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 言

序 言

第1章 没出发前的训练

第2章 上路第一天

第3章 13岁那年，我父亲自杀了

第4章 一些东西刻在我们血液里

第5章 水疱和我的行程路线

第6章 生活给我的致命一击

第7章 俨如慈父：尼克·查尔斯

第8章 我的最后一次击球

第9章 一线转机

第10章 伍斯特山的神奇药水

第11章 前往阿默斯特

第12章 又一场兵荒马乱的爱情

第13章 康马杰教授

第14章 收到哈佛法学院录取通知书

第15章 到达青山山脉

第16章 “最后的莫西干人”

第17章 阿默斯特的礼物——“老同学”关系网

第18章 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寂寞的声音

第19章 路·米切尔的故事

第20章 公主瓦妮莎

第21章 足球学校和我的第三次婚姻

第22章 行走在印第安纳

第23章 罗德尼和老鲍勃

第24章 早晨的玛丽

第25章 蚊子雨和花衣魔笛手

第26章 Mato Tanka（大熊）酋长

第27章 “马革裹尸还”

第28章 大天空之州：最后一个最好的地方

第29章 前往西雅图

第30章 初见太平洋

第31章 巨杉之地

第32章 旧金山之旅

第33章 终于来到大苏尔

第34章 圣西蒙的“魔法王国”

第35章 终章：梦想的力量

后 记

附录 徒步美国最难忘的地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步行者日记 / (美) 布朗著 ; 张莉波, 王凤芝译

.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04–5139–3

Ⅰ. ①步… Ⅱ. ①布… ②张… ③王… Ⅲ. ①游记－

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1460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4–1259

The Morphine Dream© 2013, Donald L.Brown and Gary S. Chafetz,

First published Bettie Youngs Book Publishers, www.BettieYoungsBook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Arranged through Sylvia Hayse Literary Agency, LLC,

Bandon, Oregon, USA.

Pub

步行者日记

策  划：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美)唐纳德·L.布朗

译  者：张莉波 王凤芝

责任编辑：刘祥亚 杨宇希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8.5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139-3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充满阳光和彩虹。

这是个充满自私和痛苦的地方。

不管你有多强，

只要你顺从了这个世界，

你就会被打趴下，并且永远也站不起来。

生活能把你、我和任何人都击垮。

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受了多大的创伤，

而是你深受重创时，

还能否继续前进。

——洛奇·巴布亚

（Rocky Balboa，影片《洛奇》中由史泰龙饰演的经典角色）

前 言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讲述追梦人克服种种不可逾越的阻碍去追求梦想的故事。

唐纳德·L.布朗，一位已经52岁的人，在1997年历时4个半月徒步穿越了美国。他的足迹遍及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西蒙，期间他还为儿童慈善事业筹集善款。

唐曾是一名优秀的专业运动员，35岁那年，一次受伤迫使他退出职业生涯。因为只念过9年书，所以他唯一能干的就是体力活儿，可他的右膝又因工作时一次意外而受了重伤。医生告诉他，他会永远失去双腿，他以前的生活永远结束了。住院期间，他经历了多次手术。在一次手术之后，由于疼痛难忍，他需要靠吗啡止痛，注入了过量吗啡之后，他陷入恍惚，竟产生了两个“不可能”的梦想：去哈佛法学院读书，徒步穿越美国。

作为一名医生，我知道这两个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但作为唐的朋友，我曾多次目睹他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在随后的几年里，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所以，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故事。对于那些正在生活中同大大小小的苦难作斗争的人们来说，这个故事是一个强有力的鞭策。它讲述了我们该怎样去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这又是一个趣味横生的冒险故事。唐的旅程中挑战四起，危机四伏——正如唐所描述得那样，他每天都要同恶劣的天气、身体的疾病、致命的危险以及自身的遭遇作斗争——但同时他又收获颇多。

相信那些正深陷疾病并与之斗争的人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他们从这本书中可以学到身患糖尿病、抑郁症及各种骨科疾患的唐是怎样应对这些顽疾的。

这又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里面描述了许多动人的个人经历和令人难忘的人物，给作者和他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对于数以百万的定期步行者和成千上万的长途步行者，以及那些有兴趣成为步行者或仅限于想想而已的人来说，这本书都会是一本实用指南和感染力极强的自述。

如果你有一个搁置的梦想，却认为自己太老了抑或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良好的教育或没有时间……那么我建议你去唐·L.布朗的文字中寻找灵感并去实现这个梦想吧。

你所要做的，就是迈出第一步。

玛格丽特· C·克瑞斯· 赫特尔，医学博士

序 言

这本书的原名叫Morphine Dream（吗啡梦想），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1981年，当时我住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浸信会医院。我刚刚从一次膝盖手术中醒来，全身剧痛，即使是很微小的动作都会使我感到畏惧。一位护士走了进来：“亲爱的，你需要一些止疼药吗？”

我刚在恢复室打过一针吗啡，可是管他呢。“要，越多越好。”就这样，我又打了一针。

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另一位护士问我：“你打针了吗？”

“没有。”

然后她们交接班。没多久，又进来一位护士。“你今晚觉得怎么样？”

“不太好，我需要一些止疼药。”

就这样我打了第四针吗啡。现在，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思想混沌。一会儿，第四位护士问我是否需要止疼药。

“需要。”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药物控制。

我把一盘磁带放进录音机里，听到里面传来一个怪异的声音：“5年之后你想在哪儿？把答案写在记事本上。”恍惚之中，我写下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在那之前，我的人生里从来没出现过这几个字。

接着，那个声音又问：“现在翻开下一页，写下10年后你会在哪儿？”

我写了“徒步穿越美国”。然后我才想起，医生说我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了，可见当时吗啡的确在我脑中起了作用。但这确实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五六岁时，我就经常梦见自己步行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行走在落基山脉之间，畅游大峡谷、红杉林和大苏尔。每个月，我们家信箱里都会收到当月的《国家地理》，我就把里面的地名添加到我的梦想清单里。

不知不觉中，我想了很多，最终陷入昏睡，很沉，很长，不知道之前发生的是真的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长夜漫漫，我梦想着去哈佛法学院读书和徒步穿越美国。我梦见自己步行在城市间，梦见自己步行穿过大草原和“琥珀色的麦浪”，梦见自己在红杉林中的巨树下散步，梦见自己步行穿越了大苏尔，梦见自己见证了佛蒙特州的格林山脉和落基山脉的“雄伟紫山”……

第二天醒来，我惊讶地发现，昨晚的笔记本真的就在我身边，我也确实在上面写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徒步穿越美国”。

早饭过后，医生和护士来查房，医生问：“今天感觉如何？”

“很好！我决定了，我要去哈佛法学院读书，还要徒步穿越美国。”

他挑了下眉毛，转头对护士说：“你给他注射了多少针吗啡？”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不能做某件事——尤其是当别人说我做不到的时候。哈佛法学院和徒步穿越美国这两个想法开始渗入我的内心。我告诉自己：你可以做到，去实现吧！

就这样，尽管只接受过九年的文化课教育，尽管我的膝盖还没从手术中恢复，我已经在思考如何把“吗啡点燃的梦想”变成现实了。在旁人看来，我的梦想荒谬又可笑，但既然生活把我逼入了死胡同，我就必须放手去寻找希望，进行最后一搏。再说了，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既是一次万里之行，也是一次精神之旅。这是一个讲述我如何实现了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故事。现在这本书就在你的手中，和我一起去旅行吧！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梦想未来，不要害怕，放手去实现吧，你可以做到！

第1章 没出发前的训练

4月1日，愚人节，我知道只有事先严格训练，我才能顺利完成这次长途跋涉。正如他们对我的评价：年老荒唐，无药可救，52岁，325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5000英里（1英里约合1.61千米）的路程，不管天气如何恶劣，地形如何险峻，每天都要走40英里。不管你什么年纪，在进行这种强度的行走之前，都需要彻底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而我只有90天时间！

我制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计划：最初几天，每天走5英里；然后增加到每天10英里，分两次走，中间间隔5个小时；接着，我在每天两次行走的路程上各加1英里，直到每天能走40英里，分两次走完，一次20英里，中间休息1小时。我有4双全新的洛克波特牌专业徒步鞋，训练时，我每天都换鞋，这让我觉得很舒服，脚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水疱似乎成了走路的一部分，但我不会觉得特别困扰。

在这乍暖还寒又潮湿的春天里，走起路来让人有点不舒服。但我知道我必须适应不同的天气状况，因为一旦开始了行走，蒙大拿州或别的地方天气可能会更糟糕。

我认为每12至14分钟走完1英里的速度最佳。这至少对我来说算得上是“快步走”。接着是“阔步走”， 每14至16分钟走完1英里。最后是“健步走”，每16至18分钟走完1英里。在行走过程中，这3种速度我都要掌握。我需要知道何时放慢步伐、放慢多少，以及何时开始加速。这些都需要我在大脑里设置生物钟，以确保按时完成。

训练时我专走岖崎山路，走得越多，训练的效果越好；我在极其恶劣的天气下行走，无论严寒酷暑；我经常不带水和食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磨炼毅力。当我的行程增加到每天20英里时，蚊虫开始光顾我了。与此同时，我的休息时间也与日俱减。

1997年4月20日，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前一天，我从牛顿市（Newton）的家出发，步行去看望老朋友艾尔·沃特曼。他的家在20英里之外的沙龙。那天下着雨，阴冷刺骨，最高温度4.5℃。有人说这是极限步行和极限跑步的好天气，我故意选择了多山而又冗长的山路行走。当艾尔得知我是从家一路走过来时，他说：“看来你是真的要远行了。”

当我继续加强训练时，一些重大问题开始浮现。我经常发现，我喝完了水，吃完了所有食物，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上厕所也很难，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而最大的问题是，我常常找不到休息的地方。草地下面潮湿又有蚂蚁，我又担心草里还有别的东西出没，所以草地可不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我常常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休息。没人能帮我。

每天走30英里，分两次走完，中间休息两个小时。我越来越发现，逼迫自己走完漫长的路程，更是一个心理过程。我的腿麻木了之后还可以像机器一样不停往前走，但这时我得强迫自己去忽略大脑传来的疲倦信号。它不停地在跟我说：“你现在可以停下来了。”“你今天已经走得够多了。”我得打消这样的念头，但很难做到。此时，我认识到，是否能“徒步穿越美国”，其实就在一念之间。

5月中旬，我把节奏调到了最佳状态，每天走20英里，分两次走，中间休息1个小时。这样的速度我保持了几天，走起来轻松自如。我决定开始缩减训练——我可不想7月4日还没到来时就把精力耗尽。

此后我每天只走10英里，分两次走完。快到6月中旬时，我每天早上走10英里。6月27日，我又增加到每天40英里，连续走4天。正值盛夏，温度上升到21℃，我一大早就出门了，鸟儿在树上唱歌，“偷窥”着我的行踪。新修剪的草坪散发出来的清新味道与我为伴。这是一年之中最惬意的时光，是拂晓时分在牛顿城附近漫步的好时节。

6月27日，离出发日只剩一周了。一周之后，我将用现在298磅的身躯每天行走40英里。我很高兴训练期间体重减了27磅。尽管现在我比两个人加起来还要重，但我还是感觉与以前有明显不同。训练取得了成效，接下来的4天，我将每天步行两次，每次20英里，使我的身体达到最佳状态。

连续4天，我都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距离大冒险还剩3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的双腿需要休息，每天走5英里可以使腿部肌肉保持活力，但这样我又不能充分休息，没有太多闲暇时间去处理这最后3天的琐事了。但不管怎样，我准备好了。至少我这么认为。

第2章 上路第一天

1997年7月4日，早上6点，距离“吗啡点燃我的梦想”之时已近16年。我终于要实施我精心策划的“不可能之旅”——步行穿越美国。

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每天我的住所、衣食、日常工作都将被新的景象、不同的声音和各种经历所取代。虽然暂别妻儿，但我知道回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

我不是一个人徒步穿越美国。我还聘请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的巴西青年来当我的司机和同伴。查尔斯是一位巴西足球明星，因为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腿部受伤，不得已才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查尔斯坐在崭新的白色福特面包车的方向盘后面，车里塞的设备足够装备一家体育用品店了。我的妻子埃斯特拉忙着抓拍照片。

许多人前来祝福，还有一些人来观赏我的E-150福特面包车。它是我为这次的冒险量身定制的，里面改装成了快捷酒店房间，有一张双人床、一台电视、一台电脑、一台录像机、庞大的储物箱和4个宽敞的将军座椅等。有了这充足的储藏空间，查尔斯和我就可以装下这次长途跋涉所需要的一切。开车是查尔斯的工作，我所到之处，他都会开车以蜗牛般的速度尾随。

终于要启程了，我很兴奋，也有一些忐忑。我的行程将超过5000英里。我体重超重，年逾50，患有糖尿病，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另外，将要离开我的妻子埃斯特拉和儿子们了，我也很伤心。走完第一英里之后，我的朋友们都按计划退出了，只有埃斯特拉和尼古拉斯陪我沿着查尔斯河走完剩下的5英里。我的小儿子路易斯陪我走完了第一英里后，骑自行车完成了剩下的路程。

我步行穿越美国的正式出发点在位于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的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这是我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一次不常规的旅行。我要反过来走完这条艰苦的马拉松路线。年轻时，我曾跑过两次马拉松。第一次大约用了4个小时，第二次，由于脚上起了严重的水疱，我不得不在臭名昭著的“心碎山”（Heartbreak Hill，波士顿马拉松线路中最难翻越的山）退赛。

站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的会徽上，我像迎接教皇一样，跪下来亲吻大地。

这是我迈向5000英里路程的第一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6.2 英里处，我将会到达波士顿马拉松在霍普金顿（Hopkinton）的正式起跑线。

查尔斯在两英里之外的肯莫尔广场（Kenmore Square）等我。见到他时，我已经走完了12英里，正需要休息。衣服湿透了，我换了身衣服，然后爬进面包车。车厢外气温是32.2˚C，而车厢里的温度只有15.6℃。我的血糖很低——我知道，低血糖意味着该给身体补充能量了。我吃了一些咸味儿花生米，喝了几口健怡可乐。

任何有过长途跋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不管出发前你多么精心策划过自己的旅程，都有可能被牢牢卡在路上——不是什么心血管系统问题或肌肉酸痛问题，而是你脚上的水疱。我躺在新床上，查尔斯照料我的双脚。在我行走训练的12周里，每次回到家，儿子尼古拉斯都会细心地伺候我。他帮我剪脚趾甲，用注射器的针头挑破水疱，敷上药，用保湿霜给我做足疗按摩。我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竟然可以如此出色地完成本该是大人做的事情。

查尔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帮我脱掉鞋和袜子后，他先用酒精清洁了我的脚，然后喷了冷却剂，最后开始寻找新的潜在问题。他发现了两个潜在的水疱，于是在每根脚趾上都绑了管状的脚趾绷带。

换上了崭新的袜子和鞋，我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已过中午，我还得走34英里到万宝路(Marlboro)，才能结束今天的行程。

很显然，要完成今天的目标，我需要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答应媒体上午10点从科普利广场出发时，我就知道天黑之前走不完，但我要履行对媒体的承诺。

到达克利夫兰广场（Cleveland Circle）时，我已经走完了15英里，还剩32英里。将近下午2点了，我感觉脚上又起了新的水疱。因为不适，我已经换了两次运动鞋，旅程刚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又走了几个街区，经过波士顿学院，缓缓走下心碎山。对每位波士顿马拉松的运动员来说，这座山都是出了名的克星。心碎山在赛道上大约18英里处，这些小山太陡峭了，以致于许多运动员都中途退赛，所以被取名为“心碎山”。

晚饭之前，我斜靠在车里的双人床上小憩。我打开电视，调到第4新闻频道。电视上正在播放出发之前记者玛丽·埃伦·伯恩斯在舱口纪念音乐壳剧场对我的采访。查尔斯从来没见过自己上电视，这一刻，他笑容满面，或许是因为他迷恋上了那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记者。

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查尔斯检查我的双脚能否重新上路。它们已经面目全非，满是绷带和水疱的伤痕。我开始怀疑它们能否一天行走40英里。天气太热，我之前训练的日子里没有这样的酷热。查尔斯帮我挑破脚上的水疱，敷上抗生素膏，这至少使我暂时感觉好些了。我又开始行走，疼痛也随之回来，但我强忍着，并对自己说，坚持下去，一步一个脚印。我不能慢下来。

黑夜拉开了序幕。

我筋疲力尽，累到骨头都酥软了，脚上的水疱起了一层又一层。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逼着自己上了另一座陡峭的山峰，它就在那儿—3英尺（1英尺约等于0.305米）宽的马拉松黄色条纹起跑线横在路上。我到了！我的反向马拉松就在此结束！我俯下身来，手掌撑在条纹上，亲吻起跑线，用尽全力大喊：“我做到了！”

我们都笑了。查尔斯把车停了下来，我爬到车里休息。

“你怎么了？”他问。

此时我的情绪又占据了上风，五味陈杂的感觉只有自知。“我通过起跑线了，”我告诉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没法解释，也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走完心碎山已让我精疲力尽，但还要走完最后8英里才能到万宝路。继续走之前，我需要先休息一下。躺在这寂静的夜晚，我甚至能听见两万双运动鞋拍打赛道的声音。每年4月中旬，你都会在霍普金顿听到这个声音——一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

我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末我还在跑马拉松的日子。那时候还不到500个运动员，但跑步时运动鞋拍打路面的声音是你在霍普金顿记住的唯一声音。

已到晚上9点半，我还得走8英里。在85号公路上，两辆警车朝我们开来，把我们围了起来。原来是有人报警说黑暗中有个“怪胎”正沿着85号公路往下走。值得庆幸的是，警察很恭敬有礼，他们看到面包车后就知道我在干什么了。在慈善列表中看到我有在为C.O.P.S.(警察解救的幸存儿童)筹集资金时，他们向我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嘱咐我晚上走路要小心点儿。

查尔斯看上去神色慌张，因为他有点为自己的临时签证紧张。

半小时后，当我经过9号公路时，我知道，这艰苦的一天接近尾声了。我的屁股疼痛难忍，由于长时间的汗水浸渍，我胳膊下的皮疹一阵刺痛，此外还伴着头疼，我的脚也因受了重创而疼痛着。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前进，因为，当事情开始变得艰难的时候，任何放弃的念头都会让整个计划泡汤。

如果我继续唉声叹息，今天就永远也走不完。我需要想些别的事情才能走完后面艰难的几英里。于是我开始回忆以前的生活，并很快陷入了沉思。

第3章 13岁那年，我父亲自杀了

13岁那年，我的父亲自杀了。他被诊断为双相性情感障碍，又名“躁郁症”。但在20世纪50年代，没人知道该如何治疗这种疾病。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自杀死的。母亲告诉年幼的孩子们，爸爸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父亲走了，留下妈妈和7个孩子，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4岁。

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我的父亲严厉又有虐待倾向，但他却是一个优秀又体面的人。他极其严格，对孩子要求很高，因为他想让孩子有所成就；他相当聪明，会切割花岗岩，又在哈佛大学做过泥瓦匠，同时还是花匠和园艺师。高中时他曾是一名优等生，一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但他看起来总是很不安定。他常会季节性发病，缺席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特别是冬天那几个月，他通常会住在州立医院。几年之后，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一件事—在他们25年的婚姻里，他曾试图自杀过40多次。

他最后的一次尝试，是把一根橡胶软管塞进他那敞篷卡车的排气管里，然后开车出去了。那年他44岁。

他走得太早了，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但他似乎也不想了解我。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惨白而空洞。他很少跟我说话或者教育我，更别说进行心对心的交谈了。我听说，他认为是妈妈和另外一个男人有染才怀上的我，认定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的出生可能会对他造成情感上的伤害，并一直影响他的后半生。母亲是否如此，我一无所知，但我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只是父亲的一面之词，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却让他一辈子都疏离我。他给我留下的感觉是：我从来都没有父亲。

但他的突然离世还是让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为什么他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儿呢？他怎么忍心永远离开我们，让我们做没有父亲的孩子？

忽然之间，我成了一名男子汉，感觉自己一下子从13岁变成35岁。这是我漫长人生旅途的开始。

父亲的去世迫使我开始寻找工作。这个家庭一直都一无所有——没有火、没有电、没有衣服，现在，连食物也没有了。我需要找一份工作……或者几份工作。

我的母亲以前一直是个家庭主妇，现在她也需要找份工作。她很快在瑞克苏尔制药的冷饮店找到了份工作，每天下午4点下班回家，然后直接上床睡几个小时—因为她还得去当地的精神病医院上夜班，从晚上11点上到第二天早上7点。两份工作还不够，她还需要第三份—周末去邻镇的霍华德· 约翰逊家里当保姆。事实上，爸爸的死把妈妈也从我们身边带走了。

我的兄弟姐妹生活都相对稳定，两个姐姐继续上大学，哥哥接手了父亲的园艺事业，另一个哥哥在上高中。两个妹妹都还小，不能工作。我们一家人在这个世界上很无助，父亲的亲戚排斥我们，把父亲的死怪罪在妈妈头上，我们只能默默承受。

每天凌晨，我摸黑走1英里去报社，早上4点到达。在那儿，我把成捆要投递的报纸为报童准备好，让他们投遍韦斯特伍德（Westwood）的所有商店。此外，每天早上，我还要拉着我的小红玩具马车走上数英里，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挨家挨户地把报纸投到千万个家庭的信箱里。

当然，这份工作也给我带来了额外惊喜——报纸里经常夹有免费的面包优惠券，我会剪下一些来，拿去超市，兑换成面包，然后骄傲地拿给妈妈。妈妈会用面包做出各式各样的食物，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布丁面包、三明治，把面包切成细条早上蘸着碗里的牛奶和糖吃，把两条面包叠到一起当晚餐吃，把涂满黄油和肉桂的土司风味面包作为小吃。面包是我们的主食——而且经常是我们唯一的食物。

周一至周五早上，我在指定的线路上投完报纸后，还要不情愿地去上学。每天早上走完10英里后，我头脑清醒、警觉灵敏，而我的大部分同学刚从被窝里爬出来，准备去学校。4个小时的行走令我的大脑比大部分孩子都要亢奋。

父亲去世后，我的心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对学习一点提不起兴趣。老师经常重复一些我在小学就已经学过的东西。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上学不是强制性的，我就不会去学校了。事实上，父亲走了之后，由于缺少监督，我经常旷课。

学校根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挣钱、打棒球和到处走走。也许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我和家人一直处在“求生”模式下，所以我无法预测未来，只能活在当下，得过且过。

我几乎也没时间去学习和做作业。放学之后，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我得快点赶到五金店或干洗店，在那里做清洁工或干粗活，一小时能挣50美分。我的工作包括掏出脏衣服口袋里的钢笔、铅笔、糖果和任何会损坏干洗机的东西。当然，我也会掏出许多硬币，有时甚至是美元大钞。我的最高纪录是30美元，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巨款了。每次我都会把这些意外之财拿回家给妈妈，她看到后，眼里就会放出光芒，像看到了圣诞树一样。

除了走路，我的另一个喜好是棒球，我对此很着魔。除了上学和打工，我一有时间就会去打棒球。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皮特·戴利是接球手，效力于波士顿红袜队。所以，我也成了接球手，梦想着能进红袜队，梦想着在芬威球场（Fenway Park）上，打中一个全垒打后，慢跑环绕所有垒包一周，向观众脱帽致意。我从来没想过别的职业。打棒球是我的梦想，我可以用力击打，可以快跑、运球、投球、接球，以及做其他任何动作。只有在这时，我才会自我感觉良好。我的偶像是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1918～2002，美国职业棒球球员和经理），我总是穿他的9号球衣。棒球赋予我力量，它给了我目标。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侵入越南和深陷柏林危机，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征召入伍去打仗的命运。我曾目睹了许多年轻的职业棒球球员应征入伍，例如泰德·威廉斯，从此中断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我可不想这样，所以我决定先为祖国服务，再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

我想在16岁生日时加入海军陆战队，去应征时我发现必须年满17岁才能入伍。我还要等上漫长而痛苦的一年，饱受沉闷的老师和枯燥的教科书的折磨。我的所有考试成绩都是F(当之无愧），表明我对学习的兴趣每况愈下。问题在于我自身：不学习、不做作业。因此我得遭遇留级、复读九年级的屈辱。我整天身处一群年轻孩子中间，但与他们又没有共同语言。我感觉孤立，只好每天掐指盘算距离下个生日还有多少天，这样我就可以逃离苦海了。

不幸的是，我在海军陆战队的日子异常短暂。进入新兵训练营6周之后，我们这一组奉命从军营的一楼搬到二楼。当我们拖着沉重的提箱爬上一段很长的楼梯时，我前面的一个人绊倒了，冲我砸了下来。紧接着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下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楼梯上跌落。往下摔落的时候，我撞倒了许多新兵，最后落到了最底层，很多人都压在我身上。我的膝盖、后背、颈部和肩膀都受了伤。更糟糕的是，我的左胳膊后半生都没法使用了。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我是左撇子。

膝盖恢复到可以从事体力活动后不久，我就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参加洛杉矶天使棒球队的选拔，但并未入选。于是我又回到波士顿联盟球场打半职业棒球。在那里，我的球技得到了极大提升。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我喜欢本垒打，并且乐此不疲。我以前用左手的时候，感谢上天赐予了我一个强健的手臂，不用起跳就能把球投出很远。现在我用右手掷球，比左手还要强壮有力。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

然而，刚满20岁，我就发现自己不能打快球了。由于受到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视网膜黄斑变性的影响，我的视力不断下降。刚开始我对这些一无所知，直到几年后它开始恶化。我与职业目标渐行渐远。作为一名棒球运动员，如果不能打快球，那你的职业生涯就算是完了。最终签约的棒球队还是把我裁了下来，那年我22岁。我问自己，你还能做什么？该怎样养活自己？

第4章 一些东西刻在我们血液里

我开始为利驰梅尔销售公司开卡车。在利驰梅尔工作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叫露易丝。露易丝个头很高，几乎和我一般高，她的发型总是很吸引人。她在任何情况下都笑得出来，我爱她的幽默。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享受，曲棍球是我们的共同爱好。我们喜欢去布伦熊俱乐部看曲棍球比赛，或者在家看电视直播。我们也喜欢走出去，像追星族一般，在波士顿当地俱乐部观看新的才艺表演。

恋爱了一年多之后，我们做了大多数热恋中的年轻人都会做的不理智的事：结婚，建立一个新家庭。上帝很快赐予了露易丝和我一双漂亮的女儿，楠希和达文·玛丽。我成了一家四口的顶梁柱，白天开卡车，晚上开出租车、做保安，周末还给别人灌煤气。总之，我一直在工作，一天下来很难见到家人。我这才发现以前老师对我的所有教导都是正确的：没有知识，想过上充足富裕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橄榄球赛季是唯一让我感到满意的时候，比赛成了我的全部热情所在，我每一场比赛挣的钱比开一个月卡车挣的还多，工作只是我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

也许是因为我把所有的工作都拼凑在了一起，岳母格特对我的要求很低，她总是帮忙照看孩子，我很惊讶地发现两个女儿被岳母和其他亲戚给宠坏了。我们买了一幢可以供两家人一起住的房子，一楼装修好了之后给格特住。表面上，我们的生活比起以前改善很多，但风光的背后却截然不同——我同露易丝的关系在不断恶化。

我感觉自己没有安定下来，一直漂流着。告别棒球的同时，我也告别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我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感情时就步入婚姻，这样只是在对别人履行责任。婚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内心还在燃烧，却不知道如何把它引导到积极的事情上来。我只知道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但却不知道该怎样解决。

那个时候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修剪草坪、耙拢树叶、给草坪施肥和整理树枝。我已经30出头，不再年轻了。我一直执着地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前方等着我去做。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开始变得烦躁、沮丧，渐渐成了个郁郁寡欢的丈夫和父亲。我的婚姻继续在痛苦中度过，就这样，在一起8年之后，路易丝和我最终还是分开了。

我孤独地生活了一年，开始想念露易丝和两个女儿，我发现和她们分开是个错误。我应该试着去挽回自己的婚姻，而不是缴械投降。我的口头禅是“该死的生活”，这更一步步把我拖入了抑郁的旋涡。我绝望、孤独得让人难以置信，经常哭着入睡。

后来我遇见了苏珊，她正在离婚。她有3个孩子：7岁的艾米、5岁的艾珀和3岁的查克。在我极需一些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东西时，她一直陪伴着我，而曾经带给我无限乐趣的橄榄球，现在对我也已经失去了魔力。

在人生的低谷，苏珊是一个比男人要好百倍的伙伴，和我一拍即合。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家庭主妇，一个友好的朋友和伙伴，一个温柔的情人。她的厨艺闻名在外，可以和我妈妈相媲美。她能把任何食材做得美味十足。每天她和孩子们都等着我下班回来一起吃晚饭，我喜欢这种感觉。我每天早上4：30就起床，因为上班路上得花1个多小时。苏珊会和我一同起床，做好早饭陪我吃。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关爱过，这简直把我宠坏了。

我和露易丝离婚时闹得很僵，感情也精疲力尽。当然，我准备好了再尝试一次，所以我和苏珊相遇两年后结婚了。不幸的是，由于和露易丝分开时闹得太糟糕，所以我和女儿们失去了联系。在我疯狂思念自己的孩子时，苏珊的孩子填补了这一空白。我尽力使自己高兴起来，使我们的关系变得融洽。在我们婚姻的早期，有一阵子，我很满足。

1978年6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在一个庄严的殖民地风格的庭院里工作。几分钟后，我陷入了沉思，身体几近僵直。我把工具放下，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一动不动。我心里想，我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在韦尔斯利（Wellesley）修剪灌木？为什么我会坐在潮湿的草地上？我属于别处，不是这里。

正在这时，我听见我的朋友斯利姆洪亮的声音：“布朗，夏天剩下的时间给自己放个假吧。去找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读懂了我的心。我眼含热泪地问道：“你为什么认为我这个夏天需要休息？”

“你像生活在一团迷雾里。我能看出你不属于这里。今天晚上来办公室，我给你开支票，提前把劳动节前的工资付给你。去你要去的地方，找你想要的东西吧。”

既可以去自由探索，又可以提前拿到工资，这样的交易让我无法拒绝。现在我只需要说服妻子。

我回到家里对苏珊说：“你可以让妈妈过来照顾孩子吗？我们暑假去远行吧。”

“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

“我想带你去体验一次神秘的探险。”

她挑起眉毛，显得很惊讶，“我们要去哪里？”

“我真的不太清楚，”我告诉她，“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利姆给了我一个为期8周的带薪假期。”

我们要自驾游出去玩了，苏珊看起来和我一样高兴，立刻走进厨房给妈妈打电话。

几分钟之后她回来了，满脸笑意：“妈妈同意从达克斯伯里过来照顾孩子了。她几个小时后就到。”

我们把行李打包好之后放进汽车里，第二天出发了。

我们一路向西行驶，途中观光旅行了很长时间，最后来到了俄克拉荷马市，住进了姐姐贝丽尔的家。她告诉我们，想在这里住多久都行。她还坚持说，我们并没有影响她的生活。然而，我在那里实在没有事情可做。俄克拉荷马不适合我们。我意识到，解决我动荡不安心理的办法并不是更换地理位置，它是一个抽象的事物，难以捉摸。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比以前更迷茫了。

行驶在阿肯色州的州际公路上时，我们看见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下一个出口“出售篮筐”。苏珊说：“布朗尼，我们在这里停车吧，我想买个篮筐。”在苏珊去买东西的空当，我随手翻看着从大厅里捡来的斯特劳特地产目录消磨时间。里面列出了全国各地要出售的农场列表。翻到马萨诸塞州的页面时，我发现了一个出售农场的广告，看上去很吸引人：

谷仓改建的宅院，

殖民地风格的大房子

——有烧木柴的火炉、蓝莓灌木、丁香花丛和苹果树。

面积2英亩。

价格面议！

我抬起头，苏珊拎着篮筐走了过来。

“苏珊，看看这个。”我边说边给她看那个农场。她和我一样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开车直奔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奥兰治（Orange）去看农场——30个小时的车程。奥兰治离我们居住的韦尔斯利只有75英里，却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是乡村，镇子周围有许多带有起伏小山的农场。这里景色迷人，是富有诗意的田园。住在这里肯定会很宁静祥和，没有拥堵、噪音和交通堵塞。我们都喜欢这里的氛围，它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我们劳动节上午到达，由于是节日，也没指望会看到房子。但我们还是开车去看了，发现房子锁着门，一个老人正在路边不时地锤敲和测量。

我问他：“您知道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卖这房子的人吗？”

“我想我能，”他带着缅因州的口音，“那个人就是我。我叫罗恩·斯顿。我刚把它整理好准备卖掉。”

“广告上写着价格面议。您要价多少？”

“嗯，我想它价值35000美元，加上额外的一英亩（1英亩约等于4047平方米）地，总共价值37500美元。”

我看了下苏珊，她的脸亮了起来。她的表情告诉我，这个地方很让她兴奋。

“成交！”我毫不犹豫地说，然后开了一张支票作定金。

这是我成年生活中第一次找到“家”的感觉。我之前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只是一个住所，而这次的家不同，它适合我们。家的周围环绕着我们喜欢的东西：后院有鹿，有可以采摘的苹果，每年春天有芬芳的紫色丁香花。无论从哪个窗户向外望，都能看见山脉。

苏珊兴奋地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记下她要贴的壁纸、要喷涂的漆画、要装修的颜色，以及要置备的家具。我们直接开回韦尔斯利，一路上都在谈论墙纸和漆画。到家之后，我们立即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搬到新房子里去了——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家。

几天之后，我们驱车返回奥兰治。这真是一个漂亮而宁静的地方。每天早上，鹿儿会在后院里散步，吃苹果树上的叶子。在我们的周围是起伏的绿色山丘，离道路大约1英里的地方是一汪清澈的湖水。哀怨的鸽子发出“咕咕”的叫声，每天早上把我们叫醒。这一切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们喜欢在这里生活。

孩子们对新家也兴奋不已。他们喜欢新学校，因为这里不像在韦尔斯利那么拥挤。苏珊也很享受女主人的角色，并乐意为我们效劳。眼前只有一个问题——我要做什么工作？

奥兰治只有一个雇主，罗德尼·亨特公司，它为纺织业和治水行业设计和提供产品。罗德尼·亨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治水产品制造商，这似乎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企业，因为它的设施占地大约数百英亩。我填写了申请表格，却没有收到任何音信。我去了邻镇，依然没找到工作。我去了远在50英里之外的伍斯特山和斯普林菲尔德，还是没找到工作。

两个月之后，罗德尼·亨特公司打来电话，雇佣我做工厂的工人。薪水还挺可观，那里的人们也很友善，看样子这是一个好去处。

可过了不久，我发现自己又不满足了。比起现在的工作，修剪草坪确实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台阶上，至少干那份工作时我可以置身户外，每天能尽情行走。这份新工作很浪费体力，工作环境又脏又乱。我每天从下午3点上到次日凌晨1点，而且经常会有强制性加班，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我负责组装和用油漆彩绘巨型铸铁水闸。每次下班的时候，我的脸和头发上都会覆盖一层薄薄的油漆。这些油漆是有毒的，所以油漆罐上都写着警示语：“如果不小心接触皮肤，立刻去最近的医院。”这样的描述让我感觉像在超级污染场所工作。不仅身体沾满讨厌的油漆，我每天还会把油漆分子吸到肺里。每天凌晨交班后，我都迫不及待地往家赶，淋浴更衣。每次出浴之后，我都看见浴缸里漂着一层厚厚的铜锈。当我擤鼻子的时候，手帕上沾满黑漆，这一切让我恐慌又反感。

在那样糟糕的时间段工作也不利于我的家庭生活，我很少能见到孩子们。当我睡觉的时候，他们离家上学去了；他们放学回来时，我又离家去上班。苏珊支持我的工作，但是一家人经常不在一起，对她来说也很艰难。

但这份工作至少可以使我们维持生活，在经济上渡过难关。而且，苏珊和孩子们喜欢我们的新家。尽管如此，一些东西仍然在不停地啃噬着我。我还是感觉生命中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常常不知所措，在一团迷雾中思考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从13岁那年父亲自杀之后，我就一直在迷茫的大海上随波逐流。我感觉有一些超越地平线的东西一直在用力拖着我，就像月亮牵引着潮汐。

答案显而易见。它就在前面盯着我，但我却一无所知。

第5章 水疱和我的行程路线

这次长途跋涉之前，我训练时都是穿着舒适的磨旧了的鞋子，而且大多是在凉爽的天气下进行。我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在夏天的高温下每天行走40英里。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穿上新运动鞋并慢慢适应，显然是个错误。我出发时带了8双鞋：4双旧鞋，4双新鞋，计划轮流替换着穿，以慢慢适应新鞋。

当我走到万宝路广场的时候，教堂午夜的钟声敲响了。我接过查尔斯手里的方向盘，这时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每天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连续开13个小时，对查尔斯来说也是一个巨大考验。

我们驱车直奔假日酒店。尽管已经身心疲惫、体力透支，但查尔斯还是决定重整一下面包车。这对他来说有点困难，但我也帮不上忙。我脚上全是水疱，腿上的肌肉又紧又疼，腿筋也隐隐作痛。“如果明天早上我还活着，我一定帮你处理这些事。”我对查尔斯说。

当天的疲惫让我困惑不解。由于之前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也很艰苦，所以我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料想到这次的行走没那么容易，但没想到第一天就累得筋疲力尽。

6个小时的睡眠远远不够。我的腿还是僵硬酸痛。疼痛的脚、肩膀和后背都在告诉我，之前的训练并不充分。我甚至穿不上袜子和鞋，只好让查尔斯帮我穿，就像一个父亲在早上给孩子穿衣准备上学一样。

早上8点30分，气温接近32℃。我开始从万宝路走到哈德逊（Hudson）。虽然我心理已经准备行走了，但身体并没有响应—双腿如同假肢，双肩下垂，犹如背负着阿特拉斯（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背负的重量；我双脚严重擦伤，伤口火烧火燎得疼，里面像有燃烧的液体在流动。我尽力想着每次只走10分钟—如果想到还有几十英里和十几个小时要走，我肯定会放弃。

查尔斯似乎也持怀疑态度：“我也认为你做不到，你的脚糟透了。”

也许他是对的。我体重298磅，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我能感觉到身上每一处脂肪都在燃烧。于是我决定去掉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我首先扔下装有32盎司（1盎司约等于28.35克）水的腰包和保护手背不被太阳灼伤的露指手套。我甚至把小手巾也抛进了车里。这些东西的重量加起来也不多，但每去掉一点儿都对我帮助很大。我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双腿一下子充满活力，也几乎没了疼痛，走起路来又充满弹力。

查尔斯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我喜欢有人陪伴，但我们之间有时会有语言障碍。出发之前，我给他买了一些磁带，他一天13个小时都在听，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我希望他能进步，因为有人陪着说话感觉会很好。他以前是助理护士，似乎比我还要了解我身体上的疾病。而且他观察力敏锐，不会让任何一处漏网——他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糖尿病问题，并告诉我沉重而快速的步伐有可能使我中暑。

在这样的高温下，路上开车经过的司机经常会注意到我的痛苦。一些司机会停下来给我送水、碳酸饮料、冰淇淋等零食。虽然我不需要这些食物，但是根本没办法拒绝这些陌生人的好意。

脚上的水疱越来越严重。查尔斯在我那双旧运动鞋里割出4个2英寸（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长的裂缝，一只鞋上割两个——如果运动鞋制造商看到查尔斯这样，一定会不寒而栗的。

我的目标是一天40英里，但实际上第二天我走了48英里，那是因为路很曲折以及错误的计算。到下午4点时，我还有17英里要走。所以，我加快了步伐沿着110号公路穿过梅休因（Methuen），进入劳伦斯（Lawrence），然后又返回梅休因。

一位女士停下来打招呼，从车窗递给我一瓶冰得结了霜的佳得乐。

“你真好。”我说。

看到“行走美国”的标语贴满车身，她问：“你的步行会在哪里结束？”

“加利福尼亚的大苏尔。”我回答道。

“注意安全，小心路上的疯子！”她边说边摇上车窗，然后开走了。

尽管我在计划行程时尽量周全，但在规划从万宝路到哈福希尔（Haverhill）的路线时，还是出错了。该线路长50英里，不是40英里，而且走完这额外的10英里会要人命。太阳终于要落山了，短短几分钟时间，空气一下子从灼热降到了寒冷。这时，我才走到劳伦斯，还有3个小时路程。

终于走完了剩下的路程，我们驱车1英里上到125号公路，准备去“最佳西方”旅馆。虽已将近午夜，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查尔斯去了旅馆隔壁的一家廉价市场为我买了一个随身听，谢天谢地它整晚营业。

最后，我们住进了旅馆，然后跳进旅馆的游泳池里。当我那被太阳晒伤的皮肤刚接触到冰凉的水时，整个人因寒冷而颤栗了起来。游泳池旁边有一个小的热水浴缸，游泳之后泡个热水澡是缓解浑身酸痛的绝佳方法。

早上5点，查尔斯提议来一次晨泳，然后说服前台服务员允许我们提前使用游泳池。这次游泳确实有助于放松肌肉。当我回到房间时，查尔斯已经重新收拾好，整装待发。

我迅速穿好衣服，检查了一下脚：上面满是水疱，尤其是脚趾下面。查尔斯尝试了一个新办法，他在我脚的前半部分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凡士林，然后把足弓到脚趾底下的区域整个儿包了起来。我穿上袜子，系紧运动鞋，发现走起路来，下面湿软湿软的。

虽然查尔斯抱怨车里的空间太小了，但我还是喜欢它。在买这辆车的前几周，我认为标准的福特面包车就可以满足我这次行程的需要了。但在看了一些面包车并比较了相应的价格和配件后，我决定购买一个全尺寸的改装面包车。这辆车真是物有所值，它的储货空间庞大，这正是我这次行程所需要的。

面包车里可以看电视，还配备了一台录像机，我用来看收藏的电影，如《洛奇》（1976年的电影，由史泰龙编剧及主演）系列和《鲁迪传奇》（又名《追梦赤子心》，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励志电影），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看儿子们的视频。每当感觉劳累或是沮丧的时候，我就推入光盘，看看孩子们的视频，或是看一部电影来激励自己。

第三天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不错。我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前走，这是我三天以来第10次穿过495号州际公路。我告诉自己，中午之前要走完20英里。我第一次开始感觉自己处于巅峰状态了。

我的新索尼——确切地说，是查尔斯刚给我买的随身听——传出的音乐帮助我保持了更快的步伐。随着音乐的节拍，我以每12分钟1英里或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阔步向前。

一辆汽车停了下来，司机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她穿着轻薄的沙滩衣，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防晒霜。当然，查尔斯无法将自己的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她给了我一份《波士顿周日环球报》（Boston Sunday Globe）、一公升冰水和一块雪糕。“我昨天在第4频道上看见你了，”她说，“你真的要一路走到加利福尼亚吗？”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我开玩笑地说。

“我倒是希望加入。但你能帮我付房租和汽车贷款吗？”她说。

“我只能勉强付我自己的。”我说道。她疾驰而去，我喜欢她给我的降温佳品。

走出几英里之后，又有一辆汽车停在了旁边。这次司机给了我一公升健怡可乐。虽然我不口渴，但还是很感激。

到上午11点30分时，我已经走了20英里，从哈福希尔走到埃姆斯伯里（Amesbury），然后进入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这是穿越到新罕布什尔州前的最后一个城镇。

我浑身被汗水浸透，每隔一小时就要换一次衣服。炎热的天气迫使我放慢步伐，速度降到每小时3.5英里。右脚底的剧烈疼痛令我每走一步都畏缩不前。查尔斯又在我脚上的疼痛处涂上厚厚的凡士林，重新包扎了几次，每次都能让我得到短暂的缓解。但差不多一小时后，它又开始以令我难以忍受的疼痛抽搐着。我意识到，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对付我的脚，否则我一定会失败。

