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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

-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2）

-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3）

-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4）

-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5）

-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6）

-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7）

- 世界屋脊的枪声（1）

- 世界屋脊的枪声（2）

- 世界屋脊的枪声（3）

- 世界屋脊的枪声（4）

- 世界屋脊的枪声（5）

- 世界屋脊的枪声（6）

- 世界屋脊的枪声（7）

- 世界屋脊的枪声（8）

- 世界屋脊的枪声（9）

- 世界屋脊的枪声（10）

- 世界屋脊的枪声（11）

- 世界屋脊的枪声（12）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2）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3）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4）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5）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6）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7）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8）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9）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0）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1）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2）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3）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4）

-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5）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

第一部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决策纪实

1974年8月1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6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第一艘自己设计制造的鱼雷攻击型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服役的日子。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增加了一件极具战略威慑力的“杀手锏”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人们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凝望着这海上的巨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它凝聚着毛泽东和党中央多少领导同志的心血；它包含了全国多少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汗水！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中国人民为有了自己的核潜艇保卫着祖国的海疆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当时世界上许多人士为正处在被封闭和动乱中的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而大为震惊和不解。他们知道，中苏关系自50年代末就开始恶化，中美之间那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无论苏联或美国都不可能援助中国制造核潜艇。他们不敢相信，中国领导人敢于作出如此惊人的决策，他们不敢相信，中国人能靠自己的力量造出如此高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型的核潜艇。但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就是在缺乏外国技术资料，没有用一件外国材料和设备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设计制造出优于世界同类第一代水平的核潜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于可攀登的智慧和力量，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一、“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8年6月底，毛泽东圈阅批准了中国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秘密展开

潜艇的远航能力是衡量潜艇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潜艇体积的限制和对燃料的消耗，使潜艇的优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核潜艇以核动力推动，由于核燃料能量非常集中，用量极少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能量，一公斤铀完全分裂可产生的能量相当于２８００吨优质煤或相当于２１００吨燃油充分燃烧后得到的能量。因此，核潜艇只需携带很少的核燃料就可完成漫长的远洋航行；另一方面，它长期潜伏的能力和神出鬼没的机动作战能力也会令水面舰艇大伤脑筋。现代核潜艇具有陆基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核打击力量”的优点。因此一些军事专家指出，“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成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军事技术上空前的大变革。”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2）

在世界上，美、苏等大国都加紧进行核潜艇的研制工作。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１日，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下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以核燃料作为动力的潜艇。随后，苏联、法国、英国也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核潜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国的中国怎么办，中国何时能够拥有自己的核潜艇？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挂在心头的一件大事。

早在1953年2月，毛泽东在乘军舰沿长江考察时，应海军将士们的请求，挥毫为5艘舰艇写下了内容相同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这题词写得笔走龙蛇，苍劲挺拔，显示了毛泽东振兴海军，加强海防的强烈愿望和急迫切心情。这也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经过沉痛思索后，在激愤中有感而发，写下的题词。题词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成为照亮新中国海军建设航程的灯塔。

毛泽东这次视察乘坐的“长江”号和“洛阳”号军舰，一艘是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不足400吨；另一艘是日本制造的，不足1000吨，而且仍以煤和柴油作动力。军舰航行在浩瀚的长江里，显得太渺小了。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强劲的江风，撩起了他的大衣前襟，他在静静地思索：我们的海军是多么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对舰上的官兵讲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惨痛历史：近代的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从海上破门而入，侵略我们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里，帝国主义列强80多次入侵，每次都从海上来。他们从旅顺、辽东湾，从塘沽、渤海湾，从烟台、青岛胶州湾，从海口，从雷州半岛，从钦州湾，由北到南的所有海口闯进中国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列强海上入侵史。毛泽东列举了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我国的罪行，又怒斥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晚清封建统治阶级，重陆轻海，畏敌如虎。先是禁海，等帝国主义打进来了，就投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炮口威逼下，被迫签订了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毛泽东越说越气愤，为了使自己平静一下，他沉思了片刻说：所有这一切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今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也会从海上来。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看着朝气蓬勃的青年水兵们，精神振奋，满怀期望地号召，“中国人民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三天三夜的航行中，毛泽东在不断地思索。他时刻把海军的建设放在心上，特别强调抓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他说，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这一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毛泽东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3）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确定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原于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项。与此同时，海军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制订了海军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发展规划。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指示和国家关于“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发展方针，经与一、二机部和科学院有关部门研究，海军提出了发展导弹核潜艇的规划。

1958年6月，随着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一直萦绕在主管国防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元帅心头的一个想法终于成熟了：中国要研制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此时距“鹦鹉螺”号下水已经４年，４年之中，世界核潜艇发展非常迅速，美国宣布从１９５５年起每年平均建造７艘核潜艇，到１９７１年建成一支拥有１１０艘的核潜艇部队。我们不仅面临着来自陆地上的核威胁，而且面临着来自海洋的核威胁。

为了迅速启动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聂荣臻邀集海军苏振华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王诤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与会者对研制我国的导弹核潜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就研制的原则、进度、任务分工、组织领导、总装厂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6月27日，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核潜艇的报告》，报“德怀同志，总理并报主席、中央”。报告指出：“我国的原子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为组长，张连奎同志任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6月29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并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邓小平还在加快研制进程的有关表述旁加注“好事”。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毛泽东主席也很快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就决定了。随即，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领导这项工作的班子，由罗舜初任组长，刘杰、张连奎、王诤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筹划和组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毛泽东作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决策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核潜艇研制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二机部于当年9月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从此，研制导弹核潜艇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

二、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我们有了，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对此，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为加速实施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央军委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决定：核动力由二机部负责，艇体和设备由一机部负责，海军负责抓总。据此，海军修造部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组，对艇总体设计进行了探讨研究。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4）

中国人自己研制导弹核潜艇，在很多人看来，真可谓是“天方夜谭”。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常规潜艇还处于襁褓之中。

1953年夏，中国海军才装备第一艘常规潜艇。这是一艘c型潜艇，服役年限已过60年，浑身伤痕累累、锈迹斑斑，而且“缺胳膊少腿”，并失去了自身动力，根本无法航行。就是这艘常规潜艇，还是1949年毛泽东出访前苏联时，通过和苏联会谈，由前苏联政府赠送的。尽管如此，人民海军总算有了走向海洋的第一代现代兵器。1954年6月19日，我国又从前苏联购买了两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购买了另外两艘潜艇。之后，我船舶工业就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建造工作。直到1969年5月，我国海军才正式用上了全部由国产材料、设备建造的常规潜艇。

在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核潜艇的研制是和其他核武器的研制同时进行的，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懂核技术的人才。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核的了解还很肤浅。而美国和前苏联虽然已经制造出了核潜艇，但其技术属于高度核心机密，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我国核潜艇在研究之初，研究人员手中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有些模糊的核潜艇外形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核动力装置，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研究人员不仅缺乏起码的关于核潜艇的资料，而且当时的研究条件极为落后，没有高性能计算机，也没有先进的测量仪表。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核潜艇总体组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于第二年就拿出了核潜艇总体方案的构思。

