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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2）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3）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4）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5）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6）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7）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8）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9）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0）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1）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2）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3）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4）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5）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6）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7）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8）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9）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2）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3）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4）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5）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6）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7）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8）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9）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0）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1）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2）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3）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4）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5）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6）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7）

-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8）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

一

北国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欢笑。就说是在那有五花季节美誉的深山老林中吧，也不时飞出打柴人的歌声，或登山人的笑语。如果再仰望那蓝蓝的高天，以及在碧海长空中飘浮的白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说道：

“啊！多美的秋天……”

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国却是十分凄戚惨然。大地荒芜，满目疮痍，再看看那遍野的饿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再听听那“左手拿着瓢，右手孩儿抱，离乡背井把饭要……”的歌声，大有不寒而栗之感！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啊！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怎么了？……”

十月中旬末的一天，铅似的浓云重重地压迫着大地，淅淅坜沥的秋雨就像是潸然而下的泪水，又给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层雾似的白纱，也给逃难人们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愁云。就在这时，远天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四处流浪的人们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几尽本能地循声眺望长空，遗憾的是低垂的浓云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隆隆作响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日本飞机又要下蛋了！”雨中的难民有的卧在泥泞的庄稼地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再听听那男人喊、女人叫、孩子哭……真是惨不忍睹，悲不忍听！读者看后一定会愤然地骂道：

“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但是，今天在长空中翱翔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轰炸机，而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专机。为此，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不在南昌组织实施第五次‘围剿’计划，他坐着专机到华北来干什么？……”

蒋介石为完成一统天下，安坐九五之尊的宝座，首先实行了“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计划。为此，他相继发动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内战，终于打垮了诸地方实力派，使得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这些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称臣。接着，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下，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尤其对江西朱毛红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围剿”。但是，出蒋所料的是，自一九三○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对江西朱毛红军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损兵折将达三十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者何应钦，因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遂被蒋介石发往北平，去办理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的卖国外交去了。因此，红军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围剿”红军的屡次失败，并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遂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和大批军火。为实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特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蔡廷锴所部；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又三个旅的军队；用重金收买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就把红军困在了赣北、湘赣、粤赣、闽赣之间，再“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2）

天有不测风云。是年冬，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围剿”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同时，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进攻中央苏区，使得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略得逞。加之，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左”倾路线，使得中央苏区日蹙渐小，红军将士伤亡逾万。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蒋介石认定江西“围剿”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是年九月，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策士杨永泰，考试似的问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

杨永泰，广东茂名人，生于一八八○年，考取秀才。一九○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遂入政坛角逐，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学会”《即老政学系》的成员。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政学会也寿终正寝。十年之后，杨永泰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起居注”，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结果，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共”）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蒋介石看后“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亲征”。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从此，杨永泰得了一个“七分厅长”的绰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新政学系”，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得以成功，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左”倾路线外，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并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不仅会审时度势，即知道“围剿”红军的态势发展，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因此，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即断然地答说：

“委座，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3）

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问道：

“你是咱国人骂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为了回应###提出的抗日口号？”

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

“就是嘛，###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从困境中逃遁。”

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复又加重口气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因此我们更应对###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发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襄助蒋氏“围剿”红军。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4）

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篑，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命令：

“晏主任，杨厅长，请分头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作战室，参加军事会议！”

晏道刚与杨永泰非常清楚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是研究红军突围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防堵措施。为此，他们分头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本部高级幕僚林蔚等人赶往作战室，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熊式辉、贺国光、林蔚三人在本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笔者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扼要的介绍：

熊式辉，字天翼，于一###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趋向维新，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后弃文习武，相继入江西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又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学成回国，遂晋见蒋介石，被蒋氏委任为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他依靠蒋介石在军中混迹，青云直上。第二次“围剿”红军惨遭失败之后，蒋氏在南昌设立行营，熊式辉被蒋氏委任为行营参谋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杨永泰一见如故，不仅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人物，而且为了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以宣扬“四维八德”来鼓吹###理论的“新生活运动”，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会长、宋美龄为指导员、熊式辉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于他乘坐飞机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动请辞军职，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杨永泰的所谓功劳，都有熊式辉的一半。而今，蒋介石召开研究红军突围动向的军事会议，熊式辉无论是作为江西省的父母官，还是作为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无疑都应出席会议。

贺国光，字元靖，于一###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赵李桥一个耕读世家。后随父入川，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与刘湘、杨森等川中名将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陆军大学深造，遂又参与鄂军角逐功名。北伐军兴，改投蒋介石门下，参与军机。“征战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5）

“林厅长，你看今天的军事会议……委座会有什么高见？”

林蔚跟随蒋介石有年，积有一套丰富的“伴帅”经验。他曾向贺国光等人谈起当参谋长的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还多次说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最主要的是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意，能明了蒋介石重大决策之意图”。为此，他胸有成竹地答说：

“唯委座之意旨是从。”

贺国光似乎懂了这句答话的内在含义，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久，晏道刚、杨永泰、熊式辉相继走进了作战室，大家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分别在各自应坐的位置上落座。

蒋介石终于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了进来，与会者整齐划一地起立，肃然目送蒋氏走到他的宝座前，双手习惯地取下军帽，放在右前方的桌面上，待到蒋氏点头落座后，大家才又像小学生那样坐下，等候着这位“教员提问”或“授课”。

首先，蒋介石拿起面前备好的电文，一页一页地用心翻阅，他那严厉的目光偶尔会停在一页电文上，就像将要发现“新大陆”那样，蹙着眉宇在思索着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与会者的表情就会发生变化，似乎都在暗暗自问：“他又在做什么文章？……”蒋介石那如同电影定格后的表情和目光终于又开始变化，全体与会者随之又下意识地轻轻吐了一口气，等着蒋氏看完全部的电文，发表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宏论。

但是，今天的蒋介石却一改旧习，不仅没有对部属进行庭训，反而微微合上了他那永远射出领袖威严目光的双眼，似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凝思。这时，刚刚有所放松的与会者的心猝然又绷紧了弦，暗自猜度蒋氏的葫芦里将卖什么药。突然，蒋介石站起身来，走到挂着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仰首看着那张标有各种军用符号的地图。与会者未弄清这是为什么，都机械地仰起头，但目光却停留在蒋介石的表情上。一厅厅长贺国光慌忙拿起那根长长的指看军事地图的教鞭，诚惶诚恐地说：

“委座，给您。”

蒋介石无声地接过教鞭，继续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地转过身来，用双目的余光扫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操着领袖的口气考问道：

“诸位，尤其是贺厅长、熊主席，先于我等获悉###突围的消息，对未来战局有什么想法尽可畅所欲言。”

或许是与会者不想再捱度这无言的痛苦时光，也或许都猜透了蒋介石这盘棋的走法，遂就红军突围的形势和所谓的对策议论纷纷，但他们的发言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谈最本质的东西，留给蒋氏一展雄才大略。蒋介石听了片时，也听出了这其中的奥妙，遂举起手中的教鞭，指着赣粤边界的信丰一带，低沉地说道：

“从目前得到的军事情报看，###突围已成定局。但是，###突围后的行动方向却不知。因此，我们在商讨对策之前，必须搞清，或者说猜测、判断他们将去什么地方。”

蒋介石已经出了考题，与会者就遵命应答。经过严肃的讨论，对红军行动方向做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根据是：赣粤交界大山雄立，交通不便，加之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有二心，在历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取守势，与东面的蒋鼎文所部、北面的顾祝同所部、西面的何键所部相比较，赣粤交界是最为薄弱的一面。而红军选择弱者突围是情理中事。另外，广东尤其是潮汕一带，历来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加之粤地有着长长的海岸线，中共容易打通海上的国际交通，得到必需的军火物资。对此，蒋介石认为有其可能。但他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质疑：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6）

“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也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根据是：红军自赣南突围，南天王陈济棠坚拒红军入粤，那红军突围之后唯有沿着粤湘边界入湘南。再者，湘南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红军中的主力有不少是来自湘南，在此重建革命根据地是可能的。对此，蒋介石是赞同的，也是蒋介石最为担心的。尤其当他再想到红六军团突围沿此路线西去，与湘西的贺龙所部会合的现实之后，这种担心愈加严重了。因此，当他听完与会者的议论之后，忧心忡忡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红军沿粤湘边界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此地重建根据地，二也不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师，而是像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苏区再北进，利用抗日做诱饵，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虽败而不服的西北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等结为一体，转战黄河上下和长城内外。对此，蒋介石在北巡中就感到了这种威胁。因此，他蹙着眉头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红军突围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湘南重建根据地，二不与湘西贺龙所部会师，三也不沿着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北进，而是经湘西入黔、川北进，与徐向前所部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陕、甘等地重建苏区。讲到此处，一向爱表现才干的杨永泰再也按捺不住，他大讲特讲了一番孔明图川的历史之后，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委座，我们还要考虑###入黔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对此，蒋介石很不以为然。加之，他对杨永泰的发言不满，当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一听蒋介石的口气，遂收住了自己的话语。其他与会者也聪明地收口不语。因此，一个议论风生的军事讨论会猝然变得死气沉沉了！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威严所在，有意停顿片刻，操着请教的口气，点名指问一直没有表态的熊式辉：

“天翼兄，谈谈你的看法吧？”

熊式辉清楚蒋介石请自己发言的用意，遂很有分寸地说道：

“该讲的委座都讲了，我均表赞成。再说，我身为江西省主席，更应多考虑###突围之后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何在江西替委座分忧。”

蒋介石听后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他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又说道：

“不论###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头之患。”

“是的，是的……”杨永泰为挽回面子，忙敲边鼓似的说道。

但是，蒋介石似乎不给杨永泰面子，他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说：

“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行营立即召开的商讨红军突围后的对策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作为军事家的蒋介石非常清楚，时下当务之急是摸清红军突围的真实动机和方向，因此，他又对负责作战的厅长贺国光命令道：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7）

