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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幽灵(1)

- 科举幽灵(2)

- 科举幽灵(3)

- 科举幽灵(4)

- 科举幽灵(5)

- “七分政治”的产物(1)

- “七分政治”的产物(2)

- “七分政治”的产物(3)

- “七分政治”的产物(4)

- “七分政治”的产物(5)

- “七分政治”的产物(6)

- “七分政治”的产物(7)

- “七分政治”的产物(8)

- “七分政治”的产物(9)

- “七分政治”的产物(10)

- “七分政治”的产物(11)

- “七分政治”的产物(12)

- “七分政治”的产物(13)

- 阃威高张(1)

- 阃威高张(2)

- 阃威高张(3)

-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1)

-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2)

-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3)

-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4)

-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5)

- 官骗官 “民”骗官(1)

- 官骗官 “民”骗官(2)

- 官骗官 “民”骗官(3)

- 官骗官 “民”骗官(4)

- 官骗官 “民”骗官(5)

- 官骗官 “民”骗官(6)

- 官骗官 “民”骗官(7)

-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1)

-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2)

-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3)

-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4)

-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5)

-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6)

科举幽灵(1)

一座现代孔庙

距南京鸡鸣寺不远处，有一座东岳庙。这里林木苍翠，景色清幽，大有闹市中的山林景象。

1928年冬，先后有几批政府人员来到这里踏勘地形、丈量土地。东岳庙的当家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来了两辆小轿车。前一辆车里走出身材中等，五官端正，着长袍马褂的一位大官，先在这里的人上去迎候，个个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被称为戴院长的这位大官，在众人簇拥下，把东岳庙的前后左右都看了一遍。然后他发话：“我看这里可以，院址就定在这里。你们赶快去绘制建筑蓝图，我亲自审定。还有，整个布局要像孔庙，要有气派，这是为国求贤的地方。”为首的执事人员连声说：“是，是！”

…………

不久，东岳庙就被拆除，一应道众被遣散或还俗，开始大兴土木。一年后，东方宫殿式的建筑群就落成了。

这就是国民政府的考试院。

大门是钢骨水泥的三孔门楼，中间的门楼上是题有“为国求贤”四个大字的匾额。大门两旁有一副对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工夫。”进得中间大门，右手为阅卷大楼，题名“衡鉴楼”，紧接阅卷大楼的是大考场，题名“明志楼”。大门之左为办公大楼，题名“宁远楼”，取名于诸葛亮《诫子篇》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义。其后是图书馆，题名“华林馆”。左大门棂星门内有“问礼亭”，里面安放着在河南出土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石像，建亭保护作为尊古复礼的象征。亭旁十亩平芜，碧茵芳香。院长官邸也设在院内，题名“待贤馆”，与“为国求贤”、“待贤而传”语意双关。所有建筑之间都花树掩映，亭榭错落，宛如一座大花园。

考试院还有一奇，大门的警卫并非荷枪而立的士兵，而是身着古典服装，身佩宝剑的武士。大门还设有古乐队，凡遇庆典，笙箫、琴瑟、大胡、二胡合奏，悠扬动听。

考试院每逢###，如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大小官员都着蓝袍黑马褂的礼服，按官等的高低而排班，自左至右，排列整齐，官等相同，则以级别高低，定好位置。

这时虽已是民国18年(1929年)，但考试院古色古香，古意盎然。院长戴季陶称之为“继承中华文化之传统”，但外人却送他一个“戴古董”的称号。

戴季陶其人我国从隋唐以来，历朝都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选拔人才，用来笼络知识分子。唐太宗李世民站在五凤楼上，看到那些?j?j惶惶入朝应举的士子，抚髯而笑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科举成为维护封建政权的重要手段。

孙中山先生参考西方文官制度的成功经验，创立考试权独立的学说。国民党1928年在南京组成行政、立法、考试、监察、司法等五院的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其中考试院操国家人才考选任用之柄。凡政府需要的公职人员，国家需要任命的官员，各个专业部门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都通过考试院考试选拔。

且说考试院的院长，从1928年到1948年整整20年，都由戴季陶担任。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他生于1891年1月(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49年2月11日夜于广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先人于明末清初入川经商，定居广汉，先后十代，戴季陶就出生在广汉。后来国民党中浙江籍人物得势(蒋介石、张静江、陈英士都是浙人)，戴季陶也改为浙籍，和湖州人张静江认了同乡，他在公文表格上都写了湖州的籍贯。

戴季陶一生的政治生涯多变，有人概括为保皇党的政闻社――同盟会――国民党，一度还投入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活动)，后寻找借口溜走。初期创办《民权报》，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受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翌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先后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秘书长。这一时期，戴的表现尚称不错。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虽勉强出席，但持反对态度。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随后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然而他不满于国民党的改组，几次离粤返沪。在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后，戴不再有顾忌，既参与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还参加以反对三大政策为目的的北京西山会议，并专门从事###“著述”，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书，阉割和篡改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被人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曾和张静江、许崇智等四人结拜兄弟。1927年后，戴季陶就一直追随蒋介石，有人说他对蒋一贯是“逢君之恶”、“长君之恶”。1948年底，戴眼见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对前途绝望。一天夜里，同于右任长谈，于谈到戴同蒋的关系那样深，蒋有不对，戴也有责任。戴听此话，大受刺激，乃服大量安眠药而死。所写遗书，次日被孙科拿去送往奉化给蒋介石看，即如石沉大海。

科举幽灵(2)

官制官规官俸齐出笼考试院初建，戴季陶励精图治，颇想有番作为。全院只有两三百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使有冗员闲曹，年终考核，就被淘汰。有位汪振国先生，他的同学在考试院铨叙部工作，他从外地来看那位同学，被拒绝，因为办公时间概不会客，只能在星期日到同学的家里去。那同学说：“每天八小时工作是极紧张的，就是准许会客也实在抽不出时间。”

考试院的内部建设已具规模后，就着手建立各种官制官规。1929年拟订《公务员任用条例》，经多次修改，于1933年通过立法程序，由国民政府公布，称为《公务员任用法》。这是国民政府时期最早的一部官制官规的基本法。接着又先后颁布《现任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官吏服务规程》、《文武官员宣誓令》、《公务员奖惩条例》、《文官考试法》等，这样官制官规就更为完备。这些官制官规虽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精神是“重法制，杜??进，禁贿赂，惩贪污，天下为公，用人唯贤”。如1933年颁布的《官吏服务规程》中规定：“官吏须诚实清廉，谨慎谨勉，不得有骄纵贪惰损失名誉之行为，官吏不得假借权力以图本人或他人之利益，并不得利用服务上之机会，以加害于人；官吏无论直接间接均不得兼营商业或公债交易所一切投机事业；官吏对所属官员不得推荐人员，对其主管事件，不得为亲故关说请托；官吏不得馈受财物；对涉及本人或亲属的案件，应引回避。”这样的内容与精神，可说不错。当时国民政府确也锐意改进，其目的无非想长治久安，无奈后来成为一纸空文。官风败坏，江河日下，终于导致最后败亡。

为杜绝官场腐败，当时国民政府还实行高俸养廉。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官俸标准时意见分歧。一派人认为官俸如定得过高，人民不堪重负，而官吏收入与人民收入差距过大也不相宜；一派人认为官俸如不高就不足以养廉。几次讨论都没有共同意见，一度搁浅。然而后来定出的官俸仍是相当高的。特任官(如国民政府文官长、主计长、五院中的部长、委员会的委员长)的官俸每月800元。又如简任官(共八级)，一级(中央各部部长、各省省主席)为每月680元，二级(各部司长、各省厅长) 640元，以下每一级递减40元，最低简任8级，400元。再以最低的委任官来说，第一级月俸200元，最低的55元。从当时的币值、物价与社会人均生活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每月生活费 10元就可维持。士兵每月只有3元伙食费。当时一个中学教师每月薪金60元，维持三口之家并不为难。这样看官俸标准实在不低。而事实上并未起到养廉作用。

闱 场 透 视考试院最根本的职能是文官考试，这个职能发挥得好，自然可以选拔品德与才学俱优的文官。然而考试院建院20年，历届经笔试及格的总人数在10万人以上，考试与录取引出种种弊端与笑话。

文官考试的考试内容和考试程序都充满封建复古气息。高等文官考试，相当于科举的会试，会试录取者称进士及第。古时殿试前三名是状元、榜眼、探花，称三鼎甲。身经考试院文官考试的人，也都感到与封建时代的殿试气氛相似。司其仁老人作了现身说法。

1931年7月，司其仁参加了考试院成立后的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这次考试筹备日期之长，动员人力之多，远远超过清末的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可说是最隆重的一次考试。”司其仁说。

考生先要报名(考前两个月)。在应考申请书上，考生不仅要填本人简历、报考种类等许多项目，还要填写三代祖先的姓名，并出具毕业证件和服务证明。资格审查合格者，才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及合格通知书。

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的典试委员长由考试院长戴季陶自兼。他为了过主考官的瘾，自称为主考官，并说仅任这一次，今生决不再任第二次。于是对内对外行文或发榜，他都用主考官名义，连事先印好的典试委员长用笺也一律换掉。为显示首届考试的意义重大，戴又对外宣布“开科状元”将得到破格任用，建议政府任命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名额不过30人左右，足见宠信之重，消息传出，应考者跃跃欲试都想夺魁。

科举幽灵(3)

首届文官考试时，当时考试院的闱场没有造好，而是选定八府塘的一处大的房子。采用扃(ji　ng)闱(封闭)制。上自主考官，下至工作人员，全体扃闱一个月。扃闱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当时发生一起小插曲。襄试委员于能模入闱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人，前来看望丈夫，吃了个闭门羹，她怀疑丈夫是被逮捕，于是到考试院大吵大闹。第二届文官考试还是采用扃闱制，也发生一次意外事件，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有重要事情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做了个表面文章，汪院长商请戴院长再经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公务后，当日下午5时再入闱。此后，扃闱就不再严格，后来根本废除。

每一届的高等文官考试都分三次进行。第一试为甄录试，第二试为正试，第三试是口试。一、二两试是笔试，第三试是面试。第一试合格，才能参加第二试，第二试合格再参加第三试。分次淘汰到第三试时，人数已不多，原来数千人已只剩几百人。

应考人员在晨8时入场。每一试场都有人高举牌子引路，考生鱼贯进场。当时虽已废除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搜身制，但监试人员仍仔细察看有无夹带。考场中的防范也很严。监试委员高坐台上，鹰瞵鹗视。每一考场还有四个监考，在场中往来巡视。尽管防范如此之严，仍有人夹带作弊。第二次文官考试，就有一人前后传条作弊，此人后来出任县长，在至亲好友中对作弊并不讳言。

国文是第一试的重点科目，在第一天的上午考。一、二、三届的国文试题分别为《天下之事，天下之贤共理之》、《国奢示之以俭，国俭示之以礼》、《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第一届的试题，许多人不知原文出处(久后才知出自明太祖求贤诏)，只好堆砌辞藻，乱写一通。历届考试国文最好的成绩是第一届考得第一名的朱雷章，他得了100分，戴季陶浓墨圈点他的试卷。第一天下午考党义和公文。党义的题目大体出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著作。第二天上午考历史，下午为地理。第三天是面试。

这样严肃庄重的考试，竟会出现试题错误。第三届文官考试，外交领事官的国际法试题把“国际地役”误为“国际地域”。试题发下后，考生中有人站起来问坐在台上的监试委员：“‘地域’是不是‘地役’之误？”那监试委员明知是错，却不正面回答，说：“监试人无权回答，你们如认为‘域’字确为‘役’字之误，按‘役’字意义回答也无不可。”事后查明这一字之误，是由于缮印的疏忽，但印发前却没有发现，主考人员难辞其咎。于是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兼试务处长陈大齐自请处分罚俸3个月，经戴季陶批减为1个月，这1月俸金是大洋800元。阅卷、计分都是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先由襄试委员用蓝笔初阅，再由主持这科目的典试委员(由专家、学者充任)用红笔复阅计分。事前先议好评分标准。主考官最后定分用朱笔。试卷评阅结束，就要核算计分。计分自然不应出差错。就在第一届考试中，评分复查时发现将一份考卷少计一分，这人名落孙山。补上一分后，这人就被录取。事后戴季陶与试务处长陈大齐，只好自请处分，分别罚俸1个月和3个月，以此杜人口舌。说到阅卷，还有一段趣闻。有一次某一考生的论文，东拉西扯，简直不知所云，某阅卷学者批曰：“雷霆惊锐，冰雪聪明，真是十二分火候。”典试主管对这批语大惑不解，只好拿去请教。这位学者问：“打雷是否打在天上？”答：“是打在天上。”问：“落雪是否落在地下？”答：“是落在地下。”问：“生病发烧厉害时是否胡言乱语？”答：“发高烧时自然是常有谵语的。”某学者说：“那不结了，此批即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烧得胡说八道’也。”相与抚掌大笑。

口试伸缩性很大，主考人往往凭个人好恶而定分。第二届考试时，有位应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的考生，外语口语不错，很流畅地作了5分钟演说，就被主考人淘汰。原因是这人打了一条红色领带，主考人认为他不够庄重。第一届外交官领事官的应考人冯某，他长相魁伟，穿着也很得体，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主考人对他印象极好，尽管他笔试分数为最末一名，竟把他提为第三名，并且内定他某国大使馆的要职。可惜这人后来未赴任就病死。

科举幽灵(4)

经过如此一番繁琐程序，到录取发榜阶段这考试就要结束。按理录取非常严格要防止弊病。表面上也确实是严的。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虽连试数次都名落孙山。第一届考试二试揭晓，没有一个女的被录取。女典试委员张默君(邵元冲妻)为此大哭一场。因这意味着女典试委员“诚信未孚，阴德亏损”。戴季陶自夸“执法严明，弊绝风清”。但录取中也有随意性。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的高等考试，计划录取100名，可是按实际成绩尚不足31名，于是典试委员长决定一律加2分至5分，凑足100名。说到发榜本尘埃落定，无所更改，然而戴季陶却乱点鸳鸯谱。第一届高等考试的“状元”是朱雷章，由戴季陶亲自用朱笔在第一名上点一下。其实这“状元”是点错了，按总分最高的是教育行政人员第一名的周邦道，因普通行政人员排在前，周邦道就失去了状元。后来发现这错误，戴季陶仍将错就错。朱雷章后来还破格任用为监察委员。当时监察委员不过30余人，可算殊荣。朱雷章可算有幸。也有不幸的。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考试，论考试成绩第一名是禹振声，有人在戴季陶的妻子钮有恒面前对禹振声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亲兄妹结婚，有伤人伦，其实他是同姓结婚，钮有恒告诉了戴季陶，戴勃然大怒，“道德败坏至此，何以统率群僚”，大笔一挥，把禹改为第三名，原第二名的朱大昌提为第一名。禹振声没有被开革已算大幸。

戴季陶的随心所欲，不仅是上面所说的几件事。第二届金榜第一名是司法官李学灯，戴季陶亲自主持授证典礼并讲话，李学灯致答词。按第一届“状元”朱雷章例，本要将李学灯以立法委员任用。但李相貌不扬，穿着又不同于众人，那天的答词又冗长，戴很不高兴就改变原议，让李学灯先去法官训练所学习，再派工作。1939年在重庆举行抗战后的第一届高等考试，戴季陶一时心血来潮，把第一名“状元”王述曾送上监察委员的宝座。

“为国求贤”成笑柄文官考试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病，但还是遴选人才的正途。当时流行“考小不考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小官要考，大官不要考。简任级的大官，可以从有“特殊贡献”或“特殊著作”者中遴选，这就为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

1936年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从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翻墙出逃，从墙上跌下，有一个卫兵背着他跑……事变结束后，这名普通的卫兵一跃成为少校。

行政院某部有个科长，是凭参加陈其美肇和军舰起义以“特殊贡献”的资格而任用的，其实起义时他还是个黄口小儿不足10岁。

财政部有一个局长以筹集国民党的经费有功而提拔，他的部下感到此人庸俗不称职，一查他的底细，原来他是孔祥熙在山西开设的钱庄的总管家。

标榜“为国求贤”的戴季陶同样任用亲属。他有个外甥叫宋香舟，在戴的家乡四川广汉县担任小学校长。戴任考试院院长后，宋香舟从家乡来投奔戴，以跟随戴“革命”有功为名，一跃而为铨叙部掌任用大权的甄核司司长(简任级大员)，后来还转任考试员的主任秘书。

戴季陶的原配夫人钮有恒病逝后，他没有续娶，说为了尊重原配夫人的恩爱，而他与一个年轻姑娘同居。这姑娘姓赵，人称之为赵小姐，她是钮有恒的表侄女。她虽年轻倒懂得培植私党，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让戴季陶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职，而院、部、会内的大小官员，无不敬之畏之。

…………

说到有“特殊著作”的人才，更是笑话百出。有的收买别人写的著作拿来送审，有的以重金雇“枪手”代写，有的以祖先的遗稿充作自己的著作，也有转抄一些古籍或绝版著作，甚而有剽窃、抄袭过期报纸杂志的文章改头换面来送审。这些“著作”的审核，都由考试院内有作典试委员资格的人审核，不送外面的学术机构。审核人员有时也要以公正出现。蒙藏委员会有个简任级处长，原是卫立煌部的军法处长和驻京办事处处长，考试院铨叙部搁置对他的任用不予通过。这人请一位文官考试出身的人写了篇《五五宪章的政治制度》的论文，并在行政院主办的《政治研究》上发表，就用这篇文章送审；一面又疏通承办人员不予留难，又打听到审查人员，送了相当的礼物，结果顺利通过了任用案。

科举幽灵(5)

