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序

- 引言

- 第一讲　努尔哈赤斩子

- 一、褚英其人（1）

- 一、褚英其人（2）

- 二、杀子始末

- 三、情理冲突

- 第二讲　太宗蒙古后妃

- 一、一后四妃

- 二、政治婚姻

- 三、百年影响

- 第三讲　孝庄太后下嫁

- 一、孝庄皇太后

- 二、睿王多尔衮

- 三、“太后下嫁”说（1）

- 三、“太后下嫁”说（2）

- 三、“太后下嫁”说（3）

- 第四讲　顺治出家之说

- 一、福兮祸兮

- 二、因苦结佛（1）

- 二、因苦结佛（2）

- 三、患痘而逝

- 第五讲　康熙太子立废

- 一、康熙皇子与立储原因

- 二、太子一立与太子一废（1）

- 二、太子一立与太子一废（2）

- 三、太子二立与太子二废（1）

- 三、太子二立与太子二废（2）

- 三、太子二立与太子二废（3）

- 第六讲　雍正夺位之谜

- 一、雍正其人（2）

- 二、继位疑问（1）

- 二、继位疑问（2）

- 三、欲盖弥彰

- 第七讲　乾隆出生何地

- 一、雍和宫说

- 二、避暑山庄说

- 三、一波三折（1）

- 三、一波三折（2）

- 三、一波三折（3）

序

中华文明大讲堂，零七开讲。

绵延五千年画卷，卷开清史。

近三百年清史疑案，拍案称奇。

拍案称奇大家，阎姓崇年。

这是零七年始在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播出的一条节目宣传片的解说词，介绍的是今年新推出的《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首轮亮相的节目，即由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开讲的《清宫疑案正解》，共12讲。

《中华文明大讲堂》的推出，是这次北京卫视频道改版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这个频道每晚10点开辟的文化通档节目之一，是体现北京电视台“文化品位，大家风范”节目定位的一个范例。这样一档文化内涵深厚、表现形式沉稳的节目，能达到预期的收视效果吗？能被广大观众接受吗？说实话，开始时我这个做台长的心里也在打鼓。

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我的心情放松多了。我注意到这个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稳步上升。收视特点是：进入收视调查的人群基本就不离开，50分钟收视曲线始终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一旦看了这个节目的观众，就会忠诚地看下去。节目播出一段时间后，收视率已达到2.68，占据当周卫视频道节目收视率排行榜第七名，进入北京地区各频道收视率统计的前50名，实属不易。而中华书局以首印10万册的开价为阎先生的《清宫疑案正解》出版图书“买单”，更证实了这样一档文化内涵深厚的节目是被广大观众认可的，是被社会所接受的。做为台长，我也觉得很欣慰。

凡是一个成功的节目，总有它成功的原因，我想至少可以给《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的首战告捷总结这么三条经验：

一、社会有需求，市场已证明。电视节目是个万花筒，要适应各种观众的需求。而由名师大家讲演的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节目，是否社会也需要呢？2.68的收视率和出版社“买单”，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在进步，观众也需要高品位的文化作品。他们完全有能力欣赏这类作品。这也坚定了我们走“文化品位，大家风范”的创作之路的决心。

二、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记得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话：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走出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那么，什么力量能最有效地起到这个作用呢？是传媒、大众传媒、电视传媒。我们的节目制作人员借助电视传媒这个平台，调动了尽可能多的电视手段，让高深的知识大众化，让观众乐于接受。学者的学识与电视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在这里相得益彰。

三、阎先生个人的作用功不可没。“名人效应”在电视这个行业是一种“规律”，节目中有公众人物就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我认为阎先生算是个公众人物，但我更欣赏的是阎先生的“学者”风范。阎先生讲东西没有更多的华丽词藻，没有更多的渲染夸张，而他分析问题的严谨、缜密，演讲思路的清晰、明了，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正解”感受。包括我本人，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也愿意忙里抽闲争取看一看阎先生讲的内容。

我赞成阎先生对他讲史概括的“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的说法：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愉，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的通鉴。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北京电视台感谢阎崇年先生对《中华文明大讲堂》开篇之作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观众读者对节目和读物的厚爱。也祝愿从《中华文明大讲堂》中涌现出更多的名师大家，涌现出更多弘扬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好作品，以飨广大观众和读者。

北京电视台台长刘爱勤

2007年3月7日

引言

近年来，出现了一股“清史热”。很多人都关心清史，尤其是清宫疑案。1992年我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接待方组织大陆清史专家和台北市民就清宫历史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会上，一位台北市民问道：清宫疑案究竟有多少？我略加思索后回答：大约有上百起。最近我到一些地方演讲，每到一处都会有人问到清宫疑案的问题。

这些事例给我的印象是，许多观众和读者都关心清宫疑案，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案子的真相。因此，我把这大约百起的清宫疑案梳理了一下，选出10桩疑案，一件一件地进行“正解”。此外，还对很多读者和观众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即清朝宫廷教育和清朝宫廷过年，予以介绍。

为什么要进行正解呢？因为：这些疑案发生在清宫——从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到北京，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末帝溥仪，时间既久远，又多系皇帝家事、宫闱秘闻，外人难得其详。于是，正史野史，官私记载，笔记小说，或为尊者讳，或道听途说，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歧异纷纭，更为这些疑案增加了几分玄秘色彩，显得扑朔迷离，让人难窥真情。这就需要根据史料，辨伪存真，揭开历史迷雾，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所说的“正解”，它与“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完全根据史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不进行艺术的渲染和夸张。

下面，我们开始《清宫疑案正解》的第一讲——《努尔哈赤斩子》。

第一讲　努尔哈赤斩子

努尔哈赤斩子有一出京剧叫《戚继光斩子》。后来有学者考证，历史上没有这件事。所以，“戚继光斩子”是戏说，是艺术创作。那么，努尔哈赤斩子，真有其事吗？大家知道，努尔哈赤是清朝的开国皇帝，被尊为太祖；而斩子之举，违背常理，自然为清朝皇家所忌讳，因而史书缺乏记载。努尔哈赤斩子，遂成为清宫的第一大疑案。

本讲分为三个题目：一、褚英其人；二、杀子始末；三、情理冲突。

一、褚英其人（1）

努尔哈赤先后娶有16位妻子，共生育16个儿子和8个女儿。褚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努尔哈赤19岁结婚分家，娶了女真女子佟佳氏&#8226;哈哈纳札青（又叫詹泰）为妻。第二年，他们生下一女，即东果格格。后来佟佳氏又生下两个男孩：长子叫禇英（1580～1615年），次子叫代善（1583～1648年）。

褚英，万历八年（1580年）生，这年努尔哈赤21岁。努尔哈赤起兵时，褚英只有4岁，代善才1岁。努尔哈赤带兵打仗，主要将领是他的胞弟舒尔哈齐和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

概括起来，褚英的一生有“三幸”和“三不幸”。

“三幸”是：其一，出生在努尔哈赤家，父亲后来成为大清国的开创者；其二，从小在父辈和费英东、额亦都等杰出将领那里学习军事技艺和知识，长于弓马，武艺高强；其三，参加乌碣岩等大战，受到锻炼，得到父汗的重用。

“三不幸”是：其一，母亲死得较早，父亲在危难中起兵，他很少享受家庭的温暖；其二，家庭时时遇风险，处处遭劫难，所以他很小就开始了马背生涯，在刀光剑影、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成长；其三，那时女真没有文字，他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缺乏心智韬略。

褚英的“三幸”和“三不幸”，既成就了他，也最终毁灭了他。

褚英19岁的时候，首次带兵打仗。《清太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褚英率兵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收取20多个屯寨的部民而回，被赐号“洪巴图鲁”（汉语意为“旺盛的英雄”）。褚英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他在乌碣岩之战中的出色表现，通过这次大战，他受到父亲努尔哈赤的重视。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努尔哈赤派胞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护送新归附的部众回建州。在归路上，乌拉部贝勒布占泰派大将博克多率1万兵马横行拦截（《满文老档》卷一）。双方在图们江畔的乌碣岩（今朝鲜钟城境内）进行了一场大战。

乌拉部是海西女真四部中一个兵强马壮的大部，乌拉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乌拉街乡。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乌拉部和海西女真另三部叶赫、哈达、辉发，因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日益强大而不安，组成联军对建州发动进攻，结果被打败。同年九月，叶赫、哈达、乌拉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在古勒山与努尔哈赤所部并力一战，结果，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被斩杀，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俘。

努尔哈赤为了弥合矛盾，结好乌拉，将布占泰送回并扶持他做了乌拉贝勒。建州和乌拉先后五次联姻：努尔哈赤的女儿穆库什、舒尔哈齐的两个女儿额实泰和娥恩哲，都先后嫁给乌拉贝勒布占泰为妻；布占泰的哥哥满泰（原乌拉贝勒）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后来生了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布占泰的妹妹乎奈又是舒尔哈齐的妻子。可以说，两部是亲上加亲。

但是，这种以政治利益为纽带的联姻，并不能彻底弥合双方的矛盾。乌碣岩大战是两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在乌碣岩大战中，舒尔哈齐顾及和乌拉贝勒的姻亲关系，便同部将常书和纳齐布率兵停在山下，畏葸不前，观战不动。建州扈尔汉、扬古利则在山上树栅扎营，派兵守护带来的500户，率200人同乌拉军前锋格斗。随后褚英与代善各率兵五百，分两路夹击乌拉军。褚英率先冲入敌阵，时天寒雪飞，双方战斗异常激烈，最终乌拉兵大败（《清史列传》卷三）。代善擒斩乌拉大将博克多。这一仗，建州兵斩杀乌拉兵3000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乌拉兵败兵逃窜，“如天崩地裂”（《李朝宣祖大王实录》卷二〇九）。

乌碣岩大战不仅大大地削弱了乌拉部的力量，而且打通了建州通向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通道。在建州内部则引起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努尔哈赤与褚英父子两个关系的重大变化。

第一，兄弟之间矛盾激化。舒尔哈齐（1564～1611年），是努尔哈赤的胞弟，努尔哈赤10岁丧母时，舒尔哈齐才5岁。努尔哈赤起兵后，舒尔哈齐跟随长兄，作为副手，四处征战，屡立战功，二人相互扶持，相处和谐。但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兄弟之间却渐渐出现裂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向朝鲜来使申忠一说：“日后你佥使（官名）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这表露出舒尔哈齐对已获权位与财富并不满足，想和长兄争名利、争权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兵征哈达时，“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勇敢冲杀，驱骑争锋。舒尔哈齐却在哈达城下畏缩，遭到努尔哈赤的当众怒斥，他们兄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一、褚英其人（2）

乌碣岩大战，更令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不满，他下令将舒尔哈齐的两员大将常书、纳齐布论死，这明显是在杀鸡骇猴、敲山震虎。舒尔哈齐苦苦恳求说：“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努尔哈赤最终答应免二将死，但罚常书银百两，夺纳齐布所属牛录（《满洲实录》卷三）。而且，此后努尔哈赤不再派遣胞弟舒尔哈齐将兵，削夺了他的兵权。

舒尔哈齐被夺去兵权后，郁闷不乐，常出怨言，认为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不久，他移居黑扯木（地名），远离胞兄。据《满文老档》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又命将忠于舒尔哈齐的大臣乌尔坤吊在树上，下积柴草，以火烧死。这明显是给舒尔哈齐脸色看。

舒尔哈齐口头上表示悔改，而心中更加郁愤难平，史书上记载说：“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卒。”（《满文老档》上，第一册）

关于舒尔哈齐之死，清朝史书记载的都非常简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记载：“上弟达尔汉（汉语意为“神圣”）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薨（hōnɡ），年四十八。”清朝官书都仅用一个“薨”字，记述舒尔哈齐的死。舒尔哈齐的墓在东京陵（今辽宁辽阳）。明朝人和朝鲜方面记载说努尔哈赤对其胞弟舒尔哈齐“计杀之”、“腰斩之”，但不是直接史料。所以说，舒尔哈齐究竟是病死，幽禁而死，还是被努尔哈赤杀死？实际情形不得而知，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至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矛盾逐渐激化的原因有三说：

其一，明朝人认为，他们兄弟之争是因对明朝政策的分歧；

其二，朝鲜人认为，他们兄弟之争是因对权位利益的贪欲；

其三，近年有人认为，他们兄弟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叶赫老女。这毫无根据，当属戏说。

第二，褚英地位迅速上升。《无圈点老档》开篇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褚英28岁，在乌碣岩之战中，立下大功，被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汉语为“广略”之意，也就是“大智勇”的意思）。第二年，褚英偕贝勒等率军进攻乌拉，攻克宜罕山城。旋因居长，屡有军功，被授命执掌国政（《清史列传&#8226;褚英》）。这年他29岁。

但是，“福兮祸之所伏”。褚英执掌国政，对这位年轻贝勒来说，是福还是祸？

二、杀子始末

褚英柄政之后，因年纪轻，资历较浅，而又心胸偏狭，操切过急，受到“四贝勒”、“五大臣”内外两方面的反对。

“四贝勒”即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个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代善是褚英的胞弟，比褚英小3岁；阿敏是褚英的堂弟、舒尔哈齐第二子，父亲死后被努尔哈赤收养；莽古尔泰是褚英的五弟，作战骁勇，骑射精通；皇太极是褚英的八弟，聪睿精明，武艺高强。他们拥权势、统军队、厚财帛、领部民，以德、功、长、能，于天命元年（1616年）被授为和硕贝勒。

建州没有立嫡以长的传统，诸弟们不满于褚英当嗣子、主国政的地位。但他们如果直接上告对长兄的不满，似有争嗣之嫌，于是同“五大臣”联合，倾轧褚英。

“五大臣”就是努尔哈赤“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他们早年便追随努尔哈赤，威望高，权势重，历战阵，建殊勋，攻克图伦城时褚英尚在襁褓之中。

五大臣也不满于褚英专军机、裁政事的地位，力求同“四贝勒”结合，共同扳倒褚英。“五大臣”首告嗣储褚英，似有贰心之嫌。

从褚英方面来说，他对“五大臣”这样建州的“柱石”和“元勋”，缺乏谦恭的态度；对诸弟又没有笼络的智术，而是想趁父汗努尔哈赤在世时，逐渐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这样的做法使“四贝勒”与“五大臣”人人自危，更促进了他们的联合。由是，褚英陷于孤立。

双方矛盾的逐渐明朗化和日渐激化，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在长子褚英和“四贝勒”、“五大臣”之间作一个抉择。他反复权衡，最终决定疏远褚英。尔后两次进攻乌拉，努尔哈赤都没有派褚英出征，而让他在家留守。

褚英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躬自省，暗自韬晦。相反，《清史稿&#8226;褚英传》记载：“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于是获“咀呪”之罪（《清史稿》卷二一六）。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命将长子褚英幽禁在高墙之中。

“四贝勒”和“五大臣”借机联合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努尔哈赤让他们每人写一份文书呈送。《满文老档&#8226;太祖》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记载他们控告褚英的“罪状”是：

第一，褚英挑拨离间，使“四贝勒”、“五大臣”彼此不和；

第二，声称要索取诸弟贝勒的财物、马匹，引起诸弟不满；

第三，曾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这些罪状无疑加速了褚英的悲剧进程，而他此时已经失去了申辩的权利。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二十二日，褚英死，年仅36岁。后葬在清东京陵。

褚英是病死，是幽禁而死，还是被处死？在褚英死后30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清史列传&#8226;褚英》、《清史稿&#8226;褚英传》记载：“乙卯闰八月（《无圈点老档》记作“八月”），死于禁所。”也没有交待褚英的死因。《满文老档》记载褚英事迹也很简略。

褚英死因之谜是怎样被揭开的呢？事情是这样的：1962年，在台湾台中市雾峰北沟故宫博物院地库里，发现了《满文老档》（即《无圈点老档》）。后广禄、李学智先生以《老满文原档》为书名加以介绍。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加以影印出版，以《旧满洲档》作书名，陈捷先教授撰写长文介绍。1998年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乾隆时期对这份“老档”的整理与重钞的档案。当年官员从满本堂（收藏满文档案房）借还书以及呈送时都用《无圈点老档》这个名字，于是称它作《无圈点老档》，并且对其七部重钞本也分别定了名称。《无圈点老档》中对褚英之死作了记载，从而解开了褚英死因之谜：

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

上面引文，自“经过”以下，至“长子”以上，在《无圈点老档》中被圈画删掉，为《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各种重钞本所讳阙。现看到《无圈点老档》六种钞本——《无圈点字档》（草本）和《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都没有记载上述文字。乾隆皇帝在命臣工重钞《无圈点老档》时，谕旨圈画删掉努尔哈赤命杀死长子褚英这段重要史料，是为亲者、尊者、贵者、贤者讳，不让创建龙兴大业的太祖，留下残暴的痕迹。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满洲宗室有个传统，父亲获罪死后，并不影响其子被任用。比如舒尔哈齐死后，子阿敏后位列四大贝勒，济尔哈朗爵郑亲王、官至摄政王；褚英被杀，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杜度后为贝勒，三子尼堪后为亲王，都受到重用。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询：努尔哈赤究竟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幽死胞弟，杀死亲子，骨肉相残，做出这么违背常理的事情？要知道，舒尔哈齐、尤其是褚英，不仅是他的骨肉至亲，而且是他创业过程中的得力助手、股肱之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最终促使努尔哈赤下定决心杀害他们呢？

三、情理冲突

有人试图从努尔哈赤性格上找原因，认为：“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也有人从利益上找原因，认为努尔哈赤是要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还有人从恋情上找原因，说他们父子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这毫无根据，当属戏说。

事实上，努尔哈赤也是一个有手足情、父子情的人，幽弟杀子之事实属无奈。特别是年老之后，努尔哈赤每每回顾这些事情，都心怀惭德，久不平静。应当说努尔哈赤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囚杀了长子褚英。为了不愿再看到子孙们骨肉相残的事，天命六年（1621年）正月十二日，天命汗召集诸子侄孙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等，对天地神祇（qí），焚香设誓：

