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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前言（1）

- 前言（2）

- 引言（1）

- 前言（2）

- 前言（3）

- 前言（4）

- 前言（5）

-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1）

-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2）

-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3）

-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4）

-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5）

- 公共生活

- 修道院：私人生活之典范（1）

- 修道院：私人生活之典范（2）

- 修道院：私人生活之典范（3）

- 贵族家庭概貌

- 家庭社会

- 秩序与混乱（1）

- 秩序与混乱（2）

- 危险：女人和死者（1）

- 危险：女人和死者（2）

- 多米尼克·巴泰勒米：血亲关系

- 马克·布洛赫的贡献

- 血统世系的变形

-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1）

-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2）

-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3）

- 社会结构与文学作品（1）

- 社会结构与文学作品（2）

- 荣誉与家庭策略

- 社会结构与文学作品（3）

- 不和谐的夫妇婚姻（1）

- 不和谐的夫妇婚姻（2）

- 基督徒的婚姻（1）

- 基督徒的婚姻（2）

- 基督徒的婚姻（3）

- 基督徒的婚姻（3）

- 夫妇家庭（1）

- 夫妇家庭（2）

- 夫妇家庭（3）

- 查尔斯·德·拉隆西耶：私人世界的内涵

- 家庭

- 家庭之外的私人生活

- 不可能在公共生活中崭露头角。社会边缘的私人生活

- 人口构成

前言（1）

乔治·迪比

在《蒙塔犹》中，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通过大量的证据，描述一个小山村的女人们，出于得到闲言碎语的谈资，甚至更多是出于好奇心，她们把眼睛贴到门洞上，窥探别人家房子里发生的一切，以便能够与邻居们谈论她们所看到的。他总结说:"直到我们的时代，随着关注私生活的更资产阶级化的社会的来临，女人这种喜欢窥探的好奇心才日趋减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这是对本书所希望回答的问题的一个清晰的论断。"隐私"观念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的英国，那个时候社会在 建立"资产阶级" 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谈论中世纪的私人生活，转向一个如此遥远的时代求诸"隐私"观念，这样做可以( 不只是适当不恰当的问题)吗？通过详尽入微的考量，我确信，这个问题肯定能够得到解答。对历史学家来说，用阶级斗争的概念分析封建时代不再合理，尽管它在历史学家们过去这么做时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实践不仅仅表明"阶级斗争"概念是多么地需要精炼完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澄清古代社会系统中权力关系的本质，尤其是那些与阶级冲突无关的关系。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尽管它可能带来时代误植的问题。但我们力图辨明中世纪社会中的人们所认为是"隐私"和不认为是"隐私"之间的分界线，并试图厘析与我们当今时代所说的"私人生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领域。

无论如何，我们进行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尝试性，你即将读到的文本留有许多问题的印迹。犹如考古学家开始探究十四世纪"大瘟疫"之后被遗弃的村庄一样，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像他们一样，我们期望只发掘少许材料丰富的领域－－其它地方则付之阙如。我们冒险之旅的结果依赖于历史遗存的密度和质量:不仅仅是文字资料，也包括那些人工制造的器物，以及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当时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雕刻和绘画等。

我们的研究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那时的文件记载突然之间变得较为丰富。颇具戏剧性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发生于1300年和 1350年之间的时段里。此后，每件事物都呈现出一种新的色调。 这种变化部分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尤其是1348年至I350年突如其来的的"黑死病")，它在数十年内深刻地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个与之关联的现象就是欧洲发展的中心地带发生转移， 主要是从法国北部转移到意大利，同时也转移到西班牙和德国北部。其他变化影响到我们资料的来源，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清我们称之为"私人生活"的真实面貌。十四世纪上半期，那些以前遮蔽着这些真实面貌的巨大面纱突然被揭开了。

意义深远的发展，引导那个时代的人们以更大的明确性和更多的注意力去研究物质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在中世纪社会上层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鄙夷俗世态度"（contemptus mundi）开始衰微，曾被他们认为是肤浅表象、虚假的和罪恶的东西，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憎恶谴责。因此，约1300年左右， 艺术－－通过线条和卷轴以及画家和雕刻家的技艺表现生活方方面面的艺术－－开始转向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尺度标准超越人们的视觉维度，艺术家开始运用他们能够支配的所有幻想技巧，精确地绘制出他们所看见的事物。由于绘画享有这种技巧最为丰富的宝库，因此它在各种艺术当中脱颖而出，第一幅描绘私密场景的油画开始出现。通过画家们的眼睛，我们可以透视1350年后房屋室内，透视隐秘的私人空间，就像早于此几十年的蒙塔犹那些好奇的女人所做的那样。历史学家第一次有了扮演"窥阴癖"患者的路径，认真细致地观察这个封闭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譬如，观察范·德·韦登把报喜圣母和天使放在室内什么样的位置。

当然，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对历史学家大有用处的私人生活中的实物，在十四世纪中期之后大为增多。考古活动业已复原了许多日常生活的遗迹，它们显露出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的图景。大多数考古发掘都是在遗弃的村庄上进行－－"黑死病"后数目庞大的村庄被遗弃了。城堡、城市民居和村庄房屋依然保留完整，最古老的要追溯到十四世纪，极少有例外，毫无疑问，这是瘟疫造成人口急剧减少后，因此造成居住总体标准的提升。家具和家居装饰的遗迹亦复反映了这种情形。考察任何一座博物馆，譬如说在克吕尼，1300年后的陈列品与此前的陈列品之间明显不成比例，如果我们只看那些与私人生活有关的陈列品，比例失衡则更大。

当现实主义的影响扩及到文学领域的时候，文学作品开始展现先前仅仅出现于小品文中的物事。传奇文学完全退隐，迷失于幻想的雾霭中。在档案馆里，当你走到中世纪晚期的档案柜时，遗存下来的数量空前巨大的文献档案，比此前时期的材料透出更多信息且更有研究价值。如同新风格的绘画一样，这些文献档案使我们可以窥到家庭内部所发生一切，看到家庭的幕后情形，让我们迂回曲折地潜入家庭内部，窥探其居住者。

在这些新材料中有大量的官方文件，因为到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国家比过去更加强大更加有力，它已怀有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最大限度地盘剥其臣民的雄心。为了这个目的，它需要了解人们的头脑在想什么，以便更好地从他们身上勒索财产，并压制他们叛乱的倾向。公共主管当局进行调查、要求人们坦白交代、以及用各种各样其他办法穿透私人生活的秘密。作为审讯法官和未来教皇的雅克·富尼埃的"审听"记录手稿源于十四世纪初，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所有关于当时农民私人生活的知识，正是从这本记录手稿里习得的。富尼埃的记录手稿不过是当时许许多多类似审听调查中的一个，只是这本记录手稿不知何故神奇地躲过了时间的损毁。

前言（2）

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不同公共权力机构之间对私人生活控制权的争夺日益增强，人们在顽强抵抗的过程中，试图在私人生活周围构筑一道"墙"。到十四世纪，因为个人写作比以前更多，因为他们开始为私人生意雇用公证人，还因为我们首次能看到那些业已证明对历史学家非常有用的完整而丰富的文献档案：不动产清单、婚姻契约以及遗嘱，所以我们对那道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不久之后，档案馆开始收集有对历史学家更具启发意义的私人文字：书信、回忆录和家庭记录簿。

随着十四世纪曙光的来临，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几乎完全被遮蔽于阴影中的巨大全息图景。为人们普遍喜欢的中世纪、常常作为历史小说背景的中世纪，我们追随着维克多·雨果和茹勒·密歇莱纵横想象的中世纪，既不是1000年左右的那个时期，也不是菲利普·奥古斯丁时代，而是－－从情感、爱的方式、用餐方式、礼仪规则、 家庭生活以及信仰虔诚方面来说－－圣女贞德和大胆查理的中世纪。 这本书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四世纪上半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呈现于前的是更多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主旨性的论断。

由于持续的物质进步及其对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公元1000年左右，遮蔽我们视线的雾霭开始云拨雾开，且继续蒸发殆尽迎来十四世纪的曙光。三个世纪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事实，然而，我们这里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私人生活本质的直接冲击。货币使用的日渐普遍对私有财产观念－－也就是什么东西只属于一个人的而不属于其他人的思想－－有着重大影响。进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从群体杂处逐渐转向更加个人化的存在，这带来了更多的内心自省。在房子里不受干扰的独处中，形成了一种更加隐密的心灵保护地， 亦即自我的内心隐私。随着环境的全面宽松和文艺复兴的持续行进，这个时期开始了比较大规模地了解远方的或业已埋没在历史陈迹中的文化：伊斯兰、拜占庭、古罗马。人们在其他文化外来的行为中发现，公共与私人的关系结构迥异于他们过去习惯的那套公共与私人的关系结构，因此，这种发现逐渐地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水平稳步持续的提高、不断扩展的庄园制生产模式导致生产成果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角色的日益分化，加剧了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劳动力、思想和时髦风尚的流通速度日渐加快，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和在整个西方世界传播统一的行为标准。

在这样一部著作中，我们必须尽可能精确地弄清楚所有的研究材料的时间。然而，我们起步于如此初步的水平上，以至于不可能总是严格按照编年史的方式组织起我们付之阙如的知识。因此我们决定，以不同于编年史的方式组构这部著作，会更适合更有助益。因为我们并不想掩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多么的琐碎，因此我们将本书分为不同的章节。前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关注1000年-1220年间的私人生活，主要集中于1150年-1220年期间（其时，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代际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直到近代方始改观。而且，材料首次开始揭示人们在教会之外的观念态度)；另一部分是研究时代、地区和社会分层，我们对此拥有特别丰富的材料，即十四、十五世纪托斯坎那的地方名流。本书后面的主要章节充满着更加大胆的尝试。在这些章节中，我们研究了西欧社会在扩张时期（家庭空间的转变和个性的张扬）发生总体转变的两大方面，重点探讨个性在宗教和艺术上的表达。把这两大部分分隔开来的是研究想象的那一章，它以创作于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法国北部文学为基本材料。小说，尽管它必须以细腻的笔触加以诠释，但它能给私人生活的真实方式提供不可替代的信息来源。

本书是一个合作项目。 在早期阶段，我们梦想能进行天衣无缝的合作，令著作浑然一体，让人难以分辨出每个个人创作了哪一部分。但很快证明，这不过是奢望而已。我们确实进行了相当有效的合作(尤其在集体研讨会上，我们一起聆听邀请来宾的工作报告，获益良多)。 我们之间每个人相互取长补短，帮助修正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但最终，将每个部分或章节的主要研究任务分配到每个个人头上，才显得人工造作成分较少且更加公平公正。

引言（1）

乔治·迪比

私人权力与公众权力

封建时代的私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法。在我看来，从词语开始探究"私人生活"一词语义学上的特征，并从中发掘出隐藏的关于隐私的观念，估计没有比这种途径更佳的方法了。在选择这种方法时，我感觉我与当时那些文化人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首先作为文法学者和我一样，试图通过研究词汇，从已熟知领域向知之甚少领域进行探讨，希望去探索那些未知领域。

在19个世纪编纂的法国字典中，当时隐私观念已经呈现出应有的重要性，有人发现动词"priver"的意思是"驯养"或"教化"。在里特雷编纂的字典中，"驯养的禽鸟"(oiseau privé)这个例子，揭示了该词的意义:除去某种动物的野性，使之融入家庭的熟悉环境中。我们还找到了形容词"privé"， 它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也表示家庭、家、家庭内部。在《里特雷字典》引用的诸多例句里，有一个表达已经接近于今天的用法，如"私人生活应该是墙壁后的生活"。接着，他举了个颇具启迪性的释句:"打探或谈论私人（particulier）在家里的所做所为，是不允许的"。正如"Particulier"一词主要的、直接的和最普通的意思所表明的，私人在这里是与公共相对立的。

为了理解"私人"的意义，我们必须参照"公共"一词。看看里特雷字典对公共的定义:"属于全体人民的物事，关乎全体人民的物事，源自全体人民的物事。"质言之，也就是支撑起国家的权威和各种机构。这个主要意义又逐渐演变为另外一层意思，即我们所说的共同享有的或所有人都能享用的公共物事，它不属于任何私人占有，而是人人可及的或广泛分配的。这个词源又引导出名词"公众"，指的是可以享用或分配到公共物品的群体。词意的转化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共"还指公开可见的明显的物事。因此，该词就变成了属于个人私产意义上的"私人"一词的反义词，也成为诸如"隐秘的"、"秘密的"或"秘而不宣的"（从公众视线中移开的东西）等词汇的反义词。

在古典拉丁文里，反义词"公"/"私"也有一连串相似的意义。在西塞罗的语汇中， "私自"（副词，反义词是"公开地"）执法，就是不像身负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司法官员那样执法，而仅仅作为个人，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司法领域里执法：私自执法，是一种不在公开场合、不在市镇广场、不在所有人的眼睛面前的执法，而是在自己的家里、在隔绝状态里、瞒过其他人的视线。名词privatum，指仅供自己所用的个人资源和财产；另外还指家(in privato， ex privato，意思分别是"在家里"或"在家外")。Privus兼具"单一的"和"个人的"两种意思。因此，"公共"和"私人"的意义，在十九世纪的法语里和在拉丁文里都是相同的："公共"的最基本意思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占有；相对于此，我们有了"私人"一词的两个派生意义：一个是表示不为大家共同使用的意义，另一个是表示家庭内部生活－－某个人及与之亲近的人组成的圈子－－的意义。围绕在"私人"周围的法律观念则是，它避免"公共权力"、民众权力的管辖裁判，同时受到保护不受暴徒的侵犯。"公共事物"（res pubIica）包括任何属于整个社区的东西，因此它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做交易的（extra commercium）；另一方面，"私人事物"（res privata）则可以买卖和继承，换句话说，它从属于一种迥然不同的权力，亦即父系家庭权力的支配之下，这种权力主要在房子（domus）的围墙之内行使。

如果我们回转到中世纪，查阅一下杜康日或尼耶梅耶或戈德夫鲁伊词汇表，就会发现在这漫长期间它的含义基本保持未变，这毫不奇怪，因为十九世纪的语义结构与古罗马时期是相同的。拉丁文编年史和历史纪年将之描绘为隶属于君主的"公共事物"，它是君主权力的一部分，或者属于以维护和平与正义为责任的行政官管辖范围(如语汇"公共道路"、"公共职能"、"公共田产"所表达的那样；或者如马卡夫的《墨洛温王朝法规》里的"公共司法权力"也体现了这个意思)。"公共机构"是主权－－也即官方权力的代理，负有代表民众捍卫社区权利的责任。至于动词publicare，其意思是"没收、查封、剥夺私人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例如，我们在一份关于遗产继承的规定中看到: 如果财产所有者死亡后没有继承人 ，那么，他们的所有财产依据遗产继承法将没收并且分配给修道院。还有一个例子，来自奥德里修斯·维塔利斯所著的《历史》一书中：如果敌人的财产被没收，那么穷人的贫困就会减轻。

在与"公共"相对且又相关的词汇里，"私人"（privatus）及其派生词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意义，表示家庭的和非节日的。(举例来说，在《圣本尼迪克特章程》中，privatis diebus的意思是非宗教节庆日。下面，我们会看到节日的概念很重要。 我们将会考察典礼仪式和舞台表演，考察人们的举止姿态、说话的用词，以及他们向别人展现自己的方式。与"私密"相关的词汇不能用于表述这种节庆活动行为，但可用于表述许多家内的活动，尤其可用于表述那些受修士法规约束的人的活动。因此，在圣加尔修道院档案室的一份文献中，一位捐赠人保证: 我的儿子将与修道院里的诸多兄弟共享这份私产，也就是说，他将分享这座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修士社区集体拥有的种种特权，修道院的围墙将这个修士社区与公共社会隔离开来。Privatu一词也有"退隐"之意。圣奥麦尔的朗贝尔在十二世纪早期编写的一份家族系谱中，privata用来描述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勒弗里逊在圣贝宁修道院度过的一段生活。这的确是 "私人"生活，因为这位王公此前无论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始终都涉及到他统治人民的权力， 但在临死之前，他从公众生活退出，暂时放弃了他至高无上的角色，通过选择生活在修道院，从而作为一个纯粹的私人个体，他放弃了象征权力的武器，进入了另外一个律条王国，亦即忏悔的王国。这条语源演化之路的终端，是在修道院书面拉丁文里，privatae一词表示"公共厕所"之意。

前言（2）

在罗马的方言中，"私人"一词的意思几乎与拉丁文相同。在高贵典雅的法语里，"私人的"、"私人"和"私有"，都是指家庭圈子之内的人和事(正如威廉·阿奎泰纳创作的一首歌谣里所用的短语：estrayns o privats，指熟人和不陌生的人，包括家仆以及家主权力管辖下的所有物事(华斯说："他所有的下人由他12个私人侍仆领导着")。即便家庭内部这个群体走到外部世界，这种从属关系仍然保持着(在达斯普雷蒙的歌谣里，我们可以读到："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是你的仆人")。我们还发现，该词在意义上向着"隐私"和"秘密"转变，在拉丁语和现代法语里皆是如此。《追寻圣杯》一书谈到"主伟大的秘密和隐私"，华斯在《罗的罗马人》一书中，以圣康坦的迪多时代为基础，展现诺曼底名流的秘密集会，寻找规避法兰克人强加于他们土地上的税赋勒索的办法。他写道，他们私下秘密（privément）聚会，换句话说， 这种秘密集会，不像那些公开召开的会议，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慎重考虑共同关注的事务。在这里，虽然会议也关涉到社区的共同利益，但它是在紧闭的门后秘密举行的。这表现了该词的意义是如何从亲密行为转变到秘密的、因而带有嫌疑的活动－－带有嫌疑之说，是从外部威权当局压制性的眼光来看。因此，挖掘和搜索这种私密的阴谋活动，便成为威权当局的职责。如此以来，公与私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一对冲突的关系，"私"被视为含括于一片圈地、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内的东西，犹如处于包围下的堡垒。

我们上面简略考察了这个字汇，并对之有了初步认识。接着我们继续关注"隐私"一词意义的连续性。这一概念很长时期以来一直保存着连续性，很明显的一点是，拉丁文中"私人"一词具体化的概念到中世纪依然相当清晰:即依据法律不受政府权力控制的行为、个人和事物。然而，我的目的并非是要从普遍意义上定义"私人"，而是想廓清作为公众生活对立面的私人生活。因此，我们需要阐释的首先就是这种相互纠缠的对立性。私人生活的地域显然是以墙壁周围为界线的家庭空间，就象弗兰德斯的罗伯特伯爵一样，他退休后进入修道院是为了排除灵魂之外的所有思想；而且他在越过修道院门槛的片刻，他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隔离的程度互有不同，私人生活的观念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它是逐渐地从最外部转移到最内部的，是从论坛、马路或舞台上逐渐转移到最后的堡垒－－家庭空间。在那里，人们将自己最珍贵的财富和思想封存起来，过一种不宜公开展示的生活方式。可以这么说，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莫如说是与权力有关。

不过，对比不在于权力与非权力之间，而在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之间。和平与秩序这两个领域是由不同的原则维持的。考察这两个领域，和平与秩序在这两个领域里是以不同的原则来维持的。在这两个领域里，个人都要受到规约、监管、训诫和惩罚，但训诫和惩罚的权力掌握在不同的权威手里。在公共领域，其目的是对民众施行统治，一群组构起国家的男人（妇女在这里没有位置），管理着公有财产，同时承担着谋求公众利益的责任。这里是集体的领域，因此利益也是不可让渡的。正如罗马人所云，公共利益是不能买卖让渡的，它属于公众所有，对它进行管理是行政官员、国王和法律的职责所在，后者即国王和法律是民众的代言人。"公共"与在十二世纪著述里明确下来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法律屏障。克吕尼修道院档案保管室里有一份标题为"家庭管理安排"的文献，这是在克吕尼兄弟会教父－－彼得·韦内拉布尔修士要求下拟订的一份管理计划，旨在改善修会内部的经济状况，如同家庭当中的父亲一样，这是他的职责和权力所在。"家庭"无疑是家庭生活的基石，在这里，家庭指的是一个与所有民众组成的共同体迥然不同的共同体，由于它限定在天然的空间里，我们或可说，家庭共同体天然的限定空间，就是房子。这个私人共同体，不是由法律管理的，而是受"习惯"的支配。家庭共同体中的某个成员，同时也是更大的社会共同体里的成员，因此也受到法律的管辖裁判，但条件是他们走出私人共同体之外参与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因此就是家庭生活，不是单个人的生活而是集体交际生活，它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许多词汇与"私密"关联到一起形成一系列其它术语。在这些词汇中，commendatio一词值得作进一步详解。这可是个关键的词汇，因为它是进入和谐的私人共同体的初步步骤。但如何翻译它呢?Commendatio是一种行为，某个人－－仅限于他个人－－通过它向某群体的头头宣誓，再通过头头向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传达宣誓。成员和头头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在拉丁语和法语中都?之为"友谊"，它是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强力黏合剂。这些友谊关系是抵抗"法律"的一道壁垒，它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滋生成长，并在渗透成功时显示它的力量。

中世纪早期法律中的私人生活

在开始研究所谓的封建社会中私人生活的地位之前，我们必须确定两种对立权力之间的界线，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权力"。过去曾长期遮蔽着潜藏于下的社会结构的国家，在十世纪最后20年和十一世纪最初20年，其腐朽不堪的外表开始剥落崩塌，封建社会的本质由此迅速地呈现出来；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就是私人权力开始侵入国家权力。然而，这种曝露于公众视野之下的权力结构实际上并非新鲜事物，它很久以来就已存在。只不过以前的文献很少提到它，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今，这些文献突然之间开始公开地谈论它，这就是被称为"封建制度革命"变化的本质。官方文献从不提及这些业已存在的权力关系，因为它们仍然处于演变的过程中，仍然处于逐渐的形成的过程中，它们还在公众关注的视野之外，在一个我们通常一无所知的领域里。它们就是私人关系，现在，它们被推到了最显著的位置，压倒了其它所有关系。历史学家们通常都一致认为，封建化代表着权力的私人化。譬如，在勒马里涅埃尔的《法国中世纪史》中(p.119)，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公法最终呈现出世袭的特征，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公法的习俗，变成了交易的对象。"世袭与交易：这对概念在古典法中有着精确的描述，它们将"私人物品"（即可以买卖、继承的物品）和"公共物品"明确地区分开来。换句更直截了当的话来说就是，随着社会的封建化，公众领域不断萎缩，直至最后每件事物都是私人的，私人生活至此无处不在。

前言（3）

然而， 封建化还应该被视为公共权力的碎化（而且，我认为这个特征是首要的），用勒马里涅埃尔的话来说，就是："公众权力被肢解而且经常减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这种权威的崩溃分解最后导致了政府特权的广泛分散；每个大家庭都变成一个建立在自己范围之上的主权国，尽管其范围极其有限，但每个家庭之主行使的权力仍然保留着其原初的特质，即公众性。如此一来，我们也可以说，在封建社会里，任何东西都变成了公共的。而真实发生的事情是，诸多被认定为公共的权力，其重要性不断萎缩直至十二世纪初臻于极至。而后，随着国家开始重新建构，公共权威的范围才再次开始扩展。然而，人们任何时候都没有，即便公共权威降到最低点的时候－－约1000年左右，也没有忘记存在着某种特有的公共方式进行统治的思想。他们仍然相信，明显属于公共的权利是存在的，譬如加冕仪式，在十二世纪的意大利，君主要求在这个仪式上宣誓。（他的誓词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这个时期的文艺复兴要求重归曾被巨大的封建化浪潮横扫而去的古典司法模式，罗马法因此新近被重新挖掘出来。）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语汇研究也表明，私人-公共的分野依然存在着。那么，在这个历史巨变的时代，公与私分野的社会意义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公共权力遭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在社会的底层，依然存在着拉丁语所称呼的"民众"，即由成年男性组成的共同体，拥有自由身份是该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十世纪晚期封建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自由身份意味着享有法律中规定的权利和责任，自由民享有与同伴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和义务。(不可否认，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头脑里，才会清晰地形成"公共利益"的观念。尽管如此，大多数有文化的人对它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他们来说，俗世里和平与正义的理想，仅仅体现在天国中上帝意志统御下的完美秩序里。)捍卫共同体社区以及社区赖以存在的国家，是自由民的权利和责任，这就是"爱国"（如同"公共利益"一样，"爱国"的观念也是久已存在且历久而常新，十二世纪编年史里许多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公共活动的观念与只能被称为爱国主义的情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由民通过参与军事远征活动保卫他们的社区共同体不受外敌侵犯。在十一世纪卡塔兰的文献里，远征活动指的是"公共"活动。他们还严厉惩罚"公共"犯罪，以防止内部发生纠纷争执，或"安宁受到破坏"。在被称为"公共的"各种会议上，他们协助调解其他由于某些不愉快而陷入冲突的自由民之间的矛盾。

这些行动都是在行政官的指挥下进行，他们拥有强制性的权力。行政官被授予召集军队、指挥作战、主持司法会议并执行这些会议判决的权力。从对破坏和平秩序的自由民的罚款中，拿一部分支付给行政官，作为他们的服务报酬。他们权力的大小在不同场合是不同的，他们带领军队在"祖国"之外征战沙场时权力最大。在国内，只有在所谓的"危险"时刻（"危险"一词是拉丁文 "dominiura"的派生词，表示需要加强统控和强化纪律），行政官的权力才最具强制性和攻击性。夜晚就是这样的时刻:例如在法国北部的瓦朗谢讷，1114年通过和平秩序法令规定，宵禁的晚钟敲响以后，所有人必须熄灭壁炉里的火，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里。让公共场所人迹为之一空可以确保，除了那些破坏和平秩序的敌人，无人呆在室外，敌人因此自暴身份，容易消灭。

公共当局统控着国土中属于公共所有的部分。从十二世纪下半期起，《巴塞罗那习惯法》规定，"公路和公用道路、河水、喷泉、草地、牧场、森林和灌木丛"都是公共的。因此，公共的土地包括主要的交通道路和其他通行之所，但也扩及到包括那些周游不定的(即意味着是社区共同体之外的陌生人，因此也是可疑的人)人安家居住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处于监管之下，它们从本质上说就是危险的，因为光临这里的人来自其他地方，不为当地所熟悉(如侨居者的社区)，或者是那些信仰和习俗与社区格格不入的人(如犹太人)。公共的土地还包括荒野、盐碱地、未开垦或无法开垦的土地、牧地、猎场和天然果木丛生的地方。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人们的集体财产。在 1OOO 年的行会行规中，公共的土地指的是"法兰克人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整个社区共同体。

公共法律向我们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时间、地点、行为方式和社会阶层状况。它还界定了行政官无权干预的领域，清晰可见的标识炫示着这个领域的独立。中世纪文明很少利用文字，但却大量使用象征物。由于私有财产合法地存在于私人领域，因此标识这一领域的象征物首先表达着所有权。插在一块块田地上的木杆 (在高卢法兰克人制定的所谓"野蛮法"中大量地提到它) 表明，这块田地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人。这些木杆被插在草开始生长的草地上和小麦发芽的田地里，换句话说，在生产农时季节，被耕种的田地就与公共放牧地区别开来。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木杆和军队插在征服土地上的带有旗帜的木桩是类似的，军队用这些木桩区分私人战利品和集体劫掠品。编年史家布鲁日的加尔贝叙述爵好人查理，即弗兰德斯伯爵，在1127年被谋杀后引发的诸多麻烦时，曾提及这些木桩。各个攻击集团迅速地向被谋杀的公爵的城堡集结兵丁，同时也向被指控谋杀的卫兵司令的城堡集结士兵。夺取这些财产的大好时机成熟了，因为谋杀公爵的犯罪活动引发的混乱失控局面，使得它们易于为公众报复活动所攻击。第一批劫掠者夺取了这些现在仍属于公共的猎物，让它退出集体所有，变成劫掠者自己的世袭财产；劫掠品周围圈起了篱笆，一如在耕种前将田地和牧场围圈起来的篱笆。

然而，据为己有和私人化最重要的标识不是旗帜，而是屏障、栅栏和篱笆，它们是最具法律效用的标识，在统控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法规里曾大量地论及这种具有法律效用的标识。譬如《萨利克法典》34章第一款就是有关"破坏围栏的人"；又如，《勃艮第法》55章第二款和第五款规定："边界标志物被移动或破坏时，如果是自由人所为，砍手；如果是奴隶所为，处死。"惩罚如此严厉的原因在于，和平的本质在边界两边是不同的：边界之外是公众的，边界之内则是私人的。尽管法兰克人的法律文本将池沼地（里面种有藤本植物）和围圈着林木的树篱（尚未开垦但已围起来的土地）区分开来，但两者都是私人土地，不受制于公法。然而，关于"庭院"的区分才是最明显的。

前言（4）

"庭院"一词来自拉丁语curtis，其原意与"围栏"同意(如在巴伐利亚人法典第10章第15节中便是如此)，但它是指建在房屋周围的一种特殊围栏。庭院和房屋本质上一体的，两者一起构成了住宅（casa）。这一点在圣加尔修道院发现的一份文献里表现得更加清初，这份追溯到公元771年的文献说：住宅由庭院围圈起来，并带有房子及其他建筑物。又比如《德维利斯法》，这是查理曼大帝时期颁布的一份饬令，内含有关皇家地产管理的诸种规定：要密切守望庭院和围墙之内的所有建筑物。围墙所划定的保护区是人们回来睡觉的地方，是他们保存自己最贵重的物品之地，是宵禁后他们赖以存身之所。也许最恰当的比喻来自生物学:庭院就像一个细胞，房子好比细胞核，墙壁和篱笆如同细胞膜，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卡洛林王朝时代的文献将之称为mansus，即男人居住生活的场所。

一些房子周围没有围墙。在阿莱曼尼亚，十二世纪早期公布的一项和平法令宣称："不管有没有围墙，在房子和庭院里以及在土语称为Hofstatten的那些合法区域里（即树立起为公法所承认的圈障物的封闭场所），都要保证人们享有和平安宁。"没有围墙或者只是个别人家，或者更通常地，整个村庄的居所被置于共同的围墙之内。通常，没有哪一座房子没有围墙。移民垦殖者为建立新村庄而努力的过程中，法律明确规定用于建筑的场地是个"庭院"，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打起一道围墙（《弗雷辛的自由传统》，813页）。围墙的目的是抵御暴力，将暴力遮挡在人们最易受攻击的地方之外，法律－－公法－－通过严厉惩罚任何胆敢破坏禁忌、悍然闯入大门尤其是晚上闯入的人，竭力保护正房－－"一般泛指庭院" （哈里夫编年史如是说）－－的安全。闯入者在庭院内窃盗、纵火和杀人，将遭到加倍处罚，因为其罪行是双重的：除犯罪活动本身之外，罪犯还犯下破坏和闯入他人住宅的重罪。但另一方面，如果罪犯碰巧是这个院子里的常住居民，行政官便不能干预其中，也不能进入庭院， 除非得到户主的邀请。中世纪早期，庭院犹如星星点点散布在国土上的一个个小岛，不受公法的裁断，它是"人们"维护集体权力和以共同体的方式生活的庇护所。任何决定外出冒险的人，都必须带上另一种更加有形的防护性武器，另一种保护的象征物。对于自由民来说，就是要佩带他们自由的象征物－－武器；女人则需要用面纱遮住头部。

所有的私人物品和家庭物品都保藏在围墙之内：属于私人的可移动的财产包括储存的食物、衣服和家禽，还有那些不算作"公民"的人，如因年龄太小不能佩带武器、参与军事远征活动或参加司法审判会议的男童，妇女，仆人，以及所有年龄段的男女非自由民。这些人的管辖权不属于公法，而属于户主的权力范畴（户主的拉丁文词源domus 或dominus阐释了户主含有控制权的意思)。这些东西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或者用文书中上拉丁化的德语表示就是"in his mundeburnium"，各种财产犹如他家马厩里的牲畜，它们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家庭"。只有在三种情况下，这些人才置身另外一只"手"之下，即公权机关的管辖之下：(1)如果他们走出围墙来到公共土地、 道路和场所，同时没有户主或其他家庭里的自由民陪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外来侨民等量齐观，轮到行政官作为父权的代表，监督他们"所作所为"，确保他们遵纪守法；(2)户主不在且没有自由民身份的成年男性能够保护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时，国王委派他的代理人照看寡妇和孤儿，这是君主的最根本功用；以及(3)民众申诉喊冤要求行政当局公开干预；冤屈因此公诸于众，犯罪人被移交给公共当局处理。

我们要探明的事情的真相是公与私之间的分界线。尽管我们依然从十世纪的官方文献里寻找线索，但公与私的分界线长期以来已被私人侵入弄得模糊不清了。这并非是日尔曼人的影响力压倒罗马人、野蛮驱走了文明的结果；这种变化在远古世界的古典文明被破坏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与蛮族入侵带来的农村化紧密相连：城市－－被公认为公共权力展示的舞台，已慢慢地被乡村侵蚀掉了，与此同时，行政官员的权力日渐分散到农村的家庭之中。不知不觉间，"庭院"取代了城市，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当然，有关公共权力的思想依然存在，至少存在于有教养的人的头脑里，这种思想认为，国王的功用就是维护自由民社区里的和平与正义，成为缔造"全方位和平"并带来"人民的团结一致"（这两个概念是奥尔良的乔纳斯在十世纪早期提出来的）中的主导力量，是国王的职责所在。然而，作为王权基督教化的首要结果，被视为上帝（更确切地说，是天父）代理人的国王，逐渐地被看作是一名父亲，他被赋予的权力与统控着每个家庭的父亲的权力别无二致。而且，君主权也越来越被看作是他私有的、个人的且世袭相传的财产。这种将公共权力据为私有发展到顶峰开始了政治世袭制。正如弗斯泰尔·德·库朗热很久之前所评论的那样，"公共"在古代罗马时代意思是属于民众的物事，而到法兰克高卢时代，它的意思就变成了属于君主的物事。王权业已成为家庭财产，通过生殖、通过血缘传之子孙；每一次继承，或者在"血亲"孩子中间分割，或者不加分割由一群兄弟共同拥有，就像一所房子的继承一样。主权行使公平正义之所的宫殿，慢慢地被看作为一个居所，这影响了一些词的意思，如拉丁文"元老院" （curia）。

