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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8月1日，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1927年的这一天，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时隔八年，《八一宣言》诞生，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框架基本形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呼之欲出。

富饶辽阔的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陷入日军的铁蹄践踏之下。日本侵略军得陇望蜀，频频制造摩擦。1935年5月，日军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炮队，公然在河北省政府大门前挑衅示威，其关东军集结在山海关一带待命，对华北虎视眈眈。

日军多次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限期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换三地行政长官，撤走在河北的中央军、东北军，禁止全国抗日活动。国民党政府对日军所提各事，一一承诺，将华北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华北局势，十分险恶；中华大地，危在旦夕。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顺应历史潮流，向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发出倡议，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成立抗日联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安定民生等十大政治主张，同时明确宣布：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愿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之天职。

《八一宣言》，道出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从此，国内各种进步政治力量在这面旗帜的感召和推动下，逐渐整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抗日图存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这篇宣言由王明起草，后被人列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百篇雄文之一。

当日本在中国横行无忌的时候，欧洲局势也急剧恶化。1934年夏开始，德、意、日三国公开勾结，形成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共产国际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同时决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局势愈演愈烈。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听不到中共中央的半点声音，为祖国的命运深感忧虑和不安，决定由王明主笔起草一份新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世人宣布，《八一宣言》由此诞生。

据孟庆树回忆，一连三天，王明足不出户，每天工作到深夜三点。对王明来说，几千字的文章平常一挥而就，这次却感到字字千钧。他认为这篇文章既要有一定的策略和技巧，又要有一定的真诚和良知；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而且要成为中华民族的行动指南；不仅要为党内人所承认，还要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他要在几者之间寻找结合点。

王明主持中共代表团会议，讨论这个文件草稿，一致通过。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王明和斯大林经常在一起。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呼吁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

斯大林肯定了这一主张的正确性，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明确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欺软怕硬。中国有这么多人民，只要精诚团结，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取得胜利。

王明将这份文件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过目。8月1日，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因这天为8月1日，又称之为《八一宣言》。

（一） 2

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题报告时，高度评价中国党的这一举措。作为中国党的第一议程发言人，王明有感而发，作了长篇发言。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下，除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斗争外，别无其他的救国选择。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这个策略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王明反思了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失误。他认为，创造和适应新环境，应该反对关门主义倾向，重新审查苏区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使这些政策和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全民的和民族的性质，以便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更加容易动员和组织全中国广大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斗争，以反对强大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

王明的发言从上午开始，一个上午没有讲完，下午继续发言，下午没讲完，夜晚又接着讲。这一发言后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刊登在联共机关报——《真理报》上。

这次会上，王明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一同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生、博古当选为候补委员。随后，王明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当选结果时，王明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人一样，受到暴雨般掌声的欢迎。

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活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日本认为该文“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屈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国民政府封闭了《新生活周刊》社，将主编杜重远囚禁起来。国民政府为此还发出命令，要求今后把日本称为“友邦”，不得有排斥及恶意挑拨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

为让共产党人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王明写信并寄《八一宣言》给设在法国的《救国时报》，指示将《八一宣言》铅印三到五万份，巧妙地寄回国内，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军队、各机关、各党派、各报馆和社会团体，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爱国华侨团体中广为散发。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机关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刊，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其发行量的一半寄给42个国家的侨胞，一半寄给国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以至新疆等中小城市都有读者。10月1日，《八一宣言》在《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

《八一宣言》在国内传播开来，中华大地迅速卷起一股爱国浪潮。一批进步青年读到《八一宣言》，热血沸腾。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日本吞并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阴谋，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预示中国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明显地表示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趋向于举起抗日旗帜。隐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在莫斯科的方振武将军见到《八一宣言》后，自觉潜伏到美国宣传。在纽约，全体华侨听完方振武的演讲，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迅速成立国防政府。

（一） 3

刚从狱中出来的杜重远，拿着《八一宣言》找到张学良，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与共产党联系。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位身居伦敦的侨胞写信给《救国时报》说，《八一宣言》不独是中国共产党一篇空前的伟大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与国民党军血战，并不知道《八一宣言》的产生和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王明决定派一位有影响的同志回国，传达最新指示。

当时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走。新疆路途太远，东北处于日军占领之下，只有从蒙古入境路程较近。但从蒙古入境这条路线要通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危险性很大，且路途关卡重重，不能携带文件。王明认为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付敌人的丰富经验，为国内同志熟悉和信任。

经过慎重考虑，王明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蹲过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监狱，是六届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候补中央委员，又是共产国际七大的参加者和《八一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对敌勇敢，情况熟悉，无疑是最佳人选。

林育英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从莫斯科出发。一路上，他跋山涉水，忍饥挨饿，险些被沙暴吞噬。林育英出发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和红军落脚在何处。他边走边打听，这样才到了陕北。

定边党组织负责人不认识张浩，甚至对这个肩挑货郎担，穿着羊皮大衣的汉子有怀疑。陕甘晋省委也不知张浩为何许人也，电话请示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也不知张浩是谁，但感觉里面有文章。他在瓦窑堡城外与李维汉等人商量后，认定这个“张浩”可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同志。

张闻天指示定边党组织好好照顾张浩，同时派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为中央代表，到定边迎接。张闻天见到张浩，马上迎了上去，俩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时直罗战役刚刚结束，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毛泽东得知张浩回到瓦窑堡后，非常想了解共产国际的最新政策，于是致电中央，要求在瓦窑堡与直罗之间的安塞同张浩见面。张浩与张闻天赶往安塞，谁知毛泽东心切，径直赶到了瓦窑堡。张闻天和张浩得到毛泽东到瓦窑堡的消息，连夜骑马赶了回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专门听取了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和《八一宣言》的制定经过。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及时地纠正过“左”政策。

毛泽东说：“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向改变，我们不会再孤立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 1

《八一宣言》，磁石般地吸引了蒋介石的目光，他将驻苏武官邓文仪秘密召回南京，面授机宜。

蒋介石有两大心病：一是外患，一是内忧。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和《八一宣言》之后，他认为这是一剂苦口良药。

所谓外患，就是日本问题。日本人步步紧逼，无论国民政府如何逆来顺受，他们都要得寸进尺。面对明晃晃的东洋马刀，蒋介石明白早晚要和日本人一战，救国之途，舍抗日之外，百药无效，妥协退让只能为国人唾弃。

在蒋介石看来，内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拥兵自重的新旧军阀，他们组织松懈，缺乏凝聚力，几顶官帽，几枚银弹，就可收拾。让蒋介石放心不下的倒是共产党，他们不仅有枪，有地盘，而且有信仰，有纪律，一旦他们的主义传播开来，整个天下会翻天覆地。

当年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人不过数千，地不及数县，短短几年，竟成燎原之势，放眼全国，红旗遍布。蒋介石手忙脚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几年工夫，好不容易才将红军逼到西北一隅。他认为毛泽东那“五千条破枪”，已经不能构成威胁；共产党在贫瘠的陕北，不会闹出什么名堂。

就在蒋介石暗自庆幸“内忧”稍缓之际，日本人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步伐。蒋介石认为跌入谷底的共产党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尤其是看到王明的文章后，认为共产党的态度有了转变，定能与其订立城下之盟。

1935年11月底，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重返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谈判，亲信大臣陈立夫秘密蛰伏欧洲，就近指导。

邓文仪到达莫斯科后，按照蒋介石与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此信发出后，泥牛入海，杳无回音。邓文仪心急如焚，找到胡秋原，请其代为穿针引线，以便能与王明早日见面。

胡秋原因参加抗日反蒋活动，被迫游历海外，王明留其在莫斯科协助办理《救国时报》。

王明得知邓文仪的消息，非常慎重。尽管中共代表团对邓文仪的动机将信将疑，他决定还是要试一试。为此，他特地找来有丰富经验的潘汉年。

“你认识邓文仪吗？”潘汉年一进门，王明迫不及待地问道。

“只知道他是黄埔一期的，过去北伐时，与他见过几次面。大革命失败后，大家各走各的路，认识不认识，已经无所谓了。”潘汉年说。

“他在莫斯科，自称是蒋介石的代表，想与我见面详谈。我与他虽是同学，没有旧谊可谈，无非是谈两党合作。我与代表团其他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事有点突然，如果贸然前往，说不定会中圈套。国共谈判，大势所趋，迟早要谈，既然人家送上门来，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谈不谈得成，或者以什么条件谈成，我们自然要坚持立场，把握原则。”王明认真地说。

潘汉年不停地点头。

王明又说，“我不宜一开始出面，以免出现僵局，这样对党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自然，自然。”潘汉年表示理解。

“所以，我决定让你作为我的代表，先见邓文仪。记住，一定要摸清他的确切身份，有没有签协议的权利，以及蒋介石大约能开出什么样的价码。”说罢，王明拿出一叠卢布和一张纸来，交给潘汉年。

“这是胡秋原的地址，你和邓文仪在胡秋原寓所见面。胡秋原和邓文仪都是有派头的人，我们也要有点派头，不要影响气氛。”

王明抓住潘汉年的双手，眼神中透露着期待：“我知道，你在上海干了多年，有应付各种场合的经验。不过，我还是提醒你，莫斯科同样有咬人的狗，一定要小心，千万记住，大意不得！”

（二） 2

潘汉年穿戴一新，见到了等候已久的邓文仪。

“邓先生，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王明同志，商谈有关国共联合的问题？”

“我到莫斯科一个多月了，一直在找王明先生。多亏胡先生帮助，今天才见到你。请转告王明先生，我非常渴望与他面谈。”

“我是王明同志的代表，你的要求自然原话转告。不过，王明同志很想知道，先生这次举动，是仅仅代表个人呢，还是作为南京政府的正式代表？”

“我这次来莫斯科，蒋校长反复叮嘱，一定要找到王明先生，同他商讨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当然在谈判过程中，有一些问题还要随时请示。另外，我可以请你转达，蒋校长看了王明先生最近的一些文章，非常赞同。可以说，政府方面，关于两党合作的基调已定了。”

“我一定如实转告。”潘汉年道，“王明同志想问邓先生，在联合抗日方面，南京蒋先生有什么表示？”

邓文仪回复：“你我心中明白，中日两国迟早有一决战。依蒋校长的看法，现在要抗日，起码集中80个师。可政府的军队大都被红军牵制住了。”

“这个责任由谁负？”潘汉年面带怒色。

“今晚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邓文仪摆了摆手，“目前国内武装力量只有国共两家，如能联合起来，似大革命时期那样，赶走小日本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希望能如此。”潘汉年道：“还有一件事我想弄明白，你们准备在什么条件下寻求国共合作？”

“事实上，寻求国共合作的努力已进行几个月了。去年底，我们曾在上海、北平、南京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希望能够谈判，可找了好久，没有结果。后来，我们又想派人进入川陕，准备直接找红军谈判，可事先未能联系，恐怕也进不去，也只好放弃了。至于说到国共合作的大前提，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第一，所有军队必须统一指挥；第二，政府希望抗日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关于这两点，务必向王明先生言明。总之，我希望能与王明先生见面，越快越好！”

潘、邓会谈之后，中共代表团立即讨论如何应对邓文仪。大多数人倾向应邀谈判，也有一部分人反对。王明将意见上报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是：应该与邓文仪接触。

1936年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会晤。

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和《八一宣言》之后，才决定同共产党进行谈判的。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被日本人欺骗了，日本人的进攻，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

邓文仪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取消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本作战，必须统一指挥；国共两党之间，恢复存在过的合作形式，亦可寻求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邓文仪在说明这个建议时声明，南京国民政府将实行改革，《八一宣言》所提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将逐步实施。

在谈到改编红军时，邓文仪说：“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相互信任和尊重。红军没有武器、弹药和粮食，南京政府可以提供帮助，以便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政府的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

王明不同意把内蒙古划为红军的根据地和活动地区，他认为内蒙古并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不严肃和不能接受的。

邓文仪说：“考虑到内蒙古远离中原，而且缺乏粮食，南京政府可以划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区。”

王明听了邓文仪的谈话并同他讨论某些问题后，向邓文仪建议：南京政府可以同处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红军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同他们谈判，签订停战和共同抗日的具体条件。

身处异国的王明，与国内失去联系之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不怎么了解。对邓文仪开出的价码，只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既定政策，从大处着眼，提出若干原则。两人心里都明白，谈判桌应设在国内，红军的主要人物必须到场。

在22日的第二次会谈中，王明又重申：“邓先生，我必须提醒你，红军的事必须在国内谈。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他应该派亲信大员到苏区去。我们这几天的会谈，只能算是个开头。”

（二） 3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进入苏区，找到毛泽东、朱德呢？”

“这倒不难。我和这里的同志都愿当信使。”

次日，王明交给邓文仪三封信。这三封信是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写给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的。信中主要通报了与邓文仪的会谈情况，并介绍邓文仪前往苏区，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

受王明委托，同一天，潘汉年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致信蒋介石，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生自由和安全，这封信也由邓文仪转交。

拿着这几封信函，邓文仪觉得完成了一项庄严的历史使命。他致电蒋介石，报告自己与王明在莫斯科接触的经过，并说明与共产党的联络关系已经接通，希望批准回到国内，与中共中央和红军进一步商谈。

翌日清晨，邓文仪正在睡梦之中。蒋介石突然来电，通知邓文仪停止与王明接触。至于为什么要中止接触，电文没有说明原因。

邓文仪急匆匆地找到王明，王明愕然，一种受欺骗的感觉涌上脑际。过了好半天，他才说道：“谁都明白，国难当头，国共联手才有出路。攘外安内，喊了多少年，内何尝安？外何曾攘？看来，他真是一块顽石，顽固不化。”

“这话不应该当我的面讲，他毕竟是我的领袖。你我目前的谈判，只是暂告一段落。”

事实上，蒋介石这时已经改变了想法。中共代表团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后，蒋介石估计苏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会支持他统一中国，并迫使中共改变政策，这才派邓文仪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接触。可是，1936年1月23日，蒋介石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要求苏联务必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苏联政府认为，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80分钟，全无结果。

蒋介石决定不再依靠苏联，首先在国内解决问题，再来与苏联谈判。国共两党在苏联的接触虽然中断，但国内和谈的大门缓缓开启。国民党数路并进，寻找中共中央。

国民党将谈判桌放在国内，王明视线也转向国内。随着国内抗日呐喊之声高涨，王明安排潘汉年回国。他对潘汉年说，任务有两个：一是和国民党负责人陈立夫接洽两党合作抗日问题，首先进行联络工作；另一个任务是找到在陕北的红军和党中央。王明告诉潘汉年，回国之前和邓文仪见一次面，研究回国后的具体联络办法。

潘汉年到达香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立即以“叔安”之名给陈立夫写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同时派与他一同回国的胡愈之赴上海，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了解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

胡愈之首先找到了冯雪峰，他受中央派遣来上海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冯雪峰到沪后，建立起了一条由上海到陕北的秘密交通线。得知潘汉年的消息，冯雪峰立即动身去香港，两位老战友重新聚首。

