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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品评

- 序 让清风吹拂历史紧锁的眉头李扬帆

-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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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离不开仆：随从状告知县与官场利益（1）

- 官离不开仆：随从状告知县与官场利益（2）

- 假官转正：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1）

- 假官转正：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2）

- 假官转正：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3）

- 强盗做好官：唐僧父亲赴任被杀案（1）

-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1）

-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2）

-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3）

-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4）

-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1）

-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2）

-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3）

-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4）

- 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1）

- 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2）

- 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3）

- 以暴制暴：弱者非法维权的逻辑（1）

- 以暴制暴：弱者非法维权的逻辑（2）

-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1）

-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2）

-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3）

-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4）

- 绝缨大会：宫廷性骚扰案件中的女性（1）

- 绝缨大会：宫廷性骚扰案件中的女性（2）

- 江充告赵王：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苦（1）

- 江充告赵王：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苦（2）

- 江充告赵王：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苦（3）

- 满城黄金甲：嘉庆年林清攻入紫禁城案（1）

- 满城黄金甲：嘉庆年林清攻入紫禁城案（2）

- 中国人的穷：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乞丐问题（1）

- 中国人的穷：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乞丐问题（2）

- 中国人的穷：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乞丐问题（3）

他人品评

系统的社会科学教育背景，让张程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逻辑推演色彩。他在每本书中都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疑问，并尝试进行解答。在这套《给历史把脉》系列书中，张程干脆一股脑儿抛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小问题，一一做了探索。问题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张程的问题意识和勤奋写作，读者是有目共睹的。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历史畅销书作家）

给历史问诊把脉，拂拭历史尘埃以求接近本相，是探路的过程，很多时候人们以为离真相近了一步，其实是造成了新的误会。这不可确定性恰恰就是“白话历史”的魅力所在。张程切脉切得很准，所谈多属热门话题，他与当年明月、曹三公子、清秋子、罗杰、金满楼、高天流云、锐圆等历史写手组成历史新说梦之队，同属一支又彼此有别。而张程在叙事节奏的掌控上别有心得。

——丹飞（畅销书推手，《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策划编辑）

《给历史把脉》让我眼前一亮。很显然，这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关于朝代兴亡的大历史，而是一些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潜历史”。作者用他那别出心裁的独到目光和探玄钩沉的细致笔触，将历史上的一些疑案、悬案和饶有兴味的事件进行了精致的梳理和明晰的解读。读完它，我感觉逛了一趟中国历史的后花园——里面的风景新鲜、有趣、引人入胜、异彩纷呈。

——王觉溟（历史作家，《喋血的权杖》《权臣之路》作者）

常常是传说深入人心，被津津乐道。多少美好的愿望夹杂其中，多少诅咒夹杂其中。官修正史，往往按需而避，按需而弃。今有张程者，溯流而上，谛听历史的心跳，洞悉历史的隐秘。历史，在他的笔下鲜活！读他的文章，常触发我选择创作题材的灵感。

——董琦（北极苍狼，历史小说家，辽宁营口作协副主席）

身居庙堂高处的历史让人肃然起敬，可是，历史也是由鲜活的人、鲜活的事组成的，无数个卑微的人、偶然的事让历史显现出更为真切的面孔。在历史纸卷上舞动的主角们，于腾挪跌宕中展开自己的人生；无数个私密的人生，组成了完整的传奇的历史。且看张程给历史把脉，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历史深处的记忆。

——云岩涛（九州出版社编辑）

张程很年轻，但出版的书籍已有不少，从单本著作如《夺宫》、《昙花王朝》，到“张口说书”系列书籍的出版，其写作步步深入。而今这套《给历史把脉》系列，他站在怀疑者的角度审视历史的面孔，触摸历史的脉搏，为历史增添了几分灵气，几多魅惑。

——谢艳芝（金城出版社编辑）

一桌用历史的边角料烹饪出的盛宴，一场挖掘历史深处意味的思维游戏。

——水南庄丁（网友）

序 让清风吹拂历史紧锁的眉头李扬帆

读书之人，多半先看作者，再看出版社，再看内容。我认识作者，就从作者说起罢。

初次认识张程，是在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课堂上。讲到天子九鼎，我说这个鼎嘛，本来是用来煮肉的，是烹饪器，它一般为圆腹，立耳，三足。方形四足的少见。鼎耳可以穿杠或搭钩。我们老家的人把鼎叫“鼎罐”，在火盆上面架起炖..正在摇头晃脑讲述期间，有人举手了，咦？不同意啊？一个瘦瘦的学生略带口吃地说道：老师，鼎是礼..器！我说你等等，我慢慢讲来呀，后来鼎成为了一种礼器。下得课来，我走到这位学生旁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程。你哪里人啊？我浙江会稽人，临海的。

这叫我记住了本书的作者，一个对历史考据有爱好的斯文的略带口吃的浙江临海人。

思考是源于一种敏感。真正的学问则出自对某一学科的敏感，或者对某一问题的敏感，而不取决于是否科班出身。当爱好成为心之所系的时候，那就听从心灵的召唤吧。果然，张程即便是读了外交学的硕士，仍然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其大部分作品皆出于心有所系。不到而立之年，那著作也快有半个身子高了，令为师汗颜得很。

后来，张程翻译了一个美国人1895年写的《中国人本色》，使我认识到他的功力。一个研究生能够在读书期间翻译一部专著，是一种学术自觉和自律的表现。说真的，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

看了张程的一些著作后，突然想起最初见面时他刻意强调的“会稽”一词。那是个古地名了，临海属于旧会稽郡，张程以此暗示了一种不绝的文脉。他的确全身上下都是书卷气，性情中有耿直的东西。有这份耿直，讲起历史来，才有理有据，真实可信。我没有去过临海，但听鲁迅说过“台州式的硬气”，有点迂的耿直脾气。说的是柔石。柔石和明朝的方孝儒都是台州人。临海属台州，临海人也当有此种气质吧。临海还有个樵夫祠，樵夫者砍柴之人也，为何在临海为人设祠纪念？原来，此樵夫也是迂腐耿直得可以，当年听到朱棣杀了侄子做了皇帝后，悲愤交加，竟然投湖死了。所以，当1924年春，康有为应临海屈映光与雁荡蒋叔南邀请，遍游临海一带的天台、雁荡山时，感怀自己与国家之命运，写下了“桐柏金庭绕九峰，夷齐遗像自清风。不必西山采薇蕨，琼台双阙有仙逢”之诗句，果有说头。

耿直是书史者的必备性情。所以，原谅我杂七杂八扯这么多。下面再来看看书中都讲了些什么吧。

国人多对数千年历史谜案怀有兴趣，也因此给了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空间。但是，胆敢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做基础，从故纸堆中挖出线索，并讲给读者听的，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而用一种新的视角，首先能将历史谜案从权力、个性和史料三个角度进行原因上的探索，则是本书的学术性贡献。历来历史谜案如同疑难杂症，读者往往看了各种评介还是紧锁眉头。而本书却用四到五千字的篇幅把一个个谜案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并呈现了迄今为止各家之言，这是本书的内在张力。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本书清新自然的文风，这种文风把谜案的张力一一化解，它让一般的读者逐渐吹散那紧锁的眉头。

我相信写这样的书难，要写成一个“给历史把脉”的系列，更难。其一，纯粹的史实考据的确枯燥无味，况且因条件所限，对如此众多的历史疑难案子进行完整巨细的考证，非穷其一生精力不可。那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国家级工程。其二，不进行考据，根据一些道听途说进行编纂，或者戏说杂说，则不符合听从本心召唤的作者个性。于是，需要一种基于考证的文风简明扼要地娓娓道来。试举第一本《疑难杂案》一书中陈圆圆一案，作者所做考证不下十余处：1983年贵州岑巩县县委宣传部接到的文化系统的通知，《岑巩县志》、《武进县志》、《江阴县志》，李介立《天香阁笔记》、姚雪垠《论》、清初的大诗人吴梅村《圆圆曲》、陆次云的《圆圆传》、《龙门阵》刊登的《陈圆圆花落峨眉山》、《金陵晚报》、《北京科技报》、马家寨《七颗针的寿鞋》、《吴启华藏身达木洞》、《襄子家屋场》和《马宝护送陈圆圆》等传说故事。在一篇5000字的文章里，举证如此之多，几可以称专业文章了。

在一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呆板的考证是不能为大众接受的。作者在有机衔接这些资料方面显示了较强的文字能力。这文字能力的背后，是3 对所描述事件的宏观把握和洞察力。此外，作者也并不对所有的事件和人物一锤定音或盖棺论定，而是留下了大众思考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保留了读书人的诚实品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福柯临死前，说他很遗憾地发现，迄今为止人类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中国历史迷雾团团，本书不可能给出确定性的答案；而只是提供一种视角，轻轻帮助?位纾解紧锁的眉头，已经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了。

虽说瑕不掩瑜，但瑕疵还是有指出的必要。比如，有些立论欠妥帖：“袁世凯亲近康有为等人，无可厚非”。此“无可厚非”似乎有针对性，但文中并没有指出何人何家对袁世凯亲近康有为有非议。改为“自有其缘由”之类为妥。

张程请我作序，我是历史学的外行，伸个头看见了热闹，所以勉为其难了。

是为序。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陋室

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自序

既然要给历史把脉，那么怎么个把法，如何才能把握中国历史的脉象呢？

历史如此有趣，休闲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捧着历史书看看古代人的趣闻轶事、成败教训，或者干脆就是好玩，看笑话。随着对历史了解地深入，或者对于我这样的历史作者来说，休闲型的浅阅读就满足不了需要了。历史是如此复杂，阅读越多不知道的越多，产生的疑点也越多，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认识方法，去解释我们的疑惑，构建我们的历史知识框架。

认识历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曾经尝试过多种分析方法，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历史不是只有经济和政治，还有文化艺术还有山川形胜还有日常生活，更有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有很多事情是这种方法解释不了的。我举个例子：

晚清内务府贪污腐败很严重，而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儿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穿补丁的龙袍皇帝，上行下效，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丁。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起：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曹文正头皮一下子就懵了。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5 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像这些趣闻轶事，是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方法忽视的，也是解释不了的。但是它们和我们的生活经历更贴近，更能吸引我们的眼球。曾经有人提出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为维持一个廉洁公正的政府而做的正反两面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贯穿了中国的政治史。但诚如这第二种方法自我承认的，它过多关注政治，而忽视了其他内容。比如李白醉酒捞月、岳飞精忠报国等就不能用政治清廉与否来解释。又有人将经济学思路引入历史领域，用是否实现数据化的精确管理来衡量一个历史时期，解释社会变迁。可是，除了理性的历史数据外，历史还有感性的一面。欧洲曾经出现过力求还原历史每丝每毫面貌的学派，力求用社会学的方法，运用极严苛的考据，恢复历史的原貌。他们能够在细节上让我们看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每个小物件、每个社会变迁的详细过程——尽管其中不乏合理的想象和小说笔法，但历史的细微之处并不能必然展现宏观的发展方向。总之，任何方法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世界上没有能够解释历史方方面面的“完美”方法。

那么，上面的清朝内务府的腐败史实，我们如何去认识它们呢？我们可以从世故人心的角度去认识。人是历史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而人的行为是由心思驱动的。我们从人心、从人和社会的关系出发，可以解读许多人的行为和社会变化。比如内务府的两则趣闻就是太监贪污，蒙蔽皇帝，恐吓大臣的证据。道光迂腐、曹文正懦弱、阎敬铭耿直，而慈禧多少是见怪不怪了，还让可爱的阎敬铭在处处碰壁后也感叹治贪不易。在“给历史把脉”这几本图书中，我尝试着用现代的人心思路和社会运作去考察古代情给历史把脉之况。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后人的人心与世故，是受我们所处的时代影响的。我们能用后来的世故人心去分析先前的人和事吗？

能。相对来说，人心世故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的变化比较少。现代人的心理和古人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揣测古人的心理，用现代的思路去分析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总是在不断地用现代的想法去揣摩历史、品味历史。普通人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没有必要承担严肃的学术责任和标准。历史给普通人带来的应该是欢愉，应该是对认识当今社会、反省自身的帮助。我们站在现代的思维上去考察古代，恰好可以更直接地从中吸收想要的欢乐和经验教训。如此，普通人的历史阅读就达到目的了。

阳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我们在现代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影子。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为人处世有益的经验教训。清朝雍正年间的总督、浙江的李卫是个不学有术的名臣，出身卑微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说话办事很有技巧、有手腕。一次，朝廷要派钦差清查各地州县的亏空情况。李卫赶紧请求协助钦差清查亏空，然后事先把浙江各州县的长官叫到一起说：现在你们都老老实实地把辖区的亏空情况告诉我，有亏空的我帮你们掩盖过去，如果现在不老实说，等钦差来了，我就帮不了你们了。州县官们感恩戴德，将州县的财政情况如实上报。钦差大臣、户部尚书郭维新本想借清查亏空一事立威，作风雷厉风行。李卫跟他说，浙江清查工作繁重，建议他俩抓阄决定州县，一人清查一半。郭维新答应了，结果他抓到的州县都是财政没有亏空、账目清晰的州县；而李卫抓到的都是财务混乱有亏空的州县。这次清查，浙江省没有发现任何亏空，郭维新怏怏而去。浙江上下一片欢喜，地方官对李卫敬佩感恩得不得了，李卫也在浙江深深扎下了根。李卫的手腕可见一斑。

大名人汤斌为京官的时候，一次不小心撞翻了一个菜农的担子。菜农拉住汤斌的马车，不依不饶，要汤斌赔钱。汤斌问多少钱，菜农讨要一贯钱。可巧汤斌和车夫都没带钱，就让菜农跟回家去取。菜农不肯，非要汤斌当场赔钱，不给钱不让走了。僵持间，南城兵马司指挥使巡逻到此，见状抓住菜农，对汤斌说：这就是个刁民，汤大人请先走，我帮您教训他。汤斌摆摆手说：多谢多谢，不知您有没有一贯钱，我赔给这菜农事情就了结了。指挥使掏出了一贯钱，汤斌接过赔给了菜农。菜农见状，赶紧跑了。汤斌则拉住指挥使，在大街上东一句西一句地拉起了家常，估计菜农跑远了才拱手告别。汤斌的潇洒大度可见一斑。

用人心世故看待古代，阅读历史将会是一件很轻松的趣事。

郑板桥在扬州卖画的时候，曾经贴出告示说：大家来求画，千万不要送礼物。你们送的礼物我不一定喜欢。我需要银子，你们都送银子吧。有了银子，我的心情也舒畅了，画起画来也快，质量也有保证。既然是索要银子，就得有个标准，郑板桥随即规定大幅画6两一幅，中幅画4两一幅，小幅画要2两，题词对联要价1两，而扇面只要5钱银子。当然，指定书画内容的要专门议价。在君子讳言利的清代，郑板桥能将如此商业广告公之于众，率直洒脱之极。我斗胆套用郑老先生的话：如果读者诸君喜欢“给历史把脉”系列图书，请不吝购买——购买正版，并请多多宣传推介为盼——无论批评赞扬，能搏个名就可以。

这篇文章大致说了自己创作图书的思路，权当作自序。谢谢大家！

张 程

二〇〇九年三月

目录

序 让清风吹拂历史紧锁的眉头 李扬帆/ 1

自序 /14

第一篇 官场好风景

古代官场中有着五花八门的风景，有正剧悲剧，更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不管官场闹出了多大的动静，只要我们抓住了“权力”这根主线，就能任凭那些东南西北风乱吹也不会迷失了观察的双眼。

官离不开仆：随从状告知县与官场利益 / 3

假官转正：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 / 9

强盗做好官：唐僧父亲赴任被杀案 / 17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 / 22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 / 29

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 / 38

第二篇 艰难的生活

不论社会风起云涌，不论国家富强还是衰落，个体的生活都是艰难的。人生在世，如浮萍在池，要土里刨食，要保证安全，要捍卫财产，更毋庸说谋求地位财富和感情幸福等“奢侈品”了。

以暴制暴：弱者非法维权的逻辑 / 47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 / 52

绝缨大会：宫廷性骚扰案件中的女性 / 61

江充告赵王：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苦 / 67

满城黄金甲：嘉庆年林清攻入紫禁城案 / 73

中国人的穷：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乞丐问题 / 79

第三篇 最贵是人心

世界上什么最宝贵？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我们的心灵和由心灵衍生的情感。只有心灵才能忠实地伴随我们终身。而心灵在艰难的社会中飘浮不定，历经坎坷，很容易遭到忽视。

金丝雀原则：宋江杀阎婆惜案分析 / 89

自由的爱情：潘金莲的三段感情 / 95

鸵鸟心态：蔡桓公讳疾忌医而死案 / 102

代价与偏执：汉武帝深陷方士案的心理分析 / 107

现实的婚姻：满少卿两次务实的婚姻选择 / 114

人情大于法：孝子王世名杀人案 / 120

第四篇 去适应社会

人生在世，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到底是人去适应社会呢，还是让社会来适应人？这是个伪命题，让社会按照私人的设计来运行就像让中国的老牛说吉普赛语一样不现实。何况，每个人对社会的设想与要求都不同，社会应该按照哪个人的标准来运转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内心的透彻和宁静，随着社会的自然运动变迁慢慢老去。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适当地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你何以立足：从时迁的排名看单位政治 / 127

最后的武器：从林冲白虎堂案说开去 / 136

国富与民穷：从沈万三族诛案看财富观 / 142

规则公正：科举冒籍案与公正问题 /151

洪承畴降清：读书人做点事真难 / 156

罪犯的救赎：美国外交官眼中的晚清司法腐败 / 165

彰德秋操：清王朝为民国举办的阅兵式 / 172

第五篇 悬案雾重重

历史从远古走来，浑身笼罩着若有若无的迷雾。雾霭的产生部分因为原始史料和目击者的缺失，主要原因还是有人不愿意让历史真相公诸于世。有人不想让自己那点丑事暴露出来，有人出于权力算计要拼命掩盖事实，还有人编造假象谎言达到秘密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脑海中的观念往往是历史迷雾重重叠叠以后的样子，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韩熙载夜宴：皇帝偷窥与王朝党争 / 181

清官乱杀人：从包公铡美案看“清官”不可取 / 188

圣人的人治：朱熹弹劾唐仲友案的桃色背景 / 194

雍正猝死案：哪个皇帝的死没有是非 / 200

谁是替罪羊：叶名琛失守广州案 / 206

无战略造反：两位太平天国大佬的死 / 213

战将与战阵：方伯谦案的定罪分析 /219

后记 / 227

官离不开仆：随从状告知县与官场利益（1）

清朝晚期的一天，江西省广信府玉山县县衙的稿案蒋福匆匆忙忙跑来找知县王梦梅。有一桩案件，王梦梅已经判决了，批驳了原告的诉讼要求。蒋福得了原告的银子，一定要王梦梅重新捉拿被告，翻案重审。

你一个我雇的、帮我打杂处理文件稿子的跟班长随，公然跑过来要我翻案，如果我照你的话做了，颜面何存！王梦梅坚决不肯。蒋福就和王梦梅在公堂之上吵闹起来。渐渐的，蒋福竟然占了上风，由吵变骂，骂得越来越难听。王梦梅憋红了脸，还不了几句嘴，完全处于下风，可就是不同意重新收押被告。最后蒋福叽哩咕噜的，噘着嘴骂了出去。

