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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再版前言

- 序言

- 一 窗下偷读(1)

- 一 窗下偷读(2)

- 二 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

- 二 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2)

-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1)

-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2)

-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3)

- 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

- 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2)

- 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3)

- 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1)

- 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2)

- 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1)

- 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2)

- 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3)

- 七 赴英国留学(1)

- 七 赴英国留学(2)

-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1)

-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2)

-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3)

- 九 关东的“林则徐”(1)

- 九 关东的“林则徐”(3)

- 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1)

- 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2)

-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1)

-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2)

-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3)

-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1)

-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2)

-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3)

-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1)

-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2)

-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3)

-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4)

- 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1)

- 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2)

- 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1)

- 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2)

- 十六 面斥何应钦(1)

- 十六 面斥何应钦(2)

- 十六 面斥何应钦(3)

-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1)

-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2)

-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3)

- 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1)

- 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2)

-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1)

-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2)

-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3)

-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1)

-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2)

-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3)

-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1)

-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2)

-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3)

-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1)

-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2)

-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3)

- 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1)

- 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2)

-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1)

-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2)

-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3)

再版前言

自2002年《阎宝航》一书的问世至今已近六年。作为一个作者和研究者，我从没有间断对阎宝航的关注。我总觉得，阎宝航这个不为人所熟知传奇人物，他的多彩而绚丽的一生不仅仅使我感动，而且我希望更多的国人能够了解他，记住他。200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在《发现之旅》栏目中播出《阎宝航》专题片，曾揭示了阎宝航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贡献，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现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英雄无名》，再一次揭开了被尘封已久的中共领导的秘密情报战线的辉煌历史。无名英雄阎宝航在百年之后得到了他早就应该拥有的荣誉。

其实，就专题片和电视剧而言，也仅仅是揭示了阎宝航壮丽而曲折一生的一部分。纵观阎宝航的一生，他有几大亮点不应为后人所遗忘：

一是阎宝航在1918年成功地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一介穷书生靠自己的决心和努力让贫苦儿童受到启蒙教育，感动了包括张学良将军和郭松龄在内的许多社会贤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使之成为东北教育界的一个亮点。这不仅成为阎宝航与郭松龄夫妇莫逆之交的纽带，也成为阎宝航与传奇少帅张学良多年友谊的发端。每想到此，我对他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二是奉天的禁烟运动。1929年阎宝航从英国留学归来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此时恰逢东北易帜，日本人对桀骜不驯的张学良恨之入骨，常起衅端。有鉴于此，阎宝航以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联络爱国人士，先后组建了三个反日爱国团体，开展抵制日货和禁止鸦片（主要是日本人在经营）等反日爱国运动。1930年，阎宝航在奉天小河沿将三次查获的海洛因487包、烟台400两，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销毁，他也因此被誉为“关东的林则徐”。

三是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大白于天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他作为中国代表还先后两次出席了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9年10月，在日本西京召开了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阎宝航以辽宁省沈阳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首席常委的身份，被指定为出席会议的筹备会主任，同时派出宁恩承、王卓然等15名代表参加会议。会前，阎宝航主持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筹备会，决定将张学良以重金在日本秘密收买得来的《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在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将这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秘密计划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之于世。

四是阎宝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隐蔽战线中所做出的殊勋伟绩。20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看得见的战线”，即军事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另一条是“看不见的战线”，即情报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神出鬼没，惊心动魄。阎宝航就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曾被誉为中国的“佐尔格”。

在欧洲战场上，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闪电战迅速击垮苏联，取得战争胜利。而这个突然袭击的计划，事前传到了苏联决策部门，使之赢得了对抗法西斯德国的时间，粉碎了法西斯德国的闪电梦想。1941年6月23日，周恩来副主席收到来自莫斯科的一封感谢电文称：由于中国情报及时，所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小时，电文署名：斯大林。斯大林所说的“中国情报”，就是当时在“东总”（“东北救亡总会”）的负责人之一阎宝航收集到的。许多人称阎宝航提供的情报，是一份改写欧洲历史的中国情报。

在太平洋战场上，1941年11月，阎宝航从国民党军统机构中，得到日军将对珍珠港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日军调动的情报，立即向党中央报告，转告苏联，由苏联通知美国。12月8日，果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向中共中央和阎宝航本人转致斯大林的谢意。

在东线战场上，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猛烈进攻，由于苏军对关东军情况了如指掌，开战后攻击目标准确无误，苏军速战速决，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瓦解了日本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把日军王牌的关东军彻底摧毁。因为苏军进军迅速，东北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及交通设施，而关于日本关东军的秘密情况正是阎宝航等冒着生命危险得到并提供给苏军的。阎宝航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由于阎宝航在秘密战线的杰出工作，为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摧毁日本关东军起到的重要作用，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阎宝航等人“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

全?解放之初，阎宝航还参与了国旗、国徽、国歌的制定；指挥了人民纪念碑奠基仪式和国旗升旗仪式。

……

感谢团结出版社对本书再版所作出的积极努力。本书的再版不仅更正了原书中的疏漏和错误，也增补了一些细节。同时，增加了一些图片。以便让更多的人能更多地了解阎宝航的风采。

作者

2008年5月于沈阳

序言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郭峰

同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一样，阎宝航不仅为他同时代人们所钦佩，更为后人所景仰，年代越久远，人们对他的事业和伟大人格认识越深切。

阎宝航诞生在1895年4月，而屈辱的《马关条约》也恰好签订在1895年4月。这虽然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却使我们联想到在这个被侵略奴役和屈辱时代长大的阎宝航，他的身上不能不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他也不能不做出自己的抉择。

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革命者一样，阎宝航起初并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熟读四书五经，崇尚过诸子百家的理论学说。他在东三省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开始崇尚“教育救国”思想，他认为，要复兴祖国，就必须抓好教育。他曾联络同学下到乡间私塾做改革陈腐教育制度的尝试。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无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毅然倡办奉天贫儿学校，为无钱读书的贫苦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当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盛赞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这一创举时说道：“北洋大员熊希龄是靠他内阁总理的地位与声势才办起香山慈幼院，而阎宝航领着几个无地位无声望的贫苦学生，白手起家，就办起了贫儿学校，实在难能可贵。”

真正使阎宝航思想上精神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走上正确救国道路的是伟大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他虽然并未亲身参加这场运动，但“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心中点燃了一把火。此后，他便以极高的热情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在20年代初期，他和一些进步人士一起，在奉天创办“星期三会”，进而组织“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启明学社”等。他积极支持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以传播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暑期大学。阎宝航是东北地区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通过这些活动，阎宝航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并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辽宁开展建党工作。

早在二三十年代，阎宝航就是东北青年学生最敬重的名人之一。这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积极组织者与领导者，而且是始终站在反日斗争最前列的先锋战士。他是第一个把日本分侵华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公诸于世的，有力地揭露了侵略者的野心。他为了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特邀集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等先后组织了“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三个民众反日团体，并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当局外交谈判。他还和车向忱等组织民众先后三次焚毁日本人贩卖的毒品，被人称为“关东的林则徐”而广泛赞颂。九一八事变后，他是在关内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全力支持东北民众抗战。他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的主席团成员，他把东北军军官、东北流亡民众、爱国人士组织起来，造成声势，促蒋抗日。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为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指示，与国民党集团內的妥协投降势力做坚决斗争。

1937年9月，阎宝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常常是临危受命、不避艰险、全力以赴。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发挥了非凡的社会活动家的才能智巧，做出了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巨大贡献。他以自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干事的特殊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沟通东北军与国民党的关系，营救和掩护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始终不渝地为东北抗日救亡事业尽力。他的天才活动，使得他在1941年夏从有关方面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机密情报，为苏军迎击德军的进攻争取了时间。他还巧妙地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境上军事部署资料，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阎宝航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为全世界全国人民所瞩目。抗战胜利后，阎宝航又果敢地站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最前列，同国民党的坚持内战坚持独裁的反共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是国民党制造的重庆“校场口事件”及南京“下关事件”的受害者之一。在重庆，他坚持正义，仗义执言。在下关，他不畏强暴，为掩护马叙伦等人同暴徒搏斗，而身负重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曾对他热情关怀。之后他回东北，在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为消灭鼠疫，不避艰险，亲赴一线。辽沈决战期间，他亲临战地，带领民众踊跃支前，鼓舞士气，为决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无论是在外交部还是在全国政协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

我们敬重阎宝航，还在于他是张学良将军的亲密朋友和幕僚，为张将军实现抗日救国夙愿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二十年代，阎宝航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期间，他和张学良因共同崇尚新思想而结成莫逆之交。?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后，日寇加紧了对东北的侵略步伐，阎宝航等人组织抗日群众团体支援政府对抗日外交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后来阎宝航成为张学良在政治上所倚重的朋友。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当张学良将军处于困难时期，需要做出重要抉择的时刻，阎宝航和东北其他爱国人士始终紧密团结在张学良周围，为其出谋划策，在协助张学良将军实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张学良被扣南京那些最难忘的日子里，阎宝航不顾风险四进奉化，为全力营救张将军而奔走呼号，那种对朋友的赤诚之心，的确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以阎宝航为代表的东北爱国人士给张学良将军以臂助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敬重张学良将军，也就更加怀念阎宝航。

在这里，我不能不谈一谈阎宝航。大家都看到了他浑厚善良，待人至诚，举止潇洒，谈吐豪放，善与人交，乐于助人。为了抗战的胜利，他淡泊名利，毅然舍弃在国民政府中的高位，而专事东北救亡运动。他胸怀坦荡，容纳误解，把真情实感深扎在人民群众中。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为了抗战的胜利，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甚至他的家也成为革命者的栖身处和庇护所。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他的家一直被人们赞誉为“阎家老店”。他处境危险，但他始终泰然处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和伟大气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阎宝航这样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和品德的人，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竟在“十年浩劫”中遭到“四人帮”无辜摧残迫害，含冤而逝。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阎宝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得到阎宝航的特殊关照。以后，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阎宝航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阎宝航》这部传记出版的时候，说几句话，表示祝贺，并以为序。

2002年2月10日

一 窗下偷读(1)

在太子河畔的一片青草地上，坐着一位少年。他光着膀子，下身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黑裤，身边放着一条皮鞭。在他的四周，是正在啃嚼着青草的猪群。他是一名猪倌。

现在，他对他的猪群似乎不屑一顾。看上去，他兴致很高，口中念念有词。仔细听来，他在诵读私塾的课文中的一段。噢，上午，他也是坐在这儿，背诵了《百家姓》，下午，他又开始背诵了《幼学琼林》。《三字经》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他熟练得竟能倒背如流……

不过，这一次他刚刚背诵两句，嗓子像是冒了烟。他干咳两声，就停下来了。平日里，他背书时声音很小。今天不知怎么啦，他在背书时却学着私塾学生的腔调，几乎放开了喉咙，高声诵读。他在诵读时，始终像私塾学生手捧书本的模样，一动不动。这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到河边，喝了两口水。然后选择一块湿滩地，手拿一根干树枝，在地上写起字来。

这是他的习惯，背诵完了还要练习书写……

这个农家少年姓阎，学名阎宝航。家住辽宁省海城县望台乡小高力房村。村子离这儿不远，距太子河主河道不过百余米，家里五间厢房，院门朝东，当地人称“东大门”，这就是他的家。父亲阎成德，母亲董氏。阎宝航共有姐妹三人，弟兄六人，阎宝航排名老四，三兄和六弟早夭。家中还有爷爷、奶奶，叔、侄、姑、嫂等二十余口人。

小高力房村位于太子河下游，距渤海口不足百里，地势低洼，水灾不断。阎成德一家老小，辛苦劳作，日子仍过得很艰难。遇有灾年，缺吃少穿，常常靠挖野菜，喝稀粥度日，有时不得不向地主富农乞借高利贷，以解决口粮、种子的费用。由于连年借债，无力偿还，每到年关地主便登门逼债，这情景阎宝航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阎成德夫妇尽管无力供子女读书，但他们仍企盼家中出个识文断字的人，好歹能在县衙门作点小事，免受人家欺辱也就满足了。为此，他们把长子留在家里，以便将来代替他们支撑家门，决定供次子读书。这样一来，老四阎宝航便失去了读书的希望，他从8岁到12岁，除了在农忙时随父下地干农活外，一直当他的猪倌。

阎宝航诞生在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日军为攫取辽东半岛，通过海战占领了山东威海和辽宁的旅顺之后，开始向辽东各地发动疯狂进攻。尽管腐败的清军首领们无心抵抗，但几万清兵打得很顽强，付出了很大牺牲，终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在渡过鸭绿江后，占领了安东、宽甸、岫岩，很快又占领了海城、盖平以及营口等地。清朝政府曾起用湘军北援，力图夺回海城。战争很快涉及到距小高力房村不远的小牛庄，炮声隆隆，人心惶惶。逃难的人群每天不停地从村边经过，大呼小叫，扶老携幼，目不忍睹，小高力房村民也差不多都走光了。

作为一家之主的阎成德，吩咐长子把全家老小带走。这个时候，董氏却已怀9月身孕。她告诉丈夫，自从三子夭折后，她就下决心保护这个“老四”，不能让他再有三长两短。再说她本来身子骨就弱，正常情况下没有奶给孩子吃，离开家乡去逃难，这个“老四”就难保了。所以她央求阎成德，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能离开家。在那些日子里，善良的阎成德一直守护着媳妇，听着炮声度过了日日夜夜。

战争很快就以清军战败而结束了。这年4月6日（农历三月十二），阎宝航呱呱坠地。

11天后，清朝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所属诸岛、台湾全岛以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如何通过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迈出了侵略中国重要的一步。后来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实际上都是甲午战争的继续和恶性发展。这个近代史上的大事，同阎宝航的出生当然是历史的巧合。但对阎宝航一生奋斗的经历，的确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

1907年夏日的一天，阎宝航照样在草甸子上放着猪，下午特地稍早一点收工。他像往常一样，赶着猪照原路经过邹家私塾馆。私塾馆的门窗敞开着，却没有传出像往常一样的读书声。阎宝航本想去看个究竟，却不情愿地转身赶着猪群向村中走去。他放了四五年猪，每每经过这里，听到朗朗读书之声，便禁不住流连于窗外，偷听塾师讲授，静听学生读书声。他很想成为私塾里的一名学生。有一回，他放猪回来，路经私塾馆便听起课来，竟忘了把猪赶回各家大门口，几头猪趁机溜到人家的地里，拱吃了不少土豆。惹得人家找到阎家告状。为这事儿，阎宝航挨了父亲的一顿训斥。此后，他不敢怠慢，总是先把猪送回各家之后，方才掉头小跑直奔私塾馆偷听先生授课。

私塾馆范老先生正在对学生进行期末考试，他分别给每个学生出题目，要求学生背诵、默写。从老先生严肃的表情看，今年学生要过这一关不容易。阎宝航看见老先生平时授课时一直放在讲台上的那把戒尺，现在拿在他的手中。显然，有的学生准备挨板子了。

学生挨先生的板子，这是私塾馆的家常便饭，阎宝航也没少看到。不过考试时先生的板子，要比平日狠得多了。这天，阎宝航看到范先生打了两个学生的板子，接着又叫起一个学生。

“宋凯！”先生说，“你把千字文最后一段背给我听！”

宋凯和阎宝航有些交谊，放暑假时，他常和阎宝航到草甸子放猪。但他平时学习不好，到了考试时就更糟了。果然，他背诵几句就卡壳了。

范先生拿着戒尺走过来，指指宋凯的手说：“真不会啦？”

宋凯点点头，恐惧地望着先生。

老先生又用戒尺指指他的手，宋凯无可奈何地抬起手来。先生举起了他的戒尺……

忽然，学堂的门开了，接着听到一声喊：“先生……”

走进来的是阎宝航。

范先生认识阎宝航，便问：“小四，你来干什么？”

阎宝航给先生鞠了个躬，便指着宋凯说：“请先生不要打他好吗！”

范先生不解地：“什么？”

阎宝航：“宋凯会背这一段的，他是让先生的板子吓住了！”

范先生更加疑惑，放下他的戒尺，叫阎宝航说明白。阎宝航这才把宋凯如何教他背书的事说了一遍。他看到老先生仍不相信的样子，便说：“范先生，我说的话是真的，不信，我给先生背一段听听！”

范先生不相信这个猪倌阎小四会背《千字文》，出于好奇，他答应听听阎宝航背背《百家姓》。

阎宝航把《百家姓》背得烂熟。先生让他再背诵一段《三字经》，也没有难住他。接着范先生又让他背一背《千字文》，阎宝航照样脱口而出。令老先生惊讶的是，阎宝航甚至能背诵四书之一的《大学》。老先生问阎宝航：“你是跟谁学的？”阎宝航答：“我是跟先生学的！”老先生不解地说：“你不是阎成德的老四——小猪倌吗？”阎宝航答：“是。”老先生：“你不是这里的学生，谈何跟我学习？”阎宝航这才告诉他常年在私塾窗下偷读的事。老先生问过宋凯才知道，阎宝航不但向宋凯借过课本，在放猪时他俩还时常在一起诵读课文。

至此，老先生早忘了惩戒宋凯的事，他拿起一支毛笔送给阎宝航说：“你既然如此聪明，就把你背下来的生字写几个给我看看！”

一 窗下偷读(2)

这一下可难住了阎宝航，他会写字，但因家里穷，从未用过毛笔写字，他的字是在河滩上练出来的。宋凯把这事告诉了先生，先生越发觉得奇妙。正好外面雨停下来了。老先生领着阎宝航走到外面找一块地方，便递给他一根木棍，然后他口中念念有词，令阎宝航跟着他往地下写字。只听他诵道：“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恒，人称奇。尔初学，当效之。蔡文姬，能辨琴……”

阎宝航一一写出。

范先生好不感动，连忙说：“这小子真聪明！我范懋修教的学生有的还不如这位窗下偷读的小猪倌！真是惭愧！”

范老先生怜其才，当即宣布放学，领着阎宝航来找阎成德。

到了阎家，阎成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慌忙给范老先生让座。

范老先生开口便道：“成德啊，你家有个宝贝，怎么让他埋在土里？”阎成德不知范先生所谈何意，未能作答。范先生便一五一十把今天阎宝航背诵、书写的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惹得在旁边的董氏直抹眼泪。她平时只知老四要念书，没有想到老四下了这么大功夫，而她全然不知。

老四聪明好学，阎氏夫妇何尝不知道。老四在他们面前常常闹着要上学。他们也知道老四放猪回家，常常要到私塾馆旁听一会。有时候回到家里饭也不吃，倒头便睡。有一次妈妈叫他起来吃饭，他执意不起，一直等到父亲收工回来时，阎宝航才从炕上爬起来对双亲说：“爸、妈，我已经十多岁了，我要上学！”以后，阎宝航年年暑期过后都要因上学的事同爸妈哭闹。阎成德何尝不愿让子女读书，他们供老二念书已经是下了狠心。家境艰难供不起啊！

范先生认为，阎老四是读书的料，不要耽误。他理解阎成德的难处，决定允许阎宝航就学，免收学费。话虽这么说，阎成德心里明白，塾师也是靠教书收一点口粮为生的，送孩子去读书，哪里有不交学费之理。于是他们节衣缩食，供阎宝航进了私塾。①

阎宝航在私塾读了两年半，念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从私塾出来时，正好邻村大望台成立了被乡间称为洋学堂的高等小学校，创办者范传禄，学问高深，为人正直而又和气。他的为人和品德深为阎宝航所敬重。学校由于离高力房较远，就学食宿不便，幸好范懋修老先生欣赏阎老四的才学，鼎力相助，把阎宝航安置在他儿子范先彝家吃住上学，阎宝航得以读完高小。五年寒窗之苦，阎宝航表现出求知的渴望和天赋。他买不起书，便将书全部抄下来，每晚回家秉烛夜读。毕业后，家里不但无力供其继续读书，还需要他帮助料理家事。阎宝航不得不回到高力房村，在他原来的私塾馆里当了先生，这是他很不情愿做的差事。苦闷之余他还利用余暇学习中医，每日熟念“汤头歌”。别人以为他要当医生，其实他在打发时光。他的真正愿望是既不甘当私塾先生，更不愿当医生，他还是要继续读书。

1912年春，阎宝航收到一封在奉天农林专科学校读书的二哥的来信，告诉他奉天有个两级师范学校招生，如果阎宝航去应考，他建议阎宝航必需设法首先说服父母。得到这个消息，阎宝航欣喜若狂，但是他又感到十分为难，他知道说服父母实在不太容易。他给二哥写信，请二哥在暑期回家时帮他一块促成这件事。

阎宝航认为说服父母允许他上学这件事非常难是有根据的。那年，他在范先生的帮助下，在本村读完私塾后，决计考望台的高级小学。但双亲还是坚持他们的主见，认为家里有个老二上洋学堂就够了，老四读完了私塾，也算够用了。还是趁早给他娶个媳妇，组成个家，也许可以拴住他的心。于是，他们没有同阎宝航商量，就开始为14岁的儿子阎宝航操办起婚事来了。

太子河北温香镇有个姓高的人家里有个姑娘叫高素，菱角泡村人，比阎宝航大两岁。性格温顺贤惠。阎成德夫妇早就相中了这个姑娘。

阎宝航把他去望台读高小的想法和父母谈了。这时的父母已为儿子确定了婚姻，对阎宝航的想法当然未置可否，却单刀直入地把给他娶媳妇的决定告诉了他。对此，阎宝航感到十分沮丧。他认为父母为他娶媳妇就是拒绝了他继续求学的要求。他心里很不痛快，但也未和父母顶嘴。

1909年冬腊月，父母为阎宝航选好了结婚的吉日。这天一大早起来就给阎宝航一套新衣服让他穿上。按当地习俗，上午东南晌时，新郎要亲自到新娘家迎亲。父母再三嘱咐阎宝航做好迎亲准备。等到迎亲的大车要出发时，却不见了阎宝航，这可急坏了阎成德。他立派家人四处寻找。很快有人报告，阎宝航正在太子河边散步呢！

“说得好好的，你们谁知道老四又怎么啦？”阎成德大叫道。

这时，私塾老先生走过来，悄悄对阎成德说：“阎宝航的想法我知道！阎成德你好糊涂?”阎成德想问个清楚，范先生摆摆手说：“你这个当爹的，什么都不要说了，也不要生气。我去把他请回来，媳妇还要娶，这件事包在我身上！”阎成德甚是高兴。范先生又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阎成德说：“到这份上了，老先生不必客气！”范先生说：“阎宝航和我说过，他要上望台高小，你得答应。”阎成德说：“望台离咱这儿二十来里地，宝航上下学有难处。”范先生说：“我儿子在望台，就让宝航在他家吃住吧！”阎成德觉得要麻烦范家父子，有些过意不去，范先生说：“就这么决定了，你不让他上学，这个媳妇他也不能娶！”说罢，范先生便径向河边走去。

果然，阎宝航很快就跟范先生回来了。他二话没说，穿上新衣服，坐上迎新的车，高高兴兴地接新娘去了。

婚后，阎宝航和高素桐的感情很好。高素桐这个名字是结婚后阎宝航给起的。后来，高素桐曾回忆说，婚前，她是裹着脚走进阎家门的。婚后不久，阎宝航领着她去太子河边，给他解开裹脚布，扔到河里，然后帮她洗脚，高素桐后来没有成为小脚女人，得力于阎宝航。几十年后，高素桐仍对阎宝航感念不尽。阎宝航婚前拒绝迎亲的事，高素桐在婚后也有耳闻，她对阎宝航对她的感情有些疑惑。但阎宝航求学的愿望和善良的心，对她的关心和爱护，使她的疑惑早就烟消云散了。

想到上高小时所遇到的波折，现在，阎宝航把求学的希望放到二哥身上，急盼他早日回来，说服父母双亲。结果和他的意愿相反，双亲还是不同意他到奉天投考。

原来，高素桐婚后三年未能生育，双亲很是着急。如果阎宝航再离开他的妻子，生儿育女不是更难了么？这一年，二哥在奉天农林专科毕业，由于对仕途嗤之以鼻，回到家乡来当了个小学教员。阎宝航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在无可奈何中，产生了消极厌世思想，教书不到一年就想出家当和尚……”②

那天高素桐哭泣着来到公公婆婆面前告状：“阎宝航要出家，正在准备行装。”二老一听大惊，立刻赶到他的住室一看，阎宝航已经剃了头。

事到如今，二老不得不改变决定：同意阎宝航去奉天投考。临走那天，阎宝航一再表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享受官费待遇，他一定争取考上，经济上也不会拖累家里。他告诉媳妇高素桐，一旦在奉天立住脚，立马回家来接她。

注释:

① 曹峥岩：《从事特殊斗争的共产党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②《阎宝航自传》。

二 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

1913年阎宝航考入了奉天两级师范预科。这所学校成为东北的最高学府。东北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如杜重远、卢广绩、关吉玉、王卓然、宁恩承等都毕业于这所学校，阎宝航能考入这所学校读书，也是一件轰动乡里的事情。

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初名为奉天师范学堂。1905年3月，盛京将军赵尔巽选定在省城大南关般若寺左侧设简易师范学堂，是月开学。翌年5月将完全师范学堂并入，定名为奉天师范学堂，1907年更名为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校址设施，规模宏阔，当时可为全省各校之冠。创校伊始，师资不足。学校多方延揽，对专门学者不惜厚加礼聘，唯才是求。学生的学、膳、宿、杂等费一律免收。作为预科生，阎宝航的课程有国文、英文、数学、伦理、教育、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博物、法制、经济概要、兵学、体操、武术、图画、手工、音乐等科。阎宝航深感读书机会难得，开始专心致志地读书。

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在后来的高小洋学堂里，阎宝航的学习总是优等。上学前他不会写毛笔字，在范老先生的帮助下，读私塾时练得一手好字，是范先生所喜爱的学生。当时的高小为四年制，他两年里就毕业了，成为佼佼者。在奉天两级师范预科班里，阎宝航“是11班最优秀的学生，总是第一名”，他“学科文史都好”。

当时，两级师范学校建有长方形大操场，中间辟有440米竞赛路道，南北两端设置各种运动器械。在开运动会时，可容纳两千余人观看。阎宝航不但学习好，也长于各项体育运动。他是学校体育场上的积极分子，是当时省城出色的足球队、篮球队队长。1915年，学监李向阳组织学校体育选手去天津，参加华北第二届运动大会。阎宝航作为篮球队队长参加了这次运动会。回校后，李学监对体育运动更为重视，指定阎宝航为他的体育助理，阎宝航便积极组织全校各项体育活动，很有成绩。1924年，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位旅长率两个旅官兵在北大营开体育运动会，特聘请阎宝航做总裁判，用大喇叭指挥全场。

阎宝航不但是两级师范学校引人注目的优秀学生，而且结交了很多朋友，宁恩承就是其中一个。他这样评价阎宝航，他说：

他浑厚善良，善于人交，对任何人全好，任何人对他也好。他有佛家的仁慈智慧，并有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精神。

同学有事，阎宝航热情相助，同学患病，他耐心扶持。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阎老佛”。同班有个叫王海的同学，学习成绩不错。当时学校虽然实行食宿官奖制度，但文具书本纸张仍需自备。入学的第二年，他的家乡辽中县闹灾，家里无力供其上学，王海深恐失学，闷闷不乐。阎宝航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自知读书机会难得，不觉心动。暑假未满便先行回到奉天，凭他的社会能力，在一家粮库找到干零活的差事。他又步行几十里亲到辽中王海家中约其回奉天干活。二人齐心协力，干了半个月零工，挣得几个零用钱。这学期王海因此有了学费，甚为高兴。学期开始，阎宝航常与王海一起复习功课，期末考试时，二人双双名列前茅，王海乐不可支，对阎宝航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阎宝航帮助王海解决学费的事，一时传为美谈。

阎宝航家境贫寒，隆冬时节，他还穿不上棉鞋。立夏时分，他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仍旧穿在身上，他因此被纨绔子弟讥讽为“阎大棉袍子”。这年冬初，阎宝航媳妇给丈夫做双棉鞋带来，阎宝航头一次在初冬就穿上棉鞋。一天傍晚，他见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走路一瘸一拐，那同学只穿着一双单鞋，脱下袜子，脚已冻肿，脚后跟、脚掌裂成血口直流血。阎宝航心疼得很，背着这位同学，到附近百姓家讨了个偏方，用茄子秧煮水洗脚，治疗冻伤裂口，并脱下自己的棉鞋让他穿上暧脚，自己穿着一双单鞋又过了一冬。

这里必须谈到阎宝航和另一位同学丁贵堂的关系。二人同班，又很要好。有一回丁贵堂得了病，又不敢声张，生怕被校方得知除名，一直带病坚持上课，身体日渐消瘦。阎宝航曾用自己手中的积蓄，暗中指示伙房给这位同学做面汤，亲手端到这位同学床前，并为他保守“秘密”。一直持续半月有余。丁贵堂病好后，对阎宝航千恩万谢，二人结为至交。后来丁贵堂毕业后，留学英国，回国后考入海关总署，被分配到上海海关，官至副税务司长，和阎宝航一样，信奉基督教。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身份去上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丁贵堂有求必应，曾多次为其捐款。二人关系笃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阎宝航浑厚善良的品质，给他的同学留下深刻印象。许多同学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宁恩承就是其中的一个。论年级，宁恩承比阎宝航相差三年。宁恩承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阎宝航是我一生中最有影响的好友，四十年来亲密往来。我的生平大事，行止去就的方向许多次由他决定。他是挚友，是恩人。我的生活、生命很得他的帮助指导。

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创办之初，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距省城较远的县乡多不知底蕴，因而前来应试入学的很少。而铁路沿线各县的学生较多些。海城位于满铁沿线，距省城也不算远，交通便利。在师范学校就读的同乡学生相对多些。当时海城县籍的在校生曾组织有“同乡会”经常开展活动。两级师范创办于清末，东北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庚子兵变和日俄甲辰之战，受帝国主义侵略迫害颇深。特别是日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南满所谓“特殊权益”，节节进逼，奉天首当其冲。民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内愤清廷昏庸，外恨强寇压境。作为全省最高学府的两级师范学校，在历次学运中均为先导。如立宪请愿、反对日本强行修建安奉铁路{1}、反对总督徐世昌向日本借款等。而当时的学监吴景濂为学生爱国热情所感染，每次学生运动，则基于义愤，鼓励学生不畏权势，努力不懈。因此，两级师范学校的爱国学生运动渐成传统。阎宝航入学后的两级师范学生的爱国热情，也正是高涨之时。学生经常组织集会，发议论，演讲，抗议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海城同乡会也经常组织这种活动。阎宝航则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曾以自己的生日为题，发表演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罪恶行径，抒发个人在反帝斗争中的感慨，在同学中影响很大。1914年，阎宝航即被11班同学推为班长。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长，阎宝航逐渐开阔了视野，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于9月间派兵强占了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1915年1月，日本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5月9日，袁世凯皇袍加身，为取悦于日本帝国主义，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准备接受“二十一条”。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天两级师范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反袁斗争。阎宝航积极组织学生成立反袁行动学生会，领导全校的反袁斗争，作为班长和积极分子，阎宝航成为反袁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反袁的宣传工作。由于他写一手好字，全校出墙报、板报的任务都由他承担，他书写反袁文章，大造反袁舆论。在全校反袁集会上，阎宝航登台讲演，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很快成为全校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

1915年2月，阎宝航和反袁学生会负责人开会决定，组织全校上街游行，他们还设法发动奉天市内许多中小学校一起开展反袁游行。

当时的奉天，名义上是段芝贵掌权，实际上掌握在奉天陆军第27师张作霖手中。张作霖为谋得奉天督军之职，见有机可乘，设法取得袁世凯的欢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其称霸东北的野心。为此，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学生闹事而得罪袁世凯。当得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学生开展反袁游行的消息时，立即对该校学生实行严密监视，勒令校方压制学生的反袁斗争，激起全校师生的强烈不满。为缓和矛盾，张作霖通知校方只准学生在校内开展活动，不准参加社会上的反袁斗争。阎宝航对当局的无理决定原打算上书抗议，经过与同学们商量，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不搞大规模上街游行，在校内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爱国储金运动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反日斗争。在阎宝航的建议下，这年许多同学暑假不坐日本人开的南满火车，而步行回家，走一路宣传一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增强民众爱国自救意识。此后，他便常和同学们一起发表政见，弹劾时弊。

二 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2)

1915年，日本在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不但对南满进一步加紧侵略，还向内蒙古东部渗透，在郑家屯一带安置商民，设立警察署，支持蒙族巴布扎布进攻辽源。巴布扎布拟在辽源补充械弹，然后沿南满铁路{3} 攻击奉天省城。1916年7月间，驻铁岭的日军守备队，为策应巴布扎布，以保护日侨为名，派兵进入距南满铁路较远的辽源，显然是进一步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奉天交涉署照会日本总领事馆，要求日军迅速撤出辽源。代理日本总领事矢田以“领事无权过问军事”为由加以拒绝。巴布扎布因有日人支持，气焰更为嚣张，张作霖派兵往剿，以期一鼓荡平。日军为保护巴布扎布，向奉天军方提出抗议，要求在距铁路线12华里内不许有战争发生。随后，日本商人吉本在辽源街内无端毒打一中国儿童，被奉军28团一骑兵发现，与其理论，双方发生口角。吉本将日本警察署巡察河濑唤出，河濑掏出手枪相威胁。中国骑兵益发愤怒，操起扁担，把河濑打倒，扬长而去。河濑回报日军守备队，松尾中尉率20个日兵到28团寻衅，打死我士兵4名。中国士兵随即开枪打死松尾中尉以下10名日军。河濑巡察也被击毙。随后，驻铁岭日军守备队，立即派出两个大队，占领了辽源县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不断与总理段祺瑞交涉，并提出许多无理条件。

日军守备队占领辽源的罪恶行径，在两级师范学校引起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日军所提出的条件，正是对“二十一条”的强制实施，表示无比愤怒。当晚，阎宝航参加了各班班长会议，在讨论对这一严重交涉事件应采取的行动时，他认为，应该把反对日军占领辽源作为反袁斗争的组成部分，得到与会的代表们的赞同，随即决定联络奉天各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大规模的学生活动，请求奉天当局致电北京政府，拒绝日方提出的条件，即令日军立即撤出辽源，并以抵制日货为手段，随即开始行动。各界代表发起谴责日军行径大会，两级师范学生联合各校推举代表参加，借以集合群众向当局请愿，各校学生踊跃参加大会。

12月30日，奉天政军商学公民大会在直隶会馆召开。会议由议长佟兆元主持宣布开会。随后由各界代表登台作激烈讲演，有的学生在演讲时向群众发问：“大家打日本去，干不干？”大家高声回答：“干！”又问：“怕不怕死？”答：“不怕！”由于会场内外有警察、宪兵在活动，有便衣出出进进，会场气氛益加紧张。为使会议顺利进行，大会决定选派代表组织“纠察团”以维持秩序，监视警宪行动。阎宝航当时本来事先已准备以《我青年之责任》为题，登台演讲，但由于临时被指派组织大会纠察团，便放弃演讲。但事后多年，他仍记得当时在大会上演讲人的演讲题目。这天大会结束时，参加大会的各界代表，列队赴奉天省公署请愿。当时张作霖接管奉天军政大权不久，遂命政府接受请愿书，并接见代表，允许将民众的意见转达北京政府，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限令辽源日军立即撤退。

在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斗争和反对日军强占辽源县城的斗争中，阎宝航还参加了一个秘密反日组织——抗日铁血团。从1916年7月日军占领辽源至这年11月，日军拒不撤出辽源。奉天各界曾推举赴京代表，再促北京政府据理交涉。当时，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地理科讲师丁开嶂十分活跃，他在《中国海军地理形势论》一书发表时，鼓动学生组织反日团体与日人开展斗争。丁开嶂是直隶人，在日俄战争时，他来东北成立抗俄铁血团，奔走于沈阳、锦州、辽阳、营口等地，借以驱逐帝俄军队。辛亥革命后，他在两级师范任教时，常以反帝为题演讲，激发同学爱国思想。时两级师范附属中学第四班有一学生祁大鹏，在丁开嶂的影响下，组织“抗日铁血团”。为发展组织，祁大鹏曾到两级师范活动，并同阎宝航有过往来。他请阎宝航作为发起人参加这一组织。阎宝航认为，既然是为抗日而成立的组织，可以参加。但他建议公开组织这一团体，以扩大声势。他表示在两级师范发动一些同学参加活动。不久，祁大鹏的活动被奉天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王永江发觉并报告张作霖。张认为，铁血团就是暗杀团，任其发展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带来外交上的麻烦，当即派兵将师范附中和师范学校包围起来，对学生宿舍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铁血团刚刚成立，并无任何文件作为证据，军警将祁大鹏带回警务处审讯。两级师范学校校长宋宪文此时四处奔走，托人斡旋。王永江带祁大鹏去见张作霖。由于祁大鹏不承认有任何人参加铁血团，更无任何活动，张作霖便训斥他说，“你们学生只管好好地读书，罢课成立铁血团有什么用？谁不爱国，将来我领你们干！”旋即将其释放回校。

事后，张作霖对此未予追究，阎宝航和所有铁血团代表安然无事。但通过这件事，阎宝航对军阀当局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对反日组织采取阻挠和取缔态度，那么，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反帝运动的高潮是必然趋势，今后民众的反帝斗争同当局也很难找到共同之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随之强烈起来。

注释：

{1} 沈阳至丹东铁路。

{2}“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共分五部分，二十一条。主要内容：（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加以扩大。（2）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出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有修筑铁路权，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袁世凯于当年5月9日除第五部分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均加以承认。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未能实现。

{3} 南满铁路：原为帝俄所筑中东铁路一部分（长春至大连段）。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改称南满铁路。抗战胜利后和旧中东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1)

1918年，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完5年本科，毕业前开始进行教学实习。对于学生进行实习的地点、学校，既可以服从学校的安排也可以自己确定。阎宝航“在临毕业的一年中，每逢星期日就约两三个同学到附近乡村私塾”，进行教学实习。

阎宝航提前进入教学实习，其实有他自己的考虑。其一，乡间私塾，仍然沿袭几千年的授课内容和方法，比较落后陈旧。须要改良，普及学校教育。其二，既然是上了师范学校，将来所从事的就一定是教学。改良旧式教育是我们这些师范学生的责任。他向他的同班同学张泊、卢广绩{1} 建议，去乡间私塾调查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的同学这样回忆当时去私塾的情形：

进屋后，见房屋狭窄，空气不通，一位老先生，二十几位小学生，局促在小室之内。老阎领头说：“我们是城内师范学校学生，快毕业了，实习教学期间，有些工夫，能不能允许我们几位同学帮助你们小同学在念书之外，学点唱歌、体操、游戏、讲故事等等，使小同学们活动起来，书能念得更好些”。一席话竟说服了老先生，允许我们来试试。就这样，我们教给小学生讲私塾里没有的那些新课程。久而久之，不但小学生欢迎我们去，老先生也引起兴趣了。因为学生活泼起来了，记忆力增强了，学业进度加快了。于是那位老先生对于师范生那个领头的阎大个儿很赏识，偷着向同去的师范同学探询阎的家世、年龄及婚姻状况。原来老先生有一位容貌俊秀的爱女，拟选阎作东床快婿，可惜使君有妇，恨不相逢未娶时了。

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阎宝航同当时许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一直思考着教育问题，探索着救国之路。通过毕业前的教学实习，他越发感到，只有教育才能富国强民。中国日后不但要改革陈腐的教育内容和僵硬的教学方法，更要普及教育。他曾对他的同学张泊说，“教育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国学校教育不能普及，在城郊尤其在农村，在一般家庭尤其在贫苦家庭，这么大范围的青年子弟，不能受到相当的教育，实在是国家一大损失。”至于为什么要普及教育，阎宝航也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们提倡普及教育固然不是为军阀们造就人才，而是为国家民族培养柱石，使多数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成为公德心强而又有一技之长，爱国爱乡的上进青年；要从小处着手，使贫苦人家子弟有上学的机会，穷苦人在国民中间总是占着多数，而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国民受教育的人数多少和受到教育的内容与程度，关系十分密切，日本便是一个例子。所以他主张，我们学师范的学生，应当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为普及教育尽其绵薄之力。

在奉天两级师范读书期间，阎宝航经常和他的同学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在当时，青年会的活动颇有新的气息，吸引了许多青年来参加活动。阎宝航也因此成为这儿的常客。该会以造就青年服务社会相号召，以德智体群为活动内容，教育范围比学校教育更广泛。特别是它所提倡的社会服务之说，对阎宝航的影响更深。有一天，他在青年会图书室里读到一本日本人写的提倡社会主义的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夕阳西下，散步郊野，但见断碣残碑，荒冢累累，其中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无机会发展天才，造福人类。”他非常感动。几十年后，阎宝航每谈起这几句话时，仍然大为动容。他所以成为风云人物，这几句话对他的激励作用也许是不可估量的。但当时正是这几句话，使他下定了创办贫儿学校的决心，并且由理想而采取行动。

1918年春，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很快要毕业了。他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同时升官发财又是他坚决反对的。一个为穷苦儿童谋得求学机会的想法，实际上已经酝酿成熟了。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时设在大南门里一座大庙——景佑宫里。这里有房屋三间，青年会利用这里开办英文夜校。夜校里有桌、凳、黑板等简单教学设备，夜间上课，白天闲着，他灵机一动，何不借此一地两用？他来到青年会，同总干事普赖德（美籍丹麦人）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想了很久，打算招收一些贫苦儿童上学，由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做义务教学。地点选在景佑宫青年会夜校教室，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普莱德很欣赏阎宝航的建议，他认为，创办贫儿学校，符合青年会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是件好事，欣然同意，并临时捐助现款10元，支持阎宝航以做开办费用。阎宝航很高兴，次日便亲到大、小南门一带贫民住户招生，向居民说明青年会将在景佑宫成立一所小学，到校学生不收学费，免费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

“奉天出了新鲜事了：白念书不花钱，且供给纸笔用品，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学校呀！”这消息使许多居民半信半疑，有的说青年会办学说不定有拐骗儿童的企图也未可知。所以一开始阎宝航只收了七个学生。阎宝航认为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办起来看一看，他决定先把学校办起来再说。

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开学。办学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对学生不收学费，还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当时，有一些到青年会参加活动的外国人中有愿意学汉语的，阎宝航请普莱德牧师介绍他做外国人的中文教师。这样他靠自己每月教中文得到的7块钱，以3元维持个人生活，以4元钱补贴学校。他把这个钱用到教学上，每天自己做饭，靠咸菜佐餐。他“自己当校长，兼唯一的教员和公务员，夜间就独自一人睡在大庙里”。过了一段时间，正赶上过端午节，阎宝航看到几个学生家过于贫穷，过节连粽子都吃不起，便筹得一点钱，给每个学生二斤白面。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对这所贫儿学校才放下心来。阎宝航创办的学校，学生白念书不花钱，还供给课本、纸墨的消息便传开了。

俗话说：“一人传虚，百人传实。”大家看到贫儿学校是一位善良的中国穷先生创办的，渐渐解除了怀疑，信者日众，由近及远，学生渐渐增多。阎宝航一人已招架不起，便回到两级师范学校向学友魏怀谦、张泊介绍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魏、张二人本是新派人物，和阎宝航一样历来主张改革教育，曾和阎宝航一起到郊区改革私塾教育。二人知道阎宝航办贫儿学校的举动，大为赞同，欣然同意参加贫校和负责教学工作。“贫儿学校自创办一直到总、分校成立前，校里不用校工，所有打扫、搬运、采购等活都由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劳动分担。”这样阎、张、魏三人同时任教上课。

这年秋，魏益新（魏怀谦）考入北平高师，贫校课程由阎、张二人担任，当时教室内学生只能坐在长板凳上捧着书念。写字时，学生要跪在地上伏凳书写。学生因家庭贫困，大多衣着褴褛，甚至赤脚，有的冬天也穿不上鞋。学校无钱买煤，冬季教室从不生火，空荡的大庙内更显得阴森潮冷。每节课后，学生们争离教室到院内一块大石龟上晒太阳。邻近居民说，别家孩子冬天都在屋内取暖，唯有贫校儿童冬天反在教室外石头上取暖，一时间，传为怪事。贫校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当时曾有歌词咏诵，生动地反映了贫校建校时的情形。歌词唱道：

其一：

室不避风寒，阴森破庙两三间。

筚路蓝褛就开篇，设备自难全。

跪写捧书念，冬日阳光下取暖。

师生意志坚，弦诵不辍乐陶然。

其二：

溯想当初，嬉街头，玩泥土；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2)

言动野，礼貌疏；

风景犹故，旧态改，新象出；

学做人，喜读书。

今昔吾，变化若斯夫；

前后况，光暗不同途。

谚不云乎？蓬随麻，赤近朱。

校园乐，乐何如！

创办贫校一年后，学校设备较差，学生成绩却与各公立学校大致相当。加上不纳学费，供给用品，比公立学校更见优越。

1919年，阎宝航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选送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贫校由张璞山（张泊）一人支持，度过了比较艰苦的一年。

