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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1）

-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2）

-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3）

-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4）

-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5）

-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6）

-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7）

-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8）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1）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2）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3）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4）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5）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6）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7）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8）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9）

-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10）

- 文皇帝（1）

- 文皇帝（2）

- 文皇帝（3）

- 文皇帝（4）

- 文皇帝（5）

- 文皇帝（6）

- 文皇帝（7）

- 文皇帝（8）

- 文皇帝（9）

- 文皇帝（10）

- 永乐的功过（1）

- 永乐的功过（2）

目录

谢辞

前言

第一章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1423年2月23日

第二章 成长的岁月/1360—1382

第三章 等待的岁月/1382—1398

第四章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1398—1402

第五章 重建的岁月：政府与政治/1402—1420

第六章 中兴的岁月：社会和经济/1402—1421

第七章 文皇帝

第八章 永乐和蒙古人

第九章 荣耀的代价

第十章 结语（永乐的功过）

附录

洪武帝子女

参考书目

朱棣大事年表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1）

1423年2月23日

一夜，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39—81）与他的几位挚友一起进餐时，他意识到，他整天没有为任何人做善举。就在那时，他说出了他的不朽隽语，“朋友，我又少了一天了啊！”明朝的永乐皇帝，驾崩于1424年8月12日，自从1402年7月17日登极以来——近乎八千零六十二天的在位期间——而且所有的证据也显示，他从未浪费过一天。人类始终以“日”为生活的基础：尼安德塔人或北京人不会理解“月”或“年”，但毋庸置疑地，他或她会了解，日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或她会知道，在那段短暂、充满危险的时间里，人必须为了生活而奋斗。的确，日子是生活本身的一种缩影，而每天在时间中的逗留，仅仅是更大旅程的一种倒影。叔本华（Schopenhauer）说，“每一天都是一个人生的缩影”。至少，为了小规模地一瞥永乐日常生活的形式和内容，让我们伴随着永乐皇帝，走过宫廷生活的一天。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三日（乙未日），西历1423年2月23日。中国一片欢闹、有自信，没什么好忧虑的，欢天喜地正要过元宵节，而经济也以全速进展。

1423年，在这个寒冷冬日的前夕，一组五人的更鼓房太监，轮流爬上了北京的玄武门——把宫殿建筑群跟紫禁城北端之煤山隔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打着夜鼓（明代中国人将一夜分为五更，而一更又分为若干点。一更揭开了夜幕，三更表示子夜，而五更则示意破晓）。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十余位太监在文华殿后方的刻漏房工作。水从一小孔流入一个容器，漏箭在水上的刻度指示着时间（八刻度一小时）。每一小时结束时，直殿监太监便将“时辰牌”带到永乐皇帝过夜的乾清宫，换成一个新的。“时辰牌”大约三十公分长，青地金字。任何看到它的人必须侧立让路，而坐着的人必须起身，表示他们对时辰牌信差的敬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六十三岁的永乐听到四更鼓声时便起床。

当永乐开始沐浴更衣时，灯笼和提灯迅速照亮了整个乾清宫。奉御净人已经带了器皿来清理永乐皇帝的小便和痰液。他们手上有内官监制造的薄软厕纸，也提来了几桶从附近宫井汲取的井水。他们仔细检查了澡盆，以及所有混堂司提供的洗洁液、毛巾和其他的洗浴设备。在洗完一个温抚的澡后，永乐穿着一双紫白相间的便鞋，坐在一张有垫褥的椅子上；一位奉御净人弄干、梳理着他的头发，而另一位则修剪他好看的髭须和长长的胡须。永乐皇帝沉思默想了片刻，这一天他要完成什么事。这天是个典型的北京冬天早晨——严寒、多风又潮湿——但他的房间有惜薪司提供的燃料木炭和薪柴，相当暖和。永乐想起明天——正月十四日——惜薪司太监会来拖运垃圾和大粪，也会清理手推车、木炭堆，以及紫禁城的每处垃圾场。永乐皇帝随后喝了点茶，吃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监督下的厨师所准备的早斋。过去三天，永乐皇帝不饮酒、不茹荤，因为他这一天需要向上天报告帝国的状况；也因为这一天，是明朝十三个最重要的国家祭祀之一，永乐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而在这三天斋戒期间，他也要避免临幸任何的妃嫔。

早餐之后，奉御净人协助永乐皇帝着上他的服饰、头饰、围巾、龙袍，还有尚衣监特别裁制的鞋子。他准备要离开主要寝宫的时候，刻漏房太监听到九刻水的第一声时，便迅速走到宫门去通报拂晓的来临。当他们听到九刻水的第二声时，立即禀报永乐皇帝的御前。整个紫禁城突然间充满了生气。着红蟒衣的司礼掌印太监（正四品），在司礼秉笔太监（从四品）伴随下，到达了乾清宫。即将下班的司礼秉笔太监，把一个大约三公分长的象牙小牌，交接给下一位秉笔。除了永乐皇帝的锦衣卫之外，掌宝玺的官员也来了，他们带来各种功能的宝玺。因为永乐今天安排要祭天，他们带了最神圣的宝玺，也就是明朝继承自唐宋朝的皇帝奉天之宝。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2）

黎明前的几分钟，御前侍从已经跨过了“龙道”，跨过这条将紫禁城工作区跟生活区分隔的不成文分界。慢慢朝南走过一个大庭院之后，永乐沿着华盖殿和奉天殿，趋近1421年春天曾因祝融而受损的谨身殿。永乐偶尔一瞥几个青铜香炉，把手伸进了两个镀金大铜锅的其中一个，确定一下容器里面救火用的水有没有冻结。当他到达华盖殿时，他要求歇一会儿，以便脱掉袍服里的羊毛背心。他通常在华盖殿举行早朝，不过，南郊的国家祭祀即将来临，于是便在奉天门（后来重新命名为皇极门）举行小型的早朝。永乐皇帝重新整好衣装后，十二位人高马大、身强体健的都知监太监，即引领他进入一顶黄色的皇轿。

接着永乐坐上轿子，往南到奉天殿，该殿有离地的三段台阶，是最高的皇宫建筑。殿内，独一无二的帝王庄严端坐，与令人敬畏的雕龙屏风相配。才在两个星期前，永乐就是在奉天殿办除夕晚宴的，宴请诸位藩王、公爵、侯爵和伯爵。根据传统，永乐皇帝要到这一殿来带领国家过农历新年与冬至。他发出诏令，召见科举考试的杰出举子，以及任命领导###的指挥官，也都是在这个殿。然而，这个早上，永乐不会踏入奉天殿；相反地，他的轿子直行到宏伟的奉天门，该宫门由巨大的红色圆柱支撑着，两只看起来很凶猛的青铜狮子在门侧踞守。三段的台阶通向三个雕饰过的大理石露台，永乐皇帝在那里看到文职官员（从四品以上）排成一线，站在门的东侧，而高阶的武职官员则站在西侧。与此同时，掌宝玺的官员将各种宝玺放在桌上，一动也不动地紧靠在桌旁。五更鼓的声音减弱到听不见时，一名着红色蟒袍的太监就开始所谓的“鸣鞭”。永乐开始早朝时，这栋巨大建筑物的四周，寂静无声。端坐的永乐皇帝，单独面朝南方，他听到数以百计的声音，同时呼喊“吾皇万岁！”伴随欢呼而来的是依仪式而行的叩头，而乐队则奏起宫乐的组曲。因为今天是一个吉日，祭天的日子，一位司礼官员大声宣布，朝会提早结束。那些有急事要禀报的人，被提醒说午朝时再报。当永乐起身示意随从要继续往南移动时，司礼太监便再度“鸣鞭”。永乐的轿子往下移到中间的台阶，而文职官员和武职人员则各自找路下左右的台阶。

在穿过一座国家典礼期间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广大庭院之后，御前侍从走过架在著名金水河上的一座有大理石栏杆的桥（总共有五座桥，但中间这座桥只有永乐皇帝才能使用）。永乐现在进入了五凤楼围绕的巨大午门。永乐在午门前面的广场，廷杖冒犯他的官员，而在午门的城楼上，校阅军队和观看游街示众的战俘。永乐走进午门的其中一间休息房，脱掉他的晨袍，穿上一套特别为祭祀典礼裁制的绚丽服装。在离开午门之前，他询问太监管理的司设监和巾帽局，是否备妥祭祀仪式所需的所有装备，比如说服装、帐篷、褥垫、顶篷、桌子和桌巾、帆布，以及旗帜。太常寺卿与神宫监掌印太监亦向他报告说，盛典用的各种仪式食物和酒类已安排妥当。

永乐在午门外坐上了龙车，而御前侍从直直往南走，就像织布机那般往来穿梭。永乐皇帝沿途会看到太庙在他的左方，社稷坛在他的右方。他非常熟悉这些神圣的地方，因为每逢农历正月、四月、七月和十月的初一，他必须到那里去作国家祭祀。然而，一年前，因为农历新年有日蚀，他不得不取消所有的朝会，而将祭祀典礼改为正月初五。随后，永乐的龙车通过端门与巨大的石制承天门（后来重新命名为天安门）。永乐的诏令总是在承天门上首度大声宣读，然后放进一个云匣，用彩绳绑在龙竿上。看到云匣由承天门上降下，看到礼部官员在取下诏令以颁行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之前，对它又舞蹈又四拜，此一景象始终是个奇观。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3）

跨过承天门下的五座白玉石桥之后，永乐与侍从进入了被称为天街（其在1651年扩建，1958年又再度扩建而成今日的天安门广场）的T字形庭院。天街两侧，是十又二分之一米高的城墙，而城墙由每一个角落的塔楼隔开。两座大门，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矗立在天街的尾端，日夜有重兵镇守。永乐的官员每天穿过这些门，到紫禁城令人敬畏的诸殿。每逢殿试之后，永乐会选拔出前三名的进士，依照传统，他们很快会被引领至长安左门，带到顺天府府署，府尹会以盛宴为他们增添光辉。礼部尚书在一两天内，会为所有的新科进士准备一场宴会。矗立在长安左门南边，有若干建筑物的街区，是永乐的六部、鸿胪寺、钦天监和太医院。正对着这些建筑物的，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和锦衣卫。当永乐走过这些建筑物的时候，典乐官演奏起了许多的列队行进乐曲，直到他到达大明门，而该门只有像今天这样的盛典才会开放。在御前侍从驱车过了正阳门之后，现在永乐可以看到大祀殿在他的左方一点六公里处闪耀着。

永乐皇帝的龙车在石头路面上，从正阳门一路前往梯形的天坛（后来重建为天坛建筑群）时，他充分体会到，三年前，也就是1420年，他的建筑师和工匠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在这个地点建造了一座建筑杰作，还有几个月前为今年的大事所做的准备。沿着这条路，观众竖直了观看棚，以便一瞥永乐皇帝。在最上方的露台上，永乐注意到若干代表风、云、雷、雨、山川诸神的牌位。他也看见陈列在这些神像旁边的其他仪式器材。以象征财富和权力之玉石和青铜所制造的仪式容器，里头盛装食物和酒，炫耀性地献祭给这些雕像所代表的诸神。当永乐站在天坛发光的中心，吸着点燃的香所散发的愉悦香气时，有着复杂图案的巨大灯笼，光线照射天际，而乐队和男性歌者与舞者，在天坛上和天坛前表演着。天坛四周，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皇室族人（包括皇储）、文武百官、太监与平民，所有人都找寻着天象，希望从诸神那里收到他们自己的特殊祝福。在号角、鼓和二十三种其他的乐器组成的庄严韵律声中，献礼开始了。尽管流程极度复杂，不过，永乐却驾轻就熟，就像其他的日常工作那样。虽然如此，典礼接近尾声时，他也开始觉得疲倦，无法控制地咳嗽了一阵子。然而，他很高兴听到他的父亲亲自为这类国家祭祀所谱曲的九首歌。

这场固定又漫长的祭祀仪式，使永乐疲惫不堪。等他回到紫禁城的时候，早就过了十点。他觉得疲倦，脸色有点苍白，因为1386年（那时他二十六岁）时的一种神秘疾病之效应从未离开过他。他苦于恶心、头痛，以及偶发的癫痫发作。没有人真正知道那是什么疾病，但每位官员都惧怕永乐突然的龙怒。后世学者做的假设是砒霜中毒，亦即一种神经性疾病，乃至于是一种精神性疾病（永乐的确是暴躁、反复无常又古怪的）。后来，他的人生苦于风湿症和其他疾病。他这些年来，努力定期服用太监司药人员制作的药丸，来维系他的健康。他们受过各方面医学知识的训练，培育和采集着各种动植物药材。他们一年四季把处方材料研磨成粉末，而且使用蜂蜜作为黏合物来制作药丸。他们将永乐每天的药丸，保存在他主要的寝宫，但把其他常用的药草和药物，储存在文华殿的附属建筑御药房。不论永乐皇帝何时何地，想要服用预防性或滋养性的药丸，他的奉御净人总是能即时取得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4）

从国家祭祀返回之后，永乐在文华殿下了轿子，马上走进御药房。两名穿着吉服的御医，几乎立即赶到永乐皇帝的房间。在向皇上叩头之前，他们先在那里焚香。叩头毕，一名御医跪诊永乐的左手，另一名跪诊他的右手，依循的是中国传统的“望、闻、问、切”方法。诊毕，相互换边，在相互磋商之前，会问皇上几个问题，再诊一下脉。他们一起开了一帖兼有动、植、矿物的药方，包括舒缓神经紧张的辰砂与琥珀、改善血液循环的桃核与红花、减少盗汗的麻黄，以及强化心脏功能的高丽参与鹿鞭。永乐的司药人员走到受严密看守的药房，从一排叠着一排、排列整齐的抽屉里抓出材料，依处方供药。在配好所有处方材料之后，两名司药人员把药材放进一个大药壶，加水熬煮。当草药煎好时，他们倒进两个碗等它凉。一位御医和一位太监，先一起喝了一碗，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永乐喝下另一碗。当永乐皇帝开始觉得比较好的时候，他示意御医和司药人员离房，让他能小睡片刻。

短暂的午休提振了年迈皇帝的精神，他直接走到御酒房用午餐。毗连武英殿的这栋建筑御酒房，为永乐皇帝准备了上好的酒和饮料、享有盛名的白面、最美味的干食品（诸如肉、咸鱼和水果），以及生的腌菜和豆腐。时间正好正午，精神恢复的永乐急切地想在右顺门举行午朝，这位躬亲实践的皇帝藉由这一例行公事，来维护他对这个大帝国的控制权。就在午朝之后，永乐要求吏部报告新的任命、委任职位、晋升和降级。但永乐皇帝觉得有点不顺畅，因为在四个月前的一次突然的龙怒中，他将久任吏部尚书的蹇义（1363—1435）下了狱。在这个特别的下午，文选司郎中和稽勋司郎中报告说，有略微超过一千五百位京城官员、六百位额外配置南京留都的官员，以及部署在各省大约两万两千位的官员。永乐批准了验封司和考功司郎中提交的晋升和奖励的建议名单。