潘汉年写给陈立夫的信也有了回音，香港《生活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令人寻味的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二）4

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的化名，他是奉陈果夫、陈立夫之命前往香港，专程约见潘汉年的。潘汉年见到启事，立即赶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面。随后，俩人一同乘船经上海抵达南京。

此时的南京，国民党正在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主题是：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团结与统一。潘汉年的到来，引起国民党方面高度重视，要求潘汉年将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潘汉年重申王明所提三点：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军队联合抗战。

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潘汉年来自莫斯科，所述意见只能代表中共代表团，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后，再到南京谈判。

潘汉年看到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一缕霞光，开始考虑陕北之行。冯雪峰认为此行事关重大，特地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安排行程，一路护送。

上海至陕北，迢迢千里，关山阻隔，国民党军警特宪，充斥于途。潘汉年和刘鼎都有从事特科工作的经历，一路尚且顺利。不几天，他们到达东北军的大本营西安，与张学良促膝长谈。商谈的内容，自然离不开收复国土，联苏联共。

张学良对潘汉年甚为关照，派骑兵沿途护送。潘汉年到达保安，在保安的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出门迎接。

新婚不久的张闻天，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在江西苏区时，潘汉年做过张闻天的副手，又是门对门的邻居。当年潘汉年出使莫斯科，又是受张闻天的派遣。离别一年，潘汉年历尽千辛万苦、千山万水，要说的话也是千言万语、千头万绪。

新娘子刘英亲自下厨，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接风宴。毛泽东、周恩来闻之，不请自到，接风宴自然成了通宵长谈。

作为对接风宴的酬谢，潘汉年献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礼物”也十分丰厚。共产国际建立空中联络的新密码，莫斯科关于国内统一战线政策的演变，与邓文仪、张冲接触经过。这些，都成为他们彻夜交谈的话题。

8月10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这次会议开了半个多月，中共中央就此前未能高度重视争取与蒋介石合作抗日，作了自我批评，并决定把蒋介石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力量，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会议一结束，潘汉年又作为中共中央特使，前往南京。

为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潘汉年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莫斯科、南京、香港、延安之间，与国民党高层巧妙周旋。若干年后，他的这段经历竟成了“叛党”的一大罪证。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关在班房里头。……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历史，已还原其真实面目。潘汉年为国共合作做出的独特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三） 1

国共谈判断断续续，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蒋介石以谈判为借口，居高临下，收编红军的企图昭然若揭。

当潘汉年再次前往南京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提出了蒋介石授意的谈判条款：第一，既然开诚合作，就不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一律离职出国，半年后召回量材录用，党和政府干部到南京相关部门服务；第四，军队如能解决，政治上所提各点好办。

国民党方面倒行逆施，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就在双方讨价还价，磋商合作条件之时，蒋介石亲临陕西前线，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后，他以躲避50大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多月。

王明决定刺激一下这块“顽石”，给蒋介石送上一份特殊“寿礼”。蒋经国自1925年去中山大学留学，一直呆在苏联，如今仍在王明的控制之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中山大学愤怒了，原为庆祝五一节绘制的蒋介石全身大画像，被学生们付之一炬。学校里到处是讨伐声，指责声，怒骂声。他们纷纷集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严惩蒋介石。在一次全校性的声讨会上，蒋经国走上讲台，用俄语高呼“打倒蒋介石”，赢得了与会者的欢呼和支持。

蒋经国接着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我在这里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讲话”。他谴责蒋介石是“叛徒”、是“刽子手”。

苏联报纸把蒋经国的发言刊登在头版位置。之后，《消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这是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但是，不管你读不读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知道的惟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读到外电报道，不知蒋介石内心深处是何反应。表面上，他接受官方解释，认为这是蒋经国被迫发表反叛父亲的声明。但在日记或任何文章中，他绝口不提此事。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南京国民党中央训令在莫斯科的所有国民党党籍的学员回国，苏联政府只获准了239名学生，还有50名留在了苏联，其中包括蒋经国。蒋经国当时即将从中山大学毕业，他的第一志愿是申请回国，表示一定加入反蒋行列。

蒋经国毕业后，没能回国，而是进了列宁格勒中央军政学院。

1930年5月，蒋经国以每科优等的成绩从军政学院毕业，再度提出回国申请，或者加入苏联红军。蒋经国没能回国，也未能加入红军，而是成了列宁国际学院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后来，又突然被调到农村劳动。

关于这次调动，目前有两种说法。

蒋经国回忆，在此之前，他就要求到农村接受锻炼，后来经过莫斯科党政机关介绍，到了农村。

《民国人名大辞典》认为，王明回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的一次会上提了王明的意见，王明很不高兴，将他派到西伯利亚。蒋经国以身体太差为由，向共产国际申诉，共产国际将他改派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农场劳动。

（三） 2

共产国际把蒋经国当做一颗棋子，希望有朝一日与蒋介石打交道时，派上用场。1931年5月，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牛兰，挽着娇妻在上海滩悠闲散步之际，被两个彪形大汉塞进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与蒋介石交涉，提议国民党释放牛兰夫妇，换取蒋经国回国。

宋美龄力促丈夫接受这一提议，她与蒋介石结婚四年，一直没有身孕。在此之前，蒋介石与姚冶诚、陈洁如同居，也未生下一男半女。

蒋介石没有松口。他在1931年12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父母，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来，中正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名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宋庆龄把与蒋介石会谈的结果告诉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把蒋经国继续留在苏联。

王明见蒋经国在莫斯科附近的农场，经常与中国流亡人士在一起，心里并不高兴，将蒋经国调到数千里之遥的西伯利亚一个工厂。

据蒋经国自己说，共产国际曾告诉他：“我们希望你继续留在莫斯科，可是由于你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不和，你还是离开为好。”

1934年秋，王明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他明确告诉蒋经国：蒋介石在上海宣布，如果儿子回国，他会当即逮捕。王明希望蒋经国表明：不愿回到中国。

不几天，蒋经国和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单独见面，可邻室坐了两个人。蒋经国回忆：“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国内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立即向南京方面呈报。70年后，台湾方面至今还没有公开当年南京和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问题的来往函电，可能是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蒋的言论。

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苏联回来，知道这纯是苏联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蒋经国认为自己难以回国，可能留在苏联终老，一心一意投入工作之中，并成为苏共党员。就在他处在事业进步，新婚幸福之际，王明又将他召回莫斯科。

经过四天四夜的考虑，蒋经国终于同意王明的要求，提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信。这封信发表时与在中山大学写给父亲的公开信，痛骂之声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他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过去他是我父亲，革命的好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谴责蒋介石是难以和解的敌人，声称有这样的父亲引以为耻。他在信中重提母亲毛福梅往昔遭受的苦楚，写道：

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中，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叫祖母死了的，那不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人的孝悌与礼仪。

（三） 3

此信首先登载在苏联《真理报》上，《纽约时报》等多家有国际影响的报刊摘要转载。该信公开发表后，广为流传，众说纷纭，轰动一时。

蒋经国后来在回忆录里解释，这封信出自王明之手。王明把一封代写好的信交给他，蒋经国拒绝签字。可朋友劝他，如果签署这封信，可能有机会回到中国，他就不再坚持了。蒋经国接受了代拟好的稿本，并坚持加上一句，告诉母亲：如果想见儿子，可到第三国一会。

不几天，蒋经国特地找到苏联安全部，要求王明销毁这封信。蒋经国草拟了一封信，没提希望回国之事，但加了一句表达思家之情的话：“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乡小菜。”

据蒋经国说，王明当时接受了这封信，可后来还是把原先代拟的那封信，公之于众。

王明这一招，确实令蒋介石难堪。儿子弄出这样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中外喧腾，领袖尊严，置于何处？但令他惟一感到安慰的是，儿子还在。他认为这是苏联的恶作剧，是存心让他下不了台。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抵达莫斯科。赴任之前，宋美龄特地召见他，对他提起蒋介石“非常盼望儿子能回到中国”。蒋廷黻大使上任后，与苏联外交部接触，几次提出蒋经国回国这个话题。苏联方面表示：很难打听到蒋经国的下落，但保证设法查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一批正在西安督逼“剿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如平地一声春雷，突然爆发了。

这次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此事突如其来，国、共、苏三方于南京、西安、陕北、莫斯科展开全方位周旋。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美龄、宋子文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望着蒋介石憔悴的样子，周恩来心平气和，主动和他拉家常。此前，周恩来从张学良那里看见蒋介石写给宋美龄遗嘱式的电报底稿，要她“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以慰余灵。”周恩来看出蒋介石身陷囹圄之后，对妻儿老小极为挂念，于是知寒问暖地说道：“蒋先生，好些年没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可设法交涉，将滞留在苏联的经国接回来，让你们父子团聚。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的中国敌人。”

蒋介石处处以党国为重，内心何尝不思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国的下落，听到此话，不大高兴的脸上一下舒展了许多。他又感激又羞愧地说道：“恩来，我们再也不要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一天一封电报给莫斯科。王明密切关注西安事变的走向，接到中共中央担保蒋经国的电文，立即与苏联政府联络，训令蒋经国前往莫斯科报到。

苏联外交部告诉蒋经国，蒋介石希望他能回中国，苏联政府认为国民政府是个友好政府，准备接受这项要求，同时希望他回国后，投身抗日统一战线，献身革命大业。

蒋经国在莫斯科略为停留，回工厂等候共产国际指示。

蒋介石听说蒋经国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受创的伤口舒缓了许多。回到南京，他召唤陈立夫到卧室谈话。

陈立夫问道：“周恩来在西安态度如何？”

蒋介石答道：“很好。”

（三） 4

陈立夫进言，现在政府大批部队已集结部署在陕西省内及周边省份，应立刻进攻陕北，解决毛泽东和中共军队。

蒋介石低头不答。陈立夫认为蒋介石累了，退了出来。

1937年年初，蒋介石不能确定是否能见到亲生骨肉。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望经儿返国心切，但不作丝毫损害国家利益之事，以作为换取经儿返国之条件，否则，我宁可无后。”

2月间，国民党重申必须加强对陕北的作战，赶紧消灭中共。然而，蒋介石心中已有打算。他日后说，1937年初没有坚决打下去，一举歼灭中共部队是致命错误。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节节进逼，侵凌中国，若执意“先安内，后攘外”，政治上风险极大。且国共联合抗日，使得苏联可能大量提供军事援助，不仅有助于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也可扩大国民党军队对中共的兵力优势。

实际上，蒋介石还有一层隐衷，不便明说。那就是国共和解之下，蒋经国才可能平安回到自己身边。

果然数周之后，共产国际下令结束蒋经国在苏联的工作，携家人前往莫斯科。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前夕，王明陪同季米特洛夫与蒋经国话别。季米特洛夫称赞蒋介石是最能干的战略家，最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

王明要求蒋经国向蒋介石进言，说明中国共产党最为真诚，决心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他还建议蒋经国把在苏联求学、生活的经历写成文章，记述梗概，出版发行。后来，蒋经国果然这样做了。他花了一番功夫，将这些文章合辑成集，成了《我在苏联的生活》。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金发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小孩，启程前往中国。王明特派康生护送，负责苏联境内的安全。

跨越西伯利亚漫长的旅行，来到中苏边境海参崴，蒋经国让家人先上邮轮，自己和康生前往苏联国家安全部本地办事处，共同署名拍发电报给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电文说：“现在，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守党纪……我们由苏联海滨向各位致上共产同志最热忱的问候。”

（一） 1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京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全民族神圣抗战，从此开始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并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

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政府鉴于自身统治面临生死存亡，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同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

蒋介石为形势所逼，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事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对蒋介石来说，虽是一个大的进步，但其对内政策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仍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

8月13日，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战火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感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不进行全国性抵抗，自身统治难保。国共谈判裹足不前的局面，这才急转直下地改变。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一个全新的课题摆在党和军队的面前，怎样同日军作战？

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城郊的一所小学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云集在这里，集中讨论政治任务，军事战略，国共关系。

毛泽东明确提出，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为主。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争论很大。

周恩来主张打几个大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用事实证明共产党人的力量。

“我看运动战可以，我们同国民党的运动战不是打得很好吗？”彭德怀说。

林彪、张浩堂兄弟俩也同意打运动战，提出了一个大兵团作战方案。

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思路，但他同时陈述：“不打大仗，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会怎么说，外界舆论会怎么说？”

……

争论未能形成共识，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此时，毛泽东在中央和军队中有了相当的地位，可洛川会议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意见。之后，他又主持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讨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否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有可能被国民党吸收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前方战事吃紧，八路军急于开赴抗日前线，这个话题来不及充分讨论。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毛泽东脑海之中。

毛泽东在思考党和军队的大政方针，共产国际也在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193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是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王明和刚到莫斯科不久的王稼祥出席了会议。

王稼祥是在中央苏区负伤的，长征途中一直躺在担架上，到达陕北后体质很差，经常病倒。为彻底治疗他的伤病，中共中央安排王稼祥来苏联治疗。他这次来苏联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和军队的情况。

王明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作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报告，为中国党和军队制定了对蒋介石的一个重要政策，这就是“五统一”。王明认为，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反日党派的大联合，进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武装力量，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

（一） 2

王明的报告体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意图，会议批准了王明制定的政治路线。

会后，共产国际发表宣言，号召各国共产党想方设法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各国共产党奋起响应，成立保卫中国委员会，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广泛开展募捐，救济中国难民和受害者；派遣飞行员，医疗队，记者团来到中国战场。

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印度共产党派遣柯棣华大夫，率医疗队来到中国抗日前线；

德国共产党员、记者汉斯·希伯，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亲临中国战地采访，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

……

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施，莫斯科心里拿不准。在斯大林眼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是蒋介石，所以他不断改善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推动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虽有异议，后来还是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满意，认为毛泽东的态度和苏联的立场仍有较大差距。

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明确否认了毛泽东正在推行的“逼蒋抗日”方针，认为这个方针“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批评是何等严厉！

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国际，频繁给中共中央来电，一方面出于对中国革命的重视，另一方面反映出对毛泽东的不放心，担心中共中央不能明确把握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图，因致力于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利益而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利益。

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苏维埃革命，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和政治活动家。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干部，能否实行政策的转变？季米特洛夫认为，可能产生的困难和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是党内自动解除思想武装。

尽管季米特洛夫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是认为中国党需要帮助，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特别是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别方向，需要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哪里有这样的干部呢？季米特洛夫说：“国外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可以帮助党。”

共产国际决定派了解国际政策的王明、康生等人回国，指导这一政策转变。

回国前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王明、王稼祥、康生、邓发等人。他缓缓来到客厅中央，向等候在那里的中国客人一一点头注目，然后轻声而又清晰地说道：“欢迎你们，中国的同志们！”

斯大林说着伸出手来，与客人一一握手，然后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在中间一张沙发上就坐。伴随着他的季米特洛夫，与大家一一握手后，在斯大林右边坐下。斯大林见大家坐定，转脸面向坐在他左边的王稼祥：“你就是刚刚从中国来莫斯科的王稼祥同志？”

