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导言

-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1)

-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2)

-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3)

-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4)

-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5)

-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6)

-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1)

-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2)

-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3)

-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4)

-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5)

- 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各省区的军队

-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 赣闽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 赣闽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 江浙地区的起义和军队

- 云贵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 云贵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 直鲁及东北地区的起义和军队(1)

- 直鲁及东北地区的起义和军队(2)

- 直鲁及东北地区的起义和军队(3)

- 两广地区的军队(1)

- 两广地区的军队(2)

- 两广地区的军队(3)

- 两广地区的军队(4)

- 两广地区的军队(5)

导言

导言李跃乾

中华民国军事史是中华民国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1949年至今，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下面我们作一简单回顾和介绍。

首先看档案资料，这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研究民国军队和军事的需要。主要有以下档案资料：文闻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和《抗战胜利后受降与接收秘档》等，主要是关于民国军队中后期的一些战争活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涉及军队军事的很多；张侠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北洋陆军史料》等。

其次是口述历史、回忆录或者传记等，这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民国军队和军事的资料库，可以与档案资料相互参照。如：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20卷本《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共约3000万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0~2002年间出版的150辑《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26辑《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

军事人物回忆录或者口述历史出版的总数难以准确统计。共产党将领回忆录和民国军队相关的主要有《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刘伯承回忆录》等。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主要有《李宗仁回忆录》、《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刘玉章——戎马五十年》等。其中，桂系首领李宗仁的回忆录是关于桂系的重要史料之一，值得关注。

文史资料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起，将全国政协等机构组织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编写的回忆录，辑为专题，计有12集的《“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亲历记》、《“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西安事变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等，内容包括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亲历记》、《淮海战役亲历记》、《平津战役亲历记》、《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等。另外还有山东政协、枣庄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儿庄大战亲历记》；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原大战内幕——1930亲历者揭密》；全国政协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

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战争和革命，军事人物往往同时也是政治人物，有关的人物传记已有不少，但是能够写出传主军事专业特点的却为数不多。其中应予重视的有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朱德传》、解放军各元帅传记组撰写的《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陈毅传》、《罗荣桓传》、《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这些书立意严谨，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彭德怀传》、《陈毅传》、《刘伯承传》军事专业特色更显突出，这与传主的军事生涯更丰富相关。由星火燎原编辑部组织编写、解放军出版社的《解放军将领传》系列，收入了数百名高级将领的传记，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民国军队和军事斗争。由王成斌、刘炳耀、叶万忠、范传新等编著的七卷本《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收入北洋军阀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将领百余人。

再次是专著，已经有了几部，但是这些书只是对民国军队和军事进行了宏观的概括的研究。如张玉田、陈崇桥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容涉及到1840~1919年军事史的各个方面。这部书的弱点正如许多批评者所言，军事特点不够充分，这反映出当时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尚不充分，作为综合性的著作也一时无法达到人们所企盼的水准。而由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第三室编写的上中下3册《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1985年）因其较浓的军事特色引人瞩目。该书介绍了1840年至1919年历次内外战争，并对历次战争战役的战略战术作了自己的分析，颇具特色，且附有34幅彩色作战示意图，是一部成熟之作。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3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与同类著作相比显得更加完整与准确。支绍增、罗焕章所著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王秀鑫、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也都注重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积极作用。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4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则从日方资料入手，颇具特色。徐康明著《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全面且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抗战中滇缅远征作战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起推出的“抗日战争丛书”汇集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成果，其中林治波所著的《大捷：台儿庄会战纪实》颇见功力。另外专著还有姜克夫编著的4卷本《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出版），周全著的《桂系解剖》，张玉田著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等。

军事制度史本是军队和军事史研究的重点，然这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中却是令人遗憾的弱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合作的《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对近代的军事组织体制编制、军事教育训练、军事法制、兵役制度、后勤体制、武官制度等均有涉及，但尚不完备。西北民族学院编的《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相关的著作还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1840~1927）》（陈崇桥、张玉田主编，金盾出版社，1993年），也包含了对民国军队后勤工作的研究。

这里需要值得特别强调的是2009年1月首次在大陆出版的《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上、下）。这部书由已故台湾著名学者刘凤翰先生编著，由大陆学者郭银星博士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共设国防政策、陆军、海军、空军、后勤、警备与宪兵、国防科技、省军与保安部队等11章，近百万字的煌煌巨著，对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国防政策、军事制度、中央和地方部队的组织演变，都进行了追踪索要，作了详尽的考述。其史料之完备，论述之精要，都是过去海峡两岸同类著作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关于警备、宪兵、后勤和保安部队的部分，更是具有很强的开创意义。这部书有关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早期的发展状况，对《民国军制》这本口述历史的编写帮助很大，使得编写思路和框架更加清晰明确。刘凤翰先生另有专著《直皖战争与直系变迁》、《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与指挥系统的建立》、《论国共三段战争》、《战前之陆军整编》等，影响也比较大。

最后是工具书，收录了民国军队和军事研究成果的成熟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是中央军委组织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编写的大型工具书，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涉及中国民国军队和民国军事史。这两部书的条目基本涵盖了民国时期的重要战役战斗、军兵种及其发展、军队组织沿革、高级指挥员简历，释义简练且准确。刘国铭主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该书主要收录的是从1925年7月到1949年9月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职官人物。全书共收录了29500个人物，涉及中央政府各级部门和全国所有设置的省、市、行政督察区。反映了政府和军队组织的建制沿革。该书资料翔实丰富，编写严谨，对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的发展情况都有一个简要的概述，对《民国军制》的编写具有指导意义。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关于海军、空军和地方部队的资料不足。刘国铭主编的《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会出版社，1993年），简要介绍了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成立以来，包括到1990年代的台湾的军事将领。全书收录了8397人，其中收录高级将领的肖像770幅。该工具书最后的附录，简要介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主要军事院校和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活动。

海军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种，在近代中国十分引人关注，相应的研究也较多。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杨志本等编写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上、下）（海洋出版社，1987年），出版虽早，但其搜集的史料对研究相当有用。姜鸣著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姜鸣著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书麟、陈贞寿著的《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戚其章著的《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学问的递进，其中《近代中国海军》是由海军司令部组织人员编写的，时限至1949年，内容包括晚清海军与中华民国海军，章节设计也更富军事特点。

民国空军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要短了许多，相应的著作也少了许多。在此领域，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著作当推马毓福著的《中国军事航空（1908~1949）》（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该书对抗日战争时期前苏联、美国援华航空兵也辟专章介绍。这部书具有航空专业的特点，值得后来研究者关注。

国民党方面关于民国军队军事研究的专著和回忆录主要有：《国民革命军建军史》、《海军建军史》、《戡乱战史》、《国民革命战役史》、《国民政府职官年表》、《国军永久档案》、《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国民军史稿》、《抗日战史》、《中国海军史》（上、下）、《中华民国海军通史》、《空军年鉴》、《空军建军史稿》、《空军抗日战史》、《空军与抗战》、《空军沿革史初稿》、《口述战史》；以及“国防部史政编译?”编写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军军史》（2002年）、“国防部军务局史政处”编写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军史》（1998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写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十二军军史》（2004年）、黄声远著的《陆军第五十八军抗日战史——壮志千秋》（1948年）、王茀林编著的《陆军第六十四军抗战戡乱经过纪实》（1982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写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五军军史》（1999年）、陆军第八十九军特别党部编写的《生长在孤岛的八十九军》、顾振一、汪兆鹤编撰的《敌后浴血战——八十九军战史》（中原文化出版社，1995年）等。这些书籍是研究民国军队的直接成果或者史料，尽管其历史观和我们不同，但其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几十年来，尽管海峡两岸出版了许多有关民国军队和军事的书籍，涉及到民国军队的起源、民国军队的战争战役、军事技术、军队制度、军事教育与训练、军事学术与军事思想等方方面面。但是，与丰富无比的近代军队发展和军事斗争史实本身比较起来，这还是远远不够。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近代军队发展史和军事史的研究是比较滞后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现有的研究，集中于战争史与军队建设史，尤其是解放军的战史与军史。所以，有关民国军队和军事的研究相对薄弱。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军队完成了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到多军兵种时代的转变，然而对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引进、研究开发、生产、配套研究很少。一些军事工业企业的研究，着眼点在经济上而非军事史，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工史的背景。但是，没有武器装备的历史的深入研究，就无从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军队的编制组织和基本战术，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的探讨又以军队编制与战术的研究为基础。

民国军队军事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军事系统的历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没有军事学训练，致使其从事该项研究时，军事专业的特色并不突出明显。相当数量的民国军队军事读物显得白面书生气十足，很难感受到军事人物特有的那种务实、狡黠、勇猛、质朴、悲壮的底色，也很就很难有历史的沧桑感、真实感。

《民国军制》这本书稿，是根据民国军队初建的主题，重新编辑了在台湾的三十多个民国将领的口述材料，内容涉及到海陆空三军的军事教育、历次重大战役、军事训练、军队内部的人际关系、外国对民国军队特别是海空军建设的帮助等。这些口述材料基本上是在蒋氏父子在台湾岛内的统治逐渐衰落的情况下发表的，因而能够比较大胆地回顾历史、评价历史，可读性较强。例如丁治磐关于龙潭战役的回忆很有参考价值，蒋介石在徐州被丁治磐指挥的直鲁军队打得惨败，导致了孙传芳的乘胜渡江和龙潭战役的爆发。这说明蒋介石在军队将领中特别是非嫡系的军队将领中威信不高。

蒋鼎文、刘安祺、张乔龄等人的口述历史，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内幕，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以及他与何应钦、张学良等高级将领的关系。

白崇禧和胡宗铎等桂系大将的口述历史，使我们能够了解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桂军统一广西的具体过程，也能看到桂系的内幕，以及桂系和蒋介石斗争的种种内幕。

刘景健的口述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蒋介石和冯玉祥的私人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北国民革命军和广东国民革命军合作的相关细节。

于达的口述历史，对我们了解胡宗南的才情禀赋和人际关系，以及他围剿追堵红军失败的原因有很大的帮助。

张维翰、李文彬等人的口述历史，则说明了云南贵州军队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中有关蔡锷和护国军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值得一读。

丁治磐、张廷谔等人的口述历史，让我们会对北洋军阀的认识有所改变，比如对张宗昌的认识就会有所改变。

龚浩关于湖南所谓新湘军的口述历史，让我们对民国时期湖南军队的发展线索一目了然，唐生智等湖南军阀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段口述历史对于我们研究毛泽东早年的历史活动甚至毛泽东思想也都很有帮助。

空军将领赖名汤、徐康良、郑天杰、佘振兴，海军将领黎玉玺、李连墀、林鸿炳、何树铎、刘定邦、李长浩、王业钧、李恒彰、段佑泰、何炳锐、陈在和、徐学海、马顺义、佘振兴等人，都受过国内外正规的军事学校教育，他们关于民国海军和空军的相关口述历史很专业，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民国海军空军教育和海军空军参加历次战争的一些具体情况，海军空军的发展基本上和外国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英美德等西方先进国家帮助中国训练海军空军人才，售给和赠送军舰飞机等，帮助民国政府建立了初步的海空军基础。通过了解民国海军空军创立、发展、壮大这些生动真切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或者说历史教训：中国始终要开放，要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动力之一。

《民国军制》中的口述史料，内容丰富精彩，军事人物的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具有很强的个性——朴实、率直、真切、专业、悲壮、从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般军事历史研究专著的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按照当代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历史被解构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两个层面，事件被“目睹”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多半只能通过叙述来了解历史，而叙述中材料的选择和详略、叙述的角度和视野都不能不受主体的制约，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当代人阐释的历史。这种历史观最集中地体现在口述历史中间。

为了尽量减少当代人阐释民国海、陆、空三军发展历史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局限性，我们编辑了《民国军制》这本口述历史，扩大海陆空三军发展史料搜集范围，让更多的民国军事历史事件亲历者来叙述民国军事历史，阐释民国军事历史，使得民国军事史的资料更加丰富多彩，民国军事历史事件被“目睹”的范围更大，以后叙述的民国军事历史也更加接近事实。

当然，本书的编写是一次尝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海内外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教。一、民国时期的陆军军校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1)

一、民国时期的陆军军校

民国军队的来源可分为两个：一个是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自发起义的义军，一个是军校培养的军官。而军校培养的军官无疑是军队建设的骨干力量，国民党正式建军是从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开始的，国民政府所辖的军队自1925年8月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一直到1949年都没有改变名称。所以，我们在这里把民国时期的陆军军校放在第一部分介绍，通过了解民国陆军军校的具体情况来了解军队初建时候的情况。

民国北京政府的陆军院校有许多，著名的有陆军大学、保定军校、陆军第一预备学校、陆军第二预备学校、陆军军需学校、陆军军医学校、兵工专门学校、东北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五省联军士官学校等12所。因资料所限，第一小节只涉及其中比较重要的6所。国民党办的陆军军校有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陆军步兵学校、陆军骑兵学校、陆军工兵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军需学校、陆军辎重兵学校、陆军机械化学校等36所。第二小节涉及到其中的4所。通过胡宗铎、刘士毅等16个人对当年在军校求学经历的回忆，我们可以了解保定军校、陆军大学等10所军校的学制、学风、师资、学生来源、专业设置、教材、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去向，以及毕业生对社会的影响等，使我们对民国军校有比较生动直观的认识。这些军校的章程基本上都是照搬德国、日本等国，教官也是留学生居多，说明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是落后于西方列强的。这也是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狂妄地侵略中国的原因之一。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2)

口述者简介

胡宗铎（1891~1962），湖北黄梅人，中将，辛亥革命时在武昌参加学生军，保定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1923年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参议，1924年任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参议，后曾任桂军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参加过统一广西、北伐、蒋桂战争等。

刘士毅（1891~1982），江西都昌人，陆军二级上将，总统府参军长，毕业于保定军官速成学校炮兵科，做过江西新军下级军官，辛亥革命时任九江都督府参谋，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北伐、抗战诸役，后历任国军师长、军长、广西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等职。

于达（1893~1985），浙江人，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毕业，辛亥革命前后做过浙江军队的下级军官，后做胡宗南的参谋长，参加过中原大战等。

蒋鼎文（1893~1974），字铭三，浙江诸暨人，国军陆军上将，战区司令长官。辛亥革命时在杭州参加学生军，在浙江军队中任排、连长，1919年投奔广东护法军政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官、第一军师长、第二军军长，参加过北伐、蒋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抗战等。

龚浩（1887~1982），字孟希，湖南益阳人，中将，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保定军校一期步兵科毕业，陆军大学五期毕业，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谋长、唐生智部旅长、师长、军长等，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等职。

张乔龄（1897~1980）合肥西乡人，保定军校毕业。历任国军团长、骑兵旅长、豫北游击司令等职，参加北伐、蒋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诸役。

贺国光（1885~1969），字元靖，湖北蒲圻人，中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陆军大学四期毕业，北洋陆军下级军官，参加辛亥四川起义，历任湖北陆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6年响应北伐，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任军长，参加北伐、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围剿”红军诸役。

余汉谋（1896~1981），字幄奇，广东肇庆人，陆军一级上将，陆军总司令。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毕业。历任粤军连长、营长、司令部参谋主任等，参加东征、平定刘杨叛乱等。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长，参加北伐，后任十一师师长，参加蒋桂战争、“围剿”红军诸役。

丁治磐（1894~1988），江苏东海县人，历任北洋军阀部队的排长、连长、少校参谋长、中校参谋长、少将参谋长，北伐期间，其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历任国军第41师中将师长、青岛警备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职。参加过龙潭战役、中原大战等。

李文彬（1895~1945），别号质卿，云南盐兴县人，中将，兵团副司令。云南讲武学堂、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7年任第三军旅长，参加护国战争。1938年任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参谋长，后任第一八三师师长。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军事家。桂系军阀首领之一，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桂军连、营长。1923年至1925年任广西讨贼军参谋长，与李宗仁、黄绍竑采取分化瓦解旧桂系军阀谋略，联合沈鸿英，击败陆荣廷，然后驱逐沈鸿英，从而控制了广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随部转战湘、鄂、苏等省。当攻破南昌时，指挥一部追歼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万余人于南昌东北的滁槎。1927年3月任淞沪卫戍司令，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29年蒋桂战争桂军失败后，潜往香港。1932年4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民团总司令。抗日战争中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参与指挥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保卫战。1946年5月任国防部长，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任华中军政长官，率部顽抗，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华中南。次年，所部在湖南、广西被歼后逃往台湾省。1966年12月2日病故。

劳声寰（1905~）原名锦玲，广西省都安县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步兵科、黄埔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空军学生队长、总队长、空军警备旅长、第四十五师师长等，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等。

刘安祺（1903~1995），字寿如，山东峄县人。陆军一级上将，陆军总司令。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等职。参加过东征、平定刘杨叛乱、北伐战争、“围剿”红军、抗日战争等。

黎玉玺（1914~2003），号薪传，四川达县人，海军一级上将，“总统府”参军长。海军电雷学校毕业，曾在德国留学，1937年任江阴江防司令部鱼雷快艇艇长，1939年任桂林行营江防水雷队队长，1940年任粤桂江防司令部参谋，1944秋任太康舰副舰长，1946年任永泰舰舰长，1948年任太康舰舰长，海军第一舰队参谋长等。

徐康良（1907~1995），浙江孝丰县人。空军中将。黄埔军校第六期交通科、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科毕业。历任飞行员、空军分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空军轰炸总队长兼昆明飞行组组长、空军第一路军参谋长等职。

张法乾（1911~2002），贵州安顺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陆军大学毕业，1931年回国历任宪兵骑兵队长、营长、团长、师附等职，做过警卫国民政府各部的特务连长。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3)

（一）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建立的陆军军校

1.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胡宗铎前清荫昌主陆军部前，尚无正式陆军学校，仅保定有一陆军速成学校。荫依德、日章制，制成陆军军官培养章程，其程序为：

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入伍生队（6个月毕业）—陆军军官学校（无陆大）

当时速成学生毕业后，须经考试始能入军官学校就读。入民国后，段祺瑞出掌陆军部，不敢信任士官生，乃擢用速成学生。军官学校自校长赵理泰以下至连级官长，皆速成出身，仅少数士官生担任教官。学生哗然，酿成风潮。而军校与北洋速成遂各成派系，壁垒分明。蒋百里先生继任校长，速成出身干部皆与之为难，蒋因之愤而自戕。

刘士毅清宣统元年2月，正逢北洋陆军速成学校第三期招生（该校即以后保定军校的前身），规定各省保送学生就读，多者几十名，少者也有十几名。那时一般青年学生鉴于甲午、庚子之役后，国势阽危，救国非从军不可，故从军之忱非常炽热。江西分配名额只十五名，而全省高等学堂以上学生参加考试者竟达三千多人，经过五次考试，结果正取十五名，备取五名，我是正取第五名，当然很高兴，其时我是22岁。

清宣统元年3月，我由南昌出发，经九江到汉口，再由汉口搭京汉路至保定参加复试。保定速成学校的督办为段祺瑞。那时北方有一习惯。见督办不行军礼，而要打千（即屈一膝请安之意）。此对南方学生殊不习惯，虽迹近侮辱，但没办法，仍须依样画葫芦，做起来姿势很不雅观。复试后，我取为正取第二名。江西正取生中有一姓陆的学生，学术科皆优秀，因曾留日与剪辫关系，复试时惨遭淘汰，另由备取生中取一名递补之。入学后，最初三个月为普通军事教育，而后为兵科分科教育。当时只有步、骑、炮、工、辎共五科，其中以步科人数最多。炮兵较少。因学炮科者，普通科学如数学等成绩要较好，我的志愿是炮科，炮兵队总数尚不到100人。