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报名入学的学生日渐增多。虽然学校规定贫儿方能录取，但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儿童也争着来入学，也有自愿买书籍纸笔来就读的。后来一些有钱人家的儿童家长也纷纷央求入贫校。有一个奉军旅长慕贫校之名，要送子女二人来校读书，当时贫校负责人关纯厚为此征求阎宝航意见，阎宝航婉言拒绝，声称：“本校只收无力就学的贫儿，旅长公子应送公立学校去读书。”那位旅长深表失望。次日又亲送来他家做工的孩子二人入学，阎方准收下。这样，专门招收贫苦儿童的贫儿学校成为了特型学校，颇受欢迎。

奉天贫儿学校创办之初，在这里任教的老师，除了清一色是高学府两级师范毕业的如阎宝航、张泊、关思久（关纯厚）之外，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就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韩早年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后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回沈阳从事教育事业。她经常参加奉天（女）青年会的活动。韩淑秀得知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很感兴趣。有一天她慕名来到景佑宫参观贫校，然后要求拜见阎宝航。

阎宝航并不认识韩夫人。韩淑秀首先开口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阎先生果然名不虚传！”阎宝航不解其意。韩笑道：“我是慕贫校大名而来，听说贫校缺少先生，请求在贫校当一名义务教员如何？”阎宝航答：“贫校确实需要教员，可是……”韩淑秀：“可是，可是什么？难道我这燕京大学的人，当不了贫校的教员？”阎宝航问：“女士既然在燕大就读，请问芳名？”韩仍笑着说：“郭韩淑秀！”

阎宝航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竟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便说：“久闻夫人大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韩淑秀急着说：“阎先生，我今天是特意来请缨的，不知校长先生接收不接收？”阎宝航说：“夫人这可使不得！”韩问：“怎么使不得？”阎说：“夫人是将军的夫人，教贫穷小儿，大材小用了吧！再说，贫校教师，全是义务……”韩说：“请问阎先生，你办贫校有薪水吗？”阎答：“没有。”韩答：“这么说，你们使得我就使不得？”二人哈哈大笑。阎宝航高兴地说：“贫校有郭夫人担任教员，一定会办得更好。”韩淑秀立即纠正说：“注意，我是和你阎先生认识的，那么你就叫我韩大姐吧，今后不以什么夫人相称！”阎答：“大姐长我4岁，我就称夫人为大姐吧！”

这一天，阎宝航为结识韩大姐感到特别高兴。韩淑秀对他说：她和郭松龄都是贫苦人出身，深知求学不易，阎先生办贫儿学校，他们夫妇举双手赞成。她还说，从明天起她就来贫校教课，改日她还要陪郭旅长来贫校参观。

1919年夏，郭松龄小女夭折，从北京回沈阳休假时，韩淑秀曾陪郭将军来贫校参观，为支持贫校，郭松龄当即捐出一笔巨款。贫校声望日高，更加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

郭松龄，字茂宸（1883—1925），奉天人。幼年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他昼耕陇亩，夜手不释卷，投考军校，后官至军长。他十分关心贫苦儿童的就学问题。韩淑秀作为知识女性，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在他们夫妇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并积极支持。1924年，随着新校舍的建成，贫校开始向社会扩大招生的时候，阎宝航和韩淑秀曾经联合创办奉天工儿院，也曾轰动一时。

当时，在奉天城里有许多贫苦家庭的妇女，为了糊口，不得以出外做工。但她们的幼儿又无人看护，难以脱身。有些妇女便依靠她们的大孩子看护小孩子，使这些大点的贫儿无法进入贫校读书。阎宝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和韩淑秀进行讨论。韩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尽我们所能加以解决。她建议阎宝航，在贫校基础上，再发起创办一个奉天工儿院。

1924年6月13日，由韩淑秀、阎宝航、王国麟三人联名给奉天省长公署起草了一份报告。

报告送上之后，奉天市政公所课长提议，应将韩、阎等拟组织大纲改为暂行简章，随即，韩、阎等于7月1日将“奉天工儿院暂行简章”呈送上来。“简章”明确规定工儿院的宗旨，即“以收容幼稚工儿代为抚育兼施幼稚教育，用达社会?助之精神”。7月16日，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代表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批示：

呈悉郭韩淑秀等资设立工儿院，所拟简章，现据查核，可行，应准照办。仰即转饬遵照转咨省警厅，查照此令。

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

奉天工儿院简章得到奉天省长公署和奉天市政公所的批准，并送省教育厅和省会警察厅备案。

1924年7月，韩、阎等租用小东关被服厂西胡同八十六号房，正式成立了奉天工儿院。

奉天工儿院设有院长、副院长、院医、保姆、看护妇、厨役、女役、院丁等，对工儿除组织游戏外，还进行幼稚识字和儿童礼法教育。为做工的贫苦妇女看护幼儿。他们提倡创办的工儿院，类似今天社会的幼儿园。办奉天工儿院的目的就是为贫苦妇女创造做工机会，改善家庭生活，也使那些看护幼儿的大孩子们到贫校读书。

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共同发起创办奉天工儿院一举，轰动一时。这年8月，工儿院开办，起初共收容工儿多名，由韩淑秀、阎宝航分任正副院长。雇用院医、保姆各一人，职工2人、女役4人、厨工1人、院丁1人等。开办当天，财政厅长王永江等亲到现场祝贺。工儿院的创办费及第一年经费共6900元，由院长和院董出资，以后扩充再行募集。至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害后，阎宝航被通缉，工儿院也自行停办，但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同情劳苦民众，关心贫儿的思想感情，在各界民众，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颂。

自郭松龄夫妇为贫儿学校捐款之后，正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开始节衣缩食。当时，在奉军军官中，许多人都沾染了狂嫖滥赌，酒食征逐的恶习。郭松龄不是这样。他生活简朴，家里的陈设很简单。在讲武堂他不吃教官伙食，却时常到学员灶与学员共餐。正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看到郭教官连衣服都不像过去那样常洗常换了，觉得奇怪，以为夫人不在家。便加以询问。郭松龄告诉他，夫人现在去贫校担任义务教员，没功夫给咱洗衣服了，现在提倡男女平权，没办法了！张学良便详细询问了贫校的情况，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事。

还没入讲武堂学习时，张学良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和正在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阎宝航比较熟悉，但他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举动。经郭教官这么一说，他便决定抽空到贫校去参观。1919年，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为贫校捐了款。后来，张学良担任军团长时又来校视察学生伙食，专门拨专款改善学生伙食。同时，以他的名义为贫儿学校募捐。随后，奉天许多地方政要社会贤达宁武、王大中等都曾捐助过贫校。据刘鸣九回忆说：

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的张学良对此非常支持，募捐用地名分成若干队筹措，张负责的叫“青岛队”，当时我是卫队旅旅部一等书记官，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由于是以张学良的名义进行募捐，进展顺利，就连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其他高层人士，也都慨然赞助，这些头面大户将捐款直接送给张学良转拨青年会，而一般零散的捐赠则由我交给阎宝航，这样，也就开始了阎宝航和我的交往。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3)

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的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信任。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上层人物有事都愿意找阎宝航商量，请其出主意，帮助解决，1920年后，阎宝航由于青年会工作繁忙，他便把主持贫校工作交给了张泊、关纯厚。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1931年夏，朱庆澜将军找到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阎宝航，谈了一件事，请其帮忙。原来，吴俊升的女儿当时爱上了一位银行职员，但遭到吴大帅部下众将领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帅的女儿本是千金小姐，怎能嫁给一个小职员？门不当户不对，极力阻挠。大帅夫人拿不定主意。朱庆澜{2} 了解到这个情况，便请有社会威望的阎宝航出面说服大帅的部下，成全这门亲事。阎宝航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便向朱将军推荐由贫校校长关纯厚出面解决，关校长受委托，但提出一个条件：事要办成，请给贫校捐款。朱将军满口应允。这一天，吴夫人将大帅旧部诸将领请到家中，关校长利用这机会大谈西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进步，中国封建包办婚姻之弊端，众将领终被说服。大帅女儿终于和恋人结成良缘。事后，大帅夫人果然为贫校捐款两万五千元。

奉天贫儿学校出了名，便不断有名人贤达到校参观。但来贫校最多，对贫校支持最大的还是郭松龄夫妇和张学良将军。

1922年，由于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坚持要向贫儿学校收取房屋租金，引起阎宝航、关校长的不满。由阎宝航出面与普莱德交涉，最后决定把贫儿学校从青年会分离出去，宣布独立办校，并正式成立校董会。校董除张学良、郭松龄、宁武、高墨泉、张惠霖、朱庆澜、刘进之等名流之外，还有一位女士最引人注目，她就是韩淑秀。在她的支持带动之下，校董会首先筹集经费，共募得捐款5万余元，随即在大南门外一带建贫校校舍。到1923年春，各分校陆续成立。总校设在省城大南关徽宗寺旧址，占地三百方丈，第一分校设于小东关十字街北胡同，第二分校设于在大北关双小庙子胡同，第三分校设于大西关省立第五小学西。数年后，又成立第四分校，设于大南关下头慈恩寺。

1924年，贫儿学校新校舍建成后，开始招收住宿生，宿舍可住五六十人，上下两层铺。学校发每人一个白床单，室内整洁，可与军队营房内务相媲美。住宿生的伙食，一日三餐。早餐高粱稀饭，一碟咸菜或半块豆腐；中午由饼子铺送大饼子，每人两块，其中一个是包馅的，并有炖菜一碗；晚餐主食开始是秫米稀饭。张学良将军视察食堂后，给拨了伙食补助，改吃干饭，并配有副食汤菜。节假日晚餐改善，主食粳米、白面，副食尚有肉。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

1920年后，阎宝航在青年会的工作繁忙，张泊也被青年会专聘担任文书。阎宝航便专请他的另一位同学关纯厚来校主持工作。到1931年，贫校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六所，实习工厂一个，学生总数最高时超过千余人，教职员20人以上。贫儿学校的创办成为当时东北教育界的一个亮点。

贫儿学校学生就学问题得到缓解，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又随之而来。阎宝航对此十分关心。校董会最后决定为贫校筹建工厂、农场，即可作为学生实习之场所，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问题。1927年，市政当局在大北边门外发放地号，以招待工商学各业领地，从事建筑经商。贫校当时领得地号54亩，作为生产基地。1928年，阎宝航留学国外时，曾专门给校长和校董会来信，提出建议，校董会筹措建筑经费以备建厂后开展生产之用。经多方努力，有朱子樵将军由北平佛教会捐款两万元，东三省官银号捐款一万元。全部捐款专作贫校工厂、农场建设费。学校的日常费用，则由校董会另筹两万元。阎宝航和关纯厚校长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除此之外，阎宝航极力主张贫校注重培养尖子人才，在他的建议下，贫校建立了资助毕业生升学计划。即每年从贫校高小班毕业生中，选报前三名优秀学生，由学校资助升学以期深造。这样，受到资助的贫校学生不但有升入东北大学、南满医大，而且还有不少升入北平、上海等高等学府的。还有一个人力车夫的孩子后来留学德国，一时传为美谈。

阎宝航创办的贫儿学校，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关纯厚校长专门制定校训，要求每个学生以此对照自己，并身体力行。为培养学生养成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做一件好事，并要求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把做的好事记在日记上，备老师检查。所以，在贫儿学校里，学生之间团结空气很浓，打架斗殴的现象几乎看不见，风气很正。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学校采取很多办法，贫儿学校新校舍落成后，刚刚留学回国的阎宝航与贫校校长在校门里迎面树起一面很高的大屏风，上面书写“勿忘五月九日{3}，需要万众一心”12个大字。下边画着一副日本侵略我国的大地图，图中标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琉球等地时间，以警示学生不忘国耻日。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大屏风被日本宪兵用刺刀捣毁。在每天的朝会时，学生列队高?《国耻纪念歌》《打倒列强》等歌曲步入教室。

《国耻纪念歌》的歌词：

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期满了他还不交还。

《打倒列强歌》的歌词：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齐欢唱。

1925年3月，由张学良、郭松龄等募捐发起的奉天贫儿学校印发本校概况书。教育家黄炎培来奉天时专门参观贫儿学校，对阎宝航大加赞赏，他说：“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的了。”根据黄炎培先生的意见，辽宁省教育厅曾发给阎宝航教育奖章，以嘉奖其兴学功绩。

1930年，本溪湖铜铁公司由北平请程砚秋剧团到奉天演出，该剧团听说贫儿学校的事迹后，专门在沈阳义演一周，把所得万元全部捐给贫儿学校。欧阳玉倩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等著名话剧，也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贫儿学校。朱子樵将军、储蓄会长张惠霖、韩敬文杂技团也分别为贫校捐款。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对贫儿学校给予了支持，张作霖的把兄弟吴俊升的夫人也曾为贫儿学校捐款两万五千元。阎宝航在重庆参加抗日战争期间，还念念不忘当年创办贫校情景，给老友张泊寄七绝一首，题为《怀老友张泊并忆当年共创贫儿学校》：

五载同窗共几席，十年分手各东西。

相期胜利还乡日，服务仍需为苦儿。

1978年，张致关作七律一首，回顾了这段往事：

阎氏先驱创校功，关张相辅乐观成。

深谋专行岔路口，初计权居景佑宫。

贫校总分儿九百，厂房营造地千坪。

自从沈水来敌国，一片繁荣转眼空。

注释：

{1} 卢广绩：1894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乡小河屯。1918年在奉天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该校附小教员。1924年任奉天省立第一小学校长。1926年在沈阳创办了磨石加工厂和大理石厂。九一八事变前任辽宁省商会副会长。

{2} 朱庆澜，字子樵，浙江绍兴人，早年历任奉天、凤凰、安东等地知县，后曾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民国后曾任黑龙江省督军、广东省省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路护路军司令等职。

{3} 五月九日即“五九国耻”。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激发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后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

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和出色的工作，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也受到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的赏识。1918年底，阎宝航接受普莱德之请，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练习干事。

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处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许多青年由农村流入城市，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普遍地表示不满。布店人员威廉斯领导12名青年，组成一个基督教俱乐部，以宗教活动来改善青年的精神生活，以后发展成进行广泛活动的社会机构。这个组织很快遍布欧美各地，特别是在美国获得空前发展。1855年，成立了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89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地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机构。1912年后，美国派遣穆德博士、普莱德、邱树基、艾匡国（皆为英国人）、华茂山、葛力扶（皆为丹麦人）等先后来沈阳活动。同年在大南门里东城墙根下福音堂租了一处房舍，成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YMCA）。

普莱德（Joseph Platt），美籍丹麦牧师，教友（贵格）派教徒，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好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参加反战组织而坐过牢。出狱后致力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8年出任奉天基督教总干事。1928年，卸任回到美国，主张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同校，颇有影响。当时，普莱德聘请阎宝航为青年会干事，同时把贫儿学校作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组成部分。他很欣赏阎宝航社会活动家的非凡天才，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与基督教宗教性团体不同，基督教青年会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是以英文夜校开门，以提倡体育运动起家的。青年会虽然信奉基督教，但不分教派，也不论信不信教，都可自由参加，使许多知识青年趋之若鹜。随着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增加，青年会场所也在扩大。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一向同奉系政权有着良好关系的青年会传教士、总干事普莱德三次到达前线活动。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普莱德会同奉天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到停泊在秦皇岛外的英国巡洋舰“麦尔迪”号上，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克来克会谈，联手帮助直奉双方于同年6月17日达成协议，从而使奉军减少了损失。张作霖得到了好处，便于1923年慷慨地将大南门里的景佑宫旧址地皮拨给了青年会。{1} 1925年5月，由美国普莱德、丹麦华茂山、爱尔兰司徒尔三国牧师联合修建青年会洋式楼房。1923年破土动工，1925年5月竣工。这栋四层楼房在当时奉天属于第一流建筑。建筑既保存了东北古老浑朴的风格，又揉入了欧美简洁明快的色调，可谓中西合璧。青年会面积比原来扩大十倍，不但增加藏书甚多的图书室，还增加不少现代化的设施，如集会所、讲演大厅、西餐厅、高尚宿舍、招待所，还有健身厅、影戏院、沐浴、理发等。一般会员尚可享受会内的这些特殊利益，来这里参加各种活动的青年越来越多。同时，青年会提倡“人格治国”，标榜“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以及“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等略带有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色彩的口号，使当时一些急欲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青年，从青年会里获得了新的兴趣和解脱。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基督教青年会暗中支持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也是吸引一些反日进步青年的原因之一。

扩大规模的青年会，也增设了内部机构，由原来的夜校增设四个部，即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在距青年会不远的南关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时的阎宝航等很多同学都是这里的会员。阎宝航经常同他的同学杜重远{2}、卢广绩、王化一{3}、王少源、萧树君、毕甘霖、宁恩承到青年会参加各种活动。以后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医学院学生也都到这里参加青年会组织的学术讲演、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以及各类球赛等，他还是“德育讲演”“英文夜校”“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

具有一流设备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仅是本地青年想往的场所，也是当时在沈阳的国际友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里，阎宝航不仅结识许多社会贤达、有识之士，也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他同澳大利亚籍的美国人端纳{4}（W.H.Donald）的交往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正是通过同这些友人的交往，阎宝航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文化。

早年，美国牧师穆德等所以选择大南门景佑宫作为青年会会址，并大兴土木，主要是他们很重视同奉天当局的关系。这儿距大帅府近在咫尺，与其往来极为方便。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和各种生动的活动，吸引了沈阳的许多青年，也吸引了风华正茂的张学良经常出入这个“YMCA”，并通过英语教师约瑟夫?普莱德与西方友人进行交流。早年在1917年，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以后任会董。普莱德知道张学良喜欢网球，便在青年会建设一个网球场。1922年，普莱德又将网球场进行了扩建。这样，张学良不仅是这里英文夜校、德育、科学讲演的积极分子，也是这里网球场上的常客。张学良自己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运动，我加入了一个叫“YMCA”（摩登）俱乐部的网球俱乐部。会员都是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当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自己家里运动场太窄，在俱乐部可以打网球。这样我和西洋人接触的机会渐渐地多起来。当时我的老师叫普莱德，他担当奉天“YMCA”总干事，因此使我得以加深了同“YMCA”的关系。我常去“YMCA”，打网球，打乒乓球。

当然，张学良在青年会不仅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也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张学良还常接于凤至到这里打网球，参加“费尔会”（展览游艺）。据说当时奉天放映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就是张学良带到青年会三楼放映的。

阎宝航同张学良的交往就是从青年会开始的，不过那时他还在两级师范读书。由于他们经常参加青年会活动，彼此都有良好的印象。阎宝航被聘任青年会干事之后，他们的这种交往逐渐增多，阎宝航经常陪同张学良参加各种活动。起初，他们更多的是上英文夜校，可以说他们是夜校的同学。他们在一起常以英语交谈。此外，他们还经常共同光顾青年会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在这里，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开始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开阔了视野。正是通过这些交往，阎宝航同张学良成为莫逆之交。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对阎宝航的注意与兴趣不仅仅看中了他那种为人随和、与人为善的品格，以及他具有善与交往的社会活动家的组织才能，也看中了阎宝航同张学良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新大楼的修建一事，便可见一斑。

1919年，张学良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科学习期间，利用节假日仍到青年会参加活动。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聊天时，才了解到阎宝航已是有家室的人了。他建议阎宝航将妻女接来奉天，他问阎：“你为何不接嫂子进城？莫非你嫌弃发妻不成？”阎宝航笑道：“耶稣的信徒，哪里会那样无良心！我正在考虑将他们接来！”张学良说：“好，下次我来能见到嫂子才行！”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阎宝航任青年会学生部练习干事，工作对象就是青年学生，很是繁忙。张学良建议他带家室来奉天的时候，他到青年会工作尚不到一年。每月收入由原来教汉语的7块奉票，涨到25块。按说，靠这个收入维持妻女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了。但这时的贫校仍很艰难，他每月要拿出一半钱来补贴贫校，这样，妻女来了，生活不是照样很艰难么！不过他认为，高素桐也是个穷苦人出身，她是能过得苦日子的。

因此，那年阎宝航特地抽空回海城老家，准备接高素桐和大女儿明诗进城。但他没能说服高素桐搬到奉天去，高素桐说她不离开家乡。没办法，阎宝航把动员高素桐进城的事交给了他的妻舅。

阎宝航的妻舅是辽河上的撑舵人，眼界宽一些。他劝高素桐说：“你不去，不怕将来没你的窝啊！”费了好大劲，高素桐才答应生第二个孩子后就到奉天去。

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2)

这年夏，太子河发大水，阎宝航全家二十多口人逃荒到了本溪阎宝航二哥那里，直到10月，高素桐生下二女儿阎明瑛。于是，在大水退后，高素桐便抱着明瑛，领着明诗来到了奉天。

望着找上门来的高素桐和两个孩子，完全是一副逃荒模样，阎宝航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征求高素桐的意见。阎明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父亲一个月25块奉票，他拿一半给贫儿学校，他跟我母亲说，我一个月只给家12块5过日子，多少就这些了，行不行？我母亲说，行啊。母亲刚从乡下来不知道这12块5究竟是多少啊，她就答应了。没成想，我父亲不久把我祖母、姑母等全部接到家来，还把堂兄接来上学，这12块5怎么够呢？但我母亲认为，办贫儿学校拿出一半收入是合理的。因为她们没来之前就是这么办的。母亲认为，父亲是念洋书堂的人，没把老婆孩子丢在乡下就不错了，她很崇敬父亲。过点苦日子，对她来说不算啥！

家搬来了，个人的起居有了着落，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青年会和贫校工作，虽然日子过得苦些，但很愉快。不过，阎宝航每天回家增加了一件事：教妻子学文化。高素桐把二女儿交给大女儿明诗看护，自己去贫民夜校学习文化。晚上回来由阎宝航帮助复习。高素桐很用功，不长时间就把高小课程念完了。后来，张学良真的问过阎宝航是否接大嫂来了。当他知道高素桐和孩子都搬来了，非常高兴。在他当卫队旅长时，曾专门邀请阎宝航带阎大嫂和孩子到他家吃西餐。

阎宝航在青年会任职后，曾经用心读过《圣经》。在高素桐和孩子没有搬来之前，他星期天有时去参加礼拜听牧师讲《圣经》。他在青年会里的角色并不要求一定信奉基督，但他认为，既然“青年会”冠以“基督教”之名，那么就应该对它有所了解，总不能一问三不知。在家里，他教高素桐和孩子们唱诗，饭前祷告等等。至于在外时，他采取的是“入乡随俗”的态度，从不另搞一套。张学良虽然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对基督教不在意，也不信奉。但他请阎宝航一家吃西餐时，看到阎宝航领着全家进行祷告时，便问阎宝航到底信不信基督教，问他《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等问题。阎宝航回答说：“就眼前来说，我很羡慕耶稣济世救人的精神。”至于信奉它还是不信奉它，阎宝航认为，首先要把《圣经》读好，只有读好了这部书，真正领会它才能谈得上信奉的问题。他认为，《圣经》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是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广泛一部书。在一次交谈中，阎宝航还根据他初读《圣经》的收获，向张学良初步介绍了《圣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它包含的主要内容，这部书形成的时间、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圣经》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关系，传说中的耶稣的故事等等。尽管阎宝航一再说自己没能认真读一读《圣经》，但是，这次谈话，给风华正茂的张学良一个深刻的印象：阎宝航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教徒了。阎宝航建议张学良也读一读《圣经》。张学良说，他原来一心想学医，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将来当医生。但是他的父亲张作霖却要他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从未想当军人的张学良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答应父亲张作霖的要求，就说他要去美国学习军事，具体到美国后学什么就由自己做主了。不想，他这个主意张作霖也不同意。于是，张学良不得不按父亲的意见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张学良开玩笑地说，我原来想学救人没成功，结果现在学杀人了。学杀人的本领也要付出努力，下工夫，哪有时间去学《圣经》啊！他希望阎宝航学好《圣经》，然后再来教他，说不定我这一辈也许会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呢！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张学良这句话得到应验！

事实上，阎宝航由一名基督徒，而后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同学和朋友愿意用基督教会舍己救人的精神来评价他。

在基督教青年会，阎宝航认真读过《圣经》，并且在普赖德的领引下，经过基督洗礼，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徒。他在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练习干事、干事以及青年会总干事的十几年间，同张学良结成莫逆之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条件，为他人特别是为青年学生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在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期间，阎宝航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日军以武力强占了吉林省边城珲春，引起东三省各界人民的反对。奉天各校学生群起反抗，他们组织学生会，向省议会请愿，主张强力交涉。阎宝航虽然不能参加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但他多次向要好同学表明态度：反对日本侵占我国领土，这是正义爱国行动，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军阀张作霖为讨好日本帝国主义，下令解散学生会，开除游行请愿的学生，通缉学生领袖。阎宝航以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几名学生躲避通缉，躲过风头。在被通缉的学生中，被列为第一名的学生是两级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宁恩承。宁恩承在阎宝航帮助下虽然躲过了通缉，但学籍丢了。这对一个背负着父母希望的穷苦学生宁恩承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原以为师范毕业后，满可以去做一个小学教员，每月所得一二十元工资，不但自己过上稳定生活，还可以给贫苦的家庭以资助。现在学生会解散，自己被开除了学籍，有家归不得，他茫然彷徨，不知下一步如何走法。他请阎宝航为他指路。阎宝航说：“你没有错，错的是他们。不过，你还要读书，奉天呆不得了，到天津南开去吧。”他毫不犹豫领着宁恩承找到了青年会丹麦籍干事罗士马森，请他给他的好友南开大学校校长张伯苓写一封信，介绍宁恩承入南开读书。张伯苓校长是基督教徒，常到全国各地青年会讲演，张校长知宁恩承是罗士马森介绍来的，便按南开大学规定经过严格考试后将他收下，宁恩承才得以继续读书。宁恩承把自己这一时期得力于阎宝航的经历，称之为一生的第一大转变。

如果说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时是为了给穷苦儿童创造读书的机会，替穷苦人办点好事的话。那么，经过1920年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任实习干事受到了更多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之后，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他看到了祖国的贫弱，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多么希望有更多的有知识的人才出现，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他非常痛恨在旧军阀统治下摧残教育摧残人才的腐败现象，并常常为此而大声疾呼；在他的经历中，曾为一些学友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鸣不平。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败退关外，励精图治，希望东山再起，问鼎中原。1924年，张作霖做智力投资，决定录取10名大学生送欧美各国留学，以实现东北军事工业现代化。这举动当时确实吸引了一些青年，他们纷纷报名报考。

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3)

正在南开读书的宁恩承听到如此消息，兴奋异常。这年6月间，宁恩承回到沈阳参加留学考试。宁恩承下笔千言，洋洋大观，结果他考得第一名。但奇怪的是，宁恩承并没有被录取。不过，奉天官场中是没有秘密的。事后宁恩承得知，在留学考试中那位谢厅长受王省长申斥时，旁边还有许多典考官员，这样，留学考试改分数，王永江徇私不公的故事便传遍沈阳官场和学界。但在那个社会中，一般老百姓对这种腐败之风是无可奈何的。宁恩承听了也只是一笑罢了。便丢到脑后去了。

宁恩承落考的消息传到了阎宝航的耳朵里，他对官场如此腐败现象极为气愤，情不自禁地为宁恩承打抱不平。这一天，张学良来到青年会参加活动时，照例与阎宝航亲热地打招呼。二人先用英语相互问候，交谈几句，便开始讨论国计民生、时政得失。他们谈到东北的未来、生聚教训、励精图治，阎始终牢骚满腹。张学良不知所以，便询问道：“阎兄今日如何火气这样大？”阎说：“中国官场徇私舞弊非改不可。什么考留学、选拔人才，还不是假的。这次考留学生本是宁恩承第一，王泯源（王永江号）硬是换上了王毓桂。”张学良问：“这个宁某何许人也？”阎说：“奉天两级师范的同学，现在天津南开读书。”张说：“叫他来，我补送他去英国。”事后，在阎宝航的特意关照之下，张学良派一个军人赴天津。

不久，一位奉军上校来到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找到了宁恩承。他问：“你叫宁恩承吗？”宁答：“我是。”上校又说：“我是奉天大帅府游副官，张少帅派我来请宁先生回奉天一趟。”说罢把火车票递给宁恩承。宁不知所以，便问道：“少帅找我做什么？”游副官说声“不知道”就走了。宁恩承再三考虑，仍难下决断。他想，我与少帅素昧平生，难道是五年前参加爱国运动被通缉的事重提？最后，他还是怀着诧异的心理回到奉天，先到达东塔航空署见到东北空军督办张少帅。张学良见到宁恩承，开口便说：“你的事我全知道。”宁恩承不解，只听张少帅接着说道：“你要去英国留学，我补送你去。”张少帅就这样决定了宁恩承一生前途的大事，很是感动。不过，事后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由阎宝航为他争取的结果，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几十年后他仍念念不忘，声称“老阎一言九鼎，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注释：

{1} 清末明初，这里称大南门里景佑宫胡同。2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称青年里，现为朝阳街一三九号。

{2} 杜重远：吉林省怀德人。曾在奉天经营肇兴窑业公司，积极发展民族工业。任“东北民众救国会”常务理事。1935年因其主编《新生周刊》发表题为《闲话皇帝》文章，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提出抗议，被国民党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3} 王化一：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于家房乡。1918年考入奉天师范。1924年任奉天教育会教育部部长。1928年任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1931年9月25日他在北平组织了“同乡反日救国会”（此后，该会并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④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清末以记者身份来中国，长期从事政治活动。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二十一条”内容是他首先揭露的。1928年去东北，任张学良顾问。1934年张学良游欧回国后，蒋介石征得张学良同意，将端纳请去。

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1)

1920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普莱德推荐阎宝航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这一年是他在政治上大开眼界的一年，得到很大锻炼。

当时，刚刚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北京，仍然笼罩在反帝反封建的浓厚气氛之中，思想相当活跃，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勇敢地冲破种种阻挠，开展爱国民主活动。阎宝航利用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练习干事的机会，以极大的兴趣广泛接触北京各大学的爱国学生，受到深刻影响。

1921年初，阎宝航结束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实习生活回到奉天。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正式聘他为学生部干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条件，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显示出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非凡才干。

“五四”运动掀起新文化的浪潮，也波及了古老的沈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1921年，阎宝航联络青年郭刚、张泊、朱连生、高子升、吴竹村、何松亭、巩天民等在青年会办起了一个“星期三会”，参加“星期三会”的人于每周三集会研讨，提倡民主科学。在形式上阅读国内最新出版的白话文书刊，反对文言文的线装书刊。在内容上赞成新科学反对旧礼教，赞成自由思想反对宗教迷信，赞成自由恋爱反对宗法家庭，提倡民主自由反对政治专制，提倡民族独立反对异族侵略，提倡新思想反对旧道德。阎宝航组织的这个“星期三会”，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新文化运动”团体。

1924年春，受孙中山派遣，朱霁青来到东北，联络老同盟会员高崇民、梅佛光、钱么莱、马愚忱、宁武等人。朱霁青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一师师长。这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把旧三民主义修改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朱霁青来东北就是发动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他向高崇民、梅佛光等人建议，应在东北筹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以研究孙中山的理论。高崇民、梅佛光除联络老同盟会会员外，还联络了阎宝航、陈得新、杜重远、韩乐然、安怀音、邵晋阶等人。1924年夏，“启明学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高崇民被推为会长。学社还创办了《启明旬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救国主张。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一个手持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介绍信的以美术家身份出现的人，来找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他就是韩乐然。

韩乐然，朝鲜族人，是我国朝鲜族最早的共产党员。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赴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深造。他表面上是以美术家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通过任教和办油画展览活动，受党中央派遣来东北筹建党的组织的。阎宝航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支持他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随后，阎宝航和省教育学会王化一又支持他在南关风雨坛附近民房建立奉天第一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招收学生，讲授绘画艺术，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为韩乐然联系了文化界人士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韩乐然在奉天期间，一直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阎宝航给其良好热情的照顾。在这里，韩乐然接触最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阎宝航，一个是苏子元。

苏子元临时在设于青年会的青年事务所工作，与韩乐然成为朋友。当梅佛光请苏子元参加“启明学社”组织时，苏子元征求韩乐然的意见，韩认为该组织表面上是文化团体，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它联系的对象大多是奉天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我们可以利用该社的声望，在青年中开展工作。苏子元参加该社之后，担任该社主办的《启明旬刊》校对与发行工作。在这期间，一直和苏子元保持良好关系的阎宝航除了参加“星期三会”的活动外，还为帮助苏子元扩大发行《启明旬刊》做了不少努力。

由于阎宝航特别热心组织对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学习和研究，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生了普莱德意想不到的变化。这里差不多已经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掩护革命者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22年，阎宝航开始购买《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在青年会会员中传阅。一些文化团体成员在这里参加活动后便争先阅读这些书刊。1923年春，青年会干事郭刚赴广州开会回来，带回一些有关马列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进步书刊，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列宁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困难》和一些反官税，反宗教，反不平等条约的小册子等。阎宝航在“星期三会”里，同高子升、吴竹村、郭纲、何松亭、巩天民、苏子元等一起阅读和讨论。这是阎宝航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青年事务所的苏子元受到了韩乐然的重视。韩乐然是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作掩护来沈阳开展建党工作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的热情接待和帮助，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他认为，阎宝航毕竟是与外国传教士有密切关系的人，同时又同大军阀张作霖父子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溜以在发展党员时，只是对阎宝航给予了审慎的关注。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苏子元、郭纲这些人上。后来，他对阎宝航的看法逐渐有了改变。他看到，由于这位学生部干事的工作，使基督教青年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但支持一些社会进步团体的活动，而且他同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也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积极态度，基督教青年会几乎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阎宝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党应加强对于他的帮助和考察。

1924年至1925年上半年，韩乐然指派郭尊山（即郭纲）、苏子元向阎宝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他自己有时也和阎宝航唠唠家常，评议时政。也正是在同他们的交谈中，阎宝航进一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初步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相互勾结的本质。这一时期，他虽然仍在关照贫儿学校的发展，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用在新文化的社会活动方面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讨上。阎宝航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视野逐渐开阔。

1925年春，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来到奉天，从事建党的工作。任国桢居住的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距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远，他常去那里看书看报，寻找关系，接触群众。在这里，他很快结识了苏子元。并通过苏子元同韩乐然取得了联系。这样，共产党员在这里同心协力培养骨干力量，为在奉天建立党组织积极工作。据苏子元回忆，韩乐然和任国桢当时在一起确实讨论过阎宝航作为党的发展对象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对这位特殊人物，还是应该抱积极慎重态度，要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时，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并枪杀工人十余名。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在公共租界里举行集会时，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伤十人、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人民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愤怒声讨和谴责帝国主义惨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消息传出，一个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支援上海人民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

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2)

正在奉天的任国桢和韩乐然开始酝酿组织奉天工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问题。他们认为，应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开展工作，在基督教青年会有两个人最合适，一个是阎宝航，一个是苏子元。韩乐然说，阎宝航平时就和大中学生关系很好，也很有威信，以他的号召力，很快会把学生发动起来。同时韩乐然亲耳听到，在五卅惨案传来后，阎宝航曾在一次集会上发表过同情上海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野蛮与暴行的言论，他的政治态度是清楚的。苏子元原来就是教员出身，熟悉学生。同时，由于在青年会工作，接触各校学生很多，关系也不错。任国桢考虑到，阎宝航与奉系军阀及外国传教士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应该加以回避。况且，依阎宝航的身份和地位出面发动学生，会给他带来麻烦。既使苏子元出面发动，也应秘密进行。随后，任国桢找到苏子元，请他出面组织发动各校学生，“搞一次支援‘五卅’的运动”。

苏子元首先到小河沿医科专门学校，与该校学生吴执中、高君福、白希清交换了意见。接着苏子元又分别到其他各校征求意见，得到赞同。6月5日夜，奉天8所大中学校在小河沿医专召开了第一次各校学生联席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同各校选出代表组织奉天学联筹备会，组织支援“五卅”的活动。以后又连续开会，作详细研究、部署，决定举行游行请愿活动，并制定了宣传口号，印制了传单，选举了请愿代表，规划了请愿游行的组织工作等。上述这些会议都是在医专进行的，阎宝航事先一无所知。

6月10日上午7时左右，南满医大、医专、南满中学的学生首先到达省公署门前。随后，文会高中、一师、第一工科、第二工科、坤光女中、一中、农林中学等十几个大中学校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拦阻，也陆续赶来。大约9时左右，省公署门前已聚集二千余学生，开始请愿活动。他们首先由请愿总代表毕天民宣读请愿书。请愿书揭露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野蛮罪行。

接着，王永江又把省教育会长冯子安和省议会议长冯子敬调来，出面说服学生。二冯来后，见群情激奋的请愿学生，未敢露面。在紧急时刻，这两个人想起了阎宝航。他们知道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便打电话给阎宝航，称学生闹事，事态严重，为不致演出流血事件，请阎先生出面排解。

事后，阎宝航和苏子元在谈到这件事时这样说道，“省公署统治者方面认为，阎是解铃系铃的人。其实阎在事前并未参与这次策划请愿工作，直到请愿事件发生前，也没有人通知他。”

阎宝航接到二冯急信，便同送信人一起火速赶到省公署，首先会见了学生代表，了解情况，并探询请愿目的及条件，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内容。

学生代表们看到阎宝航很是激动，纷纷向他反映情况，表达他们的意见。毕天民代表说，学生这次请愿活动，完全是正义的。但请愿所提出的五个条件，当局一条也不采纳。学生的意见是，只有其中第五条“游行示威”一条可以让步，其余必争。阎宝航认为学生代表的要求很合理，便去见二冯，他说：“学生爱国热情可嘉，提出的五条应该考虑，不应无理压制。”二冯遂于民政厅长王明宇、警察厅长陶菊溪等商议办法。王、陶坚持说，学生要求通电、募捐、开会声援都可以，惟游行示威不行，以免影响治安，否则将武力制止！阎宝航建议当局直接和学生代表谈判。双方交涉到下午3点多钟，阎宝航与警务处长于珍陪同学生代表向学生宣布请愿结果，学生代表同意暂不游行，阎宝航宣布省长公署答应的条件。坚持八个多小时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各校学生陆续返校。

当局答应学生的条件，实际上是一个缓兵计。当天晚上，奉天当局派军警封锁几家公立学校，不准学生出入，并切断电源、检查邮件等。城门口加派兵力把守，严加盘查，凡学生装束一律不准入城，发现传单宣传品等一律没收。当局的卑劣行为，引起各校学生的气愤，纷纷跳墙串联商量对策，并派人找阎宝航出面谴责当局的行为，强烈要求当局维护信义，履行诺言。

阎宝航闻讯，大为不满。立即连夜寻到冯子安，转达学生意见，厉声责问当局出尔反尔的做法，敦请当局维持信用。冯子安答应阎宝航，省公署同意各校学生于6月12日派代表到省议会，参加各法团联席会议。随后，阎宝航要求立即向各校传达，冯子安遂派车送阎宝航去各校。他首先到达医专，医专同学把学联筹备会印刷的传单交他转递各校。他欣然接受，把上面印有“支持五卅运动流血牺牲在所不辞”等字样的传单到各校散发，鼓舞同学们斗志。

但是，阎宝航和学生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从6月10日晚起，当局派警宪一直对各校实行封锁和命令并未解除，有的学校则把请愿代表逐出校外，以免他们再鼓动学生。阎宝航了解到这一情况便找冯子安交涉。冯子安起初以不了解情况加以推托，后干脆避而不见。阎十分气愤。乘郭松龄将军汽车为学生不断奔走呼号。在这期间，奉天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小河沿医专。学生联合会选举毕天民为主席，下设宣传、组织、妇女、总务等部。出版不定期刊物《奉天学生》。学联会与东北各省学生组织、京沪学联会取得联系，将捐款陆续汇往上海学联，支援“五卅运动”，同时与奉天各县学校学生进行联络，宣传反帝，鼓舞学生加强团结，开展斗争。就在学生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当局宣布各校从6月13日起提前放假，并迫令学生克日离开学校、离开省城。

很显然，这是当局为瓦解学生运动所采取的措施。各校学生起初联合起来拒不离校，但各省立学校均已提前放了假，学联会已无法组织学生进行活动，再加上警宪的阻挠破坏，轰轰烈烈的六一○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到了下半年学校开学时，省立各校在奉张政权的号令之下，将参加六一○请愿的学生代表全部开除学籍。阎宝航虽然不是六一○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他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对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欺骗镇压的手段，感到异常气愤。他曾多次以青年会干事身份出面与冯子安等交涉，请求允许被开除的学生回校学习，遭到拒绝。阎宝航深表痛心！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学生。痛定思痛，他又不知如何分析刚刚发生的事情。最后，他还是在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了答案。

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1)

当奉天当局宣布6月13日提前放暑假，阎宝航激于义愤与当局交涉无效的时候，共产党员任国桢仍在策划引导青年学生“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发动同学，走向社会去宣传，以唤起民众。他们每天进出青年会，阎宝航对他们的行动表示钦佩。

阎宝航看到，虽然学校放了假，但许多学生根据学联筹备会的布置，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利用办暑期补习学校之形式，进行宣传、募捐。有的赴南满铁路和抚顺煤矿劝告工人反日救国。有的甚至走上街头，利用演剧等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各阶层人民一致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敦促政府对英、日严重交涉，学生赤诚的情景十分感人。学生们的行动，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社会各团体纷纷组织“上海罢工工人后援会”，发通电、宣言，掀起了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支援上海同胞，抵制英日货的高潮。工商医学各界一致行动，踊跃募捐，慷慨解囊。一时间，全城商工自愿助捐者，就达十万余人。笔笔捐款源源汇往上海……

东三省破天荒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阎宝航被深深地感动了：共产党很了不起！

他很自然地想起了1914年在两级师范学校参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但他对奉天当局采取压制对那场斗争的行为感到愤恨，他对当局和张作霖还做不出阶级的分析。张作霖执掌东北大权之后，招揽人才，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政治经济均有起色。对日本的在东北的利益则设法加以限制，如控制农产品向日本出口，避免日本对东北农民的直接盘剥。在工业方面，张作霖规定东北矿藏一律由政府开采，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奉直之战，奉军战败后，张作霖主张东三省联省自治，下决心励精图治，发展东北，做了一些爱国的事情。1923年3月，张作霖曾公开宣布1922年11月与日本大仑组签订的“中日合作兴发公司合同”及其他三十余个中日合办公司搁置。同时，张作霖致电徐世昌，陈述收回库伦、恰克图之意见。还有，原奉天督军段芝贵以吉林镜泊湖瀑布大泉水作抵押，向日方借款500万元，张作霖亦还给了日本三林洋行。阎宝航了解国民党对张作霖的评价，也很同意国民党人的态度。特别是苏子元担任编辑的《启明旬刊》，不仅以大量篇幅公布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报道张作霖建设东北的爱国之举。然而，使阎宝航费解的是，这位绿林英雄在对日本人的态度上总是出尔反尔。日俄战争后，沙俄将旅大租借权转让给日本，袁世凯为称帝竟与日本秘密换文，把旅大租期延至99年。遭到国人强烈反对。1922年11月，奉天省议会曾提出收回旅大案，立即得到东三省民众的拥护。国民党人的“东三省民治促进会”召集全体会员，讨论收回旅大问题，决定创办《东三省民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反对续租旅大。该会决定，由总干事高崇民通函各机关，宣布必须按期收回旅大的理由，同时印发传单，到处散发。

当时，东北具有爱国心的各界民众也积极行动，开展排斥日货及其他排日运动。当时，沈阳民众一致起来，不购日货，不用日货，不售日货，焚毁积存日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对日人出售鸦片、吗啡；日人在南满铁路沿线横行霸道，强占公私土地，在租界窝藏土匪、奸商；走私货物；假借中国人名义典卖土地房屋；在他们开办的矿山、企业区，虐待华工，草菅人命等行径，无不表示愤慨。在民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曲：“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零六日，期满了他还不交还。”阎宝航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身份，积极参加各种排日活动，他曾亲自作过街头讲演，亲自把“东三省民治促进会”的反日传单带到青年会，发给青年会参加活动的青年，做广泛宣传。日本当局为此曾多次到奉天省政府交涉，要求制止这种反日活动，严惩反日分子。迫于日本人压力，奉天省长王永江竟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得进行反对续租旅顺的活动，同时还暗令警察将高崇民驱出奉天省境。

六一○运动之后，阎宝航曾多次与韩乐然就奉天当局压制学生运动这个问题，在“星期三会”上同大家讨论，同韩乐然、苏子元交谈过，当时，韩乐然利用党的关系，不断给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寄来进步书刊，例如《赤都心史》、《新俄游记》等，青年们很喜欢，互相争着传看。阎宝航和苏子元商量一下，便把韩乐然从他的美术学校接回青年会来住。这样，阎宝航有更多的机会同共产党人接触和交谈。为分散当局的注意，阎宝航把“星期三会”的研讨聚会，改到高子升供职的满洲银行宿舍去。