穿越新罕布什尔州边界之后，我的旅程已经进行了3天，走出118英里了。这是我第一次到达州与州的边界，以后还有更多的边界要穿越。

想到这里我哽咽了，我要继续前进。我很幸运在膝盖受伤之后我还能走路，于是又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第6章 生活给我的致命一击

1980年1月，我在罗德尼·亨特公司上夜班，在这里做喷漆工已经14个月了，每天下班时身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漆。1月30日，大约上午11点，在我们规定的午餐休息之前，突然一辆工业叉车冲我开来。原来是司机雷在和我开玩笑，想吓唬吓唬我。我试图闪开，但不幸的是，我右腿卡在一块上万磅的铸铁下面，身体扭到了一边，而脚却还停在原地。我的右膝感觉像是爆炸了一样。我以前膝盖曾多次受伤——次数太多，数都数不清，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打棒球和橄榄球时受的伤。但这次明显不同，这次的疼痛绝对超过了我能承受的强度，如果用1到10级的疼痛级别来衡量的话，这次的疼痛大概有30级。

在工友赖恩·西布利的帮助下，我站了起来，疼痛丝毫没有消减。我能走路，但每走一步就好像有人在拿斧头砍我膝盖。接下来的几分钟，我试着走出刚才的伤痛，使膝盖恢复过来。我和工友们走去餐厅，感觉舒缓了很多。但吃完饭准备回去工作时，我发现自己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很费劲。这时，工友们才发现我真的遇到麻烦了，有几个人来到桌边扶我站起来。我的膝盖又肿又硬，看样子伤得很重，里面尖锐而持久地疼痛着。在回去上班的路上，工头吉姆·凯瑞问我：“你的腿怎么回事？”

我跟他详述了受伤的过程。“雷简直是个神经病。”我继续说，“一定要对他严加制裁，别再让他当叉车司机了。”

“他太过分了。每次他开叉车在厂子里转悠的时候，总是试图吓唬别人，很多年了。”吉姆继续说，“我保证会严厉处分这件事。你多小心，放松些，如果情况变得糟糕，请告诉我。”

我听从吉姆的建议，保持平时的步伐，疼痛确实缓和了很多。几分钟后，吉姆过来对我说：“我把雷打发回家了，暂停他的工作，直到调查完这件事情为止。”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上完了班。回到家里，我用一个填满冰的毛巾裹住膝盖，然后服了几片布洛芬，但因疼痛而抽搐的膝盖还是让我坐立不安，难以入睡。

苏珊被我的哀叫和呻吟声吵醒了：“怎么了？”

我痛苦地说道：“工作时出了点事故，膝盖毁了。”她起身来到床边，检查我的膝盖。

“噢，天哪！”她叫道，“它现在肿得是平时的两倍。”她去楼下又给我拿了一个冰袋，帮我把膝盖摆到一个能让我安心入睡的位置，然后仔细地用毛巾重裹冰袋，敷在我肿胀的膝盖周围。

我在床上断断续续睡了3个小时后，决定下床试试。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膝盖受的伤比我原本以为的要严重很多。我几乎无法走路，腿疼得可怕，膝也盖肿得完全变了形。尽管如此，我还是慢慢穿好衣服，准备去上班。

看到我这样，苏珊责怪道：“你不应该去上班，应该去医院。”

我跟她说：“我的工作是咱们的饭碗，我必须得去。”

“你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健康比工作更重要。”

她真的很生气，但我知道，如果打电话请病假，那我们将面临很严重的后果。我对苏珊说：“请冷静点，相信我。我确定我在做正确的事。”

在车间，我跟白班的工头解释了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故。他已经从夜班工头那里看过报告，好像真的很关心。他让我做些可以坐着干的活，这样至少可以让我受伤的膝盖修养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都坐在凳子上，心不在焉地做着工作。工厂的经理，一个长得像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闻名世界的电影导演，擅长拍摄惊悚悬疑片）但又像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样粗鲁的家伙，命令工头让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不允许有人在厂子里偷懒。”

最后，一直注视着我在挣扎工作的工头把我送到20英里之外的富兰克林县（Franklin Country）医院，那里的医生确定我是“膝盖内部错位”。他们把我送回家，嘱咐我躺在床上，并且尽早去看骨科医生。

一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给詹姆斯·吉本斯医生打电话，1966年我的第一次膝盖手术就是他做的。“很抱歉，吉本斯医生在度假。他一个月后才能见你。”接线员说。

我实在等不及了，就去了邻镇看骨科医生，他又把我送到加德纳的亨利·海伍德医院，让我去那里做关节镜检查。这说明，我膝盖的伤势确实很严重。医生说：“你至少要卧床休息整整6周，配合一些轻微的物理治疗。6周以后来见我。”

“这6周我该做些什么？”听到这个坏消息我傻眼了。

“躺在床上，吃我给你开的止疼药，每天在床上做这些练习，直到下次见我为止。”他边说边给了我一张说明表。

回到家后，我心灰意冷。我被命令卧床休息，这就意味着我将长时间不能去工作。虽然我能得到伤残赔偿，但整个社区的人都会认为我是在装病。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这让我很害怕。我要怎么养活家人呢？到底要做多少次膝盖手术呢？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后半生会不会要靠轮椅或拐杖过日子？

苏珊和孩子们都很震惊，现在我成了废人。我们被卷入了一团乌云之中，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家里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帮助我。苏珊坚忍不拔，她不仅帮我一起做练习，还会说一些鼓励、为我打气的话。虽然这个不幸的变故不是我的错，但我感到内疚和挫败。我让家人再次失望，我感觉与孩子们完全脱节了。更糟糕的是，我和苏珊之间也没有了亲密。

我在床上躺了几周之后，膝盖没有一点儿好转。我开始变得孤僻，像个隐士一样。孩子们几乎不和我说话了。苏珊虽然对我照顾周到，但也和我产生了距离感。我越来越沮丧和压抑，开始在食物上面寻求庇护。冰淇淋和糖果占据了我大部分的饮食，我还经常吃巨大的肉块和土豆。短短几周，我体重增加了30磅，一下子飙升到280磅。

3月上旬，吉本斯医生终于给我做了检查。他研究了一下X光片，然后和苏珊离开了房间。我像被告在等待判决一般。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回来了。

“唐纳德，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呢？”他的语调使我确信，这是个坏消息。

我回答说：“我想知道膝盖何时才能恢复，这样我就可以回去工作了。”

“你的膝盖永远也恢复不到正常水平了。”他说，“你的腿永远也不能再用了。你需要人工膝盖，但那个手术大约20年以后才能做。”

他解释说，这种手术需要在我60岁左右才能做，因为只有这样，手术之后的人工膝盖才不会在我的后半生磨完。“其他任何手术，”他补充说，“都是浪费时间。”

我一下子懵了。体力是我挣钱谋生的手段，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这一直让我的内心充满了骄傲。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吉本斯医生可能已经见多了这样的情况，他继续说着：“你需要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生活。重回学校吧，你的心智很好，应该运用起来。把你在运动员生涯中所拥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吧。”

我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当吉本斯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确实在听。

拄了几个月的拐杖之后，本来没受伤的左膝盖也开始困扰我了。我饱受折磨，气球大小的膝盖阵阵刺痛，常常使我难以入睡。最后不得已，吉本斯医生把我送到了另一位著名的波士顿骨科医生西奥多·波特那里。波特医生曾为米基·曼托（Mickey Mantle，1974年被选入名人堂的美国职业棒球队员）、乔·拿马斯（Joe Namath，职业橄榄球球员）和皮特·马拉维奇（Pete Maravich，NBA全明星球员）等人做过手术，并以此闻名。我很激动能够预约到他。

给我做完检查之后，波特医生问我是否愿意当一次“试验小白鼠”，他想在我的膝盖上试验实施膝盖重建手术。如果手术成功，我就又可以走路了。我立刻点头同意。手术立即被安排在独立日的周末，波士顿新英格兰浸信会医院。我心花怒放，希望再次被点燃。

手术花了6个多小时。在恢复室醒来时，我比刚才手术时还要难受。许多穿着蓝色衣服的普通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我听见附近的病床上偶尔传来尖叫声。我无法呼吸，也感觉不到我的腿。我试着说话，但是说不出来。护士擦掉了我脸上的泪水，告诉我：“你做得很好，一切都很好。现在，我要给你注射一针吗啡来止痛。”我没有感觉到针头，但是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鼻子、喉咙以及其他不可告人的地方都插着管子。

我又回到了病房，注射吗啡。我感觉自己被输送到另一星系，一个宇宙中最可爱的地方，从一个宁静的世界漂流到另一个宁静的世界。食物再次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刚吃完，一个护士就出现了，她又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当“甜点”。

当吗啡开始生效的时候，我在便携式笔记本上勾勒出了看似不可能的未来——哈佛法学院，徒步穿越美国。

那天晚上，波特医生没来给我做检查，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新目标。然而后来，我最小的妹妹楠希（西蒙斯学院终身教授）和她当时的丈夫乔治（波士顿拉丁学校的一名古怪老师）顺便过来看我。寒暄过后，我递给她我的笔记本，看她有何反应。

发现我是认真的之后，她说：“不要制定一些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我想，做这些事情确实会有助于消磨时间。”她是正确的。

妈妈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我给她打电话，每天晚上都会这么做。起初，我们闲聊了会儿，然后聊到我的手术。最后，我鼓起勇气说：“我已经决定好后半生要做什么了。首先我要上哈佛法学院，然后徒步穿越美国。”

电话那头是沉默。最后她说：“别开玩笑了！”

“你会看到的！”我反驳道。

挂了电话之后，我就陷入了深深的睡眠。睡了整整12个小时。突然间，膝盖上的疼痛就像是一把刀正在划开我的腿，一直划到了小腿。我按铃找护士。

“我承受着难以置信的疼痛。”我说。

我的膝盖在做牵引治疗。当她把我的腿慢慢放低到床上时，疼痛稍微减轻了点儿。护士除掉模型上的维可牢尼龙搭扣，移走搭扣的上部，我感觉有个混蛋把刀插进我的大腿里，沿着大腿一直割到小腿。

早饭过后，我拿起黄色便笺本，在上面胡乱画了起来。这次我绘制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一些可行路线。当然，任何旅程都要从波士顿开始。我决定从波士顿马拉松的起跑线开始我的穿越之旅。在哪里结束呢？旧金山还是洛杉矶？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翻遍到手的每一期《国家地理》，对我来说，这些杂志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拍摄的大苏尔的照片，我一直想亲自去看看。这下好了，机会来了。我假想的旅行就在那里结束，那里有气势磅礴的太平洋撞击着悬崖峭壁。此外，我还欣喜地发现了一些押韵：Boston to Big Sur（波士顿到大苏尔）。终于搞定，始发点和终点都设定好了。现在，我要不断地修改和调整这两点之间的路线。我算了算，整个旅程大概需要4到6个月。

然而，一旦止痛药的效力退去，我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回家之前医生就告诉我，我的膝盖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两天一次的物理治疗极其疼痛，让人难以忍受。在其他的日子里，除了去厕所，我每天都在床上度过。

一天早上，我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下了楼梯。做完早饭后，我盯着湿乎乎的麦片，有种呕吐的冲动。我放弃早餐，费劲地爬上楼，回到了床上。我紧紧抱着枕头，不敢放手。我消沉堕落得太快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整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我已经厌倦了挣扎，也被笼罩在继子们和苏珊身上的乌云伤害了。每个人脸上和眼睛里都充满悲伤，没有了以往的欢笑和兴奋。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关爱，家里的气氛也明显不同了。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刻—或许一睡不醒才是对我最好的解脱。

那是1981年，当时我37岁。我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这个痛苦的念头变得日益尖锐。我失去理智般地坚守着吉本斯医生的建议：制定一个计划。我当时能想象出的唯一计划就是我那吗啡引出的梦想。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会再次走路的，我会考上哈佛法学院的。但现实是，除了躺在床上，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每天都在计划怎么自杀，这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只会让周围的人过得更悲惨——没有我，他们会过得更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我决定把想法告诉苏珊。

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脱口而出：“我现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负担。我想我应该离开你们的生活。”

苏珊无言以对，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迅速转过身去。很显然，她也一定感受到了我的痛苦。

第二天早晨，吉本斯医生打来电话，让我去剑桥奥本山医院，请心理医生评测我的心理。出于对吉本斯医生的敬意，我同意了。苏珊开车带我去，整整两小时车程，她一个字都没说。

医生给我做完心理测评后，同意把我送进奥山本医院的精神病房。随后一名医生告诉我：“你知道你妻子正在考虑搬出去吗？”

“什么？”我惊呆了。我知道过去的几个月里，苏珊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我从没想过结束我们的婚姻。我只剩一人孤军奋战了，我甚至都不能和她说话——因为医院好几天不允许我打电话。

终于，等到能给她打电话时，我鼓起勇气问她：“医生说你要离开，是真的吗？”苏珊回答：“我受够了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你不再是结婚时我爱的硬汉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我改变主意，我会打给你。”

说完她直接挂了电话。我被击垮了！但很快我就告诉自己，我会走起来的，我要证明给她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跟苏珊的这次通话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我开始蜕变。我开始学习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创造生活，忘掉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努力重拾自信，阅读了许多关于个人优势的书，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有许多优势。我感觉，只要专心致志，我就能改变未来。住院的这段时间改变了我，它给了我一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东西，我开始重获自信。我逐渐意识到，正是异常艰辛的努力和专注，才使我有了运动生涯。我知道，如果以后要从事别的工作，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我就需要像当初想要成为运动员的时候一样努力，一样专注。

3周之后，我出院了。苏珊决定给我一次机会。尽管她和孩子们仍然跟我保持距离，但至少我们都在尝试。

我当然不可能继续在车间工作了。罗德尼·亨特公司为我提供了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机会，而且工资和以前一样多。更重要的是，我又有用处了，身心每天被各种工作占据——这对我恢复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新工作需要用电脑，虽然我以前没学过电脑，但我学得很快。我阅读了大量图书，开始对这些机器有了深层次的了解，此外公司还同意派我去学习一门课程—“电脑办公”。虽然这应该让我很兴奋，但实际上我却很害怕去学校，毕竟，我曾经是一个成绩很差的不良学生，甚至都没上到高中。

我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袭上心头：我害怕自己不能养家糊口；害怕被家人抛弃；人到中年，身体残疾，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未来了；我害怕自己穷困潦倒，在人生结束时一无所有。

第7章 俨如慈父：尼克·查尔斯

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Portsmouth），我在一位老朋友的故居门外停了下来。他是一位特殊的朋友，名叫尼克·查尔斯。我站在那里，回忆涌上心头。我此次的行程路线都是围绕我生命中的特殊地方和人物而制定的。尼克就是我要穿过朴茨茅斯的原因。

父亲自杀几个月后，我们家搬到马萨诸塞州韦斯特伍德的另一个地方，在那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要搬家。一天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后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搬家。”

我们请不起搬家公司，只好用哥哥的轻型货车来拖运行李。我们必须往返100次，才能把所有东西都搬到新家。

我们的新邻居就是尼克一家——尼克和金妮，以及他们的女儿佩吉和埃文。佩吉是长女，和我同龄。她是我的同学，在搬家之前，我们就已经是好朋友了。

韦斯特伍德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当地居民都知道我父亲自杀的事。许多人对我们投来鄙视的目光，只有查尔斯一家例外。他们欢迎、尊敬我们，从来不窃窃私语和斜视我们。

佩吉和我九年级毕业时，她因成绩优异而多次获奖，我也因体育优秀而屡次得奖。毕业仪式结束后，我搭尼克的车回家，他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说了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话：“我的一个孩子靠大脑获得荣誉，另一个孩子靠体魄赢得尊重。”我的亲生父亲都不曾让我感觉如此良好，但尼克，一个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却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听后笑得合不拢嘴。对我来说，这句话比任何奖牌都重要。

看着查尔斯一家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彼此亲切和善，充满了爱意，而且对我也是如此。这与我从小成长的家庭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家经常是大喊大叫、打架和缺乏礼貌。虽然妈妈和姐姐贝丽尔一直对我很好，但我们家一直生活在不稳定之中。

毕业不久后的一天，我坐在佩吉家的门廊前，跟她谈起我父亲的死亡。“你有一个爸爸，真是太幸运了。”我说，“自从爸爸去世后，我感觉就像迷了路，没有爸爸的生活很糟糕。”

尼克坐在附近，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打断了我：“孩子，不要担心，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爸爸。”我听后心里一阵酸楚，但仍尽量忍住眼泪，因为我怕会释放一场感情的洪流。“真的吗？”我说，眼泪还是止不住从脸颊滑下，打湿了门廊的地板。

“当然！”尼克说。

佩吉一把抱住我，“现在你也是幸运的。我要把爸爸与你分享，还要分享我的妈妈和妹妹。”

从那天起，尼克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他教我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任何事都能成功。如果不是尼克，我也不会徒步穿越美国。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男人。我发现，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只要能感受到一点儿人情味，就可以让我们走得很远，真是太奇妙了！

我的生命里出现过好几个导师，尼克是第一个，他是父亲般的人物。从那天起，我不再那么孤单了。我的周围好像总有一些很特别的人，他们能理解我，愿意为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指导。

当我从中学辍学，加入海军陆战队时，尼克和他的家人已经从波士顿搬到了朴茨茅斯。如果当时他在我身边，很可能会阻止我辍学。但他们搬走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他们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失去了联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81年，在那次事故之后不久。尼克来到我在马萨诸塞奥兰治的住所看望我。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谈论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尼克鼓励我去拿个文凭，虽然之前也有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件事，但他们说的我都听不进去。

7年后，一个夏天的周末，我带埃斯特拉去缅因州基特里（Eatela）的厂家直销中心购买一些婴儿衣服。当时埃斯特拉已怀孕5个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开车经过朴茨茅斯时，我决定拜访一下尼克，给他一个惊喜。

在距离他家1英里时，我拨通了他的号码。我想让他知道，我做得很好，并且抱歉这么长时间没去看他。我尤其想让他看到，我从轮椅上站起来了。我还想让他见见我的妻子。我知道他会为我骄傲的，我需要他为我骄傲。

尼克的妻子金妮接了电话。寒暄几分钟之后，我问：“尼克怎么样？”

电话那头是一种不祥的沉默。“唐纳，”她说，“尼克去年已经去世了。”我摇摇晃晃地走回车里，抽泣着，内心充满内疚，我从来没有机会告诉他，他对我的意义有多大。

一边回想着过去，我一边离开尼克的旧居，穿过朴茨茅斯来到了1号线路。这是我一天之中第二次越过州界。我昂首阔步地跨过皮斯卡奎河（Piscataqua River）大桥，进入了缅因州。此时距离我离开舱口纪念音乐壳剧场才3天，我已经走了128英里。还要再穿过18个州，我才能到达大苏尔，把我长满水疱的脚趾泡在咸咸的太平洋里。

对尼克· 查尔斯的回忆使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尼克和他的弟弟路易斯。我将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真的很想他们。突然，在缅因州的桥上，我看见远方有两个小男孩向我走来。他们看起来很面熟，我眯起眼睛，仔细看清楚。真的是我的孩子们！我惊讶万分，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今天真是一个多泪的日子！我飞奔上去，紧紧地拥抱并亲吻了他们。眼泪再次夺眶而出，这让我有点尴尬。

“你怎么了，爸爸？”路易斯问。

“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你如果高兴，为什么又哭了呢？”

埃斯特拉告诉我，她知道今天是他们暑假结束以前最后一次见到我，于是决定开车带孩子们来基特里给我一个惊喜。第二天下午，他们将飞到洪都拉斯去看望埃斯特拉的家人。

埃斯特拉说：“该吃晚饭了，我们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吧。”

我告诉她，我还有十几英里的路要走，走完我们再汇合。

通往基特里的道路两边陡峭倾斜，我的膝盖和脚筋感到尖锐的疼痛，腿和脚的情况也在恶化。最后几英里简直就是煎熬。好不容易走完40英里之后，我跳到将军座椅里对查尔斯说：“我一点儿也走不动了！查尔斯，猛踩油门，全速前进吧。去见我的孩子们！”

当我们走进餐馆时，里面看起来很冷清。“希望你们没打烊，我们饿坏了！”我对一个开朗而丰满的女服务员说。

“我们正在营业，只是客人不多，”她说道，“7月4日的周末总是这样。”

“哦，那就好。”我说，“每样东西都来点儿！”埃斯特拉点了一份巨型烤龙虾堡，我点了蛤蜊浓汤，它顺滑、多脂，碗里盛满了蛤蜊和土豆。汤的味道太美了，我又点了一碗。接着，我又吃了一大份鱼和薯条。孩子们抢着吃蛤蜊，把盘子一扫而光。

漫长而炎热的一天结束后，我感觉非常满意。

回到旅馆，埃斯特拉和查尔斯进来为我检查。他们发现，我的脚已经完全变形，就连为保护我的皮肤而缠上的包扎带，都粘在水疱上了。得想办法把它们揭下来。我们尝试用热肥皂水、保湿霜和酒精——但好像没一种方法奏效，每一种尝试都会造成极大疼痛。我的儿子尼克，每次只把纱布剥开1毫米，一点点儿地慢慢揭开，直到水疱全露出来为止，整整花了一小时。一番彻底检查之后，大家最终得出结论：我必须结束行走。

他们说，我的脚承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的惩罚。

尼克说：“爸爸，我从来没见过你的脚这么糟糕。”

埃斯特拉说：“你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太危险。”

查尔斯在一旁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不好。”

然而，我的脑子里却只听到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两度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的声音：“绝不！绝不！绝不放弃！”

第8章 我的最后一次击球

那次手术之后，在家休养期间我发现，很多和我一样身体上或是精神上有残疾的人，都会整天怨天尤人。我绝不会让这一幕发生在我身上！虽然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但我知道我能做到。

手术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朋友埃德·艾普尔来看我，还带了个礼物，一个可以摆在书桌上的相框。相框里有一段话：

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充满阳光和彩虹。

这是个充满自私和痛苦的地方。

不管你有多强，

只要你顺从了这个世界，

你就会被打趴下，并且永远也站不起来。

生活能把你、我和任何人都击垮。

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受了多大的创伤，

而是你深受重创时，

还能否继续前进。

——洛奇·巴布亚

我被这些文字惊呆了，因为它们正表达了我这几周以来的感受。我的总体目标就是打败医生对我的“判决”。我开始节食，体重很快下降了20磅。此外，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元旦之前，我要走到外面，为我的火炉砍柴。

1980年圣诞节来临之前，我开始走路了，很疼，尤其是右腿。但我还是兴致勃勃、一瘸一拐地四处乱转。作为一个曾被医生宣布再也不能走路的人，我现在的心情无法言表。在元旦的时候，院子里就传出了电锯的尖锐声响。炉子里木柴燃烧的味道和我身上覆盖的木屑的味道，让我心旷神怡。

春天来了，我又开始打垒球了。我弯着腰站在本垒板后面，击球的时候需要把球压低打出很长一段距离，直到能缓慢地进到一垒。然后，一名指定的选手会代替我去打球。一天，我用咄咄逼人的气势，狠狠地把球击打出去，球跑得太快了，我拖着脚一直走到了三垒。在那里，教练挥手让我回到本垒。当接球员接住从外场手投掷出去的球时，纯粹地出于本能，我已经用脚滑进了本垒。“出局！”裁判大声叫道。接球手很干脆地失了一球。

这种感觉棒极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本垒打。我像个白痴一样滑入本垒，这个动作对我的膝盖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次日，救护车又把我送进了新英格兰浸信会医院。

膝盖上的疼痛超越了我的承受极限。波特医生解释说：“膝盖是人体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你的膝盖已经损伤到无法修复的地步了。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养手术，明天就做。”

第二天手术后，我打在石膏里的腿瘙痒难忍，于是喊来护士。“这本来就很疼的，很正常。”她说。显然，她没明白我的意思。这种瘙痒和疼痛跟平时不一样，疼得我都想爬墙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医生还是没出现。我头晕目弦、恶心反胃。病友看着我说：“你还好吗？”我无法说话，感觉像是被麻醉了……

醒过来时，我发现周围大约有20名医生、护士和其他急救人员。石膏已被拆掉，一个医生正把一个机器连接到我的脚踝附近。

他喊道：“他活过来了！”

我发现自己像头豪猪一样，浑身粘着各种线和管子。

一个针头扎向我的手腕，刺痛使我浑身颤栗，我像是即将离开床面的火箭。

波特医生走了过来：“你已经死里逃生了，大个子。”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来做膝盖手术的，却差点儿死掉。

膝盖上的每次手术都让我付出了惨重代价，每次手术之后都比前一次还要糟糕。很快，再也没有什么手术可做了。有时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决心，但有时我又感到绝望、沮丧、挫折、愤怒。我现在的感受犹如过山车一般起伏不定。

与此同时，我的婚姻也在快速走着下坡路。苏珊看上去已经没兴趣和一个跛子过日子了。“你不是我想要的男人。”

由于长时间地拄拐杖，我的肩膀、胳膊和双手总是酸痛，这让我更加郁闷。有时我又开始想着自杀了，可过了几分钟之后，突然间，我又会积极思考，重新展望美好未来。徒步穿越美国和去哈佛法学院读书的梦想是唯一让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但我心里知道，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除了吃，我整天无事可做，体重又增长了不少。我想去湖里游泳，或去市中心闲逛，但没人带我去。

一天下午，我特别想吃甜食。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于我把自己不断膨胀的350磅的身体挪进了草坪拖拉机里，开车2英里，来到一家便利店，买了一盒松糕。够我吃几天的了，我想。

可当我回到家时，盒子已经空了。

＊＊＊

查尔斯熬到半夜，为我治疗脚上的水疱。只要我稍微挪动双脚，巨大的疼痛就会随之而来……

我开始意识到，我太老太胖了，承受不了这么沉重的负担。训练的时候，我用了10个星期，走了2000多英里来调整自己的身体。在此期间，我使用了太多的高端设备，我的运动鞋是可以买到的最好的运动鞋。我原本以为，只要新旧运动鞋替换着穿，我就可以慢慢适应新鞋。但是我错了。

我的双脚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与车流并排行走的时候，我感觉左脚像是穿着高跟鞋，而右脚却穿着凉鞋；当我穿过街道，对着车流行走时，我又有相反的感觉。我一直处于失衡的状态，就像一只在巨浪中漂荡的小船，随着波浪起伏摇曳着。我在家附近训练时，所走的路比现在要平坦很多。

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感到难过和沮丧。怎么办？埃斯特拉、尼克、路易斯和埃斯特拉的妈妈格拉迪斯从洪都拉斯来看我，现在她们正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回家。当我今天走完的时候——如果我还能继续走路——他们都已经到洪都拉斯了。

尼克眼睛里流露出关心的神情，“如果你的脚变得更加严重，你最好放弃。”

“没事。”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放弃。即便是爬，我也要爬到终点。当他们挤进车里时，我抑制住了眼泪，没让它流下来。

他们离开之后，查尔斯决定想办法解决问题。他想在每双运动鞋里填满玉米种子，然后再加水。三四天之后，水会使种子膨胀，运动鞋也会跟着涨大，这样就能给我的脚提供更多空间，解决脚上的水疱问题了。

查尔斯是在巴西国家足球队踢球时学到这些的。我能想象得出，足球运动员经常需要一些不同寻常的方法来减轻脚受伤的问题。

查尔斯去了趟购物中心，很快就拖着一堆东西回来了。他在我的脚趾和脚趾肚之间的凹陷处涂满厚厚的凡士林，然后用纱布包得很到位。涂了一层厚厚的凡士林之后，他给我穿上了“第二层皮肤”——新尼龙长袜，然后套上平时的袜子。

随后，他把4双新的洛克波特牌运动鞋拿进浴室，在里面注入玉米和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同意他这么做，这可是我最贵重的财产啊！接着，他用塑料袋把它们包起来，塞到车厢里的床下面。

该上路了，我们开车返回纽约我昨天离开的地方。我又开始沿着1号路行走。

我走得相当缓慢，时不时停下休息。

“该换鞋了。”我对查尔斯说。

我刚脱掉鞋和外面的袜子，查尔斯就指着尼龙袜上被磨薄的几处，骄傲地说：“你看，被磨的是‘第二层皮肤’，不是你的脚。”他脱下尼龙长袜，检查了一下我的脚，然后宣布：“脚没那么糟糕。非常好。”

我们在奥甘奎特（Ogunquit）找到一家小饭馆，在那里休息并吃了三明治，喝了碳酸饮料。当我们准备起身离开时，一个女子从马路对面的面包店走了进来。

她问：“谁是步行者？”

“我！”我说。

几分钟之后，她拿着几袋好吃的东西出现了，里面是刚做好的美味面包。

“正是许多像你一样的好心人，才使我的旅程变得很特别。”我说。

按照计划，我今天的路程应该缩短一些，以便好好照顾一下我的脚。早点儿结束还有别的好处：我那被太阳晒伤的皮肤将对我感激不尽，我那长满皮疹的胳膊和大腿也欢迎这额外的关爱，这样它们就可以有时间吸收厚厚的保湿霜了。膝盖不是特别疼，腿部肌肉也没有尖叫。看来早些休息的主意不错。

晚饭过后，查尔斯又检查我的脚。他查看了一下尼龙长袜，然后用浓重的口音说：“水疱太多，你必须一直穿着‘第二层皮肤’。”显然，他的新疗法正在起作用。有他在，我真是太幸运了。

第五天早上，是我自开始旅程以来感觉最好的一次。我的脚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当我朝着卡勒邦（Kennebunk）向北走的时候，太阳从我的右边升起来。今天走起来很容易，没有山丘，路上也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安全行走。

来到一家“乳品皇后”店时，我点了一个巨型朱古力甜筒，然后找了个座位，跟一位非常年迈的老人坐到一起。

“你要徒步穿越美国，是吧？”他说。

“是的，”我回答说，“你想加入吗？”

“我会的，但现在我得去树林了。”他补充说，“我得先把树砍成4英尺长的圆木，然后再把它们从中间劈开，直到砍成16英寸长的小段。”

“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很费力的工作。”我说。

“你觉得我多大？”

“90！”我答道。

他笑了：“差不多吧。94岁。你可以叫我亨利或汉克，但大多数人叫我亨利。”

“难以置信！”我对查尔斯说，“94！大部分人在这个年纪已经去世了，他还出去砍柴。”

在1号公路上走了几百码之后，我左转上了111号公路往南走。天黑之前，这条路将把我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罗切斯特（Rochester）。不久，我们发现了一家沃尔玛超市。这家超市看起来就像个飞机场，数百亩长的“跑道”围绕着“航站大楼”。我以前从没去过沃尔玛。查尔斯说：“里面有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一起走了进去。

到了晚上，查尔斯拖出包裹着运动鞋的塑料袋，这些运动鞋已经接受“玉米种子治疗”36个小时了。他清空鞋里的湿玉米种子，把它们倒进废纸篓。

运动鞋看上去更大、更宽敞了，而且摸上去更柔软。感觉好极了！

“查尔斯，”我示意他，“把别的鞋里也放些玉米吧。”

“剩下的玉米只够放一双鞋了。”他大笑着说道。

第9章 一线转机

同频繁想要休息的欲望作斗争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挑战。我渴望能休息一天。我对体能的要求是，每天走两个20英里，中间休息1个小时。但精神上给我带来的挑战更为艰巨。我的双腿犹如机器一般，机械地向前迈步，但同时，我还要强迫自己忽视大脑不断发出的负面信息：“你今天已经走得够多了。是时候洗澡了。”每次到最后，都是意志力打败了精神上的诱惑。

哪怕是受到一丁点儿的碰撞，我的膝盖骨都会疼痛不已。它太脆弱了，我只好试着拄起手杖，以减少对关节的压力。

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感觉好点儿了。我现在走到了风口的位置，清爽、凉快的风阵阵袭来，尽管现在的温度有32℃，尽管我双脚长满了水疱，但我感觉好多了。

玉米疗法和鞋内两侧的切口真是天赐之物。虽然也许只是心理上的安慰，但我确实感觉脚上的水疱没有那么糟糕了。在以前40年的运动生涯中，我从来没穿过如此让人舒服的鞋。

午饭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力劝查尔斯加入足球比赛。他们从没想到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位巴西球星，很想见识一下他的球技。查尔斯当然很想去与他们混战，以展示自己的才华。

我摇摇头：“不！”因为在我们起程之前，就达成协议，不准他在这次旅行中踢足球，原因是他的腿伤。作为一名前运动员，我深知，查尔斯只有24岁，如果不是在事故中受的重伤一直困扰着他，这个年龄将是他踢足球的黄金时期。

午餐过后，天空越来越黑暗阴沉。我甚至能看见前方有闪电，听到有雷声，马上要下雨了。几分钟之后，“咔”的一道闪电和“咚”的一声响雷向我们靠近。于是，我们只好在挨着加油站的小型商场里找到了一个庇护所，直到快速移动的暴风雨离开为止。

45分钟后，伴随着碎石路面升起的水蒸气，我再次启程。此时，我的进展已经落后于预定计划。走了4英里之后，我们来到达拉科尼亚（Laconia），这将是我们今晚的暂时歇脚之地。

在当地的小餐馆里，我们慢慢享用着淋了鲜奶油的面包布丁。我们边吃边同几个卡车司机聊着天，他们为我们第二天的行走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晚上8点，我们再次上路，驱车1个小时，经过了多家挂着“客满”牌子的旅馆。最后，我们终于在一家只剩一间空房的汽车旅馆住了下来。我们刚入住，查尔斯就急忙脱了我的鞋，并声称，我的脚的状况在“改善”。

“再有4天，水疱就会消失，你的脚会感觉更好。”

希望他是对的。

到第7天的时候，我已经走了300英里。我知道，离开波士顿之后，只要能顺利度过前两周，我就能坚持走完整个旅程。作为一名长途步行者，我很清楚，你在第一天做到的事，如果第二天能重复做一遍，那你就毫无悬念地掌握了这种技能。如果你能连续一周每天走40英里，在接下来的一周，你再每天行走40英里，那么，你基本上就可以周周完成。

清晨5点，拉科尼亚一片漆黑。我逆着车流，在辅路上行走，很快就到达了劳登（Loudon）的新罕布什尔国际赛道（New Hampshire International Speedway）的前门。只见入口的牌子上写着 “温斯顿世界杯之家”（Home of the Winston Cap）。

两名劳登警察开车停了下来，并用一种令人不快的语气命令我停下来。现在是清晨5点半，他们想干什么呢？只见他们大摇大摆地从车里走了出来，留着金发平头，流露出一种海军陆战队教官的风范。“有人投诉，说你在高速公路上行走！” 一个警察说道。

另一个警察咆哮道：“不准在高速公路上步行！”

“长官。我在辅路上。”

“辅路上也不行。”

我不知道是什么刺激了这两个家伙，这么一大清早，他们就如此粗鲁。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律师，我很清楚，如果一条路上没有人行道，你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在辅路上行走，除非是一些限制访问的高速公路，比如州际公路。

我问：“那我应该走哪里呢？”

一个警察指了指旁边的灌木丛，那里有一条小溪，涓涓溪流与道路并排向南流去。

于是我走到灌木丛中，懒得和他们一般见识。几分钟之后，我又回到了辅路上。

从拉科尼亚到康科德（Concord），一路上全是山坡和陡峭倾斜的山路，这对我是一种考验。我的腿疼痛欲裂，脚也酸痛难忍。

停止行走的想法这时变得异常强烈。虽然我的大脑在不停地告诉我“停下”，但我的心却在说“继续”。最后，心胜利了。

7月12日，早上3点45。我失眠了。我叫醒了查尔斯，“我今天要早点儿出发。”

“给我10分钟时间，我马上起床。”

我看得出查尔斯不太高兴。10分钟后，我碰了碰查尔斯，他立刻跳了起来，毫无怨言地准备启程。4点15分，我在去新罕布什尔州基恩（Keene）的路上，每小时大概能走4英里，非常快速。虽然也遇到了一些丘陵，但在太阳带着热量出来以前，我已经走了12英里。这每日的苦差事，渐渐成为我的习惯，早点儿出发上路，意味着我在高温下行走的时间会缩短。

另外，我还可以在路上进行“移动的冥想”。我几乎对独自行走的寂静和威严着了迷，凌晨4点多，没有人也没有车从我身边经过。在这种痴迷的状态下，我还没来得及眨眼，就已经走出了10英里。

我计划在下午4点之前走完40英里，这将是迄今为止我完成最早的一次。作为今天提早完成的奖励，我对查尔斯说：“咱们去弗兰德利（Friendly）享用一个超大的奶油圣代吧。”

虽然我们距离新罕布什尔国际赛道已经超过了75英里，但现在基恩所有的旅馆都没有空房了。汽车旅馆的店主宣称这是因为明天就要在劳登举办温斯顿世界杯赛了。

我们又驱车向南走了5英里，终于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一头倒在了床上。我虽不习惯天还没黑就睡觉，但不幸的是，我们住宿的廉价旅馆里没有电视、电话和空调，甚至连1英寸的细肥皂片都没有。我洗完没有用肥皂除菌的澡之后，就只能试着去睡觉。

但此时我的思想却在高速运转，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孤单。我从来没离开过儿子们，此时我疯狂地思念他们。

也许是太热了，我坐立不安，难以入睡。我起床走到外面，蜷在池塘边的一个躺椅上，开始阅读当地的报纸。头条新闻是当地的一个商人在前几天自杀了。我每次一听到“自杀”两个字，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因为我人生的大半时光都笼罩在这两个字下面。我怀疑那些走出这人生最绝望一步的人，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给留在世上的亲人带来多么巨大的伤痛。死了的一方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爱他们的亲人也是受害者。

半夜时分，查尔斯叫醒了我。我都记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在躺椅上睡着的。屋外下着毛毛细雨，我身上被浸湿了，瑟瑟发抖。令我烦恼的是，我还做了个有关父亲的噩梦。我泪眼朦胧，眼神里流露出脆弱和悲伤。查尔斯问：“你还好吧？”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此时正处在感情崩溃的边缘，需要睡觉。我用枕头蒙住头，这样查尔斯就听不见我在哭泣中入睡了。

第二天是一个安静而祥和的周日，它同时也是一个4H的日子。在我年轻的时候，4H指的是一家专门为对农业感兴趣的青少年开设的俱乐部。现在，它却成了步行者的代码：hot(炎热）、humid (潮湿）、hazy(有雾）和hilly (多山）。到目前为止，我走的每一天都是3H或4H。

下午晚些时候，我又回到了马萨诸塞州，并很快来到了加德纳（Gardner），这个地方给我带来了洪流般的回忆。从1981年到1983年，我在这里的伍斯特山社区学院（Mount Wachusett Community College）上学，并且获得了学士学位。

我走过镇中心的一所小学，一把巨大的椅子坐落在我前面的草坪上。椅子足足有30英尺高，它被标榜为“地球上最大的椅子”，象征着加德纳作为“世界椅子之城”的地位。

的确，加德纳大部分的家具制造商都专门生产椅子。

汤姆·马洛伊是我在伍斯特山社区学院上学时最喜欢的教授之一。在我1983年毕业时，他送给我一把6英寸的椅子——巨型椅子的复制品，以及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希望你会永远记得一切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是1981年，在我做完一次重要的膝盖修复手术之后不久。由于不断的手术和手术之后长时间的修养，我无法在罗德尼· 亨利公司继续从事“文案工作”了。苏珊被迫出去找工作，她觉得这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选择。她很幸运地在当地高中的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孩子们就在那所学校上学。我四肢伸展地坐在躺椅上，心不在焉地看着肥皂剧。我很沮丧，再一次在自杀的边缘徘徊。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当时家里只有一部电话，挂在厨房的墙上，而我坐在轮椅上，接电话很困难。不过，接不接也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想去接。可它一直响着。我很恼火，只好坐进轮椅，设法来到厨房，从托架上扯下听筒。

我大吼道：“你想干什么？”

这是从伍斯特山社区学院打来的，是一个招募新生的电话。

“我们愿意为你在伍斯特山社区学院提供免费课程。”

“不要，谢了。”我“砰”地一声挂了电话。

上大学？算了吧！我又老又笨，还愤世嫉俗。我现在37岁，感情处于很可怕的状态，我认为上大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虽然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梦想”，但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持续低落，自信也跟着减弱了许多。我已经支离破碎，后半生只能靠在轮椅或者拐杖度过了。我正在失去家庭，婚姻面临分崩离析，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还有许多手术要做。想要我的脸上露出笑容，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过了几天之后，在读了一本关于前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第33任美国总统）在40岁时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书之后，尽管脑子里还在翻江倒海，我还是决定去上大学了。我能做到吗？有时候，我相信我可以；有时候，我感觉很迷惘。

梦想都需要从某个地方开始，我只是好像怎么都无法跨出第一步。我没上过高中这一事实最让我胆怯，也是我实现任何大学梦想前都必须跨越的障碍。

敲门声打断了我的遐想，是邻居杰克·休伊特。知道我经常独自在家，又不能多走动，所以他几乎每天都过来看我。杰克安静而谦逊，也许有60岁了。他是芝加哥德保罗大学市场营销专业的教授。杰克和他热情豪放的妻子艾琳住在距离我几户人家之外，他们拥有一套夏季别墅。

“杰克，”我说，“我接到了伍斯特山社区学院的电话，要给我提供免费课程。”

他说：“好呀，应该去。”

“你忘了，我没上过高中，上大学更是无稽之谈。”

“学院会帮你获得GED的。”

“什么是GED？”

“高中同等学历证书。”杰克说，“当你在学习课程的同时，他们会帮你准备GED考试。”杰克把我向前推得越狠，我就越抵触。去上大学，我就是做不到。

我说：“杰克，如果车里没有油，你就无法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对吧？”

“是的，”他说，“但这比喻不恰当。”

“又来了！”

我知道杰克是好心，但他就是不接受事实。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那次谈话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杰克说我可以获得GED——现在我知道什么是GED了。

那天晚上，杰克开车来我家。因为我腿上有石膏，大多数车我都坐不了，但杰克的车体型巨大，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坐轮椅滑进去。

同往常一样，杰克载我去当地的乳品皇后吃冰淇淋甜筒晚餐。但我们今天晚上开车走了20英里。我开始想，他为什么要带我走这么远呢？几分钟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去吃冰淇淋，而是去伍斯特山社区学院。

“杰克，我不想去！”

“只是去看看，看他们都提供什么课程。”

“不去！”我喊道。

“不去就没有冰淇淋。”

我想要冰淇淋。

杰克帮我坐进轮椅，我们找到了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它很晚才关门。在那里，我随手翻了翻资料，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没有和杰克商量，就直接报名参加了免费课程。校方唯一的要求是，在学院授予我正式的大学学分之前，我必须先完成GED。

万万没想到，我很快对别的大学课程也产生了很大的热情。如果成功，我也许真的可以实现通往法学院的梦想。我决定再学3门课程，除了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之外，我还报名参加了英语写作、会计学和美国政治学。

“你如何支付学费？”一位女士问。

这一语将我从白日梦中惊醒。我太冲动了，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学费。我没钱支付额外的课程，事实上，我连上免费课程需要的课本费都负担不起。我满脸通红，“我没钱，我想我只能参加免费的课程了。”

她说：“给我几分钟，我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

我很兴奋，感觉奇迹要再次发生了。“谢谢！”

几分钟后，女士回来了。“你觉得注册成唐娜·布朗这个名字怎么样？”

“什么意思？”

“我们为上班妇女重返大学提供了一些资金。这样，我们就可以偷偷地把你列入那个项目了。”

“行啊！”我宣布。

又过了几分钟，女士拿着确认表回来了。我现在是唐娜·布朗，伍斯特山社区学院第一学期的新生了。这让我感觉自己像换了个人，眼睛禁不住涌出喜悦的泪水。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冰淇淋。那个晚上，它比平时的味道都要好。对我而言，上大学就是圣代上的樱桃。