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指的是罗马时代人们的集会，后来逐渐变成"元老院"之意。根据保存下来的文献，"curia"的意义在八世纪开始转向"curtis"，意指将公共权力合法地排除在外的"围栏"。即便文辞最考究的文书在谈到王室宫殿时也使用curtis。在最严肃的文献中，它们按照查理曼大帝的说法把这些词汇连用作"朕家王庭"。在艾克斯皇宫结构中－－中世纪所有王家居所的原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解释的明证。这幢难看的建筑某些部分用上好的石料建造，与古罗马时期的宏大公共建筑所使用的石料一样， 它又重归于城市的公民传统:纪念碑式的门；走廊以及两幢走廊两侧各一的建筑；朝北的长方形会堂，是君主宣布法律和颁布命令执行法律之所；朝南的小礼拜堂，它的前面有一个中庭，民众聚集庭内仰望站在他们上面的伟大君王，或聆听站在凉廊上的君王对他们发表演讲。然而，在这里，内向的王座就像一个庇护所。在多少有点像附着物的房间里，王室成员依附着这个王座的主人－－这位天父在人间的化身。宫廷的外表难道不像个"围栏"、不像道屏障吗？这是道横隔在外部世界和国王栖身之地之间的屏障，国王在屏障之内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在木结构的建筑里沐浴、休息，并供养着他的属下。艾克斯的宫殿和后来由卡洛林王朝家族在其他地方建立的宫殿(如最近在费康普发掘的一处宫殿是由诺曼底公爵理查建造)实际上与罗马人的"乡村居所"颇为相象，居住其中的数目庞大的工作人员分为两大部分：小教堂和寝宫，它们已不知不觉地侵占到本应是公共的建筑群中。在小教堂里，无论主人何时举行公开祈祷活动，"皇家"的神职人员都要在旁伺职，但他们更多地是在主人"私下"祈祷日里为其服务。放置在寝宫中的保险柜， 除语言上的习惯之外，已经不再被视为公共的国库（arca publica）；而今它里面保藏着皇族家产中最珍贵的物品。据"虔诚者"路易一世的传记作者记述，对于卡洛林王朝的国王们来说，这些珍贵物品包括"王室装饰物（权力的象征物，现在则被视为私人所有物）、武器、花瓶瓷器、书和祭祀器具"。王室寝宫简直就是一个衣帽间，里面储存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从公元867年秃头查理的一份证书中得知，每年从依附身份的农民那里征收而来的亚麻织品和羊毛外套，以及帝国里最有权势的人物进贡上来的礼物，都堆放在那里。所有这些贡礼和产品，都是义务性的而非私人性的慷慨，它们连同向王室所属农奴征收的费税－－除了酒和喂马的饲料外－－都被存放在寝宫里，根据卡洛林王宫的内部规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王妻子的监督下进行的；作为妇人的她被排除在公众之外，局限于宫殿之内活动:她是权力从公共领域无可避免地向私人领域转移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前言（5）

权力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转移的另外一个明显迹象是，国王与他扈从人员之间联系纽带的性质。这是一个游牧性质的集体，他们在每个春天随着军事冒险向前推进，同时在其它时候通过集体狩猎进入广袤的荒野地区。能把这些成员在宫殿和临时野营地紧密联接在一起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一起用餐，与主人一起吃饭，主人被他们视为自己食物的来源；按照《萨利克法典》中所说的，这些人则是"国王的宾客"。因此，用餐在权力仪式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性角色。以"谦卑"的词汇表达对君主的效忠，他们对君主的服务的免费性质，使这些就食于皇家餐桌上的人们，依赖于国王的保护。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通过一种手的姿势表达出来:主人用双手紧握着属下并拢在一起的双手，属下身体躬下，使自己呈现出犹如一个孩子在父亲面前的姿势。自八、九和十世纪以来，这种与食物分配和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公共服务相关手势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并逐渐演变为对友谊的态度，对得到食物的感谢心情，以及向保护者的顺从。在春天，当每个卡洛林王朝的重要人物在出席国王的聚会时，气氛就像家庭聚会，互相交换礼物和祝贺。这种王室摆阔并不是出于豪华奢侈而是一种权力的需要。于是，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便结合起来了。如果宫殿日益像私人住宅，那么，每个拥有部分王权的人的住宅也必须建得与宫殿相似。这种住宅必须开放， 并对外界展示其内部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主人进餐已成为一种举行仪式的场合。真正高贵的贵族、伯爵们在九世纪一开始就将他们的家变成宫殿。伯爵们在矗立于王国城市中的宫殿里代表缺席的君王，分享着部分君王的权力。与君主一样，他们既是公众人物也是宽容的慈父：为了证明他们的慷慨宽容，他们向公众展示自己的隐密。随着宫廷式家庭模式的扩散，封建化的进程开始了。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1）

公元1000年来临前的数十年里，社会变革步伐明显加速。权威之链在许多地方断裂了，留下许多权力的孤岛。过去，国王们在持续不断的巡游过程中，经常驻跸于无数散布各地的行宫。在国王巡游的空挡期，由贵族居住其间。现在，这些行宫现在变得独立自治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贵族们认为，国王委托给他们祖先的公共权力是他们自家祖传财产的一部分，王朝的基础根植于坟墓之中，如同国王一样，贵族血缘来自于世代相承。贵族宣称自己具有王权的象征和德行，他们逐渐停止定期觐见君主，与主教们一道退出王宫，这使得在皇室权力还是公共事物时期留下的记忆更加模糊暗淡。到1050年至1060年，卡佩王朝君主仅存的盟友只是他的近亲们、一些狩猎同伴、战友以及王室各部的头目。维护和平与正义的权力由各地独立的王公们行使着，他们经常在领土接壤的中立地区会晤，以炫示他们之间的友谊。在这些会议上，每位王公都把自己当作一位君主，并把其权力控制下的那部分国土视为自家的附属物。

这种权力统治图景和习惯降临得如此突然，它形成于私人生活，又与私人生活有着悠久的联系，乃至不久后，人们开始把国家视为某种类型的家庭。看看下面的两个例子。卓越的历史学家老兰多夫在描述公元1000年左右－－即权力统治图景改变后约50年－－米兰公国的情形时，他仿佛是在描述一个家庭－－在这则史学记载里指的是圣·安布罗斯的家庭，因为米兰的王权现在已属于这位圣徒的继承人－－米兰大主教。它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这个巨大的庭院被分成十个办公机构，或曰十个"品级"（orders）（ 兰多夫这样称呼这些机构），行使着不同的内部管理职能。这些机构按等级次序排列，每个机构由一名"主人"管理。品级最高、人数最众的是各个管理宗教事务的部门。而位于品级最底层的是两个处理世俗事务的部门：一个部门是由大主教家里的工作人员组成；另外一个部门由子爵管理，子爵以前曾是行政官的继承人，现在则变成了大主教的私人家臣。为了执行法律或对外发动战争，包括各机构的头领在内，所有米兰人－－全体自由民、或者说是米兰人自己所称的"公民"，尽管兰多夫只是将他们视为米兰大公的家臣－－都必须到军中服役。作为回报，公民们要求米兰大公作他们的保护人，希望圣·安布罗斯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保护他们。有时，他们希望从大公那里得到食物；确实，在发生饥荒时，阿里贝托大教主亲自现身，为饥民分发救济钱和衣服，并命令面包坊总管每晚准备八千块面包，厨房总管煮上八大斗的蚕豆，以喂饱饥民。这种图景产生的效果是，它将所有民众结成一体，融入到米兰大公私人家庭里。

第二例子， 也发生在意大利但时间稍晚。它来自于1113年比萨人庆祝远征马略卡赢得胜利的一份文献。这一重大事件无可否认地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象征意义，但这种扭曲只是更加凸显了其意义。比萨人军队的营地，也就是说，为军事远征而招募的公民团体，再次被比喻为一座房子，或者更甚，被比喻为开办一场饮宴而在外面设立的大厅，主人在这里为他的民众义务提供饮食。大主教的帐篷，象征着基督救世主，位于大厅的中心；它的周围是象征基督十二使徒指挥军队作战的"大人物"的帐篷。这些头领们受制于有血缘关系的高级教士，他们的责任就是作为辅佐的封臣，而他们控制采邑则是通过私人。每个头领都是一个来自民众"团伙"（来自拉丁语cum-panis，是拥有面包并要求分享食物的意思）的保护人，他们的帐篷组成一个大圈围绕在由贵族组成小圈的外围。一个庇护建立在另一个庇护基础之上：这就是当时王权关系的真实图景。每一个王公把自己的领地看作一个庇护所，在它的羽翼之下有许多的家族，每一个家庭都由对一部分人行使权力的贵族领导，他们又受王公的领导。

在十一世纪，这些卫星式的家庭就是城堡，它是把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象征结合到一起的大厦:一方面，城堡的塔楼，赫然高耸，树立着强迫性权力的象征物；另一方面，围墙(指城堡的墙壁，或者古法语里所说的"壁垒")，则是家庭免于公共权力干预的象征。实际上不由自主地，这些住宅在想象中总是被描绘为处于一些庇护人的护卫之下。不要认为庇护人的住宅与国王的宫殿完全隔绝开来。根据习俗惯例，从属家庭的户主不得不暂时地与在等级上位于他们之上的家庭的主人结成联属关系。后者效法古代卡洛林王朝国王们的做法，重大节日里邀请他的朋友们到他的宫廷聚会，这些下属阶层要花上几天时间表面上充当上层家庭主人的奴仆。

我们来听听梅塞伯格·梯也马如何描绘十一世纪初期德国国王主持的宫廷。有四位公爵为王子服务(梯也马使用"部长"一词；在这个重构还原的场景中，这四位显要人物扮演着"部长"的角色，每个?分别领导着一个家庭部门)。其一是掌管食物，负责国王的饮食；这个职位列于等级阶层中的最高位置；其二是掌管卧室起居，其三是管理葡萄酒地下储藏室，其四是照料马房。这些欢乐的、如同兄弟般的关系，是第二等级庇护人之子们在相当长时间里所要经历的，他们一起在比他们高一阶层的宫廷里度过青春时代，与主人一道用餐，陪伴主人睡觉和打猎，接受主人教育训导，彼此相互竞争取悦主人，从主人那里得到衣服、快乐乃至武器，甚至有可能得到一个妻子。武器和女人:这些是每一个封臣建立自己家庭的必要因素。成家独立后，他们通过回忆在一起度过的青春时光，仍然与王子丰饶的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这里阐释的基本点是，在封建时期，公共权力"分解"于私人生活的形式中。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友谊源自于私人生活，他们之间相互服务的誓约乃至领主统属权力的传承亦皆如此，只有在有相互奉献的地方－－保护人给予被保护人以保护、被保护人效忠于保护人，保护人才能合法地持有统属权力。封建时代最终出现的社会结构图景是四个等级构成的社会层级:王室家庭、王子家庭、领主城堡、以及群居于每个城堡周边的民众。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2）

随着我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来临，两个独特的民众阶级出现了。只有某些成年男子才有资格履践这个极为重要的公民职责，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佩带武器，配备最好的装备。在拉丁文著作中，他们被称为miles，意指武士；尽管他们还有一个称呼来自拉丁口语的拉丁化词汇：cabalilarius，意指骑师或骑士。这些人执行指定任务的天然之所就是领主的城堡，他们在指定的时间里聚集到这儿履行他们的卫戍职责。当公共和平受到危险时，"城堡的呼叫"回荡整个乡村，他们也要回来保护城堡。城堡主是 "他的" 骑士们的指挥官。他对骑士的权威，就像王公对他的权威一样，是家长式的。每个"城堡武士"在举行成年仪式时，用自己的生命对城堡主宣誓效忠；握手方式的宣誓表明自己的真心奉献，亲吻的方式则表明相互确保和平与忠诚。这些仪式隐藏着某种交易，在契约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容易与血缘关系混淆的联系纽带。在"领主"一词里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它指的是接受宣誓效忠的一方。而且，在领主颁布的政令的前导称呼里，骑士被包含在内，他们与领主的血缘亲属毫无差别地被并列于一起。最后，保护人自觉地要为他"忠诚的仆人们"提供食物来源，从自己的餐桌上给他们提供丰厚的一份，或通过其它方式－－但并不总这样－－给他们足够的土地，也就是采邑，让他们养活自己。采邑的授与是通过传递稻杆的授权仪式来完成的。这一习俗大概起源于中世纪早期，当时传递稻杆象征着收养。

通过宣誓效忠，骑士实际上加入了城堡主的 "家庭"，并且成为主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1031年在利摩日召开的会议记录中，列出的人主要包括等级社会中的上层，首先提及的是"最高权力"，其次是"第二等级的王公们"，最后是"骑士"，这份记录中在"军人" 一词前面加了最适恰的限定词"私人的"：私人士兵。因此，一部分人被从公众领域中分离出来，分化为由亲缘纽带捆绑到一起的各个集团。这些家族集团里的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执，都是通过公平决斗或主人的调解，私下里解决。骑士服务于主人，就像外甥必定要效忠他的母舅一样，他们为主人提供帮助和建议；所有的人都参与公同财产的管理，参与履行保护城堡的权力。作为从领主那里获得食物或被分封采邑的交换，骑士诸多职责中的一个是，定时环绕城堡巡视以达到威慑的目的，以保持对其他民众的规约遏制。这些人以骑兵队而闻名于民众之中，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展示马背上的主人－－即镇压代理人－－的至上威权。

其余民众要遭受剥削，这一点也日益成为私人领域事务。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在反抗，有时是公开的，但更经常的是秘密的和消极的抵抗。在幸运的地方，尤其是山区，反抗经常获得成功，在南部基督教徒聚集的城市也获得了成功，这些城市在十一世纪贸易衰退之时维持了它们的活力。在这些地方，骑士不只是维持自由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能力与其他自由人聚合起来共同执行裁决或发动战争。除了骑士，这份会议记录还提到"有产之人"（boni homines），或者，城市里指的是"市民"（cives）。(在前面提到的比萨人军营里，市民并不睡在军营帐篷的内圈里，而是随时全副武装，准备向马略卡人发起攻击。王公-大教主犹如讲台上的演说家大声鼓动他们，激励他们进攻。)在骑士的"臣服"和"遵从"观念下，公民观念意识仍然残存于民众内心深处最底层。尽管大众也是被驯化， 但他们与骑士的差异很大。"公共法官"（在昂斯参政会里，迟至994年仍然这样称呼代行王权的人）对待他的骑士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女婿和侄子；他对待那些在他管治领土内的其他居民就像对待自己"家庭"里的成员，鉴于"家庭"这个词汇的主要意义，这意味着他们是他家中的奴仆。在这里，私人模式不是血缘型的而是奴役型的，这个烙入当时人思想中的社会图景，是中世纪早期农村庄园大地产的一种残留形式。在这里，城堡被视为一座"占据主导地位的庭院"－－即卡洛林王朝时代任何一座大型庄园里中心位置的庭院，它环绕着主人的居所及附属建筑。类似地，城堡周围农民居住的小庭院，与卡洛林王朝时期贵族安置其人身依附者的农奴小屋相似。

实际上，卡洛林王朝的君主们所做的就是，让那些农奴夫妇在小块土地上安顿，让他们有生儿育女并将孩子养大成人的能力。这证明是他们管理自己的人口或牲畜资产的最有效率方式，人口和牲畜构成了主人劳动力的来源；它为庄园主提供了维持和繁衍农奴人口的有效手段。唯一的缺点是，给农奴们提供小屋，主人让他们的活财产得到了些许私人生活的空间。然而，主人的这份礼物并不那么慷慨：足够幸运的农奴得到主人赐予的属于归己所有的小块土地后，他们有义务从每二天或三天里抽出一天时间，到主人的中心庭院里?主人吩咐他们做的任何事；在为主人服务的那些天里，他们在主人家的餐厅里进餐，因此并入到主人家的家庭成员中。他们的妻子有义务与其他各个等级的女人们一起进行公共劳动。当需要补充自己全职的仆役时，主人可以从农奴的小屋里挑走他们的孩子。主人可以从奴仆身上拿走任何他想要拿走的东西：如果高兴，他可以把他们的女嫁出去 (如果女孩的父亲希望保留自己将女人嫁于何人的权利，他必须向主人交纳一定的费用)；他还可以拿走农奴们遗产的一部分（男人死后的家畜以及女人死后的衣物）。农奴的庭院与自由民的庭院不同，不受防止被没收的法律保护；他们实际上只是主人住宅的附属物。正如他是自己烤箱、马厩和谷仓的统治者一样，主人也是这些男人、女人、孩子、动物和附属物的统治者。

十一世纪初期，当社会开始向封建化的方向演进时，那些掌控行使着曾经是公共权力的残余的人，开始寻求确立私人领地的管理原则，即他们的领地就像伟大的卡洛林王朝君主的庄园那样。除了骑士向自己的农奴勒索盘剥之外，主人们还竭力敲诈剥削所有的居民和过路人。随着公共权力的机构被用于统治那部分未武装的平民，公共权力日益呈现出一种领主特征。公共高级法庭转变成了家庭聚会，王公伯爵与他的亲戚、采邑占有者和私人骑士一起加入进来。类似地，在乡村举行的审判状况不佳的自由人的各种集会，也变成了家庭审判台。城堡主委派一名自己的仆役主持这些私人法庭；而穷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所受到的处罚之重，一如过去庄园里奴隶所受到的惩罚。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3）

在马松地区，这种转变到1030年就已经完成。在其它区域，这种转变发生得较晚。但在每个地方，这种转变的结果就是，以前被视为自由民的穷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我使用的"穷人"一词如同当时的用法一样，指所有那些没有权力并臣服于城堡禁令管治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自由观念依然鲜活地存留于村庄集会中，人们知道某某有权力在集会上坐下，而其他一些人则被排除在集会之外，因为他从生下来就从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女人(引用抄录于克吕尼档案室的一份十一世纪的文献)可以 "合法证明" ，她不是那个宣称是她主人的男人的私有财产。当这些曾经属于公共性质的集会，与主人惩罚奴隶错误行为的家族法庭变得别无二致的时候，自由观念就此云蒸雾散了。这一转变需要时间:乡村地区的马松人中，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宪章的撰写者才不再提及奴隶和自由民之区分。然而，五十年前，语汇terra francorum（指为公共目的为自由民保留的土地）已经被废弃不用，因为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农民－－不管是自由民与否，在领主的控制下都可以使用公共土地。早在1062年，一名书记员在草拟捐赠法时提到，作为奴隶的人可以构成捐赠物，但是他不得不补充一句－－"这些奴隶，不管是自由身还是非自由身"，因为理论上的区分还没有完全从记忆中消失。但事实上，他们被占有他们的人毫无区别地捐赠出去，似乎他捐赠的只是一群家畜。

私人领域侵入曾经统控"贫人"权力的第二个结果是，那些行使着强制权力的人开始认定，不仅仅骑士，而包括在他领地上居住但人身上并不依附于他们的所有人，都必须向主人宣誓效忠。"克吕尼宪章"讲述了1030年左右发生在索恩河岸边一个村庄里的小插曲：一个"自由人"来这里定居，并"自由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他在某个时候突然发现，他必须向当地的领土"宣誓"，拉丁文里意思同样的词commendatio，其用法是指战士的宣誓。在这里，两者之间的礼仪姿态可能大不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个农民的宣誓效忠不仅让他成为领主家属的一员，而且也成为领主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必须为领主服役的低级依附者群体地位低微，不能像骑士那样与领主有着父子般的亲近行为，只能恭顺地服从于领主。这样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主人，而是他人财产的一部分。十一世纪，马松地区的富人像买卖奴隶一样买卖自由人（francs）。 虽然他们仍然叫做自由人，但却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上。 他们的庇护者可以随便进入他们的家并有权没收他们的部分财产；没有主人的同意他们不能结婚。等宪章中的语汇反映这些现实变化时，一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宪章中开始使用两个极具启示性的语汇概括依附者的特征，法律曾经认定的身份区别在这些依附者中已无踪可寻:主人说，这是我"拥有的"的男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我，他是我的私人财产；或者说，这是我的"民众"（homme de corps），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是我的。

领主之威权很少成功地征服他们城堡统属土地上的所有"贫民"，居住于他们辖区内的骑士的家庭佣仆，免于他们权力的管辖；尽管他们也属于"民众"的一员，但他们的身体属于另一个主人。1282年颁布的奥朗热城法令宣布，这类人"享有客居权力"，也就是说，附着于他们私人房子上的"权力"足够大而且受到足够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城堡之外。免于领主权力管辖的男人和女人们，在法令中被称为居民(manentes)，对他们来说，加在他们身上的领主的权力要轻得多，且从来没有完全丧失其公共性的特征。1042年之后编纂的"唐德宪章"中提到了伯爵应得到的服务，它对农奴（homines de sua masnada）的无限义务和"客居者的有严格限制的义务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即便这类人，他们比较成功地抵制了领主权力，他们的父辈拒绝履行臣服仪式，加入领主日益扩大的家族，但仍然要服从自称是他们"主人"（dominus）的人的各种命令。而且，他宣称提供的保护要求得到的回报呈现出一种家族色彩。在特定的日子里，他们被要求向领主恭奉"礼品"，尽管他们不再被要求服军役，但作为对军役的替代，他们必须服劳役，或者在他们主人的庭院里做强制性的劳动，他们必须去他的房子拜访，与他比邻而居，遵从他的各种规约命令。被称为膳宿权－－在自家房子里把领主当作客人接待的义务－－的各种领主权利亦产生类似的结果。这些领主权利的公共起源是无可争辩的:中古晚期，巡游各地的行政官由市民提供膳宿。

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这些义务性的接待定期地打破了保护村民私人生活的屏障。领主及其扈从们到来，在农民的庭院里饲喂马畜，在他的土地上扎营。男人不得不日夜陪伴领主或他的某位骑士。如此粗暴的侵扰激起了抵抗，但即便这种抵抗取得成功，从领主那儿嬴得将来限制膳宿权使用的承诺，但仍需支付同等价值的实物。表面上的自由农必须从酒窖里献出葡萄酒，从他们的揉面槽里献出面包，从保险柜里拿出金钱；当领主在村里留宿时，他们必须为其配备舒适的住房。赢得这种特权或豁免权，对民众来说是一个胜利，至少村民和他的妻子可以坚持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对自己文采信心十足的作者们，现在不再把臣服于领主权力之下的人们称为"人民"（populus），而称之为"臣民"；私人生活的保护性外壳业已被削弱，在许多地方甚至被打破。在社会阶层各个层次上的封建化，迄今已经将私人关系扩展到整个社会权力结构中去；这种变化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横扫挡在它前面的所有堤防。历史的吊诡是，随着社会日益封建化，私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少，因为权力在所有方面都已经越来越私有化了。

宗教并不能置身这些变化洪流之外。封建时代的基督徒们，至少从我们知道他们态度的那些基督徒来看，他们在神权面前鼎礼膜拜放弃自我。像骑士宣誓效忠城堡主一样，他们双膝跪下，两手交叉，等待恩赐，希望如同在神父家里受到的庇护一样，在另外一个世界也得到宠惠，渴求进入上帝的私人领地，归依于上帝的家族中，而且得到一个与他们在凡俗人间所处等级相当的等级－－即臣服等级里的最底层。在上帝的私人领地下属各领域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中，他们力求担当一个职位。他们知道，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法官；基督在末日审判中在亲密副手的协助下做出判决，上帝将寻求副手们的建议，一如领主在封建法庭里寻求他们副手的建议，领主依次听取每一位低级贵族对自己忠诚下属们（即那些已经向他宣誓效忠的人）举出的判决理由。在天堂，低级贵族这种辅佐者角色则是由圣徒充任。圣徒们世俗权力来自于他们享有协助主并代宣主的意旨的特权。有时圣徒是可怕的并且充满了复仇心－－就像易怒的圣徒富瓦－－发动私下仇杀报复那些敢于触动他们的家畜或酒的人，也就是说，触动他们佣仆的家畜和酒，以及宛如仆人一样照看他们教堂或遗物的僧侣的家畜和酒。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4）

这样，基督徒对圣徒宣誓效忠，从而使他们变得有点像上帝的诸侯封臣。嬴得圣徒保护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要成为他们的佣人，成为照看教堂的僧侣并且表白自己的信仰。不知十一世纪有多少骑士在他们临终时决定采用圣徒本尼迪克特的习惯，通过向最近的修道院捐赠丰富的遗产，以确保他们死后被认可为神圣庇护者的仆人?又有多少骑士寻求自己被承认是一些宗教团体的俗世兄弟(为此的费用是精确的)?就像德国和洛林如此之多所谓的圣徒，他们出身高贵，在这个世界上寻求保护，而其他人则从他们的占有者那里寻求保护并在其旗帜下重整旗鼓，这种旗帜我们现在认为是所有权的象征，那么又有多少骑士参加了奴仆身份而不是家臣身份的仪式，让自己成为奴仆，成为圣徒的财产，成为他的人或者女人。

虔诚的人们就像分散在众多住处的一个巨大家庭，每个人都处在圣徒或圣母的保护之下。由于受到欢迎和这种趋势的日益膨胀，这些神圣的家庭就像封建化进程一样四处延伸它的触角，而且整个十一世纪，人们都梦想有一天所有的人类都会居住在天堂般的大厦里。这个梦想成了上帝和平的促进者。他们希望减缓来自城堡的权力扩散，培育新的障碍以阻止其进程，并建立保护的时期和地点－－简而言之，就是回到仍然是另一个私人领域的边界，它属于上帝。通过掠夺教堂及其周围地区，如"墓地"和用十字架作记号的其他礼拜堂，或者用于圣日的祭物，而对这种隐私造成的侵犯，就是对上帝无限威力的侵犯，会有遭到报复的危险。另一个对上帝的侮辱就是，对属于其家庭成员的人进行攻击，如传教士、僧侣、未婚女人和贫穷者。再一个对上帝的侮辱是，任何试图抓住那些他已经在许多地方以其无限仁慈收容的非武装人员和逃亡者的企图；这些人是上帝的客人，而且处于他管制之下的中立地区。

通过赋予私生活以神意，上帝的和平休战日有助于为公共集会的举行创造一个空间，因此促进了村庄层面公共空间的重构。教堂－－生者在这里举行洗礼、死者在这里被赦免生前罪恶－－变成教区居民封闭的小社会透明化的因子。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在和平规约之下暴力遭到禁止的休战区域，许多乡村在教堂的庇护下成长起来。在这里，"穷人们"彼此团结，生活在公共的"庭院"里，也就是说，他们受到保护不受侵犯。居住在此的村民们，共同拥有使用村庄附近未种上庄稼且不能从其上得到收成的土地的权利，比之孤立单独居住，他们能够更好地抵制来自领主的诸多压力。在一些城镇中，特别是随着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城镇中，市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在古老习俗的基础上开始组织化和制度化。举例来说，这些互防社会的成员定期聚餐，尤其要喝点酒。团结也需要通过常见的誓约仪式进行培育和维系。这些都是和平运动的产物；这种想法最初源于要求骑士宣誓维护和平，以控制他们攻击性的冲动。后来这种做法流传到了下层社会，常见的做法是，乡村里每户的户主共同誓约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维护"和睦"－－要从心灵上谨记。如克吕尼城1166年制定的习俗所表明的，这种誓约要通过朋友－－通过"邻居之手"－－的仲裁来完成。争论要在私下里解决；只有在"举村震惊"的情况下－－也即整个社区都被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震动时，如"公开"通奸或盗窃罪，才召来所谓的公共当局前来干预。如果这样的罪行发生在伯爵统辖的城市里，即便是在大教堂的私有领域内，而且即便犯罪者是教主的私人扈从和教士，伯爵也保有起诉这种罪行的权力。

在这些交往关系中不允许存在敌意。举例来说，1128年拉昂城颁布的和平条例，不仅在被保护地域里禁止暴力，而且禁止"对另外一个人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在对方离开城市的时候追踪他，或在返回的路上伏击他"。所有的攻击行动均要指向本团体之外，反击对本团体公共利益的威胁。因此，内部权力的发展壮大是顺理成章的事；团体里的诸多显贵人物负责协调安抚内部关系的杂务。外部权力的权威被限制在所谓的公共远征事务上和十二世纪人们开始称之为"高级"审判的行政管理事务上。在这个层面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在社区共同体的私人空间里，公共行动领域的再生和个人私生活领域的轮廓。

只有不在其他人家中充当佣仆的成年男子才被包括进这些交往关系中。1114年瓦朗谢讷城签署的公约文本里非常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男子(viri)在满十五岁时，举行入会仪式进入活跃的社区生活。尽管被覆于"市镇和平"规约保护之下，但被排除在正式成员之外的人包括年幼的孩子、"不分地位等级"的所有妇女，以及修士、修女和牧师，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此外，"任何主人都可以在城镇中鞭笞或殴打其依附者或奴隶而不算违背和平规约。""生活在同一间房子里且归于同一个家庭权力统辖下"的奴仆们?该内部决斗，投诉和罚款则应该求之于主人，也就是说，房子的主人及那些宣誓遵守和平规约的人必须避免卷涉其中，除非打斗造成死亡。"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读到这样的规定:"依靠主人而生的奴隶，不能作为其主人指控他人违反和平规约的证人。"换句话说，受公共法律管治的和平保护区域，一些地点被排除在外，也即，房子的免受攻击权尤其受到同一部公共法的保护。"攻击"这些房子中的任何一座（打破和闯入），都要遭到最高罚款的惩治，其量刑与惩治"公共"犯罪的量刑相同。皮卡迪、阿西斯、奥西以及瓦林科特等地成文于十三世纪早期的公共习惯法，承认了自我防卫权：某人在自家房子里杀死攻击者不会受到惩治。某人在房子里殴打房子的居住者，要受到40索里达的重罚。如果攻击者试图强行闯入房子，必须支付100索里达的罚款，如果闯入成功罚款数额则增加到200索里达。与私人住宅联系在一起的"以牙还牙"的惩治，我们可以在社区共同体对违反和平友好契约者的惩罚中看到：他的房子被摧毁。这是对等的报复，但是一种公共类型的报复。如我们在瓦朗谢讷很清楚地看到，对那些业已宣誓过"和平誓约"的人，当地授权行政官裁定是否将违反誓约者的房子夷为平地。因为这些干预其中的行政官员依据公共利益行动，因此他们也不会遭到偏见和仇视:"这种行为不会引起战争（即一所房子对另外一所房子进行报复，由一群亲戚朋友带领报复另一所房子的亲戚朋友）、仇恨或伏击，因为它是政府公义行动，是王家的行动。"

封建主义与个人权力（5）

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我们都发现对公共与非公共的区分一直存在着。然而，公私之间分界线的确切位置则流变不定的，因为在封建时代尚没有关于私人生活观念的绝对标准。举例加以说明，我依据公社公证人的记录，来检视热那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这种"公社"事实上就是一个"公司"，与商业公司不同，它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根据私法的一种联合；它的成员是该城里各个大家族的主人，这些大家族的城堡塔楼并肩矗立，风在城堡之间来回吹习。各方签定协议授权给行政官，他们被称为"执政官"－－从古罗马借用来的一种官衔名，带有明显的"公共事务"含义，因为执政官的职能是约束那些攻击性的冲动行为。1169年，他们试图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源起于两个敌对家族年轻人在海滩上的一次打架，已经火爆地持续达5年之久。热那亚城所有公民都被要求参加公开的和平宣誓，誓言打击任何制造麻烦的人。虽然执政官心血来潮没有把这两个敌对派系头领家的房屋夷为平地，但他们却命令卫戍部队占领了房子。他们还拟订了一系列公开的战斗："在双方敌对家族的领头人中举行了6次战斗或决斗"，决斗拟在热那亚大主教宫殿的庭院里进行，大主教是该城的最高庇护人，身负"王权"，因此他的宫殿是公共性质的宫殿。然而，私人权力反对公共权力的这些举措，"每一方的血亲和盟友"敦促行政官员另寻他法，召开一次调解会议。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这个故事反映的不再是一种民间的和平，现在，整个热那亚城都变成了一个庇护所，一个由上帝和平之神统治的区域。这两个敌对家族头领每家门前都立起十字架， 在约定好的日期，大主教穿着正式法衣、带着圣物来了。这两个"敌对家族的首领"被要求按着福音书宣誓维护和平。有一个头领拒绝了，尽管他的亲族恳求着， 但他坐在那里不动，他不能忘记，他家族中"为战争"而死的成员们"凄厉的叫声"。最终，他还是被人们拖到圣经前，结束了这场仇杀。毫无疑问，这是私人复仇一个案例。但是这种停止和终结仇杀的宣誓，是私人模式的？抑或是公共模式的?