中国核潜艇研制计划刚刚提出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间，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聂帅当初提出计划时考虑的措施之一。

1958年10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苏，达成了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的协议，并于1959年2月4日正式签订。这就是著名的《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方面向我方提供了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等。尽管苏方对校潜艇的技术资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实质性的内容，但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枝节问题。

赫鲁晓夫之所以对中国还比较友好，是因为当时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比较激烈，赫鲁晓夫为稳定自己的地位，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自感地位已经稳固后，他那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面目就逐渐表露出来。正是他这种老子天下第一，要加强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的立场，导致了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

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刚刚开始建造柴油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时，我们的海军部门便建议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能同意在中国建立一座长波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与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国潜艇部队保持通讯联络。”为此，赫鲁晓夫指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

关于当时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内幕，在美国某大学国防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供职研究核潜艇的美国教授约翰·威尔逊·刘易斯是这样讲述的：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5）

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拉季翁·扬·马利诺夫斯基已写信给彭德怀，倡议在1958至1962年间中苏联合建造一个长波无线电传输中心和一座远距离无线电接收装置。苏联将为这两座装置提供70％的资金。北京把马利诺夫斯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控制我国情报和保密通讯’的企图而予以驳回。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权的问题。在他们的自力更生定义中，这属于控制企图。因此，彭德怀于1958年6月12日通知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同意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但由中国人自己花钱建造这两座装置。7月11日，莫斯科突如其来地抛出了一份协议草稿，主张两国联合经管这两座通讯台站，而由苏联支付全部费用。北京方面对这份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中国人表示要建立并拥有这两座无线电通讯台站，并仅就他们不能制造的设备和材料向苏联发出订单。

“随着紧张关系的升级及两国对草稿的针锋相对的做法……苏联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要求建立一支联合潜艇部队，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周恩来6月28日的信要求为中国海军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使莫斯科以为中国人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并且只能提出一种折中方案。7月份，苏联大使尤金拜访了政治局委员刘少奇，谈论了关于中国要求援建核潜艇工程的问题，尤金趁机兜售克里姆林宫关于建立一支中—苏潜艇部队的反建议。

“7月21日，正值双方误解达到顶点的时候，尤金拜会了毛泽东。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询问中苏两国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可能性。毛泽东问道：‘首先，我们应明确指导原则。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靠你们的帮助来建立这样一支潜艇部队，否则你们就不给我们援助?’彭德怀出席了这次会见。当议题转入无线电通讯台站时，彭德怀重申中国反对建立这个长波台，他说：‘所有权应属于我们，否则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毛泽东又进行了补充，明确地指出肯定‘不赞成组织一个军事联盟’。

“翌日，尤金和毛泽东再次会谈。这位中国领导人反复重申反对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并声称：‘建立联合潜艇部队是一个涉及中国自主权的政治问题’。毛泽东看着尤金，愤怒地大声说：‘在政治立场上，我们丝毫不会让步……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得不说你们已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扩展到中国海疆了。’这次会谈之后，尤金电告赫鲁晓夫说：当苏联的建议被提出时，毛泽东喊道：你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对我们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侮辱！”

就此事，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尊重尤金……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方面发生意见冲突时，作为一个大使，尤金软弱并且是一个很糟糕的外交官……他使我们感到不满意。”

很显然，赫鲁晓夫以为此事没有办成，是因为尤金无能，他决定亲自出马。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谈中，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建议”。赫的这一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提出中断对中国的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以施加压力。

9月3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再次来华访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赫鲁晓夫这次是在第一次访美后来到中国的，他在戴维营刚刚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参观了美国的核潜艇。赫鲁晓夫在参观中对美国的记者吹嘘说：“我们苏联的核潜艇，比你们美国的核潜艇数量又多，速度又快……”

当然，赫鲁晓夫这次到中国来，决不单单是参加新中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他是抱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继续要求中国同意苏方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问题。果然，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当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会谈的场面是这样的：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关于建立这个联合舰队的建议，不知道你们做了进一步考虑没有?

毛：不行。这个建议，我们早就答复过你们了。

赫：那，关于在你们这里设立长波电台的事呢?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6）

毛：不行。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我们只希望尽快建台。

毛：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赫：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最好能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舰员上彼岸休假……

毛：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赫鲁晓夫同志！

赫：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相互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双方沉默了片刻后，性情较为急躁的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上面的话。不过这一切都打动不了毛泽东，他挥了挥他那巨大的手，说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我国的领土。

会谈中，中方提出希望苏方不要中断1957年10月15日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协定中所规定的项目，并再次提出核潜艇技术问题。

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

就这次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经向我提出要帮助他们制造核动力潜艇，我对他这种异想天开只是一笑置之。

“我诚恳地告诉他，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

“还没有等我说完，毛泽东就激怒起来。

“接着我告诉他，希望在他的港口设立长波电台，中苏组成联合舰队以便于核动力潜艇在沿海进行活动。

“毛泽东更加愤怒，他突然站了起来，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支援我们，我们自己搞。

“这样，谈判不欢而散。”

10月1日这天，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他指着正在天安门前通过的民兵方队说：“这，将是核导弹下的一堆肉。”接着他阴沉着脸告诉毛泽东，苏联准备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话说到这个份上，由苏联援建核潜艇之事不用再提。毛泽东愤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成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勇当先，拼命搞出中国核潜艇的源源不竭的动力。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紧张。到１９６２年，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原子能专家。全面依靠前苏联技术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此时，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以及政策上的失误，从而使整个经济建设处于最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坚决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同时，经过冷静的思考，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建设八字方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国防尖端技术问题，根据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状况，确定国防科研工作“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把研制原子弹、氢弹放在第一位，其他项目都要重新进行调整以缩短战线。

根据这一方针，海军与有关工业部门一起分析了海军装备建设面临的矛盾和形势，大家认为，在当时科研力量不足和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海军要集中力量仿制改进几种型号的常规舰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本着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集中力量进行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研究，其他项目暂时停止。当海军和二机部将这一意见上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审批了这个报告，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项目先暂时下马。并明确指出：科学研究是长期任务，应该保留一部分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决核潜艇的一些关键项目，以便发展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步恢复研制做准备。

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大家默然无语。陈毅元帅还是舍不得下马，提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应加紧进行。”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7）

然而，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以当时的国力确实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这两个大摊子，核潜艇工程最终还是下马了。

核潜艇工程下马之后何去何从？海军领导和舰艇研究院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做了多次研究，舰艇研究院院长刘华清和政治委员戴润生还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中心意见是：我国的原子事业应由两大块组成，一是原子武器，一是原子动力，从长远考虑，核工业动力潜艇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一句话，核潜艇工程的种子要保住，只要种子还在，就不愁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与这份报告同时上报的还有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份报告，二机部也不希望核潜艇工程彻底下马。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开会进行了慎重研究。

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央专委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留一个由５０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研究，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完成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

