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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刘少奇挥别子女(1)

- 刘少奇挥别子女(2)

- 蒋介石派来了大飞机(1)

- 蒋介石派来了大飞机(2)

- 与周恩来夫妇同行

- 迪化巧遇小伙伴(1)

- 迪化巧遇小伙伴(2)

- 任弼时“赔不是”

- 贺子珍的遭遇(1)

- 贺子珍的遭遇(2)

- 毛氏兄弟(1)

- 毛氏兄弟(2)

- “沉睡”的列宁

- 革命后代的“避难所”(1)

- 革命后代的“避难所”(2)

- 革命后代齐聚一堂(1)

- 革命后代齐聚一堂(2)

- 天堂般的生活

- 难学的俄语

- 毛岸英的疑惑

- 邓颖超“打前站”

- “红色后代”的梦想(1)

- “红色后代”的梦想(2)

- “我要一辈子搞体育！”

- 为边防军养狗(1)

- 为边防军养狗(2)

- 来到伊万诺沃(1)

- 来到伊万诺沃(2)

- 难吃的烤青蛙

- 苏德两军的战前准备

- 儿童院的联欢会

- 告别延安(1)

- 告别延安(2)

- 从国民党眼皮底下逃生(1)

- 从国民党眼皮底下逃生(2)

- “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刘少奇挥别子女(1)

1939年8月一天的下午，延安。巍巍宝塔山下，一群10岁出头的小男孩站在波光粼粼的延河边叽叽喳喳地吵成一团。

“刘允斌刚才说，他敢把从河里摸到的鱼生吞下去，你们信不信？”

“我信，我信！刘允斌他最勇敢了！上次我和他去城里玩，亲眼看到他把整整一勺辣椒面就那么一下子吃下去了！”

“哼，我才不信呢！除非他现在就下河抓一条鱼，当着大家的面吞到肚子里！”“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下河就下河！”就见那个叫刘允斌的瘦瘦的小男孩，插着腰扫了一眼周围小伙伴后，麻利地脱去布鞋，扒去小褂和长裤，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河里趟去。他趟水时，一双机灵的小眼睛朝水面四处踅摸。渐渐地，他收住脚步，猫下腰，伸出双手。突然，小男孩像只伶俐的水獭般一头钻入水中。也就几秒钟的功夫，他又一跃而起。出水后，刘允斌一手抹去脸上的水，一手攥拳高举，一蹦一跳上了河岸。

兴奋的小伙伴们立刻围拢上来。就见刘允斌右手外，一小根鱼尾巴露了出来，来回不停地摆动着。看见鱼真的被抓到了，大家顿时屏住呼吸，眼睛都盯在刘允斌一人身上，看他接下来怎么办。

刘允斌高举着抓着鱼的小手，得意地朝周围看了看。然后，他一仰脖，右手一松，手指般大的鱼儿一下子从高处滑落下来，直接掉进他嘴里去了。刘允斌闭上眼睛，一咽喉咙，随后立刻朝小伙伴们张大嘴，示意大家检查。

一连串的动作让其他孩子看傻了眼。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大家跳着欢呼：“刘允斌真了不起！”“刘允斌，大英雄！刘允斌，大英雄！”

刘允斌得意地扬起脸，那劲头就像从前线凯旋的将军。正在这时，远处一个小姑娘朝河岸边跑边喊：“哥哥，哥哥，回家啦！爸爸叫你啦！”

刘允斌一听，吓得吐了吐舌头，刚才神气活现的样子全没了。他也顾不上和同伴们道别，便抄起衣裤，趿拉着布鞋，狼狈地朝小女孩奔过去。

“妹妹，爸爸，爸爸是不是知道我来抓鱼了？你，你没告诉他吧？”刘允斌来到小女孩面前，气喘吁吁地问。

“我没说，我没说。我也不知道爸爸急着找你有什么事。”小女孩答道，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刘允斌稍稍松了口气。他赶忙提上鞋跟，胡乱套了衣裤，拉起妹妹的手一起朝家的方向跑去。

这兄妹俩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一双儿女。男孩叫刘允斌，今年14岁；女孩叫刘爱琴，今年12岁。别看他们岁数不大，但经历却颇为坎坷。兄妹出生后不久，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和妻子何葆贞因大革命失败，被迫撤离。这对小兄妹便交给了他人照料。

兵荒马乱中，刘允斌和刘爱琴没少遭罪：哥哥被寄养在大伯家，给人放牛种地；妹妹则被卖到了别家当童养媳。党组织四处找寻后，终于发现并解救了他们。其中，刘爱琴还是被用几十块大洋赎出来的。

刘允斌兄妹在1938年，也就是一年前，分别辗转来到延安，终于得以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重聚。但是，他们的母亲何葆贞，却早在1934年就牺牲在南京了。到了延安后，小兄妹在保育院小学接受教育。由于条件简陋，学校并没有固定教室，学生们在地上放一个马扎就当椅子，腿上放一个板子就当课桌。上课时间他们读书认字，听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

平日里，这些孩子大都穿着小八路的粗布军服，接受半军事化的管理。刘允斌生性好动、行事大胆，课余时间经常带着一帮孩子打水仗、摸小鱼，闹腾得天翻地覆。但有一点――只要见了父亲刘少奇，这个“调皮鬼”便顿时没了威风。兄妹两人从延河边一路小跑，来到一排窑洞前。窑洞共有三间房，父亲刘少奇早已站在屋外等待多时了。穿着八路军军服、打着绑腿的刘少奇见到儿子浑身湿漉漉的样子，不由眉头一皱。但他没说什么，径直过去，牵起两个孩子的小手，一同走进了窑洞。

刘少奇挥别子女(2)

刘允斌深深低下了头，心里七上八下的，暗自琢磨怎么向父亲交代。“还是实话实说吧，认罚就认罚，反正学校的暑假也放得差不多了。”他心里打定了主意。进屋后，刘少奇并没有责问儿子，而是让他坐在凳子上，自己则把女儿搂在怀中。“宝华（刘允斌乳名）、爱儿（刘爱琴乳名），明天就要开学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回学校了。”刘少奇说道。

兄妹俩听了不由一愣。还没等他们问出口，父亲话题一变：“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北边是哪个国家吗？”

“知道，是苏联。”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对！是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斯大林建立的。那里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剥削，人们过得很幸福，将来我们也要建设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好不好？你们想不想去呀？”

“好啊！我们想去，可是我们到那里能干什么呢？”

“那里有专门为来自全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孩子开办的国际儿童院，条件比这里好，已经有一些中国的小伙伴在那里学习了。你们到那里可以掌握更多知识，学到更多本领，回来后为革命做更大的贡献！”

“爸爸，我们去，我们去！”儿女们争先恐后地说。

刘少奇笑着点点头：“好，好。”

“爸爸，什么时候去苏联？你和我们一起去吗？”刘允斌有些迫不及待了。“明天就会有卡车来接你们先去，我晚些时候再来。”刘少奇说。

刘允斌一听明天就要离开延安，立刻从凳子上站起来，对父亲说：“爸爸，我和小伙伴们告个别吧。”

“来不及了，我见到他们会说的。你们现在快准备一下吧。”刘少奇摸着儿子的头说，“先去擦擦身上的水，是不是又下河了？”

刘允斌调皮地朝父亲咧嘴一笑。

第二天清晨，刘少奇将儿女抱上接载他们的卡车，并向随行人员叮嘱了一番。站在窑洞门口，刘少奇看着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蛋，内心实在舍不得。“宝华和爱儿好不容易来到身边，一共不过呆了一年时间却又要离开。这一别何时能再见呢？”刘少奇思忖着。其实，他早已经接到中央的指示，将赴华中工作，最近根本没有去苏联的计划。但他向儿女隐瞒了实情，为的就是好让他们走得踏实。卡车开动了，刘少奇抬手朝孩子们挥动着。刘允斌和刘爱琴也不停地朝父亲挥手，高声喊道：“爸爸，快点到苏联来，我们等着你！”

刘爱琴毕竟是女孩，离别时刻双眼湿润了，眼泪扑簌簌地像断线珍珠般掉了下来。汽车渐行渐远，透过泪光，她隐约看见身影清瘦的父亲依然站在原地，举起道别的右手还没有放下。

蒋介石派来了大飞机(1)

兄妹匆匆上路后，延安的孩子们一连几天都没看到他们，互相一问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可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红军著名将领陈昌浩①的儿子陈祖涛②。陈祖涛今年11岁，与父亲和张琴秋③妈妈所住的窑洞和刘少奇家是邻居。对陈祖涛来说，刘允斌是他最好的玩伴。

见小伙伴们都不知道刘允斌的下落，陈祖涛径直向刘少奇家里跑去。

“刘伯伯，允斌他们呢？我怎么几天没有看到他们了？”见到刘少奇后，陈祖涛急切地问道。

刘少奇弯下腰，慈祥地说：“他和爱儿一起走了，坐车到苏联去了。”

陈祖涛的头“嗡”的一下。“允斌他们走了？到苏联去了？”对于延安的孩子们来说，“苏联”是家长和老师们常挂在嘴边的词，耳朵都听出茧子了――苏联意味着理想中最美好的地方，不夸张地说，就是天堂的代名词。

“他们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我也要去苏联！”陈祖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但嘴上却什么也没说。告别刘少奇后，他转身独自回家了。

后来的几天，陈祖涛是在垂头丧气中度过的。他想和父亲说自己也要去苏联，但又怕父亲不答应。陈昌浩见儿子心神不宁的样子，心中猜了个###不离十。一天晚上，陈昌浩把儿子叫到身边：“洋生（陈祖涛乳名），明天蒋介石派一架飞机来送周恩来伯伯去苏联治病。我的胃病犯了，和他一起去苏联。要来的是小飞机，我就一人走。要是大飞机，我就把你也带走。到了苏联，你就又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们在一块了。”

需要指出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7月因坐骑受惊而落马，导致右臂骨折。由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他没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病情不见好转。时值国共合作抗日，为此，国民党方面答应派客机接他去苏联疗伤。

听了父亲的话，陈祖涛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真的吗？爸爸，你可不要哄我！”

“我不哄你，你安心睡觉，明天就知道来的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了。”

但兴奋的陈祖涛哪里睡得着，整个晚上就在惦记着第二天能不能坐上飞机。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他一骨碌从炕上坐起来，吵着要往飞机场赶。

这时，负责搬运行李的战士来报告说，机场降落的是蒋介石私人的24座客机。陈昌浩转头，笑着对儿子说：“洋生，来的是大飞机。你跟我走，我们先去见毛主席。”

陈祖涛乐得直蹦高，他赶紧拽着父亲的手出了门。父子同骑一匹马，直奔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所。

来到一个小院门口，陈昌浩勒住缰绳，父子下马。警卫员见到陈昌浩立刻一个敬礼。

“主席在休息吗？”陈昌浩低声问道。延安的八路军干部中，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特殊的作息制度――他时常工作到深夜或者第二天凌晨，然后才睡下。“主席昨天晚上睡得早，已经起来了，正在看文件呢。”警卫员答道。

陈昌浩点点头，面对屋门高声道：“报告！”

“进来。”浓重的湖南口音从门内传来。

陈昌浩将儿子留在门外，一人进屋。

陈祖涛站在门口焦急地等了几分钟后，就见父亲拉门出来：“洋生，走，进去见见毛伯伯。”

陈祖涛进屋后，立刻上前打招呼：“毛伯伯好！”由于毛泽东性格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爱和小孩打交道，所以延安的娃娃们都很喜欢这位毛伯伯。

“好，好。伢子，来来来，你告诉伯伯，想不想去苏联啊？”毛泽东朝陈祖涛招了招手。

陈祖涛走到近前，连连点头：“想去，想去。”

“你为啥子要去苏联呢？”

“去苏联就能见到刘允斌和其他小伙伴了，我们能在一起学习。我们老师说了，现在一定要刻苦努力，认真学习，掌握真本领，将来才能够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我要学真本事，不做不学无术的南郭先生。”

蒋介石派来了大飞机(2)

“哈哈哈，讲得好，讲得好啊。”听了小男孩的一番话，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转脸对陈昌浩说：“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我批准了，你们去吧。”

“谢谢主席！”陈昌浩也高兴地笑了。

“不谢不谢。”毛泽东随后将屋外站岗的警卫员叫了进来，让他用红布包了几块银元递给陈昌浩。

陈昌浩退了一步，摇手说：“主席，这我可不能要。”