让我转向意大利历史上另外一段插曲。(意大利人在思考法律逻辑方面处于前列，而且在意大利很早就雇用公证人，关于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图景)。到十三世纪，一些家庭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乃至他们要占住好几个家庭。为了维系内部和平，他们采纳了所谓的consorteria，这是一系列的协议，根据它们，一个血亲团体像公社那样被组织起来，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公共福祉和家族壮大。"根据这些协议，16岁以上的男子都必须进行和平宣誓。他们颁布了一个行为守则，设立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公有基金，并选出一名被称为执政官的行政官员来维护"和平安宁"。这位执政官把他的兄弟子侄们定期聚集起来温习协议内容，以达到维护家族和睦的目的；在特定的时期，同是这批人聚集起来选举新的执政官。这样，我们就获知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公社是由几个部分或分支联合而成，每个部分都服从于另外一个的权威，它们确定无疑是私人的和家族控制型的，但很奇怪地又像管治更大家庭－－也就是公社（每个家庭都是公社的一部分）－－的虚假型公共权威。每个宗族犹如公社里的一分子，在宗族内部，权力源于成年男子的竞夺。宗族在组成宗族的更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性单元（也就是家庭）当中渗透和确保和谐安宁。但宗族并没有试图通过暴力把其权力强加于任何单个的家庭头上，因为这样会引发激烈的反抗。

只提及反抗，表明我们终于触及到最本质的核心，即基本的血亲团体，它是由丈夫、妻子、未婚子女和佣人组成的"家庭"。某个家庭在众多的家庭中选择通婚，张扬的、喧嚣的队伍穿过大街和广场。但这只是两个私人性仪式－－其一是订婚，在新娘家举行；其二是婚礼，在新郎家举行－－之间的一个程序，一个必要的、炫耀性的插曲。至结婚时，举行婚礼宴会的餐厅不是比卧室更少私人化吗？更不用提当晚让婚姻臻于高潮的婚床了。而且，女人在被她的父亲、兄弟或叔父的嫁出去之前，被要求提供一份表示她同意婚事的明确声明。但一些女人顽固地拒绝这么做，一家之主的权力因此面临障碍，遭遇到保护个人自主领域的深层次障碍。正当我们以为，我们行将从最私人化的方面抓住中世纪生活之时，它躲开了我们。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要超越私人生活表面的界限，从私密的深处去分析个体的男人和女人、肉体和精神。

公共生活

为了理解封建大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私人社交的习俗和礼节，我们应该从梦想－－虚构的完美家庭的理想－－和天堂－－在另一世界中灵魂得救者的居所－－开始。如公元6世纪《格列高利旅行记》一书中所描述的，根据萨尼尔夫修士的想象，经过炼狱洗礼而生还的灵魂最后来到一座"宏伟的白色房屋"。两个世纪以后，另外一位幻想家也设想了相同的情景:"河对岸隐现着一堵宽大的、高耸的和熠熠生辉的墙"。引述这段话的圣·博尼费斯诠释说:"这是天堂上的耶路撒冷。"这不是一栋房子，而是一座城市:这个隐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都市的；它指的是一座城市，一座尽管已经衰微但却仍然以其难以胜数的刚刚崩塌毁坏的纪念碑让人心驰神迷的城市；一座与罗马人记忆紧密相联的城市；一个避难所，一个准备拥抱所有上帝子民的公共避难所。在卡洛林王朝的微型建筑图中，构成福音传道者形象的拱型建筑结构，让人想起的不是一所庭院而是古罗马广场的门廊。只有后面的部分是叠加在这个古老影像之上的房屋形象:罗马天主教教会仍然希望把天堂看作是一座巨无霸城市，然而，人们主要把天堂想象为一种房子。举例来说，在半圆形后殿拱梁之间的三角墙上，位于最高主宰耶稣基督的右边(善的一边)的图景是平静且有序的，与左边(罪恶苦难被投入地狱深处)明显的混乱无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建筑学上的象征:壁龛是通向和谐的空间，是通向主宰修道院和平的空间；这些上面覆盖着保护性屋顶的壁龛，被看作是集中进入一个公共住处的掩护物。在同一时期，克莱尔沃的贝尔纳用这样的语言呼唤天堂:"噢！多好的房子，比我们心爱的帐篷好多了。" 于是，天堂成为一栋建造坚固的住房，一个在人间旅行者的漂泊生涯结束之后可供定居和休息的地方－－毋庸置疑是个寄居之所。

关于牧师的想像先说到这里；下面我们看看骑士的想象如何。十三世纪晚期撰写的一个吸引了上流社会兴致的文本，尽管其建基于宗教话题之上，但其中却充斥的庭院精神几达受到天谴的地步。该文本的题为《天堂之庭院》(Court de paradis)。庭院在这里的拼写加上了"t"（法语通常的拼写是cour），这表明它来源于拉丁语"curtis"。当然，这同时也是"朝堂"（curia）:上帝在万圣节"要上朝"，这是一次全体人员都出席的朝会。他召集他房子里的男男女女；他的使者穿梭于"宿舍，卧室和餐厅"之间。房子很大，像新式城堡那般被分成几个房间，每个房间分配给特定阶层的居住者：一个房间分给天使，另一个房间分给圣女，如此等等。朝会包括这个家庭的所有居民：耶稣基督的"喜庆天使们"凝视着它的主人，"喜庆"即表示举办一场宴会，在这种情形下则是指举办一种舞会。贵宾是圣母玛丽亚。舞会上有音乐和舞蹈；整个社会都被邀请加入歌唱。以这种纯粹的方式，天堂被描绘成分享快乐气氛的大家庭，一起唱圣歌，周围是主人和年长者，他们的职责就是使天庭充满欢乐。显然，天堂中神圣的景象－－难以言表的欢乐气氛、天使美妙的唱诗歌声、普世的爱－－在这里被世俗的景象玷污了。在这种世俗的景象里，犹如神赐的高贵之爱，不是通过安排上帝的选民而是飨宴君主的侍从建立起等级秩序。

表现文学发展转变的诗歌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历史资料来源；十二世纪末之后，这种文学体裁残存下来的片段更加常见。在这些残存下来的诗作里，想象中的房子终于不再被视为天堂的镜像。最重要的文学著作里凸显出三个主要的印象：首先，理想的住宅需要围墙。的确，随着十三世纪的来临， 城堡围墙之内的人口密度减少了；城堡庭院变成个人利用的地方。其次，在这些创作给"年轻人"，也即未婚男子看的文学作品里，理想的住宅被描述得充满情爱色彩，它被描述为女性的保护区；女人们被看管起来，锁于深闺，这只能使得她们更加诱人。城堡之塔楼里满是曼妙少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人对自由恋爱勃发的狂想－－在由圣康坦的多铎于十一世纪早期创作的作品里，这种狂想受到了压抑并被变为一种起源的神话，如同三百年后克莱格神父在蒙塔犹所做的一般。同样地，正统的卫道士们想象，异端派沉浸于秘密的自由恋爱，迷念夜幕下的幽会；然而，正统卫道士们的想象在这里充满着鄙夷轻蔑的意味。在庭院传奇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给爱的游戏设定一个明确的背景，男主人公突破城堡围墙的圈禁，赢得里面女人的芳心，这对勾搭成奸的人总是偷偷摸摸地行事：做爱是件不能公开为之的事，而且当那种爱是非法的之时，必须偷偷摸摸暗中进行。

第三， 在凡俗人间的想像里，理想的房子阳光充足、空气通畅:数以千计的窗户让光线流水般泄入，照亮房间里每一处阴暗的角落。那个时代的作者们为了进一步修饰他们对房子的想象，他们在描述房子时加入了奥伦特斯河边闪现十字军东征的纪念碑，以及土耳其艺术、喷泉和所有各式装饰物。在想像中，天堂是一座华丽的城堡，人烟繁盛，而理想的房子就是令人目眩的天堂，里面洋溢着生活的幸福欢乐。

修道院：私人生活之典范（1）

严格来说，想像乃非必不可少。人类可以用自己眼睛，看到天堂居所在凡俗人间的精巧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就是本笃会的修道院，它们宣称自己是此岸世界进入天堂的接待室和事先预示。因此，修道院是带有城墙的城市，通往"修道院"的路径被严格控制着，仅有一个门，这个门犹如城门一样，只在固定的时间启闭。一个地位显要的僧侣机构是修道院的主管者，它控制着修道院与外部世界的所有关系。然而，修道院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幢幢的房子，每所房子都是一个家族式的家庭。而且事实上，修士的家庭是所有家庭中最标准的家庭，组织最谨慎的家庭。修道院的组织是按照《圣本尼迪克特规章》进行管理的， 这规则为达到完美而经过严格的设计，是一个明晰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自从九世纪以后， 修道院已经掌控了许多财富资源，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发展新农业技术中起到带头作用。这些修道院都是些中世纪最有名的住宅，有许多历史文献明确地向我们呈现他们如何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在隐秘的家庭中，富人们是如何行为举止的，我们首先应该探询修道院的情况。

在卡洛林王朝复兴之颠峰时期，即816年至820年之间，当"虔诚路易"皇帝几近完全模仿圣本尼迪克特模式，最后完成修道院改革计划时，一个理想的修道院蓝图出台了。著名的圣加尔修道院建筑图，保存在缝制的羊皮纸上，由一系列按比例尺绘制且带有图例的制图组成。此图可能是由巴塞尔大主教送给修道院院长戈兹贝尔，他一直被认为是修道院的重建者。这份计划图具体表达了建造修道院应该遵循的原理:与球体和谐基本一致，坚持宇宙坐标而且完全处于数学平衡之中。在设计图中，基本的建筑单位尺寸是四十英尺，教堂的中央广场是整个建筑图的中心。教堂是整个建筑群的心脏，是天堂与凡俗人间的联络点。在这里，修士集体行使他们的主要功能:在唱诗班的美妙和声中齐唱上帝颂歌。

修士的住宅位于礼拜仪式区的南部。这与远古的庄园住宅布局类似。还有一个内部庭院与教堂相邻。其中一侧是葡萄酒储藏室、食物储存室、厨房和面包店。另一侧则是餐厅，上面是供储藏衣服的地方。另一侧是两边有浴室和厕所的大厅，其上是教堂宿舍。与住宅区相接的大片附属地，是用于农耕和园艺的建筑、菜地、谷仓、马厩、畜棚、手工作坊和仆人的小屋。在北面，与教堂相接很远的地方，是修道院院长的住处，那里配备有自己的厨房、酒窖和浴室。在东北面，新信徒和因患病而暂时从社区隔离出去的修士，被限制在一个独立的住宅中，他们被分开来居住；该住宅的远角处则是处理疾病和其他灾祸的地方。最后，靠近大门的西北面，允许进入修道院的外来者安置在这两个住处。其中靠近修道院院长住宅的房间里，安置来自其他社区较重要的客人和信徒；另一个靠近僧侣的房间则安置朝圣者和贫穷者。

显然，修道院的组织清楚地反映了天庭里严格的等级秩序。位于中央的地域属于上帝所有:即庇护所。在他的右边即十字形翼部的北部是修道院院长的住处，独自位于一处；作为家庭的头领，他处于较高的地位。在这个全能上帝的左边，处于第三等级，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修士们是儿子，是相互平等的兄弟， 像天使的组成一样，是一个由紧邻居住的仆人维持的守备队，因为修道院的理想是专制、自给自足。距离那个对堕落世界敞开的大门最远的地方，保护的是病人和正在接受训导的年轻信徒－－年轻人、老年人以及死去的人，因为墓地也位于此地。社区中最易受伤害的部份不得不因为它的弱点而独立分开，受到保护，但也处于上帝右边的庇护之下。这里也是为精神仪式、学校和写作的工作室而保留的地域；那些维持生活的物质功能则归入另一边，即上帝的左边。值得注意的是，墓穴位于东部，太阳升起的方向，象征着生命的复活；而来访的客人安置在西部，这是太阳降落的方向，暗指俗世的堕落。

九世纪，这种建筑设计被应用于许多修道院的建设，这些修道院中有一些规模庞大，容纳令人瞠目的住客。852年，科尔比修道院住着150名僧侣；150名寡妇经常在修道院门前得到食物救济，寺院客舍里每天接待300名客人。一些修道院里因人员太多而无法全部居住在修道院里。于是，大城镇在在修道院围墙之外逐渐发展起来，就像圣里基耶修道院周边那样，那里的每条街道都被不同的类型工人占据着。在封建时代，尽管日见增长的集中化带来了某些变数，但大多数修道院基本上都遵从了圣加尔的建设规划。举例来说，十一世纪中期奥迪隆统治下的克吕尼修道院方位布局是相同的，门的位置也一样（直到更奢华的建筑设计被奥迪隆的继承者接受之前，这种设计模式一直保持着。这位继任者是圣胡夫 ，他心怀另外的梦想－－帝王的梦想－－追随古代城市的传统，更强调公共空间）。教堂仍然是修道院的核心，但是稍稍偏离中心。修士的住宅结构也是相同的。医院和墓地在东部，西部则是空阔的来客居所和客栈，同样分成两部份。但是在这里修道院院长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私有住宅，而是与他的僧徒们住在一起。修道院里围墙内也没有作坊和谷仓。根据克吕尼修道院对《圣本迪克特规章》的解释，修士不得不做的手工劳动只是象征性的。自给自足的理想依然如故，但食物是由散布周围被称为"教长辖区"的农场供给，这些教长辖区散布各处乡村。教长辖区是母修道院的复制品，不过规模要小得多，从贝赛教长辖区的遗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克吕尼修道院，唯一残存下来的外部建筑物是马厩。在这种骑士文明中，骑射之旨趣甚至扩展到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如果没有大批马队护卫从不外出冒险。负责置办"衣物"和负责供应"外货"（从修道院之外购买来的各种商品）都交给了商人、工匠和佣仆，他们住在修道院外的城镇上，随着僧侣们不再吝于花钱，城镇在修道院门外成长起来。在修道院里面，生活色彩单调：只有单一的居所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私下里，形形色色的规矩和章法统控着生活，事无巨细地规约着修士们的日常生活。

修道院：私人生活之典范（2）

在克吕尼地区的各个修道院里，公共生活被认定为以严格的宗教仪式形式来举行的永久不息的礼拜仪式。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修道院院长，他现在已融入他所领导的社区共同体之中，既不单独用餐亦不单独睡觉。生病时，他与其他病人一样到医院看病，而且和其他修士一样到厨房轮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式僧侣生活的一个侧面:日趋强调团结友爱精神和对孤独的恐惧。私人生活变得如此喜爱社交，以致于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不再拥有他可能独处的地方。作为回报，他受到其他修士更多的尊重和服从。无论何时，每当他出入房间时，所有人要起立目送，当他经过时则要鞠躬致敬。在餐厅用餐时，他的面前摆放两根蜡烛；当他到教堂或牧师会的大厅参加每日聚会时，或者如果他需要在夜晚去修道院之外进行拜访时，他的一个圣子在前面举着一盏灯引他行路。当他结束旅行返回修道院时，社区全体教众盛妆打扮，出去迎接他。在教堂门前举行的慈父般拥抱的仪式中，他亲吻所有的僧侣；这一天作为节庆时节，要额外加一道菜。在餐桌上，院长与其他修士分开用餐，他享用着比其他僧众更丰盛美味的菜肴和更精制可口的葡萄酒。因此，修道院院长至高无上地位的标志包括灯火、亲吻、美酒、仪式般的迎候和"乘兴归来" 之荣耀(如同后来国王称呼自己归来的那样)。

修道院院长绝不仅仅是主人，他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修道院，但是他不是单独一人统治。他有一个团体，由习惯上被称为"长老"的僧侣组成，协助他进行统治。在这里，我们看到修士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从。此外，修道院院长还有各部门的负责人即修道院的官员进行协助。最重要的修道院官员(或副长官)就像副指挥，准备在院长外出时代表他处理事务。在他之下有四个主要部门。负责教堂的是教堂守护官，他负责在规定的时间启闭教堂大门，并照看教堂圣器和社区里其他用于祈祷的东西。侍从管家掌管每件保存在"房间"里的东西，或修道院的内部圣地；尤其是要管理钱物和购买来的东西。在整个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他的角色内容逐步增加。通过礼物、租用或购买等方式进入修道院的每件东西－－织物、酒、贵重金属和普通货币－－都由他管理，而且对这些东西进行合理的重新分配也由他负责。每年春天，他还负责更换修士穿破的衣服，并在每年秋天万圣节的前夕，分发新的底垫和床铺寝具。他为马供应马掌，为修士供应剃刀，并负责管理除教堂以外的所有窗户。掌窖官即主人地窖储藏室管理者，负责掌管victus（拉丁文，食物－－译注）－－通常指由修道院田产种出来的粮食。地窖储藏室里点着长明灯，以免修士在那里打瞌睡。在伺酒员和谷物管理员(负责水、洗涤以及谷物)的协助下， 掌窖官为每个修士分配日常食物配给；协助他的还有治安官，他负责掌管克吕尼地区浮华的世俗娱乐和骑射活动。

与外人的关系，没有修士之间那么纯粹，修道院第四个办事处是由低等级僧侣组成的，充当旅馆服务员兼发放救济物品。负责发放赈济者向穷人分发剩余的食品和衣物。他每周都要参访修道院外城镇里卧床不起的病人(但他不参访女人，他主管下的世俗佣仆负责这项任务)。在修道院里，他照看着18名贫困的受俸牧师或跟班。在那个时代，出这样充满热心的扶助穷人代表，被认为是每个富有家庭基本义务。赈济者还负责巡视乞丐；为他们提供寄宿处是一项慈善义务。

给穷人提供赈济的义务与款待尊贵来客的义务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尊贵来客，与僧侣们有着相同的身份背景，他们被作为朋友来接待的。这样的客人很容易辨认，即他们是骑马而非步行前来，他们不是住在由赈济人员管理的房间里，而是住在由旅馆人员管理的客房里。十一世纪晚期，在圣胡夫实施他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过程中，克吕尼修道院客人房间的建筑尺寸非常壮观；它有135英尺×30英尺那么大，且被分为二个部份。到此，一缕亮光恰恰投到了我们试图探明的问题上：世俗贵族阶层在室内的接待安排。在克吕尼修道院，有二套宿舍，其一是供男性居住，配有40张草垫床和40个供个人使用的厕所；另一套则是供女人居住－－"伯爵夫人和其他尊贵的妇女"－－配有30张床和30个厕所。男女宿舍之间是餐厅，男人和女人都在这里用餐。饭厅的装饰摆设是奢华的，有精美的桌布、杯子，还有许多服务人员，包括厨师、侍者和看门人，以及一个专门为客人洗脚、送水的仆人，一个专门为壁炉添柴的佣人。所有这些佣人都是雇来的计费仆人，旅馆的管理者负责与修道院之外的外部世界联系，因而他们也与外部世界的堕落和污秽有了接触。这也是为什么由该管理处负责清扫修道院厕所的原因。

陌生人进入修道院的私人空间，并短时间地与修道院的永久住民共同生活。公共生活通常是开放的，而且许多仪式就是用来招待最显贵的客人。在克吕尼修道院，尽管修士们按照等级次序列队迎接来访的王公们，但每个跨越门槛、从公共地域进入修道院私人空间的人，都被要求过悔罪者的生活方式。譬如，他们的妻子就不允许进入修道院与丈夫一起睡觉。未婚的女子、尤其是那些选择到宗教社区里了却残生的寡妇们，被允许进入教堂进行重要服务，但她们要住在修道院外面自己的家里。布洛涅的伯爵夫人伊德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与自己的一大群被保护人和仆人们生活在一起。诺根·吉贝尔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住在圣日尔曼-德夫略修道院大门附近。虽然外来人在某些时间可以进入为举行礼拜仪式而留出的区域－－在克吕尼修道院一个奢华的半公开的节日，颇像王室的宫廷加冕礼－－但他们总是被禁止进入更私人的区域，如修士和修道院院长饮食起居的地方 (那些接受施舍给穷人们黑面包的家庭仆人也在禁止之列) 。

修道院：私人生活之典范（3）

按照克吕尼修道院惯例的规定，情同手足的修士们被分为四个群体，每个群体都被分配到修道院不同的部分: 见习所、救济院、墓地和修道院。见习修士的住处与正式修士的住处是被教堂分开的，是一个过渡和酝酿的地方。精神上的缓慢再生产自这里肇始。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到修道院，在那里被养育成人并接受教育。他们学徒身份结束时，意味着他们业已完成学习修士复杂的行为规范并知道如何履践之，同时了解何时以及如何唱赞歌并知道该如何在沉默的时候表达自己，此后他们便庄严地开始成年修士的社区生活。仪式是一种吸纳、一种整合。首先是个人对承担义务的许诺和表白：这个书面规则要签名、宣读，然后在社区公共集会中放在祭坛上。接着，是像骑士爵位的授予仪式一样的程序，象征着允许他进入一个功能团体：从前的见习者穿上了他以前没有的修士服和带有头巾的宽松长袍。然后是一个欢迎的仪式:首先是修道院院长赐予新来者一个吻，而后是他的兄弟们逐个亲吻他。接下来是三天的静思，在这段时间里他独自进行最隐私、最秘密的个人思想祈祷。所有这些，就像有希望的骑士在举行授予爵位仪式之前守夜和沐浴一样，表明死亡之后就是生命的复苏。但是这独处静思的三天特别值得关注。静思就是审判。为了成为一名修士，见习者必须用三天的时间完全让自己处于绝对的静思之中，他的头用头巾罩着，身体则用长袍裹上，白天和黑夜都是这样。新的修士住在修道院中大房子内部自己的小房间里。他宽松的长袍就像一个蚕茧，在茧下一个人变成修士的蜕变发生了；年轻修士在一个内部房间静思，他效仿耶稣基督从诞生到坟墓的历程，三天以后终于得以超脱、再生。

医院也是一个服务的地方，一些社区成员由于疾病被暂时送到那里修养。实际上，疾病在这里被视为是罪孽的象征。那些患病的修士在净化罪孽的过程中不得不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克吕尼修道院的医院里有两个房间是用来清洗的，一个是用于洗脚，另一个用于清洗器皿。另外还有四个房间，其中每个房间都有两张床。然而，修道院院长有权享用自己私人的房间。与医院相接，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因为生病的修士因患病显得不再那么纯净，他们的饮食与社区其他地方的饮食不同。他们可以吃肉，因为这样能够补充他们的血液并且能帮助他们温暖生病的身体。但由于疾病而暂时吃肉，他们被社区排除在外，特别是不能与他人进行谈话交流。然而在给临终者实行涂油礼以后，就不再提供肉了。从那以后，濒临死亡的人每天都接受圣餐；随着死亡的临近，主要关心的事是尽可能使他们靠近天使般的状态，让他们逐渐脱离对肉体的眷恋。通过他们的手杖、虚弱的外表和他们隐藏起来的头以及忏悔的迹象，可以确认不太严重的疾病。疾病证明他们是有罪过的人， 因此他们不得通过忏悔来给自己赎罪。一旦病治愈了，他们必须通过最后阶段的赎罪，重新加入他们的兄弟行列之前需要得到赦免。

大多数修士在进入另一个世界之前，都曾经在医院里呆过一段时间。这种转变则是另外一个集体仪式的场合。没有人在孤独中死去；死亡也许是修士一生行为中最不具有隐私性的事。 修士的死亡其实更像一个俗世的婚礼。在修士临死所卧的床铺周围又上演了一套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公共性的束缚体现得最为明显。当他的生命状况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垂死的修士被他的两个同伴运出医院来到大厅，在那里牧师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忏悔赎罪，而这次不得不公开进行。然后，他又被送回医院，接受圣餐和临终前的涂油礼，然后向其他人祝福、告别。在亲吻十字架之后，他和他所有的兄弟相互亲吻，正如他在结束见习期的时候一样，也是先从修道院院长开始。一旦走向死亡的极大痛苦开始，大家都要为他守夜。十字架和腊烛放在卧床的脚部。 所有的修士，在修道院大门被风吹来吹去的撞击声中，聚集在一起替他们的兄弟背诵圣训和各种不同的祷文。当垂死的人最后灵魂升天时，那些在级别和年龄上与他一样的修士们为他清洗身体。然后，他的尸体运送到教堂之内，在那里唱圣歌，最后放置到墓地中安息，墓地位于修道院最隐私的区域，这也是大家庭空间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修士虽然死了，但他绝没有与他们还活着的兄弟断绝所有联系。在修士的死亡周年祭日，餐厅会为大家提供一餐可口的饭菜。人们相信，死者给修道院的兄弟们带来了食物，并与他们一起分享－－而且只与他们的兄弟们分享，因此外来人是不允许分享他们的食物，但可以留下一些东西分给穷人。死去的人就这样再一次分享了修道院的生活，因为一起进餐是公共生活的必要仪式。

修道院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部分是住宅。在克吕尼修道院，修士的住宅位于整个修道院区域的中心，被认为是私人生活理想在俗世的具体体现，是?堂的一面镜子。内部的庭院，我们称之为院落，由四个具体的宇宙元素组成:空气、火、水和土地。由于隐蔽性人行道，它是公共领域的内向性版本，完全是基于隐私性的考虑。在这里，时间的混乱性减弱了；一切都是依据季节以及白天和夜晚的时间轮回严格控制着。建筑物的不同部份具有不同的功能。装饰最华丽而且小心维护的部分，是留出空间专门用于为上帝工作以及修士高声齐唱圣歌的地方：这就是教堂。靠近它的是用于讨论和审议的大厅。这与古代的长方形会堂颇为相似，但它是内向化的:无论说的是什么，在这里都是私人性的和秘密的。每天在晨祷以后，修士聚集在大厅里通过念颂规则的一部分和已死去修士的名单来重温社区的条例和规训，所有的修士都要参加而不因某些惩罚被排除在外。这些修士也以如同封建领主参议会的方式来处理当时的事务。最后，他们像一个家庭一样相互纠正彼此的错误:门厅于是成了经常开展自我批评的场合。为了在社区里恢复秩序，对违反纪律者，或者由违规者自己公开承认错误，或者由其他人进行公开指出。 犯罪者首先要受到鞭打之类的严惩 (在私人的家庭内部惩罚，男人惩罚他的妻子、孩子、仆人和奴隶，这都是通常的惩治办法)。然后，他们与整个社区隔绝，进行一段时间的忏悔。他们独自进餐而且要受罚看守教堂大门。他们的头总是用头巾罩起来，他们住在隐蔽处，与他们的兄弟隔离开来。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强调，即独处静思已经被视为一种放逐、审判或者处罚。

在他们的罪孽被清除以后，这些迷途羔羊又在修道院的餐厅中重新回归自己的队伍。每天的集体进餐（以及在一些季节增加的夜餐）都是正式仪式的场合，共同祝福这个集体的手足情谊。修士们按照指定的顺序围坐在餐桌周围，餐桌的桌布每两星期更换一次。在这些丰盛的餐宴上，每个修士面前都摆放着一块面包和一把刀，在座位上静候进餐。一碗一碗的菜肴从厨房端上来，酒则从地窖里送来，其份量是适当的，每两个修士分享一份。按规定喝酒时不能出声。修士吃饭时都经过了完美的训练，按照规则他们摆好姿势，静静地等待着坐在餐桌中心的修道院院长发出开始吃饭的信号。用餐也是心灵的交流，而且随着一名修士的高声颂唱，灵魂已经离开肉体，遨游于餐桌之外了。

薄暮降临时，危险的时刻出现了，因为此时的魔鬼开始四处游荡。这时，整个社区保持紧密团结和严密值班是非常必要的。宿舍是住宅中的最隐私的部份，位于第二层，其高度足以防止爬行物的威胁，而且不允许任何修士单独睡觉，同时修道院院长也住在他们中间。就像军队的驻扎营地一样，整个夜晚都有灯光照明。但是，每个修士都要睡在自己的床上，惯例规定严格禁止合住。由于对同性恋无法言说但出于习惯上的恐惧，这种考虑也是社区的需要。修道院的公共生活本质上是群居性的；每一个秘密和每一个亲密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公开的事物，相反，独居则是一种危险物，而且是用于惩罚的一种手段。

贵族家庭概貌

在我们探讨世俗贵族家庭之前，先考察一番修道院是很有必要的，而关于世俗贵族家庭的资料比较缺乏。幸运地是，贵族家庭在许多方面跟克吕尼修道院颇为相似，因为两者的居住者相对来说都比较富有，他们的角色都是统治一大群人，在他们的习惯中都比较挥霍，甚至有些奢侈。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两个重大的差异：

首先，世俗贵族领导者以一种不同于修道院的方式致力于公共事务。他们没有放弃世俗的世界，他们的职业是通过武器与邪恶力量作战，而不是通过祈祷。因此，他们的私生活比修士更加豪华奢侈，也更加公开化。而且，贵族世家之私人生活在累世服务于公共职能－－即服务于军队和民事部门－－的背景下展开，因此贵族家庭融入了城堡和宫殿两个方面的形貌。

其次，修士的家庭比较简单，它排除了人类的弱者：女人和孩子。(见习者在克吕尼修道院被当做小的成年人)。相比之下，贵族义不容辞地要结婚，而且生育自己的合法子裔。大量的婚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存在没有婚姻的家庭，也不存在没有家庭的婚姻。每个家庭的核心是一对已婚夫妇。当孩子结婚以后，他们必须离开原来的家庭。老年人也是这样；寡妇则被送进修道院，老人则被送入宗教机构办的养老院，或者去耶路撒冷旅行，等待死亡。

下面我们开始探索私人空间有形的概貌，或者至少探索一下这个空间中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东西，因为贵族私人空间的遗迹保存得远没有修道院那么完好。在法国，关注日常生活中人工制品的考古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认真地探究这些遗迹。他们的研究表明，从十一世纪初到十四世纪末，贵族家庭的数量有相当大的增加。建筑的速度似乎在以下两个时期亦有明显的增加：第一个迅速增长时期是十一世纪初，当时主要的公国开始解体，君主的权力开始弱化。城堡和塔楼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起来，领主们在保护和平的名义下对农民进行剥削和敲诈勒索；第二个增长的阶段始于十二世纪末，并持续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当时建设了大量的所谓"碉楼"或带防御性设施的普通住宅。在勃艮第公国的波恩和努依地区，共有240个定居点，其中包括许多小村落，考古学家们发现了75个这种建筑的遗迹；有时候，几幢建筑拥集在同一块平坦宽阔的土地上。许多建筑都是进行司法审判之所，公众犯罪在这里受到惩处。村庄建筑之蔓延扩展受到以下四种因素的促进:一是统治阶层的财富不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当时农业产量的增加和新生公国的慷慨赠予；二是随着以前寄居在大家族中的骑士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定居，这些大家族开始分崩离析；三是家族首领对自己子孙婚姻(不太愿意让自己年轻的子孙们结婚，因为每个新婚夫妇必需拥有他们自己住房)严格控制的松弛；最后一点是城堡领主阶级的瓦解，这进一步导致了支配权力的分裂，自此以后，这些权力掌握在教区中有名望的人士手中。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期间，证据很清晰地证明，在法国北部，贵族家庭居住的宫殿数量稳步增加。这导致王公贵族家庭原先独有的精致行为方式逐渐传播开来。

贵族家庭既需要公共空间也需要私人空间，既需要浮华炫示之所也需要退居休隐之所；这种需要决定了房子的建筑架构。在泰罗安纳地区主教约翰的传记中，其时间可追溯到十二世纪上半期，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述："在这个地区，最富有、最尊贵的人通常用土垒起一道尽可能高的护墙，在护墙周围还挖出一条尽可能宽、尽可能深的壕沟。然后他们再用结实的柱子组成围墙保护这个护墙。如果可能，每个围墙都配有塔楼，在中央修建的住宅是一个只能通过吊桥才能到达的城堡，这才是整个建筑的主体。"用土建成的护墙就是这个居住点的围墙，整个建筑只有一个进出口:其特征与修道院类似。然而，贵族宅院的防御性特征比修道院更加突出，即便在比较和平的时期也是如此。十三世纪的勃艮第，这种防御性的住宅以其城壕和环绕庭院的土墙（terreaux）而独树一帜，它们的塔楼尤为显著，塔楼常常是惟一的防御工事，是进行防御必不可少的因素。塔楼是权力和"统控"（dominium）的象征， "统控" －－即保护兼剥削的权力－－不仅衍生出"危险"（danger）一词，也衍生出"城堡主楼"（donjon）一词。一种象征物，即是某钟功能的符号，犹如修道院教堂的旗帜或钟楼一样，塔楼通常不是用以居住的，而是主人权力和统治的象征符号；考古学家们在这些城堡里发现了为数不多的日常生活的遗物。生活则在其它地方，即房子里进行，这些房子有时候被分割为二个部份。

由于这些房子没有与它们相伴的塔楼建造得那么坚固，因此未留下多少遗迹。然而，我们通过调查分析一些早期房屋的遗址，还是能够猜测他们是如何安排其内部结构的，因为这些早期房屋是由一些大王公占用，其结构是用石头建造的。在卡?城堡，有一个矩形结构的建筑(100英尺长36 尺宽，26尺高)，其建造时间为十二世纪的上半叶。它共有两层，但没有拱顶。在下面一层，没有供排放垃圾的出口；有一个中央炉膛和一个井。无疑，这里曾经有一个地窖，其中一部分用作厨房。"尊贵"的上面一层，是由六个大的隔间、几个壁炉和一扇由外部楼梯到达的门组成。一系列用于维修的开支使这座1180年的城堡从废墟中重现生机:帐单中首先提到塔楼、围墙和小礼拜堂，然后是"房间"和"大厅"，它们可能位于废墟复原图里的那个位置。进行考古挖掘的考古学家密歇勒·德·波阿尔认为，这些东西意味着，"显示公共权力的大厅"和"王公私人住所"之间区分明确。正如像修道院中那样，或多或少公开地展示权力的空间与较为封闭的空间之间区分明确，但这种倾向在贵族居所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公开的部分显然适合于举行宴会；主人在这里为所有前来参访的朋友提供丰盛的宴会。宴会厅有宽阔的窗户、宽敞的大厅和明亮的光线。菜肴很丰盛，仆人在人们看不见的下面一层准备好饭菜，然后端上来。私人生活空间－－房间－－可能与大厅临近，用现在业已消失不见的分割物隔离开来，甚或只用简单的挂毯隔开，如在旺多姆或特鲁伊那样。当然，私人生活的房间也有可能是一个个独立建筑，由于它们是用一些并不坚实的建筑材料建成，因此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也可能像昂热的情形那样，这些房间位于门厅的垂直方向。这种防御性的家庭建筑模仿王公家庭的模式。J.-M. 拜塞 和F. 皮蓬尼埃在勃艮第的维里-勒-茫蒂埃发掘了一座十三世纪晚期的住宅，它是由一层大约66英尺长33英尺宽的巨大木制建筑物组成，分为两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带有普通壁炉的烟囱，另一个房间有一个用于做饭的中心炉灶。

除了这些建筑物的基本框架外，考古学无法给我们提供更详细的情况。为了复原当时的生活情景，历史学家还必须借助于书面的文字记载。这些文献记载能够提供关于这些建筑物是如何装饰的基本情景，尤其关于那些易腐烂的纺织品的情况。从记载的目录来看，很明显这些纺织品种类是丰富多样的。譬如， 1071年，加泰罗尼亚的大领主阿纳尔·米尔的财产清单说明，他的房子里充满了纺织品和毛皮，并列出主人和他的亲属们必需的手套、帽子、镜子和其他不可缺少的用品。从这份财产清单中我们还知道，在金壁辉煌的餐厅里有贵重金属制作的餐具和枝状大烛台。最后我们还看到，卧室里充满了温馨的摆设，其中最重要的是那张"无与伦比"的卧床：这个词汇描述了卧室里许多富有的陈设，如底垫、羽毛垫子、床罩、挂毯和地毯等。在宗教节日里，整个家庭都打扮得珠光宝气，人、桌椅和墙壁都被装饰得漂漂亮亮。然而，在常日里，所有这些东西都存放在主人的房间里，这也是整个住宅中最不易接近的地方。依照文献记载，还有保险柜，里面储存着贵重的物品，其中部分是钱币，当然也有部分可以被展示的东西，因为统治者需要他展示财富。当佛兰德斯伯爵"好人查理"（Charles the Good）被谋杀后， 佛兰德斯的骑士和中产阶级人士徒然地搜寻他的保险柜，首先是在他的房子中搜寻，然后是在1127年大掠夺期间搜寻他在布鲁日的塔楼。最后，他们开始争抢厨房里的餐具、金属风笛、酒和面粉；保险箱中的财物被洗掠一空，除整幢建筑的残骸，他们没有遗漏下任何东西。