在军校期间，大家都留有辫子，陆军学生，尤其炮、辎、骑各科，不仅有操作，且须骑马，出操时，对辫子处理，极感困扰。因此有些学生便主张把它剪掉，但剪辫是犯法的，最后大家想出个办法，一千多个学生都剪辫，学校总不能将全体开除，因此一下子，除了旗人学生外，一齐剪光。这一来事情糟糕了，旗人学生向清政府打报告说：学校中革命党很多，一夜之间辫子皆剪掉，事情非常严重。幼稚无能的清政府，接到报告后，马上下令给驻扎保定的第二镇统制（相当现在的师长）马龙标，要他派兵包围学校，搜查革命党。督办段祺瑞知道消息后，即打电话向马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小孩子们剪辫全为出操方便，并无其他用意。至于诬告校中有革命党，我可以身家性命保证不确。若你派兵前来包围学校，学生都有武器，甚至比你部队精良，如不幸双方发生冲突，岂不酿成大祸。”此外，段又打电报至陆军部，说明学生剪辫全因操作不便，绝非革命党，如有不法之徒混进学校，请让他来查办。如此，陆军部才收回成命，最后，段督办开除几位品行不好，成绩较差学生作为搪塞，一场风波乃告平息。所以，后来我们这一期学生皆很感激段督办。蒋中正先生、张岳军、杨耿光（杰）皆是速成第一期学生。

1911年4月，我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速成学校，当时陆军部奖赏我们以指挥刀、望远镜、手表等物外，宣统皇帝并颁赐我们副军校（相当今中尉阶级）的官衔。按理，军校毕业仅是少尉阶级，但我因成绩好，故晋升一级。毕业后，我分发在北京第一镇见习，三个月期满后，又奉派回江西服务。

于达民国3年暑假，等到保定前一期的学生毕业之后，学校才有空收容我们。隔了一年，适逢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曾派兵包围保定，缴我们的械，我们总共守了三四个月。这期间也有同学跑去天津参加革命。那时我知识浅，对称帝的事知道得不多，报纸也不准看，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不久，袁世凯便死了。民国5年12月我们毕业时，黎元洪当总统，还到保定来过。

蒋鼎文在这几年东征西讨的生活中，不管在幕僚性的工作和决策性工作上，帮助我最大的是我的老师李筱和先生。在大通陆军学校的前身浙江讲武堂时代，他就担任教官。我进陆军学堂时，他教我们军事学、筑城教范。原来他是江北速成学堂出身，在他那个时代，北方有两个著名速成学堂，一是江北速成，一是保定速成，两个速成学堂的功课完全一样。后来保定出的人材较多，在北洋中占了优势，保定速成因而比较著名，江北速成反而不大为人所注意了。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4)

龚浩保定第一届校长赵理泰，是淮军出身，官僚习气很重，但又不修边幅，军服纽扣从不扣上，加以所请教官都是速成学堂出身，学生不服，罢课抗议。赵不能压制，王占元、段祺瑞也都来讲话，无效。段祺瑞甚至说：“是陆军部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陆军部？”于是段想将保定军校解散，赖荫昌提议，请蒋百里先生来主持，蒋是日本士官第三期第一名毕业，后担任士官学校区队长，再由日本保送德国军校。回国后任禁卫军营长，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参谋长。

蒋百里到校后，尽除旧规，完全仿照德国作风。穿红大氅，骑洋马，由一位副官随行到操场看操，亲自指挥连排长变换队形。军官们都怕他，但他对学生特别好。到校后首先改善伙食，重新裁制学生服装，改组军官团。教官有缺课的，无论任何课目，都由他亲自代课。他精通法、日、德语，中文尤佳。每星期另召集学生作两小时的演讲。学生敬之若神明，一学期中毫无风潮。

蒋百里莅校时致训语，只有数百字，结语说：“方震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我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一学期完毕后，蒋百里报告陆军部，但军学司司长魏宗瀚故意刁难，所请的经费器材一律不发。蒋气愤而回，决定自杀以实践诺言。先一晚我们学生接到命令说次晨7时校长训话。后来听蒋的一位仆人谈起，蒋一夜未眠，先写一长信给段祺瑞，撕掉，再写一短信，然后给母亲、蔡锷、学校教官、学生各写一封。时天色已明，蒋喝了点酒，将手枪装好子弹，躺了一会，即准时至操场，蒋先生说的话很短，声音很低，一转身，就开枪自杀。子弹由右后背入，穿胸而出，真是有必死之决心的。他一倒下，千余名教官学生，哭声震天。蔡锷后来批评他，说：“方震勇于自杀，而怯于杀人。”

曲同丰继任校长，把蒋百里的高足一律开革。学生凡持有蒋的照片的，都搜出烧掉。

当时保定军官学校学员的待遇和士兵差不多，已不如前清时代。前清时保定学生都穿黄呢制服，威风凛凛，我们的制服便次了一等。保定军官学校师资很好，留学生很多，有留德的、有留法的、也有留日的，教学的内容也不大一致。到民国8年，我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余汉谋当时保定军校校长是杨祖德，总队长于柏汉是张学良的岳父。入伍教育只有半年，半年后我转入步兵科肄业，算是保定六期。这一期有1400多人，顾祝同、黄镇球、邓演达都与我同期。民国7年7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北京换上了杏黄旗。我们在保定军校的党员对此不能观望，于是我伙同一些同学离开保定去汉口，向党部报到，参加反复辟运动。复辟平定以后才回到保定继续学业。

张乔龄我本应在民国9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这期因直皖之战延到民国10年秋才开学，我选入骑兵科。我在学校时校长先是孙树林，后是张鸿绪，教育长赵协章，骑兵科科长安俊才，骑兵队队长何柱国。这些人办教育认真严格，学习生活很紧张。学科有四大教程，术科除出操外常到野外训练。我们于民国12年5月毕业。

2.民国陆军最高学府——陆军大学

贺国光陆军大学设于北京西直门外，为陆军之最高学府，时校长为胡龙骧。我在陆大名为第四期，实应为第一期，因前三期为陆军军官学校，在保定，不在北京。且第四期以后学生之程度远比前三期为优，盖第一期为保送者，第二期为军中挑选之优秀者，第三期为直接招考者。第三、四期虽同为招考，但后者选择较严，各省先有初试（中央命题，北京阅卷），录取4500人，再集中北京复试，正取百名，备取二十名，正备取同时入学。学生以军官居多，且曾受过养成教育而在军中服务两年以上，故陆大学生，大多为军官学校毕业或同等资格者。本期选择，格外严格。

第四期起，陆大自保定迁来北京，正名为陆大，所订课程为高级陆军军事教育，与日本水准一样。各种课程有：基本战术、应用战术、战略、军制（编配、自排连至军团，详加分解，并比较各国军制）、战史、国际公法、外交史（教材为张焕伦编）、作战计划、兵要地理、传达输送、战斗输送、动员计划、秋操演习、海空军事。

此三年之课程，在学者因多实习演习，甚为忙碌。

学校之设备甚属完善，学员中有眷属者，可携至北京，住校外宿舍，单身则住校内之单身宿舍。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5)

学员多为带职求学，官阶有高至上校、中校者，虽然如此，毕业后并非可立即获得适当位置，我于民国5年底毕业，民国6年初分发，返家乡湖北，不见用，又回至北京，遇郭松龄，彼亦同样不见用，在北京赋闲。再者当时军中对陆大水准与学生程度并不尽悉，将领并不特为陆大毕业生安插，凡军校毕业者，皆一视同仁，上官云相便是从弁目做起，惟后来晋升甚快而已。

余在陆大同学百人，后在军政界颇具影响者有徐永昌、林蔚、熊斌、姚琮、黄旭初、郭松龄等。

丁治磐一般人都知道保定军校，但对陆大的历史不太清楚。保定是中级的军官教育，课程只教到师战术，讲的只是战场指挥运用队伍，军官学校一般是归军政部门陆军部管辖。

毕业后原想参加陆军大学第五期考选甄试。陆大的规制仿效德、日陆军大学，考选的规定很严格，应试资格须受过军校养成教育，任官两年以上，再由各部队、各省依序考核成绩合格者，录取名额则按各省人口分配，每省一至数名。但他们不将我江苏讲武堂资格算入，而由江苏军官训练团算起。我资格不够，就未参加甄试，又重新下部队。

陆大则是进一步的深造教育，教的是国防计划、指导国家战争、大军统率、总动员等，属于军令部门参谋本部管辖。

陆军大学共总办了30余期，初为袁世凯练新军时所办的学校，民国前6年夏成立于保定，称为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属直隶总督袁世凯管辖。民国前5年清廷成立军咨府，即参谋本部前身，军政统一，即归军咨府管辖，至民国前3年又改称为陆军预备大学堂。1911年，军咨府改称参谋本部，学校迁回北京，同时改名为陆军预备参谋大学校。至民国2年11月，再改名为陆军大学校，此后即一直沿用此名称。总计在前清时办了两期半，第三期尚未毕业即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学生再回来上课才毕业。第一至第三期（民国前6年至民国2年）总办为段祺瑞，当时为改革军队，都是调统领等军官来受训，所以知名人物甚多。何遂，福建人，陆大二期生，为人聪明，能作诗文、工绘画，我曾问他为何经常考第一？他回答说：“我那些老统领同学都有将军派头，带着马弁上学，学骑术时，马弁牵着马说：‘大人请上马。’在这些老军官中，我当然考第一。”第四、五期（民国3年至8年）为湖北人胡龙骧任校长。第六、七期（民国9年至16年）换了几任校长，有熊炳琦、贾宾卿、师景云、韩麟春等人，到第八、九期时，已在北伐成功之后，由老总统担任校长，在此之前陆大是三年招一期，各省皆有定额。此后为每年招生，但毕业期限仍是三年，同时为安置闲散军官，还开办特别班第一期，入学考试较正期班简单。

到了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势力已威胁北平，华北局势危急，陆大就迁至南京。南迁后的第十至十二期，杨杰曾任校长，黄慕松代理校长。后黄慕松调去西藏，就由蒋先生兼任校长。杨杰任教育长，实际上等于是校长。杨原跟着何应钦在冀东作战，与何处不好回南京。杨回来时，我们十二期即将毕业，准备考选第十三期，他在前方见到日军压迫的情形，认为有增加名额的需要，就将录取名额增至120余人，同时还开办特别班。杨杰有些恃才傲物，难与人相处，他和何应钦、贺耀祖、陈诚的关系都不好。

陆大考试极为严格，我考的十二期尤其难考，黄慕松代校长，将录取分数提高，原预备录取员额为120名，但仅录取60余名，连同旁听生，也只有70多名。我这期是录取人数最少，也是素质最好的一期。因年轻人功课较熟，容易考取，所以正期班多为年轻人。正期班复试，先审查资格，再身体检查，然后举行学科考试。考试科目极多，有军事各科及军事辅助学科。经过一星期的学科考后，最后口试，看仪容、口才，总共要十几天。而特别班则只考一天。当时因受日军压迫，大家开始重视军校教育，冯玉祥部、桂系等都派员旁听，所以我这期旁听生最多。

陆大师资以外国教官为主，十二期多为德国教官，还有法国、俄国、日本等国教官，中国教官极少，其多半留日，教法不行。我受德国教官启示很大，德国教官都是教小战术，讲的很精细。有些年轻的同学上得不耐烦，认为要学大的战略、战术。德国教官说，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讲大问题的都是文人，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将师以下的战术学会，大的政略、战略、指挥容易，要紧的是战场准则。战场准则不确实，下面不能贯彻命令，指挥就成问题。像抗战时期，上头骂底下，底下骂上头，即北方俗语：“船头骂船尾，船尾骂船头。”这就是因为师以下的战场统率训练不够。这要平常训练，从尖兵动作起，高级军官都须了解，新兵器也要研究如何在战场配合运用，因时代进步，过十年八年，武器也推陈出新。训练方法则要自由统裁，对抗演习。日本教官存心害中国人，都是单方面教，教法呆板，而日本人自己的训练另有方法。

龚浩民国5年冬，我投考陆大录取，民国6年1月入学，一班有90名同学，民国8年冬毕业。在陆大时，我拿川军中校阶级的带职薪，另加上湖南的津贴，每月有200元左右，生活极阔绰。川军薪饷按月由四川汇兑的。但毕业之后，川军已数易其主，只得到陆军部任科员。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的陆军军校(6)

3.北京城郊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

张乔龄民国6年秋，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四期招生，我应试被取。这学校校长是毛继成，后来由钱选青接任，所授学科仍以普通科学（数、理、化）为主，军事学科如步兵操典等亦颇重视，我偏爱马术训练。民国8年秋修业期满，我被分发至山东老第五师骑五团接受入伍训练。

4.革命党最多的军校——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龚浩我于清宣统元年毕业，次年被保送湖北驻鄂陆军第三中学。第三中学的学生包括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我只记得仿佛还有甘肃的学生。校舍是张之洞新建的，规模很大。何应钦比我早一期，后来清廷挑选第三中学及各省速成学堂中习日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何应钦、朱绍良、蒋中正先生都是这样去的，到武昌起义时才回国。清宣统三年我还差几个月就毕业，也参加了武昌起义。

胡宗铎报考陆军小学必须高等小学毕业。陆小毕业，入陆军中学。全国只有四所：第一所在清河，第二在西安，第三在武昌，第四在南京。第一、第三所先行开学，第二所未曾开办，第四所则于武昌起义后始行招生。清政府既倒，陆军中学改称预备军官学校。陆军中学两年毕业后，入入伍生队，而后入军官学校。

南京亦有学生军，陆军部命令改为预备军官学校。因武昌陆军中学早已开办，乃由学生军队长金永炎率队至湖北，拟在武昌陆中旧址成立第二预备军官学校。金至，又兼任都督府参谋长。当时湖北陆中已上课半年，校长刘绳武，与金为日本士官同学。由于第二预备军官学校校长一职已发表由金担任，刘遂反对合并，后经陆中学生抗议，最后合并，已耽搁一年左右。

余汉谋当我在陆小毕业时，实际上只有两所预备学校，即北京的第一预备学校和武昌的第二预备学校。进入武昌第二预备学校时，曾经过一次淘汰，完全以体格为标准，合乎标准的留在预校，不合标准的分别进入军医、军需、军法等专业学校。

武昌第二预备学校一共有800多人，由于地理关系，以湖北人为最多。我被编到第五连，学生中有很多是革命党，就在此时，我也参加了。

5.冯国璋收容革命党的军校

丁治磐冯国璋南来江苏之后，开始整顿江苏军队，当时闲散军官很多，且小的革命举事不断。冯颇有脑筋，他为了安抚笼络所谓乱党，安置闲散军人，就于民国3年在南京成立江南军官学校，招考这些军官，但袁世凯为统一全国军政，不准各省私自成立军官学校，只得改称江苏军官补助教育团，内容仍是一样。学校在上海、镇江、扬州、南京等地设考区，总共录取正期生120名，我侥幸考取。该校名为江苏，实际上招收的学生长江几省都有。第二年改称军官训练团，开始调训各部队军官，作短期训练。我们正期班于民国3年8月入学，到民国5年底才毕业。等我们毕业后，只继续招短期训练班，就不再招正规班了。后来孙传芳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所开办之金陵军官学校，其前身就是江苏军官训练团。江苏军官训练团在南京小营盘陆军第四中学旧址，有十几栋大楼，很有规模。冯国璋自任学校督理，张宗昌任监理，等于代理校长，赵瑞龙（陆大二期）任教育长，教官多半是留学日本、法国、德国的留学生，素质不错。由于我们正期班多半是念过军校，在部队做过事的，所以学校的课程订得颇高，相当于陆大第一学年的功课。我侥幸平常都名列前茅，所以在学校毕业前就先行派到驻扬州的第七十六混成旅任职。旅长张仁奎兼通海镇守使。

6.比保定军校资格还老的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学校

李文彬我小时就读昆明第一中学，当时我已具有革命思想，民国3年乃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云南因与越缅接壤，与英法时有接触，国防重要，故办此校，修业期限为三年，其创设比保定军校尚早，前后共办二十二期），尚未毕业，适护国军起，乃投效在蔡松坡之护国第一军麾下当排长。民国6年，开办云南讲武学校第一分校于四川，我入校补完学业。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1)

（二）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

1.名气最大的军校

蒋鼎文黄埔军校是民国13年5月正式成立的，起初是不分科别的（当时的云南讲武堂是分科的），只是分成4个队，学员有400多人，大都是招来的，知识程度参差不齐，大都是对革命向往的青年抱着一腔热忱而来投考的。第二期虽然分科，但是物质条件贫乏，设备是十分简陋的，战马和训练用的大炮都没有，骑科、炮科没有办法从事实际训练，虽然分科等于不分科。但是黄埔军校很注重精神教育，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和救国救民的道理的灌输是十分注意的，这也许是日后能够发挥革命力量的伟大因素之一。以我自己为例，一出陆军学堂便任少尉，以后在军政府和护法政府时历任到中校和上校参谋。但黄埔军校成立时，我却担任第二区队的中尉区队长，军阶上降低了这么多而能心甘情愿。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党代表为廖仲恺，军校总教官是何应钦。另外，像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和总理等人也常到军校来演讲，当时政策是容共的，周恩来也在军校讲课，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史》。总理每一次讲的都很长，令人疲倦。讲得最好的要算汪精卫，他演讲时，委员长都聚精会神地听。把汪精卫的演说一字不遗地记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我对汪氏的才华和风度一向很敬佩，后来他抗战初期当了汉奸，我心中非常难过，很替他可惜，像这种书生，前半生有这样光荣的历史，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入到汉奸一途呢？蒋先生对他可说是可师可友的。至于胡汉民便是另一典型了，胡氏风骨凛然，见识高超，也是国父所重用的人才。我常常想，如果蒋、汪、胡三位先生能够打破成见、通力合作，党国的前途和命运不是这样的，可惜以后闹了多少的意见，党内发生了多少次的裂痕，党国的前途也遭受到不少的戕害。

我以后才知道有什么“革命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等组织，其实那时除共产主义分子活动之外，也还有其他党派的分子在军校中，如无政府主义分子等。以后当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李良荣就是因为在黄埔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而被开除的。黄埔军校也有俄国顾问，驻军校的是一位蔡顾问，夫妇两人都当顾问。以后我东征当团长时，蔡太太就在我团里当顾问，她会修理机械，身上有许多疤痕，都是俄国大革命时代的枪伤，传说张静愚和缪斌都曾和她有染。

丁治磐当时中央想建立几支新队伍，非常重视军事教育，以培养干部。从黄埔军校六期开始，招生条件提高为高中生，素质较前改善，人数也多，比黄埔第一、二期（学生许多是小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要好多了，但师资仍不甚好。

白崇禧当蒋公在黄埔建立军事政治学校时（后改为黄埔军校），教官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学生中有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分子之组织，专吸收黄埔学生为主，后来国民党见情势不妙，才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2)

劳声寰特委会结束前后，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在南京招收插班生，我应考入学。黄埔军校前三期在民国13年招生，6个月的教育就毕业了。民国14年再招第四、五期学生，但未录取的很多，一概编为学生军，到了民国16年将学生军列为第六期，又另招了第七期。此年冬张黄广州事变，在校的第六、七期学生多半逃离广州，以避加害。此时蒋总司令下野，但关怀学生，命浙江省军事厅收容逃出的学生，因此有四五百名学生到浙江，分为第六、七期两个大队，由宣铁吾、贺衷寒分任大队长。民国１６年冬，徐培根等校务委员在南京筹备复校，这些学生便开赴南京，可是学生人数太少，12月遂招收插班生。又此次招生系有意打破各省军官学校的界限，将原各省军校学生送南京甄试，所以湘、鄂、江、浙各招有一大队学生，我应试入学，因我是现职连长，依照规定带薪就学。

