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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袁世凯一人“出版”的荒唐报纸（图）

- 袁世凯身后的两大谜（1）

- 袁世凯身后的两大谜（3）

-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1）（图）

-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2）

-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3）

-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4）（图）

-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5）

-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6）

- 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1）（图）

- 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2）

-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1）（图）

-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2）

-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3）

-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4）

-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5）

-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6）

-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1）

-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2）

-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3）

- 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竟是总司令（1）

- 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竟是总司令（2）

-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1）（图）

-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2）

-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3）

-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4）

-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1）（图）

-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2）

只为袁世凯一人“出版”的荒唐报纸（图）

袁世凯身后的两大谜（1）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世反对。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复活，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甚至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袁世凯的称帝提出警告和抗议。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北洋派内部更是危机四伏，以往在北洋一呼百应说一不二的老袁，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无奈之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称帝仅八十三天，史称“八十三天皇帝梦”），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5月下旬袁忧愤成疾。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在心理遭受的重大打击及家族遗传性糖尿病的交煎之下，于1916年6月6日撒手人寰，时年五十七岁。他死后，留下了两个谜。

袁世凯为什么要葬在安阳？

袁世凯死后的两个多月，即1916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安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是“七大古都”之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汉字之都、甲骨文之乡、《周易》的诞生地、上古颛顼帝喾二帝陵墓所在地、隋唐瓦岗寨起义地、岳飞故里。

袁世凯老家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项城（项城至今保存有各式建筑248间的“袁世凯故居”，以及有清代宫廷式建筑群典型风格的“袁世凯行宫”），可他死之后为什么要葬在河南省最北部的安阳呢？

对此，袁世凯生前含糊其辞，近代史家也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

从现存文献看，早在袁世凯归隐的1910年冬天，他就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但究竟在何处他没有明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据其子袁克文记述，袁世凯自选的墓地在太行山中。他写道：“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音zh　nx　，意墓穴）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袁氏后人最后讨论葬于何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但长子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葬在彰德府洹上村旁。

袁世凯身后的两大谜（3）

所以，袁世凯死后，归葬于他曾阅兵和归隐过的安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

袁世凯的墓园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水北岸，现为安阳博物馆馆址所在地。袁世凯墓修建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这些数字都翔实地记录在《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上。该墓于1916年6月袁死后开始筹建，1918年6月竣工，是由当时的河南省省长田文烈负责督修的。墓碑上刻有“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字，此乃袁世凯之好友、时任民国总统的余世昌手书。

在所用的七十多万银圆中，北洋政府出银五十万两，其余部分由袁世凯北洋旧部个人捐款，多者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有低于两三千元的。《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拙难在请求爰兴，段君忠枢工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

袁世凯墓园被称为袁林。袁林的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它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袁林建筑的总体设计，有其独特之处，在我国陵墓建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色。堂院以前的部分是中国明清陵寝的风格，后边大墓部分是西洋陵寝的建筑风格。

那么，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名不正而言不顺，最后四面楚歌，不到六十岁就一命呜呼。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最初也想效仿历代帝王，把自己老子的万年吉地称为“袁陵”。

但当时当政的徐世昌却对之明确反对，他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

其时，徐世昌的话自然最有分量，于是袁克定便弃“袁陵”而称之为“袁林“。

徐世昌不愧是袁世凯的生前至交，也不愧为一个学者型政客，他的建议，足以使袁世凯含笑九泉之下。自古帝王之墓为陵，圣人之墓为林，袁世凯墓效仿“孔林”、“关林”而称“袁林”，也算是对他的极大抬举了。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1）（图）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2）

王士珍父亲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九份t岁时入私塾攻读诗书，由于聪明好学，清光绪二年（1876），他十五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十七岁时考入正定镇总兵月学兵队，旋即随叶志超调驻山海关。光绪十一年（1885），入天津武备学堂，在炮兵科学习三年，毕业后回山海关任炮队教习。他采用西法教学，学以致用，博得上司的好评。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后，王士珍作为军事教官被任命为讲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