只有文字材料才能告诉我们房子的各个部分到底是用于什么样不同的功能和活动。或许，在基内伯爵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最清楚的证明，这部历史的描述极尽细微，因为这座城堡看上去太令人叹服了。房子是 1129年由阿尔德勋爵重建的；这幢建筑是用木材建造的，因此现今除了孑然站立在遗址上的土墩外，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残余物。像卡昂城堡一样，一楼是"地窖、谷仓、保险箱、桶和一些罐子。"二楼是"家庭成员聚集活动"的住处，也就是说，是聚会和进餐的大厅，其功能相当于修道院的牧师会议厅和餐厅两者功能的联合。旁边还有供司膳总管和司酒者使用的小房间。然后是"供主人及其夫人睡觉的大房间，旁边是仆人和孩子们休息的房间。大房间的一部分还有火炉，在早晨或夜晚为患病者或身体虚弱的人点燃，或者是供仆人和孩子们取暖...此外，处于同一层但与房间本身分开的，是厨房。"（厨房分别占用了分开的二层建筑物。在带有炉灶的厨房本身的下面，是猪舍和鸡笼。厨房通过一个过道与餐厅相连）在主人的卧室上面"又修建了上层房间，其中一个供他的儿子睡觉，如果他愿意；另一个房间供他的女儿睡觉，这是必须的"。这些房间由守卫看守，守卫的房间就在附近。在住处有一个走廊通向隔间，这里是供休息和私人谈话的地方，而且从这里还可以到达小礼拜堂。如同在修道院一样，从入口的大门到最隐私的内部休息室，有一个渐进的过渡。垂直的安排也是值注意的:从富于营养食物的一层和储存食物的庭院，我们便上升到了主人的住处，而这才是支配整个建筑物的主体。住宅本身与公共空间是分离的，这反映了家庭社会的两个构成：主人和仆人；同样地，在烹调用火与加热、取暖以及照亮主人形象的用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因此，大贵族的房子，高高在上的威权赫赫的所在被分为三个部分，也是具有三种不同功能的区域。与修道院相反， 祈祷虽然重要但是属于第二级别的功能，因此小礼拜堂转移到了边缘区域；在阿尔德，有人告诉我们，小教堂装潢精美。最重要的是军事和司法功能，这个地方在大厅里。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大厅的位置靠近庭院和大门，因为相当程度上它是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的地方。每个人依据等级在典礼仪式中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如服务于侍从队伍里，贵族家庭以它来向外部世界展示其权力显赫；其他出席的贵族穿着华美的服饰，前来聆听主人颁布法令和宣读审判。人们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作为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大厅主要是男性的领地。当然，朋友亲戚中的女性也允许参加圆舞会和宴会，因为这也是各种类型欢宴举行的地方。但是，她们本应呆的地方是卧室，第三个基本功能在这里进行：生育后代。这是一个很严肃且颇为烦扰之事，因此必须在隔离的状态下、在一个受保护的地方才能进行。从本质上讲，卧室是夫妇之间行使婚姻职能之地。卧室中间有床，一对新人在这张幸福的床上度过新婚之夜，新的继承人在这里降临这个世界。床就犹如家庭的子宫，也是住宅中最隐私的部份。正如修士的宿舍一样，没有比卧室更具隐私性的地方了。主人的床决不允许他人睡觉，当然女人可以，或许男性偶尔也可以，但无论如何应该是家庭中的成员；特里斯坦晚上的奇遇颇能说明这一点。压抑的性欲刺激了逃脱的渴望。每个人都知道大窗户在浪漫的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婚姻不幸的女儿站在窗户旁边，梦想着自由。中世纪的女人和男人经常到户外。太久的压抑会让她们感到室息。他们逃到果园。开阔的空间－－就像庭院一样仍然还没有对外部敞开－－果园，像修道院的院落，周围围墙环绕。流水潺潺流过森林，如同流过修道院一样。在这里，一个人会感到孤独和迷茫。这里是秘密偷情的滋生地。但是当逾矩的拥抱发生时，情人们都暗自里忏悔救赎。

家庭社会

在这些大家庭中，社会关系是半私密半公开的，正如《雷纳尔传奇》里的一句话告诉我们的那样，光临贵族宅院的经常是或熟人、或生人、或朋友（privés ou estranges ou amis）三种不同类型的客人。生人，或曰外人，指那些与家庭主人没有特殊情感联系的人。或许，"熟人"与"朋友"是通过血缘纽带区别开来的: 《雷纳尔传奇》说，狼和狐狸"出于友谊"，彼此互称为叔侄。更有可能的是，熟人是这个家庭中担当一定职务的居住者，反之朋友，虽然很可能可以自由出入家庭并且与主人有一定的亲密关系，但他不住在这里。他们来去就像修道院的旅馆住客一般。

"熟人"组构而成中古法语里所指的"家室" （ménage）或"家小" （maisnie），1282年的《奥利姆法令》从法律上将其定义为随从下人:"他的家小们住在他的房子里，也就是说，"家小"是由那些由他承担费用为他干私人活计的人组成。""家小"这个定义的显著特征是，他们共同居住、共同进餐，并遵循主人的命令为某项共同任务而合作。因此，它是修士兄弟会的一个恰如其份的类比物。这种家庭可能相当大: 十三世纪，英格兰伯克利的托马斯家中就有两百多人，布里斯托尔大主教无论何时外出旅行，都需要100多匹马为他运东西。让这么多人团结一致是因为，所有人都服从－－或如当时人所说，"遵从"－－主人的规约，由这个保护人保持他们积极行动。12、13个世纪，这些人对他们保护人的期望，与500年前梅罗文加王朝时代一个对领主宣誓效忠的人依据规定对其主人的期望并没有什么不同:"食物和衣服。我身上穿，床上使的，还有脚上穿的，你都应该给我提供，而且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归我支配。"作为交换，这种宣誓效忠者(更像一个职业修士)的身体和灵魂都要得到满足。为他们分配食物和提供住处的人也获得了处罚和鞭笞他们的权力。主人和下属构成了一个军团或团体，有头领，有厨师，还有成员。在克吕尼档案馆一份十二世纪来临前夕的文献中，就提到住宅及其中所有的一切。

和修士家庭一样，贵族的"家小"也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奴仆"，他们单独进餐，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吃的面包质量较次，也就是说比较黑。在非常大的家庭中，"奴仆"经常住在与主宅邻近的城镇里。(随着十一世纪早期城市开始复兴，我认为，"中产阶级"人口显然大部分是由领主－－主教、伯爵和城堡主－－的熟人们组成，他们为领主做各种各样的"手工艺") 。另一部分是由"主人"构成。在世俗社会中，主人不仅包括领主，而且也包括那些协助他的人，他们为领主分担着两个重要功能：祈祷和战斗。领主家庭无论规模大小，牧师都构成一个宗教团体；主人尽管是世俗之人，但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并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军事功能则落到骑士身上。

在这些处于第一等级的仆人中，很难以公共和私人、朋友和熟人这样的标准区分开来。在主人小礼拜堂中颂经祈祷的牧师有益于整个领主制度，他的宅院是一座堡垒，和平与正义从这里渗透到周边领土上。因此，实际生活在领主家庭里的武士，定期有其他以战斗为职业、但居住在附近自己房子里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某段时间里，他们进入了城堡主的私人领域，接受他们每天的微薄薪俸以及提供给他们的马具和装备，由此变成他的熟人。在回到他们自己家以后，他们依然是他的朋友，通过表达对领主的尊重与他连附在一起，以此确立起一种亲缘关系。而大多数协助领主的职员和骑士，以这样那样真实的亲缘关系－－通过血缘或婚姻－－与领主连附在一起。他们可能是他的儿子、侄子和堂表兄弟，私生子亦是如此。对于其他的仆人，领主把女儿嫁给他们。虽然他们远离城堡并住在他们自己家中，但是他们仍然保持联系，并经常将后代送回城堡，送作领主的"家小"。

与修道院一样，贵族的住宅是一个欢迎访客的地方。它的大门对穷人是敞开的，就像在拉扎鲁斯的家里那样，允许穷人接受领主餐桌上的残羹冷彘；对主人和他整个家庭来说，遵从这种必要的且约定俗成的施舍是一种善行。贵族家庭也接收年轻人施以教育。这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主人姐妹的和封臣的儿子－－被教以审判法规和战争艺术。同时，像接待"朋友"和"外国人"那样，也要接待贵族级别的旅行者；接待这些食客也是必要的。权力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主人待客之姿态，主人邀请他的客人在餐厅落座、招呼他们吃得酒饱饭足，然后安排他们晚上歇宿。有时候，来访的客人不仅包括过路的旅行者，而且包括那些依附家庭的代表。在主要的基督徒假日－－圣诞节、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豪华房子的大厅恢复了它原初的功能，即成为行使王权的会堂。在这些节日里，个人完全融入公众之中。每个贵族家庭，不论规模大小，结婚宴会是饮宴的最高潮。新郎的"家人"来?新娘的家里迎接新娘，新娘在自己亲戚的陪送下出门，直至最终进入婚房，穿插其间的，是在半公开的地方享受一场丰盛的婚礼饮宴。

秩序与混乱（1）

这个复杂且具有相当流动性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与修道院的权力结构也极其类似。如同天堂里一样，处于权力顶端的是一个男性，也是一个父亲。然而，他从来不会在没有征询意见的情况下断然行动；给他建议的是其他男性，他们形成一个等级次序，其中年长者地位要高于年轻人。家长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在他的家庭里，似乎生活的一切都取决于他。当然，贵族家庭和修道院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与修道院的修士不同，贵族家庭的成员生活状态并不接近天使。他们并不排斥肉体的欢娱，家庭是不禁欲的。身为一个王朝的领袖阶层，贵族家庭的首领生育繁衍，以延续王朝统序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需要在贵族家庭之间相互通婚结成联盟，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和子裔昌盛。因为他的主要功能是生殖，所以他需要女人。因此，在权力网络的中心地带就是一对夫妻。女性完全受男性支配；然而，主人的妻子也是他的继承人的母亲（而且，至少在十一世纪，如果她没有生育，她的丈夫就会毫不迟疑的将她逐出宫门）。因此，宫廷的女主人－－主人合法的性伙伴和王朝继承人的母亲－－分享了她称为主人的那个男人的部分权力；她在权力结构中也占有一定的支配地位。

生殖意味着扩张。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把私人生活视为防卫性的，拥集在高墙之后。而实际上，家庭像任何活生生的有机体一样，不断地在成长发展。一切事物，尤其是家长的权威，皆是为了使关系到家族存亡的向外扩张达到最大程度而精心安排的。每个贵族家庭都不断地寻求更多的亲戚，更多的联盟，更多的仆人。阿尔德城堡中心是一个托儿所，女家庭教师照看女主人的孩子，这样，女主人本人就能尽可能快地投入到生育下一个孩子的过程中。一旦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就要被严格地分开:少女要受到严密的监管，以保护她们的贞洁，直到她们走上婚礼队伍，来到未来丈夫的城堡；男孩要到外面闯荡世界，争取他能得到的一切，尤其是要得到配偶。他们回家犹如过客一样，只作短暂的拜访。

家长自己亲生后代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结婚和为人父以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吸纳"扈从"－－他与之一道用餐的人，扩充自己的家小队伍。这一目标支配了家庭经济。投资已与中世纪时的心态迥然不同。在卧室、储存室和酒窖里不断累积储存物，就是为了满足将来举行宴会之需，在这种饮宴中，家庭财富将被非常慷慨大方地挥霍掉。克吕尼档案册里有一份十二世纪中期的"开支计划"。其目的就是合理分配家庭收入，以应付这些必不可少的慷慨的支出。封建时代大家族的特点并非节俭，而是奢豪慷慨，其目的是为家族吸引更多的联盟者。真正的财富存在于联盟或朋友当中，世俗文学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到这一点。

保护人必须满足家庭成员精神和物质上的需要。精神的需要优先于物质的需要，因此在家庭的诸多"扈从"里，教士的地位最高。不仅小礼拜堂中需要他们的服务，餐厅甚至卧室皆需要他们的服务，因为在那些负责精神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人当中，家长是首领。如同修道院一样，父亲也是一位老师。基内的波德文伯爵二世的颂词中将他描述成"文盲"，他虽然收集了大量的书籍，但自己看不懂，他命令仆从将这些书籍从拉丁翻译成他能够明白的语言，再让别人读给他听，他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简而言之，一个像他这样如此勤奋的人，是可以较好履行教师职责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眷养了一批从学校毕业生中招募的助手，或者"大师"。 当他们进行翻译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有些人会暂时住在伯爵家里。属于教会社区的教士或修士也可能到他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在一些特殊的知识方面帮助他的兄弟。其他神职人员则长期住在伯爵家中。家庭牧师向伯爵和他的家人进行宣教布道。伯爵也在别的方面雇佣他们，让他们以流行曲调编写有趣的剧本或歌曲，他知道他的朋友们非常喜欢这些东西，而不是那些即使再给他们一个耳朵也不愿听的乏味的宣教。

在没有紧张活动的时候，主人试图驱散笼罩在这些人身上的厌倦情绪，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猎手和骑士。但是他知道如何取悦他们，赢得他们支持和服从的最好办法就是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他尽可能地经常带领扈从们去追逐野兽，举行赛马，在战争中也是这样。他要确保城堡里有足够的女佣人，而且他的衣柜里要储存充足的衣物，以便在主要的宗教节日里以仪式的方式将其赐予给下人。没有这些礼物和"实惠"，他如何能够维持对这些扈从的控制呢？他又能如何体面地履行作为保护人的职责呢？1219年， 英格兰元帅威廉在弥留之际准备分配自己的私人财产。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教堂，而教堂会为他的灵魂祈祷。当有人提醒他卧室里还有大量带有松鼠皮衣领的大红长袍和至少80张新鲜毛皮，而这些能够卖出很?的价钱以买到更多的祈祷者时，威廉发怒了。圣灵降临节来到了，这一天，骑士们被赐予了新的衣物，他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他们的主人不能够辜负他们；即使在临死之时，慷慨赐予的责任依然超过威廉对他灵魂拯救的关心。在满足其扈从的穿着之前，主人还必须先满足他们的食欲，要给他们提供丰盛美味的菜肴。菜肴不仅要符合他们的口味，而且主人的共餐者与普通民众区别明显；对他们来说，"共餐"不仅意味着一起吃面包，而且意味着共同进主餐。 因此主人决不能吝啬，不管在卧室还是在餐厅，他对扈从慷慨的赐予的意愿都必须与他的权力相匹配－－甚至更大。

如同修道院院长，主人是通过家庭侍从官来帮助他管理家庭的。封建时代，地方琐事就像过去卡洛林王宫里那样划分得很细微很琐碎。主人的首要助手是他的妻子，她像九世纪的女王行使着权力。她负责所有与妇女有关的事情(包括小孩，他们也被看作妇女领域的当然组成部分)。她管理供应物资的储备和其他一切交纳到家里的东西。例如，领主阿尔德的妻子管理着从农民那里征收捐税。有农民交纳不上领主要求的羊，这位夫人就要求他们以女儿作为替代品。然后，她养大这个女孩，并在适当的时候给她找一个配偶。她像一个尽职尽责的牧羊人，管理她的羊群并且开发它再生资源的能力，协助其夫扩展壮大"家庭"。她也管理她的家庭仆人。当有女仆怀孕时，城堡的女主人就会迫使推定的父亲与这个女孩结婚。她专横地惩罚和恐吓家里所有的女人并迫使她们服从命令。根据让·德·马莫蒂埃的记载，法兰西国王想把一位诸侯封臣的孤女嫁出去，但是这个女孩拒绝了。由于未能征得她的同意，他要求他的妻子出面说服这个女孩，女王照做了。

男主人和女主人也有其他的助手，每个人负责一个"家庭部门"（ministerium）。研究海诺尔家庭的组织模式，我们就能明白这些部门是如何运作的。1210年，两位老人，即末代伯爵的私生哥哥和牧师公开宣读了这个王国最古老的习惯，伯爵希望恢复这些习俗并为后代保存下来。到这时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严格。薪资丰厚的职务，业已成为私人财产，经过主人的同意可以出售，也可以传给继承人。有些职务为女人所有，或借助于妻子为男人所有，虽然这种现象很正常，但当他正式确立继承人之后，在他死后或者因为太老而不能履行职责之时，他的长子将继承他的职位。尽管如此，部门官员仍然被视为家庭的正式成员；他们和主人一起用餐，住在主人的宅第里，并配给马匹待遇犹如骑士。每年他们都能得到衣物－－一顶斗蓬和一件束腰外衣。而且，他们还能得到"号衣"（livrée），如果他们需要什么额外的装备，则要付一定数额的钱。此外，那些承担军事职责的人还会得到士兵津贴。他们中有些人充当伯爵的"贴身扈从"（commilitones），即骑马随侍主人左右的战友，他们组成了所谓的"近卫团"（conroi），即在王公身边战斗的紧密团结的武士团体。在这份特殊的文件中，尽管没有提到，但他们是与其头领年龄相仿的一些人。大多数是他的亲戚，而且自孩童时代就是他的伙伴。所有这些人在同一天被授予称号，一起在家庭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联盟和"私人"军团，这与教士的联盟不同，但与教士一样，他们的级别高于普通的部门官员。当然，普通官员和他的主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并在军事远征中必须随侍左右以"保卫他的身体"。

秩序与混乱（2）

不是所有的人都位于同一个等级。这个庞大而威严的家族内部职位等级次序森严。这份文献提到三个所谓的主要家庭管理部门，它们显然直接传承自卡洛林王朝君主统治时期的三个管理政务的部门，被贵族大家庭效仿为家务管理模式。这三个部门分别由大管家，侍卫长和仆役长把持着。他们被视为在整个辖境范围内服侍伯爵的人，但很显然他们的职位已经很受人尊重，不再需要住在伯爵的家里；他们只是通过这些高级职位接近王公，并能在正式的仪式中随侍左右。每位官员管理一个独立自治的家庭部门，负责为三处家庭居所（每一处居所都是一个政治分之的中心）提供服务：有两座城堡，分别在茫斯和瓦朗谢讷，每座城堡都有一个牧师会主持的教堂。茫斯的教堂要更重要一些，因为卡洛林王朝的祖先埋葬在那里。(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后代要记住祖先，而且通过定期的悼念仪式将他们融入到家庭的私人生活中) 。第三处居所－－没有其他两个那么重要－－负责统控新近获得领主权的奥斯特雷旺地区。这儿也有一个另设的管家。事实上，马盖里特夫人，即"博尔德文五世之妻，死后安葬于茫斯的教堂里"－－她是佛兰德斯伯爵的妹妹－－嫁给她丈夫时，博尔德文五世只不过是海诺尔未来的继承人；他的父亲仍然占住着祖先的房子。这对新婚夫妇需要自己房子，于是他们去了里尔，并在属于新娘的土地上安家。她已经为自己的一个女仆找了一个丈夫，并任命他为自己的侍卫长。根据文献记载，从那时起，伯爵夫人在她所属的领地上就有了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与特殊的住房没有关系，只是用于管理伯爵夫人的部分动产：嫁妆。这个等级结构是由许多级别构成：伯爵，伯爵夫人，三个不同级别的管家，以及在每个主要居所中的两个关键部门。一个是在管家和仆役长领导下管理膳食，即餐厅的部门。另一个是在侍卫长领导下的更具隐私性的部门，侍卫长的级别低于管家但高于仆役长（他管理房间中最低部分的地下室中的酒窖）。

餐桌，有时候是好几张餐桌，一般放在大厅里，如果天气良好，也摆放到外面。如同修道院一样，吃饭是严肃而公开的行为；蹲着或站着之时，用手指抓饭吃是不礼貌的。如此庄重之事，只有家庭中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负责膳食才是惟一合适的。大管家负责膳食中最隆重的菜肴："贡帕那日"（companage），它是从外面供应商那里买来的，然后送到厨房加工。这个菜肴主要成分是肉类，主人亲临厨房监督，首先由最高级别的仆人切成片状（要保证肉的质量），然后七个副手在管家的分配下负责不同的工作：等级最高的是原料的"购买者"和这个菜肴制作的监管者；然后是三个厨师；在他们之下的是杂务工，负责在厨房烧火，同时负责烧餐厅的壁炉取暖；在杂务工之下是搬运工，他们负责欢迎客人并为他们安排座位；最后是管理餐具的人，他负责调料和餐具。酒还要由另外一个重要的管理人员仆役长负责。在十三世纪早期的茫斯，这个职位由一名妇女担任，她是骑士的女儿，从父亲那里继承到此项职位的；她也是一个女牧师，因此有时候不能到场。然而，酒被送到餐桌上必须"在她的命令下"。如果她愿意，她会亲手服侍伯爵和伯爵夫人，但通常由两个代理人替代她服侍伯爵夫妇。监管两名储藏室保管员并负责"保藏酒和斟酒"的官员等级比总管代理人地位稍低（理所当然地，这个官员还负责监管制陶工人，等级很低的工匠）。司膳总管比司酒官员地位稍低，他供应圆面包片作为附加菜供主人享用，这是显示主人显赫的一种象征。在司膳总管之下有四个其他仆人：伙食采办者；住在城里的"世袭"面包师，在城外还有其他独立的工匠；面包管理者，或者更准确的说，切面包的，并负责在上面加肉末或鱼子酱；最后，在面包管理者之下，"负责将面包片放在餐桌上的人"。在这一系列的名单之外，还有一个负责储藏的管理人员，他的级别最低，因为像面包一样，猪油是普通人吃的，而且因为储藏室位于洗碗池的旁边，在整个房子的最低处。

在茫斯居所，"小管家"（他服从于一名"侍从"（camerarius），这名侍从自己又服从于本部海诺尔的大管家）负责管理房间和储存在那儿的贵重物品。他不仅负责管理"袍子"和其他纺织衣物，而且要负责为整个家庭准备好睡觉的床铺，大多数床铺都是每天晚上在大厅里放开来。他还负责供应用水，水经由他的上级送给伯爵和伯爵夫人；在用餐之前，他亲自为牧师和骑士端上洗脸水。最后，在轮值总管（毫无疑问，他负责掌管钱财）的监督下，小管家制作并分发蜡烛，伯爵、伯爵夫人和管家－－没有其他人享有如此殊遇－－坐在餐桌旁时，插在一片面包上为他们照明的蜡烛尤其重要。

一方面，餐桌、灯光、炉火、豪阔的盛况和舒适的环境；另一方面，卧床、美丽的夜晚、烛光和休息。大厅的华丽装饰主要是为了庆典，同时也展现事物的合理秩序。伯爵和伯爵夫人，这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夫妇，占据了整个房子的中心，而且作为尊贵地位的象征，有很多高级仆人为他们服务。在他们身周，是几乎与他们平起平坐的总管，他是家里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有权像主人那样吃着加肉末的咸面包切片，而且他的前面也要放上一根蜡烛。由于进餐是一种公开行为，是一种权力的展示，因此，坐上餐桌的官员必须是骑士级别。作为主人近卫武士，他们被赐予相同的装备，相同的"号衣"。主人无论何时骑马外出，他们都必须随侍左右，随行人员还有厨师和杂役。他们的日常工作影响到宫殿之外的世界；他们的工作是公开的和公共性质的。相比之下，根据习俗惯例，房间是与外界隔离开来的、隐秘的。宴会上的酒，无限量地供给客人享用，流水般消耗。在房间里，我们远离阳光，这里洗污涤垢的清水和驱邪避病的灯光洗刷掉身体上任何污垢，驱逐走任何黑暗阴影。

没有众目睽睽和利用仪式作为规约的工具，主人就难以维持大家庭里的秩序。麻烦随时随地发生，都与屋里的男人有关，危险源于武士和士兵中间爆发的公开的武装暴力。需要做出不断努力，以消弭嫉恨和怨愤的原由，重新恢复友爱之情；但庭院里的敌意无休无止，在这里，年轻人嫉妒老年人尊崇的地位，所有人都竞相博取主人及其妻的赏识，鉴于此，这是项非常艰难的任务。骑士们经常相互侮辱和挑衅，经常搞一些卑鄙勾当。由于相互嘲笑作弄，他们制造出很大的喧嚣声。领主用三种方法镇压他们的无序状态。第一，将最不守规矩的骑士逐出庭院（毫无疑问，这是对十字军东征比较有利的目标之一）。第二，出于维护家庭内部的秩序，主人资助其长子和其他刚刚被授予爵位的新骑士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年轻人过剩的激情在这些年的游荡期间里无害地得到发泄。将成年男孩送出家门去接收骑士能力训练也成为一种习俗。贵族家庭之间彼此交换年轻人，这种交换可能有助于减少彼此之间的冲突。第三，我认为，典雅的爱情仪式是消除年轻人暴力的又一个方法。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仪式及其自十二世纪中期以后的发展变化表明，主人用他的妻子作为诱饵，作为圈套，在游戏中把她作为奖品，游戏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成熟，这些规则迫使参与者－－未婚骑士和家庭牧师－－不得坚忍地控制他们本能的冲动。最后，家长行使裁判权力。他可以仲裁争论，纠正错误。尽管在没有熟人建议的情况下他亦可仲裁，但熟人有义务向他提供建议，当着他的面讲出来，并给他陈述解决办法的不同意见。贵族家庭的大厅就像修道院的牧师大会，主人倾听所有的申诉和辩护并不时地施予奖励和惩罚。当然，他也会反过来请求上帝进行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庭院变成了由主人主持的决斗场。这些决斗就像有组织的骚乱，在骚乱中，敌对双方互相朝对方发泄他们的暴力。

这个规约体系有效果吗？在现存不多的家庭文学著作中，很容易找到失败的例子。在阿尔德领主的历史中－－总体上颂声一片，很好地记录了超过四代人的历史－－至少提到了一次家庭谋杀：据文献所言，家长在森林里被谋杀，据称凶手是来自他家厨房的仆人。在安布瓦斯阁下的历史中（也是颂声一片，而且也很好地保存了四代人以上的历史），我们听说一个姐夫被谋杀的案件，谋杀现场的布置有点像意外事故。文献中提到，末代领主的两个兄弟被他们的熟人杀害，其中一个在丛林中遇害，另外一个中毒而死。文献经常提到城堡骑士的骚乱，他们组成反对势力，有的支持儿子，有的支持父亲；弟弟反对哥哥，儿子反对叔叔。这些冲突不易平息。拉海伊城堡的主人(一个入侵者，他娶了继承城堡财产的女人) 和他的哥哥最后被无法继续忍受他们的士兵所杀害。

尽管如此，女人被看作是主要的、险恶的家庭危机的罪魁。她们投毒、施咒、挑拨离间，而且带来虚弱，疾病和死亡。如果主人被发现死在床上，尸体浮肿，人们会谴责家庭里的女人，首当其冲的是女主人。

危险：女人和死者（1）

对既存秩序的威胁显然来自典雅社会里最隐秘、最私人性的层面。"典雅的"一词用在这里非常恰当:对于那些在女主人强制权力之下劳碌服务的女性，我们毫无必要担心她们会对既存秩序产生威胁。私人之间的和平与是否出身高贵密切相关。因此，出身高贵的女人受到严密的监管和严格的规约。支配贵族家庭行为模式的价值体系的基石，源于《圣经》上的训导:女人，作为较为纤弱的性别，更容易趋于罪恶，必须严加管束。家长的首要职责是监管、惩治，如果有必要还会处死他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以及他兄弟、堂兄弟以及封臣的寡妇和孤儿们。由于女性是危险的因素， 因此必须对她们增强家长的控制权。

她们被关在家里最隐蔽的地方，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女人的房间并不是一个诱惑或娱乐的地方，而是像监狱一样，女人被幽禁在那里，其原因是男人对她们的恐惧和担心。有些男人允许进入女人的房间；尤其是主人，可以自由出入。在传奇文学作品中，男人来到女人的房间休息，吃水果，他的头枕在女人的膝盖上，头发蓬松，女人为他们梳理头发，抓虱子。对于统治这个家庭的幸福男人来说，这是一件专门供他们享受的快乐事情之一。其他男人也可以因为参与诸如读书或唱歌之类的消遣活动进入房间，但他们是由主人挑选并招进房间的，作为短暂的访客受到接待。小说实际上是反映这类事情的惟一资料来源，除了主人和他的幼子，并没有别的男人出现在女人的房间里－－除非受伤者或者患病者，有时被托付给女人照料直到痊愈。男人只是能偶尔瞅一眼闺房，通常不能进入。在他们的眼中，闺房看起来就像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一个由家庭夫人统治的独立宫殿，不过，其权威代表是家庭主人。它的居住者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或诱惑的群体，她们之中最易受攻击的人被更安全的保护在一个宗教社区内，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女修道院，是由女修道院院长统治和管理－－不是主人的妻子而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寡妇或者没有找到丈夫的女儿。这个家庭的女人们形成了国中之国，除了主人本人，它不受任何其他男人的支配。即使是主人的权力也只是类似于宗主的监管权，而且这种权力受到神职人员的约束，神职人员对家庭女人拥有道德良心上的检验权。

许多特定的任务分配给这个令人担心的群体，其原因是闲散懒惰对这些脆弱的女人来说，更加危险。在理想状态下，女人的时间或用于祈祷，或做其他的各种手工活。他们缝缝补补，刺绣镶边。十一世纪《亚麻布之歌》就是旨在歌颂女人的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亚麻布歌曲）。女人负责缝纫人们穿的衣服以及装饰大厅、房间和礼拜堂的精美装饰品。她们在我们称之为艺术创作的活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艺术创作有宗教性的，也有世俗性的，但是她们的工作只是体现在这些现存只是一些碎片的易碎物质中。她们的祈祷和工作（集体活动，就像男人集体打猎或者作战）并没能满足男人，男人们依然认为女人在本质上是不正经的，为奇思怪想所迷惑。当男人被问及女人被关在房间里，到底干了什么时，答案是：没什么好事。

那时，教堂实际上还垄断着创作；除了神职人员的思想之外，很少有别的思想影响到历史学家。说教者沉迷于罪恶的快乐，他们毫不怀疑女人独自或者和她的长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在闺房享受快乐。成书于十二世纪早期的圣徒戈德利夫的《生活》一书，我们看到女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经常受到情欲的困扰，对此她们没有抑制，而是经常通过同性恋来满足欲望(人们猜测同性恋是由于几个同性睡在一张床上而引起的)。

在女人之间，她们相互信任，交流那些男人不甚了了的秘密知识。"小老女人"把这些知识传承给年轻女性，这些年龄偏长的妇女是诸多故事中的主角。譬如，在诺根·吉贝尔父亲的家中，她们的肩带或系着或松开着。十三世纪，波旁·史蒂芬抨击老妇人给村里的少女传授巫术。在女人的妩媚和春药面前，男人显得无力，这些东西能够吸干男人的精力或医治他的创伤，能够点燃他的欲火或熄灭他的欲火。在跨入房间门槛时，男人的力量就终结了。在房间里，孩子孕育并来到这个世界，疾病得到治疗，死人得到洗刷。在这个极端私密之地，女人控制了性快乐、生育和死亡的王国。

家庭社会显然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部分，这种制度化的划分影响了许多行为方式和态度。在每个家庭只有一个正式的、人所共知的、公开的婚姻，那就是主人和夫人之间的婚姻。整个家庭组织都是确保主人的婚姻美满，也就是多子多孙。但是还有很多其它非法的、不正式的婚姻。还有大量的迹象表明，这个庭院中还存在着许多无法控制的个人性欲，这些性行为在秘密的、阴暗的角落得以滋生，发生在果园里、地窖中和其他隐密之所，以及黑夜里和烛光无法照到的地方。有一个门是安全的，男人很容易溜到女人的床上。然而在说教者和传奇文学的作者那里，相反的一面也很普遍。由于没有东西阻止这些短暂的性交，据文学作品所言，家庭里充满了自愿的甚至主动挑逗的女人。当然还有仆人，但是他们都是小人物，因此在家庭文学和传奇小说中鲜有提及。当然还还有贵妇们:丈母娘、嫂子和姨母。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乱伦关系。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最活跃的女人就是主人或其兄弟的私生女；他们的孩子就是未来的情妇。主人亲生女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她们是像小说里描述的接待仪中那样，随便提供给云游骑士的吗？男人就如圣徒传中所描述的那样，经常被贪恋性欲的女人从睡梦中唤醒吗？

无论如何，这么多未婚男女生活在主人及其夫人周围，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乃至于乱交不可避免。而且，向朋友和来客展示家里的女人是很正常的，就好像她们是家中的宝物。荣誉是主人的一个主要责任，他有责任维持家庭秩序并保护家族的声望。荣誉虽然是男人的事，是一件与耻辱相关的公开事务，但它却必须依赖女人的所作所为，即依赖于隐私性的行为。一个男人可能会受到其权力所控制的女人的玷污，尤其是他的妻子。就像贵族爱情文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大游戏就是要激励年轻人通过诱惑或者诱拐家庭的女主人来展示他们的勇气。这是一场游戏，但其背景却是真正的生活。毫无疑问，主人的妻子是令人垂涎的，但是她所激发的欲望升华成一种形式复杂的爱情，成为约束年轻骑士的方式。严厉的禁忌起到了阻止年轻的骑士与妇女私奔。但是，她有时会被暴力掠走。在浪漫小说中，强奸的严重性明显反映了现实情形，有时女人还是自愿的。

通奸在中世纪社会是令人困扰的事情；嫉妒的眼光时刻偷窥着情人的约会。为了避免受辱，男人在他们自己和公众之间设置了屏障。处于对受辱的恐惧，女人被关在家里，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有可能，会让她们住在修道院里，只有当需要参加公众仪式或履行宗教义务并有随从陪同的时候，才允许她们外出。 当女人外出旅行时， 家庭的一些人要一直护送她到目的地，以确保她不会受到诱惑。十一世纪，在一次前往罗马朝圣的长途旅行中，佛兰德斯的阿黛尔一直被关在一个活动房屋即轿子中，它的帘子也一直拉着。作为城堡的囚犯，女人有时也会逃跑，就像安博伊斯的科尔巴， 高兴地跟着她的堂兄私奔了，给图尔斯留下了混乱。只要女人被限制在城堡的围墙里面，她们的私人过错就不会给家庭带来损害。当然除非暴露通奸行为能够带来利益，比如能够提供集会以除去不生育的或犯人的妻子，或有权要求继承财产的姐妹。在这种情况下，家长揭露通奸的女人，公开她们的名字，以便能合法惩罚她或驱逐她，假如他决定不活活的烧死她。

