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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父孙中山(1)

- 国父孙中山(2)

- 国父孙中山(3)

- 国父孙中山(4)

- 左派领袖廖仲恺(1)

- 左派领袖廖仲恺(2)

- 左派领袖廖仲恺(3)

- 左派领袖廖仲恺(4)

- 枭雄蒋介石(1)

- 枭雄蒋介石(2)

- 枭雄蒋介石(3)

- 枭雄蒋介石(4)

- 枭雄蒋介石(5)

- 军界元老何应钦(1)

- 军界元老何应钦(2)

- 军界元老何应钦(3)

- 军界元老何应钦(4)

- 理论家戴季陶(1)

- 理论家戴季陶(2)

- 理论家戴季陶(3)

- 财神爷孔祥熙(1)

- 财神爷孔祥熙(2)

- 财神爷孔祥熙(3)

- 山西王阎锡山(1)

- 山西王阎锡山(2)

- 山西王阎锡山(3)

- “文胆”陈布雷(1)

- “文胆”陈布雷(2)

- “文胆”陈布雷(3)

- “文胆”陈布雷(4)

国父孙中山(1)

1924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军阀迅速溃败。此后，北方政情大变，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执掌中央政权而又互相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的影响，打电报给南方政府的孙中山，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国是，为了尽快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离粤北上。

12月31日，古老的北京寒凝大地，凛烈的朔风卷地而起，灰暗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向城头紧紧压来。可是，在前门车站，却挤满了欢迎孙中山的人群，数不清的学生、民众，人人手执一面小旗，在这些红色、绿色的小旗上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车站塔楼上，有两条巨幅标语，一条写着“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另一条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朔风中飞舞鼓荡，似乎要刺破这压城的乌云。孙中山到达天津时，病情已日见严重，虽然休息了二十多天，却总不见好转，他解决国事心切，不顾大家的劝阻，仍然扶病进京。

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时，孙中山面色蜡黄，形容憔悴，平静地躺在卧铺上。负责保卫的是冯玉祥的代表、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他见孙中山病体虚弱，怕受不了车站的拥挤，便劝说孙中山在永定门下车，等回去休息后再见民众。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于是，列车继续向前门驶去。前门车站到了，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一见列车进站，就像变魔术一般，霎时全场安

静，秩序井然，人们严肃恭敬地站成两排，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偌大个车站，只听见列车的喘息声与欢迎标语、旗帜在风中的猎猎作响声。这时，孙中山振作精神，从卧铺上起来，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偕夫人宋庆龄缓步下车，徐徐走过欢迎的行列，他面带微笑，不时招手向群众答礼，感谢他们的盛情欢迎。由于他病体难支，未能对热情的群众发表讲话，只是散发了已印好的简短的书面谈话材料，随后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驶往北京饭店。孙中山的到来，给严寒的北京古城带来了阵阵春意，人们欢呼着、沸腾着，也希望着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尽快出现。

孙中山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的元旦，他早早就醒了，但精神极差，便没有起床，躺在床上看书。

中午12时，段祺瑞派他的儿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前来北京饭店，说是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不得不强打精神，亲自到客厅与之应酬，他告诉两位使者，说自己病体未愈，暂不能多为劳顿，大约需过十几天后，才能够与段祺瑞晤面。段、梁两人诺诺称是，转告了段祺瑞的新年问候，并虚情假意地请孙中山多多保重身体，一会儿便告辞了。为表示答礼，孙中山也派汪精卫到段祺瑞那儿贺年。表面上，双方礼尚往来，温情脉脉，实际上，段祺瑞已在暗中玩弄阴谋，企图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孙中山一眼看出段祺瑞一切“盛情招待”不过是表面敷衍，因此，他命汪精卫出面辞谢段的招待。汪奉命后，即致函梁鸿志，表示：“顷奉中山先生面谕，此次来京，承执政盛意，预备行馆，招待殷渥，至深铭感！惟念国事艰难，库款拮据，受此厚贶，心甚不安，特命弟转达座右，敬祈向执政深致谢意，并请自今日始，所有行馆内一切膳食、零用及汽车等项，概由敝处自备，不必仰劳招待。”委婉地辞谢了段祺瑞的招待。

果不出孙中山所料，段祺瑞的一切甜言蜜语，殷情盛意都是假的。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段祺瑞就发表致外国使团书，说什么“外崇国信”，就是要尊重历年来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此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现在公开扯下假面具，提出要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来解决国事，以此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相对抗。

国父孙中山(2)

按照段祺瑞公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出席会议的代表几乎都是由执政府指派的军阀、土匪、买办、土豪、劣绅等，甚至连炮轰总统府、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的名字也列上了，而人民团体的代表，则一个也不能参加。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愤怒，他当着段祺瑞的两位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正气凛然的孙中山面前，叶、许两人不敢出声，好久，才讷讷地劝孙中山不要太激烈，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孙中山更是火冒三丈，他一下子站立起来，气恨恨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叶、许两人吓得再也不敢说话，只好十分尴尬地离去。这时，国民党中有些右派人物劝孙中山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与段祺瑞合作，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态度十分坚定，他断然拒绝向段妥协。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批评了“善后会议”的谬误，同时提出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兼纳人民团体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之决定权，应由国民大会行使。但是，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一意孤行，于2月1日悍然召开“善后会议”。

面对段祺瑞的凶焰，孙中山毫不退让，指示中国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国民党当即发出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经过多方努力，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反对段祺瑞的斗争中，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北洋军阀的面目看得更清了。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1月25日，病势转危，于是大家商议，将孙中山送往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俄国医院就医，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进东交民巷！”这样，拖到26日，才送协和医院诊治。医生检查后，决定当日下午施行手术。静悄悄的手术室里，孙科、孔祥照、宋子文、汪精卫、鲍罗廷守候在旁边，大家心里惴惴不安，又是紧张，又是担忧，谁都没有讲话。孙中山见大家如此，便笑了，说：“不要紧的。”然后乐观而坚定地对医生说：“开刀吧，我不怕痛。”于是，一场关系到孙中山生命，也关系到中国革命安危的手术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腹腔打开，大家都惊呆了，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医生从肝脏上取出小块组织，立即将腹腔缝合，化验结果表明，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孙中山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晚上，病房里静静的，在乳白的灯光下显得祥和而又神秘。病床边，那张熟悉的脸，是他的夫人宋庆龄，正坐在那里默默垂泪。

“达龄！”孙中山轻轻地呼唤妻子。宋庆龄听见叫声，见孙中山已醒来，一阵欣喜，连忙擦干眼泪，换上笑脸，她已经守在床边二十五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看着年轻妻子憔悴的面容，孙中山心中涌起阵阵怜爱。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后，十年来，宋庆龄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南北驱驰，时而谋略国内，时而流亡海外，时而是人言的飞短流长，时而是战争的炮火硝烟……吃尽了种种苦头。每在困难与危险关头，宋庆龄都给他以坚定的支持与柔情的抚慰。

想到这些，孙中山对妻子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无限的感激之情，现在看到妻子为自己的病伤心，内心如刀绞箭穿一般，他轻轻地安慰道：“达龄，你不用悲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一说，宋庆龄再也忍不住了，刚刚擦干的眼泪如泉水般往外涌流，她痛哭着，大声说：“我一切都不爱，只爱你而已！”孙中山伸出手，柔情地抚着妻子，喘喘地安慰：“达龄，我不会有什么事的，革命还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离不开革命，我不会死的……”

国父孙中山(3)

当然，这只是宽心的话，孙中山是学医的，他已从自己的病情，从众人的神情与妻子的伤心中，猜测到自己可能得了不治之症。他要医生告诉了他实际情况，这位饱经人生忧患的革命者反而更加平静了，他要与病魔作斗争，用坚实的步子走完最后的人生。

孙中山虽在病中，但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广东、是革命。他常向广东方面写信、发电报和书面谈话，以指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当广东政府决定东征###陈炯明的消息传来，孙中山十分兴奋，他立即致电胡汉民、廖仲恺等，说自己“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系念”，希望前方将士“诸兄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信于外”。表示自己“引领南望，不尽欲言”。前线将士读到孙中山电文后，勇气倍增，更加努力杀敌，以慰革命领袖孙中山。

3月10日，孙中山病势已处于危殆之际，但当他获悉广州东征军在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东江农民军的配合下，打垮陈炯明叛军，克服潮安、汕头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立即指示电告广东留守府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要他转令军队，“不可扰乱百姓”。革命、人民、祖国，始终让孙中山永远难忘，梦魂萦绕……

孙中山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广州、上海等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纷纷来京探视，大家在痛苦之余，提出要为孙中山先生起草一个遗嘱，以备万一。于是，公推吴稚晖起草，但吴稚晖所写遗嘱仅百余字，且内容酸腐，还不如一个普通人的遗嘱。汪精卫当面反对，说：“这个草稿不好，不能表达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不能鼓舞党员们的革命斗志。”并自告奋勇说：“我来起草试试看。”很快，汪精卫便起草了遗嘱，大家看后，都十分满意，遂一致通过了，将其交给宋庆龄，准备在孙中山神智清楚时让他签字。

一天下午，大家见孙中山精神状态还佳，便商议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于是，汪精卫、孙科、宋子文、邹鲁等四人一齐进入病房，孙中山见大家神情严肃，不同往日，便问：“你们有什么话说？”汪精卫便拿出遗嘱说：“我们把先生常说的话写出来了，想请先生签字！”孙中山说：“写了些什么话，读给我听听。”于是，汪精卫便缓慢而轻声地读起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读着读着，大家都悲伤到了极点，站在卧室门外的宋庆龄、尽管预先大家给她做了工作，要她忍住悲痛，但她却不能忍住，那压得低低的抽泣还是传进了卧室。孙中山的心被刺痛了，“无情并非真豪杰”，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比钢铁还要坚硬，但感情世界又是如此丰富。他爱自己的妻子，他不愿自己的任何举动让妻子伤心，他眼圈里也滚动着泪珠，向汪精卫吩咐说：“现在还用不着，等几日以后，你拿来我签字。”大家见此，只好默默退出。

3月11日，孙中山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不能饮食了，他感觉死神已一步步向自己逼近。中午，孙中山将在京侍疾的人员召集到自己的床边，除夫人宋庆龄及公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外，尚有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邹鲁、张静江、陈友仁、何香凝等十余人。孙中山吃力地张开嘴唇，向大家说：“现在要与你们分别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

大家听了此话，都感到如钢刀刺心般疼痛，有人眼圈红了，有人泪珠已如断线般掉下。汪精卫即将一份政治遗嘱、一份家属遗嘱并水笔呈上。孙中山接过，但因病体虚弱，手拿着水笔直颤动，无法自持。于是，宋庆龄便含泪托起丈夫右手，执水笔逐一在遗嘱上签名。一会儿，又在《致苏联遗书》上签了宇。此时，孙中山已是气喘吁吁、冷汗淋漓，像打完了一场重大战争，无力地躺在了床上。

国父孙中山(4)

签字后，孙中山又召孙科、戴恩赛于床前，吩咐他们要善事孙夫人，二人含泪答应。

北京的早春十分寒冷，窗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大家默默地站立床前，心中格外沉重，想到孙中山多年来对他们的帮助、关怀与教诲，现在却要永久地分别了，心中都涌起一种难舍难分的特别感情。