第二天，我去书店挑选了这3门课程的所有资料，然后排队等着把它们记入我“唐娜·布朗”的账户。轮到我结账时，我对收银员说，我有一个由继续教育学院以唐娜·布朗的名字设立的账户。几分钟后，她给我开了张收据，“祝你好运，唐娜。”

一到家，我就开始阅读教材。我对每一本书都不觉得生疏，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地翻看每一本书。我相信，我能胜任这项任务。

但苏珊似乎不感兴趣。我跟她说，我要去上大学了，这感觉太美妙了。她没好气地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又想去上大学，这没有任何意义。”

我哑口无言。显然，她根本没心情跟我探讨我的人生大计。

就这样，起初让我非常恼火的电话铃声后来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开始想，如果我家的号码不在学员清单里，结果会怎样？如果我用了电话留言机，会怎样？如果学院的人没等我接就挂了电话，会怎样？如果我没在轮椅上，而是邻居帮我接了电话，和善而委婉地拒绝了，又会怎样……确实，一切事情皆有因果联系。我们往往当时不明白这一点，直到后来才察觉。

第10章 伍斯特山的神奇药水

3天之后，我来到了伍斯特山社区学院参加学校的见面会。会议在礼堂举行，大概有1000名学生参加，都是准备秋季入学的。在讲台上发言的，是校长亚瑟·哈利。

哈利校长说：“每个人先看看自己的左边，再看看右边，要知道，你们3个人之中会有两个人在这学期结束时，不在这里了。如果你是留下的那个人，我们就会为你提供许多的机会。”

他接着说：“对于那些渴望大学学位的学生，这里是你打基础的地方。如果你在这里做得足够好，展现了自己的才华，那么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学习将改变你的人生。”

我坐在那里，把校长说的一切都记在心里。我渴望赶紧上课。是该激励自己向前冲的时候了，没什么可畏惧的，我能做到！我现在全身充满了能量。

我需要的只是专注，制定一个计划按部就班来做。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口头谈论自己希望去做什么，但如果我们不能按照计划来做或者创建一个能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再多的梦想都没有意义。

第一堂课是会计学。那天晚上，我一走进教室，就被聚集着众多人的拥挤场面吓到了。教室里有100多个呈半圆形分布的座位，每排大约15个。每把椅子基本上都有人坐了。我径直走到了后排，试图把自己藏在一个角落。在这么多人面前，我感觉很不舒服。而且，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年轻，我谁也不认识。

教授走进来，公布了自己的名字，乔·鲁斯。鲁斯教授工作很认真，清楚班上每个人的详细资料。他两只眼睛“扫射”整个教室，看见我的时候，他大声喊道：

“布朗兄弟，坐在前排和中间位置的学生能得到A。”

我立刻起身，走下台阶，坐在了前面中间的位置。

果然，他的这门课程，我得了A。事实上，大学生涯中其他很多课程，我也都拿到了A。

第二堂课是英语写作。整个学期，每个学生都需要写大量的作文。克罗宁教授说：“今天晚上，你们写写世界上你最喜欢的地方，字数控制在一张纸以内。我就坐在走廊上。你们写完之后，拿过来给我看，如果写得够好，我就会提前让你们离开，早点回去。”

克罗宁教授拿着椅子，坐在了门外，等着学生交文章来给他检查。没过多长时间，学生们就开始拿着作文，排起长队。克罗宁教授检查完之后，告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走了。

等没有人排队了，我决定上前问问他，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坐下跟他解释说：“我连高中都没上过，也从来没写过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克罗宁教授冷静地看着我说：“告诉我你最喜欢去的地方。”

我赶紧回答说：“芬威球场。”

“芬威球场是什么样子呢？”他问。

“穿过通道来到运动场，你会看到各种不同深浅的绿色—绿色的草地和绿色的墙壁，还有一尘不染的白色制服—这些衣服太白了，几乎能闪得你什么都看不见，与内场的绿色和红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每次去那里，它总能以同样的方式让你沉醉：不协调的色彩、爆米花的香味、不安分的球迷！”

“回到座位，把你刚才说的写下来。”

没用多久，我就写了满满一张。

我把作文拿给克罗宁教授。他倒吸了口气：“噢，天哪，谁教你这样写的？”

我想，他一定惊到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写。

克罗宁教授赞叹道：“这是一件出色的作品。你在写作方面没问题。”

我非常震惊。

“记住，”他说，“只要会说话，你就会写作。”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

第一节写作课结束时，克罗宁教授布置了下节课的作业，回家写一篇有关橄榄球的作文。第一节写作课就这样以令我兴奋的方式结束了。

我发现，我喜欢阅读指定的作品，学习批判性思考。“唐娜·布朗”这个名字伴随着我一天天成长，我乐此不疲。正如杰克预料的那样，我获得了GED，自信增长，同时，动力也跟着增强。我第一次发现，我会为有思想的世界着迷。学习能让我去发现和面对自身的许多不足之处。我重新找回了希望，获得方向感，并且开始为自己创造真正的机会。

此外，还有人跟我说我相当聪明——比班上的多数同学都要聪明。历史学教授汤姆·马洛伊对我说：“唐纳德，你也许可以进入美国任何一所大学。”

初中时，我就被正式列入彻底的失败者之列。“朽木不可雕也，”老师们说，“退学去服务祖国吧——做学问不适合你。”我本应该更好地了解自己。我想我的问题在于，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在思想上逐渐脱离了生活。没有人指导，我陷入了一个几近孤僻的状态。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开始散发出自信的光芒。我常常想，当时的那些老师为什么要用这种消极的方式来打击孩子呢？

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让我快乐的“神奇药水”。它是无形的，我甚至不能明确地说出它是什么。我想我会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或世界其他某个遥远的角落找到它，又或者是和某人结婚，让她来填补我的不足。当我和苏珊结婚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好像和一个能满足我需要的人结了婚。但到最后，我发现，我要找的不是一位妻子，也不是某个地方，我需要的，是从生活中学习。

现在我才意识到，原来答案一直跟随着我。也许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到，过有意义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正是来源于生活本身。

第11章 前往阿默斯特

在伍斯特山社区学院的前两个学期，我完成了7门课程，与此同时，我也经历了多次手术。到1982年夏天，两年之间，我已经做了11次膝盖手术，右膝盖8次，左膝盖3次。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再安排手术了，我开始把精力集中在课程上。按照这种进度，我离毕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需要6个学期才能毕业，但如果转成全日制学习，再过1年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决定去咨询中心问一下，看能否转成全日制学习。

“没问题，”转业辅导员芭芭拉说，“填好这些资料。”

一办完手续，我就问她：“今年秋季，我想学7门课程；明年春季，我想学6门。这样我用一年时间就可以毕业了，对吧？”

芭芭拉摇着头：“学院不允许学生一下子学太多课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我恳求她说：“去年，我通过夜校学完了7门课程，其中我有一半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当时课业很重，还有外界的干扰，但我还是在所有考试中拿到了A。我不想成为贵校的百岁毕业生——我相信，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芭芭拉笑了：“我看看你的档案。”

就这样，第三学期，我注册了7门课程——第7门是宏观经济学。

该课程是由约翰·巴塞特教授授课，是在我8年高等院校学业生涯中最艰难的课程。巴塞特博士也是我遇到过的最严格、最苛刻的教授。

第一节课，他就公布了成绩的评定方法：“你们总共会参加6次课堂测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如果这学期结束时，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也没旷课，你就可以不用参加期末考试。”

课堂上立刻炸开了锅。

他接着说：“鉴于从来没人能通过我的期末考试这一事实，我希望不管怎样，在坐的各位每节课都能如约而至，不要找任何借口。”

巴塞特教授的课程在继续，我惊讶地发现，每次上午8点，同学们都会准时地坐在座位上，按时上课。12月初，这个学期快结束时，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风雪。尽管天气恶劣，每个学生还是准时来到教室，除了我的一个朋友基斯·威廉姆斯——他晚了10分钟。

巴塞特看着他说：“等着参加期末考试吧，你是基斯吗？”

基斯请求说：“巴塞特博士，我家离这儿很远。我是一路从阿瑟尔（Athol）走过来的。”

“基斯，”巴赛特博士回答说，“我也是从阿瑟尔过来的。谈话结束！”

巴塞特教授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你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满足你的教授、老板和客户的要求，你必须了解他们的要求，并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你想获得成功、出人头地的话。

对我来说，能去上课就已经极其困难了。因为坐着轮椅，一些人会用疑惑的眼神看我；还有一些人会从我身边飞奔而去，这样他们就不用看我或帮我了。我的一些同学费尽心思让我有归属感，帮我出去走走。几周以后，我就不用再坐轮椅了，而这个学期剩下的时间，我可以拄着拐杖上课，出去走动也容易很多。

这个学期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发现我在数学课堂上略胜一筹。教我们的是一位卓越的教授，他把数学讲得浅显易懂，并让我意识到数学是一个需要长时间集中精力的课程。

历史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汤姆·马洛伊教授负责授课。他让我们在学习历史的同时，也得到许多乐趣。他富有幽默感，每一节课，他都会让大家笑声连连。

同时，我也学了文学，并第一次完全为写作带来的喜悦惊叹不已。虽然我的写作技巧不是最棒的，但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还是让我不断提升自信。

在伍特斯山社区学院第三学期的某一天，我在自助餐厅吃快餐，偶然之间，我看见餐桌上有一张折叠广告：“如果你的平均成绩是3.5或者更高，波士顿大学会为你提供4年的法学学位奖学金——两年本科、两年法学院。”因为我已经学了7门课程，并且都得到了A，我想将来进入波士顿大学是没问题的，它既是法学院，又能在4年内获得双学位，而且是全额奖学金。

我了解到，全美国共约2000个社区学院，一个社区学院只能提名一名学生获得波士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然后，波士顿大学会对2000名申请人进行审核，筛选出20名申请人授予奖学金。目前唯一的障碍是，我需要伍特斯山社区学院校长的亲笔推荐信，可我从来都没有去拜访过他。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立刻去了亚瑟·哈利校长的办公室。“哈利校长，”我说，“我需要您的推荐信，我想申请波士顿大学的信托奖学金。”

“我对你和你的资质一点都不了解。”他回答道。我把成绩单递给他，他看了一眼说：“我很高兴提名你，但首先你要让你所有的代课教授给我写信说明你的情况。”

我拜访了每一位教授，请他们给校长写信。几天后，哈利校长将提名信发到了我的邮箱：

我很高兴提名唐纳德·L.布朗先生作为贵校信托奖学金的候选人。

布朗先生将于1983年7月从本学院毕业。到目前为止，他在这所学校的学术成就令人瞩目，其个人资历也同样卓越不凡。以我个人对他的了解，他是个诚实守信、精力充沛、成熟稳重的人，这在我们社区学院的学生之中，是不可多得的。此前他已工作多年，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又重返校园。如果您想要寻找一位学术能力强大、学术成就不凡、真心希望获得高等学位的学生，那便非唐纳德·L.布朗先生莫属了。在此，我附上5封其他教授的推荐信，以更加详细地描述布朗先生的学术潜力。

当然，如果您还需要别的信息，我很乐意为您效劳。

周一早上，有人让我去学院转业辅导员芭芭拉的办公室。芭芭拉问我： “唐纳德，你真的想去波士顿大学吗？”

我说：“不想。”

她看上去很疑惑：“那为什么让校长提名你呢？”

“因为我想得到那个享有盛名的奖学金，这样我就能转入一所更有声望的大学。”

“哪所大学？”

“克拉克大学。”我回答。

“你想去阿默斯特学院（Amberst College）吗？”

“这是一所好学校吗？”

格雷厄姆女士一脸苦笑地看着我，“这是美国最好的文科大学。”

“我很愿意去，”我说，“但我肯定负担不起。”

格雷厄姆女士对阿默斯特学院非常了解，她曾帮助院里许多学生转到那里。她给了我一份阿默斯特学院的目录，让我带回家。

记得那天晚上，我高兴得连饭都吃不下。我火急火燎地翻看着阿默斯特学院的目录、申请材料和其他小册子，并第一次读到了阿默斯特学院那鼓舞人心的校训：“Terras Iradient（照亮大地）”。

我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的丈夫乔治接了电话，我脱口而出：“我要去阿默斯特学院面试了，看起来我能入选。”

“你是说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吗？”

“不是，是阿默斯特学院。”

乔治疑惑不解地说：“唐纳德，阿默斯特学院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它和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在同一个镇上，你是不是把它们两个混淆了？”

“没有，我今天给学院打电话了，接电话的人说‘阿默斯特学院’，而且这个女士的名字叫艾米·约翰逊，她是阿默斯特学院招生院院长。”

第二天下午，我花了6个小时考察阿默斯特校园。坦白说，有机会进入这所全国顶级的高校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只要能进入阿默斯特，我就能进入全国任何一所法学院，当然也包括哈佛大学。

招生面试的时候，我与院长艾米·约翰逊谈论了我对历史的喜爱。她很好奇我能在巴塞特博士讲授的课程上取得成功。她似乎也对我和班上同学的互动很感兴趣，她想知道，我是怎样和年纪比我小很多的同学相处的。“他们也是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没问题，相处融洽。”我回答。

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之后，她问我：“你还申请别的院校了吗？”

“没有。”

“这可不是明智的做法，你应该多申请几个，有备无患才是聪明之举。”

“我就要来这里上学！”

在伍斯特山社区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的辛勤努力终于带来了回报。在学院学术颁奖典礼上，我以平均成绩3.89的巨大优势，收获了10项学术奖励和几个奖学金，这就意味着我将以该学院历史上最优异的成绩毕业。我对那些在我相信自己之前就相信我的人满怀感激。要知道，我是在承受过几次手术，长时间要靠轮椅和拐杖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切。

当然，我至今还记得撕开阿默斯特学院来信的那一刻。

“祝贺你。”这是信的开头，剩下的内容我不读便知了，一时间我欣喜地又哭又跳。真是太兴奋了，妈妈也高兴得发狂，当我打电话告诉她时，她也哭了，妹妹楠希也为我开心。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平静下来，但苏珊和孩子们看上去并不太高兴。我把家人聚到车里，开车带他们去阿默斯特学院。他们不感兴趣，因为苏珊对我不挣钱养家糊口而去上学颇有怨言。她一直对孩子们说，她在考虑离开我。或许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们在阿默斯特学院校园里转了一圈。我要来这里上学了！我爱这校园：庄严的砖瓦教学楼、广阔的绿色草坪、壮丽的景色、刚刚修剪的草地散发出来的清香，以及匆忙跑去上课的学生。这是我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天！

我的心激动得砰砰直跳，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这是我向梦想迈进的重要一步，但却是我婚姻上的最后一击。苏珊很快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虽然我可以理智地接受她的决定，但还是被伤得不轻。我的第二段婚姻，又是8年时间，结束了。

第12章 又一场兵荒马乱的爱情

就这样，在徒步美国的第10天，我昂首阔步地来到了伍斯特山社区学院。我站在那里，注视着一排排美丽整洁的树木和教学楼周围修剪整齐的草坪，回想起以前在这个地方读书时的情景，眼里盈满了泪水。校园虽美，但我不能逗留太长，因为睡觉之前，我还有数英里路要走。

我们晚上享用了肥厚多汁的牛排，在加德纳的速8汽车旅馆享受了一整晚充足舒适的睡眠。

第二天早上，我神清气爽，开始在高速公路上以轻快的步伐行走。我现在处于山谷之中，马萨诸塞州中部的群山环绕着我。尽管天气干燥炎热，这里的绿色还是让人心旷神怡，空气干净清新。

走过阿瑟尔纪念医院（Athol Memorial Hospital）的时候，我想起和妈妈在急诊室度过的许多焦急时刻。她后来搬到了奥兰治，离我很近，但她由于心脏和肾脏的问题险些丧命——不止一次，是两次。

我向西穿过阿瑟尔，急切地想经过我的故居，奥兰治希尔郡路上的一个2英亩的小型农场，我曾和第二任妻子苏珊在这里住过。

当我站在街道旁边的巨大枫树下看着老家的时候，我以前的邻居罗恩·斯顿停下了他的皮卡车。他爬出来给我一个拥抱，和我握手。他是一名开发商——就是他把这个地方卖给我和苏珊的。他说：“我从来没想到还会再见到你，但你总是让人出乎意料。”虽然自从我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19年了，罗恩看起来还是和当年一样。

我对罗恩说：“我终于要徒步穿越美国了。”很多年前我就告诉过他我的这个计划。我记得，那时的我腿上带着打到大腿根的沉重石膏，被困在了花园里，无法站起来回房间。另一个邻居拯救了我，他还提醒罗恩多留意我的困境。他听后，冲到了我家，发现我满眼泪水，无法起身，很是无助。

我对他说：“没事。等我好了以后，我要一直走到大苏尔。”

他笑着说：“在开始之前，你最好先摆脱拐杖和石膏。那将是一个很可怕的长途跋涉。”

罗恩跟我讲起了他多年前的一个故事。“大萧条时期，在奥兰治没有工作可做，别的地方也没有。我刚高中毕业，决定游遍整个国家。”他回忆着说。在那个年代，他和所有人一样没有钱，所以他唯一的旅行方式就是坐火车，像流浪汉一样。

我本来可以和罗恩聊上几个小时，但还是和他匆匆道别了。因为那天下午，我还要翻越通往阿默斯特的高山。到了湖边，我衣服也没脱就纵身跳入冰凉的水中。在酷热的天气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查尔斯认为我跳进湖里“酷毙”了，所以他也跟着跳了进去。

现在是下午2点，我还需要爬20英里才能翻越这座山，看来有点晚了。

第二天早上，我又回到了昨天上山的地方，准备爬山。

几个小时后，我下山来到了阿默斯特所在的小镇，它坐落在伯克郡遥远的山脚之下。我走到镇中心，径直去了阿默斯特学院。在这里，我的一位老朋友，戴安娜 · 思科瑞瓦邀请我一起吃午饭。

戴安娜在学校做行政助理的时候，负责为学校的院长、教授和院系主任安排交通，帮助他们前往波士顿、纽约或者更远的地方参加会议和讲座。基于我勤工俭学的需要，戴安娜“雇”我开车接送他们。不久，我就以“思科瑞瓦的司机”而闻名了。

离吃午饭还有1个小时，我在学院餐厅对面的矮石墙上坐了下来。趁着还有时间，我在这儿回想起当我还是这里的学生时，经常与一位最特别的朋友——玛格丽特·克瑞斯同样坐在这里的情景。

记得第一个学期的一天晚上，我在教室学习到很晚，教室的门开着，玛格丽特正在隔壁教室。经过门口时，她冲我打招呼：“你好。”

我抬起头微笑着说：“你也好。谢谢你和我打招呼，你真是体贴。”像我这样大龄的学生，又是转校生，往往很难适应学院的社会生活。许多年轻学生不会欣然接受我的存在。我有时会听见人们这样议论：“他是怎么进来的？”

玛格丽特走进教室继续和我交谈。她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年轻女孩，仪容无可挑剔，看上去博学多才又聪颖。她的穿着与典型的学生打扮截然不同，一条及膝的飘逸半身裙配上漂亮的毛衣。她留着披肩发，每一根头发都梳得整洁到位。她的微笑很真诚。

我们开始了很长的谈话，讨论怎样写出阿默斯特级别的论文。玛格丽特受过良好的教育，从那天晚上开始，整个第一学年，都是玛格丽特在教我怎样去完成教授布置的作业。

谈论学术大约1个小时后，我们聊起了个人的生活。短短几分钟，我们把各自在生活中给自己带来困扰的、最隐私的话题诉说给对方。我惊奇地发现，和她谈论这些很容易。我跟她说了妻子和继子们对我的疏离，还告诉她，对学术的追求让我的婚姻中产生了巨大矛盾，以致于我和妻子几个月前就分开了。

我们决定出去，去当地的通宵餐馆吃夜宵。当我们坐下来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这个迷人的女孩深深吸引了。但她太年轻，才20岁，而我已经38岁了。我觉得自己这么大了，还被如此年轻的女孩吸引，实在有点太不恰当了。她的专业是德语，毕业后打算去上医学院。

那天晚上我们很开心，此后，我们开始经常一起去学院的餐厅吃饭。人们注意起我们了，但我们对别人的闲言碎语不闻不问，因为这对我们两个而言都不重要。我们慢慢成了最好的朋友，又似乎在朝着恋人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我们对彼此做了终身的承诺——作为朋友，我们会一直在彼此身边，但一想到将来她的父母会怎样看待我们的关系，我又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一年以后，我终于见到了她的父母，鲍勃和汉娜·克瑞斯。他们在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来阿默斯特接玛格丽特去旅行。对于我们的含蓄关系，她的父母显然很震惊，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我不确定玛格丽特是怎么想的，但在我看来，她的父母不赞同，当然，我也不能去责备他们。

我决定结束我们之间这段模糊的关系，这样玛格丽特就可以自由地去探索生命中的可能人选了。可我突然又有种巨大的失落感，我想，在玛格丽特秋季返校时，如果她还想和我继续的话，我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

然而，玛格丽特没有再回学校，她休学一年。因为我们之间关系的结束令她心烦意乱，她在迷茫的大海上漂流着，正面临着重大的人生决定。有时，我会开车去纽黑文（New Haven）——她休学缓解自己的这段时间，在这里工作。那些偷偷在一起的时光，只会让我们对彼此的感情更加强烈，觉得更有意义。

第二年，玛格丽特回到了阿默斯特。因为这期间我相当繁忙，住在校外，还要完成开车接送的任务，所以我几乎没有与玛格丽特联系。偶尔，我们会找时间聚在一起，度过有意义的时光。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依恋是深刻的，但外界环境似乎会阻挠我们任何向前推进的机会。

春天，玛格丽特去了德国，她要在国外待上一个学期。我感觉到，是她的父母故意把她送出去的。我猜，他们是想让我从她的生活里彻底消失。后来我才知道，这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

我想念玛格丽特，整天都在想她。我挣扎着去结束这段关系。我从阿默斯特毕业后，玛格丽特还在国外。我想和她在一起。

我暑假在学院找了一份财务主任助理的工作，又独自一人住在了宿舍。6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决定给远在德国的玛格丽特打电话，告诉她我想和她在一起。当我拨通她电话的时候，欧洲大约凌晨4点。我们刚开始谈话，她就脱口而出：“我遇见了一个男孩，我们订婚了。”

“噢，我的天哪！”

玛格丽特接着说：“我秋季会回到阿默斯特，我的未婚夫会拿着签证和我一起过来。”

我崩溃了，但不能让她知道这一切。我只能说：“我得挂了，会再打给你。”

一放下电话，我感情的闸门就打开了。我不能自已，断断续续地哭了几个小时。我觉得她是我的灵魂伴侣——我的两个前妻，从来没让我有过这种感觉。但当我意识到这些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她。

当玛格丽特秋季回到学校时，我已经在哈佛大学了。深夜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论她即将到来的婚姻。很显然，她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要结婚。一天晚上，我们制定了下一周的周末计划。她要来哈佛，在宿舍和我一起度周末，但最后，由于一些莫名的原因，她不能过来了。我常常在想，如果那个周末她能来看我的话，我们两个的生活也许会就此不同吧。

岁月流逝，我继续在哈佛大学完成学业，后来遇见埃斯特拉，并和她结了婚，玛格丽特参加了我的婚礼。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曾经对之有强烈感觉的女人正和她的未婚夫在我的结婚舞会上翩翩起舞。埃斯特拉和我很快有了两个儿子。玛格丽特后来也结婚了，我去参加了她的婚礼。又一次，我的感情泛滥了。我深切关爱的女人就在那里，她却要和她的未婚夫永结同心了。后来玛格丽特继续去医学院完成学业，并且实现了当医生的梦想，与此同时，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上完医学院之后，她将会有第3个儿子。

25年以后，玛格丽特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永远都是。不幸的是，她的婚姻在开始之前，已经注定了要分开。我经常会和她、她的孩子和父母一起度假，开车到纽约州北部的奥尔巴尼（Albany），那是她曾经生活的地方——只是参观一下。

当回忆起我们在阿默斯特的时光，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玛格丽特，我永远也不可能顺利度过在在阿默斯特的日子。玛格丽特也说：“如果没有唐的帮助，我永远也不可能从阿默斯特顺利毕业。”

第13章 康马杰教授

1983年5月29日，星期日，当我出现在阿默斯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了。情侣们团聚的周末刚刚结束。我打算暑假暂住在这里，等学校9月开学时，再搬进长期宿舍。在校园的那段时间，我要首先弄清楚校园的地形，知道怎样顺利通过陡坡和低洼之处，然后拿到教学大纲和教材，约见自己的教授。最重要的是，我要开始阅读。

直到半夜，我才收拾完行李，整理好床铺，把梳妆台的抽屉里塞满生活洗漱用品，布置好自己的学习空间。我筋疲力尽，一头倒在小床上。我打开了一张阿默斯特学院的课程安排表，我已经在上面圈出了106个想上的课程，但只能选24个，因为我是以大二第一学期学生的身份入学的。我最想上的就是世界著名历史学家亨利· 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教授的课程。

在60年的执教生涯中，康马杰教授曾著述和编辑了超过160本历史书，这些书被世界各地的大学使用。我很快发现，他的课堂已经座无虚席，看来我需要等到大三的时候，才能听到他的课了。

宿舍正好在餐厅的楼上，早上我会拄着拐杖下楼，找到轮椅，然后游弋在用餐区。在这里用早餐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我的托盘上总会盛满各种食物，有我想吃的任何东西。我来到了学生用餐处，这里只有一张餐桌的一边空着，两位年轻的女士坐在那里。我转动着轮椅上前，来到桌边，征得她们的同意后，加入进来。她们欢迎我，就好像我同她们一样——尽管我可能比她们大20岁，而且体重200磅，更别说还坐着轮椅了。

早饭过后，我决定坐着轮椅走很长的一段路去康马杰教授的家。我按了门铃，一位年轻而又打扮精致的女人开了门。

“这是康马杰教授的家吗？”我问。

“我是康马杰的夫人，请进来吧。”

康马杰的夫人与我年龄相仿，我开始想，康马杰教授应该没有我想得那么老。她带我穿过摆满书的阳光门廊，来到了厨房，我开始意识到，这里每一个可以堆放东西的地方，都堆满了书。接着，她把我带进书房，我坐在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具有百年历史的软垫座椅上。

当康马杰教授来到楼下时，我看到他确实很老了。他见到我一脸好奇，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得到你的造访，年轻人？”

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转校生，刚来到阿默斯特。我到这所学校之前，他的课程就结束了面试和注册登记，所以我没办法上他的课，这让我极其失望。

他问了我有关早期美国历史的几个尖锐问题，问我最喜欢的开国元勋是谁。我回答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他显然喜欢这个答案，“杰斐逊也是我的最爱。”

我们来来回回探讨了半个小时美国历史后，他说：“好吧，我想我能安排你在9月份上课。”

他指示我去学校登记处把情况告诉登记处主任，他会让我填写相应的表格，这样我就可以上他的课了。

当然，我很高兴，也很感激。我环视了一下房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比我书还多的人。”

他笑着说：“你还没有真正地见识到。这整个房子里，每个房间都摆满了书。”

然后他说了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话：“阅读会引发思考，思考引发写作，学会写作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

我来到阿默斯特才15个小时，就学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我感觉到，阿默斯特会把我推向更远的地方。我学到了很多，我在成长。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何时结束在阿默斯特的日子，但我敢肯定，这会是一段很美妙的旅程。

秋季开学时，我发现另外一名转校生已经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了。第一节课后，我向他介绍自己，并问他能否给我好的建议，帮助我从阿默斯特进入哈佛法学院。他回答说：“去做康马杰教授的助教吧，这可以帮你进入任何法学院。”

我把这个小窍门记了下来。

第二个学期快结束时，一名大四学生问我是否愿意做一些开车的工作。他一直在学校勤工俭学，担任学院司机，但最近因为他忙着写毕业论文，所以无法承担所有任务。

从那时起，我开始为戴安娜·思科瑞瓦工作，经常开车往返于机场、火车站和学校，接送来访的政要。

第一学年结束后，校长秘书帕特·穆林斯问我，是否愿意开车去纽约接回新任校长。

第二天一大早，我开着学校的车前往曼哈顿，去接阿默斯特的新校长彼得·庞西。在回来的路上，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跟他说，学校应该为像我这样腿脚不方便的学生提供校外住房，因为我们住在被称为“衣柜”的学校宿舍，行动很不方便。我还对他说，学校还应该有更多像我一样来自社区学院和具有不同经济背景的学生加入进来，这样，学生的主体就会更加丰富。

“我会让这些方面有所改变的。”他答应着说。

果然，他做到了——我在阿默斯特上学的最后两年，他把少数群体人数占的比例从3%提高到了11%。

我们谈到了我想去法学院读书的渴望。我告诉他，我要想办法成为亨利· 斯蒂尔·康马杰教授的助教。当我把他送到校长的住处时，他说：“唐纳德，当你该上法学院的时候，我会写信推荐你当助教的。”

不到一周，学校住建部给我打来电话，说学院在综合体育场对面主干街道上的住房已经预留给我，让我入住。我终于不用再住在衣柜般大小的房子里，不用睡在会令我变成“侏儒”的床上了。这真是一份很特殊的礼物。当然，这不是从校长那里传来的唯一惊喜。

3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他写给康马杰教授的信：

康马杰教授，

我写信支持唐纳德·L.布朗申请成为你享有盛名的助教职位。他是阿默斯特一朵瑰丽的奇葩。有几个像他一样现已38岁、曾高中辍学、当过海军、打过半职业棒球比赛的人会认为自己注定会在阿默斯特呢？我认为他的独特在于以下几点：

（1）他锐意进取的智慧和渴望成功的决心，以及平均分为A的丰硕成果；

（2）他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和他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信念；

（3）他喜欢被年轻的学生广泛地接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贫穷还是富裕，黑人还是白人。

他不用刻意去打磨自己，因为其他人会欣赏他的坦率和真性情，我们都很佩服他坚毅的意志力，这使他战胜了如此大的挑战，拿到了这迟来的本科学位。他也很清楚地发现，他在鼓励着年轻的一代，鼓励着希望渺茫的一代，鼓励他们为自己搏得一个自信的未来。

我强烈地推荐他，因为我知道他能出色地服务好你和你的课堂。

彼得

几天之后，康马杰教授邀我去他家商讨助教的事情。这几乎是一份全职工作，除了日常职责以外，我还需要开车带康马杰教授去很远的地方做演讲。

我经常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纽约市、费城和波士顿。在去的路上，康马杰教授会和我讨论他即将到来的演讲，会问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会讨论他的演讲效果如何，我还会提出相关的意见和问题，这同样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学生通常只能做一个学期康马杰教授的助理，而我却做了3个学期，这就像我在阿默斯特学院拿到了两个学位一样。

第14章 收到哈佛法学院录取通知书

在阿默斯特最后一学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决定申请7所法学院，但不包括哈佛大学。虽然哈佛大学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但我特地避开哈佛，因为我阿默斯特的朋友去了那里却并不喜欢它。我选了7所最顶尖的法学院，尤其对耶鲁大学感兴趣。

1985年12月13日，离申请截止日期还有两天，我开车去了耶鲁大学参加招生会议。在我去招生办公室之前，顺便拜访了著名的民权教授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他是我想去耶鲁大学的主要原因。我在阿默斯特关注的是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从逻辑上来说，我的下一步应该是研究种族和法律。马歇尔是肯尼迪政府民权律师和罗伯特·F.肯尼迪的首席检察官助理，我很早以前就希望成为他的门生。

马歇尔教授对我说：“如果你的兴趣和热情与我所认为的一致，你应该拜师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

告别伯克·马歇尔之后，我考虑了很久。虽然离法学院申请的截止日期还有两天，但也许我应该重新考虑申请哈佛大学。第二天，我在驱车回阿默斯特的路上又想了很多。次日是申请法学院的最后一天，我不知道该如何准备所有必需的申请材料并在一天之内完成申请，而这一天恰好又是我的生日。我需要提供论文、填写无数表格，并获得校长直接写给哈佛大学的推荐信，而这个过程要花很多时间。

最后一天的早上，我去了阿默斯特法学院咨询办公室。在那里，我向克拉克院长解释了自己的困境。他对我说：“没问题，我会找一些精力充沛的人把你需要的资料搜集在一起，下午你就可以开车去哈佛提交申请了。”

三四个小时后，我收集到了所有文件，把它们装进一个大信封里，然后开车前往剑桥哈佛法学院。由于我是午饭时间到达的，唯一在办公室接收我资料的人是招生院院长。我把申请材料直接放到了她手上，好运再次降临。

我感觉如释重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已竭尽全力。现在就像有人把数吨的重量从我肩膀上抬走，而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许多阿默斯特的同学此时都心慌意乱，焦急地等待着或是法学院或是医学院又或是研究生院的答复，而我却相对冷静，因为我已经确保可以进入一堆真正优秀的法学院：耶鲁大学（我是候选人名单中的头号种子）、萨福克大学、波士顿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不管哈佛法学院的决定如何，我都能成功跻身于全国顶级的法学院，我很满意。

庞西校长为我写的推荐信也包含在我的申请资料之中。后来我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时，招生院院长告诉我：“从我读到彼得·庞西校长推荐信的第一句话起，你就被哈佛法学院录取了。”

彼得·庞西的推荐信是这样开头的：“唐纳德·L.布朗是我20多年来在美国大学遇到的最非凡的学生。”

第二天，我收到了哈佛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份最美好的生日礼物。第一个“吗啡梦想”已经实现；第二个虽然暂时需要搁置，但绝对不会被遗忘。

在阿默斯特毕业那天，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整个班级在体育场排好了队，准备行进到毕业典礼的礼台上。

我们走上礼台，绕礼台一圈，然后走到教授们中间。教师队列的每一位教授都上前和我握手或者拥抱了我。我被深深地打动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当我上前接受庞西校长颁发给我的文凭时，整个学校的董事会起立为我鼓掌。庞西用他的英式口音向观众席宣布：“唐纳德·L.布朗是这所大学毕业的最年长的学生，这是一份独特的荣誉。”

那些时刻被永恒地烙在了我的灵魂和记忆深处。

那天傍晚，当太阳开始掩入树梢，我独自躺在躺椅上安静地待了几个小时。我回想着过去5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刚开始时的绝望和产生自杀念头，到现在从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毕业，并且即将进入哈佛法学院。我希望不要醒过来以后发现这只是一场梦。

我希望我能永远留在阿默斯特，但我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我渴望成为一名律师。

＊＊＊

就这样，我一直坐在餐厅对面的矮墙上回想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戴安娜出现，我们径直去往学校的瓦伦丁餐厅。戴安娜告诉我，在阿默斯特谁退休了谁又去世了。我所喜欢的大多数教授已经不再任教，更多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一如既往地做出美味食物的餐厅现在变得更好了。我们坐在瓦伦丁餐厅明媚的靠窗位置，俯瞰着广阔的校园美景。这顿午餐棒极了。

第15章 到达青山山脉

是该继续前进的时候了。我重新开始了行走，沿着9号公路向西，朝着北安普顿（Northampton）方向行走。

我喜欢步行穿过惠特利（Whatley），喜欢它一望无际的绿色玉米田。现在对我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炎热。我每天要喝超过6加仑（1加仑约等于3.785升）的流体——4加仑水，2加仑果汁。

前两周的行走使我对自己的步伐和饮食有了一定掌握。我行走时燃烧的热量远远大于我的摄入。我还一直关注自己的双脚，特别留意对足部的护理，经常清洗和冷却双脚，以防产生水疱。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因为在我至今走过的500多英里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是我之前在计划和训练时所不曾遇到的。

晚上8点左右，酷热、潮湿以及太多的上坡路把我累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晚些时候，我离开了马萨诸塞州的伯纳特斯顿（Bernardston），越过边界进入佛蒙特。这是我徒步旅行中的第4个州。我已经走了13天，从波士顿马拉松的终点线开始，到现在已经走了527英里。

佛蒙特州，绿山之州。这个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vert mount，意思是“绿色的山”。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以其雄伟的景观而闻名。长久以来，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住在这里，尤其是在伯瑞特波罗（Brattleboro）和本宁顿（Bennington）。这里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古朴的村庄，给人们带来许多乐趣，让人感觉就像时光倒流。

我和查尔斯在伯瑞特波罗南郊的汽车旅馆预订了房间。我们吃了巨无霸、薯条和健怡可乐，然后把身体浸没在游泳池中放松。查尔斯说：“走了两个星期，你做得非常好。”

我已经坚持了两周，并且仍然站立着。在过去几天，我的脚似乎有所改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查尔斯。幸好有他在，否则，我在一个星期之前就会被迫退出。

许多朋友猜测我只能坚持一周，其他比较大胆的朋友把我能坚持的时间延长到了两周——但这已经是极限了。反对者认为，这种日复一日挑战身体极限的劳累最终会削减我的决心。一位朋友说：“一天40英里日复一日地行走会杀了你。没有人能做到。”

医生对我说：“你的膝盖承受不了这种持续的拉伸，一周之后，它们将发展成严重的问题。”

我听到了所有的负面评论，但没受影响。我有能力去专注并完成已开始执行的事情，我对这点深信不疑。人们有时会忘记，人类与生俱来就有能力去克服那些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实现崇高的目标。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了。

我昨晚睡了12个小时，想让我的腿有更多时间来恢复，所以我比以前睡得更多了。

动身翻越猪背山（Hogback Mountain）之前，我给儿子们打了个电话。他们正在洪都拉斯外婆的咖啡种植园度假。那里要比这里早两个小时，他们此时正要出去，尼克说：“爸爸，你还在走吗？”

“当然，”我对他说，“我专门往高处走，并且享受冒险。”

尼克说：“上周看过你的脚之后，我想你会停下来。”

我想我已经被众人的怀疑包围了。尼克说：“我希望你在我身边。没有你感觉不一样。”

他接着说：“路易斯想和你说话。”

路易斯拿起电话：“我不相信你还在走。”

我说：“我会完成，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那我们等着瞧。”他用怀疑的语气说。

“你与别人相处得好吗？”我问。

“我每天打棒球。表哥和我一样喜欢棒球。”他回答说。

“我很高兴你玩得开心。你要懂事有礼貌，尊重所有的亲戚。”

“我想几周之后，我会在伊利诺伊（Illinois）见到你。”他说。这大大鼓舞了我的士气。

“肯定会的。到那时，去加州的路程，我几乎走了一半了。”

我讨厌挂断电话，但很显然，路易斯想出去玩棒球。“我爱你，小家伙。”

“我也爱你。”路易斯说。

上午9点，我从陡峭的山丘上轻快地走下来，前往伯瑞特波罗市中心。虽然伯瑞特波罗通常被称作一座城市，但实际上它比新英格兰的许多城镇还要小。

我在9号公路上的切尔西皇家餐厅吃了早餐，在攀爬猪背山以前，我需要燃料。等待煎饼的同时，我跟几个老前辈聊了起来，他们中有些人终生居住在这座城市。他们以这家餐厅自豪，告诉我这家餐厅在伯瑞特波罗地区连续两年被评为“最好的早餐地”。

这一天接下来的行走，是一段长达40英里的上下山坡。最近，我在脑中把每天的行程分成了4个10英里。一天走4个10英里看起来要比一天走一个40英里或两个20英里要容易些。今天，走完第一个10英里之后，我离猪背山顶峰还差几英里。

几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山的顶点。

那是夏季光彩绚烂的一天。

在9号公路一些之字形坡路上，我能一眼望穿5个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无处不在的森林为远处的山脉铺上深浅不同的绿色地毯。旅游者远眺时会使用投币式望远镜，但观看的视觉效果还没有肉眼好。当周围没有车的时候，我听到的只有微风的呼呼声和头顶鸟儿的低语。这是一种难得的喜悦。

在天空餐厅吃午餐的时候，我点了一块巨厚的火鸡三明治和西兰花热奶油汤，在一个巨大的平板玻璃窗旁坐下来，观赏五州风景。

我能想象这些树叶在秋天时火红的壮观，佛蒙特州以此著称。再过几个月，到了初秋，成千上万的游客将会涌向猪背山。佛蒙特州称这些人为“赏叶者”。向远处眺望数百万英亩树林时，我想象着它们冬天被积雪覆盖的画面。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的，我想。

这一美景也深深打动了查尔斯。他说：“在巴西，没有这样的景色。”他站在那里，静静地凝视着，心中充满了敬畏。

我走下山来，朝着本宁顿方向走去。长距离的下坡行走没有想象得那样简单。下山时，腿上使用的是一组完全不同的肌肉，而且下坡对膝盖造成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10英里的下坡路会让人欲哭无泪。我一生中做过多次膝盖手术，这些手术使我的膝盖如今十分脆弱，当我连续走下坡路时，膝盖受到的额外压力往往难以忍受，就连丝毫的闪失都会让我极其痛苦。

今天已经走了25英里。只要路面依旧平坦，我应该能在下午7点之前到达本宁顿。总的来说，虽然一天40英里的目标有些苛刻，但同时又是可行的。

迪尔菲尔德河（Deerfield River）在我的左边，清澈透明的河水引诱着我想潜入水中。每次经过有水的地方时，我都会蠢蠢欲动。

有一个小时，河水流动的声音成为了我令人愉快的伴侣，但这份惬意又会不时地被电锯的尖叫声和斧头砍伐木材的劈啪声打断——因为人们正在为佛蒙特州寒冷的冬天做准备。

前方，我看见了一片阴沉的天空。我离西尔斯伯格村庄（Searsburg）很近了——这个村里有一些农场和普通的商店。乌云盘布在路的前方，还有7英里就到本宁顿了，我会在那里过夜。

片刻之后，快速移动的暴风雨来到头顶上方。

突然，一阵强风遮住了我的眼，卷积着沙子和碎片刮到我的脸上和眼睛里。震耳欲聋的雷声紧跟着闪电，天空骤然下起大雨——典型的新英格兰夏季雷阵雨。对于长途步行者来说，在这样的4H天，这场雷阵雨是一种缓解。

没有任何的预告，暴风变成了小型飓风。狂风肆意蹂躏着一切，让人几乎无法站立，骤雨斜着向我拍打而来，像是有无数个针头扎向我的脖子和脸庞，金属停车标志牌像飞盘一样，从我身旁飞过。

一道闪电击碎了我左边100码的一棵巨大的道格拉斯冷杉，只剩下参差不齐的10英尺高树桩。

“够了！”我喊道。

我爬进了面包车。不久，风开始减弱，“路上的河流”渐渐变成了涓涓细流。雨停了之后，树木继续下了一阵“雨”。虽然暴风雨在很短时间就结束了，但我全身已经僵硬无比。太难受了。

危险是步行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潜在的，但它无处不在。一些危险可以治疗和控制，比如皮肤顽疾和糖尿病；但其他潜在而又难以预料的危险，则能在片刻之间就把我干掉——比如那棵道格拉斯冷杉。我的膝盖、后背和心脏都有问题，更何况还有中暑的危险。我的体重在不断下降，感觉也越来越好。我能感觉到身体上的负担没那么沉重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5点就出发了。今天将是艰苦的一天，因为昨天我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我需要走完昨天剩下的8英里，再开始向纽约进军。天空一片漆黑，我已经在9号路上，试着放松腿脚了。值得庆幸的是，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所以我走在路的中间，那里相对平整。我现在的兴奋指数是A+，即将敲开另一个州的大门了，我激动不已。

黎明之前，我到达了本宁顿，这里是本宁顿学院的所在地，它被视为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圣地。罗伯特·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就埋葬在这里。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大器晚成的画家，晚年成为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在本宁顿作画多年，当地人称这是“佛蒙特州真正开始的地方”。

对我来说，大学所在的城镇，像阿默斯特、奥斯汀、伯克利和剑桥，都很独特。本宁顿就属于这样的城镇。这里充满活力，到处弥漫着“思想”：诗歌朗诵会、新书签售、音乐会、各种街头音乐家和艺术家比比皆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进行缜密细致、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讨论，大胡子教授们拿着烟袋，休憩在街边露天茶座的躺椅上。在那里，剧院、书店、有机咖啡馆、比萨饼屋，以及与十几岁孩子同游大学的父母，都是最平常的景观。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这些大学城就像乌托邦一般，美好得不切实际。

