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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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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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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0）

-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1）

-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2）

-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3）

-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4）

-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5）

-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6）

-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1）

-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2）

-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3）

-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4）

-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5）

-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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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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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16）

- 年轻的梦想家（1）

- 年轻的梦想家（2）

- 年轻的梦想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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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梦想家（17）

- 年轻的梦想家（18）

- 年轻的梦想家（19）

内容简介

本书用饱富感情的笔墨，向我们讲述了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传奇人生。 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著作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熊彼特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企业主身上，并解释经济的动力如何产生。然而他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经济观念，而且本身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他的生活充满两极分化和对立面：耀眼的成功的光芒和灾难性的破产，拥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又深深为情所伤，在学术中表现杰出又饱受神经质性格的折磨。熊彼特的传记涉及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人写过经济史，同时在其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实在对自我的怀疑抗争中度过的。

名家推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与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博学家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但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更光彩夺目。与之相比，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小聪明蒙混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

—— 彼得·德鲁克 管理大师

在熊彼特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伴随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来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

—— 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推荐序

推荐序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结构因素、创新理论、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学说史均有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一些思想，如“创造性毁灭”、“企业家行为”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不断地被人们引用。在治学方面，熊彼特独树一帜。熊彼特是奥地利人，并在维也纳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维泽尔和庞巴维克，但他在其学术生涯上涉猎之广，视角之独特，致使学术界无法将他划入“奥地利学派”的范围。事实上，他是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重要经济学分支的奠基人。熊彼特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他还对管理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熊彼特不仅是个学者，他还经历过政治家和银行家的生涯，这样的经历使他的人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鉴于熊彼特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以及他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风云变幻下跌宕起伏的人生和他复杂矛盾的性格，欧美已有较多关于他的传记作品。在我国，对于熊彼特的学术著述已经有了广泛的介绍和研究，其主要著作亦有很好的中文译本，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很好地介绍熊彼特生平的传记，这对于国内熊彼特研究者更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熊彼特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2008年，德国女记者安奈特·舍尔佛推出了《熊彼特传》。与以往的熊彼特传记不同，舍尔佛的《熊彼特传》没有将重点放在分析熊彼特著作上，而是突出了熊彼特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及性格特征与其作品的关系。换句话说，这部传记比较少地记录了一个杰出学者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更加关注这个学者作为人的一面。熊彼特幼年丧父，母亲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其独子出人头地上。在维也纳贵族学校接受教育，但本人却不属于贵族阶层的熊彼特一生徘徊在超强的自信心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以致失败的矛盾中。为了证明熊彼特矛盾性格与其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的关系，作为心理学学者的舍尔佛在熊彼特后期任教的哈佛大学查阅了档案馆保存的鲜为人知的熊彼特日记以及未发表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的片断。对日记、小说的整理和引用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熊彼特的心灵有重大的帮助，比如作者发现熊彼特竟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抄写亡妻日记的癖好，这一细节揭示了熊彼特在极短的时间内丧母、丧妻和丧子加重了其性格忧郁的一面。而熊彼特近乎残酷的工作热情和对作品苛刻的要求正是其摆脱阴郁和恐惧心理的灵丹妙药。当然，熊彼特在一生中确有重大的失误，他的短暂的政治家和银行家生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虽然人生的挫折使他绝望、自信心动摇、备受煎熬，但他其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究其一生，他仍然是成功的。为了突出主题，舍尔佛的《熊彼特传》没有面面俱到，而是集中描写了熊彼特在哈佛大学这一段的生活经历。由于注重性格分析，作品笔法较细腻，可读性较强。

在我的推荐下，我的学生黄莎莉和刘斌欣然承担了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她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为了肯定她们为此书的出版倾注的心血，特写此序。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世伟

2009年8月27日于北京望京

译者序

译者序

在我和黄莎莉女士几个月以来的共同努力下，这本《熊彼特传》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本书的原作者安奈特·舍尔佛博士用饱富感情的笔墨，向我们讲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传奇人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再一次回顾了熊彼特身处的20世纪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约瑟夫·熊彼特的一生都处于不间断的起伏动荡之中。他出生于一个纺织厂主之家，年幼时丧父，家道中落，跟随母亲改嫁一位上流社会的军官。自进入奥地利最著名的特莉西娅人文中学学习后，熊彼特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资，是别人眼中所谓的“天才少年”。之后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学术征程。他是最勤奋刻苦的优秀学生，是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却也是恃才自傲到让保守学派们头疼不已的“黄毛小子”；他是优雅迷人的贵族绅士，是父亲般慈爱的良师益友，却也是总徘徊在边缘的孤独行者。他曾闯荡过政界和银行界，却最终铩羽而归；也曾在凯恩斯的阴影下苦苦挣扎。他经历过短时间内丧母丧妻丧子的痛苦；也有过被排挤被奚落被无视的尴尬体验。而现在，几乎人人口中都在谈论他提出的“创造性毁灭”、“企业家”、“创新”，他的著作被奉为经济学永不过时的经典！而这些崇高的荣誉熊彼特已经无法体会，他的悲情人生已经在抑郁、悲伤、怀疑和忧国忧民中渐行渐远。所有这一切让人不由想一探究竟，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矛盾的伟人？

翻译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要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字，连同其内涵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转换成我们熟悉的汉语，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为寻找最贴近作者原意的词语而冥思苦想，或是为了完整地描绘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而反复讨论斟酌。但同时，这也是一次充满感动和愉悦的经历。在安奈特·舍尔佛博士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外表坚强内心柔软的熊彼特，夺目耀眼的荣誉和光环下，他也是一个有快乐、有烦恼、有血有肉的人。就是在这股尊敬和钦佩之情的驱使下，我们更加严格地追求语言和表意上的完善，衷心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手，将这种美好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读到这本书的朋友。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还有一直在背后支持我们的家人。还要特别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章集香和王然编辑，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她们一直尽心尽力地为我们提供着力所能及的协助。最后，由于个人经验和学识的局限，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恐怕还有不少欠妥的地方，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改进。

在此表示感谢。

刘斌

2009年7月29日于北京

前言

前言

2006年5月，一则书评与我的目光不期而遇，它将我深深地吸引到约瑟夫·熊彼特的传奇人生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过《知识与国家财富》一书。克鲁格曼在评论中盛赞此书的作者戴维·沃什，说他像在描绘一部波澜壮阔的国民经济史剧，为读者解开了一个个经济理论的谜团。但评论中真正感染我的是：“沃什的书同时也为我们讲述了经济学家的故事，特别是约瑟夫·熊彼特的一生……在熊彼特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伴随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其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

这段关于熊彼特“悲情人生”的评论令我久久难以释怀。长期以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科学家和学者们的生平，近几年也一直在为那些堪称时代骄子的科学巨人们撰写传记。这些杰出的学术权威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其各自的专业领域？是什么让他们想要在这一领域内展开探索和孜孜不倦的研究？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与其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对其各自的私人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试着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努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看了这篇评论后，我心中又响起一个声音--在“创造性毁灭”和其创造者熊彼特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为了解开这一谜团，我开始了探索与解读熊彼特的“悲情人生”之旅。

最初收集到的信息多来自网络、各种书籍和文章，它们从一开始就为我的故事留下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仅从事实的角度看，熊彼特的一生就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了：年轻的时候就被誉为学术神童，在政界和银行界无数惊心动魄的征程，与约翰·凯恩斯终其一生的竞争与羁绊，丧妻之痛还有他极端矛盾与两极分化的性格……无一不令我深深着迷。先前那个想要为熊彼特撰写传记的初步想法很快就丰满并成熟了起来。

为了获取熊彼特的生平资料，我曾多次亲身前往哈佛大学，翻阅和研究熊彼特的私人书信和文章。一次又一次的探访，使我渐渐认识到：心理因素始终影响与控制着熊彼特的“悲情人生”。熊彼特曾患有慢性抑郁症，这估计与其非凡的创造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熊彼特的母亲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女人，在妻子和母亲的葬礼上，熊彼特痛苦到近乎神经崩溃，他的著作中也到处残留着生活经历的烙印。哈佛大学档案馆保存了无数熊彼特的亲笔信函和日记笔记，这无疑是巨大的财富宝藏。当然，想要成功发掘这一宝藏，必然要花费巨大的心血，付出极为艰辛的劳动。熊彼特的笔迹很难辨认，而且他习惯使用加比斯伯格速写体，这给阅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拖慢了研究速度。为了继续研究，我开始试着学习那些在今天看来几乎已经消失了的速记系统。经过几次尝试后，我找到了两位加比斯伯格速写体的专家阿硫斯·施密特迈尔先生和赫斯特·格里姆先生，他们将熊彼特日记中那些难解的篇章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此我深表感谢。特别是施密特迈尔先生在烦琐的语言转换过程中给予了我慷慨无私的帮助，他的帮助是本书一些重要章节得以完成不可或缺的前提。

很遗憾我们无法将熊彼特所有用速写体写的日记（这在整个文献资料中所占的比重极大）都翻译过来，因为如果这样做，将会使本书原定的撰写时间大大延迟。衷心地希望以后研究熊彼特的专家，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这项耗时持久且极为艰辛的任务。哈佛大学无疑还珍藏着巨大的饱富启发性的文献宝库。这位杰出的科学伟人拥有异常丰富的人格和思想世界，我们仅仅能触及其传奇人生的冰山一角，但仅此一窥，就带给我们足够的震撼与惊叹。熊彼特具有生动有力的表达与分析能力以及非凡的洞察力。他极为坦荡和诚实，在表达与剖析自己时，熊彼特从不犹豫，即使是最隐私的事情和想法也可以坦诚地写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坦诚，才使今天的我们能认识一个完整的熊彼特--一个天才，一个会痛苦、会嫉妒、会自私的凡人，一个学术研究的产量、质量和持续性都使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巨人，一个穷其一生不断与悲伤、挫折和自我怀疑卓绝斗争的战士。

这本书的完成离不开众多真诚帮助过我的人。我要感谢所有朋友，他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或给予我鼓励，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或提供给我丰富的背景资料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对我的研究项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些都对写作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特别要感谢哈佛大学档案馆的汤姆森·德雷斯科先生和麦凯勒·格莱特先生，我的出版代理托特·宾科特博士和彼德·弗林茨先生、校对萨宾娜·妮迈尔女士、编辑贝阿特·布希勒赫斯·黑珀女士、《今日心理学》杂志的编辑乌苏拉·妮博女士，以及我的母亲乌苏拉·舍尔佛。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尼古拉斯·比尔卡，他一直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的工作与写作，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安奈特·舍尔佛

芝加哥，2007年10月

目录

目录

推荐序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

第2章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

第3章年轻的梦想家

第4章闯荡政界和银行界--折戟沉沙

第5章纵横情场的浪荡子

第6章遭遇凯恩斯--既生瑜，何生亮

第7章孤立绝望的守望者

第8章姗姗来迟的荣耀

熊彼特生平简介

参考文献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

1

1932年6月8日，《哈佛大学学报》以仅仅不到10行字的篇幅刊登了一则标题为《前奥地利财政部长将任我校教授》的新闻。新闻中称：“约瑟夫&#8226;熊彼特，原奥地利（战后）财政部长，目前在波恩大学拥有教授席位，将于9月来我校担任经济学教授一职。”在此之前，熊彼特曾先后在格拉茨大学、维也纳大学以及伦敦经济学院执教，也曾是哈佛的客座教授。新闻结尾处简练地写到：“其著作有190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理论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和1912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这则新闻是如此简短，也许只有那些细心的读者才会注意到它。

然而，两天后另一则新闻成为学术圈谈论的焦点，这则新闻在位于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闻中特别强调，熊彼特教授再次访问哈佛的消息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重大喜讯，因为他是整个欧洲目前还健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该新闻的作者称：“熊彼特在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中享有盛名，但由于他最杰出的作品皆为纯学术著作，所以普通读者是很难读懂的。”但是熊彼特杰出的才华和出色的学术对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来说，无论怎样称赞也绝不过分。新闻对此次熊彼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将为整个学院增光添彩，并且还坚定不移地相信，熊彼特的才华和他无可取代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无疑将会给全校师生带来巨大震撼。最后，新闻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们衷心期望，这位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德国籍教授能在这里停留得久一些，或者说越久越好”。

哈佛大学之所以如此热切地期盼这位“伟大的德国籍教授”的到来，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作为一所享誉世界的顶级学府，长久以来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科却一直处于无圭臬可奉的尴尬境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哈佛经济学院曾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商学院，但随后它的影响力逐渐衰退，如今已是大不如前。这主要是因为，曾经使哈佛经济学院名声大噪的那些经济学家们--弗兰克&#8226;陶西格、托马斯&#8226;卡特、埃德温&#8226;盖伊、查尔斯&#8226;布洛克、威廉&#8226;里普利，还有奥利弗&#8226;斯普拉格，他们更多地埋头于办公室的琐事中，早就已经过了各自学术研究的黄金年代。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在斯德哥尔摩、在维也纳的经济学术圈，或者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几乎每一天都有崭新的经济学理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诞生。而这些曾被奉为学界标尺的老经济学家们，如今安身于哈佛，逐渐蜕去了光环，失去了自己在学界的声音。

哈佛大学当然不会甘于现状。过去几年里经济学院也聘请了许多年轻学者，他们当中也不乏很有天赋的新一代杰出代表，然而老经济学家们固守多年的学术氛围和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著名产业组织结构主义大师爱德华&#8226;梅森就是当时那些年轻学者中的一员。他曾在哈佛大学的众多学院担任过院长一职，而他的学术事业也是从这里起步的，他后来回忆起当年的哈佛经济学院时，也曾对那里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感叹不已。还有同样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瑟夫&#8226;戴维斯，他也曾在哈佛大学教过几年书，但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在他眼里，哈佛的学术氛围毫无激励性可言。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一些同事中间滋生了一种思想上的惰性，还有一种无法容纳他人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极易滋生偏见的。他们专注于此，甚至忽视了自己做学问的真正目的。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2）

因此，毫无疑问，哈佛经济学院必须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再没有人能比熊彼特更适合于此了。生于奥地利、拥有德国国籍的熊彼特恰好在他的专业领域中是普遍公认的权威。他的地位如此之高，所以即使他的脾气十分古怪，还有些傲慢，也没有对此造成什么影响，人们依旧能透过那些表面，看到他身上真正闪光的智慧。熊彼特曾在维也纳大学求学，在那里他一直跟随奥地利学派最权威的经济学大师们学习。然而在那些真正帮助他建立起“世界著名经济理论学家”盛名的经典著作中，他却不落窠臼，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道路。他从不把自己仅仅局限在经济学领域里，而是将目光投射到历史、政治和社会学这些更远的范畴。26岁那年，熊彼特一跃成为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时隔两年，他就将一部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公之于众。在这部著作中，熊彼特阐释了企业家如何运用创新思维促使经济迸发出强劲的发展动力。这部著作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那些来自英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济学家们都对他竞相追捧。当然，这并不是熊彼特生活的全部，他的成就绝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除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这个身份之外，他同时也是开罗国际法庭的一名律师、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还是维也纳一家著名银行的行长。

2

在美国，熊彼特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名人了。早在1913年他就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术圈第一人到纽约进行一个学期的学术交流。在那里，他针对美国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作的演讲以及发表的论文，给校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哥伦比亚大学特别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而那年熊彼特只有30岁。随后他又陆续到其他许多大学进行巡回演讲，行迹遍布整个美国。每到一处，听众们无不为他的机智、魅力和口才所折服。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几位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曾在耶鲁大学教过书的世界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欧文&#8226;费雪就曾邀请他，一同前往其位于纽黑文的家里欢庆感恩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弗兰克&#8226;菲特曾与他一同出席过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他还结识了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8226;陶西格。回国之前，熊彼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此次美国之行我一共走访了17所大学，做了许多演讲和报告，那里的师生对我都十分亲切友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现在我却不得不离开这里，这真让人感到难过。我总觉得自己原本可以为这些美国同仁带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我现在所能做到的要多得多，也好得多。”

在美国的这次为期6个月的学术交流中，熊彼特与美国经济学术界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这也促成了他之后在1927～1928年、1930～1931年又先后两次以客座教授身份访问哈佛大学。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3）

对于他本人和哈佛大学来说，这种学术访问无疑是“双赢”的--美国最具声望的顶尖大学和欧洲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这一组合堪称完美。熊彼特在一封家书中提到，在剑桥的这段日子他过得很好。他十分喜欢这里的校园，一看便让人想起英国式的学校。他也喜欢绿树成荫的街道，教授们就住在街道两旁的公寓里面。在市中心，各种各样的餐馆、咖啡馆、商店鳞次栉比，供应的商品种类丰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对学术研究来说，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如果将美国视为一个整体，熊彼特对它的热情其实相当有限。他曾在1930年10月寄往维也纳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国家别扭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剑桥倒确实是个相当文明开放的地方。”

在旅居美国期间，熊彼特寄住在弗兰克&#8226;陶西格家里，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惬意的时光。当他即将结束第二次客座教授访问行程的时候，曾向一位友人提到：“我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我的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不过你可别想歪了，他可不是个年轻优雅的小犹太，而是一位已经72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在哈佛教了50年书，要是没有他，哈佛的经济院系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科的发源地。而且他为人积极、仁慈、睿智，看似坚强但是实际十分温和敦厚。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宠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过去3个月的相处中，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就是这一切的最好证明。”

当然，熊彼特最为看重的，一是哈佛大学优越的工作环境；（提请注意：在维也纳有3位教授和4名其他讲师在教授经济学，而这里有8位教授和32名其他的讲师在做同样的事。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他在学院里、教室里遇见的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和学生。这些年轻人之前只能在书里研究欧洲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十分渴望能有这样一个人出现，使他们真正认识里昂&#8226;瓦尔拉斯、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阿尔弗雷德&#8226;马歇尔以及弗朗西斯&#8226;埃奇沃思这些传奇的名字，能生动形象地介绍他们的学说和理论。熊彼特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每天拿出一小时讲读，听众们聚精会神，如饥似渴，简直像是要把我吃了--不过这也带给我许多乐趣……（我）特别乐意和青年学者们在一起，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们常常举行‘学术讨论夜’，聚在一起谈所有感兴趣的问题。”3个月后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学生们和同事们的研究热情十分高涨，不论是课上课下，到处有人找我讨论问题。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这一切使熊彼特深受鼓舞。他逐渐感到，只有在哈佛，他才能同时既作为一位老师也作为一名学者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由衷地称赞：“我很喜欢哈佛，至少在我的专业研究上，世界上再没有哪所大学比哈佛更让人喜欢了。”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4）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熊彼特为什么接受了到哈佛大学长期任教的邀请，并且最终离开了他教学和生活了长达7年之久的波恩大学。不过，吸引他来到这一方新天地的不仅仅是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求知若渴的青年学者，更多的原因在于，这位在美国广受赞誉的经济学家在自己的故乡德国(熊彼特的原籍为奥地利，但已取得德国国籍)正遭受着失败的痛苦--原德意志帝国的著名高校柏林弗里德里希&#8226;威廉大学（现已更名为洪堡大学）甚至拒绝为他提供一个教授席位，很久以前，熊彼特就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四处寻找机遇谋求一个教席。直到1931年，他终于迎来了一次机会。当时洪堡大学有好几个经济学教席空缺，其中也包括国民经济理论学的席位。在此之前，那个职位一直由德高望重的社会经济学家威尔纳&#8226;桑巴特担任。作为德国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已名声在外。他的支持者们都认为，他理所应当成为桑巴特的接班人，这其中也包括影响力广泛的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帝国议会议员的古斯塔夫&#8226;施托尔珀，他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熊彼特积极奔走。柏林的几个教授也很支持他，此外教育部也传出了一些积极有利的信号。