蒋福何许人也，竟然胆敢当众辱骂顶头上司知县？王梦梅又为什么任凭他骂，却不强硬起来处理蒋福？

这一切得从县衙的权力结构说起，从王梦梅得官伊始说起。王梦梅原本在江西省厘局当官，要钱太狠了，弄得民怨沸腾，有无数商人来省上控。王梦梅上下打点后被冠以“纵容司巡，任情需索”之名，拉出几个司巡小吏处理掉，仅仅“记大过三次，停委一年”就将事情敷衍过去了。后来，江西来了个贪财的新布政使，王梦梅走了他的门路，花一万四千两银子跑到玉山做了知县。官是恢复了，但这么一折腾将王梦梅给折腾空了。他不仅赔了之前贪污的所有钱，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尤其是买官就借了九千两银子。其中三千是钱庄上的一个朋友借的，另外三千两是向一个师爷借的，王梦梅答应上任后聘他管账房。最后三千两就是蒋福借给王梦梅的，王梦梅答应上任后聘蒋福在县衙负责文件。

王梦梅的情况有点特殊，但在清代，官员借贷上任是普遍现象。上下应酬打点都需要钱，多数官员，尤其是新官是拿不出这笔钱的。所以他们需要向钱庄和私人借贷。私人看中他们的权力，纷纷解囊，可也负担了许多“利息”要求。最常见的就是借款人要求贷款的官员聘请自己担任属员和部门小吏，领取优厚的聘金当作本息，同时还能在处理政务时上下其手，捞钱捞好处。蒋福和王梦梅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名义上，他们有主仆之分（这在古代是很严肃的关系），暗中联系他们的却是赤裸裸的利益。

所以，欠下巨债的王梦梅到任之后，他那一个账房师爷，一个稿案蒋福，“凡百事情总想挟制本官”。起初他们两个人在县衙里还有点呼应不灵，后来他们二人理顺了关系竟以县令自居了。

这次，王梦梅受了蒋福的窝囊气，咽不下去这口气，就写了一纸谕单贴在公堂之上。谕单的内容无非是告诉大家本官一清如水，如果有幕友、官亲以及门稿、书役有不安本分、招摇撞骗、索贿之举，一经查实，立即按例从重惩办，绝不宽贷等等。

蒋福看到谕单后，知道是冲着自己来的，心中老大不高兴了：“他出这张谕帖，一来绝了我的路，二来借着这个清正的名声，好来摆布我们。哼哼！有饭大家吃，无饭大家饿，我蒋某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想独吞，叫我们一齐饿着，那却没有如此便宜！”蒋福想出了一个坏招，第二天公堂完事，王梦梅退入后堂之后，他把所有书役都召集起来宣布：“老爷让我叫大家回来。我们老爷为官清正，从来不多拿一个钱，而且最体恤百姓了。老爷晓得地方上百姓苦，决定今年的钱粮完全照着制度来，不多收一分一厘。这件事昨日已经定了，等到定好章程就贴出来公告。同时，你们这些书役除掉照例应得的工钱，不准在外头多要一个钱。查了出来，无论是谁，一定重办！”

蒋福是什么人？是被大家称作“二爷”的实权人物。他的话书役们哪敢不当真。很快，蒋福的话就哄传了出去，闹得全城皆知。

当时正好是县里征收钱粮的时候。县里征收钱粮，从来不按照朝廷制度规定的来办，巧立名目，唯恐不能多征多收。大小官吏的“灰色收入”、家庭的奢华花费甚至是供养情人、吃花酒、行贿买官的钱都来自于此。百姓苦于苛捐杂税，现在听说新来的县令今年决定严格“依法办事”，豁除钱粮浮收，都兴高采烈地等待正式的公告贴出来后，再去缴纳钱财。

结果，一等三天，公告不曾出来。这三天里，县衙是一分钱粮也没有收到 。

坐在县衙里的王梦梅很奇怪，怎么好端端的三天里头一个钱也见不到？一听说，才知道这是蒋福做的好事。这一气非同小可，恨得王梦梅要立时坐堂，把蒋福打三千板子，好好出一口气。众位师爷赶紧劝住王梦5 梅，齐说：“这事闹出来不好听。”王梦梅说：“被他这一闹，我们还赚不赚钱了？”钱谷师爷说：“不如打发了他。我们并没有说豁免浮收的钱粮，蒋福的话不足为凭。”

王梦梅觉得有理，就叫侄子去开除蒋福，要他立刻卷铺盖滚蛋。那侄子问：“三千两银子怎么说？”王梦梅说：“等查明白了他经手的文件没有弊病，才能给他。”

侄子不敢多话，只好出来同蒋福说了。蒋福就说：“要我走很容易，只要把借我的那三千两还我，我立时就走。还有一件，从前老爷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老爷升官发财了，我们做跟班的出了力、赔了钱，只落得一个半途而废。这里头请你少爷怎么替我说说，利钱之外，总得贴补点才好吧？另外，我在几桩案子里弄的钱都交给老爷了，小的事情就不说了，上次孔家争过继和胡家同卢家退婚的两桩案子，少说也给老爷赚了上万两银子。老爷这个缺儿一共拿了我一万四千几百两银子，连着补贴我的盘缠就算他一万五吧。老爷他是做官的人，大才大量，想必不会盘剥我这个做下人的。求侄少爷替我美言。”

蒋福说得轻巧，其实是在借出的三千本金之外，还要向王梦梅讨要一万两千两的“遣散费”，一共是需要一万五千两才能打发掉他。王梦梅一家人自然是不同意了。就算是同意，王梦梅新官上任没多久，也拿不出这么许多的钱来。蒋福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就赖在县衙不走了。

蒋福和玉山县上级广信府的稿案是同乡又是亲家，关系极其要好。那个稿案的情况和蒋福相似，也在知府面前说一不二。当天，蒋福就找到这个亲家，说王梦梅赖着他的钱不还，要到府里控告，求亲家帮忙。亲家听了，“借款人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于是拍着胸脯一手承当。当天，广信知府就收到了蒋福告王梦梅的控告信。

官离不开仆：随从状告知县与官场利益（2）

在信里，蒋福当然没有说自己借钱给王梦梅买官，王梦梅上任后如

何赖债等事，而是将王梦梅上任以来贪赃枉法、违规操作的一系列事情都一一控诉。

广信知府看完诉状，脑袋发涨，疼痛不已。“这个小王怎么搞成这样，如何收场？”

知府和王梦梅的关系很好。王梦梅到任以来，处处巴结知府，没少送他银子。知府心里向着王梦梅，决心压下这纸诉状，让当事人“私了”。这些“官场潜规则”如果暴露出来，不止是他王梦梅，也不止是广信知府，全省上下大小官吏脸上都不好看。于是，知府找来刑名师爷，要他出面“开导开导”王梦梅，把事情化解了。

刑名师爷就派人拿着名帖到玉山县，请王知县便衣来访。王梦梅如约而至。寒暄过后，刑名师爷说了蒋福来府里告状的事情，又提到了知府意思，说：“知府大人说，大家一团和气，不要弄出笑话来。梦翁，你把用他的钱还了他，其余无凭无据的事我们也断不能容他放肆。”

王梦梅听了这话，脸上一红，知道隐瞒不了，就把来龙去脉尤其是蒋福的可恶之处说了一遍。“现在已经三天没有人来交钱粮。兄弟心里恨死那个蒋福，虽然有些钱，也要叫他难过几天再给他，并没有赖债的意思。至于蒋福控告兄弟的那些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我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府台大人又是精明不过的，况且蒙您老夫子拿兄弟当人，我即使有什么不法行为还能瞒过府台大人和您的眼睛？我如果贪赃枉法，不要说对不住府宪，连您老夫子也对不住。”

刑名师爷平静地说：“蒋福的那些控诉，谁有工夫去听，我也不过当作闲话而已。只要你老哥早一天给他钱，早一天让他滚蛋，大家耳根清净，不都结了吗？”

王梦梅脸又是一红，忙道：“这蒋福原是一个朋友荐来的，说他如何可靠。我当时如果不是缺钱，也不至于用他的钱。”刑名师爷说：“是呀，你只要还他就是了。”王梦梅说：“说到如此，兄弟敢不遵命。明天我便把三千两划过来，放在老夫子这里。兄弟那里，总要查过他没有弊病，才能放他滚蛋。”

刑名师爷知道目的达成，借势给王梦梅一个台阶下：“很好，就这么办。果然他蒋福有弊病，我就告诉府台大人，咱们重重地办他一办。”说完，王梦梅告辞，第二天就带来一张三千两月底期的银票。师爷再交给蒋福。蒋福在压力下，收拾东西回省城，物色给下一个长官当随从跟班去了。这一桩随从状告长官的案子，全赖知府从中斡旋，蒋福不敢多要，王梦梅也未曾出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快过年的时候，府里的刑名师爷给王梦梅写信，说年关困难，请借7 五百银子过年。王梦梅回了一封信说，小弟两袖清风，年关也很吃紧，但老夫子的忙是一定要帮的，随信寄去二百两银票（王梦梅的月俸是纹银四十八两），“聊表心意”。这个案子就算彻底过去了。

蒋福控告王梦梅案，奇就奇在他的身份。他只是王梦梅雇来帮助处理文案的下人。王梦梅一个钦命知县，主政一方，竟然被一个下人胁持，处于下风，着实可怜可恨。古往今来，官员被身边的“小人物”胁迫，“离不开”身边人的情况不在少数。一些官员新官上任，不熟悉业务、不了解情况，甚至不会说官话，需要仰仗跟班随从，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会随着官员进入角色得到改变。怕就怕，像王梦梅这样从上任到主政都被随从下人胁持，极难摆脱随从的束缚，更毋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

官离不开仆，说到底是当官的做得不正，有把柄抓在随从跟班的手里。如果官员们都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自然就不存在“官离不开仆”一说了。

假官转正：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1）

一天，明朝江宁县居家的施御史和秦中书收到了在家的高翰林的请柬，邀请他俩和县里的两位秀才来家一聚，会会一位到访的官员。

施御史和秦中书到高家后，高翰林边叫管家去催到访的“万老爷”，边介绍说：“这位万朋友叫万里，是浙江最有用的人，一笔的好字。二十年前，我还是秀才的时候就在扬州会过他。他那时也是个秀才，但是言谈举止不俗，就连盐务的诸公都不敢轻慢他。他在扬州比我过得得意。我进京后就和万大人失去联系了。前日，他从京师回来，说已经担任了内阁中书。”

高翰林看看秦中书，说：“万大人和秦大人还是同衙门的呢。”秦中书笑道：“既然是我的同事，为什么要高大人做东道啊？明日，我请大家都到我家去。”

这个内阁中书是什么官呢？为什么同是中书的万某和秦某竟然互不相识呢？所谓的内阁中书，就是内阁里面的办事人员。官名中既有“内阁”又有“中书”，乍听起来能够吓趴一大片人，可品级一般，顶多算个中层干部，虽然守在皇上身边却并没有什么实权——内阁大学士都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秘书手下的小鬼的权力就可想而知了。就因为内阁中书中听不中用，新晋进士几乎都不愿意担任此官。头等进士选择翰林院，走清要文雅和高层路线；第二是去谋求实职，比如各省县令和各部主事；再不济的，才去内阁做抄抄写写的中书，争取早日活动谋得一个实职。这么一个有虚名无实权的职务，决定了它的编制必然日益膨胀。大批部曹小官被安排在内阁中书岗位上混日子退休，那些花钱捐官的富人也被安插在这些岗位上，导致朝廷的内阁中书超过百人。内阁办公的时候像现在的大写字间一样，黑压压一大片人。人满为患，领导对中书们的考勤睁只眼闭只眼。江宁的秦中书是花钱买的这个官，得官后干脆呆在家里，不去内阁上班了。他自然不认识同样懒散、四处游荡的万中书了。

不多时，万中书已经到了门口，送进名帖来。高翰林赶出来，拱手立在厅前滴水下，叫管家请轿，开了门。万中书下了轿，只见他五十岁左右，头戴纱帽，身穿七品官服，急趋上前，拜揖叙坐。两人相互客气地来到正厅和四位来客相见。六人大谈科甲学问，许些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的空话套话。

秦中书看万中书年纪也不小了，想必凭资历可以补个实缺了，此次出京很可能是到地方活动官职来了，就和他套近乎道：“老先生何时才能补得实职？出京有什么公干啊？”万中书不卑不亢地回答：“中书的班次，进士是一途，监生是一途。学生补的是办事职衔，不是科举出身，将来想升到翰林学士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近来很难得缺。”既然万中书都说自己是走后门得的官，秦中书不便再问：“有了级别不一定做官，不做就不做了吧。”万中书于是客气地岔开话题，和两位秀才聊了起来。

众人到西厅饭毕，高翰林叫管家开了花园门，请众人看院子赏花。他自己则拉着万中书的手，谈得火热。官场讲究的就是人脉和热气。初次见面，江宁的众人就和万中书“一见如故”，称兄道弟了。

告别时刻，秦中书拉着万中书道：“老先生一来是高翰林的旧友，二来小弟又侥幸和您共事，将来补选了大概总在一处。明日千万到舍间一叙。小弟此刻回家就具过柬来。”万中书含糊地答应了。

第二天，秦中书在家大摆宴席，盛情款待万中书，邀请高翰林、施御史作陪，还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秦中书恭请万中书点了一出戏，戏子才唱了一声，只听得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江宁县的方知县带着二十多个捕快，气冲冲地冲了进来。两个捕快走上前，把万中书一手揪住，用一条铁链套在颈子里，抓了出去。秦中书等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面面相觑。方知县也不解释，一言不发地回去了。

这算什么事啊？堂堂的内阁中书在三位同僚注视之下，被地方官给抓走了！

秦中书、施御史都质问高翰林这是怎么回事？高翰林叫屈说“小弟丝毫不知”，“怎晓得他暗地里有什么事”？但是万某是在秦府被抓的，迟早都要传得尽人皆知，“这个脸面却也不甚好看”！秦中书、高翰林11 和施御史三人对此不能不插手了。如果三人不管不问，万中书一旦查明是清白的、无罪开释，日后双方就难以相见了；万中书一旦查明有罪，三人更得早日有所行动，与万中书划清界限，免得株连自身。“唉，谁让我这两天和这个姓万的走得这么近，称兄道弟的，现在是不想蹚这浑水也难了！”秦、高、施三人都在心中暗暗叫苦。

三人计议停当，差秦家的管家去县衙里打探消息。

原来万里是被牵涉进了浙江省台州总兵苗而秀的案子里。苗而秀海防不力被浙江巡抚参奏革职。官府在抄苗家的时候，查到了万里拍苗而秀马屁的诗文。于是台州知府发文江宁县缉拿万里归案。

秦中书等人得报，心里松了一口气。万里的这点事情，芝麻点儿大，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嘛。古代书生经常干这种烂事，给有钱人和当官的拍马屁捞取点散碎银两，俗称“打秋风”。追究起来，打秋风并不犯法，顶多算个人的作风问题。万里无非是拍马屁拍错了对象，怎么就被抓起来了呢？因为苗而秀的案子经由巡抚上奏给皇上，已经是中央督办的“钦案”了。那各级衙役还不抓紧“立功的机会”，大开株连之能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想到这，秦中书等人觉得宜早不宜迟（迟了说不定自己也被贪功的办案人员列入黑名单了），得赶紧疏通官府，打点上下，争取把万中书给“捞”出来。

亲自来抓人的方知县是个浙江人，看到老家发文来拿人，特别上心，抓住万里后第二天就准备押送台州。

假官转正：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2）

事情紧急了，秦中书只好求助一个能人：凤四老。

凤四老是“四十岁的大汉，两眼圆睁，双眉直竖，一部极长的乌须垂过了胸膛，头戴一顶力士巾，身穿一领元色缎紧袖袍，脚踹一双尖头靴，腰束一条丝鸾绦，肘上挂着小刀子”。别看打扮不伦不类，秦中书对高翰林、施御史夸耀说：“这位凤长兄是极有义气的人，手底下讲究，会《易筋经》。他若是趱一个劲，那怕几千斤的石块，打落在他头上、身上，他会丝毫不觉得。”活脱脱一个专门替人解决麻烦、半黑半白的“侠客”形象。

凤四老当晚就在牢里见到了万里。万里只求凤四老相助，话语闪烁，让凤四老生疑。因为万里对方知县称自己“今岁在京，因书法端楷，保举中书职衔”，方知县对老乡很照顾，让他“原身锁解”回籍。于是，三个差人陪着一身官服的万里出发了。出了县衙不久，神通广大的凤四老引着万里和差人们走入一座宅院，当下把差人安顿好，拉着万里走入二层一间书房里坐下。

四下无人，万里对凤四老纳头便拜。凤四老问道：“万先生，你的这件事不妨实实地对我说，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帮衬你。说含糊话，那就罢了。”万中书道出原委：“我本是个秀才，不是中书。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个秀才，只好喝风疴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假冒内阁中书原本只为骗吃骗喝，不想被方知县将官职写入案卷，又闹得江宁满城皆知，现在原身押解回台州，他这个冒牌中书就原形毕露了。

这万里说得是声泪俱下，言辞悲切。二十多年来，万里在科场上屡次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没捞着，年近半百后衣食无着，只好假冒官员，四处骗吃骗喝，解决生计问题，听起来让人同情。古代科场中，金榜题名当官吃皇粮的人只是少数，多数人最后都像万里一样蹉跎一生，晚年生活困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考了三十多年都没取得举人功名的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那可是他家里唯一的鸡，因为“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只要中了举人及13 以上的功名，读书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生活境遇大变。即使做不了官，也可以在乡间主持活动、出头办事，生活没有问题。比如范进中举后，平日根本没有往来的大富豪张乡绅立马来道贺，说“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见范进生活“果然清贫”还急着要送他一所宅院，“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现实中的万里属于失败者，估计在老家没脸见人，只好浪迹天涯，冒充官员维持生计。

现如今，万里拍苗而秀马屁一案，顶多革除秀才功名，假冒内阁中书可不是革除功名打板子那么简单了。

凤四老听完，让万里先住下，又安排人好酒好菜把三个差人安排好，把押解一事压下来。自己赶紧赶到秦中书家去，商议对策。一到秦中书家，凤四老叫道：“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秦中书慌了，忙问怎么回事。凤四老说万里的“中书还在判官那里造册哩”，“一个假官从尊府拿去，那浙江巡抚本上也不要特参，只消带上一笔，莫怪我说，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滚水泼老鼠’了”，“官司够你打半生”！

凤四老的话言过其实了吧？万中书的官是假的，可高翰林、施御史、秦中书三个人的官可是真的。他们是在家招待了冒牌的“万中书”，可并不知情。往好了说，是他们热情好客，平日注意联络同僚感情；往坏了说，是他们缺乏警惕性，不是不小心，而是骗子太狡猾了。不管怎么说，秦、高、施三人都不应该被牵涉进苗而秀的案子，更不必为假冒内阁中书案承担责任。然而，法律规定是一回事，能否依法办事是另外一回事。保不准浙江的办案人员就把他们仨牵连进去了，保不准官场上流言蜚飞语出来了，说“高翰林帮助老相识万里冒充内阁中书”或者“秦中书和假中书在家中密谋”等等，更难听的话都能出来。高、施、秦几个人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即使脱了几层皮洗清楚了，仕途也走到了尽头。