王稼祥马上用俄语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我是7月来苏联治病和疗养的。”

王明见斯大林与王稼祥说话，连忙用俄语向斯大林问候。

（一） 3

斯大林见在座的都能讲俄语，风趣地说道：“你们俄语都讲得不错，这倒节省了翻译人员的劳动。”

在座的人打破拘谨，一起笑了起来。

斯大林以特有的一句一停的缓慢语气，首先赞扬中国党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取得了不少的胜利，现在又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更是一件可喜的大事。在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表示肯定和支持后，斯大林又转身问王稼祥：“现在你们还有多少军队？”

王稼祥认真地回答：“红军在长征中遭受重大损失，到陕北后，仅剩三万多人了。”

康生惟恐斯大林对这个数字不满意，连忙插话：“中国红军还有30万人。”

斯大林又问了一些情况，然后将握着烟斗的手，稳重而有力地点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首先是军队的质量，我们要的是真正拿枪的红军战士，都是能打仗又勇敢顽强的战士。”

王明紧接着问斯大林：“中国革命的战略阶段，现在要摆在什么位置？”

“现在主要是打日本，一切要服从这个方针。在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危险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我们为了避免两面作战，急需在东方寻找一种力量，阻止日本入侵苏联领土。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正确和成功的。共产党人不必担心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会被淹没掉，应积极参加和领导这场战争，在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

斯大林认真地对王明说：“请把我的话转告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

王明启程前，季米特洛夫告诫他：“你是共产国际书记之一，但不要以共产国际书记身份出现，要尊重国内同志，尤其要尊重毛泽东同志。”“你回国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 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推选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和重托，11月14日，王明、康生、邓发一行，乘坐苏联军用飞机，飞回国内。

（二） 1

王明、康生、邓发回国的第一站是新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中亚地区有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历史上两国就有密切交往。辛亥革命后，新疆虽“归附民国”，因与内地交通不便，中央政府鞭长莫及。

1933年，新疆发生军事政变，握有重兵的盛世才，被推举为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上台初期，对手林立，危机四伏，为巩固政权，千方百计地争取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基于地区安全和稳定，不仅向盛世才提供飞机、装甲车、机枪和弹药等军火援助，而且直接出兵新疆，协助盛世才平定内乱。几经危殆的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才得以站稳脚跟。

1936年4月，盛世才正式颁布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这一政治纲领，是苏联与盛世才建立联盟，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鉴于苏联与盛世才的密切关系，共产国际早在1934年就指示中共中央重视新疆工作。这可能是毛泽东当年力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6年6月，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派遣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新疆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邓发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被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也是中共中央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人。

这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占领宁夏与甘肃西部，向新疆方向靠近，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中共中央还致电莫斯科，请中共代表团从莫斯科派人接应。

王明派陈云、滕代远从莫斯科进入新疆，接援西路军。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了。为配合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西路军二万将士在甘肃河西走廊东奔西走，来回策应，因错失良机，遭马步芳部队袭击，几乎完全失败。余部400余人由李先念率领，一路游击，陆续到达新疆。

王明的妹妹在河西走廊受伤被俘，妹夫英勇作战牺牲。

1937年5月1日，盛世才派1名顾问、1团武装人员、40辆汽车，满载军装和粮食，随同陈云前往迎接西路军。遭受重创、弹尽粮绝的西路军余部，曾为盛世才的这一举动感动不已。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干部经常要去莫斯科参加会议，听取指示；莫斯科也经常派人到中国指导工作，提供帮助。新疆成为国内与苏联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

新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苏联和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受斯大林之托，王明路过新疆，特地与盛世才会谈。

（二） 2

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又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给王明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述说自己的敬佩之意，忠诚之心，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出谋划策：

敬爱的革命导师王明：

1我本人虽然从未见过您，但我不仅由衷地敬重您，而且早已确认，您是中国青年实际的领导人，读过您的大作《新形势与新政策》、《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与《苏维埃中国》后，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

2您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有历史意义的指导世界革命的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而这一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光荣事业是多么伟大，多么受人尊敬。世界被压迫人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光焰不仅已照亮全世界，并且已迫使可恶的帝国主义列强恐慌不安……

3在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中国时，当蒋介石、汪精卫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中国人民时，当出卖国家的国民党丧失中国青年的信任时，拯救中国的惟一道路是集合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因此所有对中国国际局势有清楚认识的青年男女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共产党，以便同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叛卖中国人民的国民党进行殊死的斗争，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自主，达到中国卓越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

王明途经新疆，受到热情欢迎。盛世才请求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王明当即表示同意，条件是盛世才必须肃清在新疆的托派分子。

1935年，盛世才与苏联拉关系，向苏联要过一批干部。苏共从苏联各地的中国同志中选了25名派到新疆，这些人大部分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其中就有王明放心不下的俞秀松。俞秀松到新疆后，化名王寿成，任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

俞秀松作风正派，办事干练，不仅在新疆威信很高，而且为盛世才家族所欣赏。1936年7月，俞秀松与督办胞妹盛世同结为连理。婚礼这天，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率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的摄制组，记下了这一历史时刻。

盛世才不知谁是托派，就把苏联派到新疆的25名干部的照片，一一拿来给王明、康生识别。王明和康生当即指示，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王寿成，保安局长张义吾、副局长任岳夫，外交办事处处长万献廷都是托派，要求对这些人立即关押，就地处置。

盛世才说：“王寿成是我的妹夫，我们关系很好。”

康生说：“管他是谁的妹夫，只要是托派，一律抓起来。”

王明对盛世才说：“斯大林把托派赶走了，你却把托派留在新疆委以重任。如果任这些托派隐藏下去，对新疆的革命和建设必然产生巨大破坏。”

盛世才毫不客气地抓捕了这些人，却不敢“就地处置”，认为这些人既然是苏联派来的，就应该由苏联调回处理。

王明说，他会给共产国际去信反映。

俞秀松被捕后，盛世同与大哥盛世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盛家鸡犬不宁，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准备买一个死囚犯给俞秀松当替身，私下里把俞秀松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隐身匿迹，以躲避眼前这场风波。

盛世才没有同意这个“营救计划”。

俞秀松被押解到苏联之后，盛氏兄妹的感情彻底破裂。盛世同随母改姓，开始了几十年的苦苦寻觅和久久等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她才知道，俞秀松因承认自己反对王明，在苏联受重刑折磨，早已惨死狱中。

（二） 3

在新疆的西路军高级将领黄超、李特，被王明视为张国焘的左臂右膀，也被秘密杀害。

回到延安后，王明向中共中央反映了盛世才的要求。1938年，党内干部奇缺，中共中央先后抽调三批干部进入新疆，帮助工作。盛世才对延安派来的干部委以重任。

盛世才提出的另一个要求，令王明大吃一惊。盛世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郑重提出在新疆组织一个党的小省委会，由邓发、黄火青、盛世才、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组成，讨论新疆各项工作，一切决议由盛世才出面执行。

王明认为，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沃野千里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新疆在国际国内舞台上十分微妙，不是王明马上就能答复得了的。

当时，苏联对新疆格外垂青与关注，国民政府也虎视眈眈。盛世才地位举足轻重，中共中央无法单独决定，须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批准。1938年3月，任弼时经新疆赴莫斯科时告诉盛世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非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可。

斯大林没有批准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却批准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这一点，王明、盛世才都没有想到。

1938年9月前后，盛世才应邀秘密前往莫斯科，直接和斯大林会谈有关新疆的全部问题，包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在莫斯科，斯大林曾三次会见盛世才，这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没有得到过的荣耀。

盛世才后来回忆说：当我正准备返回新疆的时候，一位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是给我特殊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言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豫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直没有下文。

盛世才回来后，亲苏亲共政策进一步坚定。他把自己领导的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自封为“天才英明领袖”，并把自己的照片与斯大林、毛泽东、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并列悬挂，称之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

王明路过新疆时，盛世才给王明1万美元，支持八路军抗战。之后，他又多次给八路军物资援助。1941年下半年，盛世才送给延安几千件皮衣，并要求中共中央再派顾问。毛泽东回信，表示将尽力挑选出能够帮助工作的干部派驻新疆。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对苏德战争的前景和结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苏联完蛋了，斯大林靠不住了，战争的胜利属于希特勒德国，于是摇身一变，走上了彻底反苏反共的道路。

（三） 1

延安，东南是宝塔山，东北是清凉山，城内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街，人口三四千，商号百来家。就是这样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城，却是陕北的军事重镇。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总部迁到此地，一住就是十年。

1937年11月29日，延安几乎倾城而动。中共中央要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闻讯而来的老百姓，陆续来到机场，迎接神秘而又尊贵的客人。

陕北的冬天寒气袭人，天空中飘洒着无边的雪花，不少人穿上灰色棉衣，脖子上围着粗布毛巾。可机场上热气腾腾，人们的心中也是热乎乎的。

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响声，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不一会，一架附有俄文字符的飞机盘旋两周之后，一个俯冲，降落在机场湿漉漉的跑道上。

王明首先从机舱内走出来，他那油黑发亮的长统皮靴，格外引人注目。同机归来的陈云和康生，相继走下舷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赶快迎了上去，握手拥抱，气氛十分热烈。

在寒风凛冽中，毛泽东热情洋溢，致题为《饮水思源》的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

毛泽东把王明比做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意味深长。

当天的欢迎晚会上，毛泽东赞扬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张闻天称赞王明战胜了立三路线，称赞陈云是执行遵义会议精神的模范。康生也受到赞美，他在上海为保卫中央安全做出了贡献。

欢迎会上，王明有一个答谢词。他首先讲，他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回来的，是帮助指导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其次他讲，他们几个都是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他把中国共产党带入了一个新境界。

延安各界，对王明的到来，除了欢迎，就是请他作报告。

“形势变了，党的路线也应该随之变化。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蒋介石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同室操戈，谁会高兴呢？自然只有日本帝国主义高兴。因此，我们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

王明见大家聚精会神，嗓门更大了：“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首当其冲的敌人。所以，我们在政策上，要来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这些讲话，被人们当作新的指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来聆听，许多人认真地做了记录。

回到延安的头几天，王明拜访了一些头面人物，而中共中央的政要们更多的是看望王明，叙旧谈新，请求指教。在欢叙交谈中，王明认为中共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与共产国际的要求有较大出入，建议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王明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已向华北局和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发电告之。除朱德在前线，王稼祥在苏联治病外，主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到了延安。尤其是项英的到来，又给延安带来了兴奋。

（三） 2

中央红军长征后，项英作为留守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同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位“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人”，直到中央派人送去瓦窑堡会议精神时，才知道红军到了陕北。1937年7月，他和陈毅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国共合作的消息，走出山林，开始与南京接触。10月23日，项英在南京见到博古、叶剑英时，这位钢铁硬汉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过去的战友，历尽劫难，久别重逢，情不自禁。

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秘密举行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

会议第一天，王明作主题报告。他以批评的口吻说，我们党虽然没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他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帮助了日本。在全国的政权与军事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水平，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这是将来的力量对比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是不行的，空喊只能吓走同盟军。

王明提出当前的任务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尤其对谁领导谁的问题十分不满。他认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只能共同领导。他还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到，现在尤其要注意保持红军的独立性。他解释说：第一是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是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是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我们要将自己的军队扩大到30万，当然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

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很少注意到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革命的前途，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将来要争取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王明在谈论统战策略手法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当深的印象。自洛川会议之日起，毛泽东就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因而提出一系列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王明捧着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其讲话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尤其他提出红军应成为打胜仗的模范，不少人十分认同。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认为我党目前领导的军事力量决不可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上面。可是，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大胜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的报告与这些人的愿望相吻合。

（三） 3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过去那些防范国民党的主张在会上很多被否定。多数领导人检讨了过去不够策略的作法，认为毛泽东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

张闻天甚至说：这些错误，我和毛是要负责任的。

第三天，毛泽东开始发言。尽管他对王明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疑义，对基本精神还是表示赞同。他明确讲，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并说：“我同意王明的意见，总的方针要适应团结御侮”，“目前应该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对国民党的态度应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

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陈述。

王明没同任何人商量，拿出一份包括1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由于这份名单变化不大，在领导层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由原来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改组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也有一些新的安排：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刘少奇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

会上，张闻天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有意让给王明。由于季米特洛夫有言在先，王明有意谦让。会议最后决定，中央暂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集体领导。书记处初步分工：党的工作由张闻天负责；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彭德怀回忆：

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四） 1

王明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正在与陈独秀接触。如何对待陈独秀，王明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后来还引发出一场“汉奸”笔墨官司。

回到延安的第五天，王明在党报上发表文章，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毒险工作的干部。”

陈独秀是中共主要创始人，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共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犯了右倾错误，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后来组织参加“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出于多方考虑，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23日将其释放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说客如云，他还是想回到党内。

胡适拜访陈独秀，说到早期的好友李大钊惨死，刘半农病逝，两人十分伤感。胡适关心地问陈独秀：“现在国难当头，可否进国防参议会，中正、兆铭都有此意。”

中正指蒋介石，兆铭指汪精卫，两人为国民党的正副统帅。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道：“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我陈独秀今生今世，决不会为他卖命，要我在他手下做官谋事，更是异想天开！”

胡适默不作声，陈独秀似有所悟，便转换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出于国家民族大义，在此抗战关头，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过了几天，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也来为蒋介石充当说客：“中正很关心你，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防参政会，先给10万元活动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立场出发。现在要我再组一个独立的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我要是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

朱家骅劝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也遭到断然拒绝。

出狱后的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仍有浓厚的感情，这毕竟是他亲手缔造的党，凝聚了半生心血。他认为既然过去的生死冤家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共能合作，像他这种过去犯过错误而被关在门外的老同志，更应该回到党内，重新与同志们团结在一起。

陈独秀派长期跟随他的罗汉，与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十分重视，事关重大，建议罗汉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直接与延安中央会谈。八路军办事处为罗汉开了赴陕北的介绍信，还给了他往返路费。

罗汉千里迢迢赶到西安后，因山洪暴发，不能去延安，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提起陈独秀，林伯渠陷于往事的回忆，说道：“一晃十多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只是脾气太倔犟了。”

（四） 2

林伯渠给延安发电报，请示中央，大意是陈独秀已出狱，愿意回到党内，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接到林伯渠的电报，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于1937年9月10日给林伯渠复电，表示对过去犯了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人，只要愿意抗日，竭诚欢迎，并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本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的消息，可南京战争气氛越来越浓，日军飞机每天轰炸，陈独秀决定先去武汉。临行前，他与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去延安的事一时决定不下来，陈独秀开始潜心撰写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就在这时，王明、康生回到延安。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刚刚把陈独秀希望回党工作的事提出来，王明不问情由，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中共和什么人都能合作，惟独托派是个例外。我们的任何作法都不能违背苏联的现行政策，口径上必须保持一致。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动刽子手合作，但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以及他部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决不能与陈独秀这样的人合作。在新疆我就听说，陈独秀堕落为日本人的特务，日本人每月给他300元津贴。”

