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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一道光最宠爱的皇子

- 二虚伪战胜了率真，储位旁落（1）

- 二虚伪战胜了率真，储位旁落（2）

- 三易水潇潇，子建哀哀（1）

- 三易水潇潇，子建哀哀（2）

- 四不幸的兰儿（1）

- 四不幸的兰儿（2）

- 五危急存亡之秋，身膺重寄（1）

- 五危急存亡之秋，身膺重寄（2）

- 六一宫同驻，两处闲愁（1）

- 六一宫同驻，两处闲愁（2）

-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1）

-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2）

-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3）

-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4）

-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5）

- 九“垂帘”太后与“议政”王爷（1）

- 九“垂帘”太后与“议政”王爷（2）

- 十重用汉员，激浊扬清（1）

- 十重用汉员，激浊扬清（2）

- 十重用汉员，激浊扬清（3）

前言

恭亲王奕䜣和慈禧太后是有清一代的非常人物。他们对清朝的命运兴衰、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可以说，此二人的一人有无，或者关系改变，中国近代的历史都将重写，而如今的现实社会也将改变。

历史会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而非常的人物也会改变历史。

如果把咸丰皇帝与恭亲王相比，做皇帝的应该是恭亲王；而恭亲王做了皇帝，慈禧就该是恭亲王的皇后了。可是，历史却开了他俩的玩笑，使他们成了叔嫂；同时历史也开了中国社会的玩笑：以恭王的资质和开放思想主国，中外关系不会那么紧张，战争就不一定会发生，其结局将会怎么样，只能让人去思考了。

如果慈禧嫁给有作为的恭王，而不是腐败无能的咸丰，慈禧就不会成为一个非常人物，她生的儿子也不会那么龌龊，慈禧也用不着或不可能垂帘。以后的历史进程如何，也只能让人去猜想。

正因为历史没有如此安排他们，慈禧虽然极为赏识恭王，却没能做成他的皇后，却嫁给了极为无能的咸丰。

历史改变了他们的关系，他们也去改变历史。

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宫廷政变，制造了“垂帘”与“议政”的双头统治。其后的几十年间，他们或联合、或争斗，写出半个极为特殊的中国近代史。他们联合书写的历史，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他们的争斗，又是炳炳麟麟；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是云谲波诡。

随着开放的历史脚步，宫廷史、帝后史也不断向社会开放。慈禧与恭王不再是人们生疏的人物，他们的大事，人们也大体了解一些。然而，这两个同时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非常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仍令大家费猜。他们或联合、或斗争的历史，应向大众揭示；他们的关系又如何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应是史学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对象。

马东玉

于2009年3月25日慈禧与恭亲王一道光最宠爱的皇子

一道光最宠爱的皇子

道光皇帝一生有子九人，有女十人，后来的咸丰帝奕为四子，恭王奕䜣是六子。恭亲王奕䜣比慈禧大三岁，他们的出生地都在北京城，但一个生在皇宫，一个生在一般京官的家庭。他们是如何走向同一个斗争舞台的，这得分别记述。因奕䜣先出生三年，只能从恭王先说起。

道光十二年严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半夜丑时，北京城沉沉黑夜。紫禁城启祥宫内乐道堂却灯火辉煌，道光皇帝的静妃博尔济吉特氏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便是本书传主之一的恭王奕䜣，道光帝的第六位皇子。

道光帝一生有子9人、有女10人。奕䜣出生时，长兄奕纬、次兄奕纲、三兄奕继相继死去，上面只剩下四兄奕、五兄奕，奕䜣是实际的皇三子。两位兄长都是道光十一年六月生，仅比他大一岁。

道光连丧三子，又连生三子，他是悲是喜只有他个人清楚。皇子是皇位的继承人，皇帝对后妃的生子极为重视，皇子多了就多了继位的保险系数；但多了又不知让谁继位，也是皇帝的愁事。

为有一个极佳的继位者，皇帝对皇子都一样严格培养教育，但因先天的资质和后天的个人努力，结果却大不一样。奕䜣的资质超过其他兄弟，个人也极为努力，史书一致记载道光对他“最钟爱”。

静贵妃是奕䜣的生母，奕的养母，道光皇帝最重视静贵妃，而静贵妃的亲生儿子奕䜣最受道光皇帝钟爱。

《璇宫春霭图》，清宫画家画。图为皇四子奕与生母孝全皇后。所谓“母因子贵”，从道光对奕䜣生母的态度变化，也可看出道光对奕䜣的特别宠爱。清朝后宫制度，皇后以下，妃嫔位次分为七级，即为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奕䜣生母入宫时赐号静贵人，道光六年生皇二子晋升为嫔，这年她15岁，道光45岁。她妙龄美貌，道光九年生皇三子、十年生皇六女。而当奕䜣出生不久，她则被道光直晋升为贵妃。此时，孝慎皇后去世，皇四子奕的母亲循序升为皇后，奕䜣的生母已仅次于皇后，居于第二位了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二，第29页。。

道光二十年（1840年），奕䜣8周岁时，皇四子奕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死去，祖制规定三位皇后之外不许再立后，命祥妃总摄六宫，转瞬又把祥妃降为贵妃，改命奕䜣生母静贵妃总摄六宫，兼责抚育皇四子奕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1册，第63页。。

道光帝如此重视静贵妃，显然意在奕䜣。奕䜣的两位皇兄，五兄奕“状貌粗拙”，“动止率略”，道光久已讨厌他《清代传记丛刊》第202种，第384页。。四兄奕是继皇后孝全所生，自然地位非凡，但孝全已死，现由静贵妃抚养，而静贵妃则是事实上的皇后。这，意味着什么？奕䜣、奕都尚幼，也许未去深思。但朝堂上下却认定事态发展，奕䜣怕是要继承大统，认定道光最钟爱的皇子是奕䜣。

但是，要让皇父喜爱，作为皇子个人还要付出努力，因为最好的皇子是皇位继承人，皇帝要保证江山统治的可靠传承，在有几个皇子的情况下，会选择最优秀的，而最优秀的才是皇帝最喜爱的，除非那个皇帝昏得不能再昏。

奕䜣爱作诗，善书法，精骑射，在道光帝皇子中是能力最强的一个。

奕䜣在诸皇子中做的就最好，也最优秀；道光帝也不算是昏君，所以他也最爱奕䜣。

其实，皇帝培养皇子，一般都是极为严格的，甚至达到苛酷的地步。不像一般人所认为，清政府腐败，皇帝无能，子孙纨袴。就才学而言，哪个皇帝都可换几个状元的，因为他们有最好的学习条件和最优秀的老师，教育又超常严酷。

奕䜣4周岁（道光十七年）就离开乳母，进入上书房读书了。上书房在乾清门北侧，凌晨时刻由钦天监选好吉日，总管太监领着小皇子奕䜣由内宫出发，走过隆宗门到日精门外的南屋给孔子位行礼，再去上书房拜见诸位帝师。再由皇帝亲自接见帝师和皇子，当面嘱托，让帝师严教皇子，让皇子尽心受教。

皇子教育制度除向众多名师学习各种技艺之外，还进行专师培养，即一个皇子选一个师傅，让师傅尽心尽责。最好的皇子选择最优秀的师傅，恭亲王的第一位师傅是翁心存。他是江苏常熟人，著名的学问大家出身，翰林院毕业，屡任乡试考官，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的三个儿子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都是鼎甲出身，官至巡抚、总督。三子翁同龢是状元，光绪的老师，参与戊戌变法，是人们都熟知的。翁心存仅教奕䜣一年，因老母病故丁忧回籍。

奕䜣的第二位师傅是贾祯，是榜眼出身，即是进士考试的第二名，一甲的第二名，仅次状元。奕䜣受贾祯的影响大，从他那里学得了很多东西。经史子集之外，贾祯擅长声律，奕䜣可以说是位诗人，便是受贾祯的影响。他有《乐道堂诗钞》的诗集，很受当时文人的赞赏。

奕䜣就贾祯学习不久即爱上诗作，所谓“诵读之余，间习试帖及古近诸体。每于花朝月夕，令序嘉辰，景之所遇，无非诗者。”奕䜣：《赓献集自序》，《乐道堂诗钞》，总第425页。奕䜣在学童时就有不少诗作，如随父皇去圆明园上斋，在三天的上斋期间就留下多篇诗作，其《秋柳》一诗：

秋深花事尽池塘，萧飒犹余柳几行。忆昔依依环嫩绿，只今落落散疏黄。淡容远岸朝含雨，寒色平林晓带霜。转瞬东风回陌上，千条万缕驻韶光。奕䜣：《古近体诗》，《乐道堂诗钞》，总第786页。

诗作虽无警句，但清新自然，由秋日的疏柳，想到春天的柳色，再想到来年“千条万缕”的景色，其创作情思是健康饱满的。

师傅常常引导奕䜣作诗，如让他依照苏东坡《北台》诗的韵律咏雪。奕䜣目瞩雪景，微加吟哦即写出七言十六句古体诗，不仅形象地描绘了雪景，而且立意于“田家喜得丰年兆，占丰瑞雪祝篝车”，抒发关心农事的朴素情怀。奕䜣：《乐道堂诗钞》，总第425页。连被誉为饱学皇帝的道光也为儿子的才思敏睿而感叹，亲为其书屋题字为“乐道书屋”。

中国古代帝王的书法多有佳品，清代诸帝尽称书法家，奕䜣的书法更不亚于诸帝。从军机处沿革《枢垣纪略》由奕䜣亲书的前言，奕䜣诗文集中的大量手书，皆见其圆润端庄的书法手迹。他的书法也习自师傅贾祯，贾氏把教奕䜣书楷，还为之手抄一部《孝经》。奕䜣十分珍视师傅的抄本《孝经》，日夕展诵、模写，终成一手漂亮的端楷。

中国帝王课子，很重视历史，以教育皇子知晓历代政治得失。清代前已成二十三史，而贾祯为奕䜣选择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据史书记载，贾氏曾教奕䜣研读《通鉴》三遍，即说：“大学士贾文端公祯，宣宗时傅恭王，甚严密，尝课读《通鉴》三过”徐珂：《清稗类钞&#8226;教育类》，总第573页。。司马光的这部史书，在诸史中确很突出，不亚于司马迁的《史记》，其记事平实真切、文笔生动，堪称史著上品。贾祯选择《通鉴》，授课奕䜣“三过”，饶有深意，据论者称，奕䜣作为议政王，实质上主持中国近代国家政务20余年，“皆由此也”。

清廷重视文治武功，皇子的教育武功课也很重要。虽然近代的热武器已取代了冷兵器，弓箭拳脚已远远落后了，但清室标榜武功，中国的热武器时代尚未达到，所以道光教育皇子仍不废武功。奕䜣对武功的习练刻苦而有兴趣。

为教育皇子们武功，上书房的前面就是宽阔的练武场，文化课过后每天都到练武场上习武练功。奕䜣和四兄还共同研究成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道光帝也常来练武场指导皇子演练较射，还为他们研成刀枪新法特加奖励，为新式枪法赐名“棣华协力”，赐名刀法为“宝锷宣威”。因奕䜣的武功突出，研究也卖力，特赐其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准其永久佩带，与其他皇子相比，自然是“殊恩”、殊荣了《清史稿》第30册，第9105页。。

奕䜣的骑射也极为优秀。清初定制，有十五善射大臣，即选择王公大臣、满洲武官骑射最优秀者充之。凡皇上御射，由十五善射大臣侍其侧，皇上射后即命十五大臣递射，以状行色，以示皇室之武功。十五善射大臣当时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清廷宣扬骑射入关定天下，而十五善射大臣保有殊绩，在骑射考选中被选出，是令朝臣赞佩的殊荣。

奕䜣是当时十五善射大臣之一，这在诸皇子中是极为突出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星源集庆》第008号、第102号。。

清代皇子的教育之严格，较之前朝和一般儒生简直无法相比拟。人们常言：“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心中，以之临敌，复何事而不办？”《清宫遗闻》卷一，第40页。奕䜣就是在这极为严格的教育中，成就了一名极为突出的文武兼优的皇子。

显而易见，以奕䜣的个人条件及道光帝对他的宠爱，他成为皇位的继承人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当朝文武所认定的。

二虚伪战胜了率真，储位旁落（1）

善良的人们总爱说，真的就是真的，虚伪总不能战胜真实。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虚伪却往往战胜率真，使真的战胜假的变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奕䜣与奕的两王争位，便是虚伪战胜了率真，有充分条件成为帝位继承人的奕䜣却败在皇四兄奕的伪作之下，成为争夺皇储的失败者。

奕，即咸丰皇帝是清王朝最后一个以秘密建储方式获得皇位的皇帝。他能得以封名于锦匣，被置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是靠他的伪作和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而获取的。

清朝取代明朝后，各项制度既承明制，又有所创新。在帝位继承上，改变了嫡长子继承制，实行了“立储以贤”的制度。但“贤”的标准很不明确，皇子们皆自我标榜为贤而竭力争夺帝位，所以立储以贤也很难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最为典型的是康熙帝的众多皇子为争夺帝位，皆以“贤”字自我标榜，各立雍正皇帝的画像山头争夺储位。雍正帝则是以贤为由，采取了种种手段夺取了皇位继承大权，在争斗过程中弄得兄弟手足相残，虽取得了帝位也背上很多罪名，付出惨重代价。