“有什么不能要？快拿着。出门在外少不了要花钱，再说你还带着个娃娃。”见陈昌浩还要推让，毛泽东说：“你再跟我客气就走不成喽，蒋某人的飞机可是没有太多耐性呦。”

陈昌浩这才收下银元，一个敬礼后，拉着儿子出门。两人上马，回到窑洞和张琴秋告别。

张琴秋拉着陈祖涛，说道：“洋生，我在苏联有个女儿，叫玛娅④，比你大三岁。你见到她的话，就叫她姐姐吧。”

“知道了，张妈妈。”陈祖涛点头答应。

随后，陈昌浩父子骑马直奔延安的机场。

与周恩来夫妇同行

说是机场，实际上不过是黄土夯成的一块空地。离着老远，就见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一架机身刷着青天白日图案的美制道格拉斯客机，被人们团团围住。人群中有来送行的八路军官兵，也有看热闹的老乡。一些活泼好动的小孩子还争先恐后地爬上飞机舷梯，进到机舱内一探究竟。

陈祖涛和父亲挤到飞机近前，迎面看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高岗和儿子高毅。高毅比陈祖涛小一岁，长得虎头虎脑，小名就叫老虎。高岗在高毅出生后，离开妻儿去参加革命。高毅和母亲杨芝芳留在老家陕西省横山县高家沟，被迫给地主干活。娘儿俩曾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有人及时透露了这个消息，高毅和母亲才逃过了一劫。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后，高岗找到妻儿，将他们接来延安。高毅被安排进保育院小学读书，和陈祖涛既是同学，又是玩伴。

陈祖涛拉起高毅的手，问道：“高老虎，我要和周伯伯一起去苏联，你去吗？”“是啊，我也去，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两个孩子高兴地又蹦又跳。

飞机即将起飞，右手缠着绷带的周恩来和陪同前往苏联的邓颖超与人们一一道别。他们收养的女儿孙维世，也夹在送行队伍中。孙维世是中共老党员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年轻时曾与周恩来、朱德留学德国，并经周恩来介绍入党，曾接任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职务。1927年，他在蒋介石“4?12”大屠杀中牺牲。1937年，他的女儿孙维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偶遇周恩来，此后便被周恩来夫妇收养。

看到乘飞机去苏联的不光大人，也有孩子时，17岁的孙维世动心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出口。恰巧人群中不知是谁对她开玩笑地说：“小姑娘，你怎么不跟着周爸爸一起去苏联哪？”孙维世一听，立刻转头朝周恩来看去，目光中充满着期待。周恩来微笑着对她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

有人不失时机地从旁边牵过一匹马。孙维世毫不含糊，一把抓起缰绳，翻身上马，直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就见她打马返回，脸上乐开了花。坐在马鞍上的小姑娘大声喊着：“周爸爸，邓妈妈，毛主席同意啦！我可以去苏联啦！”送行的人群开始纷纷从飞机周围散去。这时，突然听到机舱里传出孩子的哭声。循声一看，原来是陈小达――毛主席秘书陈伯达的儿子。5岁的陈小达被保姆抱进机舱看热闹，但无论怎么哄，他就是不肯下飞机。有意思的是，陈小达的小名和高毅一样，也叫老虎，为了区分两人，大家便将年岁小些的陈小达称为“小老虎”。

眼看起飞时间到了，周恩来只好摆摆手说：“这个小老虎，发起虎威来真是不得了。好吧，那就跟着一起去吧。”

轰鸣声中，飞机腾空而起，向西北飞去。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以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等人的银鹰，渐渐化作小黑点，从送行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①陈昌浩：字海泉，号子藩。1906年生于湖北。1927年受中共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9月至1937年历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军委副主席。1937年夏至1939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②陈祖涛：陈昌浩与第一位妻子刘秀贞所生之子。

③张琴秋：1904年生于浙江。1925年同丈夫沈泽民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苏联生下女儿张玛娅。1930年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丈夫沈泽民因病亡故。1935年张琴秋任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是红军惟一一名女师长。长征途中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西路军任组织部长，与陈昌浩婚配。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

④玛娅：张玛娅，张琴秋与沈泽民于1930年在苏联所生。

迪化巧遇小伙伴(1)

众人此次长途跋涉需先飞抵兰州，然后转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并从那里飞赴苏联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最后坐火车抵达目的地――红色之都莫斯科。

时值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后方屡遭八路军、新四军打击，因此便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将主力转向解放区战场。为了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加入抗战，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大力推动下，苏联政府开通了阿拉木图―迪化―兰州这条空中航线。苏联支援中国的飞机有的是在新疆组装后开往抗日前线，有的则是直接经过这条航线，从苏联飞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中共高层人士也取道这条航线去新疆开展统战工作，或者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及与苏联方面商讨重要事务。

周恩来一行乘坐的客机飞行了约三个小时后，在兰州的军用机场降落。机场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战机，往来忙碌的人群中，有不少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人。“爸爸，这些外国人是哪里来的？他们是苏联飞行员吗？”陈祖涛扒着舷窗看了一阵后，向父亲问道。

“是的。这里是苏联航空志愿队的基地，这些苏联飞行员是来帮咱们一起打日本鬼子的。”陈昌浩说。

一听这话，孙维世、高毅、陈小达也围拢过来。

“苏联的飞行员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不仅有效抵抗了鬼子的轰炸，还主动袭击了小日本在咱们国家的军事基地。去年，一支苏联轰炸机队就飞到台湾，轰炸了鬼子在那里的空军基地①，打得鬼子哇哇叫。”陈昌浩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对于曾在延安亲身经历日军轰炸的孩子们来说，看到这么多的战机要去打鬼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一个个恨不得自己能立刻驾机上天，痛击侵略者。这批特殊乘客出了机场后，被安顿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1937年成立的办事处位于一座普通的旧式四合院内。1938年夏，办事处主任由伍修权接任。

伍修权将大家迎进院后，对屋内高声喊道：“两个小鬼出来吧！”

“啊，允斌！啊，爱琴！”孩子们一片惊讶的喊声中，刘少奇的一双儿女出现在大家面前。顿时，孩子们沸腾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会在这里和这对兄妹会合。而刘允斌和刘爱琴也是到了兰州不久后，才知道将和路过这里的周恩来等人一同乘飞机去苏联，不必继续坐汽车一路颠簸了。

想到以后又能在一起学习、生活、玩耍，这群小家伙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没了。在兰州呆了三天，周恩来一行又匆匆踏上旅途，飞抵第二站――迪化。

在迪化的停留时间较长，约摸一周左右。一方面，需要为大家办理去苏联的手续；另一方面，第一次来新疆的周恩来，要会见中共驻当地的工作人员，以及和“土皇帝”――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打交道。由于新疆是中共和共产国际及苏联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又处于抗战大后方，因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周恩来一行暂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二层小楼内。这座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是前塔城行政长官赵德寿的私人住宅，于1933年建成。此后，盛世才逮捕赵德寿，此楼以逆产没收，改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第二招待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同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0月，盛世才同意中共在迪化成立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这座小楼交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专用。

在这里，周恩来听取了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汇报，了解到曾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并由斯大林特批成为联共（布）党员的盛世才，正暴露出政治两面派的本色，他对中共活动的不满情绪逐步升级。

而通过与盛世才本人进行的四次会谈中，周恩来也直接了解到了他和邓发之间关系恶化的程度：盛世才甚至直接说出了“最好不要再让我在新疆看到邓发”的话。周恩来心里打定主意：到莫斯科后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商量将邓发调离新疆――这一方面可以保护邓发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新疆这个抗日大后方继续运转。

迪化巧遇小伙伴(2)

在新疆的一周时间里，与周恩来同行的几个孩子收获不小：不仅品尝到当地鲜美的瓜果，而且去了吐鲁番参观游览，异域风情令他们大开眼界。

此外，为了以后在苏联学习、生活做准备，孩子们还学起了简单的俄语单词和日常会话，他们的老师就是十多年前在苏联留过学的陈昌浩。

得知小家伙们积极学俄语的事情，周恩来非常高兴。由于组织上安排他与邓颖超、陈昌浩、孙维世先行前往苏联，因此，离开迪化前一天晚上，周恩来专门把孩子们找到一起，同他们谈论将来的学习问题。

“周伯伯，我们是和苏联的小伙伴一起上课吗？”

“周伯伯，我们听不懂苏联老师讲课怎么办？”

没等周恩来说话，孩子们便围拢来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周恩来耐心地逐一回答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中国革命者的后代，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锻炼自己。出来学习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不要辜负爸爸妈妈对你们的期望。”孩子们听后纷纷点头。

周恩来一行告别新疆后，坐飞机进入苏联国境，抵达阿拉木图，并从那里转乘火车，顺利到了莫斯科。

任弼时“赔不是”

莫斯科喀山火车站的月台上，西服革履的任弼时和秘书师哲等其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早已等候多时。任弼时从去年，也就是1938年的3月抵达莫斯科后，便逐步接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工作。

王稼祥和任弼时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接触时，系统地汇报了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共的工作和任务。为此，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7月回国之际，明确表示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呼吁一心争权的王明停止错误的做法。同时，季米特洛夫拨出30万美元，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乘客们鱼贯走出车厢后，迎接人员纷纷上前握手寒暄。任弼时对周恩来和陈昌浩说：“恩来、昌浩同志，我已经和苏联政府联系过了，你们两位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恩来，我让师哲同志为你当俄语翻译。昌浩同志俄语好得很，就不用别人代劳了。安排你们9月14号住到医院里去，你们看怎么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对任弼时说：“还有几个延安的孩子得过一段时间再来，就请你多费心安排了。”

“放心吧，我先让其他同志领他们在莫斯科转一转，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再和苏联方面联系一下，把他们送到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儿童院里学习。现在，儿童院里有不少中国孩子，主席的两位公子岸英和岸青也在那里。”任弼时说。站在一旁的孙维世沉不住气了，她见周恩来和任弼时还没提到怎么安排自己在苏联的生活，于是偷偷拉了拉站在身边的邓颖超。邓颖超见她急迫的表情，顿时明白了，便对周恩来和任弼时二人笑着说：“你们俩只顾考虑别的孩子，我这个干女儿可是要有意见了。”

任弼时忙不迭地边作揖，边说：“啊呀，我们的孙大小姐生气了，我可担待不起，担待不起啊！”

大家都被逗乐了。孙维世上前说：“任叔叔，我早想过了，我到苏联来就想学艺术。”孙维世14岁时，母亲曾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期间，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她对于表演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

“放心吧，你先把俄语学好，我再给你找莫斯科最好的戏剧学校，怎么样？”任弼时说。

“太好了，谢谢任叔叔了！”孙维世开心地笑了。

众人朝火车站外走去。周恩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对任弼时说：“我这里有毛主席给岸英、岸青的信，还有一封是给贺子珍同志的，请你代我转交吧，我怕进医院后就不方便出来了。”

任弼时点了点头。

贺子珍的遭遇(1)

位于莫斯科郊区库奇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宿舍（称“七部”）里，贺子珍正捧着毛泽东的来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滚落下来。信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字句，在眼中模糊起来。

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贺子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她不愿意相信这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但事实如此，信纸上的笔迹对她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其实，贺子珍并不是一个弱女子，相反，她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刚烈而闻名的。1927年江西永新暴动之后，这位“神枪女将”跟着革命部队上了井冈山。长征时期，她虽然在贵州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后身中十数块弹片，但依然顽强地从死神手中逃脱，并靠着惊人的毅力一路坚持下来，最终到了延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上的弹片越来越影响到贺子珍的健康，进而使她无法全心工作。此外，生育过密也牵扯了她很大的精力：继第五个孩子②娇娇（李敏）之后，她在1937年秋又再次怀上了毛泽东的骨肉。所有这些情况使她萌生了离开延安去上海治疗的念头。

同时，本来就作风泼辣的贺子珍，脾气越来越急躁，人也变得多疑，与丈夫经常就一些小事发生口角。正如毛泽东对她说的那样：“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一次，毛泽东和来延安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两人有说有笑。贺子珍看到这个场面后一下子被激怒了，并和史沫特莱动起手来。毛泽东在一旁批评妻子不顾影响，但贺子珍不服气，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身怀六甲的贺子珍于是告别了还在呀呀学语的女儿娇娇，负气出走。

1937年10月，贺子珍来到西安，但她原先去上海的计划被迫取消：上海已陷入日寇魔爪，而其他各地也形势吃紧。一筹莫展之际，她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洛甫③的妻子刘英和其他几位同志路经西安，将去苏联治病。贺子珍心想，去苏联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那里先进的医疗条件有利于恢复健康；另一方面，莫斯科还有专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培训班，可以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思前想后，贺子珍打定了主意，向延安方面提出赴苏联治病的申请。