第六期在南京上课共一年半，在民国18年6月毕业。由于我选读工兵科，先奉调交通兵团当排长，旋调军校教导团当连长。

刘安祺民国13年冬，快过年的时候，我跑到各乡去征求几个同学的意见，一起去考黄埔军校。当时我带了另三个同学——赵逢觉、李大中、赵毓岭，四个人一起去上海。抵达上海后，到国父的上海办事处——法租界环龙路44号——参加初考，试场在地下室，我们四个都幸运地被录取了。当时主持招生的是陈果夫先生，他担任上尉办事员。我们考取之后，每人发了6块钱和一张统舱铺船票，坐了四天三夜的船才到广州。

到了广州，和来自全国各省的370多名青年一同参加考试，我功课不好，以第73名的成绩侥幸录取，从此开始我的革命生涯。

到了黄埔，为了替学校吸收人才，我曾秘密写信给高魁元、陈子敬、吴鸿远，叫他们来考。这三个人都来了，可是魁元的父亲听说和我一起去的同学一个打死、一个病死之后，就跟我父亲要儿子，吵得不可开交。后来魁元官拜一级上将，又当了国防部长，也算光耀门楣，想到当年老太爷为他投考而担心，便觉有趣。

我于民国13年12月考上黄埔三期，受了三个月的入伍教育以后，进入官校步兵科成为正式学生。学校功课在军事学术方面特别注重战斗技术和初级战术的磨练，教官不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就是保定军校出身。政治教育也相当重要，重点放在三民主义的诠释上。文武教官都是一时之选，尤其政治教官，都是全国著名的人物，像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恽代英、高语罕、邓演达等，后面几个都是共产党，但当时他们尚未公开自己的身份，我们也不清楚。我们的校长是蒋公，教育长是王柏龄少将，何应钦是总教官。何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原来在贵州当旅长，从贵州被征召到黄埔，先是当总教官，后来又当教育长。担任组织工作的党代表先是廖仲恺，后来是丁惟汾，当时有“蒋家的天下，丁家的党”这么一句话。丁先生也是山东人，山东人在黄埔表现得不错。那个时候陈果夫是秘书阶层的人，在办公厅工作，我们平常说二陈如何如何，其实客观而言，他们对党确有贡献，所以蒋公信赖他们不无道理。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3)

当年我在黄埔军校最敬仰的是蒋先生、廖仲恺，我的入伍生连长王根僧中校、学员队长范荩和总队长严重（立三）。王、范两位先生都是保定军校出身，也都是江西人。总队长严重是黄埔三杰之首。三杰分别是严重、王柏龄和邓演达，可惜邓演达后来组第三党，反蒋反得很厉害，严重也同情邓演达，随后离开黄埔。王柏龄过世得早，没有来台湾。严重是位了不起的将军，真革命，自奉相当俭约，带兵真符合曾国藩所说的“如父兄之带子弟”，陪学生生活、陪学生吃饭。他会同情共产党可能还是和思想、观念有关，这些人总认为党和旧社会的习性分不开，是资产阶级的保镖，其实当时我们心中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第三期成为正式学生的时候，学校处境十分险恶，北洋军阀混战之外，武力的反革命分子环伺于广东黄埔岛的周边地区，而且学校经费十分拮据，下个月的伙食这个月都筹不成。筹款主要是由廖仲恺先生向侨胞、海外企业家以及当地政府同情国民党的官员要求帮忙，相当苦，没有他，学校简直维持不下去。

当时军校中有所谓“三大政策”，即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在此影响之下，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势力比较小，但他们表面上尽量不暴露身份，只在暗中争取党员；另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我就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国共斗争从那时起便暗潮汹涌。

说实话，校长认为他的基本力量还是在学校，他虽然很忙，但下的工夫真多，尤其是在一、二、三期的时代（这三期其实几乎同时），他那么忙，但一个礼拜总会来几次，和同学谈话、为学生盖被子，嘘寒问暖，工夫下得很深，所以同学和他多半都有感情。有好几个时期，他下野或者闹任何政变，能再起来都是因为学生的一致拥戴。像何敬公不大重视黄埔学生，多重用日本士官同学或贵州同乡，陈辞公则多重用保定八期，老先生颇不以为然。

黄埔第一期6个月毕业，我们第三期一年毕业。一年之中，历经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的战役，同学死伤不少。沙基惨案时我也在场，有不少同学被打死。此外，还有一些同学因为水土不服而病死，所以毕业的时候到大校场的只剩８００多人。毕业典礼时，老先生亲自点名，那时我晒得比现在还黑，因为是北方人，身体比别人高大，人也长得粗犷，所以老先生特别把我叫出来，问我是哪儿人，当场一共挑了十四五个同学，准备派我们去当署连长（代理连长）。

吴开先凭良心说，在北伐初期，蒋先生的态度是很公正的，他自己也有领袖风度，尽量地保持不偏向任何一方。可是黄埔里头是有派系的，像左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就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国民党则相对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机构先是由汪精卫领导，因为他是军校里的党代表，后来就是戴季陶。等到国父去世的悲痛时期一过，大家又有各自为“大”的现象了。汪精卫就觉得他比蒋先生大几岁，又很自负，领袖欲很强，这种性格上的不合，也是分派系的原因。汪精卫不仅不能和蒋先生合作，也不能和胡汉民先生合作。

刘士毅黄埔军校原在广东，现首都既设在南京，故军校也要迁到南京。军委会乃委我为筹备主任，筹备一切迁校事宜。校舍、教职员、教材、招生等都没有什么困难，最令人头痛的却是失业军官的收容问题。原来那时很多军队，因为北伐作战损失较大的部队，以致缩编或裁减人员的关系，造成很多失业军官。尤其在蒋先生下野之后，黄埔出身的军官，他们流落街头，颇为狼狈。军委会乃命令我，将这些失业军官收容入军校再受训练，一共有1500多人。这些军官因身份与普通学生不同，乃在军校内成立军官研究班，首由黄慕松任班主任，编为总队及若干大队与中队。

2.桂系的军校——黄埔军校第一（南宁）分校

劳声寰我以中学毕业生从戎，即任排长，但深感军事学识之深切重要，有意往广东投考黄埔军校，此时第四期招生，但同时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亦即黄埔军校）第一分校亦在南宁招生，朋友辈劝我不必舍近求远，遂转而投考第一分校第一期步兵科。民国14年冬开学，校长是俞作柏，民国16年春毕业。

该分校招生规定，由部队少校级军官以上保送，区分为学员班和学生班，学员班带职薪受训六个月，学生班不论有否军籍，一律受养成教育一年六个月。共招收学员班步兵科两中队，学生班步兵科一中队，政治科、炮兵科、工兵科各为一中队，共约900余人。校长为陆军少将俞作柏，教育长陆军上校萧樾、政治部主任陆军上校胡朝俊。

刘士毅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白崇禧先生因为知道我过去在南京筹办过军校迁校首都时，颇有建树，遂邀我到广西南宁负责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第一分校。当时，广西与中央之关系颇不愉快，两广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有人怀疑广西一省成立这么大一个军校，训练这么多的干部，恐怕别有用心。其实白先生见及九一八事变后，他深信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如不及早准备，一旦战争发生，将措手不及，所以要办军校。白以副总司令身份兼军校校长，我是副校长兼教育长。第一分校由民国20年冬至26年抗战时止，共办了四期（第五期至第八期），共训练学员约两万余人。当时，广西不但训练了很多陆军干部，还训练了一小部空军，开办兵工厂。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4)

3.迁到南京的陆军大学

于达家眷在一起，又不打仗，高兴上学就上学，不高兴就请假看看戏、电影，民国18年很快地就过去，但好景不常。

第二年（民国20年）4月，陆军大学要我们参加参谋预演，这是必须参加的，否则就不能毕业。当时我在南京编战史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因此向参谋处长报告，交了卷后，便回陆大去。陆大参谋预演的课程是到东北作实地观察。这时我的薪水底缺是320。是年到东北去还算舒服，但张作霖已死，东北治安坏到极点。我们从唐山下车，沿卢龙山海关抵东北。到锦州时，我们想出外去看看。我们是以陆大学生的身份去参观的，当地的警备人员警告我们不要走远，走远了他们保护不了，可见治安之坏。在东北待了一个多月即回北平。适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是年底，我终于在陆大毕业。

黎玉玺民国31年2月，我入陆军大学参谋班受训。我国陆军大学原系三年学制，成绩卓著，但自抗战爆发后，国军急剧扩张，早期自陆大毕业的军官不敷遣用，因而成立了两个参谋班，一在甘肃天水，一在广西桂林，分别名曰陆军大学西北与西南参谋班。此两参谋班毕业学员以派任高级司令部作战与情报幕僚，或师长、团长为主，而以现职团长、师长调训者最多。在该班受完训的毕业生，于抗日战争中贡献甚大。我于2月23日报到开学，迄8月22日毕业。全班90人中，除我一人出身海军，其余都是陆军军官。课程方面包括基本战术与应用战术、军制学、参谋业务等。半年受训期间，我对于参谋业务和战术修养，都有系统的了解，参谋文书作业也更加娴熟。

4.军事交通技术学校

徐康良我进入军中，并非是少有大志，实因当小学教员，过着流浪生活一般，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时候，偶阅《申报》载有军事委员会新设立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在各大都市招考高中或旧制中学校毕业学生。考试科目为中、英文及三民主义外，其余两门为数学（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及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均免考。广告上申明考取入学后除全部免费供应膳宿衣着外，尚有零用钱可领云云。

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为当时军事委员会交通处所创立，受训主要人员为无线电通信人员，故复试入学后，约有300学生编为学习无线电通信工作，约有150员编为有线电通信及机车铁道运输工作。那时国民革命军前线尚在徐州一带，军队联络难求迅速确实与保密，那时小型无限电收发报机，正是运用到军中的时际，所以创设学校，期以一年甚至半年之训练，即分发至各部队工作运用。

主办学校之负责人员，大都为中国科学社社员，执教者无一人为半吊子出身，全是具大学教授、讲师之职位调来军中任事，如教务处长王崇植先生乃是电学专家，且为当时中国科学社社长，名望极高。校长李范一先生亦为当时国内科学家一时之选。教育长朱世明上校为清华留学生大学卒业后转入西点军校之优等生，开学时彼尚滞留美国未归，二三月来校任职，每晚10时后军装整齐，巡视学生寝室，来去时间比洛来克斯手表标准时间还要准，日间则到各讲堂听课，与学生同食宿。朱先生实为当时之文武全才，彼亦为中国科学社之社员也。尹仲容乃民国17年春亦为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之助教尹国镛其人。校办公室主任为徐恩曾先生，也是抗战期间交通界之大亨也。

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设于南京市，学校课程以专门技术性质课程为主，纯军事性的术科很少。在学不及半年，学校奉命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兵科，时间约在民国17年秋冬蒋总司令第一次下野复职之后。归并入官校之时，有不少同学不愿为陆军军官而请求退学，约占全部人数十分之一。原来的校长、教育长均去职，交通队大队长由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邱炜兼任。继续开学，由总司令亲临点名。官校第六期交通兵科于民国18年5月在南京毕业。

5.军校教育总队

劳声寰民国21年夏，我奉调军校教育总队受训。此时徐培根与桂永清负责教育总队的教育，徐毕业于德国的陆军大学，桂毕业于德国的步兵学校，而从民国18年冬以后，政府雇用了德国军事顾问，购置了德国装备，我们在教育总队所学的是德国式的新的战术，受训半年结业，这也是军校高等教育班的前身。

国民党组建的陆军军校和特种兵(5)

6.宪兵的建设

张法乾北伐奠都南京后，大约民国21年，谷正伦先生奉命正式成立宪兵司令部，积极筹划策订中国宪兵各种规章制度，创立现代之革命宪兵。至民国26年抗战发生时，我宪兵之建制及各级主管姓名如下：

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副司令陈楚雄

参谋长萧山令

政治部主任张炎元

总务处徐志道

警务处丁昌

军械处徐某

军需处朱迈昌

军法处（已忘）

军医处蔡静浦

宪兵特务营张法乾

宪兵一团张镇

二团罗友胜

三团袁家佩

四团吴天鹤

五团文重孚

六团夏之时

七团（已忘）

八团方涤遐

九团谭煜麟

十团陈烈林

教导团李楚藩

补充团刘炜

宪兵训练所（即宪兵学校前身）司令兼所长设有甲级学员队（军校毕业转科教育）、乙级学员队（宪兵士官深造教育）、军士队

依据国民政府颁布宪兵令，宪兵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民国26年除宪兵二团、教导团、补充团驻防南京外，其余各团分驻全国各重要城市，维护军队风纪及地方治安，或担任特种勤务以及统帅护卫、车站码头、机场警卫等。宪兵特务营辖宪兵三队，担任首都各地区宪兵队勤务，另辖骑兵队、三轮装甲机车队，迫击炮队任机动勤务。

7.大搞特权的税警团

劳声寰民国25年3月，委员长忽然调我到税警团去充任第五团中校团副。税警团是宋子文创办的，他有政治野心，团内设有特别党部，设有政治部，总团长是温应星，华侨、美国西点军校出身。总团下分四个步兵团，另十几个独立营，各省缉私队在外。由于宋子文有筹款的能力和方便，装备极佳，有坦克、飞机以及轻重武器，一切自成系统，这是宋子文有意培养的政治本钱。但就整个国家军事上的统一立场来看，这是莫大的讽刺，迟早必须重新整顿，纳入国家军事体系之内。这件事宋子文与委员长之间一定弄得很不愉快的。无论如何，民国25年3月调我们去税警团即是整顿该团之始，派去的是少将、上校、中校、少校各两名。温应星欢迎我们去。我们依照陆军现行编制加以重编为六个步兵团，炮、工、辎等团（另有十个独立营和缉私队不统属于团），随后，中央派黄杰去接替温应星为总团长。

我们到税警团后，先办干部教育，成立教导总队，分军官队、军佐队、军士营集中训练，注重思想和战术的教育，我任第五团中校团副，兼军士营营长，从下士到上士都由我负责训练。确实达到统一编制的目的。不久黄杰到任，在军令指挥上与国军部队已确实统一了，只是仍保留税警团的名义。二、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各省区的军队

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各省区的军队

二、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各省区的军队

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纷纷响应武昌起义，这是民国军队的初创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正式诞生。军事幕僚机构为参谋部，掌军令之权，策划国防用兵事宜。陆军部、海军部管军事行政，掌军政之权。参谋总长和陆军总长都是黄兴。陆军部掌管的中央陆军有5个军之多，但后来或遣散、改编，或调回各省。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民国军队都掌握在军阀手里。北京政府的军队掌握在袁世凯、段祺瑞等人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里。而曾在全国各地起义的革命军，其首领也逐渐演变成军阀，部队也逐渐演变成军阀的部队。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掀起了二次革命。接着，云南护国军起义、护法战争、北洋军阀混战等，民国军队陷于分裂和战争之中。

本章收集了贺国光、龚浩、李文彬、张乔龄、胡宗铎、刘士毅、余汉谋、蒋鼎文、丁治磐、于达、张维翰、张廷谔、董彦平、刘安祺等人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军事斗争的经历，从他们个人曲折复杂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民国军队初创时和北伐时的基本情况——组织、在各地区重大战役战斗中的表现、官兵待遇、士气，军阀作风等，这是在其他史书上看不到的鲜活历史，会给我们带来诸多启发。

口述者简介

张维翰（1886~1979），别号莼鸥，云南大关人，历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立法院秘书处秘书长、内政部政务次长、立法委员、立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等职。亲身参加云南反袁护国运动，对云南官场十分熟悉。

张廷谔（1890~1973），河北丰润人，曾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天津市长、北洋政府内阁阁员等职，参加过辛亥革命，熟悉北洋军阀官场内幕。

董彦平（1896~1976），又名佩卿，别号佩青，奉天昌图人。中将，东北行营副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历任东北军模范队总队副、一零五师参谋长、第一旅旅长等职，参加过直奉战争、抗日战争等。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一）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

1.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

贺国光四川争路问题发生时，余正在四川，直至赵尔丰之死，堪谓躬逢其盛，如今回忆起来，犹历历如绘。川汉铁路原先为商办，清廷欲收为国营，命盛宣怀督办收回事宜。百姓因所投资金不得适当偿还，拒绝交与政府，大举请愿，路争自此始。及咨议局罗纶、蒲殿俊等人被捕入狱，人民之请愿更为激烈，赵尔丰赶回镇压，亦归无效，群众高举“德宗景皇帝牌位”，及“庶政公诸舆论，铁路改归商办”之木牌，四处游行，风潮不可遏阻。

政府以巡访营防阻群众暴动，以新军守东西辕门，制台衙门以巡访营连振奎领导把守，是时群众准备捣毁衙门，且得新军之同情，蜂拥冲入衙门，巡防营以机关枪阻击，死伤甚多。此役余在督练公所楼上，目击双方激战，群众终以徒手不敌而退却。

事起，城门四闭，民变大作，民众所组织之保路同志会，不断请愿，与巡防营冲突，巡防营因此亦开枪攻击。

新军本甚同情人民，初时双方各不相涉，然因一军官责备群众之暴动行动，人民又不听劝说，因而失去了新军之同情，亦有相互攻击之情事发生。

继省垣之骚乱，各县民变相继发生，四川军队不敷镇压，赵尔丰因请调湖北军队入川协助平乱。端方领新军两标入川，至资中停止前进。余等奉命前往成都城外武侯祠迎接，事后得知，实为赵尔丰阻止端方夺取川督之措施，盖赵得密报，端方有志川督，故随处提防。端方入驻督练公所，余等他迁。

川乱大作，各省响应，赵尔丰让位，朱庆澜、罗纶为正副总督。新军向朱索取粮饷，不允，军队叛变，先抢黄城坝，继占军械局，朱庆澜逃去，军队在藩库得银400万两，尽皆由暴乱军民所瓜分。

次日赵尔丰复出，出示安民，其意本善，然有人传说巡防营之变，系赵暗中唆使，群众又起而攻赵，后尹昌衡自领四川总督，驱散乱兵，执赵尔丰而杀之，其斩标书曰“恶贯满盈之总督赵尔丰”。

2.中国自有枪炮以来最激烈的战争——四川的护国战争

龚浩保定毕业后，我被分发到湖南工口镇伍祥祯的第五混成旅，不久陈宦调伍旅入川，我也随行。民国4年冬，蔡锷起义，我担任陈宦的机要参谋，次年升少校，陈宦为人很好，文武全才，有大将风度，因与我系同乡关系，对我很好。陈宦原来主张对蔡锷用兵的，但伍祥祯旅在自流井一战失败。改调冯玉祥旅。冯自成都出发时大哭，说军人参加内战，是大不幸。到自流井后，即深沟高垒，私自与蔡锷谈和。川军方面也纷纷与蔡联络，蔡对陈也甚为敬重。陈宦不得已才宣布独立。那天早上，陈宦面色苍白，声音低沉，召集军官讲话，宣布与袁政府脱离关系而独立。不久陈宦被发表为湖南督军，离川东下，将我介绍到川军卢师谛部任代理团长。

李文彬民国5年，云南已洞悉袁世凯盗国之野心，故于川滇边境，积极布置。1月中旬，第一梯团所部之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以及金汉鼎之工兵营，先后抵川滇接壤之新场，旋与川军相遇交绥。滇军猛进，节节击败黄坡耳、燕子坡、捧印场等地之川军。川军退守横江，滇军不舍，邓泰中攻其左，杨蓁抚其右，激战终日而下横江。既下横江，直捣安边。20日晨，滇军渡江，翌日入据叙府。

叙府失守，袁世凯大震，下令褫伍祥祯川南镇守使职，责令戴罪立功。调兵四路图叙，一由伍祥祯率所部由自流井攻叙北；一由冯玉祥统所部由泸州指叙东；一由朱登伍领巡防军由犍为逼叙西；一由李长泰挥其部犯叙南。袁军虽众，鏖战三昼夜皆为滇军所败。冯玉祥身负重创而去。