他随后把注意力转到户部，而久任其尚书的夏原吉（1366—1430）亦在狱中服刑。1417年，夏原吉太过关切帝国的财政状况，以至于他大声反对永乐提议的战役。当时的尚书是郭资，他也面对这一不值得羡慕的工作：征收税粮，且将其运送给永乐全帝国的军队。郭资报告说，他还是用近乎九百九十七万户和五千两百万人的旧人口数字来确定税额。然而，他不会把估计有六百万的安南（北越）人算进这一年的统计数，因此税粮总计会稍稍多于三千两百万。郭资也说，户部和兵部一直密切配合，将粮盐运送到各军事驻地。永乐提醒郭资说，去年的大雨和洪水，对南京和北京一带，以及山东和河南境内的农田，造成严重的损害，他要免除他们半年的粮税。郭资承认，灾区的粮食岁入，有大约六十一万石的差额，但解释说，将由中部和南部省份丰收的农作物来抵消。永乐似乎也很高兴听到，他去年派遣去视察全帝国之国家库房和粮仓，共计八十名的钦差——官员与太监——已经返回，且对国家的粮食供应和储备，有普遍乐观的描述。

接下来，礼部尚书报告有关不同朝贡国使节的接待。永乐尤其有兴趣的是，伴随正使总兵郑和（1371—1433）第六次下西洋回来的十二位非洲和阿拉伯使节。由于礼部尚书吕震（1365—1426）亦下狱，永乐要求代理尚书金纯，要更仔细地审阅全国所有佛僧和道士的考试和度牒。皇上随后询问有关这一年午门之外元宵节的准备状况，这是有赖跟钟鼓司密切合作的一项任务。在礼部报告完之后，永乐宣布，今天不举行晚朝，还有这一年的国定假日将从元宵节开始，今后两天（明代的国定假日通常始于农历正月十一日，结束于十二日）。从农历正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不举行朝会，也没有夜间巡查。然而，如果有紧急状况，负责的官员应以书面报告，且通过通政司发送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5）

永乐接下来问兵部尚书赵羾，西南省份广西的柳州土著居民###是否具有政治含义。赵羾说，尽管社会###的声势变大，但少数人的激进行动，看来好像是放出多余蒸汽的一种可控制的排气口。永乐接受了这一看法，不过，因为其毗连的安南先前的暴动曾带给永乐困扰，柳州的###则更加让他担心。因此，他敕令军队镇压土著居民的捣乱者。永乐的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前一年病故于交趾。因此，他问兵部尚书，安南造反者黎利的活动是否会得到足够的大众吸引力，而转变成反抗大明的战乱。赵羾回答说，其他的安南王位觊觎者都敉平了，黎利如今是唯一的造反者，而且他最近在车来县（在安南宁化州）被新的中国总兵官陈智打败，后被逐归瑰县。兵部尚书转达了黎利的求降协定。皇上点了头，但并未立即允许。相反地，他询问兵部尚书有关驻地制度的状况，太仆寺监督下牧马场的数量，以及车驾司与武库司是否发展了任何新武器或建造任何船只。

轮到刑部报告的时候，永乐又觉得不顺畅，因为刑部依然群龙无首，久任其位的尚书吴中（1372—1442）亦入狱。即使在晚年，永乐的果断——还有对犹豫不决之人的不耐烦，仍旧是有名的“剃刀”。至少，他向来都怪罪朝廷里的每一位大臣。在司法问题上，永乐转到御史台的左、右都御史刘观与王彰身上，告诉他们要再审所有严厉和长刑期的判决，纠正那些不当的。他尤其要御史了解一下，是否较重的判决可以减轻，法庭的审查结果和程序，是否有不适当的做法，或者，是否有存疑的裁决或没有可靠根据的指控。永乐随后问道，政府里面是否有人不义地将无辜之人下狱，或者，对他的臣民做了不道德的事。王彰与刘观指出，因为北京和南京的国家监狱，没准备好管理和监禁服刑的罪犯，也因为光是供应食物和照顾狭窄空间的囚犯对政府来说便是一种负担，他们正在为几十名犯人，请求假释和出狱假。随后，他们说道，他们把所有有关死囚的指控、裁决，以及审判暨判决纪录，移送到大理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乐此时还不会把他的吏部、礼部或刑部尚书释放出狱）。

最后一位向皇上禀告的尚书是工部尚书李庆，他在一年前，指挥大约二十三万五千名搬运工人，为永乐的军事行动运送粮食。作为工部尚书兼领兵部事，李庆的主要职责，是为水路和道路维护之类的定期国家计划征募工匠和壮丁。虽然如此，永乐问了他有关军器局和宝源局的状况。由于宫殿建筑群、藩王府邸，以及天寿山和其他地方之皇陵的建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永乐提醒工部尚书要跟内官监密切合作；从永乐朝廷里人员和办公室空间的角度观之，内官监是所有太监机构中最大的。工部尚书凭直觉了解，如果他不能提供足够的建材——诸如木材、石材、砖块、鹰架、油漆、铜、锡、青铜和铁——那么他不仅会跟内官监掌印太监争吵，而且永乐肯定会让他倒大霉。

最后，轮到五军都督府报告军队用兵上的方向，以及专业的军事管理事宜，而永乐皇帝对这些主题是相当精通的。不过，永乐还是要求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以及都督佥事（正二品）必须频繁作简报。再者，因为1411年以来，他指派战术高明的太监当都尉，现在他又多任命了几位镇守太监，驻守在北方的边境。永乐亦指示兵仗局掌印太监，要监督京城兵工厂新火器的制造。兵仗局于此际向他保证，他们继续制造诸如钥匙、铁锁、铁锤、乞巧小针、螺丝起子和剪刀之类的品目。永乐知道，他把太监指挥官编入正式的军事机构，让他们充当起君主的爪牙，也由此延伸为国家的爪牙。从现在开始，他们会不断地跟专业的指挥官密切往来，为他新型的绝对主义提供保险。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6）

几乎是下午两点了，但永乐注意到，少数官员还没有说话。在他示意午朝休会之前，司礼监官员宣告，任何要皇上过目的其他事情应该向通政司汇报。一大清早，超过四百份的奏议已经送达通政使（正三品）负责的办公处所。这些公文迅速移交到承天门的宫殿，由大约十名的司礼监太监作初步的筛选。在那里，太监用不同色彩将卷宗作标记，把六部、军事机构与藩王府的公文分开。随后，他们决定是否立即把公文发送给司礼监掌印太监，或者，透过正式途径把它们转给内阁，最后由内阁转回到永乐那边作最后的定夺。

把个人注意力放在这类奏议上，的确增加永乐每天的差事负担。那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翰林院学士的秘书性协助的原因。他所依赖的这些有学术资质的人和熟练的管理人员，发展成了内阁。他最初的七位内阁大学士里头，解缙（1369—1415）与胡广（1370—1418）这两位已经过世了，胡俨（1361—1443）改任国子监祭酒，而黄淮（1367—1449）正入狱服刑中。因此，能协助永乐在国家公文上作权衡、起草诏令与教谕的内阁大学士，仅剩下有才气但又重实效的杨荣（1371—1440）、圆滑的金幼孜（1368—1431），以及几个月前才从监狱释放出来、正直坦率的杨士奇（1365—1444）。午朝结束时，永乐照惯例示意他们该立即工作，标出需要皇帝“批红”的那些奏章。永乐随后直接走向东安门，不到三年前，也就是1420年，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叫作东厂的秘密警察机构，目的在于压制他的政敌，平息恶意中伤的谣言，还有搜集有关大明帝国情况的情报。

在司礼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伴随下，永乐到达了东厂，东厂掌印太监这位相当受信任的心腹，在门口恭迎着。永乐立即看到一个“朝廷心腹”的匾额，悬挂在大厅。他先视察内厂，那里惯常扣押极严重危险的嫌疑犯，接着看一看一些被罢黜的尚书“暂时栖身”的外厂。永乐询问了有关这些有才干之士的一般健康状态——他们先前在最高职务上为他效劳，行使他们正当的管辖。掌印太监向他保证，他们并未遭受拷打。随后永乐考察了镇抚司，它是一个荒唐而又令人生畏的监狱，锦衣卫的官员惯常从嫌疑犯那里取口供（没有口供就不能定罪）。由于这里运用的手法乃是恶名昭彰的野蛮，因而获得“拷打房”的诨名。

皇帝就座之后，接见了一打的东厂密探。一位被派定监督令人头痛的皇族，两位侦查有野心的军事指挥官，三位密切注意惯常苛刻的文官，其他三位则监视神秘宗教的领袖。永乐随后询问，是否在城门上观察到北京和南京有任何不寻常的不法交易、大火或其他事情，是否有任何密探无意中听到大逆不道的谈话。另外，永乐想知道诸如米、豆类、油和面粉之类食物的市场价格。东厂到处存在的密探，穿着便衣，几乎每天在北京和南京四处走动，巡街找嫌疑犯。他们亦视察政府官员，在审讯上听案和作笔记。永乐似乎相当确定，没有人会发现东厂密探为他做了残忍又穷凶极恶的勾当。当然，正是东厂助长了明代专制主义，也正是在那里，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找到永乐的其他后遗症——残酷、政治阴谋、腐败、丑闻以及谋杀。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7）

到了永乐准备要离开东厂院区的时候，一名刻漏房太监抵达，提醒他下午三点了。御马监掌印太监（正四品）与永乐的侍从会合，带领着皇上参观就在宫墙外的几处养马和其他动物的畜舍。终其一生，永乐爱好良马，常常称它们为他的“羽翼”。他检查了一下饲料——米饭、黍类、麦秆和豆子——看看品质高不高，也察看了一下几个马鞍和马蹄铁。让他感到惊讶的大象、斑马和鸵鸟之类的许多异邦动物，乃是正使总兵郑和去年从海外带回中土的。他也很高兴地看到，属于他嫔妃的所有猫咪，都营养充足又茁壮成长。在离开畜舍之前，御马监掌印太监报告说，他会把马匹放牧两个月。

经常被当成礼物赠送的这些猫咪，提醒了永乐，这是个赏赐礼物的时令，他应该挑一些皇家礼品，送给他的亲戚、外宾与有功官员，尤其是那些藩王和公主，他们在他战胜侄子建文的血腥内战期间，显出了对他的忠诚。永乐的侍从现在来到了御马监附近的内承运库。在那里，永乐皇帝看到宝贵的品目，诸如金、银、珠宝、缎丝绸、上等的羊毛织物、翡翠、象牙，以及珍珠。才短短的片刻里，他列举了一长串的订单，但他却告诉司礼掌印太监说，他要送一些特别雅致的礼物，给他的女儿、媳妇、妻子的姊妹，以及其他的宫女。为了回应这种本能的要求，御前侍从马上由这个宫殿的东北区域，跑到紫禁城的西南地区，也就是银作局的所在地。在这栋又叫“宫廷造币厂”的建筑物里，永乐看到太监把金银块跟宝石和水晶搭配在一起之前，先将它们切割成桃子、簪和豆叶之类的形状。像往常一样，永乐的订单立即且全部获得了供应。而且没有人会惊讶，他不全然满意他刚刚挑的所有礼物。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命令司礼掌印太监，从南海子——紫禁城东南皇家保留区，过剩的年轻太监居留在那里——挑选数十名阉人，将他们派送给五六个藩王府当礼物。

上述活动大体上花了永乐皇帝一个半小时，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御医成功地“劝服”他要喝下另一碗药之后，他又回到了御药房。一路上，永乐皇帝看到值班太监把象牙小牌，移交给以下十二小时要上工的另一群人。随后他赶快去探望他宠爱的孙子朱瞻基，也就是未来的宣德皇帝（西元1426年至1435年在位），确认这位年轻的皇子在宫廷教师的指导下在用功读书。这位未来继承人的沉着和聪明，让永乐印象深刻。问了瞻基几个《孝经》和四书——儒家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问题之后，永乐直接走到文渊阁，太监为他和三位内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和杨士奇——准备好正餐了（自1420年以来，直到1424年永乐驾崩为止，文渊阁是永乐内阁大学士唯一的办公处所）。这是一顿边用餐边讨论的正餐，因为自午朝以来，几位内阁大学士仔细审阅超过四百件奏议中的每一件，而且为永乐的批示起草了票拟。永乐批准一些票拟，也更改了几份，不过，大部分写下了完全不同的批示。

有少数剩下的奏疏，永乐不置可否，仅仅是暂时搁置。这类的奏疏，有一件是一位御史的上疏，他恳求皇上在元宵节之前，释放所有下狱的尚书，尤其是吏部尚书蹇义；这位御史坚称，蹇义即使在他最黑暗的监禁日子，对永乐皇帝的忠心依然是坚定不移（大约一个月后，蹇义会被释放，恢复他的尚书职位）。另一件遭搁置的奏疏，是顺天府的一位知府上陈的谏书，力劝永乐更频繁地穿上较新、有较佳装饰的衣服。谏书指出，永乐在位的二十一年间，皇上仅有十二次在宫殿里庆寿，在晚餐桌上一向不用玉制器具，而且就像一般人那样过生活。奏疏继续建议说，因为节约造成岁入激增，百姓生计大大改善，皇上的俭省可被看成是试图要振奋全国公务员。相较于众多其他伟大历史人物的洛可可式的复杂，永乐的私人生活，就像包浩斯（Bauhaus）的功能论者那样，有着简朴的精神。然而，永乐皇帝的议程表，大部分与军事实力和帝国安全攸关。正因为这样的议程表，也因为有四份攸关国家安全议题的奏议，那晚永乐决定举行一次不定期的召对。

永乐朝廷生活的一天（8）

永乐的太监传令，走到宫墙外，请六部主事官员、五军都督府都督，以及少数几位公侯，到午门内的会议室时，天色已经黑暗无光。在会议室里，一群特别的太监，给永乐、三位内阁大学士及参加会议者，提供茶、水果、蛋糕、酒和其他饮料。参加会议者要商议的事项为：一、辽东的新防御政策；二、怎样充分利用鞑靼与瓦剌之间的龃龉；三、处理广西柳州暴乱的分寸；四、最重要的是，怎样回应安南最新的休战要求。永乐倾听时，每位参与者都发出同样的音量。即使参加会议者在所有议题上能达成共识之前，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永乐似乎满意他们建议的解决方案。在辽东的议题上，武进伯朱荣（死于1425年）留在原职，但指示他应该视兀良哈蒙古人为敌人，而非大明的盟国，也应该尽一切可能的力量，阻止女真人与朝鲜人之间的争论，爆发成边界的战争。在蒙古人的议题上，会发送诏令给所有北方的都指挥，指示他们不要让鞑靼哄骗了，还以为他们很安全，而且派遣中官使节海童去诱导瓦剌加入大明的阵营，进一步绷紧鞑靼与瓦剌的关系。在柳州暴乱的议题上，会发送一份敕令给广西都指挥使，指示他只捉拿土著领袖，绝对不能伤害老百姓。最后，在回复大明安南的最高文官长官黄福（1363—1440）的急奏时，永乐接受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建议，召回有争议的镇守中官马骐。另外，迅速送一份指令给荣昌伯陈智，指示他不要将安南造反者驱赶进真腊，而黄福则被告知，只要造反者首领黎利放下他的武器，便任命他为清化知府。