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坏（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当然，后金执政集团内部的斗争，不会因努尔哈赤率领众子侄等对神祇设誓而化解或消失。同样，“怀礼义之心”的诸王贝勒，对于觊觎汗位者，也不能“化导其愚顽”。有汗位，必有争夺；有争夺，必有厮杀。

清太祖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逝世，共44年。其间，满洲宗室内部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努尔哈赤与胞弟舒尔哈齐的斗争，第二次是努尔哈赤与长子褚英的斗争，第三次是努尔哈赤与次子代善的斗争。应当说，满洲宗室在44年间发生三场大的冲突，并不算多。努尔哈赤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三场冲突都迅速得到处理，化风浪为平静，化凶险为平夷，没有酿成大的裂变；相反，每斗争一次，满洲宗室内部不是分裂、而是整合，不是衰弱、而是坚强。

我曾经说过，努尔哈赤事业成功的一大法宝，清朝兴起的一个经验，就是坚持一个“合”字。有人说，像努尔哈赤这样，哥哥把弟弟幽禁致死，父亲把儿子杀了，这应当是“分”啊，怎么能说“合”呢？

努尔哈赤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当他的力量还很弱小时，他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骨干队伍，同心同德，朝着既定的大目标共同奋斗。这其中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他就要去调整。当正常手段无法协调时，万不得已，他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来求得整体的和谐。这个骨干队伍主要是两个集团：一个是宗室贵族集团，如褚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另一个是军功贵族集团，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当褚英被推到执掌国政的地位时，因为他没有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反对他。努尔哈赤不处理褚英，就会出现三个不合：宗室贵族不合、军功贵族不合、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不合。除掉褚英之后，既使宗室贵族合，又使军功贵族合，更使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大合。

历史证明，清初宫廷经过舒尔哈齐、褚英、代善三大事件后，出现了三次政治飞跃：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从而为大清事业奠定了基础。

由上可以看出，所谓“合”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没有斗争、没有冲突，而是妥善处理，恰当整合，化险为夷，整分为合。就是说“合—分—合”的过程，本来是合，虽然有分，不是分裂，而是疏理，整分为合，出现新合。以小分，促大合；以旧分，成新合。这就是“努尔哈赤斩子”故事给后人的历史启示。

相关推荐书目

（1）孟森：《清太祖杀弟事实考》，《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

（2）阎崇年：《清朝通史&#8226;太祖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3）周远廉：《清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4）阎崇年：《清朝第一帝努尔哈赤》，华文出版社，2005年

（5）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6年

第二讲　太宗蒙古后妃

太宗蒙古后妃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登极称帝，同时册封“一后四妃”。有趣的是，这一后四妃全部都是蒙古族人，而且都姓博尔济吉特氏。

我查了一下，在中国自秦始皇到宣统2132年、349位皇帝的历史上，一位皇帝同时册封五个异民族同姓氏女子为“后妃”者，只有皇太极一人，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我分作三个题目来讲：一、一后四妃；二、政治婚姻；三、百年影响。

一、一后四妃

后金天聪九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多尔衮率军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时，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得到了蒙古的大宝——“传国玉玺”。

据说这颗玉玺，自汉朝传到元朝。朱元璋派徐达率军占领元大都（今北京）时，元顺帝北逃，将玉玺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200年后，一位牧羊人，见一只山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跑于山冈下一个地方。牧羊人好奇，挖开此地，得到宝玺，上有汉文篆字“制诰之宝”。后来宝玺到了蒙古察哈尔部林丹大汗手中。林丹汗死后，由其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收藏。这次多尔衮率军远征蒙古察哈尔，苏泰太后及子额哲归顺后金，遂将这颗“传国玉玺”献给天聪汗皇太极。

皇太极得到象征“一统万年之瑞”的天赐至宝，非常高兴，亲自告祭太祖福陵；同年十月，改族名为满洲；翌年四月，改国号为大清。

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宫殿举行即皇帝位的隆重典礼，并册封“一后四妃”：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哲哲、东宫关雎宫宸妃海兰珠、西宫麟趾宫贵妃那木钟、东次宫衍庆宫淑妃巴特玛&#8226;璪、西次宫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皇太极册封的“一后四妃”都是蒙古族，也都姓博尔济吉特氏。她们住在沈阳皇宫的后宫，这里是一座四合院。她们的身世，值得一讲。

（一）中宫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哲哲，她是皇太极的发妻，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之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生，四十二年（1614年）与皇太极成婚，时年15岁，比皇太极小8岁。天聪元年（1627年），因皇太极继承汗位，她被封为大福晋。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做大清国皇帝，她被册封为中宫皇后，住在中宫——清宁宫。这座宫殿，坐北朝南。她和皇太极生了三个女儿：皇二女、皇三女和皇八女，无子。有人认为皇后因为没有生子，后来才将两个侄女又嫁给了皇太极。其实，皇后生皇八女时，皇太极已经有了五个儿子。

皇后性格平和，主持后宫，不与两位侄女——宸妃和庄妃争宠。皇太极逝世、顺治帝即皇位后，尊其为皇太后，随顺治帝入关，居住在紫禁城里。顺治六年（1649年）病逝，享年50岁（《清史稿&#8226;后妃传》和《清皇室四谱》记载她享年51岁，不确），与皇太极合葬于昭陵（沈阳北陵）。她可说是德冠后宫，年高善终。

（二）东宫关雎宫宸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名海兰珠，天聪八年（1634年）嫁给皇太极（《清列朝后妃传稿》载宸妃于天命十年嫁皇太极，误），年26岁，皇太极年33岁，是皇太极生前最宠爱的一位妃子。她是中宫皇后哲哲的亲侄女，也是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的姐姐。据说她以文静、美丽、缠绵、娇媚而博得夫君宠爱。她居住的宫殿名为“关雎宫”，取《诗经&#8226;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名句，十足表示皇太极对她的深厚爱情。她曾为皇太极生过一子，即皇八子，皇太极曾为此大赦天下。但这个孩子不满周岁，没有起名，因病早夭。她痛苦过甚，悲伤至极，不久患病。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正在关系明清生死的松山大战前线，闻妃病重讯后，竟不顾一切地从战场赶回沈阳宫中，可惜为时已晚，宸妃先一日死亡。皇太极悲痛万分，“涕泣不止”，饮食不思，夜不成寐，甚至昏厥。这种真挚爱情发生于帝王身上，还是不多见的。海兰珠与皇太极的婚姻生活只有7年，死时年仅33岁。他们生前恩爱异常，死后同穴共眠，两人情义深浓，可谓无以复加。

（三）西宫麟趾宫贵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名那木钟，原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囊囊福晋，林丹汗西逃身死后，她在天聪九年（1635年）五月二十七日，前来降附后金。皇太极随即于同年七月将她纳入后宫。

皇太极娶那木钟时还有一段小的曲折。当那木钟来降附时，贝勒阿巴泰等多人因为她是“察哈尔汗多罗大福晋”，请皇太极“纳之”为妃。皇太极以“先已纳一福晋（即下文要提到的东次宫衍庆宫淑妃巴特玛&#8226;璪），今又纳之，于理不宜”，而婉言拒之。皇太极命兄长大贝勒代善娶她为妻，大贝勒借口“其贫而不娶”。诸贝勒再三坚请，认为这是“天赐”，不是“强娶”，皇太极这才同意。皇太极不仅娶了那木钟，还把她带来的一个蒙古女儿收养在宫里（《清史稿&#8226;后妃传》），后来又和那木钟生了一个儿子博穆博果尔。这位博穆博果尔后来在顺治朝留下一段其爱妃同顺治相恋的故事，我在下文会讲到。皇太极逝世后，顺治帝加封那木钟为懿靖大贵妃，康熙十三年（1674年），那木钟病死。她生下的林丹汗的遗腹子阿布奈，娶了公主，并在额哲死后，承袭其爵位。她的孙子、阿布奈之子布尔尼，康熙时反叛，被平定，除爵。

（四）东次宫衍庆宫淑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8226;璪，也曾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林丹汗死后，巴特玛&#8226;璪于天聪八年?1634年）闰八月二十八日，率众降附后金。第二天，大贝勒代善等举行盛宴欢迎归附的蒙古诸大臣。第三天，大贝勒代善与众和硕贝勒等上奏，请皇太极娶窦土门福晋为妃。《清太宗实录》里记载了这件事。最初，皇太极不从。代善等认为窦土门福晋“委身顺运，异地来归，其作合实由于天，上若不纳，得毋拂天意耶？……皇上修德行义，允符天道，故天于皇上，特加眷佑”，皇上恩泽娶她，群庶无不欢欣。皇太极犹豫三天，想到“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文雉，飞入御幄之祥。今福金来归，显系天意，于是意始定”。命希福、达雅齐前往迎娶。护送巴特玛&#8226;璪来的蒙古人闻讯后，都高兴地说：“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欢庆之至矣!”可见皇太极娶林丹汗的遗孀窦土门福晋，有着极大的政治意味。巴特玛&#8226;璪嫁给皇太极时，有一个女儿，皇太极把她养在宫里，就是《清史稿&#8226;后妃传》记载的“蒙古养女”。皇太极后命十四弟多尔衮纳娶衍庆宫淑妃的“蒙古养女”为福晋。

（五）西次宫永福宫庄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的女儿，中宫皇后哲哲的侄女、关雎宫宸妃海兰珠的妹妹。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生，天命十年（1625年）与皇太极成婚，时年13岁，皇太极35岁。崇德三年（1638年），她为皇太极生了皇九子福临，就是后来继承大清皇位的顺治皇帝。布木布泰长得秀美，人很聪明，又知礼数，是皇太极后妃中最著名的，也是关系到清朝早期兴亡的一个关键人物。庄妃在当初似乎不太得宠，皇太极特别钟爱的是庄妃的姐姐关雎宫宸妃海兰珠。在皇太极死后的政治斗争中，庄妃发挥了调和矛盾、安定局势的作用。在康熙帝继承大位以及扳倒鳌拜集团的斗争中，孝庄太后为清朝作出了守成兼创业的贡献。她的历史地位是受到后人肯定的。当然这位名人的传闻也很多，如下嫁多尔衮、劝降洪承畴等，这些传闻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倒是充分反映了她的聪慧、和善、美丽、端庄。布木布泰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享年75岁。

娶蒙古族女子为福晋，皇太极并不是首创，他是继承了父亲努尔哈赤的做法。努尔哈赤有16位后妃，其中娶自蒙古科尔沁部的有两人。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娶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明安之女，这是后金大汗与蒙古贝勒的第一次联姻。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安之弟孔果尔（一作洪果尔），又以其女送给努尔哈赤为妻。这位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福晋，到康熙四年（1665年）才故去，是努尔哈赤后妃中年寿最高的一位。

那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为什么在娶后妃时对蒙古族女子情有独钟呢？这要从满蒙政治因素去思考。

二、政治婚姻

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明朝、蒙古、满洲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和满洲是主要对手，而蒙古是双方都必须争取的政治力量。如果满洲与蒙古联盟，就形成满、蒙两个拳头打明朝的态势；如果明朝与蒙古联盟，就形成明、蒙两个拳头打满洲的态势。因此，满洲要同明朝争天下，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建立满蒙联盟。

有人说：满洲与蒙古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努尔哈赤就曾经说过，明与蒙古仇雠也。明朝推翻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洲要利用蒙古与明朝的历史仇结，联合蒙古各部，共同对付明朝。

有人说：满洲与蒙古在生活、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有共同或相似之处，这为满蒙联姻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在清初出现满蒙联姻的原因，我们还要从政治角度加以具体的分析。

皇太极的“一后四妃”，都姓博尔济吉特氏，而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姓氏。

所谓蒙古黄金家族，是指成吉思汗的后裔。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家族的历史。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他第十五世孙达延汗时有了大的发展。达延汗，名巴图蒙克，6岁即汗位。他的父亲巴延蒙克，和其叔满都鲁，结成联盟。满都鲁即大汗位，巴延蒙克为济农（相当于辅政、副汗）。后来，因部族之间的纷争，二人同败，相继而死。满都鲁汗的遗孀满都海福晋扶立巴图蒙克即汗位，尊称达延汗，并同他结婚。这年，一说满都海福晋33岁，巴图蒙克汗只有6岁。满都海福晋辅佐年幼的达延汗，执掌政事，发誓报仇，维护黄金家族统治。满都海福晋率军出征，驰骋大漠，打败枭雄，消灭仇敌，巩固统治。达延汗年长后，亲自执政，厉行改革，强化汗权，重分领地。达延汗分封诸子，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和喀尔喀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和永谢布（哈喇慎、阿苏特）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大汗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万户；右翼三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进行管辖，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万户。这成为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达延汗为人“贤智卓越”（《李朝成宗大王实录》卷一七五），控弦十万骑。一说他在位74年，享年80岁（《蒙古源流》卷六）。

明代后期蒙古已逐渐形成三大部：第一，漠西厄鲁特蒙古，生活在蒙古草原西部直至准噶尔盆地一带；第二，漠北喀尔喀蒙古，生活在贝加尔湖以南、河套以北；第三，漠南蒙古，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大漠以南。

漠南蒙古夹在明朝与后金中间，因此后金最早同漠南蒙古发生政治联系和政治联姻。

努尔哈赤时期，重点与漠南蒙古科尔沁部联姻。蒙古科尔沁部，是达延汗分封左翼喀尔喀万户后裔。驻牧在嫩江流域，东邻女真叶赫部，西界蒙古扎鲁特部，南接蒙古内喀尔喀部，北临嫩江上游地区。

蒙古科尔沁部与女真建州部的关系，是从战争开始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科尔沁部贝勒明安率蒙古兵万骑，参加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围攻努尔哈赤的建州部，在古勒山兵败后尴尬地逃回。翌年，“北科尔沁部蒙古贝勒明安、喀尔喀五部贝勒老萨，始遣使通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这是科尔沁部初次遣使建州。此后，“蒙古各部长遣使往来不绝”（《满洲实录》卷二）。

科尔沁部虽遣使与建州和好，但并不认输。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建州兵往攻乌拉部的宜罕山城，“科尔沁蒙古翁阿岱贝勒与乌拉布占泰合兵”据守（《满文老档》卷一），科尔沁军遥望建州兵强马壮，自知力不能敌，便撤兵，求盟姻。努尔哈赤不计较科尔沁以往动兵的旧恶。他说：“俗言：‘一朝为恶而有余，终身为善而不足。’”（《满洲实录》卷三）同意与科尔沁弃旧怨，结姻盟。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努尔哈赤以礼亲迎，大宴成婚。这是建州与科尔沁联姻的开始。

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黄衣称朕，科尔沁贝勒翁果岱之子奥巴（又作鄂巴）与努尔哈赤结盟。不久，奥巴亲谒努尔哈赤，受封土谢图汗，娶努尔哈赤养女、侄子图伦之女为妻。至此，蒙古科尔沁各部，全都归附后金。

《满洲实录》之“（喀尔喀蒙古）恩格德尔来上尊号”图努尔哈赤自己娶了两位科尔沁部的格格，又给第八子皇太极娶了两位科尔沁部的格格，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贝勒孔果尔的女儿为妻，第十四子多尔衮娶桑阿尔寨台吉的女儿为妻。

天命汗还以召见、赏赉、赐宴等形式，抚绥科尔沁王公贵族。漠南蒙古科尔沁部成为后金的政治同盟和军事支柱。努尔哈赤采用抚绥分化和武力征讨的两手政策，在蒙古科尔沁部取得?全的成功。

皇太极时期，重点与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联姻。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天聪汗皇太极同岁。当时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林丹汗有“帐房千余”（《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三），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自称全蒙古大汗。林丹汗尝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崇祯长编》卷十一）因之，林丹汗希望恢复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明朝主要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林丹汗接受明朝抚赏，妨碍后金攻明。后金为对抗明朝，必须先征抚察哈尔林丹汗。皇太极即位后，西向三次用兵，其主要目标是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林丹汗兵败，逃至青海打草滩，患疾而死。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统军三征察哈尔部。多尔衮等师至黄河以西托里图地方，遇到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大营。苏泰太后是叶赫贝勒金台什的孙女，金台什同皇太极则是姑表兄弟。这次出兵，多尔衮将苏泰太后之弟南禇带在行营中。他将南禇派往苏泰太后营帐，去见其姐苏泰太后及外甥额哲。苏泰太后恸哭而出，与其弟抱见。于是，苏泰太后令子额哲率众出降。

林丹汗有遗孀“八大福晋”，分别代表着八支力量。为了妥善安置这些蒙古部落，皇太极娶了囊囊福晋和窦土门福晋，郑亲王济尔哈朗娶了苏泰太后，长子豪格娶了伯奇福晋，七兄阿巴泰娶了俄尔哲图福晋。此外，二兄代善娶了林丹汗之妹泰松公主，皇太极的女儿马喀塔下嫁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多尔衮娶了窦土门福晋的蒙古养女（一说是林丹汗的遗腹女），等等。满洲宗室同察哈尔部联姻，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姻盟关系。

这样，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谋略，通过军事、政治和姻盟等手段，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漠南蒙古，归于一统。

不难看出，皇太极的“一后四妃”，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感情因素，但基本上是政治婚姻。他通过“一后四妃”，与蒙古科尔沁部、察哈尔部联姻，化敌为友，化仇为亲，有效地促进了清初事业的发展。

三、百年影响

从努尔哈赤开始、皇太极继承并发展的满蒙联姻，对清朝前期乃至整个清朝历史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天命朝。努尔哈赤要对付明朝，光靠女真—满洲的力量是不够的。它首先要同蒙古联盟。努尔哈赤兴起时，蒙古各部首领视之为仇敌。科尔沁贝勒明安出兵参加九部联军之战就是一个例证。此战之后，双方态度都有所转变。先是通婚，继是通使，再是结盟，复是设旗，后是重教。蒙古科尔沁部，由原来建州的敌人而成为满洲的朋友。努尔哈赤通过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在蒙古各部整体链条上，打开一个化敌为友的缺口。蒙古八旗就是从科尔沁部开始建立的。

天聪朝。皇太极继续其父同蒙古联姻的政策。这个时期，皇太极的妻子不仅有科尔沁部人，而且有察哈尔部人。此外，皇太极的两个幼弟：多尔衮娶蒙古科尔沁部莽古思之妹为妻，多铎娶莽古思之女为妻。这表明漠南蒙古同满洲结成了政治—军事的联盟。

