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

- 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

- 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

- 战乱之中的互相扯皮(1)

- 战乱之中的互相扯皮(2)

- 铁路事业的建章立制

- 借钱修路有讲究

- 炮火下的铁路延伸

- 修路也能救饥

- 抗日烽火下的水利建设(1)

- 抗日烽火下的水利建设(2)

- 民国时期邮电事业的分歧与争论(1)

- 收回电信权的斗争(1)

- 收回电信权的斗争(2)

- 中国电信业走上国际舞台

- 抗战时期与沦陷区通邮(1)

- 抗战时期与沦陷区通邮(2)

- 抗战时后方邮务的发展

- 参加巴黎万国邮盟会议

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

一、抗战时期的民营厂矿内迁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华东、华南全面向中国发起疯狂进攻，上海及其他沿海近代工业集中的地区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工厂被迫在战火中大举西迁，这一举动被称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一举措也与抗战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当时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无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之物质需要，从头建设又为时过晚。最好的办法是将沿海的工厂迁至内地，这样既可以增加抗战的物资力量，又可以避免沿海地区沦陷后工厂为敌所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首先致函国民党当局，“呈请政府协助内迁”。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300余家工厂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工厂内迁。在民营工厂要求内迁的呼吁下，资源委员会要求下属的8个组分别开会讨论。1937年7月28日，机器化学组召集会议，在讨论全面抗战时期军需供给的问题时，林继庸提议，将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以应兵工需要”。林继庸：《民营工厂内迁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4页。这是国民党官方有关工厂内迁的最初倡议。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决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开始着手实行经济撤退，转移工业经济重心，在内地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以支持长期抗战。

在这场工厂内迁运动中，林继庸是首倡者，被誉为“迁厂之母”。他积极地推动工厂迁移，督导内迁工厂尽快建厂复工，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口述者简介：

林继庸(1897～1985)，号仲庸、荷达，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913年和1919年分别在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肄业。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爆发淞沪战役，被十九路军聘为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持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曾前往欧洲游历。1936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1943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著有《民营厂矿内迁纪略》。

（一）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

1.拆迁前的准备

我国的工商业向来就在沿海一带发展，尤以上海天津两处为最。因为交通、原料、电力、技术、市场、金融、税收、劳工等种种条件的优越，又受着数十年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的孕育，所以工业特别发达。根据实业部民国26年9月底止的登记：在上海合乎工厂条件的（即工厂有50个工人，10匹马力以上者）有1279家。广州市虽是我国有自主权的最繁盛的都市，但只有较大的工厂164家，比上海差得太远了。天津则因八一三事变之前已经沦陷，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其他各地，工厂少得可怜，微不足道。上海的工业固然发达，可惜我国没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不然，上海倒可以媲美黄金世界的纽约！只因为没有国防保护，所以忧国者只盼望能学就《西游记》上所述那种移山倒海的法力，把上海整个搬到内地去，好好地从头整顿起来，以便国难临头时为国家做个军需及人才供给的重镇。

20余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淫威，只在所谓安乐窝里睡觉的人们梦境上微微的印了些儿感觉，九一八事变打了人们一记耳光，记得那时热心国事的人们高喊着抗日，但是一到局势紧张便纷纷的把家眷赶快迁进租界内逃命，又记得汪精卫那时尚以革命者自居，曾大声疾呼救国奋斗，但自己却住在租界内不肯踏进南京一步。上海——具有伟大吸引力的上海租界！一般自号爱国志士，且不愿离开上海，若想劝已有工业根据的企业家把工厂从上海迁到内地去，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二八”的火光和炮声，照灼着人们的眼帘，震动着人们的耳鼓。我那时方加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担任技术工作，为着军用品的供给，曾有一个时期与上海的工业界共同尝受辛苦危难。各项军事用具得着厂家们的帮助，颇能迅速地完成交货。差不多需要什么就能立刻办到什么。当时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很能够光荣地打了些胜仗，厂家们着实给予伟大的帮助。因此我对于军事与工业的联系，有了个更深刻的认识。想到内地的工业是如何的幼稚，我们将来或须在内地抗战，若是没有各项工业帮助，会感觉到如何的不方便呢？！

资源委员会曾于“一·二八”战役后成立。当局者目光远大，把所设计的重要工厂一律摆在内地。兵工署亦开始感觉到非往内地设厂不可了。浙赣铁路及粤汉铁路?条大动脉，正由曾养甫、凌鸿勋两氏及其同事们全力建设。陕、川、黔、滇、湘、桂、粤、闽、苏、浙十省的公路网已逐渐贯通。其他民营事业方面，在后方比较上值得述及者：在四川，有刘航琛、胡光诸氏排除万难把重庆电力公司的两个大发动机及四川水泥厂、华兴机器厂的设备，加紧筹划进行，卢作孚氏亦将其民生实业公司增强组织，杨芳毓氏正在竭力完成钢铁厂的设备；在云南，缪云台、金龙章诸氏正筹划设立云南的第一家纺织厂；在陕西，韩威西氏与其友人致力实业，惨淡经营；此外，长沙有发电厂及纱厂、机器厂各一家；四川有面粉厂三家、纸厂一家、机器厂两家；陕西有纱厂一家、面粉厂两家；贵州有纸厂一家；江西有机器厂一家、陶瓷厂一家；湖北有纱厂五家、面粉厂三家，较具规模的机器厂四家及水泥厂一家。在全面抗战发生以前，虽仅有此数厂，然因他们所处地点的优越，所以在后来八年抗战过程中，确已尽了伟大的力量，尤以各纱厂及重庆的电力厂、水泥厂、民生公司等为最。

津、沽、青、济等处的工业已不堪回首！山西及广东两省的工业，曾经当局者奋其全力，锐意经营，以及永利化学工业在卸甲甸伟大的创造，均足以表示国人之能力。然而择地不慎，无补时艰。其最堪太息痛恨者，则为数十年曾有先觉哲人，目光如炬，早料及抗战需要，在后方已为吾人预留下许多良好的工业基础，如左宗棠氏在皋兰所创办的机器毛绒两厂，张之洞氏在武汉所创办的丝、麻四厂及铁、针、钉、玻璃等三厂，又盛宣怀氏所经营的汉冶萍三矿厂等，而吾人不能发扬光大之，卒至人亡政息，使优良工具变为历史上的陈迹，真是吾人的奇耻大辱！

“一·二八”的炮声只惊醒少数人的好梦，大多数的人们仍旧酣睡。上海吸引力更复加厉，种种建设的计划，均在那里促成上海的繁荣，民间企业界有了成见，有了苟安的心理，又不能用科学制度来管理他们的事业，谁肯离开上海把工厂迁入内地去！让我再述一件事实来来看看当时一般人的想法吧。当我苦劝一位大企业家内迁，经过一小时的时光，把国际利害同民族安危的史迹及推论，反复陈述了之后，他的回答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不到黄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嬉游一日，若是同他们讲道理，说利害，他们便会口若悬河的发出偌大的道理回答。因为积习难返，所以我们在七七抗战以前推动工厂内迁的尝试，不得不认为失败。

尝试失败后，得了一个结论——推动厂矿内迁及集合国内企业界与技术人才跑入内地来埋头苦干，是我国实业界划时代的革命事业，非有急剧的环境变迁及巨大的势力推动，断断办不成，这一机会，一直等到七七事变抗战后才露出来。

2.建议上海的工厂内迁

敌人在卢沟桥发动战事没几天，政府即成立了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何应钦部长主持，分为几个部分，其中资源部分，由资源委员会召集。民国26年7月28日，我出席机器和化学工业组的会议。在会议中曾讨论到全面抗战时期军需供给的问题，我即把握着这个机会，提议把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当时议论纷纷！有些人以为这事是应该办的，但是恐怕不易推动，眼看着上海这方面战争就要开始了，有些人以为现在民有的力量，即是国家的力量，能将他们的生产机器搬进内地，固然是更好，即不然若能够带同这些工业界的主干人员跟着政府一起也有用处，我们不妨尝试，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国家因此多花些钱，亦是值得。我认为民间工厂的规模确是比不上国营工厂，但是搬进内地去亦有其用处，且现在各民营机器厂亦多接受国营兵工厂的定货，即如我们国营兵工厂的规模亦比不上克虏伯、斯柯达等厂，但是我们的兵工厂搬进去亦有助战事的进行啊！结果我们决定去试作接洽。

7月28日下午，资源委员会曾派庄前鼎、张季熙两员及我前往上海与各工业界领袖商洽。其实上海的情形已相当紧张了，29日约得上海公用局徐局长佩璜及工业界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支秉洲、颜耀秋诸先生筹商迁厂办法。诸先生均曾参加“一·二八”抗战工作，此次聚首一堂，重谈往事，权衡时局，义愤填膺。我的建议，甚得他们支持，胡厥文先生尤为热心，自动的向各方面奔走拉拢，汗珠儿湿透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少息。胡先生的大胡子是有来历的，记得“一·二八”抗战时，胡先生受了我的委托，兼旬工作，胡须绕颊无暇剃除，我笑谓彼且留起胡须来做纪念，待我们打到东京去，再剃不迟。事隔五年余，已髯长尺许了。7月30日，胡厥文先生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举行执委会议，邀我等出席讨论，当时曾大大地辩论了一场。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洲、中华铁工厂王佐才诸先生当时均表示愿以身作则，将自办的工厂随着政府一起走。即日商得迁厂原则，我即于当晚协同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代表颜耀秋、胡厥文两位返京复命。过了数日，康元制罐厂项康原先生，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李允成先生，大中华橡胶厂薛福基先生及天利、天原、天厨、天盛四厂主人吴蕴初先生，均先后来函表示愿意迁移。薛福基先生并亲自入京来与我计划一切。8月9日，资源委员会建议于行政院务会议，以上海市区为我国各工厂集中之处，现值吃紧关头，市区内各工厂都愿意迁移内地，为政府效力，以充实军备，俾长期抵抗之力量得以增厚，预计将工作母机2000部连同工具，并择炼钢、炼气、制罐、制橡胶轮胎及制防毒面具等重要生产设备，迁至后方指定地点复工生产，需补助迁移款项50万到60万元（旧法币）。并于同日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小组会议议定迁厂事宜，由资源委员会派员赴沪全权负责主持一切。议决后，我再度去上海，临行前，杨继曾拉着我的手说：“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3.迁厂预定的步骤

当时我们曾预想到工业动员是件困难的事，将来工业复工时其困难更要增加，横在目前，我脑子里想到要措置的事体，至少有30余项，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拆迁时，动迁、选择、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接收、各厂未复工前工人的安置、对付在变化中的环境。

第二步：迁到集中地之后，又须分配省区、择地、购地、组厂、安装电力、分配机件、材料原材料的添补供给、工作分配、经济筹划、技术员工的增添及训练、工作母机的补充、应付军事逆转时的危机。

第三步：在国营工厂未复工之前及其后，应制造何种产品？除却军需品之外，民间日用品应如何顾到？各厂本身的管理问题，如何能在混乱的时代中使其合理化？交通的困难是无法避免的，应如何补救？各地区的政治人事等问题如何应付？各项工业纵横的联系如何能紧密联合，勿失却其中的每一环链？

我们因而推想到新厂的设计与配合。又想到将来战事完结之后，如何能使已迁及已成立的各厂永远留在大后方。不独要把他们的生产工具及资本留下来，更要把现有的企业界技术界人员以及由他们训练成功的新的一辈人才都留下来，更进而吸引未来欲来的各方面的人才，把他们一同拉进后方。我们中部、西部、西北各处应当有几个新的“上海”，平白地建造起来，以为第二次抗战时期的准备。这些念头、这些希望，当时都曾略略草拟。虽是各种方案要随着军事的进展方能举办，但是这个政策必是要首先决定的。

在我的脑子里，却从来没有想到如何把这些工厂重复迁回到上海去。相反的，我却想到：将来战事完结之后，应当如何组织机关前往大阪、神户、长崎、横滨等处，把敌人的重要工厂拆迁到我国后方来，以为赔款的抵偿；将来各厂家能得着较新颖的机械工具，及较精良的技术时，我们现在所迁入的机械，将会成为老大废物，应如何把这些老大废物迁入康边、青海、新疆、滇西等较为深入的内地去，作过渡时期的建设。

我根据办工厂的三个条件来草拟迁厂草案，那就是要顾到安全、方便、有利三个原则。要做到安全，事前必须有一周详的计划。所谓方便，就是不要找厂家的麻烦，虽然政府补助不少，他们也愿意搬。商人以赚钱为目的，所谓“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无人干”，就是这个道理。譬如现在香港，很多人在“火山口”开厂，他们何尝不知道危险，但因为有利可图，他们还是冒险做。抗战前夕，他们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将工厂拆迁到内地去，就是受了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

（二）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

1.“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民国26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着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当即由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财政部派会计长庞松舟、实业部派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岑、军政部派整备科上校科长王衸为委员，以我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一切迁移事宜。各委员于10日下午4时得知消息，即于当日下午6时在车站聚集趁车赴沪，其时国库应拨的款项尚未领到，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先生乃借拨56万元支票交我带去支用。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并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机械化化学、冶炼、橡胶、炼气等各行业厂方代表，开会讨论办法，责令克日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之下进行工作，8月12日，厂方代表公推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支秉洲（新中工程公司）、叶友才（华生电器厂）、严裕棠（裕隆机械公司董事长严庆龄之父）、余名钰（大鑫钢铁厂）、吕时新（中新机器厂）、王佐才（中华铁工厂）、赵孝林（电机公司）、项康原（康元制罐厂）、钱详标（中国制钉厂）等11人为委员，经监督委员会认可，并指定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洲为正副主任委员。上述11位委员均为当时上海工业界之佼佼者，号召力强，国家民族观念重。我晓以大义，请他们下定决心，率先提倡示范，先将自己工厂拆迁，其他各厂自然跟着效法。监督委员会决定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至于迁往广西、云南两处的工厂，则拟俟第二步由广东方面拆迁较为便利。上海南头一带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其现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经审查准许迁移者，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尺035元，运费至武昌者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各厂抢运机件如在危险地带，可不待检验径自装船运出，其应领费用，经殷实厂商做保亦可发给，俟到镇江或汉口再为检验证明。部署既定，即着手分头进行。

2.工厂拆迁所遭遇之困难

其时上海的风声已然极度紧张，敌兵巡逻市上，面目狰狞，战机一触即发，住在租界以外的人们，都赶着搬家逃命。在租界内居住，亦赶着把家眷迁往乡间或原籍暂避。忙碌纷乱中，我们简直找不着人。

8月13日，上海的炮声响了。15日，敌机来袭，我机奋勇迎击，在空中大战起来。人心更是惶惶，军政部代表王衸以责任重大，要赶回南京任所，实业部代表欧阳岑亦要求离开上海，只有财政部代表庞松舟愿意留下来。我心想，监督委员会一旦离开上海，以后找他们开会不容易，一切工作立即陷于停顿。我遂要求他们将全权委托书交给我，在委托书上签名盖章后始能离去。此后，我以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全权处理上海工厂拆迁工作，不用开会，独断独行，反而感到方便。

8月16日，敌机继续轰炸，大炸弹从空中掉下来，正中大世界，把热心国事任劳任苦的薛福基先生炸伤，不久他竟因伤身故。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地方秩序相当混乱。这10日内我们遇着不少困难。

卡车、火轮、划子、挑工，是我们运输的工具。货车的主人，其热心爱国的，已把少数的车辆送到前方军队应用。其余的因恐怕拉差，宁可把车辆的零件拆去，闲放在弄堂里。其肯出租的，一定要很高的价钱和很稳当的担保。说起来也难怪他们，当时货车出了租界外，须要特别的入界照会才可回来。的确，有些车辆除了租界外，就为有力者扣去。就是装上机件的车儿，沿途亦常遭警察及流氓的拦阻，每次都要费很大力量才得平安通过。火轮船那时忽然也减少了数量。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条轮船，先付租金，转眼间又为难民占领。如此的已不止一次了。好容易搭通了线索，方才雇得些划子、力夫。在杨树浦一带更必须要出高价钱雇佣白俄或高丽的力夫及司机，才可进出。长江下游江阴要塞已被封锁，火车太过拥挤，且开行无定时，车站机车头又都是轰炸目标，我们只好放弃陆路运输，专靠划子来工作。

驻防军队因为要清查汉奸，对于所辖地区的通路，均派兵拦守。各军队均要自发通行证或护照。内中不免有些奸人借此为发财之具。甚至由区内把机件搬出来亦要护照，护照上注明物件数目及人数。工厂的职员工友们，往往因为多带了一件被铺，而致全批物资被扣留。监督委员会首先与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取得联络，发给通行证，以便厂方职员率领人入戒严区搬运物资，由各厂高级职员及工厂联委会职员严密监视，并负完全责任以防汉奸。该办事处主任邢震南先生极明白情理，极有肩膀，经我将情势解说，便立即交给许多空白的通行证及盖印的白布章，木船与货车的旗帜等。各厂负责人凭着这个护符，便可入得戒严区域，以后再向每军每师去办此类交涉。

往事不堪回首，假如当时有准备、有计划，能有一个机关以公平的统制分配运输工具及主发通行凭证，则对于我们的工作必可增加许多便利，物资抢救出来的数量也必可大大的增加。

其时沪上各银行奉令暂停兑现，后来开放，亦限制提款，幸得财政部徐堪先生允许，我所带来的支配随时可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关务署并允许，可凭监督委员会的证明，准各厂迁移的物资免除关税及检验，待到汉口海关再行补验。各债权银行亦允经监督委员会证明，由主任委员负责担保，准其迁出，我在三日间竟负上担保五千余万元的责任。

困难犹如江水，滚滚不尽而来，监督委员会有两位委员已早于8月14日因公返京。我亦因连日奔走南市、闸北，左脚受伤中毒，伯特利医院石成志医生诊治之后嘱我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各厂家相顾无言，我亦只得一只脚跳来跳去！但我不能中止我的工作。我在马浪路租了一家跳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工业界朋友们见我这样不屈不挠拼命苦干，心亦为之感动，工作更加用心，很多小事不再麻烦我了，有问题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此工作效率反而增加了，原来我常陪他们到各处交涉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他们分头工作，我则从中指挥，在万难之中，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他们每当走投无路之时，常大发牢骚。对待他们只有忍耐，只有安慰，只有劝勉。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假如我们之意志稍现颓丧，我们之处理稍感畏难，则此后工作进行将必陷于停顿。厂家各人，打不破重重难关，均已失望，殆以为迁厂事必无所成。我们心念上海一隅的战事，不知能支持几时，岂有轻易放松一瞬的时间？监督委员会立即把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的内部组织加强，并代为解决种种困难。幸得资源委员会负责者指导于上，各厂家又分头合作负责于下，工作虽是艰苦，但进行还算相当顺利。

独资经营的厂家，关于迁移问题，尚容易决断进行，至于有限公司组织的迁厂举动却惹起法律问题。董事会简直是开不成，股东会更无从说起。监督委员会于是下令给各厂的负责人，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将厂中机件拆迁，一切责任自有监督委员会代为向其董事股东们负担。当时最顽强的要算龙章造纸公司的常务董事傅筱庵，他与日本人勾结，以日寇作其后盾，起先拒不迁移，监督委员会曾下令由该厂总经理庞赞臣全权负龙章造纸厂拆迁之责，并一再警告傅筱庵，如在期限内未拆迁，将其工厂炸毁，绝不以厂资敌，傅筱庵知道无力抗拒，只好放手。后来龙章造纸厂内迁重庆，改组为中央造纸厂，并兼制钞票纸，成为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在抗日期间，对后方的文化事业贡献很大。

3.由被动到主动

淞沪战事日益加紧，工厂迁移的风气亦日渐造成。最初虽经苦劝而不肯动弹者，后来竟有人自动前来要求加入工厂拆迁的行列。小型工厂拆迁较易，动作亦较迅速，宣传的作用很大，一传十，十传百，造成一呼百应的趋势。工厂拆迁蔚为社会风尚，变成一种时髦。好像谁不搬迁，谁就表示对抗战不力，被认为准备做顺民、做汉奸。故一大型工厂搬了，必有十数个小型卫星工厂随之。监督委员会为争取时间起见，对于及早迁移者所给装箱费、运费、旅费、生活费之外，并允向政府商请低利贷款给建筑、复工等费，协助征地、用电、承接工作，减免苛细杂捐，购储材料原料，以减少其复工困难，务必使各厂于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迅速复工生产。其延不迁移者，则在一定期限之后，将酌减其应得津贴。同时并将迁厂种类加增，不仅只限机械、化学、电气、冶炼等业，其有合乎后方抗战需要，及具有一技之长，而得监督委员会核准者，亦准发给同样待遇。其不合紧急需要，而自愿随政府迁移者，监督委员会亦酌量给予方便。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又代为普遍通知各厂及各同业工会，嘱其到监督委员会接洽，我复重托各厂之努力分子，四出劝导，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派李若膺驻苏州，金履端、邹友仁、蒋逸聪驻镇江，李守中驻武汉，各处设站接应。资源委员会复派陶寿康、施才两员驻镇江，李荃荪、吴至信两员驻武汉，执行监督并负责照料。凡工厂联合会及各站职员，有因公受伤或死亡者，由监督委员会担任营养抚恤，此表示政府对西迁的重视，也使他们免却后顾之忧。

4.第一批工厂仓皇西上

1937年8月2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马雄关德顺昌机器厂、颜耀秋的上海机器厂、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胡叔常德合作五金厂等四家之机件，共装船21艘，并技工160余人，由各厂重要职员高功懋、刘元义、邵仁理、金祥宏等分别率领冒险由苏州河运出。翌日，余名钰的大鑫钢铁厂、支秉洲的新中工程公司、沈鸿的利用机器厂、胡允甫的?一机器厂、李翊生的启文机器厂及姚兴昌铁工厂之机件及工人，亦由各厂派员负责职员吴仲甫、李翊生、安得璋、沈鸿、胡允甫、徐亚坤分别率领，继续运出。其运输方法简述如下：用木船伪饰以树枝及茅草等，每艘相距半里许、互相照应，循苏州河，用人力划出，途中如遇敌机来袭，则泊于江边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河后乃雇佣小火轮拖原船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苏州镇江两处已设有运输站，与当地军运及政府机关取得密切联络，并与上海时通情报。那时因江阴已被封锁，铁路又侧重军运，吾人只得由苏州河一条路运至苏州，或取道南市由松江转苏州。

此次运输方法尝试成功的消息传来，中国建设工程公司、慎昌铁工厂、中国窑业公司、中华铁工厂、益丰搪瓷厂、镐锠铁工厂、汇明电池长、朱亚铁工厂、中国机器厂、美艺钢铁厂、达昌机器厂、三北造船厂十三厂的物资各由本厂职员雷志僪、黄生茂、谢正宽、载怀三、装阿大、董吉甫、钱惠康、孙九鼎、孙传德、汪友直、王春芳、孙士桥等分别率领，均按照此法急剧陆续运出。不料9月8日起，驻防苏州河的军队突将乌镇路至北新泾一段航路封锁。在此段内船上各厂的物资飘泊河中，进退不得，彷徨两日。我与工厂联合会主席颜耀秋先生驰往闸北遍觅驻军主管人员交涉，所遇均多方推托。其时江上敌舰炮火直对着闸北一带乱射，弹片横飞，距鼻咫尺，中弹的房屋，随着脚跟倒下来，几葬身瓦砾堆中招屡屡。是日傍晚，始交涉得有头绪。封锁算是已得解除，但因盘查过严，厂家咸感不便。未几，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刑主任镇南调任，后发给护照，又经一度延阻。9月中旬，银行及各界联合组织上海市运输委员会，在兵站取得民船二百艘及大小轮船30只，其分配办法分、军用、国防及银行物资、政府物资、民用物资，依次序先后迁运。工厂机件被列入第四等，不能得着帮助。又经俞鸿钧市长代监督委员会向张文白司令长官处领得护照一百张，又为捷手者领去，后经几许交涉，始蒙发给一张，但是无论困难如何，仍阻不住厂家迁厂的决心，只有上下一心自寻解决办法。

上海工厂迁移工作经各厂家团结的结果，渐上轨道。我心念着青岛的工业，以为亦应着手迁移，曾于8月13日发电南京，请资源委员会提议派员前往主持。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纱厂甚多，战时尚未波及，亦可着手发动拆迁。资源委员会曾于9月中旬派顾毓瑔前往苏州、无锡一带劝导。但是各纱厂当时赢利甚厚，大家都抱着宁可现在多赚钱，等待事到临头再算的观念，所以未能推动。资源委员会又曾派孙越崎、陈良辅、刘兴亚、周茂柏等四员往河北抢运物资，但因军事转移，仅运出材料一批，该处的厂矿未能迁出。

上海的文化界的意念与纱业中人的恰是相反，我与他们开会讨论两次。预料明年春季后方各省将感觉教科书缺乏，他们却自动的着急起来，商务王云五先生尤为热心，我乃在极端困难之中，抽出吨位，速将商务、中华、正中、开明、大东等书局的中小学教科书500吨先行运出。随即将印刷厂多家及中国铅笔厂的机件物料先行迁出。9月中旬教育部代表梁明致君曾到沪一行，我乃与梁君共同拟具协助文化工业迁移费用预算，电京请求追认。在抗战初期，大后方的青年学子就靠这500吨教科书，才有书可读，学业不至于中断。等到这500吨教科书用完，内迁的工厂已次第开工生产，教科书已不虞匮乏了。

上海有些小厂家平常靠着较大的工厂分接工作。他们工厂虽小，但是他们急工赴义的决心倒甚大，他们有些人听过我的训话，知道敌人快要到来，各大厂家均已预备西迁，以粉碎敌人破坏我民族工业的阴谋。他们心里明白了，他们的目光在发亮，他们的血管在沸腾着。有一位厂家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对老娘孩子发表他的意见，随即召集他厂内的学徒工人演讲一番，即下一个命令：“搬！”全体动员，漏夜收拾。把笨重的机件托给知交的大厂家代为保管，他们肩负着包裹到我的办公厅来领证明书。我诧异他们的决心及动作何以如此迅速。他们把经过告诉我，我心里深为感动，我伸出个大拇指称赞他们，他们接得证明文件，说声“到汉口再见”，就头也不回，大踏步，肩着行囊走了。这种剑及履及的精神，光明磊落的态度，真可令一般麻木不仁的资本家愧死。

华成、华生两电器厂，中国、中华两无线电器厂，此时已将机件拆装完毕。急忙用船划走。龙章纸厂己处于炮火集中之日晖港，且其中一千千瓦时整套发电设备，及造纸厂之大烘缸两个，每个重12吨，均以体积庞大，搬装困难，延至最后始能装船运出。

5.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工作的结束

9月初，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先生新从欧洲返国。为调整工业以应抗战时期之军需民用起见，翁、钱（昌照）两先生拟有整个计划，一方面扩大各厂矿的内迁，一方面增加了内迁厂矿迅速复工的保证。政府于9月中旬成立贸易、工矿、农业3个调整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翁先生兼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资源委员会于9月20日向行政院建议拆迁吴蕴初先生所办之天利、天原、天盛、天厨四厂，及造船文化各工业，请求增加迁移经费。9月23日第330次院议，交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军、财、实、教四部，及资源委员会审定办理?9月27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会同各机关为工厂迁移事在京开会讨论，决议增加迁移费526万元，通过了各厂息借款项原则，并议决以后工厂迁移原则，其原则简述如下：（1）沪战以前，当时厂家多怀观望，为奖励起见不得不从优一律给予津贴，现在愿迁移者众，前订办法自不适用。（2）另定迁移之工厂分为军需及普通两种，其在国防上确有需要，如机器、化学、冶炼、动力、材料、交通、器材、医药各厂及矿场，于原料、动力、人工等方面均可有供给办法者，由政府按其个别情形酌予补助。全国各地补助总额暂定500万元，其息借办法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临时个别决议之。（4）其他普通工厂则不补助迁移费，惟其精巧技术制造能力经主持机关认为有特别援助之必要者，筹定息借办法办理之。（5）所有上海迁移善后与以后工厂迁移适宜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主持之。

监督委员会主持上海工厂拆迁工作，所定的办法及所用的手段，很多是因时因地制宜的。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手段，理所当然。但这些办法不能普遍适用于全国。故当上海工厂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工矿调整委员会代之而起，亦是时势所然。

监督委员会因鉴于战线日渐紧逼，为催促各厂物资早日运出起见，曾规定：自9月27日起，尚未起运者其工人川资及生活费缓发。自10月11日起，原料运输补助费减给半费，运至镇江。

这时适逢军委会改组，除原有的第一、二、五、六部外，特别增设第三、第四部。第三部主管重工业，第四部主管轻工业。第三部部长由翁文灏兼任，俞大维、钱昌照为副部长，以下分设四组：（1）地质组，组长翁氏自兼。（2）化学组，我担任组长，金开英为副组长。（3）机械组，杨继增、李景潞分任正副组长。（4）电气组，辉震任组长。组长是少将衔，副组长是上校衔，我担任化学工业组长，亦得了少将官衔，以后对我发生了一点作用。

我因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成立，被任为化学工业组组长，于10月6日奉召返京商洽。9日，我在京召开监委会第二次会议，议决俟工矿调整委员会主办之厂矿迁移机关成立后，即移办交待。会中首次结识翁文灏、李景潞、张茲丰诸先生。14日由京赴汉口，安置到汉各厂。21日由汉返京。23日由京返沪继续办理工厂迁移事宜。10月26日，闸北失守，苏州河一段顿被截断，各厂物资只得取道内黄浦江运往松江，经苏州、无锡至镇江。至11月5日，敌兵在杭州湾乍浦登岸，迨平湖告警，松江又受威胁，乃改由怡和轮船运往南通州，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这段运输比较以前各道更觉艰辛。以后迁移者则惟有取道香港或宁波转往各处。

10月28日，我复被召返京。30日，我在京召开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亦即为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11月1日，我赴镇江视察运输状况，觉尚良好。我军于11月12日退出上海。随我在上海工作的人员钱文达、林世华、王序端三君，均于上海沦陷后安全退出。12月2日，常州失守。6日江阴炮台被陷。11日南京情形混乱。13日南京失守。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着长江迁移的运输，直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

6.上海工厂内迁的统计数字

在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期间，除去协助公营及国营的工厂不计外，计共迁出民间工厂146家。其机器及材料重量已安全抵达武汉者共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各厂行业类别及数量如下：

机器五金业66家造船业4家炼钢工业1家电气及无线电业18家陶瓷玻璃业5家化学工业19家炼气业1家文化印刷业14家纺织染业7家饮食品业6家其它工业5家7.拆迁途中损失

各厂迁移物资当上海失陷时，颇有损失。载天利氮气厂机件各船10月27日方开始陆续驶出，开至北新泾时即逢我军转移阵地，内有4艘被军队拦截充浮桥之用，后经大力交涉，用旧船交换始得释出。又逢敌机轰炸，天原厂门口有装载未毕之木船一艘被沉于河中。龙章造纸厂机件1300余吨，雇用民船46艘，编成10组。其第一至第四组得安全到达镇江，转装江轮。第五、六组到达镇江后，已不及转装，即由原船由镇江划至汉口。最后之四组到达镇江被敌军拦截，退回上海。当时在扬州附近仙女庙地方，尚有数厂物资被截，欲进不得，但在日后，各物多能间道安全退回上海。

8.青岛、南京的毁厂运动

当上海方面工厂迁移进行急剧之时，青岛方面忽然发生毁厂运动。其经过事实，真是悲壮！其计划之周密，殊令人佩叹！其破坏之彻底，尤其令人痛快！原来敌人处心积虑，谋以经济侵略亡我中华。其最毒辣一着，为把握住我国棉毛工业的命脉。青岛的日人纱厂，实为彼进侵我棉纺织工业的大本营。彼等多年经营，在青岛沧口、四方两处，设立内外、富士、公大、隆兴、宝来、大康、上海、同兴、丰田等大纱厂九间，合其纱锭52万枚，投资达282亿元，工人25万人，青岛的环境，如交通、原棉、劳工、气候、生活等条件，均极合于纺纱工业。此外日人尚设有啤酒、火柴、榨油等工厂多家。青岛市政清洁，风景佳胜，日人久以之为殖民乐土。各纱厂之建筑均甚坚固，如同堡垒。墙壁、楼板均装有自动洒水救火设备。平日防护甚严，外人不易入内窥察。因在青岛驻有日本海军，且享有特殊权利，故日浪人平素行为强横，?生事端。幸我青岛市政府沈市长成章善为应付，始告相安。当时敌人对于侵略手段，各方主张不同：陆军以为3个月内可以解决战争，主张急进，海军目光稍为远大，主张缓进。商人们则因产业关系，不欲战争波及青岛。陆海军人间意见因此不和。民国26年8月13日，敌军既在上海发动战争，驻青岛陆军人员亦欲同时在该处发作，但是恐怕其海军人员不合作，乃于该日暗杀敌海军人员4名，说是我国人所为，以激其海军。敌海军人员果中其诡计，于事情发生一小时内，即拟派兵入市。经沈市长向其司令官严重抗议而止。敌驻青岛总领事西春彦偕其副领事随即来到市政府，态度异常强硬，限期缉凶盗窃。沈市长大怒，责以“凶手何人？凭证在何处？信口雌黄，有失外交官身份，本市长奉令守土，如有扰乱治安者定予严惩”等语。西春彦领事闻言气结，忽患中风，倒于椅上，面色如死灰，以酒灌之，乃醒，不能再谈，其副领事扶之去。沈市长因敌寇故意挑衅，乃调兵布防，决心应战。敌寇多方利诱威胁，不为所动。敌方因军力不充足，为避免冲突及保护其青岛巨大财产计，乃筹划撤离。未几，敌国驻青岛侨民及其外交官与海军军舰等全部自青岛撤退。该处侨民忍痛离开青岛，其情状极为悲伤。其时敌寇越上海前进，逼我首都，山东北部的敌人亦蠢蠢思动。敌侨已退，战祸已逼，沈氏乃布置各纱厂之破坏工作。以青市保安大队、陆战队及各纱厂原有技术员工2000余名合组破坏队三个大队，委派郁仁治、马锡年、秦国弼等分别负责主持，并规定破坏方法三种。即：（1）精巧机件如锭子之类，以人力破坏之。（2）房屋及轻机器之类，以火烧之。（3）锅炉及重机器如水管之类，以炸药毁之。当经筹备炸药多吨及洋油引火物类等，并取厂存大量棉花，以布紧缚于机器上，布条联系，使各机相接，各房相连。分置引火物如汽油、煤油之类于布纱附近，准备应用。机器的下方满堆着干柴。锅炉水管及房屋机器的底下则开掘孔穴埋藏炸药。又除去壁中及板楼内的救火水管，连各厂大水池之总水管一并毁去。掘地沟通连九厂，沟中放满引火物及发火电线。各队员皆能奋勇工作。沈氏掌青岛时，平素尽力提倡民众教育，市民工人多习国术，所以各护厂队员中多为工人，此时亦甚得其用。沈市长常往各厂亲自巡视工作进行，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始得完毕。此时惟有静候命令一发，九厂即可立成灰烬，抢救者虽有回天之力亦无能奈何。不久。敌军从蒲台渡过黄河，山东受了威胁。敌人占了青州胶济路段，韩复榘逃遁。敌人又进占潍县，青岛岌岌可危，沈氏乃疏散市民学生等计30万人于后方，其穷困不能迁者约共5万人，特为迁居安全地带，代备粮食及燃料。布置既毕，沈氏乃遵照预定计划，于12月18日下午7时，下令破坏全部日本纱厂。郁、马、秦三大队长奉令同时发动。火光冲天，炸声隆隆，九厂齐发，立刻成了一片焦土。火光经过15日始熄。我国境内棉纺工业的一个大恶疮，乃得除去。大火时，敌机时来摄影，但是始终未在青岛投弹。因他们尚梦想着可以侥幸地保存其残余的产业。

总之，青岛的工厂是毁之者多迁之者少。仅国人所办的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等，事先得沈氏协助迁出。关于青岛的毁厂运动，我虽未直接参与工作，但间接与沈氏及其部属联系过，我派了杨庆燮。杨君事迹极为英勇，不可不提。原来资源委员会向外国购得汽油五千桶，忽接得电报说该批汽油经已运往青岛，迅速派员前往接收抢运，此时敌军已逼近青岛，危在旦夕，资源委员会急忙请我派员前往处理。我即选择一位青年杨庆燮应命。资委会立即派杨君兼程前往青岛办理。杨君抵达青岛，火速将物料搬上专用火车，立即开车，即日敌军飞机追到，用机关枪扫射，幸亏时已入夜，火车急速飞驶，深夜已离险境，安全转运武昌。资委会即送交军部接收该批汽油，连同杨君一并接到那边工作。

南京将失守时，该处亦拟举行毁厂运动，事虽未成，但颇值得一述。南京上游对江附近卸甲甸地方设有永利亚厂，规模宏伟，设备精良，技术人员众多，其设备安装均由厂中本国工程师完全负责。该厂在范锐（旭东）、侯德榜两氏辛苦主持之下，于民国26年3月开工生产，日产硫酸亚150吨，硝酸40吨，技术及业务均蒸蒸日上。民国26年11月间，该厂因承制军用化学品，未能停业，又遭敌机3次低飞轰炸，只拆迁得一小部分机件及铁工部全部机件。及至12月初间，范旭东氏在汉口，心念其一生心血在塘沽所造的每日纯碱厂量达200吨的永利碱厂已为敌人把持，现所剩下仅有的亚厂不可再为敌人所用，乃派多才多术的林文彪博士及张镕、王杰如、寿乐、程秀标等专门技术人员共9名，由汉口于12月8日，乘最后一次下驶的太古公司的黄浦号轮船东下，计划入厂内再将重要机件拆运，其不能拆运者则予以技术上的破坏。船抵离南京数千米的三洲河口时，前面已发生战事，不能前进，当晚芜湖被抢，工人在轮船上眼看下关一带发生大火及美国炮艇巴纳号被敌机炸沉。船停泊在三洲河口，一连三日，工人身处硝烟弹火进退不得。情势愈益危急。林氏等9员分三批冒险由裕溪口上岸，意欲冲入厂内完成任务，及至，厂已为敌兵占领，知已无望，只得徒步转往合肥，经六安至麻城，后由公司派汽车到麻城接返汉口。亚厂随着碱厂的命运，同样陷于敌手。

9.西北及杭州的迁厂运动

1912年以来，阎锡山主持山西省政，太原因未受战祸波及，故政治较为安定，工业建设亦稍具规模。太原的西北制造总厂、西北的实业建设公司、西北治钢厂是其著者。

西北方面的迁厂运动，其壮烈不减于上海一役。民国26年11月间，平绥线方面因晋军李服膺贻误戎机，致丰镇、大同等地沦陷敌手，敌军复由石家庄西向攻娘子关，并与忻口方面之敌会合夹攻太原，太原告急。太原西北制造总厂总办张书田氏不顾一切，即自动下令将全厂机件拆迁南下。全厂职工及眷属千余人，通力合作，费了数日夜的力量，拆得机件约千余吨，并协同蒲铁路第五及第六号火车头两座，抢运至风陵渡，欲由此南渡黄河。风陵渡为同蒲铁路之终点，地处黄河转弯之处，水流湍急，泥泞深至数尺，且无码头。白日敌机盘绕，只能于夜间进行工作。他们取拆下来的铁轨铺于泥泞中，以马拖木、立桩、钉板，拟建临时码头数座。转眼间河流横扫，码头底脚已为水涮去。他们不因此而气馁，人抱木杆，没入水中，再接再厉，继续打桩，那晚的月色十分暗淡，积雪增加了寒威，风声如同虎吼，景况至为凄厉，工作亦更艰苦。张总办立马河边，亲自督导，合力以性命相搏。经过几许困难，码头才得草草树立，机件人马，由此分批下船，鱼贯渡河。全体离岸后不满两小时，敌人之炮弹已飞来，但幸一行人众均已安全到达彼岸。他们在南岸稍作休息，整顿行旅，即经由陇海铁路运输西行至虢镇驻扎。厂方以所需钢铁材料尚缺，复先后派遣处长彭述宗、厂长李宝钧、王宝善、于邑萄，职员高金泉、费文广、赵鹏举等，分道往漯河、偃城、许昌、巩县一带采取铁轨钢料。经过拆卸、截剁、集中及装运之后，又得数百吨。张氏以虢镇地点不合时宜，决定他迁，命令全体取道南行。职工男女千余人，机件材料2000余吨，一路浩浩荡荡，卡车、骡车、背荷、肩挑，同时赶着两座庞大的火车头，由川陕公路前进。入大散关，盘旋曲折翻越2000多米高的秦岭，通过留坝，至褒城。由此分两路：一路转往陕南，一路继续南行，攀登古称蜀道难之牢固、五丁、七盘诸关山而入川。这一次的长途迁移，在川陕路上确是一件伟绩。其伟大只有稗史上所载秦时蜀人遣五丁、驱金牛、开路由秦入蜀的一段传说差可比拟。吾人从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千大散关”及韩愈“雪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几句诗里可以想象当时艰苦的情状，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即各就所获的古庙，修改设厂。把带来的火车头固定地脚，升火发动，以供全厂的动力。又把带来的钢轨，加以锻炼，作为原料，从事于机械的制造。职工男女经过此次患难之后，皆视工厂如家庭，共同爱护，努力工作，该厂自此立下根基，以崭新的姿态，在机械工业上发挥伟大的能力。

至于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及西北制钢厂由山西拆迁而来，详情不得而知，主其事者为彭士弘先生，可请其补述。

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因鉴于时局紧张，认为杭州各工厂有内迁之必要，乃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查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业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常务委员胡四兴等，就杭州规模较大之铁工厂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5家，选择重要机件，负责拆卸、装箱、搬迁至杭州钱塘江码头，再改由水道向钱塘江上游搬进。不料机件运抵江干时，敌人已到杭州市近郊。当时情势紧急，军队民众均大批向钱塘江上游撤退，船只极感缺乏。该项机件仅能运出50余箱。运至富阳时，敌人已追踪而至，只得将该项机件漏夜赶运兰溪，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入浙江内地。杭州之林长兴织带厂等6厂，联合迁移，由林崇熹率领，得航空委员会协助，幸能于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运入四川，这是厂矿内迁最幸福的一批。浙江省建设厅又鉴于宁波、温州两地工厂亦由内迁必要，复组织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派邱达雄君为主任委员主持其事。该委员会曾派黄爵俊、周寿笺、杨烈卿、蔡孔耀等5人分向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及温州大华针织厂、毓蒙铁工厂等商洽迁移。初时浙江省政府原有出资联合各厂组织联合铁工厂之议，后因各厂商不愿在内地经营，而愿将机件价让，乃由建设厅会同有关机关组织评价会，依照价格将内迁之机件收购。省政府又曾派浙江铁工厂工程师金维楷、张桂萌等前往搬运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之废炮弹4000余颗，及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之机器两具，并购运宁波顺记铁工厂机器5部。此后浙西行署又曾负责抢运长兴煤矿材料机件一批。

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

（三）此去四川多艰险

1.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之成立

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自9月27日开会成立，即拟定迁厂整个方针，并指导成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于11月14日成立，以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委会第三、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等机关代表孙拯、林继庸、恽震、高惜冰、彭熙同、周介春、刘荫茀等为委员，并指定工矿调整委员会孙拯为主任委员，林继庸及高惜冰为执行组正副组长。15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林继庸及顾毓瑔往苏州、无锡、常州，金开英、朱谦、陈良辅往浙江，陈世桢、欧阳岑往山东各处抢运物资。然以为时过缓，形势恶化，多未果行。我召集苏、锡、常一带纱厂负责人，于11月17日在镇江会晤。是日清晨，我抵镇江，与省政府商洽迁移工厂办法。未几，苏州苏纶纺织厂沈灏，无锡庆丰纱厂唐晔如，公益铁工厂李国琛，常州大成纱厂刘国钧等均到，当即开会决议办法七项，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拟给津贴20万元交镇江中国银行经理王恩官及江苏财政厅长赵棣华核发。其时贸易、工矿、农产三调整委员会已设立联合运输处驻镇江，负责为童少生主任，由童主任分配船只车辆。部署既定，各厂代表即各返工厂着手进行。惜时间过迫，仅得无锡公益铁工厂全部及常州大成纱厂部分迁出。及至由南京退却时，我们把南京的京华印书馆等数厂拆迁，至于首都电厂，仅能把一部分物料迁出，其机件则来不及拆运。

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鉴于上海迁厂时期政府无统一之通行证发给机关，因此大费气力，延误时机，特呈准军事委员会印就一种护照，名曰军事委员会货运特种护照。护照上由委员长署名。交由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核发。后来又呈准行政院加盖“本照所载货物准予免税放行”字样于护照上，由财政部通令各地海关之照，此后各厂家的物资才可通过各驻防区无阻。又得着铁道部允许，凡机器、半制品、材料等项物资，得凭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证明，于交付各铁路运输时，半价收费。是时南京下游情势日非，各厂的物资多半已到达武汉，工作重心亦由上海移至武汉。工矿调整委员会乃成立武汉办事处负责办理，于11月18日派我及李景潞为该处办事处正副主任。

2.主持武汉办事处

11月22日晚，南京各部院职员大部分已到达汉口，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随即成立。当时最紧急的措施是抢救镇江沿江至武汉一带之物资，及安置到汉口各工厂使迅速复工，免致工人麇集无事可做。一方面并计划分途向西、南、北三方迁徙。28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高惜冰先生往九江、芜湖，陈世桢先生往郑州、开封等处劝导迁移。九江方面迁出光大瓷厂、中华火柴厂等数家。芜湖方面迁出中国植物油料厂一家。开封方面迁出河南省农工器械制造厂一家。郑州豫丰纱厂当时尚无决定表示。

12月13日晨，南京失守，马当防线即被部分布雷封锁。其时尚有轮船多艘，满载着大成纱厂、永利铔厂、中华辗厂、大中华橡胶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氯厂、天盛耐酸陶器厂、天厨味精厂及中国工业炼气公司等厂的物资滞留在封锁界外。未几龙章造纸厂之第五、第六两组木船16艘亦到达马当口。驻军部队方面先前我们已交涉妥当，所以一遇厂家请求，即派领水手一一导入界内，俾得继续西上。及至马当防线完全被封锁时，工矿调整委员会派职员袁子英君探得尚有内港小道，经过一小段陆路，可绕入封锁界内，袁君乃由彭泽徒步绕过马当封锁线外，寻觅得厂家物资尚有留在华阳望江等处着，即与望江某帮中首领联络，发动农民，得有牛车数十乘，陆运数十里，往复搬运。全数到达后，再装木船，经扬子江，过小孤山西行至九江，再改装轮船至汉口，因此，各厂沿途滞留的物资损失程度，得以减到极微。我们在汉口，时时以此项物资安全为念。因为少量机件的损失，每足以影响全厂复工的预期，所以每次得接电报，闻道平安过险，不禁喜形于色。各厂物资留在芜湖下游无法逾越敌人防线者，亦已分别指定地点，将船凿沉，以防资敌。

厂家的生意经是不怕一时亏本，而最怕的是长期停工。他们领着大队的工友，空闲着无事，不独管理上及经济上发生困难，而在国难期间不能迅速替国家社会服务实令他们抚髀兴叹。我们为顾及到汉的厂家迅速复工起见，即选择那些容易搬迁的机械五金工厂，暂在武汉开工，利用空余的堆栈，或租些民居暂作厂房，迅速架起车轴，安装机器。果然不到十日，已复闻机声轧轧锤凿交响的声音。又协助他们在兵工厂包下大批工程，足够他们几个月的忙碌。新民、合作、慎昌、新昌、上海、利用、镐锠、东升、新中、顺昌、美艺、精一、发昌、姜孚、精华、铸亚、新华、萧万兴、张瑞生、张兴昌、中国钢铁、中国机器等翻砂机器工厂，振华电气厂，合众电池厂，中华、中国、华昌等无线电厂，冠生园罐头厂，家庭工业社，源大制革厂，美亚织绸厂，迪安针织厂，梁新记牙刷厂，中国铅笔厂及各印刷所等共37家，皆是在民国26年内复工的。其后，华丰、三北、华生、华成、永丰、希孟氏、姚顺兴等27厂，亦赶速于民国27年1月内继续复工。这64家工厂，大多数一直工作到民国27年6月武汉情势严重时，才停工再度拆迁。他们停留在武汉的短短期间，不仅是满足了他们为国服务的志愿，且可藉此补充机件、材料、图样，以作再迁后发展的准备。

对于那些因为机件笨重及不宜于停留武汉的厂家，我们则劝其迅速将物资径运宜昌，转往重庆。工矿调整委员会即派职员汪泰经前往宜昌组织运输站，以为协助。其时宜昌满堆积着物资，而且空袭危险。我们乃在宜昌上游20余里平善坝对过地点小红溪的地方，租地搭棚，以便存储物资。该处离开宜昌不远，隔了一道石滩，三面皆山，四无目标，倒是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厂家的物资运到宜昌后，一时赶运不及，都在那里暂时堆积起来。

3.成立迁鄂工厂联合会

当初有些厂家尚以为武汉还是比较安全的。民国26年9月间初到武汉时，即由驻汉代表支秉渊把到汉的厂家组织起来。后来厂家来得较多，乃成立迁鄂工厂联合会，公推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席委员。为方便照料管理起见，我们拟在武汉设立一暂时的工业区，于是着手找地、购地。费了多日的功夫，才看中了武昌城外洪山、播其的一片空地。该地水陆交通尚称便利，地势较高，不致遭洪水淹没。工矿调整委员会决定出钱把该地段买下来分给各厂家使用。初时由厂家与地主进行交涉，不料每交涉一次，地价即高涨一倍，竟至无法成交。后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代表出头与省政府及县府交涉，亦不得要领。那时湖北民情保守，对办工业亦无远见、政府方面，鄂省建设厅长石瑛、民政厅长严立三以及元老张难先都很保守，严立三一贯提倡农业，脱离不了传统以农立国的观念，主张农业至上的理论，官府中人竟谓洪山以产红菜苔著名，若议厂家们在那里办厂简直是助长工业打倒农业。因此我们的交涉结果，变成为工业与农业何者为重要的辩论。建设厅石厅长示意我们，说鄂省府已决定迁移鄂西的恩施，武汉此时实在不宜设厂。他老先生的高见，我们到后来才觉得有理，因为我们办交涉时，南京尚未失陷呢。

武昌洪山有一位地主艾玉溪，很愿意帮助工业在武汉发展，他认为鄂北将来发展工业，武昌可成为工业重镇，故对我们表示乐意协助，即与迁汉的新中工程公司议妥，以园地每市方4元，田地每市方19元的代价，把他所有艾中和堂的地段出让，并于12月18日签约。不料因此恼了长春观的道人侯永德，这道人是大地主，他以为取价太廉，大起反对，并联合附近的佃民，荷锄执斧，武力对付。这位道士神通广大，官府里面都有他的信徒。他们以“收复失地”为号召，我们虽曾用甚大的力量，竟敌不过这位道士。我们因为购地问题旷日持久，心急如焚，回想石厅长忠告我们的话越想越有道理，于是决定再继续西迁。还算我们觉悟的早，不然恐怕后来京口农场的惨案会在洪山先发，而厂家的物资就要损失许多，这是要感谢侯道人之赐啊！

宜昌县商会主席蔡云程先生来电。欢迎我们到宜昌去设厂，情词恳切，我们念及武汉既无所恋，更何有于宜昌？蔡主席的盛意我们只好感谢，待战争完结时再作讨论。

4.湘鄂赣的工业环境

湘省地形优越，物产富饶，人民聪颖勤朴，本是发展工业的理想地区，早在民国23年，资源委员会即决定开湘南为一工业区。但湘省府方面对于厂家多抽一种所谓“产销税”，于工业发展颇有妨碍。我们曾托人往湘建设厅说项，如果能够减免这种特殊税，则有许多工厂愿意到湘南发展。12月19日，胡安恺先生到汉，转述余籍传厅长的意见，谓产销税无法减免，因新厂可邀准免，则原有之厂家亦必援例请求，影响于省府预算，新主席到任未几，万端待理，对于帮助工厂迁湘办法尚未顾及云云。其实省政府之预算是可以补救的，工厂多，开工生产行销市场后再抽税，不至于影响政府之总预算，为什么一开始就抽税给厂家以打击？这种制度就像“吃母鸡而不吃鸡蛋”一样不合理。但几经交涉，劳而无功，这就是以后一般厂家对迁湘兴趣索然的主要原因。

回想到民国25年12月间，我曾奉资源委员会派往赣、湘、鄂一带视察工业，觉得湘鄂两省，照交通、原料、销场、人工等条件而论，工业应当有特殊的发展才对，为何弄得这般零落？在汉口眼见得码头工人的利害手段，在长沙又听得工业家在产销制度下呻吟着，才恍然大悟。这次交涉又碰了壁。工厂南迁长沙之兴趣，为之索然。至于江西，民穷财尽，青年被拉去当兵，留下的是老弱妇孺，人力、物力、环境极差。

湘、鄂、赣三省工业环境本很优良，但由于湘省产销税制度之不合理，鄂省码头工人的蛮横，以及共产党曾在赣省兴兵，使这三省工业应发展而未发展，真是可惜。此种种障碍，使得厂家设厂吃尽了苦头，到处碰壁。不过，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还有些地区欢迎我们去设厂，使工业发展显露一线曙光，正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位老先生来访我们，他?抚着雪白的长须，道貌岸然，令人肃然起敬。问他，知是云南省政府委员周惺甫先生，其来意是欢迎工厂到云南去发展。我们殊为感动。但因为由汉迁滇运输困难，恐不易办到，只得答应稍待，再发动留沪的企业家及由粤迁出的工厂分一部分到金马碧鸡之间创办实业。

5.四川的工业环境

关于四川的实业情形，中国工程学会实业考察团于民国23年所撰的调查报告，曾供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参考材料。该考察团团长胡庶华任省立重庆大学校长后，即创办工学院。设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四系。又增设地质系，与四川地质调查所合作，发现白市驿煤矿及涪陵、彭水铁矿。我们对于四川的实业情况，已有相当认识。既然川省有煤有铁，加上都江堰之水力，广汉一带的田地出产丰富的农产品，以及四川7000万的人力，这些都是发展工业最理想的条件，因此我们对四川很感兴趣，并着手进行。我在上海时，曾数度与四川工业界的推动者刘航琛、卢作孚、张澍霖三位先生商洽入川设厂事。刘航琛与我是老同学，过去在汇文大学、北京大学均为同班同学，他在四川拥有很多工厂、银行，可说是四川省最大的企业家，其人雄才大略，对四川工业之发展很有贡献。张澍霖是四川人，博学多才，与人谈话亦手不释卷，用力至勤。我们到了汉口，四川省刘湘主席亦扶病到汉，刘湘虽是军人出身，但很注重工业，与广东的陈济棠同是注重工业发展的军人，他心念四川工业的将来，特电邀四川工业专家胡光先生于12月18日由川飞汉，向我们解说四川的资源及设厂的环境。12月28日，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先生亦由川来汉，继续敦劝。翌日，愿意迁川的工厂代表20余人，与何北衡厅长开始讨论，对于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销场、政治、金融、捐税等商题，均详加研究。何厅长并申述四川急需纺织、炼铁、炼铜、机器、玻璃、制革、造纸、酸碱及其他化学工厂。何北衡先生的辞令当时很能给厂家一番感动。四川省政府随后又派钢铁厂杨厂长芳毓来汉敦促其事。

从民国26年12月29日至次年1月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曾两次召集武汉各纱厂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厂迁川事宜。因鉴于沪、苏、锡、常一带的纱厂被毁的被毁、资敌的资敌，后方军民急需被服，必须保存实力，我们决定第一步最少须迁出纱锭5万枚，即宣布震寰及裕华纺织共须迁出3万锭，申新纱厂须迁出2万锭。其时武汉各纱厂正在利市10倍，一如苏、锡、常各厂于未失陷时的情况。他们哪里愿意迁移，只推说恐怕运输没有办法，但是政府的态度相当坚决，势在必行，所以他们只得唯唯答应。裕华纱厂董事长苏汰余先生于1月5日亲自飞渝觅厂地以为准备。原来苏先生老早就有意在四川办纱厂，所以裕华倒有决心作局部的迁移。

武汉三镇除了上述三纱厂外，尚有复兴、官纱、泰安等纱厂。复兴纱厂机件祖自汉口第一纱厂，该厂因久有英商安利洋行债务900余万元，产业归英人所管，须商得债权人同意乃能移动。市政府吴市长前往英领事馆交涉数次，都无结果。我们曾下手强迫迁移，英领事馆闻知风声，竟派大批军队在厂守护。政府不愿与英军冲突起来，以免引起外交交涉，影响中英邦交，所以该厂卒未迁出。湖南官布局纱厂是张文襄公首办的，因情形特殊，归市政府保管，我们虽想拆迁，但市政府不肯与日人交涉，我们亦未动手。

工厂内迁一举，在抗战发生以前，人们几以为是不可能之事，但自从上海尝试发动以来，颇能造成一种趋势。工厂内迁之气氛，当时已弥漫武汉，只须登高一呼，即可立有应声。在民国27年正月中旬，民营各厂家已经准备即可迁川的，有大鑫、顺昌、上海、大公、制革技术、中华无线电、华生、龙章、天原、天盛等41家。大鑫钢铁厂的负责人余名钰是前厂的中坚分子，早年留美学矿业，是一位工程师，有学问有见识，且善于言辞，往往三言两语就可把困难的问题解决，将纠纷平息，且其思想周密，计划周详，他虽是联合会的副委，但厂家唯他马首是瞻。我们两人见解很相近，都认为上海迁来之工厂应一鼓作气再西迁，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以后再拆迁，就费事了，故我们推动武汉工厂迁重庆，他首先响应。

我们首先感觉棘手的，是运输及购地两项问题。轮船本来就是不够的，因为过了宜昌，川江滩急水浅，只有浅水木船可用。若在枯水时期，更要较轻的大马力浅水轮船才能够行驶。所以许多江轮只能驶到宜昌为止。我们脑子里忽然想起川江的柏木船来。这些在十多年以前曾雄霸川江的柏木船，虽然已经给浅水轮船打倒，在此抗战时期，急不暇择，我们何妨开开倒车，把它再复利用，回想我们由上海至苏州一段运输，又何尝不是靠着划子呢？李白有《朝发白帝城》诗：“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三峡通航的铁证，可见柏木船担任运输工具的历史由来已久。若说川江水急滩险，则久留在宜昌听候敌人轰炸岂不更险？且军事形势时有转变，谁能预料得着？万一武汉紧急，更何从措手？我们请教过走惯川江的老内行，又盘算了许久，乃决定设法利用柏木船以为运输辅助。至于购地问题，则拟趁川省刘主席留汉就医之便，请他表示意见，以免又蹈武昌购地之覆辙，刘主席慨然于病榻之旁?胡光先生草拟电文一通，至省府邓秘书长汉祥嘱“务必尽力协助迁川工厂购地，万勿任令地主刁难”。两项难题，于是都有了解决希望。

6.“迁川工厂联合会”与“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

翁主任委员派我于民国27年1月22日由汉飞渝。各厂负责人吴蕴初、庞赞臣、颜耀秋、瞿冠英、厉元咎、苏汰余、仵舜五、石光荣等16人，共代表14家工厂，已先我到重庆。1月25日，我召集各厂代表在沙利文饭店开会，讨论进行事宜，并责令即着手筹备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4月17日，该会正式成立，公选颜耀秋、庞赞臣为正副主席委员，马雄冠、林美衍、余名钰、吴蕴初、李奎安、胡西园、庄茂如等为委员。这个联合会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直到现在，台湾的工业总会也还是根据联合会而来的。在此之前，有总工会、商会之设，工业则附属于总商会，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政府有很多工业上的措施及法令是与商业无关的，而且工业附属在商业之内，中间隔了一层，极感不便，故在联合会之下又设中华工业协会，后来演变成中华民国工业总会，追溯渊源，都是由联合会而来。我筹备组设“迁川工厂联合会”之用意，是想藉此加强厂家之组织力量，为今后在四川发展工业奠定巩固之基础。

前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委员庞松舟、欧阳仑亦到渝，欢聚之余，幸使命之不辱，复偕同前往川江航务处、川建设厅驻渝办事处等机关，交涉在南岸圈地搭棚，以备各厂物资到达时暂为存储。我抽着闲暇遍踏渝市各地，预勘设厂地址。

论及为工厂择地一点，当时我们曾费了一番研究功夫：在平常时期，只须考虑交通、电力、原料、销场、有关各业联系、技术及研究协助、劳工招募、金融周转、地方捐税、地方治安、灾荒、劳工生活、天气影响、人事、地势、用水、地价、疾病及治疗、出水及防气等环境，在抗战时期，更需要特别注意国防及空袭问题，在迁厂时期，复工的时间问题，又高于其他一切。在重庆附近竟找不着一片完好的平地，江水的高低线，相差竟达百尺，上述各项条件有些是勉可适用的，其余如天气影响、地势、疾病各点，是无可选择。我们只能考虑到空袭安全、迅速复工、以及有关各业的联系三点。我们要把山城的重庆建成一个崭新的工业区，以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供给的重镇。

为谋安置到渝工人使迅即得到工作起见，我们只得让厂家先就市区内租些房子，安装机器，暂时先行部分复工，一面再寻觅建厂地点。为谋各厂空袭安全起见，我们不主张各厂疏散太过僻远。我们以为远乡僻镇并不比较附近市区安全。大工厂的兴建，当然最好是在山谷之间而又交通便利，可以把重要机器藏在山洞内。但是这种现成的好地方究竟不容易找。若是找得也要让给国防事业最关重要的工厂去用。所以我们只找在市区附近三四十里的地方，交通稍为便利，地势稍得隐蔽，有开凿广大防空洞的可能，各厂布置疏而不密，而能互相联系便得。因为若矗立荒僻之区，毋宁杂设于城区附近，还可得城市防空的力量来保护，从前在卸甲甸的永利铔厂，因为离开南京太远，孤立无防护，目标愈显著，敌人低飞投弹，一而再，再而三，竟把该厂毁了。至于在南京市区内的金陵兵工厂及首都电厂，反平安无损。这些事实，已经很明白的教训我们了。我们十日来，在城区附近选择了十几处荒地，作为工业区。预备把有关各厂作有计划的分配，使他们各自联系起来。因为购地艰难，各厂所占的地皮不多，厂户只能疏疏的建筑，向高处发展，因为地皮虽有限制，天空是无限制的。各工业地区环拱着重庆市，预料在不久的将来，稍加发展，便能自然而然地互相关联而建设成一座大重庆。我们主张工厂杂设于城市附近，曾一度引起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质询，花了不少口舌去解释，后来还是照我们所定的原则去做。