按《文官考试法》规定，凡经考试录取人员分发到各部门都应“尽先任用，遇缺即补”。但国民政府的各个院、部、委员会、局并不欢迎这些人员，因为这些人员毕竟是“正途”出身的，大都经过一番苦学磨练，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工作能力。不像原来机关的那些因人成事、庸碌无能的人员，他们去了自然会影响到这些人员的位置。于是对考试人员进行排斥，即使收下的宁可给钱养下来，任其投闲置散。一、二两届考试录取人员有七八个人分到内政部，长久得不到补缺，后来桂系(广西派)的黄绍?f担任部长、甘乃光任次长，这些候缺人员才得实授。而别的部门中分去的考试及格人员在遭到歧视后，就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内容略云：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投闲置散”，实令人心寒。身为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闻此事后竟袖手旁观，不加一辞。对这样的事或回避或迁就甚至变更法令逢迎豪门。财政部荐任秘书出缺，不补分发去的高考人员，补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送报铨叙部没有通过任命。孔祥熙又把孔令侃改为“特务秘书”。国民政府的官制里无此官名。铨叙部去请示戴季陶。戴沉思半晌说：“公务员任用法应该改了，秘书可以改为不受任用资格限制的职务；高考人员‘尽先任用’的规定，应修改成‘考试人员与非考试人员轮流补缺’。你们照这办”。在场的人听了不禁愕然。“这不是逢迎孔祥熙嘛，毕竟还是财神的力量大！”至于考试人员的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怕扩大影响，令各部会每一科设两名科长或增设荐任科员安排考试人员，这非驴非马的安置，众人仍不满意。戴季陶训诫道：“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这一下堵住了众人之口。所谓“为官求贤”原来如此。

“七分政治”的产物(1)

幕 僚 献 策

1933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府已是第六个年头。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蒋介石攫取到政权。在与地方集团及军阀势力的混战中，他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这个政权相对地稳定了，于是他集中军事力量对江西苏区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虽然蒋介石亲驻南昌指挥，却都告失败。

南京政府很快就出现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的颓风。国民党###吴稚晖，曾对当时南京的官场情况，说了这番话：南京政府每到星期六下午，大官僚溜到上海，狂嫖滥赌，抱着舞女尽情作乐；小官僚到夫子庙捧歌女，吃馆子。星期六这一天，认认真真戴了老花眼镜办公的，只有立法院的胡汉民，脚踏实地做事的，还有内政部的薛笃弼。后来胡汉民被软禁，薛笃弼投杜月笙门下当秘书。吴稚晖言下不胜唏嘘！这引起蒋介石身边的智囊和谋士们的注意，他们纷纷进言和献策。与蒋介石义结金兰、向以国民党###自称的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以马上得天下则可，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匹夫之责。”他还说：“建立一个有效的廉洁的政府相当重要，应该整顿吏治，大力提倡礼义廉耻的道德风尚。”他还亲自撰文专门论述国民党“修身之本”的国民党党员十二条守则。

“中国第一号白人跟班”――端纳，也对蒋介石劝说。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并与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结识，当时宋美龄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女。端纳后来在少帅张学良身边当顾问。在宋美龄的竭力促成下，他最终离开少帅投入蒋介石幕中。端纳刚上任，就想干出一番成绩，他竭力帮助蒋氏树立“平民领袖”的形象，走到民众中去，走到下层去，提出两项目标，在政府内部与社会上推行新生活运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运动。端纳还说，如果国民政府指望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必须拿出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给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蒋介石身边还有一个重要幕僚，南昌行营里的决策人物杨永泰(1880―1936)。这位广东才子(广东茂名人)，民国成立后历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广州军政府财政厅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还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保安司令。这时他正以军委会秘书长身份驻南昌行营，随侍蒋介石左右。杨永泰看到对苏区的四次“围剿”都告失败，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脱离民众，于是他向蒋介石进言：“蒋先生，中央大军历次进入苏区，都由于当地百姓不同我们合作而告失败。大军所到，百姓纷纷逃避，十室九空，粮秣无从筹措，差役无从征募，道路无人带引……我军深入，自然难以致胜。”“畅卿(杨永泰字)，你有什么高明见解？”蒋介石说。杨永泰于是不慌不忙地讲出一番筹谋已久的计划。杨永泰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即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说：“共产党向来重视政治宣传，我们相对应地也要强化政治，加紧进行宣传。我主张发起一个新生活运动，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改造国民，使人人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从而匡正社会风气，也荡涤澄清我政府机关内的种种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他这一番道理说得蒋介石动了心。

蒋介石就开展新生活运动和宋美龄商议，她一口赞成。她提出新生活运动可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这样基督教教会就可协助推进这运动，当能事半功倍。蒋介石觉得宋美龄说得有理，接受她的主张，并且要这位“第一夫人”来具体过问与领导。宋美龄自然乐于接受。

“第一夫人”参与1933年秋，蒋介石亲自领衔，与熊式辉(江西省主席)、杨永泰等人组织“新生活运动筹备委员会”，并邀请邓述?业热?位宗教界代表参加。

有人提出，新生活运动的筹备工作应由宗教界有声望人士来具体领导，方能使工作顺利开展。筹委会接受这意见。具体人选煞费周折，想到一位沈阳籍人士，这人叫阎宝航。

“七分政治”的产物(2)

阎宝航(1895―1968)，沈阳海城人。1917年毕业于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受西方文化和“教育救国”思想影响，认为复兴中华必须从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入手，于是致力于兴办贫民教育事业，成绩卓著，引起上层社会的重视。阎在师范读书时曾入基督教，1920年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聘为干事。从此他利用这岗位，组织社会问题研究会，举办时事讲演会，以及游艺、旅行、电影等活动，传播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阎还通过青年会活动，广泛结交上层人物和外国人，由此结识了张学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蒋介石赞同阎宝航的提名，他考虑的是可以借此拉拢东北人士。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宋美龄说了，请宋美龄以基督教教友的关系，商请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筹委会的书记，宋美龄自无不赞成之理。

“第一夫人”的亲笔信，派专使送到阎宝航手中。阎一时不能决定，去和少帅商量。张学良认为这正是东北人进入中央的一个好机会，劝他莫错过这机会，接下这聘请。

1933年9月，阎宝航来到南昌，接受新生活运动筹委会书记职务，同时还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挂了个少将参议头衔。阎上任伊始，新生活运动的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广到全国。

一天，美国传道士长孙威廉在宋美龄授意下，在他的南昌北坛江西卫理公会江西布道使的住宅，举行茶话会。选择这个地址，因当时蒋介石、宋美龄的住宅就在江西布道会内，与长孙威廉的住宅毗邻。会议邀请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医院等机关团体代表共30余人参加。

茶话会开始，长孙威廉略致词后，就请宋美龄讲话。宋美龄这天精神很好，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讲了新生活运动的时代背景、政治意义，她说这个运动的推行关系“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她又特别谈到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说教会工作的目标，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是“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中国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目前国难当头之际，就是要通过一切宣传教育的方法，使全国民众内心改造，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的国民，适合于现代新潮流，这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她还把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说基督教可以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她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加以协助，大力推广。

她还讲了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不要随地吐痰；安全第一，路要修得好，走路要小心；车辆行人靠右走；等车要排队；经常呼吸新鲜空气和沐浴阳光，见苍蝇要消灭，天天刷牙，经常服用维生素；要爱邻居，要做事，要努力进取；用钱要节省；行动要慢，停一停，看一看，听一听；要让婴儿长得健康，要搞大扫除；屋内粉刷一新，家具设备都要保持完好。”

她的话讲完，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后，几个传道士也起来讲话。有的盛赞宋美龄的济人救世的热心肠；有的说蒋委员长有远见，这个运动推行得及时；有的引用《圣经》中的“耶稣要来赐给人们新生命”等一些说法，给新生活运动涂上宗教色彩，号召教友们本着宗教信仰，促进新生活运动。

开始于南昌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开展起来。

南昌市的大、中、小各级学校，每到星期一的纪念周，校方都宣传新生活运动，教会学校还结合布道传教的内容。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一律穿上统一的新生活运动服，佩戴“新生活”标徽，到火车站、汽车站、菜市场、茶馆、剧院、医院门诊候诊室散发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品。

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与陆军医院及南昌模范监狱接洽，利用监狱、医院展开布道宣传，结合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事先宋美龄借南昌皇殿背妇幼医院康成院长的住宅，召集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男女传道士以及教会团体负责人约30余人开会。会上决定组织传道团，由英国人南昌内地会传道士博荣望任团长，率领内地会圣经学校男女学员代表10余人，每周到南昌模范监狱及陆军伤兵医院布道一次。在布道中，从《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二十三节)讲起，劝在监犯人彻底悔改，重新做人，要“安分守法”、“服从领袖”。对医院病人宣传“四维八德”(礼、义、廉、耻为“四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八德”)及清正廉洁。两处的宣传活动，由团长博荣望每月向宋美龄报告。宋美龄对他们赞赏备至。

“七分政治”的产物(3)

新生活运动的宣传也推广到南昌近郊农村，放映幻灯，赣剧清唱中加了相关内容，并以减免赋税为号召，要农民到集市来接受宣传，但来的人寥寥无几。在南昌市区推行这运动时闹了一些笑话。有一次，美籍传道士高福绥在街上散步。远远跑来一名交通警察，对高福绥大声喊道：“你违反新生活运动规章？”“你说，我违反什么规章？”“你为什么不把领扣扣好，这是衣冠不整。”高福绥对警察白了一眼，说：“你连这都不知道！我穿的是西装，外面的领扣是从来不扣的。”那警察倒也倔犟，拉着他：“不管你是西装还是东装，你在南昌就要按新生活运动的规章办。”拉拉扯扯来到警察分局。那警察挨了顿臭骂。高福绥得理不让人，硬要把这警察开除了事。发生这事后，南昌特地举办一个特种警官训练班，由传道士向受训警官传授接待外国人的礼节，教英语会话。结业后，一部分受训警官派到庐山，专门去侍候在山上的外国人。

经过一番大规模的宣传后，在南昌正式成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各个省市成立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央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担任主席。另外还成立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从各个学校、机关抽调1000余人担任宣传指导委员工作。

1934年2月19日(一说3月11日)在南昌举行新生活运动成立大会，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参加的有10万多人，晚间还提灯游行，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从此新生活运动在全国推行。

“ 礼义廉 ”缺了“ 耻 ”

新生活运动在各省市推行后，京沪两地闻风而动。

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当然首先行动。大街通衢与各个机关学校都悬挂起标语口号，如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手提木箱的童子军，在南京大街上站岗。当某个歪戴帽子或嘴里叼着香烟的人走近时，就有一个童子军挡住他，然后站到木箱上把这个男人的帽子弄正，并拿掉他嘴里的香烟，扔进路旁的阴沟里。

军队取悦于“第一夫人”，也支持这项运动。派出便衣人员，对大街上吐痰的人，在饭馆里吃饭喝烈性酒或超过四菜一汤规定的人用棍子进行“惩戒”。搽胭脂、口红的姑娘，穿西装戴西式帽子的人，被警察撞到了，在他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的印记。理发师要是给人烫卷曲的发型，售货员要是卖不伦不类的游泳衣，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侮辱。烧香、放鞭炮以及送葬时烧纸钱等旧风俗都明令禁止。鼓励人人每天洗三次手，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青菜要先洗净煮熟再吃，开展戒烟。宋美龄吸英国薄荷烟的瘾很大，只好改在非公开场合抽……

且说监察院的全体同仁，这天早晨赶来上班。礼堂里贴着昨夜突击张贴起来的标语。正面的两根大柱上，右面贴着“礼义廉，国之四维”几个斗大的字，左面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一个小职员看着这副对联，忽然喊起来：“‘礼义廉’怎么缺了‘耻’呢？”众人过来一看，果然少了个“耻”字。有人说，没有“耻”，“四维”少一“维”，国家可就危险了！也有人说赶快不要声张，传出去可不好呢。这边七嘴八舌，惊动了监察院的最高领导。一查之下，原来是位居要职的官员写的。赶快把这标语撤下来，事后没有查究。不过此事传了出去，民间流传两句话：“监察院监不住，礼义廉缺了耻”。

制止蒋介石点名推行新生活运动，当然要整顿机关作风。那时中央机关普遍人浮于事，高中级的官员上班迟到，每天只是来应个卯就去灯红酒绿的歌舞场中。真正在那里办公的就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职员。蒋介石也风闻这些。

这时蒋介石大权独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是行政院院长，时而在南京，时而在南昌。既然这样，许多地方他无法去视事。推行新生活运动后，他决定亲自抓考勤。然而他身居高位，怎能降尊纡贵亲自到他属下的一些机关去一一查呢。他用的是电话考勤法。

“七分政治”的产物(4)

每天早晨8时开始，蒋氏打电话找某处(次)长，某司长，如无人接电话，自然就没有来上班。这一下，这批官老爷惴惴不安，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会找到自己头上。长此以往感到吃不消，于是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某机关有个三等秘书赵某，为人机智，籍隶绍兴，同仁大多称他为“师爷”而不喊他的名字。这天，他自告奋勇说，他有办法对付电话查岗。有人说他是吹牛，有人则将信将疑，他拍胸脯回答：“你们看我的。”

也巧，第二天，老蒋的电话真打到这机关。赵某抢先一步，拎起话筒大喊：“喂！老兄别开玩笑，你不是委座。”尽管对方说“我是蒋某”，赵某却说：“我追随委座多年，他的说话口音，我是听得出的，你老兄冒充委座，开什么玩笑？他知道了有你的好果子吃。”说罢，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这一招果然灵，从此蒋介石不再电话点名，当然也不可能上门查看。

迎送军号免不了且说蒋介石当时南京的官邸，在黄埔路中央军校的后面。他每次出入，门上先都吹三番军号，这自然是显示这位校长的威严。推行新生活运动后，他想到洋顾问端纳劝他塑造平民形象的话，于是交代侍从室，出入吹军号的礼仪可以免掉。侍从室当然照办，通知了警卫部队。但大门口的警卫，是由学生大队抽出人员轮流站岗的。这时正摊上中央军校第八期骑兵科的同学值班。带班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见习连长。

一天，蒋介石从外面回来。门上又吹起军号，蒋介石纳闷了，不是说已经废除了吗，怎么还有呢。他从轿车里出来，只见一位年轻的带班军官与四个卫兵，一同立正敬礼。那位军官背的斜皮带拖挂着，显然因为仓促慌乱，以致军容不整。“你叫什么名字？”蒋介石问。

“报告校长，我是郭敏达，八期骑兵科一大队。”他精神抖擞地回答。

“你怎么这样子，军容不整，你知罪吗？”

“是！报告校长，我正在研读操典。听到校长来了……”

“操典在哪里？”

郭敏达从口袋里拿出，双手呈上。

蒋介石看他说话老实，带班时还研读操典，心里就有宽恕他的意思，但脸上还是严肃的神情，说：“你应该知道，军容是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的，推行新生活运动，军人更应是表率。”

“是！校长的训示，学生一定记住。”

看他伶牙俐齿，对答自如，蒋介石心中高兴了：“今天免了你的罪，以后可要特别注意。我还要问你，迎送军号不是废除了吗，怎么还有？”

“上一班没有交代。不过学生有话容禀。”

蒋介石示意让他说。

“学生认为，校长不仅是一校之长，也是一国之长，迎送礼仪是需要的。一则表示尊敬，二则也是通知如学生等知道校长行驾。今天要不是……”

蒋介石连声说“好，好”，便上了车。

这迎送军号，以后仍然保留。

“集团结婚”时的啜泣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奉命推行新生活运动。他想在上海搞出一点特色。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举办“新生活集团结婚”，搞个“国内首创”。

吴铁城办事向来细致。他要办“新生活集团结婚”，先派几个干练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征询各界人士对集团结婚的意见。反馈来的意见还不错，他就着手具体进行。

从1934年年底至1935年1月，吴铁城亲自召开并主持了三次市政会议，讨论举办集团结婚如何操作。1935年2月7日颁布了《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主要内容为：凡上海市市民结婚，均可参加集团结婚，经由社会局核准后，发登记证；个人须交纳手续费20元，凭登记证办理各项手续；此种仪式，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府大礼堂举行，不用傧相，由市长、社会局局长出席证婚，发结婚证书及纪念品。上海各大小报纸都公布了这办法，说这是开上海一代新风，体现新生活意义，既节约又隆重。

“七分政治”的产物(5)

市社会局着手筹备第一届集团结婚，一面登报悬赏征集结婚证书式样，并设计统一的婚礼服；同时开始接受参加的申请。

从1935年2月13日至2月28日止，共有57对新人申请参加。一个月后，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因为这是首届，吴铁城命令下属职员一定要检查各个环节，不得草率，并先进行一次婚礼仪式的演习。

4月3日，上海市政府礼堂内外装饰一新，礼堂正中，铺一方红地毯，供新人站立等待行婚礼之用，四周都围着彩带。一旁为证婚人席、乐队席、观礼席，礼台前放着龙凤呈祥大红花烛一对，后面放着孙中山先生铜像一尊，两旁交叉着党旗、国旗。

午后，市政府派出了专车到大世界及宝山路，把新人和家长迎来市府，每辆车坐一对新人，60余辆车浩浩荡荡行驶在大街上，行人夹道观看，道路为之堵塞。进入市府后，入楼下膳厅休息，新人重新打扮修饰。

3时整，上海市首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典礼开始。司仪唱“结婚人入席”时，社会局男女科员各二，手拎红纱灯笼在前引导，57对新人分男女两列，新郎一律蓝袍黑马褂，新娘都身披白色轻纱，胸挂红花，手持缠有彩色绸带的鲜花。伴着音乐声，鱼贯而入喜堂，在红地毯上相对而立。