毛泽东说了句绵里藏针的话：“这样的传言在延安早已有之，说陈独秀成为日本人的间谍，仅以传言为凭，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

王明坚持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态度强硬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整肃托派，而中共却在这个时候与中国最大的托派头子陈独秀眉来眼去，如果让斯大林知道，那还了得！

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发表文章，公开污蔑陈独秀九一八后成为日本间谍，并谴责说：“他至今还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了！”

康生的文章令国人一片哗然，不少知名人士为陈独秀大鸣不平，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大公报》、《武汉日报》认为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陈独秀，出于情理之外，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张西曼声称：“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因为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可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对于王明、康生的诬陷，陈独秀十分愤慨。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受敌人金钱充当间谍，如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他质问王明、康生：“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

（四） 3

陈独秀对看望他的包惠僧说：“他们不欢迎我，我也犯不着再找他们。”陈独秀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将此事诉之法庭。经周恩来、董必武一番周旋，此事才告平息。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抓住与托派联合抗日这件事大做文章，大发议论。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他过去的功绩有多大，只要有反党倾向，就有可能叛党叛国。这番高谈阔论，不仅将陈独秀拒之门外，也给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当头一棒。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尽人皆知。他认为王明的言论含沙射影，是针对自己的，思想包袱越来越沉重，几乎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当他心事重重，忧心如焚时，王明来到他的窑洞，问起长征途中与毛泽东争论的症结所在。

张国焘谈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事后说：“当时除了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就是为了争取军事领导权。”

“不！”王明断然说道，“是托派捣乱作怪。”

张国焘一惊，不解地问道：“谁是托派？”

“李特、黄超！”

“有何证据？”

“我们路过新疆，将他俩逮捕审查，他们全认了。”

张国焘感到莫大的惊诧，有如晴天霹雳袭来。他从愤怒与震惊中清醒过来，随即忿忿地问王明：“如果你们说李特、黄超是托派，任何人都可被你们指控为托派了。”

“你就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王明走后，张国焘在窑洞里枯坐沉思，耳边总是回荡着王明那些令他丧魂落魄的话，挥之不去。想来想去，他决定远离延安，一走了之。1938年４月３日，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策划下，趁祭祀黄帝陵之机，经西安叛逃到武汉。

到武汉后，张国焘急于露一手给蒋介石看看，第一个目标就是劝说陈独秀，另树一面大旗，公开反对延安。他竭力把中共渲染为一个充满争权夺利与血腥恐怖的集团，把延安歪曲成一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把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个人的意见，说成是整个中央的意见，企图以此来激发陈独秀对中共中央的怨恨。

当张国焘要陈独秀挺身而出组建新党时，陈独秀摇了摇头，望着张国焘淡淡地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我们再搞，能比他们搞得好吗？”

张国焘见陈独秀自愧不如，心里很不好受。但他还是激动地说道：“以先生的巨大影响，只要大旗一树，必然八方响应，应者云集。我张国焘仍会如同当年一样，紧随先生鞍前马后，摇旗呐喊。”

（四） 4

“蒋介石也太看重我了，我如今只是一介布衣，只想埋头做点学问。组织新党的事，还是另请高明吧。”

张国焘扫兴而去。

1939年初，王明威风不再，周恩来、董必武、朱蕴山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夫妇住在四川江津县一处临街的破烂民房里。

周恩来亲临寒舍，陈独秀既意外又感动。尤其是周恩来、董必武仍像过去在党内时那样尊称他为“仲公”时，陈独秀手忙脚乱，连忙请客人坐下。

“仲公，恕我冒昧，以后的路，你究竟打算怎么走？”几句寒暄之后，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

对周恩来的提问，陈独秀颇难回答。

周恩来见其沉吟不语，说道：“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绝非闲云野鹤，隐士悠民，如今独处江津，心里也并不痛快吧。”

“那当然，民族之情，爱国之心，独秀自然有之。我如今一介老朽，一个被弃之人，又怎可奈何？”说到此处，陈独秀苦笑一下：“我陈独秀到此也就只能抱清白一生，不成为民族败类为惟一大愿了。”

“仲公，我这次专程来江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回到延安。”

“什么？请我去延安？”陈独秀瞪大眼睛望着周恩来：“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是日本人的汉奸……”

中共内部的斗争，周恩来当然不便谈及。他望着陈独秀，诚恳地说道：“历史旧债，我们不必再纠缠了。我可负责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是中央的意见。”

陈独秀的思想，仍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打击排挤的思维定势之中。他听不进周恩来、董必武的规劝，固执己见，最终未能回到党内，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一） 1

十二月会议结束时，正面战场十分吃紧。国民党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大部分党政军机关迁往武汉。应蒋介石电邀，王明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去武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1937年12月18日，一架军用飞机由西安腾空升起，向东南方向呼啸而去，两个小时后在武汉徐徐降落。机舱里走出几位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们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项英、博古，以及两位不同寻常的女士孟庆树和邓颖超。

武汉的媒介，当天报道了这一消息。

这是王明第三次来到武汉。十二年前，他从这里去苏联留学，成为政治生命的第一个起点；十年前，他作为一名翻译，列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如果说前两次王明在当时并不怎么惹眼的话，这一次却令人刮目相看了。

国共两党在武汉的谈判，是庐山、南京、西安谈判的继续，是要解决两党合作形式、陕甘宁边区地位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到达武汉的第三天晚上，王明、周恩来、博古来到蛇山脚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楼，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早已在此等候。

南京失陷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虽尽力抵抗，还是一退再退。蒋介石深知要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国际上急需苏联的支持，在国内离不开共产党的帮助。当王明一行走进会客厅时，蒋介石一反常态，主动上前迎接，并直言不讳地说道：“等待已久，极愿知道延安讨论的情形。”

曾经被蒋介石通缉的中共要人，如今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

刚刚坐定，王明迫不及待地讲了起来。他向蒋介石就目前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意见，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蒋介石认真地听着。当王明谈到共产国际支持他为中国领袖，称赞蒋介石为中国不朽的民族英雄时，脸上露出了近来少有的笑容。

在共产党的三位代表中，周恩来最后发言，一共讲了六个问题，并就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政治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说完，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我所想的也不过如此”，并表示：“外敌不足虑，日本人欲前进困难越多；我军事失利也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

蒋介石指着旁边的陈立夫：“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与中共代表团商议，并希望王明先生留在武汉，以便继续商谈。”

（一） 2

开局似乎很好，前景仿佛乐观。当天晚上，王明、周恩来、博古就会谈情形电告延安的张闻天和毛泽东。

按中共中央的安排，王明应回延安工作，既然蒋介石邀请相助，他只好留下来。蒋介石看重王明的国际头衔、苏联背景、党内影响，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那些利于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这两个机构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七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主管行政事务的公开机关。长江局是个秘密机构，机关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楼上。

中央政治局对长江局的组织决定没有明确答复，也没有予以否认。长江局成立之前，中共中央曾成立过长江沿岸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长江局大体一致，书记是周恩来。

长江局统辖整个中国南部的中共组织，并就近领导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幅员辽阔，地域包括云、贵、川、湘、鄂、豫、赣、皖、苏、浙、闽、粤、桂13个省份，在全党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作为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工作是紧张忙碌的。他一到武汉，就忙于起草《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虽经长江局会议讨论，但未经中央政治局审阅，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

王明宣称：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

王明极力表示合作诚意，极力赞美蒋介石，却不足以让蒋介石放弃取消共产党的政治企图。

蒋介石尽管表了态，但对共同政治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这些问题，内心深处无意解决，对改善国共关系，也只准备采取有限的、局部的措施。

王明希望国共亲密携手，只是一厢情愿。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商定由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草案。12月31日，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国民党代表刘健群却把议题扯到建议中共要求苏联出兵的问题上。直到周恩来一再提醒这次会议的主题时，刘健群和康泽一唱一和，表示下次会议讨论。

国民党方面有意拖延谈判的同时，武汉发生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严重事件。

1938年1月17日下午，几十名不明身份的暴徒，手持铁棍、斧头，闯进《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砸毁设备，扬长而去。新华日报社经过调查，发现此举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挑拨，指使国民党特务所为。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姊妹报刊。1937年10月，周恩来与南京政府反复交涉和谈判，才争取到在国统区出版的合法权利。当报纸在南京筹备完毕送审时，又遭国民党当局横蛮指责，几经周折，直到1938年1月11日，才克服重重阻挠，在汉口正式出版。

（一） 3

该报除在武汉发行外，在西安、郑州、南昌、广州、重庆等地设立了分社，其发行量超过了当时在武汉出版的几家大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国内第一流的报纸。《群众周刊》从编辑出版到发行，均由新华日报社办理，实际上是《新华日报》的组成部分。

《新华日报》一创刊，备受世人瞩目。社会贤达纷纷题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欣然题写刊头，英国伦敦工人日报也来电祝贺：“向新中国的喉舌致反法西斯的革命敬礼！”

王明兼任新华日报社的董事长，捣毁新华日报社的叶青、贺衷寒，均是王明当年在中山大学的同学。他们这次出此下策，不仅仅是报在莫斯科的一剑之仇。

叶青还指使《武汉日报》、《扫荡报》发表社论，指责陕甘宁边区是西北新的封建割据，红军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影响中国统一。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发表文章，叫嚷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上，康泽、刘健群此呼彼应，公开叫嚷：在中国只有一个党——国民党，只有一个领袖——蒋介石，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

公开挑战的康泽，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曾是王明手下的败将。一时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喧嚣，铺天盖地，武汉三镇大街小巷，闹得满城风雨。

针对国民党掀起的这场风波，王明立即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方面严正交涉，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后果，并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以更加巩固统一战线。

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一篇与延安《新中华》记者其光的谈话，对这股逆流予以反击。王明披挂上阵，亲自动手反击。他认为冠以毛泽东之名，一方面使其威力更大，另一方面避免在武汉的负责人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

2月10日，《新华日报》有针对性地发表了王明起草的毛泽东答记者问一文，文章长约一万字，一次刊登。该文发表时未报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审阅，后来得到政治局的肯定。文章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进行公开答复和批评。

这一天，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明确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孙中山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都不能反对和修改；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存在，只愿融为一体。

周恩来重申：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

蒋介石表示可以研究，并说《扫荡报》的言论不代表国民党和他本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总裁已批评《扫荡报》，要各报今后不再刊登这样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国民党人愚蠢。

（二） 1

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后，一直期待国民党政府在它的武力威吓下屈服，它的盟友希特勒德国几次派驻华大使面见蒋介石，进行诱降活动。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既没有完全拒绝，也没有接受它的投降条件。

日军占领南京后，还未见到国民党政府的答复，于1938年1月11日举行了24年来没有召开过的御前会议，宣称：“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日本继续施展政治阴谋，企图利用国共两党的分歧，制造国共分裂，以华治华；国民党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谬论，妄图取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针对抗日局势出现的新问题，王明数次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建议后，王明和周恩来返回延安。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史称“三月会议”。会议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二是研究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张国焘、康生、凯丰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仍是王明唱主角。会议第一天，王明作政治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王明认为，今天比前次政治局会议形势更为严重，但应看到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有进步。蒋介石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他说，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军事力量很难保卫武汉，许多人对此没有信心。

王明说，他已向国民党建议，成立几十个具有最新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骨干，只有这样，才能对付日本人的军力。

在谈到怎样继续争取抗战胜利时，他认为只开展游击战争和不要游击战争都是不好的，强调要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现阶段，保卫武汉是核心问题，要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从事这一工作。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共军队应交由蒋介石统一指挥。对国民党提出的一个军队的口号，也不要反对。

对国民党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问题，王明发表了比较正确的意见。他认为国民党有长期的历史，不能取消国民党，也不主张取消共产党，并说明取消党派的不可能性。各党派应组成民族革命同盟，有共同纲领。

王明承认：现在蒋介石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刊登国共合作、共产主义、共产党之类的文章，自己以前在词句上对国民党太让步了。

对国民党抱有太多幻想的王明，在武汉呆了两个月后，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简单地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势，远不足以让蒋介石放弃取消共产党的政治企图，但他仍旧相信两党还是有进一步合作和改善的可能。

（二） 2

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的某些观点。会前，他曾向周恩来摸底，发现周恩来没有抵制王明的打算，很不高兴。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他不得不起来发言。

毛泽东一开始便说，只讲军事问题。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过去抗战没有大踏步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

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认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取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要看战争形势来决定。

张闻天说，历史决定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存在领导权问题。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和人民力量，但又怕共产党和民众力量发展，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与国民党有摩擦不足为怪，我们的任务是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在巩固国共合作的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

王明认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正确的方针未能形成决议，是政治上的损失，这次会议要形成一个政治决议。由于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的反对，会上争来争去，难以统一认识。王明的报告没有付诸表决，也没有正式采纳。

由于两次政治局会议不能形成决议，王明提议派人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请求共产国际裁决。

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如果不纠正王明的某些错误，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把握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将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而得不到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和克服王明的错误。因此，他也认为有必要派人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汇报。

双方都同意派人出使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党内不同意见，请求裁定，辨明是非。任弼时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过，在共产国际有较大影响，他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毛泽东表示，王明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毛泽东意思很明显，王明以中央名义乱发指示，必须相应控制。

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会议对毛泽东的提议进行表决，除张闻天、康生支持毛泽东提议外，多数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同时规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再回来，并派凯丰随同去武汉工作。

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又一次占了上风。客观上说，国民党的进步有一定的欺骗性，广大将士正在积极抗日，王明的发言有不少正确的地方；主观上讲，王明作为共产国际代言人身份，仍在发挥作用。会议虽未形成决议和文件，但还是委托王明起草一个会议总结。王明的主张还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王明回到武汉后，依旧推行自己的主张。他将报告加以发挥，于3月11日写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未经中央同意，公开发表，把个人的一些观点作为中央路线大肆宣扬，并通过组织系统向湖北、广东的党组织传达。

三月会议之后，王明与中央的分歧日益公开了。

（二） 3

3月2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各党派团结巩固与扩大的问题；

二、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问题；

三、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

王明起草完这个提议后，将其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接到这个提议后，经过讨论，认为没有正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和悲观失望的倾向；没有明确提出武装民众；没有明确提出改善民生。于是，毛泽东3月25日另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

中央将此文件电告长江局后，王明于4月1日复电中共中央：“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天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理应服从中央指挥。王明作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也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王明以党的决策人自居，而且接到中央决定后仍不改正，确实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

特别让中央书记处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去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公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以中央书记处发布指示和文件。

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这些问题的产生，王明后来在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解释：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

这个解释，不能说不符合事实，但多少有点轻描淡写。1937年底后，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的看法不同，而更重要的还是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目无中央。

王明控制长江局自行其事，很多人心知肚明。对于这种状况，当时仍在延安的红军“洋顾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

