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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目录

- 作者新版说明

- 刘再复序：历史悲歌歌一曲

- 引子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2）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3）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4）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5）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6）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7）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8）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9）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0）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1）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2）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3）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4）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5）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6）

- 第二章 阿垅受挫（1）

- 第二章 阿垅受挫（2）

- 第二章 阿垅受挫（3）

- 第二章 阿垅受挫（4）

- 第二章 阿垅受挫（5）

- 第二章 阿垅受挫（6）

- 第二章 阿垅受挫（7）

- 第二章 阿垅受挫（8）

- 第二章 阿垅受挫（9）

- 第二章 阿垅受挫（10）

- 第二章 阿垅受挫（11）

- 第二章 阿垅受挫（12）

- 第二章 阿垅受挫（13）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1）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2）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3）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4）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5）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6）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7）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8）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9）

-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10）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2）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3）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4）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5）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6）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7）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8）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9）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0）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1）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2）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3）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4）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5）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6）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7）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8）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9）

内容简介

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胡风在19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1949年后 ，他对革命文学依旧关注且充满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建设，写出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由于胡风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当时的文艺理论基调，胡风及其支持者和以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升级为政治批判。

20世纪80年代，胡风问题经历了三次平反：1980年撤销“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

本书作者历20年之功，采访了胡风集团的众多当事人：路翎、鲁藜、曾卓、罗洛、梅志、王戎、耿庸、贾植芳、何满子、绿原等等，以史实为依托，并根据不断发现的史料，对引文、特别是上层往来批示与通信作了适当调整，以期更为准确地勾画历史原貌。

目录

目 录

作者新版说明1

刘再复序：历史悲歌歌一曲3

引 子1

第一章怀仁堂里的胡风1

第二章阿垅受挫23

第三章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38

第四章风起风落几度凉秋50

第五章舒芜反戈一击70

第六章三十万言上书中央94

第七章“我们必须战斗”112

第八章山雨欲来风满楼132

第九章在被捕的日子里157

第十章风暴袭来之后182

第十一章1957年——一个怪圈207

第十二章狱中229

第十三章受难的妻子们248

第十四章受株连的人们261

第十五章十年“文革”——又一个怪圈276

第十六章劫后重逢297

第十七章一段历史的终结316

尾 声三年之后337

初版后记340

附 录

一棵结出苦果的怪树 345

1955年的禁书 355

风雨中的雕像 361

在冬天：怀念梅志 380

曾卓：“悬崖边的树”，寂寞而倔强 384

灵魂在飞翔 386

解冻时节 391

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 400

绝响谁听？ 405

何满子：自龙门走来 414

作者新版说明

作者新版说明

拙著初次以《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为题，发表于1988年的《百花洲》杂志，198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同年，相继在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繁体字版本。1996年，东京岩波书店分上下两册出版日文版。1998年，复以《文坛悲歌》为题列入《李辉文集》出版。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以《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再版，并根据当事人和读者的指正和建议，我对部分史实作了修订和补充，另外根据初版后新披露的史料，对引文、特别是上层往来批示与通信作了适当调整，以期更为准确地勾画历史原貌。

近些年来，关于胡风以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已出版多种，它们在史实提供、理论分析、历史思考诸方面，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和研究，其准确性和深度远非拙著所能企及。我为这一历史发展、为自己能够成为众多历史叙说者中的一员感到高兴。

自首次发表《文坛悲歌》，倏忽已过二十年，一切都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变化。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些年里，我所采访过的、描写过的几位“胡风分子”－－这些在苦难中磨砺的前辈，相继辞世，我不会忘记他们在我写作此书过程中的帮助，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路翎、鲁藜、曾卓、罗洛、梅志、王戎、耿庸、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他们走了，永远走了，在另一个世界里，和他们所敬重的胡风，和先于他们辞世的友人相聚。希望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借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拙著新版之际，谨将这些年所写怀念他们的文章附录书后，作为补充，以求历史叙述的完整性。

二十一年前完成本书写作时，我刚刚三十出头，如今却已过知天命之年。说是“知天命”，仅仅是一种奢望，其实，尽管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回忆和解说已经相当丰富，但仍很难说今人对当年发生的一切都尽然了解。那段历史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对未来的影响，恐怕远没到描述清晰和完整的程度。至于对历史的解读和思考，更是有着许多新的角度和层面，需要发掘和深入。在这一意义上说，拙著的修订再版，如同当年发表一样，仍是抛砖引玉，期待着更多的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加入到历史叙说的行列。

历史终有不再让人困惑的那一天。

希望如此。

但愿如此。

李 辉

定稿于2009年11月1日，北京飘雪中

刘再复序：历史悲歌歌一曲

刘再复序：历史悲歌歌一曲

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它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

80年代，胡风问题经历了三次平反：1980年撤销“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 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像当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但是胡风的一切，对于知识分子毕竟是很重要的，对胡风进行理性重评，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波澜。80年代中，有的知识分子，早已想到自己的良知责任，例如巴金所写的《怀念胡风》，就襟怀坦白地承认自己良知上欠了胡风的债，他写怀念的文章，是为了还债而写的。这种文章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它仍然具有道义力量面对自己良知上的缺陷，并有道义力量来弥补这种缺陷。可惜的是，却有真正欠了债的“战士”，并没有打算还账，而且觉得他们永远正确，无可忏悔。当然，从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是震惊，而是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胡风的问题会变得那么尖锐，那么“你死我活”?为什么一个作家对文艺问题坦率地发表些意见会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冤狱?三四十年来，不说别的，仅仅胡风问题，不知道耗费掉我们民族多少精神能量，也不知道耗费了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多少精神能量!经历过内耗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两代人，常常感到心灵上疲倦，不就是精神能量几乎被耗尽了吗?除了无谓的精神浪费之外，对胡风的错误处理，还深刻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使这种品格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危机。胡风问题在法律上解放了，但受到胡风问题震惊的心灵并不是一下子能够随之解放的，我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也不是立即能够恢复它的光辉和活力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病态心理自然也不是可以立即治愈的。我们可以尽可能不回头看，但历史既然付出重大代价并造成精神创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索回代价，治好创伤，以使我们的心灵安静一些，健康一些。

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做的正是这种工作。李辉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正直的年轻学者，他虽然在报刊编辑部工作，但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现代文学研究。1985年和陈思和同志合作的《巴金论稿》问世，我就钦佩他的精神。从对巴金的理解中，就可以见到他的思想与心灵。后来，他又写出了《浪迹天涯－－萧乾传》，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没有想到，他在繁忙的报刊编辑工作之余，能独立完成这么一部材料丰富翔实、思想庄重的纪实作品，从从容容地把牵动社会心灵的一大历史事件描述得这么明晰。这与其说是驾驭历史的能力，不如说是履行历史责任的正义感。可见，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并不缺少优秀的儿女，有这些儿女在，大地是不会沉沦的。说历史是公正的，她的公正，还得由她的正直的儿女来体现；说历史大厦是雄伟的，他的雄伟，毕竟需要人的脊梁来支撑；否则，历史就会是朦胧的，大厦就会是倾斜的。

我翻阅了这部书稿后，心情一直沉重。尽管我与胡风毫无瓜葛。胡风在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追随鲁迅(他对鲁迅的追随又是非常自觉的)。他作为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最早发现机械决定论将导致革命文学走入死胡同。照理，他走入新社会后是会很愉快的，但是他却遭到空前的痛苦。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太认真、太执着、太热切了。他对革命文学总是那么关注，那么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竟然写出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且不说内容如何，能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而且是充满着建设性的意见，这要花费多少心思呵。既有敏锐的“革命文学”危机感，又有切实的建设革命文学的责任感，这是多么可贵呵。但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却使他遭到不幸。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无论是从知、还是从情、还是从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辉。从“知”上说，他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的问题，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与某些闹腾了一辈子文学而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文学理论家”相比，实在是高明很多。从“情”来看，他确信，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命题，包含着最深挚的爱和同情。从“意”来讲，他的坚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正是一种意志力量所激发的韧性精神。他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理构成显得比我们正常、健康、成熟。我们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倒是需要从胡风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中得到某种启发的。但恰恰是这种心态和性格，反而难以生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能通过胡风命运的思考，使我们减少一点蒙昧和幼稚，能使我们更自觉地创造一种尊重人和尊重创造性心灵的环境，我们也许会取回一定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正是提供我们思考的一部很好的历史见证录。

记得布哈林在最后的遗嘱中对他的夫人说过这样的话：“阿纽达，你不要过于悲伤，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是胜利。”真理的胜利是否是一种必然，还当讨论，但是，说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却是很正确很深刻的。历史的错误令人遗憾，但是，敢于面对历史的错误却令人欣慰，我感谢一切敢于面对历史错误的人们，包括著写这份历史报告的作者。

1988年岁末

引子

引 子

一

李辉：

一支微弱的笔，难以记录下历史的风云变幻。

但永远有人在拿着笔，在记录着。

人创造着历史，历史也创造着人。

给历史造碑的，是人。

给人造碑的，是历史。

（1987年岁末）

二

黄宗羲：

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使为海若者，沃然自喜，曰：“咨尔诸水，寻源而来，不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之殊乎？不可谓尽吾之族类也，盍各返尔故处？”如是则不待尾闾之浅，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今之好同恶异者，何以异是？

（《明儒学案》序，1669年-1676年）

三

马克思：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

四

毛泽东：

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1955年5月）

五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

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

六

中共中央：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1980年9月29日）

七

赫尔岑：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转引自《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

一

静。寒冷中的静，更衬出威严。

静得出奇。寒冷似乎凝固了古都北平的一切。没有了喧闹的市声，没有了风的呼号，连本来可能发出轰鸣的炮声，也全凝固在一月的寒冷中。

一夜之间，曾经剑拔弩张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顿时偃旗息鼓，开出了古城。北平显得空荡，静，似乎是永恒的了。

第二天，1949年2月1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头版通栏标题赫然醒目：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头条消息报道－－

肩题：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

主题：北平宣告完全解放

副题：国民党军已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在石家庄出版的这张《人民日报》，仍然袭用中华民国的年号：中华民国38年2月2日。不久，在大陆这就将成为历史。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启示：自3月15日起，《人民日报》迁移北平市出版；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朱德、毛泽东进驻中南海……

随后，各条战线、不同类型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在北平相继召开，学联、青联、妇联、工会……应运而生。

共和国在筹建中。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3月2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的新闻。消息告诉人们：全会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

从以农村包围城市，到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是两个时代的交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要转折。

“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2）

一段有力的结尾。谁也不能怀疑胜利者的乐观，谁也无法否定已经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谁都会充满着信心、充满着豪情，等待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高潮!

就在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最下方，一长横条窄窄的消息，与上面七届二中全会的消息、与全国妇代大会隆重开幕的消息相比，是那么不起眼，好像热闹的都市里一条僻静的小巷。可以想象，当年，人们捧着这张报纸时，完全可能将它只是扫上一眼，甚或忽略掉。可是，对于中国文艺界，这条小巷却胜似往日盛大聚会的广场。

“重建全国文艺组织”。

消息报道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近日在北平成立。

【本报讯】为适应全国革命形势与革命任务的需要，团结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建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京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特于22日在北京饭店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场推选筹委会，并于24日举行第一次筹委会议。当选筹委为：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郑振铎、叶圣陶、周扬、萧三、沙可夫、丁玲、曹靖华、曹禺、徐悲鸿、柳亚子、俞平伯、胡风、贺绿汀、程砚秋、李广田、叶浅予、赵树理、柯仲平、吕骥、古元、袁牧之、艾青、欧阳山、荒煤、李伯钊、马彦祥、宋之的、刘白羽、盛家伦等三十七人，并选举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关于代表大会代表产生问题，会上决定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原五大解放区文协理事及中华全国文协总会及各分会理监事为代表大会当然代表，此外由筹委会酌情邀请若干文艺界人士参加代表大会。

三个多月后，7月2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他们走来了。几百位代表来自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他们风尘仆仆，一起参加新的时代文坛的第一次大规模会议。

然而，在各自的内心世界里，步入怀仁堂大厅时，其实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这些代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来自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一部分，来自过去以上海、重庆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区。虽然，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进行着同样神圣的工作，只不过所在的区域不同，感情表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就是这样的不同，决定了此刻他们心理上或显著、或微妙的差别。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3）

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家们，领略过战争的壮观。他们的笔触，饱蘸着延河的水，他们描绘的人生画卷上，都衬着延安的骄傲。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者，是和士兵们一道打下江山的文化人，未来的文艺，必然是他们走过的道路的延续。说他们是未来中国文艺的主人，是未来文坛的主宰，此刻是谁也不能怀疑也不可怀疑的事，天经地义，顺理成章。

他们骄傲，他们自豪。他们完全有更多的理由高昂着头，带着解放者的微笑，步入文代会的会场。

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家们，尽管怀着同样的喜悦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但面对着人民解放军对旧制度的武器的批判，他们真诚地感受到文艺的微弱，感受到手中的笔那么苍白无力；面对着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家，他们真诚地感到惭愧，真诚地羡慕喝过延河水的光荣。重庆的雾，上海的阁楼，南京的城垣和延安的窑洞相比，显得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被解放者”，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这是他们心中隐隐作痛的惭愧。