雍正帝吸取了乃父册立皇储的教训，创立了锦匣封名的秘密建储制度。这种制度经过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实行，证明了较嫡长子继位有明显的长处。

这种制度保证了皇位继承的相对稳定，明立太子会引起皇子之间的争抢倾轧，甚至酿成大规模流血斗争，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而秘密立储，皇子们不知立者为谁。为争取被立，只能按照皇帝标准努力塑造自己，争取个人在父皇的心中成为合格的继承人，这就是封建皇权继承制度下的“简在帝心”。诸皇子们也会有斗争，但只能表现为钩心斗角，不可能形成规模庞大的集团斗争。

况且，皇子们竞争立储机会，还可以激发他们努力习文练武，提纯道德，较长子继承和公开立储制度确实优越了许多。

但是，皇位继承这般决定命运的大事，不可能没有争斗，不公开的争斗也是残酷的，道光诸皇子的钩心斗角，也令人发指。

《道光帝行乐图》，清宫画家绘。皇四子奕、六子奕䜣兄弟在读书，还有三个皇子在放风筝。

前文已述，道光生有9子：奕纬、奕纲、奕继、奕、奕、奕䜣、奕、奕、奕，后三位皇子是恭亲王的弟弟。道光二十六年，前三子已故，这年皇四子、皇五子都是16岁，奕䜣15岁，而奕、奕、奕分别是7岁、3岁、2岁。后三者年龄尚幼，无立储条件，前三者到了立储的岁数，成为立储考虑人和相互竞争者。

但正是这年的正月初五日，道光帝钦发上谕，把奕过继给嘉庆帝的第三子和硕惇恪亲王绵恺为嗣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星源集庆》第92号，道光二十八年修。，奕也不再是皇储的竞争者。

那么，帝位的竞争就只能在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䜣之间展开。

孝全成皇后为奕的生母，死时奕年仅10岁，道光命奕䜣的生母静贵妃抚养奕。奕与奕䜣的争夺皇位是极其不幸的。原因是他们两位是诸皇子中关系最为亲密的。这说明权位之争是如此的冷酷无情。奕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突然死去时，奕年仅10岁，道光帝特命奕䜣的生母静贵妃抚养。从此，幼小的奕与奕䜣便如同一母所生，亲密无间。

岂料，皇位的角逐偏偏在这两个亲密无间的小哥俩间展开了。由于“尊者讳”的缘故，角逐皇位的记载不可能大量而切实地留录，只能在野史中出现，而这些野史杂记却有很高的合理性和可信性。

作为正史的《清史稿》曾有“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的记载赵尔巽：《清史稿》总第11673页。。此记载可谓语焉不详，而野史的叙述就绘声绘色了。如《清朝野史大观》记述：“宣宗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清朝野史大观》卷七，第46页，中华书局，1936年。稗史也记述：“恭王为宣宗第六子，天资款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宣宗将崩，忽命内侍宣六阿哥。适文宗入宫，至寝门请安，闻命惶惑，疾入侍。宣宗见之微叹，昏迷中，犹问‘六阿哥到否’？迨王至，驾已崩矣。文宗即位，恭王被嫌，命居圆明园读书……”徐珂：《清稗类钞&#8226;宫闱类》，第367页，中华书局，1984年。

这两处记述与《清史稿》的记录仅是详略问题，而无本质出入。道光帝确定皇位继承，心里的真正人选是皇六子奕䜣，原因是他“天资颖异”，而又因皇四子奕“长且贤”，所以一直“犹未决”。而如《清稗类钞》的记载可信，道光帝临终时终于决断让皇四子奕承继大统。阴差阳错，奕䜣才失去继位的机会。

野史记载此事的还很多，这仅反映了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态度，在奕䜣与奕两者中选择，奕䜣“天资颖异”，奕“长且贤”，所以长期犹豫不决。而奕䜣与奕又是如何作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呢？

满洲贵族崇尚武功，武功优劣是选拔皇位承继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真刀真枪的实战中选拔最好。但真正打起仗来，皇子们也不一定亲临战场，何况利用战争选拔，机会也不易得到。所以，平常年代，是在围猎时考察皇子们的实际本领。

论武功，奕䜣明显超过奕，道光帝深知二人的优劣。奕䜣因武功超绝，成为“十五善射大臣”之一，道光还亲赐奕䜣金桃白虹刀，这都说明奕不及奕䜣的武功。

而在真刀实箭的围猎场上，奕䜣更出类拔萃，奕更是望尘莫及。

正史与野史同样记载，一年春天的南苑校猎，是奕、奕䜣角逐皇位继承的重要事件。

那次围猎，兄弟二人可谓各抒其长，奕䜣是工于真枪真箭，而奕却是工于心计，以伪善伪仁的奸滑手段对付他的皇弟奕䜣和皇父的。

奕䜣的武功好，围猎又是皇位继承人选拔考试的现场，他自然努力去做。果然，那次围猎他猎获的禽兽最多，胜利后神采飞扬，“顾盼自喜”。在猎后得意地写了一首古体诗志之。

诗曰：

扈随御跸临南苑，小猎行围谷雨春。

柳色千条青结带，花荫一路翠成茵。

羽林骑合星摇勤，翊仗弓开月满轮。

纶叠承恩泽沛，应知时狩迈虞巡。奕䜣：《古近体诗》，《乐道堂诗钞》，总第789~790页。

诗中表达奕䜣的春风得意，同时更反映他对扈从随猎的重视。初夏的南苑，柳色青青，翠草如茵，骏马银弓，正反映了奕䜣的得心应手。“纶叠承恩泽沛，应知时狩迈虞巡”，是说今日的承恩扈随围猎，简直超过了虞舜的巡狩。正说明奕䜣利用围猎，展示自己的武功才华，以取悦乃父之心，争得锦匣封名。

就武功骑射，奕䜣的确是胜利者。但奕的巧伪心计，却反败为胜。

奕也深知随扈射猎的重大意义，也自知武功远不如奕䜣。接到随扈南苑旨意后，便去上书房向自己的师傅杜受田问计。杜受田“猜摩”许久，授之密计说：“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伤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万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记勿忘也。”《清朝野史大观》卷七，第46页。

奕以师傅之计而行。

道光帝便服像

当奕䜣在随从的拥立下，满载猎物凯旋时，突然发现四皇兄奕呆坐道边，随从们个个无精打采，并无一只猎物所获，感到甚是奇怪。问其原因，奕只淡淡回答：今天不舒服，不敢骑马奔射。完全一副自甘失败的模样。

傍晚，道光召集诸皇子和围猎诸臣总结战果，奕䜣的战果丰硕，最称道光帝之意。然而，奕把杜受田所授之语跪奏，道光帝则龙心大悦，称赞说：“此真帝者之言！”转念之间，“立储之意遂决”《清朝野史大观》卷七，第46~47页。

二虚伪战胜了率真，储位旁落（2）

一次围猎，是否能让道光决定立储对象，这是值得研究的，此内容出自野史，更应谨慎对待。但是，清朝家法和先朝掌故以射猎定储君的成分都很大，乾隆、嘉庆、道光三位君主皆是以秘密封匣得受帝位的皇帝，也都与围猎得储有关。乾隆帝在围猎时12岁得熊，使康熙备加赞赏，因爱其孙而有意传位于雍正帝。道光10岁时围猎获鹿，受到乾隆帝的赏识，乾隆曾咏诗志其事，有句曰：“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得鹿赏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又曰：“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夫恩赐慎仪刑。”《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60页。所以，道光帝被立为储君而继大统，与他的勇武，10岁奔马获鹿，受到祖父乾隆的赏识，他的立储与围猎关系很大。

正在猎兔的乾隆皇帝，郎士宁画。

既然清廷重视武功，以武功作为立储的重要条件，而奕䜣的武功卓著，又在围猎现场取得了胜利，道光帝应该自然地选择奕䜣，何况奕䜣的文化也很优秀，道光多年都宠爱他。然而结果却相反，把储位“抉择”在射猎失败的奕头上。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奕的胜利在于听从了杜受田的巧计，藏拙而示仁，抓到了清政府标榜以仁孝治天下的根本之处，还要比一场围猎的成功重要多了。

皇子的教育，首在仁孝。清朝统治者宣扬孝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当行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辨等级上下胥在于孝，人明于孝敬之道，则修齐治平之理不外乎此。统治阶级如此重视仁孝，它是治国平天下的戒律，是统治人民的根本律条，自然实践了这一根本精神，要比射猎场上多打几只野兽重要多了，这便是奕射猎失败而终究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南苑射猎后道光将储君之位作了“抉择”，但最终的封匣是何时？从奕䜣的个人记载分析，他的那首谷雨随扈围猎诗编在另一首《除夕立春》之后，历表说明除夕日立春是丁未年，即道光二十七年，立春是除夕，谷雨才去围猎，就该是道光二十八年。查《道光起居注》，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圆明园，三月十八日在安佑宫，十七日却未记行止，而十七日又正好是谷雨，应该是在南苑射猎《道光起居注》，总第52317~52326页。。

然而，关于立储的正式记载却说是“二十六年，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清史稿》卷二十，总第711页。；“二十六年六月，宣宗密定皇储，缄其名于匣”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一，第11页。。

道光二十六年是公历1846年，道光二十八年是1848年，这两处记载相差两年。到底是哪一年，尚有待考稽。历来宫中秘而不宣的行为，记载都会有出入，考查起来也极为困难。不过，一般而论，奕䜣写诗所记此事，是个人行为，他没有理由把两年后发生的事情，非说是两年前发生。而缄名立储的日期神秘，高深莫测，作假、更改的可能性大。如果南苑射猎决定立储，日期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而正史记载却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这是一次作假、更改、倒填年月。更改作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也只能让人去怀疑未来的皇帝奕。因为道光要在何时秘密立储，他用不到作假，到打开锦匣时他也无法看到；别的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去改动立储的日期。所以，这次秘密立储的日期改动只有一个奕可能去做，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

如果奕没有改动根本内容，仅是改动时间，其目的只能是掩盖那次南苑射猎，自己以假仁假义战胜真正的胜利者奕䜣。那次射猎他一点收获也没有，却跪在道光面前说那一通假仁假义的废话，当时文武大臣、六皇子奕䜣全都在场。就像如今的世界运动大会，明明一点动作也没有，因为说一番废话却拿个世界冠军，那不暴场才怪。

道理一样，奕那次射猎收获为零，而到了道光崩逝时打开锦匣，正好是南苑射猎那一天。一通假仁假义的废话哄得道光把他立为皇帝接班人，那么谁还去干文武实事，只想着动心眼说些动听的话就完了。

既然清代的祖宗家法要以武功考查皇子成绩，而射猎又是最好的场合，列祖列宗也总爱真马实枪的射猎。那么，收获大就是武功好。如果跪到猎场上大讲仁孝，不杀不射仅是仁君之所为，列祖列宗和道光本人岂不都成了不仁不孝之君了吗？奕以不射掩饰自己的低能，以假仁假义博取父皇的欢心，去争取封名锦匣，即使争取到了结果，他心里的鬼蜮会让他难以自安的。

所以，他要修改这个日期，进一步作伪，采取倒填年月，给人以假相，似乎父亲两年前已选他为大统承继者了，与那次南苑射猎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说南苑校射的作伪仅是对奕作伪的一个分析，还算不得定论。以后，他在杜受田的指导下，还将继续表演。

南苑围猎之后，大约是道光二十九年初，道光已病入膏肓，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了。此时奕、奕䜣及关心帝位的竞争群体，开始频频密谋，形势更加紧张?。

一天，内侍来上书房传旨，召皇四子、皇六子入对，两位皇子都赶紧去找自己的师傅请计。奕的师傅杜受田再次授之藏拙之策，他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而奕䜣的师傅卓秉恬则认为宫中入对，“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朝廷社稷和国家黎民负责。

两位皇子都按师傅说的去做了，结果又如南苑射猎一样。尽管奕䜣面对父皇，以无比真实情感，回答了父皇提出的所有问题，但应对正确了，结果却是一败涂地。奕来到父皇面前，一字不答，只是“伏地流涕”，装出一副痛苦万分，至仁至孝的样子。果然赢得了道光帝的信任，于是最终的结局是“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64页。。

显而易见，南苑围猎和龙廷入对是两位皇子角逐皇位继承的两次重要的较量，而两次较量奕䜣都是胜利晚年康熙皇帝的画像

者，储君地位按常规应该是倾向于奕䜣的。但结果却是奕䜣不败而败，平心而论，这个结局是很不公平的。奕䜣无论是考选的成绩，还是所持的态度，都是应该应有的。作为人臣，若没有一个诚实的态度，靠伪装去取得什么，那是很肮脏邪佞的。

奕䜣是失败了。是失败在师傅指导的错误，还是失败在本人政治的不成熟？实际上都不是。归根结底是封建制度本质上就是虚伪的制度，是容不得真实的。政治斗争是要讲权术的，真实无欺犹如站在明地上让人瞄准射击，不失败才是奇怪的。奕的武功差，学识更远不如奕䜣，道光帝不用考察也是清楚的。而考察了，真实成绩明明白白地摆在他面前，难道他就看不出皇四子因校射不如皇六子，却强调“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那一套假仁假义？若说狩猎就“以干天和”，清政府何以年年不停地搞大型围猎活动？列祖列宗哪个不把自己的“木兰秋狝”射猎成绩摆在朝堂上大讲特讲？大臣们也把皇帝的围猎成绩作为宣扬皇帝之武功业绩大书特书？