永乐在午门待的时间，长到足以让他把内阁大学士缮写的所有诏令、法令、谕旨、短笺与指令作批红。档案随后由司礼监的人员建档，而且立即送到通政司，永乐的意志会从该司传达到帝国的每一部分。太监打着二更鼓的时候，永乐皇帝为了国家气力耗尽，而且也该是他喝另一碗药的时候了。回生活住所的途中，一群新进的奉御净人服侍着他，而当他抵达皇后寝宫坤宁宫的时候，他告诉司礼掌印太监要回去。徐皇后于1407年过世之后，永乐决定不册立新的皇后，但将坤宁宫保留给宫女作聚会宫殿和图书馆。此后，他主要的嫔妃，是来自苏州的王贵妃，她不仅能安抚喜怒无常的永乐，而且还能赢得永乐内廷亲属的尊敬。不过，对永乐皇帝来说，不幸的是，王贵妃也在三年前，也就是1420年过世了。即使大约还有十六位嫔妃侍候着他，也有三天没见到她们了，今晚他选择临幸西宫的孙贵妃。

永乐跟女人的夜间关系之细节是无法探知的。然而，我们知道，他的嫔妃月事来潮之周期和流产，全部都由太监密切监视和记录着。在一整天的辛劳之后，永乐很可能仅仅需要有个娇柔、美丽和温柔的人，可以说说话，抚摸一下柔软、温柔和温暖的女子。几乎可确定的是，他年迈的身体，每夜需要按摩，他变迟钝的耳朵，对甜蜜的轻声细语感到愉悦；不过，在他人生里，永乐此时的生殖能力是一个大问号。他有四子五女，都出生于1402年他成为皇帝之前。他延续中国帝王纳妾的传统，不断选年轻女孩到他的后宫，其中有许多是朝鲜人。当他从内廷回到乾清宫时，早就过了晚上十点三十分。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永乐睡前都会阅读一些东西。在这个寂静又郁闷的夜晚，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白发，以及有点受损的体格，突然开始自忖，是否应验了他的命运。接着，他自言自语说：“是啊，我拯救了我父亲的帝国！是啊，我对待侄子建文的作为，为了不受责难，我做了足够的弥补。”然而，他最关切的是两个问题：他的荣耀还能持续多久呢？还有，未来的历史学家会严厉批评他吗？尽管是相当受人赞赏的统治者之一，不过，他不总是成功，也不总是快乐。他在接近生命的尽头时，是活在绝望中，而且他在1722年12月驾崩时并未能立储。因为有着这样的心情，永乐命令一位奉御净人到皇史宬，找出他那本《易经》。他研读这部圣书好长一阵子，接着决定卜个卦。有关大明的未来，卦象是屯，也即第三卦，显示植物怎样面对困难奋斗出土，逐渐从大地冒出来。标示出植物成长第一阶段的这种困难，被用来象征国家从脱序状态中崛起，一直到逐渐步向长治久安的奋斗。此卦对他的家人和国家的意义，永乐感到高兴，不过，他想要为他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另外卜个卦时，他睡着了。几分钟以后，玄武门上的太监，打起了子夜鼓，但永乐的梦境突然送他去跟他的父亲见面，景象里有被废的建文皇帝哭成血河，还有……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1）

当晋王过世的时候，洪武皇帝已经七十岁，他不仅跟长城外的敌人交战，也跟自己不免一死的命运搏斗。他在一个月内就病倒了，几个星期后，在1398年6月24日，大明的开国者随着他三子之脚步进了坟墓。六天后，亦即洪武紧邻着马皇后安葬在孝陵之后，年仅二十一岁、仍然还不太成熟的朱允炆，即位为建文皇帝。根据新华社的两则报道（1999年2月13—14日），洪武皇帝和马皇后被葬在地表下数十米的一个秘密设计的建筑群。当局声称，从这个所谓的“地下宫殿”找到花瓶、黄瓦和其他明代制品，而且向社会大众担保，陵墓会保存完好。。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精深学问的顾问主导了他的朝廷，而他们并不总是作出明智的判断。新皇帝极度仰赖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言。齐泰（死于1402年）是兵部尚书，1385年的进士，而黄子澄（1352—1402）则是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修撰。年轻的建文皇帝极其担忧会有武力示威，甚至是叛乱，他立即宣布已故祖父遗嘱中的规定，敕令现存的二十一位叔叔，不得出席洪武皇帝在南京的丧礼仪式。洪武的遗嘱据信是由齐泰草拟，根据此一遗嘱，藩国的所有官员和百姓，此后由朝廷直接管理。信号极为清楚，如果无法将半自治的亲王控制住，他们就代表着对皇位的潜在威胁。

尽管洪武的四十位嫔妃之中，有三十八位遵循元朝制订的蒙古陪葬习俗和荣誉准则，结束了她们的生命，也尽管各阶层的朝臣在南京为明朝开国者驾崩哀悼三天，但燕王却违抗这份“假造的遗嘱”，带领他的藩国护卫部队南下，打算在丧礼仪式上向他的父亲告别。南京方面将燕王的举动，看成是他愈来愈傲慢的一种让人不安的表露，建文皇帝立即在长江北岸部署大军。燕王才到了淮安的运河码头，就被迫带着羞辱和怒火返家。然而，他想方设法派遣他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死于1431年）——代表他去参加丧礼仪式，无惧于他们可能会成为建文皇帝的人质。接下来的冬天，忿忿不平的燕王想要亲谒他父亲在钟山南麓小丘的孝陵，但他的请求再度被驳回。在后来的著述里，有一些时刻，他似乎怨恨他的父亲，爱与恨在他愤怒的心里纠结。这些缠绕着他的苦涩回忆，对于似乎能运用所有资源将逆境转变为好运的人，乃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从那时开始，燕王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证明，他的父亲做错了抉择，他才是能够维护父亲帝国的继承人。燕王将痛苦和愤怒揉成了一团，填入了他的灵魂。但他这种人是不会任人摆布太久的。

一种新的政治光谱突然浮现。无疑地，新皇帝与他亲近的顾问正采取着措施，削减藩国，去除可能会危害到新政权的任何——不论真实的或可察觉到的——威胁。因为他在皇室家族里最资深，他也证明了担任北方指挥官的能力，燕王已变成新朝廷最大的威胁。突然间，南京放出一连串关于其生母的猜测，对于燕王的个人身份发动攻势。很多年来，燕王的母亲身份是八卦的来源，但它现在变成一种严肃的政治议题。如果他的母亲的确不是马皇后而是小妾，那么根据明朝已制定的规章（继承权是父系的，但亦局限于皇后的儿子），他登上皇位就等同于篡位。再者，既然燕王有如此众多的同父异母兄弟，如果他不是马皇后所生，他就不能宣称他是宗族里的长辈，也不能拥有至高权威来处理皇族内部的事务。诚然，甚至在燕王成为皇帝之后，身份上的斗争还是继续下去，因为效忠他的编史者确信，《明实录》的几段内容，不仅指出他的母亲是马皇后，而且父亲对他也格外信任。这类文字继续说道，洪武皇帝驾崩的前几天，他告诉燕王说：“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2）

在接连争斗的岁月期间，燕王要让整个世界知道，他比朝代创始人活得长，的确是所有皇子中最年长的，而且建文实际上是朱标的次子，由小妾吕氏所生。那么继承洪武皇帝的顺序谁排首位呢？燕王的喉舌，道衍和尚之类的人，进一步嘲笑建文优柔寡断、虚弱又爱挑剔——这些特质致使年迈的洪武怀疑他孙子的韧性。根据官修《明史》所记载的喻辞，十四岁的建文在哀悼他父亲过世时，这类的疑惑再次浮现。建文忧心如焚，以至于健康几乎严重受损。这类自任的苦行最终惊动了他的祖父，他对年幼的皇储说道：“尔诚纯孝，顾不念我乎？”虽然如此，在1392年9月28日册立建文为皇储之后，洪武仔细地培养他的孙子，一丝不苟地让他为皇帝的身份作准备。当然，燕王怨恨建文的即位，但他确信，侄子的政权只会等同于一种平淡乏力的君主政治。他日夜认真地助长他的髯须。

选定孙子接掌政权时，洪武皇帝也挑选了最值得信任的家庭教师，教导他文学、领导艺术和儒家道德。他们轮流给他讲解政治与军事机构，以及法律、经济与社会制度。洪武皇帝有时要求皇太孙代表他作决定，诸如对刑事案件作判决。几乎每个这类案件，年轻的皇太孙宣判的处罚，都比法律规定的还要来得轻。没有人知道，皇帝是否赏识孙子对刑罚的宽大标准，或者，担忧他可能会过于和蔼、随和。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中心与地方之间的平衡，很快就倾斜了。

对于年轻的建文皇帝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杰出儒家学者方孝孺（1357—1402），是浙江宁海人，也是著名学者宋濂的门生。那时四十一岁，以文学才能和伦理体悟闻名的方孝孺，很快就成为建文的导师，而且催促他建立一个模范的儒家国度。方孝孺对古代满怀敬意，很快就带领年轻的统治者认识《周礼》——又叫《周官》——的政治智慧。长久以来被许多学者视为不可信、后人写作的这部作品，提供了详细、有系统的周朝（西元前1122年至前256年）施政蓝图，而且以天、地和四季为官职名称。

建文显然相信其天地演化论和圣王概念，恢复了古代的地名和官衔，大开法律规章的倒车。不过，年轻的皇帝全神贯注于古代仪式和制度的细节时，他轻率改制的结果是紊乱又效果不佳。因此，这些状况惊动了许多巨头，他们对于不许出席洪武的葬礼仍然怀恨，也认为这些改变严重损害了大明帝国的根基。他们很快就找到漏洞，如果幼嫩的或失去能力的皇帝信任奸回，《祖训》赋予他们权力和责任，用武力干预朝廷事务。

齐泰与黄子澄被赋予制定政治与军事政策的权力，更糟糕的是，建文采纳了两人的建言。齐泰据说能够凭记忆朗读儒家经典。他曾经在洪武皇帝的面前，正确说出每一位边境防御指挥官的名字，而且展现了关于军事战略、地图、图表和路线的丰富知识。虽然齐泰在一些防御议题很有见识，但他没有管理——在兵部这种规模的官僚制度中极其重要的技能——的经验。另一方面，该果决时黄子澄从来就不是退缩的人。他雄心勃勃，垄断了谈话，经常自大，也大声吼叫。然而，这位自负的人也很天真。他对于七位亲王向汉景帝（西元前157年至前141年）造反的这段古代史相当着迷，以至于他屡次催促年轻的建文下手，以免太迟。汉朝的七位亲王之中，封地在今日江苏的吴王最为强大。不过，汉景帝不直接攻击吴王，一举消灭他，而决定对较小的藩王，诸如楚王和赵王采取行动，最后逼吴王造反。到了西元前154年，汉景帝打败了全部的七位亲王，再度维护了中央权力大过地方的权威。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3）

这类历史教训听起来很理想，但古怪的黄子澄却食古不化，因为当他建议年轻的主子仿效汉代战略时，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时代、涉及的人物，以及环境完全不同。此外，朝廷仅能继续推测和猜想，却没有燕王意图谋反的确凿证据。其他的大臣表达过不同意见，对皇帝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好比调换燕王到南方战略上较不重要的区域，诸如江西南昌。尽管如此，建文皇帝仍同意依循黄子澄的方案，传送了一则尖锐的信息给他所有的叔叔——亦即，他不直接面对强有力的燕王，因其至此并未犯任何的错，而决定先削了周王、湘王、齐王和代王之类的较小藩王，希望大大削弱燕王的奥援，逼他造反。到了1398年暑夏，年轻的君主开始进行“削藩”。首要目标是周王（朱），因为他和燕王一起长大，关系亲密，也因为周王的开封藩国，其职能是南京与北京之间的一个缓冲区。1398年初秋，建文皇帝派遣大将军李景隆去接管开封，以捏造的指控判定周王有罪。皇帝随后削了周王的藩位，将他放逐到云南。

周王尚未在云南蒙化落脚之前，黄子澄拟定了另一个精明的计划，分化建文的叔叔。周王被送回南京，作不利于他兄弟的证言——尤其是，代王（朱桂）、湘王（朱柏，1371—1399）和岷王（朱楩，1379—1450），他们犯了所谓的各种不法行为。周王在被胁迫下的证词，增强了藩王阴谋活动的指控，结果是1399年2月代王在大同藩邸遭逮捕；也致使湘王在湖广荆州放火烧了自己的宫殿，在1399年6月1日烧死他自己和家人。接下来的两个月期间，朝廷也废了齐王（朱榑）和岷王；他们与皇权相冲突之后，并不会比周王安全。这个时候，在南京这个地方，谎言经常比真话来得可信；罩布笼罩在每个藩国的通道，较资深、更具战略位置的五个藩国，已经在皇帝的控制之下。经过这些大胆的手段之后，南京的朝廷同时也采取谨慎的步骤，对付建文最惧怕的叔叔燕王：先是任命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指派谢贵与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1399年4月，派遣都御史暴昭采访北平，以燕邸事密闻于朝廷。

应注意，这时燕王仍旧安然无恙，因为朝廷尚未正式指控他有任何不法或参与煽动的行为。事实上，建文皇帝与燕王之间的沟通管道依然畅通，因为燕王祈求皇帝赦免周王，也恳求他修补他们破碎的关系。建文倒是喜欢用更加节制的步骤，去削减叔叔的权力，据说燕王出自内心深处的请求，让他深受感动。不过，兵部尚书齐泰虽然欣赏皇帝对家族有强烈的孝行，但黄子澄坚决认为，家族关系已成往事，无法回头，这场冲突必须继续，直到削除了燕王的藩国。是勇敢面对意志坚强的燕王，还是低调解决跟他最资深之叔叔的争端，庸懦的建文显然踌躇不定。此后艰巨的四个月，他敕令总兵宋忠去接管燕王藩国三个护卫（大约一万五千人）的指挥权，将燕王军队移防到开平屯田站。燕王的军事人员，包括蒙古籍护卫指挥观童被召回。跟燕王有紧密关系的永清左、右卫，调离了燕王的影响范围，分驻彰德和顺德。再者，朝廷的心腹将领徐凯，被分派去保卫临清的运河码头，而另一位受信任的指挥官耿，驻扎在长城的重要隘口山海关。到了1399年的仲夏，燕王的藩国被朝廷军队团团围住，而且根据流传甚广的传闻，燕王发疯了。不过，南京当局仍然心神不安，因为燕王的阴影——虽说表面上式微了——继续笼罩着帝国。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4）

