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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总序

- 前言

- 第一章（1）

- 第一章（2）

- 第一章（3）

- 第一章（4）

- 第二章（1）

- 第二章（2）

- 第二章（3）

- 第二章（4）

- 第二章（5）

- 第二章（6）

- 第二章（7）

- 第二章（8）

- 第三章（1）

- 第三章（2）

- 第三章（3）

- 第三章（4）

- 第三章（5）

- 第三章（6）

- 第三章（7）

- 第三章（8）

- 第四章（1）

- 第四章（2）

- 第四章（3）

- 第四章（4）

- 第四章（5）

- 第四章（6）

- 第四章（7）

- 第四章（8）

- 第五章（1）

- 第五章（2）

- 第五章（3）

- 第五章（4）

- 第五章（4）

- 第五章（5）

- 第五章（6）

- 第五章（7）

- 第六章（1）

- 第六章（2）

- 第六章（3）

- 第六章（4）

- 第六章（5）

- 第六章（6）

- 第六章（7）

- 第七章（1）

- 第七章（2）

- 第七章（3）

- 第七章（4）

- 第七章（5）

- 第七章（6）

- 第七章（7）

- 第七章（8）

- 第七章（9）

- 第七章（10）

- 第七章（11）

- 第七章（12）

- 第七章（13）

- 第八章（1）

- 第八章（2）

- 第八章（3）

- 第八章（4）

- 第八章（5）

- 第八章（6）

- 第八章（7）

- 第八章（8）

- 第八章（9）

- 第八章（10）

- 第八章（11）

- 第八章（12）

- 第八章（13）

- 第八章（14）

- 第九章（1）

- 第九章（2）

- 第九章（3）

- 第九章（4）

- 第九章（5）

- 第九章（6）

- 第九章（7）

- 第九章（8）

- 第九章（9）

- 第九章（10）

- 第九章（11）

- 第九章（12）

- 第九章（13）

- 第九章（14）

- 第九章（15）

- 第九章（16）

- 第九章（17）

- 第九章（18）

- 第九章（19）

- 第九章（20）

- 第九章（21）

- 第九章（22）

- 第九章（23）

- 第九章（24）

- 第九章（25）

- 第十章（1）

- 第十章（2）

- 第十章（3）

- 第十章（4）

- 第十章（5）

- 第十章（6）

- 第十章（7）

- 第十一章（1）

- 第十一章（2）

- 第十一章（3）

- 第十一章（4）

- 第十一章（5）

- 第十一章（6）

- 第十一章（7）

- 第十一章（8）

- 第十一章（9）

- 第十一章（10）

- 第十一章（11）

- 第十一章（12）

总序

总序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 “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2008年10月于长沙

前言

前言现代科技诸领域中，发展猛的主要是这样两个领域——电子技术和生命科学。这两大学科的突飞猛进，简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而在整个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则无疑是遗传学。由孟德尔、摩尔根开创的这门新兴学科，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所有门类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门类，克隆绵羊“多利”的问世所引起的巨大的学术和伦理震荡，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自20世纪30年代起，以李森科为首的科学黑帮“米丘林学派”却在苏联当局尤其是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把整个经典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苏联的遗传学研究机构或土崩瓦解，或鸠占鹊巢；苏联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被流放、被逮捕，苏联遗传学泰斗尼·瓦维洛夫院士等更是被判死刑。本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被基本摧毁；李森科的伪科学“米丘林生物科学”则在苏联泛滥成灾，给苏联的科学事业和农业、林业生产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曾与李森科为敌的赫鲁晓夫在出掌苏联最高权力之后，出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与李森科握手言和。所以，尽管李森科在分子生物学时代仍然顽固地反对染色体—基因理论，却在苏联继续走红，直到赫鲁晓夫下野，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对苏联学术界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苏联遗传学这才回归孟德尔—摩尔根，从而走向复兴。

本书所记述的，就是李森科及其所谓“米丘林学派”崛起和覆灭的过程。

第一章（1）

第一章神秘的关注苏联人的天真就是在那一天被埋葬的。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到来了。

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在家中写完报告，去参加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他走进斯莫尔尼宫，发现背后警卫员的脚步声突然消失，高兴地想：“哈，这次我终于甩掉了他！”不等警卫员跟上来，便上了三楼，向会议室走去。当他停下来开门时，响起了低沉的枪声；有人从附近向他射击。他摇晃了一下，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那顶卡其布帽子掀落了一半，盖在他的脖子上，鲜血从他的伤口汩汩向外冒。

基洛夫击中基洛夫的这一枪，可与塞尔维亚中学生加夫里拉·普林齐普1914年击中奥地利王储弗兰西斯·菲迪南的那一枪相比。普林齐普的那一枪改写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击中基洛夫的那一枪，则改写了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刺杀基洛夫的凶手是列宁格勒青年工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此前不久他被开除出党，再也无法找到工作。愤怒和绝望之中，他萌生了暗杀的念头。他认为自己是党内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因此必须杀掉一个党的官员，以这种方式向党抗议。

但尼古拉耶夫的行刺与普林齐普的行刺又不尽相同。普林齐普的行刺完全是个人行为，尼古拉耶夫的行刺则是典型的政治密谋的结果——这个政治密谋之阴险与狡诈，恐怕连马基雅维里都会自叹弗如。

尼古拉耶夫行刺的最初目标，不过是党的普通官员，他把这个念头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很快就向内务部列宁格勒局告了密。但出乎那位朋友的预料，契卡人员并未将尼古拉耶夫立即逮捕归案，反而给了他一项特殊使命：要他继续与尼古拉耶夫保持密切接触，尽一切可能，将尼古拉耶夫的刺杀目标从党的某个普通官员转向基洛夫。从此，尼古拉耶夫便成了苏联内务部幕后操纵的一个木偶。在苏联内务部的精心安排下，1934年12月1日，尼古拉耶夫闯进了斯莫尔尼宫……暗杀基洛夫有一箭双雕之妙：首先是成功除掉了在当时惟一有能力与斯大林竞争苏共总书记宝座的政治对手；更重要的是，如赫鲁晓夫所说，“把基洛夫当成了牺牲品，为的是利用基洛夫的死来震动全国，镇压斯大林不喜欢的那些人。”

苏联人的天真就是从那天起被埋葬的。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到来了！

冤情似海，血流成河，但没有人挺身而出，抵制罪恶的恐怖狂潮。相反，人们还不能不宣誓效忠，甚至德高望重的科学泰斗也不能例外。

第一章（2）

基洛夫遇刺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重大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议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决议说：

“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

1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

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

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

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通知书。

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适用于和平时期的所谓“法规”，甚至比战时军法更严酷无情；它为国家权力机关无法无天地对待本国公民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任何案件，只要国家权力机关愿意，都可以称之为“恐怖活动的准备”。侦察过程缩短——只有最多十天时间，使审案只能表面化和直接进行伪造。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新“法规”，实质上都是为炮制冤假错案、为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狂潮作舆论和法制上的准备。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的红色信号弹，就这样升空了。

1935年5月13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对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的命运极端重要的四项决议。该决议的主题便是——“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据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两年侦察，然后制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该计划主要规定了“消灭”的具体程序——1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及其特务网，按照(1）知识分子；(2）工人；(3）农民这三个类别，对苏联的全体男性成年居民和妇女进行不公开的政治审查。

2对这些社会类别中的每一个人，都规定消灭对象——“人民公敌”——的百分比。

3制订了“人民公敌”的详尽的“特征表”。

4制订了按日历进行的计划，规定了按区、州、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消灭“人民公敌”的确切日期。

被史家称为“叶若夫恐怖制度”的行动给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公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还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揭发和铲除人民公敌”的运动。千百次地召集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人民公敌”。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动员起来了，在揭发“人民公敌”方面展开了激烈竞赛，只有积极揭发“人民公敌”，才能显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也才能得到当局的暂时信任。告密因此像瘟疫一样地迅猛扩散——妻子告丈夫、儿子告老子、兄弟告兄弟……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1937年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代表会议上，有一个代表吹嘘说，他在四个月内亲手揭发了一百多个“人民公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哲学战线”的两个密探——米丁和尤金，竟然能够通过一次告发就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共产主义科学院全部成员下狱，而在此之前，该科学院被认定为苏共中央的理论实验室。

从这时起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叶若夫恐怖制度”这一行动一直未曾停止过。据统计，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有7400万人受到迫害；被从肉体上“消灭”的无辜苏联公民则在500万以上，包括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的1108名，苏共十七大13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的83名，所有副国防人民委员、几乎所有军区司令和集团军首长……冤情似海、血流成河，但没有人挺身而出，抵制罪恶的恐怖狂潮。相反，人们还不得不宣誓效忠，甚至于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也不能例外。1937年1月28日，在苏联报刊上出现了这样一封公开信：《我们要求无情镇压我们伟大祖国的卑鄙叛徒》。和当时所有这类文件一样，公开信没有列举任何事实，而是充满了威胁和诽谤，通篇都是呼吁当局将所谓“人民公敌”消灭、踏烂、粉碎。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公开信之低级下流实在不足为怪，令人深感诧异的是这封公开信的作者名单不同凡响——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巨擘，诸如：

第一章（3）

维·米·莫洛托夫、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1936年）巴赫，化学家；凯勒尔，作物栽培学家；古布金，地质学家；巴甫洛夫斯基，生物学家；奥布拉兹佐夫，机车制造工程专家；斯佩兰斯基，生理学家；拉夫连季耶夫，数学家；兹德罗多夫斯基，流行病学家。

在作者名单中排行第三的，则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尼·瓦维洛夫院士。尼·瓦维洛夫院士在公开信上签名时大概不会料到，仅仅三年之后，几乎就在同一天，他本人也成了“人民公敌”并将在铁牢的铺板上死去。

苏联科学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严密关注下生活和工作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要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他们的政治可靠性，甚至有权对他们——即便是科学院院士——的专业水准作出裁决。

尼·瓦维洛夫便是这种特殊关注的牺牲品——当然不是惟一的牺牲品。

苏联历史上有一对著名的兄弟院士。弟弟叫谢·瓦维洛夫，兄长便是尼·瓦维洛夫院士。谢·瓦维洛夫的生平，1951年2月25日出版的《新华月报》曾作如下评述：

尼·瓦维洛夫(1887-1943)谢·瓦维洛夫，名声显赫的物理学家和苏联科学院院长。他的威名传颂在他自己的国家和世界……瓦维洛夫因光学上的发现而出名。自1932年起他领导“皮奥揣·李比杰夫物理研究所”，同时（直至1945年）指导“国立光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瓦维洛夫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液体的光谱现象、坚体和“压力”的关系、光谱的色偏及其他性质上他创立了很多基本定律。瓦维洛夫和他的助手们第一次发现光学上测度光线波动量的基本方法。瓦维洛夫院士和契林尼院士、法朗克、罗曼合作，在电子比光运动速度较大的条件下发现了一组可见的新光谱。

瓦维洛夫是一位有一百多种科学著作和书刊的作家。他是第一个翻译“牛顿力学”的俄罗斯人，在这部著作中他增加了有价值的科学的和历史意义的介绍文字。他的专论“牛顿”和“伽里略”被很多人阅读着。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很多国防光学工具是在他的指导下制造的……瓦维洛夫院士由于他的出色的科学成就得过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他曾得过两次斯大林奖金。

第一章（4）

谢·瓦维洛夫固然是身手不凡。他的兄长尼·瓦维洛夫院士的学术成就同样辉煌甚至可说是更辉煌——尼·瓦维洛夫，苏联首席生物学家、首席农学家和首席遗传学家，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副主席和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主席。其生平事迹，《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美〕 J丹第斯等著）、《古今科技名人辞典》（〔美〕 I阿西莫夫等著）、《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传记》（〔东德〕W普勒塞教授等主编）等均有专门介绍。《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瓦维洛夫”辞条称：

瓦维洛夫（18871125—1943126），苏联植物遗传学家……他曾在遗传学科学奠基人贝特森领导下于剑桥大学和伦敦约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进行研究（1913—1914）。返回俄国后，任萨拉托夫大学植物学教授和彼得格勒应用植物研究所所长（1917—1929）。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期间，在全国建立了400个研究所。1916—1933年到世界各地考察，走过伊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南美洲，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他带回国5000个各种野生植物标本和31000个小麦样品，准备进一步研究和繁殖。他根据在世界各地的观察提出一个假说：栽培植物起源的中心应是其野生亲缘种显示出最大适应性的地区。这些结论写入了《栽培植物的起源、变异、免疫和繁殖》一书（K·S·切斯特译成英文，1951）。1920 年他发展了这一学说。他最后提出了十二个世界植物起源的中心。他是公认的对植物种群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

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的会议厅瓦维洛夫兄弟堪称苏联科学史上的双璧。但他俩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弟弟谢·瓦维洛夫在政治上如日中天，哥哥尼·瓦维洛夫却像受难的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

但无论是如日中天的弟弟，还是被钉上了十字架的哥哥，尽管他俩的命运悬若天壤，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俩都是专政机器的特殊关注对象。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局，曾向斯大林呈送一份这样的文件——院士X——黑色冶金方面的大专家。由于妻子太吝啬，很少与同事们交往。

院士谢·瓦维洛夫——物理学家。年富力强。其兄尼·瓦维洛夫——遗传学家，1940年由于在农业中进行破坏活动被捕，判刑15年，死于萨拉托夫监狱。

院士B——仅仅在数学家中有威信。单身，酗酒。

院士维·彼·沃尔金——副院长。有二十多人指控沃尔金是托洛茨基分子。至少没有受过嘉奖，不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院士H——可燃物质研究所所长。有情报说，领导研究所不力，常生病。

院士Y——据人民公敌供词是反苏杂志的参加者。在探矿领域进行过破坏活动。很注意个人享受。

……名单很长，当局就是根据类似的“文件”作出决定科学家个人命运的决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要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他们的政治可靠性，甚至有权对他们——即便是科学院院士——的学术水准作出评判。

这份几十年后才披露的文件，兄弟院士当然是无缘目睹了，兄弟院士并不清楚，他俩一直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殊关注下生活和工作着。尼·瓦维洛夫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特殊关注的牺牲品。

尼·瓦维洛夫遇难的直接原因，则在于他与另一位苏联科学家李森科的激烈冲突。

第二章（1）

第二章恩将仇报不能从学术上战胜对手，那么就从政治上打倒他！

李森科(1898-1976)为了加强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苏联当局在科学、文化事业的每一个分支领域，都安排了一个“排头兵”，由“排头兵”代表当局对各分支领域进行管理。例如，多年来在苏联文学界充当“排头兵”的是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艺术领域的“排头兵”是以画领袖像而著称的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电影界的“排头兵”是勃利沙科夫；冶金工业的“排头兵”是巴尔金院士。

当局指定的苏联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排头兵”则是特罗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1898年9月26日生于乌克兰波格塔瓦州卡尔洛夫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别洛齐尔科夫斯克试验站干了一段时间，任主任技师；接着到乌克兰基洛瓦巴德育种站工作，任豆类作物育种部主任；二十年代末调入设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的棉花试验所。在冈察，他的主要职责仍旧是管理豆科作物，大约一年中每五天就要播种一次。当时，瓦维洛夫领导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也在进行类似试验，从报上得知李森科的试验情况后，瓦维洛夫很感兴趣，特意前往观摩。

初次相遇的瓦维洛夫和李森科，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上的人物。李森科初出茅庐，在学术上几乎是一穷二白；而瓦维洛夫呢？早在沙皇时代就已经是教授了，1919年因创立植物传染病免疫学而声名鹊起，二十年代他更是威震国际学术界。1920年6月，全俄育种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萨拉托夫召开，瓦维洛夫首次报告了他的遗传变化中同源系列理论。与会者立即意识到，这一理论对苏俄农业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著名生理学家萨列夫斯基马上走上讲台，向瓦维洛夫张开双臂：“这次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生物学界欢迎它的门捷列夫！”。遗传变化中同源系列理论在1921年的国际农业大会上同样得到高度评价。1927年，瓦维洛夫向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报告了他的新成就——《论农作物的遗传中心》，他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理论也得到世界承认。“要统计他有多少科学成就和社会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前东德科学史专家W·普勒塞在为瓦维洛夫所写的传记中所发的感慨。瓦维洛夫不仅是科学泰斗，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寻找苏联所需要的栽培作物。他是随着骆驼商队穿越难以通行的阿富汗卡菲里斯坦省的第一个欧洲人，这是1924年的事。印阿边境上有座英军要塞，英军不时开炮射击，以阻止游人接近；但要塞背后是小麦故乡卡菲里斯坦省大片大片的麦田，为了采集小麦样品，瓦维洛夫冒着生命危险，沿着一条小路悄悄接近要塞……两年后，瓦维洛夫的驼队又穿越了埃塞俄比亚。在埃塞俄比亚，驼队遇上了江洋大盗；瓦维洛夫镇定自若，拿出买路钱，把驼队带出了绝境。在叙利亚，他冒着起义的德鲁兹人的炮火收集小麦麦穗。他乘坐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失事，法国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几乎是紧靠狮子洞穴的空地上，被吓得手足无措。瓦维洛夫却一派从容，点起几堆篝火，整夜驱赶在四周游来晃去、怪叫不已的猛兽……他热爱遗传学，为了他的遗传学玩命似地奔波。荣誉当然要和他形影不离。阿比西亚（即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与他会晤，英国内阁大臣和法国的部长们接见他；苏联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瓦维洛夫的事迹——“瓦维洛夫在安第斯山的山峰上”、“瓦维洛夫在日本学者的家里作客”、“平扎的集体农庄庄员以瓦维洛夫教授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组合”……他在1926年出版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论》则成了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不仅是科学家，就连普通报刊都热衷于谈论这本书，“最近几天，我……读完了尼·瓦维洛夫的著作《栽培作物起源中心论》，仔细查阅了他编制的苏联农业地图——这是多么有才能、多么重要……”这段话出自文豪高尔基的笔下。1923年瓦维洛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6年，瓦维洛夫因发现植物免疫理论、同源系列理论和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理论而荣获国家最高奖——列宁奖；因对阿富汗的成功考察而荣获普热瓦利斯基金质奖章。同一年，他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他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是当时所有苏联科学院院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41岁）；他还是全苏农业科学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全苏地理学会主席；英国生物学家协会、英国园艺家协会、印度科学院、阿根廷科学院、苏格兰科学院、民主德国哈雷科学院、乌克兰科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也莫不以拥有瓦维洛夫为自己的成员而自豪。

的确，与科学泰斗瓦维洛夫相比，李森科是太微不足道了。所以，对瓦维洛夫的到来，青年李森?是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能与瓦维洛夫对话，这对青年李森科来说实在是一种抬举。而当时李森科给瓦维洛夫的印象也还不坏。青年李森科很有个性，“高高的个子，干瘦干瘦的，通常是满身泥巴。他把鸭舌帽随随便便地戴在头上，总是歪在一边。一句话，完全不注意外表。他睡不睡觉——不清楚，我们下地时——他已经在田里了，我们回来时——他还在那里。总是在那里摆弄他的那些豆科作物，所有的时间都和它们在一起。他对它们关怀备至。他对它们的熟悉和理解真是太透彻了，好像是他能和它们讲话，能渗入它们的灵魂之中，他的那些作物‘会想’、‘会要’、‘会爱’、‘会痛苦’……”李森科的一位同事、后来的亲密战友多纳特·多尔古申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到。在信中多尔古申还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创造才能的人，新的独特的想法从他那里一个劲地涌现出来。而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会在头脑中激起一连串飞速旋转的有趣的想法。他总是想着自己的工作，是个热心的拼命干活的人，具有难以置信的敏锐的观察力。”

不能说这些描述都是虚构，青年李森科确实不乏可爱之处——聪明能干、事业心强。正是这些可爱之处吸引了瓦维洛夫。但仅有这些描述是不够的。青年李森科还有另外的一面。对那一面，当时的著名记者费道罗维奇有过最传神的描述——如果以第一印象判断人，李森科不免让人头痛。生来健壮，但神情沮丧。沉默寡言，貌不惊人；他给人的全部印象是愤世嫉俗，郁郁寡欢，好像随时都准备搞掉某个人似的。只有一次这位赤脚科学家开恩笑了一笑，那是有人提到加糖和酸奶油的波尔塔瓦樱桃汤团。

第二章（2）

直感并非总是错误的。名记者费道罗维奇对李森科的直感就一点没错。可惜他当时没有重视更没有相信自己的直感，而只是为李森科可爱的一面所吸引。与李森科过从较多而且是饱经沧桑的名记者尚且如此，象牙塔中的瓦维洛夫对新相识的另一面就更不可能有全面了解了。瓦维洛夫不知道新相识真的愤世嫉俗，郁郁寡欢，随时都准备搞掉某个人。也不知道新相识根本就不曾读过外国生物学文献（一方面是不屑一读，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懂外文而无法阅读），并且根本就瞧不起遗传学研究和一切科学的实验研究。上面提到的那位多纳特·多尔古申在同一封信中说：“我们在研究所里从事的许多研究，例如遗传学研究，他都认为是‘有害的胡说八道’，并且断言，我们工作中的成就取决于我们能否迅速地把这一切忘掉，‘从这些麻醉剂中解放出来’。”李森科当时的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李森科相信，“从棉花种子里可以培育出骆驼，从鸡蛋里长出波巴布树……”谁会想到，李森科并没有把这些当玩笑，二十五年后，李森科会一本正经地向公众报告：他所从事的把一个品种改变为另一个品种的试验取得了伟大成就，比如，他用小麦种子培育出了三种不同属的作物：小麦、大麦和黑麦……在短短几天的相处中，为了吸引“大人物”瓦维洛夫的注意力，李森科像孔雀炫耀自己的羽毛那样竭力向瓦维洛夫表现自己。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丑陋的一面也就一无所知。带着对新相识的美好印象，瓦维洛夫回到了列宁格勒。

瓦维洛夫确认李森科为“重点培养对象”。他何曾料及，他培养的竟是他自己的“掘墓人”。

1929年，李森科接到在全苏遗传学和育种家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邀请。对于几乎没有著述的李森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荣誉。虽然这次大会名义上是全苏的，却有许多来自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出席，使这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国际遗传学家聚首的盛会，学术报告的水平非常之高，外国科学家评论：“在苏联所发表的遗传学和育种学方面的论著超过了西方国家所出版的所有著作。”

能出席这样高级别高水准的学术盛会，青年李森科心中有数——当然完全是因为大会主席瓦维洛夫院士的大力提携。

李森科满面春风地登上了这次学术盛会的庄严的讲坛，在瓦维洛夫院士爱抚的目光中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面向世界科学精英的正式演说。他满以为会博得满堂彩，但却反应平平。育种家马克西莫夫更是对李森科的试验所存在的方法上的问题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对乘兴而来的李森科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盆盆冷水，让他的心凉了个透。他的同道道尔哥辛当时就发现从列宁格勒归来的他情绪不佳。道尔哥辛后来回忆：“科学界的栋梁们采用了老一套的手法：对李森科的论文置之不理……从遗传学家的会议回来时，他认识到他找错了门，他的发现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教条主义的追随者来说毫无用处。”

其实这是道尔哥辛和李森科的偏见。正常的学术论争，在心胸狭窄的李森科们的眼里变成了党同伐异。苏联生物学泰斗瓦维洛夫并不曾对李森科故意视而不见——倘若如此，他又何必主动邀请李森科与会呢？恰恰相反，瓦维洛夫还尽量设法维护李森科。会外瓦维洛夫特意提醒对李森科持批评态度的马克西莫夫：一定要支持李森科，因为李森科具有创造才能，他没有依赖别人而自己得出了许多结论。

好心没好报。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大力提携在李森科看来不过是一场恶意的捉弄，因此非但无功，反而有罪。李森科对瓦维洛夫和所有像瓦维洛夫那样的正统科学家从此心怀嫉恨。20年后，多纳特·多尔古申的弟弟尤里·多尔古申，一位通俗作家，在其《新生物学的起源》一书中描写李森科出席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学家代表大会的情景时指出：

“这是他和敌手的第一次会面，从这次会面中他开始明白，在这场斗争中他应当以另外的方式来行动。”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特罗菲姆·李森科院士“另外的方式”究竟是什么——不能从学术上战胜对手，那么就从政治上打倒他！

斯大林同志不断向李森科表达自己的爱意——给李森科颁发各种奖章、“选举”李森科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从1935年起，倘若这位“人民科学家”不到会，那么从育种到施肥的所有苏联农业问题都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任何一次苏联农业会议也开不了。

两年后，李森科从阿塞拜疆调入乌克兰科学院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生理研究室。他把他在冈察开始的试验也带到了敖德萨。

李森科所从事的试验叫做“春化法”，正是这项试验引起了瓦维洛夫的重视，也正是这项试验最终使李森科飞黄腾达。李森科轰动苏联乃至国际学术界的这项试验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追随者多纳特·多尔古申是这样讲述的：

第二章（3）

斯大林和高尔基他（指李森科——引者注）证实（而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怀疑），所有通常认为需要冬眠以便来年开花结果的秋播作物，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休眠”。它们不是需要休眠，而是需要寒冷，稍微降低原有的温度（但不能低于零度）。

在这种低温下，它们可以不间断地生长，并结出种子。而这种低温，即使在作物尚不是作物，还是刚刚萌动的种子时，也能起作用。因此，比方说，如果将秋播小麦的种子稍加浸润，在低温中搁置一定的时间后，在春天播种，它们就会像真正的春播作物那样正常发育生长，并在夏天长出好庄稼！

想想吧，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呢？缩短植物的营养期，把许多作物移到北方去，鬼知道还会发生什么！这无疑是一项新发现，一项有巨大科学意义的发现……这就是我们的李森科！

多纳特·多尔古申的欣喜之情是不难理解的。对这个昨天的农学院学生来说，“春化法”可能是个新的和相当重大的发现。事实上，李森科的“春化法”确实有它的试验价值，在阿塞拜疆也确实有些收效，所以它才受到瓦维洛夫以及科学院院长科玛洛夫、里科特教授、凯勒院士等生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的重视。但李森科的“春化法”究竟有多大实用价值，在当时无疑还处于观察之中，有待探讨和证实。比如，它在试验田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大田取得成功；它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阿塞拜疆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苏联农村地区取得成功。它有合理成分，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和局限。

对李森科“春化法”的缺陷和局限看得最清楚的，是“全苏应用植物和新作物研究所”负责人马克西莫夫。在瓦维洛夫指导下，早在1923年，马克西莫夫就开始摸索使珍贵的冬型谷物品种免遭苏联北部地区严寒气候伤害的具体措施并且卓有成就。因为马克西莫夫和李森科做着同样的工作，而且其研究水平比李森科高，1929年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格勒斯卡娅真理报》曾刊发一条通栏标题：《越冬作物可改造为春播作物——苏联科学的成就》，标题之下的全部文字讲的都是马克西莫夫的试验，只字不提李森科。

李森科必然遭遇来自马克西莫夫的挑战。马克西莫夫指出，倘若晚夏遇到干旱，“春化法”固然可以保护植株免受干旱影响，从而提高产量。但根据试验资料，晚夏若不发生干旱，“春化法”则反而使产量降低；而且不是所有作物都宜于春化处理，一些小麦品种就对春化处理毫无反应。不只是马克西莫夫持有异议。李森科的春化理论要求在湿度和温度都得到控制的专用房间里，把种子浸泡起来并不停地翻动；如果照此办理，每个集体农庄的成千上万吨种子，必然占用大量的劳力和大量的专用房间，这既麻烦又冒险；浸过的种子因过热或发芽而造成损失也是常有的事。实施“春化法”往往得不偿失，所以不少农庄庄员抵制春化处理。但所有这些，都无法遏止“春化法”的滥用和李森科的崛起。

李森科不败的主要因素，则在于政治强权的介入。对此，亲身体验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苏联生物学家约翰·霍尔戴恩曾经满腔悲愤地指出：“李森科的想法是错误的，极端错误的……而我认为，苏联的农业和苏联的生物学发展之所以极不顺利，正是因为把妨碍在我和大多数遗传学家看来是很有价值的工作的权力交给了他。”那么政治强权究竟为什么要对李森科“情有独钟”呢？

1929年从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上扫兴而归的李森科，很快就时来运转，终于成了“春化热”的中心。这一年，他父亲在春季播下了埋在雪地里过冬的越冬品种乌克兰卡种子，获得了每公顷1200公斤的好收成。听了父亲的经验介绍，李森科欣喜若狂，不失时机地掀起一场大肆渲染其“春化成就”的运动。当局马上作出反应——农业人民委员部专门组织了一个鉴定委员会，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派出大批官员、记者、专家去老李森科农场参观。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并在第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称李森科为春化学说的奠基人。

双方一拍即合。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需要——20年代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场纯粹依靠暴力推行的实验，给苏联的农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集体化刚刚实现，粮食产量就停止了增长，而且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农业集体化之前的水准。畜牧业也出现同样情况，1933年，苏联的牲畜头数比1928年减少了三分之二……。自然力的报复是毫不留情的：一场可怕的饥荒、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饥荒就在这时降临了，在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乌克兰，到处是蚂蚁群一样的流亡饥民，仅在乌克兰，就有两百万人被饿死。饥荒驱使人们盗窃公粮，为此当局不惜制定严刑峻?，如所谓“麦穗法”：凡“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都要枪毙或判处十年劳改；甚至还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规定：12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直至判处死刑！但这些严刑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盗窃公粮的风潮，却没法让土地多长庄稼。为了改变苏联农业现状，不知开了多少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多少决议，但病入膏肓，苏联农业不仅始终毫无起色，而且是每况愈下。当局急于搜求灵丹妙药来疗治农业上的千疮百孔。李森科看准了这一点，他的研究因此完全适应当前的政治需要。他许诺要提高作物的产量，发誓说在每公顷的黍子地里可收获一百普特的庄稼，保证按他的方法栽种到南方的马铃薯不再退化……他不单单推断这一切，还运用了精确的计算。不错，他推断的是未来的收获，这种未来的收获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但在病急乱投医的当局的眼里，他的推断却是完全可信的。

第二章（4）

而在当道诸公中，最欣赏李森科的则是伟大园丁斯大林同志。农艺师李森科的理论不仅通俗易懂，并且与斯大林同志所构建的政治哲学体系不谋而合（这一点将在以后的篇章中作集中分析）。斯大林同志自然要对他刮目相看。更何况李森科是那么的俯首帖耳，斯大林同志一向对这种人评价最高，怎么可能不把李森科当国宝呢？斯大林同志不断向李森科表达自己的爱意——给李森科颁发各种奖章，“选举”李森科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从1935年起，假若这位“人民科学家”不到会，那么从育种到施肥的所有苏联农业问题都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任何一次苏联农业会议也开不了。

“请想一想，”几十年之后，学者们这样感慨万千地评说：“尽管‘进步生物学家’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念尽了所有的咒语，30年代的收成却并没有增加；李森科的鼓噪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起那个惹祸招灾的‘春化法’了，它已经被抛在脑后了，就像在西伯利亚的秋季播种、种间授粉、快速地在两年内培育出新的小麦品种、草原上点栽柞树、黍子的高产和超高产以及狂暴的李森科的想入非非的其他许多产物那样被遗忘了。他的答案不单在理论上，就是在实践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李森科固然在理论和实践上站不住脚，但是既得天助，他也就无往而不胜。挑战李森科的马克西莫夫很快便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科学家运动”的牺牲品，被捕不久就被放逐到僻远的萨拉托夫。李森科则得到褒奖——从阿塞拜疆小城冈察调进敖德萨，当局还专门为他在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配设了“春化部”，李森科从此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

但不能把李森科的发迹完全归因政治强权的介入。在这点上，身为苏联首席生物学家的瓦维洛夫院士乃至整个苏联学术界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客观地说，当时整个苏联学术界都对李森科认识不清，批评李森科的马克西莫夫在最初不过是孤军奋战。李森科刚刚得到升迁，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就作出决议：对来自敖德萨的专家报告表示“满意”，同时承认“春化法”是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方法。这本来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有人重复李森科的试验之前就开始肯定李森科的“发明”；但即便是以理性著称的学术界，这时也不免糊涂了。1931年夏天，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再次讨论了李森科的“春化法”并再次作出一致决议：“为了推广和扩大李森科同志在缩短禾本科作物、棉花、玉米、大豆和蔬菜等的营养期方面的工作，兹认为从农业科学院的经费中拨出3万卢布是必要的。”一年后，全苏农业科学院下属的四十个试验站接到通知——通通“按李森科同志的方法进行小麦春化试验”。

李森科及其“春化法”冉冉升空，普照苏联大地，这无疑是强权干预和学术界理性迷失的合成效应。

瓦维洛夫像信任自己的门生那样信任李森科，无微不至地关怀李森科，为李森科的成长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没有瓦维洛夫的关爱，纵然有官方做后盾，李森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脱颖而出……瓦维洛夫满以为自己在为祖国造就栋梁之材呢，殊不知，他所造就的不过是苏联科学界的头号政治杀手！

如果说当道诸公中最欣赏李森科的是斯大林同志，在李森科崛起之初学术界中支持李森科的则首推瓦维洛夫。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期间，瓦维洛夫对李森科及其“春化法”倾注了满腔热情；在这之后他一如既往。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关于李森科试验的几项决议，没有院长瓦维洛夫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顺利通过的。1932年春天，瓦维洛夫亲自到敖德萨巡视，在李森科的陪同下走遍了敖德萨研究所的所有试验田，走遍了各个集体农庄。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汇报毫不怀疑，压根想不到这位农艺师会弄虚作假。在从敖德萨寄往列宁格勒的一封私函中，瓦维洛夫兴奋地谈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李森科的工作是出色的，它将使许多事情要按新方式安排。应当用春化法来重新研究世界上所有的作物……”瓦维洛夫沉溺于浪漫的想像中：改变、缩短南方作物从播种到结实的时间，借助于春化法把最新的外来品种推广到北方去。虽然瓦维洛夫承认，“春化法有许多错误”，但他只看到局部的错误，只认为这是成长中的错误，压根没有想到春化法本身可能是个错误。

在完全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瓦维洛夫自己的笔记中，可以读到这样几行文字——“春化法能增加400万至500万普特土豆……李森科用低温来春化。作物发育需要低温……”

在另一页上，瓦维洛夫龙飞凤舞地写道：

“李森科的春化法……遗传学。营养期。

广阔的余地。”

最后，即笔记本的第189页有这样一行评语：

“大量的作物资源的春化——作物栽培的新方法！”

第二章（5）

这些在不同时间写下的笔记无可辩驳地表明：瓦维洛夫院士在那些年里对李森科及其春化法寄予了多么真诚多么热切的希望啊！那时他坚定地相信：李森科是个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家；李森科的发现对苏联农业来说将是一大福音！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1932年，为了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瓦维洛夫拟了一份苏联代表团名单。除了遗传学教授和博士外，他特意加上了李森科的大名。不仅如此，瓦维洛夫还给李森科写了一封信，热情洋溢地邀请李森科到美国去，“对于一个遗传学家来说，那里将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李森科没有应邀前往，瓦维洛夫不胜遗憾。在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瓦维洛夫作了关于苏联生物学成就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有必要强调“来自敖德萨的特·杰·李森科的卓越发现”。声称：“这一发现为单个地工作的作物栽培学家和遗传学家打开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这些对于各种作物和各种群变中都是特殊的方法的实质，就在于各个组合的无光度、温度和湿度对种子的影响。这一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来培育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并用之于遗传学的工作……这也为把农作物培育的规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创造了条件……”

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建筑之一瓦维洛夫信任李森科就像信任自己的门生，无微不至地关怀李森科，为李森科的成长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没有瓦维洛夫的关爱，纵然有政治强权做后盾，李森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瓦维洛夫的关爱，稍后李森科才能轻松摘取苏联科学界的桂冠——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为了让李森科跻身通讯院士行列，瓦维洛夫苦口婆心地游说李森科的顶头上司、乌克兰科学院院长博戈莫列茨；他还曾写信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帮助学者委员会”：瓦维洛夫推荐发现春化法的农艺师特罗菲姆·李森科为1933年国家奖金候选人。他在这封信中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李森科的发现在现阶段都是极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认为李森科同志是获得国家奖金的首批候选人之一。”

1934年，又是这位瓦维洛夫院士，特意提请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注意李森科的研究，“虽然春化法的性质有待进一步观察，并且也许还会揭示出许多新的东西，”但瓦维洛夫仍把春化法称为“最大的发现”。他同时承认李森科的作物有机体发育阶段论颇有价值。“李森科同志10年来一直顽强地在同一个方向工作，”瓦维洛夫在致科学院生物学部的信中说，“虽然他发表的著作还不算多，但是最近的几篇作品按其意义来说，是对世界科学的重大贡献。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提名他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候选人。”这年5月，他在苏联人民委员会报告农业科学院的成绩时，再次强调了李森科试验的重要性。瓦维洛夫的至交、农学家利季娅·彼得罗夫娜·布列斯拉韦茨教授在去世前不久对电台记者说：“是瓦维洛夫本人把李森科提拔起来的。1934年的某个时候，我出席一次科学会议，当时瓦维洛夫说，‘我们请新秀李森科讲话。’李森科当时的表现真让人受不了。我们就对瓦维洛夫说：这太过分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地把他往高处拔……”

瓦维洛夫是太书生气了。在专业上，他无疑是世界一流；但在政治上、在权术上，他是太幼稚了。正如深知瓦维洛夫的布列斯拉韦茨教授晚年所述，“遗憾的是，这个伟大学者的善良几乎是一种孩子似的天真。这种美好的情感常常妨碍他去识别人。常常为一些小人所利用。”瓦维洛夫以奖掖后进为自己的天职，丝毫没有看出李森科科学天赋之外狭隘的心胸、强烈的功名欲望、不择手段的进取之道；总之，丝毫没有察觉李森科咄咄逼人的杀机。如果说李森科惯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瓦维洛夫则正好相反，惯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亲手为李森科铺就了升迁之路，还以为他是在为祖国造就栋梁之材呢。当他在晚年终于发现自己所造就的不过是苏联科学界的头号政治杀手时，他该经历着一种怎样的精神折磨啊！

普列津特眉目传情，秋波频频，李森科如何能够自持？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就此形成，瓦维洛夫则是他们的主攻对象。

第二章（6）

要做一名政治杀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一名头号政治杀手则更非易事——它不仅需要奸狡巨猾，不仅需要冷酷无情，而且需要高深的政治理论素养；否则，怎么能登上大雅之堂呢？又怎么能在波谲云诡的权力斗争中准确地辨别风向、从而领导同类相残的新潮流呢？

不幸，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特罗菲姆·李森科，所欠缺的正好是政治理论素养；政治杀手所必备的奸狡巨猾、冷酷无情，在他是应有尽有；但政治理论素养严重不足这个缺陷倘若不能弥补，他断然成不了大气候。雄心勃勃的李森科不甘心半途而废，但已过而立之年，知识结构已经定型，推倒重来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了。怎么办呢？

李森科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孤独，一种迫不及待的需要——他需要一个摇羽毛扇的，需要一个精通成文和不成文的苏联政治辞典的狗头军师。

这个狗头军师还真让他给找着了，他便是列宁格勒大学达尔文研究室主任、哲学家伊·伊·普列津特。

正如李森科不懂社会科学，普列津特不懂生物学，对于自然科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但在20年代初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普列津特却偏偏选择自然辩证法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自封为达尔文主义和中学自然科学教学方面的专家，实际上他的惟一专长不过是用阶级斗争这架高倍显微镜来监控苏联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生物学研究；换句话说，他不过是一个文化警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在他也就是职业爱好了。早在结识李森科之前，他的这些职业爱好就已表现得十分充分。苏联著名的科学史专家雷科夫就是他的这些职业爱好的牺牲品。雷科夫写了许多关于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他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争议。1930—1931年，关于雷科夫问题的讨论发展为一场政治批判运动，雷科夫被打倒，和他的弟子一起饱尝铁窗之苦，“雷科夫主义”成了一个广为传用的贬义词。

普列津特是这场政治批判运动的急先锋。他在列宁格勒教育工作者大会上所作的《论雷科夫主义的危害性》的报告于1932年印成单行本，发行量达两万多册，全部篇章都是对雷科夫学派毫无实质内容的政治中伤，如指责雷科夫是国际资产阶级代理人，甚至说雷科夫“令人生厌”、“令人作呕”；“每个正直的同志都对他嗤之以鼻”等等。所幸雷科夫挺过了那场劫难，于1966年获得昭雪释放。1955年，苏联教师和生物学会隆重庆祝雷科夫75岁寿辰，推举他加盟教师科学院并为他出版了纪念专集。

普列津特不满足于仅仅监控苏联的自然科学领域，他要四面出击！一位名叫索克洛夫的列宁格勒小学教员便因此而成了他的职业爱好的又一个牺牲品。这位可怜的人儿一时心血来潮，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一首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小诗，这首小诗纯属应景之作，无关痛痒；普列津特却从这首无关痛痒的小诗中发现了阶级背叛的罪恶苗头，满怀无产阶级义愤地对这首小诗大加挞伐。他说：“‘五一’节是斗争的节日而不是鲜花和全球和解的节日，这一点诗中避而不谈。革命十三年以后，苏联教师索克洛夫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因为这首诗，索克洛夫将得到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一切法西斯分子的喝彩。毫无疑问，索克洛夫关于‘五一’的诗是黄色的。”像沉沉黑夜中的看门狗，时时刻刻竖着耳朵警惕地注视着，发现一丁点儿动静就狂吠不止，这便是普列津特和他的战友们共有的性格。这种性格后来在与瓦维洛夫的斗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普列津特固然是效尽犬马之劳，但像他这样的犬马在当时是成群结队，他也就很难独领风骚。多年的突奔撕咬都归于无效，他仍不过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位普通的哲学教员。于是想改变战略，依附某个“大腕”，像葡萄藤那样攀缘而上。不幸，这位初出茅庐的“批评家”迟迟未能攀上一位足够大的“腕儿”；转而投奔瓦维洛夫，瓦维洛夫也不喜欢“耍嘴皮子的人”，他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也没有能够待下去。几经周折，普列津特终于瞄上了李森科。他一眼就看出，这位苏联科学界的弄潮儿才是他的最佳拍档。李森科固然红极一时，但他不过是浮在浪头上的一只无舵的小舟，需要有人为他指点航向。他要迫不及待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遗传学、并且一般说来是任何生物学理论，但他却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依据。应该像提供浮标那样给他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纲领，和他联手在苏联学术界发动一场当局所需要的“政治大地震”！

普列津特眉目传情，秋波频频，李森科如何能够自持？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就此形成，瓦维洛夫则是他们的主攻对象。

迎合不迎合都在劫难逃，这便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进入30年代之后，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达到了巅峰状态。1932年春在美国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不仅邀请瓦维洛夫率苏联代表团参加，而且推举瓦维洛夫为大会副主席。按照当时的决议，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将于1937年在苏联、在瓦维洛夫工作的地方召开，并授权瓦维洛夫领衔筹备。可以说，那时瓦维洛夫的威名，并不在家喻户晓的挪威极地探险家阿穆·逊和美国飞行员林德伯格的盛名之下。

但在国内，瓦维洛夫却反而开始走下坡路了。公平地说，这倒不完全是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作祟的缘故。

第二章（7）

李森科和斯大林在学术的象牙塔中，瓦维洛夫埋头苦干，全然不知当道诸公已对他刮目相看。即便是官阶最低的苏联公民，其首要政治义务，无一例外都是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官阶愈高，对破坏这个首要政治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就愈大。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有责任不仅向当局表示绝对服从，而且要不断地在公开场合尽情赞美当局和“各族人民之父”、“科学巨擘”斯大林同志——李森科就是这样做的：在公开场合，李森科的每一次讲话，都要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同志的语录；每一次赴宴，都要为苏维埃政权、为苏联的科学事业，尤其要为“各族人民之父”、“科学巨擘”斯大林同志干杯并且意犹未尽，还要为斯大林同志折腰鞠躬致敬。在政治上毫无沽名钓誉之心的瓦维洛夫，根本就无从领悟这些诀窍。他所强烈呼吁的仅仅是——他的科学图书馆要收藏最新的专业文献资料、他的实验室要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他的部属要有足够的经费以从事科学考察……政治在全方位地关注着他，他对政治却是满不在乎。“来而不往非礼也”，政治自以为给了瓦维洛夫太多的荣誉、太高的地位，却并没有从瓦维洛夫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瓦维洛夫对政治的疏离态度注定了他与李森科截然相反的遭遇。

1930年春，在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的火车车厢里，瓦维洛夫不无嘲讽意味地对遗传学家库普佐夫谈起他在克里姆林宫目击的一出活剧：“马克西梅奇（图莱科夫）昨天可触霉头了。我和他去斯大林办公室，他忽然想起要表现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他读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一有机会插话就引用这本书里的话。而斯大林总是不满地瞧着他——布哈林怎的？他不受赏识。”图莱科夫院士固然是弄巧成拙，五年之后，斯大林同志不满的目光变成了把图莱科夫院士送进地狱之门的死亡之光。但嘲讽图莱科夫院士、不屑于迎合政治的瓦维洛夫，不是照样被这死亡之光送进了地狱之门？！迎合不迎合都在劫难逃，这便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对瓦维洛夫最早的几次关键性打击三十年代初已经降临。在人定胜天的高昂热情的支配下，1929年春，苏共十六大制定了一个宏伟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垦1500万亩公顷新耕地。对这个宏伟规划的可行性，瓦维洛夫本来就是半信半疑。1930年6月7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苏共十六大规定的增加1500万亩新耕地的任务，由五年改为一年；并要求从1931年起，每年扩大的新耕地只能在1500万亩的基础上递增，绝对不能减少。三年之中应总共扩大新耕地5000万亩。瓦维洛夫对此更是不敢苟同—— 一个刚刚用铁犁代替了木犁的国家，一个刚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批拖拉机厂的国家，却要开辟这样天文数字般巨大的新耕地，这无论如何都让任何一个稍微冷静的人难以置信。而在事实上，直到1940年，苏联所开垦的新耕地总共也不足5000万亩。瓦维洛夫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锦上添花提出质疑，认为苏联还不具备新耕地开垦规划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但他非但无力制止浮夸风，而且浮夸风不可遏止地从农业生产领域向他主管的农业科学领域漫卷过来——当局很快下达了新指令，要求全苏农业科学院在短短两年内，新建50个研究所，180个地区试验站。培养15000名农业科学家。这简直是拿科学开玩笑。瓦维洛夫哭笑不得，他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努力向当局解释，即使是要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科学也只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的抗命很快就有了报应——1931年1月29日，《经济生活报》刊载了一篇长文：《是应用植物学，还是列宁对大地的更新》，文章锋芒直指瓦维洛夫和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开篇即杀气腾腾：“在列宁的名字掩盖下，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建立起来了，这个组织与其说与列宁的思想毫不相干，倒不如说是敌对的、在阶级上是异己的、彻头彻尾反革命的，它日甚一日地垄断着我们的科学。这个组织就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瓦维洛夫愤怒地作出了答复，但他的答复迟至几个月之后才在报上登出来，而且还由编者附加了一篇不利于瓦维洛夫的按语——暗示瓦维洛夫确实在以纯科学为掩护进行破坏活动。

对瓦维洛夫的第二次关键性打击是在1931年8月3日。这天发布了关于选育作物品种的专项法令。该法令是以苏联共产党中央调节委员会和苏联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它向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全苏农业科学院提出了一个更不现实的任务：除了要求把为各地培育的全部谷物品种所需的时间从十年至十二年缩短到四年之外，还要求更新后的几乎全部谷物品种十全十美：特别是小麦，必须高产、均匀、硬质、抗寒、抗旱、抗虫、抗病、不落粒、不倒伏，还要具有优良烘烤品质……瓦维洛夫和他的同事们纵然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做到；在当时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位生物学家和生物学研究机构能做到。但法令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学理依据，不管在实际上办不办得到，瓦维洛夫都必须办到，办不到就是违抗政府法令。这在客观上为日后指责瓦维洛夫以纯科学为掩护从事破坏活动准备了法律基础。

随着对瓦维洛夫疑忌的加深，当局强化了对瓦维洛夫的监控力度。1933年2月，从美洲归国途中，瓦维洛夫像往常那样在巴黎会见了巴斯德研究所的老朋友梅塔利尼科夫教授、别兹列德卡教授。一封告密信便很快寄回莫斯科：“瓦维洛夫和白俄见面了。”莫斯科很快作出反应。一天，大学时代就已经是瓦维洛夫的红颜知己的利季娅·彼得罗夫娜·布列斯拉韦茨惊慌失措地跑进瓦维洛夫在莫斯科的寓所，她的一位熟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格里戈利·伊波利托维奇·洛莫夫转告她，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上次的国外之行很不满意，所长同志将会受到严厉申斥；至于原因吗……格里戈利吞吞吐吐地说，原因好像是所长同志的国外之行所获无几，却花费了大量外币。瓦维洛夫听了女友紧张的陈述，若无其事。他刚刚冒着生命危险从南美洲采回苏联急需的金鸡纳种子和数千种其他珍贵植物的标本，他问心无愧。于是淡淡一笑：“中央委员会的人不糊涂，他们会弄清楚的。”瓦维洛夫错了——大错特错：中央委员会的人当然不糊涂，但问题是他们没有闲心去把事情弄清楚，他们只知道瓦维洛夫是个问题人物。从此国外之路对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来说是永远地关闭了。

瓦维洛夫政治上的冰河时期便从此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第二章（8）

从1934年夏天起，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开始筹备40周年所庆，同时打算庆祝所长从事科学活动25周年。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以及土耳其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芬兰、波兰和美国的农业部长都发来贺电，但与国外科学界和国外政治家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的反应非常冷淡。尽管瓦维洛夫和他的同事们翘首相盼，当局却保持沉默。而当当局终于打破沉默时，灾难便降临了——在所庆的前四天，当局突然下令，所庆取消。没有任何解释。瓦维洛夫极度震惊，他力图挽回败局，写信向当局申诉，惊讶和愤懑溢于字里行间：“在整个研究所披上节日盛装的时候，纪念活动突然取消，在这个大集体里产生了……极为抑郁不快的印象，像是投了不信任票……在研究所的领导成员中，这一事实自然会引起怀疑:他们是否适合于担任领导工作。”对此当局不置一词，这无异于默认了瓦维洛夫的猜测——他确实“不适合于担任领导工作。”

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笼罩了瓦维洛夫。他终于明白了他的政治处境，也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仅仅做一个好学者是不够的，仅仅服务于祖国是不够的，当局所需要的政治回报是另一种原本为他所不了解、所不擅长的东西。隐秘的恐惧从此深藏在瓦维洛夫的心中，偶尔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曾有两次我看到我的朋友忐忑不安，”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遗传学家格尔曼·米勒追忆说，“第一次，是他给我讲述他刚刚在克里姆林宫碰到的事情。他赶着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匆匆忙忙走过克里姆林宫里一条走廊的拐角处时，突然和迎面走来的斯大林相撞。幸好，他们两人立即明白，这是偶然。然而在回到遗传学研究所后几小时，瓦维洛夫还是心神不定了好一阵子。”

克里姆林宫走廊偶遇的感受瓦维洛夫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恐惧不断膨胀，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显而易见，瓦维洛夫的悲剧根源得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去考察，单单一个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是绝无可能撼动瓦维洛夫的——这无异于蚍蜉撼树，惯于见风使舵的李森科—普列津特们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不过是看准了政治大气候的流向，趁机公报私仇。换句话说，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不过是一群鹰犬。

但要撼动瓦维洛夫谈何容易——他的学术声望实在太高了。必须让他的学术成就大打折扣，这是损害瓦维洛夫学术声望的最好办法。而从学术方面去否定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显然是徒劳，只能从政治方面下手。也就是说，必须发起一场以瓦维洛夫的学术思想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批判运动。

苏联生物学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由此爆发。

第三章（1）

第三章人就是造物主？

虽然遗传学上有很多理论学说，但主要的学派只有两个，即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这两大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观念的不同，他们在工作的要求和思想的方法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第周关于论战双方的基本情况，中国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先生曾在1972年2月作过如下介绍：

童第周(1902-1979)遗传现象的基本法则，是孟德尔1865年首先发现的。但他的发现工作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01年，重新为植物学家柯灵斯、丘歇马克和德·弗里斯分别独立发现。这就是所谓遗传学上的孟德尔定律。这一定律，经摩尔根和他的合作者的补充，成为摩尔根学说，以后发展为摩尔根学派……米丘林学说的奠基人是米丘林本人，他在栽培果树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后，经李森科和他的合作者，在米丘林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农作物的遗传和变异，发展为米丘林学派。

虽然遗传学上有很多理论学说，但主要的学派只有两个，即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这两大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观念的不同，他们在工作的要求和思想的方法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童第周先生是在“文革”期间讲这段话的，在特定的政治生活中，他未能对上述两大派别作出完全客观的评价，因而对两派基本上是等量齐观，尽量不作褒贬。而在实际上，所谓“米丘林学派”根本就没有资格与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等量齐观——孟德尔、摩尔根是真正的学者，他们的学说是真正的科学；而所谓“米丘林学派”，则主要由“无产阶级金棍子”构成，所擅长的只是政治喧嚷，在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帮派、宗派而绝对够不上学派。

米丘林在自己的林园里(1934年)据说是“米丘林学派创始人”的米丘林，其实与所谓“米丘林学派”并没有多少联系，就和马克思与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爷们没有什么联系一样。米丘林，1855年12月28日生于梁赞州多尔戈耶尤马舍夫卡村的一个农民家中。少年时代就爱好园艺，这一爱好后来发展为他的终生事业。1875年他购置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果树园，开始了他的“园艺革命”。他有计划地、有目的地采用各种措施，使植物符合人类的需要，在一生中总共培育出350多个变种的苹果树、梨树、李树、杏树、桃树和葡萄等草本果品植物，为苏联的园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米丘林的贡献，瓦维洛夫在他公开发表的《苏联园艺学的节日》一文中有过最权威的总结。瓦维洛夫认为，米丘林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我国，没有人像他那样提出过远源杂交思想，通过与其他品种杂交的方法创造性地改变植物的品种，并且在科学上和实践上证实了这一方法的正确性。”现代果树栽培技术就是沿着米丘林的这个方向发展起来的。瓦维洛夫认为，米丘林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广泛利用精选的品种资源来进行杂交。”在小城科兹洛夫，米丘林利用来自西伯利亚、加拿大、中国和远东地区的野生、耐寒、抗病的果树品种来改良当地品种，是“创造性地广泛引进野生和栽培作物品种的第一人。”米丘林由此声誉鹊起。1925年，苏联政府隆重庆祝米丘林70大寿，授予其劳动红旗勋章；后来更荣获列宁勋章。他的实验果树园所在的科兹洛夫城易名为米丘林斯克，并在米丘林斯克创办了培养米丘林式果树园艺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但是，无论米丘林在果树园艺方面有多么伟大的成就，他的专长始终只限于果树园艺领域，他始终只是个实干家、技术专家。在社会政治方面，在人文思维方面，米丘林不是内行，始终没有成为、事实上他本人也从来不曾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但在1935年他去世后，他究竟应该是什么形象却已经由不得他了。后人因而也就可以在他的脸上任意涂抹自己所需要的政治油彩了。米丘林于是摇身一变，成了挑战“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斗士，成了“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旗手。

第三章（2）

郭沫若(1892-1978)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更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米丘林从事研究工作，是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实践了改造有机体本性和创造有机体新类型的革命任务，他的学说成了人类积极干预自然而对于生物类型加以定向改变的有力武器。这就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然科学上的证据。