晚上10时许，孙中山心中仍然记挂着好多事情，为此，又召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喻毓西至病榻前，首先向他们询问广东方面北伐的战况。为了安慰孙中山，汪精卫说北伐进展十分顺利，前线不断告捷。孙中山闻言，十分高兴，接着又问起国民会议准备的情况，国内对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反映等等，汪精卫等都一一作答。孙中山听后，沉思良久，才缓缓说道：“本人此次北来，意在促成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期达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虽死九泉，也可以瞑目了。”说到这里，他再也不能自制，一时泪如雨下。汪精卫等默立床前，也禁不住悲恸万分，潸然垂泪。此时，孙中山气息上逆，喘息不已，病象陡变，医生进行紧急抢救，用尽种种办法，不能生效，不久，便处于昏迷。

深夜，万籁俱寂，孙中山从昏迷中偶尔醒来，呻吟中梦呓般呢喃着：“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如此反复多次。

时间终于熬过了午夜，凌晨1时，孙中山在床上翻转频繁，现出情状不安的样子，喉中哼哼作响，隐约听到他口中不时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一会儿，孙中山突然痰往上涌，便再不能言语，医生给喂进少许麦秕汤，已不能吞进，多流出牙床之外。到3时10分，喘息加重，慢慢，气息甚微，左右之人即用电话通知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等先后集齐，守候在孙中山床前。3月12日9时10分，临时执政府派许世英前来探视，这时，孙中山已双目向上直视，渐不见瞳孔，面转灰白色，手足渐冷。延至9时30分，创造民国的一代巨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溘然长逝，享年59岁。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及世界革命人民的广泛深切的哀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斯大林以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名义来电悼唁；莫斯科、东京、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及东南亚等地，都召开了追悼大会或进行悼唁活动。

北京中央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举行了盛大公祭活动，有74万多人前来灵前致祭。公祭时，各地送来近千副挽联，以表达对这位伟人的哀悼之情。特别是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一副长联，特别引人注目，可谓传世佳作，其中云：“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这几句话，是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为革命、为人民奋斗的一生给予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这位伟大的人物。当孙中山遗体于4月2日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时，参加送灵的群众达30万之多。根据孙中山的意愿，1929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将孙中山的灵柩移往南京，安葬于东郊紫金山南麓，建成中山陵。这里青山逶迤，秦淮河如一条碧带环绕其间，山上松柏茂盛，水中波光粼粼。孙中山长眠在此，他的英名与青山同在，共碧水长流。

左派领袖廖仲恺(1)

1922年6月初，广州城里骄阳似火，草木葱郁，一派夏日风光。然而，在政治上，这座革命的城市却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夜。

在###桂系战争中立下了功劳的陈炯明自认为羽毛已丰，暗中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图谋武装叛乱，他密令驻防广西的叶举等部进入广州，叫嚣要以武力解决问题，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身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次长并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收到陈炯明打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惠州，说是有要事相商。廖仲恺虽然深知陈炯明为人狡诈，恐节外生枝，但为了顾全大局，仍毅然前往。果不出所料，廖仲恺刚抵惠州郊外的石龙，即被陈炯明预先布置的伏兵围住，当场被逮捕。叛军将廖仲恺推推搡搡，带到石井兵工厂一间密封的小房，用三道铁链将他锁在一张铁床上，严加看管。一会儿，陈炯明假惺惺前来探望，并劝他离开孙中山，

与其合作，均被廖仲恺严词拒绝。陈炯明仍不死心，企图软化他，便令人去掉了铁链，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并允许他看书写字，但依旧是严加看管。廖仲恺身陷囹圄，自知陈炯明不会轻易放过他，自忖必遭毒手。面对死亡的威胁，廖仲恺想到了很多，他早年远离祖国，家境寒苦，受到外国人的种种歧视和凌辱，自跟孙中山革命以来，身经许多战役，得到孙中山多次帮助与教诲，现在却不能与孙中山先生携手共进，将革命进行到底，心里不免太多遗憾。他也想到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何香凝和几个儿女，多年来他投身革命，很少绐他们家庭温暖，现在一旦要与他们永远分手，心中实在难以割舍。但为了革命，他不能儿女情长，他深深记得当年他只身到清政府统治中心天津去执行任务时，何香凝赠给他的诗句：

国仇未报心难死，

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

留得中华史上名。

想到这里，廖仲恺豪情满怀，他提起笔来，给何香凝写下了绝命词：

后事凭君独任劳，

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虽身去灵明在，

胜似屠门握杀刀。

短短几句诗，饱含了廖仲恺对妻子的殷殷期望和缕缕深情。

何香凝得知廖仲恺被捕的消息后，多方奔走，设法营救。8月18日，何香凝冒着???飨赣甑巧瞎阒荼泵娴陌自粕剑?当时，粤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何香凝找到陈炯明，当面质问他：“仲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们说仲恺帮助孙中山筹款，要把孙中山的荷包锁起来，就囚禁了仲恺。但仲恺又何尝没有帮助过你们呢？民国九年时，你们在漳州，那么困难，是仲恺把孙先生在上海莫利哀路的房子抵押了来帮助你们，你们还记得吗？难道只有帮助你们才对，帮助孙中山先生就不对吗？中山先生是革命的，我们帮助中山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我们只希望你们不要背叛孙中山。”

陈炯明理屈词穷，仍欲继续耍弄花招，何香凝据理力争，坚持要陈炯明放人，陈炯明无奈，只好下令释放了廖仲恺。何香凝又风尘仆仆赶往石龙，把廖仲恺接回。雨夜中，廖仲恺与何香凝互相搀扶，跌跌撞撞，终于回到了寓所。廖仲恺深知陈炯明的个性，料想他会变卦，于是当夜便与何香凝乘船离开广州。果然，第二天上午，陈炯明后悔了，再次下令重新逮捕廖仲恺，但此时，廖仲恺已脱离虎口，与何香凝顺利到达了香港。

1923年2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再建广东革命政权，廖仲恺也应孙中山之邀回广州，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此时，孙中山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决心联俄联共，廖仲恺坚决赞成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并在具体事务中埋头苦干，大力促成联俄联共政策的实行。

1924年1月20日，标志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仲恺担任大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讨论党章时，部分国民党右派为排斥共产党人，企图在党章中加入不准跨党的条文，廖仲恺对右派的###行径十分气愤，他旗帜鲜明地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给国民党输入了新血液，是国民党的新生命，如果加上不准跨党的条文，那实际上是将共产党拒之门外，这即是反对国共合作。”廖仲恺的发言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得到多数国民党人的赞同，扭转了会场的气氛，从而否决了限制共产党人的提案。

左派领袖廖仲恺(2)

廖仲恺真心诚意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尊敬，也获得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廖仲恺直接参与了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当时，整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初稿，都是由廖仲恺最初拟定草稿，最后由孙中山审定的。在中央执行委员选出后举行的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与戴季陶、谭平山三人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主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还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将原定由廖本人兼任的组织部长职务，让与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除此外，廖仲恺还建议由共产党人林伯渠出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三部秘书。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廖仲恺相信共产党，依靠共产党人，精诚与共产党合作。他明确指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在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时，他与在校工作的聂荣臻、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相处很好，结下了很深的私人情谊。当共产党人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归国时，廖仲恺亲自去迎接。在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他经常主动找周恩来一起研究工作，纵论天下大事。他十分赞赏周恩来的学识、风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常对人称赞说：“周恩来是共产党的大将。”

国共合作后，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廖仲恺对这一崭新的事物给予积极的扶植和支持。1924年，广东省广宁县农民在共产党人彭湃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减租运动。当地土豪劣绅为了对抗农###动，也组织了所谓“保产大会”和“业主维持会”，与农会抗衡，并组织民团武装强行收租、围攻农会、屠杀农运积极分子，一时闹得广宁农村异常恐怖。为了取得革命政府的支持，彭湃等星夜赶往广州向廖仲恺报告，廖仲恺得知这一情况后，怒火中烧，他安慰彭湃说：“你们放心，革命政府一定为农民撑腰。”随后，廖仲恺派出了以共产党员徐成章、廖乾五为领导的大元帅铁甲车队迅急赶赴广宁，为农民壮大声威。廖仲恺还亲自草拟了大元帅命令，明确指出：“此次调兵，全在保卫农民，清除土劣，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铁甲车队到广宁后，协助农会严厉镇压了闹事的劣绅，农民的减租运动取得了胜利。

对日益兴起的农###动，反动劣绅恨得要死，千方百计施行报复。这年底，广州市郊第一区的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林宝宸在招村指导农运时，被地主武装联团局派人包围枪杀。廖仲恺闻讯后，立即找到广东省长胡汉民，请他出面干预，胡汉民便下令将联团局长彭础立等扣押，并派军查封了联团局。这位彭础立恰好是廖仲恺妹夫的妹夫，廖仲恺的妹妹痛哭流涕地向他求情，但廖仲恺毫不通融，依照原则，严办了彭础立。

廖仲恺还大力支持共产党人在广州建立农###动讲习所，他派出彭湃担任第一届主任，自己还亲自兼任第一届、第二届讲习所的教员。廖仲恺与共产党人亲密相处，携手共进的胸怀，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受到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普遍赞扬，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视。敌人谩骂、污蔑廖仲恺是“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但廖仲恺毫不畏惧，仍然真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坚定地支持工农运动，

在恶风恶浪中毫不动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这时，广东国民政府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廖仲恺继承孙中山未竟的遗志，继续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6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廖仲恺坚决予以支持。当部分香港工人回广州后，廖仲恺下令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封闭了广州一些赌馆、烟馆和闲置的祠堂、会馆，以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他还敦促广州革命政府拨款以临时解决罢工工人的伙食。在廖仲恺的督促下，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每月拨款一万元作为罢工工人费用。这样，罢工工人深受鼓舞，仅半月之内，人数激增至二十五万人。6月22日，廖仲恺主持召开广东各界对外协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如抵制英、日货，不向英、日出售粮食原料等，并发表通电，声讨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和英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罪行，号召广州各县举行示威游行。

左派领袖廖仲恺(3)

23日，广东各界和省港罢工工人举行###，廖仲恺欣然参加大会，在会议宣读了《国民党中央告全国人民书》后，廖仲恺走上讲台，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表达了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后，群众举行了盛大游行，但当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者突然开枪向游行队伍扫射，造成死52人、伤100多人的大惨案。廖仲恺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气愤填膺，为了保护群众，减少伤亡，他指挥群众撤退，并下令参加游行的黄埔学生军掩护群众，尽快疏散退却。回校后，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身份，率军校全体师生通电全国，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电文中表示“生为帝国主义之死敌，死为抗击帝国主义而死”，并要求广东国民政府妥善安排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以推动更加广泛的反帝爱国运动。沙基惨案后，从香港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激增至十三万多人。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斗争，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廖仲恺被聘为顾问，他十分兴奋，热情鼓励工人：“诸君此次奋斗，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吴什么都大，其目的就是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谋独立的运动，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事。”

廖仲恺的革命活动使帝国主义、右派军人、反动政客十分恐慌，他们纠集在一起，从暗处射来一支支毒箭，必欲置廖仲恺于死地。从7月份开始，社会上便出现种种流言蜚语，恶毒诋毁廖仲恺，说廖“挑拨各方恶感，被人利用，祸害民国”。不久，由香港英帝国主义出面，直接布置了对廖仲恺的暗杀活动，他们找到曾任香山县县长后被廖仲恺撤职的朱卓文，答应以50万的巨款，作为暗杀廖仲恺的酬金。