叙府情势稳定，滇方移其军队攻打泸州。田钟谷一营则留守叙府。泸州之行分西南两面，刘云峰自西面至，董鸿勋与刘存厚响应之兵则来自南面。不意刘催滇军入川之电文为四川将军陈宦所获，加派川北军至泸州增防，因不克依计行事。刘军遂于纳溪宣布独立，是为2月2日之事。5日，滇军则与攻泸之刘军会合。刘军进攻蓝天坝之正面，滇军则敲其侧，川军大溃。蓝田岩、月亮岩则由刘军团长陈礼门负责防守，滇军渡江之后，滇军渡江之后，占领五峰顶，泸州指日可下。据守泸州袁军，潜行渡江，偷袭月亮岩，守军猝不及防，相率而退，陈礼门因而羞愤自杀。时（10日），赵又新甫抵纳溪，闻警驰援，因刘军退至江安，实力单薄，亦退回纳溪。12日，滇军复攻击蓝田坝等地，双方相持一日，因实力悬殊，又恐袁军由蓝天坝抄纳溪，切断后路，是晚复退回纳溪。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先，刘存厚攻泸州时，互两昼一夜。迨北军第一师来援，而刘军、朱德部又未至，刘军只得引退。及滇军顾品珍、赵又新等至，攻克蓝田坝，而北军张敬尧亦以大军前来，遂有棉花山之激战。是役，蔡锷由永宁驰援，赴纳溪前线，躬督指挥。泸州久不下，熊克武等欲改变作战计划，执行长困之策。蔡锷恐北方援军至，主张速攻。24日晨率精兵助战，大败袁军，袁军溃走，蔡遂入泸州。顾此次战争，为时近月，各动员数万，战线延长百余里，诚滇方出兵以来之大举。

滇军因全力攻泸州，以致叙府空虚，川督陈宦知其情，饬旅长冯玉祥率大军突击之，此2月30日之事。3月2日（一说3日），叙府滇军因寡不敌众而退。左翼既失，中路只得离去纳溪。总司令行营移驻大洲驿，改攻为守。黄毓成之部队适改为护国第四军，星夜赶至增援。3月中旬，滇军复克叙府。蔡锷令顾品珍再攻纳溪，激战四日，各有胜负。袁军曾使用飞机三架，滇军毁其二。是役曹锟躬自督师，因地形不熟，若非张敬尧力救，几不能脱围。虽如此，北军精锐亦殆尽矣。

四川战争未已，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袁世凯见大势已去，遂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命陈宦电滇军，停战一月，并派富飚赴永宁与蔡锷商洽。一月之后，战期届满，协商尚无头绪，陈宦言以退位手续烦杂，请宽以一月。旋浙江、陕西纷纷独立，陈宦亦于5月22日宣布独立，袁见众叛亲离，愤懑逝世。四川战事亦随之结束。

综观护国军一役，滇军所以能击溃北军，其原因如下：

（1）训练严格，装备精良，一切由德籍教官主其事。

（2）纪律严明，不妄取民物，不妄戮民命，甚得民心。北军则掳掠奸淫，无所不为。“得民者昌”，此不易之理也。

（3）蔡锷颇晓心理战。不杀俘虏，宽待伤患，凡经医愈之敌军，概送回原部队，以此打击敌军斗志。

陈宦奉调离川，由第一师师长周骏代其职。周为人阴险，川民恶之，要求滇军代为驱逐。周不支而遁，此可为滇军受川民拥戴之佐证。此外，川军、川匪皆畏滇军。当川事和平解决以后，北军张敬尧、曹锟要求滇军护送出川，以防意外。

3.川滇黔军三角混战

李文彬民国6年，段祺瑞毁法，云南起而反对，护国军旋改名为靖国军，护法战争起。段祺瑞勾结四川军阀，企以四川作为制服滇黔之基础。当时川军编为五师：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第四师师长陈泽霈，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滇军在川者亦有二师：即第六师师长顾品珍，第七师师长赵又新，另有川边镇守使殷承瓛所部旅长华封歌驻西昌、会理一带（西康）。镇守使只限于指挥地方部队。

民国6年4月，四川方面，因刘存厚受段祺瑞之挑拨而驱逐罗佩金，致引起川滇军之冲突，后北京政府免刘罗之职，以戴戡为四川督军，迨川黔军在成都发生战争，戴戡亦无法立足。段政府复令周道刚代理四川督军，进解成都之围，当时黔军熊其勋旅在川与川军相搏甚烈，戴戡且身死乱军之中。北洋军阀则援助四川军械，以排斥外军。

民国6年9月，护法之役，四川民军编为四路援陕军。在滇川军亦编为四路援鄂军。

四川问题至为复杂，最初由川黔两军的冲突发展为川滇黔军的三角混战。唐继尧于成都战争爆发后，即组织“靖国军”，以顾品珍、赵又新、庚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第一至第六军司令，以罗佩金为第一、二两军总司令，自兼第三、四两军总司令，以叶荃为第五、六两军总司令，专对四川用兵。军分三路，右路赵又新会合黔军王文华由泸州进取重庆，中路顾品珍会合韩凤楼由内江合攻成都，另罗佩金一路会同滇省派出赵奇福旅作战于叙府。因韩凤楼之大意，中路军攻成都遇挫。四川战事历时一年，形成拉锯战，前后进进出出，不下数次。至民国7年初，滇黔军会合熊克武的川军先后占领重庆、叙府。此时杨森为第二军参谋，杨森初为黄毓成之副官，赵又新命为警卫军团长，赵为人忠厚。民国9年，滇军攻成都时，杨森投归川军刘湘，任第九师师长，滇军败退泸州，赵又新为杨森开炮误杀。此后第二军相继恢复泸州、成都，以熊克武为总司令。

张乔龄我在民国13年2月入川，这时刘文辉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师部在叙府。刘是很求进步的人，很注重干部及新兵的训练，他派黄朝盘请了十位保定第九期毕业生到叙府帮他办教育，成立教导总队，分军士班、官长班，加紧训练。我在四川将近一年，任教导总队中队长。四川内战虽甚激烈，但我们始终未曾介入。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二）两湖地区的起义及军队

1.清廷重臣张之洞对湖北革命的功绩

胡宗铎张文襄公之洞对革命可说有二大功绩。其一为设造币厂，当时省库存有现洋约4000万元，仅汤化龙及胡瑞霖知悉。起义之后，规定军官薪饷20元，士兵10元，即由此支付。其二为设兵工厂、被服厂、皮革厂等，仓库中存有枪支二三十万。各省援鄂军都是空手而来，一切武器、装备全由湖北供应。

革命军所使用之十八星旗，原是张文襄时发行湖北钞票中之水印，经无意中发现采用。使用五色旗则始于江苏都督程德全，后经临时参议院通过采用。

湖北另有一陆军特别小学，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时当废除科举之后，一般秀才无路可走，纷纷入军队当兵。张文襄乃办一陆军小学加以收容。其后陆军部命各省筹办陆军小学。而湖北先办之陆小，以不合章程，部令停办。张文襄乃增加“特别”二字，以示区别。特别小学分仁、义、礼、智、信五斋，学生毕业之后，立刻分发部队担任下级军官。湖北革命团体如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多以特小为基础，于是革命势力遍布湖北军队之中。估计当时已参加革命之军官，除旗人外，约达半数以上。

方兴即特别小学毕业，学测绘，被派到测绘学堂任见习官。首义之后，任敢死队长，为黎元洪保升少将。后湖北军队解散，方入京见段祺瑞，段以“特别”二字讥之，方为之气结。蔡汉卿亦为特别小学出身，后任湖北军队师长。湖北军队由八师缩编为二师时，师长一职由蔡与石星川（日本士官）竞争，段祺瑞出一怪题：计算1/2500比例尺地图之实地距离。蔡瞠目不知所对，交白卷，师长遂属石。

2.武昌起义

龚浩陆中与湖北新军同住在武昌南湖，革命党利用地域及私人关系，秘密在校中发展组织，我是首先参加的。

8月15日已有革命的传闻，19日晚，我正在操场散步，突然听到武昌城内传来枪声，革命党的同事已事先得到消息，都很高兴。大家一夜未睡，次晨，武昌城内的炮弹突然打到学校来，监督范上品率同学外出避炮弹。炮停后，回校吃早饭，接到武昌革命政府命令去楚望台领枪械。领完枪弹，在楚望台又遭炮击，然后又到设在蛇山下咨议局的都督府。我们一天未食。次日分配任务，编为若干小组，到街上宣传，有如今天的政工队。后来北军南下，我们也曾参加作战。

胡宗铎克强先生为血性人，性极纯，且极正派，从无派系或地域观念。不过汉阳之反攻，就军事眼光言，甚为不妥。11月27日汉阳失守前，全国大半省份都已宣告独立，只余河北、河南、甘肃、东北九省等为满清所有。当时北军兵力号称有四个统制，但第四镇王遇甲是光杆，没带兵来，第六镇吴禄贞未到，实际兵力只有王占元、李纯两混成协及何丰林一混成支队，另加炮兵及工兵若干。南军当时则有鄂军三协（熊秉坤，一姓张，一姓王）、湘军三协（王隆中、刘玉堂、甘兴典），兵数不比北军为少。

鄂军三协多为新兵，无作战经验，若坚守不攻，北军绝不敢妄动。但黄兴终是革命家，以为3月29日之役，无一兵一卒，可进攻广州总督府，何况现在有兵有将，故主进攻。黄于9月7日抵汉口时，江汉关以东，已为敌侵入，黄即继姜明经为总指挥，11日指挥部队渡江至汉阳。13日在武昌登坛拜将，湘军王隆中部适开抵武汉，士气为之一振，乃积极准备，24、25两日开始向汉口反攻，新兵不习战，败退回汉阳，而北军知我虚实，乘机进攻，汉阳因此失守。王隆中为老军人，主张固守待援，反对黄之计划。其后王率队不辞而别，影响甚大。事后检讨，王之主张实较正确。

黎汤二人所以被拥戴而出，主要原因为利用二人之名望。但黎平日对革命党亦颇为宽容。当日知会为巡警道冯承钧破获后，会员另谋组织振武学社，在潘康时连部开会，司书杨玉鹏亦为同志。其后黎元洪虽发现此组织，仅命潘康时离职，未予深究。是以革命党人对黎并无恶感。黎出任都督后，汉口外交团对革命态度为之一变。又有外国人到咨议局，问革命政府是何种政体，汤答以共和政体。故外交团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严守中立。

咨议局内有一管财政之胡瑞霖，向汤化龙建议应通电全国，汤乃向党人提出此办法。但当时汉口尚未光复，电报不能发出。夏维菘是俄文教员，因负责咨议局对外交涉事宜，常与俄国总领事往来。遂由夏找俄领事，伪称系瑞徵电报。所用电码且系北京政府与各省联络之密码，由汤化龙在清廷鸦片税大员柯逢时处取得。通电发出，革命消息因此传播各省。云贵总督李经羲将电报布告，反助长革命宣传。只此一事，汤于革命功即不可没，惜日后汤与革命党意见不合而分离。

刘士毅正在此时，袁世凯派代表至汉口托英领事商谈和议，战事乃暂停。李烈钧也于此时来到汉口，准备和议不成再战，故我们部队也归李指挥。结果和议成立，一、二军司令官皆撤销，李烈钧乃由汉口返回南京。

3.新湘军之崛起

龚浩在武昌一礼拜，我们革命组织的指挥谭人凤，就带我和几位同学回湖南。谭是湖南新化人。黄兴在广东革命失败后，谭即主张到湖北发展，因湖北新军中湖南人很多，武昌鹦鹉洲做木排生意的都是新化人，谭就以此为立足地。谭是会党中人，但留有长胡须，故不为人所注意。武昌起义后，只有军队一协，故必须得到湖南、江西的响应。于是谭人凤挑选了几位同学回湖南找焦达峰起义；我与同学就为谭奔走联络。

辛亥年湖南起义原以新军为基础。当时新军不过二标（一混成协），力量有限，遂与帮会合作。首任都督焦达峰，就是号召帮会而发动起义的，不过帮会原是老湘军遣散后留下的组织，力量在下层社会，因此湖南人心、秩序均感惶惶不安。加以副都督陈作新不过是新军中的督队官，资望不足，引起其他新军的不满。于是不久，焦、陈二人均为新军所戕，改推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都督。与谭合作的是程潜，担任军事厅长。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在士官生中颇负时誉。回国以后，任四川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正参谋。辛亥年太湖秋操时被派出川观操，适逢革命，程就回湘。程潜原是秀才，与谭延闿岳麓书院同学，声名且在谭之上。

谭延闿出任都督后，新军由二标扩充为五师，师长都是第六期士官生，原来的二等兵都升为排长。这是新湘军武力的初步形成。但是湖南财力不足以养五师之兵，勉强维持，只有增发通货，结果造成通货膨胀。不得已只有裁兵一途。先由五师缩裁为三师，再裁为两师。第一师师长赵恒惕，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所有裁兵工作，都是赵恒惕一手完成。赵原是广西协统，辛亥革命率军援鄂，因南北和议成功，被编入南京陈之骥第八师。赵率军队回湖南，很得谭延闿信任。

二次革命失败，赵恒惕为袁世凯押禁北京。北军南下，汤芗铭督湘大肆摧残，新湘军的力量几乎完全被毁。

川康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4.反袁斗争

余汉谋民国5年，袁世凯称帝，武汉发生了一次兵变（2月18日），一部分同学主张响应，但我不赞同，我说：“以个人名义参加是可以的，若几十个人响应，万一失败而牺牲，是划不来的。”结果没有发动。当时袁氏在武昌驻有一师人，革命党势孤力单，发动起来简直是以卵击石。第二天湖北督军王占元到学校来，才知道王曾派了一旅军队把学校团团围住。王对我们说：“你们小孩子都很好，昨夜外面发生事情，你们都能安心睡觉。”幸而我们没有发动，不然一下子就被消灭了。

兵变被袁氏解决后，武汉厉行清查革命分子，我们七八十人为避免无谓的牺牲，便陆续离开武昌。

5.援鄂之战

龚浩直到民国9年驱张之役以前，新湘军局处郴永之间，卧薪尝胆，是新湘军的磨练时期。这时薪饷为“1·3·5”制——伙夫1元，士兵3元，军官5元。艰苦不难想见。驱张成功夺回全湘，所取得的北军军械，就成为新湘军扩展武力的张本。这时共二师五旅，以赵恒惕为总司令，士气最高，规模初具，新湘军的力量可说是由赵一手完成。

民国10年，新湘军已成为一股特殊力量。一方面兵数太多，急谋向外发展，一方面湖北孔庚、蒋作宾响应联省自治，前来求援，于是有援鄂之役。此役是与川军熊克武合作，但熊克武动员太慢，川军到宜昌时，宋鹤庚已到汀泗桥。由于吴佩孚动员河南、河北、山东的军队协助王占元，湘军在汀泗桥相持20多天，终于败退，几乎溃不成军。

是役，我任前敌总指挥鲁涤平（第二师）的作战科长，是由团付调用的。我在长沙看过作战计划，便问鲁：吴佩孚的态度如何？鲁答称：事在人为。我觉得甚不可靠。同时我对分七路入鄂的作战计划也不满意，因为当时战争是沿铁路作战，主力应集中铁路，兵力不应太过分散。所以到岳州后，我就变更部署，调夏斗寅为前部。在羊楼司与强敌正面遭遇，无法前进，我将部队调回绕攻赵李桥孙传芳之后路，一战大胜，虏获甚多。

6.护宪之役

龚浩民国12年护宪之役，谭延闿由粤入湘，当时湖南分为三派：一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当时已有16个团长，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恒惕的学生。保定派与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形成两大壁垒。拥谭派有吴剑学、陈嘉佑、谢国光、蔡巨猷等，其部下官佐素质较差，但控制湘西、湘南一带，财源充裕，地利甚佳。我原任鲁涤平的作战科长，便劝鲁拥赵。但鲁以非赵之嫡系，乃杀团长袁植投谭，我就脱离鲁改任赵之上校参谋。赵派我至唐生智处帮助攻打蔡巨猷。唐又派我到武汉请求萧耀南援助武器弹药，结果共领到二百多万发子弹，七八千杆枪。最后将谭击败。

胜利之后湘军分编为四师，唐是第四师，驻防衡阳。所部有枪一万多支，干部是清一色保定同学，防地广、财源足（军饷有二十多万，其他各区不过十几万），又得吴佩孚的接济支持（吴曾请唐到洛阳，大加鼓励），于是俨然成为湖南最大的势力。当时，唐也确是气宇不凡，纪律严明，恩威并用，挥金如土，用兵机智。是以贺耀祖称他为英雄。

唐孟潇起家，可以说完全由我策划。在援鄂之役失败后唐部驻常德整补，因防地种植鸦片，财源最富，得天独厚，一次为母做寿，我以鲁涤平代表身份往贺，唐坚请我坐首席，我甚感其优遇。在回程往长沙的船上，唐与我谈起湖南的前途，我向他献计，先联络16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自然可以形成力量。唐大喜，叫我回长沙后代为联络，由他在经济上支持。于是先请客，再换兰谱，结拜兄弟，从此成为一个团体。唐经济宽裕，所有同谱兄弟家用都由他接济，无论本省外省同学，一视同仁。刘文岛到湖南来，得了5000元，就是大家捐助的。于是再由我极其自然地提议共推唐为领袖，均无异言。唐由是集合全湘军事力量，有举足轻重之势。

赣闽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三）赣闽地区的起义及军队

1.江西的起义和军队

刘士毅当时江西有新军一混成协，协统为吴介璋。所谓混成协，包括步兵两标（团），另炮、骑、工、辎各一营。马毓宝时任标统（团长），率一团人驻于九江。马标中有我速成前期同学多人任队官（连长）与排长，其中有一位队官刘世均，关系以后很大。我学的是炮科，但炮兵营在南昌，我到九江后，便先去见刘世均，他告诉我，不要马上到南昌，劝我在九江多住两天，因武汉局势紧张。第二天，武汉便传出首义的消息，这一来九江部队也有不稳的情形。因为那时的九江清军有新军，有老巡防营（即绿营改编的保安团队），此两种军队中皆有不少的洪帮与青帮的人，此二帮的目的皆在反清复明。革命虽不是复明。但反清的目标则是一致，今武汉既已起义，便应当加入。

马毓宝本人不是革命党，幸而他所用的一名马弁叫朱汉涛，为人非常能干，是洪帮中的龙头拐子。为了响应武汉的革命，朱暗中与刘世均商量，朱认为非请标统马毓宝出面不足以号召。一晚，刘世均乃率队包围马公馆，马毓宝不敢出见，其母出来指着刘世均说：“刘队官，标统一向待你不错，你到这里不到三年，即由排长升到队官，标统很看得起你，你为什么与他为难呢？”刘答道：“老太太，请你放心，我们绝不是来与标统为难，我们是想请标统出来领导我们革命。”这时朱汉涛在旁说道：“老太太，我朱汉涛在您家十几年，我的忠心您是知道的，刚才刘队官所说的事情很好，标统为什么不做呢？这是标统做一番大事业的机会。”马毓宝不得已才出来领导革命。翌日（1911年9月2日），九江宣布独立，电湖北黎大都督成立军政分府，由马毓宝任分都督。由于洪帮的关系，金鸡坡炮台也跟着响应，刘世均由队官一变而为标统，金鸡坡要塞上有一个洪帮头目也即升为台长，那时凡附从革命的都升了官。在九江，不发一枪一弹，只打了一个电报响应，便算光复了。

李烈钧（协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清宣统三年八九月间，清政府举行永平秋操，规定各省派代表参观，江西由混成协炮兵营管带欧阳武参加，李烈钧则代表云南出席，欧李两人为士官同学。演习前，军队与参观者皆先集中在北京乘火车出发，结果，火车开到了离汉口40里处的祁家湾车站，原来清廷利用秋操部队开拔到武汉来打革命党的。二人一想，非开溜不可，两人议定，先到九江再讲。等李烈钧到了九江，九江已光复，刘世均等人皆知道李为老革命党，故请其在九江组织参谋部，处理一切事务，李烈钧也就老实不客气地任起部长来，时李年仅29岁。这是李烈钧到九江的经过。我毕业来到九江后，正无事可做，适参谋部成立，便在此工作。