四川省府接到刘主席为给予迁川厂家购地方便事由汉口发来的电报，经省务会议议决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以重庆市长、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市公安局局长、市商会会长、建设厅驻渝代表、建筑专家关颂声、工业专家胡光、军委会代表林继庸等九人为委员。该会经过一番筹备，于3月5日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翌日复开会决定征地施行办法。川省府省务会议又议决：“凡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免收附加税三成。”以示优待。该办法后来陕西省亦仿照施行。不久，川省府又一度将附加税减收至五成。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成立后，初时确曾给予厂家购地以许多方便，而胡光氏尽力尤多。至于减免印契附加税一举，各厂家蒙受利益更大。四川复旦中学校长颜伯华先生，慨然将其猫儿石祖田，靠嘉陵江边一段地皮200余亩，以公允价值，让售与龙章、天原、天盛等厂，尤足以示人模范。关于购买厂地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述：有一天裕华纱厂的苏汰余来找我帮忙，他在南岸窍角沱找到一块地，其地三面环山，面临长江，是设厂的好地方。此地为四川土豪范资生所有，苏汰余为了买这块地，请李奎安与范氏商谈，但每谈一次，范就将地价提高一次，没法再谈下去，请我想办法。我去看过这块地，觉得窍角沱三面环山，掩蔽良好，确是设厂的好地方，因此我决定与范氏交涉。首先我研究范式的社会背景，知道他来头不小，不易应付，不能用正常?法与他交涉，必须略施手腕。计策已定，我立即印了军委会第三部少将组长头衔的名片，专程拜访他，他见到名片后立刻延见。我进了门，看到范氏的住宅占地颇广，室内金碧辉煌，墙上挂满了杨森、刘湘、刘文辉赠送的匾额，气魄是很大的。一层层地往里走，到了一间小楼，见到范氏坐在鸦片床上，我们对烟灯而坐，他敬茶后又请我抽鸦片烟，我虽不会抽，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抽了一口，这是我生平抽得最难受的一口烟。抽了烟，我开始提到正题，我说：“我是军委会派来的，专负设厂之责，我看中了窍角沱这块地方，因为那里三面环山，附近居民少，我想在那里办个炸药厂，听说别人曾与你交涉过要买这块地，如果你们谈妥了，我可以找别的地方，如果还未成交，请你不要卖给他，将这块地卖给我，请你考虑一下，日内答复我。”我谢过他的盛意招待就走了。过去我劝厂家搬工厂，都是用诚恳的态度，坦白的言辞打动他们。但对这位土豪，用诚实的方法与他交涉，我知道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不得不说了几句谎话，运用了一些手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至今犹耿耿于怀。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李奎安正在等我的消息，我将经过情形告诉他，他气得瞠目结舌，我说：“你回家后，问题自然会解决的。”果然，他未到家，范氏已派人等他，见到他立刻拉他到范资生那里磋商，以原定之价格即时成交。李奎安后来到我处，曾为此事大笑不止。他年纪大，我真怕他会笑死。

7.民生实业公司跟柏木船帮过不去

工厂购地及搭盖堆栈两事进行告一段落后，我们心目中急需进行者为发动柏木船东下，以辅助疏通留存宜昌的物资。我于到渝之次日，即往访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童少生，他一再拖延，事情无结果。未几童主任调往宜昌，该职由民生实业公司秘书长李邦典代主任，李主任口口声声愿意帮忙，间日常来我处面告寻找柏木船的结果，他来时大多是汗流满颊，气喘喘然，使人一见面知曾为此事四处奔忙者。李代主任的热诚使我感激万分，但他努力所得的结果，却令我非常失望！他今日说已代找得一艘，过两日又说已找得两艘，但是日前所找得那艘，又给逃去了。如此日复一日，2月已尽，3月又来。我焦急异常，心念枯水时期将过，若届4月底洪水发生，柏木船上驶将愈加困难。2月18日至22日等，我连连催促费尽许多唇舌，只订得30艘木船下驶之约，又因宜昌童主任来电坚嘱其慎重从事，李主任忽又慎重起来，于是我们所订的木船合约更难履行。

原来民生实业公司有资本家独占的念头，欲以民生公司独霸川江，故对柏木船业者多方打击，于是曾盛极一时的柏木船，因受浅水轮船竞争，渐归淘汰。轮船公司曾费去一番大气力，才能解决争端，把柏木船的家长、掌艄等重要职工，尽量收入轮船公司服务。这项处置甚合物竞天择的原则，实是未可加以批评的。起先我并不知内情，欲利用柏木船担任运输辅助工具，在民生公司看来，此举等于间接扶植柏木船行业，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民生公司是不愿意的，故而多方阻挠，派李邦典作为缓冲，李阳示热心合作，阴则拖延时日。但在抗战时期运输能力未能加增，而在宜昌等待上运的物资却平白地大量涌增，后来估计共违约20万吨，实非原有轮船力量所能胜任。那时约略国计民生、招商、三北、太古、聚富、怡和等公司轮船的运输能力，在洪水时期共计月达七八千吨，若在枯水时期，则月仅两三千吨而已。

又因军事进展情形莫可预测，甚至更想各厂物资即可久留宜昌无恙，亦必影响各厂复工的时期。所以我们不独渴望柏木船能尽一部分力量，甚至更想再往后开倒车，而利用驮运。明知发动柏木船下驶之后会使轮船公司将来发生难以收拾的困难，亦是无可奈何之举！

自3月1日起，我不再乞求于主管机关之水道运输管理处，乃转与川江航务处何静源处长商洽。3月3日，何处长召集木船帮会议。成都、嘉阳、载盐、綦江、金棠、合穿、保河、和渝、叙渝、渠河等所谓大小河各帮帮长主席俱倒。那时估计各帮共有可供应用的柏木船2000余艘，但他们只允于第一次腾出140艘应用。我即于3月8日代表签订合同。同时因武汉发生煤荒，我即代表燃料管理处在川购得煤炭5000吨，并约川盐局付盐，统交柏木船满载下驶。又在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借兵分船押运，以保安全。日前曾与中央信托局商定木船上驶物资保“运输兵险”及“平安险”的办法，以坚厂家们的信任，计保险额每千元取费20元，保险期间30天。我继往成都，与四川省政府商酌津贴厂家的保险费，提议厂家仍照轮船载货保险费扣实付资，其因雇佣木船而致增加保险费用之差额完全由四川省政府负担，以示优待迁川工厂之意。四川省政府于3月7日省务会议通过：“凡由木船上载迁川工厂矿物资的保险费每20元由川省府津贴1595元，其余405元由工厂负担。”川省府津贴之保险费在宜昌于上载时发给。后来经我们再三商酌，中央信托局于3月22日，答允将木船运输机件之兵险及平安险保费减至每千元收125元，并将保险期间展至50天。

这次木船运输的发动，因为时间过迟，且受了种种牵制，不久洪水发生，厂家的物资颇受了些损失。后来因为武汉的风声更紧张，宜昌待运的物资堆积更多，我第二次由武汉飞渝，?9月15日又订约雇佣300艘，并预留200艘，连同各厂家自行订雇木船在内，在这次川江运输中，统共运用木船850余艘，共计上运物资25万余吨，事后统计损失物资约012万余吨，约合木船上载物资总数5%。失事之后物资下沉水底，过数日水退后，又可捞回若干，其沉在江内深处者，待至枯水时，水枯物露，亦可得回若干。厂家物资多是五金钢铁之类，为水淹尽，空气的氧化作用因而减少，不甚锈蚀，所以木船遇险后，物资损失的程度，得以减至极微，并不如人们当初所想象的险恶。最后当沙市情势紧急时，我们复缩短航程，将物资先行抢运至秭归或巴东，轮回搬运。

8.柏木船不可小觑

柏木船在现在看来，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古时，曾独霸川江，在交通上，确曾尽过一番力量。到了抗战期间，虽为民生公司取代，但潜在的势力还是有的。至厂矿迁川，用柏木船担任运输，柏木船又重振声威，在厂矿西迁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厥功至伟。

柏木船是一种平底船，大者载重20万傤，小者2~3万傤，平常以10万傤为多。每万傤约合57吨。上傤之重量仅及下载时之60%。下行时日可行300里，甚是迅速，李白诗“千里江陵一日还”即指此而言。上行时则至无一定，在静水无风时，日可行50里；有顺风时，张帆每小时可行50里；遇急滩时虽尽百余二百纤夫之力每小时可上行约2丈；有时竟寸尺难前。过巫峡时，峭壁数百尺，无容足地，纤夫不能上岸拉纤，只有驻水候风，或缓行，有风一天可过此80里的巫峡，但是常常有驻候至五六天始得遇风，黄昏或大雾不能行，水涨时更不能行，须候至涨定乃能前进。由宜昌至重庆水路全线共长1300里，经过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酆县、涪陵、长寿等10县，沿途经过獭滩洞、青滩、滚子滩、泄滩、牛口滩、庙基子滩、东洋子滩、兴隆滩、抓滩等险滩，不下75滩之多。各滩又有枯水滩、洪水滩之分，各滩之险以青滩及泄滩为最。我常得木船遇险之电报，大概不是说青滩就是说泄滩。以10万傤的柏木船为例，船上有家长一人管后舵，凡开船停船，均听其指挥；掌艄的一人即领江，导船避险就易，避浅就深，管理前舵，以助后舵拐湾；搬艄的约10人，摇桨并帮助搬舵；纤夫约30人，在岸上拉纤前走。船上有桨10根在前方，橹2根在后方，均分列两边。用楠竹皮编成的纤，其口径约15寸；用茨竹编成的，径约1寸；各长数十丈。过滩时须用4根纤。纤须干燥乃可用，故须时时更换。木船编成各组上行，每组由4艘至7艘编成，沿途协助。过滩时各船上之纤夫并力牵一船过滩，依次以及他船，过急滩时，因纤夫不足，及地方环境关系，更须雇佣当地纤夫。每逢过节、过滩、过镇，他们打牙祭，各人得鱼得肉，大吃一顿。一路全程上行约须30~40天，下行时约需10~15天。

一位乘坐木船上行的朋友对我说：“当过滩时，只留家长、掌艄及搬艄的在船。我们跟着纤夫在岸上走，有时帮着拉纤。岸石为东去的江水年年冲滚，生出许多奇怪的洞洞。石角为竹纤划着许多深痕。我们沿途攀着奇形怪状的石，或爬、或走，向前行着，搬艄的立在船头，以手高低左右的指挥。家长传令缓拉、快拉，有传达的数人，传达至纤夫，紧急时，则敲鼓停拉。滩水的高低差，常及两尺，因水位不平，船头为纤拉住，常往上斜，为状甚险。水急时，更须缓拉，以免水涌上船，发生危险。耳听着水声如雷，如万马奔腾，如吃人的怪魔，张开巨口，喉咙在那里作怪声；睁眼下看巉岩数百尺，汗流满背，血向上沸，口嘘着热腾腾的气，同声嚷着成调不成调短促而苦痛的歌声，一行人众佝偻着，体向前倾，合力往前拉，半小时的挣扎，往往不能前进半尺。险滩处约长三五丈。滩前、滩后各长约1/4里。须待过尽，方告平安。平常每过一滩，须要两到三小时的努力。在拉滩过程中，四根纤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若是第二根纤断了，即须立即将其余两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以免危险。纤夫只得重回原处，再从头拉起。若不巧遇着小火轮经过，木船即须跟着轮后分水处避浪。小火轮每急急开足马力而行，浪涌来，水入船，船往往翻身下沉，这是最危险而常遇的事。又若遇大石挡路，须将纤搬过石头再拉。停船时，最怕的停在淘金旧址。水退时船陷入淘金穴中，进退不得，船底碰着石尖，石尖套入船内，水涌入，船破，船主哭，无奈何把两船并作一船，待雇得空船乃得分载。到巫峡，候洪水退，五昼五暮，巫峡如故。过峡时因壁陡，无容足地，不能上岸，只好随船上驶，夔门、巫峡，削壁千尺，只见一线天，昼难见日，夜难见月。前途山峡阻塞几疑无路可行。每逢夜间停船，念及艰苦困难，静听江水滔滔，心中充满着我民族冤仇血恨！”

战乱之中的互相扯皮(1)

（四）战乱之中的互相扯皮

1.“工矿调整处”之组织及其主管业务

民国27年春间，中央政府将行政机构改组，把各有关建设的行政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翁文灏先生任部长。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亦于3月初间并而改组为工矿调整处，属于经济部。

工矿调整处的组织分总务、业务、财务三组，及秘书、会计两室。业务组掌理：（1）关于工矿设备的迁移补充；（2）工矿动力的调剂供应；（3）工矿事业的协助发展；（4）工矿事业的合作互助；（5）工矿技术人员的征集调训；（6）工矿调整的设计、审议、考察及督导；（7）办理购地、劳工的纠纷等事项。财务组掌理：（1）关于工矿资金的筹措协助；（2）营运资金的保管出纳；（3）借款的审核订约；（4）借款抵押品的保管稽核；（5）借款本息的收回；（6）投资的调整、审议，及资金运用的其他事项。其中（3）、（6）两项业务与业务组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其职掌规定，该处实为促进与辅导民营工矿业的主管机构。翁部长自兼处长，张兹闿氏任副处长兼财务组组长，我及李景潞氏分任业务组正副组长。总务组长是卢郁文。刁民仁任会计室主任。三组中，以业务、财务两组工作最为繁忙。

2.河南省中福煤矿及豫丰纱厂之拆迁经过

我于民国27年3月10日乘机由川飞返汉口。计此次在川留50日。此50日中，留在武汉的同仁，天天忙着苦劝武汉原有的厂家准备迁移，安置暂留武汉的厂家复工，并布署进行陕西、湘西、湘南、广西四处工业区的准备工作。

工矿调整委员会曾于民国26年11月28日派员北上郑州劝迁，虽未得结果，但我们仍念念不忘山东、河南的工矿业。在河南焦作，有中英合办的中福煤矿公司。其董事长系周树声氏，其总经理孙越崎氏，于民国26年底因鉴于形势日恶，即自动下令拆迁。其时当地士绅群起反对，控以擅自拆迁机件，扰乱后方，动摇人心的罪名。孙越崎氏意志坚决，排除万难，命令矿长汤子珍、张莘夫督率人员，拆卸全矿的锅炉、发电、鼓风、抽水、起重等等设备，及煤车、钢轨、机件、器材共2000余吨。张汤两矿长偕同职员300余人，工人700余人，分载卡车多列，经道清铁路转平汉铁路南下。民国27年3月初旬，该矿物资到达黄河北岸。其时当地驻军已下令将平汉路黄河铁桥炸毁，炸药埋布，待令发动，特将炸毁期延缓一日，俾得安全渡河。该矿的人员物资刚渡过黄河，陡闻巨大爆炸声，此有名的黄河铁桥即被自动毁坏。全体员工到汉口后，即分一部分前往湘南开发，一部分转运宜昌，继续西上。张、汤两矿长于离开焦作时，并将原矿毁坏，放水淹没。其时敌人尚未到达焦作，该矿留存房屋未毁，派有职员警长率同矿警多名看守。及后，敌人到达前，看守者即将矿内存余枪支，分散与当地民众，由矿警长率领抗战，于击毙敌军20余名后，乃转入敌人后方，发动游击工作，曾予敌人以大大的打击。该矿在机件到达四川后，即与天府煤矿合作，后来并协助嘉阳、石燕、威远等煤矿，用新式方法开采，以供四川全省用煤的需要。

民国26年11月底，工矿调整委员会曾派陈世桢劝导郑州豫丰纱厂拆迁，未成功。27年2月间，工矿调整委员会再度命令郑州豫丰纱厂负责人到汉商酌迁移。该厂于2月19日奉到命令，即决定拆迁。其时敌军已到达黄河北岸，距郑州仅10里，地方人士复阻挠拆迁。该厂董事长霍宝树，总经理束云章，经理潘仰山，厂长郑彦之，董事张鸣岗、毛翼丰等，苦心应付，委屈求全，始得如愿。即将全厂纱机56448锭，并线机5600锭，布机224台，发电设备共合3500千瓦及锅炉机件等，共重9000余吨，完全拆卸，分装大小机箱117万余件。经过两月的努力，始得全数付运。取道平汉路南下，于4月底全数运达汉口，即分运沙市、宜昌。3月13日，该厂负责人霍宝树、潘世经、张鸣岗、毛翼丰等，以地址选择问题邀我讨论，会中大起争辩。当时他们的意见，拟以大部分纱锭迁往湖南常德。我表示反对，并将新近在四处搜集所得关于棉产、气象、运输、纱布、销场等项调查统计，向彼等说明，力主其全数迁川。霍宝树指着我说：“林继庸，你扯大炮。”我毫不示弱回答：“霍亚民，我的大炮是要响的，不但要响，而且要中的。”我并且表示：“豫丰纱厂迁川，是政府之决策，如果你敢违背，我可用动员法办你，你赶快把迁湘的念头打消。”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计乃决，随即发动全数继续西上。该厂除分得一小部分轮船吨位外，并陆续订雇柏木船360余艘以为运输工具。

其时济南有名的陆大铁工厂，由经理陆之顺自动拆迁，带着全厂员工学徒60余名，机件100余吨，辛苦艰难，经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仓皇到达汉口。工矿调整处闻讯，即派人前往抚慰，并劝令迁川。一班齐鲁子弟，热血满腔，闻令，即转向西行。陆经理手持耶稣圣经，沿途为之讲解，以慰籍彼等悲愤抑郁的情绪。陆经理以圣经领军拆迁，在工厂拆迁史上别具风格。

3月22日，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的机械业厂家30余人，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准备一切，一俟政府紧急命令到达，即须于数天内离开武汉。工矿调整处尽力协助迁川工厂之外，并规定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按照桂省的地方情形及原料之供给，对于纸、糖、麻织、硫酸、橡胶、机器、罐头、印刷等项工厂，皆颇相宜。除由武汉迁一部分工厂往广西外，并拟利用留沪未及迁出之工厂，及由粤省选择些厂家，搬往广西设厂。当时估计拟迁桂机件器材5000吨，其无力自筹运输及购料、建筑、安装机器等项费用者，可由工矿调整处拨贷，预算需170万元。滇省颇宜于纺织、电器、机器、五金、制药、制纸、颜料、油漆、冶炼及煤矿等业，拟由沪、港、粤三处，选择工业及企业人才迁往，以树立西南工业之基础。估计迁滇机件器材亦为5000吨，预算略如桂省所需。其欲迁往湘南、湘西、贵州、陕西等处的，则到时斟酌其需要情形，再作预算。

3.粤省迁厂所受的挫折

民国27年4月6日，粤省府吴主席铁城致电经济部，以市头、新造、顺德厂敌机轮流轰炸，所有电机、锅炉、糖甑、工场、宿舍等处均受重大损失，开榨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拆迁则运输困难，费用甚巨，请筹划善后办法前来。翁部长以粤省各厂规模较大，殊有助于后方抗战应用，即于7日电复建议四事：

（1）可迁者从速迁移，例如：造纸厂可迁湘西南，糖厂可择要移四川、广西。

（2）肥料硫酸等厂可与永利化学范旭东先生商量合作办法。

（3）重要工业地区应与军事机关联系，增加防空设备。

（4）派林继庸即赴粤面商工厂迁移具体办法，地方有可协助之处自应设法助成云云。

我接到命令，即于12日由汉飞港，14日清晨抵达广州，开始进行工作。

在抗战开始以前，广东的工业经陈济棠将军及林云陔主席、农工专家冯锐等努力创建，甚具规模。已成立的有糖厂及副产酒精厂六所，日产白砂糖460吨；盐酸苛性钠厂一所，日产苛性钠6吨，漂白粉7吨；硫酸厂一所、日产硫酸15吨；肥料厂一所、日产磷肥20吨，阿摩尼亚（氨）10吨，硫酸铔60吨，60度步美表硫酸17吨，硝酸铵75吨；纸厂一所，日产白报纸50吨，水电均自给；麻袋厂一所，日产麻袋7000只；水泥厂一所，日产水泥3600桶，电力设备俱全；又有丝织棉毛纺厂一所；饮料厂一所；电力厂两所，其新建的一所有发电量45万千瓦。其方在筹备中的，尚有钢铁及平板玻璃厂各一所。各厂的规模均甚宏伟，其中尤以电力厂及硫酸铔厂两家最值得注意。我心念如能把粤省16厂迁入后方。其功效实胜于迁移民营小工厂100家。为着急家乡患难，裕军国需要，我抱着满怀希望，踏上了西濠口码头。

在广州时敌机无一日不来轰炸，粤人泰然处之，各机关照常办公，茶楼酒馆均不闭门。我四出接洽及参观工厂，亦不为警报所阻。连日访晤建设厅长徐景唐、省营工业经理处副处长张仲新、管理组组长伍琚华、军垦处经理梁君锡、省府秘书长欧阳驹、财政厅长曾养甫诸氏，并晋谒吴铁城主席、余汉谋、香翰屏两总司令，又约晤省营工业管理委员会委员胡继贤、陈耀祖、黄新彦、洪起、朱宝筠诸氏，及各厂主管人员刘宝琛、黄炳芳等。经过几次说明与商洽之后，我以经济部代表名义草拟得迁厂大纲18条，各厂迁移办法11条，于4月19日送交粤省军民当局参考采纳。

粤省迁厂大纲18条中，其较为重要者有：

（1）厂由粤省府自行迁移于他省或本省他处安全地点，其主权仍属于省政府。如需迁移经费，可由经济部垫支，将来由省府清还，或以作股本合办亦可。

（2）厂由经济部商酌迁移他省，由该省政府与粤省政府合资经营。粤省府以已付机件的价值作为股本。如须经济部贷给迁移及营运费用，将来如得各方同意，该项贷给费用可作为合资经营股本。

（3）粤省政府将该厂之机件、材料，决定相当价值让给于某公司或某机关或其合资经营的机关。

（4）凡迁移之厂须多雇工匠，秘密进行。拆卸工作所需木板、铁钉、铁条、木糠、木丝等件，均即须大量征集，各费均可算入迁移费内。各工作人员如因公伤亡，其医药、抚恤各费亦可算入迁移费内。

（5）迁移所需船只，由粤省府准备，所需铁路车辆，由经济部商由交通部尽量提前拨给。

（6）各厂之现任技术员工均由新厂继续录用，如将来粤省重办该项工厂时，将重调回任职。

（7）经济部贷出的款项，分3年归还，第1年期满还2成，第2年期满还3成，第3年期满还5成。如有必要，得商请经济部延长还款期间，但至多不得超过6年。利率为周息6厘，每12个月付息1次。凡民营厂矿请求借款，须有殷实迁移3家作保，各工厂得连环互保。

（8）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对于迁移厂矿复工所需的材料供给，经已准备，另有规定办法。各厂迁移办法11条中曾将某厂迁移何处，与何方合作，如何经营等项均曾一一规定。

在整日轰炸情势之下，范旭东、侯德榜两先生连日为着进行硫酸鯨厂迁移事忙手，亦曾与我共同出入五羊城，日无休憩。我当时满以为如此恳切商榷，当可得粤政府谅解。翁部长因公到了香港，我乃于4月25日往港请示，并出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会议，静候粤省府佳音。岂料4月29日粤省代表徐景唐来港，谓奉省府命令，粤省厂矿暂不迁移。我听了这个消息，真是有如晴天霹雳，想到3个星期来的努力，废于一旦、计划付诸东流，为之痛心不已！当初我衔命到广州，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满以为办成此事，既可服务桑梓，又可报效国家，但在事实上，事与愿违。

5月4日，我奉有特殊使命，即往越南河内，与法人拉氏商洽其化学工厂迁滇事宜。5月22日转往昆明，为迁滇工厂略作布置。

6月7日，我返抵香港，致函粤省府秘书长欧阳驹氏，拟再入广州一行，重商旧案。后来得知事已无希望，不得不放弃念头。自此经过了4个半月之后，敌军于10月25日入广州，省营各厂除沪江及石井两厂外，均尽资敌。民营工厂除捷和钢铁厂一部分迁桂，及协同和船厂，平安福、冯强两橡胶厂，华南制钉厂等数厂的技术人员在港谋复工外，其余均未及迁出。大好资源于此伟大之抗战时期中竟未得其用，思之痛心。迁厂之举，虽未成功，但吴主席及欧阳秘书长竭力协助，其意足感。6月8日，家父以73岁的高年，由乡扶病来港与我会晤，勉我尽力国事，勿以家园为念。我因年来为国奔走，并无停息，数次家园在望，都不得两三日的闲暇返里省视，竟劳动老父跋涉来会，又万不料这次是与老父最后的见面，往后我到重庆，家父即告弃养，我一直未能善尽人子之责，思之愧然。

6月10日，我与法人拉氏飞汉复命。拉氏与经济部洽商迁厂事，由于我们算盘打得太精，双方讨价还价，谈不拢，拉氏遂离开中国，他两家化学工厂亦始终未能迁来。其实就事论事，办事情有时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太斤斤计较，该用钱的时候是不能过于吝啬的。常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来拆迁工厂？我说用“三少爷”的办法，所谓三少爷的方法就是遇到该花钱的时候绝不吝啬，不给厂家添麻烦。

6月10日我回到汉口时，别离武汉，又复两月。工矿调整处同仁在此时期工作较前更为繁重，如安置在武汉及重庆的工厂复工，技术员工的征集，购备材料，对于工厂拆迁的策动，运输工具的准备，运费保险费的酌减及筹措，外厂的招徕，新厂的设立，工作分配的计划，四川原棉的栽种，鄂棉运川，武汉存铁的收集并分运川、湘、桂等等问题皆兼顾并进。而收购汉阳兵工厂及其他各厂之废铁一万吨一事尤其重要，后来重庆患铁荒，铁价飞涨，我们将这些铁平价出售，使铁价3月内无法提高。

4.武汉厂矿拆迁之酝酿

民国27年夏，敌人军队渐由皖北南犯。我空军在武汉外围上空虽歼灭了整队的敌机，然武汉的安全仅靠着马当口田家镇两防守线。其时当地的人们怀抱着念头，以为武汉虽保不住，但是战事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终必有议和的一日，到时，我军战而胜，武汉必复为我有，且有变为首都的可能，若战而败，割地求和，最多是割去了上海、南京，甚至九江、芜湖，但是武汉及其西南一部必须给回我们。他们的推论，以为武汉既注定是我们的，则武汉必须留回工业基础，以为将来繁荣之资，敌军来时，他们把厂门一关，返乡休假，敌军去后，他们可以回来重理旧业，此时何必庸人自扰，徒劳拆迁？人们又迷信威尔斯“未来世界”的预言，以为敌人攻到武昌必遭天灾人祸，我们必可不劳心而覆灭敌军。但是我们的立场，以为工厂必须拆迁，各业负责人必须遵从政府的命令以取进止，后方军民需用厂制品至急，渴盼厂家速到后方生产，以应需求，武汉非安全地，战祸难免，水患更难免。我们更判定敌军对于沦陷区的工业，目前虽取怀柔政策，市以小惠，不久必尽其压榨的能力，使之欲生不得，求死不能，终必至令彼等含羞蒙耻，脸上现出汉奸的金印，面颜认贼作父，帮助营养着敌军，为我国民族遗留大祸！所以我们只认定武汉的工厂必须拆迁，物资必须运走，各厂现时必须加急准备装箱材料，及预备进行步骤，一遇到情势转变，务必能于数日内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求自力更生，我们要从艰难困苦中，在后方创造工业基础。

战乱之中的互相扯皮(2)

5.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成立

6月29日，马当防线一度告急。委员长手谕拆迁大冶各厂矿。6月30日，经济部召集有关机关谈话。7月1日，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成立。参加者有经济部、交通部、武汉行营，鄂建设厅等各机关，及大冶启新华记水泥厂、利华、源华两煤矿等，决定下列办法：（1）经济部代表为主任，交通部代表为副主任。（2）分配运输吨位估计利华煤矿机料2000吨，煤38000吨，源华煤矿机料5000吨，煤30000吨，启新机料4000吨，象鼻山官矿机料2000吨，共机料13000吨，煤68000吨，机料尽先起运。（3）分配机料运输地点，利华运汉转川，源华运汉转湘，启新之大型机械直由水路运湘，其他零件运汉转湘，官矿机料暂定运至宜都。（4）工人安置，技术工人酌令随行，其余工人交兵站总监部分配服役，老幼工人发资遣费。（5）运输事宜由交通部负责。并定于7月5日起各机关代表在大冶启新厂内办公。

经济部代表李景潞偕同工矿调整处职员柯俊等于7月5日赴大冶石灰窑象鼻山等处开始筹备拆卸装箱工作。工矿调整处并于同日派专员张传琦、组员袁子英先赴湖南预为布署一切。李景潞氏到达大冶，访悉该处工人颇无纪律，各厂当局意见复不一致，源华、利华两矿工人不愿意做拆迁工作，终日结队持枪巡行示威，矿主则拟先将存煤先运武汉变换现金。象鼻山官矿因人才两缺，且值鄂建设厅新旧厅长交代时期，无从请示，石矿长眼见难关到临，业已避去。启新水泥厂同仁尚肯遵奉命令，积极进行。李氏即定计划，先将怠工之工人安排，商由当地驻军征工人服军役，工人乃愿受赀遣散。于是由汉口调来铸亚、华成两家技术工人，及起重匠等百人负起拆卸任务，再决定拆迁步骤，将两矿之发动机、打风机、水泵、起重机、运输工具等，依次序先后拆卸；旋将象鼻山官矿石矿长寻出，允予代为负责解决困难。适新任鄂建设厅长郑家俊氏视事，复另派干员携带款项到矿会同矿长督饬员工积极拆迁，并电请李景潞予以协助。李氏又电调武汉行营关大队长到矿，组织爆炸队，即将大冶铁厂炼铁炉爆破，并在各矿隧道内埋置炸药，以示彻底破坏的决心。而利华、源华两矿的负责人见状，大为感动，随亦自愿拆迁。其时敌军前锋行将抵阳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机飞经矿上，往来不绝。象矿已被炸两次，白昼只得在场内做拆卸装箱工作，黄昏时将机件抬往河边，晚间运上船。机件置船底，煤屑铺船面。因汉口方面答应调来的船屡不见到，只有尽将当地各厂矿自备之拖船7艘、木船65艘征发利用。后来又得到各厂矿派员赴汉雇得大木驳船数十艘，轮流抢运，计水泥厂运出2500吨，源华1400吨，利华900吨，象矿机件则由鄂建设厅转饬鄂航业局调派拖轮铁驳船，并征雇木驳船多艘，前往抢运，计共运出900余吨，各厂合计运出5700余吨。各厂矿中以水泥厂及象矿之机件抢运最为彻底，利华之挂车及机件均已拆出，惟留山内一部分未拆。源华则只拆得一半。最后决定放弃该地时，乃将所余物料沉于江中，或加以爆炸。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刘小勋君亦于8月5日赶到大冶救治，李景潞柯俊两员于8月8日返汉口。当彼等临别大冶时，源华、利华两矿井内水深已及第二层，预料不久将遭淹没，此后恢复非经过半年之时间恐无希望。大冶厂矿拆迁工作，至此完成。

大冶各厂矿之拆迁工作从7月5日开始，到8月4日全部结束，8月8日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到汉口。在迁厂过程中，经济部代表李景潞氏担任重要之角色，厥功甚伟。

大冶各厂矿拆迁中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当各员在大冶拆迁时，敌机往来低飞侦察，每见抬运机件者，即用机枪扫射。初时颇有伤亡，后来敌机来时，各船人员即将舱板揭开，露出铺面之煤炭，表示并无机件在内。敌机乃舍之。一日，有敌机因飞行过低，坠于石灰窑码头江边，机上人员化装逃去，民众愤恨异常，以石掷机，机体无完肤。李景潞氏急指挥工人将机内引擎取出，以起重机吊置岸上，覆以树枝。未几敌机果来追寻不得。至夜间人静时，该巨大引擎已被运至轮船上，又逢一路顺风，翌日已送达武汉航空委员会点收。这是在艰苦中值得引为笑乐的一件快事！

6.武汉厂矿之拆迁

武汉厂矿之拆迁可分为二大类型：一类是由外埠迁汉后再迁出者；一类是武汉原有再他迁者。根据民国27年七八月间之调查统计，前者共170余家，后者计150余家。

当时由外埠迁汉之工厂，已离汉再迁者有：

（1）机器翻砂铁工冶炼工业共61家：大鑫、顺昌、合作、美艺、上海、新民、精一、大公、中新、公信、美孚、利泰、精华、振华、中国实业、中国建设、中国机器、福泰、东生、徐兴昌、周锦昌、新昌、达昌、镐昌、协昌、荣昌、慎昌、启文、大来、萧畹兴、陆大、大同、广利、永利、康元、洽生、启新、兴明、公益、中性、陈信记、华中、强华、姚顺兴、瑶台、鼎丰、华丰、永峰、张怀记、毛有鼎、江南、四方、精益、吴善兴、永泰、河南农工器械、新种工程、中华辗钢、中华铁工、六河沟、铸亚等厂。

（2）造船工业：三北及招商局等厂。

（3）电焊工业：华光、华新、张瑞生等厂。

（4）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华成、华生、中国无线电、亚浦耳、永利、合众、亚光、昌明、孙立记等厂。

（5）蓄电池工业：公记、金刚、谭泮、汇明、中国等厂。

（6）化学工业：永利化学工业、天原电化、天利硝酸、天盛耐酸陶器、天厨味精、家庭工业、指挥化学玻璃、久大精盐、龙章造纸、中国铅丹、大中华火柴、炽昌新制胶、大新荣橡胶、工商宜记橡胶、中华橡胶、中兴赛璐璐、科学仪器药品、中国工业炼气、民乐、电木、益丰搪瓷、光压锰粉、光大瓷业、中国窑业、华记水泥等厂。

（7）医药品工业：新亚、中法、海普、民康等厂。

（8）文化工业：商务、京华、华丰、开明、生活、科学、大东、长兴、老益、丽华等印书馆所，中国铅笔厂及各报馆等。

（9）建筑工程：馥记、扬子、六合、建业等厂。

（10）纺织工业：大成、豫丰、美亚、迪安、苏州、五和等厂。

（11）矿业：中福、利华、源华等矿。

（12）其他工业：芜湖中国植物油料、中国制茶、青年协记制烟、冠生源罐头、梁新记牙刷、希孟氏钟表、亚洲制刀、中国制钉、三星实业、金刚制鞋等厂。

此类合计170余家。

武汉原厂再他迁者计150余家。

民国27年7月17日，最高机关议决留武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5日移往重庆。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情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督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前往布署外，复派专员姚文林赴湘南及广西，刘益远赴陕西，组织广西及驻陕办事处，预为布署，并派技术员杜毓汉、柳国泰押运大批硫磺、生铁等物资材料赴湘、桂留供各厂应用。武汉原有之民营工厂、除纱厂、打包厂、面粉厂数家外，仅有周恒顺机器厂、中国煤气车制造厂、汉中制革厂等厂稍具规模。工矿调整处决定武汉三镇工厂拆迁选择标准如下：

纺织染厂类：（1）国人经营之纱厂应全部拆迁。（2）拆迁之纱厂所有布机应一律随厂拆迁。（3）小型织布业亦设法协同内迁以增生产。（4）染厂之拆迁与地点之分配均以能适合该地方需要而定。

机器五金工厂类：（1）资财在5000元以上规模较大者，则令其单独迁移。（2）设备虽较简陋，但能制造兵工厂器具或能承担某项器材之一部分者，则饬其自作合组，共同迁往一处联合工作。（3）所有原动设备尽量拆迁。（4）凡不拟迁移之机器工厂其优良之技术工人则协助其迁往后方给予工作。（5）各厂所有生铁废料尽量迁往后方备用，以免资敌。

其他各类工厂：凡资财在5000元以上者，设备较新者，后方有需要者，设备工具与其他工业有关系者，该项技术工人为后方所缺乏者，均应一律拆迁。

武汉原有工厂拆迁标准决定之后，工矿调整处即派遣已受训练之青年技术员10余名，分头四出劝导督促，及协助拆迁进行。当时各厂遵命着手拆迁者有：

（1）化学工业：汉中制革、建华油漆、华中制药、沪汉玻璃、汉口玻璃，中国植物油料、汉昌肥皂、太平洋肥皂、国民酒精。

（2）机器翻砂工业：肘横长、胡尊记、秦红记、晚声记、陶馥记、复鑫祥、洪发利、永利、润新、毓蒙、联华、振华、周顺兴、黄运兴、徐顺兴、周义行、李生性、杜顺兴、田顺兴、利兴、顺丰、新华、鼎泰、苏裕泰、周福泰、谢元泰、胡洪泰、杨正泰、陈永泰、李万泰、联益、邓兴发、汤洪法、方兴发、王鸿昌、周锦昌、洪昌、顺昌、胜昌、正昌、福裕、益民、汉口、中国煤气机、瑞丰、福顺、仲桐、大荣、瑞生、中国、美丰、张乾泰、山泰、隆泰、李锦泰、盛泰、宝泰、鸿泰、谢洪兴、和兴、华协兴、张鸿兴、汤义兴、华森、义复昌、仁昌、江源昌、范兴昌、李兴发、恒兴益、聂醒龙、刘洪盛、大丰、黄福记、周庆记、赵锦记、韩云记、金炳记、陶国记、合记、兴顺、德昌永。

（3）织染工业：隆昌、亚东、和兴、国华、周济、成功、华商、林裕丰、仁记、玉记、正记、兴记、保记、富记、汉记、王四记、洪升四记、李二记、张合记、殷合记、傅春记、同兴、华兴、洪兴、祥泰、林胜利、吴在明、杨福盛、新盛、协盛、新记、麟笙。

（4）其他工业：五丰面粉、南洋兄弟烟草、华兴制帽、七七印刷、武汉印书、振兴饼干等厂。

合共150余家。此项工作于民国27年8月中旬完成。

7月17日起至8月中旬，一个月之间，拆迁工作颇觉顺利。负责任的青年技术员柯俊、孙东根、李文森、杨名理、张恩溥、单喆端、立宪纶、钱人仰、李换庭、李和亭、庄万联、陶守咸等，均能不避繁劳，不畏强项，日夜努力。至8月中旬，武汉的工厂已渐告搬清，路上行人亦日渐减少。其时尚存在武汉的工厂，只有裕华、申新、震寰、复兴等纱厂四家，及省营的纱麻、布、纸与修船等数家，及特殊关系的工厂数家。汉阳炼铁厂及扬子江炼铁厂的拆迁工作，已由政府另设迁建委员会办理。既济及武昌两水电厂，因近工厂多迁移，实无留守理由可以藉口。新任鄂建设厅长郑家俊氏于6月29日接事。郑氏原任汉阳兵工火药两厂厂长，曾于极短期间内，将该厂全部设备，以及钢窗屋架等悉数拆运湖南，故到厅后，决排除万难，将省有之纱、麻、布、纸及修船数厂拆迁后方，期于短期内复工生产。工矿调整处从新中、华成、铸亚三厂之技术员工中，选择得技术优良者百余人留汉，分由青年技术员率领，准备随时动手，逢厂即拆。

工矿调整处的工作重心是放在民营厂矿之拆迁工作上，至于国营、省营之厂矿，一方面是权不在我，一方面是以财力所限，我们仅能站在协助之地位，相机支援。以下再将省营厂矿拆迁之责，积极从事拆迁工作。郑氏当严令鄂纱布丝麻四局整理委员会积极办理，一面函请工矿调整处，对于迁陕机件，予以运输上之协助，并派该会负责人刘光兴随时与工矿调整处洽商一切。

鄂省官麻局、造纸厂、修船厂及武昌水电厂等机件，由鄂省建设厅长郑家俊饬拆迁宜昌上游，并派建设厅技正兼科长魏文悌、技士萧鸿勋督导办理。郑氏复亲赴各局厂巡视，指示方略，召集员工，晓以大义，因以于万难中迅速完成任务，一方面派员于宜昌上游卅里之平善坝预建棚屋，为存储转运所。时值武汉外围战事日亟，三镇复迭遭敌机狂炸，水运壅塞，船只缺乏，经建设厅多方征雇，督饬各厂员工日夜拆装抢运。计麻局全部机件360余吨，均运抵宜昌。白沙洲造纸厂机器，原残缺不全，停工已久，郑氏为谋配备补充，俾拆迁后即能生产起见，经饬官麻局拨予蒸汽引擎一套及附属设备，并商由工矿调整处自谌家矶造纸厂拨让零件不全之制纸机一套，连同建设厅新购之小型造纸机，合计160余吨，分载大小木驳船6艘，驶离武汉。其中大者2艘，行驶较迟，抵调弦口，适长江封锁，几经周折，冒险越封锁线，始得全部运达宜昌。修船厂原属鄂行业局，时该局轮舶均担任军运与疏散人口，及维持武汉水上交通，行驶频繁。常须修理，故修船厂迟至10月上旬，始克着手拆迁，犹保留一部分机器，装设轮趸上，以为临时修理场所，迄武汉撤退前数日，方随轮船运宜昌，全部机件材料300余吨，均安全到达，复于宜昌觅地装设开工，仍积极从事修船工作，一面改造行业局之拖轮两艘，俾航行宜昌万县间载运客货，嗣以宜昌空袭频仍，郑氏复令该厂迁移入川，改组为机械厂归建设厅直辖，除修船外，兼营一般机械修造业务。武昌水电厂，属武昌市政筹备处，以供电及财力人力关系，机件拆迁稍迟，运抵宜昌后，始奉命移交鄂建设厅接收保管，已不完整，嗣由建设厅连同象矿机械转运鄂西建屋存储以备利用。官纱布两局运抵陕西机件，计3000余吨，约可配备完整纱锭15000，布机约千套，郑氏令组湖北纱布局，以刘光兴为主任，并派郑顺仲为工程师兼副主任率领留用员工经川赴陕整理机件，计划复工。尚有一部分布机，约80余吨，以平汉路车辆不敷分配，赶运不及，于武汉弃守前数日装船改运宜昌，适调弦口封锁，乃绕道沅江安乡辗转而达宜昌。后来该项布机与官麻局存宜昌机件，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并迁入川，组设湖北麻织厂，制造帆布、官布、麻布袋等。造纸厂机件亦由宜昌再迁入川，组设湖北造纸厂，该两厂均已先后开工。综计郑氏于武汉极度紧张之时，未及3月，拆卸抢运省有各厂矿机件材料6000余吨，于万县陕西设立工厂4所，就中大部分机件之迁运工矿调整处均曾极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双方推诚合作，迅赴事功。张文襄公在鄂时辛苦经营的生产工具，才得保存并能发挥致用，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谈到鄂省省营厂矿之拆迁，又使我回想到广东省工厂拆迁失败的事情来：粤鄂两省之厂矿情形大致相同。鄂省省营厂矿拆迁成功，而粤省则归失败。这是因为鄂省有一个建设厅长郑家俊氏从中领导，而粤省则缺少像郑家俊那样的建设厅长。郑氏当湖北省建设厅长时，年纪不过30来岁，有魄力，勇于负责，故鄂省省营厂矿在其领导下，拆迁得相当成功。

谌家矶有造纸厂一所，该厂机件购于前清光绪年间，其压光机铁承架上铸有“大清国度支部官纸厂总办刘世珩、帮办李经滇监造，美国伯格利恩苏位尔公司制造”两行大字。该厂于民国19年间为大水淹没过一次，此后并未开工，只派看管员一人看守。9月初旬，工矿调整处派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技术员柯俊，率领新中工程公司领工林君，及工人30余人，前往拆卸。入门，见机器庞大，废缺不全，灰积草蔓，满目荒凉。李副组长凭吊良久，乃下令，限一个月拆完装箱运出。为奖励林领工起见，允许于如期装运之后，赠给厂房屋顶铁架子全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各人共同从事，把大造纸厂机器烘缸20只，车架齿轮等，及压光机、加光机、切纸机、打包机各座，连同水管、大马达等，共300余吨拆下。该厂建筑所用木料，极为巨大。各人锯取楼板及木柱以为机器制箱之用。其时既济水电公司亦在拆迁，因其锅炉、电机过于沉重，遍搜武汉，找不着大木以作吊杆，乃取谌家矶厂内之12寸洋松3根送与之，既济电厂机件得此，乃能起运。厂内尚有制钞票纸小机一套，以零件不全，乃以转赠鄂建设厅，俾配合白沙洲纸厂机件为用。至10月中旬，武汉情势益紧，留下打浆机、蒸球及锅炉，已来不及拆，林领工亦只得舍弃其所应得之铁屋顶而去。机件300余吨，装上木驳，运至汉口，装载“凤浦轮”，于10月23日驶出开往宜昌、辗转入川。这副行年50的机器，后来经工矿调整处派专门委员陈彭年一番修配，改名“建国造纸厂”，竟能雄长川西的造纸业。

汉冶萍之汉阳钢铁厂为张之洞所创办。张氏虽有魄力，也知道炼钢炼铁之重要性，但是如何炼法？他却无具体方案。吾人观其向英国订钢铁厂一座，即可知之钢铁厂一座运到即可，至于如何去发展它呢？却没有注意到。同时他有一怪癖：即凡其创办之厂矿，一定要设在政府所在地附近他目力所达之处。汉冶萍是这样创办起来的，谌家矶纸厂的机件之所以未开箱，就是因为该厂离政府所在地较远，他看不到，故未开办。关于汉冶萍之汉阳钢铁厂之拆迁，是由鄂省迁建委员会主其事，该会复将民营之六河沟铁厂之炼铁炉价购拆卸内运。又六河沟铁厂尚有存铁，亦由工矿调整处商洽价购生铁1200余吨，由技术员李文森押运宜昌转川。另派技术员钱人仰往汉阳铁厂取废铁500余吨运湘，复派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技术员孙东根率同华成电器工人往汉阳拆迁25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一座及锅炉3座。李副组长一如奖励谌家矶纸厂拆迁前例，允许华成经理周锦水，于如期拆运之后，给予厂房屋顶铁架全座。周经理系电器工程专家，亲自督导，将电机及锅炉次第拆毕。因冷凝器深埋于地底水泥中，复命领工绰号小胖子者率工人协力撬开深厚的洋灰，取出冷凝器。至10月20日，已拆得机件180余吨，装上木驳船，预备于翌日装载于三北公司公司之“凤浦轮”运宜昌。不料天原电化厂由外洋购配之“三效蒸发器”全套重数十吨，适于21日晨由香港抢运至汉口，坚请工矿调整处代为运出。其时武汉江中只剩凤浦一轮，李荃孙、柯俊两员商酌之下，以天原无蒸发器必难复工，工矿调整处无发电机则尚可另为设法，两者不能兼顾。又闻京口将行封锁，武汉情势万分吃紧，不得已乃将发电机的吨位让给天原，发电机则用木驳载运。凤浦轮拖不动，欲另觅小轮拖带，复遍觅不得，乃于23日晨将木驳船风放先行，凤浦轮于23日下午开出。后来该木驳风行至城陵矶，为敌机追及炸沉。这个以性命血汗换来的发电机，在抗战期间竟无利用之日，至今思之，犹堪痛惜。周锦水经理亦以铁屋顶拆运不出，为之恨恨不已。然天原电化厂得因此而保存物资，后来在渝卒能复工，所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等，足以供给后方皂烛、造纸、染炼工业需用，而天盛耐酸陶器厂、天厨味精厂，亦赖以维持恢复，对于后方化学之树立，关系甚大。

关于民营四大纱厂之拆迁：自从6月16日以来，我们无时不在督促武汉的纱厂做拆迁之准备，如承接军纱之赶速完成，木板、铁条、铁钉等之购置；当时不必需用的机件之拆装，拆移地点之勘查，厂地之购置，建厂工作之筹划等等。裕华、申新两厂已在重庆购得厂地，并进行平土、打样、电力、筹备等工作。大成纱厂则因于民国25年春间，常州大成纱厂与无锡震寰纱厂合作，震寰以所置纱锭厂房租与大成，由大成出资经营，改用大成名义，而震寰分享其利。大成任刘国钧、刘丕基为经理厂长，震寰以刘寿生为副厂长，于民国25年冬间开始营业。一年以来，颇能获利。抗战后获利愈多，彼此之意见分歧亦愈甚，难以合作，致对于拆迁工作未能积极准备。

8月5日，委员长手令限期拆迁武汉各纱厂。7日，工矿调整处再召集各纱厂，宣告限日起停工清花工作，赶将未完工作加紧完成，并克日开始拆迁，否则实施炸毁，并商洽妇女指导委员会派俞庆棠、沈兹九、黄佩兰各员负责安置各厂女工。10日，工矿调整处命令各纱厂加紧拆迁工作，以免炸毁，并派技术员工驻厂协助及督促，按照所定工作进度每日具报，并指定裕华厂全部迁川，申新、大成两厂则分迁川陕。其时关于工人之迁徙及遣散问题，曾发生数度风波，复兴纱厂又以持有英国军队为护符，违抗命令。12日，复兴纱厂工人全部罢工。申新纱厂正在拆迁，尚未及半，而地方军队忽在硚口建筑工事，把铁路掘断，厂之四周，绕以战壕，以致运输工作大受影响。大成及震寰的主持人复自相龃龉，码头工人高抬工价。12日，敌机大炸徐家棚、刘家庙一带。虽有我军克复黄梅消息，然敌军三面包来，武汉已呈不稳状态。为解决上述困难起见，工矿调整处联合着政治部、交通部、武汉行营、卫戍司令部、市政府、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赈济委员会共同办理，立即紧急处置。关于震寰纱厂机件的拆迁，由工矿调整处严令大成刘培基负责，震寰不得阻挠，复兴纱厂的拆迁，由市政府吴市长再与英商安利洋行商酌劝导。工矿调整处派组员李荃孙、交通部派平汉路车务处副处长杨格，负责接洽工厂运输吨位及平汉路车辆事宜，所有拆迁机件之员工，一律发给符号，俾免征役。随同迁移之童工、女工及工人家属，赴陕西者由平汉路局一律准免车费。女工、童工的编组率领及训练，由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所需交通工具及沿途食宿，由工矿调整处及赈济委员会办理。工人疏散费，每人发给20元，其8月份上半月工资一律以15日计算。各厂工人之救济会，责成申新负担15万元，大成7万元，裕华14万元，复兴35万元。合计得71万元?码头工人工价，一律以裕华纱厂所定者为标准，其路程远近，照百分比例增减之。

工矿调整处派技术员单喆端、孙东根、李宪纶、杨名理、李焕庭、李文森等，每人率领一队技术工人，分头四出督拆。福新面粉厂首先拆卸、把厂中的3000千瓦发电设备全套及磨粉机件拆出，随着申新及震寰两纱厂的大部分纱锭，连同鄂省官纱、官布两局，吕方记、恒顺两机器厂及东华、善昌新两染厂的机件，合共9000余吨，及工人等，由工矿调整处驻陕办事处刘主任益远技术员李焕庭等负责运送率领，循平汉、陇海两路径往陕西，归刘主任就近安置。裕华纱厂全部纱锭机件发动设备及申新、震寰两纱厂的一部分纱锭机件合共3000余吨，则由工矿调整处专员盛今傑及技术员李文森、杨文理、李宪纶等督率，分运沙市、宜昌，候船入川。

我先已奉命由汉飞渝，协助迁川各厂复工，及筹划新厂建设。工矿调整处职员多人亦分赴宜昌、沙市、桂林、湘西、贵阳、昆明、陕西等处工作，撤移大武汉工业的艰巨工作集中于副处长张兹闿、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及组员李荃孙、技术员柯俊、孙东根诸位的身上。诸位任劳任怨，逢厂即拆，毫不耽延。于拆完民营工厂之后，复取得汉口市政府同意，将市政府负责保护之特殊冰厂、小电厂、榨油厂等一并拆迁。技术员单喆端拆完电厂，即将电机用木船押运湘南。技术员孙东根拆得冰厂机件、钢管等24吨，装于三北公司青浦轮上，于10月20日开出。他们拆得性起，竟欲把武汉三镇拆个精光，其无法拆除者，则予以技术上的破坏。

一位技术员最后退出到重庆时，向我谈及他的感觉，他说：“我们都是体格健壮，意志坚决的青年人，来自不同的战区，临时参加此项迁移的工作。在工矿调整处担任技术员，待遇低微，仅能维持生活，工作危险，甚忙碌，然我们并不感痛苦。我们能将前方物资多向后方迁移一些，免资敌用，即觉得自己为国家多尽了一些责任。每日所接触的人群，是厂主、工程师、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军队等，由于与各种不同阶级的人群接触，可增加许多社会常识与经验，在工作中，曾受过不少的欺骗与障碍。例如工厂主持人员的主意，有些真是志愿随政府一起走到后方继续制造生产的，有些则想尽办法以违抗政府的命令，有些竟想把机件窃存洋行堆栈以求避难一时，有些甚至利用时机投机生产，有些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又是如何刁难，想出种种理由，以求达到其抬高工资之欲望。工作时遇到种种困难，皆须谦和、敏捷、小心、勇敢、公正、随机应付，方能完成使命。得着长官们的指导，各员分工合作，增加了个人办事能力与工作效能。拆迁机件，须要经过绘图、标记、拆卸、装箱、登记、搬运、装船、领护照、报关、办保险等手续。白昼忙于工厂的督迁，及机器拆卸装运工作，又要时往码头各处不停奔跑，夜间则须预备计划及工作报告。工作是忙碌，精神倒是痛快！”他又告诉我，他们真想把武汉拆个寸铁不留。

工矿调整处留武汉人员于10月22日撤退时，分乘小火轮两艘沿江上驶，把无法前进的木船拖出险地，并督促其启碇开行。工矿调整处副处长张兹闿偕同职员孙东根、张恩溥、崔联翔等于22日离汉，赴宜昌转渝。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于23日晨偕技术员单喆端乘车赴湘转桂，督促各厂早日复工。华成、新中两厂工人亦已分队前赴湘南。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于24日晚乘最后一次飞机飞蓉转渝。武汉三镇遂于民国27年10月25日晨沦陷。

这次路过武汉起运的内迁厂矿，其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及登记有案者共304家，物资501825吨，技术员工达万余人，分迁川、湘、黔、桂、陕及其他各省。各业之家数及吨位如下：

厂矿家数（家）吨位（吨）纺织染工业71261504机器五金业12273143电器无线电业1730515陶器玻璃业1028517化学工业3117255印刷文具工业2221491食品罐头工业1517239煤矿业748328其他工业93833共计厂矿304家，机件物资共50180余吨。

7.沙市、宜昌物资之疏迁

工业建设的重心自民国27年6月起，已由武汉渐移至重庆。武汉撤退后，除却沙市尚有数厂外，已无厂矿大迁移可能。当时所应尽力办理者为如何使各厂矿恢复生产工作，如何建立新厂矿与所迁各厂密切联系，而尤为急要者是如何抢救留滞在宜昌的物资。工矿调整处于民国27年3月间曾派汪泰经氏赴宜昌设站照料各厂物资转运。5月初间，汪氏调往重庆，改派专员盛今杰及职员施才、钱文达前往。7月下旬，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大屋小户租赁一空。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于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及至武汉撤退，宜昌岌岌可危，情形更觉混乱。各轮船公司之轮船已多为兵工、军需两署及政府机关统包装运军需要件。某轮船公司竟高扯外国旗以为规避。其时由宜至渝运费，兵工器材每吨30元，政府机关物资每吨42元，各轮船于是想出沿途加煤、腾出装煤吨位的办法以装运商货。每吨商货黑市运费竟达360元。我于9月15日在渝发动木船东下抢运宜昌物资，并派赵星艺、刘逢湘、童登厚、张祖赐四员分赴嘉陵江各船船舶所催取木船。至10月间，各木船陆续启程。那时各机关有力者遇船即抢，船夫无法抗拒风声传播，木船多逗留黄陵庙附近，不肯再往东行。二、民国时期的铁路交通建设

铁路事业的建章立制

二、民国时期的铁路交通建设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近代交通运输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据巫宝三先生估算，到1933年，近代交通运输业的总所得在整个交通运输业总所得中所占的比重即已达到50%。抗战前，国民党国家资本的产业活动在交通运输业也最为活跃，据统计，1936年国民党政府的产业资本为44000万元，其中54%集中在交通运输部门。抗日战争期间，原有交通运输线路、邮电线路及交通、邮电器材遭受严重损失，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和后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民党政府乃大量投资，增修新的线路，补充各类器材，在交通素不发达的后方扩展近代交通运输业。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共修筑铁路干线2326千米，对于后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由于铁路里程和车辆减少，铁路运输量较战前全国水平(不包括东北)相比也大为减少，铁路年平均客运量不及战前年客运量的1/3，年平均货运量只相当于战前年运量的1/10。不过，抗战期间后方铁路的每千米平均运载能力较战前有所提高。下文内容就反映了抗战时期铁路交通的艰难发展状况。

口述者简介：

凌鸿勋(1894～1981)，中国土木工程专家、教育家。字竹铭，1894年4月15日生于广州，1981年8月15日卒。一生从事铁路工程的教学和修筑工作，曾负责修建陇海铁路、粤汉铁路等。他的著译较多，主要有：《八十年来之中国铁路》(1944)、《中国铁路概况》（1950）、《中国铁路志》（1954）、《七十年来东清、中东、中长铁路变迁之经过》(1964)、《詹天佑先生年谱》(1961)等。此外，还有其他著作和文章，如早年编著的市政工程学、铁路工程学、桥梁学及工厂设计学等方面的专著。

刘景山(1885~)，字竹君，河北沧县人。1903年入北洋大学习矿冶，次年留学美国宾州大学习交通，获经济硕士。返国后执教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1913年，任交通部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委员。1921年赴哈尔滨任中东路会办。后转任中国银行总稽核，再掌路政司，长迄17年，致力于全国交通之发展与经营。1930年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1933年主持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开发西北。1935年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协理，戮力吸收外资兴筑主权。抗战初，促成滇缅等铁路借款合同。1940年与美国工业家订立建立中美树胶公司、中美汽车公司的合同。

王奉瑞(1903~)，字仲琳，奉天人。1917年，先生负笈东瀛，初习机械，旋易交通。1926年学成归国，服务于京奉路（北宁路）、正太路，参与路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主持交通事务。自大陆赴台后，历任台电顾问、中纺公司总经理、中煤公司总经理、经济部顾问等职。

（一）铁路事业的建章立制

1.铁路标准化的开始

凌鸿勋我调到交通部内办事时，欧战已结束。欧战后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境内许多未完成的铁路也就未能继续动工，铁路债票一时也无法发行，有的铁路甚至一停工就是十几年。此时筑路工作既然无法展开，交通部就趁此机会做了如下几件事。

（1）统一会计。我国初筑铁路时，当向各国借款筑路，往往某条铁路借哪一国款时，就跟着使用该国的币制及会计制度，因此各线铁路制度很不统一，也很难比较那一种制度较好，因此妨碍业务的发展。当然，统一会计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统一技术。以往借哪一国款，就雇用哪一国工程师，也就用了哪一国的技术原准。例如钢铁的重量、隧道的大小、桥梁的耐力，以及行车号志等各不相同。最初各路各自开车，还不觉得不方便，后来路线渐多，列车须互相过轨，遂发生了许多联运上及补充材料上的困难。不过要统一技术工作，并非易事，各借款国自认其技术标准的优良，而且各线铁路行车已有年，无法一时统一起来。

交通部为了统一铁路技术标准，乃成立一个铁路技术委员会，召集各铁路的工程、机务及运输主管，外籍工程顾问等人员，开会商讨，集思广益，以提出解决各项问题的方案。我也奉命兼任此一委员会的委员，由此有机会认识不少铁路界人物，而且，也常得机会偕外国顾问等到各路实地视察，于我甚得进益。铁路技术委员会的设立，可说是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化的开始。

2.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

刘景山我国创办铁路有由国库拨款兴修，有由外资贷款修筑，会计账目格式从未取得划一，尤其外资修筑的路，掌会计事务的都是外国人，他们采取的会计格式簿记科目都是他们本国的，因此交通部对全国铁路的总预算、总支出、车务增减、客运货运比较率……都无法得出正确数字，不能改善管理方法。最头痛的是如果我们提到划一铁路会计，每一个贷款国家都说他们所用的办法最好，谁也不肯改变原来办法，因此统一铁路会计成为很困难而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国2年3月，京汉铁路会办王景春撰统一会计说帖呈送交通部。此时叶恭绰任交通部次长，颇赞成此事，成立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推动此事，叶任会长，王景春任副会长。王景春与我熟识，写信请求我参加此项工作，我回信应允，他把我列为委员报上去，我于是年冬到北京见过叶恭绰，遂使我进入交通界服务，得以完成我的志趣，发展我的所长。

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最困难的工作是订出一套使国内各铁路局都采用的会计制度，使它在不与前清时和各国订的条约冲突之下能够实际应用，而不遭各路局的外籍会计主任抵制，为了达成此一目的，请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主任亚当博士（HenryCAdams）做顾问，并分遣人员前往各路调查旧有会计办法，以作参考。到民国2年11月间召集国内专家开会三星期，讨论70余次，结果决定以美国会计制度为标准，以后分门别类再行研究，第一个报告是民国3年5月提出来的，计先后议决有七种则例：

（1）铁路资本支出分类则例。

（2）铁路营业进款分类则例。

（3）铁路营业用款分类则例。

（4）铁路岁计盈亏及盈亏拨补总帐分类则例。

（5）铁路总平准表分类则例。

（6）营业铁路处理新设展长路线及扩充改良支出则例。

（7）营业列车里程统计则例。

照这些则例实行，国家才可统一决算，才可有全国总报告，这些则例由交通部译成英法文字，并通令全国各路于民国4年1月1日起实行，而此后是执行的问题了，因此成立了执行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来负执行的责任。最初是由王景春任会长，后来他外调由我继任会长，专负推行责任，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大原则虽已订好，细则尚需斟酌制定，由总站到每一小站、每一小部门都要有完整不相冲突的一套，而且要全国十七八个铁路局都实行，的确是件难事，在民国三四年间我在交通部由技正升为首席佥事，兼任邮政司计核科科长，处理会计、财政、稽核等事务。

我从小就对铁路事业有兴趣，留美数年又是学铁路，回国后没机会立即在铁路界服务，很是遗憾，而且陪张四先生到东北修中东路受到俄国人的欺负，民国以后在山东修胶济路又受到德国人的欺负，引为奇耻大辱，再看到许多铁路由于借外债而订下奇苛条约，利权外滥，深盼能为国家争回失去了的利权。我因参加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而到铁路界来服务，而此会是要从各路外籍会计人员争回会计权，当然无论我是当委员或会长时，均竭尽我的力量，以谋达到我们的目的。

3.铁路企业化

凌鸿勋民国27年元旦，中央改组，行政院蒋兼院长辞职，孔祥熙先生担任行政院院长，将铁道部并入交通部，仍由张嘉璈先生担任部长，实业部改为经济部，由翁文灏先生担任部长。月初南镇段铁路工程处在南宁成立，组织简单，我们派桂铭敬当工务科长，贡乙青当会计科长，刘澄厚当总务科长，程叔彪担任秘书，这些人都是由粤汉路过来的。

张部长对于新路另有见解，他想使铁路的修筑及经营企业化，创设公司的制度，邀请湖南和广西二省省府加入股本，使得行政组织比较简单一点。这条路既然在湖南、广西二省修筑，拉二省的省政府参加，可得到很多的便利，因此在广西省政府的所在地桂林设湘桂公司理事会，张部长自己担任理事长，派侯家源当总经理。侯家源本来是老铁路，所有工程处直属理事会，如此有事请示，钱的汇拨比较容易，不需远远到汉口去。

那时衡阳到桂林的衡桂段360千米已经开工了，侯家源先生兼任这段的处长。中间还有两段，一是桂林到柳州，一是柳州到南宁。有两个测量队在那里定线，桂林到柳州这一段由罗英先生担任测量队队长，柳州到南宁这一段由袁梦鸿先生（新近退休的台糖公司总经理）担任测量队队长。我没有到南宁以前，南宁到镇南关一段也有一个测量队，由章祓先生担任队长。因为国际交通的需要，除了衡阳段以外，南镇段工程处首先开工。