——郭沫若米丘林面目全非，这当然主要是李森科的功劳。在1935年，无论是资历还是声威，李森科都远远无法与瓦维洛夫抗衡。他只能求助于米丘林的亡灵——不是趁米丘林健在组织“米丘林学派”来对抗瓦维洛夫，而是等到米丘林瞑目之后才组织“米丘林学派”对抗瓦维洛夫，这至少说明米丘林本人还不像米丘林的亡灵那样容易操纵；换句话说，李森科还不具备挑动米丘林本人来对抗瓦维洛夫的能量。他只能用死人来反对活人。李森科对米丘林形象的改造当然必须得到官方认可。经过官方认可的“米丘林学派”、“米丘林生物学”，从此不再只具有学理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实际上它就是官方路线，对它的任何怀疑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表现。“先进的米丘林生物学”、“米丘林的达尔文学说”、“米丘林工作者”、“反米丘林分子”这样一些名词逐渐在苏联报刊上泛滥成灾，连街道妇女都耳熟能详。“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和“反米丘林分子”就像光明对黑暗、天堂对地狱、圣徒对撒旦。自命为“米丘林学派”的主要政治继承人的李森科，就名正言顺地代表了光明、天堂和圣徒，神圣不可侵犯；“李森科院士的指示”因此常常和“米丘林遗训”相提并论。而瓦维洛夫则是“反米丘林分子”的“元凶”，自然也就是黑夜、地狱、撒旦的总代表，自然是万恶不赦。

瓦维洛夫反米丘林的神话，和李森科紧跟米丘林的神话，同时在苏联学术界广为流传。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瓦维洛夫和米丘林之间，本来有着深厚的友谊。1920年9月，瓦维洛夫前往科兹洛夫拜访米丘林，这是他俩的第一次相遇。其时，米丘林正在困境之中，正如他写给恰亚诺夫教授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挣来的钱还不够花销的十分之一。”但他在信中没有提到的是，为了维持生活，他本人常常去干焊铁桶和修理打字机等杂活。就在这时瓦维洛夫雪中送炭来了。瓦维洛夫发现了米丘林实验的非凡意义，马上指示学术刊物为宣传米丘林安排版面，又派著名园艺学家帕什克维奇前往科兹洛夫米丘林的实验果树园，记录和总结米丘林的工作。这样做还不够。在全俄试验工作会议上，瓦维洛夫向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紧急呼吁，要政府尽可能地为米丘林的试验果树园提供经济资助，并举办庆祝米丘林从事科研五十周年的盛大仪式。瓦维洛夫怕自己的提议被疏忽，后来又专程去莫斯科对自己的备忘录作进一步的说明。经过他的大力游说，1922年10月9日，俄罗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终于通过如下决议：

1给米丘林颁发特别证书，第一，指出他对国家的贡献；第二，确认他终身拥有他的果园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权。

2拨给米丘林50万卢布，归他使用，无须报销。

3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编辑出版米丘林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传记和照片），由瓦维洛夫院士担任总编辑。

米丘林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转折——他的“园艺革命”开始得到社会承认并纳入了国家计划，他开始由学术界的“个体户”变成了国家的重点扶持对象。其科研规模和水平较之从前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29年，在瓦维洛夫主持下召开了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根据瓦维洛夫的提议，大会专门致电米丘林，向这位“苏联的伯班克”（伯班克是世界园艺学权威，美国人——引者注）表示崇高敬意。致敬电是瓦维洛夫亲自起草的。也是由于瓦维洛夫的努力，米丘林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荣誉——1935年6月1日，即米丘林去世前夕，苏联科学院召开全体会议，常务秘书宣读了四位院士关于选举米丘林为荣誉院士的声明。声明的起草人仍然是瓦维洛夫，而且瓦维洛夫第一个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当天晚上举行增补新院士的秘密选举，米丘林终于当选。米丘林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外因而言，当然是与瓦维洛夫的无私臂助分不开的。质朴的米丘林对此没齿不忘。1923年，米丘林生平中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了，他没有请任何达官显宦而是非请瓦维洛夫为该书作序不可，并在该书的前言中对瓦维洛夫表示诚挚的谢意，说只是由于瓦维洛夫的关怀，他四十六年的工作成果才终于问世。苏联农学界这两位巨头之间的友谊持之终生。正因为如此，只要米丘林还有一口气，他都不会允许别人打着他的旗号去反对瓦维洛夫。他的所谓继承人也就只好在他死后才大做文章。

孟德尔(1822-1884)但是，虽然瓦维洛夫与米丘林堪称知己，他俩的学?思想、学术风格却不尽相同。瓦维洛夫属于学院派，而米丘林则是自学成才。作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瓦维洛夫最强调的是严谨的思维，严格的实验，绝对不能容忍科研过程中的个人随意性。米丘林不同，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规范的科学训练，所以他的科研更多的不是依据严格的实验，而是依据个人经验、个人直感。换句话说，他俩一个是实验型科学家，一个是经验型技术专家。更大的分别则在于，他俩所信守的学说不一致。瓦维洛夫是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人和苏联遗传学的奠基人，他所信守的当然就是“孟德尔主义”；米丘林没有构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但就他的方向来看，他主要倾向于拉马克主义。这两种学说

第三章（3）

是对立的。东德科学史专家W·普勒塞·D·鲁克斯对米丘林的学术特色有过恰当的评述：“米丘林的成绩是伟大的，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以及定向地去培育新品种的研究。可是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时，却夸大了外界条件的作用而忽视（或缩小）了生物性状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地指出：‘总而言之，杂种的组织，依靠两亲本不过十分之一，依靠环境者却占十分之九。’这种过于强调外界环境条件而忽视生物本身遗传物质的作用的理论，固然与他一生的实践范围有关，但也是与他拒绝接受二十世纪以来细胞遗传学最新成果分不开的。本来孟德尔通过豌豆杂交实验而发现的遗传学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细胞遗传学理论，完全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然而他不但没有虚心地接受它，相反，他却站到了它的对立面，指责‘孟德尔定律不能应用杂交’；‘这个臭名昭著的孟德尔定律对于多年果树杂交是完全不实用的。’这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不利于米丘林事业的发展。”而瓦维洛夫是个襟怀坦白的人，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早年留学英国时，他就不客气地对达尔文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对自己的师尊、世界公认的遗传学权威贝特森，他也不曾笔下留情，他这样公开评价晚年贝特森：“正像土尔克斯坦的人们所说的，贝特森先生在‘落伍’，他已经失去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精神特性：‘生机盎然的灵活性’。”瓦维洛夫坚信，在学术探讨中谁也不享有不受批评的特权。因而在高度评价米丘林的贡献、竭力扶持米丘林的同时，对米丘林学术上的偏差也有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其实这也很正常。学术上的对立不是政治上的对立，学术上的对立有如棋手论道，双方并不因意见分歧而你死我活，其说各异但却私交甚笃的美谈在学术界是不绝如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瓦维洛夫和米丘林明知其说各异却结成忘年交，彼此都是典型的君子风范。但是，从来也不曾影响他俩交往的这些学术观点、学术风格的差异，却在米丘林去世后构成了瓦维洛夫反对、排斥米丘林的“铁证”；米丘林学术上的偏差，尤其是他客观上的拉马克主义倾向，构成了对瓦维洛夫及其所信守的孟德尔主义的一柄利器。

拉马克(1744-1829)拉马克，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他在1802年写的《关于生物体组织的结构》中就提出了物种可变性和生命起源等问题，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观点。后来在《动物哲学》中，更全面、更系统地发挥了他的生物进化思想，从而确立了他的科学进化论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开端总是粗糙的，拉马克因而也不乏粗率之说。这主要表现为他的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拉马克断言，环境影响是有机体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随着环境的改变，生物会相应地发生变异。因此，环境对生物有机体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拉马克曾直接表明这一观点，他说：“每一个有机体的性质最终决定于它周围的条件。”但拉马克认为，环境促成生物有机体发生变异的路径是不尽相同的：对植物，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的；对动物，环境的影响则是间接的——当动物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巨大变化时，首先通过神经系统的控制，引起动物在需要上的巨大变化，动物为满足需要就会引起动物物种在行为上的巨大变化。如果新的需要是持久的，那就形成新的习性；新的习性使某些器官使用得更多，而另一些器官相应地用得很少或不使用。经过几个世代的积累，加深了这种新的性状。如果雌雄两性都获得这种共同的变异，那么这种变异是会传给后代的。这就是获得性遗传论。拉马克的这个假说是很难成立的。比如，一些动物并不产生后代——工蜂、工蚁、兵蚁等等都不产生后代，因而根本就没有遗传的机会；一些昆虫的保护色和拟态等，与获得性遗传完全不相干。按照获得性遗传假说，动物自身细胞的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即遗传信息可以从身体细胞传给生殖细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特别是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到获得性直接遗传的证明。但拉马克的这个假说在很长时间内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有所发展。发展拉马克这个假说的主要是达尔文。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国人曾用八个字作了准确的概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此过高估计自然选择对物种变化的作达尔文(1809-1882)用，必然使达尔文得出和拉马克同样的结论。1866年，达尔文在《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一书中用了五章篇幅来论述变异原因和变异法则，指出：环境条件的变化能直接或者通过生殖细胞间接影响机体，其中还包括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引起的反应。与此同时，达尔文认为用进废退对遗传起着很大的影响，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多次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在研究家养动物时认为：“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家畜中能运用加强和增大某些器官，不用则使之衰退；而且这类变化是遗传的。”在该书的第五章中他用了整整一节来论证后天获得的性状是能遗传的。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大量事例，比如奶牛因经常挤奶而使乳房增大，增大的乳房这一性状能遗传下去，等等。其实达尔文始终也没能弄清楚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真正原因。拉马克和达尔文始料未及的是，他们那些纯属学术性质的不成熟的“特设性假说”，在后来竟然为人所用，在社会政治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米丘林的“园艺革命”，在方法论上与拉马克主义不谋而合。即以外界环境条件为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决定性因素，而轻视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在遗传和变异中的作用。当然，淳朴的米丘林从来也不曾有过把他的这些偏向引申到人文领域、以此为某一种社会政治学说提供自然科学基础的欲念。但他的继承者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却不会如此淳朴，他们把米丘林的这些偏向最大限度地借题发挥，把米丘林的农艺学、园艺学实验即纯粹的技术手段，夸大为一种哲学体系，使之富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1955年10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曾在开幕词中对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的“米丘林生物学”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作如下表述：

米丘林是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不朽格言，“我们不能坐待自然的恩赐，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索取”，正表明米丘林学说的实质。米丘林的一生，特别是六十年间的科学实践，也最完美地证明了他的话是永不磨灭的真理。……同时也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能够比自然更好。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给生物科学更提供了不朽的理论财富。他发扬了达尔文学说的正确方面，克服了它的缺陷，把生物科学提高到了新的阶段。他不屈不挠地用种种创造性的方法和实验来阐明了植物有机体发育的规律，进而掌握着这些规律对于有机体加以改造。他证明了在有机体长远发展的历史中，有机体总是和它所同化的外界环境条件相适应，从而改变自己的结构和机能：环境条件对有机体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的作用，是有机体的遗传和变异发生的主要源泉。这样，我们便可以根据需要，控制环境条件，有目的地动摇有机体的遗传性，使它发生变异，并使变异传给后代。米丘林创造了控制有机体生活和发展的一系列的科学方法来定向改造有机体。

第三章（4）

郭沫若进一步总结说：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更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米丘林从事研究工作，是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实践了改造有机体本性和创造有机体新类型的革命任务，他的学说成为了人类积极干预自然而对于生物类型加以定向改变的有力武器，这就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然科学上的证据。

其实可以对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的“米丘林生物学”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作更简明的概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生物则是外界环境条件的总和。生物既然是外界环境条件的总和，也就可以通过对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来改变生物品种乃至创造新的生物品种，人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向改变生物、改变自然，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人力和自然力的关系上，人力处于支配地位，自然力则处于从属地位。因而不是人应当对自然力抱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状态。而是相反，人就是造物主，人就是上帝，自然力永远屈从于人力，自然因此必须永远服从人的意志。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完全否认生物的自主性，而以他律——即人对自然的强加——为生物界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基本特性。计划机制——自然完全从属于人的计划安排——也就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架构。这样一种理论架构随着遗传学的创立，而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生存危机。换句话说，遗传学在客观上对拉马克主义尤其是对拉马克主义新变种的“米丘林生物学”构成了致命的一击。

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所创立的遗传学，是对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致命威胁。遗传学与所谓“米丘林生物学”之争，因而主要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被视作你死我活的两种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场决战。

在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中，没有哪个分支能像遗传学那样得到迅速的发展。对于遗传问题，人类很早就有了注意和关心。特别是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他所阐述的进化论大大引起了人们探求生物进化规律和机制问题的兴趣。《物种起源》发表不久，一种与达尔文的研究方向不同的精细的植物杂交实验开始了。这就是奥地利神父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孟德尔于182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家乡是一个素有“多瑙河之花”的美誉的小村庄，村民们都爱好园艺。小孟德尔也经常随父亲干点轻活儿。在这里他学到了不少园艺知识，为他后来的植物学研究打下了基础。21岁的孟德尔大学毕业后，到布隆当了几年教士，四年后又当上了神父。但他的兴趣却不在天堂，他所酷爱的始终只是人间的植物学研究。为此，29岁那年，他又到维也纳大学就读，接受了系统的科学训练。

从1856年开始，孟德尔着手严格的实验研究。在布隆修道院的后花园里有一个小小植物园，那里种满了奇花异草。它们都是孟德尔的实验对象。孟德尔相信，仅仅依靠自然选择等外界环境条件不可能形成新种，他想通过植物杂交实验来揭开遗传之谜。比较多种植物之后，孟德尔发现豌豆最适宜。豌豆有七种易于识别的性状，如高矮、花色、蔓高、种子表面形态等等。他先选出高个儿豌豆和矮个儿豌豆，使之杂交。第二年把杂交得到的种子再种下去，长出的是高个儿豌豆。而后，让这种高个儿豌豆自花授粉结出种子。第三年，这些种子的成长结果非常有趣，有高的，也有矮的，高矮之比恰好为三比一。孟德尔让这些豌豆自花授粉结出种子。第四年，再播下这些种子，结果更为奇特——矮个儿种子得到的都是矮个儿，高个儿种子却不同，有三分之一长成高个儿。孟德尔由此得出结论：第一代植株都具有两个决定高度性状的因子，每一亲体赋予一个因子。高的因子是显性，矮的因子是隐性，因此杂交后第一代的植株全是高的。当这一代自花授粉后，这些因子在第二代中的排列可以是两个高因子在一起，或者一高一低，一矮一高。前两种组合将繁育出同样的后代，各自生出全是高的或者全是矮的植物，而后面的两种组合则将以三与一之比生出高的或矮的植物来。经过八年225次人工杂交试验，并运用巧妙的构思和缜密的分析尤其是缜密的数学统计分析，孟德尔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物自身的遗传因子是生物繁衍和进化的决定性因素；还得出两条重要的遗传定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他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植物杂交试验》杂志上，遗憾的是，他的划时代的发现没有引起包括达尔文在内的当时任何学者的注意。

十九世纪末，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柯灵斯、奥地利的丘歇马克各自独立地进行植物杂交实验，分别得出了与孟德尔一致的结论。他们还以为自己有了全新的发现，都准备在1900年披露他们的发现。可当他们最后去查阅相关资料时，他们意外地读到了孟德尔的论文。于是向世界公布了?德尔的成就。怀才不遇的孟德尔生前常常说：“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被埋没了整整34年之后，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瓦维洛夫的老师、著名生物学家贝特森对重新发现孟德尔学说所作的贡献。贝特森在1900年之前并不知道孟德尔的论文。他是在前往出席皇家园艺学会会议的火车上读到荷兰学者德·弗里斯寄给他的孟德尔论文的复本。当时他拍案叫绝，据此马上修改了打算在皇家园艺学会会议上使用的演讲稿，以便把对孟德尔的成就的说明包括进去。从这时起，贝特森就以“孟德尔主义的传道者”开始了他的新生涯。他第一个把孟德尔的论文翻译成英文；正是出于他的创意，由孟德尔开创的新学科才有了自己的名字——1906年，贝特森在向第三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提交的论文中，首次公开建议把这门新学科定名为遗传学。他说：

第三章（5）

同别的新行业一样，我们一定要采用一种术语，尽管对初学的生疏者来说有不便之处，但对名工巧匠来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把这个名词作为一个工具，并使它流传下去是必要的。可是，科学活动的这些特性虽然如此明显，但科学本身却仍然没有名字，我们只能用烦琐的而且常常会使人误解的迂回说法来描述我们的研究工作。面临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次会议考虑采用‘遗传学’这个词，他完全能表述我们所从事的阐明遗传和变异现象的工作……这一建议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作为一门精确的实验科学的遗传学这才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人类关于生殖遗传的种种纯粹以粗俗体验为基础的臆测和遐想就此结束，代之以缜密的科学实验方法和创新的科学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遗传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同样出自贝特森的创意。著名遗传学家雷纳在1961年曾发表文章强调指出：“性细胞的纯度，纯合体和杂合体，上位的和下位的，等位基因——所有这些术语，以及遗传和变异这门新科学的名称——遗传学，都是由贝特森创造的。不管遗传学家们在什么地方集会，在他们所使用的术语方面，都表现出贝特森总是在他们中间。”正如德国学者亨斯多倍所说：贝特森是“1900年后，在英国最热忱地支持遗传学的一位科学家”。“我们应该纪念这位伟大的遗传学先驱，并对他的研究工作表示敬意，因为他的工作同重新发现孟德尔学说的三位遗传学家的工作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贝特森完全有资格跻身于为进一步了解遗传学开拓广阔道路的先驱者之列。”瓦维洛夫学术上的辉煌成就，便与贝特森息息相关——1910年，贝特森出任位于默顿的约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该所成为英国遗传学研究的中心。三年之后瓦维洛夫来到这里，在贝特森的直接指导下深造。贝特森对瓦维洛夫在学术上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瓦维洛夫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主要的精神导师之一。贝特森的精心雕琢，使瓦维洛夫成了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人，成了苏联首席遗传学家；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最终是使瓦维洛夫成了世界历史范围内遗传学最大的牺牲者。

魏斯曼(1834-1914)紧接着孟德尔向拉马克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提出挑战的是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魏斯曼在1892年提出了著名的种质概念。他认为，生物体是由种质和体质这两部分组成的。种质就是生殖细胞，专管生殖和遗传；体质包括各种专业化的细胞组织，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等，从事日常各种营养活动。生殖细胞可以世代相传，不但产生新个体的生殖细胞，而且产生体内一切无数类型的细胞。而体细胞仅能自行繁殖，产生与自身相同的细胞。生殖细胞有不间断的历史，是不死的；体细胞是生殖细胞的副产品，它可以死去而不留下后裔。体细胞在环境影响下后天获得的性状变化不影响生殖细胞，因而也就不会遗传。只有种质细胞才能在世代间保持连续性。依此，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也就站不住脚了。魏斯曼是一位进化论者，他支持和赞同达尔文的选择理论，但他不同意达尔文在论述遗传和变异时所持有的观点，更激烈反对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为了证明体细胞的变异不会影响生殖细胞，魏斯曼做了连续22代剪断小鼠的试验，结果，剪除尾巴的小鼠后代仍然长出与正常小鼠等长的尾巴。从而否定了后天获得性状能够遗传下去的结论。这个实验是粗糙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个实验是革命性的，它表明那种片面强调外界环境条件而忽视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的观点是错误的。

魏斯曼否定后天获得性遗传的革命性观念受到正统的达尔文主义者、新拉马克主义者的攻击和抵制；那时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相信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认为这个法则是解开生物适应和进化之谜的钥匙；相信进化论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当作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家和政治家则把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看作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直到20世纪初，魏斯曼的观点才被普遍接受。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这样评价魏斯曼的种质学说：“种质独立和连续概念的建立，大部分归功于魏斯曼。当时，后天获得性遗传理论把有关遗传的一切问题久已弄得漆黑一团。魏斯曼抨击拉马克学说，在澄清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遗传学》也承认：魏斯曼的种质概念在理论上为遗传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孟德尔和魏斯曼都认为生物自身存在着决定其遗传和变异的特殊物质，孟德尔把它叫做遗传因子，魏斯曼把它叫做种质，丹麦生物学家约翰森则把它叫做“基因”。“基因”这个名称后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来的学者发现，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与他们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染色体有密切的联系。新的遗传学说——染色体—基因学说便因此问世。

新的染色体—基因学说的主要创立者是上面提到的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摩尔根。摩尔根1866年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列克辛顿。1890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本来对孟德尔学说持怀疑态度，虽然远在1902年，就有学者发现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与他们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染色体有一定的联系，但摩尔根认为证据仍然不足，孟德尔学说仍然只适用于特殊的例外的情况而不具有普遍意义。直到1910年，摩尔根还在给《美国生物学家》杂志投稿论证说，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不可能由染色体所携带，因为，倘若由染色体所携带，同一染色体上的性状势必一起“孟德尔化”。为了亲自检验孟德尔学说是否可靠，摩尔根和他的助手选择果蝇进行大量的杂交实验。果蝇是一种很理想的遗传学实验材料， 因为：（1）它的个头小，每只果蝇仅半厘米长，30万个果蝇的重量仅一磅， 易于在实验室中培养；（2）繁殖快，从出生到性成熟大约只要十天左右；（3）所含染色体少，使研究者易于观察果蝇的遗传变异特征。摩尔根将果蝇的近亲杂交试验和细胞学研究结合起来，为遗传学研究领域开辟了新天地。

在大量杂交实验的基础上，

第三章（6）

摩尔根发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伴性遗传现象，即某种性状常常伴随着某一性别出现。他在许多野生型红眼果蝇中偶然发现一只白眼雄果蝇。用白眼果蝇与红眼果蝇交配，在子一代中没有一只白眼果蝇；而子一代个体相互交配后产生的子二代中，红眼和白眼的个体的数量比，接近三分之一。这与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的结果不谋而合。摩尔根是个彻底的实验主义者，他坚信科学上的是非曲直只能通过实验的手段给予正确的回答。在他认为未经实验确证之前，无论多么流行的理论，他都不肯轻信。而一旦通过了实验的检验，他就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怀疑态度。果蝇杂交实验证明了染色体就是孟德尔式遗传因子的真正携带者，证明了孟德尔学说的不可动摇性，摩尔根从此成了孟德尔学说的继承者。他出版了专著《孟德尔的遗传学机理》，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向读者解释了他的思想流变过程：“我们常常被问到：那么，为什么你们要陷在染色体里蹒跚而行呢？我们的回答是，既然染色体提供了孟德尔定律所要求的那样一种确切的机理，既然有日益增多的资料清楚地指明染色体是孟德尔式因子的携带者，在那样一种明若观火的关系面前闭上眼睛，那将是愚蠢的。”摩尔根不仅仅是继承了孟德尔学说，而且大力发展了孟德尔学说。他的进一步分析实验表明，染色体是基因的物质载体，基因是像串珠那样以严格的直线排列在染色体上的；而且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的某些基因彼此靠近，“连锁”一起不易分开。摩尔根根据许多不同的突变果蝇的子代连锁基因的分离频率，作出了果蝇四个染色体的连锁图，第一次把代表某一特定性状的特定基因与某一特定染色体上的特点位置联系起来，从此基因被看作是染色体上占有一定空间的实体的遗传单位。所有这些发现，极大地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不敢相信摩尔根的发现是真的，甚至包括像贝特森—瓦维洛夫师生这样坚信孟德尔学说的科学家，起初也对摩尔根的发现持怀疑态度。1922年贝特森访问了摩尔根的实验室，他所亲眼看到的铁的事实使他的怀疑涣然冰释，回国后写信表示他对“已在西方升起的新星”的敬意。瓦维洛夫也和他的老师贝特森一样，在耳闻目睹之后才转而信奉摩尔根的新理论。在为摩尔根的一部著作所写的前言中，瓦维洛夫回忆了他1921年访问摩尔根实验室的情景：“在这个实验室里，怀疑论者们在极为仔细地听着。根据遗传和发育的复杂现象，我们当时认为，染色体中的基因像串珠一样严格成线性分布的可能性不大……像其他人那样，我们向摩尔根讲述了自己的怀疑。他回答说，作为一个胚胎学家，他自己一开始也是个怀疑论者，但是极其大量的事实最简单不过地表明，基因是作线状分布的。他建议我们花几天时间去看一看实验材料，线性假设正是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的。他又补充说，他愿意接受其他任何一种能满意地对所观察到的一切事实作出解释的假设。”摩尔根说服了贝特森—瓦维洛夫师生，也最终说服了整个国际学术界。他的代表作《基因论》，因此被视作遗传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细胞遗传学的新时期。而《基因论》所集中陈述的新染色体——基因遗传理论就和牛顿所创立的万有引力定律及稍后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一样，被奉若圭臬。这一理论无可辩驳地证明：生物的遗传必须通过生物自身的遗传物质——基因——而实现，遗传物质——基因——必须有遗传的实体作为它的载体，染色体则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基因在遗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负责亲代到子代的性状的传递；同时，基因还是个体发育的依据。摩尔根的新发现使他获得1933年度诺贝尔奖金。由孟德尔和魏斯曼开创的经典遗传学到摩尔根时代便宣告完全形成了。

对由摩尔根最终完成的经典遗传学的基本理论，童第周先生在“文革”期间是这样介绍的：

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是继承孟德尔和魏斯曼学说并加以修改、补充发展起来的。他们以细胞为基础，运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遗传的基本规律。所以把遗传学和细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各种遗传性状的出现，在细胞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们称这种物质为“基因”。基因学说便是摩尔根学派的中心学说。

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和存在于细胞质中的各种细胞器。他们认为，负有遗传责任的基因，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内。……细胞核内有成对的染色体。……摩尔根学派认为细胞质的分化，或各种遗传性状的出现，是由核内染色体上的基因控制的。染色体不受细胞质的影响。

构成细胞核的物质主要是染色体，因此，多年来细胞核的研究，成为遗传学家和细胞学家的主要对象。对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方面的成就，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40年代以来，生物化学研究进展很快。实验证明构成染色体的物质是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摩尔根学派认为，基因就是脱氧核糖核酸组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是遗传讯息的负荷者，它能复制与自己相同的脱氧核糖核酸，并能合成特异的核糖核酸，核糖核酸离开细胞核进入细胞质，作为样板在细胞质内指导合成各种的蛋白质。换句话说，脱氧核糖核酸所负荷的遗传讯息，由核糖核酸传至细胞质，实现遗传的性状。因此，称这种核糖核酸为信使核糖核酸。这是摩尔根学说的新发展。这一学说为一般学者所接受，所以对核酸的研究，成为现代遗传学上和整个生物学上广泛的课题。

第三章（7）

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不能不自外于“摩尔根学派”的童第周先生，也还是承认了“摩尔根学派”的成就，承认他们是世界遗传学的主流，代表着遗传学的方向。童第周先生所说的遗传学界“两个主要的学派”究竟谁是科学谁是伪科学，历史其实早就作出了再也明确不过同时也是再也公正不过的裁决。所谓“米丘林学派”的主将李森科及其喽啰，在世界遗传学功臣的所有龙虎榜上都名落孙山，他们的那些花拳绣腿在科学史上根本得不到一席之地，他们已经被从神圣的科学殿堂中永远地放逐出去了。

生物与环境的统一，这当然是生物科学中公认的基本准则。任何生物都不能脱离环境，它必须从环境中汲取营养，通过新陈代谢进行生长发育和繁殖，才能表现出性状的遗传和变异。所以，生物任何性状的表现，都是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统一性绝不意味着，生物的外界环境条件与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在生物的遗传和变异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的，更不能由此推论生物的外界环境条件是生物遗传和变异的首要因素。基因说的最终确立，染色体的发现，尤其是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在生物的遗传和变异过程中，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外界环境条件相比较，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是第一位的。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也就由此得到了确立。自然力屈从于人力，自然完全服从人的意志，即人对自然的强加、人对自然的计划机制，因而就完全丧失了合理性、合法性。

几乎可以这样断言，遗传学的正式创立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了拉马克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的寿终正寝，宣告了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彻底破产。但李森科是不可能接受这种结局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实质上不过是“李森科主义”的同义语；“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破产实际上等于他个人事业的破产。他怎么能够甘心呢？但如果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仅仅是“李森科主义”的同义语、仅仅是李森科的个人事业，仅仅是李森科不甘心破产，那倒也无关紧要——因为那不过是螳臂当车。问题在于，达尔文学说被确认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而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则被确认是达尔文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事实上，遗传学的所有成就，当然并没有对真正的亦即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什么威胁。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这些本来是马克思早就承认的。马克思反复强调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复强调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些与遗传学成就的人文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的确，人固然是万灵之长，但归根结底，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作品。相对于自然的造化，人无论怎样穷智竭力，也永远是望尘莫及，人永远只能是自然的稚拙的小学生。“米丘林生物科学”将人力凌驾于自然力之上，其理论依据，是人能够定向改变有机体的本性，培育出合乎人类需要的动植物的新品种，从而能够完全控制生物的发育和发展。这是一种夸张。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物品性，但根本上不能改变生物品性，直至今天，也还没有一种由人类创造的全新的生物品种问世，原因就在于此。正如微言先生在《科学与信仰》一书中所例举的，即便所谓人造的金鱼，也说不上是全新品种。金鱼的前身是鲫鱼，早在唐代，人们就发现有一种特化变态的鲫鱼呈金红色，比正常的青灰色鲫鱼美观，便称为“金鲫鱼”，养起来观赏。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这些变体鱼和正常鱼完全隔离，其变态就被人为地保留下来。以后不断有新的特化变态出现，变态愈严重，就愈为人们所喜爱而予以保留。经过漫长岁月的变态积累，便有了今天千姿百态的金鱼“品系”。从外观看来，它们和普通鲫鱼并无共通之处，似乎已经是纯粹人造的全新的品种。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金鱼的变态积累虽为人们所喜爱，但对金鱼而言，则是被迫的，只能在人为的特殊条件下勉强生活。如果放归自然，金鱼通常会全部死去；倘若环境的改变比较缓和，允许部分金鱼继续存活，则在其繁殖过程中，子代小鱼将继续表现不同的性状，其中愈是接近其远祖鲫鱼的小鱼，其生存能力愈强，因而在自然环境中存活的几率愈大，其余的则逐渐被淘汰，经过若干代的自然反向淘汰以后，最后存活的子鱼便如《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仍旧变回为鲫鱼。

经过人类定向改变的有机体是一种变态的有机体，

第三章（8）

其变态在自然环境中没有生命力可言，最终要么被自然环境所消灭，要么被自然环境所同化，人工仍旧不敌天然，人类又何从完全控制生物的发育和发展？“米丘林生物科学”将人力凌驾于自然力之上的第二个依据，是自然属于“无智”世界，自然力是一种无意识的盲目的力量，因而需要人类去计划自然，组织自然，主宰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理解是曲解，因为它完全抹杀了造化的无穷伟力。浩茫无际、气象万千的宇宙，那样的井然有序，就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仿佛一部硕大无比的并按照精确无比的程序运转的超级电脑。这台比任何人造电脑都超卓亿万倍的超级电脑，它的神奇智慧哪里是我们人类所能想像的！至于有小宇宙之称的人体，仅就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其结构和功能的精妙就已经是匪夷所思了。人体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器官都是杰作，即使那些貌似微末之物也无不具有深刻的用意。不能不承认，我们所在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仅由无数偶然事件堆积而成的杂烩，而是处处充满高超的智能。对这个处处充满了高超智能的世界我们究竟能了解多少呢？老实说，我们所能了解的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的。知识愈丰富，就愈会发现造化伟力之不可穷尽，就愈会发现人力之稚拙有限，就愈会发现人对自然的强加、人对自然的计划机制之虚妄可笑。而在人类历史上，确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即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幻想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凌驾于自然之上，但科技力量的放纵，人力的放纵，不仅没能如人类所愿，按人类的计划定向改变自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然”，结果只是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衡，招致自然力的严厉报复，人类的生存条件因此反而恶化了。就长远讲，就宏观讲，“天工”是人类永远无法企及、因而是人类永远无法“巧夺”的。在人力对抗自然力的企图已连续遭到惨败之后，“米丘林生物科学”仍然无视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仍然幻想完全用人力计划自然、组织自然、主宰自然，这当然只是由无知的狂妄中所产生的一种梦呓。

对这种梦呓，童第周先生有过很客气的评述：

首先是，我觉得或者是我没有深入研究，他们对遗传的概念不十分明确。他们认为新陈代谢是遗传的基本条件，改变了新陈代谢类型，就改变了遗传性。新陈代谢是生理现象。根据这一概念，遗传性究竟是什么，它与生理现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生理现象就等于遗传性，这样，它们便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了。李森科等认为个体发育中的变质，就是遗传性的表现，不同的发育阶段要求不同的条件，就表明有不同的遗传性。究竟个体的各发育阶段是遗传性的表现，还是遗传性的改变，遗传和发育的区别和关系在那里，在概念上也没有明确。遗传学与发生学和生理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若干年来发展的趋势。李森科等从这方面进行工作还是明确的，但三者毕竟是不同性质的三方面，在概念上必须分别清楚。此外，在用词上也有使人难以解释的地方，如“同化外界环境条件”，同化的意义大概是从新陈代谢来的，“通过新陈代谢的过程，外在的生活条件被生物同化后，构成自己的躯体，而原来内在的条件，则在异化过程中成为外在的”。但外界的条件很多，如声、光、电、磁、热等等，生物体如何能同化它变为内在的呢？或异化它变为内在的呢？也令人费解。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和细胞学说提出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生物学者对遗传问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对遗传现象的说明，往往与其他问题或学科，特别是与发生即个体发育混在一起。米丘林学派对遗传的解释，我觉得或多或少同那个时期一般的概念有相同的地方。

米丘林(1855-1935)米丘林学派强调外界因素对遗传性的作用，认为“遗传性是生物体在以前许多世代中所同化的外界环境条件影响的集中效果”。这是外因的条件论，忽视内因的根据，也不是辩证的。

现象的存在总是离不开物质的，米丘林学派对遗传现象的解释没有进到细胞的水平、分子的水平和精密的物理化学的分析，所以在科学的基础来说是不够着实的，远不及摩尔根学派的那样精密。

米丘林学派否认染色体、基因对遗传现象的特殊作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摩尔根学派把染色体或基因作为遗传的惟一物质，或主要物质，这是他们的片面性。但大量的实验成果都证明改变染色体的数目，或损坏染色体的某一部分，都会影响遗传性状的出现。在实验胚胎学中，我们也多次证明，去掉一半以上的细胞质，如不损害细胞核，遗传性状的出现也可以得到正常，如损害了细胞核或减少了细胞核的物质，就会使某些性状发育不正常。这些事实，都证明细胞核或染色体或基因对遗传性状的特殊关系，我们不能无视这些具体事实。

第四章（1）

第四章打倒遗传学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米丘林生物科学”恰逢其时，当然要宠冠天下！

“米丘林生物科学”是一种梦呓。但这种梦呓却不仅适应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尤其适应斯大林同志所正在进行的社会试验、正在确立的社会秩序。斯大林同志相信，正如生物是无智的、自然是无智的，因而生物、自然都是不能自主的；人群也天然地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群的“自发”力量和自然力一样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力量，这也就注定了人群是不能自主的。必须由极少数掌握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秘诀的精英来计划人群、组织人群、主宰人群，像园艺家定向改造有机体的本性那样定向改造人群、像园艺家创造有机体新类型那样创造新人群。而这种对人群的定向改造和创造是完全可行的——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只要极大地改变社会关系，比如说，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的本性就会改变，从而使整个人群得到根本改变。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同志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这样的改造和创造进程。首先是完全终止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则是完全排除了社会的自然力，而以政权力量取代之。利用政权力量，即暴力，来改变全部的社会关系。不是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形成、而是完全人为地创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从人的意志中产生的社会秩序，其最大特征就是完全服从创立者的意志，完全在创立者的计划安排下运转。社会的自然力既然早已被排除，在新的社会秩序的运转中当然也就完全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仅仅是极少数精英的个人意志。整个社会生活——从飞机大炮的生产，到一张尿布的分配、一座厕所的维修；从一部歌剧的创作到一个信封的设计——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事无巨细全盘纳入国家计划，全部由国家权力控制。创立这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并长期维持其运转，当然不会没有代价。农业集体化的代价就极其惨重。1942年8月14日晚上斯大林同志在宴请丘吉尔时，闲谈间坦承：“集体化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丘吉尔并不意外，说，他始终认为苏联搞集体化很难，因为这需要对付几百万小民。斯大林同志听了却颇不以为然，马上更正：“不，不是几百万，是一千万！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持续四年之久……”不惜对广大“小民”施加赤裸裸的暴力，事实上也的确是以几百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在苏联农村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社会主义新农业”。但无论代价多么惨重，斯大林同志从不动摇。他坚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合影信“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能够比自然更好”，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依靠暴力强加来定向改造社会关系，因此不过是“可怕的善行”，必须这样做。结果如何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付出惨重代价的农业集体化只是加深了苏联的农业危机，不仅斯大林同志本人饱尝了这一苦果，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也都不能不饱尝这一苦果。苏联固然一度强盛，但这不过像人工培育的、专供观赏用的金鱼，用强力使其与正常社会完全隔离，在绝对封闭中才能维持人为的特殊条件，只有在这种人为的特殊条件下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才能生存。一旦强力不再能够维持隔离，封闭状态被打破，人为的特殊条件因而被破坏，那么，所谓“全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无法生存了。被改造了的人群这时就像放归自然的金鱼，要么维持变态而被社会的自然力所淘汰；要么变态消失而恢复本态，如《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这一最后结局斯大林同志当然是见不到、也绝不会相信的。他要毫不动摇地进行他的社会试验，创立全新的社会秩序，但他的所有这些努力，与本来遵从自然规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吻合，他需要新的基石来奠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换句话说，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为他的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的定向改造人群、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提供合法性说明。而“米丘林生物学”恰好从自然科学方面满足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迫切需要。“米丘林生物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被确定为官方路线，那反倒是咄咄怪事了。而遗传学的几乎所有成就，则都对斯大林同志新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斯大林同志创立的新的社会秩序从自然科学方面形成了反证。遗传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突飞猛进，斯大林同志固然莫可奈何；但在苏联境内，运用专政力量打倒和最终消灭遗传学，做到这一点却是轻而易举。李森科宠冠天下和瓦维洛夫历尽熬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由政权力量保驾护航，1935—1936年间，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开始直接挑战瓦维洛夫所坚守的遗传学。岂止是瓦维洛夫遇难，遗传学的三位元勋——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以及“孟德尔主义的传教者”、瓦维洛夫的老师贝特森莫不惨遭鞭尸。以致到五十年代初，一直巍然矗立在孟德尔家乡的孟德尔雕像，被新政权砸了个粉碎（当时孟德尔家乡已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对李森科之流拉大旗作虎皮、求助于米丘林的亡灵糟蹋遗传学的企图，瓦维洛夫也并不是没有觉察。论战爆发之初他曾致函著名果树栽培专家西米连科，抒发他的愤怒：

科兹洛夫的同志们在枉费心机地利用米丘林的名声。在米丘林的著作中，尽管有很大功绩，但也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这和伯克班的情况相同。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并且只有在听众和评论者都有足够的准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而正如您所知道的，现在情况并非如此……米丘林的巨大功绩、他所培育的变种植物的价值以及米丘林作为一贯诚实劳动者的价值，这是一回事；科学的育种学、科学的果树栽培学则是另一回事。科兹洛夫的那些同志们和米丘林全然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米丘林的工作是米丘林个人的事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科学。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对科兹洛夫的那些同志们所持有的轻率的以及显而易见是浅薄的主张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是明天。

第四章（2）

瓦维洛夫已经多少明白了一些自己的处境——“如果不是今天，就必定是明天。”这里包含了多少无奈啊！对今天瓦维洛夫实际上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了。明天当然会属于他，可是明天——对他来说明天是多么的遥远啊！

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遗传学和农艺学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另一类则被称作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物科学”——实则是伪科学。

其实，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遗传学的清剿，并不是遗传学在苏联遭受的第一次磨难。

早在李森科崛起之前的1928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克格勃前身）就曾发表一份关于“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指控煤矿工业大批专家里通外国，蓄意破坏，制造事故甚至爆炸矿井及从事其他方面的罪恶活动。有50多名专家被捕。经过一次特别布置的装模作样的审判，11名专家被枪毙，其他专家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沙赫特案件”是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开端。1929年4月，斯大林同志在向苏共十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在科技领域实行镇压的必要性——在我们的每个工业部门里都潜伏着“沙赫特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揪出来了，但并不是全部被揪出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当前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这种破坏活动之尤其危险，是由于它跟国际资本相勾结。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清楚表明，资产阶级分子决没有放下他们的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

最高领袖发出了号召，专政机器当然不敢等闲视之。果然，不久又在科技领域揭发出了一批接一批“反苏维埃的”、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牺牲品，如历史学家M·S·格鲁谢夫斯基、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S·A·叶弗列莫夫、经济学家N·D·康德拉基耶夫、热处理工程研究所所长L·K·拉姆津；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许多技术专家、高等院校的许多教授以及其他部门的专家。甚至堂堂苏联科学院也成了这股镇压狂潮的目标。当时苏联科学院还没有迁往莫斯科，科学院主席团、主要研究部门、图书馆等等都还在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党委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对苏联科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苏联科学院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中心”。这个判断葬送了苏联科学院的大批知名学者。三位院士被逮捕，数以百计的研究人员同时身陷囹圄或被开除。不愿坐以待毙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是远走他乡。著名物理学家加莫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逃往美国的——所幸当时边防管制还不算严格。他第一次出逃选的是邻近阿富汗的偏远山区，但没成功——被哨兵抓了回来。他辩解说他是登山运动员，哨兵相信了他的话，于是他安然无恙，重返列宁格勒。第二次出逃是在克里米亚黑海休养地疗养的时候，他坐上小艇企图穿过黑海到土耳其。但海防炮艇早已在领海上巡逻了。这一回他又被抓住。他借口说航行是他的爱好，再次蒙混过关。这两次出逃边防部门都未通报当局，所以丝毫没有引起当局警觉，事后竟然还派他出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加莫夫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从此一去不回。到美国后，加莫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五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关于核酸和蛋白质之间通过核苷酸序列组成的特殊信号来传递信息的理论，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后来建立遗传密码的实验工作都是按照他的这一理论来进行的。

在从肉体上镇压的同时，思想上的清洗更是无孔不入。1929年的苏共十六大就已提出了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由此引发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许多本来应该也只有在实验室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用纯粹的政治手段去处理。一些享有盛誉的学术流派遭到排斥；一些科学泰斗诸如精神病学家贝克托采夫、心理学家考尼洛夫和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第四章（3）

《物种起源》

都遭到口诛笔伐。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诸如卢津、兰岛、弗克、塔姆等等则被划归“唯心主义者”的另册中。这场风暴一直持续到1934年才告平息。在这场风暴中，经典遗传学备受摧残。拉马克主义者这时已经向经典遗传学提出公开挑战。虽然人数寥寥，但他们理直气壮，恩格斯关于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所起的作用的著名论断——通过食物和活动所获得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则是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姑且不论纯粹的逻辑推理是否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单就纯粹的逻辑推理而言，他们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未曾以任何严格证明了的事实去加强其假说，而且恩格斯的那部作品是在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之前、拉马克主义被实验否定之前写的。所以，即便在逻辑推理方面，他们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批拉马克主义者当时主要集中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所面对的则是几乎全部苏联遗传学家——以共产主义学院自然科学部为其大本营。

论战结果，许多遗传学家被认定在哲学上属于所谓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学派。就是因为这个罪名，那些遗传学家被调离了共产主义学院，苏联实验遗传学学派创始人和群体遗传学奠基人切特维里科夫则被从莫斯科赶了出去，先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被赶到符拉迪米尔。流放中的这位遗传学一代宗师再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等到1955年平反复职时，他已是垂垂老矣，什么都不能做，根本无法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了。1959年他荣获达尔文特别奖，这是德国自然科学院为纪念达尔文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而颁发的奖状。荣获这项大奖的都是世界级科学泰斗，如著名遗传学家米勒教授、J·B·S·哈丹尼教授等等。但对切特维里科夫来说，这份殊荣堪称姗姗来迟——获奖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双目失明。把颁奖的电报向他读了没过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他辞世后的1961年，代表作——《从现代遗传学的观点论述进化过程的某些方面》的完整译本在美国出版。在译本导言中，美国遗传学家勒纳尔公正地指出：虽然切特维里科夫被苏联当局从遗传学界赶了出去，但在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吸引众多遗传学家参与的群体遗传学将是他最好的纪念碑。

李森科没有投入1929—1934年的那场混战。但那场混战对他却是至关紧要的——正是从那场混战中，他看出遗传学与当局的紧张关系，看出在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遗传学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从而最终选定了“无产阶级金棍子”的人生道路。所以，那场混战的硝烟还未散尽，他就又收罗人马，披挂上阵了。

新的生物学论战肇始于1935年6月在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举行的农业科学院院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森科帮派与瓦维洛夫学派展开了第一次集中的争论。稍后在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主编的《春化》杂志上，发起了对遗传学和育种学更为尖锐的攻击，论战由此逐渐发展为全国规模，而在1936年12月12日至27日召开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达到高潮。这次会议成了苏联生物学史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苏联生物学的两大分支学科——遗传学和农艺学——便分道扬镳了。李森科所独霸的农艺学，再也不可能与真正的遗传学合作，因为真正的遗传学——经典遗传学——已经被当成国家政权的敌人，因而成了专政对象！

在1936年12月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作了范围广泛的演说。李森科的演说的前几个部分是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性宣传，然后就转入了对遗传学的全面声讨。李森科强调，有必要对遗传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评价。那么怎样重新评价呢？李森科宣称：遗传是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普遍的内在特性，因此，它不需要一个位于染色体上的、代代相传的单独的遗传系统。他索性不承认有什么基因。尽管基因的存在是合乎逻辑的演绎结果，并且有大量确切的实际材料为证。有强权撑腰，李森科气势如虹，令全世界的科学家瞠目结舌。他对遗传学连一个真正学术性的反对观点都提不出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作出这样的武断结论：“细胞的染色体包含一种与一切其他部分相分离的遗传物质（遗传型）”，他说，这种理论完全是“遗传学家捏造出来的”。

最后，李森科说：

细胞学的光辉成就已经给我们对细胞的形态、特别是细胞的认识作出了很多贡献。我们不仅不否认这一点，而且还充分支持这门科学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实否认这一事实，即遗传学家，还有细胞学家，将能在显微镜下看到基因。使用显微镜有可能、也有必要见到细胞、细胞核和个体染色体中的更详细的情况，但那些都不过是细胞、细胞核和染色体的片断而已，决不是遗传学家用基因这个词所指的什么东西。遗传的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特别的自体繁殖的物质。遗传的基础是细胞?它发展、演化成一个生物体。在细胞里，不同的细胞器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没有一部分不从属于进化论的发展。

第四章（4）

就这样，李森科宣判了遗传学的死刑。至于普列津特在同一会议上的讲话，就更是一篇肤浅的空洞的政治宣传品，更没有说服力了。

1936年12月12日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既宣告了苏联生物学界的分裂即遗传学和农艺学的分道扬镳，更宣告了苏联生物学论战性质的演变——苏联生物学被人为地归属于两大政治营垒，一类被划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便是遗传学，它以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瓦维洛夫院士为代表；另一类则被称作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米丘林生物学”，它实际上是拉马克主义的变种，是一种没有得到证明的、抽象的、不可思议的假说，与科学的发展毫无关系，除了政治权力，没有哪怕是一个遗传学家支持它，这以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为代表。

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恣意妄为，瓦维洛夫一方忍无可忍，一度奋起还击。早在1935年夏天，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扎瓦多夫斯基就曾提请同事们注意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这个正在形成的奇特的同盟，并尤其提请同事们注意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道德方面的问题——普列津特曾因奸污一位女大学生而被逐出校门，现在也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不诚实的和不干净的人；李森科则以权欲旺盛和投机取巧而著称。扎瓦多夫斯基院士指出，这样一对“科学宝贝”觊觎苏联首席科学家的宝座是不行的！与此同时，萨拉托夫的育种家和遗传学家迈斯特院士也强调：李森科和普列津特明显没有读过孟德尔的片言只语，却对孟德尔妄加非议，纯粹是玷污遗传学。“我们的育种学是建立在遗传学的基础之上的，而遗传学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尤其是在近几年，”迈斯特说，“不考虑这些成就——这就意味着什么也不懂。这样的批评，像李森科和普列津特这样的批评是不像话的，有失我们苏联人的体面。现在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已决定在我国召开国际遗传学大会，而我们的院士却在无知地嘲弄、污辱遗传学，我们在像集市上的老太婆那样吵个不休……。居然写什么只有两位育种家，米丘林和李森科……米丘林确实作出了巨大成就，但决不能把李森科和米丘林相提并论，因为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培育出一个品种……”

刚刚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穆拉洛夫院士、副院长邦达连科院士和试验办公室主任拉宾都在会上发言抨击李森科的无知和不道德的行为。

宣判遗传学死刑、正式确立“米丘林生物科学”前夜的1936年12月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六次会议，更是一派狂涛巨澜。科学家们纷纷拍案而起，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痛加指责。著名育种家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利西岑院士，著名遗传学家科利佐夫院士、谢列布罗夫斯基院士相继登上讲台。利西岑院士指出，春化法的效益令人怀疑。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则用具体的数据论证了利西岑院士的怀疑，他列举了1932—1936年间实施小麦春化法的53个品种试验区的资料，宣称：春化处理的小麦平均产量每公顷为960公斤，对照组为959公斤，仅4公斤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与春化处理的繁杂的人力物力投入相比，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所以，如果全面实施春化法，苏联农业并不能从中受益。尤其具有轰动性的，是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遗传学家格尔曼·米勒的发言。米勒的俄语不太好，所以他的发言是由科利佐夫院士在会上代读的。但是，这位愤怒的学者要自己来念结尾的那段话。那段话让所有在场的真正的科学家热血沸腾。“如果我们的杰出的实践家们，”米勒激昂的声音在宽阔的大厅里久久回荡，“都赞成那些对每一个稍知遗传学的人来说明显是荒谬的理论和意见，就像李森科院长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不久前提出的那些论点的话……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就将类似于要在巫医和医学、占星术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之间作出选择！”

加里宁向斯大林授“胜利勋章”

斯大林同志的一声断喝，彻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至高无上的“排头兵”地位，这声喝彩却同时把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彻底抛到了谷底！随着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无情地漫卷了整个苏联学术界尤其是苏联生物学界。

第四章（5）

但是，真正的科学家的声音，强权从来不予置理。1937年春，斯大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月全会上发表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肃清托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措施》的著名演说。由此，对遗传学的舆论清剿正式升级为一场政治清洗运动。瓦维洛夫完全失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已被免去，只剩下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这样一个虚衔，实际上他已经靠边站了。但这并非李森科—普列津特们的目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置瓦维洛夫于死地。他们的《春化》杂志在转载了斯大林的著名演说后，刊载了李森科最亲密的战友、该杂志副主编普列津特的一篇大作，把反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那一派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政治反对派等同起来。强加给瓦维洛夫的罪名愈来愈可怕：“反动派”、“唯心主义者”、“破坏分子”……一张张标签贴到瓦维洛夫脸上，而在风声鹤唳的1937年，谁要是被贴上其中一张标签，那就连上帝也救不了他。瓦维洛夫一派书生意气，典型的温良恭俭让。1935年夏农科院会议上遗传学家们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群起而攻之，惟独瓦维洛夫一人为李森科辩护。1936年12月农科院第六次会议召开之前，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对自己的所长作了专门“指示”，要他在会上与李森科展开论战，“作一个有力的发言，大家期待着他”。瓦维洛夫在学术问题上固然是寸步不让，在会上坚定宣称：“曾有过动摇现代实验遗传学大厦，把它和反达尔文学说的流派联系起来的尝试。我认为，普遍的印象是，遗传学大厦依然是不能动摇的，因为它是矗立在极其大量的、精确的、经过检查的工作之上的。只有同样精确的实验数据才能推翻实验遗传学的大厦。目前还没有这些数据——所以遗传学还存在。”但他只就学术问题而论， 拒绝像他的同事们所“指示”和所期待的那样，对李森科的品行问题作出公开评论。处于“全民承认”的鼎盛时期的李森科，对瓦维洛夫的温良恭俭让却是毫不领情。

在强化外部围攻的同时，李森科们也加紧了内部策反。几十年后，巴赫捷耶夫教授——瓦维洛夫当年的研究生——回忆说，有一次，李森科特意把他叫去，毫不客气地建议他抛弃自己的老师，在李森科的指导下“在另外的立场上”开始科学活动。巴赫捷耶夫气愤地拒绝了。回到宿舍后，巴赫捷耶夫仍旧愤愤不平，便在夜深人静时笔走龙蛇，草就了一封致李森科的信：“我不认为您已经忘记了在您办公室的这次谈话。开始办公前，在接待室里坐着两位女打字员，我和其他一些来访者在等待瓦维洛夫的到来……这时您来了，发现了我，说：‘到我这里来坐坐。’我说，不，我要等瓦维洛夫。您转而问打字员：‘瓦维洛夫还没来吗？’打字员回答，没有来，不过已经派车去接他了。您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转身又对我说，‘到我这里来一下吧。’我只好去了。在您的办公室里，您缠了我整整一个小时。最后，您得到了我对您的卑鄙建议的拒绝，您突然又说：‘想想吧，想想吧！只是不要忘记，我可是为您着想。’在您‘接待’后，我立即到您对面办公室见了瓦维洛夫，把这一切告诉了他。”巴赫捷耶夫不愧是瓦维洛夫忠实的学生，但并非所有瓦维洛夫的学生都这样忠实。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同时也是在名利的诱惑下，瓦维洛夫的许多研究生不得不易帜，研究所因此愈来愈频繁地发生瓦维洛夫半开玩笑所称的生物学上的“突变”事件——昨天还在瓦维洛夫指导下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今天早上一觉醒来便突然宣布，自己是瓦维洛夫学术思想的反对派，要求给他们更换指导老师。不仅如此，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他们还必须附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向敬爱的老师大声地叫骂。

瓦维洛夫也就不能不处在内外夹击之中了。

以下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一次工会会议上瓦维洛夫的同事和学生的发言。

农学家库普里亚诺夫：“你们（指瓦维洛夫）害怕批评，怕得要死。批评使你们如坐针毡。为什么罗扎诺娃和武尔夫（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教授）要这样来提问题？因为他们捍卫瓦维洛夫的理论，他们是瓦维洛夫的热心捍卫者。这是一种有害的理论，要用烙铁来把它消灭干净，因为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能实现自己的任务，并且已经开始这样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他接下去说：“现在全国都知道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在瓦维洛夫—李森科之间进行的这场争论。瓦维洛夫应当去改变工作方法，因为斯大林说过，需要的不是像瓦维洛夫那样，而是像李森科那样工作！”

研究生东斯科伊：“李森科直率地宣称：不是我就是瓦维洛夫，说得清楚、明确，很有见地。他说：‘如果我错了，我们两人就都不存在了。’是的，李森科和瓦维洛夫的论点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应当明白和考虑到，必须以实验科学的成就来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由此而出现了尖锐的斗争和必须对瓦维洛夫学派采取敌视态度。”

