罪光了，他的名声越混越臭。一直臭到他去世，追悼会上都没几个人来。

弘治八年，积劳成疾的邱浚病逝，追赠太傅，谥号文庄，享年七十六岁。

他折腾过皇帝，也折腾过学问，更折腾过忠臣，还折腾过经济。一句话，这是个能折腾的牛人。他多才多艺，勤奋好学，眼光卓越，清正廉洁，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换来相应的声名，反而是生前身后无数的攻击。牛人尚且如此，普通人呢？邱浚的一生证明：做人，还是宽容点好。

牛人邱浚的病逝，是朱祐樘巨大的损失，大明朝少了一个卓越的策划师。不过对于国家建设来说，仅有策划是不够的。仅有执行也是不够的，因为在策划与执行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判断！

你有非常好的策划方案，你也有非常强的行动力和稳重的做事方式，可是下决心做决定的时候你犹豫了，动摇了，甚至放弃了。或者说，你原本确定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你一切精妙的构思与刻苦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所谓策划，所谓执行，也就统统白搭。所以不管是干事业还是搞国家，判断都很重要。

第二章 第三十四节

而在这方面的本事，不管是稳重的徐溥还是博学的邱浚，都不得不对另一个人叫声佩服。这个人就是——刘健。

生活中总有一种人，脾气可能比较臭，平时可能说话不多，可每到大事做决定的时候，他总会说出至理名言，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刘健，正属于这种人。

刘健，河南洛阳人，字希贤，天顺四年进士，弘治初年入阁，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后，他接任内阁首辅职务。他学问不如邱浚，人缘和稳重不如徐溥，时不时还经常发点大牌脾气，但他却是弘治朝任期最长的内阁首辅，足足长达七年。也是陪伴朱祐樘时间最长的阁臣，从始至终，整整十八年。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凡是名人，成名之前都有些名人的“征兆”，比如牛顿小时候喜欢研究苹果，罗丹小时候喜欢捏泥巴，贝利小时候喜欢拿着袜子当足球踢，至于刘健嘛……

刘健的出身很不错，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三原教谕刘亮，在父亲的严格督导下，刘健从小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过没过多久大家却发现，这孩子刻苦的有点让人……受不了……

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就是打死也不举手回答问题，同学们课下自由讨论问题，他只在一边听，就是不发表意见。节假日大家出去玩，他关起门来继续读书，你要问他学习心得体会，他却沉默不语。不过问题是，虽然学习努力，可他的学习成绩却算不得最好，科场搏杀更是屡战屡败，眼看着师兄师弟一个个金榜题名，已过而立之年的刘健依旧一次次名落孙山。因此，家乡父老送给他一个亲切的雅号：木头。

所谓木头，说不好听了就是书呆子：读书很用功，成绩很糟糕，脑袋很死板，做事很搞笑。青年时代的刘健似乎样样如此，说是“木头”，貌似毫不冤枉。

但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木头”有两种，一种是读书读傻了的，说话也说不出的丑寅。另一种是读书读精了的，轻易不说话，说出来就石破天惊。事实证明，沉默的刘健恰恰属于后者。

他不说话，并不意味着他不思考，自读圣贤书以来，他碰到许多问题，遇到许多困惑，都默默的放在心里，苦苦思索，执拗地寻找答案。“木头”的外表下，是一颗沸腾的心。

而他终于找到了答案的钥匙，来自于他二十二岁那年的一次出游。象刘健这样一心苦读的人，出门旅游算是稀罕事了。然而正是这次难得的旅游，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因为他旅游的目的地，是山西河津，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人——薛瑄。

在今天，薛瑄这个名字已然陌生，而放在当时，这是个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理学流派——河东学派的创始人，更是明朝中期出名的直臣，王振专权的时候和王振对着干，石亨专权的时候和石亨对着干，被整得死去活来也绝不低头。这样的人，在明朝只当得起一个称呼——圣贤。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健在山西旅游的时候，正赶上薛圣贤得罪了王振，遭陷害罢官归乡，于是欣然前往求教，可到了门口才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见圣贤？先排队。

虽然是个被撤了职的干部，但当时的薛圣贤已经名闻天下，下岗的消息一传开，全国各地的学子不远万里前来求学，各类青年才俊挤破家门。而开馆授徒的薛瑄也制订了严格的招生标准：先面试，再考试。笨的不要，成绩差的不要，聪明却浮躁的也不要。只有最具资质的才子，才配做我薛瑄的门徒。

刘健就这样默默地在考生大军里排队，他既不聪明，成绩也不是很好，在他之前，无数自命不凡的才子碰了一鼻子灰，兴高采烈的参加考试，灰溜溜的卷包袱离开，等待自己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刘健终于等来了薛瑄的接见，过程相当干脆利落。只聊了几句，薛瑄就当场拍板：免试入学。

两个人具体聊的什么？今天史料上已无记载，但我相信，刘健打动薛瑄的，并非他的刻苦与学问，恰恰是他的沉默，因为就在不久的将来，薛瑄会告诉刘健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成就了刘健在沉默中爆发的命运。

刘健就这样留在了薛瑄的门下，他一如既往地沉默，一如既往地聆听老师的教诲，一如既往地发奋苦读，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向老师倒出了埋藏心头多年的那个困惑。

为什么圣人的教诲，看似句句是真理，可实行起来却这么难。

这正是刘健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是他长久沉默的原因。他读了太多的圣贤书，纲常名教早已烂熟于心，但他也听过太多的蝇营狗苟，见过当时宦官专权朝政败坏的时局。圣人的教诲真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解决问题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他还年轻，想不明白这些事，所以很多年来，他默默的思考，在思考中沉默。

而薛瑄，却只用一句话，就化解了刘健心中的困惑。

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间，圣贤之书不过模写其理耳。

刹那间，刘健精神一振，心中的困惑如地震一般轰然倒塌，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光照千秋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真理是存在于世间万事万物中的，圣贤的教条，只是对他们的总结。这句话在今天更有个通俗而响亮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判断难，做正确的判断更是难上加难。判断面前，圣人的教条未必有用，高谈阔论更没有用，事实，唯独事实，才是真正有用的。自此以后，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刘健都是这样做的。

这句话，为刘健打开了通向名臣之路的大门，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薛瑄真是个好老师，不但教授刘健学问，也经常带他出去云游，了解世情百态民生疾苦。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次，他以一种特殊的办法，告诉了刘健一件重要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薛瑄带刘健一起出去划船，薛瑄坐在船上，刘健奋力摇橹，沿河水逆流而上。忽然山洪爆发河水暴涨，滚滚洪流中小船东摇西摆，被山洪冲得倒退，刘健也慌了手脚，他一边气喘吁吁的继续划，一边求助似的看着老师。

第二章 第三十五节

薛瑄只是平静的说：让开，我来。

六十多岁的薛瑄从二十多岁的刘健手里接过了桨，经过一番奋力搏杀，小船竟然奇迹般的在逆流中缓缓前行，不多久，山洪退却重归平静，师徒二人平安到达目的地。

下船后，望着面带愧色的徒弟，薛瑄并未责怪，只是平静的说了一段话。

今日之事，你要牢牢记住，无论时局如何艰难，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都要绝不妥协，绝不后退，方为我辈做人之根本。

望着老师的谆谆教诲，刘健郑重地点了点头，此情此景，已被他牢牢记在心里，从此在他的脑海里，这个世界除了前进就是后退，前进是光荣的，让步是可耻的，认准了的事情，打死也不能妥协。应该说，他的成功来自于这个信念，他最后的失败，也栽在这个信念上。

经过数年苦读之后，刘健告别了薛瑄，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同来时一样，出师的刘健依然是一个沉默的人，不一样的是，他的眼中已经没有迷茫，他的心头已经没有困惑。他累积了丰富的知识、坚定的信念和判断事物的正确标准，胸怀之中已装满天下。

天顺四年，刘健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年三十六岁。

当了官的刘健依然是个沉默的人，什么同乡拉关系，什么跑官送礼，什么请客应酬，能推的推能躲的躲。白天认真干工作，晚上回家关门读书，日久天长，“木头”的名号传遍了京城。

但这世界上既然有木头，就有喜欢木头的人，当时的大学士李贤就是其中之一，不但经常表扬这个一心工作的年轻人（也不年轻了），更给他创造锻炼的机会。成化元年，四十二岁的刘健成为《英宗实录》编委会的待定人选之一，这在当时可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可刘健的回答却是两个字：不干。

倒不是刘健耍大牌，而是因为那年刘健的父亲去世了。按照有关规定，刘健应当回家为父亲守孝三年。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只好对不起领导的殷切希望了。

不干？不干也得干。在李贤的活动下，刘健的请假条被枪毙了：老老实实给我干活去。栽培的就是你，爹死了也没用。

擦干眼泪的刘健开始认真工作了，他与邱浚等同事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英宗实录》的编写工作，之后被提拔为翰林院修撰。此时李贤已经过世了，继任的内阁首辅彭时同样对刘健赏识有加，在他的关照下，刘健连升三级，得到了另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东宫讲官。

东宫讲官，就是太子朱祐樘的老师。也就是从此时起，这对胸怀天下的君臣的命运，被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要问朱祐樘对刘老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那只有两个字：害怕。

因为刘老师的脾气实在大的吓人，而勤快的朱祐樘也有偷懒的时候。别人的作业可以不完成，刘老师的作业是绝对拖不得的，否则就是挨训没商量，从来都拿太子不当干部。久而久之，朱祐樘在刘老师的面前养成了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当了皇帝以后也不改：别人的奏折可以晚几天回复，刘老师的奏折一定要及时回复。

要问朱祐樘对刘老师的最重要的印象是什么，那也是两个字：佩服！

因为朱祐樘发现，刘老师是个很有一套的人，别看平日里他说话不多，但也从不说废话，每句话都能切中要害。别人罗嗦半天讲不明白的问题，他几句话就能分析个透彻。朱祐樘渐渐明白，这个火爆脾气的老师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

有真本事的人当然要重用，弘治元年朱祐樘登基，刘健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入阁，成为弘治朝的重臣之一。

被委以重任的刘健很快拿出了他的真本事，他勤勤恳恳干工作，并经常向朱祐樘直言进谏，阻止各种错误行为，而他最重要的工作却是一个――判断。

国家的各项工作，哪些是应该重点抓的，哪些是应该先放一放的，各种方针政策，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哪些是纯粹扯淡的，每到要做这种决定的时候，朱祐樘都会重点听取刘健的意见。而每一次，刘健都会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综合分析各种现实情况，给朱祐樘最正确的回答。

比如邱浚《大学衍义补》里的各类改革措施，被刘健分门别类，区分出哪些应该是首先要做的，田赋改革和运输改革都由此而展开。又比如弘治初年自然灾害四起，朱祐樘问刘健该怎么办，刘健沉吟良久，脱口一句话：“赈济当以防患为要务，防患当以治水为先。”事实证明，他又对了。

而一旦做出了决定，刘健都要坚决实行，但凡有反对声音，他都要力争到底。

什么“有理不在声高”，刘健得了理嗓门准高八度。领导不同意没关系，白天在朝堂上争，晚上跑到深宫里继续争。同僚不同意也没关系，白天在单位里掐，晚上跑到人家家里接着掐。曾经为了一次人事任免工作，他跑到吏部尚书倪岳家里吵了一整夜，搞得人家全家都没睡觉。弘治朝入阁十八年，上至领导下至百官，从来都是人家最后让着自己，绝无我刘健让步之理。

不仅判断准确，刘健的办事效率更是快得很，做了决定就要立刻落实，今天的工作绝不能过夜，谁慢了就敲打谁。清丈土地的时候，户部有几项数据没有核算完，刘健火了，直接捎话给户部：今天要是完不成任务，谁都别下班。去山东检查治水工作，当地地方官晚上睡觉早，又被刘健劈头盖脸一顿训：工作这么紧张，你小子竟然还早睡觉？肯定是偷懒了，差点没当场摘了人家乌纱帽。

风风火火如此，绰号当然也要改一改了。“木头”是叫不得了，刘健又多了一个光荣的新称号：炮仗。那年头各级官员碰上刘健，哪怕手头上没事情，也要做出匆忙工作状，否则肯定挨炸没商量。

脾气臭到如此，不招人骂是不可能的，私下里抱怨刘健的声音一直很多，就是上奏章骂他的人不多。实在是大家都知道这位老爷子的能量，邱浚发了脾气大不了骂街，刘健发了脾气能卷袖子动手，真是惹不起也躲不起。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弘治十一年，刘健终于挨了人生里最重的一发炮弹，也正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刘健。

第二章 第三十六节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工作上的事，刘健又发脾气了，闹得朱祐樘几天不痛快。这时候国子监学生江瑢“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弹劾刘健四条大罪：阻塞言路，嚣张跋扈，欺压同僚，独断专权。

实事求是的说，江瑢的弹劾还真不“冤枉”。刘健一向是谁骂他就骂谁，言官们没少被喷口水；至于嚣张跋扈，欺压同僚，那也是有笔笔血泪的；至于独断专权嘛，刘健似乎也没发扬过民主精神。

当然，要说江瑢是为了“伸张正义”，那简直搞笑了，无非是看着最近刘健得罪了领导，跟着上去踩一脚而已。而且这个弹劾不仅代表了他自己，更代表了众多对刘健有意见的干部的心声，在这个问题上，他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既不是一个人战斗，弹章当然写得又狠又毒，历代皇帝最反感的，恰恰就是“专权”“跋扈”这几个字眼。

朱祐樘几乎立刻做出反应：国子监生江瑢诽谤国家重臣，罪大恶极，着即下狱听候处理。同时召刘健入宫，朱祐樘亲切抚慰：你受委屈了，领导是相信你的。

江瑢们还是错估形势了，要知道朱祐樘平日里都是称呼刘健为“先生”的，外人眼里貌似吵得天翻地覆的事，不过是人家师生之间的内部矛盾罢了。凭这点事就想搞倒刘老师？简直是白日做梦。

但白日做梦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江瑢被抓进了监狱，而根据小道消息：刘健很委屈，朱祐樘很生气，所以后果很严重。消息传来，大家眼前仿佛浮现出刘健那张愤怒的脸，平时骂他一句他都能卷袖子，这次直接给人放炮，他能善罢甘休？真要对号入座追查下来，那些平时和他有仇的人……

管不了江瑢到底是几个人在战斗了，大家统一了思想，纷纷上奏章批评江瑢，个别无耻的还主张把江瑢拉出去砍了。其实江瑢死不死无所谓，几个人战斗也无所谓，划清界限要紧。

听候处理的江瑢算是没指望了，同党不管他，同僚不管他，朱祐樘很恼火他，貌似不死也得脱层皮，至少吃几年牢饭是板上钉钉了。

谁料没过多久，江瑢竟然被释放了，然后宣布处理结果，批评教育一顿，赶回家了事，功名都没剥夺。这处理，连轻如鸿毛都算不上。

事后大家才知道，是刘健在朱祐樘面前说了好话。起先朱祐樘还不消气，刘健又发了大牌脾气，总算弄回个从轻发落的结果。

更让江瑢始料不及的是，离京之前，刘健竟然还专门来看望他，并勉励说：你骂我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如果你归家后能够不气馁，继续发奋苦读，将来必能成大器。为表达自己的殷切希望，他还将自己珍藏的一些典籍赠予了江瑢。

大家全傻了：被人骂了，还替人说好话，还勉励人家好好学习，这是那个炮仗脾气的刘健吗？

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或许刘阁老是欲擒故纵呢，先放你一马，再找机会慢慢收拾你，或许他是放长线钓大鱼呢，不处理你，就等着你后面的人跳出来。许多人胆战心惊的想。

然后……然后也没然后了，刘健还是认真干工作，动不动就跟人掐架，至于什么打击报复放线钓鱼之类的事更是连影都没有。刘健用行动告诉大家：过去了，这事过去了。

至于被赶回家的江瑢，还是有必要提一提的，他归乡后发奋读书，若干年后成了南京都察院的一名御史，权阉刘瑾乱政的时候，他上书揭发刘瑾罪恶，被刘瑾乱棍活活打死。从一个投机分子到一个为真理而死的斗士，我们或许可以说，是刘健的宽容改变了他。

而许多记性好的同僚们也慢慢想起来了，当年刘健和王恕吵嘴的时候，虽说差点动手，可刘健到底还是成为王恕整顿吏治的支持者，后来刘健又和邱浚掐架，可邱浚之后整顿经济的各项举措，也都得到了刘健的大力支持。而这一次……

大家终于开始认识了刘健，他也许脾气很臭，他也许性格很倔，但他从不干背后下阴招的龌龊事。他做的每件事，得罪人也好，伤自尊也罢，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政治敌人，只有江山社稷。

许多被他骂过的人服了，许多背后骂过他的人也服了，不是因为他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他们明白：这个人见人怕的大炮仗，其实是个公正无私，襟怀坦荡的好老头。

弘治十一年，内阁首辅徐溥退休，好老头刘健接任内阁首辅。这位大儒薛瑄的高徒，终于达到了自己为官生涯的顶点。他将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大展拳脚，后面关于他的故事还很多。

说到刘健的故事，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两个搭档：谢迁，李东阳。正是这两个人与刘健一起构成了大明朝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个内阁搭配，在史书中留下了一段光荣的记录：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刘公断”说的就是善于判断的刘健，他的风采我们已经讲过了，且让我们看看另两位仁兄的光辉事迹。

首先是“尤侃侃”的谢迁。

谢迁，字余乔，浙江余姚人，成华十一年状元，弘治八年以兵部尚书身份入阁。

在中国历史上，做臣子的没有不想出名的，身前出名是非常盼望的，身后出名是热烈盼望的，名垂青史是日夜盼望的。而大家出名的方式也不同，有干工作干出来的，有写文章写出来的，有整人整出来的，有拍马屁拍出来的，有贪污贪出来的。但可以断言：谢迁的出名方式是任何人也不能复制的，因为，他是谈恋爱谈出来的。

话说谢迁年轻的时候，在江苏一家富户家里当家教，大概是因为英俊潇洒的缘故，富户家的女儿竟然爱上了他。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趁主人出门走亲戚，该女子翻墙爬窗，跳入谢迁的书房，向正在苦读四书五经的谢迁勇敢的表白道：公子我爱你，今夜我们就……（此处删去XX字）

此情此景，月朗星稀，万籁俱寂，俊男迎风望月，美女送抱投怀。放在任何一位男同胞身上，后面的情形都是极其浪漫令人心驰神往的，至于谢迁嘛……

他礼貌的接待了这位女同胞，同她进行了亲切攀谈（同时保持安全距离），先谈理想再谈人生，然后谈到纲常名教，三从四德。千言万语总结出中心思想：哪来的，回哪去。

第二章 第三十七节

少女大为悲伤，掩面哭泣而去。而谢迁老师也反应相当快，当即卷包袱收拾行李，跑……

若干年以后，这段故事被人广为传扬，大体是表扬谢迁先生作风正派，品德优良，而放在恋爱中人眼里，这个故事让人想起一句歌词：青春不解风情，燃烧少女的心……

不解风情也好，燃烧谁的心也罢，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则故事也传遍了大江南北。明朝许多理学家的文章里都援引了这则故事当例证，以教育妇女恪守妇道，学会清白做人。今天的许多类似“哲理文集”里也收录了这则故事，用以表现古人的伟大情操。甚至，这则故事的知名度，比谢迁本人的知名度还要高。

但真也好，假也好，俗话说由小见大，这则充满浪漫情调，但结局非常不浪漫的爱情故事，至少告诉了我们如下关于谢迁的信息。

首先，这是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虽说爱情是没有理由的，但寄人篱下的林黛玉都不会爱上贾府打杂的焦大，何况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没魅力能引得大美女学人家罗密欧翻墙跳窗？

其次，这是立场坚定的男人。面对美女投怀送抱，面对当富户家上门女婿的大好机会，人家微微一笑坚决不干，这抗腐蚀能力，真不是一般的强。

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个很有决断力的男人，出了绯闻二话不说拔腿就跑，换成徐溥肯定会满怀沉痛的放黑豆，再写几段深刻检查。所以，他虽然正派，却并不呆。