九江虽已成立军政分府，但南昌还没有光复，于是我奉命赴南昌运动革命。我学的炮兵，而炮兵营驻在南昌，当初，陆军部给我的派令也是到炮兵营报到，我现在就藉这个机会到南昌去。到了南昌后，我先谒见江西巡抚冯汝骙。炮兵营中也有我的前期同学。南昌新军也多革命党与青洪帮。到南昌报到的不只我一人，因此学炮兵的便运动炮兵部队，学骑兵的则运动骑兵，学步兵的便运动步兵，所以南昌的光复也很容易。记得当时炮兵营驻在南昌琉璃门外，到了黄昏时候，把炮拉到操场上，与骑兵队约好，以炮声为号，炮一响，骑兵即整队进城，先包围抚台、藩台、臬台三个衙门，再占领军械局、官钱局。结果，未发一枪，未伤一卒，南昌便告光复，大家公推协统吴介璋为都督。

胡宗铎黎元洪当时威风凛凛，江西纷乱，黎派军舰送李协和前往，即拱手取得都督。保定刚毕业，石星川第一师在荆沙独立，我兼程前往参加。不数日，事败，遂经上海赴广州。

赣闽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2.混乱的湖口讨袁之役

刘士毅我所参加革命诸战役中，以民国2年的二次革命最显得紊乱无章。就我所知江西湖口讨袁之役即是如此。

民国2年，宋教仁被刺之案发生后，赣、皖、湘、粤诸省因激烈攻击北京政府，袁世凯深感不快。袁欲控制江西，于四五月间任命汪瑞闿为江西省长，当时李烈钧为江西都督，表面上对汪入主江西省政，并不反对，待汪抵达南昌后始发动各机关团体开会反对，都督府顾问蔡锐霆率领各机关人员至汪之住处劝他离赣。汪见情势如此，即日回到北京。汪离去后，袁世凯对江西更为怀恨，但是尚无罢免李烈钧之意，曾派王芝祥至江西调解，并由北方两三个革命党人陪同，旨在缓和江西革命党人反袁情绪。王调解不成而去，所陪同而来之革命党人如耿毅、张晓江等人，则被留在江西任职。袁世凯见王调解失败，才决定对江西使用武力。袁之策略：第一步免李烈钧之都督职，但袁怕免李之职而激动了江西之军心，所以首先分化江西之军队。江西境内原有二个师，第一师师长为欧阳武，第二师师长为李之亲信刘世均。欧阳武之兄欧阳成是北京国会议员，袁世凯利用此一关系，运动欧阳武脱离李烈钧，并答应欧阳于免李之后可让他继任江西都督，欧阳接受了袁之条件。所以拥护李烈钧的只有刘世均一师人。但是，刘这一师人，有一旅驻防赣州，一团驻防鄱阳湖，一团驻于九江。刘虽忠心于李，无奈兵力分散，不能为力。同时，李也未料及袁会罢免他，更未料到欧阳武已为袁所收买。所以，李知道被免之消息后，在各界人士欢送下，仓皇离去。由此可证明湖口之役，李事先毫无计划及准备。李烈钧免职令下，袁世凯同时发表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

此时，刘世均的师部虽在九江，他却住在南昌，后来他回到九江，犹不知驻防九江之团长李定魁已被北京政府所收买。不久，北军李纯突率所部一师登陆九江，欲包围刘部。李定魁因与北军有了勾结，不便与之相抗，又不敢公然叛离刘世均。他以一团力量不足与李纯一师力量相抗为藉口，退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此时李烈钧已由沪回至湖口，曾以电话通知刘世均，嘱其在九江向李纯师发动攻势，刘知此时在九江实无可为力，嘱我率师部职员一部，先至小池口带着李定魁之愿随行者，由长江北岸赶至湖口。这时，我是刘之代理参谋长。同时我也接到李烈钧先生的电话，始将九江的详情报告他。他知九江不可为，所以才决定在湖口起义。

我在刘家住了三个月，因为孙总理一面鉴于二次革命之失败，一面觉得同志们多是勇武有余而学识不足，他接受犬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之建议，成立政法学校以充实同志之学识。在政法学校担任课程的有吉野作造、崛江归一、副岛义一等有名的教授，而且多是同情革命党的，所以他们不取分文报酬，纯尽义务。学生中不谙日文的人很多，上课备有翻译。经常担任翻译的是戴季陶、殷汝耕、文群、王侃等人。此外，孙总理聘来一批日本退役军人成立大森军事训练班，灌输革命同志之军事知识。

民国4年冬，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做皇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孙总理要我们回国革命，政法学校至民国五年始停办。该校前后共开办约有两年半。

孙总理既要我们回国参加革命，他给刘世均数千元作路费，刘分数百元给我，要我回到江西利用与李定魁之关系，运动方本仁的部下。当时方本仁是赣西镇守使，李定魁是方的团长。

4月，我由湖南入江西，在长沙时，曾见湘督汤芗铭。汤受乃兄汤化龙在上海主张反袁之影响，有动摇之意。我所以能见到汤芗铭便因为有汤化龙之介绍信。我由长沙乘株萍铁车路到萍乡，会见李定魁，劝他乘机而起，我说：“我们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于今袁世凯又要称帝，正是需要我们再革命之时。”李很狡猾，并不反对我的意见，说是方本仁下面有三个团，如果他一团人起义，很容易被消灭。他要我到湖南请援兵，说是湖南若能陈兵赣边，起义较易成功。当时，湖南有一团人驻扎株州，团长是陈策，他很赞同反袁之革命，曾告诉我只要江西义旗高举，他一定响应。我连夜乘火车至株州，找到陈策，将情形告诉他，请派二连人随我至江西。陈答复我部队调动权在于督军，但是只要江西有了消息，他一定呼应，我见他的话已不可靠，又星夜赶回萍乡。火车刚入车站，我见有些军队被围在车站缴械，心中很高兴，以为李定魁等不及待我回来，便动了手。打听之下，原来是我活动李定魁起义之事机泄密，方本仁派其他二团人缴李一团人之枪械。

3.鱼龙混杂的福建军队

蒋鼎文原来民国7年护法之后，泉州一带为南北洋交界之处，总理为扩充革命武力，鼓励老百姓自己组织军队，由总理下委任状委任了很多司令，这些人的素质自然良莠不齐，许多不良分子、地?流氓、地痞也各自成军。有的私设关卡，有的向百姓征税，各自为政，把福建地方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以后中央注意于北伐工作和讨逆战争，对于福建这些乱七八糟的军队无暇过问，任其滋生。

江浙地区的起义和军队

（四）江浙地区的起义和军队

1.张宗昌曾在上海参加辛亥革命

丁治磐一般人对张宗昌的印象，多是从报章杂志和口语相传而来，难免失实。他虽是粗人，却仍有一些事迹值得追述。张最初也是参加革命的。民国元年（1911），临时政府成立，是时李徵五（燮和）任上海光复军总司令。李为宁波人，居于上海，家境富有，为上海人所称之“白相人”（即大少爷），兄弟很多。李是“大爷”，他和北方的“大爷”也有联络。当时张在东北中俄边界及哈尔滨一带，李请张来，张即响应革命，带了一团不足额的骑兵入关到上海，受编为光复军骑兵团，张任团长。而我的老长官徐源泉是清末张之洞所办的湖北武普通学堂毕业，当时即任光复军张宗昌骑兵团的团副（即副团长，前清称教练官），即开始与张宗昌有了联系。未几南北议和，光复军改为第三师，冷遹任师长，张宗昌仍任骑兵团团长。

2.辛亥革命时的浙江军队

于达浙江辛亥革命时二十一镇刚刚成立，本来有一个混成旅，协统是杨善德，他是北洋军系统，浙江军官多数是他的部下。宣统年间成立镇时，照理应由他当统制，但他却轮不到，被一个湖南人萧星垣花钱买了去。辛亥革命后萧至浙江站不住脚，汤寿潜任都督。浙江人当了家，统制以上多数是士官学校出身，陈仪当军政厅长，也是士官学校的，管带以下都是南京陆师学堂出身。前清时北洋练兵大臣是袁世凯，南洋练兵大臣是刘坤一，刘坤一深感循着陆小陆中的军事教育制度来不及培养军人，为了救急，乃在南京成立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浙江中级军官大概都是陆师学堂出身。浙江自己也办了一所武备学堂，以训练初级军官，还有弁目学堂。因此革命胜利后，浙江军人的出身大致是士官学校、南京陆师学堂、本省的武备学堂等三种军官学校，此外还有少数是其他各省武备学校出身的。

辛亥革命时，张勋守南京。广东、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各省组织革命联军攻打南京。当时浙江军由统制朱瑞带领，朱瑞将一镇里选出最好的部队，组织一个精锐的加强协，包含四营兵，包括炮兵、工兵、辎重兵等各种兵种，是一支最好的部队。他带上去打天保城；南京天保城就是浙江军打下来的。南京告定，朱瑞凯旋荣归浙江，成为浙江首屈一指的军人。袁世凯想要利用他，封他为浙江将军，于是陆师学堂的力量也跟着起来。浙江部队经过改编后，改变番号为第六师（即浙江第一师）。

3.下级军官赶跑了浙江督军朱瑞

蒋鼎文陆军学堂受业期限是3年，民国3年我从陆军学堂结业，分发到浙江督军署守备队担任第二连的少尉排长，这时我才21岁。民国5年，升任中尉排长，那时浙江督军是朱瑞，参谋长金华林，这两个人都是北洋分子，他们对总理所倡行的革命异常冷淡，有时甚至反革命，是十足的官僚。

民国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朱瑞迎合袁氏旨意，献媚劝进，制造民意，拥护帝制。我们这一班热血青年的低级干部对于袁氏之倒行逆施，以及朱瑞的无耻谄媚行为，莫不义愤填膺，密谋驱逐朱瑞，浙江实行独立，并联合各省独立推翻袁氏，共谋国是。那时我才23岁，已与张炯先生联系密切；张炯先生是革命先进王文庆先生派来浙江做联络工作的。我早就说通了下级带兵官褚佐善等人在西湖密商举义事项，把守备队中不可靠的排长看管起来，以两个排为起义的基干，号召了守备大队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集中在城外报国寺和车站两处，宣布响应云南护国军，浙江独立，联合各省推翻帝制。

当时浙江的兵力还有另外一个师、一个旅（童葆暄当时担任旅长）、炮兵一连、警察一连、机关枪连一连。如果他们与我们对敌，我们是难以支持的。由于我们以大义相号召，他们对我们的行动深表同情，采取了观望态度。朱瑞不是十分明了底细，以为大势已去，就偕同参谋长金华林夤夜乘坐小火轮逃走。浙军旅长童葆暄乘机率部占领督军署，轻易地占领浙江。童葆暄权任督军，浙江继云南之后宣布独立，浙江独立之后，东南震动，各省纷纷响应。

4.辛亥起义在南京

丁治磐在南京高等学堂没上几天课，就武昌起义了，接着各省独立，江浙也酝酿独立北伐。当时江浙方面是由前混成31协协统顾忠琛（号敬臣）担任北伐军江北联军总司令，熊成基是他的学生，他受熊革命连坐而充军四川，辛亥光复后回到江苏担任此职。革命后学校也乱起来，我和许多青年学生就不上学，满怀着热情投入江北联军司令部中参加革命的工作，担任文书差遣等事务。南北和议后，停止北伐，顾部就受编为第十六师。顾又开办江苏讲武堂，我就于民国元年2月进入江苏讲武堂，开始我的军事生涯。学校里除一般科目外，还要学骑术。规矩严谨，训练严格。先学空马，教官教导如何备马，挂套马鞍、马蹬、马缰的方法，再学上马的方法、动次，以及运用手力、马刺、马缰以操纵马，和如何下马的基本马术。战术教练采德国模式，1911年12月毕业。

到了民国2年夏天，二次革命失败，江浙为袁世凯部所占，队伍重新改编，顾忠琛逃走，后不得志，默默无闻。讲武堂的同学牺牲很多，十六师也遭解散，我则幸免于难。因袁世凯视这些部队为“乱党”，许多人被指为乱党而遭杀害，我就回到家中避难。

云贵地区的起义及军队(1)

（五）云贵地区的起义及军队

1.蔡锷领导云南辛亥起义

李文彬清光绪晚年，诏令各省编练常备新兵，按序进行征兵制，云南即开始考选优秀丁壮，编成常备军混成协。当时全国成立新兵三十六镇，云南序列为十九镇，由三十七及三十八两协组成，其下有骑炮各营，后扩编为马队第十九标，炮队第十九标，兵工队第十营及辎重队第十九营等，另设一机关枪营，此滇军所特有者。时，蔡锷任三十七协之七十四标标统。其下，第一营官带为唐继尧，第二营官带刘存厚，第三营官带刘成勋，炮兵连长则为赖心辉。

张维翰辛亥年（1911）8月19日武昌革命军起义，消息传来，松坡等进行日急。9月初，经羲亦已有所风闻，下令将李根源等可疑之部队他调。7日晨操，更行缴械，情势如箭在弦，无法再待，遂决定于重九夜举义，至10日下午已经解决，距武昌起义仅二旬日耳。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率部抗拒最力，卒以身殉。经羲越督署墙，匿沙腊巷一巡捕宅。是役死伤400余人。

云南光复，赖陆军第十九镇为主要依凭。当时中国南方各省之陆军，亦以第十九镇实力最强，兵员多来自滇西农家子弟，品质不恶。军官多为留日学生，水准较齐，军械亦颇精良。又有各地巡防队数十营以及铁路巡防队等，兵额众多。松坡为防内争，又谋向外发展，适逢贵州不靖，四川亦紊乱，遂遣唐继尧赴黔，谢汝翼（幼臣）、李鸿祥（翼廷）图川，殷承瓛（叔桓）略定康藏一带。戴戡（循若）、熊范舆、周沅等黔人随继尧入黔。因匪患未戢，黔人遂留唐都督贵州。谢李兵临川南，时滇人叶荃（香石）在成都，如联络妥当，亦可抵达成都，因成都督练处部分军队为滇人赵又新、顾品珍所统率。惜川督赵尔丰被戕，成都独立，举尹昌衡为都督。滇军无可图，乃退兵云南。

云南都督府成立，众推松坡为都督。余则奉调为都督府秘书。松坡素倚罗佩金如左右手。民国成立，欲遣佩金入京联络，适袁世凯令各省派军事代表入京集会。松坡即派佩金为代表。

2.反袁斗争的急先锋——滇军

李文彬民国2年二次革命起，川东镇守使熊克武响应，独立于重庆。袁世凯令滇军援川，遂由唐继尧为滇黔援川总司令，率叶荃、黄毓成之师，而滇黔实与熊部暗通声气。袁知之甚怒，故平定二次革命，即以“经界局督办”调蔡锷入京，所遗都督职位由谢汝翼代，因蔡荐唐继尧而罢。唐甚年轻，非袁所畏，乃准蔡之请。

唐继尧回滇后，缩编军队，名义上虽仅有二师及一混成旅，然边防及省有之部队，未报者甚多。民国3年，袁世凯畏滇军将成心腹之患，有裁减之意，军饷亦由32万元减为24万。唐阳奉阴违，纠合每团裁除之一营为边防独立营、交通独立营，及其他独立连等。袁复欲撤除云南讲武学堂，唐仅允不增加班次。唐收中学毕业生为志愿队，每县复有自卫队93支，又编训退役人员，此皆日后护国军扩充之基础。

先，唐继尧以200万元向德购买武械，回国途中为袁所截。迭以准备秋操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赴日购得数十万元之军火。省中兵工厂亦日夜制造子弹，极力修理所储存之器械损害着。整顿军旅之情，有如大敌压境。

护国军既举事，唐继尧尝三推蔡锷为都督，而蔡不受。唐虽居高位，而与蔡之公文，每用咨而不用令，足见唐为人之重道义也。护国军起义时，高级人员之人事安排大致于下：

第一军军长：蔡锷；参谋长：罗佩金

第一梯团团长：刘云峰；第二梯团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团长：顾品珍；第四梯团团长：戴戡（黔军）

第二军军长：李烈钧；参谋长：何国钧（兼义勇军司令）

第一梯团团长：张开儒；第二梯团团长：方声涛；第三梯团团长何国钧；第四梯团团长：马文仲

第三军军长：唐继尧（兼）；参谋长：韩凤楼

第一梯团团长；赵钟奇；第二梯团团长：韩凤楼；第三梯团团长兼挺进军司令：黄毓成；第四梯团团长：刘祖武

当时军队调遣情形大致如下：

第一军进攻四川。蔡锷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出永宁取泸州为中路主力；刘云峰出昭通取叙府为左翼；戴戡率黔军熊其勋出松坎、綦江逼重庆为右翼。

第二军以桂省为目的。李烈钧率张开儒、方声涛、何国钧等直趋南宁，会同桂军分取湘南，广东。

唐继尧则坐镇云南，令赵钟奇、黄毓成、韩凤楼等出贵阳取湘西，进迫武汉。

张维翰民国2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李协和起义于湖口前特发来一密电：“罗民政长……亲译并转呈松公。”称“力量孤弱，后援惟公是瞻”等语。松坡亲撰复电，嘱以佩金名义答复，望协和等好自为之，云南将积极准备，并望李等随时以军情相告。以后电报往返甚多。

李协和旋致电冯国璋，略谓宁沪粤皖相继独立，云南亦准备出兵，将联络各省，会师武昌，望冯出面领导。贵州唐继尧遣黄毓成率军入川，而赣宁已以兵败闻，适重庆熊克武亦宣布独立，为自保计，黄军乃转攻克武，讨袁军竟成自相残杀之局面。

云贵地区的起义及军队(2)

护国之役事后各方议论颇多，省外人士或谓如无梁任公之策划鼓动，则无此举，其实未必尽然。云南人士或谓唐继尧久已蓄志反袁，则亦未必尽然。其实时势所逼，水到渠成，此时亦非有倒袁之举不可。罗佩金之左右如杨蓁、邓泰中辈均对袁久感不满，蔡松坡之态度自亦为重要因素之一。然袁世凯之于唐继尧则亦确尽笼络之能事。封之以爵位，贻之以巨款（达500万现洋），然均为继尧所婉拒。蔡唐之电讯始终未绝，亦因此世凯方遣军警突击搜查北京蔡宅。松坡与戴戡甫入滇境，世凯即驰电继尧，嘱对奸尻可“就地正法，不必先闻”。如继尧为利欲熏心、毫无顾忌之徒，则必于蔡不利，而继尧仍迎蔡入昆明，亦可见继尧于道义及出处均有可取。

继尧与可澄决定于23日先联名通电，促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限期25日答复，否则宣告独立。滇军虽于25日举事讨伐，而24晚蔡戴之通电已发出矣。

此时云南主要武力陆军两师，已扩编为护国军第一、二两军，由蔡锷、李烈钧分率向川黔进发。留守部队仅警卫第一、二两团卫戍省垣。

陈宦、周骏二人相继被逐后，松坡病重，乃保举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兼省长。此时四川面临之难题为裁军。袁氏虽倒而北洋之势力仍如日方中，且力图消除异派武力。段祺瑞力促佩金将四川军队裁编至五师一旅。此时驻川军队计滇军顾品珍、赵又新两师，贵州熊其勋一混成旅，川军周道刚、刘存厚、钟体道、陈泽霈、熊克武五师，尚有其他杂牌军队不在此数。段祺瑞故布此局，彼知裁军则必生反抗，川滇军均将受损，祺瑞且极尽挑拨之能事，将佩金之密电泄示于川军师长刘存厚，激刘生变。罗佩金则谨依段之命令，苦心筹划，滇黔军为主要凭恃，自不能裁遣，仅能就川军五师中设法，先将陈泽霈第四师所属之卢师谛一旅缴械。此次经过亦颇有趣。缴械前三日卢行婚礼，衣陆军中将制服行礼。新婚之第日，吾等邀彼来督军署，虚与委蛇，而同时解决其部队。卢大忿，坚欲求见督军，久久不肯离去，吾等众人轮流作陪，婉转劝解，亦无结果。政务厅长李守阳最后出与陪坐，相对无言，以迄深夜，卢始愤愤而去。