声嘶力竭的呐喊，骇人听闻的指控充斥着会议的全过程。瓦维洛夫被困在中间，以他的学者的天真，他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他满头大汗地爬上讲台，同时简短地、令人摸不清头脑地，以愤懑的声音说出反对的意见，真诚地力图说服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知的后果，他了解达尔文学说并且读过等等。”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四面楚歌把他的声音淹得干干净净。

否定瓦维洛夫的学术思想，否定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李森科—普列津特们意犹未尽，进而向瓦维洛夫的私德发难——便有了对瓦维洛夫旗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如下一段控诉：

第四章（6）

为了给自己的“世界作物资源库”收集到30万个编号，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组织了去新旧大陆各处的游览参观（？），并为此花了数以百万计的经费。

而育种学从中得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一点不错，白花钱……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把成百上千的有时对生产和育种工作极为珍贵的作物封存在自己的两三个作物库里，他们惟恐他人觊觎地守卫着这种库藏，就像坐在放满黄金的箱子上的悭吝的骑士……不错，米丘林有时从研究所得到过几粒种子或者几株什么小灌木作物，但是，它们通常总是不发芽。研究所大概是为了搪塞米丘林倔强的要求，就把最早搞到的早就放在博物馆的、而且永远失去发芽能力的种子寄给了他。

瓦维洛夫活脱脱一副“学霸”形象！

对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瓦维洛夫抨击的政治部分，是由普列津特负责的。“我只是工作，而普列津特在为我忙乎哲学问题，”李森科说。这是他在一次会议上宣称，从哲学观点来看，整个遗传学都应当抛进谬误的垃圾桶里去之后供认的。普列津特“忙乎”的结晶，可以《论遗传学中的伪科学理论》为代表。从如下几段高论就可以看出这篇作品的性质——瓦维洛夫院士完全以摩尔根学说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并进一步深化了他的伪科学的原理，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亲缘种和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的理论。瓦维洛夫院士有理由认为遗传学家中最反动的一位——贝特森——是自己的老师。这个贝特森于1914年在澳大利亚发表了有辱科学的讲话，捍卫反进化论思想，并从自己的反进化的遗传学观点作出了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结论。

不是别人，正是从杜林那里可以找寻到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哲学。为了看清杜林和摩尔根学派的人在变异问题上思想完全一致，读一下他的《哲学教程》就够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摩尔根学说新在何处。这些科学的新奇之事就其普遍的哲学形式来说，是狂热的反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杜林早就说过，并且被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反杜林论》中从理论上驳得体无完肤的。难道不值得对杜林和摩尔根学派的人们在意见上的这种“顺序位置”深思吗？

第四章（7）

如此一来，瓦维洛夫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企图钻入苏联科学界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种族主义者的学生，坚持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杜林完全相同的思想。把瓦维洛夫及其学派从苏联科学界完全清除出去，由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金鸡独立，也就是名正言顺了。

这就够让人齿冷的了。但还有更让人齿冷的——在这场大论战中，当局始终全力以赴地支持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公开以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真正后台自居，而对瓦维洛夫破口大骂，说新的基因—染色体理论和瓦维洛夫的植物变异学说都是“反动的、反达尔文主义的”，甚至指斥瓦维洛夫已经把遗传学变成“戈培尔的宣传工具”。斯大林同志也是爱憎分明。30年代中期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同志亲切地和李森科谈话，并给李森科的同伙齐钦打气说：“试验吧，我们支持你”。而当轮到瓦维洛夫发言时，斯大林同志却阴着脸，挪开凳子走了出去。1936—1937年，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个口号——苏联的粮食年产量要达到50亿—60亿普特；谁也不敢说斯大林同志错了，不识时务的瓦维洛夫却要在《社会主义农业通报》上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断言，沙俄时代的粮食年产量就已达到100亿—130亿普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苏联的粮食年产量怎么也不应该比沙俄时代低。克里姆林宫为此专门召见了瓦维洛夫——当然不是要表扬他。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瓦维洛夫正在聆听部长会议主席的指教，斯大林同志从侧门走了进来，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便单刀直入地质问：“瓦维洛夫院士，您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空想呢？帮助我们获得50亿—60亿普特的稳定收成吧，这对我们足够了。”说完也不道声再会，便叼着烟斗，沉沉地走了出去。在稍后的一次会见中，斯大林同志断然声称，植物学家的国外考察对谁也没有用，植物学家不去考虑收获的问题，却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在自己的书斋里做些鸡毛蒜皮的事；“去向田野里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学习吧！”斯大林同志这样向瓦维洛夫建议说，全然不理会瓦维洛夫的尴尬。决定性的表态是在1937年。在追悼基洛夫的悲痛时刻，李森科在莫斯科的一次盛大集会上作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春李森科著作《遗传及其变异》

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他宣告：“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农业科学正在超过、在有些部门已经超过资产阶级科学。”把自然科学划归“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两大类别，这是对苏共十六大在科学战线发起“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针的一大发展。他并且对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作了具体的界定：“旧科学的任务是帮助资产阶级、富农及一切剥削者，而我们的科学的任务则是为集体农庄的建设事业服务。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内容是观察和描述现象，而我们的科学则是改造动植物世界。”由此推论，科学家也就必然地分别归属于“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两张皮”。如此系统和完整地总结关于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理论，这在苏联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个理论的形成无疑是苏联科技领域新的政治镇压狂潮即将到来的一个明显的征兆。李森科毫不掩饰地强调，他的关于科学领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适用于农业科学领域尤其是春化问题——关于春化问题的激烈论战就是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对春化法持有不同见解的科学家都是阶级敌人，即“富农破坏分子”。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动用政权力量、用铁和血来对付他的批评者。谈到这里，他仿佛是向听众呼吁似地说：

同志们：

事实上，由苏联现实所创造的春化学说，在相对来说短短的四、五年内，能够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能够打退阶级敌人的一切进攻（阶级敌人现在还为数不少呢），在这同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同志们，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你们集体农庄的生活中出现。这你们是很清楚的。而且，在科学中他们同样危险，同样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的各种争论中，为了保卫春化学说，为了把这一学说确立起来，我们流了多少血；在实践中，我们还不得不承受不少打击。

请告诉我，同志们，在春化战线上难道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在集体农庄里，富农和他们的教唆者（不光是他们，包括一切阶级敌人）都对着农民的耳朵吹冷风：“别搞什么浸种了。会糟蹋种子的。”他们就是这样骗人的，不管是在科学领域里面还是外面，他们不去帮助集体庄员，而去从事破坏勾当。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派胡言，讲到这里突然被打断——打断这派胡言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

斯大林同志边说边鼓起掌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之席卷整个会场。

第四章（8）

斯大林同志的一声断喝，彻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至高无上的“排头兵”地位。这声断喝却同时把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即李森科在演讲中所痛斥的“科学领域里面”的“富农破坏分子”——彻底抛到了谷底。随着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果然无情地席卷了整个苏联学术界——比20年代末科学战线上的“社会主义进攻”气势更为壮观的学术界的新的政治镇压狂潮从天而降，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科学家身陷囹圄甚至死于非命。

对科学领域里的“富农破坏分子”的无情镇压，严重摧残了苏联的国力，直接威胁到苏联的生存——在整个30年代，苏联在科学上的发现和在技术上的突破寥寥可数。在一些绝对需要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的领域尤其是军事工业领域，出现了技术真空状态。最典型的是航空工业。大清洗之前的1927—1937年，现代航空工业已经在苏联横空出世——建立了很多很先进的技术中心，设计出了很多很先进的军用和民用飞机的新机型。1935—1937年，苏联飞行员在航空方面刷新了很多世界记录。但大清洗却使苏联航空工业跌落低谷。一位航空专家曾这样描述他当年入狱时目击的一幕——我们被带进餐厅……人们全都转过头来望着我们，突然一声惊呼，人们全都跑过来了。这是些多么著名的人物、多么友善的面孔呀。在餐桌上我们看到了A·N·图波列夫、V·M·米亚西斯切夫、I·涅曼、S·P·科罗列夫、A·切哲夫斯基、A·M·马卡罗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都是俄国全国飞机技术的精华、宝贝。简直不可能想象，他们竟然全都被抓起来，全都变成了犯人——这简直是苏联航空工业的浩劫。

甚至于著名物理学家列夫·郎道，也曾被置于死地。列夫·郎道生平共发表一百多篇学术论文，涉及固体物理、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流体力学、天文学、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等各个领域。他与另一个物理学家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全集九本书，实质上是理论物理方面最基本最完善的论著。书中论述的独创性和所包罗材料的广博，在世界各国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这部全集获得了巨大声誉，郎道本人则被誉为理论物理大师。他还团结了一大批科学家和青年学生，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苏联理论物理学派。“郎道本人和以他为首的苏联理论物理学派，在近代物理的各个分支中几乎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郎道的名字铭记在近代物理的各个分支之中”（《物理群星》第325—326页）。1960年，郎道荣获第二届伦敦低温物理大师奖。1962年，他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在大清洗之初却被当局以“德国间谍”的罪名抓了起来。当时郎道是苏联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卡皮查创办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卡皮查对郎道的被捕极为震怒。多方营救均归于无效，卡皮查怒不可遏，他在监狱里与郎道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然后孤注一掷——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同志呈送了一份备忘录，说如果当局不立即释放郎道，他就要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他所创办的研究所。卡皮查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而且他所从事的是当时苏联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原子物理学。他的威胁这才有了结果。当局不久之后就为郎道开脱了一切罪名，把他释放了。绝大多数蒙冤入狱的科学家不可能有郎道这样的幸运，也就不能不继续在铁窗之下消磨生命。科技的停滞不前构成了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遭受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战争初期，当苏联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几架德国梅塞斯米特式飞机把几十架慢腾腾的苏联飞机打得落花流水时，他们只能饮泣吞声，深感绝望。

而在当时苏联科学领域所有重灾区中，遗传学和农业科学所蒙受的损失最为惨重。对苏联遗传学和农业科学的政治迫害，构成了现代科学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页。

苏联首席遗传学家和首席农学家瓦维洛夫首当其冲，无边的苦难正在等待着他！

第五章（1）

第五章带着枷锁角斗瓦维洛夫和他的遗传学好像是枷锁中的角斗士，被迫与拥有并毫不犹豫地运用一切杀人暗器的敌手对垒。但瓦维洛夫从不怯阵，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坚持下去，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就不能不继续遭遇科学理性的顽强抵抗。

1940年春天，在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上，李森科的一个门徒、亚库什金教授不无挖苦意味地对瓦维洛夫说：

怎么啦，院士同志，听说您已经把十八个人送上了断头台……这怎么可能呢？

可大家都清楚，所长不同意，是不能逮捕任何人的。

瓦维洛夫一股怒气直冲脑门。他想痛斥这个诽谤者，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冷冷地说：

显然，人们并不总是清楚，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但亚库什金的统计并没有错，从1934年基洛夫遇刺到1940年春天，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真的有十八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锒铛入狱。其中包括瓦维洛夫的副所长、育种家维克多·叶夫格拉福维奇·皮萨列夫，细胞遗传学家格利戈里·安德列叶维奇·列维茨基以及塔拉洛夫教授、萨佩金教授……锒铛入狱的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又岂止是瓦维洛夫的18位部属，接替瓦维洛夫出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不久的穆拉洛夫、副院长邦达连科，还有萨拉托夫的育种家迈斯特院士，也在大清洗的血雨腥风中被捕并被处以极刑。所有这些屈死者，无一不是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公开批评者、瓦维洛夫亲密的师友。显然，处死他们是为了给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领袖瓦维洛夫一记血的警钟。苏联安全机构一位领导人公开宣称，他要捻死任何准备侵犯李森科的神圣无比的教义的人，即便是列宁的朋友、最年长的布尔什维克克尔日扎夫诺夫斯基。反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在事实上已经构成苏联学术界的不成文法典中的头等罪名。

应对这些可耻的政治迫害事件负责的当然不会是瓦维洛夫。恰恰相反，每一次逮捕都使瓦维洛夫极度震惊。当第一股逮捕浪潮袭来时，他就曾致函友人：“令人惊异的事情像山崩一样地发生了！”困惑和不满溢于言表，“有那么多人离队了。是从列维茨基、马克西莫夫和皮萨列夫开始的。事情要怎样才能结束，谁也不清楚。”他了解他的师友，不相信他们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为了拯救他们，瓦维洛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保存着瓦维洛夫当年写给当局的大量信件，瓦维洛夫以研究所所长的名义，请求把被捕的和被流放的研究人员送回列宁格勒，担保他们是忠诚的。并且强调指出，这些研究人员是某一领域的独一无二的行家，没有他们，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将陷于停顿，国家的科技发展将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与米·伊·加里宁会谈，他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呼吁。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都要全力以赴地去拯救他的那些不幸的部属。植物学家马尔科维奇被捕后，瓦维洛夫为之四处奔走。直到他自己被捕的前三个星期，他还在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信，请求撤销对马尔科维奇的判决书。在多方营救的同时，瓦维洛夫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安慰马尔科维奇，常常寄信寄钱寄包裹，寄去热情和光明：“我们不会忘记您，我们需要您。”这是他致马尔科维奇的信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还致函监狱长，请求狱方给马尔科维奇以特殊照顾，安排轻活，使他的这位老部属有条件在狱中写出有关赴爪哇和印度考察的学术报告。马尔科维奇70岁生日那天，又接到了瓦维洛夫热情洋溢的贺信：“像领到毕业文凭那样，这是一个美妙的日子。请不要忘记，达尔文在70岁那年才进入自己的鼎盛时期。向您致敬——愿您活到一百岁！”如此厚待“人民公敌”，在风声鹤唳的大清洗时代，该需要多么大的同情心和勇气啊。瓦维洛夫甚至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的面，为马克西莫夫、科罗廖夫、库兹明、奥尔洛夫、列维茨基请命……但谁也没有得到拯救，他的勇气和努力的惟一后果，不过是进一步加深了当局对他的憎恶。

不惜动用专政机器，来肢解苏联遗传学，并为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杀出一条血路；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因此长驱直入，一个接一个学术重镇失陷。瓦维洛夫旗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莫斯科遗传研究所实际上成了遗传学在苏联的最后堡垒。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当然不会容得下这两个敌垒。于是穷追猛打。研究所的出版社被撤销；与此同时，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沦入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之手，苏联的遗传学家们至此完全丧失了发表论著的可能性。尔后，遍布全国的试验站也相继告别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这些试验站是检查和繁殖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作物收藏所必需的。它们被强行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划出，在研究所尤其是在瓦维洛夫一方，无疑有断臂之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试验站的易帜，使得研究所再也不可能?大量的蔬菜作物进行试验和繁殖。古老的卡缅草原试验站的分离，使研究所再也没有条件研究耐寒的五谷类作物了；随着北德维纳试验站的撤销，对黑麦、燕麦和大麦的检查再也无法进行……试验技术人员随着试验站一起散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或几种作物试验的不可替代的行家。秋风萧萧，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以及整个苏联遗传学已是落花流水。

当事人欣斯卡娅追忆：“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典型特点是具有一种特别的节日气氛。”但在1939年之后，这样的气氛便一去不复返了，“研究所的生活已令人忐忑不安。随着李森科的变态心理的发展和强化，再也没有安静的瞬间了……对研究所和对瓦维洛夫的攻击变成了不断的迫害。研究所的状况急剧恶化，形形色色的监察、检查接踵而至……”

所有这些监察、检查的结论，

第五章（2）

栽培研究所的典型特点是具有一种特别的节日气氛。”但在1939年之后，这样的气氛便一去不复返了，“研究所的生活已令人忐忑不安。随着李森科的变态心理的发展和强化，再也没有安静的瞬间了……对研究所和对瓦维洛夫的攻击变成了不断的迫害。研究所的状况急剧恶化，形形色色的监察、检查接踵而至……”

所有这些监察、检查的结论，几乎都构成研究所和瓦维洛夫的新罪状。当瓦维洛夫正一连几小时地观察一对亲本作物怎样结合才能有最好的育种效果时，一个例行的检查委员会正在编写例行的检查记录，这份记录显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受到了腐蚀性的资产阶级影响。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容置辩的证据——研究所各实验室的门上的名牌都是用英俄两国文字写的，甚至连厕所和党委会的门上都标了英语名称！瓦维洛夫因此被从试验小区里叫到上级机关，挨了训、写了检查不算，还要在全所大会上就此事展开讨论……如此摧折，研究所正常的科研本来就已经是难以为继了，但政治的胃口仍然没有满足，正如研究所工作人员晚年所述：“强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有几年我们是跑集体农庄搞春化法‘试验’，后来，李森科的朋友多纳特·多尔古申发明了一种什么剪穗子的特别剪刀，并且全国都被迫从事品种内杂交……科学家不是去考察或者在自己的试验区里进行定期的观察，而是服从命令去剪麦穗。”据统计，仅在1939年春，遵照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就有77名遗传学博士和副博士被派往各个加盟共和国、区和边区参与春化试验，研究所自己的主要研究项目不得不陷于停顿。连一向好脾气的瓦维洛夫也终于大发脾气，在一次会议上特别声明：“让研究所的所有遗传学家都去搞育种学，把大家都变成育种家——这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需要和育种家们联合在一起，帮助他们，不对他们隐瞒生理学的鉴定。但是，绝不能全然相信李森科同志的话，否则……将导致荒谬。”但大发脾气也没用，瓦维洛夫的部属依旧大都是流水的兵。

最致命的摧折来自财政方面。从1937年起，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急剧减少了对自己最大的科研机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拨款。“作物栽培研究所的财政状况是灾难性的。”1939年2月，瓦维洛夫向农科院主席团这样报告说。财政状况真是灾难性的：一些主要实验室的研究经费减少了二分之一。但瓦维洛夫的呼吁非但无助于警醒当局，反而招致更严厉的财政打压——约一个月后，农业人民委员贝内迪克托夫公开声称，不再给“孟德尔分子”以任何资助：“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支持李森科院士的实际工作和他的理论观点，并责成苏联的育种站在良种繁育和育种工作中采用他的方法。”

瓦维洛夫和他的遗传学好像是枷锁中的角斗士，被推到残忍的角斗之中，与拥有并毫不犹豫地运用一切杀人暗器的敌手对垒。但瓦维洛夫从不怯阵，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坚持下去，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就不能不继续遭遇科学理性的抵抗。

李森科宣称，所谓近亲交配法的强制自花配粉会毁掉异花授粉的作物，并且带给育种家的只能是损害。整个国际学术界却是另外一种说法。瓦维洛夫对这两种说法都不愿轻信，便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里开始对黑麦、三叶草、梯牧草、葡萄和玉米进行自花授粉试验。有数十名专家参与其事。试验结果是：近亲交配对作物没有危险，而对育种家有益；只有借助于近亲交配才能培育出可增产三分之一以上粮食和青饲料的杂交玉米品种。

李森科宣称，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春播五谷类作物变为秋播，或者反过来这样做，由此印证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任意改变作物的遗传方向。瓦维洛夫便指令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两名遗传学家重复李森科的这一试验。两名遗传学家寻找着绝对可靠的试验方法，以保证自己的试验不致引起任何争议。他们终于找到了。称为“合作社社员”的秋播小麦刚一分蘖，他们就对它作了精心的手术——把每株小麦分成两半。这没什么可怕的——两半都可以成活。但如今它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生长，一部分供遗传学家检查之用——在大田通常的条件下不受干扰地生长着；另一部分则种在暖房里，确切无误地按李森科的试验程序去做。结果出来了：根本没有发生禾本科作物从秋播转为春播或从春播转为秋播的任何变异。一包热谱图和试验记事本证明了这个简短的结论，李森科的又一个奇迹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李森科宣称，春化法现在已经是在全国范围提高小麦产量的惟一可靠的手段，

第五章（3）

只要全面实施春化法，将使每公顷土地至少多收100公斤小麦；李森科将这个假想中的100公斤乘以苏联的一亿公顷土地，便开始在报刊上和电台上许诺他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给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他并且主张，春化法应当走出学术界，走进田野——“只要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卷入，没有从事育种试验，事情就不会顺当。有些学者说，育种学是一门科学，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问津。但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他要把整个苏联当作他的实验室；而这无疑是一场赌博——他的并不可靠的春化法一旦失灵，那么整个苏联大地将长满杂草。为了个人前程而不惜拿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做赌注，这种狂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瓦维洛夫的批评。在一次讨论会上，瓦维洛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措施，都不能当作摆脱苏联农业的一切不幸的灵丹妙药！

李森科宣称，他所信守的“米丘林生物学”是世界生物学的顶峰，因此已经没有必要了解别的生物学理论；除了他们的《春化》杂志，没有必要出版其他流派的生物学著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脱离实际的反常。”谁如果敢于关注其他生物学流派尤其是关注国外生物学，当然就是离经叛道。李森科曾义愤填膺地慨叹：“远不是所有的苏联生物学家……都根除了崇洋和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时髦的追求。”轻狂地排斥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以致“外国文献”一词在苏联学术界成了骂人的脏话。出版社在出版文集之前，必须尽心竭力地从手稿中去掉可能引致“媚外”嫌疑的每一个外来名词。即使是瓦维洛夫旗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在这方面也是一派风声鹤唳——“有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不能利用，幸运的是，这些资料没有毁掉。它们常常藏而不用，或只供小范围的读者使用。于是，成长起来了特殊的一代，他们不了解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来龙去脉的‘血统关系’，即使在今天也常常要把精力放在基础知识的介绍上。”李森科甚至成功地剥夺了各大学、各医学、教育和农业研究所的教授们向学生讲授真正的生物学的权利（代之以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并且居然还把注意力转向中学生。“应当从中学的达尔文学说教学大纲中去掉孟德尔—摩尔根的胡言乱语。”他在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的信中强调说，“在我看来，这是合理的，即使是从下述这点来看也是这样：中学只应该对学生讲授科学的基础知识，当然，孟德尔学说也好，摩尔根学说也好，都是和科学的基础知识没有什么关系”。而李森科的生物学沙漠化倾向的最大敌人仍然是瓦维洛夫。瓦维洛夫顶风而上。在他的倡议下，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着手出版三种多卷本巨著：《苏联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理论基础》、《苏联的植物群落》。所有这些巨著，都以孟德尔创立的经典遗传学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即便是在自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瓦维洛夫还一如既往地抵制李森科所推行的学术上的闭关自守。他向农业人民委员呈交了一份报告，主题便是——“关于利用外国农业经验、外国最新发明改良种子和作物”。“像门捷耶夫、季米里亚捷夫、巴甫洛夫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这样的我国最伟大的学者的特点之一是：他们使我们养成了密切注意研究世界科学的习惯。”瓦维洛夫开篇便针锋相对地强调，虚心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是俄国学者的优良传统。然后痛切地指出：

高尔基(1868-1936)高尔基曾教导说，必须注意研究世界文化的经验。然而，在农业和农业科学的许多方面，近来却开始在培植轻视外国经验、甚至藐视它的不健康的趋势，停止了摘报刊物、优秀的外国教程和原作的译著的出版，不再考虑发明事业，不再考虑近十年来尤其是在加拿大、美国、德国和瑞典取得的重大育种学成就。存在着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摘一切国外科学的倾向。在这里，人们忘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所推动的。某些有权威的同志的观点和国外科学的基本趋势不一致成了摈弃一切国外科学的口实。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我国的一些甚至是了不起的科学的农艺工作者不懂外文所促成的。

最近实行的对种子交换的限制实际上中断了从其他国家进口改良品种的工作，而整个这件事只有可能建立在最新品种的相互交换之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采取彻底的措施。

第五章（4）

瓦维洛夫的笔锋所向是很清楚的——他所抨击的“某些有权威的同志”，还有不懂外文的“了不起的科学的农艺工作者”，无一例外的都是苏联学术界闭关自守的主凶李森科。瓦维洛夫要求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挽回李森科给苏联学术界造成的损失——他列举了必须立即译成俄文的外国育种学名著；建议为了利用外国经验，也为了收集外国育种材料，在一些国家的苏联大使馆设立农业咨询机构；呼吁农业人民委员部组建“利用外国经验，例如最新的机器和工具，与病虫害作斗争的新手段、新品种的业务办公室……”

让我们去上柴火堆！

让我们被烧死！

但是我们决不背弃我们的信念！

的确，瓦维洛夫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其巨大声望和浩然正气，在李森科来说无疑是一道坚固的屏障，令李森科望而生畏。李森科的狂想的喷泉似乎永远也不会枯竭；但他的狂想总是在瓦维洛夫面前碰壁。只要瓦维洛夫一息尚存，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就不能为所欲为！李森科气急败坏，一场短兵交接势不可免。

1939年3月，在一次地方科学工作者会议上，就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功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大厅里挤满了听众，瓦维洛夫的支持者和李森科的门徒轮番上台发言，李森科的门徒利用他们所能抓到的一切把柄，全盘否定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瓦维洛夫也登上了讲台，“瓦维洛夫不喜欢演讲，这是和他的性格完全不相容的”。但现在，瓦维洛夫被迫自卫。他谈到苏联还缺乏许多珍贵作物，谈到农民们正期待着遗传学家帮助改造荒漠和山谷，谈到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任重而道远，需要信任，需要安定团结，使遗传学家能够集中精力，兢兢业业地工作。他痛切陈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苏联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可悲的倾轧，这就是由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来压制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但后者决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由普通的遗传学家组成的。他大声疾呼：两派的争执应该止于学术层面，不能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法令来解决。但他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明白他的大声疾呼不会有什么作用，明白他和他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于是他凛然表示——让我们去上柴火堆！让我们被烧死！但是我们决不背弃我们的信念！

温良恭俭让的瓦维洛夫，但却是不屈不挠的瓦维洛夫，无畏的瓦维洛夫！

但瓦维洛夫没有金刚之身。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他不会不留下深刻的创伤。他的一位友人回忆说，“他在最后一年里不知怎地变得衰老了。眼中没有了从前的光泽，那种时刻都有的瓦维洛夫式的稍带讥讽的愉快表情也不见了。”从来温文尔雅的瓦维洛夫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在家里，他愈来愈经常地和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亲友们当然理解他，总是设法缓和这种爆发；而事后瓦维洛夫往往自己也感到惭愧，不好意思地向亲友们解释说：“对不起，我的制动装置失灵了”。雷电风暴滚滚而来，瓦维洛夫不堪重荷，心力日趋衰竭。但能够细微体察瓦维洛夫心理变化的部属毕竟不多。“大家都认为他是无可幸免的。”欣斯卡娅教授回忆说，“大家都很伤感。他本人反倒比大家都乐观。”瓦维洛夫的另一位部属同意这种说法，他声称，1940年冬天，他到莫斯科去见瓦维洛夫，俩人谈起研究所的命运，瓦维洛夫表示，研究所并非穷途末路，“如果把我们所有的敌人都沉入喷泉之湖，那他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甚至连水泡都不冒起来。”瓦维洛夫不相信自己会被捕——“他们不敢！”但究其实，瓦维洛夫不过是强打精神，作为事实上的苏联首席生物学家、首席遗传学家，作为研究所的最高首长，他不能垮掉，他必须表现出充分的自信，以维持自己的学派、自己的研究所的安定，以鼓励战友们在绝境中英勇地面对自我——这是他的职责，他所能行使的最后一次职责。但在私下，瓦维洛夫并不掩饰自己对死亡即将来临的预感。1939年夏天，瓦维洛夫的老朋友，保加利亚教授乔·科斯托夫把选举瓦维洛夫为索菲亚大学荣誉博士的证书寄往列宁格勒，同时寄去了他在索菲亚大学礼堂宣读的对瓦维洛夫的评语。“谢谢您的悼词”——瓦维洛夫在回信中疲惫地开玩笑说。还有一次，他坐进所长专车，一反常态地对他的女助手大发感慨：“瞧，我已经习惯于这些方便条件了。可天道无常，谁知道明天会怎样。”甚至在给学生签署学术评语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话：“唉，现在我给你写评语，也许明天我就不能这样做了。”瓦维洛夫的生前好友、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资深学者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莫尔德温基娜对当时瓦维洛夫的这种矛盾性格有过精当的描述：“他在人前还得挺住，但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时就忧郁起来，完全变成了个老头儿。”心力衰竭的同时，瓦维洛夫的体力也今不如昔了。这位曾经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跋、在险隘上攀行、徒步和骑马走过千里万里的著名旅行家，现在连爬三层楼都气喘吁吁：“心脏，老兄……”瓦维洛夫在看门老人面前承认他的心脏有毛病。但仅此而已，对其他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对自己的妻子，瓦维洛夫都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自己的病情。

瓦维洛夫的精神至死也没有崩溃，这是奇迹。

第五章（4）

宁愿相信谬误而不相信真理，当局的这一抉择不只是葬送了苏联最优秀的科学家——直到苏联历史的最后一天，苏联人也没有摆脱排长队购买粮食和副食品的霉运。苏联农业的长期衰败，当然主要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体制痼疾所造成的，但强权蹂躏公理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939年5月初，根据李森科的建议，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认定瓦维洛夫领导下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1000名工作人员整整一年的劳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即证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工作“徒劳无益”，李森科下令：禁止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全苏农业展览会上展出。瓦维洛夫忍无可忍，亲自去向李森科——新上任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讨说法。当时情景，瓦维洛夫的部属列赫诺维齐几十年后依旧历历在目——“地点是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室。在一张狭长的桌子后面，一端坐着闭着眼睛的李森科；另一端是瓦维洛夫院士；侧边是秘书们和我。瓦维洛夫院士手中拿着我们提交的名单，只扫了一眼，就认真地言简意赅地报告，研究所为什么要介绍某某专家去展览会上展示其研究成果。李森科在会议的全过程中没有从嘴里吐出一个字来，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瓦维洛夫的辩说无懈可击，李森科终于不能不同意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派一部分专家出席展览会。但所有人选都必须经过他的认可。“如果人选中意，他就缓慢地把头向前探一探。如果人选不中意，他就一点表示也没有。在瓦维洛夫讲完之后，办公室内是一片难堪的紧张的沉默。我们的名单被砍掉了许多人。被砍掉的都是那些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批评过李森科的人。在为数不多的得到认可的人中，有那个发现了‘根部春化’的扎鲁巴伊洛。没有得到认可的有列维茨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植物细胞学家，卡尔佩琴科——世界上第一个繁殖力强的白菜—萝卜属间杂交种的创始人，还有著名的浆果作物专家罗扎诺娃等等。”

这样的结局，瓦维洛夫和他的部属们是无法接受的。怎么办？向斯大林同志呼吁吗？斯大林同志对瓦维洛夫的态度在瓦维洛夫来说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那么向苏联的第二号人物、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呼吁吧？可莫洛托夫对斯大林同志的刻意模仿在瓦维洛夫来说同样是刻骨铭心。瓦维洛夫的同事们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则故事——莫洛托夫（1890-1986）瓦维洛夫在斯大林同志那里碰壁不久，奉命再向莫洛托夫汇报。爱听不听的莫洛托夫几次打断瓦维洛夫的话头。当瓦维洛夫谈到科学院生物学部的一个科研项目——在人工条件下繁育野生动物——时，莫洛托夫差点跳将起来。“想驯化狐狸，真是异想天开！”莫洛托夫大失宰相风度地嚷道：“你，瓦维洛夫院士，停止搞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吧！”报界立即抓住此事大肆渲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痛斥生物学家们如何之无聊，甚至要驯化狐狸！其实在人工条件下驯化野生动物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尖端的科研项目，只不过出自瓦维洛夫之口，便遭如此捉弄。而瓦维洛夫也只是负责汇报，并没有参与其事，仅仅因为莫洛托夫指名骂的是瓦维洛夫，报界便也跟着把瓦维洛夫骂了个狗血淋头。

失道多助，得道寡助，瓦维洛夫的据理力争终归枉然，全苏农业展览会基本上把经典遗传学派排除在外。

李森科深受鼓舞，进而直捣瓦维洛夫卧榻：

第五章（5）

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设法抢班夺权，从而将瓦维洛夫一举击溃——1939年秋天，瓦维洛夫出差去外地，李森科乘机发动“政变”，亲自下令，彻底改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根据把在遗传学和育种学问题上持有与李森科不同观点的人清除出去的原则，从学术委员会里赶走了最著名的遗传学家、生理学家、细胞学家和作物栽培学家。对卡尔佩琴科、列维茨基、巴赫捷耶夫、伊万诺夫、潘加洛、巴济列夫斯卡娅、基托列托娃、戈沃罗夫、科瓦廖夫和科茹赫夫来说，通往学术委员会的道路似乎是永远关闭了。而他们都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精华。”实际上是彻底扫荡瓦维洛夫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权力基础。李森科本来是志在必得，岂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深孚众望的瓦维洛夫的战友们虽然被赶下台，却并未人走茶凉，在研究所依旧炙手可热，新委员们反倒无人理会。李森科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折腾毫无收效，徒然激起瓦维洛夫的激烈反抗——勃然大怒的瓦维洛夫拒绝承认既成事实。他坚称，如果不取消李森科的改组命令，他将辞去所长职务。李森科别无良策，只好收回成命。

此番小胜，在瓦维洛夫不过是回光返照。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很清楚这一点，本来就是小人得志的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因此更不免骄横张狂，战斗尚未结束，便开始尽情奚落、折磨自己的敌手，尽情享受胜利的欢乐。瓦维洛夫每一次去李森科坐镇的莫斯科全苏农业科学院出差，都要经受一次精神上的苦刑——李森科—普列津特们无所顾忌地对待瓦维洛夫，尖刻的讽刺、挖苦和申斥不断地落在瓦维洛夫身上。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在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室里，瓦维洛夫向李森科报告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计划，如创造小麦的免疫品种、培育土豆的抗瘤品种、着手杂交玉米的试验……坦诚的瓦维洛夫，即使在自己的敌手面前，也不回避自己的缺点。在谈到生物化学实验室的工作进展时，他不无遗憾地承认：生物化学家尚未学会按蛋白质来判明品种的差异。“我们至今还不能按蛋白质来区分小扁豆和豌豆。”

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仰面大笑。

李森科（从座位上）说：我想，每一个能用舌头的人都会区分小扁豆和豌豆。

瓦维洛夫：我们不能用化学方法来区分它们。

李森科：如果不能用舌头来尝，我们为什么要用化学方法来区别？

另一次，双方则是唇枪舌剑。在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瓦维洛夫建议，用他在地中海地区找到的、不生锈病的燕麦“拜占庭号”来进行杂交。为了不致使提案被搁置，瓦维洛夫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种子，把它交给秘书。同时说明，包上的文字是用拉丁文写的。

瓦维洛夫（解释说）：植物科学是一门国际性科学，所以拉丁文是最方便的用语。

李森科：为的是不让人民看懂。

普列津特：那就不应当去研究。

第五章（6）

总把“人民”挂在嘴上的李森科，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在他的心目中其实丝毫也没有人民的位置。这在他与瓦维洛夫的争斗中表现得就很露骨——不管对苏联科学、苏联农业是多么至关重要的科研项目，只要出自瓦维洛夫的创意，李森科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全盘否定。对杂交玉米试验的态度便是如此。瓦维洛夫发现，对玉米长期强迫自花授粉（近亲配交），再进行自花授粉系的杂交，这种方法可以获得的收成将比使用最优良的玉米品种所获得的收成高出至少30%。于是，瓦维洛夫和他的助手塔拉诺夫教授开始在苏联第一个进行杂交玉米试验。但当杂交玉米试验理论上的探索已接近尾声，而在美国，杂交玉米的播种面积急剧扩大时，李森科却在敖德萨的一次会议上突然宣布：“近亲交配法”是反科学的，从而实际上堵死了杂交玉米通往苏联农田的道路。对此，瓦维洛夫忧心忡忡。尤其是在获知杂交玉米试验在美国的巨大成功后，瓦维洛夫更是坐不住了。他明知当局不会把自己的建议当回事，但他抱着侥幸心理。“1937年”，瓦维洛夫当年的同事古尔斯基教授回忆说：“在莫洛托夫主持下的人民委员会就此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瓦维洛夫作了报告，并建议在我国立即开展杂交玉米试验的实质性工作。莫洛托夫问坐在身旁的李森科：‘怎么样，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讲得简短而明确——与形式主义的经典遗传学有关的一切试验都是浪费卢布；而且何必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走。莫洛托夫便据此否决了瓦维洛夫的提议。稍后瓦维洛夫在向我谈到这件事时，大声感叹：‘想想吧，人民委员会竟然拒绝使玉米产量增加一倍的可能性’。”

根据李森科的直接指示，在苏联停止了有关强迫自花授粉的任何试验。瓦维洛夫想不通——这可关系到国计民生啊，怎么能够因为个人恩怨而轻易否决呢？他要亲自说服李森科回心转意。1938年9月，在接到新的一期《自然》杂志后，瓦维洛夫致函李森科：

亲爱的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

鉴于您对玉米自花授粉系第一代杂种的利用可能性感兴趣，我把最新的有意义的资料通报给您，这些资料是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斯在他的报告中刚刚披露的。

今年，在美国，第一代杂种系的面积约为600万公顷，全部播种面积中的15%为玉米。依照比较试验计算，此举将使增加的产量达到一亿蒲式耳。与此同时，威尔斯（他本人是位育种和良种繁育家）赋予这一方法以特殊的意义，并且认为，近四十年来所采用的改良玉米的所有其他方法，都没有实质性的收获……但李森科的铁石心肠是不可能被打动的。他装出一副没有收到瓦维洛夫的任何信件、没有听说美国杂交玉米最新进展的样子，在一次研讨会上慷慨激昂地大声说：“在10—20年期间，几乎所有的育种站……用的都是近亲交配法。结果究竟在哪里呢？有用这种方法培育出来的品种吗？哪怕是一种！孟德尔分子们忘记了这一点，首先是瓦维洛夫院士忘记了这一点。”

堂堂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当众撒谎。

第五章（7）

铁壁合围之下碰得鼻青脸肿的瓦维洛夫，仍在做着力挽狂澜的美梦。“亲爱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939年7月，瓦维洛夫写信给全苏植物栽培研究所工作人员、玉米种植专家科茹藿夫：“美国的事情是极不寻常的——杂交玉米的播种面积今年已经达到1000万公顷，而在去年，600万公顷杂交玉米所增加的产量已经超过15亿公担。我把我接到的信件复制件寄给您。请您从头到尾地研究一下。其中列举了全部文献资料。现在您要留心每一个进展，并把一切再读一遍。我一接到新的文献资料，就立即寄给您。您去作出重要结论吧。还鉴于在加拿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将专门给农业人民委员写信。”

但瓦维洛夫的最后一搏仍归徒劳。1940年2月，李森科—普列津特主持下的《春化》杂志对瓦维洛夫的呼吁作出了公开答复。《春化》杂志刊登了一组非常低级的文章，主题只有一个——嘲笑近亲交配法。最重要的文章是“编辑部文章”，它一口咬定：“世界上所有近亲交配法论者，其中包括我们的同胞，他们的收支是不平衡的。近亲交配法论者创造了极其大量的不同形式，然而从这些形式中绝不能搞出一种哪怕是能和标本相比较的品种来。”接下来又说：“求助于美国的玉米是摩尔根分子证明自己的理论的实际性的最近一次尝试。而且，与其说是美国人本身，不如说是我们的同胞摩尔根分子对他们所说教的近亲交配法所取得的胜利（在美国有数百万公顷的玉米），很是喧闹了一阵子。”

杂交玉米虽有苏联第一流的科学家保驾护航，仍不幸与苏联农业擦肩而过。大约二十年之后，杂交玉米才终于从苏联农田中生长起来——1955—1956年，苏联不得不用大量外汇从美国人加斯特那里购买杂交玉米的播种材料。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加斯特的企业原来是育种家威尔斯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开拓者”——的子企业。而此威尔斯就是当年的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斯，还在1938年，瓦维洛夫院士就曾白费力气地再三恳请当局高度关注这个美国农学家的研究成果！

宁愿相信谬误而不相信真理，当局的这一抉择不只是葬送了苏联最优秀的科学家——直到苏联历史的最后一天，苏联人也没有摆脱排长队购买粮食和副食品的霉运。苏联农业的长期衰败，当然主要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体制痼疾所造成的，但强权蹂躏公理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恨屋及乌。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在放肆地侮辱、摧残瓦维洛夫的同时，对瓦维洛夫纯粹学术上的合作者的纯学术活动也力图压制。农学家约费早在1932年就在列宁格勒创办了农业物理研究所，第一次提出让物理学的成就为农业服务。但在1939年，李森科悍然下令把这个研究所关闭了。他说他不相信有什么农业物理学：“物理学——这是关于无生界的科学，而农业是和有生命的作物和土壤打交道”，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宣称，“所以在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东西！”

瓦维洛夫深感震惊，和约费教授联名提出抗议。但抗议书如泥牛入海。

第六章（1）

第六章绝唱苏联当局的断然举措，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愤怒。聚集在爱丁堡的学者在国际遗传学大会会场上、在大会休息室里公开议论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政治迫害，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命运深表关注和忧虑。指定为瓦维洛夫专有的大会主席的座位从始到终都示威性地空着……对于发生在苏联的悲剧，国际学术界不可能袖手旁观。

1932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已经议决：下一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将于193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并公推瓦维洛夫为下一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主席，全权负责筹备工作。这既意味着苏联的遗传学成就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同时也是瓦维洛夫所享有的世界性声誉的无可辩驳的说明。事实上，国际学术界主要是根据瓦维洛夫的成就来判断苏联遗传学的水平的；国际学术界与苏联遗传学界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与瓦维洛夫的联系来实现的。瓦维洛夫遗传中心定律、瓦维洛夫关于野生植物培育的理论，都首先发表在英国的学术刊物上；美国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格尔曼·米勒，英国遗传学大师威廉·贝特森，还有英国遗传学家西里尔·达灵顿、英国农学家丹尼尔·霍尔……都和瓦维洛夫保持着亲密的交往；瓦维洛夫的朋友遍天下，正是在瓦维洛夫的国外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1932—1940年，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植物品种收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高粱一种就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样本；来自世界各地的小麦、蔬菜、果树等等植物的种子，其数目更是数以万计，从而使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成了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机构中植物品种收藏最丰富的研究机构。在瓦维洛夫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激烈冲突中，国际学术界旗帜鲜明地站在瓦维洛夫一边，给了瓦维洛夫以最大限度的声援。1936年，当没有一项由瓦维洛夫所主持的工作不遭到他的对手的辱骂时，德国的保罗·帕莱出版公司却向苏联政府申请翻译出版瓦维洛夫的三卷本巨著——《作物育种学的理论基础》——的许可……但是，瓦维洛夫在国际学术界所拥有的地位和他与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联系，却是苏联当局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所不能容忍的。瓦维洛夫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因此开始被一次一次地切断。也是在1936年，刚刚选举瓦维洛夫为自己的院士的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三次邀请瓦维洛夫去布尔诺讲课，瓦维洛夫一再请求当局准予他应邀前往，但都被当局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原定由瓦维洛夫主持的、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也就不能不和瓦维洛夫一样遭遇不测了。

就学理层面而言，这次国际学术界盛会，苏联当局应该是乐观其成——将充分展示苏联遗传学成就的这次盛会，无疑有助于改善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在这次盛会筹备之初，苏联当局也确曾表示竭诚欢迎。但当筹备工作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当世界各地的1700名遗传学家来信表示与会时，苏联当局的态度却突然变得暧昧起来。瓦维洛夫对这次盛会本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在他的想像中，当局不可能拒绝这样的盛会；而这次盛会一旦如期在苏联召开，以他为旗帜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一旦成功地主持了这次盛会，信守经典遗传学的国际遗传学精英一旦汇聚莫斯科，那么，苏联经典遗传学派的实力、声望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苏联经典遗传学派将可以借此重整旗鼓，苏联经典遗传学派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实力对比将可能发生根本变化。但瓦维洛夫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恰恰是基于他所预见的那些后果，苏联当局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这次国际学术界盛会愈来愈深怀恐惧。1936年年底，瓦维洛夫在权威的《消息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说：“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尤其是像遗传学这样的科学前沿部门的代表大会，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应当表现出组织国际科学大会的能力。应当表现出苏联科学所处的高水平。”倒是瓦维洛夫的外国同行清醒一些，他们了解瓦维洛夫的处境，出于对瓦维洛夫个人命运的担忧，当然也是出于对莫斯科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的命运的关心，他们纷纷给苏联当局去信，恳请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的筹备工作予以支持，使大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一度模棱两可的苏联当局终于再没法模棱两可了。大会法定召开日期的前三个月，莫洛托夫突然下令，筹备工作完全停止——因为苏联当局已确定禁止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与此同时，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接到了苏联组织委员会的一封信，根据瓦维洛夫授意发出的这封信，言辞婉转地请求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将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推迟到1938年8月举行。另一封由苏联十二位知名遗传学家联名发出的信则向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言之凿凿地担保：1938年8月的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必将成功！

很明显，大局已定，但瓦维洛夫和他以往在面临绝境时一样，仍然抱有幻想，

第六章（2）

他幻想通过推迟大会的召开，给自己一点回旋余地，使自己有时间吁请当局改变决策，从而使莫斯科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能够起死回生。但也与往常一样，苏联当局毫无通融余地，为了彻底击溃瓦维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这个纯粹虚构的敌人，苏联当局甚至完全不顾自我形象，不惜与整个国际学术界为敌——这是瓦维洛夫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的。瓦维洛夫的幻想又一次化为泡影。

苏联当局在国际社会中改善自我形象的一个大好机会就这样坐失了，瓦维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的一次转机也因之坐失了。结果，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而且众望所归的瓦维洛夫根本就没能与会——苏联当局仍然不允许他走出国境半步！许多年过去后，瓦维洛夫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时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事们才得到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的报告集，读到了大会中间那些痛苦的声音。“你们请我担任瓦维洛夫院士本可使它熠熠生辉的角色，”主持这次大会的英国遗传学家克鲁声明说：“你们把他的长袍穿在我的没有期待过的双肩上。如果我穿着它还不显得笨拙的话，那你们不应该忘记：这件长袍是为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缝制的。”

苏联当局的这些断然举措，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愤怒。聚集在爱丁堡的各国学者在会场上、在休息室里公开议论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政治迫害，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关切和忧虑；指定为瓦维洛夫专有的大会主席的座位从始到终都示威性地空着。那些在苏联工作因而身临其境的外国专家对当局在瓦维洛夫问题和遗传学问题上所表现的专横更是无法容忍。

第一个忍受不了的外国专家是格尔曼·米勒。米勒出生于纽约，青年时代他就决定以遗传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为此在升学时选择了生物系。由于他在专业上的突出成绩，很快就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如果说德·弗里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遗传学家的注意力引到对突变的实验研究方面的科学家，那么米勒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用果蝇来系统地研究突变现象的科学家。1927年，米勒宣布X射线是强有力的基因突变剂。当其他遗传学家还只能被限制在实验群落中所出现的少量自然突变体上时，米勒在短时间内就能人工产生出几百个突变体。他发现这些突变体的绝大部分“在遗传上是稳定的，并且其中大多数都以一种典型的孟德尔染色体突变基因的方式进行活动，这种突变基因在有机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报告迅速被斯塔特勒所证实，斯塔特勒发现，用X射线对大麦种子进行照射可诱导突变。米勒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人工诱变之父”的美誉，并使他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在政治上米勒一度非常左倾，为此冲破了重重阻隔，于1932年抵达他无限向往的红都，在瓦维洛夫旗下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组建了苏联的第一个人工诱变实验室，从而推动了苏联遗传学一个新领域的发展。米勒与瓦维洛夫的关系非同寻常——摩尔根是从贝特森手中接下孟德尔衣钵的，而瓦维洛夫和米勒则分别是贝特森和摩尔根的嫡传弟子，所以他俩本来就是师兄师弟。苏联讲学期间，米勒与瓦维洛夫过从更密，结下了深厚友谊。无怪乎直到晚年米勒仍然声称：“我始终高度赞扬瓦维洛夫，并爱戴他”。正因为他与瓦维洛夫非同寻常的交情，虽然他是共产党员——美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到苏联后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列宁研究专刊上发表过几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在生物学中的作用的文章。但他最终还是不为苏联当局所容，只能拂袖而去。他没有想到，他的离去使他所爱戴的瓦维洛夫的处境更加艰难——瓦维洛夫的对手们趁机提出了新的指控，尽管米勒离开苏联后仍在为他的信仰而奋斗，却被定性为敌对分子。一盆盆脏水向他和瓦维洛夫泼去，说瓦维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人竟然对社会主义苏联怀有敌意，这位反动的遗传学家的逃跑，是资产阶级遗传学在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无可争议的成就面前的退却。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会议室里，研究人员们被迫对他们从前的战友格尔曼·米勒进行缺席审判。在口诛笔伐之后，一位与会者高声宣读了寄自西班牙的信——信是米勒写来的。当苏联同行们对米勒进行缺席审判时，国际纵队成员格尔曼·格尔马诺维奇（米勒给自己起的俄国名字）正在马德里浴血奋战。他在战斗的间隙致函他的苏联同行和苏联当局，恳请把苏联遗传学的争论推迟到完全战胜法西斯之后——“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保卫马德里！”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相当多的像米勒这样本来热爱苏联却最终告别了苏联的西方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是西方社会病最严重的时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德国法西斯一党专政的确立，都使西方?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深感失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崛起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当时他们并不清楚铁幕背后的东西，发生在乌克兰的可怕的饥荒，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几十万所谓“富农”的残酷迫害，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的血腥镇压……所有这些他们是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苏联是一片净土，是社会主义天堂。同情乃至赞美苏联，在西方知识界也就成了时髦。在这方面，瓦维洛夫的另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西德尼·哈兰德颇具代表性。“哈兰德博士是一位了不起的理论遗传学家，他是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精通植物的进化和管理”——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的棉花研究所，瓦维洛夫这样向他的苏联同行介绍说。这是1933年9月21日的事。两位遗传学家，一个美国人，一个苏联人，他们一起乘火车、汽车，经南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库班，千里迢迢地来到冈察。这天他们在研究所的试验地里度过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办公室，给阿塞拜疆的学者们讲演。

阿塞拜疆的学者们一个个正襟危坐，打开本子准备作笔记，瓦维洛夫准备翻译。大家都以为哈兰德教授会给他们作一个精彩的学术报告。谁也没料到，哈兰德教授谈的却是另一个话题。哈兰德本来正在病中，此时他却一扫仆仆风尘和满脸病容，精神抖擞地面对他的苏联同行：

第六章（3）

同志们：

就像你们一样，我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无产者。我认为，资本主义在总体上说是文明的敌人。我已经访问了苏联的许多研究所，苏联研究人员的年轻使我惊讶。在英国的实验室里，65—80岁的老家伙占多数，大多数是用不着讲话的听而不闻的人：他们不会领悟你在讲些什么，他们失去了对新思想的敏感。而你们年轻，充满了激情。我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

但哈兰德的这一信念没能持久。持久的只是他与瓦维洛夫从那时起开始的深厚的友谊。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甚至这样说：“我是瓦维洛夫的朋友，大概是瓦维洛夫在苏联国界外最好的朋友。”

在所有这些学者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应该是保加利亚学者顿乔·科斯托夫。1932年4月，科斯托夫从伊斯坦布尔乘船抵达敖德萨。他来苏联寻找庇护所，因为无论在祖国，还是在危机重重的欧洲，他，一个遗传学家都无事可做，不得不秘密离开索非亚，途经土耳其赴苏：君主专制的保加利亚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一个月，瓦维洛夫在介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这位未来的成员时，高度评价说：“科斯托夫教授的著作表明，他在遗传学、细胞学、生理学方面都有着高深的见解。他通过实验，成功地对烟草的一些品种进行了综合……应当明确地指出，他的工作的这一方面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显示出借助于远缘杂交可以获得新种的途径。”

当时的苏联是热切地期盼着这位怀才不遇的保加利亚学者的。尽管如此，这位保加利亚学者的到来仍不免狼狈之极。科斯托夫既不了解苏联又不懂俄语，所以他踏上苏联土地时惴惴不安、顾虑重重。后来，科斯托夫在火车站又没有找到通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方向的公共汽车。那天正好下着大雨，一条4公里长的涅夫斯基大街，科斯托夫是步行走过的。到达作物栽培研究所时，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落汤鸡，冷得浑身哆嗦。在前厅的存衣室旁边，他看到了纷纷攘攘的人群，但他不认识他要找的瓦维洛夫。看门人指给他看：“喏，背对着你的那位就是。”背对着他的那个人转过身来：于是科斯托夫看到了一双深棕色的、凝神专注的眼睛。那是瓦维洛夫的眼睛。瓦维洛夫听说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科斯托夫，马上张开了双臂……俩人像老熟人那样手挽着手地走进了大厅，再走上主席台。科斯托夫与瓦维洛夫的友谊就从这一刻开始，持续终生。初次会面结束后，瓦维洛夫本来要安排科斯托夫到招待所去住，但当他发现客人有些惶惶然时，当即改变主意，邀请科斯托夫到自己家里，俩人朝夕相处了好几天，直到瓦维洛夫为科斯托夫分配了一套很好的房间。

科斯托夫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如鱼得水，他不断取得的成果，使他很快摘取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桂冠。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瓦维洛夫的失势，与瓦维洛夫有着深厚友谊的科斯托夫愈来愈不安其位。“我实在受不了！”终于有一天，科斯托夫这样告诉瓦维洛夫。瓦维洛夫获知，他的又一位外国同行将要与他分别。瓦维洛夫和往常遇到这种情形时一样地强装笑脸，认可了科斯托夫的选择。在莫斯科火车站上，科斯托夫听到的瓦维洛夫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将不再能共事了。但我会时常想念着你们。希望不久之后我们就能见面。”

但他们终于没有能够再见一面——保加利亚学术界后来向瓦维洛夫盛情相邀，却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无情拒绝。战后，科斯托夫特意故地重游。当他和他从前的苏联同事谈到瓦维洛夫——这时已不在人世的瓦维洛夫——时，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已经人到中年的、刚强的科斯托夫，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那白发苍苍的头埋在双手之中，无声地长时间地哭泣起来……

第六章（4）

李森科：你不服从我，而这就意味着整个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都不服从我……现在我要说，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必须依靠别人，采取另一条路线，即行政上服从我的路线。

摊牌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以下是一次会议谈话的摘要：

李森科：我根据你所写的东西理解到，你同你的老师贝特森一样，坚持认为，进化是一种简化的过程。但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说，进化是增加复杂性……瓦维洛夫：总之，也有简化。当我同贝特森一起研究时……瓦维洛夫的话没有能够讲完——李森科的一位战友这时拍案而起，怒斥瓦维洛夫：为什么不向马克思学习却要向贝特森学习？瓦维洛夫解释说：自己酷爱马克思主义文献，不仅爱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爱好国外的，并且作过多次尝试，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李森科对此当然充耳不闻。最后他下了行政命令：我同意这样的意见——把你的工作继续下去对你来说是有某些困难的。我们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真诚地为你惋惜。但是，你不服从我，而这就意味着整个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都不服从我……现在我要说，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必须依靠别人，采取另一条路线，即行政上服从我的路线。