接着是成婚礼。司仪报告新人姓名后，每两对为一组，由男女科员引导，沿着铺有红地毯的扶梯登上礼台，向孙中山铜像站定，行三鞠躬礼，后相对两鞠躬，再向证婚人一鞠躬，证婚人、市长吴铁城向新人授结婚证书，又由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授予纪念品。新人领受证书及纪念品后，再向证婚人行一鞠躬礼，双双携手退下，站在原来的位置。

…………

婚礼进行大约一半，观礼人群里，忽有女人的啜泣声。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一边哭，一边指着新人中的一个中年男子说：“你不能遗弃我们娘儿俩，你这是重婚！”说罢，她向新人的队伍跑去，她身旁一个五六岁的女孩也哭着拉着母亲的衣角。喜堂一时乱了起来。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大声喊：“来人把她们拖出去！”被遗弃的娘儿俩被拉出去了，那个薄??无情的男子也被请了出去。事后查明，这男人是某机关的一个科长，乡间原有妻，但他隐瞒这一事实，又爱上一年轻的女教师，并参加集团结婚登记，而负责登记的并不详细审核，闹出这一啼笑皆非的插曲。

婚礼继续进行，一对对行礼如仪后，由吴铁城致训词。他讲了一通“提倡新生活集团结婚，开一代社会新风”的重要性。没有一句谈到刚才发生的一幕。集团婚礼礼毕，夜幕降临，市府门前广场上，火树银花，华灯齐放，千余人已等候多时，要看这些新人的风采。礼堂大门洞开，军乐声中，56对新人(少了一对)随着手提纱灯的工作人员，列队陆续走出来，蓝袍黑褂，雪白婚纱，与彩灯相辉映，引来观众喝彩声。报纸的记者追前逐后，抢着摄影。各影片公司也来拍片。翌日上海各报都登载此事。某报并有“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的标题。然而上海的集团结婚被当做新生活的范例，向全国推广。

夏天一群白羊　冬天一群黑猪新生活运动推行到山东，山东王韩复榘奉令行事，很快成立了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他想把山东变成新生活的模范省。

韩复榘说：“既然是新生活，公务人员的服装与发型都要一律。”按他的规定，公务员都穿布制服，夏天一律穿白，白衣、白帽、白袜、白手套。春秋冬三季一律穿黑，黑衣、黑帽、黑袜。公务员们相互开玩笑。说他们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韩复榘不准留发，要公务员一律剃光头。这些规定谁都不能违反。谁要违反，轻的他侮辱戏弄你一顿，重的就要撤你的职。有一次在省政府的会上，一个青年公务员留着发，被韩复榘看见了，他上去把那人的帽子摘下来，抓着那人的头发说：“你特别，你漂亮，你留洋头；你留狗头。”大大侮辱了一顿。又有一次，教育厅的秘书王香孙，戴着一顶深灰色的礼帽，也被韩复榘发现了，也是当众摘下他的帽子侮辱戏弄一番。

“七分政治”的产物(6)

光膀子女学生挨打因祸得福韩复榘有些规定也推行到社会上。他规定男人在大热天不许穿短裤头，女的不许穿短袖褂子，说赤膊露腿有伤风化。有一天，他坐车来到公安总局门口，瞥见车外迎面走来3个女学生。她们上身都穿着蓝色短褂，下穿青色短裙。他命令停车，走出车外，喊住3个女学生，说：“你们穿得不男不女，有伤风化！”举手就向一个女生脸上打了两记耳光，并说：“以后不准穿这种衣服上街！再发现定不轻饶。”韩复榘打完说完后，又上车西行。走到济南西门里隆祥绸缎店门口，又遇到五六个女学生，也都穿着短袖褂和短裙。韩又下车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并警告她们以后不准再穿这种衣裳上街。

韩复榘回到省政府，余怒未消，给公安总局下了个命令，凡在街上见到光膀子的妇女，一律抓起来。于是公安局奉令行事，穿短袖服的妇女一批一批送到公安总局看守所，屋内站不下，三五百人在院子里站着。

第二天早晨上班后，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来见韩复榘。何说：“昨天主席抓了不少穿短袖短裙的女学生。其实这种服装是中央规定的女生制服，全国各省市的女学生都穿这种服装。”韩听后，对副官说：“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全部释放。”被抓的妇女们已经饿着肚子站了半天一夜。何思源又说，听说主席昨天还很生气，教育了一个女学生，想法去安慰安慰她吧！这女学生姓曹，家住济南老东门里，父亲在外地当小学教员。韩复榘听了何思源的话，当天下午就派了个李姓副官，带了一匹蓝洋布，两样点心，送到曹家。曹家先不敢收，经李副官说清缘由才敢收下。后来，那女学生的父亲从外地回来，亲到省府见韩致谢。韩复榘接见了他，还派他任济南自来水公司的经理。也算因祸得福。

韩复榘模仿励志社1934年秋天，韩复榘到南京去晋谒蒋介石。宋美龄介绍他去参观并让他加入黄仁霖主持的励志社。这是蒋介石笼络将校军官的一个组织。自然表面上说励志社的宗旨，是要入社成员砥砺志气，修身养性，提倡“四维八德”等等，其实通过内部所设的种种娱乐享受，使入社成员感戴蒋介石并对蒋效忠。

韩复榘回到济南，召来省政府秘书长，指定他参照励志社的组织形式，结合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提倡“四维八德”戒嫖戒赌戒纳妾等等，进行正当娱乐。不久，进德会就组织起来，会址定在经七路原来的一个游艺园。韩复榘所属军政人员都可参加。不过会员分等级。文官荐任级以上，武官校级以上是当然会员。一般军政人员、工商业者、学校教职员都要当然会员二人以上介绍，方可为普通会员。进德会应有尽有。吃喝有中餐西餐；观赏有千百种奇花异草和狮、虎、猩猩等各种动物；娱乐有剧场，“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马连良、谭富英等名演员都在此演过京剧；同时还有电影、魔术、曲艺等。里面还有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整个规模超出上海大世界。韩复榘的部属就在里面吃喝玩乐，嫖赌逍遥。所谓进德励志，风马牛不相关。如禁止纳妾，韩的师长孙桐萱就纳京剧名伶筱艳芬为妾，另一师长曹福林也纳京剧名伶婉萍秋，韩复榘本人更是三妻四妾。

枪毙局长　撤销市府要说韩复榘推行新生活运动所做的得人心的事，也有两件。一是枪毙了一个为非作歹的公安分局局长；另一是撤销了不办事的济南市政府。

张守仁是韩复榘的大太太的干儿子。他曾是韩复榘的勤务兵。韩当山东省政府主席，张守仁被任为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局长。他上任以后，仗着韩大太太的势力，无恶不作，私设公堂、毒打市民、勒索钱财。1934年秋天，有人向韩复榘告发，韩把张守仁找来盘问，问过后就命令关押；一面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均属实，下令把他枪毙。这天上午9时，军法处正要执行，韩的大太太向韩求情，韩坚持不允。大太太请出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去求情，韩依然不允；再请到石友三 (韩复榘与石友三当年同是冯玉祥部下)，还有韩的宠将孙桐萱等一行四人齐来找韩。韩径直走出办公室，上了汽车走出省府。下午4时，韩打电话问军法处处长史景洲：“张守仁的事办了没有？”史答：“没有。”韩又问：“现在人在哪里？”答说：“正在刑场等着。”韩说：“马上枪毙，如不枪毙，回头就枪毙你。”史景洲立即下令把张守仁枪毙了。韩复榘顶住种种人情的干扰，枪毙张守仁，济南城人心大快。

“七分政治”的产物(7)

同年冬天的一天，上午8时左右，韩复榘自己骑了自行车，带着几个随从，突然来到济南市政府。当时济南市市长陈维新不在市政府。韩到了市府大院才有人发觉，于是跑向楼上 (楼上是职员宿舍，楼下是办公室)，喊起还睡着的人。听说韩主席亲到，职员们大吃一惊，慌乱中，有的披着棉大衣，一手提着尿壶下楼。正好和韩复榘撞个正着。韩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吃老百姓俸禄的人，头都睡昏了，还能办事吗？”又说：“这样的市政府太腐败，撤销！”他转身就走，一回省府就下命令。市政府撤销后，很久没有市政府，直到后来，派了西北军的闻承烈当市长，市政府才恢复。

卖官风波“小道士”行贿荣升且说国民政府监察院，自挂起无“耻”对联后（“礼义廉耻”缺“耻”字），民间沸沸扬扬传了开来。

有人议论道：“监察院本是监察、纠举、弹劾贪官污吏的，现在监察院也没有‘耻’，岂不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吗？”

“老兄说得对！你该知道小道士缪斌卖官鬻爵的故事吧。他能当上江苏民政厅厅长，就是一位中央监察委员与国府委员给他‘方便’的结果。”另外一人说。“那监察委员该不是党国###吴稚晖？如果是，小弟愿听其详。”

这人点了点头，就开始讲起来。

缪斌(1899―1946)，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东人，他的父亲缪建章，是无锡城中南门内希夷道院的当家道长。缪道长生有二女一子，缪斌是惟一的儿子，故有人称之为小道士。缪建章望子成龙，缪斌中学毕业后，又让他进上海南洋公学，成绩不佳，经校方通融才勉强毕业。离校后，他去广东，考了黄埔军校。进黄埔军校后，缪斌机遇不错，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北伐开始时，他就被任为教导师的党代表(师长王柏龄是蒋介石亲信)。进攻南昌时，教导师遭军阀孙传芳部伏击，部队溃散，缪斌安全逃脱。后来北伐军相继攻克湖北武汉、江西南昌，缪斌惴惴不安地去南昌见蒋介石，竟未被深责，还任他为第一军副党代表 (军长为何应钦，党代表为汪精卫)。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缪斌先后任军事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等职。这些职务都待遇优渥，但缪仍不安于位，到处钻营。当时江苏省政府设于镇江，省长为钮永建。缪打听到原民政厅厅长茅祖权他调，民政厅厅长空缺。于是他花了很大的代价，走夫人宋美龄的路子(究竟花费多少，外人不详)，请她推荐。虽然“第一夫人”说了话，让他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但按例要经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方能任命。

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稚晖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缪斌品行不佳，年少任性，在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任内，声名狼藉，不宜主持一省的地方行政，应该另行选派。”到会者相顾愕然。听吴稚晖这样一说，众人都不开口。因为吴的话，蒋介石也得听三分，只好暂时不讨论，留待下次表决。当时缪斌以中央候补委员名义列席。眼看到手的肥缺吹了，他岂肯就此放手。他灵机一动，假装上厕所，开了张面额5000元的支票，他早已看准吴稚晖的大衣，偷偷把支票放在吴的大衣口袋里。会散后，吴稚晖发现了支票，心中有数。在第二次讨论并付表决时，主持人连问两次，有人不同意吗，吴稚晖在一个角落里打着瞌睡。无人反对，通过。

缪斌如愿以偿，走马上任。他先想到衣锦荣归，立刻汇巨款到无锡，于是在无锡城中新生路一号，盖起一幢美轮美奂的缪公馆，里面亭台楼榭、假山花圃，美不胜收。这年正是缪斌母亲六十大寿。祝寿、荣归两件大事一并办。消息传开，江苏境内各县的地方官都借这机会纷纷献上贺礼。寿婆缪老太太信佛，贺礼中就有金如意、金寿星、金佛，缪斌确实捞了一大笔。

当了民政厅厅长的缪斌，想到他做这个官来之不易，送吴稚晖就是5000元，“第一夫人”处也所费不赀，自然要有大的回收。于是把这番心意向手下人说了。江苏尤其是苏南各县都是富庶之区，想当县长的大有人在。缪斌定下三类价格，苏州、无锡、常州是一等县，定价3000元；宜兴、金坛、溧阳、常熟、昆山等与苏北各县属二等县，定价2000元；像扬州一类的小县是三等县，价在1000之数。有了价码，照章买卖，生意倒颇兴隆。不过缪斌卖官的风声也就传了开去，加上缪斌的同列见他如此发财，不免眼红，于是就有人密报蒋介石。最后的结局是监察院调查属实，缪被革职而未查办。

“七分政治”的产物(8)

撤了官的缪斌，以后长期闲居在家。抗战爆发后，他颜事敌，落水当了汉奸。在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中当了立法院副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缪斌是汉奸群中第一个公开受审，又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

吴监委求情反促死1946年4月8日，苏州高等法院判缪斌死刑。缪斌不服，在上诉期间，缪妻项秀锦来到无锡极有声望的耆绅钱孙卿府上。钱孙卿名基厚，钱基博(子泉)是他的孪生哥哥，曾任东南大学校长的钱钟韩是他的长子；他的另一个儿子钱钟汉曾任无锡市副市长。项秀锦到钱府，要请钱孙卿代为请求吴稚晖向蒋介石说情。钱孙卿交给他儿子钱钟汉办。钱钟汉有所踌躇，因为缪斌名声太坏，吴稚晖恐不肯轻易为他说情，因而准备推托。但项秀锦含泪苦求，他勉强答应可以陪同她去，要她自己去求吴稚晖。

钱钟汉与项秀锦到了吴稚晖寓所，作简短介绍后，项秀锦就说明来意。吴稚晖听后皱眉沉思了一会，说：“我和丕成(缪斌的号)的关系，论理这封信是应该为他写的，只是我考虑到，我写这封信，可能帮他一个忙，救他一条命，但也有可能帮他一个倒忙，反而促他送命。因此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这封信要写还是不要写。”

听他这样说，钱钟汉不便有所表示，只是把眼睛看着项秀锦，让她自己拿定主意。

项秀锦听了吴稚晖的话，还是苦苦哀求说：“您老先生能写一封信，对丕成总是有好处的，决不会有坏处，写总比不写好，还是请写一写吧！”

吴稚晖并没有直接答复她，却突然问钱钟汉：“钱家世兄，你可知道有位欧阳竞无先生？”钱钟汉看他提出这个题外题，不知用意何在，只好恭敬地回答：“我仅知道欧阳竞无是老同盟会会员，是个佛学大师，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吴稚晖接着说：“是呀！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老朋友，他有个儿子欧阳翮，在广州时代，曾担任过海军局长。那时他曾在一艘军舰上和孙中山合拍过一张照片。当时他和孙先生都坐着，蒋先生就站在孙先生后面。后来蒋先生青云直上，成了中国的第一人。欧阳翮并不得意，长期任闲职。他经常对人发牢骚说：‘蒋某人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和孙中山一起坐着时，他只能站着，连个座位都没有呢。’为证实他说的话，他拿这照片给别人看。蒋先生知道此事后，多次托人示意，要收购他手中的照片。他不肯，还是照样发牢骚。抗战发生后，他到重庆，生活艰难，忽然蒋先生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他照收不误。别人劝他把照片送给蒋先生，从此消除隔阂。他仍然不听，把5万美金汇到国外存放在银行里。哪知蒋先生以收受赃款贪污有据为由，将他逮捕关押起来。欧阳翮和陈立夫、白崇禧都有交情，两人去为他说情，并担保今后他不会再胡说乱道，这样才把他救了出来。哪知他一经保出即潜逃香港。他在香港更是公开大骂蒋先生，传到重庆，陈立夫、白崇禧两位保人被蒋先生找去，责成他俩把欧阳翮从香港叫回来，并主动提出，只要他回来从此安分做人决不会难为他。欧阳翮感到已连累保人，且有蒋的保证就回来了，哪知他一回到重庆就被关押起来。两个保人看到蒋先生自食前言，深知这回凶多吉少，也就不肯再插手，而是托我去讨个情。我与欧阳竞无是老朋友，欧阳翮好赖过去也有功，同意去说说看。在黄山别墅见到蒋先生夫妇，初时蒋先生对我很客气，听我提到欧阳，他脸色变了，好久不说话，还是蒋夫人说了话，要卖面子给我，蒋先生脸色才舒缓，并说：‘是，是！老先生这个面子要卖。’我以为事情成功了。岂知第二天下午，他就下手令把欧阳翮处死了。我当时深悔不该多这事，要是我不去，或许蒋把这事忘了，不过长关一阵，我一去反而使他又想起了他，立即下这毒手……今天丕成这事，我恐又前事重演，反而帮倒忙。钱家世兄，你看，我现在这封信还要写不要写？”

吴稚晖这么说，钱钟汉也难作主张，转问项秀锦：“现在这事怎么办？”她还是苦求吴稚晖说：“老先生能为丕成写一封信，总比不写好。”吴稚晖接着说：“既然你一定要我写，我就写，不过，如果帮了倒忙，你可不要怪我！”

“七分政治”的产物(9)

吴稚晖终于为缪斌写了封求情信。大意是：缪斌这人确实有罪，死有应得。不过他有个儿子在抗战中为国牺牲(二子缪弘随美国空军对日作战时牺牲)，他老母也已年迈，念其母老子亡，姑宽其一死。这封信寄给蒋介石后不久，蒋就电令苏州高院对缪斌立即执行死刑。

三类六等官有价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江苏这块宝地做官，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利欲驱动这些人钻营江苏的美缺，而江苏民政厅厅长更是人人欲得之。当缪斌因卖官鬻爵被革职后，继任的民政厅厅长赵启也步缪斌的后尘。

1931年12月，蒋介石的亲信顾祝同由执掌军队改为从政。从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调任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把他的涟水同乡又是从小同学与黄埔同窗的赵启任为民政厅厅长。

这赵启上任后自恃有顾祝同这后台，大肆搜刮钱财。他把县长与公安局长按等论价，公开出卖。

按赵启定下的价格，分三类六等九级。江南地方是一类，长江以北是二类，淤黄河以北是三类。在这三类中又按县的大小、土地肥瘦、税收的多寡、水陆码头等划分六等九级。按类封官，按级论价，一手交款，一手领委任状。还有变通的办法，如果一时没有现款，贫瘠的县，可以出张期票，言明到任若干时候再付款。这类交易，大都在上海法租界进行。