毛泽东知道妻子的决定后，立刻写信慰留贺子珍，并派警卫员前去西安接她回来。但倔强的贺子珍却让警卫员捎回了一方写了告别信的白手绢。

此后，贺子珍当年11月和刘英等人一起动身北上，于1938年1月抵达苏联，住进了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在莫斯科郊区昆采沃的宿舍（称“八部”）。

贺子珍到苏联后为自己起了个化名――文云④，这除了考虑到当时苏联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因而不宜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因外，也是由于好强的贺子珍不愿顶着“主席夫人”的头衔而接受特殊照顾。

贺子珍在“八部”为中国革命者开办的培训班学习，同年5月产下一个男婴。不久后，她便忙着要做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以便解除后顾之忧，专心学业。但经检查发现，弹片已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无法安全取出了。

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也在“八部”设立的少儿文化班学习。因此，贺子珍便留心照顾起他们的生活，有时帮他们洗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她还从每月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孩子们买这买那。但是，贺子珍并没有点破自己的身份，而毛岸英和毛岸青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

就在贺子珍朝着自身预定的目标刚刚迈出步子，一连串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在莫斯科生下的孩子长到6个月时因患急性肺炎抢救无效而夭折，被葬在了“八部”的花园内。悲痛欲绝的贺子珍几乎天天到坟头去哭。而随其他同志从“八部”转到现在的“七部”后，她又收到了毛泽东宣布与她结束夫妻关系的亲笔信。对于贺子珍来说，接连两桩事情，特别是毛泽东再婚，让她原本坚强的个性彻底被打垮了。虽然她在莫斯科听说去延安采访的苏联记者“见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不过仍心存疑虑。但毛泽东此次来信证实了一切。满脸泪水的贺子珍心想，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惟一的亲人就只剩下女儿娇娇了，可她还在万里之遥的延安。

贺子珍的遭遇(2)

①奇袭松山机场：1938年2月23日，苏联航空志愿队28架轰炸机从武汉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一役击毁日机40架，烧毁了可供该基地3年使用的航空汽油。

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前五个孩子：长女毛金花，1929年在福建出生后送给老乡抚养，后失踪；长子1930年在江西出生后即夭折；次子毛岸红，1932年出生后，于长征伊始留在苏区托人照料，后失踪；次女1935年二渡赤水时失踪；三女李敏，1937年在陕北出生。

③洛甫：张闻天，1900年生于上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1938年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

④文云：贺子珍化名，也有资料称“文英”或“文运”。

毛氏兄弟(1)

莫尼诺儿童院的男生宿舍里，两个穿着深色西服的中国孩子肩并肩坐在床边，他们是17岁的毛岸英和16岁的毛岸青。兄弟俩刚接到父亲毛泽东托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家书。

抽出信笺后，父亲潇洒的笔迹跃入眼帘：

岸英、岸青二儿：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虽然整封信不过寥寥数语，但父亲百忙之中的一份惦念之心已经让兄弟两人感动不已了。

“爸爸说给我们寄了一批书。我们怎么没收到呢？”毛岸青问。

“也许是丢了，也许还没寄到。别着急，我们再等等吧。”毛岸英拍了拍弟弟的肩头。

毛氏兄弟能够到莫斯科学习，其中经历了无数坎坷。毛岸英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住所被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区队长范觐熙领兵抓获，并被解送到长沙的协操坪监狱。杨开慧因拒不说出丈夫下落而惨遭杀害。10多天后，毛岸英才被舅舅杨开智从监狱接回。随后，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革命后代而设的大同幼稚园。在幼稚园期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由于大同幼稚园的性质暴露，党组织被迫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该幼稚园创办人之一――地下党员董健吾牧师领回家中寄养。

后来，董健吾外出躲避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两个孩子。由于生活来源没有着落，毛氏兄弟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于是，他们离家出走，流浪于十里洋场。两人卖过报纸、捡过破烂、当过学徒。毛岸青还由于被巡捕毒打致伤，听力受损，精神受到极大刺激。

1935年秋，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人四处打听两个侄儿的下落。直至1936年6月底，地下党才从寄居在一座破庙内的流浪儿中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

此后，兄弟俩随东北抗日爱国将领李杜将军等人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邮船，去往法国。李杜将军扮作商人，化名王元化，毛岸英和毛岸青则扮作随行亲戚，化名分别是杨永福和杨永寿。

邮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马赛港。

抵达目的地前一晚，毛岸英发现李杜和工作人员在船舱包间内举动神秘：他们拉紧窗帘，反锁房门，偷偷从行李中掏出许多小纸盒，从窗口扔入大海。

机灵的毛岸英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摸到一个纸盒，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码放的是一排排锃亮的手枪子弹！他想，这其中肯定有不方便说的原因，于是便招呼弟弟一起帮着把纸盒扔到海里。

船靠岸后，一行人乘火车前往巴黎，去苏联驻法使馆办理签证。但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竟遭拒签。其中缘由莫衷一是：一说是苏联正值国内进行大规模肃反运动，拒绝外国人入境；另一说是李杜等人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发现，日方由此向苏方施压，而苏联政府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紧迫，因而没有发放签证。

李杜等人在巴黎滞留了几个月，后托中共在当地印刷出版的《救国时报》①的编辑部，将毛泽东两个儿子的消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知苏联政府。不久，苏联驻法使馆为毛氏兄弟办理了签证，但仍不准李杜等人入境。于是，毛岸英和毛岸青由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护送，于1937年初来到莫斯科。

毛氏兄弟到苏联后，合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给远在延安的父亲。照片上的他们都身穿圆领羊毛套衫，头戴法兰西小帽。孩子们还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在苏联的情形。从此，毛泽东与两个儿子之间中断多年的音讯又联系上了。

毛氏兄弟(2)

毛岸英和毛岸青先在共产国际“八部”的少儿文化班，同一些其他的中国革命者后代，如林伯渠之女林利和林琳、李富春和蔡畅之女李特特、蔡和森和向警予之女蔡妮和蔡转、郭亮之子郭志成、张太雷之子张芝明，以及无名烈士之女欧阳菲等人学习了约一年时间的俄语。1938年底，毛氏兄弟与这些小伙伴都进入了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儿童院。现在，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有了俄语名字：哥哥叫谢尔盖?永福，弟弟叫科利亚?永寿。

“沉睡”的列宁

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上，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小张②按照任弼时的吩咐，领着刚来到莫斯科的刘允斌、刘爱琴、陈祖涛、高毅、陈小达五个孩子参观。

踏着由黑色石头铺成的路面，小张对大家说：“红场是莫斯科最大的广场，原来是一个大集市。在俄语中，红色也有美丽的意思，所以，红场也就是‘美丽的广场’。大家往西看，那是红场的标志性建筑――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伊凡雷帝③为纪念征服喀山汗国，在16世纪下令修筑的。它由周围8个圆塔式教堂和中央一个大塔楼组成，建在同一地基上，通过内部走廊连成一体。”

“那些屋顶真像葱头！”不知哪个孩子脱口而出，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广场北边是被红墙包围的城堡式建筑群。小张对大家说：“孩子们，你们看，这就是著名的克里姆林宫。”

孩子们早在延安就知道克里姆林宫是苏联的心脏，于是围在小张身边，争着说：“小张叔叔，给我们好好讲讲吧！”

小张不紧不慢地介绍了起来：“克里姆林宫的前身是一座木造小城堡。780多年前，这里是苏兹达里大公――尤里?多尔戈鲁基的庄园。后来，城堡原址上修建了石墙，又在城墙周围建造塔楼。几经修缮扩建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整个克里姆林宫是被三角形宫墙围起来的。”

小张伸手指示前方说：“你们看，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塔楼的尖顶上是什么？”“红五星！”

“是的。在克里姆林宫5座塔楼上的红宝石五角星，全部是1937年安装的。其中，最大的两颗红星，分别安装在救世主塔楼和尼古拉塔楼上。你们再往那边看！那个圆顶上插着苏联国旗的建筑物叫大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联共（布）中央举行会议的地方……”

随后，一行人来到建在红场边的列宁墓前。外墙由黑色和深红色大理石镶嵌而成的列宁墓肃穆凝重，持枪卫士身穿军服，笔直肃立，入口上方俄文“列宁”字样金光闪闪。前来瞻仰的人们排起了长队。

“列宁同志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理论家。他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还写下了许多革命著作，对于我们中国的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会儿瞻仰列宁同志遗体的时候，大家要保持安静，跟着队伍走。”小张嘱咐了几句后，领着孩子们走进列宁墓大厅，沿着石阶缓缓而下。

水晶棺内安卧着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遗体：他穿着裁剪合身的藏蓝色西服，胸部以下覆盖着苏联国旗――大红底色旗面的左上角有一颗金边红五角星，下面是交叉的金色镰刀和锤子。在柔和的灯光映衬下，列宁红润的脸庞，甚至蓄着的胡子都清晰可见，看起来他仿佛并没有离开人世，而像是沉沉地睡去了一样。大厅里静悄悄的，参观人群谁也不说一句话，轻轻地从水晶棺旁走过，惟恐打扰了伟人的好梦。

“列宁墓一半修建在地上，另一半在地下。它的顶部是平台，有重大节日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站在这里阅兵或者检阅游行队伍。”小张走出列宁墓后向孩子们继续介绍。

“小张叔叔，我们能见到斯大林吗？”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个问题。“一定有机会的！”小张微笑着说。

对这些从条件艰苦的红色根据地来的孩子们而言，莫斯科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水波不兴的莫斯科河穿城而过，宽阔的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街道干净整洁，楼房鳞次栉比，工厂烟囱林立，人们衣衫整齐、笑容洋溢。这一切对于看惯了延安的土路、马车、窑洞，穿惯了打补丁的衣服的红色后代来说，感到既新奇又羡慕。

革命后代的“避难所”(1)

转眼间，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即将来临，刘允斌他们五个从延安来的孩子，也到了该进莫尼诺儿童院学习的时候了。

说到儿童院，大多数中国孩子呆过的有三所：瓦斯基诺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和莫尼诺儿童院。

1926年，瑞士共产党员曼托拉?莫泽尔将父亲――莫泽尔钟表公司创建人――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设在苏联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决定由列宁的老战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主持，在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建立儿童院。

1928年8月1日，瓦斯基诺儿童院成立。由于这一天是世界各国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纪念日，所以瓦斯基诺儿童院又被称为“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

瓦斯基诺儿童院接收了六七十个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美国、中国等国家的革命者后代。孩子们被分为学前班和学龄班。其中，学龄班共分四个年级，教室就设在儿童院内。老师多为苏联人，教授俄语、数学、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

由于当时苏联学校的第一外语为德语，因此在瓦斯基诺儿童院有来自德国的老师。一位名叫罗伯特?拉夫的德国人曾负责部分中国和其他国家孩子的课外活动和平日生活。他为人严谨，管理严格。吃饭前，总是用德语喊着口令，让孩子们排队进入食堂。另外，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意志，罗伯特?拉夫还组织孩子们去附近的森林里夜行军，并曾专门让一个学生披上白布装扮成幽灵，考验其他孩子的胆量。

由于瓦斯基诺儿童院规模有限，随着小学员人数不断增多，儿童院日显拥挤。于是，斯塔索娃倡议在莫斯科东部的伊万诺沃州首府――伊万诺沃市建立新的儿童院。这一倡议得到伊万诺沃市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热烈响应。

1929年8月20日，数万名伊万诺沃工人在纪念1905年革命的###上，号召为建立儿童院募集资金，并随即开始了坚持几年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很快，苏联一些城市的劳动人民都为此事而动员起来：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等地的群众都开展了义务劳动，为建设新的儿童院募集资金。同时，从苏联全国各地通过铁路和公路向伊万诺沃运来了大量优质的建筑材料和生活必需品。

1933年5月1日，一所大规模的国际儿童院在伊万诺沃完工。为表彰斯塔索娃的特殊贡献，儿童院被命名为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当年夏天，瓦斯基诺儿童院的孩子全部迁到了这里。

而莫尼诺儿童院，则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于1936年建立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方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议后，决定专门为大量涌入苏联的中国革命者的后代开辟一个栖身之所，于是将原先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全部接到了莫尼诺儿童院。