“立即派出飞机搜查，以最快的速度搞清###突围的真相！”

贺国光为落实蒋氏的指示，与自己的副手兼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忙碌起来。晏氏作为行文的高手，天天在撰写向进剿红军各部下达的命令，贺氏则时时都在接收来自各部的有关消息，并交由晏氏转呈蒋介石。对此，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粤湘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于是日下午七时召集我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九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我说，蒋似迫不及待，持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我迅速草拟让他去看算了。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1）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部总部移驻衡阳；（2）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3）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4）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清楚的：那就是把突围的红军团团包围在赣、粤、湘、桂四省交界处，把所谓的“久困之师”——突围的红军再次困而歼灭。但是，蒋介石作为一方的战略统帅十分重视红军统帅部的变化，其中尤其关注毛泽东在此次突围中的作用。因为前后五次“围剿”，国军有过四次惨败的教训，他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概因毛泽东指挥高明；而第五次“围剿”始有今日，也是因为毛泽东被剥夺指挥大权所致。因此，他又向贺国光和晏道刚下达命令：

“随时掌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动向！”

……

二

虽说时令已经进入十月上旬，但是，赣南腹地军事重镇于都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就连那令人讨嫌的苍蝇、小咬等蚊虫也照旧与人为敌，搞得人们处处设防，不得安宁。

夜幕笼罩着大地，于都已进入了梦乡，一家祠堂偏房中的茶油灯还亮着灯光。一位体格魁伟、身着红军灰色干部服装，但风纪扣未系的中年人驻步屋中，他蹙眉凝视，似陷入深沉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右手拿着的那把破旧的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机械地驱赶着大小不一的蚊虫。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湖南韶山，但他被蒋介石骂作山大王却是在江西的井冈山。如果说三湘的江河是孕育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乳，那么赣南的大地则是成就当代大军事家毛泽东的第—摇篮。事后追论：湖南留给毛泽东的是文化的沉思和追求，赣南则是把这种文化的沉思和追求化为行动的实验地——坚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从江西突围长征的七年时间中，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屡遭打击的年月。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敢于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挑战，他不仅带头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第一个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可谓是官居要职，但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和国民党决裂，抛弃高官厚禄，带着手拿梭镖、鸟铳的泥脚杆子上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蒋介石军事集团争天下，这都显示了毛泽东那非凡的革命家的胆识！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8）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等共产党人顺利地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并不断扩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留居上海的党中央却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逐渐把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不得不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公然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结果，他们拱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一位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左”倾军事路线，使得中央苏区一点一点地被国民党军队蚕食，最后不得不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这对一手创建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

毛泽东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大权之后，在从事地方工作的同时，仍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向中央积极建议。当他的正确建议被博古、李德等人否决之后，他仍旧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分深入基层，广泛地做调查研究，默默地为中国革命积累经验。自然，他在这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为此，他曾写下“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诗句。但是，他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对革命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就在同一首《菩萨蛮》的词里，又无比乐观地吟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更加危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清楚地知道：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剩下的仅是战略转移一途了！与此同时，各种风声四起。而毛泽东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更是放心不下，几经思考，遂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并“要他多注意军事情况”。毛泽东遂于九月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达于都。

在于都，毛泽东迅速“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意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当他收到周恩来催问军事情况的电报之后，遂于九月二十日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人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央选择突围的起点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接着，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战略转移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为此，他“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等。同时，他还在于都接见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那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日渐不支，待到九月底又突然得了恶性疟疾。他“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陷，脸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吓得随行人员不知如何是好。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给瑞金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病情。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9）

中央获悉毛泽东在于都染疾的消息后，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往于都，为毛治病。

傅连暲出身贫寒，早年就读并毕业于福建汀州亚盛顿医专，后任福音医院院长。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南昌起义的一批伤员来到汀州，他自此即为革命工作。毛泽东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尤其是在毛受到博古等人排挤养病的时候，曾受到傅连暲医生的诊治，并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三年春，傅毅然把福音医院迁至瑞金叶坪，并参加红军，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等职。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当他听说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之后，急忙赶到于都，为毛诊治。在他细心地调治下，毛的高烧逐渐退去，但他那十分虚弱的身体还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恢复。因此，傅医生深沉地对毛泽东说：

“要暂时把革命工作放一放，集中精力把身体养好。”

但是，毛泽东深知局势的险恶，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革命工作于不顾而专心养病。因此，他违心地点点头，遵医嘱吃过药，把傅连暲送走之后，就又驻步屋中，独自思索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大事。少顷，警卫员吴吉清送来了一些文件，他又伏在桌上认真地看了起来。

傅连暲是熟悉毛泽东的个性的。同时，他也依稀知道毛在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中的作用。因此，他在睡觉之前又来到毛泽东养病的房间。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位大病未愈的病人还在专心翻阅文件，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泛起，使他不得不动情地说道：

“你是我的病人，我有权要求你休息。”

毛泽东抬起头，看着傅连暲那严肃的表情，他沉吟片时，有些沉重地说：

“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傅连暲一是深知毛泽东的性格，再是他自己也为紧张的局势担心，故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劝毛泽东休息。

“连暲同志，你离开瑞金的时候，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大家都在议论突围转移的事情。”

说到红军突围转移，在上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由于决定战略转移的权力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故何时进行战略转移、从何处突围以及转移到什么地方等都秘而不宣，连毛泽东这样官居高位的领导人也不知晓。他看了看傅连暲那沉郁的表情，就没再说什么。

然而在傅连暲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定知道这些大事的。另外，他十分敬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沉吟片时，遂又以求教的口吻问道：

“你看，红军突围转移应选在什么地方？”

提到这件事，毛泽东怅然地叹了口气，遂又想起了今年夏季对会昌考察的往事……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前后，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赣粤交界的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盘踞广东的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矛盾重重，在历史上曾三次通电反蒋，自称南天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把陈济棠绑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他个南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但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离粤赴赣为蒋卖命，消耗实力。另外，“陈深知蒋介石其人，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而这次令他参加第五次“围剿”，实则是“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计，想使他的粤军与红军两败俱伤，而蒋氏则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他进剿红军的行动缓慢，时时考虑在防堵红军中也防堵蒋氏的中央军入粤。换言之，陈济棠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服从蒋氏的命令，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入粤桂地区”。有鉴于此，毛泽东把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希望，或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南线。欲达此目的，中心问题是利用蒋、陈矛盾，搞好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0）

恰在这时，陈济棠为给蒋介石做个样子，在北大门广昌失陷前的一个星期，防守南线的红军被迫退出筠门岭。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对部队讲道：

“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针对部队想夺回筠门岭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又告诫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总之，毛泽东的意图是：不能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获罪于陈济棠，将陈氏把守的南大门紧紧关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把陈济棠推到蒋介石的一边，而且也等于断了红军突围的通道。

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南线筠门岭失守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七军团司令寻淮洲率领，“准备夺回筠门岭”。毛泽东听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经过深思熟虑，即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命为宜”。这时的周恩来正在考虑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与向陈济棠借路等事，故收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逐下令停止进行收复筠门岭的战役。毛泽东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和陈济棠搞好统战的的重要性，在会昌期间曾对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讲过如下这段话：

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事后追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红军与粤军的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和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会昌期间的心情是沉郁的。他作为诗人，会很自然地借诗咏志，表露这沉郁的心境。诚如他本人在六十年代所回忆的那样：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最后，他终于吟出了一代名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很快就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心境同样不好的傅连暲，只是小声且又低沉地吟了这首《清平乐?会昌》。

傅连暲沉吟片时，近似自语地重复吟道：“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他似乎从这两句词中得到了答案，遂说了一句：“主席，应该休息了。”就很不情愿地离去。

翌日上午，毛泽东久久思虑的大事——红军战略转移变成了现实。他接到中共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特别任务”十有###就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当即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1）

“请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瑞金。”

吴吉清离去之后，毛泽东边整理回瑞金的行囊边发出了一个又一个自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红军转移后的落脚地又选在哪里？红军转移后何时再回到中央苏区？留在赣南的人民和伤员又怎么办？……他没有答案！但是，当他想到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连他都不知其情之后，他那本来就十分沉郁的心情就越发地沉重了。当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谁讨教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想到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

周恩来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身上积纳着一代救国志土的理想，他所走过的曲折的救国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他西渡归来，在广州投笔从戎，帮助蒋介石办黄埔军官学校，一直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是他有意识地在中国践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国大城市的上空飘起十月革命的红旗，那么他在上海参与领导白区革命长达四年的教训，就是他对这一革命道路发生怀疑的时期。但是，他在何时才逐渐确立中国革命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在近三年的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中。而周恩来这前后十年的革命经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初期由成功到失败、再由失败到觉醒的极其生动的革命史。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正式接任远在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七日就决定了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这时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于是年九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万多人，迫敌转为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没能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进剿”。就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前，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董振堂、赵博生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实力大为增加，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大，使赣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完全连为一片。这时的红军已编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共三个军团，约六万人枪。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中央苏区是比较和谐的时期。

但是，远在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坚持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在不了解中央苏区情况的状况下乱发指示，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不顾实际地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公然要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对此，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坚决反对。

这时周恩来刚刚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改变了他到苏区前主张进攻城市的意见，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

结果，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但是，由于战略失策，判断失误，致使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结果，“城未攻破，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2）

从此之后，苏区中央局自觉或不自觉执行王明路线的多数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相左，并发生对抗。为此，苏区中央局于十月上旬召开了史家所称的“宁都会议”。用与会人的话说：“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这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毛泽东同志的。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对此，周恩来十分清楚：这等于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他在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干，加之红军的基本队伍，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从井冈山一步一步带出来的，故不赞成这种意见。他强调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事后追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两点建议是可行的，对革命也是有利的。