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下同）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李德的表述不一定准确，但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长江局与延安中央弹奏的确实是不和谐的音符。

（三） 1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认为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口出狂言：攻占汉口，就能支配中国。

华中重镇武汉，成为中日战争的焦点，也成为国民政府与苏联军事合作的焦点。保卫武汉，意味着在中国的心脏地区展开大战，莫斯科希望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本国的军事压力。

武汉抗战期间，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由于战争极度紧张，第一笔贷款时，双方没有谈条件，签手续，打破了国际上的贷款惯例。苏联空军和陆上运输部队，将抗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坐镇武汉，对中国军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资支撑。

王明把保卫武汉看得极为重要。他认为：如果武汉失守了，即使中国还能坚持抗战，也会元气大伤，民族凝聚力会受到严重挫伤。

1938年3月22日，正值日军采取南北牵制，两翼包抄的战术，大举进攻武汉之际，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明确指示长江局，要把一切工作的重点放在准备游击战争上。要求安排学生、失业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回到农村老家，在那里组织并领导游击战。在武汉的大部分干部，也要派往农村地区，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即使党的工作在武汉受到一些损失，也必须在所不惜，按这一指示办事。

毛泽东的电文，与王明的主张大相径庭，被王明置之脑后。

5月19日，徐州失守，武汉成为日军志在必得的囊中之物。毛泽东在半个月内一连五封急电，要求长江局部署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王明不以为然，他相信国民党不会丢弃武汉，相信国民党能在民众的协助下，会把武汉变成中国的马德里。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回忆：长江局成立后，河南省委属长江局领导。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准备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部署，并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这一部署，派专人去河南，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当时，武汉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很多，仅码头工人就有18万，武汉沦陷前返回农村的工人也多。如果按中央指示及时组织他们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

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王明没有向有关省委传达，反而把保卫武汉作为现阶段的战略中心。按王明的说法，武汉失守将对国际国内局势产生极坏影响，守住武汉，对维持抗战以至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他号召武汉人民，像马德里市民一样抵御兵临城下的侵略者，阻止日军的进攻步伐。

著名作家马识途回忆：“我听过王明的报告，他要我们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要支持国民党抗日，大量的人要留下来，跟着退到大后方去，批评我们都想到农村去打游击。

1938年夏，中日战争如火如荼。战争向何处去，国内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楚。毛泽东登高望远，洞若观火。

自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在南部中国紧跟国民党保卫大武汉，毛泽东执着地将他的战略设想，在北部中国付诸实施。这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在延安下发的文件多半同北方局刘少奇一同署名，具体对北方局辖区行使指导权。

这年3月2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下达指示，要求培训游击干部骨干，主力适当分散，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两个连为基础，补充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组建新的支队。毛泽东不再将游击战争停留在争论上，而是将它组织实施。

华北大地上，各种各样的支队、游击队、武工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三） 2

毛泽东并不满足以山地为基础的游击战争形态，他的思路由山地转入平原。他致电一二九师主要负责人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面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发展抗日战争，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发出这一指示时，毛泽东经过了长时间考虑。最早，刘少奇根据华北地区山地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向毛泽东提出了适当时候，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初，聂荣臻电告延安，开展游击战争，光靠山不行，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多一些，但人民群众比山可靠。此后，徐向前针对“人山”观点加以补充：“假若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这样的山好！”

前线将领一封封较为成熟的电报，证明毛泽东山地游击战争思想开始成熟，中共武装力量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延伸。

点燃了北方全面抗战的烽火，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南方游击战争的指导。5月4日，他给新四军负责人项英发出指示，告知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并充分注意指挥机动灵活，也能克服困难。

毛泽东的战略主张逐渐为军队指挥员广泛认同。

抗战开始十个月中，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论调。亲日派汪精卫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两国援助不到、军队节节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们又叫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时局的发展，迫切需要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中日战争的走向。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在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开始思索时代提出的重大政治与理论课题。

1938年夏，毛泽东连续十多天奋战，《论持久战》基本完稿。这部著作与他到陕北后的另外三部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初步形成毛泽东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他以科学的推断力和巨大的说服力，完成了中国历史的伟大预见；他以罕见的洞察力，昭示了这场大战的最后结局。

不几天，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这部著作随之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周恩来将其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极为赞赏。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将其精髓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三） 3

《论持久战》被称为中日战争作战理论的一部“圣经”。为了让更多人明确中国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求新华日报尽快刊登。

坚持正规战，力图通过国民党战场扭转战局，轻视敌后游击战，是王明回国后的一贯主张。此时，新华日报正大量刊登保卫大武汉的社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主管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王明，不同意转载毛泽东的这部著作。

中央见新华日报没有登载《论持久战》，致电催问。王明用八个字予以答复：文章太长，不便刊登。

延安对于长江局的答复，甚为不满，于是再次去电说，文章太长，可分期刊登。王明见中央一再敦促，将此著作作为《新华丛书》第十五种，出版单行本。

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正确性。王明后来说道：“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出。我和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王明单纯强调保卫武汉，受到中央的批评。1938年6月，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康生、刘少奇等致电长江局：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事实证明，与日军进行阵地战，企图通过某次战役扭转战局的观点不符合实际。1938年8月，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进攻武汉的命令，到10月，武汉外围战斗基本结束，武汉三镇陷入日军包围之中。

王明坐失良机，没有赶在武汉沦陷之前，在中原地区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而让日本及其傀儡政权乘虚而入。华北地区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建立了几大块根据地。历史，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的真知灼见，毛泽东也因此获得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忠诚和支持。

（四） 1

王明与家人离别12年后，在武汉相聚。

从1925年离开金家寨，王明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上海，也一直未曾与家里联系。他迫切想了解家里情况，这次一到武汉就给家里写信。由于交通不便，家人迟迟没有收到。

王明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消息传到金家寨后，陈聘之寝食不宁，立即派次子陈绍炜和侄子陈一新前往武汉。他俩在武汉找了两个月，好不容易才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大石洋行，见到王明。

听说父亲没有接到自己发出的家信，王明又派弟弟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否愿来武汉。当陈绍炜返回金家寨时，陈聘之已收到王明的来信，匆匆忙忙上路了。陈聘之带着王明未曾见过面的继母，大大小小的亲眷十来人，一路颠簸来到武汉。

陈聘之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1936年，国民党把在河西走廊作战被俘的西路军战士一部运往大别山，关押在金家寨，其中就有王明的妹妹陈映民。陈聘之不顾安危，四处活动，一次又一次请人吃饭，借口被押在监狱里的红军战士中有自己亲属，一个一个往外保释，先后保出30多人。

红军战士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出狱时披着长发，虱子满身，破衣烂衫。这些红军战士出来后，很快回到党的怀抱，又汇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之中，全家人能相聚武汉，的确是一件幸事。为纪念这次难忘的团聚，王明曾赋诗一首，题为《久别重逢》：

（一）

一别家园十数春，

那知今日又逢亲。

见儿慈父不相识，

请坐连忙问姓名。

（二）

几度琅当作罪囚，

为儿辛苦为儿愁。

发须斑白母何在，

背父沾巾泪涌泉。

日机不断轰炸，武汉并不安全。为让陈聘之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王明将父亲和家人转移到后方。相聚不久，又要分离，王明心中有万分的感慨。

陈家在武汉团聚，使孟庆树产生了强烈的思亲之情。她也给在家乡的父母写信，希望他们来武汉团聚，可他们迟迟不肯启程。直到陈聘之离开武汉后，孟庆树父母及一家大小才来武汉，此后一直跟随在女儿身边。

（四） 2

孟庆树任长江局妇委书记，在妇女界十分活跃。她参加了宋庆龄倡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伤兵慰劳救护，儿童保育，宣传组织妇女方面，倾注了一腔热情。

长江局提出成立各党派参加的抗日政府，成立民意机关，组织全民抗战，采纳各种抗日主张，使人民参政议政。国民党内以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为代表的民主派亦要求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改变选举制度。

成立国民参政机构，成为国人的共同心声。

蒋介石意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仅靠国民党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共产党和中间力量的支持。尽管蒋介石不愿意成立真正民主的政府，为了适应抗战，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

4月7日，经过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千呼万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是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的特设机构；参政员由政府“遴选”产生，且以国民党和支持国民党的参政员占多数。

事实上，国民参政会的决议，对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参政员提出的议案只是建议罢了。尽管如此，这毕竟是国民党政治上的一种进步，是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在政治上合作的一种形式。

国民参政会成立之日，就存在着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

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参政员名单，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名列其中。有趣的是，除国民党外，各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都被划入重要文化团体之中。参政员名单公布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军队，不能算文化团体，是“武化团体”。

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一天，新华日报发表了王明起草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一文，提出：“我们在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中，当忠实地执行本党中央的一切指示，继续为实现本党抗战时期的各项主张而努力。”

毛泽东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他从延安发来致电，说明自己不能出席会议是“因齿病及琐务羁身”，并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旋转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乃决然无疑。

在保卫大武汉的紧张气氛中，首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6日在汉口开幕。王明成为中共参政员的主要发言人。

大会讨论了政府提交的议案9件，参政员提案116件。12日，王明等68人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这项提案署名人之多，参与阶层之广泛，为这次国民参政会之最。

在大会发言中，王明代表中共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他着重说明上述提案的一致提出和全体通过，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团结和统一，给日本帝国主义阴谋诡计以强有力的答复和打击，给全国同胞和国际友人以争取抗战、夺取胜利的坚强信念。

王明的发言，赢得大会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参政会上，并非风平浪静。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作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愤然离开座席，趋于主席台前，提出询问，并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

亲日派参政员李圣武受汪精卫指使，在小组会上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案，争论许久，在小组通过。在大会讨论该案时，王明和中共参政员极力反对。汪精卫让李圣武再起发言，王明据理力争，双方几乎闹到快要退席的地步。

对于汪精卫一派，王明早有觉察。会前几天，各党派轮流请客，议论提案。由于中共有较高政治声誉，信用地位驾乎各党之上，中共参政员自然成为少数党派联络的目标。王明也要求中共参政员看一看，了解动态。

傅斯年、梁实秋想在会上提议弹劾孔祥熙一案，其用意在去孔拥汪。他们约吴玉章交谈，希望得到中共支持，使其更有力量。因为按规定，提案要有20人连署。

（四） 3

事关重大，吴玉章没有贸然表态，相约下次再谈。他将此事报告长江局后，王明召开党团会议，取得一致意见：第一，参政会还不是民选机关，政府给的权力有限。今天参政会的任务重在加强团结，巩固团结以求得抗战胜利，绝不能和政府处于对立态度，以动摇团结抗战。第二，我们也不满意孔祥熙的行为，但他还能奉行蒋介石的命令，跟随蒋介石抗战。第三，现在国事大家都信任蒋介石，孔是蒋介石的代理人，弹劾孔祥熙无异弹劾蒋介石。何必在此困难紧要关头，来这一不必要行动？

中共以诚相待，对方打消了念头，避免了一场风波。

国民参政会会期十天，政见纷陈，抗日救亡成为主流。参政会的成立和首届会议召开，为中国共产党就国事提出质询、建议、主张提供了一个合法公开的讲坛，大大提高了中共在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心中的位置，并向兵临城下的日本帝国主义表明：“挑拨离间无用，中华民族越结越紧密。”

第一届参政会期间，中共发起并领导了纪念“七·七”周年的献金运动。从7月7日上午9时起，设在闹市区的6座固定献金台和3座流动献金台周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各阶层各职业同胞，献出一份赤诚之心，脸上泛着满意的笑容。

7月9日下午2时半，一辆大卡车载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组成的“献金团”，一路敲锣打鼓，来到设置在江汉关的献金台前，被当时报界称作“一桩有意义的献金”。

万人瞩目之下，王明首先登上高台，宣读中共中央致武汉各界的一份公开信，然后郑重地将全党六月份的一部分党费1000元，交管理员清点，投入献金箱中。

周恩来相继上台，将自己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一月薪金240元点明投入箱中。他每月的薪金都交给了组织，和普通干部一样，每月只领取5元津贴。

博古代表中共7名参政员，将每人每月所得薪金350元，悉数投入箱中。

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代表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全体将士，将7月7日这天素食节省下来的伙食费1000元，捐献出来。

中共20多人依次登台献金，成群的记者趋前握手为礼，希望一谈。王明因参加蒋介石的茶话会，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匆忙离去，李克农在一片掌声中代表中共代表团讲话：八路军远在敌军后方艰苦作战，时时打击敌寇，不断取得大小胜利，尚望在后方的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致，亲如一人，以便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建立独立幸福的新中国！

随后大家又推举孟庆树讲话。随着孟庆树声音而起的，是上千群众的振臂高呼：保卫大武汉！中国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岁！

献金台下，人头攒头；献金柜前，应接不暇。意想不到的踊跃献金，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或许是受群众热情感召，或许是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也走上了献金台。

原计划三天的献金活动，延长到五天。百万人口的武汉，就有五十万人走上献金台。工人、农民、店员、乞丐、甚至难民，爱国献金，催人泪下。两位断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台去，献出2元钱，希望以此买一粒打击侵略者的子弹。一位卖唱的盲人捧着三弦琴，从40里外赶来，献金5元，这是他的全部家当。武昌乞丐所全体乞丐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

七七献金，激发了全民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把中华儿女的赤诚之心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保卫武汉的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一位记者深有感触地写道：“这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可以肯定地回答，中国绝不会灭亡！中国一定会复兴！

（一） 1

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遭遇国民党方面7个师8万余人的伏击。新四军被迫抵抗，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惨遭杀害。

消息传出，国际国内哗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项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也是新四军的创始人和主心骨。得知项英遇害的消息，王明写下了一首悼念诗——《工人柱石》：

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

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海上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

无边忧思望前程。

项英之死，王明认为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也有学者认为，王明的有些诗词是后来所作，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恨。而毛泽东则认为，项英一命身亡，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苦果。

1月15日，在讨论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斗争过，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毛泽东这里所指的有些同志，自然包括王明在内。他早就断定，蒋介石本质上是反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愚蠢的。情绪激动的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在座的王明肯定不会顺耳。

毛泽东明确地告诫全党：一切好转的可能性没有了，蒋介石把我们推到完全对立的位置，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情绪激怒的毛泽东，已不在乎国共第二次合作能否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不在乎，斯大林却很在乎。皖南事变发生后，苏联仍源源不断地给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并再次干预毛泽东采取同蒋介石尖锐对立的立场。

1月20日，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严格注意把握政策。言下之意，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应过头了。

1月25日，季米特洛夫再次给毛泽东发来紧急电报，对毛泽东的反蒋倾向加以约束，告诫毛泽东必须在国共合作的大框架内活动。电报继续强调了利用蒋日矛盾的重要性，要求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以免上亲日派的当。

莫斯科反对国共破裂，既有利于苏联，也有利于中国。

不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多少不满，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对中共仍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蒋介石后来多少有些示弱，而日本军队又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之后，毛泽东的怒气总算平息了一些。