家庭所面临的威胁来自于死人，但对生活有很多期望。在夜晚时分，幽灵降临，四处游荡，快要死去的人已经准备好葬礼，希望再一次得到神灵的佑助。如同在修道院中，死亡也是贵族家庭私人生活的一部份；每件事情都做得不让灵魂遭受痛苦，这样她们便不再给活着的人带来麻烦。一旦财力允许－－这往往需要很多钱－－人们就会为离开家庭的死者修建一个合适的安息之地。家族修建修道院或学院的教堂，在那里埋葬他们死去的家庭成员。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大墓地，每个家庭成员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秩序埋葬在那里，墓地似乎是为家庭中需要限制的危险居住者如女人而保留的一个特殊附属物。不仅死者的周年而且死者的出生纪念日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在家庭成员的死者出生纪念日上，整个家庭就像在修道院一样与死者共享餐宴，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为他们爱戴的人进餐，反过来，死者则保佑了他们的福祉。佛兰德斯伯爵1127年被杀后，凶手们立即到小礼拜堂弥补他们的过错。在那里，他们"坐在棺材附近，在桌子上放上面包和杯子，对着尸体进餐、饮酒，并进行祈祷，结果没有人愿意要求复仇"，被杀害的伯爵也宽恕了他们。

危险：女人和死者（2）

死亡本身既是公共事务也是私人事务。死者的尸体从一个私人的地方－－卧室或者床，移到另一个公开的地方－－坟墓，进行集体哀悼仪式。与结婚的过程相同，整个家庭按照等级秩序前往墓地，这个过程是以整体形式进行而且对外部是公开的。对于死者来讲，这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是表现慷慨的最后一次机会；礼物散发给穷人，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顿丰盛的宴会。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表示痛苦、哀悼之情，处于这种场景中的女人是主角，她们嚎啕大哭，扯裂自己的衣服，抓破了自己的脸。

在公开展示的仪式之后，接着是私人仪式－－虽然具有隐私性，但事实上还是许多人参加，具有社交群体性。辞别仪式在大厅举行:在他所有的熟人和朋友出席的情况下，快要死去的人表达了他的最后遗愿，并为分配他的财产作了最后的安排，而且用大家都看得见的手势大声指定他的继承人。

例如，在奥德纳尔德，当海诺尔的博尔德文五世濒临死亡之际，这个区域中所有的宗教性神圣遗物被聚集到一起，为了公众和平联盟，他的所有封臣都被召唤到面前，向他发誓维持和平。更私密的是诀别的痛苦，这发生在卧室。有一首纪念1219年去世的英格兰执行官威廉的诗，给我们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亲王死时的情形。为了死在家里，当威廉的病情急剧恶化时，他把自己转移到自己的一个庄园里。他召集他的亲戚和朋友，尤其是他长子，以便他们能够见证他对遗产的安排和对墓地的挑选。然后，他更换了衣服，穿上了圣殿骑士装，完全成了另一个兄弟会的成员。接着，他在泪水中最后吻别了妻子。一旦辞别仪式结束（这与主人离开家外出旅行时的情形颇为相似），人们便陆续散去。但是，快要死去的人从来不会被单独留下。人们日夜守候着他，随之，他渐渐离开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一旦他已经开始放弃祖传的财产(这并不是他的，而仅仅只是由他在活着的时候进行管理而已)，他处理了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钱、珠宝和衣服。他偿还债务，并要请求那些他曾经在生活中伤害的人原谅和宽恕他。他将他的思想转向了灵魂世界而且忏悔自己的罪过。最后，在死亡的前夕，天堂的大门打开了。威廉看见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走过来陪伴着他，一人在左边，另一人在右边。第二天中午，他－－这是秘密地进行的－－向他的妻子和骑士告别:"愿上帝保佑你们，我已经时间不多了。 我已经不能继续保护我自己免于死亡。"这样，他就离开了他曾经领导和管理过的群体；他把权力交给了上帝。自从出生以后，他第一次感到孤独。

多米尼克·巴泰勒米：血亲关系

多米尼克·巴泰勒米

在前面部分，乔治·迪比故意省略了对血亲关系的讨论，在讨论中世纪家庭时没有涉及"家庭"这个词的现代意义。血亲关系经常牵涉到从生活在一个屋顶下，从而逐渐发展形成的纽带关系，反之亦然。由于没有对共同居住和血亲关系这两个概念进行清楚的区分，以及不加选择地使用模糊性的"家庭"概念，从而使许多历史学家陷入陈旧的困境之中。

血亲关系在研究私人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和同居一屋的作用是相同的。就像住宅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家庭的意义表现宗教性的观念和政治上的团结观念中具有重要作用。与大家庭一样，经过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历史学家对大家族谱系的研究，我们了解到许多关于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中权力私有化的知识。然而，随着血亲关系的发展，又存在着矛盾，因为一定数量的亲属关系倾向于削弱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不论是个人还是已婚夫妇的自主决定权，都不仅受到不可抵抗的"血统"支配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家庭内部成员纠缠不休的干预。这一时期，私人生活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又似乎处处都不存在。

马克·布洛赫的贡献

作为一个比生活在一个共同家庭这个事实更抽象的关系，血亲关系自身存在着许多肆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我们必须尝试着精确地定义什么是"血缘"（lineage）。在中世纪反映其意义的资料很多，但研究者没有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姑且不去回顾那些历史文献，我将评论一下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封建社会》（写于1939年）中探讨这个问题的两章内容，该书是法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探讨附庸关系之前，布洛赫首先研究了血缘关系这个问题；他降低了附庸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它只是血亲关系形成的附属性关系纽带，与所谓的封臣和宗族社会相干，而非与"封建社会"相干。附庸关系和血亲关系两者都是由同辈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最持久的群体是那些结合这两种关系类型的联盟。譬如，根据茹瓦维尔的记载，正是臣属关系（ligesse）和血亲关系（lignage）的结合，使得桂·德·莫乌瓦萨的军队在曼苏拉战役（1250年）中战斗力强大。布洛赫依据法律关系分析了血亲关系(为私人战争进行动员和共同保有祖传的权利)。但很不幸，他在共同居住这个概念上依然含混不清，因为他还没有从居住在同一屋檐下或者至少是居住十分紧密的亲戚概念走出来。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突破性的认识。他指出了中世纪社会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其基本的和自然的社会单元方面看上去有多么大的不同："不论在情感氛围上，还是在大小规模方面，那个时代的家庭都相当不同于此后时代小规模的婚姻家庭"。血缘纽带关乎的更多是约束，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对深受列维-布鲁尔影响的布洛赫及其同时代史学家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初始的发展状态，"初始的"具有很强的轻蔑意味。与这种看法相伴相随的是，他们怀疑，家族力量的源泉是以牺牲婚姻夫妇为代价的："将婚姻置于家庭群体的中心位置必将扭曲封建时代的事实真相。"妻子只是她丈夫家族里的"半个"成员，而且一旦成为寡妇就自动地被排除 (或解放) 出去。然而，由于教会和国家的变化，十三世纪曙光乍现之际，无可争辩的现代性开始展头露角了，其展现形式是对个人权力和公众和平的全新态度。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教会和国家不断努力消解血亲关系的强制性权力。

布洛赫的三个主要论题意欲界定"血亲关系"之边境，并描述其诸种功能；研究"婚姻家庭"的血亲关系；并研究自1180年左右开始发生的各种变化。正如这部数十年前的科学著作所预期的那样，布洛赫《封建社会》一书启迪激发出来的研究，业已推翻了该书作者的一些结论。但该书的伟大之处显然在于，它有许多布洛赫的继承者仍未能充分探索的洞见，以及被布洛赫的继承者著作奉为圭臬的那些洞见。譬如，布洛赫预见到了人类学概念"无差别血缘出身"（undifferentiated filliation，意指血亲关系既可以通过母系来确认，也可以通过父系来确认，他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和相似的特性）的重要性；但布洛赫没有谈及母系和父系在传宗接代方面是否价值是同等的，他认为，无差别血缘出身使它无从谈起，因为"血统出身"犹如一个实体存在的现实物事，充当着基本的社会单元。"这种双重的关系纽带具有重要影响，因为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亲戚圈子，且与上一代的亲戚圈子不相雷同，因此亲戚责任范围的边界不断地改变着。"家族性质由于一方面与其身份来源的性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所以很难稳定下来。这些扩大型的家族，用它们的胸怀保护和吸纳封建臣属，如果是贵族，大家族就是他权力的来源和象征，那么，这种扩大型的家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血统世系的变形

语言学和封建社会。法语词汇"lignage"和"parenté"，翻译过来分别是"血缘关系"和"亲戚关系"，这两个词源自古法语和拉丁文，指的是各种关系而非严格的组织团体。如果据传某个人与某些有权势的人物有"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他就会在社会等级机构中享受到一定的特权地位。库斯长者昂盖朗四世1259年遭到皇家法庭滥施刑罚，由于其等级显赫，法国北部所有大勋爵都是他的血亲，因此皇家法庭不得不为他提供"辩护律师"。父系和母系的堂表兄弟关系以及通过联姻获得的关系，也有助于构建一个广泛的亲戚关系网，这个网络在特殊情形中作用尤其显得突出；确实，为了应付被滥施刑罚之不利情形，这种关系网或许专门地被重构过。

其次，同样的词汇也被用于表示团体，如在亚瑟王传奇《班王之亲族们》（li parentez le roi Ban）里，或如加万伤痛于"我们宗族"（nostre lignage）之衰微时。在表达一种明确的关系中，这种用法相对较少，而该团体明确表达并详细说明了血亲关系。Genus，一个纯粹的拉丁文词汇(它不是"种族"（race）的直接词源)，以同样的方式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中得到使用，其主要意指某个男人或女人出身"高贵"或"显赫"。它只是偶尔被用于指某个特定的社会团体，因为有更明确的词汇"prosapia"形容这个特定社会团体。"Cognatio"（血缘亲戚）也被用于指群体，但它指的是奴隶群体而非贵族群体。这个列表中应当加入这样一些集体名词，如"proches"(近亲)，"amis"[charnels](朋友[通过血缘纽带])和比较常见的"双亲"、"cognats"(血缘亲戚)和consanguinei（血缘关系）。显然，这些都是表示亲属关系的同根词和派生词。惟一缺乏的词汇是"家庭"!无论是夫妇的还是"婚姻的"或"核心的"家庭(夫妇加上孩子)，都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

然而，据此推断核心家庭并不存在也是错误的。社会性的描述和解释，不能单单依赖那个社会对它自身的理解，以及能够（或希望）勾勒出来的自我想象。事实上，这个社会无法概念化或无法清晰阐释的东西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在最近与G.拉德罗的谈话中，乔治·迪比提出了"沉默的历史"的观念，即那些未被历史提及的私人生活面貌，那些言词无法表达的私人生活历史。血亲关系的问题尤其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密切关注语汇变迁得到解答，因为正如马克·布洛赫所强调的，变迁的词汇也可以充分地证明，血亲关系纽带并没有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么强劲有力。

封建时代的法国在语言上种类繁多。奥依语（法国北部所讲的语言）有地域的变种。因此，拉丁文派生词有可能展现地区间的变种，但无法捕捉到地方土语的丰富性。形容各种各样可能的血亲关系团体的特定术语之缺乏非常显著。血亲关系实现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功能，将不同的社会领域联系起来。

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般并不使用家族姓名。现代历史学家为了描述的清晰，给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加上姓名，如布洛瓦-尚帕涅（Blois-Champagne）和埃朗伯（Erembaud）。吉鲁瓦－－十二世纪一个以该姓氏著称的诺曼家族－－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它是使用姓名的先驱，这种方式后来开始慢慢流行。他们采用姓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情非得以，因为这个姓名是从外部由政府当局强加给它的。

至于血亲关系的称呼术语，教会拉丁语做出的区分那时候已经被废止不用。譬如，两种类型的家翁在教会拉丁语中被区分开来；同父母的兄弟与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被区分开来。在一个死亡掠走如此之多初为人父的武士和初为人母者的生命的社会里，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夫妇们无法指望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这影响到看待"夫妇"和"家庭"观念的方式。还有不同的词汇形容父亲的兄弟－－patruus和母亲的兄弟－－avunculus（当然，这是英文中叔父一词的词根），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对待这两种叔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而且，称呼术语本身也相当含混不清。中世纪的语汇做出了我们无须再做的区分，但与此同时，中世纪的语汇把我们认为区分明确的称呼混在了一起，譬如，Nepos既意指外甥，又意指孙子。在翻译成土语时，第一个意思是主要的和常用的，或许是因为很少有孩子知道他们的祖父。即便卡佩王朝之人，已经相当强健，但直到1214年，仍没有人能活到足以看到他孙子的出生。

资料：贵族鼓励并且利用宗族系谱，首先发轫于弗兰德斯和安茹，十二世纪盛行于整个法国北部地区。乔治·迪比指出，它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一种"出身血缘的意识形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当时人们对自己"世系血统"（lignée）的关注远甚对"血亲关系"（lignage）的关注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人们对血亲关系的纵向垂直之轴的关注远甚对横向水平之轴的关注。但宗族系谱确实非常是有用:从狭义的（和有限的）语义上来说，血亲关系作为想象之物与"现实"几乎具有同等的意义。为了利用宗族系谱资料，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重构亲属关系和婚姻网络。然后，我们可以断定系谱学者如何选择性地扭曲了这个网络，从而推导出他们著作所阐释的社会和政治功用。

教会保存下来的规章和帐目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史学家们通常在这样的先入之见下进行研究。这些文献经常提及个人的亲戚们，他们彼此联系紧密相互关心，这种事实被史学家们视为亲属关系十分强大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果某人想将一部分土地或收入来源送给或卖给教会，这个人必须要求得到他/她近亲们的同意，即所谓的"亲属赞同"（laudatio parentum）。(附带一提，大多数交易既不是简单的礼物也不是彻底的出售，而是非常复杂之事)。因此，在这些官方文献里，我们会发现儿子、女儿、兄弟、姊妹和姐夫、堂兄弟和侄子以及其他人的姓名，通常在文献的末尾。

这种情形导致布洛赫和其他史学家得出了一个未经充分论证的结论，认为中世纪的家族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单位，经常是共同占有财产。首先，大家族虽然令人关注，但被描述得甚少。计量分析表明，参与"赞同"的亲属通常是"婚姻家庭"里的成员。当然偶尔也包括一些比较远的亲戚，诸如"血亲朋友"。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这些参与赞同的远亲很可能被那些为每个捐卖案准备简短声明的人略去了；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简短声明与同一宗交易的详细约单加以比照，不难发现这样的删略。

更重要的是，亲属的权利有可能被高估了。他们没有断绝事实上享有财产的可能，但这可能仅仅是潜在的权力。难道我们应该假定，赞美个人的教会会力图消解家庭纽带的重要性吗？兄弟们和堂兄弟们利用亲属关系为基础对这些财产提出诉求，他们知道尽管鲜有可能得到支持，但却可能得到丰厚的补偿支付，怀疑这一点难道不是更加合理吗?毫无疑问，许多人都会哭怨诉苦，希望为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争得10个索里达金币、或骑用的马、或朱红色拖鞋、或珠宝、或毛皮－－由此争得将财产权细分，甚或更大程度上将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中的一部分转化为个人财富。在这些情况中，最有可能是，亲眷团体被呼唤鼓动组织起来，向僧侣和牧师施加压力，这些神职人员比人们想象中要软弱温和。这个亲眷团体既不是通过共同居住也不必是通过共同拥有财产来界定的；不应该把这些含混不清的文献与遗产继承的习惯法混淆到一起，这些习惯法到公元1000年-1200年期间依然很少被记录成文。然而，亲属们这种小伎俩是当时社会常见的现实：以亲属关系的名义要求得到财产和荣誉。人们并不迷信法律，也不被一些观念束缚：他们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手段，极其狡猾地相互争吵和竞争。

不满足于实际记录证据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求之于叙事性的资料。虽然有一些错误的损毁，但它们当中含有阐释和评论的丰富素材，对复原历史社会学具有无上的价值。1100年左右，法国北部涌现出大量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学家。在"法国人"诺根·吉贝尔、佛兰德斯人布鲁日·加尔贝和诺曼人奥德里修斯·维塔利斯等以相当灰暗的笔调，描述一个不是"封建的政治混乱"而是亲属间残酷但理性竞争的世界。以一种辨证方式，大人物的权力被认为既是他们亲族和封臣具有力量的原因，也这些人具有力量的结果。当然，其描述的家庭边界没有像描述家族的边境那么清晰。这无疑是因为没有近距离考察这些物事的动因；有价值的物事是亲属关系网络，而非同质单一的社会构成表象。

最后，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奥依语的史诗和宫廷文学的直接证据。卡洛林王朝人和布里多尼人的主旨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背景和对话中被表现了出来。物质生活史学家业已使用了这些资料，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些小说情节所诠释的那种似是而非的社会关系呢？至少在这些小说情节里，"封建制度"并没有被看得那么面目可憎，像修士作家们那样由于鄙夷俗世而将现实描绘得一片漆黑。吉内维尔与朗瑟洛的对话和独白让我们直接看到了世俗家庭的情景。如果这些小说行文有独特的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可以被视为放大镜；表达情感没有比这更好的工具了。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像当代的传奇文学一样，更多地表达现实（广义上的理解），而非臆想更"客观"的文本。因此，这些规章条例、叙事性历史、史诗和宫廷传奇文学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每一种材料都具备不同层次的真实性；每一种材料都构建起它自己的历史情节。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1）

大家族或家庭（尽管两者在当时都没有被用于指涉亲族群体）兴衰起伏的故事，是封建时代编年史家探索不尽的丰富题材。这个主题也特别适合于传奇小说和历史小说，对阐释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非常理想。埃朗伯家族就为佛兰德人数十年间丰富的生活图景提供了材料；吉鲁瓦家族为诺曼底地区一个多世纪的生活图景提供了材料，让我们能够进行长时段历史的分析和探索。

埃朗伯家族。贝杜尔夫家族是布鲁日圣多纳牧师会教堂的教务长，由于在1127年的一次事件，最终导致他的家族走向衰败:好人查理伯爵被谋杀。当时一些同时代的人，特别是见证人加尔贝尔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情节，这是罪行和上帝的复仇(被男人实行)相结合的传奇故事。加尔贝尔的叙述是社会历史的标准材料，因为它告诉我们大量关于司法助理人员兴起。亲王和领主的仆人们，他们尽管在十二世纪中财富快速增加，但仍然努力试图跨入至关重要的贵族门槛。他们是贵族还是农奴? 司法助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两者之间，而这两个世袭社会地位一种情况下是由群体本身维系，另一种情况下是由除它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支撑。

无疑，埃朗伯家族成功地掩盖了他们低微的家族起源。每个骑士都希望与有声望的家族联姻，埃朗伯也不例外。有一年，他与一位负责校政人员的侄女结了婚。他希图通过建立如此重要的婚姻以再次确定其依然不稳的地位。但他发现他的妻子身上有污点：她是农奴。因此，不仅仅他本人，连同他的姻亲都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困窘之中。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立即发起攻击，他们密谋要搞垮埃朗伯家族，因而极力要求好人查理伯爵强调他的农奴出身。

这个阴谋还有另外一面。被指责出身有农奴污点的妻子的亲属们都认为，自己也是具有高贵声望的家族，他们有自己的城堡，有发动私人战争的能力。于是，埃朗伯的姻亲贝杜尔夫家族决定发动进攻，贝杜尔夫本人间接鼓动他的侄子这么做，以维护本家族的权力和荣誉。贝西亚尔和其他许多贝杜尔夫亲系决定不停地攻击敌对派别唐克马里亲系，这个敌对势力也一样傲慢骄横。双方的亲戚和封臣都被动员起来。好人查理伯爵对他们之间破坏公共和平立法进行处罚时，毁坏了贝西亚尔的房子，从而引起了埃朗伯的愤怒和不满。

结果是，教务长贝杜尔夫的几个侄子策划了阴谋，参与者有其他许多关系并不是很清楚的亲戚，甚至还有一个非亲戚人员。密谋者在教堂里杀害了好人查理伯爵，并立即实施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要确保这个家族的私生子伊普雷的威廉能够成为佛兰德斯伯爵，进而也可以保证暗杀者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好人查理被谋杀后，他的族人立即奋起复仇， 并通过他的候选人威廉·克利顿寻求企图获得佛兰德斯统治权的国王路易六世的支持。他们不准备让这个出身低微的谋杀者继续控制领地。逐渐地，所有的埃朗伯家族的人被他们的罪行拖垮了，包括那些与谋杀本身无关的人也未能幸免。加尔贝尔通过描述其家族固有的罪行证明了其所受的集体报应的合理性。加尔贝尔从普通的材料得到了灵感，从而发掘出了埃朗伯家族的历史：埃朗伯这个名称来自一位出身低微的祖先，这个祖先背叛了他的主人宾格斯城堡主（任何宪章中都未曾提及过这里）。该骑士与他主人的妻子通奸，然后将主人杀害投入河中，通过这种不忠实的婚姻他进入了城堡领主阶层。

作为对谋杀伯爵凶手的处罚，一些人从塔顶被扔下来摔死，这种惩罚是他的罪行的反映和偿还，小说里虚构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家族走到了历史尽头。然而，这个传奇般的虚构故事，开辟的这类传奇文学的前景，其中有一点值得关注：有一位年轻的不知名的英雄开创者，他得到了他争取的东西，娶了一位年轻女人或者寡妇。通过她们，其荣耀和威望（血缘的财富和威望）传给了后世男性的子孙。

然而，亲属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组织结构，不过其每个地方的这种群体边界并不是很确定，这也是明显的事实。它的中央核心是父系亲属关系，在公国控制高级职位的结果是带来了"世系出身"等级的提高，贝杜尔夫控制着他兄弟的儿子们的事业；因为这些侄辈是在他家里被养育成人的，他对他们很有感情。虽然侄子们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们仍然要指望贝杜尔夫安排和协调他们的活动， 他们也因此而分享了家族的声望。贝西亚尔的父亲朗贝尔在外围关系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他作为雷登堡的城堡主，试图与参与密谋的儿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只是徒劳。

朗贝尔和其他密谋者的亲戚成了这次集体罪恶的受害者。他们其中有人试图逃脱伯爵家族复仇者的报复。贝杜尔夫的兄弟－－城堡主迪迪耶·哈凯－－试图在佛兰德斯统治者面前将自己与谋杀者区划清界限:"我们声讨他们的谋杀行动，而且我们会毫不含糊地、绝对是出于内心地要将他们赶走，虽然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是反对他们这样做的"(给他们避难所、帮助和忠告)。这只是一个为自己辩解的口实还是真心实意?迪迪耶与自己的亲属关系作斗争，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悲剧。但迪迪耶的反抗并没有成功， 加尔贝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即一些个人确实无法从被告的家族中脱离关系。由于深受民众爱戴，"高贵孩童"罗伯特 (迪迪耶的儿子)得到他的两个 "亲戚"所没有的特权:他不会关入地牢，而且他会被斩首而不是被绞死。看来，亲属关系的纽带是很难挣脱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亲属都要对这件罪行负同样的责任。加尔贝尔确定一个关于血缘关系的核心群体，它被称为亲缘关系；而泰罗昂内的戈捷则通过共同居住而不是血缘关系来确定一个群体。对于戈捷来说，贝杜尔夫主要是一个家长，一个家庭的主人。而且他相信这个同谋是一个契约性的安排。这两位作家揭示了另外一个对社会学家未能弄清楚的事实:婚姻显然是在二个家族之间建立团结的一种纽带。到目前为止，正如我们所知， 贝杜尔夫侄女的丈夫未能逃脱家族的衰败；作为一个例外，他们仍然称为历史的一个背景。这表明，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以一种复杂的和不可预知的方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与这些暴发户相反，贵族没有展现出一种较稳固的亲族结构，这或许是因为后来对这个特殊群体的记载不是那么严密详细。吉鲁瓦似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错的例子。直到加尔贝尔的同时代人维塔利斯在《教会史》中讲述了他的故事，才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已历四代的家族素材。

吉鲁瓦家族。这个家庭是诺曼人贵族阶级上层家庭的典型代表，其家族建立至少是在十一世纪初期的公国时期。吕西安·缪塞的研究证明，正如一些史学家料想的那样，这个家族是由出身良好的法兰克人和布里多尼人的移民组成的，而不是传奇的"罗洛人"组成。吉鲁瓦家族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法兰克人和布列塔尼人贵族"的后代。维塔利斯知道吉鲁瓦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同时还知道他的姐姐希尔迪亚德，她生了很多后来显贵一时的孩子。吉鲁瓦的后裔们沿用了他的名字，只是在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而已：或者以名词形式加之于前，如罗伯特·吉鲁瓦；或者以形容词形式表示，如"吉鲁瓦的纪尧姆"、" 吉鲁瓦的威廉"。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2）

在中世纪，姓氏是他真正和基本的身份认同。通过这个世代相传的相同姓氏，家庭关系得到维系。像世袭财产一样，姓氏由父亲传给儿子，叔父传给侄子，或者由母系的外公或者外叔父传给他的外孙或侄孙。著名的姓氏是女人对她们丈夫的一个基本贡献；这样的姓氏只有由第一个占有它的人使用，而且她们可能是政治事业中的主要资产。祖先的财产在同名的子孙血液里流淌；不仅如此，子孙们还经常继承他们祖先的荣耀（职位和领地）。

任何对贵族家族血亲关系团体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为初生婴儿取名时是如何做出抉择的，因为选择姓氏就等于选择命运。在这方面，威廉和罗伯特的姓氏表明了他们与诺曼底公爵有关系(可能是通过婚姻，也可能是通过精神上的血亲关系)。显然从很早以前就已开始，这些姓氏逐步取代埃诺和雷诺，后者显然源起的时间较早且是来自于父系家族的姓氏。吉鲁瓦只是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头衔加在前面，来帮助同一父系的成员相互确认。虽然基本的体系是一种无差别的血亲关系，但基于由女性传承的姓氏的传统用法，显然还是得到认可和利用的。这个古老的习惯就是卡尔·费迪南德·韦尔纳所说的"血亲关系原理"。通过宗族关系传递的男性的姓是一种创新－－有人称之为开创性的发明，它可能与贵族在城堡中建立新的精神和制度有关，但具体情形在1000 年之前并不清楚。按照通常的情况，建立这种新的"体制"和以及确立与其有关的权威力量（所谓贵族的法令）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而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吉鲁瓦后代的身上。

吉鲁瓦家族定居在梅茵和诺曼底的边界地区。1015年至1027年间的某段时间里，在吉鲁瓦的朋友贝莱姆陛下的赐福和支持下，他们有时居住在诺曼底。有权势的海尔贡的独生女本来许配给了这位军人，但她在婚礼举行之前就过早地去世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吉鲁瓦担任蒙特勒伊和埃肖福地区的收税官(在那里的领地上他很快建造了自己的城堡)。然后，他又娶了另外一个贵族女人，她为他生了七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如此多产的婚姻在当时并不多见。为了避免财产遭到毁灭性的分割， 吉鲁瓦的亲属关系成了强制执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工具，在国内外与其他大家族竞争，或者要求自己的儿子严格遵守家规。维塔利斯为我们构建了吉鲁瓦的家族策略，但是他没有说清楚问题的全部，因为他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要在他所了解的真相和符合他的圣-埃夫茹勒·奥歇修道院的利益之间折中调和。

在吉鲁瓦的第一代继承中，七个儿子中只有三个儿子生育了男性继承人。威廉·吉鲁瓦作为活着的长子(他的哥哥埃诺死后，他成为家中长子)继承了他哥哥的财产。在得到圣塞内里城堡以后，他将它留给了弟弟罗伯特，而罗伯特似乎与他联合起来反对吉鲁瓦的第三儿子弗朗索瓦。威廉的显著地位并没有自动地形成。本来他和弗朗索瓦之间共同继承了蒙特勒伊的职位，但1035年后他们之间立即出现的尖锐的敌对状态。弗朗索瓦是布里扬内伯爵吉斯勒贝的朋友和教子，而吉斯勒贝是威廉的敌人。但是弗朗索瓦在斗争中失败了，而且维塔利斯认为他和他的子孙都不清楚也不合法：他的生母据认为是"妾"。

在婚姻规则被如此频繁地逾越滥用的时代，那么在整个家族历史中，这是唯一一起有效性值得怀疑的婚姻吗？ 这一点委实让人不敢断定。也许关键在于，这些没有参与奥歇修道院建造过程的儿子遭受了耻辱（尽管后来他们对它做了贡献），以及后来修士开始受到关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乔治·迪比在较早前暗示的那些竞争战略的其中一个。显然，在划分诺曼底的内部斗争中，大家族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这边或那边，而是分成了许多反映自己内部分裂的小派别。 大家族之所以得以生存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个阵营中都有代表。问题是到底哪个部分能够消除对手，或者至少能够占到优势 (通过重写历史，家族中较新的分支可以把自己描述成最老的起源) 。

吉鲁瓦的孩子有四个活了下来，三个很早就死了；他们死时很年轻，都没有结婚。他们包括长子埃诺和第五子 "小吉鲁瓦"，他的名字还没有取。这个小吉鲁瓦有一次被一名侍从不小心伤害了，这个伤害是致命的，这使得该侍从仓皇逃匿，以躲避他兄弟们的报复，因为他的兄弟为了复仇决不会顾及到荣誉。这就像给教堂的礼物， 是一种倾向于将个人与亲族隔离开来的虔诚行为的类型。另外一个小儿子拉俄勒·迈勒-库龙内，为了牧师职业放弃了颇为危险和带罪恶感的骑士生涯，因而有时间研究文学和医学。

威廉就这样取得了比其兄弟更为显赫的地位，一个被他打败，另外一个则到教堂担任神职。他控制了父系群体，其成员争相认可捐赠给圣埃夫茹勒修道院 "礼物"和"售卖"，并在表示"赞同"过程中排斥其他亲戚（除了主人和封臣）。那些赞成这种做法的人被称为"赞同者" 或"捐赠人"，这两个词似乎都一样。然而，这个习惯用法并非总是表明被转移的财产是共同控制的。

相反地，吉鲁瓦的四个女儿既没有将教名传给她们的继承人，也没有将财产继承权传给他们。她们都结婚了，因为她们的婚姻对财产继承不会产生威胁。相反，母系联盟通过将其他人纳入亲属关系带来了利益。埃朗伯和艾玛嫁给了处于吉鲁瓦影响范围之内的其他拥有土地的小领主。家族的头领对他的女婿也会施加一些影响。这群"邻居、男人和堂兄弟"成长为另一代人的空间。阿德莱德和哈德维丝的婚姻，我认为，是又一个不同的类型(属于门当户对的)，婆家的地位与她们大致相当但相距遥远，一个在梅茵-安茹，另一个在诺曼底。无论是把女儿嫁给其他贵族亦或送到修道院当修女，这个家族总是谨慎地把女儿们在这两个省区平等分配。

大家族的幸运和悲剧（3）

维塔利斯重点介绍了通过哈德维丝的婚姻对大家族建立同盟的影响。与她儿子的联系中，格朗德迈斯尼勒、威廉和罗伯特·吉鲁瓦在1050年左右建立了圣-埃夫茹勒修道院，与修道院的特殊关系是获取封建贵族特权过程中的重要基础。修道院的神光会给刀剑以力量，以及带来合法性和永久的光环。在修道院中，也可以称之为"家庭埋葬地"，人们代表死者不停地进行祈祷。用优美的拉丁文写成的墓志铭赞扬着家庭祖先。创办人之间的联合，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策略性结果。威廉希望强调与格朗德迈斯尼勒的联盟，然而他的侄子最初希望独自行动，希望在他们父亲死去的地方建立一个修道院。因此，奥歇修道院是两个亲属群体联盟的宗教圣所，而不是通过单线的拥有共同祖先的子孙们的圣地。 当然，在这两个亲族关系中，吉鲁瓦家族是更主要的家族。希望埋葬在修道院的鲁丹兰的罗伯特，也加入到了创建者之中；他的母亲，也就是格朗德迈斯尼勒的姐姐，据说也加入了"著名的吉鲁瓦墓地"。

由于她们与新修道院的联系，神圣的宗教气氛包围了这两个亲属关系群体。但是，他们必须支付其昂贵的费用。格朗德迈斯尼勒家的罗伯特和埃诺·埃肖福成了修士，并在表面上代表圣徒"掠夺了"他们"亲戚"的一部分财富，尤其是来自南方意大利的战利品。他们的行为反映了财产保管处的行为，而它在记载中很丰富。此外，像这种类型对修道院的控制是无法确保久远的。创办者必须对付来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的宗教改革，还要对付来自公国的权力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更大。吉鲁瓦家族和格朗德迈斯尼勒家族都会衰落，但是圣-埃夫茹勒修道院不会衰落－－至少没有那么快。

家族遇到的困难是1060年左右产生的严重政治危机的直接反映。圣塞内里的罗伯特一世和埃诺·埃肖福反对公爵，可惜没有解决问题。后者活的很长，在1064年被马比勒·贝莱姆毒死之前，足以重新获得征服者威廉的宠爱，并重新得到暂时被没收的财产。老吉鲁瓦和贝莱姆曾经是很好的同伴，但是现在他们的后代开始了永无止境的战斗，其中有许多值得注目的事件。格朗德迈斯尼勒很快恢复自己的元气。然后，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堂兄弟的命运分道扬镳了。根据维塔利斯所说，吉鲁瓦家族的贵族地位开始衰退了。他们的后裔不得不逃避到南方的意大利，有许多年轻人或被剥夺继承权的人通过迂回道路到达那里。

但吉鲁瓦家族的人又返回故乡。这个姓氏在圣塞内里一支被保持了下来。1088年，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库托斯继承了好争斗的威廉为公爵。这个重要荣誉的继承者的远亲近亲，都恳请他恢复他们被他父亲剥夺了的财产。罗伯特照做了。后来，中世纪便将对土地的合法继承权视为神圣之物。当马延的若夫鲁瓦代表罗勃特二世（即圣塞内里的吉鲁瓦）进行干涉的时候，他没有提罗伯特祖先的事实，而是引证了他通过母亲阿德莱德与公爵的关系。而他母亲是征服者威廉的堂姊妹。

吉鲁瓦的子孙后代（后裔）在很多困难的条件下都生存了下来，因为他们曾经是而且也曾经不是纯粹的父系家族。一个广泛的、复杂的亲属关系网络帮助他们多次渡过了难关。举例来说， 1094 年，罗伯特二世发现他的第一任妻子、他的人质儿子甚至他的城堡全部都处于贝莱姆的控制之下，然而"由于亲戚和朋友的支持"，他重新恢复了力量，并且再次点燃了他的希望。另一方面，因为必需要保护领地的完整，亲属关系必须消除多余的障碍，承认未婚的兄弟和舅父独立在外但是排除堂兄弟姊妹；他们在别处积累他们自己的财富，很可能失去了与他们亲戚的连络。1119年，蒙特勒伊和埃肖福被送给了罗勃特二世。这样，在他被迫在自己的儿子之间分配财产之前，他成功地恢复了他祖先的全部祖产。当老修士把包括他前任的一部分历史选入他宏阔的壁画中时，吉鲁瓦家族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出于后见之明，他能够说出这个家族策略的主要特征：当限制直接继承人数量时，它增加同盟力量的能力。在这个孤独家庭的一百年历史中，由于来自亲戚的支持，它不懈地努力进一步增进自己的利益。

这个历史－－和其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如同吉鲁瓦家族一样，在十一世纪初期，法国北部的大多数城堡主建立了自己的力量。对他们来讲，朝代具体化的到来稍晚于亲王，但无疑早于较少的骑士。公爵的权力是诺曼底公国的显著特征，财产没收权使公爵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改变权力的分配。但是，即使在更复杂的卢瓦尔流域和法兰西岛，暗杀和偷袭虽然没有给主要的家族权力产生长远的影响，但会带来剧烈的变化。

亲属关系结构是贵族家庭的特性，通过权力积极参与到政治和地方性的控制游戏中。在维塔利斯的《历史》中，经常出现"中等"骑士，但很少作为个人形象出现；他们更像这些权势的附属品，参与到他们所属家庭的阴谋和计划之中。至于农民，则被吸收为大量的劳动力，他们脆弱的小屋保护着"小家庭"。农民的策略是要扩大他的土地，而不是通过联姻或者参加私人战争来获取荣耀。在君主特权或教区之中，农民与土地的结合，使得他们服从于当地惯例，而且在死后和那些不知名的人埋葬在一起。当代人类文化学从中世纪社会历史那里也得到了很多:血亲关系和宗族系谱是有权势人物的专利。

他们同样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结构。在这里，没有经常和直接谈及城堡主家庭的口头传统，维塔利斯利用了十二世纪下半期阿德雷（法国地名-译注）的朗贝尔和马莫蒂耶的约翰等人非常有价值的著作。通过对比这些著作，利用一些家谱，迪比已经能够确定他们的主要问题。通过继承和占有祖产的合法性，系谱学家绘制了男性系谱。他们也努力说明了家族是如何通过辉煌的婚姻来增加其家族声望和光彩的。家族的高贵不是来源于女性，而是来源于男性。在这个社会中，任何地位如果是通过母亲得到的，那他肯定是奴仆。但即使是这些祖先遗传下来的古老奴隶，由于真实婚姻和夫妇家庭在丈夫家里的建立成为自治个体，他们也大量地消失了。贵族性是一个特有的特征，尽管它根据荣耀程度和与国王的亲疏有所变化。只有当母亲或者祖母的血统明显优越于父亲的血统时，绕过男性祖先而形成母系家谱才是合理的。 如果十二世纪吉鲁瓦的家庭牧师模仿了阿德雷国王的牧师，吉鲁瓦家族的祖先，通过小心选择，可能在贵族的世界里会更加辉煌显赫。较为客观的维塔利斯的功绩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于原始数据和想象图景之间的中间状态。

社会结构与文学作品（1）

《罗兰之歌》是早期一部成熟的史诗，它最早手稿的发源时代和社会环境类似于O·维塔利斯的《教会史》。然而，它描述了一幅迥然不同的家族结构图景。只有两个主角与他的亲属关系可以辨别出来：他的舅舅查理大帝，和他的继父与敌人加内龙。罗兰对他继父的仇恨很可能是因为两个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娶国王的姐妹为妻可以确保男人在宫廷得到有权势的位置，而这个女人的再婚可能意味着两个敌对集团的一个篡夺了对方的位置。然而，在这部史诗中，两者都没有得到清楚的陈述。罗兰并非生活在"血亲朋友"的关系之中，而是生活在作为皇家成员的战斗伙伴之中。他的亲属关系只是存在于虚无飘渺的意义上；他只是为证明自己因内心的骄傲而拒绝通过吹号角吁求援助的正当性时，才隐讳地提到他们：

Ne place Damnedeu

Que mi parent pur mei seient blasmet.