所以，秦中书等人听了这些话，目瞪口呆。原本以为只是拍马屁拍错了地方，不想却出来这么一个黏人的脏案子。不管心中已经将万里千刀万剐了多少次，他们三人必须要帮万里渡过难关。就如凤四老对秦中山总结的一样，“他的官司不输，你的身家不破”。

万里假冒内阁中书，人证物证俱在，一送回台州就人赃俱获了。怎么才能帮他洗刷呢？

凤四老告诉秦中书：“若要图干净，干脆替他买一个内阁中书的官位来。买官的钱，让他打欠条，等他赢了官司上了任，叫他一五一十还回来。即便还不回来，也比被动受罚要好。”

我受了骗子的骗，竟然还要掏钱替他买官！秦中书一千个不乐意，看看凤四老认真的样子，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把假中书“做”成真中书，的确是一劳永逸的好办法。秦中书咬牙切齿地砸拳在桌子上。罢了，我打落牙齿和血咽，给万里买个官。于是，秦中书拿出一千二百两银子，拜托高翰林出面买官：“买官一半靠钱，一半靠人情，就拜托高大人了。我也知道在京城里活动还需要银两打点，如果钱不够，尽管问我要。”高翰林赶紧照例写了一份买官的揭帖送到内阁，先给万里存案排队。施御史则连夜打发人进京，拖着老脸给万里办去了。三人不惜代价，连夜办理，想必万里的“内阁中书”马上就可以“转正”了。

凤四老连夜赶回安顿公差们的宅院，向万里道喜，指点说：“明日，万先生应该穿着这身官服，去高、秦两家道谢去。”万里喜出望外，忙说：“这是极应该的，就怕不好意思啊。”

假官转正：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3）

第二天早早起来，凤四老催着“万中书”去谢高、秦两家。万里的名帖送入两家，两家的家人都出来说“我家大人不在，劳烦万大人白跑一趟了”。万里十分尴尬，凤四老则哈哈一笑，带着万里回了宅院。15

现在万里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台州原籍了。他的“内阁中书”如今有案可查，货真价实，顺带着给苗而秀拍马屁一事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于是，凤四老也收拾了行李和三个差人一道，送万中书回台州审官司去了。

万里一个落魄书生，行走江湖的骗子，一夜之间衣锦还乡。这桩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以喜剧结局。

回顾这桩案子，有两点值得深思。第一，之所以古今中国不断有人冒充官员行骗，根本原因是“官”字能给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还是举范进做例子。他和万里年纪相仿，屡试屡败，三十多年来除了周围乡亲和亲友们的轻蔑和嘲笑外，一无所得。见到杀猪的岳父胡屠户，范进像老鼠见到猫一样，作揖赔笑。胡屠户动不动就训斥范进“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丢脸的家伙”，骂他是“烂忠厚没用的人”。范进乡试没盘缠，斗胆向胡屠户借钱。胡屠户一口啐在他脸上，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范进中举后，受不了刺激发疯了。众人商议让胡屠户像平常一样打女婿一巴掌，以毒攻毒，把范进打清醒过来。胡屠户坚决推辞：“虽然他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胡屠户见范进衣裳后襟滚皱，走路时都跟在女婿后面，低头替他扯平衣服。人们常说，中国人是见钱眼开，其实是冤枉中国人了。中国人才不像肮脏的资本家一样拜倒在金钱脚下呢，我们是见“官”眼开。如果大家对当官者淡然处之、平等相待，想必不会有人冒险去假冒官员了。范进中举后并不比中举前更能干，学问更高。如果胡屠户依然是骂中举后的范进没用，照旧是骂得他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么范进就不会觉得中举有什么好处了。

“万中书”案暴露出来的更危险的一面是：官官相护，官员集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没事的时候，官员之间呼朋唤友，联络感情；有事的时候，相互照应，办事方便；出事的时候，包庇护短，你好我好大家好。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广，你欠我人情，我欠他人情，他欠你人情，最后是大家都抱团，成了一个圈子一张网。高翰林、秦中书和施御史就是江宁县的一张小网。他们原本想把“万中书”也添加到小网里来，可惜这个万中书是假的，还给小网带来了威胁。为了洗刷自己，为了稳固小网，高、秦、施像咽苍蝇一样把假中书运作成真中书。需要注意的是，秦中书的钱是借给万里的，借钱就要还。凤四老说了，日后万中书还不上也没关系。因为万中书成了真中书，没有真金白银还，也欠下了大人情，日后秦中书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万中书断然不能推脱。万中书最后还是成为了秦中书那张小网的一部分——尽管江宁三个人的代价有点大。试想一下，如果一件政务落到了高翰林、秦中书、施御史和万中书等人组成的网络中，不管这件事被处理得再怎么离奇、再怎么骇人听闻、再怎么惊世骇俗，我们都不会感觉太意外。

强盗做好官：唐僧父亲赴任被杀案（1）

唐朝贞观初年，苏北考生陈光蕊高中状元，被授予江州刺史之职，又迎娶了娇妻满堂娇。一时间，人生四大喜事中除了“久旱逢甘霖”和“他乡遇故知”需要特定的前提，陈光蕊难以实现外，“金榜题名时”和“洞房花烛夜”都被他占了。

陈光蕊这个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好得让人嫉妒！

只见他左手拥着娇妻，右手举着官凭（任命书），高高兴兴准备赴任了。陈光蕊寒窗苦读十余年，现在终于迎来了收获。他觉得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吩咐家人王安去找赴任船只后，又叫妻子准备美酒，要小酌几杯。他没什么理想与追求，“世间万事，惟酒消除”就是他的人生态度。

不多时，王安引着一个叫刘洪的船夫来见陈光蕊。

陈光蕊瞟了刘洪一眼，点点头，就雇他了。夫人满堂娇拉拉他的衣角，悄声说：“这个人不中。听了他语言无味，觑了他面色可恶。”

陈光蕊不以为然：“夫人，你多想了。你又不能未卜先知。”

满堂娇解释说：“我是不会未卜先知，但我端详这个船夫，看他胁肩谄笑、趋前退后、张皇失措，不像个好人。”

陈光蕊自负地说：“不妨事的。”

就这样，刚愎自用的陈光蕊糊里糊涂地上了刘洪的船，往江州而去。陈光蕊喝着小酒，看看满堂娇，觉得不对劲。“娘子，你现在好歹也是刺史夫人了，怎么能灰头草面不打扮？倘若在江上遇着相知朋友，或者官场中人，怎么相见啊？”在他的坚持下，夫人满堂娇虽然不情愿，也不得不穿上光鲜亮丽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满堂娇的见识就是比丈夫陈光蕊要强。那个船夫刘洪果然不是好东西。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抢劫没有丝毫警惕性的陈光蕊的财物，现在见陈夫人美若天仙，动了谋财害命霸占娇妻的歹念。刘洪先把王安推入江中，然后持刀向陈光蕊说明来意，要加害于他。

陈光蕊一介文弱书生，想都没想过如此情景。他语无伦次地哀求：“我与你无冤仇，为何加害于我”，末了只会抱住夫人痛哭，哭得浑身发抖。刘洪一把揪住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再推入江中喂鱼。

大唐的新科状元、江州刺史，就这么轻易被强人杀害了。

陈光蕊的妻子满堂娇当时怀有身孕，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面对刘洪不得不忍辱负重，虚与委蛇。那强人刘洪霸占了满堂娇后，看着陈光蕊的官凭、官服，想出了一桩更惊天动地的恶行。他要夺取陈光蕊的一切，包括陈光蕊的江州刺史一职。于是，他穿戴齐整，像模像样地顶替陈光蕊到江州上任去了。江州来了一位新刺史，水照流生意照做，一切照旧。冒充陈光蕊的刘洪从江州刺史起步，连续十八年都呆在江州为官。到第十九年，刘洪被揭穿了。原来满堂娇到江州后产下一个男孩。为了孩子不落入恶棍刘洪之手，她把男孩抛到江中，写血书说明身世。这孩子后来被金山寺的长老搭救，长大后剃度为僧。他知道身世后，回江州找到母亲，报仇雪恨。

我们之所以知道早死的陈光蕊，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也就是那个日后大红大紫的和尚。陈光蕊儿子出家后的法号是玄奘，因为代表唐朝去西天取过经而被国际友人叫做“唐僧”。在《西游记》里，陈光蕊是不折不扣的配角，写得很简单，就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物。可在《西游记》成书之前，陈光蕊的故事就在评书中流传了，没有受到删减，形象相对丰富。唐僧的父亲被塑造成一个“几年积学老明经，一举高标上甲名”的书生，对世事一窍不通，看不出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和能力。他的被杀一定程度要归咎于自身。19

陈光蕊赴任被杀案现在看似离奇，可在明清时期的民间文学中是相对常见的情节。有许多作品提到了官员赴任途中遭遇不测的故事。比如《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讲了一个更具体的故事，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苏云赴任浙江兰溪知县，半路上遭强盗徐能抢劫。苏云同样被抛入大江，苏夫人则侥幸逃脱，但是刚生下的婴儿被徐能养为己子，取名徐继祖。十九年后，徐继祖中了进士，当了监察御史，这才报仇雪恨。“三言”中还有更离奇的故事，强人为了冒充遇害者的官职，还要迫害相关认识的人，设计一局局连环扣，犯下连环案。如果将这些故事改编成影视作品，动画不会逊色于日本的柯南，电影电视不会比英国那个叫什么福尔摩斯的差。文学来源于生活，民间文学对官员赴任被杀案的描绘和读者的津津乐道，说明了这类案子不仅有现实例子，而且还不少。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1）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年底的一天，长安城大将军府里传出了凄厉的叫声。

“有刺客！”侍卫武士们奋勇跑去，惊讶地看到大将军卫青正和年轻的李敢扭打在一起。李敢手持利剑，卫青死死握住他的手，前胸有一处伤口在冒血。

侍卫们愣了一会儿，赶紧七手八脚地把李敢拉住。几个侍卫夺下他的利器，其他人拉开他和卫青的距离，还有人在旁边好声相劝：“小爷，你这是为何啊？快快住手。”李敢挣扎着，骂不绝口：“我要杀死卫青！”卫青被众人扶坐下去后，指指李敢，欲言又止。

这个行刺大将军的李敢是谁？侍卫们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这个李敢可不是一般的刺客，而是当朝的关内侯、郎中令，还是刚刚死去的一代名将李广的儿子。李敢曾随父亲征战疆场，也曾随霍去病出击左贤王，力夺匈奴左贤王的鼓旗，斩首众多，被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年纪轻轻就成了朝野中惹人瞩目的一号人物。侍卫们哪敢对他不客气啊？

李敢出身清白，前途光明，为什么要刺杀大将军卫青呢？

李敢行刺是为父亲李广报仇，他认定卫青害死了父亲。

这一切还得从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说起。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了漠北战役，倾全国之力希望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朝野上下对这次战役精心策划，由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由定襄、代郡出击，跨大漠，远征匈奴本部。经过多次交手，匈奴早已不是西汉帝国的对手了，所以此战的胜算很大。

李广对这次战役寄予了厚望，准确地说他把一生的抱负和追求都押在了这次战役上。

每一个战士都希望建功立业，希望能封侯拜将。李广也一样。他威名很盛，资历很深，身经百战，却一直没有实现封侯的夙愿。李广有纵横疆场、杀敌封侯的能力。他出身将门世家，从小箭法出众，加上身高过人，有猿猴一样的长臂，是名武艺高超的善射武士。唐代诗人卢纶在《塞23 下曲》中形象地描绘了他的风采：“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公元前165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关，李广和堂弟李蔡参军杀敌。此后除了一度参加平定七国之乱外，李广一生都活跃在西汉与匈奴的战场上，大小近百战，杀敌无数。匈奴人敬畏地称呼李广为“飞将军”。但是李广对武艺过于自信，变得自负了。两军对垒时，李广要求自己射杀敌箭无虚发，常常是策马冲锋，不进入敌阵数十步距离之内不发弓，箭一离弦必有一个敌人应声倒地。李广的行为不免带有自我炫耀和逞强的意思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常常招致敌人的围追和同僚的非议。

如果仅仅是喜欢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李广还不会得罪朝廷的衮衮诸公。问题是李广在政治上极不成熟，被朝廷许多高官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比如在贪腐成风、浑浑噩噩的官场中，李广洁身自好、励精图治。他平时爱兵如子，打仗时身先士卒，深得官兵的爱戴，所得赏赐都分给部下，坚持与官兵一起吃大锅饭。李广一生担任高官四十多年，死时家无余财，都花在军队上了。又比如李广厌恶制度，信奉自由放任的管理思想。在军队管理上，李广很宽松，行军时不列队，驻扎时不设岗，平时基本不训练，不重视部队的补给和辎重，军队纪律也很差。而且对军队繁琐的文件和会议制度特别反感，在军队里一律简化文案。汉军士兵都喜欢归入李广的麾下，都愿意跟随李广死战。然而，李广这一套显然不对朝堂衮衮诸公的胃口。

早在汉文帝十四年从军抗匈，李广就杀敌多人，因战功升为郎中，进入了皇帝的禁卫军。李广多次跟随汉文帝射猎，格杀猛兽，勇力非凡。汉文帝慨叹：“李广可惜了，生不逢时！如果生在高祖时，封个万户侯都不成问题！”汉高祖刘邦是在乱世中厮杀起家的，汉文帝觉得李广能在乱世跟上了刘邦，肯定是开疆拓土的一代公侯名将。但是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等相对和平的时代，李广没有参加大战的机会，自然也就达不到西汉王朝封侯的标准——西汉王朝法律严格，规定必须建立多大功业或者杀敌多少人以上才能封侯。汉文帝死后，西汉进入了多事之秋。先是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然后是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对匈奴作战，李广终于获得了杀敌建功的机会。可惜，一次次封侯的良机从他的指缝中溜走。

李广第一次和侯爵宝座擦肩而过是在平定七国之乱时。李广随周亚夫与叛军主力激战，建立了赫赫战功，并在昌邑城下勇夺叛军帅旗立功显名。这一次李广完全达到了封侯的标准。战后他的许多同僚和战功比他低的人都封侯了，但李广却没有任何封赏。因为李广在斩获帅旗后私自接受了梁王授予的将军印。这个梁王是汉景帝的弟弟，坚守河南封地，阻击叛军，战功也很显赫。但是他是汉景帝皇位的最大竞争者，朝廷中有那么一股人撺掇着要立他为汉景帝的接班人。?广私自接受皇帝竞争者的将军印，他想做什么？要服从梁王的指挥了？李广政治幼稚就幼稚在这个地方，主动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去了，最后落了个有功不能赏的下场。有些错误是永远都不能犯的，即使只犯了一次你这辈子都完了。李广的错误没那么严重，但在整个汉景帝时期他升官封侯算是彻底没戏了。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2）

汉武帝即位后，很赏识李广的盛名，调李广为未央宫卫尉。李广的政治春天来了。汉武帝筹划的第一次反击匈奴的大战役是马邑战役。汉朝伏下重兵，准备围歼南下的匈奴。李广以骁骑将军身份率军埋伏在那等待匈奴钻进口袋里，封爵晋升仿佛指日可待。结果，多疑的匈奴单于发现了破绽（汉朝人没经验，都去埋伏了，放着漫山遍野的牛羊不管，能不让人生疑吗？），中途退兵。伏击计划中途夭折。李广只好无功而返，第二次错失良机。

汉武帝不久给了李广第三次封侯立功的机会。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遣李广、公孙敖、公孙贺和卫青四人率大军，兵分四路迎击匈奴。这一战，排名最后、初出茅庐的卫青一战成名，长途奔袭匈奴得手。而排名第一位、声名最高、资历最深的李广却全军覆没。战前李广迫切要建功立业，树大招风，被匈奴作为头号敌人来迎战。匈奴单于“久仰”李广威名，下令匈奴务必生擒李广。于是匈奴集中数万精兵围歼了李广的部队，李广受伤被俘，寻机夺马杀回中原。归国后，李广别说封赏了，因为全军覆没按律当斩，付了赎金后被废为庶人。

几年后，匈奴攻破辽西，北方告急。汉武帝起用李广镇守右北平，匈奴人敬畏李广，几年不敢骚扰右北平。公元前120年，李广率兵四千出右北平，和张骞所部分兵作战。结果李广受到了匈奴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视”，被四万匈奴精锐包围。汉军士气低落，李广来去自如，加紧整饬军队，亲自拉强弩参战。这样坚持了一天一夜，汉军弹尽粮绝，败局已定。25 好在张骞带领一万骑兵及时赶到，解救出了李广。李广又失去了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汉武帝考虑到他浴血奋战杀敌众多，功过相抵，不赏不罚。

至此，李广伤痕遍体，年到花甲，看似不能再上马杀敌了。照例，他的征战生涯要结束了。“自从反击匈奴以来，我参加了每一场战役。各部军官，才能在我之下的，因军功受封侯爵的有数十人。我打仗时从不落在他人后面，为什么没有尺寸之功封侯呢？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堂弟李蔡和他一同起步，同时做的郎官，后来脱离战斗一线走高层路线，听皇上的话，办皇上交办的事，已经因功受封安乐侯，更在两年前担任了丞相。李广能力远高于堂弟，现在看李蔡成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丞相，自己蹉跎了大半生，年近六十，心里的不好受不用言表。

汉语中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李广的窘境：李广难封。

现在有漠北战役这样的大舞台，李广怎么能放过呢？对于他这样的老人来说，这是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他坚决要求出征。但汉武帝并不想派李广出征。因为李广年纪太大了，而且威名在外，留在朝廷里当作“镇国之宝”威慑匈奴更好，汉武帝不想让他去冒险涉阵。李广苦苦哀求允许自己跟随卫青出征。汉武帝经不起李广一再请求，勉强同意他出征。暗地里，汉武帝找来卫青，告诫他说，李广年纪大了，急于求战，我们满足他的愿望，但你不能让他担任先锋，更不能委以重任，托付重兵。

大军未出，李广和卫青就在作战部署上产生了矛盾。卫青安排公孙敖为先锋，自己率领主力跟进，从正面与单于主力决战；安排李广与赵食其领兵出东路，作为辅助。东路迂回难走，看起来也没什么立功的机会，李广自然是不愿意。卫青一开始就让他封侯的希望变得异常渺茫。李广心生怨气，听完行动安排后，既不争论也不说遵命，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李敢认为卫青这是挟私用人，嫉功妒贤，一开始就要把漠北之战的首功留给自己和亲信（公孙敖救过卫青的命），派李广走东路是挤兑他。而且卫青还给李广规定了会合的日期，给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李广赌气率军走了东路，部队在荒漠戈壁中迷了路，没有按期与卫青的主力会师。

会师后，李广郁郁寡欢。汉匈最后一战结束了，从此“漠南无王庭”，匈奴远遁了。李广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丧失了。而且汉朝军法严峻，作战违期是重罪。李广一回到大营就躲入军帐，不见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大将军卫青做了一件更让人误会的事情。他派长史带着干粮酒食慰问李广，同时问问李广所部迷路违期的情况。李广年纪大了，资历高，本来就心情郁闷，现在看一个年纪轻轻、低好几个辈分的文官来质问自己，犟脾气上来了，对长史的问话不理不睬。卫青对李广的性情秉性还是没有摸透，长史回去后没法处理违期的事，又让长史去催李广的部下来听候审问。这一下军营的动静闹大了，李广所部的校尉们都苦着脸被叫了出去。李广很护部下，说：“我部下的校尉无罪，是我迷路的，责任在我。我现在就去自首。”李广召集部下，说：“我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这次跟从大将军与单于交兵，而大将军让我率部走迂回的远路，我迷路了。这些难道不都是天意吗？我已经六十多岁了，难道还要我去见那些刀笔小吏，啰啰唆唆地自我辩解嘛？”说时迟那时快，李广“嗖”地拔出佩刀，自刎而死。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3）