刘存厚发动兵变于4月19日，正逢成都青羊宫有花会。余购垂丝海棠两盆，放于轿中携回督军署。甫抵署中，即闻枪声大作，副官长黄实告余情况不明，督军正在庭中徘徊，旋即接通电话，罗佩金与刘存厚通话，存厚犹称恐系误会，电话挂断则枪声已打至督军署后门矣。再打电话与刘，则刘已离去，而督军署已为刘军所围困。

此时滇军远戍在外，赵又新一师驻泸州。顾品珍虽驻成都，其所部主力已为旅长何海春率赴川北绵阳一带。成都滇军兵力空虚，遂为刘存厚所乘。督军署被围，情势日紧，英、法、日三国领事出面调停。入督署后竟亦一度为炮火所困，不能脱身。

余拟妥电报三通乞援，一致云南唐继尧，一致泸州赵师长，一致自流井旅长何海春。赵师长接获乞援之电报后，即派金汉鼎星夜驰援，但援军将薄成都城垣时，吾等已离督军署矣，因先一日已接北京免职之电报，令罗佩金赴京供职，任命戴戡暂兼川督，佩金知事不可为，决计离去。

3.声势超过孙中山的十省联军总司令唐继尧

张维翰张勋复辟，唐继尧组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出驻贵州毕节，将驻川之滇军二师（第六、第七师）扩编为第一、第二军。此为民国6年。嗣继尧赴重庆开联军会议。重庆开会则颇热闹。各省靖国军均派代表出席，蓝天蔚、于右任则均派代表抵渝。群雄相聚，大军直出武汉原颇有可能，终因受掣于下列二点，而未能有具体之军事行动。其一为杨沧白与熊克武之争夺四川省长，相持不下。熊倾向云南，又握有四川之实际武力，杨则为中山之代表，必欲取得省长一职，熊则坚决不让，遂成僵局。其次则为广东军政府之成立，继尧且膺选为元帅，势须听命于大元帅之统一指挥，未便单独行动，继尧又无法远离川滇，故决定仍回昆明，遣一代表常驻广州，负责联系。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后，继尧虽为七总裁之一，而未赴粤，实际政务操于岑春煊、李根源及政学系之手，云南方面分得交通部一席，赵蕃出任部长。

民国10年，顾品珍率兵返滇，逐走继尧，品珍此举与政学系及北洋均有默契。其时继尧尚有相当实力，仍可一战，但因不愿糜烂地方，故当顾军开抵距昆明30里之大板桥处，继尧即遣省长周钟岳往说品珍，嘱彼好自为之，且愿以联军总司令相让。此时继尧因响应废督裁兵，已废除督军一职，任钟岳为云南省长，自领联军司令，其实督虽废而兵未裁也。

李文彬民国7年，靖国军首义时，唐为十省联军总司令，其声势之大，在中山之上。若驻扎重庆统一指挥，不眷恋昆明，则川军不会叛，滇军也不致分裂，而中国将为之改观。当时各省代表齐至开军事会议，中山先生亦派蓝天蔚为代表，其他尚有湖北代表石星川等。民国7年唐继尧之由川回滇，关系以后大局至巨。盖唐继尧看不起孙中山，思另树一帜，他曾道：“孙中山革命，吾人也革命。”视孙中山为空谈，故不就副元帅之职，此为最大失着，否则可掌握滇军，粤省将入其手中。

嗣唐继尧复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命叶荃率第八军援陕，打陈树藩，直逼天水，达成援陕任务。靖国军至此宣告结束。民国10年1月，顾品珍与熊克武妥协，亦自四川回云南。自顾品珍回滇后，四川已无滇军。惟顾品珍率军回滇，并未与唐继尧起冲突，因唐自知力量不够，且本省后防空虚，故辞职出走，由顾以滇军总司令名义驻昆明。唐氏经香港至粤，当时我亦在广东，孙中山先生任命唐为陆军总长，唐不受，陈炯明亦不愿其留粤，遂仍于民国11年3月率胡若愚等再回云南，声明不改护法初衷，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顾品珍于此役中战殁。

直鲁及东北地区的起义和军队(1)

（六）直鲁及东北地区的起义和军队

1.义军惨败的滦州起义

张廷谔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可惜北方革命势力较弱。北方军人中赞成革命最著名的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绶卿）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敬舆）。二十镇统制驻沈阳，辛亥年奉调入关，至滦州按兵不动，提出政治改革草案十二条，并与绶卿谋夹击北京。我返国后本想奔赴石家庄投吴绶卿，未到吴已被刺，转赴天津谋炸张怀芝未成，遂至滦州见敬舆。其时敬舆兵权已被罢，不久赴津蛰居，我则仍留天津观望。

1911年12月31日，敬舆旧部第二十镇营长施从云、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京师震动，不幸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叛，施从云、王金铭、白雅雨等死难。张建功大搜滦州城，见无辫发者即指为乱党，枉死甚多。

2.吴佩孚大败张作霖——第一次奉直战争

董彦平民国11年春奉直战争爆发，这次战争的原因很多，但梁士诒（燕孙）的组阁为直接导火线。当时大总统为徐世昌，请奉张推举阁揆，张作霖乃荐梁组阁，事前曾得曹锟与吴佩孚的同意。发表之后，津保系尚无异议，但直系的吴佩孚反对。吴佩孚认为大总统与东北本有渊源，现在奉张又推梁财神出来组阁，这样政权与财权均落于奉系之手，将来饷械一定先尽奉军用，直系注定要吃亏，所以决不同意梁财神组织内阁。津保系对吴佩孚不能节制，段系的靳云鹏又从中煽动离间，双方遂成水火之势，终至发生战争。

战争开始时，奉军分东西两路进兵。东路有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全部，暂编奉天第三旅旅长张学良率第三、第四混成旅，及第七师师长李景林率七、八两师入关，沿京奉、津浦两线进攻。西路的主力则由原驻关内的奉军担任，即奉天暂编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前者师长为张景惠驻南苑，后者师长为邹芬驻西苑，这两支军队沿京汉路向直军进攻。交战不久，西路即溃败，十六师的旅长缪承良自戕死。未几，东路亦不支，全局溃败，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等退至山海关，重新部署，抵抗直军的进击。

当战争初起时，奉军即已注定失败，因为西路军的主要人物张景惠、秦华，与津保系的关系很好，尤其与曹四（曹锐）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根本就不想作战，以致失败。6月中旬双方互遣代表议和，奉系代表为孙烈臣，直系代表为王承斌，签定和约，双方撤兵，以山海关为界，互不侵犯。

3.张作霖卧薪尝胆并发动二次奉直之战

董彦平奉军经此创败之后，张老将回到东北，宣布东北自治，保境安民，成立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被士绅举为总司令，与中央完全脱离关系。又成立陆军整理处，将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军队一齐改编训练，制订典范令，重新改造。秦华、张景惠因被视为亲直分子，不能回奉天，其余关内的军事人才，只要是反对直系的，均一概延揽罗致。陆军整理处的总监为张作相，姜登选（超六）副之。参谋长为张学良，杨宇霆（邻葛）为总参议。杨的权力最大，经管大小一切事务，张老将依之，言听计从，甚至大元帅府宴客开一桌酒席也要请总参议批准。所以有“站着的张作霖，坐着的杨宇霆”的流言。此外李景林原为第七旅旅长，此次战败出关以后，升为第一师师长，他与郭松龄都是当时练兵的好手。其他一流的军事人才像闽人萧其萱（叔萱）、鄂人何柱国等也被东北请去，负责练兵。

郭松龄在当时更显得头角峥嵘，他与张学良有师生之谊，关系甚好。张在军中任第三旅旅长，郭任第八旅旅长，三、八旅联合办公，张不问事，所有指挥训练均归郭一人负责。郭、张建交，始于东北讲武堂。民国8年张学良考取保定军校，欲赴受训，张老将说：“何必去读别人的学校，我们自己办一个好了。东北在前清时代就有讲武堂，我们现在把它恢复起来，请名流来教就得了。”清末各省设立讲武堂之时，沈阳也设立了一所东三省讲武堂，由钱能训主持，规模甚为简陋。此次恢复以后，改名为“东北讲武堂”，延请关内名流来教书，郭松龄也从云南讲武堂回到东北，入东北讲武堂主讲战术。张学良为第一期的学生，就在郭教的那一班。郭为了不起的人物，治军、练军、参谋，样样都好，又能刻苦耐劳，学历与革命思想都够，张学良对之颇为倾倒，倾慕礼敬，心想日后得势掌权，一定要请这位“郭先生”来。郭的发迹，实肇始于此。

张作霖恢复东北讲武堂之后，共办了三期，奉直战起停办。战败出关后，于民国11年冬成立陆军整理处，需要军事学校训练干部，于是次年讲武堂又恢复，接着办第四期。是年12月，我以第九骑兵团上尉副官阶带原职原薪入讲武堂第五期步科受训。时受训期限已延长为一年半（原为一年），民国13年秋江浙战争起，奉军准备入关，讲武堂停课，所以我尚未毕业即回部队参加战争。

江浙战争之起，肇于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之冲突，实则为直系与反直系之斗争，故有洛吴策动下的皖、闽、赣、苏四省联络之举。先是粤孙、奉张、浙卢本有联系，所谓“三角同盟”，且奉张自战败出关，两年来整军经武，未尝一日忘怀对洛吴之报复。及江浙战争起，奉系决议对直系用兵，遂有二次奉直之战。

奉张对直用兵之议既定，乃成立六军备战。第一军司令为韩麟春，姜登选副之，负责攻喜峰口；第二军司令为李景林，张宗昌副之，攻朝阳；第三军司令为张学良，郭松龄副之，攻山海关。一、三军联合作战。第四军司令张作相，第五军司令吴俊升，坐镇吉林与黑龙江不动，以备接应；第六军为新编骑兵，司令为许兰洲，吴光新副之，亦为各路后援。主要的精锐部队为一、二、三军，在前线打头阵。

第六军过老华河，至开鲁，攻打热河，与米振标部相遇。当时米部为毅军，主力为张二扁担张所率。我们第六军为混合编制，主要为奉天苏希林的骑兵旅、黑龙江梁忠甲的骑兵旅及独立雷团的骑兵团，顺热河跑道向赤峰进军。攻打热河的主力是李景林的第二军，我们第六军的任务只是挡住老毅军，不让其抄李的后路，老毅军兵力弱，本不堪一击，等到李景林与张宗昌率军攻入界临口，我们也很轻松地打到赤峰，占了热河。

在李景林部对面守界临口的为冯玉祥部，后面由吴佩孚派军监督。但冯玉祥根本没有打，至古北口即班师，李景林与张宗昌乃乘势入关，夜行二百里，到达天津，战局遂定。

至于山海关及九门口的战役，亦异常激烈，一、三联军死伤甚重，然卒拔城入关，直军全部溃败。至11月初，全面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到达天津，奉军将领亦会至。未几，率军南下，划分地盘，于是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许兰洲像票戏一样票了一段，战争结束后即去职，第六军编入李景林部，我被调充李部第三旅第六团第二营营长，驻直隶马厂练兵。

民国14年10月，直军嫡系孙传芳等组皖、赣、苏、浙、闽五省联军讨奉。先是孙传芳进攻上海，杨宇霆败走，继而占领南京，组织联军北进，姜登选亦自蚌埠撤兵，奉军遂尽失东南。11月初奉军以督鲁之张宗昌为总指挥，与孙传芳等战于徐州，奉军亦大败。是役冯玉祥部国民第二军亦由陇海路东下攻奉，因之张作霖乃使郭松龄、张作相等率军入关，以牵制冯军。然郭松龄却通电主和，且倒戈反奉。

直鲁及东北地区的起义和军队(2)

4.兄弟阋墙——郭松龄倒戈

董彦平民国11年奉军战败出关以后，整军经武，重新改造，延揽军事人才，负责编制训练，因之杨宇霆、郭松龄、李景林、韩麟春、姜登选等均被重用而居要职。其中郭、李为日本陆大出身，其余则为日本士官毕业，因派系不同而互相歧视，遂酿为大学派与士官派的斗争。

民国1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韩麟春、姜登选统率第一军，张学良、郭松龄统率第三军，一、三军联合作战，会攻山海关。当时即因指挥上意见不合，郭与韩、姜发生冲突，虽经张学良从中奔走劝解，然双方积怨已深，无法和好。战后划分地盘，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等均为督办，独未安置郭松龄，郭因之非常气愤，遂种下倒戈反奉的主因。

民国14年冬，郭松龄至滦州，决计反奉。他曾谋于李景林与冯玉祥，且得双方同意而后行动。先是郭与李景林谈判，要李让出直隶地盘，将来打倒张大帅以后，将热河地盘让于李。李未直接与郭见面，系派朱谊青为代表与郭接头，因对郭所提条件不满意，但亦未反对。郭认为既得李景林赞助而无后顾之忧，便于11月下旬赴包头密谋于冯玉祥，冯妻李德全与郭妻韩氏俱为教徒，且为密友，郭、冯以此关系勾结在一起。郭联冯的目的是在得冯军声援，合力攻奉，因之双方签约；李景林如抄郭军后路，冯军即取天津以作牵制；李景林去热河后，将京汉线让与冯军；郭军如失利，冯军即全力援助。

郭松龄得李景林与冯玉祥赞助之后，即于11月22日在滦州发电，请张作霖下野，将军权、政权交与张学良。24日又以诛杨宇霆为辞，二次通电对奉军声讨，因此郭张乃不免于一战。

当郭松龄通电反奉的前夕，即11月23日，姜登选由天津专车去东北见张作霖，说是有要事向大帅报告。本来是决定由朱谊青随行护送，但开车时朱尚卧床未起，经人再三催请，朱始终不起身，仅说：“我已赶不及姜督办的车了，请他先走，我随后自行乘车前往好了。”当时朱的卧室有卫兵站岗，别人是进不去的，但我和他是姨表兄弟，又是他的参谋长，所以我进出他的卧室，卫兵不会阻拦。我进去催他起床，他还是上面那几句话，怎么也不肯起来。当晚姜登选在滦州车站被郭松龄扣押，随后枪杀，接着郭通电声讨张作霖，并整军出关。事后我才知道，郭松龄要倒戈，朱谊青一定知情，因为他曾代表李景林去见郭。郭松龄与姜登选是死对头，姜的专车一定要经过滦州，在滦州一定会与郭碰面，郭见了姜，纵然不会枪毙他，也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何况在那个时候，郭一定会杀姜的。如果朱谊青随车护送，郭要杀姜，会不会一起杀朱，如果杀姜而不杀朱，朱也不敢一个人去奉天见张老将，因为这样他一定会有出卖朋友之嫌，既对不住长官，也对不住朋友，所以想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妙，因此他一再推说赶不及姜督办的车而不愿起床。

当战争发生后，张作霖命张学良带兵至绥中部署迎敌，命张作相在山海关部防截击，此外吴俊升（兴权）亦自黑龙江南下助战。郭军出关以后连败张作相与张学良的军队，12月下旬攻锦州，并陷新民，沈阳大震。如果这时郭松龄将炮兵改为骑兵，率师过浑河，进沈阳南门，即可占领沈阳，取得东北。但他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是日本出兵阻止郭军，不准郭军过河。先是郭松龄举兵反奉，日本并无任何反应，既见郭军节节胜利，奉军连失要隘，日本恐张作霖失败后，失其在东北既得权利，故朝野咸主援奉，因是日本在南满增兵，阻止郭军，结果致使郭松龄失败。

郭松龄另一失败原因是军心不稳，士气不振。郭军原为奉军，张老将父子对部属及百姓并不算坏，因此认为郭松龄回师倒戈师出无名，所以军队都不愿打仗。铁路沿线车站水塔均遭破坏，火车无法加水，不能前进，以致行军迟缓。又加张学良到阵前喊话，向郭的部署将领点名招降，因此军心动摇。

12月23日，吴俊升率骑兵突袭郭军后方，郭军回援不及，内部大乱，以致惨败。郭松龄率其妻仓皇避新民白旗一菜窖中，卒于24日为吴俊升所获。总计郭松龄自倒戈反奉至新民被俘，为时仅有一个月。

郭松龄如果为一、三联军所执，也许会把他放掉，但碰上黑龙江来的吴俊升，就毫无办法了。郭的发迹是靠与张学良的一段渊源，兵败被俘，自知性命难保，故写了一封很长的遗书，犹言身后托张学良料理。吴俊升把遗书拿了去，说道：“如果把遗书交给大帅，小六子的命就没有了。”吴俊升到了沈阳，张学良到车站迎接他，他把郭的遗书交给张学良，张看后汗流浃背。当郭被俘时，有人主张解回沈阳审判，但郭的死对头杨宇霆怕见了张老将发生变化，故主张就地枪决。于是郭及其妻被杀，并将尸体运至沈阳小河沿陈尸三昼夜，以儆效尤。

郭松龄夫妇死后，郭的部属将领都纷纷弃甲投降，听候处分。当时张学良怕张老将杀他，不敢见面。对于这批投降的军官，老将想不出处理的办法，就问吴俊升，因吴是勤王的人，张老将问他：“兴权，你看与郭鬼子（郭松龄绰号）造反这班人怎么办？”吴张口支吾，仅以手作刀势，意思是要张老将把这批人统统杀头。但郭部原是奉军，其军官是张家的人，这等于是张家的家务事，所以要杀头的话说不出嘴来，仅以手示意，而口中则“唔唔”直叫。在张作霖个人来想，与郭鬼子造反的这一班人如果都杀了，未免可惜这部分力量，但不杀又怎么办呢？最后他找张作相来商量。张作相说：“要造反的是郭某一人，他下命令，部属怎么能够不听？所以大帅不能统统处罚他们，不如全部交给学良去处理好了，他对这班人清楚，应该知道作如何处置。”张学良接过这班军官以后，命其官复原职，不究既往，所以郭松龄的残军不久就又整编好了。这批军官都是奉军的基本干部，张学良保全了这批人，无异是延续了奉军的生命。但奉军经过这次战役之后，大伤元气，而张氏父子对其部属也不再信任了。

直鲁及东北地区的起义和军队(3)

5.奉军河南大败靳云鹗

董彦平民国16年奉军又入关与靳云鹗作战，我从外事处调任第二旅第七十七团团副，开往河南作战。靳云鹗为靳云鹏的弟弟，但兄弟二人派系不同，云鹏为皖系，云鹗为直系。当时奉张与洛吴已经合作，以对冯玉祥，但靳云鹗不听吴子玉的命令，于是奉军开到河南与靳云鹗作战。最激烈的一役是在京汉线，双方用铁甲车相攻。靳方为其猛将高汝桐，奉方则为韩梦熊。当时的铁甲车前面都装置挂钩，及两车相遇，奉方将靳军的铁甲车拖过阵来，高汝桐被擒（其他记载则谓高中弹死），靳云鹗遂败。时北伐军张发奎部已抵黄河南岸，于是奉军又与张部打起来。张部号称铁军，很能打仗，双方不分胜负。不久宁汉分裂，张发奎撤兵，张作霖亦至北京就海陆军大元帅职，河南没有战事，我部奉命撤退到黄河北岸。就在这时奉军内定选拔我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调升为总部上校参谋，准备去日。