在小张的带领下，从延安来的五个孩子坐车来到莫斯科东北郊。这里环境静谧、优美，一条小河绕着小镇蜿蜒流过。宽阔的原野上，绿草如地毯铺向天边。莫尼诺儿童院就坐落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小张对孩子们说：“在儿童院的学习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苏联学校的内容，另一部分是由儿童院的老师根据苏联学校的班级给你们组织的班，主要是监督你们完成学校的功课。另外，每周还有几次中文课。儿童院的领导是给任弼时伯伯当秘书的师哲叔叔，他的俄语名字叫卡尔斯基。中文老师是郑一俊叔叔和赵云蓉阿姨，俄语名字分别是阿列耶夫和阿列耶娃。他们除了教你们中文外，还会给你们介绍国内的情况，讲解革命的形势。另外，从国内到莫斯科参加活动的叔叔阿姨们，也会来这里给你们做报告。”

穿过一道铁栅栏大门，他们进入了儿童院校园。正对大门的主楼共两层，外形方方正正。

一行人进入主楼后，迎面走来一位30多岁的男子，穿西服、打领带，头发梳得很整齐。

革命后代的“避难所”(2)

“阿列耶夫同志，您好！我把延安来的孩子们带来了。”小张对来人说。“孩子们，你们好！我是莫尼诺儿童院的教导主任阿纳托利?阿列耶夫。欢迎你们来儿童院！这里有不少中国小学员，我会慢慢给你们介绍的。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告诉我！”阿列耶夫热情地对孩子们说。

这位阿列耶夫老师就是郑一俊。他1927年2月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赵云蓉。1929年，夫妻二人一起被派往西伯利亚城市赤塔工作，1935年被调回新疆。1938年，他们又被召回苏联，来到现在的莫尼诺儿童院。为方便工作，夫妇两人对外都用俄语姓名。

①《救国时报》：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创办的以宣传抗日救亡为目的的机关报，1935年12月9日创刊于法国巴黎，1938年2月10日出版至152期时，迁美国纽约与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报》合并，以《救国时报》名称在美国出版至1939年10月停刊。②小张：曾秀夫，苏籍中国人，苏联内务部人员。

③伊凡雷帝：伊凡四世（1530-1584），俄国第一个沙皇，瓦西里三世之子。

革命后代齐聚一堂(1)

莫尼诺儿童院为新来的五个孩子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新学员们换上了统一服装：刘允斌、陈祖涛、高毅、陈小达这些男孩子穿黑色衣裤、黑皮鞋；惟一的女生刘爱琴则穿黑色连衣裙、黑色长筒靴。刘爱琴由于个头偏小，衣服不太合身，脚上那双靴子更是穿上后直咣当。她只得在脚上缠了好几层布后才算合适。在郑一俊带领下，他们走进了灯光明亮的礼堂，同学们早已等在那里了。老师和学员代表用俄语致了欢迎辞。尽管从延安来的孩子们听不懂，但周围的笑脸和热情的掌声让他们个个心头热乎乎的。

陈祖涛一边打量着周围陌生的环境，一边心里想到：“太好了！这就是我新的家了！”他偷眼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刘允斌兄妹，两人也是一脸的幸福。

仪式结束后，所有中国的小伙伴约30人，都聚到了一起。郑一俊作了简要介绍：“在儿童院里，我们按照年龄分三个班：大班、学龄班和学前班。因为苏联的学校是十年制，所以大班的孩子都是七年级以上的大孩子，七年级到一年级的孩子属于学龄班，学前班是还没有上学的小不点。儿童院的新学员一般要先学一段时间俄语，然后就插班到普通的苏联学校和苏联同学一起学习。”

随后，郑一俊让学员们轮流作自我介绍。

“我叫奇丘。”说话的是一个面目清秀的大男孩。

奇丘，中文姓名：苏河清，父亲是曾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兆征。苏兆征于1929年因病逝世。苏河清生于1921年，到莫尼诺儿童院之前曾在瓦斯基诺儿童院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

“我叫图娅。”一个留着齐肩短发的女孩笑着说道。

图娅，中文姓名：瞿独伊，父母分别是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的瞿秋白和曾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杨之华①。瞿秋白于1935年被捕后英勇就义。瞿独伊生于1921年，到莫尼诺儿童院之前曾在瓦斯基诺儿童院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她性格活泼开朗，喜欢民族舞蹈。

“我叫加利亚”。这脸圆圆的女孩留着齐耳短发。

加利亚，中文姓名：蔡妮，父母分别是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蔡和森和曾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主任的向警予。蔡和森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就义。向警予1928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就义。蔡妮生于1922年，到莫尼诺儿童院之前曾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她喜欢唱歌跳舞，最拿手的节目是歌曲《温暖的太阳》。

“我叫蔡博，是加利亚的弟弟。”个子挺高、头发短短的一位男生说，“那是我的妹妹阿尼亚。”

蔡博生于1924年，刚到莫尼诺儿童院不久。

阿尼亚，中文姓名：蔡转，是蔡和森与曾在广州农民讲习所任教员的李一纯的女儿。蔡转生于1928年，同样也是刚到莫尼诺儿童院。她擅长演奏钢琴和手风琴。“我叫萝扎。”这是瓜子脸，齐耳短发的小女孩。

萝扎，中文姓名：李特特，父母分别是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和曾任中央妇委常委的蔡畅。李特特生于1924年，到莫尼诺儿童院的时间不长。

“我叫谢尔盖?永福。你们也可以就叫我谢尔盖。”个子高高、蚕眉阔鼻的毛岸英说道。接着，他指了指身旁的毛岸青：“这是我的弟弟，叫科利亚?永寿，他的（国际）象棋下得很好。”毛岸青朝新学员们点头致意。

“你们好！我是尤拉。”一个体格壮实的大男孩站了出来。

尤拉，中文姓名：黄健，生于1928年，到莫尼诺儿童院之前曾在瓦斯基诺儿童院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他生性调皮，好打抱不平。由于莫尼诺儿童院建立初期管理相对混乱，常有学员以大欺小的现象，因此黄健成为了中国孩子的保护人。

“我是帕夫利克，大家也叫我‘小宝’。”

帕夫利克，中文姓名：张芝明，父母分别是曾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主席的张太雷和曾任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室主任的王一知。张太雷于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张芝明生于1927年，1939年初来到莫尼诺儿童院。

革命后代齐聚一堂(2)

“我叫阿夫古斯特，这是我弟弟谢廖扎。”一对小男孩朝新来的小学员们打招呼。

阿夫古斯特，中文姓名：赵令超，父母分别是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和曾在八路军驻南京、武汉、桂林办事处工作的夏之栩。赵世炎1927年被捕后英勇就义。赵令超生于1926年，到莫尼诺儿童院之前曾在瓦斯基诺儿童院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

谢廖扎，中文姓名：赵施格，生于1928年，到莫尼诺儿童院之前曾在瓦斯基诺儿童院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

“我是弗拉基米尔。”一个男孩子说道。旁边一个小女孩忙插话道：“我们都叫他大宝！”这引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弗拉基米尔，中文姓名：郭志成，父母分别是曾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的郭亮和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李灿英。郭亮于1928年被捕，英勇就义。郭志成生于1925年。

“我是奥利亚。”这个女孩便是刚才插话的那位。

奥利亚，中文姓名：林琳，父母是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和曾任临澧县女子学校校长的伍复明。林琳生于1925年。她性格活泼。郭志成“大宝”的外号就是她取的，因为她看郭志成与乳名“小宝”的张芝明长得像兄弟。

“我叫沃瓦。”一个小男孩站在那里说道。

沃瓦，中文姓名：沈林如，父母是曾主办生活书店并任总编辑的沈志远和曾在苏联远东伯力党校工作的李汉辅。

……

30余位学员依次作自我介绍，这让刚从延安来的孩子们都记不过来了。不过，陈祖涛却听得特别认真，因为他想知道到底谁是张妈妈所说的自己在苏联的大姐姐。

“我叫玛娅。”一个脸蛋圆圆、眼睛大大的女孩说话了。她就是陈祖涛要找的大姐姐张玛娅。

张玛娅生于1926年，到莫尼诺儿童院之前曾在瓦斯基诺儿童院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她喜欢运动，夏天游泳、冬天滑雪、溜冰，样样都会。大家还给她起了外号――“假小子”。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孩子都是中共高级领导人或烈士的后代，但是他们进入儿童院后互相之间并不打听各自家庭的情况，而且都以俄语名字彼此相称，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

天堂般的生活

大家互相认识后，郑一俊向新生们介绍起了儿童院的生活：“儿童院对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每天除了三顿饭外，还有一顿茶点，早饭后有水果吃；下午老师给大家发糖果或者饼干。这里还开设了兴趣小组：男孩子一般学木工、钳工，女孩子学刺绣、缝纫等等。当然，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组，我就负责摄影组，你们谁想学拍照可以来找我。好了，我现在还有其他事情，就让你们的同学给你们再讲讲吧。”说完，他拍了拍毛岸英的肩膀：“谢尔盖，你的中文好，负责当翻译吧。”

郑一俊走后，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毛岸英说：“你们在这里就安心住下吧，在苏联，所有人对我们都很热情，很友好。不久前，我和加利亚作为儿童代表，到白俄罗斯的城市戈梅利参加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的全城儿童代表大会。我们坐在飞快的火车上，不到一天就到了。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儿童团员们排着队迎接我们，还有人送我们鲜花。我们在那里住的房间以前是苏联国防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和苏联骑兵总司令布琼尼元帅住过的。我们还去参观了一家生产皮鞋的工厂。咱们穿的皮鞋就是那家工厂做的。”

郭志成在一旁插话：“儿童院的活动可多了。辅导员经常带领我们参观博物馆，游览名胜古迹。我们每年暑假还能去外地疗养。今年我就和其他同学去了黑海边的索契。那里有美丽的海滨，可以洗海水浴。那里还是苏联著名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居。这本小说如果你没读过的话，可以到图书馆里去借，那里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书呢。”

林琳歪着小脑袋说到：“儿童院里可没有懒虫。我们每天都要自己铺床、叠被子，轮流打扫宿舍卫生。一到过年过节，全体学员还要按班级出动大扫除。如果轮到去厨房值班，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床，去那里帮忙洗菜、削土豆皮。”她说完，其他孩子也纷纷抢着说：“我们这里夏天能游泳，冬天能溜冰、滑雪。不过溜冰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大宝’跟谢尔盖学溜冰的时候就把门牙摔掉半个。不过只要勇敢，不怕摔，就一定能学会。”

“在儿童院最开心的是过生日，所有人都会对你说‘祝你生日快乐’，还送给你各种各样的礼物：女孩子会送你她们自己勾花的手绢，男孩子通常会送你个弹弓什么的。”

“不过，你们可要小心，别人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还会揪一揪你的耳朵――你过多少岁的生日就被揪多少下，这是苏联孩子的习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耳朵就是红彤彤的！”

“男孩子们可要记住了，每年三月八号妇女节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女老师和女同学送礼物，那天可得有男子汉的样子！”

……

听到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从延安来的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一副向往的神情。张玛娅和陈祖涛在通过其他学员帮忙翻译后，终于确认了姐弟关系。张玛娅高兴地牵着陈祖涛的手，逢人便说：“我有小弟弟了！我有小弟弟了！”

集体生活对于新来的这些孩子来说并不难适应：每天听铃声起床，然后洗漱、叠被子，下楼在保育员手风琴的伴奏下做早操，吃饭，上课……这些同他们在延安时候接受的半军事化管理相差无几。

惟一在生活上差别较大的要算是饮食习惯了。在延安的时候，他们用的是筷子，而到了儿童院得换成刀叉。在延安因为条件不好，所以不管是野菜还是小米，只要从碗里扒上几口就行。而到了儿童院却得按照西餐的礼仪：先喝汤，然后再吃主菜、面包，最后是甜点。特别是吃完饭后，还得将刀叉斜放在碟子里。一开始，他们有些手忙脚乱，但在保育员手把手教了几遍后，也就逐渐应付自如了。而且，儿童院提供的食物丰富可口，面包、黄油、蔬菜、肉类、水果等等，比起延安的条件来说，的确有天壤之别。

此外，为了师生间方便用俄语称呼，从延安来的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新名字，有的是纯粹的苏联人的名字，有的则是根据本人的乳名而来：刘允斌――克里姆、刘爱琴――爱琴，陈祖涛――雅沙，高毅――沃洛佳?高老虎，陈小达――小老虎。

难学的俄语

随着时间推移，五个新来的小伙伴对儿童院的新鲜感消失了，转而迎来的是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语言障碍首当其冲。