这一时期，阎宝航同韩乐然、苏子元谈话中的议题集中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包括张作霖的奉天政权。韩乐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谈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韩乐然也谈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关系，指出军阀依靠帝国主义祸乱中国的反动本质。这些谈话，阎宝航顿开茅塞，并引起了极大兴趣。

这年夏，韩乐然接受党的派遣，准备去苏联海参崴。临行前，韩乐然与阎宝航做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韩乐然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关系谈起，一直谈到对奉系军阀的认识。他说，中国战争频繁，祸乱不断，民不聊生，其根源就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军阀，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只要我们稍一放开眼睛，就可以看清，中国的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比如皖系、直系后面就是美英帝国主义等，而奉系的后面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不错，张作霖执掌奉天政权，做了一些好事，在一些问题上不听日本人的摆布，日本对他不满意。但他们之间又利用又勾结，张作霖的反动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奉天政权是封建官僚资产阶级政权，张作霖则是这个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先后两次发动的直奉战争，问鼎中原，给关内外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反袁斗争时的张作霖姑且不论，就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例，张作霖依靠日本的军需弹药支持谁人不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真正的帮凶到底是谁？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面对正在问鼎中原的张大帅干了些什么就完全清楚了。你看，五卅惨案后，张作霖把自己打扮成反帝代表，而奉军已经打到上海。当时，上海人民掀起反帝风暴，帝国主义对人民反帝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张作霖即令奉军开进上海，并派人秘密会见英国领事，强行阻挠上海工学商各界公祭被帝国主义屠杀的烈士，封闭上海工学商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职员大会，围攻上海总工会，查封了全国反帝先锋的上海总工会。奉军所到之处，人民反帝斗争均遭到摧残。在山东，张作霖的干将张宗昌制造了青岛惨案；在天津，张的部下李景林为帮助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派出五六千军警围攻工人，工人死伤数万；在吉林，禁止游行集会，公然不准抵制日货；还有奉天当局以卑劣手段，打击学生运动……

奉天当局破坏六一○学生运动后，阎宝航向韩乐然表露出一种自责感，他认为，自己没能有力地帮助学生达到请愿的目的。韩乐然说，先生大可不必有这种自责，这并不是我们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事。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要有人民大众长期的反抗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当然，六一○运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与军阀、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理论与策略。

通过这次六一○运动和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阎宝航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理论和策略思想，党在斗争中也了解了阎宝航。

韩乐然走后，共产党人任国桢和吴晓天{1} 商议，应对敌人破坏镇压六一○运动的阴谋，利用暑假间组织学生开展有意义的活动。这一天任国桢又来找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约他晚上去文华阁纸店，有事同他商量。

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2)

当晚，苏子元按时来到位于大南门里经销笔墨纸张的文华阁纸庄。主人是任国桢同乡，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沈阳开展党的工作，经常在这里落脚。任国桢见到苏子元，便热情地同他谈起来，中心议题是想办法把学生再组织起来。任国桢鼓励他说，沈阳的六一○学生运动，是大革命以来东北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次良好开端，虽然遭受当局的阻铙破坏，但毕竟伸张了爱国正气，锻炼了学生群众，取得了初步成果。要重视这个成果，想办法巩固发个成果。

自六一○学生游行行动受挫后，苏子元一直心中不快，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经任国桢这么一说，不仅增加了苏子元信心，也打开了他的思路，他说：“办法还是有的。按惯例，青年会每年要利用学生放暑假机会办学生夏令会活动，今年学校提前放假，夏令会活动也泡汤了。我看，夏令会可以为我们所用，如果怕这个名称惹人注意，可不可以叫‘奉天暑期大学呢？’”任国桢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我们大家共同想办法找几个教员，讲讲课。他当即决定，组织进步青年开办暑期大学。他请苏子元回青年会与学生部干事阎宝航商谈，请他出面组织最为恰当。通过组织六一○学生游行活动，阎宝航对学生的真诚态度使任国桢感动，他认为阎宝航是值得信赖的人物。与阎宝航共事的苏子元当然有同感。高高兴兴地回到青年会，找到了阎宝航。

苏子元首先问道：“今夏学生提前放假，青年会每年暑假都利用这个假期办学生夏令会，今年是否还要搞夏令会？”阎答：“我正在考虑。可是，现在办夏令会似乎在捅当局的心窝子！”苏子元说：“我有个建议，夏令会不但要办，而且还要办好。不过最好不叫夏令会，叫暑期大学。”阎问：“暑期大学是何内容？”苏子元答：“自有安排！”

阎宝航敏锐地意识到，苏子元所说的开办暑期大学，无疑是共产党人的意图，他满口答应，愿意为暑期大学提供必要的场所。苏子元接着说，不仅要阎先生提供校舍，主要是请你做这个暑期大学的校长。阎宝航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来当，就这么干！”

7月，在校长阎宝航亲自筹备和主持下，“暑期大学”在青年会正式开学。参加暑期大学的学生是由任国桢、苏子元、吴晓天等人秘密商定，最后由阎宝航出面主持的，主要是以参加响应五卅运动的各校学生代表、学生联合会积极分子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为主，还有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一些小学教员、店员、职员等共40余人。年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授课时间每日下午5时至7时。授课内容：任国桢讲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系统介绍社会发展史，阐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革命道理。吴晓天讲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陈涛（陈日新）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史。为掩人耳目，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安排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内容，如让阎宝航聘请安怀音、苏尚达讲授“宣传工作与新闻学”“银行与新中国、关税与新中国”。“这样，在内容上看起来是五花八门的，外人很难明白暑期学校的性质。学校又办在处于外国租界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国警察不管，而且也管不了。所以学校办得很顺利。”暑期大学的开办，对当时的爱国进步青年，的确起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启蒙作用。

参加奉天暑期大学的学员成分比较复杂，但对那些追求进步的青年来说，这一课上得非常好。所以，奉天暑期大学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把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同志会”，规定了以后的工作。到1925年底，“同志会”利用奉天暑期大学同学会的名义，召开了三次会议，均在基督教青年会内进行。阎宝航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对奉天暑期大学很感兴趣，既当校长，又当学员。学到很多东西。在学习中，对所谓唯物史观初次接触，并认为把经济作为事物的自发性基础有道理。他还引了先秦哲学家的几句话，那时他理解物质是第一性，中国的古代哲人也是这样讲的，比如管仲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孟轲的“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他主张这样的学校应该经常办，对听讲者的启发快又起实际作用。

除此之外，奉天暑期大学还推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读书运动。由于暑期大学的影响和启发，引起了学生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求知欲，而《康民尼斯特丛书》、《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刊物，已广泛地成为在学生中传阅的读物。吴晓天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学联与青年会方面又共同组织一个暑期大学（学员系学联职员及夏令儿童义务学校教员），我在其中担任讲授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学生有二十余人（男性十余、女性十余）。对吾人之主张，颇能接受，现在虽说已经闭幕，他们仍有暑校同学会的组织，仍时常聚会，不过目前所需要的，就是要有刊物分给他们。”陆续吸收一些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这年8月，奉天市第一个中共支部正式建立，任国桢任党支部书记，吴晓天任团支部书记。从此东北地区党的?伍一天天扩大，工作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暑期大学堪称为中共辽沈地方史的重要开篇。

自从1924年10月，张作霖在第二次奉直战争获胜之后，背弃诺言，把大批奉军开到关内，再次插手北京政权。奉、皖、孙的“三角同盟”在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也土崩瓦解。到1925年初，奉军已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到这年6月间，奉直势力已伸展到上海，奉系势力进入极度扩张的时期。

这时的张作霖，得意洋洋，不可一世。阎宝航开始注意到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看到，奉系为索取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不断印发纸币，造成奉票极度贬值，加紧对东北人民的盘剥。同时接连不断地向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量借款。表面上，张作霖对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势力正在逐步向东北全境渗透，不要很久，东北的经济命脉就要被日本人所控制，奉张政权早晚要被日本人所左右。

奉军的大肆扩张，不仅引起江南各省人民的反抗，就是在奉军内部，反对武力扩张政策的力量也在增长。张作霖的军长郭松龄就一贯反对争地盘打内战。张作霖发动第一次奉直战争时他是不得已“遵从上级命令，违背本意”率兵参加战争。张作霖发动第二次奉直战争前，他又曾向总司令部提出建议“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对张作霖任命他为“安徽督办”坚辞不就。阎宝航记得从奉军传出的消息，第一次奉直战争时，郭松龄因不愿打仗，曾率部撤去，军团长张学良闻讯，重演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只身连夜赶几十里把郭松龄劝回。可见郭松龄的反战情绪。阎宝航曾想过在见到张汉卿时一定要问问他这件事的原委。但自从张学良当了军长、军团长之后，就很少到青年会来了。1924年，韩淑秀来青年会同他共同发起成立“奉天工儿院”时，他才从韩那里了解到郭松龄反对内战的一些情况。他一直认为郭松龄将军是对的。

1925年11月初，刚刚陪同郭松龄将军从日本观操回国的韩淑秀再次来到青年会，专门会见阎宝航。当时，郭将军应张学良电邀提前回国，正在紧张地对进关部队进行编组战斗序列的准备，入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夫人韩淑秀在青年会做短暂的停留就走了。半个月以后，便发生郭松龄反奉事件。有人曾猜测，韩夫人此次会见阎宝航，虽然不可能向阎宝航透露郭将军起兵反奉意图，但是谈到张作霖与日本人订立密约的事，并表示不满情绪是完全可能的。苏子元回忆说，他记得当时韩夫人会见阎宝航之后，阎曾陪着她去他们发起创办的奉天工儿院和贫儿学校。阎宝航送走韩夫人回到青年会，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他认为，韩淑秀像是来告别，表现出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情绪。阎宝航在郭松龄反奉后起而做内应，并不是偶然的。

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3)

阎宝航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受到了株连。

原来，郭松龄为反对奉军武力扩张政策，曾写信给张作霖，要求退兵，遭到拒绝。郭遂决定借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之机，暂避居日本，以抵制内战。10月初，郭松龄赴日抵达东京，同行的有韩复榘率领的国民军军事代表团。此时，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联军打败奉军，苏、皖两省相继丢失。与此同时，郭松龄在日本获知张作霖派特使与日本订立密约等内情，一时大为愤慨。遂将这个情况全部告知国民军首席代表韩复榘，表示与冯玉祥合作之意。10月下旬，郭松龄应张学良之邀回到奉天，不久，到达前线。11月13日，张学良抵天津与国民军谈判和平，同时向郭松龄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遂陈述不可再战之理由，主张撤兵出关。张学良虽赞同郭的主张，但由于“父命难违”，仍遵父命严令郭松龄第三方面军、李景林第一方面军调兵备战。郭知战争不可避免，遂称病入天津意大利医院，暗中做反奉准备。

1925年11月下旬，郭松龄总司令部在滦州宣布班师反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一时间，奉天张作霖帅府惊惶失措，一片狼藉，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从河南调朱霁青来东北，在奉天神学院同钱公莱等人组建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派任国桢参与领导工作。阎宝航、苏子元对此事知其大概，深表赞成。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团中央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支持郭松龄反奉，积极起来“夺取政权”。在那些日子里，任国桢来往于神学院和基督教青年会之间，与苏子元一起讨论支持郭军反奉，印发传单。阎宝航通过苏子元了解到共产党人的行动，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支持郭松龄行动。

当时，由苏子元负责油印的传单，通过阎宝航送到奉天学联手中，并很快在奉天大中学校张贴、散发。阎宝航在散发传单的同时，还发动学生组织起来，准备迎接郭军进城。

但是，就在郭军前线已到新民，逼近沈阳的时候，苏子元在青年会油印传单的举动，被一位外籍干事发现，报告警方。警方立即前来搜捕。苏子元走脱，任国桢被捕。据乐春回忆，当时，阎宝航也曾“被沈阳东关警察署捕去，讯问他同郭的关系，在那里他被拘留了一两天，我闻讯后曾到他家探询。是夜间，他已经被放回来了”。不久，郭松龄反奉失败，郭及夫人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阎宝航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他因与郭氏夫妇素有来往，当局怀疑在郭松龄反奉期间共产党在奉天广为散发、张贴的传单与他有关。为避免受到牵连，阎宝航便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对郭案采取宽容政策，阎宝航遂又复出。

事后，有一位朋友曾问阎宝航，“郭松龄将军和张学良将军都是你的朋友，在对待郭反奉事件中，张汉卿的态度是父命难违，义不背父。而你却坚决讨伐，站在郭将军一边，日后和张汉卿的关系如何相处？”阎宝航明确回答说：“我支持郭将军反奉，并不是因为我和郭氏夫妇有良好的关系而为之，也不是为了和汉卿一刀两断而图之，我反对的是与日人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谁这么干我就反对谁，相信汉卿也未必支持乃父之举措。无论就个人关系还是国家利益，我和汉卿是一致的。”

阎宝航本不会喝酒，上次六一○运动过后，他喝了酒，这一次郭氏夫妇被害，他竟喝得酩酊大醉。他抱歉地对高素桐说：“很对不起，喝点酒，解解心中的烦闷罢了。今后不喝了。”在这一点上阎宝航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在一般情况下，他喝酒从不过量。但在他一生中，确有几次大醉，不过这是后话而已。

注释：

{1} 吴晓天：即吴霆。安徽省奉台人。1925年春，由上海派到沈阳做团的工作。9月任奉天第一任团部书记，后任党支部书记。10月以后曾去哈尔滨，大连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

七 赴英国留学(1)

郭松龄将军和夫人韩淑秀被害后，阎宝航一直处在痛苦之中。韩淑秀是一位难得的进步女性，她抑恶扬善，提倡妇女解放，重视贫儿教育，同情贫苦民众，这些都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他感到自责的是，由于郭氏夫妇被害，他和韩夫人发起创办一年多的工儿学校也被迫停办，而他却无能为力，因此常常喝闷酒。

韩淑秀在贫儿学校教书时，常常到阎宝航家做客，因此她和高素桐以姐妹相称。韩夫人生育一女，不幸夭折，此后她再没有生育。她很喜欢小孩儿，每次到阎宝航家，都要和阎宝航的两个女儿长女明诗、次女明瑛玩一会儿，所以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她的被害，阎宝航一家也笼罩一层阴影。阎明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

因郭夫人到贫儿学校教书，常到我家来做客。当我们听到郭夫人被害，正在沈阳小河沿陈尸三天的消息后，哭的没法，都说这么好的人可惜了，我妈对我的小姑说，你带着你的大侄女去看看，凭吊凭吊。那天又是雨又是雪花，特别凄凉，那时候可比现在冷。我们到了小河沿，人山人海，我也挤不到里面去，就从大人的腿缝那往里看，看到两个人都在地下躺着，郭夫人没有鞋也没有袜子，两只脚都是泥呀。枪子是从后头打进去的，头发让血饼子把整个脸都盖上了。郭夫人皮肤特别白，从下巴颏能瞅见她那模样，当时我就放声哭起来：郭夫人呐，你怎么能死呢？我小姑姑赶紧把我一把拉过来，连说嚎不得嚎不得。

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介绍阎宝航去英国留学。但留学的路费和日常费用须阎宝航自行筹措。当时，阎宝航在青年会每月只有25元的收入，支付这笔费用是很困难的。正在他为难的时候，时任奉天陆军军团长的张学良派人给他捎信来说，愿意资助他解决这笔费用。阎宝航不知道张汉卿是怎样知道他要出国的事。就在他犹豫之间，不久，张学良已把这笔费用送来了。

出国前，阎宝航打算利用办理护照的时间，再练习一下英语，他决定到教会学校把英语再深造一番。临走前，还要把家安置好。

按说，阎宝航停止资助贫校后，靠他的25元工薪维持十口之家，勉强过得去，但后来由于奉票贬值，维持生计日渐艰难。这次，为了解决外出留学的家庭负担，他决定把家分成两部分。他先安排父亲留在奉天，照顾两个堂兄、表兄上学；对自己妻儿的去留，他征求高素桐的意见。

阎宝航对高素桐说，我留学四年，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呢？高素桐说，25元钱过日子都不够，哪念得起啊？阎宝航说，安东（今丹东）附近有个大孤山，那儿有个外国教会办的救济院，叫孤儿院。你到那儿，可以跟着念书，不收学费，还可以学织花边手艺。小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他们搞教育很有名，我去参观过。又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普莱德介绍，你既可受四年教育，又学会织花边的手艺！高素桐说，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行啊！你念四年书回来，我也毕业了。我们有了着落，也免去你后顾之忧，一心学习就是了。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自从搬进省城后，一家大小的饮食起居，全靠高素桐一人照料。虽说是粗茶淡饭，但靠着高素桐的勤劳贤惠，夫妻相濡以沫，家人和和睦睦，日子过得还算甜美。1926年，阎宝航夫妇已生下四孩子，两儿两女。幸大女儿明诗帮助母亲看护弟弟妹妹，减轻高素桐的家务负担，使她有空上贫民识字班，补习文化。阎宝航出国前高素桐已补习完高小课程。阎明诗回忆说：

我妈有一天跟我说，你爸爸要上国外念四年书，回来可能不说中国话了吧。我说，备不住。妈说，那我也得念英语啊！我说，你高小国文还没毕业，还念英语？妈说，你帮妈看孩子，青年会有个英文补习学校，我也去念四年。我说行啊！以后我母亲就去上英文学校了。她学习很用功，学了单词怕忘，回来就教我，所以我的英语是从母亲那儿学的。妈妈下学回来用英语叫门，然后让我用英语问：谁呀？请进！请坐等等。我们家的器皿凡是能贴的都被她贴上用英文书写的名字，她还用英文“pause”（钱包）一词给明诗起个小名“小佩儿”。

这年夏秋之间，阎宝航把高素桐和孩子们送到大孤山基督教堂，便去补习英文了。

所谓大孤山教堂，实际上是一所由丹麦女教士办的救济院，不但收留孤儿，也收留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救济院不但办学校，供老弱病残和孤儿上学，还有诊所、织花边工厂。到大孤山后高素桐在工厂做工学手艺，晚上还要上夜校学文化，明诗则负责看护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救济院里的生活不像想像的那么好，吃包米面、高粮米粥，勉强糊口。同时由于水土不服，全家都患上皮肤病。阎明诗回忆说：

天气渐渐冷了下来。孤儿院流行皮肤传染病，为了隔离，我们一家人被安置到一个闲置不用的两间食堂的外间屋。这儿炕上潮湿，门窗不严实，屋里又阴又冷，每到夜间刮大风时，门窗拍击，响个不停。炕上跳蚤较多，身子被搔破，孩子们都被感染上了疥疮。我患的是脓疥，满身满脸，眼皮肿了，嘴角烂了，吃饭张嘴都困难。

离他们居住的这间屋子靠后山的地方，有一堵围墙，围墙外是一冢冢坟丘。有一天，孩子们在小山坡玩耍时，偶然发现在这个围墙里面有更可怕的情形：这里面住着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有个自膝盖以下流脓淌水，腿肿得水罐粗的人坐在院里晒太阳。一些断肢缺腿的残废人四散地坐在台阶上。地上躺着一个妇女，口吐白沫，发针插进发鬓头皮里，血和她的头发粘在一起。一问才知道，这儿全是麻风病人。从此孩子们便产生了恐惧感。有一天，由于明诗在背大弟弟大新玩耍时摔下山坡，大新右眼眶被摔伤，使得明诗对这儿更加厌恶，便鼓起勇气要求妈妈，赶快写封信，叫爸爸来接我们回去吧。高素桐认为，她是为支持阎宝航出国留学才到这儿来的，现在阎宝航还没有走，怎么能叫他来接，拖累他呢。再说我才学个半拉架，等等再说吧。

11月，正是上冻的时候，日子更难熬了。阎明诗便背着妈妈，私下求救济院的姜姑姑替她给爸爸写了封信，告诉他一家人在这儿的大概处境。阎宝航接到信后，立即来到大孤山把全家人接回沈阳。

1927年4月，阎宝航已办完出国手续，准备启程了。许多关心他的人来看他，和他交谈，想要听一听他留学到底要去学习什么。起初，大多都认为他去一定是学神学。

一位经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的青年人乐春，平时就很愿意与阎干事交谈。最初，阎宝航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教育，推崇教育救国。后来，他又从教育救国思想里解脱出来，与人说话的内容集中在社会政治改革方面。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政府这两个势力，是东三省老百姓的大敌。不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不唤醒民众与之较量，东三省早晚要被日帝夺去，像它吞并朝鲜一样，把东三省老百姓打入亡国奴的境地。1925年六一○学生运动后，阎宝航开始议论暑期大学。乐春回忆说：

1962年，我从阎宝航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对暑期大学很感兴趣，对所谓唯物史观初次接触，并认为把经济作为事物的自发性有道理。我特别记得他引了先秦哲学家的几句话，那时他理解物质是第一性，中国古代哲人也是这样讲的，比如管仲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等等。

七 赴英国留学(2)

在阎宝航临去英国前，乐春受苏子元委托与阎宝航交谈。他们交换了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中国应走哪一条自救之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个人主要该干什么等等。阎宝航说：“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的基督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应该先怎样对待别人’，这种人间关系的实现单凭人的道德修养和法制制约是办不到的，这必须从改革社会制度着手。但是怎样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从古至今有许多讲得极为动听的方案，但截止现在没有一个实现。就说欧洲的社会主义吧，欧文有他的理想，并按他的理想干起来，结果垮了。还有苏联，但书上描写的苏联果真如此吗？这次我有机会得到英国去，英国老早就是欧美式的民主国家，我实地看一看，学习研究一番，有机会再到俄罗斯考察一下，学习对中国有用的知识。总之，就是看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阎宝航出国的动机不是去学神学，他注重的是社会和政治改革问题。

阎宝航思想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锻炼，和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思想政治觉悟在提高。谈到他的进步，阎宝航写道：

约从一九二四年起，辽宁省城基督教青年会既不只是反帝爱国运动策划联络中心，而是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同志一个掩护地点。我党一位老同志苏子元担任青年会干事，徐仲航同志也是干事。据我所知，当时共产党员尚有巩天民、周东郊{1}、李馨圜、高子升、何松亭等十余人都以青年会会员名义，并参加其一些活动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我和这些同志们过从十来年的时间中，思想上多有启发之处。苏子元在我出国之前曾和我谈到加入共产党时，彼此同意候我回国后再加入。他也是我以后参加共产党的推动者。

苏子元谈到阎宝航申请入党是这样说的：

一九二三年，当我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阎宝航有时也参加讨论。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他极力帮助奉天学联工作。暑假期间由他做校长，利用青年会办了暑期大学，教员是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陈日新等人。秋季，奉军郭松龄反奉时，他支持反封建战争。一九二五年，我到哈尔滨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我从苏联回到沈阳工作时，见到阎宝航同志，他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我向当时第一届满洲省委吴立石同志提出，党派周东郊同志与阎宝航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我离中国去苏联，周东郊离沈阳赴延边工作，年初周被捕入狱，原省委同志也离开沈阳。阎宝航的入党请求，没有得到解决。

1927年，国内形势发生突变。蒋介石加强反共活动，并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之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在此前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方掀起了反苏反共风潮，残酷地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中共满洲省委对阎宝航在革命低潮时期提出入党要求，非常重视，决定派周东郊了解阎宝航的思想情况。但由于苏子元奉命离开沈阳，阎宝航出国手续已办完，不得不启程出国，他的入党要求未得实现。

不久，阎宝航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学习。他选修的课程是哲学和社会学，此外他还选读了世界经济地理。除了学习专业之外，他最关注的问题是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阎宝航这样说道：

这一时期思想上仍注意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所以就从书本上研究了英国失业问题，又深入贫民窟，考察贫民和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以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交给研究院主任。

阎宝航在苏格兰留学期间，恰好宁恩承也在英国留学。老朋友舒舍予（老舍）也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

阎宝航和老舍相识在1925年，当时老舍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夏令活动。

老舍是满洲人，满洲的真龙天子就发祥在长白山。老舍这满洲人虽已入关二百多年了，寻根追源的感情并未减低。老舍为人表面上弱小清瘦，很冷静淡泊，他有一腔热血，无限的情感。他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20年代他曾出关遥望长白山，参加青年会的夏令营，和老阎结为好友。他乡遇故知，我们三人在伦敦相聚了。

1927年，阎宝航利用假期来到英国和北欧考察，当时舒舍予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宁恩承此时也在伦敦。三人一同参观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威敏士特大教堂、亨利第八的皇宫、英国皇家植物园，共看泰晤士河上的落日。几星期中的赏心乐事，许多年后老舍常提起，老阎也常述及这段愉快的时光。

阎宝航在英国住了几个月，经苏格兰去丹麦考察国民教育和合作社组织，丹麦是个小国，和中国的奉天青年会有密切关系。奉天青年会中许多传教士是丹麦人，在这里阎宝航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就在这时，夫人高素桐又生一女，阎宝航给女儿取乳名丹麦，大名阎明光。

1929年春，阎宝航完成了在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的学业课程。在他留学期间，国内及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开始第二次北伐，向张作霖发起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唯恐战乱波及满洲，损害其在满洲的利益。便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北伐军北进；一面强迫张作霖离京，并趁机向张索取在满权益。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此时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他深为不满，决定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利用张作霖退出北京的机会，将其炸死。东北顿时出现复杂的局面。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一心把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易帜日期一推再推。直到12月，张学良顶住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力排保守派阻挠和非议，毅然宣布东北全境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中国自清末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在形式上得到统一。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无法阻止东北易帜，但把易帜看成是“对日本的侮辱”，对张学良处处掣肘，更加紧进行对东北的渗透与侵略活动。张学良承受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空前的压力。在欧洲的阎宝航时刻关心着东北的政治形势，感到他自己在这一局势中的责任。1929年，阎宝航收到留学美欧后回国的王卓然给他写来的信，全面地介绍了东北形势和张学良的困难处境，指出，东北正处在非常时期，也正是用人之机。原来阎宝航计划留学4年，并计划到苏联做社会考察。这时，鉴于东北的形势，阎宝航改变原来的计划，在留学一年多的时候，便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回国。

但是，阎宝航此时还不知道，沈阳当时的社会形势，并没有像迎接他那样热烈的气氛。

注释：

{1} 即周春晖。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1)

1929年春，阎宝航经莫斯科回国到达沈阳。东北及沈阳各界朋友、知名人士、夫人高素桐携长女阎明诗齐聚站台接迎。

火车停下来了，阎宝航与众人热烈打招呼，欲行下车，这时有人高喊：“快，请众人站好，摄影留念！”于是阎宝航站在列车上与站台迎接的夫人和众人合了影。

阎宝航走下车，高兴地抱起大女儿：“明诗长大了！”然后又对高素桐说：“家里都好吗？小丹麦好吗？”

令阎宝航感到惊奇的是，高素桐竟操英语回答他的问题：“Yes，好，丹麦好，都好。”

当时在场的人同时鼓起掌来。

1929年1月10日，就在阎宝航从欧洲回国途中，沈阳{1} 大帅府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张学良下令枪杀了张作霖的老臣、亲日派代表人物杨宇霆和常荫槐，引起了社会各方面不小的震动。张学良除掉心头之患，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阎宝航刚刚回到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普莱德对他说：“我已完成了在中国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择日即将回国，我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之职正式交给你。”阎宝航说：“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是美国青年会主办的，总干事之职历来由美国、丹麦友人担任。我是中国人，如何能担当得起！”普莱德说：“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的，既是美国的，也是中国的，总干事非先生莫属了，我是相信你的，这是上帝的意旨，请不必推辞。”这个一向由西方传教士所担任的职务，就这样第一次让给了中国人。

普莱德在启程回国之前，阎宝航陪同普莱德去拜望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高兴地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最后设便宴款待。

阎宝航提前回国，张学良表示非常高兴。他说：“东北在红白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希望玉衡兄努力对外，襄助其事。”他明确地告诉阎宝航，他正在指令外交处长王家祯负责组织一个由东北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准备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使阎宝航感到奇怪的是，张学良这次谈话主要集中在中东路问题上。张学良说，中东铁路{2} 在名义上是中苏共管，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苏联手中。他还说，收回中东路主权是先大帅未完成的大业，理应由他来完成。当时阎宝航对中东路的情况不甚了解，他的注意力仍然是日本的态度。所以他请张学良谈谈日本人的最新动态。张学良说，日军在增兵山东青岛后，在美英等列强的压力下，被迫撤军，并声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受到反对派的攻击，摇摇欲坠，不久倒台。新内阁对中国则采取观望态度，外相、代首相币原喜重郎受国际条约的约束，推行对华友善政策。日本对东北当局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多少有些收敛。阎宝航当时虽然对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主张有看法，但由于普莱德在场，未加辩论，也不宜深谈便告辞了。

这年5月，东北发生了令阎宝航意想不到的事情。

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共产国际于当日下午2时在苏联驻哈领事馆开会。特区长官张景惠立即派武装军警将领事馆包围，并进行搜查，共逮捕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内佐夫等39人。同时扣压了大批文件。海参崴苏联当局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苏方人员，否则将采取报复行动。

究竟怎样认识红色苏俄，怎样处理和他们的关系，这件事将如何发展，这是当时东北上下最关心的话题。阎宝航却想起了张学良和他说的关于收回中东路的那次谈话。他敏锐地将这次行动同收回中东路联系在一起，莫非汉卿真的要收回中东路？

自从上次同张学良谈话后，阎宝航开始细心地了解有关中东路方面的情况与资料，对中东路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个时候，阎宝航却处在犹豫和彷徨之中。他虽然认为张汉卿收回中东路是爱国行动，但在目前局势下与苏联发生摩擦不是明智之举。

阎宝航还了解到，早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就试探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紧急命令张景惠强行接收了东铁在铁路沿线所设的电话、电信局，路局苏方负责人对此并无反对表示。代表苏方权益的苏方理事们的态度也较和缓。接着，张学良又授意中东路督办吕荣环要求苏方把铁路利润款项由存在苏远东银行，改为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同时要求东省特别区教育经费由中东铁路提供。对此，苏方均全部照办。于是，便有一些俄国通、美国通、英国通开始鼓动张学良对苏动手，收回中东路权。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之下，阎宝航当然也赞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的决策。

但是，阎宝航认为，收回中东路权，中苏必有一战，这将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结局。他不认为中苏开战是上策。他认为日本当局气焰收敛只是暂时的现象，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不会就此消失。因此，对日不能放松警惕。在武力收回中东路时，必须考虑到日本人，防止被其抄后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苏一战，最好不要进行。他产生了造访张学良陈述个人见解的想法。

为了说服张学良，阎宝航找到一位深为日人所嫉恨的人物——杜重远。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提倡实业救国，他认为，列强之强，在于实业发达。中国之弱，在于实业不振。遂在留日期间，专攻窑业。1923年回国后即创办陶瓷工厂，其目标就是抵制日产陶瓷，打破了日本人独占辽宁陶瓷产品市场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对他既恨又怕，软硬兼施，百般拉拢威胁，杜重远不为所动。早在留日期间，他就是一位参与反日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在东京的东北籍留日学生举行收复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后又派留学生回国，组成“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向当局促请北洋军阀政府收回旅大。1927年4月，杜重远以奉天总商会副会长的身份，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的斗争，并怒斥日本记者的无理纠缠，继续从事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斗争。1928年12月，为反对省长公署增加警捐税法，杜重远和高崇民领导全市商民抗捐，取得胜利。奉天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解除其沈阳总商会副会长职务。东北易帜后的1929年，沈阳总商会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工会、商会、农会三大组织，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同时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张学良认为，杜是一个年轻有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加赞扬，此后与他往来不断。阎宝航留学归来，便听到不少杜重远挺身反日的消息，深为他的民族大义所感动，曾亲往杜开办的肇新窑业公司与其谈论局势，交流看法。阎宝航决定和杜重远一起去见张学良，期望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阎宝航还走访了新任农会会长高崇民和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他认为他们都是可以借重的人物。

经过交谈，阎宝航和杜重远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不可轻视。北交苏俄东拒日帝乃为上策。

张学良在听完他们的意见后说：“先大帅在北京闯进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共产党李大钊，苏联并未做出任何反应，我认为他们是无力做出反应。”阎宝航笑道：“先大帅处理李大钊一案时的苏联，与现在解决中东路问题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先大帅背后有英、日等国支持，同时，苏联国内形势不好。现在苏联经济复苏，实力增强了。”杜重远接着说，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张学良笑道：“英雄所见略同。辅帅也是这样劝过我。防止日本人抄后路，这一点我接受，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2)

阎、杜二人认为，日本人不可不防。阎宝航说：“我在英国时就听说汉卿实行东北易帜遭到日本人阻挠的消息，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汉卿势单力薄，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易帜日期一推再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幸有西方英、美国等抓住日本人制造‘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反对田中内阁。日本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默认东北易帜。但我认为，日本人不会甘心，早晚还得闹事，这只是时间问题。在奉天，我回国这么几天，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日本人制造事端，欺负中国警察和中国老百姓的事件。我还听说，有一回日本警察竟把汉卿你的卫队长都给扣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有意挑衅！”

关于对日问题，当时张学良一心收回中东路权，对苏政策是东北政权的当务之急，开展反日运动并非上策，他主张对日以防为主。关于对苏避免一战问题，他说：“我认为多个对手总不如少个对手好。可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本来是咱们东北人自己的东西，却眼睁睁地送给别人，我们不去争谁给争？”张学良还说，对于侵犯我利益，干涉我内政的，能无动于衷么？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大街上贴的标语写着“打倒中国，拥护苏联！”这样的中国人我不赞成，他们不要中国了。我已告诉黎天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写几篇文章，驳一驳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论调！”

关于街头“打倒中国，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标语，沈阳城内张贴的很多，阎宝航、杜重远见过，基督教青年会墙上就贴了不少。他们也都对这口号想不通。

在当时的情况下，阎宝航还不能从政治上透彻地认识到，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举动，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仇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怂恿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是用民族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中共满洲省委接受党中央关于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当局强占中东路的主张，但对如何把拥护苏联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恰当地联系起来，缺乏深刻的了解，因而在宣传鼓动上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特别是一些“左”的口号，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1965年，阎宝航在接受辽宁大学历史学者陈崇桥访问时就谈过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宣传口号问题。阎宝航说，那时候，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对中东路事件作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分析。对中共满洲省委在街头上贴的标语口号，例如“拥护苏联，打倒中国”等不理解。正因为如此，在东北军开赴黑龙江对苏作战后，阎宝航、杜重远等人领导民众团体开展活动，大造收回中东路的舆论，支持张学良对苏的强硬态度。这年8月，他以“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团体的名义，发出公函，要求各市县“应普遍组织国民外交分会”，以适应政府对苏交涉的需要。1930年9月31日，国民外交协会在沈阳参加了欢送“抗俄军”出征大会，喊出“打倒苏俄”“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还支持王化一等组织“抗俄后援会”，开展宣传。

这年7月10日，东北当局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强占了中东铁路全路。中东铁路督办吕荣环在武力配合下，宣布全部接收中东路，同时封闭了苏联驻哈外交机关，商业机关，驱逐苏联职工上百人出境，并派大军到中苏边境驻扎。正在张学良布置中东路战争的时候，阎宝航利用青年会的阵地亲自发起创办，并担任主要领导人的反日团体就有三个。这就是这年6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7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和8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

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中东铁路南段的利益，组建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既经营铁路，又着手在铁路沿线各地建立“附属地”。当时，奉天是日本仅次于大连的据点，他们在这里也设立了附属地，即当时所说的“新市街”，而把奉天城市街道称为“杂乱市街”。从20年代日本建立所谓“新市街”开始，一个针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收回国权的运动也开始了，尽管张学良发动收回中东路权的行动中，并不希望开展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但这一年民众反日斗争却异常活跃。

7月间，阎宝航针对日本的挑衅行径，谋划成立反日团体。

沈阳小北边门外，有座白脸老爷庙。二三百年来，老爷庙附近的土地一向由一个陈姓人称陈老道的家族包种。1916年，突然来了几十名日本武装军警，在这块土地上设置岗哨，在周围钉木桩，上写“榊原农场所有”，强占了这片土地。陈老道率陈家各户，到奉天交涉署告状，中国官方表示无能为力。此后，南满铁路沿线日本官民抢夺中国土地，毒打中国百姓事件接连发生。奉天交涉署受理大量日本侵犯所有权案件，均不了了之。榊原得寸进尺，1929年6月27日，榊原勾结日本铁道守备队80余名，竟将通过榊原农场的北宁铁路北陵支线拆毁，把车站和护路警察派出所统统捣毁，并立“不准通过榊原农场”木桩。辽宁外交特派员公署三次向日本总领事送交照会，提出严重抗议，毫无果。消息传出，民众无不愤恨。接着，日本人挑起的事件连续发生。密切注意着时局发展的阎宝航挺身而出，联络杜重远、金恩祺、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等省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负责人，讨论应付办法。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以此为契机，联合行动起来，呼吁当局向日方抗议，号召各界反对日人的霸道行为，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众反日团体。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3)

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日方被迫赔礼道歉，恢复了北陵支线。阎宝航遂于1929年7月11日，联络省城商工各界人士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金哲忱在商工总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称“外交协会”。

在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由阎宝航起草的成立宣言。宣言把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明确指出：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列强挟其残暴之威焰，来临吾华，铁蹄到处，山河变色，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强迫订立，一切特权之掠取，我国沦于殖民地之悲惨地位而莫由自拔。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则为东邻日本。

宣言强烈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否则，我们必将“集四万万人民为一体，誓死与违反公理及危害中华民族自由行动者奋斗，不中辍、不退缩，决不患其不成历。”宣言表示，“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警宪无理拆毁我北宁铁路支线之事件，迨日本七月间中东路事件之发生，各县分会也相继宣告成立，以一致之目标做共同之奋斗。”

随着外交协会的发展，外交协会设执行委员从9人增加到21人，常委7人。外交协会一经成立，便成为东北当局处理外交事务的智囊与后盾，它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国家主权及民族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活动经费最初由省工会、商会拨付，后来由张学良资助。

作为常务主席，阎宝航领导下的外交协会从一开始就积极领导开展反日活动。他们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研究对日政策，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和阴谋活动，监督政府的外交事务，协助政府开展对外交涉，广泛开展对大众的反日教育。从1929年9月起，外交协会创办了《国民外交周报》（后改为《国民外交旬刊》），宣传时事及外交常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各地的侵略罪行，反映民意，劝告沈阳市及其附近各县人民不传阅日人报纸。外交协会每周请知名人士作一次专题讲演，讲演内容集中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如日本移民政策，日本在东北之工商业、满铁以及日本侵华事件等等。阎宝航还组织外交协会先后调查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如十二标桩案、新民七公台村案、万宝山案、安奉路敷设双轨案、铁路交涉案等。

阎宝航在组织各项活动时，还特别注重扩大外交协会的分会组织。从9月至11月，辽宁各县响应分会号召，有26个县成立了分会。当然，各县成立分会不光是协会自身努力的结果，东北当局当时为征收分配给各县的对苏战争军费，把协会分会当成是宣传机构，命令各县组织成立分会。特别是阎宝航在1930年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之后，成立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阎宝航为做好下一次太平洋会议做准备，更加注意发挥分会作用，调查日本侵略事件。正因为这样，中东路事件后，外交协会已发展到东北三省各地县120多处，担任工作的会员共5000多人，规模大、声势高，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权助曾向当局提出数次抗议。

注释：

{1} 1929年1月29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3月29日，奉天市改称沈阳市。

{2} 中东铁路（“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我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旧称。原为帝俄于1897—1903年间强行修筑的铁路。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所占。抗战胜利后，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合并，改称中国长春铁路。

九 关东的“林则徐”(1)

由于面临日内瓦鸦片会议的召开，1924年11月，上海组织了中华国民拒毒会，从此各地也相应开展禁烟运动，但有其名无其实，更未形成经常性运动。1929年6月，恰逢林则徐焚毁鸦片90周年，中华国民拒毒会提倡全国运动，阎宝航以此为契机，着手禁烟的具体活动。

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东北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极力推行毒华政策。日本商人和反动官僚、军阀相互勾结，把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运到东北，使大批民众染上恶习，在精神和肉体上对东北人民进行麻痹和摧残。贩卖毒品，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方式之一。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众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以来，禁烟便成为我国一项重要政策，结果总是禁而不止。在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烟非但禁而不止，反而作为奉系军阀扩大军费的来源，大量种植鸦片，专门在奉天设立种烟总局，下令各省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驻热河的军阀汤玉麟则主要靠种鸦片养兵，骄横跋扈，被人们称为“烟灰兵”。东北烟风日盛，弄得乌烟瘴气。为了解除毒品对人民的危害，张学良在1928年7月3日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政务之一就是禁烟拒毒。

1928年7月12日，奉天省长公署转发了奉天禁烟善后章程。为了防止鸦片“戕身败家，弱种病国”，东北三省保安司令部于12月5日，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的训令，限定同年底，主管官长具保戒除。12月7日，召开东北三省禁烟会议，颁布了《暂行禁烟条例》，提出“破获私售烟土，无论其多寡，悉付当众焚毁，并加以严重惩办”。

虽有章程和条例，但由于当时贪官污吏横行，贩毒吸毒猖獗，又有各级高级军政官员撑腰，甚至与日本商人相勾结，大量贩烟，从中牟取暴利，警方处理起来都颇为棘手。东北的爱国人士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上。阎宝航曾经为禁烟之事专门询问张学良，张学良当时只是一笑，并不作答。阎宝航深知，张学良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且张本人此时毒瘾仍未戒除。阎宝航便专门给东北当局写信建议当局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日本强行向东北输入鸦片，严禁鸦片流行。

东北易帜之初，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上任伊始，一反旧官场中的恶习，对沈阳等地警界风纪和社会秩序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整顿，禁烟禁睹，使官员中颓废风气顿减。阎宝航受黄显声这位少壮派军官的启发，决定在社会上开展一个禁烟运动。

就在他领导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发动民众反对日军警宪制造的榊原挑衅事件时，有一位爱国人士活跃在全市大、中、小学和平民学校队伍中，他就是车向忱{1}。此人是继阎宝航之后，在奉天积极创办平民学校的著名人士，人称“东北甘地”。阎宝航很了解他。为了办好国民外交协会，开展活动，阎宝航把车向忱、黄宇宙等请到青年会兼办筹备拒毒事务。

他们邀请了几位著名画家，画了许多漫画，揭露日本政府纵容浪人、商人贩卖鸦片烟、海洛因等毒品，毒害我国同胞的罪行。然后，又带领会员去各个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张贴，每当围观的人多了，他们又趁机进行拒毒宣传。1929年6月中旬，阎宝航和车向忱、张希尧等一起，联络各界爱国名流，发起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称“拒毒会”），该会内设宣传、总务等组织，配合警界黄显声发起大规模禁烟宣传活动。会址设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

由阎宝航亲自起草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章”规定的办会宗旨是：“联合本省各团体机关及热心拒毒同志，协力禁绝鸦片并其他麻醉毒物之种植、制造吸用及运卖，以期毒物永久肃清为目的。”“简章”还就拒毒会的工作范围，即：宣传戒毒、调查毒况、拒毒教育、戒烟工作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成立后，（以下简称“拒毒会”）阎宝航即带领会员在沈阳各重要路口建立阅报牌12处，号召市民不看日本报纸。他还到城里各处茶馆、戏院、福音堂、工厂去讲演14次，听众逾2万人。负责日常工作的车向忱还邀请几位画家，画了不少集中反映日本军警纵容日本浪人、商人贩卖鸦片烟、海洛因毒品，毒害我同胞的罪行的漫画，在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张贴，同时随时随地进行其他形式的拒毒宣传。有一快板词的大意是：“鸦片是杀人的毒品，吸食成瘾后，不论什么样的英雄好汉，都会变成废人。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贩卖鸦片、吗啡、白面（海洛因）来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无可用之兵，大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听后人人动容。同时规定5月9日为“拒毒日”或叫“禁烟日”。

为号召拒毒，拒毒会还发行《拒毒月刊》，宣传鸦片的害处。为了搞清东北麻醉品交易的实情，拒毒会对如下各项进行调查：1.烟馆及吸食者数；2.“吗啡屋”数及其注射数；3.贩毒者数及其进货地；4.毒品制造所；5.罂粟耕作地。这里的1—4显然是以附属地，旅大为主要对象。“这些运动，与其说是一般性禁烟工作，莫如说是与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2} 的活动有联系的反日运动更合适。”事实上，在东北各地的日本领事掌握着许多日本人走私麻醉药的事实，拒毒会把走私吗啡列为日本对东北侵略政策之一是理所当然的。连日本方面都承认，拒毒会的调查，还不可能掌握日本贩运麻醉药的全部情况，只不过提出旅大地区的烟馆等极小一部分。

1929年11月20日，由德国汉堡保禄公司寄来一批邮件，收件人为沈阳日本站（今沈阳站）附属地内居住的日本商人饭沼。当邮包运到第25包时，附属地内的辽宁邮政当局发觉此是禁品，遂即暂予扣留。日商便遣人致辽宁邮政局意籍邮务长巴立地，愿以一万元为取出25包之报酬，遭巴立地拒绝。随后，又寄邮件百余包，共计148包。