就说康熙帝，他一生率八旗出猎木兰围场48次之多，每次20多天，围猎总共一千多天。他酷好射猎，每次不射个满足是不会放手的。据他自己沾沾自喜地宣称：“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熊20、豹25、猞猁狲10、麋鹿14、狼96、野猪132。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又于一日内射兔318。”《清宫遗闻》，《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16页。

乾隆好大喜功，模仿乃祖先喜射猎，年年不落地去木兰围场射猎，每出围率八旗劲旅达6000余人，还抽调各省驻防兵前来会猎，仅随行的丁夫即达万人以上。由于猎者人数多，把群兽包围汇聚，一次获杀的猎物又何止千万？乾隆身体壮伟，尤爱与猛兽相搏，乾隆二十二年他单骑追赶一只巨大猛虎，因他的战马雄壮，随从追赶不上，当虎枪手追上时，他正与猛虎短兵相战，乾隆后生对此事津津乐道。

木兰围猎图（局部）

由此可见，射猎“以干天和”之说对清代帝王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奕以此说糊弄道光，他的乃父又不是三岁小孩儿，若是听信了他的说教，也只能说道光也是个假仁假义者，他父子二人在欺世盗名啊。

宫廷应对，四皇子一句也答不出，只是“伏地流涕”。若“伏地流涕”就好，又何必让皇子们对大廷？四皇子表面上戚戚惶惶，心里急着的是夺得皇位继承权，那种伪装出来的姿态，难道道光帝一点也看不出来。正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那样，道光帝看得清楚，大家也看得清楚。但当此之时需要的正是虚伪，假仁假义那一套，在假仁假义的封建伦理道德指导下，是行得通的，真实无欺败在假仁假义面前，在那种制度下是经常发生的。

奕䜣的师傅卓秉恬也并非不知当时官场是那样不公正，因此指导奕䜣在争夺储君上犯了错误，只因为他的为人处世是公忠正派的，与邪佞权术不大同路。他是四川华阳人，翰林出身，他的特点喜治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疏的学风。步入仕途，多能体察民情，弹劾贪官污吏，指责弊政。鸦片战争期间，他属于林则徐一流的严禁鸦片和积极抗战派，后历任工部、兵部、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是清政府统治机构中的重要成员。他办事认真，与虚伪敷衍不能同伍，他与时流不合，甚至“不为用事者所喜”。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充任经筵值讲，授体仁阁大学士。此时，他受命为奕䜣之师，他以自己的学问和为人，认真传授学问知识，影响奕䜣道德风尚的提高《卓秉恬传》，《清史稿》总第11439页。。

作为皇六子的师傅，他明知有个与皇四子争帝位的问题。但他更希望奕䜣做个优秀人才、好皇子、好皇帝，而不能因为争帝位便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奕䜣在他的教育下，自然也就讨厌虚伪，无论南苑射猎，还是应命入对，皆按照师傅的教导，认真去做，尽其所能。

所以，奕䜣师徒的失败，不是败于事，而是败于时；败于他们的公正诚实而不合于当时的虚伪时宜。

入对之后，虽然“储位已决”，但道光仍然撑着身子亲理国事，立储之事仍在秘密之中。道光三十年的新年刚过，他自知病体再难挨过更多的时日，再也无力亲主国事，从正月初四开始，即命四子奕代阅奏章。这表示皇储问题已走上了明朗化。又过整整10天，即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卯刻，?光帝自感即将“龙驭上宾”，即刻召见10位重臣，内有5位军机及王大臣，其中有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定郡王载铨、内务府大臣步兵统领尚书文庆，向他们郑重宣布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时已将锦匣取下，并命奕入殿，当众开启，向诸大臣传示御笔。打开锦匣后竟是一匣两谕，第一道上谕是：

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

第二道上谕是：

封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

诸大臣传阅上谕后，道光谕勉诸位大臣要尽心辅佐奕，共治天下。

道光帝立储的锦匣及朱谕。这一匣两谕，是清廷前朝秘密立储制度确立实行后绝无仅有的事。道光帝这个特殊做法，引起众多人的关注和评说。评说的内容大体有下面几种：一是认为道光帝的立储，的确在奕与奕䜣的选择上犹豫不决。最后虽立奕为储君，同时封奕䜣为亲王，达到了道光帝的心理平衡；也说明皇四子与皇六子竞争帝位的种种传说事出有因。二是认为一匣两谕，单单封奕䜣为王，其他几位皇子未封，这是对奕䜣的安慰。同时也是警告奕，皇位与亲王一匣简封，因皇位只能是一个，皇六子虽未立储，但一匣封王，使其为君也不得轻视或加害奕䜣。三是认为封奕䜣为恭亲王，也是告诫他一定要敬重、服从奕，拥护奕做皇帝，不得恃才对奕不恭。

总之，一匣两谕主要是道光帝在两个儿子激烈竞争皇位的情况下，为达到一定平衡，避免兄弟矛盾，自残手足。

这是道光帝的期望，也是他最大的担心。

道光的期望没能完全实现，他的担心更不是多余。奕、奕䜣的关系正如曹操之子曹丕和曹植，奕登极后虽不像曹丕苦逼曹植，但兄弟之间的龃龉，却与曹氏兄弟并无二致。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即道光公布锦匣密旨的当天，即病逝归西。正月二十六日奕正式继承大统，以明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三易水潇潇，子建哀哀（1）

咸丰帝的朝服像竞争帝位失败的奕䜣，满胸芥蒂郁结，苦楚易常。他深知曹子建的悲惨命运，他努力挣扎，不要做曹子建第二。皇四兄登极为君，自己由平等地位的兄弟变为臣子，在那“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专制制度下，他要吸取历史上皇帝虐害政敌的教训，竭力作出“忠顺”的姿态，以求自保。他利用一切机会曲意逢迎咸丰帝，并一再贬低自己，显示自己的恭顺，用以维持关系，自我保护。

咸丰登极的那年仲秋初八日，咸丰率领诸弟和文武官员去孔庙致祭，回宫后写了两首长律见示五弟和六弟，奕䜣阅后也赶紧和了两首进呈给新皇帝，其中一首是：

九拜躬临礼素王，心传默契见羹墙。

旰宵勤政期无逸，竞业亲贤永弗忘。祇若庶言陈黼座，几余万卷展书床。三天讲习叨恩厚，爱惜分阴敢怠遑。仰瞻圣德迈前王，奉命钦承懔负墙。自揣疏庸惭莫报，常聆训示慎毋忘。午风展卷依缃帙，晓日濡毫对笔床。帝念笃亲情至渥，兢兢夙夜又何遑。奕䜣：《赓献集》，《乐道堂诗钞》，总第429~430页。

这是一首曲意逢迎、贬抑自我的言不由衷之诗，既无意境又无情感，艺术性自然低劣。这完全怪不得奕䜣，也不代表他的诗作水平，谁见过没有罪过而被人硬逼着写认罪悔过书，能写出优美文章来的？不久前还与自己争夺帝位，不论文韬武略皆远不如自己，如今却要向自己实际的失败者称臣，曲意颂扬之，又怎能写出意境和艺术皆美的诗篇来呢？

诗中对咸丰帝的赞颂无以复加，说他“宵旰勤政”，“圣德迈前王”。没做几天皇帝的奕，哪有什么“圣德”可言啊。还称颂咸丰不忘亲贤，“笃亲情渥”，极力表示自己“疏庸”无知，今后要“常聆训示”，努力学习，不敢忘记皇帝对自己的厚恩，等等。这个只会假仁假义，“伏地流涕”的皇四兄，让自己向他俯首称臣，奕䜣的个中苦涩和忧郁只有他自己才有切实感受。

这种感受闷在腹中，不能发泄，因为皇位交替之时特别敏感，奕䜣是极为关键的人物，稍有不慎将造成重大恶果。

一点不表露的强烈感受也是不可能的。

道光帝陵寝——慕陵隆恩门，河北易县泰宁山。道光帝的第一个周年祭日，咸丰帝居然没有亲往，而是指令恭亲王奕䜣前往。恭王百感交集，写下许多诗作。

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十四日，是道光晏驾的周年祭日。那个假仁假义的新皇帝奕完全应该亲临慕陵（道光葬于清西陵，取名为慕陵）致祭，因为是乃父的第一个周年祭日，他居然没有亲往，而是指令恭亲王奕䜣前往。

奕䜣奉命致祭慕陵，回忆一年前自己还和奕平起平坐，凭自己的文韬武略和父亲对自己的宠爱，坐在金銮殿里的完全应该是自己。如今只好为人臣子，又只能小心翼翼地苟活，郁闷、伤心不敢轻为吐露，那次他独往西陵，触景生情，写下多篇诗作。去清西陵所经著名景区有卢沟桥、房山、易水等，而这次祭陵留诗，最突出的是咏述荆轲、易水之诗。

如《房山道中》：

村墅起炊烟，苍茫万壑连。一鞭扬广陌，几曲听寒泉。旭日辉银勤，轻风送锦鞯。荆轲山远望，慷慨笑当年。

房山有座荆轲山，山上埋有荆轲墓；山前湍流拒马河，有南北朝后赵政权创建者石勒的刻碑。竞争皇位失败的奕䜣呕颂荆轲和石勒，其意为何？

《过拒马河》诗曰：

曙色分林表，迷离隐远村。泉流溪口合，鸟语陌头喧。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当时曾扈跸，今日泪双痕。

当年随父曾驻足于此地，那时以为继统者非己莫属。如今呢？空怀荆轲，石勒之壮志啊。

《易州道中》曰：

绪风一路送行鞍，春暖犹疑易水寒。

淡沱云光环树杪，曈昽日影上林端。

时和岁稔休征协，峰秀泉清图画难。

却笑当年歌慷慨，定教侠士负燕丹。

当年荆轲负燕丹太子之命前往秦国，结果使命未竟，借樊于期将军之首难还，遗笑千古，遗恨千古。奕䜣咏此旧事，意欲何为？

《晓行感述》曰：

远村隐隐起晨炊，展谒心殷觉与迟。

去岁今朝承色笑，春风触目不胜悲。

转瞬风光一岁更，四周山色近相迎。

年来易水经行熟，何似今年倍怆情。四诗皆见奕䜣：《祜祀怀音》，《乐道堂诗钞》，第507~510页。

此诗寄意至为明朗。一年前承欢父皇膝前，曾想承继皇权胜券在握，如今父皇乘鹤西去，仅留亲王空名，重来易水旧地，怀念荆轲赴秦之败，倍感凄怆。自己终日惶惶，强克强制，曲意逢迎于新帝，触及旧景，失意伤悲啊！

咸丰御览之宝咸丰帝竞争胜利，大权在握，但他也明知自己远不如六弟，自己是用虚伪的不光彩手段取得的帝位。他新任帝皇，对奕䜣自不放心，奕䜣的思想也确实不能让他放心。只是道光的皇位更替较之康熙等帝的交接，要平稳得多。这是由于道光事先处理的较好，皇子们未形成竞争山头，因此完成了皇权的平稳过渡，未出大事。奕䜣虽极不满意，但他遵照道光赐予的“恭”命，竞争皇储过程也未有任何非常动作；竞争失败后仅是胸中不平，行动上曲意逢迎新帝，更无其他反抗行为。

新皇帝以“仁孝”击败了对手，更加标榜“仁孝”。所以，做了皇帝总要做做样子，对兄弟们示仁，对六弟奕䜣也表现宽容的态度。实则也如奕䜣的心态一般，也是曲意为之，示仁仅“示”而已，实意远非仁也。

三易水潇潇，子建哀哀（2）

就说六弟的王爵吧，那是父亲一匣两谕封定的恭亲王，而咸丰登极后却迟迟不为颁册，就像学生毕业了迟迟不发证书，实则是不予承认。所以，梁章钜编写的《枢垣纪略》一书，就提出疑问：新皇的储位与恭王的王位，是道光同时封定，咸丰应在登极时立即为之颁册的，为什么直到两年多后，即咸丰二年六月才为之颁册？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二十四，第4页，中华书局，1984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咸丰对六弟的故意压抑，看看奕䜣到底对自己恭是不恭。两年多来，恭亲王也的确处处恭顺于他，没因不予颁册而有非常举动，才勉强为之颁册，表示对他亲王爵位的承认。

颁册两月前，道光的奉安大典举行完毕，道光帝之灵位以“宣宗”庙号升配入太庙，奕䜣没有理由住在大内皇宫了，咸丰即把他分府出宫。咸丰指给恭亲王的府第是乾隆朝大学士和珅的府宅，和珅被抄家后，此宅赏给庆郡王永璘和乾隆的十公主。公主死后，宅全归永璘，永璘死后又因罪夺爵，此宅于道光二十二年没入内务府，一直空闲。这次被咸丰指给恭亲王，奕䜣搬入居住，生活到逝世。这里便被人们称恭王府一角，这原是乾隆朝大学士和珅的府宅，和珅被抄家后，此宅赏给庆郡王永璘和乾隆的十公主。公主死后，宅全归永璘，永璘死后又因罪夺爵，此宅没入内务府，一直空闲，被咸丰指给恭亲王，奕䜣搬入居住，生活到逝世。