朱卓文回广州后，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勾结在一起，整天商量于密室，准备等待时机而付诸行动。但他们认为，如能将廖仲恺吓倒，使之就范，是最好不过的了，因此，他们有意将弑廖的计划张扬出去，以威胁廖仲恺，迫其改弦更张。进入8月，广州已是满城风雨，社会上到处都流传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风声越来越紧，似乎马上就要实现。但廖仲恺对这些卑鄙的恫吓不屑一顾，他照常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说：“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要去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要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者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反动派见恫吓压不倒廖仲恺，便决定下毒手了。

8月18日，廖仲恺参加国民政府会议，坐在旁边的汪精卫写给他一张条子，告诉有人将对他不利，廖仲恺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无所顾忌！”8月19日，又有人将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事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这天，他照常去工会演讲，到黄埔军校处理工作，工作到深夜才回家。

8月20早晨，天气晴朗，和风煦煦。廖仲恺起床后，吃罢早点，便与夫人何香凝驱车前往惠州会馆，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例会。行至半路，遇见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召其上车同行，二人有说有笑，十分开心。约9时半，汽车到达会馆，廖仲恺随即下车，刚举步上会馆第一道石阶，迎面突然窜出5个身穿黑胶绸衣的凶手，执左轮手枪向廖射击，廖仲恺躲闪不及，身中4枪，当即倒地，同车的陈秋霖也受重伤。侍卫兵赶到时，凶手已逃离现场，仅只捕获负伤凶手陈顺一人。大家立即将廖仲恺送百子路医院，但中途便已断气。一代伟人溘然长逝。霎时，珠江垂泪，阳光惨淡，苍穹也为之低沉。

左派领袖廖仲恺(4)

9月1日，廖仲恺出殡，广州市民倾城出动，达20万人之多，规模之大，阶层之广，情绪之严肃，气氛之悲壮，为广州空前未有之哀典。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自己优秀的儿子廖仲恺！中国共产党将永远记住自己亲密的朋友廖仲恺！

枭雄蒋介石(1)

1949年12月31日，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天。在台湾中部秀丽的日月潭畔，葱茏的树木中，掩映着一幢古色古香的楼宇，因在青山之下、碧水之旁，所以名叫涵碧楼。此刻，刚从大陆败逃来台的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正在登楼眺望。苍茫的暮色中，日月潭波澜不惊，如镜的水面倒映着似血的残阳，周围青山环绕，树影重叠，颜色如黛，幽深莫测。面对这如画的景色，蒋介石半晌提不起兴致。他默然无语，怅然若失，望着谜一样的潭水出神。古人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此时的蒋介石无意于山水之间，而是在思考到台湾后，怎样收拾残局，怎样应付即将来临的严峻形势，采取怎样的对策。

台湾孤岛目前的形势，蒋介石是十分清楚的。他败退台岛后，曾希望美国能伸出手来，给予援助，但现在这种希望已经破灭。中###队将随时进攻台湾，而他手中所能掌握的军队已是七零八落的散兵游勇，怎能抵御中共大军的进攻呢？台湾岛内，经济秩序已被搞乱，生产失调，商品奇缺，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几百万人口的生计面临危机，如不尽快改善，将重蹈大陆时代之覆辙。他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才能维持这最后一块领地。这天，蒋介石父子在涵碧楼呆到很晚才回，蒋介石心中已经有了一套统治台湾的计划。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他自1949年2月辞去总统职务后，仅是国民党总裁，到台湾后，李宗仁远在美国，他成为台湾事实上的独裁者。但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他自行宣布恢复“总统”职务，当然得加上所谓“顺应群情”之类的话。这不过是他经常玩弄的政治把戏而已。

蒋介石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安定内部，为此，必须进行新的人事安排。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蒋介石确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确保蒋经国的地位稳固、顺利迁升。依照这一原则，蒋介石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三军高级领导人也同时易人，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周至柔为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

一切任命完毕后，蒋介石给蒋经国留下的位置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这一官衔虽然不高，但他交给儿子的权力却超越三军统帅，即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蒋介石觉得这还不够，便又在“总统府”里设了一个“机要室资料组”，也让蒋经国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这样一来，逃到台湾的一大批国民党###如何应钦、阎锡山、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白崇禧等纷纷遭到贬逐，台湾又成了蒋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体就绪后，蒋介石就腾出手来，整顿社会秩序。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他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在此口号下，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军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位于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过去南京市郊雨花台的地位，大批的危险分子在这里遭杀害，屠杀“革命者”的枪声，不断从这里传出。台北市青岛东路的军人监狱和台东绿岛监狱，成为最大的两个集中营，有“通匪嫌疑”者，一律送往这两个监狱。整个台湾岛上，一片腥风血雨。在经济方面，蒋介石为了海岛上不再发生中共在大陆掀起的土地革命，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本来，在大革命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促使和希望国民党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都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拒绝，如今亡命台湾，为了这最后一块生存栖息之地，蒋介石忍痛实行了。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等于割断了台湾的手足。解放军的下一步，必将是渡海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还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就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海南、舟山等岛屿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积极做好各种准备，以利在适当的时机进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又一次陷入混乱。

枭雄蒋介石(2)

5月16日，蒋介石为了给部下鼓气，发表了一篇题为《军人魂》的演讲，这篇演讲重弹“革命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声言台湾一旦陷落，他决定以身“殉国”，表面上慷慨激昂、气壮如牛，实质上色厉内荏、胆小如鼠，让人一听就觉得可笑。

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了宣誓仪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于是，各级党部也纷纷效尤，进行“宣誓”，发誓“以死保卫台湾”。5月2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台湾是进入战时了！”指出“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因此，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保卫大台湾”。

为了“保卫大台湾”，蒋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组织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他还指使蒋经国效法日本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组织“###敢死队”，整个台湾岛上，闹得沸沸扬扬，鸡犬不宁。然而，危殆中的台湾，却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降临了转机。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吃早饭，蒋经国十分欣喜地进来向他报告，朝鲜战争爆

发。蒋介石一听，高兴得眼泪直流，这场战争，确实给蒋介石带来了福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保护它在亚洲的利益，建立整个东南亚防御体系，便重新把蒋介石拣回来，将台湾纳入其战略防御体系。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蒋介石重新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成为朝鲜战争的受益者。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基于形势的变化，放弃了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蒋介石避免了灭顶之灾，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危机。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是迫切。还在1950年时，蒋介石就宣布改组国民党方案，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40岁的蒋经国跻身其中，为众所瞩目。

但蒋介石知道，蒋经国年纪轻，阅历尚浅，需要在中央决策部门磨炼一段时期，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门，仍让一些有能力、可信赖的老一辈人物帮助治理，等告一段落，再让经国取代不迟。他想在这件事上做得冠冕堂皇。但是，对一些不服蒋经国，与蒋经国有隙的人物，蒋介石则坚决除掉。1952年，蒋经国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因蒋经国操纵特务，常常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任意捕人，甚至连县、市议员也随意捕拿，吴国桢身为省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预，造成对立情绪。另外，吴国桢对于蒋经国的特务经费开支，往往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这样，矛盾越闹越深。蒋介石知道后，“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在蒋、吴冲突中，态度十分鲜明，坚决站在儿子一边。他甚至派人将吴国桢小汽车的轮子拧松，蓄意谋杀吴。吴国桢一怒而远走美国，在美国写出《上总统书》，公开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进行批评。结果，蒋介石为太子除掉了一个劲敌。

不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反对蒋经国在部队设立政工制度，孙蒋矛盾激化。在冲突中，蒋介石再次偏袒儿子，于1954年6月，先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再借其部下“兵谏”之事，提出“孙立人兵变案”，将孙立人软禁，这样，为蒋经国扫除了又一个强硬的政敌，为蒋经国的顺利升迁扫清了道路。蒋经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逐渐控制了岛上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但蒋介石并不急于马上委以重任。行政院长和副总统仍然是陈诚，给外人造成陈诚是蒋介石的接班人的误会。实际上，蒋介石内心自有考虑，他知道陈诚对他是忠心的，不会轻易有非份之想，另外，陈诚的身体不好，肯定只能扮演过场人物的角色，蒋介石看重的，就是陈诚这一身病，他的生命不会有很长时间，因此不会成为蒋经国的障碍。表面上，陈诚是台湾岛上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枭雄蒋介石(3)

陈诚也颇“识时务”，他多次向蒋坚辞“行政院长”之职，但蒋介石认为经国当“行政院长”的时机没有成熟，总是以“国难未纾，仔肩益重”为由，不让陈诚辞职。到了1963年，陈诚又一次辞“行政院长”职，而且态度十分坚决，蒋介石考虑良久，才予批准。但蒋仍然认为经国上台的时机不成熟，因此推出财政部长严家淦，让他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选择严家淦，是因为严为人谦和，没有野心，到时，陈诚身体不好，可以“一死让贤”，而严家淦则能“自觉让贤”，这是蒋介石为儿子选的一个新的陪衬人物。

在蒋介石的悉心栽培下，蒋经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只等老蒋一死，权力交替便是瓜熟蒂落的事了，对此，蒋介石已十分放心，但经国掌权后，能否稳固呢？这又是他所放心不下的。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的生日，蒋介石先一天从日月潭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来，信中云：“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其‘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蒋介石在信中还讲了他研究程朱与陆王两派哲学的体会和发现，最后，蒋介石教导儿子说：他一生最重视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只要掌握这种学说，“此心存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此以为尔寿也。父示。”

蒋介石写此信的目的，就是希望儿子继承他的哲学思想，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使蒋家王朝永远保持下去。“可怜天下父母心”，蒋介石真可谓用心良苦也。

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所谓的“反攻复国”，在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从1953年开始，连续实行了为期四年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1960年1月，又指示陈诚制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1961年至1964年的第三期四年计划及长期经济建设纲领》等。在经营台岛的建设计划中，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蒋介石指示修改有关经济法令和规章制度，调整赋税、鼓励投资、开拓岛外市场、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等，这些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台湾是个海岛，也是一个多灾的地区，对于岛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蒋介石都十分关注，并亲自主持一些重大的救灾工作。1959年8月，台湾中南部发生了六十多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受灾面积达12万多亩，灾民达30多万人。3月31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紧急处分令》，提出抢救灾害，加速重建步伐的一系列措施。如规定，从9月1日起，各项税课分别附征水灾复兴建设捐，这些收入均由行政院统筹调拨，要求各地支援受灾地区灾民，同时下令动用大批军队深入灾区，抢修和重建各种工程450项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灾民和受灾地区的重建工作，使台湾政权度过了因受灾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蒋介石统治的台湾，处于暂时的稳定之中，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这是自1950年以来他少有的舒心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历史前进到70年代，台湾上空又开始聚集起重重乌云。刚刚舒口气的蒋介石又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

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导致了后来中美建交；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接着，在数月之中，2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绝交。蒋介石的驻外使馆纷纷关闭，使馆官员一个个灰溜溜的，纷纷下旗返台，一派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个个坏消息联袂而来，蒋介石比当年丢失大陆还要伤心。他困窘、惶惑、气愤、伤感，各种情感杂处胸中。他吃不安、寝不宁，不由惊呼：“这世道变了！”

枭雄蒋介石(4)

面对这多事之秋，蒋介石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为了稳定人心，他只是阿Q似地发表一纸文告，硬着头皮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空洞的说教，毫无内容的陈词，除了让人感到蒋介石内心的恐惧与空虚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的失败，还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在这孤岛上苟延残喘。这时，政权方面，蒋介石年事已高，经国势力已大，现在交接，已是顺利成章。