在我准备赴日之时，奉天成立模范队，命令我去负责筹办，于是我被调回奉天。先是奉军向日本订购了一批军械，后来日本反悔，拒绝交付。当时东北有个浪人荒木五郎，他原来是日军炮兵将校，因触犯军纪被开除军籍，到中国来做浪人，奉天遂请他做军事教官。他得悉日本拒付这批军械后，就对奉天当局说，他有办法要回这批军械，但必须要成立一个军事教育机构，以表示这些军械买来不是为作战用的，而是为发展军事教育。于是奉军便成立模范队，发表荒木五郎为队长，我为副队长，终于讨回这批军械，并着手招考中学毕业学生，到是年11月间，模范队便在沈阳北大营正式成立。

6.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

董彦平民国17年5月，革命军北伐接近平津，奉军撤兵，张作霖偕吴俊升与莫德惠等乘火车出关，6月4日在皇姑屯车站猝遇爆炸，时三人同在一车厢，当车抵皇姑屯之前，莫德惠因有事离开，走入另一节车厢，故爆炸之时幸免于难，而张、吴则当场惨死。

当时奉军大部分尚未撤出关外，张学良亦在关内未归，东北群龙无首，恐为日本所乘，因此在张作霖被炸之后，即将其尸体运回奉天帅府，对外佯称未死，密不发丧，并天天请医生至帅府治疗，张作霖次子学铭佩红领结，不戴孝，时时对外报告病情。而日本领事馆亦常常派人至帅府探病，实则刺探消息，参谋长臧式毅、奉天省长刘尚清出面应付一切。不久张学良偷渡出关。回到奉天，他是穿了士兵制服，混在三等车厢里回去的。日人对张的归来感到十分惊异。

张学良回到东北以后，鉴于国难家仇，遂下令奉军全面北撤，并命张宗昌缩编，归服中央。当时张宗昌的军队最多，他不遵从奉军的命令，不缩编，也不撤退，继续与南方抵抗。中央派白崇禧带兵攻打张宗昌。张不能支，向山海关撤退，但为奉军堵住去路，不准他出关。张大个子（张宗昌绰号）供着老帅的遗像，终日跪哭，并不停地骂张学良与杨宇霆：“我是元帅的忠实干部，张学良与杨宇霆这两个小子，现在如此做法，又如此对我，实在不忠不孝。”最后张宗昌部瓦解，残部为中央改编，张本人及其亲信数十人遁避大连。

民国17年12月3日，东北易帜，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件事情曾引起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冲突。杨不主张换旗，他认为奉军有山海关这道天险可守，只要将山海关的大门一关，与日本调整外交，就可实行东北自保。即使非换旗不可，也应稍待，看看情势再说。张年轻气盛，认为中国非统一而不能富强，要统一非实行三民主义不可，非响应蒋总司令不可，故坚决主张换旗。

张、杨之间固以易帜问题而生龃龉，实则二人有根本不能协调之处。张作霖被炸身死之后，在东北继起而统帅其权业者有三人，一为张作相，一为张学良，一为杨宇霆。三个都有资格做东北的领袖，张学良的势力固属不小，但他也不敢自作主张，还得看看大家的意思，况且杨宇霆的势力也不弱，至于张作相是旧派人物，势力更大。这样一来，对东北政权究竟属谁，就很难决定，最后议定由三人开会商议。开会时张作相亲自到场，杨宇霆未出席，派了邢士廉为代表，张学良亦未出席，也是派了代表去的，但记不清代表是谁了。双方的代表见了张作相，张作相说：“现在是民国时代，子承父业，已谈不上了。不过大元帅的子嗣如果真无才能也不必论，但张学良年富力强，又有作为，可以做到李世民的地位，他与元帅是父子关系，有继承上的宗法条件，所以最适合继承元帅的政权。至于杨宇霆与我都是元帅的旧部，有势力，有地位，要继元帅而统领东北政权未始不可，但与张学良相比，则少了宗法的条件，所以我们应该推张学良为领袖。”时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吉林督办兼省长，因之张学良之于张作相，在公为长官，在私为盟侄，当然有资格、有理由说这种话，至于邢士廉仅为杨宇霆的代表，当然没有什么话讲，只有听人家的吩咐而已。

张学良做了东北的领袖，名分已定，但其时张作相仍为父执，而张作相待之亦犹如子侄，在外面为长官部属，但关起门来张学良要跪下给张作相磕头的。杨宇霆就不同了，他是外人，但却不知检点，见了张学良就喊“汉卿”，且勾肩搭背开玩笑，使张不堪，常荫槐亦复如此，因此张与杨、常之间裂痕日深，使张非处置他们不可。

时常荫槐为黑龙江省长，与督办万福麟不睦。万总认为自己是督办，常是省长，一切应该惟命是从。可是常看不起万，处处与他为难，例如万有亲友要放一个县长，可是常总不答应，因此万见了张学良就哭，总是说常的坏话。

先是吴俊升在时，向奉天兵工厂定购了一批军械，钱已付清，而武器未提，双方订有合同，随时可取。及常荫槐发表为黑龙江省长，以办山林警备队为名建军，要提这批军械，遂奉总办杨宇霆之命将武器提去。事为张学良所知，认为杨、常图谋造反，非常气愤。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使张学良对杨宇霆不满，即民国18年春天，杨宇霆在小河沿的公馆为他的老父做寿。文武官员去拜寿的很多，张学良也去了。当张进门时，杨正与人推牌九，没有理他，已是很不开心，又见自己亲信部属都到了杨府，由是觉得杨功高震主，益感愤怒，因此决意铲除杨、常。

张学良在杀杨玉霆与常荫槐之前，曾与张作相商量过。然心犹不能决，遂执一银元于头上，使落地卜之。当时其妻于凤至在家，张叫于看如钱落地，正面在上就是要杀，否则不杀，于惧甚，急上床，以被蒙头不敢视。三次执钱的结果俱是正面，遂找张景惠入府商议处决杨、常。议决后召杨、常入府枪杀之。随后又命人去请秘书长郑谦，时郑有病，但以来人意甚急，不知何事，遂赴帅府。至后，张学良对郑谦说：“杨宇霆与常荫槐被我毙了，请拟个电报发表。”郑闻言甚为惊愕，说：“你说的什么？”于是张又重说一遍，郑便对张大骂：“你懵啦？你糊涂！你爸爸决不会如此做，真是鲁莽灭裂，我怎能为你拟电报？”说罢后即离帅府，因气愤病情加重，不数日即去世。张学良于郑谦走后，又急召军事厅厅长荣臻至，执荣手于自己胸前谓：“荣臻，你看我的心还跳不跳？”请荣臻快拟电报，荣遂找人商拟电报发表。

李文彬朱益之（培德）曾对我讲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之经过，他说，白崇禧增派代表欲联合张学良反蒋，学良道：“我们都是军阀，蒋先生是革命的，何况现在江山又在国民党手中，倒蒋后，谁有资格当领袖？恐怕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都当不了。所以还应和衷共济，拥护蒋先生，以维持统一局面。”代表回报白崇禧，白因联张不得要领，乃转而向杨宇霆、常荫槐下手。事为学良所悉，一面佯装不知，一面用计以除之。一日，乃藉请杨宇霆、常荫槐吃饭之名而杀之。故杨、常之死，与白崇禧有关。

两广地区的军队(1)

（七）两广地区的军队

1.孙中山与南方军阀

胡宗铎护国之役，龙觐光率军拟经广西攻滇，驻那坡之二塘。该地前临右江，后有高山，形势险恶，龙以与陆荣廷为亲家，毫不为备。不料陆态度突变，派黄复率兵占住山口，予以缴械。又命马济送信给龙，劝其投降。

正逢中山先生出走，岑西林（春煊）担任军政府首席总裁。我以一封介绍信，获岑接见，立即被派往滇军张开儒第三师中任连长职。第三师多系讲武堂学生，相处不易，且营中竟吸大烟，相沿成习。我深表不满，遂往投马济。时北军曹锟、张怀芝南下，马济以广东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名义率军援湘。马济为人精明，知所部军官素质太差，乃开办军官教练所，召集营副以下军官训练。唐绍慧是教练所所长，我任教官。民国9年粤军回粤，惠州告急，莫荣新急将护国军自湖南调回。唐绍慧为前敌总司令，指挥第二军，我任唐之参谋长。沈鸿英、林虎部皆自动请求隶唐麾下。我军直抵海丰，陈炯明部几溃不成军。终因马济与沈鸿英意气相持，败回广西。马济之父与陆荣廷有旧，马又拜陆为义父，故陆提拔马，而沈以是与马不睦。民国9年之役，马在广州助莫荣新，沈则在前敌。军中谣传击退粤军后，将以广东督军畀马。一日马打电报给沈，下署：总司令马。沈大怒，即刻撤军而去，李根源部亦退，全线因此动摇。

蒋鼎文民国7年1月，国父命李烈钧先生担任护法政府的参谋长，烈钧先生敦请蒋百器先生任参谋次长，我因这种关系到参谋本部去担任少校参谋。这时护法势力居处广东一隅，连福建都在北洋势力范围之内，当时北洋政府派了李厚基为“福建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总司令，兼浙军第一师师长，这是用来对付我们护法政府的。

我与童葆暄之间有一点历史渊源，这点历史渊源是经过浙江革命先进王文庆先生的关系而建立的。原来文庆先生的胞兄王占庆先生是童葆暄在北洋速成学堂的同学，又是海宁县的小同乡，因为我常与王氏兄弟接触，自然与童葆暄也就十分稔熟。护法政府因为我有这种关系，就要我参加方声涛的部队，由广东到闽南，目的想把暂投北洋的童葆暄说服过来参加护法。可惜由于各怀私心，这一次我们前去运动的效果不大。后来又请出蒋百器先生出来活动，百器先生是革命前辈、名军事学家，在东南尤其是浙江声望很高，他当时的名义是闽浙宣慰使。他的活动也未收到全效，只把陈肇英一个团拉来，委派陈当第一师师长。陈此时才与委员长建立了关系，结盟为兄弟。后来陈任虎门要塞司令，因走私贩毒被汪精卫逮捕，几乎枪毙，从此陈肇英与委员长的关系便告疏远。

这时委员长在福建长泰担任粤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有一次我随王文庆先生道经长泰，委员长下帖子请文庆先生吃饭，连我们两位随员也都请了。文庆先生从外面回来，看到了请帖，对我们说：“不要理他，这个人很难缠。”结果都没有赴宴。由于我这几年常在闽南与广东往来，很自然的便与委员长接触，因此而熟识起来。

民国7年上半年，桂系军人在南方干涉政治，护法政府政治情况很不顺利，福建的军事也没有一点进展。民国7年6月，桂系人竟改组了广州的军政府，易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桂系实力人物岑春煊也是七总裁之一，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慈禧太后当政时代是一位灸手可热的人物，在西南有他的势力，岑氏操纵下的政府对革命的情势当然是不利的。8月间，国父取道汕头赴日本转上海，潜心著述。广东局面完全被桂系所把持，南方的革命势力转入低潮，我们在闽南也难以待下去，曾亡命到了上海。

民国9年秋天，陈炯明奉国父之命由福建的漳州挥军讨伐岑春煊，10月间光复广州，陈氏受命担任广东省省长及粤军总司令。11月，国父由上海到广州。民国10年5月，国父就任非常大总统，继续讨伐广西的岑春煊、陆荣廷、沈鸿英等军阀，恢复了广西。12月设立了大本营，任命胡汉民为大本营秘书长，李烈钧为参谋长，我由上海赴大本营任中校局员及上校参谋等职。

两广地区的军队(2)

2.孙中山愈挫愈勇——两次北伐

余汉谋当时粤军共有三个师：第一师师长邓铿（兼粤军参谋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三师师长魏邦平。我们在湾仔驻了11个月，到了民国10年6月，陆荣廷的桂军又侵入广东，孙总理下令讨伐，当月我们攻下梧州，到九月底进龙州，陆荣廷完全失败，逃往安南。

总理入广西后，设大本营于桂林，拟改道北伐，时陈炯明在广东唱联省自治的反调，对总理的统一计划多方阻挠，总理不得已便留在广西。

陈炯明是惠州海丰人，地方观念十分浓厚，用人多用同乡，所部军风纪很坏。民国11年3月，北伐军自桂入湘，湖南赵恒惕与陈炯明勾结，阻挠北伐军前进。陈炯明并于民国11年2月暗杀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于广九路车站。总理入桂时，把邓铿留在广州，一面策划后方弹饷接济，一面监视陈炯明，因此遭到陈炯明的忌刻。陈氏杀邓铿后，停止了广西方面的弹饷接济，北伐军只得暂停。

这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后来梁鸿楷带着第一师到向陈炯明。胡汉民在广州扣留魏邦平，要第三师缴械。我们的部队驻在河南面，把警察局的一些破枪拿去搪塞一下，然后就开往江门。

蒋鼎文民国11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举兵叛变，围攻总统府。陈炯明本人并没有危害总理生命的意图，他打的口号是驱逐群小，陈炯明所指的群小是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在陈氏叛变前就已经把廖仲恺拘禁了两个多月，可以想见陈炯明飞扬跋扈的情形。胡展堂固执耿介，自视甚高，脾气大，爱骂人，得罪了很多人。陈炯明不满于胡廖等人，种下了叛变的根由。我为什么说陈炯明并没有危害总理的意图呢？因为总理脱险时所乘的楚豫军舰和永丰军舰都在白鹅潭，白鹅潭全在陈炯明的控制之下，这一带地理情况我非常熟悉，如果陈炯明要危害总理是十分方便的，怎么能那样容易地驶出白鹅潭呢？以后事情闹大了，无法收拾，罪名都加到陈炯明身上。

民国11年，许崇智由赣南规复福州，任讨贼军总司令，委员长任许崇智的参谋长，策动了滇军杨希闵、桂军、粤军、刘震寰各军讨伐陈炯明，加上陈部中有人内应，陈氏势难与许军为敌。该年12月，陈炯明走惠州，许崇智、李烈钧、朱培德等重占广州，总理于民国12年2月由上海返回广东复任大元帅之职，命委员长为大元帅府参谋长，革命根据地逐渐奠定基础。

刘士毅民国11年，我回抵国门，经上海至广州，陈炯明见我是东京帝大读造兵科的学生，派我至石井兵工厂服务。当时，陈以内部未统一为借口，反对北伐，他说孙总理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只是一副对联，没有多大用处。我见陈之态度如此，准备去梧州，转桂林谒见孙总理。行至广西昭平，遇见很多军队由桂林向梧州方面行动，我心中纳闷，不知桂林方面的军事部署如何？正当此时，迎面来了一乘四人大轿，原来是李烈钧先生坐在里面，他当时是大本营的参谋总长。他听说我要去桂林，立刻叫我不要去。当晚，我留在李处。他告诉我此次北伐军所以突然调回广东，一面因为广东内部空虚，陈炯明之主力如叶举、熊略等部队都驻在广西南宁一带，如果此时革命军回师广东，陈在广东之势力不难一鼓而下。他交给我一团人，要我驻邕江两岸，以防陈部回头。大本营之部队如彭程万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许崇智之粤军等部源源开回广东。陈炯明受此打击，所以才让出广州回到惠州去修养。

革命军回到广东后，改由韶关入赣。李烈钧仍是参谋总长，大本营此时是设于韶关，所有北伐的军队均由粤入赣，彭程万的赣军可说是入赣的先锋，其他如许崇智的粤军、朱培德的滇军及李福林所部等，大部分已经信丰到达赣州附近，留在韶关大本营附近的只有少数部队，广州只剩孙总理一人及少数卫队，后方过于空虚，给陈炯明以可乘之机。我当时是大本营的高级参谋，李烈钧又派我任督战官，故我随赣军赖世璜部前进。此时，赖尚系彭程万部的混成旅长，因我与赖有旧交，故住在赖的旅部。李烈钧要我兼任赖的参谋长。是时北伐军的主力已集中于赣州。陈炯明乘我大军北伐入赣之时，即暗中调集叶举、熊略等部，星夜返回广州，炮击观音山孙总理寓所，并向韶关大本营袭击，已被占领，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军到达韶关后，又被陈炯明所阻，折回赣边。赖世璜部因受北军压迫，亦向信丰退却，待抵信丰后，遇着许崇智、胡汉民等，狼狈不堪，正拟东向福建边境退却，并要求赖部在信丰以北布阵，掩护他们退却。此时福建内部情形，竟有出乎我们意料以外之事。即福建督军李厚基，与驻泉州一带之王永泉部势将火并，王永泉与许崇智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见许到，予以械弹的接济。许王联合攻李，李势不支，其部下王献臣师驻在闽西汀杭一带，归顺革命军。李厚基遂被许王驱走，许部遂占领福州，声势为之一振。

此次北伐在江西失败后，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先遣军司令余维谦、别动军司令胡谦等，因战败后均离开部队他去。惟有赖世璜始终团结所部，并收容他军流亡官兵合计五六千人，自民国11年冬季起，辗转流离于广东之连平、和平、梅县、大埔、福建之永定、龙岩、漳州，形同土匪流寇者，几达两年半之久。民国13年冬，江西督办方本仁收编赖部为江西陆军第四师，驻于瑞金、于都、会昌、寻邬等县，前后达一年余之久。

李文彬民国11年5月，国父于韶关誓师北伐，以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分二路出发，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指挥滇赣军攻江西。许崇智为左翼军总指挥，率军取福建。当右路进抵吉安附近时，不料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总理登永丰舰至白鹅潭。幸得今总统赴粤海策划戎机，乃得脱险抵香港，护卫至上海。

北伐军乃分二路回师广东讨逆，朱培德部走北江，许崇智部走东江，合攻广州。但因陈军弹药充足，势力甚大，我军则补给缺乏，故失败。结果许崇智部退至闽粤边界，朱培德部撤至桂林，此时军队无饷，生活甚苦。

民国12年，滇军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杨如轩、杨池生等与桂军沈鸿英、刘震寰联合讨陈。时桂局混乱，各自为战，此时李宗仁、白崇禧势力尚小，编为朱培德部下。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沿西江而下，陈逆败退至惠州。杨刘得广州后，曾派代表邀请中山先生回广州，中山先生复以：“待朱培德部队到广东才回。”盖当时总理对杨刘等人尚不敢深信。

迨朱培德部至粤，总理乃回广州。时滇军有朱培德与杨希闵二系统，为不致混淆起见，朱培德部改称为大本营拱卫军，朱培德任军长兼大本营参军长，并代理军政部长。拱卫军驻防北江南韶连一带，因三水至广州税富地区已为杨希闵捷足先得，朱部军费全由财政部长廖仲恺负责。

民国13年，中山先生主张北伐，是为二度北伐。当时广东军队颇为复杂，共计九师，一师只得一二千人。时朱培德部已改为中央直辖第一军，此外尚有谭延闿之湘军、樊钟秀之豫军、卢师谛之川军、程潜之援鄂军、何成濬之鄂军、路学忱之陕军、李明扬之赣军、刘震寰之桂军。但杨希闵、刘震寰则是阳奉阴违，不肯北伐，只想占地盘。

北伐前，总理曾于韶关集合少校级以上干部，每日训话两小时。后因北上故，乃离开韶关回广州，时我为独立营营长，于总理乘车时，担任车站警戒，护卫总理，宋庆龄也到来相陪。时蒋中正先生为代理大本营参谋长。中山先生由广州经香港、上海、日本而至天津、北京。中山先生在韶关期间，曾用日本顾问，每逢讲话，事先必做检查，以策安全。

时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宋鹤庚为中央军总指挥，陈嘉祐为左翼军总指挥，樊钟秀为前敌总指挥。民国13年，北伐军进至吉安。当时北伐军部队复杂，谭延闿之湘军至吉水，所部宋鹤庚叛去，樊钟秀则自由行动，越长江而入河南，如入无人之境，可见本领不小。湘军叛，我部受威胁，又因总理逝世，我部乃回广东。宋鹤庚之叛，一则因不满谭延闿，一则为受不住穷。我军回广东后，仍驻防南韶连一带，军部则设在广州，改名为建国第一军，其他尚有建国湘军、鄂军等。此时胡汉民为代大元帅。