早在殖民地时代，本宁顿就成了康涅狄格河西边第一个有人居住的城镇。它对于著名的本宁顿暴民，即由伊森·艾伦领导的格林山兄弟会（Green Mountain Boys，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佛蒙特州的民兵组织）来说，是一个突破点。在这一天，我感觉自己成了本宁顿暴民中的一员，翻过格林山脉，越过了终点。

我以每小时4.8英里快如闪电的速度走完了到达本宁顿的最后8英里，但这么做并不值得。我浑身被汗水浸湿，首先需要降温、换衣服和喝冷饮。我抽时间快速浏览了当地的报纸，在那之后，我休息了半小时。我腿上的肌肉又紧绷了，拉伸了几分钟之后，我准备再次行走。

现在是半晌午了。我知道自己的体重正在减轻，因为我的衣服明显宽松了许多。我现在感觉要比前几天更强壮，完全没了放弃的念头。

我停下来，回头看着佛蒙特，当我独自站立在阳光下的时候，我了解了沉默是金的含义。我吸入扑鼻的松树芳香，告诉自己，我爱佛蒙特州，这里是所有嬉皮士隐居的地方，我能感觉到他们为什么被这个地方吸引。

每一天的行走，都有其特殊的时刻，此刻就是今天的特殊时刻。

第16章 “最后的莫西干人”

早在当初决定要于1997年7月4日徒步美国时，我便意识到，为了完成这趟旅行，我需要制定一系列必要的计划。我要在很短时间内考虑很多事情，而且得保证不出错。幸运的是，行走路线我在几年前基本上已经定好，否则，3个月时间远远不够。

剩下的就是做预算，包括路上的开销和需要携带的一系列设备和用品的支出。我还要制定必需的电视宣传和媒体联系计划，以便能让慈善机构从我的这次旅行中受益。

对我来说，制定预算也许是最复杂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要去估算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物所花费的成本，而我对此没有任何经验。我需要多少服装？需要什么样的衣服？路上住宿、吃饭、洗衣和摄影需要多少钱？身体保健需要多少钱？看起来琐碎的东西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例如，洗衣费用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我要走好几个月，在炎热的夏天，我每天要换五六次衣服，甚至更多。电话费呢？我要携带一部手机和即将去往的地方的朋友联系，告诉他们我到达的确切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我离开之后，家人要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生活花销。

我不想妻子担心家庭的财务状况，希望她和孩子们能继续日常的生活。于是我计算出了一笔包括了所有费用的款项，存入银行账户。

此外，我意识到我需要某种类型的“后援车”来全力支持我，它应该能够满足我旅途中各种不同的需求。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此外，我还需要找一个不介意每天开车13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以蜗牛般的速度在我后面驾驶的人。可如果我足够幸运能找到接受这份工作的人，他的工资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同时我在路上花费在餐饮费和服装上的资金将会变成两倍。再加上车辆耗费的保险、油费、维修和洗车费用。我把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发现数目惊人：

司机的工资预算是1万美元；

汽车旅馆的住宿费用，按一晚上50美元算的话，是7200美元；

食物按照每天花费125美元，144天总共将花费18000美元；

每周与车辆相关的支出费用是300美元，20周便是6000美元；

摄影、胶卷和洗衣的费用，要额外支出2000美元；

我需要购买的设备和服装加起来至少花费6000美元以上。

把这些预算全部加起来，最终大约为5万美元。

做好预算之后，我又开始思考为慈善机构筹集资金的问题。我要确保不管数量多少,慈善机构都能从中获益，这对我很重要。举办行走活动，从传统上来说，是慈善机构筹集资金的一个极好的方式。无论如何，既然我要徒步穿越美国，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次筹集善款的活动呢？我很快敲定了6家不同的慈善机构，呼吁人们通过向这些机构捐款来支持我的旅行。准备好以后，我会把慈善机构的名字印在车身上。它们分别是美国脑瘫联合协会、吉米基金（资助患癌的儿童）、COPS（资助警察解救的儿童）、波士顿新英格兰中心（收容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黑人大学联合基金会和在马萨诸塞州栗子山的布林蒙学校。整个行程中，每当有人问 “我该怎样捐款”时，我就指着面包车上的慈善机构名单，并请他们考虑为名单上一个或多个机构捐款捐物。

大部分的媒体宣传都是自发的，特别是较小的新闻媒体。但如果要获得大媒体机构的新闻报道，那么我就需要传真新闻稿，然后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兴趣并表达希望安排采访的意愿。

一家手机公司为我的整个行程提供了免费服务，洛克波特牌运动鞋制造商为我提供了免费的鞋。其他大多数企业认为我又老又胖，难以完成整个行程，所以拒绝赞助——我先后给20多家企业发出过赞助提案。有几家公司直接质疑，考虑到我的年龄和体重，我能否完成这次艰巨的活动还是个问题；还有几家公司承诺，等我到达美国西海岸以后，它们就会加入进来。但刚开始，我必须依靠自己的资金。离开波士顿市时，我的账户上有40000美元。到现在，我已经花了10000美元的储备金。

决定行走的时候，我就已经设法卖掉我在医疗实践公司中的股权，这是我和妻子共同组建的公司。我想通过出售股权来获得资金，以承担徒步穿越美国的费用。

在交易结束的时候，我劝说投资者资助我50000美元，以支付路上的开销。当他们最终同意成为第一个赞助商时，我激动不已。另外，公司新的老板同意为我和家人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直到长途跋涉结束。

这次行走的关键需求已经到位，我已经准备好——没有回头路了。

＊＊＊

带着愉快的心情，我轻松跨过洒满阳光的纽约州边界，进入了第5个州，登陆上了7号公路。

在7号公路上行走的数英里路，迎接我的不只是孤单、疲惫、看不到尽头，有时候还有单调。虽然我能战胜身体疲劳带来的挑战，但是心理上的疲劳却始终挥之不去。如果我不能想出一些招数来抚慰情绪上的波动，那么整个行程中，我就会像只蝴蝶一样飘飘荡荡。

我发现，每天40英里的计划，逼得我没时间去闻玫瑰的花香。如果我每天只走完马拉松的里程——大约26英里，下午2点之前就可以结束，这样我就有时间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还能参观一些景点。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尝试那样的行走，但在这次的计划中，我没有那么奢侈的安排。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让一天40英里的步行变得更加愉快的方法，即尽量回顾前一天路上的细节，把它们储存在记忆里，这种方法很奏效。另一种方法是辨别路上遇到的不同种类的动物，或者给途中经过的风格各异的房子归类，猜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有时候我会畅想一下，如果看见的房子是我的家，我会做什么。我经过一个带有谷仓的破旧农场时，我想象着自己在一点点地修补这个地方。我还会观察从身边经过的汽车、面包车、皮卡和越野车占的比例各是多少。

下午晚些时候，我来到了纽约州的特洛伊市（Troy）。这是离开波士顿以后，我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交通拥堵。我担心查尔斯能否一直靠马路最右边行驶，这样就不会妨碍其他车辆。他平时的习惯是在我身后100英尺，同我一样以蜗牛般的速度每小时4英里向前滑行。查尔斯这时候需要开车在辅路上行驶，后面还有汽车在不停地鸣喇叭，他一定感觉很恐怖。

很显然，纽约的司机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步行者时都会吓一跳，所以他们会突然不必要地转向、鸣爆他们的喇叭、挥动着拳头，或者尖叫大喊。

第二天凌晨4点，我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镇（Amsterdam），来到5号公路。

我向西进入方达村（Fonda）。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些易洛魁族部落（Iroquois）的印第安人，他们过去统治着这片土地。他们之中有三个男人、一个快要分娩的妇女和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都身着色彩鲜艳的典型印第安人装束，留着长长的黑色马尾。我说：“我能和你们一起走会儿吗？”

看上去像头领的人说：“欢迎！你想跟多久就跟多久，但我们只走一英里。”

“为什么这么一大早就出来呢？”我问。

“为了我的妻子，每天早上走路可以让她分娩时不那么痛苦。”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我问。

“昨天。”他说道。

走了一小会儿，他们就到家了。他们邀请我去做客，我接受了他们的盛情，并很快发现他们家里珍藏着大量的易洛魁纪念品。他们还在家里开办了学校，帮助部落的年轻人传承本族的文化遗产。

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天又结束了。在光线渐暗和热浪渐退的黄昏，我穿过了尤蒂卡（Utica）东郊。周围充满了闪闪发亮的绿叶，我被笼罩在夏季强烈的芳香之中。当我向西挺进的时候，夏天也跟着向西前进了，天气变得越来越炎热潮湿。

下午6点，我已经走了47英里。查尔斯和我决定跳进面包车来一次长达35英里的快速旅行小插曲，去库珀斯敦（Cooperstown）的棒球名人堂（Baseball Hall of Fame）。要到达那里，我们需要绕着奥特希哥湖（Lake Otsego）走9英里。奥特希哥湖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坐落在成千上万雄伟的松树林中，它被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9世纪初著名的美国作家）贴切地描述为“闪闪发光的玻璃湖”。

库珀斯敦是文豪巨匠的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是我一直以来喜欢的美国作家之一。库柏写活了昔日高贵的野蛮人，它能把读者带回从前，带入一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他对这个镇的喜爱显而易见。库珀斯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写作。

幸运的是，棒球名人堂博物馆夏天对外开放的时间超长，一直到晚上9点才关门。只剩下一个小时的参观时间了，所以我们得加速。十几岁时我第一次来这里参观，那时我还在打棒球，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会在这里受人敬仰。虽然很早以前我就搁置了那个梦想，但我仍然对这个地方心生敬畏。虽然那天行走的里程已经超出计划，我还是想走进库柏眼中伟大的美国森林。在昏暗而渐凉的黄昏，我偶然发现了“纳蒂·班波（Natty Bumppo，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代表作《皮袜子故事集》的主人公）的足迹”，感觉自己成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猎鹿人》和《最后的莫西干人》中的一个配角。

接下来一天的凌晨4点，我离开汽车旅馆，为的是在车流高峰之前走到锡拉丘兹市（Syracuse）中心或更远的地方。虽然我尽最大的努力和时间赛跑，但还是赶上了高峰，成千上万的汽车和卡车在尽力把我推出马路。我让查尔斯在前方10英里的地方和我汇合，因为在这样拥挤的公路上，让面包车在后面跟随着我是不明智的。

公路杀手繁多而令人不安。死鹿、浣熊、旱獭和臭鼬七零八落地躺在公路上。动物腐烂的恶臭玷污了我的情绪，压抑着我的胃口。考虑到我还需要减肥，这样也许还不错。

第17章 阿默斯特的礼物——“老同学”关系网

一路之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回忆我的母亲。母亲72岁就去世了，这还是一个不太老的年纪。任何在我的生活或者她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另外，我需要经常联系她，确保一切都好。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在我的生命里，没有人比她更关心我。她心地善良、善解人意，教会我的东西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教我的还要多。当我遇到麻烦时，她总能让我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当我需要找工作时，她会帮我找。她教会我怎样做饭、洗衣、照顾年幼的妹妹和许多别的事情。她经常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使某个女人成为好妻子。”

198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晚饭时，我和她通了一个小时电话，和她聊过不久，我就经历了人生中最幸运的夜晚之一。

那是一个星期五，我即将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了。我要用整个周末去完成我的美国研究论文，在历经几个月的旅行、调查和访问之后，我即将完成一篇长达253页的论文。周一上午上课之前，我会亲自把论文交到我的论文导师手中。

晚上9点左右，电话铃响了，当时我正在忙着检查脚注。

“这是阿瑟尔纪念医院，我们要找唐纳德·L.布朗。”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你的母亲刚被救护车送了进来，她心率衰竭，恐怕挺不过今晚。”

“你们一定找错人了，”我说，“几个小时以前，我还和妈妈通过电话。她很好。”

“你的母亲是叫安妮塔·黑斯廷斯吗？”（父亲自杀多年以后，她嫁给了比她年长20岁的亨利·黑斯廷斯)

“噢，天哪！”我说，“你们正在给她做什么？你是她的医生吗？我能做什么吗？”

打电话的人是急诊室的医生。在他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把她送到波士顿医院如何？”我问。

“首先，她需要获得心脏病科医师的批准；其次，去那里的路程太远，耽搁不起。”

“我们还能做些别的事情吗？”

“唯一的可能就是救护飞机了，但在波士顿，需要有一位心脏病科的专家在不知道她是谁的情况下，同意接纳她为自己的病人，而且这里也需要一名专家。在星期五晚上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

我一下子晕了。刚才聊天时，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很健康；现在，她却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我必须到她那里，和她在一起。我痛苦地抽泣着，泪水模糊了双眼。

准备开车去医院的时候，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念头。弗兰克·奥斯汀医生是一个大学校董，他同时担任着布莱根妇女医院董事之类的职务。在我做思科瑞瓦司机的时候，我经常去波士顿的布里格姆（Brigham）接他参加阿默斯特的校园活动。因为我有渠道知道学校特殊人物的通讯录，所以我给奥斯汀医生打了电话。

奥斯汀医生本人接听了电话。我很快向他说明了情况。

“你在哪儿？”他问。

我告诉他，我在阿默斯特，在招生办公室对面我的住所里。

“我5分钟之后打给你。”

我等待着。5分钟过去了，然后是10分钟、15分钟。终于，电话响了，奥斯汀医生让我尽快开车赶到阿瑟尔纪念医院。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升飞机，在汤姆·怀曼阁下（Tom Wyma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阿默斯特学院受托人）的带领下，正在飞往波士顿的路上去接一支心脏病科专家团队，然后把他们带到阿瑟尔。当他们到达阿瑟尔的时候，你需要在那里。他们将在晚上11点30分到达阿瑟尔。”

现在已经是10点45分了，我需要以惊人的速度才能及时赶到那里。我给州警打电话，询问能否得到护航。州警说：“不行，但你可以做必要的事情，一定要小心。”

我开得飞快，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向前飞驰。行驶了40英里以后，两辆警察巡逻车就在我身后穷追不舍，警灯闪烁、警笛尖啸就像是电影里的场景，但我没办法停下来解释。拐上奥兰治的高速公路，我开得更快了，连低头看表的时间都没有。到现在为止，我后面至少有6辆巡逻车在紧跟着我。

从疾驰的高速公路进入阿瑟尔的时候，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后面闪烁的蓝色灯光开始接近。我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转进医院入口，在主入口的门前停了下来。当我跳下车，朝着大厅跑去时，我的车迅速被警察包围了。

我回头高喊道：“我妈妈快不行了。确认她是否还活着以后，我会接受罚单的。”我知道自己会被拘留，但是我不在乎。

当我到达通往急诊室的走廊时，我看见妈妈的脸色像床单一样苍白，她正被人用担架抬到后门，直升机等候的地方。医生们跟着她冲出了走廊，准备为她做手术。到达直升机以后，他们把她的担架推了进去。心脏病专家团队全都尾随着挤了进去，至少有6名医生。我刚签署了必要的文件，手术就已经在直升机里开始了，飞机里面连放包口香糖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试着弯下腰，亲吻了一下母亲，但我没敢看医生在对她的胸腔做什么。

看着直升机向天空盘旋而起的时候，我试着让自己平静。我走到外面去面对警察，出乎意料的是，除了一名州警以外，别的警察全都走了。他解释说，每个人都理解这种情况，同意不给我开罚单了，但我还需要在事故报告上签字。之后，我正转身离开时，这名州警说：“你的开车技术很棒，很高兴你开得那么快居然还没有撞到人。希望你的母亲也能平安。”

半个小时后，从伍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医疗中心打来的电话说，妈妈已经恢复了意识，正在休息。医生们反对把她带到波士顿，因为她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在飞机上，他们把起搏器放在了她的胸口。我立即开车去往伍斯特。

一个小时以后，妈妈坐了起来，面带微笑，她问我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她对救护车、阿瑟尔纪念医院、直升机和挽救她生命的手术一无所知。

我向她解释所发生的一切。我突然意识到，正是因为阿默斯特学院，所以她现在还活着。是奥斯汀医生安排了心脏病专家团队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升飞机，我给他打的这通电话，确实拯救了她的生命。我对阿默斯特关系网的敬仰永远不会消失。在短短的15分钟，学院的两名校董做了阿瑟尔医生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永远感激奥斯汀医生和汤姆·怀曼那天晚上为我妈妈所做的一切。

又一天晚上，大约在我当律师一年以后，我出城去看望阿默斯特的朋友佩吉·斯托茨。佩吉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我的帮助。我刚到那里把行李打开，佩吉的电话就响了，“唐纳德，是找你的。”

我的心沉了下来。我知道，这可能不是好事。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说：“这里是南岸医院，我们打电话是有关安妮塔·黑斯廷斯的事。”

她说的是我的母亲，我立刻被可怕的想法淹没了。

妈妈被无数个健康问题缠身，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让她完全不能走动了。她还是一个“脆弱的”糖尿病患者，患的是一种罕见的、高风险的糖尿病，需要不间断的照料。我问：“我妈妈现在的情况如何？”

“昨天凌晨2点，她在自己的公寓里重重地摔了一跤，在地板上一直躺到上午9点，直到家庭护理来做早饭时才发现。她上午9点30分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她没事吧？”我问。

“她把臀部骨头摔碎了。我们现在不能给她动手术，因为她的身体在迅速地衰竭，状况很不乐观。”

我哭了起来，无法说话。妈妈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却离她这么遥远。

佩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跟对方聊了几句，然后挂掉电话，对我说：“你是你母亲遗嘱的指定执行人，医院认为她的生命已经无望，最好能撤掉她的生命支持设备，但需要你到医院签名才能这么做。”

我立刻跳进车里，驱车100英里返回位于波士顿的南岸医院，本该是2个小时的车程，我只用了1小时20分钟。一到那里，医生就把我带进一间私人会议室：“你妈妈太虚弱了，无法承受任何治疗。我们认为你应该考虑授权我们撤掉她的生命支持设备。”

“不，不能那样做！”我说。

“如果不那样做，最终可能弊大于利。”

“我需要和我姐姐谈谈。”我坚持说。

我首先给姐姐贝丽尔打了电话，她是名护士，有40多年的工作经验。我向她说明了情况，贝丽尔对我说：“医生是对的，你应该让他们撤掉设备。”

我签署了文件，授权医院工作人员结束所有治疗。

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凌晨4点，我身心疲惫。我在私人等候室里找到一个座位，蜷缩在椅子上，不知不觉也睡着了。早上7点30分，我迷迷糊醒来。我进到妈妈的病房，震惊地发现她正坐在床上，看见我后，满脸笑容。没有人能解释原因，但在他们撤掉所有的生命维持设备以后，妈妈反而恢复了意识，还攒了些体力。

她说：“他们对你说了吗？我摔倒在浴室了。”

我说不出话来，她看上去好像没事了，感谢上帝。

不幸的是，因为她摔倒以后，在浴室地板上躺的时间太长了，她的臀部生了褥疮。“要等到褥疮愈合以后，我们才能做手术。”医生说。

几周以后，褥疮还是没有好转。医院把她转移到街对面的一家养老院，一旦褥疮痊愈，她就会被转送回医院，进行髋部手术。

在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妈妈过得还不错，但我每次去看她都会感到沮丧，因为她总是让我去与医生交涉，让她从养老院里出来。我想帮她达成心愿，但医生坚持认为，她需要在那里。

慢慢地，我不再经常去看她了，因为看见她那种不能自理的状态，我会很痛苦。当我的小儿子出生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缺陷时，我无法鼓起勇气告诉她有关路易斯的一切。我以“我很忙”为借口，好几周没去看她。

最后，妻子恳求我去看望母亲，因为我一直不去看她令她很伤心，所以我去了。她看上去很满足，面带微笑，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回到她的公寓。

她问我：“我新出生的孙子怎么样？”

我试着说话，但是说不出来。我开始抽噎了。她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那一刻，在我和妻子面前，她把自己蜷缩成了腹中胎儿般的球。我能感觉到她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我知道她会离去，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天是星期一，妻子去看她，对她说：“唐会在周五上午来看你。”

她说：“我不会在这里了。”

四天以后，周五的上午，她去世了。从她蜷缩成一团以后，我再也没有去看过她。

我伤心欲绝，我的人生再也不可能完整了。人类最终的结局是残酷的，我越往前走，对她的思念越深。

虽然她已经离世6年了，但有无数个夜晚，我还会拿起电话拨打她的号码。经常在两三秒之后，我会意识到，她永远不可能再接听我的电话了。“莫德董事”，我过去经常这样称呼她，相信她看到我实现自己徒步穿越美国的梦想以后，肯定会欢欣无比的。我希望她在天上看着我。

＊＊＊

当清晨的微风轻舔着我的脸庞时，那些记忆已经渐行渐远了。这是一个宁静的时刻，松树和青草释放出甜美的清香，夹杂着刺鼻的肥料和牛粪味。日出以后，潺潺的溪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漆黑的夜空变成了蓝天白云，成千上万只鸟儿在倾诉衷肠。正是这些宁静的时刻才赶走了我的无聊，使我每小时3.8英里的行走变得轻松愉快。

我决定多走一些，如果我今天走的比计划的多，第二天我们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去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知道查尔斯会喜欢的。晚上11点30分时，我来到了纽约州的克拉伦斯（Clarence），那天我一共走了58英里（我整个行程中走得最多的一天），奇怪的是，我感觉非常棒。我洗澡、刮胡子，不到5分钟就上床了，虽然身体还像往常一样疼痛疲乏，但我很满足。

第二天早上6点，我离开了纽约州的克拉伦斯，而查尔斯仍然留在旅馆洗衣服。我步行穿过了布法罗（Buffalo）一个被称为阿默斯特的郊区，想必你已经知道，它的名字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正是那所学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时候，开始认真准备徒步穿越美国的计划。在那里上学的第3个学期期末，我的膝盖经历了20次手术中的最后一次。早春时，我安装了人工关节并恢复了健康，这比预期的要早几周，我开始重新走路了。短短几天后，我就强迫自己一天走20英里，一直走到贝尔彻敦（Belchertown），然后下山走回阿默斯特。那段时间的行走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到处走走是件特别的事情。”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这样写道。

也正是在阿默斯特，我第一次意识到，令我膝盖脆弱无比的膝伤，竟然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正因为膝盖受伤，我才有机会去实现以前从不认为能够实现的目标。我没有自杀，反而获得重生。

带着这些愉快的回忆，我离开了这个富裕的郊区。不久，我就来到了“另一片土地”。

第18章 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寂寞的声音

我在步行上午最后的10英里时，经过了布法罗的黑人社区。在这个区域，好像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白人。布法罗是一个黑人人口占40%的城市，我从一个社区走到另一个社区，这里的居民会报以微笑，有时会击掌向我问好。

我离开了布法罗黑人区，走进位于尼亚加拉广场的市中心。在那里，我遇到了《布法罗新闻报》（Baffalo News）的一个摄影师。在他对我进行采访和拍照之后，查尔斯和我动身前往北边10英里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购物中心。按照计划，我在那里挑选了4双新的洛克波特牌步行鞋。

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最后5英里，我是走着去的。当我走近的时候，震耳欲聋的瀑布声淹没了其他所有声音。从旁边的介绍文字中，我了解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竟然也干涸过—1848年的一场大旱，瀑布蜕变成了细流；1969年，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暂时截流了瀑布，以清理水下的一些石头。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在机场、火车站或者地铁沿线附近居住的话，我一定会发疯的。我认为，住在整天发出如同喷气发动机轰鸣般声音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也会如此。但是很显然，在这里居住一两周之后，你体内的某些东西便已学会了适应，让你几乎听不见这些噪音了……

查尔斯努力开出尼亚加拉大瀑布大道，开进了山羊岛停车场。最后的几百码，我们一起步行，和成群结队的游客一起向瀑布移动。看见瀑布以后，查尔斯的下巴都要惊掉了。短短几秒，瀑布飞溅起的细密白雾，喷了我和查尔斯一身，让我们倍感凉爽。

从我们所处的有利地形，能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在出神地盯着瀑布奔流的画面。当“雾中少女号”（Maid of the Mist）漂流到瀑布附近时，船上的游客们都穿上了黄色的雨衣。在我们下面，步行的人们披着雨衣和斗篷，排着长队侧身移动到较低的峡谷。

我们改变了旅行路线，因此查尔斯享受了一个特别的下午，我也如此。

傍晚，我们回到布法罗，走完这一天最后的10英里，然后找了一家汽车旅馆入住。我们在纽约北部的美好时光将要圆满结束了。

夏天变得更加炎热，7月的酷热还没有耗尽，8月的三伏天便向我们袭来了。

走完纽约州的最后几英里时，我的大脑在细想着这接近4周的旅程。前2周我浑身疼痛，水疱、皮疹和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接连不断，有时那些疼痛足以让我想放弃行走。当然，其中也有许多特别的时刻——尤其是在拜访朋友、和陌生人相遇以及重游故地时。然而，一旦走出佛蒙特州，我就一点点地离家更远了，熟悉的事物也越来越少。同时，我意识到，同无聊作斗争将会是永无止境的挑战。但现在，那个挑战已经被我膝盖的疼痛所代替。我完全陷入恐惧之中，担心每一步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步。

我试着让自己分心，倾听着周围的声音。走在乡村地区，大部分声音都来自动物。这里有狗的狂吠声和羊群发出的咩咩声，还有鸟儿的叫声，尤其是悲鸣的鸽子发出的“咕咕”声。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分心，不再一直担心自己的膝盖。

有一段几百码的路程，一只带巧克力斑点的暹罗猫与我作伴，我很喜欢这个伴侣。当它允许我用手轻拍它的时候，我笑了，然后它突然窜入田地。10分钟以后，它又出现了，嘴里衔着一只老鼠，大方地丢在我脚边。几分钟的时间里，它用爪子拍打着老鼠全身，然后带着它蹦跳着跑开了。除了查尔斯在我身后几百英尺处默默向前滑动着，又只剩我一人了。

下午晚些时候进入宾夕法尼亚州时，我已经精疲力尽，腿和脚感觉还可以，但是右膝依然刺痛。晚饭以后，我沿着伊利湖(Lake Erie)的河岸行走。我相信这次步行中最坏的一段已经结束，我试着不再去想失败了。

我的目标是在天黑以前到达伊利市（Erie）中心。

即将到达另一座城市了，我很兴奋。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景点和这座城市的骄傲。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家叫做“玻璃屋酒店”的家庭旅馆，它整洁明亮，拥有殖民地的风格、清晰的绘画和科德角式风格的结构。旅馆的主人是蒂姆和劳拉·梅里曼，他们的3个女儿全部是金发碧眼的美女，跟她们的妈妈一样漂亮。查尔斯看上去被其中一个女孩深深吸引了，她所到之处，查尔斯的眼睛都会紧紧相随。梅里曼一家全部住在中间宽敞的楼上，我观望着并羡慕着他们的家庭，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地想念家人。

蒂姆和劳拉都是土生土长的伊利人，大学毕业后，他们离开家乡去了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1987年又回到伊利，从劳拉年迈的父母手中接管这家旅馆。

我们不是唯一入住的过客，停车场里停着来自10个州以上的汽车。许多游客都看起来很疲惫，这些男人都胡子拉碴，穿着皱巴巴、沾着食物污渍的衣服。由于长时间蜷缩在车里，他们身上散发着体臭。看着他们，我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和身上的臭味。我好几天没有剃须了，体臭能逼停一辆坦克。

享用完美味的烤宽面条晚餐后，我们外出散步，并很快感觉到了天气的变化。外面突然刮起了一阵冷风，垃圾在停车场里盘旋着，快要下雨了。这被称为“湖泊效应”，如果是冬天，我们很快就会被埋在雪堆里。

暴雨降落的时候，我们从外面赶回了玻璃屋酒店。我们冲进房间，躲避急骤的大雨，但还是被浇湿了。我赶紧打开电视，当天下午早些的时候，美国广播公司下属的伊利电台对我和查尔斯进行了采访。查尔斯很兴奋自己又上了电视。他来美国才几个月，却上了两次电视，他赶紧给远在巴西的家人打电话告诉了他们。

后来，查尔斯检查了我那肿得厉害的膝盖。“你需要休息几天。”他建议，并急忙赶到制冰机前，用毛巾裹满冰块，敷在我的膝盖周围。冰块对疼痛和肿胀的缓解作用甚少，我疼得无法入睡，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床了。由于欧式早餐包含在酒店的房费里，所以我们和别的房客一起用早餐。和我们一起的就餐者有几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甚至比我更大，他们对我的行为很是困惑。

“为什么会有人想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人问道。

另一个打趣地说：“我从旅行房车走到汽车旅馆都很困难了。”

“我不是第一人，”我说，“其他人也做过。所以，我想这并没那么奇怪。”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这么做。”他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许多人做过类似的旅行。”

我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我赶着上路。

午饭之前，我要走到俄亥俄州的边界。这是我旅行中的第4个阴雨天，由于路上有积水，一路上我都又蹦又跳的，以免沾湿双脚，与此同时，雨的兴致也越来越高。

上午10点30分，我给远在马萨诸塞州牛顿的家乡电台打了电话，第一次进行我在路上的脱口秀采访直播。我们聊了将近半个小时，电台主持人指出，家乡的许多居民都在密切关注着我。我计划第二次接受电话采访的时间是10月12日，那时我应该已经在华盛顿州的某个地方了。

一边在路上走着，我一边想象蒙大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将会是什么样子。我渴望尽快体验到“大天空”和“大苏尔”。每个州都有其独特的景点，但对我来说，蒙大拿和加利福尼亚更胜一筹。

午饭过后，由于早上的大雨和高度的潮湿，我的不适变得更加严重了，膝关节的不稳定和膝盖难以忍受的阵痛加剧了我的痛苦。

由于总是穿着湿衣服，我胳膊下方和大腿内侧生出的皮疹结成了巨大的一块一块。

下午5点之前，我将穿过俄亥俄州边境，跨入旅程中的第7个州，查尔斯在那里等着给我拍照。

这将是漫长的一天，我还要走许多英里。没有山路，没有浓雾，天气依然灼热潮湿，但从伊利湖吹来的一阵惬意凉风，让天空变得更加光亮了。

晚上11点，我在日内瓦市中心停了下来，对查尔斯来说，这将会是一个忙碌的夜晚，因为我今天换衣服的次数创下了新记录，而且查尔斯说，面包车也需要认真的照料。他不喜欢开着脏车在城里观光，所以他去洗车了。

第二天一大早，遍及整个美国东部和加拿大的青蛙合唱团提醒我该启程了。

一整晚的良好睡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的双腿和脚又恢复了活力，腿不再紧绷，脚也几乎不再疼痛了。

按照计划，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伊利湖岸上的佩恩斯维尔（Painesville），这可能是我到达底特律地区以前，最后一次与伊利湖擦肩而过。

我在湖边坐了一会儿，听着远方看不见的轮船发出的号角声。

来到市区，我意识到是该照顾膝盖的时候了。在我的左边，是举世闻名的克利夫兰诊所，我直接去了急诊室。

几个小时后，急诊室的护士出现了。“先生，请这边走。我们先拍几张片子吧。”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我的膝盖拍了片子，然后骨科医生跟我讨论病情。他建议：“休息几天，吃上几天消炎药。我们会给你打一针可的松来平息炎症。”他接着说，“你的右膝上有明显的骨刺，如果休息和注射可的松都不见效的话，你可能需要做手术了。”我一听到“手术”二字，就吓得不寒而栗。

第二天早上，克利夫兰（Cleveland）看上去更美了。昨天注射的可的松起了效果，膝盖有了显著的改善，我准备出发了。查尔斯说：“你在干什么？医生说你要休息的。”

“医生说说很容易，但我要自己来决定该做什么。”

于是，我越过了克利夫兰的郊区，朝着哥伦布（Columbus）方向走去。下午3点，我沿着一条平整炎热又笔直的柏油公路漫步到了农村。红色谷仓带着涂成黑色或白色的清新百叶窗，修剪整齐的篱笆，绿油油的、沙沙婆娑的玉米田绵延数英里，挥舞着金色的流苏，已经收割过农作物的赤黑色田地……我感觉自己正在经过一个神奇的调色板。

下午晚些时候，膝盖感觉良好，这让我很激动。当我向南走向哥伦布的时候，太阳光强烈地照射着我，我知道自己需要找一个更好的方法来遮住头和脖子。

我加快了步伐，平均14分钟走1英里。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我会在天黑时到达伍斯特以北20英里的塞维利亚（Seville）。

现在是5点30分，我大约还需要走1个小时。我停下来喝水休息，爬进车里躲避阳光，让自己凉爽下来。查尔斯为我换鞋和袜子。

“嘿，查尔斯，你还好吧？”

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我想家。”

“我也是。”

我特别想念孩子们，一想起他们，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我现在在这里，我的孩子在中美洲，查尔斯也与他远在巴西的家人分开了，而我们正夹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南边的两块玉米地之间。

“查尔斯，”我说，“坚持下去，好日子就要来了。”

他说：“我知道，我希望它们尽快到来。”

第二天一早，我朝伍斯特走去。今天的目标是到达俄亥俄州的米勒斯堡（Millersburg），这样次日我们就可以从那里直接到达哥伦布的北部了。

俄亥俄的农田要比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农田平坦，它辽阔无边，在地平线上与天空接壤。不久就要到哥伦布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住在那里，想到这点，我就一点儿也不觉得劳累了，我的膝盖也感觉好极了。

第二天傍晚之前，我感觉好了很多。我的膝盖对可的松反应良好，当然，这也归功于我的祈祷、放慢的步伐和平坦的公路。昨天买的阿米什帽子最大限度地保护着我不被太阳晒。我即将以旅程开始以来最好的状态完成一天40英里的路程。这种感觉棒极了！

傍晚，我们在偏僻的地方停下来喝冷饮，当我和查尔斯一起站在树荫下时，我告诉他：“听。”

“我什么也听不到。”查尔斯低声说。

“就是这个，”我轻声回答，“纯粹的寂寞声。”

第19章 路·米切尔的故事

沿着北大街径直走向哥伦布市中心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和她的摄影师。采访开始了。摄影师史蒂夫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专业人士，他拿着沉重的设备，一边后退一边拍，一会儿又趴在街上或是人行道上。当他停止拍摄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俄亥俄的首府哥伦布市。

为了拜访我的挚友路·米切尔，我多走了300英里。

米切尔先生一直是哥伦布市最杰出的公民之一，在过去的30年里，他一直经营着一家大型银行。他还是一位慈善家，喜欢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尤其是少数群体。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6个亲生孩子和现在的妻子辛西娅带来的3个继子的父亲。年轻时，他在丹尼森大学篮球队打球，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学校在单场比赛中取得的最高分纪录——44分。他为丹尼森大学贡献了很多，是学校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他的体育成就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誉，最近他还获得了俄亥俄州篮球名人堂的提名。

我要给路一个惊喜，他不知道我正在徒步穿越美国，我想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虽然是我在拜访他，可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在等待圣诞老人的孩子。许多年前，路曾是我的圣诞老人。1988年，我在哈佛法学院上学的第三年冬天，他曾馈赠我一件丰厚的礼物。

＊＊＊

1988年夏末，我在哈佛法学院的第二年刚刚结束。由于需要钱，我利用暑假在波士顿开上了出租车。

一个晚上早些时候，我在波士顿金融区富兰克林大街的出租车站等候载人。所有人都知道这里是出租车司机的高收入区，一到深夜，这里也许是整座城市最需要出租车的地方。出租车排起长队，一次驶出20辆或更多，后面的车一点点地向前挪，直到成为“最前面的出租车”。一旦有人乘坐，车费可能会相当多，因为富有的律师、会计师、企业高管和经纪人都喜欢享受高额费用所带来的奢华。他们深夜下班，经常需要出租车载到郊区富裕的家。

但最前面的出租车也会有被附近酒店的门童叫走的风险。许多司机会忽视门卫的口哨声，或者说服其他司机去回应。没有一个司机愿意离开，因为“高收入”的工作常常意味着一次三四十美元的车费，如果每晚遇上四五个这样的乘客，就会有很可观的收入。相比之下，晚上从酒店出来的客人，通常只是打车去附近的街区。

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排到了最前面。正在这时，酒店的门童吹起了口哨。我很恼怒，但也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头把交椅去酒店门口载客，高收入显然落到了我后面的出租车司机手中。我的乘客是一段2美元车费的路程，其中一半留给自己，一半用来支付我耗费的油钱和时间。

送完乘客以后，我又固执地开回了高收入的出租车站，这次我排在第18位，但几乎没有往前移动。90多分钟以后，我又排到了最前面，但刚等了不到一分钟，就听到了酒店门卫的口哨。

我怒火中烧地把车停到了酒店入口处。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滑进了车后座，她的穿着令人窒息，我咬着牙齿礼貌地说：“您去哪里？”

“灯塔街一号。”

又是2美元！

当我再次回到高收入出租车站时，只有11辆出租车在排队，我花了70分钟才排到最前面。

悲剧再次发生：我又听到了恼人的口哨声。我想大叫，但我不能忽视这个声音，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被吊销出租车许可证。

在酒店门口，一个高高瘦瘦、衣着考究的绅士滑进了后座，“请到丽兹卡尔顿酒店。”

我都要气炸了。3美元！4个小时，我载人3次，由于第二位乘客没收费，我只挣了5美元，其中2美元是成本。而我租车一晚上的费用是65美元，现在形势看起来相当严峻。

当我开车滑动着离开酒店以后，我有礼貌地问道：“您是哪里人?”

