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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志清先生序（14）

-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1）

-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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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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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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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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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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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12）

-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13）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胡适杂忆》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十几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热纵横，妙趣横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唐德刚，安徽合肥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46年留学美国，50年代中期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执教，长期担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史、亚洲史、西方近代史。西洋文学史以及传记文学的研究、教学和写作。重要著作有：《梅兰芳传稿》、《中美外交史》、《第三种美国人》、《五十年代尘埃》、《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中国不惑》以及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等，其文学风格素有“唐派散文”之称，在海内外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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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先生序

夏志清先生序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三分洋货 七分传统

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

……

周策纵先生序（1）

周策纵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对胡先生说过：“你以前曾对梁任公说，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经躬与其役，应该有所记述。后来任公便写了《清代学术概论》那册书。现在我要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的影响，比今文学运动恐怕更大更深远，你也是躬亲其役的人，你也应该把这几十年来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盘的、彻底的、有系统的叙述、检讨和批判，写一册《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概论》，才算适合大众和时代的需要。”胡先生听了直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话很对，现在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误解的很多。我将来也许要写些东西来澄清一下。不过你们年轻一代责任更大了，总结、检讨、批判还要你们来做。”后来他还要我代他找一些数据。不幸胡先生以后未能如愿写出这书来。现在德刚这篇“序”，也许可说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轻一代作出检讨批判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唐“序”便有点像我所提议的那种“概论”的引子，而我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我想读者都会同意，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活的、立体的、可爱可佩的、可嗔可斥的，或可怜可笑的，但没有使你打瞌睡的。在西洋，像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逊博士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主角也是活生生的，还在强生里找得到鲍斯威尔。

周策纵先生序（2）

读了德刚的胡适，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也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

当然，我们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说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一大半了。至于你作出什么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事。不论如何，他和他的朋友们，原先是白马社的也好，《海外论坛》月刊社的也好，至少包括我自己，大概都会拍手叫好的。

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这在王充的《论衡》里便叫作“艺增”。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德刚的“艺增”运用在不同的角度，这是他最好的绝招和自解。

德刚不信神鬼，也不怕神鬼，所以他敢说自己要说的话。你看他能“批孔”，也能尊孔，更能尊、能批要只手打倒或支持孔家店的好汉。不但如此，还敢尊、敢批“周公”！因此不论你同意不同意他，德刚这独行侠的高风傲骨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能替胡先生打抱不平，多已在胡死后，这点已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他既不掩饰事实，又能恕道处理胡先生的某些白璧微瑕。我个人已受益不浅，我在给他的信里指出胡先生新诗某些文字上的缺失，不免夸大，这固然只是友朋间的闲谈，但真有点像“诗律伤严近寡恩”了。在另一方面，我却素来不曾认为五四时代是“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相反的，我尝说，五四时代产生的人才济济，比任何别的短时期可能都多些。德刚指出胡先生用“素斐”做他女儿的名字可能是纪念陈衡哲女士，这点确已补充了我之不及；至于胡先生那首诗是否也意味着陈女士在内，我看不能无疑，如是这样，他恐怕就更不合情理了。德刚对这点似乎有进一步“求证”的必要。

我在前面已说过，胡适之先生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已非常多，而德刚对他的娓娓描述和检讨，不能不更多面和更复杂。胡适已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箭垛式人物，德刚现在真实地把他画得多彩多姿，人们也许更会把他当成活箭垛了。如果我这里再提出一些与胡适有关的问题来讨论，那这篇“短序”的短序可能也要变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想来想去，时不我与，这种序还是让读者诸君来写了，这也正如胡先生所说的，要年轻的一代来检讨批判吧。我想这也正是唐德刚教授写作的初意，我便带着这个期望，把这津津有味的好书郑重推荐给读者。

周策纵

1978年7月于美国威斯康星陌地生之弃园

夏志清先生序（1）

夏志清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刚

《胡适杂忆》，原题“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曾在《传记文学》上连载了十期（第一八三至一九三期）。每期航邮寄来，我总先把《回忆》读了，才去拆看其他的报章杂志。记得读完第一章，实在兴奋，当晚就写信给唐德刚、刘绍唐，向二位好友致贺：这样文笔生动而饶有趣味的回忆录实在难得在国内杂志上见到的。翌晨授“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也不顾当天应讲的题目，先讲两则胡适之太太的故事给学生听。我同胡老太太仅有两面之缘，但读了这两则故事（大叫一声“GO！”吓退“大黑贼”；返国定居前，嘱咐德刚、王纪五二人搬运她那只笨重的旧床到新泽西州码头），真觉得德刚兄把她写活了。

《胡适杂忆》我特别爱读，当然不仅因为德刚兄记载了好多有关胡氏夫妇的掌故。1962年暑期我搬居曼哈顿后，即同德刚交识，对他的学问见识早已佩服。只可惜他封笔了二十年，近两年来才能看到他的长篇撰述（德刚整理的另一部稿子：《李宗仁回忆录》，连载香港《明报月刊》，已一年有半）。《胡适杂忆》不只是篇回忆录，它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生前关注的学问，比起《李宗仁回忆录》来，更令人见到德刚才气纵横、博学多智的这一面。胡适自承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hobby）。德刚十几岁时即已圈点了一遍《资治通鉴》，在哥大研究院主修美国史、西洋史，近年来一直在纽约市立学院主讲中国史、东亚近代史，“历史”自是他的“职业”。他中西哲学的底子当然比不上胡适，但他受过“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严格“训练”。本书引录了好几首德刚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期写的新诗、旧诗，表示他同留学生胡适一样，功课愈忙碌，愈感到有写诗、同朋友酬唱诗词的需要：“文学”也是他的“娱乐”。且不论二人同寓纽约期间深厚的“忘年之交”，即凭德刚自己的“职业”、“训练”和“娱乐”，他实在是为胡适作评传最理想的人选。

同胡适一样，唐德刚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诗词写得更好。《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被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且举一个小例为证：

可别小视“跑龙套”！纽约市有京戏票房五家之多。平时公演，粉墨登场，锣鼓冬仓，琴韵悠扬，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龙套”一出，则马脚全露。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笔者在纽约看国剧，最爱“龙套”，因为它能使你笑得前仰后合，烦恼全消！

夏志清先生序（2）

引文下半节，可说是段韵文（跑、闹、套、消），但若在“有的各‘跑’其‘跑’”下面跟着就写“好不热闹”，同韵字太多，读起来反而单调。德刚在“各‘跑’其‘跑’”下面，添了两句三字经--“不自由，毋宁死……”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这种写法，全凭作者一时的灵感和联想的丰富。凡在纽约市看过票房演出京戏的，读这段文字，想都会出声大笑的。

但看来是游戏文字，“龙套”在本书七十二节里是一个“有机”的譬喻（metaphor）。有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在学术舞台上“井井有条”地跑龙套，没有博士“训练”的教员，跑跑龙套也会出洋相的。但真正在京剧、学术舞台上唱“大轴”的，如梅兰芳、胡适二人，倒不一定是“科班出身”。德刚二十六年前写的成名作是《梅兰芳传稿》，所以既提到了“龙套”，他会把梅、胡二博士的名字联在一起。最近重读《梅兰芳传稿》，我也同胡先生一样，觉得“稍嫌渲染”，文笔太浓艳一点，虽然德刚兄的确参阅了不少资料，尤其关于梅氏美国演出的那段史实。封笔二十年后，文章的境界显然大为提高，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听，我觉得十分可喜。

50年代的胡适

《胡适杂忆》我读来特别有亲切之感，因为书中提到好多50年代身在纽约的中外人士，这些人我来哥大后大半也认识。德刚为德国老教授魏复古（Karl Wittfogel）、日文老讲师角田柳这两位突出人物作画像，一点也没有“渲染”，真可谓呼之欲出。《“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这一章专介绍德刚“白马文艺社”里的朋友，“新诗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会有读者觉得喧宾夺主，不太合传记文学的体例。但事实上，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学日记》二书里也讲起他好多朋友，抄录了他们的诗词酬唱之作。蛰居纽约期间，他既爱参加白马社的集会，德刚把社员一一点将，并选录他们一部分诗作，我认为是应该的。我们也借此体会到这前后两代的留学生处境多么不同。胡适早期一批诗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朱经农、陈衡哲--回国后都干了一番事业。他晚年结交的那批文艺小友--唐德刚、周策纵、吴讷孙、周文中、黄伯飞--虽在美国学术界各有建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导美国学生；大陆变色，他们不可能回国大干一番，真可说是国家的损失。白马社里三位新“莎菲”女士，我只认识何灵琰，她是徐志摩的干女儿，在上海时期曾跟钱钟书习写诗词，跟魏莲芳学唱青衣，可惜这几年不常写诗，也难得登台一露身手了。其他两位，心笛仅闻其诗名，不知人在何处；“才气最高”的蔡宝瑜一年前我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听见过。她短命而死，我读到德刚的记载，也不免为之叹息。

夏志清先生序（3）

胡适在纽约做寓公期间，爱同年轻朋友来往，真如德刚所说的，年龄相等的朋友间，除了李书华先生外，可同胡适促膝长谈的真的绝无仅有。鲁迅在晚年，虽有文坛盟主之名，喜结交的也只是萧军、萧红这辈比较纯洁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了张爱玲《忆胡适先生》文，深为感动，想不到张爱玲从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适这样看重张爱玲。在我想像中，到了50年代中期，胡适早已同当代文学脱了节，也不太关心文学的前途了。1955年11月张爱玲抵达纽约后，曾去拜访过胡先生两次，可惜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适还有意请她到中国馆子吃饭，隔一阵还到一家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张爱玲跟胡适谈，“确是如对神明”，不知如何逗他开心。二人关系，见面后反而疏远了。

胡适同他的安徽小同乡唐德刚一见如故，倒可说有缘。后来德刚身任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员，更是日常见面，无话不谈。本书最大的特色即是凭德刚的回忆和当年自己日记上的记录，给胡先生留了一个最忠实的晚年写照。1951年胡适才六十岁，其实不能算老，但到德刚所见的胡先生，显然已开始衰老了。他当然在搞他的《水经注》，也写了一部《丁文江的传记》，且不断关注共产国家的所作所为以及“自由世界”的前途。但比起刚回国的二十年（1917－1937）来，纽约那几年，他治学的成绩实在太少了。张爱玲未去美国前，从香港寄给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读了，还写了封恳切的回信。同样情形，姜贵从台湾寄给他一册《今杌传》（即《旋风》），他也真的读了，也写了很长的回信。胡适识拔张、姜二人，当然是文坛佳话，也证明他读当代小说，确有卓见。但话说回来，对胡适而言，这两位作家都是毫无名望的；他有时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普通名学者，自己忙于著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收到的赠书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来，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并非胡适研究的主要对象（胡适晚清小说读得极熟，他文章里绝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少数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连茅盾、老舍、巴金的长篇他都没有碰过）。最使我诧异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连“美国两岸所发行和赠阅的‘侨报’”也看，而且把它们的“副刊”看得很仔细，而这些副刊，德刚说得一点也不错，“实在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目今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特别在编排副刊上用心计，可读的文章、报道、小说实在不少。我平日没有时间全读，又舍不得把那些副刊丢掉，只好把它们保存起来，日积月累，保存着想读而未读的文章实在多不胜言。胡先生有时间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

夏志清先生序（4）

胡适这样“游手好闲”，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几年他少了一份配合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Gest Library）“馆长”（curator）之职，那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做过短期讲学，零星演讲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德刚这句沉痛的感慨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50年代，胡适同林语堂先生（辞掉南洋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大半时期留在纽约，而且经常来哥大借书，假如哥大有意聘请他们为中日文系教授，他们是一定乐意接受的。但中日文系的主管人哪里会有此度量，胡、林二人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绌？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适如能在中日文系开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的课程，一定特别卖力，很可能提起精神写出一两本英文著作来。当然他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看中文侨报了。

胡江冬秀

任何学人，除了家里的书房外，总得有一间办公室，不能老窝在家里。偏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少了一间办公室，在家里伴着老妻，事事得迁就她，不免影响到他工作的情绪。他在精神上显出老态，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早在1915年4月28日，胡适记了下面这则日记：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胡适十三岁就订了婚。他事母至孝，当时无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凭这段日记，我们显然看出，胡适曾去信问他母亲或江冬秀，缠足已放大了没有？想来江女士以往给他的信，文字欠通，这封信“辞旨通畅”，虽不免疑心是别人“拟稿”的，但胡适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进，至少足已放大，他心里是高兴的。可是婚后三四十年，江冬秀显然没有多大进步。《传记文学》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迹，那几个字实在是见不得人的。（连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标点，她都会用错！）居留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的阶段，胡适的学问、思想她是无能力欣赏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用人可使唤，家务不必胡适操心。住在纽约，胡太太既不懂英语，他老人家还得上街买菜，实在是够辛苦的。二老住“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