辽宁邮政局意籍邮务长巴立地与阎宝航要好，他在青年会打网球时，把扣留日人海洛因的消息透露给了阎宝航。阎宝航一面鼓励他继续扣留日商的海洛因，一面向辽宁省政府拒毒会报告。

省政府闻讯，便组织将其中四包作为样品，送营口海关转大连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对其成分进行化验，很快有了结果。

1929年11月14日，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主任梅本二郎、化验科长理学博士田中宗爱、代理试验所长田村羊三署名的化验单送达省政府。化验单上写着：

（译文）

药品一种

验明此药大部分含有氢氯二气盐酸之海洛因。

1929年12月23日下午1时，省政府派职署第二科科长沈祖同召集各方面人员，在邮政总局共同检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辽宁高等法院院长史延程、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朱树声、邮务长巴立地、副邮务长刘曜庭、邮务局医官雍维林博士、司令长官公署军医处科长范长祥、东北大学化学教授姚文林、拒毒会代表阎宝航等11人。会议首先由巴立地介绍情况。他说，中东路事件以前，中俄未断交，从欧洲寄来邮件皆取道满洲里与哈尔滨。邮政局在哈尔滨设有化验所，检查甚严，故奸商不敢运入禁品。自中俄断交后，满洲里方面火车不通，由欧洲寄来邮件遂取道海参崴、日本而沈阳。此次由德国汉堡保禄公司寄予沈阳日本站饭沼者，邮局认为此事重大，遂已报告上海总局。上海总局令须呈报辽宁省政府。

就在这个时候，阎宝航收到几封信，信中用漫骂的口号，警告阎宝航和他的同事车庆和（车向忱）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必挨枪子（子弹）！信的末尾还画了一支手枪和已经喷射出去的子弹！

阎宝航轻蔑地把信扔在桌子上，对站在他面前的车庆和、黄宇宙道：“恐吓信！日本人真是卑鄙无耻！”

车向忱拿起信看了两眼，气愤地说：“中国人生何足恋，死何足惜！阎先生，咱们接着干，不能灰心！”

九 关东的“林则徐”(3)

为了造成焚烟声势，扩大影响，阎宝航决定拒毒会利用第二次焚烟时机，发起一个全市规模的拒毒运动周。为此，拒毒会从6月14日开始，组织多次拒毒演讲会，阎宝航亲自担任主讲。他还派拒毒会人员车向忱、黄宇宙化装成烟民，深入日本站（今沈阳站——作者）、十间房（今西塔东——作者）一带日本浪人开设的大烟馆、吗啡馆进行实地调查、拍照。他们还直接与烟民交谈，并把所获得的材料书写成文章、编写成小话剧等进行街头宣传演出。

6月16日上午11时，由沈阳市大、中、小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跟着几辆载着海洛因、鸦片的汽车缓缓地向小河沿体育场行进。一路上，游行队伍锣鼓喧天，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打击贩运鸦片不法行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

今天的小河沿体育场，仍按第一次焚烟时的布置：搭盖向南席棚两座，北面一座为中外官员及来宾监视参观之所，并备有酒果茶点等物，以资招待。中央一座安放一长桌，作为检查开拆包封之用。两席内外，均由拒毒联合会张挂所制画图、漫画和标语等。两席棚之东，搭一平台，作为露天讲演之用。阎宝航组织拒毒运动周讲演会就在这里举行的。运动场中间砌成四座锅台，上置铁锅四口，旁边各堆积煤油、木柴等物。黄显声派出的140多名警察以及省拒毒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动员的数万名学生分布会场内外，维持秩序。

中午11时，辽宁省邮务局将查获的239包海洛因及由瑞士寄来的海洛因一大包，乘汽车驶入会场。在席棚台上落座的共有60多人。除本国政府、警务处、官银号官员、各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外，还有德、英、奥、俄等国的领事。阎宝航率拒毒会职员车庆和等也在显要位置落座。入场观众达数千人。

大会开始后，焚毁海洛因委员会委员、拒毒会阎宝航等邀请到场中外官员、各报馆记者共同拆封，对已截获日商海洛因239包及从瑞士寄来海洛因一大包，共240包逐一取样封存，由阎宝航逐一签字，然后当众悉数分倾四口大锅之内，加以大量煤油，以木柴举火点燃，顿时烟雾蔽天，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口号声，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热泪……

这年9月，阎宝航领导下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又得到昌图县先后拿获日商人山田文吾、丸毛增藏两起包运烟土的呈报。立即召开拒毒委员会会议，议决在9月21日第三次在小河沿体育场焚毁烟土大会。此后阎宝航率拒毒会同人焚毁日人烟土四包，计二百两。这次焚毁大会规模虽不如前两次大，但其影响仍十分广泛。这一年，阎宝航先后三次推动和主持焚毁日人毒品，在东北民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成为敬仰人物，称其为“关东的林则徐”。同时，沈阳三次大规模焚烟行动，在国民政府中也有广泛影响。上海中华拒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曾致函辽宁省政府，要求放映焚烟会上摄制的影片，以利宣传。阎宝航第一次焚烟后，黄嘉惠亲到沈阳准备拍摄拒毒影片，并将阎宝航也列为其中角色——饰洋行经理，开演时以英语演讲鸦片之流毒，为该剧中壮声色不少。对阎宝航的重视可见一斑。

注释：

{1} 车向忱：1898年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东顾房身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1925年在中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沈阳开展平民教育。他是辽宁省著名的平民教育活动家。

{2} 阎宝航主持领导的另一个民众团体。

{3} 1939年底，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请求严禁鸦片。道光帝深受震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后接替邓廷桢任两广总督。

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1)

1929年8月，辽宁省城基督教青年会又诞生了一个民众团体——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日本尾形洋一在他的《在沈阳的收回国权运动》一书中认为，阎宝航成立“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目的是为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实态，以便为参加第四次太平洋会议做准备。但是，“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和“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早在太平洋会议之前的七、八月份就已经成立了。所以，日本人认为，这个以英语夜校起家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YMCA），到1931年前后会员数仅100余人却成为该地区反日运动的据点，这显然与1929年就任该会总干事的阎宝航的活动能力有关。日本人知道，反日讲演会之类都是在满铁奉天事务所相毗连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国民常识促进会会址也设在这里。

国民常识促进会普及常识教育，属于教育会。教育会自1907年辽宁省设立后，直到1928年，教育厅长任命委员制改组为由教职员选举委员制，实行总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这四部别。其中学校教育部，由于东北政权的“教育振兴政策”，使初等中等教育在数量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易帜后，很快引进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灌输三民主义。其领导人是1929年回东北、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梅佛光。另外，不仅学校教育，还要开展成人教育和平民教育，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就是通过社会教育部，与省教育厅内的民众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的。

促进会所说的常识，是由党义、国耻、公民、卫生、职业、破除迷信、公共事业、改革生活习惯、道德、乡村自治、拒毒等组成。重点放在国耻。宣传的基本内容就是“打倒满铁会社”。但促进会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表面上看，促进会是群众性教育团体，实质上是个反日团体。主席由东北大学附属中学校教员车庆和{1} 担任。委员由阎宝航、梅佛光、姬振铎、曹德宣担任。车庆和、黄宇宙主持日常工作。该会会员除教职员外，主要是由东北大学及各师范大学学生担任。

该会成立后，阎宝航不仅为该会提供活动场所，而且是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他和会员创办《常识半月刊》，每半月发行常识半月刊一次，登载各种有益民众常识，以资宣传；并将此半月刊，一面散布省城内之听讲民众，一面邮寄各县教育机关，促其组织各县常识分会以资扩大宣传。他们还把这些宣传品放在市内茶馆或教会里，作为简单的图书馆。他们在市内热闹场所选出的12个点，还开办公众演讲，为启迪民智，借用公共场所，请人演讲，使识字者与不识字者均能了解家事、国家、天下事，促一般民众早日觉悟，使其成为国家健全国民。国民常识促进会还设立群众阅报板，以平易的文字或绘画解说时事。每逢星期日、节假日，会员们则自带干粮，分赴各个茶馆、剧院、十字路口、监狱、福音堂、农村等地，进行讲演和宣传。他们讲述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近年来掠夺我国资源，输入洋货、毒品、走私贩私、破坏治安，以及驻扎军队，杀害我国同胞等情形；讲述近百年来的国耻事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做亡国奴，坚决奋起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情形等。讲演中间，穿插小型文艺节目和魔术表演，非常受欢迎。促进会还利用假期，发动沈阳22所大中学校学生1083人到附近15县进行抗日讲演等。《盛京时报》详细记载了他们的一次宣传活动的实际情况。“国民常识促进会于25日（星期日）举行第18次常识讲演，由该会特聘张起运、鲁绍周、陈文芳、任永利、任永吉、董学礼等50余人，分赴城关30余处茶社讲演，早10时开始讲学，晚3时闭会。听众共4100余人。该会会员阎玉衡、车向忱、赵小梦、黄宇宙等亲赴各处视察，并随时讲演云”。促进会每月都在本部即青年会内召开一次以专家为中心的研讨会。这些活动受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将领的赞赏。

1929年10月，在中东路战争中的东北军，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不甘寂寞，开始增兵长春，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张学良闻讯大惊。11月，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在美、英、法的调停下，签订了中苏《伯力协定》。中东路又恢复到中苏合营的状态。

在中东路事件结束时，阎宝航、杜重远等民众团体负责人，利用拜望张学良的机会，汇报在1929年成立三个民众团体及其工作情况，张学良对他们的工作大加赞赏，鼓励各团体再接再厉，表示以自己的活动费支出予以资助。从中东路事件中清醒过来的张学良，开始关注对日问题。

就在这次会见时，张学良明确交给阎宝航一个任务——请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将在日本西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会议，是1925年以研究、介绍太平洋各地区的实情，帮助改善各国关系为目的而召开的。1929年在日本西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第三次会议。与前两次会议不同，这次会议决定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主题定在中国东北问题。为此，中日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在会前访问了东北，试图说服各方面允许东北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并为此会见了张学良。这样阎宝航以辽宁省沈阳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首席常委的身份，被指定为出席会议的筹备会主任，同时派出宁恩承、王卓然等15名代表参加会议。

阎宝航对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这个讲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会前，阎宝航召集出席会议的代表商议，正式成立代表团筹备会。

这年10月16日，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题为《打倒满铁会社》宣言，把日本侵略东北的政策归纳为六点：1. 铁路政策：铺设五大铁路、延长吉会线、实现二线两港计划；2. 经济政策：投资、制铁、煤矿、伐木、农场、贸易、银行、金融；3. 政治政策：设驻军、警察；4. 文化政策：殖民教育、开垦播种；5. 移民政策：商租杂居、驱逐中国人、垄断土地；6. 扰乱政策：贩卖吗啡、走私鸦片和毒品、唆使土匪。同时提出十个口号{2}：1. 打倒殖民地中的敌人；2. 收回东三省外国人经营的制铁所、煤矿及所有侵略用机关；3. 收回旅大，反对商租杂居；4. 拒绝外国人的不合法移民方法；5. 自办铁路等所有事业，绝对不向敌人借款；6. 坚持经济不提携主义，促使敌人之觉醒；7. 反对敌人的经济开发主义；8. 反对把东三省作为敌人的侵略地；9. 废除以往与敌人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10. 反对敌人强行铺设吉会铁路。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经常接触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王家祯。王告知他，他的外交秘书办公室在负责对日外交的同时，对日本问题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和研究，并选择比较有价值的文件、新闻、有关对中国的评论等摘要或全部译成单行本，有的公开散发，有的作内部参考。阎宝航将这些文件译文借来一一翻阅，期望能从中发现重要线索。

早在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即于6月在东京召集了东方会议{3}，讨论对华政策。驻华日使芳泽，关东长官儿玉，关东军令官武藤，南满铁道社长广安，及驻奉总领事吉田，驻沪总领事矢田皆被召回国参与会议。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决议，又起草了一份给天皇的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4}，奏折称：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路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2)

从1928年8月开始，王家祯陆续收到东北外交处驻东京办事人员分期抄来的这个所谓“奏折”。但由于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所以没有引起重视。阎宝航在他借阅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个“奏折”手抄本，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件，便建议王家祯加以注意。王家祯经过研究之后。立即将文件交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并进行认真校译，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遂起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张学良当即批准以绝密文件印刷200本，送给东北政治负责人员。

阎宝航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这样写道：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其侵华政策，更激发了我抗日爱国的思想，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末我出席在日本西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大会。在会议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会前我主持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筹备会事宜，曾由张学良秘书王家祯（现任外交学会委员）处得到一本《田中奏折》（这本《田中奏折》后张学良以重金在日本秘密收买得来），就是以后名闻于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秘密计划，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到会）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第三届会议系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西京举行。筹备主任阎宝航等组成的代表团一行如期抵达，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Institute of Pacific Relotions）中文译名为太平洋学会。“与会者八国——英、美、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实为太平洋沿岸国全体代表出席之第一次。至来会参观者，则有俄、法、荷兰、墨西哥，国际联合会，国际劳工局之各代表，济济跄跄颇极一时之盛。”会议主要讨论太平洋地区重大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31名中国代表除阎宝航外，还有胡适、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十余人。

这次太平洋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满洲的问题。中国代表的发言集中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松冈洋佑为首席的日本代表团则为日本政策辩护。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大出风头。他在发言中大谈日本帝国一向重视本地区的和平和石原代首相对邻国的友善态度。声称日本与满蒙国防及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在一些方面应做特殊考虑。而日本侵略满蒙，是出于接壤支那的责任感，无可厚非云云。

本来，中国代表阎宝航已准备好了发言稿，现在根据日本代表的发言内容，有针对性地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说：“……中国东北有别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那里驻扎着庞大的军队，那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侵略战争。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止是中国的满洲，还有蒙古；不止满蒙，还有印度支那，甚至全世界。有人说他们对东北有一种责任感，依这样的责任感，东北乃至中国还有和平而言么？太平洋国家还有和平而言么？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责任感是野心二字的代名词。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我已把这文件译成英文发给各位代表，供诸位研究参考！”

会场大哗。“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企图阻止会议进行辩论，造成会议进行中的一次轩然大波。”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经阎宝航之手公之于世的。

国内最早把《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是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当时，西方各国一般不相信日本岛国能有如此与它国力不相适应的侵略野心。直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发动武装侵略战争之后，英、美、苏各国报纸均开始揭露《田中奏折》，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尽管日本当权人物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他的侵吞满蒙的野心被以后的侵略战争的发展所证实，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说的那样：“日本想要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难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间，阎宝航再次参加了太平洋会议，阎宝航回忆说：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行动加以抨击。日本出席会议的代表宣称：日本无侵略中国野心。九一八不过是地方事件，满蒙对日本说来不过只是一只白象（既大而无用之意）。英、美的代表们的态度冷漠，不过略表应该调查了解之意。由此可知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所谓英、美、日国的名人学者，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则又是这些侵略工具的工具。我们在会议上和他们讲理，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这次会议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冷漠态度，同英、美等国在太平?国际会议上对阎宝航披露的《田中奏折》尚不置信的态度，如出一辙。由于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袒护态度，使得会上辩论毫无结果。但《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世，毕竟出乎日本侵略当局的意料之外，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此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证实了他们完全是按照《田中奏折》规定的轨道运行的。阎宝航等将《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也从此为日人所嫉恨。

当然，阎宝航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也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11月4日太平洋会议讨论有关东北问题的过程中，中方代表提出了收回附属地和旅大为中心的14个论点却没有成为会议议题。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就涉及东北问题各项报告书达12册之多，这使所有的东北代表感到吃惊。阎宝航的感觉更为强烈，为了控制日本对东北的政策，必须有更具体的论点。有关这方面知识，远比日本缺乏。回国后，阎宝航经张学良批准，为参加下次（1931年）太平洋上海会议，成立了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以便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情况。阎宝航领导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注释：

{1} 车向忱，任“科学概论”课教员。

{2} 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方针。

{3} 东方会议：田中内阁为了制定新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政策，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上与会者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华，争相献计献策，最后形成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纲领中强调所谓中国东三省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的考虑”。

{4} 田中奏折：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把会议讨论的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呈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广为传播的《田中奏折》。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1)

1931年9月18日，这是东北的被难日，是中国的国耻日，是亲眼目睹九一八事变的阎宝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年春夏以来，耳闻目睹日本人在东北各地挑起事端，阎宝航敏锐地嗅到日军发动战端的火药味，曾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谈过，请他注意日本人动向，并伺机把情况向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报告。尽管黄显声、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亲赴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岌岌可危的东北局势，却始终未能引起他对日军的注意和防范。

9月18日晚，阎宝航曾在大南门里基督教青年会202号房间召开时事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还有王以哲、赵国屏、赵锡庆、于黑子（忘其名）等军界人士；文人有高崇民、卢广绩、徐箴及曹德宣等。与会者发言说：“寻常穿长袍的当官，作威作福；必要时让穿二尺半的（军人）卖命，实在有点那个……”。

晚10时20分，刚刚从青年会回到家里的阎宝航忽然听到爆炸声，接着枪声大作。他最初估计，或者是日军的军事演习，或者是北大营东北军部队的军事演习。他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竟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事变。

天刚蒙蒙亮，阎宝航便起来。拉着大女儿明诗的手去外面观察动静。他们穿过胡同口，来到大南街，往北一看，发现有一队日本军人扛着太阳旗从大西路中街方面开来。阎宝航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阎宝航把明诗送回家，嘱咐高素桐做好准备，必要时他要送全家去基督教会去躲避。现在他要到青年会去以便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了解一下沈阳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日军占领沈阳后，全城一直处在极端恐怖之中。从9月19日早上开始，日军警沿街盘查过往民众，同时冲入省商会、省农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民众团体办公处大肆搜捕，情形十分紧急。

19日，日军虽然占领了沈阳城，但兵力尚未开到大南门一带。阎宝航弄清日军发动武装事变情况后，立即将家人送到基督教会躲避。20日早上，他来到省商会会长卢广绩的家。

当时，沈阳城内街头一片混乱，笼罩着恐怖气氛。慌忙奔走的市民大呼小叫，一队队日军在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大街小巷。阎宝航敲开卢广绩家门时，竟将他们全家吓了一跳。

卢广绩惊异地问，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样公开露面？阎答道：“事出突然，对日军野蛮行径不能无动于衷。平时我们以抗日相号召，这时我们也应挺身而出。”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卢广绩。他说：“日军野蛮地践踏我国主权，武装占领沈阳城，是何动机？是何原因？我们要说话。”卢广绩说：“日军肆虐，我们顶烟而上，恐凶多吉少。”阎宝航说道：“个人事小，中国人的尊严事大。日军这样蛮横地占领了省城，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到底是怎么回事？少帅不在家，同荣臻{1} 他们也联络不上，我们应该以外交协会名义展开活动，弄清情况，希望对事态有些好处。”于是，阎宝航和卢广绩一起，联络学生联合会会长金哲忱等人往见德、法等国领事，请他们从中斡旋。结果，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事涉中日两国外交，我们未获本国政府之命，不便过问。”随后，阎等三人来到英国领事馆，所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英国领事愿意介绍他们去日本领事馆往见日本领事森岛，并写一便函交与阎宝航。

当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2}，在九一八之夜正在他的同乡好友家为其守灵。晚10时30分，他接到电话，请其立即回领事馆。他匆匆赶回总领馆方知发生柳条沟事变消息，他立即命令森岛领事即刻去关东军特务机关弄清情况。阎宝航等来到日本领事馆时，正值森岛领事从关东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回来，在向林久治郎总领事汇报和讨论如何“通过特务机关使其立即停止我军的军事行动”，所以派他们的副领事出面接待。阎当即质问，日军如此占领中国东北省城，作为领事为何没法阻止军事行动？这个副领事竟说：“军事行动是关东军干的，我们作领事的管不了。”那副领事口气一转，反而要求阎宝航：“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应该立即行动，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我可以叫日本居留民会长和你们商议。”接着他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你们明天再来！”

阎宝航等立即辞出，三人面面相觑，日领事的态度实在使他们感到愕然。

阎宝航敏锐地感到他们去往见领事等于自投罗网。幸亏日领事森岛无暇出来见他们，而派刚刚上任的不知道阎宝航等是何身份的副领事。日领事森岛对阎宝航这“反日巨头”是很熟悉的。在那种混乱情况下，森岛见到送上门来的阎宝航，一定是不会放过他的。不过，阎宝航从副领事的蛮横态度中，已觉察出他们的行为有些唐突，他当机立断地说：“我们应该马上离开沈阳，否则，不作汉奸就得作日本人的刀下鬼。”他们估计此时家中也可能受到日军监视包围，便向大西关文会中学英国牧师家中奔去。当夜三人宿于这位牧师家中，决计第二天离开沈阳，前往北平。

20日清晨，阎宝航到达沈阳城北的迫击炮厂，并与该厂工程师、美国人麦尔斯取得了联系。麦尔斯答应赴约定的地点等候卢广绩等三人，然后用自己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车站，送他们乘火车赴北平。

此时城内早已到处悬挂着日本国旗，日军在街头盘查巡逻，横尸随处可见，十分恐怖。迫击炮厂位于郊区的文官屯，因开车的是美国人，汽车在去皇姑屯车站的路上并未遇到太多麻烦。但由于事先约定卢、金二人乘车地点有误，耽误一个多小时，引起日人巡逻队注意。麦尔斯急中生智，跳下汽车装作修车模样，故意让日人看他的脸。日巡逻队见是个西洋鬼子，便径直而过。坐在车里的阎宝航有惊无险。

就在这一天，日军特务机关已将城内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军警单位全部查封，到处搜查爱国人士，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均在搜捕之列。并贴出布告，以5000元悬赏缉拿阎宝航。

傍晚时分，阎宝航坐在麦尔斯的汽车里，望着大街上累累横尸和全副武装来回巡逻的日本兵，和挂在城墙上的日本国旗，怒火在胸中燃烧起来。

当时，沈阳的皇姑屯火车站尚未被日军控制。站台上下，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好不凄惨。阎宝航和卢、金二人好不容易挤上一列闷罐车，恨不得立即到达北平。但由于火车燃料不足，走走停停，终于到达沟帮子站。他们在这儿下车，第二天再次登车，于23日到达北平。

从登上火车的那个时刻起，阎宝航就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使他难以理解的问题：东北军怎么啦？为什么不加抵抗就把沈阳轻而易举地让给了日本人？难道这是张学良的主意不成？他百思不得其解。到达北平后，他们先到奉天会馆住下，又去中央饭店找到了先期在这里的王化一。

王化一自从赴朝鲜慰问被害华侨回来后，正值东北军在关内讨伐石友三叛军刚刚结束。他作为参加慰问团成员之一，赴北平慰问在平定石友三叛乱战斗中受伤官兵，和慰问团成员一起住在中央饭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已有大批东北难民流落街头，特别是大批青年学生，衣、食、住均无着落，情景极为凄惨。王化一已遵照正在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副司令的指令，负责对东北难民的救济事项。他四处奔跑，终于落实奉天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司艺厅以及红十字会等地为难民收容所，亲自主持登记发放救济款项。

9月23日，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将军召见王化一，询问各民众团体诸人的情况。25日，除阎宝航、卢广绩外，高崇民、陈先舟等也先后到达，他们都住在中央饭店。王化一首先转达了张学良将军对各位的关念之情，“阎玉衡，卢乃赓诸同志自沈阳脱险抵平，张副司令每人赠给生活费200元”，随后，向大家传达了张学良将军23日在协和医院的谈话要点。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2)

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几天时间，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分别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一个是由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和原北平读书的东北学生组成的“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一个是高崇民、陈先舟在潜出沈阳途中与聚集于锦州、沟帮子一带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抗日救国会”。大家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把流亡锦州、北平两地的原辽宁省各法团、各反日团体领导人及青年学生、各界群众所成立的三个团体，即“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联合成立一个组织，最后大家商定，这个组织就叫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参加25日讨论的唯独缺少杜重远。大家非常担心他的安全。阎宝航也在焦急地期盼着杜重远的到来。杜重远来了，大家好一起往见张学良。

“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接阅号外，始知辽城陷落，当时精神上之刺激，非笔墨所能形容。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倘公司不幸而遭摧毁，固若天灾，无可抗逆，假如公司未被蹂躏，人员未尽散失，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幸遇此时来沈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并得其协助，代其去肇新公司往见全体员工，杜本人在张的劝说下，迅速逃离虎口。乘火车抵达天津。他便装下车，本想在平津地区从事抗日工作，以号召国人。因身体患病，住进天津医院，一时不能到平。26日，阎宝航和卢广绩、王化一来到协和医院看望张学良。

此时，张学良大病初愈。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未加抵抗，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沈阳及其东北广大地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对他进行指责，称他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内心痛苦，情绪十分低落。当他看到这些慕僚和朋友安全抵平，十分高兴，便和他们攀谈起来。

在问候张学良的病情、医治情况后，张学良关切地询问他们脱离虎口的情景。阎宝航介绍了他耳闻目睹事变后沈阳街头的惨景和日本人的凶残。初别故土的阎宝航，这时候痛苦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他说，南京不抵抗，我们东北军也应抵抗。故土沦丧，亲人被困，几十万难民流亡关内，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凄凄惨惨，这责任由谁来负？他越说越激动，又说，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眼睁睁地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分明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他希望张学良不能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张学良见阎宝航是批评自己，大为动容，他大声嚷道：“我不抵抗，不爱国，对不起家乡父老，我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

阎宝航本想说服张学良，振作精神，发动东北军不抵抗日寇侵略。结果，不但没有说服他，反而弄得很不愉快。张学良抱住不抵抗命令不放，他无可奈何，精神上十分苦闷。

阎宝航脱离虎口后，一直挂念留在教会的高素桐和他的孩子们。他走时，高素桐已怀七个月的身孕，她们在教会躲闭会不会发生危险呢？在离开家那天，他告诉高素说他要回来接她们走的，没想到会不辞而别。日本人占领沈阳会不会去寻找她们，她们会不会落入魔掌呢？

九一八事变后，高素桐带着孩子们一直在教会躲避。在那十几天里，她们通过来教会的外国人得知一些消息。他们听说，在基督教青年会门口，日本人贴有一张5000元悬赏捉拿阎宝航的布告。她还听说，日本当局放风，“抓住阎宝航的家属给5000块大洋，把他的家属就像烧鸦片那样接到小河沿，倒上火油点天灯！”连教会的牧师也开始担心起来，生怕日本人闯进来抓走阎玉衡一家，坏了教会的名声。倔强的高素桐正在准备带孩子们离开教会回海城老家时，这天傍晚，教会来了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人。他一见高素桐，就声称要送他们一家逃离沈阳。

来人向高素桐自我介绍说，他姓赵，是钟表店的老板。他说，我认识阎会长。他是个义士，挺身而出，烧过日本人的烟，很了不起！为咱们中国人争过光。我听说日本人正在抓你们，我就到处打听，寻找你们的下落。我跑了好多地方，没能找到。后来我一想，阎会长是信基督的人，和基督教会一定很熟悉，阎会长走了，他的家或许能在教会里。真是天意，让我找到了你们。高素说，赵先生，我没有职业，又带这些孩子，找不到老阎怎么办？遇到危险怎么办？这不是拖累你么？赵老板说：“我在天津、北平都有分店，万一找不到阎会长，你的孩子我来供养。鬼子要杀你们，在教会躲避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咱们是中国人，不能叫教会这些外国和尚看笑话。你们准备一下，今晚上皇姑屯只有最后一趟通北平的火车了，不能再耽搁了。”

阎宝航同张学良发生言语冲突之后，对张学良仍然抱着不抵抗命令的精神状态感?失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吴耀宗曾把他接到青年会去住了几天。吴耀宗认为，大势已去，家乡沦丧，不堪回首，便挽留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事算了。此时，在上海海关任职的老朋友丁贵堂通过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请阎宝航去上海海关工作。他的一些同事也都劝他说，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在安全之地仍有事情做，也算是祖宗有德了！有的问他，你们东北那个少掌柜（张学良）是否是“此间乐，不思蜀耳？”有的劝他，依靠东北这位张少帅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恐怕是天方夜谭了！

起初，阎宝航认为，在家乡沦丧的情况下，一个沦落之人，异地供职，本在情理之中。况且，主帅精神萎靡，一个小小的人物何谈成就复土还乡大业！可是，他又不同意对少帅“此间乐，不思蜀耳”的议论和评价。

阎宝航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了东北，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对他进行谴责，称他是不抵抗将军。“此间乐，不思蜀耳”确实引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汉卿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他怎么能忘记这一点呢？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张学良在接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东北军下级军官们所作的保证：

我姓张的如果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3)

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

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

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

出于对张学良的了解，阎宝航相信他说的这些是他的真心话，并且逐渐领悟到，这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不是张学良，而是南京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他所以执行这个不抵抗主义，是因为“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猛”，光靠东北军抵抗，势单力薄，而难取胜，“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方为上策。

这时，王化一、卢广绩劝说阎宝航接受张学良的建议，与他们共同谋划成立东北救亡团体事宜，阎便暂时打消去上海的念头，致力于成立东北救亡团体。张学良得知阎宝航同意留下，十分高兴，当面向阎宝航说明自己当时情绪不对，言语有失，特表示歉意。阎宝航也做了自我批评。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阎宝航被选为常委，宣传部组长。

10月下旬，杜重远来到北平，他曾作为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和阎宝航一起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有一天，杜重远收到上海的邹韬奋的信，邀他去上海他的书店和《生活周刊》工作。杜重远有意接受邀请，便同阎宝航商量说，咱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应该去上海。阎宝航不解其意，便问：“乾学兄是东北工商业名人，在上海也有许多朋友，为了谋生供职自不成问题。”杜重远笑道：“依你在外面的交往和威望，玉衡兄更有条件去上海。我所以想到上海，我是想，救国会应该有代表在南方，以便沟通关内各救亡团体的联系，利用那里的阵地开展东北救亡活动。”阎宝航知道，杜重远在东北时候就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他的肇新窑业公司有不少职工订阅《生活周刊》。杜重远以救国会联络员身份去上海开展救亡活动，是个好主意。他便向杜重远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曾一度想去上海供职，后来觉得不对头。张汉卿虽然执行不抵抗命令，但丢了东北也不是他的心愿，所以他暗中支持成立民众抗日团体，现在这里需要人，我不能走。乾学兄南下上海，一定会扩大我们救国会的影响，使东北救亡工作做得更有成效。杜重远说，少帅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我们这些人却不应有什么顾虑了，应该放开膀子干，一齐对不抵抗下手。反正我是下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干下去。

1932年1月，阎宝航接到上海爱国团体来电，表示可在财政方面予以支持。救国会成立后，虽然得到张学良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但经费仍感不足。接到上海团体来电后，常委决定委派阎宝航、卢广绩去沪办理。

此次阎宝航去上海，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丁贵堂。丁起初以为阎来上海是应他之请来供职的。没有想到阎不但不留在上海，还向他募捐，请其为东北救亡事业出力。丁贵堂和阎是同乡好友，又是基督教友。他对阎的要求，大力协助，特捐出五千元。此后十年中，阎宝航多次来上海，丁贵堂也多次为东北救亡事业捐款。足见阎宝航与丁贵堂个人交往之深。不过，此行因阎、卢二人归去匆匆，丁贵堂捐款当时未能交于他们，不久电汇北平。因有王化一在日记中“阎玉衡、卢乃赓两同志自沪归，因正值上海事变，进行困难，仅朱子桥将军捐助一万元”之记载。

2月11日，阎宝航回到北平时，高素桐已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亲人们劫后余生，不胜悲喜。阎宝航随即把全家安置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场胡同住下，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东北救亡的事业中。

注释：

{1} 荣臻，时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化装逃出沈阳。

{2} 林久治郎于明治三十九年十月，经外交部门和领事馆考试合格，先后在吉林、天津、济南、青岛、北京、福州等地日本驻中国外交机关任职。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1)

1931年9月27日，阎宝航和流亡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400余名，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劫后余生的东北同胞，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一致表示和衷共济，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一致选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钱公莱、张希尧、杨大光、郑奠邦、孙一民、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1}、熊飞、顾翌常27人为委员。大会首先讨论救国会宗旨。与会的国民党人士提出救国会应以筹集捐款、救济东北难民为宗旨。至于抗日问题，应听候政府指示。阎宝航认为，救国会应以武装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否则，救国会没有成立的必要。双方唇枪舌剑，几至演成格斗。由于主张以武力收复东北为宗旨的人占有大多数，少数国民党人愤而离开会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救国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障主权。大会决定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计划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组织设计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人才，设计外交方面事宜，以应付东北目前状态。训练学生，一部分成为学生军，一部分回到东北做政治、军事工作。这次成立大会，虽然选出了执行委员，但由于大部分尚未到达北平，故未立即成立组织机构，也未选出常委。

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玉衡、卢乃赓、王化一、金哲忱等四十余名委员发表宣言，指出：

呜呼！吾东北三千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日已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矣！浃旬之间，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我房屋，劫掠我财产，豺牙密厉，虺毒恣睢。以致闾里骚然，死伤狼藉，大好河山尽葬送于倭奴炮火之下。是真所谓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也！

10月21日，救国会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阎宝航任宣传组组长，副组长杜重远。负责出关人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工作。事实上，阎宝航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但以全力做好抗日的宣传，在军事方面，支持东北义勇军作战；在总务方面，积极募捐等，做了大量工作。到1932年1月12日，救国会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会务改组问题”，到25日，救国会机构改组完成：将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执委四十一名，常委十五人，监委五人”。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改为三个部：即总务部、军事部和宣传部（后又改名叫政治部）。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分任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和总务部长。

对于阎宝航参与其事的救国会的性质，确实存在不同说法。就参加人员的阶级成分而言，资产阶级占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就党派而说，国民党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莱等，青年党如王捷侠、霍维周等，都曾参加。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在党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则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现名为张金辉）等。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等，则大多属于无党无派。可以看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占大多数，虽然不掌握救国会的领导权，却是救国会的中坚力量。“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学生，并不是中共党员或支持者，他们只在国难当头时不断在追寻一条救国的道路，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忧国热忱，反对政府或国民党的论调固然经常有之，但绝不等于他们就是共产党，或由共产党所影响、号召，乃至策动，才参加救国会的组织。”

可见，阎宝航等组织成立的救国会，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之下，由东北爱国流亡人士等自发参加的民众抗日团体。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阎宝航和他的同事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之情，从事东北救亡事业，为复土还乡进行着不懈的士努力和斗争。

救国会成立时，阎宝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起草救国会成立宣言：《告东北民众书》。宣言由秘书处长卢广绩交给胡石如起草，经阎宝航、高崇民润色修改后发表的。全篇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北，充满切腑之情。对美丽富饶的东北大好河山充满着眷恋之情，表达了“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的决心。宣言谴责日人“竟于九月十八日深夜之间，出我不意乘我不备，肆意烧杀淫掳之暴行，以逞其封豕长蛇之夙阁。其事变之剧屠戮之痛，不惟在中国为空前之未有，即征诸世界，亦乏先例”，“此种不讲人道，违背公理，破坏和平之野蛮举动，实为人类所不齿，抑亦国际所难容”。宣言指出：“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后各省‘独立’，进尔‘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夫东北者，乃我祖若宗辛苦经营，方有今日之繁荣。今则强邻凌轹，已非我有；清夜自思，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倘此时而犹泄泄沓沓，听其宰割，堕罕实而长寇仇，则全国覆亡之祸即在眉睫。望我同胞速起自救。”这字字句句，就像是阎宝航从心里迸发出来的一样，他在诉说，他在控诉，他在呐喊！

当时的北平街头，到处可见东北流亡的学生和民众，一个个破衣烂衫，精神萎靡，疲惫不堪，焦躁、愤懑和彷徨不安，景象十分凄惨。阎宝航每看到这情景，便觉心痛。作为宣传部长，阎宝航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救亡宣传，同时用很大精力去帮助难民所安置难民。他开始在流亡北平的青年学生中，挑选骨干组织各种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反映流亡抗日的小话剧、舞蹈、歌曲到街头、学校、工厂和郊区农村演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节目，这些救亡歌曲和节目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东北流亡者和关内广大民众。阎宝航还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铁路开展宣传、演讲，号召民众开展救亡，支援东北抗战。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把每月的18日和每年的9月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这一天，凡有东北人聚集的地方都要召开纪念会，发表专题演讲，控诉声讨日军侵略暴行。阎宝航支持和组织东北人联合外省人士到奉天会馆和哈尔飞大戏院举行“亡省纪念会”。许多报刊对救国会各机关、大专院校举行的“亡省纪念会”事先都发消息，昭示民众。事后进行专题报道。救国会还规定，每到这一天，救国会各常委、执委必须到各处参加纪念会。

为扩大宣传，阎宝航制定了“内地讲演计划”，计划中对组织、材料、手续、经费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由阎宝航选派各地的讲演计18队，80余人。这些讲演队大多由阎宝航邀集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徐靖远{2}等救国会主要负责人带队，分赴天津、南京、上海、福建、广州、浙江、江苏等地宣传抗日。阎宝航自己则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多次到南京、上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和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野蛮罪行与亡我之心；痛陈东北人民的悲惨境遇；盛赞东北义勇军和民众抵抗外倭侵略的斗争。据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4日报道，阎宝航在应上海市商会和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之请，到该市商会议事厅讲演时，不但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还批评当地政府事前不加防范，事后又抱不抵抗主义以致失地千里，不堪收拾。他坚决主张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日方赔偿我损失，树立我国东北之根本安全。他呼吁各界人民一致对外，与日本从经济上彻底绝交，以及厉行军事训练等等，在场两千多听众深受感动。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2)

在北平，阎宝航和救国会执委把深入各大专院校进抗日救国宣传作为重点。除了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外，阎宝航经常光顾的学校是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东北中学。他的演讲报告会令人鼓舞，很受学生欢迎。在东北时，这些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阎宝航的崇拜者，亲切地称他是阎会长。情绪激愤的青年学生们，在阎宝航的宣传鼓动之下，有的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有的投笔从戎，奔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队伍。11月间，阎宝航协助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组织学生军，以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为场所，对东北青年进行训练，准备派往东北进行抗日活动。学生军共有二三百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粗饭，睡的是地板。每天清晨出操跑步，白天进行军事训练，上国文课，学习射击、投弹、肉搏等军事技术。阎宝航和许多社会名流经常到这里作报告，以宣传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相号召。一向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讲到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阎宝航在讲演中，还经常和学生们同声高唱“满江红”歌曲，借以抒发为国雪耻的壮志情怀。此后，东北中学、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相继组织起学生军，阎宝航经常到这些学校的学生军中演讲。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蔡铤锴率部抵抗，淞沪抗战爆发。冯庸大学成立抗日学生义勇军，由冯庸校长亲自率领到上海参加抗日，驻防在长江沿岸大场，挖战壕阻击日军登陆。当时阎宝航和救国会总务处长卢广绩正在上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阎得到冯庸大学学生军开到上海的消息，曾亲到防地看望。

冯庸，奉系军阀冯麟阁之子，与张学良同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三四年后升为少将航空司令、装甲车司令。在装甲车司令任内，受三四方面军团司令张学良指挥。因作战失利，只身逃出，第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要枪毙他，张学良念及小兄弟之情，以撤职了事。冯庸丢官后，正在沈阳创办贫儿学校的阎宝航动员他去办教育。冯庸听从劝告，利用家产创办了冯庸大学。冯庸因此声望颇高，冯庸遂与阎宝航成为好朋友。阎宝航在救国会期间，曾与冯庸和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商议，先在习艺所成立东北学院，学院分设大学部、中学部，把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收容起来，发给最低生活费用，一面学习，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东北学院遂改称东北中学。在这期间，阎宝航不仅常去东北中学去作报告，还应冯庸之约，光顾冯庸大学作抗日演讲。

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占领东北三省的过程中，极力网罗汉奸，拼凑地方伪政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东北局势的阎宝航，在脱离虎口，刚刚到达北平时，就得到知日本关东军于24日策划成立了以袁金凯为头子的“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救国会成立后，阎宝航立即组织宣传部起草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张学良及各院长、各部长、各省主席、各市长等通电，痛斥日军一手扶植的伪政权的成立。阎宝航在电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是日军“欲假此御用机关，以施其掩饰侵略之阴谋”。表示对该会一切与日方所订任何条件，决不承认。同时，阎宝航还以救国会名义，致函袁金凯等人，不要甘当傀儡，认贼作父。日军占领吉林后，扶植原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阎宝航以救国会名义致函卖国投敌的熙洽，警告他立即悬崖勒马，拒绝日方伪命，取消伪省署。10月20日，阎宝航就赵欣伯充任伪沈阳市长事，通电国民政府，疾呼对此等奸贼，“如不悬首高竿，何足以伸国法，而肃纲纪”，敦促“政府即日明令通缉，就地枪决，以除后患，而戒其余”。26日，阎宝航又以救国会名义致电东北各伪机关，严重指出，“东省不幸，惨遭倭祸，日军所至，田庐为墟，稍具血气，莫不悲愤，乃竟有不知国耻之徒，乘此变乱，组织各种机关，阳假维持治安之名，阴行谋夺政权之实，早为一般人所不齿，本会曾发有最严重警告，促其觉悟。近日据报载，倭奴复作进一步之工作，公然利用汉奸，组织东北伪政府，作宰割国人之工具”，“兹特郑重申告，此种机关，本会誓不承认，并宣告国际，揭破日本阴谋，各县政府或所属局处，倘对于此种倭奴制造之伪政府，加以拥戴，或将收入解国库省库之各款解往伪政府者，本会即认为汉奸卖国，决采有效办法，予以最严厉之惩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汉奸和日伪政权的愤恨之情。

阎宝航在就任救国会宣传部长期间所进行的救亡宣传活动，和民心、顺民意，特别受东北流亡民众、爱国军人的欢迎。但常常受到国民政府的监视与管制，联想到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开始从不理解到不满。

1932年8月下旬，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阎宝航提出的建议，决定每年的9月18日为亡省周年日，届时东北流亡民众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应就地召开群众纪念会。据《京报》报道，救国会为联合平津各抗日群众团体举行纪念会，遂于9日致函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救国会在致函中指出，“九一八将届，东北各地均应举行纪念会，藉抒哀思，而资振奋。况倭奴已定于是日胁我同胞举行庆祝伪国仪式，以期蒙蔽视听，则我尤当有一番大规模举动，以表示三千万人民之真正意志。望于是日召集全体官兵及附近各地民众开会，举行纪念，庶一奋起，共摧凶横。”随后，9月15日，《京报》公布了由阎宝航亲自制定的救国会的决定，即联合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为纪念九一八周年所组织筹备会。其具体内容是：一、北平所有群众团体，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成立宣传队，每队至少五人，各大学校应立即行动起来，热烈参加九一八纪念活动。二、举行市民大会，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组织和扩大义勇军抗日武装，保护平津华北；检查没收日货，分给失业工人、灾民、难民、贫民及抗日家属；援助东北义勇军，扩大民族解放战争，夺回东北失地；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屠杀中国民众；反对政府压迫反日反帝运动；反对不抵抗主义，民众自动对日宣战；驱逐日本在华海陆空军出境；争取检查日货，组织义勇军，反日罢工，示威游行的绝对自由；争取无条件对俄复交和征募义勇军。并定于九一八周年日，上午8时，在西城皮裤胡同东北学院举行。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3)

消息传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于第二天急电北平市政府，设法抵制救国会的这次纪念行动。具体规定：一、是日（9月18日）下半旗志哀。二、是日，星期日应为例假日，各机关仍照常办公，各学校照常上课，各工厂照常工作。迫于南京方面的压力，张学良也派人通知阎宝航，9月18日的纪念活动，不能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对此，阎宝航愤慨莫名。18日那天，在阎宝航主持下，救国会与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一致表示极大愤怒情绪，周年纪念会通过了由阎宝航草拟的通电。通电严厉指出，“溯自九一八事变起于今一载，全国志士奔走呼号，以警冥顽；东北义勇军拼死斗争，而图挽救。顾以人心巧伪，柔靡成团；依赖国联，空谈抗日。”“凡我同胞应速奋发兴起，怀薪胆之苦心，作武装之后盾，同仇戮力，复我失土。”

一个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就这样被破坏了。阎宝航则建议各校应分别举行活动。也不枉大家还记得九一八，东北尚在倭寇之手！于是各校齐而响应：北师大、北大、平民学院、法学院、俄文学院、翊立女中、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等学校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表示对政府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勿忘“国耻”，打败日本侵略者，复土还乡斗争到底。