上帝庇佑，希望我的亲属们

不要因为我而受到谴责。

加内龙的背信弃义受到贵族们的判决，在诸多贵族面前，查理大帝作为原告提出诉讼，他得到年轻忠诚的蒂埃里的帮助，而他是查理大帝的熟人而不是他的家族成员。罪恶的被告一方得到了三十多个 "亲戚"的支持，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说不清楚。当提出公平决斗时，只有皮纳贝坚决支持加内龙，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在决斗中，他和蒂埃里交换了和平建议以及和解协议。当然，皮纳贝不能让加内龙被击败。他的哭喊也体现了"羞耻文化"的价值标准：

Sustenir voeill trestut mun parented

N"en recrerrai pur nul hume mortel;

Mielz voeill murir qu"il me seit reprovet.

我愿意支持所有的亲属；即使

不可饶恕的罪人也是如此；

我宁愿死掉也不愿

蒙耻。

他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叛逆者的痛苦，而且也导致了支持他的三十位亲戚被绞死。亲属关系不明确，不重视感情，甚至表述不清：这就是原始的日尔曼部落的特征吗？

克雷帝安·德·特鲁瓦(1170-1190)的作品《朗瑟洛与佩斯瓦勒》的氛围更像和风煦暖的春天一样。克雷蒂安犀利的笔锋更加重视女性人物，其角色进一步激荡起男性内心情感的澎湃。英雄的冒险经历经常使他们与有名有姓的和特定的亲戚接触。然而，这些总是偶然发生的，而亲戚的身份通常是在自发的同情产生之后才显露。

佩斯瓦勒保护年轻女子是否是为了避免其受他的朋友的蹂躏呢？当听到隐士的话后，他是悲伤地低下头吗？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女子是他的堂姊妹，而那位隐士是他的叔叔。同样，善良的戈麦芒·德·戈劳赞美正在进行骑士训练的男孩的天才，他并不知道这个男孩是他姊妹的儿子。人们期待这些惊呼场面的结束，如"我非常需要的那个男孩原来是我的外甥！"或者"最后我终于明白我内心的激动情绪！"这样的故事情节展现了读者的社会成见以及"社会等级"难以捉摸的传统。

到1200年，史诗和传奇文学都已发展成熟，也许并没有失去它们的某些特色。而且，两者之间的区别也逐渐缩小。出现了法语和布里多尼语主题整合的需要，现在则已经分散在许多作品之中。就在这时，在这两种文学中都出现了父系家族的现象。它迅速占据了中心的显著位置，为两种文学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架构。阿瑟和夏勒马涅把权力丢给了男爵，与菲利普·奥古斯特不同，从他那里，他们借鉴了残忍的忘恩负义和不愿意冒个人危险的特性。变化的不止是个人的外表：而是事情的状态的变化。文学的这种发展倾向于因事务的内在逻辑而描述完整的事件，而不受任何决定论、辨证观点或者其他教条的限制。人们惊异地发现，在被认为是最客观的原始材料和所谓的中世纪文学第二纪的史诗和传奇文学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奥布河畔巴尔的贝特朗将法兰克史诗中的英雄分为三种故事诗，或者说"种族"或"家族"：国王家族；从美因茨的多恩承继下来的叛逆者家族；忠诚的贵族们的家族，贝特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祖先，即虚构人物蒙特格兰的加兰。第二和第三种家族为取得王国的显赫地位而斗争。这种地位比任何特定的城堡或者公爵的领地都重要的；这种权力斗争犹如国际象棋比赛，这些领地只相当于小小的棋子。真正的尊重无一例外地都属于那些传承久远的父系领地。

而今，武功歌 里每一部著作都可以被用于追溯某个父系家族概貌，它们描述了这三种大家族中的某一个家族的片段。在史诗里，将主要人物与其兄弟们截然区分开来非常困难。（雷诺·德·蒙托邦也被人们看作是埃蒙家的第四子）。在第一代，蒙特格兰的加兰的四个直系继承人都追随最年轻的领导者－－维埃纳的吉拉尔（贝特朗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史诗）的领导。受到王后的羞辱，他陷入了与国王查理的私人战争中。他的兄弟率领浩荡的封臣大军前来驰援他。在这里，这位最年轻的领袖负责主持一切，因为他是受侵犯的一方。在他年老的父亲在场的时候，兄弟们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陈述了各自的观点。在同一家族的成年亲属之中的关系是平等的；领导权在长子埃挪和城堡主吉拉尔之间变换。而且吉拉尔和他的外甥埃墨里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他特别喜欢他，同时他对其影响比其父亲埃挪对儿子更大。这样就树立起吉拉尔作为年轻人"培养者"的声誉，在家族荣誉感得到检验之后，这个男孩被确定为家族的成员："他属于这个家族，或在"很多方面"遵从于家族"（ Molt traoit à sa geste）。

社会结构与文学作品（2）

当家族最后与查理达成"共同确保和平协议"（ asseurement）时，年轻的埃墨里起初拒绝接受这份和平协议。他利用圣路易时代的习惯法确认的权力退出仪式，这一权力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的文献记载。但他最终被说服，他不能独自继续进行战争。在家族之内，他表现了年轻人的骄傲自大。由于年长的家庭成员对其管教不严，他有时当着其他家庭成员的面讽刺他的祖父；然而，当一个无礼的男爵对他的祖父开同样的玩笑时，他是第一个在宫廷中维护家族荣誉的人。在吉鲁瓦世系中，我们看到了浮现于家族各个分支之间的纵向划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各代人之间的横向划分，这种划分短时期内是稳定的，且是各种动态压力的产物，而非决定命运的结构性力量的产物，尽管如此，这种划分仍是真实存在的。拉丁文材料对这种代际冲突的表达颇为模糊，在这些材料里，倾向于用总括性的社会术语而非具体地放置于家族世系背景中，来表达年长者的深谋远虑和年轻人的浮躁冲动之间的鲜明对比。

在带有他的名字的史诗《埃墨里·德·纳尔榜》中，这位年轻的侍从已变成了老态龙钟的领主。在他和七个儿子中的前六个之间冲突正在滋生，埃墨里梦想着维持自己世系传承的伟大，因而从城中驱逐了自己的六个儿子，只把最小的儿子留在身边。他的意图是预先消弭争论，以保证自己的遗产不被分割，但结果却是深深挫伤了六个儿子的雄心，并危及到在撒拉逊人面前毫无防卫的领地安全。史诗作者没有支持年长的一代，留给读者的是平辈人争夺的矛盾观点。

难道我们不可以认为，诸如贝特朗等叙事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再现的过程，就是现实生活中家族形成的过程？在剥离了社会情境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家族形成的两个阶段，而在现实社会中，变化可能更加微妙，过程循序渐进。

在描写圆桌骑士的文学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演进进程，从克雷蒂安·德·特鲁瓦到一个匿名作者皆是如此，这个匿名作者托庇在华特·马普的威权之下，他在1230年左右完成了大型的朗瑟洛-圣杯的故事，非常戏剧性地叙述了"阿图王之死"。在早期传奇文学中，叙述贵族家庭内部个人敌对的著作颇多，但在后来的著作中，主要叙述族际之间的敌对，这种敌对释放出无法控制的复仇和仇恨，并最终导致了亚瑟王世界的崩溃。虽然有朋友的偏袒，但是朗瑟洛和加万还是悲惨地被加万的三个弟兄的阴谋（和暴力）所分开。

这两个敌对的父系家族并非完全具有可比性。"班王之亲族"包括国王的儿子(朗瑟洛和埃克托）和侄子 (波奥尔和莱昂内尔)。作为这个家族里长房的长子， 朗瑟洛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他还有权控制他两个堂兄弟伯努瓦和戈内的祖传遗产（他的二个堂兄弟拥有继承权)和领主等级。他们也关注他与皇后吉内维尔的恋情并保护他。尽管朗瑟洛试图寻求自己的命运，通过乔装打扮归隐于他的侍从之中，并穿上借来的军服暂时离开了家族集团，但是他的心仍然向他的家族、兄弟和堂兄弟敞开着的，他们相互之间拥有同样的感情和同样强有力的义务。这四个男人中每一位都掌管着自己的大家庭，然而他们在战争和竞争中的团结与联合是不可动摇的。

在亚瑟王的五个侄子之间获得这样的团结一致是很困难的。(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人是国王兄弟的还是姊妹的儿子)。在哀悼仪式上，他为自己亲生骨血的失去哀痛不已。他们从自己在城镇里的精舍聚集到亚瑟王的王宫，在王宫里，可以经常看到他们聚集在黑暗的旮旯或走廊里，彼此之间窃窃私语和嘟囔抱怨，犹如在私家庭院里一般。但他们各怀心思，没有形成共同的行动计划。阿格拉万嫉意十足、心怀鬼胎；莫尔德雷阴暗恶毒；而加万则显得彬彬有礼，热埃里耶热心忠诚。设若有最勇敢的人的奖项，那么应该首先授予加万，然后是热埃里耶。这一世系不像其他世系那样团结一致，而且内部也缺乏等级系统。的确，只有当班王家族造成了这个家族三名成员死亡，才激发起加万的家族感情，并迫使他进行复仇。与冰岛传说(与这些法国传奇文学同时期)里的英雄一样，就热埃里耶的死亡赔偿问题上所进行的半司法性质的商谈中，加万态度顽固，一意拒绝任何条件，只要朗瑟洛的生命作为赔偿。他公开表示对死去兄弟的"怀念"之情，但他在表现的过程中，言语异常粗鄙。不要搞错了:至关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家族的社会等级，这个皇家王朝无意接受少于其一个家族成员生命的最大价值的任何东西。

十三世纪，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不合时代的了。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价格或价值，被害者的亲属们可以合法地从凶手那里讨还补偿，以恢复他们各自家族之间的和平。尽管不像中世纪早期所谓的野蛮法律那样，这些人命的价格不再由法典精确地明码标价，但在封建时代，补偿观念依然鲜活地存在着；它使一个男人社会等级的判定更加复杂化。"血亲朋友"向对方复仇，并非因为一个人的死亡给其他人带来的情感伤害，甚至不是为那些在族际冲突中丧生的士兵讨还血债，而是因为荣誉的损失才是一件影响甚大的事。

由于其它原因，"阿图王之死"具有社会学意义：它对比了加万的"长子独尊"（parage）和朗瑟洛的"兄弟共尊"之间的差异。(这些体制确保封地的继承人们在长子权威之下保持财产不被分割。在"长子独尊"下，弟弟们通过替代长子为领主服军役－－或通过代长子缴纳其所领土地的赋税－－来帮助长子，但是他们不必对兄长怀有敬意。在"兄弟共尊"下，弟弟们从长子手里得到领地里未分割的财产的持有权，他们对他则报以充分的尊敬)。"兄弟共尊"是十三世纪的一项创新，它将臣属关系引进到家族关系之中，传奇文学的最初读者－－法国北部地区的"封建"贵族们，接受了这一创新。

与维埃纳的吉拉尔之歌一样，传奇文学是社会现实和虚构的混合物。武功歌和传奇文学揭示或澄清了被其他文献忽视或模糊的重要内容，譬如，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敌对冲突，或在兄弟和堂兄弟之间并没有感情上的差异等。驱逐舅舅（例如，奥布河畔巴尔的贝特朗将吉拉尔的舅舅转变为奥利维耶的叔叔）可能看起来令人迷惑不解。然而，这与父系家族的提升却是一致的。血族的抽象关系程度必定受到具体共存事实的支持，这是非常明显的；每一方都操纵着对方。一旦离开梦幻的孤独和早期孤立的英雄文学模式，这种折中文学就把个人放到了他所处于的社会背景之中。

把血亲关系的各种功能都毫无差别地归于某个单一的群体，这种看法是虚妄的。实际上，正如我们从布鲁日·加尔贝的报告文学和维塔利斯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中了解到，家族关系不能被收缩到父系家族的范围内。世系血统可能可以控制祖传财产，但战争要动员更加广泛的亲族关系。因此， 文学资料在反映亲属关系系统方面是正确的，但运用到群体构建时则是错误的。

荣誉与家庭策略

区分下列所述概念－－（同宗的）亲属（parenté）与（男系亲属）子裔（lignage）－－之间的差别将非常有用，将"同宗亲属"预设为一般的亲戚关系，而将"男系亲属子裔"预设为由某单一男系衍生出来的父子关系界定的特殊群体。通过这样的区分，我们能够消除马克·布洛赫和乔治·迪比之间明显的矛盾之处，马克·布洛赫提出在阐述"家族"义务的模糊性质方面务必小心谨慎；而乔治·迪比在他论述城堡世系的著作中，非常自信地把战斗和征服的亲缘群体加入到世系演进表中。

中世纪法理学家的著作有时接近于社会学，尽管这些著述指向的目的不同和撰写所依据的规则亦不相同。菲利普·德·博马努瓦，曾经担当过国王的法庭监守，1283年左右，他开始记载并品评《博韦人的习俗》。在题为"论世系血统的地位"和"论战争"的章节里，他举例说明了"无差别血缘出身"的财产权。他通过规范的方法计算血族关系在世系里的地位高低：即两个血亲的（或更远的）亲属每一个与他们共同祖先之间所隔的代数。重要的是，他的文本里含有家族男性本人与父系的联络关系图，这种世系图表所显示的代际关系很清楚地表明，血族关系既可以通过女人也可以通过男人传承。血族关系的定义与四种法律紧密相关：战争，婚姻，遗产继承和"亲属否决"（ retrait lignager，稍后将予以定义）。

首先讨论战争。博马努瓦提出一名法官的问题，这名法官听审一件卷涉到贵族案件，贵族们为他们的战争罪行辩解说，他们代表一名亲族而加入到"战事"当中。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诉求可以被接受呢？在中世纪的习惯中，这样的战争并不被视为"私人"战争（这时最近评论者所加的名称）。国家尚未宣布私人暴力为非法，它只是试图限制对贵族发动私人战争，限制对四代或以内的血缘亲族发动私人战争，且没有涉及到"姻亲关系"（通过婚姻的亲属关系）。如果发生战争，中产阶级和"领主的普通臣民"（hommes de la poesté）尽管被自动地卷入到他们领主的战争中，但他们不能担任军事指挥官。被别人侵犯的或侵犯别人的贵族有其族人的帮助，他们依据结构相关性原则被组织起来：该群体的边界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变化不定。这是不容犹疑退缩之事，而是必须履行的逻辑，是法学家们在将战争规则合理化当中认可的一个逻辑。单个人毕竟不能发起战争；没有理由只依靠一个人战斗，而不依靠其他男人的参与，这些人之间都有相同程度的亲属关系。这样，两个同父母的兄弟便不能成为对抗的两方：但是两个异母兄弟，不同母亲生的儿子，由于属于不同的宗族，很可能会对抗起来(他们共同的亲族则有义务保持中立)。因此，整个地区就会出现联合。战争双方共有的支系堂兄弟不必参加。如果属于不同支系，他们会加入到与其关系较为亲近的一方。

这些考察指出了在宗族血缘关系和封臣关系之间存在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在其他方面也是大多如此，特别是在每一方承担的义务方面，布洛赫认为后者是亲族关系的替代物。除了缺乏本质的等级区别，亲属关系是一条其结果不可避免的纽带。一旦确认并接受，它就不可改变。然而，如果封臣发现自己遇到义务之间的冲突，他可以宣称亲族的重要性高于其他，通过精明的诡辩，相应地分配他的军队或者财产。在亲族援助不受限制和同祖堂兄弟的义务之间，至少会有一个弟兄的参与。

在博韦的宫廷里，情感不被承认为法律上的依据。博马努瓦在谈到私生子时暗中提到了这一点（确实，私生子只能算是半亲属，因为他们没有继承权，但同时在有关禁止通婚的法律规条里，他们又属于明令禁止之列）。他说，私生子与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有着天然的感情（并且是利益共同体！）。"血亲朋友"纽带的严密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个问题，但这位法学家依然担心其他力量的动员。因此，他回避了这样一个争论的陷阱，即亲戚必须彼此提供援助，因为这对他希望维护的公共和平具有破坏性。个人总是有拒绝发动战争的倾向，以规避战争的种种危险；如果是复仇者，他们可能拒绝讨论和平。另一方面，他们有权背弃裁判当局的希望，拒绝妥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私人利益能够凌驾于家族荣誉之上。战斗部队是为某场特定的战斗而被组织起来的；它没有真正的等级或严密的权威结构。

在抽象的观念范畴里，"无差别血缘出身"有利于私人战争理论。但在实际运用中，这个理论被调整变更了，更看重父系家族的堂兄弟。博韦人并非是充满想象力的康沃尔人吗？他们法律的逻辑是从骑士意识形态经历漫长演进而来的，记述性的和外交的材料给我们呈现了这种演进过程。

在结论中，我们来考察一下亲属关系功能和家族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当我们提到亲属关系功能时，这里限制在父子关系（婚姻将在后面进行探讨），我使用"功能"一词，其意义类似于数学中的含义。亲族关系导致了人们之间平等的关系（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荣誉），没有亲疏区别（堂兄弟和弟兄之间应该得到同样的帮助和情感的），而且互助是慷慨的而非出于强制。荣誉是亲族联合起来保持和利用的社会资本。随着每次重构机会的出现(不管是谋杀还是婚姻)，都会给这个群体的等级和成分带来疑问。所谓的封建社会承认在所有世系中这样的"血亲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可能经常可以实现的。格兰德迈斯尼勒的威廉辉煌的姻带来了"他的亲族的巨大荣耀"，骑士强盗-圣邦杜的威廉在内斯勒被绞死时，他的堂兄弟不得不忍受羞辱。尽管他们没有参与他的罪行，也不怎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们向圣路易抱怨，结果是徒劳的。如此广泛的联盟确实不能阻碍个人。相反，他们使他能够索要到进行帮助的回报，从一个宗教性机构敲诈补偿，或者像寄生虫一样倚靠堂兄弟生活，或者为了运动的快乐和战利品的希望去当兵。贵族的团结联盟是贵族自由和社会地位的基础，是他在公众竞技场中获取财富和名誉的跳板。

社会结构与文学作品（3）

因此，准确地记住所有的祖先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考察中世纪人们的未有系统阐发、处于纯粹状态下的家族意识时，它看起来与我们的同宗意识一样；整个世系存在着亲缘关系，女性和男性都一样。以康布雷的圣奥贝尔修会成员，瓦特雷洛的朗贝尔为例，他出生于1108年，1152年编订了自己的系谱。这个文献没有经过有意识的处理，因为它是牧师的作品。在处置朗贝尔最初的血缘关系－－一个中等家族或者较小的贵族－－时，他所在的办公室给了他相对的自由。朗贝尔对他父亲和父亲的祖先都很感兴趣；但他也不愿忽视他母亲的家族，每一边都列举有相同数量的亲戚，因为他母亲的家族似乎比他父亲的家族更"荣耀"；许多在修道院帮助年轻人的教士都是他母亲的亲戚。同样地，诺让的吉贝尔的自传（大约1115年左右）中很多地方提到他的血亲关系，表明他也有相似类型的家族记忆。

不过，朗贝尔的说明次序是先男性后女性，先长者后年轻人。在教会法规的思想中，乔治·迪比认为，"他的父系家族是按照武士血统的"家庭"组织起来的，其中资历是最重要的。"在这种同族亲属关系中区分男系血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如果我们去做，我们会发现在朗贝尔的文献中潜藏着一个由男性/女性、老人/幼子定义的具体结构。这个精心选择是他清楚记忆的结果。这个男系血统的中心当然是在瓦特雷洛的大家庭。朗贝尔没有充分让这一点明朗，因为他不像家庭系谱学者那样，不是生活在家庭的成员，而是在别处谋生的儿子。

宗族可以被称为"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但不准确。亲族功能统一它的成员抵御外部世界。不仅如此，它还维护成员之间的不一致，并确保这种不一致能够被所有人接受。在遗产继承的划分中存在不同，而且关于社会角色的严格规则更显著地阻碍了年轻儿子们的婚姻。通过模糊内部的冲突（它又促进了变化），谱系使许多事情的结果合法化；它也在公开竞争中为群体的利益服务。

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找实际限制个人行为的规定。但是这些限制是策略的反映，而不是集体态度发出的力量。在法国北部，幼子的死亡对贵族来说尤其是灾难。宗族会对儿子的牧师产生仇恨，他们怀疑肉体的联系，但却完全没有能力克服它。它颠覆了夫妇制造的平衡，或者被家庭的政策所破坏。它侵入到私人的时间和贵族男性与女性的空间。

不和谐的夫妇婚姻（1）

男系亲属子裔必定与一对夫妇、家庭的主人和儿子们的父亲联系在一起，它的真实存在是自此肇始的。尽管我们对这对夫妇每天谈些什么了解甚少，但是他们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在封建世代，最典型的和最有活力的血亲团体组成了一个广泛的利益和情感共同体（尽管他们并没有共同聚居在一处）。它的成员是已经成年的弟兄和堂兄弟们。所有人皆惟家庭祖传财产上的那处中心住宅是瞻，它是这个家族世系威望的焦点中心，由上一代的夫妇传承给他们的长子及其妻。领主和夫人共同统控着这个城堡（或者至少统控着住人的部分），因此他们是这个时期的最显赫的角色。

在研究妇女状况和配偶之间关系时，以这对夫妇作为参照背景不很恰当；加入一个情人，恶意地炮制第三者插足也不很恰当。而缺乏科学追求和训练的平庸而多产的作家，在研究大众历史的幌子下，在这两个主题上添油加醋胡说一气：傲慢且善于献媚的夫人，以及妇女是压迫的受害者。但在"天主教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妇女"都不是历史的好主题。妇女的社会阶层纷繁复杂，且妇女所占的社会角色复杂多变（妻子、姐妹、母亲，等等），因此我们不能将她们视为单一的整体加以处置，我们必须全面考量男人群体、女人群体和两性群体之间的关系。

家庭里的妻子（或母亲）在多大程度上融入迎娶她的家族中？她与嫁出她的家族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在封建时代很有趣，在其它时期也一样有趣。但是在封建背景下，它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那个时代，许多贵族婚姻都是受到政治动机操控。女人是一个宗族的人质亦或另一个宗族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吗？尽管我认为，社会学因素不能讲出历史的全部真相，但我在试图描述婚姻生活或提出问题－－自由的个人在这种体制约束之下如何行动的－－之前，想对它进行一番探讨。

配偶的选择。为了分析亲族系统，我们必须对男人如何相互交换女人加以理解。这个典型的列维·施特劳斯式的问题不应该遮蔽这样的事实，即妇女不纯粹是被动的对象。只有停留在一定的解释程度上和不说出婚姻背后存在的任何实际行为或者权力关系，它才是正确的。一位父亲将他的女儿"送给"女婿，这个人"拿"她作自己的妻子：这些中性的表达在不久之前仍然很普遍。

在"原始"和"古老"的社会中，婚姻受到精心的规约。血亲乱伦，即在近亲或者某个（平行）血统之间的婚姻，是被禁止的，而较远的（交叉的）堂表兄弟姐妹之间是允许通婚的。中世纪早期的婚姻嫁娶系统是有史以来最复杂一种系统。人类学家将称为"血亲禁婚"，因为男系与女系之间没有差别：男性不能与处于同一血统中任何支系的堂兄妹结婚，通常是四代以内。改变亲族支系计算的数量和方法，不会必然改变系统的运转，但是它确实会促使进行交换女性的群体扩充并放松她们联盟的网络。社会政治游戏变得更加开放。这个系统实际上标志着从古代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男人的配偶大致都是预先注定的－－向现代社会－－向男性和女性同时开放的择偶范围非常广阔－－的嬗变。

然而，正如弗朗索瓦·埃里蒂耶在她研究血族系统中所揭示的那样，通婚出现这样一种趋向，即从首次允许通婚的血亲支系中选择妻子。正是因为这样，使得规范的通婚圈子的形成成为可能。作为确保亲属小团体内聚性的一种手段，婚姻保有了其显赫的重要地位。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法国北部贵族阶层中是实行这样的通婚系统吗？由于资料来源的缺乏，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尚付之阙如。我们甚至不知道，教会宣布禁止通婚的支系范围是否曾经认真地得到执行。埃里蒂耶没有家族谱系作为证据，只是在格列高利前任的红衣主教彼得·达米安所撰写的著作中指出一个有趣的段落。我还要添上《拉昂宪章》的前言（1177年）。这两则史料表明，在曾属同一家族系谱的两个分支之间恢复姻亲关系，缔结新的婚姻，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埃里蒂耶拜访了中古史学家，以提炼彼此相互通婚的血亲团体的定义。"无差别血缘出身"使得难有可能对永久性的血亲团体加以定义；但是，如果一个扎根于某个主要住宅且保有祖传产业的父系家族，依然有效地控制在血亲族人－－这里并非指所有的族人－－手里，那么在与另外一个家族通婚过程中，它应该被视为真正伙伴。某些重要的贵族婚姻是由王公决定的。(盎格鲁-诺曼人君主经常行使这种权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公是通婚中的一方，而仅仅意味着他能够调解族际之间的关系，或至少看上去像调节者那样行事。

根据"无差别血缘出身"的规则，单线血缘出身的团体（只通过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个血缘相延，在这个案例里是通过父系血统传承）之间可以通婚。这为对婚姻进行战略性的算计留下了余裕，历史学家们刚刚对这样的?姻策略有所理解。寻求声望的家族力图让他们家成年的孩子娶一个门当户对或门第更高的女人地为妻，他们宁愿等待也不愿意仓促地缔结一桩比较差的婚姻。贵族或城堡骑士的家族系谱表明，这是永久的当务之急。如果一位男子娶了地位比他高的女子，那么他家族的血统中就可以融入国王、亲王和伯爵的血液。定期融入高贵的血液，不仅提升家族的高贵，而且保证他们能够跻身统治阶级行列。这些"完美"的婚姻都是被精心记录在家庭系谱中。相反，嫁给地位稍低家族的女儿们则被漫不经心地忽略忘记了。当然，妻子从来不纯粹是作为宠爱送出去。借用让-皮埃尔·保利和埃里克·博纳赛勒在描述封地时使用的一句话，女人是属于那种"能够产生债务的礼物"。女性从较高社会等级嫁到较低社会等级，会带来较低社会等级报以的服务效忠礼物。这种婚姻义务的链条，经常与封臣的义务一起，将贵族阶级中的各个阶层联系起来。然而，在所有社会中，女性并不总是由较高等级血统的家族嫁出去。比较社会学表明，可能与封建或前封建政治体系密切相联的文化因素，对婚姻实践方式发挥着影响力。

不和谐的夫妇婚姻（2）

为了用典型事例说明这种婚姻，我们仍然以吉鲁瓦家族为例。这个家族非常重视将所有女儿都嫁出去，因为女儿的婚姻可以带来新的联盟甚至债务人。相反，严格限制家族中男性成员的婚姻则非常重要，因为男性的婚姻可能会导致不利的继承人增加。(男系亲属是继承财产的主要对象)。埃肖福的两个女儿转入修道院则表明家族的这个分支衰落，从诺曼底的政治竞争中被排除了出去。

在社会中，女人是可以赢得的战利品。她们不仅可以给家族带来声望，而且可以带来有价值的财产，比如城堡。因此，竞争是激烈的。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骑士在爱情方面是幸运的，他们能够晋升到更高等级，乔治·迪比认真分析了1100年左右在马孔的贵族和骑士。虽然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宗族起源，但是，老贵族阶层（有人会说，组成这个阶层的是那些"一直"是贵族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贵族身份最早只能溯源到公元1000年前）由于在历次城堡战争中的荣辱沉浮以及出生顺序上的不平等带来分化，分裂为好几个阶层。缺乏"声望"则意味着，处于不利地位的或被排除在外的支系将不断地向卑微没落坠落。而娶到比自己地位高的妻子的男人，可以带来家族财富暂时的复兴。

史料中记载的婚姻，大多数是在双方族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缔结的，每一方都估量对方的声望程度，然后双方家庭的主人开始协商。这对年轻的男女只是被要求同意进入他们的成年阶段，并要求他们婚后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这种要求是他们在接受教育和养育过程中天然接受的东西，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呢？ 来自十一世纪下半期的三个极其典型的例子，揭示了通婚协商的重要性和困难性。

西蒙·德·克莱皮-昂-瓦洛瓦1076年继承了卡佩王朝北部边境的三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郡，他需要结婚以确保其家庭的未来。"他们为他挑选[来自奥弗涅的妻子]，她外表端庄，面容娇好，血统还要高贵。"但是，西蒙的僧侣生涯妨碍了他过婚姻生活，但通过联姻可以让他摆脱政治困境。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征服者威廉提出的通婚要求，威廉内心深处反对卡佩王朝，因此他也希望西蒙成为自己的女婿。

十一世纪中期的布龙奈，几位求婚者向未来的圣戈德利夫－－一个具有卓越血统的年轻女子－－的父母求婚。一位来自布鲁日名叫贝杜尔夫的男子被选中，因为他慷慨地提供了丰厚的嫁妆。他没有向自己的母亲征询意见。他母亲严厉地责备了他，为儿子选择了那么遥远的女人而遗憾，甚至为她儿媳的黑头发而苦恼，因为黑头发是邪恶的标志。根据圣戈德利夫的《圣徒传》作者德勒记载，贝杜尔夫的母亲说："亲爱的儿子，难道你从自己的国家就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于是，婚姻在糟糕至极的情况下开始了。

另一个充满挑战冒险意味的故事来自十一世纪90年代图尔内的赫尔曼 。勃艮第的一位军官学校的学生茹尔的富尔克，非常向往叶杜安伯爵的高贵和品质，就试图娶他的一位女儿为妻。这位"法国"父亲起初拒绝了婚姻提议，理由是求婚者是位外国人。然而，不久以后，叶杜安伯爵在随从菲力浦一世国王旅行时，被富尔克设下埋伏抓获，最后通过女儿之手又赎回了自由和财产。不久，承诺得到实现，伯爵受到了隆重的招待和大量的礼物。这个大胆的办法显得更优雅而且可以得到宽恕。这无疑是一次诱拐，但产生了一对多子的夫妇，他们的大多数孩子都在母亲家族范围内生活和谋生。

不像克莱皮的西蒙那样，这个有权有势的继承人，许多家族都白费心思想把女人嫁给他，富尔克使用强力手段，挤入了那些娶比自己等级高的女人为妻的幸运男人团体之列。在所有这三个例证中，即便有时候家族不那么愿意接受一个来自另外地区的配偶，但亲族网络显然被扩大了。由于年轻男子具有四处旅行的能力，他们因此享有更多选择配偶的自由，而任何旅程对妇女和少女来说都是危险重重的。没有证据表明，戈德利夫，或更有可能的罗西·阿德勒，主动趋向她们的求婚者。无论在圣徒言行规范里还是骑士的道德伦理中，女性主动都没有一席之地。一个世纪以后，虚构人物维埃纳的吉拉尔对通过充满欲望的追求主动投怀送抱的公爵夫人无情地说：

Or puis bien dire et por voir afier

que or comence le siecle a redoter

puis que les dames vont mari demender.