（一） 2

皖南事变，毛泽东痛定思痛。他认为项英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过去认为是个别错误，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和抗战初期的右，内容很不相同，但这两个时期的错误项英都有份。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项英这样由左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源于同一思想方法，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一味地听从莫斯科的指示。

六届四中全会后，大批留苏学生走上中央领导岗位，这些熟悉理论教条的留苏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非常之大。毛泽东认为这种风气对党的事业将会造成严重影响。

1941年春天，在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要求全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决定政策。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大谈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事情毫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是共产党人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中华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打倒它。毛泽东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是许多人以前从未感受过的。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吹响了延安整风的号角，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江西挨整的历史，毛泽东始终记忆犹新。江西红军和根据地是他和大批地方干部千辛万苦创立起来的，一批自称代表“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来了，排斥了几乎原来所有的领导人。博古到达苏区后，毛泽东被挤出中央领导层。遵义会议，博古下马，只纠正了部分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当博古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又主动承担责任之后，毛泽东没有能够把这个问题继续下去。但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数领导人同意对江西时期的领导责任进行一次历史性总结和讨论，在党的七大上对全党有一个交待。

毛泽东把江西时期“左”的错误提到一个相当高度，他认为江西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博古坦然表示对当时的错误负责，希望有机会时能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

张闻天认为，苏维埃后期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斗争，还是在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

显然，要解决江西时期的错误，仅批评博古是不够的。毛泽东开始把目光集中在张闻天身上。

1941年，毛泽东不止一次批评张闻天主持的宣传教育工作，教条主义这顶帽子，常常戴在张闻天的头上。尤其在这次整风动员会上，他尖锐地批评延安宣传教育理论脱离实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误流传，误人不浅”。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后来被人们认为是全党整风的动员令。主管新闻宣传的张闻天，没让延安的新闻媒体公开报道。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首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批评难以理解，认为江西时期的错误应该由博古负责，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由王明负责，自己一直支持毛泽东，想不到毛泽东首先公开地批评自己。

张闻天几次私下地向王明和政治局其他人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看人走极端，一件事办得不好就什么都看不上了。经其他人劝说，张闻天终于下决心与毛泽东当面交换意见。

（一） 3

第一次谈话时，毛泽东没有思想准备，态度比较温和。几天之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康生、陈云就张闻天的问题交换意见，得到众人一致认同。毛泽东约好这几人一同与张闻天谈话，这一次，毛泽东历数张闻天过去政治上不能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态度摇摆，进而严厉批评张闻天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中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却自视清高，热衷于空谈。

尽管毛泽东语气相当尖锐，他还是让张闻天把自己的意见当面讲清楚。张闻天除对个别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稍加辩解外，相当痛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

毛泽东成功地解除了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疙瘩，但要彻底解决党内的教条主义，尚非轻而易举之事。他知道，党内教条主义的真正代表，首屈一指的要数王明。王明有莫斯科的特殊背景，尽管莫斯科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并不等于认定王明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况且莫斯科对毛泽东的作法也并不完全认同。

对于毛泽东的党内教育，王明虽表示予以合作，内心里还是有抵触情绪。在中国女子大学传达毛泽东的整风动员报告时，他要求今后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要注意，但强调仍应注意好好地学习理论，适当地联系实际，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

他还说，不要怕人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到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条都记不住，一条都不会，哪能谈得上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

王明在内心深处对清算党的历史不满，对毛泽东批评党内教条主义也有怨言。毛泽东决定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德国突然出动190个师，在3700辆坦克、5000多架飞机、45000门大炮配合下，铺天盖地般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党和人民奋起自卫，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苏德战争，莫斯科无暇它顾，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毛泽东开始加足马力，肃清党内教条主义，与王明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

（二） 1

秋天的延安，成熟的庄稼遍布田野，灿烂的野花点缀着山坡。杨家岭山脚下的一片桃林，硕果累累，压弯了枝头。

1941年9月10日，著名的“九月会议”拉开序幕。

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全部到会，李富春、李维汉、叶剑英等人列席。这次会议时间跨度一个多月，实际上只开了五天。

在第一天的会上，毛泽东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这是他连日思考的结果。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党很长一段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苏维埃后期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党风则是宗派主义。

毛泽东认为，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面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提议，取消过去所谓的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理论家。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很有分量，是有感而发，有气而出。也有人说，毛泽东把延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说得似乎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准备这次会后，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两个主义，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人出面讲话。既然如此，政治局成员就得人人表态。

平时诙谐、幽默、随便的毛泽东，这天的神态，颇为义愤，大有不打倒两个主义誓不罢休的样子。在这种场合，大家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对待。

既然毛泽东提到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遵义会议后的遗毒，贯穿这两个时期的负责人张闻天，主动第一个检讨。

张闻天说：对苏维埃后期工作的估计，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自己是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应负更多责任。过去，共产国际把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必须要还。

不久，张闻天主动去农村调查，在陕北神府、米脂、绥德和晋西北等地，调查了一年半的时间。

张闻天之后，博古紧接着发言。

博古说自己在苏联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年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四中全会上反对立三路线，只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用洋教条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

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承认要负主要责任。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这次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二） 2

在邓发检查之后，王明做了一个表白式的自我批评。他认为江西时期博古中央路线自己不仅没有沾边，而且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因为毛泽东也承认，他对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至于抗战初期的错误，那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承认错误，岂不是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王明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自己有很大好处，承认在莫斯科学的都是洋教条，但回国比博古、张闻天都早，参加实际工作的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转变。以后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能够看出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泽东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的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的全套办法，只是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

第二天接着开会，王稼祥首先发言。

王稼祥承认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过去主观主义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王稼祥发言后，朱德接着说：四中全会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四中全会的中央，是书生式的领导。

尽管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因这次会议并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任务，只是要求与会者对照自己的问题，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表态。因此，大多数与会者心情比较轻松。王明见无人批评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李维汉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立三路线和江西苏区时都在中央担负领导工作，这两个时期的错误路线，都较为积极贯彻过。他认为自己在检查和认识错误之后，感到轻松愉快。

王明批评李维汉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是想马虎过去。不等李维汉申辩，他又谈到与会的和没有与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似乎惟独自己没有什么政治性质的错误。

王明义正严词地提到博古、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继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最后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夺走了。王明说他在莫斯科对这件事深感不满，并认为张闻天、博古当年领导的中央是不合法的。

王明说，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张闻天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气氛陡然起了变化。当时就有人提出把在重庆南方局的周恩来调回延安。

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思想方法与党的历史，原定的全党动员计划暂时取消。一场触及灵魂的党的历史大讨论，在党内高层迅速展开。

十多天后，中央高级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多数人对王明上次的检讨不满，尤其是他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惹得天怒人怨。

（二） 3

博古明确地讲：自己所犯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确有篡位之嫌。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助长了这种错误。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江西后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莫斯科不予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这些事件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

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犯有相似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一致。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说王明不听劝告留在武汉，在武汉期间所犯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在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惟一没有认错的只有王明。眼看大家把矛头对准了他，毛泽东也期待王明能够有所表现。

毛泽东见王明转不过弯来，决定会后采取个别谈心的方式，或许效果更好一些，于是提议休会。

就在这时，季米特洛夫来了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向中共中央一连提出15个问题。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措施打击日本，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进攻苏联。

毛泽东来到王明居住的窑洞，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王明看了一下电报内容，略加思索后说道：

“这有何难？加强抗日军事行动，改变游击战略，加强运动战，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将日本势力牵制在东方，使其无暇顾及对苏联的进攻，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的嚣张气焰。”

“运动战当然要搞，搞多了会吃大亏。”毛泽东认为，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元气损伤比较严重，加上日军集中力量报复，华北根据地已陷于困难境地，如果八路军再采取大规模行动，有可能使华北根据地陷入更加严重的灾难之中。为此，毛泽东对王明的建议不以为然。

王明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苏联是中国共产党天经地义的任务。如果苏联被打垮了，中共也就难以为继。于是，他接过毛泽东的话争辩道：“要抗日，我们就不要怕丢血本，要抗给国民党看，抗给斯大林看。我们若三心二意，蒋介石怎么看我们，斯大林怎么看我们？”

“抗日要抗，立场不变。你不怕输血本，我可怕输血本。不保存实力，革命如何继续下去？”

本来，毛泽东还要和王明谈一些其他问题，因对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产生分歧，两人不欢而散。

毛泽东深感王明顽固，唯莫斯科是从，要打通其思想关节，并非一日之功。几天后，他又约王稼祥、任弼时，一同与王明交谈。

“那天，我的态度不好，要检讨，你的态度同样不好。今天我们不要动怒，尽量心平气和。”毛泽东首先开腔，来了一个君子协定。

（二） 4

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各自谈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谈了对苏维埃后期政治路线的认识，并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希望王明不要固执己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全党统一认识。

王明一听，三人观点接近一致，认为他们事先商量过，于是按捺不住对毛泽东发起攻击。

“目前，我党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作战，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的事，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反帝、反封建、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介石摩擦。”

“王明同志，你怎么认为中共处于孤立状态？”任弼时打断王明的话，不满地问道。

“怎不孤立！国共合作的黄金阶段是武汉时期，那时两党关系基本融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现在两党摩擦不断，难道还不孤立？蒋介石再坏，总比日本人好，现在不能和蒋介石斗，斗垮了日本人，再和蒋介石斗也不迟嘛！”

毛泽东接过王明的话：“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对于反动派，你不惹他，他要惹你；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打他，他要打你。新四军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教训还不深刻吗？”

“不管怎么说，苏维埃时期四中全会路线，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政策制订的，没有错。这个问题，我要和你们争论到底，不行，就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毛泽东见王明又拿共产国际作挡箭牌，毫不示弱：“这场官司，到哪里去打都行，真理只有一个，若要打官司，我毛泽东奉陪到底。”

（三） 1

毛泽东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他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介绍了头一天晚上与王明谈话的情况。

王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底气十足，他重申了同毛泽东争论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讲得更明确。他说：最近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原因的。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有可能的。国民党固然反对我们，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敌人，但也反对日本，反对中国革命的民族敌人。毕竟在现阶段，民族敌人是主要敌人。因此，即使在国共摩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仍然是应当拥护蒋介石的。

王明接着指责毛泽东太“左”了，把反帝与反封建相提并论，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种两面作战的路线，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

王明讲话后，毛泽东发言。他说，最近和王明同志谈了几次，都没有谈通，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让步是弄不好的。

谈到武汉时期，毛泽东说，王明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毛泽东把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归纳为四条：

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

二、处理国共关系，没有坚持独立性和斗争性；

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四、长江局与中央关系不正常。

显然，毛泽东有备而来，并与书记处主要成员交换过意见。因此，他对王明公开表露反对自己的态度，显得冷静，他简单地总结了“我们”同王明之间的分歧之后，要求与会者讨论。

针对毛泽东的批评，王明不甘示弱，逐条进行解释和反驳。

王明坚持认为，毛泽东批评的许多问题，都是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对国民党强调斗争性不够，但在武汉工作中他不仅坚持了独立性，而且进行了很多斗争；对片面强调游击战争有看法，但部分军事领导人反对洛川会议精神与他无关；对《论持久战》中的个别观点确有不同意见，但并不是他不让发表这篇文章；在武汉许多事未向中央请示，具体原因很复杂，多数与他无关，主观上并没有闹独立的想法，客观上使长江局形成半独立局面。

与会者明白，王明把一些责任推给了周恩来。

王明最后强调，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这个范围内给他任何处分，他愿意接受，自己的错误自己负责。

王明发言时，不时有人插话。他一讲完，凯丰、陈云就明确表示不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

头天晚上和毛泽东一同见过王明的任弼时、王稼祥，认为王明拒不认错，是因为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王稼祥和任弼时说，王明在传达共产国际意见时，有许多地方不准确，有些关键地方没有谈到。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开展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另外，季米特洛夫还委托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共产国际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当成大家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实际经验等。

（三） 2

王明本想拿共产国际的招牌与毛泽东抗衡，想不到任弼时和王稼祥道出共产国际对自己如此不信任，他一下子被动了，仿佛坠落万丈深渊，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毛泽东见王明的思想没有解决，又作了一次耐心等待。他在会议结束时说，王明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事关重大，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现在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下次政治局会上说明，供会议检查讨论。

会议又一次改变了方向。

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和王明斗争不是三两个回合可以解决的。张国焘有军队，公开反对中央，后来又叛党投敌，令人一目了然。王明没有一兵一卒，但有一批追随者，他自称代表共产国际，有更大的欺骗性。会后，毛泽东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准备以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突破口，逐条批驳王明的观点，并对王明在武汉时期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语气也变得尖锐起来：

一、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

二、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全然忽视他们反共，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没有阶级立场，离开了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说好一点，是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张国焘主义，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

三、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上空谈“五个统一”，对中央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指示置之不理。

四、在处理党内关系上，闹独立性，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到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

毛泽东准备的这个提纲，是要对王明武汉时期的错误来一个总清算。三天后，政治局会议于10月12日举行。会前几分钟，王明心脏病突发，休克病倒了。

王明不能到会，会议被迫推迟。

13日上午，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参加医院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身体状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托李富春转告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听了李富春的转告，立即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

此时的王明，已失去往日风采，抗争的勇气荡然无存。他向任弼时明确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在武汉时期错误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王明抱歉暂时不能参加会议，但关于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医院来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病好之后再看记录。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拐弯抹角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些什么。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的病情。毛泽东宣布停止原定的讨论武汉时期王明的错误，并对前段中央学习组讨论江西时期的问题小结。

（三） 3

毛泽东对王明的反抗虽有许多不满，但王明既然已经承认了自己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对王明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毛泽东肯定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博古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在后来的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至于其他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

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王明。他认为对中国革命危害最大的、最需清算的那些“左”的错误，应该从博古临时中央成立之日，即从“九一八”以后开始算起。四中全会至“九一八”王明主持工作期间，中央路线基本正确，但有几个严重原则错误。

对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毛泽东并没有上纲上线。他认为不能一棍子将王明打死，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的批评，毛泽东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上也不要再讲。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错误。

初步战胜了王明，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全党。从1941年冬季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普遍发动起来了。

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急剧发展。到1942年初，全国有党员8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扩大到57万，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民族浪潮高涨时参加革命队伍的，新党员、新干部占了九成。毛泽东说，如果全党干部在这个时期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

病倒的王明，对于整风运动十分反感，他不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在字里行间发泄自己的感慨。1942年2月16日，他在中央医院作了题为《忆牡丹》的七绝诗一首：

雍容傲骨岂凡流，

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

独逢乱诌不低头。

寄物明志，言诗抒怀。王明歌颂牡丹“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诌不低头”的气节，显然是在抒发他的对抗情绪。如果说王明的真情实感在这里流露得还不够透彻的话，他同月在中央医院作的一首口语诗，更加一目了然。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

王明在诗后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党内个人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失，也不管它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王明在诗中，发泄出内心极端强烈的个人化情结。