但是，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同志坚持要剥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加之毛泽东绝不屈服的性格使然，周恩来的建议落空了。最后，毛泽东被批准暂时请病假回后方。结果，那些坚持剥夺毛泽东指挥权的同志必然对周恩来不满，他们致电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批评周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周“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

批评毛泽东的同志是错误的，责备周恩来的同志仍然敬服周的为人和才干。虽经多次所谓磋商，到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临时中央下达命令：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指挥权就被剥夺了。虽说在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随着上海临时中央局迁入中央苏区，周恩来的指挥权也渐渐地被博古、李德等人剥夺了，使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绝境，不得不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

说到红军举行战略转移——长征，就在周恩来的心中激起很大的波澜，使他不能不想起近一年来发生的令人痛心的战略失误……

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处境日益恶化，并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一到中央苏区，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抓到自己的手里，为推行其“左”倾路线，借批判所谓的“罗明路线”，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干部。自然，毛泽东同志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周恩来同志是很痛苦的。接着，迁到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以博古负总责，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就不存在了。年仅二十六岁、且从未打过仗的博古同志等下车伊始，就批评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强行“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从此，周恩来的许多有益的建议被否决。

是年九月，蒋介石发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第五次“围剿”。恰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被博古聘为军事顾问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不懂军事的博古遂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位不会说中国话，更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从此，“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加之“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接着，博古等人又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使得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最好的机会。同时，使得红军陷入更大的被动中！翌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等人不顾周恩来的反对，在指责毛泽东为“富农路线”的同时，坚持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了搬掉最后一个不同意见者，又于二月三日任命周恩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们又剥夺了周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让周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大权在握的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使得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了失败。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德首次对博古说：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3）

“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

四月中旬，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吃紧，博古、李德赶赴前线，与朱德组成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司令，大权实际上操在博古和李德的手里。他们调集一、三、九三个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决战”。结果，广昌失守，仅三军团就损失多达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国民党部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为了准备战略转移，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三人团”，遂秘密地开始准备工作。

在这前后，周恩来的心情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清楚自己在三人团中的地位：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事至如此，他想的是如何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能顺利地完成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这期间，他协助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他又协助中央决定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目的在于：“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周恩来在完成“探路”和“调敌”之后，随着中央苏区不断缩小的危局，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去。但是，他很快发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像党政干部谁留谁走的事情，“三人团”不仅未开会研究，而且他“迄未与闻”。对此，他只能“相忍为党”，继续默默地做着交由他具体承办的事情。

今天时过中午了，周恩来依然在忙碌着。他刚刚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打完电话，请他们迅速赶到瑞金“接受重大任务”，警卫员又前来报告：毛泽东主席由于都回到了瑞金，要求面谈。周恩来听后很是兴奋，连忙说道：

“有请！有请……”

三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何时何地相识，史无确切的记载。但是，我们深信他们之间神交是很久的。姑且不说在一九一九年席卷全国的“五四”###中，他们一个是天津###的弄潮儿，一个是湖南###的中坚分子，相互知其大名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是一大的参加者。不久，当年新民学会的成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因不堪迫害相继回到中国，毛泽东也一定会从这些同乡战友的口中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西渡归来，先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后受党的委派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这时的毛泽东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在完成党的四大全会的筹备工作之后，因积劳成疾，于是年底回湘养病。翌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赶来上海参加党的四大，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见应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

这时，国民党于元月一日至十九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大会，并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宣传报告委员会做报告，同时，与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再次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此期间，时在广州的周恩来自应见到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接任第六届农###动讲习所所长。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据史记载：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恰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事后，周恩来曾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在此前后，周应毛之邀曾到农讲所讲课，毛应周之请去黄埔军校讲演。从此，他们二人交往增多，并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立场相近。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谈不上相知。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4）

不久，周恩来为践行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想，受党的委派领导了南昌起义，参加策划广州起义，并受命在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配下，周恩来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开始对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有所觉醒；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与朱德等同志创建第一个井冈山红色政权。不久，又创建了中央苏区。在这期间，毛、周二人虽无谋面的机会，但周却给毛以很大的支持。如：

毛泽东率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加之刚从苏联回国被派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的挑唆，遂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结果，在选举中毛泽东落选，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但中共红四军前委强行要病中的毛泽东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毛写了一封批评陈毅等人的信，前委再次给毛党内“警告”处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重阳节填了一首千古绝唱《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十分关注红四军的这场争论。他命令时任前委书记的陈毅来上海做汇报。周在听了汇报之后，由陈毅根据他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亲自审定。在此信中，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立场，并明确指示陈毅：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从此，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写下了红军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

不久，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而时在上海的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通过特科获取了敌人的大量情报，为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逐步地改变了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先占城市道路的思想。同时，也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能。诚如前文所述，他在宁都会议的前后冒着政治风险数度支持毛泽东。博古等人要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职务之后，他公开提出“似无必要”。待到他自己的军权被博古、李德取代之后，他依然在“相忍为党”努力工作的同时，给受到更大迫害的毛泽东以支持。或者说，他们二人心照不宣，有意或无意地相互支持，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努力地工作着。请看如下史实：博古、李德亲赴北线广昌之后，留在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经过思考，批准毛泽东于四月下旬前往南线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为周恩来、朱德与陈济棠谈判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自南线回到瑞金之后，周恩来已经获悉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周恩来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精神，遂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自然，毛泽东也深知周的用心良苦，因此，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对此，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道：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5）

“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知甚深且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再如前述，毛泽东于九月到于都视察，周恩来用长途电话要毛“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而毛泽东领会了周的用意，遂于九月二十日急电报告周。正如史家所述：“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就在毛泽东同志在于都考察期间，中共中央——实际上是“三人团”，在着手准备战略转移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具体事宜，但是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博古、李德不想让毛泽东随军西征。对此，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曾做如下回忆：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是谁改变了博古、李德不带毛泽东走的初衷呢？伍修权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以上追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从相识到相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的周恩来无论从大局出发，还是从未来突围转战中的困难设想，他都会说服博古、李德改变初衷，允许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另外，我们从周恩来的性格和为人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是其他同志所为，他一定会在各种场合大讲其功劳的；实际上呢，他从没谈及此事。

对此，笔者推论：作为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同志，他的心里自应也是有数的。

毛泽东飞马来见周恩来的目的是多种的，其心情也是复杂的。虽说他早就料到红军迟早会有今日，然而当料想变成现实之后，他想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同时，毛对周恩来或许是太了解的缘故，除去投鼠忌器的因素，他也深知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不会向他透露极想知道的决定的。因此，他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奉命前来接受特别任务。”

对此，周恩来是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毛泽东说的。但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他也只能把决定通知毛泽东：

“中央作出了决定：近期就要突围转移。你是中华苏维埃主席，请你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你主持的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深知像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向指战员传达并进行政治动员，更没有在适当的范围内向根据地的人民宣传和酝酿，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埋下失败的种子。同时，这也表现出了博古、李德在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此，毛泽东只能摇首喟叹！

“另外，”周恩来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毛泽东，又进而说道，“中央根据你在于都的电告，决定从于都方向突围。我请你来，想了解于都方面的详细情况，尤其是于都河的水位情况。”

毛泽东如实报告了于都方面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之后，遂又说道：“时下，于都河是枯水季节，架桥还是徒涉都问题不大。”

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转身取来几本油印的小册子，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6）

“这是你写的《游击战争》一文，我请他们赶印出来，准备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你是作者，给你留了这几本。”

毛泽东双手接过这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游击战争》小册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苦笑笑，说道：

“我的这本小册子不是万能的灵药，我看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此刻，周恩来是明白这句话的深层含义的。但他的性格和位置决定了他什么都不能评说。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对此次实施战略转移有什么建议，你随时都可向中央反映。”

毛泽东近似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你离开瑞金不少天了，且又得了一场重病，子珍同志十分担心，你快回去和她团聚吧！”

毛泽东从这善意的话音中听出了此次谈话应该结束了，可是，也正是这句话勾起了他的心思，遂又直言问道：

“此次战略转移，女同志和孩子怎么办？”

“中央研究过了，原则上一个不带，留在苏区。”

毛泽东听后一怔，遂匆忙告别了周恩来，骑上战马，朝着自己的驻地云石山驰去。

云石山位于瑞金高围东北方向，是一座海拔不到一百米的石灰岩山。亿万年来，石灰岩经大自然神工鬼斧地千雕百刻，山头呈朵朵云状，当地的人民就给它起了一个诗化的名字——云石山。俗话说得好：佛家占仙山。不知是何年何月，是哪方的云游高僧到此，利用佛门的经理进行高台教化，动员这里的人民在山岩顶上修了一座石砌的古庙。佛殿的正中央供有如来佛的神像，两厢有二十几间偏房，按佛规这是僧侣的住处。从山下眺望，只见云石山上是高劲挺拔的参天大树，而这座古庙则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使凡夫俗子望而兴叹：“啊！这真是一片净土……”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瑞金之后，这些自称能预知未来的佛门弟子听信谣言，弃庙下山，逃往他乡，剩下如来佛祖充任留守大员。一时间，这烟雾缭绕的云石山断了香火，冷冷清清，好不戚然！

是年八月，中央苏区前线吃紧，局势危厄，而红火多年的根据地也日趋渐小，一时人心惶恐，不知所因。恰在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天天光顾瑞金的上空，轮番轰炸红都的党政军所在地。为此，中央民主政府等机关不得不由沙洲坝等地迁往云石山。而毛泽东也因此偕同贺子珍住进了佛家的圣地云石山。

贺子珍于一九○九年生于江西永新的望族。由于生她的时候是秋月朗朗，桂花飘香，母亲就给她起了一个乳名桂园。但是，这个桂园生不逢时，在那军阀混战的岁月里，不仅家道中落，而且时任七品县令的父亲也因吃官司被关进了大牢。这在桂园那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永远磨不去的阴影。不久，桂园被送进福音堂小学读书，起名自珍，是取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她参加革命之后，在前委保管文件期间，她签名的时候写为子珍，遂使子珍这个名字相沿至今。但毛泽东在给她写信的时候，仍然尊称自珍。