当年参加过这次文代会的话剧界代表凤子，40年后回忆说：当年，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我们矮人三分。我们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需要重新学习。

巴金来自国统区，尽管他的小说在国统区、在解放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可是他真诚地写出大会发言：《我是来学习的》。

……

骄傲也好，惭愧也好；真诚也好，勉强也好，曾经心存芥蒂的人们，今天都迈着同样的步履，走进怀仁堂。

二

主席台后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前端上方中央，挂着第一次文代会会徽。会徽由毛泽东、鲁迅的侧影像和六面红旗构成。

40余幅锦旗，并排挂在台上，这些锦旗是各系统、各部队向文代会赠送的，上面赫然绣着一句句祝辞：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为人民服务”；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4）

主席台两侧的墙壁上，嵌有两块洁白的浮雕。一块上面塑着四个解放军战士前进的姿势；一块上面塑着工农兵结为一体的图形。

会场后面中央，置放着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

主席台上，端坐着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李济深、沈钧儒、彭泽民、蔡廷锴等，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等方面向文艺家的盛会表示祝贺。

郭沫若站到了麦克风前面，他是本届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总主席。郭沫若精瘦的身躯，充溢着比五四时代时还要豪放的激情，他的眼神里，飘着彩虹般美丽的未来，胸中似乎有着永远也倾泻不尽的兴奋和高歌。

唱起来了，与会的每一个人引吭高歌。

他们唱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首普通农民的歌，今天，从文艺家的口中飞出。在他们此刻的心境里，这首简单又简单的歌，单调又单调的旋律，一定比所有音乐精品还要伟大，还要美妙动听。和这首农民的歌相比，他们的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画，顿时黯然失色。

他们无限敬佩无限崇拜伟大的救星－－毛泽东。《东方红》的旋律，早已替代《国际歌》的旋律，在他们的心中久久萦绕。

主席台上，并列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当时的报纸上，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伟大，足以使任何人钦佩、崇拜。他们深深知道，没有他，就没有历史今天的转折，更不会有这次空前的文艺界盛会。

无可指摘的崇拜，理所当然的崇拜。

《东方红》的歌声，激荡在怀仁堂，激荡在中南海。

胡风以他的高亢的声音歌唱着。

和其他人一样，胡风对毛泽东充满敬意，他由衷地崇拜这位中国革命的伟人。在现在，在以后的一些年里，他几乎总是以他那带点偏执的真诚，崇拜着毛泽东。

被人常常贬为有“领袖欲”的他，倒是如一名普通的士兵，一名普通的农民，天真、纯朴，将毛泽东视为自己的领袖，用倾吐不尽的诗情高唱赞歌。即使后来身陷囹圄时，他依然以特殊的语言方式，表达着对毛泽东的热爱和敬仰。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5）

此刻，高唱着《东方红》，胡风更是对毛泽东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然而，胡风此时的心情，绝不会如此单一，在几百名代表中，他的心态，也许要算最为特殊的一位。

自三月份当选为一次文代会的筹委之后，胡风被选为创刊的《文艺报》三位编委之一，另外两位是茅盾、厂民（严辰）。他还被列入一次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他在大会期间，任诗歌组委员兼负责人，另一位是艾青，委员有十二人：李广田、柳亚子、柯仲平、俞平伯、田间、冯乃超、何其芳、臧克家、冯至等。

在《人民日报》上，他的名字屡屡出现：4月9日，他和文化界名人共同发表宣言，响应世界拥护和平大会；4月24日，他和茅盾、周建人、叶圣陶、臧克家等分别发表文章，拥护毛泽东、朱德发出的进军命令；5月4日，他和茅盾、杨振声、叶圣陶等分别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年；6月5日，他和艾青、郭沫若、田汉、冯至等定于翌日参加普希金诞辰纪念会；同一天，他的叙述自己奔赴解放区的文章《第一片土》开始连载；6月27日，他和筹委会成员一同前往车站，欢迎前来参加文代会的南方第二代表团……

在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中，胡风和许多过去的朋友重逢。他们中间，或是多年好友，或是经他介绍而走上文坛的诗人。面对着历史，面对着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他也完全可以骄傲，在中国左翼文艺的宝库里，有他的播种和收获，有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他的才华，他的能力，在人们的记忆里，在一部部作品、一本本刊物里，应该闪耀不灭的光辉。

在同一会场里，胡风还有最为密切的友人，他们后来在1955年都曾蒙受冤屈。他们是：平津代表第一团的鲁藜；华中代表团的绿原；华东代表团的雪苇；南方代表第一团的彭燕郊、吕荧；南方代表第二团的路翎、梅林。

他们和胡风重逢在北平。他们在怀仁堂同一屋顶下，一起高唱《东方红》，一起分享着快乐。

胡风是快乐的。

然而，胡风也是忧郁的。

不。忧郁是带有女性色彩的感伤，是面向大海时，一叶扁舟的叹息。胡风不是。他唱惯了豪情一如瀑布般倾泻的战歌，像他这样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理论家，像他这样带有楚人耿直禀性的人，忧郁是会被唾弃的。

他也不是带有忏悔意识的自卑。自卑感，不属于他。虽然，他也来自国统区，虽然，和许多文艺家一样，他没有喝过延河水，住过延安窑洞，但他，不会为此而感到自卑。他充满着自信、自豪，他不贬低自己业已走过的道路，他为自己的奋斗、为自己在文艺上的成就自豪。

但是，他有他人所没有的苦恼，他有他人所没有的历史和现实的矛盾。这苦恼，这矛盾，会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情感上、心理上的网，将他紧紧裹住，使他冲动，使他敏感，使他随时可能做出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6）

三

胡风和周扬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结下矛盾，是人们熟知的事实。

1933年，胡风在日本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被警方逮捕。拘留三个月后，他和聂绀弩、周颖等十个人一同被驱逐回国。这时的胡风，早已开始了文学生涯，并在1931年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

胡风一回到上海，当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便陪同鲁迅前来看望。这是一次特殊的会面。在以后几年里，胡风和鲁迅关系更为密切，成为与周扬相矛盾的一方。

第一次见面之后，胡风接到周扬的通知，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在茅盾辞去左联书记后，又接任左联书记。胡风和鲁迅的来往频繁了。除了将每期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送给鲁迅外，还定期从鲁迅手中取得资助左联工作的每月20元。

1934年秋，胡风与周扬开始发生矛盾，并辞去了左联工作。关于这段时间的事情，胡风的女儿晓风在1986年发表的《胡风年表简编》中这样写到：

秋末，因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反向左联党团“告密”谷非（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愤而辞去左联工作。同时，韩侍桁又在中山文化教育馆说他“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从而暴露了身份，只得离职。从此，就开始了专以稿酬为生的作家生活。先用谷非笔名，后用胡风。更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并和左联盟员周文、宋乐天（王尧山）、彭冰山（彭柏山）、欧阳山、草明、聂绀弩和周颖等保持友谊和工作关系。

胡风离开左联之后，和周扬在1936年春天，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次理论争鸣。胡风在1935年5月，应《文学》社的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的典型。半年之后，周扬在《文学》1936年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胡风接着便在《文学》二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展开反驳，周扬也在四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与胡风论争，胡风随之再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这场理论上的论争，以胡风的文章为结束。此后，两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发生直接冲突。

鲁迅对这段时间胡风和周扬等人的矛盾，1936年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有过记述：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了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O.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O.V.是胡风，笔录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7）

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

胡风与周扬的又一次冲突，发生在“两个口号”之争的风波中。

1936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在刊物倡导国防文学创作，并于6月成立文艺家协会，签名参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在4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在6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6月15日，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萧军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63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胡风率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按照冯雪峰的指示，“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历来善于争论的胡风，未再写文章参加“两个口号”的论争。倒是鲁迅抱着病躯，在逝世前两个月，以4天时间写出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胡风再次辩护。

在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之后，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徐懋庸于8月1日给鲁迅一信。信中认为鲁迅受了胡风等人的蒙蔽，信中写道：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先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学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公开表示胡风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并说口号的提出，是和几个人－－包括茅盾－－一起商量的。针对徐信中对胡风、黄源、巴金的攻击，鲁迅一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8）

在说到胡风时，鲁迅将胡风与周扬加以比较，说：“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自鲁迅发表此文后，公开的对胡风的攻击，日趋减少。10月19日鲁迅逝世，左翼文艺界各派暂时停止论争。随后，周扬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开始领导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胡风仍在上海，从事创作，并于1937年编辑《工作与学习》丛刊。“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风创办《七月》杂志，辗转武汉、重庆等地，开始了他的一生中另一重要阶段。

四

十二年后，胡风和周扬重逢在北平。此时，当年平等的论敌双方，却发生了重要的力量、地位的变化。昔日的均势已经打破，昔日的恩恩怨怨，今天在各自的心理上，必然产生种种意想不到的冲击。

这时的周扬，是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具体领导人，在毛泽东、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早已不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青年人，而是卓有建树的新时代文艺的开创者之一。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步步胜利，他将成为整个中国文艺工作的领导者。

他端坐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主席台上。他是这次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

相比之下，胡风不免黯然失色。虽然，十多年来，他精心编辑的《七月》、《希望》杂志，培养了一批诗人、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影响颇大的“七月派”，但在政治远重于文学的中国，这种文学上的成就，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他的文艺思想，“七月派”的创作，早在重庆、香港，就开始受到共产党作家的严厉批判。

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今天，同样和他坐在一个大厅里，这不能不使胡风心中有着难以排遣的郁闷和烦恼。

1949年初，胡风从香港辗转入北方解放区时，一方面为自己渴望已久的共产党事业的胜利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文坛上的前景、特别是自己的处境如何十分担忧。去年在香港，共产党员作家们刚刚集中批判过他的文艺理论以及友人路翎的小说，现在，他们一跃成为领导者，再加上与周扬的旧日积怨，他们会如何对待自己呢？

一走进北平，接踵而至的几件事，对胡风的情绪打击很大，开始感到阴云正在头顶翻卷，自己的处境正日益艰难。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9）

他听说：在华北大学，读过他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胡风思想影响”一条。

他听来自延安的作家讲：在延安时期，周扬在讲演中讲到鲁迅时，总要骂到他。

对胡风打击最大的，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进北平之前，在石家庄，胡风见到过去重庆时期领导并支持过他的周恩来。周恩来嘱咐胡风，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然而，就在胡风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将旧文协从上海迁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做出，胡风对此毫不知晓。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和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而过去十年间，胡风一直在文协负责实际领导工作。

胡风不由醒悟到，他已经失去信任，冷落将伴随着他。

紧接着关于《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安排，胡风产生了抵触情绪，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极为不解和不满。

关于这件事，胡风后来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的“三十万言意见书”（后面简称“三十万言书”）中有过记述：

没有接受《文艺报》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下发生的。这思想情况又被下面说的具体情况所固定了。开会（1949年4月15日）之前，没有同志和我谈过，这次会周扬同志又没有出席，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时候，连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拟好了。由于我的消极情绪，由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却是这样被突然地提了出来。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马上接受，第二夜（4月16日）在北京饭店关于和谈的报告会上，周总理和我握手的时候说，看到报上消息，知道我要忙起来了。我当时直觉地感到这工作是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注意。接着我就详细考虑了这个工作在当时整个斗争中所能产生的意义，更明确地感到了这工作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负责同志不先和我谈一谈呢？因而想到了，要我担负这工作也许是周总理提示的。但如果是周总理提示的，那负责同志们更应该有人事先直接和我谈一谈，在政策上给我帮助，在关系上给我支持，研究一下任务和做法的。得不到解释。第四天（4月18日）访沙可夫同志，说周扬同志忙，不好直接找他，托沙可夫同志转达，这个工作由我做恐怕不合适。当时有李伯钊同志在座。我以为不好直接说出来也用不着说出来的那意思是，希望周扬同志约我直接谈一谈，看他的态度怎样，希望他把现实情况和政策要求告诉我，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也预备可能时说一说对文艺情况的看法，至少也要彼此间对这个工作本身取得某一限度的共同了解。周扬同志和沙可夫同志都没有给我回答，只是由茅盾同志和厂民同志用他们自己的意思催过我两三次。我又再三考虑，不管要我担负这工作是不是周总理提示的，但根据这些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从抗战期间和解放后看，周总理是希望我工作并鼓励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但文艺上的领导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至少是不支持我做这个工作的。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0）

在具体领导关系上没有保证，在这样的文艺思想情况之下，以我的性格和看法，主持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是无法做到的。在这繁忙时期，我又不能在具体问题上都去找周总理。况且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如果贸然接受这工作，做下去不但一定会惹出问题，甚至会是严重的问题来，而且好容易我这一点能够通过文字去表现出来的对于当前现实的欢喜和热情，我的文字工作上的计划，也要被拖垮了的。考虑的结果是，我的社会能力和政治条件是负担不起这个工作的。以后周扬同志见面时，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本书着重摘引当年未能公开的“三十万言书”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出版发表的部分，一般略去－－引者注）

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成为和周扬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随后，在起草大会报告上，胡风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消极情绪，作出另一个显然并非深思熟虑的决定。

在3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为：阳翰笙、叶圣陶、冯乃超、周扬、茅盾、胡绳、黄药眠、钟敬文、杨晦等。

这些人中，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1948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无法迫使自己静下心与他们坐在一起，再加上已经感觉到的不信任感和受人冷落，他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