3

然而大多数教授是反对他的。柏林的经济学家多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他们对熊彼特的学说持怀疑态度，并且想借此来给他点颜色看看，打击一下他的士气。因此，熊彼特的教席申请之路并不坦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挫。比如其中有一个职位，专家们突然想要找一位农业经济学家担任，而这当然不会是熊彼特。（熊彼特在一封给施托尔珀的信中无不讽刺地写道：“不论是不是关于学术创作，柏林的这些同僚真是第一次让我对他们佩服到五体投地。这一次他们无视我的方式居然不是用各种无聊的方法嘲笑我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件很有创造性的事！”）随后又传出了一些有关熊彼特的流言，说他在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和彼德曼银行行长期间曾有不光彩行为。种种流言使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熊彼特为什么只做了7个月部长就卷铺盖走人了；为什么他做了5年银行行长却最终负债累累，以至于不得不长年辛苦工作赚钱还债，这些不入流的招数最后还是得逞了。授职委员会主席数学家理查德&#8226;冯&#8226;米塞斯后来解释说，熊彼特无法对自己的高额负债给出清楚合理的解释，这导致他的得票数很不理想，最终委员会将桑巴特的教授席位授予了另外一位申请人，而熊彼特也没能获得其他空缺职位。

以往在申请教授席位的过程中也到处可见阴谋诡计和权术手段，而且往往比专擅此道的政客们用到的还多还厉害，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真正有才华的人也恰恰因为自己的这种才华，才招致了那些没有才华的人的反感。熊彼特的迅速成名更加剧了这种嫉妒和猜忌。他和施托尔珀都坚信，这一点对此次教席申请必然产生消极的影响。2当然，熊彼特自身也难辞其咎：早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被扣上了一顶恃才傲物的帽子，只此一点就让很多人眉头大皱。还有他离经叛道的生活作风--住豪宅，养宝马，公然和妓女出双入对，这些自然也不会给学界同仁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因此可以说，他早期的教职生涯过得其实并不风平浪静。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5）

摄于1931年熊彼特在一次波恩近郊的郊游中。此时他在柏林谋求教授席位的努力已宣告失败。

在柏林遭遇滑铁卢的经历并非没有对熊彼特产生影响，事实上他对此非常失望和沮丧。3因此，受到像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学府对他的竭力邀请，无疑是一个十分及时的安慰。自从他第一次作为客座教授旅居哈佛时起，哈佛校方就向他发出了热诚的邀请，希望他能长期留教，此后这种邀请也从未中断过。哈佛大学甚至还专程派人前往波恩，希望能说服他接受这个邀请。哈佛经济学院院长哈罗德&#8226;伯班克给他写过的亲笔信多到不计其数。1932年年初，伯班克再次发起了猛烈的“邀请攻势”：学院先是聘任了年轻的俄裔经济学家华西里&#8226;列昂惕夫，他当时住在柏林，其理论获得了熊彼特强烈的赞同和支持；之后学院又设法将熊彼特的朋友、奥地利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8226;哈伯勒的客座教授身份转成了正式教席。通过这一个个细节动作，伯班克试图“引诱”熊彼特：“如果您接受邀请的话，我们将欣喜若狂，荣幸之至！”此外，哈佛还为熊彼特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报酬--年薪12 000美元，外加4 000美元的退休补贴，这在所有哈佛教授中是最高的，比他之前在波恩时足足高出一倍。基于以上种种原因，1932年4月熊彼特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这份极重的邀请。4

然而要离开波恩了，熊彼特的心情并不轻松。那些在他困难的时候始终不离不弃的朋友和同事，那些信仰他跟随他的学生，他的红颜知己米娅，还有他挚爱的妻子--她已经在波恩安息，无法陪伴他漂洋过海到大陆的彼岸了，这一切都让他难以割舍。可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这次旅行，大西洋彼岸的空气至少能让他从柏林失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身在哈佛，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不论是从地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柏林--德国的首都，终于远离他了。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就如哈佛大学的一位人文和自然科学学院院长所说，哈佛“深知自身的重要责任，并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在哈佛所有学院，上至德高望重的教授，下至刚刚入学的新生，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毫无二致。就像巴黎人理所当然地将巴黎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心脏一样，哈佛人也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的哈佛就是世界学术圈的中心！而这一切对于一个立志要登上自己专业领域最高峰的人，世界上还有比哈佛更适合他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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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终于得偿所愿，把熊彼特长久地留了下来，而熊彼特也充满热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当1932年9月他正式成为一名哈佛教授时，他对这所大学、这个校园已经相当熟悉了。两年前，他曾借住在弗兰克&#8226;陶西格的家里，现在，在这所位于斯科特大街2号的巨大的灰色居民楼里，他独自享有一间十分舒适的公寓，而且这间公寓并不和嘈杂的家庭住户连在一起，位置十分优越。陶西格是从布拉格迁至美国的犹太人后裔，他的母亲具有德国血统，可以熟练地用德语和熊彼特交谈，这让熊彼特甚至有一种还住在波恩家里的感觉。另外，陶西格的经历也和熊彼特颇为相似，例如，他也是从小被当做神童，16岁就进入哈佛大学学习；除了自己的经济学方向外，他还取得了法律方向的学位，并对企业界、社会学和历史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家庭生活方面，和熊彼特一样，他的妻子也已经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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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之前一次熊彼特在哈佛的时候开始，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这份友谊更加牢固了。熊彼特已经成为陶西格家里实际意义上的一分子，这个家里还包括陶西格的女儿海伦，她是一位医生。熊彼特称呼陶西格为“Pa”5，而陶西格的确就像是一位慈父一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比他年纪小28岁的熊彼特，向他描述哈佛的独特魅力，教会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帮助他尽快适应新的生活。他们一起吃饭、上班，晚上和周末也总是聚在一起聊天，从工作到个人生活，几乎无话不谈。

陶西格家距离哈佛校园并不太远。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穿过安静的住宅区街道，路过一排排整齐的独栋房屋，就可以到达熊彼特的办公室。6就像现在看到的那样，哈佛大学的核心部分就坐落在剑桥市市中心，从以前到现在这所大学一直在那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整座城市几乎都是为它而存在的。高大葱郁的树木和平整干净的草坪相应生辉，一座座图书馆、学生宿舍楼、教室、礼堂还有办公楼，就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优美的环境中。哈佛校园四周都用篱笆围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雄伟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和纪念教堂为这座小城营造了一种宁静而庄严的气氛，高高低低的大门连接着通向市中心的马路。哈佛校园和市中心之间的道路总是一派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每到午饭时间，教授和学生就纷纷涌向附近的咖啡店，由于还有很多教学楼分布在市内其他地方，所以到处都能看到许多急着赶路的匆忙身影。而熊彼特办公室所在地霍利奥克楼，恰好坐落在学校正门对面，他的办公室就在楼顶层一隅。其实很多时候他都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那里也专门为他开辟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

49岁的熊彼特为自己设定的工作计划无疑是令人惊讶的。绝大多数哈佛教授每学期只上两门课，而他每学期至少开设三门，每周还分别组织两次活动，这些活动主要针对那些已经取得了初级学位的研究生。其中还有来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学生（拉德克利夫学院是同样位于剑桥市的一所女子大学，与哈佛大学往来密切）。每一次活动前熊彼特都精心准备一大堆摘要和笔记，虽然在讲台上他从未用过。

熊彼特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解答学生的问题。他把每次的答疑时间看得很神圣，因为太过投入而超过原定时间的事更是家常便饭。他总是全身心融入其中，倾听学生们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鼓励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形成材料，在课堂上作为典型范例予以解答；阅读学期论文、博士论文，给出自己的建议。据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西蒙&#8226;哈里斯回忆，他当时刚刚到学院担任助理教授，每次路过熊彼特办公室的时候，都能听到他正在辩论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活力和激情。熊彼特总是热情地鼓励学生多问问题，所以只是把答疑时间通知贴出去是不够的，他还每个星期都拿一张纸给学生们相互传递，要求他们在上面登记参加咨询答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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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学工作，熊彼特也没有懈怠自己的研究项目，而是更为深入地投身其中。虽然在到哈佛之后的前几年里他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数量并不多，但是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摞厚厚的手稿，他同时写这两本书，而这两本书日后都成了经济学经典。其中一本内容涉及货币理论（他本人管它叫做“钱书”），另一本则是关于经济周期循环的《经济周期理论》。还在波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着手写这两本书，到了哈佛之后，他希望在这个更有创造性的氛围中完成它们。为此他做了很多事情：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要广泛地分析研究这两个主题下现有的文献资料，不论是经济理论，还是数据统计，或者历史评判，都值得研究。这个目标如此庞大，因此空闲的每分每秒都被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晚上的时间常常被熊彼特用来做讲座，他的讲座很受欢迎，而他本人也很享受站在讲台上的感觉。7因此在学生中间，或在哈佛经济研究会和研究生院经济学俱乐部这样的学术组织讨论会上，时常能看到他侃侃而谈的身影。他还常常接受邀请到当地的其他大学讲学，或是乘船顺着詹姆斯河前往波士顿，去给那里的政治社会团体作报告。

尽管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熊彼特还总能抽出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几乎每天的午餐和晚餐时间他都会和同事还有学生一起坐在某个咖啡厅或某个小餐馆里，议论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谈论哈佛，还有这之外的世界。有时他还会散步至登斯特堂，这是一座新式住宅楼，既住学生也住老师，两个群体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熊彼特十分支持和倡导这种所谓的“登斯特模式”，尽管并不住在那里，但是他在楼里也预备了一间小公寓，还常常去那里的餐厅吃饭。每次只要他在那里，他的桌子前总是围着一大群人在进行热烈讨论。

熊彼特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在青年学者以及学生身上，定期和他们聚会，在日记里，他把这叫做“小酒桌边的培养”。没多久时间他就开始积极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对话圈。他本人管这个圈子叫“内部学术讨论小组”，但在其他人眼里这个群体却有更为响亮的称号--“机遇、博爱和逻辑学会”或“古诺学会”。此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全部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圈子，成员除了熊彼特外，还有爱德华&#8226;梅森、爱德华&#8226;张伯伦、华西里&#8226;列昂惕夫、西蒙&#8226;哈里斯、道格拉斯&#8226;布朗、奥佛顿&#8226;泰勒，他们调侃自己为“熊彼特之七贤会”，后来年轻的戈特弗里德&#8226;冯&#8226;哈伯勒也参与了进来，这些人构成了新一代的哈佛经济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自1932年年底开始，他们每月一聚，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很多年。每次聚会的流程一般先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由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就某个经济问题做报告，而后就针对这个报告展开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场面活跃热烈，酣畅淋漓。西蒙&#8226;哈里斯后来回忆说，气氛总是那么好，每个人都有一大堆东西要和大家分享，所以聚会一直到深夜才结束，也是常有的事。1934年他们编写了一本书，名为《经济学的复苏计划》，书中抨击了罗斯福总统抗击大萧条的计划。哈里斯说，这本书的完成首先要归功于熊彼特想要和同事们共同完成一部学术研究的热情，同时也源于他始终对罗斯福新政抱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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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熊彼特也一直独树一帜，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他讲课的方式与学院惯常的经济学授课模式大相径庭。此前适用的一直是弗兰克&#8226;陶西格创建的所谓“苏格拉底教学法”，这种模式在学院中备受推崇，上至资深教授，下至年轻的讲师和教员，都极力将它应用到自己的课堂上。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特点在于弃用那种传统的只有老师一个人讲，学生只负责听的方法，而是在师生之间展开对话式互动--老师提出问题，层层深入，引导学生自己总结或导出核心经济学原理和依据。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8226;萨缪尔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在运用苏格拉底教学法上，陶西格绝对是大师。1935年，年仅20岁的萨缪尔森从芝加哥大学来到哈佛，不久之后迅速跻身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行列。他曾上过陶西格的课，并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缺陷：

所有上课的人，不论他们处于何种学术水平，都被要求积极地参与讨论--即使他们也许才刚刚接触这一领域。陶西格的过人之处之一在于，他会提前对整个过程制定详细计划，他很清楚地知道，是要讲给哪些学生听，引导他们在适宜的时间给出正确而富有逻辑性的回答。以及要回避哪些学生，以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不会因为学生回答不出问题而无法进行下去。陶西格就像是以前学校里那种严格的老派绅士，这使得大部分学生上课时提心吊胆，生怕他会叫到自己，直到某个可怜的孩子被点名之后，其余人才会放下心来，等着看好戏……毋庸置疑，陶西格的课内容丰富，充分展示了这位伟大教授的才华和学识，并且绝对会给来上他课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他的这个教学法放到其他老师那里，哪怕这个老师经验很丰富，也绝对是一场灾难……陶西格已经对这个方法驾轻就熟……可即使在他的课上，用这个方法教授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也并不是特别合适。

熊彼特的到来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一开始他也尝试着在课上使用苏格拉底教学法，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努力。他有自己的一套授课方法，风格自然，内容新颖，为紧张的课堂送来阵阵清风。1935～1936年，当他接替陶西格开始教那门最重要的经济理论课“基础经济理论”后，这两种教学法的比较就再明显不过了。经济学家沃尔夫斯冈&#8226;施托尔珀的父亲古斯塔夫是熊彼特的老朋友，1934年施托尔珀来到哈佛大学，先后上了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基础经济理论”课。他后来回忆说：“这两位教授上课风格差异之大令人惊讶。”陶西格擅长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引导学生从容地进入经典经济学的殿堂，而熊彼特则凭借其激情四射的演讲和报告带领学生们畅游现代经济学的世界。他对亚当&#8226;斯密、大卫&#8226;李嘉图还有约翰&#8226;斯图尔特&#8226;穆勒这些光辉的名字如数家珍；他从不避讳那些经典的基础经济问题，即使它们尚未得到解答，以后也不知何时才能解答出来；他也会讲到阿尔弗雷德&#8226;马歇尔、里昂&#8226;瓦尔拉斯还有克努特&#8226;维克塞尔这些经济学界的“革命家”，是他们成功扭转了19世纪经济学持续下滑的颓势；他还会耐心地解释“边际生产率”这些重要概念，解答怎样计算收支平衡的问题。在引入和介绍全新理念和学说上--比如尤金&#8226;斯勒茨基的数学公式、爱德华&#8226;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式（当时出版才不过两年），熊彼特向来是不遗余力的。他还鼓励学生主动关注《经济研究评论》，密切跟踪经济学科的新近著作和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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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彼特的课堂上绝不会出现老师一个人讲个不停的情况。相反，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学生们可以随时打断他。事实上学生们也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与这位大师面对面对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的魅力，这原本就是他的“个人秀”，只要一上讲台，他就总能调动起学生的兴趣，他们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他挥舞的教鞭，使无聊或是昏昏欲睡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光。他的开课方式极富戏剧性，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演员也要对此刮目相看--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在全班学生近乎“痴迷”的注视下，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些什么，而后转过身来，从容不迫地开始了一天的课程--至此，又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开场了。

萨缪尔森曾回忆道：“不是通过讲笑话，也不让学生们掉进事先挖好的‘陷阱’，但他（熊彼特）总有办法把课上得趣味十足，而且丝毫不影响其思想深度。他带领学生们从呆板且平铺直叙的课本中跳出来，进入真实的经济世界，认识活生生的经济学家们。讲‘需求替代弹性’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散发出的热情是真挚的，这种真挚的热情能传递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同样，爱德华&#8226;梅尔茨也对此感同身受。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教授之前也曾在哈佛大学读书，在谈及熊彼特时，他甚至尊称熊彼特为“经济学教皇”，“他热爱经济学原理和每一个经典细节，对教材和案例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论是阐释理论还是回顾历史，他都能讲解得妙趣横生，以至于听众们都会产生一种感觉--他们不是坐在教室里，而是坐在电影院里，正在欣赏一部精彩绝伦的经济学电影。”

与此相反，熊彼特的演讲方式就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完美了。他的演讲结构不甚清晰，乍看之下好像没做过什么准备；演讲的内容包罗万象，对听众的学术水平要求很高，这致使那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听起来十分吃力；他还很喜欢在黑板上写下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由于太过杂乱，回过头看的时候往往再也找不到头绪了。萨缪尔森曾不无风趣地说：“有时候我们要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从黑板上一大堆符号数字里，找一个漏掉的斯勒茨基数学公式，或者把多余的公式排除掉。”

熊彼特对数学也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他坚决支持经济学研究必须要以数学为导向，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世界计量经济学协会于1930年得以成立，这个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宣传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问题。另一方面，他自己却是个没有数学天赋的人，而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到了哈佛以后，他还去旁听过著名统计学家爱德华&#8226;威尔逊的课。在那里，这位闻名世界的经济学泰斗坐在那些比他年纪小一半的学生中间，和他们一起为计算一个方程而冥思苦想，为弄懂某个公式而汗流浃背。熊彼特在后来给哈伯勒的信里这样写道：“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想必和摩西第一眼看到极乐世界时一样，这个世界虽好，但门口却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尽管如此，熊彼特并没有放弃成为一名数学教师的尝试。当他得知哈佛还没有专门的关于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或讲座时，就敦促经济学院在教学计划中特设一门这样的课程，甚至还主动提出愿意教这门课。当然，他的首次数学课程尝试--“数理经济学导读”，显然不会和他所擅长的经济学课程一样完美，事实上不但不完美，而且还相当初级。爱德华&#8226;梅森回忆说，当时数学院系的教授们都对这门课程粗浅的水准哑然失笑。这也使得经济学院最终决定，还是把这门课交给华西里&#8226;列昂惕夫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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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熊彼特更是一个脾气古怪、行事叛逆的人。他有个广为人知的怪习惯，就是随时准备好小纸条，以备记录那些不期而至的灵感。不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在餐桌旁用餐，又或者正站在讲台前讲解某个理论时，他常常会突然停住，然后掏出一张黄色小纸条，匆匆记下一个新想法，再塞回裤子口袋里去。这种事发生得太过频繁，以至于有些同事很好奇，他究竟要拿这些堆积成山的纸条做什么？（其中一个朋友甚至猜测熊彼特家有一个很大的木桶，才能装得下这些纸条。）学生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趣闻：熊彼特是唯一一个来上课时不带任何教案，到下课时却装了满满一口袋纸条离开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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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古怪的习惯，或者说恰恰由于这种古怪习惯，熊彼特短时间内在哈佛大学声名鹊起。作为其专业领域的绝对权威，他在青年学者中虏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他还广泛地参与到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建设中去，与学院的领导以及校方负责人共同探讨经济学院该如何走好今后的路。熊彼特迅速提升的影响力，使《哈佛大学学报》认为很有必要为其做一次专题介绍，于是便于1934年1月出版了一期关于他的详细报道。8报道中对这位新“哈佛伟人”的作用和影响分析得恰如其分：