有道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赵启的胡作非为传到南京。蒋介石在不断接到密报的同时，又有宋子文、何应钦当面说顾祝同放纵下属，造成极坏的影响，必须从速处理。

一天，一封密电到顾祝同手里。他打开一看，是校长手谕，要他立即赶赴南京。顾祝同心中一动，大概赵启的事发了。他正要处理此事，立即找来秘书长茅迪功：“给我立即拟文，赵启撤职查办，时间你记住，一定要写上，昨天上午9时下达。”

茅迪功拟了一纸手谕的草稿，交给顾祝同，顾祝同看了签署了意见，立即匆匆驱车直奔南京，径直到蒋介石官邸，独自面见校长。

蒋介石在官邸的小会客室召见。顾祝同不知召见究属何事，小心翼翼，神态拘谨。蒋介石一如往日，要顾祝同坐下。

“墨三(顾祝同字)，我让经扶(刘峙字)做河南省主席时，有人说我偏爱经扶，不重用你，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让你到江苏去做省主席，你却辜负了我！今天你得好好对我说说，你手下都用些什么人，在干些什么？”

顾祝同自然知道这些话的分量，他知道这时不宜回答。他低着头。

蒋介石却逼着问他：“赵启这个人，你知道吗？”

顾祝同心中一震，微微抬起头，回道：“是黄埔的同学。”

“我问你知道不知道他。”蒋介石的话音稍稍低了些。

“我们是同乡。从黄埔出来，他一直是我的参谋长。我调任江苏省，他就当了民政厅厅长。”

“谁问你这些！他在上海法租界卖县长、公安局长，你知道不知道。”

他知道不好隐瞒，直爽回答：“我正在查处。”

“查的结果怎样？”

“查办结果，确是有因，有的也是事实，但也有不少是传闻，查无实据。”“嗯，我问你怎样处理？”

“撤职查办，我毫不姑息。”他并没有说已经下了手谕。

“这就好！我听说他还抽大烟，有没有这事？”

“有的。”顾祝同坦率回答。

“墨三，你……”蒋介石留了半句话，但神情却不像原先那样严肃。

顾祝同立刻抓住这机会，以愧疚的语气说：“我有负校长的栽培。我有罪，这都是我对部下管教不严，用人不当。我有责任。请校长就办我。”

顾祝同这样说，蒋介石为他敢为下属承担责任，在错误面前不推诿所感动，他挥了一下手，示意顾祝同不要说了，一边说：“好吧，我自有处置。”

听到这一番话，顾祝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七分政治”的产物(10)

后来，在监察院弹劾，众多###派及何应钦的“墨三只宜领兵不宜从政”的意见的压力下，蒋介石采用易地安置的办法，1933年，把顾祝同调任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给顾祝同体面地下了台，而赵启丢掉民政厅厅长后，顾祝同仍把他留在身边作为心腹幕僚。这是后话。

辜仁发卖官起内讧顾祝同下了台，CC大将陈果夫上台任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手下的民政厅厅长却是倚蒋介石面前炙手可热的人物杨永泰为后台的辜仁发。他与陈果夫并不是一个派系。

辜仁发，湖北安陆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委员长行营参议，后升参军，再调湖北行政督察专员，投入杨永泰门下(杨是南昌行营秘书长兼湖北省主席)，由杨力保谋到了江苏民政厅厅长的肥缺。虽然辜仁发的前两任，缪斌、赵启因卖官鬻爵而被撤职，前车之覆应鉴，但利之所趋，正像飞蛾扑火，不惜焚身，辜仁发同样受贿卖官。

这是1934年，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后。

辜仁发一到职，就把他的亲信李文恭派到无锡县，担任县公安局局长，并听从其妻李淑芸的话，直接由民政厅下令委任刘卓民为无锡公安局第二分局局长。原来这二分局的辖区是火车站、轮船码头、旅馆、游乐场及烟赌娼集中的马路区，是肥缺中的肥缺。那刘卓民不仅给厅长夫人送了厚礼，并且答应以后经常孝敬。刘卓民上台后，自恃有厅长太太李淑芸做后台，并不把总局长李文恭看在眼里，放手收受各种各样的月规(烟馆、赌场、妓院每月进贡)与专项的贿赂，甚至有次缉获鸦片烟，他也敢受贿放人了结。因为他太贪，分给部下的极少，内部起讧争吵起来。此事为当地《人报》的记者采访到，在报上揭露开来。总局长李文恭立即抓住这机会，报告民政厅。恰好当时民政厅厅长辜仁发因公去南昌。厅里有关人员本不满辜妻李淑芸的作为，乘机下令将刘卓民撤职，指定李文恭派员接收。刘卓民得到消息，急电李淑芸求援，李接电后亲到无锡，抚慰刘卓民，要他暂不移交，待厅长回省，就可收回成命。

有了李淑芸这番话，刘卓民吃了定心丸，对前来接收的人员说：“我的局长是辜厅长直接派的，除非厅长的手令我决不移交。”他又说：“经费方面还亏空200元，正待筹款，方能移交。”接收人员照此回局复命。李文恭又在下午派出一批人再次去接收。刘卓民避不见面，印信及枪支都收藏起来。出来应付的是刘妻李荣贞。那女人撒起泼来，拍桌大骂，说：“厅长太太和我是小姊妹。老刘的分局长是向厅长太太送了厚礼的，到差才几个月，本钱还没有收回来，厅长太太已答应，厅长回来就收回撤职命令。”她说这番话时有许多记者在场，《人报》记者也在。回来后，如此这般告诉了社长孙翔风。孙翔风颇有正义感，听后愤慨地说：“想不到《官场现形记》的丑剧又在今日重演，我要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又派记者去调查。第二天，又一篇新闻见报，社会哗然，一片谴责声。上海各大报纸又加以转载，影响更扩大。

话分两头。当舆论不利刘卓民时，原坐山观虎斗的无锡县县长严慎予也来插手了。他派警察大队长王威协助原接收人员去接收，刘卓民依然不移交。他的妻子李荣贞整天在局里吵骂，对接收的人说：“他们说老刘(卓民)整饬无方，李局长就整饬有方？所有分局哪一个整饬有方？不都是一样吗？都该撤职！”严县长看下不了台，派出武装警察，在枪口下，刘卓民交出印信与枪支。这边，严县长就以“抗不移交、藏枪匿印，擅离职守及刘妻辱骂接收人员，妨碍公务”等由，把刘卓民解送法院。

这时，不仅无锡城中闹得满城风雨，而且南京、上海、镇江三大城市也沸沸扬扬。

一个有力的人物出来过问，那是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

一份急电到了南昌的辜仁发手里。这是省长陈果夫的电报，文云：“外传李淑芸干涉行政，有玷官常，请该贵家长严加管束，勿任奔走各地……”这直截了当的内容，辜仁发该难以回答了。岂料复电立刻发出：“……若不自遵国法，何以主民事，法不避亲，请自我始……”同时辜仁发又发电给镇江民政厅，派办公室主任刘安熙带人去上海拘捕妻子李淑芸与岳母带到镇江依法办理。

“七分政治”的产物(11)

这是使人惊奇的意外！辜仁发难道真是知法守法、大义灭亲的好官？

卖官案引出重婚案上海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新民村15号。辜仁发的金屋藏娇之所――李淑芸与她母亲住在这里。

这天，李淑芸正在看着辜仁发的来信。辜告诉她，他即将由南昌来上海，所有事都待他来沪后办理。

嘭，嘭！有人敲门。门开处，来人是江苏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刘安熙，另一位由刘安熙介绍道：“这是江苏水上警察第一区区长徐朴诚。”略事寒暄，徐朴诚表示请夫人到外面吃饭。李淑芸心想，大概有什么事来通她的关节。

她一口答应，同着母亲去赴宴。筵席上却没有刘安熙。她不疑有他。一道道菜上来，徐朴诚频频劝酒，极为殷勤。但他始终没有表示有什么事要请托。约摸最后一道菜了，徐朴诚突然板起面孔，说；“辜太太，我奉辜厅长令拘捕你们。我是奉令行事，你怪不得我。”随即门外进来两人，把李淑芸母女铐了起来。这是刘安熙设下的圈套。不过，当时租界规定：中国政府在租界逮捕人犯，须经租界捕房同意协缉，捕得的人犯不能直接带走，要先解送上海特区法院，再向特区法院移提。刘安熙捕得李淑芸母女后，就电告省长陈果夫。陈果夫深感疑惑，辜仁发怎么能大义灭亲。既如此，他电令无锡县县长严慎予，要无锡法院派人到上海提人。

“李淑芸不是辜仁发的妻子，所以他能把李淑芸交出来。”“李淑芸只是辜的小妾，现在玩厌了，他才大义灭亲……”李淑芸及其母解到无锡，外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人报》记者为探明真相，在看守所里访问李淑芸。

问：你是辜仁发的夫人吗？什么时候结的婚？

答：我确实是现任民政厅厅长辜仁发的夫人。我们是民国20年(1931)6月22日，在湖北汉口圻春园结的婚。

问：说说结婚的经过？

答：(边说边流泪)我以前在湖南湘潭浸会堂教会学校读书。有一次看戏，和辜仁发认识。他从此接近我，后来他请现任无锡公安局局长李文恭的夫人金绣佛出来作媒，要和我结婚，我答应了。结婚那天，婚礼十分隆重。军政部长何应钦是证婚人，李文恭夫妇是介绍人(想不到就是他们现在要办我)。筹备婚礼当时奔走最出力的人就是去上海捕我的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刘安熙。这种炎凉世态，冷暖人情，真难想象(泣不成声)。还可以告诉你，结婚那天是汉口市长吴国桢太太给我打扮梳妆，捧花掣纱，当时人人羡慕。

问：据说辜仁发另有夫人，你不是他的正夫人吧？

答：当初我嫁他时，就和他说清楚，并立过条约，必须是正室我才嫁他，我们中间不能有第三者。他发誓赌咒用人格担保，我才信了他。这时辜仁发是南昌行营的参议，后来逐步升官，辗转到了镇江，住太古山同封里1号。有一天，辜告诉我要到南京去办件公事。在旁的范秘书不留意地问：南京的公馆要去吗？我听了顿起疑心，便和母亲一把扭住他不放，要他作出交代。他再三申辩，这是有关他的人格名誉和地位的，绝没有另外的妻子。我心软了，只能由他去南京。后来一打听，他在南京还有个叫艾承枚的女人，也是厅长太太，我听了就昏了过去几次。本月12日，他要去南昌听训，我和他严重交涉，要他登报声明与艾承枚脱离夫妻关系。他苦苦哀求，要我暂时忍耐，一切等回来再说。没有想到，这坏了良心的，还把我送到这里……

这一来，辜仁发的“大义灭亲”真相大白，他是想借此机会解决他的重婚问题，治李淑芸一个卖官、纳贿、教唆抗拒移交罪。

这就产生了案中案。

巧的是李淑芸正和刘卓民的妻子李荣贞关在一起。李淑芸责怪她，说：“你们夫妻不应该招摇惹事，如今连累我入狱。”李荣贞反唇相讥道：“这事不能全怪我们，即使我们老刘不犯事，辜厅长也已布置好，要同你离婚。欲人入罪，何患无辞？与其说我们牵累了你，毋宁说是太太失宠，连累下属吃官司。”

“七分政治”的产物(12)

果然辜仁发还在落井下石。辜仁发成为检举李淑芸有罪最积极的人。以民政厅的名义，他提供李淑芸在外招摇敛钱及身世卑污的许多证据。在附送的证据中有一份从来没有人知道的《苏法通讯社》的新闻稿。内容说“李淑芸身世卑污，在长沙时是二等班子的妓女，曾嫁过二人，育有子女，李为厅长如夫人后，在外卖官纳贿，七百元一个优等县局长，五百元一个中等县局长”云云。法院票传辜仁发到庭与李淑芸对质。辜仁发多方推诿，声称他是以民政厅厅长身份检举罪犯，不是丈夫检举妻子，不能要行政长官与犯人对质，然而他忘记了李的犯罪行为都与他相连。李卖官受贿，如不得他同意，何来以厅令直接委刘卓民为无锡公安局分局长。他所说李淑芸的种种卑污身世，也不免使人怀疑。他既是政府中高官，正式娶妻子时竟不问其来历。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必欲置床头人于死地，可见这位政府大员的蛇蝎心肠了。

李淑芸母女自然也要解脱自己的罪行，先在上海请了章士钊、谭辛震两位名律师，后又增聘巢?衣墒ο蛭尬?法院控告辜仁发“重婚、遗弃”罪。辜仁发听到这消息后，在镇江发表公开谈话称：“余与前妻性情不投，曾于民国19年(1930)凭亲族证明离婚有据，20年(1931)始与李淑芸正式结婚。”又称：“李氏性情恶劣，当余在汉与李结婚时，因时间仓卒，对其性情未能洞察，但亦有所闻，冀于婚后加以感化。讵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诚为意想不到。”李淑芸针对这谈话，拿出在镇江时所截获的辜的原妻艾承枚与辜的通信，证明并未离婚。

《人报》这份无锡的地方报，颇有寻根究底的决心，又派出记者范力琪去南京访问艾承枚。范力琪先在京城警察厅的户籍册上查到这一段材料：“鼓楼三条巷十二号之三，户主辜仁发，号达岸，四十三岁，湖北安陆县人。23年(1934)1月30日进宅，现任江苏民政厅厅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妻艾承枚，四十二岁，湖北安陆县人，还有二子二女，雇男仆二人，汽车夫二人，女仆一人。”材料已非常清楚说明事实真相。范力琪又再到鼓楼三条巷访问艾承枚，艾绝口否认已经离婚。她说：“辜仁发在外随意发表虚伪不实的话，混淆视听，必要时我也要控告他重婚。”《人报》再次发表采访结果，社会舆论更不利于辜仁发。

这时，辜仁发已黔驴技穷，极为狼狈。换了一个手段，派民政厅的视察员曾宾秋到无锡，在华盛顿饭店宴请无锡各报的负责人。宴会上，曾宾秋转弯抹角为辜仁发洗刷辩护，请各报从此不发新闻，一定给重酬。有些报纸允诺，有些报纸默认。《人报》的负责人不在场，只去了一个记者。他表示无权决定，只能把意见带回。《人报》内部讨论的结果，认为不能出尔反尔，以揭露始而受贿终，这样的报纸将得不到读者，决定拒绝，还编发了一条小新闻，揭露民政厅视察员曾宾秋宴请各报负责人，略掉行贿的细节。

派系倾轧　厅长下台这天晚上，《人报》社长孙翔风接到一位新闻同业的电话：“《人报》已经出足风头，可以就此收篷，如果再要坚持下去，遭到反击，后果恐不堪设想。”他是《锡报》社长吴观蠡。“不好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孙翔风问。“你总记得，辜仁发的前任厅长赵启，因镇江《江声报》主笔刘煜生揭发他贪赃枉法，他把《江声报》封闭，给刘煜生戴上一顶红帽子，说他是共产党员而枪毙了。这事应该记忆犹新。”这位同业是受命劝告还是出自友情，孙翔风一时搞不清楚，只好婉言拒绝。

孙翔风拒绝劝告后，作了一番冷静的分析。辜仁发在江苏的地位毕竟不同于赵启。赵启有省长顾祝同铁般的后台，可以一意孤行，而辜仁发和省长陈果夫并非一个派系，陈果夫不见得对他支持。不过，也搞不清陈与辜之间有多少矛盾。他亲到镇江向省府的有地位的人作了一番咨询，得不到要领。他只好硬着头皮再顶下去，不过也作了一些防范的措施，必要时只好出走避难。

“七分政治”的产物(13)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愈来愈不利于辜仁发。他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舆论方面，《大公报》发社论于前，题为《辜仁发不是中国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社论于后，题为《辜仁发与礼义廉耻》，这些社论都猛烈抨击辜仁发；监察院已派出监察员调查此事，准备弹劾；江苏省府内部也准备有所动作。辜仁发实在无法应付，他心想只好暂时退避躲过风头再说。他向省政府提出辞呈，一面安排他的亲信秘书代理日常工作。他等待风平浪静时东山再起。本来民政厅厅长的任或免，都要由行政院转呈最高当局蒋介石批准。而陈果夫却早等得不耐烦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身边这个非本系人物，陈果夫早欲去之。现在有了机会。他来个先斩后奏，在省府会议上批准辜仁发辞职，转报行政院备案。同时决议：“民政厅政务重要，推主席兼代，并即日接收。”这一下，辜仁发倒台。辜仁发下台，简直一了百了。监察院不进行调查弹劾了；无锡检察院也以证据不足，对李淑芸的卖官、教唆抗拒移交不起诉了；辜仁发的重婚，在法律上是“告诉乃论”罪，他们经过调解，也自行解决了；只有刘卓民抗拒移交判刑6个月，其妻李荣贞以妨害公务，拘役45天。

随着辜仁发下台，CC系弹冠相庆，江苏变成清一色的CC系天下，余井塘接任民政厅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程天放对人说，这次辜的去职，《人报》的功劳很大，如果孙翔风愿意做官，可以给他一个县长，如他不愿意做官，可以每月给《人报》广告费300元，表示酬劳。孙翔风接受后一方面。

一件卖官受贿案烟消云散。一张地方报能扳倒一个省府大员，只是由于官场内部的矛盾，并非舆论真有多大作用。

阃威高张(1)