夏志清先生序（5）

1958年秋，胡适返国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他任内的秘书--王志维先生--写

过一篇《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载《联合副刊》（1977年2月24日），我读后感慨很多。临死前两天，胡老先生为了太太打牌，嘱咐王秘书“帮我买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

胡适是爱面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规矩，公家宿舍不准打牌，院长寓所内却常听到牌声，不免于心不安。想来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台北市区，老是坐出租车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长才有意在台北置屋。胡适待他的老伴是够好的了，但胡太太长年打牌，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早在民国九年，胡氏夫妇生日碰在一天，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胡适的诗》，页九七至九八）：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读书的乐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读书了。胡适多么希望他的太太能在“双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诗啊，但太太不会做诗，看样子真会把诗撕掉。胡适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订约，永不吵嘴，“今天不许吵”平平安安过一天生日就够了。胡适的确是好脾气，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传》里的李超女士一样，立志求学上进，婚后进学校或者在家里自修，胡适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种闺房乐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

夏志清先生序（6）

女友韦莲司

德刚兄说得对：“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但德刚认为留学期间的胡适真追过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韦女士真有意嫁给他，江冬秀就只好守活寡了。但事实上，胡适既是“止乎礼”的胆小君子，看样子并没有同韦莲司谈过什么恋爱，虽然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胡先生去世后三年，韦莲司女士曾“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适写给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件）寄给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几封曾在‘胡适纪念馆’分两次（1965、1966年）陈列过”（页二九）。胡夫人去世后，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适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这些信件研读一番，胡、韦二人有没有谈恋爱，真相也可大白。其实胡适一生英文文章也写了不少，连同这一百几十件信札，都应该收集成书，供中外学者阅读之便。鲁迅去世才两年，就有《鲁迅全集》二十册问世。胡适去世十六年了，我们还看不到他的全集，这是说不过去的。

德刚认为在1915年那年，“胡氏显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为韦女所峻拒。……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sex attraction）。……可是韦女士虽是止乎礼，她并没有绝乎情。最后棒打鸳鸯的似乎还是韦女士那位‘守旧之习极深’的妈妈”。我认为德刚兄这两个假设--胡适追韦女士遭拒；韦母“棒打鸳鸯”--都是站不住的。胡适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假如真正追过韦女士，他决不会“正色”呵斥德刚的假设为“胡说”。胡适既无意反背母亲的意志，他决不肯毁除婚约，让老人家伤心的。细读《留学日记》，胡适诚然爱同有脑筋的洋女子谈话、通信，可是一点也看不出同她们有论婚嫁之意。韦莲司的服饰仪表，德刚在书里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适通信颇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ant），“业英文教授”，有两个夏天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进修，这样才同胡适认识的。她“年事稍长，更事多，故谈论殊有趣味”。胡适哪里会同她谈恋爱？

德刚认为他的假设有理，主要证据是《留学日记》里节录的两封英文信。一封是韦女士1915年2月3日写给胡适的；一封是胡适自己1916年1月27日写给韦老夫人的回信。本书读者如细审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学日记》，页五三五至五三七，八三五至八三六），一定也会同意，德刚误解了它们的含义。

1915年1月23日下午（《日记》页五二四），胡适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君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年已决定主张不争主义（Nonresistance）……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

夏志清先生序（7）

读这段札记，我们无法肯定张彭春有没有跟胡、韦二人一起去中西楼吃晚饭。但在一个“纵谈极欢”的下午，胡适如真有意追韦女士，怎么会打电话邀张彭春来会谈？可见胡适对女士毫无所求，还要邀他的朋友来同赏她“见地之高”。这次纵谈之后，想来隔不多天，胡适又去韦女士那里“纵谈”了一次。韦莲司原是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钟情于胡适。那次谈话，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动手动脚，倒把我们的“胆小君子”吓坏了。胡适招架不住，只好直言早已订了婚，如同韦女士有不轨行动，与“礼”（propriety）不合云云。事后韦女士很气，也有些老羞成怒，2月3日写了那封《论男女交际之礼》的信，责备胡适不够开通而拘于“礼”（blocked by a “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来，像他们二人这样超脱世俗的“最高级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 being），只要“思无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为上的“非礼”（impropriety）倒是毫无关系的。德刚兄若细品此信，即可看出，韦女士采用的完全是姑在《老残游记》里教训申子平的口吻。胡适原则上是反宋明理学的，虽然在日常生活上还遵守“非礼勿动”的原则。他看了这封信后，对她的“卓识”更为佩服，认为“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但想来韦女士觉得胡适不识抬举，以后只同他论学问，谈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别的男人了。

韦莲司一人在纽约“放浪形骸”，她母亲有所听闻，实在有些着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她写信嘱胡适去规劝她。胡适既是个少年老成、非礼勿动的“东方人”（an Oriental），对她女儿的某些行为一定看不惯吧？何不劝劝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适虽是“胆小君子”，对韦女士的“卓识”、“狂狷”原则上是佩服的，回信理直气壮地斥责韦夫人虚伪。责问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儿，既如此把她关起来，不给她行动自由好了。德刚引译那一段信里的“我们”一词（“我们为什么要顾虑‘别人’对我们怎样想法呢？……”），乃所谓editorial “we”，非胡适、韦莲司二人。德刚看不出这一点，把胡适致韦夫人书完全曲解了。

胡适与陈衡哲

胡适同陈衡哲女士留学期间的关系，德刚分析得入情入理，读后十分折服。但同时德刚故作妙论，认为陈衡哲是他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过其实了。在《逼上梁山》文里胡适说得明明白白，他倡导白话文学的灵感得自钟文鳌，他是清华学生监督处驻华府的书记。陈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适早已在试写白话诗了。

夏志清先生序（8）

中国大学生、留学生间，的确有个“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莎菲女士既为任叔永所发现，胡适又是任君的挚友，当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认为假如胡适尚未订婚，他一定会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论才情任不如胡，看样子莎菲也会嫁给胡适的。当然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等生莎菲一样的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胡、陈二人尚未见面前，即可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有一次，任叔永从麻州剑桥寄两首陈衡哲的诗给胡适看，要他猜是何人写的。（陈衡哲《小雨点》任序，则谓故意骗胡适“是我做的”。）胡适对其中一首咏“月”诗特别激赏（“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写道（《日记》，页一○五八至一○五九）：

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任叔永如未把此信转寄陈衡哲，也一定会把胡适评语抄给她看的。她看到后，一定感到十分光荣，且视胡适为生平知己。当时美国东部，留学生间成绩最优异的要算上赵元任、胡适二人，但胡适到处演说，发表英文文章和读者投书，风头比赵更健。这样一位当代才子盛赞其诗才，莎菲怎可能不被其感动？

同样情形，胡适也认为莎菲是他的生平知己。任、杨、梅、朱都反对胡适搞文学改良、写白话诗，真正响应他就只有陈衡哲一人。新文学史上最早一篇短篇小说即是她的《一日》，载1917年出版的一期《留美学生季报》，同时期她也写了不少白话诗（我另有长文论陈女士，将刊《现代文学》季刊）。很可能陈衡哲有雄心为新文学开路；但她见到胡适给众朋围剿，特地试写些白话诗、白话小说，助他一臂之力，以取悦于他，这也是大有可能的。

陈衡哲返国后，在1924年10月号《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集《小雨点》。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德刚谓胡适到老还一口咬定莎菲女士“当时抱的是独身主义”，我相信莎菲的确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而洛绮思的“问题”即是知识女子的独身问题。小说的原来样子已无法看到，因为出版前陈衡哲听取胡适的意见，已把初稿加以增删。胡适在《小雨点》序上写道：该小说“我和叔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小雨点》胡序，页一）莎菲别的小说，胡适都很满意，唯独这篇他坚持要删改，还同任氏夫妇作了“很长的讨论”，我想绝非技巧上的问题，而是胡适心虚，恐人家看出小说里有所影射。

夏志清先生序（9）

其实，小说男女主角都是美国白种人，任叔永就给他太太瞒过了。男主角瓦德白朗是位哲学教授，洛绮思是同校同系的研究生。洛绮思的原名似应作Lois，但也必然使我们联想到爱洛绮思（Héloise），那位因热恋老师而青史垂名的女学生。陈衡哲专攻欧洲史，对中世纪的人物很熟悉。她写过一篇介绍僧尼孽侣“亚波拉与爱洛绮思”的文章，收入《衡哲散文集》（1938）。亚波拉（Abelard）最后屈服于教会的权威而甘愿与爱洛绮思永别，陈衡哲对他的懦弱表示非常愤慨。卢梭的长篇小说《新爱洛绮思》（La Nouvelle Héloise， 1763），不知陈衡哲有没有读过。女主角同她的家庭教师热恋，后来嫁了人还是爱他。她的丈夫非常开明，竟邀太太旧情人同他们一起长住。假如莎菲真的私下里爱过胡适，任、陈、胡三人持久的情谊倒真有些像卢梭小说里的三主角。

陈衡哲笔下的洛绮思当然是个独身女子。“独身主义”在当年西洋职业妇女间是一个极时髦的风尚，莎菲在瓦莎那几年，通信的男友这样多，她明言抱独身主义是很可信的。那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子人数极少，总想回国干一番事业，不轻易谈婚嫁。当然也很可能，陈衡哲独在胡适面前表明独身主义，表示她对任叔永并不在乎，想用“激将法”鼓起胡适的勇气来，同江冬秀解除婚约，一心一意追她自己。任叔永1916年暑假开始追莎菲，但他同胡适一样，也是翌年夏季即返国的。二人返国后，同样只能以通信方式同莎菲保持友谊。可是1917年底，胡适即同江冬秀结了婚，从此莎菲死了一条心，虽然她同任叔永结婚已是1920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她修完芝大硕士学位返国之后。胡适结了婚，总不得不郑重其事地写封信给他的瓦莎女友，表明一番心迹。假如莎菲一直在爱他，希望他返国后同江女士解除婚约，收到这封信，心里该是十分难受的。她那时候的心境，即给了她写《洛绮思》这篇小说的最初灵感，虽然她把这则故事藏在心头好多年，才敢把它写下来。

在小说里，瓦德同洛绮思互相爱慕三年之后，宣告订婚。但洛绮思怕结婚生子妨碍她的学问事业，旋即反悔。瓦德竟答应解除婚约，凄然说道（《小雨点》，民国二十八年三版，页七一）：

洛绮思：我的爱你，我的崇拜你，便是为着你是一个非常的女子。若是为了我的缘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达到，那是我万万不能忍受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那样自私的人。若能于你有益，我是什么痛苦都肯领受，什么牺牲都能担当……

三四月之后，堂堂哲学教授瓦德白朗竟同“一位中学校的体操教员”结了婚。蜜月之后

，他写封表明心迹的信给洛绮思（同书，页七六至七七）：

我的亲爱的朋友：

瓦德结婚了！蜜妮--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个爽直而快乐的女子，虽然略有点粗鲁。她当能于我有益，因为我太喜欢用脑了，正需她这样一个人来调调口味。

夏志清先生序（10）

有许多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做终身的伴侣。我岂不愿如此，但是，洛绮思，天上的天鹅，是轻易不到人间来的。这一层不用我说了，你当能比我更为明白。

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当尽我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回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地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的乱言。我实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敢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没有你便没有它，所以它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滓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

我永远是你的，瓦德

但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忽然又觉得不妥。他更自思量，觉得他和洛绮思的交情，是不应该这样的。洛绮思不是他的一个敬爱的朋友吗？但这信中的情意，却是已经越出朋友范围之外了。这岂不是把洛绮思待他的高尚纯洁的感情，抛到污泥中去了吗？他将何以对她呢？他将何以对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权可以保存这个心中的秘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伤损的，但他却无权去伤害他人的心。他只应把这个秘密的种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应把他种到肥土里去，让他去受那日光雨露的滋养；因为他所开的花，是要给洛绮思以极大的痛苦的。他想到这里，便决意把这粒种子收回他的心之秘处去，永不让它再见天日了。

于是瓦德写封比较大方的信寄给她，表示“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之外，在他们两人中间，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的了。

假如胡适返国后，曾同陈衡哲通过情书，那么他在完婚之后，写一封如怨如诉的信给她，调子一如引文里的那封未寄之信。是很可能的。当然，也很可能胡适一直抱着“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宗旨，从未同莎菲通过情书，而这篇小说仅表示在陈衡哲的想像中胡适应该写一封这样的信给她。她不仅对胡适没有勇气追她表示失望（怎能轻信她会抱“独身主义”的话呢？），也对胡、江二人的结合，表示极大的怜悯。当世第一才子，怎可同一个缠足村姑胡乱结了婚呢？美国没有缠足女子，在陈衡哲的想像中，江冬秀变成了一个“中学校的体操教员”，比她再“粗鲁”的女子，就更不适合哲学教授太太的身份了。信中有好些话，诸如“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想胡适初读原稿，一定感慨万千。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专攻化学的任叔永读了初稿还看不出苗头，胡适自己倒紧张起来，硬教她把小说加以增删。“添了一章”，瓦德不再出现，小说重点放在多少年后老处女洛绮思的身上了。