卫青要不要对李广的死负责呢？事实上，他是遵照汉武帝临行前的告诫办事。而且考虑到李广数十年的战斗经验，卫青对李广的弱点是清楚的。漠北之战倾注了汉朝的全部国力和朝野的殷切希望，关系国家安危，也关系前线将士的生死，卫青为人小心谨慎，最后不用李广而用公孙敖，并没有徇私枉法、陷害李广的意思。李广辛苦一生，都没能封侯，客观地说不是汉武帝不想提携李广，而是李广身经百战，屡战屡败，实在是没有达到裂土封侯的标准。李敢将父亲的死归咎于卫青，不应该。

话虽如此，李敢刺杀卫青的案子毕竟犯了。怎么处理呢？

卫青让人将李敢好好地送回家，然后召集家人侍卫，命令不许将李敢行刺之事泄露出去。

卫青温良和善，不愿与李敢为敌。更重要的是卫青自己的处境也很微妙，在权力场上如履薄冰。卫青家族出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卫青自己和姐夫公孙贺、外甥霍去病封侯拜将、手握兵权，他还娶了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卫家赫然是西汉帝国的权势第一家。家族兴旺了，掌权了，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最上头的皇帝、汉武帝刘彻权力欲望特别强烈。刘彻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般雄才大略的人，权力欲就强，疑心也重。卫青一家的势力遍布朝野、手握兵权，自然也受到了刘彻的猜忌。姐姐嫁入卫27 家后，卫青的权势熏天，仿佛是“天下第二人”，刘彻的猜忌心理重新泛起，开始不信任卫家了。刘彻先是让卫青离开前线军队，招到长安来居住议政，将卫青高高挂起；同时分化卫青家人，重用霍去病，让霍去病牵制卫青。小伙子霍去病虽然是卫青的外甥，毕竟不姓卫，而且头脑简单，政治幼稚。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只知道行军作战打匈奴。刘彻曾经劝霍去病学点吴起、孙子的兵法，霍去病回答说行军打仗不拘泥于古代兵法，学那些玩意儿没用。刘彻发自内心地同时也有目的地宠爱霍去病，着意培养，委以军事重用。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在继续，但卫青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直接指挥权，主要是发挥着名义主帅的作用。相反，霍去病在祁连山战役、招降浑邪王等事上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年春天，朝廷谋划漠北战役的时候，刘彻干脆将卫青名义上的主帅也给撤掉了，命令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率领五万精骑，兵分东西两路，远征漠北。双方互不节制，分头行动。

漠北战役如今胜利结束，天下太平。汉武帝更加不需要声望超群、领兵驰骋的卫青了。卫青的权势建立在军功上，现在军功不可能再有了，只剩下皇帝的猜忌和防范。刘彻继续捧霍去病去压卫青。等卫青、霍去病凯旋归来，刘彻很客气地不让他们继续掌握军队。卫青是大将军，霍去病是骠骑将军，又是万户侯，没办法再提拔他们了。刘彻很有创意，新增了“大司马”的官职，让卫青、霍去病并列为大司马。卫青是大司马兼大将军，霍去病是大司马兼骠骑将军，地位相等。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那些墙头草和势利小人纷纷给霍去病拍马

屁，有事没事往霍去病家里跑，套近乎。其中就有很多原来经常在卫青家里出现的面孔。霍去病家里热闹了起来，卫青家门口一下子就冷清了起来。好在卫青是一个厚道恬静的人，将这一切已经看开了。他家里人有时候也会感叹世态炎凉，卫青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心甘情愿地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

遭遇李敢的行刺，卫青的第一反应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件事情传扬出去，对李敢不利，对卫家也不好，还不如保持一团和气。卫青毕竟是个好人。

然而，李敢行刺让许多人看到了，压是压不下去了。事情很快传到了霍去病的耳里。霍去病一如既往的头脑简单，更理解不了舅舅的韬光养晦，他记恨起李敢，欲先除之而后快。他瞄准李敢到甘泉宫参加皇家狩猎的机会，人来人往，寻机射杀了李敢。名将之后横死，总需要有个交待。汉武帝正宠信霍去病，还需要霍去病制衡卫青的势力，于是替他说话：“李敢是被鹿触死的，可惜了。”这件事情就这么掩盖过去了。

皇帝的棋子：李敢刺杀卫青案中的各色人等（4）

卫青知道后，惨然一笑。

第二年（公元前118年），李敢的叔叔、丞相李蔡被扣上私自侵占汉景帝陵园前一块空地的罪名，被迫自尽了。他担任丞相四五年间，协助汉武帝治吏、改币、统禁盐铁等事，中规中矩。事实上，汉武帝选择李蔡，并非看中他的能力或者想法，恰恰是因为他平庸安分、循规蹈矩。还是那句老话，汉武帝是一个强权的皇帝，不能容忍强权丞相的存在。所以他执政时三五年就换一个丞相，李蔡只是其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李蔡是汉武帝的棋子、李广是汉武帝的棋子、卫青是汉武帝的棋子、霍去病是汉武帝的棋子，但李敢不是汉武帝的棋子，他的作用和分量不够做皇帝手中的棋子。李敢是个“搅局者”，讨人嫌，所以不如除去的好。从汉高祖诛杀韩信到汉景帝诛杀晁错顶罪，再到后来汉武帝腰斩公孙敖，西汉王朝一路下来血光不断。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挑棋子、用棋子是帝王为政的学问，皇帝老子掌握了就可以了，大小臣工没有必要学。合格的臣子应该是循规蹈矩、安心做好皇帝棋子的人。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1）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九月，江南著名才子、一代文豪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案牵连，被腰斩弃市，一同被斩的还有同是文豪的王彝。此案因为一篇文章而起，掀开了明清两代一系列充满腥风血雨的文字狱的序幕。

高启被杀时仅仅是苏州治下的一介草民，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后世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因为高启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曾经的政治明星、发挥过标杆作用；高启也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而被清代的赵翼赞誉为“一出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高启虽然是明朝初期的文坛代表人物，但出生于元朝末期的苏州，主要文学成就是在元朝末期奠定的。张士诚占据东南时，高启居住在吴淞江青丘，号“青丘子”，开始半隐居半高调地在文坛树立了盛名。

明朝建立后，高启对新王朝的态度就带有了很强的象征意义。很多人都盯着他看。

高启一开始对新王朝的建立抱以“欢呼大庆”的态度，热情称赞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的行为。在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结尾中他对明朝统一天下大唱赞歌：“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高启说自己“幸逢中国真龙飞”，对朱元璋的称赞接近了肉麻的程度。朱元璋也投怀送抱，王朝刚刚建立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招揽高启参修《元史》。高启从此进入了新王朝的权力高层，受诏入京修史时写了《召修〈元史〉赴京师别内》，兴高采烈地说：“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不仅自己积极进入新王朝，高启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有才能的朋友出仕。如“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尧臣出任新郑簿时，高启作《答余新郑》：“幸逢昌期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

高启的态度得到了新王朝的肯定。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同时承担了教授新王朝“诸王”文化知识的重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秋，朱元璋在朝堂上当众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高启刚刚当官一年，就像坐了直升飞机一样，做到了侍郎的高位，令在朱元璋手下奋斗进步了几十年的老人们瞠目结舌。这也体现了朱元璋对高启的肯定和器重。

可就在朝堂上，高启拒绝接受户部侍郎的任命。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来自己年少，才35岁；二来自己一介文人，没有实际政务经验，恐怕难当户部的大任。高启的这两条理由都还说得过去，朱元璋心里虽然不快也不好说什么。但高启接着说了一番话，却激怒了朱元璋。高启说自己心力疲惫，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放归山林”。

你年纪轻轻，才参加工作一年，就以干不了为理由要回家养老？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你是对工作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和同事们相处了。的确，高启是对朱元璋交待的工作厌倦了，而且还对新王朝的政治失去了热情和信心。

和所有的文人一样，高启内心积极入世，非常希望有一番作为。他的文采越飞扬、名声越远播，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就的期望就越高。高启在诗《赠薛相士》中承认：“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高启隐居青丘，并不是要做隐士，而是和诸葛亮一样，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出山而已，是静观局势待价而沽。就是在隐居时，高启也经常“登高望远，抚时怀古，其言多激烈慷慨”。明朝建立后，新朝新气象，吸引了高启。高启一开始和新王朝的合作，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态度，并非一个特例。

在南京的一年多高层政治接触，让高启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不适应。

朱元璋等人是农民造反出身，依靠暴力得的天下，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权力，在政策上采取粗暴繁重的方法。比如明朝初年对苏州等东南各地采取打击豪强、加重赋税的政策，对一些不合作的富豪和文人大加挞伐。朱元璋对原来精英阶层的打击面很广，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有人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高启虽然跻身于新朝新贵行列，但出身于旧的精英阶层，不可能对新朝打击故交名士的行为无动于衷。对于朱元璋的高压政策，高启不赞同，但他权小势微，无力反对。这个时候，文人的敏感和脆弱都表现出来了。高启挣扎在不同的立场之间，难以自拔。而且高启还有一些读书人的虚荣，爱表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高启在政治上不成熟，将听到的或者看到的31 落到了文字上，曾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夜深宫禁”的事情，你高启怎么知道的，又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了？此事牵涉到宫廷内争风吃醋的丑闻，朱元璋看到高启的诗后，不可能不往心里去。朱元璋对高启等文人的设想是：支持新朝，有才能的人可以吸纳进高层圈子为己所用，但要听从?挥，不能捣乱。心理的煎熬让高启始终融入不了新朝——文人的矜持让他拒绝同流合污，于是他决定回归，重新去做一个单纯的文人。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2）

高启当众请辞又一次暴露了他的政治幼稚。他可能是期望正大光明、来去自由，什么事情都做得明白透明，可朱元璋会这么想吗？客观说，明朝待高启不薄，朱元璋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高启却不领情，还当众请辞，要重新浪迹山林，不仅是朱元璋就是朝堂上的昔日同事也都认为高启摆明了拒绝和新王朝合作。

朱元璋自尊心很强（小时候做过和尚，要过饭），心狠手辣（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夺的天下），顿时对高启厌恶起来。按他的心理，马上将高启拉出去砍了都不为过。但朱元璋转念一想，高启是文坛领袖，对他的安置具有象征意义。天下初定，明朝还需要高启好好活着，所以朱元璋忍住了发作的念头，接受了高启的辞呈，还送给高启一百两银子作为回乡的盘缠。

高启回到苏州的第三年（洪武五年），苏州来了一位新知府：魏观。

魏观是湖北蒲圻人，也是读书人出身，元朝末年也和高启一样隐居了起来，但比高启年老整整30岁。当朱元璋和陈友谅打仗的时候，魏观就结束隐居，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他算是明朝建立前参加工作的老人了，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魏观历任国子监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两淮都转运使、侍读学士、礼部主事等，中间罢过官后来复出，66岁时请求退休。朱元璋对这位老臣很满意，退休前给魏观提了一级，“赐参政俸”，让他回家安享晚年。明朝初期，苏州地位重要，政务繁杂，但是知府陈宁为政苛刻，横征暴敛，用烧铁烙百姓的肌肤，失去了全府的支持。官吏和老百姓们暗地骂他“陈烙铁”。陈宁不能再用了，朱元璋要再派一个得力亲信前去，于是想到了魏观。魏观结束退休出任苏州知府，到任后废除陈宁的苛政，宽厚为政，苏州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先。第二年，魏观擢升为四川省参知政事，结果苏州百姓上书朱元璋不让魏观走。朱元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接掌苏州，同意魏观留任。到现在，朱元璋对魏观是信任的，是满意的。

魏观在苏州政绩斐然，和他的才能有关，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文人出身的魏观和文化气浓厚、文人众多的苏州很合拍，他招揽人才、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许多政策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高启、王彝、王行等人。高启做官的时候就认识魏观，还当过魏观的下属。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魏观到苏州后，高启特意搬到城中夏侯里居住，方便两人欢聚交流。

话说苏州是个繁华重镇，但是府衙却是原来的水司衙门。原来的苏州府衙在元末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占为皇宫了。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姑苏战役让府衙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了荒墟。明朝建立后，苏州府衙多年来都局促在水司衙门的旧房中。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魏观决定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基础上重修府衙，同时治理城中的湫溢（春秋吴国时修的水利工程），计划疏浚河道减轻水患。按理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好事，魏观在工程立项、决策拍板和召集民工等各个环节都没有违反程序，貌似不会出任何问题。

问题还就出来了。苏州指挥使蔡本和魏观有隙，上书攻击魏观：“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复宫开泾”一旦和“异图”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大到朱元璋不得不按照程序派了一个叫做张度的御史专门调查此事。

朱元璋有没有把“复宫开泾”和魏观联系起来呢？他没有那么傻。有许多破绽表明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诬告。首先，魏观已经69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69岁老书生造反干什么用？而且魏观跟从朱元璋多年了，早不造反晚不造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造反？其次，苏州作为重镇，明朝在此设立了苏州卫指挥使司，留有军队镇守。蔡本就是苏州指挥使。魏观作为知府，指挥不了苏州卫的军队，拿什么造反？第三，“复宫开泾”，前者属于改善政府办公条件，后者算得上是兴修水利，怎么就和造反联系起来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妥，那就是工程涉及张士诚的旧宫殿，有点敏感；修建工程调动民工，有扰民的可能。可两个小问题也不能上纲上线到造33 反啊？

负责调查此案的御史张度被后世的许多人认定是一个小人。有人说他和高启有仇，而且向魏观索贿未果，就做出了不利于魏观的调查结果。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张度和高启有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索贿。反而从张度之后一直从事纠察执法工作，政绩斐然，正常提升来看，张度是一个相当专业和正直的司法官。

张度作为钦差大臣，没有大摇大摆去苏州。大摇大摆地调查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前奏。张度采取的是微服私访的方法。脱下官袍换上民工的衣服进入了修建官衙的队伍，当起了搬运工。非常巧，他赶上了苏州官衙的“上梁仪式”。在南方，上梁是建屋非常重要的程序，房子还没建，梁上好了不但博个好兆头，还?以给后来的建屋打下好基础，所以大家都很重视。魏观还邀请老朋友、大文豪高启给苏州新府衙写一篇《上梁文》。高启受邀，热情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作。仪式开始，张度很仔细地把每个细节都记在心里，为了集中精神他连官府分发的每人一碗酒都推辞掉。他默记下高启的《上梁文》，然后考察一番后，回京向朱元璋递交了调查报告。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3）

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他弹劾了魏观两大罪状：“非时病民”和“危言”。所谓“非时病民”是认为魏观调拨民工修建两大工程耽误了农民的农时，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工程过急，有催赶逼工的现象存在；所谓的“危言”则是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太妥当，认为“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

应该说，张度弹劾的这两条罪状都击中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朱元璋农民出身，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误农伤农的行为极其反感。魏观的两个工程既然误了农时，朱元璋就不满意了，把它想象成大兴土木、民怨四起的事情了。而第二条罪状中的“高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等字词更是让朱元璋浑身不舒服。他下令要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以后，朱元璋断定：《上梁文》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朝的恶毒暗箭！至此，魏观和高启等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上梁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失传了。根据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提到了苏州府衙“龙盘虎踞”。“龙盘虎踞”四个字形容某地地势雄伟，通常是用来形容南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朱元璋的想法不只于此：第一，苏州府衙原来是谁的宫殿？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夙敌张士诚的宫殿。你形容该地“龙盘虎踞”，那张士诚是龙呢还是虎呢？如果张士诚是龙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么？第二，苏州府衙现在是谁的府衙？是魏观的府衙。你魏观在那里龙盘虎踞，到底要干什么？联想到高启之前的举动，原来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绝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算是轻的，说你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

高启在上梁仪式上还吟诵了一首《郡治上梁》诗。其中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用词很好，很有气势，借上梁称赞魏观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夸张手法用得太过了，“龙廷”、“黄堂”等词用在一座府衙上，就犯了和“龙盘虎踞”一样的“错误”了。而且高启还要魏观“广庇民众”，这不是要和朱元璋争夺民心吗？“广庇民众”的只能是朱元璋，而不可能是别人。

张度上表弹劾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两条罪会掀起一系列的血案。误农时的罪过，最多不过罢官而已。“危言”也不过是训诫或者徒刑而已。无奈，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众多的“造反证据”，“魏观案”被定性为一次“谋逆”事件，魏观、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腰斩于市。高启当时只有39岁。

像“魏观案”这样因文起祸，以文字联想的内容作为证据定罪的案子，我们称之为“文字狱”。

“魏观案”定案过于主观，主观到连朱元璋都不太确信是否真实。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了。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

至于高启，朱元璋一口咬定他的谋逆，拒绝平反。为什么同案不同罚呢？

因为没有“魏观案”，高启也必须死。他属于朱元璋坚持要杀的那类人。高启代表着一类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江南文人。朱元璋曾派人拿着金银财宝去招揽文人——他不知道文人不都是能用钱财征服的。大诗人杨维桢见到使者后干脆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被逼急了就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这群文人不仅拒绝合作，而且念念不忘在元朝和张士诚时期相对宽松的统治。比如文人陈基就怀念张士诚政权，写诗说：“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问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他继续称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为“楚公”，而用“寇”暗指朱元璋。同样死于“魏观案”的王彝也和高启一样，短暂入仕后借口母亲年老需要赡养，辞职回乡。朱元璋本来就和文化人不是同类，加上“非友即敌”的简单思想作祟，朱元璋大开杀戒了。魏观、高启和王彝于是成了洪武初年众多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随着统治的稳固，朱元璋干脆以暴力威胁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职。朱元璋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明文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首并抄家。面临生命威胁的文人们，这才出来做官。做官还不够，朱元璋还要改造文化，像打击政治对手一样，将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都掐死在摇篮里。诗人陈养浩写了句“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认为他写夜夜哭征夫，是无视大明朝的繁荣盛世，讥讽朝廷的军事制度。大明朝怎么可能有怨妇呢，于是乱说话的陈养浩就被投进水里淹死了。

因字生祸：洪武间“魏观案”的转折意义（4）

在朱元璋之前，历代也有文字狱，比如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好在都没掀起血雨腥风。文人的处境相对比较宽松。从朱元璋开始，文人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从明朝建立到清朝中期都笼罩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我们都多少知道一些其中的糊涂案。比如清朝的翰林学士胡中藻写了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乾隆认为在国号“清”字前加“浊”字，大不敬。胡中藻被杀，罪及师友。徐述夔写了一句“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认为是鼓励人们反清复明。其实这里的“明朝”是“明天”的意思。结果，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开棺戮尸，徐述夔的孙子和校对诗集的人也全部处死。更著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案，则是雍正朝的案子，那个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斩首示众的倒霉鬼叫做徐骏。结果全社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古代的文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群体。整个社会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有些职业社会不让你从事（比如你不能卖猪肉，否则被曝光后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些职业你自己不愿意从事（比如算命占卦的，比如跳大神的，比如戏子和木匠），还有一些需要文化的职业则因为个人境界没到，做不了（比如和尚道士）。文人能做的职业，都是和政治有关的职业，或者需要依赖政治得到发展的职业。一个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功成身退是最理想的道路。但是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知识渊博，独立思考，有了独立的思想和不凡的抱负，就要面临着在个人发展和皇权之间挣扎的命运。君主专制的制度以君为圣，文人能在自保的前提下，尽可能实践读书时的抱负胸怀就算是不错的了。如此，成功的文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可能做个成功的文人。如果遇到朱元璋、乾隆等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文人就只能“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朝大学士梁诗正语）。文人可以不用写字来表达思想，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可是当独立思想本身成为了皇权的监察对象时，说话也不保险了。文人唯有少写少说，将精力用在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事情上（比如从事历史考据，比如到处旅游，或者按照要求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明清两代社会在故步自封，沿着固定的轨道僵化发展，变得异常脆弱，和文人万马齐喑不无关系。