熊彼特教授，借由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老教授们的引荐，于1932年秋正式获得该院教授教席。从那时起，他迅速成为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激进派教员和年轻教授的领军人物。长久以来，经济学院一直踟蹰于堂吉诃德式风车稻草人的幻想中裹足不前。为了使其能够摆脱这种境地，熊彼特教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至少，他让学院的大多数人看清楚，保守观点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现实含义。在充分认识了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之后，熊彼特教授开始埋头于学术钻研，以此来摆脱世俗的烦扰。他断然拒绝将任何一个他在课堂上讲解过的理论付诸于实践；面对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时，他也一针见血地表示，他们必须自己去弄明白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现实。当然，他也有其民族性格中优雅的一面。讲台上的他无时无刻不彰显着日耳曼人（条顿人）的激情，喝茶或用餐时则又散发出斯拉夫式的魅力。因此说到社交方面，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院系里最受欢迎的人物。

1935～1936年，哈佛经济学院经历了一场“年轻化”的洗礼。长期稳坐学院第一把交椅的弗兰克&#8226;陶西格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回家颐养天年，其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一辈经济学泰斗们也都陆陆续续地退了休。熊彼特借此时机，召集了一大批天资过人且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有当时年仅30岁的数学天才华西里&#8226; 列昂惕夫，在熊彼特的帮助下，他于1932年进入经济学院担任讲师一职，此后一直致力于其“投入-产出分析”，后来更凭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另一位戈特弗里德&#8226;哈伯勒是熊彼特的同乡，三十几岁就已经是国际贸易理论领域响当当的名人了，他也是一开始作为客座学者来到经济学院，后来正式受聘成为副教授。还有原本就在哈佛的爱德华&#8226;张伯伦、爱德华&#8226;梅森和赛默&#8226;哈里斯也不落人后，日后都成为极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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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学者前途一片光明：保罗&#8226;萨缪尔森--熊彼特的得意门生，也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8226;斯威齐--一位银行高管的儿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熊彼特的助手，也是美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专家；阿瑟&#8226;史密西斯--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在洛克菲勒基金的帮助下来到哈佛大学，成为熊彼特的挚交。当然还包括理查德&#8226;阿贝尔&#8226;马斯格雷夫、詹姆斯&#8226;托宾、约翰&#8226;盖布瑞斯，以及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因此，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从那时起，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缓缓拉开了其学术发展辉煌年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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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里，考虑到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熊彼特应该是感到满意的。与陶西格一家人的关系愈加紧密，与其他同事也相处融洽。工作之余，他还总是抽出一大部分时间和学生一起度过。工作和社交把他的生活占据得满满的。

然而，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总是来之不易的。从外面看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熊彼特在寄给他远在欧洲的朋友、同事的信中也表达了这种满足：“我在哈佛过得很好……这是我一直向往的。”几个月后他又写道：“我的研究工作按照原定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比起过去在迷人的莱茵河畔那会儿，我的工作进度要快得多。”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写道：“哈佛的生活十分惬意，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两年后，他对哈佛的喜爱依旧有增无减。1935年在给身在挪威的拉格纳&#8226;弗里希的信中他曾愉快地称赞哈佛：“上一个学期过得很愉快。有时甚至似乎有一种感觉，这里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氛围。”他每天在校园里奔走的活力、他在课堂上展现出的机智和幽默、他在学生聚会上的口若悬河，每每看到这些，又有谁会想到，在这积极乐观的外表下，他的内心世界竟是出人意料的阴郁。

事实上，精力旺盛且自我意识极强的熊彼特深深遭受着自我怀疑、自卑感和抑郁的折磨。在他许多保留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的私人资料里，记录了其内心世界的挣扎和斗争。他曾在纸上整页整页地自责无法迅速完成学术创作，抱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写，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差劲的老师和学者等；他也曾描写过那些让他觉得世界一片黑暗的日子，他甚至没有办法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到书桌前去；他一直跟飘忽不定的情绪变动作斗争，忍受足痛风带来的折磨，无端揣测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几乎每一天，他都深切地思念已故的妻子安妮和母亲，祈求她们能赐予他这个“可怜虫”力量和勇气。

以下这几段关于熊彼特在哈佛大学前三年生活的日记将他的悲伤和绝望展露无遗：

现在是周日晚上，这一星期又这么结束了--我在这星期过得没什么不好--恰恰相反，很快乐、不痛苦；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难过，思想上的难过。讲座、上课，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目前进行的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可是我真的累了！

糟糕的一星期！虽然每天工作，但是勉强是一种痛苦，大脑也不听使唤，连步也没散……论文令我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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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的母亲、我亲爱的妻子，不管需要何种代价，要是你们能留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我一点也不快乐！只有痛苦的创作、毫无进展的论文……一切都糟透了！

三天时间就只写了关于价格的那一章，几乎毫无任何进展。麻痹、疲惫、病态--太糟糕了！……实在没做一点儿有用的事；课也上得一团糟……天天待在办公室里忙这忙那，却怎么也忙不完；不想看数学，也不想看希腊语--实在没有力气了。

如果这一切预示着我即将崩溃，我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不去想那些或许会感受到的强烈的痛苦。但是我竟甘心于此吗？……这是不是死亡的一个阶段？如果是，那它也是个不太重要的阶段……即使恐惧，我也只能顺带等着看，看……自己怎样熬过这些时刻。

当然，熊彼特也有很开心的时候，特别是和他的年轻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拥有过美好的假期，只管享受大自然的美丽，而不去想其他烦恼；他也有顺利的时候，比如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甚至有所突破时。正如他在1934年末的一篇日记里写道：“这真是美妙的一个星期！这个星期我感到精力充沛，虽然还是不停地追着时间跑，论文也还没完成，但是我感觉好多了。” 几个星期后，冬日的剑桥城也让他欣喜不已：“……剑桥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温暖的阳光下，洁白的雪花折射出奇异的光彩；从洒满阳光的屋内向外看，蔚蓝的天空呈现出冰冷而清晰的线条，庄重而又迷人，美好的现实世界。”除此之外，熊彼特也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名流云集的社交场合或是舒适的高级酒店，都会让他乐在其中。例如在一次巡回演讲期间，他在日记中兴致勃勃地写道：“我今天在酒店里打开收音机两次！一边听音乐一边泡澡--除了总统之外，有谁享受过这般待遇啊！”

然而他的情绪实在太过脆弱和敏感，时常突然一下子又转入到另一个极端。在1935年年初的一则日记中，他记录下了自己短短几天里情绪猛烈的波动和起伏：

星期一和星期二过得还不赖，研究工作有所进展，大学生活真是太惬意了，千真万确！……总而言之，一切都如此美好，包括我们的小圈子（对于这一点真是没什么好不满意的），我对自己说，‘年轻人，年轻人，去追求快乐吧！早晨醒来却不想起床，那就索性赖在床上，享受窗外的阳光和雪景’……但是昨天晚上（星期三晚上）的学院晚宴却让我感到疲惫、紧张，甚至有点不快……今天早上见到账单更是让我大感扫兴，大脑到脊柱都像瘫痪了一样……一句话也不想说。

工作过度劳累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每到此时，熊彼特便陷入挫败的泥潭中，忍受着内心空虚的煎熬。世界在他眼里一片昏暗，他想要逃避，拒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在悲伤和自责中苦苦挣扎。尤其到了某些特别难熬的阶段，他几乎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甚至无法顾及生活。那种糟糕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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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情况太过严重，致使他单靠一己之力无法从中解脱出来，他便收拾包袱，远远地逃离惯常的生活，有时长达一两个星期。或是去海边的旅馆，或是去山上，在那里他什么也不用做，只需尽情放松，享受眼前美好的一切。大多数时候，经过这样的放松后，他的情绪会很快恢复过来，又有勇气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了。例如， 1934年年末至1935年年初，结束了一个学期的紧张忙碌之后，他动身前往印第安纳州的著名休养圣地弗伦奇利克，彻底放松身心。那是一个坐落在中西部地区且带有巴登符腾堡州风格的小镇，以疗养温泉和赌场而闻名。熊彼特在那里的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悠闲自在地度过了两个星期。他在这期间所写的日记至今仍未被翻译和发表过，那上面清楚地记录了他怎样度过内心的艰难时期，以及抑郁的情绪究竟给他的生活和性格带来了何种影响。以下是其日记的详细片段。

1935年1月9日：我现在在弗伦奇利克， 在这里切切实实地度过了14天。除了和旅馆服务生必要的交谈外，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喝酒。我独自一个人，想了许多东西。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这里的生活即使不全都是快乐的，但也仍然算得上不错！……至少那些令人不知所措的困惘、空虚和无法掌控生活的无力感，还有最初那几天让人窒息茫然的日子，已经过去--我现在在日记里看到对这些东西的描写，已经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感受了！（然而，我仍然感到很不痛快，我无法和朋友们一起庆祝除夕夜，尽管这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问自己，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我甚至没有能力为自己在酒店租一间房，吃一顿饭--到那时，我就只会成为所有人的负担。）

1935年1月10日：弗伦奇利克--这个平淡无奇的地方，还有我住的这栋楼，像是个医院，又有点类似于监狱……经过这一番休养后，我现在已经好多了。如果当初不是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些消沉绝望的情绪，我现在几乎无法相信它们存在过。如我所愿，这两个星期的休整让我远离了死亡。必须要感激我的‘汉森’，并将这个教训铭记于心。

1935年1月13日：在弗伦奇利克度过的14天的概况--我要向我的‘汉森’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她们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和这么美好的环境……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疲倦，经过这番休养，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工作起来也兴致盎然，对辛辛那提（他休假结束后要去那里做报告）也颇有好感。这些都促使我对之前的一些观点加以完善，或者提出新的意见。

1 即便是最开始的那些害怕精神崩溃、神经错乱、无法正常生活的日子，事实上也不是那么不幸，或许只是我过于自怨自艾，其实我算是很幸运的了，然而却不懂得尽情享受，反而坐立不安。我绝非是不幸的，比如和米娅在一起的时候。

2 沮丧的心情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就很快消失了。我几乎无法相信日记上所写的内容，我竟度过了那样一段消沉的时期……尽管做了无数可怕的梦，但是久违的创造力仍旧慢慢地回来了，我又看得见无限延伸的地平线了，窗外的景色也不断映入眼帘……有点想玩桥牌。没过多久，心情骤然放晴，我感到越来越轻松--真令人惊奇，我居然没有死，那些空虚和寂寥或许只是因为太累了而产生的幻觉。噢，我亲爱的妻子，我亲爱的‘汉森’，感谢总是围绕在我身边的神奇魔力，让我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4）

未公开的日记：借助普通写法和速记法、德语和英语，熊彼特记录下了他的内心世界。这是他1935年在弗伦奇利克写的日记的第1页。他在这篇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是如何从抑郁情绪中走出来的。

3 只有一次，一位叫克劳森的先生突然造访，与我交谈了20分钟。除此之外，我只跟服务员说过“请给我一份牛排”，这可是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这一点在休养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忘记，在休养期间要保证睡眠，少抽烟，少喝酒。

熊彼特的情绪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并且他还意识到，过量的工作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造成自己情绪波动、精神崩溃的罪魁祸首。不过这种正常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休假结束后，他又马上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中去--教学、科研、社交活动等，很快又使他精疲力竭。几周以后他又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觉得“有种麻痹的感觉……和去弗伦奇利克之前的感觉一模一样。现在我已经不再相信，一次旅行或散心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

职位晋升、社会认同或者赢得学术伟人的盛名，这些耀眼的成就并不总能带来内心的平衡和满足。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只不过外界很难察觉到。熊彼特内心深处的秘密，也同样没人能猜透。即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至多只能大致推测，他是很喜欢和自己较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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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能够有机会窥见熊彼特的私人世界，这要感谢他的第三任妻子--伊丽莎白&#8226;布迪&#8226;熊彼特。她也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于1937年与熊彼特结婚。熊彼特去世以后，伊丽莎白将她在熊彼特办公室找到的全部文件的一大部分，赠给了哈佛。9其中除了不计其数的信件、著作和论文手稿、演讲和报告笔记、照片和一大堆黄色小纸条之外，还包括许多以日记形式记录的文字。在草稿本上、笔记本的扉页，还有数不清的散页上，熊彼特记载了他度过的每一天、他的想法和感受。不过，想要推断出那些日记的具体内容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熊彼特的笔迹实在难以辨认，而且他总是使用多种语言，多数是德语和英语，但有时也用法语和希腊语。这些字迹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有时一个句子中间甚至出现好几种语言，着实令人费解。当然，除此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熊彼特使用的德语是一种简体德语，也是现代德语统一简体的前身。20世纪20年代前，这种字体在德国和奥地利还广为流传，不过如今能看懂这种字体的人已经很少了。

熊彼特是为了防止外人偷看他的日记，才使用这种“绞揉式”写法的吗？鉴于这些日记的内容--对周围人的评论（其中不乏消极评论），还有对疾病、死亡、性幻想等颇为私人的描述，以及与他已故妻子和母亲冥想式的对话，这一猜测似乎很有道理。另一方面，他显然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要把其中一些生活经历公之于众，因此一些日记后面附有他的亲笔签名（估计他可能当时有发表这些文稿的打算）。例如，1934年6月结束欧洲行程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在拉哥尼亚甲板上写下了一篇两页的文章，并以“序言”作为标题，内容很明显是其自传的引言。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开始为一部名叫《雾中航行》的小说起草情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显然带有自传色彩。

然而不管是自传还是小说，熊彼特最终都未能完成。但是那些仅存的文字片段里依旧隐藏着蛛丝马迹，引导我们一步步发掘他对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去找寻他真实的内心世界。10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5）

因此，在下一章节中还会详细讲述这些文字。如果熊彼特真的曾想要写自传，那么他的家庭背景和童年记忆无疑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在小说的开头特意强调：“请把我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看！否则将很难理解我所描写的一切。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在之后的篇章中熊彼特将他的主人公命名为伊格&#8226;亨利，年龄恰好与他自己相仿，又构想了主人公的整个家族成员、其母亲的行为和性格，以及这个家庭的社会交际圈等。

注释

［1］ 第一任妻子安妮和母亲乔安娜去世之后，熊彼特将这两位自己深爱的女人统称为“汉森”。详情参见本书第5章。

［2］ 熊彼特和施托尔珀从往来信件中得出结论，柏林的大多数教授都没有熊彼特那样的声望，他们担心这位从波恩来的明星经济学家会把自己比下去，影响到自己的威信和地位，因此对熊彼特多抱有敌对态度。

［3］ 史密西斯和施耐德作为熊彼特多年的好友，两人对此的观点一致，即熊彼特离开德国的原因不单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走向。多年以后，熊彼特在写给著名作家沃尔特马&#8226;居里安的信中对此也做了解释：“我必须承认，离开德国、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这里面也有我个人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趁着我有这个能力改变时，我不想错过机会。虽然离开那里主要是出于学术发展的考虑，但是不可否认，政治也是我动机的一个方面。”

［4］ 与哈佛大学同一时期或是比哈佛更早向熊彼特发出邀请的大学有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基尔大学、弗莱堡大学、柏林商学院、奥地利的布拉格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这些学校当时都派出了专门的负责人与熊彼特接触，或是直接提出授予他教学资格。熊彼特作为理论经济学家的素养和学识是无可争议的。能邀请到像他这样的著名人士到自己学校，将会为学校的声望和影响增色不少。

［5］ 德语口语中称呼父亲为“Pappi”。--译者注

［6］ 这所房子现在仍然保存完好。许多游人都乐意从此散步前往哈佛校园，亲身体验一番当年熊彼特上班走过的路线。

［7］ 许多熊彼特的朋友和学生都在不同场合赞叹过他的口才。如他的哈佛同事戈特弗里德&#8226;哈伯勒就曾说过他是一个“字字珠玑的演说家、语言运用的大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从来不会有沉冗乏味的感觉”。

［8］ 1936年，熊彼特曾给哈佛校长利南特写过一封长信，表达自己对经济学院当时情况的看法。他在信中批评道：教授资格的批准程序过于冗长，导致许多优秀的学者流失到其他大学；教学任务繁重，导致科研时间越来越少。他还举荐了几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就包括阿瑟&#8226;史密西斯和拉格纳&#8226;弗里希。

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好的大学（16）

［9］ 哈佛大学档案馆里关于熊彼特的书籍文件共计140余箱，每箱都相当于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大小。熊彼特去世后的10年里，因为资料内容有许多涉及他的个人隐私，所以资料管理方对公众披露的信息极其有限。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逐渐放宽条件，允许学者和对熊彼特感兴趣的个人查阅。除了极少数特例，这里保存的大部分日记都是熊彼特到哈佛大学之后写的。目前尚不清楚他早年是否有日记留存于世，但是鉴于熊彼特长年定期写日记的做法，可以推断这种习惯并不是到哈佛之后才开始的。

［10］ 熊彼特自传的导言部分一共有两页，由德语写成。开头的第一个段落如下：“想用文字记录走过一生的人，不论有意或无意，他所写的东西，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段时期的历史片段。这就赋予自传一种权利，它不依赖于描述的生活质量，对过着这种生活的人、他的追求、他的地位声望也都没有要求。写下文字的人怎样看待生活中的问题，是他自己的事情。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靠他自己。”熊彼特这篇自传体小说《雾中航行》的结构提纲一共有36页。他从35岁开始动笔。小说的语言由英语、德语、法语和加比斯伯格速写体混合而成。由于熊彼特的字迹很难辨认，其中许多章节的整理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这篇小说中对熊彼特现实生活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文中的主人公亨利被安排出生于英格兰，这一点和熊彼特的真实情况不符，但是其他大量细节都和他的真实经历相吻合。此外对剧情的发展熊彼特还写了一些注解，这些也和当时的现实生活相一致，文中的年代时间也和当时的时间相同。

天下之大，哪里才是熊彼特魂牵梦绕的故乡？是宁静的英格兰，还是强大的奥匈帝国？答案总是似是而非。又或者，地域的划分也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在熊彼特心灵深处，一直住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所熟识的所有社会圈子，无论是上流社会--企业界、老板阶层，还是任何工会团体，都有各自明确的出身背景，而他却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对等的属性。只有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他才能稍稍确定，那个她一手建立的生活圈子似乎就是自己出身的地方。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1）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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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短的时间里，熊彼特就毫不费力地在剑桥争得了一席之地，动作之迅速，令人惊叹。他十分看重这次机遇，希望以此在哈佛大学乃至美国的经济学界中发挥自己的影响，一展所长。于是，到哈佛没几个月，他就向有关部门表达了加入美国国籍的意愿。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保持和欧洲学术界的密切联系。

浩瀚的大西洋无法冲淡熊彼特对故乡的思念。以前在波恩大学教过的学生、曾经共事过的同僚、还住在维也纳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欧洲其他大学的那些熟识的经济学家……欧洲的一切无一不令他牵肠挂肚。欧洲的亲朋好友们也迫切地想知道，熊彼特在美国过得究竟好不好。于是，每星期都有数不清的信件从世界各地寄到熊彼特的住处。熊彼特也努力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回信，然而却常常力不从心，尤其遇到意志消沉时，就更加难以提笔了。在弗伦奇利克度假时他就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太令人吃惊了，我写了厚厚一摞信，但仍然没有全部回复完--真是难以置信，要回复全部的信件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注意力不够集中？还是神经系统出了毛病？不知道别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怎么办的？……我打算拿出半天的时间全部用来回信，尽管现在还没决定究竟用哪个半天……”那些暂时没有收到回信的朋友在失望之余，更加牵挂只身一人远赴他乡的熊彼特，为了和他保持更频繁的联系，寄出的信愈发多了起来。1