作了恭王府。王府后院是恭亲王的起居处，正厅匾额为“乐道堂”，与紫禁城内的启祥宫乐道堂同名。府第后面，便是王府花园。咸丰帝指恭亲王住进这座宏伟的建筑，主要是恭王确够进住资格，因为一匣同封的亲王只奕䜣一人；除了这个闲着的，为抄家和夺爵的和珅及永璘住过的府宅之外，还真再没有恭亲王合适的住宅了。让恭亲王住进和珅、永璘住过的府宅，说不上咸丰还不怀好意呢。

咸丰对奕䜣不怀好意的事也太多了。奕䜣的爵位刚刚颁封，咸丰就不怀好意地让他做了一件他极不乐意做的事情。

咸丰二年七月，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病死，他仅是一个协办大学士，咸丰追授其太师封号，追晋大学士职衔，赐文官最高谥号“文正公”。又晋其父礼部尚书、晋其子（小老婆生的庶子）为工部侍郎，不久又提拔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帝还亲为致祭，扶柩奠送。这种优恤，在有清一代是绝不存在第二个的，因此《清史稿&#8226;杜受田传》中就公开写出这种“饰终之典，一时无比”《清史稿》总第11673~11675页。。

咸丰为什么会对杜受田如此“饰终”？他的师傅也不止杜受田一人，为什么单对杜受田如此优遇？当时的朝内臣工无人不知，他是咸丰受得帝位的关键人物。

有趣的是，咸丰帝不仅本人亲为致祭，还谕令奕䜣以亲王名义，代咸丰把杜受田的灵柩由京师奠送回原籍。明明杜受田是奕䜣失败的政敌，他的尸棺却硬要失败的奕䜣奠送，咸丰如此对待奕䜣，也够残忍的了！

奕䜣被迫为杜受田料理完丧事回来交差，咸丰又假惺惺地赏给他一个和春园，令他搬去居住。和春园是圆明园里的一座废园，奕䜣办了杜受田的丧事得了这个奖赏，实属遭到第二次侮辱。而且令其居住，才能远离朝堂，远离诸王大臣，是御榻之侧，不容他奕䜣涉足的意思。

奕䜣是不敢说别的话的。只要劈荆斩棘，清除瓦砾，到可以居住的程度便搬进居住了。他还自得其乐地说：“不尚其华尚其朴，不称其富称其幽”奕䜣：《乐道堂文钞&#8226;续钞》，总第326~333页。咸丰帝还曾亲临其园，为其园赐名“郎润园”，御题了“水共心池”、“月同明池”、“明道斋”、“萃轩”等，表示对他的“皇恩”。

奕䜣表示极为乖觉，他把父亲当年御赐的“乐道书屋”、“正谊书屋”匾额高悬园内的正堂上，表示不再问朝中之事，只是老老实实读书，做个挂名亲王了此终生算了。因为，自雍正朝以来，除后妃不得干预政事，又加一条未成文的家法，即皇子也不得参预大政，除非在非常时期，当今天子有旨才能破其规矩。咸丰迁奕䜣于和春园，大约暗含此意；奕䜣把书屋之名高悬该园正堂，也表示此意，让咸丰放心，不在参预朝事，更无夺位之野心了。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攻占南京已两个月了，清政府镇压起义财用完全枯竭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偿还赔款，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国库已极为空虚。而咸丰登极即爆发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两年的内战已花光了国库存银，南京被攻陷时，国库仅有存银227万两中国人民银行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76页，中华书局，1964年。，这点银子连一个月的军费也不够了。

《进军金陵图》，1853年太平军弃武昌，水陆东下，3月占领南京。

前方天天在打仗，没有军费的仗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时有兵部尚书桂良上奏说，内务府广储司的银库里尚有大金钟三口，尚可以通融变折，以济军需。咸丰闻奏，即派员负责熔铸金钟。桂良是恭亲王的岳父，于是便命恭亲王负责此项金钟熔化变钱的事宜《清史档案史料》，第一辑，第5页。。

这是咸丰上台几年来派给奕䜣的第一件有点实际意义的事务，奕䜣接到这点任务，也诚惶诚恐，赶紧上奏说：“臣等唯有督率司员，始终奋勉，勤慎奉公，以期无负圣主委任之至意。”奕䜣率员查实后，即行熔铸，得金27030两。在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那么急迫的日子里，一个亲王不与闻此举国大事，而让他去熔三口金钟，奕䜣还当成大事，惶恐而为之，说明咸丰皇帝对他3年前的竞争者怀有多大的戒心，奕䜣这位文武兼备的王子，政治地位真是险恶啊。

四不幸的兰儿（1）

正当恭亲王奕䜣竞争帝位失败，遭到咸丰皇帝的压抑、排斥，小心翼翼地蛰居京师和春园时，本书的第二位传主慈禧太后也应运入宫，成了咸丰皇帝的妃子。

慈禧的名声较恭亲王显赫多了，因为她是与武则天齐名，是以垂帘的名义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实际女皇帝。她存在的时间距今才百来年，所以中国人更知道她，可谓家喻户晓。

她是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城，她比恭亲王奕䜣仅小两周岁。她的家世是中下等满洲贵族，曾祖父吉郎阿任过多年京官，祖父景瑞也是个京官，官职皆为五六品。父亲惠征，原系镶蓝旗，改隶镶黄旗，监生出身，做过多年笔帖式，是部院衙门的文书，后外放安徽池州等地做道员，官职是四品。慈禧出生时，惠征是吏部二等笔帖式，品级大约是八品，是个满洲小京官。

历来撰述慈禧出身者，如撰述武则天一样，说她出身寒微，无衣无食，做卖菜小贩和号丧女子等，这是撰述人对慈禧的故意歪曲。虽然她出身非高官显贵，但毕竟是满洲旗人的几代官僚，是一位不愁衣食的官僚小姐，总在温润的环境中成长，满可以养尊处优的徐彻：《慈禧太后》，第34~35。团结出版社，2007年。。

慈禧幼取乳名兰儿，随父在京城长到15岁。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父亲被道光圈定为京察一等，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闰四月宣布其任命山西归绥道员，在一个月内连升三级，而又由几年前的八品小京官，升任为四品道员。至咸丰二年（1852年），受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管辖5府1州28县。这里地处江南，更加富庶。

然而好景不长，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武汉，顺江直下，不久攻陷安庆，杀死安徽巡抚蒋文庆，安徽全省震动。兰儿父惠征押解饷银万两逃往镇江，以待援军。咸丰派刑部侍郎李嘉端任安徽巡抚，并密令查拿逃跑官员。李嘉端奉旨参奏了惠征等官员，咸丰于同年三月二十六日下旨罢了惠征之官，惠征于几个月后病死。

这年，兰儿19岁，已在宫中被封为兰贵人。长期以来，研究、叙说慈禧者多未注意，信口胡说，言惠征获谴免官，死在镇江，遗一妻二女，扶梓归葬乏资，乃得旧僚吴棠解囊，得归葬云云。云者多又言，兰儿早于咸丰元年（1851年）受选入宫（《清史稿》亦记为此年），是问：兰儿早在两年前已被选入宫中，如何又于两年后随父至南方，扶父棺归葬呢？

此说，连近年所版《西太后评传》等研究作品亦采用，且言归葬后生活一无来源，乃为卖菜女，或作号丧女等。皆为无稽之说。

实则，兰儿如《清史稿》所记，于咸丰元年（1851年）参加应选秀女，时为17岁花季女郎。咸丰二年五月九日（6月26日），被选取应召入宫，被封为兰贵人。其父惠征外调为四品道员，她根本就未随父出京。

清朝制度，新皇登极年要选秀女充后宫的。秀女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平时八旗秀女三年一选，内务府三旗秀女一年一选。八旗选秀由户部主持，选上的秀女充妃、嫔、贵人等；内务府三旗选秀由内务府主持，选上的秀女充一般宫女。前者入宫为主子；后者入宫为奴才。由于秀女选拔频繁，凡八旗官员，家有13岁至16岁左右女子，一律在候选之列。因慈禧入宫前为满洲八旗官员世家，而兰儿又到了应选之年，父亲惠征即使外放，其女也要留在京师备选。兰儿应选之年正是咸丰元年，其父为山西归绥道员，无论这年兰儿是否随父去不去山西，她都要参加应选的。

由于选秀女的过程繁琐而严格，咸丰元年开始选拔，直到二年二月才宣告选拔结束。就是说兰儿是17岁参选，经过一关关挑选，18岁才被选入宫中。由于她的家庭出身是满洲八旗，选入宫中时的身份是贵人，因其名为兰儿遂被封为兰贵人入宫的（或者说，她被封为兰贵人后，人们才猜想她幼年乳名叫兰儿的，因封建社会女子多无学名，通称什么氏，如慈禧称叶赫那拉氏，慈安称钮祜禄氏，汉人称张氏、李氏等）。

兰儿被选入宫时咸丰有个上谕，是在内务府的一个奏折中反映出的，奏折为：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事。

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由敬事房口传，奉旨：贞嫔、云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著于五月初九日进内……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咸丰二年一至三月。

据《慈禧外传》所记：“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六月十四号，即咸丰二年，满洲贵族秀女约六十人，由太后选择二十八人。穆扬阿之次女钮祜禄及那拉氏皆在选中。所选者分四等：一妃，二嫔，三贵人，四常在。钮祜禄称嫔，那拉氏称为贵人。”濮兰德［英］等：《慈禧外纪》，第6页。

《咸丰帝便装行乐图》，清宫画家画。

秀女的选拔条件，主要根据家庭出身和个人条件两项。而兰儿的家庭条件不优越，仅是一般八旗官员，她所以被选为贵人，主要是个人条件优秀。史称她天生丽质，“嬛艳无匹侪”天嘏：《满清外史》，下卷，第5页。。“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清稗类钞》，第1册，第379页。这是慈禧的自我回忆，大约并不夸大。咸丰曾迷恋她的美貌，《十叶野闻》记述：“当文宗初幸慈禧之日，颇有惑溺之象，《长恨歌》中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者，仿佛似之。”《清代稗海》，第11辑，第29页。加之兰儿聪明伶俐，智慧卓荦不凡，天性活泼，可爱动人。

但是，兰儿在青春年少被选入宫，却是她的不幸。

一般而论，八旗官员无论女儿入宫作主子还是作一般宫女，他们都不愿意让女儿入选，他们完全是被迫的。一般宫女入宫身受内监钳制，吃住条件恶劣，劳累若干年成了老处女，正常婚嫁困难。而即使选为妃嫔，皇帝妃嫔成群，后宫深不见底，相互倾踏，多数永无出头之日。《红楼梦》写元妃回家省父母一回书，元妃见到父母后不住哭泣，埋怨父母“当日既送我到那个见不得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红楼梦》第十八回）因此，即使贵为太后者也说：“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素然。”史梦兰：《全史宫词》，见《明宫词》，第165页。

四不幸的兰儿（2）

具体来说，兰儿入宫既得咸丰宠幸，她遇到的是一个极其无能，却又是贪女色、好酗酒、抽大烟，不理朝政的昏聩皇帝。而且，仅仅活31岁的短命皇帝，使年仅27岁的慈禧成了寡妇。

咸丰皇帝自以为靠着假仁假义夺得皇帝宝座就可以一劳永逸，驾驭百官、称圣四海了。其结果刚刚上台就遇上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要镇压起义他一无谋略，二无精兵，三无军饷，直到他死在热河，起义也没镇压下去。到咸丰六年（1856年），又发生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外患，侵略者先攻下广州，再攻下天津，又进攻北京。对外敌入侵，他更是一筹莫展，最终逃往热河，吓得再不敢回京，把烂摊子留给了恭亲王奕䜣去处理，自己死在了热河。他在位十年，连一天也未得到安宁，那是一段血与火写成的历史。他的表现，让全国百姓、朝野官员和知识分子皆无比丧气，以为中国即将丧亡在这个政治无能、才学空疏、品质恶劣、心态混乱的昏君手里。

英法联军舰队侵犯天津内河。咸丰帝对于外敌入侵一筹莫展，把烂摊子留给恭王处理，自己死在了热河，他在位十年，一天也没得到安宁。

既然无才无德无能应付当时的内忧外患，便以追求声色、贪图眼前乐趣，过天了日。他贪恋女色，越过他的列祖列宗。《满清外史》说：“已而洪杨之乱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这里指的是圆明园，咸丰不在宫中处理政务，置起义军的烽火于不顾，而是终年躲进这个“万园之园”中，不再返宫。

他终于与妃嫔宫女游乐犹觉不足，还私选汉族美女入园供他淫乐。清朝家法，禁止汉家女子入宫，福临之母庄妃曾在宫门树一铁碑，上书：“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小脚女子即汉女也。而咸丰进入圆明园，以内侍不敷用为由，选民间女子入园为役，“文宗因召入，随意幸焉。”许指严：《十叶野闻》，《近代稗海》，第11辑，第23页。

久之，终得汉女所谓“四春”者，史书言：“文宗渔色，于圆明园隅，暗藏春色，谓之四春，世竞传之。”许指严：《十叶野闻》，《近代稗海》，第11辑，第36页。又言：“园中侍有五春之宠，所谓天地一家春者，乃孝钦后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汉女分居之。”《清稗类钞》，第1册，第368页。“四春”之外，咸丰还钟情一个曹寡妇，此妇美色，一双小脚不到三寸，以玉为鞋，内衬香屑，尖缀明珠，“咸丰帝最眷之”《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68页。。