有魅力，有道德，有头脑，没错，这就是阁老谢迁的光辉形象。

同样是朱祐樘做太子时候的老师，如果说刘健给朱祐樘的第一印象是害怕的话，那么对于谢迁，朱祐樘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印象：喜欢。

这当然是因为他的魅力，谢迁人长的帅，虽说一把年纪了，依然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而且他还相当注重仪表，别人来上课，夹着书本就开讲，谢迁老师却要花大量时间精心打扮，从衣着到发型都要仔细收拾，比演员登台唱戏还讲究。这样的老师，讲课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往学生面前一站就足够养眼了。

人帅气，课也上的不差。谢迁的声音极其富有磁性，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还擅长“胸腔共鸣”，放在今天比播音员还播音员。备课也十分认真。上课前的那个晚上，都要把第二天上课的内容事先彩排一遍，做到精益求精，每个表情每个动作每句台词都要经过严格的设计，讲课内容丰富多彩，让人回味无穷。听他的课简直不是听课，真是比看话剧还过瘾。

长的帅，声音好听，讲课精彩，这样的好老师，朱祐樘不喜欢实在是没天理了。所以后来朱祐樘立了太子，同样任命谢迁为太子老师，教完了爹再教儿子，说是模范教师，那实在是不过分。

既然朱祐樘喜欢，谢迁的官运当然也好的很，弘治八年邱浚去世，谢迁被调入内阁，开始了他的阁老生涯，他为官的名声也同样好的很，后世的许多人都称赞他为“一代贤相”、“中兴名臣”，评价可谓相当的高。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纳闷：就算谢老师长的帅，教学成绩好，可选阁老又不是选世界小姐，更不是选模范教师，谢老师究竟何德何能，不仅与徐溥、邱浚等名臣比肩，更能流芳百世，混出“一代贤相”的名号？他凭什么？就凭他是状元郎？

当然不是，论谋划，谢迁不如邱浚；论稳重，谢迁不如徐溥；论判断，谢迁更比刘健差的远。但身为大明帝国的内阁重臣，谢迁也有属于自己的独到本事——说话。

虽然所有的健全人都会说话，但不开玩笑，从古至今，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干工作，说话都是一门绝对的学问。说话不难，但说得对方心服口服死心塌地却是难。说什么样的话，就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叫难上加难。恰如战国时期大纵横家张仪的名言：只要舌头不烂，老子就有翻身的本钱。

谢迁，也有这个本钱。

谢迁的第一本钱就是能说。身为成化十一年的状元郎，基础知识相当丰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上扯天文下扯地理，外带人生理想哲学原理，还特别注意具体听众具体分析，充分做到看人下菜碟，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话匣子一打开，上至领导同僚，下至街头卖菜大婶，都能听得如痴如醉，比小朋友听妈妈讲故事还入迷。换句话说，那是绝对的享受。

所以那年头，只要谢迁开口发言，那真是连鬼都欢迎。同僚家里夫妻吵架儿女不和，同事之间出了矛盾纠纷，甚至某些干部出现感情问题，没关系，有谢迁在，几句话就搞定。连朱祐樘的养母吴太后都喜欢的不得了，经常叫谢迁进宫来唠家长。这份本事就算放到今天，也肯定能当个成功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红遍大江南北。

可干工作不是说相声，耍嘴皮子不能解决问题。但凡事总有例外，谢迁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耍嘴皮子，就能解决问题。

因为谢迁耍嘴皮子，绝不是为了受欢迎当明星，说到底，还是为了干工作。

比如大臣们要给朱祐樘提意见，又怕说话太难听惹领导生气，要不谢老师您受累？

谢迁每次都欣然受累，他的第一句话准是：皇上我给您讲个故事吧。

朱祐樘想铺张浪费，就给朱祐樘讲勤俭节约的故事；朱祐樘想偷懒贪玩，就给朱祐樘讲勤政爱民的故事；朱祐樘想增加赋税，就给朱祐樘讲爱惜民力的故事……每每此时，崇高的思想在听众的耳边穿行，空气中飘荡着谢老师动听的讲课声，朱祐樘坐在高高的龙椅上面，听谢老师讲那过去的事情……

就这样，再难听的意见，放到谢迁嘴里都成了好话，不但每次都说服朱祐樘改正错误，还经常把朱祐樘感动得眼泪鼻涕一大把。这份本事，擅长做“思想工作”的马文升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常对谢迁赞不绝口。

但对于谢迁超强的口才来说，给领导讲故事只能算牛刀小试了。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谢老师的一张利嘴，当然也要用在工作上。比如中央要搞新政策了，总要有人向大家阐述政策内容，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刘健的一张臭嘴逮谁得罪谁，徐溥只会高喊朱元璋万岁，没关系，有谢迁当“形象代言人”呢，一张利嘴侃侃而谈，好事能说的锦上添花，再强硬的反对派听了都没脾气。

同僚有新建议也是如此，谁有了新的主张，先找谢迁交流，只要争取到谢迁的支持，有他铁嘴铜牙的摇旗呐喊，上能说得朱祐樘欣然接受，下能说得同僚们点头赞许。邱浚的商税改革、叶淇的盐政改革，以及弘治朝初期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有谢迁在旁边“煽风点火”，几次在反对声一大片的情况下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这份本事，放到今天，绝对是天价的广告明星。

第二章 第三十八节

但谢明星是很有职业道德的，每次当“形象代言人”之前都注意调查研究，凡是利国利民的政策主张都极力推广，基本是无偿援助；凡是对老百姓有害的政策，别说给坐金山也请不动他，还会被他指桑骂槐的训到灰头土脸。比如张皇后的弟弟张延龄想请朱祐樘允许权贵变相圈地，求到谢迁头上，还开出了天价好处。谢迁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只是云山雾罩的给张延龄讲历史上外戚乱国的故事，竟把文盲水平的张延龄听得入了迷，事后很多天才回过味：你这王八蛋是骂我呢！（活像《大话西游》里被唐僧说得上吊的小牛妖。）

毛主席曾经有言：“宣传工作也是革命工作”，而在弘治朝里，能说会道的谢迁，将这项“革命工作”干得有滋有味。

而之所以将谢迁说成是刘健的好搭档，除了谢老师宣传工作抓得好外，还因为他的口才另有一项独特的作用：防火墙！

谢迁在弘治八年入阁时。内阁的干部编制是这样的：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

这几个人里，徐溥是个倔人，刘健是个狠人，后面要出场的李东阳，是个精于谋划满肚子算盘的牛人。总之，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有刘健这样的臭脾气在，想保持团结是相当难的。

别担心，有谢迁呢。

搭档之间出了矛盾，上至掐架骂战，下至吵嘴红脸，有谢迁在中间调停，最后总能化干戈为玉帛。特别是逮谁跟谁干仗的刘健，几次和李东阳发生工作矛盾，都是谢迁出面调解，几句话说得斗争双方握手言和。而刘健干工作得罪了人，也经常是谢迁事后和稀泥，用真诚的思想工作和高超的说话艺术，抚平对方受伤的心灵。还是朱祐樘本人对此的评价最到位：谢迁很努力，大家很团结。（谢公在，朝臣无隙也）

何止是朝臣无隙？十几年后谢迁罢官归家，竟然也在家乡做起了“义务调解员”。邻居之间鸡毛蒜皮的小纠纷，夫妻打架儿女不孝，兄弟之间争财产，家长里短的事全由谢迁出来主持公道，每次都能处理的妥贴。这份本事，今天去居委会做个干部发挥余热，也是绝对能胜任。

而如果拿出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比方来说的话，谢迁和刘吉算是同行，都是内阁发动机里的润滑装置，但不同的是，他虽然与刘吉一样聪明，但他的人品比刘吉更正派。巧舌入簧的外表下，是一颗正直的心。

而要说“最强内阁”和之前的内阁有何不同，关键还是在于另一个的存在。在这个内阁班子里，此人既不是加速装置，也不是减速装置，却是独特的电脑智能操控装置。

这就是被称为“李公谋”的李东阳。

之所以说他是关键人物，全因名号里的一个“谋”字。刘健会拍板，谢迁搞宣传，饶是干的有声有色，可缺了谋划，照样啥都玩不转。

和判断一样，谋划这个工作同样不好干。《三国演义》里把诸葛亮描绘得近乎神话，充分说明，干这个工作的人，忠也好，奸也罢，都得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

同前文中从事相同工作的邱浚一样，李东阳也是一个这样的聪明人，甚至可以说，尽管他没有《大学衍义补》这样的大智慧，却在某些方面的智商，远胜于这位经常和名人齐名的老前辈。

李东阳，字宾之，湖南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弘治八年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

单看这份履历貌似没什么神奇，但事实上，早在科场登第之前，李东阳已经名满天下了。有多早？四岁。

四岁的时候，当别的小朋友还在玩过家家，甚至个别人还没断奶（比如民国大军阀韩德勤）的时候，小李东阳已经是满腹经纶了，不但出口成章，还能提笔写书法。请注意，不是小孩子在纸上胡涂乱画，而是在雪白的宣纸上，工工整整的写一尺见方的大字。要是放在今天的学龄前少儿辅导班里，那可是不得了。

当时，小李东阳的声名远播，连在位的景泰帝朱祁钰都惊动了，不但热情接见，勉励他好好学习，长大了建设祖国，还亲切的把他抱在怀里喂水果吃。在那个跟皇帝握个手都要炫耀一辈子的年代，这何止是神童，简直是红透半边天的小明星。

关于童年的李东阳，有一则故事直到今天依然广为流传。据说在得到景泰帝亲切接见时，皇帝陛下心血来潮，出了一个上联：螃蟹浑身甲胄。小李东阳眼皮都不眨一下，脱口而出：蜘蛛满腹经纶。登时满场皆惊，景泰帝当场拍案叫绝道：这小孩有前途，将来肯定当首辅。

且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数十年后，才华横溢的李东阳，真的仿佛一只角落里沉默的蜘蛛，把满腹的经纶，织成大明朝的盛世江山。

补充说明一下，当时朱祁钰接见小李东阳的同时，还接见了另一位同样名满天下的神童。喂水果的时候，左边怀里抱一个，右边怀里还抱一个。这位小神童叫程敏政，数十年后，这两位过半百的老神童联手主持了弘治朝一次重要的科举考试，本以为可以成为千古美谈，却不幸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还是糊涂账的科场舞弊案，毁了程敏政的晚节不说，还直接断送了另一位名满天下的神童――唐伯虎的锦绣前程。抚今追昔，直叫人感叹一句：神童神童，人同命不同。

同人不同命，小李东阳的命好得很。因为出名早，小李东阳也曾飘飘然过，上课开始打瞌睡，作业不认真完成，考试的时候凭小聪明瞎糊弄，还喜欢四处游玩卖弄文采，日益堕落起来。

要照这么胡混下去，恐怕地球上将多了一位浪荡文人，少了一位大明朝的内阁重臣。不过幸运的是，李东阳碰上了一位好老师——黎淳。

在当时，黎淳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素以治学严苛著称。他在听说了李东阳的一些荒唐事后，把李东阳叫了来，一不打二不骂，只是翻出一篇文章，罚李东阳抄写十遍。

按说这也不稀奇，学生不守纪律，老师罚抄课文么，今天的学校里也常有，可待到李东阳细读文章，只看了一遍，立刻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当场泪流满面，发誓从此之后发奋苦读，再不荒废光阴。

第二章 第三十九节

那篇文章，正是宋朝欧阳修的名篇《伤仲永》。

从此以后，李东阳的人生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牢记老师的铮铮叮咛，不再嬉戏玩耍，不再卖弄才华，不再沉迷于神童的名号，每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但安心学好本职功课（八股文），在诗词歌赋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更勤于思考，观察世事，求索治国之道。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大明朝好青年。

天顺八年，李东阳高中进士，正式踏入官场。而无意之间，他也打破了邱浚保持的进士及第最年轻记录——十八岁。

而这段堪称学习模范的成功路程，带给李东阳的，绝不仅仅是辉煌的仕途前程和更高的关注度。就在那一刻，在恩师严厉的目光下一笔一划抄写下《伤仲永》的那一刻，他已深味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要道理：做人，要宠辱不惊。

年轻时代，在河津奔腾的水流中，山西名师薛暄，以逆水行舟的体罚方式，告诉迷茫中的刘健：人生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年轻时代，在北京寂静的学堂里，京城名师黎淳，用罚抄课文的方式，告诉飘飘然里的李东阳：人生有起有落，无论是阳光还是乌云，都要以一颗平静的心面对。

不同的名师，用不同的方式，面对不同的学生，将一个相同的词——天下，深深地植入他们的心中。

带着同一个词汇，两位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相继走进了荆棘密布的官场。倔强的刘健与平静的李东阳，因为这个相同的词汇走在一起，在血雨腥风的官场斗争中结成亲密战友，共同帮助朱祐樘开创了辉煌的盛世。然而，数十年后，当正德朝初年那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袭来时，谢迁的倔强与李东阳的平静，却终究成为水火不相容的碰撞，注定了这对老战友最终决裂的结局。即使是那个共同的词汇，也终未抚平他们之间深深的裂痕。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恰如那句台词所言：我猜透了开头，可我却猜不透这结尾。还是让我们先从开头开始吧。

天顺八年，平静的李东阳步入了永远不会平静的官场。那是大明朝最折腾的几年，大藤峡叛乱，荆襄叛乱，满浚叛乱……从皇帝到大臣都很忙。然后是废皇后，宫廷计划生育工作，炼丹，修道，纸糊的阁老，泥塑的尚书……渐渐的大家都不怎么忙。

不管大家忙不忙，李东阳始终很忙。先是干韩林院编修，苦熬了十年后，升为詹事府左庶子，主管太子府的公文往来工作，又过了九年，继续提拔，成为东宫侍讲学士，也就是太子朱祐樘的老师。从正七品的修撰到正五品的侍讲学士，足足用了十九年时间。貌似进步缓慢，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是前途远大的好工作呢。

之所以这么有前途，当然还是李大才子工作成绩好，在成化朝纷乱的朝局里，李东阳兢兢业业安心工作，一只妙笔横飞，再枯燥的公文都能写得花香四溢，一等一的“模范秘书”。他为人也很低调，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好作风，群众关系处得好。领导关系处得更好。成化朝鱼龙混杂的大佬们，不管是能臣李贤彭时，还是纸糊的阁老万安刘吉，乃至后来的倔老头徐溥，都对他赏识有加。由此可见，李秘书不但干工作有一套，搞关系也同样有一套，在这一点上，他比同为谋划大师的邱浚强太多了。

不但官场混得如鱼得水，李秘书在文化战线上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书法绘画门门轻松，直接引领了当时大明朝的文化时尚。上午做的诗，下午就红透大街小巷，连青楼里卖艺的妓女都天天唱。随便几笔做的画写的字，放到书画市场上立刻万人空巷，不用等他死就能卖天价。甚至到了弘治朝，一批文人紧紧团结在以他为核心的文化名流周围，形成了一个名传千古的诗词流派——茶陵诗派。

官场混的好，文化圈同样混的好，这何止是能臣加才子，简直是脚踩政坛文坛画坛的三栖明星。这种人，放在今天只有一个称呼：大腕。

饶是名满天下，但事实上，朱祐樘起初对李大腕并不感冒。这也难怪，同刘健和谢迁比起来，李大腕给朱祐樘当老师的时间实在有点短。何况，他既不像刘健那样会吼，也不像谢迁那样会说，印象不深刻是自然的。

所以朱祐樘登基后，老同事刘健很快成为内阁重臣，李东阳却先是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孝，后来又被提拔为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到弘治三年又掌韩林院事（中央大学校长）。虽说也是一步步提拔，但在朱祐樘看来，这位名声在外的文化名人，还是干文化工作最有前途。

然而不久以后，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所有人改变了对李东阳的看法，也让朱祐樘看到了这位大腕最大的本事——谋划。

这正是拜我们前文提到的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所赐。那一年，黄河发大水，长江发大水，山西、陕西、四川等地闹旱灾，可谓是无处不闹灾。

朱祐樘急的上火，下诏大臣们上书言事，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各类奏折纷纷送到了朱祐樘的案头上，像以往一样，有推卸责任的，有张口乱骂人的，还有个别无耻的借机拍马屁的，总之都是驴唇不对马嘴。

而看得头大的朱祐樘，目光却突然被一封奇特的奏章吸引。这篇奏章的题目叫《应诏陈言奏》，作者正是文化大腕李东阳。

这是李东阳官场生涯里一篇重要的奏章，也是一篇将李东阳的博学、智慧、眼光、凝结到水乳交融的一篇名作。在这篇文采斐然的奇文中，李大腕充分发扬了自己心忧天下的高贵精神和学富五车的光荣传统，以荡气回肠的文字旁征博引，接连引用了圣贤孟子的十条语录，一一加以解说，进而含沙射影，抨击大明朝存在的各类施政问题，逐一提出解决方案。既拉大旗做虎皮，又解决实际问题，更兼骂人不带脏字，堪称是大明朝各类奏章里的标准范文。

在这篇奏章里，李东阳告诉朱祐樘，所谓天灾，其实是人祸。现在农村经济很不好，土地兼并很严重，老百姓不闹灾，都吃不上饭，不解决人祸，怎么救灾都是白救。

李东阳又告诉朱祐樘，别老哭穷，你爹当年搞一次封建迷信活动的钱就够养活几个县的老百姓了，现在好多封建迷信活动没叫停，宫廷的开支也太多了，咬牙过几天紧日子，救灾的钱也就有了。

第二章 第四十节

李东阳还告诉朱祐樘，所谓救灾，救完了不管，等于没救。不闹灾的时候就要居安思危，水利要兴修，官仓每年也要额外准备储蓄粮，等着救灾的时候用。只有这样，才能灾年无灾。

另外关于司法、税收中的腐败等各类弊端，李东阳也同样在文中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不但揭露，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详细办法。既切中要害，又谋划周详，更兼眼光独到。

要是评选那一年抗灾救灾的“最佳奏章奖”，此文可谓当仁不让。

当朱祐樘一口气看完这篇奇文后，相信他的脑海中只回旋着一句话：十五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

果然，此事过了不久，李东阳就高升了，先提拔为礼部侍朗，再加封内阁侍读学士，专门主抓诏书起草工作，弘治八年邱浚病逝后更是高升一步，正式入阁，成为大明朝最高决策层的人物之一。

之所以升得这么快，除了朱祐樘的赏识外，也同样和另一个人的悉心培养分不开——内阁首辅徐溥。

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老夫子，徐溥看人的要求极高，一般同僚很难有入他的法眼的，而李东阳，则是为数不多中的一个。

徐溥对李东阳青眼有加，几次选拔干部的时候都倾力举荐。李东阳升内阁侍读学士，就是出自徐溥的建议。两人的私交也很密切，经常在一起谈诗论画，并且互赠礼物，堪称是莫逆之交。在李东阳赠送给徐溥的各种礼物中，有一样正是名传千古的宋朝名画——《清明上河图》。

而在听风就是雨的明朝，这事当然逃不过言官们的法眼，传来传去就走了样，成了李东阳向徐溥行贿，个别鼻子灵的还写弹章大骂。不管是朱祐樘，还是这两位当事人，对此都置之一笑，全当是苍蝇嗡嗡。

然而很久以后，到了弘治十二年（公元1500年），已然退休在家，生命已到最后一刻的徐溥，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他急匆匆地派孙子出发，拿着这幅画去京城找李东阳，务必要亲手交还到他手里。之后，年迈的徐溥卧病在床，医生把完脉之后叹息着说快准备后事吧。可徐溥却还是咬牙撑着，一直撑了一个月，直到孙子风尘仆仆的从京城赶回来，告知李东阳已经收到了画，这才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不久之后，徐溥病逝。

人家送你的东西，临死了却还送回来，徐溥为什么要这样，难倒仅仅为了廉洁的美名？

二十年后，同样退休归家的李东阳在一篇文章里深情地回忆了这一幕。原来，徐溥孙子交与李东阳的，除了这幅画外，还有一封徐溥的亲笔信，而在这封信中，有一句话，让李东阳从此牢牢记住。