夏志清先生序（11）

德刚认为胡太太是同时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这句话说得很对。但德刚认为胡适自己也是“‘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倒不见得。胡适如能同陈衡哲这样的女子结婚，当然生活要美满得多。且不说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定不下心来作研究，即在二三十年代，胡适自己太忙，太太没有现代医学常识，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爱女夭折，二儿子思杜从小身体虚弱，教不成器--一个家庭里产生了这两大悲剧，总不能算是美满的。假如在《梦见亡女》诗里，胡适真如德刚所说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那么他写诗时最不可告人的感触即是：假如太太是莎菲，素斐也不至于夭折了。

“当代第一人”

近年来我为朋友写序，借用胡适一句话，“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气力更多，等于自己作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评审。我觉得这样做才对得住作者，也对得住读者。德刚兄认为胡适在哥大研究院两年，绝无可能把博士学位修完，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已在另文《胡适博士学位考证》（见《传记文学》第一九八期）里加以辩正，在序文里不再加以讨论。德刚兄对有关胡适的资料看得极熟，但写《胡适杂忆》时，每月要赶出一篇，有些早已读过的书反而没有时间去查看。在《三分洋货&#8226;七分传统》这一章里，德刚认为哈佛博士格里德（Jerome B.Grieder）讲到少年胡适不信鬼神这一点，特别把范缜《神灭论》搬出来，有些小题大做，“不知轻重”。其实《四十自述》里即有《从拜神到无神》这个专章，胡适“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的确是受了司马光、范缜二人的影响。胡适父亲诚然是个理学家，不信鬼神，且与“僧道无缘”。但胡老先生过世，胡适才三岁零八个月。他母亲和其他女眷们都是迷信神佛的。胡适不信鬼神地狱，自己归功于范缜的启示。

序文虽已写得很长，我所讨论的主要是“50年代的胡适”和“胡适及其太太和女友”这两个题目。但《胡适杂忆》不单提供了不少胡适传记的珍贵数据，也不单是他晚年蛰居纽约那一长段时间最忠实的生活素描和谈话实录，它也是胡适一生多方面成就的总评。三四十年来，“胡适批判”是个热门题目，但纵横畅谈其思想和为人，与其整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推动文学革命，提倡科学、民主、自由之得失功过，像德刚这样面面俱到，既同情而又客观，敬爱其人而不袒护其短的，实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胡适在美国求学期间，吸收了不少西方新知识，但返国以后，一方面整理国故，忙于考证，一方面关心时事，多写政论，简直没有时间吸收西方的新学问和新学说。四十年前金岳霖即敢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到了50年代，唐德刚更可以说：“西洋史学亦非胡先生之所长。”我自己也可以说：“胡先生返国以后，早无意追逐西洋文学的现代潮流，现代西洋文学批评他也一窍不通。”留学七年，胡适读了那几本西洋文学名著，《日记》上大半都有记载。1917年返国后，实在没有余力顾及西洋文学。1952年11月胡适第一次从美国飞台湾，作了不少次演讲，也接受了好多次访问。有一位记者问他美国文坛概况，胡适作了如下的答复：

夏志清先生序（12）

第二个问题，我要完全缴白卷了。几年来因为世界政治形势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研究。关于美国文坛的情况，《纽约时报》和《论坛报》每周都有一张销行最广的书目表分送，表内所列的新书，一面属于小说的，一面是非小说的。这两张表所列的新书，小说方面，十部中我顶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说的，十部中顶多看三四部。我对于美国文坛还没有做过系统的考察，诸位有兴趣，我去美后如有时间，当加以研究，随时向国内文艺界做简单的报告，现在只好缴白卷了。--《胡适言论集》（甲编），页一一三（自由中国社，1953年初版）

胡先生对美国文坛概况一无所知，一点也没有什么难为情。他在座谈会上逼得说谎，且说了不少外行语，倒令我很为他难过。胡适哪里会有工夫去每季选读一两部畅销小说，这类小说的绝大多数算不上是文学，连美国严肃的批评家也不读它们的。美国高级文艺刊物这样多，胡适仅能提一提当年纽约两大日报所刊载的畅销书目表，实在太不合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了。

到了50年代，胡适同西洋文学、史学早已脱了节，二次大战以还倡行于欧美学院间的各派新兴哲学，想来他也所知极浅。胡适自信心很强，而且讲究“前后一致”（德刚讨论此点，极精彩），他既早已归奉杜威的“实验哲学”，西洋哲学界的新动态，他就觉得不值得注意了。假如自己的思想在晚年有所转变，岂非胡适为人前后不一致了？同样情形，他讲中国文学史，就抓住“白话”这个观点，视之为评判古代作品优劣之基本考虑，虽然那几部称得上白话文学里程碑的古典小说，不一定就是他真心喜爱的作品。骨子里他同周作人一样厌恶古老中国的“非人文学”，《红楼梦》、《水浒传》所刻画的中国社会都是极不人道的，所以他对二书都不喜欢。《红楼》更表扬了释道的虚无思想，也是他所不喜的［胡适对德刚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红楼梦》里面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其实plot 之有无，对胡适来说，是不重要的，《老残游记》比起《红楼》来，更无plot 可言，他却特别喜欢］。但《红楼》的白话文体实在太漂亮了，他在考证《红楼》的论文里就不敢对它加以劣评，免得显出自己批评观点前后不一致。《三国演义》是用浅近文言写的，所以他敢放胆骂它“平凡浅薄”、“创造力太薄弱”。假如《三国》也是部白话小说，他就不便放胆去骂它了。胡适执著于“白话”这个观点，作为小说评论家，有些地方天真得可爱。

胡适太讲究为人、立说前后一致，“今日之我”从不与“昨日之我”挑战，即在30年代对国外新兴之学说就不太注意。但综观其一生之成就，我完全同意德刚给他的盖棺定论：

夏志清先生序（13）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胡适是“当代第一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因为不论国粹派也好，共产党也好，反胡阵营中竟找不出一位学问、见解（且不谈人品）比胡适更高明的主将堪同他匹敌。相比起来，胡适对我国传统的批判，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种种建议，不由得我们不听取采纳。目前海内外不少中国学者，被西洋汉学家牵了鼻子，也跟着大吹我国的“玄学”、“理论”；更有些人，因为李约瑟（Joseph Needham）推崇中国固有文化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沾沾自喜起来，认为古老中国代表了一个科学昌明的文化。这些人不去反省一下，欧洲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在科技文艺各方面如何突飞猛进，而同时期明清读书人又在干些什么？从没有人说过（胡适当然没有说过），中国人的天赋才智比不上别的民族，但汉代以还，专制政体逼着读书人走上两三条狭路--先秦时代那股朝气勃勃、自由探究真理的精神直到20世纪才能复苏。

胡适虽是“当代第一人”，在德刚看来，他的“中学”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杜威二人。德刚自己在50年代受了严格的史学训练，他所接触到的理论、学说和治学方法，已和胡适当年在哥大接触到的大不相同。本书另一特色，即是德刚借题发挥，提到胡适任何哪一方面的学问和贡献，也把自己对这项学问多少年来所汇积的心得和见解提供给大家。《传记&#8226;史学&#8226;行为科学》这一章分量特别重，直言胡适对各种社会科学所知极浅，对经济学可说一窍不通。但德刚想来也同意，即凭他那种专做考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的贡献实在太大了。假如1917年返国后，不轻易发表文章，花他十年工夫来自修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这样壮志磨尽，虽然可说学问更有长进了，胡适也不再是胡适了，他变成了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微的纯学者了。唯其胡适有他的自信，有他的冲劲，绝对信任他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绝对乐观，才能在返国后二十年间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胡适提倡白话，也赞助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但因为他一向对“文言”抱了最大的偏见，在文字学、语言学这两方面贡献并不大。在中国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他认为“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两千年来小百姓“把中国语的文法修改完善了”，同时创造了不少“破体字”，算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德刚说得很对，小百姓贪省力，提倡几个“破体字”，又算得上是什么“惊人的革新事业”呢？

夏志清先生序（14）

本书最精彩的一章是《国语&#8226;方言&#8226;拉丁化》这一章。想不到德刚因为要补充、修正胡适对中国语言文字沿革史的了解，竟写了一篇面面俱到、极有深度的宏论。在这一章里，德刚对中西文字、中西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最能使我们看得出他史学家的修养和爱护方块字、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的爱国热诚。

该章第一要点是：拼音文字鼓励方言发展，“方块字”则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要言之，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过分发展。如今世界，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炎黄子孙”，岂偶然哉？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这就是今日白鬼种族繁多之所以然也。这也就是两种不同文字“偶然”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不同的“必然”后果！

该章第二要点是：秦朝一统天下后，废除篆字，推行隶书，“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它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德刚认为汉字可以再简化，但绝对不可以“拉丁化”。一旦拉丁化，古书就变成无法看懂的“有字天书”了。中国文化也要中断了，“我们亚洲的黄人，也就变成美洲的红人了”。

德刚的第三点：方块字不难学，拼音文字也不容易。主要问题在中小学教育；目今纽约市文盲特别多，这是市政府教育制度之大失败。

数月前初读这一章，我对德刚兄的胸襟见识，更加由衷地钦佩。胡太太称许德刚为胡老师“最好的好后学”，一点也没有说错。同《胡适文存》里好多名文一样，《国语&#8226;方言&#8226;拉丁化》是篇“立言”之作。唐德刚一如其师，用了“明白晓畅的文字”来报告他的心得，“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中国文字的特点和长处。

1978年10月15日完稿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1）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

一

1972年秋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附设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国名人的口述自传，由纽约时报财团所经营的美洲缩微胶片公司影印发行。其中关于胡适的部分原是笔者二十年前襄赞胡先生，断断续续地记录、整理和编写出来的。那本是一部未定稿，哥大率尔影印发行，未免草率从事。但斯时笔者刚自哥大转职到纽约市立大学，并承担了一部相当繁重的行政工作。平时已日不暇给，故对胡稿之仓促发行，也就未自找麻烦、多作主张了。

事隔数年之后，不意今春突奉刘绍唐先生来信，说传记文学社已取得该稿的翻译权。我既是该稿的原始编撰人，绍唐兄希望我终始其事，承担起本稿的汉译工作，以便《传记文学》月刊，按期分章发表。

事实上，二十年前适之先生与笔者一起工作之时，我们的工作语言，原是英汉双语并用，而且底稿的拟订，多半也是先汉后英。只因为那时哥大当局对中文稿毫无兴趣，而对英文稿则责功甚急，笔者受聘执笔，为争取时间才把中文稿通统删掉。今日思之虽觉可惜，然当时也是格于规章，出诸不得已。

其实当年胡先生和我由汉译英时，也曾费了一番心血。因为胡适的自传与一般名人的自传在性质上颇有差别。其他名人传记多半以叙事和说故事为主；而胡传则重在论学，尤其是讨论中国的古典著作，是一部学术性的自传(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就翻译来说，则故事易翻，而论学难译了。

举个浅近的例子：一次胡氏和我讨论到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我顺口译为The New

People Miscellany，而胡先生认为不妥。他说“新民”二字应译为renovated people。我当然尊重胡先生的翻译，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译文虽然“以词害意”，胡先生的译文也难免“以意害词”，还是我的较为顺口些。胡氏也完全同意，但是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找不出一个更妥当的译名来。

如今胡先生已长眠地下，绍唐兄要我独力再由英文稿译回中文，承命之余，二十年前旧事，重涌心头，真是感慨万千。我生为炎黄子孙，把原稿回译以飨国人，我自觉是有道义上责任的。再者我试翻手头残笺，发现哥大所公布的稿子与胡先生当初和我所合拟的计划也不无出入。读者如将影印于胶片上的英文稿和笔者所保存的胡氏手书自述大纲两相比较，一览便知。今日绍唐兄既有此指派，我也想乘此机缘把这宗文稿再稍加整理，以为祖国保留一份较为可靠的先贤遗作。同时在动手回译之前，我自觉也应向当今读者和后世史家，就本稿编撰始末和笔者个人由认识到襄赞胡先生的往还和工作的经过，作一简短的交代。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2）

二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他在我国近代的学术思想界里(这儿笔者着重的是“学术”二字)，可以说是初无二人。正因为他既“开来”又“继往”，在思想流于偏激的国人看来，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够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连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动学者”。同时在思想倾于过度保守的人士的眼光里，胡适却又变成了背圣绝贤、为异端铺路的罪魁祸首。因而胡氏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说的“左右为难”中度过。这一结果也是他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合二为一所铸造出来的。实际上，这可能正是他有生之年的时代需要，也可能是他名重一时的主因。因为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里，思想偏激的既是少数，而主张养辫子走回头路的也是不多啊！