（四） 1

延安中央医院，位于城北4公里。依山而建的一排排窑洞，层层叠叠，从山麓延伸而上，直逼山梁。尽管当时条件简陋，医生奇缺，这里却汇集了一批医学博士和外国专家。

由于长年奔波劳累，东西转战，党的不少高级干部病魔缠身。中央医院成立后，一批领导人相继入院。王明住进医院时，就有八路军的两位师政委——张浩和关向应，他俩都是中央委员。

组织上给王明安排了三孔窑洞，他自己住一孔，孟庆树和孩子住一孔，警卫和秘书住一孔。在当时，这是中央医院的最高待遇。

病中的王明，知道张浩也在住院，决定去看看这位老战友。四个战士用担架将王明快要抬到窑洞前时，张浩的儿子林汉雄正在洞口玩耍，他一眼认出王明，马上退回窑洞，对父亲说：“王伯伯来了。”

张浩冷冷地说：“是王明吗？我不见！”

这时，担架已摆在窑洞面前了。王明坐在担架上，林汉雄对他说：“我爸爸不想见你。”

王明没有理会林汉雄，隔着厚实的棉布门帘，大声朝里喊：“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是特地来看你的。过去的事就算了，不要记在心里。”

张浩听到王明说出这句话，心里更加生气。

病中的张浩，这时双脚水肿得厉害，不能行动。前几天，他特地约关向应来谈心，谈到自己的堂弟林育南被王明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与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一道壮烈牺牲，要求中央清算“左”倾遗毒，予以平反。

张浩气愤的另一件事是：王明在武汉时，指责他假传圣旨。

1935年底，张浩奉王明之命回国，传达“反蒋抗日”的指示。可张浩回到瓦窑堡后，共产国际根据形势的变化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这些变化张浩并不清楚，后来却遭受王明的责难。

想到这些，张浩怒不可遏：“你这个人，我不想见，还是快回去！”

王明还在求见，可张浩就是不答应他进门。王明伤心地在担架上哭了一阵，让警卫员抬着回去了。

王明走后，张浩写了个纸条，要林汉雄交给关向应。病中的关向应展开纸条一看，见上面写着：应兄，王明来缠，我没见他。

关向应满意地笑了，也写了个纸条：林兄，你做得对！

不几天，张浩病逝，毛泽东亲自守灵、致哀、抬棺、执绋，延安万人空巷，为其送行，王明没离开窑洞一步。1946年7月，关向应去世，王明勉强支撑着稍有康复的残弱之躯，随棂护送。

王明住进中央医院，病情时好时坏。他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也影响心脏。为防止心脏病继续恶化，医院组织有名望的医生会诊，决定动手术，割掉扁桃腺。

当时，中央医院没有耳鼻喉专家，白求恩到前方去了。李富春和医院院长傅连璋决定由妇产科主任、外科医生金茂岳主刀。在此之前，金茂岳做过这一类手术，效果很好。

方案定下来后，金茂岳开始手术前的准备，将所需药品列了一个单子。手术所需的麻醉药、消炎药、静脉注射葡萄糖，这三样东西医院没有，王明得知军委卫生部有这类药，亲自给军委卫生部写信，派警卫员把所需药品领了回来。

（四） 2

可还没有动手术，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喉咙又疼痛，又咳嗽。手术不能做了，金茂岳医生让王明吃消炎的黄胺药，一次半片，一天三次。

吃了二片药，王明感到肝脏的右边有些疼痛。他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肝区疼痛的情况，检查也没有其他问题。医生认为可能是吃了黄胺片引起的，把黄胺药停了下来。

到了第二天，王明不但肝区疼痛没有停止，而且又发生了黄胆。王明有慢性大便秘结，而且有痔疮，有时还带血。金茂岳和几个医生研究后，认为可能是便秘、痔疮引起的，决定进一步治疗黄胆，治疗肝区疼痛。

内科治疗黄胆的一般办法是清泻，金茂岳用甘汞加点苏打给王明治疗。两天后，王明病情有所好转，肝区疼痛减轻了，黄胆也减少了，孟庆树比较满意。

使用甘汞有一定危险性，长期服用，会发生慢性中毒。过了一段时间，王明的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增无减，发烧、流口水，谁也没想到是甘汞作怪，反而认为是甘汞剂量不够。

孟庆树的父亲是名中医，当时和王明生活在一起。他号了王明的脉，说肝火旺，应吃点中药，其他人也有这样的建议。刚好李富春牙痛，也住进了医院，听了医院的汇报，明确表示：既然中医有此建议，西医暂时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可以请李鼎铭先生看看。

李鼎铭是延安有名的中医，看后同意肝火旺盛的说法，并说可以开方，也可以医治，前提是停止一切西药。

王明吃了李鼎铭开的中药，第二天体温下来了，肝的疼痛也减轻了，黄胆也下去了。王明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整个状况没有彻底的改观。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反映后，斯大林特地派阿洛夫来延安，给王明治病。

阿洛夫毕业于莫斯科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医科大学教授。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阿洛夫参加了战伤救护，是一位出色的野战外科专家。

金茂岳将治疗经过和用药情况，当着王明的面一一向阿洛夫博士作了介绍，阿洛夫对治疗方案没有表示异议，让王明继续吃他从苏联带来的黄胺药，只是吃法不一样，一星期一个疗程，叫七六五四三二一，即第一天七克，第二天六克，依次递减。

第二天，王明肚子疼的厉害，疼得直叫，并且尿血。

李富春组织中央医院、和平医院、八路军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会诊。金茂岳首先介绍病情和治疗经过，并将病历资料、病情记录和护理册子拿出来，请大家过目审查。

八路军后方医院小儿科医生李润诗，曾留学日本。她在查看护病记录时，发现从1942年9月起，王明已服用了半年时间的甘汞。她认为服用甘汞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使用。低汞和苏打在胃肠内可转化为有毒的高汞，量虽少，长期使用，会发生慢性中毒，引起口腔炎和损害肝肾，这是病情加重的根本原因。

李润诗发表意见后，在场的人震惊了。

陈应谦医生对王明作全身检查，发现全身呈衰弱状，并伴有血压增高、口腔炎等症。王明诉说，两侧腰痛，小便稀少，精神不振，掉牙齿等。并说，所开处方，每次开一两个月的药量，大量积压，久置变色，主治医生仍坚持要病人服下……

原因查出来了，通过调查，护士也承认了这件事。金茂岳感到很痛心，他认为自己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发生了医疗事故，跪在王明面前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四） 3

王明说：“这也不光怨你。”

不久，孟庆树将情况反映到中央，认为金茂岳政治上值得怀疑，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泽东非常重视，要求康生主管的社会部调查处理。

毛泽东与王明政治上虽有意见分歧，但对他的生活与健康还是十分关心的。王明住院后，毛泽东经常到医院看望。1942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中央医院，王明午睡未醒。特别护士李坚见中央首长来了，便要去叫醒王明，毛泽东说：“不要喊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毛泽东在院子的石凳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王明醒了，才进入病室。

王明住院中毒，中央有关部门特地组织了一个审判委员会，王明因病未能到场。孟庆树声称：王明病情恶化，是医院院长傅连璋和主治医师金茂岳所害，并断言金茂岳来历不明。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七七事变”后参加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辗转于安庆、汉口、西安等地救护抗日伤员。1938年1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北上延安。中央医院创办时，筹办妇产科并担任主任。

金茂岳医术精湛，还担任了中央负责人的保健工作。后来，西安红十字会发来电报，命令第23医疗队返回西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金茂岳还是决定留在延安。1942年3月，经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介绍，金茂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孟庆树在审议庭上含沙射影，大骂金茂岳和傅连璋。在此之前，傅连璋上门赔礼道歉，孟庆树举起凳子要砸，逼着傅连璋承认谋害王明，被王明制止下来。

王明政治上失意，又患重病，孟庆树焦虑不安，心烦意乱。后来她向中央检讨，承认自己脾气不好，党性不强。同时声明，她从未对中央对党不满，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有时感到为给王明治病，党花费了很多钱，只要延安有的，要什么给什么，只要延安能办到的，都办了。如果没有中央的关照，王明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如果她有时还有些牢骚的话，王明连牢骚也没有——在治病方面。

当时延安正在审干，一度发生反特扩大化的错误，康生指示将金茂岳抓起来，罪名是“蓄意谋害王明”。

金茂岳知道社会部把他当成了政治问题。他白天写申诉材料，晚上接受审查，在严刑逼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1945年，法院反复核查，宣判金茂岳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而是一次医疗事故。

金茂岳无罪释放，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当他去给毛泽东看病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金大夫是好同志！”

30年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毛泽东为了“消灭他的主要政敌”，通过李富春指使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自己，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蓄意谋害”，目的是“置我于死地”。

这个“内幕新闻”向世人公开后，一时成了一些别有用心者攻击中共和毛泽东的“尖端材料”。1986年6月4日，中央档案馆的同志采访瘫痪在病床上的金茂岳。80高龄的金茂岳用劲欠起身子气愤地说：“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连小孩子也不会相信！”

（一） 1

延安整风，仍在进行，中央领导核心也在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在与王明的较量中，刘少奇脱颖而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协助毛泽东开创华北新局；武汉沦陷不久，他又挑起中原局的重任，开辟长江流域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他奉命重建新四军军部，队伍蓬勃发展。毛泽东在理论上同王明交锋，谁是谁非，刘少奇在实际工作中给予了回答。

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陈云指出刘少奇是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要正名，要正位。毛泽东感到让刘少奇成为左臂右膀的条件成熟，说道：“刘少奇同志之见解所以成为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所证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已为他证明了。”

在党的领导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际，毛泽东如此评价一个人，当时绝无仅有。

九月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电告刘少奇返回延安。

刘少奇准备动身起程，毛泽东去电要他路过山东，代表中央解决山东地区领导人之间的争论。为保证刘少奇沿途安全，中央派人调查了解由华中到华北路上敌人的封锁情形。毛泽东还多次去电叮嘱刘少奇，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刘少奇到达晋西北后，毛泽东又电告该根据地负责人，指示他们派人接送刘少奇时要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要谨慎敏捷。

刘少奇安全抵达一二九师机关驻地山西涉县，毛泽东又去电慰问，并要刘少奇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同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对刘少奇的安全保障作周密布置。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安全到达延安，毛泽东这才好像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刘少奇在路上走了十个月，毛泽东无时不在挂念，他授权刘少奇代表中央，一路考察各根据地，处置各地存在的问题，其意不言而喻。

等待刘少奇的，将是更加重大的责任。

自1941年九月会议以来，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王明一直患病，不参加任何工作；

张闻天感到不适应，主动到基层调查研究；

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主管《解放日报》；

王稼祥对整风有一些看法，受到严厉批评；

周恩来常在重庆，难于参加中央全面领导。

这种状态如不改变，势必影响党的事业。刘少奇到达延安后便向中央提议：“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要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新明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责和权限：政治局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名正言顺了。刘少奇擢升为党内二把手，处理日常事务。毛泽东如虎添翼，备感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一） 2

在中共历史上，高层人事变动都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意，陈独秀、瞿秋白、博古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事先都是共产国际安排的。即使在与莫斯科失去电讯联系的情况下，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后也专门派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变动王明等人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事先并没有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王明通过苏联在延安的联络小组，接连不断地向莫斯科发密电，希望莫斯科对毛泽东施加压力和影响，干预正在日益深入的整风运动，挽救王明在党内的领导危机。

令王明不解的是，莫斯科竟然没有什么反应。

当时，决定苏联命运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激战犹酣，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正全力对付希特勒的疯狂进攻。季米特洛夫不相信毛泽东会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性质的，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是他的既定方针，况且，自毛泽东“当家”以来，中共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壮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在毛泽东得心应手，王明焦虑不安之际，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到延安。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共产国际将于22日宣布解散。当翻译师哲将来电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斯大林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等国的援助和支持，在欧洲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为消除英、美与希特勒作战的政治疑虑，斯大林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是不能忘记的。它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声援了1927年至1937年处于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它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中国反对侵略战争，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不可能会有今天。

然而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一直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尽管中共日益成熟起来，但作为其下级支部，仍旧难以摆脱其权威的制约。双方的关系常使毛泽东感到束缚和不快，他甚至还不能不为自己与王明的关系而感到担心。共产国际的解散，对毛泽东来说确是一次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解放。他的双手可以放开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没有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

既然共产国际不复存在，毛泽东再也不用担心对王明的严厉批评，会引起莫斯科不高兴。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解散，他越来越觉得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其一是对党的历史，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二是必须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全党才能巩固团结，才能攻而不破，战无不胜。

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迅速升级。

王明自1941年10月住进医院，陆续有中央领导人来探望。当着毛泽东、任弼时的面，他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恳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甚至刘少奇，他总是大吐苦水；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一有机会就打听莫斯科有无新的指示。

（一） 3

王明对王稼祥说：毛泽东这人太厉害，睚眦必报，你过去反对过他，你是跑不了的。

在周恩来面前，王明说：现在整风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到时一定会整到你头上来的。

见到博古时，王明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边就有文章。

1943年初，张闻天被通知返回延安，听说王明身体不好，和夫人刘英去看望。王明见到张闻天，又发泄一通：“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共产国际说你是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了。你的教条比我多，我嘛，只是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犯了毛泽东的忌讳。”

起初，毛泽东对这些不怎么了解。当他知道王明背地里串连的情况后，渐渐意识到不把王明搞臭，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研究苏维埃后期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并写下批判笔记，与九个文件相对应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既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整体，又可独立成篇，也称九篇文章。只不过，他的矛头当时是对准博古的，情绪也较为平和。这个时候，毛泽东带着愤怒重读了这些文件，大大地修改了原来的笔记，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视为“左”倾路线的元凶。

第一篇是评论王明1931年9月20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一改以往的估计，否定六届四中全会，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博古、张闻天等人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这个笔记是喜、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纯粹是激愤之作，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下列笔记中使用的语句，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深恶痛绝的激愤心情：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

（一） 4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内闹得乌烟瘴气，……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

毛泽东这个时候写下如此激愤的批判笔记，除了发泄其内心的激愤和郁闷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发动批判王明时，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员给予理解和支持。他曾将这篇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另两位书记刘少奇、任弼时过目。

关于批判九个历史文件的九篇文章，一直没有公开过。1964年春，中央档案馆找出原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冠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题目，并写了一段前言。他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当时没有发表……甚至没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传阅，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在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毛泽东把改好的稿子送给当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过，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直到逝世前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给他读过一遍。

毛泽东修改完九篇文章后不久，又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来批判。他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异常尖锐地说：抗战以来，党内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国民党的进攻，对大后方党员被屠杀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假马列主义。

毛泽东对王明左右开弓了。

（二） 1

1943年9月，又是一次九月会议，再度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成员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缺席，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等19人列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坦率地道出了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一是他的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后，延安实际上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说怪话，批评中央。

毛泽东认为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六人，只有他和刘少奇是受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欺骗了党十多年。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央路线。