我可以说，当然我讲的是真话，

世界进入它的第二个童年时代，

因为女人开始乞怜得到丈夫。

吉拉尔借此向激情洋溢的公爵展示了现实真相，提醒她别忘记婚姻是男人的事－－就像战争一样。

女人除了拒绝，很少有表达自己愿望的途径。圣徒的生活里充满了女人的故事，她们希望把自己的贞洁献给上帝。为了拒绝家庭强加给她们的婚姻，不得不逃避。如同格莱皮的西?的故事那样，甚至也有少数男人逃避婚姻。约1150年左右，海诺尔的圣·奥德发现逃避充满危险，不如锁上城堡里的门将危险挡在外面；为了逃避她不想要的婚姻，她毁坏了自己的面容。她已经在牧师面前拒绝那桩婚事，迫使家里不得不中止结婚典礼。但她的家庭决定，自己的联姻战略应该继续下去，继续对她施加压力。对女人婚事拥有决定权力的不仅仅来自其父亲一个人，而且也有赖于他赢得整个家族女主妇的赞同的能力。

当然，也有为情侣被驱逐或求婚者被杀害而死的少女。在维塔利斯所讲述的故事中，一名爱恋哈罗德的少女，哈罗德是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这个少女的父亲征服者威廉先前已经将她许配给哈罗德，在黑斯廷战役阵前，哈罗德与其未来的岳丈作战并被杀害了，这个日渐消瘦的少女被送上船只，载着她驶向另外一个丈夫－－卡斯帝尔的阿方索。大约1080年左右，库西城堡主的女儿威胁要自杀。她的父母已经为她挑好了家庭背景不错的丈夫，但是爱上了"著名骑士"的强健有力，与他沉浸到爱河之中。在圣徒阿诺尔（他的生活故事将有详细的叙述）的忠告下，她与梦想的男人订了婚："威权的法规规定，不能强使女人与她不想要的男人建立婚姻生活。" 但是，正如这个法律文本明确宣布的，对那些以骑士为职业的人可以另当别论。这个顽抗家庭意志的女子不久守寡，最终不得不接受她家族起初倾意的男人。

在法国北部的马上比武季节，对十二世纪游侠骑士诱人的探索历程有一种自发性的狂热性的氛围。并非所有初出茅庐的骑士都是被迫离家行游的。作为家庭战略的一部分，继承人也被送上游历旅程。他们的游历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见识而不是运动。教会禁止亲族之间的婚姻无疑是贵族离开家乡四处漫游以寻找配偶的一个原因。然而，儿子和女儿们不能动摇家庭微妙的控制以及一些社会学因素对他们行为倾向无法预见的影响。冒险，有时是出于对外界的好奇，以及一两个背叛，皆不足以终结血亲家族的影响。

基督徒的婚姻（1）

第一个礼拜式婚姻于1100年左右出现在法国北部。我特别想了解让-巴普蒂斯特·莫兰和普罗戴·缪当布业已评述过的盎格鲁-诺曼人的礼拜式婚姻类型（它是在英格兰形成的还是欧洲大陆形成的，目前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仪式表明，传教士的力量已经日益进入到了家庭生活之中。牧师证明，新娘和新郎都同意进入婚姻殿堂，并调查以判定他们的至亲亲属是否会阻拦他们合法的婚姻生活。教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妇女公开地表达她们的意愿，并坚持高度的异族通婚打断了贵族之间的通婚圈，它的这些做法会打乱贵族阶级的平衡吗？正如密歇莱所总结的，妇女的解放，与"精神"和"社区共同体"的解放，是十二世纪三件伟大事件之一。妇女的解放首先明显地体现在结婚仪式中，这种征询本人同意的仪式，保护了新娘的宗教尊严，而且也确立起她的经济特权。然而，比较这种礼拜式的教会历书 与在圣徒传和纪功歌里发现的对贵族婚姻的简短祝词，表明教会神职人员所做之事不仅不完善，而且很不称职。

如在十一世纪作品《圣戈德利夫的生活》中所描述的，旧式婚姻包括两个截然分明的程序。贝杜尔夫的求婚被接受后，他"在婚姻规则下"得到了年轻的女子。她变成了他的新娘，这时凌驾于她之上的权力－－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为她提供保护的权力和义务，立即发生了改变。一旦确认了婚姻安排，女子的父亲就把她的女儿交给了她的丈夫。其后，契约是不可打破的，而贝杜尔夫母亲的责备来得太晚了。随着结婚典礼进行，戈德利夫被安置在她丈夫的家中（从此以后，她在那里便是一个新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已经为选择而后悔的丈夫没有出现在典礼中；由他的母亲代替他出席婚礼，她母亲不得不用微笑掩盖自己的敌意。贝杜尔夫直到三天以后才到达，但立即与他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留下妻子孤单一人－－但是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根本没有夫妻生活。故事的结局很惨。但是圣徒传作者进行的或多或少的虚构，必定有其现实中的真实参照。无论如何，它说明了订婚（espousal）－－开始婚姻，与婚礼（noces）－－让婚姻到达顶点并使婚姻在教会眼里被视为不可分解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十二世纪晚期的史诗《纳尔榜的埃墨里》，以较为幽默的语调陈述了一个分两阶段进行的传统婚姻。埃墨里迫切希望娶到漂亮的赫尔曼加尔，他派他的男爵去去她的哥哥伦巴第国王那里说媒；接着，他亲自去国王那里求亲。在接下来由男人进行的商谈中，尽管整个过程中都要关注赫尔曼加尔本人的愿望，但埃墨里一方软硬兼施。这样的过程，是行吟诗人们刻意杜撰希图取悦他们的听众呢？还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习俗？无论如何，未来的新娘和新郎都仅仅是因彼此的名声倾慕上对方的，因为他们之前谁也没有见过谁。谈判者的言辞看上去非常的似是而非，在向他未来的郎舅鼓吹提议中的婚事的价值时，埃墨里说：

En totes corz en seroiz vos plus chier

Et en voz marches plus redote et fier.

在所有的法庭里，你都会被

判定为一位具有伟大价值之人；

当你有一个能与你相匹的人协助，

你将更加令人颤栗。

国王被说服了，他把妹妹的手递给了埃墨里。在赫尔曼加尔前往纳尔榜的整个旅程中，尽管婚姻还没有完成，但都称她作新娘子了。撒拉逊人的进攻让婚礼延后举行，但最终还是举行了，赫尔曼加尔变成了纳尔榜的主妇。令人惊奇的是，婚礼之夜发生在正式婚礼仪式举行之前，正式仪式是由一名大主教主持的盛大庆祝活动，客人待庆祝结束后急匆匆地离开，以便于在为期一周的盛宴上抢占一席之地。这个奢华的庆典意在宣扬埃墨里伯爵本人和法兰西，在那个时代，彼此密不可分的财富和权力，是靠慷慨和奢华来衡量的。

考察11和十二世纪的资料后会发现，在订婚和结婚之间所隔的时间长度变化相当大。最长的耽搁是来自于贵族生活的某些传统特征。两个家庭居住地经常离得很远，需要长途旅行，而丈夫要承担这个责任。有时，为了订婚的孩子达到必要的结婚年龄，耽搁也是必须的。（假如孩子有7岁或更大，查特雷斯的伊夫则暗自允许这种孩子间的婚姻）。孩子间的婚姻往往导致盟友的缔结或敌对家族的和解。由于受到叔父的威胁，一个独生孤女需要丈夫保护她和她的城堡。对于那些骚扰公国边境地区的敌对领主，该公国的王子则不能推迟与一个与这个领主有亲缘关系的女子结婚。因此，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学家能够经常地切非常清楚地区分"desponsatio"和"nuptiae"之间的不同，而"婚约"（engagement）与"婚姻"（marriage）这两个现代词汇所包含的意义，显然是不怎么恰当的翻译。

卡佩王朝王位继承人路易六世1105年与小吕西安订了婚，她是罗什福尔的居伊伯爵的一个"尚未到婚嫁年"的女儿。这标志着，对自己领土的控制面临正处于艰难时刻的年轻王子与一个势力巨大的父系家族集团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和解，巴黎处于这个家族的大量城堡包围之下。但国王耍了阴谋，有人建议他寻求另外的婚姻，以维护他的尊严和长期利益，他把自己的许多扈从赠送给吕西安，并装模作样地表示自己不着急与其他任何人结婚。(确实，他一直到1115年才结婚)。这种"暗渡陈仓"之计安排起来并不容易。他要求特鲁瓦政务会批准（1107年），以废除苏热所称的"契约……婚姻"。然而，这个女孩没有离开蒙特勒里城堡的主楼，她在那里一直由她的伯母陪伴。鉴于路易正在设法欺骗他，这个女孩的父亲居伊伯爵在法兰西岛发动了一场战争。

十二世纪的圣典学者和神学家，尤其是在巴黎，给卡洛林时代更加务实更加功利的婚姻伦理添加了一种新的维度。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婚姻变成了圣礼。卡洛林王朝的牧师已经主要关注新娘和新郎之间的相互誓言（fides）以及在建立婚姻关系中圆满幸福的重要性。1100年以后，强调更多的精神因素反映了僧侣上层文化的进步。而在实际中，婚姻圣礼的"次要部分"，即社会的和肉体的因素，依然保持着它们的重要性。而且，直到"三十人政务会"，在教会法看来，"未婚夫妇"（fiancé）之间的性关系（如果男女有了性关系，则确立了他们之间"肉体婚姻"）把订婚礼转变为真正的结婚。性交进一步确认了在婚约中表达的同意。

基督徒的婚姻（2）

盎格鲁-诺曼人的《教会历书》中提到了教堂门口的婚姻仪式了吗？莫兰和缪当布强调说，"世俗的和家庭的种种习俗"自然而然地在礼拜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教会通过公开做仪式并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展示了这些仪式习俗；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然而，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分辨出从民间背景中传承而来的特征与作为教堂精神设计所带来的变化。牧师首先核实双方是否同意，以及是否满足非血亲婚姻的规则。然后，他只是满意地看到典礼仪式循序渐进地开始并以最后的祈祷结束全部过程。新娘被她的父亲或其他充当保护人的亲近亲戚送给新郎。右手的相接便象征着礼物转交的完成。(后来，在十三世纪，教堂会要求双方发誓作出保证，并且牧师将新娘和新郎的双手牵到一起)。然后，男人挨个摸过他妻子的三根手指，戴上象征着婚姻美满的祝福戒指－－这个戒指同时保护她免受魔鬼的攻击。依照教会的理论，它是赐给爱情的，而且是忠诚的象征；相互交换的动作，新郎把戒指给新娘戴上，这在十六世纪以前并没有出现。根据两份十二世纪的教会历书，接着，妻子会崇敬地在丈夫面前鞠躬。稍后，这部分仪式变成了新郎和新娘都要跪伏在牧师脚下。但是，这些仪式太多而无法问清楚，但在吸纳婚姻仪式的努力中善于试验和勇于犯错的教堂，宁愿去掉礼拜式婚礼的整个次序，这可能是许多地区殊异性当中惟一的共同之处。

然而，无论神学如何赞美双方的礼物，典礼仪式却明显地显示了丈夫的优先地位。他是活跃的一方，不仅赐予戒指，而且赐给"传统"礼物，并提出婚姻安排与萨利克法所规定的13便士。硬币最后没有给新娘而是给了牧师、穷人或者某些助手，因为新娘连代表夫妇进行施舍的权力都没有。象征主义来来去去已经几个世纪，但是硬币保留了下来。"以这枚戒指的名义我娶你，通过这个硬币我尊重你，带上这份嫁妆我赐福于你。"－－这些公式像履行的各种仪式一样被说来说去。

罗兰对年轻貌美的奥德（如《维埃纳的吉拉尔之歌》所称呼她的）的"婚约"如同结了婚一样。催逼外甥婚配的查理大帝，首先是向这个女孩的伯伯，一名骑士队长提婚，接着是向这个家族中最年长的伯伯提婚（不是向这个女孩的父亲，即使他在场）。敌对情绪在一场盛宴狂欢气氛中结束了，喜宴之后，吉布克夫人将华服美饰的奥德送出卧室。这个魅力四射的年轻女子把手从她伯母那里递到她伯伯那里，然后是国王那里，最后递到未婚夫手里。未婚夫送给她礼拜式的婚戒，然后她回赠信物，这也是这场典雅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教在场，但只是旁观者；他不直接参与任何典礼仪式。如果不是隆塞沃（Ronceveaux）的那场戏剧打断了这曲美妙的田园诗 ，那么接下来确立这对夫妇作为这个家庭统治者地位的"婚礼"，让这桩"婚事"将会在公开场合再次重演这次订婚的浮华吗？

史学资料提供了许多例证，证明了赠物仪式首先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是在赠与人家里进行的，然后才在教堂里复演，反之亦然。订婚仪式也和其他契约一样，可能已经受制于类似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教堂只是成功地将已经在私下完成的行为公开重复一遍而已，无论如何，从卡洛林时代起，牧师就有权力这么做。

把所有的婚礼仪式都转到公共广场上举行是不可能的。婚礼仪式之关键点在于卧室的或床上的祝福礼。(把已婚夫妇之家称为床而非壁炉，可能更加准确) 。致力于还原"古代法兰西"生活的现代派史学家们所熟知的"祝福花篮"（ benedictio thalami），在法国北部一些十二世纪的教会历书中有所描述。这个祝福可以驱散任何灾祸，帮助夫妇增强生育能力并能扫除女性通奸的污点。（男人的越轨行为则不在考虑之列）。在一圈亲近亲戚（他们的构成很难精确地确定）的注视下，新娘和新郎到床上躺下来。众人注视他们同躺于床上后，这对夫妇可能被单独留下来最后完成这桩婚姻，但也可能没有被单独留在洞房里。尽管在行使主教的角色时并非没有犹豫，但牧师的祝福已经变成习俗。根据论述十二世纪最后十年的《阿德雷的朗贝尔》文本中的一段，牧师与新郎之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古老的精神上的父权制的残存，而是家庭欲图篡夺宗教权威的一种尝试。

婚床上的场景，如同十三世纪牧师调查所反映的那样，或者保留了下来，或者变成了婚姻中的关键因素，象征着至关重要的东西：私人生活内外的权力。封建制度的触角甚至触及到了小贵族阶层，他们未能免于封建奴役的影响。《阿德雷的朗贝尔》描述了一位不幸的女封臣的运气不佳的遭遇，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她与她的骑士已经上床，欲行鱼水之欢，未曾料到一个有权有势的邻家臣仆打断了他们的好事，这个臣仆是被派来收取"colvekerla税"的，这是针对所有不相般配的婚姻（也就是超越等级和实际情形的婚配）征收的税种。这位可怜的女人羞愧得满脸通红。与其说是她的荣耻之心被冒犯了，不如说她感觉到了她社会等级的低微。通过吉内伯爵夫人的调解，她被免除了税金－－主要的理由就是她是一个女人。

在教堂看来，订婚礼的价值在查特雷的伊夫实施的判决中是显然存在的：假使在婚礼之前死亡或者废除，订婚双方存留下来的一方是不能随便与另一方的兄弟、姐妹或者其他亲戚自由结婚或者再婚。这个判决来自一位高级教士，他与许多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特别关心血亲乱伦的禁忌，而血亲乱伦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宽泛。姻亲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对四代以内的家族支系内部来说是禁忌，而且这个经常产生的血亲关系对第七个支系来说又是禁忌。由于在两个个人之间的支系亲属关系是在每一个支系和他们最近的共同祖先之间较小的世代数，因此，历史学家面对着一些谜一样的疑问：禁忌的区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如此规模有限的社会中更是如此。通过这样宽泛的扩展血亲乱伦的限制，卡洛林王朝的教堂（和十一世纪晚期那些甚至更严厉的格列高利世代的教堂）在相当程度上将婚姻事务复杂化了。被统治权力束缚的单一民族如何才能离开他们的村庄并找到一位非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呢？而且，那些出身高贵又要避免和低身份者结婚的人，如果不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又如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基督徒的婚姻（3）

牧师究竟想要如何？法律文献没有提及他们的动机，只是简单地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条款（这样可以较容易地挑选解释条款或进行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推测。如果其目的只是迫使基督徒从教会那里寻求恕罪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增强了牧师权力，这样的司法程序具有很强的马基雅弗利色彩。但提出这样的解释，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其原因所在呢？作为主教直接领导下的教区居民，贵族阶层可能是这种行动指向的首要目标对象。但高级教士和修士在他们管理自己"羊群"（农奴）的同族通婚之路上设置这样一个障碍，似乎不太合理。更具启发性的是，"欧洲人" 血亲乱伦禁忌的法律观可能已经影响到对国王们的婚配。十一世纪，那些拒绝与低等级通婚并要避免血亲乱伦的君主们，不得不等候斯拉夫国家的和斯勘的那维亚国家的国王转变信仰，然后追求他们的女儿。否则，他们可能需要等待，并具有通过复杂外交手段的耐心，与某位拜占庭的公主联姻。由于坚持了中世纪早期贵族阶级伟大的种族纯洁性，九世纪法兰克人的内聚力可能因此加强了。另外，血统最为高贵的牧师们－－他们对家庭战略利害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们正处于社会地位上升之时，会作为一个团体集体决定通过婚姻方面的血亲乱伦阻止家族重新聚累到一起，以便让贵族世系的祖传遗产碎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吗？

对于僧侣集团此举的意图最善意的假设依然令人困惑。伯纳尔·盖内提出，教会选择从字面上意义诠释通婚方面具有象征意义的七代之限。《圣经》和神父只是倡导禁止任何相互明确地知道彼此是亲戚的人之间的婚姻，而非像公元1000年左右的那些宗教会议所倡导的那样，完全禁止在七代之内的血亲亲属之间通婚。我想提出一个类似令人不解之处，这个问题与前者并非毫不相干，但它在本质上更具有人类学意义。正如博马努瓦所说，七代之内的亲族曾被界定为属于可能的继承人圈子之内，并且是私人战争中的伙伴；直到1283年，他们仍然被界定为"世系血亲"。这些习俗起源久远，在卡洛林王朝希望改变他们所有的衡量标准的"日尔曼化"过程中消失了。因此，他们可能把原本禁止通婚的第五代到第七的亲族视为非亲族，作为血亲体系下的异族通婚群体中的成员。

我们不能确定，血亲乱伦禁忌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尊从。作为人民模范的国王本人，有时娶第五或第六代的表姐妹为妻。最后，教会终于让步：1215年举行的拉特兰大会上，将禁止通婚的范围从第七代缩小到了第五代。这个决定是否标志着传统的血统系统取得了胜利？或者说这个系统已经被破坏？或许可能是，教会开始意识到它造成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为了不让婚姻破裂，教会实际上为"离婚"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借口。如同许多当初草率行事的父亲一样，罗什福尔的居伊伯爵明智地支持他的女儿废除婚约。这一历史时期中有很多丈夫们发现这么做是有利的时候，他们便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十一世纪晚期，安茹伯爵富尔克·雷善就善于为离婚制定家族系谱。同样的方法（指破坏婚约）可以阻止对手策略的成功。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博克莱尔通过散布传言，说威廉是他打算与之结婚的一个女人的堂兄弟，以阻止他已被剥夺继承权的侄子威廉·克利顿试图构造与安茹家族联盟的策略。

简而言之，在十三世纪之前，教会试图影响贵族的婚姻行为看上去是表面的和模糊的。牧师的出现没有对婚姻仪式的意义产生多大的改变。妻子得到了防止丈夫移情别恋的保护，而不是依靠效果不佳的、盲目滥用的血亲忌讳来防止这些，这个变化被一些人断定是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主要成就。

女人，战争与和平

声名狼藉的离婚频率表明，1100年左右的贵族婚姻体制已经危机四伏。乔治·迪比已经指出，在"骑士"的王朝策略和"牧师"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随着策略的变化，这种不一致有时增强，有时减弱。合法婚姻的强调，随着订婚和婚礼的进程，很容易造成对私生子的排除。血亲婚姻禁忌实施的极端程度有更多不明确的结果，增加了一种不安，而它可能不是最初的原因。这种不适或许是逐渐形成的个人主义的征兆吗？年轻的男女不反对家族的意愿，但是，如果婚后磕磕绊绊的或者是不能生儿育女，可能会发生婚变。旧婚姻体制的崩溃为个人反抗不幸福的婚姻提供了出路。然而，我们必须断定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1100年左右开始明显增加。

在贵族之中，不稳定没有影响婚姻，同样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统治政策。宗教历史告诉我们的只是一部分历史。女性情况的变化很容易解释。作为十一世纪卷入"封建政治混乱"斗争和反击中的骑士的妻子是一回事，而作为十三世纪在君主政体影响之下的部分固定统治者君主的妻子又是另外一会事。当然，这种明显的变化产?了一张复杂的网络。

战争的骚动已经从一个城堡波及到另一个城堡：直到十一世纪末政治混乱一直是主要表现。为了保证家族和派别之间的休战，在婚姻基础上的联盟只是一种保护而不再是和平本身。是什么造成一个女人的丈夫对她的父亲或者兄弟发动战争呢？维塔利斯和苏热谈到了各种使这种无法防守的情形能够结束的方法。

征服者威廉利用他的侄女和堂姐妹作间谍，侦探她们所嫁的男人。朱迪丝向他报告了她丈夫盎格鲁撒克逊人瓦尔塞奥夫伯爵的阴谋计划，而她在1075年他被处死之后进行的哀悼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鲁瓦家的罗伯特不小心吞下了他妻子阿德莱德为另外一个男人准备的有毒苹果（1060年）。然而，通过一件令人困惑的巧合事件，这个偶然事件发生了，当时罗伯特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妻子堂兄诺曼底公爵的叛乱。妻子被经常用作大使，促使她们的丈夫参加战争支持妻子一方的亲族。在某种意义上，妻子代表其兄弟控制着中世纪的城堡。

更加经常的是，妻子代替了丈夫。作为家庭主妇，通过回到她自己家族中，妻子有大量的东西去浪费。朱利安是亨利·博克莱尔的私生女，她连同伊维城堡被送给了厄斯塔什·德·布勒特伊。她在1119年与厄斯塔什公爵国王的战争中占到了他这边，精力充沛地领导了城堡的防卫战斗。而亨利没有犹豫就允许他自己的人质孙女们被人弄瞎双眼并毁了面容（她们的鼻子被割掉）。然而，几个月后，秋天带来了和平，这对夫妇的投降在亲族关系的名义下被接受了："特赦软化了国王的心，赞同他的女婿和女儿，他恢复了他的善良和仁慈。"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惨死的孩子们死而复生。

封建世代的残酷经常给私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苏热讲述了由居伊·德·拉罗什·居永妻子说给他兄长的那番令人心碎的话，而这位哥哥在她面前杀死了她的丈夫，她说："你不是也有不可分开的友谊吗？那这种愚蠢的行为到底是什么 ？"由于要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她坠落的丈夫，她严重摔伤，然后从垂死的丈夫怀抱中挣扎出来。由于受到惊吓，她的两个幼小的儿子从悬崖上摔到了塞纳河中－－这是来自《中世纪春季》中的一个悲惨的场面。

基督徒的婚姻（3）

由于无力调停或者克服悲剧，女人有时会在牧师的保护之下寻求感情发泄的避难所。丰特夫罗的安排为政治婚姻危机的受害者提供了庇护。但是，大多数接受安排的女人已经永远放弃结婚或者太老而无法再婚。

女人也往往是复仇的煽动者，她们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冲突之中，结果完全破坏或者打碎了她们的生活。修士作者惊骇但不赞成地描述了那些出于对丈夫的仇恨而发起战争反抗的泼妇（这个词是他们的用法）。1090年，"埃尔维斯伯爵夫人由于受到一些侮蔑的话被孔什的伊萨贝勒所激怒，出于愤怒，她竭尽全力说服威廉伯爵和他的男爵们进行报复。因此，女人的嫉妒和争吵激起了傲气男人的心。"1111年前不久，类似的故事导致了库西的昂盖朗与基埃兹的热拉尔之间的冲突。妻子们用能说会道的舌头（声名狼藉的荡妇）已经"私下"在彼此之间挑起了相互的侮辱和指责－－这也就是说，她们的话肯定被广泛地传来传去。诺根的吉贝尔把这种女人描述成淫荡的毒蛇。慎重地研究这些论辩术无疑会表明她们只是煽动了在客观政治对手领主之间潜在的冲突的爆发。而且，她们证明了某些妻子对他们的丈夫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在这些封建冲突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封建战争，在许多方面是"私人"事务，也是女人所关心的问题，她们对这个私人领域施加了不可拒绝的力量，尽管不是全部。

在实际中和在原则上，女人享有很少参加战争的特权。一些蛮横地教唆挑拨暴力冲突的女人，看起来运用了比那些在无用血腥的队伍中浪费生命的战士有更大的力量，这确是事实。博夫的昂盖朗是库西第一个伟大的君主，他在1079年获得了对城堡的控制权，当时城堡的夫人（而且可能是她父亲权力的继承人）成为了他的情人，她背叛了丈夫，把城堡拱手让给了情夫。在蒙弗的贝特拉德的妻妾中有一个更加爱好和平而不够奸诈的女性，她被她恐怖的丈夫困扰着，她向国王菲利普一世靠近，最后被他带走，成为国王的皇后（1093年）。她辅佐年老的国王，通过两个王后反对年轻的路易六世，协调国王儿子的战略。（与继母的冲突是这个混乱时代的另一个产物）。在贝特拉德的情形中，她演习的失败导致了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冲突后被迫进入了修道院。

直到十二世纪，诱拐依然很普遍。但是，它只是对女性的野蛮和压迫行为吗？许多女人教唆她们诱拐，或者至少帮助她们的诱拐者。当情人面对来自他们家族的反对时，诱拐是宣布个人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家族后来承认了事实，事件也就愉快地结束了。被幽禁在自己家里的女孩或者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特别盼望她的诱拐者解放她的自由。女人为了吸引优胜者，她们展示自己。如此一来，诱拐的意义是矛盾的。压迫妇女的证据迫使她们诉诸解放自己的办法，这是她们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诱拐和私奔经常是颇为戏剧性的事情；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一种仪式。他们象征着在封建社会女人生活中高度的戏剧性与强烈的愉悦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事实是，我们除了看到男人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东西之外，关于封建社会的女人我们一无所知。在恐怖的眼光中所描述的女人形象是值得怀疑的。在维塔利斯的《教会史》中，女人一直是有毒的，她们给男人有毒的苹果吃，而且还发出令人可怕的嘶嘶声。旧约圣经模式对修士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认为，他的乖张的女主角有"看不清的但很有力的影响，一种半野蛮女人的稀有特权。"但是，就像在其他社会中对魔法的指责一样，不信任任何对质疑男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的行为负责吗？对通奸的不变怀疑可能具有类似的功能，而无论它的事实基础是什么。1068年，他们淫荡的妻子写信给征服者威廉的同伴，威胁说，除非她们的男人赶紧回家满足她们的欲望，否则他们会带走情人。

女人不是被严格地关起来和监视起来。第一次十字军士兵的妻子不是锁在地牢里或者被迫穿上传说中的贞洁带（直到后来文献中才提到它）。如果要限制这些女人，有更加精密的－－而且无疑更加有效－－的方法。首先，她们处于老年妇女的监管之下，将年轻人和老人分开影响了女性也影响了男性社会。圣戈德利夫在受尽各种形式的迫害后，被她丈夫雇佣来的杀手谋害。当然，她不是完全孤独的：她管理着一个家庭，虽然处于监管之下，但获得了很多支持者。她的悲惨故事证明，与一个压制性的家长婆婆冲突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在维塔利斯所述的父权制家庭模式中，典型的代表是正直的君主－－马乌勒的安索，他是亲自负责教育并约束他的高贵的年轻妻子。然而，表现安索的优秀品德的特点是他稀有的孝顺和孝心，例如他积极赡养他年老的母亲，在这个属于她丈夫的家庭中，他没有表现出自己比妻子尊贵。

十二世纪，战争是受到议会立法和亲王控制的，?且被十字军转向了外部，时髦的马上比武变成了游戏。牧师只是核准了前两次，但是所有这三次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允许国家力量保存的同时让夫妇能够享受一个比较平静的私人生活。

库西的君主拉乌尔1160年娶了博尔德文伯爵的女儿。她的嫁妆－－她显赫的父亲所属省份中的一座城市，给她丈夫带来了来自这座城市的丰厚税收。作为得到这笔税收的条件，拉乌尔必须与他的岳父保持沟通和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这是卡洛林家族向拉乌尔家族注入血液而应得的报酬（以一种未被承认的服务形式）。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下层与上层阶级或地位高贵的人联姻体制的结果之一。在任君主本人或他的前任，在他自己的领地上为他的妹妹预留了一份征收通行的特权（作为嫁妆）；这份特权明确宣布为采邑租借，首先由等级稍低的妹夫控制，然后是由他的儿子控制。在封建时代，贵族继续通过联姻保持强有力的效忠关系，以坚决抵制其他社会阶层。皮埃尔·图贝尔对拉齐奥的调查研究也适用于法国北部。根据图贝尔，农民会迅速卖掉在嫁妆中接受的任何土地，如果它距离村庄很远的话。（嫁给一个远离自己村庄中男人的农妇在习惯法的允许下可以出售。）相反，贵族接受来自遥远地方的嫁妆，则需要要认真管理它，因为它可以扩展他的策略影响，并且可以让他保存在战斗、义务和联盟的记录中。农民想扩大他在封建地产（与封建制相反）的土地使用期限中的耕种权利和土地财产；而贵族则喜欢获得封建土地使用期限，因为他的目的是维持他的等级地位和他更广阔的利益。

这样，贵族的婚姻促进了彼此结盟并缔造了共同的财政利益。更微妙的是，在姐夫之间的矛盾关系，同盟内部结构的紧张比政治的反复无常更加深刻，这些从马上比武的手势中即得到了反映，库西的拉乌尔一世和海诺尔的博尔德文五世在重大的马上剑术比赛中轮流以联盟和对手的形式进行竞争。阿涅斯的吉斯勒·埃贝尔清楚地了解艾涅丝夫人和其亲戚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她在1168年参加了"家庭团聚"，但是当时她丈夫的行踪并不清楚。艾涅斯在赢得"凶猛的"骑士的心方面有特殊的天才，而这个骑士与库西领主一起控制着土地的权力。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她是这个骑士的浪漫情人。根据乔治·迪比的解释，这意味着她并非是一个由于她个人的品质上升到上级社会顶端的偶像，而是由他丈夫熟练控制以保证其自身权力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前代女人扮演着挑唆鼓动战争的角色，而现在已转变为犹如多愁善感的小说中人物那样，以情色吸引有用的人物。在这方面，兴奋的女人不再被男人认真地诱拐，而只是被利用；她只是竞争中的礼物而已。

直到1200年，女人才获得安全与稳定，但是付出了自由行动的代价。然而，女人在许多地方操纵着摄政权：布朗歇在法国的统治；另一位布朗歇在香槟的统治；以及那些指挥君主的女人们。这并不意味着给女人突然提供了一种新的职业，或者改革运动允许女人比以前承担更多的职责。事实很简单，即行使权力的周围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重要的不是战斗中的物质威力，而是记帐和管理议会（法学家提供建议）的能力。

这种外部条件变化所产生的互相矛盾的结果。十三世纪王室和贵族的和平－－远非连续的和平－－不是必然有助于促进女人行使更大的权力。贵族社会在许多方面是严格的和坚固的，就像这一时期坚固的城堡一样。这样的社会并没有为贵族夫人和年轻的淑女们提供多大的自由空间。

夫妇家庭（1）

随着死亡的临近，夫妇之间的爱情经常显露。在《诺根的吉贝尔》的故事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时刻。1112年，当阿东离开家去帮助他的主人时，受到一群暴动分子的袭击，他的妻子感觉到死亡已经临近。在全家聚集的场合下，她当着家人的面，请求他原谅她曾经犯下的所有过错；在最后的亲吻之前，这对夫妇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另一个稍微严肃的场景是，当马乌勒的安索离开家时，三天之前他感觉到死亡会临近。在面对他的城堡骑士的情况下，他劝告他的长子尊重教会和国王，并赐予他妻子父亲般的祝福。转向妻子，他请求妻子在寡居中保持贞洁，并请求她许诺进入修道院作修女。这里，我们看到了十一世纪贵族中的普通例子。许多人在死亡之前接受了圣本尼迪克特规约，或者像材料中所反映的那样，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接受了它；死后慷慨的赠物则都给了修道院。打破婚姻束缚而独身的现象也很多：这是教会惟一允许的"离婚"形式，而且它需要配偶的同意。

婚姻就这样被升华了，而且是在死亡的那一刻。当错误不再是问题时，这是生活最必要关系的揭示吗？或者这是塑造理想形象的最后机会吗？所有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教会决定代表夫妇，强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但同时描绘了女人的征服。这种矛盾原则或者观念的共存是神话，或者仅仅是文化传统和仪式的一个特征。婚姻应该是既是平等的，又是分等级的。在这方面，它很类似于封臣与领主之间的关系；确实，这是两个共同术语的用法，如"我的主人"和"我的伙伴"。关于罗马法，在十三世纪的法国北部不是没有影响，它所关注的个人重点是强调丈夫特权和父亲特权。它的基本原理与教会法的一样：在夫妇间的配偶关系中，女人必须服从。

在家庭权力构成与国家权力构成之间划等号并不准确。允许妻子的自由与一个新的合法观念一样是可能的，但它与同一时期农村的情形不同，它有严格的规则和规定，是理论上的自由，而且对自由有严密的限制。女性的解放和社区的解放，这种儒勒·密施戴在九世纪所看到的现象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现象，但对之必须谨慎看待。公社必须承认它们的领主，而女人不得不爱戴自己的主人。

但是，她们确实做到了吗？提起十二世纪法国的已婚家庭，这是很平常的事，首先，令人不安的民谣歌手奥克斯塔尼亚就不受－－并反对－－婚姻的束缚；后来，在法国北部的相对平静的婚姻生活圈子里，特鲁瓦的克雷帝安描述了很多通奸现象。爱情和婚姻是否兼容，这是一个让香槟地区和法兰西岛地区法庭颇为头疼的重大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争论是基于真实的婚姻实践吗？它是否影响了经验，或者它只是小说世界中的讨论，而在小说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或者可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缺陷呢？