这种情形一直到近代才得到改观。随着清朝的势微，中国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1）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加上丁忧在身，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主考。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当作没看到。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退回银票，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地方官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找台阶下，收下银子帮忙办事。他看看银票，咽了口水，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殷主考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严肃地走出来，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39 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相关考生革除功名。

这个周介孚是科场高手，曾高中一甲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三年京官。其后当了三年江西金溪知县，因脾气太差大骂江西巡抚而被弹劾免职。此后受好友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补了内阁中书一职，长期在京为官。光绪皇帝钦定他斩监候，周家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又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疏通上下环节。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负责，时任浙江按察使是赵舒翘。所谓的“斩监候”类似于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赵舒翘觉得周介孚的运气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没事，就他被摊上了，对他很同情，加上各种各样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给押了下来，秋后并未处决。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杀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监狱里呆了八年。闹八国联军时，京城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事后又自动回来归案。刑部因此奏请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此例，将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单，得到慈禧同意释放。薛尚书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就稀里糊涂地把周介孚释放了。

周介孚回家闲居了三年后，死了。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但科场行贿给读书人丢了脸，江南读书人都不愿意提起。一旦提起，就可能被人举一反三，牵涉出更多的类似案件来。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半个多世纪后，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他就是鲁迅。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此案，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

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如果官员不需要钱，行贿案就不会发生。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乱喊乱叫，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他需要这笔钱。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

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2）

京官们实在太穷了，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竟然没钱回家奔丧。曾国藩当时42岁，历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穷得丁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旱逢甘霖，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难以置信。试举一个中级官员、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41 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大半的月薪就没有。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养、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处处都得花钱。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如果再纳几房小妾，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官场讲的就是人脉，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随着人脉越来越广，应酬也越来越多。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

有人说，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他们有工资外收入，有灰色收入。但是工资外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要平步青云，要熬出头，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有外快，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好在他教过私塾，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运气好，交际面足够广，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颐之余，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另外，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却和商业关系不大。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讨得回乡的盘缠，想发财是不可能的。

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3）

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贪赃舞弊，狠赚一笔，改善财政窘境了。

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比如曾国藩、徐世昌，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当官的必需）又缺钱少粮（客观情况使然）的窘迫生活，做着升官掌权、封疆治国的美梦。绝大多数人不像曾、徐那么幸运，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

日后因为签订《南京条约》而名声在外的伊里布，当年在云南当中等品级的地方官，去求见抚台大人。没名没钱，他只好在抚台衙门外面的厢房里候着，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搭理他。伊里布倒没闲着，把厢房屋顶上掾木的长短和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若干年后，伊里布风风光光回到昆明，主政云南，上任初又见衙门口的厢房，不禁感慨万分。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学问家李慈铭。科场案发生后，李慈铭曾为周介孚疏通。李慈铭也是进士出身的京官，也是绍兴人，也喜欢骂人。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骂人，骂官场陋习，骂俸禄太少。除了骂人，李慈铭就写书信、日记，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

李慈铭的财政情况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享受着户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铭并不是太会交际的人，他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一百六十两。清朝末期，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照此算来，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六百八十一两八钱。而在光绪初年，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铭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饥寒而死”的。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十两银子，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的零头都不43 到。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而是实在手头拮据，拿不出再多的钱了。

李慈铭免不了又一次骂娘，骂官场，骂自己。

以暴制暴：弱者非法维权的逻辑（1）

明代秦淮河畔的南京城里有个秀才，叫陈珩，家境富庶，在秦淮湖口有两处房产：一处庄园，一处房子自住。陈秀才生活在蜜罐中，“专好结客，又喜风月，逐日呼朋引类，或往青楼嫖妓，或落游船饮酒”。这样风花雪月了七八年，陈珩将家产败得差不多了。妻子马氏苦苦相劝，陈珩就是恶行不改。手头缺银子了，那般狐朋狗友撺掇他向放高利贷的卫朝奉借了三百两银子，约定三分起息。

陈珩想都没想，就借了高利贷。殊不知，那卫朝奉是一个极爱财的魔鬼，“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所有的借款人都是他的猎物，不被榨干显示不出高利贷者的水平。卫朝奉借陈珩钱看中的就不只是利息，而是看上了陈珩在秦淮湖口的庄园，琢磨着通过贷款把它霸占了。所以到了应该付利息的日子，卫朝奉也不向陈珩催债。这样过了三年，这笔高利贷翻了一番，本息合计到了六百两。卫朝奉这才派人到陈家索债。陈珩此时已是油尽灯枯，家财耗尽了，还不起，就躲着不见。卫朝奉是谁？职业催债的。于是他天天派人催逼，就在陈家门口坐守，动不动就恶语相加。陈秀才只得躲在家里，忍气吞声。

卫朝奉对付陈珩这样“钉子户”的手段多了去了，一招接着一招来，闹得满城风雨，把陈珩名声败完。陈珩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没办法，只好同意将湖边的庄园折价卖给卫朝奉抵高利贷的本息。陈家庄园市值一千两白银，陈珩觉得庄园除了抵高利贷外卫朝奉还要补足一千两白银之数。他就托那帮狐朋狗友周全此事。卫朝奉耍起了无赖：“我看过他的庄园，哪里值一千两银子？最多也就六百两。我借钱给破落户，自认倒霉，同意陈珩用庄园抵高利贷；如果他不同意，赶紧把银子还我。”摸清陈珩囊中空乏、无钱无力之后，卫朝奉加紧日益催逼。

陈珩敢怒而不敢言，毫无办法，只好把湖边的庄园拱手让给卫朝奉，写了契据。

万贯家财被败得只剩下秦淮河畔的一处栖身之所了，陈珩终于痛定思痛，改头换面，静下心来在家中苦读。妻子马氏见丈夫变好了，勤俭进取了，很高兴，拿出积攒的私房钱，超过一千两银子（可见陈珩家之前多富），让丈夫去赎回庄园。于是，陈珩高兴地拿着六百两银子要赎回庄园。卫朝奉得了便宜，如何肯轻易吐出来？他推说：“当初我拿到的多是些败落房子，荒芜地基。我又添造房屋，修理得锦锦簇簇，栽上了花木，把庄园弄得整整齐齐。现在想用六百银子赎回去，他倒安稳！若要赎，要找足一千银子才行。”陈珩那个气啊，跑到庄园一看，还是原来的旧屋，只是补了几块地板，一两处漏，修了三四根栏杆。“庄居一无所增，如何却要我找银子？”陈珩拒绝了卫朝奉的漫天要价，托中间人把六百两白银送给，催卫朝奉腾出园子来。结果卫朝奉拿了钱不退房，坚持要补够一千两银子才行。陈家催了几次都不行，卫朝奉是推托耍赖的高手，占着园子不动。

陈珩怎么办？卫朝奉靠放高利贷和耍赖发的家，连官府的命令也阳奉阴违。陈珩如果去告官，是占了理，能打赢官司。但官司打得旷日持久，即便赢了，卫朝奉也不会痛快地退房。求助官府看来是不行了。陈珩愤恨之极，“当初呕了他的气，未曾泄得，他今日又来欺负人，此恨如何消得”！卫朝奉恃强凌弱，陈珩觉得打败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比他更强更无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陈秀才在心中发狠，我就是要比你更狠，想个法子好好治治你，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陈珩一个孱弱的读书人，开始搜索枯肠看有没有什么暗箭黑招能制伏卫朝奉。他这是被逼的。

这天夜里，陈珩在秦淮河边沉重地踱步，思考怎么对付卫朝奉。突然发现秦淮河上面漂着一个黑压压的东西。他走近细看，竟然是一具死尸。陈珩本能地要避开，刚转身突然灵光一动，心想：“有计了！有计了！”他竟然把死尸给打捞了上来..

以暴制暴：弱者非法维权的逻辑（2）

随后，卫朝奉家里被人介绍进来一个叫做陈禄的仆人。 过了月余，陈禄不见了，他的住处人去屋空。卫朝奉正琢磨着这个人是失踪了还是不辞而别了，却见陈珩家的三五个仆人跑来说：“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个人，叫做陈禄，听说来投靠你家。快叫他出来随我们去，不要藏匿他了。我家主人正准备去告这个恶仆呢！”卫朝奉说：“一个月前这个人来投靠我，但不知道是你家的人。不知何故，他前夜忽然逃去了，不在我家了。”陈家的仆人吵吵闹闹，不相信，要求搜查一下。卫朝奉没方法，让49 搜了。结果，在陈禄所住的房间里翻出一条死人腿来。卫朝奉惊得目睁口呆。陈家仆人齐声道：“卫朝奉将我家这人杀害了，埋腿在这里。我们赶紧告诉主人去，商量报官。”陈珩得报，跑来一看，大嚷道：“人命关天，卫朝奉，你怎么把我家人杀害了？不去官府告你，更待何时！”说完，他招呼众人提上死人腿便走。卫朝奉吓得浑身发抖。仆人失踪，又在住处发现死人腿，他卫朝奉就是有三张嘴也说不清楚啊。万一判下一个杀人罪来，那可是要杀头的。

卫朝奉赶紧拦住陈珩说：“我的爷，我实在不曾谋害人命。”

“没有杀人？这个人腿哪里来的？你到官府分辩去！”

卫朝奉做人向来心虚，现在又是人命官司，哪里敢找官府，只得求饶：“且慢慢商量，如今凭陈相公怎么处分，饶我别去报官吧！我怎么吃得消这个没头官司？”

陈珩就说：“当初图我产业，不肯折价给我银子的是你！今日占我房子，向我索要赎金的也是你！现在你先诱拐我家人，又杀了他，我正好公报私仇，怎么会便宜了你！”

卫朝奉越来越急，赶紧说：“我的爷，都是我不是。我情愿把这园子还给相公。”

陈珩继续发狠说：“你先老老实实把如何盘剥利钱，夺我庄园，又借口修理庄居讹我钱财的恶行，写一纸伏辨与我。你再把讹我的三百两利钱还给我。如果我满意了，我就叫人住口，把这腿烧化了，此事便泯然无迹。不然，今日天清日白，在你家里搜出人腿来，人目昭彰，一传出去，肯定不轻放过你。”

卫朝奉被陈珩和陈家的仆人恶狠狠地围着，彻底崩溃了，只求没事，乖乖写了伏辨，递给陈秀才。陈珩又逼他吐出三百两银子利钱，催他赶紧卷起铺盖滚蛋。卫朝奉无奈，只好连夜搬走。

陈珩只花了三百两银子就成功地恢复了庄园，把妻子剩下的私房银子用来投资。他痛定思痛，勤俭经营，最后重新成为了南京城的富室。而那个仆人陈禄是跟从陈珩几十年的忠实仆人，受主人陈珩的设计进入卫家。卫家的死人腿是陈珩从捞起的死尸上截下来的，藏在陈禄的行李中带进去。陈禄把死人腿埋在房间里，就跑到外地避风头去了，好几年后才回到陈家。卫朝奉有时撞到了陈禄，情知中计，但是房契还了，罪状供认了，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状告陈珩的地方，而且那条人腿到底怎么来的，卫朝奉始终搞不清楚。他心怀鬼胎，反而轮到他忍气吞声了。

陈珩夺回房产的故事出自明朝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该卷标题是《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作者用了“狠心”和“巧计”两个词，爱恨褒贬显而易见。卫朝奉的行为固然无赖无耻，是非法的，但陈珩的所作所为也是违法的，见不得光的。我们不能因为陈珩是房产争夺案的受害者，不能因为卫朝奉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放高利贷者，就肯定陈珩的行为。在事情之初，陈珩是受害的弱者，被夺产讹财，没有办法维护合法的权益。当他从尸体身上卸腿的时候，陈珩设计了一个更狠更黑更无赖的方法，最后算计了卫朝奉。当然，他被迫如此。

《初刻拍案惊奇》的同一卷还说了一个类似的案子，可以作为上面的佐证。钱塘有个家徒四壁的读书人姓李，和老母亲挤在西湖口昭庆寺左侧的一所小房子里。李书生欠了昭庆寺的僧人慧空五十两银子高利贷，三年后本利合并达到了一百两。慧空和尚终日索债，李书生手足无措，只好将房子抵债。那房子市值300两银子，李书生要慧空另付200两。慧空知道李书生别无他路，故意不要房子，加紧逼银。最后没办法了，李书生只好把房子以130两的低价折给了慧空和尚。慧空搬进去住了，李书生带着老母

租房居住，后来连房租也交不出来了，被房东催租。老母亲忧愁成病。

李书生的困难被行侠热情的贾秀才知道了。贾秀才帮他付了房租，再拿出130两银子让他赎回原屋居住。李书生去赎屋，慧空起先不让，后来说“我们又增造许多披屋，装折许多材料”，价格已经不止130两了，要李书生拿300两来赎。李书生怏怏而归。

贾秀才听说后，亲自来找慧空。慧空喝完酒正在楼上打盹。贾秀才悄悄摸上去，看楼上四面有窗，后窗正楼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少妇在做女工。贾秀才计上心来，偷偷穿?慧空的衣帽，嘻着脸向对楼的妇人百般调戏。少妇面红耳亦，跑下楼去。贾秀才赶紧将衣帽物归原主，悄悄下楼溜走51 了。不一会儿，对面的大家族涌出十来个汉子，拿着棍棒冲来，还大声叫骂：“贼秃驴，竟然如此无礼，大胆调戏俺家主母！打走你半条命，再送你吃官司。”慧空被惊醒后，手足无措。家里被砸得一片狼藉，慧空浑身衣服也被扯得粉碎，被打得半死。临走，那伙人还恶狠狠地说，以后对慧空看见一次打一次！慧空晓得对门是大户郝家，斗不过，一溜烟逃回昭庆寺了。

过了两日，李书生又来找慧空赎房。慧空满口应承，拿了139两银子，退了房契。贾秀才也算是“巧计”达成了目的。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1）

南宋高宗初年，临安城内有一个走街串巷的挑担卖油郎，姓秦。因为他买卖公道，生意兴隆，人们都叫他“秦卖油”。

这个秦卖油只有二十左右的年纪，本是汴梁人士，在靖康之乱中随父亲逃难。十三岁时，父亲将他卖给在临安开油店的朱十老，在店中学做卖油生意。后来朱十老受伙计挑拨，给了秦卖油三两银子，扫地出门。秦卖油举目无亲，咬咬牙在众安桥下赁了一间小小房儿，置办了油担家伙，剩下的碎银都交付与油坊作本钱，每日批些油满城跑，赚辛苦钱过活。秦卖油小小卖油郎，身世真是凄惨，生活也的确艰难，属于临安这座都城中可有可无的底层贱民。

二月里的一天，秦卖油去昭庆寺卖油，看到寺庙右边有户人家，“面湖而住，金漆篱门，里面朱栏内，一丛细竹”，一看就是有钱有文化人家的宅院。秦卖油不禁多看了几眼，这一看改变了他的命运：院子里出来一位姑娘，容颜娇丽，体态轻盈，举止高雅。秦卖油目不转睛，“准准的呆子半晌，身子都酥麻了”。

套用句时髦的话，年轻的卖油郎立刻被丘比特之箭射中了。谁说低贱的卖油郎不能恋爱，秦卖油就深深爱上了这位姑娘。他四方打听，得知这位姑娘竟然是临安城名妓王美娘。

这王美娘也是汴梁人士，原名莘瑶琴，自小生得清秀，资性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无奈靖康之乱发生，她与亲人失散，被人拐卖入妓院。老板王九妈将瑶琴改名王美娘，“教他吃吹弹歌舞，无不尽善”，长大后娇艳非常。临安城中，“这些当豪公子慕其容貌，都备著厚礼求见。也有爱清标的，闻得他写作俱高，求诗求字的，日不离门。弄出天大的名声出

来，不叫他美娘，叫他做花魁娘子”。王美娘这位花中魁元，显然不是秦卖油这样的贱民能够妄想得到的。秦卖油是否在做烂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白日梦？

巧的是，王美娘虽然53 久在欢场，是强颜欢笑的高手，心却不在欢场，也在思念早日脱离苦海。

王美娘是误入欢场的，起初拒绝接客。十四岁时，大富豪金二员外用三百两银子买通王九妈，将王美娘灌得烂醉如泥后奸污了她。王美娘事后痛不欲生。她不想卖身谋生，无奈又脱离不了苦海，不吃不喝，意志消沉。王九妈怕出大事，就找了行业内的老前辈刘四妈来劝说王美娘。刘四妈来了后，王美娘坚持要从良。刘四妈就向她详细介绍了妓女从良的历史和现实，分门别类，娓娓道来：

古代妓女从良分真从良，假从良；苦从良，乐从良；趁好的从良，没奈何的从良；了从良，不了的从良。

两人相逢，真心相爱，割舍不下，自愿婚嫁，叫做“真从良”。这是妓女最好的出路，后半生的幸福唾手可得。“有等子弟爱著小娘，小娘却不爱那子弟。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偏要娶他回去。”男方强娶，女方心中不愿，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嫁，就是“假从良”。往往是妓女“勉强进门，心中不顺，故意不守家规，小则撒泼放肆，大则公然偷汉。人家容留不得，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依旧放他出来，为娼接客。”

“子弟爱小娘，小娘不爱那子弟，却被他以势凌之。妈儿惧祸，已自许了。做小娘的，身不繇主，含泪而行。”这叫做“苦从良”。结果是侯门深如海，家法森严，妓女从良后“抬头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而“乐从良”则是妓女虽然不爱男方，但“见他情性温和，家道富足”，家里的正妻又品性善良，无男无女，夫家指望她过门生育男丁，所以决定从良。乐从良的往往图个日后安逸。

“趁好的从良”指妓女在盛名之下，从众多追求者中挑选个满意的嫁他，急流勇退。“没奈何的从良”指妓女“原无从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强棋欺瞒，又或因债负太多，将来赔偿不起”，“得嫁便嫁，买静求安”，只求藏身。

“了从良”就是潦草从良的意思，半老的妓女“风波历尽，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两下志同道合，收绳卷索，白头到老”。“不了的从良”指妓女“一时之兴，没有个长算”，趁着火热劲跟了男的。嫁人后，不是因为不守家法或者和正妻不和，在夫家呆不下去，就是夫家家境贫寒，养她不活，结果往往重入欢场。

刘四妈语重心长地对王美娘说：“千错万错，你不该落在此地。”