５０的多人队伍，承担庞大的核潜艇工程，显然力不从心。但是以总工程师彭士禄为首的核动力研究室已经很满足了，他们坚信核潜艇工程还会有重新上马的一天。他们边学边干，为核潜艇工程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渤海湾望海寺旧址上，有几排平房，彻夜灯光通明。这里住着留下来继续研制核潜艇的科技人员。天，是那样的寒冷，没有煤火取暖，房里冷得像冰窖。粮，少得可怜，不能维持一个人的正常需要，经常饿得肚子咕咕乱叫。“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去战胜任何困难，他们每天忍饥挨冻通宵达旦地埋头工作。为了培养科研力量，彭总工程师和蒋滨森等几个了解核动力的专家给全研究室开了５门课：反应堆物理、工程热力学、自动控制、结构以及动力装置。

这５０多人就是核潜艇工程的种子！他们惟一的愿望是尽快渡过这段暂时的困难时期，努力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争取早日使这一尖端项目重新上马。

世界屋脊的枪声（1）

——西藏平叛决策纪实

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青藏高原的西南部。面积122.84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南北最宽约1000千米，东西最长达2000千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座落在这里，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它北邻新疆，东北紧靠青海，东面接连四川，东南邻云南，南边和西面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3842千米，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六十分之一。藏族是西藏人口最多的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其余是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怒族、纳西族等民族。西藏也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洁白无瑕的雪山、晶莹剔透的冰峰，星罗棋布的圣湖，金碧辉煌的寺庙，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和探险者。

但是，就是在这片美丽而神秘的雪域高原上，20世纪50年代末却曾经发生过一场延续几年的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是谁点燃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这场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它的发生又给西藏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里将把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给读者。

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是帝国主义势力和极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碰撞的必然结果。局势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所言：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要做好武装的和非武装的两手准备

要想知道20世纪50年代末在“世界屋脊”发生的那场战争，还得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说起。

从历史上来看，英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西藏将近一个世纪。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对西藏进行干涉和搞分裂活动。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对西藏的插手和侵略，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外部诱因。

从社会和阶级上看，西藏是一个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约5%的农奴主残酷压迫和剥削95%以上的广大农奴，僧侣贵族掌握政权，对农奴专政，其表现形式是政教合一，并利用喇嘛教麻醉人民，人民受喇嘛教的影响也很深。

从民族关系上看，西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一样。它有统一的政权和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并且有藏军武装，还有以达赖为傀儡的政教头头。

在这样复杂的国际、政治、宗教、民族背景下，在新中国成立前，亲英的达扎活佛掌握着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的最高权力，西藏也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统一、制造民族分裂的策源地，并于１９４９年７月制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西藏“驱汉事件”，妄图乘机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外分裂势力策划的“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声讨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严厉警告中外分裂势力不要倒行逆施，西藏藏族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对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恶劣行径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然而，顽固不化的西藏地方政府，置中国共产党的警告和全体藏民族的命运于不顾，更加紧了分裂祖国的行动。

世界屋脊的枪声（2）

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及外国分裂势力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罪恶行径，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决心加快解放西藏的步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就明确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就解放西藏问题进一步指出：“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也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１９４９年底，毛泽东在赴莫斯科途中，又给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并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当时的西南局负责人，提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意见。

１９５０年元旦之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并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负责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责”，于近期内“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５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布了《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

毛泽东认为：“如人民解放军能于１０月占领昌都，则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时，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际上的新动向，由于印度政府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英国政府也改变了不允许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态度。因此，毛泽东在审阅昌都战役计划时，指示中共西南局：一方面，要准备打几个硬仗；另一方面，要在人民解放军占领昌都后，先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以表示和平解决的诚意。这是一个“以和为上，以打促谈”的精心部署。

１０月６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昌都战役，至１０月２４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消灭和收编藏军５７００余人，约占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二，解放了藏东的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彻底打开了我进军西藏的门户，扩大了我在藏区的政治影响，为最终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国外分裂主义者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以强烈的震撼。西藏地方政府被迫让年仅１７岁的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登嘉措在拉萨举行了亲政典礼，接受了整个西藏的政教事务大权。

丹登嘉措亲政后，首先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了他对汉藏冲突甚感痛心，并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他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与此同时，丹登嘉措又接到了阿沛·阿旺晋美等４０位官员联名写给他的信。信中详细禀报了藏军官兵投诚后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良好礼遇，并指出目前是汉藏和谈的大好时机，等等。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主义分子不愿相信昌都发生的事实，竟然决定达赖喇嘛应出走印度，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于是，刚刚亲政的达赖不得不听凭西藏地方政府中这些大活佛、大贵族的摆布，于藏历１１月１１日凌晨，换上普通人的服装，秘密离开了布达拉官。

世界屋脊的枪声（3）

当达赖一行３０多名官员以及３００多名藏军餐风露宿抵达藏南重镇亚东时，原来承诺接待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府，却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我国政府的警告，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这使达赖一行顿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１９５１年１月，滞留亚东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在喜马拉雅山下的边境小镇东噶召开会议，会议经反复权衡利弊，最后，总算是认清了形势，决定派阿沛·阿旺晋美率官员去北京谈判。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８日，滞留亚东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前往新德里面见我驻印袁仲贤大使，请大使向毛泽东主席转呈西藏方面希望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善良愿望，并送交达赖喇嘛及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大使的信件、哈达和礼品。

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态度的积极转变，中共中央于１月１９日复电指出：“欢迎达赖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告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

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了袁仲贤大使的复信，尤其对毛泽东主席祝贺他亲政甚感欣慰。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又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以期谈判取得成功。２月，达赖喇嘛批准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赴北京谈判。

３月１７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在数千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昌都。４月１６日抵达山城重庆，受到了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４月２２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乘飞机抵达北京。在首都机场，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代表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以及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鲜花、掌声和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使刚刚踏上北京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共中央还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青海来京，以协调西藏地方内部各派关系问题。４月２７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一行４５人，经由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双方讨论了谈判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

５月１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５月２日，谈判双方集中商谈西藏方面顾虑最大的解放军入藏问题。李维汉指出，清代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政府有权派军队入藏，为了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必须进军西藏。西藏代表表示，请中央确定进军西藏的人数、时间、路线以及驻防地等。

５月７日，李维汉明确表示，进藏的部队是1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在拉萨只驻少量部队，对藏军的改编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且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西藏代表对此表示满意。

５月１０日，双方举行第四次谈判。李维汉详细解释了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的基本政策，而西藏的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以后，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就由西藏人民自己去做。西藏代表表示没有其他意见。

接下来谈判的焦点，是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班禅在西藏具有仅次于达赖的崇高地位。但是，由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的历史裂痕尚未弥合，而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确实没有关于十世班禅的册封文本，因此，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为了搞清班禅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几经查询，最后，班禅堪布厅的官员出示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３日在广州颁布的册封：“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导凤宿，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派出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

世界屋脊的枪声（4）

在５月１６日的第五次谈判一开始，李维汉便摆出十世班禅受前国民政府正式册封的证据。在事实面前，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认。５月１７日，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５位代表，前往畅观楼拜见了时年只有１４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并行了献曼扎的大礼。