蒋经国此时已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严家淦有职无权，但毕竟要像神像供着，有时也不宜喧宾夺主。如长此下去，老蒋一旦过世，麻烦就大了。蒋介石考虑到这些，就想乘自己在世时，让儿子名正言顺地当上行政院长，为将来接替总统职位打下基础。

严家淦也十分知趣，自觉让贤。1972年5月，第五届“国大”召开，蒋介石当选为“总统”。严家淦即递上辞职书，蒋介石当即批准，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

老蒋之心，立法院早已洞悉。六天之后，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将蒋经国顺利

地推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蒋介石忧虑的心才有了一丝宁静。然而，蒋介石对台岛的未来并不乐观，想到将来总有一天要置于共产党的管辖之下，因此，整天忧心忡忡，处于极度苦闷之中。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风云变幻，确实如当头一棒，一下子击倒了这个86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天不如一天。

还在1972年3月，蒋介石就做了前列腺手术，并由此转为慢性前列腺炎。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即1972年7月，蒋介石先患感冒，而后引起肺炎，于是进入荣民总医院，在这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从此，蒋介石的健康便一蹶不振。

1973年元旦，病中的蒋介石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10月10日，双十节，他又照例发表“国庆”文告。在这些文告中，仍然表示其###的态度决不改变，仍然是那些早已听厌的高调：“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决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蒋介石发表这些文告的目的，除了表示他###的决心外，主要为了向外界表示，他没有病，他还是台湾的统治者。

蒋介石住院期间，对外高度保密。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其职，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让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1973年7月，他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他还与他们合照，让报纸公开刊载，以向公众证明他的健康状况和并没有暗中引退。

1974年夏天，蒋介石的病情一度好转，他每天可以在花园散步，并与家人讨论政治及国际形势，似乎十分轻松与愉快。但到年底，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偶感风寒，再度患感冒而转为肺炎，这次病得十分厉害，身体虚弱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由于蒋介石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服用抗生素，所以此次肺炎很难治愈。

1975年1月9日，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由于肺

炎未愈，不时发烧。3月29日，蒋介石病情转危，他高烧不退，已不能起床，他自知年事已高，多病并发，不可能治愈了。于是，他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笔和纸。

他口授遗嘱，让秦孝仪记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锦、杨亮功、朱俊贤等签字。遗嘱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中正

枭雄蒋介石(5)

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会气，又说：“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说到这里，蒋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在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那古木参天，危崖耸立的武岭，那流水旋洄、游鱼可数的剡溪，如一幅幅立体画面，在蒋介石眼前出现，老人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4月5日下午，蒋介石病情恶化，他腹部感觉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疗小组认为心脏功能不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蒋服用少量利尿剂，不久便排出500cc。下午4时，小睡片刻。晚8时1刻，蒋介石病情进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施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约一二分钟后，心脏呼吸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便再施行上述方法，然而效果已不佳。此时，呼吸不能恢复，血压也不能测出，只能使用电击，促使心跳。

这天夜晚，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如此恶劣的天气，更增加人们的焦虑。草山别墅中的蒋介石在狂风暴雨声中已是人命危浅，奄奄待毙。延至晚11时5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医生仍在抢救，注射心脏刺激剂，将电极直接刺入心肌，但已毫无作用了。蒋介石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然长逝，终年89岁。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国丧”期。

4月9日，蒋介石遗体停在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数日内，约有250万人进

行了瞻吊。

16日8时5分，进行追悼和安厝仪式，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着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介石所得三枚最高勋章：采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还有他经常阅读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仪式后，依照蒋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慈湖”。

正如蒋介石所说，慈湖山明水秀，与他老家奉化的溪口实有相似之处。但这里毕竟不是溪口，蒋介石一生喜爱他的家乡，他前后三次下野，都跑到家乡躲起来，在山环水抱的故里盘算东山再起。蒋介石在败逃台湾时，与蒋经国一起曾登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半晌无语，心中充满了无限留恋。而现在，他死在台湾，柩浮厝，可谓死而有憾。但中共多次声言，实现祖国统一后，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他的故乡或紫金山亦可。

待海峡两岸共庆统一的时候，蒋介石一定会长眠在他所希望的故土。

军界元老何应钦(1)

1950年，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在惊魂不定的紧张情绪中度过的。6月，解放军渡海攻台的危机刚刚解除，岛上便已悄悄开始了新的权力再分配。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表面上大家都在喊“同舟共济、度过难关”的口号，实际上，国民党各派之间，已是刀光剑影，酝酿着一场血与火的争斗，各派领袖人物都为重温大陆时期的旧梦而跃跃欲试。此时，台北市北牯岭街一幢陈旧的小楼里，一个曾在大陆权倾一时的人物却异常平静，他就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这个国民党军事方面的第二号人物历来是威风耍足、风头出尽，现在为何一反常态而心灰意冷，自甘沉默呢？

何应钦不是等闲人物，他1890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两次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参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从1924年去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与蒋介石相处几十年，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蒋介石虽然于1949年2月宣布下野，实际上仍然左右民国政局，操纵国民党的领导大权。现在从大陆败退台岛，蒋介石重新复职。复职后蒋介石公开宣称，要汲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要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弦外之音，那就是要进行新的权力组合，一些过去与老蒋关系密切的###，将被牺牲掉。何应钦十分清楚，长期以来，由蒋介石一手扶植的蒋经国“太子派”已成气候，振翼待飞，必然要取###派而代之。在这新旧势力消长的过程中，何应钦已是廉颇老矣，他“未成曲调先有情”，过早地开始寻找自己的归宿。

何应钦知道，蒋介石对反对过他的人，只要一遇时机，必然要进行报复。现在台湾岛上，国民党的一些派系，随着大陆的失败，有的被削弱，有的人员星散，有的已成强弩之末，蒋介石成了岛上实力最大的独裁者，他完全可以任意报复过去反对过他的各种势力与个人。何应钦检点平生，几十年来，确有与蒋介石产生芥蒂的时候。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何应钦不仅没有表示丝毫挽留之意，反而与李宗仁联名致电武汉方面，促成宁汉合流，还派胡宗铎赴汉迎接汪精卫，给人留了夺蒋之权的口实；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是主战派，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嫌疑；在蒋桂矛盾中，他曾两度与桂系搭挡，拟行“逼宫”……这些事，何应钦清楚，蒋介石也不会忘记。现在，如果蒋介石旧事重提，他何应钦的日子是

不会好过的，因此，何应钦只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稍不小心，将会导致杀身之祸。

何应钦很长一段时间自称要“闭门思过”，深居简出，不与闻政事。在家里，何应钦除了看书、写文章外，还迷上了高尔夫球，整天沉湎于个人的戏游与玩耍中，完全成了个老顽童。他的这番苦心十分明显，要蒋氏父子相信他已远离政治，不会介入台湾的人事纷争之中，不会造成蒋经国“太子”上台的阻力。果然，蒋介石也确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再加上，蒋也念及多年来与何应钦的交情，考虑到他对蒋家政权多少有所贡献，另外，何应钦年已六十，且抽身自退，不能构成对蒋经国的威胁。这样，蒋介石虽然在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中将何应钦排除在外，但还是给了他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让他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随后，又给他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虚职。这两个部门，都是蒋介石安抚国民党###的“冷衙门”。然而何应钦对此安排十分感激，因蒋介石毕竟没有拿他开刀，让他这个“福将”之星存留下来了。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感激之情，何应钦不仅心甘情愿地安居“冷衙门”，而且还要抖擞精神，继续替蒋氏政权卖命。他不断地在台湾发表文章、演说和谈话，吹捧蒋介石，鼓吹###、###。

1950年9月，何应钦发表《从抗战胜利展望###抗俄战争的前途》。文中大肆宣扬：“今天我们###抗俄的战争，就国家的立场言，是为独立自由而战，就人类言，是为正义和平而战。”1953年10月，何应钦发表《蒋总统的伟大人格》，肉麻地吹捧“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而且具有政治远见”，鼓吹“在蒋总统领导下，完成反攻复国任务”是不成问题的。正是这种顽固###的态度与拍马逢迎的献媚，使得何应钦与蒋氏父子的关系能比较和谐地维持下来，他在“冷衙门”中的这些荣誉性的职务也才得以保持三十多年。何应钦不光发表文章，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而且还身体力行，为蒋氏父子效力。朝鲜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以陪同夫人王文湘赴日治病为由，以私人身分访问日本朝野，各方游说，希望日本尽快同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抗共产党中国，跨出了联日###的“国民外交”运动的第一步。由于何应钦的努力，促成了后来《日台和约》的签定，到50年代中后期，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使日台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

军界元老何应钦(2)

1961年，何应钦召集一些无聊文人进行座谈。会上，他大讲自己一生“###”的“经验”及共产党的所谓“暴行”，并授意这些文人以此为素材编成话剧剧本。剧本完成后，何应钦仔细进行审阅，并亲自动笔修改，将剧本定名为《龙》，然后由政府出资，交由话剧团排演。排演后，何应钦不辞辛苦，亲自率领《龙》剧组出访国外，先后在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西德及美国演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1962年，何应钦作为台湾“特使”，赴南朝鲜参加该国第17届独立庆典。在南朝鲜。他与朴正熙大统领进行密谈，强调台湾、南朝鲜利益一致，应该联手合作，共同抵抗共产主义。

何应钦时时不忘吹捧蒋介石，每逢蒋介石生日，他总要发表文章，对蒋颂扬一番，时而称蒋是“国家永恒的重心”，时而称蒋是“###先知”，时而又称蒋是“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为何应钦时时不忘向蒋介石讨好，蒋介石也有时表示一下亲热，以示回报。1959年，是何应钦的70大寿，蒋介石亲自书写了“同舟共济”的寿屏，派人送到何家，何应钦望着寿屏上的四个大字，十分感动，叫人悬挂于书房正中，一则是为了表示自己对蒋送屏的受宠若惊，经常看到这几个字，以作为忠于蒋介石的鞭策；二则是为了向人炫耀，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常人所难能比拟的。1975年，蒋介石因病逝世，何应钦如丧考妣，悲痛万分，他写了一副挽联，亲自送于灵前，联云：

“追随凡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两家，语忆亲题，安危同杖，甘苦同尝，弥感

深知蒙重任；哀思合亿兆众，世事方艰，大元顿远，全民奋起，团结自强，中兴

复国，完成遗志慰公灵。”

何应钦还参加了蒋介石大殓奉厝典礼，并不顾年老体衰，亲自护送灵柩前往台北市南六十公里的慈湖。这里有蒋介石的行馆。何应钦走进院内，见房中一切依旧，而斯人已萎，不觉感物伤情，失声嗟叹。联想到自己已86岁高龄，老蒋死后，不知小蒋对自己如何，瞻望前路，恐怕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心中的愁苦，竟化作纵横的老泪，涌出了眼帘。

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81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指出“实现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一来自祖国母亲的呼唤，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台湾当局却无视祖国统一大业，以相反的姿态出现。3月21日，台湾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对抗来自大陆的呼唤。

为了使这一方案得以实行，何应钦不顾92岁高龄，亲自出马，邀请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在圆山国际大饭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会上，何应钦首先致词，他一方面大肆攻击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是“暴政”，是“奴役”等；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是必然要统一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统一全中国可以保障世界和平。”那么如何统一中国呢？何应钦顽固地认为台湾是“统一中国的蓝图”，“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已是人同此心”，在何应钦的鼓噪与倡导下，大会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提案，并很快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批准。

1982年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何应钦被推举为大同盟常委会主任委员。他神气十足地在讲台上宣称“大同盟”的宗旨，是要“中共放弃共产主义，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何应钦雄心勃勃，似乎他大展宏图的时机已到了，他在讲台上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已“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事实上，何应钦的“宏图”是不可能实观的，他抗拒不了历史的规律，也抗拒不了自然规律。他虽然身体还康健，但风烛残年，垂垂老矣，看起来，他笑口常开，精神愉快，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白天，何应钦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当夜深人静，他一人躺在卧室的时候，便感到了沉重的孤独。他望着窗外，树影横斜，月光如水，渐渐，一切都模糊了，眼前便出观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夫人王文湘……?