吾之志，交汝也。

这正是徐溥之所以这样做的缘由。这幅记录了北宋盛世荣光的《清明上河图》，在徐溥的眼中，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文化的盛宴，更意味着一个治世的理想，这是一个他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收到这幅画的人，他希望能够将这个理想延续下去。

国泰民安。

李东阳，我相信你会做的比我更好，这就是我的缘由。

事实证明，李东阳没有让他失望。

自进入内阁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天下为先。尽管他没有邱浚那般看穿未来的大智慧，却在具体施政策略上远胜于这位老前辈。邱浚《大学衍义补》中的许多内容，都被他以最为稳妥的方式实施，国家的大政方针，他都能做到精心谋划，从军事到生产到税收，每一样工作都做到万无一失，事事做到谋而后动。在他入阁的那些年里，国家基本上没有伤筋动骨的大改革，然而大事小情的处理，国泰民安的朝局，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他就象“神州七号”的主控电脑，以其缜密的思维和高效的运转，无数次托起腾飞的辉煌。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高效的组合：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具体的分工很明确：刘健拍板定方向，谢迁努力抓宣传，李东阳则负责谋划实施，三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明王朝的发动机，就此以最高的效率运转起来。

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曾说：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合起来是一群熊。

话虽然说的刻薄，可看看历史上的许多事，却无话可说。特别是在官场上，牛人与牛人搭档的结果，总是见面了就掐，干工作更掐，掐到告老还乡都不罢手，直到写回忆录盘点成绩时才发现：一辈子除了掐，啥正事没干。什么牛人，说熊人是一点不夸张。

但如果要说例外的话，刘健、谢迁、李东阳却算是绝对的例外。在当时，三位阁老可谓朝臣中的人尖子，却是性格互补，施政风格互补，脾气互补，虽然彼此之间也曾有过争吵，却终能做到事事以国事为先，分工明确密切配合，说是最佳搭档，那是绝不过分的。

如果套用瓦德西的话来评价他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个人是三条龙，合起来是霸王龙。

在这个“最强内阁”的引领下，一幕幕盛世的好戏，轰轰烈烈的上演了。

第三章 第一节

但凡谈起盛世，总有一件事回避不了——打仗。

国泰民安么，百姓安乐么，放到盛世的华光图景下，貌似样样齐全，却也貌似缺点啥？君不见强汉荣光里，是北逐匈奴的璀璨画面；君不见盛唐长歌中，是壮士开边的豪迈诗篇。天下太平算啥？黎民安康又算啥？千秋盛世的光辉画卷，总需要赫赫的武功来映衬。古往今来，无数自诩为“圣君”的万岁爷都曾这样想过。

比如在那个被许多知名教授推崇为空前绝后的“XX盛世”里，那位被赞誉为“十全老人”的千古圣君，就是个在这方面相当执着的人。眼看着横扫天下没仗打，可一心追求的“十大武功”还没攒齐呢，咋办?大手一挥冲着西南边陲的大小金川开战了，前后历经八年，调兵几十万，伤亡数万人，国库存银消耗一空，代价如此惨重，最后只不过是扫平了两个既无战略价值也无政治意义的小寨子。所谓赫赫武功，不过没事找事；所谓横扫天下，不过屠戮妇孺。这样的胜利是胜利？噱头还差不多。流传到今天，与其说让后人热血澎湃，不如说让我辈哭笑不得。

但噱头都是吹出来的，直到今天还有人接着吹。吹得很多人都心向往之：毕竟这也是一种面子，横竖不关我的生活。对于这样的人，我也只有一句话：感情上战场挨刀的不是你。

这样充满噱头，甚至让我们哭笑不得的“盛世”，算不得真正的盛世。一个真正的盛世并不回避战争，但一个真正的盛世，却不能迷恋战争。早有人说过很多遍：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怎么个延续法，那些拿战争当面子的“圣君”们却不一定懂。

对于某些帝王来说，战争或许只是一种面子。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却不仅仅是一种面子。所谓守土开疆，所谓北逐胡虏，所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演绎出无数凝血的记忆，却只汇成了四个字：国家利益。

如果一个国家是一家公司，那么战争，就是一笔充满风险性的长线投资。无论政治意义还是军事意义，或者是经济意义，都是战争参与者所谋求的回报。许多“圣君”并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在他们的手中，战争成为一项虚耗民力却没有实际意义的形象工程。无数曾经强大的王朝就这样走向了“破产”。

万幸，朱祐樘懂得这个道理。

他即位的时候，面对的是极其严重的外患，北方、西北甚至西南边境皆有战事。特别是北方的蒙古鞑靼，在一位优秀的统帅——达延可汗的率领下，正日益强大。蒙古的铁骑如阴霾一般，沉沉的压迫在大明朝北方边陲上。而朱祐樘接手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江山：军备腐败，部队战斗力低下，边防废弛，士兵厌战……他又该怎么办呢？

自即位以来，朱祐樘整治军备，加强军屯，改革军官选拔制度，任用贤能，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在渐渐的恢复，残破的边备日益巩固，然后……是不是该整顿兵马，大打一仗了？

事实是，没有。

纵观整个弘治朝的军事历史，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并没有发生什么足够载入史册的大规模战役，也没有类似“封狼居胥”那样激动人心的胜仗，至于开疆拓土雄霸天下之类的追求，更是无从谈起，这样的“盛世”，是不是太窝囊了？

当然不是。

自古以来，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动动嘴皮子充英雄的本事谁都有，可战争的残酷性和风险性，却未必是每个言战者都明白的。朱祐樘是从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上开始励精图治的帝王生涯的，历史也仅仅给予了他十八年的准备时间。更何况，他北方的对手——达延可汗，虽然仅在《明史》中被笼统地称为“小王子”，却是一个足够媲美蒙古民族历代天骄的军事奇才。

这样的条件，这样的对手，仅仅有血性是不够的，采用最明智的军事策略和外交策略，最大限度的保障国家的利益，是每个有头脑的统治者都会作出的选择，而非简单的冲冠一怒。

所以在这段貌似“窝囊”的历史中，我们也同样看到如下真实的景象：万里长城的雄关日渐连成一片，边防日益巩固，明朝边军在局部战斗中多次击败侵扰的蒙古骑兵，在有限的冲突中一次次打击着他们南下的野心。而大明军队中也渐渐涌现出了一代杰出的将领，他们的声名与战功，尽管并不为今人所熟知，但他们的热血与功绩，同样值得今天的我们好好纪念。

那么，且让我们的目光穿过沉重的历史，投向雄关漫道的边疆，看看他们金戈铁马的风采吧。

一、哈密风云——弘治朝哈密争夺战

读中学的时候上历史课，最喜欢研究历史教科书上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其中明王朝的疆域图有两张，一张是永乐年间的，一张是万历年间的。然而细细研究一番，却发现了蹊跷：永乐年间的明朝西部中央直接控制区域，是延伸到新疆哈密地区的，而万历年间的明朝西部实际控制区域，却收缩到嘉峪关地区。丢了这么一大片国土，没有缘由是不可能的，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教材上却没有讲，于是满头雾水的去问老师。老师倒是很认真，仔细研究了一番地图，然后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也不知道。

但我还是不甘心，在之后的很多年里，翻阅了大量史籍，无奈关于哈密的记录都是零零碎碎的。抽丝剥茧多年，总算大致弄清了来龙去脉，却惊讶地发现，这座边陲重镇的存废，兴衰，得失，却都与弘治朝和朱祐樘有着莫大的联系。交织其中的记忆，有如哈密瓜一样的香甜，也有如兰丁草一般的苦涩。

该从什么地方讲起关于哈密的故事呢？是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朝设立哈密卫开始？还是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蒙古攻破哈密，哈密王族东逃开始？如果给所有的香甜与苦涩找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我们不如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一封闪了朱祐樘腰的升官申请书说起。

弘治元年的事，前文已经说了太多了。罢传奉官、丈量土地、恢复经济、整顿军备、考察官员……朱祐樘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有拍马屁的，有谈工作的，有检举揭发的，有互相乱咬的，有没事找事乱喷口水的。那一年，他比较忙。

而在那一年的二月，比较忙的朱祐樘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哈密卫的奏章，比起那些拍马屁的乱喷口水的，这份奏章写的相当实在，中心思想就一个：要官。

当然，要官的理由也相当充分：俺家祖上就被朝廷封为哈密王，后来俺在西北浴血奋战，不费国家一钱一粮，成功收复老家哈密，可是朝廷只给了俺一个都督，现在您登基了，俺也跟着沾点喜气，你就封我一个王吧。

奏章的作者，正是哈密忠顺王后人，时任哈密都督的罕慎。

这个人朱祐樘是知道一些的，他是哈密忠顺王的后代，成化年间哈密沦陷后，他扎根大西北坚持斗争，终于在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集合当地忠诚于明朝的蒙古部落，打了一场漂亮的突袭战，胜利收复哈密，捍卫了大明朝的西北边陲。这在当时，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三章 第二节

名号响当当，可罕慎本人心里却失落着呢：收复了故土不假，可总该给咱一个名分不是？可申请报告打了一大堆，多年以来全都石沉大海。这回趁着新皇登基，再来碰碰运气。

朱祐樘倒是觉得该封，边陲重镇，需要这样一个能人守着，再说人家也是劳苦功高，当然应该表彰嘉奖。封吧！

弘治元年二月十四日，朱祐樘下旨，册封哈密都督罕慎为忠顺王，世袭镇守哈密。这下该册封的册封了，该给的都给了，总算是皇恩浩荡，你小子好好替我守边疆吧。

在忙得焦头烂额的弘治元年，册封哈密不过是一件不太忙的小事，但朱祐樘却没料到，这件貌似不太忙的小事，却让他忙上加忙。

就在册封诏令发出没几天，回哈密复命的使者还在路上，一份来自西北边疆的急报，却令朱祐樘乃至整个大明朝目瞪口呆：哈密发生政变，哈密都督罕慎被杀，哈密重镇再次沦陷。您的皇恩浩荡，他是无福消受喽。

事情本身就够窝囊了，可看看整个政变的过程，更加窝囊――都是娶媳妇惹的祸。

罕慎要娶媳妇，本身也没什么稀奇，册封在即，这是喜上加喜的事，再说人家艰苦奋斗几十年，也该享受享受了。可问题是，新娘子身份比较特殊：吐鲁番首领的女儿。

这吐鲁番和哈密可是世仇，当年就是他们占领哈密，把罕慎一家赶出去喝风。而今虽然罕慎收复哈密，但吐鲁番实力尤存，对哈密也一直惦记着呢。

可惦记有什么用？罕慎人强马壮，硬来是不可能了。所以吐鲁番首领阿麻黑干脆跑来装孙子：俺们当年对不起你，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别和俺一般见识。俺以后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俺女儿长得漂亮，要不也归您了？

这等好事罕慎当然来者不拒，高高兴兴地跑到吐鲁番地盘上接新娘去了，谁知刚到就被吐鲁番人五花大绑，抓起来一刀宰了，接着吐鲁番发动进攻，群龙无首的哈密卫登时崩溃，辛苦数十年方才收复的哈密重镇，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落在了吐鲁番手里。

杀了人家的人，占了人家的地，闪了大明朝的皇恩浩荡，这下可闹大了。吐鲁番首领阿麻黑实在胆大，耍完了美人计后还不消停，接着就给明朝廷上书，申请和哈密首领罕慎联姻，并请赐蟒袍等物，这架势，是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

虽然山遥路远，可明朝到底不是好忽悠的，使者刚到了甘州，哈密事变的消息就传来了。罕慎娶媳妇被杀，阿麻黑盘踞哈密，来龙去脉，都已经摆在了朱祐樘的案头上。

明朝廷登时哗然，小小吐鲁番，竟然敢撸大明朝的胡须，这不是翻天了？可最晕的却是朱祐樘，眨眼间老母鸡变鸭，好好的哈密重镇说丢就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起哈密的事，这真是一笔烂账。

哈密卫，设立于明朝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成祖册封归顺的蒙古首领安克贴木儿为忠顺王，世代镇守哈密。从此，哈密成为明朝西北重镇之一，它不仅仅是长城最西端嘉峪关的屏障，更是明王朝控制西域地区的重要棋子。明朝建国的百年来，西域诸侯以及西方国家使者入京朝见大明天子，都要在哈密交换关文；中亚乃至阿拉伯地区的商旅进入中原，也同样要经过哈密。无论是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乃至军事地位，哈密都是相当重要的。

如此重要，不被人惦记是不可能的。瓦剌强大的时候，经常来打家劫舍。鞑靼强大了以后，各类部落也经常来，但基本是抢完了就走，很少有留下来过夜的。直到距离哈密以西一千多里的地方，崛起了一个强大的邻居——吐鲁番。

吐鲁番，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地区，与哈密一样，明朝初期同样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明朝册封吐鲁番首领久伊吉尔查为都督，从此世代朝贡，与哈密相比，起先它只是西域的一个小部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吐鲁番历代首领的励精图治，到明朝中期，吐鲁番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不断吞并周围部族，已然是西域一方势力。而与之相邻的哈密卫，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下一块肥肉。

与吐鲁番相比，数十年来，曾经强大一时的哈密卫，早已经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起初的几任忠顺王还都是励精图治的人，对明朝忠心耿耿，镇守边疆也颇有功劳，可后任的忠顺王呢？只应了一句话：越活越抽抽。

从永乐年间以后，明王朝越发感到，这个曾被看作西北屏障的哈密卫，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麻烦。

首先是哈密的内政问题。哈密境内部族混杂，既有蒙古部族，也有维吾尔等西域部族，本身就难于管理，偏偏之后的几任哈密王都是“败家子”，成日只知道横征暴敛，闹得内部民怨沸腾，隔段时日就会闹场叛乱。从景泰年以后，基本就没有消停过的时候。

内政一团糟，明明没实力，偏偏还喜欢四处耍威风。不敢惹大明，就成日欺压周边的部族，仗着忠顺王的名号，?常对周边部族发号施令，并且时常侵扰周边邻居，不是抢东家的粮食，就是占西家的地。从永乐年开始，西域各部族入京的贡使们，告哈密状的接连不断。久而久之，哈密四面树敌，到了衰微的时候，不挨打就没天理了。

这些事就够让人挠头了，不过还好是发生在哈密境内，离着北京远，眼不见心里也干净。可哈密气人，折腾地方也就算了，还偏偏喜欢给大明找气受。

先就是进京朝贡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边陲部落的进京朝贡，既是中央政府笼络少数民族的政治手段，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部族之间进行贸易的经济手段。部落使者向中央政府进贡土特产，中央政府发放赏赐，如此一来，皆大欢喜。

可放到哈密卫身上，这简直成了天天来气。

实在是哈密卫太过贪心，把这朝贡贸易当成是吃大户分浮财的手段，进贡点土产品，就敢漫天要价讨赏赐，送个萝卜讨人参的价。大明朝廷好面子，又不好让人家说自己小气。可白花花的银子赏出去，不肉疼也是不可能的。钱花了，却连个笑脸都换不来。哈密的使者每次来京城朝见，态度都相当的傲慢无礼，不是辱骂明朝官员，就是当着明朝的面欺负其他部落的使者，拿领导不当干粮。

于是哈密使者年年来，大明朝廷年年肉疼。按说花点冤枉钱也没啥，只要边疆无事，就权当是破财免灾了。可放到哈密身上，越破财越招灾。

第三章 第三节

从明朝中期开始，哈密卫的几任忠顺王，不但贪婪，而且找抽。找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首鼠两端。

比如正统十年的时候，当时的哈密忠顺王答瓦失里竟然偷偷去瓦剌朝见瓦剌首领也先，朝见完了竟然又给明朝廷打报告表忠心，发誓赌咒说自己从来没有朝见过瓦剌首领。这本事，真是撒谎都不带打草稿。

而之后历任忠顺王庸碌无能，从天顺年间开始，哈密境内内乱不断，出了乱子，只想到向大明求救。一开始大明还管一管，没想到哈密喝饱就忘挖井人，每次帮他平定了内乱，反过头来又开始打秋风占便宜。对于这种既不“忠”也不“顺”的人，慢慢的大明也懒得管了。

就在哈密日益衰弱，大明越发懒得管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眼睛，盯上了这个西北重镇。周边的部族相继侵扰，蒙古部落也经常过来打劫，而在哈密的边上，原本弱小的吐鲁番经过几代人励精图治，已然强大起来，攻击哈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成化八年，这个时间终于到了。

成化八年，哈密忠顺王塔木儿去世，吐鲁番首领速檀阿力趁机攻取哈密城，数日之间，忠顺王的母亲被俘虏，女儿被吐鲁番首领霸占了做妾。忠顺王之子罕慎逃向明朝求救：哈密重镇，丢了！

成化九年四月，明朝得知情形后，朝臣激愤异常，哈密王固然可气，但哈密不能丢！再说了，哈密是大明朝册封的，小小的吐鲁番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是打大明的脸吗？

于是明朝迅速作出了反应，先是派遣锦衣卫同知马俊出使吐鲁番，勒令吐鲁番退兵，没想到速檀阿力胆大包天，大手一挥把马俊给抓了。这还了得，打！成化十年，明朝集合甘肃驻军以及西北赤斤、罕东等蒙古卫所军队进抵哈密，准备武力解决哈密问题，大战一触即发。

然后……虽说是一触即发，可最后也到底没有“发”起来。明朝重兵压境，接连吆喝了几天，却只见吐鲁番军队严防死守，对大明的警告置若罔闻，最后一矢未发，明军却撤了。

倒不是明军不敢打，而是当地谣言满天飞，说什么吐鲁番军队集结了十万大军迎战，还说什么吐鲁番人准备趁势抄后路，奇袭赤斤等部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偏偏明军都督李文又是个不知兵的草包，敌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安全第一，撤！

当然，说李文是草包，倒也不完全准确。他也做了件长脸的事，临走的时候还专门给吐鲁番人写了一封信，大体意思是说：有本事你就在这里呆着别走，我们还会再来打你的。

这一走，就是十年，吐鲁番人在哈密，一呆就是十年。

等到班师回朝才知道，什么吐鲁番十万大军，什么奇袭后方，谣言，全是谣言，连个鬼影都没见着。不过既然已经被忽悠了，说啥也晚了，而当时的成化帝朱见深，正忙着在深宫里炼丹修道呢，也是个不愿多事的人：既然雷声大雨点小，那就先别打了吧。

而以罕慎为首的哈密残部，则被安置在了甘肃苦峪城，并发放谷种等生活用品：朝廷顾不上你们了，先自力更生吧。

当然，明朝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不愿多事，另一方面也是吐鲁番比较会来事。明朝撤军后，吐鲁番在第一时间派使者进京朝见，甚至贿赂朱见深左右的亲信太监，态度也十分谦卑，反复解释：俺不是有意占领哈密的，实在是哈密王太不像话，那地方俺只是暂时替您看着而已。

在朱见深看来，吐鲁番也好，哈密卫也好，都是大明的臣子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只要别给我找麻烦，谁占着不一样。算了，就这么着吧，吐鲁番占着就占着了。所以，虽然之后明朝三令五申，勒令吐鲁番归还哈密，却也只是咋呼咋呼而已，基本算是默认了。

可等到吐鲁番人站住脚，明朝才发现，这是个更大的麻烦。

因为吐鲁番并不是什么善类，从前的忠顺王虽然瞎搞带找抽，但总不敢找大明的麻烦。换了吐鲁番却不一样了，嘉峪关就在眼皮子底下，敢占哈密，当然也敢给大明找不痛快了。

自吐鲁番在哈密站稳脚跟后，边关的冲突便不断发生。吐鲁番不但经常骚扰大明边陲，更和瓦剌等蒙古部落勾连一气。至于吐鲁番入京进贡的使者，那是比哈密使者更不拿领导当干部，经常狮子大开口要东西不说，还仗着自己势力扩充，动不动就给大明炫耀：俺家兵强马壮，您要是不赏赐俺，俺可就不客气啥的。