4.成立改良邮政委员会

刘景山法国人独霸我国邮政事业由来已久，邮政总局长法人“铁士兰”大权在握，交通部的邮政司司长等于挂名而已。潘复内阁组成时派顾宗琳任邮政司司长，他建议组织“改良邮政委员会”，他出任主任委员，举荐我为副主任委员，准备改良邮政事业。法国人一看中国人居然敢想改良邮政，法国公使写了一封信派外交团信差送到交通部秘书厅。那时秘书厅负责的人不在，我把信拆了，内称：“贵部组织改良邮政委员会，藐视中法关系莫过于此，据闻主持此会者系排外著名的刘某顾某……”我看后在信封的背面写“OpenedbyCHLiu”，请信差原信带回，那时北京许多方面都与前清不同了，而外交团信差仍着蓝袍，没有改变，他不敢拿回去，我派专差送回法国使馆。不久常荫槐来了，我把这事告诉他，他说：“喔！怎么办？”我说：“他一定亲自来抗议，你用平常最野蛮的奉天态度对待他，那法国人对中国不好是最出名的。”果然不久那公使拿着手枪带了翻译员怒气冲冲地来了，常荫槐也有翻译员，两个人对骂起来，常指他藐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撤销他做法国公使的权利，他无计可施说：“我向你们外交部抗议。”才悻悻而去。我打电话关照外交部，请他们准备一下，?法国公使藐视我国政府情形讲得很清楚，后来外长打电话告诉我：“果然来了，我责他无礼的行为，要他道歉，否则把他的行为函告法国政府，他果然软化了，答应道歉，走了。”

铁士兰担任邮政局长多年，和我很熟。我国没有可靠的人口数字，而邮政总局每年总发表一次我国户口数字，我对这数字的准确性很感怀疑，我亲自问他：“你这数字从那里得出来的？”他说：“我调查各县田赋得来的。”我指出这种统计户口的办法根本不能得出可靠的数字。有一次他作邮政报告声称年赚500万左右，我写信给他要求调整邮件资费，我认为：“清末定的邮件运费太低，邮政局年赚巨款是付出运费低廉的结果，应该调整一下，有两个办法，就是调整运费或是路政公务邮件不贴邮票？”他回信拒绝，我再去信力争，指出：“你们邮政所赚的钱，大部分是路政方面替你们赚的，应调整一下以求公允。”此时北伐军已向北推进，局势复杂。我特别指出：“全国闹革命风潮，大雷雨要来了，你的邮政怕维持不住了。”他回信说：“不用替我担忧。”北伐后，他的邮政总局长果然保持不住，他回巴黎后还写信给我，并说：“你的信我留着做纪念。”

借钱修路有讲究

（二）借钱修路有讲究

1.反对借日款筑沧石路

刘景山民国7年8月北京政府的新国会开幕，这新国会全由安福系所控制，安福系健将曾毓雋在10月间继叶恭绰任交通次长兼路政司长，这人有才气，但颇荒唐。次年6月曾毓雋即代理交通部长。在安福系当权之际，与日本人拉得很紧，他们觉得我在路政司稽核科有点碍事碍脚，便调我到邮政司工作。我国邮政大权早已旁落在法国人手里，在邮政司实在没什么好做的，正好冷眼旁观看看安福系在交通部搞什么。

不久，我看到总务厅挂出了一个牌子，上书“沧石铁路发行公债筹备处”。我一看知道其中必有隐秘，找了总务厅熟人一问，知道准备借日资筑沧石路。这路由沧州至石家庄，接通津满、京汉、正太三线，贯穿直隶、山西，是很重要的一条预定要筑的路，如果让日本人伸入，不啻让一把日本武士刀向直隶的心脏地带插入，中东、南满、胶济等路前车可鉴，我以一个直隶人，站在直隶省立场，应该反对，我以一个交通部职员站在全国交通事业的立场更应反对。但此时我不能明着出来反对，只能暗中策动有力人物出来反对。我考虑结果去找董显光，此时董在北京办《庸报》，但他是直隶省省长曹四爷（锐）的秘书，透过曹四可去找曹锟讲话，同时董显光和我都是边守靖的好友，而边是直隶省议会议长。我要董和我一起去请边策动议会反对。果然董很肯和我合作，他先在《庸报》登出反对文章，接着曹四打电报到交通部反对，省议会也为此事通电反对，最后曹锟电报也到了交通部，痛斥借日资筑路，措词十分激烈，这一来等于舆论、民意、政界、军界一致反对。过了两天，总务厅布告栏上的那块沧石路发行公债筹备处被取下来了，我内心感到无尚的愉快。

日本人藉南满路把他们的经济力量伸展到南满，他们更处心积虑要伸展入河北，沧石路事经我一破坏，日本经济力量的侵入河北总算被挡了一下。日本人很愿意借钱给我们筑路，但筑了路他们就操纵，所以即使日本人没有钱，他们也愿意向别的国家借来以较低利息转借给我们，我对日本人素无好感，当然处处防备着他们，尤其是在我担任“联络运输”工作时。

直皖战争后，安福系瓦解，靳云鹏于民国9年8月组阁，而以叶恭绰任交通总长，此后我做了不少事，先后历任路政司营业科长兼理稽核科长、联络运输部部长、中东路事务局长、国际交通委员会委员、联络运输委员会会长，民国10年3月京汉路会计科长出缺，由我兼任，身兼数职，且均为繁重职位，忙碌已极。所谓“联络运输”简称“联运”，系指东北我国铁路与南满路间的联运，每年开会一次，轮流在中日两国开会。每逢我到日本开会时，我总要利用日本铁道部的免费招待参观日本各铁路，而当开会时，我十分注意是否订下了丧失利权的条例，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对日本无理要求总据理力争，但因此反博得日本代表的尊重，认为我是很正当的很好的事务官。

我一生不会做官，但相信是一个好的事务官，我不肯利用职务来获取私人的利益。在交通界，也充满了许多官场陋规，我都竭力避免。民国4年我当稽核科长时，路政司司长黄赞熙拿了漳厦铁路买材料（五六十万元）的回扣，我有点风闻，特别问买材料的：“有没有回扣？”他说：“没有回扣怎么做生意？”我问：“谁拿？”他说：“你没有份吗？”我说：“你给了我吗？”他说：“拿给某某人，我以为有关系的人都有份。”我当时虽盘查出此事，但究竟无力追究，不了了之。民国5、6年间，又有一件拿回扣的事被我发现，铁路路警服装定一年一换，各路局局长找包商定制，拿一些回扣，津浦路局长唐日新有一次做了一批服装报部，我一看议价太高了，便批驳了。唐自己到北京来找我，很客气的送了三四千元钱，我向来不愿摆起面孔给人下不了台，又不肯收钱，只好说：“暂时用你的名义存在银行，将来要用时，我才写信找你。”过了一年，有一天我和财政部一姓姚的的同学去班子玩，发现到处是水，两旁居民泡立水里，原来遭了水患，我无心去玩，转了一圈回了家。次日我找叶恭绰建议举办一次游艺会，卖门票赈灾，他很赞成，我说：“我们两人办不起来，还是找一个有名气的来举办。”后来决定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主办，我们到处找各富户殷商支持，我到一个大饭馆子去要求主人捐一件做摸彩奖品，那主人竟把那馆子正中放的一个古玩金鼎捐出来，我以为他开玩笑，说：“你舍得？”他说：“怎么不舍得？拿去。”我真拿走了，后来再打电话问他：“就要作为摸彩首奖，你舍得吗？”他还是说：“舍得。”这是首奖来源。汽车是第二奖，我把唐日新给我的钱捐出来，最后共收入10万元，吴炳湘说：“我们警察办了很多事，应该拿一点。”说是拿一点，竟拿走了一半，做好事都不容易?真是黑幕重重。

我不但竭力避免拿不该得的钱，也竭力避免介入政治活动中。交通系有些政治活动很不为外人谅解，旧交通系实在只可说是两个半人的团体，梁士诒、叶恭绰两个人加上郑洪年半个人，郑洪年很注意劳工问题，办扶轮学校供铁路员工子弟就学，可说从事政治活动而不害公。梁、叶有政治头脑，想抓住交通权，但他们的政治活动资金多半是从银行方面弄来的，交通银行有部分是供其运用，但也不多，交通部的钱并没被当作政治资本。至于被外界所不谅解的“会计独立”，事实上是新交通系曹汝霖时期所树立的，其目的也并非专为弄钱，它是自卫的“本位主义”，没脱开营业化的基础，要增新设备，要筑新路，这均需增加资本。而财政部抓钱用钱都没有一定的规矩，那地方有钱就设法到那地方去抓。财政部总长多半是第一为了做官，第二为了发财，只要应付得过，弄钱的什么办法都可以施出来，没有像样为国家做事的。因此交通部喊出“会计独立”的口号，恰好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总长来阻止。民国八年由国会通过《交通四政特别预算案》，会计独立算是成立了，但交通部始终没有真正彻底的“独立”过，法、英、比、日、德、俄分别掌握了许多路的会计权，地方军人截车皮卖车皮，交通部那能真正做到“会计独立”。不管交通界有新旧交通系，也不管交通部会计是否独立，我都未曾加入政治活动中，未曾利用交通部的资金来做任何活动，我反对利用日资筑沧石路是基于国家的利益和对地方的关怀，不是反对段系，我一直是一个纯粹的事务官。

2.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

刘景山清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允俄筑中东路，后来中东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资筑成，而道胜银行系由四家法国银行的资本组成。此路使俄人在东北独占许多权益，日俄战后南满路转到日人手里，东北成为日俄平分秋色的局面。

民国6年，俄国发生内乱，俄皇退位，但中东路俄国总办霍尔瓦特（DmitriLHorvath）为皇党，与中东路新起的赤党冲突，我国未能乘机收回中东路，仅派兵解除赤党武装力量，使霍尔瓦特继续其控制权力。民国7年，协约国为扶助旧俄及捷克俘虏军，出兵西伯利亚，将中东路办入共管之列。民国8年7月25日，俄新政府宣言，将中东路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民国9年春，美、意、英、法等协约国先后撤退，而此时俄新政府一再宣称放弃旧俄政府侵略中国所得。我很注意这件事的演变，热切地希望能收回中东路。

叶恭绰既任交通总长后，我认为机会了，立即向叶上条陈，要求设法收回中东路部分权益。我对叶话：“利用这时机收回一些权利，能收回多少算多少，若不肯答应，态度应强硬一点。”叶说：“这事要多考虑。”我说了几次，发现他是顾虑到东北政治问题，叶对政治很敏感，他认为只靠中央去争是没用的，需要地方全力合作才可以，此时东北实力操在张作霖（雨亭）手里，他不知张意见，因此颇费踌躇。我和我留美的同学商量，他们鼓励我请叶打电报给张作霖试探张的意见，董显光也很赞成，有一天我拟了一个以叶的名义给张作霖的电报给叶看后，请他准予发出，出乎意外的是张作霖回电大表赞同，对叶大加赞许，叶很感愉快，立即成立“中东铁路交涉处”，派我当处长。

苏俄虽然声明中东路无条件归还我国，实际上那时苏俄力量尚未能普达西伯利亚，我国以新政府是否已有代表俄国之能力尚待断定，因此决定以华俄道胜银行为交涉对象。叶恭绰在我向他上条陈时已常对道胜银行买办沈某谈过这件事，但均无结果。这时，我对叶说：“你对沈买办讲也没用，他没权，应直接找经理交涉。”当时管事的是在上海总行的波兰籍总办（此人很得总经理信任）和在北京分行的法国籍经理。道胜银行原由法国银行集资组成，法国人操纵一切，当然不肯轻易把权利让中国人收回，所以接触几次均不得圆满答复。我有胆量有勇气负责交涉这件事，但总得想出办法来使得法国肯谈判，我终于决定采取制造舆论、制造消息这一办法。这时董显光办《庸报》，陈友仁办《北京英文日报》，我请两人造出一段消息：“东北张作霖准备无代价收回中东路，接管中东路。”董当然尽力支持，《北京英文日报》是交通部支持的，每月交通部以广告为名交给此报6000元，我再送陈友仁六瓶好酒，这段消息便造出来了，而且极耸人听闻，轰动得很，最妙的是东北当局对这消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使外国人捉摸不定，这一下子法国经理、波兰籍总办害怕了，两人一起来交通部和我们谈判。

这谈判是在内外空气均极紧张的情形下举行的，我们设法不让它松懈下去，一松下去就无法达到目的，叶总长和我两天都没有回家，我负责带着人和这两人谈判，谈成一条就立即报告叶。第一天从下午2点谈到晚上7点，第二天继续谈，争执最激烈的是董事会董事名额问题，我们主张除督办外，华籍俄籍董事各半，如遇中俄投票之数相等时，督办有权就正反两方面投票作最后决定，而督办是华籍，易于造成我方占多数，他们不肯丧失这种决定权。双方争持不下，费了无数口舌。到了第二日晚上快9点钟了，我们还没吃晚饭，那波兰总办不耐烦了，他说：“你看，9点了，我们还没吃饭。”我说：“我有点心。”那?交通部特设的洋厨房已经关门了，我吩咐当差的去打开厨房，拿来看检酒和点心，大家一起喝酒用点心。那波兰总办很高兴，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对那法国经理说：“我看大致差不多了。”那法国人很不以为然，但没表露出来，用过点心后又讨论一下，走了，我连忙督促文书人员把讨论的条文整理好，翻译成英文，一夜都没睡，第二天一早就亲自送到道胜银行请他们负责人签字，我说：“昨天晚上你们已表示无问题了。”他们居然签了字，这就是《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签订的经过。

在签订的合同中首先说明中国政府决定暂时代替俄国政府执行该路合同及现行章程之各项职权的理由。第一，中国曾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建造此路；第二，东省铁路公司欠中国政府本利及接济该路款项之债权关系；第三，俄国政治紊乱，失其管理该路及维持秩序的能力；第四，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有管理路界地方治安、维持世界公共交通、实行保证该铁路之财政及整理一切秩序的责任。此合同至中国政府正式承护国政府，并彼此商定该路办法为止。全部条文共七条原全文见《交通与路政》编七，第94~96页。，值得重视者为第二条：“董事会董事九人之内除督办（华籍）外，中国政府得派华籍董事四人。”在从前根本无华籍董事，现在等于可控制董事会。第四条：“中国政府得于稽察局之五员内派华籍稽察员工人，其总稽查员由此五人中选举，但以华籍为限。”这也是控制稽察局的开始。第六条：“公司以后所有之权利及所有之职务，无论如何均应严行限制于商业范围之内，所有一切政治事项均应禁止，中国政府并得随时严重取缔之。”

除了载在合同的七条条文外，后来我们继续以函件讨论解决若干问题，有几项重要的改进：

（1）董事会会办（即副董事长）仍以俄人充之。另设帮会办二人，华俄各一，仍由董事中选充之。

（2）管理东省铁路俄籍局长外，另设华籍副局长一人。

（3）所有工务、机务、车务、会计四处除俄籍处长外，各另设华籍到处长一人，以资襄助。此外如董事会认为他处应添设副处长时，当以华人充之。

（4）交通部通知东省铁路督办于十日内召集该路股东大会，以便另行组织新董事会，并纯以商务性质另行整理路事。此外股东大会即按公司章程每年举行一次。

有了续订合同的签订及其后交换函件所解决的要项，我国权力大增，接着是执行合同的问题了。

3.取消英公司与京奉路采购合同

刘景山民国14年年底，龚心湛继叶恭绰任交通总长，龚老先生稳重谨慎，我继续担任路政司长。次年，美国驻华商业参赞埃文斯（Evans）找我说京奉路与英国公司（WhitehallCompany）订了一合同，这家公司向来独占京奉路生意，如果京奉路采购投标，即使这家公司与其他公司标价相同，他们也有办法使这家公司优先得标。这时适巧京奉路向这家公司买了6个火车头，而且价钱甚不合理，据说是向美国工厂买来转售的，我便问埃文斯关于此次交易有否弊端，他说：“我国工厂不肯告诉我们底价，无法知道有无毛病。”我在美国暑期曾在威斯康辛大学念一两门功课，认识一位教授，他与这家美国工厂有点关系，我写信去查询机车底价，他查出回复了，我现在记不清了，大概假使一辆机车值三万的话，售价便多出一万左右。为了慎重起见，我再找在京奉路做事的韦作民（视察）、陈绍云（稽核科长）秘密去找出此合同，这合同是京奉路英国职员负责订的，根本没有在交通部备案，他们替我找出来，我拿着去告诉龚总长，他说：“不要打草惊蛇，用外交方式交涉取消好了。”我年轻性急，过了一天（记得是星期六），便办了一公事给京奉路取消此合同，以其违背交通部的规定。又过了两三天，英国大使馆首席参事巴顿（Barton）来交通部了，我在小客厅接见他。巴顿50多岁，头发已白了，曾任上海总领事，性情急躁，对我国人态度恶劣，足以代表英国帝国主义者对弱小国家的态度，他在小客厅地板上用手杖敲打三下，厉声责问我：“有何理由取消合同？侵犯了中英合同，破坏中英关系。”我心里有数，半开玩笑的说：“你为这事来的？顶好你不要问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头发也白了，你晓得白头的意思吗？白头代表智慧。”他很不高兴，说：“这和此事没关系。”我说：“有智慧的人应该明白这件事不可当面解释。”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了顾全中英双方的面子不能讲，讲了贵国铁路界中有关的一些人很不好看。”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如果一定要我说出来，要扩大这事，我就给外交部报告，正式交涉，还可以在报上登出来，中英银公司对这事总会知道的，你去问一问。”他适才明白了，但嘴巴还很硬，他说：“我找外交部。”我说：“好，你去找吧。”他转身就走，我立即打一个电话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告诉他英国使馆可能有人找他，并把取消合同的理由和根据告诉他，结果巴顿自知理屈，不去找外交部了，我以谈笑方式对付蛮横的英国外交人员颇值回味。

4.巧借外资筑路

刘景山民国24年，我到了南京，铁道部部长顾孟余要我回到铁道部做次长兼津浦路局长。这时中国建设银公司也争取我从事西南的铁路建设。我想我国交通最缺乏的地区是西南、西北，能够利用外资建设纯商业性的铁路也是我一生的愿望之一，因此辞了前者，而就后者——担任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

中国建设银公司是中法合作的金融机构，是在上海法国银行工作的法国人蒙内（JeamDAome，此人后来提倡德法“煤铁合营”、“欧洲共同市场”而被称为“欧洲先生”）建议组织的，最初双方各筹一半（10万法郎）做资本，投资中国建设事业，而其背后支持的是法国银行团。蒙内与宋子文、李石曾都是朋友，我到南京时，李石曾介绍我认识他，我主张投资铁路建设，法国对西南有历史性的兴趣，便决定修成渝铁路。

四川为极富之省，从成都到重庆一带，资源尤丰，所以我主张先修成渝铁路。民国24年秋，中国建设银公司即倡议组织川黔铁路公司，先经营成渝铁路，再进而筹划川黔两省铁路交通，树商办铁路之规模，以协助政府建设。这铁路公司的组成由中国建设银公司募集商股，由法国银团作资本支持，但更重要的需中央的铁道部和地方的四川省政府充分合作，才可能顺利展开工作。我过去一向反对外国独占我国铁路，此次既有法国资本岂不令法国经济力量侵入四川控制成渝铁路？这无论中央与地方都不会答应的，因此我提出此路纯属“商办性质”，与政治绝缘。我对法国负责人说：“你们与这铁路公司的关系是商务关系，有事不能找你们大使馆。”他们答应原则上这与政府无关。在铁路公司组织上，法国人只可派工程的视察员及会计稽查员，重要职员都是中国人。我极力避免像过去借外资所订下的苛刻合同，到后来全被外国控制了，我主张全面商业化，利润不妨高一点，大权必要操之在我。法国人此时对华态度已变了，竟全部答允。基于这有利的条件，我开始去邀请铁道部及四川省政府也加入公司，认股若干，以便中央与地方都赞成筑路。

我在活动此事时，有些在上海的朋友善意地劝告我说：“四川人不是好弄的，尤其是铁路方面，从前闹过大乱子，赵尔丰就为铁路死在那里，你还是别弄吧！”一般人对筑四川铁路都有点畏惧，这都是辛亥年四川动乱留下来的印象，我说：“我这次是开诚布公把成渝铁路要当做礼物送给四川人，他们接受很好，不接受我也不硬要他们接受下来，这与地方经济发展有关，不是当作权利来争夺的。”还好四川省主席刘湘接受了，他底下两员财经负责人刘航深、卢作孚，有见识，有魄力，我得到这两人的支持，一切就好办了。刚好张嘉璈在民国25年当铁道部部长，以我与他的关系，事情就好办了，民国25年12月有关各方还拟定正式合同，重要内容如下：

（1）材料借款2750万元，内包括由上海至重庆之运费现款600万元，另现金借款700万元，由川黔公司出具期票，利息7厘。

（2）铁道部对川黔铁路出具之期票予以全部无条件担保，并交第三期铁路建设公债1000万元，为期票与商股利息之共同担保。如有不足，另由政府补足之。又设立借款基金保管委员会，审查公司财政及基金收付。法银团得向川黔公司推荐工程总稽查一员，会计稽查一员，参与工程查账事宜，以合同期满为止。

（3）借款期限为15年，最初2年半付息，此后平均还本，分12年半偿清。

（4）银团经理债款费用为1%。为取消银团包工的初议，另给包工利益一成，约70万元。以上两项由第一期借款收入内扣付。成渝路营业开始后，最初6年间于收入中给酬6万元，此后5年间给酬9万元。又购买材料手续费为材料价款之5厘。

合同订好后即成立理事会，曾养甫为理事长，我为常务理事，派邓益光为局长兼总工程师，立即着手动工。此时法国银行中以中法工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支持最力，最初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不肯加入，后来看一切顺利，对我方信任了，也参加了。这是成渝铁路借款的经过。

我和法国人合作是希望拿中法新的合作表现来刺激英美，希望英美也投资到铁路事业上，果然英国兴趣也来了，以前沪杭甬铁路的展线（杭曹段）经我国对英国交涉建筑多次，均被拒绝，现在汇丰银行自动找我们要修建了，他们派人来找我，态度很客气，我说：“好，以前我们早就要建，你们不做。”我建议由中国建设银公司与中英公司合作发行铁路债票100万镑，分别在伦敦及中国市场上出售，他们认为中国债票从来没在国际市场上流通，认为行不通，我说：“在中国卖50万镑，在伦敦卖50万镑，我不相信不行。”商讨了几次，英方竟同意了。照英国法律这些债票都要我签字才生效，债票有10镑的，有5镑的，我日以继夜签了好几天，到市场上发售情况十分良好，供过于求，很快就筹足了款，借给铁道部修杭曹段，其中工程以杭州闸口至曹娥江80余千米一段及曹娥江桥为主。杭曹段民国26年完工，可惜抗战发生，桥的工程未完成，最大损失在我们不能再利用国际债券市场来建设铁路，但法国在抗战后仍然愿意合作，实在是一奇迹。

5.借来庚子赔款修路

凌鸿勋民国24年4月，政府成立了一个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英国也决定把庚款退还，初步用来做交通建设，利息用来做教育事业，因此，中国和英国双方决定设一个管理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请朱家骅先生当董事长，英国人马歇尔当副董事长，董事里头也有交通专家叶恭绰先生和颜德庆先生，教育界的李书华先生等。还有几位是财政方面的人，如陈蔼士先生和曾养甫先生。他们对我都非常帮忙。尤其是曾经当过交通部部长的叶恭绰先生，他那时候对粤汉路非常注意，董事会有什么事我应该注意的，或有什么事我应该赶紧提出董事会的，他都预先写信给我，因此我每个月总要和他通一二封信。他当时给我的信现在我还存着，总有一二百封之多。董事会的总干事杭立武先生和我原来也不认识，但也非常帮忙。这几位先生对于完成粤汉铁路所给予的帮助是很大的。

民国22年7月18日，铁道部利用中英庚款董事会签订完粤汉铁路的总契约，其中包括以下五类款项：第一类就是民国21年以前积存在伦敦的庚款，有92万镑。第二类是民国22年到25年底，中国政府应在伦敦交付的庚款，这个数目有74万镑。以上两类均为在英购料之用。第三类由民国22年到23年在国内到期可以拨用的庚款约20万镑。第四类就是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民国26年以前借给首都轮渡、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和广韶段到期应归还的50万镑。第五类就是由民国23年起到民国35年年底止，中国政府应该付给英方的二百几十万镑。交付时期大部分在规定完工期限之后，不及应用，经决定将此款作基金，发行6厘的英金公债，以所得拨作工款，以便在株韶段工程期间运用，这5类庚款共有400多万镑。在借款总合约里还规定株韶段工程在订约以后须于4年之内完成，工款的给付也是按照4年完成的原则作成办法的。

眼看粤汉路已经停工多年了，另外好多路都是搞了二三十年还没有完工，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只要4年时间，便可使全线接通，中国政府当然非常高兴了。在英国方面，原来在广州有好多商务的关系，在武昌、汉口及长江流域，也有经济上的利益在那里，这两个地区将来有干线连接起来，英国也就很感兴趣了。同时，这几百万镑的款大部分要用在英国，照契约的规定，全路所需要的材料，除非中国自己有的，一定要向英国购买，譬如钢轨、机车、车辆和号志等，如此对于英国的工业是很合算的。而中英庚款董事会能借给一个事业计划这么多款项，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中英庚款董事会有史以来借出的最大一笔借款，这可表现出中国政府要完成粤汉路的决心了。

6.中法南镇铁路借款

凌鸿勋到了南宁不过几天，我就率员前往中越边境察看路线，我们坐车子从南宁沿公路一直到龙州，这段公路非常好。后来到镇南关，再出关到越境的同登、谅山。安南的铁路早日由海防经河内到谅山，后来展筑到同登。同登离我们国境还有4千米，这4千米的路基已经做好了，铁路还没有做，暂时改做公路通车，和我们这边的公路已经连接起来，由同登到河内、谅山汽车已可直达。我们一边预备做南宁到镇南关，也要求法越方面把同登到镇南关这段也同时做好，可以两边相接，如此通了车之后，就可以利用海防这个港口。我们在镇南开设了边卡，管理出入境，法国方面在同登设边卡，平常商旅来往并不多，近来因为对日抗战的关系，海口被封锁了，我们抗战的物资，以及铁路材料等，都是在法国允许和协助下由海防经过这条路进来的。对我方而言虽然是国家的事情，但仍要组织一个兴运公司出名来接运。

民国27年1月18日那天，交通部张部长由汉口到南宁商量湘桂路如何推动的事，又到河内和法国的银行团代表沙第、中法银行的刘符诚、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刘景山商洽中法合作来建设南镇段，因为那时候在经济上我们没有力量来完成这条路，在材料没有办法不能不借重安南进来，第三因为关系中法国界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了解，所以张部长就到河内和三方面的人商讨。法国人早在前清经营安南，就要求将这条路通到广西、重庆，这是他们利益的一条线，我们总是推，没有答应。他们究竟没有忘记所谓势力范围的观念，因此等于接通西南各省使安南的商务繁荣，这是很有兴趣的一件事。从前他们要求，我们想法子拒绝的，现在我们求他们，因为情形不同了。大致的商量是由法国银行供给我们材料，材料就是机车、车辆、钢轨、桥梁和部分的工款，两款指定给予承办工程的法国包商。至于由中国人承办的工程，由中国负担。他们要求设一个中法建筑公司来主持这个工程，当然借款筑路我们权利损失相当大、相当多，不过看看局势已经很严重了，南京已经陷落，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政府的担保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稳固了，因此法国还要求额外的担保，以便向法国政府求得一个信用的担保，要不然法国政府不担保，借款就不成功，要求的条件稍为苛刻，我们也不能不迁就。

正式合同在4月22日签订，主要的条款有以下几项：借款的数目，法国银行团供给材料款12亿法郎，等于法币1300万块钱。现款3000万法郎，大概等于法币300万元。另由法国银行团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合组中法建筑公司来承包工程，公司资本是英金24万镑，约合法币4000万块钱，另有垫款12万镑，约合法币200万块钱。不足的工款由中国政府补足。还本由中国政府发行的期票年息7厘，前3年付利息，第4年起12年间本息还清。借款的担保，工程时期拿盐余作担保，等到铁路成功营业以后，拿路款收入项下来拨付本息，不够的数目还是由盐余来补足，并要求广西省的矿税项下作附加的担保。买材料由法国银行团代买，购料费15%，经费55%。建筑工程由中法建筑公司主办，给15%的酬金。总工程师和总会计由法国人担任，我们这方面的交通部派一名工程监督，负责监督工程和稽核工料的款项。每一段完工，就先交给我们接管，这是很特别的。越南的铁路是窄轨的（一米的轨），我们中国内地的干线都是宽轨，为了便利工程材料运输，决定自越南而来的铁路暂时铺一米的窄轨，在国境以内的铺标准轨的路基，等到全路完工以后，我们可以自由决定把中国境内的窄轨改为标准轨，限两年内完工。并且镇南关到广西的明江县，尽先赶速通车，以便赶紧将器材运进来。合同相当的复杂，工料的来源不同，还有担保等问题，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借款合同。

7.赴美采购交通器材

刘景山抗战初期，我国亟需战争物资，宋子文等希望从美国采购，希望美国给予援助，但美国迄未表示援华决心，直到民国28、29年还卖废铁给日本。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战争时，美国在紧要关头，通过“租借法案”，援助英国，我国也盼望能获援助，然而由于民主国家，政府虽暗中有所准备，舆论未成熟，不能公然援华。但我国已派出人员赴美采购物资，我被指定负责采购交通器材，民国29年即携眷赴美，住在纽约。次年年底，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正式援华，我们的工作更趋积极，才搬到华盛顿办公。

我在华盛顿与毛邦初、刘瑞恒等在一起办公，毛邦初采购空军方面的器材，刘瑞恒采购医学器材，尹仲容也到了美国，在纽约租了房子挂牌招募志愿到中国服务的空军人员，陈纳德此时也帮同负责，常看他长吁短叹，认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劝他忍耐忍耐，不久一定有重用他的时候，后来他组织飞虎队，贡献颇大。

美国大量军事经济援华开始后，运输援华物资及利用援华款项采购的物资都是我们的首要工作，美国一下子就答应给我们三四千辆汽车，以及大量汽油，向仰光输送再转运我国，这时我们的工作是急速建造滇缅公路，另一方面我们在仰光要有一个办事处，负责处理物资的输送入滇，我介绍陈长桐（中国银行职员）在仰光负责这个办事处，他颇有手腕，解决许多难题。

美国援助物资手续是先要我方提出要求，有使用计划、使用目的，才能得到。但重庆方面常没有给我们指示，我们常常凭想象写出许多要求计划，有时美国对我方有点怨言，因为要的太多，用处写不清楚。他们在重庆亦有援华代表，他们报告是有些物资用得不得当，惹起不少麻烦。此时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佛勒（WWfowler）是常替我们采购物资的公司副总经理，在政治上小有势力，我常与几个美国陆军军官往来，常常讲美国最好派像佛勒这种懂得中国情况的人去重庆比较合适，后来果然派他做援华总署署长，他到重庆后，我们要求什么器材物资就方便得多了。

盟国渡过了一二个暗淡的年头，到了民国32年可说胜利在望，我们采购器材没有像刚来时那样忙碌了。

民国33年春，内子淑贤在华盛顿去世，我个人行动比较自由，便搬到纽约住在旅馆里。此时我国为世界四强之一，国人在美国很受尊敬与重视，在街上常看到一群美国人围绕着一个衣冠不整的广东人，讲一些佩服中国的话。我看中美关系无论官方民间均甚良好，很希望在战后能做点中美间联系的工作，尤其希望能利用美国的资本与技术来发展我国实业。民国34年9月，我在美国迎接胜利，我便准备回国，从事我想做的工作。

炮火下的铁路延伸

（三）炮火下的铁路延伸

1.黄河铁桥

凌鸿勋我返北京之后，仍回到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办事，在此期间内，曾经多次出差到外地接洽公务。我去过川汉铁路，查勘汉口到宜昌段水灾后的桥工，当时川汉路已有一部分动工。我也到上海去和沪宁、沪杭甬路局商洽建筑曹娥江桥事，此桥在杭州、宁波之间，后来好久未见动工。

未几，我被调为京汉铁路桥梁工程师，办理加固京汉路桥梁事。职务虽调动，工作地点却仍在北京。那时京汉铁路局长为路工界前辈俞人凤先生，我既然是桥梁工程师，就被派在工务处工作，处长为华南圭。京汉路是当时国内最长的干线，此路建造较早，系向法国、比利时借款建造的。初建时由于经费有限，路线又长，因此所造钢桥比较单薄，多年行车下来，由于车次愈密，机车愈大，速度也加快，是以全路的桥梁都显得薄弱，不克负荷。也因此机车头不能太重，所拉的车厢也不能太多，行车速度亦受到限制。以当时国内南北交通大动脉而不能应付时代需要，就此成为一大问题，于是在交通部指示下，京汉铁路决心加固沿路的钢桥。

在京汉铁路许多桥梁中，最长一座是黄河铁桥，长2800多米，此桥在郑州以北跨越黄河。黄河是一条问题很多的大河，历史上曾记载屡次泛滥及改道，既无固定河床，而河床中皆是浮沙，并无石质，因此桥桩建造不易，此桥初建时以工程浩大，原址是半永久性质。经过多年的使用下来，河床变动不少，维护益感困难，偶尔也因黄河泛滥而出过几次险，维持行车颇不容易。叶恭绰第一次出长交通部后，即令京汉路局每月拨存建筑新桥基金若干，等到积存一个相当数目后，可重新建造一坚固的永久桥。后来叶氏去职后，所积存的那笔基金也被挪用了，等到民国10年叶氏两次出掌交通部，旧事重提，登报公开向国内外工程师悬奖征新桥设计图样。当时中国桥梁工程师并不多，为引起国际人士注意起见，乃聘请英、美、法、日四国桥梁工程专家成立了一个黄河新桥设计审查会，一面征求国际图样，一面审查。我那时也奉派兼任此一审查会工程师，得有机会与这些专家们时常讨论。我也与这些专家以及一些工程人员不时到郑州以北，实地研究勘查黄河新桥桥址，结果尚未能找到更适当的地点。

公开悬奖征求图样在6月间开标。中外投标者有30多家公司，包括两家中国公司。后来审查会费了两个月工夫，逐件在北京审查，并无一件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最后决定找出最好的三家设计，给予奖金，第一名奖金15000元，由比利时公司得到，第二名10000元，第三名5000元。交通部保留了这些设计图样的权利，等到将来预备造新桥时，再将原设计图样局部改善。但一时工款并无着落，所以建造新桥之事，也迟迟未能兴工。

在这期间，我也常陪同外籍顾问到其他路线察看。有一次陪同美籍顾问华特尔博士（DrJALWaddell）及京绥铁路工务处长邝孙谋沿京绥路一直到归绥。是时京绥路刚于两个月前展筑到归绥。另有一次，也陪同外国顾问沿京奉路（北宁路）一直到沈阳。这些都是京汉路以外的事，其目的乃在听取外国顾问对这些路线的意见。

2.勘查平汉铁路桥梁

凌鸿勋当初平汉路建造时，系向比、法借款，由于款项有限，所造的钢桥多半薄弱。平汉路跨越东西行大小河流，沿线造有一千多座桥梁，其中以黄河铁桥最长，长达2800多米。前面已说过，黄河铁桥已过了保固的年限，早就想另建新桥，而尚未实行。其实，平汉路全线大大小小一千多个钢桥中，有比黄河铁桥更为薄弱而危险的。平汉路地位重要，多年行车下来，车次愈密、速度加快，桥梁随时都会出毛病，也曾经出过不少次险。中央有鉴于此，遂决心加以彻底整理。第一步就是沿平汉路全线，对每一座桥梁仔细检查，作为以后重建或整理的准备，于是在华特尔博士的指导下，组织了一个桥梁勘查队，由我率领，部中另派两位技士、两位技佐协助，平汉路局亦派出一两位工程师帮忙。

那时平汉路局在汉口，有关资料、图样也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勘查工作拟先由汉口开始。我们一行由南京坐船到汉口。不料我们刚抵汉口时，正值中央下讨桂系令，正式对桂系用兵。当时武汉在桂系的势力下，所以中央军队一路向武汉进逼，武汉一时情况不稳。我记得我们到达武汉时，谣言甚盛。有一次我看见一块布条上写着吴稚晖已被中央处死，要召开追悼会。在此种状况下，平汉路通车中断，查勘工作也就无法展开。等到4月初，中央军占领武汉，战事才告一段落。不久，平汉路局长换上刘维炽（后来当过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平汉路局也搬到北平。4月中旬，平汉路通车，我们一行于4月底到北平，改在北平开始桥梁的查勘工作。

勘查队由平汉路局准备棚车两辆，以一辆支架作床，一辆略备桌椅，作办公绘图之用。路方也派有一位工程师跟随我们。我们从北平出发，沿线所有桥梁都在查勘之列。我们的棚车由小机车拖运停在各车站，再由车站用手摇车驶到桥梁所在之处，逐一检查桥梁之原来尺寸有何变动，桥墩、桥台耐力情形等，早出晚归，工作相当辛苦，但苦中也有乐趣。

5月初，我们已到了保定，沿途已查勘了200多座桥梁。在保定时，铁道部在上海召开工程讨论会，参加者有各铁路工程主管，外国顾问等，我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讨论铁路工程诸问题。

此时中日济南悬案解决，日本撤兵，中央另派兵去接防，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心有不甘，通电辞职，率其军队离开山东，以军车多列由鲁南经徐州转陇海路到豫西。又恐中央军从后面追赶，乃于他的军车过后把陇海路徐州至洛阳沿线一带桥梁多座炸毁。冯玉祥亦于此时叛变，炸毁平汉路桥梁几座。

这时我正在上海开工程讨论会。5月28日那天，原定由我主持会议，孙部长临时来找我，对我说冯玉祥、孙良诚已退至潼关，陇海路沿线桥梁损失不小，应该赶紧修复通车。并且对我表示陇海路须向西展筑。拟派我去陇海西路工作。

在我动身赴陇海路之前，6月1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陵寝的奉安大典。国父的灵柩早已运到南京，停放在中央党部让人瞻仰。此时为了奉安大典，南京特别开了一条奉安大路，由下关通到紫金山下。那时我住在下关，6月1日那天一大早，我走路到城中，参加铁道部的行列。早上五点鸣炮，沿中山路步行至中山陵，9点到陵墓前，然后向灵柩行礼，奉安大典才完事。此时陵墓的工程已大部完工，陵墓的设计图样就是民国14年我担任评审工作时所选定的。

6月初，铁道部派我担任陇海铁路工程局长，任务是展筑灵宝至潼关一段工程，并进一步筹划西展到西安。另派人接任平汉路桥梁的检查工作。

3.天宝铁路的经营

凌鸿勋自太平洋战事发生，中央知道战事要继续拖延，西北终要开发，而交通不能不先开辟，中央决定限期完成宝鸡至天水一段铁路，乃设宝天铁路工程局。当时天成铁路的测量工作已经完成，短期内不会动工，于是交通部派我当宝天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我因兼西北公路管理局长，为便利兼顾，宝天铁路工程局就设在天水。陇海路主办此段的时期，工款有限，欠包商300多万的工款，而工作已慢慢地停顿了。今设局重整旗鼓，行政院核定1931年的工款为法币138多亿元。宝天路石方多，而沿线人口少，普通工人不易找，技术工人更少，陇海路因工款无着，已将先前自河南招集而来的工人遣散，如今要复工，如何招工人，成为很难的问题了。

我就任宝天路局长后，便沿线视察一趟，此路预定路线在宝鸡进入渭河峡谷以后，沿渭河北岸弯曲前进，沿线没有大村庄，没有粮食生产，交通极为困难。所需的钢轨须从平汉铁路和陇海路撤运到豫西埋藏，再找人去接运，或到沦陷区购买流落到民间的钢轨，并用牛车半夜偷运出来，工作非常困难。

中央既决定赶筑宝天路，行政院核定民国32年的工款法币49亿元。交通部曾部长养甫总觉得宝天路无大意义，想将部分工款移用他途，因此屡次要宝天路降低标准，尽量爬高坡，用便道，用便桥，筑陡岸，减少车站，使得省工省款，我认为不受当。结果仍被曾部长扣了预算中的2000余万作别的用处，后又下令裁工人几千人。时豫西灾荒，再裁工人，似为不当，甘肃省当局以此转告交通部，才未裁减工人，而以工代赈。3月16日，曾部长以工款不足，提行政院会停办宝天铁路，即电宝天铁路局，我只好照办。其时正在添招工人，想法子办工粮，加紧工作，忽接到停工的命令，很感困惑。甘肃省政府也因灾民纷纷西来，盼望宝天铁路局能收容部分难民，以工代赈，一旦完全停工，沿线的许多工人即刻发生问题，可能影响地方治安，政院会开会前一日蒋委员长离开重庆到贵阳，因此对行政院的此一决议并不知道，四月初委员长回到重庆，听说有此决议案，大不以为然，立刻打电话给曾部长说赶筑宝天铁路是国策，不能停止，于是半个月之间政府的命令变更了一百八十度，使路局和包商都感到困难，时间和工款都受很大的损失。交通部徐次长思曾打电话给我要继续赶工，于是我向财政部领款，而财政部说只知有行政院停工的决议案，而不知蒋委员长复工的命令。4月份的工款仍不肯发，经过好多周折才发下来。

民国33年1月交通部召集铁路会议，商讨铁路即复员和复兴计划。宝天路的赶工估计还要18个月，需工款法币35亿元，本年度行政院核定工款只有7亿元。去年组团考察西北认为西北颇有前途，因此中央决心开发西北。这年的国家预算特别列有西北建设专款法币10亿元，宝天路可分到一部分。这次铁路会议还讨论到几件事：（1）战后十年路线的计划，甘新铁路决定自迪化展筑到乌苏。（2）客车不再分等级。（3）提倡兵工筑路。这次会议各路主管皆到，对于现行的审计制度咸感痛心，这种制度妨害建设的进行。审计部在各机关派有驻审人员，支付手续非常繁复，权责划分不清，与争取时间、应付紧急并不符合，交通部乃推技监韦以黻和我向审计部陈述意见，设法减少事实上的困难，而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

2月初，我与曾部长往谒蒋主席，蒋主席对宝天路的完成期望殷切，盼望年内能通车。惟上年度的工款还欠法币1100多万元，前几天我临时借了1000万元勉强渡过旧历年关。1月已经过了，还没有发款，我又向邮政储汇局借了500万，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能够赶工？2月8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所有这一年度的事业预算保留两成，只发八成，路工的进行更受到影响。蒋主席看宝天路还没完工，非常着急，2月里有一天，他函令行政院宝天路今年度的预算在两个月内提前发足。又奉电报的指示，今年预算7亿元先提拨外，另从建设专款里提拨5亿元，作为预购材料之用，其余另外再筹。我因开会在重庆留了1个月，才回天水开始赶工。

民国33年春，日寇再度发动攻势，战局转紧。4月里有一天我到宝鸡，知道郑州撤退，洛阳也开始疏散，日人在风陵渡炮打潼关，敌机天天来骚扰。我在宝鸡材料厂遇敌机8架扫射，幸免于难。此时工地人心不安。5月，曾部长由重庆飞来宝鸡看宝天路的进度，我和他一起到兰州与省政府商量催民工赶作土石方，并和甘肃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商量多拨工粮。天水行政专员曾召集该区10县县长在天水开征工会议，分别征调各县民工，一共征了32000多人，每人工作两个月。甘肃省征工一点经验都没有，我便把从前在广西省征工的办法和照片向各县县长解释，并派一工程师驻征工处接洽和指导技术。

宝天路因工资贵，物价高，西北建设专款的一半5亿拨给宝天路，到6月间已经用完了，下半年工款，蒋主席批交四联总处借垫，四联总处没有通过，8月重新编列预算，一个月要4亿多元才够，可是以后的款还要一个月一个月地筹。法币继续贬值，粮价月月高涨，预算简直无法编制。9月间我几乎天天要向当地银行机关借款，这种情形实在是太困难了。部里也没有十分了解这种困难，只知催着限期通车，令人很不高兴，我乃电交通部请另派贤能，我知道部里不会准的，不过要让部里稍为知道我的困难罢了。

这年9月我到宝鸡，由宝鸡到西安。时陈辞修先生诚为西安地区战区长官，胡宗南为主任。我向陈长官保证年内可由宝鸡向西通车60千米，以备万一有事，有山路可退。又到兰州与谷主任商量多征民工15万人，并多拨工粮。

宝天铁路在民国34年11月12日接轨，民国35年元旦举行通车典礼，时我早已被调在重庆交通部任职，不克参加，甘肃省谷主席亲自到天水观礼。宝天路始于民国31年设工程局，中间经几次的停顿。此路虽长150多千米，但工程很困难，土方有1600多万方，石方有500多万方，隧道有126座之多，隧道全长205千米，使用最好的炸药以至土制炸药共1800吨。3年内国内的材料涨价30倍到60倍，汽油涨40倍，运费涨40至50倍。

4.珠韶工程段的管理

凌鸿勋民国21年10月，我坐船从南京经上海到香港，顺便去看在香港闲居的胡汉民先生。胡家和我家有三代的世交，胡汉民先生知道我要去完成粤汉铁路，显得非常高兴。11月1日，我在广州就任株韶段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那时珠韶段工程局在广州丝业银行的楼上办公。

自从我17岁离开广州以来，差不多有20年了。偶一回去，并没有在广东做过事。我是广东的官费生派到南洋大学去念书的，这是我头一次回来为乡里效力。我还有很多亲戚住在广州，我回广州做事，他们都很高兴。

当我就任株韶段工程局局长时。广韶段和广九段的二位管理局局长是西南政务委员会所派的人，而我是中央所派的人，因此我在广州和各方面周旋颇费心力。陈济棠那时候主军政，林云陔是省政府主席，这二位先生我都很陌生，但他们都知道我这个人，所以对粤汉路的工程进行极力支持。他们二位首长既然这么支持，以下的事情都可迎刃而解。我以一个陌生人在广州做事，起先很害怕，想不到他们竟一见如故。广东人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你搞得不好，就是不好，搞得好呢，什么都好。这是我一生很幸运的大变迁。

粤汉铁路全线由广州到武昌，差不多1100千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由政府和美国合兴公司合办，分南北两端个别进行。北边的湘鄂段在民国7年通车到湖南的株洲，有410多千米。因为欧战开始，英国债票不能发行，所以到株洲就停工了。南边的粤段在民国4年又因商款不足，只通车到韶州，有224千米。韶州到乐昌的50多千米稍为动过工就停顿了，中间一段株洲到韶州456千米没有接通，搁下来有14年之久了。顾部长一到职，便向中英庚款董事会商洽在整个借用中英庚款之前，先借现款70万元为完成韶乐段之用。因此我一到职便有工款可用，工程的进行就容易了。

铁道部孙部长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好制度，凡是工程局的局长一定要兼总工程师，换句话说，一定要有总工程师资格的人才能当工程局局长。在内地，总工程师是什么，人家不太了解，讲到局长，大家就晓得了。如果工程局的局长找一个不是工程师资格的人来担任，就不便发挥专长，我觉得这个制度非常好。我既然是株韶段工程局局长，当然也兼总工程师。副工程师一职我请容祺勋先生担任。容先生早年跟詹天佑先生学工程，在粤汉路南段商办的时期巳升任总工程师，年纪大我20岁，虽然没有大学毕业，但是有经验，所以我请他担任副总工程师兼工务课课长。?外请旧人李耀祥、吴思远和郑家斌诸君当总段长，这三位都是比我大十几岁的人。李耀祥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吴思远和郑家斌两位都是交大第一届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吴思远并且是公费留学英国的。以上四位的资历、年龄都远在我之上，他们并不像后来的一般人瞧不起青年人。我那时才39岁，可是大家合作得非常之好，成了忘年之交，这些干部是最好的干部了。

株韶段虽然有400多千米长，工程又那么大，但是工程局的组织却很简单，局长一人兼总工程师，没有副局长，以下分为三课，一课是工务课，一课是会计课，一课是总务课。总务课内管人事的只一个人，管事务的也只一个人。工程局人员的待遇比照中央的待遇，较地方的待遇好得多，大家也很相安。

株韶段的南边有广韶段，北边有湘鄂段，这三段的铁路标准都不一样。将来要全线通车，这个问题必须先要解决。广韶段在商办的时期，为了省钱，所以建筑的标准都比较简单，譬如山洞的高低，钢轨的轻重，和许多的技术标准，都比部订的标准要低。和部订的又不同。株韶段是部里订了标准后首先采用干线标准的一条路。株韶段既然积极动工，将来三段通了之后，就有三种标准，对于全路行车很不方便，因此我发起请铁道部召集一个粤汉铁路三段统一标准会议，商议在株韶段工程期间，南段和北段逐渐地改高标准，等到株韶段完成，全线便可顺利通车。另外，因全线通车需设总机厂，需购机车车辆，沿线电信及号志也需统一，这些事都应该事前有个商讨。民国22年4月间，铁道部根据我的建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南段管理局的工务主管、机务主管，北段的管理局长和各主管以及我本人都出席了会议，商讨各项问题，颇有结果，奠定了粤汉铁路的良好基础。

民国23年8月以后，我们在武昌又开了一次粤汉路三段会议，决定用英庚款购买大批的机车和车辆，计爬山的机车8辆、小的机车20辆、载客用的一等卧车6辆、二等卧车6辆、三等客车42辆、餐车4辆、载货用的篷车100辆、高边车100辆。这些车都在英国制造，我们特地派了工程师到英国去监造，以求工料坚实，交货迅速。在株韶段尚未完工时，这些车辆可以给南北段先应用。

5.黄埔支线与广九路接轨

凌鸿勋广州虽然通航，但是究竟河道很窄，大的船不能进去，只能进到黄埔，黄埔水深地大，早有设支线到此的计划，由粤汉铁路局主持，并已开工。开工以后发生问题，这条路要跨过广九路。广州粤汉铁路以黄沙为终站，广九路以大沙头为终站，两边是接不起来的。在广东人的看法，要接上的话，北边的客货就拿广州做一个过路站，对于广州的商业影响很大，一直反对，因此二条主要干线接不起来。后来因为要发展黄埔商埠，让大船可以从珠江进来，因此开工做黄埔支线，由广州北边的一个站作条支线一直到黄埔。

这条线需要经过广九路，怎么办呢？我作路的时候计划用旱桥跨过，这样可以到黄埔，并与广九路不接轨，在当时而言只有这个办法。广东人不愿意接轨，也非到黄埔不可，旱桥也正在做了。不过那时的局面很不好，对日抗战局面很不好，我们需要九龙的帮助，需要英国人的帮助，而这个不能明言，只能心照不宣。英国在外交方面很活跃，它向中国政府要求接轨，政府为应付时局，对于接轨有点活动。广东人意见无所谓，不便讲出来，我也深知华北的情形一天坏一天，这两条路接轨是必须要的，要不然物资怎么能够运过来呢？所以我自己早有一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没有讲出来。英国驻华大使据报用旱桥而不接轨，很不高兴，责问交通部张部长，张部长来电报问怎么一回事呢？要拆掉旱桥，这个办不到，接轨的办法我老早已有了，即使要接并不困难。我没有拆除旱桥，我一面做旱桥，一面内定接轨的办法。

1937年7月7日那天，日本军队演习，藉口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被守军拒绝，日军夜里用大炮轰宛平县，武力侵占的行动正式的揭开了。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丰台，那时我正在南京，并且到上海和交通银行接洽粤汉铁路添购机车车辆请银行当担保的事，一看北方事态严重，不是局部的问题，而且敌军一天一天往南来，我赶紧回到武昌筹议解决办法。那时候军事一天紧一天，宋哲元本来主持华北军政离开了北平，天津也发生战事，蒋委员长向全国宣布卢沟桥事件是最后的关头，必须坚持最低的立场，决不屈服。那时我回到汉口，汉口江面停了日本的炮艇多艘，到七月底又添来好几艘，举动很可疑，所以武汉很紧张，做了许多防空的设备。

那时我知道时局坏到这个地步，战事一定扩大，黄埔支线必须和广九接轨，所以我就把这一段接轨的路基地亩先已买好，并把沿线的钢轨放在旁边，路基也先做好，道栅、枕木、钢轨等都摆在旁边，以备万一。8月初，张部长突然来一个电报，奉委员长询问粤溪路如果要和广九路接轨的话要多少时间？我一个电话复去，14天可以接通，果然过了几天之后，来个电报，委员长限14天内通车。后来果然在8月限期之内接通了车。一列车载了现洋5000万到九龙去，到了广州附近等着，这个支线一通车就往前走了，把现洋集中到香港。

6.湘桂铁路筹筑前后

凌鸿勋民国25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有人建议从衡阳修一条铁路到桂林，使广西可经由粤汉线和长江流域沟通，而不至孤立于西南。这是很好的建议。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先生是相当开明的，从前我到广西服务时彼此就认识了，他为此事于民国26年2月请我到桂林去商讨，派代表派车来衡阳接我。自从广西服从中央以后，休养生息，致力建设，我看情形应该去了，就带了两位工程师，沿着公路到桂林，中途经过湘桂交界的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觉得此路线修筑起来比湘粤两省交界地带的粤汉路要容易得多，对此路的修筑先有了一个概念。到了桂林以后，和广西省政府商洽，由广西省政府主席名义建议中央，我也报告铁道部这条路可以做及其做法，如此双管齐下。

这是我头一次到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顺路游览灵渠，灵渠据说是秦时就凿通的渠，是湘漓同源，一面水流到湖南，一面水流到广西，很有趣的事，由于两河水位不一，中间筑有水闸加以控制，是老式的闸，有小船（不是汽船）可通。乘机会游览桂林和阳朔的山水名胜。

提出建议的两个月后政府采纳了，铁道部派我兼任湘桂铁路工程处处长及总工程师，从衡阳筑至桂林。民国26年春夏间开始测量路线，准备动工。4月我再赴桂林与省府洽商，白健生崇禧先生看见我，拉着我到八步视察矿区，并访罗文干先生于八步协源矿场。

抗战爆发，粤汉铁路运务繁重，我辞去湘桂铁路兼职，铁道部改派杜镇远接充。后来我又离开粤汉路到西北去，在兰州约两个月，忽据铁道部张部长的电报，要我返回汉口商洽湘桂铁路的展延问题。

我于12月初离开兰州。那时既无定期飞机，改搭商用卡车，只是一吨半到两吨左右的小卡车，走了4天才到西安，一路上非常辛苦。从西安转陇海路到郑州，转平汉路到汉口。此时南京已经很危急了，郑州以南军事凌乱不堪，到了汉口，南京已经失陷，大部分政府机构尚在汉口办公。

铁道部对湘桂铁路的计划除了赶筑衡阳到桂林以与粤汉路接轨以外，再展延到桂越国境，接越南铁路，可利用海防海口，运输抗战物资与一般商品。展延部分为三段，自桂林至柳州称桂柳段，自柳州至南宁称柳南段，自南宁至镇南关称南镇段。我奉派为南镇段工程处处长兼总工程师。

7.筹筑天成铁路

凌鸿勋民国29年3月，我带着家眷由重庆到成都，这是我头一次到成都。从敌机天天轰炸的柳州来到没有战争气氛的成都，生活上觉得有很大的变动。我在广西时薪水打六折，到四川以后没有打折，仍领一个月600块钱的薪水，生活很过得去。天成线路工程局在成都市内租了一间民房当办公厅，眷属就住在办公厅的后座。

天成铁路在计划上是中国西部的南北干线，由成都到天水，接通西北和长江上游。这条铁路原来计划系自成都筑到宝鸡，但途经秦岭部分工程艰难，加以日寇常在河南骚扰，惟恐宝鸡受到威胁，最后决定由成都筑到天水，途经绵阳、广元和徽县，全长770千米。此段地形复杂，我们一到便先做航空测量。

天成铁路局在广元设立测量总队，给予刘宝善副总工程师和测量队长的名义，让他领导6个测量分队的工作。我们计划只要一年的时间便可做完定线和估计。这条路的难工在广元以北的嘉陵江上游，须要细细施测。

抗战几年下来，政府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在西南方面，西北方面难以兼顾，所以天成铁路仅作测量工作而已。中央为鼓舞路工人员的士气和避免专门人才的走散，又命令我们兼测川康的路线，由成都经雅安到康定。后来我们又自成都测到西昌。

那时四川省主席是贺国光，绥靖主任是邓锡侯，由南京迁来的金陵大学校长是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是吴贻芳，这些人都在成都，和我都很熟悉。同时银行界交通界还有不少旧人在成都，时有往返。战争气氛还没有到成都之前，我们过了一段短期的安静生活。

随着战事的进展，四川开始受到轰炸。民国29年5月以后，连天百架以上的敌机飞来重庆轰炸，偶尔也到成都来，从此成都不能安逸了。成都是平原，无处可避空袭，铁路工程局乃在成都西门外的抚琴台下筑一防空洞，空袭时可以避难，兼可存放重要器材。抚琴台据说是诸葛亮弹琴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挖防空洞时，发现地下有很坚固的石廓。后来中央研究院知道了，派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来继续发掘，才知道这是五代蜀王王建的古墓。后来省政府派人将掘出的东西展出，供各界观览。

这年8月，我没有事，儿女也放假了，我们就进行了一次峨嵋山旅行。先坐车到嘉定，看看武汉大学。那时工学院院长邵逸周是我的老朋友，那里还有我的门生马君师亮、杨君光乾、丁君人鲲等。在嘉定住在一个小旅馆，碰巧半夜遇到警报，旅馆主人要我们离开旅馆，说奉命一有警报，旅馆全部的客人都要疏散。我们刚到几个钟头，嘉定的环境一点也不清楚，半夜离开旅馆，走哪里去呢？于是跟大家乱走，走到大渡河，就在河边停了一下，幸亏没有事。第二天与杨丁诸生过大渡河，游览乌尤山、大佛寺、苏公楼。次日与家人渡青衣江，到峨嵋县。从峨嵋县城上山，我们雇了几部滑竿，经过龙门洞、清音阁、洪椿坪，这些地方都很陡。在山路上看到大批的猴子啸聚而来，向客人要东西吃，摸客人的口袋，非常好玩。经过长寿坡、攒天坡、大乘寺、阎王坡，一直跑到顶上，叫金顶。在金顶我们用气压表测得高度是海拔3300多米。那是8月的时侯，在成都还热得很，但在金顶要烧炭才能取暖。我们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山，经过华严顶、万年寺、大峨寺、雷音寺、伏虎寺等，才回到峨嵋县城。时值青衣江水涨，汽车不能过去，呆了好几天，钱用完了，打电话回成都求援接济，才得回去。9月中，我由天水坐车沿川陕公路到广元。广元在嘉陵江边，此地八九月是雨季，江水大，不能过渡。在此住了几天，继续往北走。经过沔县，到褒城。褒城是个很小的地方，据说周幽王妃子褒姒在此出生。再沿北栈道到留坝，过庙台子。庙台子道观的住持仍为8年前的老道士马含真。庙旁的大花园已租给中国旅行社作招待所。再过双石铺，转入到天水的公路，经徽县到天水。天水是天成路的终点，也是天成路和陇海路交接的地方。我沿路和测量队商量路线，并比较路线。

11月，政府命张岳军先生为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营主任，谷正伦先生为甘肃省主席。张先生有意邀我当川省建设厅长，我对此没有兴趣，他去向委员长建议，委员长也说凌是交通界的人最好不要调动。

8.打通支线的修筑

刘景山打通支线是从京奉路打虎山站筑到通辽的支线，与南满路平行，这条支线在民国11年只由打虎山筑到八道壕煤矿运煤（29千米），民国17年8月又筑至新立屯（25千米），民国16年1月又通到彰武。常荫槐准备在一年内通到通辽，找我商量，我说：“你要干，要向老蒋提一声。”他说：“提一声就麻烦了，顶好修好再告诉他。”我一听，觉得东北人做事素来如此，京奉路有材料、有钱、有技术人员当然可以干，我鼓励他干。他找王华瑞商量办法，不给总工程师（英籍）知道，交由金咰卿负总责，铺上钢轨，其他的还未弄好就开车运送材料，日夜赶工，不到6个月筑好了，民国16年底通车，通车前常去报告老蒋，老蒋说：“你这不行，怕日本人要讲话。”常说：“已修成了。”老蒋也无可如何。后来日本人抗议，老蒋硬起来答复：“奉天方面的交通建设与你们无关，奉天西部需要这条铁路线。”

常荫槐有魄力，亦有计划，在东北他兼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完成沈海铁路、吉海铁路，计划自筑形成包围南满铁路及中东铁路的许多铁路网。如果他的计划完成，自可排斥日人、俄人在东北的特权。

9.修筑叙昆铁路、滇缅铁路

刘景山抗战初期，我们除了希望在广西可与安南联系外，同时希望从云南与缅甸交通，以输入战争物资，因此计划建筑由腊戍到昆明的滇缅铁路和由昆明到宜宾的叙昆铁路。

由于这两路除了一小段在四川外，都在云南境内，必须得到云南地方当局的赞同才可兴筑。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与中央格格不入，所以要龙云同意筑路通到省外是第一关。宋子文本来要亲赴昆明去交涉，我自告奋勇说：“我先去做说客，你去了谈不妥反而不好了。”我到了昆明，对龙云说：“云南应有前途的事业是采矿，但矿没有铁路不能开，靠汽车运输所费不赀，一定要有运输量大的铁路才可以采矿。反过来说在云南修铁路不能赚钱，因为客货运均少，一定要同时采矿，增加运费收入才可以赚钱。所以开发云南应该筑路、采矿双管齐下，但目前我国劳无余资拿来云南运用，只有借外资一途。”一番话把龙云说动了，答应借外资筑路探矿，讲好采取窄轨，我并说明筑路的前三五年矿还未开采，一定不能赚钱，以免后来失望。

我国内部既热切要建这两路，便要向英法接洽。滇缅铁路当然希望由英国出资，叙昆铁路则希望英法贷款。最初，由于南镇路进行顺利，英国汇丰银行对贷款颇感兴趣，但滇缅铁路由于仰光方面不赞成，只能由我国自筑。叙昆铁路英国亦自动放弃，由法方单独借款。民国27年8月，法银团会同中国建设银公司提出借款大纲及合同草案，至民国28年年底才正式订立合同，另定叙昆铁路矿产合作合同。有些人看了这两合同，不明底细，说：“不得了，法国人侵略到云南的路矿了。”其实路矿两方的主权均属我国，一切是企业合作，不至像从前借款筑路大权旁落于外人之手。

建设银公司在抗战前后为我国促成成渝铁路的合作与兴建合同，沪杭甫铁路展线的兴建合同与南宁路叙昆路的铁路借款合同，如果不是战争关系，不但这些路可以筑成，而且我国在国际债票市场上已打开出路——在伦敦出售的铁路债票销路好，票面百镑的债券由36磅涨到90镑。同时商办铁路若有成功的先例，其他各路，不难陆续兴筑，前途极为光明，可惜一切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甚可叹惜。现在法国银团组织仍在，可惜我们不会去运用它了。

修路也能救饥

（四）修路也能救饥

1.初在京奉路服务

王奉瑞我是王永江送出国留学的，回国时王永江早已退隐还乡了。我不愿在张作霖底下做事，便到北京见刘景山，希望他介绍一个合适的工作给我。刘景山说：“你那么爱国，留日学交通，东北正欠缺这种人才，你还是到东北去。”我还坚持原来意见，又不得结果。我回家过了一个多月，觉得读了多年的书，好不容易学了交通方面的专门知识，虽然家庭可供我温饱，不必急着找事做，但总应该替国家做点事，何况我是抱着满怀为国服务的心情回国的。因此我又找刘景山，刘景山说：“你不愿意在东北做事，就采取折衷的办法好了，我介绍你到京奉路，京奉路有一半在关外，有一半在关内，就在关内做事好了。”我考虑后答应了，刘景山便写信给京奉路局长常荫槐，常荫槐派我做“办事”（即特别科员），月支200现洋，我便开始在铁路界服务。