咸丰滥情于女色，不得不借助春药。《十叶野闻》曾记述翰林丁文诚受召入圆明园，在待觐时误食数枚春药，差一点闯了大祸，此处不便叙说，以污读者耳目。咸丰还养了一百余头鹿，每天都喝鹿血，北逃热河时，他想带着这些鹿去，因情况紧急而未能带去，他总感一桩憾事。因专人抽鹿血使咸丰饮之，既可壮阳，又可健体，以便其无节制地淫行。

咸丰帝还是个酒徒。因内忧外患袭击，他便借酒消闷，然而酒难消愁，农民起义和强敌入侵的坏消息每天传来。于是，他大饮其酒，每饮辄醉，醉后便向侍女大打出手，痛加凌辱。每醉即有一二侍女遭殃，往往凌辱或打得侍女几致于丧命。有其宠爱者，醒后而悔；然醉后复加凌辱，未尝改也见咸丰朝“升平署日记档”。。

咸丰还吸食鸦片。因他是个胸无治国大志的昏君，恶习最易侵身。登极之始便要尝尝鸦片的滋味，当时吸的鸦片称“益寿如意膏”，又名“紫霞膏”。太平军攻陷南京后，他更上了鸦片瘾，“宵旰焦劳，恒以此自解”。逃去热河后，他见国事将休矣，“更沈溺于是”。

《慈安太后便服像》，清宫画家画。总之，咸丰是清代皇帝中很坏的一个，恰又值国事不宁，内忧外患，大清朝便从此一落千丈。不是恭亲王等人的努力，怕是难能维持最后的半个世纪了。

正值花季年华的兰儿，虽被选入宫中，又被咸丰宠幸。但是，她遇上的却是这么一个坏皇帝，终日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滥情于女色，她感到是多么痛苦啊。咸丰如此贪色，即使宠幸于她，也不过一段日子便丢于脑后了。何况咸丰的贪色、酗酒、吸食鸦片，弄得身子虚空，面黄肌瘦，年纪轻轻，已疾病缠身。

眼看着咸丰一天天堕落下去，身体也一天天坏下去，不知哪一天会把他的江山和他的妃嫔丢下，撒手而去，聪明睿智的兰贵人忧心如焚。她想规劝，但自认为人微言轻，后来只好让钮祜禄氏劝谏。根据史书记述，咸丰帝颇听慈安规谏，有“文宗显皇帝万几之暇，偶以游宴自娱，闻中宫婉言规谏，未尝不从。”《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68页。这里的记述只说“偶有”，且称“万几之暇”，来源显系清朝官员，实则咸丰并无“万几”，亦非“偶有”。此记述不为全虚，慈安一定是规谏过咸丰，咸有时也听她规谏。但事情一过，咸丰帝依然故我，谁劝也不起作用。温文娴静的慈安见劝谏不起作用，也就听之任之了。

咸丰在圆明园私幸“四春”之事，那拉氏就向钮祜禄氏劝说，想让她和自己一同规谏皇帝。但是，钮祜禄氏反“劝那拉氏勿悻悻”《近代稗海》，第11辑，第27页。，即让那拉氏不要心生嫉妒。原因是她见“文宗荒嬉废政，婉谏之，不听，自知达心而懦，多言恐致祸，遂隐忍不言”《近代稗海》，第11辑，第28页。。因此，钮祜禄氏劝那拉氏别生嫉妒，是规谏咸丰见不起作用，从而也劝那拉氏不必劝谏了，劝谏也没有用，说多了可能要惹出事端来。

不幸的兰儿，不幸的兰贵人，遇上咸丰这个坏皇帝该是多么不幸啊。实质上何止是她的不幸，更大的不幸是中华民族和亿万中国人。

五危急存亡之秋，身膺重寄（1）

前文已述，在内忧外患之际，咸丰这个无能的皇帝，一味沉溺声色，妻妾们劝谏也不听。对处理国难，逃过难关，都是推给恭亲王奕䜣的。

咸丰三年九月（1853年10月），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派出北伐军直捣京城，逼近畿辅地区。惊慌失措的咸丰命令恭亲王奕䜣署理领侍卫内大臣之职，并令佩带道光恩赐的白虹刀，会同定郡王载铨，内大臣璧昌办理京城防务，堵截北伐军，保卫京师。

为笼络奕䜣，他还把在上书房读书时共同研制的枪法《棣华协力》和刀法《宝锷宣威》合编，亲自作序，并令奕䜣分别作跋。还告诫奕䜣：“分虽君臣，情原一体，惟期交劝交，莫负深恩，今日之协力非昔日之协力也。”咸丰真是一派皇帝的口气了：强调过去的协力是兄弟间的协力，而今天的协力，变成君臣协力，是要让奕䜣一心协助他、扶保他。于是，深明此意的奕䜣赶紧奏言：“圣意谆谆亲爱与箴规兼至。臣蒙皇上友谊之笃，期望之殷，回忆向岁枪法刀法，幸得随大圣人及时讲肄，常聆训言，而神武之莫能名，非臣所窥之万一也。”奕䜣：《赓献集》，《乐道堂诗钞》，总第482~483页。

这下咸丰可满意了，奕䜣服服贴贴，把那个草包皇帝称为“大圣人”，其“神武”让奕䜣难窥之万一。

在奕䜣听懂了“今日之协力非昔日之协力”的深意之后，同年十月初七日（1853年11月7日），咸丰特命恭亲王奕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这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决定。

按照祖制，亲王和皇子是不得任军机大臣的。军机处是雍正因西北用兵而特设的，其职权凌驾于内阁、部院之上，既是宰辅机关，又是国家政务之总汇，该机构对“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职权有：代皇帝拟旨、提出国家施政大计、提出国防谋略、审理皇帝交办的重案、参与高官任免和奖惩见《光绪会典》，卷三。。

雍正朝始，即不许亲王、皇子入军机，以防宗藩势力过大，削弱皇室。后有成亲王永瑆受命入军机之事，因与定制不符，嘉庆帝谕令其退出。

如今咸丰让皇六弟奕䜣以亲王身份入军机处，是明显违背祖制的。同时，咸丰又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共同抵御北伐军。惠亲王绵愉是嘉庆帝的第五子、咸丰帝的五叔，命他作大将军是不违祖制的，亲王和皇子可以挂大将军印，代驾亲征，战事结束奉还将军印，康熙就曾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

奕斗胆敢于让恭亲王入军机，并非他有胆识，更非他看重恭亲王，前嫌尽释。完全是他自己无能力控制当时的战争大局，无办法对付太平军的进攻。看到清朝的危急存亡之秋到来，把重担卸给了恭亲王和皇亲国戚们，不然他就要难看了，清廷也将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完蛋了。如此而已。

奕䜣是明白咸丰的用意的，但他也同样深恨农民起义军，也想保卫清廷政权不失。所以，接到任命也立即上书，吹嘘咸丰敢于冲破祖制，对其委之重任感激涕零。

曾国藩

不久，咸丰又命奕䜣为领班军机大臣。该职务称军机领袖，简称“首揆”，一般由军机大臣中资望最深的担任，而奕䜣入军机不满两个月，年龄只有二十出头。他被咸丰任命首席军机大臣，一是他恭亲王爵位无人能比，二是咸丰知其能力毫不怀疑。

奕䜣入军机后兢兢业业，日夜勤勉，到咸丰五年七月被咸丰罢黜，为清廷镇压北伐太平军等，作出了重大贡献，表现了他的卓越才干。

北伐军是太平军最为精锐的部队。这支两万余人的部队从扬州出发，一路北征，连战皆捷，不到两个月就直攻直隶保定，临近北京。就在此时，咸丰命恭亲王、绵愉、僧格林沁等一起阻击之。由于他们合力阻击，加之北伐军的战略失误，终被清军全歼。咸丰五年五月初一日（1855年6月14日），咸丰帝在养心殿召见僧格林沁，行满族抱见礼。初十日（23日），在乾清宫举行盛大凯撤典礼，奕䜣以赞襄枢务受到皇帝的褒奖。

在镇压起义军过程中，恭亲王作为清廷最高统治者之一，重用曾国藩等汉员，指示他赶办船舰，以镇压太平军水师。这是一个重大举措，从此汉员大将有了中央靠山，同时使湘军大办水师，成为太平军的水陆劲敌。

在恭亲王的主持下，镇压了小刀会起义。查办了勾结小刀会的上海道员吴健彰，革除了镇压小刀会不力的江苏巡抚许乃钊，使小刀会起义迅速失败，规复了清政府的败庶重地上海。

为镇压起义筹集军饷，支持江北大营创立厘金制度，并推行到各地。推行大钱和纸钞制度，为缓解财政和货币紧张发挥了作用。

总之，奕䜣实心为咸丰办事，极力襄理朝廷枢务，为镇压北伐军和各地起义，立下了功劳。

但是，奕䜣入参大政不到两年，当太平军北伐部队全部失败后，便被咸丰逐出军机处。

那是奕䜣与咸丰皇帝竞争帝位斗争的延续。实质上，咸丰对奕䜣仍耿耿于怀，让他充任军机处是在利用他的能力，一旦燃眉之急在奕䜣的总领下得到缓解，他立即加以报复。

事之起因，是奕䜣生母的尊号问题。

圆明园《九洲清晏图》，咸丰帝生于此。前文已述，咸丰帝10岁丧母，便由奕䜣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抚育。奕交由孝静贵妃抚养，既是道光的托付，又是奕生母孝全皇太后的临终相托，说明两位宫中女性的个人交谊很深。孝敬贵妃未负孝全皇后之托，对奕的抚育尽心尽责，如同己出，致使奕与奕䜣如同一母所生亲兄弟。

道光三十年（1850年），奕成了皇位继承人，而亲生儿子奕䜣失败落选。这对孝静皇贵妃而言，没有什么不快。自己亲手抚育的奕成了当今天子，总算抚育了一位皇帝，认为也是作妃子值得称道的。咸丰帝登极后，奉她为“康慈皇贵太妃”，请她住进道光帝生母孝和皇太后颐养天年的宫殿寿康宫。咸丰经常移驾问安视膳，如同亲生母子。

孝全成皇后（1808—1840）朝服像

五危急存亡之秋，身膺重寄（2）

然而，虽然孝静贵妃为事实上的皇太后，但一直未得册封。奕做了皇帝，她十分期望自己能被正式册晋为皇太后。

自奕登极，奕䜣便多次请求咸丰为之册封，把自己的生母、咸丰的养母晋封皇太后。奕䜣不敢为自己争地位，却敢为母亲争名分。因为她是咸丰帝的养母，也是事实上的皇太后，只是没被加封而已。但咸丰帝却坚决拒绝，拒绝的理由却是明朝无此先例。奕䜣不退让，理由是清代先朝既有此例，不该向明朝去找例证。而宫廷史上，太妃晋太后的例子可举出一大堆，能否晋位不是个大原则问题，只在当朝天子一句话。而奕䜣越是急着请封，咸丰就越是不同意，没有理由就是不同意。

于是，兄弟的矛盾激化，也是咸丰上台后的兄弟矛盾第一次激化。奕䜣怨恨咸丰帝不念母亲10年养育之恩，斥责奕满口“仁孝”而实则是不仁不孝的伪君子。

封个既无原则的后号，对他人也毫无损害，如对咸丰的生母孝全皇后就毫无损害。因为他的生母也是一位继任皇太后，是孝慎皇太后逝世后晋封的。再退一步说，即使同时封几位皇太后并肩于朝也不干礼法，咸丰帝的两个妻子慈安和慈禧就是比肩临朝的两位皇太后。

但，咸丰就是不同意加封。

两兄弟争论越激烈，其中原因越明朗。那就是奕䜣与咸丰进行过多年的帝位竞争，他因此迁怒于奕䜣的生母。据野史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孝静皇太妃生病，一次咸丰帝前来问安，太妃朦胧中误以为是儿子奕䜣，遂说：“（你）阿玛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爱。”“阿玛”是指道光帝。话既出口，发现是咸丰帝，非常尴尬。咸丰当即跪地发誓，一定保全弟弟奕䜣，让孝静皇太妃放心徐珂：《清稗类钞&#8226;宫闱类》，总第367页。。

咸丰知道奕䜣母子之情与自己不同，所以才坚决不予加封号。

后来终于还是加封了，是在何种情况下加封的，正史亦无详细记载。野史中透露说，一天奕䜣探母病自寝宫走出，恰好遇咸丰帝前来问安。兄弟见面，咸丰帝问母亲病势如何？奕䜣回答说已经不行了，只等着你为她加封方能瞑目。咸丰帝一时未说出话来，只是“哦，哦”连声。奕䜣则借他“哦，哦”之声，立即到军机处传达“旨意”，礼部以礼制具奏，请尊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王闿运：《祺祥故事》。。

咸丰帝知道奕䜣是利用自己不及防备的“哦，哦”之声，利用军机处的首席地位，完成了对生母的加封，心中恼火，但又不愿道出内心的不情愿，只好勉为允准。

9天后，奕䜣的生母、已被封为康慈皇太后的孝静皇太妃病逝。七月二十日（9月1日），康慈皇太后殡葬礼成。第二天，咸丰便下一严旨，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之罪名，把奕䜣赶出军机处，罢免其一切职务，令回上书房读书《清史稿》第30册，卷二二五，总第9150页。。