几十年后，胡风的朋友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决定，这导致对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总结历史、打击他和朋友。

然而，胡风拒绝了。他的性格，他的处境和情绪，都使他不能不这么决定。

胡风从来将自己视为左翼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视为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分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非常自然而然地视为自己的胜利。政治，在他那里，是无条件地和一切共产党人的信仰、奋斗连在一起的。可是，文艺，却又将他和一些共产党员作家绝然分开，有着难以弥合的历史裂痕。

对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他翘首相望，赞歌不绝；可对共和国的第一次文艺聚会，他却矛盾重重，甚或失去兴趣。

一方面，他敏锐地感觉到新的生活将给创作提供新的天地，会有更多的作品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他却固执地对文代会予以漠视。

就在5月7日，胡风给远在南方的朋友方然、冀汸、朱谷怀、罗洛等人写信，表达出这种心情：

我到此四个多月，身心愉快之至。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多到实际里去接触。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1）

将近半年了，不知道情形如何，念久。前些时有信给嗣兴，不知道他和守梅如何。我意，解放后你们应尽快参加实际工作，不应浮在文化圈子里面。刊物之类，即令能办，也只应附带地去做，暂时没有束缚自己的必要。这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只有到实际工作去才能体验得到。……

（此信由冀汸提供－－引者注）

今天，当唱起《东方红》，当凝望毛泽东、鲁迅的浮雕像构成的会徽，胡风也许淡忘了历史的阴云，他也许完全沉浸在刹那间的喜悦里。紧接着的朱总司令的讲话，几天后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的莅临并即席讲话，都会使他心里充满光亮，清澈而透明，没有一丝忧郁，没有一丝烦恼。

然而，他拒绝参加起草委员会得到的第一个打击，也在这个怀仁堂里，会重新荡起他心中的阴云。当时任何简单又简单、普通又普通的词语，后来看来，其实都包含着它们本身所无法含蕴的内容。

怀仁堂，对胡风来说，不仅仅是欢乐、喜悦。

五

第一次文代会开幕后第三天，7月4日，仍在怀仁堂里举行大会，由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茅盾作题为《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集中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运动的发展概况。

这就是胡风坚决拒绝参加起草的那个报告。在发表这个报告时，茅盾在附言部分谈到报告的起草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

茅盾在报告中，不点名地介绍了国统区时对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批评，还不点名地将受过批评的以路翎的小说为代表的作品，列入不正确的倾向之中。

他们为了使作品“有力”就着重去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然而不幸，他们所写的人物和斗争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加以表现，甚至竟以作家的主观任意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他们以为愈是显露作者的强烈的主观，就愈能表现出主题的积极性，但事实上，脱离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主题的积极性就无所依附。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茅盾单列一节概述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标题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2）

1944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认为既然是革命的内容，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认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种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像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调子是平和的，一如缓缓流动的溪水，然而，一旦跌落山涧，会溅起浓浓水雾。

难以知晓胡风当年坐在怀仁堂里，听到这些话时的心情。显然，他的抵触情绪会愈加强烈，他会更加感到无形的压抑。

也许压抑和恼火，使他不可能深深领悟下面这番话的含义：

但我们必须警惕到：

一切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的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不能说这番话有明确具体所指，更不能说是针对胡风而言的。但是，一个人要生存，要发展，首要的是要适应新的环境，这是最为简单的道理。对胡风来说尤其如此。

胡风面临惟一选择，就是适应新的环境，也就是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改变自己过去死不低头的态度。

然而，他没有。

胡风的性格，热情，以及业已形成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抵触情绪，都使他难以在外界的压力下，改变自己。

胡风诞生于1902年，是在五四时期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受民主、科学的熏陶，早已习惯于文坛平等争鸣的环境。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在文艺创作上，年老的、年少的、著名的、初出茅庐的……全是独立的分子。血气方刚的创造社青年，敢于独树一帜，向卓有成就的文学研究会挑战；尚未走进文坛、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二十来岁，却敢发表文章向被视为诗界巨星的郭沫若挑战；“太阳社”蒋光赤和他的同人们，居然毫无惧色，直接向鲁迅开炮……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3）

一个热闹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一幅幅平等争鸣的历史画面。作家们，也许各自有很大成见，也许矛盾永远不能消融，然而，争论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都是天经地义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借助文艺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取得自己在文艺争论上的胜利。

胡风成长于那个时代，他属于那个时代。

面对即将诞生的时代，他会感到陌生，但他绝对相信，会是更为民主自由的时代，会是“五四”时代的延续。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充满民主精神的社会。

胡风的思路没有纳入报告中点明的轨道，他没有去预想，当年争论的双方，会因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打破力量的平衡。

胡风没有“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这样，他就注定“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六

7月4日茅盾的报告点染着胡风郁闷的心境，使之更为压抑。但这种心情，在两天后，7月6日，便在见到毛泽东之后暂时为激动所替代，奔涌胸间的，是滔滔如大江的诗情。他有的不只是忧愁，在他所敬仰的人面前，更多的是幸福，是一首首颂歌。

和毛泽东，胡风从没有过太多的直接接触。在国统区，他经常联系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周恩来，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指示下进行的。但是对毛泽东，胡风却一直充满钦佩敬仰之情。1938年，在《七月》第十期上，胡风就曾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题为《毛泽东论鲁迅》。

7月6日下午7时20分，正当周恩来作长篇报告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会场。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代表们欢呼，鼓掌。

毛泽东只作了极为简短的讲话：

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见《人民日报》1949年7月7日一版。“文革”时转引此段时，大多将“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组织者”一句省略）

毛泽东简捷的即兴祝词，赢得长时间的掌声。“我们欢迎你们”－－这话出自《东方红》的主人公之口，出自代表们歌颂的救星之口，无疑增加着他们的自豪和荣幸。

周恩来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结束时，同样兴奋地说：

“代表们，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文艺方向……”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4）

郭沫若，大会主席团总主席又一次站到麦克风前，兴奋地说：“诸位代表，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承周副主席给我们作了六个钟头的报告，又承毛主席亲自来参加，来指导我们。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郭沫若表示完全接受周副主席给大会代表的整个指示，表示要以最大的热忱做毛泽东的学生。

“全体代表们，”郭沫若声调顿时更为高亢，“让我们最后高呼几个口号。”

他以高唱过《女神》的热情，振臂领呼：

一切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

学习毛泽东的思想!

创造人民的文艺!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

胡风和代表们一起放开喉咙高呼着，他的声音和所有人的声音汇合一起，在怀仁堂大厅激荡着。

他在真诚地高呼，他在真诚地歌唱。

几个月后，参加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胡风，参加了10月1日开国大典的胡风，写出《欢乐颂》。

他在以饱满的激情歌唱：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

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胡风在仰望着一个高峰：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

胡风歌唱着。这是他步入新的、陌生的、而又向往的时代时唱出的第一支歌。

胡风的朋友们也在歌唱着。

诗人卢甸在天津歌唱着新的中央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你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政权

你是人民意志的象征

我们拥护你

像万物迎接太阳

像众星围绕月亮

像江河涌向海洋

……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5）

诗人徐放，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歌唱着《新中国颂歌》：

今天中国人民

在自己的祖国的红旗下

在毛泽东的面前

像百鸟朝凤

像大海沸腾

我们呵

看到了胜利

我们呵

真正有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胡风的夫人梅志的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开始连载。小红帽和小铁匠消灭了老山妖，拥抱着歌唱：

哈哈哈

鲜红的太阳出来了!

哈哈哈

鲜红的太阳出来了!……

诗人牛汉在歌唱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见：

毛主席

告诉你

我们底手臂

全都向北极星伸出来了!

祖国的大地

正向莫斯科倾听

倾听着你

怎样走进克里姆林宫

又怎样和斯大林亲切的谈论着

……

你们向着远方凝望着

全世界

在你们面前

光荣地展开了!

他们都在分享着与胡风同样的喜悦。

他们也在思考着新的创作。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16）

在南京的路翎，1949年11月20日给天津的友人鲁藜和卢甸写信：

鲁藜、卢甸兄：

来信收到。胡风兄已来信了，那退回来的信是误会。

我这个月在厂里做点工作。但是又要搞文联，所以写写东西的时间仍然不多。工作岗位则仍然是文艺处。南京人手少，脱不开。

不过慢慢地我想多写一点。我仍感觉到我们的缺点，但也感觉到，在文学思想和实践上我们是对的。不仅现在的文艺思想上有这样的要求，个别的工作者有这样的要求，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大家都得找寻一条实践思想内容的道路，这虽然艰苦，有些保守者不愿意，但慢慢地就非得前进不可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伟大的，这就保证了前进和胜利的可能。

很怀念你们。曾给方纪兄寄了两稿，但未给你们写信。鲁藜兄是什么病，全好了罢。最近都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守梅兄近来没有通讯。曾听说他回杭，不知又来上海了没有。小刊物，他们准备出的，但不知能不能实现。

握手

路翎1949.11.20

他们歌唱、思考；准备着投身于新的开始。

陌生的、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在他们面前。

熟悉的、一个飘着阴影的过去在他们面前。

在未来与过去的交接点上，他们毫不否认自己的过去，反而充满自豪、充满自信；在这个交接点上，他们毫不畏惧自己的未来，反而充满热情、充满真诚。

他们在拥抱着自己的过去，也在拥抱自己的未来。

在他们的歌声中，在他们的拥抱中，在他们交织着喜悦和烦恼、兴奋和沉思的时候－－

历史正有声有色地进展着。

－－时间开始了。

第二章 阿垅受挫（1）

第二章 阿垅受挫

一

195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战争的硝烟，在大部分国土上渐渐淡去。摆脱历史压在民族头上的贫穷、落后的阴影，已是当务之急，为许许多多仁人志士所明了。

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共产党人，从一支弱小军队的指挥者，成为共和国领袖的共产党人，按照一年前七届二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开始了在战争废墟上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战略转变。

尽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陌生的课题，尽管，未来的发展，并不像当初想像的那样顺利、轻松，但在第一个春天欣然来临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步入新时代的激情，眼前飘动着彩虹一般美丽的前景。

从国统区走来的知识分子，步履则显得沉重。他们有太多的自责，有太多的反省。特别是那些在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上，曾经和共产党人有过矛盾、不那么和谐的高级知识分子，第一个春天来临时，他们正在做着新的抉择。

朱光潜表态了。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这位成就卓著的美学家，一两年前，和沈从文、萧乾等，在国共分裂、内战又起的情况下，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走英美体制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政体。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思想界，对他们进行过严厉的批判，郭沫若特地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斥反动文艺》。

在1949年3月发表的这篇文章里，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为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了像，他以诗人的厌恶的情绪，捕捉到几个概括性的字眼：红、黄、蓝、白、黑。

郭沫若所谓的“红、黄”，指的是沈从文：“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所谓的“蓝”，指的是朱光潜，因为“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所谓的“黑”，则指的是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是受他麻醉着了。”

第二章 阿垅受挫（2）

三位受批判的“反动文艺”的代表，如今自然面临着新的抉择。

朱光潜睁开了布满困惑、畏惧的眼睛，仰望着闪烁的阳光。他痛恨过去，反省过去，表示要跟上时代，汇入新的历史长河。

沈从文则沉默了。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从事20年创作并且成就显著的他，却因为属于“反动文艺”而没被邀请，为此，他曾饮过轻生的苦酒。自那以后，文思如泉涌的沈从文在文坛上消失了，在故宫幽深冷清的高墙大院里，在千百年黯淡的历史遗物面前，他将度过后半生，并成为一位成就显赫的服装史专家。

萧乾也在沉默着。不过，他早在1948年，离开上海到了香港，还参加了《大公报》的起义，成为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尽管他心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有着自卑和对未来的惶惑，但他仍想努力跟上新的时代，用自己的笔歌唱新时代。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因有着不同的历史缘由而需要调正自己的坐标。

继朱光潜之后，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费孝通发表了《我这一年》、《解放以来》。1月22日，冯友兰也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这两位著名学者，反省自己一年来改造思想的过程，明确表示重塑一个“新我”的态度。

费孝通的这番话，可以概括许多知识分子此时此境的心态：“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是这样一个过程。指出一个思想根源，抛去一个包袱，是走了一步，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的走，没有翅膀，不必想飞。只要是在走，路程还是有走完的一天。”

路程摆在每个人面前，无论它是铺满鲜花或泥泞，无论它是平坦或曲折，无论它会索取精神上或肉体上的代价，既然选择了这段路程，它就将伴随你的丰富的人生。

这不是简单肤浅的逻辑所能解释的面临历史转折时所出现的人生哲学，这不是脆弱的一己的情感所能取代的心灵磨炼，这不是固执地闭上眼睛就能回避的现实。

而今，朱光潜、费孝通、冯友兰……再一次遇到多少代文人为之烦恼的重塑自己心灵的磨砺。他们是那么明智，那么敏锐，那么及时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大步流星走进了正在高歌奋进的大军。

第二章 阿垅受挫（3）

他们不会后悔这种选择，后人们也不会讥笑他们的转变。是呵，一个为千千万万民众所欢迎、所热爱的政权应运而生，生活于这些民众之中的他们，完全可能由衷地发出同样的欢呼。在强烈的历史反差中，他们会发现自己过去的幼稚和渺小，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同民众一样满怀激情迎接民族的安定、繁荣、富强。