这直把明朝气得够呛，赶跑了一个不听话的，又来了一个更不听话的。可不听话又能咋样？派兵收复哈密？别开玩笑了，那年头皇上忙着歇班呢，内阁是纸糊的，六部是泥塑的，谁管这事？生气也白生。

大家都不管，罕慎管。

罕慎先生很有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就自力更生，在苦峪城一扎根就是十年，召集部族卧薪尝胆，并耐心修复和周边部族的关系，经过辛苦经营，终于重整旗鼓，于成化十八年奇袭哈密，驱逐当地的吐鲁番军队，不费朝廷一分兵马钱粮?成功收复哈密。消息传来，明朝当然高兴，罕慎也高兴，立了这么大功，赏赐当然少不了，别的不说，祖上的王位该给我恢复了吧。

然后明朝廷的赏赐来了，却是“怎一盆凉水浇头”。先是表彰嘉奖罕慎的功勋，然后又给予丰厚的赏赐，可到了封官上，却是格外的小气，只给了罕慎一个左都督的头衔，就是不给罕慎恢复忠顺王的王位。

当然，明朝这么做也有他们的考虑。以前的几任忠顺王，不是不争气，就是不听话，封了王，反而乱子更大，所以不如不封。可明朝不知道，不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当年永乐皇帝之所以册封哈密忠顺王，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因为，像哈密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边陲重镇，要么中央派兵直接驻守，要么册封当地有名望的首领代为镇守，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保持当地的稳定和防御的巩固。

这就是哈密第一次沦陷和收复的过程，从整个过程看，明朝除了干生气，瞎吆喝，连带给哈密部族发点救济粮外，基本属于“行政不作为”的状态。在行政不作为中收复哈密，也只应了一句话：傻人有傻福。

第三章 第四节

有了傻福，可犯傻还在继续，明朝对罕慎的做法，却搞成了“不伦不类”，没有“忠顺王”的名号压着，哈密当地仍然是一盘散沙，各方势力你争我抢。而被赶出哈密的吐鲁番，当然更不甘心失败。从成化十八年哈密收复到弘治元年朱祐樘主政，哈密境内持续内乱不已，虽然罕慎能够勉强维持住局面，却也越发力不从心。所以，册封是必须的，朱祐樘做的没错，只是晚了一步。

烂账搞清楚了，而摆在朱祐樘面前的哈密形势，却是非常麻烦的。

哈密再次沦陷。明朝册封的哈密忠顺王罕慎，王位的椅子还没坐上，就稀里糊涂的被人宰了。吐鲁番来了次二进宫，而他们的首领，则换成了更为狡猾的阿麻黑。嘉峪关的屏障已失，万里长城的最西端战云密布。哈密部族四下逃散，涌入甘肃地区。一切都是这么猝不及防，在这一轮博弈中，吐鲁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结结实实的闪了大明朝一下。这既是个面子问题，也是个国土安全的现实问题。

情况有多严重？打开地图看看就知道了。哈密位于新疆东部，是西域通往内地的门户。是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千年以来，无论中原王朝政权如何更迭，哈密的意义却始终未变：它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域大地的按钮。

明朝的时候，哈密东部的陕甘地区，是明朝抵御蒙古入侵的前线。哈密的存在，足够保护明朝国土西线的侧翼安全。哈密西部的西域大地，素来是明朝的藩属。中央发号施令，西域诸国遣使入贡，都以哈密为中转站，这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纽带。然而现在，它丢了！陕甘重地会因此失去依托，吐鲁番人会勾结蒙古人继续搞事，西域各部落很有可能因此隔断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那些看热闹的边陲部落首领们心里一定也会嘀咕：原来天朝也是好欺负的呀！

此时此刻，无论是吃了亏的朱祐樘，还是占了便宜的阿麻黑，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下面怎么办？

怎么办？打呗。杀了大明的朝廷命官，占了大明的地，是可忍，孰不可忍。灭你没商量。吐鲁番呢，事情干都干了，还有啥可说的，赶快整军备战，严防死守，等着大明的天兵天将吧。

打？没错，大明很快出手了，先是陕甘边军与哈密将领阿木郎袭击哈密地区，斩获颇多。然后，大明发布了强硬的诏书，严令吐鲁番归还哈密，否则便不客气。然后……然后就是一封又一封口气日益强硬的诏书，强硬了半天，却最终还是没真打起来。

至于吐鲁番的反应，那就更啼笑皆非了，整顿军备严防死守不假，可是大明的“严厉斥责”砸过来，却立刻低眉顺眼的装孙子，并不断的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一边深刻做自我批评，一边大包小包的给朝廷大臣以及内廷太监送礼。说我不该进攻哈密？我错了我错了。要我归还哈密？没问题没问题。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当然，实际行动是没有的。拖延加糊弄，可就不和你大明撕破脸。

一边是严厉斥责，狠话说尽，却迟迟不见实际行动。一边是满脸堆笑装孙子，占完了便宜就做自我批评，摆伸手不打笑脸人状，实则一拖二赖，继续糊弄中央政府。这就是哈密事件发生后，大明与吐鲁番双方各自做的事情。

大明这是咋啦？小小的一个吐鲁番，竟然搞得如此犹豫不决。不就是打仗嘛，同样的事情，当年的朱见深再胡搞，好歹也拍案一怒出了兵，轮到励精图治的朱祐樘，却成了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咋连他那不务正业的爹都不如？

看看弘治元年的情况吧，朱祐樘的案头上堆满了各地闹灾的报告，北方九边到处是蒙古铁骑侵扰的狼烟，国库里的钱恨不得一分掰成两半花。内忧外困之下，哈密的事情不能不管，可是实在腾不出手来管。冲冠一怒派兵讨伐并不难，可值得不值得背上这个包袱呢？

至于吐鲁番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阿麻黑很清楚，以吐鲁番的实力，灭了哈密忠顺王容易，想挑战大明纯属痴人说梦。一旦激怒了大明，招来明朝的正规军队，别说收复哈密，就是灭了吐鲁番也不难。

在吐鲁番的眼里，大明是一头暂时打盹的老虎。而在朱祐樘的眼里，哈密问题是一个必须要填平，却也要小心不能陷进去的泥坑。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双方在事件初期的表现：大明声色俱厉，吐鲁番混赖拖延。

而这也正是阿麻黑的如意算盘，先把事情搞成既定事实，拖个两三年，再派人去中央四下打点一番，多说点好话。反正吐鲁番与忠顺王都是大明的子民，谁占着不一样。只要别激怒了大明，再赖个两三年，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从那时起，吐鲁番的使者来来回回的奔波在从京城到嘉峪关的驿道上，整个事件也就反复重复着遣使——大明斥责——吐鲁番认错——赖账这样的老一套剧本。事件的走向也貌似正朝着阿麻黑预想的方向发展着，占有哈密地区已然三年了，大明没有动兵的意思，忠顺王的残部正躲?嘉峪关喝西北风。哈密这道美餐，仿佛已然吞进了吐鲁番人的肚皮，时间，只要再多一点时间，就可以将其消化掉了。对于阿麻黑来说，一切仿佛都很美好。

仿佛很美好，那就让它更美好一点，弘治三年（1490年）三月，春光明媚的北京城，迎来了一批奇装异服的西域使团。没错，这是阿麻黑派出的吐鲁番使团，工作目的也和以前一样——糊弄。

但这次的使团着实不一般，为了保证糊弄的圆满成功，阿麻黑做了精心的准备，首先在使者的人选上下了很大功夫。担任吐鲁番使团首领的，是一个叫满剌土儿的人，在吐鲁番内部的职务级别也不高，却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原忠顺王罕慎的舅舅。

外甥被敌人宰了，舅舅却卖身投靠，给敌人当了狗腿子，大体就是此人之前的全部履历了。派这样一个叛徒过来，当然有阿麻黑自己的考虑：他既是忠顺王的宗族，又是吐鲁番的使臣，是个同各方面都有联系的人。此外，身为叛徒，他也有自己的独门武器：会拍，会吹。

不但派来了叛徒，在经济投入方面，阿麻黑也下了血本，各种珍奇异宝搜罗了几大车不说，又特意挑选了一批擅长文艺表演的舞女和魔术师，组成了一个高水平文工团。并且，还带来了当时国家特级珍稀保护动物——狮子。

顺带说一句，狮子这玩意，在当时不但中原不产，西域也不产（当然现在更不产）。这几头狮子，是阿麻黑费尽心思，从遥远的西方国家求购来的。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水平和商业条件，这几头狮子的价格可谓是价值连城。

第三章 第五节

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除了那个将糊弄进行到底的远大目标外，也捎带着有个附加目标：为了表示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大明之前曾连续扣押了多批吐鲁番使者当人质。这下可在吐鲁番炸锅了，人质家属天天找阿麻黑哭闹，把阿麻黑折腾的头大，所以此次糊弄目标明确，既要蒙骗大明，又要解救人质，可谓任务艰巨。

饶是任务艰巨，可满剌土儿不负重托，到了北京后就积极公关，朝廷重臣家的门槛基本全部踏遍，觐见朱祐樘的时候，态度也相当的卑躬屈膝，并充分发挥拍马屁神功，对朱祐樘本人连吹捧带歌颂，直叫人听得飘飘然。

满剌土儿说：占领哈密是我们不对，现在我们经过深刻反省，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定归还哈密，求求皇上您大发慈悲，把扣我们的人质放回来吧。

满剌土儿又说：俺们吐鲁番只是一个小部落，绝不敢跟大明叫板，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是因为忠顺王太欺负人了。俺们现在天天害怕大明问罪，求求皇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追究俺们的责任了。

满剌土儿还说：皇上您是伟大的，您是圣明的，您是我们共同的皇上，永远的皇上，我们对您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想凭几句好听的就能糊弄过去是不可能的，朱祐樘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别忙，满剌土儿还有后手呢。

满剌土儿殷勤地说：为了表达我们的忏悔之情和交还哈密的诚意，我们还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礼物，皇上您瞅瞅？

珍奇异宝，琳琅满目，在大明君臣的眼前闪闪发光，最吸引眼球的却是那几头狮子。这可是稀罕货，直叫年轻的朱祐樘看得眼睛都直了。

满剌土儿汇报说：这是我们首领特意花重金从国外买来的，您喜欢吗？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从小就没见过的东西当然有吸引力。再说了，以吐鲁番的家底，送来这么多贵重东西，难为他们了，真难为他们了。

天花乱坠的马屁，貌似言之凿凿的承诺，外加奇珍异宝，终于让朱祐樘以及许多大臣脑海里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吐鲁番害怕了，他们这次真要交还哈密了。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于是满剌土儿一行人得到了热情接待，从三月呆到十月，经过无数次的马屁和上下公关，朱祐樘终于答应了吐鲁番使团的要求：放归先前被扣押的吐鲁番使臣，发放赏赐，并派宦官张芾随吐鲁番使团一起回国，以示慰问。

如果事情照这样发展下去，无外乎就是这样的结局：大明又一次被糊弄，吐鲁番得到了大明的赏赐，领回了被扣押的人质，继续巩固了他们在哈密的势力，做了笔赚大了的买卖。至于归还哈密？那是没影的事。护送吐鲁番使团的宦官张芾？只能替大明充当一回笑料了。

从此以后，吐鲁番将更加嚣张，更加有恃无恐，大明的威望将一落千丈，哈密的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

万幸，这些都没有发生。当满剌土儿在北京上下活动的时候，当满剌土儿在朝堂上将美好的诺言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有一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他。当许多大臣甚至朱祐樘本人都被那些不着边际的马屁打动心扉的时候，这个人的心里却在冷笑：在我面前耍马屁神功？你小子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之所以有这种心态，是因为此人正是当时大明马屁精队伍里的头号种子选手：内阁首辅刘吉。

从吐鲁番使团进京的第一天开始，刘吉就在思考：吐鲁番到底想干什么？几次朝堂讨论的时候，刘吉没有说话，当许多大臣乃至朱祐樘本人都相信了吐鲁番人的甜言蜜语时，刘吉还是没有说话。他是一个小人，直言犯谏不是他的工作，而也正因为他是小人，所以吐鲁番打的什么算盘，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当一切照着阿麻黑预想的轨道进行时，并眼看就要得逞的时候，冷眼旁观且从来凡事缩头的刘吉，突然间一声怒吼：皇上！你上当了！

朝堂之上，满坐皆惊。向来都是拍马屁逢迎的内阁首辅，竟然敢说皇帝上了当？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大明内阁首辅刘吉，人尽皆知的奸佞小人，此刻，将迎来他一生里惟一一次，最铁骨铮铮的时刻。

且看刘吉侃侃而谈。

皇上你上当了，吐鲁番占领哈密，杀死朝廷册封的命官，这是赤裸裸的反叛行为。朝廷本应派大军征讨，就算不动兵，也应该宣布其罪状，勒令他交还哈密。现在他们派了一个使团，送了这么多礼物，不是为了要示好，而是为了让他们占有哈密的行为得到朝廷认可，朝廷现在释放其使臣，还派宦官随行，这就等于中了他的诡计。别人看去，只能说我大明上当，周边的部族更会产生异心。如此一来，不但哈密问题难以解决，恐怕别的地方也会出乱子啊！

一番话，层次分明，将吐鲁番的画皮揭得一清二楚。

这是刘吉一生里惟一的一次直言，他摸准了朱祐樘的脉搏，知道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罪?，而且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出手了。

有理，有理，朱祐樘点头，群臣也点头，还是刘大人老谋深算啊！

可是怎么办呢？现在已经答应放还使臣了，难不成还反悔？可是放了使臣，大明又拿什么办法来惩罚吐鲁番？动兵？现在国家的经济情况很不好，出兵是绝对不可能的。还能怎么办？

刘吉却不慌不忙，他告诉朱祐樘，解决吐鲁番问题，武力不是办法，扣押人质更不是办法，办法就四个字——闭关绝贡。

所谓闭关绝贡，就是禁止吐鲁番使臣入京朝见；绝贡更狠，不但断绝双边贸易，更断了吐鲁番的封贡赏赐。要知道，在那年头，每次边陲小族和中央政府的朝贡贸易，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没了，可就过不了日子了。

而绝贡的重要意义不止于此，哈密之所以战略地位重要，主要因为他是西方国家商旅进入中原地区的通道，现在绝贡，其经济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吐鲁番得到的，不过是一个负担而已。

第三章 第六节

釜底抽薪的妙计，也就是刘吉才想得出来。

明朝弘治三年（公元1491年），朱祐樘正式下旨，对吐鲁番实行“闭关绝贡”政策，禁止其使臣来京，并且禁绝一切双边贸易，同时，在甘肃张家山等地重新开设通道，外来使臣商旅进入中原，可绕道而行。

这下吐鲁番可揭不开锅了。原先他们牛气哄哄的，仗着自己兵甲锐利，加上大明朝的军事重点在北边而不是西边，所以一次次玩猫抓耗子的游戏，可现在，耗子断了粮，还用猫来抓吗？

自从闭关政策实施以后，吐鲁番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没有了朝贡贸易，让吐鲁番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收入；而闭关的实行，更让原本商业发达的吐鲁番境内陷入了萧条的局面，原本可以通过商旅之路获得的收入，现在统统拿不到了。开始是民不聊生，然后是官不聊生，最后，连身为可汗的阿麻黑也不聊生了。

他本来如意算盘打得好，就是和大明朝打擦边球，磨到最后，把大明朝磨的没脾气了，自然就会把哈密赐给他，这下可好，大明朝来了个断子绝孙的招数，国内反对声满天，大臣连连提抗议，甚至连原本支持自己的王族，也有许多人不满。这样下去，别说保住哈密，连保住自己王位也难。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撑了一年后，阿麻黑终于撑不下去了。明朝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吐鲁番正式归还哈密的土地、印信。第二年，明朝立原忠顺王脱脱的表亲陕巴为忠顺王，哈密卫重镇，重新回归到大明的掌控之中。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次，大明做到了。

吐鲁番服软了，哈密收回了，陕巴做王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大明朝的西部边陲终于重归安宁。

看似美好，但是一个人的莽撞，却让一切重新不美好。

这个人，就是大明朝新册立的哈密卫忠顺王——陕巴。

哈密之所以这些年频频动荡，其实和其负责人一代不如一代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明王朝里就有有识之士提出，单纯靠扶植地方势力，是很难保障边疆稳定的；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移民实边，派遣官吏，实行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特别是哈密如今的地位，说中央直辖不是，说地方自治也难。

可是移民实边，派驻官吏，样样都要花钱。明王朝永乐时期，在西南地区搞改土归流，花费白银数百万，虽然事实证明后来保障了边疆的稳定，但在当时，说这是劳民伤财的有得是。

哈密的情况也是这样，前文我们提到的邱浚，就曾上表要求裁撤中顺王，在那里设立卫所，驻扎军队，屯垦戍边，这样既能保障哈密的安全，更能震慑天山南北各部，保证他们对大明朝的忠心。本来朱祐樘也很有兴趣，可是户部一算账，先期投入就要白银一百多万两，现在全国水旱灾害不断，哪有这个钱，搁下吧。

所以，为今之计，只能从现有的哈密蒙古王族里选一个，代行统治。选来选去，相中了陕巴，这个人没什么能耐，听话，而且是前任中顺王罕慎的表弟，血缘关系最近，就是他了。

可是陕巴到任没多久，出事了。

这次的起因却真不怪吐鲁番。陕巴在当了忠顺王之后，就像一个突然有钱的暴发户一样，抖起来了，在哈密境内飞扬跋扈不说，更时常和吐鲁番闹摩擦，吐鲁番稍一交涉，立刻就威胁说，信不信我找天朝大军来？久而久之，矛盾越来越深。

而弘治六年三月（公元1493年），则出了一件更让人崩溃的事情，陕巴的部将在吐鲁番和哈密交界的地方巡逻，竟然擅自闯入吐鲁番人的牧场，杀掠牲畜人口，最后毁尸灭迹，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这还了得，整个吐鲁番都震怒了，而一直不甘心失去哈密的阿麻黑，又一次看到了机会。

民力可用，动手吧。

而此时，陕巴也知道了此事，可是他没放在心上，抢人家几头牲畜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明天敷衍一下就好，经过上次的事情，他还敢动兵？

还真敢。

弘治六年四月，吐鲁番集结重兵，突袭哈密，哈密猝不及防，一夜之间全境沦陷，忠顺王陕巴被俘，愤怒的吐鲁番人在哈密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见人就杀，而曾经率兵抵抗过吐鲁番的哈密大将阿木郎，竟然被肢解分尸。

在这里说一下这位阿木郎，可以说他是此时哈密蒙古部落里惟一的能人。阿木郎也是哈密忠顺王的宗室成员，哈密上一次沦陷的时候，正是他集结哈密部众，联合当地明军，给了吐鲁番人几次重创；也是他找齐失散的哈密民众，集体安置在甘肃地区。可以说，这是一个拥有很高威信的人物，如果由他接任忠顺王，也许哈密的局势会好很多，可是在哈密收复后，陕巴对他很排斥，夺了他的兵权，英雄无用武之地，最终落得这个下场。

哈密再次陷落，民众逃散，与之接壤的甘肃地区，再次拥满难民。大明的西部边陲局势，再次严峻起来。

怎么办？

朱祐樘急了，再次召集群臣商议。此时刘?已经罢官回乡了，接任的是徐溥。这位老臣安抚民生可以，外交军事基本上属于文盲水平，讨论半天还是老办法——闭关绝贡吧。

而驻扎甘肃地区的兵部左侍郎张海和都督同知侯谦也是草包，本来听闻哈密有事，立刻起兵支援，半路上听说哈密沦陷，竟然就地扎营不走了。这无疑给了吐鲁番一个软弱的信号。

执掌甘肃兵权的总兵周玉更荒唐，眼见哈密局势危急，立刻给朝廷打紧急报告——我最近身体不好，您让我退休吧。

可悲，可叹，大明朝的封疆大吏们。

边将指望不上，只能指望老办法――闭关绝贡。可阿麻黑从来都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人，他敢动兵，当然也就知道动兵的后果，难道他一点也不怕吗？