这明显是颠倒黑白，奕䜣一直拼命为生母争封号，他如何会把丧仪“疏略”而办之。事情正好相反，到了九月，咸丰帝虽然勉强为奕䜣生母上了尊号，但却不将之升祔庙，不成皇后。再到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又将葬陵单独筑于道光帝陵之东，称之为墓东陵，而不与道光合葬唐邦治：《清皇四谱》，卷二，第29~30页。。凡此种种，也并非奕的“疏略”，而是他有意地设计，故意贬低奕䜣生母的地位。之所以贬低其地位，实质仍然是对奕䜣与他争帝位心怀忌恨，借此机会进行报复。当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覆灭了，不需要奕䜣了，又借此故把他赶出军机处，逐出政治舞台。加给奕䜣办理葬仪“疏略”之罪，是对他强为生母争尊号的报复，而报复之余又以罪名把他逐出军机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六一宫同驻，两处闲愁（1）

“一种相思，两地闲愁。”是女词人李清照热烈追求爱情的名词名句。本书的两位主人恭亲王奕䜣和当时的兰贵人是否有过爱的关系和纠缠，港台地区的文学剧作家曾有过这方面的描述。他们创作的历史背景，便是恭亲王奕䜣竞争储位失败，乃兄假仁假义地赠予圆明园中的和春园，让奕䜣住在这里读书，远离宫廷，莫问政治。而奕虽取得皇位，却对国家大事无能远虑，也惰于勤政，长期携着大群妻妾驻足圆明园花天酒地地玩乐，妻妾群中自然有兰贵人。

奕虽宠过兰贵人，但其风流堕落，如前文所述，滥爱女色，不久也把兰贵人丢于一边。所以，这就给美丽、睿智而又胆大的兰贵人爱恋六王爷的机会。奕䜣苦闷而多情，也就与兰贵人有了情爱的关系，所以才有以后的联合发动政变，夺取咸丰政权的结果。

文学创作这么写是完全可以的，依照文学创作的逻辑，那种历史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史学写作就不允许，因为没有史料根据，不能主观臆造，历史的创作是有限制的，即使可能发生的事，查无史料根据也不能乱创作。

过去记述慈禧入宫的大量历史性作品，都热衷花色的描写，那是很吸引读者的。但稍加考究，没有几篇能立得住脚跟，闹出许多笑话。例如兰儿为什么能得到奕的宠幸，《满清外史》、《满清稗史》就津津有味地描述：

兰儿是徽宁池太广道员的女儿，她随父生长在南国，少年聪颖而且美丽无比，尤爱学唱南方的诸小曲。凡是江浙流行的曲子，都能“琅琅上口，曲尽其妙”。咸丰初年被选入宫，住在圆明园，充宫女，被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北进，清兵屡败，天下大乱。奕厌于国事，便寄情声色，逃避现实，携带妃嫔游乐于圆明园中。一日游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此名呼之。奕乃步入桐阴深处，盘踞炕上曰：‘召那拉入。’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命仍奏前歌，良久，奕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天嘏：《满清外史》，下卷，第5页。《满清稗史》，上。

这个记述本身就是不会有的，完全是像小说那般编造出来的。因为那拉氏没随父去南方，不会唱南曲小调，她是被秀女的选拔正式入宫的，而且选进就受封兰贵人，是咸丰正式的妻妾。咸丰召她入宫后就住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里，并非不晓兰贵人是何人，非得偶然机会听到她唱歌才召见，而且随意地就“幸”了。兰贵人受幸是正式地按程序的幸，而她一度受宠是她的美貌等条件吸引了咸丰皇帝。作者那么去写只顾戏剧性，却失去了基本的史实，也暴露了作者对当时的宫廷、后宫、选秀女等项历史知识，缺少应有的了解。不过，作为历史性的遗闻，记一记也未尝不可以。但是，近些年严肃性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这么写，根据以前的野史不加分析地写，把野史变成了真史，那就是不应该的了。

所以，恭亲王奕䜣和那拉氏有没有过爱情纠葛，因无充分的史料根据，本书无法论断，只能烦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但是，恭亲王于咸丰五年七月二十二日（1855年9月3日）遭到罢黜，直到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是咸丰逃向热河的前一天，才派奕䜣为钦差大臣，留京应付英法联军。这五年时间，奕䜣被罢免了一切职务，有时去上书房学习，多数时间驻足于圆明园的和春园。

这五年时间，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清政府每天仍然与太平天国对峙作战；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军队攻陷广州；1858年进攻大沽口，签订《天津条约》；1859年战事再起，京津地区遭到联军蹂躏，等等。而有能力、有志向的奕䜣却不得参与。

他忧心如焚。

本书的第二位主人那拉氏，一直随咸丰帝驻于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前文已述，咸丰一度宠爱她，但不久以后，便迷恋众多女色、酗洒、吸鸦片、不问国事……她屡谏不果。

圆明园的海晏堂（西侧）

她也忧心如焚。

两位关心国事家事的男女人物，是否有机会相知，本书不敢妄写。

但，这五年他们身居一个圆明园这园林宫殿之中，共同围绕着咸丰皇帝想问题。由于封建的宫廷生活隐秘、诡异，奕䜣和兰贵人的所想所为难有更多的历史资料，这虽然增加了研究的因难性，但却留下了引人思索的神秘性。

他（她）们这五年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先说那拉氏。

研究者认为，那拉氏是个工于心计且抱负远大的女性。她入宫即获得了咸丰帝的宠幸，而咸丰却极不争气，身为天子，却既无抱负又迷乱于声色，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值此情景，那拉氏不能不为自己的将来所设想，皇帝不再听从劝谏，政治无抱负尚且不论，因为他已经是一朝天子了。而身体日坏一日，一旦撒手人寰，自己该如何生存？

如果说，她一进宫就想着摄取控制最高领导权，做中国第二个女皇帝，似乎不大能让人信服。武则天做女皇帝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也是各种复杂的形势逼出来的。但有一点武则天与那拉氏相同，就是她们的个人天资都极好；而身边的皇帝却很无能。不是李治的无能，就不会成就中国的唯一女皇帝；不是奕的无能，也就不会有那拉氏的垂帘听政。

武则天是一步步踩着历史和形势的路数，不断努力、拼斗，最后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女皇帝和她伟大的功业。那拉氏呢？她也得一步步走。

她的入宫不像武则天那么困难，她的美丽“嬛艳无匹侪”，一下子就吸引了咸丰帝，取得了皇帝的宠爱慈禧喜欢下棋。和一度迷恋。虽说宫中也有女人嫉妒她，但并无血腥的后宫争斗，就是斗起来，怕也不是她的对手。所以，那拉氏得意地说：“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清稗类钞》，第1册，第379页。但是，大家“咸”妒她，恐怕这是选入宫室的女人的一般情态，女人善妒么。“皆为我制”就是有斗争了，那拉氏入宫时斗争的实情不大见于史书，一定没有武则天与王皇后们斗争的那么激烈。她同慈安的斗争之事，也不是入宫就发生的。慈安性格极为懦弱，少言寡语，亦识字不多。她与那拉氏一时进宫，咸丰二年晋为皇后，但以其温顺的性格，更不见与那拉氏有何争斗。至两宫皇太后垂帘时，她也是个摆设，从无争权之想，此是后话，暂不作论。

实际上，当咸丰溺于声色，钮祜禄氏劝谏无效后就再也不劝了，她也不去想自己将来的事，她是个随遇而安，听从命运安排的人。或者由于她的不争，连个子嗣也没有，即使没生下龙种，也不见她有什么想法，似乎也是无忧无愁，听天由命的。

《懿妃遇喜档》，为慈禧生产载淳的謄清记录。

而那拉氏就不像钮祜禄氏那么呆着什么也不去想、不去做。她在积极地思考，并积极行动，她不是个无思想、无抱负和安顺守己的女人。

她想什么？她首先利用咸丰追逐女色又急盼得子的心态，利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艳丽外貌，利用自己机敏的天赋，争取为皇帝诞育龙种。有了皇帝的儿子，母以子贵，自己的身份就会马上改变。

她这么想，这么做，终于成功了。咸丰迷恋美女，她也是美女，所以也迷恋她。她在这方面一定下了功夫，不然咸丰那么多美丽的妻妾，却要“惑溺”于她。后来即使不“惑溺”她了，她也有办法让皇帝仍“时有召幸”。所以在她入宫第四年时，即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了儿子，那是咸丰帝的唯一皇子，即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第四年生出，第三年时怀孕。在皇帝众多妻妾的情况下，还是蛮快的。

六一宫同驻，两处闲愁（2）

有了咸丰的唯一儿子，那拉氏有了资本。《清史稿》说：“六年三月庚辰，穆宗生，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清史稿》，第30册，第8925页。溺于声色的咸丰难有子女，这是一般的生理知识。但那拉氏居然为他生下了儿子，他怎不为之庆幸、为之兴奋呢？因此，《满清外史》说：“方奕之宠幸那拉氏也，暇辄至其寝室，旋即有娠。咸丰六年三月，诞生一子，名曰载淳。是时，奕心喜甚，故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上万斯人’之语”《慈禧外纪》、《满清外史》、《满清稗史》、《清朝野史大观》等皆有此记载。见《清宫遗闻》，卷一，第76页。。

册封那拉氏为懿贵妃的册文曰：“咨尔懿妃那拉氏，赋性柔嘉，秉性淑慎，祥开麟定，恩奉龙章，瑞毓蠡诜，吉符燕喜。既蕃禧之茂介，宜显秩之攸加。是用晋封尔为懿贵妃。赐之宝册。”见徐彻：《慈禧太后》，第57~61页。团结出版社，2007年。

那拉氏因生子一下子在后宫飞升了，由贵人晋为嫔，由嫔晋为妃，再晋为贵妃。从级别上仅次于皇后，而皇后孝贞，即钮祜禄氏未产，实际地位已超过了孝贞皇后。

由于咸丰帝子女过少，而唯那拉氏生了儿子。所以，有同治帝载淳非那拉氏所生之说。但经专家考定，证明载淳确系那拉氏生见徐彻：《慈禧太后》，第57~61页。团结出版社，2007年。。

更因咸丰仅生载淳一子，不像康熙等皇帝子嗣成群。因此，那拉氏的地位一下子巩固而且高贵。又因咸丰帝政治平庸，惰于政事；而且诸病缠身，身体羸顿。这就给那拉氏又一个更高的期望，即觊觎大权独揽的皇帝权力。

那拉氏不是一般女性。她对政治极为热衷，也很敏感。这正如历来史家描述，说她“心思灵敏，实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秉特性”。《慈禧外纪》，第5页。还说她既在后宫取得了地位，便“时于上前道政事”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从而又“渐思盗柄”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4页。。

前面已经说过，皇权、后权内幕是非常诡秘的。自她为咸丰产出皇子，到北京政变的发生，这几年她又是如何关心政事，“渐思盗柄”的。这是极难解决的历史问题，她处在后宫，后宫妃嫔又不许干预国政，因此难有她的公开文字记载，即使秘密的传言也极难留有明白的记载。因此，只能从某些材料中片言只语来了解她的所作所为。

当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扯帆连北进，兵逼天津城下时，“一日帝御圆明园，共后妃宴天地一家春。酒半，枢府奏，英法军已陷天津，帝痛苦起，罢宴。孝贞与诸妃皆泣，后独进曰：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付。帝乃召奕䜣、肃顺共计之。䜣主和，顺主战，于御前，不能决。”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这段记述透露出许多重要而可信的信息。

说明咸丰帝的确十分无能，也不关心当时重要的国家大事。早在一个月前，英法联军的炮艇已集中在大沽口外，现在大沽口被攻陷，联军就要兵临城下，他仍拿不出退敌之法。当听到消息，便痛哭张惶不知所措。

同时透露出那拉氏早已知情于恭亲王奕䜣，而且马上提出恭亲王“素明决”，让皇帝立召恭亲王拿出对策。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事实，是那拉氏真如文学作品描写的与恭亲王相知吗？还是她从皇帝及朝臣那里了解的恭亲王呢？恭亲王已多年闲着不管事了，那拉氏是何时这么明了恭亲王？而且如此信任他的“素明决”的？

文中透露恭王主和，肃顺主战也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的主和与主战就不能判明因主和就是投降、主战就是爱国。肃顺的主战是盲目态度，是封闭思想，他不了解国际大局，和咸丰帝一样，最后逃到热河不敢回京见洋人。而奕䜣相反，他明了世界大势，是他最后主持大局，以开放的眼光进行了平等外交政治。

而最主要反映了那拉氏平日就关心国事，到紧急时，连皇帝都“痛哭起，罢宴”，众妃更是一片哭泣时，她却能当即拿出办法，并言事态危急，哭有啥用？如此迅速地拿出决断来，没有平日的关心国事是做不到的。

既由此看出那拉氏平日关心国事，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北京政变前，她也是一定程度参与国事的。从咸丰帝遇事无主张，“痛哭”、“罢宴”的情形看，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进犯京津，咸丰帝逃亡热河。这期间政局糜烂，咸丰帝更加难以应付了。关心国事的那拉氏，在同时也直接危及她的生命安全情况下，也会更加关心这些大事。

有的研究者就断言：“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咸丰出亡热河，时年三十岁，病甚，慈禧益用事。”窦宗一：《李鸿章年谱》，第4792页。

更有时人吴可读，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在英法联军侵略京津时，曾写有日记《罔极篇（编）》该日记记述了那拉氏对英法联军侵略，清廷应持和战的态度问题、对咸丰帝是否应北逃热河等问题，都有所反映。