“俄亥俄州哥伦布。”他说。

“我有一个朋友也在哥伦布，也许你知道他。”我闲聊着说。

“他叫什么名字？”

“丹尼·加尔布雷思。”

过了好一会，他说：“你怎么认识丹尼的？”

“我们以前在同一所大学。”

“阿默斯特的毕业生为什么要开出租车？”他问。

“为了完成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业。”我回答。

很快，我们到了目的地，丽兹卡尔顿酒店的门童打开了门。

“我需要破开100美元。”他说，“你介意等一会儿吗？”

5分钟的等待对于出租车司机已经是很长的时间，5分钟后，我的乘客终于出现了。他回到车上说：“先停一会儿，我想和你谈一分钟。”

想着也许会得到一笔小费，我就照做了。

“告诉我，你这样的年纪是怎样进入阿默斯特和哈佛法学院的？”

我说：“是整个故事，还是25个字以下的版本？”

他笑了：“我现在没有特别急的事。”

当我用一个小时讲完以后，他递给我他的名片。

路易斯·A.米切尔

总裁兼董事长

县储蓄银行

哥伦布，俄亥俄州

“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他说，“我很有兴趣看看。”

然后他甩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带你的妻子去吃晚餐吧，别忘了把简历发给我。”

我早上6点到家，怀孕8个月的妻子正准备去上班，她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计算机分析师。我对她说了路易斯·A.米切尔，给她看了名片，将50美元也一并递给她。

埃斯特拉主动提出下班以后帮我发简历。

“别麻烦了，他只是一个吹牛大王。”我不以为然地说。

“好吧，”埃斯特拉说，“但我认为不给他发简历是错误的，尤其是他要求你这么做。”

“他不会回信的。”

几周之后，她还是把简历发出去了。

再之后几周，我接到了米切尔先生的电话。“能和我一起吃早餐吗？”他说。

我很震惊：“当然可以！”

早餐时，米切尔先生告诉我：“我经常来这里视察我在波士顿的公司，希望有人能替我做这件事。”然后他问，“你对银行感兴趣吗？”

“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说。

他说：“你的教育背景——阿默斯特学院和哈佛法学院，能使你成为任何企业的理想候选人。”然后他就各种问题向我发起深层提问，我们的早餐成了一场面试。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分道扬镳。

几周以后，感恩节假期临近，米切尔先生从哥伦布打来电话：“我明天晚上和儿子到波士顿，咱们下午5点能在子午线酒店见个面吗？我们一起吃晚餐，观看凯尔特人的比赛怎么样？”

“凯尔特人的门票！” 我惊叫道，“你是怎样搞到的？”

“很容易，”他笑了，“我有这支球队10%的股份。”

第二天晚上，米切尔、他的儿子和我在子午线酒店享用了一流的晚餐，然后径直去波士顿花园观看了篮球比赛。在那里，我见到了传说中的阿诺德·奥尔巴赫（Amold Jacdo "Red" Auerbach，人称“红衣主教”，美国传奇篮球教练员）和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K.C.琼斯（K.C Jones，美国篮球运动员、教练）。他们两个都认识米切尔先生，我开始对他深信不疑了。

比赛之后，米切尔先生问我：“明天早上，你能把我们送到机场吗？”

“当然！”我有点纳闷——这次访问期间，他再没有提起让我在他银行工作的事。

第二天早晨在机场，米切尔说：“进来几分钟，我们谈谈。”我把车停在豪华轿车区后，跟着他进了机场。

在头等舱休息室，米切尔先生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他在新英格兰的业务律师兼经理，当然，薪酬待遇丰厚，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几个月以后就要从法学院毕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他还可以为我和妻子提供延期还款的购房贷款，这样我们就可以先买房了。

“我应该看什么价位的房子？”我有点眩晕。

“你梦想中的房子，”他说，“你后半生都乐意居住的房子。”

与此同时，我放弃了开出租车的工作，因为我要埋头读完在法学院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的课程。我在马萨诸塞州汉诺威（Hanover）的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一份保安工作，这样我就有时间去预习课程中的所有书目了。一周的报酬是500美元，还有加班费，休息时，我就会在未出售的房子之间穿行。

当时，埃斯特拉生下儿子尼古拉斯只有几个月，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家，而不是租住在公寓。

12月初，距我们初次见面三四个月以后，米切尔先生从哥伦布打来电话。他第二天会到波士顿，正好是1988年12月15日，我40岁的生日。他要过来谈生意，问我是否能和他见面，“你和埃斯特拉选好房子了吗？”

“选好了，但有个问题，它太贵了，369000美元！”

“听起来还算合理，只要你和埃斯特拉喜欢就行。”米切尔说，“我周四上午在波士顿有一个约见，见面之后，我和你联系，定个时间来接我吧，我们一起去看房子。”

周三晚上，米切尔打来电话：“我去不成波士顿了，会议取消了。”我的怀疑瞬间被点燃了，想着这段时间以来我竟然一直相信他的承诺，我连哭的心都有了。

“如果你有时间，”他说，“我会在周六早上飞到波士顿，到时候你来机场接我，看完房子以后，你再把我送回机场。”

“您不必为了我们的事特意飞来波士顿。”我说。

“我想让这件事进展顺利。”他说。

周六早上，埃斯特拉和我在航站楼等候哥伦布到波士顿的航班。路·米切尔出现了，他说：“我们去买房子吧！”

我们开车去汉诺威的建筑工地，在那里见了开发商。他和米切尔先生一起参观了带有10个房间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子。回来以后，米切尔问我们：“确定就是这套房子吗？”

我和埃斯特拉异口同声地说：“是的！”

米切尔先生问开发商：“给我一个最低价格，我不和你讨价还价。”

“369000美元。”开发商说，给出了之前就对我说过的价格。

米切尔先生对他说：“我的银行会为房子提供贷款，一签完购房协议，我就会转账10%作为首付。”

交易完成后，米切尔和开发商握手道别。

正要离开时，米切尔把我们拉到一边。“你们需要75000美元装修房子和置备家具，银行会把这笔资金划入你们的贷款账户。”

我高兴得都想在地上打滚了。埃斯特拉用“这是真的吗？”的表情看着我。

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

“哈佛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就不要再去工作了，花时间多陪陪家人吧。”

几天之后，米切尔先生打电话邀请我们去俄亥俄州度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我们不能接受，因为家里还有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要照顾。此外，我们也负担不起度假的费用。

我说：“我们很乐意去，但现在不合适。”

“为什么？”路问我。

“我连打出租车去机场的费用都负担不起，更别说往返哥伦布的机票了。”

他说：“这是为了工作，我想让你来这里参加一些年终会议。此外，我已经把机票给你寄过去了，我没有给尼古拉斯订票，因为我想他可以坐在你腿上。”米切尔接着说：“你们也不用担心住宿费，可以和我一起住，我家有足够多的房间。”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去了哥伦布，米切尔先生带我们去了令人神魂颠倒的哥伦布郊区贝克斯利（Bexley）。他的家离公路很远，是一所漂亮的砖砌的维多利亚豪宅，每一个房间都和我们的整间公寓一样大。我们刚走进去，米切尔先生就说：“唐，我们去银行吧。”

在去市中心的路上，我们在一座高层办公楼前停了下来。米切尔先生带我去见丹尼·加尔布雷思，就是他的名字引发了我们最初的谈话。事实上，加尔布雷思先生和我并不算是真正的朋友，我们曾在午餐时遇见过几次，阿默斯特试图安排我说服丹尼再次在校友事务上发挥作用。我和加尔布雷思先生聊了一会儿阿默斯特，彼此重新认识了一下，然后和米切尔先生谈论了哥伦布和他的银行。

接下来的几天，我待在银行的会议室里学习日常事务。除了在他家里，我和米切尔先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确实抽时间向我介绍了他的两个最亲密的同事。

第一个是杰斯·戴维森，他在银行人力资源部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哥伦布的大学踢足球时，被一记大力的开球踢中，伤得很严重，脖子都被打断，以致于后半生都要在轮椅上生活。尽管如此，戴维森还是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毕业，这么多年来，他的所有努力都得到了路·米切尔先生的帮助。

第二个是克里夫·泰里。泰里先生，人称哥伦布市的“马丁·路德·金”，他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计划，帮助需要帮助的少数种群青少年和年轻人。克里夫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他与鲍比·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众多名人、政治家的合影。显然，泰里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人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最后一天，我参加了一连串的会议。

按照计划，还差几个小时我就要返回波士顿了，但对于房子和贷款的事情，米切尔先生只字未提。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整个办公室装饰得富丽堂皇，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眺望整个城市，里面的空间太大了，足够10个员工在这里办公。带着一些不安，我对米切尔先生说：“我要去机场了，需要填写有关房子的文件吗？”

“当然，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了。”

他带我去一间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一位年轻高管。我和这位先生坐了下来，快速地核对了一下细节。

“你需要75000美元来购买家具，50000美元来还债，36000美元来付房子的首付，对吧？”

我点了点头。

他说：“好吧，我会在下周给你寄一张支票。”

果然，一周之后，我在波士顿家的信箱里收到了一张支票。

我之前从没有见过6位数的支票，更别说是给自己开出的支票了。我拿起电话打给路·米切尔，想让他知道，我们是多么地感激。

就这样，我们支付了所有账单。家具第二天就送到了，我们搬进了梦想中的家。

两年后，第二个儿子出生了，我们骄傲地给他起名为路易斯·米切尔·布朗。

第20章 公主瓦妮莎

当我结束一天的行走后，路·米切尔打来了电话，他很抱歉地说：“我到波士顿给我女儿帮忙去了。”

“好吧，那我去看望杰斯·戴维森和克里夫·泰里。很遗憾没能见到你。”

“那我下次去波士顿时再见你，或者几个月以后，在你从西海岸回家的路上我们再见。”

周六是个大热天，在波士顿市中心，我见到了老朋友克里夫·泰里。与此同时，美国广播公司正在对昨天的采访进行跟踪报道，《哥伦布电讯》（Columbus Dispatch）给我拍照。克里夫的身体不允许他走远路，尤其在这样的高温下，所以到达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后，我们停下来休息。克里夫开始感觉到高温对身体的影响了，他说：“唐，我希望我也可以像你这样做，但我不能陪你走了。”我们拥抱道别，他说：“注意安全，你回来时咱们再见。”

我再次拥抱了克里夫，“我会回来的。”

重新回到路上，我被太阳“烹饪”着，感觉快四分熟了。

黄昏临近，一辆轿车在我面前停下来，司机慢慢从车里出来。他身材高大、头发卷曲，看起来像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橄榄球队的一员。他脸上带着大大的微笑，“你好，我是米克尔·里弗斯。”米克尔和他的妻子来自哥伦布，现在正在去往托莱多（Toledo）拜访朋友的路上，他们大约需向北行驶2小时。

“你要去哪儿？”他问我。

“我希望周一能到达托莱多。”我说。

“开车去托莱多都很困难了，我无法想象一路走到那里会怎样。”

米克尔对我的长途跋涉很感兴趣，他问能否和我一起走会儿。

“非常欢迎。”我真诚地说。

米克尔的妻子接过方向盘，在查尔斯身后慢慢滑着向前开出两三英里。当我们一起行走的时候，米克尔建议我在面包车后面装一个反光灯，提醒过往车辆的注意，尤其是在黄昏时分。他告诉我，我们可以在沃尔玛或者汽车零部件商店买到这种灯。“真是个好主意，”我说，“查尔斯有过几次侥幸脱险，还一直担心着被追尾。”

米克尔说：“我很乐意帮你做这类事情，但我太忙了。”

我们一起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后，米克尔向我道别，然后开车走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黑暗笼罩下来，他们又出现了。

原来他们在沃尔玛给我们买了一个反光灯，“真是太贴心了！”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进—带着新安装的反光灯，我确实感觉更安全了。

人类出生以后，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学会走路。当我们刚开始学会走路时，父母会大吃一惊，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鼓励万分，然而后来，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走路这件事。

对我来说，长途行走是一种健康的瘾。25年前，当我从手术中康复以后，我就开始了长途步行。行走使我感觉更好，每次远足以后，我在心理上、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变得更强大了。

在我开始这次长途跋涉之前，医生对我说：“如果真的能步行穿越美国，你的寿命会延长10年。”

结束了13个小时的行走之后，我跳进车里。车内闻起来像个垃圾箱，于是查尔斯开车去洗车了。

当他回来的时候，面包车看上去干干净净。虽然我们打开了一整罐“丁香之春”空气清新剂，但臭味依然顽固地存在——我们怀疑车里有东西腐烂了。

查尔斯和我“洗劫”了整辆车，最后找到了罪魁祸首：一袋开包的奶酪，不知怎么回事，它巧妙地钻进了一个很小的储藏洞里。从发霉的程度来看，自从我们离开缅因州以来，它就一直在那儿了。

天亮的时候，我们花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准备，因为我们要重新整理一下面包车，然后再出发。我们的目的地是俄亥俄州42英里之外的福斯特亚（Fosteria）。

又是一个4H天，刚上午10点，气温就达到了32℃。我对道路两旁视力所及范围内修剪整齐的农场叹为观止。我的体重和身体状况在持续改善，体重回落到了265磅，脚感觉很好，腿走起来也像润滑多油的活塞，刚劲有力。

然而午后时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头晕目眩，摇摇晃晃地走进了路边的肯德基。我点了一份4.99美元“随便吃”自助餐，查尔斯和我大吃特吃，但在准备继续前进时，我知道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头忍痛踏上跑步机的大象。

太阳惩罚着我，没有风，没有树，只有筒仓的阴影偶尔拂过，刚收割的草地不断提醒着我夏天的威力。下午晚些时候，我发现前方几百英尺处有一棵巨大的榆树，我告诉查尔斯我想在树下打个小盹儿。现在是下午5点，我还有几英里要走，我让他半个小时以后叫醒我。

但当我醒来的时候，天空已经繁星点点。我屏住呼吸，看了看表——晚上9点30分。我真的昏睡过去了。

而查尔斯躺在我身旁，我俩都睡着了。

“查尔斯！”我说，“我还以为你会在半小时之后叫醒我呢。”他只是耸耸肩。我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障碍，他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还要在黑暗中行走10英里，这不仅会无聊，而且更加危险。

＊＊＊

第一道曙光刚一出来，我们就离开了福斯特亚，朝着托莱多方向前进。终于，温度降下来了，凉爽宜人，夹杂着蒙蒙细雨。我走了1000英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天气。

在托莱多市中心附近，当地日报社的记者瓦妮莎·吉扎里和她的摄影师唐·斯特雷耶遇见了我们。

瓦妮莎欢快、活泼，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犹如一缕清新的空气。她活泼的个性让我想请她吃晚饭，而她欣然接受。

晚餐时我们开始闲聊着托莱多，因为城南有一大片沼泽地，所以这座城市被戏称为“青蛙城”。我对托莱多了解甚少，当得知它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时，我很惊讶。托莱多也被认为是“世界的玻璃之都”，美国人平常看到和摸到的大部分玻璃都产自这里。二战以后，托莱多开始生产吉普车。事实上，由于受底特律汽车工业的影响，托莱多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以汽车行业为基础的经济。

我了解到，瓦妮莎的妈妈是一名大学教授，爸爸是一名工程师，而她则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但她比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明显多了份成熟。她告诉我，她打算成为一名驻外记者，周游世界，撰写对她来说重要的文章。她让我想起我在上大学和法学院时遇到的那些年轻又干练的女孩—因为我年纪很大时才上大学，所以我发现与同龄人比起来，我跟年轻人交流起来容易得多。

晚饭结束时，我对瓦妮莎着迷了，她那自信而健谈的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告诉她，如果我要写一本关于这次冒险的书，我会把托莱多这章称为“公主瓦妮莎”。

我们离开了托莱多，穿过密歇根州的门罗（Monroe）和特伦顿（Trenton），前往底特律。

虽然现在停下来哪怕是休息很短的时间，都是不明智的，但我答应了《门罗晚报》（Monroe Evening News）的记者唐·艾尔斯接受一个小时的采访。当我正要离开时，唐告诉我说，他们的摄影师会在去底特律的路上赶上我，进行一些“即兴偷拍”。

不久之后，我很吃惊地发现，在公路一边的草丛里蹲着一个年轻人，在我阔步向他走近时对我连续狂拍。查尔斯抓起了相机，开始给他拍照，此时我开始明白，原来记者和摄影师的工作是多么得辛苦。

没多久，路上的车流明显变得拥堵了，我感觉自己像是走在纽约或波士顿。我在道路的某处转了一个弯，能看见远处的底特律市中心。在去凯迪拉克广场（Cadillac Square）的最后10英里，我就像是在穿过波士顿的街区，从各种刺耳的声音、香味和景象来判断，我们已经来到了市里的繁华地段。

毫无疑问，底特律是一座伟大的城市。虽然有些媒体说它是一座“不死不活”的城市，还有些人甚至称它为“屠杀之城”，但千万不要被这些传言愚弄——底特律永远是“汽车之城”。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底特律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座城市的创始人，一个名叫凯迪拉克的法国人和一个名叫庞蒂亚克的印第安酋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亨利·福特、道奇兄弟、路易斯·雪佛兰和沃尔特·克莱斯勒在此创建了汽车工业。我们今天开的福特、凯迪拉克、庞蒂亚克、雪佛兰和克莱斯勒都始发于底特律。在整座城市的路牌、大楼、广场和公园中，这些名字到处可见。汽车城制造的东西已经悄无声息地嵌入我们的灵魂深处，如同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

“汽车城”另一个显著的特色是黑人音乐，它如今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斯莫基（Smokey）的奇迹乐队（Miracles）、马文·盖伊（Marvin Gaye）、至上合唱团（Supremes）、诱惑乐队（Temptations）、四顶尖合唱团（Four Tops）和小史提夫·汪达（Little Stevie Wonder），这世界将会多么不同？底特律的歌手名字可以填满一本电话薄：威尔森·皮克特（Wicked Wilson Pickett）、玛莎与凡德拉合唱团（Martha and the Vandellas）、山姆·库克（Sam Cooke）、卢瑟（Luther）、巴瑞·怀特（Barry White）、雪瑞尔（Shirelles）和杰克逊五兄弟（Jackson Five）……这些都是底特律文化的一部分。除了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底特律一样对我们的音乐文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也正是我满心喜欢想要走进的底特律。

我坐在卡迪拉克广场的凳子上，等候着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面包车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一位黑人牧师走过来跟我聊天，他说：“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然后他开始了有关英雄的长篇大论，“英雄不是比尔·克林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罗杰·克莱蒙斯（Roger Clemons）、巴里·桑德斯（Barry Sanders）、迈克尔·乔丹、拉里·金、老虎·伍兹和杰·雷诺（Jay Leno）这样的人物。真正的英雄是像你这样的人，以及从午夜到黎明彻夜在便利店和加油站工作的人，警察、消防员、急救人员……”

“还有卡车司机。”我插话说。

太阳滑入地平线后，温度降了大约20度，全国广播公司底特律办事处的记者乔尔·博伊在凯迪拉克广场的纪念碑前和我们碰面。“欢迎来到汽车城。”她说。

“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事情了。”我说。

“我很惊讶你能来这里，因为大多数人似乎都想要避开底特律。”

“在过去的几个月，许多人曾质问我‘为什么要去底特律’。我告诉他们，让我错过汽车城是不可能的事情。”

采访结束后，查尔斯和我开始动身寻找一个栖身之地，看起来这里每家汽车旅馆的经营者都把自己藏在6英寸厚的树脂玻璃后面。显然，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所有交易都要通过一个比我的手还小的窗口来完成，而且不接受信用卡。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同意刷信用卡的旅馆。

我快速洗完澡，爬上床。床头柜上有一本书角打卷的破旧的《乌木》（Ebony）杂志，我随手翻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甜蜜故事：

在一本杂志里有一张美国地图，一个爸爸把它撕下来，对刚学会走路的儿子说：“我们来把它变成拼图。”他把地图撕成碎片，散乱地扔在地板上。他对儿子说，如果他能把它们拼在一起的话，就给他1美元。3分钟之后，小男孩把它们复位拼好，爸爸有点惊讶地走了过来：

“你是怎样这么快就做好的？”

小男孩回答说：“这很容易。地图背面是一个黑人大家庭的合照，当你把这个黑人大家庭重新拼好以后，我们的国家也就完成了。”

带着微笑，我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第21章 足球学校和我的第三次婚姻

离开了底特律市中心，我们沿密歇根大街朝着富裕的郊区伊普西兰蒂（Ypsilanti）方向走去。在路上，我特意从这座城市老旧的地区穿过。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黑人，他们往往被视为犯罪分子、吸毒者或黑帮成员，这很荒谬。

我经过3个十几岁的黑人女孩身边，她们梳着干净整齐的玉米垄形辫子，坐在一个破旧的廉租房前面，微笑着唱着动人的歌曲。我微笑着对她们说，她们唱得太动听了，就像“至高无上女子合唱团”一样，她们听到赞美，咯咯地笑了。

走了几个街区以后，我看见一些吸毒者四处游荡，公然叫卖毒品。虽然可能很危险，我还是向每个人挥手，一个家伙问我：“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对他说：“我正在徒步穿越美国。”

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位于密歇根州韦恩野马巷（Bronco Lane）里的一个福特汽车厂，“野马”和“领航员”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在这里，我看见了成千上万辆“野马”组成的海洋，有几百辆已经装上卡车，准备运送到全国各地。

抵达伊普西兰蒂以后，我注意到有个摄影师在给我拍照。他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因为他看见面包车上列出的各种慈善机构的名称，他很高兴我的行走能为少数群体学生筹集奖学金。他接着说：“一会儿记者就会赶上你。”

“谢谢你。”我说，然后继续向西前进。

当我快走到一个主要的州际公路交界处时，《安娜堡新闻》（Ann Arbor News）的记者梅拉妮·费利西亚诺从我身后赶来进行采访。我们一起走着的时候，车流擦着我们呼啸而过。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我们幸存下来了。

1997年8月8日早上，我准备离开杰克逊（Jackson），步行去巴特尔克里克（Battle Greek）。我走了大约1英里时，一位名叫艾丽西亚·桑兹的年轻女人走近我，她来自杰克逊《公民爱国者报》（Cittizen Patriot），“能请你吃早餐吗？”

“当然。”我立刻回答。和艾丽西亚一起吃早餐，意味着我能和一个人用正常的英语交流，而不是挣扎着跟查尔斯聊天。

我们一起走进一家惬意的餐厅，一切都是红白方格：餐巾纸、餐垫，甚至服务员的制服。到处充满了熏肉的香味，当我和查尔斯享用丰盛的早餐时，艾丽西亚对我们进行了采访。我首先吃了一块比利时华夫饼干，上面有一层厚厚的草莓和奶油—我还大手笔地涂了一层草莓糖浆。然后，我吃了一个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煎蛋卷：奶油芝士伴香草。我还点了一条培根，端上来时，它足足有一磅重。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吃饱。

一个小时后，我们重新回到路上。马克斯·达·伦托是全国广播公司10频道的记者，他也停下来采访我们。因为马克斯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巴西人，所以他对查尔斯每小时以3.5英里的速度游览美国的故事很着迷。报社只对查尔斯的故事感兴趣，这让查尔斯激动不已，我喜欢看他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几分钟以后，艾丽西亚的摄影师出现了，很显然，密歇根州的人对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我也喜欢被人关注。

从密歇根州的杰克逊走到马歇尔（Marshal），一路都很顺畅。我突然想起，现在离我的第10个结婚纪念日还有6天，难道我不应该回家待上一两天吗？这样，我不仅能庆祝结婚纪念日，还能看看刚从洪都拉斯回来的孩子们。我想得越多就越意识到，到现在为止，在整个行走过程中，我几乎很少想到过妻子。我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疏远了。我不想看到再一段失败的婚姻，这是我的又一次失败。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难过。

＊＊＊

在这次孤寂的长途跋涉中，我开始第一次面对我的婚姻从实质上已经结束了这一事实。一路上，我几乎都没想起埃斯特拉，事实上，我的婚姻只是一场骗局。很多人猜测，我的妻子是想要拿到留在美国的绿卡才和我结婚的，我们结婚时，除了我之外，似乎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个事实。

我曾一度因为能有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选我做丈夫而神魂颠倒、兴奋不已。我们相遇时，她27岁，而我已经41岁了。那时我刚离婚不久，不想再卷入任何感情的漩涡。

在我去法学院上学的前一天，姐姐楠希在她家后院为我举办了一场烧烤派对，埃斯特拉是一个美丽迷人的西班牙女子，她是姐姐请来的客人。派对开始不久，我碰巧坐在了她旁边，立刻被她的一双棕色眼睛迷住，她温暖的笑容融化了我的心。我们谈论并分享了上学的经验，我认为她很有勇气，因为她在洪都拉斯的港口工作，这要求她经常说英语，所以洪都拉斯政府派她来波士顿的语言学校参加英语补习。来到美国以后，她发现美国存在着极好的教育机会。后来她考上了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我们相识的时候，她正在读最后一学期，并即将取得计算机科学学位。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只有有坚强的毅力和极大的勇气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目标。几个晚上之后，我给她打电话，请她去哈佛广场吃冰淇淋。吃完巧克力圣代后，我们沿着查尔斯河岸散步。我们漫步向前走着，突然，我转过来冲动地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会娶你。”

她的回答更令我震惊：“我愿意。”

我们开始经常见面，虽然只是在周末，因为各自繁忙的学业使得我们平时根本没时间见面。每到周五，我就会跳进我糖红色的福特汽车直奔她在东波士顿的公寓。整个周末我们都会在一起——除了我每天晚上还要返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因为她不肯让我在那里过夜。

12月，她完成了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并很快申请到一份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与此同时，我正全力埋头苦读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那年春假到来时，我们一起在圣地亚哥郊外山上的公寓度过了一周。

那是充满欢笑的一周。我们在山上的小路上骑马，在室内游泳池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出去购买食材，在家做饭。这真的是一个假期，是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真的放松。我告诉埃斯特拉，在我们婚姻中的某个时间，会有一天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去实现徒步穿越美国的梦想。她明白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也知道我正全力准备着步行去西海岸。她告诉我说，她绝对不会干涉我的计划。

1997年8月14日，我们喜结连理。我们的婚礼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到现在依然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记忆之一。我有种“终于结婚了”的感觉，这确实是真的。

我完全迷上了我的新娘，也同样对法学院毕业以后建立家庭的想法心驰神往。我完全没有保留自己的感情，感觉自己终于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拥有了适合的伴侣和完美的婚姻。

我们计划两年以后再生孩子，这样就可以先存点钱，我甚至给妻子买了一本叫作《如何避孕》的书，但我想我应该把这本书退掉——因为刚买了没几天，埃斯特拉就怀了第一个孩子。

1988年9月21日，我的儿子尼古拉斯·亚历山大·布朗出生了。这是我生命中最高兴的一天。当医生把尼古拉斯从妻子的子宫里拿出来以后，他让我剪断脐带，然后把儿子交给我。看着这个神奇的小家伙，我激动不已。

在他刚出生的最初几个月，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照顾尼古拉斯，所以我通常把他托在胸前，带着他去法学院上课。那段时间，我和儿子紧密相连，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情形，家人之间从来不说“我爱你”。我发誓，我的儿子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会听到“我爱你”。我对自己承诺，要把自己年少时被剥夺的所有幸福全部给予儿子，我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父亲。

从尼古拉斯出生的那天起，他好像注定会在生命中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热情，脸上总是带着大大的笑容。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会抱着尼古拉斯四处走走，看着他的眼睛，和他谈论我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阅读、教育和家人的爱。尼古拉斯会用他那双深邃碧蓝、渴望求知的眼睛看着我，倾听着我说的一切。

尼古拉斯和我共同经历了法学院的第三年，毕业那天，哈佛法学院院长把我的法学博士学位授予了尼古拉斯。

我的儿子继续让我惊讶。7个月时他就会走路了，并且能用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进行完整对话。1岁时，他就能为大人进行西班牙语和英语之间的互译。

2岁时，尼古拉斯成了游泳高手和初露头角的钢琴家，我们为他报了钢琴课。他热爱美术，每天绘画几个小时。2岁半时，我们把他送到蒙台梭利学校。3年以后，他开始在马萨诸塞州贝弗利（Beverly）的邵氏国际走读学校上幼儿园，在那里他表现相当棒。接下来的几年，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他在栗树山（Chestnut Hill）的布林蒙学校上学，并让那里的老师感觉不可思议，很快就认定他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艺术家、音乐家和学生。

然而尼古拉斯的成功并没有挽救我们的婚姻，我原以为，他可以使我和埃斯特拉的关系有所改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出生以后不久，埃斯特拉的妹妹从洪都拉斯过来看望我们，一天早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埃斯特拉给警察打电话说要把她送回洪都拉斯去。她们显然发生了口角，而且事态很严重。我立刻从法学院开车回家，发现她们正在冲彼此大喊大叫。为了在局势变得更严峻以前打破紧张的局面，我决定让妻子休息一下，我把车钥匙递给她：“开车去商场放松一下。”她走了以后，我设法平复了她妹妹。

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格拉迪斯回答说：“我不想做埃斯特拉对你所做的事情。”

“她对我做了什么？”我问。

“她不爱你。她和你结婚只是为了‘绿卡’。”

我一下子被击垮了，不愿去相信，但是埃斯特拉的妹妹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呢？

我要当面问埃斯特拉，希望她能否认她妹妹的说法，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和我结婚是为了拿到绿卡吗？”

她说：“那又怎样？”

这几个字就像子弹一样穿透了我的心脏。我原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完美的伴侣，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结果她竟然用那样不屑一顾的语气来打击我，把我推进了情绪失控的边缘，甚至几年以后，这种感觉仍然困扰着我，我也许永远不会从中恢复——永远不会！

也许埃斯特拉没有意识到我是如此受伤，因为在她的文化里，她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几乎就像包办婚姻一样。但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文化，我原以为娶了一个我遇到过的最特别的女人，然而在一起整整两年时间，我却对她的计划一无所知。

但为了儿子，我依然维持着这段婚姻。我曾试着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但“那又怎样”这几个字总会重新爬进我的脑海。

几年之后，埃斯特拉又怀孕了，虽然我并没有完全摆脱婚姻真相的困扰，但我想，至少我们的婚姻依然奏效，我们的家庭成员仍然在不断增长。

我们的第二个儿子路易斯·米切尔·布朗于1991年5月3日诞生。他带有很严重的先天性缺陷，只剩下四分之一大脑，处于半植物人的状态。

我们的生活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伤害，这个事实让我很无助。

埃斯特拉和我之间完全没有了交流。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7天，这一事实也极大地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由于我工作繁忙，埃斯特拉努力照顾路易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不在场。过了很久，我开始意识到，在路易斯出生的前几年，我每天拼命工作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逃避回家时感到的悲痛——其中不止有来自路易斯的悲痛，还有来自于婚姻的悲痛。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我偶尔还会提醒埃斯特拉，告诉她有一天我会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徒步穿越美国，我想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是必然的事情。她曾有自己的梦想——来到美国、获得文凭，而她已经做到了。她知道我一直有自己的梦想，因为自从相识以来，我就经常做一些为慈善机构筹款的行走，通常每周步行50多英里。

1996年秋天，我生病了，与此同时，我经营的医疗实践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我病得很严重，最后我自己开车去了医院。我被诊断为前列腺癌，医生警告说已经是晚期了。

面临着如此严重的诊断结果，我知道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可贵的，我不能再推迟自己的梦想了。

住院一段时间回到家后，我和埃斯特拉面对面坐下，我对她说：“我必须去实现我的梦想了。”

很显然她不在乎我做什么。我告诉她：“我们的婚姻变成这样，我很失望。”她冷漠地坐在那里，石头一般。我接着说：“你让我成为父亲，有了自己的儿子，这让我很感激，但我们的关系不是我认为婚姻中应有的关系。”

她没说一句话，没流露一个表情或作出任何反应，就像什么都没听见。

我告诉她，接下来几个月，我想卖掉我们的公司，包括她的股份。

卖掉公司能为她提供一大笔钱，这样她可以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维持家里的开支——当然这笔钱远远超出所需的开销。而且，卖掉公司也是我徒步穿越美国的关键，因为如果真的卖掉了，我就没有理由不去长途跋涉了。

我对埃斯特拉说，一旦我回来，“我们需要共同寻找一个能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意义的方法，否则我会退出婚姻。”到现在，我之所以一直维持着婚姻，就是因为不想离开孩子，但我真的非常讨厌继续束缚在这样的婚姻里。

离开波士顿开始穿越美国之旅时，我深深知道，我不只是在徒步穿越美国，更像是在走出自己的婚姻。我能感觉到，这段婚姻结束了。

结婚10周年纪念日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我们的婚姻顺利度过了“七年之痒”，然而，我的婚姻却是建立在欺骗和虚假的承诺之上。在我看来，10年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

一切都结束了。

第22章 行走在印第安纳

凌晨2点，我们终于进入了印第安纳州。由于有时差，现在这里才凌晨1点，我们很快在埃尔克哈特（Elkhart）的汽车旅馆安顿下来。埃尔克哈特的意思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我们懒得吃晚饭，没脱衣服没洗澡就入睡了。

虽然前一天很晚才走完，但我们第二天早上7点就起床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又是忙碌的一天，我定好要接受当地报纸《埃尔克哈特真相》（Elkhart Truth）的采访，所以需要去埃尔克哈特游客中心见记者。

在中心，我见到了许多有趣但没多大用处的东西。埃尔克哈特声称自己是“世界乐器之都”和“世界娱乐车之都”——全世界大约50%的娱乐车辆都是在这里制造的，埃尔克哈特也是我可舒适消食片诞生的地方。许多年前，在我开始合理饮食之前，每天都会吃上一片我可舒适。

事实证明，我本应该再多睡会儿，因为记者丽莎·布莱尔留言说她要推迟采访。她说她稍后会在波士顿邮路上采访我们，那时我正在去南本德（South Bend）方向的路上。

于是，我又开始在20号公路上向西行走了——它向西海岸绵延3365英里，据称是美国最长的公路。

天空正下着小雨，行走更容易了，因为在雨天，我很少出汗，也不会太疲劳。不久，按照约定，记者丽莎·布莱尔采访了我们：“你为什么要穿过埃尔克哈特？”

“没有去南本德，徒步穿越美国的旅程就不算完整，而去往南本德的路要经过埃尔克哈特。”

这又是一个阿米什乡村（Amish），在这里就像是时光倒流一般，人们的生活简单又平和。阿米什人不用电，会骑马和坐马车到处跑，每个人都格外得和善、恭敬和仁慈。

记得几年前，我花了几个星期去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Lancaster）参观阿米什人的住所，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人联想到摩门教徒。他们很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把家人照顾得非常周到，也极其团结亲密。

与阿米什人的马和马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左边的悍马制造厂。数以千计的、巨大、强壮的机动车坐落在停车场里，它们最初只是为军事用途而设计，不知怎么回事，现在却成了有钱年轻人的性感玩具。你必须很富有才能买得起一辆悍马，而且它耗油量极大，需要花一大笔钱才能加满。

头顶上方，黑压压的乌云逼来，雨又要来了。

下午3点，我们来到了南本德郊区。南本德是圣母大学的家，一提起这所学校，我就会想起它卓越的学术和激动人心的大学橄榄球比赛。自1900年以后，圣母大学的橄榄球队获得全国冠军的次数一直是最多的，在南本德，宣传这一纪录的标志随处可见。在去城里的路上，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在蒙蒙细雨中对我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一到南本德，我们立刻就去圣母大学校园。校园太大了，感觉像是城中城，学校的传统和神秘感让我充满敬畏，我感觉自己成了“爱尔兰战士队”的一员。

我从“鲁迪”·如提阁第一次来圣母大学校园时所走过的隧道，漫步踱进体育场，走进“罗克尼建造的球场”。克努特·罗克尼教练（Coach Knute Rockne，1888～1931，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和教练，被认为是大学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曾于1930年设计并建造了这个体育场，他却只享用了一年，因为那个赛季后不久，他因一场空难而去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为了准备1997年赛季，圣母大学把体育场的容量从60000人扩充到了80000人。

当我踏上球场，尽情闻着球场上的草地散发出来的清香时，我不禁感觉到了克努特·罗克尼、乔治·吉佩（George Gipp，1895～1920，圣母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被认为是最多才多艺的运动员之一）、乔·蒙大拿（Joe Montana，美国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保罗·霍宁（Paul Horning，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乔·泰斯曼（Joe Theisman，美国橄榄球联盟和加拿大橄榄球联盟运动员，2003年被选入高校橄榄球名人堂）、蒂姆·布朗（Tim Brown，橄榄球运动员，第一个获得海斯曼奖的外接手球员）和罗斯·布朗（Ross Browne，美国橄榄球运动员），特别是“鲁迪”的存在。

这个体育场是大卫·安斯鲍夫在1993年导演的励志电影《鲁迪传奇》中的主场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丹尼尔·“鲁迪”·如提阁说话太费劲了（实际上，他只是诵读困难），而个头又太矮小——5英尺6英寸高，重165磅，因而不能上大学，也无法在任何大学橄榄球队踢球。但凭着巨大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他考上圣母大学并顺利毕业，而且在校橄榄球队效力。在过去的5年中，每当我感到情绪低落和挫败时，就会看《鲁迪传奇》，它能点燃我的热情，让我回到正轨。

记得有一年，我在一个题为“批判性思维”的课堂上播放了电影《鲁迪传奇》。电影结束时，我问学生：“你们认为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

一个坐在教室后面的橄榄球球员举起了他的手。

“它不是关于橄榄球，”他说，“更多的是关于人生。”

他说对了。

我讨厌离开南本德，尤其是在下着倾盆大雨的早上。雨下得太大，在这样的大雨中行走简直是疯了，但什么也不能阻挡我。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当事情变得艰难时，坚强能使事情进行下去。”

中午时分，大雨变成了细雨。我已经多次更换了衣服，车里湿透的衣服和鞋堆积如山，闻起来像是在9月一个多雨的泥泞天气里，橄榄球比赛结束以后更衣室的味道。

终于进入科科莫(Kokomo)，我被这个地方的辽阔惊呆了。我原以为这是一座小镇，但事实上，它是一座正在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所有的建筑都在施工，当地旅馆外面悬挂着“没有空房”的牌子。从“遥远的地方过来的、名字听起来很古怪”的木匠和工人把所有的房间一扫而光。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有空房的旅馆。健谈的前台服务员告诉我们，科科莫是个“第一城”（又来了），在科科莫，埃尔伍德·海恩斯于1894年建造了第一辆汽车；也是在科科莫，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汽车收音机，第一个汽车轮胎和第一台化油器；还是在科科莫，人类第一次制造了铝和不锈钢。

离开科科莫，我向南朝着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方向走。这又是一个热气腾腾的4H天，我们在早上6点之前就出发了。中午过后不久，我遇到了约翰·弗洛拉，一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Indianapolis Star）的温文尔雅的记者。约翰和我年纪相仿，体型也相近—都是大码，他很高兴看到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居然能做这么不切实际的行走。约翰说：“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冒险，经常周游全国各地，但我都是骑摩托车。”

聊了很久以后，我又重新上路了，朝着印第安纳波利斯走去。当我们从环绕城市周围的州际公路下面穿过时，很快就遇到了下班高峰期。黑暗降临，我们最终走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中心，并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当地电台6频道停下来，接受采访。

由于提早一天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我决定做一下本该在每一座主要城市都做的事情——绕着这座城市走了35英里，参观它的大部分街区。走在大街上，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幸运能够进行这次旅程。我不再问自己：“我真的能做到吗？”因为现在，我正在做—脸上带着微笑，心中洋溢着喜悦。

“享受这一刻，”我不停地告诉自己，“它不会永远存在。”

我第二天的行走从印第500赛道（Indy 500 racetrack）上开始。几周前，我曾写信给当地政府，希望他们准许我在赛道上行走，在我到达的前几天，他们同意了。政府给了我一个小时，这样我可以绕赛道走一圈。能在著名的印第500赛道上漫步，我感到很兴奋。在第一个弯道处，我想到了高速赛车在此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高速转弯，而我却以3.7英里的速度步行。

这个地方大约是在100年前建成的，赛道表面由320万块砖铺设而成，因此它的绰号为“砖厂”。有人告诉我，在用柏油铺成的赛道下面，许多当初铺设的砖依然在它本来的位置上。

参观场地之内的博物馆才是真正的享受—50辆老式赛车分布在博物馆之内，看上一眼就能让人联想到这些车辆不可思议的力量。它们的发动机马力大约是普通汽车的两倍，圆滑的车身和宽大的轮胎唤起了人们对速度的幻想。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开一辆这样的车跑上一圈—那一定非常刺激。

在去芝加哥的路上，密歇根州切尔西橄榄球学校的瑞克和他的妻子玛丽亚开车前来加入我们。玛丽亚是一个狂热的步行者，她想看看自己能否一天走40英里，于是瑞克和查尔斯坐在各自的面包车里，在后面跟随我们，而玛丽亚和我一起在炎热而潮湿的天气里走出印第，进入了翠绿而平静的农田。

查尔斯很高兴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同胞，他们用葡萄牙语激烈地谈论着足球、女人和巴西。自从离开波士顿后，我还没见过查尔斯这么谈笑风生过，想到一路上他要用蹩脚的英语同一个与自己没有共同语言的老人讲话，并且还要持续几个月，查尔斯一定感觉孤单和沮丧。他曾无数次对我说过，他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午饭休息时，瑞克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解释说，查尔斯很担心他的妈妈。“她病得很严重。”瑞克说。他提醒我，查尔斯也许会很快飞回巴西。我很高兴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查尔斯在路上越来越分心，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要找到一个能像查尔斯一样照顾我的人并不容易，除了语言障碍，他真的是无可挑剔。这天晚些时候，我给波士顿的朋友打去电话，看看能否找到可能的替补。

午饭之后，玛丽亚想和我谈谈我的儿子。她问：“大儿子叫尼克吧？”

“是的，”我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然后我告诉她：“自从尼克出生那天起，我就知道他注定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就是在我胸前的婴儿背带里度过的，我一边完成哈佛法学院学业，一边照顾他。事实上，毕业那天，法学院院长把我的法学博士学位授予了尼古拉斯。”我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于是问玛丽亚：“你确定你不厌烦吗？”

“没有，没有——继续。我喜欢听你讲他。”

于是我接着说：“他特别早就学会了很多事情。7个月会走路，1岁之前就能用两种语言进行完整的对话。1岁时，不用大人问，他就能为说西班牙语的保姆进行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互译了。”

“现在跟我说一下你小儿子吧。”她说。

“晚饭时我接着跟你讲。”我回答。

我们步伐稳健地走完这一天，我很惊讶，玛丽亚居然一直能与我肩并肩，而且走完40英里以后，她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事一样。

第二天，玛丽亚又和我并肩行走，和她一起走路聊天使我的步伐变得轻松愉快。尽管天气炎热，但和她聊着走完这40英里，我感觉就像只用了40分钟。夜幕降临，玛丽亚和瑞克与我们道别，我们拥抱、亲吻，流下了依依不舍的眼泪。10分钟之后，又只剩下查尔斯和我了。瑞克和玛丽亚的离去让我很伤感，因为这两天我被他们宠坏了。

在我行走的路上，有一个小时，我被印第安纳州西部“如大象眼睛一般高”的玉米农田包围了。不久，太阳就要落山了。

走在伦斯里尔（Rensselear）郊区时，一个中年男人驾驶着一辆小货车缓慢地停了下来。司机问：“我的儿子能和你一起走一段吗？”

“当然可以！”我热情地说。

伊恩·范德沃尔从货车里突然出现，他只有10岁，又高又瘦，让我想起了我儿子尼古拉斯。伊恩皮肤很白，脸上有些雀斑，头发是栗色的，几乎就像年轻时的我。

伊恩和我一起走了几英里，期间，他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高深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徒步穿越美国？”“你已经走过哪些地方？”“你将从这里走到哪儿？”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能提出下面的问题：“你希望去实现什么？”然后，他问了更深刻的问题：“这次旅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徒步穿越美国将会怎样改变你的生活？”我回答得越多，他想出的新问题就越多。他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对我进行狂轰乱炸。

我告诉他：“如果我一直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的书里能写的东西就不多了。”

“你在写书吗？”

“还没有，但当我走完之后，我想我会写一本书，记下这次行程中所去过的地方和遇到的人——包括你在内。”

伊恩笑着说：“那太酷了。”

伊恩提到，他的父母在家教育他。

“他们在做一项伟大的工作！”我说。

两个小时以后，分手的时间到了。我们已经一起走了6英里，现在到伊恩家了。我很喜欢这个小家伙，也被他的善良深深打动。伊恩抱着我说：“我很高兴能成为你行走的一部分，我会用余生来珍惜与你的同行！”

伊恩的感情令我瞠目结舌，泪水很快滑过我的脸颊。我不想让伊恩看见我在流泪，只得往前走，试图在泪闸打开之前逃离。“伊恩，非常感谢你与我的同行，我会用余生来珍惜这些时刻。”

告别印第安纳州以后，我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兰辛（Lansing），住进另一个“奢侈”的速8汽车旅馆。今天结束得比计划要早，所以我留在旅馆的大厅，想找个人聊聊芝加哥，正巧，前台服务员蕾妮是这个话题的专家。她身材娇小，体重不足90磅，留着一头参差不齐的金色短发，像一个小精灵。

“除了在机场转机外，我以前从来没来过芝加哥。”我对蕾妮说。

“步行是观赏这个城市的最佳方式，”蕾妮说，“开车简直就是噩梦。”她急切地要我去芝加哥市中心走完“壮丽的一英里”，并嘱咐我一定要经过格兰特公园（Grant Park）。然后，她又给了我一个警告：“不要去南区，那里很危险。”

美国人把芝加哥称作“臭洋葱地”。据传，过去这个地方曾是一大片野生洋葱地，散发着腐烂的“芳香”，所以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曾使用词语“Chicagua”来称呼这座城市——意思是臭洋葱田地。

我们毫无目的地聊到了半夜。

我第二天上午的计划是在霍尔斯特德街（Halsted Street）上向北走，然后穿过“危险”的南区，那里大部分是黑人社区。

是的，这是一个贫民窟，我看到黑帮成员、未发育好的妓女和太多怀孕的少女。我看见年轻的男孩从年龄较大的男孩手中买毒品；看见胡子拉碴的男人在门口喝得烂醉，陷入昏迷；我看到寮屋居民，他们显然住在废弃的建筑物里。

虽然他们的状况很糟糕，但许多人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笑脸。或许他们在想：这个又老又胖的男人为什么要穿过我们的社区？每当有人直接问我这个问题时，我都会说：“如果要徒步穿越美国的话，我必须体验芝加哥——整个芝加哥。”

突然，我停下了脚步。简直不敢相信！在一座废弃建筑物的一侧贴着一张破旧不堪的竞选海报，“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

嘿！我认识那个瘦家伙，我想，他是我制定路线时要穿过芝加哥的原因之一。当我在法学院读第三年时，巴拉克在读第一年。德里克·贝尔教授是我们共同的导师，曾介绍我们认识。

我很喜欢巴拉克，他有一种安静和自信的智慧，从来没有什么事会让他烦乱。由于都是“年长”的学生，我们对彼此都特别得尊重。他那传染性的微笑很具感染力，配上他非洲式的短发和皮夹克，令他格外引人注目，整个人看上去光彩照人。

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我经常带着尼古拉斯出现在课堂上，每次他一哭闹，我都不得不离开讲堂。巴拉克做的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他对尼古拉斯特别地关注，他会把手指放在尼古拉斯的手上轻轻摇晃，逗他开心。巴拉克显然很喜欢与人相处，尤其是和孩子们，当然，他们也会毫无疑问地喜欢他。他是我在法学院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

我至今还记得巴拉克曾在学生中心，在我的“为饥饿的人行走”的筹款募捐箱前停下的那天。

我当时正在和同学米奇·拉塞尔谈话，他在我刚上法学院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奥巴马本可以像许多别的人一样，很轻易地避开我，但他好像真的对我这个40多岁时还参加20英里慈善步行活动的人很感兴趣。

“你真的打算走20英里吗？”他问。

米奇插话说：“如果他说去做，他就会去做。”

“听起来很长。”巴拉克说。

“嗯，不是为我。”我回答说。

“好吧，”奥巴马笑着说，“给我记下，每英里50美分。”

签完承诺表以后，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10美元给我。1989年的时候，10美元对于一个法学院学生来说是一笔大钱，尤其是对奥巴马——他同我一样，靠奖学金维持生活，钱包经常瘪瘪的。

我还记得巴拉克的手肘。在法学院时，我们在海明威健身房有自己的篮球场。由于有路·米切尔的经济支援，我不用再开出租车了，这样上完一整天课后，我就有时间在镶木地板上释放压力。我们的比赛同NBA季后赛一样竞争激烈，由于我比别的球员年纪要大，动作也更慢，所以我通常会停在篮下，抢断篮板，巴拉克也经常在那里和我争抢位置。

他是一个狡猾的篮板手，他的胳膊比一般人要长很多。他会使用像武器般的手肘，给我的胳膊、肩膀和手肘，有时甚至是脸上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不止一次想掌掴他，但最终我还是不得不停止打篮球，因为我太老了，承受不了那种劳累。

在法学院的第三年，我需要写毕业论文。我把论文叫作“你必须接受的战争”，在论文里，我讨论了法律为何没能解决种族问题，并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导师贝尔教授批判了我的论文，并要求我再写两章。他想让我描写“两种情况，一种是种族关系严重恶化，第二种是美国在种族平等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我回去接着写，论文的最后一章是一封在2020年写给马丁·路德·金的孙子的虚构信。在信中，我告诉年轻的金，我的同班同学巴拉克·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当然，我知道这十分荒谬，但我这样写是为了讨好贝尔教授，他也很喜欢巴拉克。（那篇毕业论文后来被哈佛法学院图书馆永久收藏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年，我很高兴地得知巴拉克被选为了《哈佛法律评论》的首位黑人主编，并进而与《纽约时报》的出版商签订合同，著了一本关于种族关系的书，书名是《我父亲的梦想：种族和继承的故事》（Dreams from My Father: A Story of Race and Inheritance）。当然，我跑去买了一本，读了之后我很喜欢它。