然而即使没有收到回信，也不会有人质疑熊彼特对友谊的忠诚和对待朋友的真心，这种真诚并不是几封书信可以涵盖的。熊彼特为人大方，喜欢送礼物，即使是身边的人，他有时也会寄上支票或者其他东西。如今陈列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里的许多信件都是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那些受过他帮助的朋友和亲戚无一不深深感谢熊彼特的慷慨解囊。

在支持和帮助欧洲本土学者这件事上，熊彼特也向来不遗余力。1933年希特勒政府开始肃清学术界势力，大规模驱逐犹太裔学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此，熊彼特极力争取美国学术界的教授们成立一个救助委员会，为那些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德国经济学家争取工作机会或提供必要的资金。后来这个救援项目也陷入了困境，然而熊彼特并没有停止脚步，甚至最后仅剩下他一个人，他也不言放弃，而是更加积极地给美国诸大学、组织机构、基金会写信，向他们举荐了无数位犹太裔和德国裔的社会学学者。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2）

熊彼特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着一份与生俱来无法割舍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每年的暑期旅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每年五六月份，期末考试一结束，他总会即刻踏上回家的行程，乘船回到欧洲，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直到9月底秋季学期开课之前才回来。即便那里的一切都熟悉无比，熊彼特仍旧乐此不疲--整整4个月的悠闲时光，可以走亲访友，可以重新沐浴在欧洲充溢着古老文化气息的阳光下，这一切都让他的心情为之振奋，甚至迫不及待。而欧洲那些熟识的朋友们也都期盼着他的回归。他原先在波恩大学教过的学生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

扬名世界的经济学大师

所有的传言都归于沉静

您不久就将出现在我们面前，和我们度过欢乐的几天

然而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这难免让人沮丧和遗憾

禁不住地想，您还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

人人都相信您会来，但却无人敢保证

来吗？不来吗？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悠然的海边，秀美的山巅，请不要停下脚步，

阳光照耀下的波恩，美梦能否成真……

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唤，快点来吧！

我们是您播下的种子，如今我们已经成熟！

1933年夏天，熊彼特的维也纳之旅最终无法成行，这让他以前的秘书兼知己奥提莉&#8226;耶克极其失望。9月份时她给熊彼特写信道：“我亲爱的部长大人！我现在已经彻底放弃能在这里见到您的念头了！一天接着一天，我一直期盼着您的消息，或者您本人突然出现！哪怕是母亲期待儿子的心情也不会比我更强烈了！”他的另一位亲密女友米娅也天天企盼着与他相聚的时刻。1933年春天，熊彼特曾写信给她，向她抱怨自己的“钱书”写作进展缓慢，这让他十分痛苦。她很快就回信给他：“……如果你在我身边，我会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帮你驱散所有的忧伤、沮丧和不快。那必定会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暑假的时候一定要来！”

事实上熊彼特欧洲之旅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和米娅一起度过的。例如1934年夏天，他们一起坐在一辆租来的敞篷车里，一路上欢歌笑语，穿越了法国全境。米娅坐在方向盘前负责驾驶汽车，而熊彼特就坐在她旁边，对着路过的某间教堂品头论足。之后他们还去了巴伐利亚州的小镇巴特基辛恩，在那里一起打网球、游泳，尽情地快乐。米娅的家位于波恩附近的小镇于利希，他们在那儿也停留了几日。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3）

这之后熊彼特还要独自去趟英格兰，拜访那些在伦敦或者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的旧友。有时他会故意突然出现，给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位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的同事就回忆起这样一件趣事：“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会悄悄离开美国，而且恰好在我们周年野餐会（在河上举行的野餐会）上跳出来。他的出现受到热烈欢迎……大家迫切地邀请他一同参加野餐会。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我们的船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他就坐在船头，身边围绕的皆是热切而智慧的目光，愉悦和欢乐充满了整个甲板。”

每次从欧洲回到美国，熊彼特总是带回许多全新的想法和一大堆趣闻。对于哈佛大学的同事而言，他身上的确散发出强烈的异国风情。所以即使他在哈佛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影响也越来越大，他却仍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带有“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

从外表来看--黑色的眼睛、高高的额头、棱角分明的脸庞，这位美国同事和朋友口中的“乔”似乎带有某种东方特质，特别是橄榄色皮肤更为他增添了异域神韵。看他年轻时的照片，甚至会将他误认为是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事实上熊彼特对自己家族的来历也知之甚少，但他却相信他的父亲一定和意大利有某些渊源。

可是只要一听口音，任谁也不会怀疑熊彼特的奥地利血统。不可否认，他英语说得极棒，而且还能用希腊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流利地交谈，但是无论讲什么语言，他的口语中无一不带有浓重的维也纳腔调。2对这种语调不熟悉的美国人乍一听熊彼特说英语，甚至可能听不懂。保罗&#8226;萨缪尔森就是其中之一。他第一次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听熊彼特做报告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听力困难：“他（熊彼特）的劲头一上来就会变得语速很快，而且有些含糊不清，所以当我听到‘厨房’还有‘意大利面’的时候，真是一头雾水！直到一年以后我到了哈佛，才逐渐弄明白，原来他说的是短期‘基钦周期’、中期‘尤格拉周期’和长期‘康德拉季耶夫长波’！” 有过相同遭遇的还有纽约州私立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8226;海伯纳，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跟随熊彼特学习的经历时，仍对此记忆犹新。他笑称始终伴随自己年轻时代的一大困扰，就是总要不停地猜测那些时不时从熊彼特口中冒出来的把人搞糊涂的专业术语。他记得有一次，这位可爱的老师急匆匆地冲进教室对学生大声说道：“Chentlemen，you are vorried about the depression You should not be For capitalism， a depression is a good cold douche ” 3（先生们，你们担心萧条，不必如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萧条是一个非常好的冷水浴。）等他发表完这一通言论，底下的学生皆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说的“douche”其实指的是“淋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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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彼特十分注重外表，对衣着的要求相当高。如果要在哈佛大学众教授中间举办一次“最佳着装”评选，那他将毫无悬念地摘得桂冠。他向来极其重视自己的服饰，力求每个细节都优雅而完美。有一次，为了准备和一位美国女士见面，他甚至一大早就起床，在镜子面前折腾了足足一个钟头。即使没有特别安排，平时他也都会穿西装，里面是一件衬衫，配上领带，胸前的口袋处还装饰有一条色彩艳丽的插巾。而且他还对不同风格的服饰都兴趣盎然，每天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搭配，这也引起了学生们的关注。保罗&#8226;萨缪尔森的妻子玛丽昂&#8226;萨缪尔森也和丈夫一起在哈佛跟随熊彼特学习，有一回她专门针对熊彼特不计其数的外套、衬衫、围巾、领带和装饰手绢搭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还总结成了报告。她在这份报告中指出：熊彼特的着装搭配基于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精心编排的服饰集合，且此搭配规律呈周期状交替出现。

熊彼特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可谓别具一格、自成一派。微微鞠躬，然后亲吻女士的手背，这样的做法在美国显然早就过时了，但却极具绅士风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引人注目。另外，熊彼特亲切友善，有时甚至过于礼貌，对女性更是彬彬有礼。他就像是老派学校里走出来的绅士，还坚持着世纪之交时维也纳流行的社交风尚。

哪怕全世界都对熊彼特身上散发出的奥地利式气质不屑一顾，他自己也完全不会感到困扰或有所动摇。毫不夸张地说，熊彼特绝对算得上是奥匈王朝的忠实拥护者。1918年，曾经强极一时的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每当谈及那段历史，熊彼特总是情绪激昂；他对维也纳光辉灿烂的文化如痴如醉，描述起19世纪末文学艺术的颓废主义风格来活灵活现。他是如此狂热，而狂热之中又带有淡淡的忧伤。正如他身边的人感觉到的那样，熊彼特深深眷恋着那片故土，穷其一生都难以释怀。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奥斯卡&#8226;莫根施特恩就曾说过：“现代美国式民主显然不是他（熊彼特）所惯常的生活模式。” 保罗&#8226;萨缪尔森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对这个充斥着米基&#8226;鲁尼（电影演员）和可口可乐的国家（美国），他几乎一无所知。”熊彼特也从不隐藏自己的这种怯生感。他向学生坦率地承认，自己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信箱是什么。他解释说，在欧洲比较大的房子里，大家都习惯于把信集中放到大厅中的一个银质托盘上，之后会有专门的仆人负责处理。

另一方面，熊彼特也无意融入“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但若谈到欧洲的事情，则无人能出其右。凭借天生的口才，熊彼特总是能用欧洲的趣闻轶事牢牢吸引住美国听众的耳朵。他肚子里装的故事简直和他衣橱里的衣服一样多到数不清。不论是和同事一同享用午餐的时候，还是在跟学生的聚会上，又或者是参加某个正式的晚宴，他总能信手拈来。每到这种时候，往往没过多久他身边就围了一群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们全都聚精会神地竖着耳朵，生怕错过一丁点儿他那些短小精炼，有时带点夸张而又不乏风趣幽默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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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小故事中，已经灭亡的哈布斯堡王朝是熊彼特的最爱，常常成为他娱乐大众的故事题材。哈布斯堡王朝的广阔疆土西起蒂罗尔，东至特兰西瓦尼亚，北起布拉格，南到达尔马提亚。这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各种风格迥异的生活习惯、社会观念和民族特性相互交织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特别是世纪之交时，这里更增添了别样的时代气息--浮夸而又庄重，固守传统而又标新立异，充满喜悦而又笼罩着阴郁。

3

熊彼特的青年时代和学生时代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世纪末”所特有的自相矛盾的艺术风格在那座城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那里，到处都充斥着繁华大都市的华美欢愉，却又无法抑制地陷入消沉颓废和心浮气躁的时代更迭之中。所有对规范和道德的恣意评断都遭到了拒绝。胡浮堡皇宫的旧贵族们选择了与以前恪守纪律和义务的传统完全背道而驰的新生活，这更助长了原本就陈腐繁杂的官僚主义作风，使之变得更加散漫、僵化。放眼整个社会，几乎社会各个阶层都沉溺于一片灯红酒绿之中。各种舞会、艺术展览、音乐会、戏剧和其他社交活动上，挤满了纵情享乐的身影。去普拉特自然公园闲逛打发时间，或者坐在任意一家咖啡馆里消磨上几个钟头，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那些成天无所事事的年轻小伙儿们--通常是些暴发户的有钱公子哥，要么在马路上调戏“美眉”，要么在咖啡馆里假扮知识分子。贵族阶级则更是成天游手好闲。5而另一方面，学术和艺术领域也迎来了辉煌的全盛时期：古斯塔夫&#8226;克里姆特致力于创造具有奥地利特色的青春艺术风格；西格蒙&#8226;弗洛伊德则专注于他的心理学研究；而对经济界来说，通过卡尔&#8226;门格尔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奥地利经济学派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主流学派。6

无论是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热情火辣的维也纳少女，还是高贵的上流社会圈、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抑或是懒散的政府官员、没落的帝国皇族……人人都在熊彼特的口中演绎着自己的故事。甚至他自己也常常成为故事的主角，例如，当年在特莉西娅人文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如何与那些王公子弟在成绩上一较高下；吹嘘自己有多么受女孩子欢迎，或是骑射身手如何了得；以及与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在课上的那些激烈讨论，还有几次亲自觐见皇帝的经历。

从那些小故事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熊彼特一直活跃在奥地利上层社会的交际圈中，他自己也极力为旁人营造这种印象。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和维也纳的贵族们关系十分熟稔。然而严格来说，虽然家境殷实，但他并不属于贵族阶层。熊彼特的生父是一个纺织厂主。这是一个家族企业，由熊彼特的曾祖父一手创立，而后世代相传，位置就坐落在迈林地区距布拉格以南120公里处的特里希市。既是土地主，又是工厂主，这让熊彼特家族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过特里希市长一职。而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出生于医生世家，在南迈林地区的一个中小城市伊赫拉瓦长大。她的父亲在那里的一家市立医院担任院长。

1883年2月8日阿罗伊斯&#8226;熊彼特7出生的时候 ，他的家族就已经是特里希的名门望族了，但是仍然算不上是贵族阶层。母亲乔安娜却不甘现状，总是想方设法跻身于上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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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奥地利，有着这样阶级观念的绝非乔安娜&#8226;熊彼特一人。头衔和社会地位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历来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若将社会阶级结构比喻为一座大金字塔，那么端坐在塔尖上的必然是上层贵族、侯爵、伯爵和出身古老贵族家庭的大公爵们。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群体，生活在华美的庄园和豪宅中，热衷于聚会和打猎。这就是老百姓口中的“王公贵族”。他们可以自由进出皇宫，能影响皇帝的决策，左右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方向。站在金字塔第二级的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艺术家、军官以及那些直接为皇帝效力而受封的人。这些人的头衔多是男爵、骑士、贵族，或是名字中带有“冯”且必须要称为“阁下”的人。他们虽然不能擅自进出皇宫，但是仍然可以享受名流待遇。

“熊彼特男爵夫人”是熊彼特母亲梦寐以求的称号，而且她也正是以此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在不认识的人看来，她的确就像是一位优雅的贵妇人。熊彼特出生那年，他这位高傲自信的母亲才只有22岁，还是热衷于格调、风度、名誉和社会声望的年纪。也许是乔安娜听说过熊彼特家族在德意志罗马帝国属于上层贵族的传闻，因此觉得自己也应该划归到贵族行列，抑或完全是她本人对特权阶层生活方式情有独钟，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乔安娜的这种优越感，使她总表现得像是一个上层社会贵妇人那样优雅得体。例如，只要出门，她就一定不会忘记戴帽子和手套，此外她还会定期练习弹奏钢琴，并且积极为自己家族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

这是熊彼特在迈林地区的特里希市出生时的住处，在那儿他只住了4年。父亲去世后，他便与母亲搬到了格拉茨，随后又搬到了维也纳。

然而1887年，在熊彼特夫人年仅32岁的丈夫在一次狩猎意外中丧生后，这样悠闲惬意的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她的父母在丈夫死后短短几个月里也相继去世。突然之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只剩下这位年轻的母亲和她年仅4岁的儿子相依为命。8对于财政方面，她多少有些担心，不过有熊彼特家分给她的那份财产，再加上她父母留下的遗产，虽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风光，但仍能勉强度日。与此相比，更让她担忧的是自己儿子的前途，跻身上流社会的雄心壮志也全数转移到了小熊彼特身上。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将来能有所成就，同时也把这种想法深深地根植于小熊彼特的脑中，从小就帮他树立了这样的信念--他将来一定能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大名鼎鼎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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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以后功成名就，良好的教育是必须的。于是，乔安娜带着小熊彼特搬到了格拉茨，1888～1893年，小熊彼特在那里上公民小学，母亲全心全意地督导他的学习--阅读、写作、算术等。后来，乔安娜发现小熊彼特在拉丁语、文学和历史科目上进步很快，她又立即为儿子安排了每天下午私人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课程的学习。5年以来，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们相互慰藉、相互依托，谁也离不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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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直到1893年，小熊彼特10岁那年，另一个男人走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与母亲单独相伴的日子宣告结束。不过乔安娜对于儿子前途的操心却丝毫没有减少过。熊彼特的继父名叫西格蒙德&#8226;冯&#8226;凯勒，年届65岁，已经退休--对于一个像乔安娜这样30岁出头且热爱享受生活的女子来说，他似乎并不是理想的对象。然而在乔安娜眼里，除年龄之外，他能带给她很多东西，比如他的军官头衔，还有丰厚的薪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凯勒一步步晋升为陆军副元帅--第三级别将军头衔。此外，皇帝军队的军官因为被允许自由进出皇宫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这些都是乔安娜孜孜以求的东西，她还能有什么不满意呢？于是1893年9月9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卡克堡，32岁的乔安娜与这位大她33岁的新郎举行了婚礼。9

作为一位军队高官的妻子，这位新晋的冯&#8226;凯勒夫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尊敬的阁下”了。随后，这个新组建的家庭住进了得布霍夫大街3号的一座“租住宫殿”，那里位于维也纳市中，交通也更为便利。富丽堂皇的新家令乔安娜欣喜若狂。不过，与虚荣心得到满足相比，更让她高兴的是，儿子熊彼特终于有机会上学了。

在当时的奥地利，“有机会上学”就意味着进入维也纳的特莉西娅人文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由玛莉亚&#8226;特莉西娅王后于1747年在费佛瑞特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忠诚且有学识的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因此在奥地利和其他地方，这所学校都被视为国家级教育机构。而且这里也曾是维亚纳的皇室避暑行宫。从创建之日起，特莉西娅人文中学就是贵族阶层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校友名录中那一个个显贵的名号，简直就像是奥地利贵族们玩“猜猜我小时候什么样”的游戏。例如，据1911年的一份学校编年史记载，奥尔斯沃格家族、金斯基家族、哈拉赫家族、图恩家族、哈德格家族和克里斯塔尼格家族都把他们的后代送往维也纳。几乎所有上层贵族的名字都罗列其中。1848年革命之后，特莉西娅人文中学也对非贵族阶层开放了。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进入这里的非贵族要么是拥有显赫地位的军官后代，要么是维也纳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而且这些所谓外来人士的孩子也只是去上课，并不像那些贵族后代还可以在学校寄宿。

学校的官方名称为 “特莉西娅人文中学”。它并不仅仅是一所贵族学校，而且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0能够担任该校校长的通常是在奥匈帝国国内享有盛誉的杰出政治家和大学教授。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则会进入政坛和军界，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这里的学生都很有团队精神，而且这种精神也绝不会随着毕业考试的结束而消失。他们之间都以“你”相称，11并且互相推荐职位。一次，奥地利内务部长去送他两个侄子上学时说，这群孩子之间的同学情谊和相互帮助的精神几乎能与共济会成员相媲美。

早期已处于成功的压力之下（摄于熊彼特15岁在精英学校特莉西娅人文中学读书时）

事实上，奥匈帝国大多数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在特莉西娅人文中学读过书，在遇到晋升的机会时，他们还是信赖这个精英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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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对儿子的未来充满希望的母亲来说，特莉西娅人文中学就像一扇通往极致荣耀的大门。有冯&#8226;凯勒这样的丈夫作后台，她完全能够想象出儿子辉煌的未来。1893年秋，乔安娜终于如愿以偿地把10岁的小熊彼特送进了这所学校，在那里，小熊彼特以一个外来学生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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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校生活并非甜美可口的蜜糖。那个时候的奥地利人文中学都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一切批评和异议都是禁止的。它们提供的课程主要有：6门外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此外还有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腊语课上使用的教材内容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而文学课上则要求掌握大段大段的古典散文和诗歌。课程如此之难，以至于学生常常陷于担心不及格的恐惧中。

熊彼特当然不会被划归到不及格的学生中去，相反，这个勤奋好学而又天资聪慧的男孩每次带回家的成绩单都十分让人羡慕而欣慰。他甚至还主动钻研那些根本没有编排进课程表的学科。后来进入波恩大学经济学院任教的时候，他曾在学院留念册中写过以下这段类似于自传的文字：“自高中时代起，我就一直对社会学和哲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他对建筑学的热爱，也许也是在这个阶段萌芽的。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各类书籍，高中的最后几年，他甚至还到附近大学里旁听过课。

后来回忆起在特莉西娅人文中学读书的8年，熊彼特自认为过得充实而愉快。例如，沃尔夫斯冈&#8226;施托尔珀就曾提到过，熊彼特总是满怀深情地谈起那所学校，或者饶有兴趣地提到当时学生们的口号--“装傻就是有教养”。