毫无疑问，在人生最消沉的时刻，对燕王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精神折磨。当他看着镜中的自己时，他的脸庞愈来愈暗淡，宛如镜子吞噬了他的神采。然而，他是装疯卖傻的，而他在外的放荡言行，是策划好的表演；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实际上是在争取时间（以及等待他的髯须长到他的肚脐），虽然努力强化他的决心，但他记得母亲教导过他不要轻率行动，对于朝廷的挑拨，不要有不经思考的反应。于此际，他祈求朝廷把他的三个儿子从南京送回家，他们是代表他到那里参加明朝创建者的传统服丧典礼。齐泰与黄子澄之间，对于释放燕王的儿子与否，有过激烈的辩论。齐泰先前拜访过北平，知道燕王是披着羊皮的狼，他建议建文扣留燕王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出乎意料地，古怪的黄子澄建议建文释放他们，让燕王不会生疑。徐增寿是徐达将军的小儿子，也是三位燕世子的舅舅，皇帝跟他磋商之后，决定遵守《祖训》——其禁止以亲王之子当人质——不顾齐泰的强烈反对，释放了他的三位堂兄弟。

此举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预示着即将陷入内战的危机，更加恶化，而非得到化解。这三位燕世子一离开南京，燕山护卫百户倪谅就密报朝廷，燕王正策划谋反。后来，战争爆发，情况对建文不利之后，皇帝在宫殿亲手杀死徐增寿，为他自己的愚蠢找了替罪羊来承担责任。就在靖难内战爆发之前，三位燕世子往北逃跑时，他们差点遭到另一位舅舅徐辉祖的拦阻。此时是7月下旬，情势剑拔弩张，风吹草动都可能会让两个阵营开战。1399年8月6日，朝廷钦差张昺和谢贵试图进入燕王府邸，逮捕几位燕王的僚属时，致命的接触终于到来。无疑地，朝廷收紧了对付燕王的罗网，不过，因为燕王已经建立了搜集情报的间谍网络，很快就找到脱逃的路径。由于李友直（北平按察使）和张信（北平都指挥使）的情报和协助，燕王能够迅速招募到大约八百名护卫，带领他们进入他的宫殿，随后埋伏在端礼门杀了朝廷钦差。他的人马后来夺取北平全部的九个门，也由于张信的变节，其他邻近地区的指挥官亦加入他的阵营。唉，一直持续到1402年7月的靖难内战最终开打了！

燕王接下来发表一份檄文，从《祖训》引述他武装造反的开战原因，因《祖训》允许亲王（们）带兵到南京，靖奸臣所作之难。在这个事例里，他告诉他的同胞，建文皇帝是个乖张又不孝的侄子，遭受奸臣齐泰与黄子澄的蒙蔽，以及听信不正直之太监和僧侣的胡乱建议。他继续宣称，为了驱逐朝廷奸回，拯救宗社，他必须行使他作为亲王的传统权利和义务。他仅是奉天命而已。然而，燕王的檄文是狡诈的，因为《祖训》亦规定，亲王只有收到皇上的密令，他才能到朝廷；一旦靖难结束，亲王就把他的军队撤回到兵营，亲自向皇上报告情况；而且在待了五天之后，他必须回到自己的藩国。

当然，燕王并未遵守这些规章；再者，他自己在做决定之前，经常跟太监和僧侣磋商。另一方面，他推断说，他的封地遭到攻击，性命吉凶难料，他以上天给予他的权利，保护他自己。后来，在他自己的追忆里，他会声称，从来就不喜欢看到大量杀戮，但当他后退到角落，陷入不能忍受的境遇时，他必须反击。可以肯定的是，靖难内战结束之后很久，文字战争还在继续，因为他的代言人败坏了建文皇帝的名誉，妖魔化建文的顾问。明史学者大抵怀疑官方的内战文献，认为其倾向于将过错强加在败者身上，清除胜者的不良形象，来为后者统治之不朽作辩护。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5）

他的确作了反击。燕王亦开始封官爵给已加入他的征伐队伍的指挥官。8月9日，燕王军队拿下蓟州，随后沿着长城前进到居庸关。效忠朝廷的将领宋忠，带领军队从开平南下，试图夺回居庸关，但8月17日在怀来被燕王军队打败，被杀。宋忠大部分的军队最早就是由燕王训练，他们乐于回归燕王的旗帜下。接下来，北平指挥体系中最后一位资深官员郭亮，将永平（今日之卢龙）归顺于燕王；而且在流下第一滴血之后，才二十天的时间，北军之中十九个卫所以上，总计超过十万人的军队，前来加入他所谓的靖难军。无疑地，事与愿违，黄子澄逐渐孤立和抑制燕王的战略失败了，朝廷如今面临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在这一关头上，建文皇帝指派长兴侯耿炳文担任三十万大军的总兵官，敉平反叛。

耿炳文是个历经无数战役的老手，也是洪武皇帝的“凤阳秘密组织”里仅存的硕果宿将，当他肩负起此一任务时，已接近六十五岁了。滹沱河流到天津，在渤海湾出海。9月24日，他以大约十三万人的兵力，沿着滹沱河的北岸跟燕军作战。燕王了解地域的地势人和，有效地利用诱捕和压缩的战略，赢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他迫使耿炳文极度疲惫的军队，撤退到北平南方的真定；燕王攻击这座有良好防御工事的城市三天，但最后不得不撤退。在这次战役期间，他征募一个由归顺的蒙古家族组成的骑兵护卫。这个特别的护卫，由卓越的蒙古人火里火真（1349—1409）指挥，他在1381年9月，带领相当多的部落族人归附燕王。此后火里火真成为燕王的得力助手，担任燕山中护卫千户。在真定的战役，火里火真的蒙古分遣队，两度击败耿炳文的朝廷军。即使耿炳文是个出众的总兵官，而且还有大约十万左右的兵力，牵制着反叛的燕军，但神经紧张的黄子澄觉得天摇地动，催促同样吓坏的建文皇帝，把耿炳文免职。燕王颇为沾沾自喜，因为他成功地破坏了敌人的计划，造成长官与部属之间的冲突。建文选来取代耿炳文的人，是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根据中国的宗谱推算，他也是燕王的侄子。不过，李景隆不是耿炳文，主要因为他虽继承了他父亲的特权和地位，但并未遭遇过真正强悍敌手的检验。

在这类战役里，时机胜于一切，但李景隆完全没有意识到其至为重要。他急的是去征调五六十万人，以便能够利用人数优势打败燕王。此一策略让燕王嘲笑，因为在征调期间，李景隆错失了戎机。广为人知的是，燕王通常藐视李景隆的能力，在燕王的阵营里，李景隆甚至变成黑色幽默的题材。孙子西元前六世纪的文本《孙子兵法》教导说，交战通常靠智慧和计谋取胜，而不是靠纯粹的军事力量，战略远比用刀剑和弓箭的勇敢和技能来得更重要。燕王显然是《孙子兵法》的好学生。李景隆还在集合军队时，燕王离开北平去巩固他的后方，跟长城外一些先前的敌人缔结同盟。在这么做的时候，他把北平基地的防御，留给了他的长子朱高炽。这位年轻郡王长得肥胖、病弱又笨拙，而且众所周知，他对有益健康的体能训练缺乏兴趣。虽然如此，他父亲不在的期间，未来的洪熙皇帝（1424年至1425年在位）朱高炽，证明他有毅力担起令人恐惧的任务。让李景隆和其他所有人惊讶的是，朱高炽不仅在行政上，而且在战斗上都有突出表现。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6）

这个时候，燕王彻底了解其军队的能耐，据以组织他的战场计划和决定。他的战略乃是运用奇袭和欺敌的原理，而他的主要目标是李景隆将军的心理。他先到永平解围，因其遭到吴高带领的辽东兵攻击，同时也跟该区域的朝鲜人培养良好关系。他随后越过长城，行军到大宁（在今热河），俘获了宁王（朱权）。连同宁王藩国护卫，以及蒙古盟军的另外三个卫所，总计大约八万人的军队和六千辆车，燕王班师回北平去对付围攻该城市的李景隆。于此际，火里火真指挥的骑兵卫抵达，给了燕军另一股力量。在北平被围城的期间，燕王的夫人动员军人妻子来协助她的儿子防御。她们向攻击丽正（后来改为正阳）门的李景隆军队投掷石头。几年后，每逢朱棣纪念这一特殊事件，他对于妻子、妾、女儿和媳妇，以及无畏之军人妻子的表现，便发出得意的咯咯笑声。

燕王亲自训练过的一些内侍，在这个关键阶段，也开始一再作为战场指挥者，表现突出。其中的佼佼者是马和（未来的正使总兵郑和），他潜进到北平蓄水库郑村坝。马和拖延了敌军的推进，为燕王争取足够的时间派遣援军。1399年12月2日，燕王的骑兵援军部队，由外攻击李景隆围城军的阵营，而朱高炽打开北平的城门，开始由内反击。突如其来的攻击和混乱，致使朝廷军在整个战场溃散，放弃真定城，最后一路撤退到山东德州。燕王立即要求谈判，但却坚决主张，建文皇帝要罢黜那帮阴险利用他的顾问。建文皇帝与其底下的其他人，由于最初的误判造成一团混乱；李景隆战败后，皇帝为了帮自己找台阶下，罢黜了齐泰与黄子澄。不过，在盛庸（死于1403年）打了几次胜仗之后，齐泰在1401年1月又被重新任命为兵部尚书。盛庸是一位老练的战士，在耿炳文将军麾下服务和学习了很多年。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深谋略、谙兵法的燕王，决定再度愚弄李景隆。1400年初，燕王亲自带领他的骑兵部队进入山西北部，假装打算攻击大同。李景隆的军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不习惯严寒的天气，军队一开拔去拯救大同，李景隆就听到两支小守备队向燕王投降。然而，朝廷军在3月到达大同的时候，燕军已消失无踪。对李景隆来说，德州和大同之间的这趟往返旅程损失惨重，因为无数的朝廷士兵冻死、累死。燕王从《孙子兵法》里学得的虚击和假装撤退，又再度奏效。尽管事实上李景隆似乎不是那种会跟军队同甘共苦的总兵官，但建文皇帝却继续依靠他来镇压这场叛乱。西塞罗（Cicero）的名言，“成大事不是靠力气、速度和身体的敏捷，而是靠沉思、性格和判断”，可适用于建文的情况，他的沉思、性格和判断，都不适宜处理靖难内战。

1400年5月，朝廷军于涿州（在今河北）沿着白沟河跟燕军交战。李景隆再度被瞒骗，他的军队溃逃，而燕军则是窃笑。李景隆丢弃了一百万石的粮食——他的军队靠此为生——给燕军，一路撤退到山东的首府济南。对朝廷军而言，幸运的是，山东布政使司参议铁铉（1366—1402，可能是突厥人或蒙古人），以及老练的指挥官盛庸，不仅能够抵挡燕军三个月，而且还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因为战功，盛庸被封为历城侯，取代了这一次完全玷污了他作为征虏大将军之名声的李景隆。铁铉升为兵部尚书。1401年1月1日和2日，盛庸的军队在山东东昌打败了燕军时，势头似乎转而对南京有利。这一役胜利后，南京士气稍稍恢复，因此建文给齐泰与黄子澄重新任命了职位。三个月后，盛庸在保定一带击破了燕军，使其溃散，而燕王仅带着少数几位护卫离去。剎那间，盛庸认为，他能生擒燕王。随后，在1401年4月6日，两军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时，燕军在东北，盛军在西南，骤时间，从东北吹来飞沙走砾，盛庸的士兵被逆风所迷，盛庸被迫退回德州。民间盛传，燕王施魔法，召唤不合时令的天气，而他的道教顾问用巫术对盛庸将军下咒。事实的真相是，此乃他难以置信的胆量，也可能是上天的一个祝福，或者说，也许是历史的狡黠。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7）

两个月后，燕将李远带领他的部队，伪装成朝廷的军队，经过山东，一路到江苏，焚烧了政府的米粮驳船。1401年的其他时间，燕军在几个地点与朝廷军构兵，包括大同和永平。尽管前三年的期间，燕王胜仗多，败仗少，但他似乎满足于待在北平附近，不打算占领他征服的领土。不过，情势显然对他有利。一名朝鲜使节从1401年秋到1402年春在中国参访，如同他观察到的：“燕兵势强，乘胜远斗，帝兵虽多，势弱，战则必败。又有鞑靼兵乘间侵掠燕、辽之间，中国骚然。”在僵持状态的期间，双方都运用间谍和反情报措施。在收到一名阉宦内应关于南京情况的第一手情报之后，燕王先跟和尚顾问道衍磋商，随后决定出其不意拿下防卫空虚的金陵。

1402年1月15日，燕王绕过朝廷主力军据守的德州和济南要塞，带领他的军队直驱南京。他开始行军南下的期间，他的军队几天之内就拿下东昌和东阿，进入了山东南部，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困难。一个月内，他到达了孔子出生地曲阜的郊区。他为了对这座神圣的城市表示他极度的敬意，下令士兵连一草一木都不得伤害。2月28日，燕军占领了沛县著名的七个碉堡，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3日，包围了徐州这个重要的漕运城市。然而，接下来的三个月期间，燕王面临几个问题——包括明显更强大的敌军抵抗、粮食补给的减少，以及缺乏在河流和湖泊上作战的水师——因而举行了战情会议。他的指挥官再度感受到他的统御魅力，发誓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渡过长江。

于此际，盛庸下令朝廷军一路撤退至淮河，但在6月9日被燕王彻底打败。战场如今集中在长江下游一带，对建文皇帝失去信心的朝廷指挥官，愈来愈多叛变投靠燕王。忠诚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和生存本能。右军都督佥事陈瑄（1365—1433）向燕王投诚，提供船艘让他在7月3日渡过长江。但燕王不急着拿下南京，因其附近地区还有大约二十万兵力。他转而先攻占南京以东九十公里、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点的镇江。以长江三角洲的丰富物产鼓舞战士之后，在仔细考虑怎样对这座按理难以攻陷的京城南京作最佳攻击的同时，他挥师缓慢西向。