我到京奉路报到的那一天，就发现在路局做事的尽是一般洋奴。我报到后要领用品，看到领物表上全是英文，很不满，拿起笔写上中国毛笔字，管事的科长说：“写英文才可以。”我说：“领东西的表也不必送到处长（英国人）那里去，写中国毛笔字难道不可以吗？”那科长没办法，拿起笔把我的字划掉，改写了英文，才发给我。一到任我就看不惯这些洋奴，就和他们起了冲突。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局长向来是只拿高俸不管事，要管也无法管，就连最起码的科员也有外国人做靠山，一切操在外国处长、外国工程师手里，职员们等于是他们的差役。这些洋奴有中国固有的“服从的美德”，做事能力也超过他们所侍奉的外国人，只是路子不对，充其量当人奴隶，不能对国家有所裨益。我想到东北铁路操在俄人日人手里，而京奉路又操在英人手里，其他像陇海路、正太路……也都受外人操纵，交通命脉都由外人支配，这还成什么国家？心中愤激得很，便找一个机会去见常荫槐，开始和洋人直接冲突起来。

说起来也有趣，有一个洋处长告我一状，无异替我找机会去见常荫槐，我一见了他，滔滔不绝把我反对洋人操纵一切的理由讲来，被告变成原告。常听得很有兴趣，他说：“我明白了，明白了，你好好做。”我觉得常还不错，不久又去见他，说：“我不是来找饭吃的，我希望对国家有点贡献，现在我想每星期给你写一封信，贡献一些意见，你看了就把信毁了，我的建议好，便当做你的意见去做，我的建议若有不妥当，就不做，一切由你决定，只是不要把信保留下来，因为我的职位低，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向你建议。”常很表赞许。以后我每星期五一定投出一封信，他星期六收到，星期日可以考虑我的建议，到星期一就有新的命令发表，大家都很纳罕，只有我暗地里笑笑，知道一切都是我出的主意。不久常荫槐升我做科长，我更积极地推动改革工作。

京奉路大权操在英国人，在京奉路做事的中国人并不是要具备“懂得交通”、“懂得铁路”的条件，而是只要通英文，路政的腐败简直难于令人置信。就以最简单的售票、查票来说吧，有些在中小站买票上车的旅客，沿途不知要受查票员多少的麻烦，每到一站吵你一次，你刚想打盹，他来了，气势汹汹地喊：“喂！查票！”你如果不买票上车，车童就吩咐你不要买票，你给现洋好了，查票员一来，就先有人招呼，一路上没人惊动你。外国稽查上车总是先到饭车上，把外套一脱，挂在一边，叫一些东西吃，立即有人放了钱进去，他查也不查转到卧车中去休息，车上的人员，拿了钱就在饭车上用碗分赃。客运如此，货运作弊更烈，铁路人员得贿私通，不胜枚举。诸如此类的弊端早有风闻，我当了科长以后，特别不动声色坐一次车看看，回到北京筹思对策。我想办法向天津甲种商业学校要了一批学生，每人月支50元，要他们每人坐一次列车，专看查票情形，发现弊端，记下查票员号码，到下一大站即下车直接打电话给我。譬如在唐山前一站发现，到唐山即下车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即以电话通知山海关站，派人上车接替作弊的查票员，将他开除并交由路警扣押审问，吃上官司。当时要担任查票员这种职业不太容易，经过我开除几个以后，谁也不敢再冒险作弊。对私运货物我也同样派人暗查，查出也立即开除、扣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把这两大弊端整顿过来了。这种路政改革只要主持者站得正，方法好，收效太快了，本来京奉路时常闹亏空，经过这一整顿，收入激增，转亏为盈。

其次，交通事业应该对国家社会有特别的贡献，并不能只视为营利的企业。因此除了整顿路政外，我努力于利用京奉路来便利移民。

从前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移民到东北的困难艰苦已如前述，现在有了火车轮船，当然对移民有相当的便利，移民人数有显著的增加。我在京奉路服务期间，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对移民到东北是颇为鼓励，京奉路有所谓“难民列车”，廉价装运难民到关外去，照理“移民东北”应该不成问题了。可是我很快地发现这种难民列车对于难民不只不优待而且是虐待。搭这种车自天津到奉天每人五元，路局随便挑一列铁棚车，先开到唐山，碰到客货运多一点，便在唐山停一两天，大站如此，中小站也每站必停，而且停得很久，这样一站一站的耽搁，要六七天才到奉天，还不如花十元买一张票一下子到奉天好。更坏的是有些带了妇孺孩童，查票员一上去，勒索他们，要三元两元，难民实在不胜其扰。再说铁棚车设备极差，没有厕所，天既冷，人又挤，每到一站男的挤下来随地大小便，女的受礼数束缚不敢随地便溺，便拉在裤子里。天寒时，冻得不得了，身体差的就冻死在车上了。还有挤下车的就蹲在车轮间空隙便溺，他们没有经验，这种车说停就停两三个钟头，说走就走，也不对他们特别定下开车信号，结果车一动，有的来不及上车，有的就压死在轮下，既没有人管，又没入向上面报，报纸更不会刊载，像这样连牲畜都不如，怎能算优待难民呢？

我针对以上弊端，向常荫槐说：“难民专车是以运货方式来运人，价格太高了，等于靠难民发财，乘这种车的太苦太危险了，他们到东北开荒是求生，不能让他们去求死，应该改善。”我建议几点：

（1）难民专车直开关外，中小站不停——等于快车。

（2）到大站停，停的时间长一点（使乘客有足够的时间下车装开水、上厕所）。

（3）开车时摇铃，乘客都上了车，才开车。

（4）票价每人三元，妇孺孩童一律免票。

常荫槐觉得问题太大，自己不决定，批交底下的人核办，当然被否决了。我看循正途行不通，便直接找《大公报》的总主笔张季鸾，把难民列车的种种弊端告诉他，把资料供给他。张先生太高兴了，说：“小老弟，我很佩服你，我们明天社论就出来了。”第二天社论题目赫然是《以运猪方式运人》，攻击京奉路靠难民专车发财。常荫槐果然受不住了，立即找我，要照我的办法试办。我兴高采烈地为难民特别准备好专车，由天津直开唐山、山海关，终点可到奉天，可到通辽。有些反对我的说：“妇孺免票，凭什么证据证明他们的关系？”我说：“要什么证据？他在天津街上随便拉一个女人，只要那女人愿意跟他也可以。”我的深意是东北地广人稀，而地位太重要了，日俄虎视眈眈，国防很成问题，如果人去多了，问题就少一点。而且最早去的移民妇女太少，很多没有家庭牵累的当起土匪来，所以妇女移居东北是多多益善。那些人还说：“你这家伙是搞铁路的？”我说：“我搞的是高级的铁路学。”

为了使难民更为方便，我拿了一百现洋，号召志同道合的人捐一笔款，在天津车站边搭大棚子和厕所，供给茶水。难民从津浦路涌来，我们接待他们在棚子内休息、喝茶，并且向他们说明新的改革，买票上车后永不再查票了，如果查票的来勒索是犯法的，不要理他。这一来难民专车办得很成功，而且路局方面也没有因此而蚀本，后来津满路也减价了，真是大快人心。

我利用《大公报》社论来促成难民列车的改革是我很满意的事，在这之前我与张季鸾先生已有接触，民国16年我写《营口筑港刍议》一文刊登于《大公报》，轰动一时，很多人以为我是这方面权威的专家，张季鸾很赏识我。关于东北的筑港与筑路确是排斥俄日建设东北的大计划，王永江本想完全利用本国的力量建筑奉（沈阳）海（海龙）、吉（永吉）海（海龙）路，民国16年9月奉海路完工通车营业，吉海路迟到民国16年6月才在吉林省城举行开工典礼。此外打（打虎山）通（通辽）路在民国16年1月修到彰武，我对常荫槐说：“你今日有机会建路，就要赶紧做，京奉路有余款并且有人可以运用，不要等有千万时才修，有几十万元能修几里就修几里，现在不修，永远不能修，要修，就立即开始。”常荫槐颇以为然，而在东北修路最大的障碍是日本人，日本人对奉海、吉海早思染指，当工款不够时一再提出贷款给我们，以此试探，路筑好后又要借车皮给我们。张作霖不懂，而王永江知道贷款后就得接受他们的条件，受他们控制，还是等于替日本人筑的，坚决拒绝了。我们修筑打通路是用京奉路的钱修的，并且不要英国工程师过问共事。常荫槐接受我的建议，加紧推动，一天修通一里，还没全修好，铺上铁轨就用机车运材料。日本公使向张作霖抗议，张下令“停工”，公事送到常荫槐桌上，常在上面批了“昼夜加工”，就这样到了民国16年年底把路筑到通辽了。这与南满路平行的打通路就是在常荫槐的这种独特的作风下筑成了。通车前我兴冲冲地写了送报馆的“通告”，常荫槐批了“存”字，有人对我说：“日本人在抗议，你还想登广告。”打通路就在没有正式宣布没有广告下通车了。民国16年年底，我又向常荫槐建议筑港的事，后来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作成决议，再由交通部通过，开始在营口及葫芦岛筑港。

常荫槐对我信任有加，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由“办事”，“副科长”，“科长”升到“车务处副处长”，处长是英国人。我的前任是陈清文，陈清文不是学铁路的，只是英文很好，对任何处长签过的意见都闭起眼睛签字，一切以英国人的意见为意见。我做了副处长后，则反其道而行，自己逐一批阅上千的铁路公事，我对处长说：“中国的情形我比你了解得多，有大事我才问你。”那60多岁的老处长很了解我，我不作弊，自己站得稳，他也不能驳斥我什么。到后来，不只对我所签的公事不加干涉，连大事件也来问我的意见，这是我在京奉路从一般洋奴只知惟命是从的局面中争取过来，使我国职员有了自主权，不仅是备位而已。当然背后有常荫槐在支持我，他有魄力，敢作敢为，是一个人才，可惜他死得太早，也死得太冤了。

2.服务于正太路

王奉瑞我在民国21年招待国联调查团告一段落后被调到铁道部服务，不久又派我到正太路去。清光绪28年（1902），我国与华俄道胜银行的正太路借款合同上规定30年的经理行车时期，此路实际上操诸法国银行界。光绪30年，华俄银行正式将合同让渡与法国巴黎银公司，债权亦归于法。我国按年付清借款本息，是以民国21年合同期满，我国照合同接收正太路，铁道部派王懋功、朱华等五个人去接收，王、朱分任正副局长，我接车务处处长。

我接收时特别注意法国人留下的资料，法国人每年出版一本年报，我都一一翻阅，先看最近一年，再往前溯。我从统计数字中发现山西河北间有周期性的水患和丰年，每四年有一次水患，有一次丰年，我们接收这年恰逢水患，明年应是丰年，照理遇到灾患，要由外运输粮食进来，铁路货运额应该提高，但我看收入并没有因此增加，河北粮食并不因山西缺粮而从正太路入山西，再研究一下明白了，运费太高。

接收后我特别搭铁路汽油车视察全线，发现阳泉、平定一带产煤产铁，制造农具极多，平定的瓷器著称于世，称为“定窑”。但无论农具与瓷器都没有从正太路大量运销到外地去，其原因亦系运费太高。

回到石家庄召集事务处重要职员研究运费问题，我主张运费降低。此外认为运费降低后货运必增，行车便要加密，因此对员工待遇应加调整，以前对押货员在零下天气中加班工作并不给加班费，我主张增加出差费，并免费供给羊皮帽、羊皮袄以御严寒。职员做好预算送给我批，我把出差费加了一倍，连同减价数字送上去。法国总稽查向局长说：“这事不行，王某人爱好看，一定要蚀本。”我说：“我不是好虚荣，服务第一，薄利多销，不但不蚀本，还要多赚钱。”他们认为运费既降低，支出又增加，当然不相信，我便写信给铁道部部长顾孟余，顾批了“特准”两字，就这样把我的建议付之实行，果然营业情况一下子改变过来。不久，我又发现太原附近贫瘠的乡区到处有石膏原料，而我国最大石膏公司在塘沽，这公司完全向外国采购原料，我便觉得太原出产石膏原料，从正太经平汉路再转北宁路运到塘沽，运费若低于由外国装船运费，塘沽石膏公司便可采用国内原料。现在正太、北宁路运费都降低了，而平汉路仍太高，还是不行，于是透过关系请平汉路对石膏运输减价，接洽好了，石膏公司立即用山西石膏原料，外国原料再也进不来了，节省外汇不少。过了一年，我去产原料的地区一看，一切都改观了，已经修了一列新的房子，我益信办理交通事业的人，只要处处为国计民生着想，不只影响到工商业，对一般人民生活也大有帮助。

我在正太路干了一年左右，山西商人太高兴了，对我十分敬重，因为他们要求什么，我总尽量满足他们。譬如他们希望开夜车，我照办了，而他们送礼给我，我都拒收，他们称呼我“洋处长”。实际上在正太路的法国人员要礼物更凶，山西商人说：“他们遇洋节日（圣诞节）要收礼，过中国节日（过年、五月节、中秋节）也要收礼，而且要看礼物重不重，不重的还不收。”说我是“洋处长”不是指“不收礼”方面，而是指我在办事方面不像一般国人的因循敷衍。那时阎锡山在山西对中央派去的人很客气，对我也很好，所以在正太路工作颇为愉快。

民国22年，正太路举行接收周年纪念会，各方面对正太路均有佳评，山西省商会会长情不自禁地说：“去年今日接收时，我们也参加庆祝会，但那和今天参加接收周年纪念会的心情不同。老实说，去年我们心理上是害怕的，胶济路我们一接就坏了，今天我们庆祝接收周年，才是真庆祝，现在正太路是运价低廉，便利商民。”这个纪念会在愉快中结束，但到了那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件使山西两局担忧的命令，就是要我调职北宁路，接我任的竟是合同期满前的法国处长，这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搞的，铁道部又向法国借了款，条件之一是正太路法国处长回任。顾孟余、曾仲鸣同是汪精卫系统的要角，但两人有天渊之别，顾的清廉、有立场、守原则，除了王永江之外无人能比了，而曾仲鸣胡搞乱来，后来监委刘侯武即为正太路法国处长的回任而弹劾铁道部。

我回到北宁路时，局长是殷同，顾孟余要我帮殷同对付日本人。那时北宁路局长以对付日本人最为棘手了，殷同的后任是陈觉生，陈对日本人可谓委屈求全，但亦不能讨好所有日本人。日本人也一样有很多派系，不可能讨好所有的派系。有一次他到一间日本料理店吃饭，第二天就死了。殷同也不能不敷衍日本人，连北宁路各站站名牌子都加上日本字，其实到中国的日本人那一个不懂得中国字——特别是站名。日本人太可恶了，得寸进尺，塘沽协定后成立冀东特别区，并没有使中日双方得到缓冲，日人不断在平津生事，连租界也不例外。北宁路有个卫生科长是陈立夫的人，有一次陈立夫到北平，那科长要见他，回天津路过租界，突然一个人坐在三轮车上拿手枪把那科长射杀，扬长而去，无人过问此事，日本鬼子的残忍霸道至此，令人发指。在这种情况下，在华北做事的人，负责任的人，都得敷衍日本人，连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亦不得不如此，我们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我回到北宁路不久，日本人就派人找上门了，他们说：“你是满洲人，理应回满洲，只要你回去，给你做交通大臣或经济大臣都可以。”我的家属在九一八事变时包了专车进关了，日本人当然无法以此威胁我。但不久他们又来说：“你回去，你的家产全部发还，你可做锦州省长。”我知道日本人的一大套，不答应做汉奸就等于反他们，将来总要耍耍花样对付我，北宁路的事怕不能干了，便写信给顾孟余要求调职，顾再把我调回正太路。

我在民国22年曾南下到过上海，其时新亚酒店刚落成两星期左右，我住在里面。有一天我到楼下餐厅吃饭，看到交通界的王新章、文人江亢虎，名记者李某（广东籍）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吃饭，他们招呼我过去，特别为我介绍那美国人。那美国人听到我是东北人就说：“王先生，你对东北能否收回有什么看法？”我说：“毫无疑问的一定能收回。”他说：“能吗？”我说：“我们信心不动摇。”他说：“你看要多久才可收回？”我讲：“总在十年或者十几年间，我们要有办法，还可以提早。”他冷笑了一下，态度很怀疑，江亢虎也不相信，只有那记者服我的话。那美国人说：“王先生，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念，你们中国只有这点点力量，你们能把他们打出去吗？”我说：“东北是中国求生存的战略政略重地，价值太高了，中国一定想尽办法，或者外交，或者国际协调去争东北，再说我们不收回东北，他们要继续侵占我们，总有解决的一天的。”饭后江亢虎说：“王先生，明天能否烦你来庙里（按江亢虎吃素，住在上海某庙里）谈谈。”翌日我依约去了，自早上谈到晚上，在他那里吃午餐和晚餐，最后他说：“照王先生所说的，我现在所写的书有许多要改正了。王先生你这意见非写出来不可，我可以帮忙。”我说：“第一，我没时间，第二，写出来了与当前局面发生冲突，不能写。”当时中央表面上亦谈妥协。其实江亢虎并没接受我的观点，他还是抱失败主义，后来还做了汉奸。

我调回正太路一年多，到民国24年我经人介绍与陈尔琪女士结婚，她是广东顺德人，我特地到香港举行婚礼，再一起回北方去。

九一八事变对我国刺激太大，影响太深了，全国上下均有同仇敌忾之心，各方面都在公开地或秘密地准备抗日，改革旧习气，埋头新建设。在铁道方面，九一八以前我们北宁路的扫除贪污是首开记录的，九一八以后，许多员工不能安于其位，分散到其他各路去，也促进了许多路的改革，例如周贤颂带了我用的一些人去沪杭路，用我的办法改革了沪杭路，我的一个帮办谭耀祖到粤汉路当处长，也影响了粤汉路的改进。我到正太路更是影响极大。我们总希望能对国家有些贡献，增加抗日力量，而中央表面上虽讲妥协，实际上也确具抗日决心，只是国内尚有心腹大患，不能轻易启衅。

民国26年夏，山西各铁路均已修建竣工，我主张平绥、同蒲与正太路采取联运以利交通。阎锡山很保守，不大肯采纳，我则极力推动，先视察各路，再商请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原则上三路联运不成问题。7月7日这一天，刚好把正太与同蒲如何衔接的办法讨论完毕，不幸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双方不宣而战，我们的联运计划只好用来作军事运输。

3.掌理西北驿运与陇海路

王奉瑞我回到交通岗位之初，身兼三职，除了上述两处长外又兼行政院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与抢购沦陷区物资的运输有关。关于西北驿运处是新设立的交通机构，其他各地也同时设立此种机构。我国古代本有良好的驿运制度，至清末废了。抗日军兴为了军运粮运发生颇多问题，尤其在没有铁路公路地区，常常就地拉夫，极其扰民，因此有人建议设立驿运处统筹运输。我就职后找了一些人帮我先组织好再推动工作。我决定工作的大方针，我不肯像其他机构有了事就往下推，给县长下命令要他办什么，而县长还是要找老百姓做的，这就失去了设驿运处的意义了。我做过县长，深悉民隐，了解这样办一定有不少流弊。我的办法是先调查各县的运输能力，包括汽车、骡马等加以登记，有了军运，照所登记的加以征用，负责运输路程以本县为限，运输后酌给酬报。费了不少力量办通了，运了几次，建立了信誉，民间有极佳的舆评，发生了很大的效果，河南、甘肃许多车马特来登记。后来各省的驿运处常因产生弊端被控，我则始终无事。民国30年夏，熊斌继蒋鼎文当陕西省主席，我为了工作太紧，辞驿运处长职，熊斌特别来处巡视，他说：“驿运处是个不相干的机构（意指在省政中不占最重要位置），办得这么好，会计清楚，文书档案有条不紊……”不许我辞，我因陇海路工作很重，非辞不可，他没办法说：“你要辞可以，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底下的人一个也不要动，我只派一个人来接，一切萧规曹随。”后来他果然派一姓栾的来接任，我也不把底下的人都带走，很少更动。

陇海路是我国最复杂的铁路之一，民国21年钱宗泽任局长，努力经营，但他不懂交通，又没树立健全的人事制度，派系林立，弊端丛生，谁也办不了事。后来钱局长参加重庆歌乐山会议，一病不起，陆福廷接任，陆更无法控制，情况更糟。局长是路局负责人，但多半负对外责任，是政治性的，对内技术性的负责人是处长，我担任的车务处长是对内最重要的职位，同时还兼任同官煤矿理事长兼总经理。抗战后陇海东段的的煤矿陷敌，民国28年，特别开采同官煤矿，又从咸阳建了一条172千米的支线通到同官，以此矿维持陇海西段行车燃料。这煤矿没设董事长，以理事长负责，我又兼总经理，等于我负全责。我不是陇海路的老人，突然到陇海路来担任要职，他们当然不满，说我是“外路的”。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就开诚布公说：“你们说我是叫外路的，不错，从前我不在陇海路做事，但我是中华民国铁路界中的一个职员，我没有家、没有派，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家、我的派，全国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派系，希望大家了解我。现在是抗战时期，陇海路正负起比平时更大更坚苦的任务，以前派系之间的旧帐不要算了，大家忠于职守，忠于国家。特别声明一点，我处理我份内的事务一定尽量公平、合理，在一件事未决定前，你们有什么好意见，尽量提出来，我有错一定改，一定从善如流，但是既经决定的事，一定要求大家办到。”当然这些话不能把陇海路风气给扭转过来的，陇海路中有所谓四大金刚，舞弊营私，私运煤在万吨以上，无人敢动他们。我接任不久，有一段长又私运煤作弊，我一查出，抓住证据，立即下令把煤扣留充公，命路警逮捕该段长送局，并将此事送往《中央日报》登出来。这段长在陇海路30年了，势力很大，副局长及全路各要员都替他讲话，交通部主任秘书打电话给陆局长要求放人，我对陆局长说：“先准我辞职再放他，在我的记录中不能有这种记录。”陆也不敢准我辞职。这段长与何竟武有点关系，有一天何打电话对我说：“那段长的太太到我家跪下哀求，要我想办法，我说：‘王某人办得不错，不过我去求王某人介绍你先生到别的单位去工作。’”我只要这段长离开陇海路，就写信介绍他到西北公路局去工作，结束了此案，此后我的工作很顺利，犯案的就送法院，一共送了三四百人，对贪污的人多少有点警惕，但全面改革还是不可能的。有一次一个陕西监察委员提案弹劾陇海路，有一句形容陇海路的腐败是这样的：“过去国营事业以招商局为最腐败，而现在陇海路比招商局更腐败。”把陇海路攻击得体无完肤。此案由监察院转行政院再转交通部，交通部派员调查，陇海路人员大为震动，陆局长召集高级人员谈话，暗示要辞职，各处长也说只好辞职，我一句话也不说。陆局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认为我们没权辞职，应该等待处分，我希望局长命令各处坦白申诉，有罪认罪，无罪解释，坦诚对付，那有人家一弹劾，我们就辞职了事。”只有我敢这样说，我所作的既不“内疚神明”又不“外惭清议”，所以我回到本处对副处长吩咐“列表据实申报”，有错的坦然承认，对我们为肃清贪污送三四百人进法院的事实也报上去，并说明，我们对军运民运的贡献，我要副处长在家里专心处理这事，做好了我加以修正留了副本，把正本送陆局长。陆局长因为其他各处都没这样做，没把我的资料送上去，监察院还一直在质问中。后来有一交通部次长要见蒋委员长找我要资料，我把我们如何改正积习整肃贪污，以及对军运民运的贡献一谈，结论是承认有积弊，且积弊已深，完全肃清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保证在努力使积弊由多而少，由大而小，并列举事实为证。他说：“有这么好的材料为什么不送监察院？”他拿去答复监察院，才把弹劾案消了。

虽然陇海路积弊重重，但在抗战期间它的贡献的确很大，军人、粮饷、弹药源源不断从后方向前方输送，难民、伤兵等朝相反方面运回来。有一年河南发生天灾，我们全力应付，在兵荒马乱中，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运了900万担粮到河南，河南建设厅长特打电报致谢，灾区百姓更为感激。最为难得者是所有的运输都是在死亡边缘上冒险进行，就拿潼关以西到宝鸡来说吧，大体上没什么危险可准时通行无阻，但敌人可从天上来，几架飞机，常常把路局人员弄得手忙脚乱。当然，最感棘手的还是“闯关列车”的通行。自潼关往东闯的车不只天上有突然而来的敌机，尤其在陕县到潼关这一段铁路紧靠南岸，而北岸敌人的大炮正对准铁路，有列车通过就轰。我们只能利用晚上通车，敌人盲目射击，减轻我们的损失。不过车被命中，乘客及路局人员时有伤亡，但我们仍坚持到豫西失陷才停止闯关。

陇海路的“闯关列车”与“潼关的固守”同为抗战中的奇迹。潼关为晋陕豫三省要冲，关城背负峭壁，俯瞰黄河，北与凤陵渡隔河对峙，陇海路系由关城另凿通道通过，奇险无比，抗战八年，日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威尔基与顾维钧曾来游关参观，看到地面上所有民房及军事设备无不遭受来自凤陵渡日炮的摧毁，潼关全城及其周围没有一尺没遭炮击的，但古代所建筑的地?道安然无恙，对我国历史上的军事要塞赞不绝口。此外，民房既毁，且随时有受炮击危险，照理平民应绝迹，但当地民众仍在废墟上艰苦地生活下去。又看到“闯关列车”不间断的通行，对我们民族的坚韧性有深刻的印象，不敢轻视。我们有好的表现不只友人由衷赞誉，就是敌人也表惊异，有些日本俘虏经过潼关，亦认为奇迹。战争期间不只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建立了丰功伟绩，就是民众、铁路员工及其他职务的人员亦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演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史剧，有的在默默无闻中为国家做最艰难的事，有的轰轰烈烈地悲壮牺牲了，然而他们对国家的贡献都是不能磨灭的。陇海路在黑暗面固多积弊，但在光明面上那些日夜在日本炸弹炮火威胁下的列车长、司机、车务人员，那些已逝去的或尚存人间的同事们，是可钦敬的，他们的贡献足可掩盖了陇海路的黑暗面了。

4.中东路会办任上

刘景山民国9年11月中东路召开股东会，照续订合同选新董事及监察人，我方被选为董事的是宋小濂、王景春、颜世清、董士恩、何守仁五人，仍以宋小濂为督办，监察人是陈翰和我。次年5月，叶恭绰说：“你对中东路的事做了很多了，现在你去做会办兼技术监管部中国主任委员吧！”当时会办是一优缺，月支1500金卢布以上，而且公馆豪华，可以过得很舒服，但我是个朴实的人，不在乎这些，我是希望去东北多争回一些利权。合同固然续订好了，执行合同是另一难题，因此我乐于接受这任务，到东北去。此时内阁改组，张志潭继叶恭绰任交通总长，6月明令我任中东路会办，我即赴东北就职。

我到了哈尔滨，住在一栋大房子，有二楼，有花园，只是房子旧一点，中东路局长俄人渥斯脱罗郭夫知道我是不受贿赂的，但为了讨好我特别大修我的房子，连花草都重新栽过，我叫他不必花那么多钱，他还是不计工本大修特修。我渐渐发现中东路大权还是操在这渥局长手里，他最善于送礼，最擅长逢迎，态度卑鄙，但很能讨一些中国官僚的欢心。中东路督办宋小濂和一些董事受了他的影响，等于放手让他干一样，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连董事会也懒得参加。这时我已与地方当局取得联系，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拜了把，吴待我很好，很支持我，但有时我对他谈论改革中东路的大问题时，他反而劝我别操之过急，显然也受渥局长的影响。我要执行合同就要斗一斗诡计多端、卑鄙无耻的渥局长，而俄国人则想尽方法要使续订合同成为具文。

首先我遭遇的难题是“钱”的问题，俄国人说：“现在铁路是你们的了，有一笔钱筹不出来，你们要想办法。”这笔钱约300万两银子，我特地由哈尔滨回北京多想办法，有人建议我路过奉天时去见见张作霖，我见了张提到了钱，张竟毫不迟疑地讲：“没关系，你若筹不出来，我可拿出来。”绿林豪杰做事很有魄力，后来我筹了200万，张拿出100万来。这时我用了200多个华籍人员，我问他要不要荐人，我说：“大帅，你有没有人？”他说没有，后来又说：“不是没人，我们军人，对铁路是外行。”这种想法真是难能可贵。

其次，要执行合同增加我国人员极多，派出去当站长的多半不懂俄文，因此，每派一站长要加派一翻译人员，我便办了一所俄文补习班，短期内训练俄文人才，我自己也找了一个懂俄文的广东人刘泽荣做翻译，与俄国职员往来交涉便无问题了。

关于董事会，我竭力推动其他中国董事与会，宋小濂、颜世清、董士恩、何守仁和我五人，在董事会议中是占多数的，他们不参加会议等于放弃我们力争而得的权利，但他们即使与会了，也不发生大作用，有时在会议席上瞌睡起来了，所以后来一个新董事吉林才子成多禄特别做了一个联对给我对：“董董事，何董事，所董何事？”我没办法对出来。在这情形下我常决定一切，有时召开会议就在我住的地方召开。

我在中东路半年间除了与俄国人争外，也与日本人斗。此时日本对中东路也虎视眈眈，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兼管中东路，日本人就企图伸张其势力到北满到中东路来。现在协约国撤兵了，但技术监管会仍未撤，美国委员、日本委员仍在中东路。由于列强互相牵制，没有一国能替代俄国独占中东路大权，续订合同签订后，中国权力大增，但列强对中东路仍有发言权。日本人就常制造一些事件来打击中国，最令我们头痛的是“胡匪”问题。我到哈尔滨之初，很感惊奇的是哈尔滨市也有胡匪侵入骚扰，入夜以后常闻枪声，一问知道是胡匪滋事，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不久常有报告称胡匪侵入中东路界，劫掠俄人事件接连发生，俄国人抗议我方护路不力，我便找护路司令张焕相，要他加强护路行动。他说：“妙极了，要彻底防止胡匪，每千米要摆上五百人，现在全路一千多千米要摆上多少人？护路队顶多两千人，怎么办？”我看用武力防守的确不是办法，但路界内的俄人不能保障，不只俄人抗议，日本人也大作文章，认为中国兵力根本无力防护铁路，看这情势发展下，日本人很想插足进来，很想说动技术监管会准以日兵护路，而技术监管会会长美国委员斯梯温司（JohnFStevens，即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总工程师）当然不肯让日本力量扩及北满，问题就在我们能否解决胡匪骚扰的事实。我在没法可施下只好直接找胡匪谈判。幸而我?一同乡张鹤亭在哈尔滨开五金行，在当地很有势力，我特别去和他谈这问题，他说：“胡匪常来我店里买军火，我可以介绍你和他们谈谈。”不久由他安排在他家我和两胡匪头子见面，这两人一是河北人，一是山东人，我说：“现在日本人很想进入北满，在南满我们受日本人欺负得很厉害了，怎么可以让他们再进入北满？美国是我们的朋友，要帮我们阻止他们，但是日本人想法子鼓动一些人来骚扰铁路，你看，应该怎么办？用武力解决行不行？”那二匪首说：“用武力我们抵抗更大。”接着诉说他们为了生活也是不得已才做那抢劫的事。我说：“这样吧？大办法我没有，小办法是有的。你们两人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也是小股的。”我说：“每月我可津贴你们一点，希望你们在铁路界外去做买卖。”强盗倒有良心，说：“铁路界内我们抢的是俄国人，界外差不多是我们老百姓，我们不肯做。”我说：“你们尽量避免在路界内做案，你们拿了钱大概可以少做点生意了。”他们果然接受了，我每月津贴5000元，并要求他们拿出日本人策动胡匪的证物出来，以便予日本以反击。不久，他们便送来一张照片，这是日本人与七八个胡匪首领勾结后的合照，中间是胡匪，两旁是日本人，我立刻拿去给技术监管会会长斯梯温司看，他说：“这怎么得来的？”我说：“我从胡匪那边拿来的，我直接和他们谈过。”他说：“我可以质问日本代表。”日本代表也答复得很圆滑：“我们有浪人就像你们有胡匪一样，没办法，这些都是浪人干的。”话虽如此，但以后大概比较不敢公然来捣乱了，而拿了钱的胡匪的确不大做案了，无形中等于证明我国护路队有力维持路界治安，这些是我任职中东路时奋斗的一斑。

5.路政司长逸事

刘景山民国10年年底，我由哈尔滨返北京就路政司司长新职。我在交通界服务已历八载，我所努力的目标，第一是力图收回失去的利权，其次是发展交通沟通南北。关于前者，前面已多次述及，关于后者，我虽有一套理想，但当我试图去实行时颇感困难重重。

我感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一条大江把国家分而为二，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麦和杂粮，风俗习惯民性均有差异，造成南北的隔阂，要打破这隔阂才可消除国家统一的障碍！而打破这隔阂最好的方法是发展交通。因此我主张尽量发展南北交通，藉交通的力量使南北打成一片，惟有社会上的真正统一，政治统一才有根基。这是我从研究交通的出发点，而扩展到社会学的研究，这也是我的理想，然而过去办铁路的很少注意到这点。民国4、5年，我在交通部提了一个建议：“购买冷藏车运北方肉类南下。”我的理由是南方人若能吃到好的牛羊肉，可使南北在食物方面渐趋统一，南方人不吃牛肉并不是纯系“不食耕牛”的原因，而是没有好的牛肉吃。这建议好不容易通过了，买了20辆可以冷藏鲜肉两星期以上的冰冻车。

有了车，如何装运，如何推销，都是问题。我找了一些银行家，要他们投资在张家口设新式大屠宰场，又找上海的商人要他们负责转售。张家口好的食用牛羊不虞匮乏，上海庞大的人口市场销售无问题，一次可装运40吨，我计算双方成本、运费，保险他们准赚不赔。这件事前后搞了一年多，车也买来了，双方都接洽好了，开始装运，果然情况很好，不幸的是不到3个月，乱子出来了，沿途军阀把车扣了，他们看了这种车很好，扣了车把若干设备取掉，搬去作为办公甚至睡觉之用，张勋扣的最多，这是我实现理想最初受到的大挫折。

我接路政司长后权限大了，交通部部长处理的多属政策性的、对外交涉性的，至于实际上的、技术上的工作都由各司长负责。交通部名义上掌全国水陆交通邮电等事务，实际上邮电事业大权旁落在法国人手里，水路交通另有招商局负责，交通部能管的事只是铁路事业，因此路政司在交通部内的权责最大。一般主持交通业务的都只以经营商业铁路来经营国家铁路，我则素来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个，希望削低运价，便利货运，使物资交流，刺激工商发展，以及移民边疆，可惜在第一任司长任内，一由于政局不安，二由于任期太短，完全不能展布，很感遗憾。

在这任司长任内，值得一提的还是对外交涉方面，我希望尽可能地为国家争回一些失去的权益，增加中央对各铁路的控制权。这个时候，中东路还是在俄国人操纵中，南满路是日本的，北宁路是英国的，正太路是法国的，胶济路本是德国的，因欧战失败，由日本侵夺，交通部能掌权的铁路就不多了。对于正太路我帮着山西当局争到一个督办的职位，更由于华盛顿会议外交的成功，我国收回山东权利，我负接收胶济路的任务。

法国人对正太路严密控制，没有一个高级人员是我国人。后来阎锡山和叶恭绰谈起设法安插一个中国籍的督办进去，交通部和法国人交涉这件事，法国人当然拒绝了。正太路一个法国工程师L·拉博黎，平常和我很有往来，有甚么困难的问题，常请我帮他解决，渐渐地他很听我的话。而正太路有许多机械技工是天津人（按民初我国机械技工多半是天津、宁波、广州三地方的人），与我有同乡之谊，我又在交通部做事多年，所以也常联络，我说的话他们也很相信。这些工人常闹罢工，法国人对我国政府什么都不怕，就怕我国工人罢工，L·拉博黎常为这事来找我帮忙，我也常居中替他们疏解，替我国工人多争一点利益。当法国人拒绝我国派督办时恰好那些工人又在闹罢工，他们又有人来找我，我说：“法国人绝不会完全答应你们的要求，但是可以闹下去。”这次L·拉博黎又来了，我对他说：“添设一个督办，由我国人做，好对这些工人交涉。”他很感为难，我说：“没什么问题的，总公司替他盖一栋房子，每月给点钱就是了。”L·拉博黎这才答应了，后来由贾景德做督办，每月拿3万元，贾景德很是满意，交通部认为迫使法国人拿钱出来很是难得，而我觉得设一中国督办总算表示我国对正太路多一分影响力。

青岛及胶济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被日本强占，巴黎和会中我国因未能收回而拒绝签字，华盛顿会议议决由我国赎回。民国11年3月，政府派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王要我负责接收胶济路。3月18日交通部筹设“鲁案善后交通委员会”，我被任为委员，待中日胶济路沿线撤兵协定签字后，我即赴山东接收。很有趣的是这时德籍铁路员工尚未回国，集中等候遣送，当日人把他们交给我后，我上台演讲，由车务钱仲汝翻译，我想起民国初年被那车队长丢下行李的往事，就以此作为演讲题材，责备他们从前任意凌辱中国人，说明强者不应欺凌弱者，应该互助合作，彼此尊重，国际间才有真正的和平。最后我随便问一问那个欺负我的车队长是不是还在，请他出来见见面，德国人真是硬汉，竟站出来，我也不处罚他，只说他这样待人是不好的，不久我把他和所有德国人都遣送回国去。回想我在清末民初两度受辱于外人，十年间都能把气消了，对俄德掌握的中东、胶济路或争回大部分权益，或全部收回，感到无上的快慰。

我对于外国在我国修筑铁路不是完全采取反对态度的，这要看看所订的合同是否损及我国政治的利益，中国太需要铁路了，外国也很想在中国修铁路，然而大半是谋求独占政治的、经济的利益，这是我所反对的。有一次美国派了一个银行家史蒂文生（与一工程师同名）来华准备借款给中国，而尽量减少政治因素，着重于经济商业因素，这种商业铁路是我所赞同的，但叶恭绰不感兴趣，因为梁士诒国务总理根本反对，这时交通部的“交通协进会”开会讨论此事，梁士诒亲自参加并表示反对，许多人附和他，我大胆站起来讲了两次反对“反对意见”的话，认为美国国情不会大变，基本国策不会大变，借款建商业性的铁路而避免政治关系是我国求之不得的，可惜此事未得结果。

国事的杌陧不安是国人自建铁路重大障碍，漳厦铁路在清末仅建了一小段，民国以后工程即时作时辍，军阀政客据以为利，始终无法建好。直奉战前，菲律宾华侨组织“复兴福建会”，其中有一计划便是增资完成漳厦路，并延伸到龙岩，这一路两侧有煤有铁，是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该会派人到交通部来交涉，我负责和他们商议。他们照官场陋规送礼给我，我觉得利用侨资作交通建设是交通部求之不得的事，先要让他们对交通部有信心，岂能随便收礼，便拒绝接受，并声言一切不必拘礼，只谈正事，他们耳目一新，大为高兴，谈得很投机。我们共同推定五个福建人做代表负责主持机务、军务、会计、工程等事务，而以萨福均（萨镇冰之子）总其成。眼看这事已有点眉目，而直奉战起，我随即离开交通部。次年，孙传芳率兵入福建，菲侨遂观望不前，使得离开交通部的我也大感失望。

6.路工的进展

凌鸿勋株韶段的工程，因为工款有了着落，工作人员都兴奋起来，路工便由韶州往北进行。民国22年2月18日那天，我们铺轨到犁铺头站，距离韶州只不过7千米，广东省方面的人士非常兴奋，因为这条路自民国4年通车到韶州之后，18年来一直没有进展一站，现在总算往北铺了一站，也知道是全路大举进行的开始。广东当局看得很郑重，主张应该有一点举动来唤起社会的注意，因此那一天由广韶段的管理局预备了一列专车，邀请省府要人来韶州参加通车典礼。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省府委员许崇清、谢瀛洲，以及建设厅的技正兼广州市工务局长袁梦鸿等许多人都乘专车来参观。在韶州车站的通车典礼上，我就这条路展筑的情形和完成的计划作了报告，林主席和省府委员也讲了话。这当然是一个小题大作，不过也藉此唤起广东各界人士的注意，这条路已经真正往前推展了。典礼完毕以后，我们到犁铺头参观富国煤矿，这是乐昌附近一个比较有希望的煤矿。

3月9日，高廉村隧道完工。3月13日，我的第三个男孩崇励在广州出生，在此附带一记。

株韶段经过湖南、广东交界的南岭，需要开凿山洞。在粤汉路商办的时代，英国的工程师测量这一带要穿70个山洞，后来我们再派人仔细的测量，比较了好几条路线，改为17个隧道，完全用部订的标准。

我们全路动工以后，为了运输材料和人员往来方便起见，曾要求湖南省当局将省界的公路修筑，以便接通广东省的公路。民国23年1月，两省交界一段的公路接通了，对我们工程的进度有很大的方便。当时各省的公路实在以湖南省做得最好。

民国23年4月，衡阳车站落成了。到了8月间，我们的工程局也搬进去了，并装置一个小电灯厂，不致于夜间点蜡烛画图了。为了将来站长段长等行车职员的居住，我们把住宅先盖好了。住宅分成三种，甲种是较好的，盖了两栋，每栋花8000块钱，在工程时期我住其中一栋；乙种是次一等的，每栋6000块钱；丙种是双拼成的，每栋8000块钱，可住两家人。

造这段铁路动用的工人数目最多的时候，曾经到达18万人，我们就照了一些活动的影片。从前照活动影片不像现在这么容易，须特地从上海找人带材料来，总算照了一套。这套影片曾经在广州、上海和南京放映过，铁道部和外交部的人看了，都认为这套影片对内对外都有宣传的价值，因此要我们把全套做成拷贝送到铁道部。

民国23年8月以后，我应邀到杭州审查钱塘江大桥的工程蓝图。这座铁桥是为了联络沪杭甬铁路和浙赣铁路，由茅以升和罗英二人联合设计，公开招标后，找几个专家去审查，我也是被邀者之一，所以到杭州去了一次，和他们研究决定。

株韶段工程为了赶工，所以同时从南北两端一起动工。外洋来的材料分别北自汉口达到株洲。南自广州运到韶州，然后分别运到工地施工。因南北政治上的隔阂，某方面表示我们在粤境筑路太快了，恐怕对时局不便。因此要求我，南北铁路暂时作到广东和湖南边境的一座隧道的两边为止，等到两边铁轨都铺齐了，一下子打开隧道接轨。我觉得这个要求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把我们的工程计划都搅乱了，很不方便，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去向军事机关解释，得到他们的谅解，仍按预定计划在太平里接轨。

民国23年12月全国的铁路员工捐钱买飞机献给国家。捐款共得92万元，买了11架飞机，由政府代表接受。献机和命名典礼在南京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当时我碰巧在南京，被推为代表作铁路一号飞机的揭幕人。

民国23年年底我由汉口往北到郑州，转乘陇海铁路的特别快车往西去，看看陇海路西段做得怎么样。其时特别快车只到潼关为止，我由潼关换上普通快车再往西去，这是一条刚刚完工的路，沿线的各个车站都还正在建筑。经过渭南一站，看到车站前棉花包堆积如山，总有万吨以上，这是准备用火车运出去的。这时候渭南站的营运收入是陇海铁路的第一位。到了西安，西安车站也在动工了，车站建筑是宫殿式的，地点正是我往年所选定的，而且城墙也开了一个门，由城门到大雁塔开了一条路。之后，我坐摇车去看坝河桥和浐河桥。那时候李仪祉先生是陕西省水利局长，刘景山先生负责代表宋子文先生主持的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西北有许多经济和交通的计划待做。后来我曾一度和刘景山先生共处过一段时间。

民国24年3月间，我曾与一位李工程师去韶州看工，趁便游览南华寺。我们在马坝站下车，步行不远便到南华寺，南华寺位于曹溪，禅宗六祖慧能曾在那里卓锡，是很有名的佛教圣地，供有六祖的真身。和尚们曾拿出六祖的衣钵和遗物给我们看。那时南华寺的主持是虚云和尚，刚刚出游到福建去了，代他主持的是四川人定沛和尚。

同年3月，我陪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颜德庆先生沿路视察路工。颜先生是工程界的前辈，他那时担任交通部的技正兼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我和南段管理局的李局长自广州出发，陪着他到乐昌，换上摇车沿线往北参观各大工程。到了衡阳以后，颜先生很了解我们工程的进度和我们所缺工款的问题，因此就和他商洽如何拨工款，使工程更能迅速推进。

民国24年3月的时候，从乐昌往北已经铺了几十千米的轨道，并且在工程车上附带营业。工程车本是来运送材料的，后来有人上去坐车，人数不少，路程也不短，所以我们就做附带的营业，出售临时车票，以示限制。同时自株洲以南和衡阳以南的两段也在工程车上附带营业。衡阳的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株洲南下的轨道或从乐昌北来的轨道都还没到衡阳，而衡阳这一段有车辆可行呢？因为衡阳在湘江旁边，我们从北段借了几个机车，用船由长沙一路运到衡阳上岸，这头有了车辆，什么都容易了。既然株韶段开始行车，有关机务的事情，就设了一个机务课管理，请工程师茅以新（茅以升的兄弟）当课长。后来又添了车务段，设了运输课，办理军务营业的事情。

车务既然开始，我们也需要车务的人员。在长江以北的铁路本来已经有很多车务人员，他们的观念都比较旧，而且风气也不太好，因此我们在长沙、衡阳和广州三地另招考车务建设的学员，考选高中毕业的优秀青年，从头训练起，省得旧路习气不好的人到新路来。那时我们考选了40个人，在衡阳给他们种种的训练。

为了培养工务与机务人才，我们从各大学挑选有关科系的应届毕业生来路上当实习生。当时从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洋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等校选了二三十个毕业生，我们一方面让他们实习，一方面预备将来给他们一个最好的服务机会。当时全国最大的铁路工程就是株韶段，这件事各大学都晓得，认为这段路将来大有前途，所以挑选最好的人给我们。同时我们用英庚款在英国订造了三十几辆机车和其他客货车，以备不久的将来派到本路使用。我们还特地派工程师许延辉到英国去监造机车和车辆，许延辉后来在台湾铁路局当机务处处长。

民国24年5月1日我离开衡阳往南视察工程，在省界一个叫梯子岭的地方碰到土匪。土匪把我们监工拉?了。幸亏他们不晓得我是什么人，没有把我带走。那几天这一带的工地都被土匪抢劫了。

民国24年6月，我开始参加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中央研究院是学术机构，已经开办了好几年，和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很得政府的重视。那时候蔡元培先生当院长，他想公开开设一个评议会，以推展研究院的业务，于是通函给各国立大学校长，投票选举第一届评议员30人，工程组（后来改称数理组）、生物组和人文组各10人，然后呈请国民政府聘任，任期三年。选举结果工程组选出三个人，我便是其中一个，其他二位是李君仪祉和唐君星海。那时候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是丁文江先生。这是我参加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开始。

民国25年年初，铁道部张嘉璈部长和罗文干先生要到粤汉路来视察，因此我在3月6日到汉口去接他们，其时他们已经到汉口了。后来就坐粤汉铁路湘鄂段的一列专车由长沙到渌口，转乘株韶段的专车到衡阳的来河桥看桥工，然后再到衡阳。同行的人有秘书杨君翼之、夏君漱芳及高君大经，都住在我们衡阳的家里。过了几天，由衡阳一路南下看工程。到了南段，南段备了一列专车送我们到广州。

其时浙江省正在造杭江铁路。杭江铁路是由浙江省政府、铁道部和银行合办的。由于款项有限，因此降低了铁路的标准，尤其是铁轨很轻，路基很窄，因此机车也不能用大的。它的工程进度很快，工资也很省，大家都非常欣赏。张部长在银行界的时候也曾给杭江铁路经济上的支持，这回来视察株韶段，认为这里的标准太高了。他告诉我：“这条路可能给你糜费了1000万元。”他是以一个经济家的眼光来看，总是认为费钱愈少愈好。我说：“如果当时少给我1000万元，这条路我也可以完成，不过不是现在这条路。”我觉得政府刚刚公布了新筑干线的国家标准，以后筑路要照这个标准作，粤汉路是全国最重要的干线之一，不能带头违反规章。何况这条路的预算是经过铁道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核定的，我何苦要偷工减料而博得工快钱省的虚名。我做的是百年大计，等到这条路通车以后，它的营运能力如何，将来就会知道的。

民国25年春天，株韶段两头的轨道逐渐接近了，4月28日，就在太平里车站碰头接轨，从此粤汉铁路的干线就接通了。那一天我也在工地，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由工人留下最后一枚道钉让我打下去。这么要紧的一条路，花了这么多的钱，今天这条路铺成了，原本很可以大大的宣传一下，让国内国外的人士普遍地知道。但我不敢这么作，是因为路刚刚接通，还不能好好地行车，一旦大家要来看，恐怕发生干扰，而太平里又是乡下地方，也不便招待客人。

我记得我在12岁的时候，广州方面争取粤汉路南商，我也参加一股，花了一块钱毫洋，做了小股东，当时想也没想到31年之后，这条路会由我来打下最后一枚道钉。这段铁路在民国22年7月铁道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订定借款合同时，预定4年完成，开工之后，铁道部顾部长希望提早半年完工，我自己却布置3年完工的计划。庚款虽然分4年付给，而我得到顾部长的支持，工款接济没有缺乏，所以从乐昌起到珠洲道一段的400多千米，从民国22年5月开工到接通，还用不到3年的时间。

7.空袭下的湘桂路工

凌鸿勋民国27年9月衡阳到桂林一段通了车，我们赶筑桂柳、柳南段，以便接南镇段，打通西南国际路线，同时自柳州往北也可促进黔桂路工，可往北通到贵州。这条路的建筑，自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敌机便常来桂柳南镇空袭。广州沦陷后，11、12月间，日敌航空母舰常常在东京湾、北海涠州岛一带海面上来来往往，空袭更为频繁，同时也威胁到越南。法国政府对日本的气焰有点顾忌，惟恐日本会对越南作不利的行动，大概日本也加以威胁，因此法国政府授意中法建筑公司对南镇段工程不要采取积极态度。看情形南镇段和柳南段是容易接通的，我们和部里商量，集中力量赶筑桂柳段。

12月底，白副参谋总长崇禧到南宁来，召集各机关开会，据他的判断，战局的发展，敌人可能攻击南宁。我们看情形不能不做准备，因将工程局的案卷图册等分散到别的地方保存，同时眷属也稍为疏散一些，以防万一。

民国28年年初，敌机来袭，来的并不多，十架左右，或炸南宁，或炸柳州，都要经过南宁，所以南宁天天有警报。警报一响，我和局中同仁不得不走避，往往是早上走到离南宁好几千米的茅桥去躲避，晚一点才回城办公。此时南宁以南路工由中法建筑公司主持，我责任小，而桂南全段由我负责，须时常去巡视。这段工程也相当困难，像由永福、黄冕到波寨，都是非常落后的乡下地方。我们巡视路工常利用晚间，有时整夜在车上，带食物在车上吃，累了在车上睡几分钟，到第二天天亮，警报又来了，非常紧张。

民国28年2月10日，敌军登陆海南岛，广西更受威胁。此时交通部指示各大城市交通机关首长应按期开交通座谈会，交换情报及商讨有关事项及如何因应时局。南宁自3月1日以后也每月按期开会，除了我以外，有邮政局局长李君质君，省公路局局长谢君子举，电信局局长麦君锡渠等，彼此联系，非常有用，大家成为朋友，后来改两周开一次会。

3月，我有事又到昆明去，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第四次的评议会，会中通过为已故评议员李仪祉先生立传，因李先生是工程界的，所以推我主稿。由于滇缅铁路和叙昆铁路工程局都在昆明，很多路界的老朋友在昆明，藉此机会游览大观楼、翠湖公园、华亭寺、三清阁等地，并曾到安宁洲，浴于卢汉总司令的温泉池。其时，我开始觉得背酸痛，洗了温泉后很好。

3月下旬，我由昆明飞重庆，在交通部与法国代表商洽南镇段增借3000万法郎工款等事。再飞返昆明搭车到河内，4月1日返回南宁。汪精卫在上年年底偷偷地离开重庆，到昆明、河内，在3月转到日本，和日相平沼骐一郎签了一个秘密的卖国协定。

我回南宁后还是往北往南的奔走巡视。4月8日，北行到芦墟看工程，适逢敌机7架来袭。芦墟地方较平坦，没有什么隐蔽，我们坐的工程车很容易被发现，敌机就以车子作投弹目标，幸能脱险。随后到柳州、黄冕、波寨、桂林视工。

5月初，我到了桂林，此时衡桂段刚刚通车，此路原乃我测量的，后来由侯家源先生竟其全功。衡阳是我旧游之地，是以5月5日我乘衡桂段火车前往衡阳。此时衡阳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中心，铁路运输总司令钱君宗泽，铁道部的高级职员像路政司司长、帮办等都在此，我们商量将来桂柳段运输的问题。过了几天，乘汽车返桂林。路过祁阳，在浯溪稍为休息一下，看到颜鲁公的中兴颂石刻及黄山谷诗的石刻。自桂林南返视察桂柳段工程，此时已由桂林铺轨到第一个大站，即永福站。

民国28年5月15日，自越南谅山铁路铺到镇南关，到我们国境了。越南铁路早由海防通到河内、谅山，到同登，离开国境只有十千米，现在由法国施工，铺到国境，国界要好好地测定一下，我们造铁路的人不敢随便定，于是报告外交部，由外交部派凌士芬专员到当地来勘察前前后后的界牌，决定铁路经过的哪一点是国界。越南铁路是用窄轨，我们中国国辙是用标准轨，铺到国境之后，在标准轨的路基上铺窄轨，镇南关以南的东西可以用这条铁路进来，从此接济抗战的物资不必在安南接连，而在国境内接连。南镇段本来只有工程的事，现在开始有运输的事情了，另外设南镇段运转处，来接连资助抗战物资和国内出口的物资，就积极的走这条路。

5月下旬，我前往河内。交通部张部长因西南局势紧张，从重庆到河内，召集中法双方负责的人员商量南镇路赶工等事，嗣后又同赴谅山共商今后应付诸事。

6月初，湘桂路自桂林到永福已铺好路轨，省政府黄主席旭初和路界人士认为这也是路工方面的一点成就，派了一辆专车，邀请省府官员、参议员去永福站参观。

战事一天天的拖延下去，我们币值很受影响，中央集中银元硬币一律使用法币钞票，一方面物价慢慢地涨，法币流通的地点也慢慢地缩小了，而且海口也都全失掉了，对外贸易大受影响，所以法币更低落了，那时候南宁一块港币值国币二块钱。

6月24日，南镇段由镇南关铺轨到凭祥车站，凭祥是广西最南的一个小县，此后中越间的运输就以此地做转运站，比在镇南关转运好一点。

南宁天天有警报，7月22日那天，敌机7架一路过来，又有一批18架炸柳州，烧得很厉害，下午又有从北海航空母舰的敌机两批来炸南宁，我住的地方也受震动。第二天又再度被炸，有一天上下午都有警报，工程局前后左右都落了炸弹，工程局本身没有被炸中。那天我和昨天由交通部来的一位司长帮办都在局里头，有警报我们躲在工程局的地下室，那天炸得很厉害，我们在地下室感觉到很大的声音，整个地下室都震动，幸亏炸弹并没有直接炸中地下室。

从前这条路线的镇南关是中越的门户，往来的人数并不多，大战以后渐渐多，到这个阶段是最多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很多机构在谅山、海防。除香港以外，也有很多中国人避难到这个地方。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一般人心开始动摇，为什么？就是抗战已经好几年，经济都很困难，物价上涨，法币不值钱，大家的希望在国外的机构，其次是在香港、河内、谅山、海防和腊戍的机构，一方面稳定，没有轰炸的威胁，一方面待遇可以好一点。从那时候起，许多公务员想奔到那个方向去了，来往的人也很多了。

南宁因为敌机常常来轰炸，工程局的办公时间也改了，因为敌机多半从海外航空母舰来的，飞机的载重不大，路程不能走远，早上来一趟，下午就不来了，所以办公时间改至下午3点钟开始，晚上到8点半，然后回家吃饭睡觉，天天如此。8月底又来炸，工程局也中弹了，办公的房屋、宿舍也倒塌了，南宁一条主要的中山路落了好多弹，市

抗日烽火下的水利建设(1)

三、抗日烽火下的水利建设

中国的河流水系四通八达，而长江、黄河是滋养华夏儿女的两条主要河流。千百年来，炎黄子孙因此而风调雨顺，不过在洪水泛滥之际，百姓由受惠于此一变而为遭难。因此，自大禹治水，治理水患也成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自然灾害的一个鲜明主题。在抗日战争期间，天灾加上人祸，真是民不聊生。董文琦先生海外学成归来就致力于中国的水利事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令人敬佩。这种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实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的治水事业在抗战的炮火下面也显得格外珍贵。

口述者简介：

董文琦(1901~)，字洁忱，吉林双城人。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科毕业。历任吉林巿政处工务科长、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处长、东北水利特派员、东北水利总局长、沈阳巿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投身水利事业，负责河川整治与防洪工程，贡献厥伟。抗战胜利，俄军盘踞东北，董文琦冒险前往接收沈阳巿政。

（一）战前中国的水利建设

1.扬子江水利委员会

我在民国24年3月到南京，时蒋委员长以“先安内后攘外”昭告国人，故国军正全力“清剿”中共。在华北，则日本于先后占据东北及热河后，得寸进尺不断向河北及平津地区滋扰，国民政府在蒋委员长“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之昭示下，先后派何应钦、黄郛等到北平与日本周旋折冲，藉以争取时间，从事各项准备。因此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由蒋中正、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为常务委员，秦汾为秘书长，积极推动工业、矿业、水利及交通等建设，以厚植国力。同时蒋委员长又在江西昭告国人实行新生活运动，促使国人精神动员，以备长期与日本斗争。这时南京朝气蓬勃，一片复兴景象。我们公务人员都穿中山装，冬青夏黄，整齐美观，在街上行走，颇受人注目。

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的组织设有工务、秘书两处。工务处下分设计、工程、水文三组。我到会后，初任技正。那时人事制度已经建立，凡各机关荐任以上职位，必须经铨叙部铨叙合格呈请国民政府任命后始可任职。我在东北的资历，因未报部铨叙，未受承认，须从头叙起，我乃以著作代替资历，被叙为荐任九级，月薪240元。后来当我离开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时，已逐年升至简任二级，月薪640元。

中国河流分为国境河流及境内河流两种，境内主要河流为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辽河及松花江等七大河流，流域面积约达400余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几达1/3以上，流经地区多为富饶之区，故言兴利除害，必须以此七大河流为主，惜过去多年来，外患内乱，兵燹频仍，无法征服自然，利用厚生，终至水利荒废，灾害频至。政府有鉴于此，乃于全国经济委员会之下，先后设有黄河、扬子江、淮河及珠江等流域水利委员会，各委员会均各就所属流域范围有关防治水害与开发水利之设施，延聘中外专家，积极综合规划，分别实施。若能假以时日，当可陆续以观其成，蔚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新兴现象。

扬子江为我国第一大河，流经九省，全长5651千米，流域面积1826715平方千米，共有耕地面积54余万亩，其中水田占60%。长江流量虽大，但含沙量较小，河床较深，因此水患也远较黄河为少，后因沿江人口日繁，耕地增辟，昔日沿江所谓“九穴十八口”之泄洪区，亦多被占辟为良田，致江水暴涨，失去调节功能，遂不断造成水患。其中较大者为民国20年那一次，该次水灾使长江中下游堤防大都溃决，受灾区域遍及湘、鄂、赣、皖四省，受灾面积达7300万亩，灾民1400余万人，财产损失约143亿元（折合当时美金47亿元）。自此空前水灾后，政府乃采用“美麦工赈”办法，发动沿江人民，修复长江干堤及重要支流堤防。经此度彻底整修后，全江堤防均合于现代标准，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堤防工程。

2.白茆河防洪工程

我到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后，即先研阅各项资料及计划，并由日本购买大批水利工程书籍，又向母校土木工程科主任通信请教，正在潜心研读，不幸至7月间长江水涨，超过警戒线，各处堤防险象环生，中央派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西及安徽四省就地督导防洪工程。我被派至安徽省，那时安徽省长是刘镇华，建设厅长是刘贻燕。我到安徽后，先赴省境内堤防查勘，并与他们研商从速动员沿江民力，增强薄弱堤防，以防堤溃堰决。经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日夜抢修，安徽得庆安澜。我在安庆住了一个月始回南京，由于安庆形势颇似吉林，均位于江畔，故我在安庆期间，对景思情，怀乡心绪，久难抑制。

这时政府订定开发水利以配合粮食增产之计划，扬子江水利委员为配合此一计划，乃派我赴江苏境内白茆河勘查。白茆河为长江一支流，位于上海之北一百余里，流域内常熟、嘉定、宝山等五县百余万亩农田，往往因江水倒灌、山洪暴发时即被淹没，损失惨重。我经三天实地勘查，并与当地居民会谈后，决定在河口附近建造防洪泄水闸，江水上涨时将闸门关闭，以防洪水倒灌，江水下降时将闸门开启以泄除田内积水。该项工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设计与准备工作，于民国24年10月成立工程处，负责施工，我奉派为主任，至民国25年6月间完成，计费时8月，共用工程费24万元。当举行落成典礼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亲来工地主持，地方士绅亦多来参加。过去长江流域内农田灌溉，其引水方式在丘陵地带，多采用挖塘蓄水或截留雨水，在倾斜地带则采用拦河截水或筑堤引水，在平原地区则采用水车引水或电力抽水，多由农民自行办理或地方政府协助办理，其由中央政府拨款，并用现代技术建造一巨大工程，则为第一次，颇受各方重视，因此孔先生在典礼中说：“像这样除患兴利，裕国利民之水利工程，希望能多作几处，我愿负责拨款。”

我于白茆河工程完成后，即赴陕西出席水利工程学会。当时陕西正利用经、渭、洛等河筑坝抬高水位，开渠引水，用以灌溉，陆续完成八处，号称“关中八惠”，共可灌溉农田达200余万亩。陕西雨量稀少，平均三年一旱，经引用河水发展灌溉以后，棉麦丰收，农民称庆。主持该计划者为陕西省水利局长李仪祉先生。李为前清末年举人，后赴德国习水利工程，曾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我由他获教良多。李先生逝世后，葬于渭惠渠之傍，附近农民，常至墓前焚香致祭。他给陕西人民留下之泽惠，可与秦代李冰父子在四川建造都江堰相媲美。

我自陕西回南京后，奉命兼任工程组长，旋又奉派赴江西、湖南考察地方水利建设。这两省均为长江主要流域，每遇江水上涨，亦为受害严重之区域。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建设厅长杨绰庵对水利建设均极为重视，省境内各重要干支流堤防亦已次第完成。抗战胜利后，熊任东北行营主任，杨任哈尔滨市长，我们在沈阳相处甚久，偶尔谈起江西水利建设，颇有不胜今昔之感。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是何键，建设厅长是余籍传，在1952年主持清理剩余物资委员会时，延余为委员，真是天下虽大，何处不相逢。