次年二月，荣禄再次检阅，路过海河，河面不宽，尚有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桥，搭于冰上。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即为小舟，可供游渡，若拆卸折叠，极易收藏携带，荣禄看后更为高兴。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河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禀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后果然如此。荣禄深服王士珍料事精确。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袁世凯听说清政府将派他任山东巡抚，赶紧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袁世凯又惊又喜地说：“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王士珍为袁世凯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采纳王的建议，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致使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王对义和团的血腥镇压，惹得清朝贵族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不满，因为妨碍了他们利用义和团牟取私利的企图。1900年6月，端、庄二王派了一个义和团的首领，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去找袁世凯，说端王命令袁世凯安抚义和团，允许设坛继续操练。袁非常吃惊，立即召集僚属开会商议。群僚认为：如答应设坛，义和团将兴盛起来，造官府的反；如不答应，难免受到端、庄二王的严厉谴责。相顾失色，想不出解决办法。这时王士珍站起来说：“请交给我来审问吧！”他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端、庄二王令箭之罪推出斩首。此时袁召集的会议还没有散，袁问王：“审问得怎么样？”王答：“已经处决了，可以把令箭封起来送还端、庄二王。”袁世凯顿时醒悟，十分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3）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在此期间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也一定让王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保奏说：“王士珍多年随臣当差，知之最悉，切实可靠。”王随后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清政府抽调两万余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任命王士珍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整个操练几乎全是在王士珍指挥下进行的，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大得各方称颂。各国被邀往参观者，无不赞赏王士珍的调度才能。

袁世凯窃居临时大总统后，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王士珍为六大办事之一，但实权最大。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1917年（民国六年）6月14日，别有用心的张勋借调停黎、段矛盾之名进京拥清废帝复辟。当张勋的辫子军到京后，王士珍命令守城部队打开城门，辫子军像潮水一般涌入城中。7月1日，王士珍随同张勋等把十二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场丑剧仅十二天就以失败告终。段祺瑞又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直系军阀冯国璋成为总统，王士珍继任参谋总长。

1917年（国民六年）9月1日，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段祺瑞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解决，并排斥段祺瑞，段不得不于11月15日辞职。由于王士珍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冯于19日任命王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时王士珍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王士珍组阁后，段祺瑞通过报纸对王士珍内阁大肆攻击，又唆使新交通系进行倒阁活动。王士珍被迫于1918年2月“引疾告归”，冯国璋封其为德威上将军。两年后，王士珍辞去所有职务，退出了军政界。之后曾任月薪五百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时，王士珍多次以北洋元老身份出面调停。1928年5月，蒋、冯、阎向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熊希龄等人在北京发起和平运动，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奉系军队临撤离时，骚扰北京百姓。各界公请王士珍当维持会会长，与各系军队联系、调停，维持北京社会治安，使百姓少受了兵灾。

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因患肠癌，病逝于北平，终年七十岁。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4）（图）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5）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实际上控制着北洋政权。他表面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实际“挟北洋以令总统”，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叫他（黎元洪）来签字盖章的，不是叫他压在我头上的。”在中国参加欧战、裁军、人事任命等问题上，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同黎元洪的总统府进行了难解难分的争斗，这就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府院之争”。争斗的结果，终于迫使黎元洪下野，府院之争以“北洋虎”的胜利告终，使黎元洪充分领教了这只“北洋虎”的厉害。

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

段祺瑞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即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抵制袁世凯称帝。他曾多次组阁，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铁腕人物。

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民国十五年，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上，造成“三一八”惨案，旋被冯玉祥赶下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决定终身食素，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

段祺瑞1926年退居天津，潜心于佛学与围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又冀图控制华北地区，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尽办法促段出山，均遭段力辞。后段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其后蒋介石对段一直“师事之”（蒋曾毕业于段所创办的保定军校）。

段祺瑞临终遗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冯国璋被段祺瑞胁迫辞职

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是唯一当过民国大总统的。

“北洋三杰龙虎狗”的最后结局（6）

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诗经村人。1884年到驻守大沽口的淮军营中当兵，翌年被选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留堂任教习。1896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被委任为督练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总监。1903年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经袁世凯的推荐，他任军令司副使，军学司正使。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向清廷要足了条件，才由河南彰德出山，领兵镇压。当时在他手下有两个重要人物同时得到提拔：一个是统率第一军的军咨使冯国璋，一个是统率第二军的江北提督段祺瑞。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冯国璋被委为禁卫军统领，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直隶督军兼民政长。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即所谓的“二次革命”，冯国璋率军南下，攻克南京，遂被袁任命为江苏都督，宣武大将军。

此时恰值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称帝。冯国璋闻讯后专程由南京到北京，当面问袁世凯，袁故作惊诧，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我的长子袁克定是一残废人，二子袁克文是假文人，都是无用之才。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愚蠢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回到南京后立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让他们辟谣。事隔不久，文书官向冯国璋请示：“北京来的公文说，日期将改为洪宪，我们如何回文？”到这时冯国璋才明白过来，连呼：“我上当了！”从此冯国璋决意与袁分手，到处对人讲：“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了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们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们两面不够人。”