因此，胡适便成为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不用说，他对高度工业化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文明”讴歌不绝；他对我国优良的农本主义的社会传统--乃至不太优良的社会传统，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出了有深厚温情的维护。

胡氏这种改良派的弱点很显明的一环，便是那千余年科举制所遗留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着重籍贯的“畛域观念”和传统士子们对个人出身和学术师承的“门户之见”。

胡先生是安徽人，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因而他对这三重背景都存有极深厚的温情主义，而且老而弥笃。事实上，胡先生晚年对笔者这一后辈，不拘形迹的教导与往还，与他这三大偏爱，亦不能说毫无关系。

适之先生和我有乡谊，虽然他说起徽州话来，我一句也听不懂。据他老人家说他和我家老辈们还有点世交。他能数出我家长辈的一大堆名字来，虽然那些名字，历史上既找不到，对我自己也非常陌生。

原因是：当胡先生少年在北大成名的先后，那以段祺瑞、王揖唐等为首的“安福系”正炙手可热；同时那以陈独秀、高一涵、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反对派，也正锣鼓喧天。这针锋相对的朝野两派的领导分子恰巧都是安徽人。那时我家亦长住北京。先曾先祖，乃至父叔辈，对这朝野两派的同乡，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辈对后起的青年学者则多鄙薄陈独秀(实庵)而推崇胡适之。政治思想问题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传统的礼教观念在作祟。陈实庵的偏激言论，本已不容于乡中前辈；而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公然在北京嫖妓宿娼，甚至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狎客愤而动武之谓)。这行为使同乡前辈中的真道学、假道学都一起摇头叹息。此事胡先生曾亲口告我属实。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3）

胡适那时的表现与陈独秀正相反。他是刚自美国学成归来的真正的新青年。学问上固然“中西俱粹”；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为一时模范，在同乡长辈中，口碑极好。因而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所看不顺眼的什么“反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烂账，都上在陈独秀头上；而“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给了胡适。加以胡氏又是位调和气味极重的人，不因同乡长辈或平辈是官僚、军阀或纨子，就拒人于千里之外。纵是段系所召开的“善后会议”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辩。所以他同我家老辈在北京颇有往还。

这便是适之先生与我的一段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他却甚为珍惜的乡情和世谊。但是我个人之认识胡先生则是从胡氏的另一偏爱--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开始的。

三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着庆祝立校二百周年纪念之时。胡氏是该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看到他。胡适之和其他我所认识的前辈有个不同之点，那就是他特别欢喜和青年人接近，并且主动地去发掘。胡氏的个性亦适于接近年轻人。他虽然与一些后辈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沟”不深，一齐嘻嘻哈哈，彼此之间很快就打成一片。

二次大战后的哥大原有中国学生三百余人。1949之后人数骤减。学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数人。笔者当时就是这几个“苦撑”而无从“待变”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园内亦偶尔晤面。晤面的场合多半是我是个穿着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学生，他则是校方邀请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总要找个机会走过来和我们做工的学生和小职员们，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那时纽约的左派华文报纸正嘲笑他是“过河卒子过洋来”！起先我们想胡适这员过洋大卒，如何能记得起我们这批过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后，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这人很细心，他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两三次偶尔晤面之后，他老人家便能称名道姓起来，有说有笑，使对方无拘无束把胡适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时经常在哥大图书馆内看书，来时他总归要来找我，因为我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我替他借借书，查查书。有时也为他开开车，并应召到他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烧得和她麻将技术一样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请客。我去时只是如主人所说“加双筷子”，又因为我是“安徽人”，对他二老的“家乡口味”，一定可以“吃得来”的缘故。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4）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纽约地区中国知识分子最感窒息的时代。当年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已非复当年。中国大陆，那时正是土改肃反，杀气腾腾，实情如何，难以蠡测。台湾那时在一般人想像中，也只是个瘴疠满山、蛇蝎遍地的亚热带小岛--一个重洋之外、烟水乡里、无从捉摸的“香格里拉”！

干脆当难民，就在纽约定居吧。但是长安之居，谈何容易！加以当时排华之律未全除，种族歧视犹健在。那些挂冠部长、解甲将军、退职学人，到此时此际才了解本身原来力难缚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谋生乏术。

就拿胡适之先生来说吧，胡氏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的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因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笔者后来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觉人微言轻，无啥建树之可言。笔者何人？居其位犹不免有倚门弹铗之叹，况胡适博士乎？

后来胡氏在哥大来来去去，哥大当轴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表面上还算相当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当轴一位新进一块儿午餐，他正在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我乘机向他建议请胡适来帮忙。他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事实上，我也完全了解他这句话是反映了当时美国文教界，对华人学者在美国学府插足的整个态度。那就是只许狗摇尾巴，绝不许尾巴摇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怎能做摇尾之才呢？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了。

其后美国学术界为时势所迫终于把门户稍稍开放，少数华裔幸运儿亦能勉强微憩于他人的卧榻之侧，然而其情况亦只有知之者，知其心忧；但一入黉宇，自然便自觉身价不同，胡适又何足道哉？真是“汉儿傍得胡儿睡，便向宗邦傲汉儿”，也就可悲之极了。

但是适之先生却是一位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学者。他丢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诩为国际主义者。他不了解他终身颂之的所谓“现代西方文明”里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约”、“合同”、“利害”、“力量”、“斗争”等深入人心的概念为基础的。所谓“民主”，所谓“容忍”(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学的精髓)只是力量、斗争、利害等均衡以后的契约行为。

胡先生在中国未做过官僚，在海外也未尝与洋人共事，因而他没有看出今日西方的社会--这个陈独秀所说的“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社会里面，那些人与人之间有礼无让、刻薄寡恩的“小人”的一面。他背负着礼让的教条，爱人以德，因而只看出西方社会里恂恂然的“君子”之风。所以他老人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维护，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终而后已！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5）

胡氏这种真正的可敬可爱的孔门书生的气习，便十足地表现在他对他母校关怀的心情之上。他对哥大的爱护绝不亚于他对北大的爱护，其居心之淳朴，真是情见乎辞。

记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陆上出版的新书。我说哥大没有这本书。胡先生惊讶地说：“我们哥伦比亚怎能没有这本书？！”

原来哥大当时图书经费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册学生人数为标准。那时读汉学的洋学生不过寥寥数人，图书经费因而只摊到二百元。二百元能买多少书呢？胡先生认为“这太不像话”！他约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饭，并把此事“好好地谈一谈”！

我真的和胡先生为此事谈到深夜，但我内心的反应只是一阵阵的辛酸。我认为胡氏找错了“谈一谈”的对象。我这小职员算老几？谈有何益？然使我更觉难过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难找到适当的对象。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胡先生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去找几个“有钱的校友”像顾维钧先生那样的人捐两千块钱给哥大购买中文图书，分十年摊用，庶几每年购书费可以增加一倍。后来果然有位“无名氏”捐了两千元，是否是顾先生解囊之赠，我就未去追问了。迨1962年秋笔者接管哥大图书馆中文部时，经费已十分充裕，而这笔小款子还有千元未动。那时我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在作祟，我计划把这千元之款购一部珍版书，以纪念当初筹款人的一番心意，然蹉跎岁月，事愿两违，今日思之，犹觉耿耿！

另一次，有人替胡先生画了一张油画像。胡氏亦以父兄家长的身份送给了哥大中文图书馆。按理这幅画像是应该挂起来的。孰知它一入哥大，便进了地下室烂书堆，无人理睬。1962年东亚馆迁入了一座八楼大厦，地方十分宽敞，大楼四壁空空。我要把这幅像挂于阅览室，当时就有人反对说：“哥大向不挂生人照片的！”我说：“胡适也活不了多久了！”这样这幅油画像才有礼无让地挂了出去。这可能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张挂出来的胡适油画像了。

总之胡先生对他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情意是深厚的。他自觉是老辈，是哥大的父兄。对这个大家庭的兴衰荣辱，他是有直接关系和责任的。所以任何破铜烂铁，他如果能替哥大争一份，他都要替哥大争一份。期许之深，推爱之切，足令旁观者感动。

但是胡适之这个一厢情愿的哥伦比亚大家庭，究竟有多少“子侄”呢？碧眼黄须的朋友们，老实说，向来没有把胡适看成广义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员。因而胡氏的精神大家庭中的“子侄”辈只是我们两三员华裔研究生罢了。他老人家爱屋及乌，所以对我们亦推爱甚挚，期许甚殷。他既视吾人为子弟，我们也敬他如父兄，在这个绝情寡义的洋人社会里，我们这两代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友谊之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6）

四

胡先生那时在纽约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当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篓的流亡显要中，大凡过去自持比较廉洁的，这时的生活都相当的窘困。陈立夫先生那时便在纽约郊区开设个小农场，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笔者一次随友趋谒，便曾随立夫先生之后，着胶靴、戴手套、持筐篮、入鸡笼，奋勇与众母鸡大娘搏斗而抢夺其蛋的。

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早晚一场大病的支出，他转眼就可以变成赤贫！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养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面对晚年生活的现实，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他发自内心的郁结。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语意诚挚动人，声调亦不无凄凉叹息之音。

这些话，我后来才体验到，胡先生只能向我说。他对他的同辈友好、过往宾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纪五(王世杰先生的儿子)，他也不便说。因为胡先生是位头巾气极重的旧式书生，对个人操守，一丝不苟。他怕一旦传出去，发生政治上的反应，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终究也不是解决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妇二人在纽约，连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问题。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

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无意中一声叫喊，其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

那时胡伯母在纽约打起麻将来是日以继夜的。胡先生不但没有阻止她而且有时也加入作战。原因是：一位中国老太太困居纽约，言语不通，又无人经常代为开车访友，麻将实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纽约中国知识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头”的，所以不会四家皆输。加以胡老太太技术高，手气好，几乎每战皆捷，对胡先生来说，也不构成经济负担。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里常有麻将客出出进进也可使强盗小偷望而却步也。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7）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岁月里，我们这一些随胡适之跑来跑去的比较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学者或名流显要。我们所认识的胡适之只是一位流亡异域、风烛残年的老前辈！

记得有一次老友杨龙章向胡先生请教“生命的意义”。胡先生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那时我们看胡先生生命的那一阶段到次一阶段的“发展”也不会太大了。他只是一位无止境地漂流海外、和我们一起同舟共济的老乘客，一旦浪打船翻，他势将灭顶，灭得比我们更惨！面对着他那副慈祥而天真的笑容，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怜悯与同情之感，实远甚于尊崇与学习之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的老路，在那时我们的心目中决然是走不成，也不应再走的了。

那时韩战正急，美国二次大战后不景气的经济，也在炮声里复苏了。为阻止美国训练的中国青年回大陆，美国各行职业之门也稍稍开放，好让他们谋生。有高度训练的中国工程师们，逐渐地也可画图为活。为生存所迫，那些有魄力的文法科同学，便也把莎士比亚、孟德斯鸠等一脚踢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看定新目标：“万元存款，白女为妻！”一切从头来起，因而70年代里，很多颇有名气的华裔工程师和医师，当年却是学有专长的政法人才。如今他们丢下工程道具和医学仪器，仍可写出些响当当的政论文章来。

为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笔者当时也是改行有心、而无魄力认真执行的少数弱者之一。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读书”这个行为，事实上只是“不读书又干啥？”这个问题，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适之先生那时是师友中唯一劝我“不问收获”读下去的人，但我把他老人家的劝告，全然当作耳边风。我之所以读下去的道理，实是个性优柔寡断的结果，拿不出勇气，把这块鸡肋丢掉。既无决断，那就变成漫无目标的“拖”了。日子“拖”久了，檐溜穿石，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时代也变了。在原来无心参加的洋科举里，忽然混了个洋功名；居然又靠这洋功名穿衣吃饭，一切一切，均非始料所及。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里，一个懦夫，随俗浮沉，身不由己，最后还是走上胡适之先生教书吃饭的老路，岂命也夫？！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8）

五

当我们在胡先生公寓里出出进进之时，虽然我们是毫无求于胡适之这位“国大代表”；但是胡家这两位老人，有时反而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牛高马大，必要时也可呼啸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馆添加些备盗防偷的气氛，我们还有打工用的旧汽车可以开他二老在纽约市上，横冲直撞。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雇不起用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台前夕，他那几千本书籍便是我和台湾新来的杨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装箱的。年后胡伯母返台时，她老人家坚持要把她那张又笨又重、破烂不堪的旧床，运回台湾，因为床虽破而老人已睡成习惯，调换不易。那项搬运工作，也是由王纪五和我二人执行的。纪五租了部大卡车，他做司机，我做搬夫，才浩浩荡荡地把那张破床从纽约市运到新泽西州码头上船的。