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阎宝航工作十分繁忙。当时，王卓然在张学良支持下，曾成立“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阎宝航等为委员。阎宝航要经常参加会议，研究探讨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在他的主持下，救国会宣传部还积极创办抗日救亡报刊。救国会“办事细则”中规定，宣传部第三科负责掌管“救国旬刊”，规定“所有到文、稿件、旬刊论文，及剪报等，均须按日送交部长核阅”，可见阎宝航对所办报刊是相当负责的。细则还规定“救国旬刊”首页评论，代表本会意见，应于本部每次部务会议，讨论决定题材。阎宝航对旬刊重点文章、评论不但亲自审阅，而且常常亲自动笔。1932年2月，政治部创办了由李全林任主编的《救国旬刊》，其办刊宗旨“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就是阎宝航亲自确定的。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高崇民、王化一等常委均为《救国旬刊》撰写文章。这年9月，政治部还创办了《东北通讯》、《覆巢月刊》。所谓“覆巢”，即覆巢之下无完卵之意，以警世人。该刊题名就是王卓然与阎宝航共同商议确定的。1932年春，南京政府与日本当局签订了《淞沪协定》，不抵抗主义者到处散发“抗日亡国论”。张学良将军指示救国会将《覆巢》由三日刊改日报。这年12月，在阎宝航支持下，《覆巢月刊》正式改为《东方快报》并正式发行。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即以抗日救亡、收复失地为宗旨，大量登载抗日文章、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很受民众欢迎，日发行量达12，000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东方快报》在坚持正常出版外，还出版发行许多进步书刊。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东方快报》出版发行了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的采访记《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该书在我国发行最早的中译本。该报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后才被迫停刊。

注释：

{1} 霍维周：原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后被国民党特务张涤非暗杀。

{2} 徐靖远：青年抗日将领，1938年8月与黄宇宙设计击毙日本天皇代表长谷川少将以下日将、校、尉官十六名，处决了大汉奸伪第一皇协军军长李福和，摧毁了“东方佛朗哥政府”。1942年8月4日，徐靖远被蒋特务杀害于郑州东南的凉水口黄河渡。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1)

早在1931年5月，汪精卫、李宗仁等反蒋派军阀，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后，汪、李利用全国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机会，逐蒋下台。后宁粤双方达成协议，确定于10月28日至11月初，在上海举行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上海、广东各界倡议东北民众应派代表参加会议，以督促国民党停止党派之争。

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已开始准备向黑龙江省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马占山{1} 将军率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一带布防，一个大规模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江桥抗战”打响了，全国为之一震。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青年学生群情激昂，发起各种抗日援马活动。阎宝航奔走于各学校和救国会之间，宣传救亡，支援马占山抗日。10月28日，他应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之请，为全校学生作了政治报告，随后冯庸代表全校学生表达他们的心愿。冯庸说，咱们东北人要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须靠东北军、靠南京的力量。现在少帅一味执行不抵抗，东北军不动，南京不出兵，就难以成事。但不抵抗的根子不在张学良，而在南京蒋介石那里。冯庸大学一致呼吁，东北流亡学生应速南下请愿，表达我们东北人的心愿，敦促政府出兵。阎宝航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救国会应予支持。

当日，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接受冯庸校长的建议，利用宁粤双方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之机，组织“东北逃难来到北平的各大学学生及旅平东北民众各团体，以日军侵我日亟，非全国团结，无以救危亡，沪上和会有早日举行之必要，特联合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京沪吁请和平，促全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推举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请愿团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阎宝航、卢广绩、苏上达、李梦醒、高崇民、王宪文、苗可秀、林伟忱、杨治平等九人为指挥。“队员六百二十人，分十二个队，每队设队长一人，队下设组各设组长一人，以严守纪律，互相约束。”请愿的目的为：一.响应和平会议，促成统一政府；二.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三.督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11月5日，请愿团组成，即发表《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宣言指责国民政府在此国家存亡关头“不闻有对外办法”，敦促国民党各派“捐弃成见，同赴国难。”

救国会在决定组织请愿团的同时委派阎宝航先行赴上海为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做必要准备。在请愿团从北平出发的前一天，阎宝航先行出发至上海，了解和平会议情况，打通关系，以便及时向宁沪双方代表请愿。阎宝航到达上海后，同他的好友，时任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等上海各界人士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顺利地做好迎接请愿团抵达上海的准备。

11月5日下午3时，参加请愿团的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及东北各校学生代表，左臂佩臂章，上书“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字样，手持“还我山河！”“驱逐日寇，雪我国耻！”“严惩汉奸卖国贼”等标语横幅，齐集北平火车站。北平火车站奉命阻止南下请愿队伍乘车，请愿队伍一面向北平路局交涉，一面向乘客宣传南下的目的，并把《宣言》分发给乘客。广大乘客十分同情和支持东北民众南下请愿的行动，纷纷自动下车，请愿队伍得以乘车南下。当列车途经天津时，“张学铭市长、社会局长到车站欢送，并派人送来大批食品。沿途各大站均有群众赠送点心，并致意表示同情”。

11月7日晨，请愿队伍抵达浦口，然后经在南京的东北群众协助，即时转搭沪宁列车去上海。当天深夜，抵上海南站时，阎宝航已联络上海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上海商会王晓箱、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火培等上海各界人士数千人前来迎接。在他们协助下，请愿团600余人分别宿于中华职业学校、西成小学、小海中学和务本女中等处。

请愿团抵沪后又拟定并发布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抵沪宣言》。但请愿团得知，上海“和平会议”已经于5日闭幕，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请愿团员表示十分气愤。早已得到和平会议散会消息的阎宝航，建议立即发布他起草的《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抵沪宣言》，遂征得王化一、卢广绩、冯庸等救国会常委同意，立即在上海各处散发。

《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力促党国诸公之猛醒，一致对外”，“准备对日决战”！

当时，参加和平会议的各地代表大部已离开上海。阎宝航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得知汪精卫、胡汉民仍在上海。请愿团指挥部当即决定请愿团兵分两路，一路推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为代表，会见胡汉民、汪精卫，痛陈民众抗日救亡之心声，要求政府对日作战；一路由王化一率领其他成员冒着倾盆大雨在市区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

?没有会见汪、胡之前，阎宝航确实还心存一线希望，以为能在他们这些头面人物嘴里，听到一些有用的话，期望他们说出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相对立的话来。可是，会见后，阎宝航大感失望，这些国民党大员原来同蒋介石一样根本没有把东北的沦丧放在心上。

由于阎宝航事先通过关系，汪、胡二人才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团代表。汪精卫接见时，西装革履，神情傲慢。阎宝航代表请愿团说明来意后，汪精卫则开始大谈其对国事的意见，他“滔滔不绝，但不得要领”。他闭口不谈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等到胡汉民出来时，“则戒备森严，代表每人身后站着一个便衣”，以示威胁。胡开始对张学良大肆非议，他不无讥讽地说：“你们张副司令有那么多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日本侵略？却跑到上海来请什么愿？”卢广绩气愤地驳斥道：“张将军执行的是中央不准抵抗日军的命令，中央有责任，所以我们向中央要求收复失地。”胡汉民说东北之一隅，比起中华国土，不过是不毛之地。再说，“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日本土地很小，国家不是很强吗？至此，阎宝航站起来，与之争辩，他说，难道国土大，东北就可以不要了？丢了土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坐在他旁边的高崇民一声不吭，这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带着轻蔑不满的神情站起来，并转身对请愿团其他代表说：“咱们不必说了，走吧！”胡汉民见到这个场面，也觉难堪，便赔笑脸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我给你们五千元以表心意吧！”说完便令人开出五千元支票。阎宝航和大家一商量，此次南下请愿，经费紧张，既然他肯拿出线来，暂且收下，以补经费之缺。随后大家愤愤退出。

此时，由王化一、冯庸率领的游行请愿队伍，冒倾盆大雨，在上海沿街游行。请愿团队员个个精神振奋，意气激昂，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引起上海人民的莫大同情。当夜，请愿团回到驻地，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行动办法，大家决定赴南京请愿。

11月10日，阎宝航与指挥部成员率请愿团到达南京时，“已晚八点，大雨如注，转乘小火车进城，全体住金陵大学体育馆及礼堂，既冷且饿，队员们精神极振奋”。海关总署的丁贵堂以及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当夜驱车来金陵大学，请阎宝航及请愿团指挥部成员到他们那里住宿，阎宝航和大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坚持和请愿团队员们住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请愿团全体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蒋介石请愿。吴铁城、张继两人代表蒋介石向请愿团讲话，劝他们早日北返，不要受别人“煽动”，并说中央一定有办法等语。已知请愿团要来中央党部，蒋介石早已躲到中央军校去了。请愿团闻讯，怀着激昂愤怒的情绪，转赴中央军校。时大雨滂沱，一阵紧似一阵，队伍冒雨行进。阎宝航和请愿团指挥部成员走在队伍前列，率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大家似乎忘记了寒冷、饥饿和雨水的浇淋。大家互相鼓励，一定要找到蒋介石。经三小时行军队伍到达中央军校。阎宝航脱下湿衣裳拧了拧又穿在身上，便和王化一、冯庸一起与校方联络。他们明确告诉，请愿团要求蒋介石尽快出来接见。这时，又有天津学生请愿团赶到参加。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2)

下午3时30分，蒋介石才不得不在中央军校礼堂会见了请愿团。请愿团代表向蒋送交了请愿书。

蒋介石身着便服，手拿拐杖，接过请愿书，略加浏览后，脱口说道：“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宜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这时，站在阎宝航身边的高崇民，与讲台近在咫尺，他听到蒋介石如此说话，忍无可忍地慷慨陈词：“东北易帜是为了拥护中央，促成统一；东北军帮助中央军制止了军阀内乱，我东北对全国统一有很大贡献。东北三千万民众，在党国训政时期，日日听训，自以为无负于党国，无负于党国领袖诸公。但自辽吉失陷后，政府除将此事提交国联而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而领袖诸公虽集议于上海，亦并未谈及此事。因此我们东北民众非常疑惧，遂赴上海。现在上海和会已烟消云散，不知是何情形，不得已特来到首都向蒋主席请示一下，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我东北民众未逃出者被日屠杀，已逃出者将沦为乞丐，党国领袖诸公对此水深火热之状，曾否发过恻隐之心？政府如还要东三省，16号国联决议让日本撤兵仍无效，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东北失地，请主席立予答复，以释群疑。”蒋介石无言以对，半晌才说：“汝等由虎口中逃生，身受切肤之痛，来到首都责难政府，出言愤激，自属情理之常。唯政府自事变以来，时时注意这件事，并非未发过恻隐之心，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们没有去广东请愿而来南京，正说明我们对中央的信任！”蒋介石被说得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转身看到打着标牌的天津学生队伍，竟迁怒于天津学生说道：“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这一下又引起天津学生的极大反感，只听一个学生代表大声说道：“东北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全场立时掌声响起，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号。蒋介石强辞夺理地说：“中央没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这时请愿团发出一片唏嘘之声。高崇民义正辞严地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介石闭口不说话，实际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场立时掌声雷动，高呼：“拥护政府领导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气急之下，竟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才重新走出来，言语稍有缓和，但仍重弹老调，什么“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静候中央的处理”，并且重复“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赖国联正义制裁”。讲完后即悻悻而去。台下群情激愤，呼喊叫骂声不绝于耳。至此，阎宝航和请愿团的每个人方才认清蒋介石政府已打定主意把东北拱手让给帝国主义的卖国本质。东北同胞们满怀希望到南京请愿，却实实在在的白跑一趟，这口气真是难以下咽。

请愿团全体人员经连日奔波，饥寒交迫，疲惫万分。当日返回金陵大学，提早休息，准备次日北返。夜10时许，突然有大批宪兵和便衣闯了进来。叫起全体请愿队员作逐一检查，他们声称请愿团有共产党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等事情。但他们搜查一阵，确一无所得。被激怒的全体请愿团员纷纷说：“抗日有罪，请愿有罪，爱国算是反动？什么不算有罪，什么不算反动？”有的竟气愤得痛哭失声。

11月23日晚8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表，阎宝航、王化一等十二人齐赴顺承王府，谒见张学良将军请愿，由张亲自接见，接受请愿书，即对代表们表示：“本人谨以个人及政府官吏资格，接受盛意。决以其所能，为国尽力，以副同胞之希望。”

这次请愿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报刊对这次请愿作了如实的报道。北平《实报》发表了题为《难能可贵的救国请愿》，高度赞扬了南下请原的爱国之举。

南京请愿，教育了阎宝航和东北爱国民众，他们既打消了对寄希望政府的出兵收复东北的幻想，也打消了人们依靠国联逼迫日本退兵的幻想。阎宝航说，咱们东北人的梦，还得咱们东北人自己圆！“自己干去”，表达了阎宝航等东北爱国人士的决心。

请愿团指挥部当夜决定，立即北返。第二天，请愿团离开南京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生和南京爱国人士与民众有组织地到车站送行。阎宝航和请愿团登船渡江时，回望送行的人们，勾起了他亡省亡家之痛，不禁流下了热泪。

阎宝航后来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写道：

南京请愿，白跑一趟。国民党政府决定不要东北，我们自己去干吧——这是请愿团六百余人的共同认识，同时也是流亡关内东北民众一致的决心。

如果说，在请愿前阎宝航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抗政策抱怀疑的话，那么，他对国民党政府实际上还抱有幻想。南京请愿后，阎宝航深切地体会到，国民政府不但对救国会持不信任不支持的态度，而且在对待东北问题上，完全是听之任之的不负责的态度，这深深刺痛了他。作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阎宝航对国民党的幻想逐渐被打消。因此，他在以后的关键中，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组织、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的方面来了。

请愿团由南京回平后，东北的形势已有了新的变化。马占山江桥抗战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而结束。随后日军调过头向辽宁的锦州发动进攻。1931年末到1932年初，在辽西地区，日军所到之处，皆受到民众自发的东北抗日义勇军{2} 的英勇抵抗，特别是辽西义勇军全歼古贺联队的战斗，大长了东北民众的威风，也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更加有效地开展活动，积极组织、领导和动员东北民众支援抗日义勇军。在这一时期，阎宝航在致力于东北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的同时，也直接积极投入到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中。

从南京归来后，张学良将军分别召见了救国会执委常委。东北四省沦亡，身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副司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掌握着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政大权的张学良，由于他对形势估计错误和执行不抵抗命令，造成严重后果，使他陷入了痛苦之中。对于逐渐兴起的东北抗日形势，张学良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开始着力组织与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复土斗争。但他还不能公开的支持抗日复土斗争，为避免内政外交的麻烦，他对支援东北人民抗日复土斗争事宜，多交救国会“转办”或“机密”进行，暗中助力。他召见阎宝航等救国会执委常委，其主要目的就是成立救国会核心组。

东北民众救国会组成人员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国民党改组派，有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也有共产党和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张学良向救国会阎宝航、高崇民等表示，他是一个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他绝对为国效力，不负东北同胞的期望。但由于东北军力量有限，在对日的政策方针方面，还不得不依靠中央。所以，要公开号召抗日，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必须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鉴于救国会领导层中成分复杂，张学良建议成立核心组，以推动东北救亡运动。于是，他指定他的亲信幕僚计十人组成核心组，他们是：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核心组负责讨论救国会的原则大事，并按张学良将军的指令开展工作。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3)

救国会成立时，不但确立了“抵抗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而且毫不含糊地确定了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最初的军事工作，重点是联络各地的民众队伍，并派人出关，分赴辽宁各地，编练民团，以防匪为名，避免日人注意。后来，由于东北军爱国将领率部掀起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救国会把军事工作扩大到发动民团和民众武装，组织义勇军队伍，支持义勇军抗战上来了。阎宝航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以满腔热忱协助军事部长王化一做好军事工作。南京请愿之后，阎宝航的思想更加明确，那就是以组织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1932年1月召开的救国会执委会上，阎宝航拟定了救国会《办事细则》。《细则》分别规定了救国会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具体工作任务。各部的办事细则，是由各部负责人分别起草并最后汇总通过的。阎宝航在政治部办事细则中，细致地规定了政治部的工作任务。

1931年11月初，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一带抗击日军，一时声震遐迩。此后，驻守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军将领苏炳文、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也冲开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举兵抗日。他们纷纷取消原东北军的番号，改称“救国军”“自卫军”等，吸收警察、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和绿林豪杰参加，重新组建新的抗日武装。对于这些队伍，由于关山险阻，救国会无法实施领导、指挥，只能对其中一小部分队伍进行委任，大部则派员联络，向他们宣传抗日，慰问勉励。但对辽宁和热河及辽北蒙边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则采取积极组织、委任和领导。救国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救国会北平成立大会之后，阎宝航、王化一就曾选派张新生到辽宁新民县沙岭子岗联络绿林队伍。当时活动在辽西一带的绿林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在张新生帮助下，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公推高鹏振为司令，下设四个团，队伍达三千余人，在黑山、新民、法库、康平、彰武等地进行武装抗日活动。10月末，救国军遭到东北军骑兵第3旅的突然袭击。在张新生建议下，高鹏振派人去锦州拜会设在这里的辽宁省政府，要求其通令所属辽西各机关援助与支持救国军。荣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救国军起兵抗日表示敬佩，发给慰劳金三千元，并通令所属部队对义勇军不得摧残。与此同时，张新生于11月6日到北平邀请军事人员。阎宝航会同王化一、卢广绩听取了张新生的汇报，对救国军的兴起兴奋异常，对张新生的工作大加赞许，立即委任他为救国会军事部工作人员，负责辽西各抗日军的联系和指导工作。随后选派进步青年史纯青、徐大同等五六人随张新生一同潜赴沈阳，会同沈阳的王正义等二十余人到救国军中对其进行整编训练，该部发展到九个团，三个独立营。这是在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组建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

在救国会定于10月20日召开全体执委会之前，阎宝航和王化一、高崇民等酝酿常委和执委名单时，他就力主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公安局督察长熊飞参加救国会，并做执行委员。在救国会召开全委会时，已得到消息说，黄显声处长和熊飞督察长在锦州组织三个骑兵部队，以维持地方治安。阎宝航便通知二人前来北平参加全委会，并有意选二人为常委。为此，救国会内的国民党人士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救国会属于民众团体，不宜邀军人参加，更不宜作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等人认为，关于邀请部分东北军将领参加到这个抗日民众团体的问题，张学良将军已经默许，所以，这一条决不能改变。但考虑到黄显声是锦州前方的主帅，不宜来北平救国会参加会议。大家便决定选熊飞作九人常委之一，任军事部副部长，黄作执委。果然不久，选举军人参加救国会的优越性便显示出来了。

日军占领沈阳后，急欲占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辽宁地区，除占领南满和安奉{3} 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外，其他地区尚无力占领，遂培植汉奸队伍，以日军派出顾问率领进驻辽南和辽西地区。10月下旬，日军派汉奸凌印清在沈阳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拥兵“三厅九处十七旅，另具独立步兵三个团”。日伪报纸大肆宣扬，以壮声势。密切注视东北局势和日伪动向的阎宝航，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便和王化一商量，决定派人去锦州，建议黄处长设法剿灭凌印清。并以此为契机，发动民众，创建抗日义勇军。黄显声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爱国少壮派军官，同阎宝航、王化一又素有交情，黄接受他们的建议，立即派熊飞利用旧关系，化装去营口策反。绿林头目张海天、项青山遂设计除奸。在公安总队配合下，张、项率部一举活捉凌印清及他的参谋长、日本顾问仓冈繁等十二人，并秘密执行枪决。熊飞立即将所获战利品如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汉奸司令部的大印、汉奸队伍编制表等证据带来北平，向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报告。张学良甚为高兴，奖赏出力人员现洋5万元。为此，阎宝航、王化一曾趁机向张学良建议将张海天、项青山等队伍编为正规军，张学良摇头说：“把他们编成地方武装或义勇军吧！”这样，救国会遂委托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张海天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台安。接着，救国常委、军事部副部长熊飞、执委黄显声抓住这一时机，收编加委任，一些绿林首领、中下级军政人员、帮会首领、爱国士绅纷纷而起，组织义勇军。至12月中旬，接受救国会委任者达22路。到1932年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54路（后发展到56路）、27支队、6路骑兵，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十数支，计人数约10余万人。迅猛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给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以极大鼓舞。后来，抗日义勇军的足迹发展到全东北，30余万人。斗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人民反抗外倭斗争极为壮观的一幕。然而，救国会委任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1、2、3路军，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开始。

11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之后，便掉转头来分三路向锦州进攻。当时，辽西重镇新民已沦陷，东北军正规作战部队防线远在大凌河沿岸。日军先头部队遭到新民、白旗堡、营口等地义勇军的顽强阻击。义勇军破坏日军必经之路的饶阳桥，并已占领皇姑屯火车站。西侵日军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在日军进入辽西后，将会因兵力所限而陷于苦战，遂下撤退命令。日军第一次西侵宣告失败。显示了义勇军的力量，也极大地鼓舞了阎宝航以及救国会同仁。

12月18日，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三周月时，赴北平参加了救国会全委会《规复计划》的讨论。他详细介绍了辽西、辽南等地义勇军不断出击的情况，慷慨激昂地表示：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反攻东北。受其鼓舞，阎宝航建议以救国会常委名义，说服张学良有所行动。同时建议黄显声回锦州做好布置，并及时向张学良将军提出具体建议。黄显声回锦州后，一面指挥锦凌一带的留守部队积极备战，一面部署义勇军做好迎击日军准备。同时给张学良发出一封电报，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不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日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他报告说，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黄显声的这一大胆建议，传到救国会里，阎宝航欢欣鼓舞，曾约王化一等一起去面见张学良，鼓励其早下决心。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4)

在这期间，国民政府曾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4} 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越界。中国方面，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规部队亦退出“中立区”。义勇军的兴起和日军第一次西侵失败，也鼓舞了张学良，他曾企图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在锦州的黄显声召集各界爱国人士大会，曾邀请阎宝航、王化一参加大会，以壮声势。时因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王芸生请阎宝航去天津接受他们读者捐赠给救国会的一笔款项，阎未能去锦州参加大会。事后，阎宝航听说黄显声在大会上向民众表示“与敌决战，保卫锦州，反攻沈阳”的决心；他的副官秘书、刘澜波{5} 也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号召各界民众动员起来，挽救民族危亡，为复土还乡而斗争，令人十分感动。但张学良此次反攻动议，终因南京的掣肘而未实现。12月29日，东北军驻辽西、锦州各部突然接到张学良下达的撤退的命令。此时，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目标的第二次西侵开始，其先头部队已冲进大凌河畔，威胁锦州。阎宝航闻讯，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他痛切陈词，谴责国民党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卖国行为，敦请政府出兵抗日，他写道：“迩来倭寇进逼愈烈，锦州危在旦夕，或战或和，政府应早定大计，战则即下全国动员令，我东北民众，甘愿为前锋，唯政府应即拨发饷糈与械弹，以实力相资助，和则亦应以东北之真正民意为依归，公开交涉。否则，政府徒唱空言，使以一隅之兵，而敌敌人以全国之师，存意牺牲东北健儿。以固二三人包办政府之地位，言之深为痛心。现丧心病狂者，只为争夺禄位，据政府而分赃，置重大外交，国家存亡于不顾，既不宣战，又不言和，既不言和，又不宣战。因惧人民攻击，不惜牺牲他人之生命，为固私人地位，收买舆论，以作护符。更或不顾一切，秘密进行出卖东三省预定诡计。似此情形，以秉国政，是政府自绝于东北民众，非东北民众绝于政府也。”把国民党政府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而顽固推行“剿共”、卖国、牺牲异已的反动政策，揭露得淋漓尽致。

对此，南京政府不置一辞。

注释：

{1} 马占山（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1911年在吴俊升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0年调任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指挥江桥抗战。1932年一度降日，任伪满黑龙江省省长、伪满军政部总长。4月，率部在黑河通电反正，再度抗日，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任总司令。后流亡欧洲。1933年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后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等职。1949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

{2}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奋起从事抗日斗争的是东北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组织起来并得到支持和帮助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抗日武装的统称）。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共同对日作战，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3} 安奉铁路，中东铁路支线安东（丹东）至奉天（沈阳）段。

{4} 国联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遣以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由英人李顿为团长的代表团。1932年2月来华调查，10月发表“报告书”，主张设立所谓“满洲自治”政府，东北脱离中国管辖，实为纵容侵略，以牺牲中国利益，寻求妥协，并乘机瓜分中国的阴谋。

{5}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任黄显声的秘书。解放后曾任电力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

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1)

1931年12月初，黄显声指挥辽西、辽南义勇军击败日军第一次西侵之后，曾致北平张副司令行营并救国会，建议救国会“速派要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尽力鼓吹警甲民团，联络起来。一致扰乱，到处袭击”，使“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救国会接此电后，先后派出车向忱、宋黎、黄宇宙等大批人员，到辽吉黑各地组织义勇军。1932年1月25日，救国会实行改组时，常委通过了《救国会组织暨工作大纲》及《义勇军工作方针》，同时，在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增设“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由阎宝航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关外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义勇军的工作。其中包括：派员出关、训练政治工作人员、战地宣传队组织与工作、调查敌伪情况和特务人员之训练等。

救国会最初派往东北的人员，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军政旧部，组建和慰问义勇军。这些人员大多是由政治部、军事部联合派遣。最早派员到东边道{1} 各县主要是联络军警、民团，以便组建辽东地区抗日义勇军。当时，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第1团团长姜全我投降日军，该团副团长唐聚五正在暗中酝酿举兵抗日。10月初，阎宝航、王化一选派黄宇宙持救国会委任状赴辽东。出发前，阎宝航、王化一要求张学良接见派员。张学良接见黄宇宙时，亲书“手谕”。黄宇宙奉命出关后，几经周折，来到桓仁县唐聚五处，亲手将救国会委任状及张学良“手谕”交给他。唐聚五很受鼓舞，表示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黄宇宙回平复命时，阎宝航、王化一命其第二次赴东边道，同时派出二十余名军政人员到东边道各县做发动工作。1932年4月，唐聚五桓仁兴师，并任自卫军总司令，东边各县起而响应，组成19路军，计10万余人，一时声威大震。{2}

1932年初，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派遣车向忱、宋黎赴东北，宋黎回忆道：

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找车向忱和我谈话，他说，张学良支持救国会组织支持义勇军抗日，希望我和车向忱一起去完成送委任状、宣传支持义勇军抗日的任务。这样，车向忱于1932年1月14日扮作卖药先生（化名杨秀东），我和李述全扮着他的学徒，携救国会的信及张学良用黄绫子亲笔写给马占山、邢占清、李杜、苏炳文、唐聚五的委任状，乘日本的“天潮丸”轮船，从天津抵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车先后到庄河、丹东、宽甸、桓仁、通化、辽源、西丰、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南等地，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军民振奋，纷纷组织队伍，起而抗战。

1933年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的强攻下，先后失败。阎宝航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仍然在辽东地区坚持战斗的消息，便产生了与南满游击队伍取得联络，并援助一批武器弹药的想法。他认为，凡是抗日的队伍，救国会都应联络，给予支持。为此，他把秘密联络杨靖宇{3} 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再次交给车向忱。这年6月中旬，车向忱取道天津，经由大连潜赴辽东地区。他走遍了辽东、吉林南部各县和农村，终于在桓仁老秃顶子找到了南满游击队军需长韩震。他代表救国会向南满游击队表示慰问，并表示救国会愿意援助游击队一批枪支、弹药，并约好交接地点。后来，由于救国会被迫解散，援助南满游击队的事未能实现。阎宝航为此深表遗憾。

为了提高义勇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阎宝航从东北藉学生中挑选一批学员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义勇军中工作。阎宝航为此做了很大努力。他在“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办法”中规定：训练“教材根据各地之需要分别订定之”，“训练不限时间，以授毕各种应用知识为度”，其训练人员的数额“依各项工作之需要规定之”。对从事秘密工作人员“应个别训练，不使发生相互关系”。关于遴选政工人员标准，对于派往“在敌军势力范围内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与担任义勇军正当教育的人员，其标准不同。派往敌军势力范围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人员，要“有政治常识，曾在社会服务，有相当经验，年龄在25岁以上”。担任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要求“熟习（悉）国内外情况，富于民族思想，有政治教育学识”。至于担任秘密破坏工作人员，则要求“有特别经验或专门知识和富于冒险牺牲特性”。当然，有些受训工作人员，可能担任联络各救国团体的任务，要求“长于交际，熟习（悉）救国工作情形”等等。阎宝航对受训人员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如有泄漏机密情事者，应受最严厉之惩罚；并于训练开始时，举行宣誓，以昭郑重”。

1932年2月16日，由阎宝航负责拟定开政治人员训练班。18日，《京报》对政治训练班筹办一事加以报道：“鉴于东北各路义勇军，虽酣战御侮，不顾生死，而对于一切作战之计划及联络之方法，尚有缺欠，特拟在平成立政治训练班，召集勇敢多智之青年，聘用特殊军事人才，担任教官，加紧政治训练，以便奔赴东北指导各路义勇军作战。”2月24日，阎宝航主办的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在北平奉天会馆开学。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全部是东北藉青年。授课内容包括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和对民众的政治工作。对义勇军政治工作，在平时，政治人员要向官兵讲述国内外形势、义勇军的职责，教唱救国歌曲，排演爱国戏剧，遵守军纪等；对民众的政治工作，政治人员要向民众演讲抗日救国道理，宣传民众要扩大义勇军，严防汉奸等。战时在义勇军中工作的政工人员要亲临前线，鼓励士兵作战；对民众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动员民众给义勇军当向导，送给养，收藏伤员等。

阎宝航所训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不但是担任对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还包括战地宣传人员和担任秘密破坏任务人员。救国会派往义勇军中的战地宣传队政治人员要求比较高。一般派遣都要组织战地宣传队。阎宝航在他制定的《战地宣传队组织暨工作概要》中，对战地宣传队工作范围作了严格规定。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阎宝航组织派出的战地宣传队四个，宣传队配队长一人，演讲主任一人，文书一人，摄影一人，事务一个，队员四人，夫役一人，每队八至十人不等。主要派往地区是热边、津榆一带。时间是榆关抗战之后，热河抗战之前。虽然派遣队不多，但派遣队员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政素质较高。

阎宝航在“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办法”中规定了秘密人员的训练问题。所说的“秘密人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深入敌人统治区担任特殊任务，如破坏工作：爆炸（交通、场所）等，另一部分就是特务工作。对这两部分人员，阎宝航在“政治工作计划纲要”中规定，不但要选好人员，还必须经过严格训练。1932年7月，阎宝航主持创办的“西山干部训练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训练秘密工作人员的组织。

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2)

当时，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宁匡烈和徐大同向阎宝航建议创办干部训练班。经救国会常委讨论决定，由政治部承担此项工作，阎宝航负责筹办，张希尧、宁匡烈、徐大同、宋醒池协助。8月，经过严格审查，阎宝航在东北青年中选拔百余人，在北平西山卧佛寺，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训练班以“学生夏令委员会”名义作掩护，由阎宝航任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兼管生活事务。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时事政治、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火药制造与爆破。分别由阎宝航、宋醒池、徐靖远和宁匡烈授课。据当年参加训练班的赵守铭回忆，训练班规定严格的纪律，学员不准相互打听对方的家乡和真实姓名。他说，班主任阎宝航经常给学员讲形势，讲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共产党的事实，讲国民党“围剿”红军打内战等等，大家都爱听。训练班还进行实战演练。学员按教师命令回到城里，选择不同的保护色和秘密住址，只和指导的领导人联系，以不被任何同学发现住址和行为者为优良。接着下达简单任务进行实战训练，如跟踪、寻找某人行动、住址，某人所在单位性质及其职务等等。10月，训练班结束，学员由阎宝航分配去处。“有留在天津的，有到苏区的，大部分被派往东北。我分配到哈东游击队担任交通员和敌情报侦探工作。”

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秘密工作人员，当然要保守秘密。不但要对外保守秘密，其实对内也保守秘密。参加西山训练班并后来被派遣回东北从事秘密活动的学员，积极从事反日活动，很有作为。1933年8月，宋黎经阎宝航批准，参加了北京香山卧佛寺秘密开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在那里他“跟着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日后参加抗日斗争打下良好基础。不久，宋黎返回沈阳，用自制炸药，爆炸烟馆、火车站，闹得敌伪惊恐不安。

九一八事变后，在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员中，有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一个是张学良的机要处长黎天才，一个是辽宁省警备处长，后来任东北军骑二师师长、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另一个就是阎宝航。黎天才利用机要工作的条件，在东北建立了情报网，直接为张学良服务；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率警察公安队伍抵抗日军后，命大部分队伍撤出沈阳，到锦州集结待命，他自己则化装潜伏沈阳，选可靠人员潜伏下来，做地下情报工作。他在锦州组织义勇军时，经常得到“底线”人员送出的日伪军情报。至于阎宝航，他是以救国会身份，训练特务人员潜回东北执行侦察日伪军政情报等任务。在阎宝航手里，至少掌握几百名他亲自派出的情报人员。救国会宣传、军事两部直接领导的政治、军事人员张希尧、张金辉、宋黎、宁匡烈、高鹏、纪亭榭、马鸿德、张一吼、李烈生、李兆麟、赵桐、孙国璋、郑杰等400余人，先后被派回东北，主要是赴辽宁地区从事抗日宣传和秘密工作。在1931年至1945年14年中，有不少被派遣人员一直同阎宝航保持联系。也就是说，阎宝航同几百名秘密情报人员保持长期的联系。

救国会政治部、军事部所属几百名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由阎宝航派遣执行各种特殊类型的特务工作。主要成分是东北籍青年，大部分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

1932年6月初，在救国会第191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为了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阎宝航领导下的政治部制定了政治工作方针。他把东北辽、吉、黑、热四省以地理形式，划分为13个区，分别派政治专员、政治特派员。同时组织四个特务团，共计228人分派各地。

上述派出人员除个别未赴指定地点外，大部都在派出地点坚守岗位。他们或指导义勇军，或联络策反伪军警，或组织民众，或调查、或通讯。这些人均同阎宝航保持联系，并接受他的指令。

注释：

{1} 东边道：今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南部，共辖20余个行政县。清末设东边分巡兵备道，1912年改称东路道，1914年更名为东边道。

{2} 黄宇宙：原名光汉，河南省新野县教场村人，县立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任炮兵连长。同年12月30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曾二次派他出关作义勇军及救国会抗日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于太行山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3}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号润生。河南省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1929年被派到东北工作，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化名张贯一。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后到南满从事武装抗日斗争，历任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1934年在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之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1940年2月在吉林蒙汉（今靖宇）县牺牲。

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1)

东北抗日义勇军自兴起之日，并无固定经费来源。“义勇军的饷糈无法筹措，其给养不得不取之人民。然成千整百之义军，每过一村一邑，要食要宿，人民穷于应付，不免感受痛苦。”“然关外食粮，因日方收买，胡匪抢夺，甚感缺乏，人民自给不足，无力供养义勇军。”

救国会成立之初，曾多次商讨支援义勇军经费问题。曾试图提出取消税制，每月征收各种机关军政各项费用和奖金中捐出一部分作为救国捐、爱国捐等。此议显然要通过国民政府明令实施。作为抱定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不可能颁令实施这一议案。

使阎宝航感到十分痛心的是南京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态度。自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军队发动大规模江桥抗战时起，南京政府始终持不支持态度。对于义勇军的兴起，不但不关心、不支持，反而多方打压。当时，在救国会内的一些国民党CC派{1}人物一再宣传，国府由于一直保持对日交涉，不愿予日人以借口，所以不便公开支持义勇军行动。对此，阎宝航驳斥说，义勇军的抗日举动，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背，依靠南京支援义勇军仍然是幻想。因此，他极力鼓动救国会不可期望南京对义勇军会有任何作为。阎宝航还积极活动，利用各种方式为义勇军筹措经费。他大声疾呼：“为今之计，全国上下，当同心协力，广筹饷糈，不使歼倭战士，枵腹执戈，长期抵抗，其庶几乎！”

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积极地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援助。凡各路东北义勇军司令及其代表来京，救国会都要求张学良出面接见。仅1932年，张学良就接见了赵大中、陈勃然、项青山、陈经九、郑桂林、于程九、于显庭、于百恩、李春润、张一吼、徐柏村、艾中华等几十人，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在吃住无着、械弹两亏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日的处境，即批现款、衣物、枪弹交救国会分发给义勇军各部。同年10月，救国会从张学良处争取到一大批军械物资，分发给东北抗日义勇军。阎宝航在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支援中，一直持积极态度。凡有东北义勇军代表人士和抗日烈属、学生、难民代表到京，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引见张学良。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义勇军代表，阎宝航都积极参加。

全力募集资金，争取国内各界和海外华侨给义勇军以资助，这是救国会自成立以来经常性的举措。阎宝航经常受常委会委托奔赴各地，积极利用他的社会关系进行募捐。在上海、南京等地，阎宝航与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广泛地交往，并与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东北社”。该社由邹韬奋、李公朴和阎宝航三人领导。这个组织对策划、支持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为阎宝航在宁、沪、苏、杭发起募捐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这些地方的“文化团体、学生教师、律师、职员，甚至出家僧侣也捐就财物，支援义勇军”。

为给义勇军募捐，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等在上海、南京先后拜见各界许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人士包括：朱霁青、黄任之、史量才、王晓籁、张佩年、穆藕初、江向涣、褚慧僧、温宣尧、李济深、杜月笙、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胡筠、杨志雄、齐世英等。他还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信，要求给东北义勇军以支援。蒋接信后，派他的侍从秘书高凌百交给阎宝航一张三万元支票。阎宝航在和李济深接触时，李先生对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深表同情，暗中联络当时担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先生，一次拨给救国会大批炸药。救国会把这批炸药运抵南满地区义勇军手中，有力地支持了义勇军对日作战。

在上海，阎宝航利用他的同乡、同学，时任海关税务司副司长丁贵堂和孙一民的关系，联合上海海关高级职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全国，号召海关员工向东北义勇军捐献慰问金，得到响应。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按月扣献薪金的5％，经救国会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抗日部队。经过阎宝航等人的活动，“数月以来，海外华侨、沪上绅士，同情义军，不忍坐视”，“踊跃解囊，所惠殊多”。1935年，阎宝航在上海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的“极其亲切地款待”，她们对东北人民无限关怀，“孙夫人（宋庆龄）曾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款”，并鼓励他坚持抗日救国活动。后来得知所有华侨捐款均被蒋介石半途截留，移作别用。孙夫人曾将募款情形专门派人对阎宝航作过解释。阎宝航对孙夫人的爱国热情表示由衷钦佩。

1932年3月下旬，阎宝航率同救国会委员关国候、杜泊公，受救国会派遣赴南洋、美国旧金山向华侨募捐。同年3月20日，《京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阎宝航、关国候、杜泊公三人为援助义勇军事，定于今日（20日）下午5时15分搭乘平浦道车赴京，预定在京耽搁2、3日，即行转往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分向华侨及友好为义勇军募款，以资补助，光复东北。但阎宝航代表救国会出国募捐之举，由于受到南京政府的掣肘，没能成行。他想起正在浴血奋战的东北义勇军，更加痛心疾首，万分的感慨。如此下去，孤军无援的义勇军对日作战，能坚持多久。

尽管阎宝航以高昂的热忱竭尽努力为义勇军募捐，对于偌大的义勇军而言，所得款项不能满足需要。对东北义勇军的援助，没有政府动员全国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一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表示政府已将日本侵略东北事件提交国联处理，要求民众静候国联裁决。事实上，国联并没有遏制日军的侵略。蒋介石也曾为阻止日军西进，要求国联将锦州化为中立区。对此，日军不予理睬。1932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开始加快了拼凑伪满洲国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对日仍采取间接谈判办法，不愿意东北的地方抗日行动影响到国联对中国的同情，或者造成中国主动挑衅的误解。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下，对东北问题仍坚持采取外交与政治方式解决。国联曾于1931年11月21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但1932年3月初，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时，国联李顿调查团尚未到达中国。救国会常委们对于国联拖延时间的怠慢行为十分不满。政治部副主任霍维周大骂国联的行径是有意袒护日本，为日军占领东北大开方便之门。

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停解决东北问题政策，对于张学良有一定影响，对救国会常委们实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但国联调查团的缓慢动作，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特别是日本不顾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设想占领锦州后，国联显得无能为力。大家对国联调停诚意产生怀疑。在救国会常委会上，阎宝航分析了国联调停的实际意义。他说，西方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得罪日本。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通过国联机构调解中、日纠纷。况且，美、英等国正在经受经济危机，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威胁，自顾不暇，不可能真心地全力地进行调解。现在，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地头脑，明确我们的责任。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应该自己起来反抗，然后才有别国的援助。现在我们中国受到日本的侵略，自己不反抗，却寄希望于别国的援助上，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这样只会欺骗我们自己。当时救国会常委们一致表示，不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调查团身上，不能面对东北抗战的形势而袖手旁观，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1932年3月下旬，救国会常委得到消息，国联调查团已经由日本东京，到达中国上海。救国会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办法。阎宝航由于正在创办政治训练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给军事部长王化一写信，建议由救国会政治部立即从政治训练班中选派人员回东北，调查日军罪行，为救国会人员会见调查团准备材料。同时应该发动义勇军在调查团到达时向日伪军发动攻击，以表示中国东北人民反对日满政权和光复故土的决心。就在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北平时，救国会阎宝航负责派遣的人员已经到达东北各地了。

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2)

当时，救国会政治部派出的政工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分别在哈尔滨和沈阳等地，搜集日军罪行，准备会见李顿调查团。另一路人员则携救国会密令，到东北各地发动义勇军向日伪军发起军事进攻。

黄宇宙是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早在1931年9月底，救国会在北平成立之初，就被派回东北联络抗日。1932年1月，他在辽东联络唐聚五之后，便受阎宝航派遣，转道沈阳准备了许多日军杀害中国人的照片和罪证材料，随后，想方设法会见李顿调查团。但由于日军封锁了国联调查团与中国人接触的渠道，黄宇宙亲眼看到日军严密把守着大和旅馆，中国人根本无法接近国联调查团。黄宇宙通过原东北军第五军军长于珍的儿子于国勋了解到，于珍的私人秘书叶奇风与李顿的机要秘书、法国人赫士有同学关系，便通过叶奇风坐上赫的汽车里闯进戒备森严的大和旅馆，终于见到了李顿。

4月底，李顿调查团从长春抵哈尔滨。此时，马占山已接到救国会政工人员送来的发动抗战的密令，他一方面给调查团连发两封电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同时指挥所部进攻被日军控制哈尔滨对岸的松浦镇，向调查团表示对日军的抗议。

几十年后的1995年，辽宁省召开阎宝航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时，90岁高龄的黄宇宙老先生仍蛮有兴致地来到沈阳参加纪念大会。他在谈起这件事时说，当年他在沈阳会见李顿后，不久便返回北平。不幸被宪兵三团逮捕。后由救国会王卓然等出面具保，又请张学良将军亲批，始终未被释放。此时已是这年10月。他记得阎宝航和王卓然前去看望他时，他仍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会见李顿调查团的经过。阎宝航告诉他说，马占山将军曾派王子馨到齐齐哈尔邀请到达那里的国联调查团去海伦会晤。王子馨到齐市联络调查团时，不幸被日特发觉逮捕，经严刑逼拱，打得遍体鳞伤，马占山写给调查团的信也被搜出。日军将王装入麻袋，从楼上掷下摔死。阎宝航知道黄宇宙在沈阳冒险会见李顿，十分激动，当即和他拥抱在一起……

当时阎宝航还派遣宋黎到沈阳调查日军罪行。宋黎到沈阳后立即与阎宝航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张金辉等八人一起，奔走于沈阳、铁岭、开原等地，发动学生、工人、农民、职员、医生、商人等写揭发控告信，寄给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转“国联调查团”。他们还和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进步青年银行家巩天民、医师刘仲明、大学教授毕天民等联络，搜集大量日伪罪行，译成英文，并委托小河沿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大夫（Dr W Young）和仉博士（Dr Oniel）送到沈阳英国领事馆，然后请李顿和调查团全体人员来这里审阅这些材料。据当时《盛京时报》载：国联调查团在英国领事馆审阅了一些材料，颇为满意云云。后来李顿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提到的人，就是指救国会阎宝航发动的递送材料的这些人。

从1932年1月黑龙江省政府成立到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九个月时间里，救国会密令东北抗日义勇军向日伪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并掀起两个高潮：一个高潮就是从伪黑龙江省政权建立，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到哈尔滨这段时间。吉林李杜、冯占海自卫军反攻哈尔滨的战斗，黑龙江省马占山所部发动的松浦抗战，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动的。另一个高潮是辽宁各路义勇军在接到救国会通知后，立即行动，扒铁路、公路，炸桥梁；围盘山，攻营口，打通辽，袭抚顺煤矿。仅第48路军司令郑桂林率部在绥中县的鲍庄子、四方台、马家岭、高家岭，连续四次与日伪军血战，毙敌二百余人。辽东各部义勇军在安奉铁路两侧更是异常活跃。李春润指挥的第6路军曾一度攻进新京县城。义勇军进攻日军规模最大的当属救国会发动第21路赵殿良部，联合辽东唐聚五、营口殷鹰、辽阳王全一、天地龙第24路义勇军，北宁线上的黄虎臣、铁岭的金山好等义勇军等部，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先后四次组织攻打沈阳的战斗。在攻打沈阳战斗中，义勇军曾一度攻进市区，使日伪当局惊恐万状。据救国会《救国旬刊》报道，1931年12月至1932年8月，仅辽宁一省，义勇军攻打中、小城镇就有431次，曾一度攻占的有29次。日本《朝日新闻》报道：1932年8月1日至20日，东北各地义勇军袭击车站、列车，切断电话等大小事件68起，大批日军死于非命。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伦敦《每日导报》的报道说，“满洲事实上没有被义勇军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道，竟找不出一处来。”“义勇军逼使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安。日下整个满洲境内，日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马路。”