５月１９日，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李维汉说明了在和平协议中列入的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一款，是指九世班禅在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代表表示同意。至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终于全部达成。

５月２３日，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５月２４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谈判代表，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原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符合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的签订，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协议签订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到亚东，会晤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向达赖喇嘛面交了协议的抄本和毛泽东的亲笔信。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于１０月２４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

世界屋脊的枪声（5）

１９５１年８月，我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进藏部队在进军沿途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西藏边防重镇，实现了解放我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历史壮举，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西藏和平解放，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而陶醉，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毛泽东一贯认为，协议上的东西终归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还有一段长长的路需要走。他清楚，历史上长时期形成的汉藏民族间的隔阂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消融，帝国主义的插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参与、西藏特有的宗教环境、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都直接、间接地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都是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在西藏上层中，有相当一批人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存在着很深的成见，有的对共产党甚至是敌视和仇恨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我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解放军一进入西藏，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表面上欢迎，骨子里却充满了仇恨，他们千方百计抵制协议，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把解放军赶出西藏。开始，他们采取用低价强行收购藏民的柴草和牛羊，不准群众把食品卖给解放军的办法，企图使解放军缺吃少用而被迫自动离开。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进藏的解放军所需的一切物资都是从内地供应，到西藏后自己又开荒种地，自给有余，根本不用买藏民的东西。他们见这一阴谋没起什么作用，便唆使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人民会议”，煽动一些人上街游行示威，派出藏军包围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阿沛·阿旺晋美住宅，向中央代表交请愿书等，要求解放军撤到内地，依照前清治藏办法，西藏不驻部队，只留中央代表。

针对少数分裂分子破坏协议的行为，中央代表张经武、张国华数次约见达赖喇嘛和噶伦（西藏地方政府成员），对这些示威和请愿进行责备。正由内地返回西藏的班禅大师听说“人民议会”的闹剧，愤怒地说：“这个脓疱总有一天要破的”，并致电西藏地方政府的鲁康娃等人，要求他们维护与中央签订的协议。阿沛·阿旺晋美也数次对达赖陈说厉害。达赖感到鲁昌娃等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遂下令解散伪“人民议会”，撤销了鲁康娃等人的职务，一场闹剧才算收场。

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导演的“人民议会”闹剧，更坚定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作好和平的与非和平的两手准备的战略思想。

1952年4月6日，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世界屋脊的枪声（6）

《指示》冷静、客观而又正确地分了西藏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指示》说：“在这一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人民解放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予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分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对最近发生在西藏的请愿和“人民议会”的闹剧，《指示》对其实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世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会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

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增强物质基础，使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从物资上扼制我们的阴谋破产，使我们在西藏立足有可靠的物资保障。在西藏增强物质基础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驻藏部队就地生产，解决给养。但在缺氧、严寒的青藏高原就地生产，不是短期内能够见效的。另一条是修通连接内地和西藏的公路，将内地物资源源不断运往西藏。这条途径不仅可以解决物资保障之急，而且也有利于增强西南国防。

1952年12月30日，彭德怀就选择康藏公路的线路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专门报告。报告说：“关于康藏公路由昌都至拉萨的线路，中央交通部共踏勘6条，其中以南线和中北线较好。现对定线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中央交通部、中财委、西南军区均主张采取南线，即由昌都经吞多、松宗、通麦、刚拉宗、太昭至拉萨，全长1150余千米。西藏军区主张采取中北线，即由昌都经丁青、沙丁、太昭至拉萨，全长920余千米。”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指示：采取南线为适宜。

世界屋脊的枪声（7）

毛泽东之所以批准南线，是因为中北线施工困难，收效缓慢，显然与迅速增强西藏的物质基础这一现实要求不相吻合，而南线虽然距离长一些，但施工条件较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修路这一具体问题上，也是站在捍卫西藏主权，加强和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国防的高度来考虑的。

当年底，以解放军为主组成的筑路大军就开进了青藏高原，在沿途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下，以气壮山河的勇气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奋战两年，于1954年底修通了康藏(1955年西康省的建制撤销，该路改称川藏公路)、青藏两条公路。进藏公路的修通，为全面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毛泽东对达赖的关怀和期望是真诚的，对推迟西藏民主改革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和国际大背景的共同作用，西藏保持了几年的相对稳定。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对这种平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班禅回到西藏后，对西藏的局势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达赖和班禅都积极表现靠近中央，西藏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了。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清醒地看到，西藏的“人民议会”并未彻底根除，只是活动的形式从公开转向隐蔽，西藏仍然潜伏着重大危机，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事件。而要稳定西藏，做好团结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十分重要。

对班禅，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比较信任和放心的。

班禅和达赖都是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地位完全平等，两人分管前藏和后藏。达赖驻地是布达拉宫，领导着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班禅的驻地是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领导着堪布会议厅，也就是堪厅。由于达赖和班禅失和，九世班禅于1923年离开西藏，在青海塔尔寺仙逝。九世班禅仙逝后，堪布厅确认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是九世班禅转世。但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承认十世班禅，所以十世班禅一直住在青海香日德。1951年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经过中央代表团的努力工作，使西藏地方政府和达赖承认了十世班禅，达赖还亲自向十世班禅致电，请班禅尽快驻锡扎什伦布寺，以便弘扬佛法。1952年下半年，班禅经数日跋涉，终于回到了离别30年的驻锡地——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班禅能有今天，是离不开共产党的，他曾对为他送行的中央代表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全国各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对达赖，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没有对班禅那样放心，但对达赖的关怀和期望则是真诚的，一有机会就做达赖的工作，希望达赖能够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带领西藏上层集团努力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和班禅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来北京参加会议。为了保证达赖顺利来京，毛泽东特意指定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专程陪同。达赖一行出发时正值雨季，他必经的川藏公路到处是泥石流，道路、桥梁也冲断很多。为了保证达赖一行安全通过，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前，部队连夜抢修好便道，架设好便桥等待。在一些危险地段，部队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保护。

世界屋脊的枪声（8）

在中央的安排下，达赖途中每到一地，当地党政军领导都组织群众热烈迎送。达赖到达雅安时，西康省省长廖志高设宴热情欢迎他们，四川省省委书记闫红彦带一批接待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候。到达成都时，四川省和成都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亲自迎接，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到达西安时，中央早已派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在这里等候迎接。尤其是9月14日到达北京火车站时，不仅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上火车与达赖和班禅见面，然后引导达赖、班禅出车，而且周恩来、朱德率领首都各界人士在站台上隆重而热烈地欢迎达赖和班禅。毛泽东还亲自交待李维汉，一定要接待好。

达赖和班禅来到北京，国内外敌对势力十分关注，伺机进行捣乱破坏，企图造成重大政治影响。因此，他们的安全问题丝毫不能马虎。为了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中央对达赖和班禅的安全可以说是做到了滴水不漏。住处周围里里外外安排了几层保卫人员，邓小平、习仲勋亲自检查两人的住处及各项工作的布置情况。邓小平亲自叮嘱负责人员要多加小心，注意达赖和班禅的安危，要求“一只苍蝇也不能飞进来”。