熊彼特是个念旧的人，这些美好的故事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对过去美化加工后的产物。学生时代的生活果真就如他所说，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吗？一个像他这样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置身于一个几乎全是贵族后代的环境里，难道不会有被排斥、边缘化的尴尬吗？难道他感觉不到，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的话、想的事，和那些王公贵族的孩子们都完全不一样吗？面对母亲的殷切希望，他又是怎样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一步一步出人头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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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母亲乔安娜和她那强烈的好胜心在熊彼特的生活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熊彼特自己后来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还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中写下了颇具意味的句子：“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坚强而又心怀仁慈……虽然外表是柔弱的女人 ，但她肩上担起的责任堪比男人……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将儿子培养成一位贵族绅士。”而对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熊彼特也充满赞赏和感谢之情，她在世的时候一直努力扩大和维护丈夫的社交圈，这对熊彼特日后不无帮助。这在小说中也可以找到相关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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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多少钱……但是却有广泛的人脉，为了帮助自己挚爱的丈夫，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市井平民，她一手建立了这些人脉，而且一直苦心经营。到她去世之前，她的丈夫一直是那四五个名流俱乐部的会员，即使他本人几乎从未踏足那里。而那些住在不属于所谓上层社会房子里的人，也同样把他当做知心的朋友，哪怕当时他已经不常去那些地方了。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她的功劳。因此对于他的退出必须弄清楚一点--从一开始这个社交圈对他就是敞开怀抱的，直到他发现慢慢找不到参与的理由之后，才逐渐断了联系。这也意味着，他的退出完全是个人选择，而不是因为勾心斗角，也不是因为遭到别人的贬低轻视，也没有任何忧郁的情绪隐藏在其中。

毋庸置疑，熊彼特深深感激母亲为自己铺垫的这条通往上流社会的坦途。但是她的灼灼期望也带给熊彼特很大的压力。对此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一次母亲一定会陷入巨大的失望之中。以前在其他任何方面儿子从没让她失望过；他每句话、每个表情，无一不显示出对她的依赖和信任。而这一次，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却失之交臂。想到这一切，母亲的失望就愈加苦涩了。

从这短短几行字里不难看出，母亲望子成龙的殷切目光，既是鞭策熊彼特奋发向上的动力，同时也是沉重的负担--试问有哪个深爱自己母亲超过一切的儿子，愿意让母亲品尝“失望的苦涩”呢？

另外，对熊彼特来说，母亲与权贵阶层的密切联系也是一把双刃剑。这种联系一方面为他设定了一个重要基点，他总是竭尽所能地自我调整，使自己从外表到行为都和那些王公子弟没什么两样12。即使成年以后，他的礼仪举止也时刻彰显着出自贵族学校的良好教养。同样来自奥地利的戈特弗里德&#8226;哈伯勒，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毫不怀疑这种“贵族养成式教育”在熊彼特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特莉西娅人文中学的学习环境以及熊彼特母亲营造的贵族家庭氛围所造成的影响，在他性格形成的过程中随处可见。他亲切和善，有时还有点旧贵族式的过于客套，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魅力、热忱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这一切塑造了我们今天认识的熊彼特。”

不论是衣着讲究地昂首阔步于哈佛校园，还是对法国建筑娓娓而谈，又或者在马场上英姿勃发，任谁看到这样的熊彼特，都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划归到奥地利贵族圈子中去。然而想要真正融入一个群体，仅仅遵循他们的风俗习惯、袭用他们的说话方式、爱好他们的爱好，就足够了吗？对熊彼特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他的私人记叙来看，他本人其实对贵族阶级并没多少归属感。在其自传体小说中，他借主人公亨利之口，将自己形容为一个漂泊的种子，没有谁、也没有哪个地方能让他有家的感觉。在构思自传的过程中，孤独感和陌生感如两只魇兽，一直纠缠、折磨着他。他在引言中写道：

（熊彼特）曾到过许多国家，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地理上的分割，而是这些国家各不相同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某个阶层、某个圈子、某种职业让他产生过完完全全的归属感。无论在哪里，他都是个陌生的来客。所以他对相对论的理解绝非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切身体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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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这段话倒数第二句“……他都是个陌生的来客”的后面，熊彼特后来又添加了几个词，字迹很难辨认，不知道他写的究竟是“丰硕的现实”还是“可怕的现实”14。又或者这种区分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无论它们当中的哪一个，无疑都是熊彼特人生的真实写照。

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陌生和无所归属的情绪始终萦绕在熊彼特左右，牵绊着他长达一生之久。而联想到他幼年时的经历，似乎又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11岁之前，熊彼特的生活就是不停地搬家，先是从一个特里希迁至小城格拉茨，之后又从格拉茨搬到繁华的大都市维也纳。他有两位父亲，一位是他的生父，年轻、勤劳、工作努力，另一位是身为陆军副元帅的继父，一个真正的上流人士。生父在世时，他也曾在家族的织布工厂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父去世后，他亲身体会着自己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艰辛；母亲改嫁后，他又重新努力学习适应维也纳贵族的生活。经历过这么多起伏之后，熊彼特显然很难确定究竟哪里才是自己扎根的地方。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经历对他长大之后更加频繁地辗转奔波来说无疑是绝好的锻炼，使他对扮演“陌生人”和“局外人”这样的角色愈加驾轻就熟。或许可以这样说，熊彼特日后不停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职业跳转至另一种职业，毫无惧色地踏上冒险的旅程，他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到达”和“离开”，并非迫不得已，而全然是他自己的选择。

从特莉西娅人文中学毕业的时候，熊彼特又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立独行。他的那些贵族同学口中谈论的前途--军官、外交官，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因为以他不甘人后的个性和其母亲的争强好胜，不论进入军界或是外交界，都必然要朝着将军或元首的方向努力，而那样的高度对于像他这样的非贵族出身来说根本就是望尘莫及。阿瑟&#8226;史密西斯曾推断：“他（熊彼特）肯定知道，那些贵族家庭眼中所谓的远大前程对他根本不适合。以他的个性，屈居人后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他必须找到自己的路。”而这条路15引领他走向了学术世界。正因为如此，1901年中学毕业考试结束后，18岁的熊彼特毅然决定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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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的熊彼特深深为维也纳大学的独特魅力所折服。这所大学不仅是奥匈帝国最好的大学，在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学生从世界各个地方慕名而来。在这里任教的教授德高望重，享誉国内外。在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大学教授算得上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了，上至宫廷，下至平民，每个人都对这些学界精英们推崇备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能受到皇帝的亲自诏见，还能以专家身份受邀列席公共事务会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维也纳大学坐落在环形路上，距离西格蒙德家只有几条街远。虽然这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大学，但它实际却不像看起来那么安静、庄重。熊彼特进入大学以后才发现，校园里经常发生激烈的学生冲突。就像菱形的对角线那样，奥匈帝国民族矛盾和政治冲突的脉络也恰好从这里交叉穿过。菲利克斯&#8226;素马利--熊彼特的大学同窗，后来成为奥地利知名银行家，曾在他的自传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疾风暴雨般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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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欧洲和美国）的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看着奥地利乱作一团，而我们这群身处其中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好像成了这些政治事件的焦点，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比别人要真实得多：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不只是争论这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的斗争；不过并不是像外部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为了前天、大前天的问题而争，而是为了明天、后天甚至更远的未来……我们处于新旧交替的中心，并且真真切切地感受着这种更迭。

素马利提到的“斗争”，完全可以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对此他在后面的写作中一再提及：

从纪念碑的入口处进去是一个宽敞的大礼堂。那儿几乎每天都要上演不同种族和党派学生之间的拳脚厮杀，输了的人被撵出礼堂；街道两旁的坡道上打斗仍在继续，他们厮打成团，直到街的尽头，到那里警察就会出来干预……这是日耳曼人与奥地利德国人之间、德国人与捷克人之间、反犹太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场持久战。此外，基督教社会党的拥护者、小市民和农民联盟，以及社会主义者之间也有激烈的矛盾冲突。

熊彼特是否也参与了这种为消除其他民族或政治信念不同的同学而进行的斗争，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讨论课上，他一向积极参与到激烈言语的交锋之中。他还喜欢与同学约在咖啡馆碰面，敞开来辩论政治和经济问题。

但是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个严肃的学生，专注于自己的法学和经济学课程。最初，熊彼特并没有学习经济学，而是一心扑在法学研究上。不过，从第二学年开始，他逐渐将目光转移到经济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去。他深深地被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所吸引，与那些更喜欢把自己看做是法学家的同学相比，熊彼特在这门课上投入的精力是他们大部分人无法比拟的。

维也纳大学为熊彼特提供了最高水准的经济学讲座和讨论课。当时，奥地利的经济学派属于世界顶尖学派。卡尔&#8226;门格尔是这一著名学派的创始人。等到熊彼特开始研究经济学时，门格尔已经退休，其后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克&#8226;冯&#8226;维塞尔和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继续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后来，他们自己也成为杰出的经济学理论家。此外他们的同事欧根&#8226;冯&#8226;菲利波维奇、经济史学家兼统计学家卡尔&#8226;特奥多&#8226;殷那玛-斯特纳格在学术界也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殷那玛-斯特纳格的研究讨论课上，熊彼特创作了他生平的第一批学术论文--3篇统计学论文，研究内容着重于人口统计方法、指数和国际价格构成。后来读过这3篇论文的同事都对其颇高的研究价值惊奇不已。戈特弗里德&#8226;哈伯勒就曾评价道：“熊彼特借由这些论文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不同语言文学非凡的驾驭力……这是经济理论与统计学的完美结合。”那时，雄心勃勃的熊彼特整日埋头于图书馆中，像海绵一样从各种相关论题的书籍吸取素材和观点。把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是他毕生的追求，很明显这一想法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令熊彼特印象最为深刻的课程，要算是即将毕业时去参加的庞巴维克的讨论课了。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1884年出版了《资本与利息》一书，自此之后，他就被视为奥地利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早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之后，庞巴维克加入了财政部，并在那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1895～1904年，他先后在3届内阁担任财政部长。政治生涯结束后，庞巴维克还是回到了学术的世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教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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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前政治家”的到来，整座维也纳大学都翘首以盼。著名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8226;冯&#8226;米塞斯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他后来也在自传中写到过当时的情况：“庞巴维克开讲的那天是维也纳大学历史上，同时也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庞巴维克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教授。他在课堂上并不是那种与学生距离很远的老师，而是以一个贯穿整个讨论的主持者身份存在，他自己也时常会热情地参与到讨论中。对于他来说，广泛的探讨和公开的质疑比什么都重要。有时甚至会出现场面失控的情况，学生们七嘴八舌，为了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对于这一点，米塞斯这样解释：“其实作为主持者，庞巴维克原本可以有意识地做些干预，这样或许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然而，他却似乎不愿这么做--在他看来，在学术领域里每个人都有发表见解和说服别人的权利。”

1905～1906年，熊彼特也选修了庞巴维克的讨论课，并亲身参与到那些激烈的辩论中。这堂原本普普通通的讨论课之所以能如此成功，除了作为老师的庞巴维克本身的魅力之外，也与参加学生不无关联--坐在这里的皆是最有雄心和最用功的学生。除了熊彼特，还有另外5名同学也都按时参加每周的讨论，他们分别是奥托&#8226;鲍尔、埃米尔&#8226;莱德勒、鲁道夫&#8226;希法亭、菲利克斯&#8226;桑马利和路德维希&#8226;冯&#8226;米塞斯17，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经济学领域里的杰出代表。面对这样一群优秀的学生，庞巴维克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讨论的主题--这就像是在原本就燃烧正旺的火堆上浇上一桶汽油，讨论的激烈程度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在这5个人当中，希法亭、莱德勒和鲍尔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另外两位米塞斯和素马利以及庞巴维克自己，则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的观点。在每周的辩论课上，每个参加者都仿佛不知疲倦，他们据理力争，竭尽所能说服对方。特别是鲍尔和庞巴维克，一个是天生的演讲家，一个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他们俩之间雄辩式的争论更是激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熊彼特。马克思主义博大的思想世界在他面前敞开了大门，他深陷其中，再也没有离开18。他也庆幸自己遇到了庞巴维克这样一位良师，他的才学、智慧和个性，无一不令熊彼特肃然起敬。庞巴维克也十分赏识熊彼特的天资，对能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感到欣慰，鼓励他和其他学生一起畅所欲言，勇敢捍卫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熊彼特后来在波恩大学教过的学生艾里希&#8226;施耐德也曾回忆道：“他（熊彼特）时常对当年的讨论课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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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其他同学眼中，熊彼特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的一位同学后来表示，熊彼特刚开始总是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面孔，让人想不注意都难。而且他在讨论课上争辩时，一会儿代表这种观点，一会儿又代表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种频繁而突兀的转换，常被认为是缺乏严肃性和故作姿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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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的学校生活中，熊彼特似乎也不是什么值得结交的朋友。当时的他傲慢、自以为是，甚至还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吃饭就要去最高级的餐厅，点最贵的红酒，穿着打扮也紧跟时尚潮流。更让他母亲生气的是，他还得了个“风流好色”的名声。此外，跟教授们说话时，他也毫不见外，总是表现出一副无不所知的样子--尽管那是他花大把的时间死记硬背记住的。在他同学的面前，则更是一副独断专横、妄自尊大的模样，因此很难博得别人的好感。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承认，作为学生，他的确非常优秀，但是即便如此，有必要非得无时无刻地让别人感觉到这种出色吗？当然，熊彼特也有令人着迷的一面--幽默、机智、有魅力，因而极受女孩子的欢迎。与他说过话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他仿佛是个天生的倾听者，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对方，让人不由感到受宠若惊。

这样一个矛盾的熊彼特，显然令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们很难接受。虽然这个昔日的花花公子明显安静了许多，似乎全身心地投入到论文写作中去。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掩盖不了他身上散射出的夺目光芒。这也使外界对他的看法逐渐走向两个鲜明的极端--一部分人讨厌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傲慢自负的样子，而另一些人则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倾听者，是难得的良师益友。特别是在青年人和年纪稍长的人中间，熊彼特大受欢迎：他热情洋溢地鼓励和支持年轻人，换来了他们的崇敬和感激，他与弗兰克&#8226;陶西格和欧文&#8226;费雪这些年长的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对他而言，他们是十分重要的朋友，就像父亲一般值得他敬重爱戴。

在熊彼特与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往来信件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态度有多么真诚热烈。例如，在给年轻的阿瑟&#8226;史密西斯的信中，他常用的称呼是“我亲爱的教授”或“可爱的年轻人”19。后来史密西斯转移到华盛顿，在那里工作了没多久，熊彼特就催促他给自己写信，详细说说他的境况，并盛情邀请他来拜访自己。他在信中强调说：“不论你（在剑桥以外）做什么，也不论你现在教的是什么样的人，每次与你的聊天让我受益匪浅……如果你来，那对我而言这必定将是‘重要而又有意义的一天’。”还有一次，他给一个很久没有消息的学生写信：“您最近干什么去了？……要是一直见不到您，我怎么能尽到我做‘父母’的责任呢？请在我的辅导时间或是下课后过来看看我吧！或者哪怕只是告诉我，您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与此相比，熊彼特和同龄人的相处，就不这么一帆风顺了。对着他们，熊彼特总是表现得自信满满，甚至到了狂妄自大的地步。他的私人日记里也不乏对别人的轻视和贬低。他从不隐藏自己的意见，然而这种不留情面的“坦诚”很难博得同事们的好感。西蒙&#8226;哈里斯就曾回忆说：“他有时只知道一个劲儿说，却没有实际行动；他总是希望处于焦点；他对某些同事评价很低，甚至都不稍加掩饰--所有这些都使他与旧同僚们渐渐疏远，他（在学院）的威信也因此受损。”

为此，那些了解他的同事、关系亲近的朋友，还有敬重他的学生时常敲敲他的脑袋，提醒他收敛一些。可是以熊彼特的脾气，这根本无济于事。他为什么总是喜欢逆流而上呢？以极端的意见来挑衅别人是他的爱好吗？为什么他从不肯放低身份，去向同事们请教学术问题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为什么总是断然拒绝给学生们讲解自己的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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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33年2月熊彼特的前秘书兼知己奥提莉&#8226;耶克曾给他写过一封“警告信”：“亲爱的部长大人!从去年12月起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任何消息，我们非常担心。虽然之前你还有更长时间不和我们联系过，但那时候你至少在波恩，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直接去家里找你!……但是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你不写信，希望只是因为没有时间或是没有兴趣--上帝保佑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那我真的要生气了!哪怕你就写几行字也好啊!”熊彼特在波恩大学的学生们也希望时刻同他保持联系：“我们都想知道您过得好不好!”甚至是与他信件往来最频繁的女友米娅，也时时渴望着收到来自剑桥的信。1934年年初她在给熊彼特的回信中写道：“你终于回信了!16天以来的唯一一封信!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多不安，有好几次都冲到电报局想发封电报问问你究竟怎么了!”