既然进了妓院，王美娘不替老板赚银子，老板岂肯放你出门？更重要的是，“你便要从良，也须拣个好主儿。”王美娘既然要从良，就得挑个好人家去真从良。妓女的婚姻要比一般人更慎重，更宝贵。因为她们选择的余地很小，几乎没有重复选择的机会。刘四妈继续分析道，你如果执意不肯接客，老板没办法随便找个肯出钱的人买你去做妾，那你就毁了。“那主儿或是年老的，或是貌丑的，或是一字不识的村夫，你却不肮脏了一世！”她给王美娘出主意说，为了从良你就要接客，寻找你要跟从的对象。虽然这听起来不近人情，但阅历和人脉对妓女从良很重要。而且趁着年轻多赚些银子，日后既可作从良的资金也可以解决后半生的生活。末了，刘四妈对王美娘说，但愿你能“好模好样地嫁去”。

这个刘四妈极可能是从普通妓女成为妓院老板的角色。她对王美娘这番劝说，固然站在妓院利益角度说话，但并非妄语。它是刘四妈观察妓院几十年的血泪总结，是后人观察妓女从良问题的宝贵资料。对于年轻妓女，如王美娘来说，刘四妈的苦口婆心不愧为是两全其美的建议。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2）

王美娘从此擦干眼泪，收拾行头接客，马上宾客如市。“捱三顶五，不得空闲，声价愈重。每一晚白银十两，兀自你争我夺。”

再说那秦卖油，有意与王美娘肌肤接触，可那十两银子的一夜“花柳之资”对于全副身家只有三两银子的他来说无异为巨款。怎么办？

秦卖油是个倔强能干的小伙子，咬牙决心凑足银子，一年不行花三55 年，三年不行花十年去积蓄。见过花魁娘子王美娘后，秦卖油一丝一毫地积攒“每日所赚的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日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并无妄废”。每日赚银有多有少，秦卖油“只拣足色细丝，或积三分，或积二分，再少也积下一分，凑得几钱，又打换大块头”。经过一年的日积月累，秦卖油有了一包散碎银子，去银店一称，竟然有十几两之多。

不管别人怎么看秦卖油，说他色胆包天也好，说他自甘堕落也好，但旁人都无法剥夺一个卖油郎的纯真爱情。

当下，秦卖油买了全新鞋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打扮齐整后，秦卖油来到了王美娘的妓院前。他正在踌躇，王九妈认出了秦卖油，招呼说：“你今日怎的不做生意，往哪里去贵干？”秦卖油只好厚着脸皮，上前作揖：“小可并无别事，专来拜望妈妈。”

王九妈多年老鸨，见秦卖油这般装束，早猜出了大概，满脸堆笑道：“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处。”不等他再犹豫，王九妈就拉他到里面客座落座。

秦卖油这才承认：“我，我想在妈妈宅上请一位姐姐吃一杯酒儿。”

王九妈并非恶人，叹道：“你是个老实人，几时动了这风流之心？”见秦卖油来真的，就说：“我家的几个姑娘，你常来卖油，也都认得。不知你中意哪一位？”

秦卖油说：“别个都不要，单单要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

王九妈变脸说：“你难道不晓得我家美娘的身价！就是倒了卖油的灶，你也没有美娘的半夜歇钱啊。你不如将就一下，换一个姑娘吧？”

秦卖油怯生生地问：“不敢动问，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钱要多少？”

王九妈笑道：“要十两银子，其他杂费不在其内。”

“原来如此，不是大事。”秦卖油摸出一大锭银子，递与王九妈：“这一锭十两重，足色足数，请妈妈收。”又摸出一小锭来也递过去：“这一小锭，重有二两。望妈妈成就小可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后再有孝顺。”

王九妈拿了大银，心中早就认可这桩生意。但转念一想，又怕秦卖油一时高兴，折了日后的本钱，再劝他说：“你一个小本生意的小贩，积攒十两银子不易，三思而行啊。”

秦卖油毅然道：“小的主意已定，不要你老人家费心。”

王九妈收了银子，实话实说，王美娘今天出去接客了，明后天也被人预约了，要秦卖油大后天来看看。同时，王九妈提醒说：“我家美娘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这几日你且不要卖油，预先留下个体面。”秦卖油告辞后，果然停了三天生意，不去卖油，到典铺里买了一件半新半旧的绸衣穿上，每天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

第四天，秦卖油起了个大早到妓院去。去得太早，妓院还没开门，秦卖油先去西湖闲逛了一回，良久又踅转去。妓院的门是开了，但门前轿马出入，门内有许多仆从。原来韩府来接公子。秦卖油只好转身找了一个饭店坐了一会儿，再到妓院探信。王九妈抱歉道，韩公子夜宿后白天又拉着王美娘去赏早梅了，同时齐衙内来约过两三次，辞不得。所以秦卖油的这笔生意今天做不成了，要日后再说。如果秦卖油不愿，王九妈许诺退还银子。

秦卖油愿意等，每天卖完油，傍晚时分就打扮齐整到妓院探信。这样空走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寻到王美娘有空的日子。

十二月十五日，大雪方霁，西风过后，积雪成冰，好不寒冷。秦卖油做完买卖，又打扮好去探信。王九妈高兴地说，王美娘陪俞太尉赏雪去了，俞太尉七十岁了，男女之事肯定不行了，所以王美娘晚上会回来。“你且到新人房里，吃杯烫风酒。”

秦卖油喜出望外，坐等到天色已晚，昭庆寺的晚钟都撞过了，王美娘还没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了，王美娘已经“吃得大醉，侍女扶将进来，到于门首，醉眼朦胧”。王九妈介绍说有客在房中等着，王美娘早已身心疲惫，又见秦卖油貌不出众，就蹒跚到卧房，也不卸头，也不解带，脱了外套就和衣上床，倒身而卧。王九妈见王美娘如此做法，心里过意不去，很尴尬地看看秦卖油。秦卖油摆摆手，表示无所谓。

旁人都退出后，秦卖油看美娘背对着他，睡得正熟，被子压在身下。他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她，“忽见栏杆上又放着一床大红丝的锦被，轻轻地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57 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3）

熬到半夜，王美娘不胜酒力，腹中翻江倒海，迷迷糊糊爬起来坐在被窝中，垂着头瞌睡。秦卖油也慌忙坐起来，知她要吐，放下茶壶抚摸她的背部。良久，王美娘忍不住了，放开喉咙便吐。秦卖油“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她嘴上”。美娘不知所以，尽情呕吐完，闭着眼讨茶漱口。秦卖油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上，摸摸茶壶还是温的，就斟上香喷喷的浓茶，递给王美娘。王美娘连吃了两碗，腹中舒服多了，身子又累了，又背对秦卖油倒头就睡。秦卖油依然上床，拥抱似初。

王美娘睡到天明醒来，转来见旁边睡着一个人，问道：“你是谁？”秦卖油回答：“我姓秦。”王美娘恍恍惚惚想起昨夜的事情，便说：“我昨夜好醉！”秦卖油道：“也不甚醉。”“我记得曾吐过，又记得曾吃过茶来，难道做梦不成？”秦卖油这才说：“是吐了。我见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壶暖在怀里。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我斟上，小娘子饮了两杯。”王美娘大惊：“脏巴巴的，吐在哪里？”秦卖油道：“我怕污了你的被褥，就用袖子盛了。”王美娘看到地上的袍子，说：“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秦卖油道：“这是我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

秦卖油的这几句话说得知心得体，王美娘端详面前这个同龄人，很有好感。

此时天色大明，王美娘猛然认出这人就是秦卖油，惊问他昨夜为何在此。秦卖油实话实说，自己的确是挑担卖油郎，将初次看见美娘后的思念之情和积攒风流之资等事，一一道来。“夜来得亲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满意足。”

王美娘的第一反应是可怜秦卖油，说：“我昨夜酒醉，不曾招待你。你浪费了那么多银子，不懊悔？”

秦卖油道：“小娘子天上神仙，我唯恐服侍不周。小娘子不责备我已为万幸，况敢有非意之望！”

王美娘叹道：“你一个小贩，积下银两，何不留下养家？我这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秦卖油道：“我单身一人，并无妻小。”王美娘看看他，顿了一顿说：“你今日去了，他日还来吗？”秦卖油道：“昨晚相亲一夜，已慰生平，岂敢再作痴想！”

王美娘心想：“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

秦卖油洗脸后告别。王美娘拉他多坐一会儿，说说话。秦卖油说：“我仰慕花魁娘子，在旁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留宿的事情唯恐他人知道，沾污了娘子的芳名，还是早点离开好。”王美娘就偷偷取出二十两私房银，送给秦卖油：“昨夜难为你，这银两奉为资本，莫对人说。”秦卖油不肯接受，王美娘说了句“我的银子，来路容易”，把银子硬塞到秦卖油袖内，推他转身。秦卖油只好接受，深深作揖告别。

这是一段见不得光的嫖宿之事，却有着穿透时代的闪光点。在男女不平等时代，人们依然普遍追求爱情的幸福——这是亘古不变的。时代的束缚和身份的差距，让秦卖油和王美娘这两个同属社会底层的贱民，这两个年纪相当的男女，没有来得及述说更多。他们也不可能将男婚女嫁的事情说出来。一个卖油郎娶一个名妓，说出来不会被人看好，更得不到人们的祝福。可通过一言一行，秦卖油已经将对王美娘的真心真情表达了出去。妓女最缺少什么？就是真心真情。刘四妈说做妓女的，“不是个软壳鸡蛋”，不能太在乎自己，更不能看重自己，为了拉住大主顾，为了赚银子，要寡廉少耻，要自我作践。如果违背了主顾或者老板的意思，“动不动一顿皮鞭，打得你不生不死，那时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儿”。秦卖油虽然是以嫖客身份出场，但对王美娘的真心尊重、无微不至的爱护深深打动了后者。王美娘继续在盛名之下过着朝欢暮乐的日子，“每遇不如意之处，或是子弟们任情使性，吃醋挑槽，或自己病中醉后，半夜三更，没人疼热，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处来”。此处的秦小官人就是秦卖油。到了明朝，欢场妓院中“凡夸人善于帮衬，都叫做‘秦小官’，又叫‘卖油郎’”。

秦卖油为什么会对王美娘这般真心，除了爱慕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也属于社会底层，也是贱民阶层。秦卖油属于“士农工商”末尾的商人，而且还是居无定所的游荡小贩，就是拿着银子去逛妓院也会被妓院老59 板鄙视。王美娘的社会地位很低，秦卖油不见得比她高多少，可在经济地位上秦卖油无疑是底层的底层。人见人欺、夹着尾巴做人的相同境遇，让秦卖油很能理解王美娘的苦楚，真心相待。

却说王美娘经常受到一个叫做吴八公子的恶霸纠缠。那恶霸屡次遣人来约，王美娘不想接，多次推辞。一天，吴八公子火了，领着十多个狠仆砸了妓院，把王美娘拖出房外去“游湖”。倔强的王美娘在船上掩面大哭，任凭吴八公子叫骂“小贱人”，“小娼根”，“不识抬举”，“再哭就讨打了！”她抱住栏杆，只是嚎哭，如果恶人来拉扯就双脚乱跳，哭声更高。吴八公子大怒，教恶仆拔去王美娘的簪珥。王美娘蓬着头，跑向船头就要投水自尽。仆人们忙拉住她。吴八公子最后吩咐找了个湖边僻静之处脱去王美娘的外套和鞋袜，把她赤脚赶上岸去。

王美娘受了侮辱，又在小路上跌跌撞撞，举目无亲，越思越苦，放声大哭。刚好秦卖油贩油路过此处，上来相助。王美娘如见亲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前因后果。秦卖油陪着她一起流泪，取出一条白绫汗巾，扯开包在美娘的脚上，再亲手给她拭泪，帮她整理头发，好言宽慰。等王美娘情绪平定了，秦卖油又叫了个暖轿，让美娘坐了，自己随后步行，护送她回妓院。

到妓院后，天色已晚，秦卖油起身作别。王美娘拉着他不放。当晚，两人亲热了一场。王美娘对秦卖油说：“我要嫁你。”秦卖油心中欢喜，但怕美娘没有考虑成熟，一时兴起，又怕自己赤贫之家，美娘嫁过来后委屈了她。王美娘严肃地说误入欢场后自己无日不想从良，“只为未曾相处得人，不辨好歹，恐误了终身大事”。平日接触的“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只发现秦卖油“是个志诚君子，浫蹹你尚未娶亲。若不嫌我烟花贱质，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如果秦卖油不要自己，王美娘发誓：“就将三尺白罗，死于君前，表白我一片诚心。”

底层的爱情：名妓王美娘从良案（4）

秦卖油很感动：“小可承小娘子错爱，将天就地，求之不得，岂敢推托？”

妓女从良，最关键的是找对人家。王美娘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其余都好办了。她为从良一事准备多年，积趱了数千金银寄存他处，现在全部取出，又买通刘四妈，最终说动王九妈同意她从良。于是，秦卖油操办了一个朴素的婚礼，郑重地将王美娘娶进家门。王美娘舍去锦衣玉食，和丈夫秦卖油过起了布衣素食的日子。

这是一个妓女成功从良的典型案子，记载在《醒世恒言》中。书中还拖了一个大尾巴，说秦卖油和王美娘结婚之后是如何地幸福。王美娘的父母都来团聚，她又拿出积蓄，秦卖油有了铺子，生意兴隆，一家人生活富足美满。书中还说秦卖油和王美娘白头偕老，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读书成名。为了劝导妓女从良，树立榜样，《醒世恒言》这么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这却不太可能。首先，我们知道王美娘才貌双全，在上流社会中生活交际；而秦卖油布衣一个，是否识字都难说，夫妻二人的差距很明显，双方有多少共同语言很难说。如果不是秦卖油之后表现出来的真心真情，王美娘很可能始终像开始一样，看不上他。其次，秦、王二人的身份决定，他们的儿子不能走读书科举的路子。贱民脱离贱业三代之内，子孙都不能参考科举考试。至于夫妻两人婚后操持卖油生意，将油铺开得红红火火的情节，更多表现了农业社会对一个家庭的理想设计。秦、王二人的婚后生活应该是平淡无奇的，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王美娘成功从良案的最大“看点”是两个社会底层的贱民的曲折爱情，多么温馨，多么值得后人祝福。

绝缨大会：宫廷性骚扰案件中的女性（1）

春秋时的一天，楚庄王大宴群臣。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开怀畅饮。

如今市场上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某几个大导演拼命砸钱堆砌起来的所谓大成本影片，几乎让所有观众都产生了一个错觉：古代君臣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寻常小事。人们总以为古代君主和大臣们生活好得很。事实上，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告诉我们，秦始皇的生活品质比民国时期大地主家的长工好不到哪儿去。古代人生活苦着呢！就是楚国的贵族和文武大臣们都难得有吃肉喝酒的机会，平日一天也就吃两顿饭，上午下午各一顿，不饿肚子而已。现在一听到楚庄王做庄请客，大家一溜小跑都来了，比上朝还迅速、还整齐。

楚庄王这次很慷慨，宴会上不仅有肉，还有美酒。大臣们那个高兴啊，吃喝到日薄西山，还解开腰带继续往肚子里装东西。谁都没有主动离开的意思。西周的大圣人周公曾发布禁酒令，禁止夜间喝酒。表面上的原因是商纣王就是酗酒亡国的，周朝的诸侯大夫们要引以为戒；真实的原因是周朝生产力水平太低，物资储备太少，根本支撑不了贵族阶层大吃大喝。所以，春秋时期太阳一落山，即便是贵族也洗洗就睡了。现在见暮色开始出现，宴会上的几个大臣心里犯嘀咕了，这宴会看样子要到头了，我还是抓紧最后的时光多吃点吧。

谁想，楚庄王示意下人点起灯烛，继续上酒上菜，宣布要和大家欢宴达旦。

大臣们喜出望外，纷纷把感恩的目光投向楚庄王。如果不是嘴里塞满了食物，许多人都会山呼万岁的。

这楚庄王也着实厉害。几年前还是一个整天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的昏君，听别人说楚国的山上停着一只大鸟后，就自称自己就是那只大鸟，不飞则已，飞起来就是一鸣惊人。果然，楚庄王这两年带着楚国东征西讨，很是惊人。这天晚上，他对大臣们的慷慨也是挺惊人的。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一点都没错。暴饮暴食几个时辰的大臣们，战斗减缓，开始慢慢消化胃中的食物。不少人斜躺着身子，闭起了眼睛。他们是在回味宴会上的美味呢，还是想念着家里的小妾呢？不得而知。

楚庄王见大家放缓了饮食速度，宴会气氛有点冷却，就叫出宠妃许姬轮着给各位大臣倒酒。两湖地区出美女，这中国人都知道。许姬既然能得到楚王的宠爱，自然代表了湖广美女的最高水平，美貌不是下官的拙笔能够描述的。只见朝堂上的几位大臣，看着许姬施施然过来倒酒，眼神暧昧起来。

一阵夜风骤起，吹灭了朝堂上的所有灯烛。宴会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正弯腰倒酒的许姬突然被一只大手拽了过去，她感觉到一张冒着酒气的嘴巴随即凑了上来。智慧和美貌并具的许姬临危不乱，迅速稳定重心，站稳身子，一只手从那人的头上掠过，碰着头盔的顶部。许姬灵机一动，顺势折断了头盔上的帽缨。

许姬羞红着脸，赶紧跑回楚庄王的身边，附耳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君王。调戏君王的宠妃，就是冒犯君王，当着君王的面调戏王妃，罪过就更大了。那个大胆包天的色鬼要倒霉了。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呢？许姬拿出折断的帽缨，悄声建议一会儿重新点燃灯烛后，一看谁的头盔顶上没有帽缨，就治谁的罪。

楚庄王听完，高声说：“今日，君臣痛饮，务求尽兴。大家不必拘束，不需要正襟危坐，也不必穿戴整齐。来来来，大家都把头盔上的帽缨给摘了，随便些。”同时，他示意下人们暂缓点灯。等大臣们陆陆续续把帽缨都给摘掉了，楚庄王才让重新点上灯烛，重开欢宴。这一夜，楚国君臣直喝得尽欢而散。只留下许姬一人委屈地低头哭泣——那时候的女子思想正统，哪个男的拽了她的手就像夺走了她的贞节似的，不像现在的女子和形形色色的男人搂搂抱抱也无所谓。

发生在楚国朝堂之上的性骚扰王妃案就这么被掩饰过去了。

在楚庄王眼中，政治是第一位的，再漂亮的女人、再喜爱的女人都是次要的。女人要为政治服务。因此他不会为一个女人伤害君臣关系，相反却要借此收买一个大臣的忠心。事实上，楚庄王成功了。三年以后，楚国和晋国爆发争霸大战。有一位楚国将领（有人说他叫唐狡，有人说叫蒋奇）奋不顾身，无畏地杀入敌阵。楚庄王在战斗间隙叫住他，奇怪地问：“我平时并没有特殊优待你，你为什么如此舍生忘死为我而战？”将军回答说：“大王还记得三年前的宴会吗？我就是那个被折断帽缨的人。大王当时不杀我，我就决心誓死效忠大王，报答厚恩了。”正是因为楚庄王用各种手段，聚拢了人心士气，楚军最终打败了晋军，树立了霸业。

而先前的那次盛宴，按照古代史家和好事文人的习惯需要给取个响亮的名字，以资纪念，“绝缨会”、“摘缨会”等名目纷至沓来。更有好事者赋诗咏叹曰：“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

历代都没有人关注过那个被忽视的许姬。君臣关系更铁了，楚庄王收买了人心取得了霸业，那她许姬呢？她被某个人性骚扰（春秋时期的性骚扰事件的严重性远高于现在）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她就应该被骚扰吗？