1997年我在芝加哥行走时，正是奥巴马当选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第一届。

我问了几个人对奥巴马的看法，一个女人对我说，巴拉克非常受欢迎，他曾参加了民主党的初选，还以90%的选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她还告诉我，他的妻子米歇尔比他还受欢迎。

“米歇尔？难道是米歇尔·罗宾逊？”我不由惊叫起来。我曾在法学院第一年时见过米歇尔，我的导师和挚友大卫·威尔金斯教授介绍我们认识。米歇尔惊艳而光彩夺目，她总是打扮得非常漂亮，头发梳得干净整齐，没有一根杂乱的头发，她就是优雅和高雅的缩影。我知道她来自芝加哥，也曾听说巴拉克和一个曾上过哈佛法学院的女孩结婚了，但没想到是她。

原来，在法学院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之间的几个月，巴拉克暑假在芝加哥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实习。米歇尔是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他的上司，他们在那里相识相恋，之后在1992年结婚了。

我们在法学院的共同纽带是查尔斯·奥格莱特里和大卫·威尔金斯教授。实际上，我正是在威尔金斯的办公室第一次遇见米歇尔的，虽然大卫当时第一年任教，但他已经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教授了。

现在，我要和巴拉克、米歇尔取得联系并见到他们的这个想法变得更坚定了。

我继续沿着霍尔斯特德向北走，进入芝加哥市中心，然后在杰克逊街向右转弯，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一家名为“路·米切尔”的餐厅。因为这是我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恩人的名字，也是我小儿子的名字，我当然得停下来在这里吃饭了。

饱餐之后，我在密歇根大道上沿着“壮观一英里”漫步前进，在人流中穿梭着去了海滨。从密歇根湖吹来了一阵强风，虽然当时气温有32℃，但还是令我又冷又不舒服。我躺下，用毛巾裹住身体取暖，很快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的脸正对着一台摄像机，事实上，记者刚刚结束对查尔斯的采访。他喜气洋洋，显然很高兴自己受到了记者的关注，也很兴奋自己能上电视。

我后来在旅馆的房间看了报道，记者的旁白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你曾经试着在炎热的夏天从波士顿走到芝加哥，你一定会很累。他累了，他是唐·布朗，被誉为‘行走的人’，而他刚刚到达芝加哥湖畔。”自此以后，我经常被称为“行走的人”。

采访结束后，我沿着湖畔漫步向前。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再次高度陶醉了，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曼妙无边，两者带来的视觉融合令人肃然起敬。

傍晚7点，我们开车去了一家汽车旅馆。我给巴拉克办公室打了电话，一个助理对我说，他会尽量安排我们明天上午相聚。

我拿起了一本书，却很难集中精力，因为我不停被奥黑尔机场传来的飞机噪音打断。

天亮了，我们开车回到格兰特公园，这是我前一天结束步行的地方。我穿过公园，然后沿着密歇根湖朝着埃文斯顿（Evanston）和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方向走去。如果不能很快接到奥巴马夫妇的电话，那么我再开车回芝加哥去拜访他们就太晚了。也许巴拉克还没有得到消息，因为他一向是个会回电话的人。

芝加哥北区相当国际化，一路上，我感觉自己好像穿越了整个地球——这片土地上聚集着印度、俄罗斯和亚洲以及所有中东国家的人。我听着他们的音乐，闻着他们的菜肴，突然感觉很饿。

不知不觉间，我阔步走出了密歇根湖西岸，跨入威斯康辛州，直奔密尔沃基（Milwaukee）。

不幸的是，我最终还是没收到巴拉克的回电。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告诉过他我曾傻傻地预测他能成为美国总统。也许贝尔教授告诉过他，我不知道。

但我很高兴能有幸与我们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在法学院做过同窗。

2011年，我的儿子尼克完成了在白宫的实习，成为了第一夫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他，当他还是个婴儿时，就曾用他的小手紧紧抓住我们未来总统的手指。

第23章 罗德尼和老鲍勃

密尔沃基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市，有许多可爱的维多利亚式房屋。

在底特律，一切事物都以汽车命名，而在密尔沃基，则是以啤酒命名。这里有帕布斯特啤酒、米勒酿酒和施利茨等等。你还可以去帕布斯特大厦和帕布斯特剧院，甚至这里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都被称为“酿酒人队”。

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在加油站停下来喝冷饮，我发现我穿着爱国者队标志的球衫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几个照看加油站的小伙子正在喝老密尔沃基牌啤酒，都有点醉了，他们都是粗暴的包装工队球迷，“爱国者队什么都不是。”

一个小时后，我又回到公路上，向西行走。这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组人马出现了，他们开着一辆车顶上带卫星的奇特面包车，下来要对我进行采访。当记者问到我的家人时，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泪点。“我非常想念他们！”说着说着，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我们聊了几分钟我的儿子，采访结束以后，记者又过来问我：“既然这么思念家人，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次远足呢？”我声音哽咽，眼泪滚落下来：“如果不去试试自己能否完成，我的生命将不会完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仍然琢磨着那个问题，一辆汽车突然停在我前方100英尺处，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子从车里跳了出来。她漂亮，曲线玲珑，穿着时髦，她径直向我走来，希望能和我一起走。虽然我身上渗透着密集的汗水，但她还是用胳膊环绕着我，在我嘴唇上留下了一个长而深的吻。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已经慢慢跑回车上，开走了。

黄昏临近的时候，另一个老先生走到我面前，问能否陪我走几英里。他名叫罗德尼·舒尔茨，来自于瓦克夏（Waukesha），就在密尔沃基西边。我们边走边谈论对行走的热爱，谈论我们的家人和职业。我告诉他我长久以来想步行去大苏尔的梦想，他说：“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去，我知道它有多么美丽。”

罗德尼是位前列腺癌幸存者，他是在几年前患的癌症，并且需要做手术。罗德尼65岁了，刚刚退休，非常注重健康，因为最近刚当了爷爷，这让他很激动。他还是一个狂热的骑行者，像我一样，他也经常为慈善机构筹集善款。

我们一起走了几英里，长时间的沉默以后，罗德尼要为我唱几首歌。他用富有感情的男中音唱了《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让我热泪盈眶。然后，我们一起唱了《上帝保佑美国》（Gog Bless America）。这首歌也许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对我来说，此时唱的感觉完全不同。

走到他家时，罗德尼邀请我和查尔斯与他的家人共进晚餐，并在此过夜。能在家里而不是旅馆过夜，这真是太特别了。罗德尼的妻子杰西卡和他儿子格伦的妻子萨曼莎以及他们的孩子，让我们有种回家的感觉。

到休息的时候，罗德尼把我们带进了主卧室，这让我有点不太舒服。“你们在哪儿睡？”我问。

“沙发上。”他回答，“你们是客人。”

真是太特别了，我想，他们居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第二天早上，罗德尼带我和查尔斯去他最喜欢的地方吃燕麦碎粒。早饭过后，罗德尼和我一起走了6英里多，然后我们道了别。我给他一个拥抱，并表示感谢，我对他说：“能吃到家常菜，在一个真正的家里入睡，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美妙的惊喜。”

罗德尼让我想起了初次见到鲍勃的情景，那时他大概50多岁，被迫退休了，我上下学乘坐的校车站牌正好在他的家门前。一天下午，我从校车下来的时候，鲍勃正在他门前的草坪上。

他叫住我：“嘿，小子，过来。”他的声音带着不友好，虽然我忐忑不安，但还是慢慢地挪向了他。

很显然，我是一个出了名的爱惹麻烦的孩子，臭名远扬。鲍勃了解我的一切，我以前从没和他说过话，很好奇他是怎么知道我的。

他说：“你惹了各种各样的麻烦，闯入人家家里、顶嘴、不听话——整个城镇都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你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关你什么事？”对我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蠢家伙，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谈话到此为止。我转身要走，在我刚要迈开步伐的时候，他用手杖在我膝盖后面狠狠地打了一下，我一下子瘫倒在地。

“跟我来。”他咆哮着。

我毫不犹豫地照做了。

当鲍勃和我一起在桌边坐下后，他说：“我下午需要你来帮忙。你每天放学后到这里来和我待在一起，直到晚饭时凯（他的妻子）回来，然后你回家吃晚饭、做作业、帮你妈妈做家务、上床睡觉。明白了吗？”

从那天起，周一到周五，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出现在鲍勃家里，修建草坪、铲车道、跑去商店给他买东西。不久，他教会我怎样挣钱。我在社区里捡了成捆的报纸并把它们存在他的车库，当车库满的时候，鲍勃会给收废品的人打电话，把这些报纸卖给他，并付给我30美元。我用挣来的钱给鲍勃、凯、我的妈妈和妹妹楠希买圣诞礼物。买完以后，我就身无分文了，但是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钱去买圣诞礼物。

很快，我开始喜爱鲍勃和他的家人了，他们用温暖的翅膀保护着我，正如鲍勃所言，一年下来我再没惹任何麻烦。虽然他外表粗野，但对我很好，我喜欢跟鲍勃在一起的时光。我开始从他身上学到自律，学会了如何挣钱，最重要的是，当有人关心我时，我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鲍勃善良体贴，他总是指导我向优秀迈进，但是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很快被打断了。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下了校车，走向鲍勃家，但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在外面迎接我。我敲了他家的门，是凯开的门，这很不寻常，因为她在当地银行工作，白天从不在家。她眼睛又红又肿，脸颊上有擦干的眼痕。她几乎无法说话：“回去吧，鲍勃今天不需要你了。”我知道有些不对，但没问为什么。

晚饭后，我正要爬上床睡觉，妈妈坐下来告诉我：“鲍勃今天去世了。”

我彻底绝望了，哭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想第二天亲自去鲍勃家看看，也许是大人们搞错了，也许他只是病了。我一直在祈祷下车后发现他还活着，能看到他站在他家草坪上，像平时一样迎接我。但他没有出现，我确定妈妈说的是真的，他已经死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悲伤笼罩着我，我感觉自己活在一团迷雾里。鲍勃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导师，他是一座灯塔，帮助我渡过成长期中的难关。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内心的一些东西也跟着死了。

第24章 早晨的玛丽

第二天早上，我从麦迪逊（Madison）向南行走，下一站是斯托顿（Stoughton）。在路上，我们在一家加油站停下来给车加油。我去面包车里拿钱包，当我回来把信用卡插进油泵时，发现对面站着一个无比惊艳的女人。

“你好，”她如梦幻般的声音说，“我是玛丽。我的儿子和我见你在麦迪逊的公路上行走，给我讲讲你的徒步美国之旅吧。”

她3个害羞的儿子站在几英尺之外，一个身材高大、一个中等身材、一个更小，其中一个让我想起了尼古拉斯。最小的孩子像只迷你熊，娇小而圆润，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我们谈了一会儿，她跟我说她离婚了，独自抚养3个孩子。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没离开过我，当然，我也不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道别之前，她给我留了手机号码。

“如果你愿意，给我打电话吧。”她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然后我把她拉过来，亲吻了她。这个吻又深又长，几乎令人窒息。她的儿子们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我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我自己也很疑惑。

然后她开车走了，我真想和她一起走。

第二天早上的行走是一种折磨，因为昨晚没睡好，所以我今天很疲劳——这绝不是一件好事。我辗转反侧想了玛丽一整夜，即使现在也无法不想她。我知道这很荒谬，半梦半醒中，我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穿过了伊利诺伊州漫无边际、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玉米海浪。我无意中踩到了路边的一个啤酒罐，身体几乎失去平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被一个几乎不了解的女人弄得心不在焉。多么可笑，虽然我的婚姻有瑕疵，但我已经结婚了，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应该立刻把玛丽的电话号码扔掉。”我对自己说。

我之前犯过许多错误，我不想再犯了。

1992年犯下的错误让我至今仍然负担沉重，像有1000公斤重的担子压在身上。

它始于1990年，我在多切斯特（Dorchester）开律师事务所，刚开业的第一天，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子拄着拐杖慢慢来到事务所门口，他手里拎着一个皮箱。“我是约翰·斯托姆斯。”他说他想宣布破产。

“箱子里是什么？”我问。

“我所有的借款文书。”他说。

我问他能否把箱子留给我，“明天再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谈谈了。”

斯托姆斯先生同意了。由于手头没有别的客户，我立刻坐下来研读所有文件，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斯托姆斯先生一直是贷款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贷款骗子们的欺诈手段令人发指，他们骗走穷人的毕生积蓄，自己却伪装成合法的商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手提箱里装满了虚假而充满误导性的文件，例如，贷款申请表上写着斯托姆斯先生60岁，但实际上他已经84岁了；申请表上还说他是白人，可他显然是黑人；此外，他的收入也被极度地夸大，这样他就符合抵押贷款的资格。

虽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但我知道斯托姆斯的贷款条件超过了高利贷。合同上的抵押贷款年利率为24%，这本身就很离谱，而且在结算的时候贷款人还会收他7个点（所借款总额的7%）和5年的漂浮式利息（必须偿还）。所以只要简单计算一下，我就知道他贷款的真正年利率约为150%！

第二天，斯托姆斯先生又来到办公室，我们一起研究了所有文件。他告诉我贷款发放者实际上是家装承包商，他们敲开了他的家门，说服他安装铝墙板、新型防风窗和障碍坡道。

斯托姆斯先生的房子不是贷款买的，所以他们承诺会负责用他的房子做抵押借到贷款。他们甚至制作了空白的贷款申请表，并保证他们会帮他填好。斯托姆斯先生说他根本没有签署任何贷款申请，是他们替他签的。

几周之后，贷款奇迹般地获批，装修开始了。施工相当得不合格：无障碍坡道建造得太危险，根本无法使用，墙板也是由业余人员安装的，粗糙不平。

就这样，几次类似的交易之后，斯托姆斯先生已经以家作抵押“借”了15万美元。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负担每月的还款，因为它们远远超出了他的唯一收入来源——他每月的社会保障金。收到丧失房子赎回权的信件时，他决定把所有文件放进手提箱里，找律师解决。在被拒之门外4次以后，他才来到了我的事务所。

我马上去萨福克郡（Suffolk）契约登记处，查寻斯托姆斯先生的贷款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其他类似的交易。于是我继续深挖，结果发现了涉及同一个放贷人的数百笔贷款——贷款人是在多切斯特、罗克斯伯里和马塔潘少数群体社区居住的所有房主。

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偶然间发现的是一个掠夺性放贷诈骗集团，它专门掠夺上了年纪的少数群体房主。这些贷款都有着极高的利息、高提前还款罚金、漂浮式付款和高昂的滞纳金。贷款人篡改贷款申请，伪造借款人签名，在结算时更改贷款期限，歪曲贷款条件，并遮住关键的贷款条件。

在几个星期内，我代表斯托姆斯先生向8家银行和几个家庭装修承包商的欺诈行为提起了诉讼。

我的官司引起了包括记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注意。

1990年秋天，记者加里·S.查菲茨写的一篇名为《重磅出击：律师为深陷麻烦的消费者打抱不平》的文章发表在《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上。第二年年初，查菲茨调到了《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en Globe）。

1991年5月6日，查菲茨和彼得·S.卡内洛斯合写了一篇头版报道，其标题为《在贷款诈骗下丢失家园的贫困老人：无管制的贷款人提供高利率、高风险的贷款》。这篇新闻报道了我的客户查尔斯和厄玛·索雷尔，他们是两个年迈的黑人房主，因为他们被名为“布鲁克林增长抵押贷款公司”的掠夺性贷款人没收了房产。索雷尔曾借了88000元来安装铝墙板，然而他们安装却很不合格。他们每月的还贷金额为2062美元，而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每月800美元的社会保障金。

人们对这篇报道的反响空前热烈，我也多次被媒体采访。那年晚些时候，查菲茨因为发表的一系列“第二抵押贷款人丑闻”报道而被提名普利策奖。这些报道也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

揭露诈骗贷款很快成了我的服务重心，很快我就有了数百名客户，我代表他们提交过多起诉讼。由于媒体的关注和众议员乔·肯尼迪的帮助，法院很快宣布支持我的诉讼。国会还举行了针对这一问题的听证会，并提出和通过了法律，永久禁止家装公司的类似行为。

这些贷款银行因此臭名昭著，他们被媒体曝光以后很后悔，于是很快成立了上亿美元的基金会，为少数族裔社区挣扎着还款的房主和将要还款的房主提供帮助。

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把房子收了回来，其他即将丧失房产赎回权的客户每月的还款额也大幅减少。

最终，马萨诸塞州和全国各地其他许多州都通过了法律来禁止掠夺性贷款，许多州还通过了“三日撤销权利”，意味着借款人签署完第二抵押贷款之后还有三天时间来撤回他们的决定。此外，他们还通过了管制家装承包商的法律，并成立了基金会来支付无证承包商以次充好的装修款。

几乎一夜之间，我的律师事务所被挤得水泄不通，业务量飞涨让我忙得团团转，但我不忍心拒绝那些弱势群体的房主，因为他们即将失去家园，所以我只好不分昼夜、马不停蹄地工作。

我需要雇佣更多员工，开设更多办事处，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如何找到扩大业务的费用呢？银行恨透了我，他们不会借给我一分钱，而律师是禁止寻找投资人的。除了被诈骗的少数群体的房主，我还代理了一些别的客户，其中很多是医生，大多数是按摩医生，他们在少数族裔社区为病人看病。

由于急于渴求现金来扩大我的事务所，我向3个医生借用了他们账户上的钱款，他们都愉快地答应了，还告诉我，需要多少拿多少。于是我借了接近20万美元。可问题是，从客户的账户上借款，即使经过他们的同意，在法律界也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我想我会很快归还，所以没人会知道。

于是我又新开了两家办事处，聘请了几名律师。不知不觉中，我花光了那20万美元，并接手数百个新的掠夺性贷款的受害者。

那是我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儿子路易斯天生脑缺陷，我深爱的母亲也去世了。

一年之后，一名律师偶然发现了我的借款，他向律师监管委员会汇报了我的违法行为，于是我公司所有的律师，都在第一时间辞职。

我只能怪自己，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羞愧。我克服了一切困难，曾在学术上爬到了珠穆朗玛峰顶，但又迅速地跌至谷底。

我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后来我又向监管委员会提出了恢复律师执照的申请。听证会定在波士顿，在我完成这次徒步之旅不久之后。作为一名永远的乐观主义者，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会恢复我的执照，但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动用客户资金”在法律界被认为是一项严重的罪行，比谋杀和毒品走私还严重。经历了20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以后，我终于发现了自己命中注定要做什么。我成了一名律师，在短暂的律师生涯中，我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一些法律，让许多人受益，我对此感到骄傲。但由于缺少资金和经验来让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蒸蒸日上，以及严重的判断失误，我把这一切搞砸了。我做到了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然后莫名其妙地点燃了导火索，把这一切毁于一旦。

丧失律师执照以后，我创办了一家很成功的医疗结算公司。几年以后，我卖掉了公司，并用所得款额偿还了我从客户账户上借来的20万美元和律师事务所遗留的债务，并筹集了5万美元用来资助我的徒步美国之旅。

这些回忆把我带回到现实，我取出玛丽的电话号码，撕得粉碎后扔掉，大风把碎片吹进了旁边的玉米田。

沿着伊利诺伊州中部翠绿的农田向前走，我不由得羡慕起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一定很简单，虽然工作辛苦，但绝对不像当律师然后被吊销执照那样压力巨大。

不知不觉中，我今天已经磕磕绊绊地走了40英里。

我们来到了汽车旅馆。我没有精力去洗澡，只想马上睡着。

我想好好休息，为明天的长途跋涉做准备，我们明天还要去皮奥里亚（Peoria）郊区，因为我要在机场迎接重要的人——我的妻子和儿子们将要飞来看望我。

＊＊＊

我坐在皮奥里亚机场，焦急地等待着家人到来。虽然在旅程中我脑海里不断地想象他们的样子，回想着他们曾说过的事情和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但这些都替代不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能再次见到儿子们，这样的喜悦无以言表！

见到他们以后，我们亲吻、拥抱、尖叫，然后开车去前天晚上我离开的地方，穿越全国的旅程仍将继续。雨下得很大，埃斯特拉和我一起走了大约10英里。

孩子们在面包车里玩得很开心，他们看电影、向查尔斯问好。雨停了之后，他们也加入了我的行走，和我一起沿着伊利诺伊州西部的农村公路走了几英里。

几个小时后，我开始感觉不舒服。我停下来刺破拇指，测试我的血糖——超过400了。我的糖尿病已经失控，这也许是前几天我感觉不在状态的原因。

最后，我们穿过了气势磅礴的密西西比河进入爱荷华州，密西西比河被称作“大河之父”，有人说是密西西比河创造了墨西哥湾。越过密西西比河，我想我们才真正到了西部。

在汽车旅馆的大房间里安睡一晚之后，我们步行去了欢喜山，去逛镇上的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

两个小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行走，现在，我不仅要关心我的糖尿病，双腿也是个问题。我强迫自己集中精力迈出每一步，挣扎着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而且我感觉很沮丧，因为家人几天之后又要离开了，我很不开心。

今天我们要从伯灵顿（Burlington）走到奥坦瓦（Ottumwa）。妻子又陪我走了10英里。路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数以百万计的嘈杂的蚂蚱，它们在附近的草地上和路上飞舞、跳跃着，许多被汽车压扁了，现在又被我们沉重的脚步嘎吱地踩过。

几英里之后，成千上万只蝴蝶开始环绕着我们飞舞，肯定有某些科学原因它们才这样做，但我不是生物学家，不知道怎么回事。蝴蝶让孩子们很着迷，他们跳出面包车，开始收集大小颜色不一的蝴蝶。我无法想象他们要拿这些蝴蝶做什么。

当我们走近得梅因（Des Moines）时，日期是1997年8月31日。我安排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新闻、电台采访和杂志采访。突然，所有活动都取消了，因为威尔士王妃戴安娜在巴黎的一场车祸中去世了，她的离世占据了整个媒体，而我就像路边的蚂蚱一样，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无名小卒。

第二天上午，妻子仍然陪着我走，我们没有太多交流，很显然，我们的感情如履薄冰。她开始喜欢行走时的沉思冥想，而我也同样享受着宁静和寂寞。

几英里之后，我们在路边一处农舍前停下来休息。我躺在长满草的辅路上，闭上眼睛，倾听微风和昆虫的声音。一个男人从农场的房子里过来，很快，他的妻子和5个金发的孩子也走了过来，他们中有两人的年龄和我的两个孩子同岁。我向他们解释了我正在做的事情，这个人和我谈论了农场生活的艰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山望着那山高。”他说。他厌倦了在农场耕作，并担心会失去农田。

为了贴补家计，男人还在佩拉公司做兼职，“工作太辛苦了，我几乎没时间睡觉和照顾家人。”

我说：“我十分理解你的处境。”

午饭后，我独自进入了印地安诺拉（Indianola）。从那里，我们开车去了得梅因，这样孩子们可以在飞回家之前，在大使套房酒店的房间里度过特别的一晚。由于孩子们更喜欢酒店的送餐服务，并且想在房间里看电影，我和妻子去爱荷华州的牛排餐厅吃了晚饭——据说它是这个州最好的牛排餐厅。

他们确实提供了我见过的最大的牛排——一个72盎司的牛脊肉。如果你能全部吃完，它就是免费的。我不知道什么人能做到这点，但坐在我们旁边餐桌的一个人正在进行英勇的尝试。

得梅因拥有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市政大楼。它建在山坡上，俯视整个市区。它有5个金色的圆顶，有人告诉我，它们都是由23克拉的黄金打造的，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很快，到了该把家人送到得梅因机场的时候了，我讨厌看着儿子们离开。这次行走中长时间的孤寂让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我的生命中是多么得特别，同样，我也意识到了妻子对我是多么得无足轻重。一段时间的分别本该使两颗心靠得更近，但我再次见到她时，反而更加明白，我对她的感情已经完全消退了。

这次与孩子们的相见是一次神奇的相遇，但学校还有两天就开学了，他们不得不回去。我亲吻他们、拥抱他们，好像再也见不到他们似的。我们3个人都哭了。他们和妈妈一起登了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

带着悲伤的心情，我返回得梅因西北郊区继续行走。我又回到了长途步行者的孤寂中，想念孩子更加剧了这种孤独感。我直到晚上11点才走完今天的计划路程，同时感到精疲力尽、孤独沮丧——除了几乎无法沟通的查尔斯之外，我别无所有。

＊＊＊

艾伯特利（Albert Lea）是明尼苏达州边界正对面的一座城镇，也是我今天要路过的地方。天一直很热，但当太阳滑落地平线后，又变得十分寒冷。空中到处飞舞着萤火虫，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就是在炎热的夏夜追逐这些闪烁的昆虫，然后把它们放到一个在盖子上打洞的广口瓶里。我希望现在就能抓几只萤火虫，把它们送给我的孩子。

一边走一边想，我来到了一个池塘。当我走近的时候，不小心惊动了一条4英尺长的水蛇。我害怕极了，当它在离我脚边几英寸的地上爬过时，我忍不住跳了起来。然而，当一对大声比赛歌唱的牛蛙为我演唱小夜曲时，我的恐惧感很快消失了。几只安静的小龟在睡莲叶子上保持着晒太阳的姿势，它们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

不远处，一位70岁的老人在垂钓。我走过去问他：“钓了几条啦？”

他回答说：“这是最好的钓鱼季节。”他看了一眼我的面包车，补充说，“在冬季到来前走过这里是一件很明智的事。”

我们到达了明尼苏达州的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发现整座城镇都在盛装打扮以庆祝击败了杰西·詹姆斯犯罪团伙。我了解到，1876年9月7日，这些歹徒骑马来镇上抢银行，镇上的人们提前得到消息，做好了埋伏。犯罪团伙中的2人被打死，几天之后，武装队对他们穷追不舍，又杀死了4人，只剩下杰西·詹姆斯和他的弟弟弗兰克设法脱身了。

诺斯菲尔德镇上的人每年都会表演几次那场击溃犯罪团伙的画面，镇上巡回嘉年华游乐设施和游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吸引了成群的游客。

我继续从诺斯菲尔德向北朝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的美国购物中心（Mall of America）走去。大多数过往车辆的司机会挥着手说你好，一些司机还会停下来和我聊天，并就我正在做的事情表示祝贺。能够被人理解让我感到高兴，但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有了可以交谈的人。

不久我们就到达了购物中心。这家中心1992年开业,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全封闭零售和家庭娱乐中心”。这里每年大概接待4千万游客，大约是明尼苏达州人口的8倍。这里有超过520家商店和餐厅，光是美食广场本身就是一座小镇。在这个庞大的购物中心的中间，是一个7英亩的主题公园——美国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包括两个过山车和许多其他游乐设施。

经过停车场时，我看到了来自各州（除了夏威夷）的车牌和很多加拿大的车牌。我是受到购物中心步行俱乐部的邀请才来到这里，我猜我来得太晚了，因为我找不到俱乐部的其他任何成员。

虽然如此，我还是独自走完了整个中心，因为已经习惯一个人——我现在感觉舒服自在，身体处于完美的状态。我用两个小时走完了7英里的商业中心，被这里的奢侈消费弄得有点儿不知所措，这里光鞋店就有25家，查尔斯完全被镇住了：“看起来像巴西的一座城市。”

早上，在明尼阿波利斯西边，我开始向南达科他州跋涉。在今天结束行走时，我要第一次睡在面包车里—因为我担心如果每晚花六七十美元住旅馆，还没完成行走之前，钱就会用光了。我们在一个卡车停车场停了下来，我睡在面包车里的双人床上，查尔斯把驾驶员旁边将军座椅的后靠背放下，形成了一个躺椅。刚买回带床的面包车时，我认为在里面睡觉会很“酷”，但实际上，它不但不“酷”，反而很冷，而且不舒服。为了节省一点儿住宿费用而睡在面包车里，这实在是个很糟糕的想法，我们两个睡得都不太好。

＊＊＊

黎明之前，天空依然黑暗，我决定起床开始行走。我叫醒查尔斯，让他扶我从车后门出来。我浑身打颤，但他似乎没受冷空气的困扰——虽然他只穿了一件T恤和一条短裤。

“查尔斯，你得加一些衣服，这样会生病的。”

“别跟我说衣服！”他吼道。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天，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以前从来没那样对我说过话。

很明显，查尔斯陪伴我的时间可能要结束了，我不敢想象没有查尔斯，我将怎样继续行走，因为我还没找到可以替代他的人。

我穿好衣服，开始在黑暗中行走，周围草地上的露珠在第一道曙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我像置身童话中一样。凉爽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我大步流星地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开始行走。

当查尔斯终于追上来以后，我们在一家老式装修风格的餐厅吃早餐。点唱机里流淌出经典金曲。

谢天谢地，我又重新回到路上独自行走了。

早上的温度为零下7℃，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天冷也有天冷的优势，虽然我仍然满头大汗，但已不需要每个小时更换一次衬衫了，而且我每天的液体消耗下降到了2到3加仑，而不是之前的5到7加仑了。

几个小时后到达霍华德湖（Howard Lake）时，我们遇到了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坦白讲，总是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作出同样的回答让我有点厌倦，但我烦躁的真正原因是查尔斯即将离去，我担心我的行程会被打断。

一路上走来的每一步，我都能看到两个或更多湖泊，我不由大声喊道：“这就是明尼苏达州—万湖之州。”据说这个州真的有大约11500个各种大小的湖泊。

＊＊＊

第二天又是平常的一天，我早上6点之前就开始行走。天气相当寒冷，我想早点结束，这样就可以在明尼苏达西部“吸闻扑鼻的玫瑰香”了。另外，我还在阿特沃特（Atwater）安排了一个直播采访。

快到阿特沃特时，查尔斯接了一个从巴西打来的电话，他妈妈被送进了医院。“我妈妈快死了，”查尔斯结结巴巴地说，“我必须飞回巴西。”

“当然。”我理解并全力支持他，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可问题是，没有司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否应该卖掉面包车，背着背包走完剩下的路程？

我曾在旅程开始之前进行过背包行走测试，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没有合适的备用计划——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司机会在中途退出。

我立即开车把查尔斯送回双子座机场，给他买了一张去波士顿的机票，这样他可以在那里整理行李。我把欠他的工资支付给他，外加一笔慷慨的小费。没有太多的感伤，我们握手相互道别，我看着他登机。就这样，他走了。我僵硬地杵在那里，直到他乘坐的飞机起飞。

我给家乡的朋友鲍勃·费德勒打电话，向他解释了我的境地。“别担心，”他安慰我说，“我知道去哪儿找司机。”

“哪儿？”我问。

“波士顿的老兵收容所！”

“好主意，那里也许有一些失业的人。”

几个小时后，他打来电话，他选中了弗兰克·艾亨，来自波士顿的一名退休国会大厦警察。他曾在空军服役，由于生病，他现在处境很艰难——无家可归了。鲍勃给了我弗兰克的号码，这样我可以电话面试他。我感觉像是有100万磅的砖块从肩膀上卸下来。“你简直是一个魔术师！”我对鲍勃说。

弗兰克和我谈了半个小时，他的哮喘病已经得到了控制，我喜欢和他说话。我之前和查尔斯之间交流有困难，所以会说英语对我来说就是一大亮点。但我感觉弗兰克的情况很糟糕，一个退休的警察怎么会落魄到无家可归呢？

弗兰克解释说，因为一些意外的开支，他的退休金不够维持生活，为了达到退伍军人住房援助的资格，他不得不在收容所待上一段时间——无家可归是获得住房援助的先决条件。

我告诉弗兰克支付他的每日津贴是多少，并补充说，我还会支付他的日常开销，并报销他飞到双子城的机票。弗兰克接受了我的条件，他说：“我会在明天早上乘第一班飞机飞去。”

第二天中午，我在机场接到了弗兰克。

我们去一家机场餐厅提前吃午饭，并聊了起来。

弗兰克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200磅，比我稍年轻点儿，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姿态，花白的头发留成板寸。虽然没上过大学，但他极其善于表达，聪明开朗，熟悉时事。他还曾是马拉松运动员，但由于哮喘而不得不终止运动生涯。他对腿部和足部护理的保健知识对我会有很大帮助。

午餐后，弗兰克和我直接开车回到阿特沃特。我精神抖擞，很兴奋弗兰克给我后半程带来的不同。在阿特沃特的采访，是我在整个行程中做得最好、最活力焕发的一次。

我和弗兰克花了一些时间重新整顿面包车以后，又恢复了行走。

因为下午晚些时候我才开始步行，所以当天我只走了15英里，来到明尼苏达州的威尔马（Willmar）。当我在路旁休息时，弗兰克邂逅了一个他称之为“牛皇后”的女人。“我一生都在寻找一位牛皇后！”他欢快地笑着。她名叫莎朗，是一个丰满的印第安女人。

弗兰克和莎朗调情了几分钟，当莎朗意识到我们不打算定居下来时，她的兴趣减弱了。

我很开心，那天我笑得次数比这些日子加起来都要多。

第25章 蚊子雨和花衣魔笛手

我们来到了南达科他州，这次长途之旅中的第14个州。我们在大石城（Big Stone City）的一个乡村小咖啡厅停下来吃早餐。这里的雇主兼唯一的员工米莉是一个79岁、牙齿掉光的女士，她集各种职务于一身：服务员、厨师和洗碗工，她的双胞胎妹妹在隔壁开了间酒吧，她从来没结过婚。弗兰克在咖啡厅里唱主角，他让米莉过来一起吃早餐，而且和咖啡厅的每个人都聊了几句。我想，他们之中没人见过像弗兰克一样开朗而诙谐的人。

早餐过后，我们继续前进。走了15英里岖崎不平的道路以后，我们转上了一条土路，这是我第一次走土路。

出于某种原因，在土路上走路令我的双腿尤其痛苦，所以我在土路表面只走了21英里，今天总共走完36英里，就提前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房间。一位名叫尼克·奥韦尔迈尔的人正站在外面，带着斯泰森毡帽，穿着西式衬衫，丝带领带绕脖子一圈，看起来有点像牛仔。他说：“我来自蒙大拿州的比林斯（Billings），你们是要去那里吗？”

“我们大约两周以后到那里。”我说。

尼克很健谈，他对我们说，他现在回家，要在夜幕降临时才能到。他答应我们一到他的家乡，他就会为我们安排独特的蒙大拿饭菜。

但尼克警告说：“快到阿伯丁（Aberdeen）的时候，你们就将进入巨蚊之地了。”

我们在南达科他州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一家小咖啡馆吃早餐，旁边餐桌上有几位女性“收割专业户”。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年逾80的女性们可以熟练地操作巨大的农场联合收割机，这些玩意儿每台价值大约16万美元，如同一栋房子一样大。她们跑遍了中西部和平原地区的各州，为农场主们收割庄稼。吃完早餐后，我们跟着她们去了联合收割机停放的地方拍照留念。

傍晚我们向阿伯丁跋涉时，进入了一家乡村俱乐部喝冷饮，当地居民对我们的冒险之举很感兴趣，便给当地两家报纸的记者打了电话。弗兰克说：“简直不敢相信，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居然还有两家报社。”

记者们很快出现了，其中一个问我：“你觉得南达科他怎么样？”

我说：“它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很高兴能从你们的家乡走过。”

她说：“行走结束以后，你应该回来住在这里。”

“这不可能！”

“为什么？我还以为你真的喜欢这里呢。”

“我确实喜欢，”我告诉她，“但有一个问题，这儿冬天太冷了。”

采访结束后，俱乐部的会员们邀请我们留下来享用晚餐，我们很感激。

食物美味又充足，结果我们吃到很晚，重新回到路上时，已是下午6点半。太阳划过夹杂着粉红色、蓝色和白色的美丽天空落下了山，天空的颜色让人难忘，景色像是人工锻造的一般，秀美如画。

我几乎快要忘记尼克·奥韦尔迈尔给我们的警告了。在巴斯（Bath）和南达科他州的郊区，蚊子突然来袭。它们成群成群地扑向我，企图活吞我，我被迫躲进面包车，弗兰克开车寻找旅馆。我看见蚊子像是沉重的雨滴一般敲击着挡风玻璃，玻璃上布满了它们最后吸的人血。

＊＊＊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车回到巴斯，以走完最后到阿伯丁的10英里。蚊子不再困扰我们——也许它们昨晚累坏了，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午饭之前，我们拍了很多照片，还找了一个洗车处来洗掉挡风玻璃上的死蚊子。然后我继续上路，径直向北走，希望日落之前到达北达科他州边界。

在出城的路上，我发现一家图书馆，它的名字中包含了我两个儿子的中间名：亚历山大·米切尔图书馆。我买了张明信片，把它邮给了尼克和路路。

一路向北，许多巨大的农场联合收割机几乎占据了整条道路。下午6点，我们停下来休息，并匆匆浏览了最近冲洗出来的照片。虽然弗兰克一生从没用过照相机，但很显然，在摄影方面，他有一双能捕获神奇的眼睛——他拍的照片堪称惊人。

当天晚上，我们到达了北达科他州的埃伦代尔（Ellendale），并决定在草原之风汽车旅馆过夜。

＊＊＊

第二天早上，我们退了房，径直向加油站走去。弗兰克给车加油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在北达科他有售阿伯丁的报纸。我买了一份，发现自己的照片和故事刊登在头条上。真是太神奇了！

早餐以后，我们在多云的早晨顶着阴冷的寒风在11号路上向西前进。我正在穿过一个相对平坦和肥沃的山谷，几英里之后，就要攀爬远处的山丘了。整条路都空荡荡的——没有汽车、卡车或人，这是一个荒凉的世界。弗兰克停下车说：“我总是好奇月亮背面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

走了5英里之后，我的骨头冻得都结冰了。虽然温度没那么低，但是刮来的阵阵寒风却让我浑身打颤。这是我离开波士顿3个月以来，第一次需要从车顶的储藏室里拿出一些冬季装备。

有人曾对我说过，北达科他州是整个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没人想犯罪。几年前，一名游览过北达科他的游客推测说：“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但我怀疑人类是否会永远居住在这里。”确实如此。北达科他州面积要比新英格兰还要大，但总人口却不到60万。

许多人认为北达科他州住满了美洲原住民，但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事实上，这里只有不到5%的人口具有印第安血统。

我们很晚才结束当天的行走，天黑后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才入住阿什利汽车旅馆。一整天我都在努力忽略小腿肌肉的疼痛，但现在真的很痛苦，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爬进了浴缸，在热水中泡了一个小时。不久，弗兰克带着三明治和饮料回来了。晚上9点，我们就酣睡了。

＊＊＊

埃尔里德（Herreid）是我们到南达科他州后的第一个村庄。我们停下来休息喝冷饮时，几个骑自行车的十几岁男孩聚过来同我和弗兰克交谈。弗兰克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标着“徒步美国”字样的帽子和T恤。孩子们欢呼雀跃，我相信他们没怎么见过从波士顿来的人，更别说有人步行穿过他们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了。

在孩子们眼里，成人总是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很多，所以一个孩子问我：“你是不是太老了，根本走不到加州呢？”

我回答：“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看看最后谁能先到那里。”

然后他们开始骑自行车跟在我身后，又说又笑，很是开心。我快步地走着，他们在我身后骑车紧紧相随。

“我们要骑车保护你，直到你到达塞尔比（Selby）。”

多么善良的孩子啊！我心想。

到达芒德城（Mound City）时，我以为孩子们会停下，可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要继续跟着我。我问：“你们要去哪里？”

其中一个孩子说：“骑车跟你一起去塞尔比。”

他们的身材相对瘦小，均不到150磅，但他们都在高中橄榄球队打球。这让我想起了圣母大学的“鲁迪”，我问他们是否看过《鲁迪传奇》这部电影，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

我问其中一个孩子：“你觉得那部电影怎么样？”

他的回答是：“它讲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虽然一整天都很温暖，但寒冷的黄昏还是提示着我秋天就要来了，此外我还发现自己每天在黑暗中行走的时间在一点点增加。太阳似乎比几周前落下得要早很多。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一个小时后，今天的行走宣告结束，骑车的孩子们似乎对此很失望。

他们一直跟着我，在我右边骑了近3个小时的车。“我们早上再过来陪你走一段。”其中一个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出发？”

我回答：“9点。”我清楚地知道我会提前很早出发。

他们对我说：“我们在8点30分到学校，所以只能8点以前陪你。”

我说：“很荣幸能有你们作陪。”

他们都笑了，然后骑车回去，一个孩子停下来大声对我说：“祝你好运，花衣魔笛手（欧洲古老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能吹起神奇的笛子将孩子带走）！”

我们在塞尔比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人口707，入住以后，我们出去吃晚餐。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找到了一家家庭餐馆，窗户上写着：“牛肋排晚餐，吃到饱。”但我们太疲惫了，以至于无法尽情地享受“吃到饱”这一优惠。附近餐桌的人都盯着我们，好像我们刚从另一个星球过来。也许除了塞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另一个星球。

快速而安静地吃完晚饭后，我们又回到了旅馆。

我祈祷着早上醒来的时候腿不再疼，在几分钟之内就睡着了。

＊＊＊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了为期两天去鹰山（Eagle Butte）的长途跋涉，鹰山是夏延河苏族保留地（Cheyenne River Sioux Reservation）的一部分。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史蒂夫·埃默里是这个部落的总检察长兼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此外，他也是印第安音乐方面的著名歌手，曾出过几张CD，是这种类型音乐的顶级明星。史蒂夫邀我去给鹰山的高中学生做演讲。

美好的一天因为疼痛的喉咙、发烧和流感症状而大打折扣。走了大约3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密苏里河，这是我见过的最难忘的景色之一。密苏里河在广阔的大地上雕刻出一条巨大的懒蛇，把南达科他州分成，“河东”和“河西”两部分。据说密苏里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总长超过了2500英里。它南起蒙大拿州的三岔湖，向北流入圣路易斯市的北部，在那里与气势磅礴的密西西比河汇流。

当我们跨过密苏里河大桥时，一些正要去鹰山的印第安人停下来给我们捐款——我发现捐款的人似乎总是那些刚刚能负担得起生活的人。据弗兰克的非官方统计，现在的捐款总数已达到220美元。我问递给弗兰克钱的人：“你知道史蒂夫·埃默里吗？”“当然，他是我的律师！”

“告诉他我离他还有50英里，而且会很快走完。”我很高兴有这个见面的机会。

浩瀚起伏的向日葵海环绕在我的周围，在路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水牛群。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离鹰山大约还有40英里，一辆汽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一个魁梧的、有点醉醺醺的印第安人摇摇晃晃地从车里走出，正式欢迎我们来到夏延河苏族保留地。他看上去大约6英尺半高，有着结实的肌肉、坚韧的皮肤，又长又直的乌黑头发绑成了传统的马尾。他俨然是好莱坞印第安人原型的一个标本，也可以胜任任何职业橄榄球队的阻截队员。弗兰克称他为“快乐的云”。

在距离目的地大约10英里时，我们开车直奔鹰山，在那里入住一家旅馆。因为流感，我给史蒂夫·埃默里打不了电话了，只好洗个热水澡，晚上8点之前就入睡了。

第26章 Mato Tanka（大熊）酋长

第二天我很早起床，冒着雨就出去了。然后，我们在鹰山市中心的先驱者咖啡厅吃早餐。这家餐厅的习俗是顾客互相加满咖啡，我很喜欢这种方式，希望这种习俗可以流传开来。

然后我们离开鹰山，开车回到前一天晚上结束行走的地方。但首先，我们在夏延河苏族部落中心史蒂夫·埃默里的办公室短暂地拜访了他。他邀请我结束当天的行走后，一起去当地的餐厅吃晚餐。

走了34英里后，我又回到旅馆，洗澡、更衣，为晚餐做准备。我这一天走过了人们可以想象得最贫穷的地区。在今天的行走中，我走访了一些印第安人，我了解到，保留地之内的失业率高得惊人——80%。这个县被视为整个美国最贫穷的县，酗酒和猖獗的糖尿病困扰着部落的成员。未婚妈妈、几乎没有医疗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学校，缺乏公共交通，缺乏足够的水、电和生活必需品，是典型的“保留地”生活。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走出了美国，来到一个贫穷的国度。