在此一时刻，建文皇帝渴望降低由于他的政治天真所造成的伤害。他绝望地派了试探者，包括一名公主和李景隆将军，跟燕王言归于好，甚至给其帝国的北半边也行。于此际，苦恼的建文派遣官员去征募和统筹地方义勇军的训练，万一靖难内战持续下去，他们可以派上用场。燕王认为建文的和谈建议是虚伪的姿态，因而加紧他的攻击。7月13日，当他的军队出现在南京北面城墙前的时候，当时失势的将军李景隆和谷王（朱橞）打开金川门，让燕士兵进入京师。不过，当燕王穿过金川门时，御史连楹拦住燕王的骏马，从他的袍子里拔出一把匕首。连楹行刺失败，当场被杀。于此时，大约四百六十位建文的官员逃离京师。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中，南京城墙内部的皇宫围墙着火了，而建文消失无踪。他和他的妻子可能被烧死，然而，民间却传说，他作了不同装扮，在大约二十人的协助下，经由一个秘密通道脱逃，后来化为僧人，躲在苏州城外。其他的谣言则暗示，建文逃到海外，准备卷土重来。齐泰把他的马用墨水涂黑，逃跑了一段时间。但马汗最后把黑墨洗掉，齐泰被人识出，缚执至京师。黄子澄试图在苏州组织反抗军，但很快就被燕军平定。争斗的岁月最后结束了：1402年7月17日，燕王“勉强”接受侍臣的请愿，登上了皇位，从此以永乐为号，开启了一段新的统治时期。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8）

1402年的下半年期间，永乐皇帝在巩固他刚取得之权力的同时，冷酷而有条理地整肃建文在文武官员里的支持者。九百至一千位官员被污蔑为“奸回”或“大逆”，他们的几十万宗族、邻居、教师、学生、仆人和朋友，则遭到围捕、下狱、流放到边境，或者处死。清朝史家谷应泰称这些人为靖难内战的“附带牺牲品”，记载说在这次毫不留情的整肃行动期间，理学家方孝孺再三地给建文坏的建议而遭到处死，坐死者八百七十人。在大理寺寺丞邹瑾案中，诛戮者四百四十人。御史大夫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礼部尚书陈迪与他的两个儿子被斩首，他的妻子上吊，而他的家人和同族者，杖戍者一百八十人。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姻娅从死者八十余人。在胡闰的案子中，全家抄提者两百一十七人。御史董镛遭逮捕，从一等到五等亲，姻族死戍者两百三十人。1402年的整肃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野蛮又残暴的政治行动之一，但它也包括了许多英雄式的、启示性的事迹。

永乐像他父亲那样是个凶残的恶人，或者，如同他的朝臣所喝采的，是个睿智、有雅量、宽大又仁慈的统治者呢？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在位的期间没有发生其他的整肃行动。或许，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根深柢固的儒家意识形态，要求建文的官员不能认可其他天子，不能服侍其他主子。这种对于忠诚和忠贞的强调，要求一臣不侍二主，一妻不嫁二夫；官员不能把他的忠诚转移到另一位君主，就像孀妇不能再婚。建文的旧臣亦关切皇位的神秘性；如果皇帝能够废立，那么宪政会遭到破坏，长子继承权的原则遭到摧毁，而且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方孝孺之死例示了这类道德与意识形态标准。据说，燕王离开北平之前，道衍要他承诺绝不伤害方孝孺。燕王攻占南京之后不久，他召见方孝孺，要求后者当作什么都没改变，继续为王朝效命。但方孝孺滔滔不绝，对朱棣大谈儒家德行，以及主子建文的安危。当方孝孺得知，建文死于大火时，他决意一死。四十五岁的方孝孺随后坚称，应该册立建文的儿子为新皇帝。这种大胆的要求大大激怒了这位得胜的亲王，他说道，继位议题是他的家务事，外人没有置喙的余地。据说，永乐命令方孝孺起稿诏文，发布他的皇位继承时，方孝孺把纸笔掷到地上，宣称宁死也不愿为“篡位者”效劳。从那时候起，方孝孺的生涯和殉节，竖立了忠贞的最佳榜样。中华文明的根基，建立在少数几个跟南京钟山一样悠久的简单观念；其中显著的观念是忠贞。

建文的另一位臣子刘璟（1340—1402），亦碰到正当性的议题，面临生命与忠贞之间的一种困难抉择。刘璟的父亲刘基（1311—1375），是明朝开国时洪武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刘璟就像父亲那样，有才气、刚毅又忠诚，曾担任七位不同亲王的行政官员。他经常参访北平，跟燕王下棋。在靖难内战的初期阶段，刘璟急忙赶回南京，献十六策，但建文皇帝不听。1400年，刘璟不顾自己健康不佳，再度向建文求见，献上冗长的建言书，年轻的皇帝仅仅命令他回家，好好休息。当燕王攻占南京时，刘璟称病，拒绝作礼貌性的拜访。他被列入奸臣的黑名单，被逮送至宫廷。当刘璟见到燕王时，他说：“殿下［而非陛下］百世后，难逃一个‘篡’字。”刘璟被关进牢里后不久，便自杀了。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9）

当时的政治文化与正当性问题，使得建文的其他几位臣子，不为新的君主效命。对于被冠上篡位者的名称，且比拟为汉朝的王莽（西元9年至23年在位），永乐是极度神经过敏的。黄子澄被执之后，送到永乐面前，永乐称赞黄子澄博学善书，告诉他不要效法方孝孺的执迷短见。黄子澄平静地回答说：“若用臣是不欲以纲常治天下乎？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无足怪者！”黄子澄接着阐述他的天命观，大胆地批评永乐。永乐问道：“朕知汝必不为我用，当认何罪？”黄子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为先帝文臣不职，谏削藩权不早，以成此凶残，后嗣慎不足法。”听到这些尖锐、侮辱的话，盛怒的永乐以黄子澄大逆不道，即刻下令将他“千刀万剐”。黄子澄的胸膛、腹部、手脚和背部遭到切割，让他缓慢、痛苦难忍地流血至死。

对先前二十年的政敌展开复仇的同时，永乐也想塑造圣王形象，希望减弱对他暴虐行为的批评声浪。因此，他需要一个打手去执行他的政治仇杀，巧妙又迅速地捏造不利他敌人的罪行，其中有些人完全无辜，但仍然因为与某人有关而获罪。这个人就是陈瑛（死于1411年），一个也对建文政权满怀怨恨的残酷的人。陈瑛的职业生涯始于南京国子监的监生，不久被洪武皇帝擢为山东按察使。1399年，他转调到北平，继续他的御史工作，因而跟燕王熟识。陈瑛后来被建文皇帝贬到广西的一个职位，自此以后，开始支持燕王的政治议程，跟燕王的核心集团保持密切联系。永乐登极后一个月，厚颜无耻又精明的陈瑛奉命返回南京，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根据大明官员的体系，陈瑛的工作理应局限于弹劾不听话之官员。然而，他行使的权力，范围非常大，包括他认为有根据，就能着手预防性、矫正性和惩罚性的权宜手段。

陈瑛就任他的新职务后不久，呈递给永乐一份奏折中说道：

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

皇帝回复说，他只要惩罚和处决极少数的奸臣（诸如齐泰与黄子澄），想饶恕奸臣榜上最后二十九人（诸如张、王钝、郑赐、黄福与尹昌隆）中的一些人，让他们继续为王朝服务。永乐清楚表示，在朝廷里，只有他能拥有帝王的至高权力，朝臣不许代表他行使那样的权力。虽然如此，陈瑛似乎能够看出永乐的心意，完全知道在让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迫害里，他能进行到什么地步。的确，正是陈瑛阅览方孝孺的狱词，以及对建文政权的主要政治人物及其数百位宗族提起诉讼。即使永乐吩咐他控告无辜之人要有节制，但陈瑛还是继续残害建文的官员。整肃行动不会平息。

永乐说他会饶恕和留用的二十九人之中，没有一位会在政府久待，而且最后大部分都难逃一死。前吏部尚书张保有他的职位，直到有一天的清晨，易怒的永乐开始批评建文重组明朝政府组织的决定，因为皇帝认为张也有责任。在遭到永乐免职之后，张在吏部的后厅上吊，他的妻子和子女跳入池塘溺毙。张自尽后，只有他先前的一位僚属胆敢探视他的尸体，打理他的丧礼仪式。永乐的军队进入京城时，担任建文户部尚书的王钝，是另一个受害人。王钝越过了城墙，但为永乐的士兵所执。在短暂地保有他的职位之后，王钝被重新指派去协调和监督中国北方的农田与谷物分配。1404年，他担任布政使，负责地方事务的例行管理，但显然对他的工作闷闷不乐。王钝在消沉和绝望中死去。

皇位继承斗争的岁月　1398—1402（10）

当前任工部尚书郑赐是北平左布政使时，他跟燕王有良好的工作关系。的确，当后者成为皇帝时，永乐任命郑赐当新的礼部尚书，但在1408年的夏天，郑赐因宽恕礼部部属的犯罪行为而遭到调查。不久他在恐惧和忧虑中死去。一如永乐所承诺的，尹昌隆逃过了处决，在北平藩王府供职。然而，尹昌隆后来在被处死之前，也遭到锦衣卫的折磨。他的许多族人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唯一的例外是黄福，他曾任建文的工部右侍郎。永乐实际上拔擢他到尚书的职位，但黄福不久遭到陈瑛弹劾，转调到北平担任行部尚书。他后来被逮捕，在短暂坐监服刑之后，便指派他去处理大明安南殖民政府的民间事务。黄福在安南一待十九年，协助绥靖大明最南端的殖民地。然而，他在1440年自然死亡时，朝廷并未给他任何的赠谥。可能是永乐对黄福恨之入骨，连永乐的继承者也不敢将黄福的名字从“奸臣榜”中抹去。

除了清算高位的文职官员之外，永乐采取各种措施——主要是暗杀或其他卑鄙行径——来对付靖难内战期间在不同时间对抗他的高阶军官。指挥官铁铉被捕，但拒绝承认永乐是他新的最高君主。据说，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处决时刻，三十六岁的铁铉大声咒骂永乐。盛庸将军以余众投降，受命守淮安，但在一年内就被弹劾，盛庸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耿炳文将军继续保有侯爵的地位，但后来被指控有叛国行为时，他也自尽了。李景隆将军为燕军打开了南京的宫殿大门，促进了从建文到永乐的权力移转，因而受封为公爵，岁禄四千石米。然而，两年后他被削爵；他连同其兄弟和妻舅的财产被充公，而他则下狱。尽管在某些时刻尝试让自己早日撒手人寰，但李景隆活到1421年才过世。

在整肃行动期间，永乐也必须严厉地对付他自己的一些亲属。这么一来，会使他的灵魂烦扰不安，损及他的心理健康。他妻子的大哥但也是建文旧臣的徐辉祖，就是个例证。当燕王进入南京时，徐辉祖去了他父亲徐达钟山的坟墓，拒绝欢迎这位获胜的亲王。永乐作为皇帝敕令他的僚属，准备徐辉祖的死刑执行令，但后者宣称，徐辉祖豁免于任何的死刑，因为他的父亲徐达是明朝开国功臣，而且洪武皇帝所赐的丹书铁券，允诺永不杀徐达子孙。怒不可遏的永乐，削去徐辉祖的爵位，幽禁于府邸。徐辉祖跟永乐在青春年少时曾一起玩耍，他会闭居在自己的宅第，度过五年多压力沉重的岁月。1407年，徐辉祖自然死亡之后的几个月，永乐诏群臣：“辉祖与齐黄辈谋危社稷。朕念中山王有大功，曲赦之。今辉祖死，中山王不可无后。”因此，徐辉祖的长子，也即永乐的外甥徐钦（死于1424年），被册封为中山公。然而，1421年永乐命徐钦上朝参拜时，徐钦唐突地离开御前会议。这个举动惹恼了永乐，他立刻将徐钦削爵为民永乐的继承者后来恢复了徐钦的爵位和特权。

对于他宠爱的妹妹宁国公主（1364—1434）的丈夫，永乐也作了野蛮的攻击。宁国公主是马皇后的长女，嫁给了因精通经史兵法而闻名的梅殷（死于1405年）。在所有驸马之中，洪武皇帝最喜爱、信任梅殷，由于这个缘故，他屡次委托梅殷，力扶幼主建文。在靖难内战期间，梅殷是淮安的都尉，严密地防扼燕王。当燕王要求梅殷让他的军队通过淮安时，梅殷割下永乐使者的耳鼻作为回覆。甚至永乐登极之后，梅殷还继续沿着淮河指挥他的军队，拒绝接受新皇帝的敕令。永乐随后逼迫他的妹妹写了一封信，恳求她丈夫投降。当梅殷读到宁国公主以自己鲜血密封的信时，他不能自持地恸哭起来。诡计多端的永乐，善于忍受痛苦和羞辱，但从未忘记这笔帐。1404年的冬天，左都御史陈瑛弹劾梅殷畜养亡命、朋邪诅咒，永乐终于显露出他的狡诈。梅殷全家被流放到辽东。一年后，梅殷抵达京师，奉命到朝廷时，前军都督佥事谭深和锦衣卫指挥赵曦，把他从南京的一座桥上推下溺水。梅殷的讣闻说他是自杀。心碎的宁国公主那时四十一岁。即使永乐后来定期慷慨地奖赏她，但她还是守寡了二十九年之久。

显然，为了能有全新的开始，而且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新皇帝想要一个接一个地消灭旧有的藩王卫所。他了解，他首先需要把许多北方藩国，调换到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消除最不确定的政治元素，因而把谷王（朱橞）从宣府调换到长沙，宁王（朱权）从大宁调换到南昌等。有一阵子，他允许代王（朱桂）留在大同，辽王（朱植）留在辽东，蜀王（朱椿，1371—1423）留在成都，但稍后永乐解除了他们全部的军事权。尽管他实际上恢复了周王（朱）、齐王（朱榑）与岷王（朱楩）的头衔和财产，但他们实质上变成了带有典礼功能的装饰性象征，因为永乐牢牢地将藩国掌握在他个人的控制之下。于此际，永乐废止了建文所作的术语变更，再度任命他的前任者免职或降职的官员。他重新确立他父亲的专制?治者与大臣之间的不平衡，抓紧对于文职官僚制度和军事机构的控制，移交给他亲自任命又能对他负责的行政官员手中。他开始起用太监来管理间谍组织和内部保安，领导军事和对外事务，因此，不经意地创造出充分发展的第三个行政部门，而这个部门参与了所有明朝最重要的事情。很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时，朱棣赞赏着他父亲的统治者地位。等待的岁月结束了，一个新的“永乐”纪元正要开始。他现在急切地想要建立一个辉煌又有活力的王朝，确切地为过去三年的剧烈混乱作辩护。为了达成那样的目标，他必须既扮演救世主（拯救他父亲不平静的帝国），又扮演偿还者（弥补靖难内战带来的破坏和死亡）的角色。