贺子珍受教于教会学校，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思想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加之，她不仅亲身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而且她还目睹了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这就在她的心中植下了寻求光明、反抗暴政的种子。因此，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迎着大革命的风雨前进，并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她参加政治夜校学习，组织农###动，并出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最后，她告别家乡，于一九二七年秋参加袁文才的农民部队，成为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战士。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7）

不久，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贺子珍很快又被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以及那诗人的性格所倾倒，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终身交给了自己所敬仰的人，并在龙岩为毛泽东生下第一个女孩。由于环境所迫，毛泽东与贺子珍不得不把他们的爱情结晶寄养在百姓家。等他们再次转战到龙岩的时候，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已经夭折了。无论是对喜爱孩子的毛泽东而言，还是对第一次做母亲的贺子珍来说，这种打击都实在是太大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回到后方养病。不久，他又听说贺子珍在傅连暲的福音医院中生了一个儿子，这消息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慰藉。但是，他那喜悦的心情尚未平静，就又获悉贺子珍吃了不干净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他不顾自己的病体虚弱，连夜又赶到长汀福音医院，亲自照料产后得大病的贺子珍。

或许是毛泽东太喜爱孩子的缘故，也或许是他与贺子珍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可爱的女儿不幸夭折，也有可能这是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情打击的时候……总之，他分外喜爱这个刚刚来到人间的男孩。由于江西人把喜欢的孩子叫毛毛，贺子珍就把这个营养不良、十分瘦弱的儿子叫小毛。由于毛泽东姓毛，领导同志间尊称他为老毛，这样小毛的含义就又多了一层——老毛的儿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屋里不是叫老毛的喊声，就是逗小毛的哄笑声。

不知是血缘的关系，还是亲情的原因，这个小毛也特别喜爱爸爸老毛。就在小毛牙牙学语的时候，他只要听见毛泽东回到家的声音就伸开双手说：“爸，抱……”而毛泽东只要把小毛抱在怀中，在那稚嫩的小脸上亲吻一下，内心所有的郁闷就不翼而飞了！等到小毛会走路的时候，毛泽东出门他要送，只要他获知毛泽东回家，他就一定要倚门等待。因此，在那种年代里，遭受打击的毛泽东视小毛为开心果，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脑海里永远有小毛那可亲可爱的形象。

毛泽东去于都考察之后，即将年满两岁的小毛天天喊“爸爸”，贺子珍只能说：“不要急，爸爸就要回来了！”加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贺子珍是何等地希望毛泽东快些回来啊！但是，当毛泽###然出现在她和孩子面前的时候，她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爸爸，抱……”

毛泽东一听这稚气的叫声，内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当他循声再一看那期待已久的伸展着的一双小手，双眼忍不住地模糊了，他下意识地俯下高大的身躯，抱起了小毛……

“爸爸，小毛想……”

“小毛，爸爸也想……”

贺子珍不知看过多少次老毛抱小毛，但唯有这一次她是打心里不愿看这父子相见的情景。她或许是对未来想得太多了，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表情就不由得心里一酸，就又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的视线很快从小毛移到了贺子珍的身上，他心里清楚：贺子珍不希望他带来骨肉分离的消息。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又不能不把真情相告。怎么办？他沉吟良久，把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的话说了出来：

“按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

尽管贺子珍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种结果，但是当这件事变成现实之后，她在内心中筑起的感情之墙瞬间倒塌了！一时间她失去了主意，泪水忍不住地淌了下来。但是，当她想到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境的时候，她又强忍着把冲开情感闸门的泪水送回心底的深处；当她再想到毛泽东大病未愈的时候，一种伟大的爱战胜了因分别而造成的痛苦，她故作平静地说道：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8）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他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

这时，小毛虽然不知走的真实含义，但他本能地认为刚刚回家的爸爸不该再出远门，因此，他紧紧抱住毛泽东的脖子，天真地说道：

“我不让爸爸走！我不让爸爸走……”

此时的毛泽东只好答说“爸爸不走”，哄得小毛高兴。但是，当他再一看贺子珍那强做出来的平静表情，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毛泽东想到了红军中还有不少像贺子珍这样的女战士，他有责任为她们请命。换言之，说服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她们随部队转移。因此，他又对贺子珍说道：

“你走不走，还得听听我的意见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中央苏区！”

贺子珍听后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安抚了贺子珍和小毛之后，又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的会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压抑的。无论是随红军转移的同志还是留下的同志，心里都像是灌了铅似的分外沉重。另外，与会者或许是都知道毛泽东的政治处境，谁也不向他这位主席询问些什么，会议一结束就默默地散去了。这时，一位面目清癯、身材瘦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走来，低沉地说道：

“老毛，我希望随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同志坚持要我留下，你给中央说说好吗？”

他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并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零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分赴苏联采访，他写的《俄乡纪程》等报告文学曾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直主持党的理论刊物，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翌年，他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主持起草党纲，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并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为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自在党的四大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之后，一直是党的主要核心成员。因此，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他主持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但是，此后不久开始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长达两年之久。一九三零年八月与周恩来奉命回国，主持召开了结束立三路线统治的六届三中全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右倾为名被赶出中央。从此，他在上海与鲁迅、茅盾等人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一九三四年二月，他被迫撤离上海，转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博古等人为什么要把瞿秋白留在苏区呢？这其中有着鲜为人知的原因。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一部分（19）

博古与王明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在校长米夫等人的支持下，曾在中山大学搞宗派活动，有意打击反对他们的同学，并酿成了被史家所称的“中山大学风潮”。当时，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来到中山大学，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最后严肃地批评了王明、博古等人，平息了“中山大学风潮”。不久，王明、博古等人相继回国，他们由稍后回国的沈泽民等人的口中获悉：共产国际认为中###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遂抢先向党中央发难，并在米夫的支持下强行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轰下台。同时，又把王明捧上领袖的宝座。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等相继叛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怕死的王明在米夫的认同下调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又把党的第一把交椅交给了博古。而这时的博古依然大权在握，在干部路线上执行宗派主义，把反对过他们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算作一种变相的惩罚。因此，不准瞿秋白随军转移也就在所料之中了！

毛泽东一没有去过苏联，二没在上海和王明、博古等人共过事，因而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靠共产国际起家的宗派主义者和瞿秋白的恩怨。另外，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红都政府的主席，教育委员的去留应当听听他这位主席的意见。因此，他大包大揽地对瞿秋白说：

“请放心，我这就去找博古同志谈。”

博古，原名叫秦邦宪，于一九零七年出生在有无锡十大家之称的望族大户秦家。他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探寻救国之途，并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入中山大学读书。在苏联期间，他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博古诺夫，回国后省去诺夫二字，自称博古。诚如前文所述，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与王明等人结为宗派主义小集团，不知是自诩还是被他人所讥，在历史上留下了“二十八宿”的称谓。在苏联学习期间，他与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有四大金刚之称。回国之后，他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局书记。王明赴苏联之后，他又出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主要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同陈云一道撤往中央苏区，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仍被指定负总责。他在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亲手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历经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区丢给蒋介石，遂又采取逃跑主义的策略进行战略转移。

在宗派主义者的眼里，大凡反对他们的人都被视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在博古的眼里，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宗派主义。或许由于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一手创建的缘故，博古一直怀疑毛泽东“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至于李德，就更是“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因此，当博古听到毛泽东为瞿秋白请命的话后，断然答说：

“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毛泽东听后愕然，自知再说也不起什么作用，遂转身拂袖大步离去。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

四

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处，顿感昔日的温馨已不复存在了。他望着默默为自己收拾行装的贺子珍，想打破这种沉闷气氛却找不到话题。这时，或许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嘴笨，连宽慰自己妻子的本事都没有。也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他不知不觉地又与贺子珍谈论起红军转移谁留谁走的问题。但是，当他获悉自己的弟弟毛泽覃等人不能随部队转移时，这才恍然醒悟是“沾了他的光”。为此，他那本来就非常复杂的内心又添了一份歉疚。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很快就从这种矛盾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又站在战略家的高度暗自审视起这次红军突围转移。

“博古、李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

毛泽东的自问是痛苦的，因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意图上，一直都与博古、李德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意见相左，即使他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也被他们讥为是“游击主义”的点子而不采纳。加之，这时的博古、李德以军事机密为由，使毛泽东并不清楚红军此次突围转移，是为了抛弃中央苏区，转战至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黔边重建革命根据地。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了解博古、李德等人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但是，当他想到周恩来那欲言又止的表情，遂又喟叹摇首，只好作罢。

翌日，毛泽东留在家里继续思索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闯进两位红军指挥员，异口同声地说道：

“主席，我们来看你了！”

毛泽东闻声一看，见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了，十分高兴，忙让道：

“是你们来了，快请坐！”

林彪，原名育蓉，于一九零七年生于湖北黄冈县。早年受同族长兄林育南、林育英的影响，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并于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再后，随军北伐，参加南昌暴动和湘南暴动，并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一九二九年春，随第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出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实事求是地说，从山头讲，林彪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出来的嫡系；从能力而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他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立下不少战功；就是在长达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虽说打了不少败仗，也有不少的苦劳。那时，他不过二十几岁，毛泽东一直把红军主力军团交由林彪指挥的目的，一是说明林彪确有指挥才能，再也证明毛有意在培养林彪。