湖南湖北两省每遇长江洪水来临时，即以洞庭湖为焦点，彼此利害不同，互相攻击。洞庭湖在湖南境内，为我国第一大湖，面积达8600平方千米，为长江一大泄洪区域。惟湖面每随季节而上下，夏季江水上涨，倒灌入湖，则浩瀚汪洋，一望无际；冬季江水下落，湖水流出入江，又成一片赤沙。因此地方有力人士，利用枯水期间围堤种田，久而久之，湖内田地面积愈来愈大，而容水面积即愈来愈小，致长江涨水时，泄洪功能大为减少，因而使下游湖北地区备受威胁，甚至溃堤决堰，生命财产俱受损害。我明了了争执重点后，即坐船到洞庭湖视察一周，经实地勘查，更加了解实况，即向当局建议，在防洪与生产兼顾之下，以现有围堤种田面积为限，不得再围新堤。并于藕池口（江水由此口倒灌入湖）筑一防洪闸，长江水涨，湖北受威胁时即将闸门开启，放水入湖。如此，湖内围堤之田地不致受损，湖北水患亦可减低。此项解决办法，经商得两湖当局同意，正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本此原则进行规划设计，而抗战爆发，工程中辍。如无中日战争，此一伟大工程，或已早经完成，多年来两湖之纷争，当亦获得解决。我经先后考察三省水利，深感水利建设确为富国利民之首要，更增加我从事水利工作之兴趣。

抗日烽火下的水利建设(2)

（二）抗战时期的水利建设

1.华阳河水利工程与抗战爆发

民国26年3月，我又奉命接办华阳河水利工程。华阳河在安徽省境内，位于安庆九江之间，为长江一大支流。其流域面积有望江等10余县，可耕地达300余万亩，其受害情形与白茆河相似，同为受江水倒灌之危害。此一河流虽较白茆河为大，工程较白茆河为巨，但整治方法大体相同，故开工以来颇有驾轻就熟之感，自可如期完成。因之，我每天可抽部分时间阅读国内外报刊，观察中外局势发展。时中央于民国22、23年间秘密拟订对日抗战指导方针：“我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独立完整，争取民族之自由生存，建设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新中国为目的，忍辱负重争取时间，俾得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准备，以增强国力。至和平绝望时即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作战，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全国民心士气均极振奋，南京各机关每周举行总理纪念周，由行政院长汪精卫或蒋委员长主持，发表谈话，发扬踔厉，气象万千。但此方针为保密计，未能公开宣布，仅于总理纪念周中报告，故外间别有用心之人士青年学子，不知政府苦心，往往肆意攻击，污蔑政府为不抗日。实则政府各部门于此方针指导下，正在积极从事抗日准备，各项建设亦均在突飞猛进中。日本眼见我国建设飞跃进步，尤其自西安事变后，蒋委员长之德威变为全国上下所衷心拥戴，已由意志的集中跃为力量的集中，真正做到“令民与上同意”的地步，如果再假以时日，中日间的优劣形势行将渐趋平衡，日本军阀亦将丧失征服支那之机会，甚至中国亦未尝无发动力量收复东北失土之可能。在此情势之下，日本军阀为实现其一贯梦想，乃提前发动战争。民国26年7月7日夜，日军故意于宛平县附近非法举行演习，藉口有一名日军失踪，强行进入宛平县城内搜索，并迫令我军撤退，我驻军予以拒绝，日军即以迫击炮轰城，我军以守土有责，奋起抗战，是为“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我八年抗战的序幕。

蒋委员长当时在庐山，认为日本无端构衅，实已忍无可忍，乃于7月17日宣告我国对卢沟桥事变之最低限度的立场：“任何解决方法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冀察军政现状亦不容许任何不合法之变更”，并且强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争，但如果战端一起，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委员长所以为此严重表示不愿放弃和平最后之一线希望者，盖仍冀日本军阀临此最后关头，能恍然觉悟我政府一贯之坚定立场，悬崖勒马，万勿轻启战端，致使中日两大民族将来共同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然此卓越之远见与真诚之呼吁，终不能警醒日本军阀之狂妄。事实上，自七七事变起日本即步步进逼，侵占平津后，即一面沿津浦、平汉两路向南侵犯，一面发动淞沪战争，妄图挟其优势之装备，在短期内歼灭我军，以达其“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我政府洞悉其诡计，乃采取持久作战策略，以求逐渐消耗敌人，期达最后胜利之目的。因此，平津沦陷后，政府即宣布迁都重庆，南京中央各机关纷纷向武汉或重庆撤退，准备长期抗战。

我于民国24年7月即将家眷自北平接来南京居住，此时我家已有八口，三子国成于民国22年冬在北平出生，四子国本于民国24年夏在南京出生，共为四子二女。长子国信已入初中，次子国仕、长女国蓉均已入小学。我于民国26年8月14日南京空战之日，自华阳回南京携眷赴华阳工地暂住，心中深虑在此长期战争过程中，将不知流浪何处，可能有骨肉分离之痛。不期经过八年抗战，复经三年戡乱，虽遭遇不少艰险，幸全家大小均能平安来台，现四男二女均已先后成婚，无论在国内国外，皆能凭其所学谋求发展，稍有成就。我一生亲逢九一八事变、七七抗战，在此空前大动乱中东奔西走，艰险备尝，尚能骨肉团聚，家庭美满，甚感幸福愉快。在此变乱时期，不知有多少亲友妻离子散或死于非命，而我竟能有此幸运，真是徼天之幸，故时常告诫子女们，必须珍惜此一赐与，努力报效国家。

我在华阳河于11月间奉命撤至沙市待命，民国27年2月又奉命撤至重庆。此时上海、南京已相继沦陷，政府撤至武汉，为阻止日舰西上，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为陈诚）下令封锁马当航道及封闭华阳河口，因马当为长江最狭之处且岸上筑有要塞，而华阳河与安徽泊湖相通，敌人可用小型舰艇经泊湖至华阳河口入江而绕过马当要塞。我奉命后，于民国27年4月率领工程人员返回华阳赶办河口封闭工程。此时日本军舰已开至马当下游五六十里处，虽不敢上驶，但每天上午必派飞机来马当与华阳工地轰炸一次。每次飞机来，我即命令员工就地仰卧以稻草蔽身，俟飞机离去即照常工作，幸两月来无大伤害，于6月间完成工程后返回重庆。

2.湘桂及岷江水道工程

自上海沦陷后，军需物资即改由广州进口，再经粤汉铁路运入后方。惟铁路时遭敌机轰炸，乃改由水运经广州入桂江、湘江而至武汉。但因连接湘桂两江之灵渠（秦始皇南征时以人力开凿之渠道）废弃多年，已淤塞不堪，且两江在柿水乡间水浅流急，险滩林立，行船困难，为配合船运计划，势须从速整治两江水道。政府乃于民国27年7月间成立湘桂水道工程处，处长为张含英，设计组长为张任，我为工程组长，后由我接任处长，负责整治。

我们奉命办理湘桂水道工程后，即将家眷安置在重庆两岸乡间，率领工作人员于民国27年8月间由重庆抵达桂林。当时广西省主席是黄旭初，他对整治湘桂水道工程愿尽力协助。这时广西人民生活很朴素，基层组织很健全，乡村道路也很普遍，因此地方治安良好，我们施工起来，颇感方便。广西各级公务人员，由村长以至主席，均一律穿着灰布中山装，每套价格仅值四元，我们工程处人员入乡随俗，也每人各做了一套。我到桂林一切就绪后，即乘木船沿江勘查，再根据勘查结果，订定整治计划，开始实施。

此时武汉保卫战已在进行，敌机不断飞来桂林轰炸，我们工程处乃由桂林搬到乡下，每遇警报即到村外田里躲避，警报解除即回屋工作。正在积极赶工，期能早日行船之际，不幸10月间广州失陷，11月间武汉失陷，因而整治两江水道便无太大作用。后来12月间白崇禧回桂林任行营主任，仍希望我们继续整治桂江，以利广西军需民用之运输，我便留在广西，直到民国29年1月奉命回四川整治岷江水道，始离广西。

自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国际物资改由滇缅公路运入，经川康公路到四川，再经岷江水运至长江，因此整治岷江水道，又为当务之急。我奉命后即将桂江工程结束，到四川宜宾成立工程处开始工作。岷江源出岷山南麓，南流至灌县，经乐山会大渡河，放流至宜宾注入长江。岷江流量较桂江大一倍以上，夏季水涨时，轮船可由重庆开至乐山，冬季枯水时则河流散漫，险滩林立，仅能行驶木船，不能航行轮船。因此为配合水运需要，须先就乐山宜宾段加以整治，使能在枯水期行驶轮船。由于岷江与桂江河川性质不同，流量大小不同，其整治办法亦须因地制宜，根据实地勘查订定整治计划。我于民国29年3月间开始实施第一期工程，进行尚称顺利。宜宾位于岷江与金沙江交流之处，两江合流后称为长江，地处偏远，无空袭之虞，而重庆则不断遭受敌机轰炸，损失惨重。我们在此工作虽较艰苦，却不必跑警报，甚感愉快，遂将家眷接来同住。此时长子国信在万县金陵中学读高中，次子国仕在重庆南开中学读初中，仅有两女两子在宜宾上学。

日军占据武汉后，在战略上由“速战速决”变为“以战养战”，我军则重在培养战力扩大战场，广泛发动游击战，化敌之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迫敌人困守点线以打破其“以战养战”之企图。政府为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乃在重庆复兴关设立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以加强党政干部之训练，期使思想统一，意志集中。该团团长由蒋总裁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教育长为王东原先生，每期调训人员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选拔。侍三处对受训完毕返回工作岗位之学员一直保持联系，在一定时间内，并派员实地考核各地学员的工作情形，因而使学员能保持受训精神于不坠，发挥了训练的真大功效。

我于民国29年11月间被调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一个月。在一个月的受训期间，团长来团训话两次，其要旨为国际局势的分析、国家前途的希望，以及个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于聆听训示后，使我对立身处世获益良多，并对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更具信心。

岷江宜乐段经过两季枯水时期加以整治，将散漫乱流，以导流方式，束水成槽，增加水深，并将浅滩浚深，礁石炸除，成效大著，冬季枯水期间亦可行驶轮船，因之运量大增，对于军需物资的供应有极大贡献。

3.整治嘉陵江

民国30年11月间，我又奉命整治嘉陵江水道。嘉陵江源出陕西大散关西南之嘉陵谷，经广元至昭化，会白龙江，曲折南流至合川，东纳渠江，西受涪江，南流至巴县注入长江，为四川境内第一大河。因当时滇缅公路被英国封锁，乃将苏联援华物资改自西北陆运到广元再行水运，尤其战时陪都重庆所需米煤多由嘉陵江运输。但嘉陵江到枯水时期，航行困难之情形与岷江大同小异。我到重庆后，即由民生公司派一专轮并由一航务经理陪同沿江勘查。由重庆到合川一段长100余千米，共有8处浅滩，船到滩下即令乘客下船走至滩上，俟空船过滩后，再行上船，在寒冬风雨交加下，真是苦不堪言。我目睹此种情形，心甚难过。又见载米木船撞上礁石险滩，在水中翻一白花，几十吨白米即付诸东流，载煤船如撞上礁石，亦同样翻一黑花，随波而逝，使我益感心酸。经实地勘查后下定决心，不顾任何困难，必须使船能畅其行，物能畅其流。

此时中央水利主管机关已有更迭。民国27年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奉命裁撤，改设经济部，水利即由经济部主管；至民国28年7月间又成立全国水利委员会，负责全国水利事宜，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薛笃弼。我持整治嘉陵江计划及预算往见薛主任委员，他即带我去见孔祥熙先生，当时行政院长由蒋委员长兼任，孔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他问我有无办法整好嘉陵江，我答称如果能依照预算按时拨给经费，我想可以治好。他说即照你所定预算拨给经费，又说：“我以前主持白茆河闸落成典礼时，看你做的很好，相信你一定能办好嘉陵江工程。”薛在一旁说：“他是我们水利部战必胜攻必克的一员战将，由他来办，我很放心。”其实我因有过整治桂江岷江的经验，有信心治好，方敢出此诺言。

嘉陵江重庆合川段经我竭力整治后，民生公司来往两地之轮船不仅不需过滩下船，且载重增加一倍以上，航行时间也缩短了一倍有余，载米及载煤木船也再无撞滩之虞，且亦载重倍增。我曾往视木船过滩情形，见船夫驾船，悠闲自得地轻松过滩，当时我心情之愉快真是难以言喻。我为实践诺言，特请孔先生亲来视察，由民生公司备一专轮，他由重庆坐车到北碚上船下驶至重庆，沿江察看，见江内有石块修筑之导流工程，特下船到石堰上查看，备加称赞。

重庆合川段整治工程完竣后，继又整治合川至南充段，并利用嘉陵江在南充青居街大湾道之上下游水差7米余，建造水力发电厂，计可发电1600千瓦，为川北大放光明，一切工程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同时又规划南充至汉元段，期经逐段整治后均能通行轮船。

嘉陵江南岸自广元以下，极多三国史迹，如张飞夜战马超，即在昭化，阆中又有张飞庙，昼夜张灯，我沿江查勘，顺便瞻仰古迹，颇有兴味。

（三）水利建设前景

1.胜利前夕的水利建设规划

抗战进入第8年即民国34年时，太平洋美军已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各战场亦纷传捷报，日本军阀已成强弩之末，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为战后重建国家，政府各部门均遵照蒋委员长著《中国之命运》所订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需要完成之目标，积极研讨细部计划。水利部门规定十年完成目标为：（1）水运。通行轮船者3万千米；通行帆船者50万千米；新辟运河5000千米；（2）设商埠1200处；（3）防洪堤18000千米；（4）灌溉25亿亩；（5）水力1000万千瓦。并根据十年建设订立所需水利人才员额为大专毕业者1000人，高初职毕业者25万人。全国水利委员会遵照水利十年建设目标订定水利建设纲领，并按河川流域，划分全国为六个区域，每一区域成立一水利总局，由各该局根据建设纲领研订细部计划分期实施。六个区域水利总局为：（1）东北水利总局，主管松花江、辽河等流域；（2）华北水利总局，主管海河流域；（3）黄河水利总局，主管黄河流域；（4）长江水利总局，主管长江流域；（5）导淮水利总局，主管淮河流域；（6）珠江水利总局，主管珠江流域。各水利总局长均已内定，预先作各项准备。我被内定为东北水利总局长，即着手搜集有关东北水利资料。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前，只知有水患，不知有水利，甚少资料；自日本占据东北后，为利用东北资源以达其征服中国之野心，乃积极开发东北资源，水力发电、防洪及灌溉等水利建设也做了很多。此时我一面搜集资料，一面延揽人才，对东北籍散在各方之水利人才，分别洽商，希望胜利后均能回乡共同为桑梓之水利建设而努力，故每天虽极忙碌而内心至为愉快，盖因十余年之渴望，即将到来。

此时，张莘夫在江西任钨业管理处长，亦来重庆与资源委员会研商东北工矿建设事宜，资委会将东北工矿划分为南、东、北等三个地区，每一地区设一工矿局，张莘夫内定为东区工矿局长。我们两人几乎每天见面，研商回东北后如何展开工作，并相约他开发地下矿资源，我开发地上水资源，希望十年内能超过蒋委员长手订实业计划之建设目标。四、抗战中邮电事业的起步

民国时期邮电事业的分歧与争论(1)

四、抗战中邮电事业的起步

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电信机构有电报线路约93万千米，长途电话线路约47万千米，市内电话线条长度约342条/千米，战时电报线路损失共计39万千米，长途电话线路损失累计达58万千米，市内电话损失在98%以上。抗战期间，后方电信业务剧增，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后方通信联络，开始修建新的通信线路，大量增加各类电信机械，主要电信机械的数量和质量较战前都有所提高，到1945年底，已拥有无线电机365部，长途电话机1006部，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达到1185万门，分别比1936年增加了17、22和059倍。战时国民党政府在后方共架设电报线路45万余千米，架设电话线路4万余千米，并在后方各城市陆续修建市内电话设施。

口述者简介：

于润生(1898~)，字泽侯，江苏省泰兴县人，是我国早期的电信专家。早岁赴法攻研无线电，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及南京交通部服务。抗战前，除主持关内外通信恢复事宜外，于作育电信人才、统一全国无线电信、改善首都电话业务，与树立国际电信基础等，贡献良多。抗战期间调服军职，致力于通信及运输工作。离开大陆沦陷前夕，先生出长邮电司，携带交通重要档卷迁台，并对台湾地区邮电发展有所规划，功不可没。

（一）民国时期邮电事业的分歧与争论

1.交通部与建设委员会争执的来龙去脉

交通部与建设委员会之间的争执，是早期交通人士耳熟能详的一段掌故，我亦是局中人之一，其来龙去脉，就记忆所及，约如下述：

民国16、17年间，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执政当局鉴于以往的各项措施，每多墨守旧规，不足以适应时代潮流，决心励精图治，一切以改良革新为前提。我国电信事业，亦遂为当时革新的目标。其时，我国国内电报，均由有线电传递。国际电报，均交大东、大北等水线公司传递。交通当局对于电信设备，并曾拟有改善扩充计划，徒以政府成立伊始，各地电信经费尚未能达到统收统支的理想境地。因此，计划虽经拟就，然绌于经费，短期内尚不能全付实施。时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李范一以军用电台分布各地，如能收发商报，当有不少收入，以供“支应”，竟不顾国家法令，亦未经呈报军委会，更未顾及将来交通部所属各地电局所受的影响，贸然通令各地军用电台接受商报。交通部各地电局为之哗然，纷纷电部请示。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先生遂洽请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何应钦将军，予以制止。何将军闻悉此事，异常震怒，认为各地军用电台，系专供军事通信之需，如果接受商报，与过去军阀之把持各地电政机构何异？遂对李范一痛加申斥，并勒令其对于此一不当措施，即予停止。李氏于遵之后，自审此一交通处长职位，难于恋栈，遂向军委会提出辞呈，军委会即予照准，改任邱炜先生接任。自邱先生接任以后，与交通部合作无间，并予各地电局以种种协助。自此之后，树立军民通信互助合作的良好楷模。迄至近年，各方犹承其余绪。

李范一于此深感愤懑。正在此时，全国建设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由张静江先生任主任委员，会内罗致各类建设万家，均称一时之选。各类新兴事业由该会举办者，亦复风起云涌，蓬勃一时。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如公路建设的各种示范建筑，各地电厂的改革与扩建，以及各种制造工业的提倡与辅导。该会之声誉日隆，社会耳目亦为之一新。李范一认为有机可乘，遂往谒静江先生，陈述电信建设关系于国家的重要。列举交通部现有电信设备，如国内电报仅赖有线电传递，既不足以适应将来的需要。而国际电报，交由外商水线公司传递，将必受制于人，平时足以影响我国外交与国际贸易之通信，一遇国际战争发生，更不足以应付我方军事需要。亟应于国内各重要政治商业地点，建立小型无线电台，构成全国性通信网，以供国内通信。另于上海附近成立大电力电台，以供国际通信。谓所费无多，受益无穷。并一再指责交通部各地电信设备的陈旧，与各级工作人员的保守，必须另起炉灶，始足以谋我国电信事业的革新。如由建设委员会设立无线电管理处，以总其成，此一重要的电信事业的建立，实属轻而易举。对于其在军委会所受教训，既只字未提，对于中央政府所规定的各部会职掌，更未提请建委会注意考虑。静江先生当时一心以建设国家与复兴国家为己任，苟有可以革新我国建设事业者，均愿考虑实施。关于此一电信事业的革新问题，既未与交通部洽商，亦未经查询我国法令规定，更以设置电台需款无多，收效较远，遂接受李某的计划，指拨专款，交由李某主持。李某还在上海成立无线电管理处，自任处长，购置机器，于各重要都市成立商用电台。复与美商订约，于上海郊区筹建国际电台，以接受商电，大做其国内、国际电信生意。

?　在此之前，交通部亦鉴于时代的迫切需要，国内无线电台，势必及早普遍成立，以辅各地有线电之不足。而国际通信权操于外人之手，终非善策。民国16年冬，在上海麦根路设置交通部全国无线电报话管理处，派陆桂祥氏任管理处处长，主持国内无线电业务的经营与管理，兼负国际电台的筹划任务。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言，有两方面建委会较交通部为优越：第一，交通部经济情形拮据，而建委会备有专款；第二，交通部的电台机件较陈旧，报费亦较昂贵，建委会机器较新，报费廉且通报迅速。因两个无线电管理处同设于上海，经营业务，同属无线电报，各台设置地点，又大都同在各大都市，业务竞争之烈，诚非想象所及。初则到商家揽生意，继则在报纸登载宣传广告。其始所登者，尚不过数行普通广告，其后广告篇幅，由数行而扩展至1/4张，更由1/4张，进而扩展至半大张之巨。广告内容，除各自宣传收发迅速确实，通讯地区广阔外，其后更以对方之立场为攻击的对象。记得交通部全国无线电报话管理处最后登载于《上海新闻报》、《申报》等半大张的广告内，有类似下列的一段话：“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在各地建设电台则可，经营无线电报业务，实属违法行为。因电台的经营，系属交通部职掌，载在法律。该处纵使奉令行使，然而命令岂能变更法律”等语。上述只其大意，当时该段广告，字斟句酌，文锋尤犀利逼人，曾震动一时。建委会无线电管理处虽亦于广告中有种种之措词，然该处经营无线电业务，缺乏法律依据，立场不同，文字亦难以自圆其说。惟两管理处同属中央机构，竟然于报端相互攻击，闹成此种现象，不特社会侧目，舆论哗然。而中央政府当局，对此状深不以为然。终以交通部为法定之电信主管机关，此项无线电经营业务，应由交通部所属电信单位主持，实无疑义。经向静江先生详细解释后，静江先生亦深以过于信任李某建议，以致造成此一争执，表示遗憾。对于由交通部统一经营一节，完全同意。遂由中央政府决定，所有建委会成立各地的无线电台，以及在上海筹设的国际无线电台，概交由交通部全国无线电报话管理处接管经营。建委会所属无线电管理处，即行撤销。交通部另拟付建委会银元30万元，以补偿建委会对于各台支付的各项设备费用。此项次定，一经公布，舆论界对此一公平合理合法的安排，及静江先生的恢宏豁达的风度，备致赞扬。而李某两度碰壁，既不见信于政府，意懒心灰，无复初时猖狂气势。李某既经去职，交通部为配合建委会起见，亦将原任全国无线电报话管理处处长陆桂祥氏，调任他职。

当时我刚由沈阳与东北电政当局商洽关内外恢复通报问题，任务完成，回京未久，奉派担任上海电信学校教务长之职。该校在沪设置多年，规模早备，人事制度，均入正轨。教务工作，素属清简。此次因陆氏之调职，我还奉派兼任全国无线电报话管理处处长，暨国际电台筹备主任之职。适值双方激烈争执之余，还谋协调统一合作之效，夙夜筹划，煞费心思。经与建委会无线电管理处负责人，多次磋商，幸承充分合作。我当时亦提出公平处理的原则：（1）接收归并后，业务方面由交通部人员处理，技术工作，则由建设委员会原有人员负责；（2）主管人选，请示交通部选派；（3）建委会的技术员工，对无线电的发展有其贡献，绝不予以歧视，一切秉公处理。这些处理原则，交通部同事认为我过于软弱迁就，但我自问处置并无不当，经详为解说，终获得该处暨各地电台同人之谅解。卒于民国18年初夏某日，双方签订协议书于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金城饭店。就记忆所及，当时建委会方面代表出席者，有该会主任秘书霍宝树先生、无线电管理处代处长徐恩曾先生，交通部方面代表出席者有电政司司长庄智焕先生与我两人，另约有外宾数人参加。双方完成签字手续后，一起聚餐，大家互相举杯以纪念此全国无线电统一盛会。往日报纸上之干戈，至此化为餐桌上之玉帛，数月争论到此结束。餐后更由霍亚民先生陪同至静江先生沪西寓所，面陈经过。其时静江先生视力已极差，我们持往呈阅的协议书，已需人在旁转述，静江先生脚有点跛，行动不方便，仅坐于椅上招呼我们。静江先生对于协议各点，甚为满意。他说：“你们此次双方合作，顺利移交成功，交通部并已遵守诺言，付给建设委员会银元30万元，值得欣慰。不过，电信事业是一种服务公众的事业，固须顾及成本，但不能企图谋利。此次无线电业务由交通部统一接管，盼仍本此原则经营，至于各台人事的安置，电台的调度，尤宜极端公平，毋使再有纠纷发生。否则，我建设委员会可以重来。”我说：“张先生的宝贵意见，我一定完全执行。”辞出时，霍亚民先生打趣说：“泽侯兄，张先生说出来的话是要兑现的，你们不要开玩笑啊！”其后于接管各地电台时，对于人事的安排，机器的调度，无不一本大公，慎重处理，卒能顺利完成任务，深自庆幸。平心而言，当时建设委员会自办无线电，收发商报，虽于法不合，但对交通部而言，却发生很大的刺激作用，使一般老一辈电报界人士更深切体认无线电的重要性，觉得有加速发展无线电报的需要，否则必为时代潮流所淘汰，这不能不说是建设委员会的一大贡献。

2.邮电问题之我见

我们根据前述贺部?所倡的六大政策和参照各国电信经营方针，再默揣将来国内经济发展趋势，更顾虑到自身财力及可能争取的外援，谨谨慎慎地拟定电信业务发展计划，所幸主其事者眼光正确，把持坚定，因此，在步调上稳扎稳打，在财务上信用卓著，使电报、电话、长途电话、以及国际电报、电话均能随社会的需要扩充改进，亦能随技术的进步汰旧更新。当民国四十一年交通部成立交通人员讲习班时，我亦曾将邮电问题的经营趋向写成讲稿，供讲习所同人共同研究，虽系事隔多年已成明日黄花，而当时亦曾旁征往昔的事实、参照各国的先例加以体认，如：邮电事业国营民营问题、分办合办问题、资费高低问题、都市乡村同予重视问题、邮电事业关系于军、政、经、社各方面的重要问题、服务社会应行重视问题等，举凡当时可以想念所及者，当即笔之于书，述之于口。虽对于邮电事业未敢自夸为发生直接效果，但当时参加研究讲习者于聆听之后，对增进事业全貌的了解与夫应行改进各点，未尝不发生若干影响。

邮电事业自创立迄今，业数十年，规模粗具，业务尚能勉强维持。惟各种事业，欲图改进与发展，必须检讨本身之得失，考察社会之需要，并借镜友邦之成规，为树立制度，健全组织、革新业务之张本。现在我国台湾省邮政电信，虽在业务上数字比例上，较大陆为发达，但衡之欧美先进各国，仍相差甚远，揆厥原因，虽不止一端，要不外内在与外在之两种。例如经济情形，民众文化生活水准，社会工商业状况，以及国际贸易盛衰，此类外在原因，牵涉部分甚广，自非邮电部门所能左右，至邮电本身应兴应革诸端。属于内在原因者，即不得不速自检讨，例如：经营政策，是否适合当前状况；制度规章，需否加以修订补充；服务方面、如何简化手续便利人民；资费方面，如何斟酌人民负担能力，及最低成本，作合理调整；设备方面，如何参照世界趋势，力求改善，期尽量近代化，以迎合社会上之需要；工作方面，如何妥为树立标准，加强效率；器材方面，如何统一程式，并计划设厂自制，以谋自给；人事方面，如何对于原有人员加强进修，后起人员加以培养，以加强工作力量；技术方面，如何设置研究机构，以探求真理，期有所创造与发明；国际方面，如何扩展范围，推广业务，并进而争取国际间之同情与合作，以提高我们在国际上之地位。凡此皆为我邮电同人平时应朝夕研究检讨，亦有益我交通事业各部门之能密切联系与配合。至如建设台湾，邮电应负若何之责任，此又皆我邮电同人应有之共同了解，而亦有赖于交通事业各部门之协助，爰述数端，藉供研究。

3.我国电信事业过去及最近之概述

我国电信事业，创始于清光绪五年（1879），原系将外人在华架设之电线，收回自办，继乃加以扩充，虽在前清末叶，电报线路已普及各省，亦仅规模粗具，并无经营政策之可言。及至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战祸连年，原有设备，每遭破坏，电信机构，军阀既视为搜括金钱之渊薮，电政借款，政府更凭作筹措军费之来源。至于国际通信，则操之于外人之水线公司，而治外法权，复成为外人在华私设电信之凭藉。直至北伐成功，国府建都南京，各项建设，均有轨迹可寻，电信事业，亦逐渐向建设途径积极迈进。在此后之十年中，其成效较著者，如为收回对外通信主权，则有国际电台之成立。为改善市内电话，则有宁津汉三地自动电话之改装。为加强长途通信，则有九省长途电话之完成。为推广电化教育，则有中央广播电台之设置。他如无线电台之统一管理，电信修造厂之充实设备，传真电报之试办成功，示范营业处之适宜设置，以及电亭与公用电话之分设各地，亦无不设法在管理方面，能力求统一，在技术方面，能力求改进，在制造方面，能树立基础，在服务方面，能力求周到，而其最终目的，则为达到国父遗教所示，电报电话线路网须普及于全国各乡村，亦即总统中国之命运指示，无线电台广播收音机以及电信线路，须于十年之内完成若干预期之数量。故在民国25年年底统计，电报线路计106万千米，长途电话线路计52万余千米，市内电话约55万余号，无线电台约170余座，国际电报则与各国皆可畅通，此为我国电信有史以来进步最速之阶段，亦为电信人员最有表现之时期。正当电信事业蒸蒸日上，业务力求发展之际，七七事变发生，一切计划陷于停顿，然尚能训练员工，组织通信连担任后勤通信，并抽调员工组织抢修队，随军任抢修线路工作，至各大局所及主要干线重要设备之拆迁工作，靡不悉力以赴，而对于防空通信业务，莫不于敌机轰炸之下，冒险接转，当时各级电信人员艰苦奋斗为国牺牲之精神，弥足珍贵。抗战胜利复员以后，电信之复旧与扩展工作，积极进行。至1947年夏，电报路线已扩展至115万余千米，长途电话路线展至113万余千米，市内电话增至167万余号，无线电台增加至640余部，而国际路线亦多有增无已。

4.经营政策分歧与比较

（1）国营与民营利弊比较

邮政主要业务为函件与包裹之收寄与投递，近之在同一城镇，远之达海角天涯，必须于迅速之方法下，能以安全送达，为其基本之任务。因之国内各地相互间，必须有一共同之规章，而世界各国相互间，亦须有一共同之协定。至于资费之规定，既须划一，人事之管理，亦须力求严密，况就历史沿革，社会需要，国家主权，各国立法，种种方面观之，邮政国营，实为各国共同之制度。我国虽曾有民信局之设置，卒于民国17年交通会议议决，取缔民信局案，政府积极取缔，遂于民国23年底，所有民信局一概勒令停业，邮政由国家专营之制，于焉完成。而现行邮政法第一条，即首载邮政为国营事业，故邮政由国家经营，殆为不可否定之事实。

我国电信初虽有国家专营之议，亦有主张电报及长途电话由国家经营，而市内电话及一县境内之乡村电话可以交由民营或地方经营者。

其言电信国营之利者，认为：①电信事业与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是以一切建设计划应以全国为目标，统筹全局，更应注意国际电信之连续性，倘由国家经营，事权统一，易于奏效。②电信事业应力求普遍，无论穷乡僻壤、闭塞地区，均当打通深入，以求贯通，为完成全国之整个系统，边区通信之便利，以及国防通信之需要，必须并顾兼筹，统谋设置，但边区地方业务清淡，倘由商民投资，定必裹足不前，即地方政府，亦因地瘠民贫，无力举办，如由国家统筹经营，当能将繁荣地区电信收入之盈余，弥补边远地区电信支出之不足。③全国性之大建设需巨额之投资、高度之技术、大量之人才、划一之标准，惟有国家力量始能达成任务。电信事业须逐年改进扩充，如由国家经营，可以统盘筹划，将一地方之旧设备于必要时拆移另一地方，而代以新设备。如此，即所有设备及储存器材，亦可全盘调拨，互通有无。

其言电信民营之利者，认为：①民营之范围较小，且原以营利为目的，完全商业化，易生竞争心，可以随时改进，较国家经营运用灵活。②民营事业手续较简，不受各种行政上之牵制，一切措施，较为迅速。③电信事业须普及全国，如果统由国家经营，恐财力方面亦感因难，如由民间分担一部分，易于推动发展。④民营事业需人较少，选择较严，一人可充数人之用，较国营事业之人事经费为省，故亦较为经济，因为资费之收取，亦可较为低糜。

综合上项意见，国营民营互有其利，考之世界各国电信经营制度，以电报而论，除美国全部商营外，其余各国几全由国营。国内长途电话与市内电话，除美国及拉丁美洲外，亦多由国家经营。至国际电信经营情形，较为复杂，日本、瑞士及挪威等国，其国际电信全系国营，美国全部商营，墨西哥水线商营、无线电国营，意大利之水线国营与民营并行，无线电事业除旧属地之对外通信系国营外，英、法两国之国际水线与无线电，均为国营、民营并存，他如加拿大、智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则全为独家公司经营，盖各以情势与传统习惯之不同，而各异其制。我国电政，虽依照宪法第107条条文及第五款之规定，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而电信事业并未规定全由国家经营，况有部分电信业务，系配属于某一事业，供其本身专用者，如必须由国家为之经营，则中央之人力、财力实亦不胜其负荷，因之，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交通委员会于讨论交通政策纲领草案时，遂有“电信以国营为原则，其经中央政府核准者，得由地方政府或人民经营之”之决议。旨在于适应需要与适合国情之原则下，得一折衷合理之制度。

（2）邮电分办与合办之检讨

邮政电信同为通信业务，按之各国设置情形，邮电归属国营者，大都合办，邮政国营电信全部民营者，类皆分办，故美国邮政设有邮政部，而电信则另设联邦通信委员会，以管理督导所有民营电信事业。至英法等国，因邮电业务同属国营，因之邮电管理，亦同隶属于一个单位，统盘计划，统一调度。其他各国大部分与英法等国相类似。我国邮电向系分办，惟台湾地区邮电在日据时代，仿照日本旧制，合一办理。

（3）制定资费之原则

世界各国经营公用事业，所采取之收费方针，大致可分为下述四种主张：①纯经费制，即公用事业之利用，应概不收费。②规费制，即以公用事业之收入，支付其所需之经费，不计盈余。③营利制，即藉经营公用事业之收入，以获得多量之盈余。④折衷制，即折衷于规费与营利二制之间，亦即经营公用事业，不以收支相抵为已足，并欲由此获得纯益，以维护其事业，进而发展其事业。以上四种主张，互有短长。除纯经费制各国多未采用外，其余多视各国国情与所举办之业务而各有不同。邮电业务同为公用事业，故其制订资费之原则，亦各有不同之意见，有主张采用规费制者，即费率力求减低，服务应重于营利；亦有主张采用营利制者，即提高资费使有盈余，以发展邮电事业。前者因为人民之所深望，惟在国家经济稳定，财源富裕之时，赖政府之补助，施行或易。否则本身事业之维持尚多困难，遑言扩充其设施，结果必至原有设备逐渐耗损，新兴设备无法建立。后者虽订以其盈余以发展其事业，但取费过高，则直接足以影响人民之负担，间接亦足以阻滞事业之发展，故亦仍以采取规费与营利两者之折衷制。

5.我国邮政电信事业立法要旨及其相同之特点

我国邮电既有50年以上之历史，原有制度规章，系采撷先进各国精华，参照我国国情，予以厘订，虽曾不时予以修改补充，大抵仅系适应当时之环境，作条文上之修改。自交通?策纲领宣示，交通事业，经营须企业化，管理须科学化，技术须近代化，服务须大众化，人事须专业化之数大原则后，原有制度规章，自须重加检讨，如资本之维护，职责之划分，工作之检核，效率之增强，人事资历之管理，公共关系之建立，已由本部推行六种制度，分任其事。此六种新制度，简言之，实即为简化手续，争取效率，并树立分层负责基础之样本。邮电事业应如何与其他交通事业及各部门力求配合，现时已在详密研讨，作修订法规之依据。

又我国邮电事业，虽创办之先后时日不同，因同为通信事业，且同由外人手中接办，故其重要法规之立法精神，大体相似。就经营政策言，邮政全部国营，电信则以国营为原则，

就隶属之系统言，则自邮传部成立以来，即同隶一部。就组织情形言，则邮电均各设有总局，主持全国邮电业务，各地则各设有区管理局，分别主持各地业务。就财务制度言，则邮电均系统收统支，由总局酌盈济虚，统一调拨。就人事制度言，则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邮电各局主管，均分别由具有邮电相当资历之人员充任，而各级新进人员，非经考试，不得录用。其他如视察制度，考核制度，亦以邮电事业较有成规。至对于军事方面之协助，文化方面之维护，亦莫不于工作上或资费上尽其最大之努力与贡献。总之邮电事业，虽在工作方法上不尽相同，而其立法与制度上则共同之特点甚多。在此数十年中，邮政电信均能保持其完整者，颇为法制完备，组织严密，事权统一，人事健全，更以邮电人员皆能获得职业上之保障，故其对于本身事业，皆有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抱负。兹者新制既经建立，方针更见正确，今后对于各级人员再加以政治认识之灌输，新兴学业之充实，身心之修养，气质之变化，不特对于本身事业有更大之补益，即对于转移社会风尚，当亦具有莫大之力量。

6.邮政电信与各方面之关系

按之我国邮政法第四条之规定，邮件种类计分信函、明信片、新闻纸、书籍印刷物贸易契等类、瞽者文件、商务传单、货样等业务。又第五条之规定，邮政机关，除递送邮件外，得经营汇兑、储金、简易人寿保险，交通不便之地兼营旅客运送等业务，故邮政业务，不仅作个人信息之传递，且政令之传达、文化之交流、商品之介绍、金融之活动、节约之提倡、文艺之宣扬、以及社会服务，均为其平时工作范围。一至战事发生，复举办军邮随军工作。由于邮路分布之广、组织之密、服务之周、传递之速，因之邮政关系于人民生活社会需要者，固为重大，而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者，亦至为密切。

至于电信，乃利用电能以传达文字语言信号等以至远近各地。我国电信条例第一条规定，电报电话，不论有线无线，及其他任何电气通信，统称为电信。因电磁波在空间之传播，每秒钟可环绕地球七次半，其迅速实超越地球上一切事物之速度，无线电复不须实质之导体电线，以传达电信至海角天涯，故电信既打破时间上之限制，复不受空间之阻扰，因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欲求于远近各地，加速其工作之推进与完成者，惟电信之传递与广播是赖。就军事而言，一切有关情报之供应，命令之下达，部队之调度，友军之联络，无不求争取机先，联系密切，而其能达成此项任务者，惟电信是赖，又现代战事，已由平面战争而变为立体战争，有关于海空各军种之相互间，以及海空军与陆军相互间之海陆空指挥与联系，又非赖电信不可，故电信对于军事之重要，近数十年来，已为世界公认之事实。就政治而言，关于政令之下达、政情之报道、国策之宣扬、民情之诉愿，或须顷刻遍布全国，或须立即获得答复，则亦惟电信是赖。就经济而言，关于农工产品之运销，供求之调剂、价格之消长、金融之涨落，瞬息万变，而海空交通之安全、运输工具之行驶与调度、气象之测候与报导，非赖电信不足以达成此项任务。至于紧急新闻之报道、新兴智识之传递，或则利用报话，或则利用广播，则电信关系于教育文化者，又至为重大。

总之，交通部门之构成，大别之可为运输、通讯之两大类，如以运输比之为国家之大动脉，则通讯实可比之为国家之神经系统，邮政电信，于其工作方法上虽各有不同，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具有同等之重要性。又以邮政之开设较易，故其分布之范围较广，电信之技术较新，故其传递之时间较远，两者实相辅而行，其相互间之关系，又至为密切也。

7.邮电资费标准之研究

我国邮电经营政策制定资费之原则，系采介于营利制与规费制两者间之折衷制，既如上述，究竟其费率标准如何规定，有何依据，交通部曾成立交通事业费率研议委员会邮政、电信两研究组，从事于邮电费率研究事宜。研究之初，首先注意于交通事业为公用事业之一种，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既极密切，而与国民生计国家财富尤有重大之影响，应如何以公允合理之价格，供给民用，并何者为一般国民所需，何者为少数人所享受，何者与开拓经济有关，何者与发展文化有关，均作详尽之研讨，愈认为营运效率必须提高，事业糜费必须防止，然后成本减轻，再酌收合理之利润，则费率不致过高，事业能以继续发展，更因事业愈发展，成本愈减轻，费率愈能维持其标准，故成本与费率有直接之影响?而费率与事业，又有密切相依之关系。当1948、1949年间，金融紊乱，物价日涨，因限于立法之规定，邮电资费之调整，须先得立法院之通过，但其时币值日跌，初则数月一调整，嗣则一月一更订，其后竟有随时须调整之趋势，立法院因兼顾立法之精神固须遵守，事实之困难亦须解决，遂于1949年3月，通过《铁路邮电运价及资费调整办法》，订立计算公式，以作资费调整之依据，对于邮电资费调整原则，系以战前之资费为基数，而乘以员工薪给有关之米价指数，业务有关之物价指数，及材料有关之结汇牌价；对于邮政更乘以与邮运有关之运价指数（电信无关），更以当时邮电收支不能相抵，政府曾予以部分之补贴，故复于上列各项所得之和，再乘以相当之折扣，其计算公式为：

（1）调整后之邮资=战前基数×成本指数×折扣

成本指数=50/100（63/100米价指数）+10/100（1/3美元结汇牌价）+12/100（火车运价指数）+16/100白报纸价指数+12/100粗布价指数

（2）调整后之电费=战前基数×成本指数×折扣

成本指数=47/100（63/100米价指数）+28/100白报纸价指数+12/100粗布价指数+25/100（1/3美元结汇牌价）

上述公式之拟订，实已煞费苦心，当时邮电资费之能以及时调整，该项公式实具有极大之贡献。惟其后政府补贴既经停止，公式中有关各项因素，亦时有变迁，更鉴于战前基数是否系根据各项成本订立亦成问题，因之邮电资费研究组，为根本解决起见，遂拟订一较为合理而较有依据之公式，其原则为某种业务之总支出与其业务之官息及其固定资产折旧与保险等之总和，除以该业务之总工作量，再加以纯利润率，即为该项业务应得之资费。

上述两公式，虽其中微有不同，而其精神则完全一致。所应注意者，仍如本段前所申述，资质既与成本成正比例，则应如何将成本支出作合理之减低，方能获得合理而低廉之资费也。

8.广播业务之辅导及收取执照费之经过

广播事业原为宣传政令，发展社教之优良工具，平时赖以发扬文化，战时可供对敌心理作战之武器，世界先进各国，对于广播事业，类多由国家力予扶植，而民众之装有收音机者，亦复鳞次栉比，几至家有一具。我国于民国17、18年间，中国国民党设有广播事业管理处主持其事，并设有中央广播电台，负起宣传重责，从此广播事业渐有基础，而民众之装设收音机者，亦渐次众多。

考之世界各国，对于筹措广播事业经费来源，约有两途，一为金钱广告收入，自给自足；一则有赖征收照费，维持事业。美国工商业发达，各电台广告之收入较丰，除用以维持其事业外，尚有盈余以发展其事业，故不需征收照费。至世界其他各国，虽费率之多寡不同，而无不征收执照费，就英国而论，普通收音机年收照费1镑，电视收讯机年收照费2镑，每年收入约在1000万镑以上。日本每一收音机月收照费日金35元，每月所收照费约为日金3亿余元，年约36亿余日元，故以英、日两国经济情形，远较我国现时情形为优，而尚以征收照费，为广播事业维持发展之需，我国就装有收音机者，酌收费用，以维持广播电台之开支，实未可加以厚非。

9.我国电信业创始与革新

（1）电报

清道光十七年（1837），美人摩尔斯（Morse）首先发明电报，是为电信的创始。在美国发明此新兴通信工具后的45年，1881年，我国方开始利用。在此十年之前，1881年，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曾由海参崴经日本长崎至上海，并由香港经福建的鼓浪屿至吴淞口的大戢山私设海底电缆。迨至清同治十二年（1873），英国的大东公司亦自香港经福建海外的川石山引海底电缆至上海，此为外人电信侵略我国之始。

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直督李鸿章为整顿海防，始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起以达天津设立第一条电报线，专通军报。其后李氏又于清光绪七年（1881），架设由天津经德州、济宁、镇江、苏州，至上海的电报线，同年十一月初八日（公历12月28日）开放收发电报，我国现行的电信节，即以此一线路完成通报之日为节日。其后即陆续扩充各省电报线路，设立电报学堂，培育电报收发人员。不久长江沿线各省电报可通。侯闽粤等地线路接通，电报总局遂由天津移设上海，此时改总办为督办，仍为官督商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将电报商股收回，改为官办。设督办大臣（袁世凯任此职）行辕于上海，由杨士琦为驻沪帮办电政大臣，隶属邮传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电政司，又改上海行辕为电政公所。

（2）电话

清光绪七年（1881），上海英商于租界创设华洋德律风公司，为我国有电话之始。嗣后汉口、厦门等地外商洋行亦有设置电话者。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电政督办盛宣怀奏准政府由电报局试办电话，自南京开始劝募商股，其后广州、天津、北京、上海、苏州、青岛、烟台、镇江等地亦由电报余利，创办各地电话，此为我国自办电话之始。

（3）无线电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州江门等处要塞与江防艇舰装有火花式无线电机，与江防炮艇互通信息，为我国有无线电报之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天津创办电报学堂，由上海电报总局派学生学习。又购马可尼式电机3架，分装于海圻、海容、海筹、海琛等四军舰及南苑、保定、天津三处行营，是为我国军用无线电报的开始。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吴淞至崇明海底电缆损坏，江苏省以官款安设无线电报机，组成淞崇无线电局，充官商通电之用。另将上海汇中旅馆私设电台收回，改装于上海电报局内，供沪崇通信之用。是为无线电报供一般通信之始。

（4）长途电话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丹麦人濮尔生在天津租界架设电线以达北塘及塘沽，并延长至北平。同时德商在天津大沽间亦设线通话，均经先后收回自办，此为我国长途电话之始。

收回电信权的斗争(1)

（二）收回电信权的斗争

1.水线交涉

大北公司（丹麦）

清咸丰末年，俄国驻北京公使以当时俄国电信线已设至西伯利亚，因商清廷许可其在北京天津间铺设电线，未获当时政府同意，惟俄使仍不断请求，至清同治元年（1862），始交换照会，将来中国如准他国设立电报线，自必以俄国为始。

其后西伯利亚电线已延伸至恰克图后，拟接通北京，为使当时我政府人员了然此一通信利器，派一技术人员携带钻机由蒙古至北京，于俄公使馆内设线装机，作收发电报的实验，请我政府大员前往参观，并加以解释，以期说服同意所提经恰克图至北京的架线问题。

当时政府主持人员虽深知电报机效用甚广，惟对俄人甚为疑虑，仍只允如须与外国通报必先与俄国的恰克图接线，俄人见无能施其技，乃将西伯利亚陆线展设至海参崴，再由水线以达我国及日本，此项铺线工程即借重丹麦大北公司。大北公司遂于同治十年（1871）先后在香港—上海、上海—长崎、长崎—海参崴间设单芯水线一条，此项水线未得清廷同意，接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更于夜间由大戢山街吴淞江另设水线一条通至上海租界，即在上海设局营业，此为俄人假手于丹麦私设水线干犯我国领海的肇始。大北公司在上海营业之初只收洋文电报，其后创编四字码约七千字印刷成书，分送官商，推广业务。

当时水线之由中国通往欧洲者有南北两线，一为南线，由吴松口的大戢山经厦门的鼓浪屿至香港，一面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二为北线，由上海接长崎，再由长崎接通海参崴，接通俄国陆线以达欧洲。

清光绪六年（1880），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电报线以达天津，号令各兵营，命令传达迅速，因思创办电报。因国内人才缺乏，不得不借重西人，以大北公司在中国沿海设线已有将近十年的历史，乃请大北公司代为雇匠购料设计建筑，大北公司遂有与中国官厅接触的机会，于是逐渐取得各项利权而得有契约的依据。我国电政初期所聘雇的参赞如伊立生、总管如毕德生等皆为丹麦人者，即因此而来。

清光绪七年（1881），我国自办的津沪线完成，于天津设电报总局，派盛宜怀为督办，电报总局因与大北公司会商收递电报办法，订立合同，此为中外有电报之第一合同，其内容仅及电报收递的办法。

清光绪九年（1883）订立大北公司水线登陆及借用淞沪陆线合同，其中规定前经大北装设自吴淞至上海的陆线由我方备价收回，但仍供给公司使用，不取租费。此外，我国允许大北公司在上海设立公司收发电报，及该公司将来如将吴淞海线头拆移洋子角，我国应添设上海洋子角陆线一条与其水线相接，此项合同规定至民国19年为满期。

上项合同仅解决上海非法登陆问题。原大北侵占我国领海及擅自接线登陆皆为不合法举动，至此因我借重大北以通津浦沪线路，加以国际关系不得不予优容，遂承认其不合法而变为合法，然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半，原大北的沪港海线中间经过厦门的鼓浪屿方至香港，关于厦门鼓浪屿，大北私将水线头由水沟登岸引入洋楼，中国历经交涉无效。直至清宣统三年（1911），始与订立大北公司安设厦门鼓浪屿水线及借用陆线合同。合同载明公司于厦门鼓浪屿安设水线一条，由我国以虚价收回，仍供公司使用，我国允于厦门鼓浪屿的水线公司、水线房变电局间代设归公司运用的陆线两条。又订明如遇港、厦或港、沪间水线中断时。我国应设法借给该公司专线一条，使港沪两处照常通报。此项合同亦规定至民国19年（1930）满期。

大东公司（英国）

清同治九年（1870），英国驻我公使以英商东方电报公司（EasternTelegraphCompany）已由英国设置海底电线经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并已另组大东电报公司（TheEasternAustraliaandChinaTelegraphCompany），由印度南境引伸该线经槟榔屿、新加坡及越南西贡等处接至香港，拟再由香港起沿海设线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但经十余年的磋商，未获协议。缘英商大东电报公司的请求，系透过其驻华使节向我主持外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其时主持外交事务者，因见列强势力逐渐侵入，对外人怀有戒心，尤以对英人为甚，更因守旧与不谙国际情势，推拖敷衍，久无结果。大北公使为丹商经营，交涉对象为李鸿章，李较稔外情，且以丹为小国，目的只在营利，忌猜之心不似总署诸人之甚。因此，英国对于电信在中国经营的企图，发动虽较他国为早，而收获更落于大北之后，故大东公司沪港水线登陆合同于清光绪九年（1883）始行签订。其中规定我国允许公司在上海设局收发电报，及其香港水线可在洋子角登陆与我国洋子角的陆线衔接；英国方面允我在香港设局，并借用大东?司所属的香港九龙间陆线为交换条件，报费分配为大东得95%，我国得5%，合同至民国19年满期，嗣又续订两项合同：

（1）水线在福州川石山登陆并设局合同：本合同订于光绪十年（1884），规定我方允许公司在川石山登陆收发海线电报及其沪港水线头可引至该处海岸为止，合同至民国19年（1930）满期。

（2）川石水线登陆并借用陆线合同订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规定我方允将南台至川石山陆线借给公司专用，养线费由我方负担，不取租费，及该公司可在南台设局收发电报。

川石山淡水线：此线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设于福建的川石山与台湾的淡水间，计长117海里，本为便利台湾与国内外通信之用，嗣因中日甲午一役后，台湾割让与日本，其时上海电报总局以此线时生障碍，不堪利用乃售与日本，并准其线头仍在川石山继续登陆，惟暂由英商大东公司在该处代管。嗣于民国12年改由我国川石山电报局代管。

大北、大东两公司会合侵我大北、大东与我国分别订立合同设线营业，其始各业务上相互竞争，其后鉴于我国政治动荡不定，乃联合窥伺作谋我的打算。例如：

（1）中英丹淞宝地缆合同系由我与大北、大东两公司于民国3年8月所订，内容规定该地缆由我方以虚价收回，并准我方运用，但未订明合同期限。

（2）大东、大北两公司水线登陆及专递电报专利合同订于民国2年12月23日，至民国19年满期。

（3）大东、大北两公司沪烟沽水线合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平津一带因义和团之乱，电报线路悉被破坏，南北电信为之阻隔。其时驻平各国联军及平津外侨等，商由大北、大东两水线公司自大沽起安设海线以达上海，藉通消息，事为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所悉，以平沪线路为我电信命脉，不能由外商把持，乃与该两公司交涉，将上海至大沽间及烟台至大沽间海线各一条作为中国电报局委托该两公司代办。其海线等物均归中国电报局收买，经洽妥该项价款为258万英镑，作为电信借款，连同利息分30年偿清。在本息未清偿以前，各该线均归两公司代办，并在烟台、大沽两处均得直接收发公众电报，所有以前该两公司与我国电局订立各合同有效期间一律延期至民国19年（1930）止。此项苛刻的束缚直至民国23年于借款偿清、合约结束、海线收回自办后，始行解除。

当时负责接管海线的我国水线总工程师为沈福海氏，其维持工作较之外人并无逊色。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东、大北两公司续订沪烟沽水线合同，规定与沪烟沽水线接通的路线得由我国自设自管公司，在沪烟沽三处有电报收发权，及我方陆线电价与水线一律，如有更改应先得公司同意等。

（4）大东京恰、大北津沽买卖城借线合同：大北津沽买卖城合同订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修订于清光绪二十八年，至1925年满期。合同规定我方将大沽天津经北京至买卖城的陆线借公司运用，除大北外该陆线不得再借与其他公司，大北有传递通报、选用员工及修理线路之权，及无收发及递送公众电报之权。大东京恰借款合同订于清光绪二十八年，至1925年满期，其内容与前者同。

日本

南满陆线与烟大水线：中日电报交涉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时日俄战起，我东北各省沦为战场，日本占领我电局及线路，又擅用军用报话线通信，次年战停后拟于大连安放水线一条接通烟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中日电信条约成立，始将我电局及线路归还。当时中日电信条约重要条文如下：

（1）中日两国当于关东省某处（即大连）安设水线一条通至烟台，该水线自离烟台75英里之北归日本安设管理，其南归中国安设管理，南北两头相接，关东一头归日本办理，烟台一头归中国办理，惟该水线每日当接至烟台日本邮局若干时，以应日本特别之需。烟台日本邮局可由该水线收发烟台本境与日本电局往来之日本商电，此项商报须用日文，日本付中国本线费若干，具体数额由双方议定。烟台中国至日本邮局连接之线由中国建造管理，其余中国各处往来电报，日本尤尽力不使在烟台接转，并承允非经中国允许，于租界地外或铁路线外中国各处不安设水线、建造陆线或电话线以及各处无线电报，惟以后他国若有举办，当援利益均沾之条办理。

（2）日本在满洲铁路外之电线应由中国付给日本日金5万元，当立即交付与中国，其电话线则由中日妥订办法，在未订办法之前，日本允若非先经中国政府允许，当不再扩充，亦不用为传递电报。

（3）在满洲附近日本铁路境之商埠计安东、牛庄、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六处，中国政府允自各该商埠通至铁路境内借给电线一条或两条，全归日本使用，以15年为期。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1月，双方订立《中日满洲陆线办法》合同及《烟台关东水线办法》合同，规定递报手续及电报价目，其时我国已将南满铁路境外日线接收完竣，烟台水线亦于是年11月前接通，惟自始以后，日本常有违犯合同，在铁路境外擅设电报电话线，并设置局台情事。例如未经我国同意在延吉、龙井村、珲春、头道沟等处设置电报电话线及信局，又在秦皇岛、满洲里、公主岭、龙井村、辽阳、珲春、长春、牛庄、陶展、海龙、郑家屯、农?、吉林、哈尔滨、龙山冈、间岛、百沟局、子街、码头沟等处设立电台，并在长春等处设立电话线，此外又在沈阳自行设局收发电报。迭经抗议，均归无效。其所借安东、牛庄等六处电线及报房应于1923年11月6日届满亦延不交还。迄民国19年中日电信会议开始，我方对此案提出解决办法两项，日方一再藉词延宕，致会议终无结果。

青佐水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我邮传部与德国订立条约，在青岛上海及青岛烟台间安置水线两条。民国3年日德宣战，青岛陷落后，日本即利用该水线接通日本的佐世保。民国11年2月华府会议解决山东悬案，关于青佐水线问题规定：“日本政府声明青岛至烟台及青岛至上海陆线，凡前属德国之权利名义特权均归还中国。惟该两线之一部分为日本政府用以安设青岛佐世保间之海线者不在此例。至青岛佐世保线，在青岛登陆与其运用之问题，应按照本约第二条所设之中日联合委员会按照中国现行海线各合同之条款协定之。”按照此项声明，青佐水线似已属于日本，所谓归还中国者，仅空名而已。是年秋间，中日鲁案善后会议建议，青佐水线问题的解决方案规定于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了解办法中：

（1）青佐水线由中日各得一半，在青岛一端由中国运用；

（2）中国政府声明现在外国公司取有之电信特许权，于1903年期满后，概行收回，且不再将该项权利给与任何国政府或公司个人；

（3）中国政府允于1930年以前将该水线委托日本代办，惟收费及投递公众电报事宜，概归中国电信局办理；

（4）青佐水线之运用办法，再由中日两政府另行协定之。

该项协定于同年12月1日经双方同意签字，民国13年12月正式签订报务合同。合同内容如下：

（1）青佐水线中日各得一半，其在青岛之一端，在1930年以前转由中国委托日本代办运用。但收发及投送事宜，概归中国电报局办理。

（2）运用处之经常费及其增减均须由中日双方协定之。

（3）中国允在青岛、四方、沧口三处电报局收发经由佐世保水线传递之日文电报。

（4）规定本线费、过线费及水线费。

（5）合同有效期限自1925年2月1日起至1930年12月31日止。

崎水线：日本长崎至上海间，在清同治九年（1870）曾与日本与大北公司订约安设水线一条，此项条约迄1912期满。是年初，北京交通部闻日本与大北公司又有另订新约消息，因声明如日本与大北公司订立合同有关中国权利者概不承认，并咨外交部照会日本咨询。同年11月，日使复函：“日本政府前为交涉之便利曾先与大北公司开议。惟若与中国权利有关者，仍当与中国政府商洽。”嗣提议下列三条作为中日商议的基础：关于该水线由中日大北三方协定一定期间，共同结算办法。中国政府允日本政府于上海及其他各处将海线上陆。关于电报通信关系，中国政府允许与日本政府协议，不给第三者以任何特权或扩张其现在特权。

经交通部答复：第一条可同意。第二条我国可允日本于上海至日本敷设水线一条，惟只以上海为限。第三条即应取互惠主义。并于翌年派员赴日磋商，于是年10月，中日另订日本水线登陆合同，要点如下：

（1）中国政府允日本政府自长崎至上海安设水线一条，并允于水线登陆处至上海日本电局设一条陆线，由日本政府管理保养，此线即以虚价50元让与中国政府。

（2）该水线只可为传递日本电局与上海径相往来之日文电及中文官电。

（3）日本政府如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除在上海附近登陆之水线外，当不将在中国境内之日本水线扩充，亦不使用其他方法与中国电报争利，但中国政府以后若将较优条件许与他公司，则日本当援例一律办理。

（4）凡经上述相接陆线传递之各报，其过线费为每字5生丁。官电则减半。但此项过线费不得超过中国之水线公司付与中国政府电报最低之费。

（5）上海与日本电局径相往来之中国官电经上述水线传递者减半收费。

（6）本合同施行至1930年12月31日为止。

以上为与日本水线交涉情形。

收回电信权的斗争(2)

太平洋公司（美国）

清同治十一年（1872），美国纽约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由旧金山复设水线至菲律宾，名曰太平洋水线。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菲律宾展至上海，由宝山登陆，公司致函我国电信总局督办盛宣怀请在吴淞与我陆线相接，时清廷于民国前3年与大东、大北两公司订立合同，言明在1930年底以前，不准他国在中国沿海安设水线，至此颇感为难。适盛宣怀卸职，袁世凯接充电政大臣，以中美交好势难拒绝，派员与两公司洽商，两公司以与其设法阻止，力有未逮，不如拟具和平办法，共享利益。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7月25日，太平洋公司水线已至上海，径在吴淞口登岸，并开始通报，在淞沪间自设陆线，在租界内开局收报，我国连同大北、大东南公司出为抗议，延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电报总局允太平洋公司水线登陆，与该公司交换凭函，其凭函要点如下：

（1）中国允许太平洋商业水线公司由马尼刺安设水线一条或数条至上海附近地方，并准公司建造旱线，由水线登岸之处与上海租界内公司电报房相接，此线归公司使用，但由电报局出价50元购回，作为电局之产业；

（2）公司未经中国政府允准，除上海外，不得再在他处登陆；

（3）本合同施行至1930年12月31日为止。

德荷公司（德国）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占据胶州湾后，自设青岛至烟台水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复乘我国拳乱之际，将烟台青岛水线延长至上海吴淞口。嗣德国荷兰电报公司安设水线至上海吴淞口登岸，并在上海英租界内四川路设立报房，由登岸处起自造地线接通报房。我国与之交涉，仿照美线办法，将地线归让我电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我国电报总局与荷公司订立合同，允公司自水线登陆之处至上海租界报房，其间造一应需之线接通应用，并加以修护。此相接之线，应让与电报总局，做一虚价，定为银洋50元。至此，上海附近的公司水线登岸处至上海租界四川路内的报房其间相距之线，遂归我国所有，惟德荷公司有享此线概不计费之权。

最后交涉经过

清政府与大北、大东、太平洋等公司所订水线登陆合同，影响我国权益至巨，又该公司等与我电局所订齐价摊分报费办法，致使我国国际电报价目亦受其束缚。民国19年合同期满，我国事先声明自民国20年起所有合同凭函一律作废，各公司初持异议，旋经我国据理力争，交涉年余，议定登陆执照及报务合同草案，各该公司又复拖延至民国22年方派代表领照签字，执照定期为14年，过去的垄断登陆权及水线运用权与齐价摊分办法，方始取消。民国33年，登陆执照又告期满，我国事先拟定处理方针：凡水线两端在我国境内者由政府自办；凡一端在他国者，我国至少保有该水线在国境登陆处至海中若干长度的所有权，同时决定不再发登陆执照，并拟定交涉原则六点：