老实说，那时我们这批所谓“胡适的小朋友们”之所以不惮其烦而乐为之使，实在是基于流亡青年，对一位和祥的流亡老辈之敬爱与同情。他是胡适，我们如此；他不是胡适，我们还是如此。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爱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会摆出什么大师或学者的姿态来装腔作势。他也没有“荷兰大叔”的怪脾气。他和普通人一样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对象也不一定正确。一个人喜怒的对象如果太正确，那这个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却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词，原都是一批道学先生或性好阿谀的文人杜撰出来的。慈禧太后一个老太婆就占用了十六个字。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的过人之处--至少是我这个后辈的看法--是他对上对下从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确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却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诚。他的极高度聪明的先天禀赋里，是没有迂、傻、笨、蠢的丝毫踪迹的。

胡先生另一种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毫无道学气味。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是他从无“程门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往往还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这就是胡适之的本事，别人是绝对学不到的！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9）

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马迁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一个人彷徨于东门大街之上。子贡忙着去找他，听到街上人说东门大街上有个怪老头的观光客，“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当子贡找到了孔老师之后，以街上人所说的话据实告之。孔子听了大为高兴说，街上人说他容貌像尧、像皋陶、像子产……那倒未必，但是说他像“丧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

原来孔子也是和胡适一样的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可是两千年来却被那些腐儒和政客糟蹋得不成样子。且看《史记集解》里所引的那个冬烘王肃的话。王国舅说：“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累然不得志之貌也。”这真是一派胡言！也是对我们孔圣人的莫大侮辱。他把我们这位有血有肉的老教授孔仲尼，形容成一个泥塑木雕的假道学。难道我在纽约市上看到的“累累如丧家之狗”的胡适，也是因为“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才显出那副狼狈的样子吗？

老实说，两千年来儒教在我们祖国的发展与耶教在欧洲的发展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两家的原始教义都是活生生的大众哲学，但是两千年来却被无数的乡愿、学究和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和他们的臣仆们涂抹得面目全非。试看那些锦衣玉食，高冠厚履，黄金手杖，宝石戒指，所谓教皇、主教等那副样子，如果赤脚放羊的耶稣真的复活了，目睹这种怪现象，岂不要活活气死？

胡适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复兴文艺、“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六

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做个大政治家，在主观条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铁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顶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个性上是没有这种担当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

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

。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

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没有做官僚的脸皮。民国以后有清望的学者们下海从政是需要相当脸皮的，因为这些名学者出山之前，一个个都是以帝王之师自命的，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才应征辟，乘安车，入朝为官的。但是官场亦另有官场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这批高人隐士，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本来，官场中这些恶习和陋规，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坏事，因为那本是我国两千年来，自上而下的单线官僚体系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讲求传统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仪和官箴。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有见及此，乃因势利导，干脆把它们制度化起来，以礼节之，使其发而中节。

民国肇建，这些原也是煞费苦心的制度，被目为封建残余，通盘废除，但是制造这些陋规和恶习的单线官僚体系，反因科举之废除而变本加厉地单线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东西，至此反变成无原则和规章可循的官僚主义，俗语所谓上拍下压。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2）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他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一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们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七

胡先生不但不会耍那些他所不应该耍的政治手腕，纵使是那些正当的--有时也是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母国利益而在驻在国的政潮中，投机取巧地活动，亦非胡氏之所长。他做大使时每向友好倾吐他那一番“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后来亦常向笔者提到。其实那种“苦差事”，如行之者为“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为“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

幸好胡先生是个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国孤立派最嚣张之时。胡氏在华盛顿的“庄稼”也不会太多。所以他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因而他的捞鱼摸虾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没了。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3）

可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成为正式盟友，并肩作战。为着扭转盟邦外交上的“重欧轻亚”的策略，为着与英苏等国争抢“租借法案”里的美援物资，为着促进美国国会通过更多的亲华立法，那样，华府内的庄稼就忙不胜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迹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的母国，立刻就要吃眼前亏，因而这位不习于耍手腕的学者大使就丢官了。

有一次我告诉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战的史学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8226;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竟把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大意是说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①

胡先生听了这故事大为高兴。他连忙要我把这本书借来，并在对他“不虞之誉”的那一段下面，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我问他当年究竟是耍了些什么圈套终于使罗斯福总统上钩的，他想来想去也无法对我的问题作圆满的交代。其实毕尔先生的那一顶帽子，实在是对我们胡老师的“求全之毁”。我们这位“言忠信，行笃敬”的学者大使，哪里会玩什么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罗斯福何等滑头！我们胡先生哪有这样的本领来请他入瓮啊！

总之胡先生天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官僚衙门里本是没有他的份的。事实上早年的胡适之也是反对搞政治的。他认为他和陈独秀的基本区别也在此。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都是“政治”的牺牲品。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五四运动把它政治化了的结果。胡氏显然不了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胡适之这位大文化人之与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的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适之真是“爱其少子，甚于妇人”！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

国府行宪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总统了。但他终于做不成。主观的条件之外，他还缺少搞政治最起码的客观条件--与执政党实力派的历史渊源。胡氏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他对执政党的诤言固多，闲话也不少。如今无功受禄，以票友登台来领导科班，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国民党反对我！”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胡先生是聪明的。他自知可以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长。读历史的人，读到胡适婉却做阁揆这一段，真也要松口气，胡适之如做了行政院院长，岂不天下大乱？！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4）

八

或者有人要说，胡适做个政论家，应该是没话说的吧！的确，“谈”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笔者在纽约出入绛帐的时间也不算太短。平时就很少听到胡先生和他同辈的朋友或访客们谈过多少学问。他们所谈所论的几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鸡毛蒜皮的政治。学问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导后辈的东西。

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所以从方法学上说，他那种“有疑处不疑”的政论，正是他“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国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会联想到“胡适”。胡适那一脸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无恐怖自由”--的象征。而崇尚独裁专政的人们，一闻胡适之名，也就忸怩却步；一碰到他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触原子辐射尘，逃避唯恐不及，封锁唯恐不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他羽扇一摇，真是“词组能倾百万师”！好不壮哉！

胡适之就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非也。他只是个近代中国的“时势”和勤劳伟大的老百姓所制造出来的、文化交递时代里学术思想上的“英雄”。适之先生常常勉励后辈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获。他强调“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司马迁那个刑余之人，就不相信这句话，说：“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胡适之这个乐观主义者，对“天道”的公正，倒是笃信不移的。

社会对胡适的报酬既然远大于胡适对于社会的贡献，则社会对胡适的需要，将不因胡氏之死而结束。他的真正的影响力，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发挥。等到全中国人民“衣食足，礼义兴”，从而憧憬“人权”的时候，胡适的幽灵，恐怕又要大叫“还我头来”，而开始在云端“显圣”了。

所以从主观条件上看，就事论事，胡氏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那种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当之的。但是四周环顾，学术思想界芸芸众生之中，胡适而外，又谁能当之？就凭这一点，适之！适之！也就足垂不朽了！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5）

九

胡适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既然是广泛的、深远的、间接的和无形的，他自己在政治上，赤膊上阵，拼起老命来，就一无是处了。大的政治运动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动不来。以他老人家一言九鼎的身份，不合时势、不洽身份地一吹一策，就可能把天下搞得更乱，而使民主退潮。因为讨论大政治--像国体一类的问题--则论者必须有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高深的学问”。可是胡先生在这方面的“学问”，却不太“高深”(这儿笔者所着重的当然是胡适之那一阶层的“学问”，自郐以下，那自然又当别论)。

讨论小政治--如张季鸾、王芸生一伙人在《大公报》上所谈的“小骂大帮忙”的政治，则论者必定要对政情民隐有极深刻的体验和观察，然后下笔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做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

胡适之--不成问题的--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但是伟大的学者们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把物理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学者，对人理不一定也就同样精通。相反的，伟大的“通儒”们，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他们可能倒背“十通”，但是对应有的一通之学，有时反而一窍不通。

在这方面胡适倒的确是个例外。他真是个百通一通的大才。不过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无所不通的学问里，有许多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各该专业范围内相当高度的常识罢了。而胡先生亲手“拿绣花针”的专业--如他中年所搞的“禅宗”，晚年所搞的《水经注》--则又与政治科学无关。因而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是以常识论政。“国体”和“组党”一类的问题，又岂是常识可以应付得了的？

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时“少谈些主义”的论调一出，对方抓住这个小辫子，很快就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实验主义者”。加以那时杜威大师的法驾初临中国，黄面皮的弟子们执礼甚恭，师徒相映，站在大师背后的胡适就真的成为杜学东传的一世祖了。

后来那对“实验主义”一无所知的鲁迅和瞿秋白，被实验师徒吓得手足无措，而内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说出些“此理今凭实验传”一类完全不通的酸话。而他们居然也能以这种不通之论，咒骂胡适，领导文化反对派而扬名天下，这也可想见我国当年知识界，对现代知识之贫乏！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6）

最可惜的当然还是胡先生自己。这位风度翩翩、“中西之学俱粹”的少年学者，被扣上这顶洋帽子，不但不以为忤，有时且面有喜色，并且一戴就戴了一辈子，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试问“实验”这个“主义者”所戴的白帽子，哪里就比“马克思”那个“主义者”所戴的红帽子更漂亮呢？市井少年偶一戴之，再配上黑眼镜、力士鞋、牛仔裤，招摇过市，或不失为风流潇洒。如果我们的“文艺复兴之父”在一袭八卦道袍之上，也加上这顶网球帽，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而胡氏不此之图，在杜行者一苇渡江之后，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何其懦哉！

胡先生既然甘心自囿于一家之学，如此非杨即墨，难免也就助长了他情感里本已十分浓厚的门户之见。杜家的子弟们，认为只有杜氏之学才是科学化的哲学，所以他们是三句不离科学的。据胡先生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在筹办之初，筹备人等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该院那个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这个洋名字的正确译文应该是“中央科学研究院”。它“研究”的方向和对学术衡量的标准，亦以“科学”为依归，而“科学”一词的界说，当然也就凭服膺科学的欧美留学生的举手为断。所以后来胡氏在纽约请客，那些“服膺科学”的客人，便相率“敬陪”，那不“服膺科学”的国故大师，也就怫然“敬谢”了。

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学观而示人以不广，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就难免退处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并包”的启蒙学风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适之先生则局处于“并包”之下了。

一○

“实验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这样有才学的胡适，也被它“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而不能脱缰而驰呢？

其实“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太大的轩轾的。杜威和马克思这两位开山大师，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岁，他二人的思想却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他二人都生在那个玄学将死未死、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方兴未兴的时代里。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一面舍不得放弃他们所精通的玄学--如马克思就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方面又要掌握那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如马克思就极力推崇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对印第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此书马氏以年老不能卒读为憾。②所以他们那个时代所搞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非科非玄的学问。也是一种小脚放大、两代咸宜而新旧两无是处的半老徐娘过渡时期的学问。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7）

马克思是欧洲人。他目击西欧在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上所起的变化，因而他把两千年来欧洲白种人所创造的社会变迁史，作了一个有十分功利的总结，然后从其总结里抽出一个他认为合乎宇宙“实在”演变的半玄学的法则。千虑一得之后，他就根据西方白种人的历史经验主义，来替全人类算命了。

天下哲学家没有哪一个是能脱离他的文化传统而从事思考的。马氏也有他特殊的传统。他是个日耳曼，日耳曼是西欧脱离封建社会最晚的一个民族。终马克思之世，日耳曼的社会仍是阶级森严的，同时其传统的民性虽然极其笃实却也是刚愎自用的。因而那反映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日耳曼意识形态，也是人世间最武断的东西。它说一就不许你说二。在传统德意志的学派里，不用说黑格尔和马克思了，就连那个搞性心理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今日在美国以半途脱党的共产党员转而为反马克思权威的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那种学术上独断专横的作风，和他们的日耳曼前辈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之也是反对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

胡先生后来又在他那个乱书堆中找出罗尔纲所写的小册子《师门辱教记》③给我看说：“你看尔纲会那样地批判我？”

“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说！胡说！”胡先生直是摇头，“不可能！不可能！”

胡适之是真的相信“为着自由故，一切皆可抛”。他与那些把“自由、民主”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民主人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适相信比他大三十四岁的杜威。杜威能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我们这位胡老师的老师，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8）

杜威比马克思小四十岁。他和马克思一样，把北美洲两百年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史实，作了个总结(虽然他没有写出一部《资本论》)，然后再根据他在玄学和粗浅的科学上双重的训练，从这总结里抽出个法则，再以这半科学的法则，来推断北美洲白人社会今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原则。

杜威是不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是依照什么“客观实在”而发展的。所谓“实在”也者--引用他大弟子胡适的一句话--“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哲学家要把她如何打扮，她就如何打扮。如果这个女孩子就是“道”，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唯物主义者把“实在”看成一成不变的天道，而认为社会改革家的任务便是“替天行道”的说法是机械论，是不合乎科学的。

人类社会进化既然没有个“客观实在”来做其主宰，则人类进化程序中所发生的只是一系列无从逆料的“问题”，以历史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再引用胡适的一句话“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才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正当的途径。