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后，袁世凯赶紧调冯进京，委为参谋长兼征滇总司令。冯自知受骗，托病拒绝北上，后来干脆站到了蔡锷一边，举起了反袁的旗帜，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分化，冯国璋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后，冯国璋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并称为“长江三督”，共同对抗段祺瑞。1916年，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翌年为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北京病逝。

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1）（图）

谁是民国将领中写诗最多的人（2）

“我读合江县志书，一夜未曾合眼珠。原有大庙四百座，增修一百九十处。我们科学不进步，这样迷信太马虎。看重空想不实际，何时才能收失土。此事革命应当做，敷敷衍衍太糊涂。”

1938年春夏季节，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来到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晤。在一份战报上他看到抗日英雄吴荣保壮烈牺牲的报道，作丘八诗《铜山烈士吴荣保》一首：

大英雄，吴荣保，我民众，好师表；

家住铜山两山口，敌陷故乡不逃跑。

我军反攻，他做向导。

不怕敌军炮火猛，侦探敌情来报告。

不料一日被敌擒，身受敌兵数十刀；

鲜血淋漓衣尽赤，吴君宁死不屈挠。

临死之时犹高唱：

杀死日本鬼，中国永不亡！

烈士为国死，万世流芬芳。

同胞奋起报仇恨，为我民族争荣光。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却很少有人知道冯玉祥在听到白求恩逝世后，也写过一首《悼白求恩大夫》的丘八诗。诗中赞道：“一位外国人，名叫白求恩，来自加拿大，不辞苦和辛。为我独立战，矢志献其身，服务在前线，救伤又治病。意志何坚毅，博爱火热心。医术也高妙，着手即回春。”“举世皆敬崇，伟大垂不朽，永昌芬芳名……”

冯玉祥除了有“植树将军”之美誉外，还有“基督将军”、“布衣将军”之称谓。其实，还应该给他的美称加上一条：“诗歌将军。”

关于冯玉祥当年的人生辉煌，人们并不陌生，本文不再赘述。冯玉祥曾被1928年7月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他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皮肤古铜色、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由此可见，冯玉祥当年是何牛之至啊。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1）（图）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两位近代奇才推崇备至，一位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另一位是“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

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他指点毛泽东读书与治学，“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是说杨昌济常常引用曾涤生、梁任公的实例来勉励毛泽东。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即梁启超也。所以，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对曾国藩和梁启超最为关注。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所说的话，这里的所谓“独服曾文正”，主要是指佩服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的军事手段。后来毛泽东于延安时代也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毛泽东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很高，他曾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

而论及对青年毛泽东成长影响最大的近代人物，则非梁启超莫属。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各科皆治的通才，对毛泽东在思想、政治观点、文章风格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任何近代人都无法比拟的。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2）

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六岁就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其早慧与聪颖之超人，实属世所罕见。中举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盛赞梁启超是“国士无双”，爱其年少才高，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李惠仙比梁启超长四岁。两年后，两人完婚。

梁启超二十二岁就跟着康有为公车上书，成为名动一时的士子领袖，1898年，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一跃成为了“乱党”头子。戊戌变法之后流亡，又担任《时务报》主笔，一纸风行海内外。“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梁启超诗句），生动刻画了梁启超当时的走红指数与巨大的影响力。

梁启超，举人出身，立过宪保过皇，流亡海外之后思想大变，为捍卫民主宪政不惜与老恩师康有为反目；梁启超另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敢于否定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他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启蒙大师，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一代知识人有思想哺乳之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梁启超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都要高。

梁启超的思想影响过很多人，弟子也大都很厉害，如率先举起反袁大旗的蔡锷将军，就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之一。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水平也是无人可及的，他的九个孩子都是人杰，其中出了三个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世所罕有。

毛泽东比梁启超小二十岁。受时代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毛泽东小时候在私塾中所能接触到的书不过是《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传统的东西，很难接触到一些新思想。

1907年，十四岁的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早期改革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都是讲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振兴商务，强国富民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眼界大开。这些新鲜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又奇妙的世界，毛泽东为之很是振奋。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3）

然而，让毛泽东备感新鲜的《校邠庐抗议》和《盛世危言》，讲的都是三十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事了。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抗议》，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冯桂芬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林则徐的学生，受其师影响，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则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二十五岁时就挟戊戌变法之雄风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的梁启超，此时正纵横捭阖地驰骋在思想舞台上。梁启超不仅继承和发挥了近代思想解放先驱者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思想，而且突破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观念，介绍新知识，为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所倾倒。他以半文半白的流畅可读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强国富民的大道理，再交织着动人心肺的热烈的情感，吸引了社会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梁启超迅速成为那时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时有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时评家之誉。