聂荣臻，于一###九年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镇一个大家族中。虽说他一来到人间就家境破落，但父亲依然想方设法让他读书。后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在一九二三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年底转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深造，后又转入红军大学就读，和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二五年六月，与叶挺等人回国，先在黄埔军官学校执教，后作为广东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参加南昌暴动和广州起义；不久，转入上海，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就在周恩来撤离上海不久，他也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赣州战役结束之后，又调任红一军团政委。从上述经历看，聂荣臻一直与周恩来在一起，且相知甚深。但是，由于他在红一军团任政委近两年，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干。加之红一军团中的指挥员多为“毛泽东的属下，间接知道了毛泽东是如何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因此，他对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是持反对态度的。日前，他与林彪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回瑞金待命。今天，周恩来找他和林彪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做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但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会见结束之后，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他们便一同前来看望。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2）

对于林彪和聂荣臻的造访，毛泽东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和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或曰浸透着他多年治军心血的老部队的指挥员前来看他，自然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情分；另一方面，在这种危厄的局势下，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突然出现，一定和红军突围转移有关，说不定能从这两位部属的口中获悉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意图。所以，他有意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聂荣臻抢先答说。

毛泽东一听点了点头，故意反问：

“什么任务？”

“要转移。”聂荣臻答说。

“你们知道了？”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又答说。

接着，一向不爱说话的林彪讲了周恩来同志接见他和聂荣臻的情况。最后，他直言相问：

“你是主席，一定知道这次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吧？”

毛泽东听后笑了，并有意打住谈话的议题，说：

“怎么样？我们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吧！”

聂荣臻和林彪来访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但是，当他们一听毛泽东的话音，遂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

但是，聂荣臻同志当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和他们一样，对于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也毫无所知。

瞿秋白所关心的依然是他能不能随红军转移，因而当聂荣臻和林彪告辞离去之后，他就焦急地问道：

“关于我的事，你向中央反映了吗？”

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就有气。但是，当他一见瞿秋白的表情，遂又把这气压在心底。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给他们谈过了，不顶事。”

瞿秋白听后愣了片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毛泽东沉吟良久，他想到张闻天不仅与茅盾等大文学家有过交往，而且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知甚深，遂又出主意道：

“你可否向洛甫同志谈谈，或许他的话顶事。”

瞿秋白听后摇了摇头，怅然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跟他谈过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说了，结果是一样的：我必须留下。”

毛泽东无比愤慨地拍案而起，险些说出“岂有此理”的话来。他告辞而出，心情沉郁地走回云石山。他刚一走进这座古刹的山门，院中传来话声：

“老毛，你有时间吗？”

毛泽东循声一看，一位身材较为魁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红军干部伫立在庭院当中，他的表情显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同志。时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张闻天，上海南汇县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十分要好。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他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在这前后，他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创作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页。他自新大陆回国不久，即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十月，赴苏联入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并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春回国。他在苏联的六年中，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一般的留苏学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苏联那特有的教条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应当说及的是，由于他没有权欲和野心，个人品质是值得称道的。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3）

一九三一年春天回国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之职。从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作为理论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论家，他是愿意向真理投降的。他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残酷的革命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指导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因此，他决计在革命的实践中修正自己的错误。结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战友、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当时，长城抗战爆发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出张闻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了。对此，他曾做了如下的回忆：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首先关于三条件的解，我们一开始即有分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

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始于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事后，张闻天回忆道：“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零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诬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为了缓和关系，借李德的口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换言之，“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

诚如前文所说，张闻天是一位愿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论家，最反对搞非理性的派别活动，但当时他并没重视博古这句话，继续坚持他自认为正确的立场。这样一来，旧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新的矛盾又时时发生，怎么办？坚持宗派主义立场的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请看张闻天同志的如下记述：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张闻天是大理论家，对博古、李德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当然有他的看法；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对“三人团”在长征前如此准备和行事，他也认为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他在反“围剿”的失败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也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对博古——包括他自己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排挤措施开始有了反省。说到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4）

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布红军突围转移，可是红军转移之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张闻天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李德的指挥的，并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过不少建议。随着反“围剿”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广昌战役大败之后，他听到了不少指战员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略实施的表扬声。他十分清楚，这种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怀念，实质上是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是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由于他没有权欲，每每他都暗自说道：“为什么就不可以让老毛指挥呢？”现在，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红军未来将转移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就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他主动找毛泽东的缘由。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这些只会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留苏生十分反感，对共产国际把这些宗派主义小集团人为地扶上台更是有意见。但是，他对张闻天同志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就是张在党内负总责时期，他也称张是“明君”。因此，当他听到张闻天同志问他有没有时间之后，忙答说：

“有时间，去你的办公室谈好吗？”

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定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连秋白同志随军转移这样的事都做不了主？”

张闻天听后叹了口气，很有情绪地答说：

“他们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字，由我提出名单，交由他们批准。瞿秋白的请求我如实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

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遂又对博古、李德他们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了批评。

这尖锐的批评诱发了张闻天的牢骚，用他的话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后，他又带情绪地说道：

“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得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李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李德无端的指责！从宿命论的观念来看，终其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命；从道德、人格来衡量，周恩来就是东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俟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5）

从前方赶来的同志是何长工。至于周恩来约他谈话的目的，容笔者扼要地交待一下。

毛泽东离开会昌之后，何长工和刘晓同志遵照毛的指示，使会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不久，毛泽东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是年九月，陈济棠派来姓李的代表，要求和我们谈判。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被对方提议担任红军的全权代表。为此，何请示中革军委。接着，朱德主席致信陈济棠：首先伸张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对协定提了如下五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最后，朱德同志建议：“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就近商谈。”

陈济棠收朱德的信后，遂同意朱的建议，并密电相邀举行秘密军事会谈。

这时，周恩来虽已决定在于都突围转移，但突围之后沿什么路线向西转移尚未成定局。当获悉陈济棠主动要求和谈的消息之后，他想如能巧妙地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陈管辖的粤赣交界处借道西行，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而且还能出奇制胜地迅速挥兵西指。所以，他与朱德同志反复磋商，决定派何长工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谈判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军事会谈。遂电令何长工急到瑞金，接受任务。

潘汉年，原本是以郭沫若为首领的创造社的小兄弟。后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调潘进入中央特科，并接替陈赓出任情报科科长，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作为红军的代表，与十九路军举行秘密谈判。虽然他出使福建，不辱党命，但因博古等人视此为儿戏，不仅使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军事集团平息，而且也使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一次天赐良机。时下，周恩来又亲自任命他为代表之一，与南天王举行谈判，他除去感谢党的信任之外，也深知此行意义之重大。因此，他准时赶到了中革军委，与何长工一起接受任务。

周恩来亲切地拉着远道而来的何长工的手，讲明与南天王陈济棠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的意义之后，遂又告之：“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们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最后，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说道：

“长工同志，汉年同志，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6）

何长工与潘汉年非常兴奋，他们什么都没讲，只是激动地点了点头。

“下边，我向你们交待联络的密语及注意事项。”接着，周恩来有条不紊地交待完毕之后，又指着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副参谋长，你再和他们二人说说吧！”

大革命失败之后，叶剑英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后与刘伯承同志相继归国，进入中央苏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参谋长，共同辅佐周恩来同志，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但是，自从博古把军权交给李德之后，他与刘伯承同志就等于变相地靠边站了。时下，红军就要突围转移了，由于叶剑英和粤系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且又对粤赣一带的地形、民俗比较熟悉，遂又凭着党性主动地为党工作着。他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这次接见就要结束了，周恩来取来一封信，说道：

“这是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写给黄师长的信，请随身带好。”

何长工双手接过，并遵嘱看了一遍这封由朱德署名的信，内文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10月5日何长工收好信件，向周恩来、叶剑英行过军礼后，遂与潘汉年告辞离去。

周恩来随便地吃了点东西算作午餐，忙又打电话请来了要求面谈的毛泽东。一见面，他十分客气地说：

“对此次转移有何高见，请直言。”

毛泽东是带着情绪而来的，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再一听这亲切的话语，似乎这情绪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问道：

“我听洛甫同志说，红军转移之后，军委决定把政治局委员分到各个军团去，是这样的吗？”

“是的，但尚未形成决议。”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当然喽，你有意见还可以提嘛！”

毛泽东坦然地指出：红军转移西行的路上，随时都会发生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决，如果把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一不利于中央集体决策，再也会干预各个军团的指挥。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党和军队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议同洛甫、稼祥一起行军。”

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提此建议的用心。同时，他也认为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起码对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会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会向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复议此事。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对红军转移不带女同志有看法。一、转移中没有女同志，不利于做群众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似不妥。”

对此，周恩来也有很多想法。不久前，邓颖超同志大吐血，且又被确诊为肺结核，如留在苏区，他的心里会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李德既提出这一建议，就他的为人而言，虽有异议也不便说什么。最近，他还听说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对此决定也反应强烈。时下，毛泽东又直言提出，故说：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7）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决定。”

自然，毛泽东如此而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数的，故对此没再说什么。他沉吟片时，又问：

“我听说你已下达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桥，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我比较了解于都的情况，还是由我赶去组织实施架桥的任务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给你们来处理吧！”毛泽东说罢，就骑马赶往于都了。

五

随着红军突围转移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压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了。举例说，“三人团”作出决定：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要重新进行军事编队。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而具体实施军事编队的任务就又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平时做这样的工作虽较棘手，但因多是上级对下级整编，只要大体公正、合理，适当地照顾一下山头和人事关系，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仅涉及谁去谁留，而且首先是对中央机关进行编队。这样一来，毛泽东向他反映的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怎么办？只有请来博古、李德召开“三人团”会议复议。为了能使博古、李德接受他的意见，还要从各个方面力陈利害。结果，仍然避免不了无谓的争论。

“我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洛甫同志，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

当初，博古和李德作此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然，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因此，听完周恩来的意见后，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

“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三人团’的指挥意图。因此，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照往常“三人团”开会的惯例，博古谈完意见之后，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洋顾问李德的支持的。为此，周恩来有意地问道：