1932年义勇军抗战高潮迭起，阎宝航以其组织者的身份，为其推波助澜，尽了最大努力。

1932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给阎宝航以相当的鼓舞。这年夏季各地义勇军所掀起的抗日高潮，更使他欣喜若狂。4月间，阎宝航在和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一起指挥义勇军抗战的同时，领导政治部开始着手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进行总结，形成《东北义勇军概况》一文。这份材料在九一八一周年时又作了补。

该总结全面介绍了东北义勇军的缘起、规模、活动范围和战绩。指出义勇军完全出于吾人自卫，是为民众生存而斗争的民众自发武装队伍，指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民众自发组织的与政府无任何关系。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记录。4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以东北人民代表身份在北京饭店与李顿会谈，所介绍的内容之一就是以这篇《东北义勇军概况》为基础而形成的材料。

《东北义勇军概况》在出版单行本时，阎宝航亲笔为该书作序。他说道：

去岁九月十八日，倭寇如狂风暴雨，进犯沈阳；不旋踵间，辽吉沦陷，黑哈随失。数万里河山，烟尘满目；三千万华胄，同受荼毒。为祸之惨，旷古未有；凡有血气，畴不心痛。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举手望辽东，犹见汉官仪；功虽未全，事亦足烈。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初无严密组织，复无饷械供给。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果政府毅然出师以武力收复失地，则此二十万健儿，深伏敌背，以为策应，驱逐倭虏，指股间事。……

阎宝航谨识

这是一篇檄文，对日本侵略者行径充满仇恨。这是一首赞美诗，他满怀激情，对义勇军的兴起和战斗精神，给予崇高评价。这也是一份控诉书，字里行间对义勇军孤立无援的局面表示深深的遗憾，对“瞬将一年，大计未定”的政府发出愤怒的呐喊。

注释：

{1} CC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二陈”，因“陈”字英文为Chen，第一个字母为C，CC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Central Club的缩写，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对，反正CC是以“二陈”为中心的中统特务组织。

十六 面斥何应钦(1)

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遭受严重挫折。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冯占海部义勇军在主力受挫后，马、苏、李、王等带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邓文等率余部转入热河、察哈尔一带。辽宁东部地区唐聚五、苗可秀以及辽南、辽西各部义勇军也相继失败，余部转入热河。面对这种局面，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感到无能为力，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底，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热河、山海关，以图占领东北全境，威胁华北。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多次与张学良谈话，鼓励他下最大决心发动热河抗战。在一段时间内，阎宝航看到张学良为发动热河抗战做准备，极为兴奋。

早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高潮之日，阎宝航就冷静地估计到了孤立无援的义勇军未来的前途和“寇势日张”的结局。他一方面疾呼政府出兵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团结各地一切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团体，竭尽全力支援义勇军。

当时，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积极支援的民众团体，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外，1932年4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指导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后援会在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中，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沦丧，倭寇长驱直入，朱庆澜在上海联络爱国人士黄炎培、史量才、李子宽、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931年11月间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公推朱庆澜为理事长。但在这个过程中，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之间互不联系，各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两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直接影响到对义勇军的领导和支援。在上海的杜重远对此十分忧虑，曾致函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建议救国会与朱将军搞好团结，实现两会联合。阎宝航赞成杜重远的主张，表示尊重朱庆澜，共策抗战之事，这个建议，得到张学良赞许，多次劝告救国会常委们，不要与朱庆澜领导的后援会发生分歧。但常委中有的认为后援会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反对与其合作。所以两会虽经多次协商，一直未达成协议。

1932年8月，阎宝航肩负救国会委托，动身去上海拜望朱将军，并请其北上，以便实现两会联合。因当年高崇民在朱将军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与其相识，也一同前往。朱将军为阎宝航、高崇民二人的至诚态度所感，遂于8月22日率后援会人士抵平，并在地安门内油漆棹一号开始办公。

1932年6月，救国会对辽宁、热边、蒙边、吉林南部地区的义勇军已接受救国会委任和领导，划分五个军区，建立了新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后援会抵平后，密派代表深入辽北调查义勇军情况。考虑到义勇军系统复杂，意见分歧，各自为战的弱点，后援会将原由救国会委任和领导的义勇军重新加以委任，以协同各部作战。接着，后援会又把救国会对义勇军的军区编制，先后改编为三个军团。至1932年11月，两会达成协议：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同时，明确了两会职责：后援会专主募捐抗日资金；救国会协助朱庆澜指导义勇军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

阎宝航在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国民党着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特别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义勇军的冷漠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但对国民党左派人物，特别是主张抗战派人物是有好感的，并且愿意与其合作。在救国会成立之初，阎宝航与卢广绩一同去上海募捐时，正赶上朱庆澜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刚刚成立不久，他便亲自去会见了朱庆澜，朱将军当即捐款一万元。在领导义勇军抗战以来，阎宝航也一直主张与朱将军领导的后援会合作。对于朱霁青，阎宝航认为他是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旗帜最鲜明的一个。朱霁青在热河设立总监部，成立东北国民抗日救国会；还有国民党人王致远在上海接洽南洋华侨募款事项；谷锡五在南京同政府接治公事、运输军火；杨首鱼居天津办总务；朱化鲁在北京办理交际，李子青司财务，钱公莱办运输等等，均给义勇军以很大支持。这些人特别是朱霁青出关，以国民党人相号召，将各方联系起来。阎宝航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但阎宝航也知道，国民政府对东北抗战，从未有直接领导的力量，也未给任何直接的支持。不久，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先后失败了，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态度有了更进一步地体会和理解。

在救国会成立之初，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到救国会来得不算少。陈公博就亲自来北平找救国会领导人谈话。吴铁城、胡汉民先后派代表齐世英、顾韩野、姚觉悟、曹四笏等与救国会常委会谈。他们的谈话几乎如出一辙，即要求救国会听从政府指挥，与政府合作抗日。阎宝航每次同他们会谈，都坚持说，只要政府出兵抗日，救国会和我个人愿作前驱，结果对方的回答都令人哭笑不得，在谈话难有结果?后，政府代表皆悻悻而去。汪精卫、蒋介石也都派人来过救国会。他们要求救国会把活动限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事实上，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连与救国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也没有放过。南京政府曾接受他人控诉，以朱办事不公、肥己发财为由，由立法院派人调查处理。1932年9月，张学良曾提醒过阎宝航、王化一，南京方面已注意到救国会，要格外小心。

救国会是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和支持下成立的东北民众救亡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是张学良知交故旧。尽管南京政府不喜欢它，也难以取消它。正如阎宝航自己说的那样，国民党不喜欢人民抗日，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续活动下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

1933年5月，日军飞机频繁在北平上空盘旋恫吓。北平的达官显贵惶惶不可终日。在日军的威逼之下，盛传当局将以牺牲东北换取华北暂时苟安为条件，拟签订卖国条约“塘沽协定”。{1} 5月24日，救国会遂派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霍维周、李梦醒为代表往谒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2}，黄郛派秘书赵某在丰泽园接见了王化一，声明决心不以东北作谋和之牺牲品。黄的秘书表示愿意代为转达救国会的意见。遂后救国会常委分工由王化一准备陈述材料，阎宝航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

6月10日，救国会分别发表了给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阎宝航简练地概述了救国会两年来从事东北救亡的业绩，表达了为收复东北失地，任何牺牲在所不辞的决心，敦促蒋介石采纳东北流亡民众的正义要求。

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的要求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同情和接受。相反，华北当局对救国会的逼迫益加严酷。

6月17日，发生了救国会常委、政治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暗杀的事件，对救国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霍维周是东北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前任冯庸大学教授。入关后，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发展党员。1933年春，霍维周得知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与日人勾结，接受日本百万元巨款，作为反蒋活动经费，遂率三百余名青年党员，登报声明脱党，同时揭发了曾琦等通敌的罪行。青年党头目遂支使党徒对霍维周下了毒手。那天上午，霍维周乘坐一辆黄色车行至西四南大街，被人从后面射中头部而死，年仅32岁。

在救国会政治部，霍维周是阎宝航最得力的干将和助手，对于他的死，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都悲痛万分，高崇民抚棺痛哭几至昏厥。阎宝航亲自撰祭文悼念霍维周。人们由此提醒阎宝航注意安全。

救国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当局所注目的对象，常委们的安全也大成问题。阎宝航和常委们的家住地附近，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活动。救国会办公处也时时受到威胁。阎宝航的家住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厂胡同。他平时忙于救亡工作，经常不回家，只靠高素桐带着孩子们小心度日。有一天夜里，高素桐忽然发现有一人从大墙跳到院子里。她急中生智，高声呼叫厨师赶快起来。那人影慌忙逃走。天亮时才发现，昨夜闯进来的人丢在他家的一把菜刀。又有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对救国会进行破坏的情报传来。张学良闻讯，通知救国会人员要提高警惕，并赠常委每人一支自来德手枪用以自卫。同时加强了对救国会及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成立救国会警卫班，便衣保护救国会负责人员。不过，阎宝航这时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安危，而是救国会前途命运。

十六 面斥何应钦(2)

早在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初，1931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训练总监何应钦就曾给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弊害颇多。上海方面且闻有共产分子及日人参杂其间，影响所及，殊堪危虑。何应钦建议，对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令其中止。对此，蒋介石密令各地一律遵照办理。于是，关内各地的义勇军相继被强行解散。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执掌北平军分会后，首先对退入河北省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开刀，严查取缔。1933年4月27日，北平军分会颁布了《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从东北撤入河北省境内的冯占海、邓文、李海青、李纯华、郑桂林等部义勇军相继被改编，缴械，遣散。

7月14日，救国会派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钱公莱等委员到中南海居仁堂同何应钦进行交涉。首先，由阎宝航、王化一先后详细陈述两年来救国会抗日救亡工作，并指出，政府应该考虑东北失地与几十万流亡民众，支持救国会的工作，而不应取缔。何应钦说，对于失去自由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政府和我个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为了圆满地解决中日问题、东北问题，东北人民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相信政府。阎宝航说，要我及每一个爱国的东北人相信政府，这并不难，如果政府自九一八事变时起就能领导人民抗日，而不是不抵抗，那么，也许不是今天的这个形势。问题就在于政府对于东北问题不关心。不抵抗倒也罢了，对于日人得寸进尺却能加以容忍，对我们这些从事救亡活动，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人不支持，甚至对义勇军加以取缔，对救亡组织加以限制、甚至取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何应钦过去不认识阎宝航，从此再也没有忘记过他。他认为阎宝航操满口的共产党腔调，对他一点不客气，是一危险人物。他说：“我想，这些具体的事情如何认识，我们现不要急于争论，不忙下结论。至于你们说的打回老家去的问题，政府从来没有说过相反的话。问题是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强国，我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军分会对华北团体采取的具体办法，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救国会也不例外，从今后最好不要再公开活动。”卢广绩接着表示：当局不支持救国会也罢了，反倒釜底抽薪，我们要求恢复发售爱国奖券。何主任则把爱国奖券问题推到黄郛身上，他说：“这件事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事，我何某无权过问。”王化一说，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是孤军奋斗，其残部进入热河、察哈尔地区后，经过政府的改编、取缔，目前所剩无几，但在北平周围尚有一些余部坚持活动，作为救国会，我们已无力接济。我们要求军分会在物资、军械方面给予支援，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何应钦说，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接济已不可能，对留在华北、北平周围者，一律取缔。至此，阎宝航激动地说，如此说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已无立锥之地了？何应钦毫不掩饰地说道：“不是北平，而是整个华北，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只有如此，只能如此。”何应钦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能公开活动以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为由，胁迫它停止活动。

何应钦把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即塘沽协定），作为取消救国会的理由，这不奇怪，国民党当局历来屈从日人压力是有目共睹的。阎宝航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国民党当局从心底往外不愿意这样一个抗日团体存在，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陈立文在《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政府对东北的政策本就有相当顾虑，东北毕竟只是国土的一部分，在中央的看法中，她已拥有自己的东北工作系统，也已经确定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自不希望有其他组织的出现，尤其当这一组织的声音超过了一般人，而这声音又不是他所愿闻的，自难免遭限制。

十六 面斥何应钦(3)

阎宝航与何应钦的这次谈话，还提到了救国会内有共产党宣传品问题。在阎宝航看来，困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时刻，中华民族无论何民族、何党派，都应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何必这样神经过敏，看到一点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忘记国难，自相残杀起来！

对此，阎宝航对何应钦说：救国会只知抗日，不知其他。如果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共产党也主张抗日的话，那么，这是不幸而一致，总不能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就怀疑救国会与共产党有关系。依我看来，救国会的组成人员绝非共产党所能影响。东北流亡青年、爱国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喊出一些抗日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绝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更不能说救国会写几张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因此怀疑救国会内有共产党掺杂其间，甚至受其影响和控制。

阎宝航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说出这一番话，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应对，遂深恨之。7月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7月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1. 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 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要求精练；3. 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和何应钦的强硬措施下，救国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仍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秘密地开展了一些活动。

关于救国会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说得较为贴切，他指出：

在叙述平津党务与民众团体之时，除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这两个正统机构外，不能不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虽然许多人认为救国会是中共所支持推动的组织，甚至是中共的外围团体，中央对之是采取禁止的态度，但从实际资料看来，初期的状况并不是如此，甚至如果说它是中国国民党党务的外围机构，补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之不足，亦不为过。但由于自热河战役至塘沽协定的时势转变，国府对东北义勇军与反日运动不再支持，救国会遂与政府的理念相左，逐渐脱离中国国民党的范畴，转而倾向中共，终至被迫停办。

注释：

{1}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破坏《塘沽协定》，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并由东北调兵进关，进行武力威胁。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六月初，何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2}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入同盟会，民初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拥护孙中山先生，后来执行亲日外交，1936年病死。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1)

在何应钦逼迫救国会停止活动之后，救国会常委内发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张顶一天算一天，到顶不住那一天再说。有的则要去发动东北军，或通过东北军的关系，活动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对救国会实行保护，以便与何应钦相对峙。还有的则认为，这些设想都不宜实行，但又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阎宝航就是持这种认识的常委之一。

救国会的常委都是东北人，都是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没有谁比他们更迫切地期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正由于这样，他们沦落北平，聚集在一起，在张学良的支持之下，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们曾经以很高的热情支持抗战，把复土还乡的愿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义勇军的溃败，使常委们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而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的失败，使他们再一次经受了严重打击。救国会笼罩在痛苦、悲愤、无望的低落的情绪之中。张学良被迫出国留洋，离开东北军和流亡关内几十万东北民众而去，使常委们的情绪达到了最低点。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这一时期里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在他于7月14日去居仁堂会面斥何应钦之后，郁闷之下，借酒浇愁，这一天他一醉方休。

这是阎宝航第二次喝醉酒。九一八事变后，他脱离虎口到达北平。初别故土，悲恨交加。再加上会见张学良时，二人言语冲撞，他感到东北已无希望，那一天，他喝了酒，喝得酩酊大醉。

阎宝航心里非常清楚，东北是在张汉卿手里丢掉的，最想收回东北当然也是张汉卿。张服从蒋介石命令，抱不抵抗主义，但他暗中支持东北民众救亡活动。救国会就是在他的默许之下成立和开展活动的。他所以不敢公开支持东北救国会的救亡活动，既怕日本人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但不管怎样，东北救亡有张学良在，就是主心骨，就是一种力量。东北丧失，有张学良在，大家在这棵大树下，组织起来，开展救亡。东北义勇军溃败，大家寄希望于张学良发动热河抗战，大家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要有张学良在，东北的事情就好办。热河一役，东北军不战而逃，给东北人丢了面子。张学良代人受过，下野出国，不但东北义勇军最后残存的力量遭到毁灭，张学良在东北、热河等地的影响力被切断，连东北军也纳入了国民政府的辖制。在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授意之下，朱庆澜将军领导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也面临重压，不得不宣布停止活动。至于救国会这个民众组织在失去主帅的情况下，还能有多大作为呢？除了顶着干或者硬挺着干之外，还有无良策？阎宝航为此很伤脑筋。是啊，东北救亡运动过分依赖张学良，在政治上显得十分脆弱。

自流亡关内之后，特别是救国会成立之后，阎宝航作为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到处进行报告、讲演，宣传抗日，从未间断。而且正是出于他的建议，救国会把每月的18日都规定为“亡省纪念日”，后来把每年的9月18日，作为周年纪念日。凡临月、周年纪念，阎必作复土还乡的报告。在关内流亡的15年，阎宝航确实讲了许多话，作了大量的报告。从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阎宝航历次的报告讲话其内容无外三个方面：

第一，阎宝航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东北人民蒙受的耻辱。凡纪念事变的讲演、报告，无不提到他目睹九一八事变当时之“种种惨状，令人痛心，令人酸鼻”的情景。“余恍如置身沈阳时，警闻隆隆的炮声，孰视凶杀的惨状，神经顿受非常刺激。其痛苦情绪，且十倍于当日，直不可以言语形容，诚以祸患与时俱增，有非始意所及料者。”而每当谈起“东北人民，被铁蹄践踏，如火益炽”情景时，总是激动异常。

第二，阎宝航无情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他经常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但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却远在此之前。他揭露“自从欧战以后，日本在东北除了积极致力于侵占东北的富源外，更时时地寻求机会，制造事变，以图借口进兵”。

第三，阎宝航始终满怀激情地歌颂迅速兴起和英勇杀敌的东北义勇军的民族反抗精神。一谈到义勇军的斗争，阎宝航便激情满怀。一谈到义勇军艰苦境遇，便为之称颂。“热血健儿，痛寇仇日深，大难靡已，乃起义勇之师，而为自卫之战。前仆后继，迭挫凶锋”。谈到义勇军的失利，他便为之呼号！“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

第四，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出卖东北的政策。前文已经谈到，阎宝航对于国民党早有一些认识，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前自不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直为阎宝航所痛恨。“尽管以后蒋介石如何掩饰自己罪责嫁罪张学良将军，但事实证明，抱不抵抗主义正是蒋介石”。阎宝航对蒋介石在对待东北义勇军的又打又压的政策更是深恶痛绝。阎宝航在他的《蒋介石ǹ何出卖东北》一文中，曾历数了蒋介石从九一八到八一五这14年间，出卖东北的种种事实，这些事实，是阎宝航与蒋介石思想上根本对立的思想基础。

当然，阎宝航还经常讲的问题就是复土还乡的决心。不过，那时讲收复东北的决心，是在张汉卿在任时讲的。汉卿走了，复土还乡的决心难道就改变了么？他突然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脆弱性。汉卿走了，我们这些人还在，复土还乡的斗争不能就此停止。但由于蒋介石奉行对日妥协、出卖东北的政策，必须充分估计到蒋介石对救国会采取强硬措施的可能性，为此，救国会必须改变策略方法，继续坚持东北救亡活动。在救国会常委会多次磋商应付办法时，阎宝航阐发了他这个思想观点，在常委中产生了影响。

1933年3月，阎宝航收到美国中华基督教协会会长余日章给他的一封信，余在信中说，日本人在山海关战事之后，加强了在美国的宣传，鼓吹“自日人统治满洲国以来，满洲国已现日渐繁荣与进步气象”等等。他说，“吾人由美方所得消息，大半含有日人宣传运动之色彩，其势力殊未可侮”，他建议阎宝航：“因思国内重要都市如上海、南京或北平等，是否亦能作同样有力之宣传，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他并提出三项要点：第一，以电报与信件，将国内重要新闻消息随时告知（如属必要，则请按日电告），以便转告美国有势力之人士，作一种的宣传，并说，这里的新闻社、重要日报皆愿得到与利用他所供给之各种新闻资料。第二，设法感化上海、南京及北平等处之欧美通讯员，并随时供给各项可靠的、有价值的，与支配迭当的新闻消息。第三，组织一宣传委员会，专事搜集关系“满洲国”与日本经济状况之可靠的材料。收集以后，既用优美之文字草成动人的报告，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

余日章的信，给阎宝航以很大启发。过去宣传东北救亡，多限在国内。他以救国会名义，向国外发了一些通电，但新闻报道从未发出过。

原来参加救国会的成员政治身份比较复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人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参加，使救国会日常工作发生许多意见分歧。救国会的宗旨是复土还乡，驱逐日寇，日常开展救亡活动，南辕北辙。国民党人梅佛光、吴焕章等人，虽然不参加救国会的日常工作，却每每指责救国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对于这些人，阎宝航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而救国会其他人常常按捺不住，经常和他们公开地争论和斗争。有鉴于此，救国会既然要转入秘密活动，就不能不考虑人员组成问题。对此，阎宝航回忆说：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定名为“复东会”。

随后，救国会常委在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成立大会。常委们采用中国古代结盟的方式举行入会仪式。会场正中摆放关公岳飞像，并置苦水一杯，庄严肃穆。大家站在前面，自取苦水一杯，依次一饮而尽，并在王卓然引领下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2)

复东会第一次入会的会员31人。会员大会是复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理事若干人，秘书长一人。这年12月9日，复东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会员大会，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理事九人。由于会员对当选人选有意见，遂于1934年2月18日，王卓然辞去理事长职务，阎宝航当选为理事长。

复东会的成立，使阎宝航复土还乡的抗日信念如愿以偿。但是，复东会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工作？

根据常委的分工，阎宝航继续侧重负责政治宣传工作。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已不复存在，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搁置，但对日伪的秘密情报工作应继续进行。因此，由阎宝航重点负责对秘密人员的培训和派遣工作。同时，阎宝航挑选原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张金辉等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继续坚持救亡运动。一方面要做好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工作，另一方面要联络东北军将领，建立同东北军将领的密切联系。“事实上，东北军将领与救国会领导人，多系知交故旧；东北军在张学良被迫下野后，失掉了领导，许多将领如王以哲、黄显声等多同情支持复东会，因而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的联系的纽带”。

关于联络东北军将领的事，这年7月初发生的一件事使阎宝航难以忘怀。

早在这年6月，也就是张学良出国后一个月，蒋介石电召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去庐山受训。时值盛夏，蒋介石在山上避暑，并在这儿开办高级军官训练团，传授剿共办法。在庐山，蒋介石给王以哲特别的礼遇，召王以哲到他的住所，倍加称赞之后说：“汉卿走了，你要很好地掌握东北军。直接听我的调遣，参加剿共。我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你任总指挥。”王以哲感到味道不对，便说道：“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再做决定。委座，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绝对服从命令。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蒋介石分化东北军的企图没有得逞。

王以哲回到北平，便邀救国会常委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在北海仿膳斋向大家介绍了庐山见蒋经过，引起阎宝航和常委们的警觉。大家认为，蒋介石这么干，无非是想趁汉卿出国之机，分化东北军。东北军将领和东北人士，对这一点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上当。阎宝航说，汉卿在出国前，曾通过王迥波{1} 密嘱军政和各团体负责人，文要保存东北大学。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看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现在救国会被停止了活动，成立复东会，阎宝航敏锐地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复东会应该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他决定联络东北军骑二师师长黄显声，有必要提请他在这方面加以防范。

1932年初锦州失守后，黄显声命令骑兵部队撤退入关，自率轻骑前往辽西北票组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这时，救国会通知各地义勇军余部接受黄显声指挥。这样，黄所指挥的义勇军约三万余众，准备相机与日军一战。随后，黄赴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并作为执委参加救国会重要议事，讨论了义勇军整理问题。在这期间，黄显声曾偕熊正平赴抚宁，拟在该地召集义勇军首领商讨辽西、热边的反攻计划，后因张学良改变计划未果，随即返平，继续协助救国会组建义勇军。同年秋，辽宁省骑兵部队改编为骑兵第2旅，不久扩编为骑兵第2师，驻北平西苑。长城抗战失败后，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黄显声为避开国民政府的纠缠，并未按指定地点撤退，而与挚友张廷枢的112师将部队开驻宣化、怀来一带，以作为同盟军南部屏障。张学良出国后，黄显声与张廷枢密约，准备会同从东北退入关内的义勇军首领冯占海{2}，共同联络刘翼飞{3}，与他的部队结成一体，加强兵力，再图出关，因受万福麟掣肘终未成功。于是，黄显声坚决支持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并劝说冯占海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抗日。与此同时，黄显声则将平西国民军队的防务状况密电同盟军。黄显声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并与救国会阎宝航保持密切联系。在此期间，阎宝航曾向黄显声的第2师派遣政工人员，两人的个人交谊也日益深厚。

阎宝航比黄显声大一岁，彼此在对日态度和观点几近一致。黄显声对阎宝航有良好的印象，平时称呼其为“阎牧师”。黄显声认为，阎宝航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作为阵地，领导民众反日运动之举，很了不起。再加上阎宝航处人处事的那种绅士风度，博得黄显声的尊重。阎宝航则十分钦佩这位少壮派军官鲜明的反日态度和刚直不阿的性格。两人结成莫逆也是很自然的事。

自锦州失守之后，黄显声为收复失地、复土还乡的种种努力均未成功，感到非常失望。这位热血军人体会到，张副司令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束缚下，已经很难自拔了。如此下去，不仅收复东北无望，华北难?，而且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从此，他暗中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请共产党派人到他的骑2师来，帮助部队提高抗日觉悟，以便相机出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在阎宝航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希尧、徐靖远等同黄显声骑2师中的共产党员彼此相识，这一点阎宝航也略有所知。于是，他便通过张希尧给驻在河北易县的黄显声写了信。阎宝航在信中说，救国会已被迫停止活动，作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我阎宝航已无所事事，精神萎靡，不知所以。企盼与黄师长警钟一晤。

黄显声接信，感到信中话里有话，有要事，又不便明言。便立即动身赴平。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3)

原来，复东会成立之后，阎宝航开始注意同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军政人员的交往，目的在于向他们宣传东北救亡，了解军中动向，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在这期间，阎宝航与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和北平军分会中的戢翼翘、副官处处长汤国桢、鲍文樾、刘翼飞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有接触。他在同鲍文樾的接触中，无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即南京方面正在考虑调动军队开赴福建镇压蔡廷锴的消息。阎宝航认为此情报意义重大，他敏锐地联想到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事。他想蒋介石既然可以拉拢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那么，在这种时候，调东北军去南方打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希望和黄显声一晤，以便商讨防范问题。

当阎宝航向黄显声谈到防止调动东北军赴福建处理兵变情况，谈到调东北军弹压蔡廷锴时，黄显声将信将疑地说：“副司令不在家，他们真这么干的话，简直就是混账王八蛋！”

阎宝航说，东北军是东北人复土还乡的资本，要防止被人肢解。我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把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经过讲了一遍。黄显声这才感到，阎玉衡所提供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不可掉以轻心。黄表示做好应付准备。

1933年11月，第19路军蔡廷锴、陈铭枢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就在这个时期，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主任名义，召开了东北军将领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的有东北军各军长、师长等主要将领30余人。会上，何应钦站起来宣布：“现在，《塘沽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华北战事缓和，可是南方朱毛共产党却十分猖獗，第四次围剿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为清除后患，也为了收复东北失地，蒋总司令决心集中兵力，组织第五次围剿。总司令希望华北各军在这次剿共战争中大显身手。军分会经过反复考虑，并征得蒋总司令同意，决定调一部分东北军部队南下福建、江西，参加蒋总司令指挥的剿共战役，现在我宣布命令……”

在座的东北军将领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调动惊呆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这时，只见黄显声愤然而起，当众宣称：“要调动东北军，除非张汉卿回国，由他来调我们当然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

他一面说一面环视在场各位将领，继续说道：“在座各位如果谁敢接受调动的命令，谁就准备吃这个！”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112师师长张廷枢也站出来说道：“我拥护黄师长的主张，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

这一下，便打破会场的沉默，纷纷响应：“对，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

就这样，东北军调动不灵，何应钦碰了壁，搞得很狼狈。在张学良不在国内的情况下，靠着东北军将领的团结合作，避免了东北军被肢解，维护了东北军的统一。事后，蒋介石深恨黄显声，称他为桀骜不驯之徒。阎宝航对黄显声的精神表示钦佩，同时提醒他，这种公开的斗争，必定引起蒋、何的嫉恨，要时刻注意防范。黄显声则更加敬佩阎宝航的远见卓识，他不止一次地对阎宝航说，只要咱们东北人抱成团，这些“安内”投降派就没办法拆散东北军。

阎宝航和复东会成员们，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忠实地为东北救亡事业，为东北军的稳定，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在这期间，阎宝航派往东北各地的地下情报人员，一直同他保持地下联系。他自己的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这些人员的活动上。许多当年从事东北情报工作的人员，在几十年后才知道阎宝航当年慷慨解囊的真实情况，对这位从事东北救亡活动的主将尤加崇敬。

注释：

{1} 王卓然字。

{2} 原吉林省卫队旅旅长，张廷枢表弟，黄显声讲武堂同学。时率三万人队伍驻蔚县。

{3} 前察哈尔省主席，长城抗战中曾被张学良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挺进军总指挥。

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1)

蒋介石调东北军南下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哥本哈根。他的部属很快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他，与此同时，福建方面也在拉东北军反蒋，何去何从，希望他立即回国定夺。12月18日，蒋介石也电召张学良回国。

当时，阎宝航心里有本账。他认为，福建事变提出了抗日主张，这是很对张汉卿的心的，他要是回来，如果要在反蒋和联蒋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的话，他一定是站在反蒋这一边。因此，他也希望张学良赶快回国。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将从意大利回到上海。东北方面准备派代表迎接。消息传到北平，复东会核心组成员决定在张汉卿回国后，再派人去向他汇报复东会工作，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张学良这次回国，南京方面给予特别地重视。上海市长吴铁城乘专轮到港外迎接，宋子文特派保险汽车，到天文台码头欢迎。此时的张少帅，同出国时相比，判若两人。他一改昔日萎靡憔悴的形象，身体康健，容光焕发。东北方面人士看到他如此状况，个个欣喜，立即将这情形电告东北各方面，一片欢腾。接着便有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蜂拥而入张学良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有的述说在他走后蒋介石对东北方面待遇上的歧视，有的劝其速反北平，不要见蒋。有的则力劝他自立门户，不要以蒋唯命是从，他们无非是希望少帅摆脱昔日的羁绊，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几天以后，复东会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从北平到达上海，卢广绩回忆说：张见到我们，百感交集地说：“我回国时，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这旧相知仍如九一八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竟然没想到今天东北领土丧失、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你们虽然哪也没有去接我，却是搞抗日救国，支援义勇军。我看接我到新加坡的、到香港的一些人，不是为了官，就是为了钱。还是你们真心实意的要做些实际工作。”然而，张学良在向他们畅谈旅欧观感时，却大谈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阎宝航感到非常突然。张学良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当时，张学良还向他们谈到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经验。他说，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对他说，中国所以是一盘散沙，贫穷落后，就是由于领袖太多，不统一，不集中。他还说，“各国民众皆能热烈地拥护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人领袖，有试验机会，发挥效能”。“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决不能屈膝投降，甘做汉奸，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阎宝航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他知道，蒋介石对东北人的复土还乡斗争，根本没有兴趣。对东北沦亡人的疾苦根本不关心，张学良对此何尝不明白呢？但在这种时候，阎宝航本想劝说几句，又觉得时机不对。原来盼望汉卿回来好好干一场的愿望落空了。这时候，张学良接受蒋介石委命，不久将赴武汉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了。阎宝航感到，今后的事情就更为复杂了。

1月22日，张学良去南京谒蒋，并向蒋谈了旅欧观感。蒋问：“听说东北人组织一个‘复东会’？”张答：“我刚回来，情况还不清楚。”张学良回到上海，听了王化一关于成立复东会经过汇报，认为蒋很注意这个组织。1月30日，他去杭州参加航空学校开学典礼时，向蒋介石说明复东会的问题。他说：“复东会是东北一些旧属为收复东北搞救亡活动的组织，如委座愿意合作，取消它也可以。”蒋当即表示，只要能合作，复东会可以存在，也可以发展。张学良以为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便给在北平的复东会理事们捎来了口信。2月14日晚6时，阎宝航召集复东会十余个理事，在高崇民家中集会，由王化一向大家传达了张学良的指示。阎宝航和大家一样，以为复东会可以合法存在下去。3月11日，张学良电邀王化一、王卓然由北平来武汉再去南昌，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并提出成立新团体的事。

这时，张学良得到个情报，蒋介石实际上已下决心取消复东会。

原来，由于复东会排除了国民党CC分子，抗日活动转入地下，这就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猜忌与仇视。同时，由于1933年霍维周被刺后，许多东北青年脱离青年党，另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组织国社党，增加了国社党头子王捷侠的声势。国社党标榜民族主义。过去，张学良对抗日团体和人士不问党派，一律支持。淞沪抗日名将翁照垣就是国社党成员，张学良任他为东北军117师师长，东北辽东三角地区义勇军首领苗可秀是国家主义派，张也积极接济。但这个派别的上层分子不坚定，他们的活动也不利于团结。同时，由于王捷侠声称东大、东中以及东北军中均有国社党及其同情者，都已国家主义化。在东北人中，不但有一个秘密组织存在，而且其领导人王卓然、王化一都是国社党领导人。有人将这一情况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对国社党不放心，对张学良部下也不放心，遂于2月中旬，密派戴笠和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到北平、天津等地进行调查。戴笠、刘健群调查后认为，复东会成立时间虽短，但抗日活动多，影响大，此情报已向蒋作过汇报。张学良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决定对复东会采取措施，以打消蒋的疑虑。

2月下旬，王卓然、王化一来到武汉。张学良表示，既然复东会使蒋不放心，不如取消它，与蒋合组一个组织，以复东会干部为骨干，吸收蒋的干部参加。随后派王卓然、王化一去南昌面蒋，转达张学良的设想。蒋听后，连说很好，命戴笠、邓文仪、刘健群等人详加讨论，提出方案，再做决定。

4月1日，王卓然、王化一在戴笠的陪同下来到南昌，蒋介石在南昌北坛听取了他们关于复东会组织工作报告，并转达了张学良关于合作组织新团体的意见。蒋当即表示，张副司令主张很好，命戴笠、邓文仪、刘健群和王卓然、王化一等详加讨论有关成立新团体的具体事宜，再行定夺。这样双方人员商定以下各点：一、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唯一领袖，肩负复兴民族大业；二、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发动全国抗日之准备；三、复东会由张学良负责说服取消，领导人加入新组织；四、蒋为事实上的领袖，不居名义，组织理事会，由张学良就近领导；五、新组织定名四维学会；六、会址暂设武汉；七、对外暂守秘密。最后形成一草案，送蒋审批。蒋轻而易举地吃掉了一个他不喜欢的民众救亡团体，自然毫不犹豫地同意成立这个新团体。随后，王化一、王卓然及邓文仪、戴笠同返武汉，向张学良汇报经过，张学良同意草案内容。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筹备会。张学良即派王化一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组传达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经过情形。

4月15日晚，阎宝航、卢广绩、韩立如等来到高崇民家里，听王化一传达，讨论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问题。及至深夜，讨论仍在激烈进行，终未取得一致意见。

阎宝航表示坚决反对取消复东会，同时对四维学会提出质疑。他问：“何为四维？”王化一答：“礼义廉耻。”阎问：“复东会是以誓死救国为宗旨，这怎么能和礼义廉耻同日而语？”高崇民则表示：“一个是‘复东’，就是要收复东北，一个是礼义廉耻，一点抗日的意思都没有，不能接受。”

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2)

所谓四维，由蒋介石所提倡。当时的报刊曾做大量鼓噪宣传。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对此曾做过阐发和注疏，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者，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在阎宝航看来，蒋介石提倡的所谓“四维”，无非就是让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是不可反抗，只能无条件服从。如此而已。阎宝航对于张学良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举动一直持不理解的态度。他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个悲剧，那么，如今取消复东会的举动，将来也必定是个悲剧！

其实，张学良既然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参与剿共，当然也要谋求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的进一步合作。但阎宝航、高崇民这些一心要复土还乡的人，对此是很难取得一致的。所以，“成立四维学会问题，核心组织进行了多次讨论，争论很激烈。最初决定绝不同意参加四维学会，更不能取消复东会；嗣则考虑可以参加四维学会，但不取消复东会，以高崇民、阎宝航主张为最力”。

4月18日，王化一因说服不了阎宝航等人，不得不致电在武昌的王卓然称：“此事（指取消复东会）最难解决，或兄回平，或高、阎去汉面商。”如此函电往复，终未解决。这样，王卓然于4月26日由汉到平，“转达张学良的希望，并进行说服”。结果，王卓然的到来，不但未能说服他们，反而引起更大意见。原来，王卓然去南昌见蒋时，蒋曾问及复东会能否取消，王卓然回答说，不成问题，他可负责。当时在场的王化一对王卓然这样未经理事会讨论决定，擅作主张的答复，没有表示反对。阎宝航在会上批评了二王的表现。

张学良了解到复东会领导人阎宝航等反对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意见，很是着急，决定再派他的机要秘书黎天才北上。黎能说会道，他到平后，与阎宝航、高崇民等多次讨论，最后初步决定，既然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动议是张学良提出来的，如果抗下去，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张学良，所以可以考虑加入四维学会问题。但四维学会必须明确继续抗日救亡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仍采取秘密合作方式。关于上述要求，待复东会领导人去武汉面见张学良将军后再做决定。

5月7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亲自向阎宝航等复东会领导人做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他说：“此次请你们来是开‘四维学会’成立会的。”然后申明理由：“咱们东北人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同时，更需要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作领袖，咱们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让我们继续东北工作，咱们应该忠诚地与他合作，实现抗日。”张学良还说，我是如此想法，只是苦于没办法，我们东北军几十万军队不能单独对日作战，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个问题使我非常苦恼。阎宝航说，汉卿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5月12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贺衷寒为理事长、王卓然为副理事长、刘健群为秘书长。刘健群主持会议，王卓然报告筹备经过。张学良在会上讲话，他要求大家打破自私，服从领袖，团结御侮。蒋介石派贺衷寒讲话，他大谈蒋是中国唯一领袖，要绝对服从，绝对拥护，四维学会的事也要一切听从委座指示。会议选出理事共15人。蒋介石方面的为：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后因犯罪被扣，由曾扩情补充）、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方面的为：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另有候补理事5人。至此，表面上以“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会章内有此两条）相号召，而实际上貌合神离，各有用心的“鬼胎儿”——四维学会，就呱呱坠地了。

四维学会一经成立，理事们便应召去南昌见蒋。在武汉至九江的船上，阎宝航、高崇民情绪低落。贺衷寒在和阎宝航攀谈时，大谈无条件服从领袖，阎宝航含蓄地表示不同意或纠正他讲话鼓吹绝对服从的论调，本来就对成立四维学会憋一肚子气的高崇民起而与之激烈地争辩起来。争得面红耳赤，高崇民仍不肯相让。在四维学会成立大会上，由于高崇民对贺讲的这番话就有反感，曾愤然退出会场，后在杜重远、吴涤愆、阎宝航的劝解下，他才勉强把会开完。阎宝航说，让他们把话都说完也好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果真是为了吃掉复东会的话，那就对不起，各走各的阳关道也不迟。高崇民听信劝告才随大家到南昌来。果然，蒋介石在16日接见他们时以四维学会成立之始，声气过大，引起胡汉民反对为由，因此四维学会绝对秘密，不以它的名义做活动。入会手续要严格，反对分子不许加入。至此，蒋介石把刚?成立的四维学会打入冷宫。阎宝航看得明白，蒋介石真实目的就在于取消复东会，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同时利用戴笠等特务分子操纵和控制该会，这就决定了四维学会不可能有所作为。但复东会的取消使关内东北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失去了一后援的核心机构，产生消极影响。后来高崇民终因对四维学会不满，与贺衷寒再次争辩起来，并说出“领袖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混蛋才迷信神的话后，拂袖退出四维学会。他因此遭蒋介石通缉而隐居上海。四维学会也成为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了，直到它无声无息地结束。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1)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调集3100万军队，200架飞机，于这年9月开始向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证这次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在组织上、策略上作了周密部署。早在5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

接着，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又回过头来围攻中央红军根据地。为了达到对红军在军事上“围剿”和在国统实行文化“围剿”的政治目的，蒋介石采纳了复兴社分子邓文仪等人的建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大本营江西南昌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2月间，蒋介石在南昌各界纪念会上，正式宣布从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着手发起新生活运动。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恢复中国传统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复兴。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它强迫人民军事化、思想奴隶化，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整治人心，禁锢人民的一言一行，使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剿共服务。

四维学会成立后的5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全体理事之后，即留阎宝航、吴翰涛作长谈。出乎阎宝航意料的是，蒋介石留吴翰涛作军官训练团教官，留阎宝航作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蒋介石对吴说：“我们将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很重要。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个人的生死，往往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吴翰涛事先并无精神准备，在这种场合又不便多说，他望望阎宝航，不得不表示同意。

蒋介石扭过头来对阎宝航说：“阎玉衡先生，你了解新生活运动吗？”

阎宝航在当时对什么新生活运动一无所知，但他去南昌时听到当地人说，蒋先生曾在这里讲过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之类的话，便联想到四维学会的所谓“四维”，便说：“也许是礼义廉耻吧！”

蒋介石说：“对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总理指示我们的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现八德的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能实践八德，实现主义。”

阎宝航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作声。

蒋介石继续说：“我说这些话，阎先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阎宝航轻轻地摇摇头。

蒋介石显得兴致很高接着说：“好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新生活运动，实践八德的担子，只有你阎玉衡来承担了！我请你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

阎宝航感到“事出意外”。确实，四维学会刚刚成立，张学良方面八个理事就一下子调出来两个，他立即想到，蒋曾有四维学会不妨碍东北救亡活动的承诺，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当即表示：“新生活运动如此重要，本人对此无深刻理解，恐难胜任……”

蒋介石一挥手，制止他说下去：“你的情况我了解。好吧，你可以考虑考虑再作决定。”随即结束了会见。

这天傍晚，阎宝航找到正在南昌的复兴社成员邓文仪，请他代为婉辞。邓文仪说，“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受蒋先生钦点之幸，怎好拒绝？”阎宝航说：“一则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则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邓答应有机会进一言，但无结果。

第二天，阎宝航得到通知，蒋先生再次请他一晤。他被领到南昌理公会江西布道会西式楼房蒋的寓所，接待他的不但有蒋介石，还有笑容可掬的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在热情地询问阎宝航近况之后，便问道：“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先生在奉天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阎宝航说：“夫人过奖了。本人只是按基督教教义做一点事情，也未见得做得那么好。”

宋美龄说：“我和阎先生是教友呢，不知先生‘圣经’曾读过几遍？”

阎宝航笑道：“草草浏览，谈不到几遍。”

宋美龄说：“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一个是新生活运动总管？非先生莫属了！阎先生认识余日章先生吗？”

阎宝航回答：“当然，余先生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宋美龄说：“余博士是我和蒋先生的证婚人，是他向我们推荐阎先生担任这一职务的，请先生不必推辞了！”

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熊式辉、杨永泰已在此组织了一个新生活运动总会筹备委员会，你可径去上任。改日我要告诉张汉卿，请他忍痛割爱吧！”

阎宝航婉辞不就，蒋介石与宋美龄再次敦促阎就任。阎宝航回到寓所，吟思良久，仍不愿就职。便起草一份给张学良的电报，内称阎宝航不擅官场，新生活运动一职奈难接受委任。张学良立即复电：“万勿推辞，吾以电谢蒋公及其夫人。”

按说，蒋氏夫妇请他到国民政府去做官，这是一个极好的晋升的机会。阎宝航却一再推辞。事后，阎宝航曾到武汉和张学良交谈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张学良说：“我们东北人在南京居高位的不多，玉衡兄应趁机会为东北人做点事情。蒋的力量大，我们回东北还要靠蒋的援助。蒋夫人又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要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地沟通双方的关系。”

就这样，阎宝航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职务。

谈起去南昌就职这件事，阎宝航仍有遗憾之处。他说：

当我由南昌返回北京，向我一向亲密合作的爱国青年同志们告别，就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时，他们一致表示反对。张希尧同志最为热情，由于深深惜别，甚至哭出来。我和他们郑重表示，今后仍然坚持不渝进行抗日工作，并决定由张希尧同志担任总的交通联络。我将利用和蒋匪帮共处的机会，作支援和掩护的工作。在北京（平）停留一个月后，于1934年7月间去南昌。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2)

阎宝航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时，南昌存在由熊式辉、杨永泰组织的一个筹备会，同时邀请邓述堃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看来，蒋介石搞的这个新生活运动，不仅利用中国传统封建道德作为幌子，还把宗教界人士拉进来加强它的影响力。阎宝航刚刚上任那几天，宋美龄多方授意，告之筹备进行事宜：即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及全国。接着，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同时邀集南昌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区院等团体代表三十余人参加。会上，宋美龄首先讲话，大谈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背景、政治意义。她说，这个运动之推行，关系到“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中国新生活运动之目的，在目前国难当头，就是要通过一切宣传教育的方法，使全国民众内心改造，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国民，适合于现代的新潮流，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宋美龄把这个运动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认为基督教会在这方面可做出贡献。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大力推广。