文皇帝（1）

永乐驾崩之后，立即被谥以庙号“太宗”——在中国的朝代中，传统上这是用在能干的第二任皇帝身上的。但永乐也有“文皇帝”的谥号，而这是对中国皇帝的最高赞美。读者可能会感到怀疑，为何一位精力充沛的政治领袖，其最爱是军事学，而且整个职业生涯致力于作战，会博得——的确，也会喜爱——一个因为高尚、正直和道德领导而获得的谥号。在历史上，伟大统治者的光辉经常照耀在许多方面。永乐意识到，中国的传统要求朝代创始人的继承者，实现创始人所开始做的事：第一任皇帝凭借武力、军事力量和严厉的手段来创建朝代，但第二任皇帝不得不运用人文主义、教育和开明手段来巩固和延续它。永乐的继位者坚决认为，永乐应该被视为明朝第二任皇帝，而不是建文。那也是为何建文四年（1402）事后会被更改成洪武三十五年的原因。在位期间，好沉思的永乐不想被当成仅仅是个战士，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所知极少，而且又无所作为，对于这方面他非常在意。为了营造圣王氛围，实现传统的期待，永乐资助一连串的文艺出版品和汇编。即使有一些出版品仅仅是附加的装饰品，或者，在目的上是作为政治宣传而制作的，然另一些文艺计划，诸如《永乐大典》，则是因为不朽的智慧而光彩夺目，跟永乐建造的紫禁城一样持久。永乐以汇集大量的中国人文经典为手段，为他的遗产增添文艺名望。

与遵守圣王传统的目标一致，永乐提倡儒家的道德教育，资助帝国出版品，而且沿袭他父亲制定的仪式活动。既然作为皇帝，永乐必须定期祭天，以合法化他的统治权威，而他相当注重中国帝制政府的两个密切相关的表现，即仪式与音乐。在仪式和音乐的问题上，他通常沿袭他父亲在1387年颁布的《礼仪定式》。尽管他把父亲的庆典从简原则放在心上，饬令礼部不得建造著名的“九龙车”——一种了不起的金玉车——之类的车子，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遵守孔子推崇的一部古代经典《周礼》，其明确规定了有关仪式和音乐的全部步骤。永乐一夺取皇位，就为太常寺雇请了更多的典乐官，皆为男性，演奏诸如黄钟、石磬、竹笛、口琴、二弦的提琴、三弦的班卓琴、月琴和红色鼓等古代乐器。这些乐器由金属、石头、丝线、竹子、葫芦、陶器、毛皮和木材制成，因此八音是有区别的。钟属于金属范畴；磬的音质和声音来自L型磬石；有丝线的提琴，属于丝范畴；横笛属于竹子族；有十三管笙的排箫，属于匏瓢族；大小如鹅蛋的吹奏乐器“埙”，属于陶器族；皮鼓属于毛皮族；以及称之为“祝”的响板，属于木材族。最常演奏特定歌曲的典礼是，异邦王子或封臣的国宴、皇帝朝臣的宫廷宴飨、结合大型箭术竞赛的庆祝活动、鼓励关怀老人的典礼、太庙与社稷坛的祭祀仪式，以及朝会。

为了证明他是个孝子，而且是个足以胜任他父亲皇位的继位者，永乐下诏，有关皇家葬礼和守丧的事情，必须严格遵循他父亲的《孝慈录》（1375）。至于皇族成员的个人行为，永乐也固守他父亲的《皇明祖训》（1395）所提供的准则。一般说来，他的典乐官不谱新曲，仅止于演奏唐朝和宋朝流传下来的歌曲。款待皇族与永乐的宾客时，他的典乐官按惯例演奏的歌曲有《宴乐》（一种四部曲，有舞者伴舞）、《长寿乐》（根据传闻，是由唐武后［625—750］谱曲）、《太平乐》、《光圣乐》、《上元乐》，以及《龙池乐》。在特殊的场合，永乐的典乐官会演奏《大定乐》，而一班舞者披五色文甲，手持长矛，或者，演奏侠义又精力充沛的《破阵乐》，而舞者以有力又勇猛的动作撼动山河。当然，永乐在位期间，中国人不分贵贱贫富，还是喜爱有戏剧性曲调的南北方风格的戏剧。

文皇帝（2）

除了仪式和音乐之外，永乐亦支持科举考试，支持1368年由他父亲在南京设立的国子监。例如，1404年，他录取了四百七十三位进士，一年后选了其中二十八位在翰林院作研究，这一惯例自此以后成了定制。在位的二十二年间，永乐主持了八次科举考试，相形之下，他父亲在位三十一年仅有六次。再者，永乐以政府津贴招收了许多人进入国子监，而且从县、州到府，在各个层级提倡教育。永乐运用地方学校，为他的官场准备了大有可为的有学问之人，同时指定的课程强调儒家经典、大明法律，以及帝国对于犯罪与惩罚的戒律。他也资助私人书院，从这类书院为政府的职位征募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在位期间，有三十四所私人书院，其中九所——江西两所、湖广一所、广东四所，以及广西两所——在他接管帝国政权后设立。通过地方学校，以及不同书院的推荐，人员的直接征募，提供给永乐新的、形形色色的人才，其中一些人高升到他朝廷的显著职位。

为了表示对于中国传统的敬畏和注重，永乐决定恢复对孔子的崇敬，以作为提倡儒家意识形态的手段。在1403年的三月初一，永乐穿上他的龙袍，在南京孔庙举行典礼。在典乐官演奏许多首仪式音乐时，皇帝面朝孔子的肖像，向至圣先师鞠躬了四次。根据《仪礼乐器考和孔庙乐器》中的描述，儒家祭祀典礼使用的乐器，包括搏拊、鼗鼓、建鼓、应鼓、凤箫，以及许多其他的古代乐器。在典礼期间，辅祭手持雉尾羽毛，随着音乐歌舞。这一幕之后，永乐和他的侍从坐着马车向西行进到附近的国子监，赠送了许多本五经——《书经》、《诗经》、《易经》、《礼记》、《春秋》——给当时的国子监祭酒胡俨。为了讨论一些有关中国重要伦理智慧宝库的复杂议题，国子监安排了一场五经讨论会。在会议进行的期间，永乐所有从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坐着聆听胡俨和著名古典学者讲经（皇帝在场时，大明官员通常是不许坐着的）。当整个翰林院观众带着缄默的兴奋观看讲经时，永乐则再三地提出有关这类主题的问题，诸如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以及统治者履行那些责任的方式。皇帝亦鼓励他的文人官员，对五经中的古代概念和术语，提出他们的看法和诠释。

永乐孔庙之行的象征性，以及他展现有关五经之知识和理解的方式，打动了非常多的文人官僚。不过，他在孔庙和国子监的表现，亦表露出他了不起的政治敏锐。照他看来，艺术和文学用来为统治者政治目的服务时是有用的。因此，相当精明的是，他寻求这类手段，呈现他自己不是那么严厉的形象，改变公众对他作为统治者的看法。永乐曾说：“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商传，《永乐皇帝》，页143—144。在中国的帝制官僚制度中，儒家学者的功能就像船只的铆钉，而永乐这位新任职但机敏的舵手，想要确保没有任何事会松脱国家这艘易碎船只的铆钉。

显然，永乐在孔庙和国子监的表现，不该被看成是障眼法的技艺。四个月后，他指派内阁大学士解缙，汇编和校订一本大部头的书，这部书收录中华帝国的每个主题和每一部深奥专著，而且保存易损坏、有失传风险的珍本书籍。永乐构思这个大胆想法，指派这个大型的文艺计划时，他说道：

文皇帝（3）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在收到此一委派之后，解缙立即征募一百四十七名学者，协助他进行此一大规模、花了十六个月完成的汇编工作。这部《文献大成》于1404年晚期的出版，永乐在礼部办了一场庆祝宴会。但仅仅两个月后，永乐便宣称，这部汇编所纂尚多未备，敕令重行纂编。这次他要求他长期的顾问道衍和尚，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1363—1423）加入，与解缙同为计划的共同监修。德高望重的道衍，那时七十岁，他的工作进度就算年纪只有他一半的人，也会觉得疲倦。他不言则已，言必有中。他被认为是个有点阴郁的人，他被找来跟活泼的刘季篪相辅相成，因刘季篪为人随和而有声誉，受到同侪的爱戴。另外，永乐任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监祭酒胡俨和儒士陈济（1364—1424）为总裁。陈济以前从未担任过任何政府职位，但他以博学闻名，成为实际的编辑。真正的编辑和誊抄工作在文渊阁进行，在那里两千一百八十位各种背景的学者、国子监的监生，以及各个政府机构的抄写员，参与了此一巨大计划。到了1408年初，经过三年的辛劳之后，完成的作品有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永乐对于此一汇编的伟大成就非常满意，以至于他以自己的年号将之命名为《永乐大典》。为了证实他是此一历史性事业背后的动力，永乐为这部作品写了一篇冗长的序言：

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至理而宣人文。粤自伏羲氏始画八卦，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易结绳之治。神农氏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生周之末，有其德而无其位，承乎数圣人之后而制作已备，乃赞《易》、序《书》、修《春秋》。……迄秦，有燔禁之祸而斯道中绝。汉兴，六艺之教渐传，而典籍之存可考。繇汉而唐，繇唐而宋，其制作沿袭，盖有足征。……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舆图，以神圣之资，广述作之奥，兴造礼乐，制度文为，博大悠远，同乎圣帝明王之道。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世远祀绵，简编繁伙，恒慨其难一。……譬之淘金于沙，探珠于海，戞戞乎其不可易得也。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未有圣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经，道在圣人；六经作，圣人之道著。所谓道者，弥纶乎天地，贯通乎古今。统之则为一理，散之则为万事，支流蔓衍，其绪纷纭。不以统之，则无以一之。聚其散而兼总其条贯，于以见斯道之大而无物不赅也。朕深潜圣道，志在斯文。盖尝讨论其旨矣，然万机浩繁，实资观览，姑述其概，以冠诸篇，将以垂示无穷，庶几或有裨于万一云。

文皇帝（4）

由于这部百科全书的完成，永乐实现了伟大的保存中华文化之毕生梦想。但他并未立即复写刊刻，反倒决定仅制作一份誊写的抄本。当副本在1409年初冬完成时，永乐——要么因为他无法在其他方面节省，以支付印刷费用，要么因为他再三考虑了整件事——便把这两个抄本放置在宫殿的仓库。1421年，他将首都迁到北京时，两个《永乐大典》抄本都被转送至紫禁城的文楼，闲置在那里积满灰尘。永乐的几位继承者之中，仅有嘉靖皇帝（1522—1566在位）对于阅读这部巨大的作品表示出兴趣。1562年，由于嘉靖的努力，从毁掉三座宫殿建筑的大火中救出《永乐大典》。灾祸之后不久，嘉靖敕令摹写正副两部。他雇用了一百八十位抄写员，每一位奉命每天只誊抄三页，每一页是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整个誊抄计划花了五年才完成。两部新的抄本之中，正本陈列在文渊阁，副本存放在皇史宬，而皇史宬则是历任大明皇帝写毛笔字，还有收藏《明实录》的地方。嘉靖把《永乐大典》原稿送回南京。不幸的是，当明朝在1644年瓦解时，这个特别的抄本被烧成灰烬。

明朝结束之后，学者开始猜测永乐汇编这部百科全书，但却又不刊刻的动机。清代学者孙承泽（1593—1675）提出自己的想法：“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消块垒，此实系当日敕修永乐大典本意。”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12，页6。无疑地，永乐留意到近来对付建文旧臣的血腥整肃行动，而他想要创造的文艺事业相当有吸引力，连最愠怒又忿恨的文人，也会欢欣地来到他的朝廷。他提供现金和优秀同仁之允诺，打赌说，连固执的节操高尚的理学家，包括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些人，也会想要参与此一计划。诚然，永乐能够引诱焦躁不安的博学之士，因这些人要么到处游历寻找材料，要么找寻值得其精力和抱负的归宿。一方面，皇帝有效地利用此一事业，让他自己凌驾于党派政治之上，支撑公众对他政权的信心。另一方面，他一丝不苟地通读五经、四书和其他不同的作品，对于资助一项增添他名望的文艺计划，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兴趣。

但他为何不继续做下去，把全部的原稿交付刊行呢？费用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吗？或者，有其他的顾虑和隐秘的理由吗？出于本能，永乐不是个深刻的正统儒家。尽管他把儒家经典看成是一种健全治理的指南，并努力实现儒家学说，但他不喜欢，大概也不信任理学家，因这些人不仅将其形而上的玄想，跟儒家经典混为一谈，而且也坚决认为，儒家经典在任何时空都有效，跟人生之导引和当代问题之解答尤其相关。但是务实而又傲慢的永乐，也拥有其他知识形式，任用非儒家学者，诸如他信任的顾问道衍。事实上，道衍曾撰写过一部书籍《道余录》，批评程颐（1033—1157）和朱熹（1130—1150）之流的著名宋代理学家。因此，永乐并不希望僵硬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真言，妨碍了他解答无数的问题。这就是为何他在儒家经典之外，要把天文学、非正式的地方史、医药、占卜、佛教、道教、工技和游记，以及玄义、轶事和奇迹的叙述等等这类的主题，纳入他的百科全书作品。毫无疑问，理学家喜欢讽刺永乐，称他的百科全书是良莠混同，最严厉的批评家甚至坚持说，《永乐大典》的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之中，仅有四千九百四十六卷是真正的菁华，其余的不过是粗糠和陈

文皇帝（5）

许多节操高尚的理学家，包括共同监修解缙和刘季篪，对计划的要旨和内容，的确是有可能感到失望的。事实上，解缙在1407年被流放，1410年下狱，最后遭到永乐的亲信纪纲杀害；刘季篪被流放之前，亦在1410年入狱；其他几位编辑被监禁，暗示着编辑成员之间，对于这部百科全书的范围和性质，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或可推测，这种分歧导致的争吵变得如此白热化、如此强大，以至于永乐不得不延缓原稿的印刷。最后，或许到了计划完成的时候，永乐觉得，他自己的目标已经充分达成，而且文人作为一个阶层也已经被有效压制，刊刻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大部头书已经没有必要，因制作费用会对他的国库增添另一个繁重负担。