他是惟一抱住刺客的人民国官场光怪陆离、千姿百态，有人比之为万花筒。比如阃威高张、高官惧内就是其中一奇。

且说国民政府中有位###人物，姓张名继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82年生。早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 1913年，第一届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院长。以后参加“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先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后政治立场大变，参加###的“西山会议”派活动。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府后，先后任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史馆馆长。1947年12月病逝于南京。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张继此人生得魁乎其伟、孔武有力，真是一个北方汉子。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张继有一番表演。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所谓“党内大团结”“蒋冯阎合作”，显得特别隆重。11月1日，早晨7点，大会代表照例上中山陵谒陵，9点钟在中央党部礼堂（今湖南路）举行开幕式。座席前排是中央委员席，后面是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席。这次核发记者出入证特别严格，记者入场也有种种严格规定，甚至照相机都不能带进会场。

开幕式主要由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尽是些陈词滥调，约讲20分钟就告结束。按大会议程接下来是拍照。100多名中央委员相继走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共分五排，第一排是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唯独蒋介石没有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安置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到场的中央委员刚站定，摄影就开始，数分钟后摄影结束。

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打算登楼参加预备会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只见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从背后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汪精卫应声倒地。

这时场上大乱。患有足疾、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吓得滚在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站在汪精卫旁边的张继，迅速跑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这刺客又打了两枪。接着张学良又跑到刺客身旁，猛地一脚，把他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二枪，刺客胸部中弹倒地。

那刺客就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他与华克之、张玉华等几个爱国青年一起策划了这次“政治巨案”。

从这个政治暗杀案的现场看，除张学良临险不惊外，许多中央委员都豕突狼奔、藏头露尾，唯独文人张继能双手抱住刺客，该说是非常勇敢的。但是这位张继寡人有疾，寡人惧内。

甘愿挨夫人的鞭子有一天，张继留学法国时的同学彭济群，来到张继寓所。他是常来的客人，不待通报就径直走了进去。走进厅上，一个奇怪的场面出现在他面前。只见张继和几个子女都环绕着跪在夫人崔振华面前。彭济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却是真的。只见崔振华举着鞭子，一下一下痛打张继不止。彭济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上前去劝解。哪知挨打的张继却说：“彭兄，请不要管，我太太是好人，让她打打出出气。”彭济群只好掉头走了。

另一次是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一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院院长居正(觉生)，到张继家里去贺年。在张府大门前只见放着一个马桶，居正好生奇怪，仍走进去，只见张继跪在厅上。居正忙问什么原因，张继连连摇手道：“这是我家里的事，请您不要过问。”居正知道这是张继的夫人要张继跪的。

如此说来，张继夫人崔振华该是一位母夜叉相貌狞恶极为凶狠的，然而看到她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印象。名记者、作家曹聚仁曾见到过这位张夫人，觉得她也颇明事理，通达人情，然而何以对丈夫表现出虐待狂，而孔武有力的张继又这样顺从，他认为无可解释，只好托之于前世孽缘。

阃威高张(2)

崔振华并非一般家庭妇女，也是民国官场人物。她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与张继同列。抗战时期她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的负责人。在重庆歌乐山的第一儿童保育院是她所直接管辖。保育院中的重要职事人员非得到她的同意不能任用。其实她的管辖范围远非只此，张继任职的那些部门的用人都要通过这崔夫人，她不点头，张继是不敢办的。

蒋介石都忌惮她夫君惧内，夫人当政，在民国官场中并非张继一人，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孙凤鸣枪口下侥幸活下来，后当了大汉奸的汪精卫也是一个。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字冰如，1891年出生于南洋槟榔屿的一个富有的华侨家庭，祖籍是广东番禺。

陈璧君早岁就参加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里，她是参加历史最早又是为数不多的女会员中的一个。1907年她就参加同盟会。蒋介石入同盟会的历史还比她迟了一年。

1907年，汪精卫衔孙中山之命到南洋槟榔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他英俊的相貌，潇洒的风度，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了比他小约10岁的陈璧君。她热恋着他，毅然跟随他到日本。当时孙中山看她虽然年幼，但革命意志坚决，就接受她参加同盟会。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传诵一时的诗，是汪精卫引以自夸的行刺清摄政王载沣失败被囚时所作。那次生死攸关的行刺活动，陈璧君随同汪精卫去了北京。行刺失败，汪精卫被囚禁后，她到处奔走筹措费用，进行营救活动。狱中的汪精卫非常感激，曾作词一首回答陈璧君，词为《金缕曲》，云：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首哀感顽艳的词，到了陈璧君手里，更使她坚定营救汪精卫的决心。岂知汪精卫这时已被清政府肃亲王善耆软化，思想已渐动摇，有忏悔之意。

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被释放。经过这番生死离别， 1912年初，汪精卫与陈璧君在上海结婚。从此瓜缠藤藤缠瓜，这对夫妻始终在一起。

俗话说夫唱妇随，这话用于陈璧君就不合适，在他们夫妻的起伏沉浮中，陈璧君往往起主导作用，汪精卫总是按她的意见办事。她的性格非常泼辣，说哭就哭，说骂就骂，发起雌威来，汪精卫也惧怕她。甚至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也忌惮她。前一节提到的，四届六中全会上，孙凤鸣行刺汪精卫，当时蒋介石没有在场。蒋介石闻讯赶到现场，陈璧君认为蒋不参加摄影必有蹊跷，一口咬定是蒋介石下的毒手。她豁出命来跳脚大骂：“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你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无法申辩，要不是左右的人边劝边拉，他是难以脱身的。事后蒋介石对人说：“陈璧君的厉害，我算是领教了！”

牢牢控制着汪精卫陈璧君对汪精卫的控制，从个人私生活到重大政治事件。私生活方面，有一点可证：那时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有了妻子还要寻花问柳，甚或娶几房小妾的比比皆是。唯独汪精卫终其一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这未始不是陈璧君的威慑力量。在重大政治事件中，陈璧君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后来投降日本组织汉奸政府。事前事后，作为中监委、老同盟委员的陈璧君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汪精卫接到日本密约时，一时难以决定。他的侄子汪屺进行哭谏：“千万要三思而后行。”陈璧君在一旁帮腔：“人各有志，你可以自己选择。”这就促使汪下了决心。在汪叛逃前，又是陈璧君两次去昆明，游说龙云，打开出逃的路。以后汪精卫卖国集团一行多人，先逃到河内，在日本人接应下，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开展“和平运动”。陈璧君使尽全力，襄助丈夫，经过与日方一年多的讨价还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伪政权成立后，立下汗马功劳的陈璧君，汪精卫给了她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这似乎并非重赏，因为她在重庆也是中监委。汪精卫对她解释：“冰如，你不要看名要看实际，有‘汪夫人’这头衔不就够了。”汪精卫说的倒是实情。在伪政府中，陈璧君虽不负具体责任，但事事她都要插一手。她有一个夫人集团。她的属下有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妹婿)，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侄儿)，航空署长陈昌祖(弟弟)以及其他一些依附她的大小官员，占据着不同的岗位。不过陈璧君心狠手辣，既要权又要钱。她自然不甘寂寞单单坐中监委的冷板凳，不久又动起控制一个省的念头。

阃威高张(3)

陈璧君想得到的省是广东，汪精卫和她的原籍。她的如意算盘是让弟弟陈耀祖出任省长，她在幕后操纵。但是汪精卫手下那些实力派出来反对，汪精卫劝她不要过为已甚，先让陈公博去当省长，以后视机会再说，陈公博当然识相，有了任命，他迟迟不到职。陈耀祖任代省长，实质还是陈璧君在控制。不过，究属名不正，她不放心。经过多次活动，终于使自己得到一个“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作为“中央代表”长期坐镇广东。陈璧君到广东后，立即清除异己，把原先日本人一手扶持的伪政权――广东维持会头目彭东原赶下台，迫他撤销维持会，终于使广东成为陈璧君的天下(陈公博始终未到广东，后来陈耀祖实授省长)。贪婪与狠毒陈璧君称霸广东的目的，在于搜刮钱财。她公开出卖官爵，只要价钱适当就可走马上任。除金银钱财外，她酷爱古玩。那些无耻之徒就投其所好，送上各种古董。有个姓马的，曾介绍其舅将宋瓷“紫锭水底”(花盆底下的瓷碟)献给陈璧君，得 5000元军票赏金，从此成为汪公馆的座上客。不过也有人马屁拍到马脚上。广州市市长关仲羲以600元高价买了个花瓶去进献。哪知这是赝品，数天后不仅原物退回，还被撤职丢官。 1942年汪精卫60岁，陈璧君借庆寿机会又大收“进献”。这“进献”的数字究竟多少是个谜。外人知道的是，她把那尾数拿出来到番禺强购3000余亩土地，准备建造汪氏新村。

1944年冬，汪精卫在日本死去。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在伪政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往日车水马龙的南京汪公馆，已“门前冷落车马稀”。陈璧君只好带着一批亲信重回广东，企图重整广东天下。哪知陈璧君去日本护理汪精卫的一年中，广东形势大变，伪省长陈耀祖被人刺死，陈春圃又不愿当省长。她想重振旗鼓，推荐妹婿褚民谊来任广东省省长，原以为陈公博一定照准，岂料批复下来，竟是“民谊不能离开中央，另有借重”，碰了个橡皮钉子，把她气得发昏。她亲自赶到南京，演了一出“贺后骂殿”，陈公博才让步放褚民谊去广东。无奈此时，日本人败局已定。陈璧君的美梦再也编织不起来。翌年(1945)8月10日，日本投降。陈璧君的末日也到了。她在广州被捕，然后押解南京。最终被判无期徒刑。1949年解放后，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59年她因病死去。

1891―1959，陈璧君没有活到70岁，结束了从同盟会女杰蜕变为汉奸的一生。民国史上一个剽悍的热衷于政治的女人得到应有的下场。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1)

怪现状无独有偶

晚清小说家吴趼人，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本书主要暴露晚清官场的空前窳败，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严重堕落。作者说若要做官“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贯穿全书的一个苟观察，就是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官吏代表。

苟才是苟观察的姓名。苟才的儿子死了，留下年轻美貌的媳妇。他先要媳妇守寡，后来打听到他的上司制台大人非常好色，就动起媳妇的念头，要把媳妇送给制台做姨太太，为他铺平升官的道路。小说这样写道：

夫妻(苟才与其妻)两个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道：“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苟才双眼垂泪道：“媳妇啊！这两天里头，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吧！”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从长计议。”苟才夫妇方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扶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苟才先说道：“这件事本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妇从小就知道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不说了。苟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死死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说着便大放悲声……苟太太一面和她背着背，一面说道：“少奶奶别哭，恐怕哭坏了身子啊！”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我此刻还是谁家的少奶奶唷？”苟太太听了也自觉得无味，要待发作她两句，无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她身上，只得忍气吞声。

为着升官发财，出尔反尔，不惜献出自己的媳妇，前面这段情节把清末官场写得入木三分。

无独有偶，民国官场也同样有类似这样的丑闻，甚至是为升官而献出自己的妻子。这自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真人实事。

重门第宋子文高攀未成且说清末李鸿章举办“洋务”时，有个得力助手叫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别号愚斋，江苏武进人。他先后创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原属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等。1908年，清廷又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势倾朝野、富可敌国。后来日本人觊觎中国的煤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与盛宣怀密商中日合办，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惊惶中盛宣怀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死，留下一份庞大的遗产。

宋子文曾和盛家有不同寻常的关系。1918年，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上海。回国后，宋子文颇想施展自己的抱负，有一番作为。恰好盛家的企业汉冶萍公司需要一个既懂英文又能策划全盘业务的秘书。宋子文的外祖母倪家和盛家是旧交，就通过这关系，宋子文被介绍到盛家。这时掌管盛家产业的是四公子盛恩颐(号泽臣)，见宋如获至宝，委以重任，让宋子文代他主持汉冶萍公司上海总办事处的全盘业务。

宋子文自幼受父母影响，在美学习多年养成严格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上任以后，他每天上午准时到盛公馆向盛泽臣汇报请示工作。哪知盛泽臣是个瘾君子，以白天当夜晚，这时高卧未起，使宋子文空坐客厅等待。好容易盛泽臣出来了，但他睡眼惺忪，呵欠连天，心不在焉。这时宋子文颇想拂袖而去，另谋高就。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盛宣怀###庄氏夫人和盛家七小姐盛谨如对他特别尊敬和器重。每当宋在客厅空坐等待时，盛老太太和七小姐就出来热情接待，使他不再有枯坐寂寞之感。

那位盛七小姐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性格开朗，举止大方。她看到宋子文经常在客厅等待兄长，过意不去，想出一个主意，请宋子文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教她英文。他自然乐于接受，时间就定在每天来汇报工作前，一举两得。这样两人之间就天天接触，耳鬓厮磨，逐渐由文字之交发展成互相爱慕。许多社交场合就看到这一双俪影了。外人也把他们看作一对情侣。他们双方的朋友，也进一步周旋、玉成，以便使有情人能成为眷属。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2)

宋老太太倪桂珍，知道儿子的心事后，就请出媒人到盛家去提亲。盛老太太先一口应允了。事后她又想，自己就只有这一个亲生女儿，对亲事一定要慎重。她是个妇道人家，一时难拿定主意，不如同亲戚们商量商量。哪知这些盛家的亲戚都很保守，看重门第，对宋家没有好的印象。认为宋家是吃教会饭的，根底不正，充其量不过是诵洋诗、唱洋歌、拉洋琴起家，门不当户不对，他们在庄氏夫人和盛泽臣耳边常常絮絮叨叨讲这些话。盛府这两个当权的也就动摇了，以“防闲”为名，不再让宋子文教七小姐英文，并禁止七小姐和宋子文见面和外出。最后盛泽臣干脆出面，把宋子文调到汉阳，让他任汉冶萍总公司会计处科长，来个釜底抽薪。后来，宋子文到了广州，在国民党发生财政危机时，显出他的才能。1924年，宋子文任中央银行经理。

宋子文对这桩没有成功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极力主张没收盛家财产。因盛家走了颇有关系的人的门路，得到蒋介石的谅解。没收财产之议搁浅。不过，宋子文虽然没有娶到盛家小姐，后来盛家的媳妇却自动献身于宋子文的外甥。

“水果策略”――占便宜有道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盛宣怀死后盛家的实力逐渐衰微。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这时蒋介石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旧中国的“铁腕人物”。既然蒋宋联姻，宋子文自然也一荣俱荣。虽然宋美龄议婚时，这位舅爷曾加以反对，几乎兄妹决裂，后来由谭延?]出面调解，终于说服宋子文同意这桩婚事。成婚后，宋子文自然春风得意了。这里要说的是蒋介石的另一位姻亲，即是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在蒋宋联姻中，宋霭龄是极力促成的，因此事后蒋介石非常感谢这位大姐和连襟(孔祥熙)。

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投桃报李，让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后农业部与工商部合并，孔祥熙又担任实业部部长，以后又任财政部部长……一帆风顺，声势显赫。这时就有不少趋炎附势的来依附孔祥熙，其中就有盛宣怀的后裔。且说孔祥熙夫人宋霭龄，是宋查理(中文名耀如)的长女，小时聪明伶俐，而且天性机灵，像男孩一样顽皮。5岁时，宋查理带着她去见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即上海中西女校)的校长海伦?理查森。马克谛耶是上海专为外国小姐开设的最时髦的学校。小霭龄要进这个学校读书(后来宋庆龄是7岁进此校，宋美龄是5岁)。宋查理说明情况，理查森女士同意让霭龄作为特别生入学。她将亲自辅导霭龄。多少年后，宋霭龄还记得开学那天的情况。那天，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绿裤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辫子上系着蝴蝶结，右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德和鲍泽公司的黄油硬糖，左口袋是一小盒该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亲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后面一辆车上放着一只崭新的黑皮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学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写着名字。宋查理把她留在理查森女士的书房里，走出屋把沉重的门关上之后，她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这时，她忽然听到对面的窗子上有轻轻的敲打声，一个和她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孩，趴在窗台上向她摇手，意思是劝她不要哭……

这个女孩也是一位中国的富家小姐，后来成为宋霭龄在中西女校时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她就是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在她们读中西女学的整个阶段都亲密无间。后来这一双女友却有不同的遭遇。没落了的贵族小姐――盛五小姐在及笄年龄时嫁了台湾的林家，成为平平常常的林太太。而宋霭龄呢，先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嫁了孔祥熙，再说她两位妹妹都是中国“第一夫人”，宋霭龄的显赫自不用说了。这时林太太就想利用过去的同学关系来高攀宋霭龄，来解决宋盛两家之间的一段不愉快。那就是宋子文追求盛七小姐被拒的这件事。盛五小姐(林太太)第一次登宋霭龄公馆，是带着她的七弟弟盛?N颐(盛宣怀的第七子号臣)夫妇。宋霭龄接待了他们，林太太凭着她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盛家的礼物，使她和盛臣成为孔门常客。那盛臣夫妇也是基督徒，每个礼拜都参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礼拜，听牧师讲福音。这条西洋式的终南捷径，使盛臣成为宋霭龄身边的亲信人物，登上高的官位已是指日可待了。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3)

话分两头。宋霭龄1916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取名罗莎蒙德，即孔令仪，接着又生三个孩子，一个是大卫(孔令侃)，接着是珍妮(孔令俊)，最后是路易斯(孔令杰)。这里单说那个孔令侃。这个孔家大公子生性骄横。美国作家白修德，写到他年轻时的一件轶事。少年孔令侃学会开车，一次，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交叉路口，一名印度锡克族的交通警察(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把他拦住了。警察因为他横冲直撞，想训斥他一顿。据说青年令侃挥起了手枪。其后的结果就不清楚了，有的说谁也没有受伤，有的说警察的大拇指被打断了。还有一位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她是孔公馆的贵宾，她描写了一段孔家饭桌上看到的场面，对了解孔令侃性格很有益。她这样写道：