［2］ 熊彼特非常在意自己的英语水平。他在和“七贤会”写关于新政策的书时，就提到过担心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不够，即使同事们都说他的英语说得已经非常好了，他仍不自信。因此，后来当他写的英文散文被收录进一部标准英语文集之后，他感到格外自豪。

［3］ 熊彼特的原意是：Gentlemen， you are worried about the depression You should not be For a capitalism， depression is a good cold shower。--译者注

［4］ 德语中的淋浴一词为“dusche”。--译者注

［5］ 例如，鲁道夫王储和他的私人教师--著名经济学家卡尔&#8226;门格尔一同编纂了一本匿名谴责贵族的小册子。鲁道夫王储把时间都浪费在打猎和社交活动上，既不参加政治会议，也不接受军事培训。

［6］ 描写奥地利世纪之交情景的著作有很多，此处综合了作者的阅读感受。

［7］ 他出生证明上的名字写的是约瑟夫&#8226;阿罗伊斯&#8226;尤利乌斯。熊彼特自己从不用尤利乌斯这个名字。阿罗伊斯这个名字起源于他年轻时的称呼。很长一段时间熊彼特在写自己名字的时候都只写个“f”或“ph”。自从1909年起，他的书写习惯就完全变成了“ph”。

［8］ 1884年第二胎流产后，熊彼特就成了这对夫妇唯一的孩子。

［9］ 熊彼特一结束学业，离开维也纳，乔安娜就于1906年结束了与冯&#8226;凯勒的婚姻。这足以证明这段婚姻对于儿子的前途有多重要。人们甚至有种感觉：乔安娜之所以愿意跟冯&#8226;凯勒结婚，完全是为了对儿子的学业有所帮助。

［10］ 随着1867年奥匈帝国的建立，匈牙利政府要求必须保证匈牙利的学生到特莉西娅人文中学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并坚持要使用匈牙利教育内容的强制标准。他们甚至还考虑在维亚纳成立监督学生匈牙利课程和成绩的匈牙利政府委员会。

［11］ 德语中以“你”相称表示关系亲密。--译者注

［12］ 阿瑟&#8226;史密西斯可以证实这一点。熊彼特去世以后，他在悼词中写道：“我想，他（熊彼特）性格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虽然他本身的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事实上他一直是在贵族阶级的环境中长大的。有这样想法的并非我一个人，许多维也纳的朋友们都有相同的感觉。一个小男孩想要在这样的氛围里保持中立，是十分困难的。人们所能做的，要么被环境所驾驭，要么驾驭环境，而熊彼特显然属于后者。事实上，他的礼仪举止、他的习惯喜好，都是贵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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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说的原文如下：“天下之大，哪里才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不是英国--虽然偶尔他也会这么想，但是那里没有祖先留下的痕迹；也不是法国或者意大利--虽然有时在这两个地方住上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恍惚中也会有家的感觉；当然更不是德意志或是强大的奥匈帝国。又或者，地域的划分也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在他的心灵深处，一直住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所熟识的所有社会阶级圈，无论是上流社会、企业界、老板阶层，还是任何工会团体，都有各自明确的出身背景，而他却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对等的属性。只有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他才能稍稍确定，那个她一手建立的生活圈子似乎就是自己出身的地方。”

熊彼特小说里的叙述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贵族生活圈是有归属感的，这种感觉至少持续到1926年他母亲去世为止。但是这种归属感更多的是他对贵族阶层单向的感觉，否则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与这个圈子的联系也不会这么容易就消失。另外也有情况表明，他在维也纳贵族圈的认可度和知名度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要低。所以他在担任银行行长期间公然与妓女同进同出的做法招致了上流社会明显的不满。

［14］ 德语中“丰硕的”（fruchtbar）和“可怕的”(furchtbar)两个词的词形很接近。--译者注

［15］ 学术上的成功也是让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兴奋不已的方向之一。

［16］ 熊彼特在一生中写了许多关于社会学家的传记式文章，给庞巴维克的悼词就充分证明了他对这位老师的钦佩和敬仰。

［17］ 路德维希&#8226;冯&#8226;米塞斯成为“维也纳流派”第三代领头人，移民美国后又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战士。埃米尔&#8226;莱德勒后来成为海德堡大学教授，并试图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紧密联系起来，也正是此人于1931年在柏林获得洪堡大学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教授席位，把熊彼特踢出局。菲利克斯&#8226;素马利在瑞士私人银行家中享负盛名，是其领导核心，同时还在国际谈判中以外交官身份代表瑞士，声誉极高。鲁道夫&#8226;希法亭本来是名医生，热爱政治和新闻事业，19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领军人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两次担任财政部长。奥托&#8226;鲍尔是南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于1918～1934年在奥地利担任社会民主工党的副主席。

贴着“奥地利制造”标签的进口品（16）

［18］ 虽然熊彼特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经济发展是体系运行自行产生的过程”这一观点还是将他和卡尔&#8226;马克思多多少少联系了起来。在1937年出版的熊彼特著作《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日语版前言里，熊彼特写道：“如果日本读者问我……25年前写这本书时，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会回答……我想探究经济体系是怎样产生这种力量，且让其无穷无尽地变化……我很清楚……在经济体系内部有一个能量源，它试图阻止可能到达的平衡。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必定存在一种纯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不仅仅依靠外部因素，还将经济体系从一种平衡推向另一种平衡。我曾试图提出这一理论……起初还不大明白……这个主意和援引卡尔&#8226;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他和当时的经济学家以及之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个，即认为经济进化是一个由经济体系自行产生的特殊过程。”熊彼特传记作者爱德华&#8226;梅尔茨也指明了熊彼特式和马克思式企业家之间的相似之处。

［19］ 熊彼特给阿瑟&#8226;史密西斯的信。如果耽搁很久还没有给别人回信，他就会担心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等了较长一段时间后，他给华西里&#8226;列昂惕夫写信：“我希望您不要对我没给您回信表示误解，并怀疑我的诚意……请您给我写信，即使不是为别的，就为向我表示您的愤怒……”

1935年2月23日，星期六

星期四真是挫败的一天，真是太失败了！无人问津的三流老师！越来越相信：和我的汉森单独待在一起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而社会存在的意义可能恰恰就在于，如此尖锐而痛苦地让人认识到这一点，若习惯了痛苦，在痛苦中则也可以活得坦然。所以我还可以反复咀嚼，还可以凝视着那个破损的玩具（工作）--痛苦是必然的，但也不会再增加了，甚至还能够微笑着面对。

至少这一切会让死亡来得更容易些。

年轻的梦想家（1）

年轻的梦想家

1

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有两个年轻人和熊彼特走得特别近，分别是沃尔夫斯冈&#8226;施托尔珀和保罗&#8226;斯威齐，他们可算得上是熊彼特知心的忘年交。

施托尔珀，24岁，和熊彼特一样，也是奥地利人，他是熊彼特多年的好友古斯塔夫的儿子，在他还上幼儿园的时候，熊彼特就认识他了。早在波恩时，他就曾跟随熊彼特学习，而且也是熊彼特当时唯一的学生。熊彼特称施托尔珀为“沃尔夫”（Wolfi），每个月都会特别把他叫到家里款待一番。在生活上，熊彼特也是帮助施托尔珀开阔眼界的启蒙老师。例如，教给他怎样从菜单上的一长串酒名中选出与菜肴合适的搭配。熊彼特也常常邀请他共进晚餐，畅聊建筑、音乐还有经济学，施托尔珀还会和熊彼特一同探讨自己最新的研究思路。他们聚会的气氛总是十分热烈，常常持续到深夜。1933年，古斯塔夫一家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逃脱出来，前往美国。之后在熊彼特的帮助下，施托尔珀进入哈佛大学继续从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并于193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26岁的保罗&#8226;斯威齐也同样与熊彼特关系密切。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却站在与自己的老师截然相反的阵营。斯威齐出生在一个大银行家家庭，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一年，并在这期间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3年他从英国回到美国，偶然间选修了熊彼特的讨论课，结果深受震撼和鼓舞。在课上，这位看起来很保守的教授对自己所敬仰的卡尔&#8226;马克思表现出的敬意、逻辑清晰的推理、渊博的历史知识，无一不令年轻的斯威齐深深着迷。而对熊彼特来说，这种吸引是相互的，他让斯威齐成为自己理论课的助理。两人相处十分融洽，有时私下也会碰面。

1935年2月，熊彼特的52岁生日来临之际，施托尔珀和斯威齐想给这位可爱的老师一个惊喜。其实想要熊彼特高兴并不需要花费多少心思--只要办一个生日会，摆上他最喜欢的摩泽尔酒或奥地利酒，就可以让他眉开眼笑。他们也的确就是那么做的，那一次生日会举办得非常成功。熊彼特坐在那些承载着经济学界未来希望的年轻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开怀畅饮。这些年轻人在学术上钦佩他，感情上依赖他，在这个小圈子里，他是当之无愧的核心。那个美妙的生日晚会让熊彼特沉醉不已，他甚至还不无风趣地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提议，今后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这样的聚会：“你们负责贡献生日，我负责贡献酒！”这样的提议得到了年轻人们的热烈响应，因此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他们都不时地举办热烈的晚会。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可以和熊彼特一起聊天、喝酒、开玩笑，无疑充满了吸引力。他们惊讶地发现，熊彼特丝毫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保守，恰恰相反，他其实是个既坦率又开放的人。熊彼特常常爱开其他教授和副教授的玩笑，管他们叫“傻瓜”或“蠢蛋”，和学生大谈老师的窘事，每每这时，总能引起一片哄堂大笑。而且他为人十分慷慨大方--他和学生们吃午餐或晚餐的次数多到数不清，可是无论哪次，最后都是他掏出钱包为每个人付账。

年轻的梦想家（2）

熊彼特对年轻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在帮助他们这件事上，他向来不遗余力。为此，只要学生问起，他也不会介意给他们讲解其他学者新近发表的文章，哪怕此人在学术上与自己观点并不一致；他还要不辞辛苦地解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询问他们的专业偏好和职业规划，甚至还会倾听他们的个人问题，帮助他们分析生活中遇到的麻烦。1有时，熊彼特这种父亲般的热情会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他的年轻同事西蒙&#8226;哈里斯曾说过：

只要你跟他（熊彼特）说，想让他对你新写的文章提些意见，那么他就一定会爽快地答应，并邀请你共进午餐，顺便讨论你的新作。虽然熊彼特绝对是一流的社交人才，并且谈话的关注点也始终放在你的新作上，但是就我本人而言，这种午餐总是让我很打怵。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和他吃饭绝对是一件劳人心神的‘苦差’。总是没过多久，他就能够就这个题目侃侃而谈，而且知道的比你本人还多；他还会挑出你的论据，给出自己的意见；在那些分歧点上甚至还会和你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样对文章写作的好处当然很大，但是吃过这么一顿让人‘脑力透支’的午饭之后，我一整个下午都做不了什么别的事情了。而熊彼特居然还可以精神抖擞地回到课堂上，或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几个小时紧张的答疑时间。实在让人不得不惊讶！

也有不少同事认为，熊彼特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了帮助别人上，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他花在别人身上的精力和时间比例之大，的确不合常理。例如有一次，刚刚结束一场连续多天的会议，筋疲力尽的熊彼特才坐上返程的火车，又立刻被一个素未谋面的博士生“绑架”了--在长达7个钟头的旅程中，熊彼特和这个学生详细讨论了他的博士论文，给他提意见，帮他理顺思路。他又一次把疲倦抛在脑后，整列火车上都可以听到他洪亮而饱富激情的声音。熊彼特是如此热情和投入地帮助别人，即使浪费了那么多原本可以用来研究和工作的时间，即使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他也无暇顾及，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着。

熊彼特之所以如此无私地为年轻学生和朋友们奉献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他自己的理由。他一直坚信，20～30岁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出成果的黄金时间。这一点在他尊敬的导师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身上、在卡尔&#8226;门格尔身上或在其他一切他认识并敬重的经济学家身上，以及在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中，都得到了验证。2他甚至建议年轻人不要急于结婚成家，而是首先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因此，在学生们“神圣的10年”里全力支持他们、为他们敞开通往科学和真理的大门，一直被熊彼特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3

2

因此，只要能帮助到这些年轻人，事无巨细，熊彼特都不会推辞。只除了一点--这一点是别人坚决不能触碰的，即如果有人提出讨论他写的文章，则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和其他教授相比，熊彼特的这种做法很是令人费解。一般来说，绝大多数教授都十分乐意给学生们讲解自己的理论或研究。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却总是对那些成就其盛名的研究和著作三缄其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年轻的梦想家（3）

其实关于这一点，即使是熊彼特最亲近的人也感到困惑不已。一个跟随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就曾表达过相似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位‘伟大的哈佛教授’也有着强烈的虚荣心--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承认过，因此他的这种低调就显得很不自然，让人不知所以。”有几个胆子比较大的学生，曾试图“引诱”熊彼特打破这条古怪的规矩，故意一次次催促他在课上讲解企业家创新理论，但每次都徒劳无果。就连跟随熊彼特学习时间最长的施托尔珀也只记得唯一有一次，一个学生穷追不舍，熊彼特迫不得已，只好以极其简练且毫无起伏的语言匆匆提了一下自己的理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提问的机会。4通常情况下，他在拒绝回答问题之余，也会给学生们一点提示，告诉他们想知道答案就自己去他的著书和文章里找。这一点就连与他私交甚好的保罗&#8226;斯威齐也无法理解。作为熊彼特的课教助手，他总是试图用充足的理由去说服这位固执的老师，告诉他，很多人之所以来哈佛大学，就是为了跟随他学习，因此他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这些虔诚的学生讲解他的理论。然而结果却让斯威齐哭笑不得：“他（熊彼特）每次都十分认真地听我说，表现出一副充分理解的样子。然后却依旧我行我素，没有任何改变。”

遇上如此固执的老师，学生们也别无他法，只得自己去研读他的书作。等到亲自读过之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熊彼特的书里究竟包含着怎样非凡的意义！他的学生罗伯特&#8226;海伯纳后来写了一本名为《经济界伟大的哲学家》的畅销书，他在书中极力褒奖自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当然，这些学说是海伯纳通过研读熊彼特的书自己找到的），称其在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是最具魅力的，并将他的学说称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最权威、影响最大的诠释”。但同时他也提出了警告：熊彼特于1911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虽然此书一经出版就迅速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不少经济学家奉为经济理论的杰作，但对一些只停留在表面的读者来说，很难发现这本书的重要价值。

事实也是如此，熊彼特的这本早期作品确实能把读者搞得晕头转向。尽管他的本意是想要突出资本主义体系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增长力，但却在长达19页的第1章里将经济形势描写得颓败萎靡、一蹶不振。在他的陈述中，经济体系是一个静态封闭的系统，没经历过什么值得一提的重大变革。在那里，经济活动的发生过程一成不变，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生产者、销售商、消费者，人人都在机械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而且也从不对此多作考虑。商店里待售的商品花色总是那么几样。没有人想过生产新的产品，或者创造新的生产流程，也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进入第2章，熊彼特笔锋一转，原先死气沉沉的经济模式突然迸发出了勃勃生机：商店里摆放着全新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工业区破土动工--在那些新建的工厂里，商品被以最先进、最快捷、最经济的方法生产出来；许多新兴企业应运而生，并和那些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企业在市场上一较高低，争夺顾客群。熊彼特把国民经济这种持续增长势头的原因归结为“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重新组合而产生的发展”。在这个模式中，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惨痛的失败，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

年轻的梦想家（4）

第2章110页，熊彼特将目光转向此经济模式的核心部分--焕发经济创新力量的真正动因。他写道：

现在开始我们进入第三部分……这可以看做基本的经济发展现象，其本质是企业家的职能以及作为载体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心理。我们将企业称为新的优化组合……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之一，其职能就是把这种优化组合付诸实践，而这将是积极因素。5

在这段冷静清晰的分析中，熊彼特提到了“资本主义灵魂人物”，正是这个灵魂人物成就了熊彼特！直到今天，每当说起这个人物时，都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和熊彼特这三个字联系在一起。这位灵魂人物也就是后来被熊彼特称为“英雄”的企业家。

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第1章里提到过的那些循规蹈矩、千篇一律的商人，根本无法与之同日而语。这些新式企业家们从不知畏惧，当别人在未知事物面前徘徊犹豫时，他们却勇敢地踏出一条自己的路；即使身处危机四伏的迷雾之中，他们也绝不因恐惧而战栗；没有经验、没有充足的信息，他们就紧紧地盯住追逐的核心，用自己的直觉做赌注；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冲破一切的力量，他们拒绝安逸，勇敢地向一切阻碍创新的势力宣战。于是，整日的辛苦劳作并不能消磨他们变革的意志，新的产品、现代化的厂房、更广阔的市场，还有很多雄心勃勃的计划等待着他们去实现。哪怕别人将他们视为空想家，或是不可理喻的怪人，也不能叫他们停止！

究竟什么才是人类力量和意志的真正驱动力呢？对于这个问题，熊彼特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划定了三种不同层次的驱动力。第一种驱动力首先是建立一个“个人王国梦想和意愿”，在这个王国里，个人的自由可以得到最大保障，对权势的欲望也会得到平息。第二种驱动力是参与“经济贸易比赛”，在追逐中体会竞争的乐趣，享受胜利的快感。最后一种驱动力是获得“动手去做”的满足，放纵血管中流淌着的热爱冒险和变革的血液，然后在每一次创新中找到成功的所在！6

写这本书的时候熊彼特年纪尚轻，但他对企业家创新灵魂的概括却独到而精辟，令人惊奇。而对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何种影响，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在创新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它们分别是“资本和信贷理论”、“利息理论”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理论”。7借助这些理论，熊彼特也成功破解了一个困扰经济学界已久的难题--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企业家利润是如何产生的？在此之前，经济界一直没有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而熊彼特的模式，对此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重新组合所获得的回报，而且这种创造只有企业家能够实现。当然创新带来的丰厚回报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因为不停地有后继者被吸引进来，他们效仿创新企业家的做法，分割他们的利润，最后甚至把他们比了下去。因此市场上的企业处于不间断的起伏之中。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被熊彼特称做是“永不停歇的创造性毁灭之风暴”。8

年轻的梦想家（5）

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很容易就能从熊彼特书中发现那些独具创意的观点和远见卓识。1911年，这部著作的第1版推出后不久，就有许多评论把这位当时还不满30岁的学者捧上了天。凭借这部著作，熊彼特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中声名鹊起。不过，这部理论绝非是他年轻时唯一最值得关注的作品。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出版了一本《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在这本厚厚的著作中，他对自己的科学研究状况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概述。这也帮助他取得了大学执教资格，并使他一跃成为广受关注的经济学家。1914年，他又出版了《研究与方法论史的新纪元》，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历史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用100页的篇幅讲述了从古至今经济学的发展史，让众多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为之疯狂。德国的一位著名教授曾这样评价过：“很难说，除此之外人们还能感叹些什么，作者渊博的文学知识、言简意赅的表达能力！一个只有31岁的年轻人，评论事物的眼光竟如此成熟，文字功底如此超凡，让人叹为观止！”

6年时间里完成3部轰动性著作，在众多大大小小的专业杂志和期刊上发表过无数堪称经典的文章和评论，有这样的成绩，难怪熊彼特会成为学术界人人交口称赞的“天才”！他在波恩大学的同事亚瑟&#8226; 斯皮索夫曾对此做过形象的总结：“25～27岁的时候，年轻的熊彼特就为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铺垫了一条康庄大道；到30岁时，他已经开始书写自己的学术传奇，这多么不可思议啊！全然没有初出茅庐的生涩，熊彼特是早熟的天才，是学术舞台上风姿卓越、风度翩翩的大师！”

到30岁生日时，熊彼特已经发展起了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他不断地继续完善、优化这一体系，并通过各种方式验证其科学性。该时期是他创造力勃发的黄金时期，然而熊彼特却不只是简单地埋头于书堆，学术创作之余，他也更加向往五彩斑斓的人生。于是，等到为期5年的学业完结之后，熊彼特就立刻踏上了丰富多彩的游历之旅。1906～1914年，他先后踏上过3大洲，在4个国家体验着迥异的风土人情，享受生活带给他的无限乐趣。

3

此时的熊彼特，才只有23岁，虽然已经取得法学博士的头衔，但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还没有什么清晰的规划。为了搞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决定先来一次旅行。于是1906年秋，他离开维也纳，向着旅程的第一站柏林进发。在柏林，他报名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夫&#8226;冯&#8226;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穿梭于图书馆高高低低的书架之间，结识了许多德国朋友。后来，为了亲身体验号称“礼仪之邦”的法国悠久的文明，亲眼一睹久负盛名的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旧称），他又前往巴黎，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秋天的时候，他终于抵达旅途的最后一站英国，并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一年。9

年轻的梦想家（6）

在英国的这一年里，学术研究和社交活动分割了熊彼特的全部时间。为了整理经济学论文的详细笔记，他常常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他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研究助理，甚至还研究了一段时间的英国法律。

早在柏林的时候，熊彼特就认识了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旅行的目的地不仅仅局限于各国的首都，像牛津、剑桥这样著名的大学也是他心中值得一去的胜地。他很喜欢与人分享拜访名人的趣闻。例如保罗&#8226;萨缪尔森就回忆过当年他讲过的一些小故事：“他（熊彼特）很喜欢讲述他拜访弗朗西斯&#8226;埃奇沃思的事……对能和他一起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共进早餐、吃火鸡、喝香槟酒的经历津津乐道……这对于枯燥的课程来说是个很不错的调剂。”62岁的牛津大学教授埃奇沃思，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第一任编辑，和熊彼特一样热爱纯理论。在熊彼特旅居英国期间，他和这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之间建立起了深厚友谊，且一直持续多年。