由于语言不通，尽管苏联老师们叽哩哇啦连说带比划，但孩子们就是不明白。两方面都急得满脸通红。为此，儿童院专门为他们配了一个老师办俄语补习班，帮助他们尽快过语言关。

一天，课上学习字母表中的大舌音“p”，中国孩子练了几遍都发不好。下课后，他们聚到了一起。

“我看比我们早来的同学都能和苏联老师在一起说俄语，我还以为俄语好学呢，没想到这么难啊？”

“是啊。要是我们学不会俄语，来了苏联也是白来，那可怎么办哪？”

孩子们正七嘴八舌地说着，教室外走进了郑一俊的夫人赵云蓉。“你们这几个小不点在讨论什么呀？”

“阿列耶娃老师，俄语太难了，我们怎么也说不好。”

“不用着急，只要平时多练习，就一定能说好的。比你们早来儿童院的其他同学也都是慢慢学会的。我听说，有些孩子就是用俄语讲故事的办法来学习的，效果还不错。你们也可以当面找其他同学问一问。”赵云蓉安慰道。

大家散了后，急性子的刘允斌找到了关系最“铁”的陈祖涛：“雅沙，我记得你爸爸的俄语说得很好，有什么诀窍吗？”

陈祖涛挠了挠头，答道：“爸爸没告诉我什么诀窍。我就记得他说过，学俄语一定要学好发音。”

刘允斌想了想，趴在陈祖涛耳边轻声说：“雅沙，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每天早点起床，偷偷到房间外面练发音，谁也不告诉。到时候让其他人大吃一惊。你看怎么样？”

“好啊，好啊！”陈祖涛高兴地说。

“嘘――轻点！”刘允斌用食指竖在嘴前。

这时，刘允斌的妹妹刘爱琴走了过来：“哥哥，你们在说什么啊？”

“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能告诉你。”刘允斌朝陈祖涛挤了挤眼。

次日，天还没放亮，刘允斌和陈祖涛就迫不及待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他们摸黑穿好衣服、鞋子，戴上帽子和手套后，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生怕把其他人吵醒而暴露了自己的秘密。

两个小男孩计划得挺好，但是他们疏忽了一点――就是苏联有名的严寒。虽然刚刚11月，但室外气温却已经降到摄氏零下10度左右了。

两人兴冲冲地跑出宿舍楼，来到门外。“好冷啊！”从暖气烧得热乎乎的宿舍一出来，他们不禁打了个寒噤。站在冰冻的银色世界里，尽管裹得严严实实，但严寒仍像千万只钢针一样，扎透了他们的全身。两人刚一张嘴，寒气就呛得他们直咳嗽。在外面站了不一会儿，两个小男孩觉得全身都被冻得发僵了。

“雅，雅沙，你，你行吗？”刘允斌嘴唇不住颤抖。

“我，我还行。克里姆，我们，我们开始吧？我，我想，我们，我们练一会儿就没，没事的。”陈祖涛在一旁鼓励道。

两个从延安来的孩子，一边跺着脚取暖，一边在冰天雪地里放声背诵俄语字母表，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

迎着金色的朝阳，两个小伙伴一起回到了宿舍。

“啊，暖和多了。克里姆，明天我们还练吗？”陈祖涛问道。

“当然要练。我是不会打退堂鼓的，”刘允斌语气坚定，“你呢，雅沙？”“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就有点冷嘛，我不怕――”陈祖涛正说着，忍不住一下子打了个大喷嚏。

“哈哈哈哈――”两人互相看着对方，同时笑了起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刘允斌和陈祖涛先是背单词，然后背句子，再往后就能背一些短文、诗歌。由于小孩子对语言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加上儿童院里老师的耐心教授，两人在每天和严寒较量的过程中，俄语也渐渐入门了。

毛岸英的疑惑

刘允斌和陈祖涛掌握了俄语后，儿童院的图书馆便成了他们常去的地方。书架上，俄罗斯童话、科幻小说、世界名著等各种书按照内容难易程度分开摆放，码得整整齐齐。管理员非常热情，会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主动为他们推荐书籍。

图书馆连着阅览室，里面摆放了桌椅，供学员们看书。阅览室墙上还贴着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肖像，角落的架子上则摆放着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石膏胸像。置身其中，对于知识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随着语言水平的不断提高，刘允斌和陈祖涛在书籍挑选上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两人还与毛岸英、蔡博、郭志成等其他儿童院的学员们组织了一个课余读书学习小组。平时互相推荐好书，并交流读后感。《海底两万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是他们爱看的书。

这群孩子中间，年龄最大的毛岸英对于书籍涉猎最广，尤其喜欢看文史、政治方面的书。读书的同时，他学以致用，喜欢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有时，碰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送来《救国时报》等进步报刊杂志，他也主动招呼其他小伙伴一起阅读，并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天傍晚，毛岸英吃完饭后，主动找教导主任郑一俊一起散步。郑一俊为人热情、责任心极强，精通诗词歌赋和文史掌故。对历史兴趣浓厚的毛岸英一有问题，便去求教郑一俊。郑一俊也愿意和勤于思考的毛岸英一起谈天说地，两人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迈步出了食堂，郑一俊和毛岸英边走边聊。说着说着，毛岸英就把话题引到了自己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上来。他向郑一俊问道：“您说为什么非要有领袖？我觉得人们崇拜领袖，许多时候是没有走近他的缘故。”

郑一俊对于毛岸英勤于思考并经常提一些“大人式”的问题的做法早已习惯。不过，这次的问题不仅尖锐，而且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郑一俊略微迟疑后，反问道：“谢尔盖，你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

“我在苏联一些城市参加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活动时发现，当我演讲中一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台下的听众就热烈鼓掌。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领袖的儿子时，也像欢迎小英雄一样欢迎我。您说我的父亲真是这样让人们敬重的吗？如果别人问我最敬重谁，我一定会说是妈妈杨开慧……”

“谢尔盖，你父亲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至于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机会走进领袖和杰出人物的生活，但他们的认识和感情是朴素和真实的。至于他们对你的喜爱，那完全出于一种最自然的感情。其实，对伟大的人物也要有自己全面的认识和判断。”

毛岸英点点头：“我明白了。我要正确地认识父亲，从小应立下志向，长大后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①注：瞿独伊生父为沈剑龙，杨之华与其离婚后和瞿秋白结为夫妇，瞿独伊称瞿秋白为“好爸爸”。

邓颖超“打前站”

1940年的新年临近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病房里，治疗臂伤的周恩来早已不是刚从延安来时右臂缠着绷带的模样了。经过卓有成效的治疗后，他的手已经可以活动。

由于考虑到时间紧迫，周恩来住院后没有选择医生提出的将肘骨拆开重新接上的大手术，只是做了一次小手术，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伤口?K合拆线后，他就开始接受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为主的新疗程。

周恩来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对一旁的邓颖超说：“小超，到苏联后我一直没工夫去儿童院。快要过新年了，这些孩子在这里也没有亲人，我想明天去一趟，看看他们。”

邓颖超轻轻地拍了拍周恩来的右手说：“按道理讲你是应该去的。不过，我看你的手平时还有发抖的情况，我怕孩子们看到后印象不好。这样吧，不如我先替你跑一趟。”

“这样也好。”周恩来点了点头。

第二天，邓颖超乘坐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车，来到了莫尼诺儿童院。在儿童院生活的小学员中，有许多人过去见过邓颖超，有些是被她和周恩来抚养、照料过的，因此，邓颖超一出现就立刻被孩子们“呼啦”一下围住了。“孩子们，你们好！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你们的亲人们，代表周伯伯来看望你们了！”邓颖超张开双臂，迎接围拢过来的小学员们。

郭志成拥到了邓颖超的身边。他和母亲曾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周恩来夫妇在楼上楼下住了十多天。“邓妈妈，我告诉您，我把您送我的两筒鱼罐头转送给了毛（泽东）伯伯。我听说毛伯伯喜欢吃鱼，延安又没有鱼吃……”

邓颖超笑着点点头：“啊呀，你这个孩子可真懂事啊！”

“邓妈妈，邓妈妈！”曾经在重庆与周恩来夫妇在一起生活的蔡博，拉着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来到邓颖超面前。“这是岸英、岸青。”蔡博知道这两兄弟没见过邓颖超，便主动作了介绍。

“噢，岸英、岸青，都这么大了。来，到邓妈妈这里来！”邓颖超说着，一手搂着他们一个，细细地打量着这两个自幼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好孩子，不容易呀！”

和孩子们的简短的会面结束后，邓颖超回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她把儿童院的情况给周恩来讲了一遍。周恩来沉默了一下，缓缓说道：“每一个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现在有了条件，一定要让他们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没过多少天，郑一俊代表全体师生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郑一俊临走前，周恩来嘱咐他准备一个花名册，将儿童院每个孩子的简要情况抄录下来。周恩来还答应新年之前一定去儿童院看望孩子。

郑一俊带回了这个消息后，孩子们开心极了，整天盼着周伯伯能早点来儿童院。

“红色后代”的梦想(1)

和周伯伯见面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当天，儿童院的孩子们穿戴整齐，早早就准备妥当。

西服革履的周恩来在邓颖超和干女儿孙维世陪同下，迈步进入大厅。等候在那里的小学员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也高兴地鼓起掌来，并挨个与每个孩子握手。

周恩来在郑一俊带领下，仔细参观了孩子们学习、住宿的地方。

看着孩子们自己办的介绍国际革命救济会的墙报，以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宿舍，周恩来连声说道：“很好，很好！”

接着，周恩来拿出郑一俊给他准备的花名册，将不认识的孩子们“对号入座”。他走到毛岸英跟前，一下子就猜中了这个蚕眉阔鼻的小伙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周恩来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岸英，见到你我真高兴，当时在上海找你们兄弟俩真不容易啊！现在好了，一切都好起来了！”

走到赵令超面前，郑一俊介绍道：“这是赵世炎和夏之栩的儿子赵令超，俄语名叫阿夫古斯特。”

周恩来笑着拍了拍一身西服的小男孩：“你就是超儿？我和邓妈妈同你父母是好朋友。”

说起来，这里还有段小插曲：在赵令超母亲夏之栩怀孕时，曾有一天与邓颖超散步。邓颖超喜欢孩子，就开玩笑地对夏之栩说：“我一直没有孩子，你要是生了小孩就送给我吧。”

后来，夏之栩生下了个儿子，因为记得邓颖超的话，便给孩子取小名“超儿”，意思是邓颖超的儿子。

和赵令超站在一起的弟弟谢廖扎一听周恩来夫妇和自己的父母是朋友，立刻上前说道：“周伯伯，我是阿夫古斯特的弟弟，我没有中文名字，您给我起个名字吧？”

周恩来看着他，略微想了想，说：“你父亲赵世炎的笔名叫施英，这样吧，你就叫赵施格，意思是继承父亲的风格。”

小男孩听后，高兴地接受了。

同所有中国孩子认识后，周恩来让他们围坐在小板凳上，自己站在中间，向这群离乡背井的孩子们简要介绍起国内的抗战情况，并叮嘱大家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轮到你们每个人讲一讲，长大后愿意干什么呢？”周恩来问道。

这一问，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毛岸英首先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当军事家，打败反动派！”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说：“讲得好啊！岸英，我听老师们说，你经常读书写文章。那么，就由你代表全体在儿童院的同学，写一篇文章介绍你们在苏联的情况吧。我把它带回延安，让那里的叔叔、阿姨和孩子们都看一看。”

“保证完成任务！”毛岸英一个立正，神情活脱是个军人。

苏河清说：“我今年刚考入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以后想当电影师。”周恩来高兴地说：“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了后回国，多拍些八路军、根据地的影片。”

其他孩子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要当飞行员，有的说要当老师，还有的说要当工程师。

最后轮到黄健了。他一站起来不知该说什么好，脸涨得通红。其实，黄健对体育非常迷恋，但他又不敢直说，因为在学校的一些老师眼中，体育是不务正业。而且，他曾多次因为观看比赛而上课迟到，经常遭到批评和处分。

沉默了几秒钟后，一旁的小学员还是把黄健的特长“捅”了出来：“尤拉是我们最好的运动员！”

黄健一听，心想：“完了，又该受批评了。”

没想到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啊，我也喜欢练体育。”

“是吗？”这个回答出乎黄健的意料，也吸引了其他孩子。

周恩来绘声绘色地说：“我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被两个特务追。但是，因为我练过体育，所以就跟他们赛跑。跑啊，跑啊，结果，很快就把两个跑得气喘吁吁的敌人给甩掉了。”

“红色后代”的梦想(2)