他们以及和他们类似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迎来了共和国的第一个春天。

二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却没有朱光潜等人那样的沉重包袱，他们早就踏上了迎接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革命之路。他们中间，有的活跃在延安的大军中，有的在雾都重庆高喊着推翻旧制度的战歌。一旦走到新旧制度交替的转折点，他们抖一肩仆仆风尘，再吟一曲高歌，就像溪水必然汇入大河一样，毫无迟疑，毫无困惑，高昂着头走到了共和国的起跑线上。

在天津－－

鲁藜，这位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诗人，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写出歌颂延安的《延河散影》，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它是胡风“七月派”中一位重要人物。他早在1949年1月就随解放军大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卢甸，也是在《七月》、《希望》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1947年他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结识了鲁藜，加入了晋察冀文联和中国共产党。如今担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阿垅，1939年曾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因受伤到西安治疗，又就读于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战术教官，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传送军事情报。这位著名诗论家，热情赞颂的是来自延安的诗，延安的文艺。1949年，他也到了天津，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

在北京－－

在20岁写出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牛汉，早在194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封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到达华北解放区，此时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

随解放军大军一起进入北京的徐放，曾先后在延安、华北根据地等地区工作，任教于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等，并于194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在《人民日报》文教部工作。

第二章 阿垅受挫（4）

谢韬本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却与“七月派”诗人方然、卢甸等人关系密切。

他1946年便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后来撤退去延安。此时在北京华北大学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

在武汉－－

诗人绿原是《七月》、《希望》上最为活跃的作者之一，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文艺组副组长。

诗人曾卓在193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年龄只有18岁。此时，在武汉，他已是年轻的文艺界领导。

在上海－－

在上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就与胡风熟悉的彭柏山，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新四军中担任领导职务，此时任二十四军副政委。后来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罗洛，从事写诗和翻译，此时任报社记者。

贾植芳，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任系主任。

耿庸，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工作，后调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王戎、梅林、何满子……都在不同文化岗位上开始新的工作。

在杭州－－

方然，1938年曾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回国统区，1947年在重庆曾组织、参加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筹建浙江省文联，任编审部部长。

和曾卓、邹荻帆等一起编辑过《诗垦地》的冀汸，此时在杭州任文学编辑。

在南京－－

胡风最为赏识的路翎，以其非凡的才华在国统区为评论界推崇，1949年后创作力更为旺盛。此时，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长，随即调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

化铁，诗虽不多，却被阿垅备加赞赏。此时，他在南京部队中任气象参谋。

第二章 阿垅受挫（5）

欧阳庄不是诗人，却和化铁等创办《蚂蚁小集》，后来又成为胡风起草三十万言书的得力助手。此时，他任一家工厂的党支部书记。

在四川－－

在广东－－

在湖南－－

……

天南地北，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熟悉的，甚至不熟悉的－－此时，都在为共和国努力地工作着。对于他们，释放胸中的热情，创造，再创造，是天经地义的历史责任。文艺这座殿堂，是他们痴心向往而为之倾心的，他们毫不怀疑，共和国的诞生，会使他们将这座殿堂装扮得更为壮观。选择，痛苦的反省，不属于他们；在理智和情感上，他们无不充满自信和骄傲；他们本来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共和国!

春天，1950年的春天，对于他们来说，本应是从未如此明媚、温暖的季节。

然而，对他们这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三

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是，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卷起的阴云，仍然时时笼罩着他。

一些文化圈子之外的朋友，在胡风面前常常为他打抱不平，建议他去要求和周恩来见面谈一次，以求问题的解决。

胡风同意了，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

周恩来未与他见面，倒是由时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来找他谈过一次话。

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外的迷惑。

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

第二章 阿垅受挫（6）

（“三十万言书”）

胡风是感到了困惑不解。他从来认为自己大半生都在追随共产党的事业，根本不存在将个人同党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这样一个问题。不过，胡风仍然将自己自一次文代会以来对文艺现状的担忧和思考，真实地托盘而出，并告诉胡乔木，这些便是想和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

胡风在文代会前后，和一些作家的交谈中，开始感觉到文艺上出现了一种他认为的偏向，那些负责人对文艺问题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气势日益旺盛，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被否定、被贬低了。五四文学被说成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说成小资产阶级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胡风感觉到虽然不一定总是用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一谈到具体问题，便成为支配性的理论。那些负责人，带着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好像革命的胜利已经完全保证了文艺上的胜利，胡风却不然，他反而认为这种理论和现状，预示着文艺潜伏着危机。

这一忧虑，胡风告诉了胡乔木，说他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当场否认了胡风这一说法。

谈话归来，胡风被胡乔木那句话“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所打动，他明白这是带有原则性的话，自己应该明确表明态度。于是，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和胡乔木又见过一面，回答胡风，组织问题可以考虑。胡风后来又这样记叙：“但他并不‘奉劝’我。由于进解放区以后一连串的情况，由于他所说的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由于丁玲同志所说的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拒绝的意思。况且本来在我自己的感情上，对于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品质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要求，我是相差得很远的。但同时也模糊地觉得大概是要我先经过一段考验的过程。”

与周恩来的见面要求未能实现，解决组织问题的愿望又被推向无边的未来，胡风显然有些失望。不过，共和国成立所带来的激情，还在他胸中唤起诗歌创作的灵感，这一时期，仍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

1950年2月，胡风离开北京（此时北平已改称北京）回上海与久别的妻儿团聚。

火车向南方开去。他的身后，是悄悄远去的灰蒙蒙的古城，灰蒙蒙的天空，而一次对阿垅－－也是对他的打击－－此时正在这片天空下面酝酿着。

第二章 阿垅受挫（7）

四

1950年3月18日，天津。阿垅搂着四岁多的儿子，忧郁地端坐在妻子的遗像前。

妻子逝世已有整整四年。四年前的3月18日，她摆脱不了感情的重负和折磨，自杀身亡，给阿垅留下仅仅7个月的儿子。每年到了这一天，阿垅就会和儿子一道，默默地坐在她的像前。

阿垅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妻子当年送给他的戒指，上面刻着英语“毋忘我”。1943年在成都认识她－－张瑞－－时，阿垅已是一位创作成就显著的作家。他在1937年的上海淞沪抗战中负伤，然后根据经历，写出一篇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胡风创办的《七月》上，并结集《第一击》出版，名震一时。自那以后，阿垅便成了胡风的一位好友和主要撰稿人。1939年他到达延安，进抗大学习，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便到西安治疗。这时，响应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创作了记录南京沦陷前后历史的纪实性小说《南京》，获得第一名。

阿垅与张瑞相爱时已经36岁，张瑞只有20岁，但阿垅真挚地爱着她，写下了一首首情诗。妻子永远消失了，阿垅仿佛失去了一切，原本因时代而产生的激愤更加强烈，那颗不安定的心，因痛苦而更为烦躁、焦虑。带有诗人气质的阿垅，渴望火，渴望力，渴望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闷。

阿垅写诗，却没有了温柔，而是力的赞礼，流贯着刚劲；他写诗论，赞赏向黑暗进击的诗、来自延安的诗，以及《希望》上朋友们的力作。

艺术在他那里，远没有政治重要。生活中，他利用担任国民党军队战术教官之便，曾通过胡风、廖梦醒等人，为共产党提供过军事情报；诗论中，他干脆主张“诗是赤蓝冲天直起的红信号弹!攻击!攻击前进!诗是攻击前进的红信号弹!”

今天，阿垅又坐到了妻子遗像面前，该说些什么呢？他的身旁，正放着3月12日的《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以半版的篇幅，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陈涌在文中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文艺学习》第一期上的论文，认为阿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

陈涌指责阿垅在文中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却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

第二章 阿垅受挫（8）

在逐层分析批判阿垅“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歪曲”马列主义的错误之后，陈涌结束语这样写到：

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上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主义，但事实上，却是也同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事实上，在阶级斗争一向都异常尖锐的中国，并不是培植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最好的环境，完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体系（假如有的话），是抱守不住的了，而且一个多少有点革命要求的作家，他也要求某种程度即使是颇为朦胧灰色的战斗，但又不愿意（至少今天还未认识到）把自己的艺术更多的靠近群众的政治，他还希望保留自己的一撮残土。于是他便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不管阿垅曾经怎样大量地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又不管阿垅自己明确地意识到与否，我以为他的理论的实质便是如此。

“便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读着这句话，无形中巨大的重量压在头上，压在心上。阿垅无法承受这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更无法理解自己的理论为何被戴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

翻开自己的诗论，何尝主张过“艺术即政治”。无论评论鲁藜、绿原、化铁、艾青、田间的诗，还是评论《白毛女》，即使在1949年以前的环境下，也是屡屡强调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和政治上的意义。

三十多年后，1984年，阿垅的好友罗洛在编选的阿垅《人·诗·现实》一书的序中，就毫不虚饰地指出阿垅的这一局限：“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阿垅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有时会忽略另一个方面。例如他强调诗的政治内容，这是对的，但他对于艺术技巧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就失之偏颇了。”

此时，阿垅多想为自己辩解，多想表明自己只不过主张文艺不是服务政策，文艺应有自己的规律。

在亡妻的忌日，阿垅为新的烦恼而痛苦，这位被朋友历来称之为充满激情、容易激动的人，现在，需要的是冷静，是克制，他完全清楚，任何轻率的反应，都是不明智的。沉默，也许是避免麻烦的最好方式。

阿垅没有想到，第二天，3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又发表批评他的文章。署名史笃（即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主要指阿垅以“张怀瑞”笔名发表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歪曲马克思的原话，借以推销自己错误的论点。

第二章 阿垅受挫（9）

史笃在文章开始时即明确强调批判阿垅此类错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在这样的时候，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随时随地向一切歪曲、玷污马列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的‘理论’作坚决的斗争，是思想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一方面要进行最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学说的通俗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就必须坚决揭露一切马列主义伪装，使他们在群众面前露出原形来。”

史笃首先指出，在引用马克思在《新莱茵评论》上的一篇书评中的一段话时，阿垅引了错误的译文，同时也没有完整引出来，只是为己所需，并从马克思的话里作出和原意完全相反的推论。

史笃这样批判阿垅：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创作方法服从于世界观。自然，政治并不就等于文艺，世界观并不就等于创作方法。在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真正忠实于现实的有良心、有才能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可能突破为他的阶级所限制的世界观，而达到对于现实的真实的描写。但在社会主义社会，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人民的文艺必须服从人民的政治，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恩格斯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了现实主义能够违反反动世界观而获得胜利，却不是说现实主义甚至能够违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获得胜利。今天我们的问题首要的正是逐步掌握和巩固这永远不可战胜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却不是把现实主义和世界观对立，把现实主义描写成一种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往独来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实际否定了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

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迄今以前在文艺上从未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应得的地位。今天中国的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角，但是今天的问题并不是工农兵在文艺上的地位已经“超越”或至少相应于他们在历史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地位，却是跟不上和落后于历史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地位。

第二章 阿垅受挫（10）

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的时候，都要求了并且获得了在文艺上主角地位，现在劳动人民更加千万倍理直气壮的要求这个地位了，可是这位第一句是马克思，最后一句也是马克思的作者却摇摇头说“不妥当”!同样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畸轻畸重，不从个别作品而从整个文艺来说，也是没有疑问的事。这就是必须号召和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们面向新的人民，面向正面人物。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无分彼此，同等重要，那就恰恰等于放弃了对正面人物的深入，也就恰恰违背了历史所交给文艺的主要任务：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

为什么中共中央机关报在短短一周里，接连两次批判他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真是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痛苦。他爱冲动，爱发火，但他也常为这种性格的弱点而头痛。他知道自己并非圣人，头顶上决没有耀眼的光环，更不会没有缺陷让人抓住。他心里无底，难以预料这两篇文章之后，迎着自己而来的还会有什么。是风？是雨？是灾？是祸？

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写去一封检讨信。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信，并加了编者按语。

编者按语中说：“……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

阿垅的信如下－－

编者同志：

《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

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

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

首先，经过是这样的：我贫乏，不能够完全得到所要的书籍。因此，我有几个笔记本，借书看的时候，就把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文句摘录在上面，我这样做了几年。《科学的艺术论》，我原来认为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对于学习文学的人更是如此。我重视这本书，但是我自己手边却没有，尤其解放前我被通缉，生活不定，不可能带书，只有利用抄本的办法。解放以后，在杭州我找遍了各书店，买不到；在经过上海时候，也找过，还是买不到；还请托过一些友人为我留意，给我买。这事情，有的同志是知道的。

第二章 阿垅受挫（11）

文章是去年九月间在上海住的时候写的。写的时候，根据的是手边的摘录得不完全的那个抄本，就犯了这个大的错误。无论如何，责任是我的。

其次，对于新的情况了解不深，问题提得不全面，分析不够，这当然也是我自己应负的责任。

再次，我是这样理解那一段引文的：说到“私生活”，我误以为那是说的人物底生活内容底的一面，要写他们的生活内容的；说到“和一切形形色色跟在周围的人一起”，我误解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内容，即反映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接触，冲突和矛盾的。而且，又误解了“指示给我们看”这一句话－－才得出了这一错误的结果。

最后，十几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第一，我受不到党的教育；第二，阵地是分散的，孤立的；第三，我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完全是自学的，这样，使我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深入，而造成了这一次大的错误。

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地!