“李德同志，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嘛！”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于一九零零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作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发生秘密关系，加之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工人起义，被控有叛国罪，遭德国当局逮捕监禁。一九二八年越狱后秘密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出任骑兵师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是年秋到达上海，在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在这期间，成为博古等人的依赖。翌年九月，他历尽艰险，有时还要采用化装成洋神父等办法才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早已进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业已控制军事指挥大权，并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使红军遭受不小的损失。博古面对敌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束手无策，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刚刚到中央苏区的李德。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也不了解红军的战略和战术，因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按照苏联教科书上说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法，教条地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结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土地交给了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一年多的指挥战争的实践中，他独断专行，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残酷地打击、迫害了一大批有军事才干的中高级指挥人员。诚如前文所述，此次战略转移的决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去留，均由他和博古议决。本来，他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就想断然否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后来，他听了博古这番十分策略的话后，便操着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语说道：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8）

“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我只想补充一点：政治问题要民主，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

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厉言相驳。但是，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于是，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以柔克刚地说道：

“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一、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顺利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二、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甚至是全军覆没。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我们‘三人团’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待？”

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自然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块心病。他们是靠着共产国际赐给的尚方宝剑，在中国共产党内胡杀乱砍，他们最怕的也是共产国际因中国革命失败而收回这把尚方宝剑。一旦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他们自然又会想到苏联的肃反，以及他们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后果。因此，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话。

周恩来当然知道博古、李德此刻在想些什么，他有意沉默不语。这样一来，小小的会议室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博古终于忍不住了：

“恩来同志，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认为现在还不是回答博古问话的时候，遂又把球踢给了李德：

“李德同志，你的意见呢？”

在李德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一位负责人敢动他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但是，莫斯科的一纸决定就可以结束他在华——甚至他终生的政治生命。因此，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他日共产国际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说句实话，这时李德手中并没有解救红军失败的灵丹妙药，他时时担心的就是怕红军在转移中全军覆没。此刻，他似乎已乱了方寸，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最后，他说道：

“像这样的大事，我一个人怎么能回答呢？”

博古一听李德的口气更没有了主心骨，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说道：

“恩来，我们三人一块再复议一下吧？”

“可以，”周恩来认为自己可以反守为攻了，他以肯定的口气说道：“我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心的意思是：在战局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还是集中比分散为好。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测的变故，大家都尽了力嘛！”

“对，对！”博古几乎说出这句心里话，“防止有些人做我们‘三人团’的文章嘛！”

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论。

接着，周恩来才进行战略转移的编队。他经过深思熟虑，征求意见后，决定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编为中央纵队，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包括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又起了一个代号，叫“红章纵队”。从该纵队的组成成分来看，负责人自然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因此任命李为“红章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然后，他又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该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总指挥部，故任命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红安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虽说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领导都编在“红安纵队”中，但他考虑到具体情况——也很可能想到了要回避不必要的猜忌，又把张闻天编到第一梯队，与“三人团”在一起行军；把受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编在第二梯队；把大病未愈的毛泽东编在第三梯队，与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队一起行军。这样一来，既达到了不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个军团去的要求，也使博古、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担心。事后追论：周恩来真是一番苦心啊！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9）

但是，这时的周恩来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乃后话。

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二条意见：不要一概地反对女同志随军转移。由于博古、李德在此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周恩来一提出，博古就说：

“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是：要少而精。”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前妻金维映（即阿金）、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一批女红军骨干得以随军转移，总计三十人。

周恩来立即电告正在指导红军战士在于都河上架浮桥的毛泽东同志，请他立即赶回瑞金，安排好儿子小毛，与贺子珍一道参加转移。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大病未愈，但他想的是兵贵神速，红军在突围转移中才能少受损失，而能否尽快架好于都河上的浮桥，又是红军突围的首要问题，故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你立即赶回瑞金，请子珍把小毛托给我的弟弟泽覃和他的妻子贺怡，做好转移的准备。”

吴吉清深知毛泽东最喜欢儿子小毛，他们父子这一分别何时才能相见，那只有天知道了。因此，他近似请求地说：

“我看，你还是回瑞金一趟吧！”

“为什么？”毛泽东不高兴地反问。

“你应该再见小毛一面。”

“你怎么也变得这样婆婆妈妈了？”毛泽东猝发无名大火，但是当他再一看吴吉清的表情，遂又强忍住因过分想念小毛而发的火气，低沉地说，“去吧，如果小毛问起，就说我和子珍会很快回来的。”

吴吉清离去了，毛泽东又带病指挥红军战士架浮桥去了。

红军在突围转移的前夕，岂止是毛泽东一家面临着生死离别的痛苦啊！就说是周恩来吧，他也有难言之痛啊！

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后，邓颖超原定是去苏联学习的，故暂时留在了上海。翌年四月，博古同志又通知她：中央决定要她去中央苏区工作。这样，她又奉命化装到了中央苏区，见到了久违的战友周恩来。她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先出任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的干事，后又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但是，由于环境的艰苦、工作的劳累，她那本来就不算健康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她经常咳嗽，夜间盗汗，身体特别虚弱。时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知道了，遂主动请邓颖超到自己家休养，并由傅的母亲和妻子给邓增加营养。不久，邓颖超的母亲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中央苏区，一面在医院当医生，一面在家护理女儿。就在红军决定突围转移后的八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母亲杨振德把她的痰拿到医院中化验，发现痰中有结核病菌，这样就确诊为肺结核病。那时得了肺结核，就像今天得了癌症一样，有“十痨九死”之说。而这时的周恩来又天天忙于红军转移的大事，只有深夜才得以抽身前往看看病中的妻子。

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生活，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邓颖超在中央苏区曾写过一首品格甚高的爱情诗。她是借苏区的红叶来咏歌她和周恩来那崇高而又圣洁的爱情的。诗文如下：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0）

这片鲜红的叶儿，

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

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

象征着革命儿女的相思情意，

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哟！

鲜红的旗——中国工农解放唯一的战旗，

鲜红紧张的血流——战争迅速胜利的源泉。

流呀！鲜红的血，赤化全中国！

战呀！英勇的红色的战士！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

看哪：

开着革命胜利与爱的灿烂之花，

结出革命胜利与爱的巩固的果！

这首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诗篇，的确是真实地反映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革命的爱情观——革命与爱情最完美的统一。时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虽说中央因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不准带女同志的决定，但仍给邓颖超和周恩来出了一道难以解决的情感之题。邓颖超经过痛苦的抉择，就在转移前的一个晚上她背着周恩来向组织提出：

“我身体不行，不便随军行动，还是让我留下吧，免得增加组织负担。”

邓颖超的请求是痛苦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唯有做此选择，才不会影响周恩来指挥红军转移，用自己情感的痛苦换取革命的胜利是值得的。这就是邓颖超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但是，党组织无论如何是不会批准邓颖超这一请求的，正式通知她：坐着担架随军转移。也只有在这时候，周恩来才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分外深情地说：

“小超，党组织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邓颖超遂收回了自己的请求，决定随红军转移。但是，她再一看留下的母亲杨振德又禁不住地暗自难过起来。她为了不使母亲过分伤情，强打着笑脸说道：

“妈妈，您来江西一年多，我们又要别离，实在对不起妈妈。您不怪我这个总是让您担惊受怕的女儿吧？我和恩来走了，留下您，我也很不放心啊！”

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是中国近代最先觉悟的女性，而且还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她所热爱的祖国，还有她引为骄傲的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因此，她也忍着离别前的痛苦，无比坚毅地说：

“小超，多少风浪妈妈都闯过来了。你就放心和恩来一起走吧。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随军行动，治疗吃药都不方便，只有靠你自己多加小心了。还有恩来，他总是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你要多劝劝他。干革命总要有起码的身体条件，才能坚持到底啊。”

邓颖超听罢难以自持，紧紧地抱住母亲，许久许久都没说出一句话来。她这时似乎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伟大、无私的！”

夜很深了，杨振德默默地把自己采的草药配成一服又一服，用土制的纸精心地包好，放进邓颖超的行囊中。她为了宽慰即将踏上征途的女儿，小声地说道：

“傅院长的家属也不走，我暂时住到她那里去。听说毛主席的儿子小毛也送到傅的家中去了，我们会照顾他的。……”

在红军就要突围的前夜，更多的是战友间的离别之情。由于这次战略转移是在高度的保密中进行的，和留下的数以千计的伤员告别就更是伤情不已！其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壮别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

陈毅同志与周恩来相识很早，但他和毛泽东同志共事最久。自打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所部在潮汕失败以后，陈毅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了井冈山，就和毛泽东同志一块创建第一个红色政权，旋即又一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又与毛泽东、朱德一道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诚如前文所述，陈毅在这期间，曾错误地批评过毛泽东同志。但是，当他只身去上海向中革军委报告红四军的分歧与争论并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启发之后，他回到苏区，又以负荆请罪的姿态请毛泽东出山，领导红军。这就是陈毅的胸怀！随着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陈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很快，他被调任江西省军区司令。但是，陈毅光明磊落的品格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就是那些军事教条主义者也奈何不了他。加之他指挥作战有方，打仗身先士卒，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被授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是年八月二十八日，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不幸大腿中弹负重伤。时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彭雪枫、李富春急电中革军委，报告了陈毅负伤的情况。周恩来见电十分焦急，与朱德联名给彭雪枫、李富春发电：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1）

“同意陈毅回博生县休养，待稍愈时，转赴瑞金休养。”

陈毅遵嘱在博生县稍事休养，就又转到瑞金红色医院治疗。也就是在此治疗期间，他读到了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撰写的一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他从字里行间感到了这篇社论就是红军转移的动员令。接着，在红色医院中开始悄悄地议论起红军转移的事情。或许是应了船破又遇顶风雨这句话，他的伤腿肿得像水桶似的，疼痛难忍。他从这严重的伤情想到了自己未来的结局，十有###会被留下坚持斗争。为此，他给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在红军转移前为他做手术。