“好啊，好啊！”孩子们一边喝彩一边鼓掌。周恩来左手叉腰，右手挥舞着对大家说：“我希望你们不但学习好，也一定要练体育。体育是解放后对中国人民很重要的事情，它可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你们一定要练体育，把胳膊练成钢铁的，把腿也练成钢铁的。祖国需要强壮和健康的革命家。”

周恩来是个心思细密的人，他知道儿童院的这些孩子离开祖国和父母，家里人很惦记他们，于是便招呼说：“孩子们，来，我们大家先来个合影，然后我再分别和每一家的孩子合照一张。”

孩子们高兴极了，排着队依偎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旁，以挂着斯大林照片的墙壁为背景，合影留念。一个个珍贵的镜头就这样定格在胶片上。

“我要一辈子搞体育！”

依依不舍地送别周恩来后，当天晚上，兴奋的孩子们还在讨论着白天的情形。黄健更是激动得辗转难眠――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练好体育后可以为祖国做很重要的事情，体育本身并不是简单的游戏。

黄健躺在床上，往事如同电影镜头一般从眼前闪现。

黄健第一次和体育打交道是在莫斯科郊外的瓦斯基诺儿童院，他当时才5岁。有一天，一位老木工用两块木板做了一副简易滑雪板。孩子们看到后都踊跃报名试滑。结果，有的孩子踩上滑雪板后半天也站不稳，有的就算能滑起来也掌握不好平衡。轮到黄健后，情形却大不一样：手里撑的滑雪杖和脚下踩的滑雪板都能在他驾驭下协调配合。从那时起，他和体育运动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3年，黄健和其他孩子一起，转到新建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在那里，黄健迷上了足球、冰球、体操等运动项目。他经常和伙伴们到儿童院主楼旁的体育场去踢足球、看比赛。而每当遇到精彩的赛事，黄健就看得全神贯注，常常忘了上课时间。因此，老师对黄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又迟到了！”

同时，调皮的黄健还经常爬树、打架，因此被视为儿童院里“最难管的孩子”之一，几乎每周都要被保育员惩罚：如取消看电影的资格，或者不给吃点心等等。由于热衷体育而影响到了学习成绩，黄健在学校里也没少挨老师的批评。他是别人眼中的“三分生”①，甚至个别老师还嘲笑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过，也正是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黄健遇到了对自己帮助极大的体育教员布拉金。布拉金老师不仅对自身事业极端狂热，而且比其他老师更理解孩子的心。在他的眼里，黄健从来不是“异类”。布拉金老师不仅不歧视这个调皮的中国男孩，而且从他身上发现了运动天赋。很快，黄健成为了布拉金的体育课助教。黄健11岁时，曾在其他一些孩子煽动下学抽烟。布拉金老师得知后，把他找来，严厉地说道：“尤拉，听说你开始抽烟了？那这样吧，你自己选择，抽烟还是搞体育。如果你继续抽烟，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许进入体育馆！”从那时起，黄健再也没有抽过烟。

就这样思前想后，黄健一个晚上没合眼。最后，他攥紧了拳头，默默地下定决心：“嗯，我就要一辈子搞体育！”

①“三分生”：苏联学校实行五分制，学生考三分被认为成绩不佳。

为边防军养狗(1)

1940年3月，周恩来结束了在苏联的治疗。与邓颖超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同时回国的还有任弼时，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职暂由在苏联养病的林彪接任。由于林彪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在大事方针上拿主意，不管琐碎事务。

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苏联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秘书长哥特瓦尔德会谈时，表示了计划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愿望，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他们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部广播发射机拆成散件，装进木箱，运送回国。

离开苏联之前，周恩来把已经进入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的干女儿孙维世，以及在“七部”学习的林伯渠之女林利托付给共产国际。苏方为此曾建议她们加入苏联国籍，但这###姑娘没有答应――她们称自己不愿意成为“老面包”①。此外，周恩来在苏联逗留期间，还代表中共中央和苏方就莫尼诺儿童院中国孩子的前途问题进行了谈判。按照协定，孩子们在苏联完成学业后将全部回国。如果苏联参加世界大战，年满18岁的中国孩子也不能上前线打仗。

周恩来的决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这些父母已经投身革命，有的甚至为党捐躯的同志的后代；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建设也更需要一支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队伍。不过，出于保密的原因，周恩来并没有将这一决定告诉儿童院的孩子们。在莫尼诺儿童院老师和辅导员的关心爱护下，中国的小学员们健康茁壮地成长着。儿童院除了教养员在上课时为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外，每周末还会为孩子们放映电影，特别是苏联拍摄的爱国主义题材影片。

当时，关于边防人员卡拉楚巴和他的忠实朋友――德国牧羊犬“印度人”抓获偷越国境者和特务的影片很受苏联儿童欢迎。经历充满传奇色彩的卡拉楚巴，自然成为了很多孩子心中的偶像，其中也包括莫尼诺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

一天，黄健和沈林如趁着午休的时间溜出了儿童院，到附近的树林里去玩。一路上，两人聊着天，不知不觉谈起了卡拉楚巴和他的军犬。

“要是我能有一条小狗该多好啊！我也把它训练好，送到边防军部队去，让它多抓几个特务！”沈林如说。

“沃瓦，你养过狗吗？”黄健在一旁问道。

“没有。唔，不过，我想这大概不会太难吧：给它点骨头和其他吃的东西不就行了？”

两人正说着，突然，路边草丛中一团白色的毛茸茸的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沃瓦，你看！好像是条小狗！”黄健说。

两人蹑手蹑脚走到近前，猫腰一看。“啊哈，真是一条小狗！”两个孩子如获至宝。

“请问，这是谁的狗？谁把狗忘在这里了？”两人喊了几遍后没人应答。“我们收养它吧！等它长大后，就把它送到边防部队里去，让它也去边境抓坏人！”黄健提议。

“真是好主意！那么，我们得给它取个好听点的名字。尤拉，你说叫它什么好呢？”沈林如问。

“这样吧，卡拉楚巴的那条军犬叫‘印度人’，我们索性就把这条小狗叫作――‘小印度人’，怎么样？”

“‘小印度人’？好极了！‘小印度人’跟我们回家吧，我给你介绍一大群新朋友！”

两人将狗带回儿童院。但是，老师却不允许他们在这里养狗。黄健和沈林如被迫要为“小印度人”找个新家。

“那要不这样吧。尤拉，我们在离儿童院近一点的地方给‘小印度人’找个窝，每天都可以偷偷去照料它。”沈林如见老师走远后，对黄健轻声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应该给它造一座小房子，你说呢？”

于是，两人用木工房的边角料，搭了一个小木头窝棚，算是给“小印度人”安家。为了不让小狗挨饿，他们吃饭时就刻意剩下些面包、香肠、牛奶，然后借口溜出儿童院，拿来给“小印度人”充饥。

每天一放学，黄健和沈林如就约好去和“小印度人”一起玩耍。他们还带了一些好朋友来，在众人面前表演训狗，并和“小印度人”合影留念。但由于没有养狗经验，黄健和沈林如并没有把“小印度人”拴起来。随着小狗一天天长大，它越来越不安分了，老是自己跑出去。

为边防军养狗(2)

一天，两个小主人又很多天找不到“小印度人”。他们正着急的时候，就见一团白花花的东西由远而近――“小印度人”摇着尾巴回来了。

“‘小印度人’，过来！你可把我们担心坏了！”沈林如抱着爱犬抚摸了一阵后，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尤拉，我怎么越看‘小印度人’越觉得奇怪？”“是的，沃瓦，我也感觉到了。啊，你看，它的肚子好像比原来大多了！”黄健答道。

两人转过头来，互相对视了两秒钟后异口同声地说：“‘小印度人’该不是当妈妈了吧！”

这个结果令他俩懊恼不已。“完了，要是让同学们知道‘小印度人’是母狗的话，他们会说尤拉和沃瓦是两个大傻瓜的！”沈林如说。

来到伊万诺沃(1)

1940年秋天，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为了便于管理来自各国革命者的后代，决定将莫尼诺儿童院关闭，学员统一转移到距莫斯科东北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莫尼诺任教的郑一俊、赵云蓉夫妇没有随孩子们一起去伊万诺沃，他们被调往共产国际中国部工作。学员中，瞿独伊也没有去，而是被安顿到莫斯科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机关大楼顶楼的一间宿舍里，和母亲杨之华住在一起。离开莫尼诺儿童院之前，黄健和沈林如两人悄悄来到了“小印度人”住的木头房子，和这个朋友告别。

“再见了，‘小印度人’！我们要搬家了，新家很远，不能带你一起去了。祝愿你多生几个宝宝，记住，一定要多生几条小公狗，好让它们帮助边防军叔叔们抓坏人！‘小印度人’，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回来的。”两人说完后，转身走了。

对于毛岸英等此前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呆过一段时间的孩子们来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刘允斌、陈祖涛几个孩子来说，迎接他们的将是又一个全新的世界。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位于伊万诺沃州首府――伊万诺沃市的郊区。伊万诺沃市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5年这里成立了全俄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此外，该市以纺织工业发达著称，由于大量纺织女工在此工作，因此伊万诺沃市也被称作“未婚妻之城”。

国际儿童院倚靠着一片森林，那里生长着挺拔的雪松和秀美的白桦，一条名为红色塔尔卡的小河蜿蜒而过，远处丘陵起伏绵延。

运送中国孩子的汽车在国际儿童院大门口戛然停下，孩子们在保育员带领下，提着行李鱼贯下车。

进入大门后，迎面是由灌木围出的一个花园。绕行其后，巨型喷泉映入眼帘。水柱从四周喷射升腾，中央站立着一个外形为小天使的铜像――头戴插了翅膀的飞行帽，右手上举，左手拿着盘蛇神杖。这是16世纪末著名雕塑家乔凡尼?达?波洛尼亚的杰作――墨丘利②的仿制品。

绕过喷泉，一共两层的白色楼群矗立在眼前。台阶上已经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有大人也有孩子，个个面带微笑。

一位身穿西服、面目慈祥的中年男子朝着刚到的中国学员们迎来。“孩子们，欢迎你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个大家庭来。我是院长加斯帕罗夫。”

接着，院长为孩子们分配了宿舍，保育员帮着孩子们把行李提到了各自的房间。对于从未来过这里的一部分中国孩子来说，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大楼简直就像迷宫，由主楼和两侧裙楼组成，结构如同俄文字母“　”。主楼便位于这个字母中那一横。主楼一楼的右手边是餐厅、厨房和体操房。体操房内设施齐全，有攀登架、鞍马等运动器材；左手边则是广播室、会议室和紧靠走廊尽头的院长办公室。主楼的二楼有供学员放学后回来自习的教室，右手边还有图书馆和一个大礼堂。

垂直于主楼的左侧裙楼是大班的宿舍，一楼住男生，二楼住女生。而垂直于主楼右侧的裙楼则分别为学龄班和学前班的宿舍，男女生宿舍的楼层与大班宿舍相仿。其中，与大班宿舍面对面相望的宿舍为学龄班孩子所住。楼内的走廊全部铺着木质地板，中间则覆盖着镶红边的地毯。主楼后面还建有员工宿舍楼、仓库、车库，兴趣小组的作坊，医务室和隔离病房。

大班和学龄班孩子们的宿舍每间屋子约20平方米，里面放置了6张单人的铁架子床，每张床还配了一个小柜子。室内的桌椅、衣柜、洗漱用具一应俱全。

孩子们按照保育员的安排住进了各自的宿舍。半个小时后，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在保育员的带领下去餐厅吃午饭。餐厅宽敞明亮，一排排木制桌椅整齐排列着。孩子们自取叉勺和托盘，排队领餐。午餐有面包、黄油、肉类、蔬菜、水果等。国际儿童院的管理事务由共产国际直接过问，孩子们的生活标准是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所以这里的生活条件是非常优越的：一年四季的衣服全部由儿童院按时发给，每日三餐伙食质量很高。

来到伊万诺沃(2)

经过了旅途奔波，孩子们围坐在餐桌旁吃得津津有味。黄健、沈林如、刘允斌和陈祖涛坐在一张桌子旁，黄健和沈林如以前就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住过，两人正兴高采烈地向另两个新生作介绍。

“主楼西面就有体育场。以前一到冬天，体育场就浇上水，变成了溜冰场。如果想玩雪橇，可以问保育员借。嘿，别提多棒了！”。黄健说着，将一大块抹着黄油的面包塞进嘴里。

“我们最喜欢把雪橇拖到儿童院东边的一条深沟那里，大家轮流着坐上去，沿着斜坡滑下来，可好玩了。”沈林如补充道，“深沟旁边就是森林，里面有松鼠、野兔、小鸟。我们去那里采蘑菇和野果，拿回儿童院送去做菜、做果酱。玩累了，还可以躺在草地上睡一会。”