（1）各水线在我国登陆处至海中三海里长度之一段，由我国分别收买，作为我国之资产；

（2）在我国境内，所有水线通讯之一切运用事宜，完全由我国自办；

（3）所有在我国境内，水线电报收发事宜，完全由我国电局统一办理，不再另设水线收发处；

（4）水线电报之每字总价按照国际无线电价目，同样规定及改订，其自发报国至收报国间所收之全部报费，除去应付第三方面之外线费，应由我国与水线公司双方平均分摊；

（5）发往国外电报，凡经发报人指定水线路由者，由该水线传递，其未指定路由者，悉由我国电局，自行支配，公司并不得散发注有路由之空白报纸；

（6）我国与水线公司所订之通报合同，规定以三年为有效期间。

胜利还都后，各公司一再申请续发登陆执照，交通部提出上述六项原则交涉，会议十余次未获结果，1949年，交涉中止。

2.陆线交涉

南满陆线清光绪三十年（1904）间，日俄之役，俄军败退后，日本除占用奉天至新民府电线外，并在营口、辽阳、奉天、新民、铁岭、开原、昌图、凤凰厅、大东沟、大孤山等十处南满铁路境外，设立电报局收发商报。虽经我国一再抗议，迄无效果。迨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签订中日电约后，日本在南满铁路境外的电线，始由中国出洋五万元收回，我国并将安东、牛庄、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六处电报局接至南满铁路境内的电线，及各该处电报局内房产，借与日本使用，以15年为期，计至民国12年期满。民国13年间，曾经交通部与日本代表数度磋商，续借条款，未有结果。民国19年，交通部向日本代表交涉，提议收回前项借线及房屋，我国并得在大连及南满铁路境内设立电线电局，传递电报。日本代表只允磋商借线问题，其余认为无权讨论，延不答复，致仍无结果。直至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复由我全部接收。

北满陆线清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在东三省交战，东清铁路沦入战区，日俄两国均乘机推广电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和议成功，东清铁路南段由俄国让归日本，改称南满洲铁路。11月，我国与日本订立东三省事宜条约，承认日俄的让渡，邮传部以日俄所设电局电线，有碍我国主权，应设法收回。俄人方面，经与磋商结果，铁路界外电报，皆归还中国所有，承认系我主权，计线路1500余里，局所十余处，经以赎价12万银元收回，并订立中俄东清路电交接办法合同十款。

中俄蒙电线逊清末叶，蒙古活佛受帝俄的怂恿，乘我国发生革命，宣告独立。1912，与前俄私订俄蒙协约，并附订关于商务、开矿、筑路、电线等条约，将蒙古境内电线架设权让与帝俄交通部。1915年5月，蒙古取消独立，改为自治政府。同年6月，中俄蒙三方签订协约22条。其中第17条关于电线事项，自买卖城经库伦至张家口电线，在外蒙境内之一段，作为外蒙官府的产业，在外蒙交界处设立中蒙派员管理的转报局。其详细办法及递电收费分派报费等问题，另由中俄蒙三方委派代表组织专门委员会商定之。同年10月，通部派员赴库伦会议，俄蒙方面所提各项要求，均于我权利有损，经我委员据理力争，磋商两月有余，始克就绪。于1916年1月签订自治外蒙电线合同14条。关于线路的维持、报务的处理、报费的分配，及账目的结算等，均经详细协定。

京沽恰陆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拳匪乱后，各国联军屯驻北京，时电政督办盛宣怀在沪与大东、大北两公司谋重造北平至大沽陆线，与两公司订立合同，由两公司代造，并暂代管理。另与大北公司订立合同，将大沽经天津、北平至恰克图至买卖城电线一条、借与大北公司。时大局未定，该合同未及由外务部及驻京俄丹公馆批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议成后，我乃收回平沽陆线，并分别与大北公司签订沽津恰借线合同12款，与大家公司签订平沽借线合同7款。

3.无线电交涉

各国在华私设无线电台问题1921年，美国召开限制军备会议兼讨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交通部以各国在华私设有线无线电信及水线专利提案咨送外交部寄交我国代表提出会议。是年11月，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开第八次会议时，我国代表即将撤退外国军警及电气事业并案提出并发表宣言，说明外国军队护路军警、巡警以及有线、无线电信交通的设置，未经中国允许，均属侵犯中国主权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请参与此次会议各国，宣告以后非得中国政府的明白允诺，不得在中国领土以内，驻扎军队或护路军警或设置巡警，或建设经营电气交通事业，其未经中国之明白允诺，已有此项军警或电气事业存在者，均应立即撤退。当时参加会议者有美、英、义、比、法、日、荷兰、葡萄牙八国代表，争议多日，对于中国境内，外人私设无线电台一案，仍未有彻底解决办法，我国代表特提出发明书如下：“中国代表团乘此机会，正式声明，中国政府不承认亦不让与任何外国或其人民，在使馆界居留地租借地铁路地界或其他同样地界内，未经中国明白许可而有安设或经营无线电台之权。”前项声明书，除记入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议事录外，并经第5次大会通过，载入议事录。自此次会议以后，英国在喀什噶尔及日本在汉口、济南所设无线电台先后撤销。青岛的日本电台亦由我政府作价收回。而上海法租界顾家宅，法人早已设有无线电台，经我国多次交涉，至1933年8月14日，始停止收发商报。

中美无线电报合同1921年1月8日，交通部经国务会议议决，与美国合众电信公司订立中美无线电报合同19条。嗣又根据该合同商订发行债券办法，于同年9月19日签订中美无线电报合同附件20条，规定发行美金债券650万元，作为建筑上海、哈尔滨、北京、广州等地弧光式无线电机之用。除与海外直接联络通报外，并与国内各地无线电台彼此通报。此项合同，已经美国政府通过，但中国方面则因英日双方提出抗议而迟延实施，英国马可尼公司认为对前订中英合办中华无线电公司合同，有间接直接受侵害破坏的危险，遂由驻京英使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交通部则以与美合众公司订立合同之前，已与美使署详细考虑，并无违反之处，但英使仍一再抗议。同时，日本政府亦以该合同与我海军部及日本三井洋行所订合同颇有抵触，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争持不决。1921年12月太平洋会议时，外交部致电我国代表施肇基转商美政府与英日代表切实疏解。12月8日，英使尚向我外交部继续抗议，嗣忽口头声明取消。而日美间关于此案交涉，仍迂延未决。

双桥无线电台1918年2月，海军部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合同，由三井借款英金536067万镑，承办一大无线电台，双方签订借款合同17条，附则7条。

依照合同及附则，其要点如下：

（1）日本在中国无线电事业有为期30年之独占；

（2）中国派监督查账，承办洋行有管理之权；

（3）各种机械材料，免纳捐税；

（4）借款由中国分30年偿还，利息8厘；

（5）遵守中国以前与大北、大东所订合同，1930年以前不准其他陆地电台与欧洲通话，本台自1931年开始与欧洲全球各地通讯。

旋经择定于北京通州间双桥地方从事建筑，9月4日正式开工，原定一年竣事，迂延至14年时始行完工，所建天线、塔与机线，曾倒毁两次，发报机为高周波式，迄建造完成，已不合用。

4.国际陆线电路

清季我国国际通信，为外商水线所操纵，有识之士，倡议发展边疆线路，与邻国接线通报，以挽回利权，乃有中法、中俄、中英接线等事。兹将初期接线经过，分述如后：

（1）中法接线清光绪十二年（1886），法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署，以广西边界中国电线距越南、东京之法国电线甚近，若彼此接连，受益不浅，总署据以咨请北洋大臣李鸿章查复有无窒碍，鸿章因饬总办电报事宜东海关道盛宣怀查复。旋宣怀禀称：“法国陆路电线自镇南关边外起，以达越国东京至西贡，并通越南各内地。又由西贡接通英线，至暹罗之都城彭高地方，且绕出缅甸，至印度等处。中国陆线如与接连，即价目较海线便宜。以上各处电报皆可由此线转递获利，诚于中国有益。中国电线既与英丹海线接连，法线视同一律，只须章程严密，中国界内，不准该国陆线侵越尺寸地步，亦不准该团设立电局，无事时不妨接线，以收利益，有事时仍可断线以示隔绝，自无窒碍。”李鸿章遂咨商总署核准，照复法使，允其接连。清光绪十四年（1888）10月，中法签订滇越边界联接电线章程12款。规定中法电线在下列三处相接：

①法国在北圻之间登地方电局，与中国广西省之镇南关电局互相接线；

②法国在北圻之芒街（即蒙开）地方电局与中国广东省之东兴电局互相接线；

③法国在北圻之保胜（即老开）地方电局与中国云南省之蒙自电局互相接线。

（2）中俄接线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俄使向总理衙门商请将珲春海兰泡电线与俄线相接，并展接恰克图线，嗣后屡经商议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7月，始由李鸿章与俄钦差大臣喀希呢签订中俄边界陆路接线条约10款。规定中俄电线相接之处：

①中国珲春之电局与帝俄诺我奇业伏斯科之电局（即严杵河)两线相接；

②中国海兰泡之电局与帝俄巴拉奇威斯科之电局两线相接；

③中国恰克图之买卖城设之电局，与帝俄恰克图之电局两线相接。

清光绪十九年（1893）6月，海兰泡水线接通。7月，珲春陆线接通。帝俄革命后，中俄两国遂未通报。1913年，交通总长周自齐与俄驻华公使签订伊尔克斯唐中俄接线条款6条，规定中国自行建设由新疆喀什噶尔至中俄交界之伊尔克斯唐地方之电线，与俄国电线衔接，该线于1917年12月竣工，与俄接线。

（3）中英接线清光绪九年（1883），中英合订九龙香港陆路接线合同九条，规定中国电报局旱线二条，展至英地九龙交界处，与大东公司两旱线相接，该两线与该公司两水线续连，以便与香港通话，该合同原定20年满期，嗣照清光绪二十六年与大东、大北两公司订立沪烟沽水线合同的规定，展至1930年底。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两国为便利中国边界与英属印度、缅甸、锡兰等电信交通起见，彼此议定，中国在云南边界，英国在缅甸边界互相衔接电线，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与英国钦差签订接线条约十款。清光绪三十年及三十三年分别修订。

上述各种国际有线电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或因条约期满未有续订，或因线路年久未修，故已次第阻断。惟粤港间，则敷设地下电缆及海底电缆以通长途电话，直至抗战时期，始被毁坏。胜利后，代以超短波无线电话恢复通信。

5.国际无线电报电路

民国8年，法国请在我国云南安置无线电台，俾与安南通报，经我婉拒。海军部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建立的双桥无线电台，于民国14年完工，与德、英、美各国试通，但成绩欠佳。民国10年，交通部与美国合众电信公司订立中美无线电报合同，迄未实施。民国16年冬，交通部上海电台与法属西贡电台订立接转欧洲电报办法，是为我国沟通国际无线电报之始，同时建设委员会则于上海设短波无线电台，开放中菲转报业务。民国17年，交通部国际电台筹备成立，国际电信始渐趋发达。其时上海真茹及枫林桥两发电台，装体2千瓦至10千瓦的大型短波发射机多部；宝山县刘行收报台，装置各式收报机；上海南京路沙逊大厦内，设立中央室装置凿孔机，自动报机与遥控制设备等工程先后完成。民国18年与马尼拉、香港通报，开我国国际电信事业之新纪元。民国19年，辟上海至巴达维亚及上海至旧金山两路。民国20年，增通柏林、巴黎、西贡。民国22年因二二八淞沪之役，真茹、刘行两台陷敌3个月，经设临时收发讯台于沪西小沙渡路及静安寺路，以维对外通信，事平迁回，加以整理扩充，增辟上海至日内瓦一路。民国22年，增通莫斯科，并添增旧金山第二线路，业务蒸蒸日上。外商水线公司鉴于我国国际通信趋于自主，无法操纵，遂于民国22年接受我条件，取消海线登陆专利，并由我国派员改组成立水线收发处。民国23年，国际电报再添伦敦、日本两路。民国24年，增罗马直达。民国26年，又通伯力，为莫斯科之辅助电路。另辟昆明与河内、天津与东京、厦门与马尼刺、广州与河内上海、广州与澳门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与香港等直接电报电路，使内地国际电报不必集中上海国际电台转发，减少转报手续，增进传递速率，信誉更著。在抗战军兴以前，该台共有通往欧美各国国际电报电路13处。

国际无线电话，始自民国25年之中日通话，初以上海、东京两地通话为限，嗣再扩展东京以外各地区，继于民国26年开放中美电话，其后伦敦、柏林、马尼拉等处亦经接洽通话，旋因抗战而中止。

八一三战役，上海国际电台首当其冲，真茹、刘行两台均在战区，遭敌机连续轰炸，不能工作。幸已先将一部分重要机件，疏通在沪，分设临时收发讯台，得以维持海外通信。另在汉口局增辟国际电路，将工作最难的莫斯科电路及报务最忙的香港电路改由汉口联络，同时疏散一部分机件至成都。民国27年1月3日，上海沦陷，该台停止工作，幸成都国际电台工程完成，适能接替任务。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前，仍有国际电报12处，计中美、中菲各二路，中英、中瑞、中印、中澳、中苏、中法、中德、中越、中爪、中港各一路。迨太平洋战事发生，除中美、中英、中苏、中印、中澳电路外，余均陆续阻断，自港菲水线中断后，蓉台国际无线电业务倍增，故又在昆明设置国际支台。民国32年，在重庆筹设重庆国际电台，次年冬正式成立，将成都台改称支台后，昆明支台亦予裁撤，同时开放美国电话及传真。抗战胜利国际电台复元后，陆续增辟电路数甚多。民国35年10月，又添设南京支台，京沪南地为我国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分别直接对外通信。1948年1月，开放中美间电话，业务目趋兴盛。其时计有国际报话电路34路，居全世界之第三位。

6.国际电信债务问题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国电信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外国借款条件既奇利率又高，更须预付若干利息，并有种种担保。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于电信债款，交通部特别组成小组予以清查以作为清偿的根据。民国22年调查此事，先将各洋行小额借款予以清偿，对于其他偿额较巨各户，如中日实业公司、东亚兴业会社、中国电气公司、马可尼公司、西门子洋行等另订整理债务办法，摘录如下：

（1）东亚兴业会社债款，本金为日金1022万余元，至民国23年10月本利共计日金2070万余元。经重新商定，本利共为1022万余元；利率由复利9厘改为单利6厘；新旧息金不再起息，每月摊付均作还本之用。

（2）中日实业公司至民国23年底，本利共计日金3990万余元，经分起息与不起息，本金及利息总数仍为日金1450万，利息由复利9厘改为单利6厘；新旧息金不再起息，每月拨付均作还本之用。

（3）中国电气公司借款本利总计美金151万元，经商定每月拨还美金3000元，另以交通部每年应得该公司股息作偿还利息之用，所还本金积至美金90万元即作为清账。抗战胜利后，交通部宣告脱离公司，并将股金偿还，债款到此清偿。

（4）马可尼公司借款本息总计英金476万余元，商定息金30余英镑一概不计，分年摊还本金，公司并将还债款之半数作为等值材料退还交部，拨作交部派员赴该公司工厂实习之经费。

（5）西门子借款本利总计美金27万余元，经商定本金减为美金6万元，分10年摊还，不再计息。

以上电信债务自整理协商后均告解决。

中国电信业走上国际舞台

（三）中国电信业走上国际舞台

1.邮政电信与国际间之关系

溯自海禁大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立国于天地之间，既不能离群以索居，更无法闭关而自守。邮电事业，关系一国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者，固为重大，而如何不分国界，交流国际间之文化，发展国际间之经济，沟通国际间之感情，通达国际间之消息，以加强各国相互间之关系，缔造人类共有之幸福者，更为邮电所应负之使命。他如侨胞家书之接转，外交文电之传递，尤为国营邮电事业不能忽视之任务。我国于创办邮政之初，即注意于国际邮务之开发，当前清末叶，先后与法、德、日、俄、印度、越南等国及香港邮政订立各种协定；后于民国3年正式参加国际邮会，其后复加入国际邮政公约。因之举凡邮件包裹与汇兑等，均能与世界各国相互畅通。至于我国国际电信，在前清末年，原为丹商主办之大北电报公司，及英南主办之大东电报公司铺设之水线所把持，直至北伐成功，于民国18年我国国际电台正式成立，遂先后与马尼拉及欧美各国正式通报。往昔操纵于外商之国际电信主权，乃由我国收回，自行经营。据民国36年统计，我国直达外国电报电话电路，共达27路，与世界各国国际电路数量比较，我国居第四位。现我政府虽撤迁来台，因政治日有进步，经济日趋繁荣，国际间对我益增信赖，邮政以水空运输日见加强，国际邮路年有增加，电信以机件设备不断扩充，国际电信无远弗届，故现除沦入铁幕之国家外，盖均为我通邮通电之区，自由中国与民主世界之联系，能以日趋密切，国际信誉能以日趋良好，其因素虽不止一端，而我邮电与国际关系之日有增进，未始非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惟是国际邮电业务愈紧，共同信守之章则愈多，科学发达愈远，技术上应共守之标准亦愈高，因之我国除分别参加国际邮政联盟及国际电信公会，签订公约，履行义务享受应有之获利外，更须就管理方面、设备方面、技术方面，随时改进，力争上游。近数年来，经邮电部门同人之努力，与政府当局之训示督饬，不仅在国际业务方面，已有优良之表现，即在国际组织方面，亦多光荣之收获，会议之参加，从未间断，而会费之缴付，甚少迟误，加以我国迭次出席国际邮政电信会议，均能争取与会，获得多数会员国之同情与支持，而在争取主权与在各次会议对于正义之主持，亦曾有不少之贡献，因其在政治上之意义至为重大。故国际间对我之观念上尤为深刻，惟决不能以此自满，尤宜作更大之努力，与加深之研究，以期于贡献国家之外，更能对于技术方面有所发掘，倘能使宇宙之空间与时间上，更能缩短，文化与情感之交流上，更能加速，以增加人类之幸福，与促进世界之和平，其所成就，当更无限量。

2.我出席的国际会议

国际电报公会曾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会议，邀请我国参加，当时我国电报系属商办，而各省亦有官办之局，事权不一，当时未允加入，仅于当年开会时派员列席旁听。迨至1920年，交通部鉴于国内电报局所日益增多，有向外国联系观摩相互研究改进的必要，遂于是年8月加入国际电报公会。据以当时我国国际无线电通信已有相当进步，遂亦于同年9月加入国际无线电报公会，迄至两公会合办改组，我国当然变为国际电信联合会的一员。在每次各种会议中，我们均派代表参加。于各小组开会时，我国代表团亦必分派人员出席，有所见到，必尽量发言，提供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系五强之一，在世界的地位既高，故其发言及有所建议，多为各国采纳或重视。惟当迁来台湾，出席会议代表所处情势已大不如前，即于1952年本人所代表出席的国际电信联合会行政理事会第七届会议而言，当时系在日内瓦举行，我们复担任理事会主席，于分配小组主席工作时，即发生若干困难，而苏俄集团的代表对我代表团无谓的攻讦，其需妥善驳斥与应付更无论矣。迄至当年冬出席国际电信联合会全权代表大会，苏俄集团对我政治方面的攻击固不一而足，可以随时发生，亦须随时防范。同时，行政理事已在改选之期，我政府对于行政理事仍命令代表团予以争取，在此既须困守又须强攻的双重任务中，我代表团各同人实费却不少心血。其后修订公约，我代表团以鉴于中文为联合国公用文字的一种，于会议将结束前，将所有公约及附属规则修订本全部译成中文呈现闭幕时大会席上，各国代表均异常赞羡。关于阿根廷国际电信联合全权代表会议经过情形，我们曾向政府有详细的书面报告，在此不拟赘述。

3.国际会议今昔观

要谈国际电信会议，先要了解它的历史和其成立的宗旨。它成立后确有其辉煌不可磨灭的成就。也就是因为它成立的宗旨有其和平协调互助合作力求进步的光明目标，故能历经120年的悠久?期和两次世界大战，尚能照常进行工作，举行会议、研究问题，为世界各会员国解决了不少技术性的困难。原来国际性会议都有定期，隔了相当时间，使各国从事电信事业的首长或负责技术业务的高级人员能相聚一堂，将检讨发现的问题和困难，来从规章方面、办法方面、技术方面以及其他种种有关方面，加以研究改造。而国际电信会议更因近年来电信事业在技术工程方面有不少的和不断的新的发明，所以除了大会之外，更有若干分支会议。同时会议选出的地点也每次都有变更，使得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每日在会场上绞尽脑汁讨论各项问题，提出各项意见，以贡献其本人和代表的国家对于会议的智慧和热忱外，在散会以后，则可与所有与会代表相互交谈，既可了解对方的电信业务状况，更可增加双方的认识和友谊，同时也使得与会人具有一个畅游胜地、娱乐身心的机会，真是何等的美好！是故过去20多年前，奉派出席会议的代表，大家都认为优差，凡有资格人士都有求之不得之感。但近20年来，自苏俄集团不断在会场对我代表权问题，任意攻击，此唱彼和，会场气氛为之困扰，我代表团更须随时注意，随时与友邦联系，随时准备驳斥文稿。同时，我国代表团对于在会议上已经获得各项权利，仍须继续维持或加以争取，因此，出席人员的责任愈重。奉派者因不能推让却步，未奉派者亦不致竞相争取了。

以上所说的，不过是参加国际电信会议今昔不同的一点感想。究竟电信会议是由那一个单位来主持？这一个单位究竟有了若干年历史？它是如何的成长？和它的组织情形如何？我们不得不先有所了解。

4.国际电信会议的成立及其发展

国际电信会议是由国际电信联合会（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Union，简称ITU）所主办。远在1865年5月，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电报会议，签订了第一个国际电报公约。其后三年（1868）在奥国首都维也纳、又四年（1872）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再三年（1865）在俄国圣彼德堡，先后开会三次，对于在巴黎开会所签订的电报公约分别加以修订。

当1868年在维也纳举行第二次国际电报会议时，与会各国代表均认为有成立永久性机构作为联络中心的必要。当时选定瑞士京城伯尔尼（Berne）为成立此一机构地点，以后我国文件均称伯尔尼电信公约，盖即指此（1868~1948）。此一联络机构初称为国际电信总办事处，直至1948年始将此一总办事处移设瑞士的日内瓦，其名称亦于同时改为国际电信联合会总秘书处（SecretationGeneralofITU）。

于国际电报会谈以外，曾于1885年在柏林举行第一次国际电话会议，签订国际电话业务规则，供与会各国遵照使用，惟仅限于欧洲国家使用，未能成为国际电信公约。

其后，于1906年在柏林签订第一次无线电公约；1922年在伦敦举行第二次国际无线电会议；1927年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国际无线电报会议，首次拟订了无线电频率分配表，使得天空电波各依其所赋任务作各种不同的分配，因此各行各的路，各有各的频率，有的则以时间上来分配，一如市内交通，行人有行人的路，车辆有车辆的路，各按规定走路，不致发生车祸或有互撞拼的危险。在无线电发射方面，如果对于所使用的频率不按使用性质或种类加以分配，则无线电波四通八达，到处干扰，接收方面，发生极端而严重的困难。所以，在无线电使用方面必先有一个国际机构加以研究，按其性质，种类至电台所在地区使用无线电时间，个别而合理地加以规定，再视各国情形加以分配，如此则各种电波均入轨道，各地均可按其性质分别予以接受了。所以，华盛顿举行的这次无线电会议，甚具历史意义。

1932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了两种电信全权代表会议：一为电报电话会议；一为无线电报会议。当时出席会议各国代表认为两种公约（电报公约、无线电公约）性质相同，不必分开，遂议定合并为国际电信公约，而原名称万国电报公约亦于此次会议时由与会国提议合并，组织国际电信联合会，以替代过去的万国电报会议。在马德里大会，除修订以前公约，制成马德里电信公约外，并订立了附属规则四种，即（1）电报规则；（2）电话规则；（3）无线电规则；（4）无线电附属规则。

1938年，在埃及开罗又举行了一次大会，对于公约及四种规则均予修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中、美、英、苏、法五强会议结果，于1947年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全权代表大会，确定电信联合组织，修订公约，并将办事处由盘恩迁至日内瓦，并报经联合国承认电信联合会系属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是以每次举行大会，联合国均派员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大会，而大会及行政理事会议报告，亦每次必送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一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开会时，电信联合会秘书长亦前往列席。因频率分配系于大西洋城会议所创订，故以后此项分配虽迭有变更，但仍以大西洋城频率分配为依据，通常亦称1947年大西洋城频率分配表。由于电信技术的不断改进、新学理的不断发明，原有频率分配表已再度扩充频率范围，使其适用愈广、分配愈长、规定愈精。故世界各国民用军用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种类虽日增，但由于微波、超短波的适应使用，频率仍足以分配各国各种业务，尚未至捉襟见肘状态。

1952年，电联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理斯举行第二届全权代表大会，修订公约及修改频率分配业务。

195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三届全权代表大会，1965年度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第四届全权代表大会，亦属为修订公约、选举行政理事、变更组织、或举选主管人员等事项而召开者。虽其中亦有不少会员国鉴于电联会组织日大，经费日巨，有提议紧缩机构，撙节开支之议，经电联会主管说明后，因各有工作，各有用途，此项提议卒致搁置。五、中国邮政的缓慢发展

五、中国邮政的

缓慢发展

战前国民党政府经营有邮政局所72690个，邮路里程为5848万千米，拥有职工28万余人。抗战前期，原有邮政局所1/4停闭，邮路里程减少了1/3，国民党政府在前方各个战区重新组织邮政机构，竭力维持邮政业务，同时着重在西南、西北地区扩展邮政业务网，开办新的邮政局所和开辟新的邮路，至1942年底，国民党政府共新设邮政局所16440个，新辟邮路20万千米。

口述者简介：

刘承汉(1901~1992)，江苏省东台县人，1924年金陵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旋以第一名考取甲等邮务员，开始踏入邮政界。1928年再考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攻比较法学。1932年擢升邮政总局法律秘书兼法规课主任，达十年之久，邮政法及邮政法规之起草，均出于其一人之手。抗战胜利后，派长甘宁青邮政，于发展西北邮务颇多献替，另奉派出席于巴黎举行之第十二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

（一）收回中国邮政权

1.入局前一年完成撤销客邮运动

（1）客邮之起源

所谓客邮，指外国政府在我国境内所设置的邮局，此系列强侵略行为，直接侵犯我土地及行政的完整，初无条约或其他合法权利之根据也。揆其设置的动机，与其谓为经济原因，便利商务上的通信，毋宁谓为政治原因，便利侵略野心的企图更为恰当。此项客邮之设，开始于清咸丰十年（1860），设置的国家，有英、法、美、日、德、俄六国。我国近代史中所有列强侵略事件，均由英国肇其端，此亦不能例外。早在明嘉靖十四年（1535），葡葡牙人租我澳门为通商地，历数世纪之久，未尝有邮局的设置；英人于1690年来居广州，初时与其祖国互通消息，仅赖东印度公司的往来船只带递书信，其时船行甚缓，每次航程需时竟达九阅月，亦未尝设有专司通信的邮政机构。及至鸦片事件起，侨居广州的英人被遣送至香港，此后香港即为轮船停泊之地，入于铁山火船公司航路范围之内，而最早的英国邮局亦正式开设于此处。现该局虽由香港政府管辖，而当时实为伦敦邮局之分支机构也。江宁条约签订以后，五口通商，邮政事务因通商而咸有需要，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馆被指定为代办处理往来邮包的机构，并对领馆职员给予少数津贴，作为兼理邮件工作的报酬。其时邮件交寄尚未使用邮票，邮资均以现款支付，沿海各口岸间的邮件，亦由各领事馆间相互交换，伦敦邮政当局对海外万里远隔的分支机构，已渐感鞭长莫及，难于管理。而在各领事馆方面，亦有事务增繁，无法兼顾邮务之势。英国终于1860年将海外邮政组织系统，重作全面调整，改隶当地殖民地政府管辖，任命邮政总局长一人，赋予全权指挥监督英国所在远东设置的邮政机构。自始香港邮局在上海、横滨两处增设邮局各一处，是为我国有客邮之始。至于其他口岸，初则征询领事馆低级职员，是否愿意接兼办邮政事务，愿兼者由邮局给予津贴，继则陆续扩张。

其时日本正与中国如出一辙，饱受列强侵略，英美法三国均在日本的横滨、神户及长崎三处自行设有邮局。横滨与东京间并辟有定期邮班，利用马车往来寄递书信，迄明治七年（1874）《日美邮政条约》成立，美国首先裁撤在日客邮，日方继续与英法交涉，分别于1879年订立条约，至翌年3月，日本邮权方克完全收回。其时正值我国光绪初年，为国势积弱时期，英国在华的邮局，固仍日事扩张，方兴未艾，而他国因有英邮之故，亦相继效尤。更堪发指者，日本并不因同受列强压迫而推己及人，自国势转强以后，较之其他列强的施诸我国者，更变本加厉。所有各国在华客邮，以日本为最多；区域分布，以日本为最广；而在交涉撤销时，亦以日本刁难最力，较之我国抗战后所采以德报怨的态度，正成对比。此项设在各地的客邮、不但直接由其本国政府支持，并为各地侨民所赞助。例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间，天津的英国客邮亏蚀过重，原拟关闭，而该地的英工部局初则加以补助，使其维持多年；继则代为用请香港政府逐年资助。又如清宣统元年，福州的英国客邮亦有亏蚀情形，而由该英国商会拨款协助。各地因有此类客邮的存在，一方面阻碍中国邮务的发达；他方面往往形成贩毒渊薮，其为害我国，固不仅侵害主权已也。

（2）客邮之分布

自光绪以还，各国相继增设邮局，甚至内地亦有客局踪迹，清廷屡与各国驻使交涉，要其撤销，然多推诿因循，数十年而未解决。民国初年曾就客邮数目及地点加以调查，除通商大埠为各国所共同设置者外，其主要分布地区，大约各依其所划之势力范围。美国对我国素无领土野心，其所设客邮仅集中于上海一地、计邮局1所、信箱11具。英国?设有邮局6处、邮寄代办所6处、信箱5具，分布于直隶的天津、新疆的疏附、山东的烟台、湖北的汉口、江苏的上海，浙江的宁波、福建的福州、厦门、以及广东的广州、汕头。法国设有邮局20所、信箱7具，设于直隶的天津、北京，山东的烟台，四川的重庆，湖北的汉口，江苏的上海、福建的福州、厦门，广东的广州、琼州、北海及云南的昆明、蒙自。俄国设有邮局17所、邮电局1所、信箱9具，分布于蒙古的库伦、恰克图、承化寺，直隶的天津、北京，江苏的上海，山东的烟台，湖北的汉口，察哈尔的张家口，新疆的疏附、宁远、迪化、塔城，吉林的哈尔滨、宽城子、一面坡，黑龙江的海拉尔、昂昂溪。邮电局系设于恰克图，而信箱之数仅列库伦与恰克图两地，余则未详也。德国设有邮局10所、邮寄代办所二处、信箱11具，分布于直隶的天津、北京，山东的济南、烟台，湖北的汉口，江苏的南京、上海、镇江，福建的福州、厦门，及广东的广州、汕头。日本当时在我国设置的邮政机构最多，全国共有邮局59处、附属局所12处、代办所32处、野战邮局7处，野战通信处1所、代售邮票处79处、信箱130具、信柜24处、信简26处，除分布沿江沿海各通商大埠外，几遍布于东北三省的穷乡僻壤。

（3）对付客邮的方略

我国邮政初由客卿主持，先之以赫德，继之以帛黎，咸知客邮侵害我国主权，思必有以取缔，惟格于当时情势，不得不采取迂回政策。综计当时所采对策，不外四端：①自谋发展；②限制活动；③防止扩张；④遇机交涉。赫德早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入京之初，即建议仿照西法，创立国家邮政。盖五口通商以后，通信殷繁，邮政已为一般社会所需要，如对客邮空言取缔，而不另谋替代之方，事实上仅属徒托空言，无补实际。故最初即以自谋发展为抵制客邮的基本策略。清光绪十八年（1892）赫德曾函总理衙门坦白说明此点：“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设立官邮政局，以推广为抵制之计，恐将另一枝节。”早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候选州同李圭条陈于浙江宁绍道台薛福成，请试行邮政；薛商诸宁海关税务司葛显礼，葛于申复中附拟邮政办法十五条，首条主张就通商各口创设邮政局，次条设立创设的宗旨：“然后告知香港英国信馆，将英在中国所设之馆一律撤回，而美法日本各馆亦可效从。”自设邮政的动机，即着眼于客邮的取缔。

其时此项主张，已形成一般舆论。例如清光绪十九年（1893），总衙衙门迭接南北洋大臣刘坤一、李鸿章咨，据江海关道聂缉椝禀称：“上海英工部局现议增设各口信局，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更维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南洋大臣张之洞亦奏请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将税关附设的邮政推行于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撤。故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式奉准设立以后，首与各国客邮订立《交接邮件办法》三条：一、各国在华邮局所收往来中国通商口岸各该国邮局之信件，应由中国邮局转递；二、凡寄至中国境内之信件应贴中国邮票；三、凡封包之信件交付中国邮局者，应照付费。盖即实施取缔之初步也。

其次在限制客邮活动，而限制之力，在管制其水陆交通。赫德首与航行我国境内的各国轮船公司交涉，只准带运其本国邮局所交寄的邮件，凡轮船公司除带运各该本国邮局的邮件外，如能担任代运我国邮政的邮件，且拒绝代运其他各机关之邮件者，则所交的买关费可发还一半。各国轮船公司正苦于买关费负担太重，次然允从，此一交涉的成功，使各客邮局的水路运输顿受限制。此项办法直至民国8年与太古、怡和及招商三轮船公司订立载运邮件合同时，始将发还买关费办法改为付给津贴；但合同中正式以明文规定，各该公司不得载运中华邮政以外机关所交运的邮件，是初以利诱者，兹则改为契约上应尽之义务也。至于航行内河的本国轮船，更有严格限制。清光绪三十年（1904）外务部核准《内港华轮代运邮件章程》，内中即规定除邮局邮件外，不得私带信函，并不得擅带他局邮件。民国5年1月间，因河水浅落，汉口至长沙的航路不能行驶较大的轮船，有中国小轮“同利号”代日本客邮运送邮件，曾由交通部严加取缔，并晓论各航商。嗣后行驶通商口岸或内港船只，对于他国邮件，非经中国邮局交运，不得直接承寄，以重邮权。

在陆运方面，当时我国铁路正在陆续兴筑、总税务司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拟定《铁路代递邮件章程》八条，经外务部核准饬遵，其第一条规定：“铁路只允中国官员运送邮包，其民局及别国官局邮件，概不准运送。至各国军队按合同应送各件，应由中国邮政局随同日行邮件，代为由火车寄投。”同年10月，外务部鉴于各国在华纷纷私立邮局，屡争不撤，且有增设之事，复根据总税务司条陈，咨行商部及铁路大臣：“此后凡遇订立准设铁路之约章，均应载明不准各国自行设局寄递邮件，并应载明须由该车路代中国官局寄递信件各等要语，其已设铁路各处约章未经叙入以上语意者，亦须设法增补。”以上措施不啻封锁客邮交通，以限制其活动。

再次一步的对策，在防止客邮的扩张。在我国邮政正式奉准设立以后，赫德对于各国增设客邮，均随时注意制止。例则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德国在山东潍县一带增设客邮，赫德认为碍难允从，特申呈外务部；其时山东巡抚周馥对德人在潍县设立邮局事，亦深为注意，饬各州县严力防范。而赫德不仅以公文制止，并随时以行动抵制。是年7月23日即饬海关税务司阿里文派员前往潍县开设邮政官局，藉资防范。同年法国拟在天津设局，赫德亦申报外务部设法阻止。外务部并曾接纳赫德建议，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转达各国政府分饬在华邮局迅予撤回，并分电出使各国大臣，转商各国外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本在南京城内租屋设局，德国亦在城内设立书信馆，南洋大臣咨外务部请转商驻使，令移通商场地方，外务部咨复，各国邮局无论城内、通商场，均不准设立，盖此时外务部已知此为领土主权所关，非如普通商店仅以通商场所为范围也。

然以上尚指新增的客局而言，对于已设的客邮，则遇机交涉，从未松懈一步。早在清光绪四年（1899）法京巴黎举行赛会，赫德奉派代表参加，即与法外长商谈撤销设在上海的法国邮局事宜，同时又与英国香港邮政局商撤在中国沿海所设的英国客邮以及工部局所设的书信馆。清光绪十一年（1885），我国议设正式邮政。总理衙门曾据南洋大臣曹国荃咨称，据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申称，香港英监督有愿将上海英局改交华关自办之语，可见撤销客邮一事，时在海关当局的注意中。及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式奉准设局，总理衙门复据总税务司赫德呈拟加入万国公会，谓：“入会后可援万国通例，通告各国将在华所设信局一律撤回。按清咸丰十年（1860）俄约，清光绪十二年（1886）法约，本载两国公文信件互相递送，中国既经入会，开局各国当无从藉口”等语，总理衙门据以入奏。经派员到会，惟当时以我国邮政设备尚未完全，暂缓加入，而撤销客邮的事，遂亦蹉跎。

迨至民国3年我国加入万国邮盟，各国客邮不但未能撤销，且有假借客邮地位，使我不能享受会员国应有之权利者。会员国间的邮件得互相直接交换，系《万国邮政公约》为基本权利，向之经由客邮转递者，系属未加入前不得已的措施。乃此事竟交涉经年，各国虽均承认，而日本犹故意悬搁不肯放手，所有日本轮船及南满铁路均不允直接交运邮件。我国邮政总局迫不得已，于民国4年3月18日致函万国邮政联盟，声明“如此办法并不带有承认此客邮为合法机关之意。”民国9年，万国邮政联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第七届大会，我派邮政总局局长刘符诚为出席代表。关于撤销客邮事，于会前先赴英美法三国以私人名义向各国邮局陈说，开会后首由法国提议，修改《罗马邮政公约施行细则》第十四条之规定，该条原规定各国在他国所设邮局，一体列入邮会范围之内；经大会决议修正，凡设在他国境内之邮局必所在国非邮盟会员国，方得认为列入邮会范围。经此修正后，所有在华客邮，除与其本国联系外，已无法再与他国直接交换邮件矣。美国代表亦正式来函，对撤销客邮事表示同情，我代表乃于大会中提出撤销客邮案，并宣读美代表来函；虽大会以事属各本国外交部权限，未有决定，然已获得与会各国的同情，不啻为太平洋会议做良好的准备工作。

（4）客邮的撤销

在我国设有客邮的国家有六，即英、美、法、日、德、俄。英、美、法、日四国客邮问题迄民国10年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中，始予共同解决，而德俄客邮则已于民国6年及9年先后利用时机早予撤销。

先是，民国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日即对德宣战，民国6年2月3日，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4月6日，正式对德宣战。我国亦追随美国之后，于是年3月对德绝交。我交通部即密咨外交部，谓“中德外交关系现已断绝，所有北京、天津、济南、烟台、汉口、南京、镇江、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汕头等处，德国均设有邮政局，或邮政代办所及信箱，业经政府议决，暂行停止营业，由地方官派员看守，一面令知各该区域内交通机关勿为前项客局寄递邮件。惟查各该德国邮局设在北京者，仅有东交民巷一处，应请贵部会同内务部执行。其在外省者，多系设在租界或商埠内，应请转电各处交涉员，会同地方官办理。”同时，密咨内务部密电直隶、山东、湖北、福建、广东督军省长与前咨略同。一面电饬各省邮务长速将本管区域内德国邮政机构所在地点，就近报告督军省长接洽办理，并暂行停止与德互换邮件事。至是年4月25日止，德国在华邮局均已闭歇。7月3日，段祺瑞举兵马厂，张勋复辟失败；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其时交通部在预为筹宣战时，已拟有处置敌邮办法三项，宣战后即通行各主管机关照办：①所有敌国在华客邮自宣战日起，即一律停止营业；②在中国管辖区内及德国租界内之敌国邮局，其房屋如系官产，应照处置敌国官产解法办理；③如其邮局在他国租界内，则由地方官会商该租界之领事官停止其营业，房屋等项照上项办法办理。旋据湖北督军王占元电复交通部，汉口德国邮局一处已于3月16日停闭，屋系租赁，当时即退还原主，所有邮票，停闭时即经焚毁。上海交涉员萨福林电称，德邮局房屋查系敌产，经于9月6日封禁。直隶督军曹锟电复，天津德邮局在中国未接收租界以前，即已自行解散。山东督军张怀芝电复，烟台德邮局自断交后即停止，其房屋设备初由荷兰领事代管?经交涉后，亦于12月5日接管加封，自是德国在我国境内的客邮均告肃清。

至于俄国客邮的撤销，系利用其国内发生革命的机会。先是，民国9年9月23日大总统命令，以俄国统一民意政府迄未组成，中俄两国正式邦交暂难恢复。该国原有驻华使领等官，久已失其代表国家之资格，应即日停止待遇等因。交通部以所有在华设之俄国邮局，亦系俄国政府所属机关之一，且此项机关自我国加入万国邮会后，早无存在之理由，此时更不便任其继续任职。当经提出国务会议议决，应令我国邮局迅与在华所设之俄国邮局停止互换邮件，由各省军民长官归属查明，凡俄人在华所设之邮局及信箱，令其一律撤退。其停办互换邮件一节，经交通部令行邮政总局遵照妥善办理。其撤退俄国邮局及信箱一节，由外交、内务、交通三部于10月电知直隶、江苏、湖北、山东、黑龙江、吉林、新疆督军省长，察哈尔都统，库伦库乌科唐镇抚使照办。又会电以上各省区长官，在华俄国邮局间有兼办储金事业，令其撤销时，该管地方官可征询我国当地邮局意见，妥筹办法，勿令储金人受有损失。此项俄邮到民国10年先后撤销。

民国10年，美、英、法、日、比、意、荷、葡及中国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缩减军备及有关太平洋与远东事件问题。因会议涉及中国邮权问题，交通部特派章祐为专门委员，及邮务官梅雅士为随从赴会。11月25日，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及在华客邮案，我代表施肇基起读要求撤废客邮宣言。次日，第七次会议议决，由直接有关之英、美、法、日四国代表会同中国代表成立“在华客邮分股委员会”。经该分股委员会拟具草案提交大会第八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惟撤销日期因日本方面尚须审量。嗣于第十五次会议时，按日本代表埴原来函：“本国政府以该案内所定日期至迟不得逾1923年1月1日之为实行之期，并无异议，合即奉达”等语，复经各代表团依次表决通过。嗣后于2月1日提经华盛顿第五次大会一致通过，乃成定局。其决议案如下：

第一项：关于中国政府表示在中国境内之外国邮局除在租借地或为约章特人规定者外，期得撤销之志愿，认为公平，因即决议：

有该项邮局之四国允许照下列条件将其撤销。

（1）中国保持切实办理之邮务。

（2）中国政府保证现在邮务行政与外国邮务总办之地位有关者无变更之意。

为使中国及有关系之国举行必要之准备起见，此项办法实行之期，不得逾1923年1月1日。

第二项：外国邮局尚未完全撤销以前，该有关系之四国各担任予中国海关官员以充分之方法，俾得在各外国邮局查验各项邮件（挂号或非挂号之寻常信于外面查验后，显见内所装者只系缮写之物不在此列）意在察知所装之件，应否纳税，是否违禁之品，或违反海关章程及中国法律。

民国11年2月4日，参加华盛顿会议之中国代表施肇基等及日本代表加藤等在华盛顿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其代表会议纪录中有关于日本在山东邮局之协定条件如下：

第十二条所有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以外之日本各邮务局，如青岛——济南铁路在1923年1月1日以前移交，应于移交铁路时同时撤去，但无论如何不得逾上开日期。

第十三条所有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之日本各邮务局，应于移交该租借地之行政权时同时撤去。

综之，我国因有太平洋会议的决议，数十年所努力的撤销客邮，终于实现。民国11年12月30日英国在华邮局遂一律停歇。美、法两国在华邮局于是月31日亦即停闭。

日本于12月10日停闭24处，31日停闭42处，其在南满铁路所设者，虽迭经交涉，仍未允撤销。该项问题由交通部提出国务会议议决，将此事附声明文件作为悬案，另由两国政府交涉办理。事实上，南满铁路附属地区的日本邮局，直至伪满洲国撤销后始告停止

2.参加国际邮务——由对内扩充兼谋对外发展

赫德在创办邮政之初，即深知邮政为国际性事业，非谋国际联系，不足以自存，惟在步骤上仍持稳健政策，先求本身能以自立，然后再厕身于国际社会，故一面为参加万国邮政联盟作预备工作，待时而动；一面与有关各国个别订立邮务协定，并注重与我国接壤国家，以便谋得转运上的便利。

先是，18世纪各国邮政次第改为国营，国际间来往频繁，邮政联系需要甚切。为简化邮件互换手续，并减低邮资，首由德国史蒂芬博士（DrHeinrichvonStephan）倡议，成立德意志各邦邦际邮政联合。1850年，复与奥地利结为德奥邮政同盟。1853年，奥国又与意大利订约，是为国际邮务的开端。1851年，第一届伦敦国际博览会开会，英国成立一国际性的私人组织，称为伦敦国际邮政联合会。1863年，美国邮政部长白莱氏(Blair)发起，邀集奥、比、哥斯达黎加、丹、西、法、英、荷、意、美、葡、瑞士、普鲁土、夏威夷、汉萨各城市同盟等15国在巴黎举行国际邮政协商会议，通过有关国际邮政一般原则的条款计31条。惟因与会的多数国家代表未获政府授权签约，故所订条款无拘束力。1868年，德国史蒂芬氏又另拟计划，主张召开国际邮政会议，予以讨论实施。翌年，德国政府循外交途径就此问题征询各国意见、旋因德法战争，停止进行。战后德国政府洽请瑞士?邦政府以召集国名义邀请各国开会。在史蒂芬氏的努力倡导下，第一届国际邮政会议终于1874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揭幕，参加国家计有德、奥、比、丹、意、美、法、英、希、匈、葡、俄、土、埃、西、瑞士、瑞典、挪威、卢森堡、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22国，决议创立邮政大联盟，签订公约20条，称为《创立邮政大联盟公约》，是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划时代的创举，奠定世界性事业合作的优良基础。邮政大联盟于1878年第二届大会中，改称万国邮政联盟。当第一届大会成立时，尚在我国新式邮政奉准设立之前21年。第二届大会在巴黎举行时，法国政府曾邀请我国入会，是时我国天津海关所设的邮务办事处方开始改寄公众邮件，一切未具规模，因此未即加入，然此为我国与国际邮务接触之始。

迨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我国邮政正式奉旨设立，总税务司赫德当即把握时机，申请总理衙门照会瑞士政府，声明奉旨在北京及通商各口开办邮政官局，随时随势渐次推广，俟有成效，即将正式加入联约邮政会；并请转致在会各国，自1897年1月1日起，凡联约各国的文函等件寄抵北京及天津等通商口岸共24处，均可交由该地中国邮政官局代为传递，毋庸多给资费。瑞士政府于同年5月间将中国正式创办邮政，并申请嗣后加入邮政公会等情咨各国查照。次年5月，万国邮政联盟在华盛顿召开第五届大会，我国承美国邀请，派驻美钦差大臣伍廷芳为代表，率同委员与会。伍氏在会宣言，一俟我国邮政办理稍有端倪，当即加入万国邮盟，旋由大会议决，许我随时加盟。同年7月，总税务司赫德将我国邮政与联邮各国在华客邮所订交接邮件办法三条，亦申请总理衙门照会瑞士政府转知联邮各国，盖此时我国尚未正式加盟，但无时不与邮盟保持联系，为今后加盟预作准备也。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万国邮政联盟第六届大会于4月间在罗马举行。意政府邀我赴会，我亦派驻意钦差黄诰为观察大臣，在会发表宣言，详述我国邮政发展情形，并希望俟筹备妥当，在下期开会前加入邮盟。当时出席各会员国均表示同意中国早日加盟。此时无论在国内邮政基础，及国际邮政环境上均已达成熟时期，果然未届下次会期，我国即正式加入万国邮盟。民国3年3月1日由交通部咨外交部照会瑞士国政府通告邮盟各国正式加盟，并自9月1日起实施《万国邮政公约》及《包裹协定》。

万国邮政联盟第七届大会，原定是年9月1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我已派驻西公使戴陈霖为全权代表参加会议，并派邮政总局总办帛黎会同办理。另由交通部派秘书萨福林及邮政总局联邮处处长德发禄（WolfvonDewall）为参赞，秘书谢式瑾为随员。嗣因欧战发生，大会未克如期举行。该次大会延至欧战后民国9年10月1日仍在马德里举行，时帛黎已于民国7年在法病故，由交通部邮政司司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刘符诚为全权代表，邮政总局总务股长鲁土及联邮股股长朴兰为参赞。此为我首次正式代表参加大会，自是历届大会我国均有代表出席。以上为我国参加万国邮盟的大概情形。

惟我国在正式参加以前，事实上早已与各国通邮。初系利用当时的在华客邮居间转递，并为贯彻我国境内邮件应由我国邮局办理的主张，对国际邮件的往来，均竭力争取。先是劝导寄件人将寄往国外的信件，按照万国邮盟资例，贴足我国邮票，交由我国邮局寄递，我国邮政收到此项信函后，再按其封面所贴我国邮票的价值，粘贴外国邮票，然后将交由在华客局寄递。其自外国进口的邮件，我国邮局均予接收，并分送各处，概不收费。是此时我国的邮政只不过为寄件人向外国邮局代寄代投，犹未能与外国邮局直接互换邮件也。因更作进一步的努力，自清光绪二十六年起至宣统三年止（1900~1911），先后与法国、日本、英属印度、香港、俄国、法属安南等签订《互寄邮件暂行章程》。此项协定的主要内容，在承认凡按邮盟资例纳费的邮件，中国与各该国均须收寄，并代为运带投，而其转运费的结算，均依据按年编造的统计而定，一如邮盟两会员国间的办法办理。因有此项协定，我国邮局寄往外洋贴有我国邮票的邮件，可以装入邮袋送由相关国的交换邮局，由该邮局就该项邮件逐件加盖日期戳记后，即获通行邮盟各国的权利，是当时事实上已备然与加入邮盟无异，故民国3年的正式加入，亦属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3.收回自主运动

（1）国人之自主运动

邮政是政治的一环，而邮权收回自主运动亦始终与国民革命相结合。清末，国父奔走海外，提倡革命，在光复前数年由南洋而日本，由欧洲而美洲，到处宣传主义，而首得风气之先的是我国在各国之留学生。譬如民国前3年国父在欧洲将去美国时致伦敦吴敬恒（稚晖）先生函内所说：“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可见革命思想已深植留学界。我国之邮权自主运动亦以留学生为开始。

先是，清未有筹备立宪之事，邮传部于清宣统二年（1910）将分年筹备邮政清单入奏，列有派学生赴奥学习邮政一条。同年10月，邮传部派冯农、陈廷冀、龙绂慈、钱春祺、霍澍霖、陈履祥、谢式瑾、孟锡社、李景言、郑美琛、沈承霈、余翔麟、林廷翰、鲁彦木?陈柏年（考取）、黄国俊、唐文启、唐汉生（留德学生）、刘勉（留法学生）及徐德培等20人入奥国商部邮电总局附设之邮电专门学校肄习邮政储金，兼习邮电两科，并在奥国储金总分各局及邮电各局实地见习。翌年年终，赴奥实习邮政储金学生毕业返国，经邮传部副大臣梁士诒（燕荪）派员考试。当时储金尚未举办，邮政总局总办帛黎呈准以此班学生作为试用司账（Onprobationaccountants）分发各省邮局服务，为将来开办储金之用。

清末派赴奥国留学青年返国时，正值清室覆亡，民国初建。当时邮权已操诸客卿之手，总办帛黎大权独揽，对归国之新进青年，未具好感，或竟有顾忌而摒绝之嫌。此少数青年，既愤邮权之旁落，复痛自身之被排斥，无从用其所学。遂与若干同志在北京组织“中华全国邮政协会”，以“收回邮权，发展邮务”相号召。国父于民国元年入京时，邮政协会曾于8月29日开欢迎会，国父莅会发表演讲，并以“谋邮政之发达，以富国便民”等语相勉。

民国2年5月20日，总办帛黎发表通令，告诫人员对邮政协会“造作无根之语”，勿得轻信，不得于各党会内活动，“倘不守斯旨，不得不照章立办”。再看民元之欢迎会及该通令内“不得于党内活动”一语，可见这批留学生不仅在思想上已受革命熏陶，在实际行动上亦与党有结合，是不难想及。此为国人初期提倡收回邮权之开端。

往后邮务日渐发展，邮务职工人数增多。北伐初期，全国职工约达28万以上，其中洋员总数约占百人左右，而国籍极为庞杂，几乎各国人均有，俨然一具体而微之民族展览会，惟均位居要津，成为中华邮政之领导人物。如当时浙江邮区管理局邮务长即印度人杜达充任，以印度人具有英国国籍，在客卿眼光中仍较华人为优越也。以记忆所及，当时华人升至邮务长阶层者，全国仅有三人，即在陕甘黔贵边远偏僻之区，刘书蕃氏即系三人中之一人，刚从贵州邮区任内改调安徽邮区，安徽邮区在当时亦为全国中最小之邮区。

华洋待遇悬殊，洋员居高位待遇较优，即职位相同者，华洋亦有不同，例如华籍邮务长最高月薪为银元800两（后改为800元），洋籍邮务长则可高达关平银1500两，折合银元2250元，在华籍邮务长三倍以上，兼之洋员国籍不一，知识水准不一，以致人品不齐，其中优越感特甚者，往往颐指气使，对华籍职工作不合理要求，这都是华籍员工所痛心疾首的。徒以职业问题，隐忍未发。至北伐军兴，国人一方面受了革命气氛之鼓舞，一方面了解国家主权之重要，于是上下一心，群起作收回邮权运动。

先是，民国13年8月，上海邮务工会宣告成立，会员为邮务生以下各级员工，此后各地邮务工会先后组织成立多处。民国14年8月，上海邮局发生罢工风潮，提出要求，其重要者计有：①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会员处理一切事务之权利；②邮务职工薪水应全以关平银计算；③工作时间限8小时；④自民国15年起停止再进用洋员。承认工会与限制工时，原属工运范围以内之要求，至于以关平银发薪水与停止进用洋员两条件，其思想来源则纯属收回邮权运动。此项罢工结果，经地方官署与当地闻人之调解，除承认工会与相当改善待遇外，“工会”改称为“公会”，停止进用洋员报由北京邮政总局解决。此项组织及其所提要求，原为一时情势所迫而接受，事实上适为洋员当局所最忌。民国15年6月，邮政总局所发第284号通论可见痛恨之深：“邮政总局以邮政公会组织，志在连结感情，培养团结精神。乃某某一二邮区内所设之公会，其创设之本意适与上列主旨完全相左，其意只在抗拒管束，破坏纪律，威胁忠诚服务之各员，并损害政府机关中重要邮政所用人员之风纪。此项不轨举动，终有一日必须从严制止。待通令各区加以注意，务使邮政纪律奉行不渝，决不能听其稍有废弛。”

以上所述邮务工会系邮务生以下人员所组织之团体，民国16年3月4日，上海邮区中上级人员成立“上海邮务同人协进会”，标明：①收回邮权；②改良邮务；③增进同人福利三大宗旨。可见该组织之中心目标，即在收回邮权。当时该会组成分子系以甲等邮务员（现称高级邮务员）为中坚。民国16年5月，国民革命军进军上海，各界总罢工以为支援，协进会亦参加响应。9日，协进会为健全组织，乃改组成立“上海邮务职工会”，此后各地职工会先后组织成立多处，渐变为全国性运动。但协进会在组织之初，其时国民革命军尚未到达上海，必须秘密进行。我亦为当时发起人之一，其后当选职工会第一届委员。记得当时十数同志于下班后秘密集商，不料消息外泄，竟为局长希乐思所闻，首先诘责包裹组组长余翔麟，谓不应违反现章，私自组织团体。余翔麟反唇相讥，告以：“国民革命军马上到了，时代不同啦，请你不要干涉我们的行动。”话虽说得痛快，不久即奉总局命令他调。所幸其时国民革命军已底定东南，余君旋经总司令之委任，调交通部任职。余君在抗战期间升至邮政总局副局长，系当年留奥学生，亦即民初组织中华全国邮政协会之一人。自任职交通部后，一方面对政府随时有所建议，一方面为邮务职工会之发起人，沟通消息，互为呼应，邮政之得以顺利收回，获得此方之助力确是不少。

（2）政府之适时措施

民国16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交通部成立，置邮政司。11月，南京邮政总局成立，其时与北京邮政总局成了对峙状态，邮政中枢一时成了双重组织，就邮政立场言，是不容许的，对邮政收回自主亦有阻碍。为谋求南北统一，避免分裂起见，除邮政司司长与邮政总局局长以刘书蕃兼任外，并以铁士兰任邮政总办，此亦收回实权之一种手段，不能不认为明智之举。惟其时全国尚未统一，邮政系以全国为对象，自不容南北分割。为应付实际需要，于民国17年2月6日，国民政府邮政总局代表刘书蕃与北京邮政总局代表交通部邮政司司长顾宗林会议于上海，订定《南北邮政总局共同管理邮政事务条款》17条。其重要者为：两总局各设局长、总办及会办，现任北总局总办兼任南总局总办，在一方总局不能到差时，应即呈请派代，嗣如遇总办出缺，应由两总局会商遴员，分别呈请派任；北总局之组织暂无变更；南总局暂设总务、稽核两股，其经济、联邮、供应三股例行事项，仍由北总局之各该三股兼理，惟南总局得随时稽核之；两总局及各邮区之经常费及资本支出预算，应由两总局会同审定；全国邮政款项应以中华邮政名义存储银行，由总办负责保管，除上条规定各款外，任何方面不得提用，两总局文件以中文行者，均用中文，并须由局长、总办交会办会同签字方为有效；邮员月薪在150元以上者，其任免、升降、调遣、长期假等，均由两总局会商决定；关于修改员工薪津、裁汰华洋冗员、废除华洋人员不平等待遇、节省糜费等事项，应由两总局派员会商办法施行。

《南北邮政总局共同管理全国邮政事务条款》之订立，在当时是一项重要措施。此项条款订立后，划一邮政之人事、财务权，且对总办职权削弱一半，并获得铁士兰之接受，对邮政收回自主运动，事实上已成功一半。迨至民国17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展黄河以北，邮政总局先期密令北京邮政总局总办铁士兰结束局务，筹备南迁。及至北京克复，交通部令撤北京总局，人员及卷宗均南移，于是全国邮政事务统由南总局掌管，事权已告统一，前订之过渡时期南北共管条款亦即废除。其时铁士兰始则称病告假，继以退休，从此政府对于外籍人员操有任免实权，邮政不再添用外籍人员，已在职者亦退居襄助地位。此项外籍人员在复元时已寥寥无几，不久又陆续去职，中华邮政不再有客卿。

不过我要特别声明，邮权收回自主运动是一回事，客卿有功于我邮政又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应因邮权问题而抹杀一切。中华邮政之创始经营，以及继续发展，在军阀十数年间祸乱相寻之局势下，竟能沉着迈进，不受政治影响，摆脱恶势力之干扰，客卿之功，实不可灭。及至抗战初期，东北员工之撤退，陷区邮政之掩护，没有客卿即无法办到。尤其重要的，客卿为中华邮政建立各种制度，奠立良好基础，至今邮政犹有所表现者，盖由于此项遗制使然。

（二）邮政利润接济航空事业

我国上空之有飞机，始于清宣统元年（1909），当时法国航空技师范郎之在上海试演。宣统二年(1910)，我国始自购飞机一架，设置飞机场从事试验。民国8年，交通部设立筹办航空事宜，国务院亦设航空事务处。民国10年，上述二机构合并改组为航空署，邮政总局乃与国务航空署签订航空邮运合同，于是年7月1日，首创飞行北京至济南航空班，载运邮件。当时飞机有两架，一名舒雁，一名大鹏，嗣以时局不靖，未能按期飞行，至同月10日即停飞。此外民国10年至13年每年夏季，均曾办理北京至北戴河间航空邮班，载运极少量避暑西人之航邮。又民国12年，航空署曾筹划北京天津间之飞航，亦仅于5月13日飞行一次，即归停顿。此均昙花一现，虽不足认为我国民航事业之开端，但邮政总局当局亦曾力予协助，曾依邮运合同规定，按照航空署之特别航空资例，发行首次航空邮票，其图案为双翼飞机一架，飞越万里长城上空。凡寄航空函件者，须贴普通邮票外，加贴航空邮票。邮局对航空署并不依一般运输机关例按实际交运之重量计酬，而系将航空邮票出售所得之4/5悉数交付航空署，其余1/5留作邮政一切特支之贴补金。此特殊办法，已寓有扶助之意。

民国18年4月间，国民政府为发展全国商务、邮务、航空事业起见，特设中国航空公司，任孙科为理事长，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订立三项合同，经国府批准，其中第一项即为《航空邮务合同》，共27条。当此合同颁布之日，航空界及邮政界人士群起反对，以该合同偏重美国片面实益，对我国权益实多损害。因此邮务职工两会于10月16日成立“上海邮务同人反对中美航空合同委员会”，积极进行交涉。我是这个委员会主持人之一，并亲撰宣传小册，以该委员会之名义印行，分送政府首要及社会人士。册中主要内容系将合同条文逐条就法理、事实反复剖析，以说明其有失国家主权与利益之处，一时颇能引起政府之重视与社会之共鸣。惜以抗战战乱几度播迁，不但此项小册子已无从觅得，即合同全文遍觅邮政总局交通部档卷亦无法窥全豹。然就所存之一鳞半爪尚不难窥之崖略。当时职工两会所持之反对理由，张梁任所著《中国邮政》（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中、下三卷）录有四条：

（1）按照国际航空公约规定，凡公司如非遵守所在国之法律，不得在该国经营。航空事业乃该合同第一条，被于与美国德理等省注册之航空公司订立合同，是该公司被受美国法律之保护，中国之法律以及任何法令均不加以拘束。以航空事业之重要，而不受我国法律之拘束，其流弊何其胜言；

（2）该合同第十条关于酬金之规定，亦与事实不符甚远。依照合同有效期限十年计算，损失当逾4000万元，是将整个邮政改作赔累航空之用矣；

（3）该合同第二十条规定，对于沪、粤、汉、京、平之航空缘，与行将开办造、粤、平、哈以及将来查续添办各线，中国公司均还与美国有邮件运输之专利权：依此规定，中国航空事业，直无国人经营之机会，势必至全国航空缘悉由美人承办，独立国之主权损失尽矣。且美国由是可挟无量数之飞机，翱翔于国内天空，一旦有变，国防上殊为有害也；

（4）兴办航空而设立必需之工厂，为当然之事实，惟依照合同第十四条之规定，则该厂之设施及用人等权均操于外人之手，其影响于国防与民生如何耶？且依照该合同二十一条之规定，公司有权装置小马力无线电报机及无条话机，将来权操于人，将使我国秘密尽宣于世界矣。