非常遗憾，中国古代史基本上是男性的历史，没有女人什么事情。我们以闻名遐迩的《三国演义》为例子。在这部作品中，如果剔除那些小妾侍女丫环，全书只出现了三个女性。一个是被司徒王允用作工具，使美人计，让她盘旋在董卓和吕布两个男人之间的貂婵。貂婵就是一件被两个男人争抢的玩具，董卓，吕布败亡后她还背上了“红颜祸水”的恶名。第二个是舞刀弄枪、很不讨家人喜欢的孙尚香。结果她被哥哥孙权和大臣周瑜等人设计，当作消磨敌人斗志的礼物“嫁”给了刘备叔叔。刘备后来发达了，和孙权翻脸了，孙尚香灰溜溜地回到了东吴。后世文人，比如罗贯中，可能觉得这个女人太有个性了，需要向“主旋律”靠拢，于是给孙尚香安排了刘备死后投江殉葬的结局。第三个女角色是祝融夫人。她可厉害了，甩一手好飞刀，连续擒获多名蜀汉大将。可惜罗贯中根本就没拿正眼看她，因为祝融夫人一登场就是西南蛮夷孟获（就是那个笨到被人连抓六次，到第七次还不长记性的孟获）的夫人。“化外之人”，不足挂齿。

绝缨大会：宫廷性骚扰案件中的女性（2）

歧视，彻底的歧视。女权主义者往往义愤填膺地批判中国古代歧视妇女的言行，为妇女的卑下地位抱不平。古代妇女的一生基本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不要说有什么事业了，没有赶上被皇帝拉去殉葬就不错了。女权主义者常常举已经被鲁迅等人批判的古代逼寡妇绝食自杀殉节的例子，厉声谴责一位女子的生命难道比不上县太爷的一块贞节牌匾吗？按照某些极端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古代妇女要和男子完全平等，不能依附男人，不能被禁锢在家庭里，要干一切男人能干的事情——包括当女皇帝。一些人相信，只要给古代妇女一个支点，她们就能撬起地球。

考古发现和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在古代就实现男女平等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并不合理。楚国君臣的寒碜宴会可以证明古代的物质生活是多么地艰苦。男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刀耕火种的，到头来常常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古代，人口的分布也很稀少，少得不足以保证多数人行路的安全，少数地方甚至还有虎狼出没。在这种情况下，让妇女，尤其是没有经验的女孩子去从事男人为了生活而奋斗的事业，是不公平的。毕竟男女在体力和精力上存在差距，考虑当时的工作条件，女人未必能胜任耕种、养殖、贩运、交易等工作，远洋航行、挖地采矿、从军作战等更高难度的工作就更不适合女性了。嚷嚷着在古代就要实现男女彻底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估计都是写字楼里、酒吧里的白领和有闲阶层，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现在的写字楼里，女人的确能干所有的工作，可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豺狼虎豹斗的古代呢？

那些主张在古代男女就彻底平等的人，实质上是借平等之名行不平等之实的妇女迫害者。

古代妇女的依附地位还有另一层意思：男性对女性的责任。古代妇女既然依附于男性，那么父亲、丈夫和儿子就对她们负有责任，要保障女性的生活和安全。妇女可以免于劳作之苦，免于日晒雨淋。男主外女主内是古人在艰苦卓绝的生活中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它的道理。当然，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好，有时还很糟糕。就像许姬一样，衣食无忧，但心情并不好。她的丈夫楚庄王尽到了供养的责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楚庄王不应该为了政治考虑，毫不顾及许姬的感受。人生除了吃喝住行外，还有感受、情绪、观念等等内容。在男女不平等的古代，男性可能满足了女性的物质需要，但没有平等、完整地考虑女性的全部需要。也许女性依附男性的历史太长久了，让男性逐渐忘记了对女性平等相待和深刻观察。他们宁愿和无聊的同僚、初识的酒友谈上好几个时辰，也不愿意和妻子平等地交谈一刻钟，并且想当然地安排好女儿的婚事。这是导致许多女性悲剧的根源，才应该是如今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谴责的地方。

对于楚庄王的难题，如果他不愿意点灯为宠妃讨回公道，也起码应该在事后向宠妃解释清楚自己的考虑，安慰她，感谢她。可惜楚庄王没有做，所以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江充告赵王：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苦（1）

汉武帝中期，赵国邯郸有一个喜欢看蓝天的少年，叫做江齐。

江齐常常躺在草地上观看蓝天，胡思乱想，想象云端之上的宫阙到底如何金碧辉煌，向往宫殿里的神仙生活。那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江齐实在太喜欢蓝天了，以至于一有空就抬头看天，引得众人侧目。蓝天不是凡人上得了的，江齐只好咽下口水，琢磨怎么在地上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出将入相，把天上的美好生活搬到地上来。慢慢的，江齐成长为了一个权力欲很强的“有志青年”。为了在权力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江齐进行了充分地准备。他本来就长得高大，一表人才，智商很高，看人看事头脑清晰，为人处世很得体，现在通过刻苦地读书学习，写得一手好字和漂亮文章。在汉朝，只有当官的人才去读书写字。江齐希望进入官场的心思暴露无余。遗憾的是，周围的人都劝他：“江齐，你别做梦了！你只是个平民小百姓，别痴心妄想当大官了，安安分分过日子才是正道。你再准备充分，也做不了官。”

江齐的家庭是“布衣之人，闾阎之隶”，是邯郸城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老百姓。西汉帝国的普通百姓只有两条道路进入官场。第一是荐举和征辟，官府定期会挑选品德高尚、孝行出众的子弟进入官场。但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推荐的都是官场子弟，几乎没有平民百姓因为事母至孝而被提干。第二条更可行的道路是通过军功入仕。当时西汉帝国正在与北方强悍

的匈奴铁骑作战，平民子弟参军，斩获一定数量的首级也可以升官封爵。江齐摸摸自己并不粗壮的胳膊，觉得一旦从军自己更可能成为匈奴人升官的筹码。这条路风险太大，也走不通了，而科举要在六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江齐入仕的道路被封死了。

江齐还是想出了一条当官的道路：巴结高官显贵，得到特别任命。邯郸最大的官就是封在此地的赵王、汉武秦汉砖画里的一个杂役形象。这个小人物能够留下画像，并为千年之后的人所看到，帝刘彻的是一个奇迹。也许，他只是画家从千百个杂役形象中提炼出来的，没有具体的原型。异母哥哥刘彭祖。江齐认真研究赵王，发现赵王的太子丹是个声色犬马的好色之徒，于是将擅长鼓琴歌舞的妹妹献给太子丹作为自己前进的台阶。江齐的这一招很有效，他得到了进入赵王府的门票，成为了赵王的座上宾。只要江齐好好展示自己的能力，为赵王父子解决某个难题，就极可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委任状。

江齐的发迹之路会这么顺利吗？我们先来看看日后被追谥为赵敬肃王的刘彭祖是什么角色。史书不客气地称刘彭祖是“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的卑鄙阴险人物。政治场不像江齐想象得那么单纯，不知道江齐在研究赵王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这一点。刘彭祖掌权六十多年里，朝廷派到赵国来的相国和其他官员，没有一个人得到善终，“大者死，小者刑”。为了监督分封地方的藩王，朝廷向各封国任命了许多相国、长史等官员。有新官到邯郸上任的时候，刘彭祖都穿上帛布单衣，亲自迎接，表现得恭顺尊重，暗地里却“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下套让新官犯错。新官往往丧失警惕，多少有违规或者犯忌的言行。刘彭祖就将之记录在案，要挟朝廷命官听命于自己，不然就向朝廷告发。刘彭祖凭这一套在邯郸作威作福，欺行霸市，还杀人越货，拼命捞钱，富可敌国。而地方官员则提心吊胆，都不敢揭发赵王的劣行。赵太子丹和父亲相比，有过之而69 不及，不仅贪财好色，还淫乱，甚至连亲妹妹和父王的嫔妃都不放过。和刘彭祖、太子丹这样的人相处，江齐的日子并不好过。

江齐满怀平步青云的梦想进入赵王府，实际是深入虎穴，危机四伏。

江齐有事没事就往赵王府跑，成了王府很活跃的宾客。他是想混个脸熟，希望王爷赏个差事，对逐渐掌握的王府里的丑闻也三缄其口。

江齐自动站到了赵王父子的战壕中，赵王父子却警惕地看着江齐这个出身卑贱的陌生人。江齐来得越多，知道的丑闻越多，太子丹就越担心，担心江齐把自己的丑事揭发出去。在太子丹看来，江齐是无源之水无土之木，是可以随手捏死的蚂蚁，所以最保险的方法也最直接：杀死他。太子丹先下手为强，对江家举起屠刀，捕杀了江齐的父亲、兄长。江齐头脑灵活，跑得快，躲过了捕杀。

江齐应该感谢杀父仇人太子丹，太子丹把江齐逼入绝境，让他彻底失去了当赵国小吏的机会，反而逼他凤凰涅磐到更大的天地里搏击天下，获取了惊人的功名。

江齐比一般人强的地方是，他没有像一般跑路的人那样逃到匈奴地盘上，而是改名为江充，选择了向西南逃亡入函谷关。遭到赵王势力的追杀，被抄家逃亡后，江充在政治上博弈的筹码似乎完全丧失了。但权力欲依然没有让他放弃。江充觉得走高层路线的战略没有错，现在的失败是投靠错了高官导致的。既然赵王父子不能投靠了，那就找比赵王更厉害的角色。江充在绝境中还保持清醒的头脑，决定去京城长安告御状。

江充觉得告御状必胜。因为汉武帝是追求强权的专制君主，抑制贵戚，反击匈奴，想方设法收回藩王的权力。江充相信即使是亲兄弟，汉武帝也是猜忌赵王的。只要有真凭实据，小人物也能扳倒赵王。江充于是选择太子丹为切入口，告发他与妹妹和父王的嫔妃通奸淫乱、勾结地方豪强狼狈为奸，证据凿凿。

江充告赵王：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苦（2）

在汉代，平民告藩王是惊天动地的大案。旁观者都不看好，江充则信心十足。

果然，长安的官府听说有人告赵王，没有阻拦，直接报告了汉武帝。汉武帝希望听到官吏汇报之外的有关赵王的内容，对赵王这个哥哥戒心满满，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江充的控诉。他耐心地看完江充的长长诉状。江充的文章写得很好，把案子说得很清楚，塑造了一个罪恶滔滔的太子丹的形象。汉武帝阅完大怒，下令包围赵王宫，收捕赵太子丹，严厉处治。太子丹很快被判死罪。刘彭祖为了救儿子，上书称：“江充是个在逃小吏，以奸诈欺罔，激怒圣上，志在报复私怨，虽烹之醢之，计犹不悔。臣愿挑选赵国勇士，从军征伐匈奴，极尽死力，以赎太子丹罪。”赵王服软了，交出了军队，汉武帝的目的达到了。太子丹被免了死罪，废黜太子位。

案子结束后，汉武帝对诉状的大胆、得体和通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看原告是一介平民江充，好奇地下令召见。江充不是官，不需要穿统一的官服，理论上爱穿什么就能穿什么。接见的那一天，江充别出心裁地穿着纱袍，围着裙裾，戴着插有羽毛的步摇冠，加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汉武帝一见就称奇，对左右说：“燕、赵固多奇士。”谈话中，汉武帝发现这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头脑清晰、回答干脆，很欣赏。汉武帝问江充如何应对强悍的匈奴人。江充回答说：“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外交错综复杂，难以预测，最管用也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见机行事、因变制宜了。江充对匈奴问题没有专门研究，但有这样的见识完全是头脑清醒的体现。见汉武帝对匈奴问题头疼不已，江充自愿要求出使匈奴。汉武帝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使者（匈奴人常常无故扣押汉朝使节，朝野大臣视之为畏途），见江充主动请缨，大为激动，当场应允。江充顷刻跃升为帝国使节，初步实现了当官的夙愿。更重要的是，汉武帝把江充的名字列在了忠臣干吏的名单里。

如果说状告赵王是一次豪赌，江充取得了彻底的、巨大的胜利。

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江充的迅速窜红，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汉武帝的心理状态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已走上了正轨，各项制度和大臣们都循规蹈矩，在雄心壮志、作为不断的汉武帝看来，不满的就是整个朝廷浑浑噩噩、僵化不前。江充言行符合刘彻期望中的大臣形象，带来了一股清风。他这样的异类分子最容易出位了。

巨大的成功让江充感悟出了两点经验：第一就是底层百姓要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就必须效忠皇帝。“效忠皇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自保和发达之道，要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第二，单单和皇帝保持一致是不够的，还要发挥能力为皇帝办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忠诚71 下属只能是上司的应声虫，反而会拖累了上司。江充不想做那种人，决心继续揣摩汉武帝的心思，办事，办好事。

江充就把出使匈奴的差使做得很好，归来后向汉武帝提供了许多匈奴的情况。汉武帝很满意，破格提拔江充为“直指绣衣使者”。直指绣衣使者也叫作绣衣直指御史，是西汉侍御史的一种。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使者出使时持节仗，穿绣衣，以示特别和尊宠，表示这是皇帝派出的专使。绣衣使者的官位很小，又不是常设官员，看起来权小位低，但因为是汉武帝为办理专案特设的，直接向皇帝负责，很能震慑大小官员。而汉武帝交与江充的具体任务就是督察贵戚近臣们奢侈逾制的事。

江充的这个使者做得怎么样呢？后世的评价者批评江充只会“卖直邀宠”，大致是说他这个人立功心切，做事不讲情面，专找显贵大官的麻烦。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纠劾驰道犯禁的贵族。驰道是按照“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修建的高等级公路，专供皇帝驰行，臣民不得使用。皇帝一个人用，驰道的利用率就很低，浪费了那么好的硬件，日常交通，贵戚大臣往往犯禁占用驰道。官府乃至历朝皇帝也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江充却奏请汉武帝，今后若有在驰道上犯禁的，便要将车马没收，把人送往征伐匈奴的军队去。汉武帝觉得这是维护帝王尊严的大好事，批准了。江充便在驰道上布下了一张黑网，大肆捕捉驾车驶入驰道的车马，逮捕了大批贵戚及其子弟，其中包括汉武帝的姑母、陈皇后的母亲馆陶长公主和汉武帝长子刘据。江充将许多贵戚子弟押送到由皇帝直辖的北军服役，列入出击匈奴立功赎罪的黑名单。于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汉武帝同意贵戚人家以钱赎罪，一下子收入了数千万的财富。当时官军正在为军费发愁，江充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又解决了军费难题。江充还严令门卫禁止达官显贵自由出入宫殿。汉武帝更喜欢江充了，认定他忠诚正直，奉法不阿，决心重用，再?破格提拔他为水衡都尉。

江充告赵王：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苦（3）

江充威震京师，博出了位，但到地方任职后离开了皇帝的直接保护，立即招致了仇家的陷害。不久，江充就因为亲戚的违法行为受到株连，被免官。江充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汉武帝会记起自己的。刘彻需要敢办事的江充。在明哲保身、争权夺利的宫廷中，能够找到敢办事的人相当困难。果然汉武帝很快召回了江充。经历这次挫折后，江充更坚定了先前的两点感悟，有恃无恐地沿着老路走了下去，发展到在汉武帝晚年大肆整顿巫蛊，陷害太子刘据，引发了“巫蛊之祸”，让长安城血流成河。江充最终被刘据杀死。

江充以“贼臣”、“大奸”之名遗臭万年。即便有些离经叛道的李贽也在《藏书》中把江充归入“贼臣传”中。对汉武帝来讲，江充不是奸臣也不是贼臣，而是忠臣。其他人可以背叛汉武帝，但江充的一切都是汉武帝特赐的，汉武帝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支持者。他不可能背叛汉武帝，那样只会自毁长城。江充惩罚贵戚显贵是抓住了皇帝强化皇权的心思，借巫蛊之祸打击太子实力是因为皇帝对太子怀疑猜忌，都是在办汉武帝心里想的却不好做的事情。他的“奸”和“贼”是因为替皇帝背黑锅（大臣们不能骂皇帝就只能骂具体办事的人），跟着皇帝一起犯错误（巫蛊之祸死了数万人，汉武帝和江充都有责任）。他太紧跟皇帝，太抛头露面干事了。

可作为出身贫寒的江充，如果不紧跟皇帝，不努力办事，又怎么能飞黄腾达呢？

满城黄金甲：嘉庆年林清攻入紫禁城案（1）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大兴县宋家庄有个无赖叫做林清，吃喝嫖赌样样行。

林清在市面上干过许多活计，在药肆当过学徒，在宣武打过更，做过黄村书吏，和人开过茶馆，拉工程收过中介费，结果不是因为嫖宿就是终日赌钱亏了本，都没有干长。在皇城根混不下去后，林清又去苏州讨生活，在粮道衙门、丹阳县衙给长官当随从。但是他恶习不改，“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贪污受贿，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案发后，官府要将他绳之以法，林清赶紧潜逃，隐姓埋名在运河做纤夫拉船，逃回宋家庄。回到北京后，林清先和一帮无赖少年贩鹌鹑，再和在衙门认识的王将军家人开雀鸟铺，后来因为分金不均、奢用无节制，被合伙人赶了出来。至此，林清彻底被生活抛弃了。

这样，林清就不幸成了流氓无产者。走投无路的林清此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加入邪教坎卦教。

根据日后官府对林清的调查，林清此举只为敛财：“我先前入教，原希图敛钱。”坎卦教跳大神卖符水，骗骗村姑民妇绰绰有余，但骗不了林清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老流氓。社会真是一所大学，林清作为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坎卦教里明显不是受苦受难的一般徒众，而是骨干精英和头目分子。林清甚至在入教后不久就成为了坎卦教的教主。他是怎么当上教主的呢？结论是：连蒙带骗。坎卦教的首领叫郭潮俊，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被人告发。估计是涉嫌非法集会或者经济诈骗等乱七八糟的罪名，并不严重，重要的是林清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保定官府。坎卦教的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邪教群龙无首，林清命大最先被放了出来，就奇迹般地做了教首。另一种说法是，郭潮俊这个教主性格怯懦，遇事畏缩，年纪也很大了，邪教中原来就酝酿着“倒郭风潮”。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来，显示了勇敢能干乐于出头的一面，被推举为新教主。林教主苦尽甘来，终于吃穿不愁，能吃香喝辣了。

一个人从社会底层跃升到一定的高度，掌握了相当的金钱或者权力后，难免心理不正常。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膨胀，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能办到，想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从底层来的顶级富豪总想垄断某个行业，操纵市场，或者插手政治，结识权贵，把手伸得太长太远了。林清取得坎卦教领导权之后，似乎真以为自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教主。既然能力这么强，能忽悠住那么多的教众，那么为什么不能去染指权力呢？

权力欲在林清体内肆意生长。他掌教后，不嫖也不赌了，花费了大精力经营坎卦教，还统一了京畿一带的其他邪教，合建成庞大的天理会。天理教“每日朝拜太阳，念诵经语，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乱时候，并可乘时图谋大事”。有了政治野心的林清还周游天下，联络直豫鲁等省的邪教组织。早年丰富又坎坷的阅历磨练了他的能力，如今显露出了功效。林清成功地将冯克善的离卦教、河南滑县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将势力拓展到黄河两岸，朝着胸中的宏伟目标迈进了一步，也为天理教埋下了祸根。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7年）十一月，林清在大兴黄村召开了天理教领导大会。大会决定在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九月十五发动起义，京畿、直隶、山东和河南等地的天理教徒同时揭竿而起。