晚上7点半，我们在钻石餐厅见到史蒂夫和他的妻子，他还邀请了《鹰山报纸》（Eagle Butte News）的一名记者共赴晚餐。

史蒂夫一直面带微笑，他圆圆的脸上留着胡须，黑色的长发留成了印第安人的发型，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我很好奇，身处在如此贫穷和困苦的环境中，他是怎样保持快乐的。他身材高大魁梧，至少有6英尺，有点笨重，这让我想到了他的拉科塔（美国西部一个美洲原住民族）名字Mato Tanka（大熊）。史蒂夫和他的弟弟马克都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他弟弟现居住在华盛顿。

史蒂夫的祖先在19世纪曾是最重要的土著印第安人之一。据史料记载，他的曾祖父是一名苏族勇士，在卡士达小巨角河战役中（Little Big Horn）杀死了乔治·卡斯特将军。他的曾曾祖父马丁·查治在1860年创立了“傻瓜战士协会”——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嘲笑自己的利他主义。这个印第安团体的目标是非暴力，并帮助所有人。史蒂夫对我说，查治首领和傻瓜战士协会发誓绝不会对老人、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此后，协会用他们的马匹和其他个人物资，拯救了在1862年明尼苏达州苏族人起义期间的白人战俘。

史蒂夫高中就辍学了，成了内布拉斯加州桑提苏族保留地和南达科他州扬克顿苏族保留地的一名警察。后来他决定去获得文凭，以此来帮助他的族人。他的这一使命感要归功于祖父对他的教诲。祖父曾对他说：“Takoja (孙子)，保留地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在你回到家乡之前，学会一项技能来帮助你的亲人吧！”

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我们在开学第一天就成了好朋友。在法学院，史蒂夫是校园最受尊敬的学生之一。2007年8月，史蒂夫当选为拉科塔大草原居住地的酋长。

我的晚餐伙伴和水牛排都是极品。晚餐以后，史蒂夫邀请我和弗兰克去他家喝咖啡，还为我们吟唱了印第安人小夜曲。

我们一起回忆了在哈佛法学院的日子，令我们大为摇头的事情之一，就是这所杰出的法学院的评分方式。大多数哈佛法学院学生在一年级时都相当焦虑，因为第一次考试期临近时，我们非常惊讶地看见校园里挂满了各种海报：“拼命地准备，随意地评分。”

在法学院读书的第一年第二个学期，因为要养家糊口，上课的同时，我被迫当起了全职出租车司机，我的大多数学习都是在等候乘客的时候完成的。我意识到，那个学期我没有时间充分准备好所有四门课程。于是我决定刻苦学习两门课程，减少在另外两门课程上的投入。

学期结束时，我参加了两门没有太多准备的考试。虽然我之前读过考试大纲，但只是粗略地看了一遍，因为我根本没时间，也没有参加过学习小组会议，所以当我坐下来参加第一场考试时，我所能做的就是拼凑出一大堆看似高智商的废话。

5分钟后，监考官打断我们。他很抱歉地宣布，刚才报错了考试题目，然后他读了修改后的版本，要我们重新开始。

5分钟后，监考官再次打断我们。这一次他说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第一次的题目才是正确的考题，他让我们重新再写。

当然，考场里充斥着紧张和焦虑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它却变成了将要揭盖的压力锅。所有人都设法保持冷静。我瞟了一眼史蒂夫，他摇摇头耸耸肩，我们集体呻吟着。

大约5分钟后，不可能的事情再次发生了。监考官又打断我们：“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抱歉，但我必须再次更改考试题目。”然后，他读了新的考试题目，并告诉我们再次开始。

我怀疑这是否在故意考验我们，考验我们在当律师时会遇到的挫折。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愤怒，翻开一页在上面写道：“真是胡扯。”然后起身把蓝皮书“啪”地甩在了监考官的桌子上，气冲冲地走出了考场。刚一走到外面，我便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极力想回去，但一旦你离开考场，就不允许再返回，覆水难收。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很担心。我想我一定会得F。

真正的震惊很快到来，我在那次考试中的成绩居然是B。事实上，我四门功课的所有成绩都是B——充分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都一样。

直到这个时候，我和史蒂夫才明白“拼命地准备，随意地评分”是什么意思。

哈佛法学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如果你足够聪明，能在哈佛上学，而且你还可以呼吸，那你就能自动获得一个B。对于我的一些同学来说，成绩很重要，但对于像史蒂夫和我这样的非传统学生，成绩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毕业。

在法学院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之后，我和史蒂夫决定不必太认真地对待哈佛法学院。我们仍然努力学习，但不再是全天候奋战。直到第三年，多亏了路·米切尔的经济援助，我才开始真正地埋头苦读，并终于拿到A。

不知不觉，已经是凌晨2点了，我们很不情愿地道了晚安。我给酋长大熊一个大大的熊抱，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都用来帮助生活在“保留地”的居民，多么了不起啊！整个晚上我的内心都充满了wopila—“发自肺腑的感激”。

＊＊＊

第二天早上，在先驱者咖啡厅吃完早餐后，史蒂夫陪同我去了当地高中的礼堂，全校学生都在等候我们的到来。

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个关于他们自己部落的故事。

“1870年，著名的苏族酋长雷德·克劳德和其他几个著名的印第安人一直走到了华盛顿去见美国总统。雷德此行是希望纠正几个条约上的不公平，然而出于某种原因，他绕道波士顿，拜访了当时家住在牛顿核桃街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克拉夫林。不可思议的是，我也住在核桃街，离雷德以前拜访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

我还谈到了如何进入自己选择的大学。我讲完以后，高中班长送给我一件礼物——一张手工制作的苏族被子。这件礼物我将永远珍惜。

一上午过去了，仿佛刚刚过几分钟。我内心有些不想离开，真想永远留在鹰山，这是一个能触动我灵魂的地方，但到该前进的时候了。史蒂夫和我拥抱道别，我的眼泪打湿了眼眶。

我在中午之前离开了贫瘠的夏延河苏族保留地。美国最贫困的10个县中有8个都在印第安保留地——其中有5个属于南达科他州的苏族部落。

下午晚些时候，我走到了费思镇（Faith），然后我们开车向南去了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我们都听说过拉什莫尔山，大多数人都见过它的照片。我可以告诉你，当我凝望四位总统头像时——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我热血澎湃、内心波涛汹涌。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曾经这样恰如其分地说过：“纪念碑的尺寸应该由它所纪念的事件对文明的重要性来决定。”

＊＊＊

向怀俄明州边界行走的时候，我回想起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曾对美国西部很着迷。我对于印第安的童年梦想全部来自好莱坞电影：皮肤泛红，脸上涂成彩虹的颜色，色彩鲜艳的羽毛插在黑色的头发上，装载沉重的宽轮大篷车缓慢地穿过大草原，牛仔们骑着野马在发出雷鸣般叫声的牛群周围盘旋，双手快如闪电的神枪手……

如今的西部让我想起过去在西部电影中常见的场景—干涸起伏的平原、远处环绕的群山、在骑手和驿站马车后面扬起的尘土、无时不在的太阳。

看起来老西部的精神在这些地方依然存在。

这里仍有一些骑马人，但现在更多人骑运动型多功能车，宽轮大篷车则变成了U型牵引卡车。它们几乎和老西部片中一样，4个车轮，所有财物都在车后方，妈妈、爸爸和孩子们挤在一个座位上。印第安人依然在这里，但人口甚少或被隔离在了保留地，没有人太多地关注他们。

这里的人口比起南达科他州更是少得可怜，在我徒步穿越的时候，怀俄明州的人口大约为49万人，也许是美国人口最少的州。这里还是鹿和羚羊玩耍的地方，还有可爱的鹿角兔。

到现在为止，我一共走了88天，除了5天之外，天天都有大太阳。至少现在在西部的户外，潮湿已不再是一个太大的因素。在干燥炎热的天气下行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由于天气不潮湿，我的耐力就不会被快速耗尽。

一辆载牛的卡车从遥远的牧场开过来，司机跳下卡车。他上身穿着格子衬衫，下身是牛仔裤，头上戴着牛仔帽，脚上踩着牛仔靴，腰间的绿松石皮带扣犹如餐盘一般大小。这是一件艺术品，他一定花了不少钱。

“嗨！”他喊道，“需要帮助吗？”

“谢谢。”我说。“来瓶可乐？”他欣然接受了。

弗兰克开始跟卡车司机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我们的跋涉，并抱怨以每小时3.7英里的速度盯着我的肥臀是多么艰难。

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的唠叨。又过了半个小时，我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你叫什么名字，朋友？”

“吉姆，”他说，“朋友们都叫我吉米。”

“这里的人们都做什么工作？”

“这里最多的企业就是牧场，”吉米说，“但离我们不远就是美国最大的煤矿黑雷煤矿。”

他声称，该煤矿引以为傲的是一台庞大的挖煤机，它一秒钟能挖1吨多的煤。“每天8个小时就是28800吨。”他说，“它一天可以装满25趟长1英里的火车。”

弗兰克说：“照这个速度，整个地球在10年以后就要消失了。”

又走了几英里之后，我看见我的右边有一群鹿角兔，它们在牧场上轻快地跳跃着、翻腾着。那些可怜的小动物们把自己困在了用铁丝网围成的牧场，我走过去，试图哄诱它们走向敞开的大门，但它们却轻快地跑开了。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司机大喊道：“你最好远离它们，一些乱开枪的猎人会射杀它们，有可能打到你。”

“谢了，伙计。”我喊道，“有人告诉我，这些小动物是鹿角兔，是真的吗？”

司机听后捧腹大笑，他笑得如此剧烈，我甚至忍不住担心他会昏倒。“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傻瓜？”没等我们回答，他就开车疾驰而去了。弗兰克和我互相看看，无奈地耸了耸肩。

我继续行走。每隔几分钟，我就回头张望，希望鹿角兔能逃走。几分钟之后，它们终于发现了出口，重获自由。

黄昏后不久，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沉闷、昏昏欲睡的蒙大拿小镇阿尔扎达（Alzada），这里并不比怀俄明州的卡洛尼繁华，但弗兰克却兴奋不已。“小巨角，我来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第27章 “马革裹尸还”

虽然阿尔扎达似乎是一座空城，但这里确实有一家餐馆。

我们停下车走了进去，里面没有顾客。不久，酒保就给我们端来巨型的汉堡，味道很完美。

咽下最后一口后，弗兰克的心情莫名其妙地变得很阴郁：“走吧，老头，别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许今天可以在这里过夜，说不定这里会有乡间音乐表演，你可以和一个蒙大拿州的牛皇后跳舞。”

“不，我想离开这里！”他坚持说。

我对弗兰克说我口渴难忍，“我想多待一会儿，再喝一两杯可乐。”我转身对酒保说：“‘斯通维尔酒吧’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嗯，”他说，“以前这里是蒙大拿州的领地，斯通维尔是这个镇以前的名字。内战后，这里成了戴德伍德（Deadwood）和迈尔斯城（Miles City）之间的驿站。19世纪后期，偷牛的团伙也经常在这里出没。”

很显然，寂寞的酒保渴望能有人作伴，但我感觉到弗兰克的火气就要一触即发了，于是我赶忙打断酒保，付了账，快速离去。

一直走了几个小时后，弗兰克开车在我旁边停了下来：“今天晚上在哪里过夜？”

我看了下地图，布罗德斯镇（Broadus）似乎比阿尔扎达要大，这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

到达布罗德斯时，我们发现这又是一座寂静的小村庄。

这里没有商场、快餐店或连锁旅馆，我们入住的旅馆看起来也很沉闷。前台的女人建议我们去“贾奇的钱伯一家”吃晚餐，就在外面的大街上。

这里的牛排出奇得好吃，蔬菜是从餐馆隔壁的菜园摘来的。我们与邻桌的一对夫妇边吃边聊，女士对我们说，三天前两个布罗德斯少年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他们把车开到了每小时120英里。她沮丧地说：“大多数蒙大拿州人不喜欢限速。”

她丈夫插话道：“吃完晚餐以后，你不要再继续走了。”

“为什么呢？”我问。

“太阳下山后，响尾蛇喜欢爬到路面上取暖，”他说，“它们会让你下地狱的。”

我瞟了弗兰克一眼，无法捉摸透他的心情。“我想你不可以再走了，蛇怕怕先生。”今天他第一次笑了。弗兰克非常善于活跃气氛，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有他陪伴是件幸运的事。

＊＊＊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赶往蒙大拿州阿什兰（Ashland），谢天谢地，弗兰克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看到蒙大拿，我也格外地兴奋。我对“大天空之州”的盛名仰慕已久，现在终于来到这儿了。

虽然现在大约有60亿人簇拥在这颗蓝珍珠般的星球上，但蒙大拿州的这个角落仿佛无人居住。除了少数超速行驶的车，我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狼的嚎叫。

大约走了20英里后，我走进卡斯特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向西去了卡斯特背水一战（Custer's Last Stand，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卡斯特将军在蒙大拿小巨角河战役中被印第安联军伏击，抵抗至死）的地方。我很快了解到，在我的脚下是地球上最大的煤矿，还有无数的恐龙化石。

道路在向上攀升，这是一段上坡路，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个标牌，上面标明这是一个“上链”地区，意思是在冬季暴风雪的时候，司机可以依据法律在轮胎上绑上链子。

树木开始侵吞道路，不久，我就被包围在一片长青树林里。有时候，我的附近会出现一个小木屋，院子里堆满雪地车、皮卡车、备用飞机轮胎或浮舟。

走了相对单调的30英里以后，我冲着开过来的一辆看不太清楚的面包车挥手。它在我前方几百码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不是面包车，而是一辆老旧的巴士—它的年龄要比向我走来的两个年轻人加在一起还要大。两个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已经被大学录取了，但是想推迟一年上学，以便“开车游遍美国”。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些故事，但他们看上去着急要走。克莱声称自己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美国慈善家、资本家，1870年创立标准石油，是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的直系后裔，而达拉斯同样是一个有名望的富裕家庭的继承人。分别之前，我给了他们印有“徒步美国”字样的T恤和帽子，然后他们走远了。

只剩下11英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大天空色彩斑斓的光晕包围，感觉好像到了天堂。我夹紧了随身听，跟着四尖子合唱团、诱惑合唱团的音乐节拍行走，然后是希尔弗斯特·史泰龙的电影《洛奇》主题曲。

结束当天的行走后，我们住进了卡斯特战场国家纪念碑旁边的一家汽车旅馆。

弗兰克比平时更兴奋了，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卡斯特。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马革裹尸还》（They Died with Their Boots On），这是1941年的一部虚构传记片，主演是埃尔罗·弗林和奥利维娅·德· 哈维兰。电影以第一人称叙述与卡斯特一起的生活，是由他忠实的妻子伊丽莎白于1885年撰写的。卡斯特去世以后，她成功发起了一场运动来净化她丈夫的形象——他曾经因错误地发动一场大屠杀而遭到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的公开谴责。

1876年，卡斯特认为他与苏族之间的战役会给他带来更大的荣耀，而疯马和坐牛(北美印第安人部落首领)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已经受够了美军对保留地的强加征税，必须要给卡斯特一点颜色看看，挫挫他的锐气。

弗兰克还给我讲了有关卡斯特的迷人花絮。“你知道吗？虽然他在西点军校时是缺点最多的学生，并且最后一个毕业，但最终却成为了一名内战英雄！”

“不知道。”

“你知道卡斯特23岁时，在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3天之前，就被提升为将军吗？他是联邦军队里最年轻的将军。”

“不知道。”

“你知道当李（Robert Eduard Lee，美国军士家，美国南北战争中美国南方联盟的总司令）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将军（Ulysses Simpson Grant，作为美国南北战争联邦军总司令战胜了南部联盟军）投降时，卡斯特和格兰特将军在一起吗？”

随着弗兰克对卡斯特各种介绍的深入，我对他的印象也越来越深刻了。

“你知道好莱坞关于卡斯特背水一战的电影有多少吗？”

我喜欢弗兰克的热情，似乎被他所说的一切迷住了。但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卡斯特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地做了一些快速的计算。

到现在，我已经走了12周，3365英里。

虽然在内战时，卡斯特是一名有点浮夸的骑兵指挥官，但在战场上，他确实骑在最前面冲锋陷阵，而许多和他同等地位的人却躲在后面。

此外，卡斯特确实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冲锋、反冲锋和徒手格斗之后，他带领着骑兵进行了一次看似鲁莽的攻击，最终粉碎了企图从侧面进攻的南方军。卡斯特的手下丧命257人，这是北军骑兵团的最高损失。卡斯特后来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我会成为战争史上最杰出的骑兵首领。”

虽然他以鲁莽著称，但在内战时，他却会充分地侦察和仔细地计划他的军事进攻计划。

1876年6月25日，在小巨角河战役中，卡斯特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如今，一座12英尺高的白色方尖塔俯瞰100多年前的战场，上面刻着在这里殉职的烈士的名字。卡斯特手下的骑兵被埋葬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墓碑零散地立在山坡上。卡斯特的遗体后来被挖出来并重新埋到了西点军校。

当我站在方尖碑边的时候，听到一位老先生对他妻子说：“通常你必须是英雄并取得巨大胜利，人们才会为你立碑，在这里，人们供奉的却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

第28章 大天空之州：最后一个最好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哈丁镇（Hardin）的一家赌场吃早餐，这里离卡斯特古战场只有几英里。

我饥肠辘辘地对服务员说：“烤培根、两个鸡蛋、两个煎饼和英式松饼。”

弗兰克插话道：“如果你能吃完，我猜我们今天到不了比林斯。”

食物上来之前，我一口气喝掉了一大瓶橙汁。

在结账的时候，我发现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100美元了。自从离开波士顿，我已经花了1万美元。这还只是现金，实际花费的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开销已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问弗兰克：“你能先借我几千美元吗？”

“给你，老家伙。”他一边说，一边掏出20张100美元的钞票。

早餐之后，我决定沿着附近的一条废弃旧公路向前走，这要比在州际公路上安全。

这天的风速高达每小时50英里，在行走了44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比斯林，找到一家旅馆。在大风中，我每走几步就会被刮得退回一步，还需要戴上护目镜，以防乱飞的碎片不慎落入眼睛。我的脸被刮起的扬沙拍得刺痛，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夏日还在，一到10月初期，大风就会开始给蒙大拿州带来酷寒和初雪。

我给尼克·奥韦尔迈尔打了电话，就是我们几周前在南达科他州时遇到的家伙，他让我到比林斯时给他打电话。他现在不在家，但他叮嘱儿子雷确保我们到达后能享用最好的比林斯晚餐。不到一个小时，雷就把一顿“特别的蒙大拿晚餐”直接送到了我们的旅馆——美味的烤鸡肉晚餐，还有沙拉、土豆泥和西兰花。

晚饭后，我们去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挑选冬天的装备，以防与严冬不期而遇。结账时，店主给当地电视台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的事迹，几分钟之内，电视台便对我进行了采访。记者不敢相信我打算要一路穿越600英里的蒙大拿。

我对他说：“但我已经走了3000多英里了。”

“可这是蒙大拿，”他说，“它太辽阔，要想穿越太难了。”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们每次吃饭，总会有人来到桌前欢迎我们的到来，还经常会有人在路上拦住我们，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了。许多人对我穿越蒙大拿州的想法着迷——这是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

第二天，我们穿过了劳雷尔村（Laured）。路上到处是鲜花和青草的芳香，令人沉醉，我特别喜欢松树的香味——就像是圣诞节的味道。

想到圣诞节，我不由回想起了我和儿子们一起度过的许多个特别的圣诞节。当尼古拉斯只有3个月大的时候，我把他抱在怀里，抓着他的小手一起装饰圣诞树。他高兴地咯咯笑着，好像也被闪烁的装饰品和灯光吸引了。

没过多久，蒙大拿的一位州警在我们后面停下来，他是我在蒙大拿见到的第一个警察。他彬彬有礼地问：“你们在州际公路上做什么？”

“我们想步行穿过这个州，所以要在州际公路上走——除此之外，城镇与城镇之间没有别的路可走。”

“一定要特别小心。这里车速真的很快！”他说。

“我会一直保持警惕。”我回答。

当地人曾警告我不要在早上很早的时候上路，因为那时很容易遇见熊、狼、美洲狮和蛇。对我来说，我宁愿碰到灰熊或美洲狮，也不愿意碰到蛇。

几个小时后，我开始攀登落基山，弗兰克注意到后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快速地接近我们。很快，一位名叫戈迪的76岁老人来到了我面前。他住在比格廷贝尔（Big Timber），他告诉我们，他一周骑车来回利文斯顿（Livingston）两三次，每次大约70英里。戈迪还对我们说：“我经常骑车去亚利桑那凤凰城，往返2600英里去拜访亲朋。”哇哦！

他声称：“你这样太疯狂了。”

“五十步笑百步。”

“我知道！”他笑着说。

大约25英里后，我到达了利文斯顿郊区，又与戈迪不期而遇，他正骑车返回比格廷贝尔。我叫住他，给了他一件“徒步美国”的T恤和一顶帽子。

我对他说：“戈迪，你快把那顶丑陋的橙色帽子扔进垃圾筒——它配不上你。”

在利文斯顿，我经过了一辆悍马车，有人说这是演员史蒂芬·西格尔（Steven Segal，好莱坞动作巨星）的座驾。好像很多名人在利文斯顿买房自住或度假用，包括西格尔、特德·特纳（Ted Turner，全美最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创办者）和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美国人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新闻主播，NBC王牌主持人）。但似乎只有布罗考被接纳了——因为他来自相邻的南达科他州。蒙大拿本地人不太欢迎有钱人的入侵，尤其是那些加利福尼亚的富人，因为他们不喜欢外来的大款抬高房价。

仰望着落基山脉，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蒙大拿长久以来一直俘获着无数摄影师、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的心。这里是如此特别，以至于我都不愿意看到日落。

＊＊＊

第二天一大早，我开始攀登12英里去波兹曼通道（Bozeman Pass），它海拔略低于6000英尺。由于我的速度缓慢，所以越来越高的海拔并没有令我呼吸困难。

当地人告诉我，1860年，约翰·波兹曼（John Bozeman）抛弃了妻子和3个女儿，一路向西进发，带着狂热的淘金梦来到这里。3年后，他开辟了一条道路，从怀俄明的拉勒米堡垒（Fort Laramie）一直到蒙大拿的弗吉尼亚城（Virginia City），这条通道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自史前时代以来，美国土著人一直在使用这个通道。肖松尼族印第安女子萨卡加维亚曾指引刘易斯与克拉克（Lewis and Clark，二人带领的远征活动，是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带领他们的远征队于1806年穿过这个通道。

波兹曼后来死在了土著人手中。

到达通道顶部后，我眺望着风景优美的景色，向上仰望白雪覆盖的山脉，向西俯瞰婉转的河流、无垠的草原、青青的牧场、蜿蜒的公路和火车道——这种美丽无法用言语形容。

当我们开始下山准备走12英里进入波兹曼市（Bozeman）的时候，福克斯新闻频道当地新闻主播丹尼斯·卡尔森采访了我们。

主播重点突出了对弗兰克的采访：“一天开车13个小时感觉如何？”

弗兰克回答说：“如果你认为他做的事情很艰难，反过来想想，每天开车以每小时3.4英里的速度跟着他，一整天看着他的屁股——难道不是更艰难吗？”

＊＊＊

第二天黎明，我离开波兹曼。谢天谢地，今天我们不用再爬山了。

几个小时后，我走进了三岔湖镇（Three Forks）。这里汇聚了3条河流：杰斐逊河（Jefferson）、麦迪逊河（Madison）和加利坦河（Gallitan）——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了著名的密苏里河。这些河流是在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穿越蒙大拿州的时候，刘易斯给它们命名的。在这个镇的中心矗立着一座雕像来纪念印第安女人萨卡加维亚，据说当刘易斯和克拉克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探险的时候，她负责指引，如果没有萨卡加维亚，刘易斯和克拉克也许永远不会进入美国土著人的土地，更不可能完成他们的艰苦跋涉。

从三岔湖朝布特（Butte）方向去的路需要爬山，虽然山的海拔并不影响呼吸，但这绝不是普通的一天。我的情绪不太好，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只是很忧郁。

两个小时以后，我决定停止今天的行走。我很失望，糖尿病对我产生了影响，医生给我开的治疗腿抽搐的药物效果也不太明显。最糟糕的是，我真的感觉很沮丧。也许是离家很远，对孩子的思念占据了我的心。不管什么原因，我感觉很不好，好像正在溺水。

我们去了布特的一家旅馆，在那里过了一下午，我试图控制下血糖，还看了《洛奇》三部曲以及儿子的视频，努力推翻我的阴暗心情。

迄今为止，我已经在蒙大拿走了7天，所有事物都在视野中变得模糊起来——穿行过的村庄、住过的旅馆和我们用过餐的餐馆。

我终于发现为什么蒙大拿人把它称为“最后一个最好的地方”——路上的美景目不暇接。两个世纪以前，刘易斯和克拉克也同样为这里的景色着迷，他们徘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寻找从密苏里河到太平洋的全水路航线。他们做了很多研究，最后形成了“命定扩张论”，认为美国注定要不顾印第安人的阻挠一路扩张到太平洋。

回到家以后，刘易斯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抑郁症困扰着。一些人猜测，他经历了西部大探险的刺激之后，反而变得更沮丧，主要是由于生活缺乏激情而觉得压抑。

回到密苏里州后，刘易斯被任命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州长。但与此同时，麦迪逊总统却拒绝报销他在领地的合理花费，这让他一时陷入困境。他给威廉·克拉克写信，克拉克认为这是“自杀信”。在那次旅途中，他真的在自己身上开了两枪自杀了，还有许多人称他是被谋杀的。无论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年纪轻轻的35岁就去世了。

虽然迫不及待地想结束到大苏尔的旅程，但我也同样害怕到达那里，我也需要应对在完成艰巨的任务后必定会随之而来的失望。我需要回家勇敢地面对人生，因为我已经提交了恢复律师执照的申请，听证会定于1998年2月举行，结果还不确定。如果我被拒绝了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我将会再次面临养家糊口的挑战。

＊＊＊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走出了房间，外面依然一片漆黑。我听见了远处的嚎叫声，这让我想到了杰克·伦敦（Jack landon，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这一美好回忆让我心情愉快。在准备游览这个令人惊奇的大天空州之前，我已经读过了诺曼·麦克林（Norman Maclean，美国作家，芝加哥大学文学教授）的《大河之恋》（A River Runs Through It）和拉里·麦克默特里（Larry McMurtry，美国著名作家、编剧）的《寂寞之鸽》（Lonesome Dove）。

走近前台结账时，我问前台：“什么东西在叫？”

“是一只价值百万的狼。”他回答。

“啊？”我说。

他解释道：“这是联邦政府的规定，野狼可以重新入住这个区域。政府在这一项目上的投资大约是每只狼100万美元。大多数蒙大拿农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狼会捕食他们的牲畜。”

“它们会对我造成伤害吗？”我问。

他回答说：“你后面有面包车跟着，所以它们在路上靠近你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机动车的声音会使它们远离。”

清晨6点，我向35英里之外的德拉蒙德（Deer Lodge）前进。

天气晴朗而阴冷。走了几英里之后，天气变成了寒冷，这绝对是一个不适合行走的天气。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蒙大拿州警G. E.基思，我们3个人花了一个小时左右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我问基思警官：“为什么一路走来没见到牛？”

他回答：“牧场主把它们放在偏远的草原上，直到10月下旬才赶回农场。”

我说：“有人说，时至今日，牧场主们还担心有人偷牛，这是真的吗？”

基思警官解释说：“一磅牛肉1美元，一头牛可能价值2000美元——金钱是个大诱惑。”

他还建议我们：“赶快走出蒙大拿！天气要大变了，那可是你们不想经历的天气。”

旅程在继续。我经常想到在我之前从这里走过的父母和孩子,或者150年前乘坐大篷车从这里经过的家庭。虽然没有运动鞋和洛克波特步行鞋，他们却都做到了。那时，没有路，没有地图、旅馆、手机和餐厅，没有友好的州警提供帮助，更没有UPS卡车运送物资。他们每天走二三十英里，涉过河流，翻山越岭，与土著人和野生动物作斗争。他们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危险等着他们。天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再次看到了激动人心的山脉、翻滚的溪流、飘渺的瀑布和数以百万的树木。我从不觉得它们老套或厌烦：森林的芳香总是与我同在，冰凉清澈的溪水让我觉得可以开怀畅饮，溪流的潺潺声不绝于耳。

这是我在蒙大拿州的最后一天。我一边漫步，一边回想着到目前为止我穿越蒙大拿这个最美丽之州的18天时光。这个州充满了被白雪覆盖的壮观山峰，包括北落基山脉和许多其他山脉；各式各样的河流流入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令人惊叹的孤峰，以及田园般的养牛场和放牧区。令人惊叹的冰川国家公园就在这里，黄石国家公园的5个出口中有3个也在这个州。这里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但蒙大拿人更希望外人不知道这里。我每天都告诫自己：“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蒙大拿州，让它永远成为秘密吧。”

第29章 前往西雅图

我快速换了鞋，准备进入爱达荷州——我不知道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当我向卢库特通道（Lookout Pass）攀爬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雪。往上望去，我看见地处较高海拔的树木被白雪覆盖；在我身下，云彩掠过布满森林的山脉，就像是18世纪的舰队。

我已经认识到，激励我徒步美国的真正原因是逃离，因为我现在的婚姻状况很糟，无法改善与妻子的关系。我发现我的梦想正在引发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差不多是我该回家的时候了。

想到回家，有时候会让我不舒服。我的律师执照复职听证会令人提心吊胆，虽然我有望恢复律师执照，但律师监管委员要求我在重新申请之前做一箩筐的项目。徒步穿越美国之前，我已经完成了那一长串清单上的所有项目，听证会结果的不确定性一直让我心神不宁。我需要想个办法挣钱，继续养家糊口。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现在置身于令人赞叹的西部美景之中，我根本无法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去想那些事。我意识到，只有回到家以后，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午餐之后，我又开始行走了。温度还和刚才一样，午餐时我休息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虽然我现在穿着干爽舒适的衣服，但还是感觉比刚才要冷得多。雨停了，风吹着道路两旁的树木，树叶上大颗的水珠滴滴落下。辅路很窄，有点陡峭。

我在这讨厌的天气里，沿着曲折多山的地形艰难地走了3个小时，来到华莱士镇（Wallace）。镇上的房屋散落在丘陵两侧，俯视着公路。我从第一个出口出去，立马看到了一家咖啡厅。我走进去坐下来，因为我需要喝点茶来取暖。不幸的是，这个地方冰冷难耐，好像在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前，华莱士的人不喜欢供暖。

一位友好的老人走到我的餐桌前，他上面穿着法兰绒衬衫，下面着蓝色牛仔裤。“徒步美国是怎么回事？”

我花了几分钟跟他解释。他掏出钱包，给了我一张20美元的钞票。

“我很佩服你在做的事，”他说，“我也一直想徒步穿越美国，但一直忙于工作和养家糊口。而现在，我又太老了。”

他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人，接受他的捐款让我很内疚。我考虑着把钱还给他，但这是对他的侮辱。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我们握手告别，但是他没有放手。

“唉，”他说，“我多想跟你一起走啊。”

当天晚些时候，我遇到了严重的暴雨——狂风夹杂着劈头盖脸的大雨向我扑来。我弯腰驼背地在大风中挣扎着前进，倾盆大雨淹没了路面，我甚至看不见自己的脚。此时温度大约在零度左右，我的眼镜上冻结着汗水和雨水，使我几乎看不见路。从我身边经过的卡车上传来喊声：“嘿，白痴，离路远点儿！”

几个小时后，我们在旅馆房间的被窝里吃了外卖晚餐，之后我看了一眼房间窗户外面的温度计——现在是零下9度。我们刚进房间时，屋里暖融融的，但现在似乎没了暖气。

半夜，我听见门外有扑打的声音。太冷了，我不想起床，但又很好奇，于是我把门闪开一条缝，突然看见一只美丽的黑白相间的臭鼬，它隐藏的喷雾弹立刻发射，我都快晕了。弗兰克把我们的垃圾放到门口，这位夜间来访者尽兴地享用了我们的剩饭盛宴。我轻轻地关上门，滑进了温暖的被窝。

“穿厚点儿，老家伙！”弗兰克冲我喊道。

＊＊＊

我们在凌晨4点离开了富有诗意的科达伦市（Coeur d'Alene），向西朝斯波坎（Spokane）走去。路上我们在一家小餐馆里停下来快速地吃早餐，吃了犹如垒球般大小的巨型松饼，里面填满了蓝莓。这顿松饼光是散发的香味就足以令我满足，我一下子干掉了两个，外加一大杯咖啡。

很快，阴郁的大雾被初升的太阳驱散。冷空气消退后，一眨眼的功夫，所有风景都被点亮了。我脱下了冬季大衣、围巾、帽子和手套，深吸了一口气。华盛顿州很快就到，在那之后走不多远就到太平洋了。

我终于站在了华盛顿州的土地上。到达西雅图后，我会一路向南，走完剩下的旅程。

除了脚、膝盖和腿部肌肉由于过度运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之外，我感觉棒极了，我成功击退了前几天吞噬我的抑郁。大多数时候，我不用再吃糖尿病药丸，因为我的血糖水平持续低而平稳，体重也已经减轻很多。走路对我的免疫系统产生了神奇的疗效，我是有点疯狂，但行走为我提供了天然的百忧解。我逃离到了一个压力较小的世界，生活就是每小时3.5英里的行走，这是一种宁静到可以让人陷入沉思的生活。

下午3点之前我到了斯波坎，它自称是美国“最友好的城市”。

果然，许多友好而慷慨的人都停下来访问我和弗兰克。他们自夸斯波坎是贡萨格大学的家，而贡萨格大学最著名的校友就是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美国艺坛上的天才，集超级歌星、笑星、影星于一体）。

我们在斯波坎市中心的河滨公园停了下来。公园中心是一个红色玩具马车造型，在我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受孩子们喜爱的玩具，显然，那些红色马车是在斯波坎建造的。我自己也曾有一个这样的红色马车——还是个投递报纸的小男孩时，我就常常拉着它走遍整个城镇，上面装满了大量打好包的日报。

我在2号公路上继续向西行走，朝着航空岗郊区的费尔柴尔德空军基地方向走去。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女人把胳膊伸出窗外，手里攥着一把皱巴巴的美钞，“我认为你做的事很伟大，我要把我在午餐时间收到的所有小费都捐给你。我希望能给你更多，但现在我没钱了。”她的小费共计49美元，愿上帝保佑她！

不久，太阳落山了，又一个40英里的短途旅行落下帷幕。今天，我的双腿走起路来犹如钟摆，我感觉自己强壮而健康，体重回落到了225磅。从开始训练以来，我的体重下降了近100磅，其中有75磅都是在行走中减掉的。

当晚我们入住了四季汽车旅馆，离餐厅有几百米的距离。店主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却只需我们付一个房间的钱。斯波坎确实非常友好，我希望我也能生活在这里。

＊＊＊

第二天清晨5点，我在凛冽的寒风中开始行走。我喜欢在黎明之前行走，安静的时刻让我有机会进行自由畅想，这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

穿过空军基地以后，我来到了华盛顿东部的大片麦田，眼睛所及之处，是一浪高过一浪起伏涌动的金色麦秆，这让我感觉自己渺小而微不足道。

中午时分，一辆向东行驶的面包车按着喇叭从我身边经过。驶过几百英尺后，面包车在路边停下，两个女人从车里出现了。她们慢步跑向我们，原来她们在电视上看过我的新闻，想停下来打招呼，并和我一起走段路。她们都是摩门教传教士，很善良，走时留下了一小笔捐款。

我现在来到了世界上第二大小麦生产地，所看之处全是琥珀色的麦浪。我小时候喜欢看《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的美国各地照片，常常梦想着自己能亲眼见到这些地方，“从高山，到平原，到泛着白色泡沫的海洋……还有富饶的平原上雄伟的紫山……”我的这次行走把那些歌词变成了现实。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些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那些作词家一定都去过这些地方。

突然，我看见一团乌云从西方朝我奔来，一眨眼的功夫，就下起了猛烈的暴雪。过了一会儿，暴雪变成倾盆大雨，浇湿了我的衣服，然后是石子般大小的冰雹，然后又变回了鹅毛大雪。最后，一切又突然都消失了，最后一道太阳光像黄色的钻石在地平线上悄悄升起。听到火车汽笛的尖叫声，我朝左边看去，看见了不可思议的双道彩虹，货运列车缓慢地驶向远方。我发誓，这是我生命中最令人难忘的景色，没有之一。

晚上入住旅馆之后，我开始用笔记本电脑发送和答复邮件，更新网站。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时代啊！历史学家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信息革命—互联网，它要远比火、汽车和切片面包机更重要。如果我在25年前开展这样的行走，除了付费电话，我可能没有任何方式跟外界交流。

但在这个时代，我的儿子在牛顿的家里，只需要把邮递员投递在信箱里的信件扫描一下，就可以在几秒之内通过电子邮件发到我的邮箱。眨眼功夫，我在3000英里之外的旅馆就能看到。

我在网上冲了一会儿浪，但网上全是鱼龙混杂、不实用的信息大杂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希望有个神人能发明一个可以帮我找到信息的高效搜索引擎。我还听说有一家新开的公司在网上卖书，我想它的名字应该叫亚马逊，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啊。怎么会有人在网上买书、支付运费，然后等待好几天才能收到货呢？这个公司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太小了，我想。

＊＊＊

第二天漫长而平淡，我沿着2号公路一瘸一拐地走着，筋疲力尽。当天我不得不提早结束，因为前方出现了一段通向海拔4061英尺高的史蒂文斯通道（Stevens Pass）的陡峭山路。我想我最好明天再来攀登。

＊＊＊

第二天一大早，我开始在破晓前的黑暗中向上攀爬，天气真的很冷，但我感觉很好，爬山只用了几个小时。到达史蒂文斯通道顶端时，我疲惫不堪。

我发现通道顶部有一个以通道名字命名的滑雪胜地。我站在一英里高的地方，上面的一切都覆盖着皑皑白雪。在我的周围，滑雪道倾斜而下，就像章鱼的触须。我停下来和一名机械师聊天，他正在调整一个高速的四座缆车。他对我说：“每年冬天下大雪，通道都会关闭100多天。”

“滑雪者怎么到这里来？”我问。

“他们不来。下雪的时候，你也不要来。”

沿着通道的西侧下山时，我注意到了火车铁轨被一个倾斜的屋顶覆盖。有关这个看上去很奇怪的屋顶，我在一处观景台询问了一些人。一个人解释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雪崩现场。1910年3月1日，两列火车——‘西雅图快车’和‘快邮’列车——被大雪困在轨道上5天，后来在雪崩中被击碎。”刚开始工人们热情地为乘客提供食物，迫切地想解救火车，但在第6天，爆发的半英里宽的雪崩把两列火车推入了离上面150英尺深的山谷，据说有96人死亡。一些报告称，实际死亡人数还要高出很多。

我从茵戴克斯（Index）向西走了3个小时，13英里，便来到了西雅图东郊。为了避免车流，我向南转弯，结果发现车辆无处不在，仿佛又回到了芝加哥。我后来了解到，西雅图是美国最拥堵的地方之一，我需要避开西雅图，这里的交通太拥挤了，我无法忍受。

天气阴暗、沉闷，下着毛毛雨——这是典型的西雅图气候。正常情况下，这里一年中有将近300天是阴天或多云，其中150天会降雨。但因为毛毛雨的雨量加起来并不算多，所以西雅图每年的降雨量要比纽约、亚特兰大和波士顿小很多。

我向南走了几个小时。晚些时候，雾稍微消了点儿，我朦胧地瞥见雷尼尔山（Mount Rainier），这是卡斯卡德地区（Cascades）的最高峰。雷尼尔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火山之一，一旦爆发，就会殃及居住在它周围的数万民众，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我们在古朴的小镇伊顿维尔（Eatonville）过夜。第二天，我很疲惫，右腿腿筋困扰着我。我决定在床上躺一天，用矿物冰敷一下酸痛的肌肉。但我休息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FL）的几场橄榄球比赛。

＊＊＊

周一很早我就起床继续前进了，昨天的暂时休息正是我的身体和心灵所需。

这天晚些时候，我终于走到了圣海伦斯火山（Mount Saint Helens）—它是构成太平洋火山带的160座活火山之一，我对它肃然起敬。

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在1980年5月18日早晨，圣海伦斯火山以相当于3万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爆发，在美国历史上造成了最致命和损失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57人丧生——如果不是周日的话，死亡人数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250幢房子、47座大桥、15英里铁路和185英里的公路全被摧毁，数百万英亩原始森林变成了褐色的废墟。9677英尺高的山顶下降了1312英尺，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山崩。

两天之后，我漫步跨越了俄勒冈州的边界，走进波特兰（Portland），这是一座安静、干净、平和而又非常环保的城市，但对于我来说，它并无吸引力。我想在这里住上一晚也无妨，所以入住了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

第二天我从波特兰动身，穿过拥堵的波特兰郊区，朝西南方向前往沉睡的麦克明维尔小镇（McMinnville）。我很兴奋将要在太平洋海岸上行走了，那里的交通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一整天我都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走，我的双腿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在美国乡村走了几千英里之后，我发现在大城市及其附近行走时，周围呼啸而过的车辆令我感到恐惧。

明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要到达太平洋了。

第30章 初见太平洋

终于到达林肯市了。从太平洋上吹来的空气弥漫着水雾，充满了盐的味道，我能听见海浪拍打海滩的声音。几分钟后，我终于见到了广阔的太平洋。它几乎让我停止呼吸——不是因为这里的风景有多令人窒息，而是我一路穿越美国，从碧波荡漾的此岸来到了波光粼粼的彼岸，回想起这些简直让我忘记了呼吸。从西边吹来的舒适微风让我感觉很凉快。弗兰克上前问我“你还好吧，老家伙？”时，我忍不住轻声抽泣。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我真的无法回答弗兰克。我知道，只要一说话，我一定会放声大哭，所以我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来到了太平洋。我唯一能想象到的，是刘易斯和克拉克最后到达太平洋时的感受，他们的行程要比我艰难一千倍。

不久，我就来到了海滩上，朝着海水走去。我脱掉鞋和袜子，把脚趾浸入海水的泡沫中。从出发到现在，我已经走了109天了。

弗兰克在沙滩上漫步，踢着沙子，偶尔捡起几片漂来的浮木或贝壳，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太平洋。清晨，海滩宁静，周围没有人。我停下来倾听海浪，看它轻拍我的双脚。当波浪拍打到我的腰时，我身子前倾，一头扎进了看似温暖实则寒冷的海水中。我在水中一直待到身体无法忍受为止，然后慢慢浮出水面，开始在太平洋里游泳。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洗礼”完成后，我认识到这里只是我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还有很多别的地方要去。

我从来没去过俄勒冈。走过大桥出了林肯市后，我看到一排排房子干净整齐地坐落在山腰，俯瞰着太平洋。一座教堂的尖顶穿过树梢，直冲云霄。你能想象到的各式各样的船只——船屋、浮舟、皮划、独木舟、游艇和渔船——散落在下面的海港，在路边最常见的就是休闲露营车。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一鼓作气地穿过了两个小镇。路开始变窄，越来越拥挤了。

我们在路上发现了许多观景台，但是由于休息区没有为机动车留出车位，一些房车司机只好把他们的车停在路中间，然后下车在周围漫步。我猜这里的司机已经习惯了这种行为，因为一些司机看上去根本没有心烦意乱。交通堵塞往往会引来刺耳的声音：汽车的喇叭声，其他房车发出的嘟嘟声，司机的尖叫声和半挂车的汽笛声。

不久，随着太阳的移动，大地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大量来栖息过夜的小鸟开始叽叽喳喳。