在饭后吃水果时，必须遵守一条家规。盘子里高高堆着苹果、梨、橘子等应时水果，顺着桌子传过去。为着避免大家尽挑好的，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都只能拿最上面的一个，不管那个是大是小。一天，最上面的水果有一个坏点，盘子先传到大卫(孔令侃)面前。年轻的大卫淡淡地说：“我今天不想要水果，谢谢。”盘子传到罗莎蒙德(孔令仪)面前，罗莎蒙德遵照家里的规定拿了那个有坏点的梨，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果盘传下去，传了几转以后，又摆到桌子中间，上面有一个没有坏点的好梨……大卫看了看，说：“我想还是吃点儿水果吧。”他平静地伸手拿过这个梨，开始削皮。其他孩子大声叫起来，不公平，不公平，大卫骗人！

大卫一边削着梨，一边抬起眼。“这是水果策略。”他说。

……

读者不难看出所谓“水果策略”就是占便宜，只要有益于自己，什么事情都干。后来这位孔公子甚至接受别人的比他大10多岁的老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盛臣献妻换来权和利且说在优渥环境中成长的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了业。孔祥熙把孔令侃安排到财政部去，给他一个财政部特务秘书的名义。国民政府的官制上没有这特殊的头衔，是孔祥熙特创的。向考试院申报时被铨叙部驳回。孔祥熙自己出面，找到戴季陶。戴只好卖面子，特地修改了公务员任用法，给孔有了个根据。孔令侃成为特务秘书后，没有一定的职权，爱管就管，事无大小，无不过问，实质上权大无比。这时投了孔门的盛臣，看到小孔如此有权势，就变着法子接近他，取得他的好感。尽管盛臣该是孔令侃的父辈，但居然自跌身价，和孔令侃结拜兄弟。盛夫人就成了孔令侃的嫂子，对孔令侃亲切备至。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盛臣为苏浙统税局局长。明眼人知道自然是特务秘书起了作用。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孔祥熙当时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宋子文虽与孔是郎舅关系，但时时想夺取金融界的领导地位，于是他在上海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个银行组成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从而架空财政部。这时孔令侃立即组织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与“四联总处”唱对台戏。正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时，上海沦陷了。中央机关都撤到武汉去。双方斗争暂告停止。这时孔祥熙也回国了。他由财政部部长升为行政院院长。想起如何安排孔令侃，有人进言，中央信托局因负责对外接运物资，已撤退到香港，何不派大公子去主持。孔祥熙一听，感到这主意不错，就派孔令侃充当中信局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在香港主持工作。

这天，一位娉娉婷婷、婀娜多姿的女客来到孔公馆。门上见到这是盛太太(盛臣妻)，大少爷(孔令侃)的把嫂，忙去通报。一声有请，那盛太太径直走到孔令侃的卧室。这盛太太，三十余岁，正当女性成熟的年华，那魅力自不必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她的到来衔有使命。孔令侃一脸笑容，招呼把嫂坐下。稍事寒暄，盛太太开了口：“您又高升了，要到香港去，可别把我们忘了！”几声娇滴滴的苏白，使孔令侃不知所措。“怎么会把哥嫂忘了，我正要去告诉大哥呢。”“好！我也这样想，大少爷不是这样的人。不过，您知道，臣现在正赋闲着，他的出处您考虑了吗？”“这还用说吗？我是一定要把你们带去的。不过，大哥的具体工作还要考虑。”盛太太满脸春色告辞，孔令侃亲自送她上车。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4)

不久，孔令侃与宋子安(宋子文之弟)一起来到香港。随行的还有盛臣夫妇一干人。中央信托局驻港机构除了抢运已向国外订购的军火外，还有续订飞机枪械子弹的任务，这无疑是可观的发财来源。于是孔令侃、宋子安、盛臣三人商议筹组一家公司，专门承接这业务。这公司定名扬子，设在香港，由盛臣担任总经理。香港是个自由港，抗战后成为进出口的一条重要通道。扬子公司做起进出口买卖，交易愈做愈大。中央银行本来在上海有一个专用无线电台，上海失守后借着租界的掩护，专用电台仍然保留。为着掌握沪港两地的行情，同时与重庆联系，孔令侃在香港租了个套房，在密室里装了一部短波发报机，成为一个电台分台，自然是秘密的。孔令侃每天在香港办公，住在九龙。开始时孔令侃在办公室用餐，随后盛臣请他到自己家中用午餐，餐后就在盛府午睡。这时孔令侃不过二十余岁，正是情欲旺盛时期，他又独身。宋霭龄曾给他找了几个对象，他东挑西拣，一个没有成功。现在在盛家用餐，那盛太太使出全身解数来招待，不仅每天都是上好的菜肴，而且都亲自陪着吃饭。那盛臣常常借故走开。饭后又安置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午睡。那盛太太早已春心荡漾，孔令侃也尝过女人滋味，一拍即合，而且共宿共眠，如胶似漆，把盛臣全不放在眼里。不过孔令侃并不亏负他，中信局和扬子公司两边都让盛臣经管，大量钱财到了盛的口袋里，以夫人换来权和利，盛臣得其所哉，遂其初衷。

且说孔令侃在香港秘密成立电台分台后，不断和沪渝两地通报。香港弹丸之地很快就被英国当局发现，虽是违法行为，英方碍于孔祥熙的面子，作出从速拆除的警告。然而孔令侃表面上答应英方，背地里还在继续使用。一天，正当孔令侃向他母亲报告商情时，被英国情报人员当场抓获。港英当局的法庭作出判决，驱逐离港，限令两小时出境。孔令侃匆忙离港时，来不及带任何东西，只是带着那位盛太太一同去了菲律宾。这事后来传到重庆，使孔祥熙夫妇说不出的尴尬。和大小姐孔令仪的婚事一样，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而盛臣究竟是赚还是亏，只有他自己知道。

又一个献妻故事这里要说的是一个背叛中共，后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抗战后投敌当了汪伪政府的特工部长的李士群的丑闻。

李士群(1905―1943)，浙江遂昌县人。早年曾游学于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后来在国内开展反对军阀的北伐时，他回国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影响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怕租界当局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就投靠青帮大流氓季云卿，得到保释。之后不久，又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成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简称“中统”)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和另外两个叛徒(丁默??、唐惠民)在上海办了份《社会新闻》的报纸，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中的反蒋派系进行污蔑攻击与造谣，一时还颇得意。

且说1933年，李士群不安于位，想去掉中统上海工作区区长马绍武而代之。精心设计了一场暗杀案。请马绍武和上海警察局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两位要员，一起在长三堂子里打牌、吃花酒。当马绍武酒醉饭饱走出妓院的弄堂时，突被人暗杀而死。一个月后又发生一起枪杀案，中统上海区的特务股长陈静又被枪击，因伤势不重，捡得一命。中统终于查出凶手，两案都和李士群、丁默??有关。丁默??入中统时间久，逮捕后经人保释，李士群戴着脚镣手铐被押送到南京。

南京城南僻静的道署街(今瞻园路)，有一座典雅精致、小巧玲珑的园林，人称瞻园。它原是明初功臣徐达府邸的一部分，清代为藩司衙门。国民党时期，这里成为中统的特工总部。景色幽美的园林一下变成人间地狱。在此曾有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关押、残杀。

赠媳献妻　夤缘升官(5)

1933年11月的一天，瞻园中一间阴森黑暗的房子里，不时传出皮鞭抽打的“啪啪”声、凄厉绝望的叫喊声。受刑的是中统的一个爪牙，他就是李士群。特工头子下令：立即刑讯。皮鞭、老虎凳、电刑、辣椒水他全尝了个够。

李士群买通看守，从里面带出信来，要他妻子叶吉卿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代价来营救他。

叶吉卿是个知识妇女，见多识广。她多方打听中统的头子喜欢什么，得到确信后，她从上海来到南京。

当时中统的头子是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CC系“二陈”(果夫、立夫)的表弟。20年代初期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系，旋赴美国进康里奈斯大学镀金。回国后得“二陈”赏识，1930年起任中央党部调查科主任，领导中统。

徐恩曾此人外表风度翩翩，面白无髭，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与徐恩曾同为南洋大学的同学，说徐恩曾外形俊秀，内务整洁。抗战初期，民主人士章乃器、李公朴等在昆明见到徐恩曾，非常惊异，说：“怎么这样一个斯文的人，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头目呢？”就是这个斯文人既心狠手辣，又贪婪女色。他先后已有两个妻子，原配张氏是家庭妇女，被他遗弃。又弄了个第二房妻子，叫王素卿，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本是友人的妻子，友人赴英国留学托他照顾，他就取而代之。此外还与一些女部下有染。

南京中山东路与当年最豪华的宾馆中央饭店紧邻，有一幢半中半西的二层楼房。大门外挂着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就是徐恩曾公馆。这天，叶吉卿打扮得花枝招展进了徐公馆。她被请在徐恩曾的小会客室里坐着。侍役退了出去。随后，徐恩曾走了进来。叶吉卿是初见，她看到这主任一派温文尔雅的样子，面露笑容，并招呼她坐下。她解除了原先的紧张心情，接着她献上两项礼物：钻石项链与黄金弥勒佛，都是叶家祖遗之物(叶吉卿父亲是清末知县)，请主任笑纳。她除了说明是李士群的妻子外，又自述身份(中统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徐恩曾这才详细看了看面前的女部下，确实光艳照人，不由得产生了许多遐想，于是谈话更为投机。这马拉松式的谈话，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地点也由徐公馆的小会客室转到中央饭店的一间秘密套房。谈话内容外人自然无从得知。第二天叶吉卿就拿到一张徐恩曾的手谕。上面写的是：“着将李士群开释，但不得擅离南京。派李士群为南京区侦查股侦查员。”

李士群如何恢复自由，外人不言自明。徐恩曾与女部下的邂逅姻缘，自然是逢场作戏。1936年，徐恩曾又收纳中共女叛徒费侠为第三任妻子。费侠曾留学苏联，陈立夫兄弟认为她会影响徐恩曾，力劝徐不要与费侠结婚，但徐十分迷恋于费侠的姿色及“能干”，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宁可不做特务头目，也不能不与费侠结婚。陈氏兄弟见他意志坚决，也莫可奈何。蒋介石为此也召见徐恩曾询问过一次：“你驾驭得了她吗？”回答是没有问题。这是后话。

官骗官 “民”骗官(1)

漏网巨奸　官场神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由汪精卫策划的伪国民政府随之垮台。重庆国民政府接收南京、上海等地区后立即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到1946年4月，南京、苏州、北平、天津、济南、厦门以及其他各省的高等法院和军法处都对已逮捕的汉奸进行开审和判决。第一个判处死刑的是缪斌，接着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蔡培、傅式说、徐良、周学良、彭年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王荫泰、殷汝耕、池宗墨、温世珍、齐燮元等都被判死刑，还有杨揆一、叶蓬、胡毓坤、凌霄、项致庄、沈宝锦等受军法审判也被判死刑。后来上述这些汉奸除个别人改判外，都在各地处死。

在汉奸群中，除周佛海、罗君强被国民政府保护下来外，有一个显赫一时、居于高位的大汉奸竟然漏网并活到90岁，在加拿大寿终正寝。

这个漏网巨奸甘心为日军服务的历史最久。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不久，梁鸿志成立维新政府的伪政权，这位巨奸就担任绥靖部长，兼南京市督办。以后策划维新政府与汪精卫卖国集团合并成立伪国民政府过程中，他特别卖力。1939年6月19日，汪精卫、梁鸿志在上海会谈，他在座。9月23日，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与此人联名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1940年1月22日，汪精卫与华北的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等以及梁鸿志三方于青岛会谈，此人也参加。因此他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官运亨通，权势炙手可热。他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历任的职衔有：军事参议院院长(代)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苏浙皖三省绥靖区总司令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绥靖军官学校校长(兼)海军部部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绥靖委员会委员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省长、江苏省保安司令(兼)统计一下本兼各职有13个之多，在汉奸群中是不凡的。这人就是任援道(1891―1980)，又名良才，江苏宜兴人，曾在保定军官学校肄业。妻蒋梅君，与蒋碧薇（画家徐悲鸿前妻）是姐妹。

任援道登上政治舞台，自然并非在抗战时期开始。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就混迹于政坛，而且长袖善舞，擅长设骗局。民国官场本是骗局重重，官官相骗是常事。但任援道在一次次骗局中都能漏网。本章所要叙述的就是民国官场中的骗局，因此任援道的事迹就进入作者的笔下。

早年(1924)任援道是在他的叔父任凤苞出资创办的私立任氏履善高等小学任校长。这个学校在当地颇有名声，办学质量高于同类小学。笔者进该校时，虽任援道早已离校，但“萧规曹随”仍按他在时所订的章程办事，仍成绩显著。任援道有文名，能诗善赋，又写得一手好字，他不安于位，要另谋出路。

当时中国社会一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各个派系的军阀，各自占地为雄。为争权夺利，形成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的局面。日、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则在幕后操纵。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派系矛盾重重，权力斗争激烈。袁党人物中有个梁士诒，此人有“财神”之称。他的财政基础，建立在向帝国主义借款和垄断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两个方面。他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内阁总理等职。因聚敛有功，得到袁世凯宠爱，而任援道的叔父任凤苞(字振采，中国交通银行协理)正是梁财神手下的红人。任援道既不甘寂寞，于是别亲离乡，北上天津，投奔任凤苞。

任凤苞既是梁士诒手下的红人，他结交的都是些达官贵人，遗老遗少。位于天津法租界卅五路的任公馆门前，每到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任公馆里面，灯红酒绿，笙歌不断，那豪华的场面着实使初从江南小城宜兴来的任援道动心。但是他那叔父却不派他实际的工作，只是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搞些文书事务之类的事，说是让他历练历练。

任援道多次赔着小心去讨好婶婶，要她为他在叔父面前说好话，尽早派他实际工作。经不起他多次请求，加上婶婶的敲边鼓，任凤苞终于给任援道一个差事――天津造币厂的总务科长。

官骗官 “民”骗官(2)

铸制硬币和印刷纸币的造币厂，本来也可算是个肥缺，不过任援道只是个小小的科长，虽然包揽总务，但上面还有个厂长，事事仍得请示，他只能慰情聊胜无，先干着再说。

那造币厂厂长李振武是个下了台的军长，不学无术，粗鲁无能。任援道发现后，费了一番心机，投其所好，陪他吃喝玩乐，慢慢地李振武认为这个总务科长是他的贴心人，于是一应事务就完全交给任援道办理。他把厂里的公章、自己的私章全交给任援道。任援道以退为进，坚不肯收受，仍是事事都去请示，还不时把自己搞得的好处买些礼物，送给厂长。对同事也极谦恭有礼，并用小恩小惠结好同事。这样，任援道的名声愈来愈好。李振武更加深信不疑，一定要把公章交给他。他收了。开始时，他也没有做非分的事，接着先试探地挪用少许公款，看无人发觉，再一步步地贪污中饱，还是无人发觉。他感到小敲小拿实在不满足，看来时机也已成熟，他决定搞一笔巨款。

这天，任援道拿了些本厂印制的交通银行的废币来到他叔父的公馆。见过任凤苞，他拿出几张票面印制模糊的纸币请任凤苞过目，说最近厂里印制的钞票都是这样。这位交通银行的协理，一看之下，自然很不高兴，立即斥责，你们工厂怎么出这种钞票。他说是李厂长自己不管生产，还不听他的进言，以致厂里问题愈来愈多……任凤苞把此事汇报给内阁总理兼交行董事长梁士诒。梁在电话里训斥李振武一番，要他从速改进，不然撤职。

挨了训的李振武，急忙找来心腹任援道。任援道佯作不知此事，连连说：“这怎么会呢？梁总理又是怎么知道的？”李振武道：“这个暂且不说了，现今之计是怎么解决这质量问题。你要拿个主意！”他一言不发装作在沉思。一旁着急的李振武要他说话。半晌，他慢吞吞地说：“看来问题出在印钞机上。机器陈旧了，该换新的。”李振武看他说得有理，问他如何换法。他早就成竹在胸，说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机器出在德国，必须亲去德国看货挑拣。这事非得李厂长亲自出马。那李振武说，我不懂一句外文，去也没有用，还是请你代劳。这正中他下怀，但他还是再三推托。直到不能推了，才接受下来。于是任援道拿了5万元钱，自己挑选随行人员，出洋去采办。

哪知任援道一去，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都音信全无。事实上他是带着5万巨款出逃了。他没有动身，就辞退了随行人员。因此无人知道他的行踪。最后北洋政府以用人不当为由撤了李振武的厂长之职，同时发出通缉令，缉拿任援道归案。

要说缉拿任援道，谈何容易。中国地域宽广，政令又不统一，一张通缉令等于废纸。任援道究竟哪里去了呢？追捕的人曾到他的故乡宜兴去过，踪影全无，时间一长也就无人再问此事。

第二次卷款潜逃其实任援道并未出国，也没有躲藏，他在江西南昌出现。这次他已经成为江西督军蔡成勋的贵客。他囊中充盈，有的是钱，加上他长袖善舞，善于笼络巴结人，蔡成勋委他任江西银号的督办，掌握江西银号的大权。他怎样去的南昌，又怎样投入蔡成勋门下，外人不得而知。他坐稳了江西银号督办的交椅后，出入社交界，显赫豪华超过乃叔任凤苞。他周旋于高官巨贾之间，用高利吸引这些人的巨款。他银号里的存款愈来愈多。他看到时机成熟，又重施故伎，席卷20万元巨款，再一次出逃。蔡成勋是武人，恨得咬牙切齿，派出便衣侦缉人员到处搜寻。然而这第二次通缉，仍然无效。因为蔡成勋的权力只限在江西境内，中国地域如此大，真如大海捞针。不久蔡成勋下台了，又一次不了了之。