除了埃奇沃思，熊彼特还曾拜访过当时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8226;马歇尔。这次拜访给熊彼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他和马歇尔一同坐在餐桌前，探讨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学说，对经济学理论在实际应用问题上各抒己见。就连年轻的熊彼特事业上的成就，马歇尔也有所耳闻。有好几次，马歇尔都在很明显地试探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兴趣究竟有多么浓厚，投身学术研究的决心有多么坚定。熊彼特在后来谈到这次见面时写道：

1907年，我有幸和马歇尔一起坐在早餐桌前，仅隔着一张桌子，亲口对他说：“教授先生，与您交谈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鲁莽，居然希望有一段冒险的婚姻。而您却像一个亲切慈祥的叔叔，让我放弃了这种可笑的想法！”他回答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否则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成了一堆废话了。”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热忱是毋庸置疑的。拜访马歇尔的时候，正是他发奋撰写自己两年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学原理和方法》一书的时候。那时，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知识的海洋里，记笔记、修改草稿。一旦专注于论文创作，他的生活中就再也融不进其他任何东西了。只有一点除外--为自己的处女作紧张工作之余，高贵优雅的英国式社会也同样吸引着他的目光。事实上，即使身处异国，熊彼特也时刻坚持着贵族派的作风：他找人量身定做了几套高档英国布料的西服，在伦敦市中心租了一间价格不菲的公寓，还买了一匹马作为自己的坐骑，每天早晨骑着它穿过游人如织的海德公园。这无疑很符合伦敦上层社会的节拍，他也因此结交了不少名流显贵。许多个晚上，他和这些上流人士一起流连于各种宴会派对或是高档俱乐部和餐厅之中。周末，也总是有富贵的朋友邀请他去自己的乡村别墅做客。

如果阿瑟&#8226;史密西斯没有夸张，那从他的话里我们就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熊彼特在伦敦过得有多么如鱼得水：“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英国的那一年是他（熊彼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英国式的交际方式、英国的社会结构，都很合他的心意。对于他来说，未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蹂躏的英格兰似乎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峰！”

年轻的梦想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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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一向是颇有女人缘的。从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开始，他就是女孩子们心中仰慕的对象。到了伦敦以后，年轻英俊、彬彬有礼的他更加受到众多女性的欢迎，爱情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热爱工作和娱乐的年轻绅士（摄于熊彼特26岁时在英国与葛莱蒂丝&#8226;理查德&#8226;西维尔完婚时）

葛莱蒂丝&#8226;理查德&#8226;西维尔就是这样一位让熊彼特一见倾心的英国女子。今天关于她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可以确定的是她是英国圣公会一位高官的女儿，是个大美人，家境殷实，知书达理。10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一直强调：“我之所以能有这么得体的举止，实在要特别感谢她。”为帮助熊彼特进入伦敦的上层交际圈，葛莱蒂丝也出了不少力，这也使得她在熊彼特眼里愈加迷人，魅力不可抵挡，因而向她发起了猛烈的追求。1907年11月，熊彼特终于如愿以偿地和葛莱蒂丝一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这次结合却没能令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满意，她甚至拒绝出席他们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终身大事告一段落，摆在熊彼特面前的首要问题变成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赚钱养家。靠妻子家的接济过日子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该怎样供养自己和妻子呢？他们的新家应当安在什么地方？25岁的熊彼特终于要认认真真地想想自己今后要走的路了。他过去的求学经历为他提供了两种选择：一是经济学，二是法学。经济学是他的心中所爱，但是不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他的第二故乡--英国，没有大学的执教资格就休想申请到教授席位。从收入方面考虑，熊彼特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能会选择这个专业来谋生。11与此相比，如果当律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律师的丰厚报酬，也使得他那奢侈的生活方式可以维持，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取得从业资格，他又要继续深造，考取名目繁多的证书了。

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办法是坐落在3 500公里之外的开罗国际法庭。依照熊彼特目前的级别，足够胜任法庭的工作。于是他立即动身前往埃及，受雇于当地的一家意大利律师事务所，赚钱的计划开始有点眉目了。在熊彼特眼里，律师是一份特别惬意的工作，不必特别费时费力就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进账。除此之外，他还不时在其他行当赚点儿外快，比如为一个埃及王公的女儿担任财务官。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公主的信赖，除了支付商定好的工资外，这位公主又额外奖给他一笔价值60 000个金币的不菲津贴。

但是从熊彼特后来的讲述中不难发现，埃及这个坐落在地中海畔的大都会表面看起来悠闲富足，实则隐患重重。例如有一次，熊彼特逼迫一个穆斯林违反宗教戒律接受利息，引得一个阿拉伯酋长威胁说要对他施以笞刑。后来，他还不幸感染了马耳他热病，病情严重，必须提前返回欧洲。然而尽管如此，将近一年的埃及生活还是让他得到了想要的东西--1908年10月，当他乘船回归伦敦家人怀抱的时候，箱子里已经装满了财富，接下来的几年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对于熊彼特来说，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第一部著作，他已经写完并印好装在他的箱子里。12自从在柏林旅居以来，他就一直没有放松过《经济学原理和方法》一书的研究写作工作。仅用18个月时间，他就完成了650余页的手稿，为自己学术生涯的成功夯实了基础。虽然，这本书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在熊彼特的有生之年，这本书的出版数量一直没有超过第1版的1 000册，并且他原本想吸引的读者群也完全忽略这本书。熊彼特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为了使追随历史方法的德国经济学家能近距离的接触纯经济理论的思想世界。13

年轻的梦想家（8）

在这一点上他没能成功，这很让他失望。但无论如何，对当时的熊彼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为他获得教授席位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前提。14

回到伦敦以后，熊彼特立即以《经济发展理论》为敲门砖，向母校维也纳大学递交了大学执教资格的申请。他的两位鉴定人--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克&#8226;冯&#8226;维塞尔阅读后认为熊彼特这本书的深度和质量均属上乘，一致同意授予这个昔日的学生大学执教资格。通过了学术讨论会评定，熊彼特还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试讲。1909年3月16日，他被正式任命为编外讲师。这意味着他以后可以在奥地利和德国的任意一所高校任教。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院还从来没有将这一头衔授予过这么年轻的老师！至此，人生的第一大障碍已经迎刃而解，这位年轻的新讲师可以开始向更高层次的教授席位发起进攻了。

在熊彼特的理想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自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维也纳大学。然而，这一要求对于他来说有些过高--恰恰是对于他来说有些过高，虽然维也纳的教席教授并不怀疑他的天赋。然而要把这个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在旁人眼里落得个目无传统、恃才倨傲形象的熊彼特吸纳进正统严肃的教授圈，对于维也纳那些保守的老教授们来说，就未免强人所难了。

但是熊彼特的导师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永远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这位独具慧眼的经济学泰斗非但没有被熊彼特的狂放不羁吓倒，还一直将他作为自己最具天赋的学生倾心栽培。与此同时，熊彼特已经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教几门课程。看样子用不着再等很久了。庞巴维克后来得知赤诺维茨的一所大学计划招聘教授时，就立即建议自己的爱徒着手申请。他们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1909年秋天，熊彼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经济学教授职位。

熊彼特职业生涯的起点其实十分低调。在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版图中，赤诺维茨不过是其东部边缘的一座小城，离俄国边境仅有40公里的路程。坐落在这样小的地方，也就难怪这所大学几乎无人知晓了。而且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这所大学里的职位实行的都是任期制。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并不妨碍熊彼特享受“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的盛名，他似乎也因此而更加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5

正式开始工作之后，熊彼特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他那个傲慢自负的坏名声并非空穴来风。赤诺维茨很快就多了一箩筐关于他的传闻，但他却不以为意，反而对自己的不羁和散漫甚是满意。即使后来到了哈佛，他也经常在课堂上跟学生们讲起这段经历，用哈伯勒的话来说，这些经历简直就是“从一千零一夜里面复制过来的”。例如，每个学期初，按惯例院长都会召开一次全院大会，所有教授都衣着正装准时到场，唯独熊彼特姗姗来迟。只是迟到也就罢了，他竟然还一身骑装，腿上穿着马裤，脚下蹬着马靴，身上还披着打猎穿的短皮衣。聊表歉意之后，他就一边热情地和其他教授打着招呼，一边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院长生气地指责他说，所有同事参加院系会议都要着装严肃整齐。而他却毫不在意地一笔带过：骑马是他早就定下的安排，而这恰好与会议的时间冲突，因此他就没有时间换衣服了。他甚至还建议说，以后可以另外找个时间开会，这样他就可以既照顾到自己骑马的爱好，又可以兼顾到身为教授的义务了。面对这位年仅26岁的辅助教授如此任性狂放的言行举止，赤诺维茨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唯有大摇其头，无言以对。

年轻的梦想家（9）

还有一次，熊彼特居然跑去找一个档案管理员决斗，原因是这个管理员拒绝让学生们自由参阅档案室里的文件。（熊彼特只不过才拿剑在对方肩膀上划了一道小口，周围助威的人们就立刻宣布他获得了胜利！）除此之外，熊彼特也时刻不忘保持自己的贵族作风。他时常和妻子葛莱蒂丝一起举办盛大的晚宴，在宴会上，穿着高贵燕尾服的熊彼特又以主人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优雅而绅士地为客人们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抛开这种种叛逆和桀骜，不可否认，这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在工作上的确十分努力。他不断地在理论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并且也开始着手写自己的第二本书。熊彼特想要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学说体系，而这本书也算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种延续。除了学术研究，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新的打算。1911年，他开始在奥地利国内仅次于维也纳大学的格拉茨大学申请教授席位。然而该大学的教授们都极力反对把这个赤诺维次的黄毛小子吸纳进自己的圈子。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要数当时还坐在那个位置上的理查德&#8226;海特布兰德。作为一个坚定的传统学校捍卫者，创新型理论家绝对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后继人，更别提是熊彼特这样的性格古怪之人了。所以在卸任之际，海特布兰德还不忘最后一次运用一番手中的权力，在他的领导下，授职委员会毫不留情地给了年轻的熊彼特迎头一击：

熊彼特……的研究方向是抽象的、拘泥于形式的，而且毫无成果可言。他所擅长的无非是玩弄一些数理或机械论的概念和例子，而这些对现实生活根本全无意义。他的《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内容空泛，里面全都是些陈词滥调。只不过经过他一番装模作样的刻意强调，才显得像是什么重大发现一样。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搞出一点能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成就沾点儿边的东西。

熊彼特应当觉得庆幸，有两位教授还是鼓起勇气给他投了赞成票，再加上他的导师庞巴维克也在奥地利教育部里为他说了不少好话，所以最终凭借帝国最高决议，他还是得到了格拉茨大学的那个教席。1911年底弗朗兹&#8226;约瑟夫皇帝在维也纳的胡浮堡皇宫接见了熊彼特，并亲自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

从赤诺维茨到格拉茨，熊彼特的职业生涯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这却招致了格拉茨的教授们的强烈不满，这个结果与他们原本的初衷大相径庭，因此没有几个人对熊彼特的到来表示欢迎，更谈不上友好相处了。就连学生们也很不喜欢这个新来的年轻教授。他们纷纷抱怨熊彼特的挑剔--参考书目太多、考试题目太难、分数太低等。而海特布兰德在的时候，他们过得可轻松多了。

1912年10月，熊彼特在格拉茨大学的第二个年头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一场公开的“叛乱”。一个周一的早晨，熊彼特刚刚上完课，一个学生未经允许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了对熊彼特的“声讨”，抱怨他设定的课程水平过高，对学生们厚此薄彼，指责他对格拉茨学生还有他们以前的导师海特布兰德言语不敬，诸如此类。此言一出，一呼百应。他刚刚坐下去，另一个又马上站起来，之后又有下一个接上，整个礼堂情绪一片气氛激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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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着实震撼了熊彼特。根本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他就沉默地站在那里，接受着学生们激烈的攻击。一开始他也试图安抚那些扯着脖子叫骂的学生，想让他们保持冷静，但是徒劳无果。他别无他法，只得暂时离开礼堂，到院系办公室求得帮助。一听说此事，院长和其他同事们立刻站到了他的一边。但学生们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开始公开抵制熊彼特的课，并要求校方解雇他，最低也必须要改变教学计划，减轻他们的学习负担。他们的抵抗持续了整整3个星期，直到学校领导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对话后，他们才重新回到熊彼特的课堂。

此次学生起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在多瑙王朝的历史上还是闻所未闻的大事。施泰尔马克州州长责成格拉茨大学校长对此拟一份报告，甚至连维也纳的教育部也听说了此事。身为此次骚动的“罪魁祸首”，熊彼特的处境更是尴尬到了极点。就连他的同事们也纷纷趁机落井下石，给这个平日里傲慢自负的年轻人狠狠泼上一桶冷水。

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该事件之后，熊彼特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教学风格。他首先大幅降低了课程难度，使之变得通俗易懂；对待学生尽量亲切和善，也不再对学生寄予过高的期望；他还定期安排答疑时间，详细解答学生遇到的问题和难点。简而言之，他一改往常高高在上的姿态，转变成为慈父般的导师，时刻准备着对学生施以援手--而这也才真正是之后波恩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所认识并敬仰的那个熊彼特。

而在另一些方面，例如在追求享乐上，他却还是老样子。作为著名的“养老胜地”，格拉茨的生活悠闲而安逸，但对熊彼特来说，却乏善可陈，远远比不上伦敦或开罗来得有趣。就连远在边境的赤诺维次也比这里有意思得多。至少那里有神秘的东方气息，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有狂欢派对，还有各式各样的饕餮盛宴。比起格拉茨，那些才更合熊彼特的胃口。而同样很会享受生活的葛莱蒂丝对“教授夫人”这一身份显然也有更多期许。因此他们二人常常在周末和假期的时候开赴200公里以外的维也纳，去寻找期待已久的刺激和欢乐。

当然，熊彼特与葛莱蒂丝的婚姻并非毫无问题，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确有着共同的爱好。例如，两人都崇尚体面优雅的生活方式，也都享受举办盛大宴会的满足感。而且熊彼特也确实非常喜欢葛莱蒂丝。但若要长久地维系两人的感情，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婚姻之外，他们两人还各有各的情人。161913年熊彼特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到该校进行一个学期的学术交流。这次令人心驰神往的旅程，他却不愿意带上葛莱蒂丝一同上路。因此，当他在纽约大施拳脚，以自己的才华征服美国经济学界的时候，他的妻子则返回利物浦的娘家，独自一人在那里待了整整半年。从美国回来之后，熊彼特立刻前往英格兰，试图与她和解。但是葛莱蒂丝并不打算陪他回奥地利。后来，从维也纳的熟人那里，熊彼特得知，葛莱蒂丝之所以不愿意回奥地利，是因为之前她在开罗认识了一个埃及贵族，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无论对错与否，两人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熊彼特最终一个人返回了格拉茨，葛莱蒂丝仍旧留在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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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1914年，当熊彼特独自一人回到格拉茨，他心里会是怎样的感觉？到这个学期结束为止，之前的8年中，他的生活一直处于漂泊动荡之中。尤其是私人生活，更是找不到平衡点（但是与葛莱蒂丝分手似乎并没有给他造成多大困扰）。然而他本人基本上对这样的状态并没有什么不满。他还抽空去了一趟开罗讲学，在那里赚了一笔小钱。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学家生涯终于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刚刚跨入而立之年，他就已经是学术界大名鼎鼎的“明星”了。许多欧洲、美洲、亚洲的学界同仁们认真研读他的作品，或者至少听说过他的理论；许多经济界的杰出代表赏识他的才华，纷纷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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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经济学术界，专门分析或评论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文章层出不穷，对他的关注可见一斑。美国著名的边际主义学派创始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8226;贝茨&#8226;克拉克曾在一次《美国经济评论》杂志的访问中热情地赞扬熊彼特理论，称赞它是“对极为稀缺的‘经济发展动力’领域系统化科学理论文献的重大贡献”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兹韦尔&#8226;麦克罗教授也曾亲笔写下过对熊彼特的敬佩：“在所有经济学著作中，再也找不到比熊彼特的两部作品解释得更系统、更明确的了……毋庸置疑，他为我们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并且也已经得出了不容忽视的结论……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连贯的逻辑论断能力，还有过人的勇气和推理才能，从旧事物中提取新东西，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如此非比寻常的结论。这样高水准的著作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经济理论教育后继无人的断言纯属无妄之谈。”在先前的经济学文献中，把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简单假设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熊彼特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正，增添了现代心理学动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位哈佛教授的认同：“熊彼特认为新式企业家的心理因素包括从贯彻自身意愿中获得的乐趣、对创新活动本身的热爱、赶超别人的强烈愿望、战胜对手的满足感、参与竞争的激情，以及其他一切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重要心理特征。” 他还表示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熊彼特的书这样，让人迫切地想要专门把它拿到经济理论课上讨论。他本人深信，这本书中包含了众多极具建设性的分支，而这些分支将来必定会独立出来，成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德语经济学术圈对熊彼特的热情就没有那么高涨了。这些与熊彼特说着共同语言的评论家们虽然承认他的学说是对经济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但是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过高的理论性使其丧失了现实意义和历史关联。而维也纳也传出了批评的声音，熊彼特敬重的导师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也身在其中。他承认自己的学生确实极具理论头脑，但随后又挑出熊彼特“利息理论”（此理论与他的观点相悖）加以批驳。17这种批驳甚至在他们师生二人之间引发了小小的论战。但糟糕的是，这场原本能有力地促进学术思考创新的论战来得并不是时候。当时的欧洲政治局势极其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人们把心思全都放在注意政界的风吹草动上，对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的关注则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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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这并没有抹杀这本书成为经典学术理论的价值，它迅速被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给那里生活着的无数经济学者们带去深刻的启迪和鼓舞，同时也让熊彼特扬名世界。随后这本书就迅速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1931年意大利语版、1934年英语版、1935年法语版、1937年日语版、1944年西班牙语版。这本书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在熊彼特之前，也曾有许多经济学家专门将“企业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没有人能像熊彼特这么详细精准地描绘出企业家的形象和他们的职责，也没有人设想过他们才是经济发展动力全局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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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为什么恰恰对企业家如此感兴趣？为什么这对他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又是哪来的动力从经济理论的角度，以及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来研究企业精神？为什么偏偏是他将企业家描述得如此贴切？这些原本就是十分有趣的问题。熊彼特自己一再重申，这部著作和一个科学家的个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他在1948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讲中强调的那样，每个经济学理论都始于创建它的经济学家的眼界。而这种眼界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他家庭亲人的所见所闻、他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天赋等的影响。为了找准不同理论的“思想基础”，熊彼特专门研究了其他经济学家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例如，他在一篇关于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的传记式文章中写道：

如果我们只局限于帕累托对纯理论做出的贡献，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详细了解他这个人、他的社会背景和地位。然而，所有超出纯经济学理论的东西都显而易见地受到他整个人和他本身能力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去评论他的某部学术作品，搞清楚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究竟有怎样的能力，就变得十分必要了。18

若是仔细观察熊彼特的著作和生活，就会很快发现，他所写的那些文字有很大一部分恰恰是自身经历的写照。套用阿瑟&#8226;史密西斯的话，“就会明白他的著作和他自己的故事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例如在他的传记体小说中，主人公出身于一个企业家家族，这一点就和他本人的经历相一致。虽然父亲去世那年熊彼特只有4岁，他后来的童年也是在没有父爱的家庭中度过的，但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工作和个性还是有所了解，或者至少是有所考虑的。