军界元老何应钦(3)

何应钦早年服务于黔军，护国战争时期，在昆明受伤，王文湘昼夜守护，精心照看，使他得以痊愈。何应钦伤好后，得知这个救命恩人是贵州省长王伯群与贵州陆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的妹妹，便深深爱上了这个善良娴淑的千金小姐。1920年，何应钦与王文湘结婚，从此，他们比翼双飞。黄埔军校时，王文湘内主家政，使何应钦无后顾之忧；抗战时期，王文湘随宋美龄参加妇女工作，深入战地后方，鼓舞士气；来台湾后，诸弟亲友，旧属戚谊，多由王文湘应酬接济，使何深得人缘。60年来，他们夫妻恩爱、伉俪情深。1952年，王文湘患了乳腺癌，何应钦尽其所能，积极为之医治，在家里亲侍汤药，尽心尽力。王文湘的病一直延续到1978年4月23日，终于离何而逝。虽然夫人也享年82岁，但何应钦内心的悲痛却是难以抑制的，几年来，总是“不思量，自难忘”，夫人的面容常常萦绕梦中，浮现眼前，令何应钦“剪不断，理还乱”，禁不注老泪潸然。

除了怀念夫人外，何应钦常常流露出对往日的留念和对家乡的向往之情。他很喜欢在台湾的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种时候，他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家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乐得像小孩一样。自从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何应钦总是拜托一些回贵州的亲友及部属，让他们去打听家乡的近况。当这些人从大陆返台后，何应钦总是饶有兴致地向他们问这问那，问他的何氏老屋是否安然，问他在大陆的亲属是否无恙，问何氏祖宗墓地是否完好等等。这些人都如实向他转告。当他听说何家老屋经当地政府维护，依然保持旧貌，祖茔也由政府拨款维修，何家亲人都盼望他回老家兴义探亲等情况，内心十分高兴。但他口头上却顽固地坚持所谓“三不”政策，在他人生的最后年代，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充

满恐惧与敌意。虽然如此，他思乡与怀旧之情却是与日俱增。1984年，何应钦九五大寿，虽年近期颐，却精神矍铄，他自信可以跨入百岁大寿。这一天，他兴致很高，在九层半寿塔蛋糕前，他拉年轻的副官张法乾合影留念，照片出来后，他嘱咐将此照片寄回家乡，让亲人们看看。后来，这张照片终于辗转寄到了兴义市，家乡的亲人看到何应钦高寿之年，身体还如此健康，都在心里深深祝愿他能活到与亲人见面的那一天。

但何应钦毕竟是高龄之人了，从1986年开始，身体逐渐衰弱，明显感觉不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常一人呆在书房里，望着著名画家张大千送给他的一幅《泥荡风景图》长久出神。这幅画是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所描述的贵州老家兴义县泥荡镇的风景凭想象画成，并在他96岁寿日时送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挂在书房中时时欣赏一番。此时，病中的何应钦望着画中泥荡小镇那参差错落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路，不觉心驰神往，似乎回到了他的家乡泥荡，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南方小镇的风土人情，那泥荡石林的绮丽风光，如一幅长卷在眼前飘过，老人内心深处流淌着一股浓浓的乡恋与亲情……

这一年的5月1日，何应钦突然发生脑中风，家人即将他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该院神经部主任朱复礼为他进行精心治疗，用了最有效的药物和一流的仪器，但终不能使病情好转，只能苟延其生命。这样，年高体衰且病重的何应钦又拖了一年的时间。

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急骤下降，经医院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呼吸，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终因心肺衰竭而结束了他的生命，终年98岁，离百岁大寿还差2年。

何应钦逝世后，正在病中已不能行走的蒋经国发布了“总统令”，要求“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似崇褒”，并颁赠“轸悼耆勋”的挽额。按照蒋经国的命令，台北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丧礼后，何应钦的灵柩在各要人的护送下，安葬在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军界元老何应钦(4)

何应钦死了，可谓是寿终正寝。他活了九十八高龄，却不能实现他重回家乡、再见亲人的愿望。他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他也是海峡两岸骨肉分离悲剧的制作者之一，到头来，他作茧自缚，吞咽了由他自己参加酿造的这杯苦酒，这就是他的可悲之处。

理论家戴季陶(1)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的深秋季节。在南京郊外一处小巧玲珑、安静舒适的“孝园”别墅里，国民党###戴季陶神经痛日益加剧，常使他不思饮食，夜不成寐。每当这种时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忆之中。他回忆昔日辉煌的岁月，也思索自己未来的归宿……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号天仇，晚号孝园。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1902年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秋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上海《天铎报》主笔，还为《民呼报》、《民吁报》撰稿。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反清排满，鼓吹革命的文章，一时有“穷达利眼识天仇”的美誉。1911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秘书达十四年之久。五四时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但不久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大革命期间，以###的戴季陶主义而出名，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南京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长达二十年之久。1948年因病卸职，被任命为国史馆长，但一直没到职。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这里的环境如世外桃源一般，那山中的晨雾、落日的余晖，足足可以使人陶醉。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他曾十分坦诚地表白：“但以世风日下，国事日艰，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声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免除过度的痛苦，他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烟余烬落在床褥上，几乎酿成一场大火灾。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夫人赵淑文又患中风，造成偏痹，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难禁，需人照顾，现在反而还要他来照顾呻吟床褥的夫人，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但戴季陶与赵夫人的感情是如此深笃，他不仅带病扶持赵夫人，而且事无巨细，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当他以颤抖的手送来一杯水，喂进一汤匙药时，赵夫人心中好一阵难过。这时，他们会长久地凝视，让多少复杂的情感，在这无声中传递。

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便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苋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于是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相反的是，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陷入空前的危机，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大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理论家戴季陶(2)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

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他装腔作势地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

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作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比八?到台湾去时，戴季陶不假思索地说：“不必！”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

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但见苍山如黛，冬日似血，长江无语东流；从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那数以千计的小洋楼，绝大部分是国民党达官要们的住宅，现在已是十室九空；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方，“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行人稀少，街道冷落。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到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不时而发，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使其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明显感到失去了控制力。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理论家戴季陶(3)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巨疼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12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时，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时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9岁。这位“###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走向了死亡。

关于戴季陶的死，一般说法是自杀，现在看来，自杀的可能性较小，误服安眠药过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几次有过错服安眠药过量，而被抢救过来的先例，这次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第二，如果是自杀，像戴季陶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会如陈布雷一样写下遗书，留下遗言的，但戴却没有，说明他是没有准备去死的；第三，当时他是要回四川的，并且已经订好了专机，作好了回川的各种准备，不可能突然自杀；第四，死前无任何异常举动；第五，戴季陶与赵夫人感情深厚，当时赵夫人患中风刚脱离险象，偏痹尚未复原，极需人照顾，他不会自杀先赵夫人而去。当然，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局将发生重大的转换，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断加重、病痛的长期折磨等诸种因素，也会导致戴季陶自杀，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戴季陶可以说死得不是时候，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失败的前夜，党政要员都在为逃往台湾、应付各种事务而疲于奔命，没有谁来多理会这位“党国元勋”的突然死去。在戴季陶临终前，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仅于右任来了一下，因他要赶飞机去南京，也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戴季陶逝世的当天下午3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第178次常会上，由秘书长郑

彦?北ǜ娲魇攀赖木?过，会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由孙科任主任委员。14日，治丧委员会例行公事地简单举行大殓后，便匆匆了结此事。

至于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虽然“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也只是迟到3月31日才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戴季陶大殓后，由其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直飞成都。4月3日，与原夫人钮有恒合

葬于成都郊外西枣子巷黄太夫人墓地。

戴季陶死了，应该说，他是带着遗憾死的，是死而有憾。他曾亲笔书写过陈其美的一副挽联，联云：“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戴季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在追随孙中山的岁月，曾做过争光日月的事业。即使在国民党的政权里，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俯仰无愧天人吗？他是有愧的，他不能真正地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共产党怀有偏见，在关键时刻不仅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对立面，顽固地###、反人民、反革命。所以，他始终不能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拥护，在全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最后众叛亲离，归于失败的原因所在。值得庆幸的是，戴季陶在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的时刻，没有远走台湾孤岛，而把他的躯体留在了大陆，留给了生他养他的四川大地，没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遗恨。从这点来说，戴季陶倒是没有太多的遗憾。

财神爷孔祥熙(1)

1947年秋天，正是秋风惨淡秋草黄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在前线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整个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此时，上海虹桥机场上，一行人急匆匆赶到。为首一人矮矮胖胖，雍容华贵，派头十足，他，就是蒋介石的连襟，刚刚卸下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号称中国第二大富翁的孔祥熙。他准备乘飞机前往美国。秋天的上海，细雨霏霏，到机场为孔祥熙送行的人不多，而且主要是金融界人士。此等场面，与他没下台时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再加时令不好，秋雨纷纷，让人多有凄凉冷落之感。孔祥熙去国万里，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心中自然有一丝淡淡的愁云，但一想到他去国的原因，马上感到一种解脱后的轻松，好像脱离了苦海，眼前是充满无比诱惑力的新岸。

抗战后期，孔祥熙因鲸吞巨额美金公债的丑闻被弄到了国民参政会。在危急关头，蒋介石念亲戚之情，亲自出面，给各方面做工作，希望能放他一马。但由于孔祥熙贪污数额太大，参政会还是提出了质询，他的丑闻不胫而走，他再也混不下去了。1945年5月，他不得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7月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仅只剩下中央银行董事长、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这些有名无实的头衔。

参政员们仍不肯罢休，非要戳他一下，因孔祥熙贪污案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无法抵赖。蒋介石起初想不了了之，但因不断有人追问，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得在形式上委派俞鸿钧等人进行查办，孔祥熙也表示对赃款将“分期吐出”。孔祥熙表面上“认罪伏法”，表示“分期吐出”赃款，实际上，他下台后，准备一走了之，作了流亡美国的种种准备。

1946年，孔祥熙在上海对其财产作认真清理，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他到了北平，与昔日的亲朋好友一一作别。然后，在这一年夏天，回到了他的老家山西太谷。

太谷，地处太行山的西麓。是使他最为留恋的地方，这里的山水养育了他。1880年9月11日，孔祥熙出生在县城西郊的程家庄，而离县城西南15华里的南张村，则是他童年生活的所在地。几十年挥手过去，故乡依然是古槐挺拔葱郁、绿水绕村环流，俨然一幅“长夏乡村事事悠”的画图。孔祥熙故地重游，颇多感慨。当他走进孔家大院，望着大厅上悬挂的一副对联，长久沉思。这是他祖父留下的家训，联曰：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孔祥熙回首过去，检点平生，觉得实在是有悖祖训，如今面对先祖遗训，有何面目。他不禁长叹一声，大院中的其他地方，也无心思看了，赶紧离开了孔家大院。