这便是有名的杜威“机会主义”(opportun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

④所以杜威先生是反对“革命”的，因而他那个大弟子胡适也是个天大的“反革命”！在国、共两党的党法上说，“反革命”是要被判死刑的，而胡适这个“反革命”居然在一个名士如云的酒会里，一杯在手，含笑而终，真是侥天之幸！

杜威何以有这种“反革命”的哲学呢？那就是杜威也有杜威的“反革命”的文化传统。在那个传统里，杜威如不接触其他不同的传统，他是跳不开的。

杜威和马克思不同。马氏是个在严格的阶级社会里长大，阶级观念牢不可破，而脾气又十分古怪的日耳曼老顽固。杜威则是个宇宙任翱翔、无拘无束而世故圆通的洋基(Yankee)小滑头。洋基的祖先们原多为受流刑的暴徒和为追求个人自由、冒险犯难远涉重洋的逋逃。他们是没有丝毫阶级观念的，更不相信任何权威。加以渡海之后向“西部”探险，千里无垠，匹马单枪，那些半工、半农、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肯让哪个“权威”来“牵着鼻子走”呢？但是在重洋之外，深山大泽之中，为着枪打红人、鞭笞黑人、驱逐黄人、开疆土、兴农牧，自做边陲之主，他们又不能不合作。自然合作大家好，那这些白色逋逃之间就不得不“容忍”彼此的“自由”！

英语民族本来即有较为开明合作的政治传统。传统与创造相结合，才铸造出美国后来的--也是她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特许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胡适之美其名曰“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杜威曰，何谓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弟子齐声应曰，信然！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9）

同时，为应付随时发生的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问题，天高上帝远，这些殖民客也只有自求多福，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随时自力更生，就地解决。这原是他们的“经验”，后来也就变成杜大师的“主义”。

再者，在极端个人主义支配之下，个体间生存竞争之激烈是可以想像的。所以白种美国佬之间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彼此之间是寸步不让的。互不相让之下，则亲兄弟明算账，虽近如父子夫妇，也得法庭相见。所以白种美国公民是好讼成性的。他们一百个成人之间，有一个必然是律师！在这个讼棍如毛的社会里，要没有绝对尊严的“法治”，那还了得？

事实上这些都是杜威哲学的精义之所在。但是这些精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杜威大师面壁默坐向空虚构的，那是美国历史发展经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所以吾人如不能掌握这个美国历史经验主义中所产生的白人的“辟疆主义”(frontierism，这儿笔者冠以“白人”二字，因为这个“经验”是与红人、黑人、黄人无关的)，则吾人对真正土产的美洲哲学的土壤(经验)便无法了解，不了解“经验主义”(“实验主义”的原名)中所据以产生的“经验”，只是空头传授其法则，希望仍然可以祭东风、烧战船，那就犯了拨弄形而上学来治国用兵的大毛病。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所犯的通病！把工业化的“大跃进”真的当成“烹小鲜”来处理，则国家焉有不糟之理？

所以，就文化背景、学术地位和时代对他的需要而言，则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杜二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氏的正当工作，应该是在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光芒照耀之下，把三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一总结，从而抽出一条新的东方法则来，以成一家之言。然后有系统地引导我们的古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将来。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二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

一一

胡先生之所以在政治学说上不能自成一家者，实在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胡氏博大精深的学问原来就是个什锦大拼盘。其中训诂辞章、文学流变、先秦思想、释老精义……都可说是无双美味。社会科学原是他那大拼盘中最中看不中吃的一锦。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五四运动史》的作者、老友周策纵对胡氏的批评，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一个学者如对新兴的经济学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本来也就无置喙余地！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0）

不特此也。胡氏对他成名以后才逐渐发展的其他多种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史学等等，也未尝钻研。如笔者老友杨龙章今日所搞的所谓“群体社会学”(mass sociology)，真是胡先生连名词都未听说过。因而随工业革命而起的名目繁多的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有远见的孙中山先生1896年在伦敦脱险后已见其征兆，而1950年在纽约的胡适之先生仍未感觉其严重性，而只醉心于工业革命前期的桀苻生和科玄交替时代的杜威那一套，那就未免与工业化后期的世界现势脱节了。

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真是多来兮！如果哲学家们置这些问题于不顾，而奢谈明心见性的教育，那就开倒车回走三百年去搞程朱陆王了。阳明山高已哉！但是那位龙场驿丞却不能解决大纽约断电期间的三千五百件抢案！

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要“扶得东来西又倒”。良相与良医所服膺的原则原是一样的，医人医国首先都得把病理搞清楚，否则药石乱投，压低了高血压，又激起了肝脏炎，那病就害不完了。

再者杜威先生也不是不谈主义。他的主义就是“美国主义”(Americanism)。他没有提这个词，因为他视为当然，不谈主义而主义在其中矣。哥大后期的名教授也是胡先生甚为心折的芮文斯(Allan Nevins)和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都是属于这一派的。在50年代里康马杰的学说在北美洲真是风靡一时。笔者亦尝随许多美国世家子之后，在康老师课堂上肃立鼓掌数分钟。胡先生对这位后辈，读其书而慕其人，真是推崇备至。可是在60年代中期，我们这位康老师就渐渐地变成美国的叶德辉了。那些新起的长发青年学者，开始对美国文明自我清算，打倒杜家店，在新的学风里，杜威之学也就显得灰溜溜的了。

196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哥大校园内忽然一声呐喊，笔者凭窗俯视，只见对面校长室内，长发乱飘。校长室被霸占了，校园内人声嘈杂，鸡蛋横飞，一个五四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再看原杜威研究室前那个大光屁股铜人，却仍然丝毫不动地在俯首沉思。这是胡先生当年与笔者，常时对坐长谈杜威的纳凉胜地。我心想此时适之先生如仍然坐在此地，不知道他对这一学潮作何解释？！

笔者这些妄论，当然只是责备于贤者。因为有适之先生那样历史地位的人，他如果要谈政治，就要谈深远的根本问题；就要谈孙文、马克思、杜威那一阶层的政治。他的见解和学说，岂可与我辈乡愿茶余酒后的龙门阵，等量齐观？！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1）

当然胡先生除他本人主观的训练上的限度之外，客观上的限制也是不许他扭开杜威之枷锁的主因。老实说，五十年来在科学挑战下的我国各项学术--尤其是行为科学--就始终没有脱离启蒙阶段。这也是我们那些启蒙大师四十年称霸杏坛的道理，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脱离他们成名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太大的进步，时代也没有太大的进步啊。时代和环境限制了他们的成就；时代和环境也宠坏了他们，没有逼着他们教而后知困，自求上进。因而就永远在科学上不能摆脱洋人而独立了。做了几十年的齐天大圣，说穿了其实只是个癞和尚的保镖！

这种自我限制，实际上原是我国学术界整体的悲哀。形势比人强，个人是跳不出去的。一个大学者的成就，是建立在无数小学者的牺牲之上的。没有那样的土壤就结不出那样的瓜。我们的菜园里既然找不出几个十斤二十斤的冬瓜，要胡适一个人变成个六十五斤的大冬瓜，那就不可能的了。在过去五十年我国落后的学术环境里，能出了个胡适，我们已很足自豪的了！

胡先生有绝顶的天分，也是好学不倦、用功最勤、至死不衰的大学者。50年代的初期，笔者为应付考试，曾以读杜学的札记和心得向先生请益。胡先生在这方面是极度谦虚的。他一再说他自己还要“补习”！并且在极度困窘的生活条件之下，还拿出一大笔美金要笔者为他选购讨论杜学的名著，并认真地下工夫去阅读。“假我十年以读《易》，仲尼而后更何人？”胡先生的用功与好学，在笔者所接触的前辈学者中，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以他的用功，配合他的见识，所以政治问题虽然只是他什锦拼盘中最弱的一份，但是他谈起来比那些谈同一问题的党政理论家们还要高明得太多太多了！

一二

胡先生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既然难免着重“形似”，他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最值得惋惜的便是民国初年的那一段。他觉得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而掌握结构的成员，如民初的国会议员，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中国失去那一个大好时机，在胡先生看来，真是国运也夫？！

在50年代的初期，台湾的问题，在胡氏看来，便是缺少个“反对党”。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然是国民党效法华盛顿当年的大陆党，“一分为二”。要不然那就得另外组织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他这一主张深得蒋廷黻先生的同意。这两个秀才在纽约因而也就有联合“造反”的意图了。

要组党，则论学历、论资望胡先生应该是当然党魁。但是论精力、论组织才干，则胡氏只够做配角。在1952年访台返美之后，蒋氏兴趣方浓而胡氏已兴趣大减，可以说是只说做了。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2）

有一次我向胡先生说：“你就顶个名字做党魁，组党大事让蒋廷黻去干不就得了？”

“那如何使得？”胡先生两眼向我一瞪。“孔子说的‘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我自己不干，怎能让人家顶我的名字去干？”随着他又说了些其他方面的“干与不干”的大道理

。

我记得我们那时还谈了些有关蒋廷黻的掌故。我偶尔提到蒋氏可能是“复兴社”里的要员。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说当他1952年返台蒋公约见之时，他们曾涉及胡蒋二位有意组党之事。“蒋先生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

“这‘回到’二字里有文章！”胡先生不疑处有疑地向我说，“蒋廷黻未加入过国民党，为什么要‘回到’国民党里去呢？”

胡先生怀疑蒋廷黻先生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我们并且把《独立评论》找出来“考据”一下蒋廷黻加入“复兴社”的可能年代。

如今当事诸公俱已作古。那些力未通天的“蓝衣社”社史家们也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蒋氏是否是个“社员”，这件事，可能就永远是民国史上的疑案了。

一三

晚年胡适之先生不但对空洞的大政治有兴趣，他对空洞的小政治也有兴趣。他在1952年访台之后，一直要我们这些学文法科的留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后来儆寰先生辱书征稿，笔者不自量力，也真的替《自由中国》写了些不成熟的文章，一直写到雷先生坐牢而后已。

那时胡先生并且鼓励我们在海外自办报刊。在他老人家感召之下，我们一小撮“文法科留学生”真的也就办了个小月刊曰《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印刷。我们的经费、稿源、发行、销路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偶尔一两篇哗众之作也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胡先生对我们这一小刊物的问世，真有欣喜若狂的反应。他居然纡尊降贵地替我们写了一篇相当有分量的文章，讨论那时大陆上刚影印出来的“曹雪芹小像”。胡先生认为那“小像”上的“雪琴先生”不姓曹。⑤

胡先生这篇“尾巴摇狗”的文章，竟然引起那些坚持“雪琴先生”姓曹的《人民日报》，对我们这个“海外某刊物”里面的“某作家”大加抨击。

“雪琴先生”究竟姓不姓曹呢？今后的“红学家”们对我们那个“海外某刊物”里“某作家”的笔墨官司，恐怕还得继续打下去。“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目前的定论还是下不得的！

《海外论坛》那个小刊物一诞生就患了心脏衰弱。带病延年，拖了三年也就倒下去了。它的垮，不是因为客观条件不足，而是主观的由于出不了中国知识分子搞企业组织所必需的“领袖”，十五位硕士、博士之中，就出不了一位雷儆寰、萧孟能、刘绍唐或胡菊人。他们“轮编”，但不同的意见却“轮编”不掉，所以出了一期“纪念胡适专号”以后就陪胡赞助人一起长眠地下了。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3）

《海外论坛》的关门对社内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而在民主圣人胡适的赞助之下，在杜威铜像之前，尚且民主不起来，哪里还有脸皮向祖国同胞说教呢？一念及此汗从颊下，笔者自己也深深自知肤浅，再不敢在祖国报刊上瞎写文章！一搁笔就已二十来年了。

一四

晚年的胡适之不但对动口的小政治有兴趣，他对动手的小政治也有兴趣。

50年代的中期，台湾、香港两地的政治社会都还算安定，因而中国留学生又继续出国，哥大校园内久已绝代的“中国同学会”又恢复活动。这时出国的同学很多都已是政学两界的中级负责人，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本就是从国内带来的；有高度政治诱惑力的胡公馆，这时也就更形热闹了。他们听过胡适的传教以后，也要来个促进民主政治的小组织。胡先生对他们期望甚大，因为他们都是起而行的少壮派。胡先生并为他们的小团体取了个名字曰“晨社”(Morningside Society)。取名人是三句不离本行的。晨社之名是他依据哥大校址所在地的“晨边高”(Morningside Heights)而起的。笔者是时虽未尝涉足台湾，但却住在晨边高，所以也应邀参加，并随群贤之后集体到胡家去“请训”。其后做社长的李和生会照相，他曾替胡氏照了一张后来流行相当广的照片。《传记文学》第一六八期第一六页上所刊的那一张便是和生照的。后来许多报刊复印时都误传那是胡先生做大使时的照片。