这个起义时间的选择很有深意。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本来应该有闰八月，古代人迷信认为闰八月有灾，所以当时民谣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发”的说法。“黄花满地发”的典故语出黄巢的《不第后赋菊诗》，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当年黄巢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对官场绝望，就写了这首典型的反诗，扬言“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满地黄花”从此成了造反的同义词。老百姓迷信，总觉得闰八月的十五，也就是一年中的第二个中秋节要出大事。所以官府改嘉庆十八年的闰八月为次年的闰二月。他们以为皇历改了，“黄花”就不会满地发了。结果，林清等人选择的起义时间在皇历上虽然是九月十五日，但却是老皇历上的闰八月十五日。他们故意选择当年的第二个中秋节来应谶。

考虑到天理教在京畿的徒众少，力量小，领导大会约定直豫鲁三省徒众先行起义，然后抓紧赶到京畿会合，共同打进紫禁城去。李文成就在会上对林清说：“公此间兵少，滑县兵不下数万，仆当选精兵先期诈作商贾，陆陆续续驰至以助公，蔑不济矣！”临行，李文成再次叮咛：“必俟滑兵至，公乃发，毋轻举！”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林清、李文成造谣“世界末日”要来了，唯一避难之道就是花钱买天理教的小白旗，否则劫难一到必死无疑。许多贫民为了避免灾难纷纷入教，林清大肆敛财，扩大队伍。林清自称是太白金星转世，还编出了“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的口号，打造声势。最后，林清连伪装也不要了，干脆出售“权力期货”，约定徒众可以花钱买起义成功后的土地、官职，一百文钱值一顷田地，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双方签合同为据。

等到九月十五日，林清没看到河南山东方向的一兵一卒。

原来，河南天理教起义，保密工作没做好，走漏了消息，官府闻风而动，在九月二日就将李文成等头目抓入监牢。冯克善抢先起兵，救出李文成，占领了滑县。李文成自称“大明顺天李真主”，借将近两百年前李闯王李自成的名号欲成大业。黄河流域的天理教徒四处起义，除了在山东曹县、定陶有所斩获外，大多被地方官府扑灭。天理教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平时只重宣教只会敛财不重训练，真正拉出来造反就不行了，实现不了攻入紫禁城让林清坐天下的宏图伟业。

满城黄金甲：嘉庆年林清攻入紫禁城案（2）

按原计划，没有援兵，林清不能轻举妄动。但他早已好大喜功，极度膨胀，飘飘入云端了，没有援兵也盲目乐观必胜在前。他还以为攻取紫禁城如探囊取物呢。林清的确有两大有利条件：一是在内宫太监中发展了几个教徒，可以接应；二是当时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围猎，正是紫禁城守备最松懈的时候。林清若指挥得当，原本是有出其不意攻陷紫禁城的机会的。但他把一场起义大事件弄成了闹剧。首先在九月十五日，林清只纠合了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半数还是妇孺老弱，林清从中挑选了可用的七十二人。就是这七十二人，林清还大手一挥，分兵两路进攻紫禁城。不知道林清是完全没有常识呢，还是自信到了如此难以置信的地步？其次，天理教徒众对紫禁城一无所知。部分人攻入宫门后，竟然到处找宫人询问“金銮殿在哪里”？这句话表明，所谓的进攻紫禁城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儿戏，结局可想而知。

一路起义者在宫门处就被禁军消灭，另一路起义者混入了宫门，还在“隆宗门”牌匾上留下了箭头，但在乱窜中被禁军关闭大门堵在了宫中。几名教徒准备逾墙杀出。日后的道光皇帝当时正在宫中读书，急中生智拿起鸟枪射杀了两名教徒。杀到十六日清晨，紫禁城内外的天理教徒被捕杀干净。

不敢亲临战阵的林清于十七日清晨在宋家庄的家中被捕，将来龙去脉招得一清二楚。林教主从云端跌落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切身体会到了能力不足者染指权力的害处，可惜为时已晚。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林清杀入紫禁城案就此结束。这场被称为“癸酉之变”的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杀入紫禁城的农民起义。它导致了天理教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教徒家属都被诛杀。嘉庆皇帝闻变后感叹此乃“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下诏罪己。

天理教起义的社会背景是嘉庆年间直鲁豫三省经济贫困，农民“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儿号寒，几于无生”。嘉庆十七、十八年，三省天灾连连，农业歉收，官吏不顾百姓衣食无着，加紧催科派差。因此带有明显邪教性质的天理教和林清等人才能蛊惑人心，发动起义。河南各地有“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的民谣。李文成认为这是自己当应的谶语，自称77 “严霜十八子”，以“李自成转世”自居，制造舆论。“严霜”可知，“十八子”则应了明末李自成的谶语。当年宋献策投奔李自成的时候，献上一条谶语：“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就是“李”字。李自成在河南影响很大，这条谶语流传也很广。李文成就想借用现成的民心资源，结果李文成在河南坚持起义到了当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清廷将直鲁豫交界各县杀成了一片血海。

林清杀入紫禁城的看点，除了一个流氓无产者的野心之路外，还有民谣谶语等口号在起义中的使用。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民谣和谶语就是其中的表现。民谚不用说了，谶语是迷信的人指事后应验的话。从黄巾起义时的“苍天当立，黄天已死，天下大吉，岁在甲子”，到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再到林清等人的一系列的谣与谶，农民起义对它们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它们在组织民众、扰乱社会民心方面很有用。

在缺乏大众教育、底层社会流动不足的古代社会，口耳相传的民谣和谶语的作用惊人。这些话语多少带有真实的信息或者贴近百姓的生活，让人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更多的谣与谶经过了别有用心的加工和传播，体现了部分民众对局势发展的预期，容易获得认可。即便获得不了部分听众的心，起码也在他们的心中投下了一个阴影，达到了预期效果。所以，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很重视谣与谶。底层百姓从中得到安慰，继续艰难的生活；上层人物利用它们造势，在脸上贴金或者给暗处遮羞。传说出身底层的明太祖朱元璋迷信谶语，曾让刘伯温占卜明朝的历数，刘伯温算出来的结果是“遇顺则止”。什么意思呢？“顺”代表什么？朱元璋将“顺”字拆开看，认为是“三百零八”的意思，引申为明朝有三百多年的国运。老朱想想，朱家能坐那么多年的龙椅，也够了。结果明朝不到300年就灭亡了，朱元璋算得并不对。但这谶语却公认是正确的。因为明朝末期遇到了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和关外的“顺治”皇帝，双“顺”临头，明朝的江山能不亡吗？

要杜绝林清攻入紫禁城这样的头条新闻再度发生，治本之法是消灭流氓无产者产生的土壤。这显然难度极大。嘉庆皇帝与其下诏自责，不如加紧对社会舆论的搜集，关注民谣和谶语。王朝可以建立专门的舆情和谣谶部门，对民变不能治本也可治标。

中国人的穷：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乞丐问题（1）

晚清的一个周六，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外交官何天爵和几位同事在中国西部地区旅行时不幸迷路了。

当天晚上，他们找到了一家乡村小店。许多年后，何天爵依然对这家小店的伙食耿耿于怀，“唯一的食物就是将小麦粉和水，擀得又平又细，再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在沸水里煮。这东西吃起来毫无味道，咬起来像皮革一样，难以下咽。”但是这家小店和所在的村子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吃的东西。这让何天爵不禁想起了某年秋天在北京城东一百多里外山谷里一座寺庙的伙食经历。当时他借住寺庙一宿，热情好客的僧侣只给他一些生板栗和从寺院水井中打上来的泉水作为晚饭。何天爵委婉地表示伙食有点寒酸，和蔼的老住持满脸惊讶，说：“板栗可不是一般的水果。吃上几斤板栗，再喝些泉水，肯定能填饱你的肚子。”当时无奈的何天爵硬是用板栗填饱了肚子，满心不甘。现在想想，这小店里的白水煮面，还不如板栗泉水呢。

第二天，何天爵的仆人发现村子里竟然有人在卖已经煮过的肉。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立刻买了肉回来。大家都已经饿坏了，抓起肉来狼吞虎咽。肉的味道非常奇怪，难以名状，何天爵吃了一小块儿肚子里的酸水就一直往口里翻腾。美国人责怪仆人，仆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自己判断村里那位推着手推车的老人卖给他的似乎是牛肉。好在老人卖肉的地

方离小店不远，一行人都出去找那位老人。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

“非常好。我装了一车的肉出来，现在卖的只剩下你看到的几块儿了。”

“你卖的肉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不，这不是牛肉。我是离这个村子几里外的农民。我养的一头老骡

子最近病死了。它可是我所有的财产啊。所以我就先卖了它的皮，再把它的肉煮熟了叫卖。您看，现在就只剩下车上的几块了。”

何天爵在中国居住超过二十年，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包括蒸过的大米，用过量开水煮过的卷心菜和作为美味佳肴的、浸泡在盐卤水中的生萝卜。从食物上看，何天爵推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他经常在城市和乡镇看到小孩子或者妇女一只手握着三四枚铜板，另一只手拿着破瓷碎碗，一脸庄重的表情去购买全家人饮食的必需品，酱醋油盐。“消费清单极可能包括：木炭，一个铜板；米或者面粉，两个铜板；卷心菜，一个铜板。如果比较有钱的话，可能会再买一个铜板的食油或者酱油。在极稀少的情况下，或者在重大节日里，他们会多花一个铜板，买大约一汤匙的水酒，回家热一下，吃饭的时候慢慢享受”。“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十几个大人和小孩子为了一堆牛粪而争得不可开交，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

中国穷人的房子是用土块或者碎砖头垒起来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有的房顶覆盖着瓦片，多数房屋顶部都只是盖着层席子，再在上面敷上石灰和干草的混合物。所有的房屋都没有超过一层楼的高度，一个五口之家或者六口之家就挤在这样的一间或者多间房屋中。房屋的地板是砖铺的，或者干脆就是泥土地；窗户是纸糊的；门缺少固定，开合自如，任由气流随意进出。中国的房子都没有烟囱，屋子里在夏天和冬天也都不生火。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生火。全部家具包括一张桌子，一两把凳子，经济允许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柜子。砖砌的隆起的土炕，铺上芦苇席，就是所有家人的床。

中国人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他们收集零星的抹布和布角料，仔细聚到一定数量后糊起来，纳鞋底。他们留意哪怕是最细小的木头星，到处收集81 碎木头，巧妙地粘合起来，用双手变出来整块木板或者整根棍子。北京城一半的房子是用已经使用了好几百年的砖头瓦片建造起来的，这些砖瓦还会继续被沿用好几个世纪。

中国熟练的技术工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20美分；非熟练工人，“卖苦力”的人，每天收入不会超过7分钱。他们需要用这么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照顾一到四五个其他人的生活。何天爵固定雇用的信使，需要跑五十公里路程来赚取8分钱。中国河运船只雇用的纤夫，从天津出发逆流而上到达北京通州，走完长达二百公里的路程可以得到50分钱和单程的饮食，然后再步行返回天津。也就是说，“这些人往返远远超过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距离，就是为了50分白银和几顿饭。”

这些人够得上美国的乞丐标准了，但在晚清社会还算是衣食有着的普通人。真正的中国乞丐，情形糟糕透了。何天爵遇到过许多乞丐——因为北京的四九城到处有他们的身影，围堵洋人乞讨。何天爵都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如果有五十到一百个衣衫褴褛、伤病缠身、难以分辨人样的乞丐聚集起来，围堵商店或者衙门，那么最好是?足他们的要求。不然，这些乞丐是不会散开的，即使你叫了警察来也没用。”一开始，何天爵不胜骚扰，叫来了顺天府的衙役试图驱赶乞丐，结果一个警察来了以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那都是些小钱。撒了钱，他们就会散开了。”

中国人的穷：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乞丐问题（2）

何天爵认为乞讨被中国人默认为一个合法行业。人们对乞讨既不干涉，也不制止。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生产力低下，所以平均收入极其微薄；二是官府没有固定的对乞丐的救济机制。何天爵的分析大致准确，只需做两点小小的修正。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根本原因，但因为何天爵在华时期是民不聊生的乱世，所以显得乞丐特别多；而官府也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上到给落魄书生白吃白喝的同乡会馆，下到在荒年救济灾民免得饿死的义仓，只可惜社会保障基础既薄弱覆盖面又窄，大批贫弱无依的底层弱者就加入了乞丐的队伍。

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社会保障依然薄弱，乞丐阶层就不会完全消失。

千百年来，中国乞丐行业就没有质的变化。首先，乞丐有特定的组织。他们从不集体行动，也不两两合作。每个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在遭遇排斥或者认为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召唤其他的乞丐。“事实上，中国的乞丐只要求一两分钱。但是如果你给钱给得非常爽快，他就会频繁地要你光顾他的生意。你要让他在门口等一段时间，再给予施舍，但是绝对不要断然回绝，更不要羞辱乞丐。不然的话，第二天他会带着两三个乞丐缠着你乞讨。他的同伴一个比一个龌龊肮脏，邋遢可怕。这时候，没有半个美圆你是打发不了他们的。如果你再一次拒绝他们，你就会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被至少一百个以上的乞丐团团包围住。这时候，你必须要花上百美圆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单个乞丐所要求的一两分钱了”。

大一点的城市中的多数商人和店主都向丐帮交纳固定的“月贡”。交钱后，丐帮会在这些商家和店铺的门口画上特殊的记号。这些记号隐晦难懂，只有组织内部的兄弟们才能理解具体的意思。每到固定的日子，总会有充当“收税员”的乞丐来向这些生意人索取这笔不太光明的佣金。其他时候，组织内部的任何乞丐都不能骚扰这些固定的商家。那些拒绝加入这样固定安排的商人和店主几乎不敢拒绝零星乞丐的乞讨。经验告诉他们，得罪了这些乞丐绝没有好果子吃。

北京城里浮游着成群的乞丐。“你到处都能遇到他们，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真病装病，难以分辨。他们有男有女，跨越了所有的年龄段”。据说，丐帮的头领极少露面，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们。何天爵一次就拜会了北京丐帮的女首领。“她是一位干净整洁、穿着体面、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年纪大概在65到70岁之间”。虽然这位丐帮的女帮主穿着举止不像乞丐，而且过着中等偏上的生活，但她终生摆脱不了乞丐的身份。在宋元小说中就有丐帮的形象，其中的帮主因为出身乞丐，虽然富甲一方依然给子女的婚嫁带来消极的影响。

乞丐行业的蓬勃发展让许多人将乞讨当作职业，形成了乞丐家族。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家族训练。同时不断有新人加入乞丐队伍，希望浑水摸鱼。于是乞丐被区分为“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职业乞丐们有组织有训练，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乞讨区域，利益休戚与共，禁止其他乞丐无故进入领地。职业乞丐的生活一般较好。业余乞丐没有组织也没有地盘，许多人遭遇真正的不幸不得不沿街乞讨。业余乞丐往往四处游荡，不固定地在城市和乡村的角落游荡。所以职业乞丐将业余乞丐看作是不守规矩的害群之马，认为他们缺乏职业素养。

何天爵一度认为自己是区别职业乞丐和业余乞丐的行家，认为职业乞丐个个都是弄虚作假的行家，不是装病，就是伪装残疾博取同情。但他还是多次被化妆巧妙的乞丐给骗了。

何天爵有每天出外散步的习惯，散步的时候常常被一个抱着一个孩子又牵着一个孩子的年轻女乞丐所纠缠。那女的老是跟着何天爵乞讨，以最大的音量粗俗地大喊大叫，比比划划，证明是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那两个孩子则用尖细的童声哀求说：“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可怜可怜我，给点钱吧..”凭直觉，何天爵怀疑那女的并不是残疾人，她的双耳和嘴巴都是正常的。为了验证怀疑，一天当女乞丐又尾随何天爵高声哭叫，这一次比以前骚扰得更过分，还招来了一大群的人围观，何天爵猛然回头，高声对着她嚷了几句不太得体的话。他想，如果女乞丐有正常的听力，她就会生气。结果，女乞丐立即用流利、标准的中文对何天爵好一阵回敬。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片哄笑声。女乞丐突然意识到自己戳穿了自己，赶紧溜走了。之后，何天爵和那女乞丐还能常常在路上遇到。她总是既友善又不太好意思地向何天爵招呼示意，但是再也不向他乞讨了。

真正把何天爵骗到的是一个“可怜兮兮、悲惨异常”的老乞丐。那是个老年乞丐，每天都坐在路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身上只盖着几片破布，两只脚完全暴露在外面。难以辨认的脚正在腐烂，化脓，那种令人作呕的景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上第二眼。

突然有一天，何天爵遇到了这个老乞丐，看到他快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何天爵小跑着追上他，并没有发现那两只僵硬的、皮开肉烂的脚。

他俩并肩走着。何天爵问他：“你的脚坏了，怎么还能走得这么快啊？”

“噢，”他回答说，“它们就在我怀里呢。穿着它们回家，会把它们弄坏的。”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羞愧，把手伸进怀里，拿出一对塞满了棉花的、伪装得肿胀变形的袜子。袜子是用帆布做成的，染上双脚的颜色，装上脱落的趾甲和腐烂的肉，令人作呕的效果就出来了。这双“脚”在强光下难以轻易识破，得以欺骗了别人好多次。

感觉被骗后，何天爵生气地指责他：“我认为，像您这样的老人家，用这样的伎俩欺骗大家，应该为此觉得羞耻。难道你找不到活做，还是因为您太懒了不愿用诚实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中国人的穷：美国外交官眼中的乞丐问题（3）

这个老乞丐对何天爵的这个问题很矛盾，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骗术很高超，有点得意，另一方面又向往正常的职业，“其实，我是个修鞋的。我也不想做乞丐这个行当了。再说，我的这双假脚太出名了，渐渐不灵了，博取不了多少同情了。整天坐在地上，叫唤‘求求你，行行好吧’终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老了，我想重操旧业，重新去修鞋吧。”

一两天后，老乞丐带着全套工具和凳子来找何天爵，希望在美国公使馆外面的街角摆摊修鞋。何天爵同意了。他就在那个角落里修了近十年鞋，直到死去。

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来找何天爵，要求何天爵或者美国使馆能够出钱资助老鞋匠的葬礼。何天爵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在中国社会85 中，这个细节透露了可能解决乞丐问题的两大理论。第一是慈善的力量，官府或者有能力的人为乞丐群体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转换职业。比如何天爵同意老乞丐在美国公使馆门前摆摊修鞋。美国传教士出身的何天爵也许觉得这只是一个举手之劳。但对于老乞丐来说，他获得了摆摊的位置，而且摊位背后何天爵和美国公使馆的大招牌可以庇护他，使他免除很多麻烦。老鞋匠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摊位和手艺，没有子承父业做职业乞丐。第二是人情的力量。进进出出打了十年照面，在中国人看来，老鞋匠和何天爵无疑不是朋友也是熟人了。何天爵或者美国公使馆为老鞋匠的葬礼出“份子钱”，而且是出大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人相帮，可以克服一己之力难以应对的困难，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中国古代百姓生活普遍贫困，之所以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乞丐流民现象，主要因为大家在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下实行的互帮互助。

在社会财富没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一时难以健全的情况下，这两种力量也许是帮助乞丐群体最可靠最有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