阎宝航就职后，他把发动当地基督教会为推行新生活运动开展广泛宣传活动作为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筹备活动，阎宝航上任伊始，参加和组织了一些事。但实际说来，他对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套的内容、理论尚不清楚。为此，他在筹备阶段，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以便深刻地了解它。从1934年2月至7月，从新生活运动开始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这一时期，“是新生活运动创始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创立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制定各种章则、条例、公约、方案等，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大造舆论。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的短短四个月内，蒋介石亲自召开多次会议，连续作了六次关于新生活运动演说，还发表了文章和手谕。

就其内容来说，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特别提倡“礼”。他在《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中说，“新生活的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蒋介石和中国封建王朝崇尚“礼治”以维护统治是一致的。他还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了具体规定，如纽扣要扣好，不打赤膊、不随时地吐痰小便，走路靠右，胸部挺起，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集会入室，冠帽即脱，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等。根据蒋介石解释的“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达到整齐化一的程度，即军事化。同时，新生活运动还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阎宝航认为，就社会改革来说，这其中不乏好事。但他也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民众不准反抗，服从领袖。他认为，政党一味高喊服从领袖是不行的，要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潮才能起作用。但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知道，有关阐发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不少，但读出点味道的不多。他曾比较注重阅读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对新生活运动的阐发和注疏。他标榜的理论并不像那些口号式的理论，而总是咬文嚼字，力求说出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贺衷寒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他读了几遍。可惜，他怎么也没有读出滋味来。所以，他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不仅针砭时弊，还竭力插进抗日的内容，这是阎宝航同蒋介石根本不同的地方。

此后，阎宝航借用这个“耻”字，加以发挥，以“明耻教战”为题，作过关于抗日救国誓雪国耻的讲演。在这篇阐释新生活的讲话中，阎宝航还以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的社会进步来激励民众，在国民党奉行反苏反共政策的情势下，阎宝航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不容易的。

1934年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秉承会长蒋介石之命，依据新生活运动纲要，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称新运总会），总会辖各省市新生活促进事宜。蒋介石自任总会长，宋美龄为指导长，并聘张学良、杨永泰、熊式辉、何应钦、黄郛、邵元冲、吴铁城、陈果夫、阎锡山、陈公博、朱家骅、石瑛、褚民谊、袁良、沈鸿烈、刘镇华、于学忠、何成浚、张群、陈仪、刘峙、韩复榘、何健、邵力子、宋哲元、徐永昌、龙云、刘湘、朱绍良、马鸿逵、傅作义、王家烈等为各市指导员。阎宝航任书记。新运总会下设总务组，组长黄仁霖，组员殷新甫、肖怀古、朱剑锋、彭雪村；推行组：包惠僧，后为李毓九、阎宝航；还设有宣传组与学校组：杜庭修、刘行骅、章楚、滕雪和、关吉罡、高维升、姜雨荣、孙绍刚、钟荣苍、欧阳言官、欧阳炯、余兆麟、宋振玉等。1937年春，阎宝航由总会书记改任总干事。

自蒋介石于1934年2月发起新生活运动后，各省市也依葫芦画瓢相继成立分会。各地组织新生活运动的办法与理论亦各不相同，甚至有曲解新生活运动而误定办法者，与蒋介石主张的运动大相径庭。蒋介石这才开始着手颁布《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等，以为规范，颁布全国。

这时候，阎宝航对新生活运动的情况、内容、理论已有了全面了解。“新生活运动虽是一种‘复古’运动，但由于提倡生活生产化与生活军事化，在阎氏个人的理解上，这是一种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他曾经多年担任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他曾经多年担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对于新生活运动这种社会性的工作，自然很吻合其兴趣，因而，他作得很卖气力，也很有声色，蒋主席的相当器重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阎也常常受蒋主席的召见，询问有关新运工作诸问题。”

阎宝航开始从不愿就职于新生活运动工作，到后来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人说，阎宝航所以肯干，是由于蒋氏夫妇对他的器重使然。阎宝航被蒋介石在任用担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一职，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的身份兼任的。至于宋夫人同阎宝航同是教友，使这种关系更增加一层神秘的特殊色彩。阎宝航后来举家搬到南京大禹村一号，居住同宋美龄私邸很近，两人不但时常在一起参加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还不时同坐一辆汽车出出进进，宋美龄对阎宝航确是十分的亲近。阎宝航所乘坐的福特牌小汽车就是宋美龄送给他的。他奔走在全国各地，报纸也经常刊登他行止的消息。然而，这些都是些表面的现象。阎宝航说，我从1934年到1937年夏，三年间作为书记，当然要宣传推行新生活的一套办法。在其位，谋其政，这也是一般的常识，何况蒋氏夫妇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要说他干得很有声色，事实上这话有些勉强。阎宝航自己说，新生活运动就是鸡毛蒜皮，无事“磨牙”，无病呻吟。说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爱听。阎宝航做了三年新运总会书记期间，作了大量的演讲，讲了不少话。

阎宝航以新生活运动大员，穿梭于大江南北，走了许多地方，讲了很多话，但大体上离不开新生活提倡的琐事：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讲究卫生，清明扫墓，祭黄陵，拜孔子之类等等，有时他自己感到隔靴搔痒，滑稽而又可笑。要说他的工作搞得“很有声色”，也是从人们看到外表的一些现象，好像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上面所引的看似无关痛痒的讲话，阎宝航在其中还是加入了他念念不忘的“救亡图存”大业。蒋介石对新运总会的工作从来就没有满意过，而他对新运总会的批评则是经常的。我们从阎宝航1936年2月24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电台作广播讲话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过去一年间所有的新运工作，正如领袖所批评的，一切工作都不免不踏实。只有四处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难看到新运的实效。四处都可以看见新运的机关团体，却很少看到有多数的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这种种的弊病确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虽然大多数的国民不能在短期内接受到种种的训练，但是我们不客气地说，我们推行干部之不健全，确实是一个主要原因。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3)

蒋介石对阎宝航并不客气，有时甚至吹毛求疵。据胡虑回忆，当时有两件事蒋主席对阎宝航的印象逐渐坏起来，他说：

第一件是：廿五年① 春，新运总会从南昌迁移到南京，起初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南京第一公园内一家茶馆里临时借几间房子，一切当然很紊乱。蒋主席那时在京常喜欢突然去视察一些机关的。有一个星期天，带着侍从驱车到了新运总会，进去一看：行李、家具，堆得一团糟，蒋主席的印象当然坏极了！本来新生活运动是标榜“以身作则”的，而且天天在推行“规矩”“清洁”运动，现在总会本身尚且一塌糊涂，还能向别人推行吗？因此，阎宝航第一次受到蒋主席的口头责备。这在阎自身则有苦说不出，刚刚迁移，房子未弄好，宿舍的责任应该事务员负责。然而，他是很尊敬蒋主席的，背后他曾当着同人表示要诚意接受蒋主席的责备，从此要小心、谨慎，努力工作。

第二件事虽然与新运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但从中可知蒋介石对阎宝航如何的看法，胡虑说道：

第二件是：西安事变的时候，恰恰阎宝航从西安回京不到半月光景，有些人从张阎的原关系上推断：他至少知道或参与了事变的预谋。更凑巧的是，事变的第二日，阎又因事到上海去了，怀疑他的人，越发振振有词，简直把他看作重大嫌疑犯，并且由宪警机关逮捕阎的一位家人，形势闹得很严重。阎在上海听到了这消息，觉得问心无愧，又从上海赶回南京，事实虽然证明他的确不知此事的内幕，但当时却百口难辩，他只好在宪警“保护”之下躲在家里，一步不离，直到蒋主席的脱险归来。自此之后，蒋主席中的某一部分人，始终以怀疑的眼光看阎氏，这就使阎在蒋主席面前的关系更加隔膜起来了！

实际上，新生活运动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在新生活运动着力宣传、推广了几年后，宋庆龄则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

事实上，阎宝航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也不知道在新生活运动中怎样才能干出名堂来。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东北救亡事业，还是打回老家去。关于这一点，胡虑在谈到阎宝航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道：

这里，最重大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阎和沈钧儒、邹韬奋、杜重远、李公朴诸氏的关系太密切，仿佛他还是当时上海救国会重要的一员，这在政府方面的人看来，阎宝航简直是“叛逆”。而阎氏自己则因为多年身受“家破国亡”的痛苦，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是“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对于本身的利害关系，自然也就顾不到那么多了！

当初，蒋介石和宋美龄拉拢阎宝航出任新运总会书记时就曾许诺，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表示要对阎当时所做的抗日工作以援助。阎宝航到南昌来做官，而他的心还在救亡图存上。在任新运总会书记期间，阎宝航通过张希尧仍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他经常“在适当时机尽力鼓励抗日同志的志气和热情”。他刚刚到南昌就任时，专门把以前和他共同工作的爱国进步青年带到新运总会来（这两位同志都是中共党员），以便开展救亡工作。

新运总会书记这个职务，属于国民党上层。再加上他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及其夫人的红人，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阎宝航在南京的家大禹村一号，是一个大院套，设有两道大门，房屋宽敞。宋美龄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更使人感到门庭显赫。这一时期，阎宝航广泛地开展社交活动，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家里，阎宝航把夫人动员起来，按照基督教徒办法，读《圣经》，做祷告。在一些人看来，阎宝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他在社交活动中，显得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完全一副绅士的风度。为了社交的需要，夫人高素桐经常出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使这位农家出身的妇女，长了不少的见识，对阎宝航帮助不小。现在，在阎宝航后代中仍流传有关高素当年出入于国民党上层社会的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件有趣的小插曲。阎明诗回忆说：

父亲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参加一些上层的社交活动。一次母亲也一同前往。母亲的庄重大方，温文尔雅和热忱，帮助父亲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一次，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上台阶时，母亲的一只高跟鞋跟突然断裂下来，她镇静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应付场面，竟然没有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趣事笑谈。

身为国民党大员的阎宝航，从不忘抗日救亡，常常利用工作之便对青年进行救亡教育。1935年秋，因《晨报》② 停刊，总编辑陈彬歙安排翟梅林到上海找到阎宝航。阎宝航便把翟安排到新运总会主办的招商轮船茶房新生活训练班工作。据翟梅林回忆，该训练班由宋醒池任主任。根据训练班进行军事训练?要，阎宝航请宋崇九等合编了一本《国民军事常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训练班学员都是原公司船上在业茶房，抽调出来集中训练，一期两个月，共办三四期。每天有两小时军训，余下四个小时上课，有“新生活须知”、卫生、语文、算术、常识等课。阎宝航曾请章乃器、李公朴两先生到训练班讲演。他们都深入浅出地把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要自强，保卫国土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入情入理。阎宝航也在训练班上授课，在讲解“礼、义、廉、耻”时，把原释文中“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义”的话反问同学，讲演深入浅出，深深引起同学们思考。训练结束前，阎宝航对训练班同仁都一一作了安排，还提请轮船公司多发了两个月工资。阎宝航虽为蒋政权做新运工作，但时时处处不忘抗日救亡，不忘劳动人民。不忘流落异地的东北青年。对人对事，巨细无遗，奖掖后进，拯救斯贫，识与不识，各得其所。阎宝航给每个学员都留下难忘印象。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按党的指示，组成东北抗联代表团，秘密到达上海，要求会见蒋介石，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努力。蒋介石推脱不见。为扩大东北抗联的影响，李延禄决定举行报告会进行宣传。但当时党的活动处在秘密状态，要举行报告会，除了化名掩护之外，还要找到恰当的场地和请来听报告演讲的各方人士。这一切，对刚刚到达上海，又要保守身份秘密的李延禄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阎宝航，请其协助。阎宝航不但请到上海各方人士来听李延禄演讲报告，帮助他借用了会场，还亲自出面作会议主席。当李延禄在报告中提到东北抗战的形势时，CC派分子梅佛光在场，便加以阻挠。阎宝航则以主席身份加以驳斥，使报告会顺利进行，开得很成功。事后，曾有特务前来追究，阎宝航则一一化解了。

身为国民党大员，阎宝航往往利用自己的身份成为抗日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的保护伞。

1935年，东北大学邹鲁风等二位学生作为东大代表赴南京请愿，二人到浦口一下火车即发现被特务跟踪。他们便直奔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阎知二人境遇危险，便将二人留宿家里，次日阎宝航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使他们安全返回北平。

和阎宝航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共产党员张希尧在北平街头张贴标语时，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宁匡烈、张雅轩、徐静远、戴福纯、王牺忱七人。这消息被车向忱所知，他知道阎宝航刚刚从南京赴平，住在北新桥，便立即把消息通知阎宝航，请他设法营救。这时宁匡烈的妻子王萍女扮男装也来到阎的住处，阎便同他们商议营救办法。随后，阎宝航便以新运总会书记名义，找到当时担任新运总会推行股股长邵华说：“北平党部逮捕的那几个人，是我的东北老乡，他们一直跟我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请你转告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先生。”于是，得徐一言，张希尧等七位青年即获释出。事后，阎宝航致陈立夫谢函，陈遂复信云：“彼等在吾兄领导之下，即在吾党领导之下，彼等今后的行止，一切应由吾兄负责处理。”

1935年11月，华北冀察政委会成立后，竟把一批抗日爱国青年列入黑名单送交日本驻天津司令部。阎宝航闻讯，愤慨万分，径去找复兴社贺衷寒交涉，闹得贺不知如何应付，把一切责任推诿于华北当局。阎宝航气极叫骂：“华北当局是你们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爱国青年出卖给敌人，而你们中央政府不问不管，你们这是什么政府？”在他的尽力营救和保护之下，使不少爱国青年免遭罹难。

注释：

{1} 即1936年。

{2} 张学良主政华北时，由陈博生主办北平《晨报》。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1)

1933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政府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作为控制华北的第一步。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6月27日，察哈尔政府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北平签订《秦土协议》，日本关东军控制了察哈尔省。7月6日，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至此，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中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危机的严重的关头。日本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一致起来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使阎宝航受最大震动的是东北军第51军于学忠部被逼出华北。阎宝航对张学良丢掉东北有看法，但张学良反对日军对华北的挑衅和进攻态度非常鲜明，这不但阎宝航清楚，东北军以至流亡关内的东北人都清楚。1930年9月，东北军入关调停，张学良组编两个军，第1军军长于学忠，第2军军长王树常。王树常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于任河北省主席。日军特务机关在天津收买汉奸组成便衣队骚扰滋事，每夜枪声四起，甚至占领警察分所，闹得天津市民叫苦不迭，人心惶惶。王树常则采取消极办法，穷于应付。张学良将于、王二人职务对调，由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目的是让这位铁腕人物应付日本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件。张学良交代说：日本人如果不再滋事，就和平共处。万一日本人发动战争，动用武力压我屈服，你就不顾一切牺牲，抵住日军进攻，我必率全军集结增援！于学忠上任伊始，把所部两个团调进市内，改穿保安队服装，集中警戒。派武工队闯进日租界地，抓捕汉奸郝鹏归案，从此便衣队消声灭迹，天津情形大有改观。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过这件事，他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保住平津，反攻东北才有希望。出卖华北，又不保平津，南京到底想干什么，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时候，他不能不想到张学良。他很想知道，把51军调出河北他是怎么想的。

张学良自1934年初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东北军有半数南调“剿匪”，半数东北军仍留在河北抗日前线。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留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驻河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没有了。阎宝航说，看来南京是固定让我们东北人成为不归人了。

1935年7月，从上海传来又一个令阎宝航震惊的消息：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逮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对阎宝航来说，这好比雪上加霜。

1933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支持福建事变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杜重远则挺身而出，继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之后，于1934年2月创办抗日刊物《新生》周刊，十分的畅销。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短文，文中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时，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日本一切事虽奉天皇之命而行，实质上他做不得主。于是被日本人攻击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驻上海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道歉，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进江苏第二监狱，后移到沪西漕河泾监狱。

新生事件在审理期间，阎宝航一直注视着案件的进展情况。7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使国民务须尊重（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事，违者严惩不贷。”阎宝航每想起这个声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酸楚的感觉。一个失去家乡故土的人，说几句有关日本天皇的话，却受到本国当局的镇压，这到底是谁的政府呢？气愤之下，他曾串联东北军几位高级军官准备联名上书蒋介石具保杜重远，后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蒋介石对东北军的警觉而作罢。

蒋介石竭尽全力企图把红军围堵于江西，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突破重围，开始长征。1934年底，挺进到陕南的红25军，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蒋介石急调大军到西北围追堵截。一面命嫡系部队尾追，一面调东北军转入西北，梦想一举歼灭红军于陕甘地区。4月，武昌行营令东北军67军开赴陕南。1935年8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1、4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组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学良命令东北军第67军严堵陕甘根据地的红15军团向西南转进。结果，67军在劳山一带遭到红15军团袭击，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东北军剿共损兵折将，在关内东北人中引起强烈震动。阎宝航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一样，把东北军看作是复土还乡的资本，把复土还乡的希望放到东北军身上。?们希望能经常听到有关东北军的好消息，东北军的每个好消息都使他们受到鼓舞。阎宝航说过，对东北军的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沦落之人才会有的。但是自从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第115师何柱国部南下执行剿匪任务后，东北军打过胜仗，也吃过大亏。师长何柱国就曾向他透露过：红军是不好“剿”的。“剿”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何柱国说，第一，东北军是北兵南调，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民众歧视，官兵思想动荡，情绪不安。第二，红军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我穷于应付，有时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的被吃掉。第三，红军的俘虏政策最能瓦解我军。抓去的官兵，又给放回来，士气无形中被瓦解。第四，红军不扰民，受百姓欢迎，我军所到之处，涸辙之鲋，人地两生，百姓相继逃避，我军找不到向导，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阎宝航听到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给逼出故土的，却到他乡打起共产党来。东北军对外战争对内战争实际上都打过，“然则剿灭‘赤匪’，则系初次”，越打越没劲，越打越没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阎宝航看来，东北军现在打的仗，完全是一种内耗，是兄弟相残。共产党能剿得了么？他怀疑。对这一点，张学良也持怀疑态度。有一回，张学良和秘书张慎修来南昌办事，曾向阎宝航透露过，何柱国师长和红军打仗总结的那四条，也曾和张学良报告过。当时，张副司令什么话也没说。何师长一走，他就把张秘书叫过来问道：“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张秘书大吃一惊，没敢回答。张学良便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恐怕也不可被消灭。”他说，“这问题也不妨研究研究”。阎宝航虽然初步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并无深入地研究。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反帝政策，特别是九一八后的反日政策，确实是很得人心的。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的宣言（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阎宝航极为赞成，果然能做到这一点，收复东北便指日可待了。但阎宝航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说成是“人面兽心的败类”“卖国贼”有看法。他认为，要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不能把张学良排除在外！

从1935年下半年，中央红军即将入陕。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除东北军67军之外，从这个7月份开始，东北军第51军、骑兵第57军、第63军、第53军105师等，由河北、湖北两省相继开进西北，准备一举消灭红军。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2)

这年夏季，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开始酝酿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转进西北，任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消息传出，立即遭到东北老将重臣的反对，纷纷劝说张学良不可一误再误。阎宝航也曾想过加入这个“劝说”的行列。他知道张学良也不愿率大军进入西北。在于学忠51军被逼出华北之后，特别是红军突围至陕西后，他本想剿匪已告一段落，将部队留在湖北练兵，为抗日做准备。后来，觉得陕西红军不过数千人，大军入陕围剿，消灭红军指日可待，然后再做抗日准备也不迟。当阎宝航于9月中旬准备由南昌赴武汉时，听说张学良已率一彪人马赴西北上任去了，“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的想法也就放下了。

1935年9月下旬，阎宝航收到了高崇民的一封信，信中请他于10月初到上海，有要事相商。

10月6日，正在武汉的王化一乘江和轮在九江与阎宝航会合，9日上午，他们与王卓然同抵上海。恰好，这时刚刚结束访问欧美归来的卢广绩也抵达上海，与在上海的高崇民见了面。

自6月26日高崇民因反对复兴社分子贺衷寒神化蒋介石而说出“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的话，遭到通缉后，便一直隐居上海。此时，他的好友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已被判刑，关押在监狱中。他便经常到杜重远的关押地——漕河泾第二监狱探望他。二人见面，勉不了说古论今，弹劾时弊。一谈到东北救亡事业，高崇民便激情满怀，愤慨不已。杜重远说，搞政治斗争，单凭爱国热情和横冲硬碰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杜重远便向他介绍一位年龄比他们小二十岁的同乡宋介农（孙达生）{1}。高崇民与孙达生一见如故。在孙达生帮助下，高崇民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决心跟共产党走。他们在交谈中，高崇民把张学良不愿参加内战，苦于抗日无路的思想告诉了孙达生。“孙当即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了东北军的调动与张学良的思想动态。省委认为，统辖东北军的张学良符合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坚持抗日三个条件下联合的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省委指示孙达生做好杜重远、高崇民的工作，通过他们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所以，当张学良去西安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时，孙达生则立即向上海党组织建议，“由他与崇民去西安，崇民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他做东北军的下层兵运工作，互相配合。在取得党组织同意后，孙达生便向高崇民、杜重远提出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他们的同意。杜因为身陷囹圄，不能亲去西北，认为只有崇民去才比较合适。同时，他们认为除了做张的工作外，还要做他周围人的工作。高崇民和杜重远决定召开一次核心会议。”于是，高崇民便给阎宝航等写了信，请其务于10月初抵达上海。

阎宝航和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核心人物齐聚上海，便一起去监狱探望杜重远，并利用这个机会，共同讨论时局，研究办法。

这是一次核心会议。会上，阎宝航首先向大家透露了东北军110师在甘泉县大小劳山被红军歼灭的消息。他说，这消息传到南昌，各方面人士为之震惊，蒋介石却无动于衷。大家就此发表看法，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以维护四大家族小王朝。他命令东北军参加“剿共”，是他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要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不应在内战中把东北军损失殆尽，否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所以应该设法说服张学良，利用东北军在西北之机，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搞西北大联合，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联合起来。随即大家决定由阎宝航、高崇民起草给张学良的信。11日，经大家讨论通过。又研究了用什么方式把信交到张学良手中，使他更容易接受。杜重远说，高崇民不要长留在上海，应早日去西北向张学良面陈利害，并在东北军内开展统战工作，可能的话，也不妨在他身边襄助其事。这一点非常重要。杜重远因与杨虎城和杜斌丞素有交往，便给他们写封信，请高崇民代交。此外，他还给东北军、西北军方面的许多熟人朋友写了信，交给了高崇民。最后，大家还讨论了高崇民的安全问题，认为他虽然被通缉，但在张汉卿身边，安全会有保障的。会后，阎宝航便回南京去了。

高崇民肩负重任准备出发时，又想到一个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充分讨论，那就是，我们只建议张学良转变思想，退出内战，那么下一步到底应怎么办，还有个出路问题没解决。他便把这个想法和杜重远讲了，二人商定，把阎宝航找回来再做商议。

阎宝航这次回南京，得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原来，就在他们在上海到监狱探望杜重远那几天，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广田提出了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2} 要求中国对此三项原则即以同意。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是对王宠惠建议的反应。这年春，海牙国际法院常设庭的中国法官王宠惠在旅经欧洲时，对广田外相提出三点建议，即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停止任何互相敌对的政治行为；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重大问题。一个月之后，广田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即三原则：一、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中止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二、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三、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阎宝航还得到消息，关于反共问题，行政院长外交部长汪精卫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

当阎宝航再次来到上海把这一消息告知杜重远、高崇民时，大家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虽然现在不知道蒋介石对三原则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地说，蒋介石很可能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共同防共。在这个借口下，日本在中国各地驻军便合法化了，中国的主权必定丧失殆尽。因此，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是实现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的联合，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阎宝航与杜、高二人再次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建议书，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现在，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东北军现集中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外应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遂后，高崇民便持信与孙达生相约北上前往西安。

继9月末10月初，在劳山战役中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之后，10月25日，东北军107师619团在榆林桥战役中被全歼。11月21日，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又歼灭东北军109师和106一个团。这消息，更使阎宝航坐卧不宁，倍感痛楚。在这期间，阎宝航得知张学良往来南京，便以新生活运动书记名义在南京活动。他一方面很关心高崇民去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情况与效果，另一方面也想亲自见见张学良，同他当面谈谈东北军的当务之急。他为此做了一些准备。

阎宝航是了解张学良的。他是一个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东北丢在他的手里，他也是认账的。问题是他现在受蒋介石的影响太深，束缚得也太紧。照这样下去，东北军非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不可。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抓紧说服张学良。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3)

这年11月12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辞去了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阎宝航注意到，南京方面盛传外长职务将由张群继任。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日本大使有吉，开始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把新运总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南京国民党总部，他发动“妇女委员会”及各机关、学校、居民，大讲“新生活须知”，组织职员、学生，戴上袖章，检查行人，并在广播与报纸上大作宣传。他自己则深入到各重要机关，大讲新生活运动。他走到哪里，不仅哪里的机关职员要组织听讲，其机关要员也必须亲自出面陪同接待。阎宝航因此结识了不少上层人士，了解到许多消息。这年11月下旬，阎宝航来到行政院外交部演讲，新任外长张群热情地接待了他。利用这个机会，阎宝航在同张群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同日本大使有吉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时，向日本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阎宝航当即表示，中央政府这样做，对不起东北民众，东北永无希望了！张群劝说道：“我认为，委员长在给我的信中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点也请东北的同志放心！”

1935年12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时，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关于“广田三原则”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学良，并告诉他，蒋介石曾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

张学良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感到非常失望。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戴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于是，他设法得到了蒋介石给张群的这封信。接着便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请李替他秘密联络共产党的关系。同时探视了正在上海服刑的好友杜重远，返回西安后，便开始秘密与陕西红军联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2月，中共派李克农与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协定。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4月9日，张学良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确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就是说，是蒋介石逼着张学良走联共抗日这条路的。事后，据说蒋介石知道了他写给张群的信已落在张学良手中，便向张学良索要这封信，张学良却托辞拒绝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蒋介石曾在1942年命令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查找过这封信。

1936年11月初，距西安事变前一个月，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在这里，他首先会见了高崇民。他从高崇民那里了解到许多张学良的情况和西北的政治形势。

高崇民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北之后，张学良甚为高兴，在金家巷楼上客厅单独会见了他。高崇民向他转达了核心组的意见，转交了他与阎宝航、杜重远三人写给他的建议书。张学良唤出赵一荻小姐，与他共进午餐，并把他留在西安。在这里，高崇民广泛接触东北军的中高级军官，进行抗日宣传。他不但做过王以哲军长的工作，还亲自当面向张学良谈过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在西安，高崇民通过各种关系，与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误会，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红军三方面的西北大联合的方针。1936年2月，高崇民因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秘密刊物《活路》，宣传联共抗日而被当局第二次通缉。在张学良的保护下，高崇民去天津躲避。1936年10月，按张学良安排，高崇民潜返西安，住在杨虎城将军军需处长王惟之一座封闭的大院中。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在夜间来此与高崇民面谈。经常来这里与他交谈的还有东北方面的王化一、卢广绩、王以哲、陈先舟等。阎宝航认为高崇民西行不辱使命，很是高兴。

11月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张学良与阎宝航等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了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张学良在结束谈话时，还要大家去和高崇民谈谈。事实上，阎宝航等人和高崇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杨虎城的王军需处长家做过长谈，大家一致认为除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出路。“此时距‘西安事变’只有一个月左右，山雨欲来，箭在弦上，东北人民、东北军将领和张学良一起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最大决心，已经是无法遏止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注释：

{1} 孙达生，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利用同乡关系，经常到狱中探望杜重远，给他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

{2}《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963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议会演说：“中国政府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三原则。”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1)

西安事变后，南京有些人便从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上推断，阎宝航从西安等地回到南京还不到半个月，他可能参与了张学良发动事变的预谋。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阎宝航又因事去上海。南京方面就越发怀疑他了。于是，派宪兵首先逮捕了他的一位家人，并派警察、密探把阎家监视、控制起来。

阎宝航在上海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觉得事发突然，为尽快获得事变详情，他立即返回南京。这时，大禹村一号被警宪严密地“保护”起来了，表面上他对此不以为然，心里却一直为张学良担心。他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

西安事变牵动着阎宝航的心。由于何应钦对来自西安的消息严加控制，使外界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更是鲜为人知。南京的宣传机构不惜捏造谣言，张学良在世人的眼里变成了一个具有乃父遗风的绑票土匪。何应钦乘机扬言委员长已被杀害，力主下令讨伐，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并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言讨伐西安。起初，阎宝航确实搞不清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西安事变后的进展情况。但是，他经过冷静的分析，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目的一定是逼蒋抗日。他坚信张学良决不会鲁莽从事，把蒋介石杀掉。他还因此有几种设想：蒋介石答应抗战，回到南京；蒋介石不答应抗战，继续被扣在西安；事出意外，蒋介石死了，南京与西安开仗，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内战……当然，他希望西安事变的最佳结果应该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宣布全国抗战开始。总而言之，他赞成发动事变逼蒋抗日，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他衷心希望张学良处理好这件事。否则，结果难料。

那几天，阎宝航大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他注意到，国内外舆论除了广西等几个地方实力派以外，大多对张、杨采取规劝、谴责以至警告的态度。他们几乎是一致要求释放蒋介石，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国各家报纸甚至联合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呼吁各界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立场。这种几乎是一边倒的形势，给阎宝航很大的压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经过张、杨的多次恳切进谏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调停，以及宋子文等的多方奔走，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做了不签字的“人格保证”。25日下午，他在西安机场乘机起飞前，又向杨虎城许下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内一致对外”等六项“诺言”。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要“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没过多久，阎宝航便得到消息说，张学良将亲自陪蒋介石回到南京。这是他没有想到的。12月26日，阎宝航接到通知，蒋委员长将抵南京。阎宝航率新运总会全体人员到明故宫机场欢迎。随后，便听说张学良也已到达南京，行止不详。他似乎已觉察出其中的不祥之兆。

后来才得知张学良是和戴笠同乘另一架空军飞机在另一机场降落的，随后便被软禁起来了。谈起这件事阎宝航说道：

张学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和政治上的幼稚，在西安事变释放蒋匪时，不顾我党和东北、西北将领之劝阻，陪送蒋匪回京，他这一蒙昧无知的行动，当时引起我莫大的焦虑，不知将何以善其后。

12月28日，阎宝航接到戴笠的通知，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一谈。刚刚到达南京的张学良就被软禁在这里。这一天，阎宝航见到了张学良。也从这天起，他就开始漫长的营救张学良的行动。阎宝航后来专门就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自己所开展的营救行动写过回忆文章，写得较为详细。其中写到他在接到宋子文通知后，怀着对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

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吧，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

阎宝航见到宋美龄时，她很客气，说了叮嘱的话，也做了保证，她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得机会去看望她。”阎宝航答应一切照办，并问：“你和宋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宋美龄宣誓似的表示：“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阎宝航得到了她的保证，便说：“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吧。”随即便告辞。

次日晨，阎宝航乘车来到明故宫机场，新运总会成员前来送行。航空公司站长欧阳请阎宝航签字，证明他乘坐了这次专机。阎宝航说：“飞机是T?V（即宋子文）请我坐的，可以签字。但这次专机费用，我可不能付。”欧阳说：“请放心，只证明这次飞机已载你去西安，机款已有指示，另行结账。”这时，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个军人来到机场，和阎宝航相互介绍之后，便登机离去。

阎宝航当日飞抵西安后，立往新城{1}。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阎宝航说了，在蒋被扣时，何应钦曾阴谋企图将蒋杀死或用飞机炸死的事实。接着，他便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关于放飞机等问题，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

时值1937年元旦，心情稍事轻松的阎宝航参加了西安举行的阅兵典礼。他和西安军民的心情一样，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回西安。然而，刚刚从南京飞来的鲍文樾气急败坏地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并已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阎宝航大惊失色，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感到愤慨莫名。大家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他们当即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交阎宝航带回。

动身返回南京之前，刘多荃师长{2} 邀阎宝航吃饭。刘铭九、应德田等在座，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也被邀参加。这是阎宝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大家在一起密商了如何恢复张副司令自由的问题。阎宝航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所说“他们不要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这句话，强调：“要争取张副司令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他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这是阎宝航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数年来的经验谈，也是肺腑之言。他认为，张学良在政治上的幼稚，导致他失去自由，造成东北军群龙无首，抗日力量会受到巨大损失，整个西北将出现不堪设想的结局。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2)

“政治上的幼稚”当然也是阎宝航的一种自责。西安之行，他一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假如说，此次去西安，他再老成持重一些，或者他在政治上成熟一些，把放回飞机等事情放在张学良回西北后再处理，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1月3日，阎宝航乘鲍文樾专机飞往南京。杨虎城按照何应钦的要求，派其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随其同去南京。4日，阎宝航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此时，张学良的亲密幕僚王卓然、王化一、关吉玉等也在这里，遂共同紧急商议营救张学良的问题。最后决定王化一、吴瀚涛同戴笠联系，莫德惠、刘哲向何应钦联系，阎宝航、王卓然向宋子文联系，并分头行动。

时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已去上海，只有何应钦、张继在京。阎宝航与李达刚商定先去见何应钦。何问道：“西安情形怎样？”阎答：“很平静。”何应钦却说：“西安挂红旗了吧！”阎宝航知其不怀好意，加以否认，何便让他发表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意见。

阎宝航清楚地知道，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曾一直想借“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名义，向西安方面动武，他们调动陕、甘、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打算派飞机轰炸，其目的是企图扩大事态，借张学良之手杀掉蒋介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应钦等人的阴谋破产了。现在，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要使他安全返回西安，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共同抗日。因此，阎宝航力主“和平解决，不可打仗”，否则就无法营救张学良。他严肃地说：“这次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何应钦愤然而起，说：“非打不可！”阎答：“还应加以考虑吧？”他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阎宝航觉得，此人也许是想起了在取消救国会时，阎宝航与他据理力争的旧账，在这个气氛中寻求报复而已，不可理喻，遂即辞出。

接着，阎宝航和李志刚去张继处。想不到，还没等他们说什么，张继就先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张继给阎宝航传递了一个信息：张学良将军从此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统帅。阎宝航敏锐地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使其尽快恢复自由。从这个时候起，阎宝航便开始了营救张学良的行动。

事不宜迟。阎宝航首先想到要去上海与宋子文、宋美龄商谈。出发前，他曾对李志刚交代说：“我今晚乘车去上海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突然来电话，请李志刚去。阎宝航觉得自己的行踪不宜泄露，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去上海的事情。但又一转念，不管怎样，由他去吧！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仅大禹村一号门前盯梢的警察撤了，跟踪阎宝航的“尾巴”也没了踪影。但阎宝航这次从西安回到南京，从何应钦处出来就已发现又有人跟踪他了。他便径直到达新运总会。这里的一批东北青年知道阎宝航回来了，都来看望他。又得知他要去上海，大家便共同商量阎去上海的办法，为了保密，连夫人高素桐也不知道阎宝航将赴上海。考虑到紧张的局势，为保证他的安全，大家决定将他护送到上海宋子文处。

阎宝航一见到宋子文，便愤慨地质问道：“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学良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接着，阎宝航把在南京见到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听，明确表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的态度；必须保证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等等。宋子文表示赞同阎宝航的意见，他同时建议阎宝航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他操起电话和宋美龄通了电话，回头对阎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阎宝航说：“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应该推开不管。”宋子文说：“就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后表示同意，但他同时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不好再加推脱，三人立即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子文自用飞机飞向奉化。

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后，委员长脱险的“号外”铺天盖地。南京、上海等地竟出现狂欢的场面。这并不单是对他个人的崇拜，而是受“抗日有望”的鼓舞。半陶醉半清醒的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和军委会委员长职务。国民党中央慰留之，给假一个月，蒋遂到奉化来了。

此时，在飞机上的阎宝航深以张学良的生命为虑，曾向宋子文、李石曾提出：“应该向蒋建议，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二人均表示同意他的建议。

到奉化后，三人吃过午饭，宋子文忽然向阎宝航道别：“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说罢告辞。

既然来了，未见到蒋介石怎么就回去了呢？阎宝航感到十分诧异。李石曾轻声地对他说道：“让他回去吧，刚才蒋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很久以后，阎宝航才知道，张学良被终身监禁，是宋子文的终身遗憾。据说，他曾向蒋介石表示，他要离开中国，并将公开宣布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尽管如此，阎宝航对宋子文的表现尚感不满，他说：

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决心扣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

蒋介石拒绝会见宋子文后，当天深夜却将李石曾叫去。李石曾趁机建议将张副司令接来奉化，蒋说他早有此意。李又问：“蒋先生是否知道阎先生也来了？”蒋答：“知道。”李问：“见不见他呢？”蒋答：“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罢。”李不便再问，便起身告辞。蒋又说：“你知道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李不知所问何意，未能回答，蒋挥手让其辞出。

李石曾把蒋介石“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的话说给阎宝航听时，阎宝航恍然大悟。

问题还是出在李志刚身上。那天，阎宝航与李志刚从何应钦处走出来，回到中央饭店，又有何公馆电话请李志刚去。何应钦一向敌视张学良，对张学良的亲信慕僚的态度也自然十分恶劣。他与阎宝航吵翻之后，深知阎宝航是个通天的人物，万一自己恶言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与他不利。于是便把李志刚请到公馆，大加慰勉。李志刚便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把阎宝航这次去西安的情形诉说了一遍。李志刚说，西安传说南京有人将派飞机轰炸西安。阎先生到西安后，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时曾说，在蒋被扣时，南京是戏中有戏，他是指何部长企图将委员长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李志刚还把阎宝航将去上海，并同宋子文去面见委员长的事告诉了何应钦。李志刚走后，何应钦立即给蒋介石打电话，来个恶人先告状，大讲阎宝航在西安为张学良申冤，大肆挑拨各方面与委员长的关系，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上当。蒋公拒绝与阎宝航会见，看来何应钦先发制人的办法颇为有效。

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派陈布雷会见了阎宝航，传达了蒋介石同意将张学良接来的意见。阎宝航到奉化，没有见到蒋介石，却实现了他希望蒋能把张学良接到奉化的愿望，这也是他在营救张学良行动中稍觉心安的一件事。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3)

阎宝航在营救张学良的行动中，一直受何应钦的监视和跟踪。他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子文就曾对他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吧，有特务跟着你。”阎宝航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事实上，从这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曾数次威胁说阎宝航是共产党。东北老资格莫德惠、万福麟两人曾为阎宝航向何应钦说情，莫德惠且以身家性命担保。而何冷笑着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为了营救张学良，阎宝航痴心不变，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在阎宝航看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后，东北军目前没有第二个人能驾驭全军。当前的情况已同张下野出洋时大不相同了。那时东北军处在抗日前沿，任何人提不出擅自行动的理由。汉卿又是代人受过，蒋不能对他过分处置。因此，汉卿委托于学忠军长统帅东北军，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状态，甚至拒绝蒋介石调东北军南下剿共的命令。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汉卿成了阶下囚，一切都得听蒋介石的摆布。东北军危在旦夕！这正是他舍身营救张学良的出发点。继第一次去奉化之后，阎宝航又接连三下奉化，为营救张学良竭尽全力。

阎宝航回到上海后，便约莫德惠第二次去奉化。接着，又约李杜、萧振瀛第三次去奉化。萧震瀛邀道士陈鉴歧同行。这陈老道因与蒋介石是同乡，在蒋寒微时陈曾以金钱相助，阎宝航便觉得可以利用他和蒋的关系“开导”他。一路上，阎宝航和陈鉴歧成了“一见千杯少”的朋友，不停地向他讲中国时局危如累卵，同室操戈，只能使生灵涂炭，寇势日张的道理。陈老道答应见蒋相机进言。于是，陈与蒋会面时，先给蒋介石看相，大大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又将手伸给陈看，陈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说：“此步运气不佳，不宜动兵。”云云。蒋介石茫然地连声说：“啊，啊，啊。”但阎宝航的希望和努力却落空了。

1937年2月中旬，阎宝航约刘尚清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再遭拒绝。这时，张学良住在奉化雪窦寺内，阎被允许同张会面，不过，当时的情形令阎宝航感怀颇深。他在描绘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

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

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升着火炉，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笑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虽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不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壮志未偿，怅恨曷极！蒋介石背信弃义，以怨报德，对国家民族犯下滔天罪行，定将受到全国人民的最后审判。

这是阎宝航最后一次见到张学良，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当时那种痛楚的心情。他曾深有感触地说：

西安事变和善后的奔走予我以莫大的教育和启发，张杨在我党影响和指导下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保障人权，释放政治犯等八大主张，使我在政治觉悟上更有所提高，使我更加认清蒋匪集团祸国殃民的内战政策，也更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实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的伟大正确。

尽管阎宝航为营救张学良竭尽全力，终因蒋介石不守诺言而未能如愿。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若干年以后，他仍对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学良而耿耿于怀。每当谈起张学良，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

全国解放以后，阎宝航始终没有忘却张学良。1961年12月17日，他在灯下写下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宴会点滴》一文。

1961年12月12日晚6时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以纪念有着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阎宝航、南汉宸、赵寿山、申伯纯、杨拯民、杨明轩、林枫、高崇民及夫人、张学思及夫人、张学铭及夫人、邹大鹏、王一夫、赵毅、王化一、刘鼎、邓颖超、李维汉及夫人、薛子正、童小鹏、李金德等二十余人。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满面春风地步入大厅同来宾一一握手，邓大姐亲切地把阎宝航叫到她的身旁就坐。宴会进行中总理频频举杯，感慨万千，他说：“当年，东北军有困难，西北军有困难，我们共产党也有困难，住在保安，困难都克服了。‘西安事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又遇到了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一定能克服，大家如果同意我的话，请干一杯。”当他讲到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时，不禁?泪盈眶，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总理谈到杨虎城和谢葆贞被杀害时，忽然痛泪盈眶，急以手帕掩面，继续说：“革命这么多年，我从未伤心流泪，今天想到虎城、葆贞的牺牲，真觉痛心。”杨拯民起立向总理说：“牺牲是有代价的。我要好好干，才对得起牺牲的爸爸。”“好孩子，虎城有后。”总理很欣慰地对拯民说。

席间，高崇民赋诗一首。诗曰：

兵谏功成廿五年，旋乾转坤书凌烟。

今日同席均康健，一人憔悴在东南。

总理读后说：一人憔悴在东南一句有点消极，可改为一人不屈在东南。

注释：

{1} 西北军司令部所在地。

{2} 曾任张学良卫队长，与阎宝航很熟。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1)

西安事变前，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时，看到西北“三位一体”大好形势的形成，曾为东北军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感到欢欣鼓舞。西安事变后，他为营救张学良获得自由，重掌东北军大权而奔走努力，但毫无结果。张学良将军被扣押，东北军内部发生混乱，王以哲军长被杀，东北军东调豫、皖、苏境内，……这一切令阎宝航十分痛心。这位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大员，感到茫然无措。

1937年春，阎宝航遂辞去新运总会书记职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取消了书记一职，任黄仁霖（原新运总会总务组长）为总干事，阎宝航改任副总干事兼推行组长。原在新运总会任职的东北人，大多离职他去。

6月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邀集全国各界在庐山办了一期“暑期训练团”，下设若干组。黄仁霖和阎宝航也上庐山担任新运总会人员训练组正副组长。训练团学员剃光头，穿军装，在烈日之下搞军训，上大课，听讲演。“最引人入胜，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所做的团结抗日的大讲演，不断的掌声与高昂的讲辞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听后大家还余韵未足，私相称誉不止”，这是阎宝航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并亲耳聆听他的抗日讲演，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庐山受训期间，阎宝航也看到了蒋介石为全国抗战所做的一些姿态。当时，蒋介石命令陈诚集合全体军政受训人员，当众宣布一些军事将领的名字，令其各回岗位，准备参战。一时“打倒日寇”的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阎宝航也为此鼓掌欢呼。他衷心希望蒋介石接受人民的抗日要求，履行西安事变时许下的诺言，不打内战，团结抗日。随后，当陈诚宣布暑训工作因抗日战争的到来，即将结束，凡参加暑训团的人，未加入国民党的，现在已集体参加时，场上只有零零落落的掌声。暑期训练团结束，人马纷纷下山。阎宝航嘱托学员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为念，参加神圣抗战事业。但是，这时的阎宝航对蒋介石是否真的能发动全国抗战，仍是半信半疑。

事实上，西安事变后，特别是东北军东调后，蒋介石对待东北军及其难民和家庭的处理越来越苛刻。高崇民等大批东北爱国人士和在张学良身边的亲信慕僚遣散各地，个个心灰意冷，深居简出，不问世事。