达赖和班禅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们一行。一见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两人沿途情况、西藏情况、有什么困难没有，问他们全体人员到北京生活过得是否习惯，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使达赖和班禅很受感动，表示要为西藏的繁荣稳定而努力工作。

达赖和班禅在北京期间，各地信奉佛教的善男信女和寺庙僧众纷纷前来向达赖和班禅顶礼膜拜。为方便达赖和班禅为各地朝拜者摸顶，毛泽东指示在雍和宫专门为达赖和班禅设坛讲经。由于来朝拜的人比较复杂，为防止万一，毛泽东指示李维汉，对于达赖和班禅的讲话，原则是不干涉宗教活动，但要绝对保证达赖和班禅的安全，要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

达赖和班禅国庆节后到外地参观访问，毛泽东指示民委副主任刘格干和平措旺价等人亲自陪同。达赖和班禅藏历年前返回北京，毛泽东又告诉李维汉按照藏族的藏历年习俗作好充分准备，让达赖和班禅及全体随行人员高高兴兴地在北京过一个藏历年。

藏历年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民委组织的宴请。他让达赖和班禅坐在他身边，按照藏族的风俗给两人及随行人员斟了酒，不停地给达赖和班禅请茶。宴会结束后，还与达赖、班禅一道参加了联欢晚会。此后，毛泽东又以他私人的名义，再次宴请了达赖、班禅及其一行全体人员，与他们合了影，送了祝贺藏历年快乐的礼品。

藏历年过后，达赖、班禅和全体随行人员又到西安、兰州、郑州、武汉等地参观。参观结束回到北京准备回西藏前，毛泽东不等达赖、班禅去他那里辞行，便先到达赖住处，同达赖亲切话别，对达赖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希望他能率领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西藏。达赖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请您放心，我决不辜负您的希望。”

1955年5月，达赖一行返回西藏途经成都，正值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亚非会议回国，也要到成都停留。周恩来的专机到达成都双流机场时，达赖和省市的领导人一起到机场迎接。

世界屋脊的枪声（9）

周恩来走出飞机后，打量一下迎接的人群，见达赖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站在队伍的前面，他没有顾及李井泉的问候，径直朝达赖走去，未等达赖开口就首先问达赖好。达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感谢总理关心，我一切都很好，等你住下后我再来看望您。”周恩来仍握着达赖的手说；“不，不，不，应该我去看你，你离开北京时我在国外，未能送你，现在应该补上，你说对不对?该不该我来看你了啊?”说完真诚而爽朗地笑了。第二天上午，周恩来、陈毅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达赖，和达赖亲切交谈，听取达赖对西藏的建议和意见，结束后和达赖一道合影留念。5月5日达赖离开成都返回西藏，出发前周恩来、陈毅又到招待所为达赖送行。

达赖离开成都后，在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护送下，安全返回拉萨。

达赖回到西藏后，基本按照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西藏的局势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纪念活动。

对于要不要批准达赖、班禅出访印度，当时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有的怕他们去了被分裂主义分子拉下水。毛泽东在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到西藏问题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他说：“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去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些。我们就是那几个兵，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他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9个，跑掉10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35年，还只有70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毛泽东对达赖出访印度不仅不阻拦，而且还不怕他不回来，要不要达赖出国的争论也就有了结论。

世界屋脊的枪声（10）

达赖一到印度，帕拉·土登维登、嘉乐顿珠、夏格巴等人在英、美、印度等国反动势力唆使、引诱、拉拢下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挟持达赖不返西藏，留在印度领导分裂祖国搞独立活动。并在拉萨、昌都一带制造骚乱和武装叛乱，以使达赖下决心留在国外。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引诱下，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周恩来正好在印度访问。他根据西藏的局势和达赖当时在印度的情况，敏锐地判断出达赖的思想状态，是正处于回国与留在国外的十字路口，觉得应该帮助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给他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于是在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连续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了达赖，对达赖进行细心开导。

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周恩来对达赖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现在主要是做好建设发展西藏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过了，那时看情况再谈改革，办法也就多了。这样使大家的心都安下来，这点我们多次说了，说了就要做。”

关于分裂分子搞乱子的问题，周恩来明确地告诉达赖：“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议会’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点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据我们从国内得到的消息，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我们一定不能允许其搞。人民解放军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但如他们闹出乱子，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

关于达赖回国还是留下的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希望你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去对你不利。连尼赫鲁都承认噶伦堡是国际间谍的活动地，现在有人要将达赖请到那里去搞请愿，进行对西藏的颠覆活动。你是西藏佛教的领袖，你离开了你的教徒怎么办?怎么去弘扬你的佛教?你是西藏政教合一的政府领袖，离开了西藏人民，离开了西藏你的政教事业怎么发展?你怎么完成率领西藏人民建设幸福家园的伟大事业，怎么去建设西藏?你应该回去，你的事业和前途都在西藏。”

周恩来在连续3天和达赖谈话期间，为了使达赖选择回国这条正确的道路，又同时接见了达赖随行官员，针对有人想阻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的思想，周恩来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我告诉你们，西藏的工作也不会因此而停止。我们不强迫达赖喇嘛及你们，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间都行，什么时间我们都欢迎。不过，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己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独立也搞不成。”

世界屋脊的枪声（11）

实践证明，中央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方针、时机和步骤的安排也完全是正确的。后来，只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分子挑起的武装叛乱，中央采取平叛行动，推倒了农奴制度，才使改革得以提前进行。

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由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表示不支持西藏独立，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不得不暂时收敛分裂祖国的企图。在国内，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诚恳地做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央在西藏实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是根据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作出民主改革6年不搞的决定，使西藏的各项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西藏人民对祖国的观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爱国主义开始在人民中逐渐增长起来。在国际大背景的影响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社会保持了几年的相对稳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表面上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然而，党中央、毛泽东对这种平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时刻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变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高屋建瓴，胸有成竹，一旦反动分子发动叛乱，人民解放军便能应付自如。

1956年春，四川藏区发生武装叛乱，被解放军迅速平定。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实事求是，不讳不藏，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他为中央起草的通知说：“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此时西康已撤省，改为隶属四川的一个地区)：此件发给你们参考。西藏方面前往康区的考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叛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

1957年3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西藏工作问题，西藏工委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就今后西藏工作的基本任务作出决定，主要是：坚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继续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决定同时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安排，对西藏地区的国防、外事坚持中央统一管理，对西藏的内部事务由西藏人民自己管理，等等。

5月14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并作出指示。中央在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也应当估计到，在这个期间，西藏地区是不会风平浪静的。因为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到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段的彻底解放。在社会改革至少在民主改革实现以前的这个期间，分离主义分子不可能绝迹，并且总是要进行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总是要寻找机会进行挑拨的。当然，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坚持上述的方针和政策，在军事上保持应有的戒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很难挑起全西藏的大规模的叛乱，即使挑起来了，也有把握把它平息下去。”为此，“我们的同志必须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才不至于平时疏于戒备，临时失之仓惶。”