崇德朝。皇太极通过册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为“一后四妃”，使得满蒙联姻达到清朝史、中华史的顶峰。

皇太极和皇后的长女温庄固伦长公主马喀塔嫁给林丹汗之子额哲作妻子。在皇太极登极大典上，额哲用蒙古文宣读表文，承认皇太极不仅是满洲人的皇帝，而且是蒙古人的皇帝。后来睿亲王多尔衮成为衍庆宫淑妃即林丹汗遗孀窦土门福晋的姑爷。此外，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分封国舅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国舅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固伦额驸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为多罗扎萨克郡王、满珠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等。翌年又封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莽古思大福晋为和硕福妃。

顺治朝。顺治帝的19位后妃中，竟有6位蒙古后妃。其中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后降为静妃），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及其妹淑惠妃博尔济吉特氏，还有恭靖妃浩齐特博尔济吉特氏、端顺妃阿巴垓博尔济吉特氏、悼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

康熙朝。康熙帝的40位后妃中，有宣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和慧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2人。但是，康熙帝先后有四位皇后（包括后来追封的），没有一位蒙古博尔济吉特氏。

尔后，雍正帝9位后妃中，没有蒙古后妃；乾隆帝29位后妃中，只有一位豫妃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嘉庆帝15位后妃中没有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后妃；道光帝20位后妃中，只有一位孝静成皇后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均没有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后妃。

据《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统计：清朝296年间，满蒙宗室联姻86次。我初步统计，清帝蒙古后妃：太祖朝2人、太宗朝7人、顺治朝6人、康熙朝2人、道光朝1人，共计18人，且清太宗的一后四妃、顺治帝的二后四妃，均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一门。上述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乾隆、道光七朝中，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共有皇后5人、皇妃13人，其中主要出自科尔沁部。有清一代帝王多从蒙古科尔沁部娶纳后妃，清室公主也多有嫁给科尔沁王公的。在所有来自科尔沁的清初后妃中，以清太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最为杰出，她历经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对清朝兴起与强盛作出重大的贡献。

可以看出，上述努尔哈赤的满蒙联姻不同于汉朝的公主下嫁，而是互为亲家。正如乾隆帝后来在诗中所说：“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

蒙古问题曾经困扰明朝二百多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清朝采取联姻、会盟、赏赐、编旗、朝觐、赈济、围猎、重教等多种手段，使蒙古问题得以解决。蒙古不仅成为清朝的柱石，而且成为北方抵御外敌侵犯的长城。正如康熙皇帝所言：“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蒙古由明代北部的民族边患，变为清代北国的民族长城。总之，皇太极继承并发扬努尔哈赤满蒙联姻的政策，通过满蒙联姻——血缘与宗族的纽带，加强满蒙联盟——政治与军事的联盟。这是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皇太极“一后四妃”皆为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之谜的一解。

相关推荐书目

（1）孟森：《清太祖杀弟事实考》，《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

（2）阎崇年：《清朝通史&#8226;太宗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3）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

（4）周远廉：《清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5）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6年

第三讲　孝庄太后下嫁

孝庄太后下嫁我讲清史的时候，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孝庄皇太后是否下嫁了多尔衮？可见这个问题是许多清史爱好者所关心的。顺治皇帝福临6岁继位，在他的母亲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共同辅佐下，度过清朝入关初期的艰难岁月。从顺治帝即位到多尔衮去世，一共是七年的时间。从当时到现在，300多年来，人们在关注这段历史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这对叔嫂不平凡的关系，由此引出许多猜测、议论和故事，成为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疑案。

本讲分作三个小题目：一、孝庄皇太后，二、睿王多尔衮，三、“太后下嫁”说。

一、孝庄皇太后

清朝有两位皇太后对清朝政治至关重要，清初的一位是孝庄皇太后，清末的一位是慈禧皇太后。

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字叫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塞桑的女儿。布木布泰是皇太极中宫皇后哲哲的侄女、关雎宫宸妃海兰珠的妹妹。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生，天命十年（1625年）与皇太极成婚，时年13岁，皇太极35岁。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永福宫庄妃。她于崇德三年（1638年）为皇太极生下第九子福临，时年26岁。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死时庄妃31岁。这年多尔衮32岁。孝庄太皇太后病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享年75岁。

布木布泰出身于蒙古贵族名门，容貌秀美，聪明知礼。她活了75岁，历经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是清初的重要人物，为清朝的守成兼创业作出重大贡献。

第一，身负满蒙联姻重任。天命十年（1625年），13岁的布木布泰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建州，与35岁的皇太极成婚。这时皇太极早已同她的姑姑哲哲结婚11年了。天聪八年（1634年），她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皇太极。姑姑与侄女三人都嫁给同一个男人，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满洲和蒙古科尔沁部建立了姻亲关系，共同开创清朝的事业。布木布泰嫁过来的第二年，丈夫皇太极继承汗位，她从贝勒福晋变成大汗福晋。十年以后，皇太极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她又成为崇德皇帝的永福宫庄妃。

第二，为清皇室生儿育女。布木布泰先后为皇太极生了4个儿女。皇太极有11个儿子、14个女儿。其中，庄妃生了皇四女、皇五女和皇七女共3个女儿，崇德三年（1638年），26岁的庄妃又生下皇九子福临，就是后来继承大清皇位的顺治皇帝。这支血脉延续了清朝的帝胤。前文说过，她和皇太极的关系似不如姐姐海兰珠，但从庄妃生育的四个子女看，起码在一段时间里，她和皇太极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其四个子女的出生时间如下：

皇四女天聪三年（1629年）生庄妃17岁

皇五女天聪六年（1632年）生庄妃20岁

皇七女天聪七年（1633年）生庄妃21岁

皇九子崇德三年（1638年）生庄妃26岁

第三，经历三次皇位之争。太后布木布泰亲历了三次后金—清最高权力的争夺，就是后金—清汗位和皇位的斗争。

第一次，公公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便发生了汗位之争。她刚刚嫁给皇太极一年，才14岁，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斗争。但是她目睹了丈夫是怎样用尽心机，排除障碍，脱颖而出，继承汗位。

第二次，丈夫皇太极死后，她不动声色，依靠姑姑、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通过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和关系整合，使儿子福临登上皇位，她自己也成为皇太后。

第三次，儿子顺治帝英年早逝后，她力主子继父位（不是弟继兄位），下懿旨由皇子中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继位，于是，顺治帝旨定玄烨继承皇位，这就是康熙皇帝。

孝庄太后不仅亲临三次大的皇位斗争，而且目睹明末清初的沧桑之变。她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守成兼创业功绩大。孝庄太后在清宫62年，身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青年时帮助丈夫崇德帝皇太极，中年时辅佐儿子顺治帝福临，老年时辅佐孙子康熙帝玄烨。她从来也没有走到政治的前台，但是她的一生对清初政治起到重要影响。

孝庄太后经历清前四帝（太祖、太宗、顺治、康熙），慈禧太后影响了清后四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以上四条，可以看出：孝庄太后布木布泰是一位非凡的女性，也是跨越清初五朝的重要人物。

二、睿王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最钟爱的第十四子，他的母亲是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乌拉那拉&#8226;阿巴亥。阿巴亥12岁嫁给努尔哈赤，共同生活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阿巴亥37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养育三个儿子：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为争夺汗位，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威逼阿巴亥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母亲死后，多尔衮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多尔衮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成长为能文能武、长于谋略的和硕贝勒、睿亲王。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多尔衮第二次参与了争夺大位的斗争。这一年，多尔衮32岁，比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小3岁，比庄妃大1岁，比顺治帝（1638～1661年）大26岁。争夺的结果是：豪格退出，只有6岁的福临即位，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第二年，清朝迁都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到塞外围猎，病故于塞外喀喇城，年39岁。

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对于他辅政或摄政的功过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即多尔衮死123年后，乾隆帝才给多尔衮以比较公正的历史评价：“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但指出他“摄政有年，威福自尊”。

先看他的六大功绩：

第一，文武兼长，屡立战功。多尔衮能文能武，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出征蒙古，获“制诰之宝”；随征朝鲜，立下功勋；率军入塞，克济南府城。

第二，皇位继承，能识大体。有人说，多尔衮一生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是个失败者。这是从他个人的得失去考量。但是，两次争夺皇位，特别是第二次争夺皇位，多尔衮以满洲整体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克己忍让，退出皇位之争。做摄政王后，他一方面把摄政王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方面又克制了对皇权的欲望，没有做出篡权夺位的举动。多尔衮能观大局、识大体，在清朝入关的关键时期有效地维护了满洲贵族上层的团结。

第三，抓住时机，统兵入关。在闯王进京、崇祯自缢的重大历史关头，多尔衮采纳大学士范文程等的建议，抓住时机，统兵进关；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移都北京，定鼎中原，建立清朝统治，立下卓越的历史功勋。

第四，定鼎北京，保护故宫。力排众议，迁都北京，保护并利用故明皇宫。在中国皇朝历史上，大一统皇朝利用前朝宫殿，仅此一例。

第五，安定官民，废除三饷。多尔衮进关后，宣布“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清世祖实录》卷四）和宣布“废除三饷”等重大政策。

第六，重用汉官，统一中原。对投降的汉族官员，加以任用，迅速稳定政治局面。“奉世祖（顺治）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

再看他的“六大弊政”，即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这些错误的做法，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中原经济，挫伤汉人情感，带来严重后果。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多尔衮违背皇太极对汉人的政策，杀人过多，是其重大错误。200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

可以说，多尔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他的功过是非，让人一言难尽，单是那桩以他为男主角的“太后下嫁”疑案，已经让历史学家们千考万索，让老百姓至今还在街谈巷议。

三、“太后下嫁”说（1）

“太后下嫁”说，自民国以来，沸沸扬扬。小横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观》，民国五年（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书中有《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并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其第十八回目《创新仪太后联婚，报宿怨中宫易位》的上半回，说的就是“太后下嫁”。民国八年（1919年），一位作者署名“古稀老人”写了《多尔衮轶事》，书中的《太后下嫁》条，谈到顺治皇帝在多尔衮摄政下“危如累卵”，太后认为“非有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人，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涎太后之色”，常入宫禁。太后为了“卫我母子”，“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以为凭证。特别是书中安排太后诈崩，在举行隆重丧礼后，再以皇帝乳母身份嫁给多尔衮，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王浩沅的《清宫十三朝》（又名《清宫秘史》）由文业书局出版，书中描述多尔衮与皇太后相恋事，如《种情根巧救小玉，偿夙愿亲王大婚》、《槐树荫中窥嫂浴，荷花池上捺叔腮》、《香衾卧娇艳经略降清，宫内候兄安亲王戏嫂》、《建新仪摄政娶太后，名打猎姊妹嫁亲王》等，而布木布泰名“大玉儿”、其妹名“小玉儿”，则是王浩沅的乱编之一。此外，还有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等。总之，太后下嫁之事，野史流布，遍及民间。那么，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

关于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说法及其讨论，下面列出十二条：

第一，关于“建夷宫词”。张煌言《建夷宫词》曰：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苍水全集》）

张煌言（苍水）（1620～1664年）是浙江宁波人，这时他在江南抗清。他的这首词写在当时，明确写了住在慈宁宫的皇太后又结婚了，所以成为太后下嫁说的一条证据。我们分析一下：

其一，张煌言虽然是当时之人，但是他并没有在北京，而是远在江南。他对清朝的态度是对抗、敌视，那么“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乡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直接证据。

其二，《建夷宫词》是诗词，而不是宫廷档案。诗词可以夸张，也可以比附，所以也不能不加考据，简单地、直接地作为历史的证据。

其三，或谓张冠李戴。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多尔衮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病故，次年（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寡居的肃亲王豪格王妃。这件事牵扯到多尔衮与豪格的争斗，又是叔娶侄媳，有悖伦理，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张煌言远在江南，也许是听到了误传，把多尔衮娶王妃当作娶孝庄皇太后了。但是他的《建夷宫词》是写于顺治六年，当时还没有发生多尔衮娶豪格王妃之事。

其四，“慈宁宫里烂盈门”一句，是说喜事在慈宁宫里办的，因为皇太后住在慈宁宫。当时有两位皇太后，一位是中宫孝端太后哲哲，写《建夷宫词》时孝端太后已病死；另一位是孝庄太后。但是，根据历史档案记载，慈宁宫在李自成临撤出皇宫时被焚毁，顺治十年（1653年）修葺，皇太后才搬居慈宁宫，多尔衮则死于顺治七年（1650年），他与皇太后怎能在此举行结婚典礼呢！

所以“建夷宫词”说只能是一说，而不能成为历史的依据。

第二，关于“亲到皇宫内院”。多尔衮死后追其罪时，有一条罪状是：“又亲到皇宫内院。”（蒋良骐《东华录》）朝鲜《李朝大王实录》也作了相同的记载。在后来修的《清世祖实录》里却删掉了这句话。这说明多尔衮到“皇宫内院”确有其事。而删掉这句话，恰表明事有隐衷。那么，多尔衮到皇宫内院，能说明太后下嫁了吗？

其一，这个皇宫内院是沈阳的皇宫内院，还是北京紫禁城的皇宫内院？没有指明。

其二，多尔衮是“到”皇宫内院，而不是“住”皇宫内院，那么“到”皇宫内院，就一定是太后下嫁给多尔衮了吗？

其三，史家对此做出推测：皇太后与多尔衮也许有暧昧关系。高阳先生说，《东华录》所谓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云云，极有可能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孝庄太后与睿王多尔衮关系暧昧，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即使是关系暧昧，也不等于太后下嫁了。

其四，也有人认为，如果太后真的下嫁了，多尔衮到皇宫内院也就名正言顺了，而把这一条列为多尔衮的罪状，恰好反证太后并没有下嫁。

所以，“亲到皇宫内院说”不能提供太后下嫁的确凿依据，却道出了疑。

第三，关于“下嫁诏书”。民国时出版了一部书叫《多尔衮摄政日记》，这部书原名叫《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是一个叫刘文兴的人家里收藏的。在出版之前，他写了一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发表在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8226;文史周刊》上。文中说：“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圮（pǐ）。时家君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科书稿等，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诸故宫博物院。”多尔衮致唐通、马科书稿，发表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致史可法书的内容今亦可知。惟有这位刘先生父亲见过的《太后下嫁诏》未见发表，别人也没见过。清宫档案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有许多学者专门整理和研究清宫档案，从刘文兴说他父亲见过太后下嫁的诏书，直到现在整整70年了，还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见过这份档案。

既然至今没有见到这份太后下嫁诏，所以这个证据目前还不能成立。如果真的有这份档案，将来随着清宫档案的进一步整理，是一定会被发现的。但是有人写书说，刘文兴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当年为了让自己的书好卖，才故意制造了这么一个噱头。

第四，关于“未葬昭陵”。清朝的皇帝陵分三处：一处是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沈阳东陵）、昭陵（沈阳北陵），一处是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另一处是河北易县的清西陵。皇太极葬在关外三陵之一的沈阳北的昭陵。他的一后四妃，孝端皇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病逝，次年二月骨灰奉移沈阳，入葬昭陵；关雎宫宸妃于崇德六年（1641年）先于皇太极病逝，但后来将宸妃遗骨迁葬到昭陵的妃园寝；衍庆宫淑妃于康熙六年（1667年）病逝，葬入昭陵的妃园寝；麟趾宫贵妃病逝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也葬入昭陵的妃园寝。按照清朝陵寝制度，孝庄太后死后应葬在昭陵，就是同皇太极合葬。但是，她不仅没有葬在昭陵，而且葬在清东陵的风水墙外。于是就引出了许多说法。有人说因为孝庄太后下嫁了，死后无颜回昭陵见夫君，所以把她葬清东陵大门旁，给子孙看门。

三、“太后下嫁”说（2）

事实上，孝庄在31岁时丧夫，32岁来到北京，49岁时丧子，75岁即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去世，至此她已经在关内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接受了汉族棺葬的习俗，而她的丈夫皇太极已经逝世44年，是按照满洲的习俗火葬，早已在关外沈阳的昭陵入土为安。所以对于自己的后事，孝庄太皇太后向皇孙康熙帝有过交代：“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就是说，她不愿意惊动太宗皇太极的亡灵，而愿意陪伴英年早逝的儿子顺治。太皇太后死后葬在清东陵的遗命，给皇孙康熙帝出了一道难题：既不能违背祖宗之制，又不能违抗祖母之命，怎么办？康熙帝最后采取了一个临时举措，把太皇太后生前在紫禁城里最喜欢住的寝宫拆了，搬到东陵风水墙外，修起一座“暂安奉殿”，将孝庄太皇太后的梓宫（棺材）暂时安置在那里。直到康熙帝逝世，他一直没有解决祖母陵寝的难题。

雍正帝即位以后着手解决这个难题。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五日，雍正帝下谕，追述了孝庄不与太宗合葬、在孝陵附近安厝的遗嘱，说：“朕惟礼经云：合葬非古也。先儒又云：神灵有知，无所不通。是知合与不合，惟义所在。今昭陵安奉日久，若于左近另起山陵，究非合葬之意。且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乂安，子孙繁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十分安妥。”经过大臣们反复磋商，终于确定了解决的方案，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确定孝庄文皇后陵为昭西陵——将暂安奉殿改建为陵。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十日，孝庄文皇后梓宫下葬昭西陵地宫。这时，孝庄太后已经逝世整整37年。所以她的陵园是重孙子胤禛修建的。雍正皇帝的这个解决方案是很高明的。既遵循了祖制，又满足了孝庄太后的遗愿。

其一，从昭西陵的名称看：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陵寝的名称是昭陵，孝庄文皇后陵寝位于太宗昭陵的西边（河北遵化在沈阳西），陵寝的名称是“昭西陵”，所以从名称上确定墓主是太宗皇帝的皇后，昭西陵和昭陵是同一体系。虽然昭西陵紧挨着东陵风水墙，但是它和东陵完全是两个系统。