关于第二条：“该合同第十条关于酬金之规定，亦与事实不符”一点，就现存之档案获知：依照合同所有各线各地之场站，由我国设备供给，美方自备飞机及人员。并规定美方用载重800磅以下之飞机，每飞行1英里，我方应给酬金美金15元，用800磅至2000磅者，给酬金美金325元，用2000至4000磅者，给酬金美金45元，过4000磅者，酬金比例增加。并须担保每日有3000英里之飞行，此计算每英里酬金，即以最低之美金15元，日应付酬金美金4500元，如以每英里45元计，则每日应付酬金美金13500元，而事实上之收入，距此理想不可以道里计。按照开办最初三个月之统计，平均每日仅收运信件12磅，按每磅以6元计，共计252元，外加客票、货运等收入，平均每日约300元，两共不及国币600元。而美方在此三个月接实际飞行英里计算，每日酬金已达美金1548元（合国币3900元）超出收入6倍以上。由此推算，月亏约国币10万元，年亏约100万元。而美方如依合同要求，每日3000英里之担保，则每日实际所支付者仅及一日所应支付者1/3。换言之，亏蚀之数当在实际所支出者90倍以上，其损失之巨，不难想象，至于公司之一切开销及建筑空港及停站场费，尚未计算在内。其余关于免税、专利等项，亦与我国不利，故开办数日后，不仅为邮务工职两会所反对，并有事实上之证明，乃不得不从事于研究改进之途。此时美国航空发展公司，又将其合同权利转让于美国飞运公司（ChinaAirwaysFederalUSA）。美国飞运公司原为美国洲际航空公司(IntercontinentAviationCooperation）在中国营业一部分资金之出面人，实际仍为洲际公司股本。我国遂与飞运公司接洽，由该公司派代表来华，自民国19年3月至6月，经3个月会议商洽，取消旧合同，订立新合同，同时我国政府亦明令废止中国航空公司条例，公司乃告结束。其时孙科已辞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职，由交通部长王伯群兼任。民国19年7月8日，由王伯群部长与美国飞运公司代表普霖（MSPolin）等签订合组股份有限公司合同，订明合同由双方签订后，须经中华民国政府核准备案，并正式用书面通知美方，始生效力。嗣经政府于7月17日令准，新公司乃于同年8月1日成立，仍沿用中国航空公司名称，改属交通部。

订立新合同有两项目的，一为结束旧合同；一为另组新公司。关于结束旧合同方面，交通部受原中国航空公司委托，并经美方飞运公司之同意，俟本合同经批有效时，下列三合同当即行中止失效，凡各该合同所发生之权利，均行消灭：①民国18年4月7日，原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所订立之航空邮务合同（该合同后由美国航空公司转移于美国飞运公司）；②民国18年4月17日原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所订立之创办及经营航空学校、工厂、航空运输公司合同（该合同后经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依法委托美国飞运公司代表代为取消）；③民国18年7月16日原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所订之空港合同金币借款合同（该合同后经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依法转移于美国国际航空公司，更由国际航空公司依法委托美厦运公司代为取消）。关于另组新公司方面，新合同规定公司资本总额为国币1000万，共分1万股，每股1000元，中国有权认5500股，美国有权认4500股（即中国占55%，美国占45%）。交通部以沪蓉航空管理处及前中国航空公司之资产等移交于公司、计值国币71220327元，当由公司作为收得股份712股，如额给回股票。美方之飞运公司加入资金172343712元（原投资中国航空公司）移交公司，作为美方对公司所投之资本，当由公司收得美方股份1723股，如额给回股票。双方合作2435股。距离1万股目标甚远，因议定依比例先增至4027股。我国续缴1502股，合计2214股；美方续缴90股，合计1813股。嗣以新公司开办之第一年略有亏损，又增至4160股，由中美双方按股权比例分担，其中我国执有2287股（占55%），美方有1873股（占45%）。嗣于30年间，美国飞运公司将其股权转让于泛美航空公司（PanAmericanAirways），经分别呈报中美政府核准，于民国34年2月15日生效，嗣于同年11月间，又与泛美航空公司修订合同，我方持有股份20%。以迄两航事变均系如此。

自十年原订合同之取消，首由上海邮务职工两会提出反对，始终奔走呼吁，始获政府首要之重视，其后能原约取消，并订平等互惠合同，谓为两会努力所致，似非过誉。

（三）储政汇兑分立的由来

1.邮储分立之前因后果

邮政储金汇兑有别于一般金融事业，原属邮政业务之一种，此不独各个邮政法系如此规定，即国际间相关协定，亦系于万国邮政联盟集会时，由参加国家之邮政代表共同签定。我国汇兑业务开办甚早，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邮政始奉准设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1月1日即订定《汇寄银钞章程》八条，开始办理邮政汇兑。初仅在通商口岸试办，汇款者由邮局发给汇银执据一纸，封入信内寄递，由收款人赴当地邮局领款，每纸汇款亦不得超过10元，如欲多汇，则须执据数纸。嗣后请求汇款者日多，业务始渐推行于内地，其汇款限额亦逐渐提高。民国8年9月，更加入国际邮政汇兑协定，办理国际汇兑业务。

邮政储金业务则自民国8年7月1日起开办，初仿英国制度，仅办理存储金一种。当时曾由大总统明令提倡国民储蓄，交通部亦咨请教育部通令各学校提倡储金。惟储金业务与汇兑性质不同，储款系人民私有财产，长期存入邮局，自应慎重处理。交通部因公布《邮政储金监理会办事细则》、《邮政总局经理邮政储金章程》、《邮政储金条例施行细则》等规章，并于同年11月成立邮政储金监理会，由交通部代理部务次长曾毓隽任会长，邮政司司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刘符诚任干事长。同时邮政总局在开办之初亦颁发《邮政储金办事规则》第一号，规定办理储金开支与邮政开支划分，另立账目登记，即现时所谓会计独立。故当时邮局门前，除有邮政标志外，另悬一长形招牌曰“邮政储金局”以示区别，实则因为同一机构也。

民国8年，在开办邮政储金时，邮局总局内亦增设储金股专司其事，而汇兑业务则迄无专管机构。迨至民国17年7月，北京邮政总局裁撤，南京邮政总局在上海成立办事处时始设汇兑处，储金股亦改称储金处。邮政储金与汇兑两种业务向由邮政总局内之两处管理，办理以来年有进展。截至民国18年止，储金业务在账面上虽由邮局拨垫65万余元，然此系储汇分立后移交时各项投资作价故意压低所致。因投资各项内有金镑美金债券，其时金贵银贱，兑换增高，市价超出账面甚巨。实则除将办理储金人员薪津及其他一切办公费用等核实估算逐项扣除后，在以往11年中，非特毫无所亏，且有盈余300万元以上，关于储汇局于接收后仅变卖一部份债券，盈余即达100万元以上，即是证明。汇兑业务方面，在民国18年年底，全国已有通汇处所8000余处，每年平均盈余达400余万元。就储汇分立前之3年收支概况观之，民国16年会计年度盈余320余万元，民国17年盈余430余万元，民国18年盈余523万余元，3年合共1284万余元，且在逐年增加之趋势中。

在当时邮政各项业务中，信函明信片系属公用事业，旨在便民，不计盈亏；报纸印刷物因顾及文化，赔累甚多；包裹因其时邮包税未裁，横被摧残；所赖以报注者，仅汇兑一项，故汇兑业务实为当时邮政之生命线。乃民国18年间，邮政司司长兼邮政总局总办刘书蕃奉命出席伦敦万国邮政联盟第九届大会，顺道前往日本欧美等考察邮政，归国后建议将邮政总局之储金及汇兑二处划出，另设邮政储金汇业局，办理储金汇拨及其他金融事业。交通部长王伯群采纳此议，由部呈请行政院核准施行。民国19年3月，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由交通部邮政司司长刘书蕃兼代总办。为了此一建议之是否合理，及有无蒙蔽图私之处，特将交部呈行政院。原呈录后：

为仿照各国成法，设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扩充储金及汇业事务，以利民生而宏建设事。查邮政储金之创设，其要旨厥为提倡储蓄与流通金融。盖邮局为有营业机关，凡属国民莫不信赖，兼营储金事业，则人民乐于储蓄，而节俭之德，资以养成。又以其局所遍及全国，兼营汇拨事业，不仅人民储蓄至为便利，且社会金融得资周转，而后国民伟大之实业与夫政府生利之建设，皆得因以促进而速其实现。然此犹为有形之利显而易见者也。至於无形之利，尤有足多者，盖此种储蓄其事虽似甚微，然其效果实足使人民与政府发生经济上连锁之关系，而增进其爱戴政府之心。夫人民既以血汗之资，委托政府机关代为保管，则政府之休戚亦即其本身之休戚。试考各国邮政储金汇业之成绩，即可知其国民经济力之发达与爱国心之深切矣。英美大邦姑不具论，即德奥两国经大战后，民生凋敝，然德国邮局常存划拨之款，合华币45亿元，奥国版图欧战后已失其2/3，而储金汇划存款，犹值华币9300万元，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其幅员不及我国一省之半，储金及划拨之款，竟达8000万至3亿元之多；日本则逾20亿日金，

抗战时期与沦陷区通邮(1)

（四）抗战时期与沦陷区通邮

1.仓卒应变事后奉准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四省后，继续向南进追，欲完全占领我华北，以为其实施大陆政策之根据地。民国26年6月，集中两联队以上之兵力于平郊丰台一带，7月7日夜，在卢沟桥附近施行演习，藉口搜查失踪之一士兵，袭击我宛平城；我驻军以守土有责，奋起抗战，演成卢沟桥事变。事变发生后，敌即调驻丰台驻军之全部围攻卢沟桥，并从三路进兵北平，一面由国内派出第五师团经朝鲜入关，会敌海军围攻天津塘沽。7月12日，平郊丰台、通县等地之敌军到处向我挑衅，并在天津集结飞机200余架助战，于是北平近郊战事相继发动，16日日军占据丰台，18日于该地设最高司令部，其时入关部队，兵员已在十万人以上。同时，蒋委员长于17日在庐山亦作严正表示，认此一事件非属偶然，其处心积虑谋我之意，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战事既开之后，更无妥协机会。此时全国人之心目中，大抵已有三点共同认识：中日战事已属无可避免，开战后必系全面抗战，非仅华北一隅；同时必系长期抗战，非短时期所可结束。

邮政为面上的组织，任何地区发动战事，必有邮局存在，于是此一相关邮局之应否撤退，何时撤退，撤退至何处，以及地方秩序恢复后应否复局，该成问题。更以邮局组织向采集权制度，事事听命于邮政总局，通有此类重大事件，必一一电达总局请示机宜。邮政总局于7月18日毅然通知各地邮局：“如果地方情形紧急，非至当地机关及民众确已迁移，不得撤退。撤退时，亦应于可能范围内，在邻近安全地点暂避，并相机回局恢复业务，以便民众。”此一决策系以邮政总局名义行之。当时，邮政总局与交通部同在南京萨家湾交通大厦内办公，口头上有无请示交通部，刻已无从稽考，惟档案中确无文书记载，大约仓卒间出诸应变措施，较为可信。

揆度当时决策之来，亦有其相当依据。鉴于东北四省沦陷后，各地邮务依旧维持，几达一年之久，在地方沦陷后犹能保持一中央机关，行使部份主权，就国家立场言，当属有利而无害。四省邮务停办后，不足一年时间又复被迫通邮，因事前曾有停办宣言，致引起通邮技术上无限困难，如原机关能保持存在，当属轻而易举。再撤退东北邮政之际，其时全国共有23邮区，东北仅占两邮区，且邮政精华所在，向属关内沿海沿江一带邮局，竭全国之力，以安置东北千数百人之撤退员工，尚不难措置裕如，今则全面抗战，任何地区作战场，亦即任何邮局均有撤退可能，大有撤不胜撤，退无可退之势。是此一决策，固属事出无可奈何，亦当时情况下仅有之一途。

自此命令发表后，各地邮局一体运行。7月29日，敌军轰炸天津，河北邮政管理局被炸，职员伤三死一，是为邮政局产及员工在抗战中牺牲之始。当时河北邮政管理局仅暂移租界内办公数日，于8月2日仍迁回原址。迨8月4日，我军被迫放弃北平，天津旋亦沦陷，其时北平、天津两邮政管理局均未移动，仍继续维持。迨至八一三淞沪战役继起，两军相持达3个月之久，邮政总局为贯彻原有决策，复于8月24日通饬各区，作补充规定：“凡较大邮局均应预先筹定支局一处或数处作为临时办公之用，俾便于交通断绝或被炸后，仍可继续办公。遇有重要邮路阻断时，则由相关局随时设法绕道运寄。”一面为维持邮运计，于8月31日及9月1日先后于上海、南京间及上海、嘉兴间自行组设邮政汽车班，故京沪杭铁路阻断后，邮局仍能利用自组之汽车邮运班，循公路运输邮件，其重件包裹则用汽轮运输，初循松江运河以达苏州、无锡，再装火车转递：苏州、无锡失陷，又改经南通天生港行驶，南北两岸均由水道运邮。在首都失守前，京沪杭间之邮件运输仍能畅通未断者，即赖“绕道运寄”之一法。

上海邮政管理局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之北四川路桥场，因得地利之故，在上海沦陷时，不仅未曾撤退，且形成陷区邮局之避难所与指挥所。上海局原为全国大部分邮件之吞吐要冲，当业务最盛时，全局员工人数曾达3600余人之多，堪称全国邮管局中员工最多之一局。其时，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为法籍乍配林氏（AMChapelain），其人颇为机警干练，开会时对方如提出不利言词，乍氏即伪称耳聋未听清楚，以为应付。除华界内分支机构及辖区内各二三等局稍有损失外，邮政管理局本身以及租界内各分支机构均未遭损害，所有上海附近各局员工，大半撤来上海候令。其后南京之江苏邮政管理局、安庆之安徽邮政管理局、九江一等邮局，以及杭州之浙江邮政管理局之一部分人员，均撤至上海局之四楼办公，并经其协助陆续恢复局势。

先是淞沪战役自11月初旬我军退却以后，情势急转直下，近迫京几，邮政总局为中枢机构，向与中央机关同进退。8月19日，除由局长、副局长率同总务处长余翔麟等37员，留京处理重要事务外，其余人员由考绩处长李文元率领，移驻汉口处理日常事务。至11月16日，南京情势日紧，邮政总局留京人员亦随交通部撤至汉口办公。惟江苏邮政管理局系江苏邮区之地方机构，只能依照前令，在邻近安全地点暂避。12月初，敌军冲破江阴封锁线后，一路溯江而上，一路则沿京杭国道进逼芜湖，首都南京左右受敌。时江苏邮政管理局局长为英籍邮务长李齐，当经召集各单位主管会商疏散步骤，决定三项办法：（1）大江以南武进以东各级邮局，如确属无法维持时，准与苏州局采同一办法，或自行设法向上海疏散。（2）武进以西各级邮局，必要时可与镇江局采取同一办法或向苏北兴化撤退，候令调度。（3）管理人员除必须在局留守者外，于炮火紧急时登外籍轮船泊于长江之中，俟战火停止时，再登陆回局办公。一面洽租英商怡和公司之万通轮停泊江心待用。

12日，城南雨花台已告失守，我军下令放弃南京，李齐局长乃率同全局员工400余人登万通轮暂避，日间仍偕少数机要人员乘鸿飞邮艇登岸处理紧急要公，入夕则仍返轮。两日之后，沿江外轮纷纷驶向上游，时美舰潘耐尔号(USSPanay)驶往万通，舰长劝促万通船长随舰上驶，但船长与李齐商洽结果，未予同意，万通轮乃暂停和县江面，以待情势转好。其时美、英、意等国驻京领事亦搭黄埔轮停泊该处。不意潘耐尔号于驶近芜湖江南时，即遭日机6架轰炸射击沉没，机群复沿江搜索，以其余弹轰炸万通与黄埔，后者尾部中一弹，前者幸未命中，敌机既去，邮务长与船长商谈之下，决定将轮靠岸，停泊沙滩，通告全体人员自行登岸觅地躲避，以防敌机复来肆虐，约定翌日晚如轮未被炸，将鸣笛五响，登岸人员可以回轮，全轮人员惊慌之余，多均夤夜上岸，冒险觅路，自往邻区报到者亦有百余人。翌晨敌机果复来，绕轮低飞侦察，见轮已靠岸熄火，且无人迹，未再炸射。其后经驻沪美、英、法、意各国领馆联合提出严重交涉，日方允派军舰二艘，在其监护下，所有长江外籍轮船一律驶沪。时苏区内地各局员工以及大部分管理局人员均向上海集中，为易于管理及便于调度计，乃就沪局四楼设临时办事处，以资办公。迄民国27年春，敌方亦觉欲使地方恢复正常，邮局必须首先恢复，派员向苏管理局洽商，几经折冲，允于接受下列三条件：（1）保障全体复局人员生命安全；（2）负责维持全体复局人员粮食供应；（3）一般邮政公事不在检查之列。因于4月间返京复局。

南京失陷后，敌渡江北进，企图南北夹击，以打通津浦路，济南于12月27日晨亦告陷落。时山东邮政管理人员仍多留济南局中清理邮件，该局及其所辖支局数处旋30日即恢复业务。同时杭州局势于民国26年11月间亦告危急，浙江邮政管理局曾先将管理部门撤迁永康继续工作，12月24日杭州沦陷时，其局长及高级人员二人均避居于英人开设之广济医院内，未撤离杭州。其时，隐匿日广，陷区之邮务亦逐渐恢复，邮政总局则随国军之转进而西撤日远。为公务指挥便利起见，乃于民国27年3月23日派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乍配林为沪苏浙皖联区总视察，在总局直接指挥之下，就近监察沪苏浙皖四区业务。然上述种种均系邮政总局之临时应变措施，因未尝正式呈报上峰也。迨至民国27年5月，交通部亦以邮政为公用事业，与政治国防之关系较轻，而与民众及国际公益之关系较巨，权衡得失，认维持陷区邮政确实利多弊少，因根据国家主权、民众便利及员工生活诸点，请呈军事委员会，经奉核准后，乃于5月20日通饬沦陷地方各邮政管理局在维护国家主权、防止各项弊害原则下，极力设法维持业务，以利民众。于是此一措施，方奉正式核准。又关于此一决案之决定，蒋委员长曾有手议，现档案中却遍查无着。

2.初期部署及其对策

维持陷区邮务决策既经奉准以后，各临近战地邮区均事先依照此项决定，加以部署。战事日渐西移，陷区亦日趋扩大。当我军放弃南京之际，敌欲乘机追我屈服而未如愿，仍于徐州会战后，转运兵力于长江方面，企图深入武汉，破坏我抗战中心，使我不能继续抗战。民国27年6月12日，敌以陆海军犯安庆，安徽邮政管理局大部分人员撤退至宿松，由瑞士籍之稽核股股长费显(MuriceCharlesErnestChristianFischer)率领一部人员留守，维持局务。是日，日军突至，以军舰炮火猛攻，该股长乃率同留守人员退至九江。7月23日，敌复在九江附近登陆，费显已于7月18日移撤上海，并在上海邮政管理局内立临时办事处，九江一等局人员旋亦撤至上海。当安庆留守人员撤离时，敌机敌艇随处威胁，交通工具缺乏，以致局内库存票款无法运出。迨至同年12月5日，该管理局局长率同员工数人及上海邮政管理局日藉视察员赴安庆视察，查得局内库存铁柜已遭捣毁，内藏邮票等已被敌兵劫去，当经设法交涉，始追还现款3000余元，邮票13袋，明信片44袋，携回上海清理，同于民国28年2月27日返安庆恢复办公。其撤退宿松人员则辗转于民国31年9月16日在立煌成立安徽邮政管理局办事处。

当安庆失守后，敌从陆海空三军之力，直指武汉，展开武汉会战。敌迭遭我军创伤，损失惨重，历时约4个半月，于民国27年10月25日武汉始告失陷。时汉口湖北邮政管理局由局长?同一部分人员留守，不久即恢复业务外，一部分人员则撤至宜昌，成立湖北邮政管理局办事处，民国29年6月12日，由宜昌达巴东，同年10月，再迁恩施。

武汉失陷后，长沙亦告吃紧。湖南邮政管理局于民国27年11月11日迁东安办公，16日再迁祁阳。惟本地业务股全体人员留驻长沙，所谓本地业务股者，主持长沙当地邮务之机构也。11月13日长沙大火，湖南邮政管理商局房屋被焚，损失甚重，迨同月24日经整理就绪后，本地业务股乃在长沙恢复办公。

其时战场不限于长江一带，大江南北亦属遍地烽火。民国27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全市发生大火，广东邮政管理局房屋被燃烧，大宗票款均幸保存，除由局长率领一部分人员留守外，其他一部分撤至广宁设立办事处，12月3日迁遂溪，民国28年4月再迁曲江。其留守人员则于民国27年12月5日在广州恢复办公。

其在大江以北各邮区，情形亦大致相仿。民国26年11月上旬，太原告紧。山西邮政管理局于3日撤移泰桥村办公，5日迁汾阳，8日迁临汾，26日迁运城，民国27年3月2日再迁猗氏。时太原虽在坚守月余之后，业于民国26年11月9日陷落，稍后，该管理局亦在太原恢复办公。

河南邮政管理局初于民国27年6月上旬以一部分人员由开封撤至南阳成立办事处，嗣迁洛阳，开封于6月9日失陷，我留守人员不久亦恢复业务。

民国28年3月江西邮政管理局亦一部分人员初撤吉安，日继迁赣县。

民国30年4月福州沦陷，福建邮政管理局暂停办公，以一部分留守人员在5月13日恢复业务，一部份在沙县成立办事处。

以上系指各区邮政管理局而言，其他各一、二、三等邮局亦同样办理。即战事激烈时暂时遭避，一俟地方秩序稳定，又恢复办公，以是陷区邮务范围，亦日益扩大。为指挥便利计，初于民国27年3月派上海邮政管理费局长乍配林为苏浙皖联区总视察，嗣于同年10月，如派北平邮政管理员局长巴立地为平晋豫东战区总视察。河北邮政管理局局长克立德为冀鲁豫东联区总视察。11月17日，又派湖北邮政管理局局长史密司为鄂湘赣联区总视察，盖当时在策略上所有陷区邮政首长尽量派外籍人员充任、因敌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前，对美人员尚有相当顾忌，同时外籍人员亦常运用其本国驻华使馆联络交涉，以是得其便利不少。惟地区日广，外籍人员早感不敷分配，乃采联区总视察制，以外籍资深人员为之长，藉以维护辖境内所有邮政事务。

民国28年2月8日，因交通阻滞，复在上海设立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派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乍配林代理主任，凡长江及以南陷各邮区有急待解决问题，与总局电讯不通，或因时间关系不及向总局请示时，可由相关区商承该处办理。迨至民国29年10月1日，更将乍配林晋升为邮政总局额外副局长，仍兼上海管理局局长，所有驻沪办事处一切事宜，由该员继续主持，并以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行文。至是陷区邮政组织已属井然有序。华北地区由两联区总视察主持，长江以南则归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主持。而联区与办事处则统由邮政总局直辖。故当时地区虽已沦陷，而邮政犹能行使主权，一切听命于中央，亦当时之奇特现象。同时部分地方之沦陷区，亦有一部分人员撤至区内较安全地带成立办事处，已如前述。此类机构亦由邮政总局于民国29年6月4日通电各区，正式规定其名义：“浙、粤、豫、鄂各邮政管理局在后方所设之办事处主持人定名为主任，代行管理局局长之职权，处理完整地区邮务。”此一决定，对于胜利后之接收工作，又奠定一良好基础。惟在民国27年8月间，华北成立邮政总局于北平，当时深感该总局成立后，或将攫夺我邮权，不能不预筹对策，曾引起一时困扰。筹议结果，大抵仍以东北四省之过去经验为蓝本。民国27年8月15日，交通部曾以“汉密第143号删代电”呈军事委员会请示：

武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钧鉴查沦陷区域维持邮政问题关系国家主权、民众便利、员工生活，至为密切。所有详细理由，业经本年5月20日交秘字第1419号电呈在案。办理以来，邮政之原有系统，依然保持前后方之通信联络，益臻便利。各邮政管理局局长在本部指挥监督之下，自由行使职权，亦鲜障碍。敌方虽具嫉妒仇视之心，尚无积极干涉之意。惟其间常有浪人汉奸利用时机，企图攫夺邮务行政，以谋私便，迭经密饬各该管理局局长随时注意，严加防范。据最近密报，北平方面将设立伪邮政总局，并据报此项组织，名义上系监督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之一部份邮政，事实上或不遽然破坏整个邮政之系统。本部默察情形，似与当年东三省攫夺邮务行政之经过相仿佛。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关外伪组织即成立伪交通部，下设邮政司，其执掌与现在北平僭设之伪邮政总局不无相同。其时交通部一再斟酌，惟有置伪组织予不理，一面仍责成关外邮务长坚忍维持，以便民众通信，前后共历一年。直至伪组织发行伪邮票，迫使邮局售用，恐一经接受，即会承认伪组织，故经呈明中央，不顾一切，断然撤退。目下华北形势虽与当年关外情势不同，而维持邮政系统、保卫国家主权之宗旨则一，苟为环境所迫，系统不克保全，主权遭受侵害时，则惟有破釜沉舟，抱定牺牲决心，忍痛将邮政撤退。现在北平设立伪邮之议，既在酝酿渲化之中，自宜早筹对策，相机应付。兹拟定实际办理原则如下：

①参照从前交通部处理关外邮政之经过，敌方增设任何邮政机关，倘与本部之指挥监督职权无损，而本部所委之各邮政管理局局长仍能自由行使其职权，本部对于此项伪机关视如无物，置之不理，否则下令将各该地邮局停办，员工票款档案等责成该区管理局局长就可能范围内撤退。

②伪组织如发行伪邮票而强迫邮局行使，亦将邮局撤退，并通知联邮各国邮政认储邮票。

③各该地邮局撤退后，即接联邮公约通知联邮各国，谓各该地邮政业已因故停办，并令后方各邮局不得与伪邮局交换邮件，撤退之员工，由本部尽力妥为处置，以上所陈，胥为应付上主要原则，至事实上如何临机应变，自当分饬各该管理局局长随时注意审慎办理。总使邮政主权、员工生计双方兼顾。所有本部预筹处理本案情形，理合电圣鉴核示遵为祷。

旋奉军事委员会民国27年8月19日复交通部第5648号代电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叩：

交通部张部长勋鉴：所拟对设立伪邮政总局对策三项，尚属妥洽，希即依照相机处理可也等语。迨至同月31日交通部又连同续获之情报，以汉秘字第301号呈，报请行政院鉴核，除前文前段与军事委员会令制电相同外，其末段云：“最近又据密报，该伪邮政总局已于本月1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名义上系监督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之一部分邮政，但窥其内幕，尚属一种上层的行政组录，并无直接干涉当地邮政业务之意。但将来伪总局所需邮务人员，是否向各邮政管理局微调，或伪总局是否派遣人员至各邮政管理局参加工作，以及工作范围如何？是否将侵我立柱，迄今尚无确实情报，除密饬华北各邮政管理局依照上述原则妥善应付外，理合检同伪邮政总局组织规则一份，一并具文呈报，敬祈鉴核。”

交通部所检呈之伪《邮政总局组织规则》，系根据当时北平《庸报》所载，原名为《组织暂行条例》，全文仅八条，第一条规定伪邮政总局直辖于伪行政部，掌理事项有五，除邮政包裹汇兑储金及保险事项外，其第五款云，“关于日本等特别指定之外国及政府各部局所委托之事项”，其傀儡面目，虽法规中亦未能有所隐饰，汉奸处境之可耻与可怜，盖可见矣。从条例文字中加以研判，其中涉及邮政旧有制度者，仅第二条条文，该条规定云：“邮政总局设置职员如下：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秘书若干人，副邮务长、邮务员、邮务佐50人以内。”副邮务长、邮务员、邮务佐，均系邮政上旧有职称，必须具有相当资历，方可任叙，如由该伪总局进行委派，则邮政人事制度势必因之紊乱，所幸该项人员系向北平邮政管理局调用，原有制度未受影响。事实上，伪僭立以后，其辖区仅以平津鲁晋为限，原有管理局之人事及行政，并未多加干涉，仅邮政现款禁止解散后方，改用管理局名义储存，故实际干扰并不如初期想象之严重。

3.华中情势较难应付

华中为全国经济命脉，亦为邮政心脏地带。自汪精卫潜离重庆后，在华中成立伪组织之企图日见显露，在其伪组织下成立伪邮政总局以搜夺我邮权之阴谋，亦有具体议案在敌方兴亚院审议中。先是，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乍配林于民国28年7月8日及11日先后电达邮政总局报告此项消息，并建议运用国际压力，以谋制止。其电文如下：

民国28年7月8日电

近闻日本递信省新派当权，对我国沦陷区内之邮政事务，不再赓续以往之缓和政策，将采取强力行动。本年6月5日东京递信省曾召集会议一次，于通过之议案中，有俟汪精卫于南京组织之伪中央政府下，设立邮政总局一案，并将全案送兴亚院审议中。该项决议案连同为邮政总局与伪邮政储金汇业局组织法草案，职已觅得一份，当相机以秘密方法抄呈鉴核。闻南京伪邮政总局成立后，其北平伪邮政总局即行裁撤，惟人事方面如何处置，未有所闻。又闻日方最近期内派遣大量代表，人数在35人以上，以简任职官吏率领前来华中一带，考察此项建议，是否适宜，并就地筹备各项相关步骤。依原定计划，将来伪总局之高级位置，均以日方递信省官吏充任，惟闻日方对于第三国之态度颇为注视，尤其对于华会签约国之反响，或上海客邮之恢复，均感不安。职意似可将此案之严重，向英美法大使详为陈述。如蒙核准，职当往谒现时在沪之法大使，请其转为疏通各国，联合进行，或可收效。

民国28年7月11日电

8日电谅达。阎白井（北平伪邮政总局副局长）向东京递信省当局保证，华北各区中外全体员工，对于此番改变计划，均不能有所作为。惟渠等对华中员工不易应付为虑，尤其上海方面，因在上海不能施行武力也。此间员工向极忠实，惟大部及钧局如对伊等物价昂贵之生活不加顾虑，深恐引起不良印象，饥饿与不满足者，易为外界吸引，拟肯钧局迅速予以补救，以励坚贞。职当竭力以谋应付，满足之员工愈多，则将来愈能为用，尤以低级人员之不满为甚。敌伪对于全体撤退或罢工既有所顾忌，我应以此反对之立场，职已向渠为明白表示，绝不能希冀本局之合作。是否仍请经法领署示遵。

该电所谓“仍请经法领署示遵”者，因当时陷区电讯已在敌伪掌握中，邮政总局与上海管理局间来往之机密电报，大抵均商由法国驻华之使领馆转游。当经?政总局以“8日及11日电悉，准如拟晋谒法大使接洽”等语电后去后，复接7月18日电：

钧电奉悉。今晨经晋竭法大使面陈原委，承允将分别与巴黎、伦敦、华盛顿三处当局商量，职坚请其以强制手段应付日方，或以“日本既属参加华府会议之一分子，如对中华邮政有干涉举动，其余各会员国均将视为严重事态”等语，提请严重注意，是以拟请转呈政府一切与英美两大使商洽，俾三国大使同时联合进行。据最近东京消息，‘此事似已稍为沉寂，惟系张弛不定’不足为准也。

上述各电来往原系英文，本文所引，系就邮政总局录呈交通部之原译。交通部据报后，以事关外交范围，曾备具节略一件，送请外交部察核处理。嗣接外交部民国28年8月15日函复，大意谓已略达英、美、法三大使馆，请予力主正义，预为防止。然以上仅系国际关系运用之一面，其内部关系如何应付，方为整个对策之重心所在。邮政总局与交通部往返磋商，颇费踌躇。先是，邮政总局于民国28年7月15日以滇字第11号密呈交通部，节录如下：

……此次事态实较北平设立伪邮时，为更严重。当北平伪邮酝酿之初，职盱衡全局，曾以为危机四伏，经历举困难诸点，于民国27年7月22日签呈钧座鉴核在案。所幸伪邮僭立以来，仅以平津鲁晋为限，得以维持至今，尚未影响全局；此次不但地域较广，且系沿海口岸，没有国际交通枢纽，而后方各区入不敷出，向赖上海轮船，一旦发生变动，势必累及国库负担。缘邮政营业向以上海平津广东等区最为发达，每月收支盈余，尤以上海为多。本局前为调整前后方经济情形起见，曾令饬上海局每月除支付本区费用外，代本总局提拨联邮运费10万元，拨付供应处经费约12万元，代他区支拨航空邮件运费约8万元，轮船运费约5万元。包裹项下所收邮费除上海局扣存5%外，其余之95%悉数汇后方各区，最旺者每月可达60万元。连同以上各项上海局拨来后方者每月约100万元之数（包裹停收时，不及此数）。然上海虽代后方各区负担百万巨额，而就最近5月份营业结果，沦陷区内邮局犹有盈余50万，后方各局连同本总局及供应处尚亏蚀16万余元，足证上海一区关系整个邮政经济，至为重要。如一旦为敌伪攫夺，后方各区势难自给。且邮政营业在在有连带关系，如前后方交通断绝，则后方营业收入亦必减少。而员工薪水等开支，仍须照常负担，将来更觉不易支持。现在华北各局原仅收支相抵，目下虽略有盈余，但仅能以邮务长名义存入当地银行，伪方不允汇拨外区。将来如华中伪组织成立，对上海盈余纵不立时攫夺，而仿照华办法，不无汇拨后方，则后方经费亦非由国库内另筹办法不可。此仅就经济一端，即可见事态之严重，远非昔比，惟事关国家主权，纵使困难重重，如迫不得已，仍惟有忍痛牺牲，此事如能相机设法，打消伪邮计划，俾克消弭无形，最为上策。乍邮务长所拟请由华会签约国英美使出面干涉一层，虽能否收效，尚不可知，要不妨姑为一试。业经电饬乍邮务长相机从速进行，一面饬其暗示敌伪，如果悍然不顾一切，组织伪局，肆行干涉，则我方上海全体员工，定必宣告罢工，表示不与合作，使其知难而退。如仍不能达到打消敌伪企图，则只有诉诸最后武器，由上海工人罢工，并令沦陷区内员工尽可能范围内撤退，停止供给邮票，扣留沦陷区内储金，一面依照去年原拟之第三项对策，通告各国停办沦陷区内部务，所有后方各区亦不与伪邮交换邮件，明知撤退以后，非但影响邮政经济，而前后方军民通信与汇兑，均告停顿，尤属关系抗战前途，但舍此似无良策。以上所拟是否有当，签请鉴核，迅示只遵。

交通部接获此项密呈后，极为慎重，经交秘书厅研究后，于民国28年7月26日以第1650号密代电邮政总局。略谓：“所陈各节，洵属重要，经发秘书厅研究，已据详细签复，合将签复意见，抄发该局，仰即逐项详细议覆具报”云云。邮政总局于8月14日以滇字第13号密签呈违遵令议覆。交通部于同月25日以第1850号密代电，再行抄发秘书厅研究意见，饬拟切实可行方案呈核。邮政总局复于9月23日及11月4日，先后以滇字第16号密签呈复。所有来往文电，原文过于冗长，不便征引，核其主要内容，计有四项假设，二项方针，以及五个问题。所谓四项假设，系秘书应该想象所及，假设敌伪可能发生之举动，有下列四种情况：

（1）被立伪总局，加委各管理局局长，迫其服从伪命，并禁止听从吾方指挥。

（2）设立伪总局，另委各管理局局长，强迫交代。

（3）设立伪总局，调用各管理局人员，于管理局组织并不更动，但对财务账务，干涉特苛。

（4）伪总局设立后，除加委各管理商局长外，又添置副局长之类，以敌伪人员充任，所有公文支票均须由其会签，逐渐攫取实权，使各管理局局长不堪其扰，不安其位（华北曾有此企图而未实现）。

邮政总局针对上述四项假设，拟定容忍与决裂两项方针。如不幸而陷入上述一、二两项假设之境地，则我方已失去指挥监督之权能，而各管理局局长亦无从自由行使其职权，似宜仍遵前拟对策，下令将各该地邮局停办，以示坚决。如果敌伪操缓进政策实施三、四项之手段，此在表面虽觉和缓，惟邮政营业向以滨海省道最为发达，每月收支盈余，尤以上海为多，后方各区年有亏蚀，其间酌盈济虚，悉惟上海等区是赖。如果情势不致十分严重，款项调拨尚可自由指挥，则为顾全邮政完整起见，似尚可容忍，否则名存实亡，迫不得已亦惟有停办之一途。交通部认为所拟两项方针，尚属恰当。惟对所拟办法提出五个问题，经再往返研商，兹分述如下：

（1）上海员工罢工及撤退问题。秘书厅谓此项罢工究系出自员工自动，亦由局方指使？若出自指使，员工是否将有要求？邮政总局认为此项举动之目的为打击敌人、维护邮政，与普通罢工之出于自利动机性质不同。罢工之后，一切固有赖于员工激发其爱国爱邮之热忱，但为贯彻罢工之目的，并免其流为盲动起见，拟密令上海管理局局长指使员工罢工，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络。此项罢工应使其始终成为我方对抗敌人之一种手段，而不为其他分子所利用。因此我方对于罢工之员工必须全力予以支持，以免员工对于其自身生活有所顾忌。或受敌人之威胁诱惑而分化。其支持办法有四：①在罢工之初，应秘密预发薪水至少1个月；②对于罢工之员工，保障其原有之职位；③如因罢工关系，不能在上海服务之员工，准其自行撤退至后方各局报到，其旅费由公家照章发还；④所有罢工之员工，如被敌方拘捕危害，由公家从优抚恤。对于撤退员工，亦拟具撤退办法三项：①撤退之员工应自奉令之日起，在3个月内自行设法向最近之后方邮局报到，其沿途旅费于报到后，由总局照章发还；②撤退员工报到时，倘逾规定期限者，应陈明理由，分别去取；③凡不愿向后方撤退之人员，均停止其薪给。惟倘无参加伪邮或其他汉奸行为，经证明确实者，一俟我方收复失地，均可准予复用，其以前年资，亦准赓续计算。

（2）撤退时公款邮票保管问题。邮政总局为沦陷区内之票款存额，业已逐渐减少，以期达到最低限度。将来撤退时，如能设法携出，固属上策；其次如能将账目携出，亦不难稽考。而事实上除在租界各局或可设法外，势难全部办到。惟各区财务状况及票款存额，每月底均有财务月报，纵事变发生之日，无从知悉，而根据上月收支总额，不难付计稽考。至于邮票系用以代表邮资交付之数，被敌劫之邮区，其邮资收入不归我方所有，劫去之邮票，不过图得一时之便利，而我方所损失者，仅属印刷费而已。至若混入后方使用，必须严厉查禁，以免损失。

（3）破裂后信件交寄问题。邮政总局认此一问题关系国家整个政策者大，关系邮政技术者小。如国家整个政策不欲维持后方与沦陷区之通邮，则在邮局方面，仅被停止邮件之收寄与转发，凡在后方寄往沦陷区者，邮局不予收寄，其由沦陷区寄来者，邮局亦不予接收，手续简单，而态度明显。惟后方邮政经济势非由国库补助不可，如国家为顾及前后方军民通信，则邮政往往只有照现在办法办理。惟各类邮件由沦陷区寄来后方者多，由后方寄往沦陷区者较少；而后方运输悉赖汽车人畜，后方势须为沦陷区赔垫，致令伪方坐受其利。现时沦陷区代后方各区负担之费用，均在营业支出内作为通常开支，纵有敌伪人员加入监视，一时似尚不易发现。万一竟受干涉，至于不能以邮费拨付后方，则后方惟有通知沦陷区各局停收包裹、书籍、印刷物、小包邮件等笨重邮件，而仅许信件往来，以期于减轻后方支出中，兼寓便利民众之意。

（4）沦陷区域之储金问题。据当时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刘攻芸民国28年10月9日致邮政总局港字第78号公函所报沦陷区内之储金及现款情形，大致如下：储金部分资产项下各款，除业务所需之少数现金外早已移至安全地带妥存，储汇局仍可直接管理。其记名证券等项，亦经随时体察局势，妥慎应付。现款部分在华北沦陷后，北平、河北、山东三邮区所有余款即无法汇出。所幸冀鲁两区余款不巨，超过业务所需之极少数额，未达到15万元。至于北平邮区余额较巨，约达100万元，但均属外力干涉，以后收入之存款，应视为当地负债，且以河北、北平、山东三区合并计算，其现金余款总数，仅达三区储金总额之一小部份。至于其他沦陷区所有现金余额，自如即已减数额，况此等邮电除安徽湖北两区有少数现金可资拨外，均为需款区，尤不致积存大宗款项无法汇出也。

（5）破裂后之邮政财政问题。后方各区向较贫瘠，在通常情形下，其营业状况已有入不敷出之众，多赖沿海各区接济，将来如与沦陷区断绝通邮，则营业之锐减，自属意料中事。邮政收入全赖民众之交寄邮件，而邮件之多寡，原随社会工商业之发达，与文化水准之提高同时增进，欲谋邮政本身之开源，似非易事。而沦陷区内之员工，如实行撤退之后，则后方负担，自必加重，欲谋大量节流，恐亦非事实所许可。秘书厅主张收取欠资，以期弥补，而邮政总局以为在政府不准与沦陷区通信之原则下，信件且不予投递，自无欠资可言，在准予通信之原则下，似未便征收，且征收手续繁重，决难适用于大量邮件。惟似有普加邮费，较为简捷。

以上各项意见，仅系筹拟中之对策，事实上迄太平洋战事爆发前，敌伪均采缓进政策，对华中一带邮务，未尝严格干扰，故上项对策，亦未尝付诸实施。

抗战时期与沦陷区通邮(2)

4.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情势逆转

日军在侵略我国之初，原拟在极短期内一举而征服整个中国，不意遭遇我国长期抗战，陷入泥淖，数年来相持不决，于是迫不及待，乃改采南进政策。民国30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南侵犯印度支那与泰国，不惜冒与美英战争之危险。7月24日，日本部队即在南印度支那登陆。在此以前，我国前后方之邮件运输，惟海运是赖，并以香港、海防为中途转运站，凡往来后方与沦陷区者，均由此运经上海，再行分别转递。因于香港设有广州邮局驻港分信处，河内方面亦派有法籍副邮务长儒福立以专员名义，在河内设办事处，并于老街地方设邮件转运处（民国30年10月30日即宣告结束）。迨是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根据地珍珠港，8日，美国对日宣战，国际情势突变。12月15日起，缅甸、香港与上海及其他沦陷区交通均断，后方各地与上海间之邮件向赖海运转递者，及不得不改由陆运转递，陆运运量较小。往来邮件暂以信函明信片为限。及至同月26日，后方与香港交通亦告阻断。

日军占领香港后，我广州邮局驻港分信处、邮政储金汇业局驻港办事处及邮政总局驻港监印邮票处，均被敌军封闭。分信处档卷邮件多遭劫失，公物2万余袋亦被封存。其时上海邮政管理局向以租界为护符未受干扰者，自是亦失其屏障。在敌袭珍珠港之日，驻沪敌军开入公共租界内如临大敌，邮政管理局四周绕以铁丝钢架，水泄不通，被迫对内对外暂停工作一天。翌日始网开一面，任人出入，稍后始渐恢复常态。此后常有敌军三五人闯进邮政管理局，声称须将办公室以及服务人员施行检查，经我日籍人员详予解释后，每每略加巡视即行离去，形式上除加派邮检人员外，并未横加干扰，惟事实上经济情形顿告逆转。长江一带陷区邮局月有盈余者，一变而为亏损。较可盈利之包裹小包邮件，一方面以运输困难，转递不便，一方面亦以敌伪统制物资甚严，无物可寄，其业务已完全停顿。汇兑业务亦不绝如缕。然当时行政系统尚能保持完整。迨至民国31年底，据上海邮政总局办事处乍配林主任电：

据报敌伪将有积极干涉我方邮政变更现状之举。大致：

①为委派高级职员，设立伪邮政总局；

②另行派员充办事处主任及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即乍配林之原职及兼职）；

③去年太平洋战事后各管理局局长缺额另行派员充任（似系指江苏、浙江、汉口、广州四区，现由资深华员代理管理局局长）。

此项计划似由敌人所主持预筹，以攫取各高级位置，而以一二华人点缀其间，以相掩饰，已正在极力设法打消是项企图。万一实现，应否或如何采取经济上或其他方面对策，以资应付，请速密电指示。

当经邮政总局电复：“应向相关方面详释，邮政无军事及经济关系，此项企图，殊属不必。倘无法阻止变更，应设法使其勿更换办事处主任及各管理局局长，并不发行新邮票，否则此间与陷区关系，惟有断绝，徒使公众感受不便。仍将以后情形，随时续报。”一面于12月21日将今后应付方针呈报交通部核示：

……接以前东四省邮政撤退时，除不动产及家具外，所有票款档案人员，均经撤入关内。现在因在敌伪严重监视之下，沦陷区各地已无法同样办理，万一乍配林所电报情形，不能打消，乃至实现，则后方各邮局是否与沦陷区互通信件，自应即早研究。查敌伪攫夺沦区邮政，其情形可以推测者，略有四端：

①邮票不变，即仍用国父遗像邮票。

②办事处主任及管理局局长不变，即仍由原有邮政人员充任。

③邮票变换。

④办事处主任及管理局局长更动。

在第一、第二种情形之下，似可照民国27年8月间军委会核准之第一项办法办理。对于伪方措施，置之不理，惟断绝经济上之接济，信函仍照常交换。在第三种情形之下，似仍可照常通邮，惟陷区寄来邮件上面贴有伪邮票者，一律由后方各局，先将伪邮票涂销后，再行投递。

在第四种情形之下，似亦可照常通邮，其理由为：

①在此次英美军队北非登陆之前，维琪法国与被德国占领之法国沦陷区部份仍照常通邮；

②1934年5月16日，国联特别大会顾问委员会对于不承认满洲国办法中关于伪国邮务问题通过解决草案内有“联合会会员国得将其邮件寄由满洲经由各行政机关采取此种方法后，认为适宜时，得考量此项邮政机关间通常惯例所采用之专门办法”，及“国联会员国邮政机关与满洲国邮政机关因上述方法而发生关系，只能视为机关与机关间之关系，而不能视为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之关系”之决定，就此项决定加以推论，则一国之正式中央政府所辖区域内之邮局如与沦区内邮局互通邮件，似无任何政治上之拘束或不利。

且沦区邮政?予撤退，尚有下列关系：①我国抗战多年，最后胜利在望，复员工作，至为艰巨。邮政如不撤退，则沦区一旦收后，其邮政机构，即可同时灵活运用，无须另有筹备及布置；

②前线数百万士兵及后方民众，其家属多数陷在沦区，数年来已享惯通信便利，若一旦断绝，必甚感不便，而生郁闷。

本案嗣经交通部于民国31年12月23日渝秘字26号指令，此案经提出行政院会议报告详情，奉院长谕有“仍应通邮”等语。事实上敌伪酝酿半年以后，始见诸实施。民国32年5月18日，驻沪办事处主任乍配林函称：“在6个月以前即以谣传职有被更换之说，现此项谣传有实现可能，职虽竭尽能力，以图避免，但恐无能为力”等语。嗣又于6月22日函称：“接伪组织方面令，该主任应予裁退，并解除本兼各职。派王伟生接任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并派李浩驹为上海邮政总局办事处主任。在李未到差以前，由Takagni暂代。至关于该主任养老金已饬办事处核算等语。职已于本年6月21日午后四点钟将办事处职务移交Takagni，同来者有Otoi，彼已接任办事处第三科科长，并兼任上海邮区邮务帮办及会计股股长职务。至储汇局已另派有人。”

接任上海管理局局长王伟生原系我方邮务长，当时任上海管理局邮务帮办兼驻沪办事处第一科科长。当时敌伪方面除添用日籍人员五六人外，大抵调用邮政旧人。如伪邮总局会计处处长危心平、机要秘书潘承匡、浙江邮政管理局局长徐兰生、安徽邮政管理局局长陈维平，均系邮政界具有相当资历之人员。盖南京伪邮政总局筹备之主持人屠家骅原系服务邮政多年之邮务长，民国23年在江苏邮政管理局局长任内，因考试手续舞弊案，遭受处分出局，其人以久受邮政熏陶，虽为生活问题屈居伪职，但其爱邮爱国之心，并未消灭，故暗中对邮政亦多方维护。此番之人事更动，出于敌方压迫，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此时不仅华中方面受有人事干扰，华北亦有同样情形。

民国32年9月9日，意大利接受美英俄所拟之投降条款，邮政总局于9月25日即接获开封局辗转发来的电报，北平邮政管理局局长巴立地、河北邮政管理局局长克立德，及河南邮政管理局局长克法理络均被免职，并遭拘留，以该三员均意大利人也。同时，山东邮政管理局局长瑞典籍之纳自敦亦来电请示，倘命令北去，是否应予拒绝。邮政总局除电令纳自敦将来如彼被迫离职，改调后方服务外，对于整个陷区局势，则仍遵行政院核定方针，维持原来通邮办法，一面由军事委员会饬知各地邮件检查机关，加紧检查，以防流弊。如此经过两年艰苦奋斗，迄民国34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为止。

5.政策之回顾与检讨

八年抗战陷区与后方邮运始终未尝间断，纵在接战地区，正常邮路发生阻碍，亦必改道绕道，以求畅通。各邮区间及邮区与后方邮政总局间之联系，亦从无严重阻碍，此固由于领导政策之正确，而能贯彻政策以达使命，则不能不归功于陷区邮政人员之忠贞不二，与邮政传统精神之维护。敌伪在干涉陷区邮务行政之初，大抵各局添派日籍副主管，以操纵实权，到局之始，难免有隔阂、误解、猜疑以及不易应付情事。然我邮资深人员每能不惧强暴，不畏威胁，就力之所及以维护邮政原有制度，遇有敌方提出不合理之措施时，恒能忘却自身危险，挺身与敌方相争辩，不稍退缩，日久反为敌方所敬畏，而收敛其蛮横气焰。再敌方所派人员，多从递信省调来之邮务人员，相处日久，对我邮政制度规章之完善，以及员工服务精神，深致赞佩，此亦减少应付困难之重大因素。

然我忠贞邮人在此期间所受身体、精神及物资上之痛苦牺牲亦复不胜枚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冲要地方敌伪均设有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对我忠贞分子之侦查不遗余力，稍涉嫌疑而无辜被捕，饱受酷刑，或竟丧失生命者，所在皆是。其遭遇最惨者，则为接近双方战地之邮差。盖以邮差均身穿制服带运邮件，敌我双方对之均甚信任，通过关隘绝少加以盘问，于是敌我双方偶亦派人冒穿邮差制服，希图刺采对方军情等等。其后事被发觉，真伪难办，正规邮差常被敌方误为间谍，或受严刑，或遭活埋，因此牺牲者不下数十人之多。在生活方面，更是困苦不堪。自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国际间进出邮件几乎全部停顿，唯一增裕收入之大宗包裹，又以邮路阻断及敌伪之物资管制，而被迫停收。因此邮政营收锐减，以往尚可请协，或向银行商借，至此则告贷无门。员工薪津即使为数微薄，亦难如期发放，高级人员之所得，尚不足以维持一周之最低生活，低级员工更无论矣。然各级员工犹能上下一心，艰苦挣扎，忍饥受饿，维持邮政，以迄于胜利来临，其精神之可佩，良足称道。

敌伪邮政组织虽曾禁止陷区各局再与后方邮政总局联系，但沦陷各区对于各地发生之特殊或较重专项，敌伪干扰邮政情形，以及我总局颁布政令之推行与遵办情形等，均用密函呈报。为避免敌伪检查，大都采用下列各种方法：

（1）将密件封入至邻近我邮局之邮管局公函以内，请为代转；

（2）选择已有补绽之邮袋，将密件缝入补绽以内，以发往经转局，而事前则密函经转局注意；

（3）于邮检查员散值后，将密件放入经转局邮袋内。

利用上述或其他种种方法，陷区各管理局得以与我邮政总局经常维持联系，迄未中断。其由邮政总局发来之令文，则于可能范围内，尽量付诸实施。纵有环境特殊，无法遵办者，亦必密报总局备查。因此，我国原有制度规章，陷区均能照旧维持。战时之新兴措施，大体亦均照办，此诚抗战时期政府机构中特有之奇迹也。总之，维持陷区邮务政策，诚不失为明智之决定，试就实施经过作一综合检讨，举其利益之荦荦大者，约有下列数端：

(1)后方邮政因此得有喘息机会。邮政经济情形，计有两大特性，一为收入重于支出。试观邮政收支统计，邮政盈亏每视收入之增减为转移，关系支出之增减者极少，虽收入增多之年，其支出亦必随之增加，但其增加之比率较少，仍可造成多量盈余。反之，纵使支出紧缩，仍不免于亏蚀。他一则为营收集中性，整个邮政营收往往集中于工商业发达地区之少数邮局，如在大陆时期集中于沿海沿江各局，目前集中于台北、台中、高雄、基隆各局。此营收集中之少数邮局，把握整个邮政经济之命脉，其他广大地区之多数邮局，悉赖其协济。至于土地面积之辽阔与否，人口之是否众多，文化之是否发达，均非重要因素。当我国抗战前期，工商业素称发达之沿海沿江地区悉遭沦陷，亦即邮政之经济命脉失其凭依。至作战期间，社会失其安定性，收入锐减，自属必然趋势，试问向赖协款维持之后方各邮区，其将何以自存。观于太平洋战事爆发前，上海邮区每月解缴盈余达100万元之巨，即年达1200万，占当时整个邮政开支1/3以上，若无此协款，则后方各区势将无以维持。且因四五年间之喘息机会，得使后方各邮区埋头建设，重整运输系统，抗战后期之仍能勉为自给者，亦得力于抗战前期仍能源源之协济所致。邮政基础能在抗战中维持于不坠，得力于此一政策之决定，殆非浅鲜。

（2）邮政多年干部赖以维持。邮政各级员工，均属专门技术人员，非短期所能培养，即以投递信件之邮务士言，亦非有数年经验，无以使其熟练，尤以邮政上忠诚服务之传统精神，已在各员工间演为风尚，根深蒂固，一旦解体以后，恢复不易。而此具有专门技术之邮政干部，以数量言，分布于沿海沿江各区者，几达整个邮政员工半数以上。以素质言，凡属干练员工多集中于繁要局所，此种领导阶层之人才，尤非一时所能罗致。当时如令其撤退后方，自非后方财力所负担，使不有陷区邮政予以继续维持，势必流而之他。嗣后方邮政逐渐发达，所有领导人员均系从陷区陆续调来，而陷区邮政亦赖有此项人员予以维护，是陷区邮政不啻为邮政储才之地，此对战时邮政及战后复兴，均有极大贡献。

（3）奠定胜利后接收基础。我国胜利后最大失败，即在接收工作未能尽如理想，一般机关接收变为劫收，每为世人所诟病，惟独邮政机关弊绝风清，各局移交清册，丝毫不爽，迄今犹存档案中，不难覆接。邮政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不为流浴所染，固属邮政有其多年之良好制度，而最大关键，在陷区邮政之维持。因陷区邮政继续维持以后，一切赓续以往成规，组织未变，制度未变，上层纵于抗战后期掺杂少数敌伪，而大多数仍为邮政旧人，且八年来经常与我邮政总局继续联系，以此邮政上之接收工作，犹如平时之更易首长，非若其他机关之重砌炉灶。当时各邮区中原在安全地带设有办事处者，则由办事处主任前往接收，故在各政府机关中，每能首先到达，首先完成接收，并首先复业。其全区沦陷，未经设有办事处者，则由后方派员前往，而原沦区之首长，改调后方，亦如平时各邮区间之互调，以是手续既简，成效亦著。设非陷区留有本来基础，当不克臻至。

以上犹仅就邮政岗位而言。就整个抗战言，八年来始终与陷区继续通邮，对于我方情报之搜集、游击区之联络，以及经过秘密邮路，传达后方军令，尤其对于潜伏区之地下工作人员，均属大有助于抗战军事。至于后方数百万军民，能与陷区之家属通信，以坚定其信心，更使陷区亿万黎庶增强其向心力，是均无形中促成最后胜利之有利因素也。

抗战时后方邮务的发展

（五）抗战时后方邮务的发展

1.国际邮路之变更

邮政为交通之一部门，亦为政治经济之一环，其演进过程恒随一般交通与政治经济情形而变迁。中日军兴以后，政治经济在在受到影响，交通更时有阻断，邮政自不得不依情势所趋，随时因应。邮政工作以邮件运输为首要，作战期中国际间之运输尤重于国内，而其维护之困难亦以国际为甚。因国际间之交通，不仅因双方作战而阻滞，敌方且欲蓄意破坏封锁，以争取军事胜利。因此，维护益感不易。抗战期中之国际邮运大抵可以太平洋战事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较易，后期则困难重重，无论普通邮路与航空邮路，均有同一情形。

就普通邮路言，我国往来邮件原取道西伯利亚、苏伊士运河及太平洋三路寄递。抗战初期，三路尚能照常通达，其后往来欧洲轮船逐渐减少，所有经由苏伊士寄往欧洲各国之邮件，必要时亦改由西伯利亚经转。民国28年9月间，欧战爆发，继则意大利参战，曾将经由海路寄往德、意之邮件，改经西伯利亚由苏联转递。其由西伯利亚寄往英法者，则改发海路由美国或加拿大经转，以免经过交战国时致被检查扣留。其在国内港口，原以上海为吞吐之总汇，辅以南方之广州与北方之天津。自沿海地区沦陷以后，乃利用国境外之香港、海防为吞吐，而以滇越铁路为主要动脉，以直达云南之昆明。

为加强此一措施，邮政总局乃于民国28年2月1日，派法籍邮务长儒福立为驻越专员，前往海防设立办事处，主持邮运事务，并随时与印度支那邮政洽商联系。同年6月3日，复派英籍署邮务长慕雷为驻港专员，并兼广州邮局驻港分信处主任，以便与香港英国邮政联络。当时所有与我国接壤之国家，均在考虑能否用为国际邮路。海防因有滇越铁路直达昆明，故为最早利用之一线。

其次一注意点，即为经由缅甸而打通之国际路线。早在中日战事发生之初，邮政总局即与缅甸邮局商定《直接互换包裹暂行办法》，自民国26年12月1日实施，以腾冲及密支那（Myitkyina）为互换局。民国28年秋，越南情势紧张，日军有登陆企图，交通部于9月19日派顾问李齐（原为英籍邮务长）及邮政总局业务处副处长霍锡祥前往缅甸，商洽中缅互换邮件事务。同年11月1日，派员在缅甸腊戍地方设立邮件转运处，办理交接邮件事务；故滇越铁路一旦中断以后，随以仰光代替海防为吐纳港口。同时，腊戍虽用为中缅间转运之主要枢纽，但其他邻壤局所可资利用者，亦尽量利用。民国29年4月1日，滇省边境之佛海邮政代办所改为三等邮局，与缅甸景栋(Kengtung)邮局直接互换邮件。同年9月16日，滇省垒允邮局亦与缅甸之南坎（Namkham）邮局互换邮件。民国30年初，滇缅公路完成，邮政总局于2月21日在昆明、腊戍间全长1146千米，开办逐日邮政汽车班，分三段通车，在下阁、保山、腊戍三处设站管理，派车6辆，全程需时6日可达。其时东走太平洋，西经苏伊士、欧美各国邮件，尚属畅行无阻：嗣以地中海战事发生，苏伊士已不复可用，乃纯赖太平洋一线。及太平洋海战发生，航线亦断。

其时，我国后方国际路线尚堪利用者，仅有缅甸及苏联一路，惟苏联以道路迂远，转运迟滞，仅有寄苏联本国者，仍发新疆经转。寄往中欧者，均改发缅甸经印度远东由土耳其转递。寄往英美者，由缅甸经南非洲转递。其时我国内后方与陷区间往来之邮件，亦由缅甸香港经转。适至民国30年12月15日，缅甸及香港与上海及其陷区交通业已断绝，26日，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广州邮局驻港分信处被敌封闭，此时后方各地寄上海，及经由上海转递之邮件，已无法利用海上运输。民国31年3月7日，英国自仰光撤退，仰光沦陷，通往国外港口亦告阻断。曾与缅甸邮政洽妥另辟中缅印国际新邮路，由瓦城（Mandalay）经蒙尼瓦（Monywa）、卡里瓦（Kalewa）、丁纳普尔（Dinapur）等处至加尔各答（Calcutta）。乃该线甫经组成，缅甸即告陷落，未能供实际利用。此时所有经由缅甸寄往国外邮件不得已故发新疆，经由苏联转递。其寄往南洋各地者，因邮路不通，一律暂停收寄。至于各国由普通邮路寄我国后方各地之邮件，亦改由苏联经新疆寄递。其寄往我国陷区者，则发由苏联经东三省内运。

惟经苏联寄后方邮件，迂还不使，系不得已而用之，乃于中印间筹划新辟国际邮路。最初计划路线有二：一由新疆之蒲犁以达印度之米斯嘎(Misgar)，一由云南之丽江以达印度之散的亚（Sadiya），俾可以与印境之一（Assam-Bengal）铁路相衔接。蒲犁与米斯嘎一线，嗣得印度邮政同意，于民国32年3月15日开始利用，我以蒲犁为互换局，怎以季尔吉脱（Gilgit）为互换局。民国32年8月1日，更推及于包裹互换，商得印度邮政同意，收寄中印互寄及经印度转递之国际包裹，我方以蒲犁（嗣改疏附为国际包?互换局），印方指定季尔吉脱、加尔各答及孟买三地为互换局。其时尚拟从西康经西藏以开辟通印邮路，民国32年6月间，曾令饬西川邮政管理局派视察员严昌熙前往勘查路线，行抵西康之盐井后，以盐并与蔡隅间山路险阻，地方情形又特殊，乃改道云南德钦前进。9月18日自德钦起程，渡澜沧江翻德格山，进入藏境，多次受藏兵盘询检查，怒江各口实有藏兵驻守，无法渡过，不得已折返德钦；开辟邮路问题，亦无法进行。此外北路经苏联虽少利用，而中苏间相互关系，仍有谋求发展之必要。先是，我国与苏联曾于民国26年间订有《互换包裹协定》，原由海路发经海参崴转递，嗣因战事暂行停办。1949年8月1日起，复商准苏联同意，改由陆地互换，我方指定新疆区之霍尔果斯邮局，苏联指定阿拉木图(AlamaAta)为两国国际包裹互换局。以上均指国际间之普通邮路而言。

就航空邮路言：战时邮递，空运尤为首要。我国寄往欧美各国之航空邮件，原分两线经转。一由中国航空公司渝港线发往香港，转由泛美航空公司香港至旧金山线，运至旧金山，再由美国航空线运至美洲各地，或由泛美航空公司大西洋航空线运至欧洲各国。一由中国航空公司渝仰线运至仰光，再由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运至南非联邦德尔班(Durban)后，再由普通邮路接运。自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泛美航空公司香港至旧金山线随即停航，而英国海外航空线飞机，亦改以加尔各答为终点，不再飞往仰光。为便于衔接计，中航公司之渝仰线，亦即变更航程，改以加尔各答为终点。同时，泛美航空公司开办新航空线，自美国迈阿米(Miami)经特林尼达德岛(Trinidad)之西班牙港(PortofSpain)及巴西国纳塔尔(Natal)，而至非洲尼日利亚(Nigeria)之拉哥斯(Lagos)，与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之拉哥斯经开罗至加尔各答衔接。故当时我国寄欧美航邮除寄往苏联，仍系发由渝哈线、哈阿线及综苏联国内航空线运递外，统由渝加线英国海外航空线及泛美线运加尔各答、开罗及拉哥斯等地，再由美国转递至各国。至于各国寄我国航空邮件，亦系分别采用上述各航空邮路寄递。