世界屋脊的枪声（12）

实践证明，中央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方针、时机和步骤的安排也完全是正确的。后来，只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分子挑起的武装叛乱，中央采取平叛行动，推倒了农奴制度，才使改革得以提前进行。

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由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表示不支持西藏独立，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不得不暂时收敛分裂祖国的企图。在国内，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诚恳地做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央在西藏实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是根据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作出民主改革6年不搞的决定，使西藏的各项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西藏人民对祖国的观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爱国主义开始在人民中逐渐增长起来。在国际大背景的影响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社会保持了几年的相对稳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表面上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然而，党中央、毛泽东对这种平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时刻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变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高屋建瓴，胸有成竹，一旦反动分子发动叛乱，人民解放军便能应付自如。

1956年春，四川藏区发生武装叛乱，被解放军迅速平定。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实事求是，不讳不藏，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他为中央起草的通知说：“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此时西康已撤省，改为隶属四川的一个地区)：此件发给你们参考。西藏方面前往康区的考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叛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

1957年3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西藏工作问题，西藏工委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就今后西藏工作的基本任务作出决定，主要是：坚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继续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决定同时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安排，对西藏地区的国防、外事坚持中央统一管理，对西藏的内部事务由西藏人民自己管理，等等。

5月14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并作出指示。中央在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也应当估计到，在这个期间，西藏地区是不会风平浪静的。因为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到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段的彻底解放。在社会改革至少在民主改革实现以前的这个期间，分离主义分子不可能绝迹，并且总是要进行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总是要寻找机会进行挑拨的。当然，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坚持上述的方针和政策，在军事上保持应有的戒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很难挑起全西藏的大规模的叛乱，即使挑起来了，也有把握把它平息下去。”为此，“我们的同志必须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才不至于平时疏于戒备，临时失之仓惶。”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

第七部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

——对印度反击作战决策纪实

1962年10月，在中国西南的中印边界上线，中印双方发生了一场序幕很长、正剧很短的不幸战争。这场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战争，不仅使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很大损失，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印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索是由谁点燃的，这场战争又是如何进行的，毛泽东等中国最高领导人又是如何指挥这场战争的。本篇将把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告诉广大读者。

一、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在长期和平友好相处过程中，曾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英帝国主义为了打开中国的后门，背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埋下了中印边界纠纷的隐患

中印边界问题涉及两国长约2000公里的边界和约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成西段、中段和东段。西段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往南至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和印度拉达克、喜玛偕尔邦三地接壤处。争议地区达3.3万平方公里，主要在阿克赛钦地区；中段的争端涉及的领土较小，约2000平方公里，主要涉及到一些山口问题。东段从不丹以东到缅甸的伊索拉希山口，有争议的地区达9万平方公里，主要牵涉到“麦克马洪线”。争议地区之大与问题之复杂，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

其实，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之前，中印两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边界争执。这是因为，在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种传统习惯的边界。这条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它的东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的中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它的西段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国人民尊重它，印度人民也尊重它。不仅如此，这条传统习惯的边界，也反映在早期的英方官方地图上。一直到1865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是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一直到1936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东段的画法是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

然而，当英帝国主义在完全统治了印度之后，就以印度为基地，把它的侵略和扩张的矛头转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的边疆。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一直在积极进行侵略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的阴谋活动。它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以便同它侵略中国心脏地区的活动相适应。20世纪初，中国清王朝驻藏大臣张荫棠在中国西南边疆进行改革，收回主权，巩固边防。英国殖民者对这一改革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感到恐惧和惊慌，担心此举会激发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于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为其建立“战略边界”政策提供了所谓的依据。1911年，英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推翻专制皇朝的革命的机会，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办法，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于是，根据英印总督哈定和明托设想的战略计划，英印殖民当局将喜马拉雅山南麓以北的大片传统上属于中国的领土划归印度，并武装占领了中国云南片马，从而完成了完全封闭印度殖民地的“战略边界”。此后，在1914年英国和中国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当局举行的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将不丹以东至中缅边界交界的一段“战略边界线”偷偷塞进会议文件中，妄图将在传统上属于中国的9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印殖民地，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麦克马洪线”。

由于英国人是偷偷摸摸地实施这种不光彩的行为的，会议上他们也没有公布西姆拉会议的任何外交成果：条约草案、承认这个草案有约束力的秘密的英藏宣言，以及英国和西藏有关阿萨姆——西藏的秘密换文。在1929年初版的《艾奇逊条约集》中，关于西姆拉会议只讲道：“1913年西藏、中国以及英国的全代表在印度举行会议，企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起草了三边条约，并于1914年草签。然而，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西姆拉会议以后20年中，英国始终没有将麦克马洪线作为有效的边界线加以宣布。直到1937年在发表新版的《艾奇逊条约集》时，英国政府才同意将西姆拉条约置于其中，并冒充是1929年的版本。为此，英国政府还命令把初版全部收回销毁。但有3本却留下来了：北京图书馆、印度外交部和哈佛大学图书馆各存一部，它们成为那段历史的铁证。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完全是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英帝国主义虽然制造了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它在很长时期内也没有敢侵入中印传统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政府才占领了这一地区。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2）

在中印边界西段，在19世纪60年代，英帝国主义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新疆腹地的捷径，曾经觊觎这块地势比较平坦的阿克赛钦，派遣军事情报人员潜入这一带地方进行非法勘察。英国政府曾经一度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中国的传统习惯线，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英国政府虽然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但也不敢完全否定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界线，把它阴谋制造的非法的边界线和盘托出。

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由于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两国很早就建立外交关系，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了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使中印友好关系有过一定的发展。但是，印度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留给的遗产。这份遗产就包括上述的边界问题和它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权。这两项遗产又都原封不动地被印度政府用来处理中印关系。

首先，印度竭力维持英印殖民当局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殊权力和地位。1947年7月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通知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印之间进行权力移交之后，根据有关条约驻在西藏的英国代表团及其权力将由印度政府继承。8月15日，英国驻拉萨领事馆正式成为印度的领事馆。印度政府还强调以英藏现行关系为基础继续与西藏的关系。

其次，印度政府如英印殖民地当局一样，单方面确定中印两国边界。印度独立前，英国殖民当局从它与列强争夺的要求出发，来划定中印边界，从不顾及两国具体的历史、民族分布状况以及习惯性边界线，有时候甚至通过武装占领来单方面实现其边界主张。独立后的印度在确定中印边界时，也秉承了这一习惯。它单方面地把历来不为中国所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东段的绝对边界线。在西部阿克赛钦地区，印度从英国殖民者所划的几条边界线中选了一条威胁到中国关键利益的边界线，把阿克赛钦地区当成了印度领土。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将这种单方面的行动看作是不容谈判的。在印度制定其边界政策的过程中，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单方面行动贯穿其始终，并成为诱发中印边界危机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3）