其二，从昭西陵的规制看：建有重檐庑殿顶的隆恩殿，内外有两道围墙，还建了神道碑亭。这些超过常规的做法，表明了对墓主的尊重，显示出墓主的崇高地位，根本看不出有“轻蔑”的意思，所以“为子孙看守陵门”云云不足为据。

其三，从昭西陵的地位看：因为顺治皇帝是逝世在关内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的祖父努尔哈赤和父亲皇太极都葬在关外，他第一个葬进关内的清东陵，所以顺治皇帝的孝陵理所当然是清东陵的主陵，地位最高。但是孝庄太后是顺治帝的母亲，如葬入东陵就无法显示她的地位。所以雍正皇帝想了一个办法，把孝庄太皇太后的昭西陵安置在东陵风水墙外而单独成陵，这样做可谓一举三得：既表明了和太宗昭陵的关系，又表明了墓主的崇高地位，还实现了孝庄太后陪伴顺治帝的遗愿。

因此，以孝庄皇太后“未葬昭陵”，给“东陵看门”，而断定太后曾经下嫁，显然证据不足。

而且，孝庄太后并不是清朝第一位未同皇帝合葬的皇后，在她下葬之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死后葬在孝陵的东边，后来这座陵就命名为孝东陵。康熙帝死后葬在景陵，他的一后四妃葬入的都是棺椁。从景陵开始，先于皇帝而死的皇后先葬于地宫，但石门不关，一旦皇帝死后葬入地宫，就关闭地宫；死于皇帝之后的皇后，则另建地宫。这成为制度。孝庄太后的下葬在此之后，实际上似乎也借鉴了这种制度。

第五，关于“青梅竹马”。有人说庄妃与多尔衮是“青梅竹马”，自小时候就相恋，所以太后下嫁是有感情基础的。其实，庄妃出生在蒙古科尔沁，多尔衮则出生在满洲赫图阿拉，两地相距甚远，二人并无“青梅竹马”的可能。也有人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到科尔沁娶亲时，多尔衮跟着去了，见到幼年的庄妃，两人相恋。实际上，努尔哈赤父子虽然都娶了科尔沁女子，但当时是送亲，而不是他们到科尔沁去娶亲，所以多尔衮也不可能去科尔沁见庄妃。庄妃从13岁起就来到爱新觉罗家庭，又和多尔衮年龄相仿，是否会产生恋情，史书不会记载，后人也无法推断。但是即使两人之间有恋情，也不能证明孝庄太后就一定嫁给了多尔衮。

第六，关于“保儿皇位”。有人说孝庄皇太后为了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不得不委身于多尔衮。此说站不住脚。年仅6岁的福临能够继位，是当时多种政治势力复杂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是由皇太后依靠多尔衮一个人决定。实际上，多尔衮本意是自己继承皇位，根本没打算让侄子福临继位。在和皇二兄代善、皇长侄豪格等激烈角逐之后，他才接受了济尔哈朗等的建议，扶福临即位，自己和济尔哈朗做辅政王。顺治帝即位以后，如果孝庄以“色情”巴结多尔衮，只会让皇权?加容易地落到多尔衮之手。事实上，孝庄皇太后依靠孝端皇太后，对多尔衮既重用、又牵制，采取了非常复杂的政治手段，才使多尔衮最终没有突破摄政王的圈子，而保证了顺治小皇帝的地位。因为皇帝年幼，国事家事都要依靠摄政王，所以孝庄皇太后注意协调与多尔衮的关系。但是由此作为太后下嫁的依据，显然站不住脚。

第七，关于“弟娶其嫂”。满洲确实有“兄死弟娶其嫂”的习俗。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改革满洲的婚姻习俗，规定：“不许乱伦婚娶”（《清太宗实录》卷十一），严禁转房婚——不许娶庶母、婶母、嫂子、侄妇等，但没有触动异辈相婚和姐妹同嫁一夫的婚俗。清帝中满洲异辈相婚，入关后顺治帝出现过，后来就再没出现过。姐妹同嫁一夫，康熙帝后妃中有三对亲姐妹，光绪帝曾有瑾妃和珍妃姐妹。然而，汉族个别也有这种习俗。但有这样的习俗，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就一定娶了他的嫂子。

第八，关于“尊称皇父”。有人说多尔衮被称为“皇父摄政王”，既然被称作是“皇父”，那就证明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嫁给他了。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逝世，顺治帝即位。第二年，清朝迁都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这就如同后来光绪皇帝尊称慈禧太后为“皇阿玛”一样。无论是叔父摄政王，还是皇父摄政王，都是摄政王的尊称，并不能证明多尔衮做了顺治帝的继父。

三、“太后下嫁”说（3）

第九，关于“朝鲜史证”。类似太后下嫁颁诏告谕这种朝廷大事，照例是应当诏谕属国的。当时作为清朝属国，朝鲜对于清朝发生的大事有详细的记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李朝大王实录》。朝鲜的《李朝大王实录》没有“太后下嫁”颁诏告谕的记载。所以有学者推断，根本没有孝庄太后下嫁这件事。

第十，关于“顺治报复”。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不到一个月，顺治帝就拿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开刀，来惩治多尔衮。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六日，顺治

顺治帝就以“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后来将阿济格赐死。二月十五日，也就是福临亲政一个月零三天，就定多尔衮十大罪状，命将多尔衮削其爵号，撤其庙享，黜其宗室，籍其财产，没其府第，毁其陵墓，继子多尔博归宗。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中记载：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有人推断，因为多尔衮逼孝庄太后下嫁，所以才引起顺治帝如此的仇恨。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毕竟是推测，不能作为孝庄太后下嫁的依据。况且少年天子亲政以后，严惩摄政王或辅政大臣，例子是很多的。明朝万历皇帝亲政后，严惩张居正；康熙皇帝亲政后，严惩辅政大臣鳌拜，都是史例。

第十一，关于孝端不允。布木布泰的姑姑孝端皇太后尚在，她不会允许自己的侄女下嫁，败坏皇家的体统，有辱皇家的尊严。

第十二，关于笔记无载。当时在京的大小官员、来京科考的举子，至今没有见到一篇“太后下嫁”的记载。如果说当时怕犯忌讳而正史无载的话，可是私家笔记、文集、手稿、秘录等也不见记载。

从以上十二条来看，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既无文献根据，也无档案依据。从目前清史研究的情况看，既没有过硬的材料证明太后下嫁了，也不能完全消除关于太后下嫁的疑问。所以，300多年来，直到今天，孝庄太后下嫁一直是清宫中的一桩疑案。

我们探讨孝庄太后下嫁疑案，起码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不要单纯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关系；第二，弄清事实真相，才可以廓清戏说历史的迷雾；第三，皇太后和多尔衮在皇帝年幼、江山不稳、国运维艰的局势下，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形成合力，共度难关，取得胜利，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第四，我认为：皇太后布木布泰同摄政王多尔衮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之事确实无。

相关推荐书目

（1）孟森：《太后下嫁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

（2）周远廉：《顺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4）陈捷先：《顺治写真》，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5）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第四讲　顺治出家之说

顺治出家之说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8226;福临，是清朝入关以后第一位皇帝，也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冲龄继位的少年天子。他的生命只有短短24年，却给后人留下不少疑问。甚至他的最终归宿，也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按照清朝官方的说法，顺治帝因患天花驾崩；而更流行的说法则是，顺治帝因爱妃董鄂氏去世，哀悼过度，进而厌世，弃天下如敝履，西入五台山为僧。

这是一桩重要的清宫疑案。我从三个方面去破解：一、福兮祸兮；二、因苦结佛；三、患痘而逝。

一、福兮祸兮

顺治帝6岁登极，在清代史、满洲史上开了一个幼童继承皇位的先例。其后有8岁的康熙、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和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幼帝在清入关后10位皇帝中竟占了5位，其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幼童继位，必有摄政或辅政。《清史稿&#8226;诸王传》曰：“以摄政始，以摄政终。”特别是清朝最后的半个世纪，由一位太后连续控制三位儿童皇帝（宣统帝也由其懿旨而定），来统治西方列强觊觎下的中国，成为一段悲痛的历史。

顺治帝名福临，他的命运真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降“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大清皇位，从天而降。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皇位之争。当时最有希望得到皇位的，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个是睿亲王多尔衮，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斗争的结果，双方居然都同意由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真是福从天降！

第二，迁鼎燕京，从天而降。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燕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大明皇朝灭亡。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吴三桂引领下进入山海关城，大战李自成军，获得山海关大捷。此后，一路势如破竹，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在武英殿御政。清太宗皇太极曾有遗愿：“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多尔衮遂奏请顺治帝迁都北京，顺治帝自然采纳了多尔衮的意见。同年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大典，颁诏天下，定鼎燕京。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都燕京的愿望，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宅区夏”，具有开创之功，因而他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

第三，亲掌朝纲，从天而降。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突然逝世，年仅39岁。在多尔衮摄政这7年，小皇帝福临只是一个傀儡，假如多尔衮能活到康熙帝的年龄，则还有30年的时间，顺治帝的政治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实在难以想象。多尔衮的死给了福临亲政的机会，使他18年的皇帝生涯中有11年能够名实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有福之人。

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个体生命来说，顺治帝的人生有喜也有悲。

第一，未受系统全面的儒家教育。这里有一段故事。顺治帝曾经把读过的一些书拿给高僧木陈忞看，说：

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木陈忞《北游集》，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可见，在14岁以前，福临没有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文化教育，亲政后连奏章也看不懂，只好苦读以至呕血。当然，顺治帝后来还是学有所成，广泛涉猎经史子集，通略儒释真谛，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他的父亲皇太极和祖父努尔哈赤，而且诗、书、画、文都好。顺治帝的指画颇具造诣，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顺治帝的画，笔墨清简，神韵溢彩。

第二，少年即位承受巨大压力。少年福临作为一个皇帝，承受了太多的责任、期望和压力，很少能够享受到普通孩子的快乐和轻松，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重压之下，必有反弹。这一点，从他对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报复可以看出。多尔衮是顺治帝的亲人，是他的皇叔父；多尔衮是顺治帝的恩人，他帮助顺治帝登上皇位、稳定政局，并迁都北京、统一中原。但这个强权的摄政王也同时带给小皇帝巨大的心理阴影。福临时时感到孤立无援、仰人鼻息，甚至连见母后也没有充分的自由。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在塞外喀喇城。第二年正月，顺治帝亲政。二月，便追论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削其封典，撤其享庙，诛其党羽。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记》载述：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从中可以看出顺治帝长期受压抑之后巨大的反扑力量。

第三，同母后的关系不太协调。福临甚至可能同太后有冲突：一是，顺治帝幼年贪玩，母后管教过严，母子不协，这是家庭中的常理；二是，母后将自己的侄女许给顺治帝做皇后，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姑母是皇太后、姑奶奶也是皇太后，小两口经常发生口角。顺治帝废掉了皇后，又立一位科尔沁贝勒的女儿，顺治帝还是不喜欢；三是，顺治帝宠爱董鄂妃，遭母后反对；四是，要出家当和尚，更是受到母后斥责；五是，母后同多尔衮的关系问题，传言很多，让他难堪。

哈噶喇楼第四，乳母李氏病死。顺治帝?对人说：“乳母李氏，当朕诞毓之年，入宫抚哺，尽心侍奉，进食必饥饱适宜，尚衣必寒温应候，啼笑之间曲意调和，期于中节，言动之际，相机善导，务合规程。诸凡襁褓慇懃，无不周详恳挚。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惓念慈衷，赖以宽慰。……乃一旦溘然长逝，深堪悯悼。”（《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三）

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苦。福临身边最亲近的人，与母后关系不洽、叔父专权跋扈、皇后废立、兄弟矛盾、爱子夭亡、爱妃早逝、乳保去世，等等，实在是烦恼、痛苦的事情。亲政以后，国事烦扰，更使他心力憔悴。怎样解脱？他在佛界找到了一方清净之地。

二、因苦结佛（1）

大体说来，顺治帝亲政后，前七年因耶稣会士汤若望而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后四年因亲近和尚而受佛教影响较大。我着重说一下顺治帝同佛教的关系。

顺治帝笃信佛教，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尊崇佛教，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为搞好同蒙古的关系，崇奉喇嘛教，“重教”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所以在盛京（沈阳）兴建实胜寺，崇奉玛哈噶喇佛，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帝的母后孝庄皇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当时后宫里蒙古族后妃很多，所以慈宁宫里普遍信奉佛教。这些，对年幼的顺治帝有深刻的影响。

然而，真正促使顺治帝结下很深的佛缘，是缘于他的董鄂妃。那么，这位董鄂妃到底是何许人也？

《清史稿&#8226;后妃传》记载顺治帝有4后、14妃，共18人。《星源吉庆》记载顺治帝有3后、16妃，共19人。顺治帝同他父亲皇太极一样，后妃中也有姐妹共侍一夫的，如孝章皇后和淑惠妃就是姐妹。

顺治帝先后册立或追封四位皇后：

第一位是废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是他母亲的侄女，聪明而美丽，由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册立为皇后。二人性格不合，时常发生口角。一天，顺治帝让大学士冯铨查阅并奏报前朝废皇后的历史故事，冯铨等疏谏，并问废后的理由，顺治帝大怒道：“皇后无能，所以当废！”后礼部尚书胡世安等18人分别具疏力争。一个叫孔允樾的礼部员外郎奏称：“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箴口而不为母请命？”顺治帝把这件事下发诸王大臣会议。会议结论是：皇后仍然居中宫。命再议。顺治帝坚持己见，奏报皇太后，并得到懿准，废掉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直到顺治帝病重，废后请求见顺治帝一面，仍被拒绝。

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后，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14岁，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顺治帝的责斥。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未被废掉，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死，享年77岁。

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后（追封），姓佟佳氏，都统佟图赖之女，是康熙皇帝的生母。顺治十一年（1654年）生玄烨，年14岁。康熙二年（1663年）病死，年24岁，时康熙帝10岁。

第四位是孝献章皇后（追封），董鄂氏，就是顺治帝最宠爱的董鄂妃。《清史稿&#8226;后妃传》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顺治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

这位董鄂妃的身世，也是清宫的一桩疑案。她的身世有三说：有人说董鄂妃就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也有人说，她曾经是福临同父异母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清史稿&#8226;后妃传》则说她姓栋鄂氏。

根据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回忆录和陈垣先生的考证，她似乎就是福临夺其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董鄂氏聪敏俊丽，明秀婉惠，诵经习书，善解人意，而博得顺治帝的宠爱。两人情意缠绵，火热爱恋。但事被博穆博果尔发觉，董鄂氏遭到夫君的严斥。董鄂氏受了委屈，找顺治帝哭诉。顺治帝闻知后，狠狠地打了博穆博果尔一个耳光。博穆博果尔心情痛苦、愤怒，但事情发生于当今皇兄身上，是没有地方讲理的。于是，博穆博果尔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忍，二是死。博穆博果尔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初三日，或是忧愤致死，或是自杀而死。顺治帝在其27日服满后，干脆将董鄂氏娶进承乾宫。

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典礼之隆。董鄂氏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即九月二十八日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仅有的一次。

二是尽改旧习、专宠一人。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可见，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淫纵之习。可是奇迹出现了，自从遇到董鄂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董鄂妃受到专宠。

三是隆遇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日，董鄂氏生下一位皇子。顺治帝福临非常高兴。但事有不巧，小皇子出生3个月，未命名，便夭折。这件事对董鄂妃打击实在太大了。自从她嫁给皇上，虽然受到宠爱，但是也受到其他后妃的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孝庄太后的不满。她最大的期望就是生一位皇子，将来母以子贵，作为晚年的依靠。没想到儿子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字就死了。顺治帝也非常悲伤，为了安慰董鄂妃，追封这位早夭的儿子为和硕荣亲王，并在蓟州黄花山下修建“荣亲王园寝”。墓碑刻：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本来是皇四子，却被称为第一子，说明这位皇子及其生母董鄂妃在顺治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几乎就在同时，顺治帝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同憨璞性聪和尚见面。憨璞性聪是第一位被顺治帝召见的著名和尚。憨璞性聪，福建延平人，18岁为僧。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十四年（1657年）初，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两人相谈甚欢。十月初四日，又召憨璞性聪进入大内，后在西苑（今中南海）万善殿与憨璞性聪对话。顺治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性聪的巧言阿谀，让顺治帝觉得很欢心。憨璞还巴结顺治帝身边的太监。他有赠太监的诗10首，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赠弗二曹居士》云：

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

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

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

毘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憨璞性聪是一位政治和尚。因为他会逢迎皇上，又广交太监，所以受到顺治帝的宠信，多次被召到宫里，向皇帝讲授佛法，并被赐以“明觉禅师”封号。在憨璞性聪的影响下，顺治帝对佛教的信仰，愈学愈虔，愈修愈诚。

二、因苦结佛（2）

憨璞性聪还推荐了南方来的三位高僧——玉林琇、木陈忞、（ánɡ或yǎnɡ）溪森，他们对顺治帝影响至深。

玉林琇（1614～1655年），江苏人，俗姓杨，出身于名门巨族。他受父亲影响，从小就虔诚奉佛，18岁时入磐山寺，23岁即就任浙江湖州报恩寺住持，道风严峻，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顺治帝遣使宣诏玉林琇入京说法。玉林琇先是辞谢不应，以示遗民风骨，经顺治帝三次邀请，直至十六年（1659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琇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禅理，机敏巧妙奏对，甚蒙顺治帝推崇。顺治帝屡至玉林琇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他给自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琇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对玉林琇的弟子，顺治帝“俱以法兄师兄为称”。玉林琇称赞顺治帝是“佛心天子”。顺治帝初赐玉林琇以“大觉禅师”称号，不久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1660年）十月十五日应召再次至京，此时正是董鄂妃仙逝、顺治帝万念俱灰的时候，顺治帝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第二年二月十五日，玉林琇南还。据说玉林琇为人“阴鸷”，平常寡言多思，而野心极大，“阳为忘荣谢宠，而实阴行其沽名钓誉之术”。他晚年因弟子仗势强占地产与邻近民人争讼，致使寺庙被焚毁。后玉林琇“终日危坐”而死。他著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附年谱）等。