这实际上是瓦维洛夫学术生命终结的判决书。接下来会有什么，瓦维洛夫当然洞若观火。早就习惯了恐怖的瓦维洛夫现在已经没有了丝毫恐惧，有的只是强烈的紧迫感——带血的利剑已经举了起来，他已经是逃生无计了；惟一能做的，是在他学术生命的黄昏时分，竭尽全力完成他的学术规划。瓦维洛夫制定了一份私人文件，这份私人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在两年时间中，完成篇幅长达243个印张的个人著述，共计12本书，其中3本用英文写。按照这个规划，瓦维洛夫必须一天也不间断地撰稿，而且不能少于每天八页。那些在最后几个月里见过瓦维洛夫的人讲，瓦维洛夫正是这样工作的。在国内考察时，他只能利用短暂的旅行时间睡觉，在汽车里、在小型运输机上，蜷缩在旅行包上睡个把小时。“生命是短促的——要赶快！”他常常这样说；而现在，这句口头禅在他真正是惊心动魄，像一根鞭子在他的身边不停地呼啸。“赶快，赶快……”但他给自己的任务实在太沉重了，即便夜以继日，他也没有把握自己能否完成，“我想一个接一个地来总结工作，可是来不及了。”在致科斯托夫的信中，他焦虑地这样说。

即使在他的作物栽培研究所，也并不是所有的同事都能理解他对遗传学的这份执著。不时有下属去找他，建议：“也许，因为研究所面临的种种变化，应该收缩某些实验吧？”这些建议不是没有道理，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几乎每一项实验在李森科—普列津特们看来都是挑战，因而都间接威胁着研究所的生存。但瓦维洛夫却比他的下属们更了解李森科—普列津特们，眼光放得更远——即便投降，即便放弃所有的实验，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也决不会就此泯却旧仇，决不会放下手中的屠刀。更何况瓦维洛夫从来都不屑于为强权折腰。他给同道们写信作答，信中的每一行、每个字都在请求坚持，坚持一个时期，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下面转录的就是这样的一封信，它是写给著名的瓜田作物专家潘加洛教授的：

第六章（5）

亲爱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

请安心工作吧。请在大作中特别注意总结您在瓜田作物上所从事的重大工作。应当赶快写出不朽的著作来！诺登大概比您工作得快，应当赶上和超过他！我一直在担当不安静的闹钟的角色，这不是没有缘故的……没有任何特别危险的情况，请安心地工作吧……当人们问法拉第：他是用什么方式取得了重大成果的，他回答说，多工作，定期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简短的和有条理的总结，并把它们发表出来。

这就是全部处方。

我刚从高加索回来。在迈科普，在德尔班特，尤其在苏呼米，工作在全速进行。播种情况很好。一场真正的、必需的、高水平的竞赛正在进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推行我们的综合作物栽培机构的方针，不管会有什么样的阻挠。

生存还是毁灭？纯粹就生理意义而言，他已经没有权利选择了。但他的思想的命运、他的学说的命运，却是什么样的强权也无法安排的，是可以由他选择的！他怎么会放弃这仅存的选择权利、事实上在他也是最可珍贵的权利呢？所以，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中，他在拼命赶写自己的遗著的同时，绞尽脑汁设法拯救自己的研究所，绞尽脑汁为苏联遗传学保存火种。他很清楚，一旦他被捕，第一个遭到毁灭的科研机构必定是遗传学实验室。于是他把几个最有天赋的遗传学家——如后来成了院士的玉米种植专家、列宁奖金得主哈吉诺夫——调到了其他研究室。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生物学博士佩尔洛娃晚年回忆，1940年夏初，她和其他几个正在考察中的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突然接到所长发来的电报：建议他们在考察中就地重新找工作。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怎么会这样呢？他们的老所长怎么能不要他们了呢？大家都满腹委屈。仅仅几个月之后，事情就弄清楚了。但这时他们的老所长已经失去自由了。由于预见到了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前景，瓦维洛夫才以这样的方式，尽最大可能，使那些最正直、最有才华的苏联遗传学家早早走出他的阴影而不致为他殉葬。

他的勇气、他的机智的确拯救了苏联遗传学的传人。但在他自己，死神的脚步声却是愈来愈清晰了。他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

瓦维洛夫院士坐自己的车回来。刚走到宿舍门口，突然一辆车闯了进来；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请院士去和莫斯科紧急通话。院士就放下行囊，请工友转告考察队的其他同志，说他很快就会回来。

但是……

第六章（6）

从1940年春天起，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就在筹划去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考察，目的是把不久前归并进来的地区的农业状况摸清楚。据说作物栽培家小组将由瓦维洛夫带队。这对瓦维洛夫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空气都是那样的令人窒息，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高兴。现在能去一个新的地方，从事他所热爱的工作，在他至少是一个暂时的解脱。但接到命令时，瓦维洛夫脸上却并无多少喜色。当考察队抵达莫斯科时，瓦维洛夫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他与李森科之间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开争吵。两人在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室举行会谈，会谈的主题是关于遗传学博士的论文答辩。双方各执己见，都脸红脖子粗。目击者不愿回忆这场争执的细节，但有一点是他们公认的——瓦维洛夫几乎失去了自制。当他砰的一声推开门，从李森科的办公室里冲出来时，一位研究人员小声对同伴说：“走着瞧吧，这回可要把瓦维洛夫院士抓起来了”。同伴问：“凭什么？”“他对李森科说了一句可怕的话：‘由于您的胡作非为，其他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我们！’你瞧吧，瓦维洛夫院士完了。”

这位预言家一点也没猜错——当局对瓦维洛夫已经丧失了最后的一点耐心，正在开始收网。

余怒未消的瓦维洛夫从李森科的办公室回到寓所，疲惫不堪。几位同事去看望他，谈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他与李森科的那场争吵，瓦维洛夫有气无力地说：“的确是吵了一场。我没办法客气。我一切什么都对他说了。”或许，瓦维洛夫本人也预知了迫在眉睫的厄运，因而干脆豁了出去？瓦维洛夫嘱咐同事们不要介意他与李森科之间的关系，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并请求他们加快工作进度——越快越好，他要尽量多看到一些他们的成果。告别时瓦维洛夫笑了一笑，但笑得那么勉强，看上去似笑非笑。那双被痛苦的思考折磨得黯然无光的眼睛，仿佛根本就无力睁开。

终于上路了。一辆黑色的M牌小轿车沿着基辅—里沃夫公路飞驰。瓦维洛夫坐在轿车中默默无语，只是呆呆看着窗外的田野——作为旅行家的他，还有多少机会欣赏这大自然的风光呢？但他并没有因此稍稍放松自己的工作，到了考察地段，每5公里他就要让车子停下来，跑到庄稼地里采集小麦植株。到了里沃夫，他的活动更为紧张。第一天忙着与当地的各个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会谈。然后在里沃夫大学找了一位植物地理学家，两人就小麦麦种的起源问题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在里沃夫农学院呆了一整天。“瓦维洛夫察看了试验田和营养试验。他坦率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研究所主任梅钦斯基教授非常紧张，以致满头大汗。他还当场把研究所的藏书书目记到自己的笔记本里。”甚至在考察中他也不肯放弃对李森科的斗争。他从考察地给一位名叫列平的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在通报最新考察成就之后，请列平向“五名为遗传学而斗争的战士”转致问候。他居然破天荒地给斯大林同志本人写了一封信，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正确理解遗传学。他深怕领袖们对遗传学专门著作没有阅读兴趣，不惜费尽口舌。“我建议您读一读”，在致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一封信中，他推荐了瑞士斯瓦列夫试验站成立50周年的一部学术报告译文集，特别强调：“这几乎就是一部小说。”他还给中央委员会寄去一本讲述如何培育抗锈病小麦品种的美国小册子，在信中重申了自己的意见：“您可以看出，孟德尔学说无论对奥地利人，还是对美国人，都是有用处的。”所有这些，当然都只能构成他的新罪证。

考察的最后目的地是喀尔巴阡山顶峰。一天清早，按原定计划，瓦维洛夫和一批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分乘三辆汽车，从契尔诺维茨出发。行程大约150公里。这天天气很好，暖风轻拂，阳光普照。考察队员们情不自禁地一路高歌。但在歌声中刚刚行进到喀尔巴阡山山脚下，考察队员列赫诺维奇的座车轮胎就被扎了几个孔，就这样掉了队。“在返回的路上”，列赫诺维奇回忆说，“我们遇见了一辆和我们一样的M牌小轿车。来人拦住了我们，询问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我们把前面两辆车的行驶路线告诉了他们，然后问他们找瓦维洛夫院士干什么。‘他从莫斯科带走了出口粮食的某些文件，’来人回答说，‘现在急需这些文件。’黑色M牌小轿车开走了，去找瓦维洛夫院士，我们则回到契尔诺维茨。”

晚上，列赫诺维奇和巴赫捷耶夫在食堂吃完晚饭，往宿舍走去。朦胧夜色之中，他们被一位上了年纪的工友拦住。工友说，瓦维洛夫院士坐自己的车回来，刚走到宿舍门口，突然一辆车闯了进来，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请院士去和莫斯科紧急通话。院士就放下行囊，要那位工友转告考察队的其他同志，说他很快就会回来……但是，直到午夜，瓦维洛夫仍然没有回来。巴赫捷耶夫焦急等待着。终于响起了敲门声，巴赫捷耶夫一跃而起……进来的却是几个陌生人。领头的一个递给他一张纸条，不大的纸条上是瓦维洛夫那又粗又重的笔迹：

亲爱的巴赫捷耶夫！

由于我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请把我的东西交给来人。

尼·瓦维洛夫

第六章（7）

来人补充说，院士要马上飞往莫斯科，现在已经在飞机旁边，来不及亲自提取行李了。随后发生的一切，巴赫捷耶夫没齿不忘：

我们匆匆整理好瓦维洛夫院士的行李，考虑他还可能回来，所以起初打算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人极有礼貌但却十分坚决地反对，责令我们交出全部东西。这时我才觉得有些蹊跷。便在打点瓦维洛夫院士的行装时，提出要自己到机场去为瓦维洛夫院士送行。来人对此未予置理。当行李抬出去，放上黑色M牌小轿车之后，我就往车里钻，这时已经在后排就坐的一位来人突然不客气地、粗鲁地问：“你真要去？”我说，同志，你大概是在开玩笑吧，难道连学生给老师送送行都不许可？没有回答。我正把腿伸进去，刚才对我说话的那个人猛地把我一推，我猝不及防地摔倒在地，接着从车里传出一个尖锐的声音：“开车！”车门在叫嚷声中砰地一下关上了，汽车随即消失在黑暗之中。这时我像五雷轰顶似的惊呆了。我终于不能不确信，瓦维洛夫院士遭遇不幸了！

这天是1940年8月6日。瓦维洛夫院士在考察地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逮捕。

第七章（1）

第七章厚黑新编这是一支多么奇特的告密大军啊！它的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之高，古往今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知识的富有并不等于人格的高尚！知识的富有并不一定能够克服人性的卑劣和软弱！知识的富有未见得能够拯救人的心灵！瓦维洛夫固然是被当局打入地狱的，但如果没有那些犹大教授、犹大博士的助桀为虐，当局的政治迫害怎么可能那样的得心应手、那样的肆无忌惮！就这个意义又何尝不可以说：瓦维洛夫实际上是政治强权和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

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您是作为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而被捕的。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不，不承认。我从来不是间谍和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始终忠诚地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而工作。”

这些对话是在1940年8月12日，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侦察处副处长、国家安全上尉阿列克谢·格里戈利耶维奇·赫瓦特与他的受审对象瓦维洛夫院士之间进行的。

在铁窗下，瓦维洛夫度过了整整1700个小时。

和几乎所有的苏联“国事犯”一样，瓦维洛夫也不能不以血肉之躯去感受“无产阶级专政”——他受尽了各种刑罚的折磨。苏联美术协会会员格里戈利·格里戈利耶维奇·菲利波夫斯基曾目击当时瓦维洛夫的惨状。1941年春天，菲利波夫斯基也被打成专政对象，呆在一座古老监狱的第二层的第27号囚室里。原来关押20名犯人的囚室，现在关押了200多名犯人。没有一块空地，小小的通风窗几乎不透空气，拥挤和闷热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犯人的面孔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有人被拉出去枪毙，不断地有新犯人关进来。但有些犯人在这间囚室待的时间特别长。如内战时期的骁将科热夫尼科夫、苏联主力舰的设计师布热津斯基、蒙切戈尔斯克采矿联合企业创始人马尼扬等名流。小小囚室真是卧虎藏龙。菲利波夫斯基被推进囚室时，从阴沉的光线中发现一个奇怪的人身陷囹圄却仍然气定神闲，不失大家气度——他就是瓦维洛夫院士。院士刚刚从夜间审讯室里回来；受审时，侦察员让他连续站了10多个小时。院士的脸是浮肿的，像一个心脏病人。双足因为长时间地站立，也肿得厉害，而且青紫斑斑。每天夜里，院士都要被带去受审，拂晓时，看守把他拖回来，扔在门边。这时院士已经站立不住了，只好拖着双腿爬到自己的铺板上，难友好不容易才从他肿胀得像紫茄子似的脚上脱下鞋来，而他就靠背支撑着，半坐在木板床上。根据档案记载，在狱中的1700个小时中，瓦维洛夫院士一共被这样提审了400次！

第七章（2）

15年后，关于瓦维洛夫的侦察案卷终于公诸于世。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苏联安全机关对瓦维洛夫的兴趣由来已久——还在1931年，即当局对瓦维洛夫推崇备至之时，瓦维洛夫正处于一生中的巅峰之时，他就已经在苏联安全机关的“关照”之下了。这年瓦维洛夫刚刚创建了全苏农业科学院，召开了全苏抗旱工作会议，组织了苏联地理学会，从美国运回了苏联急需的大量栽培作物。而与此同时，以瓦维洛夫为主人公的第268615号秘密卷宗，就已经放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保险柜里了。当瓦维洛夫在研究极地和沙漠地区的农业问题时，当瓦维洛夫在国际会议上作学术报告时，有关他的第268615号卷宗却在悄悄地加厚，扩散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病灶”。到瓦维洛夫被捕的那天，为他立的卷宗的数量已多达10个。

总共10个侦察案卷，是由多少个耳目扫描出来的啊！这些耳目来自秘密警察方面，毫不足怪；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这些耳目竟然也有来自学术界的。换句话说，瓦维洛夫早就生活在告密织成的罗网之中，而告密者中竟然不乏他的同行——生物学家。

曾在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上公开挖苦瓦维洛夫的亚库什金教授就是这样的生物学家中的一个。

亚库什金教授供职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是一位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后裔；那位十二月党人，用普希金的话来说，曾“拔出了杀死沙皇的利剑”。亚库什金教授也拔出了他的利剑，但却不是用来反抗不义，而是用来行刺自己的同类。他的利剑主要是——告密！

亚库什金教授的个人遭际堪称九曲十八弯。1920年，他因为与苏维埃政权没有共同语言，而从沃龙涅什跑到克里米亚，后来又试图随撤退的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一起逃跑。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被人从驶往土耳其的轮船上推了下来，国外定居的美梦因此化为泡影。他不得不在克里米亚躲藏起来。直到二十年代末，估计当局已经记不起他这位当年的反对派了，他这才走出隐居地，到拉莫尼的一个甜菜种植实验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惜他看错了气候，1930年大逮捕的“第一次浪潮”就把他卷了进去。在那些年中，当局很喜欢抓农学家、育种学家，让这些“破坏者”对苏联农业的破产负责。许多无辜的学者有去无回，亚库什金教授却安然无恙，甚至在出狱时还受到了奖励。多年之后，他这样坦白：“1931年，我在沃龙涅什被释放后，立即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雇为秘密工作人员，一直干到1952年11月1日或者是1952年，才从这种工作中解除出来。”

但亚库什金教授并不完全是被迫的。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工作人员，亚库什金教授的主要任务是监视瓦维洛夫院士。他乐于接受这样的任务。亚库什金教授自信他并非庸才，雄心勃勃，要在苏联学术界出人头地。学术成就比他领先了十万八千里的瓦维洛夫，因此必然被他视为天堑。这并不是故意将亚库什金教授漫画化——亚库什金教授那武大郎开店的专长，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无人不知。该学院的一个研究室，他上任之前本来是人才济济，他上任不久，学术带头人便一个个地调出，以至于该研究室再找不出一个能超过他的人。既是迎合当局，也是出于嫉妒心，亚库什金教授把举报瓦维洛夫院士当作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作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工作人员，我经常往总局寄送侦察告密信，尤其是关于瓦维洛夫院士的。”1955年亚库什金教授这样对检察长说。第一封这样的告密信是在1931年9月份寄出的。在这封长达十页纸的告密信上，亚库什金教授逐条证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是反苏活动的巢穴，而它的所长则是育种和良种繁育领域中反苏活动的组织者。

亚库什金教授对他的“第二职业”固然是非常“敬业”，但他毕竟未曾与瓦维洛夫朝夕相处，因而即便是削尖脑袋，也挖不出关于瓦维洛夫日常活动的大量情报。这就需要在瓦维洛夫身边安装“窃听器”。

头号“窃听器”

第七章（3）

非瓦维洛夫的老部属——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引种研究室主任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莫属。

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俗名“科尔”，比瓦维洛夫年长整整十岁。和亚库什金教授一样，也自命不凡地认定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学者，因而也对生物学界众望所归的瓦维洛夫充满了妒意。这位老资格的学者因为学风上的不严肃，总是无法取得能够与他的资历相称的学术成就。相反，倒是惹来麻烦。还在1924年，科尔就因此常常与瓦维洛夫发生冲突——瓦维洛夫从遥远的考察地寄回的种子，一旦落到科尔的手上，就很容易变成一堆废物——不是把种子的标签弄丢了，就是种子因保管不当而发不出芽来。瓦维洛夫虽然以好脾气而著称，但也无法原谅这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散仙”风度，多次批评科尔。自视为瓦维洛夫的“老前辈”的科尔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过失，而是坚信，瓦维洛夫是在小题大做，是对他这位“老前辈”的“大不敬”。于是恼羞成怒，与瓦维洛夫展开了几次公开“论战”；但每一次他都占不了便宜。他渴盼着复仇的机会。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科尔怎么能够忍心放弃呢？便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老上级投井下石。关于瓦维洛夫日常活动的大量情报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其得来在安全部门而言则纯属意外。1937年9月3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普希金试验站的高级研究员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西多罗夫主动找到国家安全局驻普希金诺城侦缉员，“我想报告有关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领导（瓦维洛夫、亚历山德罗夫）的破坏活动的情况，由于这些破坏活动，区分抗病和抗害虫的农作物品种的工作遭到了失败”。瓦维洛夫所谓的破坏活动当然是捏造出来的，西罗多夫主动告密的真实原因在于，瓦维洛夫认为这位过去的研究生业务算不上精通，因而没有为他开设专门的实验室。西罗多夫的告密信在安全部门看来简直就是至宝，这封告密信因而被作为基本的揭发材料之一，收入了关于瓦维洛夫的第268615号案卷；西罗多夫本人也很快升任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副所长。50年代，西罗多夫的这段历史被曝光，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当然再也容不下他——但是没有关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马上为他在另外一个研究所谋到了一个相同的职位。这样做是必须的——如果告密所得终究还是要失去，谁还愿意再向当局出卖自己的良知呢？

出于同样的原因，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在真相大白之后，甚至未曾受到一点点报应。他是生物学博士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什雷科夫。他的几乎所有同事都能背出他在1938年3月7日写给安全部门的信。当时，曾经附和斯大林同志卖力地吹捧李森科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以及苏共中央农业部部长鲍曼刚刚被斯大林同志投进大狱。什雷科夫闻讯，立刻致函安全机关，控告他的顶头上司瓦维洛夫是雅可夫列夫和鲍曼的同党。他振振有辞地说：

在消灭……雅可夫列夫、鲍曼之前，应当弄清楚，他们在破坏农业科学的组织、试验站和进行新品种的试验方面干了些什么事情。我愈来愈确信，这方面也有瓦维洛夫的一份功劳，他是我国作物栽培学领域中科研工作的实际领导人……实在是很难想象，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们会绕过瓦维洛夫这样在农艺学（尤其是旧的）的广大人士中有威望的人。我不认为，瓦维洛夫作为一个以其右倾信念而闻名的人，一个出身于百万富翁之家的人，会不参加他们的组织。

第七章（4）

控告信通篇都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但有没有事实根据对当局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封控告信被毫无保留地作为起诉材料，也收入了第268615号案卷。什雷科夫为此深感自豪，在朋友们面前禁不住吹牛：“啊哈，是我把瓦维洛夫送进大牢的！”像这样的犹大，在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他仍领导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直到垂暮之年。

并非所有的告密者都是像亚库什金教授、西罗多夫研究员和什雷科夫博士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小丑。甚至于善良的知识女性，也要被当局强迫加入“犹大”队伍，细胞遗传学专家叶连娜·卡尔洛夫娜·爱梅博士就是“女犹大”中的一员。爱梅博士一时冲动，把她的几篇学术论文寄给了几家境外学术刊物；还有人举报，她曾经与外国学者谈过话。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就足以使那些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爱梅博士却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奇迹般地生还。其实并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她之所以安然无恙，惟一的原因是当当局以暂不追究她的“里通外国”之罪为条件要挟她定期密告瓦维洛夫的言行时，她签字认可了。爱梅博士监视瓦维洛夫实在是太方便了——她与瓦维洛夫的妻子亲如姐妹，常常去瓦维洛夫家玩。但善良的本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爱梅博士。在垂危之际，她终于向她的家人含泪自白：多年来她在当局的胁迫下不断地作伪证，陷害她最敬爱的导师瓦维洛夫。

这是一支多么奇特的告密大军啊！它的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之高，古往今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知识的富有并不等于人格的高尚，知识的富有并不一定能够克服人性的卑劣和软弱！知识的富有未见得能够拯救人的心灵！瓦维洛夫固然是被当局打入地狱的，但如果没有那些犹大教授、犹大博士助桀为虐，当局的政治迫害怎么可能那样的得心应手、那样的肆无忌惮！就这个意义又何尝不可以说：瓦维洛夫实际上是政治强权和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

凡是对待敌人所能采取的手段，无论多么的残忍，赫瓦特上尉都不愿意错过尝试的机会。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施刑对象是苏联生物学界、苏联农学界、苏联遗传学界的首席科学家，是堂堂苏联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算得了什么？两院院士算得了什么？在赫瓦特上尉看来，他虽然不过是区区上尉，但他代表的是政权，而政权高于一切！

1937—1938年，针对瓦维洛夫的告密达到了高潮。但当局并不满足，侦骑四出，广为收集和伪造给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须的“罪犯”供词。内务人民委员部萨拉托夫省管理局局长，一个名叫斯特罗明的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37年7月，斯特罗明审讯著名农学家图莱科夫院士。图莱科夫与瓦维洛夫私交甚厚，起初还不肯认可那些子虚乌有的瓦维洛夫的所谓“犯罪事实”。但在被打得血肉模糊之后，终于有求必应，在对瓦维洛夫的毫无道理的指控上签了字。图莱科夫“揭露”瓦维洛夫和布哈林的联系，甚至是与保皇党人的联系。几个月之后，斯特罗明局长又接到新的命令：仅仅把瓦维洛夫打成布哈林分子和保皇党人还不够，对瓦维洛夫的指控还必须升级。于是局长大人的审讯对象便都招认，瓦维洛夫院士的反革命活动最集中的表现无疑是反对“米丘林生物学”及其旗手李森科。“以瓦维洛夫、科利佐夫、迈斯特、康斯坦丁诺夫、利西岑、谢列布罗夫斯基为首的科学院（即全苏农业科学院——引者注）的著名院士的重大核心集团积极反对李森科的有关春化法和品种内杂交的革命理论……”1937年11月27日，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干旱研究所所长鲁道夫·达维德在受审时供称，“对我来说已经十分清楚的是，在我所列举的一组院士的发言中有一个统一的政治路线为基础：一个统一的反苏组织把他们无条件地联合在……我想检验自己的猜想是否准确，就直接向迈斯特院士提出了这个问题……迈斯特院士在和我的谈话中证实，有一个院士小组在攻击李森科和威廉斯，这个小组加入了右倾托洛茨基组织……”如此一来，瓦维洛夫也就不单单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瓦维洛夫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瓦维洛夫受颠覆组织——“右倾托洛茨基中心”——遥控。瓦维洛夫犯下的也就是所谓“颠覆罪”。这样的定性倒不是斯特罗明局长的发明，而是决策层制造出来的，通过组织手段扩散出去的。此类供词，在萨拉托夫是从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迈斯特院士、在莫斯科是从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盖斯特、在列宁格勒是从省农业管理局局长瑙莫夫那里取得的。取得供词的手段则是千篇一律：严刑拷打！

到了1937年底，告密材料和“罪犯”供词已收罗完毕。瓦维洛夫院士的“罪行”已再清楚不过了。各种侦察报告雪片般的涌进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的侦察案卷。其中一卷于1938?12月编为第300669号；为充分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在遗传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案卷名就干脆题为“遗传学”。所有这些案卷的主题莫不是：苏联首席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如何不仅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而且在整个苏联学术界，把有反苏情绪的科学家联合在自己周围；这个以瓦维洛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捍卫资产阶级反动的种族理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而与“米丘林生物科学”及其传人李森科院士对抗，费尽心机损害李森科院士在苏联学术界的崇高威望。1939年初，即在斯大林同志和李森科双双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之后不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科布洛夫显然是根据上级授意，作了一个《关于反动学者反对特·杰·李森科院士的斗争》的专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科布洛夫总结了多年监控瓦维洛夫的行动，并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苏联科学界的泰斗。报告断言：瓦维洛夫的老师普里亚尼什科夫院士与瓦维洛夫是同党——这位普里亚尼科夫，竭力排斥李森科对苏联遗传学的领导，千方百计贬低李森科院士的伟大成就。其他如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罗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尔别利等等，都被报告指为反李森科同盟的干将。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一次最高级别会谈的结晶。克里姆林宫的这次最高级别会谈，是在火药味充斥的氛围中进行的。李森科向斯大林同志汇报了他在苏联遗传学领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努力，揭发了瓦维洛夫一派的破坏活动——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苏

第七章（5）

联农业、针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活动。李森科是个很好的演员，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完全进入角色，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情绪。这次汇报便是如此。斯大林同志被感动了，当场表了态。斯大林同志的表态促使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作出“组织结论”，采取坚决措施以制止苏联学术界尤其是遗传学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状态。瓦维洛夫的命运在这时就已经拍板了，只不过是国际方面的原因把逮捕推迟了几个月。

所谓国际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在苏格兰召开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家代表大会。大会主席能否如期出席的话题会前国际传媒已经炒得沸沸扬扬。同时从美国、从英国、从世界各地，敦劝瓦维洛夫出席大会的函件雪片般的向瓦维洛夫飞来。苏联当局绝对不可能批准瓦维洛夫与会；但在瓦维洛夫成为国际传媒报道的热点人物时，不惜在国际上引致轩然大波而对瓦维洛夫下手，这样莽撞的事当局暂时还不会干。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闭幕后，瓦维洛夫话题在国外渐渐冷却，这时当局就再也按捺不住了。1940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接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公函，公函通篇都是谈苏联生物学尤其是苏联生物学首席学者瓦维洛夫的现状。公函通报说，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在任命特·杰·李森科院士为农业科学院院长后，尼·瓦维洛夫及其资产阶级经典遗传学派就在组织一场针对李森科院士的系统的破坏运动。因此，必须对尼·瓦维洛夫采取行动，亦即逮捕尼·瓦维洛夫。但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瓦维洛夫的指控不同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公函没有给瓦维洛夫罗列诸如反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帮凶、帝国主义间谍等等罪名，而是直言不讳地说，瓦维洛夫的主要罪状在于反对李森科学派；实际上也就是确认了瓦维洛夫案件的文字狱性质。瓦维洛夫案件的文字狱性质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表达得尤为露骨，该文件声称：

兹查明：为了推翻苏联学者李森科和米丘林提出的春化法和遗传学方面的新理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系列研究室，根据瓦维洛夫提出的任务，进行了破坏李森科和米丘林所提出的理论的威信的专门工作……瓦维洛夫推行的分明是敌对的理论，以此来进行反对李森科、齐钦和米丘林的对苏联农业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和著作。

但文字狱性质是只能内部认定而切不可外传的。在公开场合，对瓦维洛夫的惩处和对所有当局所不喜欢的无辜苏联公民的惩处一样，必须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这就需要从法律程序上认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公函中未曾提及但却早已由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强加的诸如反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帮凶、帝国主义间谍总而言之从事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地下活动这样一些十恶不赦的罪名，亦即从法律程序上认定瓦维洛夫是“人民公敌”。

这个任务，当局交给国家安全上尉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赫瓦特来完成。便有了本节起头的那一幕。

在狱中的1700个小时中，瓦维洛夫被提审了400次；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四个来小时，瓦维洛夫就要被提审一次；而每次的提审时间一般都长达数小时，这也就是说，瓦维洛夫的狱中岁月，基本上是在提审中度过的。为了显示自己对敌人像严冬一样严酷无情，赫瓦特上尉在提审时从不给瓦维洛夫一张凳子；这也就是说，瓦维洛夫的这段余生基本上是站着度过的。凡是对待敌人所能采取的手段，无论多么的残忍，赫瓦特上尉都不愿意错过尝试的机会。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手段的施用对象是苏联生物学界、苏联农学界、苏联遗传学界的首席科学家，是堂堂的苏联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算得了什么呢？两院院士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赫瓦特看来，他虽然不过是区区上尉，但他代表的是政权，而政权高于一切！所以，当院士被带进来时，赫瓦特都要这样开始他的审讯：

“你是谁？”

“我是瓦维洛夫院士。”

“你是个木头疙瘩，木头院士。”

第七章（6）

必须这样居高临下地嘲弄院士一通，赫瓦特上尉才觉得充分体现了专政机器的威严。

赫瓦特上尉费尽心机。但他没有白费心机。刚开始，瓦维洛夫院士还充满了证实自己无罪的决心。他总是用坚定的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声调反驳国家安全上尉：

“我声明，我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和其他任何反苏破坏活动。”

“我认为，侦察机关所拥有的材料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它们曲解了我的学术活动……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诬陷，而不是别的什么。”

…………但在经受了整整十二个昼夜的折磨之后，瓦维洛夫院士终于向威力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低头：“我承认我有罪，从1930年起我就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右倾反苏组织的参与者，在反苏活动方面和我保持联系的有……”说到这里，瓦维洛夫开始招认，已被枪决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切尔诺夫、艾赫、穆拉洛夫、盖斯特等等，这些白骨已经腐烂的“人民公敌”都是他从事反苏活动的合作者。他招认：作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人，他以破坏为目的创建了体系庞大的、不合实际的和专业狭隘的研究所；这导致科研力量的分散和对国库的浪费——而实际情况是，科研机构的过度膨胀和诸如咖啡研究所、大豆研究所、菊苣研究所和家兔养殖研究所等专业狭隘的研究所的设立，都是苏共中央的决策。瓦维洛夫院士招认：他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扩大了苏联的播种面积，以致国内没有足够的种子给这些扩大了的农田下种，让这些农田长满了杂草，从而破坏了轮作制。这还不够，瓦维洛夫院士还招认：1932年他赞同增加玉米种植面积，给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实际情况是，扩大播种面积的所有决策，仍然出自苏共中央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瓦维洛夫慷慨地承担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切愚蠢行为的责任。为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需的自我诽谤，赫瓦特上尉认为已经是足够了。

瓦维洛夫的这些招认并不出人意料。在经受了威胁、侮辱、不眠之夜的熬煎和残酷的毒打之后，瓦维洛夫终于明白了过来：他的悲剧性命运不是偶然的，不是以他的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对他的所谓执法过程整个就是一场游戏、一出闹剧。当他被捕之初，赫瓦特上尉曾向他宣读了几份供词，如前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的供词、在囚室里发了疯的著名育种家迈斯特的供词、在三次被捕后终于不堪折磨而死去的育种家塔拉诺夫的生前供词。所有这些供词没有一句是靠得住的，雅可夫列夫对瓦维洛夫一直视若异类，俩人之间有的只是隔膜，何来勾结；对迈斯特和塔拉诺夫这两位挚友，瓦维洛夫了解得更透彻，更不相信他俩会卖友求荣——发了疯的迈斯特几次奉命指控瓦维洛夫是暗害分子，但一清醒过来便又立即推翻自己先前的供词；塔拉诺夫则没有列举任何事实。其实赫瓦特又何尝不知道瓦维洛夫会看出破绽，但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瓦维洛夫看出破绽，从而让瓦维洛夫明白，当局已经铁了心要指鹿为马；所以，事实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争取正义和要求公正对待自己的任何努力非但不会有预期结果，反而会进一步激怒当局，招来更大的横祸。只有认罪，别无选择。既然是游戏、是闹剧，既然不存在任何可以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的社会性、制度性因素，既然这一切都已经是命中注定，那又何必认真对待当局！也就只能奉陪到底，把这场游戏、这场闹剧玩下去。当然，瓦维洛夫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玩的；玩一场血淋淋的游戏、血淋淋的闹剧。

但即便是游戏、是闹剧，瓦维洛夫也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姑且承认当局所强加的种种罪名——除开间谍一种（他固执地认为间谍是世界上最不光彩的职业，承认自己是间谍则无异于自辱人格）；那些抽象的内容空泛的罪名他是最早承认，而无论那些罪名听起来多么可怕。但有一个界限瓦维洛夫绝对不肯逾越，那就是，无论自己遭受怎样的磨难，也决不把别的人牵连进来，决不出卖自己的同类！所以，瓦维洛夫在自我诽谤的同时，虽然也曾奉命指控已经作古的、不可能因他的供词而受罪的某些“人民公敌”是自己从事反苏破坏活动的同党，但他始终拒绝说出不利于健在的无辜苏联公民的任何供词。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对如此残酷的结局，瓦维洛夫仍不免悲从中来。求生的本能使瓦维洛夫不甘绝望，他从血泊中伸出手来，伸向怒云翻滚的天空，祈求上苍开眼，把他从万劫不复之地拯救出来……但是，上苍没有开眼！

第七章（7）

对瓦维洛夫的第一阶段审讯到1940年9月结束。因为瓦维洛夫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者和“人民公敌”，所以终于可以从一些严酷的刑罚中暂时解脱出来。他开始享受单人囚室，新囚室暖和、通风，而且有电灯。瓦维洛夫甚至还可以在狱中写作。他曾给贝利亚一封信，汇报说他已经在狱中写完了一本重要著作——《农业发展史》。但这种平静是暂时的，是几场疾风骤雨交替的间歇。就在瓦维洛夫用铅笔埋头撰写他的《农业发展史》时，侦察员赫瓦特上尉并没有闲着——为瓦维洛夫完全定罪需要三个要素：一是所谓旁证材料，这他已经足够了——即犹大教授、犹大博士们的告密信；二是瓦维洛夫的自供，这他也不缺；但是第三项要素，即纯粹由安全部门炮制的“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则大成问题——只有瓦维洛夫一个活口，因此还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瓦维洛夫的“反革命活动”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集团行为；因此也就无法以瓦维洛夫案件为突破口，向苏联学术界纵深发展以扩大战果。总而言之，赫瓦特上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法交差。

为此，从1940年秋到1941年春，根据赫瓦特上尉的策划，又逮捕了5名瓦维洛夫的“同谋”。在列宁格勒，逮捕了大学时代就已经是瓦维洛夫的朋友和助手的列昂德尼·伊帕季耶维奇·戈沃罗夫。据同时代的人回忆，戈沃罗夫教授的外貌简直与照片上的契诃夫惟妙惟肖。但可惜，惟妙惟肖的仅仅是外貌，戈沃罗夫教授的遭际与契诃夫大相径庭——没能安度晚年，而是惨死在行刑队的枪口之下。戈沃罗夫——苏联最了不起的豆科作物专家，对豌豆、大豆、菜豆、山黧豆等作物简直是无所不知，因而在农学界享有盛誉。但戈沃罗夫从不恃才傲物，他的同事们公认，他是一个性格平和宽容大度的老好人，谁也不记得他曾发过脾气——只有一次例外，而这次少有的大发脾气，则彻底断送了他。事情发生在戈沃罗夫教授得知瓦维洛夫被捕的那一天。戈沃罗夫教授闻讯当时就愣了。好不容易缓过气来之后，他没对家人和助手们说一句话，便急匆匆地赶到莫斯科请求斯大林同志接见。他是专业一流、政治幼稚因而自投罗网的又一个典型！他竟然相信，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公民，他有责任提请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注意：苏联正在失去瓦维洛夫院士这样的科学巨擘，而失去这样的科学巨擘对苏联来说，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卫士们当然不会让他见到敬爱的斯大林同志。但犯了牛劲的戈沃罗夫教授，宁愿在墙上撞死也不愿回头。见不到斯大林同志，他就到处去找党和国家领导人马林科夫。当然还是毫无结果。据说，为了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接见他，他一连好几天不吃不睡地守候。精诚所至，金石不开。精疲力竭的戈沃罗夫教授，绝望的戈沃罗夫教授，面容枯槁地回到列宁格勒，他不知道，作为对他“非法上访”的回应，秘密警察正在他的家中恭候。他的前脚刚刚跨进家门，一副锃亮的铐子就铐在了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上。

几乎就在同时，一副锃亮的铐子也铐到了列宁格勒年轻的遗传学教授格里戈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尔佩琴科的手上。卡尔佩琴科是苏联二十年代最有才华的遗传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他从小受西方教育，其西化倾向早就引起非议了。但甚至是在审讯室中，他的西化倾向尤其是西方式幽默仍然不时流露出来。他在第一次审讯时就“承认”他进行的把一组染色体增加一倍的实验具有……反苏性质；他天真地以为，这种荒谬的声明会引起审判官的反思，从而看出他的案子破绽，为他洗冤……最终他当然只有失望。

这两位受难者虽然无辜，但毕竟与瓦维洛夫是私交，多年来有密切过往。在瓦维洛夫牵连下陷入天网，也还算是事出有因。最莫名其妙的是另两位学者的被捕——一位是基辅全苏甜菜研究所所长潘申教授，瓦维洛夫并不喜欢他。所以被捕后潘申教授大叫冤枉。再一位是在莫斯科郊区被捕的化肥研究所所长扎波罗热茨，瓦维洛夫根本就不认识他。为了拼凑“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赫瓦特上尉真是抓红了眼，抓瞎了眼。

5位“同谋”一一落网，严刑拷打之下，他们只好要什么就给什么——卡尔佩琴科供认，是瓦维洛夫把他拉进反苏组织的；潘申则“作证”：瓦维洛夫阻挠政府关于消灭“空白点”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俄罗斯中部播种小麦。瓦维洛夫和他的助手皮萨列夫教授是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该计划为苏联增加了好几百万吨粮食）。这样，赫瓦特上尉终于炮制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为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需的最后一个要素、同时也是决定性的要素现在已经具备了，赫瓦特上尉已经足以为谋害瓦维洛夫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从当局的角度来看，算得上功德圆满了。但赫瓦特上尉并?以此为满足，他要精益求精——有什么办法呢？苏德战争已经爆发，上百万的苏联官兵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要么当了烈士要么就当了俘虏。这两种命运赫瓦特上尉都不愿选择，但假若他的表现稍有不如人意之处，那么作为惩罚，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送上前线。要求得到最大的安全系数，就必须干得最好——最能揣摩和满足上面的心理。赫瓦特上尉为瓦维洛夫所布设的法网因此也就分外的密实。尽管为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需的三项要素已经周全，但赫瓦特上尉觉得还不够，还无法确保万无一失。为此，他又打开了算盘。

赫瓦特上尉一切准备就绪，瓦维洛夫在狱中的短暂的平静日子也就到此为止了。

第七章（8）

对瓦维洛夫的第二阶段审讯始于1941年3月。在此阶段，赫瓦特上尉最感兴趣的是创作瓦维洛夫的“外国间谍”故事，难题当然不会没有——手中只有瓦维洛夫到访国家的名单和瓦维洛夫会见过的外国学者的名单，从事间谍活动的所有证据均付诸阙如，比如，瓦维洛夫究竟送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报？这些情报都送给了谁？以什么方式送出的？但所有这些难题都难不倒赫瓦特上尉，上尉从卷宗里找出了瓦维洛夫会见过的一部分人名，随便在他们中间物色了几个“间谍”，诸如丹麦某外交官、法国“情报人员”马桑、德国农场协会领导人等等。地点就更好办了——瓦维洛夫去过那么多地方，赫瓦特上尉因此有足够的选择余地。瓦维洛夫至死都不承认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但这由不得他了。

尽管如此，赫瓦特上尉还嫌这一切太少。他还要像猎犬那样继续搜寻。突然有一天，他拍案痛斥指控瓦维洛夫“在飞机场内种上了受到带菌杂草污染的种子，致使列宁格勒军区的机降区遭到了破坏”。这种天方夜谭令瓦维洛夫哑然失笑。1941年6月29日，赫瓦特上尉又有了新的发现，他在别的场合搜出了一份反政府的“大俄罗斯联盟”宣言和一张克伦斯基的照片，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东西放进了瓦维洛夫的案卷中，再以这些东西为证据，指控瓦维洛夫不仅是托洛茨基分子，不仅是外国间谍；而且与保皇党人有过接触，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支持者。

赫瓦特上尉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他所提出的所有指控、所罗列的所有证据都被当局接受——尽管破绽百出！赫瓦特上尉终于可以让当局“合法地”地把瓦维洛夫送上绞架了。全部审讯程序至此画上了句号。根据赫瓦特搜罗的材料，1941年7月5日，开始起草起诉书；1941年7月9日，瓦维洛夫案件“圆满”结案——这一天，由3名将军和1名书记员组成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苏联首席生物学家、首席遗传学家、首席农学家尼·瓦维洛夫院士进行了秘密审判（同时被判决的还有著名哲学家、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创始人、所长卢波尔院士）。没有法官，没有证人，当然更不可能有辩护律师。整个审判只用了五分钟——这样的高效率真是举世少有！其实本来就用不着多少时间——审判并无实际内容，不过是读读早于事前写好的判词罢了。判词理直气壮：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授予的权力……经预审和法庭审理确认，尼·瓦维洛夫从1925年起就是反苏组织“劳动农民党”的领导人之一，而从1930年起就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和苏联一些科研机构中的右倾反苏组织的积极参加者……为了反苏组织的利益，从事广泛的旨在破坏和消灭集体农庄制度、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混乱和崩溃的暗害活动……为了追求反苏目的，与国外的白俄逃亡小组保持联系，把苏联国家秘密泄露给他们。

鉴于尼·瓦维洛夫的罪状，触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58—10、58—9、58—11等款项，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决如下：

判处尼·瓦维洛夫极刑——枪决。剥夺私人财产。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第七章（9）

可与这份判词相媲美而流传千古的另一份“法律”文件，是在赫瓦特上尉主持下集体创作出来的关于瓦维洛夫院士的学术活动的官方“鉴定书”。这份“鉴定书”究竟如何得来，创作者有过自白。1955年6月，负责对瓦维洛夫案件进行复查的司法少校、检察长科列斯尼科夫请来了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亚库什金教授。亚库什金教授一点也不隐瞒，竹筒倒豆似的说出了创作“鉴定书”的全部内幕。他说，专门设立了一个鉴定委员会，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慎重挑选出来的；“委员沃德科夫、丘延科夫、莫索洛夫和祖巴列夫都是对瓦维洛夫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沃德科夫（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卡缅试验站的育种家）简直就是仇恨瓦维洛夫；丘延科夫（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受李森科的影响极大，早就公开与瓦维洛夫作对；而莫索洛夫（全苏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则是李森科的助手，也是瓦维洛夫的反对者。因此，鉴定委员会是用最巧妙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正因为“鉴定委员会”完全为李森科一派所把持，所以，当赫瓦特上尉就委员人选专门向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征求意见时，院长不稍犹豫，马上挥动如椽巨笔批复：“同意。李森科。”

鉴定委员会委员祖巴列夫本人则有如下自白：

鉴定是这样进行的：1941年，那时德国人已经打了进来，舒坚科少校把我和丘延科夫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告诉我们需要对瓦维洛夫案件作出鉴定。详细情节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我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也没有进行过其他形式的研讨……然后，他把一份准备好的鉴定书交给我们，不是征求意见，而是要我们直接签字。我，还有其他专家就在上面签了字。当时我不能不签，客观形势不允许我拒绝。

其实这是狡辩，“对瓦维洛夫抱有敌对情绪”的祖巴列夫，并非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巴不得有这样一个落井下石的天赐良机。岂止祖巴列夫，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们都在置自己最优秀的同行于死地的“鉴定书”上顺从地签了字，实际上充当了屠杀自己的同类的帮凶。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祖巴列夫的自白中所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舒坚科。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老人们都记得此公。“在他身上，在他又瘦又小、坐立不安的身体上，在他的锐利、总是不安地左顾右盼的黑眼睛里，叫人感到有一种危险的东西，”欣斯卡娅教授这样写道，“他和另一个同样令人厌恶的家伙——研究生什雷科夫很快就混熟了，于是他们两人一起着手来给研究所制造混乱。”著名遗传学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哈吉诺夫对舒坚科少校的描述则更细微，“1937年，我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工作；”哈吉诺夫教授回忆说，“一天，我被叫到党委会，受了一番斥责，原因是我的研究生舒坚科没有通过副博士的论文答辩。我回答说，舒坚科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论文，他既没有理论知识又没有实验数据。‘不管如何，他必须拿到学位！’他们对我下令，‘如果你不教会他，你就替他写1篇论文吧。’无论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令人惭愧，反正当时我是奉命给舒坚科口授了1篇论文；有了这篇论文，他很快就拿到了科学副博士的学位。”

的确，哈吉诺夫教授在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风暴正在震撼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研究所的研究生们，尤其是舒坚科，正起劲地给自己的导师制造麻烦——比如，要导师从讲义中删掉孟德尔的“资产阶级的无耻谰言”，而大讲特讲苏联生物学的“红衣主教”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普列津特甚至亲自到作物栽培研究所煽动年轻人造老教授的反。老人们都知道，舒坚科是得到上面的支持的。但在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舒坚科并不同于研究所内的一般的年轻人，他的来头也不是一般的来头。他的真实身份，在当时是个谜。

1938年秋天，尽管瓦维洛夫提出强烈抗议，舒坚科还是被任命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副所长，而且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这位昨天的研究生一上任就公开宣称，他反对瓦维洛夫院士在遗传学和作物栽培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这位新的副所长还强调隐藏在研究所内部的敌人，并声称，李森科院士迟早要揭露这些敌人。1939年，舒坚科竟然操纵他领导下的研究所党委会，试图通过罢免瓦维洛夫的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决议。在瓦维洛夫被捕之后，舒坚科就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神秘地消失了。一位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女专家回忆说，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曾遇见舒坚科，“事情发生在国营商店对面的咖啡店里。舒坚科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制服。他微微一笑，但没有向我问好。我弄不清楚他的衔级，但我听说，因为在与瓦维洛夫的斗争中他劳苦功高，因而平步青云。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早在作物栽培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时，他就已经是安全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了。”

可以肯?，赫瓦特上尉和舒坚科少校，俩人是一对搭档，

第七章（10）

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联手侦查——实则是联手炮制——“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由赫瓦特主持的关于瓦维洛夫学术活动的专家“鉴定书”，其结论部分便出自舒坚科的手笔——除了生物学副博士舒坚科，在苏联的安全机关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那么规范的生物学措辞。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米·伊·哈吉诺夫对舒坚科深恶痛绝，说：“舒坚科的不学无术是令人吃惊的，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试验小区上，他都非常平庸；但他整起人来尤其是整起瓦维洛夫院士来却显得技艺高超，完全是个货真价实的阴谋家。”不学无术但却精于整人，这并非舒坚科所独有，而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文痞、绝大多数政治流氓共有的嘴脸。其实他们也用不上满腹经纶——在他们所处的那些特殊的时代，整人之道才是最重要的学问、最重要的才能，只要在这方面绝技藏身，就必然被当局奉若至宝，荣华富贵也就是手到擒来。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寒窗苦读以求学有所成呢？

为了对付瓦维洛夫，当局费了多少心思啊！甚至派出舒坚科来对付瓦维洛夫——动用职业间谍来对付一介书生。面对这样的全能政权，瓦维洛夫如何不化为齑粉！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对如此残酷的结局，瓦维洛夫仍不免悲从中来。求生的本能使瓦维洛夫不甘绝望，他从血泊中伸出手，伸向怒云翻滚的天空，祈求上苍开眼，把他从万劫不复之地拯救出来。1941年7月9日，瓦维洛夫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一份赦免请求书：

被判处极刑——枪决的犯人、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全苏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起诉条款第58条第1款、58条第7款、58条第9款和58条第11款）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恳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并提供我以工作赎清我对苏联政权和苏联人民的罪过的机会。

30年中，我致力于作物栽培领域中的研究工作（获得过列宁奖金等），我恳请给我提供最低限度的机会来完成有利于我的祖国的社会主义农业的著作。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教育家，我发誓将我的一切献给培养苏联干部的事业。我今年53岁。

犯人尼·瓦维洛夫前院士(苏联生物学和农艺学博士）1941年7月9日20时上苍没有开眼。1941年7月26日，瓦维洛夫被正式告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拒绝了他的赦免请求。

苏联的遗传学研究机构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就鸠占鹊巢。苏联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被逮捕、被流放、被枪毙。被确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致命威胁的苏联遗传学终于被专政机器碾了个粉碎。不过是披上了科学外衣的反科学的李森科—普列津特帮派终于建立了他们的一统天下。在乱云纷飞、冤魂呼号中，他们一个个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原本是庄严肃穆的科学殿堂，变成了群魔齐舞的阴森荒冢。

第七章（11）

瓦维洛夫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但仅仅打倒一个瓦维洛夫并不是瓦维洛夫的对手们的最终目的。打倒瓦维洛夫不过是为了排除炸毁苏联遗传学的最大障碍。擎天巨柱瓦维洛夫一旦遇难，苏联遗传学大厦也就不保了。瓦维洛夫所固守的苏联遗传学的最后两个重镇——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不能不面临没顶。

1940年8月12日，当瓦维洛夫心爱的学生巴赫捷耶夫从喀尔巴阡山返回列宁格勒时，瓦维洛夫被捕的消息随之传遍了整个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巴赫捷耶夫所讲述的关于黑色小轿车、关于小轿车的乘客在喀尔巴阡山的山脚下顽强找寻瓦维洛夫院士、关于神秘来宾子夜造访索取瓦维洛夫全部行李的故事，莫不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胆战心惊。瓦维洛夫的最后一张便条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大家看了都默默无语。大家都明白，如果瓦维洛夫真的被捕，而且瓦维洛夫案件是政治性的，那么研究所就完了，苏联遗传学也就完了。前景是如此的可怕，以致大家都不肯相信瓦维洛夫的被捕是真的。大家都宁愿自欺欺人：也许是出现了误会，也许过几天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他们敬爱的所长还会像往常那样笑容满面地走进来，但终于有一天，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一伙穿便服的彪形大汉闯进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他们翻箱倒柜，甚至撬开地板，爬上房顶，气势汹汹地非要找出什么炸弹不可。

一无所获的便衣悻悻而去，却带不走随他们而来的那种末日的恐怖，“研究所里顿时一片乌烟瘴气，”欣斯卡娅教授回忆说：“所里的会议和党的会议都变得无法忍受。每个人都受到得血管梗塞或者诸如此类病症的实际威胁。”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室主任、老教授尼·伊万诺夫则是这股恐怖浪潮的最早的受害者。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受到很大刺激，接着因他的办公室被收回而大吵一通，回到家里就说：“这样搞法简直叫人活不下去。”他躺倒了，一个小时后人们发现他已经咽气。

接下来，开始对研究所进行全面清洗。一些著名专家如罗扎诺夫教授、哈吉诺夫教授、波波夫教授、克尼亚吉尼齐教授等等，都被解职，甚至连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莫斯科分所也不能幸免，分所的先科夫教授、斯梅坦尼科夫教授都被辞退。武尔夫教授舍不得自己的岗位，想尽量留下来，用欣斯卡娅教授的话来说，“他想再忍一忍”。武尔夫教授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享有盛誉，几部有关地球植物群落的起源和分布的专著被同行们奉为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莫斯科分所还是没有给他留下一席之地，他最终不能不含着眼泪走了。欣斯卡娅教授本人也站不住脚，她是在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后又在研究所工作了十多年，在她眼里研究所就是她的家。但在瓦维洛夫被捕后，“待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她终于也成了弃儿。但即便如此，他们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等而下之的，当然就是逮捕了。瓦维洛夫在位时，研究所已有18位专家被捕；瓦维洛夫入狱后，逮捕浪潮就更疯狂了。疯狂到不仅把瓦维洛夫的拥护者一个个地抓起来，如欣斯卡娅教授所回忆的，“为瓦维洛夫院士的被捕而拍手叫好的马尔采夫院士也被抓了起来，并且也把他算进了似乎是瓦维洛夫领导的同‘一个反苏维埃地下组织’之中。与瓦维洛夫的关系其实很平淡的小麦研究室主任弗拉克斯贝格尔教授也受瓦维洛夫牵连而锒铛入狱。整个研究所变得像在坟墓里那样浑浊和黑暗。”

在失业和被捕这两种命运之外，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则是放逐。研究所接到命令：把研究人员“转到生产第一线”去。而所谓“转到生产第一线”，则无疑是放逐到农村的同义语。这个命令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贝内克托夫亲自发布的，他并且规定，到农村“锻炼”的作物栽培研究所专家，不得少于总数的三分之一。对此，李森科当然是求之不得，他跟着以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名义下达指示：“要从精简机构的角度出发，来重新研究农业科学院和各个研究所、尤其是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结构……”逮捕、解雇、流放多管齐下，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有生力量很快就荡然无存。

但是，这还不够，李森科还要给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以最后的一击。

第七章（12）

940年秋天，李森科派他的亲信祖巴列夫带着一个检查委员会开赴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证实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归于失败——不仅丝毫无助于农业生产，反而给农业生产制造了障碍。在那个什么“罪证”都可以尽情炮制的年代，要搜集不利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的证据岂不是易如反掌。祖巴列夫进行了一连串粗野的讯问，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极尽侮辱、嘲笑之能事。一些人不堪其辱而辞职，一些人则屈服于祖巴列夫的淫威。祖巴列夫没费多少周折就完成了任务。有祖巴列夫提供的“调查材料”撑腰，李森科自然气壮如牛，马上开始布置杀场。

1940年11月25日，莫斯科哈里托诺夫胡同。在金碧辉煌的尤苏波夫公爵的公馆里，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会议正在举行。从前，在这样的会议上还可以看到瓦维洛夫院士、图莱科夫院士、迈斯特院士、利西岑院士、科利佐夫院士等苏联学术界精英，但是现在，他们统统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牺牲品，取而代之的都是李森科的同党：普列津特、祖巴列夫、什雷科夫、齐钦、艾西菲尔德等等。在李森科—普列津特之流看来，苏联生物学、遗传学这个制高点，“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如今瓦维洛夫学派的心脏部位——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陷落，则意味着苏联生物学、遗传学这个制高点，终于从瓦维洛夫学派手中落到了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手中，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对瓦维洛夫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全面胜利终于实现了。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宣布对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全面占领，实际上就是宣布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全面胜利。对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来说，对整个瓦维洛夫学派来说，这是死期；但对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来说，这却是庆祝其全面胜利的一次大会师、大狂欢。

根据李森科的安排，与会者听取了祖巴列夫委员会的所谓“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作出决议：

（1）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虽然搜集了大量的栽培作物品种，但在搜集时没有始终遵循被搜集材料的有益性，并且现在很难确定每一种搜集品种的科学的实践价值。