第三，从战略上看，把边界线定在靠近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边缘，使中国人深入到那里，这是过去的英国参谋总部和今天的印度参谋局所同样不能容忍的。麦克马洪沿着顶峰画出的边界线，比沿着山麓画的边界线，要有利得多。印度坚持认为麦克马洪线是法定的中印边界，是不容谈判的。而且后来在实施其边界主张时，印度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又单方面对边界作出了调整。在东段，印度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完全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中段，印度除了早已承继英帝国主义对于桑、葱莎的侵占以外，又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地。在西段，1954年以后还侵占了巴里加斯。同时，印度还于1954年在官方出版的地图上片面修改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线，把英帝国主义阴谋制造的中印边界线和盘托出，并且作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强迫中国接受。

中国政府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但是，中国政府主张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中国不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线。由于中国方面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从1950年到1958年，中印边境一般是平静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印度已经为挑起日后的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播下了种子。

二、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

由于印度承继了英帝国主义留给他的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因而对西藏怀有特殊的野心。这种野心在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时表露得十分明显。他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破坏了西藏事实上的自治。直到那时，印度仍然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不是主权，而是宗主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解释印度对西藏的政策时，强调了印度与“西藏及其人民在地理、文化以及宗教上的联系”，认为西藏和平解放以及所进行的民主改革侵害了印度的利益和权力。

１９５６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邀请达赖和班禅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盘）２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同意达赖和班禅去印度访问，并认为这是件好事，是促进两国友好、和平共处的体现。

尼赫鲁邀请达赖和班禅去印度，特别是邀请达赖，是另有打算的。达赖到印度后，印度政府给予超乎寻常的礼遇和接待，进行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企图对达赖及其集团施加影响。

印度的特务机关和接待人员明目张胆地煽动达赖搞独立，组织流亡政府，使西藏脱离中国。印方同时也挑拨西藏内部的团结，特别是挑拨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例如：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前后藏佛教领袖是一视同仁的。而印度却利用达赖和班禅的矛盾进行挑拨。在礼宾接待上，对达赖和班禅两人采取不同对待，故意抬高达赖，贬低班禅。如在各地开欢迎大会，主席台上达赖的椅子高一点，班禅的椅子就矮一些，等等。在访问期间，印方还有意纵容在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活动，还把达赖的哥哥从美国接来，指使他去影响达赖。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4）

１９５６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以和平共处、团结反帝的大局为重，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做工作。周恩来还做达赖的工作。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尼赫鲁安排了一列专车，邀请周恩来去参观旁遮普省的一个南迦水坝。周恩来乘机要找尼赫鲁谈，尼赫鲁不愿谈，推说要欢庆新年。

周恩来说，不，我就要走了，今天一定要谈。

周恩来与尼赫鲁谈达赖问题。指出达赖、班禅是尼赫鲁亲自写信邀请的，他们到达后，印方的所作所为却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开始不承认，周恩来列举了很多事实。尼赫鲁又推说他不知道，可能是下面干的，要查一查。周恩来还向尼赫鲁指出，达赖如被留在印度，一钱不值，只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尼赫鲁因事实俱在以及周恩来的义正辞严的态度，不得不把达赖、班禅送回中国。

印度要维持英印殖民当局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在1959年是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时进一步表现出来。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

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３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３月１２日至１５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应付爆发叛乱，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

毛泽东在３月１５日的信中，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３月１０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毛泽东写道：“14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无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17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刘少奇于３月１７日召开政治会议，讨论西藏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８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5）

会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着重加以解释。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决不打第一枪。

３月１７日夜，达赖由罗布林卡渡拉萨河南逃。３月１９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中共中央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３月２０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达赖在进入印度前，曾派3名人员送交达赖致尼赫鲁总理要求“政治避难”的信。尼赫鲁复信表示欢迎。达赖进入印境３天，印度当局还不敢发表消息，只是在中国新华社作了报道之后，印度才发了消息。本来尼赫鲁准备在印度新德里接见达赖，但由于新华社公布了消息，引起世界注目，尼赫鲁为了掩盖真相，不敢公然在新德里接见，而是在达赖到达印度一星期后，才在西姆拉山上接见了他。

此时，毛泽东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５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要邓小平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

邓小平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８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要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泽东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３月２８日的新闻公报中只提到１９５５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辩解）。

新华社在３月２８日播发了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人民日报》２９日刊出。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6）

４月８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４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的评论。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同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　４月１９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对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的反应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

会上，毛泽东说，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１９５１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８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１９６２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３月１０日至１９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３月１０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３月１７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行为十分紧迫”。

４月２０日下午，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过的清样给他们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话，即：“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7）

毛泽东还要胡乔木和吴冷西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在主席的卧室里当场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请主席审定。毛泽东看了他们的修改，最后提出，这篇评论要当天马上发表，而且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４月２１日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讲道：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又在他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和非官方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在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３月１７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４月２５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彭真和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１８日（按：应为３月２０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3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指《人民日报》４月２４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指《予排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指《光明日报》４月２４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胡乔木和吴冷西２５日上午看到毛泽东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8）

４月２５日晚，毛泽东又召开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进一步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泽东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１９５６年撤出3万多人，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４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评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9）

５月１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评论尼赫鲁讲话问题。当时参加会议者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５月２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89次会议上作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说明解放后我们一直期望西藏的农奴主反动集团能逐步觉悟过来，但他们仍然发动了叛乱。一切都忍到了最后，我们就由平叛转入进攻了。现在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自由。西藏改革分两个步骤，先是民主改革，然后是社会主义改革，不能混同。这种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方法是一面发动群众，一同同上层协商，争取多数人接受改革。

５月４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毛泽东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１９５６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５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暑名“《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的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印中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５月８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他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其实关于这篇文章的起草是经过了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修改，特别是毛泽东自己修改定稿的。５月２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４月２７日的讲话为主，他前此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二、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８年执行17条协议。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１９５０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来特别指出，要引用尼赫鲁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同意会上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三、为给尼赫鲁一个下楼的机会，毛泽东对他采取了又斗争又争取的方针。然而，尼赫鲁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一意孤行，不断在中印边界挑起事端。毛泽东担忧地说，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的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

毛泽东在对尼赫鲁进行斗争的同时，还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方针。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0）

5月６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36个代表团团长、部分团员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在会见中，毛泽东曾说道：尼赫鲁是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4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4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每逢大闹一次，都要引起反苏、反共的风暴，例如匈牙利事件。那样的风暴，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是帝国主义巩固了，还是社会主义巩固了？匈牙利的同志们也在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前更巩固了。那时骂苏联，苏联现在怎么样？骂倒了没有？究竟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巩固则生气勃勃呢？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有朝气？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气呢，还是事件以后的匈牙利有朝气？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４７─２４８页）

周恩来也指出，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新社会要代替停滞不前的、落后的旧社会。在阐明西藏问题的历史背景后，揭露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继承英国过去的政策，用种种借口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他们这些论据都是不能成立的。指出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在国内，我们是行使主权的，我们站在西藏广大人民一边，要推翻黑暗制度，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进行改革。在国际上，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我们对尼赫鲁采取留有余地的政策，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当晚，毛泽东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５月７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５月７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毛泽东在看到了各方反应之后，于５月１１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毛泽东又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他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1）

毛泽东这一方针，在外交部５月１５日对４月２４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先生的谈话的答复稿上所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毛泽东写道：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究竟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则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在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377页）