1957年初“晨社”开成立大会时，胡先生“亲临指导”，参加聚餐，并讲了几个钟头有关民主政治的大道理。我个人因所听已多，未终席就溜出会场与一些年轻人一起去哥大参加中国同学会的“春节联欢会”去了。时过午夜，胡先生还一再询问“为什么唐老先生还不回来？”惭愧的是，在衣香鬓影中，我这位“唐老先生”早已把他那位“胡老先生”忘得一干二净了。

此后不久，胡先生又病倒住院了。晨社的李社长通电要率领我们去集体探病。我说人家害的是心脏病，你如何能集体探得？和生又要醵巨资，购大束鲜花送去。我说胡公病房太小，哪里放得了那么多“大束鲜花”！最后我建议他去买一张探病卡片，由我来替他做一首“桑籁体”的十四行打油诗送去。这种“秀才人情”才是那位老秀才之所好！

事隔数日，我碰到那位探病归来的林征祁。征祁告诉我说胡先生病房内的花太多了。后送的都放在走廊上。他又说胡先生看到你们的新诗，大为高兴云云。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14）

下面便是录在我1957年2月27日日记上的那首打油诗：

慰问胡适之先生

适之先生，

自从你进了病院，

亚洲、美洲、欧洲……

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在

为你祝福，

替你焦心！

但是我们--

“五四”以后才出生的一群，

知道你没有病。

你只遇着了一点小灾星。

因为你，

抵抗力最坚强；

永远站在时代的前面；

和我们一样年轻！

四十年来，

你从葫芦里，

放出了多少小鬼！

这些小鬼，

现在翻说你是妖精！

漫山遍野，看！

他们正在追捕“胡适底幽灵”！

还有，

恭维你的朋友们，

曾替你塑了一尊像，

抬起来到处游行。

不抬着这个像，

躲在后面的朋友，

就立刻要暴露原形！

但是我们--

你学生底学生，

做工、读书，

不声不响的年轻人，

一直在追随着你，

追随你做个“人”！

你不谈主义，不谈革命，

你却创造了一个时代；

又替另一个时代播了种，

我们正在努力耕耘。

胡老师：好好休养！快快出院！

没有你走在前面，

我们真要变成，

三十来岁的“老先生”！

注释

① Charles Austin Beard，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514.

② Lewis Henry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1，pp.281. 后来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便是根据摩氏的观点发挥的。

②罗尔纲著《师门辱教记》，原版于1944年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刷发行，旋毁于战火。翌年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重印未果。1959年始由胡适出资在台北重印，改名《师门五年记》，为非卖品。

④笔者曾经把当年和胡先生所讨论过的谈杜威札记大意缩写成一短文曰《实验主义新诠》，载于《海外论坛》月刊，1961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第五至八页。

⑤胡适著《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海外论坛》月刊，1961年1月，第二卷第二期，第二至四页。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1）

三分洋货&#8226;七分传统

一五

关于胡适治学的范围，他自己总喜欢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①因为他留学期间所学的是哲学，他最初成名的著作也是哲学。所以列“哲学”为百科之首。

但是胡先生为什么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呢？此事说来也不难理解。胡氏治学的态度原是最谨严的。成了大名之后，众目所视，那就使他益发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学史时--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动笔。但是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谈何容易？一个神会和尚已够他忙一辈子了！

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颉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好多与胡氏很接近的后辈，在这方面都上了他的大当。在他的影响之下，大家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敢献丑。但是此事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陨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枣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

加以现代的学问已与胡适当年不同。以前老一辈学者动辄来一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的学者能搞个“萧红女史”或“江青同志”也可名利双收。大家各钻其牛角，你不必钻得太深也就足够做个专家了。何必学胡大师去钻《水经注》呢？所以胡适那一套也是害尽苍生，他地下有知真应该饮恨黄泉。

就因为落笔千钧，所以胡先生写起文章来也慢得出奇。他时常告我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2）

吴国桢先生有一次告诉我说胡适之一定要回台湾。我问他，何所见而云然？吴说：“他(指胡氏)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吴氏那时在美国是靠讲演为生。他并且告诉我讲演的行情以中等城市最好，因为小城市听众出不起钱，大城市听众见多识广，你不算老几。只有中等城市--如新奥尔良、圣路易斯--那里的听众，又未见过世面，又肯出钱！

胡先生那时也偶尔去“中等城市”讲讲演。但是盛名之下，他不能胡吹。要篇篇讲稿都能传之后世，那他写起来就“极慢、极慢”的了。极慢、极慢，那就不能“谋生”了。

胡先生搞神会和尚永远搞不完也是这个道理。搞不完就拖，一拖二十年，再搞就兴味索然；《中古哲学史》也就出不来了。加以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就犯了这个大毛病。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声名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②。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③，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一六

本来有胡先生那样成就的学者，博士不博士是无伤大雅的。老实说他那本论文，他在哥大的两位主要论文导师--杜威和夏德(Friedrich Hirth)都是看不懂的。胡氏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足敌哥大一校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空头学位，原不值一提。笔者在这篇随笔式的文章里，本也犯不着多废笔墨。只是一般读者茶余酒后或不免要提出做谈助，好事者或不免要据此而乱事推测，所以笔者也就顺便根据史实，约略交代一下，以免流传失真。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3）

为胡先生的学位问题弄出很尴尬场面的第一人是已故哥大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林顿(Howard P. Linton)先生。林氏为纪念哥大二百周年之校庆，于1952年开始编撰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④。这本目录包罗万有，独独把“胡适”的“论文”“编漏”了。校园内一时传为笑谈。林氏也自认为一件不可恕的大“乌龙”而搔首不得其解。他是根据校方正式记录编纂的，为什么校方的正式记录里没有胡适论文的记录呢？

第二个为这一问题伤脑筋的是袁同礼先生。袁氏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⑤，在他费时十年的编纂期中，袁氏受了无数的意想不到的骚扰。因为有许多“老博士”都是袁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大家都已“博士”了大半辈子。如今在这本新出的洋进士题名录中，居然录上无名，岂不糟糕？

根据袁氏所收的资料，截至1960年，哥大授予华人博士学位的人数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则退居第二共二○三名(伊利诺伊大学第一共二○四名)。因而在袁氏编纂期中，他交给我一个名单要我在哥大替他帮忙“复查”一下。在这名单中，想不到“胡适”也是问题人物之一！

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为什么哥大提供的正式记录上却晚了十呢？

笔者为替袁公帮忙，并为好奇心所驱使，乃自哥大“校史图书馆”(Columbiana Library)和其他有关部门，以胡适清查虚云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龄的办法，把胡适“老和尚”和其他十来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彻底清查一遍。结果我替虚云老和尚报了个小仇。我告诉袁先生说胡先生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1927而非1917。其他有关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那时大陆和台湾两地都以“打胡适”为时髦。袁氏少知道一点真相，反可减少他精神上的压力！这位诚实的迂夫子那时已被类似的问题弄得头焦额烂。如果别人再说袁同礼说的，胡适是个假博士，那袁氏岂不要跳楼？袁先生最后决定把这两个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的“目录”上并列，才结束了我二人这段小“考据”。

胡、袁两先生相继谢世之后，那些“胡学”研究员和“待赠博士”们，惑于袁书而向笔者问难。我只告诉他们：“1927！”未及其他。那位专研“胡学”的哈佛博士格里德在他的《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⑥一书中也就根据我的一句话而照抄无讹，又未注明资料出处。幸好他的论文导师是费正清教授，如果审查员是胡适或区区，他这种无征而信的记载，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4）

一七

大凡一个人的一生总归会有几件“平生憾事”的。如果胡适之先生也有的话，上述小事可能也就是胡先生自认的“平生憾事”之一。当我在替袁先生“复查”之时，礼貌上我是不能向胡先生这位长辈直说的，但是道义上我又非向他报告不可。所以我只有在适当的场合和气氛里，慢慢委婉地向胡先生透露；胡先生也就逐渐地向我说明其中原委。每次向我解释时，他老人家都有点苦笑的表情。他的尴尬的情况，反而使我对他益发尊敬其为人。

须知胡适是我亿万炎黄子孙中，唯一拿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真正的大博士。⑦他对上述这一小插曲真可有一百种以上的解释而不感到丝毫尴尬。最直截了当的便是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所以学位才稽延了。⑧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是胡先生是个深染于孔孟之教的书生，他没有“好官我自为之”的厚脸皮，所以他就为这宗小憾事而感到尴尬了。

其实“胡适学”里的这个小小学位问题是不难理解的。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美国所谓“常春藤盟校”领袖学府内，正统的“哲学博士”学位是相当难读的。以创出哥大成绩空前记录的顾维钧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读了四年(实修五年)。顾氏的论文也只完成个“导论”。那时因辛亥革命的关系，校方鼓励他“返国服务”才特别通融毕业的，这是哥大校史中一个有名的“例外”。其他华裔名校友如马寅初、蒋梦麟、蒋廷黻、冯友兰、罗隆基、金岳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放弃学位而急于回国的原因，实是个熊掌与鱼的选择问题。

胡先生在当学生期间已被陈独秀的《新青年》捧得大红大紫而全国驰名。1917年一纸北大聘书就强迫这位留美的“新青年”非在他的前途上作一抉择不可：立刻回北京大学做教授，还是留在纽约做老童生，再熬两年？到那时北大是否仍能等着他，就很难说了。面对这个现实，那时的留学生恐怕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更认为机不可失，所以也就卷铺盖回国了。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之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5）

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氏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怜费正清先生的高足格里德博士就不了解这一点。他说当胡氏1917年返华之时，立刻觉察到自身为社会环境所幽囚，他所珍惜的价值标准受到了基本上的敌视(见格书第三三三页)。这是格君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作“想当然耳”的论断！他不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国初年那一段！那时的美国留学生才真是说一不二。连袁大总统想做皇帝也要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Frank J. Goodnow)一言为定呢！

不特此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经三胡”说成胡适的老祖宗。因而人们觉得胡适对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实在是家学渊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当成别人的子孙，而胡氏亦默不作声，把别人的祖宗据为己有。这些都显示二十来岁的胡适对那浩如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最可笑的是那时搞“胡祸”的草包，竟然不敢驳他。当梁启超把胡氏的荀子、墨子诸章捧得天高之时，这些反胡乡愿也倒捧他一场，说这些杰作，是胡适“剽窃先人”的。那个在一旁暗笑、无先人可以剽窃的青年胡适，因而胆子越来越大，信心也就越来越强了。

以上这些小事都不足为胡氏盛德之玷。读历史的人绝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为众矢之的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学者看成大乘至圣或我主耶稣。在那种排山倒海的反胡阵营之前，一个才高八斗的浊世佳公子打点太极拳勉图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也是绝对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试问出版了十六年的《传记文学》里不诚实的故事还不是所在多有吗？青年胡适的那点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纵使是春秋责备贤者，也不应苛责于他的。

一八

胡先生既然以哲学为职业，所以他一开口总是自称“我们治思想史的人”。显然他是以治中国思想史为其职业的主要部门。

治中国思想史胡氏是确有创见的，但是他贡献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这个所谓“实验主义的”新方向，从“新”字方面说事实上和接踵而来的“唯物主义的”新方向同样都是新开箱的洋货。只是唯物主义是个最武断的学派。它不许你零买零卖。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学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观，在社会发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观。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6）

实验主义却是个混沌水。所谓“实验主义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欠明确。若说胡适搞政治是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笔者前篇亦持此论)那还没大错。若说胡氏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这话就有问题了。

胡氏治中国思想史是承继传统的，不像唯物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和全盘翻案。但是中国思想史上虽没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却也没有实验主义的传统，所以主张承继传统、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胡适把他的洋老师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适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吗？杜威是个洋基文化传教士，他搞的只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胡适所搞的则是有选择的承继、有选择的吸收，是两个以上文化单元之间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杜威有幸被他“选择”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统一”无望，因而“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他言必称杜威，结果尾巴摇狗，便做了一辈子杜威学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制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倒颇有点像早期宋代的“道学家”。道学先生们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终于驱佛入儒，因而发展出宋明的“理学”。而胡氏则由儒入杜，结果一发难收，有去无回，始终未能搞出如冯友兰所自吹的“新理学”，却做了一辈子的“实验主义者”。

冯友兰的“新理学”当然也只是吹吹罢了，而胡适之始终未搞出一套，实在也怪不得这位“藏晖先生”！

宋代的道学家学佛能去而复返者，因为那只是少数隐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内，思想上的反反复复罢了。闭着眼睛在庙里打坐的释迦牟尼本来就是个死人。这些道学先生们思想上的波澜也不是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当时的国计民生也不因这几位夫子思想上的波澜而随之波动。由农村去，由农村回，风潮是大不到哪里去的。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7）