要说任援道有什么藏身秘诀，那就是他每次骗来的巨款，并不是用来造屋买田，而是作政治投资，全花在交际应酬上层人物身上。他的钱来得容易也花得快，只要他看得准的人，他不惜以重金去结交收买。这就有了托庇藏身之处。

官骗官 “民”骗官(3)

1929年，任援道再次出现在天津。这次重到天津，非当年一介穷书生前来依附任凤苞，而是以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驻津办事处主任、驻北方全权代表的名义出现在人前。他在天津买了房子，装上电话，挂出了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印了有头衔的名片，出入小汽车，活跃在社交界。这样说，他两次的骗局，席卷巨款，不怕有人来追捕吗？他确实有恃无恐，因为北洋政府的梁士诒、军阀蔡成勋都已垮台，而平津一带就有唐生智的部队(李品仙、廖磊部)做靠山，谁敢动他分毫。

不过情况在变化。任援道依附的蒋介石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这年冬天，奉蒋介石命令沿陇海线###冯玉祥，在巩县、洛阳一带击退冯部。这时武汉空虚，唐生智变了卦，与冯玉祥握手言和，计划回师武汉，生擒蒋介石。开始也进展顺利，中途逢大雪，原来拥唐讨蒋的杨虎城部雪夜偷袭唐生智，唐部全军覆没，唐生智单独化装逃出。唐生智一垮台，任援道的天津办事处只好撤下牌子。

也是政治不倒翁然而任援道既是设计骗局的能手，又是政治不倒翁。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丧，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觊觎华北。日本人采取分化、制造矛盾的策略，在日方的导演下，成立了以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援道的名字也赫然见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单上。任援道原来与西北军并无关系，又没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能够列入这名单，奥秘就在他在唐生智的驻津办事处时期与日本人就勾结上了，有了日本人的推荐，他也显赫在华北。任援道毕竟是骗子高手，抗战时期，两度为伪朝(维新政府与汪记国民政府)显贵，但他“狡兔三窟”，1941年就通过他的弟弟任西萍(军统特务)与戴笠取得联系。重庆政府还来个假通缉(这是他生平第三次被通缉)，以加强他在汉奸中的地位。日本投降后，他即当上重庆先遣军司令官，居然安然无恙。后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空运京沪，任援道即交出部队，蒋介石给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参议的头衔，他先销声匿迹住在上海愚园路愚园新村，不久即带着全家远走香港，从此逍遥法外。

1948年，徐铸成(宜兴人，《文汇报》总编)去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一天在同乡友人处看到任援道夫妇，仍嘻笑如恒，他还说，在九龙弥敦道中段开了一个酒家，请徐先生光顾云云。徐先生说：“像任援道这种人，一生出卖风云雷电，置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于不顾，也可说是风派的一种典型罢。”

新官上任结交乡绅任援道当然是民国官场的神骗，而官与官之间相骗的还可举出一例。

且说四川铜梁县，1932年有位新县长上任。这人姓王名志仁，浙江慈溪人，安徽大学毕业，又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为戴季陶所青睐，因而榜上有名。高中之后，戴季陶又向内政部推介，派他到四川去担任县长，分发到铜梁。这在戴季陶来说也有造福桑梓的意思。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凡新官上任，都要带自己的一批家属亲友，上至各个科(局)长下至门房都安上自己的人，方能得心应手。不然事事掣肘或上当受骗。这个官场惯例，大凡旧时做官的都是懂得的。

王志仁是个书生，读的是中文系，虽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不能说精通，也可算娴熟，然而在仕途与社会经济方面，他就生疏了。上任的时候，他只带着自己的兄弟与舅爷二三人，分别担任县里的财政科长、田赋处长、税务局局长，他以为掌握了财源也就差不多了。

铜梁县是四川的一个中等县，农业收益尚可，正好王志仁上任前的两年连续丰收，所以前任官交卸时倒也顺利，没有什么亏欠让后任填补。这前任官也是江浙人，念大同乡的情谊，还特别把当地的风俗、民情以及应该经常请益、联络的士绅作了一一交代。王志仁当然感激万分。

这铜梁县有一家郭姓家族，是当地最有权势的士绅。他家有人在川军里任军长，自然也就权势赫赫。王志仁一上任就去拜访军长的老太爷，献上从上海带去的新奇的时新礼品。那老太爷非常高兴，当天就设宴招待新县长。以后每逢四时八节，郭府和县长之间相互有馈赠，关系算是不错。巧的是王志仁上任后，也是风调雨顺，本来民风淳朴，也没有什么盗劫之类的事发生，真是平安无事。这样王志仁赢得极好的政声，省里连续褒奖。因为财政收入不错，他的宦囊也就丰盈，还清了上任前打点所借的债务，已经很有一些盈余。

官骗官 “民”骗官(4)

官骗官 “民”骗官(4)

官骗官 “民”骗官(5)

土财主舍财救国民国官场中官官相骗，屡见不鲜，不过大官受小民之骗实为罕见，就有这样一件真人真事。

中华民国21年(1932)12月1日《申报》刊出来自济南的专电一则，文云：

近有鲁(山东)黄县第八区梁家乡人梁作友，字仁明者，到济谒韩(复榘)。自称以外侮临头，国难紧急，愿捐家资三千万元，作救国费用。以十之二助军费，十之二助灾民，余六成开发实业，并拟有计划。唯对款之所在及来源，秘而不宣，仅云已备妥分存各埠大银行中。昨介绍谒蒋伯诚，蒋一面电何应钦、宋子文报告，并缮两介绍书，由梁面致。梁三十晨离济入京，由韩代购头等票二。

这一消息，登在报上，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区区一个乡里人，竟会捐献给国家3000万元。要知道当时的TV宋(宋子文)算是财神，也没有如此巨款。

且说梁作友到了南京，拿着山东省党部首脑蒋伯诚(蒋介石派在山东监视韩复榘的要员)的介绍信，去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何应钦让他的总务厅厅长潘竞代见。潘问明来意后，认为这是财政部的事，就用何应钦的名义转信介绍到财政部。财政部由次长李傥(调生)代见，并招待梁作友住在中央饭店 301号，按贵宾身份招待。

京沪两地记者蜂拥来到中央饭店，访问梁作友。这梁财神，其貌不扬，光头，穿布短褂，青布裤，白布袜，青布鞋，异常朴素，略有瘸疾。时年32岁，曾读小学五年，粗通文字，谈吐豁达。

细说致富缘由记者们问到他的家世。他谈得很详细。他是山东黄县梁家村人，全族有200余户，男女1300多丁口。曾祖是前清秀才。叔祖在营口经商，开了很大的油坊。父亲梁克温有七兄弟。父在1917年病故，母姚氏健在，60岁，也出身望族。外祖父姚廷梁是前清名孝廉。梁作友有一姊一妹，都已出嫁，一弟，22岁，业商。梁作友，4岁时，忽然害了奇怪的病，卧床4年，后来不药而愈。8岁时，才能行走，但足已跛，不良于行。他2岁时，父母就给他订了婚。18岁时，女方嫌他有残疾，加上他的父亲去世，女方提出退婚，他同意。近来他身体恢复如常，前来议婚的川流不息，他概不同意。

梁作友的财富是记者们更为关心的问题。他说梁家是以既务农又经商而发财的。曾祖就在东三省(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经营绸缎、杂货、汇兑等事业，俄国境内海参崴、西伯利亚一带都有商号。他本人从17岁开始，继承祖业。当时遗产不过几百万元，由他接管经营后，10多年中就增长10倍。当下有记者问他：“梁先生，您能公布财产的具体数字吗？”他先不答，又经人问后，他说：“大约七八千万元。”有人问他致富的秘诀。“存心做事，不以牟利为目的”是他的回答。

众人听到他有七八千万元的财富，而山东当时是著名的盗匪之区，而梁作友能安然无恙，于是有人提出疑问。他笑笑回答道：“我自幼经商，善于藏财。我平日恶衣恶食，与乡人没有两样。同村人也不知我已成巨富。大凡高楼华屋，衣服车马，都是引来盗匪的媒介。即使你筑起城堡，备好枪械，还是不免被盗劫。我家和普通人家一样，外面看一无所有。地方有些慈善公益之事，我都赞助，不过只写无名氏，从不向人耀富。”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有人问：“你这些财富现在藏在何处？”他竟哈哈大笑：“这个我能告诉你吗？如果我说了，还算善于藏财吗？”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当场有人问：“你愿做官吗？”他回答：“做官要有政治经验，我们乡里人没有这想法。不过救国的愿望，不敢后人。这次来，仅为救国，不为做官。”

梁作友在中央饭店住了下来，相伴的是一个同村人，名张德尧。鉴于梁作友不良于行，他跟着来到南京。梁住在中央饭店，生活非常俭朴。财政部通知饭店，中西菜肴、酒类，只要梁需要都要供应。但梁一无所取，中午，仅要一菜一汤。菜也不过炒肉丝之类。茶房问他为什么不多要些，他笑而不答，似乎鄙视茶房以富贵骄人。

官骗官 “民”骗官(6)

享殊荣TV宋接见第三天早晨，财政部次长李傥派来汽车接梁作友到财政部，商谈捐款的具体办法。上车时，梁拿着一只小皮箱，手不离箱，行动神秘。有人猜测，箱内就是报效政府的3000万元巨款。会谈中，李傥直截了当问：“梁先生，你这次捐助，是具体的款子，还是一种开拓财源的方法。如果是方法，那等于是空言，实款才是输助。”梁作友断然回答：“当然不是空话，但我不见到宋部长，我不能发表。”李傥只好如实汇报宋子文。

宋子文闻报，翌日在北极阁私邸接见梁作友。这对宋子文来说是纡尊降贵的破格之举。交谈在困难中进行，因为TV宋习惯英语，梁作友又是山东土话，不时要由李傥解释。商谈结果定下三点：一、国家允许公民捐款救国；二、款项应作国家公用；三、款项用途的分配，权在梁作友，但政府可辅助个人支配用途的方法。这三项得到双方同意。梁作友还说，等用款分配方法商妥后，2个月内就可汇3000万元到京。宋子文提议，在用途分配中，应支持国家发展航空。梁作友表示赞同，但补助数目未定。会后，宋子文亲陪梁作友到中山陵谒陵，还和他合影留念。当晚又是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设宴招待梁作友，并赠送银盾一枚，上面刻着“毁家纾难”四个字，这无非是希望得到他的捐款。

梁义士输财救国，传遍首都。街谈巷议，举城若狂。报纸也逐日跟踪报道。梁作友究竟是否有巨款捐输，外界猜测纷纭。某部有两位部员，因梁作友是否有款，打赌发生冲突而打起架来。这时梁作友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这些人来访都有企图，有建议他办工厂的，有建议他兴办地方事业的，不一而足。他说：“这些人都是用钱专家，不敢接见，以避麻烦。”而他自己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曾去拜谒党国###张静江。张和他谈了3小时。张对他非常折服，说他所谈并不空泛，极有道理。梁作友还去拜见实业部部长陈公博，谈开发实业的事，也是3小时。在财政部派员陪同下，梁作友又去中央党部拜见陈果夫，会谈颇久。梁和陈果夫从中央党部第二会议厅走下时，面露笑容，不过他不愿向记者发言。梁由交际股的干事陪送，当时走廊和台阶上站着数百人。人们终于看到梁作友的真面目：身矮背驼，一足跛，面长而苍黄，那双手却非常秀气。一位记者拦着他问：“您的捐款计划是否已决定？”他回答：“已经和宋部长拟定。”“能否说明和陈部长谈话内容？”“今天访问陈部长，是请他指导组织捐款委员会，并商量分配计划。现已决定先成立捐款委员会。”“请问您的捐款是否已落实？”梁作友没有回答，径直向前走，但仍被记者拦住，他慢悠悠地答道：“款子自然落实了，并得到政府同意，以我本人的名义存在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最近就可由部分事实证明……”

真耶？假耶？众人疑猜尽管梁作友说到捐款言之凿凿，但始终“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外界对他不信任的议论，慢慢地传开来。这位财神，向中央饭店账房借起钱来了。第一回借了50元，说是自己带的300元已施舍用光，然而茶房说，向他借钱的人是有，但没有看到他给过人1元钱。

有人向伴着梁来京的张德尧打听，这位财神是否真正有钱。回答是肯定的。在哈尔滨有面粉厂，在龙口(山东)有钱庄，有袜厂。但梁究竟有多少钱，到京来报效国家的动机，和财政部是怎样洽谈，他概不知道。

从山东传来的消息，更使人堕入五里雾中。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代表唐襄发表谈话：韩复榘并未见过梁作友，是好奇的民政厅厅长告诉韩后，转介绍给蒋伯诚的。经黄县(梁的故乡)县长查证，梁并非黄县的富商，家中仅有田数亩。

真相败露驱逐出境这时，梁作友到了汉口，住福昌旅馆等待蒋介石召见。当时蒋在汉口主持###军事工作。召见中，委员长指示：先拿出 1000万元，救济灾民并应军事急需。此事交总部副官长兼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陈希曾协助办理。

官骗官 “民”骗官(7)

梁作友作了以7天为期从天津汇来的承诺，7天到期，原来空无所有。经陈希曾查明，梁作友所说种种全属子虚乌有。钱虽没有，但他说：“我建议政府下一道命令，全国4万万人都备扑满(存钱罐)一个，每年每人至少放进5角，全都捐给国家，一年内国家就有2万万元到手，这不是筹款妙法嘛！”

当天，汉口市公安局向新闻界发布公告，略云：“关于梁作友冒充巨富行骗一案，本应重惩，姑念乡愚，不予深究，着即驱逐出境。”

山野小民，欺骗政府，国民政府开府以来的一件大事。

名记者曹聚仁曾在《涛声》周刊发表《题梁作友外传》诗一首云：“带上纸糊冠，走上长安道。长安道上朱轮人，外府爱拥连城宝！闻道辽东献白豕，伛偻嗤看刘老老！武帝雄师正开边，卜式毁家都道好，可怜画饼不充饥，有钱反被无钱恼！”

事情到此并未画上句号。梁作友回到山东黄县，本该偃旗息鼓。不意半年后他又静极思动。1933年4月3日，他又跑到济南省政府，韩复榘仍然接见他。这位“义士”又炮制一个“十年节约救国计划”，具体办法是全国每人每月储铜元一枚，隔两年交款汇总；另设一个“救国银行”，可利用此款发行救国公债20万元。韩复榘倍加赞赏，并设宴合影。

梁作友的骗局在南京已揭穿，蒋介石作了冷处理，既未处置梁，也未追究山东省府不查实事情真相就把梁送到中央。然而韩复榘又再次见他，似乎根本没有上回的事。据说此中真相是：韩复榘向国府要军饷，何应钦拍案拒绝。财政部按蒋的旨意答复曰：南京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地方军饷应该自筹。韩怀恨在心，于是来了个恶作剧式的报复。财政部次长徐堪曾一语道破：“这是韩复榘向南京政府所施的一个报复手段！”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1)

曹操吓出一身冷汗

据“三国”故事，袁绍发兵声讨曹操，命记室陈琳草声讨檄文一通，历数曹操罪恶，其中有云：“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破棺裸尸，掠取金宝”，单就曹操盗墓一事，用了200余字。相传檄文到许都，当时曹操正患头风，卧病在床。看了檄文，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

掘人祖坟、盗墓是中国旧时的极大罪恶。无怪曹操要惊出一身冷汗。至于曹操是否真的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历史上是存疑的。陈琳为作战需要，难免言过其实。陈琳后来归向曹操，曹操问到此事，他的回答是：“各为其主。”

民国时期并未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类“发丘”“摸金”的文武官吏却并不鲜见。

孙殿英偷掘慈禧墓“流寇将军”孙殿英就是一个盗墓贼。

孙殿英(1889―1947)，名魁元，河南永城人。幼年丧父，其母溺爱娇纵，自幼即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10多岁即进入赌窟，以后闯荡江湖，参加河南西部封建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又当过土匪，制造与贩卖毒品，混入军阀部队，先后投靠过张宗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历任旅长、师长、军长、安徽省主席等。由于孙殿英反复无常到处流窜，人称之为“流寇将军”。

1927年秋，当时属张宗昌的孙殿英部在河南卫辉、滑县一带，与冯玉祥将军统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交战，结果大败，孙殿英率残部溃退到天津南仓一带，苟延残喘。

善于收编和统驭杂牌部队的第六军团长何成?F奉蒋介石之命，派员去劝说孙殿英投降。惯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当时走投无路，便接受蒋介石的招抚。蒋介石任命他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从此，这个赌徒、毒品贩子出身的大麻子孙殿英，打起了青天白日的旗号，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

孙殿英流寇成性。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流窜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驻防。那里是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光绪几个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的墓葬之地，世称东陵(在河北易县良格庄的清朝陵寝通称为西陵)。孙殿英在当毒品贩子的时候，就听说过，随慈禧下葬的金银财宝十分丰富，总价值不下800万两白银，便动了掘墓盗宝的脑筋。为了掩人耳目，他命令手下到处张贴布告，说要在东陵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并派兵在东陵四周严加警戒，鸣枪示威，阻止居民接近警戒地区。接着，孙命令工兵营长颛孙子瑜负责掘墓工作。颛孙子瑜知道这个差使大有油水可捞，便欣然从命。但孙殿英还感到不放心，又派他的亲信谭温江去监视。6月的一天，颛孙子瑜率工兵们开始挖墓了。先掘慈禧墓。墓口掘开后，找不到墓道途径，好不容易找到当时建墓时幸存的一个石工，威胁利诱后那石工讲出墓道。从墓道进入后就碰到了巨大的石门。这些盗墓者怕用炸药会发出巨大的声响，采用以硝镪水浸蚀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完全无效，还是听这老石工的话，改用钢钻先凿开一个洞，一个人爬进去，把顶门的石磙子挪到一旁，然后把石门拉开。如法炮制后，用三个夜晚，打开四道石门，才进入停放慈禧灵柩的寝宫。进寝宫时，颛孙子瑜与工兵们都在谭温江监视下才进入。正中的高台上就是慈禧的灵柩。先把灵柩外的殉葬物品收起，然后劈开灵柩，见慈禧尸体并未完全腐坏，把尸体移置地下，分别把灵柩内和尸体上穿戴的珍贵物品悉数搜罗一空。尸体被剥光了，棺材被翻倒。这时孙殿英乘汽车从蓟县来到墓地。他亲自过目，把这些宝物满满装了五只大皮箱。并由他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由谭温江与他的内侄魏月恭监视着送往蓟县军部。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2)