（2）对搜集到的作物进行的研究是不正确的，没有得出对生产和科学有价值的结论；对收藏品的收藏不善导致了部分收集品种的死亡。

（3）向生产第一线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推广良种的工作，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也做得不够。

所有这一切都是谎言。瓦维洛夫院士和他的同行们所收集的36万个栽培作物品种有着怎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术界本来已有高度评价。36万个栽培作物品种中的7万个品种，是瓦维洛夫院士在国内外考察时亲自采集的。所有这些品种都精心收藏着，正是对它们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使得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在国际学术界和它的创始人一样享有盛名。但忠于事实，是为了忠于真理；对真理毫无敬畏之心的李森科之流，当然不会把事实当回事。祖巴列夫委员会的所谓“调查报告”，和依据这个报告所作出的评断，怎样地荒诞就都毫不足怪了。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奋斗史就这样被抹黑了。对它的未来命运的裁决则更严酷。会议决定：

第七章（13）

把有关玉米的研究工作转给库班地区的奥特拉达试验站……有关花木的研究工作转给苏联科学院下属的植物园……有关葡萄的研究工作转给葡萄种植学研究所……有关稻种的收集工作转给克拉斯诺达尔试验站……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亚热带分部……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烟草和茶叶实验室……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植物地理学研究室……关闭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引种室……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远东试验站、土库曼试验站、卡拉库马赫的列彼捷克试验站和克里米亚的“锚缝”试验站移交当地政府。

认定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编制内设有荒原和山地室是不适宜的。

所有这一系列决定，实际上是要把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活活“车裂”。在这个“车裂”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死刑判决书上，李森科得意洋洋地签上：“同意！”

经过这么一番残酷的“车裂”，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名存而实亡了，只剩下几座空空荡荡的房子，在风雨飘摇中苦度春秋。它丰富的种子收藏曾使得外国同行眼红，现在，这些种子却只能引来成千上万只老鼠。每天夜里，老鼠们络绎不绝地钻进实验室，碰翻台上的铁盒子，果实、种子、坚果……瓦维洛夫和他的同行们历经千辛万苦采集到的那些珍贵的植物样品，哗啦啦地倾倒出来，成了老鼠们的战利品。饿得有气无力的工作人员拿着铁棍来保卫自己的收藏品，开始还管用——老鼠还有点怕人，手电筒一照，嗖嗖地跑；但人总是追不上老鼠，老鼠渐渐地也就把人看扁了，愈来愈无所畏惧，发现有人来干扰它们美食，便穷凶极恶地向人扑过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变成了骷髅，瓦维洛夫的另一个重镇——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同样惨遭灭顶之灾。遗传学研究所是苏联科学院的骄傲。它是在1934年根据瓦维洛夫的倡议创建的，经过六年的发展，成了代表苏联遗传学最高水平同时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的权威学术机构。在该研究所工作的不仅有苏联最优秀的遗传学家，而且有格尔曼·米勒、顿乔·科斯托夫这样的外国遗传学大师。但在瓦维洛夫被捕之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也向这里杀来。1941年，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在给贝利亚的信中控诉说：“在提拔李森科为苏联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后（关于提拔他的方法应该单独谈一下），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作人员都被解除了职务（有的是自己离开的）。更要命的是，遗传学研究所新所长提出的计划暴露了惊人的思想贫乏——那里没有任何遗传学，只有一种初等的农艺学，在30万公顷的耕地上去搞什么晚播马铃薯……以及那些秋播三叶草的‘试验’，还有去割橡胶草的根——完全在重复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农业技术工作。”遗传学研究所的解体引起了全国遗传学研究的瘫痪。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44年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停止遗传学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有很大前途的学科。”稍后他又写信说：“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遗传学方面的所有科研中心都被消灭掉了。在科学院物色学术骨干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这种错误政策的严重后果。”遭遇最悲惨的则是人类遗传学——被扣上“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大帽子完全取缔，绝大多数学术带头人被捕，到1965年赫鲁晓夫取消古拉格劳改营时，竟没有一个人还活在世上。苏联的人类遗传学家在战前全军覆没，是1965年后苏联遗传学复兴时人类遗传学却仍旧举步维艰一枝独谢的主要因素。

伴随着瓦维洛夫的毁灭，苏联的遗传学研究机构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就鸠占鹊巢；苏联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被逮捕、被流放、被枪毙。被确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致命威胁的遗传学终于被专政机器碾得粉碎。瓦维洛夫个人的毁灭终于导致了整个苏联遗传学的毁灭，披上了科学外衣的反科学的李森科—普列津特帮派，终于建立了他们的一统天下。在乱云纷飞、冤魂呼号中，他们一个个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原本是庄严肃穆的科学殿堂变成了群魔齐舞的阴森荒冢。

第八章（1）

第八章大师之死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科学巨擘，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说成是正统的惟一继承者，也是惟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曼格尔斯多夫1942年11月，英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位新闻专员冒着萧瑟秋风，来到阿拉木图市。当时苏联科学院的重要研究机构都疏散到了这里。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这位英国外交官前来聘请两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兴致勃勃，满以为他带来的是紫荆花冠，岂料他给苏联当局带来的只是尴尬。

众所周知，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学术团体之一。谁一旦入选，则不仅入选者本人，就连他的国家也会引以为荣。当时英国和苏联是盟国，英国皇家学会派专使给苏联送去那样珍贵的紫荆花冠，按说苏联当局应该加额称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位英国外交官费尽周折，总算说服当局让科学院院长出面会晤。但到了会晤的那一天，英国外交官大吃一惊——科学院院长符拉基米尔·科马洛夫院士是在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的陪同下出面与他会晤的。更令那位英国外交官惊讶的是，当他说出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的两位苏联科学家的大名时，尤其是当他坚持要把聘书送交入选者本人时，科马洛夫掩不住难堪，支支吾吾，莫衷一是；而陪同的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则完全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那位英国外交官后来才明白，苏联当局不能不尴尬——两位入选英国皇家学会的苏联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已被当局打成“人民公敌”并已判处极刑的尼·瓦维洛夫院士。

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在尼·瓦维洛夫来说是实至名归。正如以瓦维洛夫最好的外国友人自命的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后来所写的：

在1939年那场对瓦维洛夫学派的臭名昭著的围攻之后，李森科派很快取得了独霸地位，而瓦维洛夫院士显然被解除了职务。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他的西方朋友仍然不可能与他恢复联系。他的助手也差不多都被解雇了。但虽然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竭力压制，瓦维洛夫在国外的声望却不断地上升。

即便是在战争之中，外国同行们仍在牵挂着瓦维洛夫。不断有飞鸿从英国、从法国、从美国、从瑞典……从四面八方穿越漫天烽火飞到瓦维洛夫家中，捎来外国同行们对瓦维洛夫的融融爱意。曾有两位年轻的法国生物学家寄送自己的著作——《人和栽培作物》，扉页上用俄文题词：“送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作者：安德列·奥尔里库尔和路易·安德里阿诺维奇·爱丁”。法国作者按俄国方式给自己起了父名，是为了强调自己对瓦维洛夫这位俄国导师的尊敬。可惜，身陷囹圄的瓦维洛夫再也无法看到这些飞鸿、再也无法感受这些融融爱意了。

当局已经把瓦维洛夫打成“人民公敌”并已打入死牢。与此同时，瓦维洛夫在国际上的声望却扶摇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现在瓦维洛夫又当选为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学会甚至派专使前来主持受聘仪式。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感觉怎么能好得起来呢？

尽管如此，受聘仪式还是举行了。瓦维洛夫院士如期出席受聘仪式并在受聘回执单上签了字。这些受聘文件都带回了英国大使馆。

苏联当局费尽心机，却非但没能让英国方面释然，反而激怒了英国方面——苏联科学院很快收到皇家学会的公函，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愤慨溢于字里行间。公函称：

我们期待的不是谢尔盖·瓦维洛夫的签名，而是尼古拉·瓦维洛夫自己的签名！

原来，苏联当局开了个国际玩笑——派同样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的谢·瓦维洛夫取代他的胞兄尼·瓦维洛夫出席受聘仪式并在受聘文件上签字。但苏联当局出此下策实在也是无可奈何——除此而外，苏联当局还能怎么办呢？要知道，对尼·瓦维洛夫的逮捕、审讯和判决，全过程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对尼·瓦维洛夫的“法办”，当局自己也觉得见不得人，因而是心虚的；尼·瓦维洛夫案件也就成了“国家机密”。既不能让瓦维洛夫走出死牢亮相以确保天机不致泄露，又不便拂却盟国的美意，当局也就只能偷梁换柱了。但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并不高明——英国皇家学会从受聘文件的签名上判断出不是尼·瓦维洛夫的手迹；经多方查证，出席受聘仪式的此瓦维洛夫确非彼瓦维洛夫。堂堂皇家学会一片美意竟被如此捉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遭。也就难怪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要怒气冲天了。

第八章（2）

英国皇家学会欲盖弥彰。苏联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终于被识破，一直对尼·瓦维洛夫的命运深为关注的国际学术界，更为尼·瓦维洛夫揪心——真的尼·瓦维洛夫呼之不出，苏联当局究竟把他怎样了？1945年，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就此问题率先向苏联政府提出正式询问，苏联当局无词以对，干脆就置之不理。这无异于承认瓦维洛夫消失，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国的学者们纷纷给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他们在苏联境内的所有朋友写信，打听瓦维洛夫的消息。但所有这些信件都有如石沉大海。苏联方面可疑的沉默使国际学术界不得不确信他们对瓦维洛夫个人命运的猜测。1945年12月，著名美国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卡尔·萨克斯致函最权威的国际学术刊物——美国《科学》杂志，悲痛地向国际学术界宣布——“尼古拉·瓦维洛夫死了！”

萨克斯教授当然不相信瓦维洛夫是正常死亡。他请求国际学术界都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瓦维洛夫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他呼吁国际学术界不要停止抗议，直到苏联当局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为止。

萨克斯对国际学术界的请求和呼吁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追悼死者的信件、文章潮水般地向各大报刊涌来。谁都不了解瓦维洛夫死于非命的细节；但谁都知道，瓦维洛夫是科学史上一颗灿烂的巨星；谁都知道，这颗灿烂巨星的陨落是强权肆虐所致。所以，国际学术界在缅怀瓦维洛夫时，众口一词地赞美瓦维洛夫的崇高人格和他对现代科学的巨大贡献。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秘鲁著名遗传学家达林顿教授联名在牛津大学出版《尼·伊·瓦维洛夫教授》，内称：

瓦维洛夫在理论上超过了杰肯道尔，而在实践上他为改进栽培作物的所有的进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日夜不息的头脑，他的不知疲倦的身体，甚至他的激情和技巧，都与拿破仑惊人地相似。但他丝毫没有拿破仑的政客作风，他的知识分子的诚实是不容置疑的。当他与同行们相处时，他总是那样的虚怀若谷，总是那样的尊重不同意见，从来不以权威自居……我们为他哭泣，美国、欧洲的学者们都会为他哭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罗伯逊式的深沉的嗓音和他那法尔斯塔夫式的落落大方的风度。而历史将记住他的辉煌成就，那些辉煌成就将会永垂不朽。

印度德里大学教授梅赫什瓦里·尼尔马拉·马图尔撰文说：

在短短的时间内，瓦维洛夫就在整个俄罗斯创建了那么多的实验室和研究所。他的罕见的多产使他在俄国和国外得到了广泛的敬重和巨大的荣誉……他所创建的栽培作物及其野生亲缘种的藏品库在过去的时代中很可能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中也未必能再建立起来。

第八章（3）

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逊教授撰文说：

我充满敬意地追悼瓦维洛夫和列维茨基，他们的名字是本世纪生物学的路标。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在这个星球上、在我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师中的最好的老师。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他们把捍卫科学、捍卫真理所必须的勇气和坚韧教给了我。而我希望，我会像他们那样，在困难的时刻始终坚定地站在科学和真理一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C·曼格尔斯多夫则出版了著作《尼古拉·伊万洛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2年》。他在高度评价瓦维洛夫时，对李森科痛加贬斥——瓦维洛夫是个具有巨大智力、强健体魄、伟大思想和神奇工作能力的人。但他也是个极为谦虚、热情友好、宽容大度的品格高尚的人对于了解他的朋友们来说，追忆他所引起的不仅是赞美和崇敬，而且还有热烈的依恋之情。

虽然不是革命家，但瓦维洛夫却真诚地相信，俄国的革命为科学的进步，为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为运用科学促进人类的幸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可能性。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科学巨擘，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说成是正统的惟一继承者，也是惟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以此为发端，各国学者对李森科群起而攻之。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李森科是迫害瓦维洛夫的头号政治打手。几乎所有悼念瓦维洛夫的文章都要谴责“俄国生物学的恶神”李森科。美国遗传学家罗伯特·辛普森在他的悼文中这样写道：“瓦维洛夫被毫无敬意地忘掉了，而李森科却成了民族英雄，得到了列宁勋章……据说，瓦维洛夫是在集中营里饿死的。这个国家对此事实保持沉默。但是，伟大的人们是不会那样轻易死去的。”科学败类历史上不乏其人，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德和斯塔克。他俩都效忠纳粹，都追随纳粹当局对自己的同行爱因斯坦大打出手。但即便是勒纳德和斯塔克，对自己的同行的迫害也远不能与李森科相比——他们的主要迫害对象爱因斯坦，也不过是被迫离开德国，而并没有像李森科的迫害对象瓦维洛夫那样被置于死地。更何况勒纳德和斯塔克虽然在个人道德操守方面劣迹斑斑，但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勒纳德由于其成功的阴极射线试验而获得1905年度诺贝尔奖，斯塔克也因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的分裂获得1919年度诺贝尔奖，而李森科则不过是贩卖伪科学的邪教教主，为人和治学一无可取之处，国际学术界对李森科的敌视也就远远超过了对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敌视了，李森科也就不免被视作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科学叛徒，成了国际学术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46年，李森科出版了代表他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遗传性和变异性》。此书一问世，便赢得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在此书发行之初，瓦维洛夫的老师、同样是苏联著名学者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就曾上书当局，建议：“考虑到出版《遗传性与变异性》一书会使苏联学术界的名声遭到破坏，应当采取措施不让这本书流传到国外去。”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理由当然很充分：《遗传性与变异性》“充满了违反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错误，以致在书中否定拉瓦锡所确定的物质不灭定律，否定了不仅每一滴血浆（无核），而且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都能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看得出，作者不知道原子、分子和每一滴胞浆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当局仍对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忠告不屑一顾，结果呢？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不幸而言中。西方学者们读了李森科的大作莫不轻蔑地哈哈大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院长施图别仔细地重复了苏联“头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实验，并且毫不困难地证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有这些“伟大的发现”都是胡说八道。不止一次访问过苏联的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树木遗传学家古斯塔夫逊教授则更坦率，他不客气地这样评价苏联“头号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些学者——其中有物理学家——都认为李森科是个骗子。局外人很难下结论，他究竟只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顽固地不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或者干脆就是个犯罪的骗子。我们所了解的是前者，对第二种情况只能是猜测，而许多人（包括苏联人在内）想到的却是第三种情况。

第八章（4）

对瓦维洛夫的赞美和对李森科的贬斥形成了一支奇妙的二重奏，在国际学术界久久地回响。

李森科与瓦维洛夫在国外的公共形象，与他们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正好倒了个儿。在国内现代宗教裁判所稳坐审判台的李森科，在国际学术界、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却处于被告地位并且被明确宣判为有罪。而被苏联当局打成“人民公敌”并且打入死牢的瓦维洛夫却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哲人。苏联当局当然只会相信自己的评判而不可能接受国际学术界的评判、不可能接受良心和理性的评判。面对国际舆论的抗议，苏联当局无法始终缄口不言，但又实在理亏心虚。到了不能不给个说法时，便只有祭起一面法宝——瓦维洛夫案件是苏联的内政，而内政——内政当然不容他人说三道四！

在所有那些热爱瓦维洛夫、为瓦维洛夫的不幸遭遇而悲伤的外国友人中，最悲伤的应该是与瓦维洛夫相知极深的保加利亚农业科学院院士科斯托夫教授。尽管国际学术界公认瓦维洛夫已死于非命，但科斯托夫教授一直不肯相信、不敢相信。战火纷飞之中，他一直渴盼着亲自去苏联弄清真相。1946年7月，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科斯托夫夫妇接到邀请，前往瑞典参加世界细胞学代表大会。“还在索非亚时我们就决定，要从斯德哥尔摩到苏联去看看。”科斯托夫夫人后来写道：“终于到了列宁格勒。我们在熟悉的地方漫步，我们拜访了大学、研究所、科学院，我们向朋友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但是，没有回答——谁也不敢回答！谁也无从回答！”这时科斯托夫的幻想才完全破灭，而在火车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掩面痛哭。

一直不肯绝望的老人这时终于绝望了。巨大的悲痛淹没了他。他完全失去了自持，头重脚轻地在一座座大楼之间游荡，弄不清哪里有路、哪里有门，什么也看不见，只管往前走，直到好心人让他出示证件，然后把他带了出去。

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其实岂止是外国同行在苦苦探询，苏联学者也在探询着瓦维洛夫的踪迹，也在为他们的前辈和导师的命运而揪心——这种探询这种揪心，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来得更强烈——只不过就总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曲折一些罢了。但不是所有的苏联学者都把这种强烈的探询和揪心深深地遮掩了起来——瓦维洛夫被捕之初，便有人不怕株连，挺身而出，公开为瓦维洛夫喊冤。即便是在血雨腥风的苏联，瓦维洛夫其实也不是孤单的，也并非是独立临风。

最早为瓦维洛夫挺身而出并且果然被株连的，是苏联最著名的豆科作物专家戈沃罗夫教授。他只身上访，企图说服斯大林同志为瓦维洛夫力挽狂澜；百忙之中的斯大林同志当然不会接见他，即便绝食也没用。万念俱灰的戈沃罗夫教授很快就被当作“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五名从犯中的一员，第一个遭到逮捕并被枪决。典型的自取灭亡。

前车之覆，没有成为后车之鉴，戈沃罗夫教授血淋淋的榜样没有吓退苏联学术界的硬骨头——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他们的浩然正气，仍足以从气势上震慑他们所面对的强权。

在这些硬骨头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流之辈——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花卉栽培专家巴季列夫斯卡娅。巴季列夫斯卡娅以罂粟花研究而见长，瓦维洛夫甚至称她为“罂粟花女王”。但这位养花弄草的女流之辈性格却极为坚毅。在战前瓦维洛夫学派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长期对垒中，她始终是瓦维洛夫的坚定捍卫者。1937年，瓦维洛夫必败无疑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巴季列夫斯卡娅仍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瓦维洛夫的生日晚宴，并在席间祝酒：“为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强大，为了它的敌人的垮台，干杯！”这句祝酒词传到了李森科的耳朵里，李森科从此对这位女对手切齿痛恨。巴季列夫斯卡娅便不能不为了她的这句祝酒词备受磨难。

瓦维洛夫被捕后，巴季列夫斯卡娅的处境变得非常险恶，但她没有惊慌失措。

第八章（5）

虽然自身难保，她最关心的仍然是她的导师瓦维洛夫。1940年8月底，巴季列夫斯卡娅和她的几位同事——科瓦廖夫、罗扎诺夫、斯托列托娃等——联名给苏共中央、苏联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信，为瓦维洛夫喊冤。他们在信中说，他们与瓦维洛夫相处了几十年，对瓦维洛夫的了解是全面的。他们坚信瓦维洛夫绝对忠实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因此他们恳请当局释放瓦维洛夫，以免给苏联科学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送呈前，科瓦廖夫把信件拿给自己的一个亲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看，那位亲戚警告他：如果就这样把信送上去，在信上签名的九个人都难逃法网，最好是由一个人签名。巴季列夫斯卡娅闻讯，不假思索地一口应承由她一个人署名，由她一个人冒风险——其他作者都有家室，都可能株连九族，而她则是独身。她单独署名的喊冤信交上去后，很快便有了回音——列宁格勒省委召见了她，省委领导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但她拒绝接受批评，当场争辩说：瓦维洛夫是无辜的，对瓦维洛夫的迫害是对祖国的犯罪。“一派胡言，”省委领导勃然大怒，“在瓦维洛夫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你不要多管闲事！”她被赶出了斯莫尔尼宫；三天后，又被赶出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

花卉栽培专家巴季列夫斯卡娅终于付出了代价——她就此失业了，甚至在整个列宁格勒，都没有哪个单位敢于收留这位“罂粟花女王”。但她毫不退缩。她找到瓦维洛夫的胞弟谢·瓦维洛夫，说服谢·瓦维洛夫同意安排她与高层人士会面，让她有机会直接向当权者为瓦维洛夫求援。谢·瓦维洛夫在高层没有人缘，便通过自己的亲戚、著名建筑家韦斯林负责与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联系。韦斯林尽了最大努力，过了好长时间安德列耶夫方面都音讯杳无。1941年2月，终于传来消息，安德列耶夫答应会见。巴季列夫斯卡娅对这次来之不易的会见寄予莫大期望，准备了一份翔实的发言稿，全面反映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全苏农业科学院乃至整个苏联生物学界所发生的悲剧，控诉李森科的独裁。但当期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时，巴季列夫斯卡娅却大失所望——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本就没有耐心听取她的汇报。会见前安德列耶夫的秘书就特意提醒她：首长很忙，所以只能给她几分钟的时间。多么复杂的案件啊，几分钟能够谈些什么呢？整个会见不过是走形式——持续的时间比巴季列夫斯卡娅被告知的还要短。当巴季列夫斯卡娅刚刚提到当局在瓦维洛夫案件的问题上所犯的致命错误时，安德列耶夫马上打断她的话头。二十三年后，巴季列夫斯卡娅还记得安德列耶夫回答她的每一句每一个字：“任何致命的错误都不可能有，有的是你所不知道的事实。”然后，会见结束。

像巴季列夫斯卡娅这样的女流之辈，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不乏其人。就在巴季列夫斯卡娅找到谢·瓦维洛夫不久，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沙巴林娜也找到了谢·瓦维洛夫。沙巴林娜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饲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任研究所工会主席。瓦维洛夫的被捕使她第一次下定决心行使工会的本来职责，为捍卫员工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她给谢·瓦维洛夫带去了由研究所的打字员秘密打印的长达几十页的证明材料，这份证明材料详细陈述了尼·瓦维洛夫巨大的学术成就和他的那些成就为他的祖国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利益，以此提醒当局：失去尼·瓦维洛夫对苏联来说意味着什么。谢·瓦维洛夫在瓦西里耶夫斯克岛上一座古老的房子里接待了沙巴林娜，刚刚经历了巴季列夫斯卡娅上访失败的谢·瓦维洛夫这时显得垂头丧气，他不同意沙巴林娜的天真的想法，不相信沙巴林娜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会感动“上帝”。“这是在8月末的事。”沙巴林娜后来回忆说，“谢·瓦维洛夫坐在办公室的一张大写字台的后面，我坐在对面。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喑哑的没有生气的声音，不知怎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眼睛。他甚至都没有去读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写成的证明材料。他像是要摆脱某种梦魇似的，摸了摸自己鬓角上的白发，说：‘有什么用呢？怎么做都是徒劳。逮捕我哥哥是有来头的，至少是国家第一号人物批准的。我们恐怕一点也无能为力……’”沙巴林娜无功而返，另一位“娘子军”又接替她上了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欣斯卡娅教授出面向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生理学家奥尔别利院士寻求支持，正直的奥尔别利院士答应为瓦维洛夫做点什么。他亲笔写了几封信寄给他在高层的朋友们，但仅仅几天后他就得到忠告：瓦维洛夫案件是钦定的，不要去冒犯龙颜！

一场接力长跑就这样进行下去。其实，尼·瓦维洛夫的救援者何尝不知，谢·瓦维洛夫说的是真的，他们的这场接力长跑只会是徒劳！但他们不忍退出，他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瓦维洛夫的悲剧，甚至连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洛夫也看不下去了。瓦维洛夫被捕之初，安插在苏联学术界的密探就报告安全机关说，学者们坚信，逮捕决定是在李森科一伙的坚持下作出的。卢津院士公开声称，逮捕瓦维洛夫是“当前最令人惊讶愤慨的事”；瓦维洛夫不可能犯下任何罪行，他是诽谤和阴谋的受害者。类似这样的口头和书面抗议不断地汇集到苏联科学院院长案头，科马洛夫终于不能不表态了。于是，文化特务的密告中增添了一个令安全机关大吃一惊的内容：科马洛夫院长说：瓦维洛夫被当成像小偷、强盗和杀人凶手那样的罪犯给抓了起来，原因仅仅是：“他敢于不同意李森科的观点”。院长还在多种场合，对瓦维洛夫深表同情。在此之前，科马洛夫院长从来也未曾在瓦维洛夫与李森科的对垒中公开声援过正义的一方，而是典型的明哲保身——既不得罪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李森科，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又不得罪瓦维洛夫，使自己在良心上能过得去。尽量装笑脸，尽量在两种力量之间走钢丝。但他走钢丝的技巧并不是很高明，常常无法保持平衡，因而常常把自己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老教授尼古拉·罗季奥诺维奇·伊万诺夫回忆说，科马洛夫不敢违抗当局旨意，让瓦维洛夫应邀出访。但直接回绝瓦维洛夫，他又拉不下脸。瓦维洛夫的出访报告因此往往在科马洛夫的案头放几个月都无法批复。曾经有一次，实在等不下去的瓦维洛夫找到科马洛夫，要他解释：为什么还不批复他的出访报告？科马洛夫踌躇了好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说：“有什么办法呢？还是按上面的意思办吧，按上面的意思办吧。要有耐心，慢慢来……”科斯托夫夫人则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那是1939年的一天。在苏联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李森科以他惯有的腔调，对经典遗传学进行了肆意攻击。随后是院长科马洛夫讲话，他对李森科的高论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科马洛夫邀请瓦维洛夫到他办公室去，和瓦维洛夫一起去的还有科斯托夫。走进办公室，科马洛夫关紧了门，然后就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向瓦维洛夫解释，请求瓦维洛夫理解；并且从抽屉里拿出李森科的一本书，嘲笑作者文理不通。应该说，科马洛夫对李森科的厌恶是真的，只不过为自己的仕途着想，他才尽量压抑自己的厌恶之情，而对李森科隐忍相待。但瓦维洛夫竟然锒铛入狱，这在科马洛夫看来也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且在瓦维洛夫被捕之后，李森科认为已经除掉了他在苏联学术界最后的同时也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志得意满，从此更加目中无人，更加飞扬跋扈。科马洛夫在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院长，而实际上的苏联科学院院长则是李森科。瞧着半坛子醋的李森科在堂堂苏联科学院作威作福，毕竟还算是苏联学术界前辈和权威的科马洛夫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羞耻、恐惧、愤怒和无可奈何相交织，他再也无法完全压抑自己对李森科的强烈厌恶和对瓦维洛夫的同情，终于也加入了为瓦维洛夫伸冤的行列。

在为瓦维洛夫伸冤的行列中，

第八章（6）

最大无畏、因而走在最前列的是瓦维洛夫的老师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他是一位著名的农业化学家，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是斯大林奖金的得主。和他的学生瓦维洛夫一样，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决不相信当局对瓦维洛夫的指控。他不怕窃听、不怕偷窥，在苏联科学院、在全苏农业科学院、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在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各种公开场合，他向各色人等不知疲倦地反复说明，瓦维洛夫案件是冤案，瓦维洛夫什么罪过也没有。他还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揭露李森科的伪科学本质，企图借打击李森科，来唤起当局对瓦维洛夫案件的反思，从而给瓦维洛夫的平反昭雪创造机会。战时进行的大疏散使他流落撒马尔汗。从僻远小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遥想着自己心爱的学生。交通不便，他就发电报。电文的主题只有一个——提名“国事犯”瓦维洛夫的著作为当年斯大林奖金的候选作品，这无异于对斯大林同志本人的讽刺！斯大林同志是不会允许任何人公开为“国事犯”辩护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所有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直接挑战天威。换了另一个人，早就掉了脑袋，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则始终安然无恙。或许是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年纪救了他——瓦维洛夫被捕那年他就已经77岁了，所以在当局看来他无非是个老糊涂，干脆不去理会他吧。

当局某种程度上的纵容，使得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有机会继续为拯救瓦维洛夫而呐喊奔走。他的百折不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鼓励着他的同志们在绝望中苦苦支撑。

1942年秋，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苏联科学院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召开了盛大集会。已被疏散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因此从农村、从城市、从四面八方来到乌拉尔。白发苍苍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也来了。但他此行的主题却与众不同——他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再次集合同志，向最高当局呼吁平反瓦维洛夫案件。他昂着头走进了苏联科学院院长办公室，科马洛夫院长殷勤地接待了他，李森科却拒绝参加接见。会谈时，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直言不讳地指出：李森科杀死了瓦维洛夫，为了攫取瓦维洛夫在苏联学术界的地位而谋杀了瓦维洛夫！对此科马洛夫院长未予反驳。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请求院长立即向苏共中央控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非法逮捕瓦维洛夫的暴行，控诉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个人专制。对这些爆炸性的要求，科马洛夫院长颇感为难。“我能做什么呢？”他摊开双手说：“有什么用呢？”但在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坚定的凝视下，科马洛夫院长终于动摇了：“好吧，我试试，过几天维辛斯基就要来，我请他帮帮忙。”过了几天，维辛斯基真的来了，科马洛夫极为委婉地建议这位苏联总检察长复查瓦维洛夫案件，但是，没用。维辛斯基本人和李森科一样也是卓尔不凡的迫害狂，苏联三十年代对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的那几次臭名昭著的大审判，他便是组织者。他当然也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苏联各族人民之父、科学巨擘斯大林同志以及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李森科同时当选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因此肩负了捍卫科学的责任，就像李森科院士并不忠实于科学一样。在“党性”和理性、“党性”和人性如鱼与熊掌不可兼而得之时，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到“党性”一边而抛弃理性和人性。“败类”、“臭死体”、“废物”——这就是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对那些被押上审判台的列宁的老战友、十月革命领导人所用的称呼。对虽然德高望重但却不幸失去了权势的前辈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这实际上已经成了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的一大癖好。侮辱和贬损，而不是仅仅从肉体上消灭受害的无辜者，这是作为迫害狂的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不同于一般迫害狂的特色之所在。“一堆发臭的人类垃圾”、“疯狗”、“极可恶的走狗

第八章（7）

”、“万恶的坏蛋”、“卑鄙的冒险分子”甚至“万恶的狐狸和猪杂种”，诸如此类惊心动魄的词汇在维辛斯基痛斥列宁的老战友和十月革命领导人的演说中随处可见，而在使用这些词汇时，堂堂总检察长兼院士丝毫也不难为情。请求如此卓尔不凡的政治迫害狂为受害者瓦维洛夫——援手，岂不是缘木求鱼！果不其然，维辛斯基总检察长没有为瓦维洛夫说一句话。

得知游说维辛斯基失败的噩耗，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仍然没有气馁，仍然没有放弃对科马洛夫院长的纠缠。约半年后，老人在阿拉木图又遇到了科马洛夫院长，又坚持要求科马洛夫以苏联科学院的名义，给苏共中央写信，“祖国不会饶恕我们对瓦维洛夫的悲剧袖手旁观。”他反复对科马洛夫这样说，“记住吧，弗拉基米尔·列昂季耶维奇，不会饶恕的。”科马洛夫不能不满足老人的愿望。但科马洛夫没有写信——精于宦海之术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不愿为偷窥者留下“同情人民公敌”的任何文字凭据，而宁愿与上面口头交涉。他尽了最大努力，找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但仍旧是白搭——原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米库尼斯曾这样回忆他与莫洛托夫饶有趣味的一次相遇：

那是1955年，地点在孔策沃克里姆林宫医院里。当时我因有些不舒服被送进这所医院疗养。在医院的走廊里我很偶然地遇见了莫洛托夫。以前，我只见过他一面，是在巴黎的和平大会上。在孔策沃，不论是莫洛托夫还是我，都穿着病员服。但他还和过去一样，骄横冷酷。我走到他跟前并且问他：当年您作为政治局委员，为什么还允许逮捕自己的妻子？他若无其事地、轻蔑地看着我问：“您是什么人？”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份，他这才愿意回答，表情非常僵硬：“为什么允许逮捕我妻子？就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我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政治局关于必须清除我妻子的决定……”

在“党性”和理性、“党性”和人性如鱼与熊掌不可兼而得之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党性”一边而抛弃理性和人性，这一点莫洛托夫与维辛斯基是一致的。所以，他明明知道相依为命几十年的爱妻肯定是蒙冤入狱，但仍旧漠然视之。对沦落深渊的爱妻都不肯施以援手的莫洛托夫，怎么能够指望他援救与他无亲无故的瓦维洛夫呢？更何况瓦维洛夫的被捕是莫洛托夫亲自批准的，为瓦维洛夫平反岂不等于打莫洛托夫的耳光！也就难怪莫洛托夫一听科学院院长说起瓦维洛夫的名字就恼火地叫起来：“现在我不处理这件事，我没空！”

为瓦维洛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真真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将来在九泉之下与瓦维洛夫重逢，他完全可以毫无愧色。但即便如此，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也还是要尝试。事实上他已经把营救瓦维洛夫当作了他晚年主要的人生坐标，生命不息，他就要营救不止，直到他最心爱的学生死而复生！于是，垂垂老矣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依旧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颤颤巍巍地，一次又一次地奔走，用他苍老的嗓音诉说、请求、劝告、警告！当他终于不能不确信他是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能拯救瓦维洛夫——只要此公愿意。此公当然非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所敬爱的斯大林同志莫属！那时，在苏联大地流传过多少神话啊——一个被陷害的青年在狱中向斯大林同志写信求助，斯大林同志果然下令推翻原判，使那位青年重见天日；一个老人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抱怨他的退休金计算错误，斯大林同志亲自干预此事，老人的退休金很快就补发了……啊，斯大林同志，他是那样的明察秋毫，那样的善良，那样深切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的人民。苏联科学泰斗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维辛斯基可以不过问，甚至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莫洛托夫也可以不过问，但，斯大林同志不可以不过问，斯大林同志不会不过问！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1943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寄出了他寄予最大希望、实际上也是最后希望的一封信。和往常一样，这封信的发出，依旧要经过科马洛夫院长。此前，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听到关于瓦维洛夫的许多传闻，中心内容是瓦维洛夫不堪折磨，已经来日无多了。老人跌跌撞撞地闯进科马洛夫院长的办公室，号啕痛哭。等他哭够了，他才从泪眼模糊中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客人——谢·瓦维洛夫！原来谢·瓦维洛夫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不约而同，也是来为尼·瓦维洛夫求助的。谢·瓦维洛夫得知，他的哥哥在狱中一点东西也吃不上，健康状况因此急剧恶化。一个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几百万吨粮食的功臣，却因为饥饿正在囚室里悄然死去。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一样，谢·瓦维洛夫也是哭着来到科马洛夫办公室的，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一样，谢·瓦维洛夫也是前来请求科马洛夫院长：立即向最高层、向斯大林同志呼吁：尽最大努力，挽?瓦维洛夫的生命。这次科马洛夫不惜打破常规，亲自拿起了笔。信是这样写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被关在狱中。他的生机正在流失。苏联科学院院长准备保释尼·瓦维洛夫，随传随到。如果实在不能假释尼·瓦维洛夫，苏联科学院院长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尼·瓦维洛夫的健康，并给他提供在作物栽培领域内从事科研的条件。

情况十万火急。求援信的作者们度日如年地期待着回音。但是，没有回音。几个月之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又闯进了科马洛夫办公室，催促科马洛夫立即与斯大林同志联系。科马洛夫拿起了电话话筒。对方接话的是斯大林同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将军的回答极为简明扼要：

信件收到。已转给贝利亚同志。

第八章（8）

再没有任何下文。

最后的一线希望到这时应该是破灭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却仍不放弃——既然斯大林同志把皮球踢到了贝利亚那里，那就再去找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当然不那么好找。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自有办法。他通过他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的同事、贝利亚的妻子安排了他与贝利亚的会见。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间富丽堂皇的内务人民委员办公室里，贝利亚对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殷情和客套。他的桌上堆着一摞高高的案卷——都是关于尼·瓦维洛夫的。贝利亚破例准许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任意阅读这些原本属于绝密的案卷。“你瞧”，贝利亚亲自打开其中的一份，放在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面前，仿佛是说：“有什么办法呢？铁证如山——他投靠了英国情报机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稍稍翻了翻那本案卷，然后就一手把它推开了。是的，都是白纸黑字，但老人与自己最心爱的学生已有整整四十年的交往史，他只确认自己对瓦维洛夫四十年的了解而不接受那些不知怎么炮制出来的“白纸黑字”。再多的案卷也说服不了他。“让我见瓦维洛夫，”老人说，“只要他当面向我承认这一切，我就相信。”这实在太让贝利亚为难了。老人自己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不等贝利亚回答，也不说声再见，就拉开椅子向外走。一直不肯绝望的老人这时终于绝望了。巨大的悲痛淹没了他。他完全失去了自持，头重脚轻地在一座座大楼之间游荡，弄不清哪里有路、哪里有门，什么也看不见，只管往前走，直到好心人让他出示证件，然后把他带了出去。

几十年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另一个学生、农学家库普佐夫回忆说：1944年1月，他回母校拜访老人。老人向他谈起了自己营救瓦维洛夫的全过程。老人恨恨地说：“他们想剥夺农村、迫使农民贫困化来积累资金。瓦维洛夫妨碍了他们，所以就不存在了。而要反对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我们又无能为力。”库普佐夫对这个场景始终记忆犹新：“老师讲到这里时止不住地哭了起来，不断地用手帕擦眼泪。我们赶快把话题转移到别的方面，但过了好久，老师还在那里伤心地痛哭。”

一代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而在大墙外，他的爱妻还在给他邮寄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还在痴痴地等着他回家团聚；他的老师、同事和学生还在竭力帮助他挣脱牢笼；各国学者还在期盼着他重返国际学术论坛……但他却已经死了，遗体被抛进荒冢，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能留下。这年他不到五十四岁。

瓦维洛夫的妻子终身不忘1940年8月初她为丈夫送行的情景。作为一个旅行家的妻子，她已习惯了丈夫出差。这次她也像往常一样地与丈夫挥别。她万万想不到，这竟然是永别，她的丈夫从此成了断线的风筝，纵然走遍天涯，也永远唤不回来了。后来卫国战争爆发，她被疏散到她的娘家——一个边远小镇。这时她已经得知她的丈夫的悲剧了。呼天抢地、悲痛欲绝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平静了下来。她最关注的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实际上对瓦维洛夫来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在监狱中吃得饱吗？院士夫人听说了太多关于囚犯如何沦为饿蜉的悲惨故事，于是朝思暮想如何能让自己的丈夫填饱肚子。她从牙缝里省下一口口粮食；又用自己积攒下来的一点点钱，买了一些高价食品，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好一个个包裹，把食品寄往遥远的莫斯科，寄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包裹里还附上一封封词意恳切的信，恳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把这些包裹转交给瓦维洛夫。每寄一次，她都禁不住幻想，仿佛看见她的形销骨离的丈夫，正以惊喜的神色，拿来包裹，双手哆嗦着拆开，然后一把一把地大口吃起来……但幻觉终归是幻觉，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丈夫从来也不曾收到过她的包裹；她更想不到的是，当她正在那个边远小镇上一次又一次地往莫斯科给她的丈夫寄送食品时，她的丈夫其实既不在莫斯科，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她的丈夫和她就住在同一个小镇上，住在与她娘家相隔咫尺的一座集中营里。这真是命运的捉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1年7月19日的判决，瓦维洛夫本来应该像他的难友们——诸如戈沃罗夫教授、迈斯特院士——那样，押上刑场执行枪决。但枪决没有执行。7月26日，瓦维洛夫被关进布特尔卡监狱的地下室。然后又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个中情形，瓦维洛夫在他致贝利亚的一封信中有过陈述——

第八章（9）

1941年8月1日，即在判决后三周，您的代表以您的名义到布特尔卡监狱里通知我，您正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撤销就我一案所作出的判决的请求，我的死刑会得到赦免。1941年10月4日，根据您的命令，我被从布特尔卡监狱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10月5日和15日，我和您的代表谈了我对战争、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以及关于利用我这个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问题。10月15日我被告知，将给我提供作为一个院士从事研究的全部可能性，在两三天内将最终明确。

贝利亚（1899-1953）这封信表明，在瓦维洛夫的最后岁月中，似乎出现过某种转机。换句话说，向来以“红色屠夫”而著称的贝利亚，在瓦维洛夫问题上似乎并非穷凶极恶。其实不足为怪。最新披露的史料证明，贝利亚其实并非斯大林时代后期国家罪行的元凶——发生在1940年春的屠杀两万多无辜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联方面先是把罪责推给希特勒，到后来实在无可推诿、只好承认是自己的“杰作”时，便把已在九泉之下的贝利亚拉出来作替罪羊，说那两万多波兰军官是贝利亚的牺牲品。但原始档案显示，1940年3月5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一致拥护斯大林同志作出的秘密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的决策，只有贝利亚力排众议，以致龙颜大怒，贝利亚差点被撤职。秘密杀害两万多波兰军官的政治局决议，只好改由伏罗希洛夫来执行。发生在1943年的那场强制性的民族大迁徙，使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全体居民、全体车臣—印古什人、全体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和另外七八个少数民族永远丧失了自己的家园，流落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几十万人在迁徙途中悲惨地死去。真相披露后苏联方面也说是贝利亚干的，但现在发现的原始档案显示，迁徙命令是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贝利亚非但不是执行者，而且坚决反对迁徙整个整个的民族。但既然斯大林同志已经签署了命令，他也就爱莫能助了。几位少数民族领袖请求贝利亚阻止这一暴行，贝利亚坦率地说：“我办不到，政治局不支持我。我惟一能做的是挽救你们几个家庭。”

当然，作为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必须与斯大林同志在总体上保持一致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他必须清除自己的政敌，为此他也枉杀了不少人。但相对于当时其他大刽子手，应该说，贝利亚还是罪图波列夫（左一）和飞机设计师阿·米高杨在一起状较轻的一个，在他的身上，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他还是制止了一些暴行，保护了一些无辜者，尤其是保护了一些著名学者。

在这些著名学者中，最著名的是图波列夫院士——苏联的航空工业之父。图波列夫院士是被叶若夫送进监狱的，在严刑拷打下已经供认自己如何“蓄意破坏苏联航空工业”。叶若夫垮台后他仍在死牢中坐以待毙。贝利亚想救他出狱，为此召见了他，要他推翻供词。但图波列夫院士这时已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以为克格勃又在变着法子玩弄他，因此坚决不肯推翻供词，只求速死。贝利亚无可奈何，说：“好吧，不否认算了，现在要你重新工作，这总可以吧。”图波列夫院士终于答应了下来。然后由贝利亚出面，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赦免了图波列夫院士的死刑。图波列夫院士又拿起了绘图笔。而由图波列夫院士开列的需要保护的专家名单中的囚犯，也都免除了死刑，重新开始研究工作。

还有比图波列夫院士更幸运的。如国防科技专家万尼科夫。万尼科夫本来也被判处死刑，但贝利亚迟迟不执行。有一天，斯大林同志突然想起了万尼科夫，对贝利亚说，可惜万尼科夫教授不在了，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贝利亚马上接过话头：“要是他突然……死而复生呢？这样的怪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啊！”于是万尼科夫教授走出了死牢，马上出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贝利亚1944年2月的一个报告，更是解放了整整一批学者。报告是这样写的：

第八章（10）

斯大林与毛泽东国防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2年至1943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专家处所看押的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十六厂完成了以下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工作：

1根据格卢什科提出的设计方案，研制出使飞机加快速度的I型远程侦察机液体喷气发动机样机。

2根据多勃罗沃利斯基提出的设计方案，在联结M—105型系列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出MB—100型起飞功率为2425马力的大型号飞机发动机……鉴于上述工作的重要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撤消表现特别突出的在押专家的刑事处分并予以释放是适宜的……请指示。

——贝利亚下面是三十五名在押专家名单：阿尔季舍夫斯基（原判10年）、别加日诺伊（原判25年）、博德尼亚（原判20年）、格卢什科（原判10年）……他们都重新获得了自由。

对瓦维洛夫案件，贝利亚也曾干预。虽然瓦维洛夫案件是钦定的，贝利亚还不至于试图为瓦维洛夫平反昭雪，还不至于仅仅为一个瓦维洛夫而与斯大林同志对抗，但他至少试图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他的干预为本来已经绝望的瓦维洛夫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1941年8月8日，瓦维洛夫向贝利亚呈交了一份申请书：

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鉴于您提出赦免我和撤销军事法庭的判决，并考虑到由于战争向苏联所有公民提出的巨大要求，我斗胆提出请求，请给我提供条件去全力从事现时在我的专业上（作物栽培学）最为迫切的任务。

（1）我可以在半年内编完《抗最主要病害栽培作物品种的培育实用指南》。

（2）我可以通过紧张的工作在6—8个月内结束对苏联各个地区都适用的《禾谷类作物育种实用指南》的编写。

对油桐树和金鸡纳树等具有国防意义的亚热带作物栽培领域，以及维生素含量丰富的作物我也感兴趣。

我想把我在作物栽培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全部知识和力量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苏维埃政权和我的祖国。在我的祖国，我可能会有极大用处的。

尼古拉·瓦维洛夫

第八章（11）

1941年8月8日，于布特尔卡监狱第49号囚室瓦维洛夫不敢奢望贝利亚还他清白，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能在狱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而他的这个要求，与贝利亚依照“图波列夫模式”处理瓦维洛夫问题、也就是把瓦维洛夫安排到监狱研究所的设想是一致的。在监狱研究所，虽然依旧是阶下囚，但毕竟可以享有普通集中营的犯人所享受不到的一些好处——住得好一些，吃饱也没有问题。在那里，生存和工作的起码条件还是有保障的。事实上，几乎所有被关进这种“特殊监狱”的囚犯都安然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年代。但是，依照“图波列夫模式”处理瓦维洛夫问题的设想没能实现。这倒不是人为的而完全是时间因素所致。10月15日，贝利亚的代表又一次来到瓦维洛夫囚室，与瓦维洛夫继续关于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谈话。这时德国人的坦克已经逼近了莫斯科郊区。贝利亚不能不把瓦维洛夫问题暂时搁置下来，去处理迫在眉睫的战争问题。瓦维洛夫问题也就无人过问了。

随着德军的逼近，莫斯科开始紧急疏散。10月16日上午，莫斯科火车站被军警和狼犬围了个水泄不通，包围圈里是莫斯科各监狱的近万名囚徒。前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雪，积雪在阳光照耀下正在融化，火车站广场上到处是雪水。军警一声令下，近万名囚徒齐刷刷地趴下，不准动，甚至不准稍稍抬头，否则就要挨枪托。囚徒们在雪地里趴了整整六个小时，运送他们的火车才进站。军警开始像装运牲畜那样把囚徒们往车厢里装，在只能坐5个人的“单间”里，硬塞进20~25人，囚徒们只好前胸贴后胸地站着，连拉屎拉尿都挪不动步子。许多囚徒在闷热劳累中晕死过去，到目的地时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库恩·贝拉（1886-1939）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就在他们中间。在经过了长达两个星期的“旅行”后，他被从莫斯科押解到萨拉托夫的一座集中营，这座集中营就设在他妻子的娘家所在的那个小镇上。夫妻俩咫尺天涯。

到萨拉托夫后，瓦维洛夫和其他犯人一样，被按倒在地上，脱光了衣服搜查。再用冰水冲淋，算是“卫生处理”。然后，关进三号牢房——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牢房，它关押的大都是重量级人物，如匈牙利革命领袖库恩·贝拉，俄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院士，著名哲学家、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波尔院士，作家米哈伊尔·列维多夫等等。开始，和其他重量级囚犯一样，瓦维洛夫住的是单人房间，虽然从旁边的侦讯室里没日没夜地传出拷打声和被毒打的囚犯的惨叫声，但瓦维洛夫对这一切似乎已见怪不惊，依然显出从容不迫的大家气派。女犯人伊琳娜便是他的这种大家气派的目击者。入狱那年伊琳娜才16岁，中学都没读完，但她却因“试图组织对斯大林同志的谋杀”而被判罪。后来她这样回忆她与瓦维洛夫的相逢：

我不能确切地指出这是哪一天，但我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在1942年1月。那天，看守把我们从各自的囚室中叫出来，在监狱的院子里集合准备带走。但为什么带走、要带到哪里去？当时我并不清楚，许多犯人就这样带出去然后永远也回不来了。我真是害怕极了，害怕这就是最后时刻……我被推搡着赶进队伍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突然，我听到了一个极为平静的声音：“你哭什么？”我转过头去，一个穿黑大衣的人就站在我旁边，又高又瘦，满脸胡子，一双文文静静的眼睛。他正关切地看着我。我回答说，我怕，我想家。他轻声细语地安慰我，终于让我也平静了下来。上车后他告诉我：“我叫瓦维洛夫，我是瓦维洛夫院士，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个死囚房间里。你要记住我，不要忘了我的名字。”他还给我讲了一则笑话，说有一些犹太人，开始向他们征收捐税时，他们因无力交足捐税而害怕得大哭起来；可真的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之后，他们反而不怕了，反而无忧无虑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不一会儿，车就到了目的地。我很高兴等着我们的原来不是刑场。我们就此分手了，再也没能见过面。

在死囚房间里，瓦维洛夫实在是太孤独了——列宁在狱中尚且有书可读，瓦维洛夫在狱中却见不到一张纸片；没有同伴可以互相慰藉，又不能像普通犯人那样在放风时出去散散心；除了洗耳恭听隔壁的拷打声和惨叫声，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头顶那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着的浑浊的壁灯，洒下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空虚。能够与中学生囚犯伊琳娜相遇，在瓦维洛夫来说简直就是节日，难怪他要滔滔不绝。就这样在孤独和空虚中苦苦浮渡，所幸终于靠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卢波尔院士和一位名叫菲拉托夫的木材加工工程师也成了瓦维洛夫囚室的正式居民。

终于不再与世隔绝，急不可待的瓦维洛夫马上开办了“狱中大学”。他知道自己的生机正在无情地汩汩流失，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去，带着满腹经纶离去。即便在囹圄之中，他也要播种自己的学说。于是，新来的两位难友便成了他的“狱中大学”学生。“瓦维洛夫在囚室中讲课，”幸存者回忆，“只能压低了声音讲，因为声音稍稍大了一点，看守长就要打开门呵斥一通。……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早晨，吃完饭后讲课，接着休息，吃午饭，又是讲课，直到吃晚饭和睡觉。”据称，瓦维洛夫在狱中共授课101课，内容包括生物学、遗传学、作物栽培学。难友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院士非常乐观，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讲课之余，还讲了许多他在那些遥远国度旅行的有趣的故事。

精神上的苦役终于有所减轻，但在物质上瓦维洛夫始终走不出绝境。

第八章（12）

幸存者回忆：“囚室很窄，仅有一张钉在墙上的吊铺，大家只能轮流上床睡觉。没有窗户，没有通气孔，门上一条窄窄的缝还不到手指宽，从来享受不到风和阳光；没有肥皂、没有卫生纸，甚至没有水洗澡。大家的身上都是臭烘烘的，臭虫乱爬。所谓衣服只是一块麻布口袋，领子和袖口都开了口子；鞋子是用椴树皮织的。卢波尔院士说，古罗马的奴隶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但这些还是次要的，首要的吃饭问题。入狱之后，瓦维洛夫一直食不果腹。“食物是三餐都一样的：早饭一勺子稀粥；午饭——两勺稀粥和一缸子用发臭的腌西红柿和一小块鱼片熬成的汤；晚饭又是一勺子粥。此外，照规矩应有一块用大麦面做的300克到500克重的黑面包。但这常常没有保障。”对已经不再幻想自由的瓦维洛夫来说，这时最难受的便是饥饿的折磨。偶尔实在受不了，瓦维洛夫只好在监狱长前来巡视时，请求多给口米汤喝。监狱长当然不会答应，而是怒气冲冲地大叫：“瞧，想得倒美！前线受伤的战士都没有大米吃，国事犯倒来找我要大米吃……”

不堪折磨的瓦维洛夫终于病倒了——他实际上是饿倒的。病中的瓦维洛夫记起了贝利亚的诺言——贝利亚的全权代表曾经许诺赦免他的死刑。他向监狱长汇报了这件事，监狱长只是向他耸了耸肩。到1942年春天，瓦维洛夫又染上了严重的坏血病，这时监狱长才动了恻隐之心，准许他给贝利亚写信。信写在一张大纸上，信纸的正反两面都挤满了蝇头小字，注明日期是1942年4月25日。“最最尊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瓦维洛夫这样称呼贝利亚。他重述了自己的被捕经过，然后以从未有过的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对他的所有指控“是建立在谎言和诽谤的基础之上的，它们没有得到侦察的任何证实。”他提请贝利亚注意全权代表在布特尔卡监狱与他的谈话，恳求准允他在监狱中进行贝利亚早就许诺让他进行的研究工作。说：“我今年54岁，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尤其在作物栽培领域，能随意使用几种最主要的欧洲语言。如果我能把我的经验和知识完全贡献给我的祖国，即便仍在监狱中，我也会感到幸福的。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不错，我还可以为我的祖国做不少事情……”接着写道：“我请求明确我未来的命运，减轻对我的惩罚，给我提供工作所必须的条件，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条件。”

瓦维洛夫的紧急求援信通过秘密邮局送到了贝利亚的手上。贝利亚果然如瓦维洛夫所望，记起了他的许诺。他当即指示，尽快办理正式撤销瓦维洛夫死刑判决的手续。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递交了要求重新审理瓦维洛夫案件的建议书。这次贝利亚的话管了用。瓦维洛夫问题列入了1942年6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第325项议程。决定处瓦维洛夫死刑的那场审判只用了五分钟，撤销瓦维洛夫死刑判决的议程则更短——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实际上都只是走走形式。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法制，起决定作用的都是个人意志。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像瓦维洛夫院士、图波列夫院士、迈斯特院士、梁赞诺夫院士、卢波尔院士这样的科学泰斗，他们的生杀予夺都决定于那么几个人！

所谓“法律”上的死期从此不复存在。虽然还没有宣判瓦维洛夫无罪，但对瓦维洛夫来说，这已经是他在狱中所得到的惟一的一个好消息了。瓦维洛夫应该会开怀大笑吧。不过，瓦维洛夫能从这次改判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也就仅限于此了。换句话说，这次改判只具有象征意义，只是给了瓦维洛夫精神上的慰藉，在物质上带给瓦维洛夫的好处少得可怜。改判后，瓦维洛夫和同时被免除死刑的卢波尔院士一起从死囚房间转移到上一层的大牢房里。新牢房的惟一优越性仅仅在于，瓦维洛夫终于可以每天享受放风——沿着一个红砖井的底部转悠10分钟。此外便一如其旧——同样的拥挤、同样的吃不饱。但瓦维洛夫不着急。他在等待，等待贝利亚迈出第二步——在他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让他开始狱中的研究工作。

但是，他终于没能等来这一天。也许是贝利亚太忙了，又把瓦维洛夫问题放到了一边；更大的可能性是，对瓦维洛夫的宽容激起了瓦维洛夫的敌人的激烈抗议，以致惊动了圣驾。贝利亚面对巨大阻力，不愿再惹麻烦，于是放弃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官场上从此无人过问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瓦维洛夫了，于是，瓦维洛夫虽然免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死期”，但死神仍在不远处恭候着他。