特别是梁启超所创造的“新民体”，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伟大贡献之一，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民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体”气势如虹，读之使人酣畅淋漓，有大快朵颐之感，如他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4）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泽东从他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过期的《新民丛报》。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真阅读，反复思考，直到里面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诵出来”（《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9页）。毛主席尤其喜欢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新民说》。这篇论文二十个专题，以新颖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论述了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社会道德、社会组织、国家思想、尚武精神、个人自尊、新民素养等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毛泽东读后，茅塞顿开，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不仅将一些重要的段落加点画圈，而且还在旁边写有批语。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四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此时，毛泽东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观念，对专制制度有所批评，对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好感。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听到广州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大字报），贴在墙上，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织新政府。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回忆那时的感受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一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对梁启超的崇拜远胜于康有为。他习惯上将“康梁变法”说成“梁康变法”。他曾一度取笔名为“学任”，他曾解释说这个笔名含有学习梁任公之意。他还学梁启超的“新民体”去写文章，文风活泼，感情充沛，煽动性极强。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他的语文老师袁仲谦就批评他不应该学习梁启超的“新民体”，因为这种文体比较适合报刊，要写深厚而真正说服人的好文章，还要学习韩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此后，毛泽东的文体才有一定的转变。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5）

不过，梁启超在毛泽东心中的崇高地位丝毫没有减弱。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致好友的信中，对梁启超广博的知识十分推崇，特别赞成其“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身上，很容易寻找梁启超的影子。那时毛泽东写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欢征引梁启超的论述。梁任公所著的《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毛泽东都征引过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观点。在1915到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毛泽东几乎和梁启超同呼吸、共命运。

毛泽东对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千古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推崇备至。（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时，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二十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毛泽东将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凯之解剖》、《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军中敬告国人》等编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梁启超先生等对时局之主张》，在湖南第一师范和长沙到处散发，影响颇远。袁世凯帝制败亡后，梁启超提出南北和解，远在长沙的毛泽东也持同样的观点。

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知心好友决定成立一个革新社团的时候，起名叫“新民学会”。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他最喜欢的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他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整。《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青年毛泽东最推崇的一位民国通才（6）

有趣的是，当代最红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梁启超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股市的建设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请看郎咸平的演讲：“1922年，疯狂的交易所热潮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门庭若市迅速变为门可罗雀，难以维系的交易所纷纷破产，最终存活下来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两家。中国进入了证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中国当时已经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而日后美国、英国的证券市场正是按照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国思想家是谁呢？是梁启超。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你看他说过什么话：‘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学不像，我们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面。这是他的原话，多厉害，他可是在八十多年之前说的。梁启超没有在沃顿商学院念过任何一天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凭自己的悟性。还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股市出了什么问题？缺乏信托责任。这个批评放到今天来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梁启超怎么说？‘是信，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也就是说，由少数有信用的人来经营企业。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责任。他认为当时的股市缺乏信托责任。这种智慧之言，很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其实他讲的话和我今天讲的话是一样的，我的水平也就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我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才有这种水平，他可没有。可见这个人有多聪明。”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1）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革命政策，它的召开，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次会议上，以共产党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任中共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的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央为了发展国民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国民党执行部，派遣中委和候补中委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瞿秋白、毛泽东等到沪建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五省市的党务工作。

毛泽东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复试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正式挂牌办公。执行部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等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与于右任、茅祖权分任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

由于当时各省均在军阀控制下，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因此只好委托各省中央委员以及刚刚成立的执行部在各地秘密分散招生。为了保证学生的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

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步：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基本程序是：全国十九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

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位于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办公场地内。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如1924年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就发出第七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2）

胡宗南复试过了毛泽东的关

在国民党军队中，胡宗南有“天子门生第一人”之称，颇受蒋介石器重。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开始成为黄埔系“少壮派集团”的核心人物。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

1936年4月2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是黄埔学生在国军中的第一个军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军团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八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八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是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被正式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

胡宗南也是国军黄埔学生中，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

凭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金字招牌，胡宗南在军界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鲜为人知的是，他当年考黄埔军校时，复试的主考官竟然是被他日后多次围剿的毛泽东。

在上海顺利通过复试后，胡宗南来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却因身高不足落选，后在廖仲恺的帮助下被录取为黄埔第一期学生。

黄埔一期学生有百分之二十是通过上海选收进来的

黄埔一期学生郭一予在《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一文中曾这样记载：“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的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全凭考试成绩录取，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

据史料记载，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一百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他们中除胡宗南以外，国民党方面的名将有：后为海军司令的桂永清、黄维等。