例如：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大规模侵及京津，清军溃败，咸丰帝准备逃跑，逃前派恭亲王为钦差大臣留京应付侵略者，恭亲王主张与英法等国议和谈判。吴可读日记说：“懿贵妃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开衅端，会帝病危……于是报复之议遂寝矣。”《慈禧外纪》，第18页。《慈禧外纪》证明这个记载属实，说：“慈禧此时已晋封为妃，京中人称为懿贵妃，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盖吾人心中，知其幼年家世，所谓尊贵龙种，不知外国虚实，其强硬可疑。”《慈禧外纪》，第8页。另有论者也谓：“那拉氏在彼时不但主张帝当留，且当留而力战。一可见其仇外之心理，早伏庚子之祸乱；二可见其于当时之国力，实不甚了了，徒知报仇，而不知细察原因，比较力量。”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123页。

既然清军已溃，纷纷奔逃，咸丰帝决心逃亡。而吴可读日记记道：“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系，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固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二，第67页，《罔极编》（摘录）。

吴可读日记和相关材料还有某些反映，此不赘举了。这些记述反映了那拉氏因对国际大势尚不清楚，对英法等国的侵略态度是坚决主张抗击的；自然主张抵抗，就反对咸丰逃跑。我们认为，那拉氏当时是何态度并不重要，重要在于她作为皇帝的后宫妃子，突破了后宫不许干预政事的家法，而涉足政事的事实。

这些记述还可以表示出，那拉氏在后宫地位已绝对巩固，并经常向咸丰帝进言，经常参与朝中大事议论。因为当时后宫虽诸多妃嫔，尚有皇后钮祜禄氏，但只有那拉氏生有皇子，皇后温顺无为，不闻世事。而咸丰无能，一无主见。当英法联军攻抵京城，国家危在旦夕，更确切的是危及那拉氏家庭母子的安全时，本就热心政事的那拉氏不可能默不说话，仅听任无能的丈夫行事，听认事态自然发展。她没有资格到议事堂上去议事，但她却能在寝食之际向皇帝进言，因为她自生子后地位在后宫已高高在上，咸丰应该是常与共宴共寝、共养他们的儿子的。

本人认为，那拉氏此时是否已有“用事”谋统治大权之想，也难论定。她也和武则天一样，是政局逼着她一步步走上政治舞台的，如果咸丰帝有能力、有作为、有主见，就不劳她去思虑、去“进言”，她也根本无此机会参与政事。事态相反，在那紧张时刻，逼着她去想、去参与。敌人打到门外了，该如何办？凭她的所处地位，想想自己、想想儿子，是抵抗、是逃走，她能不向皇帝、向仅有她生的一子的丈夫说个主意吗？何况她也是热衷于此的。

因此，不要因为她将来垂帘听政了，就去设想她原来就有多大的野心，又有多大的能耐，夸而大之，这是历史研究的通病。然而，正因为时代和诸多因素给了她参政的机会，才把她逼上了政治舞台，成就了中国实际上的第二位女皇帝。

比之于那拉氏，恭亲王这五年确是无所作为。他听凭咸丰的安排，至上书房读书，闲暇时吟诗作赋，写了许多诗作，满可以称名清末诗人了。一年后，他把诗作编为《广四时读书乐诗试帖》一集共32首。

时人赞赏他的诗作，军机大臣潘祖荫诗颂恭王诗作说：“帝子才华旧著声，风流千古轶间平。”实则不平于他的被黜，而过誉他的诗作。自然，奕䜣很有才华，又遭贬黜，感时伤世，也有一些情真意切的即景寄情诗。如其再谒道光慕陵，联系自己的遭遇，写诗志曰：

展谒重深敬，屋轺此暂停。

泉声鸣石涧，云影茅亭。

雪拥千山白，松排万树青。

一行春雁唳，凄怆不堪听。奕䜣：《祜祀怀音》，《乐道堂诗钞》，总第527页。

奕䜣其间仿《诗经&#8226;七月》写成《幽风咏》八十五首，尤其为当时的文人和官僚赏识。大家把他比之于曹植、张衡、周公，赞誉他备曹植之文才、周公之治才。人们既同情弱者，又期望遭贬的政治人物复出。举出一首《田畯至喜》：

国本民天重，三时穑事勤。

野氓相矻矻，田畯亦欣欣。

志喜含哺颂，应怜曝背耘。

尔耕频劝慰，保介共尝芹。”奕䜣：《豳风咏》，《乐道堂诗钞》，总第607页。

奕䜣此时积累了大量诗作，仅咸丰六年秋天，仅咏秩的诗作就有《秩咏三十首》。有秋月、秋云、秋风、秋雨、秋露、秋霜、秋阳、秋水、秋菊、秋葵、秋桂、秋兰、秋荷、秋声、秋叶、秋色、秋渔、 秋樵、秋获、秋吟、秋社、秋鸿、秋鹰、秋恐、秋燕、秋弥等。他是把自己能写的秋天的情景大约都写尽了。他不是要成为大诗人，却触景成诗，足见其诗文功夫；然而，政治家却泡在诗作里，也见其无聊已极了。

他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只是皇四兄当今皇帝不让他管事而已。

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逼近天津，京师震动。咸丰举足无措，一边让桂良、花沙纳去天津求和，一边下旨，让近支王公讨论办法。奕䜣参与讨论，并与五叔惠亲王绵愉等联名复奏，提出意见。其内容主要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议和；抵抗英法联军的进一步北进；反对不切合实际的与敌硬拼；在北运河沉船泄水，使联军的军舰无法上驶进犯京师。奏疏上达，得到咸丰的批准。这是奕䜣遭黜后参与的第一件政事。

守卫大沽口炮台的清兵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联军因互换上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又在大沽口挑衅，战争再起，奕䜣被咸丰授予内大臣之职，职在警卫禁城。这是原于外敌近逼京城，依靠僧格林沁等防卫前哨，让奕䜣参与防卫京城。这次战争，因敌人无充分准备，大败而走，京城的守卫未见敌情，故未见奕䜣的行为。

《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

总之，奕䜣在这五年中，主要精神在于闲赋诗文。他关心时局，但没给他机会，故而伤情感世，其《读屈原传》足以见之：

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

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忠尽遗骚雅，高风问楚滨。

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奕䜣： 《古近体诗》，《乐道堂诗钞》，总第928页。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1）

咸丰九年的大沽口胜战，未见奕䜣欢喜。果然第二年六月，英法以近3万之师、军舰数十，前来报复。

僧格林沁因上年获胜，骄傲轻敌，北塘一败，大沽再败。清军如潮北溃，联军北进京师。于是，新败的僧格林沁密折上奏咸丰以“亲征”的名义“巡幸木兰”。其实，“亲征”和“巡幸”是一个意思，即逃往热河。

大臣们听说皇帝要丢下京城逃跑了，大家惊恐万状，纷纷奏言劝阻。大手笔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代大臣们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奏疏，由内外大臣集体签名，上书劝阻。其中最能打动咸丰的应该是“况一经迁徒，人心涣散，蜀道之行未达，土木之变堪虞，夷人既能至津，亦何难至滦耶”《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六册，总第2255页。。

“土木之变”是先明典故。明正统十四年，蒙古军队进攻明室。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军行土木堡，遭巴夏礼（1828—1885），英国军侵华全权谈判代表。蒙古军袭击，英宗兵败被俘。在京城监国的御弟郕王朱祁钰受朝中留守大臣推戴登极，即是明代宗。

“土木之变”是警告咸丰帝，一旦离京亦将有丢位之险。

咸丰每日仍驻圆明园，一般的奏疏他也不看，但如此规模的联名上奏他一定是看了的。可联军急急北攻，这才是燃眉之机，致于皇弟留京黄袍加身之虞是后话，他顾不得，遂即传旨：“巡幸之举，朕志已决。”

据前所引《罔极篇》等文，那拉氏也力阻逃避热河，劝说咸丰帝留京主持抗击联军。咸丰正在犹豫之时，忽闻英国侵华军全权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来通州，即颟顸下令怡亲王载垣、僧格林沁等扣押了巴夏礼等人。从而再度激起联军的大举进攻京东之通州，僧格林沁、胜保军在通惠河八里桥大败。于是，咸丰再不犹豫，决定马上逃走。

逃前，硃谕授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于是，奕䜣被逐出军机处，闲散五年，在英法联军近逼京师时，又被推上危难的政治舞台。

咸丰帝任命恭王为钦差大臣的上谕。咸丰仓促逃亡，那拉氏等六宫眷属同行。这是那拉氏的第一次出逃，当时御膳、帐棚、铺盖皆无，出逃队伍一片混乱，狼狈之像不可言状。

皇帝逃跑了，给奕䜣留下一个“钦差”空头衔，留下一大堆极难解决的问题。

皇帝率他的妻妾和亲信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宗室肃顺和军机大臣匡源、穆荫、杜翰出逃。留下惇郡王奕、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祯、尚书赵光、侍郎文祥等为留京大臣，尚 有五叔惠亲王绵愉，因年老未随逃走。留守部队不足万人，如惊弓之鸟，行将逃散。京城一片恐慌，抢匪四起。

奕䜣立命开仓放米，开库放银，镇压抢匪。一天下来，稳定了守城军队的情绪，城内外秩序也大为好转。

接着在圆明园如意门外善绿庵内设钦差公所，以大学士桂良、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辅助办理公务。派豫亲王义道、吏部尚书全庆守京城内，周祖培等负责外城，文祥署步兵统领，会同总兵西凌阿负责治安。

内部分工和调配就绪，接着是要“督办和局”了。

要“督办和局”很难。难在恃胜顽敌的强硬，难在皇帝的遥制，难在自己没有强兵。

奕䜣有个可怜的砝码，就是手中有在押的巴夏礼等人质，他想以这个小砝码迫使联军退军、和谈。但是，就这个小砝码，逃往热河的以咸丰为首顽固集团还催着快杀掉以泄恨。何况，联军不把人质作为什么难题，只想以海陆军强迫中国方面全部投降。

所以，奕䜣得两面应付，那是个“全权”钦差。

额尔金，英国外交官，是他下令火烧圆明园。

八月八日（9日22日）早晨咸丰自圆明园出逃，初九日便接到英法侵略军头子额尔金和葛罗的照会，强硬要求释放人质，双方在通州谈判，在北京交换1858年天津条约，然后联军退至天津，过冬后返回南方；如不接受条件，就继续进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82页。。而同一天就收到众多官员要求立将人质处死，之后与联军拼命的陈述。奕䜣首先要应付咸丰帝，当日发生奏疏，强调巴夏礼等“幸而摛获，岂可遽令生还”。咸丰帝见到奏件，极为满意，在不令生还一旁加了“甚是”二字。

实际上就在当日便指示改善巴夏礼等人的待遇，三天后又用八八肩舆把他们从刑部监狱抬到积水潭高庙，优给膳食，令恒祺劝说作和谈媒介，又令成琦带300士兵环守高庙，嘱令万一城破，即将人质全部处死《殷（兆镛）谱经侍郎自叙年谱》，第176页。。

同日，额尔金、葛罗来函，声明三天之内交出全部人质，不然继续进攻，实际上是最后通谍。

三天后奕䜣向英法各发一份照会，告知人质已全部释放。对继续进攻之说，以中国尚有百万之兵，以英法两国前来之兵人数，“即贵国大队后路，亦难保全”。强调如和平定约，中国“必定送还俘虏。”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恒祺报告，巴夏礼同意给额尔金写信了，代为说和。信文是：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我两人（指洛奇—笔者）闻得是恭亲王令其如此。据云：恭亲王人甚明（白），能作主意。既能如此，伏谅暂可免战议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总第2401页。。

巴夏礼的信很快送至联军，又很快得到回复，仍强调必先放还人质，才能议和。奕䜣只好上奏要进行谈判，必须放还巴夏礼。此折也得到了咸丰的批复。

然而，敌我双方一方面照会往还，一方面仍有武力交战。清军又处处溃败，联军大队人马沿京城东北路直趋西北的圆明园，于二十一日（10月5日）傍晚冲进圆明园。奕䜣、文祥、桂良等从圆明园南逃至万寿寺。

二十三日（10月7日）午后，圆明园方向火起。据报，英法军队在圆明园先狂欢、奸淫，一些未逃的宫中女子尽被侮辱，有的自杀，有的被害。随后对之大肆抢劫，并放火焚烧。致使中国苦心经营150余年的东方艺术之宫遭受了历史性的浩劫。

二十四日（10月8日），奕䜣命恒祺带人手执白旗，到联军大营送还巴夏礼等人质。第二天，联军撤出圆明园。

北京城安定门，交由英法联军看守。

然而，中国方面交还的人质仅有18人，被扣者为39人，有21人实际已被杀掉。英方被杀13人，法方被杀8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685~686页。。于是，联军于二十六日（10月10日）向奕䜣发出照会，令清军守城部队于二十九日（10月13日）正午交出安定门，作为入城实现换约的保障。

二十九日午刻前英法联军聚集在安定门外，大炮对准了城楼。守城的庆惠、义道等未等奕䜣的开城命令，便放弃了守卫，开门放入联军《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总第2452页。。