1942年春，萨拉托夫集中营的苦难到了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个更可怕的恶魔降临了：痢疾。没有足够的药物、足够的病床，萨拉托夫集中营事实上是不设防。病魔因此长驱直入，与饥饿联手，在监狱大楼里任意肆虐。每天都有无法救治的囚犯被硬挺挺地拖出去，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死于痢疾的囚犯即达数百人之多。前《?息报》主编斯捷克洛夫被硬挺挺地拖出去了，苏共元老梁赞诺夫院士被硬挺挺地拖出去了；卢波尔院士倒是一步一步自己走出去的，转到一座劳改营，但病魔仍追着他跑，他终于还是没能活着走出牢房。无论是小偷、杀人犯，还是无辜的院士，当局是一视同仁，谁也别想享受健全的医疗保健。

瓦维洛夫当然也无权享受。于是，斯捷克洛夫、梁赞诺夫、卢波尔的今天，便是瓦维洛夫的未来。

在无边的苦海中，瓦维洛夫翘首相盼。他已经等不来贝利亚的消息了，等来的只是病魔。1943年1月24日，监狱医士斯克里皮娜向监狱长报告，瓦维洛夫病倒了。监狱长下令入院抢救。于是便有了如下一份记录：

第八章（13）

1943年1月25日，由下述人员组成的萨拉托夫隔离所、农业人民委员部医院医生委员会——主席：监狱长伊拉申上尉，成员：卫生视察员图列茨基、医院负责人特韦里京和医生塔良克尔。

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887年生）进行了检查。

主诉：全身虚弱。

检查结果：痢疾，表皮苍白，双腿浮肿。住院。

诊断：营养不良症，浮肿病。

委员会决议：送一号诊所治疗。

好不容易享受到入院待遇的瓦维洛夫，此时已气若游丝了。就连监狱方面都承认，“营养状况长期低于标准水平”，以致病人的身体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在最后阶段，病人已不能进食。病人因脱水而更趋衰竭……事实上，瓦维洛夫的痢疾和其他囚犯的痢疾一样，完全是饿出来的。医院打算挽救他，但却回天无力。在病床上躺了不足二十四个小时，1943年1月26日凌晨7点，瓦维洛夫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一代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而在大墙外，他的爱妻还在给他邮寄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还在痴痴地等着他回家团聚；他的老师、同事和学生还在竭力帮助他挣脱牢笼；各国学者还在期盼着他重返国际学术论坛……但他却已经死了，遗体被抛进荒冢，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能留下。这年他不到54岁。

又过了两年。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苏联科学院光学研究所所长的住宅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斯大林同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打来的。将军要所长谢·瓦维洛夫院士马上赶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说斯大林同志有要事相商。斯大林同志满面春风地接待了谢·瓦维洛夫院士，说他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说科学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如何的重要，说他一贯重视人才。谈到这里斯大林同志讲了一个故事，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目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30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洪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到第30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第30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说：“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

第八章（14）

斯大林同志用这个事例说明，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人的蔑视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啊，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与社会主义建设是多么的不相容！“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对人才、对干部采取冷淡态度，不会重视人才，”斯大林同志拍着桌子气愤地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人对人的可怕态度的残余。”他告诉谢·瓦维洛夫，对这种残余他从来深恶痛绝，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最早在1935年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他就曾义正词严地抨击过这种残余，就曾提醒全党：要想克服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使社会主义苏联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必须首先学会重视人才，重视每一个有益于共同事业的工作者；必须认识到：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资本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斯大林同志高屋建瓴地集中阐述了“人才为本”这个一贯原则，接下来便言归正传，谈起谢·瓦维洛夫院士的工作安排问题。他说他非常了解谢·瓦维洛夫院士对苏联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说谢·瓦维洛夫院士是当之无愧的国宝，这样的国宝级人才不受重用，是对“人才为本”这个一贯原则的莫大讽刺，是一个严重失误。他——斯大林同志——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失误，不，说这是失误太轻描淡写了，这其实是犯罪！为此……斯大林同志用热切的目光望着谢·瓦维洛夫院士，郑重宣布：他请求谢·瓦维洛夫院士去领导苏联科学院。也就是说，谢·瓦维洛夫院士将是苏联科学院新任院长的惟一人选。

这实在太出意外了，一向处世谨慎的谢·瓦维洛夫院士，从来没有肩负如此重任的打算。他不知所措，拒绝吧，斯大林同志那样的热诚、那样的坚定，怕是拒绝不了；答应下来吧，又不那么情愿。本来就不善言谈的谢·瓦维洛夫院士，这时更语无伦次了。最后，谢·瓦维洛夫院士终于想起了一个理由，便支支吾吾地告诉斯大林同志，他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哥哥，所以由他出任苏联科学院院长恐怕不是很适合。斯大林同志听了，满不在乎地一摆手：这有什么呢！社会主义苏联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是不允许搞株连的。接着斯大林同志耐心劝说谢·瓦维洛夫院士：要从大局着眼，委任他为苏联科学院院长的决定是根据政治方面的需要作出的，决定已经没有可能更改了；换言之，在这点上已经没有商量余地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还是勉为其难吧。确实，一切都无可更改，谢·瓦维洛夫院士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问题解决了，会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斯大林同志的话锋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回到了那广袤而神秘的西伯利亚。谢·瓦维洛夫这时突然发现，原来斯大林同志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如此的富有人情味，他也就不知不觉地放松了自己。闲谈间，斯大林同志似乎是很随意地问及：院士对政府有没有个人方面的要求？需不需要住房或其他什么东西？谢·瓦维洛夫认为这是个机会，他什么东西都不想要，只想为自己的哥哥说句话。斯大林同志听说尼·瓦维洛夫院士早就身陷囹圄，一脸的惊讶：这我怎么不知道？马上打电话质询，得到的回答是：马上去查。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斯大林同志听了有关部门简短的报告，“拍”地一下扔掉话筒，愤怒地大叫起来：

“真是活见鬼，怎么把这样一个人才也给毁了！”

第九章（1）

第九章撼山易，撼李森科难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1879-1953）斯大林同志亲自委任谢·瓦维洛夫为苏联科学院院长，斯大林同志当着谢·瓦维洛夫的面对尼·瓦维洛夫的悲惨遭际表示一无所知和痛心疾首，这一切，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完全是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当时，即1945年，国际学术界已经确信尼·瓦维洛夫院士死于非命，对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沉痛悼念和对苏联当局的强烈谴责正在形成高潮。苏联当局处境尴尬，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给国际舆论一个暗示，那就是，他——斯大林同志——对尼·瓦维洛夫院士其实并无恶感，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悲惨遭际并无干系。因而不能对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悲惨遭际负责。

遗憾的是，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暗示不起作用，国际学术界要么是没有领悟斯大林同志的暗示，要么是领悟了但根本不予置信；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依旧顽固坚持对苏联政府尤其是对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强烈谴责立场。这就够让人头痛的了。但还有更让人头痛的事——瓦维洛夫案件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弹。本来当局已明确宣布：瓦维洛夫问题是雷区！并作了几项具体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提到瓦维洛夫；瓦维洛夫的著作不能出版——甚至不许学者们在学术范畴内引用他的著作。苏共中央宣传部绝对禁止——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把一则有关瓦维洛夫的辞条收进俄国植物学家辞典；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时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中也没有尼·瓦维洛夫的名字。苏联地理协会主席贝格院士在纪念该协会一百周年的一本书中提到瓦维洛夫生前的科学考察，马上就遭到有关方面声色俱厉的呵斥—— 一派风声鹤唳！但虽然风声鹤唳，居然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国内外学术界遥相呼应，对苏联当局形成了夹击之势。

公开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的，大都是苏联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当年曾为拯救瓦维洛夫而奔走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奥尔别利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常常在公开场合热情洋溢地评价瓦维洛夫，甚至在接见瓦维洛夫的外国同行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欢迎你们，尼古拉·瓦维洛夫的朋友们，瓦维洛夫的去世是科学事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当局通过一些很婉转的方式几次提醒他不要固执己见，他仍我行我素。苏联科学院院长谢·瓦维洛夫对他哥哥的遭际更是耿耿于怀。对人文社会科学从来没有多少兴致的科学院院长，在晚年突然迷上了历史学。而在浩瀚的史海中，他最关注和谈论最多的则是化学家拉瓦锡。拉瓦锡在任法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多次批评一位他所不了解的医生让-保罗·马拉特的化学著作。那位医生因此对他怨恨极深。大革命爆发后，那位医生弃医从政，成了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认为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便借口拉瓦锡曾加入税务总局，指控拉瓦锡是“包税者”“人民公敌”，要把拉瓦锡处死。在他的坚持下，拉瓦锡被押上了审判台。拉瓦锡请求把审判推迟，以便把他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实验做完，审判长却一口回绝：“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审判不能中止。”伟大的化学家被斩首。噩耗传出，学术界极度震惊，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曾有如此名言：“砍下他的头，只需一刹那；但再长这样一颗头，大概花一百年也不够。”

谢·瓦维洛夫看出了拉瓦锡的命运与他哥哥的命运的相似性，力图从历史中，具体说来，是从拉瓦锡的悲剧中，去探寻他哥哥的悲剧根源。但科学院院长没有停留于单纯的抽象思维。他曾冒着风险探望尼·瓦维洛夫的前妻萨哈罗娃和长子奥列格。并且和侄子长时间地讨论如何去卢比扬卡监狱，鼓励侄子继续向当局追询尼·瓦维洛夫的下落。只要能遇上从劳改营或监狱出来的熟人，科学院院长都要向他们打听哥哥的消息。后来听说哥哥死在萨拉托夫集中营，在巴尔维赫疗养时，他对谁都没有讲一声，便跑到萨拉托夫去了，去找哥哥死亡的证人，找哥哥的坟墓。他什么也没有找着，回到莫斯科不过两个星期，科学院院长就在忧愤中告别了人世，到九泉之下去追随哥哥的亡灵。

苏联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苏联学术界头面人物，在战后已不再掩饰他们对瓦维洛夫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一批在战前被解职的瓦维洛夫的战友——如著名遗传学家茹可夫斯基院士、查瓦多夫斯基院士等等——也相继重返学术界。以他们为核心，瓦维洛夫旧部正在重新集结力量。不过，虽然人心不死，在当时条件下，却还没有哪一位苏联学者敢公开把瓦维洛夫的悲剧归咎于当局，也就不能不迁怒于围攻瓦维洛夫的头号鹰犬李森科。是李森科杀死了瓦维洛夫——这个虽有道理但未必确切的传言，几乎为苏联学术界所公认。苏联学术界尤其是正在重新集结的瓦维洛夫残部，自然而然对李森科恨之?骨。

同时，李森科战后几年的春化试验，和战前一样，牛皮吹了一大堆，把公众的胃口吊得很高，但结局仍和战前一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让满怀期望的公众又一次次地大失所望。政治上学术上一无是处，李森科的邪教教主本色，至此几乎原形毕露。在表面

第九章（2）

马尔萨斯（1766-1834）上他还是红透天的“排头兵”，实际上成了苏联学术界的过街老鼠。完全陶醉在强权宠爱之中的李森科，对此却是一点也未觉察，以为他还是无敌于天下。便在1946年1月旁若无人地发表了他的新著述《遗传性与变异性》，以否定达尔文的基本原理。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包括三个要素：变异性、遗传性和繁殖过剩。由于繁殖过剩（成年的植物、昆虫、鱼的数目比种子或刚出世的幼龄生物的数目要少数百数千倍），发生了动植物的种内竞争，即同种的许多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力不是相同的，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占优势的就保留下来，不适应的个体就被消灭、被淘汰了。李森科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界中，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繁殖过剩，而且也不可能有。不存在繁殖过剩，当然也就不存在种内竞争。李森科指责达尔文繁殖过剩的观点是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的，而马尔萨斯主义在当时则被官方确认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森科举出橡胶草穴种的例子：每一丛中收获时，个体（1~37）越多则总产量越高，证明不但没有种内竞争，而且个体越多越有利。至于为什么播种100到200粒种子，而收获时只有1到37个植株？为什么在生育期中死了那么多？李森科回答说：“那绝对都是由于偶然的原因。”

在学术上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这是李森科的主要战略；他的反对派所持的战略则完全相反：不能从政治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学术上战胜他。苏联学术界尤其是瓦维洛夫旧部正在从学术上寻找反击李森科的最佳突破口，李森科的新著述恰逢其时。于是，《遗传性与变异性》在引来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的同时，也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场在战前本来已经沉寂的大论战。

瓦维洛夫的亲密战友茹可夫斯基院士最早发难。他在《选种与良种繁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哈哈镜中的达尔文主义》的文章，批评李森科对达尔文主义的歪曲。李森科马上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不要坐在别人的雪橇上》的文章作为回敬。竟然有人胆敢向他公开挑战，李森科深感意外。他在答复《文学报》而写的《资产阶级为什么反对苏维埃科学家们的工作》这篇檄文中恨恨地说：“但是我知道，我国有些生物学家，例如茹可夫斯基教授，还承认种内竞争。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残余。”

但谩骂吓不倒有备而来的反对派。种内竞争问题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是自然科学家，大批哲学家、文学家也投入这场论战。李森科成了众矢之的，节节败退；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们则步步进逼，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更是演变为反李森科的中心。

1947年2月，在莫斯科大学生物系举行了全苏科学会议，宣读了大约四十篇反对李森科的论文，并通过决议，宣布李森科为拉马克主义者。在这两所大学里，李森科的信徒都无法立足而被迫调离。李森科这才如梦初醒，在学术界孤立无助的他，不得不再次向政治权力求助。全苏科学会议闭幕后，他向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利日丹诺夫（即苏联意识形态主管、著名政治杀手安·亚·日丹诺夫之子，人称小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呼吁当局对他与“科学中的反动派”所作的斗争给予全力支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小日丹诺夫竟然也开始倒向“科学中的反动派”，非但没能给予全力支持以解李森科的燃眉之急，反而在各种场合甚至是在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严厉抨击李森科；这还不够，1948年春，小日丹诺夫又提出加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问题，拟将李森科撤职。众叛亲离，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曾经固若金汤的一统天下眼看就要哗啦啦地崩塌了。

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的干预出自他的深谋远虑：卫国战争的胜利，固然是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声誉，但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经受了大清洗洗礼的苏联知识分子，本来已经变得十分温顺，但战争迫使大清洗的滚滚车轮停了下来，祭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那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暂时退隐了。好了疮疤忘了痛，知识分子又开始翘尾巴了。战争焚毁了苏联长期固守的锁国之门，知识分子突然面对大千世界，更是眼花缭乱，六神不定。斯大林同志一向目光如炬、明察秋毫，苏联知识界的离心暗流，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没有警觉。早在1946年，斯大林同志就洞悉了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指令老日丹诺夫：

对缺乏思想性的东西必须打击……文学作品中明显存在背离创作的阶级原则的倾向。请您查一两种杂志。最好是在列宁格勒……

第九章（3）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整顿由此惊涛拍岸。斯大林同志指定要在列宁格勒打响第一枪，列宁格勒的两家著名杂志便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枪下鬼——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对《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进行了全盘政治清算。似乎这样做威慑力还不够，斯大林同志还点名批评了一批其作品“与社会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作家艺术家。

天命不可违。老日丹诺夫赶紧拎起一度搁置的棍棒，紧跟斯大林同志虎虎生风地四面出击。他断言：

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安娜·阿赫玛托娃是空洞无聊的、没有思想原则的贵族沙龙诗歌的旗手，对苏联文学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她的诗歌思想贫乏，影响有限。

著名作家左琴科以“恶劣的流氓方式”描写苏联的现实，“鼓吹不要思想原则的腐朽思想，鼓吹低级趣味、非政治倾向，妄图使我国青年迷失方向，毒化他们的思想。”

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哈恰图良等人的作品是“虚伪的、庸俗的、有时简直是病态的。他们一方面对真正的音乐吹毛求疵，一方面却创作不成体统的浸透着唯心主义感情的音乐作品。

虎虎生风的棍棒，打倒了多少苏联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啊。血雨腥风又开始浸染苏联知识界。

这场气势恢弘的治理整顿，不可能仅仅限于文艺领域。当时的苏联有句名言——“科学也是意识形态。”这里的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苏联自然科学也就不可能躲开虎虎生风的棍棒。自然科学的治理整顿，重点是生物学。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战前付出了那么大的心血，总算将遗传学置于死地；不料战后稍一走神，遗传学便又死灰复燃。所以斯大林同志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不仅要把遗传学打倒在地，而且要焚尸扬灰，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遗传学问题和瓦维洛夫问题，一方面避免遗传学和瓦维洛夫冤魂不散，纠缠不已；一方面确保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排头兵”地位，从而确保党对苏联学术界的绝对领导，确保苏联学术界的米丘林方向。

正是出于这些深谋远虑，斯大林同志在1946年解决了文学问题、1947年解决了哲学问题之后，便在1948年亲自出面解决遗传学问题。小日丹诺夫因支持“科学中的反动派”而受到斯大林同志的严厉申斥，不得不写信向斯大林同志请罪。请罪书全文如下：

第九章（4）

给约·维·斯大林同志：

由于在讨论会上做了关于现代达尔文主义中争论问题的讲演，我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1做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没有估计到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新的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没有设想到我的发言会被当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意见。我在某一个科学争论中没有深思熟虑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一种“大学风度”。所以，当大家建议我在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我就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为了使我的讲演不约束任何一个人，我事先声明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毫无疑问，这是不好的“教授作风”，而不是党的立场。

2我的报告中的根本错误在于引导生物学中两个正在斗争的方向调和起来。

从我到科学处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有形式遗传学（苏联官方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贬称——引者注）的代表来向我申诉，说他们获得的一些栽培作物（荞麦、橡胶草、天竺葵、大麻、柑桔）的具有优良品质的新品种，没有运用到生产中去，并遭到李森科院士的拥护者的阻碍。这些无疑是有益的植物类型，是直接用化学和物理因素影响胚细胞（影响种子）而得到的。米丘林学说在认为有更多其他的、更重要的改变有机体的道路的同时，也不否认这类影响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形式遗传学家认为自己的方法（在X射线、紫外线、秋水仙精和异骈乙烷的影响下，强烈刺激有机体）是惟一可能的方法。我懂得，这些因素影响有机体的机理可以、也应该不是用形式遗传学，而是用米丘林遗传学来解释的。

我的错误在于，当决定袒护这些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的实践结果时，我没有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给以无情的批评。我承认，这是办事的事务主义态度，是单纯地追求实际利益。

生物学中不同方向的斗争常常表现为吵闹和起哄的不健康的形式。然而，我以为，除了吵闹和起哄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所以，我对问题的原则性方面估计不足，没有历史地去处理这个争论，没有去分析它深刻的原因和缘起。

这些原因使我产生了想“调和”两个争论方面，消除分歧，强调双方团结，而不是强调分开的想法。但是在科学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原则是不能调和的，而只能战胜。斗争不能用掩盖矛盾的办法，而应该用揭发矛盾的办法来进行。在事务主义和狭隘实际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想调和原则的企图和对争论的理论意义认识不足，把我引导到了折衷主义的道路上，我是这样认识的。

3我对李森科院士的尖锐和公开的批评是一个错误。李森科院士在目前是公认的生物学中米丘林方向的领袖，他在资产阶级遗传学家的进攻下保卫米丘林和他的学说，他本人对我国科学和经济事业做过许多事情。估计到这一点，对李森科，对他的个别缺点的批评，应当这样进行，即使得这个批评不是削弱米丘林主义者的阵地，而是巩固它。

我是衷心拥护米丘林学说的。我批评李森科不是因为他是米丘林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很好发展米丘林学说。但是，我选择了不正确的批评方式。所以，由于这样的批评，客观上使米丘林主义者处于下风，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占了上风。

4列宁曾屡次指出，承认某一现象的必要性，本身就包含有陷入客观主义的危险，我在很大的程度上，没有避免掉这个危险。

我确定魏斯曼主义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我不区别它们）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皮明诺夫”式的：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凭良心说话。这些反科学的观点（在我们这儿的代表是施马尔高森和他的学派）在理论上采取了宗教神秘的形式，认为物种的发生是由于造物主的个别行动的结果，在实践上则把事情引入绝路，引向否定人类改造动植物本性的可能。我不但没有给这些反科学的观点以致命的打击，相反地，我却错误地为自己提出了探索它们在生物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和在它们中间寻找“合理的内核”的任务。结果，我对魏斯曼主义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客观主义的，从本质上说，是不深刻的。

结果，主要的打击一再针对李森科院士，即误伤了米丘林方向。

我的错误就是如此，这些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向您，斯大林同志，并在您面前向联共（布）中央保证，我曾是、并仍将是忠实的米丘林主义者。我的错误的根源是：我没有充分研究问题的历史，不正确地组织了为米丘林学说斗争的阵线。所有这些是由于经验不足和不成熟。我将用行动来改正错误。

尤利·日丹诺夫1948年7月12日

第九章（5）

这封请罪书标志着苏联遗传学界又一次大规模“扫荡”的开始。本来已无退路的李森科，至此终于绝处逢生。而他的命运的转折点，则是苏联科学史上著名的“八月会议”。

进步的生物科学应当感谢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他拯救了米丘林学说，使它进入了我们的知识宝库，成为真正的财富。

苏联八月会议是实现斯大林同志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遗传学界力挽狂澜的战略意图的一个决定性战役。为了在会上取得压倒性优势，斯大林同志费尽心血。首先是人事上最大限度地抬高李森科帮派在苏联学术界的地位，具体措施是把李森科的喽啰大量提拔为院士，以保证李森科帮派在院士队伍中占主导地位、保证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以李森科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由于李森科帮派在学术界不得人心，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院士选举，李森科提名的候选人大都落选。民主和集中，集中既然处于指导地位，那么一旦民主的结果不符合集中的旨意，集中当然就要运用它的指导权力，指导出另一种结果。所以斯大林同志不承认本来无可争辩的院士选举的合法性，干脆下令把李森科所草拟的院士名单交由自己圈定。斯大林同志大笔一挥，李森科的35名喽啰全部榜上有名。然后，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部长会议接连颁布几个法令，委任在选举中大多落选的李森科喽啰为院士，从而为“八月会议”输送了一支可靠的近卫军。其次是从政治路线上继续强制推行李森科主义。斯大林同志亲自垂询李森科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论生物学现状》，在报告草稿上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仍然放心不下，便在会议召开前夜，特意召见李森科。这些在李森科自然是至宝，经过斯大林同志亲自修改的报告原件，一直为李森科所珍藏，每逢重要时刻，他都要把报告原件或报告原件的复制品拿出来向人们炫耀。

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即1953年3月8日，李森科曾在题为《科学的泰斗》的悼文中无限深情地回忆斯大林同志对他的亲切关怀：“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特别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同志抓住了具体审查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的时机。他直接校阅了《论生物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的个别地方应该怎样讲解。斯大林同志关心地注视着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的工作结果。”“列宁同志发现了米丘林，斯大林同志教育了米丘林主义的干部，斯大林同志本人揭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生物学规律。”斯大林同志是八月会议的总导演，这一点苏联官方后来也供认不讳。在1948年11月6日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红色宰相莫洛托夫向全世界声称：“遗传理论的讨论，提出了同以唯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科学反对科学上的唯心主义残余（例如认为后天获得性不能传给后代的魏斯曼的遗传不变说之类）的斗争有关的各项深刻和基本的问题。”“这一斗争在李森科院士领导下进行不是偶然的，他在我们共同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然后强调指出：“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我党指导性的影响下进行的。这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为科学和实际工作开辟了崭新和宽广的境界（这句话在此后被李森科和其他人不止一次地不加引号地引用）。”《真理报》社论也称：“进步的生物科学应当感谢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他拯救了米丘林学说，使它进入了我们的知识宝库，成为真正的财富。”

1962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在斯大林同志无微不至的拂照之下，经过周密部署，1948年7月31日，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在莫斯科农业俱乐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苏联科学院和全苏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苏联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农学院教授、农业科学院各试验站骨干等共计七百余人。囊括了全部苏联生物学界、农学界头面人物。天子门生、胜券在握的李森科，红光满面地登上大会讲坛，作了主题报告——《论生物学的现状》。报告将天威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沿用早在战前就已出笼的理论宣称：苏联生物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方向的斗争，即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叫做“米丘林生物学”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学之间的斗争。对染色体理论的态度，则是区别“米丘林生物学”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分水岭。谁相信染色体理论，谁就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信徒，谁就要被打倒；反对染色体理论而追随“米丘林生物学”的学者，才能在社会主义苏联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学理，只有威胁和恫吓，赤裸裸的强权思维一点也不加掩饰。这样一份报告，在当时被视作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典范。大会的第二天，报告全文就在苏联所有中央报纸上发表了。总发行量达六七千万份之多，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可以拥有一份。除了党和政府的会议文件，苏联历史上还没有哪份会议文件有如此之高的发行量。

第九章（6）

在当时广为刊载的又岂止是李森科的主题报告。法国作家阿拉贡在为这次会议所写的一篇辩护文章中，曾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规格惊叹不迭——在莫斯科，当全世界的报纸竞相报道战争消息、报道原子弹拥有者毫不犹豫地准备向苏联发动核战争的那种恐怖消息的时候，苏联最权威的、拥有千千万万读者、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真理报》，从那年的8月4日到12日，却拿出巨大的篇幅，报道7月31日开始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特别会议。在此期间，44个版面的《真理报》有18个版面全部用来报道那次会议。任何一个单个的新闻——即便是柏林问题、华盛顿反苏事件——在苏联报刊上所占有的篇幅都远不能与报道那次会议的关于“今日生物学”的专栏讨论所占有的篇幅相比。讨论是在米丘林学派和古典遗传学派之间进行的，以李森科的报告为开端。李森科的报告全文所占的篇幅达500多个版面。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学术讨论都不曾享有这种报道规格。这是跟数百万男女的理解能力紧密相关的。像《真理报》这种做法，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家报纸肯冒这种险，因为一定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法国还没有形成那一类读者群。无论那次讨论的内容怎样，它的这种报道规格就表明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苏联，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那数百万对生物学讨论感兴趣而且能够理解讨论的读者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法国作家阿拉贡（1897-1982）还有值得一提的。那次讨论的范围，讨论所提出的大量新的生物学材料，再加以数百名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与集体农庄农民一起参加讨论这一事实本身，使那次会议显出了一个惊人的新特征，正是这个新特征促使报刊给那次会议以那样的报道规格——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的工作已经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了，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阿拉贡对八月会议高规格报道的原因的阐释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对高规格报道的事实描述却并无夸张——对一次“学术会议”作地毯式轰炸的密集报道，而且这样的报道成了舆论界的第一主题。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没有先例可循。同样没有先例可循的是那些报道对学术问题明显的倾向性。8月4日，《真理报》第一版刊登的会议消息就对反对派学者施加了政治压力，说：“发言者公正地指出，若干应邀参加会议的魏斯曼方向的拥护者——施马尔高森院士、日布拉克、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尤金采夫讲师和阿立汉宁讲师，直到现在还保持沉默。”8月5日和6日，这些“魏斯曼方向的拥护者”先后发言了，但《真理报》还是有话说。第二天刊登的会议消息称：“施马尔高森院士的发言，使人感觉十分惊奇。他毫无理由地声称他不是进化遗传学家，也不属于形式遗传学家的行列。在回答会议参加者对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进化的因素》中有意不提经典生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的公正指责时，施马尔高森院士表现了奇怪的立场。他声明说，关于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他在另外一本书里已经提到了，并将在最近的另一本著作中集中地写。”稍后，《真理报》用比平时多一半的篇幅，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旗帜！》的社论。社论在许多地方原封不动、也不加引号地引用李森科报告中的一些话。除了强调生物学上的争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外，继续指名辱骂反对派学者，说：“先进的米丘林主义科学家正在向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生物学面前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的习气作斗争，但是可惜，在苏联生物学家中间就有这种人（施马尔高森、查瓦多夫斯基、日布拉克、杜比宁等）。……他们的科学活动常常比什么也不干还要坏。”

组织保证和舆论导向双管齐下，大会会开成什么模样，也就不难想见了。几十名“米丘林主义者科学家”轮流登上讲台，尽情发泄对反对派学者的强烈仇恨——实则是对科学、对理性、对人类良知的仇恨。整个大会从头到尾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政治词汇——蒲列塞茨基（乌克兰果树栽培研究所所长）：“战争尚未结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们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这些人中，就有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代表们萨克斯、达灵顿及其他一些人。（我国的）日布拉克教授居然于1945年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张与那些科学上的反动派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性的生物学’。这也不是离题之谈，而实实在在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的政治面貌的特点。”

格鲁森科（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目前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是它的阶级、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奴仆。”

德米特里也夫（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

第九章（7）

苏联学术界关于种内竞争问题的论战是“反孟什维克唯心主义斗争的必然延续。”

皮罗夫在谈到反对派学者波立亚科夫时说：“组织反动战线的欲望又在他的血液里燃烧起来了。”

德米特里也夫在谈到李森科建议在西伯利亚留茬地上种冬小麦时甚至这样形容反对派学者：“他们正像野兽一样起来反对这一点。”

下面那些气势汹汹的叫骂，就更是司空见惯：

“本届会议的基本意义在于终止迄今所进行的过长的讨论，揭露并彻底清除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者的反科学思想……”

“生物学上的两种倾向的长期斗争不容置辩地表明，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倾向是一个反动的、反民族的流派，它阻碍了生物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给社会主义农业在实践上造成巨大的损害。”

“我们并不想和摩尔根主义者进行辩论，而是要继续揭露他们作为从国外输入的、有害的、思想上带有异味的、本质上是伪科学的倾向的代表们的反动面目。”

同我的女朋友轻快地拉起手风琴，让我们唱一唱李森科院士的永恒和光荣，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米丘林的道路，他保护我们免受孟德尔—摩尔根— 魏斯曼主义的愚弄。

——苏联“民歌”

不想辩论，不准辩论。但这并不等于就没有辩论。

与会者绝大多数是“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但也挑选了几位反对派学者参加。这几位反对派代表和“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所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会前向他们严密封锁消息，马上要开会了才通知他们与会，让他们稀里糊涂地来到会场上，打一场无准备之仗。反对派代表查瓦多夫斯基当时就对此有所觉察，在会上提出质疑：

第九章（8）

我认为这次会议是在不十分正常的情形下组织的，因为那些理应列入在……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之类的人们，没有得到相当的便利去作准备，来自由地充分地发表他们的意见。

只要说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在7月30日（按：7月31日开会），当我因更换疗养证来到莫斯科时，我才正式接到举行这次会议的通知，虽然科学院和它的管理机构早已知道我在基斯洛伏特斯克疗养。

我不否认，我曾非正式地从一位同在基斯洛伏特斯克疗养的B同志那里得知这次会议已在筹备中。然而奇怪的是，我这个被指控有死罪的人，既不准参加关于发言提纲的工作，而且也未能事先得到召开会议的通知。

莫斯科大学遗传学系讲师阿立汉宁则在会议发言时说：“有很多遗传学家们能把他们改变动植物本性的成功工作报告给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出席，我深以为憾。”

尽管对不公正的会议程序、对自己在会议中的被动处境有所觉察，但在会议之初，反对派代表对这次会议的真正政治背景却是毫不知情，并不清楚自己其实已在天网之中；因而对李森科帮派一手遮天的嚣张气焰和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报刊的一边倒极为反感，不识时务地竭力捍卫自己的学术尊严。反对派旗手茹科夫斯基院士在大会发言时正气凛然地声称：

如果那些被戴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帽子的遗传学家们，从此就放弃染色体遗传学说，那将是可叹的事。我并不打算这样做。

他毫不理会台下的一片嘘声，继续大声说：

孟德尔是一个卓越的生物学家，我们应当在他的墓前致敬。但为什么他的名字常常被人嘲弄呢？我们知道，我们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在科尔多什他的研究所面前为孟德尔建了一个纪念碑。

另一个反对派代表阿立汉宁也为染色体基因理论抱不平，责问李森科：

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例如，像你常常所说的那样，染色体的变化可以产生形状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你不可以研究染色体变化的机制及其本质，从而去控制它们呢？

他说：

基因是真实的物体，在活细胞里它是一个物质单位……对于基因存在的攻击，使我想起了以往对于原子存在的否定。

第九章（9）

他们声明，虽然他们坚信染色体—基因理论，但他们并不像李森科所攻击的那样是什么魏斯曼主义者。他们承认环境对有机体遗传性的影响，这是他们之区别于魏斯曼的地方。不过，他们更不敢苟同李森科的观点。他们认为，生存环境可以影响有机体的性状的表现，但一般不能影响遗传性，特别是对高等植物和动物；反对派代表波立亚科夫就说：“如果我们承认环境本身可以引起有机体内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将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入到神学里去。”环境只有影响了染色体、基因之后，才能引起遗传性的改变，而影响染色体、基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李森科所坚决反对的方法——物理、化学因子的强烈刺激（他们认为这些也是环境因子）。他们认为环境因子引起的遗传性的变异，因个体间存在着差异，变异的方向也是多种多样的，人就在这中间选择那些对人有利的保留下来。他们指责李森科的主张是机械主义，是拉马克主义，是对苏联科学的误导。正是由于李森科的误导，有关染色体和控制染色体的方法的一系列研究，如自交系问题、多倍体问题、用X射线等引起突变的问题、荷尔蒙问题和植物刺激素问题等等问题的研究，在苏联都无法正常开展。谈到这些，茹科夫斯基院士非常激动，竟至与李森科当场吵了起来。

茹科夫斯基：“我们的对手永没有提过像维生素、荷尔蒙或病毒这类名词。我忠告，不是对你，特洛菲姆·杰尼索维奇（按即李森科），你的威信已经够高了，而是请你的追随者，来学习学习，因为知识是光明，而愚昧是黑暗。”（笑声、鼓掌声）。

李森科：“你也把这一条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吗？”

茹科夫斯基：“我永远在学习。”

李森科：“你学习得很不够。”

茹科夫斯基：“如果你了解我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在很用功地学习，我每天学习……”

茹科夫斯基的话还没说完，李森科的喽啰皮罗夫就尖声嚷了起来：

“你每天都在学习，但你只是死读书！”

茹科夫斯基而外的另一个反对派旗手是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在会上的一片叫骂声中他同样毫无惧色，大战李森科。争论的焦点问题则是种内竞争问题。在引致苏联遗传学界第二次大论战的“名著”《遗传性与变异性》中，李森科在谈到许多生物的成龄有机体数目千百倍低于胚的数目时，有这样一段妙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之后许多（假如不是全部）达尔文主义者以种内竞争为基础来解释这种现象，乃是一种错误。”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对这段妙论颇不以为然，在会上尖锐指出：“是谁授权给人们在达尔文主义的公式中加入和这个学说相反的内容呢？应该说是李森科同志。”并且说：“假若我们把李森科同志所传授的东西叫达尔文主义，那么我们就会问心有愧地当科学家和教师。”他的滔滔雄辩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规定的发言时间完了之后，大多数人还希望延长他的发言时间。

李森科没有料到，在政治高压之下，反对派代表还会如此倔强、对他如此大不敬。请他们与会本来只是要他们当“靶子”供“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火烧、油炸、炮轰；本来只是要他们认罪忏悔以烘托“米丘林生物科学”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没想到他们却把自己的“刑场”变成了反击“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战场。李森科及其喽啰大为光火，常常情不自禁地跳将起来。当反对派代表波立亚科夫发言时，李森科不时出言不逊地打断波立亚可夫的话头。波立亚科夫很生气，在李森科又一次插话责问他的时候反唇相讥：“当我被打搅时，我是要感到难堪的。”但李森科毫不理会地继续责问，并且说：“当我必须听取错误的报告时，我也是要感到难堪的。”

反对派代表拉普普尔特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李森科对染色体—基因理论的歪曲，第二天就遭到由李森科的喽啰德米特里也夫所组织的围攻。

德米特里也夫：“……难道说一个科学家的行为应当像拉普普尔特教授昨天那样吗？”

会场中的声音：“是无赖的行为！”

德米特里也夫：“不应该任他那样下去。”

会场中的声音：“完全正确！”

德米特里也夫：“这种行为应该严加谴责！”

这当然是反对派无法忍受的。茹科夫斯基院士在遭到围攻时当场抗议：“我必须说，把这种压力——这种巨大的、可能是正当的、但是强有力的压力——有组织地加到其他路线的代表们的身上，将会引起火山的熄灭，不久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死火山。（皮罗夫插话：‘泥火山’）除非给予自由讨论的机会；同时必须重新布置讨论，然而不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请求这讨论在别处举行，那时我们就可以短兵相接了。”

天真的建议。徒劳的建议。

第九章（10）

经济学家于光远对这次会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有过很好的总结。根据八月会议《逐日记录》，于光远先生指出了会议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不是要举行真正的科学讨论会，而是去举行事先早就决定了的、假借科学讨论会名义的“批判会”。

——会前早就定下了批判的调子，组织好了“批判者”的队伍，而这种准备工作对被批判者“保密”。

——会议一开始就由所谓持正确学术观点的人作大报告，给持另一种学术观点的人戴上政治帽子，把他们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整个会议都由所谓持正确学术观点的人主持。

——组织为数众多的人在会上做“左”倾空谈和挥舞棍子、帽子的发言，制造恶劣的气氛。

——强迫预定的批判对象（甚至是有病的人）参加会议，并强迫他们在会上发言。

——表面上让被批判者自由发言，实际上要求他们讲违心话，用以加强批判者的论据和显示批判的胜利。如果发言不合这种要求，就横加干扰和组织进一步的围攻，直到强迫他们发表声明、承认错误，为会后的组织处理作准备。

如此等等。

但这些手法并没有产生预期效应，反对派代表仍然拒绝投降。以致官方不得不动用杀手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即1948年8月7日，《真理报》全文刊登了小日丹诺夫给斯大林同志的检讨信。只要对李森科稍失恭敬，即便是身为苏共科技政策主管的小日丹诺夫也要被揪出来示众。这既拆了反对派的后台，更充分显示了当局的铁腕。为了进一步威慑反对派代表，李森科就其主题报告的政治权威性向大会作了特别声明：

有人写纸条问我，党中央委员会对我的报告采取什么态度。我现在回答：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我的报告，并且批准了它！

第九章（11）

至此真相大白——原来李森科的路线并非李森科的个人作品，而是天条！天条岂容冒犯！原来站在李森科背后的是整个的党、整个的政权力量，对李森科的任何挑战，也就构成对党和政权的挑战，必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反对派恍然大悟、阵脚大乱而完全放弃抵抗。会议闭幕的那天，也就是小日丹诺夫的请罪书在《真理报》全文发表的次日，三位反对派代表——茹科夫斯基院士、阿立汉宁讲师和波立亚科夫教授——当众向李森科忏悔了。茹科夫斯基院士说，既然党中央已经在生物科学方面划分出了两条路线，那么要作一个称职的党员科学家，他就必须与党中央的路线保持一致。“我承认我站在了不正确的立场上……在那些不眠之夜，我不得不考虑我的行为……米丘林学派的同志们，如果我宣布我转到米丘林工作者的队伍中来，并将保卫他们，那我这样做是真诚的……”阿立汉宁和波立亚科夫也在忏悔中强调他们是为了履行共产党员服从党中央的义务。至此，李森科帮派终于“大获全胜”，会议终于有了一个官方预期的“圆满”结局。

最后由御用哲学家米丁教授代表官方作总结报告。米丁断言：“这次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的工作有着历史的意义——它象征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战胜了它的反对派。”他进而宣称：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表明了：我们的苏维埃生物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它乃是这样一种科学，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它不脱离人民，而是把自己的知识给人民丰富实践，并且是科学和农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基础。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表明了：米丘林生物学是真正人民的科学；米丘林主义者的科学家，是同集体农庄和选种家密切联系的；这一方向，只有在苏维埃社会的条件下，只有在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兴盛起来。

在生物学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像李森科的报告以及米丘林主义者科学家的发言那样，把生物科学中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诸问题提高到了极大的原则高度。为了完全根绝科学中反动的唯心主义观念及为了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斗争，有着伟大的意义。这一斗争使我们接近了共产主义的科学，真正人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用的科学。

因此，在会议上讨论过的诸问题，具有极尖锐的、重大的意义。会议总结说：应当根据会议的决议，对于一切文化部门、学术部门作出评估，应当改造整个学术界，以便使科学更接近生活，使我国的科学工作更好地解答社会主义实践和布尔什维克党向它所提出的问题。

米丁教授代表官方所作的这份总结报告，棍棒横飞，在痛骂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和他们所创立的经典遗传学的同时，对反对李森科的苏联著名遗传学家声色俱厉地——指名攻击：

以科学院院士施马尔高森为首的现代孟德尔主义者—摩尔根主义者，继续墨守破了产的、和科学毫无共通之处的、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的遗传性理论。

科学院院士施马尔高森、日布拉克、杜比宁、朱可夫斯基、波立亚科夫、查瓦多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直到最近一次会议前，都积极地维护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杜比宁津津乐道：“孟德尔的遗传论肯定基因是不变的”。杜比宁断言，基因是生命的基础，是遗传性、有机体的继承性的基础。我国的孟德尔主义者—摩尔根主义者查瓦多夫斯基致力于传播魏斯曼学说。他自然也同意这个学说。他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从魏斯曼的观点来看，对进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生殖细胞。至于体细胞——“躯壳”，其作用则微不足道。

……

第九章（12）

施马尔高森的著作以大量堆砌各种术语和新字眼为特色，而他在使用这些术语和字眼时，没有对这些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工具的术语和字眼进行改造，使它们具有起码的科学性。他论述进化问题的那部分章节所引用的参考书，甚至没有提及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作品，虽然季米里亚捷夫关于进化问题的作品是权威的和很有趣的作品；米丘林则把探讨进化问题当作他的人生主题。施马尔高森的著作所引用的参考书，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外国作品。当然也不是没有本国人的作品，但他引用的本国人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有在美国工作而不归国的杜布赞斯基，以及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皇威廉脑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季莫费夫—列索夫斯基。法西斯分子在1942年允许季莫费夫—列索夫斯基在德皇威廉脑科学研究所工作，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人了。

施马尔高森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卑躬屈膝，以及对苏维埃科学的漠视。

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方向，没有指引生物学家去创造农作物、动物的新品种以及改良现有品种，限制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孟德尔理论是保守主义理论。实际上，孟德尔在苏联的门徒们多年来对生产实践并没有什么贡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农业科学研究部门的许多代表，他们都说，孟德尔在苏联的门徒们在从事毫无意义的学院式实验。

把苏联著名遗传学家一棍子扫光之后，官方报告对李森科则极尽溢美之辞，竭力创作李森科超凡脱俗的天使形象：

与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的方向相对立，在我们这里生长了、发展着、并且正在发展着同季米里亚捷夫、米丘林、威廉姆斯、李森科的名字相联系的、强大的苏维埃生物学，这种科学取得了重大成就。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是现在米丘林方向的主要代表。在米丘林逝世之后，当大多数遗传学家要么沉默、要么贬低米丘林著作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意义的时候，李森科高举了米丘林的旗帜。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为生物科学贡献了许多新成就。李森科和他的战友们同米丘林生物学的敌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作斗争，为捍卫生物科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这是他们对生物科学的最重要的贡献。

李森科创造了植物发展的阶段发展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冬播植物和春播植物的特征、植物对于或长或短的白昼的适应，不是不变的，是可变的，是可以由人类有意识的行动来控制的。把植物看作活的、发展着的有机体，就可以解释植物有机体与外界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就可以解释外界环境条件在植物、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从这一理论出发，努力创造高产植物和动物，从而丰富了科学。他的创造是：春播植物，夏种马铃薯，等等。我们的选种站正在广泛应用这些方法。

……

第九章（13）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培养“多穗”小麦品种的工作，在学术方面和国民经济方面同样有着最重大的意义。科学院院士亚瓦强从这种小麦的二百公分（即02公斤——原译者注）种子中获得了35石（即350公斤——原译者注）的收成；仅从一个麦穗就收获麦粒达5公分之多，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可以生长二百多根这样的麦穗。一亩可以收获小麦一百石（即10000公斤——原译者注）。

这样一来，米丘林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给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送来了硕果……小麦亩产达一万公斤，这即便在今天，也算得上世界奇迹。就连农业卫星频频升空的中国“大跃进”也要相形见绌——小麦单产卫星10年前就已在苏联发射成功！为了使李森科不同凡响，当局大胆采用革命浪漫主义手法，这样精心创作出来的李森科，果然是一派道骨仙风，又可以直上云端，挥舞旗幡，把苏联学术界那些“迷途羔羊”引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泥沼，引导到“米丘林生物学”的正确路线上来。

这就是终审裁决。反对派的土崩瓦解和李森科霸主地位的重新确立至此不可逆转，苏联学术界的“米丘林方向”至此不可逆转。但官方仍不放心，认为仍有必要特别强调李森科天子门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以警示苏联学术界永远不要冒犯李森科，必须永远服从李森科的统治。于是，米丁教授代表官方所作的总结报告，干脆直接打出斯大林同志这张王牌：

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在我国生物学中米丘林方向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科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因为有斯大林同志的亲自过问和极深刻的提纲挈领式的指示，米丘林生物学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在我国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米丘林生物学的胜利，乃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科学的领导的胜利，乃是受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所鼓舞的思想的胜利！

还有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挑战李森科呢？！

雷霆万钧，摧枯拉朽，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后盾，李森科所向披靡！在8月7日所作的大会闭幕词中，他心花怒放地重复了米丁教授代表官方所作的结论——八月会议“象征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战胜了它的反对派”：

这次会议是米丘林学说力量强大的明显证明。这次会议表明了米丘林学派对摩尔根—孟德尔—魏斯曼学说的彻底胜利。这次会议真正是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得志便猖狂的李森科模仿斯大林同志的风度，对站起来向他热烈欢呼的代表们挥手致意，杀气腾腾地下令：

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中消灭掉！

第九章（14）

李森科要收复失地，重建他在苏联学术界的一统天下。对他的这一宏伟构想，当局不仅从政治路线角度全力支持，而且采取了一整套措施从组织上予以保障。层层表态，对“八月会议”决议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科学院奉命皈依“米丘林生物学”，为此于1948年8月24日至26日召开了扩大的主席团会议，会议通过了给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和包括十二点内容的决议。决议着重检讨了苏联科学院过去采取“客观态度”和放任“形式遗传学”发展的“错误”，批评了主席团、生物学部及其领导人奥尔别利、历史与哲学学部和生物学部的刊物。决议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

1解除奥尔别利院士职务，吸收李森科院士参加生物学部的工作。

2解除施马尔高森院士现任西维尔卓夫进化形态研究所所长职务。

3解散细胞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所所属由杜比宁通讯院士领导的细胞遗传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立场是反科学的，并经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毫无成效。封闭该研究所的植物细胞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采取的也是反科学的路线。封闭西维尔卓夫进化性研究所所属的形态发生学实验室。

4责成生物学部，重新审查1948—1950年的科学研究计划。在审查研究计划时，务须注意米丘林学说的研究与发展，并使生物科学各部门的研究工作服从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

5责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与生物学部在1948—1950两年内，准备在《经典科学家》丛书中出版科学的米丘林传记。

6重新审查生物学部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生物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分，清除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拥护者，并以进步的米丘林生物学的代表来补充。

7委托历史与哲学学部，在学部的计划中加入对米丘林路线成就的理论总结和批判伪科学的魏斯曼摩尔根方向的工作。

8委托生物学部重新审查所属各机构的组织、工作方向和干部组成。在一个月内，提出改组西维尔卓夫进化形态研究所和细胞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所的计划。

9责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一个月内重新审查出版计划，以保证出版米丘林生物学的科学著作。

10责成生物学部在1948年10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发展米丘林生物科学问题。扩大会议应包括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各共和国科学院的生物科学机构、科学院分院和科学院基地的代表。

11委托生物学部重新审查学部领导个别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在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中，应该服从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利益。

12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的材料，决定在下一期《科学院通报》上发表。

第九章（15）

从1948年第9期起，奥尔别利、施马尔高森等反对派学者被解除了《科学院生物学部公报》、《自然》、《植物学杂志》、《普通生物学杂志》、《现代生物学成就》等学术刊物的主编或编委职务。研究所被关闭，杂志社被改组。李森科的反对派至此丧失了从事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

与此同时，苏联高教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也先后采取了相应措施。高教部负责人表示，将迅速彻底地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苏联高教领域扫除干净。为此颁布法令，要求销毁与“米丘林生物学”不一致的所有著作和所有教科书；责成各相关研究所、实验室和院校系科将工作“转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基础上来。政府各部和苏联科学院还组织专门的检查团进驻全国各科研机构、试验站，督促这些部门按期肃清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流毒”，到期未能通过检查的，要追究该部门领导的责任。国家安全机构还派遣密探监视那些曾对李森科持批评立场的著名学者。根据当局的新规定，所有苏联出版物——包括纯粹学术性质的专著和论文——非但不能出现曾批评过李森科的学者的名字，连不幸与他们同名的其他人的名字，也一律禁止出现。

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狂飙席卷了苏联学术界。凡是用来对付有组织的颠覆分子的手段，都被当局用作“消灭”李森科的反对派、“消灭”刚刚复苏的苏联遗传学。乘着横扫反对派的狂飙，“米丘林生物学”的传人们飞黄腾达。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根据这一原则，苏联学术界的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向李森科的同党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尽管当局一再破格提拔李森科的同党，乃至不惜滥竽充数，把他们成批成批地塞进院士行列；但他们肤浅的学术根底，使得他们仍然不能不受制于学术标准第一这个存在于学术界内部的不成文法，因而难成气候，始终只是苏联学术界的二、三流人物。始终不能在实际上主导苏联学术界，让当局始终有恨铁不成钢之慨。就像是外寇强加给占领区人民的傀儡政权，必须由外寇刺刀压阵，才能勉强站稳脚跟；一旦外寇稍稍打个马虎眼，其统治马上就岌岌可危。现在政治狂飙又一次“横扫千军如卷席”，摧毁了即将东山再起的瓦维洛夫旧部，瓦维洛夫旧部一度夺回的苏联学术界的一些重要阵地，又成了只能由他们去填补的真空。于是他们倾巢而出，接收各个部、院、所、大学以及各出版社、杂志社编辑部，贪婪地瓜分着各种各样的学衔、学位、奖金、奖章、别墅和小轿车。他们又一次饱尝了充当强权鹰犬的甜头。

作为苏联学术界头号强权鹰犬的李森科，自然是分赃最多的一人。“八月会议”之后，当局制造的对李森科的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9月29日命令，10月2日，苏联科学院等五个单位在莫斯科科学家之家召开庆祝大会，祝贺李森科五十寿辰和“从事科学活动二十五周年”。在这次大会上他被誉为“不朽”的生物学家——在世时就享有“不朽”美誉，世界各国生物学家中李森科是惟一的一人。苏联所有科研单位都必须悬挂李森科的巨幅画像，一些地方为他立纪念碑，商店出售他的像章，国家合唱团演唱向他致敬的赞歌，电影厂为他拍纪录片，电台天天报道他，报纸上更是一片喧嚷。李森科一生著述甚少。仅有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遗传性和变异性》，在问世后反而博得国际学术界的一片嘘声，反而糟蹋了李森科的“科学巨擘”的形象。作为补救，1948年，李森科出版了他的新著《农业生物学》。此书一经问世，当局马上组织吹鼓手为之描红贴金。官方报告《苏联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1948年度卓越成就的详细介绍》，在主要的三个部分中，专门辟出一个部分介绍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报告称：《农业生物学》是李森科最近十五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反映出在科学的迅猛发展之中不断得到充实的米丘林学说的光辉前景，反映出米丘林学者走向胜利的伟大道路”。还称赞李森科在这部“巨著”中与“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反动理论”所展开的“坚决斗争”。说李森科“粉碎了进步生物学的敌人把米丘林学说局限于园艺学的企图”。“揭示出米丘林学说深远的思想意义”。而其最主要的贡献则在于发现了“有机体与遗传的发展完全依赖着社会条件”。发现了“有机界有完全附属于人的可能性”。李森科甚至不只是发展了米丘林生物学，而且“以最高的技艺克服了科学生物学创始人达尔文所犯的错误”。从而“把达尔文学说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总而言之，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代表了苏联科学的最高水平，是生物学发展的顶峰。其实与其旧作《遗传性和变异性》一样，所谓的“巨著”《农业生物学》当然不是什么生物学发展的顶峰，只有对这堆文化垃圾的露?的自吹自擂称得上顶峰——厚颜无耻的顶峰。同样称得上厚颜无耻的顶峰的还有这样的“民歌”歌本：

同我的女朋友轻快地拉起手风琴，让我们唱一唱李森科院士的永恒和光荣，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米丘林的道路，他保护我们免受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的愚弄。

这份歌本的印刷量高达二十万册。

李森科，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第一至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代表、三次斯大林奖金得主，六枚列宁勋章得主，斯大林同志的首席农业顾问。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李森科从此不仅盘踞苏联学术界，而且高踞云端，在神界定居下来了。除了斯大林同志，在苏联没有第二人能享有如此殊荣。撼山易，撼李森科难！但毕竟不是三十年代了，卫国战争的隆隆炮声唤醒了绝大多数苏联人的良知和血性；黑云压城城欲摧，却不是瓦维洛夫的所有旧部都屈服于强权。在“八月会议”之后不足一年时间里，便有多达三千名遗传学家、农学家、植物学家因不肯悔改或被诬指为“科学上的反动派”而遭逮捕、流放，或受到解职和各种各样其他的党纪政纪处分。即便是茹科夫斯基院士等人的忏悔，在李森科来说也未见得就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胜利。茹科夫斯基院士的学生ZA麦德维杰夫对此曾作如下说明：

第九章（16）

彼得·M·茹科夫斯基，莫斯科农业科学院生物学教授，是我最初的老师和保护者。我在1945年成为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后，就立即开始于晚间在他的系里工作（“学院”的名称是有历史根源的：它在1865年作为教育学院成立，是俄国最早的农业高等学院）。在1948年，当我还依然是未毕业的学生时，茹科夫斯基教授就把我当作他某些著作的共同作者，以保证我能以科学为终身职业。他知道政治原因会使我在大学毕业后，难以找到研究生的位置（我父亲在斯大林整肃时期被捕，1941年丧生于科尔玛劳改营），当我还未毕业时，他就鼓励我写一篇博士论文。我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

彼得·茹科夫斯基在1946年开始与T·D·李森科展开了战后的争论。很多科学史家认为茹科夫斯基在1948年8月屈辱了自己，因为他在强大的压力下，公开“交待”自己的“错误”，表示效忠和支持“米丘林—李森科”的生物学。

这时我正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植物园工作。在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上，斯大林批准了李森科的主题报告，强迫茹科夫斯基“悔过”。会后，茹可夫斯基立即离开了莫斯科，来到了克里米亚植物园，在植物之间消磨了两个月。

“我和李森科订了布列斯特式的和约”——这是茹科夫斯基在植物园见到我以后的第一句话；说这句话时，他害怕地四下张望，怕有什么人听到。他这句话使我明白了一切。布列斯特和约是列宁革命后坚持要和战胜者的德国签定的。列宁那时解释过，说这个和约虽然是屈辱性的，但却是暂时的；德国终将战败。俄国将能收复割让给德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领土以及许多别的地方。后来证明列宁这种策略部分是正确的。