胡适就不同了。他要选择和吸收的对象已经不是泥塑木雕的如来佛，而是声光电气席卷而来的洪水猛兽。他所身历的社会，也已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那有六千年历史的中国农业经济已开始崩溃，接踵而至的是个不可捉摸的工业文明。在这个文化交流、社会形态交替的大时代里，思想家们头脑里电波的变动已不再是单纯的抽象思想的反复；相反的，那是反映实际的社会经济、文教制度、国内民生、国际政局，整个变动和改制的问题。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个思想家，放眼今后世界，如果把中国传统整个否定掉--像唯物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计划的--那他的问题便简单多了。如果把中国文明也放进去，算一份，那他的问题就复杂到无以复加了。解决之道绝不是一两个天生圣哲，甚或三两代孝子贤孙所可完工的。这是五百年大计，岂可责功于少数“圣贤”？！

试看那在同一个国度之内，同一个社会形态上所产生的宋明“理学”，它和佛教的关系还谈不上什么文化的对立与统一，也要经过大师数十人，历时数百载，才功德圆满的。以宋明理学的发展比诸今日文化的交流与社会形态的递嬗，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实说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适岂是“百里之才”？！他岂是一两门学问、一两本钻牛角的小书可以局限得了的！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的开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汇流的开始--必然要有个极长的摸索时代，启蒙大师们无一而非摸索专家。胡适之就是东摸西摸，摸了一辈子！

这也不是胡适之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体系的问题。因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乌托邦是无法生根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这个里应外合的局面始终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远开不了牌！

一九

有一次一位原来学历史和神学的女同学天真地向胡先生说：“胡伯伯，我现在不学神学了，也不学历史了。我改学化学！”

“Good girl， good girl，应该学自然科学！”胡氏高兴地把她拉过去拍一拍，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8）

在一边静立旁听，我深深感觉胡氏这句话不是为称赞那位小姐才说的。那是他的真心话。因而我心头立刻的反应便是：非改行不可！胡氏搞了一辈子还未搞出啥名堂来，况余小子乎！

事后我想想杜威会不会说这话呢？我敢说不会的。但是胡适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再翻翻胡适中西文著述目录，我也知道，的确，他“一辈子”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胡适之这样的一个聪明而用功的人为什么就这样“不知……什么”地“搞了一辈子呢”？他自己显然是当局者迷，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搞了一辈子！

再看他下家。那位太太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止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二○

胡先生打麻将时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便是：“麻将里头有鬼！”

胡夫人上阵几乎每战皆捷，所以时以“技术高”自许；胡先生接手则几乎每战必败，所以时以“手气不好”解嘲。手气不好，是“客观实在”使然，是“鬼使神差”的，与技术无关！

其然乎？岂不然乎？胡适之是不喜欢邵康节的，但是打起麻将他的确相信“有鬼”！因为这个“鬼”是他在麻将桌上“小心求证”，证出来的。

除此之外，胡适是绝对不信“有鬼”的。

胡适不信鬼这一点也被哈佛博士格里德在李敖的书里找到了，人云亦云，因而大谈其胡传、胡适父子是如何地受了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这就是洋人治汉学不知轻重的地方了。

这是个“胡适学”里“有神”和“无神”的大问题。范缜算老几？中国普通读书人有几个注意到他？但是“无神”却是中国文明的特色。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是我们夫子的戒条。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向就讨厌鬼神之说。这是我们文明里极其进步的一面。早期来华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荣任我国“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初来时便颇受我国士绅的欢迎。原因之一便是丁和尚的庙里没有菩萨！⑨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9）

胡适的美国老师是个基督徒，而胡氏本人则是反佛非耶的！是胡氏叛杜而宗马乎？非也。是胡适读《神灭论》而豁然顿悟乎？非也。胡适只是个传统的士大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基本上是无神的！胡适事实上是韩愈以后第一个打和尚最起劲的卫道大儒。所以格里德博士说胡适思想是在现代中国主流之外的，固然是胡说；那些搞文化复兴的老先生们自己去拜菩萨、做礼拜，而偏要反对胡适，那就真是不可解了。

胡先生反佛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本极纯正，却无端地自污于佛说。自东汉以降，浮屠东来，邪说泛滥便把中国的传统思想弄混杂了。胡氏名之为“印度化运动”，并特地造了一个英文字叫Indianization。

在这方面胡适简直就是韩愈。对那群秃和尚他也真是要“人其人而火其书”。

我说胡先生，你既不反对“西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印度化”呢？他的解释是“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而“印度化”则是无生人之教的开倒车。

并且四五千卷的佛经在胡氏看来也不过是部说谎书。那个禅宗东传的一世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是骗人的。其后“传衣得法”的弟子们也都不诚实！

“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胡先生向我说，“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

“胡先生，”我说，“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

“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

二一

胡适之留学时代曾一度要皈依基督。中年以后他就反基督教了。他对教堂里高冠厚履的大主教们看得很不顺眼。以胡氏那种人情味极重的人，他对所谓“违反我的原则”的事物却毫不通融。他反对中国人信教，尤其反对中国人糊里糊涂地在教堂内结婚。

有一次一位佳期在即的准新娘(显然是胡先生朋友的女儿)到胡家来请他到教堂去代表女方家长，主持她的“出嫁”(give away)。胡氏竟严词拒绝，使那位漂亮的待嫁新人眼泪汪汪而去。我一边旁观，认为胡氏太执拗了。帮人家出个嫁又有什么天大了不起呢？

“啊！这件事违反我的原则，我决然不做！”这个老头子说那句话的神情，简直就不像“胡适”。

1957年冬笔者也在纽约结婚了。我虽非教徒，我倒并不反对在教堂内结婚。孔夫子说“神如神在”。反过来说，一个人如不信神，则“祭神如神不在”也就是了。入境从俗，向空气磕个头，也只等于是一个公开的结婚仪式罢了，那又何损于新夫妇的伟大人格呢？但是我知道那是违反胡适之的“原则”的，所以我就未向他发请柬了。幸好内子信奉胡适，她也主张不去教堂，结果我们是在一个非宗教性的“道德文化社”(Ethical Culture Society)的礼堂内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胡先生，原来他老人家却是该社的原始会员。他听说新娘不去教堂，便认真地把她夸奖一番，而对我这个“可去可不去”的马虎新郎则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新娘子要去教堂，那你不就跟着去了吗？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10）

“胡先生，”我说，“难道爱情还没有真理重要吗？”

胡氏破颜大笑，但是却大摇其头。

二二

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他对“超自然”(supernature)没有兴趣，也无“感性”(feeling， perception)。胡适是不会做祷告的，甚至“静默三分钟”一类的宗教性的仪式他也受不了。为着了解佛家的“思想”，胡氏把佛“学”--尤其是禅宗--研究得相当的精深，但是对于“禅”，他只是“参”而不“悟”。他晚年曾与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笔战得相当激烈。焦点所在在笔者看来，便是胡氏是倾向于理性的禅，而铃木则倾向于感性。从理性出发，则胡氏便一直认为佛教基本上是个可解而不可学的、无用的东西。这在佛家看来就是他没有“佛性”或“慧根”，因而“与佛无缘”。在基督教士看来，他就是个“异端”(pagan)，尚有待于上帝的感化。

胡氏这个老顽固的反佛非耶的坚定立场，是写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也者，在西洋便是扭开中古神学和繁琐哲学的枷锁而恢复自由、开朗、淳朴的古代文明。韩文公在思想上“原道”，在文体上复古，也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胡适被洋人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太离谱。“胡文公”和韩文公时代上虽相差一千余年，他们俩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

再者，在思想上复古，在现代的科学文明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有时反而是进步的。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那“追求意义”(pursuit of meaning)和“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也可说是“循名责实”--的两股思想主流之内，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唯一没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费气力的原始文明。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我们的文明一开头就以“人”为本。与“人”无关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生过大根。纵是在谈玄最盛的六朝，玄学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茶余酒后的“清玩”而已。中国思想家穷宇宙之秘的只有朱子以后才稍稍搞出点“无极”、“太极”的东西来，那是受了佛家的影响。

西洋就不然了。在他们传统的思想里，一开头就用尽气力去“追求”他们最大的“真理”--“宇宙”和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老实说数千年来西洋文明吃“上帝”的亏，实远甚于“上帝”对他们的保佑。纵使是今日的“西方”，仍然是“上帝”愈多的地方愈落后！

他们也有反对“上帝”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却很难跳出“上帝主宰一切”这个概念。唯物主义者就创造个“物”(matter)来代替“上帝”。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里，“物”的形象和功能与“上帝”却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它比较接近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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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追求真理”这条思想道路上，今日哲学家已经公开地向科学家认输。他们知道“上帝造人”始终只是个“大胆假设”，而“人造上帝”则是经过“小心求证”出来的绝对事实。混沌初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学生们应该去问吴大猷、丁肇中，而不应该去麻烦枢机主教。要探索“宇宙”，只有在“科学”里才能寻求其答案。所以两千多年来西洋哲学里所追求的“真理”在现代科学的光辉之下，都变成了“无意义”(meaningless)。“哲学”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谈“真理”，它两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emotional satisfaction)上去寻求自保之道了。

这一项当代西方新思想的发展，说也奇怪，在一个中国思想家看来并无啥稀奇。因为中国思想向来就是如此的。只有糊涂的白鬼才把“盘古”看得那么认真，顶礼膜拜，视为“上帝”。他在中国一直就只是老祖母们在厨房里逗逗孩子们的故事罢了。

中国古老的无神论今日在西方复活，正如我们的“书法”和“泼墨山水”在西方艺术里新生一样。在洋人看来这是何等高明的“当代印象派”！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垃圾，几乎早就被吴稚老丢到茅坑里去了。

不特此也。我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把宗教挤得靠边站了。“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有一个文庙就足够足够了。又何必另盖些龙王庙、少林寺呢？熟读圣贤之书，你自然能“了生死”、“求极乐”！名教中自有交代！你又何必去自讨苦吃“面壁九年”，拜上帝做祷告呢？韩愈、胡适动口，曾国藩、胡林翼动手，非把那个糊涂蛋洪秀全干掉不可！

虽然如此，他们这文武两派始终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赶出中国。因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苏格拉底、王阳明、胡适之才能在“哲学”中求其解脱，我辈愚夫愚妇在名教中找不到乐土，就只有去求菩萨、做礼拜了。

今后世界上，只要人类还有生死，宗教就会继续存在。列宁错把宗教当成鸦片烟说它能麻痹“革命人民”的反抗情绪。其实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往往却是兴奋剂。赤眉、黄巾乃至太平天国都是由宗教搞起来的。相反的，它对有钱人反而是鸦片烟。愈有钱、愈怕死；愈怕死、信鬼神。因而国家愈承平，经济愈起飞，大施主、大护法就愈多；教堂庙宇也就愈要盖下去。所以在传统中国里，大法师、大主教们一向就靠我辈愚夫愚妇生命里的“意义”和“情绪”赏饭吃。他们在文化上是不能和传统的士大夫平起平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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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之精义。像汉代古文学家一样，他把两千年来的儒术，剥茧抽丝，涤尽粉饰，找出个儒家的原来面目，这个具体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适之自己。

所以就人类思想演进的程序来说，胡氏是较他老师走前一步了。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他思想里没有“无神”的传统。他那点粗浅的科学训练又不足以帮他证明那“制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义”上和“情绪”上就非死钉住这个传统的概念不可了。

那个和他同时的爱因斯坦就不然了。爱氏认为他的科学理论足够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他就敢亵渎神明而坐在教堂上方大谈其上帝不存在之道。这也是笔者耳闻目睹的。那是由纽约“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主办、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堂内举行的一个谈话会，由爱氏主讲。主持人的原意是想请爱因斯坦以他的“相对论”来证明“创世纪”的真理；孰知这位怪老头，于教堂之内，背上帝而坐，竟大发其上帝不存在之怪论，使主持人大窘，听众大哗。笔者随同学之后慕名而往，却看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大热闹。

就在这个爱因斯坦的世纪里，我们中国出了个“文艺复兴之父”，他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氏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以胡适之并不是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他是歌颂他所认为应当歌颂的；他不是那种小气鬼，把什么都说成自己的好。

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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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胡适先生这句话是常常用中英双语夹杂着说的。职业、训练、娱乐的三个英文字是profession， training， hobby。hobby的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业余兴趣或嗜好”。只因胡氏自己也偶尔译为“娱乐”，李书华先生等胡传作家均沿用，故此处亦用“娱乐”二字。

②《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Hu Shi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Shanghai:The Oriental Book Co.， 1922.

④Howard P. Linton， comp.， Columbia University Masters?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 1875-195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1957.

⑤Tungli Yuan， comp.，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 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 Inc.， Washington， D. C.， 1961.

⑥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⑦据袁著前书(见5)胡氏共接受三十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连正式学位共三十二。据笔者记忆胡先生曾告我他名誉学位共有三十四个。甚多均为第一流学府所颁赠。国人中接受名誉学位之次多者为蒋宋美龄，共十二个。

⑧参与胡氏博士口试之导师六人，唯夏德一人通汉文，然亦不足以读原著。

⑨参阅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 1897. p. 67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