第三章 第七节

这次真的不怕了，因为在上次事件以后，阿麻黑痛定思痛，终于找到了新靠山——鞑靼。

此时的鞑靼正是达延可汗统治下，连年骚扰大明边陲。哈密战事爆发后，鞑靼火速向甘肃北部地区发动持续骚扰，牵制甘肃驻军西援。大明北方，再次烽火连天。

原先只是一个吐鲁番，现在却是吐鲁番外加鞑靼，这可怎么办？

阿麻黑的如意算盘很清楚，大明朝的防御重点是北方而不是西边。北京城临近边境，最忌惮的就是鞑靼的侵扰，这种局面下，大明朝的注意力一定会向北转，自己要的不过是一个哈密，就算大明恼火，也不会急于找自己算账，这样拖个几年，拖成既定事实，也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阿麻黑却错估了一件事：明军的实力。

这已经不是弘治初年了。弘治初年的明王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经过朱祐樘这些年的励精图治，国家财政收入直线上升，钱粮准备充足；军队经过兵部尚书马文升的整顿，战斗力也在恢复。现在的大明，完全有能力打一仗，和鞑靼打未必有胜算，和吐鲁番打却胜算十足。

当然打的阻力也是很大的。朝廷里的文官“反战派”云集，为首的就是内阁首辅徐溥，徐老先生一辈子最反对动刀动枪，苦口婆心地阻止，说擅起边衅“劳民伤财”，“国无宁日”，千言万语，还是主张和平解决。

但话一出口就遭到了兵部的反对，特别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这是一个拥有卓越战略眼光的老臣，他反复上奏，力主开战，并且提出了开战的三大必要：一是哈密不可弃；二是要敲山震虎，震慑鞑靼；三是要打击吐鲁番的嚣张气焰。并且极力推荐了一个人，保证说，有他在，必平哈密。

这个人，是甘肃巡抚，右副都御史许进。

许进，字朝仪，甘肃灵宝人，成化元年进士。虽是文臣，却久历战阵，成化年间的大腾峡叛乱和荆襄流民起义他都参加了，后来有做为随军参谋，参加了成化年间明朝对河套地区蒙古部落的几次征剿行动。虽然说胜仗不多，但毕竟亲历战争，打仗是怎么回事，他比朝廷里这些高谈阔论的书生们懂。

其实合适的人才很多，之所以选择许进，只因为他的一个特点——快。

许进从来最擅长的，就是快速的奇兵突击。大腾峡叛乱时，正是他带部队从叛军后路抄进，突然的奇袭让叛军大乱；荆襄流民大起义，在战局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又是他率领骑兵突袭，端了起义军的老窝，才令明军一击定乾坤。成化年间，他调任陕甘地区，数次与蒙古骑兵交手，却很少吃亏。他在骑兵战上的造诣，当时诸如王越、赵辅、陈寿、项忠等名将，都对他赞不绝口。

西北虽然重要，但终不如北方重要。劳民伤财的战争，谁都拖不起，拖久了更会影响边防大局，所以哈密一战，既然打，就必须要保证速战速决。能够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的人，只有他。

明朝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在经过了无数次扯皮、争吵，以及吐鲁番“还”还是“不还”的外交把戏以后，明王朝终于下定了决心——打！

十一月，甘肃巡抚许进受命征讨吐鲁番，先是联络甘肃境内的蒙古部落提供帮助，十二月初一，明军进抵哈密，四面攻城，在烈烈鹅毛大雪中发起了猛烈袭击。仅用一天时间，哈密全境收复，吐鲁番军队溃逃。

可是当得意洋洋的许进盘点作战成果，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坏了，陕巴哪去了。

明军动手快，可吐鲁番逃得更快，见明朝大军来攻，立刻脚底抹油跑路，但跑的时候还不忘带上被俘的陕巴。明军收复哈密后，仅仅救回了陕巴的妻子和女儿，陕巴本人却还在吐鲁番人手里。

这就难办了，陕巴毕竟是朝廷册封的忠顺王，他要是死于乱兵下或者被成功营救，这都好办，死了大不了换一个忠顺王，可现在他还在敌人手里，怎么办？

继续进兵吐鲁番吗？这可不好办，一面要请示，另一面，军队要打速决战，粮草带的不多，哈密当地，吐鲁番人跑的快，跑之前把粮食全烧了，一粒米都没留，怎么办？

怎么办？只能就地安置民众，布置防务，到点后撤回，甘肃北部蒙古人的侵扰也很厉害，老呆在这里也不是个事。

这次出击虽说收复了哈密，但是没有救回忠顺王，所以说，只达到了一半目的。

但吐鲁番却吓坏了，没有想到大明真的动手了。而在战斗中，大明骑兵的冲击力，快刀斩乱麻的进攻，深深的印在吐鲁番人的脑海里：大明很厉害，不好惹。

而吐鲁番人更担心的是，如果继续硬顶下去，大明朝会不会挥师西进，把吐鲁番也收了去。哈密之战证明，大明有这个能力，想做，随时都能做到。

这一仗不但震慑了吐鲁番，更震慑了周边各民族，由于大明封闭嘉峪关断绝禁止封贡贸易，不但吐鲁番，周边民族的损失也特别大，这一打，也都跟着炸了锅：不要和大明对抗了，?累大家啊。

而这个时候，鞑靼在明朝北部边境的几次侵扰也都被打退，在固原等地遭到明军的打击。消息传来，阿麻黑郁闷了，看来鞑靼也靠不住。

鞑靼靠不住，大明惹不起，那就认输吧。

弘治十年，在屡次遭受明军打击后，吐鲁番再次服软，正式交还被俘虏的陕巴，以及被掠夺的忠顺王金印，并派遣使者入京请罪。软硬兼施下，弘治皇帝终于赢得了哈密争夺战的胜利。次年，在三边总制王越的建议下，明朝重新册封陕巴为忠顺王，并帮助修筑城池，安抚民众。哈密地区，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弘治十七年，带着哈密争夺战的遗憾，吐鲁番苏丹阿麻黑病逝。在弘治十年之后，终其一生，他未敢染指哈密。

第三章 第八节

二、达延可汗的“反明复元梦”——鞑靼的重新坐大

看清朝题材的武侠剧，不会陌生“反清复明”这个词，围绕这个词的爱恨情仇刀光血影，武侠的戏演了不少。

可说“反明复元”，大家就比较陌生了。毕竟在明朝，这个词少得很，但少得很，不代表没有。“土木堡之变”瓦剌首领也先活捉了明朝皇帝朱祁镇，就曾大喊过“是上天要我光复大元啊”，可接着就在北京保卫战里被于谦打得灰头土脸。所谓光复大元，也就是说说而已。

而在弘治朝，另一个人，却响亮地喊出了“光复大元”的口号，而且很执着，从弘治朝喊到了正德朝，一喊就是一辈子。当然，也一辈子没实现。

虽然如此，这人一辈子却足够折腾，折腾明王朝，折腾自己人。他既是朱祐樘一辈子的对手，也是蒙古民族历史上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功业虽不及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但一生却在向这位最优秀的模范看齐，而他所遗留下的制度，甚至影响到今天内蒙古地区的地理划分。

这个人，全名叫做巴图蒙克，《明史》上称他为小王子，而在草原群雄逐鹿的滚滚征尘里，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达延可汗。

说起这个人，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对照明王朝这几十年的政局变化，讲讲蒙古草原都发生了什么。

先从土木堡之变说起，俘虏朱祁镇的，是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而事实上，当时的也先虽然是蒙古草原势力最强大的部族，也是把持大权的实际统治者，但是他并非蒙古部落的可汗，名号只是“太师”。按照中国历史的常用说法，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被他“挟”的人，即蒙古草原名义上的可汗，叫脱脱不花，是鞑靼部落的，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有地位，没权力。

但被“挟”的滋味终究不好受，别扭了几年后，趁着瓦剌实力衰退，脱脱不花一拍案，翻脸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落相互攻杀多年，最终瓦剌不敌，也先被杀，瓦剌的余部率众西逃，渐渐地迁移到今天的青海、新疆一带活动。蒙古草原，成了鞑靼人的天下。

这时候脱脱不花也早就去世了，继承蒙古可汗位置的，是脱脱不花的孙子孛鲁忽。可这位置继承得却不稳，脱脱不花的子孙一大群，各个手里有兵有地盘，于是有人扯旗了：凭什么听你的。

所以几家人就打来打去，打到最后，孛鲁忽败在了自己的叔公——脱脱不花的弟弟满都鲁之手，死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

这个满都鲁可是大明朝的老熟人了。多年以来，他和另一个鞑靼的强大部落――孛来部一起进入河套，在这里放牧定居，每到秋高马肥的季节就南下抢掠，搅得明朝北部边关鸡犬不宁，也和当时明朝的边关名将打了一个遍。当时的明宪宗曾经几次发动大规模的“搜套战争”，两次动用八万以上的兵力，打来打去却始终是劳而无功白费劲。

明朝白费劲，孛来和满都鲁两家却自己掐了起来，掐到明朝成化七年，孛来无力抵抗满都鲁的进攻，不得不率军离开河套。这下河套成了满都鲁的天下，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明朝边将王越发动红盐池奇袭，抄了满都鲁设在红盐池的老窝。满都鲁惊慌失措，率部北逃，其后，尽管还有各类零星的蒙古部落进入河套草原，但终究构不成大威胁，河套草原暂时太平了一段时期。

但就像无数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一样，暂时的平静，往往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前的间歇。不久以后，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将横亘在大明北部边陲前，和他相比，前面这几位都不过是跑龙套的角色。

明朝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蒙古鞑靼可汗满都鲁去世，五岁的巴克蒙图继承可汗位，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达延可汗。

这个巴克蒙图，并不是满都鲁的后人，相反却是仇人。他正是多年前被满都鲁夺了可汗位的孛鲁忽的亲生儿子。父亲的大仇，失去的可汗位，此时统统归了他。

按照普通武侠小说的情节，这中间往往会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比如什么忍辱负重，历尽坎坷，殊死决斗云云，可放在巴克蒙图身上，也就一句话——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因为，这位继承了可汗位，成为鞑靼各部落统一首领的新英雄，此时只有五岁。即位的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想当，可是实力差不多，谁都不服谁，只好选一个五岁的孩子出来，既是黄金家族后代，年纪小也好控制，大家都满意。

可是所有的人都想不到，这个此时不谙世事的孩童，竟是将来蒙古草原的一代英主。

当然想不到，此时他啥都没有，地盘有限，实力有限，只不过是个名义上的摆设。

不，至少他还有一样东西——老婆。

虽是五岁的孩子，但毕竟是可汗，没老婆自然说不过去，巴克蒙图也娶了老婆，一个年长他二十岁的寡妇——满都海。

这是蒙古传说中如神话一样美丽善战的女英雄，至今仍然受人敬仰，她美丽、机智、善战，而?还是绝对的旺夫命——她的上一个丈夫，就是前任蒙古可汗满都海。

而现在，她成了巴克蒙图的妻子，还带来了一份丰厚的陪嫁——满都海最精锐的部族和军队。这是巴克蒙图惟一能够指挥的力量。

而就在这漫长的相处过程里，美丽睿智的满都海，用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着巴克蒙图，帮助他从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更帮助他勇敢、坚强地面对身处的位置和环境——一个受众权臣操纵的傀儡可汗的命运，帮助他改变这一切。

而正是在满都海的帮助下，巴克蒙图一天天学会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可汗，学会抓住权力，收拢权力，扩大实力，他的地盘也在一天天的扩充。他的梦想很简单很远大——我要做至高无上的可汗。

渐渐地，以满都鲁带过来的“陪嫁”——精锐土默特部骑兵为资本，巴克蒙图软硬兼施，一方面将挟持他的权臣们一一清除，其属地和人口也都纳入囊中；另一方面，他数次发动对瓦剌的战争，将这个曾经压制了鞑靼数十年的部族驱赶得远远的。在扫除一切障碍的同时，他的眼睛重又盯上了一个目标——大明。

首先盯上的当然就是河套草原。明成化十六年，他率军重新进入河套，并肆意骚扰明朝边陲，大明边关一时狼烟四起。

第三章 第九节

然而他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后果，不止是一场败仗，更让他失去了帮助他走到今天的妻子。

因为这时候负责明朝北部防务的，是三边总制兼兵部尚书王越，这是彼时明朝最优秀的将领。多年前，孛来和满都鲁都相继败在他的手中，这次换了巴克蒙图，能行吗?

巴克蒙图却并没有在意，对付鞑靼的各部落，对付瓦剌，他打赢了太多的胜仗。王越，一个汉人，他能行？在巴克蒙图的心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所遇到和听过的——明军孱弱的战斗力。

巴克蒙图放心大胆的以河套为基地四处侵扰，从山西大同到甘肃酒泉，大明的边关战火连连，蒙古骑兵来无影去无踪的战法，让死守长城防线的明军难以适应。

我有骑兵，主动权在我手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王越，你能有什么办法。

王越确实有办法。

不用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打你一个地方就够了——咸宁海（今内蒙古集宁）。

这是当时蒙古可汗的老巢。留守老巢的，是尽心辅佐巴克蒙图的满都海。

成化十六年，王越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冒着茫茫大雪深入咸宁海，在巴克蒙图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动猛烈进攻，蒙古军营大溃。年仅六岁的巴克蒙图，惊慌失措。

危急时刻，满都海镇定的体现出一个女英雄的风采，她冷静的安排大家投入战斗，又命令精锐骑兵护送惊惶的巴克蒙图快快撤离。当巴克蒙图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时，她微微一笑，拿起了战刀，挎上战马，向喊杀震天的明军冲去。

她是用行动告诉巴克蒙图：快走，不要管我。

一番激烈的战斗，蒙古军崩溃，巴克蒙图在少量亲兵的护卫下逃离，他的妻子，在成为可汗后最最亲爱的人——满都海，力战而死。

逃离的路上，回望烈烈的战火，震天的喊杀，六岁的巴克蒙图明白，从今以后，他只能靠自己了。

擦干眼泪的巴克蒙图重新开始了，成化十九年击败“太师”伊斯马因，成化二十二年彻底将伊斯马因的部族收入麾下，弘治八年击败伊斯马因的继承人布剌因，他的势力范围像血液一样流淌着。在经过了数年的心机权谋的较量，无数次殊死的拼杀以后，他终于坐稳了可汗位，不再受挟持操控，成为鞑靼部乃至蒙古草原最高领袖的可汗。

为了方便统治，巴克蒙图还干了一件事，将手下的部落合并起来，再按照左翼、右翼、中翼重新划分。这个制度在当时受关注并不多，后世却影响深远——清代的盟旗制度，正是从此演变而来。

而他的眼睛，也再次盯上了南方广袤的土地——大明。

再进河套。此时王越已经被贬官了，大明边陲已经没有他的对手了。从成化朝二十年开始，至朱祐樘登基，有历史记录的鞑靼部对北方边陲的侵扰，大大小小多达数十次之多。甚至在朱祐樘登基的第一年，他就曾陈兵大同，遣使示威，并在国书上手书“大元可汗”，明朝对于他“达延可汗”的叫法，即来自于此。在他的领导下，鞑靼就像一片乌云，笼罩在大明北部边陲的上空。

这不再是像天顺朝和成化朝那样，势力分散的蒙古部落，而是一个渐渐走向统一的，形成战斗合力的部落联盟。他们有一个在元亡后蒙古最有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的可汗，这是一个比之前的也先、满都鲁都要强大许多的对手。

果然，在整个弘治朝，乃至后面的正德朝，达延可汗数次率军入侵，其入侵范围，东到宣府、大同、蓟州，西至酒泉、瓜州、嘉峪关，漫长的大明边境线，处处设防却处处烽火连天，明军损兵折将成为家常便饭。在这个战场上，达延可汗貌似是无敌的。

真的是无敌？不，至少，还是有几个的。

三、红脸还是白脸——大明名将王越的沉浮人生

要说达延可汗的对手，首推王越。连老婆都死在他手里，说名将，那是相当的不过分。

就在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熬夜批阅奏章的朱祐樘，从堆积如山的奏章里翻出一封喊冤信，信里控诉了他在成化朝末年遭受到的迫害，以及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还有如今艰辛的流放生活，强烈要求立即平反，并表忠心说，我身体好，还能为国家工作很多年……

朱祐樘很重视，立刻召来他最信任的两位大臣，兵部尚书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出乎他意料的是，两位平时非常团结的爱卿，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对立：王恕坚决主张此人不可再有，不但不能用，还要再踹上一脚，让他彻底不能翻身；马文升却委婉的表示，他还是有才干的，国家正缺人，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在听完两位老臣讲述了这个人的所有故事后，朱祐樘思虑良久，终于决定：同意他的平反要求，赐官职右都御史（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但这是名义上的，让他回乡归养，安享晚年。至于重新启用……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

这个人，就是大明朝一代名将王越。

中国古代戏曲素来有歌颂名将的传统，但凡是战场上立过功的，都能成为戏曲节目的主角，比如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宋朝的杨家将、唐朝的薛仁贵……至于王越，倒也是主角。只是这个主角很蹊跷，比如今天你要到他的家乡河南浚县，听一听剧团的豫剧，就能看到戏台上光芒万丈的王越，响当当的正面人物，舞台上斗奸臣，惩贪官，伸张正义为民做主，比包青天还包青天；可是再多走几步路，来到一河之隔的淇县，同样是豫剧，却见里面的王越鼻梁上一抹白灰，戏台上上窜下跳，强男霸女陷害忠良无恶不作，直叫人恨得牙根痒痒。

一河之隔，同是豫剧，反差怎么这么大？

翻翻史书里的反差就更大了，有说他建功边陲，有不世之功的；有说他爱民如子，体恤士卒，为官清廉的；还有说他勾结奸党陷害忠良的……五花八门的说法，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但不管是哪个说法，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他很厉害。

第三章 第十节

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吃穿住行都跟人家没得比，但是，他却有着过人的天赋。

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力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王越参加科举考试，从乡试杀到廷试，各个关口全是一次性通过，可到了廷试，出事了，这让那年全国的廷试学子都记住了他——倒霉孩子。

事情是这样的，廷试现场，大家都在认真答题，王越也走笔如飞，对答如流，谁知就在快要答完的时候，突然一阵狂风刮过，不偏不倚，恰好刮走了王越的试卷，真个倒霉到喝凉水都塞牙。

想想看，要是换到高考考场上，某个考生的答题卷子，在眼看就要答完的时候突然被风刮跑了，那该是什么感觉？心理素质差的，除了嚎啕大哭外，晕过去都有可能。

可王越既不嚎啕也不昏厥，而是不慌不忙，向考官重新要了一张空白卷，然后继续走笔如飞，竟然在剩余的时间里全部答完交卷，最后高中二甲进士。

临危不乱，处乱不惊，着实厉害。这件事不但见于明史，在当时更是作为一件奇事流传，有说他天生富贵的，有说他满腹经纶的，但是大部分人在啧啧称奇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件事所表明的他最重要的素质——性格。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无论多么困难的局面，都要坚持下去，绝不放弃，为达目的绝不罢休。纵观他一生的起伏，他就是这么做的。

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事——打仗。

王越爱打仗，不是为了升官而打仗，而是天生爱打仗。小时候他就喜欢习武读兵书，甚至上课的时候偷看孙子兵法，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

怀着打仗这个梦想的王越走进了官场，然而他的第一个工作不是打仗，而是司法。官职是陕西监察御史。

这个职务，差不多相当于省检察院检察长，权力很大，官位是七品，对于新科进士来说，不算差。但是这个任命，对于王越来说，却有别样的意义——实践意义。

因为他的工作地点是陕西，那里临近前线；而他的工作内容，也包括巡查前线的备战情况，在各个边关来回跑。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这个从小酷爱战争的青年第一次直面战争。从以往纸上谈兵的读兵书，到凭空的琢磨，再到亲临前线，看见时常入侵的蒙古骑兵，看到边陲的现状，铁马金戈的图景，渐渐在心中清晰。