茹科夫斯基类似的策略也产生了一些结果。他的假检讨使他能保全他的职位和学生，并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了支持。在1951年斯大林还活着时，茹科夫斯基重新向李森科进行了斗争。后来他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它的创办人是尼古拉·瓦维洛夫），但是在1961年李森科重新成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时，茹科夫斯基又被解除了职务。

李森科在1965年下台后，第一个苏联遗传学刊物得以出版。茹科夫斯基就成了刊物的第一任总编辑。他出色地主持了这个刊物，直到1975年他因心脏病逝世为止，终年86岁。临终前茹科夫斯基端坐在书房里，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他的第十一或第十二本主要著作。

茹科夫斯基是一位成就极为宏伟的科学家。他对农业的主要贡献是在1924—1925年发现一个特殊优秀的品种，“季莫菲耶夫—茹科夫斯基小麦”。这个品种几乎对一切小麦病虫害都有免疫力。后来的一切小麦杂交，都以这个品种作为免疫性基因的主要亲株。

第九章（17）

强权的法力终究不会是永恒的。在理性完全迷失的时代它固然法力无边，可以尽情地点金成石点石成金。但随着理性的光芒喷薄而出，强权的法力也就不能不逐渐丧失。就像传说中的鬼怪，只能在黑夜里耀武扬威，雄鸡一唱天下白它就必须滚蛋。而在当时的苏联学术界，理性的光芒虽然还不能喷薄而出，但毕竟已经开始了积聚。八月会议并没有能够驱散正在积聚中的理性的光芒，反对派不过是转入了地下而已；抵抗并没有结束，不过是更加隐蔽更加艺术而已。强权的胜利实际上不过是表面的胜利，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撼动的李森科，其统治基础实际上正在悄悄地风化。

我作出了不得不使我放弃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的决定。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亨利·戴尔爵士“八月会议”是李森科心想事成，抵达了他一生“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国际学术界公认“八月会议”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丑闻。从1945年起国际学术界一直坚定不移地就瓦维洛夫案件向苏联当局要说法，没想到苏联当局在长期沉默之后，在终于给说法时，给出的竟然是这样一种说法。堂堂一个大国政府，竟然公开与邪教教主本色暴露无遗的流氓学者同流合污，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把学术领域变成那个流氓学者的一统天下，强权不可能不专横，但专横到如此程度，对科学的藐视和凌辱到如此程度，实在出乎国际学术界的想像。是可忍孰不可忍！本来就愤愤不平的国际学术界，因此更加怒涛翻涌。英国广播公司立即作了专题报道，法国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为此开设专栏。法国的《战斗报》发表了一组笔谈，作者都是法国知识界的精英……西方几乎所有主要传媒都作出了激烈反应。用“八月会议”辩护士阿拉贡的话来说，“没有把关于八月会议的材料准备好，便立刻斥责了李森科的主张”；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则“把他被八月会议所激起的满腔愤怒尽量宣泄出来。”《李森科的胜利毫无根据》、《一个荒诞可悲的事件》，诸如此类的文章连篇累牍。人们公认苏联的“八月会议”是扼杀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典型案例，并且不约而同地把“八月会议”与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迫害等同起来。阿拉贡为此质问西方舆论界：“假定苏联那次关于生物学的讨论是扼杀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典型案例，但是为什么要挑选这个案例，而不举别的案例呢？比如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那样的案例呢？”反复强调：“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集体农庄的农民对李森科的赞许，和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是毫无理由相提并论的。”怒斥西方科学家对“八月会议”的批评是表现了“反苏主义”、表现了“布尔乔亚科学的腐败情形。”

亨利·戴尔（1875-1968）西方舆论依旧我行我素。在谴责大潮中，苏联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几乎都示威性地辞了职。最先辞职的是瓦维洛夫的生前好友、诺贝尔奖得主格尔曼·米勒。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亨利·戴尔爵士紧随其后。戴尔爵士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解释他的行动，字字掷地有声：

我作出了不得不使我放弃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的决定。我于1942年5月当选……而在同一年，皇家学会也选举尼·瓦维洛夫为自己队伍中的一员。在列宁的支持和鼓励下，尼·瓦维洛夫……开创并促进了遗传学的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是建立在孟德尔学说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还在1942年在英国就已经得知，尼·瓦维洛夫不知怎地在列宁去世之后遇难了。虽然遇难的具体原因至今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贵国政府对此负有责任。

根据现在获悉的消息，贵国召开了农业科学院大会。已故的尼·瓦维洛夫已经被李森科所取代。李森科是所谓进化论的鼓吹者，他的所谓进化论实质上否定了……自拉马克时代以来人类在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尽管达尔文的著作还在苏联发行，但达尔文的基本理论却在苏联被歪曲。因为孟德尔、贝特森和摩尔根的继承者们的不懈努力而得到完善的伟大学说在苏联却受尽羞辱，被当作垃圾抛弃。而在苏联能够继承和发展这些伟大学说的寥若晨星的学术精英，正在为他们所信奉的学说而受难，丧失了从事自己心爱的专业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并不是学术争论的结果。从李森科在大会上的发言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教义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当作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加以规定并强制推行的。院长先生，世界公认科学是没有政治界限和民族界限的，然而，贵国现在却要把科学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两种。而凡是与官方意见不和的，便都被强加‘资产阶级’的罪名而遭到排斥。

今年8月7日贵院主席团公布的决议就是这种政治暴行的明证……伽利略在种种威胁下不得不历史性地放弃自己?观点，而从那时起，为了某种与真理毫无关系的信仰——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的——曾经有过多少压迫科学的尝试，但没有一次这样的尝试能得到持久的胜利。在这方面最近一次遭到失败的是希特勒。

我认为您和您的同事们是在类似的压力下被迫屈从的，我只能对您表示我的同情。至于说到我自己，我是享有选择自由的。我相信，如果我继续与贵院站在一起，与那些正在给科学带来可怕前景的行动相联系的话，我将会失去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尊严。

第九章（18）

如果说，在“八月会议”之前，国际学术界虽然已确知瓦维洛夫的悲剧，广泛声援瓦维洛夫，但那时苏联当局一直缄口不言，官方立场因此还不是十分明朗，国际学术界对苏联政府也就还有所期待，对苏联当局的批评多少还有所节制。“八月会议”则是官方立场的大暴露，国际学术界自此对苏联当局完全绝望。面对国际学术界的谴责大潮，苏联当局毫不退缩。当格尔曼·米勒宣布辞去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时，苏联当局发表了一纸措辞强硬的声明：苏联科学院并不遗憾同以前的院士格尔曼·米勒分手，因为他背叛了真正的科学的利益，公开加入了进步和科学、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的阵营。对一位享有世界声望的科学泰斗如此毫无道理地破口大骂，仍然没能让当局解气。1949年3月，作为对国际学术界的回敬，苏联的《科学与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为美国种族主义服务的孟德尔遗传学》。文章为孟德尔遗传学——实际上是国际遗传学——列举了三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为种族歧视作辩护”。据作者观察，“在整个十九世纪中，自然科学不断地被引导向论证种族不平等的方面去，而首先被引导到这一方面去的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人类学。……人类学家霍特、考古学家格利顿，唯心主义者兼反动的古生物学家科泼，和许多其他的人都从事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而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有利于美国反动派。孟德尔遗传学则重新武装了种族主义，使种族主义政策不再需要霍特和格利顿的那些陈旧的理论，而有着精密的现代科学作为理论基石。在美国遗传学之所以地位很高，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种族政策得到了伪科学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孟德尔遗传学在美国得到支持与发达的缘故”。作者列举的孟德尔遗传学的第二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反对民主制度。”作者声称：“几十年来，孟德尔遗传学替一个命题作了辩护，这个命题就是关于民主制度的理想与基于生物学定律的‘科学’的不可协调性。遗传学反对民主，是资产阶级科学关于遗传性的主题。民主原则的‘不科学’，是反动派遗传学评论的时髦题目。”这一点，同样以美国遗传学最为典型。孟德尔遗传学的第三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伪科学的基础。”因为据说，美国正在愈来愈接近法西斯主义，所以遗传学为法西斯主义服务这一点，还是以美国为最典型。

瓦西里·斯大林墓（喀山市）就这样把同情瓦维洛夫而对李森科深恶痛绝的国际遗传学尤其是美国遗传学辱骂了一通之后，作者终于言归正传，先是自吹自擂：“在以列宁为名的农业科学院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粉碎了孟德尔遗传学，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国际的巨大共鸣。李森科院士的报告正在被一切进步及民主的友人细心地研究着。”“大会的成果和李森科院士的报告，已引起了全世界苏联文化友人的极大兴趣。”但自吹自擂并不能掩饰苏联在国际学术界的孤立境地。作者实在无法否认国际学术界声势浩大的谴责浪潮的存在，便只能求助于阶级分析法来为自己解围。作者肯定：苏联的八月会议和李森科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引起了反动派的拥护者及科学界极端反动主义者的恶感及愤恨。”进而这样为国际学术界对八月会议的批评定性：那些批评不过是一种叫嚣，“这种叫嚣暴露了孟德尔的伪科学是极端反动派及神秘主义的堡垒，是种族意识的基础，是反动派的支柱。”然后作者打肿脸充胖子地表示：“米丘林科学的彻底胜利正被认为是进步的力量对反动的力量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敌人反对米丘林科学的叫嚣不能够恐吓我们的缘故。”

这样，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就不仅是在苏联境内应用，而且应用到了国际学术界；苏联当局就不仅是与苏联遗传学作战，而且把对遗传学的全面绞杀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苏联与国际学术界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这场遗传学“世界大战”，以苏联的八月会议为开端。八月会议也就不能不以“女妖五朔节”的形象载入史册，至今仍臭名昭著。

其实，客观地讲，苏联当局这样做也多半是不得已。瓦维洛夫案件本来就是当局有意制造的一起冤案，所以，从瓦维洛夫案件形成的那一天起，当局就深感心虚理亏。但自命为一贯正确的苏联当局，绝无承认错误和知错就改的可能。愈是心虚理亏，就愈是死不认错，愈要将错就错。最后情愿不情愿，都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条道走到黑。

“请允许我，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告诉你们一件有损我们苏维埃科学的荣誉和尊严的可恶的事实……”

时光荏苒，转眼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中，苏联学术界一派风平浪静，再没有人向李森科挑战，李森科对苏联学术界的绝对统治一天一天平稳地运转着，似乎还将永远这样运转下去。但是不。劫数正在冥冥之中等着李森科，李森科终有一天要走到尽头！

第九章（19）

1953年3月6日这天，李森科异常地烦躁不安——劫数似乎要降临了。作为斯大林同志的首席农业顾问，他能够得悉许多关于权力核心的绝密情报。早在3月2日，他就被告知，据说是万寿无疆的斯大林同志已经很难万寿无疆了。果然，今早李森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哀乐——斯大林同志真的去世了！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森科，这时仍不免肝胆俱碎。“各族人民之父”与他的儿女们永别了，就像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所说，全体苏联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孤儿。而在所有孤儿中，最感孤苦的则非天子门生李森科莫属——多年来四面树敌，只是因为斯大林同志，他才可以一再反败为胜，化险为夷，现在没有了斯大林同志慈父般的关爱，他将如何面对那惊涛翻涌的怒海呢？拔剑独立顾八荒，李森科真是不寒而栗。

劫数是躲不掉的——1954年3月26日，一向对李森科毕恭毕敬的《真理报》，突然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封矛头直指李森科的读者来信：《关于一篇不好的学位论文》，向公众揭开了李森科统治下苏联学术界鲜为人知的黑幕的一角。那位愤怒的读者——国立莫斯科罗蒙洛索夫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C·斯坦科夫 ——在信中控诉说：

请允许我，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告诉你们一件有损我们苏维埃科学的荣誉和尊严的可恶的事实。

几个月以前，最高审查委员会交给我一篇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博士生B·C·德米特里也夫的一篇《论若干杂草植物种的起源》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思想是肯定说，栽培作物本身产生了自己的杂草，如黑麦产生野黑麦，燕麦产生燕麦草，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

在仔细研究这篇论文后，我得到的结论是科学上的没有说服性和方法论上的不可靠性，因之我在最高审查委员会上表示了否定的意见。

B·C·德米特里也夫出席了最高审查委员会会议。对于会议上提出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他没有作出满意的答复。此外，这位博士生表现出他对生物学规律的因子的知识极为贫乏。这是容易理解的，B·C·德米特里也夫是经济学候补博士，他并没有深刻研究过生物学。

两次讨论B·C·德米特里也夫论文的结果，委员会得到了一个不良的印象。为了再给他一个机会，委员会请B·C·德米特里也夫补充材料，虽然已有充分根据来整个否定他这个错误的研究工作。

2月13日，最高审查委员会主席团开会，会议主席是勃拉贡拉贡伏夫。在研究了B·C·德米特里也夫本人的全部材料后，主席团建议全体会议否决遗传研究所关于授予B·C·德米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的推荐。

2月20日，最高审查委员会开全体会议，李森科院士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是B·C·德米特里也夫的科学导师。李森科院士三次发言，袒护B·C·德米特里也夫的论文。同时，李森科院士以自己素有的尖锐性给所有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其中也包括我，扣上魏斯曼主义者的帽子。李森科院士武断地声明说，他对B·C·德米特里也夫论文的优等质量负完全的学科上的责任，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

李森科院士的发言受到奥巴林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布辛斯基、雅可夫列夫等人的支持。这些人的发言是一般性的，带有宣传味道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植物学专家。

不顾B·C·德米特里也夫的论文在方法上和科学上的无根据性，全体会议决定授予他以生物学博士的学位。这是值得忧虑的，但这个事实本身证明了在我们生物学中存在不正常的状况。

我——非党人士，但我一贯把我们的党看作是正义的体现。我深深希望，正义也在这一次获得胜利。因为我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不是别的，正是对科学的嘲弄。

第九章（20）

信中提到的那位德米特里也夫，就是在八月会议上为李森科冲锋陷阵的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德米特里也夫。因为宦海险恶，混不下去，后来投考了李森科的博士研究生，以为李森科真是苏联政坛上的一棵常青树，只要有李森科的庇荫，他也就不难东山再起。李森科对这个新食客确实很赏识，奈何李森科自身学术水准有限。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李森科的学术水准至多不过是“中”，更何况德米特里也夫本来是研究经济学的，对生物学原本一窍不通，毫无基础可言。至此，要求德米特里也夫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真正达到博士水平，也就是强人所难了。换句话说，德米特里也夫注定了只会是一个水货博士。李森科和德米特里也夫自己又何尝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天子门生，作为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李森科对自己指鹿为马的能量深信不疑——他说要给他的食客德米特里也夫授予博士学位，谁还敢说个不字呢？！如果时间提前几年，他的这个估计应该说是完全准确的；问题是现在已经是1954年，斯大林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估计因此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他没想到学位审查委员会的评委们竟敢不买他的账，没想到会有人把这事捅到《真理报》上，更没想到对他一直深怀敬畏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会把这封不利于他的信件公诸于世。但最出乎他的意料的，还是《真理报》竟然为那封读者来信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

由于提供了补充材料，证明论文在科学上的无根据性和不正确的研究方法，在最高审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重新讨论了B·C·德米特里也夫的论文。考虑到关于B·C·德米特里也夫的著作的补充材料，最高审查委员会决定否决1954年2月20日同意遗传研究所关于授予B·C·德米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决议。

学位审查委员会不顾李森科的强烈反对，终于在复审时否决了授予李森科食客德米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决议，这无疑是对李森科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真理报》在把李森科受挫的内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同时大声叫好，简直让李森科无地自容。虽然蒙羞受辱，从来所向披靡的李森科这次却无还手之力——学位审查委员会和《真理报》对李森科的冒犯都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大有来头。2月20日学位审查委员会迫于李森科的淫威认可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授予德米特里也夫博士学位的决议；才过了三天，即2月23日，斯大林同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就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对德米特里也夫“博士”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抨击，说：

“在德米特里也夫被解除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的职务后，建议他到南部的一个农业机器站或一个国营农场去工作，以便他能在那里的实际工作中证实，在刻松省这样一个地方，是否可以获得混合牧草的丰收。但是他都避开了，而去投考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在特·杰·李森科院士的庇护下，企图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领袖发了话，传媒还有什么顾忌呢？正是有着这样的背景，《真理报》才会向从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门生李森科发难。

也就是说，《真理报》对李森科态度的急剧变化，实际上是准确反映了当时苏联最高决策层对李森科态度的变化，实际上是象征着李森科地位的急剧衰落。

但李森科地位的衰落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

第九章（21）

斯大林同志刚刚去世，即1953年春，针对李森科的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就拉开了序幕。与前两次论战不同，这次论战并非是反对派学者首先发难，首先发难的两员悍将倒出自李森科营垒——杜尔宾、伊万诺夫都是八月会议上李森科的坚定支持者。突然祸起萧墙，这两位李森科的追星族对自己从前的教父倒戈相向——在《植物学杂志》上分别发表文章，批评李森科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见解。这既打了李森科一个措手不及，也让李森科大失脸面。李森科及其喽啰气急败坏。“杜尔宾的文章发表后，李森科学派就采用扣帽子等办法来压制批评”（黄青禾语）。努日金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保卫达尔文主义的幌子下，魏斯曼主义的复辟》，这篇文章对杜尔宾提出的学术事实视而不见，只是忙着给杜尔宾扣帽子，如“恢复马尔萨斯学说的新企图”等等。在《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上还发表了斯杜季茨基的类似文章。同样以伪科学家而著称的李森科的亲密战友勒柏辛斯卡娅也在1953年第3期的《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杜尔宾和伊万诺夫对李森科关于物种的著作的恶劣批评》的反击文章。这篇文章当然也不会说理而是棍棒齐飞，如叱骂杜尔宾和伊万诺夫“故意歪曲”、“居心险恶”、“捏造事实”、“污蔑先进学者”等等。杜尔宾等人不甘示弱，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反驳努日金的文章——《本质上什么也没有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努日金的文章避重就轻，除了政治谩骂，没有任何学理可言，因而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并进一步列举自己所掌握的学术事实：李森科及其喽啰为了证明其物种理论，向学术界公布了他们的两大发现：通过自然嫁接，松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榛。但这两大发现都是假的，松树转变为云杉和鹅耳枥转变为榛，事实上都是人工嫁接的结果，李森科及其喽啰故意把人工嫁接所实现的物种转化说成是自然嫁接所实现的物种转化，以印证他们关于新种形成的观点。这里所涉及的就不单是学术水平问题，不单是学术见解问题，而是涉及李森科问题的核心问题，即学术道德问题。这极大地震动了苏联学术界。苏联学术界对杜尔宾和伊万诺夫的“光荣起义”报以热烈欢迎，响应他俩的文章马上雪片般地飞向《植物学杂志》编辑部。《植物学杂志》的版面供不应求，便由双月刊改成月刊，成了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期刊。正如著名生物学家黄青禾所云，“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李森科学说的反对者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宽，从物种问题扩大到李森科学说的一切方面；参加争论的人也由生物学家扩大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争论的过程，直到最后结束以前，都是对李森科不利的，李森科的一切重要理论见解和具体建议都遭到批判和否定。”

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个是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的可靠性问题。杜尔宾指出李森科用来印证其新种形成观点的两个例子——松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榛——都是有意虚构。这一点得到了调查团实地调查和实验室分析的证实。李森科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最后一个事实，即冬小麦变春小麦和春小麦变冬小麦，其真相也在论战中被揭破。农学家斯克列普钦斯基在《植物学杂志》1955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4页的文章，详尽披露李森科如何在这一点上开了整整20年空头支票。他说，早在1893年，俄国著名生物学家贝凯托夫就在百科全书上写过“春谷（如小麦）可以在一代中转变为冬谷，或相反的方向的转变。”1937年，李森科又提起这件事。从那时起，大约有30人在他的领导下，做了整整20年的工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但“可惜，用吹牛来代替了培育抗寒的冬小麦品种、耐低温的棉花品种等”。直到现在，生产上还没有从他的诺言中得到一点好处。斯克列普钦斯基说，1937年，李森科就说有“充分的信心”。到1940年，李森科说“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迅速培育抗寒品种的方法”；“再过一二年就可以得到在冬季潮湿地区其抵抗性和野生种一样强的植株了。”过了八年，即1948年，李森科又说：“用上一代秋播的春麦种子重复播种3—4年，就可以得到比世界上任何小麦更耐寒的冬小麦类型。”又过了四年，在1952年李森科又说：“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方法，可以在两年中为北部和西北部迄今未能种冬小麦的地区培育出冬小麦抗寒品种。”但实际上，什么品种也没有育出来。

李森科（中）与群众在一起这也就意味着，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如此，他的物种理论还能够成立吗？

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自然选择和种内竞争问题。

第九章（22）

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苏联遗传学界第二次大论战的延续。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在《植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用具体事实说明，李森科在其“名著”《遗传性与变异性》中所列举的橡胶草穴播的例子，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试验是不精确的。他说，并非像李森科所断言的那样，种内无竞争，所以植株密度越大越好。事实上，在单位面积上如果密度过大，植株就会互相排挤，其结果是那些比较有优势的个体压倒了其他个体，使大部分个体在生长期中死亡。试验证实，愈是肥沃的土地，植物的种内竞争就愈激烈，最后留下的个体就愈少。而李森科对90%以上植株死亡的解释是“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而根据李森科的公式，“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尽可置之不理。这不过是证明了李森科的无知。与查瓦多夫斯基的这篇文章相呼应，林学家科尔丹诺夫在《林业经济》杂志上揭露，李森科提出的在草原地带营造防护林的穴播方案根本是错误的。李森科主张在株行距各为3公尺和5公尺的穴中种35—40粒发芽的橡子，而根据试验，橡树幼苗以每穴6—11棵为最佳行距，以李森科所主张的每穴35—40棵为最坏。李森科主张在橡树未长大前在5公尺宽的行间种三年禾谷类作物，作为与草原杂草作斗争的手段，但根据试验，这大大损害了橡树幼苗。《植物学杂志》就在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评论中说：“这个方法（指李森科所主张的橡树穴播法）已经使国家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并且使营造防护林的事业几乎丧失威信。特·杰·李森科的方法在1954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营造防护林会议上已经被驳斥了。会议并因此表示了全体苏维埃林学家大军的公愤。”

从1954年起，争论由物种问题、种内竞争问题发展为对李森科各种理论观点和实际建议的全面否定。许多学者指出，李森科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压制，直接导致了苏联农业的落后，苏联杂交玉米研究的完全停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李森科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而主张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是荒唐的，对苏联化工部门的发展和苏联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并且用具体事例说明，正如在松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榛这些问题上弄虚作假一样，在农业用肥的研究方面，李森科及其喽啰也常常制造假象以欺骗学术界。李森科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而认为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才能取得好收成。但为了提高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实验田的产量，李森科却施用了大量的化学肥料：每公顷硝酸铵1—2担，氯化钾1公担。所以李森科实验田的产量并不能证明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的优越性。

对排山倒海似的声讨浪潮尤其是反对派所揭露的那些曾被遮掩得严严实实的丑闻，李森科始而一触即跳，继而瞠目结舌。他本来就不具备在学理层次上与反对派交锋的实力。他固然曾经是学者。但在他以学术为跳板跨入庙堂之后，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学者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政客了。他固然还在从事“科学研究”，但他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功利了。换句话说，他的所有“科学研究”都完全服从于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为了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在李森科也就是势所必然，他的“科学研究”因而不可能经受得住科学理性的检验。用五十年代中国官方对他的“科学研究”的客气的评价，便是“不严谨”、“浮夸风”。实际上“科学研究”在李森科那里早已变成了魔术杂耍，真正的“科学研究”在李森科那里早已不复有。至此，要他在纯粹学理层次上与反对派交锋，也就是赶着鸭子上架了。他怎么可能支撑得下去呢？苏联遗传学界从前的两次大论战是秀才遇到兵，秀才在兵的枪口之下，当然有理说不清；现在这场大论战还是秀才遇到兵，但兵已经没有了他惟一可恃的枪，不得不与秀才坐而论道，这兵除了一顿外强中干的干号，还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也就难怪这场大论战“直到最后结束以前，都是对李森科不利的，李森科的一切重要理论见解和具体建议都遭到批判和否定”。

遗传学界的这场大论战，和苏联遗传学界前两次大论战一样，一开始就引起了当局的极大关注。但这次当局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争论爆发不久，窘困万端的李森科又向当局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其食客德米特里也夫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回击反对派学者的文章中，“请求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以行政方式中止这次讨论”。德米特里也夫这个“请求”刚刚发出，赫鲁晓夫就作了回应——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名道姓地把他给臭骂了一通。最高决策层的态度至此再也明朗不过了。

也算是对德米特里也夫的“请求”的回应，1954年第5期《共产党人》杂志社论严厉谴责了李森科帮派回避学术交锋而乞灵于政治高压的卑劣行径，说：“在一期《植物学杂志》上刊载了伊·维·杜尔宾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特·杰·李森科关于种的形成问题的一些观点。李森科的这些观点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虽然讨论这些观点是必要的。然而，《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和《普通生物学》杂志刊载了阿·恩·斯杜季茨基和恩·伊·努日金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不是实事求是地讨论杜尔宾同志提出的问题，而是给杜尔宾同志戴上了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者如此等等的帽子。杜尔宾同志给这些杂志的编辑部去了几封信，对这些抨击作了答复，但是这些信没有刊载出来。这类方法除了是企图压制批评以外，很难作其他的解释。”这开了党中央机关刊物贬斥李森科帮派的先例，党报党刊对李森科的贬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简直就成了一种新时尚。

1954年7月2日的《真理报》发表《论科学中的批评、革新精神和教条主义》的署名评论文章，指责李森科帮派蛮横无理，强调：千篇一律地给持不同意见者扣上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帽子和滥用残存的魏斯曼主义者、马尔萨斯派等激烈字眼，只会给科学带来损害。

1955年1月11日，《文学报》发表文章，批驳李森科不允许存在不同学派的谬论，

第九章（23）

说：“不能认为今天在遗传学、农学方面所造成的局面是正常的。要知道，虽然要尊重李森科院士的贡献，可是把他的学派认为是这个领域里惟一可能的研究方向却未必是正确的。这种看法，无论对于这个学派的发展，无论对于整个科学和对于我们的农业实践，都甚至是极端有害的。事实上，例如在遗传性的理论（这可能是生物学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中还有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而且李森科院士的学派在从事研究某些未解决他们爱好的问题的时候，常随便地忽略了许多十分肯定的科学事实和在这个领域里的许多现实问题。”

《党的生活》月刊则在《论科学工作中的原则性》一文中，揭露李森科“竭力在西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区在留茬地上播种冬小麦，然而，生产实践证明，这个建议是完全不适当的。”从而给苏联农业生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单单在鄂木斯克省，许多年来在留茬地上播种了几万公顷冬小麦，这些冬小麦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收成，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对学术界可以进行政治恫吓，但李森科还能对党报党刊进行政治恫吓吗？他所惯用的杀手锏、也是惟一有效的武器，这时便完全失灵了。李森科在学术界和党报党刊的夹击之中，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以李森科的全面溃败而告终。1956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对这次论战作了如下总结：

必须直说，用压制科学上的反对者、贴标签以及类似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上的争论问题的习气，曾经在我们的生物学里扎下了根。所有这一切，对于上述的我们那些生物科学的分支起了反面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是，在有些过于多疑的科学活动家之间产生了没有根据的看法，说那些科学分支是与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相对立的，说它们把复杂的生命现象（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归结为更简单的化学和物理学的形态。当然这种论断是与马克思辩证法矛盾的。

他用更坦率的语言警告李森科帮派：

米丘林方向，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它应该从错误和被沾染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但是，米丘林方向的活动者，不该妨碍生物学研究的其他实验方向！

第九章（24）

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时就连只具备起码政治常识的普通苏联公民都看得出来，李森科已接近他的命运的最低谷了。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瓦维洛夫的幽灵。

斯大林同志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在莫斯科红场列宁灵柩旁下葬之后不久，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接到了大量来信。信件的作者是在历次政治清洗运动中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更有仍在铁蒺藜包围之中的重刑犯。他们要找回自己的亲人，找回自由和尊严。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抗议的潮流，哀求的潮流，希望的潮流。能够全盘维持传统政治生态的强人已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掌权者不敢直接抗拒那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政治翻案的恢弘长剧就此拉开了序幕。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工作，并为一批批受难的党政官员、军队将领、作家、学者恢复了名誉。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农学家瓦维洛夫所蒙受的苦难这时终于引起了法律的关注。1955年春天，苏联军事检察总署的一名工作人员、司法少校科列斯尼科夫从克格勃的档案室中找出了第1500号侦察案卷，着手对瓦维洛夫案件进行复查。10本案卷的所有封皮上都标有“永远保密”的字样。但现在，丑闻是再也保不住密了。档案保存完好：伪造的审讯记录，虚假的揭发材料，职业间谍和业余间谍的报告等等，一应俱全。司法少校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揭开档案中的谎言和诽谤；司法少校还召来了所有幸存的悲剧目击者，听取了他们的证词。拂去一丝丝一层层积垢，终于还原了一个清清白白的瓦维洛夫。这年8月8日的瓦维洛夫案件复查报告，展示了全部真相：指出了迫害瓦维洛夫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披露了所有告密者的尊姓大名，强调“对他（瓦维洛夫）的案件的预审粗暴地破坏了刑事诉讼法典的法规，是不客观的，有成见的”。司法少校的复查报告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事实基础之上，很快为当局所接受。9月2日，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瓦维洛夫与外国间谍机构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瓦维洛夫破坏科研、消极怠工。关于瓦维洛夫的所有指控都无法成立，所以，确认瓦维洛夫无罪，撤销原判决，为瓦维洛夫恢复名誉。

当局没有由此再跨出一步，即没有追究瓦维洛夫案件炮制者的罪责。法律还瓦维洛夫以清白，却不肯对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屠夫进行清算，但权力的裁决从来都不能替代历史的裁决。权力对罪犯网开一面，道德的法庭、舆论的法庭却要把他们押上审判台。人们不能以法律的名义复仇，但可以以人性的名义、良知的名义复仇。积蓄太久的地火即将喷薄而出。瓦维洛夫刚刚获得平反，三百多名苏联科学家就联名上书，指控李森科是“伪科学”、“真恶棍”，是苏联的耻辱，呼吁当局免去李森科的农业科学院院长之职。在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中一直与反对派学者结盟的当局委婉地遵从了学术界的呼吁——批准李森科辞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由部长会议副主席洛巴诺夫接任。在官场上从来都是昂首挺胸往高处走的李森科，有史以来第一次从高峰跌落。1956年4月12日，当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一时掌声如雷。

李森科走向深渊，瓦维洛夫则终于重返公共生活。195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举行集会，纪念瓦维洛夫院士诞辰七十周年。《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通报》和《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公报》对此都作了报道。同年年底，瓦维洛夫遗著第一次问世，瓦维洛夫五卷本文集也在编辑之中，即将付梓……苏联学术界正在形成瓦维洛夫热潮。人们在无所顾忌地谈论他、怀念他、赞美他。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巴拉洛夫用深情的笔触向公众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瓦维洛夫：

如果有人问我，瓦维洛夫身上最具特色的是什么？在他的形象中什么最值得回忆？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魅力。这种魅力从第一次握手、第一句问候起就令人倾倒。这种魅力来源于他的聪慧的、温柔的、永远发光的眼睛，来源于他的独特的、发音稍为不清的嗓音，来源于他待人的纯朴和诚恳。

瓦维洛夫的魅力不是昙花一现的，不，他的魅力是在他的人生之旅中随时可见的、吸引人的和罕见的天赋。其实瓦维洛夫的魅力之源不是在握手中，不是在眼睛和嗓音里，也不是在待人的纯朴之中。所有这些外部特征只是令人惊异地反映出这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好和强大！

第九章（25）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衣阿华时对玉米大感兴趣瓦维洛夫终于被承认是真正的天使。但却是受难的天使。对受难天使的怀念和对刽子手的仇恨是同步增长的，对瓦维洛夫的每一句颂扬，因此都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李森科的谴责。瓦维洛夫热潮愈是汹涌澎湃，李森科的危机就愈深重，他害怕，这股不断增长的热潮总有一天会让他没顶，那挥之不去的瓦维洛夫幽灵总有一天会把他窒息……但世事如棋，变幻莫测。真正的劫数并没有在这时降临——形势突然逆转，李森科又一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第十章（1）

第十章猫和老鼠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现在我们要把瓦涅奇卡也腌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阵子。”你能想像吗？这个妇女饿得发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们！

——赫鲁晓夫李森科的新救星是他此前的克星、当时苏联的天字第一号人物——赫鲁晓夫。

在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和赫鲁晓夫都是天子门生—— 一个是学术界的天子门生，一个是官场上的天子门生。尽管出自同一个师门，他俩却非但没有多少交情，反而长期不和。这主要是因为李森科的春化法——春化法一方面使李森科博得了斯大林同志的宠爱，几至位极人臣。另一方面却使他结怨于赫鲁晓夫，从而导致了50年代初的那段黯淡岁月。

赫鲁晓夫原本与春化法无干。把他与春化法联系起来的，是1946年爆发的规模仅次于30年代初那场大饥荒的第二次大饥荒。大饥荒来势凶猛，素有苏联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也未能幸免。时任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晚年谈起灾年旧事，仍不免胆战心惊——“关于饿死人的信件和官方报告纷纷向我寄来。”他这样在回忆录中写道：“然后，人吃人的惨事开始了。我接获一个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个小桥下，发现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显然，这个尸体是被吃掉了。有许多类似事件。当时的敖德萨省委书记基里钦科告诉我说，他到过一个集体农庄，想看看人们怎样熬过冬天。有人要他去看一个在那里干活的妇女。以下就是他描写的情况：‘我看到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现在我们要把瓦涅奇卡也腌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阵子……你能想像吗？这个妇女饿得发了疯，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们！’当我重述这个报告时，我的思想又回到了那个时期。那个可怖的景象宛然出现在眼前。”赫鲁晓夫把他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斯大林同志，请求斯大林同志调拨粮食拯救乌克兰灾民。但斯大林同志也拿不出麦粒来，结果赫鲁晓夫只是白挨了斯大林同志的一顿臭骂。

继30年代的那场大饥荒之后，这次大饥荒又给了苏联当局一个沉痛教训：阶级斗争要搞，饭也不能不吃。当局下定决心，彻底解决农业问题。为此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但是，在30年代没能解决的问题，到40年代仍然不能解决。苏联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必须改革从农业集体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严重束缚生产力的一整套制度，苏联农业才有复苏的希望。但在斯大林时代，制度问题恰恰是苏联农业问题的最大的一个禁区。真正的根本问题既然谁也不敢问津，当然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路子，只好始终寄望于奇迹的发生——发现高产麦种，使苏联农业能在丝毫不触动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年年大丰收。不是去解决真正的根本问题而是一味沉溺于对奇迹的幻想，对奇迹的幻想完全寄托于某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企图依靠某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包打天下，最后必然走向旁门左道。瓦维洛夫的悲剧和李森科的受宠，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瓦维洛夫也未见得明白苏联农业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但科学家的理性本能，使得他对包打天下的神丹仙方天然地不信任。而当局恰恰在这点上对他寄予莫大期望——谁叫他是苏联首席农学家呢？当当局最终发现所托非人时，自然要恼羞成怒。李森科则与瓦维洛夫形成了鲜明对照。李森科本来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和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本来就不具备理性精神。急于出人头地的强烈的功名欲望，更使得他易于随波逐流。所以根本不能指望他抵制当局创造神丹仙方的幻想；相反，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专家对技术的过度迷信，反而使得他在创造高产麦种以从根本上拯救苏联农业的问题上与当局不谋而合。主客观原因都注定了李森科是代替瓦维洛夫为当局圆梦的最佳人选。当局对李森科和瓦维洛夫厚此薄彼，也就是很正常的了。那么高产麦种究竟何在？斯大林同志坚信，正如苏联的政治舞台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苏联的农田里也只能有一个高产麦种，任何别的选择都是不存在的。凡是与“马克思主义农学家”李森科发明的春小麦相异的其他麦种，都只会从地里长出杂草，实际上都只是阶级敌人破坏苏联农业的罪恶计划的一部分，因而都必须排除。于是斯大林同志下令，地无分南北，一律大种春小麦！

没有谁敢怀疑斯大林同志的这道指令——除了赫鲁晓夫一人。赫鲁晓夫当然和斯大林同志一样坚信苏联的政治舞台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但他并不因此而认为苏联的农田里也只能有一个高产麦种。他认为别的选择是存在的——那便是冬小麦。赫鲁晓夫晚年回忆：“我过去曾公开表示过，我反对用硬性的、强制的规定去推广春小麦，春小麦在乌克兰不如冬小麦那样高产，特别在南方是如此。但在某些集体农庄中，它的收成的确相当不错。因此，我认为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播种它的，但是不应当由莫斯科颁发一个笼统的命令，强制每一个集体农庄播种特定比例的春小麦。在有些情况下，春小麦的收获量还不够补偿种子的成本。”赫鲁晓夫偏爱冬小麦而对春小麦毫无信心，春小麦在乌克兰也就无法像在其他地区那样无往而不胜，迟迟不能取代冬小麦在乌克兰的霸主地位。为此，赫鲁晓夫受到了严厉批评。在1947年2月举行的集中讨论农业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作了总报告。总报告尖锐指责赫鲁

第十章（2）

赫鲁晓夫会见美国科学家（1959年）晓夫，说1946年乌克兰的大饥荒主要是春小麦生产异常落后所造成的。说乌克兰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逐年减少春小麦的播种面积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最后下达具体指标：当年度乌克兰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必须达到75万公顷，此后几年中乌克兰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只能在这个基数上不断增加，绝不容许减少。斯大林同志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总报告。很明显，总报告是在他的授意下作出的。赫鲁晓夫没有就安德列耶夫的严厉批评表态接受，这让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会上曾有一段插曲——农学家马尔采夫就在乌拉尔的据说是比较成功的春小麦播种试验作了一个专门演讲。斯大林同志抓住这段插曲大做文章，向赫鲁晓夫突然发难。赫鲁晓夫回忆：

会议又休息了一次。当我们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突然威胁性地喝问我一句，“你听到马尔采夫关于春小麦的发言没有？”

“是的，我听到了。但是，斯大林同志，他说的是乌拉尔。在乌克兰，我们的高产庄稼是冬小麦。在乌拉尔，他们完全不种冬小麦，只种春小麦。他们对它作过研究，知道它的种法和怎样取得丰收。”

“那都没有关系。如果他们能在乌拉尔获得如此好的春小麦收成而我们”——他拍了一下他的肚皮——“拥有如此肥沃的、黑色的土壤，我们就应当获得更好的收成。应当就此问题作出一个相应的决议。”

我说，“如果你愿意将它定为决议，你尽可以这样干。你也可以记下我的反对意见。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反对播种春小麦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这样做，那么就请对北高加索和罗斯托夫省颁布决议。”

“不，这个决议将直接适用于你。”斯大林那样说的意思是，我应当率先播种春小麦，从而使其他的谷物生长地区学习我的榜样。

无奈的赫鲁晓夫，只好在这时生了一场病——当然多半是政治病。对春小麦的创始人李森科和苏联农业主管安德列耶夫，从此没有好感。

经过将近一年的观察，斯大林同志原谅了赫鲁晓夫，又派他出任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只是不再让他兼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痛定思痛，复出后的赫鲁晓夫在春小麦问题上暂时收敛了锋芒。1948年，乌克兰“最有价值的粮食作物春小麦的播种计划已经超额完成。”而且这年乌克兰农业果然是获得了丰收，斯大林同志自是满心欢喜，赫鲁晓夫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又站稳了脚跟。但赫鲁晓夫并不因此感激春小麦，他所钟情的仍然只是冬小麦。就个人利害而言，因为春小麦这面大旗已经被竞争对手安德列耶夫抢到手了，春小麦在乌克兰即便多么成功，也只会证明安德列耶夫的正确性，只会充实安德列耶夫的政绩；换句话说，在春小麦问题上怎样卖力，他赫鲁晓夫得到的都只能是小头，大头都要归安德列耶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赫鲁晓夫当然不干。再就纯粹学理意义而言，继续大面积播种春小麦实在是如履薄冰，早在30年代初农学家马克西莫夫就通过研究证明：春化法能使植物在晚夏免受干旱影响，晚夏倘若天旱，春化法的确能增加作物产量。但倘若晚夏不发生天旱，春化法则反而使作物减产。这个理论一直未被推翻。这也就是说，像斯大林同志指示的那样不顾一切地大种春小麦实际上是一场赌博——谁敢说年年都会在晚夏发生天旱呢？而一旦晚夏没有天旱，岂不是整个农业都要减产？一旦乌克兰农业真的全面减产，没有饭吃的乌克兰人要骂他，斯大林同志也不会承认自己决策失误而肯定要拿他作替罪羊。所以，从长远看，盲目附和春小麦这一时尚，无论就那个角度讲，都必然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前程构成严重危害。赫鲁晓夫终究要和春小麦分道扬镳。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赫鲁晓夫借教训乌克兰的“农业科学家”，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他们的祖师爷，从而给“春小麦”的始作俑者李森科一个下马威。 面对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势，李森科一时竟无从还手。

赫鲁晓夫并非农业问题专家，他之所以厌恶春小麦而钟情于冬小麦，主要还在于乌克兰农民施加的影响——乌克兰农民坚信冬小麦才适合乌克兰土地，而对春小麦嗤之以鼻。还有谁比乌克兰人更了解乌克兰土地呢？在高踞云端的李森科院士和脚踏实地的乌克兰农民之间，赫鲁晓夫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需要非凡胆魄的选择，没有这种非凡胆魄，赫鲁晓夫也就不成其为赫鲁晓夫了。也正是出于这种非凡胆魄，刚刚站稳脚跟，赫鲁晓夫便又锋芒毕露，再次向春小麦开战。

1949年初，在赫鲁晓夫主持下，乌克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公然违抗苏共中央指令，没有在该年度的农业生产计划中扩大春小麦播种面积，而是大大增加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估计李森科之流会就此兴师问罪，一场大论战是怎么都躲不掉的，便干脆来了个先发制人。不等李森科之流反应过来，就召开了乌克兰共和国农业科学家会议，为自己的决策鸣锣开道。这次农业科学家会议不都是农业科学家参加——以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为发端的政治报复运动，早已把苏联生物学、遗传学和农业科学领域的反对派一扫而光，有资格在1949年初应邀与会的所谓“农业科学家”，都是“为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奋斗”的布尔什维克战士，都是春小麦的坚定卫士。如果会场上坐的都是他们这种人，赫鲁晓夫如何能够掌握会议的主导权进而掌握乌克兰农业的舆论导向？更何况赫鲁晓夫请他们来，并非诚心向他们这帮天之骄子讨教，而是要教训他们，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理论和实践赫鲁晓夫都远远不够，单靠他舌战群儒，是不可能驳倒那帮满腹经纶的天之骄子的。赫鲁晓夫便把乌克兰农民推上火线——不是普通农民，而是“白领农民”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集体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场长等等。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主体，农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相对其他阶层而言，这些“白领农民”对高层决策的制定最具影响力。赫鲁晓夫主要就是在他们的“熏陶”下迷上冬小麦而反感春小麦的。而且他们既和普通农民一样具备丰富的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具备普通农民所不具备的见多识广和巧言善辩；既和学者一样具备相当深度的理论知识，又具备学者所不具备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豪侠本色。由他们来教训那些所谓的“农业科学家”，当然是再好不过。许多年之后，已经黄袍加身的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总结这次“鸿门宴”时，不禁大发感慨，说：

有人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属于下等人；也有人只受过初等教育，但却属于上等人。人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天资，取决于实践经验，取决于对工作的诚实态度。

第十章（3）

赫鲁晓夫这席高论既是泛指，也是特指。就特指意义而言，他的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下等人”，显指李森科之流；而他所谓的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上等人”，则显指在那场“鸿门宴”上舌战李森科同党的乌克兰“白领农民”。赫鲁晓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借教训乌克兰的“农业科学家”来教训他们的祖师爷李森科，从而给“春小麦”的始作俑者李森科一个下马威——虽然李森科本人未能出席这场“鸿门宴”。

会议一开始就是两军对垒。不知深浅的“农业科学家”满以为他们是来给农民们上课的，便在会上大谈特谈春小麦的优越性，说春小麦在个别地区长势不好，不是春小麦本身的问题，而是当地农民的技术水平问题。正谈得兴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集体农庄主席基斯利查站了起来，向主讲教授劈头一通连番炮：

“您去过我们的集体农庄没有？”

主讲教授回答说，他去过。

“您见过我们种地没有？”

主讲教授又老老实实回答说，他见过。

基斯利查火了：

“您见过了还在这里胡扯些什么？要知道生产队长对我说：‘怎么办？要不要给春小麦来点加糖的茶喝？也许喝了加糖的茶，春小麦就能长好。因为我们该做的其他什么事都做了，该给的都给春小麦了，春小麦就是不听话，就是不好好长’。”

农民们哄堂大笑。面红耳赤的“农业科学家”转而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会议主持人赫鲁晓夫，似乎在说：管教管教他们吧，您的这些部属们对大科学家实在太没礼貌了。但“农业科学家”马上就失望了——赫鲁晓夫也在伸着脖子呵呵呵大笑呢。

赫鲁晓夫的笑声再也清楚不过地传达了他的倾向性。农民们便都有恃无恐了，一个个争相发言，发泄他们对春小麦的积怨。“农业科学家”硬着头皮招架，实在回答不了农民们的责问，就强词夺理。糖用甜菜研究所一位专家声称：

我主张在草田初翻地上，并且只有在草田初翻地上种春小麦。草田初翻地上种冬小麦是行不通的，威廉斯的学说对此早有说明。

农民们告诉他，不是没有在草田初翻地上种春小麦，种过但没什么收成。农民们得到的却竟然是这样的回答：

也许当年没有收成，也许第二年没有收成，也许第三年还是没有收成。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种下去，坚持到底，我们终究会使草田初翻地的春小麦比冬小麦高产。

第十章（4）

这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第一年没收成，第二年没收成，第三年还是没收成，那这几年人们吃什么？只怕是还没坚持到底，人早就给饿死了。拿全国人民的饭碗开玩笑，而这居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种典型的强盗逻辑其实并非那位专家的个人作品，那位专家不过是一语说破了天机——说破了春小麦的赌博本质和李森科之流的强横霸道，这正好是赫鲁晓夫所期待的。他马上拍案而起，差不多是指着那位专家的鼻子痛斥说：

我的亲爱的，要是您去找地主，要求给他个精通业务的农艺师。那他一定要问：您保证我的农田能有多少收入？您就把您刚才讲过的话再讲给他听：我不保证第一年春小麦有收成，但是我们将根据科学原理，按照威廉斯的学说来经营。也许第二年也收不到什么，第三年还不敢担保，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会育出良种，春小麦一定会战胜冬小麦。这个地主听了您的高见会怎么办呢？他要么请大夫来，因为他觉得您大概是神经不正常；但如果他是个索巴克维奇式的地主，那他就不会这样客气了，他肯定要把狗放出来，说：你不是成心要我破产吗？你不是成心要我光屁股吗？那你还是趁早滚蛋吧！

台下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农民们使劲地跺脚吹口哨，变着法子给仗义执言的父母官喝彩。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基斯利查又一次站起来，大声吼道——“同志们，春小麦使我们够不到星星，得不到英雄称号。我们还要春小麦干什么？！”

他说的是实情。他领导的尼古拉耶夫州“伊里奇遗训”集体农庄，从前有11位劳动英雄，这11位劳动英雄都是靠种高产冬小麦而成名的。1947年乌克兰开始大种春小麦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能拿到高产了，也就再没拿到劳动英雄称号了。与会的农民大多有这样的切肤之痛，基斯利查的呼吁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于是也纷纷站起来喊：

“不要春小麦！不要春小麦！”

“农业科学家”这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面面相觑，无词以对。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赫鲁晓夫早就对他们张网以待了。

在赫鲁晓夫一手操纵下，与会的乌克兰农民取得了全面胜利。李森科之流则是落花流水。这大概是自1948年八月会议到斯大林同志去世期间，李森科之流所遭到的第一次痛挫，也是仅有的一次痛挫。春小麦从乌克兰退出也就是不可逆转了。乌克兰农民自然对砥柱中流的父母官赫鲁晓夫感激不尽。就在会议闭幕时，赫鲁晓夫接到了一张纸条，纸条是一位名叫丹钦科的农庄主席写的，他请求在会议的最后时刻有机会谈谈自己的感受。赫鲁晓夫同意了。丹钦科大步流星登上主席台，以全体乌克兰农民的代表的名义发言：

同志们，我们出席这次会议，耳闻目睹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农业科学家之间的斗争；对此，我们向党中央深表感谢。党中央战胜了保守的农业科学家，对此，我们也要向党中央深表感谢！

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发愁了。我们会有小麦了，国家和农庄庄员会有粮食了。

第十章（5）

这次会议果然把那帮“农业科学家”给震住了。会议也震动了李森科，但面对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势，李森科一时竟无从还手。1949年乌克兰大种冬小麦，获得全面丰收，其增产幅度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冠。这时就连斯大林同志也不便说三道四了，李森科也就只好对乌克兰的冬小麦听之任之。但他的同党却咽不下这口气。奇热夫斯基教授就曾专程去基辅拜访赫鲁晓夫，实则是兴师问罪。他愤愤不平地质问：

“喂，赫鲁晓夫同志，您为什么要整威廉斯呢？”

威廉斯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所发明的草田轮作制使俄罗斯农业受益匪浅。但草田轮作制只适合俄罗斯中部地区，李森科把这种耕作方法与春化法结合起来，坚持要推行到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乌克兰，草田轮作制也就理所当然地和春化法一样被乌克兰拒绝。赫鲁晓夫知道来者不善，一点不客气地回敬道：

“可是教授，你们在整集体农庄，你们在糟蹋集体农庄。要让你们的威廉斯不受委屈而委屈集体农庄，那是办不到的。”

无时无刻不沐浴着斯大林同志阳光雨露的李森科，文武百官都望而生畏的李森科，就这样栽在赫鲁晓夫手里。

在当时赢得这样一场胜利，确实非同凡响。要么唯上，而完全置黎民疾苦于不顾；要么当官只为民做主而犯上，最后只好回家卖萝卜甚至是当烈士。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生态中，其他道路似乎是没有；但赫鲁晓夫竟然还找出了别的路。一方面，他坚定地维护了乌克兰农民的利益，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事实上触犯了损害乌克兰农民利益的现行农业政策；另一方面，因为他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农业生产竞赛中夺得了桂冠，胜利者的身份使他的独出心裁变得无可指责；同时他又小心翼翼地侍奉上层，既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用尽甜言蜜语颂扬斯大林同志和红色宰相莫洛托夫，以充分满足上层的精神生活需要；也不失时机地做些比如在莫斯科肉类供应紧张时火速送去整车皮整车皮的鲜肉之类的好事，为上层解决物质生活方面的燃眉之急。总之，是竭力表现他的卓越才能尤其是他的耿耿忠心。这样，在上层看来，他是离经而不叛道，犯上而不作乱，既讨嫌又可爱既碍眼又不可或缺的特殊人物。在别人是必定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冒险之举，在他则往往非但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反而会获得丰厚回报。他在春小麦问题上的冒险就是如此。冒险之后，他由农业问题的外行而变成农业问题权威。斯大林同志不仅原谅了他，而且是更欣赏他了，常常就农业问题向他征询意见，并且常常指示将赫鲁晓夫在农业问题方面的言论作为《真理报》的文章甚或是党的文件发布，以此为农业政策的依据，供全党学习。他不仅依旧是天子门生，而且是最走红的天子门生之一。既得天宠，同时他更得民心。坚决抵制春小麦使他成了乌克兰人心目中的英雄，乌克兰报刊几乎天天都在宣传他，乌克兰的艺术家也竞相歌颂他。有一首乌克兰民歌就这样唱道：

赫鲁晓夫（1894-1971）我们是坚实的基础，上面矗立着万丈高峰，登上古老的基辅高地，我们看到赫鲁晓夫那端美的面容。

第十章（6）

当1949年底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时，乌克兰人恋恋不舍。一位乌克兰著名作家去为他送行，当场就哭了起来，说：

“你怎么能走？你怎么能离开乌克兰？”

当道诸公中，能在民间享有如此口碑的，大概惟赫鲁晓夫一人。

乌克兰历险，赫鲁晓夫是一本万利——冒犯了一个李森科，换来的却是空前的辉煌。对此赫鲁晓夫颇为自得。晚年他还声称，1949年，也就是大战李森科的那一年，是他在乌克兰的十二年中最美好的一年。

如果说瓦维洛夫是李森科在学术界最大的敌人，那么，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则是李森科在政坛最大的敌人。相形之下，赫鲁晓夫似乎比瓦维洛夫更让李森科头疼——在斯大林同志的眼里，瓦维洛夫毕竟是无足轻重的一介书生；当瓦维洛夫和李森科二者只能取其一时，他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是毫不犹豫地弃瓦维洛夫而取李森科。而当赫鲁晓夫与李森科相对立时，斯大林同志就要犯难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弃谁都让他心痛。至此，赫鲁晓夫摸一摸李森科的屁股，斯大林同志也就宁愿看作是兄长调戏小老弟，只要不是太过分，他这个作家长的也就懒得理会，让他们折腾去。有瓦维洛夫作榜样因而在学术界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李森科，在赫鲁晓夫面前却没有什么尊严威严可言。想什么时候敲他一下，就可以什么时候敲他一下。赫鲁晓夫对李森科不免构成一种威慑，而且是一种长期威慑。

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在斯大林时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同志一旦去世，游戏当然就要玩得更邪乎。打狗看主人，赫鲁晓夫破口大骂李森科的助手德米特里耶夫，其煽动意图不言而喻。李森科的地位这才一落千丈，而在1956年前所未有地丢了一顶乌纱帽。

成了众矢之的的李森科，惶惶不可终日。他不甘心就这样沉沦下去。要不至于沉沦，当然就必须把自己系在一尊大神的裤腰带上。这尊大神从前是斯大林同志，现在则是赫鲁晓夫。只有赶紧把自己系在赫鲁晓夫的裤腰带上，才有可能继续高踞云端。

这就是说，李森科必须向他在苏联政坛最大的敌人邀宠。

像当年侍奉老主子一样，精于察言观色的李森科，很快就对赫鲁晓夫的心理地图一目了然。

老鼠向猫邀宠，岂可得耶！

但李森科胸有成竹。李森科对猫鼠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他相信，他与赫鲁晓夫并非是真正的猫鼠，而不过是舞台上的猫鼠。换句话说，他与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猫和老鼠在这里不过是游戏对手，更确切地说，不过是游戏伙伴；而不是真正的敌人。实质上的对立很难化解，但舞台上的角色关系则是完全可以转换的。

应该承认，李森科的理解不是没有道理。李森科与赫鲁晓夫的真正敌人——如贝利亚、马林科夫等等——确实有所不同。他惟一可恃的无非是斯大林同志的宠爱，现在斯大林同志已经永别了，他也就成了一条无主的野狗，对大权在握的赫鲁晓夫只有敬畏之心而再无对抗之意。换句话说，他没有政治实力，更不在权力核心之中，相对于赫鲁晓夫而言根本就不成比例，根本就没有资格构成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对赫鲁晓夫也就不存在任何现实威胁。仅有的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点积怨。但在政治家眼里，利益才是永恒的，友谊和积怨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李森科能够满足赫鲁晓夫的现实政治需要，历史上的一点点积怨完全可以一笑而泯。