毛泽东讲话之后，王明宗派的主要追随者博古，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是新陈独秀主义。他当时参加了长江局的领导工作，根据今天的认识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王明因病未能到会，博古主动首先表态。

没有沾染王明路线的人，讲起来比较随便。既然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大家便在毛泽东讲话的范围内对王明的错误作不同程度的揭发和批判。叶剑英在谈到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说：我们主要做一篇半文章，即民族民主革命的半篇文章，与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国民党只做半篇文章，对抗战也是想半途而废，因此我们同国民党应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

朱德在总结了党领导下革命近20年的经历，批判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时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

朱德也认为王明路线是新陈独秀主义，并比较了两者的异同。相同点是都不要革命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都是空想；看不起自己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看得很强大；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怕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怕打烂家当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两者的不同，朱德认为，王明有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外衣，把人吓住了，陈独秀则是反共产国际的。

9月13日，康生首先发言，他不满意前三天的会议，认为要好好地研究会议的开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小册子，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他说自己最近花了两天时间看这本书，发现这是一大骗局。王明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而是反立三路线的右，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

（二） 2

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造成的恶果来检讨。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更多地揭发。他批评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称自己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起草《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康生说，《新华日报》完全是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时时、事事、处处帮助国民党，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

第三，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检讨。他认为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是不行的。

康生要求别人自我批评，自己却一再辩解。他说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自己要篡位，他当时岂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王明在组织上有阴谋，想抓军队，自己是知道的。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再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抗战以来，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有执行王明投降路线，真是一个幸福。假如换一个环境，遇上的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常想的一个问题。

有人对康生把《新华日报》说成是一张国民党的报纸，持不同看法，但也不好直说，因为毛泽东对《新华日报》也批评过，但经康生发挥，性质就变了。

前三天的会议，毛泽东认真听取大家发言。这次会议，他认为该讲话了。他说，四中全会后，就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

毛泽东认为，对教条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犯个别错误的；有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这个宗派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地改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长征途中，王稼祥、张闻天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遵义会议撤了博古，书记换为张闻天。遵义会议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在活动。

关于经验宗派，毛泽东说：他们大多是正派人，也有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如张国焘，整风以来就是反对教条宗派。王明对张闻天说：“整风是整你和我的”，这话既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是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对有错误的同志还是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人都按这个思路检讨，其他人也按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10月6日，毛泽东对上一个月的整风学习进行总结，认为收获很大，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重视。他要求参加学习的人扩大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的隐私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有成效。

这天的会上，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他认为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只有遵义会议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好的，缺点是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党内斗争方法，刘少奇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展开。

毛泽东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团结问题，他认为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言论一概自由。二是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

此后，政治局整风会议暂停一个月，进一步研究党的历史，学习和思考相关问题。

11月13日政治局复会，领导层的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在严厉批判王明宗派后，进一步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关头时各中央领导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是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

（二） 3

毛泽东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能光明。

听了毛泽东最后几句话，博古的心情极为复杂。康生上次批评他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他认为自己罪责难逃，于是又作第二次检讨。

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在苏维埃后期，在国内也是第一；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他接着回顾了教条宗派形成的一段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认为教条宗派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回国后掌握着党的重大权利，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管对错，一律照办，有的还有发挥。

博古的检查，比起第一次来，应该说深刻多了。他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也没作任何解释，他在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争取别人的理解和原谅。

出乎博古的预料，好几个人对他的发言并不满意，又把历史旧账翻出来大谈一通。有人说，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有什么资格在中央负总责？也有人说，博古参加革命后没搞过工运，没搞过农运，更没搞过武装斗争，读了几本马列著作来领导中国革命，还有不失败的……

批评博古检查不深刻的人，用语相当尖锐，几近刻薄。博古在一阵重炮轰击之下，几乎抬不起头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对妻子说：“一次、两次检讨都不深刻，不知要怎样才算深刻，自己一直勤奋工作，现在明明要算老账了。”

“王明不到会，你当然是批评的重点对象！”妻子安慰道。

“他倒好，安心养病，听不到那些难听的话。”

博古心情不好，感到压力很大，心情颇为沉闷。

博古自我检讨及大家讨论提意见，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张闻天见博古在会上的检查又被批了一通，深感不安。按毛泽东所批评的教条主义排名，第一王明，第二博古，第三是自己。他认为博古检查还是比较认真的，态度也是端正的。但就是这样，博古都难以通过，轮到自己该怎么办呢？

细心的张闻天利用会后时间，断断续续地写整风笔记，实际上是一份反省笔记。他对自己参与所有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的表现，作了无情剖析，一一诉诸于笔端。

政治局整风并未因博古思想不通而暂停，会议仍按计划进行。博古检查之后，李维汉与其他几个人也分别作了检讨。

11月21日，轮到张闻天了，他根据尚未写完的反省笔记，扼要谈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博古等人的关系及分歧，回国后又写了一些带错误倾向的文章，为王明路线张目。长征途中，经常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思想开始变化。遵义会议不但未受打击，反而被大家抬出来代替博古。由于处在这个特殊顺利的环境，长期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错误，以至教条主义思想未能根除，一有气候和土壤，就会又冒出来……

与会者对张闻天的检查也不满意，提了许多意见，有的意见也相当尖锐。张闻天一一记录下来，准备在他未写完的《反省笔记》里再认识。

（二） 4

11月27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整风检查，仅准备检查的发言提纲就有两万多字。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间，他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历最老，了解情况最多。

周恩来的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个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五大讲起，一直讲到当时，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整整讲了五天时间。

按照两个宗派的思想，周恩来把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十二月会议、武汉时期的种种错误，实事求是、毫不留情地端了出来。

抗战初期，毛泽东提出游击战的方针，周恩来一度倾向同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在山西时曾与刘少奇、杨尚昆一度发生过意见分歧。王明回国后，周恩来在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对他是有看法的。如把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对王明错误路线抵制不力，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王明错误，故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王明，也牵涉到周恩来。

在讲到王明错误时，周恩来认为：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上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中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把党作为私人工具，与延安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

周恩来归纳王明的错误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本质上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这样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能引人深入思考。

（三） 1

王明因病缺席政治局会议，但没能逃避整风检查。

11月29日，政治局就王明错误性质达成一致意见，委托李富春与在养病之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供政治局讨论。

李富春走进王明的窑洞，转告了中央的意见。

王明送走李富春后，对妻子孟庆树说：“看来，这回老毛是下决心整我了，怎么办？”

“你应该有个态度啊，李富春来的意思是什么？还不是叫你送个检查，不然，如何能过这一关？”

王明只好让妻子代笔，自己签名，于12月1日向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表示全盘放弃过去提出的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他在信中说，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他的主要是哪些问题，他还不知道，等得到中央正式通知后，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

王明这次主要检查了两个问题：

1．1941年9月底10月初，因为有同志提出一些关于有否改善国共关系可能的问题，我曾向毛主席提过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只能把这些政策意见提供给毛主席作研究问题时参考，我不愿把这些意见提到会议上去讨论，故后来毛主席在书记处会上提出并指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时候，我只略为谈到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意见，会后我又向毛主席声明过：既然毛主席认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不愿再谈这些意见。可是我后来未能经常把握住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错误。……

2．1941年夏秋之间，毛主席曾和我谈过几次话，后来并约任弼时、康生、陈云、张闻天等同志谈过，指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就是在政治上犯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同时指出我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上有许多缺点。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指出我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王明这时尚不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反党活动，王明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

中央文件对王明问题的表述是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三） 2

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与王明进行了一次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了解到中共中央的结论，感到颇难接受。第二天给周恩来写信，表面上感谢周恩来的帮助，但又不服气地提出了一些问题：

（一）关于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给我解释：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即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的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党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后，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和缺点，而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二）关于在莫斯科作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分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于十二月会议及武汉时期的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显然，王明对中央的决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就在延安把斗争矛头尖锐地指向王明之际，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一份电报，道出他对中国党内状况引起的不安。

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改任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主任。他认为自己不应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但从私人友好感情和关心中国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实有必要。

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建议：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主张把他们留在党内，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洗办法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是在为国民党效劳。

应该说，毛泽东发动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但不是反共产国际，更不是反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把握整风航向，严格防止有人把批评王明教条主义与共产国际挂起钩来，特别是防止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联系起来，避免给人提供“不尊重斯大林”、“不尊重苏联”、“不尊重共产国际”的口实。

毛泽东知道王明错误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的内在关系，但他的思想主流，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尊重的。在谈到王明的两次错误时，都回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时的错误，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他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一面把矛头尖锐地指向莫斯科的代言人王明，一面继续维护莫斯科的权威，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不同点。后来他说得很明白，当时的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我们一字未提。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是尊重的，特别是对季米特洛夫还有一种知遇之恩，感激之情。如果当初不是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而是站在王明一边，那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三） 3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驻延安联络员孙平那里看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当即挥笔写了复电稿：

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里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和慎重的。

我向你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对王明和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他明确告诉孙平，这份电报不要对任何人讲，包括康生本人。当孙平提到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康生有看法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人。

电报发出去后，毛泽东似乎有些不安。第二天，他又来到苏联红军联络处的窑洞，询问复电是否发出。他告诉孙平，那份复电可能不妥当，担心季米特洛夫不满意。在谈到王明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再没有提到王明“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毛泽东对王明的定性十分慎重，一直在考虑是否再给季米特洛夫补发一份电报。7日上午9点，毛泽东再次走进孙平的窑洞，又起草了一份复电，以挽回第一份电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在电报中真诚地感谢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并表示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在谈到党内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将采取团结的方针，当然也包括王明。可惜，季米特洛夫关于康生的劝告，毛泽东还是没有听进去。

康生本是王明的追随者，后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又成为王明的忠实助手。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后，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康生带头举杯，带领与会人员高呼“王明同志万岁！”宴会后，他又借机提议，拥护王明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并精心组织了一场签名活动，串连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

康生随王明回国后，见地位日益巩固的毛泽东要批判王明教条主义路线，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王明路线的受害者，并通过种种手段，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利用职权，在肃反审干中大搞逼供信，任意罗织罪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更有甚者，康生见王明大势已去，为显示自己与王明势不两立，竟然要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戴到王明头上。对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对康生说，思想问题、路线问题，认识了就好，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乱整。

（四） 1

陕北高原的严寒，悄然而去；春姑娘披着春风，翩翩来临。1944年初春，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对重大历史功过作出客观评价：

一、党内党外问题。在整风期间，有人怀疑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毛泽东肯定是党内错误。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毛泽东说，有人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国际”来电批准过，是合法的，但其法律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苏区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至于四中全会，经过“国际”与中央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毛泽东说，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适当。过去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要弄清思想。

四、关于“六大”方针。整风学习中多数人要否定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五、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是对的，也应当承认它。

六、宗派问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经验宗派也没有了，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历史上的东西已经不是主要东西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党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后来又增加博古。任弼时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主持决议的起草和日常工作。

这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历时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主要讨论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作好进一步准备。

在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讨论。1945年3至4月，讨论加紧进行，各个小组连续开会，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中全会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开始，从草案起草到铅印稿，都说这次全会在清算党内“左”倾错误上不但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而且扩大与发展了许多“左”倾错误，认为1931年9月20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王明错误路线充分形成开始的。

对四中全会的评价，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从1941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起，特别是1943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央反复地考虑研究，一直没有做出正式结论。1945年4月5日铅印稿中，对这一点作了重大修改，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开始。

有人还提出，决议草案中应写上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要求写上王明“左”倾路线使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不同意四中全会与临时中央是合法的。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解释。

（四） 2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没有说品质问题，也没有说非法问题，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

决议起草期间，王明正在家中养病。中央先后把三次草案都送给他看了，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一起两次看望王明，帮助他指出缺点错误，毛泽东后来也去过一次。

在4月1日至2日的第一次谈话中，王明承认1937年回国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调查研究”，后来在武汉工作时“组织上对中央不尊重，这是不对的，但主观上不知有何原则错误”；他主管的《新华日报》不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恐发表后有不同意见，反而更不好，但另方面对毛尊重不够”。

4月13日，第二次谈话时，王明说他最近看了毛泽东的一些旧著，才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赞成在决议中“将毛正面多讲点”。至于他的小册子，用现在的观点与毛的思想去看，是有错的，它不仅起过消极作用，也起了些积极作用。决议稿现在说过了些，把共产国际的错误说成他的错误，如以小册子为代表，他可接受。

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详细记录。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当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后转毛泽东及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王明在信中表示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错误。对武汉时期的问题，他认为因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来不及自我学习和反省，表示今后按决议指引的方向，尽可能地学习和研究，以改造思想、纠正错误。

王明在信中表示，按照决议精神作出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他都服从接受，并愿意在党安排的任何下层岗位上，从头学起，重新做起，以补偿自己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这是王明第一次公开向中央承认错误，系统检查，并在一些问题上检查得比较深刻，与决议精神基本一致，对当时维护党的团结和七大顺利召开，有积极的意义。

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这次检讨并不是真心诚意的。当时毛泽东与他谈话，建议他写一个声明书，交待他自己的错误，他不同意。他认为苏联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为期不远，毛泽东未必敢开除他的党籍。

（四） 3

可一些同志来看他时，他提出了两点理由：一、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地方申诉自己的意见了。按党章规定，少数服从多数，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他认为既无可能，也无体力阐明自己的意见。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毛斗争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拒绝七中全会的决议，七大也能通过，如果再不服从，就会开除出党，再进行斗争就很困难了。

1945年4月23日，苏联红军攻占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了。

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准备。从1928年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就提出要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由于国民党军连续大规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因条件不成熟，七大继续延期。

历经十数载磨难，其间艰难曲折，是是非非，中国共产党经历痛苦而沉重的总结之后，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室内屋顶为大跨度穹窿式，主厅采用传统的石拱结构。整个建筑中西合璧，浑然天成。礼堂正门上方“中央大礼堂”五个大字，为康生所题。

这一天，宝塔生辉，延水欢笑。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里。大礼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标语，与“同心同德”的主题词交相辉映，融汇成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

七大召开时，王明仍在病中。开幕这天，警卫员用担架将他抬进会场，参加完开幕式后，他就再也没有到会。这是王明第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酝酿选举中央委员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选举的标准是什么？有错误的人要不要选？针对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5月24日，毛泽东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会议程时，有针对性地作了一次讲话。

在整风运动中，除毛泽东与刘少奇外，中共所有高级干部差不多都受到批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七大选举纯而又纯，尽善尽美，这项工作难以进行。

毛泽东说，犯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理想。一个人在世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过去图简单，就方便，不愿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还相当地存在。六大没有选举陈独秀，四中全会没有选举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党不犯错误，反而犯了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没有解决。

毛泽东强调，犯过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的人，可以选，包括王明同志这样的人，希望大家都要选。

6月9日，会议正式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44人当选，王明、博古、张闻天名列其中。王明得票321张，排倒数第二位，居博古之前。第二天，王稼祥全票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更多地表明了全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