“我有个主意，一会儿吃完午饭大家睡觉的时候，我带你们到森林里去看看怎么样？”黄健压低了声音向其他三人提议。

“好啊，太好了！”这个主意立刻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黄健继续说道：“儿童院后面还有条小河，叫红色塔尔卡。以前我们中午不想睡觉的时候，就偷着到河里游泳，再偷偷跑回来。一开始还没被发现，后来就不行了。保育员有自己的办法弄清楚谁去游过泳了：他只要用指甲在我们胳膊上轻轻一划――谁胳膊上有明显的白印子，谁就得乖乖认错。”

刘允斌和陈祖涛听得入了神，真恨不得马上跟黄健去看看这个有趣的地方，不知不觉地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国际儿童院的教育工作抓得很紧，除了必修的课程外，儿童院还安排了课余课程：女孩4～5岁就要学简单的针线活，在保育员指导下学习十字绣。从一年级开始，她们就学习使用缝纫机，到了七年级就必须会做一件衣服。而男孩子们则跟着作坊的师傅学习木工知识，并要亲手修理损坏的桌椅板凳。

孩子们的业余时间也被安排得丰富多彩：运动场里单双杠、各种球类、滑冰滑雪的器具等各种运动器具齐全；音乐室里钢琴、手风琴；图书馆里有各类书籍供孩子们阅览；儿童院还经常组织到市内看马戏团表演，参加文艺演出。

难吃的烤青蛙

一天，快到午睡时间了。黄健不愿意休息，心里还琢磨着去外面去玩，于是，他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阿拉伯男孩马朗。

“马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上面写道，在中国，也就是我的祖国，人们很喜欢吃青蛙。红色塔尔卡河边有好多青蛙呢！这样吧！我们中午一起到河边去捉青蛙吃！”

马朗听后，支支吾吾不回答。一看这个情况，黄健来劲头了，用挑衅的口吻说：“马朗，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有什么好怕的！去就去！”马朗不愿意在朋友面前示弱。

午睡铃声响了，黄健、马朗和其他孩子一样，乖乖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等老师走后，黄健和马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由于男生宿舍在一楼，因此两人轻轻推开窗户，身手敏捷地跳了出去。他们先溜到厨房，一个负责望风，另一个进去拿了火柴，并用纸包了一小撮盐。随后，黄健和马朗看准空当，撒腿跑出儿童院大门，一直来到森林后的红色塔尔卡河边。

河边是一片沼泽地，“呱――呱――”的蛙鸣声此起彼伏。黄健和马朗迅速脱去鞋子，踩着淤泥，寻找目标。

由于两个孩子身手灵活，因此没费多大劲就各自捉到了一只个头肥大的青蛙。两人用石头把青蛙砸死后，也不知道剥皮和去除内脏，就只把青蛙在河水里涮了涮。接着，黄健让马朗到树林里捡了些柴火，又撅了几根小树枝。两人分工合作，一个用从厨房拿来的火柴点燃了小堆篝火，另一个用树枝从青蛙嘴里插入。两个小男孩面对面坐下，举起串了青蛙的树枝，放在火堆上烤。

柴火堆“噼噼啪啪”窜着火星，两人不一会儿就被烟熏得泪流满面，举着的胳膊也开始酸了。

“差不多了吧？”闻到一股焦糊味后，黄健把树枝从火堆中抽出来，仔细打量着烤青蛙。原本绿色的青蛙早已变得黑黢黢的。

青蛙被烤好后，两个人却开始犹豫了，都不敢吃第一口。

为了打破僵局，黄健提议：“马朗，我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咬下去，好吗？”

马朗点了点头。

“一、二、三！”两人同时闭上眼睛，朝着青蛙腿咬去。

“真难吃啊！”黄健觉得一股说不出的怪味直呛喉咙，但他嘴上仍然逞能，问马朗：“马朗，青蛙好吃吧？”

马朗觉得直反胃，都想吐了，但依然装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对黄健说：“尤拉，你说得没错，青蛙真好吃！”

“既然好吃，你干嘛才吃这么点？”黄健问道。

“唔，我吃饱了。你呢？”马朗忙不迭地编着瞎话，抬起一只手横在喉咙前，示意不能再吃了。

“我看你还没吃饱。我们再去捉两只吧！”黄健故意说道。

马朗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太饱了，太饱了！现在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保育员一定到处找我们俩了。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呢，青蛙不会跑光的。”就像黄健和马朗那样，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所有孩子们都在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但是，这些天真的孩子不会想到，一个可怕的梦魇正朝他们袭来。

①“老面包”：该种说法来自“七部”、“八部”，是对早前加入苏联籍的中国定居者的谑称，意思指这些人没有回国参加艰苦的革命斗争，而在苏联安家，享受现成的社会主义生活。

②墨丘利：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赫耳墨斯，是宙斯的儿子，也是希腊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使者。

苏德两军的战前准备

1940年12月18日。位于德军总参谋部大本营所在地――措森，“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们召开了秘密会议，宣布了自己已经签发第21号训令――代号为“巴巴罗萨”的作战计划。其主要意图是以“闪电战”方式进攻苏联，快速夺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在政治和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城市，以及矿产丰富的高加索地区，进而全面征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据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介绍，调动的兵力总数为723万4千人，组成3个集团军群：“北方”集团军群由冯?勒布元帅指挥，负责越过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中央”集团军群由冯?博克元帅指挥，任务是合围和消灭白俄罗斯军队，并进攻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群由冯?龙德施泰德元帅指挥，将切断并合围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的苏军。

为了顺利实施该计划，希特勒调动了德国及其仆从国军队在内共190个师、5000架飞机和4000辆坦克的兵力。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希特勒这个密谋侵略苏联的军事会议召开后不久，苏联红军方面进行了首长司令部演习，而演习企图就是模拟苏军对德军可能发动的军事打击进行回应。12月29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召集了红军高级将领以及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一起听取演习讲评。

据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介绍，扮演德军的蓝方在朱可夫大将指挥下，采取两翼夹攻的方式，经白俄罗斯突然出击，将巴甫洛夫上将率领的红方――也就是苏军――合围并粉碎。事实上，朱可夫的这个方案与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竟然不谋而合。

但是，斯大林却否定了朱可夫的想法。他认为德国人不会将此前在欧洲战场屡试不爽的“闪电战”运用到领土广阔、武装强大的苏联身上。根据斯大林的判断，德军将可能率先进攻位于苏联西南的乌克兰，目的占有那里的粮食和煤，以及高加索地区的石油。

儿童院的联欢会

就在苏德双方暗自忙着为战事紧张筹备的时候，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却是另一番光景。保育员和孩子们正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最后的准备。

三、四名大班的学员在老师带领下，早早出门，坐上了爬犁，去往儿童院附近的森林。他们精心挑选了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松树作为“新年树”，并抡起斧子，几下将它砍倒。随后，他们把树放倒在爬犁上，赶着马儿回到儿童院。

大家七手八脚地将“新年树”卸下后，把它抬到将举行新年晚会的大礼堂。礼堂里正在进行晚会的最后一次彩排，轮到蔡转和保加利亚学员恰夫达尔表演钢琴四手联弹。这时，大门洞开，翠绿色的松树树冠摇摇晃晃伸了进来。“乌拉――乌拉！”一看到“新年树”来了，排练的孩子们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彩排随即中止。

打扮“新年树”是所有孩子都乐意做的事情。他们在保育员的帮助下，先做了一个十字木架，把松树立起来钉在上面。然后就是往小树的枝丫上挂各种装饰物。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意见不同。

男孩们说：“多挂点小灯泡、玻璃球吧！”

女孩们不同意了：“要多挂点小花篮和动物玩具才好看！”

刚才还是翠绿的小松树，转眼间变得五光十色了。

孩子们将打扮好的“新年树”围在中间，一边拍着手，一边唱起了俄罗斯童谣：“小松树长在森林里，她长在森林里。不管寒冬或盛夏，她翠绿又挺拔……”夜幕降临了。新年晚会在大家期盼中正式开始。中国学员中，除了赵令超因患感冒住院而无法出席外，其他的孩子都参加了。保育员和学员们一起表演了自己编排的节目，他们还收到从各地发来的贺电、贺信。

会场气氛逐渐达到高潮。这时，在头戴花冠帽、身穿长裙的“雪姑娘”陪伴下，戴着红帽、裹着浅蓝色皮毛滚边大衣的“严寒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台上。留着一大把白胡子的他，左手拄着权杖，右手提着大红口袋。

“‘严寒老人’――‘严寒老人’！”孩子们欢呼着。在众人期待下，“严寒老人”笑眯眯地从自己背着的大口袋中，源源不断地掏出五花八门的礼物，有水果、糖、各种饼干，大把大把抛向坐在台下的人群。

大家欢呼雀跃接着从空中抛来的礼物。但台下也有人闷闷不乐――那就是贺子珍。热闹的场面让她想起在莫斯科因病夭折的儿子。“他要是能活下来，现在肯定也和这些孩子们一样活泼可爱，那该多好啊！唉，都怨我当时太粗心，没照料好他，我可怜的儿啊……”

贺子珍偷偷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又想到了远在延安的女儿娇娇。“现在，娇娇是我惟一的亲人了，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她要是能来这里该多好啊！”

告别延安(1)

娇娇真的来了。

1941年1月30日清晨，延安。一辆黑色的美国“福特”牌轿车从枣园的一排排窑洞院落离开，沿着凹凸不平的黄土路颠簸前行。

宽大的车厢内坐着三个大人和四个孩子。毛泽东头戴棉帽，身穿蓝灰色旧棉袄、棉裤，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平日有说有笑的他，现在却显得心事重重。他长时间怀抱着4岁的女儿娇娇，一言不发。小家伙坐在父亲膝盖上，睁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车窗外的景色。

按照当地民谚的说法，黄土高原“冬天透心凉，刮风满天黄”。时值隆冬，凛冽的西北风将沙尘吹得到处都是，树木摇晃不止，枯草瑟瑟发抖，道路上根本看不见人影。田野光溜溜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只能看到零星的草垛。

汽车后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抱着15岁的女儿朱敏，朱德夫人康克清则搂着两个小男孩――14岁的罗西北和同岁的王继飞。

罗西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之子。1928年4月，在国民党当局悬赏5万光洋的诱惑下，叛徒出卖了在上海秘密活动的罗亦农。罗亦农被捕后牺牲，年仅26岁。

王继飞的父亲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1928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王一飞在长沙暴动失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就义时年仅30岁。

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吃紧，加上十多天前发生了国民党“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党中央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决定安排孩子们秘密前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4个小伙伴所走的也是和周恩来1939年去苏联治病时一样的线路：兰州―迪化―阿拉木图―莫斯科。

不过，现在的国内环境令这条通道的安全性大打折扣。第一站兰州被刚刚掀起新一轮###浪潮的国民党所掌控，倘若中共领导人子女的行踪被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二站迪化仍归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管辖，这个“土皇帝”已经逐渐暴露出“假革命、真投机”的面目。因此，孩子们的此次远行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汽车过了桥儿沟往东走了不多时，便在黄土夯成的简易机场边停下。乘客们鱼贯走出。寒风从旷野阵阵袭来，吹在脸上犹如刀割一般生疼。毛泽东关切地用手轻轻拂去女儿小脸蛋上的浮尘。

“好暖和啊！爸爸从出门就抱着我，却没有什么话。他心里想什么呢？”娇娇歪着小脑袋，琢磨不透。

机场跑道上，一架银灰色重型轰炸机等候良久。不远处，一口大锅支在柴火堆上，里面的水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周围一群人忙碌着为飞机上水，并做着起飞前的最后检查。

轰炸机引擎的隆隆声，立刻吸引了娇娇的注意。“嘿！它肚子鼓鼓的，翅膀那么结实，还神气地轰轰叫，一定是很厉害的吧？”被父亲搂着的娇娇再也无法将目光从飞机上挪开了，她不安分地在父亲怀中挪动着，想挣脱出来，上前看个真切。

轰炸机紧闭的舱门被打开，一位高大的苏联军官探出身子，顺着舷梯快步走下。“别洛夫上校，你好！”毛泽东放下了女儿，和朱德一同走上前去打招呼。“主席同志、总指挥同志，你们好！”别洛夫原地立正，朝毛泽东和朱德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孩子们都到了吧？”

“都到了。多亏有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的这辆小汽车，来机场方便多了。”朱德笑着说。