两广地区的军队(3)

3.国民政府统一广东

李文彬民国14年，国民政府成立，此时粤局混乱复杂，粤军排外，滇桂军不安，互相挑拨，大家皆不愿打东江之陈炯明，宁让陈炯明存在以自保。此时蒋中正为党军司令，下编为二师，第一师为何应钦，第二师为王懋功。

杨希闵原为顾品珍下之团长，于民国11年唐继尧自粤返滇后，被推为建国滇军总司令，驻粤滇军悉归其节制。杨为人无甚出息，喜抽鸦片，只因运气好而腾达，曾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驻粤期间，控制垄断粤饷，廖仲恺要钱，需要先与之联络，滇军恨之，朱培德始终不与他合作，当时朱培德为军长兼大本营参谋长，我是拱卫军营长。

滇军中力量最大者首推范石生，人多械精，为要向唐继尧报杀父之仇，率军西入广西，准备回滇，结果失败。范拥有第二、三师之众，他如不离粤，中央绝不敢打滇军。

滇军解决后，各军组织联合军，接收滇桂军地盘，我也是联合军之一。后因分配不均，粤军许崇智首表不满，廖仲恺责备粤军谓：“革命是为全中国，非独为广东打算，此乃国家大事，吾人应放大眼光，不容有军阀思想。”廖仲恺旋被刺。廖被刺前两天，在中央党部开中央政治会议，廖仲恺与汪精卫对面而坐，汪以一纸条递给廖，上写道：“闻有人欲杀汝与我。”廖微笑曰：“身为革命党人，生死已置之度外。”廖仲恺死后，开始对付粤军，将许崇智逐走。当时许为粤军总司令，梁鸿楷为军长，另有李福林之福军。

粤军解决后，军队全部整编，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谭延闿为第二军军长，朱培德为第三军军长，李济琛为第四军军长，嗣后以李福林之福军改为第五军军长，程潜为第六军军长，两广统一后，李宗仁编为第七军军长。

蒋鼎文民国14年3月间，广州积极地从事东征工作，动员部队连黄埔的学生军都调去会同粤军去讨伐陈炯明了，这对黄埔教育而言，不啻是一次实弹演习。军校学生军编成了教导第一团和教导第二团，何应钦任教导第一团团长，缪斌是第一团的党代表。提起这个缪斌，就是以后当汉奸、抗战末期又冒充重庆代表到日本去谈和、胜利后被枪毙的缪斌。他是无锡人，小有才干。我就在教一团任第一营营长。编制是三三制，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东征时打了不少次的战役，俄国的顾问真的和我们一道打冲锋。棉湖之役，战况非常惨烈，攻城时我身先士卒，不幸身负重伤，子弹贯穿了我的左胸，还好我的族叔——时任旅部参谋长——派兵把我抢下火线，疗养了半年才好。东征之役是一次艰苦的作战，陈炯明在广东有他深厚的势力，同时也有外援，我们能以数量不多的军队荡平粤东反革命的老巢，实在不容易。

我们东征之后统一了广东，这时广东的老百姓对我们革命军还是没有太多的认识，更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本来我国民智低落，何况党在那时没有积极地从事民运工作。不过这时我们的军纪优良，不扰民，比军阀的部队好，这是广东的老百姓所共知的。这就要归功到党军的本质和党代表制的施行，使东征北伐军中甚至连士兵都能知道爱护百姓，做到了买卖公平。黄埔时代的党代表制度与今日之政工制度略有不同，黄埔毕业生优秀一点的学生，大部分分发担任党代表，另外的担任连长，黄埔军校并没有设立特别的班级来训练党代表。他们分发到连之后，连长和党代表都是同学、同事，所以能够合作无间。我们的军纪好，表现在买卖公平，不住民房，万一住了民房，临走时一定打扫得比没住时更干净，借物一定归还，决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所以东征北伐时，老百姓对革命军了解之后，都央请我们去住，都自动替我们当伕子，送我们一天路程，甚至村妇都替我们当伕子，与我们弟兄一起睡地铺而不会出乱子。可以想见东征北伐时代革命军人的纯洁，真是有一股清新的气象，才创造出北伐成功的局面，不像后来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到了这一步，革命军已成了老百姓攻打的对象，部队怎能不垮。

刘安祺我们受教育期间，一方面接受课程训练，一方面准备反击敌人的来袭。所谓敌人有东江的陈炯明和广州近郊的杨希闵、刘震寰，他们都反对革命政府。我自己在黄埔军校当学生的时候，曾经参加了三次很惨烈的战斗：第一次东征，猎德渡河打杨、刘和第二次东征。

第一、二次东征的经过可以参考何应钦先生的传略，但是此处略而不详。第一次东征的时候我才入伍没多久，我们主要是担任战地交通线的警戒和运送弹药等补给的工作，甚至当挑夫使用。

民国14年夏天讨伐杨刘，杨希闵、刘震寰两人当时都是军长，所部人数未必有一万。我们从黄埔坐民船在猎德石牌登陆，登陆时在船上就打起来啦！对面都是机关枪，学生连步枪都很少，完全是用血肉筑成铁的长城?不晓得打死多少！登陆以后还是用人海战术，我那班打死一个，打伤三个，我的雨衣也中了两发子弹，侥幸没死。猎德一仗把敌人的防卫线冲破以后，就一直冲到广州，那时真是不怕死，做先锋。预定把敌人解决之后到广州吃饭，我们12点到达广州，打到白云山，就把敌人解决了。

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陈炯明的主力守惠州（惠阳），双方的武器约略相等。当时最好的武器是汉阳兵工厂的79步枪，也有手榴弹，机关枪很少，一个营都不一定会有两三挺重机关枪。我在黄埔的时候，俄国已经开始运装备给我们，我曾率领同学用小船去香港公海外接运武器。他们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当时最新式的，如马克沁机关枪和762步枪，步枪加上刺刀很重，力气小的是拿不动的。我们原来最好的步枪是德国造的，随后就不行了。

胡宗铎是年冬，陈炯明自潮汕进犯广州，并联合琼州之邓本殷，及驻钦廉之陆荣廷残部林俊廷、申葆藩等夹击。陈已攻抵博罗，南路邓军则连下中山、新会、江门，国民政府情势危殆，急电广西求援。广西之形势极好，对南路邓、林、申等叛军可分别予以截断包围，于是分四路出兵：第一路吕焕炎援江门，第二路俞作柏出信宜攻化州邓之主力，第三路黄旭初由南宁攻廉州，第四路由我率领自龙州出上思攻钦州、防城之林俊廷、申葆藩，以防溃兵西窜。11月底，第二路已攻占化州，我见敌退兵太多，忙兼程前进。贵堂一战大胜，敌人胆寒，纷纷要求收编，于是由我收降宋庆积、黄玉书、杨腾辉、张瑞贵四旅之众。是役除黄旭初一路外，其他三路皆有收获，而以我之收获最丰。琼州则请李济琛部收拾。至民国15年正月，两广完全底定。

余汉谋滇桂军在广东飞扬跋扈，军风纪很坏，到民国14年夏天，我们决定把滇桂军赶走。滇桂军合起来有八九万人，我们只有一两万人。我们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军纪严明。我们配合着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向滇桂军一压，就把广州附近的滇桂军打垮。

两广地区的军队(4)

4.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蒋鼎文民国15年时，我已升任第一军第五团团长，这一团是优秀的一团。那时容共，军队中都有共产党，我这一团只有第一营营长是一个共产党，这一个共产党以后在德智门作战阵亡了。此时革命军主力大部分驻防在汕头和东江一带，驻在广州城区的只有第四团、第五团和第六团。第四团几乎清一色是共产党，团长陈继承，当时驻在广州的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季山嘉这班人是反对国民党北伐的，原来他们另有想法，他们在北方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在西北军中潜伏活动，他们是要等到北方黄河流域赤化了再北伐，这样可收夹击之效。国民党的内部意见也是十分分歧的，这些时候政治上也发生了很多的波澜，像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逐放赴俄，都是党内的不幸事件。大概北伐先后的问题是3月20日事件的背后原因，至于那一次事件，我可以把我亲眼所见的事大略地说一下，事实的真相则不太清楚。

大约是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因事到蒋委员长那里去，亲眼见到他正在给汪精卫写信，在场的好像只有陈立夫一个人，那时陈很年轻，仪表很好，好像是担任侍从秘书之类的工作，我还不太认识他。信中的大意我都看到了，大概是：“季新先生：总理容共政策，弟始终拥护……而今党危矣，国危矣……”这封信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写撕了很多次都没有写成，究竟这封信写好没有，是不是送给了汪精卫，则不得而知。本来委员长不想自己出面做，想叫别人出面做，由他出来收拾残局，但是，后来还是自己出面做了，想必是由不得已的苦衷。究竟共产党在那时是想用什么方法，各种说法都有，但多是猜测之辞，直到现在完全了解真相的也并不太多。

当时我这一团住在广州的北校场，第四团住在沙岸，第六团另住一处。第四团中共产党最多，所以目标首先要解除第四团的武装。用武力解除一团的武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惊动地方，还要流血，所以只有智取。我冒了校长之名，命令第四团徒手到我的防地北校场来集合听训，他们并不疑有他，全体开来。我另外派了一营的兵力把第四团的武器全都收缴过来，这样未有一点惊动，未流一滴血，顺利地解决了第四团的武装。

当时共产党操纵下的广州工人组织严密，时常举行十几万人的盛大游行和组织罢工、罢市。工会的势力很大，而且拥有武器，对广州的影响很大，也是我这一团去把工会的枪械缴来。当时俄国顾问和眷属有十几家住在东山一带，我派兵把他们绑来，押管起来，当时的蔡太太还是我团里的顾问，对她也没有例外。还有广九铁路的铁甲车和陈炯明叛变时期总理所乘坐的中山舰，都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李之龙还是我队里的学生），是我派了队伍一一把它们掳获过来。委员长曾经告诉我说：“只有在北伐中求出路，不北伐共产党就赤化两广了。”至于3月20日事件的真正内情，恐怕只有蒋先生和汪精卫最清楚。以后，3月20日事件过去了，内部意见好像协调好了，释放了俄国顾问，有人要求杀我以泄愤，可是委员长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于我并没有一点惩治的行动。

李文彬民国15年3月20日，局势紧张，蒋中正获得报告，知将有变，乃由黄埔到广州，见情形不对，乃回黄沙头，准备去香港，遇刘峙于车站，时刘峙为第二师副师长兼第四团团长，正警戒黄埔至广州之段，刘峙问：“校长何处去？”蒋先生反问道：“你部队在哪里？可靠否？”刘答道：“倘校长要用，生死不顾！”乃共商解决李之龙，是为中山舰事变处理之经过，刘峙以后遂被重用。

两广地区的军队(5)

5.李宗仁、白崇禧统一广西

胡宗铎陆荣廷是土匪出身，原在水口撑船为生，为苏元春所收抚。岑春煊于清末任两广总督时，整饬贪污，增强边防。广西提督军门苏元春督修安南边防炮台，涉嫌贪污，为岑弹劾充军。时柳州陆阿法造反，岑乃命由苏元春所收编之陆荣廷前往镇抚。乱平，陆即升任提督，从此发迹。其部下谭浩明、谭浩清、韦荣昌、林俊廷、黄培桂等，皆是土匪帮中人。其中只黄培桂曾读过书，曾任龙州镇守使，救桂军总司令等职。

莫荣新、陈炳焜都不是陆荣廷嫡系。莫是老巡防营出身。陈则属桂林讲武堂之柳州派。

唐绍慧算得上广西军人中唯一的读书人，清宣统三年北京陆军高等测绘学堂毕业，老太爷为六堡人，文秀才，武举人。护国之役，唐为广西测量局长。梁任公通电反袁时，陆荣廷曾派唐为代表，赴上海迎梁来桂。但广西只能容土匪，故陆不视唐为亲信。

我与唐相识在湖南军次。时唐为旅长，驻永兴，司令部在高亭司，北军萧耀南即驻耒阳。唐与岑西林、陆荣廷均有关系，吕一夔、曾彦等均为唐之好友。岑如何运动吴佩孚撤兵，非我所知。但90万毫洋，皆经由我们防地抬往衡州，则为我所亲见。依当时情势，若非陈炯明回粤驱岑，南北很有合作之可能。

唐早于民国元年已加入国民党，李宗仁、黄绍竑、马晓军皆其部下或学生。黄绍竑、夏威，皆广西陆军小学学生。武昌首义后，王芝祥率军援鄂，组织学生军，黄、夏均参加。白健生则是以农业学校学生参加。学生军由高凤英带队到孝感。

唐晓军为日本士官生。护法援湘时，奉陆荣廷命成立模范营，实际上担任谭浩明卫队，驻岳州。马胆量甚小，闻前线吃了败仗，连忙请假溜回广西。民国10年唐绍慧驻百色时，马又为警备司令，隶唐指挥。马之代表即白健生，会议时与我常相过从，于是始有深交。

在广东失败后，唐绍慧率部退驻贵县一带，继收拾左右两江上游，命我办理教导总队，整顿军队。陈炯明入桂时，黄培桂之救国军亦交唐指挥。民国11年陆荣廷再起，自称广西善后总办。唐则为救桂军总司令，电陆主张与广东合作，共图北伐。否则通电宣布自治，请岑西林回桂主持。陆因此大为不悦，乃假称请唐赴龙州开会，唆使谭浩清刺杀唐于水口。我为唐之参谋长，并兼第一路纵队司令，公情私谊，势不能已，乃组织讨贼军，通电讨陆。后因潘绍武团长之父亲在龙州，为陆胁迫叛变，我又退回左右两江上游。我把军队交黄华新，由安南、昆明、香港，到广州，谒孙先生。

黄季宽就广西讨贼军总指挥职于梧州，白健生为其参谋长，特命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来邀，继又派廖百芳参议催促上道。我志在讨陆，别无他求，遂赴梧州，就总参议职，并兼任广西左右两江讨贼军指挥官。季宽之总指挥名义则为孙先生所委。黄派健生代表赴广州见孙，孙说：“我没有钱，也没有枪，只有三民主义交给你们。”即委黄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

黄绍竑军队原是马晓军部底子，驻百色。陈炯明见广西无法收拾，撤军回粤后，黄乘机出百色，下南宁而据梧州。黄、白与我三人合作，向外扩展。我们军队远较他人整齐，故能逐渐攻略藤县、岑溪、濛江等地。进取平南后，开始与李德邻合作，肃清桂平、贵县一带之陆云高。黄、白与李为当时四校同学会（陆军小学）同学，我亦有二同学在李部任职，从此奠定合作之基。

民国13年春，广西还剩下两个最大的敌对势力：一是广西西南的陆荣廷，一是广西西北的沈鸿英。我主张联合李德邻进攻南宁，以捣毁陆之老巢。乃由我前往桂平，与李联络。李初颇为犹豫，主张先攻沈鸿英。原来李与南宁省府之张其锽省长为小同乡，且系旧识，曾受张委任为浔镇守使，故觉攻南宁不好意思。我反复陈以利害，说明沈曾为陆之部下，若先攻沈，沈败必投陆，但若击陆，陆虽败亦不致投沈，且广西为南宁首府，攻占之后，必可一壮声势。李始终不决，但其参谋长黄旭初甚赞成我之意见。一晚，三人开会，我乘机提议，既有三人在场，有二人同意，即算通过。李表示接受，亦取消镇守使衔，改称定桂军总指挥。是为5月间事。

回到梧州，即开始军事行动计划。军队先集中贵县，然后分三路西进。李率钟祖培纵队及黄飞虎支队，我率伍廷飏、蔡振云两纵队及黄超武一团，同溯西江而上，健生则率何武（定桂军）俞作柏（讨贼军）两纵队取道宾阳。6月初，未经战斗，即攻下南宁。

黄、白先后到达南宁后，俞作柏表示对李不满，主张将李部缴械。我等三人均力持不可，但决定有将讨贼军与定桂军统一指挥之必要。于是在南宁陈炳焜别墅“江城如画”中设宴，席中推李为联军总指挥。如是杯酒而释兵权。

攻占南宁，收编陆之队伍后，沈鸿英由柳江来攻，复为我?击败。此时大元帅派人由广州来，任李为广西绥靖督办，黄为会办兼民政长，张一气为省长。一日，李可能听信左右之言，想自兼民政长，以告黄。黄大不悦，将摒挡回梧州。当时健生不在南宁，我忙去找李，告诉他：“你一定要兼民政长，季宽就要回梧州了。”于是李又打消原意。黄李决不能决裂，否则不但广西统一无望，广东亦无法安定。我有见于此，故从中竭力调和。黄在广西之实力，较李为大，而肯推李为领袖，亦可见黄有不可及之处。

我此时受任镇南各属善后处长兼边防督办，肃清陆之残部，率军驻龙州。白则以指挥官名义驻柳州。

民国14年初，滇唐的靖国军入寇，志在图粤。

滇军在护国之役分兵二路，蔡锷率第一军入川，李协和率第二军入桂，再转至粤。其后李根源拥戴岑春煊，在岑任两广都司令时代，李受命都司令部副都参谋，有此渊源，故在军政府时代，李根源即奉岑命统率留粤滇军，因李为滇人。而李协和仅留一军政府参谋长空名，二李遂至不睦。迨七总裁时代，唐继尧忽命滇军仍归李协和统率，演成二李之争，致李协和在粤不能立足，其第四师方声涛之一部由朱培德率领，辗转由湘入蜀，至粤军回粤驱岑后，始再返广州。至李根源所率之一部，则改成海疆军，归李根源率领，与陈炯明合作。护国第一军入川之顾品珍部则由蜀回师驱逐滇唐。唐继尧遁香港，转广州至桂林，孙先生命其率滇军北伐。不料唐行至柳州，径率杨益谦部滇军回滇杀顾品珍，复取昆明。顾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三人各率所部走粤桂，驻桂平、白马一带。

陈炯明叛据惠州，孙先生图利用滇桂军驱陈，乃委桂军刘显丞（震寰）为广西省长。我们大表反对，由我赴广州，胡汉民表示：“这不过是名义而已。我们不让他去，你们不让他来，就行了。”但刘有图桂野心，又恐力量不及我等，乃赴昆明勾结滇唐。唐意为所动，且轻视桂军实力，遂决定进兵，且图一举而下两粤。

滇军分三路入侵。唐继虞与吴学显二军由贵州攻柳州，龙云一军由百色犯南宁。桂军分二路迎击。柳州方面，为敌主力所在，由李白二人负责，以攻击为主。我则代李为南宁绥靖督办，负掩护防守之责；同时有范石生部协助。范为驻粤滇军，以唐有杀父之仇，势不两立。

龙云攻抵南宁后，我率大部退昆仑关，另一部退永淳，以待范之援军。在昆仑关一仗，又退宾阳。龙部因受小挫，亦不再进。我又再退迁江。龙闻知范部援军将至，更不敢进。退迁江两周，范始开抵宾阳。遂与之约定，由我担任进攻正面，范则绕攻九塘、十塘后路。我率部一日强行军140余里，此晨始发现与敌军相距不过四、五百米，夹两山对峙。激战之后，敌不支后退，因范部迟缓，未竟全功。出昆仑关之后，始见范部到达。原来范部喜抽大烟，行动极慢，总指挥杨蓁本人即为烟鬼，前卫旅长田钟谷又是老糊涂，竟将方向弄错。于是与范军围攻南宁。时柳州方面，唐吴二军均已被击退，龙云不知，犹据城死守。我示以柳州方面俘虏，龙始撤兵而去。我追至滇边，又返镇龙州。

滇军既退，广西至是完全统一。民国14年秋，李宗仁代表桂军接受国民政府革命旗帜，国民政府于是拥有两广之地。三、国民革命军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