木陈忞，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住持宁波天童寺。他编过《新蒲绿》诗文集，抒发不满清朝统治的情绪，但后来投靠清廷。有人写诗讽刺他说：“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木陈忞是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名僧，也是一位政治和尚。顺治十六年（1659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忞在京8个月，受到顺治帝尊崇，下榻于西苑万善殿，被赐封“弘觉禅师”尊号。顺治帝尊称他为“老和尚”，以师礼事之，自视为弟子。一次顺治帝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ɡ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可见木陈忞确有一套手法，使皇帝受他摆布。两人除了参禅问佛以外，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时政，话题广泛，语意投机。他称赞顺治帝“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是和尚转世来的。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赞他是“僧中右军”。顺治帝对他讲过一些心里话，如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后来雍正皇帝不满于木陈忞记事文字中有不少漏泄顺治宫廷秘事，对其后世弟子加以打压，致其衰落。他有《弘觉语录》、《百城集》、《北游集》等传世。

溪森，广东博罗人，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溪森出家为僧后，作为玉林琇的大弟子，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伴帝最久。溪森与顺治帝相处时间最长，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溪森因师父玉林琇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顺治帝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的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以示荣宠。

这些和尚宣扬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治国的压力，而真正让他下决心放弃万乘之尊皈依佛门的，还是董鄂妃的死。

董鄂妃之死，对顺治帝的打击是致命的。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22岁的董鄂妃因承受不住失去幼子之痛，在承乾宫病死。顺治帝悲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董鄂妃为端敬皇后。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端敬皇后董鄂氏。命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椿殿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顺治帝为董鄂氏收取灵骨（骨灰）。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再呈稿，再不允”。后由张宸具稿，“皇上阅之，亦为堕泪”。以顺治帝名义亲制的《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慧品洁德。

顺治帝失去董鄂妃后，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从该年九月到十月两个月中，顺治帝曾先后访问溪森的馆舍38次，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最后命令溪森为他剃度，决心“披缁山林，孤身修道”，就是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孤身修道。溪森起初劝阻，顺治帝不听，最后只好帮顺治帝剃光了头发。这一下皇太后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大怒，下令叫徒弟们架起柴堆，要烧死溪森。顺治帝无奈，只好答应蓄发，溪森才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帝的特殊关系。溪森死后，弟子为他编辑语录，书名《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帝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帝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两人相视而笑。顺治帝问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就是说，释迦牟尼，舍去王子的豪华生活，29岁出家，经过苦行，在菩提树下“成道”，成为佛教的始祖；达摩（菩提达摩），南天竺人，舍弃王位，面壁九年，为禅宗始祖。自己要效仿他们。玉林琇回答：“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就是劝阻顺治帝不要出家为好。

这次谈话两个月后，宫内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消息，皇家办丧事，噩耗传天下。

三、患痘而逝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驾崩，年仅24岁，实际寿命只有22岁11个月。正当青春年华的皇帝居然这么快就去世了，所以他的死因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他去世前频繁接触僧人寺院，多次表示想出家的愿望，所以人们猜测最多的，就是他是不是没有死，而是出家了。

持顺治帝出家说者，举出三个证据：其一，文字之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其二，事实之证——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屡幸五台，必有所为；其三，文物之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狩，道经晋北，供御器具，地方无从措备，借自五台佛寺，宛然内廷器物，更相信寺中必为帝王所居。我在下面一一加以分析。

第一，所谓诗文证据。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云：“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四句，有人说是指顺治皇帝没有归天，而是“西行”到西天出家了。当时与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吴梅村在清朝中央做过官，他以见闻入诗，应该可以相信。

第二，康熙幸五台山。康熙一生先后3次东巡，6次南巡，3次西征，6次西巡，20次去避暑山庄，48次去木兰围场。在6次西巡中，5次“幸五台山”：

第一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甲申（十二日），“上幸五台山菩萨顶”，后登南台、东台、北台、中台、西台。丙申（二十四日）下五台山。

第二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己卯（十一日），“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起行。十九日，康熙帝登上菩萨顶，太皇太后没有登上菩萨顶。

第三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正月癸卯（二十七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二月癸丑（初九日）“上驻菩萨顶”。

第四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正月庚戌（二十八日），“上幸五台山”起行，二月辛酉（初九日）康熙帝驻跸菩萨顶。

第五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丁酉（初二日），“上巡幸五台山”起行，戊申（十三日）康熙帝驻跸五台县射虎川地方，未登菩萨顶。（《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一）

以上史料说明：康熙帝在他父亲死了22年之后才第一次到五台山，五次巡幸五台山中有一次没有登上菩萨顶，太皇太后只去五台山一次且未上菩萨顶。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帝登五台并不是为了看望他的父亲，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22年之后呢？至于太皇太后连菩萨顶也没有登，显然不是为了看出家的顺治皇帝。

第三，所谓宫廷用具。康熙帝先后五次到五台山，为生活方便，也为减省当地费用，有些器具从皇宫带去，所以会留下一些器物，这同顺治帝出家没有必然的联系。

由上述分析可见，顺治帝出家的说法不足为信。实际上，他的确是患天花病死。有哪些证据呢？

第一，《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一日，顺治帝没有视朝，初二日“上不豫”，初四日“上大渐”，初七日“上崩于养心殿”。

第二，当事人的记载。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内阁官员张宸记载：“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十四日，焚大行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而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张宸《青琱集&#8226;杂记》）

第三，两位高僧记载。《玉林国师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入宫，大行皇帝前说法。……二月初二，奉旨到景山，为世祖安位。”玉林琇和尚亲临顺治帝的大殡。

《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辛丑（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指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四月十六日，溪森奉旨至京，表贺康熙皇帝。过了几天，“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同书卷二又记：火化时，溪森在景山寿皇殿“秉炬，曰：‘释迦涅槃，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顾左右曰：‘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遂进炬”（卷六《佛事门记》）。顺治帝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按照他的遗愿，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皇殿，亲自为顺治帝遗体秉炬火化。

第四，王熙自定年谱。顺治帝病危时，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王熙自定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顺治帝前往悯忠寺（今法源寺）观看代他出家的替身吴良辅祝法为僧，回来后“圣躬少安”，就是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顺治帝召王熙到养心殿，赐坐，赐茶。第三天，召入养心殿，“圣躬不安之甚”。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在榻前书写，然后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帝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泣血哀恸。《遗诏》到初七日傍晚撰写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帝就去世了。

第五，西洋人的记载。《汤若望传》记载：“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在宫中特为侍奉痘神娘娘，是另设有庙坛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传染上了这种病症。在这个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汤若望立即亲赴宫中，流著眼泪，请求容许他觐见万岁。……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享寿还未满二十三岁。”

第六，还有一条旁证。顺治帝死后，在考虑他的继位者时，孝庄太后最终选定了玄烨，理由之一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可见顺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深深震动了他的母后以至朝廷。

综上，官方记载与私人记述，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中央官员与出家和尚，都一致说顺治帝死于天花。所以，我认为：顺治帝不是出家了，而是病死了。

相关推荐书目

（1）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

（2）周远廉：《顺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6年

（4）陈捷先：《顺治写真》，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5）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第五讲　康熙太子立废

康熙太子立废康熙帝玄烨，8岁登极，在位61年，享年69岁，庙号圣祖，谥号仁皇帝。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康熙帝“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的功业和治术受到当世以及后代史家的推崇。然而，即使是康熙帝这样的一代“圣主”，也照样有解决不了的难心事，就拿皇位继承来说，太子是立了废、废了立，两立两废，始终没有得到自己希望的圆满的结果。

一、康熙皇子与立储原因

康熙帝有35个儿子，其中排序的有24位。这里先交代一下康熙帝皇子们的名字。

皇子命名前九个皇子起名，主要是采纳了太皇太后的意见，老大叫承瑞，老二叫承祜（ｈù），老三叫承庆，老四叫赛音察浑，老五叫保清，老六叫长华，老七叫保成，老八叫长生，老九叫万黼。这种现象反映了满汉文化的交融。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康熙帝按“胤”字排行，为皇子命名。如原老五保清排序皇长子改名胤禔（zhī），原老七保成为皇太子改名胤礽（rénɡ）。雍正帝胤禛（zhēn）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但是，皇十四弟“胤祯（zhěn）”的两个字都改了，改名“允禵（tí）”。这样，康熙帝的皇子们有的有两个名字，有的有三个名字。

康熙帝排序的24位皇子中，除去夭折4人、出继1人，还有19人，康熙帝临终前未满16岁的有5人。所以，可以考虑皇位继承的只有14人。他们是：

皇长子胤禔（zhī）1672年生

皇次子胤礽（rénɡ）1674年生

皇三子胤祉（zhǐ）1677年生

皇四子胤禛（zhēn）1678年生

皇五子胤祺（qí）1679年生

皇七子胤祐（yòu）1680年生

皇八子胤禩（sì）1681年生

皇九子胤禟（tánɡ）1683年生

皇十子（礻我）（é）1683年生

皇十二子胤祹（táo）1685年生

皇十三子胤祥1686年生

皇十四子胤禵（tí）1688年生

皇十五子胤禑（wú）1693年生

皇十七子胤礼1697年生

立储原因康熙帝在22岁时就立胤礽为皇太子，他为什么在自己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急着确定皇储呢？主要原因有五：

第一，满洲历史教训。康熙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临死之前都没有公开确定并宣布皇位继承人，努尔哈赤死后由八旗旗主公推新汗，皇太极死后由实力较强的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由此引起争夺大位的事件，几乎兵戎相见，使政权濒于分裂的危险。

第二，皇权旗权矛盾。皇权是指皇帝的权力，旗权是指八旗贵族的权力，二者有统一、也有矛盾。天命末、崇德末的皇位继承，旗权占主导地位。顺治朝由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的制度开始发生变化。顺治帝24岁病逝前，想不遵祖制，以从兄弟为继承人。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最后由顺治帝与孝庄太后、诸王、大臣等商量，决定由皇三子玄烨来继承皇位，四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辅政，皇权与旗权取得了折衷。康熙帝立皇太子，为的是强化皇权，削弱旗权。

第三，学习汉族经验。康熙帝学习并接受汉族儒家经典，研究中国历朝统治经验，深悉预立储君有利于皇权的连续性与稳固性，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头等政治大事。他开始接受历代皇位继承的经验，特别是明朝皇位嫡长制（正妻长子）继承皇位的历史传统。

第四，平定叛乱所需。当时发生“三藩”之乱，伪托“朱三太子”蛊惑人心，以之为号召，煽动起叛乱，使康熙帝看到“太子”威力之大。他命杀掉吴三桂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做人质的额驸吴应熊，以丧其志，绝其望；同时，自己也立皇太子，以为身后预作准备，并有壮大声势、稳定人心、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作用。

第五，还有特殊原因。皇太子胤礽的生母是皇后赫舍里氏，出身显赫，她的爷爷索尼是辅政大臣、一等公，她的父亲噶布喇是康熙朝的领侍卫内大臣，她的叔叔索额图则官至大学士。赫舍里氏12岁嫁给玄烨，两人恩爱，但不幸在生育胤礽时因难产而死，年仅22岁。康熙帝与这位早逝的皇后感情很深。举个例子：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五日，赫舍里氏去世后第三天，梓宫迁于紫禁城西，直到二十七日，康熙帝几乎每天都去举哀；后来他亲自将梓宫送往昌平巩华城，从六月到十二月，他去巩华城34次，第二年又去了24次，第三年去了15次。有学者统计，从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他一共去了80次。这四年里，每逢腊月二十九，他都去巩华城陪伴亡灵。母因子死，子以母贵。康熙帝对这位嫡长子格外关爱，决定改变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皇位继承制度，而实行皇位嫡长继承制，预立胤礽为储君。

皇太子宝

二、太子一立与太子一废（1）

首立太子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只有22岁的康熙帝亲临太和殿，参照汉族的“嫡长制”，册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清圣祖实录》卷五八）。设立詹事府满、汉詹事。詹事府是一个中央机关，主官为詹事，满、汉各一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级），本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日讲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后，詹事汤斌等为皇太子老师、上书房师傅。

太子教育康熙帝特别关心皇太子的成长，比对众皇子的教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太子幼小时候，康熙帝就开始亲自为他授课：“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听政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诵、复讲一过，务精熟贯通乃已。”（章乃炜、王蔼人编纂《清宫述闻》）太子稍长，康熙帝向他传授治国之道，教导皇太子以祖宗为楷模，守成基业；又传授经史，借鉴历史经验，体察人心向背，并带他外出视察。

皇太子6岁拜师入学，先后有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名儒任皇太子的老师。皇太子13岁时，康熙帝仿照明朝教育东宫的做法，正式让皇太子出阁读书，多次在文华殿为满、汉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皇太子天资聪颖，学业进步很快。史载：皇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清史稿》卷二二〇《允礽传》）。而且身体健壮，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康熙帝非常喜爱。

委以重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先后有十多个月的时间不在京城，他命22岁的皇太子胤礽坐镇京师处理朝政：“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皇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皇太子。”（《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一）由于皇太子恪尽职守，“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帝也很满意，他给皇太子的朱批说：“皇太子所问，甚周密而详尽，凡事皆欲明悉之意，正与朕心相同，朕不胜喜悦。且汝居京师，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多日优闲，冀此岂易得乎？朕之福泽，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遇人，靡不告之。因汝之所以尽孝以事父，凡事皆诚恳惇切，朕亦愿尔年龄遐远，子孙亦若尔之如此尽孝，以敬事汝矣。因稔知尔诸事谨慎，故书此以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辑《满文谕折》）这个时期，皇太子已经进入青年时期，康熙帝开始在实践中锻炼他，对他充分信任，寄予莫大希望。

这时，康熙帝自己进入中年，皇子们逐渐长大成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康熙帝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其中：封皇长子胤禔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为多罗贝勒。受封诸子参与国家政务，并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分封皇子，相对削弱了皇太子的力量，对皇太子是又一次考验。同时，诸年长皇子有权有势以后，加剧了与皇太子的矛盾，诸皇子及其党羽的共同打击目标是皇太子及皇太子党。于是，在皇帝与储君、诸皇子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日益加剧。

索额图党康熙帝立胤礽为皇太子后，朝中就出现了拥护皇太子与反皇太子的两大政治势力。皇太子党首脑人物索额图，是康熙幼年首席辅政大臣索尼之子、孝诚仁皇后叔父、皇太子舅老爷、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曾经是康熙帝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担任中俄议定边界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主张尼布楚、雅克萨两地当归清朝，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但是他后来陷入了康熙帝与皇太子矛盾的旋涡。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康熙帝以索额图“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之罪，令宗人府将其拘禁，不久死于幽所。康熙帝又命逮捕索额图诸子，交其弟弟心裕、法保拘禁，并命：“若别生事端，心裕、法保当族诛！”大臣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等，也以党附索额图之罪，被禁锢，“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江潢以家有索额图私书，下刑部论死”（《清史稿》卷二六九《索额图传》）。就是说，只要与索额图稍有牵连者，都受到株连。

对索额图如此严惩的原因，直到五年以后废皇太子时，康熙帝才作了明确解释：“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到第二次废皇太子时，康熙帝更明确说皇太子问题根子在索额图：“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就是说索额图之罪在于结皇太子党，骄纵皇太子，图谋篡夺皇位。所以康熙帝严惩索额图，打击并削弱外戚势力，而给皇太子敲警钟。

矛盾激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十一日，康熙帝巡幸塞外，命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皇十七子、皇十八子随驾。在巡幸期间，发生了几件事，促使康熙帝与皇太子矛盾激化。

第一件事。反对皇太子的胤禔等皇子向康熙帝报告了许多皇太子的不良表现。比如，说他暴戾不仁，恣行捶挞诸王、贝勒、大臣，以至兵丁“鲜不遭其荼毒”（《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还有截留蒙古贡品，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敲诈勒索属下等。种种不仁的表现，都令康熙帝非常不满。这些报告，有些是不实之辞，但是康熙帝深信不疑。最重要的是，他不仅为皇太子的暴行所气恼，而且不满皇太子的越位处事。他认为皇太子的行为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三）

第二件事。康熙帝巡幸途中，刚满7岁的皇十八子胤祄患了急性病，康熙帝十分焦虑，皇太子却无动于衷。康熙帝一方面疼爱年幼的皇十八子，一方面又回想起十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帝出塞，途中生病，令皇太子与皇三子驰驿前迎。胤礽到行宫给皇父请安，看到天颜消瘦，竟没有忧戚之意，也没有良言宽慰。康熙帝认为这位皇太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让他先回北京（《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当时只有16岁的胤礽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皇父的不满，但是康熙帝认为这说明皇太子不孝，不堪重用。后来康熙帝在废皇太子时说已包容了20年，就是把这件事作为起点的，可见此事给康熙帝留下多么深的印象。当年君父生病，皇太子就不关心，现在幼弟生病，他还是这般冷漠。康熙帝气愤地责备皇太子：“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但是皇太子不仅不接受批评，而且还“忿然发怒”（《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这件事使康熙帝觉得皇太子实在冷漠无情，缺乏仁义之心。

二、太子一立与太子一废（2）

第三件事。在返京途中，康熙帝发现皇太子夜晚靠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面窥视，便立即怀疑皇太子可能要“弑逆”。这件事也刺激康熙帝下决心立即废掉皇太子。

初废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日，康熙帝在巡视塞外返回途中，在布尔哈苏台，召集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至行宫前，垂泪宣布皇太子胤礽的罪状：

第一，专擅威权，肆恶虐众，将诸王、贝勒、大臣、官员恣行捶挞；

第二，穷奢极欲，吃穿所用，远过皇帝，犹不以为足，恣取国帑，遣使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将进御马匹，任意攘取；

第三，对亲兄弟，无情无义，有将诸皇子不遗噍类之势；

第四，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

第五，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罗列罪状之后，康熙帝说：不能让这不孝不仁的人为君。

康熙帝“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命将胤礽即行拘执（《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同日，康熙帝为了打击皇太子集团的势力，下令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胤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