此致

革命敬礼

阿垅3月21日

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

《文艺报》在7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8期上，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作者陈淼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

五

胡风在上海关注着这一切。他清楚地知道，阿垅的受挫，实际上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个不吉祥的预兆。显然，拿阿垅开刀只是表面现象，那背后的真正目标是他本人。

阿垅历来被视为胡风“七月派”中一位骨干人物，他的大量诗论在国统区有过强烈反响。小说创作上有路翎为代表，诗歌创作上有田间、绿原、鲁藜，甚至早已成名的艾青为代表，那么，文艺理论方面，阿垅可称得上胡风的一位代表。如今，率先从理论上在阿垅身上打开缺口，的确让胡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章 阿垅受挫（12）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的第一个反应，便认定这是担任报社文艺组负责人的袁水拍在起作用。他不会忘记，当年在国统区，阿垅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袁水拍以笔名“马凡陀”写的一些诗，而史笃（蒋天佐），过去也在语言问题上与阿垅发生过争论。现在，由他们配合攻击阿垅，倒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但那背后一定另有他人，那就是周扬。

胡风很快听到了从北京而来的传闻：

1950年3月14日，周扬同志在文化部大礼堂向全京津文艺干部做大报告，讲的是接受遗产等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陈亦门同志（即阿垅－－引者注）当时发表的两篇文章，态度激愤得很，把这当作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坐的，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还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做作家看，那死了并没有什么可惜。这是第一次公开指名所谓胡风“小集团”打的。我间接听到了的时候，问题发展到这样严重实在是超乎了想象，但回忆一下进解放区以后的情况，又觉得这是不足怪的事情。（“三十万言书”）

听到这传闻，胡风更加确信，是周扬安排了对阿垅的严厉批评。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刚刚半年，局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所忧虑的批判，由此将逐步展开了。

胡风的思路总是囿于个人间的恩恩怨怨，他所看重的，正是他与周扬、与所有论敌们业已形成的矛盾。他会一直将对他的批判，视为纯粹个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所致。他从没有跳出这种局限，没有看到，这个刚刚开始的新时代文艺，特别是毛泽东，正需要确立统一的权威。要达到这一点，摈弃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已是一种必然。胡风永远盯着对手的举动，他也就会为此而被现象紧紧裹住，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4月16日，在阿垅受挫之后，在听到有关周扬报告的传闻之后，胡风给武汉的绿原一信：

我是一个“难为水”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太老了，有些人，换装也还是照老习惯换，一眼就看得出他们还是把西装上衣当马褂穿。二四八月乱穿衣，看看他们展览奇装异服罢。用不着邹诗人操心，谁也看得出来的。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但我看，第一炮之后，问题已经不完全在周老板，看看董事会作何估计罢，他是非看董事会的脸色不可的。但当然，还得看看对手，还得看看群众反映。但董事会无内行专家，又要自己人不丢脸，又不明实况；群众反映不出来；对手呢，已装死躺下了。

第二章 阿垅受挫（13）

不过，我看他们自己怕也觉得弦上之箭发得太快，太猛，过早地暴露了阵地，有点不容易搞罢。这些时，就在积极方面提拔什么，消极方面骂骂鸡，表示他们不是专做这个方面的箭手，也分散分散群众的注意，也可以说，梅兄启事是救了他们一手的。

1955年《人民日报》将此信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发表时，加注说明，信中前面有“邹诗人”一句，指邹荻帆曾写信给绿原，叫他劝胡风检讨；“第一炮”，即指阿垅遇到的两次挨批，“周老板”，指周扬；“董事会”，指中共中央；“梅兄启事”，指阿垅（陈守梅）发表的自我检讨。

胡风对阿垅挨批评有反感，更反感批评文字所表现出的让他难以接受的武断。他深知自己是了解阿垅的，他相信阿垅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追求进步的人。

他（阿垅）从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实践要求对创作问题做了追求。应该说，他的实践要求是真诚的，他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面寻求对于这问题的启示，也是为了想得到正确的理解的。但是，不但他的斗争要求被完全抹煞了，还被戴上了“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在政治热情那样高涨的当时，这是一个承受不起的打击。你认为他有错，甚至完全是错的，也应该肯定一点他为文艺事业的追求精神，用分析去说服他和读者的。但却给他戴上了这样可怕的帽子，这就使得小人物不敢独立地主动地去追求马克思主义，只好背诵领导人已经说过的话。美其名说是保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但却用“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去打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实际上是把小人物拒绝在马克思主义的门外，使马克思主义成了专利品。

（“三十万言书”）

四年后，1954年，胡风说出了上面这番话，这也正是现在他的心情的又一种反应。

就在胡风为阿垅的事忿忿不平时，另一个直接对他的打击出现了。1950年3月，胡风看了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何其芳的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何其芳在写于1949年7月的序中，与胡风再度挑起论战。

历史的积怨不会随历史消逝而消逝。何其芳重提国统区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把胡风推到了不得不与之抗争的境地。

一场笔战，在所难免。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1）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

一

一段富有象征意味的美妙文字：

我仰起头。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脸上。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怒愤，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怒愤，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而又鼓动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我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

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如同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

然而雨还是没有来。

写这段文字的作者，正是在1949年重新挑起论争的何其芳。他写这段文字时，是1933年。那时，胡风和周扬在上海开始接触，继而产生矛盾，而何其芳正在北方京津文坛上，吟唱着委婉动人的青春之歌。

何其芳此时被认为是“京派”作家中的新秀。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何其芳厌倦于哲学的枯燥，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和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青年作家，构成以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为中心的京派文人的新的一代。

何其芳吟唱着《汉园集》、《画梦录》，以优美的笔调，独特的象征意味，赢得了许多青年男女的青睐，成为他们摹仿的对象。他敏感，又带着女性的细腻和温柔。他有出色的语言艺术感觉，在作品中一咏三叹，讴歌青春虚幻之梦。

渐渐，美文家的何其芳，吹奏青春牧歌委婉曲调的何其芳，从校园走向乡村，情感被社会磨砺得趋向“粗糙”（何其芳语）。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何其芳于1938年到达延安，转而从事文艺理论和批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文艺界的一位领导者。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两度到重庆，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长，负责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左翼文艺的领导人之一。

那个充满艺术敏感、充满创作力的何其芳，永远不能归来了。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2）

二

何其芳1944年底来到重庆时，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

自1937年9月创办《七月》周刊后，胡风在这几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出版着《七月》，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

1944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吊销了《七月》的登记证。胡风在愤慨之中，筹办起新杂志。按照当时规定，重新登记必须在银行有一笔存款作为保证金。当时住在重庆的周恩来，支持胡风的工作，拿出一笔钱，使胡风的新刊物《希望》得以问世。

胡风见到何其芳之前，这一年已经在重庆参加过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他赞同毛泽东的《讲话》，却又反对机械地去理解它，反对不考虑国统区实际、教条地套用解放区的办法。为此，胡风与共产党员作家、一些左翼作家，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

1944年3月18日、19日，一部分文化人集中到重庆郊区，由冯乃超主持，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第一次要我报告，我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我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在写着《辩证唯物论的美学》的蔡仪同志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一个当劳务兵的李平同志已经被提升为少尉副官了。我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三十万言书”）

胡风不会想到，就是他这样坚持独立见解的个性，实际上会令许多人不快，也使关于《讲话》的讨论未能如期进行下去。这消息完全可能传到延安，难以觉察的不快，也许此时便牢牢占据了《讲话》作者的心。

何其芳此次来重庆，宣传《讲话》是主要任务之一。他的到来，虽不能断定是冲着胡风而来，但至少可以相信与胡风的举动有某种联系。

和何其芳一道来重庆的，还有刘白羽，他到《新华日报》编副刊，也是中共领导左翼文艺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3）

何其芳一到重庆，一次报告，便让胡风产生不愉快的感觉。对上世纪30年代何其芳的《画梦录》，胡风当年，本来就认为是一种不值赞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回避生活斗争的哀怨。现在，听完何其芳的报告，他又从另一方面有所不满。

1944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我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三十万言书”）

胡风在对思想改造问题的认识上，由此发生了分歧。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识。难道他不知道，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不就是思想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文艺家的改造吗？

我当时只觉得何其芳同志太单纯了而已，但无话可说，后来就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为了从民主斗争看文艺实践，为了说明作家在实践中不能不是一个自我改造过程，想至少把由于何其芳同志所引起的使人嘲笑思想改造的心理抵消一点。那里面所说的“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那就是指的何其芳同志的那一种态度说的。意思是，虽然那种态度不好，不能真正说明思想改造，反而把思想改造庸俗化了，但不能因为那就把思想改造当作笑话；对于一个作家，思想改造是一个庄严的非接受不可的课题。（“三十万言书”）

胡风又是认为自己仅仅对何其芳个人表示出独特性，他的文章，他的举动，无非是对何其芳的观点的一种矫正。他只有淡淡的嘲笑或挖苦，他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出自己的思想。然而，生活绝非如此简单，天上并不只有云彩，太阳，月亮；地上也不只有山，树木，野草。1+1=2是简单的等式，可在思想、政治风云中，这种加法的含义之复杂，是谁也无法领悟的。

他的笔打向何其芳，事实上，也打向了延安……

这时，1945年初，《希望》创刊了。

一册厚厚的《希望》创刊号，对胡风，会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4）

在创刊号的封面上，胡风选用了一幅外国木刻《麦哲伦通过海峡》。画面上，黝暗的岩石和天空之间，行驶着麦哲伦的探险船队。云，翻卷着，浪，拍打着，呼啸着。人的不屈不挠的探险精神，体现在这幅构图生动的木刻中。

胡风为什么在创刊号上选用这幅画，难以猜测。但对于他，刚刚过去的几年，无疑是在夜色沉重的天地摸索、抗击的几年。

抗战一爆发，胡风便创办了《七月》，尽管断断续续、条件恶劣，但他一直不放弃这块阵地。他是个作家，他是个批评家，他是个想在文坛大有作为、成为具有号召力的人，没有刊物，便意味着声音的沉默。

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常务理事、研究股主任，在编辑《七月》的同时，和老舍等人一起主持抗敌协会的日常工作。

漫长的几年，在他，正如麦哲伦在漫长的海航中，探索着新大陆。

一方面，胡风同恶劣的政治环境抗争，以刊物的存在，显示自己的生命力。另外，他仍像30年代在上海文坛一样，毫无顾忌地、理直气壮地同一切与自己意见观点不一致的人争鸣。在他的论文中，永远洋溢着刚劲之气，他对不赞同的观点，总是毫不掩饰地针锋相对，予以批驳。1940年，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他反驳郑伯奇、罗荪、徐迟的观点。1940年，在波及整个文坛的关于民族形式大讨论中，他写出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文章主攻向林冰的观点，同时，围绕这个问题他与所有他认为观点不正确的人论争。他提及的人名，会是一串可观的排列：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田仲济、巴人、艾思奇、陈伯达、光未然、葛一虹、陈鹏啸……

胡风虎虎有生气地在《七月》上推出文艺新人，胡风咄咄逼人地在争辩中反驳许多人的观点，他也许未曾预料，《希望》一问世，便会招来别人更为咄咄逼人的、永无休止的批判。

三

在《希望》创刊号上，胡风发表了两篇引来批判的文章，一是他本人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是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

胡风受到批判的，是他在文中提出的“自我扩张”。胡风在探讨现实主义理论时，强调艺术创作是特殊精神活动，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必须重视感性对象，重视自己情感也即主观的介入。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5）

胡风写道：

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生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的思想活动就不能超过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舒芜则在《论主观》中，直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主观在生活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主观的重要性。他说：

由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来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来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来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

写出长达数万字的《论主观》的舒芜，是路翎的好友，经路翎介绍，胡风认识了他。《论主观》初稿完成后，舒芜和路翎曾加以讨论，争辩激烈。文章发表时，附上了路翎的五点不同意见。同时，也附上胡风的意见：

似乎《主观论》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的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是由于实践精神不够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阔大。

胡风在“编后记”中还这样写道：“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果然不出胡风所料，《希望》创刊号于1945年1月一经问世，当即引起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反响，紧接着便是批判。

1月25日，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会议由冯乃超主持，茅盾、蔡仪、冯雪峰等参加。4月，黄药眠在成都写出长篇论文《论约瑟夫的外套》，系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认为文章宣扬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6）

批判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高潮，在两年后的1947年重又掀起。这时，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因国共两党的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已由重庆移至香港。他们到香港后，重新组织系列文章批判胡风等，参加论战的有乔冠华、邵荃麟、胡绳、黄药眠、林默涵等。

1949年11月，何其芳提及的往事，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纠葛。

四

何其芳1949年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中，没有在正文里点出胡风的名字，而是采用注文点出的方法。在序里，共有十条或长或短的注文涉及到胡风。在正文里，和茅盾一样，何其芳将胡风的强烈“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只是这样一段话，远比茅盾的报告明确得多：

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之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此话如果是在一年之前讲出，也许和其他任何论争语言，不会有更多的含义。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个月后的时候讲出，其分量不可低估。

胡风应战了。他采取与何其芳同样的办法，1950年4月13日，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并且也是在注文中点出何其芳的名字，注文长达数千字。