可是刚刚触摸到战争的脉搏，王越却被调走了，调任浙江御史。那年头浙江是鱼米之乡，比陕西发达，各方面情况都要比陕西好，监察御史权力大，赶上案子还有油水可捞，应该说是个好差事。然而这个好差事，却给王越带来了麻烦。

王越刚到浙江，就赶上告状的。都是民告官：有告知府占地的，有告知县占地的，有告镇守太监侵占民产的，泣血哭诉一箩筐。

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大明天下，怎能容贪官污吏胡作非为：查！

查来查去就查出了麻烦，凡是涉案的官员，都是在朝廷里有点头脸的，不是太后娘娘的亲戚，就是朝臣们的亲信，个个得罪不得。但年轻的王越不管这个，他认真的履行了职责，如实的上报中央，并附带个人意见——严肃处理。

然后……然后就没下文了。

从此之后，王越发现，他在浙江越来越难过了。各个部门的同僚都不配合，查案的时候处处制造障碍，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做不下去，本来打好主意为民请命，就是断头流血也在所不辞，但是现在却什么也干不成。这群人当面不骂你，却在背后搞你，呆在这地方，就像手脚被捆了绳子，啥也干不了。

好在这日子没过多久。景泰四年，王越父亲去世，回家“丁忧”。这是明朝官场的规矩。个别被王越打击过的官员，于是趁机弹劾报复。

伤心的王越就这样回家了，官场的头两年折腾一场，一事无成。

这以后他就开始思索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不缺才干，也不缺工作精神，缺的是什么？

人脉。上头没人，干什么也难。这是王越得出的答案。在丁忧四年之后，苦苦思索得到的答案。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丁忧期满的王越重新启用，回京城担任监察御史。

这次的王越可不一样了，回到京城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除了多干工作外，几乎很少说话。这种工作态度也很快受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的赏识，并委任给他一个重要职务——执掌案牍。

所谓执掌案牍，就是批阅各地御史送上来的奏章，写好意见后送交上面。虽然也是七品，可这是个好工作。要知道，御史弹劾是明朝官场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刀光血影的官场上，信息就是生命，掌握信息的王越，自然成为各方面拉拢的对象。

而在各方面拉拢他的人里，王越冷眼旁观，从不轻易下注。在经过了无数次选择以后，终于确定了一个人做为自己未来的靠山——李贤。

这个人在当时只是礼部侍郎，不显山不露水，但是王越却倾心结交，结交的方式就是向李贤透露各种有关于他的御史弹章。对于这种帮助，李贤当然感激万分，两人也成为了朋友，交往的过程里，李贤看出了王越一肚子的兵法，大为佩服。

事实证明，王越赌对了。

赌对了的结果就是节节高升。先是李贤高升，取代了徐有贞等人成为内阁首辅，又成为朱祁镇临终前重要的托孤大臣。当然王越的好处也少不了，四年后从正七品直接提拔成了正四品的山东按察使，这是官场上最梦寐以求的“连升三级”。接着北方边患吃紧，李贤推荐王越，自然继续高升，官至山西大同巡抚，兵部右都御史，级别为二品，又是连升两级，这是天顺八年的事情了。从回京到封疆大吏，仅用八年。

第三章 第十一节

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越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打仗。

踌躇满志的王越来到了大同，然后不出意料地看到了他面前的军队——烂摊子。

士兵面黄肌瘦，官员贪污腐化，城墙年久失修。蒙古骑兵常常来骚扰，每次来了明军都作鸟兽散。这就是他所面临的现实。

王越是个现实主义者，二话不说开始动手改革。武器陈旧，没关系，有李贤关照，给中央打报告要钱换；战斗力低下没关系，练！怕苦怕累没关系，罚？不服我这个文官？拿弓箭来，骑马射箭，样样满分，服不？官员贪污克扣军饷？没关系，以后发军饷，都是每月初三统一列队领军饷，人人有份，谁也贪不着……

一番整治下来，大同面貌焕然一新，原先好似豆腐渣工程，常常吸引蒙古人光顾的地方，而今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但王越却遗憾，本来想好好打几仗，可蒙古人来了几次后，被打退了就再也不敢来了。如今的大同，风平浪静。

其实这不奇怪，抢劫也是要看成本的，柿子拣软的捏。没关系，王越，你很快就有机会了。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机会来了。

河套地区的蒙古问题越来越严重，多支蒙古部落在此聚集，时常南下骚扰，成了他们南侵的大本营。长此以往，边境烽火连天，永无宁日。

这个问题，即使是懒散了一辈子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不能坐视了，打七精神开了几次会。此时李贤已经去世了，京城里的阁老们经过一致商议：打！

所谓打，就是要发动军队，打一次大仗，彻底剿灭河套地区所有的蒙古部落，一劳永逸地解决河套问题。计划很激动人心，很严密，当然，也很不靠谱。

蒙古人的战斗力是什么档次？明军当时的战斗力是什么档次？皇帝不清楚，纸上谈兵的大臣也不清楚，但是王越清楚。

不过清楚也没用。不靠谱的计划是皇帝订的，你敢说半个不字？不但不能说不，还要坚决执行。

于是，王越被任命为赞理军务（参谋长），与总兵朱永一起，承担起这个重任。

很快王越就发现，朱永是草包。

草包干的草包事很多，最突出的一件就是，有一次两人带千人巡逻，突然遇到蒙古人的小股骑兵，身边的士兵当场跑掉大半，身为统帅的朱永吓得惊慌失措，想立刻拔马逃命。关键时刻，还是王越喝止了他，命令剩余的士兵列阵，和蒙古人对峙。对峙到黄昏时刻，蒙古人怀疑有埋伏，全军撤走，这才安然回来。

见了敌人就吓破胆的军队，见了敌人吓破胆的统帅，这就是大明的兵，这就是大明的将。靠这些人来收复河套？孙武再世也办不到。

王越不是孙武，可办不到的事情也要办，咋办呢？

八万人的军队，按照王越的估计，能和蒙古人拼命的只有一万多人。大战当前，训练士卒是来不及了，有多大锅下多大米吧。

王越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步步为营，以碉堡为依托，不是主动进攻，而是积极防御。打一下就跑，吸引蒙古人来攻你的碉堡，几番下来互有胜败，看似不怎么样，可以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

本来不错的局势，到了朝廷重臣眼里，却很糟糕。于是各类弹劾如雪片一样飞到朱见深那里。成化三年、成化六年，明朝两次大规模的搜套行动，都是由王越用这种方式完成的。

在大臣们看来，这事说轻了是抗旨不尊，说重了是畏敌如虎，胆小怕事。尽力抵御外敌的王越，就这样受尽了朝臣的唾骂。

可是王越不反驳，也没法反驳。大臣们不知道前线是怎么回事，一个个夜郎自大，要证明自己，口水说干了也没用，只有等待机会，一个打胜仗的机会。

他等到了。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九月，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设在红雁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大本营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五千精骑（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直捣其大本营。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八百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虽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

当饱掠而回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遍地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是一场直捣其死穴的失败。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

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

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终于打了一场打胜仗。

可王越却继续迎来麻烦。

首先是继续弹劾，谣传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

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的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之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明宪宗果然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

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

第三章 第十二节

这时候，有个老部下却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

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而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

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

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那是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

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

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连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可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的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

果然，不久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尚书，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

得到的结果，是另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大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以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三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

这是他在成化朝最光辉灿烂的一场胜利——踏破贺兰山。

可光辉灿烂了以后就是灾祸。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

攀附过权阉，打过胜仗，有本事，没名声，这就是王越，清廉的王越，才能卓越的王越，身背骂声的王越。

他的才能、苦心、决心，朱祐樘都知道。可知道也没用，这人不好用，谁用谁挨骂，只好这样，用得着的时候再用吧。

到了弘治十年（公元1498年），用得着的时候到了。

此时国内形势一边大好，吏治经过整顿，政府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由刘大夏、白昂、徐贯等大臣修建的水利工程也都全线竣工，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国家财政收入直线上升，百姓生活也日益安定。却唯独一件事情，让朝野上下如芒在背——边患。

边患的主角当然是达延可汗。在弘治初年的国书事件后，达延可汗消停了一段时间，可是从弘治六年开始，随着鞑靼势力的日益强大，达延可汗又开始频繁侵扰明朝边境。先是鞑靼六年入侵瓜州，都督许钦战死；接着弘治八年入侵大同，联营二十里，火光通明，当地军队不敢与之作战，只能远远观望；弘治九年侵扰延绥地区，掳掠人口牲畜无数……

朱祐樘急了，边患问题不解决，国家将永无宁日，怎么办？

按照马文升的意见，朱祐樘搞了一系列动作，裁撤冗兵，整理军囤，更换装备，加强边境将领的自主指挥权，能干的都干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为提高，可是碰到达延可汗，却照样打败仗，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明朝并不缺乏将才，可是明朝的边境防御，是以“九边”为核心，依托长城工事进行防卫的，漫漫长城边界，蒙古人集中力量，就能破其一点，而明军被动增援，可以说是顾此失彼。加上达延可汗又是一个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汉人的兵书没有读过，但什么声东击西、虚实结合之类的花招，多年来耍得炉火纯青，牵着明军的鼻子走。以至于明朝边将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怕三分。大同一战，明军根本不敢与之作战，只能被动防御，眼睁睁的“礼送”他抢完了离开。

所以，要对付这个人，就需要有卓越进攻天才的将领，主动出击，在硬碰硬的野战里打败他。

在当时，擅打攻击战的人里，最出色的当属王越。

可这是个问题人物，和汪直挂钩呢！用了就要挨骂，还是能不用就不用，明王朝搞全国选拔，先后选择了七个人担任“三边总制”，结果证明全不合格。最后实在没办法，吏部尚书屠庸推荐：用王越吧。

问题越来越严重，不用也要用了。

弘治十年十月，朱祐樘下旨：王越起复三边总制，负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事务。任务急，责任重，对手，就是和王越有“杀妻之恨”的达延可汗。

刚到任没一个月，达延可汗来了。

这次入侵来得很凶猛。蒙古人兵分数路，在延绥、宁夏、甘肃三省疯狂入侵，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来无影去无踪，叼一口就跑。

目的很明确，打的就是王越。我分路出击，你朝哪里打？打完了我就跑，有本事你就来追！

经过达延可汗数年的经营，蒙古军的纪律性和机动能力，都大为提高。绵延的烽火间，王越忧愁地看到，眼前的蒙古人，比几十年前更强大；眼前的达延可汗，正值二十四岁，春风得意马蹄疾。而自己，已经是七十二岁的白胡子老头了。

后生可畏啊。但来不及感叹了，重要的是如何打退这次进攻。眼下正是秋收的时候，如果任其肆意攻击，边关一年的粮食收成、百姓的家当，恐怕都要荡然无存。而且，这次任命他这个职务，朝廷的非议相当大，言官们正轮番骂着，一旦打不好，一世英明尽毁。

更重要的是，他是惟一一个被认为能够对付达延可汗的人。他不行，还有谁行？

论战斗力，明军此时的战斗力，比成化朝时候要强许多了，但是真要恢复到永乐时期，和蒙古人能够进行硬碰硬野战的地步，也还需要时间，所以硬拼是不可取的，还是只能智取。

可怎么智取呢？达延可汗勇悍如狼，狡猾如狐狸，他这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通过持续频繁的小规模骑兵骚扰，把你累得气喘吁吁，然后再集结兵力，发动致命一击。可问题是，你明明知道，又能怎么办？追你追不上，守你也守不住，还有什么办法？

第三章 第十三节

有，有一个办法，一个十多年前用过的办法，只是这次，他还会上当吗？

这个办法就是集中兵力，猛扑敌人的老巢，直接纵深打掉他的指挥中心，如此一来，敌人的进攻就将全面瘫痪。

可这次他的老巢会在哪里呢？咸宁子海？红盐池？王越按兵不动，并传令三军不可轻易出战，然后大量派出侦查骑兵仔细搜索，在经过了无数次细致的判断以后，综合所有的细节，王越找到了这个地方——贺兰山。

一定在这里。但是怎么打？像上次那样，直接轻骑奔袭，直捣老巢吗？不可能了，蒙古人的防备一定非常严密，稍微一点风声他们就会做好准备。那怎么办？

王越终于做出了决定——打！

这次不再是五千骑兵，而是全军尽出。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是分四路。其中三路，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游进，迷惑敌人；第四路跟随自己，直捣贺兰山；其他三路绕道后在贺兰山外会合，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向贺兰山发动猛攻！

七月十五日，明军全体出动。经过急行军，来到贺兰山外围。达延可汗果然上当，蒙古军没有做任何防备。攻击。四路明军同时发动进攻，杀声震天……

数日后，一道报捷的文书传遍了京城――贺兰山大捷，鞑靼可汗仅以身逃。

两次。两次直捣鞑靼的老巢。两次与活捉鞑靼可汗的奇功擦肩而过。命运给王越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但这没什么了，重要的是打赢了。朱祐樘大喜，蒙古人成群窜逃，北部边关，又一次重回安宁。

北边安宁了，王越却又麻烦了，因为宫廷里死了个宦官。

这个宦官叫李广，是朱祐樘的贴身内侍，平日里作威作福，民愤极大，后来犯了事，怕朱祐樘降罪，竟然服毒自杀了。

人死了，可账不烂。言官们来精神了，拼命上奏章鞭尸，还爆了个猛料：李广和王越有勾结。依据是，王越曾经和汪直有勾结，所以这次也一定和李广有勾结。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就是明朝言官的水平，足够给联想集团做广告的水平。

可饱受谩骂的王越却再也受不了打击了。虽然皇帝没有表态，但成化朝末期对他的清算历历在目，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死不怕，怕的是折腾。就这么怕了数日，终于惊惧而死。

而死前他给朱祐樘的最后一道奏章，是关于哈密卫的。其中“哈密不可放弃”“边民不可轻弃”，字字句句真知灼见，关于个人的清白问题，只字不提。

有前科，有仇家，军人的战功比不上文人的生花妙笔，踢又何用。

王越死讯传到京城，朱祐樘大为悲痛，停朝一日，以示悼念。

在整个弘治朝，享受到这种待遇的臣子，除了王越外，只有一辈子做好事的徐溥了。待遇相同，生前身后的评价却大不相同。

但他们都是伟大的，无论言官如何刻意的抹黑，无论今天红脸白脸的争论，我们所记住的，是他坚持的一生，和踏破贺兰山的赫赫战功。

四、德才兼具老廉颇——清官陈寿的戎马生涯

在弘治朝的名将里，王越是绝对的高光人物。但是要说名将，可不止王越一人。

王越的戎马生涯，从教育学角度看，证明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个道理。自幼酷爱，刻苦研读，终立大功。但下面要说的这位名将，履历却完全相反。他虽出身军人家庭，家人却反对走从军这条路，在经历科举拼杀，宦海沉浮多年后，阴差阳错的还是来到了战场。他没有王越那般直捣黄龙的壮举，却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功业。

这个人，就是后来大明王朝的刑部尚书，曾任延绥巡抚的陈寿。

说起陈寿，今人最先想到的无疑是写《三国志》的那位。而大明朝的这位陈寿，虽没有一支生花妙笔，却在战争这张波澜壮阔的纸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

陈寿，字古仁，祖籍江西新千，明朝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出生于辽宁宁远（今辽宁兴成）。

陈寿出生在一个军事世家。当然，不是高级军官家庭。他的祖祖辈辈，都是世代戍守边疆的卫所士兵。这士兵是世袭的，老子当完了儿子继续当，世世代代出生入死，这是命。

到了陈寿这一代，家人却不想再继续这个命了。从陈寿开始记事起，父亲就给他下了死命令：打仗有你哥去。你，要考科举，中功名，光宗耀祖。

这也难怪，明朝当兵很苦，俸禄微薄不说，宁远地处边疆，几乎隔几年就有仗打。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陈寿的爷爷，太爷爷，都是战死边疆的；陈寿的父亲虽然是个小军官，但俸禄微薄生活艰难。要改变命运，只有科举一条路了。

带着家庭的殷切希望，小陈寿开始用功读书了。父亲节衣缩食，把他送到了私塾，幸运的是，在私塾里，他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贺钦。

贺钦，是当时明朝知名的大儒，曾官至吏部尚书，因为和宦官王振不和，得罪发配辽东充军，又在当地官员的照顾下，谋得了这样一个教师工作。

贺钦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好老师，不但教育陈寿知识，更教授陈寿做人的道理。小小年纪的陈寿，从贺钦的身上学到了他人生里做人最根本的信条：不贪。

学到了就付诸实践。七岁那年，陈寿放学的路上发现了一个遗失的钱袋，他竟然等在那里足足半个时辰，直到失主到来后，将钱袋交给失主后方才回家。清官的命运，也就从这时候开始注定。

除了品德好，陈寿读书的本领也好。二十五岁那年，陈寿考取了举人，虽然名次不高，可是却创了一个记录：他是明朝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军户出身的考取功名的学子；也是宁远卫自建城以来，第一位考取功名的学子。小小的宁远城霎时轰动了，乡邻们张灯结彩，奔走相告。当地官员竟然还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让陈寿入庙。这可是大儒们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举人入庙，又创了一个记录。

第三章 第十四节

可陈寿却宠辱不惊，继续再接再厉，次年考取进士。这时正是明朝成化元年，带着一辈子不贪做清官的信念，陈寿走进了官场，获得了户部给事中的职务，正七品，主要工作就是监督户部的工作情况，并弹劾不法官员。级别不高，却是陈寿一直想做的。

然而做起来才知道，大家都很贪。

户部的情况自然不用说。当时掌管户部的尚书是杨鼎，侍郎是陈越，杨鼎是个庸碌无能的老好人。陈越，则是一个有名的奸臣，他和内宫的宦官长期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并且在贪污腐化方面“战果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户部的财政状况，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

这让陈寿感到非常愤怒，他自小受贺钦的教育，为人刚直不阿，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这种情况怎能坐视。弹劾。一封又一封的奏章送上去，从郎中到御史，为官几年，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弹了个遍，结果却只有一个——石沉大海。

那时候的朱见深正忙着过幸福生活呢，哪有空管这个。弹劾没用，户部上上下下的官员，倒叫他得罪了个遍。

倒不是没人管他，有一个人就想管他——万贵妃。陈寿弹劾的那些事，好多都是万贵妃鼓动朱见深做的；好多被弹劾的人，都是万贵妃的绝对亲信。小小的七品芝麻官，管到老娘头上了，反了？

偏偏陈寿毫不惧怕，并不气馁，吏部的官员我弹劾不动就弹别的，朱见深信奉妖僧继晓，弹劾他；宦官梁芳搞春药，弹劾他……这可触及了朱见深的底线，加上万贵妃一鼓动，朱见深怒了，下牢狱。

人全得罪光了，后台你也没有，皇帝大怒，怎么着？陈寿这次不死也要扒层皮，可是一连关了十几天，最后圣旨下来，无罪出狱，官复原职。关的莫名其妙，放的更莫名其妙，咋回事？

并不是没人管他，至少有一个人——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

做为掌管奏章审阅大权的实权太监，怀恩从陈寿一篇篇满怀激情的奏章里，看到了一个青年官员不畏强暴的勇气，和高风亮节的品格。他相信，这样的官员是大明朝最需要的。所以在陈寿出事后，他先是找到梁芳，凭借着掌印太监的身份一番威胁，梁芳总算是有所收敛。然后又找朱见深说情，一番绕弯子赔小心，总算说的朱见深消了气，这次就绕了他吧。

关进监狱的陈寿，照样该骂就骂，毫不服软；出狱后再接再厉，看谁不象话依然弹谁。朱见深也只得苦笑一声：这人，由着去吧。

既不治罪，也不支持，硬骨头的陈寿，就在这黑暗的成化朝熬了二十多年，七品户部给事中的位置，一直没挪地方。

熬到公元1487年，朱祐樘登基了，开始朝政大清洗。成化朝时期的众多占着位置不干活的庸官纷纷卷铺盖回家，陈寿的机会好像来了。

果然深受朱祐樘信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鼎力推荐陈寿，而刚刚就任礼部尚书的王恕也对陈寿青眼有加，并准备任命他为大理丞，这可是一个正四品，主要负责重大案件的审核，是个权力甚重的官职。