就在同一天，皇十八子胤祄死。这对康熙帝来说，真是祸不单行，感情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康熙帝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废斥皇太子。但废斥之后，又很难过，愤恨、失望、惋惜、怜爱，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一连六日“未尝安寝”，对诸臣谈起此事，“涕泣不已”（《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九月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命在皇帝养马的上驷院旁设毡帷，给胤礽居住。又命皇四子胤禛与皇长子胤禔共同看守。当天，康熙帝召集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等于午门内，宣谕拘执皇太子胤礽之事。康熙帝亲撰告祭文，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二十四日，颁诏天下。

皇太子从康煕十四年（1675年）初立，至康煕四十七年（1708年）初废，长达33年之久。这时康熙帝55岁，皇太子35岁。为了培养皇太子，康熙帝可谓费尽苦心。废皇太子一事使康熙帝悲愤叠加，格外痛心，心力交瘁。此时，康熙帝已经进入老年，而接班人却变得渺茫。他哀求皇子们说：在同一时间里发生皇十八子死和废皇太子两件事，心伤不已，你们仰体朕心不要再生事了。然而康熙帝的儿子太多，他在位时间又长，“夜长梦多”，皇子们早已形成了几个利益攸关的政治集团。他们之间的争斗，不是争夺房子、银子、珠宝和土地，而是皇位。巨大的诱惑，使这种争夺由表及里，由隐到显，由缓到急，由温到烈，势不能止。康熙帝废掉皇太子的举动不仅没有制止这种争夺，反而让一些皇子仿佛看到了希望，因而储位之争更为激烈。

三、太子二立与太子二废（1）

胤礽被废，皇太子位空缺，诸皇子立即为争夺储位而积极活动。

皇长子胤禔他的有利条件是：一则居长，二则原大学士明珠是其舅父，三则得到皇父的宠爱。为了争夺储位，他可谓煞费苦心：

第一，争取立长。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康熙帝立嫡不成，势必立长。

但康熙帝对他的野心已有所察觉。康煕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日，宣布拘执胤礽同时，即明确宣谕：“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允禔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第二，请杀允礽。胤禔利令智昏，竟奏请杀掉胤礽，说：“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康熙帝听了，非常惊异，意识到胤禔与胤禩结党谋储位，竟欲杀害胤礽，若是得逞，后果严重。康熙帝一再批评胤禔，指出其杀弟之念：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天理国法，皆所不容。

第三，推荐胤禩。胤禔见自己夺储无望，便想推荐与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弟胤禩（胤禩少时为长兄胤禔生母惠妃所抚养）。

第四，制造舆论。胤禔利用张明德相面事，为胤禩制造舆论，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允禩，后必大贵。”康熙帝派人追查张明德相面之事，查出不仅有相面之事，而且有谋杀皇太子的企图。

第五，镇魇（yǎn）胤礽。皇三子胤祉向康熙帝揭发：皇长子与一个会巫术的人有来往。经查，发现胤禔用巫术镇魇胤礽，阴谋暗害亲兄弟，并有物证。其母惠妃出身微贱，向康熙帝奏称胤禔不孝，请置正法。康熙帝不忍杀亲生儿子，令革其王爵，终身幽禁，并将其所属包衣佐领及人口，均分给皇十四子胤禵及皇八子胤禩之子弘旺。同时又警惕以明珠为首另一支外戚实力的增长。

皇八子胤禩胤禩精明能干，在朝中有威望，党羽多，声势大。胤礽被废后，胤禩很有希望当皇太子。但康熙帝从相面等事发现他有野心，“党羽早相要结”，对张明德等谋刺皇太子事知情不举；又发现胤禩署内务府总管事时，到处拉拢，妄图虚名，将皇帝所赐恩泽、功劳归于自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痛斥胤禩道：“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胤禟告诉皇十四弟胤禵，胤禵进入，营救胤禩。康熙帝大怒，拔出佩刀，将诛胤禵。善良敦厚的皇五子胤祺上前，跪抱劝止，康熙帝愤怒少解。这件事情闹得宫廷乌烟瘴气（《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同年十一月，复允禩为贝勒。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召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令从诸皇子（皇长子除外）中举奏一位堪任皇太子之人，说：“众议谁属，朕即从之。”康熙帝的意思是复立皇太子。令诸臣推举皇太子之前，康熙帝曾找李光地，询问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试图启发臣下，复立胤礽。很明显，胤礽的病由废皇太子而引起，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对症下药，只有复立。李答：“徐徐调治，天下之福。”李光地为少惹是非，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以致推举时，诸臣将胤禩推举出来。这次推举过程是：“集议日，马齐先至，张玉书后入，问：‘众意谁属？’马齐言众有欲举八阿哥者。俄，上命马齐勿预议，马齐避去。阿灵阿等书‘八’字密示诸臣，诸大臣遂以允禩名上，上不怿。”（《清史稿》卷二八七《马齐传》）时马齐为大学士，阿灵阿为领侍卫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康熙帝指出：皇八子未曾办理过政事；近又罹罪，其母出身微贱，故不宜立为皇太子（《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康熙帝传谕李光地，提醒说：“前召尔入内，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这时诸臣才恍然大悟。

大家注意，这时的皇四子胤禛不露声色，暗自韬晦，观察窥测，等待时机。

康熙帝深恶皇子结党，内外勾结，上下串联，蓄谋大位。他说：“诸皇子有钻营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

再立太子储位空缺，诸子纷争愈演愈烈，使康熙帝认识到有必要把这个缺位补上，以堵塞诸子争储之路。鉴于朝中保奏胤禩的势力大、呼声高，康熙帝考虑惟有用嫡长子抵制一途可行。后来他说：“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允礽放出。”（《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一）所以，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日，以复立皇太子胤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分别将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晋封亲王，七子胤祐、十一子胤晋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俱封为贝子，胤禩在此前已复为贝勒。康熙帝试图以此促进皇太子与诸皇子以及诸子之间的团结。

实际上，康熙帝重新认识到允礽的罪名原多不实。当初，他最怀疑胤礽企图谋杀他，皇太子申诉说：“皇父若?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康熙帝听了，不但未斥责皇太子，反而认为说得对，令将胤礽项上的锁链取下（《文献丛编》第3辑，《胤禑胤禟》）。

本来，自废皇太子后，康熙帝就痛惜不已，无日不流涕，寝食不宁。他回想拘禁胤礽那天，“天色忽昏”，十八子胤祄病死；进京前一日，大风旋绕驾前；夜间梦见已故祖母太皇太后，远坐不言，颜色殊不乐，与平时不同；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见梦（《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十九日，去南苑行围，忆昔皇太子及诸阿哥随行之时，不禁伤怀。终于在十月二十三日病倒。当日回宫，立即召见胤礽，并将召见胤礽事谕告臣下，谓：“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此后经常召见胤礽，每“召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帝召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满大学士、尚书等入宫，亲自向他们宣布：“皇太子前因魇魅，以至本性汩没耳。因召至于左右，加意调治，今已痊矣。”命人将御笔朱书，当众宣读。谕旨内容为：

前执允礽时，朕初未尝谋之于人。因理所应行，遂执而拘系之，举国皆以朕所行为是。今每念前事，不释于心，一一细加体察，有相符合者，有全无风影者。况所感心疾，已有渐愈之象，不但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渐愈，朕之福也，亦诸臣之福也。朕尝令人护视，仍时加训诲，俾不离朕躬。今朕且不遽立允礽为皇太子，但令尔诸大臣知之而已。允礽断不抱复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这是一份平反昭雪文书，意向已极明白，将要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召废皇太子、诸皇子及诸王、大臣、都统、护军统领等，进一步澄清事实，说胤礽“虽曾有暴怒捶挞伤人事，并未致人于死，亦未干预国政”，“胤禔所播扬诸事，其中多属虚诬”。接着，当众将胤礽释放。胤礽表示：“皇父谕旨，至圣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从而陷之杀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诸恶，天亦不容。”（《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皇太子虽复立，但原有的君储矛盾并未解决，所以很快就又发生了严惩皇太子党的事件。这次抓的是步军统领托合齐。

严惩托合齐托合齐出身卑微，原为安亲王家人，后转为内务府包衣，曾任广善库司库。以其为定嫔之兄、皇十二子允祹之舅，故受到康熙帝信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六月出任步军统领。

三、太子二立与太子二废（2）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以托合齐有病为由，将其解职；同时任命隆科多为步军统领。托合齐被解职七天后，即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畅春园大西门内箭厅召见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宣称：“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也？”于是当场逐个质问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等。众人矢口否认结党，康熙帝令锁拿候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八）。另外，命将已经解职的步军统领托合齐，拘禁宗人府。

至次年四月，议处户部尚书沈天生等串通户部员外郎伊尔赛等，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一案。经刑讯取供：刑部尚书齐世武受贿3000两，步军统领托合齐受贿2400两，兵部尚书耿额受贿1000两。这在贪污大案中本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因有皇太子党一事，处罚特重。这三个人与主犯沈天生、伊尔赛等一样，俱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命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另据《满洲名臣传&#8226;齐世武列传》记载：齐被判绞之后，又改发遣伯都纳，雍正二年（1724年）卒。十月二十九日，议托合齐将其“即行凌迟处死”，不久于监所病故，命将其“剉尸扬灰，不准收葬”。就是将托和齐的尸体剁了、烧了、扬灰了。其罪主要是：胤礽潜通信息，求托合齐等人，借助手中之权势，“保奏”他尽早即帝位（《清圣祖实录》卷二五〇）。这就是说，是皇太子在策划逼皇父尽早让位，因此，康熙帝怒不可遏。

再废太子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终于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康熙帝决定再废皇太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康熙帝巡视塞外回京当天，即向诸皇子宣布：“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允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以御笔朱书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胤礽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

第二，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

第三，是非莫辨，大失人心；

第四，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

康熙帝要求诸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十一月十六日，将废皇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

康熙帝第二次废黜皇太子，虽然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毫不介意，谈笑处之”，但确实不像第一次时那么痛苦。因为他发现，立皇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皇太子可能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皇储争夺的内斗。数月之后，针对有的官员奏请册立皇太子，康熙帝答复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

皇十四子胤禵皇十四子胤禵在几位阿哥接连受挫后，积极活动，谋取储位。他讨好大臣，礼贤下士。历史给他提供了一个或吉或凶的机遇。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征讨策旺阿拉布坦。行前，康熙帝亲往堂子行祭告礼；亲御太和殿授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外军营送行。胤禵称“大将军王”，用正黄旗纛。胤禟对胤禵说：“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可见胤禵、胤禟等将这次出征立功，视为争取皇储的机会。但是，康熙帝病故时，胤禵恰巧不在宫廷，胞兄胤禛得以继位。所以胤禵挂大将军印出征，给他命运带来的不是吉兆，而是凶讯。

四、历史经验与沉痛教训康煕帝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纠葛，心境悲苦，大伤元气，郁结成疾，病情日重。他曾经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这里有个典故，说的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故事。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立，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其尸体在床上67日未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终于抱憾而死。

作为一代圣主的康熙帝为什么处理不好储位继承的问题？从他两立两废皇太子的事情上，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和经验教训？

第一，没有处理好皇帝与储君的矛盾。当时处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向中央集权过渡时期，预立储君，包括皇帝、满洲贵族和储君本人都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比如，实行储君制度，就应当坚持储君不御政。皇太子御政，必然引发皇太子与皇帝的权力冲突。皇太子御政，必然从中植成党羽，与皇权相争。康熙帝一方面改革前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建立储君；另一方面又让太子领兵从政，派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参与各种军政事务，其本意是锻炼和培养皇子，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皇太子权势的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无形中朝廷里似乎要出现两个中心，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侵犯。康熙帝事与愿违，陷入旋涡，遭到失败。

第二，没有处理好太子与皇子的矛盾。明朝诸王“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朝诸王“内襄政本、外领师干”，这样太子与皇子便发生矛盾。康熙帝本意是培养教育皇子，却使他们增长了对权力与财富的欲望。这不依康熙帝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皇太子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诸皇子成人之后，赐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对内临政，对外领兵。各自所属人员又“各庇护其主”，甚而纠集党羽。这本身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如果设立皇太子，其地位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又必然为诸皇子所不容，使矛盾更趋复杂。康熙帝两立两废皇太子，既是皇帝与储君矛盾，也是太子与皇子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

第三，过早立储使得太子日益贪婪骄奢。胤礽一岁立为皇太子，从此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事事、时时、处处与众不同。身边充满了优越、荣耀、奉迎、吹捧，天长日久，目空一切，妄自尊大，骄奢暴戾。康熙帝在位时间又过长。皇太子与幼帝有所不同：皇太子有荣誉地位，而无重担在身；有权力欲望，而无责任感，最容易骄奢不仁。后来雍正帝秘密建储，既是为了防止储君骄奢，也是为了避免皇子彼此厮杀。

第四，皇位继承制度死结。清朝的皇位继承，无论是汉族嫡长继承制，还是满洲贵族公推制，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就是没有跳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家天下的窠臼。只有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历史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立储制，为康熙帝所创，虽思之久远，却事与愿违。这不是康煕帝无能，而是皇位继承制结下的苦果。后来雍正帝的“秘密建储制”、慈禧太后的“懿旨立储制”，都不能解开皇位继承制度的死结。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说明大清皇朝已经走进“家天下”的死胡同。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君主制，才是历史之趋势、世界之潮流、时代之必然、民众之所望。

三、太子二立与太子二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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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2）孟昭信：《康熙皇帝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3）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1994年

（4）白新良主编：《康熙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

（5）陈捷先：《康熙写真》，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6）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附录1】康熙帝的35子

顺序名字生年生母卒年寿年1承瑞1667荣妃马佳氏167042承祜1669皇后赫舍里氏167243承庆1670惠妃纳喇氏167124赛音察浑1671荣妃马佳氏167445皇长子胤禔1672慧妃纳喇氏1734636长华1674荣妃马佳氏167417皇次子胤礽1674皇后赫舍里氏1724518长生1675荣妃马佳氏167739万黼1675通嫔纳喇氏1679510皇三子胤祉1677荣妃马佳氏17325611皇四子胤禛1678皇后乌雅氏（时为德嫔）17355812胤襸（ｚàｎ）1679通嫔纳喇氏1680213皇五子胤祺1679宜嫔郭啰罗氏17325414皇六子胤祚（ｚｕò）1680皇后乌雅氏（时为德嫔）1685615皇七子胤祐1680成妃戴佳氏17305116皇八子胤禩1681良妃卫氏17264617皇九子胤禟1683宜妃郭啰罗氏17264418皇十子胤礻我1683僖贵妃钮祜禄氏17415919胤礻禹（ｙǔ）1683贵人郭啰罗氏1684220皇十一子胤禌（ｚī）1685宜妃郭啰罗氏16961221皇十二子胤祹1685定妃万琉哈氏17637922皇十三子胤祥1686敬敏皇贵妃张雅氏17304523皇十四子胤禵1688孝恭仁皇后乌雅氏17556824胤礻几1691平妃赫舍里氏1691125皇十五子胤禑1693顺懿密妃王氏17313926皇十六子胤禄（出继）1695顺懿密妃王氏17677327皇十七子胤礼1697纯裕勤妃陈氏17384228皇十八子胤祄（ｘｉè）1701顺懿密妃王氏1708829皇十九子胤禝（ｊì）1702襄嫔高氏1704330皇二十子胤祎（ｙī）1706襄嫔高氏17555031皇二十一子胤禧1711熙嫔陈氏175848续表

顺序名字生年生母卒年寿年32皇二十二子胤祜（hù）1711谨嫔色赫图氏17433333皇二十三子胤祁1713静嫔石氏17857334皇二十四子胤祕（ｍì）1716穆嫔陈氏17735835胤禐（yuán）1718贵人陈氏17181【附录2】康熙帝35子中排序的24子

顺序名字生年生母卒年寿年皇长子胤禔（zhī）1672慧妃纳喇氏173463皇次子胤礽（rénɡ）1674皇后赫舍里氏172451皇三子胤祉（zhǐ）1677荣妃马佳氏173256皇四子胤禛（zhēn）1678皇后乌雅氏（时为德嫔）173558皇五子胤祺（qí）1679宜嫔郭啰罗氏173254皇六子胤祚（zuò）1680皇后乌雅氏（时为德嫔）16856皇七子胤祐（yòu）1680成妃戴佳氏173051皇八子胤禩（sì）1681良妃卫氏172646皇九子胤禟（tánɡ）1683宜妃郭啰罗氏172644皇十子胤（é）1683僖贵妃钮祜禄氏174159皇十一子胤禌（zī）1685宜妃郭啰罗氏169612皇十二子胤祹（táo）1685定妃万琉哈氏176379皇十三子胤祥1686敬敏皇贵妃张雅氏173045皇十四子胤禵（tí）1688孝恭仁皇后乌雅氏175568皇十五子胤禑（wú）1693顺懿密妃王氏173139皇十六子胤禄（出继）1695顺懿密妃王氏176773皇十七子胤礼1697纯裕勤妃陈氏173842皇十八子胤祄（ｘiè）1701顺懿密妃王氏17088皇十九子胤禝（jì）1702襄嫔高氏17043皇二十子胤祎（yī）1706襄嫔高氏175550皇二十一子胤禧1711熙嫔陈氏175848皇二十二子胤祜（hù）1711谨嫔色赫图氏174333皇二十三子胤祁1713静嫔石氏178573皇二十四子胤祕（ｍì）1716穆嫔陈氏177358

第六讲　雍正夺位之谜

雍正夺位之谜雍正帝爱新觉罗&#8226;胤禛，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生，属马，45岁登极，在位13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死，庙号世宗，谥号宪皇帝，葬泰陵（今河北省易县清西陵），享年58岁。

雍正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雍正皇帝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所谓“康乾盛世”，完整的说法应当是“康雍乾盛世”。可以说，对于雍正朝的历史贡献，史家没有大的争议；而对于雍正帝取得皇位的“合法性”，则自他登极以来直到今天都有不同的认识，具体言之，主要有“夺嫡说”、“篡位说”、“继位说”、“夺位说”等几种看法。