刺痛胡风的，首先是何其芳文中出现的“先生们”这个词。何其芳在文章开头部分说：“有这种理论倾向的先生们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和那种主观战斗精神所接触的所谓客观现实的结合……”

胡风是熟知“先生们”的典故的，对之极为敏感。

1933年2月，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不通两种》，讥讽当时正在宣扬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民族主义文学的王平陵，马上在《武汉日报》上发表《“最通的”文艺》反驳鲁迅，文中便多次出现“先生们”的字眼儿。鲁迅又写出《官话而已》反驳，还专就“先生们”发了几句议论：“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即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做‘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7）

胡风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抓住这一点，仍保留他那犀利、尖刻、讥讽的论争风格与何其芳应战。在正文中他采用“有一位先生”的说法，注文中却写道：

这一位先生是何其芳先生。我说“有一位先生”，而且在“注”里才写出他的名字，是学习何其芳先生自己的做法的（见何其芳先生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序”）。但也没有完全照学，我是说“有一位先生”，单数，他却是“先生们”，“有这些先生们”，复数。因为，第一，他有他的用意，我是不能有也不应有的；第二，这却是我自己的“片面的艺术观点”了，我对“先生们”这说法有一点厌恶的记忆。还在五次围剿的时期，当五位左翼作家被杀之后，王平陵污蔑左翼作家，“先生们”“先生们”地造了一通谣言，说了一通昏话。当时鲁迅先生就“拆通”了他，指出他“大有一网打尽之概”。这一点记忆，沾在脑子里总不大容易消退。

不用说，何其芳先生的情形完全相反，无论他对于我的一点理解和工作怎样失望，失望到忍不住加以责骂，但他当然是从“真正无产阶级的主观战斗精神”出发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要我以及别人（即“有这些先生们”）“使自己今后的工作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新中国的人民”。他之所以用“先生们”或“有这些先生们”，不过是，第一，为了把我和他心目中的若干人放在一起，批评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为了把我和他在后面特别指明的“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区别开来，免得读者发生误会，这是非常必要的。

在谈到当年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胡风申辩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的“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运动文件的学习。他说：

延安整风运动的文件，传到国民党区域，当然经过了一些时间。而且，由于国民党底言论统治，在文字的反应上，除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有过号召、宣传、讨论外，群众性的反应是很少的。后来，从外表上看，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是《希望》能够出版之前，舒芜写来了这一篇文章。这是他读了能够看到的一两篇《整风文件》引起的，兴奋得很，在“主观想法”上还是想从“当时环境”的情况学习整风，为了反对主观教条主义；文章里面就曾说过，为了反对它所以才要研究“主观”这一范畴的。实际上他也谨慎得很，征求意见，改写了几次。实际上我也踌躇得很，但最后还是决定发表了。所以说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以为学习整风当然要批评主观教条主义，而且应该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展开群众性的批评。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8）

胡风，一如几年前、十几年前的胡风，思维的惯性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他着眼的是具体的问题的争辩、解释，他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作家间的敌视情绪。对何其芳，以及在此之前香港时期邵荃麟、乔冠华等人的批判，他一直有着抵触情绪。他对那些歪曲或抓住片言只语作教条式批判的作法，本能地产生反感和轻蔑。争论的对手，也许在他看来，并不是站在同等的水准线上，他需要的是令他心服口服的理论家的宏论，而不是借助群体的声势在那里责怪的声音。

然而，胡风的惯性掩盖了他的眼睛，他忽略了本该及时警觉的要害问题，没有在最应争辩、解释的地方发挥他的能力。何其芳文中那句“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居然对胡风毫无刺激。这句话表层的、深层的含义，在这位极度敏感的诗人、理论家那里，居然没有荡起一丝涟漪。

多么迟钝的感觉!

多么天真的胡风!

他争辩着，仍是满怀对文艺的热忱，仍是郁积着年以继年形成的恩恩怨怨。

五

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阿垅5月之后，便写长文予以答辩。袁水拍后来在批驳胡风就此事对他的指责时，详细谈到阿垅答辩文章引起的小小风波：

阿垅先生当时虽则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但对他的严重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没有自我批评的。即令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欢迎他的写信的精神……周扬同志和我都诚恳地当面和书面请他就论点进行检查。报刊的读者也这样要求他，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可是阿垅先生在当时是怎样来对待党报和人民的期望和自己的诺言的呢？他不承认也不愿意纠正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反而写了两万几千字的包括了大量烦琐的引证、离开了中心问题并违反了他写那封自我批评信的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的反驳陈、史的两篇文章，寄给周扬同志。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9）

周扬同志给阿垅先生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在1950年6月，到8月，他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

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我们认为，即令为了进行正反两面意见的争论，我们也不能为了他而刊登这样长的文章，何况他的反驳性质的稿子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在群众面前的公开检讨。我们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做到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袁水拍不再理睬阿垅了，阿垅的文章便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一年，两年……一直到1954年底。

胡风为阿垅的事一直萦绕于心，后来他也谈到了这件事情，着重谈阿垅受批评后的困境：

后来，周扬和袁水拍同志要阿垅就论点写文章，阿垅写了两篇，送给……袁水拍同志。大概经过了一些讨论罢，但过了四年一直没有处理，没有消息，这使他陷在极端困难的处境里面，而且还不断地受到打击。那打击之一是对于他十年间所写的六十多万字的《诗与现实》的毁灭性的批评。一出版，《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发表了《完全是浪费》的几百字的批评，书就不能卖了，后来《文艺报》又加上一篇，今年《文艺月刊》又加上了一篇。三篇批评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绝对不提一句那里面对于朱光潜等的斗争，这些斗争完全被抹煞了，一是都谴责阿垅在那里面批评了马凡陀即袁水拍同志的诗。每一篇批评都要使阿垅的处境变得更坏下去，他又知道决不会让他答复的……（“三十万言书”）

阿垅此时为了这种来来回回的稿件旅程，心中充溢着作战一样的情绪，这情绪无法平息，他也就无法冷静。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10）

1950年10月6日，阿垅给胡风、路翎一信：

谷、宁两兄：

我有一种心境，也是一个体验：这都是对日本作战时的经验。一，最困难和紧张的，是开始战斗以前，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但到枪声一响，心就宁静了，因为对方底行动、力量等等，都已经了然。二，在纯防御中，在挨打主义中，是沉闷而苦痛的，但到和对方接触，自己可以回击，能够看到自己底力量，是再残酷的战况也不怕的。这个比方不太好。但我底情绪是这样。宁兄好像战久而疲乏。兄弟我了解，我身受着。但他们是无力的，不讲理可恼，但不讲理正是无力。没有什么的。你是比我更有力和宁静的。善于休息，也善于摆脱情绪而从高度看他们吧。

还有一点，现在是连讲礼貌的话，都会被人当做空隙而乘虚直入的。也和战争一样，不是自己错，连一寸的土地也放松不得。

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

从容战斗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另外，我想给文艺报写信，指出两条虫底伪造历史。上次的信，是大致的内容。不谈理论，只指出历史的真实情况；也就是撕破那假东西之全部。这做法，可以否？有一点，费尔巴哈，好像没有中译本；我没有看到和听到过。除了马恩底费尔巴哈论，他本人底作品似未翻译过来。有没有他底译本，你们有所知，也请告诉我。

附信稿，请提意见后寄回。我预备寄邓。似乎火气大，我压制不住。

祝好!祝好!

（那小册子的名字是什么？请即告我）

梅

10月6日夜

也在天津的卢甸，在信后附上一句：

“我非常同意这种理直气壮的说话。甸”

信中所表明的作战一般的情绪，不仅仅是阿垅的，不仅仅是胡风的，而是他们和朋友们共同的心境。他们会一直拥有这种情绪，走向灾难。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

一

胡风和朋友们卷进新的、旧的论争之中，他们无法平静下去。作品的评价，工作的安排等，烦恼缠绕着他们。

不平静的不仅仅是他们。

批评的季节－－正可概括1950年的文坛。在众多的批评中，对胡风等人的批评，并不特别显眼。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阿垅的两篇文章过后不久，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于是，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决定》所提倡的全党、全国范围的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他各界，远没有文艺界所形成的声势和规模。《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率先响应，各自发表编辑部的自我检讨，批评自己办刊上的方针、工作错误。随后，《长江文艺》、《湖北文艺》、《说说唱唱》、《文艺学习》、《人民美术》、《人民戏剧》、《河北文艺》等全国各地期刊，纷纷刊文自我检讨。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先后发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在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之后，《文艺报》很快设立了专栏：批评与检讨。一年间比较重要的批评和自我检讨有：

邓友梅批评《说说唱唱》上发表的《金锁》，赵树理代表编辑部检讨两次；

陆希诒批评林庚、臧克家、徐迟、波泳等人的诗，以及批评范泉的《创作论》；

江华、刘金、达之批评《春节》、《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作者朱定检讨；

立云、启详、魏巍批评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王亚平发表自我批评；

段星灿批评沙鸥的诗《驴大夫》，沙鸥检讨；

企霞批评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方联、苏凡批评《不拿枪的敌人》，作者胡丹佛检讨；

李赐批评《天安门四重奏》，作者卞之琳检讨；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2）

人们真诚地批评，人们真诚地检讨。一切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艺术主张，在这个时代，都无一例外地经受检验。一道道水，都在一处宏大的堤坝前回旋，过滤。

批评，在人们是天经地义的；检讨，也是天经地义的。一切人的真诚，都在创造一个文学的未来。他们的心中，也许不会有胡风和朋友们那么深沉的刺激和不安。

二

胡风和一些朋友的名字，自然列在一串串被批评的名字中。

在此次声势浩大的批评高潮到来之前，除了阿垅的受批评，胡风的新作也于1950年初受到了批评。随后，《文艺报》刊文批评路翎的《女工赵梅英》，批评阿垅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批评冀汸的《春天来了》。

对自己的新作《时间开始了》，胡风寄予了热望和激情，他深知，这诗贯穿着对时代的颂歌，第一乐章“欢乐颂”，第二乐章“光荣颂”……都是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他也清楚地明了，诗的发表所产生的影响，正是意味着自己的存在，是反对论战的又一次战斗。自然，他也预料到诗歌发表后，必然会招致新的批评。

1950年1月18日，在北京的胡风给武汉的绿原写信：

十三日信，昨天收到了。“第一”发表后，惊住了一切人。［听说臧诗人碧小说家（即臧克家、碧野－－引者注）都叫了好的。］但宠儿们，有些是装作没有看到的尴尬神气。那也好。“第二”，除接近的人以外，这里听不到意见。在天津，是烧起了的。［但你不要过于乐观，昨天就有一个小巨公就于肯定之余，说我在这里面下了“人面的动物”的决断，是精神上的贵族的革命者云。对于这一类，我早料到了的。］在“第四”中有猛烈的射击。你们那里如何？

［我约一天后去上海，就写信，还能够收到的。］

（－－本书中所引信件，凡有括号者，括号内均为1955年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公布时删除部分。后面不再另行注明。）

胡风的预料果然为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艺报》、《大众诗歌》等报刊，先后发表了沙鸥、黄药眠等人批评胡风的诗作的文章。

3月，批评阿垅的文章发表之后，《文艺报》于5月25日出版的2卷5期上，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在此同时，周扬约见路翎。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3）

在北京的路翎将消息告诉已回上海家中的胡风。胡风5月31日回信说：

［我觉得，关于那篇小评（即张明东的文章－－引者注），有人谈到时，应表示正面的意见，甚至不妨以嘻笑的态度否定它，以试攻来，以试攻去。以这否定来表示对冬、财的保证。］

见面事，看情形考虑一下。主要的，要得到对剧本的包围可以多少松一点。一要看情形，二要先告廖，（即时任中国青年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引者注）看他的表情，三要时间愈短愈好，给它一个闪烁的东西，不谈文，少谈文，谈些工厂之类。问到梅事（即阿垅受批评事－－引者注），似应避开，例如没有细看，觉得问题很多云云。［要提到那小评，给以强的暗示……但如情形已大致定了，那就暂时无必要罢。总之，可以考虑一下。］

他们承受过多年的批评，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批评这么敏感；他们感觉过一次次文艺论争对手的压力，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意识到压力的沉重。

批评，在胡风他们并不显得可怕，令他们忧心忡忡的是批评后面隐藏的无形的阴影。作品招致批评，那毕竟是已经与读者见面的作品；在路翎，在胡风，更令人恼怒的是路翎剧作的难产。

在二十几岁就写出长篇巨制《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就像所有作家一样，欣喜地将目光转向新的生活。他不留恋过去的成就，他愿意写出新的人物，新的生活。

1949年他充满激情地向文坛、向读者倾吐自己由衷的心声：

我所奉献出来的是我们土地上的阴暗的血迹，而在这解放了的大地上，这是已经快要成为陈旧的回忆了……

从这样的道路走来，我底一些原来用作对旧社会斗争的武器的东西，会慢慢地失去了它们底作为武器的性能罢。到了阳光中，我身上的创疤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在铁链中·后记》）

一时间，路翎集中描写工人阶级新生活的小说陆续问世。路翎很快又将兴趣转到写剧本上，1947年话剧《云雀》的成功，至今仍唤起他的创作冲动。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4）