然而，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言相劝，尼赫鲁却一意孤行，在中印友好的路上背道而驰。特别是随着达赖逃往印度，印度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已经被印度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

印度对阿克赛钦的领土完全要求是凭空提出来的，是没有根据的。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这一地区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1956年至1957年中国方面又在这个地区修筑了新疆公路。一直到1958年，印度从来没有对中国管辖这个地区的事实提出异议。就连尼赫鲁本人在1959年9月10日印度联邦院也说过：“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11月23日又说：“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也没有任何前哨据点。”这证明印度从来没管辖这个地区。

中印两国边境开始紧张起来，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边防军挑衅。

1959年，印度在单方面实施其边界政策时，将边界线定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处的一个叫马及墩的村庄附近，并把离马及墩不远的小村庄朗久划入印度境内。这表明印度甚至对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也并不感到满足而独自作出了调整。尼赫鲁自己承认：“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

8月25日，中国对入侵朗久的印度军队进行了还击，迫使印度军队撤出朗久。

朗久事件，是印度要使中印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预兆。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2）

中印边境局势恶化后，中国政府为避免武装冲突，与印度政府频繁进行磋商，提出必须设法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同时迅即开始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1959年９月８日，周恩来写信答复尼赫鲁8月７日向印度议会提出的中印关系“白皮书”问题。自本年３月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后，印度一再侵犯中国的领土。并于８月２５日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从８月６日至９月４日，尼赫鲁先后１０次在印度议会上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问题的谈话，硬说麦克马洪线是中印国界，并把印军越境挑衅说成是“中国侵略的事件”。９月７日，他向印度议会提出中印关系“白皮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再次明确申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阐明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建议印方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9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除了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情况外，着重阐明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说：最近中印边界紧张，完全是由于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边界一些纠纷，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运动，污蔑中国“侵略”印度，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破坏中印友谊，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并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图。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中国政府从不强加于人，而且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五项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即使是一部分争执，都应该通过友好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可能导致冲突的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９月１３日作出决议，一致批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并且完全同意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希望印度方面能够迅速撤出入侵的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友好谈判。

9月26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发了回信。他在信中坚持中印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已经明确划定。对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他强词夺理地认为是合理的。他还拒绝了中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呼吁，说什么“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印度这边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

１１月７日，周恩来对尼赫鲁的来信答复如下：“阁下9月26日的来信包含着许多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观点。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境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当日，周恩来将信交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蒂，请他转交尼赫鲁。

11月１６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表示准备会晤，但又说当前应努力达成一次过渡性的谅解。

对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的侵略行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专门告诉过苏共中央。

９月６日，中国官方告诉苏联代办，新德里曾挑起边界争端。并提醒莫斯科，“尼赫鲁正在力图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上当。”但3天后，苏联代办将一项准备在９月１０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的文稿交给中国政府，声明称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以一种完全中立的态度含蓄地反对中国的立场。塔斯社责备“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新闻界”试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在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前夕使局势复杂化”。

９月１３日，莫斯科签署一项协议，给予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３７.５亿美元以上的援助，这项援助的谈判从７月就开始了。克里姆林宫对印度的援助比以前多了一倍，从而表明了它在逐步升级的中印对抗中站在哪一边。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3）

此后不久，苏联塔斯社发表一则中印边界冲突的新闻，表面看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偏袒印度。

9月30日，赫鲁晓夫于美国之行之后来到北京。当日晚，中苏双方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等。

会谈的内容之一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了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５月９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声音本来就是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８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怒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大声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接过话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１９５７年１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炮击金门没和他打招呼，等等。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地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１０月２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再次举行会谈。主要是就苏联对中印边界事态的问题进行争论。中方向赫鲁晓夫详细说明了中印事件的真相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赫鲁晓夫坚持偏袒印度。赫鲁晓夫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4）

0月20日，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西部地区列城东北处于中国所主张的边界线的3个地点设置哨所，并派遣巡逻队沿羌臣摩河谷而上，到中国认为是边界标志的空喀山口建立哨所。中国边防部队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被迫将印度在空喀山口建立哨所的印军击退。中印边界再次发生冲突事件。２６日，中国政府将这次事件的经过通知了苏联代办。然而，赫鲁晓夫在３１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却再次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抹煞印度挑衅的责任。

特别是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说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愚蠢的”，他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满足印度的要求。

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宁，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周恩来在11月7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实际上也就是把印度政府9月10日的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扩大到整个中印边境，并且使双方部队的距离扩大到40公里之远……总之，无论在我们两国边界经过谈判正式划定以前或以后，中国政府都愿意竭尽一切努力，在我们两国之间创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使我们两国永远不再为边境问题而发生疑虑或冲突。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这一建议，实施这一建议的具体措施，可以由两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周恩来还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同一天，毛泽东审阅这封信时加了这样一段话：“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的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尼赫鲁由于得到苏联赫鲁晓夫的支持，对于毛泽东的劝告和周恩来的建议一口予以回绝，更加嚣张地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11月16日，尼赫鲁针对周恩来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主张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的所有人员撤退到印度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东，印度的所有人员撤退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西。由于印度实际上没有进入这个地区，所以这个建议的含义实质上是让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

１1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和国际形势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一周后，即11月２８日，毛泽东在杭州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给尼赫鲁复信的问题。

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回信质问尼赫鲁总统：既然印度政府主张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西段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印度政府是不是同意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东段也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同时，周恩来再次建议于12月26日举行两国政府总理谈判。

12月21日，印度尼赫鲁政府复信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质问无言以对，只是坚持它的建议只适用于中印边界西段。同时，拒绝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就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总理会谈的建议。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15）

事实很清楚，印度政府对于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兴趣；对于在实际控制线的基础上隔离双方武装部队以避免边境冲突也是没有兴趣的。它所追求的，只是如何用武装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把中国人员从中国的领土上挤走。

中国政府在1959年最后几个月和1960年，不仅与印度政府频繁地进行文件往来，驳斥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而且还同苏联政府进行广泛接触，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驳斥苏联政府对印度的偏袒立场。

1２月１０日，周恩来与陈毅接见准备回国参加中央全会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指出苏联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它更加向右转。申述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样无助于局势的缓和，请苏联大使将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大使说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不能得出苏联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将意见转达。契尔沃年科的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９６０年１月１９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请大使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关于中印关系，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印方想迫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看法。如苏联领导访印时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联置于不利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事过３天，即２２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见陈毅，说他已将１月１９日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的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说中国同志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

１月２６日，周恩来与陈毅接见了契尔沃年科，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惊讶，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该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作出全面的分析。

针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不正确态度，１月３０日，周恩来与陈毅再次同契尔沃年科谈话，提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同时说明中苏分歧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两党的团结。

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到１９６０年１月３０日，中国领导人先后同苏联大使进行了6次谈话。

１９６０年２月６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说：“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又说：中国的作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赫鲁晓夫访美的前夕，在中印边界上发出了枪声，全世界都认为，这是给苏联的爱好和平的行动增加困难的事实。”在同年６月２２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期间对中共代表团团长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