上文我讲过，康熙皇帝晚年最为头疼的就是皇位继承问题，他的众多皇子为此结党，彼此争夺，势同水火。为什么在当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雍亲王胤禛成为最后的赢家？在长达45年的皇子生涯中，胤禛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攀援，最后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要从了解雍正帝这个人开始。

一、雍正其人（2）

第六，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关于他“喜怒不定”这一点，康熙皇帝曾经在给胤禛的谕旨中指出过。后来胤禛央求皇父说：今臣年逾三十，请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帝因为“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因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还有性格急躁的毛病。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命做“戒急用忍”吊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

第七，韬光养晦。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出谋划策道：

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hào）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

戴铎首先分析了当时形势：皇上强势，诸王并争。接着提出应对谋略——诚孝事上，适露所长，掩盖所短，避免引起皇父疑忌；友爱兄弟，大度包容，和睦忍让，让有才者不嫉妒，无才者相依靠。雍正帝基本上按照上述策略，既不结党，也不钻营，而是暗自韬晦，八面玲珑，等待时机。而诸兄弟中，实力雄厚的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一个接一个地崭露头角，结果一个又一个地不幸落马，而胤禛却一步一步地绕过争夺皇位航程中的险滩暗礁，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

第八，善抓时机。康熙帝临终时，胤禛紧紧地抓住历史机遇，坚决、果敢地登上皇帝宝座，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是，他的继位也留下了许多历史疑问，280多年来成为历史学者和民间传说说不尽的话题。

二、继位疑问（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往南苑围猎，十一月初七日生病，前往畅春园居住、养病。初九日发出圣旨，说患了感冒，不要紧，但需要静养斋戒，所以初十日到十五日期间，不受理奏章。冬至的祭天大礼，由皇四子胤禛代行。十三日清晨，康熙帝病重，急忙召见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共七个皇子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接着，康熙帝命从天坛斋所召回皇四子胤禛，改派镇国公吴尔占祭天。这时，康熙帝其他的几位皇子，长子胤禔被监守，次子即废太子胤礽被禁锢，五子胤祺因为冬至将临而被派往孝陵行祭礼，十四子胤禵正在西部领兵作战，而几位年幼的皇子十五子胤禑、十七胤礼、二十子胤祎当时跪在康熙帝寝宫外，还没有聆听皇父谕旨。

十一月十三日当天，雍亲王胤禛从天坛赶到畅春园，短短一天里，他被康熙帝召见了三次。但是他的皇父并没有当面对他说让他继承皇位之事。

当晚戌时（19～21时），康熙帝驾崩。步军统领隆科多向胤禛传达康熙帝的遗旨。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胤禛虽然没有继承大位，但是担负起新君的责任。

十三日夜间，胤禛指挥将康熙帝遗体运回紫禁城乾清宫。“相传隆科多护皇四子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皆不得进。次日至庚子（十九日），九门皆未启”（萧奭《永宪录》卷一）。就是说雍亲王胤禛和隆科多护送康熙帝遗体回到乾清宫，并下令他的兄弟非有令不得进入皇宫。等他宣布继承皇位七天后，才许皇兄弟到大行皇帝灵前哭奠。

十四日，宣布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传大行皇帝留下遗诏，命雍亲王嗣位；命胤禩、胤祥、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召十四阿哥胤回京参加皇父葬礼；京城九门关闭，禁止出入。

十六日，颁布大行皇帝遗诏。

十九日，胤禛遣官告祭天坛、太庙、社稷坛，京城九门开禁。

二十日，雍正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改年号为“雍正”。即位诏书中说：“皇考升遐之日，诏朕缵承大统。”

自第二次废储之后，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对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以及皇十四子允格外地关顾，也使日后史家们认为这三位皇子应是康熙皇帝最后皇储属意的人选。但是以地位、名望来说，允祉因年长应高过诸弟，而允又是超过他的两位长兄受到特殊荣宠。雍亲正胤禛可以说在朝内外的威望和受康熙帝的重用方面都不如他的上述两位兄弟。最后他却入承大统，因而受到很多人的怀疑，生出许多种说法：

第一，“毒死康熙”说。雍正帝即位不久，在京中就传出雍正篡位的传闻。有人说：

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大义觉迷录》）

不错，康熙帝晚年，身体不佳，“诸病时发”、“头晕目眩”、“手抖头摇”、腿脚肿胀，有时走路都需要人扶掖。在当时能活到近70岁，已经算是高龄了。但是，康熙帝懂中医中药，还会开药方，又一向反对用人参进补。康熙帝说过：“北人于参不合。”他是不会喝人参汤的。胤禛作为康熙帝的孝子，是应当知道皇父的喜好的，他为了尽孝心，不会违背皇父的好恶，而自讨没趣。所以，说胤禛用人参汤毒死康熙帝是不可信的。如果确有其事，雍正帝也不会在为自己辩诬的《大义觉迷录》中予以公开。

第二，“不入东陵”说。有人说雍正帝死后不葬在清东陵，而葬在清西陵，说明他得位不正，不愿意、也没有脸面在地下见他的祖父顺治、父亲康熙。这一点，可以看作一种民间的说法，但不能作为雍正帝得位不正的历史根据。

第三，“传位于四子”说。雍正帝刚刚即位，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的说法：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圣祖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殡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上面是《大义觉迷录》中的记载，文中“圣祖”是康熙帝的庙号，“皇上”是指雍正帝。“允”是雍正帝的同母弟，隆科多则是当时北京的步军统领。

此属传闻，不为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嘱，按照当时行文习惯，应当写作——“传位於皇四子”。因此，其一，“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有人从文献中找出“于”与“於”通用的例证，但正式官方文献要用规范的汉字；其三，“传于四子”不合当时规范，因为官方文件都要尊称皇帝的儿子为皇某子，胤禛称为皇四子、允称为皇十四子?；其四，况且当时如此重要的遗嘱，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字可以修改，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所以此说不确，是属无稽之谈。

皇十四子胤禵的确是康熙帝晚年被列入接班人候选名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康熙帝确定要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的文献或档案的证据。康熙帝病重时，他紧急召回的是胤禛，而没有召回皇十四子胤禵和在东陵的皇五子胤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帝没有要传位给胤的旨意。如果康熙帝真有意要他继位，为什么让他远离京城、远离皇帝身边呢？尤其是康熙帝当时已年老多病，而且时常怕被人杀害。诚如雍正帝所说：“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

第四，“兄弟不服”说。《大义觉迷录》与《清圣祖实录》都是御用官员们编写的，传位问题的可信度很有悬疑。而当时人所写的《皇清通志纲要》与《永宪录》二书中，都没有七位皇子聆听康熙帝遗旨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另外，雍正帝说皇八弟允禩在康熙帝死后，在畅春园中“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办派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而皇九弟允禟在雍正丧父悲痛之时，他“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学者们认为这两位兄弟的表情与行为，正是说明他们在毫无心理准备下，突然听到隆科多的“口授末命”，而才有如此愤恨心态与冒失行动的。

第五，“编造遗诏”说。雍亲王皇四子胤禛继位的主要依据是《康熙遗诏》。这份《康熙遗诏》有的学者认为是真的，因为《清圣祖实录》和档案都可以证明它的存在；有的学者认为是伪的，因为“实录”和“档案”都是雍正帝掌权后命大臣们根据自己意旨编写的。这份诏书是真、是伪？我认为是半真半伪，为什么？《康熙遗诏》的文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其前一部分是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旨加以修改，移植到传位诏书里。当时，康熙遗诏的《上谕》凡2211字，最后康熙帝说：“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说真，是《遗诏》大段文字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宣布的；说伪，是《康熙遗诏》中最关键的一句话：“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无法证明这是真的。一些学者认为：雍正帝命人对康熙帝遗命加以文字修改，将上述文字加到《康熙遗诏》中。

二、继位疑问（2）

第六，“玉牒易名”说。雍正帝名字叫胤禛（zhēn），他的皇十四弟叫胤祯（zhěn）。“祯”字有两种读音：一读zhēn，一读zhěn。胤禛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名字要避讳，字音要避讳，字形也要避讳。所以，雍正帝命他的兄弟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字，以示避讳；同时，命皇十四弟胤祯改名允。后将记载皇室谱系《玉牒》中胤祯的名字做了挖改。因此有人说：康熙帝遗嘱是传位皇十四子“胤祯”，因“胤祯”与皇四子“胤禛”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这就是“玉牒易名”说。“祯”与“禛”在窜改上很容易，这就是“玉牒易名”说的由来。根据史料记载，皇十四子确实原名“胤祯”，现在见到的册封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的敕书，以及封皇十四子为贝子的原始文件，都写着“胤祯”；康熙《谕宗人府》的档案中，写着皇四子的名字为“胤禛”，所以他们兄弟确实是以“禛”与“祯”命名的。康熙帝后来排序皇子的名字，都带“示”部。雍正做了皇帝以后，将皇十四弟的“祯”改成“”，为了显示唯我独尊，不能证明雍正帝因篡位而令其改名。

第七，“临终口谕”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病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

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〇〇）

上述记载，有人认为是事后伪造的：

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兄弟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告诉当事人胤禛？况且，当时人写的《皇清通志纲要》中，没有记述七位皇子在病榻前听到康熙帝遗命的事，反而在记载康熙死亡事前，写些“时领侍内大臣六人”某某某，“大学士五人”某某某，其中都没有隆科多的名字！可见这段记载是伪造的，所以认为雍正帝是篡位。

第八，“口授末命”说。很多人怀疑隆科多“口授末命”之事。胤禛在康熙帝病危当天，曾三次到畅春园清溪书屋病榻前，康熙帝说：“朕病势日臻”，可见还没有糊涂。但为什么康熙帝没有把指定他为继承人的事直接当面告诉他？“口授末命”的人为什么是隆科多一位大臣？其他大臣为什么没有在场？而隆科多后来又说出“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的话？有学者认为：这足可以证明他确是“口授末命”的人。还有学者指出：“隆科多当时不是大学士、也不是领侍卫内大臣，官阶只是九门提督、护军统领，以他的地位而言，他不够资格成为皇帝临终时的唯一受命者。”康熙皇帝怎么会在病重时不召集大臣王公们一起来听他的“口授末命”呢？竟然只把传位事悄悄地告诉隆科多一人呢？而且《皇清通志纲要》和《永宪录》都不见记载。

第九，“死无对证”说。有七位皇子在畅春园皇帝病榻前听到传位口诏以及隆科多“口授末命”的事，是雍正帝登极以后第七年才由雍正帝下令写在《大义觉迷录》里。当时跟雍正帝争斗的重要敌对人物几乎都已死亡，此时，雍正帝编造出康熙帝口授《传位遗诏》的事，已是死无对证了。为什么雍正帝不在即位时就公告天下呢？

第十，“杀人灭口”说。雍正帝的同父同母兄弟允回京奔丧，对雍正帝的态度相当不寻常，而雍正帝最后将他监禁，是不是“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的旁证？雍正帝其他敌对兄弟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的，这算不算是早年继位之争的“秋后算账”？

这些问题在以前都认为是雍正夺嫡或篡位的证据。尤其是对雍正继位在内外有拥立大功的隆科多与年羹尧的命运，颇为耐人寻味。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是皇亲国戚中的特殊人物。他是康熙帝舅父佟国维的儿子，是康熙皇后佟佳氏的弟弟。康熙帝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康熙帝死时，惟有隆科多一人传遗诏由雍亲王继位。康熙帝报丧，隆科多提督九门、卫戍京师。雍正帝继位，隆科多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隆科多虽受赐袭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仍被定41款大罪，命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隆科多最初是皇长子允禔的支持者，后又投靠皇八子允禩，他同雍亲王的关系并不密切。康熙帝死亡前夕，他权衡轻重，决定协助皇四子胤禛得位，可以获得最多好处，结果也没有得到好下场。

年羹尧，汉军镶白旗（《清史稿》作镶黄旗）人，父遐龄官至湖广总督，遐龄女事胤禛潜邸，后为雍正帝皇贵妃。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入翰林院。侍读学士，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雍正帝继?，委以重任，召抚远大将军胤禵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以年羹尧《贺疏》中有“夕惕朝乾”（应作“朝乾夕惕”）等因，命罢其将军，尽削其官职。同年，定年羹尧92款大罪，令其狱中自裁，斩其子年富，余子年15岁以上皆戍极边。

隆科多以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年羹尧以贵妃之兄，获多战之功。他们二人的命运或者与他们“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的恃宠而骄有关，但是不是雍正皇帝的“杀人灭口”呢？是不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条铁则的再次重复呢？

总之，雍正帝继位是一桩疑案，这个历史的谜团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现代的学者对此主要有四种意见，下面一一加以分析：

第一，“雍正夺嫡”说。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在清太祖、太宗时，皇位继承人采用满洲贵族会议公推制。清世祖福临首用遗命制，即在临终前指定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就是康熙皇帝。康熙帝的皇位继承，先是指定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继而废，废而立，又再废，所以康熙帝生前没有立嫡。既然清朝没有实行“嫡长制”、康熙帝生前也没有公开立嫡，那么，雍正帝何嫡之可夺？所以不能说雍正帝继位是“夺嫡”。

第二，“雍正篡位”说。雍正帝既不是“夺嫡”，那么是不是篡位呢？到现在为止，没有文献或档案材料证明——康熙帝临终前公开、正式册立储君。比如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唐太宗策动“玄武门之变”，夺了他兄长的位。那么，雍亲王篡位“篡”的是谁的位？说不清楚。所以，我认为“雍正篡位说”不能成立。

第三，“合法继位”说。主要根据是文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档案《康熙遗诏》。

第四，“雍正夺位”说。雍正帝既不是夺嫡，也不是篡位，又不是合法继位，许多议论集中到“雍正夺位”的问题上。这里，牵扯到《康熙遗诏》。雍正帝即位时宣布的《康熙遗诏》，不是康熙本人书写的，而且在康熙帝逝世三天后才宣布，因此有人认为雍正帝编造遗诏。《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帝临死前留下遗诏，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存有《康熙遗诏》档案。因此，引出《康熙遗诏》真伪的争论。一种看法认为，因为《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所以不能作为雍正帝合法继位的可靠依据，雍正帝是篡位。另一种看法认为，虽然《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但有依据：第一部分内容，《圣祖实录》有记载；第二部分内容中最关键的，是依据康熙帝的临终遗命。当时亲耳听到这番遗命的除了隆科多之外，还有康熙帝的七位皇子，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所以，尽管这份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但是内容体现了康熙帝的遗愿，所以只能说雍正帝是夺位，而不是篡位。

三、欲盖弥彰

雍正帝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从胤禛登极至今280余年以来，既是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也是演艺界火爆炒作的题目。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不会、也不可能对雍正帝逆取皇位作出记载。康熙帝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但是，自康熙帝宾天，雍正帝继统起，便有皇位出自篡夺的传闻异说。

雍正帝为此亲撰上谕驳斥，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雍正帝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当时有条件同胤禛竞争储位年满20岁的兄弟共有13人：即雍正帝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祐、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礻我、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和十七弟允礼。此外，六弟允祚、十一弟允禌已死，十六弟允禄出继。雍正帝对这些兄弟常怀有一种恐惧和仇恨，他不惜以非常的手段来堵住他们的嘴。

大阿哥允禔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爵，幽于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允禔已成为一只不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废太子允礽被禁锢在咸安宫，但雍正帝仍不放心。他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允礽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帝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帝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帝知道后，干脆将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死，以郡王礼殡葬。

五弟允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其子恒升为世子。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只想做个平安皇子。但是，雍正帝即位后，借故削恒升世子爵。雍正十年（1732年），允祺死亡。

七弟允祐雍正八年（1730年）死。

八弟允禩是雍正帝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为谋继位，同大阿哥允禔、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四阿哥允等结党。所以，雍正帝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禩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乐。雍正帝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禩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传到雍正帝那里，后命将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借故命允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允禩王爵，圈禁于高墙，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要脸”。允禩被幽禁，受尽折磨，终被害死。后来乾隆帝给他的这位叔父平反：“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恢复原名，收入《玉牒》。

九弟允禟因同允禩结党，也为雍正帝所不容。允禟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帝哪能容许允禟出家！他借故命将允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禟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不久给允禟定28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允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后乾隆帝给其九叔允禟“复原名，还宗籍”。

十弟允因党附允禩，为雍正帝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共和国），命允赍印册赐奠。允称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开释，后死。

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帝刚即位，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爵位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进封为履亲王。这位允祹较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9岁。

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帝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帝临终前命传位“允祯”而雍亲王党篡改为“允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帝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帝继位后，将其十四叔开释。

十五弟允禑康熙帝死后，雍正帝命其守景陵。

此外，尚有两人受到雍正帝的优待——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和十七弟允礼。允祥，曾被康熙帝幽禁，原因不详。雍正帝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礼，雍正帝继位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显然早加入“胤禛党”，只是康熙帝在世时，十分隐秘，未曾暴露。

应当说，雍正帝兄弟之间、君臣之间，彼此猜忌，相互残杀，既是家族斗争，也说明雍正帝的继位是一次激烈的宫廷斗争。

相关推荐书目

（1）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

（2）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

（3）李国荣、张书才：《实说雍正》，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4）［日］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

（5）陈捷先：《雍正写真》，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6）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6年

第七讲　乾隆出生何地

乾隆出生何地乾隆帝，名弘历，属兔，25岁登极，在位60年，又当太上皇3年零3天，享年89岁。庙号高宗，谥号纯皇帝。乾隆帝的祖父康熙帝在位61年而实际执政53年，乾隆帝在位60年而实际执政63年。中国历史从秦嬴政称始皇帝到宣统皇帝退位，共2132年，凡349帝，其中年满80岁的有六位：南朝梁武帝萧衍86岁（被饿死）、唐武则天82岁、五代十国吴越武肃王钱镠（lú）81岁、宋高宗赵构81岁、元世祖忽必烈80岁、清高宗（乾隆）弘历89岁；而大一统皇朝年满70岁的皇帝只有四位：汉武帝刘彻71岁、唐高祖李渊70岁、唐玄宗李隆基78岁、明太祖朱元璋71岁。可见，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但是，像乾隆帝这样一位论福论寿都到极点的皇帝，他的出生地竟然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成为一桩历史疑案。