1937年3月的一天，在北平的刘澜波、张希尧到在西安事变后来北平隐居的高崇民的住处，同他研究关于联络东北各群众团体联合开展救亡运动的事。高崇民未表态。恰好这时苏子元从苏联回国，来到北平，张希尧告诉苏子元，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希望由一些在东北人中有影响的人士出面，把东北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开展救亡运动，推动东北军抗日。他们认为，高崇民是东北知名人士，由他出面联络有号召力，但他未表态。苏子元自告奋勇去动员高崇民出面组织发动东北流亡民众开展救亡运动。这样，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同胞。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同时在东北军内设有秘密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

一二九运动之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唾弃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北平的东北救亡运动开展得最为深入。东北留平各大专学校在一二九运动中纷纷成立学生会。1936年春，又有李延禄、于毅夫等组织了“东北人民抗日会”，出版了《东北之光》。接着，“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基督教青年会”“黑龙江救国联合会”“吉林救国联合会”等十多个团体相继成立。1937年2月，周恩来曾对东工委的刘澜波、解方说，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允诺了六项条件，但如果没有人民的推动，他是不会兑现其诺言的。他要求刘澜波等，尽快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东北救亡团体，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东北军中一部分军人不愿东调而逃避平津，东北军和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数量并有相当组织这一情况，正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于3月13日、18日先后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他们担负起对这部分人的工作。信中提出，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这个团体的任务：“一是促蒋实行诺言，实行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蒋抗日；二是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为建立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会，周恩来还提出五项具体意见：

1. 把现有北方的东北各种救国团体加以整理并充实其群众基础。首先，把北平、天津等地的东北救国团体的总会建立起来。然后，号召并筹备东北的救国联合会的召集。2. 在这?团体中，用最大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来参加。3. 在进行这一工作过程中，应当采用各种宣传与组织的方法来团结东北军的长官，提高部队抗日情绪。4. 这一工作，应特别注意到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否则，只是以团结一部分“左”倾分子为满足，那不但无益，反而会加深东北军的分裂。5. 应当注意到，把建立整个东北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联系起来，利用选举运动来团结东北军内部。

接到周恩来的信后，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便给东北特委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要“以有组织的东北人，去组织无组织的东北人；以东北人的组织，来推动东北军，影响东北军及东北中上层进步人士，使之更加进步，更进一步走向团结抗战，以推动国共合作”。刘澜波、张希尧按党的指示，通过苏子元发动高崇民。高崇民了解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精神振奋，积极参加新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积极联络在北平的各救亡团体，取得一致意见。随后，高崇民、苏子元、于毅夫等一行人来到南京与阎宝航会商。对于成立救亡新团体，阎宝航十分赞成，表示积极参加和支持这个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他和高崇民等人商讨了具体行动办法之后，和苏子元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十年久别，相见甚欢”，阎宝航自1927年同苏子元分手，一直不知他的去向。对这位思想引路人的到来，阎宝航颇为激动。他大体上了解苏子元的身份。苏子元是受韩乐然、任国桢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积极开展反日反军阀斗争的。1927年被奉天当局通缉后，进入苏联远东地区担任国际情报工作。此次回国来北平是筹建地下电台站的。北方局的刘澜波、张希尧都是他的老熟人，而高崇民、阎宝航又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所以，他乐意出面发动高、阎二人。特别是阎宝航，当年他曾介绍阎先生入党，十年过去了，阎宝航政治上、思想上情形如何呢？他十分关心，很想负责任地了解一下情况。他认为，党需要阎宝航这样的人。

苏子元对阎宝航说：“1927年，满洲省委曾派周东郊同你谈话，后因省委遭破坏未能实现。而我被当局通缉突然离沈，致使党和你失去联系，真是遗憾得很。不过，你的这段历史，我和周东郊等人都可以证明。但不知这些年来你的境遇如何？”阎宝航说：“半明半白。有些事知道怎么做，证明干得对了。有些事则不知如何是好。汉卿一时糊涂，送蒋介石回南京，永远失去了自由。在关内的东北军、东北人茫然失措。复土还乡恐怕无指望了！”苏子元说：“玉衡兄为何这样悲观？难道真的看不到中国还存在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吗？”阎宝航知道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从郭松龄反奉谈起，谈到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他最后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共的主张，令人钦佩。”苏子元说：“是啊，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拦，北上抗日，呼吁停止内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致对外，合民心顺民意。正是出于民族大义，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现在为促成全国抗战，拥戴蒋介石作领袖领导抗战。玉衡兄，希望在这里，你还犹豫什么？”阎宝航说：“怕只怕我个人的条件是不是……”苏子元：“我认为，你对党的认识就是最好的条件。关于你的情况我要向组织上介绍，组织上会了解你的。”阎宝航说：“子元兄是督促我重复1927年的故事！”苏子元：“如此而已，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苏子元最后嘱咐他，关于他入党申请，可以同刘澜波等人联系。阎宝航愉快地“毫不犹豫地决定申请”。这是他第二次提出入党申请。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2)

组织一个更加广泛的东北抗日团体，不仅包括东北各救亡团体，还包括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各方面代表，形成一个关内统一的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等在征得阎宝航意见后，又到上海与杜重远、李延禄会商。当时，上海的筹建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商谈国共合作问题。3月底，周恩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指示当时在上海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要他“尽快地把东北人民的救亡团体组织起来，造成声势，促蒋抗战”。先在上海开筹备会议，由高崇民、阎宝航、栗又文主持，再去北平开成立大会。在党的组织发动之下，阎宝航积极参加了各项准备工作。这年4月下旬，筹建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的主要人员齐集上海，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了该会的筹务会议。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车向忱、刘澜波、栗又文、李延禄等人出席了会议。阎宝航、高崇民和栗又文主持会议。参加筹备的有二百余人。筹备会研究确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

为成立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刘澜波于5月间由上海赶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情况，朱理治代表周恩来听取了筹备情况汇报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要求就是抗日和反共，嘱咐该团体要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对于成员和阶级成分，也要考虑到抗日的形势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朱德还接见了刘澜波，鼓励他认真工作。

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

大会在北平西城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礼堂举行。会场内备有一块绘有东北四省地图，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的签到布，正式代表70人，列席代表150余人，签到者计268人。参加大会的各方面代表有：原救国会、复东会的代表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陈先舟、车向忱等；东联{1} 及其所属团体代表于毅夫、赵濯华、张希尧、陈大凡、宋黎、李向之、张庆泰、关梦觉、王桂五、田雨时、韩立如等；东北军代表解方、苗勃然（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中共党员）、孙山等；东北义勇军著名将领李杜的代表于炳然、刘丕光等；东北大学代表周鲸文，东北名流王之相{2}、纪元{3} 等；归国留学代表张克威（留美）、徐寿轩、杜清轩等出席了会议。北平、天津、上海、汉口、保定、太原、西安、淮阴等各地代表出席会议。此外，还有100多名东北青年也参加了大会。{4}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组织大纲》、《宣言》，选举阎宝航等30人为常委，又从常委中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等5人为执委，主持日常会务。东总总部下设1处5部5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救济委员会主任。东总内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

东总成立大会通过的《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了东总的宗旨：“本会以团结东北救亡力量，领导东北救亡工作，并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以期达到恢复东北失地，完成民族解放为宗旨。”经过东总内部领导层中中共党员的努力，东总的“工作报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关内东北救亡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东总成立后应开展的六项工作任务：

（1）“不放弃抗日主张，拥护抗日领袖和保障抗日力量”三条原则下，加强东北军的内部团结；（2）培养、教育和训练东北流亡青年，增强抗日救亡力量；（3）关心东北流亡同胞的生计困难，通过动员、组织和教育，使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铁流；（4）加强东北救亡团体的相互配合；（5）针对国民党于1936年4月22日公布的《国大组织和选举法》，把东北列入“无法竞选省份”，积极参加竞选活动。

东总的成立，标志着关内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由自发的分散活动阶段，走向了组织严密的统一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对阎宝航来说，这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阎宝航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利用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的角色，从事东北救亡这个更重要的工作了。

按说，新生活运动书记、总干事，是个美差。这个组织名义上是民众团体，实际上是蒋介石、宋美龄专办的“皇差”。同是“皇差”，任总干事时的阎宝航，同任总务组组长的黄仁霖素有不同。西安事变后，阎宝航降职使用，由黄仁霖任总干事之后，二人差别就更大了。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当时在新生活运动总会和阎宝航一起供职的青年翟梅林对这一点所做的评论。他在回忆庐山暑期训练团时谈到了黄仁霖。他说，黄仁霖是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回国后，以余日章当时上海青年会总干事女婿的裙带关系，介绍给宋美龄。宋美龄、蒋介石是基督教徒，黄也是基督教徒。蒋介石把黄放在军队里办“军人服务所”，以后逐步得到蒋宋的赏识。翟梅林说，军人服务所以后发展为军人励志社。并在?埔路盖起大楼，有餐厅、宿舍（不接女眷）、球场、电影院、骑马学校等。为讨好蒋，凡蒋召见外地军、政头头，都特意住在这里。以表自己洁身自好。因为励志社内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女人住宿。其实，凡是头头们住在励志社的，都在外边（如中央饭店、安乐酒家，以及外宾招待所等处，由秘书出个名字）另辟窟穴，别做活动。住在励志社不过是掩耳盗铃，互相欺骗而已。不过，黄仁霖既可以带领头头谒蒋，又可以为蒋拉拢各地头头，左右逢源，天子幸臣。黄当时顶着两个头衔：一个是“新运总会”总干事，蒋介石是会长；一个是“励志总社”总干事，蒋介石是社长。在那个社会里，黄虽没有军政实权，但还是可以不怒自威，自然会有人奉承他。据说连当时那些自称蒋介石手下一二流的大员，也要给黄赔以笑脸。甚至有些要想接近黄，另有图谋的人，连见也见不到他。这是蒋政府中的一个侧面了。励志社还有管弦乐队，有些名手，每当蒋、宋设家宴外宾时，这个“皇家乐队”便应邀做宴前演奏。励志社还供养一些美术人才，专画蒋宋人像；还有专门刻字的艺术家，奉蒋宋之命，为外国贵宾刻上中国名字的石头印章，由黄以蒋宋名义送出，博得外宾的欢心。这些事务性的琐事，阎老自然有他的看法，不过从不谈论，也一向不加过问，无怪抗战日趋激烈之时，由南京到汉口，又到重庆，国内形势变化很大，阎老虽仍任新运总会副总干事，“战地服务团”副主任、军委会参议等职，但已投身于更重要工作，不到新运总会去了。阎老为正义、为民主、为民族存亡，就是不甘同流，不慕名利，不屈于权势，自有取舍，实在是我们青年们良师楷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失守。东总随之撤出北平，迁往南京，总部设在芦席营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办公。{5} 东总执委高崇民和东总中的中共党组书记刘澜波等也常来这里会商东北救亡总会工作等事宜。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问题。8月中旬，周恩来同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从这年6月，一直住在阎宝航家的卢广绩因与周恩来是同学关系，便约阎宝航一起去看望。很不巧，恰值周恩来外出，他们便留言相告。

时值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防敌机夜袭，南京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市内交通断绝。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出乎意料地来到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大家相见，极为亲热。据卢广绩回忆，那天，“周恩来同志就住在阎宝航家，同阎宝航和我谈到下半夜3点钟。给我们讲抗战初期的形势，国共重新合作的情况等。我们还特别提到关于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的问题。那时我们还有些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了，主张团结抗战的张学良将军自然应当获得自由。并认为只要周恩来同志再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和你们同样关心汉卿，但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蒋介石不是为了抓我，悬赏20万元的高价吗。’”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3)

算上这次，阎宝航与周恩来见过三次面。但面对面这样长时间交谈还是第一次。周恩来对时局和国共合作前景所作的全面透彻的分析，使他深为折服。几天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大禹村一号，与阎宝航交谈。交谈中，阎宝航谈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认识。他从参加奉天学生反袁斗争谈起，谈到领导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救国会的反日斗争，谈到西安事变，他说：“我是屡屡碰壁，一事无成。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汉卿被扣押后，更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他请周恩来先生给予指导帮助。周恩来认为，东北爱国人士和阎先生多年来追随张学良将军从事反日斗争，为国家民族是有贡献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将军是东北军主帅，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主心骨。现在，张将军失去了自由，大家感到茫然失落，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大家把复土还乡的希望寄托在张将军一人身上，表现了东北人士政治上的脆弱性。周恩来说，“我还记得阎先生在西安时给我说过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想应该竭尽全力营救张将军恢复自由，重新领导东北军。另一方面，也一定要有另一种思想准备，那就是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将军。如果是这样，东北的爱国人士也不应丧失信心，要勇敢地把东北救亡运动坚持下去，这也是张将军所希望的。现在，阎先生不是已经积极参加东总的工作了吗，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阎先生一定会为此做出努力。东北的爱国人士只有把复土还乡的斗争，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同民众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克服脆弱性而坚持到底。我相信像阎先生这样的人，在反日斗争上，迟早会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的。”阎宝航说，“我有很多共产党的朋友，我从20年代起就同他们一起开展反日活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好的东西，令我钦佩。”周恩来说，“阎先生在反封建反帝斗争中的表现，也同样令共产党人所钦佩。这是阎先生与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

阎宝航说，“我曾梦想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但不知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是否有资格，我毕竟是基督教出身。”周恩来说，“阎先生不必过虑，共产党从来不单纯看出身。马克思就曾说过，资产阶级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专制的教会也总是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第一次提出了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圆球，被教会判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研究出一个“日心说”，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15岁就进修道院，25岁当牧师，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加以宣传，被教会活活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还有意大利的伽利略也被终身监禁。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身也并非是无产阶级，我周恩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嘛！”

早在1937年春，苏子元专门就阎宝航入党问题来到南京。苏子元当时是联共党员，不直接参加中共工作。便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负责阎宝航入党审查，苏子元便直接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秦邦宪同志报告，请求批准。代表团同意阎的入党要求，同时将阎的申请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其入党，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的关系，党内也有人因其经历及社会关系较复杂而提出疑虑。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看他是否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周恩来还说：“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他做的许多事情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代替的。”毛主席讲过，国民党能从我们队伍中拉走人，我们也能从国民党队伍中拉走人，因此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就这样，由周恩来、刘澜波作为介绍人，经中央同意，阎宝航于1937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10月6日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人之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2人为主席团成员。东总改组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但由于它是团结关内东北救亡同胞在国统区公开开展救亡活动的团体。因此，它虽有中共党组，但中共党组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人则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秘密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公开的东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总的领导层中有中共党员，而且中共党员自身即是有影响和地位的东北人士，同时又吸收了具有很高威望的东北人来担任，这样才能使东总在我党的影响下，公开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把东总的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吸收王化一和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不但加强了东总领导，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东总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影响。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东总在北平时没有到国民党社部立案。东总南京改组后，为扩大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东总党组决定争取合法存在，申请立案。阎宝航说，当时为了求得掩护，避免打击，不得不利用名存实亡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不得不在复兴社和CC的矛盾中间求存在。为此，责成王化一与高崇民利用复东会旧关系，赴上海找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复东会与复兴社曾共同组织四维学会，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壮大自己的声势，不仅“赞成东总存在”，并捐助了2000元的“开办费”。虽然后来由于群众团体到国民党社会部登记立案须具文呈报该团体的宗旨、任务、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手续繁杂，且容易暴露东总是中共外围组织的真实情况，所以东总最终未申请立案，但戴笠对东总存在的认可及东总负责人与国民党各界的较多联系，是东总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11月20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14号顺直会馆办公。周恩来指示重建东总党组，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

注释：

{1} 西安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以“东北人民抗日会”等16个团体联合成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

{2} 王之相，曾任驻苏领事。

{3} 纪元，曾任章士钊秘书。

{4} 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人数，据某些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章记载有代表200多人。但据兰渤（刘澜波）在1938年3月16日出版的《反攻》1卷4期上发表的《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一文记述，东总在成立时“代表约70余人”。可是，在成立大会签到布上签到者却有268人（这块画有东北四省地图的签到布，现存沈阳张学良纪念馆内）。由此可知，出席成立大会的正式代表70余人，但参加会议的人数是268人（正式代表与东北青年的总和）。

{5} 东总原拟迁往上海，行至山东济南，因上海八一三战起转而迁到南京。

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1)

阎宝航入党的时候，正是全面抗战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的时候，“数年来促蒋联蒋抗日的计划已经实现，当时我的兴奋和紧张的心情，不可言喻。”然而就在这时，他曾被蒋介石委任为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方庆瑛回忆说：

八一三抗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了成熟条件，周先生来南京是与蒋介石共商怎样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形成统一战线。在周恩来到南京前后，阎先生与康泽经常联系，昼夜奔忙。在此应特别提到的，康泽曾向蒋介石推荐阎先生任海参崴总领事{1}，得到蒋的同意与任命。阎先生叫我随他去海参崴，由于孔祥铎同我是同乡又是东大同学，孔对我说：“愿随阎去，但要与当局谈后才能决定。”与此同时，CC集团知道阎先生被任命为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派张厉生（CC大头目之一）来到阎家，与阎先生晤面。不久，阎先生在国府外交部已领制装费。

但是，当东总执委卢广绩、高崇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希望他留在国内，为抗日救国做贡献。阎宝航遂坚辞没就职”。

新生活运动总书记、副总干事新任外交官，这都是美差。但是，国内大战即开，战火遍布，这个时候到国外就职，真所谓安适愉快之至，许多人连争都争不到的事，阎宝航却坚辞不就。他因此赢得许多人的赞誉。

阎宝航在谈到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在入党之后，我的抗日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我得悉蒋匪拟以联络东北义勇军为由，发表我为驻苏联伯利总领事之后，遂立即向当时在南京的博古同志请示，得到同意。后来未得苏联同意作罢。”可见，他坚持不就“总领事”一职的真实情况，显然是按共产党员的要求，力争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全面抗战的爆发，确实使阎宝航兴奋了一阵子，他全力参与东总的工作，全力支援全面抗战，为发挥东总的作用，做了许多工作。9月间，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阎宝航利用这个机会向上海海关为八路军募集捐款一万元，上海海关税务司丁贵堂亲自把捐款交给阎宝航。当阎宝航了解到南京中共代表团经费团难，便当即把捐款送给代表团。叶剑英同志将其中五千元又转给东总。这笔捐款对中共代表团和东总开展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战局的展开，形势日渐紧张。新运总会的黄仁霖从励志总社抽调一部分人手，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黄仁霖任主任，阎宝航任副主任。战地服务团下设总务、慰问、服务三个组。阎宝航多次率南京知名人士乘汽车，携慰问品，到上海抗战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为避开白天敌机轰炸，慰问团常在夜里前去。他不避艰辛，不怕危险，为多慰劳前线将士，有时候专门到上海去征购慰劳物品，再由上海出发深入前线慰问。上海方面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给阎宝航的慰劳活动以大力支持。报纸上纷纷报道阎宝航与各方人士赴前线慰问的消息。

1937年11月20日，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南京所有机关单位和抗日指挥中枢暂移武汉，于是南京居民迅速撤退。新运总会人员分水陆两路奔向武汉。阎宝航和卢广绩、方庆瑛三人在长江渡口，登上英国太古船。船开后，阎宝航发现船底层满是从前线下来横躺竖卧的伤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焦急。他立即闯进同船来的朱庆澜将军的房间，与他商斟办法。他们决定立即在船上开展募捐，救济伤员。于是，在阎宝航的安排下，由方庆瑛和同船的徐仲航各带一位护士和自告奋勇者开始募捐活动，共募得现金两千元左右，全部献给了这些伤兵。

撤退到武汉的东总总部和新运总会总部设在武昌明月桥14号。这时的阎宝航，既是东总主席团成员，又是东总地下党组成员，具体负责关外工作。其他人员的分工是，高崇民、陈先舟负责组织工作，于毅夫负责主编东总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该刊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广大东北人民的言论核心与阵地。

1938年1月，由于“我党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日活动，建立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给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干部，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东总党组开办一个短期训练班”。东总党组根据周恩来指示，决定在北平、武汉、西安等地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把在武汉开办训练班的任务交给了阎宝航。为掩人耳目，阎宝航将训练班命名为“新生活干部训练班”，而且经费也由新运总会支付。阎宝航成立了“训练委员会”，负总责，执行委员为徐寿轩，日常工作由徐仲航负责，设秘书处专门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以新运总会名义举办的新生活干部训练班在武昌明月桥顺直会馆开办。训练班由刘澜波、于毅夫担任主讲。聂鹤亭讲游击战术、宁匡烈讲爆破技术。同时邀请中共长江局的邓颖超、李涛以及刘咸一等讲授民众运动、政治常识、宣传办法、农村工作、救护等训练课程。政治课主要内容是讲授动员组织民众、坚持抗战到底以及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训练班学员从东北大、中学校学生中挑选。先后共办3期，每期两个月，受训青年近50人。第一、二期学员毕业后，阎宝航分别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安徽李宗仁第五战区工作。第三期开办不久，黄仁霖对训练班的实质似乎有所察觉，对阎宝航说：“这期训练班的学员我们都不要了，由你随便安排，钱花就花了，也不用作报销手续。”从而迫使这期训练班提前毕业。阎宝航把一部分学员介绍给各战区，一部分学员介绍给陶铸、李范一主办的湖北汤池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其余都陆续介绍去延安和各战地工作。《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赞：三期训练班“成绩均甚优良，受训青年，均已介绍到前方工作”。另据徐寿轩《两周训练纪实》一文记载，训练班共计109名学员，结业时自谋工作者只有28人，参加太行山游击队者14人，赴河南农村工作者10人，赴临汾游击队者32人，赴浙江从事民运者3人，赴石友三部队者4人，到湖北农村合作工作者28人。

到达武汉初期，阎宝航仍然担任新运总会与战地服务团领导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他奔走国是，席不暇暖。饮食起居，也独自操持，十分辛劳”，但仍乐此不疲。当时，苏联政府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专门派出空军志愿队与日军作战。阎宝航不仅盛赞苏联空军志愿人员伸张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以战地服务团名义，派人到襄阳等地开辟空军招待所，专门招待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翟梅林就是阎宝航亲自选派为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服务的青年。翟梅林回忆说：

在汉口拜谒阎老时，阎老在百忙中还耐心地对苏联志愿军不远万里援助中国，打击日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够，苏联伸张正义，助我于困难之中，正是“患难之交”。谆谆嘱我要以最大努力，尽到后勤招待工作的责任，使其宾至如归。苏联这样的无私援助，不仅要感谢，更需要学习。叫我好好地想一想，这是否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志愿军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应如何对待？阎老的启发，使我面对实际，从眼前身边事物与利益，狭隘自私的小圈子中走出来。更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实际意义，也纠正了一些人说苏联和帝国主义一样的谬论。如果是那样为什么苏联还派志愿军帮助中国抗击日寇呢？当然那时，还有很多事物不懂，更没有接触过，但对抗战救国前途，确抱有自然的乐观看法。不管怎样，只要阎老点头，叫做的，便当是对的。

这些青年人在阎宝航的鼓励帮助下，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中去。他们“孤身客邸，只有苦中自慰，黾勉工作，在不同的环境中，严记阎老教训贡献抗日救国的绵力”！

战地慰劳工作也是阎宝航在武汉时期最热心的工作。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阎宝航任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三厅工作。这样，阎宝航便有更好的条件发起和组织对前方作战官兵的慰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由军委会第三厅、新运总会联合成立了“全国慰劳总会”。这个慰劳总会在郭沫若、阎宝航的领导下，分批分期地去前线慰问，十分活跃。又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的军人服务组，配合慰劳组成若干军人服务队，深入前线部队，做“代写书信”、洗衣、灭蚤、文艺活动等事，起到一定作用。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专门针对伤病军人，按照受伤程度，发给慰问金。同时到各伤病军人医院作检查，监督、改善伤病军人的衣、食、住、卫生等事。事情越办越多，人手也越来越不够用。因此，郭沫若同阎宝航一面甄选人员，充实机构，一面主持日常工作和以上各项抗日救国活动会议，还要赴前线驻地慰劳军队，还要亲自率领“伤兵慰问组”人员到后方各军事医院向驻院伤、病员发放慰问金，还要接待很多的爱国青年并安排工作，确实分身无术。当周恩来同志为了团结抗日，在武汉指导工作时，阎宝航以军委设计委员与“新运总会”“战地服务团”“伤兵慰问组”等单位负责人的职务，经常被邀参加会议。工作就更加忙了。

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2)

在第三期“新运干部训练班”结束后，阎宝航脱离了新运总会。从此以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以东总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救亡活动。

1938年2月18日，日军空袭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配合下，出动百余架飞机拦截，双方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6架。这次武汉空中大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作战双方投入飞机最多的一次。在空战中，中国空军飞行大队长李桂丹、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正清、王怡之、李鹏翔共5人为国捐驱，其中李桂丹、巴正清都是东北人。他们为了保卫神圣领土与正义，血洒碧空，赢得全国人民的敬佩和歌颂。

2月21日，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了空军五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罗炳辉等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追悼会后，2万余民众举行了“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游行。东总积极参加了这次“近年来未有的空前热烈的游行”。

二一八空战烈士追悼大会举行后，东总党组召开会议，决定召开“追悼自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在阎宝航的建议下，东总决定这次追悼会由在武汉的东北各团体联合举办，并邀请东北各界人士参加，以促进东北人民的内部团结。同时，他还建议邀请国共两党要人参加，以敦促他们关注东北问题。东总遂责成阎宝航与于毅夫、陈先舟等办理此事。为此，阎宝航等首先走访了国民党CC派系的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协会等团体，与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梅佛光、齐世英、吴翰涛、吴焕章等协商，决定联合举办追悼会。双方商定成立追悼大会筹备组，一致推举阎宝航任筹备组主任，并商定大会于3月20日下午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

接着，阎宝航又与陈先舟等走访东北元老及各界著名人士刘哲、莫德惠、陈兴亚、张元夫、王树常、萧振瀛、高云昆、谢刚哲等，向他们说明召开追悼会的目的意义，请他们做主祭和陪祭，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后，阎宝航又登门邀请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邵力子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邀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人参加大会。《新华日报》等多家报纸还报道了阎宝航为此举行新闻发布会，征集东北阵亡将士传和挽联。

3月20日的早晨，天淅淅沥沥地落着雨，雨丝飘飞着，打到每个人的头上，更沉重地浸入每个人的心里，天仿佛落着泪，和每个与会者一同奏着凄楚的挽歌！

下午3时，“追悼东北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开始。大会由阎宝航、梅公任、吴焕章、齐世英、吴瀚涛5人组成主席团。孔祥熙先生、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晏道刚先生、蒋忍坚先生、长髯垂胸的沈钧儒先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男女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等一千余人冒雨前来参加追悼会。会场里悬挂着挽联。蒋介石也送了挽联，文曰：“家国艰难雪耻固应凭血战，关山阻绝歼仇还与慰忠魂。”《新华日报》报道说：“到会的群众共计千余人，满屋子挤得很紧。素白的礼堂，四周桂满了各方的挽联，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痛悼先烈，激励人们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仆后继去与敌人拼命，归复我们黑水白山的老家。”

开会了！凄婉的哀乐，从楼头如泣如诉地吹送过来，每个人的心头都好似压上了一个千斤重担！海星歌咏队首先唱了一首动人的哀歌，人们都忧郁地低下头来，孩子剧团接着又唱了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人们的鼻子渐渐地酸了！“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多少人流下眼泪来了！祭坛设在礼堂正面，各色花圈布满了祭坛上下左右，桌上陈列着鲜果，后面立着“东北抗敌阵亡将士之位”祭牌，两边燃烧着高高的蜡烛。大会行礼如仪之后，由刘哲主祭，莫德惠等东北元老陪祭。孔祥熙、于右任、邵力子、晏道刚、蒋忍坚以及空军烈士李桂丹的父亲先后致辞。阎宝航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辞，他说：“今天追悼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敌将士，想到东北三千万父老没有一天忘了祖国，没有一天不盼望祖国的胜利，更加悲痛。”他希望“在全面抗战中，东北同胞要作急先锋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才能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国家。我们在今天要加倍地奋勉，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唯有全面胜利，我们才能回老家去。至于关内外许多孤儿寡妇，许多遗族的照顾问题，我们要用集体的力量，来替他们设法，这也是我们后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会开了两个半小时，最后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唱了一个“向前走别退后”的歌，歌声过了，哀乐又从楼头吹送过来，祭坛上蜡烛的火焰燃烧得像一支火把，在火光中仿佛隐约出现了千军万马，仿佛吹奏着千万的号角，人们就在这悠扬的号角声中走出了会场！

次会议由于时机得当，开得很成功。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两个对立的派别系统——一个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是国民党御用组织在携手抗日的大背景下联手开展的一次救亡活动，是阎宝航落实党的统战路线的一次实际行动。对于推动东北人的团结乃至全民族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此次会议之后，仍然是通过阎宝航、陈先舟等人的努力，九一八事变八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都是双方共同举办的。

1938年旧历除夕，东总的阎宝航等会同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协会联合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所召开的“东北旅鄂同乡恳亲大会”。参加大会的东北同胞一千多人汇聚一堂，事先准备了三个签到簿尚不够用。与会者在观看了抗日歌曲和戏剧表演，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后，群情激昂。阎宝航跳上台，带头呼喊“打回老家去！”“坚决抗战到底！”等口号，催人奋进。会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东总党组成员、宣传部主任于毅夫发表文章写道：“假如你参加了这个会，在你乍进会场的时候，你也许还想着某些人不对，某些人对，不解合作谅解的观念。但是等你开完会走出会场的时候你一定想，除了汉奸亲日派外，再没有一个人不能合作不能谅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只是那可憎的魔影，再没有别人了。”1938年4月，阎宝航组织和领导东总会员与武汉各团体召开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6月在东总成立一周年的时候，阎宝航参与制定了《加强东北人团结案》、《积极发动东北青年参战案》、《对关内东北同胞民众武装援助与扶助案》等。7月，阎宝航参加了“七七抗战”纪念募捐和“七七献金”活动，为团结抗战确实做了许多的工作。

全面抗战的爆发，阎宝航似乎看到了复土还乡斗争的一线希望。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遵循“最高领袖”蒋介石的领导，“更英勇更热烈地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而奋斗”！

但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东北协会，始终没有停止对东总的破坏活动。1938年东总迁至武汉后，以齐世英为首的东北协会特派会员韩韬等潜入东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活动。他因经常散布一些挑拨离间的言论而被东总取消了会员资格，随后便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他还假刻盖印，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这个密报由韩韬交由东北CC派头子齐世英转陈立夫而上呈蒋介石，企图把东总负责同志一网打尽。蒋介石命戴笠“严办”。后经王化一辩白和专家鉴别，认定这些所谓“密报”是假的。戴笠一气之下，派人到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韩的寓所进行突然检查，搜出了伪造文件的底稿和仿刻的印章。这起诬告事件遂告破产。但是，戴笠对东总也是不放心的，曾于1938年8月28日突然派大批警察搜查东总，结果一无所获。事后，戴笠放风说这次搜查是CC派的报复行为。

当然，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与CC派抗衡，在形式上仍支持东总。阎宝航也一向主张利用CC派与戴笠的矛盾，以更有利于东总的生存开展斗争。还是在八一三抗战爆发的第二天，戴笠在南京以抗日相号召，成立军统局，特聘王化一为军统设计委员。王化一拿不定主意，找高崇民商议是否应允此事。高崇民找到阎宝航斟酌，他们认为，这是个机会，一为张将军的安全（张的安全掌握在戴笠手中），二为东北人士免受CC派打击，三为可以掌握国民党内部情况，机会不可放过。于是支持王化一应聘。事实上，王化一应聘后，虽然戴笠对张学良的情况都回避他，使他在任设计委员期间，未能有机会见到张学良。但王化一利用设计委员身份，为抗日，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少好事。在武汉CC派对东总的诬陷事件中，东总没有受到重大损失，王化一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注释：

{1} 一说是派往苏联伯力总领事。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1)

1937年12月12日，在汉口一家白俄餐馆里，阎宝航和高崇民、杜重远、张学思、苏子元、张希尧等正在喝啤酒。他们根据杜重远的提议，每人必须喝满12瓶啤酒，以纪念一年前张将军发动“双十二”的壮举。阎宝航第一个举手赞成。这一天，大家都喝完了12瓶啤酒。

阎宝航这次与东北人士的集会与其说是纪念“双十二”，倒不如说是借酒浇愁。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东北爱国人士都竭尽全力开始营救行动，结果都告失败。张学良初到南京北极阁时，他的四弟张学思曾要求见面而被拒绝。到被押送奉化时，张学思才在特务的监视下同张学良见了一面。从奉化回来到达济南，张学思由冯静安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张学思继续从事营救张学良工作。他先后会见了驻沧州的67军军长吴克仁、驻河南的53军军长万福麟，到安徽、河南等地会见了51军军长于学忠、骑兵军军长何柱国、49军军长刘多荃等，请他们一一给蒋介石写信，要求释放张学良。

营救张学良将军，是东总的三大任务之一。因此，东总成立后一直没有停止营救工作。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阎宝航认为，正值国家用人之时，蒋介石也许会恢复张学良自由。结果释张仍然是杳无音信。为此，东总党组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加紧营救工作。当时，南京刚刚弃守，东总迁至武汉。东总党组认为由两个人出面营救最为有力：一个是张学思，一个是黄显声。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出面联络张学思开展营救工作。黄显声则由阎宝航出面联络。时任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接到阎宝航的信，火速赶到武昌。随后同张学思一起到庐山、安庆等地，请东北政界元老王树翰、刘尚清给蒋介石写信。受张学思、黄显声之托，东北元老、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和王树翰要求面见蒋介石。结果，遭蒋拒绝。张学思、黄显声便在上海会见了宋子文，蒋介石不予理会，营救迄无结果。最后，黄显志和张学思托人给蒋介石捎信，表示愿意以他和张学思两人的自由换取张汉卿一人自由，蒋介石仍不予理睬。张、黄二人怏怏不乐地又回到了武汉。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同黄显声常有往来，每次见到黄显声都要大发感慨一番，大骂蒋介石背信弃义。他们在一起回顾抗战爆发后东北军的遭遇。抗战之始，由于蒋介石对抗战缺乏充分准备，面对日军大举进攻，节节败退。为削弱东北军实力，他将东北军主力67军在汛期长途奔袭参加上海抗战。由于孤军奋战，全军覆灭，军长吴克仁殉国，蒋介石则借机取消67军番号。这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真实企图。这之后，东北军又成建制地折损，20万人马几被折损殆尽。东北军的败落，不仅满足了蒋介石一石双鸟的计谋，同时也使张将军手中又减少了资本和筹码，释放的希望更加渺茫。所以，借“双十二”一周年之机，大家约张学思谈一谈一年来营救经过，讨论一下未来的办法。结果，越谈越愤慨。那天阎宝航还喝了点白酒，喝得酩酊大醉。

阎宝航喝酒是从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后，他脱离虎口到达北平后，他喝醉了。1933年救国会被何应钦强行停止活动，他喝醉了。张学良受军法审判，他四下奉化全力营救希望破灭后，他喝醉了。这一次，他也喝醉了。不过，同以前相比，这一次，他是和同乡好友在异地他乡因营救张汉卿无望借酒浇愁。而他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却少了悲观和失落的情绪。这时候，他感到在自己背后有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他没有忘记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做好黄显声的工作，向他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提高他的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离开漳河53军来武汉的时候，黄显声曾先后两次将一批精锐武器和在西安熊飞处保存的一批武器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安全送到延安。此事被军长万福麟所知，多次向黄索要，甚至派部队到虢镇准备强行搜取。但黄显声千方百计把这批武器保存了下来，后来他组织“东干队”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全地将这批武器运送到了延安。事实上，黄显声早已对蒋介石失却了信心。东总组织营救张学良失败后，他更加认识到靠乞求、说服来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是不可能的了。在武汉，他在刘澜波、阎宝航的工作影响下，产生了同共产党合作，发展东北军，使东北军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想法。他告诉刘澜波、阎宝航说，希望能面见周恩来陈述自己的意见。

1937年12月的一天，阎宝航与东总王化一、陈先舟、卢广绩邀请黄显声到一家旅馆来。当时他的老朋友，原东北军第12师师长张廷枢也来到武汉，阎宝航便邀他一起前来。周恩来已经在旅馆等候。

周恩来亲切地问大家好，对黄显声在漳河战役中的功绩给予很高评价。他耐心地听取了黄显声、张廷枢和王化一等人对抗战的意见和要求之后，全面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坚持抗战到底。黄显声坦率地讲述了他心中的苦闷。他说，过去蒋介石是用内战来削弱东北军，现在是用外战来削弱东北军。抗战爆发了，蒋介石仍不还我东北军统帅。东北军在各个战场上分散作战，做出很大牺牲，蒋介石却不予接济补充，长此以往，东北军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建东北军。周恩来感谢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在谈到黄显声关于重建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新的东北军问题时说，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民众，抗日复土的要求最迫切，许多朋友信任本党，愿意与本党合作，我们热烈欢迎。他建议黄显声、张廷枢二位将军可先将流亡武汉的东北籍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一个东北干部队，经过学习和训练，到各地去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次谈话，从晚8时一直持续到深夜。

同周恩来谈话之后，黄显声的心情极为兴奋。他说服张廷枢先行到太原召集东北军旧部，组织东干队，奔赴延安。随后便立即召集旧部及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和东北籍人士，迅速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东干队，由张学思等人带领，奔赴延安。他自己则继续组织活动，集结旧部，组成第二支、第三支东干队，再离开武汉。1938年1月12日后午3时，周恩来到黄的寓所与他再次交谈营救张学良问题。这次谈话阎宝航没有参加，事后由王化一把全部经过通知他。在这期间，黄显声在积极组织东干队的同时，不断和周恩来见面交谈，与阎宝航、王化一等东总负责人也时有会晤。阎宝航了解黄的性格，非常担心他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几次提醒他要有所戒备，黄不以为然。阎宝航还专门向周恩来汇报过自己的想法。一天，黄显声在《大光报》编辑部宿舍与几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等几十人交谈，他毫无顾忌地痛骂蒋介石，越说越激动，赢得与会者的喝彩。1938年1月末，黄显声组织了第三支东干队，作好离汉赴陕的准备。这时，周恩来通知他迅速转移，立即停止公开活动。黄显声认为，自己做事光明磊落，没有必要躲躲藏藏。1938年2月2日晚，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骗出家门，秘密逮捕。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2)

2月3日上午，黄显声夫人找到刘多荃、万国宾说，黄显声“昨夜被人找走，一去不返”。二人很惊慌，立即找到阎宝航和王化一，请其设法营救。大家经过分析，认为这是秘密逮捕，定是军统特务所为。阎宝航立即和大家去找戴笠要人，戴不承认，说他根本不知道黄被捕的消息，可能有别的意外。万国宾便说，他在一个文件上看到写有蒋先生亲批“拘审”二字，确信政府已将他逮捕，不会有其他意外发生。戴当时听了表现得很不自然，答应问询明白再为设法。第二天，阎宝航又约刘、万二人一同去找宋子文，请其向蒋、戴说情。3月8日，阎宝航、王化一分别找到戴笠，提出保释黄显声。戴笠知隐瞒不住，便推卸说：“宋部长和我说了，但是此案是康兆民{2} 签呈的，又是委员长亲批，案情严重，暂时不能保释，稍缓再为设法。”并告说，黄显声已转押武昌行营，归第二科办理。阎宝航遂与王化一当即在武昌要求面见黄显声，终未获准。接着，阎宝航又与王化一发动东北知名人士刘哲、莫德惠等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保释黄显声。

本来是秘密逮捕，却搞得外面全知道了，气得蒋大骂戴笠。戴笠一气之下，将密告黄显声的特务张碧天以泄露机密的罪名关起来，此人因此精神失常，后死于狱中。阎宝航等的营救行动，暴露了蒋介石丑行，为各方面的营救提供了依据。蒋介石一时陷于被动局面。后密令将黄显声押解湖南益阳，又转移贵州息烽。1946年军统撤销后，黄被解往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内的渣滓洞。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下密令将囚禁于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杀害，其中包括黄显声{3}。这是阎宝航一生中深感懊悔的另一件事。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努力取得了一些战斗和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终于招致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同时，蒋介石借日本侵略者的手，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实现，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强大了，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集团的恐惧和仇视。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改变，蒋介石开始由抗日转移到投降反共方面来了。作为生活在国民党营垒里的秘密共产党员阎宝航，对此深切地感到，蒋介石的抗日出于被迫，所以在上海南京失陷，蒋政府迁往武汉时，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亦在进行中。

孔祥熙曾在武汉中央银行邀集抗日爱国人士，公开宣称“没钱打仗”，提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荒谬观点，被阎宝航称其为“三战论”加以讽刺。当时，蒋政权抗战势头锐减，中国共产党反对妥协投降运动也及时展开。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联合当时在武汉的各界爱国人士奔走宣传，坚决反对蒋政权妥协投降活动，阎宝航则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身份，参加公开活动。当时蒋政权对抗日爱国人士加以种种威胁迫害，“但我在党的领导和爱国同志的互相鼓励下，坚决奋斗。我曾与范长江同志于一月夜在江岸散步，谈及斗争之紧张严重时，彼此会心一笑地说：‘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最后归宿地。’”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机构，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权由蒋介石嫡系人物陈诚把持（部长），以便控制军队和民众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这样，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聚集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对敌、对国外宣传，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阎宝航时任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二厅、第三厅工作。这时，阎宝航已正式辞去了新运总会副总干事职务，他利用设计委员这一职务，不失时机地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一次，阎宝航以设计委员名义参与第二厅工作会议，厅长康泽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民众组织训练办法为题，讨论拟定抗战动员民众条例。期间，戴笠在家设便餐招待东北人士，阎宝航被邀居首席。席间谈及康泽拟订动员民众抗战条例一事，阎宝航对他们说，“我曾对康泽办法提出批评，原中央宣传部所拟订的组织训练民众的办法，完全是限制民众，何从谈起动员。若真动员民众起来抗战，就不能限制民众。”戴笠即满面红涨地说：“你这是给共产党张目。老实说，我们是病汉，共产党是壮汉，我们不但不和他们赛跑，还要限制他们跑。若照你的主张去动员民众，那就给共产党创造机会。”阎宝航不甘示弱地说：“问题是我们不抗战，那就无话可说。如果要抗战，就要动员民众，而不可限制民众。”这样双方针锋相对，举座惊愕，不欢而散。戴笠留住阎宝航说道：“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使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此后，戴笠不但未再邀他去谈，却派特务跟踪他，康津也不再找他参与其事。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3)

对这件事，阎宝航曾作过反省，组织上也曾指示他，在国民党的营垒里，为了某种特殊任务，也可以讲些对国民党的奉承话，甚至说点对共产党的批评话。他认为，岂能这样。为复土还乡，无论是在东北时还是在救国会工作时，如果对国民党采取阿谀奉承的态度，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他说，“我一贯站稳爱国的正大立场，我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东北的社会地位，全国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对我的同情和支持，加上过去几年中在蒋政权中取得的声望，以及和国民党上层的种种关系有利条件，断言特务不敢轻易动我。也正因为我有上述的条件，才能担负并完成组织上在这以后交给我的特殊任务。”

1938年，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之后，开始威逼武汉，战火愈燃愈烈。许多人离开武汉，流亡巴蜀。而正在成都金陵女大就读的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却放弃学业，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工作，来到武汉。她对父亲说：“我应该去做群众工作，揭露敌人的残暴，宣传抗日救亡。”阎宝航支持她的想法，说：“你应该去学习革命的道理，先去找周先生谈谈吧。”阎明诗来到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她崇拜的周伯伯。明诗向周伯伯表示去延安的迫切心情。几句对话使她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周伯伯最后问她：“你能吃得苦吗？”明诗把声音提高，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得苦。”为了表示吃苦的决心，她把一头乌黑的秀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并和父亲一起照相留念，以表示坚定的革命决心。就这样，阎明诗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阎宝航望着北去的列车渐渐远逝，噙在眼里的泪顺着面颊淌了下来，火车的汽笛声划破了夜空……

阎明诗于1938年5月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延安一呆就是四年，主要学习军事技术、马列主义，学会两种以上外语。当时在抗大学习期间经常能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能叫出阎明诗的名字。不久，阎宝航把18岁的阎大新、16岁的阎明英、15岁的阎明智先后送到了延安。阎大新分到瓦窑堡抗大1队，培训了三个月就赶赴抗日前方了。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保卫武汉大会战中失利，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武汉迁往重庆。按照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东总党组讨论了在紧急情况下东总的撤离与工作布置，决定东总分四路撤离武汉：陈先舟、张希尧率一部分会员撤往西安，会同在西安的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东总负责人，加强东总陕西分会工作；刘澜波、张学思等撤往延安，建立延安分会；于炳然、刘丕光率一部分会员撤往衡阳，以便联合两广及湘赣等地会员及东北流亡同胞创立东南分会；阎宝航和于毅夫则率东总总部迁往重庆。

注释：

① 张学思于1933年4月，经王金镜同志介绍，经关成章代表党组织批准，成为中共党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2} 康泽的别字。

{3} 经东北军党史组，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查证：黄显声系中共特别党员，1936年8月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