盗慈禧墓得手后，孙殿英大为高兴。又命令这批掘墓工兵再挖开乾隆之墓。有挖慈禧墓的经验，乾隆墓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挖开了。乾隆墓中的隧道墓室全用汉白玉砌成，也有石门四进，全是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有故宫里的中和殿那么大。上为圆顶，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乾隆的棺?∮靡鸪履局瞥桑?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据史书记载，乾隆墓的营建费用为300万两白银。两座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明器外，都是罕见的珍宝。

稀世珍品：大玉莲与翡翠西瓜以慈禧墓而言。慈禧所戴凤冠用特大珍珠和金线穿缀而成。锦被上的大牡丹花，也是用珍珠堆制而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放在她枕边的那朵大玉莲花与翡翠西瓜，更是宝中之宝。原来这朵玉莲是用一种叫“碧玺”的上等宝玉雕琢而成，重36两8钱，当时价值75万两白银。这种“碧玺”产于新疆阿尔泰山和昆仑山等地的花岗砩晶岩中，极为罕见，是世界上的稀有之宝。那翡翠西瓜，外表青花条纹，里面黑籽红瓤，清晰在目。除此外，慈禧所戴手镯是用大小钻石镶成一大朵菊花和六朵小梅花，澄澈晶莹，光彩夺目；手里握着的一柄降魔杵，长约3寸余，为翡翠制成；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镶着夜明珠的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17串用珠宝缀成的佛珠和几对翡翠手镯。

从乾隆墓中盗出的宝物，除书画、古剑、古砚、钻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外，最值钱的，是乾隆在世时由东南亚各国进贡的金质佛像和宝玉佛珠，据说佛像的莲花座，都是用锡兰产的各色钻石镶嵌而成的，每座佛像都价值连城。乾隆墓中的书画与绢、纸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认。

孙殿英得到这些宝物，喜出望外，为掩盖罪行，立即把部队移驻延庆县。数月后马兰峪的满族人才发现乾隆、慈禧两墓被盗，当即向地方当局报告，请求查办。

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纸都纷纷登载孙殿英在东陵盗墓的新闻。

溥仪大哭一场末代皇帝溥仪，当时住在天津张园。听到此事，立即召集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等与宗室载振等一干人商讨对策。当下决定：一、向国民政府提抗议。保护故宫和陵墓，是清室逊位时与国民政府商订好的。二、要求严惩孙殿英，追回全部宝物。三、派员去南京找有力人物进行内部疏通。同时这位清皇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对祖先墓的被掘，痛心疾首，决定亲去马兰峪实地察看。

溥仪到马兰峪，已是盗墓后2月余。进入慈禧墓室，里面一片狼藉。夏天多雨水，被撩在地上的慈禧的尸体裸露着，泡在发绿的水里。溥仪见状，大哭一场后，亲自与几个大臣一起动手把尸体放在无水的地方，扯了些衣服之类盖上。同时又到乾隆墓。乾隆尸体早已腐坏，只有骷髅一架，陪葬物荡然一空。溥仪离开两处墓地，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报这仇，此仇不报枉为大清子孙！”

且说孙殿英盗墓得手，看到这些宝物喜极发狂。赏了参与盗墓的人员，有人密报孙：参谋长赵瑶昆对这非常不满，说孙殿英不该一人独吞，早晚要向何成?F报告。狠毒成性的孙殿英，就在他的部队移驻延庆途中，派人暗杀了赵瑶昆，去了心腹之患。

这时东陵盗墓案在报纸上曝光，情势更为严重。此前孙殿英派人带了一部分珠宝翠钻到北平秘密出售。报纸一曝光，引起北平军警的注意，正当孙殿英的人与珠宝商进行交易时，北平侦缉队当场将买卖双方一并逮捕，连同赃物一起解送平津卫戍司令部讯办。孙殿英的亲信师长谭温江，正在北平何成?F的司令部有所公干，也被扣押。

“第一夫人”收下夜明珠这一来，孙殿英不免着急起来。召集手下的谋士们商议对策。一致的意见，派人携带宝物分别去太原和南京。当时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去太原是疏通“阎老西”。去南京是走宋霭龄与宋美龄的路，只要“第一夫人”谅解，也就能平安无事。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3)

孙殿英听从谋士们的建议，备了三份礼物，分送阎锡山与宋氏姊妹。给宋美龄的是：大夜明珠一对、翡翠西瓜、翡翠白菜，还有其他金银财物。给宋霭龄的礼物，其中最名贵的是大小钻石镶成的手镯，虽逊于宋美龄，但也价值连城。送给阎锡山的都是乾隆墓中之物，那象牙、珊瑚雕制的文玩、玉扳指等。去太原和南京的两路人马先后到达。

去南京的先见到宋霭龄，果然宝能通人，宋霭龄见送上的稀世珍宝非常高兴，一口应允代为向宋美龄说情，要他们等着“第一夫人”的接见。

终于在第四天，宋美龄在励志社接见孙殿英来使。来使献上夜明珠与翡翠西瓜等，详细介绍宝物的妙处。宋美龄看了熠熠发光的夜明珠与巧夺天工的翡翠西瓜，不免心中暗喜，但嘴里只是说：“知道了”。宝物自然由随从收下。来使乘机说了孙殿英求情的话。

去太原的人也相当顺利，见到了阎锡山，完成任务先期回到延庆。

说来也巧。当孙殿英的人在南京活动时，溥仪派出的人也到了南京。溥仪自恃有清室逊位时与国民政府订的协议，没有拿出他的那些宝物，来人仅是带了一般的金银之物去见河北人张继(中央监察委员)。虽然张继答应提出弹劾，究竟没有什么实际效力。

送给宋霭龄、宋美龄的厚礼，果然起了作用。溥仪派去的人坐镇南京，一再催促。张继为首与五位监察委员联名提出弹劾。弹劾孙殿英治军不严，纵兵盗掘清帝后陵墓，使国民政府丧失信誉，破坏古国珍物云云。弹劾案公布了毫无作用。孙殿英没有受任何处分，依然逍遥法外。关在北平铁狮子胡同旧陆军部内的谭温江，竟得到特别优待。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虽然组织了军###审，并派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商震早已知道“最高当局”的意旨，并且与谭温江原本相识，会审时不但不认真追究，竟对谭说：“请你委屈一时吧。”军###审成了一幕逢场作戏的趣剧。后来，中原大战时，阎锡山要利用孙殿英，干脆把谭温江释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还亲送谭到车站。张继等人的弹劾也没有下文。从此，轰动全国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不了了之。

过了些日子，孙殿英感到手中还有的宝物，觊觎欲得者大有人在，实在不安稳，就想出手，派军需处长李德禄带到上海去卖。李德禄与另外两人住上海公共租界共和旅社一个极机密的房间，已和买主洽谈，哪知一夜间全部宝物竟不翼而飞。留在孙殿英自己手里收存的一部分，在他以后进攻宁夏时，曾拿出一小部分由他部下杨明卿经手，交给驻在包头的晋军旅长田海泉代为保管，后来田说这批东西遗失了。在孙殿英手里的已经所剩无几。

这里，插说一段轶闻。1930年春，在蒋、阎、冯、李(宗仁)中原大战酝酿时期，孙殿英看到反蒋势力强大，有意去依附阎、冯。阎锡山、冯玉祥也想把孙殿英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这样，孙殿英毫不费力地从阎、冯手里取得了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重要地位。孙的部队进驻豫东、皖北。有一次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冯玉祥和他见面时，紧握着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东陵)。”孙殿英听了这番话，脸上不由得红一块白一块，但他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孙殿英――这个盗墓贼，最后是可耻的下场。

抗战时期，1943年他在河南林县公开投降日军，被汪精卫任命为新编第五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巨额黄金和盗墓所得的乾隆的白玉扳指、白玉连环簪与周代铜鼎等宝物贿送王仲廉得以相安无事，并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仍在豫北驻防。

1947年4月，驻在河南汤阴县的孙殿英部被解放军包围，经几小时猛攻，将城垣攻下，孙殿英俯首就擒。后于同年患病而死。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4)

马鸿逵泰山盗宝孙殿英在蓟县马兰峪东陵盗墓一年后，又有一位杂牌军的首脑，效法孙殿英在山东泰安，挖开嵩里山盗宝。

这人就是著名的甘肃马家军首脑之一的马鸿逵。

马鸿逵(1892―1970)，甘肃临夏人。回族。自幼跟随父亲马福祥在军旅中生活，对当兵吃粮很有兴趣。稍长，就要求父亲让他进在兰州的甘肃陆军学堂。陆军学堂毕业后，他的父亲马福祥(宁夏镇守使)为了取得袁世凯信任，把马鸿逵作为人质充任袁世凯的侍从武官。不久马鸿逵回到兰州，充任宁夏新军统领。马鸿逵对这不满足，他的父亲用10个营2个月的兵饷从曹锟手里换来一个陆军第五混成旅的番号。马鸿逵就担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来，马福祥结好冯玉祥。冯当时是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是会办。从冯玉祥那里要来一个新编第七师番号，这样马鸿逵就当了新七师师长。跟着冯玉祥率军北伐。随着北伐军事进展，冯玉祥补充马部人枪，扩编第一方面军第四路军。在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溃退时，马鸿逵部又收缴到不少人枪弹药，这样马鸿逵部在当时的军阀部队中就像个样子了。

在各路军阀混战中，马鸿逵朝三暮四、纵横捭阖。1929年5月，马鸿逵与韩复榘、石友三一起倒冯(玉祥)投蒋(介石)，蒋以马鸿逵倒冯有功，升他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给他一些金钱武器。马部驻防徐州。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为了稳住韩复榘和马鸿逵，任命马福祥为安徽省主席，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命韩复榘与马鸿逵协同守备山东。于是马鸿逵的部队就驻守在山东泰安。

蒋介石虽倚重马鸿逵，但和他的嫡系有所区别。给马部的粮饷是包干制，每月给10万元包干，如不足就要自筹。就是这10万元，马鸿逵也不全部用之于军需，而是中饱私囊，对外则哭穷。这时孙殿英盗墓案已在全国沸沸扬扬传了开来。有人向马鸿逵进言，现在我们脚下就是块宝地，挖开对面的嵩里山就可得到意想不到的金银财宝。说得马鸿逵动了心，决定盗墓寻宝。

泰安嵩里山并不高，山上古冢累累，也不知为何朝何人之墓。马鸿逵请来乡野老人，详细询问地理情况，只说要在这里修造“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一位老人说此山地脉复杂具有灵气，特别是南山一带恐有宝藏云云。这就更坚定了马鸿逵掘墓之心，但他没有具体目标，只是按老人所说方向，派传令班长马子周带着10余人去挖，动手前先派兵把各条路口封死。既无具体目标，人员又少，偌大一座山，挖了三天只挖一个角，除了层层黄土，一无所得。

马鸿逵并不因此知难而退，决定换一批人再挖。这次他把任务交给副官处长马如龙，对马说：“这山里肯定是有宝的，你务必要给我完成任务。”马如龙说：“上次这样挖，范围撒得太大，再说人手太少。我建议，请看地理风水的再踏勘一下，人手最少要一个团。”马鸿逵同意请人踏勘重选开挖地点，用一团人他认为人多目标太大，传扬出去，名声不好。虽说是修建“讨逆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也会引人怀疑，一个碑要这些人？马如龙又申述理由，这件事完成越快越好，时间快影响小，虽然人多但等人察觉我们已宝物到手，这不更好？马鸿逵同意了马如龙的意见。

马如龙带着一团人开始挖掘，这次用了一些有经验的工兵为先导，轮流开挖，昼夜不息。到8天8夜后，工兵们在一层层的石条下，挖出一块桌子那么大的八卦石。众人立刻向马鸿逵报告。马鸿逵闻报立即赶到现场，一看，他推想八卦石下必有异物，命令再挖，在一人多深处，挖出一尺多大的一个铁盒。他又命令再在四周深挖，接着又挖出一个与铁盒大小相似的铜盒。这才下令停止开挖。

马鸿逵带回铜、铁两个盒子，急忙打开。那铁盒里盛放的是用金链穿连的12根玉牒，上面刻着细致的篆文，下署“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字样，这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祭天文告。唐玄宗封禅泰山，《资治通鉴》有记载：“……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马登山。留从官于谷口。独与宰相及祠官俱登。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于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马鸿逵从济南请来饱学之士查出这样的依据。又核对玉牒上的文告与《唐书》所载，只字不错。另一个铜盒打开后，里面装的也是玉牒。当时传说是秦始皇祭天的。两项宝物由马鸿逵派亲信副官马思明送往南京马公馆保存。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5)

这些宝物后来的下落，人言言殊。有人说，马鸿逵命人把这些无价宝拿到天津卖给某外国人，曾被天津《大公报》侦悉，但马否认此事。也有人说，马鸿逵以数百万元的高价卖给了美国。究竟如何，成为待解之谜。

西周铜禁落入党玉昆手且说当年在西北军阀混战中，陕西蒲城人郭坚发难组成一支陕西靖国军，自任第一路军司令。在反对陕西督军陈树藩违法乱纪、祸国叛变的活动中，陕西靖国军有一定的进步性。郭坚部下有10个支队，其中第三支队队长党玉昆，后来蜕变成为割据一方的小军阀。党玉昆自1917年占据凤翔、宝鸡、岐山等地后，到1928年一直盘踞在那一带。

党玉昆也是“发丘将军”、“摸金校尉”，他掘墓盗宝还早于孙殿英与马鸿逵。且“战果”并不逊于孙、马二人。他盗得的珍宝是西周时的夔纹铜禁。

周代青铜器中有一种承放酒具的器物命名为禁。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周代初期曾厉行禁酒。可能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当时的统治者就把安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从周朝以后，铜禁便没有在人间出现。直到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一座西周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形制颇为奇特的古物：它形如方案，高18．7厘米、长87．6厘米、宽46厘米，前后各有长方形孔8个，左右各有长方形孔4个。据文物考古专家判定，这就是失传2000余年的西周铜禁。由于这器物四周布满夔蝉纹，故而被命名为夔蝉纹铜禁。这件铜禁出土后，先被清末的两江总督端方收藏，后来流传到域外，成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

党玉昆年轻时曾在北京的古玩店当过学徒，自然知道文物的价值。他的驻地就是宝鸡一带，他也听到过在这里出土过夔纹铜禁。盗掘之念就萌生了。他毕竟懂行，先派出专门的力量进行调查。弄清了情况后，就征派宝鸡等地的民工与他手下的士兵数千人，开到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沟，对那里的古代墓葬进行拉网式的盗掘。

斗鸡台的盗掘，从1925年11月开始，至1926年7月告一段落，有###个月之久。盗掘进行中，党玉昆请来行家指导发掘，免得损坏古物。这些古文物陆续被挖掘出来，单是青铜器就有1000余件，其中完整的有740件。最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处就出土3件铜禁。1926年初发现的第一件铜禁高约60厘米，长约140厘米，宽约70厘米，四周饰三层夔纹，禁上安放有两排铜器，保存较为完好。党玉昆非常高兴，命令就在原地再挖。没有多久，又挖出了第二件铜禁，它通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整件器物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正面凸起三个中间挖空的椭圆形口，以承托其他器物；前后各有长方形孔16个，左右各有长方形孔4个。出土时，铜禁椭圆形口子上还安放着三件铜器：中间的是一件高约70厘米夔纹卣，右边为一虎形觥，左边的器物都残破，搞不清器形。大约相隔10天左右，在斗鸡台又发现第三件铜禁。

盗掘完毕，党玉昆犒赏了全部发掘人员。把盗掘的所有物品派人送到他所控制的凤翔城中收藏起来。

一年多后(1928年)，凤翔城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宋哲元的军队攻下。党玉昆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这些铜器就全部落到宋哲元手里。宋哲元把这些作为战利品就在驻地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展览，接着派军法处长萧振瀛把文物运到西安。文物运到西安后，宋哲元要西安一家照相馆全部摄制成照片，作为资料，并不准这些照片外传。接着，宋哲元又请文物鉴赏家薛崇勋对所有文物逐件进行鉴定，以确定其价值。

这些铜器的一小部分，宋哲元送给他的老长官冯玉祥，大部分后来秘密运到北平、天津，当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扎在平、津一带。不多久，宋哲元就把青铜器中的精品，借天津古玩商之手卖到国外。西周夔纹铜禁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买主，一直保存在天津宋哲元的寓所。

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6)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哲元部曾在平津抗战，他的部队被日军击溃，他辗转来到四川绵阳，一直滞留在那里，直到1940年4月去世。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公馆被日军查抄，掳掠去很多财物。其中夔纹铜禁和别的文物都在劫难逃。

这消息被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知道后，他忧心如焚，立即以重金托人去说项，好容易打通关节，从日军手里取回夔纹铜禁与其他文物。铜禁失而复得，宋慧泉与家属极为珍惜，一直尽心保管着，1968年，宋氏家属献给国家，这稀世珍宝现藏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