在清朝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点不明的只有两位皇帝，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高宗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创制满文，他当时又不是什么显赫人物，所以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乾隆帝不一样，他出生时父亲虽然还没有当上皇帝，但已经贵为雍亲王，他的出生地怎么会出现疑案呢？

关于乾隆帝的出生，皇家的《玉牒》虽记载出生时间、生身母亲，却不记载出生地点。乾隆帝本人认为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朝有人提出乾隆帝出生在避暑山庄，嘉庆帝对避暑山庄说先承认后否认，道光帝再否认，弄得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朝廷上下，京城内外，官方文献，御制诗文，野史笔记，民间传说，极为热闹，非常有趣。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反满情绪，推波助澜，戏剧小说，沸沸扬扬，又敷衍出别的说法。概括来说，关于乾隆的出生地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出生在陈相国宅，二说是出生在雍和宫，三说是出生在避暑山庄。

有关乾隆帝出生在陈相国宅的说法，主要是民国六年（1917年）蔡东帆（藩）《清史通俗演义》，该书第三十回说：“相传钮祜禄氏，起初为雍亲王妃，实生女孩，与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钮祜禄氏恐生了女孩，不能得雍亲王欢心，佯言生男，贿嘱家人，将陈氏男孩儿抱入邸中，把自己生的女孩子换了出去。陈氏不敢违拗，又不敢声张，只得将错便错，就算罢休。”《清朝野史大观》也有《高宗与海宁陈家》的题目，《清宫十三朝》第四十二回说：“你道宝亲王是何人？便是钮祜禄氏皇后从陈阁老家里换来的孩子，便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这个悬疑，后面我讲乾隆帝生母时要专门讲。现在讲后两种说法。

一、雍和宫说

乾隆帝是雍正帝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乾隆帝出生在什么地方？他母亲最清楚，可惜他母亲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已经死无对证。雍正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倒是乾隆帝自己说出他的出生地点。乾隆帝自己认为：他生在雍和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乾隆帝的父亲胤禛被册封为“多罗贝勒”，第二年分府居住，搬出皇宫。新府在内城东北隅的一处院落，这里原是“明内宫监官房”，清初划给内务府作官用房舍，赐给胤禛后，这里俗称为“禛贝勒府”或“四爷府”。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晋封为雍亲王，他的住所就被称为“雍亲王府”。两年以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弘历（后来的乾隆帝）出生。雍亲王胤禛继位后，原来的雍亲王府赐名为“雍和宫”。乾隆帝登极后，把雍和宫改成喇嘛庙。直到今天，雍和宫仍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庙宇。乾隆帝在步入老年以后，曾经多次以诗或以诗注的形式，表明自己是出生在雍和宫。下面我讲七个例子：

其一，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春，乾隆帝作《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有“到斯每忆我生初”的诗句。这说明乾隆帝本人认定自己出生在雍和宫。这一年，乾隆帝68岁，他母亲上年正月以86岁高龄病逝。

其二，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春，乾隆帝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在这里，乾隆帝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指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这一年，乾隆帝69岁。乾隆帝自己说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东厢，应当算是比较可信的。

其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新春，乾隆帝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

雍和宫是跃龙地，大报恩宜转法轮。

例以新正虔礼佛，因每初地倍思亲。

禅枝忍草青含玉，象阕蜂坛积白云。

十二幼龄才离此，讶今瞥眼七旬人。这一年，乾隆帝70岁，他在这首诗的下注云：“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雍正年间遂永居宫内。”

其四，乾隆帝每年正月初七日，都要来到雍和宫礼拜。这一日过去称作“人日”。据晋朝人董勋《答问礼俗说》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七日，乾隆帝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云：

从来人日是灵辰，潜邸雍和礼法轮。

鼍鼓螺笙宣妙梵，人心物色启韶春。

今来昔去宛成岁，地厚天高那报亲？

设以古稀有二论，斯之吾亦始成人。

上诗中“古稀有二”说明他已经72岁了。他在诗的末句注云：“余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辛卯年就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

其五，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七，即所谓“人日”那天，乾隆帝又来到雍和宫瞻礼时，赋诗曰：

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

故宫开荡，净域本光明。

书室聊成憩，经编无暇横。

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乾隆帝的意思是，在正月初七日这一天，到雍和宫做瞻礼，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这一年，乾隆帝已是75岁的老人了。

其六，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初七日，乾隆帝79岁时又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云：“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其下自注云：“予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养育宫中。”明确重申诞生于雍和宫。

其七，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85岁高龄，作《御瞻礼示诸皇子》诗又云：跃龙池自我生初，

七岁从师始读书。

廿五登基考承命，

六旬归政祖钦予。

月长日引勖无逸，

物阜民安愧有余。

深信天恩锡符望，

永言题壁示听诸。

从以上七个例子来看，乾隆帝一贯地认为自己就出生在雍和宫。但是，他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其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帝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他的诗作就是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特别是他在诗注中用了一个“实”字，似乎在故意强调，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呢！

二、避暑山庄说

那位提出乾隆帝出生在避暑山庄的官员名叫管世铭，当时任军机章京。他随乾隆帝一起去避暑山庄木兰秋狝，写下《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收入《韫山堂诗集》），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帝的出生地：

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诗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里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帝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八月二十三日），到这里小住几天。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帝到热河避暑时，雍正帝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避暑山庄狮子园是乾隆帝的出生地。这里要介绍一下管世铭。

管世铭，字缄若，也称“韫山先生”，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五十一年（1786年）十月以户部主事入值军机处，六十年（1795年）改浙江道监察御史，经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奏请，仍留军机处供职。嘉庆三年（1798年）十一月十二日去世。虽然他的官品并不算高，但作为军机章京长达十余年，又和当朝元老首席军机大臣阿桂有特殊关系，所以了解一些内廷掌故和宫闱秘闻。他随扈乾隆帝木兰秋狝，应当比较熟悉皇帝在避暑山庄的起居行止。而且，当年康熙帝驻跸避暑山庄，确实多次亲临狮子园，与雍亲王一家团聚。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曾经在狮子园相聚，成为清朝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所以，军机章京管世铭明确地写出：“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管世铭是当朝人写当朝事，在文字狱大兴的时代，这样写应当是有所依据的。

像管世铭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连乾隆帝的儿子嘉庆帝也曾说皇父出生地是避暑山庄。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宣布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明年元旦37岁的皇太子正式即位，即嘉庆帝。乾隆帝则禅位，做太上皇。

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首次作为太上皇在避暑山庄过万万寿节（皇帝生日称万寿节，太上皇生日称万万寿节），庆祝86岁大寿，嘉庆帝特别写作《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云：“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其下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绵算循环，以怙冒奕祀，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嘉庆帝在诗后“注解”说：皇祖康熙辛卯年（康熙五十年）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皇父乾隆帝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避暑山庄，这是值得庆贺的福寿无量的因缘！

嘉庆二年（1797年），乾隆帝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帝随驾到避暑山庄，再次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嘉庆帝把皇父乾隆帝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嘉庆帝以上两条诗注，都表明：皇父乾隆帝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

人们把嘉庆帝的诗和管世铭的诗联系起来考虑，很多人认为乾隆帝的出生地是避暑山庄。

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谕旨梓行《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就是出版嘉庆帝个人的诗集。上述两首诗收录集中，并刊行于世。说明嘉庆帝到这时还是认为皇父乾隆帝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可见，乾隆帝的诞生地在避暑山庄，是当时的一个通行说法。所以后来有官员说：“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

洗三盆

此外，避暑山庄中有一件文物，就是紫檀木雕盆托上放着一只铜盆，据说这就是乾隆帝出生后三日洗澡用的“洗三盆”。既然乾隆帝出生后的“洗三盆”放在避暑山庄，那么乾隆帝当然应当是生于避暑山庄。

然而，在十几年后，嘉庆帝主动放弃了这一说法，而认同皇父乾隆帝“诞于雍和宫邸”的说法。

三、一波三折（1）

是什么促使嘉庆帝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呢？

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极以后，都要为先帝纂修《实录》和《圣训》。先是，嘉庆帝命朝臣编修《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至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帝在审阅呈送稿时，发现在《实录》和《圣训》稿中，都把皇父乾隆帝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便命编修大臣进行认真核查。这件事情，英和《恩福堂笔记》载：“丁卯岁（嘉庆十二年）实录馆进呈《圣训》，首载‘诞圣’一条，仁庙即以为疑，饬馆臣覆。”

英和，当时在南书房参与机密，又当过翰林院掌院学士。《清高宗实录》卷首列英和的职衔是：经筵讲官、工部左侍郎、内务府大臣等。据英和记载，当时奉旨查覆的负责官员叫刘凤诰。

刘凤诰，字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嘉庆四年（1799年）开馆纂修《高宗实录》及《高宗圣训》时，官吏部侍郎，故称少宰，任纂修官，很快升为总纂、副总裁官。他奉旨查覆，把乾隆帝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帝自己说生在雍和宫的册页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帝审阅。据英和记载：“经刘金门少宰凤诰奏，本圣制《雍和宫诗》，将圣集夹签进呈，上（嘉庆帝）意始解。而圣制诗注谓：‘予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则知‘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

嘉庆帝面对皇父御制诗及其注，感到问题严重。在皇父出生地的问题上，怎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旨意呢！于是，嘉庆帝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而认同出生在雍和宫的说法。按照嘉庆帝谕旨编纂的《高宗纯皇帝实录》和《圣训》写道：

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仁慈淑慎，恭俭宽和，事世宗宪皇帝，……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于雍和宫邸。（《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

刘凤诰廓清了如此重要的讹传，受到嘉庆帝的恩眷。到《高宗实录》及《高宗圣训》编修告竣之时，刘凤诰官为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吏部右侍郎，并开复（撤销）前此因修书降一级的处分。

然而，嘉庆帝是一位平庸的皇帝，表现在对皇父乾隆帝出生地的确认问题上，有些虎头蛇尾，疏忽大意。乾隆帝诞生于雍和宫邸的说法，只有嘉庆皇帝本人与纂修《高宗实录》的极少数馆臣知道，而其他大臣并不知晓这个钦定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嘉庆帝并没有明降谕旨，修正《清仁宗御制诗初集》中记载皇父降生避暑山庄的文字。因此很多人仍然认为乾隆帝诞生于避暑山庄。这样就导致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嘉庆遗诏风波”。

嘉庆遗诏风波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四日，嘉庆帝到塞外木兰秋狝，到达避暑山庄。第二天，嘉庆帝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代笔撰写嘉庆帝《遗诏》，其中采信了嘉庆帝早期关于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遗诏》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一语，把乾隆帝诞生地写成是避暑山庄。《遗诏》向天下公布以后，刘凤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从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这位刘凤诰当年编修完《高宗实录》与《高宗圣训》后，虽然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此后在仕途上却遭遇了重大挫折。嘉庆十四年（1809年）八月，御史陆言弹劾刘凤诰充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和浙江学政时，终日酣饮，接受贿赂，透露试题，因而引起江南考生闹事。嘉庆帝命户部侍郎托津等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嘉庆皇帝的“遗诏”

托津等查明刘凤诰接受请托属实，刘因而被发配到黑龙江充军，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才被恩释回籍，官运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嘉庆帝仍不忘他修纂《高宗实录》时的功劳，把他从原籍召回北京，赏给翰林编修，算是一种安慰。相反，负责查办此案的托津等却不断高升，嘉庆后期，托津为大学士，刘凤诰虽恨之入骨，但一时难以报复。嘉庆帝遗诏颁布，刘凤诰第一个发现遗诏中将乾隆帝诞生地写成避暑山庄。刘凤诰认为泄十年之隐忿，报复托津等人时机已到，便向曹振镛进言道：“遗诏中有非同小可之误，可借此倾隐政敌。”

曹振镛，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进士，《高宗实录》主要纂修官之一，后来做到体仁阁大学士，管工部，但一直没有能入值军机处。清制：内阁无实权，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方为真宰相。此人对托津、戴均元等实权派人物早有不满，所以一直在窥测时机，想取托津、戴均元而代之。

同年八月十二日，道光帝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师，大学士曹振镛乘皇上召对之机，陈奏说：军机大臣所拟嘉庆皇帝遗诏中有严重错误，把乾隆帝的诞生地说成是避暑山庄，曹振镛还指《高宗实录》为证，那上面开首即讲乾隆帝诞生于“雍和宫邸”。

道光帝?到这个疏奏，非常重视，九月初七日，降下要详查“遗诏”事件原委的谕旨：

谕内阁：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居丧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出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

于是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后托津等奏称：恭查大行皇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注相同。至《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等语。

道光帝又谕：

朕敬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意，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兹据军机大臣等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即乾隆帝）《御制诗》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除托津、戴均元俱以年老，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并不必恭理大行皇帝丧仪，与文孚、卢荫溥一并交部议处。卢荫溥、文孚年力尚强，与托津、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亦有区别，仍留军机大臣。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故不得不将原委，明白宣示中外。著将此旨，通谕知之！

道光帝利用乾隆帝出生地的事件，发起了一场朝廷地震，严惩托津和戴均元这班前朝重臣，换上了自己的人马。这明显带有借题发挥、小题大做的意味，道光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他在继位的问题上一波三折，憋了一口气。

第一，嘉庆帝刚断气，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就建议由旻宁（即道光帝）继位，但未立即得到军机大臣的认同。禧恩是睿亲王淳颖之子，由御前侍卫进升为内务府大臣，出身宗室，地位重要。《清史稿&#8226;禧恩传》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 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三、一波三折（2）

禧恩上述的建议表明，嘉庆帝生前并未就嗣位之事，在大臣中公布。因而首席军机大臣托津和军机大臣戴均元都表示，虽然二阿哥（旻宁）智勇双全、众望所归，但毕竟没有见到大行皇帝的遗诏，万一那份藏在“正大光明”匾后的谕旨名单上，是别人的名字呢？这两位势高权重的大臣，在道光帝继位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犹豫”的态度。虽然并无阻拦的意思，但是让急于登位的旻宁很生气。

第二，匣没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按照雍正帝的谕定，皇帝立储的缄封御书，悬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嘉庆帝的秘密立储御书，自然不应例外。但是，嘉庆帝在避暑山庄病逝后，本应立即派大臣急驰北京，到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的御书。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

第三，孝和睿皇后传懿旨要旻宁嗣位。孝和睿皇后并不知密诏匣在什么地方，所以当她在京惊悉嘉庆帝崩于热河行宫噩耗后，发出懿旨：“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旻宁在热河接奉懿旨时，确实“愉感靡极”，“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喻”，感恩于皇太后。《清史稿&#8226;孝和睿皇后传》记载：“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宣宗尊为皇太后，居康寿宫。”时皇后钮祜禄氏生有绵恺、绵忻两子，但她在不知匣御书的情况下，懿旨由旻宁继位，既难能可贵，又证明匣御书不在乾清宫。

第四，几经周折才找到匣御书。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文，记载当时寻找并开启匣的情状。《碑文》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戴均元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戴均元“偕满相托文恪公（托津），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事，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绵忻）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清代碑传全集续集》卷二）匣御书终于在嘉庆帝身边找到，道光帝的继位才算完全顺理成章。

第五，旻宁终于得以继位。此事，《清史稿&#8226;戴均元传》记载：“从扈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清史稿&#8226;托津传》也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

由上可见，旻宁继位，首先得到以禧恩为代表的宗室之建议和认同，但是重臣托津、戴均元表现出犹豫；后来很快得到皇太后的中宫懿旨，最重要的是找到了匣御书的圣旨，这场政治风波才告平息。道光帝的继位虽说有惊无险，但他还是憋了一口气，很显然对戴均元和托津心存不满。现在，正好抓住这个茬儿，将二人从军机大臣的位置上赶下来。

道光帝登极伊始，便巧妙地利用乾隆帝出生地的不同说法，整掉了前朝的权臣、重臣、老臣。恐怕乾隆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会因为自己出生地的分歧而酿成了如此剧烈的朝廷变局！恐怕嘉庆帝也想不到，竟然会因为自己将皇父出生地前后说成两个地点，而酿成了如此剧烈的朝廷变局！

上述政治风波之后，道光帝连续做了三件事：

第一，追回《嘉庆遗诏》。道光帝降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督、抚，以日行六百里的最快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的《遗诏》追回来。

第二，更改《嘉庆遗诏》。曹振镛在遗诏风波中如愿以偿，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军机，替代了原首席军机大臣托津的位置。道光命曹振镛主持修改遗诏中的错误：

原本：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

改定本：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即影像）在焉，予复何憾？

上面把“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一句，改为“我祖、考神御（即影像）在焉”。

第三，更改《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当年嘉庆帝发现自己的诗注有问题时，并没有将刊发的诗集收回更正，导致后来托津、戴均元又采用了诗中的说法。道光帝则对《仁宗御制诗初集》中有关乾隆帝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加以订正，重新刊发。比如：

初版《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

改版《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康熙辛卯年，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瑞启苍符，山征仁寿……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而山庄之建，亦适成于是岁。瑞应祥征，默孚宝祚。”

但是，嘉庆七年（1802年）那个版本的《清仁宗御制诗初集》毕竟已经刊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版本的《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后者修改的痕迹赫然纸上。由于嘉庆帝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道光帝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欲盖弥彰。因为道光帝改得不彻底，有一部分没有改的嘉庆帝御制诗集流传下来，从而愈加使天下官员百姓，对乾隆帝出生地产生疑惑，进而使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之说，尽为天下人所知。同时，嘉庆帝和道光帝更改乾隆帝出生在避暑山庄说，所依据的只是乾隆帝的御制诗及其诗注，尚不能使天下人信服。所以直到现在，乾隆帝出生地仍是一桩历史疑案。

朝廷无小事，细末酿风波。一名普通百姓，出生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算是一回事；但对民族、对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影响。皇帝却不同，乾隆帝的出生地，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闹腾了三朝，最后酿出一场宫廷政治风波。康熙帝曾说：“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百世之患。”此言不虚！

三、一波三折（3）

相关推荐书目

（1）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孟昭信：《康熙皇帝大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3）白新良主编：《乾隆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

（4）陈捷先：《乾隆写真》，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5）郭成康：《乾隆正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