在太谷，孔祥熙隆重宴请了各亲戚本家，与他们畅述别情，回顾往昔，忙了几天，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待一切准备充分后，他先让夫人宋蔼龄赴美，自己则于这一年秋天来到上海。几天后，孔祥熙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请假赴美。不等蒋介石批准，他随即匆匆买了飞机票，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此时的孔祥熙，虽然有些许离国的哀愁，但更多的则是离开了舆论漩涡的超脱与轻松，他长长嘘了口气。

美国到了，孔祥熙虽多次到过这个国家，但长时间居住，一切都使人感到无比陌生。他必须慢慢熟悉，慢慢适应。

孔祥熙到美国后，住进了离纽约不远的里佛代尔一幢豪华的别墅。这是他早先花巨资买下的，他与夫人宋蔼龄将长期住在这儿。另外，他们还在纽约郊区花16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幢高级住宅，同时，为了有时到纽约方便起见，孔祥熙还在纽约最繁华的闹市中心百老汇大街一家星级旅馆，长期租了一个房间，每天租金150美元。如此高昂的消费，连美国富翁也自叹弗如。

财神爷孔祥熙(2)

来到国外，孔祥熙已没有很多事可干了，除了陪他的夫人宋蔼龄看病外，隔一天，他得到纽约去照看他的中国银行。1950年，台湾的蒋介石“总统府”聘他为“资政”，但他远在美国，是不可能跑到台湾去“资政”的，这仅仅只是个荣誉性的头衔而已。孔祥熙觉得自己“无官一身轻”，悠哉游哉，他要在这所谓的“自由乐土”上无忧无虑地度过晚年。

然而，美国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是块安定的“绿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总统杜鲁门一直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将他们庞大的美援中饱私囊而愤愤不平，他常对其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所指的中国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孔祥熙、宋子文等。

于是，在杜鲁门的直接命令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孔家、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并对孔祥熙实施秘密监视。对此，孔祥熙做贼心虚，待在家里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孔祥熙找到一位美国的朋友，请他帮忙，这个朋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首先，孔祥熙与这位朋友通过各种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幕后活动，终于打通关节，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及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类似“证明”的材料，说什么在美国的全部华侨连同中国银行在内，所有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这就从侧面否认了杜鲁门关于10亿美金的猜测。然后，孔祥熙破例接见记者，编造了一些谎话。他说：“我家祖辈父辈，历来经营票号、商号，家产总算是富有的，不过，这几十年来，由于通货膨胀，战乱频繁，祖产大部分都损失了。本人投资于国内各工商事业的资本，这次大陆沦陷，也整个荡然无存。民国以来的内战，和大陆的沦陷，孔家损失惨重，目下生活所需，不过是剩下的一点积蓄而已。”言罢神情感伤，似乎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这一着果然奏效，虽然人们都知道孔祥熙财产数量之巨是无疑的，仅从他在美国的开销便可略见一斑，但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与财政部的证明材料及孔祥熙对记者的谈话，却使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也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调查不了了之，孔祥熙的危机也随之而解。度过这一难关后，孔祥熙似乎对自己重新崛起树立了信心，他不甘寂寞，还想奋争，以求回到台湾政界，东山再起。

孔祥熙虽然年过七旬，但对自己昔日当行政院长时的威风还记忆犹新，他总是沉

湎于往日的怀念中，他不想在美国长期做寓公，仍然梦想重返政坛。

1954年，蒋介石在台湾召开第二届所谓国民大会。孔祥熙得知消息后，认为重温

旧梦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心中泯灭已久的从政欲火再度燃烧，便突发奇想，回台湾去参加竞选副总统。但他长期寓美，对台湾的政局还不清楚，也不知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如何，为了谨慎起见，便派曾任过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先到台北去探察行情。

此时的蒋介石对孔祥熙已不感兴趣，他早把这位亡命美国的连襟忘到九霄云外。为了在台湾重建蒋家王朝，蒋介石把希望放在了太子蒋经国的身上，为了培植蒋经国的势力，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国民党进行改造，重新进行人事安排，重用陈诚等人，让他们辅佐太子。这种格局逐渐形成，不可能让孔祥熙插上一脚，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魏道明一到台湾，蒋介石就深知其意，连忙授意陈诚、蒋经国将孔祥熙的代表挡回去。于是，陈诚、蒋经国便命一家报纸发表文章，大骂豪门，矛头直指孔祥熙，连魏道明也当作豪门走狗一并痛骂。魏道明自知不妙，灰溜溜返回美国向孔祥熙复命。

孔祥熙的复出希望彻底破灭了，这对他的打击很大，想到过去随蒋介石鞍前马后，拼死效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现在蒋介石六亲不认，只认亲儿子，回首过去，自己实在荒唐。这以后，孔祥熙不再与闻政治，心中的政治欲火已如死灰一般，不再复燃。平时，他只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如为慈善机构捐款，在大学设立奖学金等等，他像变了另外一个人，过去那种雄心全然没有了，给人的印象，是老气横秋的面貌与万般无奈的神情。

财神爷孔祥熙(3)

但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大，呆在异国的时间一天天增长，孔祥熙思旧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每当他一人静下来的时候，思绪就回到了他的山西。太谷程家庄村头的那棵老槐树，那民风淳朴的村庄，那秉性和善的村民，都令他回味无穷，可如今那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是回不去了。在思考很久后，他决计回台湾，虽然台湾不是他的家乡，但那毕竟是中国啊，语言、习俗、生活等都会使他感到亲切。至于蒋介石是否欢迎他回去，他认为回台湾去当个普遍的平民，应该不会成问题的。

1962年10月，也是一个秋雨霏霏的天气，孔祥熙从美国飞回台湾，他准备在台湾

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到来不冷不热，虽然此时他儿子蒋经国的势力已大，年迈的孔祥熙已不能构成其威胁了，但孔祥熙毕竟是经国的长辈，多一个这样的人，对经国总是不太方便。因此，蒋介石只是对孔祥熙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和谈话，然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的虚职，就不再理睬他了。

蒋介石的态度，令孔祥熙大失所望，他内心十分不满，但台湾毕竟是蒋的天下，孔祥熙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好忍气吞声、暂且住下再说。他觉得台湾的生活环境十分亲切，但生活在其中，又感到并不比在美国自由自在和心情舒畅。因此，祥熙在台湾勉强过了三年四个月后，便以赴美治病为借口，于1966年2日28日再度离开台湾，而且决心不再回来。当孔祥熙与一些故旧戚友握手道别时，忍不住老泪纵横，他这一生，不仅不能回家乡山西太谷，甚至连中国也不能回了。他像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无所终止。

到美国后，孔祥熙没有再去里弗代尔，而是与宋蔼龄一道搬进了长岛洛卡斯特谷菲克斯巷的一幢新别墅，他绝了一切幻想，死心塌地地住在那儿，边看病，边休养，生活过得幽闲而平静。

1967年7月22日，天气晴好，阳光艳丽，孔祥熙起床后，躺在软靠背椅上，漫不经

心地看报。突然，他感到身体极不舒服，随即，脸色苍白，头上直冒冷汗，家人急忙把他送往纽约的医院诊治。医生们采取了许多现代化的先进治疗手段，曾一度稳住了病情。但8月10日又开始恶化，医生再度抢救，而终于不能奏效。孔祥熙因年龄太大，病入膏肓，于8月16日死于纽约医院，时年88岁。

孔祥熙死后，蒋介石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的祭文，将孔祥熙表彰一番，宋美龄与蒋纬国匆匆从台湾赶来，参加了在纽约第五街马布尔联合教堂举行的葬礼。但住在美国的宋子文却没有来，据说，晚年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关系一直不好。

隆重的葬礼后，孔祥熙的灵柩被安葬在纽约市北郊哈兹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墓园。这位旧中国政治、金融界风云一时的人物，生前曾八面威风，不可一世，死后却只能葬身异域，遗恨千秋。

山西王阎锡山(1)

1949年12月7日，这是成都一个少有的寒冷天，空旷的成都机场上更是冷风如刀，严寒逼人。本来，这几个月中，机场上总是人声鼎沸，拥挤不堪，机场跑道边、航站楼旁、指挥塔下，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此等候飞机去台湾，但由于机少人多，常常是飞机还没起飞，便发生好几次斗打和骚动。可是今天，机场上却不同往日，从清晨起，机场各处戒备森严，秩序井然。早晨10点钟左右，几辆小车先后驶进机场，从车上下来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个中等身材、有点肥胖的老人，这老人身穿黑色披风，头戴礼帽，眼中闪出威严的光芒，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山西王，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

阎锡山自从在广州组阁、取代何应钦后，率领他的政府内阁从广州移重庆，从重庆迁成都，发誓要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可是时运不济，西南地区卢汉、刘文辉发动起义，倒戈投向共产党，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兵临成都城下，再要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阎锡山也顾不得当初的誓言，不再坚持死守成都，尽快逃往台湾，他终于面临了别离大陆的时刻。

六十七岁的阎锡山家乡观念很重，在别离大陆之际，他想多看看大陆的一切，但处于如此危急时刻，他不仅不能去老家山西五台县去看看，甚至连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望江亭也没有时间去观赏了。他到飞机场后，急急与送行的官员告别，匆匆钻进了机舱，飞机很快起飞，阎锡山只能在机舱俯视眼底山河，一种悲怆的情感油然而生。他，一个乱世的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匆匆如漏网之鱼，此去台湾，不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

此时的台湾，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处于严重的危机与混乱之中。阎锡山到了台湾后，仍想作拼死挣扎。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建议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培训“革命种能干部”，以作为“收复大陆”的骨干。但阎锡山的这一套方案却被蒋介石束之高阁。特别是阎锡山还想重温大陆的旧梦，他写信要李宗仁回台湾继续当总统，他好继续当行政院长。这就为蒋介石所嫉恨，决心将他赶下政治舞台。

此时，蒋介石正着力于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独揽手中，而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本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矛盾的产物，现在蒋氏父子在台湾一手遮天，台湾的政治舞台既不能容忍李宗仁，阎锡山岂有立脚之地。

1950年1月，蒋介石一手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把阎锡山排除在外，这就说明阎锡山将被挤出台湾的权力中心。

3月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一年又两个月后，复行“总统”职权，宣布将重组政府，这无疑是向阎锡山发出了要其下台的敦促令。作为李宗仁代总统时代的行政院将被新政府所取代而成为历史，行政院长的宝座将易人。于是，识时务的阎锡山只好率全体行院“阁员”向蒋介石提出总辞职，当即获得批准。

阎锡山辞职不久，蒋介石对人事安排作了重大调整。蒋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取代阎锡山；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亲美派军人孙立人当上了陆军总司令；周至柔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桂永清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蒋介石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所有一切重要部门的职务，都与阎锡山无关，这样，阎锡山就无声地从台湾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为了安抚阎锡山，不致引起国民党其他“###”太多的怨恨，1954年2月19日，在台湾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虚情假意地表彰了阎锡山，他以十分感激的腔调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说完这番话，蒋介石将眼光转向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阎锡山，频频微笑，向他表示致意。在蒋的示意下，台下也响起了一阵掌声。

山西王阎锡山(2)