当永乐忙碌于他的文艺事业时，他通晓传统中国文学的妻子徐皇后，则从事她自己的文学活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协助她丈夫扩大他的宣传活动。1403年，她出版了一部有关佛教大功德的佛经，描写她跟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之间的精神沟通。生育力和怜悯的象征观世音，几世纪以来都是最受中国妇女的欢迎，她们祈求她的救助。皇后在小册子中宣称，1398年的农历新年，她在她的房间祈求时，观世音出现在她面前，透露说她丈夫成为下一任皇帝，而她成为皇后，都是业的缘故。观世音亦指示他们两人，要提供有形无形的必要救助给人类。因此，观世音教导皇后怎样朗诵大功德佛经，包括怎样善待众生，怎样增长内心之纯洁、诚恳、忠贞、孝顺等等。徐皇后毫不掩饰地同意此一信念，亦即，就其本质而论，这部佛经是神圣的，而且她声称，正是藉由朗诵这部佛经，她才度过了靖难内战最黑暗的岁月。最后，她以神意的语调证实说，观世音允诺过了十年会跟她再见一次面。

徐皇后的小册子，大概打算把她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中国传统中仁慈、孝顺和宽厚的典范。虽然有真伪不明的词藻，但在一个认为真的有神明和女神的社会里，这种宣传路线成效尤其良好。整个国家，尤其是农民，似乎想接受徐皇后的言词，因为它们直接来自于救世主观世音。皇后在1407年8月过世之后，她的三个儿子——皇储、汉王与赵王——都为小册子写了后记，赞扬他们母亲的慈爱、明智和简朴。而在1413年，为了遵守传统的孝道，这三个儿子在南京聚宝门外的报恩寺，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九层琉璃瓷砖宝塔，对他们的母亲表示敬意。这座宝塔存留至1854年为止，那一年太平军烧毁了整个建筑物。

皇后小册子的风格和内容并不新颖，不过，她似乎想要运用此一新近获得的极佳的讲坛，激励中国的妇女。她了解到，要激励妇女，就是要开发其隐藏的女性自尊和美德意识。尽管事实上皇后通常不会介入政事，但她屡次要求永乐奖赏衣服和金钱，给六位尚书和翰林学士的妻子。她确信，要软化钢铁般的男人，带来和睦的家庭与有序之社会的最佳手段，就是透过女性的影响力。在1405年的农历正月，她写了二十篇专论的《内训》；一个月后，她完成了她二十篇的《劝善书》。在《内训》的序言中，徐皇后写道：

吾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职谨女事。蒙先人积善余庆，夙被妃庭之选，事我孝慈高皇后。朝夕侍朝，高皇后教诸子妇礼法惟谨，吾恭奉仪范……。肃事今皇上三十余年，一遵先志以行政教……佐皇上内治之美，以忝高皇后之训。……仰惟我高皇后教训之言，卓越往昔，足以乘法万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于永乐二年冬，用述高皇后之教，以广之为《内训》二十篇，以教宫壸夫人。……观者于此不必泥于言，而但取于意，其于治内之道，或有裨于万一云。

文皇帝（6）

这个时候，永乐朝廷的政治语汇渐渐涉及养育和照料。皇室也反复声明，三种古代的教义——儒学、道教和佛教——提供了道德教训和精神指导，应该振兴和大力发扬它们。1407年，亦即写完《劝善书》之后两年，其原稿刊刻印行，而徐皇后再次撰写了前言来强调她的信念：

我先人中山武宁王，乘时际会，协心辅佐，消除僭乱，提兵安集，未尝妄杀。……吾在孩提时，太祖见之，指谓我先人曰：“卿不杀人，最有阴骘，是女必贵。其以为吾儿妇，宜善视之。”吾性素不敏，初闻父、师之教，获通诗书之典。……恭事今皇上三十有三年，昕夕谨惧。……皇上莅祚以来，夙夜勤励，惟恐一民不得其所，一物不被其泽。每退朝，日晏未食。吾躬侍左右，皇上语吾曰：皇后少休。……朕惟欲生民，皆寿不疵，皆乐不扰，皆富不穷。协于一德，归于至善，朕劳而天下逸也。吾再拜曰：勤劳政治之本，仁厚福庆之源。……窃惟仁者善之所由生也，善者福之所由基也。是故，求福莫大于为善，省己莫严于知戒，用是辅仁，其或庶几。间采三教圣贤劝善惩恶之言，类编为书……予以省览，以防念虑之萌。……修善蒙福，积恶蒙祸；善恶之报，理有必然。

正如徐皇后的大功德佛经那样，她三个儿子都受邀为《劝善书》撰写注解和后记，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女儿都不曾参与这些书籍的制作。她的长女永安公主嫁给了靖难内战期间表现杰出的袁容。她的次女永平公主嫁给了李让将军。而她最小的两个女儿，安成公主和咸宁公主，被许配给宋琥将军和宋瑛将军。十五世纪四十年代，这两兄弟与蒙古人打仗而赢得军事殊勋。毋庸置疑，皇后非常注意自己女儿的教养。循着妇女伦理教育（有人甚至会说是教化）的路线，她指导另一部道德说教书籍《古今列女传》的汇编。这本书是妇女传略的合辑，由内阁大学士解缙作编辑和润饰，而收录的妇女以其成就、谦逊、奉献和贞洁而闻名。由于皇帝和皇后在伦理教育观上有共同看法，永乐同意为他妻子的书籍写了以下的序言：

朕闻惟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大经者，五品之人伦也。……男女夫妇为先，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朕自少时，伏睹皇考修身齐家，皇妣辅治同德……。皇妣每听女史读书至《列女传》，谓宜加讨论，删定为书，永作世范。请于皇考，命儒臣考正，有绪未就，皇妣违荣。皇考每叹息悲伤，其意竟未及成书。永乐元年六月，朕既上册宝，尊谥皇考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皇妣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纂成实录。宫壸复申皇妣之意，朕不敢违，乃命儒臣编次古今后妃诸侯大夫士庶人妻之事，分为三卷，颁之六宫，行之天下，俾为师氏知所以教，而闺门知所以学庶修身者。

在这篇前言中，永乐无意间透露，他担忧他父亲之实录的内容，可能会让他的敌人高兴，使永乐和他的朋友狼狈。事实上，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重新检查他父亲在位期间的全部记载，此举证实众人长久以来的猜疑：永乐和他的幕僚可能修改过《明太祖实录》。的确，永乐巩固他的权力之后不久，任命他的主要“代言人”，亦即德高望重的道衍，修订了他父亲的整个实录三次——此一任务直到1418年才完成。当然，永乐的辩解者急着擦亮在位君主的形象，而建文的诽谤者则急于贬抑这位被废黜的皇帝。尽管不能将《明太祖实录》摒弃为无价值或不恰当，但我们必须紧记，就像所有的历史文献那样，《明实录》作为证据是不可靠的，屡屡把人引入歧途，而且——更糟的是，从学术看法的立场观之——仅是透过钥匙孔来观看中国的帝王编年史。因此，我们的挑战乃在于了解到，大明文人官员在很多情况下看到的是戏剧，而非历史。

文皇帝（7）

考察永乐雪片般的出版品时，如果我们记住这种怀疑态度，那么一个清楚可见又再三出现的潜在主题相当明显——永乐真的是洪武皇帝和马皇后的儿子，而且也是称心的儿子；他的妻子徐皇后，是他双亲真正喜爱的媳妇。当然，《古今列女传》、《高皇后传》（刊刻于1406年）和《天潢玉牒》都打算美化马皇后，证实她和永乐妻子之间有牢固且亲密的关系。这些书籍不仅被用来证明永乐的血统，而且也合法化他的权力。解缙编写了《天潢玉牒》，证实洪武皇帝二十四个儿子中的前五位，包括永乐（四子），是马皇后所生。马皇后传记的作者不详，不过，因为其风格和内容跟《古今列女传》非常类似，大部分明代学者猜想，它也出自解缙之手。这些书籍，连同另一部讨论永乐推翻建文之政变的佚名书籍《奉天靖难记》，部分是明代早期的编年史，部分是时代的声音，部分是文化的复兴，还有部分是政治宣传。不幸的是，这些书的主要作者解缙，遭到残酷的对待，受尽屈辱、伤害，最后被抛弃而告终。或许，完成这些作品之后，他的心里已经领悟到，他即将垮台，因为关于永乐的秘密和隐蔽的动机，他知道的事超出他所应该知道的。

另一方面，永乐不偏不倚地对待三种古代教义——换句话说，儒学、道教和佛教——是应该受到赞扬的。尽管他继续显现出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敬意，但他同时也宣传不朽人物和著名道长的功绩，以及发扬菩萨的奇迹。结果，至少在正统儒家的眼中，永乐有时好像有些异端，甚至是亵渎。虽然如此，由于遵循这种路线，他无意中深化了中国的调和传统，协调了不同的观念，而且将百家思想混合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他资助了两部重要儒学作品的汇编：《五经四书大全》（一百五十九卷）和《性理大全》（七十卷）。前者包含了整个儒家典律，而后者包括了从十一到十三世纪的一百二十位思想家的典律注解。这两个大型的编纂计划，始于1414年冬天，永乐那时要求他的内阁大学士胡广、杨荣与金幼孜，汇集不同学者的所有著述（原创的和一般的），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传注之下。永乐任命胡广为总裁，而委员会立即在东华门外的一栋宫殿建筑物里开始工作。两部作品都在1415年的秋天完成，而永乐再度写了一篇冗长的序言，提出他的思想。

永乐期盼《五经四书大全》成为大明政府一种基本的、历久不衰的意识形态指南。他也高度希望，由于遵循这些信条，他的继承者不会背离伦理规章；他的国家不会受到异邦习俗的影响，而他的社会会回归圣王的黄金时代。然而，因为这两部作品不到一年就汇编完成，通常一丝不苟的编辑们在此过于匆忙而造成失误。五经之中，只有《礼记》是完整的，而其他四经则不完备。至于四书，编辑们的确纳入了未经删除的1411年版《孟子》，但因为他们随意运用编辑特权，省去了他们料想不适合用在严肃研究的一些文本和注解。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不仅加强儒学的支配地位，而且导致往后几个世纪中国学术的停滞。从那时开始，科举考试的举子只需要背诵这些百科全书的文本和注解，几乎不会留意其他的主题。为了通过竞争非常激烈的考试举进士，中国有志气的博学之士，自此以后自我设限在“八股文”的写作，以及精通古文的各种各样的语词和呆板的句法。因而中国有一流头脑的人，他们的学识被限定，他们的思想自由被压制，他们的创造力被扼杀。在这方面，对于明代学术令人窒息的迂腐，毋庸置疑永乐要负责任。事实上，吾人甚至倾向于暗示说，这一类乏味单调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恰恰是永乐用来支撑他那种绝对主义的基础材料。

文皇帝（8）

除了这些事业之外，永乐亦任命他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收集和编辑中国历代名臣的著名奏议。杨士奇曾经说过：“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1416年，他利用皇上的资源作汇编，呈献给永乐三百五十卷的《历代名臣奏议》。这部作品充满政治悟性和智慧，可作为未来政策决定的参考指南。永乐单独编写了一些书籍，包括教育子孙的基本道德和政治指南，以及他在靖难内战期间发出的指令。《圣学心法》（1409）和《务本之训》（1410）属于前者的范畴，而《燕王令旨》则属于后者。不过，对于难以解决之生死问题的答案，永乐并不烦恼，他也在道教中寻求慰藉。1419年，他出版了《列仙传》，书中详述道教行家的奇妙故事，并且将其辉煌成就联系到日常生活。该著作的大部分范例，取自一部名为《道藏》的可疑道教典籍；它也对许多道教仪式，诸如自我修练、炼金术、呼吸瑜珈术、超自然技能和符咒做了注解。

永乐是否真的为灵性之人，难以确知。他可能仅仅利用宗教来维持权力，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可能提供宗教来作为一种人民的鸦片，或者说，他可能急切地为他的百姓找寻一种道德支柱。然而，很显然，照永乐的想法，其对宗教的构思在架构上是伦理的多，以神为中心的少，而且实践的多，理论的少。因为不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中国的宗教是四散的，而非中央集权的，故永乐毋庸应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宗教机构，或这一类实体的教会领袖，他不像欧洲领袖那样必须应付天主教教会和教宗。在这些情况下，永乐实际上有自主权，操纵宗教来推动他的政治目标，而且事实上他屡次运用宗教来加强他以绝对主义对帝国的控制。国立中央图书馆至少登录了三本以永乐为作者的佛教书名。第一本《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在1417年的农历正月的期间，在宫殿里刊刻成九卷。它是朝鲜、日本与越南也在使用的一部大部头复杂典律，包含了佛教在第一世纪尾声传到中国以来，已经从巴利文或梵文原作翻译过来的不可缺少之佛教经文。两年后，永乐命内府刊刻了汇编成十六卷的佛教歌曲《感应歌曲》，用来教导无知识的大众，从而使他们易于了解佛教经文。

1420年，为了努力传播佛教，永乐资助所谓北方版《三藏》的合辑和汇编，开启了一项更加艰巨的计划。此一中国佛教的学识标志，有六千七百七十一卷，直到1440年，也就是永乐驾崩之后十六年才完成。“经藏”包含了佛经，亦即佛陀的经文或论法的言词（根本教义）。“律藏”包含了律，亦即僧伽或佛教界成员之行为的指示。而“论藏”包含了论，亦即由博学的僧侣撰写，解释众生法之微妙的专论。不过，仅有在中国人口中占很小比例的僧侣或虔诚的佛教学者，能够轻易地引用三法（众生法、佛法和心法），或者，了解“众生法”与“因果在因果报应的奥秘中的整个范围”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向农民宣传佛陀的教诲，在全中国社会到处普及有关三法的知识，永乐资助了能够朗读给文盲听的各种说教书籍，尤其是把善法与善业作联系的出版品。这样做的时候，他减少佛教的外来成分，尽可能使其中国化。涅槃的抽象概念作为人们应该努力争取的目标——对于强调家庭和俗世的儒家世界观，这是一种完全的否定——被减低到最小程度，转而把幸福的具体位置凸显为一种目标。

文皇帝（9）

永乐并未详细讨论玄学和神学议题——诸如灵魂、宇宙循环、道成肉身和禁欲——的论争，反而把佛教的道德，跟儒家的教诲和道教的修练，混为一谈。三种中国教义之学说中的共同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刻意强调；最佳的例子是他的《为善阴骘》和《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包含了一百六十五名有道德的慈善人士之传记，永乐经由他自己的阅读，或官员的报告而知道这些人。这部十卷的作品在1418年完成，抄本立即分送给亲王、高阶官员和国子监。永乐不仅亲自认可每一篇传记，而且还写了序言、后记，还有正文中的沉思诗句。他后来敕令礼部，把这本书并入《御制大诰》（1385—1387）这部刑事案件手册，科考举子便在手册中找寻科举考试的文章主题，而主题经常是关于降临到坏人身上的可怖命运。这本书有永乐个人的注解，实质上是有关重要伦理实例的记录，栩栩如生地指出降临到恩人身上的因果命运。在《为善阴骘》的前言中，永乐写道：