他写《英雄母亲》、《人民万岁》、《军布》、《祖国在前进》，追赶着新生活的浪头，显示自己的才华和存在，路翎以前所未有的敏感和勤奋，在1950年奋斗着。

为了得到一个舞台演出的机会，为路翎，也是为自己，胡风考虑着各种办法，觅求各种途径。

1950年3月23日，胡风在上海曾给已被调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路翎一信，此信1955年曾发稿至人民日报印刷厂，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之中，后被删去。信的摘要如下：

刘天达，笔名雷加，做了约两三年安东造纸厂长，人很好，对创作经过辛苦，曾寄过《在铁链中》给他罢。他调到了北京，来信问你的通信处。我已告诉了你的地址和电话。得空找找他。西交民巷，东半壁街14号，轻工业部造纸处。大概是处长。剧本可给他看看，得点意见。他熟悉工人。剧本不可能演了罢。即使演，也大半是为了演出后作研究材料的。无论演否，经过一次讨论，思想总可以得到不少益处的。金山兄是有心人，或者不演，或者把自己力量放进去，演出后得到一致认可的成功。告一段落后，写第二个，或者一面下厂一面写罢。但大概的主要的思想内容，和廖兄谈谈，如何？我不知道帮会内容现在是否应该写。

梅兄匆匆来京谈话，不知如何？见到谈起时，可告我。李兄如对我有赠言，也望告我。我近来安些，不大咳了。

劳动部有两个友人：董冰如（丈夫），高启杰（妇），人极诚恳负责，也许你在上海碰见过。如决定不演了，带一份剧本去看看他们；说明经过，大家看法不同，请他们看看，尤其要请他们转给李立三看一看。李做过一次报告，很有见地，对文艺也很关心，如能请他看过，一定可以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帮助的。

这两个友人和我们很熟，明了我的意见和情形的。

然而，路翎、胡风，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剧本，一个个从路翎笔下流出，却在舞台前夭折了。一道无形的障碍，耸立在剧本与观众之间。也许，不可排除剧本本身价值的因素，但显而易见的，是罩在路翎、胡风头上的浓重阴影。

三

为路翎的剧本受挫，胡风胸中郁积怨气。为自己的工作的确定，他焦急，他同样郁积起怨气。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5）

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在开国大典前后，曾经有过短暂的红火时光的胡风，渐渐被冷落一旁。在《文艺报》试刊时，他和茅盾等三人曾同是主编，而在1949年9月正式创刊时，他便与《文艺报》无关了。此后，一位位和他一样显赫的作家，均委以重任，有了具体的工作岗位，而他悬挂于闲置的空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荡来荡去。

何处是他应有的立足之地？

他彷徨，他等待。在彷徨中腾起胸中焦急，在等待中忧郁地衡量自己的价值。

1950年4月在与何其芳论战的同时，身在上海的胡风仍然惦挂着北京对自己工作的安排。19日他写信给在北京工作谢韬，希望通过他打听到一点关于自己工作的消息。

此信也是在“第二批材料”见报时删掉的：

亚兄走了没有？如未走，而且他还关心，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意思，请他向该公提及我的事情，看反应如何，我总觉得，该公会长期搁下去的。如果证实了，我好作长期打算。我以为，如该公如此，非长期作名山事业不可的。

信发出了，可工作安排的消息依然杳无踪影，只是得知有高层领导人透出风：胡风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

检查？这在目前，无异于缴械投降，而这，是胡风无论如何做不出的。更何况，他认定自己的文艺思想，原本没有错。

胡风仍然不作检查。在《文艺报》上受到批评的路翎和冀汸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那阵热风中，也同样没有检讨。而是将批评引发的怨气埋在心中，等待着发泄的时候。

要胡风作检查的风声，也传到文坛其他人的耳中。

胡风的朋友贾植芳的哥哥贾芝，是在延安窑洞滚爬过的文艺界领导，也是共产党早期领袖李大钊的女婿。上世纪30年代初，他与弟弟贾植芳一道从山西山区，到北京求学。后来，弟弟去了日本，尔后成了胡风的好友之一，而他辗转到了延安，在翻译、写诗之余，又潜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成为民间文艺界的专家。虽然与弟弟分手多年，但手足之情愈来愈浓，像当年一样，他关心着弟弟的一切。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6）

贾芝深知弟弟与胡风的情谊，而正是这情谊，使他担心弟弟今后的处境。1950年，贾芝已经从胡风诗中的情绪，以及接踵而至的批评，感觉到胡风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一段距离。随后不久，一次传达上面关于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指示的会议，因为他和贾植芳的关系，没有让贾芝参加。这样，贾芝的忧虑更重了。

贾芝给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弟弟写信，暗示他与胡风的关系应当注意。

只有35岁的贾植芳，此时已经出版了小说集《人生赋》、《你的证据》、散文集《热力》，以及译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在上海高等学府中已颇有名气。虽然与胡风年龄相差十多岁，可论关系之密切，要甚过许多朋友。

这位来自山西襄汾山村的北方汉，操着浓浓的山西乡音。北方的豪爽、乐观，早已深深溶化在他的精神中。他念念不忘的是朋友间的友情，那种朴素的义气，在他来说，远重过名或利的魅力。他忘不了是胡风1937年发表了他的小说《人的悲哀》，从此走上文学之路。更忘不了自己1948年被捕入狱时，妻子受到胡风夫妇的照顾，胡风还为搭救他四处奔波。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淡漠胡风与贾植芳的情谊，相反，两人无话不谈。只是，胡风身材高大却过于敏感，远不如瘦小的贾植芳那样豁达开朗。

接到哥哥的信，贾植芳非常自然地将信中的意思告诉了胡风。胡风当即回信，索要贾芝的信参考，并分析贾芝是受了上面的指示而写的－－这自然是胡风出于精神绷紧了弦而得出的一种错误判断。

令兄的信，显然是奉命写的。这说明了：那些人虚得很，不安得很，所以想用这办法先打点底子。守梅底事，使他们生涨幻想。不过，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

你回答得好。要这样对付那种无耻的招降手段。再来信，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一个斗争底前哨，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那封信，希望给我看看，千万。可以研究东西来的。

贾植芳听从胡风的意见，很快将贾芝的信寄到了北京。

“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这是胡风的预测，还是他的准备？他是不是被接二连三的批评压抑得过于紧张，已经感觉到自己是一颗已经点着的炸弹，不熄灭就是爆炸？他是不是被久久地闲置折磨得心理再也无法自制？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7）

然而，前景依然模糊不清。他，还有所有其他的朋友，谁也猜不出对方究竟会怎么办，更想不出，如果不检查，还有没有别的可选择的路。

胡风的希望没有破灭，他的心远远地牵挂着中南海的举动。

四

1950年9月，应《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再度进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陆续写出一批报告文学。

几个月后，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风，谈到了胡风的工作安排。胡风后来记叙到：

一，他说我不该把别人都看做异端，二，党对于一些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们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这完全出乎我意外，我从来不是这种性质的看法；实际情况又恰恰相反，从香港批评，特别是从文代会以后，只有我和所谓的“小集团”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但想到了他当然是根据一方面的材料，不能也没有必要马上解释，我只就话剧运动和电影工作的关系说了一些看法。

其次，他向我提出了三个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要我决定一个，并用书面答复，而且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和我一直以为同志们要全面研究一下文艺工作情况的估计相反，是要解决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了。当时，我一方面感到了失望，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另一方面觉得，对我说，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但从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了解一些《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的情况后，我发现了：一，我抓不着工作实际情况的基本内容；二，不研究一下文艺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不能在现实基础上安排好的，在工作人员条件上也得不到共同理解和保证；三，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的感情也似乎没有从整个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基础上去看具体问题，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些改革的意思。（“三十万言书”）

对胡乔木提出的工作安排，胡风感到十分难得，近一两年的处境，更迫切需要他占据一个工作岗位，不必在京沪之间荡来晃去，更可避免议论纷纷的“不合作”之嫌。

不过，胡风似乎永远改不了他那分认真、计较的秉性，他显得缺少通融的圆滑，固执地认定先得对文艺整体有了确切的把握和认可，他才能接受具体的工作。好像渡河时没把水流观察仔细，他是不能放下船只的。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8）

他犹豫不决，心想，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他在工作上是无法遵循胡乔木提出的原则的。同时，他还想到自己是一个非党人员，担任那三种工作中的随便一项，都是极不容易的。

胡风书面回答了胡乔木。信中大致内容是：

从接受工作的角度上对这三个工作说了一点看法，实际上是希望能面谈一下，把我的具体意见提供他参考，如果同志们能就全面情况研究一下，当然最好，否则，无论做哪一个工作，也想领导上说明看法和企图，我也把意见先说清楚。最后申明了愿意听从分配。这里面也还含有从我所估计的困难情况复活了的消极情绪。（“三十万言书”）

胡乔木没有回答胡风，工作安排遂成泡影。

不久，胡风便听到传闻：胡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三项工作。

委屈袭上心头。胡风不认为自己是在拒绝工作，而是想陈述他的处境的困难，和工作的不便利条件。胡风的性情，按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条件怎样，工作做上了手，就不愿意故意敷衍了事的。

胡风的任何解释，已经无法弥补他的认真、固执而造成的缺憾。滚到他脚边的球，他又一次让它溜掉了。

还是没有工作，胡风于5月被安排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二团，前往四川参加土改。与方然熟悉的谢韬，凑巧在第二团任宣传部长，胡风有了一位可以倾心交谈的同伴。

四川、重庆，那里是胡风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胡风和谢韬一同重又踏上这块熟悉的土地。一切都在变化，昔日的“周公馆”，胡风却感觉依然亲切。他无法忘却当年在这里和周恩来面谈的情景，无法忘却在重庆他为办《希望》所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这一切都无法重现了，胡风不免心头荡上几丝悲凉。

然而，从来不肯轻易在现实重压下低头的胡风，他伫立嘉陵江边，不绝的希望却飘向北京。

领袖在干什么，会给胡风的命运带来转机吗？

五

毛泽东在忙碌着。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9）

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来概括共和国草创时期的毛泽东的辛苦，的确十分恰当。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创建者、领导者，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感受到更大的紧迫感和艰巨性。

已经过去了的二十几年的战争，曾使他呕心沥血，充分施展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同时代众多杰出人物之中，他显然当之无愧地耸立在最为人注目的高峰。由湖南山沟中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的儿子，成为亿万人誉之为的“大救星”，在他，绝非“天才”二字能代表自己的命运的。

可是，一旦成为一个政权的领袖，他丝毫不会觉得轻松。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此刻都摆到了他的面前。

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海南岛海战、西南剿匪、西藏解放……都不宜迟缓地需要他从北京发出一份份指令。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问题，更是严峻地考验着共和国的巩固。

他依然是一位军事统帅，密切注视各地战局的任何或大或小的变化，及时作出或大或小的决定。大者，颁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小者，询问战士棉衣棉鞋的供应，一个团兵力的调动……

经济建设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同时摆在他的面前。春耕、夏征公粮、土地改革、城市工业，直到整个国家经济规划，他依然是最高决策者，直接指挥者。

翻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1949．9-1950．12）》，根据这本并非完整的历史纪录，就可看出一位统筹全局的领袖的繁忙。

仅以1950年10月13日-15日三天的所收文稿，就可管窥此时毛泽东的工作状况：

10月13日－－给周恩来一封电报，谈及派军队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必要性；

10月14日－－给陈毅一封电报，同意第九兵团的集结整训地点安排，认为一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并询问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同日，就朝鲜情况和军队入朝参战意见再给周恩来拍电报两封；同日，作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保护问题的批语；

10月15日－－就立即运志愿军粮食给高岗（当时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拍电报；就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动时间问题电告高岗、彭德怀等；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近日市场情况报告上作批语，认为投机风潮会来到，请速筹对付办法；在外交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军事出版社打算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报告上作批示。

……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0）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似乎永远不会让毛泽东感到疲劳，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和同志们开创的事业充满信心。尽管，他明了眼下国内外军事、经济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有关共和国的命运，他依然如同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样，对胜利的到来毫不怀疑。

毛泽东同样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对他的颂扬和崇拜，与后来的毛泽东相比，此时他显得并不那么陶醉，也许形势的紧迫，还不能让他静心品赏被万众高呼万岁的滋味。对于各地修他的铜像等等，他一律拒绝。

沈阳市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1950年5月20日他作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时在来函中“铸毛泽东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

五个月后，得知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提案，建议中央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毛泽东当即批语：“不要这样做。”

同年9月20日，毛泽东为在他的家乡修房修路之事，写信制止：“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的影响。是为至要。”

这是一个与后来完全不同的毛泽东。

军事和经济，以及日常琐事，丝毫没有冲淡毛泽东对思想界、对文化界的关注，或许，他身上所具有的文化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感到思想和文化对他的诱惑。他批评为他铸造铜像，并不证明他对确立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感到更大的诱惑。作为一个领袖，他完全可能比任何人更清楚，思想的权威，才是真正久远的权威。

一个领袖一旦有了自信，那么他就会将一切不可能努力变为可能。

在军事上，在打天下上，毛泽东证明了自己的伟大，而现在，他同样要证明，在思想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上，他也是伟大的，无所不能的。