听了蒋介石的这番恭维话，阎锡山不禁暗暗苦笑，何必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既然是功不可泯，为何要敦促下台，夺去职权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虽如此想，但阎锡山不敢表示丝毫的愤怒于形色，他知道，这里是台湾，不是山西，他岂能斗得过蒋介石呢？于是，他尽量装出笑脸，对蒋介石的表彰表示谢意。

阎锡山并非是目光短浅之人，他靠自己的深谋远虑统治山西几十年。1949年，他从太原逃到南京时，就已断定这个政权不会长久，因此，他给自己的未来做了精心安排，他先将他的继母和二儿媳送到台湾，给他们一大笔钱，在台北设立了“阎公馆”；继而，让他的第四个儿子阎志敏远走美国，并带走大宗财产，在那里买下高级别墅；然后，又派他的亲戚徐士珙到日本，也给其大量资金，让其在东京营建新的巢穴。三个地方都作了准备，真可谓“狡兔三窟”。现在，阎锡山被免职的下场确是应验了当初的预料，他本来是准备在台湾长住下去的，但免职后，他考虑了很多，蒋介石既然不容他，台湾也决非久居之地，不如远走他国，去了却人生的最后岁月。于是，阎锡山便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说他身体有病，想出

国治疗，提出了到日本或者美国的要求。

国民党一些###大凡要出国，多是以病为由，如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一旦出去以后，便不再回来，且在洋外互相联络，独成一体，甚至有的人还写文章、发表谈话，攻击与谩骂台湾政权。这一点，蒋介石深为恼火。他不能放阎锡山出去，他知道阎锡山在罢免行政院长后满腹牢骚，只是在台湾不敢表露而已。一旦出去，又将是他的一个对头，这只虎不能放出去。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阎锡山的出国报告。

蒋介石大权在手，阎锡山不敢碰硬，只好乖乖留下来，在台湾消磨多余的岁月。阎锡山本来在台北闹市区准备有豪华的公馆，但他不愿住在这里。为了避免经常见到那些上台的新贵，惹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搬到了市郊阳明山的菁山居住。这里虽然风景如画，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气温凉爽；但地区偏僻，交通不便，而且连起码的现代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电灯、电话都没有。但阎锡山却不管这些，硬是住了下来。为了适应环境，他叫人把房间用石头垒成西北地区的窑洞一样；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就像当地山民一样，到涧边取水。堂堂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在下台后，就住在这石头窑洞中，像古代人一样，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复始的隐居生活。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中，他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时起床。早餐后便开始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然后会客、座谈、看书或思考；晚饭后，他喜欢一人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阳明山暮色中绮丽的风光；回来后，便拿出一部《易经》来，慢慢阅读。岁去年来，逝者如斯，他长住在此，怡然自乐。

十年时间中，阎锡山的主要工作是著书立说。这期间，他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人应当怎样》、《日本应当怎样》、《###为什么，凭什么###》、《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如何造成足够###的力量》、《共产党为何必败》、《###的哲学基础》、《###复国的的前途》、《共产党为何与中国文化为敌》等。纵观这些书的内容，纷纭复杂，但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便是###。阎锡

山并没有从大陆失败中找到人生的真谛，淡化其###的意识；相反，他从反面去总结教训，更加顽固地坚持其###立场，卖力地鼓吹###的陈词滥调，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阎锡山虽然隐居菁山、闭门写书，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远离尘世，实际上，他参与政治的欲火并没熄灭，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除了写书、在书中大谈政治外，他还常到台北一些机关、学校、团体，向公众发表###演讲。他虽然年迈体衰，但只要有人邀请，他必去无疑，几乎每月都有十几次演讲，有时一天讲几次，真可谓不辞劳苦。

山西王阎锡山(3)

在写作与演讲之余，阎锡山还在他的寓所里接待各类人物。这时期，常有很多人前来拜访，有亲朋故旧、政界显要、民意代表、军界首领、实业巨子、企业领袖、教授学者、神父牧师、新闻记者等。在与这些人的会谈中，他也不忘大搞###宣传，不厌其烦地劝导别人去###，企图以此博得蒋介石的好感。

阎锡山自认为是了不起的先哲仁人，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联云：“造福世界，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后人立德，是仁者责任；净清宇宙，为现世除冤，为往世鸣冤，替来世防冤，乃圣贤心怀。”他说，他如此精心于###事业，是为了“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但他不知道，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不过是一跳梁小丑。过度的劳累，使阎锡山的身体急剧垮了下来，体内各种疾病交替出现，而且日趋严重。他先患糖尿病，不久，又出现冠状动脉硬化，随后，又是心脏病，这诸多病症时刻困扰着他，威胁着他，使他不得安宁。再加年龄一天天增大，各种器官日趋老化，身体的抵抗能力逐渐减弱。阎锡山已是日薄西山，“昏惨惨黄泉路近”。

1960年5月初，阎锡山突然发生腹泄，不久，腿部和脸部出现浮肿，他气喘吁吁，

站立不稳，不能自持，常常要人扶着在沙发上坐一下，或者用小车推着在室外走一圈，自理能力一天天减弱。

阎锡山知道自己在这世上不会有太多的时间了，他常常望着窗外的山峦和树木出神，随从人员问他想什么，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这阳明山比我们文山树多，风景好！”随从人员知道他说的文山，是他老家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的那个小山头，是啊，老人在想他的家乡，他已是十几年没再去老家了。

“我们没有到过文山，文山一定好玩吧？”随从人员好奇地问。

“嗯，很好玩，山上有很多树，山下，滹沱河水缓缓流过，山水相映，也是很美的，当然，跟阳明山比，就差些了。唉，现在不知是什么模样了。算了，不谈这些了。”阎锡山叹了口气，又不说话了，依旧望着窗外的山峦与树木出神。一会儿，他的老朋友贾景德进来，他儿子、儿媳也来了，望着亲人故旧，阎锡山情绪十分低落，他以悲哀的音调说：“我不能随蒋公回大陆去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儿子、儿媳见此情状，都劝他安心养病，不必考虑太多，他说：“不是我考虑太多，我的病，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再活多久了。我死后，你们一定切记：第一，一切宜简，不宜奢；第二，收挽联不收挽幛；第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第四，出殡以早为好；第五，不要放声而哭；第六，在墓碑上刻我写的思想日记第一百段及一百二十八段；第七，每日早晚各读我写的《补心录》一遍。”家人含泪答应。

5月21日，阎锡山因感风寒，又患感冒，早晨便卧床不起，左右扶他起床时，发现他的腿已完全不能站立，口中不能言语，手已麻木，连衣扣也不能扣上，头低垂，不能抬起，与前判若两人。由于离市区远，便拖到了第二天。

5月22日，家人请来医生，经诊断后确定，阎锡山所患感冒已转成肺炎，情势严重，必须赶快送医院治疗。于是，家人迅速将阎锡山抬上救护车，准备送台北市台大医院诊治，但车行中途，阎锡山病情转危，不几分钟，便已昏迷。到台大医院后，虽经多方抢救，终因耽误太久，而无力回天，阎锡山于当天死于台大医院，终年78岁。

阎锡山本来已被蒋介石忘掉，但现在人已死了，蒋介石还得装模作样表示一下，他派人送来了“怆怀耆勋”的匾额，以示哀悼。5月29日，阎锡山入殓时，蒋介石亲自致祭，言语动情，让人感动，似乎他与阎锡山从来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他对阎锡山的死是真心痛悼。

阎锡山的灵柩埋葬在阳明山七星山南面一块坡地上，这里有山有水，绿树成荫，景色秀美，是山西五台县的文山所不及的。但阎锡山倘若地下有知，他还是不会满意，他倒是愿意长眠在他的家乡，与文山的轻风明月相伴，听滹沱河那潺潺的流水声。

“文胆”陈布雷(1)

1947年初，南京城里，斜风细雨，春寒料峭。这时，在通往总统府的路上，一辆黑色轿车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布料长衫、个子瘦弱、面色枯黄的老头，一副落拓不羁的乡村教书先生的模样。此人却不是一介寒儒，他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大名鼎鼎的陈布雷。

陈布雷是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人，原名恩训，字彦及，生于1890年11月15日。辛亥革命时，他以布雷为笔名，写了很多反清文章，笔扫千军，震动一时，布雷之名为时人所知，而真名反被人所遗忘。1927年，他追随蒋介石，成为蒋的首席幕僚、国策顾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随国府还都，从重庆到了南京，但一直没有房子住，好长时期住在招待所内。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一些要员却利用职权，占了大量别墅、洋楼。他心中愤愤不平，常在家里发牢骚，对属下说：“我们都是澹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子和机器。”甚至对与他颇有交情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指责说：“现在党民要员都不能严于律己，像果夫与立夫兄弟，过去我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现在唯恐学不到孔、宋。”在家里发了牢骚，陈布雷还觉不解气，便去找蒋介石发泄。蒋介石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蒋介石对陈布雷总是温文尔雅、十分谦恭，见陈布雷面色不好，便关心地问：“布雷先生，你近来身体怎样？”

陈布雷声音低沉地回答：“身体还好，只是，我想辞职返乡。”这句话，陈布雷不知向蒋介石说了多少次，差不多成了见面的口头语。

“那为什么？我还想借重你负责一项重要工作。”蒋介石心里虽有所知晓，但仍然装模作样地问。

“今抗战胜利，大敌已除，当把握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但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党国要人因循苟安，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布雷触目伤心，心中郁抑，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已不堪工作，愧对国民……”

“布雷先生，这要不得，要不得！”不等陈布雷说完，蒋介石连忙好言抚慰，他知道，陈布雷对抗战胜利后一批党国要员搞“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的腐败情景深感不满，对自己弄到无房可住牢骚满腹，便不得不顺着他说几句：“你对党国的忠心，我是晓得的，有些人实在太不像话，我一定会采取办法制止这种现象的发展。”

蒋介石的几句虚言假语果然起作用，陈布雷话说完了，牢骚也烟消云散。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政权还是忠实的，他认为，国民党再腐败，至少20年的天下总是可以维持的。发发牢骚，只是恨铁不成钢而已。

见陈布雷精神状态转好，蒋介石便把话转入正题，说：“现在共产党方面鼓动###，反对制宪，制造事端。我准备召集重要人士会议，定期召开，就称为‘官邸会报’吧，会前需要进行各种宣传、准备工作，这就要成立一个‘宣传小组’，实际上是‘官邸会报’的秘书室，并兼管全国的宣传工作，由你来主持这个小组吧！”

陈布雷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可以，不可以，我希望工作越少越好……”事实上，陈布雷说的也是实话，近来，他的身体极差，已不堪重负。但蒋介石却不听这些，他打断陈布雷的话，连连称赞说：“我知道你办事认真，而且文化宣传方面的人又熟悉，你一定会不负众望的。”顿了一下，蒋介石又接着说：“至于身体不好，可以到庐山去休养一段时间。好了，这就说定了。”

陈布雷再也不好推却，他忠于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任命，一方面他因身体原因不愿接受，另一方面又有“皇恩浩荡”之感，觉得蒋介石是信任他的，“士为知己者死”，为蒋介石效力，再苦再累，他也愿意。本来，陈布雷到蒋介石处是为了发发牢骚，希望得到、听到几句安慰的话，谁知却又揽上了新的事务，他只有苦笑一下，抖擞精神，奋力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文胆”陈布雷(2)

这个宣传小组虽然只叫小组，级别却很高，其成员都是大人物，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等。陈布雷对工作确是认真负责，他接受任务后，亲自召集了好几次会，想了不少办法，但宣传方面仍无起色。他这才认识到，时代变了，不是北伐与抗战时那样的宣传，民众不但对宣传信服，而且深受鼓舞，往往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现在，有谁相信他们呢？陈布雷无法，只好再去找蒋介石。