当然，熊彼特显然算不上是个“正常的”企业家家族出身的孩子。对他来说，子承父业是不可能的，他不得不一再随着环境改变自己，以新的面貌示人。自孩童时代开始，不停的搬家、升迁，还有成绩，都在他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人怎么应付不断变换的生活环境呢？为了在陌生环境里干出点成就需要怎样的品质？什么东西能促使人们迸发出最高的工作效率？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在学生时代，熊彼特就已经找到了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读懂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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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熊彼特眼中的企业家，其人格特点中也必然融入了他自己的经历和个性。因此，在他的笔下，企业家成了野心勃勃、精力旺盛，总是喜欢逆流而上，爱摆绅士派头，但又对工作充满激情的人。这样的企业家，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永远活力四射地向着自己的追求进发，是个深沉的思想者，又是不安于现状的冒险家。而这似乎就是对熊彼特本性最贴切的总结。

与他接触越频繁的人，就越清楚他对胜利和成功的渴望有多么迫切。保罗&#8226;萨缪尔森仍然清楚地记得，他的这位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功利心，甚至渴望在每张纸上都签上自己的大名：“创新型的企业家之所以能深深吸引他（熊彼特），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正如看待他自己一样，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属于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群体。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他（企业家）没有裙带关系”，是“真正冲破所有束缚的杠杆，对个人至上的价值观、对自己出身的阶层，以及想要进入的阶层，他都十分陌生。”在文章另外一处，他又详细地描述了，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和周围人不太一样，那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孤独；社会环境对那些“不走寻常路”的人又带来了怎样难以忍受的压力：

在行为、衣着、生活习惯以及一些更加重要的方面，一个人一旦表现出不同于本阶层其他人的特质时，就会招致他们的反感……仅仅是针对这种“不同”所表现出的惊讶以及比较就足以对他产生一定压力了，反感则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财富机遇，无所畏惧地向着“无人区”奋力挺进，他们敢试天下所不敢，面对新生事物，总是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这样的人，他的人生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特莉西娅人文中学的时候，难道没有人对非贵族血统的熊彼特表现出过敌意吗？那些维也纳大学的老教授们，难道没有把这个积极向上、进取自信、不断追求新挑战的学生视为过眼中钉吗？

伴随着差异的，往往是全盘否定的拒绝，但同时它也构成了创造性和创新力量发展壮大的基石。那些不愿生活在别人影子下的人，有权利找寻自己的道路，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一点适用于熊彼特笔下的新型企业家们，更同样适用于他本人。熊彼特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也不把自己归属到平民阶层。在一篇关于阿尔弗雷德&#8226;马歇尔的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我承认，除了维多利亚道德观念喋喋不休的说教，……以及毫无光彩和激情的公民价值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能够激怒我。” 在构思企业家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将这种愤怒最大限度地转化了。至少他的朋友史密西斯是这样认为的：“他（熊彼特）来自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却又从小在贵族阶层的氛围中长大，这种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笔下的企业家既充满魅力，又不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影响……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有他这样的眼界，也再没有其他任何环境因素能比这个更有助于扩展眼界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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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熊彼特的社会学论文也像是对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的回忆。例如1927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相同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社会阶级现象，并对这个论题能涉及的所有方面进行了论述，比如阶级产生的原理、阶级形成和阶级组合的要素，以及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隐藏在阶级结构背后的原因和条件等。

他以孩子的视角描写了当时母亲有多么渴望跻身上层社会，并怎样通过婚姻成功达成了目的，读起来生动有趣。例如，在解释如何辨别人的阶级属性时，他写道：

人们相互间的行为对于判定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来说是个有用且可靠的标志……有阶级观念的人之间的交往和那些阶级观念相对淡薄的人之间的交往，就如同随波逐流和逆流而上的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对立。如今，这个阶级范畴最为重要的标志又在组建婚姻的难易权衡中找到了用武之地。20

在论述一个人或这个家庭攀入上层阶级的过程中，即使熊彼特强调的是天赋和努力，但是字里行间总是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母亲形象若隐若现。这个母亲小心谨慎地注视着小熊彼特的每一次进步，总是对他说：“你与众不同，总有一天会成为大人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什么会专注于“能力”、“能力差异”和“家庭能力”这些主题的研究了。事实上，所有与天赋和努力有关的东西都能引起熊彼特的兴趣：世界上都有些什么样的天赋？它们都在哪儿得到了怎样的应用？能力是继承的还是通过教育获得的？领导才能和魄力具体是指什么？……在所有问题当中，有天赋和缺乏天赋的人在社会中的比例如何分配这一问题尤其令他困惑。他在这篇《社会阶级》的结尾推测说：“在相同种族的环境下，特别的才能和普遍的才能、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意志力和学习能力可能是根据误差定律分布的。”在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也提出了相似的疑问：在经济界和其他领域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在全部人中占有多大份额？他猜测，只有1/4的人拥有足够的智力和毅力，能在经济或政治界取得最高成就；1/2公民属于“正常人”，虽然没有开辟全新的道路，但有能力掌控陌生的环境；剩下的1/4则 “缺乏经济创新能力，因此没有完整的道德个性，而且这种创新能力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

使用“缺乏完整的道德个性”这种词语，即使不算是侮辱人格，但至少也是相当狂妄的。他的日记里，对“次平凡”和“超平凡”人、“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评论也随处可见，批驳平等的文字也比比皆是。例如，他写道：“人类平等是最愚蠢的信条，大脑不太灵光的人就是敌人！”

人类是不平等的，对此熊彼特深信不疑。不光如此，他还赞同天资聪颖、能力卓越的人比其他人更有价值。那么，人们自然就要问，他自己属于哪种人的范畴呢？这个问题他自己也常常提起，然而答案却总是模棱两可。有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个在很多方面都极具天赋并且自信满满的明星科学家，但有时他又悲观绝望地把自己的成就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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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在看待自己个性时是多么的矛盾，这一点在他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温&#8226;塞利格曼的一封信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

“每次别人要我详细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的脑海中都不自觉地出现这样一个念头：我的求学生涯是多么的无趣啊！我只能说，我接受了再传统不过的教育，并以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结束--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在那里，我比较受欢迎，也获得一定的声誉，不过这些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会化为乌有。我花了几年时间旅居各地，发表了一些文章，写了我的第一本书。虽然这本书成了畅销书，却没赚什么钱。这之后到了1909年，我受邀担任维也纳大学的编外讲师。虽然我是最年轻的编外讲师，但也只当了短短3个月，就转到赤诺维茨大学，26岁时成为奥地利和德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我又发表了些关于理论探讨的文章和我的第二本‘大部头’（就篇幅而言）。虽然，我自己认为这本书里还是有许多新的成果，并不是那么没有意义的，但是其他人似乎不这么认为（就其引起的关注而言，似乎受到极大的冷遇）……

对曾经在精英学校和世界顶级经济学家那里接受的教育，他表现得不以为然，对自己的第一本书所获的巨大成功又摆出一幅漠不关心的姿态，熊彼特的这种态度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忍不住为“奥地利史上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这一珍贵的荣耀沾沾自喜。这样一来，他的叙述就显得不那么现实和适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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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后来到了哈佛大学，熊彼特仍然保持着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习惯。他似乎一直陷身于一种既伟大又卑微的困惑之中。一方面，只要是下定决心要完成的事情，他都有信心做到。对此保罗&#8226;萨缪尔森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知道自己有很强的实力，时刻准备着以博学者的姿态，对可能想到的一切主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伊特拉斯坎艺术，到中世纪的法律，几乎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他骄傲于自己的语言天赋，能看懂用意大利语、荷兰语和挪威语写的文章，或者至少他自认为能够看懂；他可以延伸出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这些都让他很是得意。”在这一点上，自己也被视为“神童”的萨缪尔森对熊彼特格外理解：“对于一个在青年时代就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来说，这种性格并不令人诧异。”而且对熊彼特的学术研究来说，这份自信心意义非凡、不可或缺。就像萨缪尔森说的那样：“有了这份自信，熊彼特就不会再畏首畏尾，而是获得了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尽情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他那一个接一个有趣而大胆的社会学说假设也就应运而生了。”

另一方面，熊彼特又对自己的能力存在诸多怀疑，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自己的表现，几十年如一日。哈佛档案室存放着一打一打的小日历，上面记录他每天的工作进展。此外，他每天还会对自己的表现进行一次量化评估，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一个评判标准。在这个标准中，全部工作量被分割为6份，最高等级为“1”或“完成”，之后依次为“5/6”、“2/3”、“1/2”、“1/3”、“1/6”，最低等级为“0”，表示完全没有进展。这个“0”还有其他表现形式，例如，“0”加一条竖线表示虽然工作了，但是没有突破；单独一个“0”则代表这一天完全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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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工作结束后，他还会把本星期所得的分数汇总起来。熊彼特设定的等级标准非常严格。尽管他的日程表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而且每天工作时间超长，但令人惊讶的是，“1”在他的评分表中几乎从未出现。出现比较频繁的是“2/3”和“1/2”，有时也会出现“0”，这通常意味这一天到睡觉之前，他都一直坐在书桌前。即使度假的时候，他也天天记录工作相关的活动，如果出现“0”，就必须要进行一番自我检讨了。

此外，熊彼特也不缺少自知之明。他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都有清醒的认识。他的英语语言能力、数学分析能力、口才、领导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他作为老师、同事，以及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这些都是他反思的对象。反思之后，熊彼特常常得出结论，即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不自足的情绪在他的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他在1935年年初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茫然无助的摸索、无能……效率低下，（这简直就是我的本质！）纠缠于日常琐事、病态一般乱七八糟……无论找什么论据都让我头疼不已，我算个什么理论家！！”日记的另一处还有这样的文字：“蠢到极致了--连一个想法都弄不明白……这论文真是让人束手无策……如同一只可怕的怪兽啃啮着我，失败就在眼前，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这真是太可怕了……”

而他最担心的是，他那小心翼翼的隐藏在权威经济学家外表下的脆弱和不自信，会在不经意间就被人洞穿。还是同一篇日记：

假如气势恢弘的外墙坍塌了，露出了里面一堆破砖烂瓦，假如课堂上魅力不再，归于常人，又或者越来越看不懂其他人的行为--所有的光环开始褪色，失去我所拥有的一切，这将是怎样可怕的情景？像个可怜的小丑！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么今天中午站在登斯特堂里的我，将会是多么可笑！

也许，这种不自信恰恰就是他不愿意和学生们讨论自己书作的原因？又或者，他害怕这样的讨论会暴露自己的迟疑、敏感，以及纯属主观想象的“低能”？难道即使是看着他最著名的创新企业家理论，也会让他产生一种失败的感觉吗？ 事实上确实如此--许多文献资料清楚地表明，这位成就斐然的经济学大师并不是个自信满满的人，相反，他常常陷入妄自菲薄之中，对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都充满了怀疑和担忧。

而且，他的这种担忧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积累的产物。自1911年他的处女作《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以来，就一直被他视为不值一提的“败笔”。熊彼特去世之后，他的朋友阿瑟&#8226;史密西斯曾在他的讣告中强调：“熊彼特因《经济发展理论》而一举成名，这本书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经典之作，然而却无法达到他自己设定的太过苛刻的标准。他渴望征服整个经济学界，却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与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的纷争之中。”一方面对自己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又对批评之声敏感多疑，这样的熊彼特似乎总在自讨苦吃，永远无法消除心中的疑虑，更使他丧失了辩证客观的看待问题的能力。正如史密西斯总结的那样，一旦涉及要说服别人支持自己的观点时，熊彼特心中假想的失败就使他变得更敏感，更加不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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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之后，曾有很多人联系过熊彼特，想将这本书译成其他语言。然而他对此的态度也足以表明，他总是有意与这部早期作品保持距离，不愿过多提及。为此，他拒绝了许多国际出版社的邀请，理由是他自己要对它进行彻底的大修。因此，1934年《经济发展理论》英文版的出版，绝对要感谢弗兰克&#8226;陶西格不遗余力地劝说。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经济学家不断催促熊彼特出版其他译文版，甚至还请来自己的女婿雷德福斯&#8226;欧派亲自担任翻译。21尽管最终熊彼特应允了，但是从他写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还是心有顾虑：“对于这样一本以一种连自己也不太喜欢的方式来呈现的纯理论作品，是否能引起英美读者们共鸣，对此我深感怀疑。”

事实上，到后来，早期的成就完全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早期的作品并非毫无瑕疵，这是追求完美的熊彼特无法原谅的。因此，他经常对作品的质量提出质疑，也从不避讳坦承自己的压抑和不安。那些和他关系亲密的朋友，都感受到了他的自信有多么脆弱。史密西斯曾这样评价：“熊彼特的性格在他生命的头30年里已经定型了。我肯定，他深知自己的直觉有多少是可靠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显然达不到他的标准。”他的学生爱德华&#8226;梅尔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哈佛学习的最后几年里，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每次一涉及他自己的理论，熊彼特都有所保留。那是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例如，他似乎越来越怀疑，人们对作为一种动态现象的资本利息是否希望过高？……诸如此类令人沮丧的想法常常让他感慨经济学的基础是如此不稳固，有时甚至觉得自己陷在沼泽地里步履维艰。”然而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入这片沼泽，熊彼特的骄傲却不允许他这么做。于是，留给他的就唯有让人猜不透的沉默了。

注释

［1］ 熊彼特帮助他的学生们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因此，他写了无数封信给其他高校和机构的同事，为他门下的弟子打听大学席位、空缺职位、研究经费或出书机会等。甚至对几年前或几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他也倾尽全力。

［2］ 在献给老师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的悼词中熊彼特写道：“过去常常会想到，而今通过研究越来越明确的一点是，学术成就一般出现在人生的前20年里，庞巴维克就是验证这一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篇关于卡尔&#8226;门格尔的文章中，他评价说：“ 门格尔出生于1841年2月24日，著作出版时他刚好31岁。他的天赋是他生命前30年思想和追求的成果，这个时段对每个思想家来说都能出很多成果，足以弥补后续人生的不足。”

［3］ 熊彼特再一次称自己是为学生敞开大门的人，例如他在波恩大学学生毕业典礼上也是这么说的。这被看做是熊彼特的名言和熊彼特式的演绎，因此还有相关熊彼特的传记起名为《敞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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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个固执的学生是来自奥地利的弗里茨&#8226;马克卢普，后来以“知识经济学”而闻名于世。

［5］ 在1911年和1926年的德语出版物上，熊彼特使用的是“企业家”一词。在1934年的英语版本中，才出现了“创业者”一词。创业者这一概念源自爱尔兰人理查德&#8226;坎迪隆，他于1755年创造了该概念。在坎迪隆的观念里，创业者是那些自主出资、自负盈亏经商的人。除此之外，许多关于企业家的文学作品也是熊彼特灵感的源泉。专注于研究企业家的经济学家包括亚当&#8226;斯密、让&#8226;巴蒂斯特&#8226;萨伊、海里希&#8226;冯&#8226;杜能、欧根&#8226;冯&#8226;庞巴维克、阿尔弗雷德&#8226;马歇尔、约翰&#8226;贝茨&#8226;克拉克以及弗兰克&#8226;陶西格。

［6］ 在后来的作品中，熊彼特将这一观点扩展为关于资本主义未来能力的理论。他认为这一体系并不能长期存在，且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一想法的观点早在《经济发展理论》和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就出现过。只不过到了其1942年出版的第5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他才详细研究这一问题。

［7］ 熊彼特在其书的第4章里详细介绍了“企业家利润”这一概念。

［8］ “创造性毁灭”一词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使用过。在书中他写道，资本主义由“一股创造性毁灭的狂潮”引起，这一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9］ 熊彼特在其自传体小说中表达了他对英国的特殊情节，小说的主人公亨利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10］ 葛莱蒂丝的年龄不太清楚。在她的结婚证上写的年龄是36岁。但也有资料证明葛莱蒂丝在结婚时只有23岁。熊彼特自己对他第一任妻子的年龄也不太清楚。

［11］ 沃尔夫斯冈&#8226;施托尔珀说:“（他）想开创学术事业，但不想只靠那个赚钱。”

［12］ 熊彼特于1908年3月写完其手稿后，马上就在莱比锡的东克尔-洪堡出版社出版了。

［13］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个目的是使德国读者熟悉那些他们至今仍很陌生的事物--概念、原理和思考方式。因为，人们不再花大力气去发掘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通常不太了解一个‘纯理论学家’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即使他们知道，也会将其他国家的理论向德国学界靠拢。”传统上，德国经济学家致力于把经济科学理解成历史学说的观点。那些走在世界前列的、受熊彼特钟爱的理论经济学则几乎没有在德国高校中出现过。这种被称做“方法分歧”的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的学术纷争由来已久，其主要代表是在柏林教书的古斯塔夫&#8226;冯&#8226;施莫勒和维也纳人卡尔&#8226;门格尔。19世纪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就某一合适的方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掀起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尖锐论战。通过《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熊彼特想吸引“方法分歧”两派的目光，并将这两大阵营彼此拉近。

［14］ 有关熊彼特取得大学执教资格的文件存放在奥匈帝国文化与信息部的档案里。

［15］ 在格拉茨大学的档案室里存放着题为“反对约瑟夫&#8226;熊彼特教授的示威游行”的有关学生抗议活动的详细记载，其中包括校长的信件和报告。

［16］ 他们俩似乎完全不会争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还保持着书信联系。熊彼特一段时间得不到有关她的消息，还表现得十分担心。而葛莱蒂丝当时已经开始和熊彼特熟识的一个美国同事交往，他当时负责转交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

年轻的梦想家（19）

［17］ 熊彼特认为详细地回复庞巴维克来捍卫自己，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写了一个详细的答辩稿，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关键观点。

［18］ 史密西斯在给熊彼特的讣告中援引熊彼特对帕累托定律的评价，指出：“帕累托定律的正确性在熊彼特身上得到了验证，熊彼特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19］ 早在1910年熊彼特还在赤诺维茨的时候就有写几篇关于阶级理论的文章的想法；1913～1914年当他以客座教授身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系列讲座的时候，这种想法逐渐成形、深入。1927年他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学报》上发表了相关论题的文章，但是仍不满足。据曾担任过他助手一职的保罗&#8226;斯威齐表述，熊彼特在哈佛教书期间不时提起这个话题，表示要继续钻研此领域，但是实际上这种想法并没有实现。

［20］ 例如，熊彼特在《阶级理论》中写到：“结论表明，不论是出于何种意义上的考虑，家庭地位在其自有的阶级内部（或者超出阶级范围）的变动和转移，既不是因为巧合，也不是外部施力造成的，而是应当视为各个家庭面对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承担相应社会职责能力的差异……阶级产生的最终原因是个体的能力差异……能力分为‘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其中，后天能力又可分为‘个人能力’和‘遗传能力’……一开始，一种能力或者一组能力明显只针对某种特定功能，因此是相关联的……有一些特殊的无关联性天赋，最好的例子就是音乐和数学天赋，这些和人的其他能力都没有什么联系。当然还有一些天赋，其属性表现在多种功能之中，对事实的分析思考能力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基本上包括所有的决策型能力，特别是满足实际生活要求的一般性能力。”

［21］ 保存下来的资料显示，熊彼特似乎摒弃了单纯实证主义的思考，把理论和实证主义相结合的做法发展成了其《经济周期理论》的论证基础。此外没有迹象表明，他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即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产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