按说这应该没问题，公公支持，吏部尚书保举，但这个职务太重大了，这是明朝司法体系里防止冤假错案的最后一环，既要品德高尚，还要能力出众。

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了众人的反对。内阁里的刘健、刘吉、徐溥众口一声，坚决不同意。王恕为此气得差点又和刘健拍桌子。

要说刘吉不同意倒也有情可原，毕竟陈寿骂了他十多年，不恨显然是不可能的。刘健和徐溥都是能臣，和陈寿也没什么工作矛盾，怎么也跟着起哄？

不是起哄，而是有原因的，且看看徐溥写给朱祐樘的奏章吧，“当此任者，需得品德高洁，无私无畏，更得有干练之才，精熟之历。”

陈寿缺的，就在最后一条上。

他在给事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平时的工作只是财务审核和骂人，但大理丞的工作却不是这么简单了，什么案子都要往这里送，什么你都要懂点，推理判断的能力，那更要相当的精确。可陈寿，在这方面的经验为零。

有仇的反对，没仇的担心他的工作经验问题，饶是王恕拍桌子，却也真是没办法。

朱祐樘最后做了决定，这样的人要褒奖，但不能乱安排，升官是肯定的，但大理丞不太合适，还是去南京当鸿胪寺卿吧，管祭祀。

虽然是正四品，可意义却不一样了，南京的鸿胪寺卿，是个闲职。明朝官场上，南京基本属于养老的地方。四十八岁的陈寿，政治生命算是到头了。

陈寿倒不在乎官，接到命令后立刻卷包袱上路了。到了南京不抱怨，该认真工作还是认真工作，不但每天坚持读书，一有事还给中央写奏章，从不偷懒耍滑。他坚信，国家会有用到他的一天。

这一坚信，就是十三年，风霜雨雪，两鬓斑白。公元1500年，六十岁的陈寿，终于等来了中央的召唤——延绥巡抚，正二品

延绥，这地方很眼熟。没错，就是王越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这次启用的原因，也和王越有关，他过世了。

王越的贺兰山一战，重创了鞑靼达延可汗，可是好景不长，王越一过世，蒙古军又卷土重来，虽然规模没有从前大，可小打小闹的也让人疲于应付。临近前线的延绥，则成了重灾区。

朱祐樘让兵部举荐人才，结果，兵部尚书马文升报上来的是陈寿。

朱祐樘晕了，一个骂了几十年人的倔老头，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他行吗？

马文升答：只有他行。

为什么？

马文升侃侃而谈：第一，他出身军旅世家，自小耳濡目染，是知兵的；第二，他清廉，没有经济问题，这条很重要；第三，他胆子大，不怕得罪人，相反大家都怕得罪他。要想延绥地区安宁，这三条就够了。

第三章 第十五节

反正也没别人去，就他了。

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陈寿正式就任延绥巡抚，和当年王越来到大同一样，他也看到了一堆烂摊子。

问题都差不多，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这里的军队战斗力其实不弱，王越当年在这里练兵留下的精锐都还在。问题就出在两件事上：一是官员贪墨，二是预警问题。

第一条好办，谁贪逮谁。当年万贵妃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辈？陈寿雷厉风行，当即查清了军队里三十七个军官的贪污问题，依法处置，自己能处置的就处置，不能处置的上报。一番整顿下来，部队里的蛀虫一扫而空。

当年我就是在户部干的，想在账面上跟我捉迷藏，没门！

贪官捉不了迷藏，蒙古人却一直都在捉迷藏。

蒙古人的进攻向来是声东击西，明明这边发现了敌人，却在那边出现了；你刚扑过去，他又从你背后杀来了。照着小品里范伟的话说：真是防不胜防啊。

怎么办？换成王越，肯定是仔细侦查，摸清敌人的大本营，然后直接带兵抄老窝。可陈寿不是王越，他干不了这个活。干不了，可他有自己的办法。

他的办法，还是可以套用范伟的话：我就用了一计。这一计就叫：以不变应万变。

然后陈寿下令，主力部队从即日前开始换防，以延绥边墙为核心，分成十个部分，在城外分头驻扎，每个部分之间，相距不能超过十里。

这下可炸锅了，这不是折腾人吗？原先都是少量部队在外围，大部队集中，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扑，这样一搞，是干什么？

事实证明，这样是对的。

蒙古人长久以来的优势，是他的机动性。对付机动性，要么你机动对机动，可明军骑兵少，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本事不要紧。你来的快，我防不着，可是我明军有火器，就算是你以多打少，短时间内你打不动我，只要我能守住营盘，拖住你，等待援兵到来，到时候哭的就是你了。

所以陈寿大置火器，不但配备了火铳，还大量制造能够守卫营盘的火器战车；整个部队的布防也颇有创意，部队与部队之间，形成犄角形的布防态势，整个的防线就像一张网，你撞上一面，整个网一收，就把你网在里面。

没多久，撞上网的人来了——达延可汗。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来的，除了他的本部骑兵外，还带来了他的一个亲密战友——火筛，这是另一个蒙古部落的首领，为了共同的抢掠目标走到一起，联合开展对延绥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行动。

公元1501年，鞑靼达延可汗联合火筛，共三万余骑入侵延绥地区，挥舞着雪亮的马刀，杀了过来，可是远望明军阵地，一时愣了。

达延可汗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油条，一眼看出了陈寿的玄机，摆一个大陷阱在这里，等着我去跳？这人，不一般。

发现了当然就不上当。达延可汗当即下令，停止前进。

火筛部不乐意了，大老远来了，没见到一分钱就走？这怎么行？

当然不行，走多没面子，可硬冲，损失将是惨重的。怎么办？

老谋深算的达延可汗拿出了办法，不出来，我就骗你出来。

骗的办法当然就是出疑兵，一连几天，探马报告，发现小股蒙古骑兵在外面游荡，各部队请示，打还是不打。

陈寿回答，不打。

这点小花招，骗我，你还嫩点。

陈寿判断得对。外面出现的小股骑兵，都是诱饵，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埋伏在延绥北面的山谷里，就等着陈寿往里面钻呢。

为了让陈寿往里面钻，蒙古军使用了一切办法，不断地来回吆喝，还出言挑衅，更是冷不丁地向明军放箭。士兵的愤怒情绪全都给激起来了，这么点敌人，就敢在家门口耀武扬威，不打还等什么。

陈寿知道，越是这样，越不能打。

当然，军队群情激奋，万一出现有军队按捺不住出去还击的事情，那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士兵们都是粗人，讲兵法他们不懂，陈寿有办法，来到军前，吩咐摆酒设宴，和士兵们饮酒做乐，身边只有少量护卫，大家紧张了，万一蒙古人突袭咋办，陈寿乐呵呵，他们没这胆子。

果然没这个胆子，见陈寿的怪招，蒙古军也上下疑惑，搞不懂他要干什么，观望了半天，只好回去报告了。而就趁这时候，蒙古军伏击的地点，已被尾随的陈寿部侦查骑兵查探得一清二楚……

找到敌人位置了，打吧。陈寿还是不慌张，急什么！直到几天后，总兵官朱辉率领援军赶到，这才战刀一挥，冲锋！数万明军如猛虎下山，直扑达延可汗，而此时的达延可汗，正在军帐里继续琢磨陈寿要干什么呢……

一番恶战，鞑靼部再遭重创。从此以后，延绥成为了鞑靼人恐惧的地方，终整个弘治朝，再不敢进犯。

而恰是由于延绥的稳定，使得北部防线的防御中心得到了稳固。之后鞑靼人虽然多次入侵，但由于延绥在明朝手中，顾及后路被抄，所以始终不敢深入，从这点上说，陈寿功不可没。

三年后，功勋卓著的陈寿结束了短暂的戎马生涯，调任回京，升迁为南京右副都御史。朱祐樘去世后，正德朝刘谨乱政，陈寿因为抨击刘谨，遭到打击报复，被革职查办。刘谨倒台后官复原职，后提拔为兵部侍郎。1522年（嘉靖元年），八十三岁的陈寿死于任上。嘉靖皇帝悲痛万分，追赠太师，正一品官阶。

而今天人们提起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的清廉。身为封疆大吏，竟然连房子都买不起；官场生涯数十年，只是寄居在租来的房子里；去世后竟然无钱安葬，还是在同事的资助下才安葬回老家江西。这个一生耿直的名将，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官。

而他数十年官场生涯里，最灿烂的一笔，最夺目的光辉，却是盛开在延绥。在盛世的弘治朝，一场延绥大捷，打出了陕北数十年的和平。据陕西地方志记载，他离任的时候，延绥当地百姓将其轿子拦住，嚎哭不已。为他清廉的操守，为他只有一次，却辉煌无比的战功。

第三章 第十六节

五、外行的奇迹——名将王轼的沙场人生

当名将很难吗？确实很难。

翻看历代名将的成功履历，会发现，成为一个名将，需要有胆量，有智慧，有天赋。无师自通学会孙子兵法的人，凤毛麟角。纸上谈兵却最终送了性命的，却是一抓一大把。

此外，更重要的实战经验。战争这项工作，不是平常人看两眼就学得会的，是需要在实战中一步步领悟过来的。当局者往往迷，旁观者却也难得清。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的故事，宋词里有，生活里稀罕。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做名将的兴趣，没有满腹的锦绣韬略，更不懂半点武艺，带兵打仗的事情，别说亲自做，就是见也没见过几回，既没有像王越那样后天学习苦读兵书，也没有像陈寿那样的家庭出身耳濡目染，却照样在沙场上建立了赫赫的威名，末了还著书立说，名垂青史？

或许，王轼算一个。

王轼，湖北公安人，字用敬，天顺八年进士，先任大理右评事，又做大理丞（陈寿想干没干成的工作），属于正经的司法干部出身。在弘治朝以前，王轼干过的最具知名度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在成化二年复查案卷，平反了上百个囚犯，而且无一错判漏叛；二是成化四年，因第一件事而升官至四川按察副使的他，到任即赶上四川大灾，为此上奏折，要求拨十万两白银赈灾，费尽周折要下钱来，救济了一方百姓，谁知道因为不肯和当地镇守太监陈伦同流合污贪污公款，反而被陈伦诬告，说他贪污救济银，为此遭革职查办，好在身正不怕影子歪，查来查去，只见他家里家徒四壁穷的叮当响，最后查无实据，折腾到成化九年，终于官复原职，并改任陕西副按察使。案子审过，好事做过，黑锅背过，是个称职的司法干部。

这是他在弘治朝之前的工作履历，各类史料记录的都很简单，可见在当时面孔各异的群臣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透过这段简单的工作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人的特点：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执法公正严明不畏强暴，至于打仗，既没见过，也没学过，更没练过。当名将，貌似和他不沾边。

然而正是这段履历，却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这段履历，至少透露出他一个被人忽略的优点——看人。

要知道，身为一个司法干部，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看人。对方是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罪犯还是良民，既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更需要直观的印象判断。一个能够短时间内平反上百犯人的干部，这方面的素质自然不在话下。

到了朱祐樘登基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这样的人当然不能闲置。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就升了，回到四川扶正，担任四川按察使（正四品）。两年后调任南京。弘治八年（1496年）更是高升为南京右副都御史，虽然是就任南京，可却是个有实权的官——总理南京粮储。江南是大明朝的粮仓，王轼就是这个粮仓的看护人。很重要，相当重要。

当然，这段时间节节高升，主要还是因为朱祐樘看中了他两个优点——严格、清廉。至于打仗的事，还是轮不着他。

可到了歌舞升平的明朝弘治十三年，平地一声雷，一件意外的事情却把他推到了战场的前沿——贵州米鲁叛乱。

这是一个今天的史学界不是很重视，但是当时却动静非常大的大事件。

说这场叛乱，明朝官方史书的说法，是一场“潘金莲勾结西门庆杀武大郎”式的谋杀案，继而引起的一场血案。

事情是这样的，在贵州普安州，有个当地苗族土司叫隆畅，隆畅有个貌美如花的妻子叫米鲁，两口子打架，米鲁气得回娘家，到娘家后，又和当地的另一个土司阿保好上了。这时候隆畅年老，让儿子（非米鲁所生）隆礼继承了土司职位，并让儿子接米鲁回来，谁知道隆礼来到米鲁家后，也和米鲁勾搭成奸，米鲁、阿保、隆礼三个人过上了“小三口”的幸福生活。隆畅得知后大怒，率兵攻打阿保的地盘，烧掉了阿保的寨子并杀死了躲藏在寨子里的亲儿子隆礼。米鲁闻讯大怒，与阿保合伙攻打隆畅，杀死隆畅后干脆扯旗造反，对抗朝廷，进而演变成一场震慑西南的大叛乱。

这是清朝人编修的《明史》上的记录：奸夫淫妇，杀害亲妇，很荒淫，很大逆不道，很让封建礼教发指，最后造反失败被杀，很活该……

却也很荒唐。

说荒唐，是指记录的荒唐。这段出自明朝官方历史书的记录，全篇充满了封建文人的指责，仔细分析，却和《明实录》上的说法自相矛盾。

按照《明实录》的说法，米鲁是隆礼的妻子，而非隆畅的妻子。阿保绝不是什么土司，只是隆畅手下的一个官员。隆礼当时已经做为长子代替父亲实行摄政，但隆畅想把土司位置传给另一个爱妾适乌的儿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隆畅杀害了隆礼。悲愤的米鲁去找贵州巡抚钱越诉冤，谁知钱越收了适乌的钱，先是吃了原告吃被告，接着各打五十大板，最后干脆来了个行政不作为。见诉冤无果，米鲁干脆和阿保联合造反，向隆畅发起进攻。隆畅被杀后，适乌带着隆畅的两个儿子逃进了明朝设在贵州的安南卫所（今贵州晴隆县）。米鲁则一不做二不休，派兵围困晴隆县，日夜攻打，并给自己加封了名号——无敌天王……

无论从哪个过程看，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而暴乱的发生，虽然源自土司家族内部的政权斗争，但是正是由于明朝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以及对土司的敲诈勒索，最后导致战祸烧到了自己身上。可以说，这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还了得，土司内战可以看热闹，别的其他事也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叛军围困明朝驻军，正式向大明朝宣战，这就不能坐视不管了。

第三章 第十七节

这是明朝弘治十二年（公元1500年）的事。

更何况，被围困的安南卫所，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像一颗钉子扎进米鲁的地盘里，如果沦陷，米鲁的三百里土地将连成一片，从此成为独立王国。

必须动兵了。

动兵不难，难在派谁去。

其实就叛乱规模来说，米鲁叛乱远没有大藤峡大，危害性也没有大藤峡厉害，但是难就难在，米鲁的地盘——普安州，是崇山峻岭的险要地带，向来易守难攻，比大藤峡还要难打。西南方面用兵，明朝向来不怕打败仗，就是怕拖。毕竟国家的防御重心在北方，南线战事拖不起。

人选也就更成问题了，能打的几个人都在北方前线猫着呢。蒙古持续骚扰，一个也都走不了，何况他们常年和蒙古人干仗，所擅长的不是守城战就是草原野战，而贵州一战，是一场艰苦的山地攻坚战。这几个人的本事，用不上。

还是先依赖当地驻军吧，毕竟常年在那里驻扎，作战经验足，能应付最好，这还省了中央派兵调人，还节省成本。

于是贵州巡抚钱越开始筹划了，命都指挥刘英派兵征讨。在前段时间的土司内乱里，刘英收过适乌的钱，当然要替人消灾，谁知道一番恶战，却被杀得大败。钱越急眼了，下血本，集结了贵州当地十个卫所一万三千人的军队，强攻米鲁。米鲁毕竟才有几千人，恶战之下不敌，只能和阿保一起突围逃跑。钱越继续追击，并捉拿到米鲁的父亲和当地的另一大土司安民。在一番威逼利诱下，安民被迫找到了米鲁的藏身地，杀掉了阿保，但是却谎称米鲁已死，偷偷把她藏了起来。另一面，安民则不惜送了大量金银给钱越。

而钱越却是个贪财的家伙。再说了，一个女人，现在全军覆没，死活也就没关系了，乐得发笔小财。

但是给中央的报告还是要写的，怎么写又是个问题。钱越鬼，大笔一挥把阿保写成了“造反十年的大土司”，反正人死了，罪过全扣他头上正好。至于自己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事，当然也就一笔带过了。镇压地方叛乱，这可不是小政绩，等着封赏吧。

适乌也高兴了，没人和她争土司位了，大权在握。至于米鲁，还是要找，找到了斩草除根才放心。安民也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女儿的命保住了。

似乎一切都皆大欢喜了，但是皆大欢喜中，却有一个女人，眼里闪着愤怒的火焰。

丈夫死了，地盘和人马没了，这一切却连个说法都没有。贪婪的明朝官员，仗宠的小妾，一切都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毁了自己的一切。养伤期间，仇恨像种子一样，在米鲁的心里发芽。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人马没了，惟一能帮助自己的阿保也死了，还能怎么办？

不是还有父亲吗？父亲也是有人马的……

不久以后，趁适乌不防，米鲁带领父亲的五百精锐突袭普安州，适乌以及她的两个儿子被杀，米鲁重新回到普安州，自封当地土司。

当然米鲁也没忘了搞关系，占领了普安州后连忙给钱越送钱，反正谁当土司对你来说都一样，您就高抬贵手吧。

可是她想错了，这次不一样，平乱报告都打上去了，正等着升官发财呢，现在突然米鲁又蹦出来了，这不是给自己难堪嘛，到时候朝廷一追查，乌纱帽准要丢，这还了得，管你送多少钱，剿！

所以钱越再一次耍起了流氓，先是假意收下米鲁的钱，接着指令手下人张英，率兵奇袭米鲁寨，务必剿灭。

可是钱越还是误算了一招，米鲁买通不了你，还买通不了别人吗？

比如钱越手下的指挥使吴远，向来和张英不和；再说了，你丢乌纱帽是你的事，我捞是我的事，他收了米鲁的钱，把这个事关米鲁性命的消息告诉了她。

结果，张英进兵遭米鲁伏击，全军覆没……

这下可更捂不住了。钱越急眼了，再下血本，数万大军出动。有了上次的教训，米鲁也学乖了，全军钻山沟打游击，专门暗处放冷枪，再加上比地雷战还密集的陷阱，数万明军在山里被米鲁牵着鼻子走了好几天，终于受不了了，被米鲁军一总攻，全军崩溃。

这下彻底捂不住了，明王朝震怒，被忽悠的朱祐樘火冒三丈，可是再冒火，事情还要解决，思来想去，先下严旨痛斥贵州方面，再从各地调兵进剿。兵好调，人呢？

贪污的钱越是不能用了，那谁行呢？还是问马文升吧，擅长选将的马文升，提出了匪夷所思的人选——王轼。

朱祐樘愣了，他？没打过仗的司法干部，能行嘛？

马文升却坚信，他能行。

那就试试吧，刚提拔成南京户部尚书的王轼接到通知，即刻去贵州，那里有一场硬仗让你打。

外行的王轼就这样接到了这个任务。他风尘仆仆的赶到贵州，迎接他的是当头一棒。盘江战役，米鲁大获全胜，明军再遭重创。

这一场败仗，纯粹是明军自找的。

说自找，还是贵州方面自己找死。米鲁叛乱后，钱越被勒令退休，明朝驻贵州的镇守太监杨友也被牵连，要他留任听候处理。这下杨友可急了，万一王轼大功告成，自己岂不是要被重判？

能挽救命运的办法是什么呢？杨友拍脑袋突发奇想：如果能在王轼到来之前就劝说米鲁投降，不就能将功折罪了吗？

于是杨友就不断派使者去米鲁处谈判，讨价还价半天，米鲁答应：正式投降，并赔偿官军财产损失，做为交换，明朝册封米鲁为普安州土司。

受降地点设在普安州旁边的盘江。米鲁提议，仪式重大，要不多带点人显得庄重。杨友答应，是该庄重。杨友到了盘江，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树起招降旗，摆下酒宴，等着米鲁来，好一会儿，米鲁果然来了，带着喊杀声，还有雪亮的刀子。