《书》曰：惟天阴骘下民……人之敷德施惠于人，不求其知而又责报之心者，亦曰阴骘。且人之阴骘固无预于天，而天之所以报之者，其应如响。尝博观古人，往往身致显荣，庆流后裔，芳声伟烈，传之千万世，与天地相为悠久者，未有不由乎阴骘之所致也。

当永乐还是小孩时，他听过许多神仙的故事。他在《为善阴骘》之中最喜好的传记是蒋子文的故事，蒋子文是东汉（25—220年）末年左右的人士。长江下游流域人蒋子文，对穷人、病人和受压迫的人相当同情。在他死后，他被奉为神仙，据信拥有某种魔力和秘密的传说。每当干旱的时候，人们到他的庙宇焚香，向他的雕像叩头，请求他怜悯和救济。生病的人依靠他有魔力的护身符和饮剂，治疗他们的病痛。据信，永乐孩提时一度病得很重，他的母亲向不朽的蒋子文祈求，希望治好他的疾病。永乐喜欢引用的其他传记，是徐知证与徐知谔两兄弟。五代的晚唐时期变得著名的徐氏兄弟，在923年到936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总是乐于救济寻求他们帮助的受苦之人。他们死后被供奉在庙宇，在平民和知识分子之中，仍旧颇受爱戴。事实上，永乐每逢悲痛的消沉时刻，他也在徐氏兄弟令人欣慰的言行中寻求慰藉。

这些故事的情绪、希望和慈爱，再三地出现在永乐其他的说教书籍，亦即包含了中国历代最孝顺的两百零七人的《孝顺事实》。这本书也由十卷组成，且完成于1420年，发扬善行和慈爱，尤其是对家里老年人的照料。永乐再度对全文写了诗词和注解，也撰写了序言，而这本书完成之后，抄本送给了重要大臣和军事指挥官，也送到了各个学校。书中最孝顺的人是东晋的卞胗。328年，叛军领袖杀了卞胗的父亲，当时的朝廷宰相、政府军队的指挥官。卞胗与他的弟弟听到父亲的死讯，便急奔到战场，找到他们父亲的遗体，但两人也遭杀害。根据永乐的说法，这一故事的忠孝主题，是德行的基础，以及所有教导的来源。永乐针对卞氏，撰写了一篇热情的评论，称他们是中国人的最佳榜样。由于孝顺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由于其对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永乐想要效法他之前的圣君，颂扬孝顺的美德。他似乎相信，当他履行他作为皇帝的命定角色——而且他的官员，就像卞胗的父亲，还有老百姓，就像卞胗那样，全都符合他的要求时——帝国就会是一个和谐社会，所有的男女都会受到完美道德和正直行为的约束。

文皇帝（10）

不过，一个人要怎样才算是孝子呢？欠双亲的恩情，儿子该怎样报答他们才够呢？他应该给他们世俗的奢侈品吗？他应该将他们的身体浸在有芳香味的油膏中吗？永乐并未有明确的指示，但他通常遵循确立已久的社会规范。因而他频繁地宣传和奖赏那些尊敬和侍奉其双亲、珍爱其家庭世系、保护其家人财产，还有双亲过世之后，定期举行纪念仪式的人。但永乐在《孝顺事实》中亦包括了少许极端的个人范例，这些人割自己身体的肉喂双亲，用以治疗疾病。这类孝顺行为的确是耸人听闻，但永乐仍然赞扬他们，示意只要有人虔诚、顺从又无条件地侍奉其双亲，他就能够对统治者和社会，履行他的其他本分。

藉由提倡孝顺崇拜，也藉由把三种宗教合并成一种意识形态，永乐想要护卫祖宗的文化，重申他继承自明朝开国者的惯例。就这层意义而言，他在文化上是个传统主义者，思想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而宗教上则是个不可知论者。他经常认为他自己是集儒家、道家和佛家于一身。照他看来，这三种宗教或思想流派并不矛盾，仅有功能上的不同。在协调和提倡这三种宗教的过程中，永乐实际上同时戴着儒家帽子，披上道袍，穿着僧侣鞋。就政治层面而言，他变成每种教义的皇帝，每个阶级的模范。因此，他应该被归类为功利主义的传统主义者，而不是前卫的革命分子，因为他看出中国文化可悲的缺陷，试图用旧有的价值体系来修补。

对于众多不识字的中国农民而言，永乐的故事和宣传，提供了秩序、救赎和希望。对于文人和官僚而言，他给人深刻印象的文艺作品，让通俗的教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另外，因为永乐鼓励他们、称赞他们，不断找寻可誊抄和汇编成印刷合辑的材料，也因为他给予他们奖赏和升迁，永乐确实换取到他们的政治忠诚。知识界把精力耗费在单调乏味的百科全书工作，而他们的抱负和才能，被引导成协助建造一种强力阻止制度改革和社会革新的体系。十五世纪早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其说喜爱的是现实的中国，不如说是中国的可能性，亦即他们希望协助永乐创造出来的中国。然而，当他们论及这种想像的中国时，它是一个高防御开销、低社会开销，以及甚少文化革新和制度革新的国度。最终，对于最严密形式的绝对主义政府而言，甚至这种中国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仅是一种踏脚石。

无疑，永乐所资助文艺计划和他自己的著述，都意在宣扬道德陈词，促进社会和谐，而且更重要的是，合法化他的统治。这些计划的潜在主题显示，他是其父亲真正的继承者。然而，他所说的与他的所为相矛盾。他说，他会通过道德劝说和圣人教诲，来统治国家和管理百姓。然而，实际上永乐经常运用暴虐行为，辅以大方的奖赏和严厉的惩罚，来达成他的目标。他的兴趣主要在于权力和功名的积累、个人对国家的屈从，以及依靠绝对主义来永续他的家族统治。尽管永乐的出版品故意排除法家的作品，但他利用无情又使人恐惧的工具，所建造出的绝对主义形式政府，正是法家长久以来所推荐的。虽然他将法家理论付诸实行，让专制政治得以在中国文化中存活，但他相信，法家跟其他思想流派，尤其儒学，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永乐表明，受赞同的被排除之事物，无法从文化中排除

永乐的功过（1）

永乐坚定不移的命运感，以及他对权力、威望和荣耀的持续不断的寻求，显而易见地贯穿在他那不平常故事的人生里。1399年，当他三十九岁时，这位不安分又精力充沛的君主认为，他父亲的成就好比建在海边的不牢固的沙堡。当他认为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保全他父亲功绩的时候，他发起了所谓“奉天靖难”的战役。不过，那场血腥的内战及随后发生的清洗行动，使得他成为一位谋害者、恶棍和愤世嫉俗的弄权者；终其一生，他都想消除这一形象，而他死后，他的后嗣也跟这一形象搏斗。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永乐非常辛苦地想要证明，父亲未指定他继承大统是错的。因此，永乐的行动，可诠释为自视为救星和赎身者之人的行动。

永乐登极之后，立即将他广泛又全面的关于公共政策和职责的原则，昭告天下，而且很快地表明，他有志气能够成功地完成。他专心地继续他父亲开启的作为一种政府体系的绝对主义君主政体。在君主对臣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而且仅顺从于天的这种政治里，绝对主义是一种资产。很多先前中国的统治者，虽用类似的人格力量来统治，但结果并不相同。绝对主义不是以明朝创建者规定的原始形式，而是以新颖的版本继续生存，因为让永乐跟洪武有分别的，不是他的政府风格，而是他的待办事项。因为永乐相当沉迷于扮演救星的角色，在带给中国荣耀的方面，他实际上优于他的父亲，而且最终在执行绝对主义的方面也超过了洪武。内阁的制度化就在永乐的待办事项上，因为这会巩固大明的集权独裁统治，有效地使皇帝成为宇宙的中心。另一个待办事项是太监行政勤务的扩充，因为永乐任命他信赖的阉人为皇权的奴才，进而扩大为政府的奴才。因此，太监就像人造卫星那样，每天绕着永乐和随后的所有明朝皇帝打转。

十五世纪前二十年，永乐拥有一位绝对主义统治者的所有工具，而且也确实乐意使用它们来运转世界上最老旧的官僚机器。他使用这类工具，纠正政府中的腐败，让他的官员反应更灵敏、更可信赖。所以，他无法容忍公务人员的渎职，而且毫不留情地裁撤和惩罚那些因渎职而严重削弱公众信心的人。他也无法宽恕任何滥用或违背他的信任的皇族或太监。尽管从根本上说他是正直的，不过，他又是任性而多变的。这导致愤世嫉俗者认为，永乐经常惩罚导致民不聊生的官僚和太监，来讨得大众的欢心。

永乐工作辛勤，时间又长，通常直到几乎快赶不上欢宴，他的工作日才会结束。他残忍，却又有善心；不苟言笑和严酷，却又富于情感和多愁善感。他谈论圣君，能够引述他们的箴言和崇高原理，不过，他也明显带有血腥和杀戮的气息，而且性情残暴，有时压倒了他更好的评判。他有自信又不妥协，但对于用占卜来作决策，却一点也不犹豫。质言之，永乐是一个有很多矛盾之人类的惨痛案例：他似恶棍，却又有远见卓识。仿效艾瑞克森（Erik ，亦即《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及《德国人中的希特勒》的作者）作品来写传记的历史学家，可以很快地应用精神分析来剖析永乐的基因和人格，而且可能轻易地将他打上反社会者的烙印。就像冷静客观的反社会者那样，永乐的确有非常复杂的人格——他有才气但又乖僻，有说谎和行骗的倾向，慷慨大方，有怪癖，又受到使命感的驱使。教科书告诉我们，反社会者很会说谎，不觉得内疚或良心不安，而且熟练地把他们的问题推给别人。他们不擅长维持个人关系或性关系，而且经常显示出缺乏跟其实际处境非常难以相称的焦虑或紧张。

永乐的功过（2）

无疑地，永乐不是个反社会者，因为他天生的性情有过度焦虑的特性，他也从未回避责任。大概他父亲（关于其功绩，永乐是一位救星）和他侄子（关于他，永乐是一位赎身者）的鬼魂，命令着永乐的行为。然而，就像谜一般的人那样，对于想了解他复杂又费解之个性的传记作者而言，永乐永远是个谜团。在他统治明代中国二十二年期间，他为明帝国定下欢快明亮的基调，在等待他行动和劳动的成果——经济增长、文化再生、领土扩张，以及外交上的荣耀——的时候，尽可能地使人民觉得满意。他的微笑带着毅力，生存和战斗，还有战斗和生存。他的意识形态是行动，藉此他促进了一种新式帝国政治的初期发展。

甚至在1424年8月12日驾崩于榆木川之前，有病痛的永乐之举止并不像每况愈下的人。恰恰相反，他依旧积极地统治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既热衷于改正错误，又如同刚登基之时那般保卫他的国境。毋庸置疑，永乐有过多的自我，而且拥有很多的美德：他是自信、直率的，能够甄别和牢记有很强能力之人的贡献，而且保护依靠他的那些人，尤其是他的家人。不过，他也有黑暗面，特征就是不必要又未经思考的侵犯性，而这类侵犯性经常产生了暴虐和消耗。这类越轨行为，经常把他远见卓识的作风，转变为恶棍的行为。永乐死后，他的儿子和后嗣，给他大言不惭的庙号太宗，而在中国朝代的传统里，这一向是给予第二位皇帝的。1537年，嘉靖皇帝称他为成祖，以增添更多的荣誉和头衔到他的遗产，意谓着永乐完成了明朝创建者所开启的事物。根据他采用的许多政策，以及袭自他父亲或自己创设的一些政府部门来看，永乐确实配得上所有这些头衔。中国民间有一句词语：“创业维艰，守成更难。”当然，永乐的父亲开启了绝对主义君主政体的事业，不过，永乐谨慎地维持和滋养它，使它增长成一种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往后五个世纪中国政体的体系。

对于要战要和、迁移国都，或为自己选一个墓地之类的事宜，永乐需要重要咨询的时候，他就反复地与占星家、占卜者，以及风水师磋商。1407年夏天，早在妻子徐皇后过世之前，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国都移到北京。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永乐选择位于北京北方仅有五十公里的天寿山南麓，作为他自己和妻子以及他继承者的墓地；他总是事先规划且担忧后世。在堪舆数目众多的地点之后，他觉得这里的风水合他的意，而且风水师保证说，只有善意的神灵居住于该地区。更重要的是，他深信，埋葬他和妻子身躯的这一地点，也会带给其后裔好的运气。也的确，他的十三位后裔，一个接一个统治中国直到1644年。在祖宗崇敬和庇荫子孙格外受到尊重的文化里，风水有很强的吸引力。

位于两座龙形山坡之间的穴位、有极佳风水的天寿山，提供了永乐的妻子一个吉祥的安息地。她的陵寝之营建工程，在1409年动工，也即她死后两年；而四年后陵寝完工时，永乐将她的棺柩从南京移灵到北京，作永久的埋葬。永乐那时非常有可能已经决定，他要葬在她的右侧，因为他立誓绝不立另一位皇后。十六位明皇帝之中，有十三位以这片近乎四万平方米的区域，作为他们永久的家。永乐的陵寝，是最大的，称之为长陵，位于天寿山的中央。陵墓由红色陵门、祾恩门、大理石的祾恩殿、明楼，以及宝城（意即“坟墓”）组成。门、殿和楼之间有庭院，而建筑物都由松树围绕。死后和生前一样，永乐受到富丽堂皇的围绕。

祾恩殿——陵墓的主要结构——是建立在一个三层的、三点二一米高的白玉房基上。地皮些微地超过了一千九百平方米——六十六点七五米长，二十九点三一米宽。建筑物的东西两侧有九房，而南北端则有五房。支撑这个殿之屋顶的，是六十二根耐久又芳香的巨大楠木圆柱，每根十米高。另外，四根金色圆柱——十四点三米高和直径一点一七米——支撑着巨大建筑物的中心。由于这个殿可作一种未来陵墓模型之用，它是经过细致地筹划和辛苦地建造的。完成于1427年，也即永乐死了三年后的这项工程，是中国中古建筑最佳的保留范例之一。这个殿的后头，是两层正方形的明楼，而在其庭院里，竖立着一座刻着永乐皇帝墓志铭的简单石碑。明楼正后方的一条通道，标明大约一千平方米的坟墓，埋葬着永乐和他的妻子。

伟大的美国建筑师彭汉（Daniel Hudson Burnham，1846—1912）据信曾说过：“别作微不足道的计划；它们无法激起人们的热情。”在即位以后，永乐变成中华帝国治国方策的主要设计师，而他庞大的计划和功绩——诸如紫禁城的建造、印度洋的探险，以及当时世界最大部头百科全书的编纂——当然激发了中外无数人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