蒋介石也知道其中的难处，也没有什么高招，只是硬着头皮给陈布雷鼓气说：“共产党现在宣传很厉害，他们有计划制造谣言，恶意中伤政府及负责官员，这样可以以讹传讹，一时有众口铄金之势。因此我们宣传小组要制定原则，建立社会声誉，坚定同志信心，巩固党和国家政府的地位。”

陈布雷口里答应着，心里思考着，他认为蒋介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便委婉地说：“蒋先生，实际情形与宣传不应有很大距离，竭诚盼望许多实际问题应有改善，实际问题改善后，宣传自易取信于人，否则，徒责宣传之不能尽责，而委过于宣传，是不公平的……”

听了陈布雷的话，蒋介石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个老实人内心也有诸多不满，作为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都如此想，难怪宣传工作搞不过共产党的。但细想一下，觉得也有道理，便连连点头说：“那当然，实际问题当然要改善，你放心，会改善的。”话虽如此说，但在当时，蒋介石要解决实际问题，却比登天还难。贪污腐败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诸多社会问题已是积重难返了，陈布雷的建议只能束之高阁。腐败现象继续发展，混乱局面越演越烈，陈布雷失望了。他向蒋介石请了假，于1947年7月上庐山休息，以逃避现实中无休无止地困扰他的烦恼。

前线是弹痕血雨，内地是民怨沸腾，只有庐山的风光依旧如画，陈布雷在这里看不到蚊蝇吮血的贪污腐败，听不到“反饥饿反内战”的阵阵呼声，似乎与世隔绝。早晨，他略微看看闲书，下午静静躺在床上休息，晚上才在习习夜风中散散步。身体的衰弱，局势的紧张，使陈布雷的思想越来越颓废。一天，他和夫人王允默散步，望着西沉的夕阳，凄然说道：“潮有涨落，日有升沉，人也有生死，道理亦然。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我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说罢眼圈红了。

几句话，说得王允默心中一震，不知丈夫怎么突然说出这种不祥之语来，便连忙安慰丈夫道：“你身体没大病，蒋先生又器重你，50多岁，才人到中年呢！”陈布雷苦笑了一下，抬起头来，望着远处那如黛的山峰和似血的晚霞，好半晌没有讲话，一直到天黑，才与夫人默默回到寓所。

庐山风光虽好，毕竟不是陈布雷久留之处，他还是下山了。此时，蒋介石正处于困难与危机时期，他要帮蒋介石度过难关，七天后，他又出现在蒋介石身边。

一到南京，各种不好的消息接踵而来。政治上，蒋介石改组政府，但引起的矛盾更多，蒋介石便更加独裁专制，在此情况下，各地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工人罢工、市民游行、商人罢市等运动迅速扩展到各大中城市，军事上，各战场上传来的消息都是两个字“失败”，蒋介石精心组织的重点进攻计划已彻底破产，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反攻；经济上，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高涨。陈布雷刚坐进办公室，秘书蒋君章就向他报告各地物价上涨指数：汉口上涨21%，重庆上涨40%，广州上涨33%……随后，又有人向他报告：杭州、青岛、成都、无锡、北京等地同时出现“抢米风潮”……

陈布雷呆若木鸡，不断摇头，尽管如此，他还要支持下去。为了给宣传部门的人打气，他召开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宣传会议，凡党营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广播电台、电影厂等负责人，均通知前来参加。陈布雷要在会上统一思想，稳定人心，以在宣传上继续跟共产党较量。但会议刚开始，便乱了套，与会者心情沉重，大发牢骚，整个会场成了怨言与风凉话发泄的场所。

“文胆”陈布雷(3)

有的说：“大势日非，情势恶化，岂宣传所能为力？”有的说：“布雷先生统率宣传部队，苦心焦虑，何能见功？”有的说：“胜利后不到两年，国库9亿美金荡然无存，以致经济崩溃，危及国本，这些都成为共方宣传的把柄，如何能掩人耳目。”

一时，会场上慷慨激昂者有之，骂爹骂娘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潸然流泪者有之。陈布雷见此，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确实非宣传所能为力，预先准备好的一大篇演讲词，此刻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匆匆宣布散会。回到家里，陈布雷觉得心力交瘁，身心疲惫，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永远只是烦恼和痛苦，他仿佛掉进万劫难逃的苦海中，摸不清方向，看不见彼岸。

陈布雷尽管对一切已经灰心，但并没死心，他还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1948年10月，他与蒋介石私下作了一次长谈，他推心置腹地向蒋介石进言道：“蒋先生，胜利以还，我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使###得以宣传之把柄，不管人家怎样说，对贪污之风，确须整顿，但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蒋介石一惊，他知道陈布雷所指老虎是谁，干脆把话挑明，便接过他的话说：“你是指孔、宋……”

“不，不！”陈布雷知道孔、宋是蒋介石的亲戚，他怎好直说呢，便缓和一下口气说，“布雷的意思是，庸之先生最好能离开中国，对国事不要介入，免得先生为难。”

蒋介石会意，他也曾有意让孔祥熙离开中国，赴美游历，但对陈布雷居然敢当他的面说孔、宋等人，内心十分反感，想到社会上一些人借攻击孔、宋而将矛头指向他，陈布雷也可能是受了影响，便反唇相讥道：“布雷先生，你的小女儿……听说她参加了共产党？”

果然，陈布雷一听，急得满头大汗，讷讷地说：“蒋先生，小女是否参加共产党

我不知道，不过，听说她激进过。”

见陈布雷如此窘迫，蒋介石态度也缓和下来，亲切地说：“布雷先生，你不要紧

张，你可以把女儿管起来，叫她读一些曾文正公家书。”

“是，是！”陈布雷不敢再说别的什么，赶忙离开了蒋介石官邸。

回到家里，陈布雷唉声叹气，他知道蒋介石对自己产生反感，心想，自己不可能把女儿管起来，蒋介石也不可能拿孔、宋开刀，这个政府是无可救药的了。但蒋介石的话又不禁使他想起女儿来，小女儿陈琏是他与第一个夫人杨氏所生之女。杨氏秀丽温柔，婚后他们恩爱异常，但杨氏在生下陈琏后便去世，陈布雷十分喜爱陈琏，平时总是宠着她。但陈琏与他走了不同的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继续从事共产党的工作。陈布雷时常为女儿担心，他知道国民党特务的狠毒，怕什么时候落入他们之手。他想见见女儿，便给陈琏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很想念他们，让他们有时间就回南京来看看。陈琏接信后，与丈夫袁永熙很快来到南京，陈布雷十分高兴，他要陈琏夫妇陪他去中山陵。

冬天的紫金山草木摇落，松涛呼啸，陈布雷与女儿女婿沿着中山陵长长的台阶缓缓走上去，他在孙中山石像前沉思半晌，并默然行了三个鞠躬礼，回过头来，望着陈琏夫妇长叹一声说：“唉，气数已尽，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于今悔之晚矣！”他咳嗽几声，接着又说道：“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啊！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

陈琏感到奇怪，父亲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呢？她不好说什么，便与丈夫扶着父亲

慢慢走下中山陵。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与父亲呆在一起。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注定。11月8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陈布雷也参加了。会上，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了八年，剿‘匪’也要八年。”

陈布雷一听，顿时愣住了，难道一定得八年才能取得胜利吗？现在战局如此不利，还能说这话吗？因此，他在整理蒋的讲话时，将这句话略去了。结果，在送审时，蒋介石第一次向陈布雷发火了，他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了，你一定要照我讲的写，不能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的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陈布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什么也没说，默默退出。回到家里，陈布雷没有吃饭，他的心如死灰一般，蒋介石如此固执，这个政权还能不灭亡吗？自己对蒋如此忠心，也被他猜疑，现在自己确实脑力疲劳，对蒋没有用处了，也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当然，他内心还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前不久，蒋介石派陈立夫到美国去了，如果美国能插手中国政局，肯帮助蒋介石，或许这个政权还能维持一些时日。虽然自己不想干了，但他希望蒋氏政权不垮台。

“文胆”陈布雷(4)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陈布雷参加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会上传出不好的消息，陈立夫从美国来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拒绝援助国民党政府。这个消息犹如当头闷棍，彻底击碎了陈布雷仅存的一丝幻想，他的心也彻底地死了。陈布雷回到家里，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神情异常，话不及意，成天躲在房里，闭门谢客。

11月12日，陈布雷恢复了正常。他吃饭后，郑重其事地坐到了写字台前，他已经下最后决心，要离开这血火风雨的世界。他先是提笔写杂记，此时此刻，万语千言不知如何下笔，他一生写下了多少文章，却都不如这篇文章难写，他想了好久，才写了这样几句：

“人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是啊，自己不是因工作而死，因抗敌而死，现在自己是自杀，自杀总是不名誉之

事，为何要自杀呢？他想了想，执笔接着写下去：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思虑，则生命便失去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何况有形的身体……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写到这里，陈布雷忍不住凄然泪下，他给蒋介石卖命二十多年，现在已经是疲倦、衰老，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虽然如此，他对蒋介石仍怀有感情，他始终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在写完杂记后，他又给蒋介石留下了一纸情深意切的上书，说明自己的死是因为“身心毫无可效命之能力”，已经是“油尽灯枯”，不敢“偷生尸位”，“贻误公务”，因此请蒋介石能给予谅恕。写到这时，人已静，夜已深，寒气已悄然向陈布雷袭来。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望着昏黄的灯光，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于是含泪给妻子王允默写下了遗书，表示自己的死是无可奈何，虽然死了，但“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对爱妻的缕缕真情，跃然纸上。

随后，陈布雷又分别给自己的子女、兄弟留下了遗言，还给在京沪的几个挚友分别留函。待这一切完成时，已是残月西沉、五更将晓，他知道自己留在这世上只有几个小时了。于是，他去洗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衫，外面穿了一件棕黑色的呢长衫，然后又回到写字台前，审视这书房里的一切，房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那样熟悉、那样值得留恋。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又出现了家乡的慈湖，碧波荡漾，晓风残月，春柳夏荷，秋雨梧桐，冬雪霜桥……可现在，自己只能是魂归故里了。

远处传来阵阵晨钟，其声悠悠，有如仙乐一般，天快亮了，陈布雷不能再等了。他关好书房，回到卧室，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了一瓶，又吞下大半瓶，喝了一口水，环顾四周，惨然一笑，内心说道：“永别了！”便和衣躺在了床上，此时，天将露白。

11月13日上午9时，陈布雷寓所的电话响了，秘书急忙接电话，原来是中央党部催陈布雷去开会，秘书为了不影响陈的休息，便代为请了假。到了10点钟，还不见楼上有动静，秘书即上楼敲门，但不见响，便喊副官上来，喊了几声，仍不见回音。两人急了，便撞开房门，掀开蚊帐，只见陈布雷眼睛圆睁，嘴巴张开，脸色死灰，秘书用手一摸，全身冰凉，已死去多时，终年59岁。

陈布雷自杀身亡，他是在对蒋介石的忠心与认识到蒋氏王朝已处于穷途末路的矛盾中自杀的，他自身存在旧的文人习气与性格软弱的弱点，在封建意识的羁绊中不能自拔，他是在幻灭与悲哀中死去的。他的自杀为蒋家王朝的灭亡唱出了一声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