文化界，对于他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在延安，在战争年代，他的文艺思想，他的政治思想，曾经广泛影响了一代人，但那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如今，整个中国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必须将所有旧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文化、艺术全然改造。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1）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今后的一项工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随后，在1950年，1951年，全国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

漫长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铺向未来……

六

毛泽东1949年10月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表明了他对文艺的浓厚兴趣。他呼唤的好作品，自然是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品，而对他所认为的“坏”作品，在此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

1950年3月，毛泽东观看电影《清宫秘史》时，指出这部影片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应该进行批判。但这之后，全国并没有展开批判活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报刊有材料说是刘少奇、胡乔木阻挠了毛泽东的指示的落实。

一家刊物上这么写到：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放映时，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但刘少奇却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后来，毛主席批评了胡乔木，指出：“这个影片明明是卖国主义的，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胡表面上承认错误，但暗地仍按刘少奇的黑指示办事，极力阻挠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这家刊物的记述也许不很可靠，但毛泽东所设想的对《清宫秘史》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未能实现，却是事实。虽然如此，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电影的注意，一年之后，另一部影片《武训传》终于引发出一场全国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

由上海拍摄的《武训传》，主要反映清朝以“行乞兴学”而著称的武训的一生，1950年底公映。公映后，评论界纷纷称赞影片中的主人公，以及影片所力图反映的武训精神。

对报刊上的叫好声，对电影所体现的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毛泽东不能保持沉默。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时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2）

毛泽东在社论中写到：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会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竟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没有丝毫艺术分析，没有丝毫闪烁其辞的犹豫，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诗词的毛泽东，并不将自己仅仅作为一个文艺家来介入文艺，他着眼的是政治，是千万人的思想改造。一句句不容置疑的质问，携带着沛然而至的气势，向人们提出来。一部电影，在他的笔下，再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艺作品，而是一场弥漫着阶级斗争气氛的战斗。

《武训传》批判开始了。

由文艺为导火线而转入政治思想批判，乃至政治斗争的范例，于是产生了。它，决定着未来；它，通向一次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更猛烈的批判。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3）

七

上海。

读着《人民日报》的社论，作为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夏衍，绝不会轻松。在上世纪30年代初因与周扬接近，夏衍曾被鲁迅划入“四条汉子”之列。1949年后，他重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文化界领导职务，《武训传》的拍摄，正是由他所管辖的电影厂进行的。“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社论中的这种批评，很难说与他无关。

夏衍遇到麻烦，对于在上海的胡风的一些朋友，恰恰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耿庸、罗洛、张禹……他们参加了批判。没有看到胡风本人的文字，但他不会反对朋友们所写的文章，这是完全可能的。

自《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上海各报展开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耿庸他们看到，夏衍等依然控制着上海的局势，在竭力把批判对象转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他们却正是要借这场批判，给夏衍施加压力。

《解放日报》5月27日发表虞孙的文章《“我错了”和“你错了”》，认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个别的人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反对对犯了错误的戟指而攻之。之后，《文汇报》、《大众电影》等都发表一些强调不必追究个人责任的文章。

耿庸不满于这种和稀泥、为夏衍等有关领导人员开脱的态度，他于6月4日在《文汇报·文学界》上发表《论诚实和负责》一文。

“文学界”是《文汇报》此时每日出版的附刊《社会大学》里的一个副刊，每周一期，由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编辑则是后来也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梅林。同一天的“文学界”，除了耿庸的文章，还发表了罗洛的文章《从“黄马褂”谈起》，也是批判《武训传》的。6月11日的“文学界”上，又发表了张禹的《一点杂想－－和武训有关的》。

耿庸在文章中指出，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上海并不是没有人感觉到《武训传》的错误，但是却被评论界、领导者们阻止了。“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等等，还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从而，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4）

耿庸反对“人人有责”的观点，而认为那些强调每个人都需联系自己思想的人，是想转移批判的中心。他说：“无疑，指出那种没有捧《武训传》不等于思想水平比别人高，是正当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强调看了《武训传》，‘难道就不歌颂与赞扬武训么’和没有看《武训传》只是侥幸错误，却不是对检讨和《武训传》的错误这一工作的集中，而是对检讨工作的离间；不是在于追寻颂扬武训和《武训传》思想混乱的症结的所在，而是在于涣散这个追寻的工作精神，在于造成人人（无论看了《武训传》与否的全体）都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或至少是思想有问题的嫌疑的印象。显然，这加强了思想混乱，这只是帮助了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中存在着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获得了分摊的安慰，亦即是，耽误了对待《武训传》所必需的严肃认真的思想论争的全力进行罢了。”

胡风的朋友们全身投入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每条河，都往前流着；谁也不会知道，所有河水在远方会汇成一片什么样的大海。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公开检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在这之前的3个月中，《武训传》批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已在全国掀起前所未有的文化批判浪潮，《人民日报》自7月20日发表社论之后，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甚至一个版或半个版的篇幅。田汉、郭沫若等均作了自我批评。7月23日，又开始连载由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负责的调查组的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不仅仅是文化界的批判，《文汇报》一则消息报道，北京凡是观看过《武训传》的共产党员，都纷纷出来承认错误，检讨，反省。

在批判《武训传》的同时，文艺界对其他文艺作品的批评重又兴起一阵热潮，1950年已出现的批评惯性，自然而然冲到1951年，冲向时间的前面。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涌的文章，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表现出的倾向；6月17日同一报纸发表冯征的文章，批评电影《关连长》；

6月25日，再发表刘浩的文章，批评丁克辛的小说《老工人郭福山》。7月30日、31日，重庆《大公报》也报道了重庆文艺界对刘盛亚的“反动小说”《再生记》的批判……

对夏衍的公开检讨，张禹等人并不满意，认为夏衍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张禹于9月9日写出长文《读夏衍同志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寄给《文艺报》。在文章中，张禹披露一件事实：耿庸的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化局极为不满，并且以行政机关名义出面，由文化局艺术处于6月25日发出通知，召集全市文艺报刊编者座谈会，同时邀请有关文章的作者参加，要耿庸“报告写作动机与今天的看法”。通知发出后，又发“暂不举行”的通知，座谈会遂未举行。张禹认为，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是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反的。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5）

《文艺报》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按语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现象的批评，但又不赞同张禹、耿庸等人的观点。“按语”说：

但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则应着重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能单靠文章所要求的用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才需要更好地展开思想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错误的文艺思想，建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上海文艺工作才能正确地前进。

还应该指出，思想改造，是对于多数文艺工作者都迫切需要的。因此，如果有人用“人人有责”的论调，来互相安慰，取消批评，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以为错的只是少数别人，那就把思想改造看成只是少数别人的事情，因而缩小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范围，那也是不对的。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耿庸的文章，就犯了这种错误。

《武训传》批判渐渐接近了尾声。胡风在上海的朋友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两年多来，终于有了第一次集体参加批评的机会。尽管，这将是他们惟一的机会，尽管，后来的岁月，他们再也不可能像这样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自己或对或错的意见，但他们终归发出了声音。在整个胡风事件的悠长历史中，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可它却让人荡起无尽的思索……

八

旗开得胜。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文化思想上指挥的第一场大战役，仍然印证了他的必胜信心。

在《武训传》批判刚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高兴地提到自己所发起的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有了可喜的进展。他继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知识分子灵魂的再铸造进一步开始了。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6）

很快，《人民日报》出现了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教育运动”。在这个标题下，一个个文化界知名人士，像一年多以前的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一样，纷纷向人们敞开自己的思想。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上转向了新的时代。毛泽东以他那无限的力量，改造着人，改造着大知识分子的思想。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十二余年》；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

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

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

金岳霖、黎锦熙、蓝公武、陆侃如……

一个个，虔诚地解剖自己，埋葬旧我。他们的语言是真诚的，心更是真诚的。在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士兵面前，在毛泽东面前，他们显得多么渺小、苍白。

他们空有理想和抱负，却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一丝一毫，而民众、而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治力量，改变了一切。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在这样伟大的人面前，他们的思想毫无存在的价值，接受，而不是思考和创造，这将是他们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不容忽视的选择。

文艺整风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全国文联常委会于195l年11月17日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关于改造思想的号召，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尔后在全国铺开。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800余人与会听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以及周扬和丁玲的报告。

《人民日报》1月5日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文艺整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其内容即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文艺家的思想。

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1952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7）

九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面临着又一次选择。

对毛泽东，胡风非常崇拜，他曾以饱满的激情歌唱过。但在文艺思想上，虽然就文学与生活、文学与阶级等方面，胡风与毛泽东并无大的区别，但胡风更强调作家的主观意识。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一位文艺家。一位文艺家的文艺思想，与一位政治家的文艺思想，似乎天生存在着难以融合的分歧。

胡风多么自信自己的文艺思想。多少年来，他的奋斗，他的倔强，不就是要以刊物、以作品、以一个个脱颖而出的作家，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自己的权威性？

眼看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下子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到那么多人虔诚地在《讲话》面前抛弃自己的旧我，胡风不能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他依然坚守自己哪怕越来越小的阵地。对《讲话》他不能完全附和，更不能轻易将自己二十多年的探索付诸东流。

1950年4月开始，与胡风素不相识的青年张中晓开始从浙江绍兴和胡风通信。

在所有朋友中，张中晓要算胡风认识较晚的一位年轻人。年龄的悬殊，毫不影响他们思想的沟通，更何况张中晓的许多见解与胡风不谋而合。从张中晓的文章中，胡风欣喜发现了一位了不起的理论人才，后来他曾在朋友中赞誉张中晓是“年轻的杜勃罗留勃夫”。

张中晓1951年8月22日的一封来信，后来被作为胡风等人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罪证，收入“第三批材料”中，并在信后加了一大段按语。

张中晓写到：

为了想写一写，看了一遍毛著“论文艺问题”，但，看了之后，就不想写了，现在告诉你一些我对这本书的意见：

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进行搏斗，在我觉得这是真假现实主义的分歧点，但，他只说：“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多冷静！

“功利主义”云云。这个标准压杀了真正的批评，压杀了新的东西。对于“暴露”，“歌颂”的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颂”（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对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假如仅仅把他看作“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才正确，那就根本没有懂得鲁迅。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8）

其他当然还有好几点，以上的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深刻的感觉得它不对的。总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

……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譬如“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乔木就引用过。

当然，里面有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0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我真不敢想那些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而且谆谆教训别人的指导家们心中作何想头！

在1955年“第二批材料”中，收有胡风一封8月26日给张中晓的信，没有标明哪一年，但可以从内容推断是收到张中晓前面一信后的回信：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大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例如罢，“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说法，稍有人心者就应该抓住“体验”去提出问题，发展下去。而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这就做成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耀武扬威，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无名作者。形势又加强了这一大结：那些“批评家”都是当权者，别人哼都不敢哼，任何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都要心惊胆战地给压下去。这样一来，还不会枯萎下去么？

我想，你不要因为那就不写了。当然，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如我在“路”所做的。但当然，写作品，就更不必管它了，虽然现在在它们刊物上发表是困难得很的。不要停止工作，我以为这是最主要的。路，只有从人民深处的要求走出来，在强盗和骗子群中走出来，忍辱负重地走出来，否则是没有办法的。

胡风早拿定了主意，“忍辱负重地走出来”；他也认定目前局面的形成，罪过是在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他对毛泽东，毫无抵触情绪，相反，他在内心里相信，不是《讲话》本身，而是“低能兼恶意者”在兴风作浪。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19）

真挚的忠诚，与胡风密不可分。但，文艺整风会将严峻选择进一步推到他的面前。

胡风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在许多人抛弃旧我的潮流中，他保持了沉默。他并非不愿认真审视自己的过去，也按照新的要求矫正自己，但他害怕自己的任何一小步退缩，会让过去现在的对手们抓住时机，将自己全然击溃。

于是，他，以及朋友们，沉默着，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始终不肯退缩半步。

胡风1952年2月8日写给绿原的信，曲折地反映出他内心复杂的状态。这封信1955年被公开时，作了大段删削（下面引文括号内为删削部分）。

［你说得对，是深入浅出的甘苦之言，并不片面。因为是为了真理，这个“主动”就特别艰难，但并非主动就不足以济事。］

现在能做的，也还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想从这一步去推动实际的局势。

但这实在是近冤枉的“麻烦”之事，首先，非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但这要忍受生理上的厌恶才行的。现在只能有这样的实践。

［但这是暗房子里的实践，好像要考取一个医生名义，但瘟疫正在蔓延开去，看着药品没有资格动用。］

［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责任感，要不然不是可以心气平和地例行公事做太平犬么？当然，“澄清自己，发展自己”也是必要的。但这一步也不容易。如果献出生命可以打破僵局，我也愿意干的，何况其他？但现在有些东西神圣现实如裂崖，你顶着它，一松手就会崩下来把你压碎的。］

一种莫名的烦恼和忧郁，甚或激愤，贯串于字里行间，也贯串于胡风和朋友们的沉默之中。这沉默不是静止，而是地岩之下地火依然在运行，等待着迸发的时机。

舒芜发言了，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他的声音，刹那间惊雷般炸响于文坛，炸响于胡风、路翎他们的耳边。又如一阵旋风，将他们卷起，带到一个更为艰难的境地。

错综复杂的生活万象，网一般密布的人际关系，谁能理得清，理得顺？又有谁，能洞察未来的千变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