惟各国寄发我国之航空邮件，当时寄件人每将应行加纳之航空邮资费，付至印度加尔各答为止。是项邮件运抵加尔各答后，原应改由普通邮路运华，运量有限，且嫌迟缓。邮政总局乃商准印度邮政同意，对于是项航空邮件，自加尔各答转发我国时，一律另封特别航邮总包，交渝加航空线运递至重庆或昆明互换收转。各投递局收到是项函件，于投递时，向收件人加征航空资费。同时对于后方寄往国外之普通函件，亦特别规定，可加纳渝加间之国际航空资费，由渝加线空运至加尔各答，再由普通邮路转递。此种片断空运办法，并逐渐推广于国外寄来我国之普通函件。民国31年4月间，先后与美英两国邮政当局商妥，对美英两国由普通邮路寄我国后方之信函、明信片，到达加尔各答后，改由航空内运，其航空运费分别由美英两国负担。嗣后复与加拿大、瑞士、爱尔兰、阿根廷、澳大利亚、纽西兰等国邮政当局洽商同样办理。于是此时之加尔各答，不但利用为国际间转运之空港，亦为吞吐之海港所在。惟利用海防时期，系以铁路为内运工具，利用仰光时期，以汽车为内运工具。而此时则仅恃飞机为内运工具，战时国际运输之日益艰巨，于此可见。

2.国内邮路之调整

所谓国内邮路，指后方与陷区间，及后方自身之两方面邮路而言。后方与陷区间邮路之调整，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前为第一阶段，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为第二阶段，及民国31年浙赣战事发生后为又一阶段。

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前，我国沿海各省虽已相继沦陷，但沿海口岸如广州、汕头、厦门、宁波等处均有航运可通，前后方邮政随时可以输转，而香港、海防两地适为沟通前后方之吐纳据点。及滇越铁路阻断，海防失去重要性。而滇缅公路完成，仰光与香港间轮运畅通，盖其时前后方邮运路线系以海运为主，陆运为辅。及至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与仰光及我国沿海各口岸轮运空运完全断绝，上海至沿海各口岸海输亦均停航。于是上海等陷区与后方各地往来之邮件，不得不完全改发陆路运递，此为由海运而转入陆运之一阶段。

其时重要路线可分南北两路：北以洛阳为要津，南以金华为枢纽。经过金华者亦有三线：一为芜湖经南陵至金华线，上海与粤、桂、湘、黔、滇各省往来邮件属之；二为绍兴至金华线，上海与浙、赣、晋、豫、川、陕、甘新各省往来邮件属之；三为吴兴经安吉至金华线，上海与闽鄂等省往来邮件属之。但是项路线均系旱班邮差邮路，悉赖人力背负，且须经过军事区域，运输困难，运量极少，只可运递少数轻类信件，每路每日之运量仅限5袋，几经设法加强，运量乃能逐渐提高。计绍兴至金华邮路，每日可运百余袋，需时7日。吴兴经安吉至金华邮路，每日可运50袋，需时半月。芜湖经南陵至金华邮路，每日可运20袋，亦约需时半月。以上三路均以金华为转运中心。其由后方寄往上海等地者，统由金华局视运输情形分别交三路转递，以上系南路运输之大概。

其经由北路者，有洛阳经尉氏至开封邮路，洛阳经周家口至宿县或商丘邮路，前者每日运量约150千克，需时10日，后者每日运量约一千克，需时约20日。其他后方通陷区邮路，如湖北方面之公安、沙市、老河口诸线，虽有邮路可通，然均运量极小，只可转运各该区后方与陷区往来邮件，不足供大量利用也。以上系敌人进犯浙赣以前之情势。

及敌人于民国31年5月间侵扰浙赣以后，情形又为之一变。自是年5月10日起，金华经诸暨至绍兴邮路即被阻断，原发该路转寄上海等陷区邮件，即改道安吉至吴兴等邮路转发。嗣因战事扩大，浙省通陷区及皖南邮路均被阻断，经将鹰潭局转往上海等陷区及皖南邮件，改为贵溪至浮梁。由旱班邮路运往浮梁，转发祁门、屯溪寄递。但该路运量有限，经转大批邮件难免困难。且其时赣东临川、进贤等处亦发生战争，南城至鹰潭路线感受威胁。适于此时获悉厦门一路尚可转运出海邮件，因将原发浙省经转之出海邮件，改道长汀、水潮至厦门路线经转。同时为加强该线运输计，在长汀、水潮间组织汽车邮班，间日行驶，与原有之长汀至赣县，及赣县至曲江之自备汽车邮班相衔接。惟厦门情形特殊，轮船班期不定，时有意外延搁，故出海邮件仍以信函、明信片等轻件为限。

嗣以厦门当地发生事故，故厦门至海沧路邮路班停航，出海邮路又生阻碍。初拟利用汉口、新堤间交通，运经汉口转发，乃亦迫于情势，困难重重，不能大量运输。至于浙闽赣粤之出海邮路则改发常平至东莞，及棠下至北街等邮路发往广州转递。所幸海沧、厦门一路不久复航，仍可利用。是时前后方通陷区干路有三：北经洛阳，南经厦门，中经汉口，视地区远近及运量大小，随时分别调整，予以改善。溯自浙赣发生战事后，邮路通阻无定，辗转改造，迟滞自所难免。幸数月后，邮运逐渐恢复正常，沪渝间往来邮件约25日至31日可达。以上为后方与陷区间邮路之大概情形。

至于后方各地区间，因后方铁路轮运线不多，主要骨干为公路。其余以邮差班、马班、手车班等衔接辅助。惟当时公路方面因车辆缺乏，客货拥挤，无法尽量代运邮件；为免邮件积压或延滞计，不得不自办汽车运输，以维持各地间之通讯。此项自办汽车路线，主要有纵横干线各一。纵线自云南之保山达陕西之宝鸡，共长3000余千米，其中包括滇缅路之保山、昆明段，西南公路之昆筑、筑渝段，及西北公路之渝成、成宝段，分16站行驶，全程需时15日至16日。其后保山段南展，以通缅甸之腊戍。宝鸡段西展，以达兰州，更由兰州经张掖、武威、酒泉、哈密以达迪化。横线自黔省之贵阳，东达闽省之南平，其中包括利用桂黔、湘桂及粤汉铁路之各段。其用邮车行驶者，则为贵阳至金城江、曲江至赣县，赣县至长汀，长汀至南平各段，共长1200余千米，分段行驶，约7日可达，连同利用火车一段之日期，约十日左右可达。其他支线则有赣县至广昌，柳州至邕宁，衡阳经桃花坪至晃县，曲江至梅县，赣县至吉安各线。尚有其他各支线，大抵视战事转移，时停时驶，经常维持行驶者，约有7000千米之长。每日耗用汽油约25万加仑，酒精1万加仑，载运往来邮件，每月约500万千克，行驶60余万千米。惟自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汽油来源既已断绝，国内酒精产量亦属有限，政府为节省动力燃料起见，限制各项汽车燃用汽油酒精，规定改用木炭或其他燃料，邮车以维持通讯之准确与迅速起见，经运输统制局允与装运军品车及运粮车同等待遇，仍得继续使用酒精汽油，行车效率得以维持。惟邮政自办之邮车班，此时已从扩张政策一变而改为紧缩政策，不但燃料须仰仗政府意旨，尽量撙节，而车辆不敷，来源断绝，零件补充困难，修理亦复不易。此时对于往来邮件较少之次要路线，或减少班次，或遭予裁撤，藉以节省燃料与车辆之消耗，使干线车务不致受燃料车辆缺乏之影响。所有邮车裁减各路，或改用人力、拉车，或组织步行差班以代替之，务使邮件往来不因邮车班之裁减而稍有延滞。至于原系利用轮运或汽船、民船等之水运工具，及利用公路局车辆各路线，仍照旧办理。一方面对手车运输邮件办法积极推广，其较为重要者，有成都、雅安线，桃花坪、洞口、安江线，安江、晃县线，石花衡、老河口线，安福、分宜线等，共计手车85辆，路线长1190千米。每车载重约250千克，二人推换。此外新疆邮区内购有苏联制四辆钢轴车48辆，行驶迪化与霍尔果斯间，及迪化与疏附间，用单马或双马拖驶，随由369~540千克，每日可行50千米。

至于航空邮路，当时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尚能因应事变，视我军转进情形随时调整航线，西北西南各重要地区均可通达，总局亦时加以利用，不仅民用航机尽量利用，有时对于军用机亦于必要时请其协助运邮。例如民国27年秋冬间，江苏之江南地区全部沦陷，而江北尚有一部分地区犹在我方政权控制之下。当时苏北与后方往来邮件，如由普通邮路运输，须经沦陷区转递，对邮件安全与军政机密均属不无顾虑。乃商由往来汉口与淮阴间之军用机带运，此犹指定期路线而言。若为一时疏运抢运，凡属商用军用一切交通工具，则无不因时因地而充分利用。记得武汉撤守以后，长江一带邮件积压在万县一万余袋，无法清运，乃利用军方运粮汽车，以回程空放之便，订约带运，及一月而运完毕。要之战时邮运，先求其通，次其速，为达求通之目的，各种交通工具，自最新式之飞机、汽车，以至最古式之人力兽力，无不加以利用。感不足时，则限制邮件种类，如停收包裹、书籍笨重邮件，仅维持通信需要之信函、明信片等较轻邮件，在必要时，并续订优先程序。如民国32年以后，运输量艰苦，曾规定各类邮件发运次序：①信函、明信片；②日报；③小包邮件；④其他新闻纸类；⑤图书小包；⑥包裹；⑦书籍印制物。盖在交通工具不致需用时，不得不分别让急，以定其先后次序也。

邮路在能维持通行以后，次一问题，即在如何以求其速，亦即邮运效率问题。迅速本属邮政任务中基本要求之一。战时民众对于此一要求更为切急。但此亦为战时最不易办到之事。例如民国27、28年间，渝昆、渝桂间各公路经过河道之桥梁，多未建筑完成，以木船摆渡，各渡口车辆拥挤，有候渡一二日之久尚未轮到者，其延搁可知。邮政总局不得已乃呈准军事委员会颁发“轻班邮车随到随渡”布告，方得优先过渡。至于邮政自办之汽车班，亦不断研究改善，以求迅速准确，此点当于另节述之。

战时邮运时间因素极为重要，尤其在前线军事转进时，邮政人员对当地积存邮件均须事先全力抢运，稍有耽延，即时演成重大损失。例如民国29年6月间，越南发生事变，上海寄往滇黔各地经越转递之包裹邮件，积存海防不能移动者达12000余袋。邮政总局迭经与越南邮政交涉，延至民国30年1月间始准放行。其时滇越铁路轨道已拆除多处，运输异常困难，截至是年3月底止，共运入5000余袋，尚余7000余袋。因军事关系，运输路线阻断，未及起运，嗣再根据《万国邮政公约》，向越方交涉，改走广西龙州内运，待各有关方面洽妥同意，正拟发运，不料海防遭遇空袭，存储我方包裹之堆栈，直接中弹燃烧，全部包裹均遭焚毁，虽向越南迭经交涉，终无结果，直接遭受损害之收件人当以万计，可见战时对于时间之争取，实不容忽视。

3.战时业务之适应

邮政事务之推进，除以运输为骨干外，所有组织、人事，以及邮票物料等之供应，必须配合得宜，而后业务之应兴应革，方能措置裕如。而此数者在战时之配合，亦极为不易。

先说组织。我国邮务行政向采集中管理之制，于交通部下设置邮政总局，指挥并监督全国邮务。各省区即分设邮政管理局，管理全区事务。邮政管理局以下，视业务之繁简，分置一、二、三等邮局及代办所信箱等，此项组织自民国元年以来，大抵相沿旧制，鲜有变更。及至抗战后，仅仅维持原有组织尚不足以应付需要，为求军事政治上之配合，不得不略有更张，或就旧有组织加以调整扩充，或于旧有组织外增置新机构。举其大者，约可分为业务机构、管理机构及运输机构三类。

所谓业务机构指维持通讯之各级邮政局所。扩张局所本为邮政上之一贯政策，惟抗战前以东南工商业较为发达，大抵侧重于沿海各省。抗战后西北西南各省区域形成政治经济之复兴中心，人口亦大量内移，邮政设施，乃移其注意力于各区域。抗战期内，增设各级局所达7000余处之多。其次为管理机构之调整。邮局之管理机构以邮政管理局为中心，抗战期内全区多完整，而管理局所在地已告沦陷者，邮局为便于推行政令起见，乃将前后方邮务划分管理，已沦陷各地由沦陷地之管理局指挥，其所在地尚属完整者，则分别设管理区办事处以指挥之。民国29年以前，已先后成立曲江、洛阳、恩施、金华办事处四处。民国31年9月间复成立立煌办事处，指挥安徽邮区之完整地带。其间亦有旋设旋撤者，如福建之沙县办事处。当福建沦敌之际，随即成立沙县办事处，嗣以福州克复，沙县办事处亦撤。又为适应战时需要，自办汽车运输。是项事业系属新兴创办，故于原有组织外，积极筹设运输机构。所有自办汽车之各路干线，先后成立邮政汽车站，以便调拨各该之汽车邮运，并于昆明、贵阳、晃县、成都四处，设立汽车修理厂，专司邮运汽车之修检。关于沟通国内外运输方面，初设广州分信处于香港，继设转运处于海防，分别担任国际间及上海与后方间邮件之输转。及至滇越铁路拆轨，越南陷敌，乃复于腊戍设立转运处，借仰光为吐纳港口。此项组织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港、腊先后陷落，始行裁撤。此虽战时暂行组织，要于维持前后方及国际交通以及作战期间邮政物资之抢运，均不无相当贡献也。

次言战时之邮政人事。其演变有如波浪式之推进，忽而需要增高，忽而需要减低。战事发生之初，失陷各地及附近地区之邮局业务，或停顿或减退，原有人员颇觉过多，同时邮局收入锐减。为顾全经济计，曾停止全国招考，各区如有悬缺，即以前方各区多余人员调补。嗣以战局转移，民众机关商号纷纷后撤，于是西南各省邮务实告激增。并因局所增多，邮运繁剧，原有人员不敷分配甚巨，遂复大量招收新进人员。全国邮工不过四万人，而此时所增新人，几达一万人之多。就人员数量，其增加之速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就质的方面言，后方教育程度本不若东南各省之进步，益以需人急，不得不降格以求，因此量的方面虽有增加，而质的方面乃成邮政上之严重问题。因之是时邮政人事上之重要设施，即在如何训练新进人员，俾成技术熟练之工作者。依照邮政章则，员工于入局以后，原须经过相当训练，方可派任工作，无如后方业务突飞猛进，所有新进人员不及施以训练，即须派任工作，只得寓训练以实际工作中，此原系不得已之办法。在实施之初，新人较少，尚不觉有何重大流弊，及至新进人员数目日增，一般工作效率逐渐减低，各区主管长官之人事调度，亦日感困难，遂不得不亟谋改进办法。向来训练人员，原须通晓各部门之工作程序，每一工作部门均须经过相当时日之见习，现以需要关系，乃分别订定基本邮务知识训练，会计人员训练，及内地区长训练办法，并编定课程，印发教本，全国各区同时施行。对于办理汽车运输之名重要邮区，复分别举办汽车站管理员及汽车零件管理员训练，以应付各该区需要。

此外，为增进司机之驾驶技术及提高服务道德起见，并于贵阳设立司机训练班，施行集中训练。一方面为增进各差工之知识技能，普遍设立职工补习班，亦颇著成效。惟自太平洋战事爆发后，邮政人事政策，则由前此之扩充，转变而为紧缩，盖前因后方各区局所突增，自须招用大批人手办理邮务。迨太平洋战事发生，交通梗阻，邮政业务转趋清淡，工作人员自可因之减少，而邮政经济亦形竭蹶，故各区又停止考用新人，并就原有员额从严考核，如稍有浮冗，即予裁减。计自民国31年5月起，邮政员工不仅未予增加，且裁汰达五六百人之多。节省开支，为数匪细。惟邮政人员按章任免，均有一定程序，既不能招之即来，更不能挥之即去，因需要上之张弛无定，因应颇为不易。

再其次就邮票及邮用物料供应言：邮票必须全国一律，此为各国通例，很多国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邮用物料如单册文具之类，虽不若邮票之严格，全国必须统一，但基于事实需要，亦有统一供应之必要，国际邮政间相互使用之单式，在《万国联邮公约》中，对其内容式样、颜色大小，均有详尽规定，为各国邮政所必须遵守，此一部分之单式，固非全国一律不可。其使用于国内者，为求易于辨识，以避免错误，以及易于熟练，以增进效率起见，亦宜使其一律。故此类单式文具，向由邮政总局驻沪供应处统筹购置，分发各区应用。抗战初期，上海虽已陷敌，而供应处仍能照常工作，未受阻挠。民国29年，邮政总局鉴于情势已趋恶化，乃饬由供应处筹供后方邮区三年所需之各项公物，分批内运，储备应用。其后虽因太平洋战事发生，滞留香港待运之一部份遭受截留，或中途舟车失事，共约损失一万数千袋，其余大部份均已运达各区。适海运中断以后，各区业务亦转清淡，此批量运达之物料，堪敷数年之用，在抗战末期虽有不足，但就地依式补充，亦勉堪应付。

所最感困难者，为邮票供应问题。因邮票为有价证券，非单式文具可比，既非各区所可自行印制，亦非普通印刷厂商所能承担印制。平时印制邮票，在讲究图案设计，版色精美，在战时均已计不及此，只问其能否适时供应，即所谓不论好坏，只论有无。抗战期间一般集邮人士对邮票印制之粗劣，每多指摘，不知个中已历尽无数艰辛，各邮局未尝一日短缺，已属匪易。邮局业务不能一日停顿，即邮票之供应，不能一日中断。以邮政局所分布之广，战时运输之难，而一一使其适时适地适量供应，非事前计划周密不可。

当时在邮票印制上遭遇两大问题：一为印制厂商不易觅得，一为邮票面值之变更频繁。邮票面值之多寡，视邮件资费之多寡而定。抗战以前，币值稳定，物价亦甚少波动，邮件资费每历十数年而不变更，邮票面值亦因之而不变。记得帆船邮票使用时期达20年以上。因此，是时邮票印制工作亦较简单，同一母版，或一次大量印存，或分批翻版加印，均无不可。迨至军兴以后，邮资迭有变更，于是邮票印制亦赶筹不易。按邮件资费有国际资费与国内资费之分。国际邮件之资费系由《万国联邮公约》所规定，其数额以金佛郎为单位。金佛郎仅为各国邮政之用，事实上并无此项（国际间换算）货币存在。其所规定之黄金成色与重量推算，每3016金佛郎约相当于美金1元。各国对于国际邮件之资费依约不能自行订定，仅能就规定之金佛郎数，折合为本国国币，但其畸零之数得进为整数。抗战前每一金佛郎折合国币5角，嗣以法币逐渐贬值，乃陆续折合国币1元、2元、4元、5元等。外汇每经一次重大变动，国际邮资即须变动一次，亦即邮票须更新筹印一次，以资配合。更就国内邮资言，民国24年《邮政法》公布，原采“资费法定主义”，即邮资数额以法律定之，在物价稳定之承平时代原应如此。惟自民国26年抗战军兴后，物价步涨，公营事业价格及国际邮资均已一再增加，只有国内邮资因受《邮政法》之限制，不能步随物价调整，遂致邮政收入有限，支出日增，亏负之数年有增加。交通部乃于民国29年提请增加邮资约60%，《邮政法相关条文》亦经立法院通过，附加一表，列明应行调整之数，作为非常时期邮件之资费。嗣后迄抗战终了，几乎一年一度。民国30年增加一倍。惟其时北平、南京先后成立伪组织。虽在以前邮政机构未被干扰，尚能维持统一指挥，此次调整邮资命令发表后，陷区各局执行发生困难。后方各区自11月1日起实施，上海邮政总局办事处所辖陷区各地迟至12月15日实施，华北之平冀鲁晋各区实施更迟。民国31年初经最高当局决定，加收战时附加费，后又改为调整邮资。民国32年普遍增加100%，次年又增加100%，民国34年普增9倍。惟自民国32年起，因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已为敌伪劫夺，所有历次加价，陷区均未实行，但邮票仍维持统一。因之后方续供应新邮资之邮票，陷区仍供应旧邮资之邮票，供应之种类益形复杂，亦即筹印愈繁，此战时之特有困难也。

不仅邮票面值困难，其印制处所亦发生困难，因邮票幅面较小，非有精制机器及较高技术不能承印。尤其邮票具有价格，在印制过程中必须有完好之安全设备，与印就后有防止伪造之潜能，凡此非规模较大之厂商不克承担。七七事变以前，邮票均由北平财政部印刷局或英国德纳罗公司印制。抗战军兴后，自民国27年起，改由香港印制。最初由香港中华书局以雕刻凹版双套色印制圆数票三种，印至第三批时，中华书局发生工潮，印制工作停顿，乃将一部分印成而未打孔之票，交由香港大东书局代为打孔。民国29年并进一步，将国父像邮票交由大东书局香港印刷厂承印，亦系雕刻凹版印制。同时以先烈像邮票无法在北平续印，乃将邮票原模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翻版添印，北平所印者原为12种面值，此次添印，因业务需要，加印7种，共为19种面值。当时盖以邮票需用量较多，非一家所能全部承印，故分由中华、大东、商务三家印制。在此期间，除在香港印制大批邮票外，并曾交由美国纽约钞票公司承印国父像邮票一批，于民国30年2月发行。迨至太平洋战事爆发后，香港沦陷，不克继续印邮票，乃改由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以凸版印制新票。其时物资缺乏，制版及印刷技术均不够水准，所用纸张亦只能就地取材，种类复杂，有土纸与道林纸之分，纸质即属粗松，颜色亦欠洁白，然舍此亦无别法也。嗣以战时交通不便，东南各地区所需邮票由重庆总局供应，往往缓不济急。为解决远道配发邮票困难，经将中央信托局承印邮票之原模，交由福建南平之百城印务局亦用凸版翻印，专备东南各区邮局请领备用。民国32年以后，邮票销售数量日见增加，仅由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承印已感不敷，又与重庆中华书局订约添印。至用邮资调整频繁，一时不及新制邮票，利用旧存邮票加印改值者，更不乏其例。此种加印工作亦往往以时间关系，不克由总局汇办，授权各区管理局就地改印，此类承印厂更不胜枚举。可见战时之邮票供应，亦为重大难题之一。

在组织、人事及供应上均已谋得解决后，其业务本身亦须与战时实际情况相适应。除国内外邮资之调整已如前述外，其他在业务之种类及程序上，何者应兴，何者应革，一方面要顾及本身能力，以免加重邮政责任；一方面又须筹办新兴业务，以增加收入。凡此均有待仔细研究，方资因应。例如军兴以后，为减轻邮政责任，首于民国27年夏，将各国邮政互换代收货价邮件业务予以停办。民国28年秋欧战发生，将发往欧洲之保价邮件业务停办。民国30年世界大战范围扩大，停办区域亦不以欧洲为限，所有寄往国外之保价邮件均一律停办。民国29年秋，后方与上海间海运断绝，后方往来陷区邮件，暂以轻件为限，后方寄国外之包裹及大宗书籍印刷物亦予停止收寄。凡此盖均以当时之交通不便与安全堪虞，不得不有此临时措施。

然业务种类限制以后，收入自必随之减小，尤以当时邮政盈利业务，惟包裹是赖，包裹属重量之一，国内外包裹停收以后，邮政业务将只有亏蚀，毫无余利可言，故又不得不另谋发源，以增裕营收。为补救包裹停收之损失，首于民国27年夏放宽小包邮件限制。所谓小包邮件，初称轻便包裹，其重量以不逾一千克，长宽厚以不逾90厘米为限。其运输与投递方法与信件同，并可直接送收件人住所。开办之初，仅限国内轮轨通运各地间互寄，民国25年始应公众要求，推行至全国各地。自包裹停收以后，商民多将物品改由小包邮件寄避。惟以限制过小，殊感不便，民国27年5月乃将其限制放宽，凡不超过国内信函之尺寸重量限度者，均可收寄。所谓信函尺寸，以能装入邮袋为度，信函重量则可高达5千克，但交寄此项小包，应照规定邮资再加收50%之过大费。所谓规定邮资，原由邮政总局按照运输成本，厘订资费表颁发各区，并视运输路线与运价之变更，随时加以调整。民国32年为揽收此项业务，曾授权各区管理局得按当地实际情形酌量减低，以适用某某两局，或某一线路上之各局。自民国32年起法币贬值加速，而邮路时有变更，各地邮局对于调整手续多未熟谙，以致运费增加而小包邮资未能同时调整者有之，邮资虽经调整，而计算方法错误者有之，仅调整一部分邮资而未将其他部分调整者亦有之。于是该项资例，乃改由各邮政管理局及办事处自行厘计，并将厘订办法通饬各区遵照，此虽资例较繁，但为争取时效，避免公家损失，亦属必要之措施也。

当时与小包邮件同时并存，系专为补救停收的书籍印刷物之用者，则创办一种图书小包业务，初称之为教育图书小包。凡中央宣传机关之宣传书刊、教科书，及业经邮局准予登记之新闻纸类，如寄件人欲求寄递迅速者，均可作图书小包交寄。每件重量以不逾2千克为限，单本寄递者，以3千克为限。是项小包尽量用汽车运递，其不能用汽车者，交由其他最迅速之方法，与小包邮件同样递送，其收寄、限制、暂停、恢复及发运事项，由各地邮区视运输情形办理。当时此项业务对于教育文化之赞助，颇多贡献。他如制定《优待慰劳信?办法》，凡信函内容属于慰劳性质，寄件人为机关或团体，收件人为前方不特定之将士、露封交寄者，准按印刷物收费。又如颁布《专用信袋使用规则》，在未设置专用信箱之邮局，公众得申请使用信袋，均为适应战时需要而设也

4.经济情况之艰苦

邮政为国营公用事业，与普通政府机关情形不尽相同。普通政府机关之开支向系取之于国库，由财政部统筹负担。邮政自开办以来，即采自给政策，以邮政之收入供邮政之开支，故邮政经济之安危，纯系邮政自身之收支。为谋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不外开源与节流两途。惟邮政业务之兴者，以工商业是否繁荣为转移，非邮政本身努力所成功。在经济稳定之情况下，工商业逐渐发展，邮政机能配合德宜，当亦随之发展。否则，如工商业萎缩，邮政亦无法摆脱经济原则之支配。在作战时期，经济情况之难观稳定，自属必然现象，邮政专业当亦无法开源。为谋事业之生存，从节流着手。邮政开支中以人工支出为主，因其他交通专业大抵以机械为动力，邮政则为人工是赖，纵使工业发达国家，其邮政机械犹迟滞于试验阶段，未能大量使用，各国人工费用，恒在总支出70%以上（我国目前人工费用仅占40%左右，原非正常时期之合理现象）。战前我国人工费亦与各国相仿，故抗战开始，节流政策即先从人工费用之紧缩做起。民国26年9月，规定所有员工薪俸，按八成支给，主管人员之公费及津贴，除在战区服务者照旧支给外，其余一律按七成发给。并将照章应有之晋级加薪，暂行停止。民国27年，更改按原薪六成发给。并通饬各区将浮冗员工暂停职务，令其在家候令。在候令期间，薪水按五成或四成取给。出差或调遣人员应行支领之旅费，其所乘舟车，一律只准按三等票价报销。在如此多方撙节支出之努力下，抗战初期犹能收支勉为平衡。

当时陷区邮政仍为我方所控制，陷区与后方间海运畅通，上海内运包裹极为发达，上海邮政管理每月解缴邮政总局约达100万元之巨，后方各区赖以挹注。迨至民国29年下半年，物价开始波动，影响运费、材料及人工开支，遂至逐年亏损。民国30年秋，为谋补救起见，曾经增加邮资一次，按照当时估计，原可弥补亏负，不料时局演变，在增加邮资尚未普遍实施之际，太平洋战事忽而爆发，国际邮件固因以减少，国内邮件因运输困难，除信函、明信片等轻件外，自动停止收寄，尤以后方与陷区包裹因海运中断而停止。上海失去收入之主要来源，不但无力协济后方，本身且无以自给。收入方面既已受到重大打击，而后方物价此时波动更剧。邮政成本，无论在运费、材料、及人工各项，均在直线上升，以是经济情形骤形逆转。

在运输方面：按照《邮政法》第十五条规定，凡以运送为业之铁路、长途汽车、船舶、航空机，均负载运邮件及其处理人员之责。前项运输除航空机外，均为无偿，但得由交通部给付津贴。战前邮件之载运，即系照《邮政法》规定办理。即外籍轮船公司，其时享有领事裁判权不受我国法律拘束者，其承运邮件之运费，亦复低廉异常。抗战后各地交通工具缺乏，运输困难，承运邮件各运输业纷纷请求增加巨额津贴，或有藉词拒绝或限制载运邮件，邮局除自备少数汽车行驶各重要干线载运邮件，以资补救，不得不勉增津贴，以纾承运人方面之困难。且后方邮运几全赖汽车及人力兽力。至成本轻而运量重之铁路轮船等，因后方不甚普遍，不能如战前之大量利用。因之邮件运输之成本大增，在民国29年以前虽已有增高，尚系逐渐加多，并无剧烈变动，民国30年起增加基剧。在材料方面亦有同样情形。邮局所用各种材料，因后方自制者无多，大都仰给国外，或仰给沦陷地方。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国际路线断绝，沦陷区物资亦不易输入后方，来源缺乏，价格飞涨。依据邮政档案所载，在民国31年8月间，曾就运费、材料两项将战前与当时价格，作一例示之比较，其原列两表如下：

战前路线里程（千米）运输方法每吨千米运输成本（厘）上海至天津1222铁路756上海至重庆2283轮船3066民国31年路线里程（千米）运输方法每吨千米运输成本（元）昆明至

成都轻班1600铁路及局备汽车18888重庆至

上海轻班2576局备汽车铁路及旱班邮车等18354重庆至

皋兰重班2126商车铁路驼运等13687材料名称战前价格民国31年价格增加倍数汽油（每加仑）12元180元150倍强信差帆布信袋（每只）24元60元25倍邮票印刷费（每枚）0532分134分20倍信差送信脚踏车（每轮）100元5000元50倍依照第一个图表观之，当时运费比较战前平均增加800余倍，各类邮件所收之邮费，远不敷邮局支出之运输成本。档案内亦将邮局赔累之数，举例列表如下，惟该表仅就运输成本与邮费比较，其他人工材料等费未计算在内：

路线每千克运输成本（元）邮费不敷由邮局赔累之数

（元，以每千克计算）信函印刷物新闻纸昆明至成都轻班3022206229583002重庆至上海轻班4728376846644708重庆至皋兰重班2910信函不由重班寄递28462890重庆至南平重班3554同上34903534按以上三表，均系以民国31年之物价为依据。民国31年以后，物价继续上涨，其赔累之数，当亦不知增加若干倍矣。

再就人工言：邮局人员当时共约41万左右，分布于全国17万余局所。员工薪津在抗战军兴后，原系减成发给，迨至民国29年物价波动后，不得不增发员工生活补助费，而此项生活补助费，开始以调查所得之物价指数为准，盖非此不足以维持其最低生活也。嗣于民国30年废止生活补助费，改发战时食宿津贴，仍按物价指数核计。此项物价指数之编制，初以米、面、肉、油、燃料5种物价为基准。民国31年，改依米、面粉、猪肉、菜、油、盐、煤、木炭或柴，及蓝布九种物价指数编制。初期分指数为200、300及400。民国31年已晋为500至4000，嗣以6000为最高额。迨至民国32年，6000限额亦不切实际，改为不加限制，所有战时食宿津贴，均按各地限价编出之指数核计。但各邮政管理局之最高指数，不得超过重庆，各内地局之最高指数，不得超过其所属之管理局或办事处。于是物价日益上涨，人工开支亦比例增高，换言之，所有运输费用、材料费用以及人工费用，无不追随物价上涨，比例增高。而邮政所恃为收入之邮资，因《邮政法》采法定资费关系，无法自动调整，必待经过立法程序，将法律修订后，始克调整。事实上因调整手续之迂缓，每度调整较之物价上涨率又远为落后，以是邮局赔累，愈陷愈深。根据邮政统计汇辑，抗战后自民国28年开始亏蚀，是年仅亏蚀200余万元，民国29年亏蚀700余万元，民国30年亏蚀达4600余万元，民国31年为11亿元，民国32年较少，退为6600余万元，民国32年亏蚀之数跃至715亿余元，民国34年更高跃8482亿余元。嗣后迄未好转，以迄撤退大陆为止。再观邮政收支系数（指每支出一元之收人数），民国28年每支出一元犹有0964元之收入，及至民国34年仅有0379元之收入，形成收入愈多，亏蚀愈甚之怪现象。此时邮政经济之艰苦，殆亦前此所未有也。

参加巴黎万国邮盟会议

（六）参加巴黎万国邮盟会议

1.会前种种与大会一瞥

万国邮政联盟第十二届大会于1947年5月7日在巴黎开会，会期两月。第一届大会系1874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召开，我国在第五届大会华盛顿会议时已与之发生联系，惟因当时我国邮政组织尚未健全，直至1914年始正式加入。就我国言，此次系第6次参加之万国邮政联盟会议。有关国际事务之筹备规划，在邮政总局系属联邮处职掌。我于3月初接任联邮处处长，5月初即召开邮联大会，我国代表团势将于4月中旬启程，此一个半月之期间，几以全力集中于大会提案之应付事宜，此次大会提案共有850余件之多，按之邮盟惯例，先期由国际邮政公署分发各会员国研究。此800多件提案中，何者应予支持，何者应予反驳，尤其与我国未来权益有特殊影响者，应如何因应，并应否向交通部转呈政府先行请示，凡此均属联邮处长职责所在，必须衡量轻重，一一裁决，并应拟具应付方针，交代表团参考。此项800多件提案，均系以法文叙述，联邮处之法文人员仅就翻译工作，已属忙不堪言，追论查案研究；其有涉及他处主管者，亦须先行征询其意见，以是按事后工作之繁，大有不胜负荷之感。

我国出席代表团人选，旋经政府明令发表，派驻法大使钱泰（字潜平，北洋大学法律系毕业，早期外交人才语文训练、法律素养并重，与时下仅着重语文训练者，大异其趣）为首席代表，邮政总局联邮处处长刘承汉、视察梅鼎，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处长汪一鹤、邮政总局课长吴之远及上海邮政管理局股长徐传贤为随员。关于政治性之议案，当然有首席代表钱大使为之主持，关于技术性者，则联邮处长责无旁贷。而万国邮联大会之议案以属技术者为特多，以是益感责任之重大，乃到京方及半月而身体病矣，每日午后开始发烧，迄下半夜减退，温度虽不甚高，但始终不能退净，延中央医院名医戚寿南先生诊治，经月不愈。4月中旬所有代表团在京人员以时不及待，均已先行启程，我犹为病魔所缠，精神疲敝不堪。迨4月底戚医师谓余曰，此一处方姑作最后一试，如热度仍不退净，非住医院检查不可。乃竟一服而热度退净，戚医师欣然相告，屡试均不知病源所在，至此方知为恶性疟疾，谅系旅居滇南时所潜伏之细菌，此后当较易治疗，由是精神亦略有起色。

5月初乃只身启程赴法。当时一般人心理，对于出国并不若现时之热中，如联邮处前任处长王伟生急于申请退休，其主要原因，即在不愿出国。我之带病启程，大多为责任心所驱使，抵沪之夜，在旅馆中尚小有寒热，乃到达西贡后，天气炎热，汗流无已，疟病竟霍然而愈。赶至巴黎已至5月7日下午，万国邮联大会之开幕典礼已不及参加。

开幕典礼系于5月7日下午3时在卢森堡宫举行，该宫为当时法国国务会议议场，由法总统奥利欧氏亲自主持。首由邮电部总秘书法莱氏致开幕词，先述上届大会闭幕后人类遭受之厄运，继述邮政对于工商业及人类文化思想交流之重要，并预祝该项会议成功，为国际合作之楷模。语辞深切动人，博得全场热烈鼓掌。盖以大战方停，各代表均饱受战祸惨痛，其热望世界和平不觉倍形殷切也。次由各国代表中之年事最长者，比国代表薛嘉氏代表邮会全体向法政府申请，历述法国对邮盟贡献，最后由法总统致颂辞，典礼于焉结束。当晚法莱氏在外交旅馆欢迎邮会代表，到各国代表及眷属300余人，法邮政高级人员全体出动招待，法邮局乐队亦在场奏乐以娱来宾，是时余亦参与其盛。

8日，大会正式举行会议。会址设于巴黎大宫（GrandPalais），该宫系1900年为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建。宫之正厅长200米，阔及顶高各45米，为欧洲类似建筑物中之最大者，屋顶全用玻璃，光线充足，最适宜于集会及展览之用。巴黎光复时，民军首先占领该官，与德军巷战于其附近，宫之建筑颇受损害，经修复后改作本届邮会之会址。巴黎文物，美冠环宇，大战中双方均知保存，破坏极微，今邮会独假此战痕累累之大宫举行，用意深长。会场大门设在大宫左角，上镌联邮会徽，入内为穿堂，穿登门上镌法国文豪伏尔泰名诗一首，意译文如下：“事物往还能，赖邮作媒介；相离如亲晤，慰藉欣然来。”穿堂内设衣帽、询问、旅行兑换配给证各柜台，再内为文宾室、板报室、食堂、大会及各委员正副主席办公室、医药室等，会议厅设二楼，共分三室，以备各委员会同时会议之用。大会邮局电报电话速记员，秘书室及国际邮政公署临时办公室亦均设于二楼，以便与各议室取得联络。各国代表及随员均由大会邮局分别特设专用信箱，每当会前会后，代表群集开取邮件及邮会各项通知，颇有人满之急。会议室之布置中为主席台，台前为速记员席，两侧及正面为代表席，均依各国国名首字字母次序排列，发言时用扩声筒传播。法人最擅长?内布置，虽因大宫建筑损坏，临时修复，未能如前之富丽堂皇，但各室内所悬油画、照片及彩毯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大会由法邮政总局局长勒莫埃氏任主席，国际邮政公署署长任副主席。第一次大会开会首由邮会年长薛嘉氏致开会辞。薛氏自1920年出席在马德里举行之第七届万国邮政联盟会议以来，历任比国代表，在邮会论年资为最长。薛氏原为比国邮政总局局长，此时已退休，本届由法政府聘为大会年长，以比国荣誉邮政总局局长资格，代表比国出席。每有重要宣告及各地酬酢，均由薛氏代表邮会致词，虽已年近古稀，而精神饱满，会议时或有争论，得其一言，纷争立解。

邮会组织系在大会以下设各委员会及分组委员会，大会及第一组委员会之主席，工作最为吃重。第一组委员会主席为英国邮政总局副局长李斐利氏，第一组中有不少涉及政治性议案，辩论甚为热烈，李氏任职已非一次，驾轻就熟，处理颇为得法。适提出大会覆议时，大会主席勒莫埃氏亦能力持公正立场，听取各代表不同意见后，觅取解决途径，殊为难能可贵。会议进行在最初数星期比较轻松，入后渐见紧张，漏夜工作不辍，盖各国代表大都为邮政主持人员，不得久离本国。本届大会收到议案800余件，随后收到修正议案亦近百件，经最后数日之日夜进行，终于如期结束，在7月5日闭幕。

大会中最是称道者，随在均能表现其民主气氛。邮联之成立，原基于国际间之相互需要，故邮会之民主精神亦发扬至极点。例如以入会资格言，依上届《邮政公约》之规定，凡属独立国家固可随时声请加入，如非独立国家而办有独立邮政者，经大会认可，亦得加入为会员国。因此会员国中，除独立国家中，所有殖民地、保护国或联邦中之一邦，无所不包，但均一律平等，无所歧视。国际政治历来大都以强权为最高之支配者，强国常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弱小国家往往迫于情势，违反自己意思，签订条约；签订以后，更不得不为条约所束缚。虽以谋世界和平为目标之世界最高机构联合国，亦曾以否决权问题，引起不少纠纷。此种现象，均为邮会所无。邮会会员国无论大小强弱，均同样享受权利，同样遵守规定，在讨论各种提案时，各代表均能开诚布公，坦白提出意见，有涉及政治者，虽难免发生热烈争论，惟根据会议规则，小组会议通过或否决之问题，可在大会提出复议。一经大会决定后，各国景从，绝无以少数操纵，或大国否决议案之权。此均充分表现其民主精神。

邮会每届集会之内容，大抵不外三大目标：便利民众通信，沟通世界文化，及促进国际贸易。为贯彻此三项目标起见，邮会之第一任务，即在如何组织一健全之国际邮路网，使每一邮件在任何地点交寄，均能四通八达，无远弗届。其次在如何统一各国邮政章则，使得全世界邮政能逐渐一元化。再其次在如何简化手续，加强联系，以达到邮件之安全迅速与便利。此为每届会议之中心工作。因时代之前进，社会需要情形不同，故每届会议必将原有之公约及各项协定有所修改，使其适应需要。本届会议不仅于闭幕前完成修订公约及各项协定之使命，且其内容多所创见，形成邮盟公约划时代之改革，其成就诚有是多者。

2.打破传统与联合国发生关系

万国邮政联盟自成立以来，向以自主为其传统精神，严防政治势力之侵入。历届会议讨论公约协定之修改及其他兴革事项，大都以技术性为范围，其有涉及邮盟组织及行政者，亦力图避免牵涉政治。各国代表亦均能摒除彼此所代表国家间政治上之歧见，顾及邮盟立场，宽取妥协。以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及多次区域性之国际战争，仍能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久、范围最广之国际机构者，实不能不归功于此种精神之维系。

第一次大战以后，邮政联盟与国际联盟同为各国政府之联合组织，出席于两机构者，又同为其所代表之政府所派任。然二者之间，并不发生联系，邮盟为维持其独立与自主，在每届会议中，均拒绝其他国际机构派员参加，或列席旁听。1928年伦敦会议及巴黎预备会议均接到万国商会及国际航邮联合请求列席，邮盟方面因恐此例一开，引起其他机构之援例要求，均未接受。1931年邮盟在捷京举行航邮会议时，国际联盟交通运输组之民航合作委员会要求互换代表列席会议，亦以航邮会议为纯粹邮政事务，根据公约规定，不许其他机构参加，未使特许国际联盟代表列席为辞，拒未接受。同时邮盟亦不参加其他国际机构之会议。例如1935年至1938年间历届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及1935年之万国商会，均邀请邮盟派员与会，均未接受。第十一届邮盟大会在布诺赛尔开会时，万国商会建议准由该会派员列席，并将其提案列入议案，仍遭拒绝，其所持理由：（1）邮会代表均衔有各国政府命令，未便允许公众直接参与其会议；（2）公众意见应向其相关邮政当局提出，然后由其斟酌需要情形，指示其出席代表。惟为表示礼貌计，各小组委员得接见万国商会代表交换意见。此项决议，自不能满足万国商会之要求，然亦可见邮盟态度之极端保守。

迨至二次大战以后，邮盟鉴于事实需要，渐感有与外界联系之必要。虽其独立自主精神必须保持无损，但属于技术上之合作，实属有利无弊。故在1946年国际临时民航组织会议时，国际邮政公署曾派员列席，并阐明邮盟对于航邮之立场。同时据邮盟大会纪录所载，各国政府感于世界和平有赖全世界各国及各国际机构之支持，邮盟具有光荣历史，及其为人类谋福利之灿烂成绩，不应对此规避。故在第十二届巴黎大会首次特准联合国及国际民航组织派员列席，并从事讨论与联合国发生关系之问题，此诚邮盟为适应时代需要步入新的方向，而成为邮盟史上最重要之一页。

依照联合国宪章第57条规定：“由各国政府间协定所成立之各种专门机关，依其组织章约之规定，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有关部门负有广大国际责任者，应依63条之规定，使与联合国发生关系。”又第63条规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得与第57条所指之任何专门机构订立协定，订明关系专门机关与联合国发生关系之条件。该项协定须经大会之核准。”万国邮盟之性质，与上述第57条规定之国际专门机关条件相符。惟邮盟当时拥有会员88个单位，包括非联合国会员，其邮盟向持自主独立之立场，为慎重计，先由经济暨社会理事会据运输交通临时委员会之提议，邀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派遣邮政专家于1946年12月10日在纽约成功湖畔开会讨论此一问题。参与会议之国家，计有39个，并由国际邮政公署派员列席。我国由交通部还派邮政总局业务处处长沈养义及联邮处审核课课长吴之远二君代表出席。会议12月18日闭幕，通过邮盟与联合国发生关系协定草案一件，该专家会议系由英代表李菲利氏任主席，法代表勒莫埃氏任编纂，故在第12届邮盟大会中由英法两国将该项协定草案提付讨论，先交第一组委员会审议。各代表在原则上大都表示赞同，仅一部分代表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或认为不必过于急速进行，但归纳大部分之意见，可得如下之结论：

（1）联合国为世界和平之唯一希望，各国及各国际机构必须予以拥护，而与之合作，以增加其维护和平之力量。

（2）邮盟与联合国发生关系，可使邮盟工作更易顺利进展，且可与其他国际机构取得必要之联系，邮盟与联合国所负使命，在许多地方互相符合。

（3）与联合国发生关系，并非即为联合国之附庸。邮盟之自主独立，必须予以保持。

初步辩论后，第一组委员会于5月16日决定：“本委员会愿望邮盟与联合国发生关系，并将草案大纲立即移付讨论。”为慎重计，该议决案上半节用点名表决方法以68票绝对多数通过，下半节则以44票对7票通过，全世界人心对联合国之嘱望，于是可见。惟在大会讨论草案大纲时，一部分代表认为成功湖畔所拟草案，颇有影响邮盟自主独立之可能，并以邮盟会员有为联合国会员，亦有非联合国会员，联合国会员在立场上对此问题因无引起辩论之理由，但此草案必须能保证邮盟之独立性，始能为非联合国会员所接受。因此埃及、瑞士、阿根廷等12国依据与联合国合作及保持邮盟独立性之两原则下，合拟一修正草案提请讨论。

当曾引起热烈辩论，咸以成功湖畔所拟草案已较联合国秘书处所拟较为软弱，此次修正案较成功湖畔所拟者更软，恐难为联合国秘书处所接受。况邮盟既愿与联合国发生关系，不应缺乏诚意。乃将两草案条文，逐一研讨，反复商议，终于草就一折衷方案，由大会电请联合国派员来法协商。

协商会议于联合国代表到达后，开始进行，成立最后修正草约，于1947年7月4日在巴黎签订，由经济暨社会理事会主席（JenPapanok）及邮盟大会主席勒莫埃氏分别代表联合国及邮盟签字。本案溯自联合国方面发动专家会议讨论，赞由英法两国提出邮盟巴黎大会，在讨论期间，经不少次休会及在会外交换意见，最后复由联合国代表直接参加协商，前后草案修改达四次之多，各代表慎重将事，已可概见。同时大会主席勒莫埃及第一组委员会主席李斐利二氏处理该案辩论，与联合国代表协商，不但应付得宜，且能一秉公正立场，处处表现民主精神，务使所得结果，为大多数代表所满意。法政府为慎重计，更派该国驻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全权代表拉马尔氏为该国出席邮盟大会代表（以其熟习联合国情形），在讨协定草案时，贡献尤多。

惟1947年8月4日经济暨社会理事会第104次会议提出该草案时，各国理事皆认为该草案过于软弱，深恐引起其他机构之援例。但鉴于邮盟历史之悠久，以往对世界邮政之贡献以及邮盟大会中各代表对于维护自主独立精神之坚决，均觉值得重视。英美理事更表示应先接受此项草案，希望在五年以内，凭两机构间和谐合作所得之经验，将协定内未甚满意之条文，加以修改。最后由该理事会根据挪威理事之提议，决议将该草案报请联合国大会予以批准，惟在其决议案中，特别指明此一协定，不应该认为与其他专门机构签订协定之先例。此一决议，一方面承认邮盟独立自主之传统精神，另一方面接受邮盟精神上之合作与协助，邮盟与联合国之间发生关系之基础，于焉奠定。

3.我国在大会中获得之成就

世界邮政以欧洲最为发达，亦以欧洲国家创制最早，万国邮政联盟更为欧洲国家所发起。两次大战后美洲国家虽在国际政治上已能领导群伦，但其邮政初系起源于欧洲殖民地之邮政，就技术言，尚未能超越欧洲范围。以是万国邮盟始终为欧洲国家所领导，亚洲国家仅不过随班进退，纵战前之日本，在历届大会中亦未能有所表现。而我国在此次大会中，竟一跃而跻于领导阶层，诚属意外收获。

此事起由于邮盟理事会之组织，该案以赞成与反对久久相持不下，因得我国所提修正案之助，得以顺利解决，深为各国代表所称道，因以当选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理事及副主席，当选邮件转运费专门委员会委员，并于邮盟出版物增列中文，凡此均为前所未有之殊誉。其所以获此成效，应归功于此次代表团入选之配合得宜。出席邮盟会议所最感不便者，首为语文问题，历届大会均以法文为正式语文，不但会场文件均系法文，在会场发言，亦须使用法语。仅自1924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之第八届大会起，特许各国代表团自用译员代以法语发言。除通行法文国家外，各国邮政高级主管并非均能谙习法语，即使略谙法语，亦未必即能在会场上以流利畅达之法语发表其意见，或迅速答复其他代表之问题。因此虽富有邮政经验，或具有卓越见解者，徒以限于语言困难，不能积极参加大会工作，立显其在会议中处于次要或不重要之地位。

我国派员出席邮盟大会开始于1920年在马德里召开之第七届大会，其后1924年斯德哥尔摩之第八届大会，1929年伦敦之第九届大会，1934年开罗之第十届大会，均系派有我国法籍邮员与会，以便代表发言。此辈法籍人员大都服务我邮政有年，代表发言，当可胜任。惟以一独立国家而在国际会议席上由外籍人员代表发言，殊觉有欠雅观。此次组织代表团时早已注意及此。代表中除首席代表钱大使外，其余代表三人均不谙法语，惟随员吴之远与徐传贤两君均为法文邮员，一长于文字，一长于语言，吴君法文文书之典雅，屡为钱大使所赞许，而徐君发言之流利畅达，应付会场亦游刃有余。尤其徐君擅长于交际，能于跳舞游泳场合中，结识不少国际友人，后来我国修正案之能提出，得力于其交际，亦复不少。平时开会除重要场合事前邀请钱大使出席外，均由本人主持，在会场上之席次，仅各国代表团系按各国国名首字字母之次序排列，而在每一代表团以内座位，孰前孰后，则一任自由。我乃以吴君居于右，徐君居于左，徐君之左则紧接梅代表仲彝兄之座位，因梅代表曾三度出席会议，且其人精于谋略，随时磋商，颇为便利。每遇议案进行讨论时，吴君将发言者之大意以中文或英文译之纸上，我认为我国有发言必要时，乃将要点写出交于左方之徐君，同时梅代表仲彝兄亦可阅及，如认为有所不妥或需补充之处，亦随时征得我之同意后，一并交由徐君起立发言。吴、徐两君均服务邮政有年，且对国际邮务素有经验，仅须略示要点，即能自动发挥、与单纯做翻译工作者情形有别，以是会场工作，颇能因应得宜。及至组织理事会案提出后，会中引起热烈争辩，我虽不谙法语，但以吴徐二君之助，随时均能获得了解，尤以赞成与反对者，会后争来觅取联络，深觉问题之严重。

缘本届大会既通过与联合国发生关系之草约，将来如何与联合国觅取联系，配合工作，以及执行协定规定之各项事务，甚属重要。邮盟每5年召开大会一次，在休会期间，并无一代表机构足以负起此项任务。国际邮政公署仅为联邮各国间互相联络通知以及协商之媒介，向受瑞士联邦政府之监管，对外不能代表邮盟；同时邮盟休会期间，其本身亦有不少重要工作，有待处理。因之各代表认为有按照其他国际机构组织理事会或类似机构之必要。

大会中最初收到关于理事会之提案计二件，一为前英法联合提案，一为苏联所提出者。英法提案主张理事会职权为维持邮盟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间之联系，监督邮政公署，召开特别大会，并于国际间发生急要事故时，采取必要措施等，苏联提案则将理事会职权更加扩充，除接收邮政公署各项职务外，主张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持邮盟事务之赓续。此两案送达各代表团后，以其关系邮盟组织，性质重要，为全体代表所重视。大多数代表在原则上虽赞成有此机构，但对该机构之人选及职权，意见颇不一致。一部分代表又深恐理事人选为大国所独占，邮盟大权将为数大国所操纵。故在会外交换意见时，未能获得妥洽，其中尤以前苏联提案集权气味浓厚，要根本变更邮盟组织，让人殊感不安。加拿大代表则联络阿根廷等国，坚决反对此项提案，甚至不惜退出邮盟以示决心，因之此案在讨论时几陷僵局。大会主席不得已宣告暂行休会，由法政府招待作地中海滨利市（Nice）之游。该地接壤意大利。法政府之招待旅游观光，虽已多次，要以此次旅途最远，旅程最久，盖有不少议案赖各代表之会外酬酢，在悠闲愉快气氛中交换意见，因而获得圆满解决，此在法政府一以尽地主之谊，一为各代表增多接触机会，便利会议之进行也。

此次旅游，各代表团几一致参加，大会秘书处之工作人员亦全体偕行。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钱大使因事未往，余均同来。到达利市以后，各代表在表面上虽纷纷从事游乐，有在海滨游泳，有往游乐场寻欢。法国之游乐场，内有酒吧、舞场及赌窟等，日夜不休。事实上每晚均有集会，以英法为幕后主持人，被邀国家大都以具有影响力者为限。尤其以欧洲国家为核心，因殖民地较多者，往往宗主国具有号召潜力，以一票可以转移多数同票。虽以美国之强大，在邮盟会议中亦不居显要地位。因美国除其本国一票外，仅有美国全部属地包括太平洋托管领土各岛，共仅两票，因亦不被重视。我国在邮盟中势孤力单，当然不在被邀之列。虽明知每晚有会，而我国代表团始终被摈于会外。

观测当时情势，赞成与反对两方，情绪均极紧张，双方积极活动，预计移付表决时，两方所需票数，可能极为相近。因赞成者须得2/3票数，反对者仅须1/3票数，但双方均无顺利通过之把握。设追随加拿大之后，持反对主张，则事实上确有设置常年机构之必要；设从英法主张，则将来邮盟事务为欧洲国家所操纵，亦不无顾虑。乃与梅仲彝兄筹商，不若利用此项鹬蚌相持之机会，以争取我国外交上之自立，成则固可为邮盟所重视，败亦与我无损。因就英法提案提出折衷方案，在原则上为邮盟组织理事会确有必要，其组织、职权、人选等，应尽量采纳大多数代表之意见，避免任何可以引起流弊及分裂之因素。并深知本案引起双方争论之焦点，在理事会之职权问题，苏案之权力过大，因为大多数国家所不取。英法主张在紧急期间得采取必要措施，亦足引起顾虑，盖其所采之决定，难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不能坚持邮盟向来之中立态度也。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遇到此种紧急事故，理事会必须拟具一个对于邮盟及大部分会员国最有利之决策，但此决策之实施，须先征得大多数会员国之同意。换言之，理事会之工作，在推动而不在决定，在照大多数会员之意旨，而不独自行动。此项原则商定以后，乃嘱吴之远君草拟法文提案，定稿后深夜与钱大使接通电话，说明原委，并将所拟修正案逐字在电话中宣谈，请其核定。钱大使除在电话中核定数字外，深表赞同。

次一问题在如何提出。如由我国单独提出，不免势力孤单，自以联合其他一二国家共同提出较为有力。因首先利用徐传贤君之交际能力，征得巴西、埃及两国代表之同意，列名为联合提案人。因我国为亚洲国家，埃及为非洲国家，巴西为南美国家，俨然代表三大洲，其声势已较雄厚。惟如缺少欧洲国家，似亦不能打破欧洲集团，因又征得葡萄牙之共同签署。乃依国名字母次序，以巴西为首，作为四国联合提出。此事正在进行时，已为英法所侦知，选本代表团出席其每晚所集之会。渠辈数晚来未能商得妥善办法，正感苦闷，获闻我代表团拟提之修正案，力表赞助，并愿将英法原提案自动撤回，以支持中国方案。此时已达成熟时机，除正式提出大会秘书处外，并公开向各代表团活动。迄至回巴黎后正式复会，在第一组委员会初步讨论我国提案，英、法果然撤回原提案，声明支持中国案。及至提出大会复议，苏俄亦撤回原提案，以是我修正案在大会中以53票超过2/3票数全部通过。我以提案人资格获得理事一席，并于第一次临时理事会被推为副主席。至于会议中讨论情形，我曾写《联邮会理事会组织之经过》一文，载1947年3月1日《现代邮政》第2卷第3期。

再上届会议中，原有邮件转运费专门委员会之组织，推举17国家为委员，我原非委员国，此次改组，我亦被推为委员。从此在国际邮政技术上亦可有权参与矣。此外国际邮政公署原有《联邮月刊》之发行，系属国际性之邮政刊物，其内容除有关各国邮政之消息外，并有关于改进邮务之专门文献，颇多名著。该月刊原用英、法、德、西班牙四种文字刊印，本届会议时，经长时间之讨论结果，废除德文，增印中、俄及阿拉伯三种文字。国际性之刊物中，除联合国而外，以中文列入者，殆以此为首创，此对国内邮政知识之传播，亦多裨益。

4.屡议未决之工作语文问题

万国邮盟之各种会议及其相关文书，向以法文为唯一工作语文，此在表面上似非重要问题，但历届会议一再列有改革提案，足见此亦为多数国家所不满，巴黎大会中更有热烈辩论。法语在我国不若英语流通之广，因之此一问题亦值得吾人之重视。依照布诺赛尔万国邮政公约规定，国际邮政公署以法文为正式语文，各邮政间来往单式，除经直接商定例外办理者外，应用法文，备作大众应用之单式。如其未用法文刊印者，应逐行附译法文。惟邮盟会议之工作语文，公约独无规定，系由每届大会自行于其会议规则中定之。但自邮盟成立以来，每届大会均以法文为其正式语文。自1920年在马德里举行第七届大会，首由纽西兰及乌拉圭两国代表提出修正案以后，嗣后历届会议，均有讨论。在马德里大会中纽西兰代表提议，以并用英语为邮会工作语文，乌拉圭代表则提议并用西文，在该代表所提理由中，强调各代表言语困难所感到之不便及英、西语文通行之广。当此项提案移付讨论时，离大会闭幕仅余一星期，邮会大部分工作已近结束，大会主席提议交由下届大会召集国瑞典邮政及国际邮政公署详加研究，此案遂未移付表决。在1924年斯德哥尔摩第八届大会中，瑞典邮政总局长上JJuhlni氏及国际邮政公署署长联合提出报告，节译如下：

邮会并用英西语言，不能成为一种进步，且将使其失去向来所享有之便利。国际关系间英西语文所占在经济及文化方面之重要地位，无可否认。但此问题应顾到邮会实际需要及其独有条件加以研究。如英西语文得并用于邮会会场中，势将引起纷歧，并延长辩论时间，远过其所得便利，邮会首将不能拒绝德意代表可能提出并用德意语文之请求。即使仅接受英西两种语言，各种建议及演辞之翻译工作，将使已拉长久之会议期间更为延长。半世纪来，历届会议讨论有关国际邮务问题，使邮会获得光荣成就，在此等会议中，远近各国代表均赖法语交换意见。一旦废弃此种良好习惯，并用他国语言，难免引起种种困难。

各国代表能以其习用语言发表其意见，或参加辩论，固属便利，但此种便利，仅为问题之一面，且非重要者。因吾人参加之辩论，并不需要雄辩，或润饰典丽之演说。如果一代表用其本国语发言，而不能为多数代表所通晓，纵使其发言准确流利，亦已失其作用。邮盟成立时，为避免因多数语言而产生之困难，选用法语，以其为大多数所通晓者。在邮会辩论中，并不涉及抽象或复杂之法律问题，更不涉及重要政治问题，需要精通语言，以避免模棱或不准确之语句。大多数议题，均属于技术与实际问题，而为各代表所熟知。一般言之，仅需极简单之阐述及辩论。邮会集合全世界专业人员，讨论其本身所熟读之专题，自无需于冗长辩论而后始可解决者。并用他种语言，必须增加不少翻译程序，因而加重会议工作，延长会议时间，似非所宜。吾人不欲忽视提议并用英西语言之用意所在，但亦不能不顾虑实行之不便。利弊相较，深感得不偿失，自未便予以采纳。惟为便利计，拟于会议规则内加列：“但大会主席得授权代表自请译员代其发言，并拟具提案。”如此办理，既不虚耗时间，亦可能获得提案人之满意。同时邮盟中简单良好之传统习惯，亦可不予更正。

自此由各国代表自请译员代为发言之办法，乃垂为定制。巴黎大会中仍旧沿用。1934年第十届开罗大会中，印度代表提议，援国际联盟例，并用英语，为会议工作语文，英美代表均表赞同，我国代表亦有同样表示。西班牙主张维持原状，并声明此案如获通过，西代表将要求并用西语，德意代表亦表示反对，印度代表旋即撤回提案。在1939年布诺赛尔第十一届大会中，关于语文提案有二：一为南非提案，主张在邮会中以英语发言，由发言之代表国立即译成法语。他一则为英国提案，主张在公约内加列二条：

（1）以法文为编缮公约暨各协定及邮盟各种文件之应用语文。

（2）在大会辩论时，用英法两种语言。凡用其中一种语言发言之演辞，应立即由会方译员译成另一种语言，各代表并得用其他语言，惟须由其自请译员译成法语或英语。

该两提案在移付讨论时，均以不愿延长会议工作，自动撤回。英提案所举理由，以国际联盟及其他国际机构，均已准许英法语并用，成绩圆满。各代表用法语发言，间或发音不甚准确，或文法错误，或发音过低，经由有经验之译员，译成英语后，不但可使通晓英语者获得便利，且可使大部分通晓英法两种语言之代表，更易明了，随而给予更多数代表积极参加会议工作之机会。惟英代表在撤回其提案时则称：“本代表深知此问题之复杂，不愿增加邮会已极繁重之工作，业经呈准本国邮政当局，不予坚持，为表示协调精神，撤回本提案”等语。但此问题由于联合国之成例，及邮盟与联合国发生关系之议案，步入一新的阶段。在巴黎第十二届大会中曾有热烈辩论。当大会讨论会议规则时，阿根廷首先提出修改规则条文，主张准许各国代表用其他语文发言，由会方给必需之翻译人员。巴西、美国、印度等代表均附议，我国与苏联则主张援联合国例，我代表团并表示如在英法语以外，并用他国语言，我国自有理由要求并用中文，此为我在邮会中初次提议以中文为正式语文。大会主席勒莫埃表示，以法政府在筹备会议以前，并未预料及此，该项提案如获通过，必须立即搜罗大批译员，将使召集国家增加负担。故该项提案在移付表决时，包括英代表在内，仍主维持原状。惟有认此一问题应在公约中详为规定，俾下届召集国得有准备者。因之厄瓜多尔提议规定以西语及英语为大会会议时辅助语文。英国提议与在布诺赛尔大会中所提者相似，惟其中关于公约暨各协定则改用联合国正式语文，以中、英、法、西、俄五种文字印行。苏联则提议以联合国之正式语文，为邮会语文。在辩论时，厄瓜多尔代表以三提案不无相同之处，提出折衷方案，以苏联提案为蓝本，订明：“关于语言，邮盟应引用联合国成例及现行规则。”英苏均表示接受。按在联合国中，中、英、法、西、俄五种为正式语文，惟在会议时，则以英、法两种语言为其工作语文，除有同时传布各国语文传声设备外，凡以英语或法语一种发表之演词，则译成另一种语言。但瑞典、葡萄牙、瑞士、黎巴嫩、越南等代表均仍主张维持原状。在表决时，主张维持原状以48票对22票之多数获胜。此一问题迄1957年在奥大瓦第十四届大会中始获通过得以并用英语发言。六、战时中国的能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