十一世纪的男人被妻子通奸的注意所困扰。这个困惑有其事实基础，因为外来人进入家里或者她们的房间相对比较容易。皇后和其他被敌方控告怀疑与男人有关系的贵族夫人，他们经常在卧室密谋，需要通过忍受严酷的考验，才能证明她们的清白：她们被放在火热的铁桶里，或者由骑士代表她们决斗。在一种情况下，被告要独自面对告发者；另一种情况下，她需要找到一位支持者：朋友，亲戚或者情人。伊索尔德、格温娜维尔和整个英雄史诗与传奇文学的女主人公，并非全部都是真正的清白，她们成功的逃脱了封建法庭和她们的统治者与主人的审判。在十二世纪晚期，当叙事诗人用这些危险的审判故事给读者带来狂欢时，痛苦的折磨明显已经消弱了（而且是一种类似的自由）。而且，它们就像伊夫的查特斯的信件，在世纪之初广泛传播。可以肯定，伟大的圣典学者希望限制"非法的"（或者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合理"）证据的使用，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获得事实的方法；女人通奸就是这种类型的事实。（痛苦的折磨特别震动了中世纪的"上帝惟一"的思想。但是，在通奸中，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目击者。）

男人过度的性欲没有对家庭秩序或者血统的纯净构成威胁。如此无害的出轨行为在原始材料中只是偶然提到。博尔德文二世是吉内的伯爵(死于1169年)， 牧师兰伯特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这个贵族的生命－－就像兰伯特所说的"欲望的放纵"－－从他成年一直到老年，对处女无限制的贪欲暴露了出来。他给加莱各处的私生子作父亲，而且试图要养活其中的三个（因为非法生育的子孙没有权力继承财产）。然而，当他的合法妻子阿德雷夫人在生孩子不幸死亡时，他非常痛苦。他看起来非常痛苦和无法安慰。他开始代表家庭和那些当地地位较低的贵族做好事。总之，他代替了他后来的妻子，成为这些人的保护者。我们能够想象，在她和博尔德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他们的关系很好，相互关心。他们的婚姻是和睦的伙伴，这有助?家庭事务的管理，家庭内部的收入和支出以及礼物的管理井井有条。

为了理解已婚家庭社会，我们必须首先礼节支撑它的家庭经济。完整的家庭财产是不清楚的，虽然有时会自然增加。属于贵族夫妇或者骑士等级的财产继承问题是复杂的，而且有高度的技术性。寡妇得到的遗产-传统上是由萨利克法律提供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嫁妆组成(遗产的继承部分)的；两者都已经在订婚礼中得到确定。涉及这些问题的特许状的冗长前言，是在1177年代表蒙梭的阿莫尔制定的，它确定了婚姻的尊严。它明确的直接反对异教徒，而他们的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宣传对那些不服从男人秩序的女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爱他的妻子，阿莫尔规定他所有财产中"最好的部分"即在拉昂的税收作为妻子的嫁妆。（这是文件的主要目的。）但是，正如谚语所说，在床上的收获便是寡居中的财产。

在卡佩王朝，十三世纪早期的贵族夫人享有她丈夫财产的一半作为自己嫁妆的权力，这是很正常的。在她丈夫死后，这份嫁妆就可以给她，以防止她再婚。这种现象要考虑一个事实，因为女人已经在结婚时得到一份嫁妆，因此她不能再要求与她的弟兄分享继承祖传的财产。然而，寡妇的遗产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建立。法理学家很小心地提到，妻子同意任何她丈夫财产的转让。假如，两者都出现在教堂职员的面前，妻子可以同意赠送或者卖掉、让渡她的部分财产，或者接受对其遗产部分权力增加的补偿。妻子的同意据说是"自发的和非强迫性的"。这确保了同意的有效性，即使丈夫的赠物是奢侈的，或者如果作为继承人的孩子在他死后被抚养长大。

夫妇家庭（2）

这个文件表明，在1175年以后，在捐赠财产时"亲属赞同"的重要性下降了，而增加了对妻子参与丈夫一方的强调。这是夫妇家庭战胜血统家族的胜利吗？相反的解释也有这样的事实证据：血统世系获得了"亲属否决"无可争辩的权力，家族有权否决任何售卖，而妻子除了保证遗产部分之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这一点已经被博马努瓦证明。这种景象可能是现实的否定或者即将到来事物的前兆。

寡妇和孤儿。一般来讲，法理学家希望保护寡妇的权力。他们的关心是存在于男人的妻子与他的血亲亲戚之间的潜在的紧张关系。马克·布洛赫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他引证了一位男子对其寡嫂的不公：他说他的痛苦比这个妻子的的痛苦还要大，因为他的损失是不能修补的，尽管她不会再嫁。这番话反映了这个男子不是未经考虑突然地进行公开抱怨，他的念头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要求分享继承财产－－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声要求。

但是，"保护寡妇和孤儿"不是骑士生活中的职责吗？我相信，这个客套话（来自传统君主权力的定义）是教会对骑士的命令，因为骑士很有可能压迫他们－－开始是他的嫂子和侄子。父系血统的不同分支发现他们在继承财产中处于相互冲突的境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继承生活所需的财产而相互争斗。在整个我们所关心的这两个世纪里，冲突和斗争的形式与紧张程度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这期间是一直存在着的。

年轻寡妇们的情形到底如何呢？当埃肖福在1064年被贝莱姆的马布耶毒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回到了自己的家庭，与她哥哥诺曼底的管家住在一起。两个小儿子被送到远离他们母亲的"怪异住宅"里生活，而他们很容易受到"贫困和不公正"的困扰。（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最终从事杰出的职业－－一个进入教会，另一个是骑士。）婚姻家庭随着不幸的发生而破裂了。

一个颇为不同的例子是诺根的吉贝尔的母亲的故事。吉贝尔是个修士而他的父亲是位骑士，他离开了于父亲家族和家庭之间的紧张环境。十一世纪中期，他的父亲和母亲很小的时候就结婚了，而且有他们独立的住宅，以及他们自己家庭的成员。其他与父亲家族有关系的夫妇家庭都住的非常近，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既存在着敌对情绪，也存在着互相的支持。（举例来说，家庭会为孩子的指导教师而争竞、冲突。）当然，在这些年轻的家庭之间，肯定已经蒙上了隐私的面纱，在吉贝尔的未来父亲向他的亲戚承认他不能让婚姻达到极点之前，七年已经过去了。（他很可能是受到了他妻子较高地位的胁迫。）然后，家族试图通过驱使妻子去犯一些错误（或许是安排她的私奔），来结束这个婚姻（不管它是与上层阶层或地位高贵者的联姻）。这对夫妇抵挡住了压力，而且由于私通的危险， 吉贝尔的父亲能够克服他的压抑。他后来成为几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死去的时候还很年轻，这或许是因为他曾经被囚禁过一段时间。然后，根据孤儿吉贝尔，他父亲的亲戚的愤怒开始形成，起而反对他的母亲。他们的目标是要尽可能迅速地摆脱这个女人，她尽管受到很多求婚者和诉讼者的包围(可能是为了遗产)，她拒绝再婚。威胁利诱搀杂着很多甜言蜜语的欺骗。在可怕的情况下，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对方的城堡法庭（专门由男人组成的地方）前快要病倒了，当她通过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找到救助时，也表明了她将要从事宗教事业，这为她带来了许多牧师的支持。实际上，这个强壮的几乎神圣的女人仍然还是她家里的主妇，教育着她的孩子，一直到吉贝尔这个最小的孩子长到十二岁左右。其后，她惟一的思想是拯救她自己的灵魂和她儿子灵魂，还有她丈夫的灵魂；她进入修道院与其他女人生活在一起，并坚持进行忏悔。她甚至通过领养弃儿来赎回丈夫的罪孽（她丈夫在外面曾经有私生子）。

婚姻之爱与母亲之爱明显存在于中世纪时代。它们都呈现在吉贝尔母亲的一生奋斗、先见之明和梦想之中，所有这些都紧密相连（只是她把对死去丈夫的爱转移给了自己的儿子）。其他亲族关系的社会和情感因素在这个故事中，也以特殊的功能扮演着角色。牧师责备自己因为他"血亲朋友"的建议而远离了上帝。这个崇拜玛利亚的可爱的儿子，明显是受到了他母亲奋起反抗不平的影响。但是他父亲的家族希望得到其子孙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他牧师的职业很感兴趣。吉贝尔十分讨厌作为家族首领的大堂兄，但是由于堂兄代他的努力，他几乎得到了教会成员的资格。虽然母亲家庭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了，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的介入这位女人生活的两个主要危机。显然，同族亲戚没有积极加入社会生活，而是被动地限制在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中。在整个博韦和拉昂地区，吉贝尔遇到了所有血统的亲戚。他不能而且不愿意否认他对布雷特耶的埃夫拉尔的感情，或者他对一位已经结婚并在拉昂定居的堂姐的世俗偏见。尽管他在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身份是一位牧师，但是他不愿意断绝他真实的亲属关系。

有一种印象，寡妇不愿意返回到自己的家族中。如果她愿意回去，家族是否真的欢迎呢？这种注意来自十三世纪法理学家对寡妇遗产的关注，而它可能与再婚次数的减少以及已婚家庭与亲族关系疏远的事实有关。如果事实正确，这可能表明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已经增加。漂亮的赫尔曼加尔离开了她的故乡伦巴第与那波里的埃墨里生活在一起，而没有返回家中。而且吉布克夫人在她的诗文中向她的侄子解释了原因（以一种散文体的但有效的方式，准确地说明了向往圆满婚姻的理由）：

El n"a parant en iceste contree，

Seror ne frere， dont elle soit privee.

De son doaire ne doit estre obliee:

Car li nomez， sire， s"il vos agree

Plus en avra d"amor a vos tornee，

Si vos en ert plus cortoise et privee.

在这里她没有任何亲戚

没有哥哥，没有姐姐

但不要忘记她的嫁妆

大声说出来吧，如果你选择了她

反过来，她会更加爱你

她会对你忠诚，并奉献一切。

夫妇家庭（3）

继承亡夫遗产的寡妇在十二世纪在大家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库西家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寡妇在她成年的儿子进行统治的前几年一直辅助他，在这之后，她获得一份领地，并一直靠遗产生活，她死后，又给了小儿子或者成了新的遗产（它一直控制在父系血统的家族里）在她活着的时候，由于要修建并维持教堂的费用，因此她的收入有所损失。在1130年与1138年之间，这个寡妇和可怕的马里的托马斯的儿子以及库西的君主，遭到了韦尔芒德伯爵的攻击和来自曾被托马斯抢劫的修士的责骂。他的征服者国王路易六世拒绝作出剥夺托马斯的妻子和儿子继承权这种不公正的行为。他很高兴维持这位死去男人的财产，把他的土地留给的他的家族。同时，主教和修士不希望看到罪人的后嗣从社会中消失，他们满足于这种归还和施舍。

在任何君主、公国或者王国的历史中，年轻父亲和丈夫的死亡都标志着衰落时期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与封臣的关系弱化了亲族纽带关系，因为保护－－以及控制的机会－－寡妇和儿子是封臣的义务和责任。城主阶级的贵族支持和鼓舞他们主人的继承人；而国王或者宗主国王子保护并约束其封臣的儿子和女儿。有时很难区分作为人质的孩子与由庇护人进行教育和抚养的少年之间的区别。至于在前面提到的摄政，香槟的布朗歇就受到了菲利普·奥古斯特的严密监管， 菲利普控制她的儿子（1200年－－1216年），而法兰西的布朗歇看到她被监管，在1229年通过暴力抓获了年轻的圣路易。他们快要死去的主人路易八世不是表明要把他们的继承人保护起来吗？如同《诺根的吉贝尔》中所反映的时期一样，寡妇的生活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如果是位年轻的女人，她都要受到来自残暴君主或者傲慢封臣的不断迫使她再婚的要求；而她没有任何选择。

在十二世纪末，领主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封建规则的限制而是保留了封建地产，他们既受到了父系家族血统的控制，也得到了家族血统的保护。实际的规则和封建阶级的传统景象后来涌现了出来。而且女人和孩子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法国传统历史认为，卡佩王朝精明而且和平的利用了宗主权规则。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把能够结婚的女儿投入了监狱，经过严格的亲缘关系调查，否决有害的婚姻联盟，而且给高等贵族的私人生活带来了残酷灾难。

什么是高等贵族的私人生活？或许我应该引用迪比宽泛定义的"私人领域"这个概念，而且可以说，卡佩王朝给刚才描述的亲族策略带来了巨大灾祸。个体的婚姻家庭相对要限制在社会中的自由，它更多的是家族社会中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中的自由，当暴力已经无法限制和攻击变得更加隐蔽的时候，尤其如此。

结论

这篇论文已经受到了马克·布洛赫观念的指导。虽然我的分析更加详细，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仍然是在回答他提出的同样问题。在家族和血统之间的区别，血族系统的理论和已婚家庭意识的历史分析，都是从人类学中借用的观念。这些我从乔治·迪比那里借用来的观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下面我再概括一下贵族亲属结构的历史图景。宽泛的宗族亲属关系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随着冲突的产生，要重新定义其关系的地位以及产生和消失的联盟。随着他们慢慢协调的功能必要性的出现，菲利普·德·博马努瓦的抽象观念在重要性方面逐渐消退了。在另一个极端，系统是由单个分子组成：原子家庭。因为每对夫妇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社会的组成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古代单位转变成现代类型的情感联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然，由于证据的模糊不清和暂时衰退可能性的出现，这种变化几乎觉察不到。教会的角色也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它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社会对基督徒婚姻的反映是多种多样的。

作为少数统治者的贵族，在镇压国内反抗和确保对社会的控制中，其行为特征是有计划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贵族的亲属关系群体比农民的亲属体系更容易受到历史的影响，在对权力和婚姻交换的反映中尤其如此。第一次变化发生在1000年左右，最后导致了在许多地区在卡洛林帝国崩溃以后，爆发了不可预料的战争。许多堡垒和防守阵地的结构曾经是一些新战争的原因和征兆。贵族的"堡垒"是与婚姻联盟相伴相随的。在贵族中，亲属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以至于它导致了父系结构群体的形成与巩固。这些贵族坚决抵抗无差别的同族亲属关系，而且曾经威胁要破坏婚姻家庭。在政治上，分散的权力证明了比权力集中更加有利可图，而且血亲亲属已经获得，或者重新获得了主要社会功能。曾经有一段时间之内，贵族在表面上复兴了， 就像古老的社会消失之前，总是有一段回光返照。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约1180年的法国北部，出现在社会经济之中：在整个这个世纪里复兴的商业成为挣钱的手段，而且经济增长了。作为大量财富的消费者，贵族在生活行为中是奢侈豪华的，而且用那些不可靠的亲戚进行交易管理，将贵族的财富送到了崩溃的边缘。对宗族财产出售的否决权，是一件好事，但它不能实行，除非卖者的亲戚与可能的买主处于平等的地位。laudatio paremum的消失速度，虽然它真正表现已婚夫妇的胜利，但确实显示了家族的衰落，这种衰落在1150年与1200年之间的古典封建秩序的出现后更迅速了。女儿转移采邑权力的建立和弟弟直接从父亲领主那里，特别是从国王那里，接受采邑的出现，最终证明了父系血亲家族的衰落命运。经济与法律联合起来，最后让第一个封建时代崩溃了。

从大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历史是诱人的，但却是肤浅的。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人类学的方法不能希望重建中世纪婚姻生活或者家族关系的真实面目。然而，如果将重点放在亲属体系，就会让这个世界显得更加特殊而且细微，作为封建时代中男人和女人遗留下来的稀少而间接的证词，他们的呼声和同样是他们的重要沉默，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亲近。

查尔斯·德·拉隆西耶：私人世界的内涵

人天生不能孤独生活，除了极少数人，如隐士和强盗，他们的职业需要与世隔离。对于绝大数来讲，人是社会群居动物；正如V. F. F.保利诺在1314年所说："与别人生活在一起是你的责任"（ Fagli mestiere a vivere con molti）。与其他许多人一起和谐有序地共处。根据保利诺的看法，在社会中生活就是要参与到三个独立存在的社会群体中：高高在上的政治共同体（城市、国家或其他实体）；邻居；家庭。他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不同群体共存于公共领域中，如城市或国家；这些群体都享有足够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性甚至可被视为"私人的"。虽然私人生活是以家庭为中心，但它并不囿限于其围墙之内。它超出了家庭及其居所，扩及到圣芳济会修士称为"邻家（vicinato）的地方。这里特地挑出来的邻家，表示比邻而居的邻居们，他们是那些每天都会碰面的人们，共同拥有某种特殊的团结关系。通过邻居的网络，家庭将它的触角伸向了更广大的社区－－城市或国家。

家庭

私人生活首先是居住在家里，在家庭中的生活。家庭是私人生活的核心。这个家庭或者家，这个最温暖也是最不可缺少的私人庇护所，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之下的定义。根据保利诺的说法，它的居住者包括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一百二十年后，列昂·巴狄斯塔·阿尔贝蒂对家庭进行了类似的定义，丈夫、妻子、孩子、佣人和仆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家庭。"如果这些伦理学者的定义正确，那么私人生活存在的基本前提要素是一对已婚的夫妇。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意大利，夫妇真的得到了自治权了吗？

由每个纳税人准备的税务清单，让我们得以能够大略探视到自十四世纪以来意大利家庭的组成情况。在许多城市中，每个家庭单位的平均人数，特别是在1348年以后，大约4个多：1453年波洛尼亚是4.3个； 1427年托斯卡纳是4.42个； 1453年锡耶纳是4.28个。有些地方这个平均数字还要小： 1427年佛罗伦萨平均数字是3.8个，而1411年卢卡则是3.91个。这些小的数字似乎表明，严格的已婚家庭是：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

然而，这些家庭人口平均数低于正常水平，主要是因为在1348年后一场瘟疫蹂躏了这个国家。在早期的特雷森托，家庭可能人口较为繁盛，在一些地区，晚至十五世纪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家庭住民众多。1290年，在圣吉米涅亚诺，平均有六个农民居住在一个炉灶周围；到1428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七个以上。这些数字表明，典型的家庭里至少居住了一个核心家庭的成员；更加精确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假设。不仅最大的家庭（有七个以上的家庭成员），而且中等规模的家庭（四至五个家庭成员）都表明了其复杂的变动性。大卫·赫利希和克里斯蒂安·克拉皮施-朱伯在托斯卡纳的杰出研究成果表明，1427年那里的家庭人口的平均规模是3.8个，而且家庭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单亲家庭（寡妇、鳏夫或者未结婚的人）；核心家庭（有或者没有孩子）；大家庭（包括祖先，父亲或者其他，或者兄弟或者堂兄弟姐妹等）；以及多个核心家庭合居（几个有关的家庭居住在一个炉灶周围）。上面所给出的家庭定义对于大部分例子是有效的（约占54.8%），但是并非所有的都符合。还有许多人是单独生活（约占所有家庭数量的13.5%），而且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立的住所。

在托斯卡纳，有少数家庭是与其他家庭共同分享居住地的；所有炉灶中仅有12%是供一个以上家庭共同使用的。但这种共居在乡村地区更加普遍，尤其是在境况较好的家庭更是如此。一座能住五人的农民住所居住着一个以上的家庭，在较为富裕的农民当中，这个比例高达一座房子居住着两个家庭。这看上去似乎是，这种父系家庭实际上是家庭的原初模式，让每个核心家庭都建立属于自己的住处这种做法是比较晚近的事，但这种看法远非确定不疑。譬如，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罗纳涅亚的农村地区，家庭明显要小，而且很少有家庭成员超过七个，至少在那些史学家可以对之进行研究的村庄如此。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农民家庭共同占有和居住房屋，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在波洛尼亚周围， 1392年所有炉灶中有22%是共享的；1451年，在波河平原地区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6%。1411-1413年间，卢卡周围地区的共享比例是18%，而1481年费拉拉波勒斯马的比例是30%。城市生活条件阻碍了复合家庭（或者多核心家庭）的建立，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较少受到这种障碍的影响。1427年，佛罗伦萨15%家庭的炉灶有一个以上的家庭共用。

在城市中，不同血系和不同代数的各个支系共同居住在一起。1427年在鲁切拉伊，一个重要的佛罗伦萨家族，26个家庭中有两个家庭（比例是7.7%）包括一对以上的夫妇。而1480年28个家庭中有7个，这个比例上升到25%。在同样著名的卡波尼家族中，复合家庭在1427年占8%，而在1469年则是54%。这里并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周围环境是决定力量。对于一个家庭在几代人中经历一个完全转变，是很正常的现象。在早期的税务清单中，我们还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十五年后父母去世，而已经长大孩子们继续生活在这个家里。十年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一起。最后，"兄弟关系"破裂，一个如今作为这个家庭族长的兄弟占据了这个房屋，并代表他儿子的家庭交纳了最后一份税务清单。

对于许多托斯卡纳人来说，特别是农民和资产阶级成员，生活在大家庭里（或是包括夫妇、孩子以及祖辈的大家庭，或是复合家庭）是常有的事。任何与祖父、兄弟、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人，都必然有一个比伦理学家所表述的更为复杂的家庭私有观念。许多写于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中产阶级的文集，能够证明大家庭的存在。例如，阿尔贝蒂很后悔看到"家庭分割，过来过去要走很多门；我从来不允许我弟弟安托尼奥与我分家住到另外的地方。"在立法中也特别重视大家庭的概念，而且伦理学家也赞同这种大家庭的存在。1287年的博罗尼亚，一项法令规定家庭包括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儿媳。（这个法律预想中的家庭显然是父系类型的家庭，其中儿子可以将媳妇带到家里，与父亲住在一起）。

当然，这个家庭可能很拥挤但也很有活力，他们通常只是包括男性血统的亲戚成员。由婚姻衍生的亲戚或女性血统的家族成员是极不愿意被接受的，不管他们（孤儿甚至私生子）有多么亲密多么贫困，一律如此。不过一旦被接受，这个家庭通常会很友善而且很热情地对待他们。至于佣人，阿尔贝蒂认为他们也是家庭的当然成员，我们对富裕家庭有一个很好的统计：在1290年的佛罗伦萨，商人贝内·本斯旺尼雇佣了一个贴身男仆，五个女佣和一个小女仆；而著名商人弗朗斯科·D.马可·丹尼1393年雇佣了两个贴身男仆，两个女佣和一个仆役。当然，富裕的家庭并不是典型，工匠就很少雇佣佣人。直到十六世纪之前，家庭仆役并没有成为主要现象。

"家庭"的含义超出了家的范围。在城市和乡村，每个人都有叔叔、堂兄弟和其他有私人交往权力的亲戚。在这里，主要的亲属关系群体是家族，由男性血统单一祖先的子孙后代组成，而且他们都承认这个共同祖先。14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有许多的家族，尤其是古老而著名的大家族是以那些显示家族荣耀的名称命名的。在1427年的佛罗伦萨，三个纳税人中有一个使用家族的姓名。在托斯卡纳地区其他的城市中，这个比例要小一些（占20%），而在农村地区这个比例更小（只有9%），不过即使在没有家族姓名的农民中也有大家族的存在：他们知道他们远亲的堂兄弟，并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家族血统。这种类型的朴素团结在任何社会阶层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有一些家族是通过协会、领导者和条例等盟约来建立的；这种群体又给私人生活增加了新的因素（包括家庭和家族在内）。

最后，通过母亲、妻子和儿媳，婚姻又给每个男性进一步增添了亲属网络。婚姻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务，它的利害关系相当之大。阿尔贝蒂告诉我们说，"就众所周知，由于家里有喜好口舌之争的、惹是生非的、傲慢的或者坏心肠的人，因此许多婚姻是导致家庭衰落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民智而审慎的婚姻则为家庭"赢得了他们盟友的热心支持"(F. 巴尔巴罗语)，"加强了新亲戚之间的互相感情……重建了和谐"（锡耶纳的圣贝马迪诺语），而且鼓舞家庭"通过亲戚关系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和相互关心（马泰奥·帕尔米耶里语）。总之，婚姻开辟了许多新的可能的领域，建立了新的契约和信息来源，赢得了新的联盟，并培育了同情心，这种同情心不仅界定了私人领域的范畴，而且证明其有时影响超越了它的界线。

家庭之外的私人生活

其他形式的私人关系有时是家庭关系纽带的补充，有时则是其竞争者。伦理学家和其他一些人都激赏朋友关系和邻里关系的价值。尽管史料中没有提及，但在这里各种形式的交谊都值得评价一番；人们因体育运动、娱乐、教育和竞争对抗与另外一些人有了联系，这些人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作为描述个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标准形式，朋友总是在亲戚之后被人们提到；在意大利和在法国一样，这两个概念都分得很清楚。每个家庭都通过血缘和婚姻依赖于这些稳定的重要朋友群体。通常，这些朋友只有少数人与家庭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罗伦萨银行家拉波·尼科里尼文集(1410年)中提到了六个亲密朋友。当需要时，这些朋友总是坚定的、忠诚的和充满热情的支持者，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效劳－－金钱的或其他方面的。家庭非常注意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子，伦理学家和文集作者强调了这种努力的必要性及其带来的种种好处。友谊本身是件好事。在古代美德圣贤的感召下，人类总是高度热心于友谊的价值。关于友谊有利于亲族关系或否的问题，在人们中间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阿尔贝蒂认为，友谊比任何"亲情关系"都要长久，他会毫不犹豫地与一个来自外部家族的人交朋友，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内在的和私人的美德，犹如荣誉一般。佛罗伦萨人乔瓦尼·莫莱利是一位实际而不太喜欢思索的人，他建议自己的儿子仿效自己和他的父亲，"与善良的人交朋友……有道德的和有力的"。这个话说明他和他的父亲非常看重友谊在私人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他还要求自己的孩子也这么做。

对于文集作者来说，亲戚、朋友和邻居组成了标准的三位一体。邻居在每天生活中的作用，与朋友和亲戚所起到的作用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是后者在观念上更加亲近而已。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对于邻居保住秘密，邻居在生活中是非常有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当作朋友接纳下来。薄伽丘 告诉我们，佛罗伦萨贵族热利·斯皮尼在他的邻居－－面包师傅奇斯蒂送给他一杯葡萄酒后，遂将后者为朋友。亲近可以抹去社会地位的距离。

一些朋友和邻居被挑选担任令人羡慕的教父之职，通常，一个孩子不止有一位教父。教父皆挑选自家庭外部，由于家庭里不止一个孩子，因此这在家庭周围又创造出另外一个交往圈子。例如，尼科里尼家里的13个孩子就有32个教父和教母。教父表示一种精神亲属关系（一方面是在教父与教子之间，另一方面是在教父与教子的父母之间），人们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关系。如果尼科里尼家的情形是一种典型，那么教父不是来自同一家族群体，而邻居也不属于同一家族群体。尼科里尼孩子的半数以上的教父来自与其家庭地位相同的家族，但有十个教父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当然，所有评论者都一致认为，教父们出入这个家庭的自由比其他任何外人都要大得多。他们来来去去，可以与仆人交谈，也可以与那些很少有机会与邻居闲聊的夫人谈话。总之，教父是家庭私人生活的一部分。

有权势的男人（贵族、资产阶级和商人）周围总是涌聚着被历史文献称为amici和seguaci的人，我们称之为食客。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托斯卡纳城，与食客的关系决定着许多政治上的成败。作为回报，庇护人给他们的食客提供各种好处－－赏赐、减免税收以及许多通过任何其他方式都得不到的奖赏。尽管我们对这些食客的关系网知之甚少，但有证据表明，庇护人和食客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紧密的。诸如科西莫·德·美第奇这样的名人们，以及形成名人扈从的贵族们，都被来自食客的帮助请求包围着。携带着礼品的信件雪片般向他们飞来，这些信件常常都是请求帮助和赏赐的。食客为了讨到好处，把这些杰出的保护人看作自己的长兄甚至是父亲。他们力图在自己与庇护人之间建立保护和亲情关系。那个时代的人把这种关系称为amicizia（友谊关系），但实际上他们类似父系家族中的血亲关系。食客组成了人为的血亲关系，围绕着重要人物滋生出人为的家庭，组成这个人为家庭的是那些他们自己家庭太过卑微不能帮助他们赢得成功或荣誉的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私人庇护者，他们就

不可能在公共生活中崭露头角。社会边缘的私人生活

在家庭和家族的边界之外，还存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认为它太危险而很少独自面对它。帮会、协会和其他有组织的机构能够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是，当人们无法或者不愿意倚靠这些组织的帮助时，就会直接冒险进入外部危险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群体自然形成了，它扩大或者代替了人们经常倚靠的私人关系圈子。例如，如同他们在许多社会中一样，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会一起在街道里玩耍。在城市中，邻居的孩子会形成一个朋友团伙，这和为工匠办事跑腿的年轻人是一样的。通过在一起玩耍和与同一群伙伴玩乐，年轻人就形成了自己的关系圈子。在乡村（例如在瓦尔德尔萨），圣韦尔迪亚纳的小伙伴－－从六岁到十四岁牧羊女，每天散布在草地各处放牧，偶尔聚集到玩乐。在树林和小教堂的荫凉处，这些女孩不仅聊那些孩子气的东西，而且也聊一些严肃的问题：宗教和圣洁成为她们讨论的主要话题。青少年们也形成 "团伙":年轻人们与城镇的各街道上的亲密伙伴一起戏耍，或安排一顿寒酸的餐宴，年复一年皆是如此。他们并不缺少创造力。有时这些团伙比较正式地组织起来；有些甚至有自己的制服、习惯、名称，甚至秘密仪式。法庭文件显示， 1420年佛罗伦萨有两个年轻人的帮派：贝尔塔和马格隆，经常相互打架斗殴。佛罗伦萨人结婚很晚；直到三十岁，他们才被允许建立家庭和承担政治责任。这种边缘性和超出家庭之外的组织，有家庭一样的名称和秘密仪式，其生活也是私人生活的一种类型。

许多人甚至在结婚以后，特别是女人，继续参与众多私人生活的边缘活动。他们的参与，虽然是零星的和非正式的，但无论如何还是很重要的。女人有其自己的帮派，她们聚集在一起寻找忏悔的伙伴或者其他目的的伙伴。在群体成员中很少有秘密。女人从乡村到城镇或从城镇到城市的旅行，或者到更遥远地方的朝圣，经常结伴而行。年轻的阿涅斯－－她后来成为这个地区的圣徒，就是与这样的团体一起去蒙特普尔西亚诺旅行的。当她的伙伴B.韦尔迪亚娜离开卡斯特尔费奥伦迪诺前往圣地亚哥·达康波斯泰拉的时候，她们就在朝圣者的队伍中，村庄中的许多妇女都是以这个目的聚集在一起的。虔诚女人群体有时是教会成员，有时是寡妇，经常为了仪式的净化而在成员的家里聚会。她们时常围绕在神圣隐居者（就像B.韦尔迪亚娜的母亲）住处的周围。

男人和女人一样，都觉得需要私人生活的其他形式。没有家庭的孤独男人寻求支持的伙伴，就像萨凯蒂家族的三个盲人，在同一条街上乞讨，当夜幕降临时，在租来的房子里分配收入。即使已婚男子，偶尔也会陷入不同形式的隐私之中。在假期和星期天，他们到乡村寻找清净。十五世纪晚期，托斯卡纳的蓬塔斯耶夫旅馆中的假日狂欢活动，在其他村庄也存在这种现象："有三十个农民聚集在一起，假日夜晚的聚会是一种习俗，他们在一起喝酒、赌博、讲笑话。"最后，不同形式的私人经历也发生在朝圣者、商人、牧羊人和水手的身上，所有这些职业使他们长期远离自己的家乡和家庭。

这一时期，在高度城市化和喜欢交际的意大利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义务或愿望加入一个或另一个非正式群体组织。这些组织在很多方面与家庭相似，在这些地方，信任是在一种温暖和友爱的气氛中相互交流。有时，友谊关系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捷径。群体中的朋友有时避开法律的束缚或有意犯罪。这种秘密团体的成员在感情上也是十分亲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是家庭模式的拙劣模仿。

玩游戏的时候，特别是赌博，把一些人凑到了一起。来自各处的男人，不分昼夜激情十足地赌博，尤其是晚上，到私人家里或某些容忍赌博之所（如集市和市场），不管什么地方，都需要有可以容得下几个赌徒和一些蜡烛的空间：被废弃的市场、凉亭、门口、宫殿入口、巷道、街道旮旯、河边等。当这些怪诞的人从城市各个部分聚集到一起时，就可以听到他们低沉的声音。正常的社交模式是将住在乡里乡邻或同一教区的人聚集在一起，而这种聚会则大异于正常的社交模式。尽管环境很不舒服、寒风透骨，还有走来走去的巡警（正是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了解了这些），但那些被吸引到这些夜晚游戏的人都激情十足。同性恋的聚会跟赌博的情况类似，但更加隐蔽短暂，也更加分散。

同样类型，但更加独特和残忍（但经常是纪律性很强）的是犯罪团伙、流氓帮派和从战争或被掠夺的受害者中招募而来的兵痞。他们在一起安营扎寨，聚众赌博，合伙嫖妓，这些罪行构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这种生活代替了家庭生活，但是它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标准之上，当然，他们也充满了对更加稳定生活的向往。

人口构成

每个人都隶属于多种不同的群体环境－－家庭、家族、亲戚、朋友、邻居、伙伴和其他秘密性组织－－因此，他们与成百上千的其他人相熟。这个时期的人口统计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有关这些熟人的性质。在黑死病来临前夕，各个家庭显然都孩子众多，尽管我们的证据残缺不全但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手头有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的数据，它们表明，在一些农村地区，总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到1371年再次达到一个超乎寻常的高水平。在普拉托周边地区，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49%，这一比例比今天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比例都要高。二十年后，在博罗尼亚附近的布德里约城，年轻人的比例只是稍低少许（43%）。1348年后，经常发生的流行病使孩子的人口数量锐减。1427年的普拉托地区，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已经萎缩至总人口的37%，而且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这个数字基本没有变化。不过可以肯定，每个家庭中的孩子数依旧很高（稍少于埃及，略高于中国）。

但是，超过六十五岁的人口比例也相当高（在托斯卡纳的农村地区是9%到10%），远远高于埃及或者中国。在人口学家看来，这个人口构成偏"老"，即使这个年龄的人口群体规模在1430年后下降了，也还是如此。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每个地方的男人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女人（在托斯卡纳，博罗尼亚地区和费拉拉地区），这一特点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在一些农村地区和比较富裕的城市阶层中，尤其如此。

如此看来，十五世纪的家庭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孩子（虽然数量在一代代减少）。这也意味着和老年人接触的增多，他们的话受到年轻人的尊重。最后，因为女人数量的稀少（尤其在资产阶级和成年人群体中），所以人们会更多的谈论女人，但主要是从男人的观点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