第三章 第十八节

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米鲁对明王朝已经彻底失望了。在她眼里，要活，惟一的办法就是对抗到底，所谓投降，只是一个计谋

结果，杨友被生擒，明朝贵州按察使刘福、右副都御史阎正、都指挥李雄、许焘、郭仁，都死在这次奇袭里，连带的，还有四千明军……

更严重的是，米鲁获得了明军大量的武器，特别是用于守御的火枪武器，这对于据险死守的他们，可谓是如虎添翼。

然后米鲁面对的，是抵达贵州的王轼。

久经战阵的钱越载了，老谋深算的杨友载了，现在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王轼，他能有办法吗？

此时，米鲁的军队已经发展成一万人，周围的小土司纷纷投靠，形势要多好有多好。明朝这边，当地的明军都被打怕了，忠于明朝的当地土司，也没人敢公开和米鲁为敌，只肯提供部分粮草，却不敢出兵助战。

从未上过战场的司法干部，面对久经战阵势力雄厚占据天险的女英雄，这仗，怎么打？

王轼没打过仗，但是来到前线后，经过短暂的分析，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米鲁是不能轻视的，她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几经挫败几次复起，战斗力非常强悍。

贵州的军队现在是没法用的，几经战败士气低落，根本无法和米鲁交手，要打赢，必须要选派南方诸省的军队。

打仗，我是不懂的。不懂不要紧，要相信懂的人。

带着这三点认识，王轼开始了自己的剿贼计划。首先向朝廷打报告，要求从湖南，广西，云南诸省调拨大量军队，特别是有山地战作战经验的部队优先。然后，广泛争取各地土司，许以封赏，鼓动他们出兵助战。

但最最重要的一条却是：怎么打？

王轼不是一个懂兵的人，但是马文升依然力荐他，原因就一个，他不懂兵，却会看人。

各地的军队陆续集结了，总数有八万人之多，这八万人良莠混杂，有正规的王牌，也有名义上王牌其实是垃圾的杂牌，更有鱼龙混杂的土司军队，王轼一一接待，热情攀谈，然后得出结论，哪些是真能打仗的，哪些是来凑数的。

结果，他找到了真能打仗的人，不止一个。

一个是广西兵备副使周凤，另一个是云南土司凤英。在经过多次观察之后，王轼确定，这两个人，是真正懂兵的人。

果然，周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米鲁的前几仗，其所有的战法，归根到底就是一招――各个击破，其方法就是趁我军多路出击的时候，他们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我们一点，最后导致我军全线崩溃。

话说的没错，钱越当初吃亏就吃在这里，碰到打埋伏就一触即溃，最后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集中兵力，看你人多，她立刻就跑，逮不住，追你又不熟悉地形，怎么办？

好办，周凤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八万军队，分成八路，合攻普安州，每一路选择一个攻击点，两路之间要形成协同配合，一旦遇到攻击，立刻相互救援。

而周凤所选择的攻击点，东西南北，每个点都卡在普安州的咽喉上，而且各路军队的攻击速度要保持一致，防止孤军深入造成被敌围困的情况。

可在场大多数军官都不以为然，朝廷有令，抓住米鲁可是有重赏的。你不要大家冒进，难道你想独吞？

再说了，你周凤不过是个小小的兵备副使，比你官大的有的是，你逞什么能。

叽叽喳喳之间，王轼不紧不慢地发话了：听他的，照他说的做！

王轼相信，这是一个真懂得兵的人，懂的人他就尊重，不懂绝不装懂。

弘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八路大军出发了，按照周凤建议的那样，明军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米鲁军队的业余性很快暴露出来，多路营寨被打下来，地盘严重收缩，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

可米鲁到底厉害，危急之下，她想到一招：围魏救赵。

她选择的这个“魏”，就是平夷卫，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富源地区，当时也是明朝的军事重镇。通过攻击平夷卫，迫使明军回师救援，这是一招狠棋。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米鲁亲自带兵出击，动用了所有的精锐，开展这个行动，这个最终把自己送上绝路的行动。

行动进展的很顺利，平夷卫很快陷落。得知消息的王轼焦急万分，企图派兵救援，但是却被周凤阻止了：不急。

周凤告诉王轼，米鲁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你回去救援。你一去，她就走，到时候前功尽弃，现在平夷卫已经丢了，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反应，她会继续攻击周边的平夷后卫、大河、扼勒等卫所，那里防御坚固，一定会把她拖住，待到拖到进退不能的时候，她的败局就注定了。

几乎所有部将都反对，毕竟丢了平夷卫谁也担待不起。王轼思虑良久，却还是坚定了决定：继续听你的。

果然不出周凤所料，米鲁的围困行动遭到了当地明军的猛烈反击。当米鲁陷入人困马乏境地的时候，王轼终于派云南巡抚陈金攻击，以逸待劳的明军如猛虎下山直扑米鲁军，早已疲累的米鲁军不支，被迫原路撤回。

魏没围成，赵没救成，倒把自己困住了。

至此，米鲁已经完全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被明军如困兽一样死死地困住。但是困兽犹斗啊。

明军的包围圈在缩小，很快，米鲁军只剩下一处据点――马尾笼寨，这是普安州地区最易守难攻的一处据点。王轼打算强攻。这时候，另一个人阻止了他。这次不是周凤，而是前来参战的云南土司凤英。

第三章 第十九节

王轼一向不怎么信任这个人，毕竟这种土司就是来捞好处的。这次来助战，下次难保造反的不是他。可是凤英的一句话却让王轼一震：不用强攻，只要设伏。

然后就是一次伏击计划，明军假意做出疲惫的样子，松散包围圈，急于突围的米鲁殊死一搏，却一头扎进明军在山下的包围圈里，恶战之下，米鲁毫无惧色，反复冲锋，最终寡不敌众，被明军砍杀。

持续多年的米鲁叛乱，至此落幕。

米鲁叛乱是弘治朝时期不为人注意的一件事。事实上，这件事对于弘治朝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米鲁叛乱持续长达三年，明王朝三换主将，战争旷日持久，如果没有王轼的平定之功，只怕又是一个大藤峡。

而王轼在当地百姓对米鲁的支持上看到，暴乱的真正内因，并非仅仅是夺位矛盾，而是朝廷政策的失误在当地播种的仇恨，因此战后他火速向朝廷上奏，提出了减免赋税等多个缓和矛盾的举措，朱祐樘都依照实行。至此，贵州普安州地区，终明一世，再无叛乱。

这个不装懂的外行，战后归来，被提拔成南京兵部尚书，掌管南京地区的兵权，从外行成了军队统帅。后来明武宗即位，他辞官回家，病逝。史书上对他记录很简单。但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米鲁之乱，他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

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是一个奇迹。当然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战后他写的《平蛮录》，虽然有自吹成分，却让我们有了对于那场战争最直观的了解。

不懂兵的书生，打赢了一场职业军人们没打赢的仗。原因很简单：他是外行，却是一个不装懂的外行。

六、最后的长城——秦纮

弘治朝的名将们，王越过世了，外行王轼打了一仗，清官陈寿打了一仗。若问有谁军龄最长，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战斗在边关，那答案只有一个——秦纮。

这个人在前面亮过相了，在讲汪直专权的时候，秦纮拒绝与汪直同流合污，并且时常写奏折大骂汪直，然而汪直却对秦纮倍加赞赏，后来秦纮被人诬陷下狱，还是汪直出面营救，帮他洗脱了冤屈。饶是这样，秦纮照样鄙视汪直，在汪直专权的年代里，对他说骂就骂，骨头极其刚硬。

后人在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要么说汪直这个人不算太坏，要么说秦纮这个人实在是刚直不阿，敢爱敢恨。但是有一点：汪直为什么佩服秦纮，为什么对他如此推崇？

说佩服秦纮的品格，显然有些不靠谱。像秦纮一样的直臣那年头有不少，可别人统统遭到汪直的陷害，除了秦纮。说为什么？联想一下另一个被汪直佩服的名臣——王越，答案或许就呼之欲出了：他会打仗。

汪直是个军事干部（监军），士兵出身（后来当了战俘），心中怀着沙场横刀立马的伟大理想，他这一辈子，最佩服的就是会打仗的人，所以他可以毫不犹豫的给王越撑腰，可以不计较秦纮对他的态度，因为，会打仗的人，我服。

一个人，军事才能牛到超级军事迷汪直公公都佩服，得是什么水平。

用一个词来形容秦纮的军事水平就够了——长城。

要知道，在形容名将的时候，长城这个词是不能乱用的。古往今来，能称得上“长城”这个至高无上称谓的名将可谓少之又少。大明朝二百六十六年里，唯独被赞誉为“长城”的，是大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

那么，说秦纮是“长城”，他又有何德何能呢？还是看看他本人的里程吧。

秦纮，字世缨，生于明朝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山东广饶县人。

他和另一位名将王越同岁，而更巧的是，他和王越也是同一年参加的科举，都在景泰元年（公元1451年）高中进士，得到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正七品御史，不同的是，王越是陕西御史，秦纮是监察御史。

两个人的履历如此相似，但毕竟是两个人。他们两人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最最不同的地方，从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就开始了。

在他们的第一份工作——监察御史里，俩人都干了同样的事情――为民请命。王越在浙江弹劾地方官的时候，秦纮也在南京干得欢——弹劾太监。

当时南京的镇守太监非常不像话，成日里欺压百姓，霸占田产，可以说是无恶不做。像年少气盛的王越那时候一样，二十六岁的秦纮也愤怒了，愤怒完了就弹劾，弹劾完了就得罪人，得罪人以后，被弹劾的人照样胡作非为。

可秦纮的结果却比王越惨，王越只是被人穿了小鞋，秦纮却因为得罪了太监，被一撸到底，发到湖广的驿站里做了一个小驿丞。从七品的御史到没品级的小公务员，这跟头，摔得惨。

可秦纮没有丝毫怨言，该干什么该什么，努力干好本职工作，苦熬了六年，到了朱祁镇的天顺朝，又提拔成了河北雄县县令。一番沉浮，却没有磨灭他的性格，照样是嫉恶如仇。秦纮当上县令的第二年，明英宗朱祁镇的贴身太监杜坚来雄县出公差，借机会敲诈勒索不说，还因小事当街殴打百姓。这还了得，秦纮又怒了，下令当场绑了杜公公，板子飞舞一通责打。这一打可打出了马蜂窝，杜坚是跟随朱祁镇在南宫吃过苦头的贴身太监，患难交情。朱祁镇怒了，小小县令反了你了，治罪。可这下雄县百姓却炸锅了，好不容易盼来了清官，却要治罪！当下五千个百姓结队去京城告御状，闹得满京城风雨，最后在大学士李贤的劝导下，朱祁镇这才赦免了秦纮，改任河北府谷县令。然后，从县领到知府，从知府到右副都御史，从天顺朝到成化朝，一步步升上去。

官升了，脾气也不改。先是巡抚山西的时候，得罪了庆成王，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治罪。，最后查无实据，只好释放。后来又得罪了阁老万安，被发配到广西做参政，在广西刚干出点名堂，升为福建布政使，却又得罪了太监江雄，又被贬官……

第三章 第二十节

为民请命的好官，历经苦难本色不改的好干部，又臭又硬不畏强暴的倔老头，这就是秦纮。这就是他和王越的最大区别。

理想面前，王越可以妥协，可以向太监下跪。同样是理想面前，秦纮永不妥协，粉身碎骨不怕，宦海沉浮多年依旧是本色不改，风采依然。妥协的王越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不妥协的秦纮，却也是让人敬重的。

而他运气好，几次大难，都逃过一死，也终于等到了弘治朝，这片给他机会和舞台的天空。

在这片天空下，秦纮扮演的角色只有一个——救火队员。

所谓救火队员，就是要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哪里最需要往哪里钉，最苦最累责任最重大的工作，都要担在他身上。

弘治元年，为千堆麻烦摇头的朱祐樘，第一次从礼部尚书王恕那里听到了秦纮的名字，大感兴趣，这么好的人才，该安排个什么工作呢？看看空缺的岗位，似乎样样都需要他，朱祐樘犯愁了。

可紧接着一封边关加急文书就让他不犯愁了。先去宣府吧，就任宣府巡抚。马上！

原因是鞑靼又进犯了。达延可汗频繁侵扰，宣府是和大同并列的北部边境重镇，最近受到的侵扰最严重，急缺领兵人才，就他了。

秦纮火速赶到了宣府，鞑靼人立刻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到任的第二天，巡抚屁股还没坐热的秦纮，就看到了鞑靼肆虐后留下的惨景。

抢都抢完了，还能咋样？忍辱负重重新建设吧。

可秦纮却偏不信这个邪，他当场下令，全军集合，火速追击。

这道命令可把大家吓了一跳，没吃错药吧？咱们刚打了败仗，要追击？再说了，人家马快，现在估计早跑出几十里了。

秦纮却不慌不忙地解释，鞑靼人时常来抢掠，每次都轻易得手，对我们已经存了轻视之心，绝对想不到我们现在敢去追击，而且他们驼着大量掠夺来的粮食财物，行动必然迟缓，我们轻骑简从，瞄准他们的后续辎重部队打一下，准行！

大家还犹豫，秦纮不紧不慢地补充了一句：谁不去，军法从事。

没辙了，这老头子的狠劲大家都是听说过的，死在鞑靼人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好，横竖是一死，好赖还能追认个名分。三千骑兵就这样在秦纮的带领下半信半疑地出征了，一疑能不能追上敌人；二疑追上了，打不打得过敌人。

果然，前面隐约看到了战马的影子，是鞑靼人。冲锋！秦纮匹马当先，身先士卒，全军士气大震，奋勇砍杀……结果，之前还耀武扬威的鞑靼人大溃败，丢下财物狼狈而逃。此役斩首敌人数十，不算多，意义却不一般。被蒙古人侵略憋屈了很长时间的宣府，这次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正当秦纮挽起袖子，准备继续在宣府打几个大胜仗的时候，调令却来了：调任秦纮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办漕运。

这正是朱祐樘经济大改革的一部分：漕运改革。一是要降低漕运成本，二是要抓漕运的贪污，三是要保障漕运的效率和畅通。设想是邱浚提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增加朝廷收入。但是要做到，需要挑选一个合适的人。

这个人需要有刚直不阿的精神，需要有卓越的工作能力，在官员中间有极高的威望，对待士兵能够体恤，对待贪污腐败行为能够严查，不怕得罪人。这样的角色，当然非秦纮莫属了。

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几乎关系着整个弘治朝中国的经济稳定。江南是国家税收的重点，漕运是国家税收运输的重点，这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而看护这个命脉的任务，交给了秦纮。

秦纮走马上任了，果然是不负众望，他严格执法，体恤运军，为官清廉，不贪一针一线。当然，人更没少得罪，从敲诈漕运的官员，到投机倒把的皇亲国戚，逮到谁办谁，毫不手软，连朱祐樘的大舅子，张皇后的哥哥张延龄，都因非法倒卖国家物资被他逮住，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京杭大运河终于重现生机，漕运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上升，秦纮不负众望，办得漂亮。

办得漂亮就要升官，朱祐樘大笔一挥――两广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官升半级，封疆大吏。

没想到这一次升官，却升出麻烦来了。

因为这一次去的广东，有一个地头蛇——广东总兵柳元景。

这个人是朱祐樘的奶奶——周太皇太后的亲家，论起辈分来，朱祐樘还得管他叫声姥爷。

可这位“姥爷”却不是什么好东西，多年以来在广东贪污军饷，虐待士兵，鱼肉地方，欺压良善，民愤极大。秦纮到任后没用几天，件件都查的一清二楚，气得直哆嗦，太不像话了！

他做县令的时候就敢打朱祁镇的贴身太监，现在做到总督了，官职在变，年龄在变，脾气却一点没变：这个祸害老百姓的东西，我就法办定了。

查，先从贪污查起。录口供，查账目，一件件证据都弄清楚，然后就要参他，奏章要写得狠，要让这小子罪有应得。秦纮踌躇满志，一件件的落实，却忘记了一个事情——时间。

他要弹劾柳元景，是要向朱祐樘报告的，可是柳元景是皇亲国戚，可以直接给太皇太后写信，你要找证据，动手当然慢，人家已经告你的刁状了。

果然，深宫里的周太皇太后收到了柳元景充满血泪的控诉信，控诉了秦纮在广东依仗权势打击迫害他的故事——一个编出来的故事。周太皇太后勃然大怒，找朱祐樘理论，你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姥爷”，还有没有我这个奶奶。

毕竟是自己的亲奶奶，朱祐樘不好说什么，立刻下令逮捕秦纮问罪。而同时，秦纮已经查清楚了柳元景所有的罪状，已经将柳元景捉拿，准备问斩。就在这时候，钦差来了，刀下留人……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结果是秦纮坐着囚车，押解到京城。

可秦纮毕竟是有声望的，消息传来，群臣都震怒了，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都争相为他说话，朱祐樘亲自审理，秦纮有理有据为自己辩护，竟然连旁听的周太皇太后都哑口无言，最后审半天，还是证明秦纮无罪。这可难办了，周太皇太后的面子要给，秦纮这样的忠臣要留，怎么办呢？只好折衷一下，让他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去那里先养老吧。

弘治六年，六十九岁的秦纮暂时结束了风风火火的官场生涯，去南京养老。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秦纮这辈子的政治生命算是到头了，却未曾想，七年以后，他又重出江湖了。

重出江湖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边患。王越去世以后，北部的达延可汗持续骚扰。延绥有陈寿守着，可一个陈寿不能当两个人用，而且陈寿并非是一个可以担负起整条防线的人。能够接替王越承担三边总制的人，非秦纮莫属。

在大学士李东阳的竭力推荐下，朱祐樘终于同意，秦纮就任三边总制，兼右都御史。

歌里唱着：最美不过夕阳红。三边总制任上，就是秦纮最后的夕阳红。

风尘仆仆的秦纮来到了三边，面对鞑靼入侵的局面，他迎难而上了，先是抚恤阵亡士卒，亲自主持仪式，并写了催人泪下的祭文，接着拨出大笔专银，用于安置阵亡士卒家属的生活。一时间，军队士气大振。

可秦纮深知，边防边防，不能有边无防，振奋士气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三边的繁荣。

秦纮一样一样动手了，先是整顿军囤。这些年卫所的土地流失严重，谁霸占的，霸占了多少，三军上下的军官，一个一个清查，太后我都敢得罪，还怕得罪你？再三重申，现在退了就不追究，否则我追究起来，你可没有好日子过。柳元景的榜样在那里呢，一番严打，被霸占的军囤大部退回，失去了土地的士兵们重新有了生计。

不合格的守将要撤换，严格考核，凡是考核不合格的，别怪我端你饭碗。结果，四分之一的守将被换了，一批新的拥有卓越才能的年轻军官提拔了起来。

最重要的却是防务问题。蒙古人年年来，仗着是他们的机动性强。既然如此，就要针锋相对，仅仅在防御阵型上互相依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建立足够的预警机制和缓冲地带，仅仅修边墙更不够。在秦纮的主持下，长城以北，明军修筑了大大小小共14000座小型堡垒，这些堡垒既能起到瞭望观测敌情的作用，更能起到第一时间缓冲敌人进攻，坚守待援的作用。蒙古人要是来进犯，但突破这些堡垒，就要花上老鼻子力气。

这绵延六千四百里的一万四千座堡垒，不但成为了明军抵御蒙古入侵的据点，其中的一些堡垒，还成为数百年后，长城沿线的游击队，抵抗日军入侵的堡垒……

这是秦纮的伟大贡献。

而秦纮的苦心没有白费，自他到任后，数年以来，蒙古军始终不敢进犯。三边大地，商旅繁荣，人口增长，重现繁荣之相。不战而屈人之兵，秦纮用事实做到了。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年迈的秦纮终于无法承担繁重的工作，上表辞职，回到了山东老家，次年九月病逝，赐谥号“襄毅”

一个人，要坚持本色，在这多变的人生里不可谓不难，但是秦纮做到了，以他铮铮的铁骨与坚韧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