李森科和赫鲁晓夫便由冤家开始结成一对亲家了。

第十章（7）

在李森科和赫鲁晓夫之间牵线搭桥的是李森科在政坛的两个知交，一个是基里钦科，一个是波德戈尔内。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而且都是赫鲁晓夫的亲信。身体肥胖举止粗犷的乌克兰人基里钦科，是苏共中央的干部问题专家。在1957年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的斗争中，除了米高扬，只有基里钦科一人专程从乌克兰赶来，为赫鲁晓夫充当过河卒子。赫赫保驾之功使他备受赫鲁晓夫青睐，在赫鲁晓夫面前往往可以一言九鼎。1958—1959年间，西方苏联问题专家把他称作赫鲁晓夫的第一号“皇储”。波德戈尔内则与李森科同乡。此人钳工出身，后来入基辅食品工业技术学院就读。1946—1950年间任乌克兰共和国驻莫斯科代表，负责在苏共高层奔走，为赫鲁晓夫解困济危，与赫鲁晓夫就此结下不解之缘。基里钦科调入莫斯科之后，波德戈尔内便接任乌克兰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李森科的这两位知交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经常向赫鲁晓夫吹风，为李森科辩解。经过他俩长期“和平演变”，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反感逐渐淡化了。竭力为李森科疏通关节的不单是这两位宠臣。赫鲁晓夫的农业顾问谢甫钦科也落入李森科彀中，积极为李森科游说。作为一个学者，能入选科学院院士当然是莫大荣誉，谢甫钦科对院士桂冠梦寐以求，李森科便设法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投桃报李，谢甫钦科对李森科也就有求必应了，常常向赫鲁晓夫吹捧李森科的农艺生物学及李森科对苏联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赫鲁晓夫对自然科学完全外行，也就不免被他的顾问牵着鼻子走，逐渐对“科学天才李森科”的神话失去了辨析能力。在一批批说客的包围之下，赫鲁晓夫愈来愈淡忘了原来的李森科亦即真实的李森科，而逐渐接受了新的李森科亦即改头换面的李森科。猫渐渐地喜欢上了老鼠。

猫渐渐喜欢上了老鼠，倒不全都是说客们的功劳。猫的自身弱点也让老鼠有机可乘，有机会投其所好。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终结者，但赫鲁晓夫既不可能完全根除斯大林时代的遗传基因，他自己更沾染了不少斯大林时代的遗传基因。就农业方面讲，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至少在这点上，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同志是一脉相承。1957年5月，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的黄油、肉类和奶类产量要在3—4年内超过美国。结果呢？这个宏伟蓝图泡了汤。但赫鲁晓夫并不汲取教训，1959年，他提出了一个更冒险的“七年计划”，宣布苏联要在物质生产方面全面赶超美国。农业方面当然也有具体赶超指标。为了保证自己的宏伟蓝图再不会泡汤，赫鲁晓夫责成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党政负责人，必须在该年度大幅度增加肉类产量。各加盟共和国、各州之间因此展开激烈的肉类生产大赛，竞相制定根本不可行的肉类生产高指标。指标最高的梁赞州为了完成本来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不仅宰杀肉用牲畜，把境内的奶牛种牛也杀了个一干二净；又从境外高价抢购牲畜运回梁赞宰杀。尽管使尽浑身解数，该年度梁赞州的实际肉类产量仍只有计划产量的六分之一。早先立了军令状的梁赞州州委书记无法交代，只好自杀。赫鲁晓夫的急躁鲁莽，和由他的急躁鲁莽所带来的高指标、浮夸风，使苏联一大批农学家望而生畏，不肯问津，赫鲁晓夫的雄心壮志在苏联学术界很难找到知音，也就很难从学理上论证他的那些宏伟蓝图的合法性。这让赫鲁晓夫很气愤。正当此时，苏联头号吹鼓手李森科找上门来了。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他却在灯火阑珊处”。赫鲁晓夫如何能不心花怒放！当然要情不自禁地向李森科张开了双臂。

前嫌尽释。猫和老鼠终于结成了亲家。赫鲁晓夫不愁没人给他吹喇叭抬轿子，李森科也不再是一条无主的野狗。双方各得其所。

像当年侍奉老主子一样，精于察言观色的李森科，很快就对赫鲁晓夫的心理地图一目了然，因而把赫鲁晓夫侍奉得体贴入微。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一有什么灵感，总能被李森科极为准确地捕捉到，然后从那些灵感中演绎出一整套光彩夺目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然后推行全国。在斯大林时代，他发表了《斯大林与米丘林农艺生物学中的若干问题》，断言斯大林同志在农艺生物学方面是绝对的权威和天才；现在他又发表《苏共二十二大和生物学中的若干问题》，断言赫鲁晓夫在农艺生物学方面是绝对的权威和天才。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伟大光荣正确因而就得到了学理方面的充分印证，更显得不容置辩了。而在事实上，赫鲁晓夫的那些空想狂想，因为李森科的推波助澜，就更似脱缰野马，对苏联农业为害更烈。赫鲁晓夫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肉类产量，李森科举双手赞成，并马上开始研究加速动物生长的“催生素”；赫鲁晓夫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苏联的奶类产量，李森科便写了许多文章论证这个决策如何英明，并从技术上保证不仅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奶类产量，而且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奶类的质量——增加牛奶的乳脂含量。赫鲁晓夫号召让苏联谷物产量翻几个滚，李森科也说这一点问题没有。早在斯大林时代他就有过一项创意——用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完全取代化学氮肥。这个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在苏联遗传学界的第三次大论战中被驳得体无完肤。搁浅几年之后，李森科把他的这些早已证明是失败的创意又塞给赫鲁晓夫，说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苏联谷物产量，就必须采用他的这个创意。赫鲁晓夫听得眉开眼笑，赶紧下令推行。这一官一学、一猫一鼠，举手投足何其默契，简直就是如影随形。

自命不凡的赫鲁晓夫，就这样被“科学”征服了——实际上是被李森科所征服。李森科在坐了几年冷板凳之后，终于再度崛起，成了苏联的首席科学家。他又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苏联学术界兴风作浪了。

赫鲁晓夫夫妇在美国拉伊姆大学操作系教室里

第十一章（1）

第十一章报应得意洋洋的李森科站在赫鲁晓夫的身边，充分显示出他与赫鲁晓夫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显示出政治强权仍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的坚定立场。但即便有政治强权撑腰，李森科仍然被同仇敌忾的苏联学术界连连挫败。

卷土重来之后，李森科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报仇雪恨。谁曾经上书控告他、谁曾经撰文批评他乃至谁曾在什么场合给了他脸色看，这些他是清清楚楚，没齿不忘。现在他要新账旧账一起算。他常常向赫鲁晓夫汇报哪些学者完全不关心党和人民的现实需要而一头钻进象牙塔出不来，哪些学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情绪，哪些学派纯粹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文化垃圾，借以污染苏联的科学殿堂……凡是他认为曾与他过不去的学者，都被他列入呈送赫鲁晓夫的黑名单中。在他的开导之下，赫鲁晓夫对苏联学术界的反对派也就逐渐失去了耐心，常常在各种公开场合对反对派冷嘲热讽。一度与李森科反目为仇的《真理报》则摇身一变，又自命为李森科的传声筒，在1958年年底发表文章，指斥《植物学杂志》否定李森科的“伟大贡献”和“吹捧”摩尔根学派的成就。

刚刚恢复元气的反对派、刚刚有了几分生机的苏联学术界，似乎又要大难临头了。

1958年12月15~1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苏联农业问题。与会者既有党政官员，也有农学家。当着官学两方面的头面人物，李森科登上大会主席台，满腔悲愤地控诉国内外学术界在前不久的那场大论战中对他的“残酷迫害”，声泪俱下，令在座的同情者闻之动容。他声称：

在全世界，在学术刊物上，而且不时在报纸上，围绕米丘林生物学展开的这次所谓的讨论中，对唯物主义生物学和我本人，编造了大量的胡说八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派把米丘林生物学叫做“李森科主义”……我在生物学和农业实践中的全部工作被宣布为欺骗的和虚假的。

李森科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声名狼藉，这里是不打自招。

时代变化了，但李森科一点长进没有，沿用的还是过去的那套战术——把纯粹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从而避免学术上的交锋，利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打倒对手。其实他也是无可奈何——科学发展到五十年代，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伪科学本质，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在学术上较量的自信心。不求助于政治强权，就只能坐以待毙。虽然战术陈旧，遗憾的是，却并没有过时。苏共中央接受了李森科的控诉，认定对李森科的批评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开始对反对派进行全面反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改组了在学术界向李森科首先发难因而名噪一时的权威学术刊物《植物学杂志》编辑部。编辑部原班人马被全部换掉，由李森科的喽啰取而代之。其他有关杂志也被李森科重新控制；科研部门乃至相关的高等、中等学校也都再度变成了李森科的私人领地。闹剧甚至又闹到国际学术界。这一年，在加拿大举行了第十届国际遗传学会议。苏联代表团的名单本来早已确定，但因为李森科重新得势，原来的名单也就被判了死刑，由李森科重新组建苏联代表团。代表团也就全部换上了清一色的李森科喽啰。除了搞阶级斗争，李森科和他的喽啰还能有什么特长呢？到了会场上他们根本就拿不出学术报告；因为变化太突然，国际遗传学大会也来不及修改会议程序，该由苏联代表作学术报告时，讲坛就只好空着，全体代表静坐，让那段时光白白流过。这简直是对苏联学术界和苏联官方的莫大嘲弄。大会共分20个组，苏联代表只能参加一个组——“嫁接杂交组”，这还是为了给苏联方面留点面子，临时为苏联代表团增设的一个组；否则小组讨论时，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就只好去逛大街了。不过，对这一些赫鲁晓夫是不在乎的——在堂堂联合国会场上他都可以当着睽睽众目脱下皮鞋敲桌子，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点小小的洋相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森科拍马之术愈来愈精当，“皇恩”也就愈来愈浩荡。1961年，李森科恢复了早被撤销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一职。此时赫鲁晓夫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了，对他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苏联农业人民委员的信任。后来李森科干脆把自己最忠实的喽啰奥勒尚尔斯基推荐给赫鲁晓夫，由赫鲁晓夫任命奥勒尚尔斯基为新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别的部长上任，《真理报》只在末页的“记事栏”里发一则任职简讯，对李森科喽啰奥勒尚尔斯基则完全另眼相看——在头版发表其任职消息，并且配发其标准照。可见李森科之不同寻常。如日中天的李森科，没有对反对派丧失警惕，一复职就重演了八月会议后那一套“批判”、“撤职”“封闭实验室”的闹剧。此后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稍有风吹草动就虎威大发。也是在这一年，列宁格勒大学行将召开实验遗传学大型学术讨论会，一切准备就绪，与会代表都出发了。这时正在基辅参加一个农业会议的李森科，从代表名单上发现有许多反对派学者与会，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然听从李森科的建议，于是学术讨论会宣布取消，已经到会的代表们只好茫然而归。

但是，纵然皇恩浩荡，纵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斯大林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赫鲁晓夫固然是大权在握，但斯大林同志的那种绝对权威他是望尘莫及；此时的苏联学术界也不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学术界那样温顺。赫鲁晓夫竭力固守李森科的“掌门人”地位的倒行逆施，必然遭到顽强抵制。李森科不可能确保无虞。

第十一章（2）

而李森科最危险的敌人，却不是苏联学术界的哪一个流派、哪一部分学者，而是现代科学技术。正是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敲响了李森科的丧钟，宣告了李森科的真正劫数的来临。

早在四十年代初，在最后一次与李森科会面时，瓦维洛夫就曾怒斥：“由于您的胡作非为，其他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我们！”瓦维洛夫所痛感的这个无情现实，到了五六十年代，愈来愈无可掩饰。本来，瓦维洛夫领导下的苏联遗传学研究，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瓦维洛夫之所以当选为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副主席和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主席，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之所以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主要原因。瓦维洛夫时代是苏联遗传学最辉煌的时代，是苏联遗传学家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但是，在瓦维洛夫遇难、苏联遗传学被专政机器碾得粉碎之后，世界遗传学研究的领先地位，也就与苏联无缘了。而当苏联专政机器痛剿遗传学时，正好是遗传学研究一日千里之时。二十世纪世界遗传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细胞遗传学时期（1910—1940年），瓦维洛夫便是世界知名的细胞遗传学家，苏联遗传学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摩尔根所创立的新的基因—染色体理论。瓦维洛夫被捕之时，世界遗传学研究刚刚告别细胞遗传学时期而跨入微生物遗传学时期。苏联遗传学与这个新的时期交臂而过。而当苏联遗传学终于灰飞烟灭、以李森科为旗手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群魔乱舞之时，世界遗传学研究则甚至告别了微生物时期，而向分子生物学时代长驱直入，对这个新的时期，苏联遗传学家更是望洋兴叹了。

当李森科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后转而投靠赫鲁晓夫东山再起之时，始自1953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进入巅峰状态。1961年到1962年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遗传密码发现了，蛋白质合成成功了，遗传大分子自我复制的机制找到了，遗传学研究至此天翻地覆，成了自然科学所有学科中发展最迅猛、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学科。而苏联遗传学呢？在李森科的压制下，苏联遗传学仍然是支离破碎，当然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进展，不可能在世界遗传学论坛有一席之地。当世界遗传学已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巅峰状态之时，苏联遗传学还停留于20世纪初的研究水平上，即停留于细胞遗传学时代。曾在世界遗传学论坛独领风骚的苏联遗传学家，这时简直是成了大观园中的刘姥姥。这对苏联遗传学家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遗传学的每一项最新成就，都会使苏联遗传学家在羞惭莫及的同时，对瓦维洛夫时代强烈怀念而对“苏联生物学恶神”李森科强烈愤恨。世界遗传学研究的每一份捷报，对李森科来说都无异于一声丧钟。世界遗传学的每一项最新成就，都不免在苏联学术界引发一场强烈地震。

对苏联遗传学家最直接的刺激则是1961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生物化学学术会议。第一个遗传密码破译的学术报告，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宣读的。苏联遗传学家在这次会议上最深切地感受到了苏联遗传学的千疮百孔，激愤之情至此达于极点。会后不久，列宁格勒的一家著名杂志——《涅瓦》杂志——就发表了题为《苏联遗传学的展望》的评论文章。文章质问：在苏联，现代遗传学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长期的停滞不前？为什么非要把本来是纯粹自然科学的遗传学打成资产阶级科学不可，使得本来在世界遗传学领域占据制高点的苏联遗传学研究最终落后于西方国家？文章提请全社会注意：答案在于：在苏联学术界，某些人仍然要在“苏联科学”和“世界科学”之间挖出一条鸿沟来，完全拒绝承认其他学派的学术成就，以确保自己在苏联学术界的霸主地位。把李森科问题提交社会，直接向公众为苏联遗传学请命，这在李森科最害怕的。李森科马上组织了反击，斥责《涅瓦》杂志企图抹杀遗传学的阶级性，为反动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翻案。莫斯科市委书记也出面为李森科助威，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苏联遗传学的展望》的作者之一的Z·A·麦德维杰夫。当时的一位听众、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一个部下听说麦德维杰夫并未因此洗手不干，而是把其基地迁到了他的辖区，就马上打电话给自己辖区的所有科研机构，寻找麦德维杰夫这个人。结果还真的在一家家畜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所找到了一个名叫麦德维杰夫的学者。那位官员于是下令，将他找到的麦德维杰夫开除公职。几天之后才弄清楚，他找到的只不过是与反对李森科的麦德维杰夫同名的另一个麦德维杰夫，原来是“错点鸳鸯谱”。

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没能起到多少威慑作用。苏联学术界的一场更大的“反叛”行动正在酝酿之中。1962年5月11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集了一次关于分子生物学的组织会议，随之产生了常设的“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由于会议所通过的要求成立新的研究所和实验室的方案需要政府颁布有关法令，为此，科学院主席团设立了起草法令的专门委员会。经由科学院主席团批准，该委员会各工作分会开始检查科学院所属的各生物学研究机构。以此全面检阅苏联遗传学研究的现状，反思苏联遗传学研究落后的原因，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太岁头上动土”了。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不客气地检查了李森科长期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由瓦维洛夫亲自创建的这个苏联遗传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在瓦维洛夫遇难后落入李森科手中；鸠占鹊巢，李森科把持下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自然不可能恪尽职守，二十多年的宝贵光阴都虚掷在了“米丘林生物学”的迷谷之中。当真正的检验来临时，必然出尽洋相。

第十一章（3）

1962年7月10日，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们众口一词地对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现状和研究水平提出谴责案。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其在苏联舆论界将产生怎样强烈的轰动效应、将把李森科置于一种怎样尴尬的境地，那是不难想像的。从前苏联学者与李森科的抗争，还局限于某一个学派、某一部分人的狭小范畴之内，现在则是由苏联最权威的学术机构领头，几乎整个苏联学术界都起而抗争了。这样一次前所未有的“哗变”，李森科当然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当然不会允许谴责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他的个人力量无法化解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强权又一次走上前台。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拟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对提案进行表决并上报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

但就在谴责案提出的次日，即1962年7月11日，赫鲁晓夫亲自出面表态了。这天，赫鲁晓夫率领大批达官显宦和作家记者前往地处高尔克村的李森科试验场参观，场面极尽铺张。第二天，苏联所有的中央级大报都挤掉了自己的重要新闻，在头版最显要的位置刊登了赫鲁晓夫参观李森科试验场的长篇报道。在同时刊出的新闻图片中，赫鲁晓夫笑容满面地与其他苏联党政领导人站在乳牛场上和大谷垛中间合影，得意洋洋的李森科则站在赫鲁晓夫的身边，充分显示出他与赫鲁晓夫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显示出政治强权仍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的坚定立场。各报还同时刊登了赫鲁晓夫在参观现场发表的重要讲话。赫鲁晓夫强调：

米丘林生物学的成就是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坚持斗争的结果。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和党的财富。这些实际成就有助于创造出丰富的农产品，有助于解决我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李森科及其喽啰既然依旧是国宝，自然是谁也不许碰他们的一个指头。这对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就在这天晚上，即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夜，全体委员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最后一次会议取消，而且就连委员会本身也不复存在了——根据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从即日起解散。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也由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所有委员则听候处置。

紧接着，《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了李森科的“大作”：《农作物遗传性定向变异的理论基础》。在这篇“大作”中，李森科继续鼓吹他的后天获得性遗传的谬论，而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和DND在遗传中的作用，指责苏联遗传学家向世界遗传学学习并迎头赶上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生物学界的回潮。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篇“大作”迅即作出反应，决定：重新设立一个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也是起草法令，规定苏联的所有生物学家必须以李森科为榜样，面向生活，加强生物学同实践的联系，把已经明显趋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苏联生物学重新扭转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康庄大道上来。苏联自然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必须照此办理。从法制上来强化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这堪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同志关怀李森科成长的既定路线的一大发展。

但是，已今非昔比的苏联学术界不肯认输。苏联学术界与政治强权前所未有的全面对抗就此爆发。

第十一章（4）

1963年3月，苏联学术界的最高奖——列宁奖金评选在即。李森科很清楚，尽管有赫鲁晓夫做后盾，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毕竟今非昔比，以他为首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在评奖时独占鳌头了。但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并无动摇之虞，为了显示自己仍然和从前一样强大，李森科又必须确保以他为首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在评奖中独占鳌头。于是，评奖尚在筹备之中，李森科就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攻势。他故伎重演，效法1948年的“八月会议”，在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上破口大骂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号召苏联学术界警惕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在苏联回潮，警惕背离“米丘林生物学”而走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死胡同的危险趋向。借此向反对派进行政治恫吓。

但在分子生物学时代仍然如此放肆地攻击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为学术界增加茶前饭后的笑料而已。李森科的故伎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在1963年度的列宁奖金的众多候选作品中，有两部出自李森科的喽啰之手。一部是关于玉米杂交的，一部是关于小麦新品种的。李森科对这两部著作大加褒奖，但列宁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丝毫不为所动。经过反复游说，李森科仍然没能让评委们信服，许多评委对那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根据惯例，评委们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取舍。李森科喽啰的两部作品都名落孙山。在通常情况下，评选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是最终裁决，投票结果在报苏联部长会议备案后便在列宁诞辰日即4月21日予以公布。但这次却不同寻常。赫鲁晓夫对评选委员会居然淘汰了“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的大作极度震惊，当即布置了反击措施。于是，4月13日这天，风暴突起。有关方面传达了赫鲁晓夫的命令——评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必须立即重新召开会议，重新审议全部候选作品，保证李森科的喽啰的两部作品当选。同时由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人主持这次会议。泰山压顶，但仍有许多评委不服。在重新召开的评审会议上面折廷争，对李森科喽啰的两部候选作品提出强烈批评。但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评委们的发言不是被主持人打断，就是遭到痛斥。无视评委们的抗议，当局最终确定李森科喽啰的作品双双当选。

但赫鲁晓夫的强行干预，并没有能够强化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地位，反而更加暴露了李森科地位的外强中干，更加激化了李森科与苏联学术界的对立。甚至是在政府内部，究竟应如何看待李森科，也产生了分歧。1964年2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苏联农业人民委员沃洛夫钦科就广泛施用化肥、发展农业灌溉系统和全面实行机械化等问题作了大会主题报告。这个要求广泛施用化肥的报告实际上与李森科用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完全取代化学氮肥的主张南辕北辙。这样变着法子与李森科唱反调，在李森科复出后还是第一次。虽然沃洛夫钦科不能不履行官方礼仪，提及李森科对苏联农业和苏联农业科学的所谓“贡献”，但不过是蜻蜓点水。李森科正在大肆宣扬的其他“增产措施”，主题报告则只字不提。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也故意省略了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恶词相向这个在过去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所有这些，无疑是对李森科的大不敬。李森科非常气恼。在他的指使下，喽啰们纷纷粉墨登场，为李森科大唱赞歌。李森科觉得还不过瘾，干脆亲自出马，在公开演说中尽情发泄。一方面对农业人民委员没有在主题报告中充分肯定他的光辉成就表示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大肆宣扬他为提高苏联奶牛乳脂所采用的措施，要求苏联所有的奶牛厂一律采用。

对李森科的满腹委屈，赫鲁晓夫深表理解和同情。为了安抚李森科和遏制反李森科的大潮，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着重表彰了李森科。他称李森科是理想的科学家，向与会者发出号召：“我们大家都应向李森科同志这样的科学家学习。”企图凭借天威扭转乾坤。他谆谆告诫与会者：

李森科同志在实践中表明了他的方法使谷物、牛肉和牛奶得到了丰收。当我还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就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介绍了他的方法。……甚至在那个时候，李森科同志就早已给在这次会议上某些同志的发言所辩论的问题开了一张到期兑现的支票。……采用李森科同志的方法是不会吃亏的。从今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小麦怎样茁壮成长。我可以保证，李森科同志是会给我们一个大丰收的。

赫鲁晓夫之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众为李森科拍了胸脯，谁还能再说什么呢？

第十一章（5）

赫鲁晓夫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去世后，苏联著名雕塑家涅伊兹维斯特内为他设计了一座独具匠心的墓碑：半块黑色大理石和半块白色大理石镶成一个对比鲜明的框架，框架正中的上方是赫鲁晓夫的头像。的确，赫鲁晓夫是一个进步和保守、开明和专横兼具的政治家。和斯大林同志一样，赫鲁晓夫也对知识分子偏见极深，不可避免地常常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在他死后为他设计雕像的涅伊兹维斯特内就曾几度遭到他的当众侮辱。第一次是在1962年12月1日，那天赫鲁晓夫参观在中央展览馆举行的现代艺术展览。他一见到苏联抽象画派画家的作品，便破口大骂。并当即召来负责此次画展的涅伊兹维斯特内，就此展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艺术家之间的一场口角大战。他骂涅伊兹维斯特内是挥霍人民的金钱，制造粪便。涅伊兹维斯特内寸步不让，批评赫鲁晓夫是艺术的门外汉，对美学一无所知。赫鲁晓夫冷冷一笑，就此发表了一席令人拍案叫绝的名言。他傲然宣称：“当我还是一个矿工的时候，我不懂。当我是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时候，我不懂。但今天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党的领袖。因此，今天我非常了解艺术，难道不是这样吗？！”政治强权的骄狂轻薄，在赫鲁晓夫身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大的一场闹剧发生在十多天之后。这天赫鲁晓夫在列宁迎宾馆与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座谈。席间，他借着酒性，对他所隔膜的现代艺术评头品足。讲到激愤之时，就又唾沫四溅地大骂现代艺术，粗鲁地当众斥责涅伊兹维斯特内：

“你的艺术像什么？”他搜肠刮肚地寻找尖刻的比喻，“对。就像你钻进厕所的便桶里，从那里向上张望，恰巧看见上厕所的人的身体的某个部分。这就是你的立场、你的艺术！”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赫鲁晓夫终于如愿以偿，不禁得意洋洋。满座宾客却相顾失色——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出言不逊，如果不是耳闻目睹，叫人如何能够相信！就像《水浒》中的黑李逵，赫鲁晓夫抡着板斧在他完全陌生的文化艺术领域横冲直撞，不知惹下了多少弥天大祸。他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经院出身的知识分子抱有深刻的疑忌，对知识分子力量的增长怀有强烈的恐惧。他对李森科之所以能够一笑泯恩仇而且从此对李森科那么倍加青睐，当然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但不仅仅是出于政治需要——李森科并非经院知识分子出身的特殊身份、李森科所长期对抗的是苏联经院知识分子，这些因素在李森科与赫鲁晓夫的亲密交往中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尽管苏联知识界一边倒，尽管李森科不过是三五个人七八条枪，赫鲁晓夫仍然毫不改变他对李森科的青睐，反抗李森科的苏联知识界领袖在他则是眼中钉肉中刺，常常遭受无妄之灾。最典型的是苏联著名遗传学家杜比宁。杜比宁曾发现遗传因子的可裂变现象，发展了群体遗传学；率先进行辐射引起突变的实验，由此得出宇宙飞行对人体无害的结论，从而为“宇宙遗传学”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和瓦维洛夫一样，杜比宁也是李森科的强硬反对派的中坚人物，但他反李森科的历史甚至比瓦维洛夫反李森科的历史还要悠久——从1932年起，他就与李森科公开对垒。当瓦维洛夫被捕入狱时，他也被李森科扣上了“反动生物学家的代表”的帽子。到了五六十年代，杜比宁在苏联学术界反对李森科的斗争中更是身先士卒，终于遭到赫鲁晓夫的封杀。赫鲁晓夫对杜比宁亲自口诛笔伐，公开声称：“杜比宁是米丘林学派的反对者，他的工作给科学研究和实践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如果他还有点名气，那也只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论著中肆无忌惮地攻击李森科院士。”杜比宁从此被打入冷宫，赫鲁晓夫垮台后他才恢复正常生活。1987年杜比宁八十大寿那天，第二次荣获列宁勋章。

直到在位的最后岁月，赫鲁晓夫仍然坚定地站在李森科一边，而不惜向整个苏联知识界开战。1964年6月，苏联科学院举行院士选举。李森科与苏联学术界一次新的大规模较量由此展开。本来，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有一批院士支持李森科；但从60年代起，这批李森科的支持者都无一例外地背弃了李森科。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残存的几个李森科的支持者，都只是通讯院士。李森科打算大力提携这几个和他“患难与共”的支持者，一方面是对他们的“耿耿忠心”的回报，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进而控制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把生物学部变成农业科学院那样的“米丘林生物学”的坚强堡垒，壮大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的声威。

他的这个设想得到了赫鲁晓夫的赞同。在赫鲁晓夫的倡议下，当局特意给生物学部留了3个正式院士、两个通讯院士的空缺。3个正式院士的候选人中，有2个是李森科的无原则的支持者，1个是在八月会议和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中为李森科充当马前卒的努日金，1个叫赖米斯洛。尤其是努日金，在苏联学术界简直臭名昭著。如果没有政治强权鸣锣开道，为苏联学术界所不齿的这两个人在院士选举中连提名的可能性都没有。选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赖米斯洛在第一轮选举中落选，当局不肯善罢甘休，下令重新选举；第二轮选举赖米斯洛仍然落选；当局还不死心，下令再度重新选举。但是，第三轮选举赖米斯洛依旧榜上无名，当局这才撒手。关于努日金的选举更具戏剧性。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选上了他，但根据惯例，生物学部的选举结果需要得到科学院全体会议的认可。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学部的院士选举结果没有得到科学院全体会议的认可。但这次却是事出意外——苏联科学院其他学部不谋而合地下了决心：联合起来，纠正他们的生物学部的同事们所犯的错误，把李森科喽啰努日金赶出院士行列。于是，在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其他学部的院士们纷纷登台演讲，揭露努日金的种种劣迹。下面是根据会议速记记录整理的发言。

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1921-1989）

第十一章（6）

恩格尔加特：……十年前，我曾投票选举努日金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按照常规，他应当得到晋级。但问题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有意与努日金为难，问题在于努日金有没有与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样的前进步伐呢？……我翻阅了几本主要的遗传学杂志的最近几年的索引，没有哪篇文章提到努日金的名字。很清楚，努日金落后了。如果我们选举努日金为苏联科学院院士，那么科学院所得到的就不是一位能够提高遗传学研究水平、并把它转到当代遗传学发展主流的方向上来的科学家。

萨哈罗夫：……如何评判过去几十年与“反米丘林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如何评判生物学界那些风流人物的所谓哲学研究工作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这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准备表决的院士来说，是一个科学良心问题。……只有和李森科一伙的人才会投票赞成努日金，这些人是要对苏联科学史上不光彩的、痛苦的一页负责的；幸运的是，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萨哈罗夫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热烈鼓掌。李森科则气得完全失去了自持，他从座位嗖地一下站起来，用发抖的声音向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提出抗议：这是诽谤！但是，凯尔迪什没有理睬他的抗议。在对努日金和李森科的谴责声浪中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全部科学院院士，投反对票的就有126人，赞成的仅有22人，反对派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努日金最终也没能逃脱赖米斯洛所遭遇的厄运，被逐出苏联科学院院士行列。至此，李森科在这次院士选举大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尽管有赫鲁晓夫撑腰，李森科利用院士选举纠集残部、在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重建他的个人领地的企图仍然被同仇敌忾的苏联学术界所挫败。李森科同苏联学术界的全面对抗，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李森科还只在国际学术界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现在，依然在政治强权庇护下的李森科，即便在苏联学术界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苏联学术界对李森科的围追堵截，不仅让李森科惶惶不可终日，同时也是对庇护李森科的政治强权的公开藐视，院士选举便是对竭力庇荫李森科的赫鲁晓夫本人的一记耳光。一直对苏联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疑忌心理的赫鲁晓夫更是气急败坏，像被斗牛士的红布所激怒的公牛，赫鲁晓夫恨不能歪着牛角闯进苏联学术界左踢右跳，尽情报复一场，好让苏联学术界知道天威的可怖。盛怒之下的赫鲁晓夫立刻召见了苏联科学院院长，要院长就李森科喽啰的落选作出解释。同时还命令萨哈罗夫院士——苏联的核弹之父、诺贝尔奖金得主、反李森科同盟主将——就他在院士选举中的言行写一份说明情况的备忘录，实际上是要萨哈罗夫自我检讨。岂知萨哈罗夫的骨头之硬和他的智力一样超常。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但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篇声讨李森科的檄文，措辞极其尖锐。这对赫鲁晓夫简直是火上加油。在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厉声指控苏联科学院不服从党的领导，乃至越权干预政治。他声称：人民不需要这样的科学院！在场的米高扬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苏联科学院是彼得大帝创立的，有辉煌的历史。对此赫鲁晓夫充耳不闻。他当场悍然下令：准备解散苏联科学院。但堂堂苏联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科学殿堂。赫鲁晓夫便打算把解散后的苏联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委员会”，其下设立若干个分支性质的专门委员会。他竟然还真的要把他的这一纯粹政治报复性质的“改革”蓝图付诸实施。一个又一个调查科学院工作情况的全权委员会组建起来了，李森科则是这些委员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并直接参加了物理化学和辐射生物学研究所的调查委员会。苏联学术界似乎马上要为追剿反李森科的反叛行为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196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1964年，苏联农业又遭到失败。在某些地区，粮食供应非常困难。苏联农业体制的捉襟见肘和赫鲁晓夫异想天开的严重后果愈来愈无可回避。赫鲁晓夫同意对苏联农业体制进行某些改革，但他并不认为他应当对苏联农业的困境负责，1964年夏末，赫鲁晓夫为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准备的关于改组苏联农业和提高生产水平的政治报告起草完毕，并下发到各科研机构和党的地区委员会传阅。这是赫鲁晓夫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政治报告。即便是在这最后的一份政治报告中，赫鲁晓夫也不肯对反对李森科的苏联学术界网开一面，李森科的反对派在报告中遭到严辞抨击。报告准备好之后，赫鲁晓夫先是出国访问，回来后又按计划去黑海之滨度假。中央全会预定在1964年召开。赫鲁晓夫和他所庇荫的李森科满怀信心地期盼着这次中央全会，期盼着在那份政治报告通过之后，名正言顺地对苏联学术界进行全面的外科手术，进行毫不留情的政治大报复。

在和李森科打交道的经历中，人类显然能得到从其他?教迫害的个案中所能得到的深刻的教益，那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灭公理。公理看似柔弱，但公理实际上是柔而不弱，公理最终会以柔克刚！

——德克萨斯艺术和工业学院教授科恩天有不测风云。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对苏联学术界磨刀霍霍之时，他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1964年10月14日，预定的苏共中央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但这次中央全会的主题却不是什么农业问题，而是赫鲁晓夫想也没有想过的权力交接问题。赫鲁晓夫没能通过这次中央全会把苏联学术界推上柴火堆，他自己却被这次中央全会推上了柴火堆。苏斯洛夫和谢列平等政治局委员早就串通一气，为自己的领袖挖好了陷阱，以埋葬自己的领袖从而最终埋葬赫鲁晓夫有限的改革。经过激烈交锋，孤立无援的赫鲁晓夫终于被自己的部属击败。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正式罢黜，平庸无能的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1906-1982）

第十一章（7）

形势至此急转直下，针对苏联学术界的政治报复计划因为赫鲁晓夫的垮台而胎死腹中，苏联学术界死里逃生，李森科却反而陷于困境。这次李森科真个是百计莫出了——再也不能像斯大林同志去世时那样很快为新主子所收留：一则是因为名声实在太臭，谁也不愿意在新主子面前为他说情；二则是因为新官上任，勃列日涅夫需要笼络人心，也不愿意效法冒失的赫鲁晓夫，为了拯救一个李森科而与整个苏联学术界为敌。李森科从此成了一条真正的丧家野狗。当赫鲁晓夫大权在握时，苏联学术界尚且不惜冒犯天威，对李森科穷追猛打，一旦没有了投鼠忌器之虑，苏联学术界当然更是众志成城。丧家之犬李森科也就不能不孤零零地面对滚滚怒涛了。就在赫鲁晓夫垮台前夜，即1964年10月13日，就已经有人看准时机要拿李森科开刀。那天深夜，苏联最著名的遗传学家之一的拉普普尔特——早在瓦维洛夫时代就因发现有特效的、普遍诱变的物质而享有世界声誉——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他在24小时之内为《农村生活报》写一篇长文，宣传遗传学的成就，并答应给予包括提供速记员在内的一切帮助。和瓦维洛夫、杜比宁一样，拉普普尔特也是苏联学术界反李森科的一员主将，因此早在八月会议上就遭到德米特里也夫等李森科喽啰的围攻，尔后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赫鲁晓夫更是把拉普普尔特称作“僵尸”，下令永远不得起用。拉普普尔特就此被封杀了整整16年。现在突然有人记起了李森科的这位死敌，而且要李森科的这位死敌出面宣传被李森科视若洪水猛兽的遗传学，这一切显然是冲着李森科来的——是为清算李森科作舆论准备。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必然要报。现在，真正的报应终于来临，李森科终于要为他的罪恶历史付出代价！

拉普普尔特的长文于1964年10月21日正式见报，打响了清算李森科的第一枪。遗传学问题、李森科问题随即成了苏联学术界、舆论界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几乎所有报纸——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专业性的和普及性的，竞相征集和发表有关遗传学的文章。其中，以杜汀采夫的报告文学——《不，真理是不可触犯的》最具轰动效应。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苏联一位著名的女遗传学家的成就和遭遇。那位女遗传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既没有职位也没有报酬的条件下，利用多倍体和远缘杂交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马铃薯抗性品种。但正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遗传学家，正因为她在遗传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也因为她的刚直不阿和直言不讳，她遭到了李森科一伙的长期诋毁和迫害。杜汀采夫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李森科为首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不过是一个贪图利禄的小集团，他们为了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排斥一切不合他们口味的但却合乎科学理性的新生事物。他们以米丘林的名义在苏联学术界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刊载这篇报告文学的报纸在苏联一时洛阳纸贵，李森科一伙的劣迹又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拉普普尔特的长文谈的只是遗传学，没有提到李森科，其主要任务是结束遗传学的地下生涯，将遗传学公诸于众，恢复遗传学在苏联的合法地位。杜汀采夫的报告文学则指出了长期扼杀遗传学致使苏联只好将遗传学研究的领先地位拱手让人的罪魁，指出了科学领域的邪教教主是怎样依靠政治蛊惑起家，怎样的自私、伪善，使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蒙受了怎样惨重的灾难。这两篇文章互为呼应，揭开了苏联遗传学论战史上的新的一页。

风云变色，山呼海啸，被压抑太久的地火一朝爆发，便势不可挡。李森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偌大一个苏联，竟找不出一块藏身之地。以学术为敲门砖、以牺牲人性和良知为代价苦苦钻营，到头来仍不免竹篮打水一场空。往日的荣华富贵都成了镜花水月，现在，李森科只能在狂风烈焰包围中咬紧牙关忍受熬煎了。

第十一章（8）

到1964年10月底，莫斯科各家报纸的编辑部都召开了生物学专题会议，制定了开展科学普及尤其是遗传学知识普及的具体方案。遗传学的科学地位终于在苏联完全确立了下来。至此，国家政权对遗传学所展开的长达三十年的全面战争才宣告终结。李森科作为苏联学术界的邪教教主，作为剿杀遗传学的主要战犯，所面临的报应不断升级——不仅是苏联学术界和舆论界，就连当局也加入了讨伐李森科的阵营。10月21日，莫斯科市委的一个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宣传会议上指斥李森科为伪科学家。在当局的支持下，10月2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讨论了改进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对李森科采取行政措施，把他所盘踞的遗传学研究所交还遗传学，从而结束鸠占鹊巢的反常局面。

1964年11月16日，配合学术界反李森科的大潮，苏联当局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这天，苏共中央再次召开全会，全会解除了一贯大力支持李森科的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农业组负责人波里亚科夫的职务，从而完全挖掉了李森科的政治墙脚。为政治强权效尽犬马之劳的李森科，终于被政治强权所遗弃，被政治强权活活推进了火葬场。政治强权的翻脸无情，同样是变色龙的李森科现在亲身领教，在他真是痛彻骨髓。1965年1月23日，苏联著名的《文学报》发表了《科学不盲目接受任何东西》的长篇报道。长篇报道的作者曾到李森科的试验农场（畜牧场）采访，采访结果对李森科来说是雪上加霜。那位记者强烈要求政府清查李森科在畜牧场的种种黑幕。政府马上作出回应。仅仅过了几天，便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联合组成了一个检查团，检查团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森科在科学试验中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并在考察报告中详尽列举了经过李森科精心窜改的数据资料。以这份考察报告为依据，有关部门在一致同意的决议中指出，李森科的试验是不可信的，李森科所推荐的农业技术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此，此前就那些农业技术所作出的有关决议、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所颁布的有关法令一律作废。从此，李森科不单是在学术领域江河日下，在实际生产领域也失去了影响力。苏联农业开始走出李森科的阴影，不再是李森科的个人试验场。

对李森科的决定性打击是1965年2月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年会。这次年会是苏联科学精英的一次大会师，同时也是李森科反对派的一次大会师。年会主题便是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对苏联学术界从前的掌门人李森科进行公审。所有反对李森科的科学院院士都是法官。李森科为政治强权充当鹰犬残害自己的同类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叛卖勾当，所有的法官都记忆犹新。在张牙舞爪三十年之后，李森科终于不能不面对自己的那些罪恶历史。他一直相信，只要博得政治强权的青睐，只要有政治强权的庇护，无论他怎样为非作歹，谁也拿他莫可奈何——普天之下，有什么力量能够与政治强权抗衡呢？的确，在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代中，政治强权始终是无坚不摧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李森科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政治晴雨表是最变幻莫测的。本来是学者出身的他，本来是社会良心的他，尚且要卖友求荣、助桀为虐；纯粹以现实利益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政治强权，当然更不会讲什么信用什么道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在政治强权来说实在是平常之至。因此，昨天可以是他的爹娘的政治强权，甚至是比爹娘还亲的政治强权，今天出于现实需要完全可能像他出卖自己的同类那样出卖他，完全可能转眼之间就变成最危险的敌人。政治强权的反叛者虽然往往在政治强权的扼制下备受磨难，但他们就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强大的人格力量不仅会使他们赢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而且就连政治强权实际上也对他们深怀敬畏之心，他们是英雄、是烈士。但政治强权的鹰犬一旦被政治强权所出卖，他们就只能是身败名裂了。政治强权要鞭笞他们以取媚公众，昨天还对他们敢怒不敢言的公众，这时不但不会对他们所遭受的鞭笞有什么同情，而且会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有仇的报仇，有恨的雪恨。被出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凯尔迪什政治强权的鹰犬，这时便里外不是人了。李森科现在所遭遇的便是这种情况。对遗传学长达三十年的残酷战争，对苏联最优秀的遗传学家的血腥迫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出来承担罪责。因为政治强权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那些滔天之罪的主凶。换句话说，当局需要抛出一个鹰犬作替罪羊。在过去三十年中为剿杀遗传学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森科，双手沾满了自己的同类的鲜血的李森科，因而为苏联学术界所深恶痛绝的李森科，自然是这种替罪羊的最佳人选。这是李森科落难的最深层的因素。被政治强权出卖的科学叛徒李森科，必然遭到来自政治强权和学术界的双重鄙视、双重清算。李森科当然不服，他觉得冤枉——发生在苏联学术界的所有悲剧的责任，怎么能推到他一人身上！他其实不过是认真执行了党的决定。但这时他的满腹冤屈已经哭诉无门了。1965年2月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年会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对他作出了实际上是终审性质的判决。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在年会上就李森科问题发表了最具权威性的演说，他怒斥李森科是祖国生物学的敌人，是迫害持不同见解的科学家的专制魔王。他的这个演说的提要在《真理报》上登了出来。另一份半官方的刊物则更泼辣——对凯尔迪什的演讲稿全文照收。下面这段锋芒毕露的演说辞因此广为人知：

一部苏联生物学变迁史，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一部分学者的专横行为。他们以李森科院士为首，公然否定生物科学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常常把自己的那些与现代科学理论和实验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这种将错误观点强加于人的最典型的事例，便是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的八月会议……在八月会议之后的十多年中，李森科院士变本加厉地迫害其他学派……今天，李森科院士在苏联学术界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第十一章（9）

凯尔迪什的演讲一锤定音。最后表决时，院士们的手如同森林般地举了起来。解除李森科职务的提案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获得通过。李森科滚蛋了！邪教统治苏联生物学界的黑暗历史至此终结了！

对李森科的覆灭，期待已久的国际学术界拍手称快。英国遗传学家、瓦维洛夫的知交达灵顿公开发表文章说：“苏联科学院通告世界，苏联的遗传学家将回到国际学术界这个大家庭中来，汇入现代科学的洪流中来。多好的消息！这些通告本身说明苏联的科学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国科学史家、德克萨斯艺术和工业学院教授科恩同意达林顿的判断。他向他的苏联同行们祝贺好时光的来临，并用下列文字结束他的文章：

在和李森科打交道的经历中，人类显然能得到从其他宗教迫害的个案中所能得到的深刻的教益，那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灭公理。公理看似柔弱，但公理实际上是柔而不弱，公理最终会以柔克刚！

李森科的覆灭确实是宣告了苏联生物学的新时代的来临。从1965年起，苏联开始了蔚为壮观的生物学革命。这场生物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用真正的科学——现代遗传学取代伪科学“米丘林生物学”。生物学革命的第一步则是为现代遗传学的开山鼻祖孟德尔平反昭雪。这年恰逢孟德尔诞辰100周年。把孟德尔当作科学撒旦油炸炮轰了整整三十多年的苏联，终于在全世界面前认错，当局派出了一个高规格的、比任何外国代表团人数都多的代表团，前往孟德尔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市参加孟德尔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苏联科学院也为孟德尔100周年诞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用中国首席遗传学家谈家祯先生的话来说，苏方的这些举动是“表明苏联将纠正过去的错误方向，重返国际学术界，致力于真正的遗传科学的发展”。苏联当局的这种转变是真诚的，但仍不免闹了个大笑话——派往布尔诺的苏联代表团，领头两位一个是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为捍卫孟德尔学说而受难几十年的著名遗传学家杜比宁院士；领头的另一个却是和李森科并肩剿杀孟德尔遗传学、同谋迫害瓦维洛夫的打手齐钦院士。捍卫孟德尔的杜比宁和反对孟德尔的齐钦在布尔诺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并肩而坐，双双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授予的大孟德尔奖章。这真是对孟德尔的一个莫大讽刺。

孟德尔恢复了名誉，孟德尔所代表的现代遗传学随之在苏联学术界大规模登陆。不仅是生物学研究机构，生物学教育也开始全面回归孟德尔。有关部门根据现代遗传学理论制定了新的普通生物学教学大纲，编写了新的中等学校生物学教科书，修订了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所和大学物理系的课程设置。影响了几代苏联生物学家的“米丘林生物学”，在神圣的科学殿堂中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苏联生物学研究体系和生物学教育体系趋向完备。

生物学革命必然要求相应的行政措施。

第十一章（10）

1948年八月会议之后，为了贯彻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的原则，苏联学术界的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向李森科的同党敞开了大门。现在，李森科垮了台，形形色色的小“李森科”却仍然独霸一方。作为李森科的近卫军，他们对现代遗传学抱有强烈的敌意，因而构成生物学革命的阻力。为此，从1965年起，在苏联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撤销了一批最顽固的李森科同党的研究所所长职务，但还是保留了他们在实验室和部分研究室的领导职务。李森科长期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宣告解散，另行组建普通遗传学研究所。李森科的舆论阵地《农业生物学》杂志停刊，另行创办《遗传学》月刊。其他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杂志的编辑部也都大换血。同时进行人事调整的还有科学学位授予委员会，李森科的同党不得不让位于真正的遗传学家，学位授予标准相应地作了全面修改，一批原来因为纯粹的政治原因而未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这时终于戴上了博士桂冠。苏联生物学界的李森科近卫军尽作鸟兽散，生物学革命有如浩荡长风，荡涤着沉积几十年的污泥浊水，逐渐恢复了科学殿堂本来的清洁和庄严神圣。

李森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前位极人臣、在苏联呼风唤雨的李森科，现在只能在自己的庭院中，在落花流水中，在无边的孤寂之中，回忆他昨日的辉煌了。在形式上他并没有失去一切——他再没有任何显赫的官职，但他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他的院士称号，根据苏联法律，他是终身享有的。但他在形式上的这些拥有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谁还会把他的那些头衔当回事呢？无论他还拥有什么样的头衔，他的科学叛徒的真相，他的骗子真相，总而言之，是他的小丑真相，他的恶魔真相，已经举世公认了。他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出卖科学、出卖良心和人性而成为人上人，但最终，他却非但没能作成人上人，反而连作人的资格也丧失了——不把人当人的人，是不可能指望人把他当作人的！这对李森科来说，该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刑罚啊！毕竟，这个世界还是属于人的，是人的世界；一个不被当作人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混迹呢？更何况，李森科并非匹夫之流，而是学者出身，他的学者出身使他分外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但是，分外看重人格尊严的他，却因为失落了人的灵魂而丧失了人格尊严，没有了人的灵魂，没有了人格尊严，他纵然是学者出身，纵然还拥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院士头衔，也仍旧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法律对他网开一面，但良心和理性的法庭却没有宽恕他，良心和理性的法庭在精神上处他以死刑！他被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无论是斯大林同志，还是赫鲁晓夫，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力量，也无法解救他。他名字从此就和犹大这个名词一样，永远成了背叛、卑鄙、无耻的同义词！昔日的辉煌已遥不可及，遥不可及的辉煌无从掩盖今天的惨淡。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曾经那么精神抖擞的李森科，现在迅速地衰老了。

但是，李森科不甘心，他还要挣扎。苏联《十月》杂志在批判李森科的大潮中琵琶反弹，先是发表了李森科盟友、哲学家普拉托诺夫的文章，紧接着又发表了为李森科鸣冤叫屈的另一篇万言书。这些文章的作者再也无法否认现代遗传学的重要意义，再也不敢确认李森科对现代遗传学长达三十年的残酷迫害是正义的。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捍卫“特·杰·李森科所作出的无疑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平等的李森科帮派，现在也要为平等而斗争了，反复强调李森科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与现代遗传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因而应该受到同等的待遇。但这些“大作”在苏联舆论界没有激起一点波澜——谁也不理会它们。孤苦伶仃的李森科帮派只好转而向“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呼吁，长期迫害瓦维洛夫的好友、著名学者科斯托夫的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托多尔·帕夫洛夫马上响应。当时保加利亚的政治气候甚至比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还要严酷，因而帕夫洛夫比苏联的李森科帮派走得还要远。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达尔文学说和遗传学的辩证统一》。在这本小册子中，帕夫洛夫从“党性立场”而不是从理性的立场向李森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借助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辞典，援引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语录，论证李森科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不仅从生物学角度，而且从达尔文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对李森科的清算因此背离了正确方向。他据此对全面清算李森科的苏联学术界进行了严词谴责。但仅仅一个帕夫洛夫，在国际学术界微不足道的帕夫洛夫，当然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力。他的微弱的声音很快就被国际学术界对李森科的轻蔑的嘲笑所淹没。

在轻蔑的嘲笑中，李森科走完了他人生之旅的?后一段、实际上也最艰难的一段。1976年，苏联科学院科学实验研究基地实验室主任李森科终于遗恨绵绵地走向了另外一重世界。他的棺材停放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大厅里，供他的喽啰们前往吊唁。那些喽啰自然要在悼词中对自己的导师大加吹捧，说死者对苏联科学乃至世界科学作出了多么多么伟大的贡献。但公众对此完全不予理会。在公众眼里，这不过是“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上演的最后一出闹剧而已。

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从此销声匿迹。

第十一章（11）

。伴随着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的覆灭和苏联生物学向孟德尔的全面回归，李森科的头号天敌、孟德尔在苏联的传人和殉难者瓦维洛夫再度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李森科垮台的当年即1965年，苏联生物学界已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瓦维洛夫之春”运动。这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生物学家聚集在鲜花盛开的科学院植物园中，召开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协会成立大会。当列宁格勒代表列别杰夫提议以瓦维洛夫院士的名字为协会命名时，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别杰夫的提议以全票通过并得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批准。7月8 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第476号决议：“鉴于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生平和活动有关的著作和材料对于发展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兹决定：在普通生物学部设置保存和研究瓦维洛夫历史的瓦维洛夫科学遗产委员会。”连苏联作家协会都设立了瓦维洛夫纪念委员会。报刊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电视节目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导演和编剧们在筹备拍摄以瓦维洛夫为主人公的电影片。甚至是瓦维洛夫的敌人，这时也纷纷装扮成瓦维洛夫的朋友，对瓦维洛夫大唱赞歌。和李森科并肩剿杀瓦维洛夫的御用学者齐钦，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歌颂瓦维洛夫的伟大。向当局告密的著名犹大教授什雷科夫，也公开宣称自己是永志不忘瓦维洛夫的瓦维洛夫最忠实的学生。李森科当然是没有可能扮演瓦维洛夫的朋友了，但他也还是想方设法“改善”他与瓦维洛夫的关系。他毫不为难地断言：“我始终认为瓦维洛夫院士是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学者”。至于他对瓦维洛夫的残酷迫害，他解释说：他与瓦维洛夫之间的争执是纯学术性质的，他从来也未曾逾越学术规范，从来都只是要通过纯学术性质的讨论，来“弄清生物科学领域中的真理”。 他们竭力要让世人忘掉他们的罪行，似乎他们从来不曾出卖过谁，从来不曾压迫过谁，似乎瓦维洛夫的遇难和苏联遗传学的几度毁灭，与他们毫无联系。他们渴望恢复他们的人的形象，渴望回到人的世界。但是，他们的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人兽之间永远是悬若天壤，他们已经被永远从人的世界放逐了出去，永远只能在精神的苦海中无望地漂泊。

1967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苏联科学院特使在萨拉托夫的墓群中找到了掩埋瓦维洛夫遗骸的大致方位。至此，瓦维洛夫已经在荒冢中日晒雨淋了整整二十五年。又过了三年，即1970年9月25日，在萨拉托夫的沃兹涅先斯基墓地里，举行了由于饥饿死于萨拉托夫监狱的生物学家尼·瓦维洛夫院士纪念像的揭幕仪式。他的带有金属标牌的尸体当年被扔在一个公共埋尸坑里，所以已经不可能搜寻到。设立纪念碑的倡议出自尼·瓦维洛夫的儿子尤里，资金则出自瓦维洛夫的学生、助手、生前好友和其他苏联生物学家。纪念碑安放在墓地的入口处，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纪念碑并列在一起。苏联科学院、全苏农业科学院、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了揭幕仪式。那块雕有瓦维洛夫头像的灰色花岗石，既是瓦维洛夫的纪念碑，也是李森科等苏联生物学恶神的耻辱柱，同时更是摧残科学的政治强权的耻辱柱！它昭示着后人这样一段至理，这段至理出自瓦维洛夫1923年编辑出版的一本著作：《科学的发现、目的和意义》：

如果科学研究追求的目的是物质利益，那它们会具有利己主义色彩……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权力，那它们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危险并导致学术上的野蛮行为！

殷鉴不远，可惜，历史的教益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十一章（12）

主要参考文献1《瓦维洛夫案件》，〔前苏联〕马克·波波夫斯基著，闻一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2《李森科浮沉史》，〔前苏联〕ZA麦德维杰夫著，王济培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3《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前苏联〕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4王家福：《赫鲁晓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李佩珊等编：《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苏联的科学》，〔前苏联〕ZA麦德维杰夫著，刘祖慰等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周寄中：《科学殿堂里的共同体》，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童第周：《生物科学与哲学》，重庆出版社1980年版。

9《遗传学史》，〔德〕亨利·斯多倍著，赵寿元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10《米丘林遗传学基本原理》，四川大学生物系遗传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

11《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

12《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传记》，〔前东德〕W普勒塞等著，燕宏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3《摩尔根传》，〔美〕伊恩·西尔维亚·罗贝尔著，庚镇城译，真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4微言著：《科学与信仰》。

15《人民日报》1949年—1959年。

16《光明日报》1950年—1959年。

17《文汇报》1950年—1959年。

18《新华月报》1949—1959年。

19《观察》杂志第六卷。

20《翻译》月刊1949年第1期。

21《学习》杂志1949年第1期。

22《中苏友好》创刊号。

23《新华日报》1950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