这时，周恩来正在与博古、李德举行最高“三人团”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坚持斗争。中央分局开始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七人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在讨论这些人事安排的时候，博古有他的想法，而周恩来自然也有他的意见。有意思的是那位不了解情况，却握有很大权力的李德始终是站在博古的一边。结果，博古的想法也就会变成中央文件下达实施。对此，当事人陈丕显同志多年之后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项英那时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要是被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喜欢’的话，也就不会被留下来打游击了。”

但是，项英以及其他被留下来的同志堪称是临危受命，二话不讲，勇敢地挑起了这副以生命为代价的革命重担！

这次会议刚刚结束，警卫员就送来了陈毅请求做手术的信。周恩来阅罢陈毅的来信，当即叫来了卫生部长贺诚同志，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虽说明天就出发转移了，你必须请最好的医生，为陈毅同志组织实施外科手术。”

“可发电机和X光机已经装箱准备起运了。”贺诚有些为难地说。

“立即拆箱，运到医院！”

“是！”

“我这就去看望陈毅同志，亲眼看着你们给陈毅同志做手术。”

周恩来实在是太忙了！可是，当他想到陈毅同志的大腿中尚留有敌人的弹片，且又要留下来负责党交给的重要使命的时候，他当即骑上战马，直奔红色医院而去。

这太出陈毅的所料了！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眼渐渐地由湿润而模糊了。

“陈毅同志，不要这样嘛，要坚强些，要向关云长学习。”

“周副主席，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从大腿中取几块弹片吗？……”

“这我清楚，你是将军，又是诗人，此时此刻，你一定是想起了这两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周恩来引的两句古诗，不仅道出了陈毅同志的全部情愫，而且也概括了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心情。但是，陈毅毕竟是一位久经血与火洗礼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清楚周恩来行前赶来的目的，除去战友的情分而外，还一定负有政治的使命。因此，他极力地控制住情感，很有风趣地说道：

“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随后，他又向陈毅传达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2）

“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留守处主任之职。你有什么意见吗？”

陈毅自然清楚这副担子的分量！姑且不说自已是一个重伤员，单说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在即将全部沦入敌手的苏区如何才能生存下来，就是一道谁也不敢贸然回答的难题！但是，他是一位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只能知难而进。所以，他十分干脆地说了史有所记的四个字：

“没有意见！”

这就是陈毅！

陈毅深知周恩来在党内极为特殊的处境，他不能在周的面前发牢骚。另外，他也清楚周恩来时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忙人，有许多大事需要他去处理。因此，陈毅动感情地说道：

“你来了，我脑壳中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俗话说得好：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就不要呆在这里了！”

周恩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去了，但是，他的心潮就像是投下了千斤重的巨石，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一路上，他的脑海里闪现着中央苏区即将失去的情景，又想象着未来极其残酷的厮杀场面……当这些画面渐渐消失之后，瞿秋白的形象又定格在他的脑海中。顷刻之间，他又想起了他和瞿秋白风雨共济的往事，遂又禁不住地暗自说：

“我应该去看看他啊！……”

但是，当他想到自己这位“三人团”的成员，竟然无法改变博古坚决要把瞿秋白留下的主张，遂又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当他再想到见了瞿秋白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就又不无歉疚地摇了摇头。接着，他加鞭催马，向着中革军委所在地梅坑奔去。

周恩来回到就要弃之而去的办公地点之后，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泛起。是啊，他进入中央苏区就快三年了，这里记载着他无数次胜利的喜悦，也留下了他一次次失败的痛苦，明天就要从这里突围西行，再硬的汉子也会分外伤情啊！……

周恩来驻步在挂有作战地图的大墙下面，望着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地图，瞬间这军事符号渐渐地化作了两军激烈的厮杀。当他的思路稍许清醒之后，又从红军突围转移西去的路线想到了何长工、潘汉年与南天王陈济棠的代表谈判之事，这是关系着战略转移借路能否成功的大事，忙问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长工和汉年有消息吗？”

“没有。”

“请立即给他按照预先约定的密语发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叶剑英自然知道这句密语的意思：红军已经举行战略转移了。

言外之意是：请加快谈判步伐，并获得成功。叶剑英答说：“是！”遂遵嘱草拟电文，并请机要员发报。

明天——十月十日，周恩来将率领所部转移到于都，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建的浮桥上过于都河。想到此，他又提笔给何长工写了这封短信：

长工同志：

我在于都等你们。

周恩来六

十月九日的夜是那样的黑，就像是不透一丝光亮的铁幕死死地罩住了红都瑞金。黑洞洞的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灯火，繁华的市面，似乎那亲切的欢声笑语也猝然消失了。听，远方隐隐传来的是什么声音？是暴雨到来前的沉雷吗？不！这是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枪炮声……

夜，已经很深了，就是远方隐隐传来的枪炮声也渐渐地消失了，这苍茫大地已经沉沉入睡了，但是，红都瑞金的一家窗纸上还亮着淡黄的灯光。这是吴黎平的家，他正为瞿秋白举行家宴。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3）

吴黎平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与瞿秋白过从甚密，并十分尊重瞿秋白的道德与文章。他听说红军转移不带秋白同志之后，立即想到秋白同志身体不好，且夫人杨之华同志又不在身边，这样的决定是不公允的，故亲自找到毛泽东同志抱不平，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秋白同志这样好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的摆布？”

诚如前文所述，对此决定，毛泽东也是反对的。他颇有情绪地说：“我提过了，但我说的话不顶事！”接着，吴黎平又找了张闻天，结果依然如上文所述：不能改变。对此，吴黎平只有把满腹的话儿置于心底。他思来想去，决定在今天晚上请瞿秋白同志吃饭、叙别。

瞿秋白是何等地想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啊！当他这正当的请求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以后，遂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决定，与留下的同志们同舟共济，与革命大业共存亡！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革命家，当他见到吴黎平，想到明天——十月十日就要和战友们壮别的时候，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能借用“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来形容。

瞿秋白是我党数得上的大知识分子，自然清楚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自应由他做东为吴黎平饯行。但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却开创了这样的先例：走者为主，留者是客。如果再算上留者带有遭打击、迫害的成分，这走者为留者餐叙、话别也就合乎情理了！开饭之后，瞿秋白端起面前的酒杯，无限感慨地说道：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

吴黎平自然清楚瞿秋白改无为有的真实用心：红军突围西行是有故人的。而他留在这就要不复存在的中央苏区，且又带着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将如何面对国民党数十万“进剿”的大军呢！因而，他必然会产生“留在苏区无故人”的喟叹。如果我们再借用李后主的词来形容，那一定会脱口吟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吴黎平此刻或许太了解瞿秋白在想些什么了，他真想举杯高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然而他咱引发瞿秋白那多愁善感的情愫，又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下意识地说着这样的大白话：

“吃菜，喝酒；多吃菜，多喝酒……”

面对这样的叙别，瞿秋白真是感慨良多啊！尤其当他几杯热酒落肚之后，用吴黎平的话说：“他当时心中甚为不安，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最后，他又说了如下这段话：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说句迷信话：这时的瞿秋白似乎预料到了他的未来，如果再把他在八个多月之后——翌年六月十八日壮烈遇难时的表现相映照，他说的上述这番话即是一个革命者的遗嘱。

瞿秋白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他的心依然在怦然跳动。虽然从理念上说，他的留下并不是被弃之革命队伍之外——甚至还可冠以重担在肩的美名，但在他心中的感觉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再次被王明、博古等人排挤出革命队伍中了！或许是出于条件反射的原因吧，他不能不想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博古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把他赶出中央领导核心，遭受一次又一次精神摧残的往事……在漫长的近四年的自我反省中，他对自己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换句话说：我瞿秋白是个文人，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而瞿秋白的历史也恰好说明了他的反省是正确的。早年当新闻记者，为中国近代新闻界开一代先河；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又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共谱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虽说也不乏精彩之笔，但他视自己的政治历史为一出滑稽剧，且演得十分疲乏——“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虽然他当时感觉：“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他认为“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但是，当他在这静静的夜里回首往事，或憧憬未来，他又以诗人的视角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4）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的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这就是瞿秋白经过解剖后的自我。这也是瞿秋白在这个难忘的夜晚所思考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一代人的追求。既是喜剧，又是悲剧！

十月十日，被称之为“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夜未眠的瞿秋白很早就从自己的住处走出，抬头一看湛蓝的长空，天高气爽，他禁不住地暗自说：“啊！天佑红军……”接着，他又忙着为就要踏上征程的战友送行，他握了一双又一双不愿松开的手，看了一双又一双热泪盈眶的眼睛……他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最后，不愿松开的双手终于分开了，热泪盈眶的眼睛模糊了，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渐渐地远去了！

太阳已经转到偏西的方向了，瞿秋白又空着肚子骑马赶往中央机关附近的一个村头，为长征中的一个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送别。

这个连队的成员，不是年老体弱的高级干部，就是刚刚从医院中出来参加转移的同志。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同志，其次是谢觉哉同志，时任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和谢老年龄相仿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二老；女同志年长的是蔡畅同志，身怀有孕的贺子珍、坐着担架的邓颖超等女同志也分在这个连队；另外，大文学家成仿吾、冯雪峰等人也编在这个连队。难怪邓发同志做动员报告的时候，他把大家看了一眼，才露出笑容来，操着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们这个连很好，各方面的干部全都有，男的、女的，有音乐家，有搞戏剧的，还有文学家，如果演个节目，不用到别的单位去借用。还有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各行各业都不愁没人做群众工作，真是应有尽有。哈哈哈哈……”

瞿秋白赶到之后，这个连队已经按照名册编成班、排，且各就各位。他再仔细一看，每人带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里边装着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另外，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子或饭碗。但是，当他的视线和这些老战友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他完全感到了他们想说而又无法出口的话……