“是啊。要是骑马的话，会把孩子们冻僵的。”别洛夫回应道。

大人们寒暄的时候，呆在一旁活泼好动的孩子们闲不住了。娇娇蹒跚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们身后攀上舷梯，钻进机舱一探究竟。

嗬！飞机里面可真大呀！有桌子、椅子，还有许多吃的东西。孩子们兴奋地大声笑着，东摸摸、西瞅瞅，眼睛都不够用了。

大人们却没那么兴奋。毛泽东和朱德夫妇开始默默地将孩子们的行李一件件放入机舱。看着机组人员帮孩子们扣上座椅安全带后，他们不动声色地转身离开了，甚至没有和小家伙们告别。是的，离别的滋味对谁来说都不好受，更何况即将远行的是一群需要照顾的孩子。而此时，孩子们却还沉浸在新天地为他们带来的欢乐中。

告别延安(2)

“砰”地一声，机舱门突然关闭了。紧接着，机身一阵颤抖，轰鸣声越来越大，飞机缓缓离开原地，并加速向前滑行。

虽然孩子们知道迟早要和亲人分别，但是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朱敏连忙扒着舷窗玻璃向外张望，但是父亲和送行人群的身影已被飞机远远抛在身后，看不见了。“爸爸，爸爸！”小姑娘大声喊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一个劲儿地朝玻璃窗外挥手，但泪光中看不见半个人影，只有模模糊糊的黄土地。很快，就连黄土地的影像也没有了。

与朱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尚且年幼的娇娇。她正低着头，用一双小胖手拨弄着缠在腰间的安全带，浑然不觉。而剩下的两个小男孩――罗西北和王继飞，则要平静得多。毕竟他们是男孩子，而且，幼年丧父的经历，也令他们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加坚强。

飞机呼啸腾空。站在机场跑道边的毛泽东、朱德夫妇抬头，目光追随着银鹰的轨迹。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直冲天际深处，很快从送行人群的视野中消失了。

银灰色的轰炸机穿云破雾，忽上忽下，轰鸣声响个不停。一下子悬在空中，孩子们开始感到害怕了。这些天患感冒、腹泻的娇娇一阵紧张，感觉肚子里像刀绞一般。忍受不住疼痛的她终于哭出声来。

“娇娇，怎么了？”朱敏凑上前来问道。

“姐姐，我，我肚子疼，我要拉肚子了。”娇娇双手捂着腹部，断断续续地说，眼里噙着泪花。

“这可怎么办？飞机上也没有方便的地方呀！”朱敏一边想着，一边四下打量。发现机舱里有些废纸后，朱敏立刻扯来一张，麻利地将它折成简易的痰盂，给娇娇应急。另外两个小男孩看到后，也聚拢来七手八脚地帮忙。

可是，娇娇刚拉完一会儿，肚子又疼起来了。就这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好几次，直到她的肚子拉空了，疼痛才有所缓解。而朱敏在帮完小妹妹之后，自己因为晕机而呕吐起来。对这些小不点来说，这不过是磨难的开始。

长时间的飞行中，孩子们大都坐着默默无语，刚上飞机时的高兴劲儿早就消失了。他们有的回想起宝塔山、延河水、小伙伴，有的则猜测目的地苏联会是什么样子。

朱敏眼前浮现出父亲前几天和自己在窑洞里对话的场景：“你给爹爹说说，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和你一样，当八路军！”

“你知道打完仗以后还要干什么？”

“打完仗以后……我没想过。”

“我们还要建设新中国。那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才。”

“什么是专业人才？”

“那就是要经过专门学校学习，比如有人会造汽车，会造飞机，那是专门懂技术的人研制的，我想让你去学习。”

“那太好啦？去哪儿呀？”

“苏联。”……

虽然这些孩子在延安偶尔看过一些苏联电影，但那都是介绍十月革命的战争片。不过，孩子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次旅行对于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竟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民党眼皮底下逃生(1)

时间慢慢过去了，飞机即将在此行第一站――兰州降落。

对于机组人员来说，这并不让他们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想出一个掩护孩子们逃过国民党检查的妥善方法。

一位苏联飞行员对别洛夫上校说：“别洛夫同志，反正一会儿降落的是咱们苏联空军志愿兵的基地。等飞机着陆后，我先下去招呼我们自己的同志开车过来，把孩子们偷偷送上汽车，再想办法混出机场不就行了？”

“不行，这太危险！”别洛夫摇了摇头说，“万一国民党士兵抢先上来搬东西，或者在一边盯梢，那不就暴露了吗？斯大林同志要我们保障孩子们绝对安全，我们可不能草率行事！”

这个建议被否定后，人们一阵沉默，大家的眉头都拧成了疙瘩，有的还急得把头上的军帽扯下，抓着自己栗色的头发。

这时，领航员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下孩子们，兴奋地一拍脑袋说：“别洛夫同志，我有个主意！”

“快说，快说！”大家急切地催促着。

领航员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对周围人说：“同志们，你们看，孩子们个头都不大，我们能不能试着把他们藏进我们飞机上的行李卷里？喏，就这么卷进去，头和脚都可以藏起来。这样，就算国民党士兵上了飞机，谁又会想到行李卷里会有人呢？”

别洛夫紧闭双唇，思忖了一下后说：“好吧，只有这样了。”随后，他转过身去，一脸严肃地对四个小孩说：“孩子们，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一会儿我们要把你们藏到行李卷里。那里可不太舒服，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出声，不然就糟了。这可不是做游戏。能答应我吗？”

孩子们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听完翻译讲解后，使劲朝别洛夫点了点头。别洛夫高兴地摸了摸他们的头，说：“我们行动吧！”

飞机平稳降落了。机组人员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说笑着走下飞机。机场上停着不少战机，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地勤人员跑来跑去，忙着为即将起飞的战机做最后检查，以及为刚降落不久的飞机补充燃料。

几名地勤人员排着队走向了别洛夫他们的轰炸机，帮忙卸货。第一名士兵扛起裹着孩子的行李卷后，就觉得肩头一沉。“咦――怎么回事？”他纳闷得出了声。别洛夫机敏地跨上一步，用手拍着他的后背说：“行李很重吧？要不我们自己来搬。”接着，他打了个唿哨，大声地招呼战友：“同志们，过来帮一下忙，把行李搬到汽车上！”

“不用不用。”那个国民党士兵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其他地勤人员则在一旁开起了同伴的玩笑：“你小子没吃饱啊？这点力气都没有？”

“我看他可不像是没吃饱。要是让他扛一个大姑娘，这小子比谁都有劲。哈哈哈哈――”

藏在行李卷里的孩子们这时可不好受。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被关进了狭窄的黑洞里，胸口憋闷得紧，但又不敢动弹，也不敢大口呼吸，生怕被人看出破绽。娇娇、朱敏、罗西北、王继飞被国民党士兵们扛在肩膀上一颠一颠的，接着，又被“咚”地一下子甩在了来接行李的汽车车厢里。

一旁的苏联飞行员们都暗自为四个孩子捏了一把汗，尤其担心年龄最小而且又在生病的娇娇。万一她这时又肚子疼，或者哼哼一两声，整个计划就功亏一篑。所幸的是，所有孩子从被塞进行李卷，到被摔上汽车，始终都一声不吭。

当飞行员们坐着装载行李卷的汽车驶出机场，所有人悬在嗓子眼的心才算放进了肚子里。其实，他们低估了这些小不点们。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红色后代们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应变能力已非同龄孩子可比。

傍晚掌灯时分，孩子们被偷偷送到停在机场的一架客机上过了一夜，这架飞机次日将飞往阿拉木图。

第二天，别洛夫和战友们早早就来到了机场，将孩子们安顿在行李舱内，并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苏联军官照顾孩子们的安全。

从国民党眼皮底下逃生(2)

起飞前，国民党哨兵照例登机检查。在客舱看了一圈没什么发现后，两个哨兵走下舷梯。

突然，一个哨兵嘴里嘟囔了一句：“行李舱用不用检查一下？”

翻译听到后心里一紧，他赶紧轻声地将哨兵的意图告诉了别洛夫。

别洛夫正欲上前解围，另一个哨兵先开了腔：“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被西北风把脑瓜子给吹糊涂了？赶紧回屋烤烤火，老子的脚指头都快被冻掉了！”

“说得也是。今天怎么他妈这么冷？”

看到哨兵们开始犹豫了，别洛夫走上来，手里拿着装了伏特加的扁酒壶，笑着递上前说：“冻僵了吧？来，喝点儿！”

“算了算了！”哨兵们摆着手，脑袋直晃，“你们这个酒我们中国人可喝不惯。走吧，走吧。”

几分钟后，客机起飞了。兰州的凶险就这样离孩子们远去了。

“乌拉！警报解除了！”在行李舱保护孩子们的苏联军官高兴地大声宣布。他伸手摸了摸孩子们的小脑袋，竖起大拇指赞叹道：“好样的！”

娇娇、朱敏、罗西北和王继飞虽然听不懂俄语，但看着那个苏联军官这么高兴的样子，也基本上猜出了大概。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黑眼睛忽闪忽闪的，一个个都咯咯地笑开了。

“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数小时后，飞机到达迪化。众人下飞机后，别洛夫和四个孩子坐上前来接他们的小轿车，开往位于市中心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从没来过迪化的孩子们对于这里的异域风情大为好奇。小家伙们偷偷拉开窗帘，透过车窗看去。一位头戴皮帽留着花白胡须的老汉赶着驴车，车上坐着裹着花头巾的妇女。路边一个个地摊上，烤羊肉串的小贩招手叫卖，一旁的烤囊堆得老高；隔壁摊子上则悬挂着五颜六色的毛毯和不知名的乐器，还有的摊子上，一些手艺人正在精雕细刻着铜器。

“孩子们，小心！快把窗帘拉上！这里可不安全！”前来接孩子们的办事处工作人员提醒道。孩子们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照做了。

的确，当时的情况已大不同于刘允斌、陈祖涛他们几个来的时候。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逐渐撕去自己“革命”的伪装，将毒手伸向了进步人士。去年5月，赵丹、徐韬等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的10名文艺界先锋，就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关押至今。

在迪化，孩子们停留了五、六天。白天，他们呆在八路军办事处里不能出屋，就连吃饭都是由专人送进去。晚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则用汽车将他们拉到偏僻的地方活动活动。

在去苏联之前，别洛夫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御寒，用中方在延安临行前交给他的钱，为每个孩子买了一件皮夹克。

几个小伙伴听说马上就要去苏联了，激动地围拢在一起畅想着今后的生活。“你们说，到苏联后我们吃、穿一定都很高级吧？”

“那还用说，肯定天天有白面馒头吃！”

“苏联人不吃馒头，他们吃面包，喝牛奶！”

“我们还能见到很多小伙伴吧？我们可以在一起念书，在一起玩。”

“我们的教室肯定又宽敞又明亮，每个人还有自己的课桌和椅子，真好啊！”“你说，我们能见到斯大林同志吗？见到他，说些什么好呢？”……

孩子们的出国手续办完后，别洛夫和翻译带着他们坐飞机进入苏联国境，来到阿拉木图。从那里，他们将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去火车站的路上，孩子们每人手中都拿着一包饼干边吃边走。娇娇一不小心，一块饼干掉在了地上。这时，路边突然蹿出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男孩，立刻抓起娇娇掉在地上的饼干，直接塞到了嘴里。小男孩吃完后，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中国孩子们的手，仿佛等着他们再次把饼干掉在地上。

罗西北在一旁看到了这个情景，脑子里顿时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不是说苏联已经十分富裕了吗？真没想到，这里原来也有穷人。”但他并没有向别洛夫询问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阿拉木图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后，孩子们于2月22日――苏联建军节前一天，到达此行终点站――莫斯科。他们终于再也不需要东躲西藏了，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四个孩子一下火车，远远地，一位30多岁的女子朝他们的方向径直飞奔过来――她正是娇娇的生母贺子珍。

“娇娇，娇娇！”贺子珍一把搂住娇娇，生怕松开手女儿就会飞走似的，接着在娇娇额头、脸颊上不停亲吻、抚摸。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娇娇一开始显得怯生生的。但母女之间毕竟有着血缘的纽带，没多久后，娇娇就不那么紧张了。

贺子珍故意逗起女儿：“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娇娇奶声奶气说道。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呢？”

“妈妈叫贺子珍。”

“那你给妈妈带来了什么礼物呀？”

“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

天真可爱的女儿犹如一阵春风，将长期笼罩在贺子珍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她顾不上与其他人细说，一把抱起女儿，快步离开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