我开始往一条非常陡峭的斜坡上走，我的右下方大概100英尺的地方是一个海湾，它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圆圈，周围被高高的悬崖包围。当我到达山顶时，我惊讶地发现一些人站在停车带上，他们都从一个名字叫作“鲸湾酒馆”的餐厅特地出来迎接我。他们都在餐厅工作，女服务员艾米为我们提供了冷饮。

我们决定停下来吃午饭，然后径直去纽波特（Newport）。坐在窗口，我们俯视着一个小时以前我走过的那个海湾。“那是迪波湾（Depoe Bay），”艾米告诉我们，“它有一段有趣的历史。”

艾米对我的旅程很感兴趣，于是她给纽波特的电台和报社打了电话，提醒他们关注我的故事。当我们品尝海鲜大餐时，艾米为其他的顾客上菜，一有空闲就停下来和我们聊天：“你们来自哪里？”

“波士顿。”弗兰克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

“哇，”艾米说，“我也来自东岸，但结婚以后，就住到了俄勒冈州。”

吃完午餐后，我开始沿着海岸行走，饱览太平洋提供的美景。很快，我们来到了一个被称为“海角坏天气”（Cape Foulweather）的观景台。路不止不休，向上、向上、向上，我又需要爬很长的山路。俄勒冈州的许多山脉直接延伸入海，海浪的声音听起来像火车的鸣叫，不像东海岸轻微的潮涨潮落声，这片土地和海景可以很平静，也可以很残酷。

傍晚，我们到达纽波特。按照事先安排，我们直接去了当地的广播电台，唐·科恩通过广播对我进行了直播采访。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问我为什么要把这次行走献给我的儿子路易斯。对于这个始料未及的问题，我忍不住抽泣起来。

1991年，路易斯在子宫内患中风后出生了，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他大脑的四分之三失去了知觉。一连几天，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医生们都告诉我他只能活几天。他幼小的身体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线，医生建议我撤掉他身上的生命支持设备，用路易斯身上的器官来挽救别的孩子的生命。我差点认输。我进去看路易斯，把手放在他的小手上，他突然笑了——我一下子意识到，让我同意拔掉这些插管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我们准备出院的时候，护士对我们说，到家以后应该给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肯尼迪治疗中心打电话。肯尼迪中心由肯尼迪家族族长约瑟夫· P.肯尼迪创建，以治疗脑损伤的孩子而出名，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各种医疗援助，这些援助通常在其他医院是得不到的。

我一到家就给肯尼迪中心打了电话，向一位善良体贴的专家求助。一番谈论后，专家同意，只要一有空位，就立刻接纳路易斯为门诊病人。我问：“需要等多长时间？”

“大约6个月到一年。”她说。

我爆发了。我对听筒大叫着说：“我儿子也许只能活6天了！”我很沮丧，同时因对这样一位有礼貌的女士发火而感到内疚。

我挂断电话并立刻拨打了国会议员乔·肯尼迪在波士顿办公室的电话。乔是已故的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的儿子，我在多尔切斯特从事律师工作时，曾和国会议员肯尼迪就社区问题多次合作。国会议员肯尼迪知道我的经历，也很清楚有缺陷的孩子带来的痛苦。我对他说：“乔，我刚给约瑟夫·P.肯尼迪治疗中心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愿意收纳我的儿子，但问题是，我们至少要等6个月。”

肯尼迪问：“你现在哪里？”

“在办公室。”我对他说。

他回答我：“回家吧。当你到家时，他们会在你家等你。”

在那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和肯尼迪中心达成共识，他们同意安排一位护士过来。从那以后，护士每天中午时分到达，午后会有一位职业治疗师过来。对于一个面临巨大挑战的家庭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关照，我们从来没为这些服务支付过账单，并且持续了多年。

每当听到有人诋毁肯尼迪家族时，我都会告诉他们，正是由于肯尼迪家族的慷慨，我的儿子才可能拥有一段有意义的人生。“和我谈起肯尼迪家族时，不要对他们不敬。”我说，“这些年来，在我的生命中，他们一直是善良的象征。”

有好几个月，路易斯只是躺在婴儿床上一动不动，形势似乎很无望，但我从来都不是个容易屈服的人——当然也不会放弃我的儿子。几年以后，路易斯开始有了活动的迹象。

1993年感恩节前夕，我们带路易斯去儿科医生那儿做检查，我们正准备飞往洪都拉斯去拜访我妻子的家人，在那里待几个月。我问医生：“路易斯有一天会走路吗？”

医生回答：“他永远不会走路和说话，但他似乎很快乐，很享受生活。”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抵达洪都拉斯，在圣佩德罗苏拉（San Pedro Sula）岳母的家里很快过上了平和而宁静的生活。大约一周后，一天早上，我抱着路易斯去门口，把他放下，让他在这里看着过往的车流和人群。他有时会在那里一站几个小时，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把沙发移到了他旁边，这样我可以时刻留意他。几分钟后，路易斯突然向我走来，嘴里说着：“达达。”

我喜极而泣。我儿子活过来了，未来看起来没有那么惨淡了。看见路易斯走路，听见他说话，这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

几个月后，一回到家，我立刻带路易斯去看儿科医生。当他看到路易斯会走路、会说话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几年之后，除了走路有点轻微跛以外，路易斯已经能够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了。

采访结束后，我的感情依然无法平息。路易斯出生以后那些暗淡的回忆一直是我心头的伤痛，我需要清理掉这些不快，所以决定立刻动身赶往离这儿10英里的下一个镇。我们来到了南海滩，住进一家旅馆。我没吃晚饭就一头扎进被子里，我吃不下，心里仍在想着路易斯，只好把头埋进枕头里，哭着睡着了。

＊＊＊

两天之后，穿越加德纳（Gardiner）时，我不禁注意到公路上有许多装满木材的卡车，原来国际纸业公司在这里有一家工厂。这些卡车以每小时七八十英里的速度向我靠近，我尽量靠路边走，但还是觉得惊心动魄。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卡车卷起的风几乎能把我刮倒，噪音震耳欲聋。在俄勒冈的太平洋海岸公路上行走，意味着你需要与这些魔鬼卡车共存。

几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库斯湾（Coos Bay），这是坐落在太平洋边上的一座优美小城市。海湾里有很多装载着木材的船，显然是运往日本。俄勒冈州大量的木材出口到日本，用来制造胶合板，然后日本生产的产品再返销美国市场。俄勒冈州在树木的伐与不伐上一直有“战争”发生，一方是环保主义者，另一方是伐木企业。这种矛盾被称为“林木之战”——我所到之处都会听到有关这场战争的谈论。

沿着太平洋海岸公路一路走来，我没有发现明显的环境破坏，很显然，伐木公司远离人们的视线，深藏于森林之中做着肮脏的破坏坏境的工作，他们足够精明。

在去黄金海滩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罗宾和安迪·耶鲁。他们来自密歇根的伊斯兰提（Ypsilanti），正骑车环游世界。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努力。他们基本上在做我正做的事情——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我拥抱了他们两个，祝他们好运，并祈祷他们成功。

大约走了29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黄金海滩。

我的腿筋真得很疼，我需要休息一天。巧合的是，明天是周日，正好NFL（国家橄榄球联盟）会在电视上播出几场比赛。

观看完橄榄球比赛后，我度过了愉快而放松的一天。周一清晨，我兴致高昂地走出旅馆，精神抖擞，活力焕发。

大约中午时分，我步入布鲁金斯（Brookings），这是俄勒冈州的最后一座城镇。正要休息吃午饭时，我看到了一个历史地标，上面写着在1942年9月9日的一天晚上，一架从潜艇里飞出的日本飞机，在附近的森林上空投下两枚燃烧弹。幸运的是，产生的火灾几乎没造成任何损伤。这是在战争时期，美国大陆唯一一次被敌军战机轰炸。

又跋涉了几个小时后，我终于跨过州界，进入了被太阳亲吻的加利福尼亚，这是我这次远足经过的第21个州，也是最后一个州。

弗兰克很是兴奋，想要庆祝一番。我拿出了棒球手套和一个球，弗兰克站在加州，我站在俄勒冈州。虽然这是很老套的做法，但我们很开心。当汽车鸣着喇叭经过时，我们哈哈大笑。

第31章 巨杉之地

第二天凌晨5点，我离开旅馆，精力充沛。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1个多小时，仍感觉神清气爽。我经常会在清晨伴着自然苏醒的声音行走，我听见了公鸡的叫声、狗的吠声、土狼的嚎叫声和无处不在的鸣叫声。自己已经在加州并且离大苏尔很近这个事实，让我的肾上激素奔涌不已。

下午早些时候，我来到了新奥尔良市，这是加州最北端的一座城镇，隐匿在一个新月形的海湾里。我注意到我头顶上方30英尺处，有一面刻着钢印字的水泥墙，上面写着“水位线”，我指着它问一位路人：“‘水位线’是怎么回事？”

她的回答令人震惊：“（20世纪）60年代，新奥尔良市曾被一次海啸摧毁，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被袭击了4次。第3次是一场灾难，它夷平了整座城市。”

1964年3月27日，“耶稣受难日大地震”袭击了安克雷奇和阿拉斯加附近地区，引发大海啸。由于地理位置等许多因素，新奥尔良市在90分钟内先后4次被巨大的海浪袭击，30个街区、289栋大楼被摧毁，1000辆汽车和25只大渔船失踪。确认死亡人数12人，数百人受伤。

但我发现，相比海啸，新奥尔良市的人们更担忧附近的鹈鹕湾州立监狱（Pelican Bay State Prison）。这里监禁的是加州最暴力的犯罪分子，据称它已经代替了旧金山的阿尔卡特拉兹岛（Alctraz，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内的一座小岛，又称恶魔岛，因四面峭壁深水，联外交通不易，被美国政府选为监狱建地，曾关押过许多知名的重刑犯）。虽然在这个经济有点儿萧条的地区，监狱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但当地居民还是不喜欢有这样的雇主。

我加快步伐朝着新奥尔良市南边巨大的红杉林走去，浓雾模糊了前方的森林。因为这里气候潮湿，壮丽的红杉竟长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

不久，我就到了红杉国家公园（Redwood National Park），走进如山般高的加州红杉林。一棵棵树木拔地而起，高耸如云，它们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的树木，只有它的近亲——加州中部的巨型红杉——可以与它相媲美。这令我很陶醉。

这些特别的、几近离奇的生命以一种你亲眼目睹时才能相信的形式存在。事实上，它们就像我们认为的恐龙一样，比想象中要大很多。它们是植物中的恐龙，而且仍然存在。森林里是绝对的安静，因为这些参天大树充当着森林的“屋顶”，隔离了所有别的声音。

20分钟后，我站到了“亥伯龙神”（Hyperion）下面，它不但是这个公园里最高的大树，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树木，高达379英尺，单用这棵树你就可以建一栋房子。这些树木遮住了阳光，在这些巨大的树木中行走，会让你感觉像是在晚上。偶尔，阳光通过松针缝隙射进来，银色的光束几乎如同激光束。

掐指一算，在耶稣诞生之前，这些树木就已经存在了，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体。可悲的是，生长在加州北部海岸至少2000万年的古老红杉中，有96%都已经被伐掉了，只剩下一点点被保护在了国家公园里。

＊＊＊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启程向南去了斯科舍镇（Scotia）。几个小时后，我们前几天在俄勒冈州遇见的环游世界的骑行者——罗宾和安迪·耶鲁在我们身后停下，我们请他们喝了冷饮。他们今天计划在一条特殊的道路上骑车前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巨人大道”（The Avenue of the Giants）——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公路的两侧整齐矗立着成千上万的巨杉。

“我们也会去那里！”我说。

继续前进，我遇见了一个要搭便车的十几岁女孩，虽然这在东部是一门久违的艺术，但在加州，这似乎司空见惯——这是我今天上午第三次见到搭车的人了。

这勾起了我的回忆。十几岁大的时候，我常常搭车去各地。第一次是在父亲刚去世不久，哥哥大约20岁，比我大7岁，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显然已经决定代替父亲成为家中的独裁者。我不同意。

我花了好几天试着在这一新的强权统治下生活，但最终得到的结论是：离家出走。我打包好行李，开始搭便车。大约24小时后，我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Pittsburgh）的郊区，然后现实的残酷向我袭来——我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想得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应该回家。在接下来的24小时，我又一路搭车回到了波士顿。在那些日子里，伸出大拇指就很容易搭上一程。

自从离开波士顿，以前的记忆会因一些我在路上看到、听到、闻到或触到的东西而不断涌上心头。通常这些回忆令人愉快，但我也记起了许多不太美好的事情。一天在路上独自行走13个小时，让我有大量的时间来回顾往事。

巨人大道确实惊人。我试着专注于它们的优雅美丽，同时尽量忽略右小腿上剧烈的疼痛。我的小腿肿痛，极不舒服。这次是没有任何警告的突然的疼痛，我遇到麻烦了。多么坏的时刻！我试着默默地忍受，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大自然壮丽的景色。这些巨树令人敬畏，像大峡谷或尼亚加拉瀑布一样。松树的香味、宁静的森林和闪耀的绿色，占满了我所有的感官。走进森林，人就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虽然我已尽量试图描述，但在英语中，我还是找不到足够宏大的字眼来充分传达我与它们在一起时的感受。

一路之上，我不时会经过一些巨大的树桩。我了解到，一些树是被人故意砍倒的，以免它们自己坠落，对游客造成重大威胁。这些树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可以轻易地在树桩上停一辆面包车，甚至两辆。

那天晚上，我很早就躺下了，用一个装着10磅冰的冰袋敷小腿，试着减少右小腿的肿胀。它肿得太大，就好像脚上方又长出了一条大腿。在多年的长途行走中，我的腿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肿胀使我的右腿走起路来像拖着沉重的石膏。

值得庆幸的是，当我第二天醒来时，小腿感觉好多了。我决定拄着手杖走路，尽量为依然肿胀的右腿减轻承重体。

我一生都梦想着在这些巨杉中行走，现在我来了，而且真的做到了。我记得过去一直无法理解树怎么可以长这么高。小的时候，我常和爸爸、哥哥一起工作，我们一天会砍倒数百棵大小各异的树木，日复一日，但那些树加起来也没有一棵巨杉大。我经常在老旧的《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这些巨杉。现在，我终于漫步在红杉林中了！

我步履蹒跚地走了一路，不知不觉中竟然来到巨人大道最南端的加伯维尔（Garberville）。我们找到一家旅馆，我几分钟之内就躺下了，精疲力尽，尖锐疼痛的腿令我很是担忧。弗兰克立即用冰块包住了我的小腿，把它往上提拉。到傍晚的时候，我感觉没那么疼了，但奇怪的是，它看起来反而更加肿胀。

尽管腿部问题还在，第二天早晨我还是照样起床，去太平洋海岸公路上行走。走了20英里后，我不得不停下！我的腿持续地疼痛，并且来自小腿深处，每走一步都是挑战。弗兰克说：“该去医院看看了，老家伙。”我没有争辩。

在威利茨镇（Willits），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弗兰克·霍华德纪念医院的急诊室。

验血和拍片之后，乔恩医生给了我一个坏消息：“你患了蜂窝组织炎，是腿部的一种感染。你需要抬高右腿，完全卧床休息一到两周。”

我说：“那不可能。”

“好吧，”他说，“试着休息下，并服用4天抗生素，如果症状有所缓解，你就可以再次行走，但不能马上一天走40英里。”

我问：“我是怎么感染的？”

医生回答：“可能是因为昆虫的叮咬所致，但我不能明确地指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不情愿地住进了一家旅馆。接下来的4天，我遵从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抬腿，以及用冰块冷敷右腿。这是我在长途跋涉之中最坐立不安且最无聊的4天。我无事可干，白天只好看肥皂剧以及所有的《洛奇》电影——看了两遍。但至少我的小腿感觉好多了，看起来不再像只大象腿。

4天的休息总算结束了。吃完丰盛的早餐之后，我刚出发，圣罗莎（Santa Rosa）的一位电台记者就追上了我。我回答完记者的所有提问，然后继续前进。

更糟糕的是，这里我唯一可走的只有高速公路，没有其他选择。

自从离开西雅图，我第一次遇到极其严重的交通拥堵。每小时就有成千上万辆汽车以每小时75英里甚至更快的速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在高速公路上走了两三个小时后，一位巡警命令道：“下去，不要再上来了，否则你们会被拘留！”

就这样，我又在弯曲且很少有人走的小道上走了几个小时，虽然没完成一天40英里的目标，但我还是收工了。此时，我离金门大桥——另一个我多年来梦想行走的地方——只有22英里了。

＊＊＊

第二天天气暖和晴朗，大约21℃。我穿过一些可爱的小镇——诺瓦托（Novato）、圣拉斐尔（San Rafael）和科尔特马德拉（Corte Madera），这些地方的美景让我忘掉了腿上的疼痛。旧金山北部的每一座城镇都有它独特的西班牙魅力，在这些风景如画、坐落在沿海丘陵上的小镇漫步，令我感觉美妙极了。小镇的中心地带充满了复古的购物场所，但不会人头攒动。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居住，这里离旧金山只有30英里，离奥克兰（Oakland）只有40英里，离圣何塞（San Jose）60英里——这些城市的人口累计达1000多万，住在这样宁静的小镇，一定感觉是一种恩惠。

第32章 旧金山之旅

这天夜里，我始终无法入睡，腿仍在抽搐和肿胀。我在凌晨4点30分叫醒弗兰克。“天还没亮呢。”弗兰克一边准备，一边抱怨。

我真正无法入睡的原因是过于兴奋，因为明天就要到达我外祖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了。妈妈过去常常跟我讲述有关她母亲的事——她在1906年大地震中存活了下来。虽然她经受住了这场自然灾害，但这让我多少患上了恐惧症，我不仅对地震感到恐惧，对旧金山也感到惧怕。

几个小时后，我走进了风景优美的索萨利托镇（Sausalito）：这是一个美妙的小地方，坐落在旧金山海湾的对面。

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好像都有美丽的房子：有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的手工抹灰墙、红色粘土瓦，还有西式牧场的新英格兰维多利亚风格的装饰。所有这些都被美化得庄严亮丽——花园里因五颜六色的花朵而熠熠生辉，建筑周围环绕着修剪成各种形状，颜色深浅不一的灌木丛——所有的一切都美仑美奂。这个镇的三面分别环绕着海湾、山脉和海洋，它唯一的出口是由金门大桥连接到旧金山。

转过一个弯，海湾对面令人赞叹的美景便扑面而来。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旧金山市的连绵起伏，也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当代最知名的桥梁工程奇迹之一——金门大桥！它可以与吉萨金字塔、巨石阵、罗马竞技场、中国的长城、泰姬陵和埃菲尔铁塔相媲美。我还看到了连接旧金山和奥克兰的海湾大桥。最后，我见到了臭名昭著的阿尔卡特拉兹岛，这里曾是前联邦监狱，最臭名昭著的黑帮首领阿尔·卡彭（Al Capone，美国多个城市的知名罪犯，1920年代芝加哥市的控制者）和白毛·巴尔杰（Whitey Bulger，美国帮派分子与罪犯，曾被列入FBI十大要犯名单之中）就在这里度过了暮年。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老套，但这样的景色确实令我窒息。在这之前，我只在图片上见过，若是亲眼见到的话，你会发现它比照片要壮观一千倍——尤其是走路欣赏的时候。如果在车里，我会沿路驰骋，透过挡风玻璃一睹它的风采，而走路可以令我所有的感官都慢慢捕捉它的光彩：海湾散发出清新咸涩的香味，金门大桥的尖塔直冲云霄。我曾见过许多大桥，但这次见到的确实无与伦比。

终于，我要穿越金门大桥了。桥面上的行人天桥看上去像一条路，它有6英尺宽，每个小时都有成千上万人从它上面走过。我慢慢穿过大桥，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品味每一个时刻。透过栏杆，我看见一艘装满集装箱的货船正从身下穿过。近处的上方，我发现了两座塔楼。从这样的角度望去，它们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一堆铆接钢板材——橘色要比红色部分多。而令人惊叹的却是它们的高度——如果我一直抬头仰望，我的脖颈就会疼痛。从塔楼悬下的电缆似乎与我的腿一样粗。

建造之初，金门大桥一度是全世界最长的吊桥——长4200英尺，这纪录一直保持到1964年。它高出水面692英尺，两座塔楼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奇怪的是，这样美丽的建筑却对自杀者有着神奇的魔力。据统计，自建成以来，先后有超过1100人从这里跳下，远远多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4秒之内，自杀者会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跌入245英尺之下的水中。大多数自杀者都会因为落水之后的撞击而亡，存活下来的少数人会因溺水或体温过低而死亡，只有极个别人能存活下来。据说曾有一个从落水受伤中恢复的跳桥者，又跑回来跳第二次才死掉，也有一个幸存者跳水里后游到岸上，自己开车去了医院。

当我到达大桥的南侧时，NBC的记者和摄影师正在等候我。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我回答了所有问题。

记者问我：“你觉得美国怎么样？”

“嗯，”我回答，“自从穿越美国进入加州北部以来，我已经走了400多英里，但现在我还在加州北部，我想这个国家太大了。”

＊＊＊

我很快就走进了与大桥毗邻的普雷西迪奥（Presidio），这是美国最大的城市绿化区之一，西班牙人曾于1776年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堡垒，作为他们在美洲最北端的军事前哨；当墨西哥在1821年从西班牙手中获得独立以后，它变成了墨西哥人的堡垒；1848年美墨战争期间，它又被美国占领。在它连续用于军事用途219年之后，于1994年光荣退役，并移交给了国家公园管理局。

这座城市美丽的东北角树木繁茂，带有修剪整齐、连绵起伏的草坪，它俯瞰着旧金山海湾和金门大桥的入口。这里有内战大炮、阅兵场和200年前建造的军营。公园里有大量松树和桉树，以弯曲的道路、大片大片的青草地、丛生的灌木以及各品种的树木而著称。这当然也是徒步旅行者和骑车者的最爱之地。

在普雷西迪奥漫步了2个小时后，我走进了与公园相邻的街区，朝着市区方向走去。我像一名普通的观光者，花了几个小时，沿着伦巴底街（Lombard）上布满鲜花的之字路走下了俄罗斯山。在海特（Haight）和阿什伯里街道（Ashbury Streets）的拐角处，我看见一个男人全裸着漫步在人行道上，好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样子——截至本书出版之前，旧金山议会已经投票禁止一切公共场合的裸体行为。

我在渔人码头没待多久就跳上了缆车奔赴诺布山（Nob Hill）。沿途我看到各式各样的汽车侧停在大街上，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陡峭的地方。导游告诉我说，偶尔会有一辆失控的汽车轰然滑坡撞到后面的车辆，这会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毫无疑问！

走下缆车后，我阔步走进了马克霍普金斯酒店，一时间，我仿佛成了普鲁士国王。我乘坐电梯去酒店著名的餐厅“马克之顶”时，没人质疑我。虽然我永远也吃不起这里的一餐饭，却能在这里欣赏迷人的景色，俯瞰翡翠湾和此时被雾笼罩的金门大桥，餐厅领班不会收费。

陶醉在美景中的同时，我试着想象1906年4月18日早上，旧金山大地震爆发的那一幕。外祖母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被剧烈震动产生的咆哮声惊醒了，很快，整个家庭乱作一团。她倒在地上无法起身，突然，她的父亲出现了，用胳膊揽起她，在房屋倒塌之前冲出了屋外。她的妈妈和哥哥们都已经在外面。和大部分邻居、许多朋友的家一样，他们也失去了家园，周围所有建筑都塌了。破裂的天然气管道燃起熊熊大火，肆虐了好几天都无法扑灭，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成了一片废墟，数千人失去生命，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她的爸爸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下庇护一家人，全家人一连几周都挤在金门公园的帐篷里。

一想到地震，我就不寒而栗，我知道圣安地列斯（San Andreas）和海沃德断层（Hayward Faults）就在附近。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就在前几天，这个地区曾发生了一次轻微地震。所以，在这里饱览过令我肃然起敬的海滩、园林、建筑、海湾、渔人码头之后，我想尽快逃离这个地区了！

此外，在这里，我还强烈地感受到了同性恋文化，旧金山近年来也因此而一度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年轻的时候，我避免来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有明显的同性恋恐惧症——在我成长的文化里，同性恋者被视为“女气的男人”、“怪人”。

但从另一面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日子。旧金山的山路是我整个旅程中爬过的最陡峭的路程，同时，根据我在这座城市的所见所感，这也是我整个旅程中最壮观的一天。我回到了我祖母的故乡，觉得自己与这座充满魔力的城市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至少在这一天，我“把心留在了旧金山”。

第33章 终于来到大苏尔

第二天是周日，一大清早，路上很安静，车流稀少。不幸的是，刚走了一个小时，加州公路巡警就出现了，他礼貌地告诉我：“不要在高速公路上步行！”警察真是太贴心了，他甚至给我制定了一条直接通向蒙特利湾（Monterey Bay）的线路。我讨厌走小路，因为会经常迷路，警察给我绘制的路线也让我有机会穿越令人瞠目结舌的高雅社区，路上我还见到了加州中部海岸的农场地区。这里有数千英亩的球芽甘蓝，我从来没想过世界居然需要这么多甘蓝（我从来没吃过），但它们无处不在——除了我西面的太平洋。

我们终于来到了蒙特利，这一精致美丽的小镇出名的原因，是因为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小说中描述的场景就在这附近——《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罐头厂街》（Canney Row）、《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等等。从1777年到1846年，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统治下，蒙特利一直是加州的首府。西班牙人在1770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了一座堡垒以抵御俄罗斯对港口的入侵。

因为我看起来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所以我们去了当地的理发店。当理发师给弗兰克理发的时候，我被迫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承接O.J.辛普森案件（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一案）的律师，最后，理发师声称，他恨透了所有的律师。弗兰克冲我眨眨眼睛，他能看出我很烦。

轮到我了。我爬进了理发的椅子上，理发师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成为流浪汉之前是一名律师。”

他的脸涨得通红，再没说一句话。

理完发以后，我付了钱，然后直接爬进车里。

＊＊＊

第二天，我来到小镇卡梅尔（Carmel）。

卡梅尔是一座精致优雅的城镇，但消费水平高得吓人。加利福尼亚沿海城镇吸引了成千上万富有的游客远道而来，当弗兰克和当地人谈论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好莱坞电影史上杰出的导演和演员）时，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了一间满是昂贵玩意儿的精品店，里面的商品标价令我窒息。我这辈子都不会在这样的地方买东西。

我们现在位于大苏尔北部的外围地区。40多年来，我一直在脑中描绘大苏尔的形象——大自然最得意之作。在还是一名青春期前的孩子时，无数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翻看着卷角的《国家地理》杂志。虽然这本杂志对我的吸引力一半来自于上面刊登的赤裸非洲女人照片，但我也会浏览那些名字听起来很奇怪的名胜古迹的照片，并梦想着能去那些地方。我记得中国的长城是另一个我想去参观的“必看之地”，此外还有大峡谷、金字塔、莫斯科、艾菲尔铁塔、爱尔兰乡村和玛雅遗址。

然而，大苏尔一直都在我的名单首位。出于一些莫名的原因，我发现巨大的树木会让我痴迷。也许是因为年轻时，我和父亲一起做了许多与树有关的工作，我们把一些大树砍倒，为住宅小区清理土地。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已经够大了——但与加州的巨树相比，它们就是牙签。

我就这样边走边看了几个小时，同时想着我的父亲。通常只有在晚上，我对父亲的想念才会浮现脑海。我常常想，如果他还活着，我会是什么样子。自从他1958年结束自己生命的那天以来，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是那么地想念父亲。

我常常想，他的存在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已经从一个13岁的男孩长到了快60岁的老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他在我身边，我会继续上学，因为他绝不会允许儿子辍学。我很可能会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在他死之前，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如果他还在，我会在他的严厉指导下继续当好学生。我想，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做到——在他去世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刚刚大学毕业。

如果能以优异的成绩和超高的运动天赋从高中毕业，我肯定会去上大学，并且会成为一名知名的运动员。但在他死后，除了棒球，我几乎不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我开始12年的橄榄球运动生涯时，好几次有人告诉我，我的体型、速度以及踢橄榄球时的“智慧”，足以让我成为一名NFL防守前锋，但问题是我在性格成形期时缺乏教导。

当一个男孩失去父亲时，他同时也失去了学习的榜样。我爸爸教育他所有的孩子要讲职业道德，他倍受邻居、同事和家庭成员的欢迎。除了良好的职业素质，他的家族世世代代似乎从不为个人追求更多。他去世的时候虽然我年纪还小，却已经继承了他身上良好的品质，如职业道德和与人友好的品性等。

我还从父亲身上学会要无条件地尊重母亲。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不吵架，即便确实吵了，也会隐藏得很好。虽然妈妈在1966年改嫁，并且另一段婚姻也持续了25年，直到她心脏衰竭，但她的遗愿却是埋葬在我父亲身边。“为什么？”我问她，“那亨利（她的第二任丈夫）怎么办？”

她告诉我：“你父亲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我从来没有停止爱他。你应该为有他这样的父亲而骄傲。我想和他在一起。”

我相信我成长的世界里没有性别歧视、没有种族主义，当然更没有懒惰——这些都是我父亲的核心理念。他相信绝对平等，并教育我们对所有孩子都要包容。

在某些方面，我感觉自己正过着他梦想的生活。有了尼古拉斯和路易丝之后，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父亲，我知道能够拥有孩子并看着他们长大成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正因如此，我很后悔自己在两个美丽的女儿的生活中，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在我精神痛苦和迷茫的时候，我选择离开她们，让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泊，我祈祷有一天，她们会原谅我。

晚饭后，我们找了家旅馆。我本应该睡得很香，因为今天的体力消耗很大，而且周围美丽而宁静。但恰恰相反，我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越努力入睡，就越清醒。黑夜似乎成了永恒。

明天将会是这次奇妙之旅的最后一天。有时候实现梦想会比设置了目标却没有完成更令人不安。我本应该心花怒放，实际上却悲痛欲绝—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为了这次到达太平洋的旅行，我精心计划了每一步，但对于前方更远的人生旅程，对于这次梦想结束以后的生活，我却感到迷茫。

＊＊＊

早晨时，我通常会很饿，但在这最后一天，我对早餐没了胃口，只喝了两杯黑咖啡，就踏上了最后的征程。

我到达大苏尔的更深处，这里与我记忆中《国家地理》上的照片完全重叠，美丽得令人赞叹。海浪无情地拍打着海洋沿岸的悬崖，之字形路以及为了一览所有美景而快速行驶的汽车，都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甚至超过我的预想。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片土地的威严，生命将永远不会完整。

我做到了。为什么我竟然会觉得如此空洞？为什么会悲伤？这本该是欢呼雀跃的时刻，而我却压抑、空虚、不知所措。眼泪滚下了脸颊，混合着脸上的汗水，一起滴向路面。

弗兰克把面包车停在我旁边，不停地按喇叭。“你已经走了5000英里，老家伙，准备好回去了吗？”

“没有。”我说，“只有找到可以很容易地走入大海的地方时，我才会停下。”我继续走了一英里，然后是两英里。我不仅劳累，而且激励我继续行走的动力也消失了，我只想找个地方走入水中坐下，让自己融入温柔起伏的海浪中。

第34章 圣西蒙的“魔法王国”

从公路上方大约半英里高的山坡上俯视太平洋，我能看到极具传奇色彩的赫斯特古堡（Hearst Castle）。它经常被人们称为“魔法王国”，显然华特·迪士尼借用了这样的称谓来命名他的迪士尼公园。

城堡坐落的25万英亩土地，原来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925年创立赫斯特报团，是当时的传媒业大亨）家族野外露营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被称为“露营山”。因为赫斯特的爸爸在矿业公司占有巨额股份，赫斯特家族非常富有，所以他们的露营不比普通人家。他们有独立的帐篷用来睡觉和做饭，还有仆人做繁重累人的工作。

威廉是家里的独子，他继承了这片土地，此时也已经创建了自己的报纸出版帝国。在事业的顶峰期，他在全国拥有20多家报社，在当时，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从赫斯特报社的报纸上获取消息。

1919年，赫斯特要求他的建筑师朱莉娅·摩根设计赫斯特城堡，想重建在欧洲游览时见到的壮观城堡。他的指示很简单：“摩根小姐，我们已经厌倦了在圣西蒙野外露营，我想建一些小建筑。”

赫斯特和摩根的合作造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名胜”之一，赫斯特后来为城堡想出了新名字：迷人山庄或魔山别墅。直到1947年，这座城堡才竣工，它包含了165个房间，周围环绕着100英亩的花园、数不清的游泳池和露台，所有这些连接起来犹如迷宫。

此时我想起了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这是奥森·威尔斯的经典杰作，讲述的是对权力有着永无止境追求的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故事。在他临终时，凯恩说的话是“玫瑰花蕾”——它指的是主人公童年时的雪橇，代表他童年时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

突然，我自己的“玫瑰花蕾”像幽灵一样在我面前舞动起来：父亲自杀，当报童投递报纸，在干洗店工作，九年级留级，17岁时辍学加入海军陆战队，打半职业棒球和橄榄球，为利驰梅尔销售公司开车送货，36岁膝盖严重受伤，被告知再也无法走路，接到伍斯特山社区学院的电话……

虽然原本打算去城堡参观，但我低落的情绪抑制了参观的欲望。这是我梦想的海洋，海滩上每一次起伏的波浪声听起来都像太平洋在召唤我。

我尽力让自己集中精力、保持坚定，但我还是无法抑制住夺眶而出、沿着脸颊滑落的泪水。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呜咽。我从城堡右边快速地走过，几英里后，我来到辽阔的海滩。我停下来，走回面包车，问弗兰克：“我一共走了多少英里？”

“5004英里，老家伙！”他说。

该去海边了。当巨大的海浪拍打在沙滩上时，我来到海边。潮汐来了，泛着泡沫的海水向我涌来。我凝视着远处的海平线，甚至懒得脱鞋，就径直走了进去，直到海水没及腰深。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做到了。”我只说了一次。我本应该更加兴奋，高兴得跳上跳下，激动地呐喊，这应该是我生命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但事实是，我已经麻木了，甚至感觉不到冰冷的海水。此时此刻，我开始理解这句格言：“人生关乎旅程，而不是目的地。”

傍晚时分，天空漂浮着彩色零散的云彩。我听到远处的雾角声和附近海鸥的叫声。咸涩的海水拍打着我的裤子，我能感觉到脚下的沙子在滑落——在带我行走5004英里穿越美国的脚下滑落。我移着身子朝海岸走去，走到海水及膝深时，我坐在了海里。

我回想起了1981年夏天，就是在那时，梦想成为了我生命的动力。我坐在水里，感觉有人从我身上抽走了一个巨大的负担，但它很快又被一个更沉重的负担代替。我完全没有计划过完成梦想之后的生活，此时我感觉如此精疲力尽，几乎希望海浪能把我带走，这样我的生活就可以从此结束。我坐了很长时间，弗兰克很担心，出来看我是否没事。他不断地鞭策我：“来吧，老家伙，该回去了。我们要在晚上8点之前到洛杉矶，和你的朋友卡尔吃晚餐。”

我在水中坐了大概2个小时，然后起身着水走向面包车。我走出海水，扑通坐在了沙滩上，被太阳晒干的双腿开始颤抖。我浑身湿透了，大海不仅没有净化我的灵魂、鼓舞我的士气，反而似乎把我的生命也带走了。我感觉自己成了另一个人，与旅程开始时的那个有计划、有目标、充满活力和热情的人截然不同。那个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旅程结束时的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

第35章 终章：梦想的力量

很久以前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并徒步穿越了美国。尽管有很多人，甚至是我的家人，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但这两个梦想我还是都实现了，我的年龄、体重和其他因素都无法阻止我完成这次跋涉。我一生都在工作，辛劳都是完成所有梦想的先决条件。我一直面临着迷茫、风险、野生动物、超速机动车、灼热的太阳、糖尿病、疼痛的膝盖、水疱和有毒昆虫，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接受了未知的挑战，并成功地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137天中，我迈出大约1100万步，体重减了80磅。我穿越了21个州，数十座城市和1000多个城镇。其中我只有11天没有走路——5天是因为严重的身体问题；3天是因为休息，并观看周日橄榄球比赛；2天是因为业务问题。剩下的126天，我每天平均走41.3英里，最长的一天走了58英里。这次远足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

我每日在公路上与汽车、越野车、半挂车、可怕的伐木卡车和庞大的农场设备争夺道路，在各式各样的餐厅中吃了300多顿饭，消耗了400多加仑的水，外加100加仑果汁。我使用了18瓶大容量凡士林——这比任何其他人一生使用的量还大。我们在汽车旅馆或酒店总共住了112个晚上。

我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全国的电视新闻节目曾报道了我19次，我徒步美国的故事曾占据报纸头条32次。在大多数日子里，经过我身边的人都会向我们招手、鸣喇叭，而且经常停下来和我握手问好。

这次旅程中最好的部分，就是我在路上行走时遇见的人。人们会用善意的举止款待我，尊重我在路上走的每一步。开始跋涉之前，有人警告我这次远足将会是“危险的”，“一定要带着防身武器”，但我认为不需要任何武器，因为我从来不担心有人会伤害我。

在徒步穿越美国5000英里后，我可以告诉你，我在旅程中结识了数以百计的人：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印第安人，年轻人和老人，富人和穷人，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许多人在勤奋地工作着，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与此同时，面对现实我有些忧郁，因为以后将不会再有一天40英里的日子，不会再有夫妻合开的餐厅，下一个转弯不会再有惊喜，不会再有高山，不会再有令人厌烦的伐木卡车，不会再有行走在路上产生的自由感。我在这次冒险中对自己有了更多了解，这比我写出来的还要多。当然，我的脑海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记忆，足够我用余生去反复咀嚼。

我很幸运，能抱有如此奇妙的体验来度过余生。我对“蒙大拿”或“爱达荷”的印象不再和以前一样；“俄勒冈”会令我想起令人恐惧的载满伐木的卡车；过路的火车发出的声音会把我带回长途跋涉的日子；太平洋的味道也永远地嵌入了我的记忆，每当听到海浪拍打海滩的声音时，我就会被带回太平洋。我重游了阿默斯特学院、伍斯特山社区学院和哈佛法学院，这更加深了我对它们的爱慕之情。

许多人曾问我：“你在行走结束以后会做什么？”当然，我会回归熟悉的日常工作、陪伴孩子以及休息，不过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做。在这次旅程中，那些完全自由以及不用履行任何义务的日子现在成了回忆。我会一直留有这样的信念，在某一天我会再实施一次行走！但如果没有发生，我也毫无遗憾，因为我曾实现了我最深沉的梦想。

是的，我很劳累，需要休息。当这次追梦之旅结束以后，我肯定会再追求别的东西，会再次梦想。正如梭罗曾说的：“梦想是人性的试金石。”只要人性存在，我们就会继续梦想。

后 记

时至今日，距离我徒步穿越美国已经差不多15年了。同样，我构思以及尝试写这本书也快15年了。

刚回到家几天后，我就确立了我的第一个梦想：写作并出版一本关于梦想的书。过去15年的大部分时间，无论是我在构思还是真正着手，我都确信，正如我过去的梦想一样，这个梦想也会实现。

结束这次旅程时，尼克10岁，路易斯7岁。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们成长了很多。尼克更擅长音乐了，路易斯开始更多地了解运动的细微差别——他俩在学校都表现良好，并将到达更高水平。

几个星期后，我参加了决定我能否恢复律师执照的听证会。复职申请被拒绝，我遭受了尴尬和羞辱。有几天我的情绪很糟糕，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认清了一个事实：无论发生多么糟糕的事情，结果总会是好的，我不会让我的生活充满自爱自怜，决定把注意力转向积极的事情上。

春天到来时，儿子们开始在少年棒球联赛打棒球。去观看这些小家伙们比赛，真是太特别了。路易斯真的很善长运动，虽然自身有各种障碍，但他成了相当棒的左撇子投球手。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两个孩子都在音乐和学术方面表现突出。尼克在美国军乐团服务的同时，在布兰迪斯大学继续学习音乐和历史。他将前往英国伦敦的国王学院上学，攻读音乐硕士学位。他的下一站是去白宫担任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实习生。

与此同时，路易斯现在是洛约拉大学大四的学生，他正努力准备，希望明年能上哈佛法学院。他从克服自身的障碍、缺陷到现在的崛起，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这就是我，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迄今为止的人生。回想起自己70多年的人生道路，我耳畔再次响起洛奇的那句话：

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充满阳光和彩虹。这是个充满自私和痛苦的地方。不管你有多强，只要你顺从了这个世界，你就会被打趴下，并且永远也站不起来。生活能把你、我和任何人都击垮。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受了多大的创伤，而是你深受重创时，还能否继续前进。

祝你们好运！

附录 徒步美国最难忘的地方

最好的小城镇：密歇根州的切尔西

最独特的城镇：华盛顿州的莱文沃思

最好的城市：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

最美的城市日出：底特律的壮丽景象

发展最快的城市：印第安纳州的科科莫

最壮观的州政府大楼：爱荷华州的得梅因

最壮观的大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最壮观的河景：南达科他葛底斯堡西部212号路上的密苏里河

最壮观的内陆湖：爱达荷州科达伦的科达伦湖

最壮观的摩天大楼：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约翰·汉考克大厦

最好的大学校园：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

最美的城市绿地：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湖滨地带

最壮观的景观：蒙大拿州波兹曼90号州际公路上的波兹曼通道

走过的最不寻常的地方：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美国购物中心

最适合行走的州际公路：从蒙大拿州到爱达荷州的90号州际公路

最艰难的爬坡：旧金山大道

最好的行走伙伴：印第安纳州雷恩赛尔伊的伊恩·范·沃尔

最爱的行走之地：加州北部巨人大道

最糟糕的行走之地：加利福尼亚州

最安全的行走之地：华盛顿州（除了大都市西雅图以外）

最难忘的农村行走：华盛顿州中部和东部的麦田

最糟糕的行走状况：1997年9月27日，顶着时速70英里的大风，去蒙大拿州哥伦布的比林斯

最好的直播广播采访：俄勒冈州的纽波特KYTE电台

西部热情好客的典范：蒙大拿比林斯的奥韦尔迈尔一家

演讲时最热情的听众：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红木国际走读学校

最贵的食物：俄勒冈海岸

最便宜的食物：纽约州北部

最贵的汽车旅馆：缅因州的1号路上

最便宜的汽车旅馆：俄勒冈海岸

遇到的最糟糕天气：佛蒙特9号路上的西尔斯伯格

蚊虫最多的地方：马萨诸塞州202号路上的舒特伯里

最适合小睡的地方：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密歇根湖堤岸

最有趣的野生动物：加利福尼亚州特立尼达岛的罗斯福麋鹿群

Table of Contents

前 言

序 言

第1章 没出发前的训练

第2章 上路第一天

第3章 13岁那年，我父亲自杀了

第4章 一些东西刻在我们血液里

第5章 水疱和我的行程路线

第6章 生活给我的致命一击

第7章 俨如慈父：尼克·查尔斯

第8章 我的最后一次击球

第9章 一线转机

第10章 伍斯特山的神奇药水

第11章 前往阿默斯特

第12章 又一场兵荒马乱的爱情

第13章 康马杰教授

第14章 收到哈佛法学院录取通知书

第15章 到达青山山脉

第16章 “最后的莫西干人”

第17章 阿默斯特的礼物——“老同学”关系网

第18章 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寂寞的声音

第19章 路·米切尔的故事

第20章 公主瓦妮莎

第21章 足球学校和我的第三次婚姻

第22章 行走在印第安纳

第23章 罗德尼和老鲍勃

第24章 早晨的玛丽

第25章 蚊子雨和花衣魔笛手

第26章 Mato Tanka（大熊）酋长

第27章 “马革裹尸还”

第28章 大天空之州：最后一个最好的地方

第29章 前往西雅图

第30章 初见太平洋

第31章 巨杉之地

第32章 旧金山之旅

第33章 终于来到大苏尔

第34章 圣西蒙的“魔法王国”

第35章 终章：梦想的力量

后 记

附录 徒步美国最难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