“老林！老林……”

突然，在通往村里的大道上传来喊声。瞿秋白与这特殊连队的所有成员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年近花甲、留着大胡子、手中抱着一件毛衣的长者跑来。大家禁不住地小声说道：

“何老赶来送行了！”

何老即何叔衡同志。他生于一八七五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之后，赴苏联学习，后于一九三零年七月回国，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他奉命撤往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由于他和毛泽东源远流长的关系，虽做好了随红军主力转移的准备，仍然被博古等人留了下来。这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继续留在赣南山中打游击是不合适的。可他什么话都没说，倾囊所有，买了些花生米和清酒，于九日夜约老战友林伯渠做竟夕谈。今天，当他想到老战友林伯渠就要突围远征了，遂又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赶来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在日本与李大钊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另外，他与何叔衡同为湘人，一种无形的乡情把这两位老战友拴得更紧密了！今天，他双手接过何老的毛衣，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潮打心底涌起，瞬间又化成一首《七律?别梅坑》，当众含泪低吟：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5）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养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就要踏上征程的老战友们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

瞿秋白不忍再看这两位长者的壮别，更不愿意回味林老即兴吟咏的这首七律，他为了掩饰自己那复杂的情感，匆忙转过头去，取出手绢轻轻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睛，也就是在这刹那间，他看见一位年近花甲的长者依傍着一匹很瘦的老马，十分动情地冲着他点了点头，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这位长者的面前，说道：

“徐老，你这匹马太老了，留给我吧！你骑我那匹马上路。”

这位徐老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徐老早年从教，后以不惑之年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又以半百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副部长，与部长瞿秋白不仅工作上合作默契，而且还结成了相谈不厌的忘年交。就在瞿秋白请求随军长征遭到拒绝之后，他第一个话别者就是徐老。

徐老是知道瞿秋白的性格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瞿秋白的双手点了点头。

“徐老，多多保重！”

“秋白呀，你也是啊！”

瞿秋白感到就要沸腾的心潮猝然上涌，他望着徐老那饱经沧桑的目光，泪水几乎冲开情感的闸门！似乎只有“都在不言中”这五个字，才能道出此刻他们想说又不能说的真实感情！

瞿秋白把自己的战马和马夫交给徐老之后；又看见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也就是在这瞬间，他想到了自己远在上海的妻子杨之华，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又扑入心头。他急忙上前握住贺子珍的手，动感情地说道：

“保重，代我向老毛祝福！”

贺子珍虽然和瞿秋白没有过多的交往，但是他受王明、博古等人迫害的事她还是知道的。加之瞿秋白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也清楚这两位同命相怜的受害者的心是相通的。她用力地握着瞿秋白的手说道：

“你也要多多保重！请接受我和老毛的祝福。”

瞿秋白深情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到一副担架前，只见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赶忙坐了起来，伸出双手主动地握住瞿秋白的手，十分克制地说道：

“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分分合合了，这次分别还是再说这句老话吧：我们会很快相见的！”

瞿秋白和周恩来相识有近十年的历史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两人的分合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历史变迁的写照。也就是在这种非同常人的分别与相逢之中，使得他们两人由相识到相知。邓颖超与杨之华同属建党初期的妇女领袖人物，她们两人曾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奋斗不息，并结下了很深的战斗情谊！今将离别，他们的共同心愿自然是“我们会很快相见的！”但是，瞿秋白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且还继续吐着血丝，如何完成这次战略转移？他的心中也画了一个不小的问号。当他再想到周恩来的处境之后，他强作笑颜，用近似调侃的语气说道：

“谁叫我们是共产党人呢？那就让马克思保佑我们吧！”

最后，瞿秋白与成仿吾、冯雪峰这两个大文学家话别。其中，冯雪峰与瞿秋白在上海期间时相过从，并由冯介绍，瞿与鲁迅成为战友，并共同领导了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斗争。后来，他们相继来到了中央苏区，因爱好相同，气味又相投，经常在一起谈文说艺。而今他们将随主力红军转移他处了，留在中央苏区的他又多了一份孤寂！或许是文人过分重视生离死别这类事情，因此他们相对却无有一言了！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6）

自然，前来送别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他们都和瞿秋白同志一样，谁也没有说太多的话。放眼看去，不是紧紧握手道别的，就是频频点头致意的。简言之，送与行双方的气氛，就像是下不了雨的天气，憋得人们实在是受不了！

转眼太阳西下了，就在大约午后五时下达了开拔的命令，休养连终于告别了红都瑞金前进了。他们排成一路纵队，一个紧接着一个。大多数同志是五步一回头，十步一摆手，那前进的步伐走得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缓慢……

瞿秋白木然地站在原地，望着远去的战友，他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不知何故，远去的战友已完全消失在披着暮霭的田野中，他依然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向着远方望着、望着……

“秋白同志，你怎么还没走啊？”

瞿秋白闻声回身一看：刚刚做完手术的陈毅拄着双拐，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站在他的面前。他有些愕然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是赶来送行的，都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

“你应当走，骑上我的马，追他们去！”

“组织上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毅听后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是很有情绪地叹了口气。

“我扶你回医院去吧？”

“那你……”

“还怕没事做吗？”

陈毅有些惨然地笑了。但是，他的目光还是望着同志们走去的方向，似乎是在暗暗祝福战友们转移成功，遇难呈祥。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过身来问道：

“老毛离开瑞金了吗？”

“他几天前就赶到于都去了。”

“他为什么去于都？”

瞿秋白微微地摇了摇头。

毛泽东赶到于都去的主要任务是在于都河上架桥，让突围转移的大队红军快些渡过于都河，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人早就布好的封锁线。与此同时，他很为红军转移后的中央苏区人民担心，觉得应该向这些养育了红军的亲人有个交待。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代替博古这些逃跑主义者做好转移前的工作。随着红军向于都集中，当地的人民也风传着各种消息。就在于都河面上的浮桥架好以后，他于十月十五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严肃地指出：“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后，他又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说了如下这番话：

“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讲完话后，又与赣南省委各级同志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坚定了留下来的同志继续革命的信心。

是日——也就是十月十五日晚，毛泽东接到了命令：十六日下午大队红军由于都出发，踏着他亲自指挥架起的浮桥渡过于都河，向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前进。为此，他要求部属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当他看到战士们把驻地院门和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也挑满了水后，他的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阵酸楚的味道……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7）

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红军出发定在十六日下午五时。为此，毛泽东赶到了新架好的于都河浮桥的桥头，观看红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浮桥。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看到“浮桥两边红军人山人海，无数的火把宛如千万条火龙在蜿蜒行进。而成千上万的苏区男女老表，则从四面八方拥到渡口来欢送红军出发，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布鞋、斗笠、雨伞，有的帮助挑担子，有的往战士怀里塞吃的东西，有的则高唱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但是，当他看到男女老表紧紧握住红军指战员的手，反复地说着“红军呀，你们千万要回来啊！”而我们的指战员又以坚定地口气答说：“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时候，他的心的确是颤抖了……

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傍晚，带着警卫员告别了于都，大步走过浮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征程。

“主席！主席……”

毛泽东一听这熟悉的叫声，急忙转过身来，只见一位十分干练、个头不高的女红军干部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笑着说：

“刘英啊，你也到了？”

刘英，是经过大革命风雨洗礼的湖南“妹子”。她于一九二五年入党，一年后就从普通的党员被推上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省委妇女部长的地位。也就是在这期间，她与林蔚相爱了，并结为伉俪。但是，他们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却因大革命的失败而永诀，并在刘英的心中刻下了永远磨不去的爱的记忆。不久，她奉命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在此期间结识恩师张闻天等人。后在劳动大学毕业，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在上海稍做停留，即转赴中央苏区做团的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她转任赣南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第一次扩红，受到嘉奖；第二次扩红，因战场失利面遇到困难。恰在那时，她听说毛泽东主席正好在于都考察工作，遂决定找老上级毛泽东帮忙。

刘英在建党初期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但是，她得以相识还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那时，她到瑞金后没有几天，去中央局那座小楼上看望她的恩师洛甫（张闻天），并由洛甫介绍才认识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很重乡情，遂和这位湖南小老乡刘英时相过从，并在工作中也给以帮助。当时，毛泽东听了她在扩红中遇到的困难以后，告诉她说：

“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扩红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啊！”

“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不就解决了吗？”

这一着果然很灵，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来参加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结果，刘英又动员了一千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不久，毛泽东在于都接到秘密通知，他赶到刘英的住处说：

“小老乡，你赶快回瑞金去！”

“为什么？”刘英不知其故，固执地说，“再说，我还没接到组织部的通知呢！”

“你一定要回去，有特殊任务！”

刘英回到瑞金不久，就受命担任二纵队巡视员参加长征了。今天当她走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她又想起了发生在九月份的事情，她很认真地问道：

“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殊任务’的吧？”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 第二部分（18）

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刘英：那时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也就是在这时候，刘英才明白：“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虽说毛泽东选定的突破口确保了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着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走去，但他依然担心和南线陈济棠的谈判是否成功。当他听说何长工奉命赶到了于都，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以后，他才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何长工与潘汉年奉命赶到于都之后，向周恩来汇报了秘密会谈的全部经过，并当场念了双方达成的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同时，何长工还告诉周恩来，在谈判期间，当收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之后，对方十分敏感地问道：“是否你们就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平静地答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周恩来听后笑了，随即他又用心地思索了一下这五项协议，微微地点了点头，异常高兴地说道：

“你们完成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不久，周恩来从于都出发。那时，他个人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前线，指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他回首苏区的大地，十分感慨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贺子珍告诉毛泽东，瑞金的男女老少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道：“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低泣地说道：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也就是在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扼要地讲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遂又诚恳地说道：

“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毛泽东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

“难题还在后边，蒋某人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也是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

“蒋某人将做何安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