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黄埔一期学生黄维曾撰文回忆说：“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

毛泽东曾是黄埔主考官（3）

在第一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他们中著名的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等。

对于当时的情况，徐向前元帅晚年曾记述：“1924年过年后，我与几名同乡结伴乘火车来到上海，住在美术学校一名姓赵的老乡家，准备报考军校。4月中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初试比较容易，考试第三天，我就接到通知被录取了。接着，每人发给了一点路费，大概是五块钱，要我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竟是总司令（1）

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由于工作需要，中共的党员分为两种：一是公开身份的党员；二是不公开身份的秘密党员。其中知名的如被称为前“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龙潭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以及白崇禧身边的机要秘书谢和赓等。这些秘密党员和上级都是单线联系，有的直至病逝或牺牲，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

那么，谁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秘密党员呢？

是从旧军阀阵营中走过来的朱德。他也是我党隐蔽战线最早的“卧底英雄”。

朱德少年时代在下田劳作之余读过私塾，二十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朱德意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寻找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打算外出学习，去“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1922年7月初，朱德买好去德国的船票后，就去北京找好友、时任北京《民报》主笔的孙炳文。孙炳文与陈独秀认识且有工作上的来往，他将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介绍给朱德。

这年8月中旬，朱德和孙炳文同到上海，帮助他寻找共产党。他们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孙中山对朱德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他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元军费。他们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也表示赞同。几天之后，朱德跟随孙炳文悄悄走进上海闸北一所简陋的小屋，即党中央的处所，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任的陈独秀。朱德坦诚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并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但陈独秀认为像朱德这样从旧军队过来的人申请入党，还需要考察，同时朱德也没有要孙炳文和他作为入党介绍人。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朱德不免有些失望。

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竟是总司令（2）

然而，朱德并没有放弃，他对于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非常强烈。1922年9月，朱德到德国留学后，找到了周恩来并提出入党申请，周恩来也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要求，而在同他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周恩来对他有了深入了解。两个月之后，周恩来和张申府一起介绍朱德入党。此外，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依据党章的规定，他的入党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又有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所以他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但朱德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是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很难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将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他考虑到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有利于革命。所以，对朱德采取了“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陈独秀的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历史上吸收秘密党员开了先河。这些秘密党员们都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德的党籍起初的对外保密，确实有利于党的工作，在策反旧军阀易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他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做了两次交谈后，立即委以重任，并以秘密党员身份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争取杨森支援北伐。与此同时，朱德在上海逗留期间，陈独秀又要他利用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去调查军阀孙传芳的实力。接着，朱德又赶往四川，经他努力，原先想勾结吴佩孚的杨森，终于宣布易帜，并于是年11月2日发表通电，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这时，朱德才以公开的党员身份任党代表。

朱德在旧军阀中秘密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成为了我党最早的“卧底英雄”。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其任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人民军队最高领导职务，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1）（图）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2）

曹操、刘备、孙权皆为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在《厚黑学》看来，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皇后皇子，并鼓吹“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奸雄的嘴脸暴露无遗。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逃西跑，丧尽廉耻。他最善哭，以骗取将士的好感。孙权呢，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李宗吾此语，实在是俏皮得很）

他接着有又说：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李宗吾还言简意赅地对《厚黑学》进行了总结：“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第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下虚伪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厚黑学》中，李宗吾对于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给历史糊上的仁义道德一把撕了个干干净净，不但如此，还把批判的利剑直指向“尧舜禹汤”等“圣贤”，声称圣人乃是厚黑徒的最高境界，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他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绝不能有丝毫的客气。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3）

第三，《厚黑学》明确主张思想独立。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笔者认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前后，比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要早。我们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全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迅速成为了一阵势不可挡的狂飙，“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方面，李宗吾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先行者。

第四，深刻揭示出了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之本质。许多人以为《厚黑学》是专门研究帝王将相发家以及统治天下之奥秘的，其实不然，此书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李宗吾在书中指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

第五，直面当时的政治前景，指出其症结所在。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作者当时所处的民国的政治前景，《厚黑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旷代文化奇人“厚黑教主”（4）

《厚黑学》中的观点都可谓别树一帜，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学问大家对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柏杨对李宗吾推崇备至，写书《厚黑教主传》，对其高度评价。柏杨在《李宗吾之学》一文中还提到这样两个有趣的段子：其一，他（指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其二，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挂于少城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现在一些著名高校在研究生课程里开辟有“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充分体现了《厚黑学》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1）（图）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2）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生于1879年，清代举人出身。于右任自小受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益增长，立志反清救国，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侯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