奕䜣事后责问，他们以“不能制止兵丁，别无把握”搪塞。奕䜣回答：“京城立四方之极，周围四十余里，既高且固，该夷以数千远来之众，岂能遽行围城。城中王大臣各有专责，自应预为布置，严密城守，不料怵于夷人恫疑虚喝，声言攻城，即开门纳敌，在逆夷未折一矢，已安然入城，其将来骄恣要挟，何以底止？”《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五，第182页。

咸丰帝得知联军已入城的奏报，急命奕䜣“迅即入城”，及早互换条约。他在敌人的军事压力下，决定彻底投降了。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2）

九月初五日（10月18日），英法联军为进一步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并掩盖其抢掠的罪证，放火烧毁了被他们抢劫后的200多个华丽建筑物。奕䜣登高远望圆明园的烟焰，他不想再同这伙强盗谈判了，他想到了逃跑。但是，守城大臣又找到了他，向他传达了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的“忠告”：只要恭亲王以御弟的身份带领自己的随员入城谈判签约，英法方面便不会再攻打北京城，也不会再找他的麻烦《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六，第300~302页。。

奕䜣明知俄国人的从中渔利，但迫于当时形势：让联军退兵，恢复京城的秩序。还是向咸丰作了奏报，让俄国公使调处。当时俄使和其他文件还反映：英国侵略者存在对北京进行毁灭性的破坏，然后退到南方去，通过支持太平天国政权来操纵中国命运的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六，第300~302页。。奕䜣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再不敢犹豫，听从俄人的调处，入城与联军代表谈判。

按俄使与英法两国公使的交换意见，奕䜣先于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在礼部大堂与英国公使额尔金谈判，交换了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批准书，并在《续增条约》上签字画押。

第二天，又与法国特命全权大使葛罗在礼部大堂签订了《北京条约》，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

西方人笔下的中英北京条约签字仪式

条约签订后，法使同意九月十七日退兵；英使同意九月二十六日退兵。

随着英法联军的撤出北京，大清王朝总算渡过了危局。

八联合发动辛酉政变

八联合发动辛酉政变

风云变幻的危迫形势、性命攸关的诡秘人事，终于让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密切地联系起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宫廷政变，从而把这两个非常人物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这段云谲波诡的历史，给文学创作以无限想像的空间：可以写他（她）们的生死离合，写他（她）们情与政的交与争。没有确切证明的历史，正好是文学创作的机会；事实确凿了，恰恰限制创作。

我们的历史作品，要的是确凿的历史证据。因此，便有了许多写出信史的困难。解决历史疑案，才是史学作品的任务。

发生政变前，是关于咸丰回銮的争执；争执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发生明与暗的争斗。

条约签订了，联军撤走了，奕䜣基本上完成了办理“和局”的任务。为了卸责息肩，奕䜣马上恳请皇帝回京，主持大局。他与文祥、桂良、胜保联衔于九月二十六日（11月8日）上奏，为了京内人心的安定和大局的维持，请求早定回銮日期，离开塞外苦寒之地。但咸丰对这个奏折却诛批道：“览奏具见悃忱，惟此时尚早，况胜保带兵大员，抚局亦不应干涉。”《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五，第225~256页。不但不接受请求，还指责胜保不该与奕䜣等联衔请求。

奕䜣忌请回銮，早卸责担。在上述批示尚未到达时，又与留京全体大臣集体上奏，请求回銮；随后又单独以御弟的身份，委婉地请求兄长还京。前折仍强调还京以定人心和塞外气候恶劣；后折则说明英法等外人和军队已撤去，即使回京，也不会再有争端和麻烦《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总第2583页、2588页。。

但是，奕䜣等到的回音却是严厉的批驳，而且明谕今年不在回銮，“俟明年二三月间，察看夷人如何举动，再行酌量办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总第2555页。

两方面争论的焦点，是如果皇帝回京，夷人还会再来纠缠。从而指责奕䜣没能彻底回绝英法方面要求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甚至无理责难奕䜣，作为皇帝的弟弟，也不该在互换《天津条约》和签订《北京条约》时亲见洋人。朱批还谕命：“本年回銮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渎请。”表示今年不再回銮，决心已下，不准再来聒噪。

这么一来，在热河和京师便很快形成了两个政治集团。一个是热河的扈从大臣集团，他们是载垣、端华等诸王勋戚、满协办大臣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翰林院讲官许彭寿等。以肃顺等人为首，他们企图挟持奕，偏安热河，建立另一个政治中心，抛弃奕䜣等留京大臣。

而留京的前述诸大臣，在奕逃亡之际，把他们置于炮火锋镝之中；如今仍不肯回京，从而产生了被遗弃之感。热河方面远离交涉实际，不顾大局对奕䜣吹毛求疵，使他们十分同情奕䜣。所以，很快站到奕䜣这边，把矛头指向皇帝身边的权臣。

他们一针见血，揭示“上在木兰，政一出怡、郑二邸及肃顺”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一册，第195页。。戎武出身的胜保，更大胆上言，锋利地指责肃顺集团，说他们为二三人一己之奸，使皇帝“曲徇数人自使之私”。其对皇帝的忠爱和对肃顺等人的揭露，大受士大夫称赞。

于是，时于京师、热河间盛传肃顺和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蒙蔽咸丰，大修宫殿；三人便服出入宫殿和寝宫，“嫔御无避”。后来极负盛名的大政治家薛福成也说：咸丰帝已呕血便泻了，而肃顺等人却引导他围猎看戏，使帝乐不思蜀，肃顺等人也在热河建筑私寓以作久居薛福成：《庸庵笔记》。。

当时，也有少数人议指恭亲王，虑其有明朝“土木之变”谋者。如吏部尚书陈浮恩就曾上疏咸丰说，如圣驾日久在外，“当有甚于八月八日之事者”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一册，第190页。。八月八日之事是咸丰帝仓皇出逃的日子，那么“有甚”于出逃又会是什么，显然是说“土木之变”中的明英宗失位，其弟在京中黄袍加身。

值此之际，咸丰帝很犹豫，到咸丰十一年元月初二日，有二月十三日启銮回京的上谕。

京城听到回銮消息“阁巷欢然”。奕䜣也奏称准备率留京官员去密云“恭迎圣驾”，并奏报英法两国公使定于一月十二日依据条约“公使驻京”内容，常驻北京。

不料，咸丰帝见到奏报大为反感，立即改回銮日期为二月二十五日；不久又说等秋天再说。咸丰害怕洋人，吓得不敢回京，奕䜣只好请求去热河“请安”。肃顺等人害怕奕䜣来热河向皇帝面陈衷曲，说奕䜣联合洋人挟制朝廷；毫无头脑的惇王奕也跑到热河，告诉咸丰奕䜣有反意《清代传记丛刊》，第202种，第384页。。

咸丰听信了这些谣言，既不想回京，也不让奕䜣来热河。奕䜣的心情也变冷了，既怕“局外人未免谣诼纷来”，更怕咸丰及大臣们说他“专擅”，说他要做“土木之变”中的监国御弟朱祁钰。所以，他也既不请回銮，也不请去热河。

于是，事情冷下来了。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安静。

在北京、热河两个集团的矛盾中，我们不要忘另有一条伏线，那就是本书的女主角慈禧太后。

前文提到，她熟悉并欣赏恭亲王；但对外事的态度又与恭王不同。而当条约定后，她又同留京大臣态度一致，急着让皇帝回銮。这些是一般性问题，重要的是，她在热河与肃顺等人发生了尖锐矛盾，酝成发动政变的主角。

平日里肃顺就看不起她，由各地进呈热河的鹿肉、黄羊、卤虾等贵重膳食，皇后都有而掌管此事的肃顺不分给她，这已经让善妒的慈禧难以忍受了。

更严重的是，她听到肃顺和皇帝要行钩弋故事处死她。

钩弋故事是汉武帝杀妃留太子的故事。钩弋夫人是武帝的爱妃，因居住钩弋宫被称作钩弋夫人；因此又传言她美丽异常，降生时手握一枚小玉钩，才把她住的宫殿叫钩弋宫的。武帝宠爱钩弋，晚年欲把她生的爱子弗陵立为太子，又怕主少母壮，母后干预朝政，因此借故杀死了钩弋夫人。留她的儿子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徐彻主编：《汉武帝本传》，第338~339页，辽宁古籍社，1996年。。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3）

正史中没有留下肃顺和咸丰谋慈禧的记载，但野史却记得纷纷扬扬，应该有一定可信性。

《清稗类钞》说：懿贵人很聪明，咸丰帝很爱她，后来生了皇子，晋为贵妃就骄纵起来。后来到了无法控制的时候，便向倚重大臣肃顺说：“朕不日将效汉武帝之于钩弋夫人故事，卿谓何如？”肃顺没有说什么。而懿贵妃看到咸丰疏远自己，也想让肃顺帮助，但肃顺很轻视她。两个加起来，使懿贵妃深恨肃顺《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82页。。

《十叶野闻》同样记述了这件事：“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政，破坏祖制。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待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已矣。”许指严：《十叶野闻》，载《近代稗海》第11辑，第74页。

《清光绪帝外传》载：“或传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密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故孝钦听政，首除肃顺。”恽毓鼎：《清光绪帝外传》，载《清代野史》，第4辑，第4页。《花随人圣庵摭记》更曲曲折折地写道：偶于惜阴老人谈肃顺遗事，老人说，吾有所闻，数十年未说。李文田侍郎说过：文宗晚年厌西后，与肃顺商量，肃顺请用钩弋故事，后漏言，终成大狱。并说恽毓鼎已有所记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30页。。这里的两种记述，后一种证明了前一种的记述，都说明咸丰与肃顺谋行钩弋夫人，杀母留子。此谋为那拉氏闻知，故深恨肃顺。

肃顺集团控制了深怕回京见洋人的咸丰帝，本来身体就很坏的奕，遭离难之苦，局势又让他左右为难，就一下子垮了。身体垮了仍抓紧时间游乐，他最爱看戏，临死的前几天还天天看，有时身体不支，中途罢场。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早餐吃得还有滋味，饭后还想去看戏，但感到疲劳没有去。下午在烟波致爽殿吃点东西突然晕厥，至晚上才醒转过来。自感不久于人世，半夜子刻传谕王大臣要立遗嘱，已不能拿笔，只好口授，大臣代朱，写下了遗嘱，共分两道谕旨：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

皇长子御名，著立为皇太子。特谕。

咸丰十一年七日十六日，奉朱谕：

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十七日寅初（夜3时至5时），咸丰帝还“传冰糖燕窝”。卯时（早晨5时至7时）便撒手人寰了。

“烟波致爽殿”是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皇帝寝宫，咸丰帝病死在这里。

“御赏”、“同道堂”印，前者交给皇后，后者交给皇子。

咸丰帝临终前，赐给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载淳“同道堂”印，由懿贵妃掌管。皇帝谕旨必在起首盖“御赏”，结尾处盖“同道堂”才可以生效。这说明咸丰帝对后事安排有深的考虑，他派八位大臣辅弼幼主，又赐皇后和幼帝两方印，这就造成八大臣“赞襄”一方和太后幼帝一方的相互牵制，双方都不能独揽大权。

当日，皇后钮祜禄氏晋封皇太后；第二天，皇帝的生母懿贵妃晋封皇太后。这使与肃顺有很大嫌隙的那拉氏极为不满。因为她是皇帝的生身母亲，她认为应该与钮祜禄氏同时晋封。因此，她与肃顺集团的矛盾立即发生。她拉着钮祜禄氏和他们斗争。

首先在谕旨颁发、章疏上奏、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的处理上发生。肃顺没看起两宫皇太后，便一口打发：“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费行简：《慈禧传信录》，黄浚：《花随圣庵摭忆补篇》，第5页。就是说两宫太后只管盖印，别的不能管。她们是盖印的机器、两双印也只是木头疙瘩。太后闻言当即争辩，寸步不让，八大臣这才看出太后不好惹，此事争了整整四天，八大臣后退，决定大臣的奏疏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阅，同意后才用印。任官问题，重要之官由八大臣拟名，皇太后裁决；一般官用制签法。

第一个回合，两宫皇太后完全胜利。也就是说是西太后取得胜利。

西太后清楚，皇帝幼龄，若让肃顺等八大臣完全说了算，没有她们母子的好下场。而八大臣之首是肃顺，肃顺其人乃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端华之弟。此人深受咸丰依重，历住户部尚书、御前大臣。他与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盘结一起，排斥异己，军机处大臣皆拱手听命。他狂妄自大，以敢真言、敢用事，朝廷大臣无敢侧目者。她要取得生机，掌握实权，必须冲破肃顺集团的包围圈，除掉肃顺。而且，她还认为，要达此目的，仅靠自己的力量不行，还得靠与肃顺对立的朝臣，而朝臣中最合适者乃恭亲王奕䜣。

奕䜣是当时朝臣们最为关心的人物。

原因是，顾命八大臣中没有恭亲王的名字；况且，连他去热河奔丧的权力也没有。

大家都在想：这?为什么？

大家都清楚：当年顺治帝六岁登极，派的顾命大臣是清太宗的兄弟济而哈朗和多尔衮。如今新登极的载淳也应该在咸丰帝的兄弟中寻找摄政，才符合祖制。如果如此，恭亲王奕䜣是最应该当任的顾命。他扭转了危局，安定了社稷，而且素称贤明。但是，遗诏列出的顾命有八位，八个里竟然没有恭亲王的名字，甚至连赴行在治丧的资格也被剥夺。如此形势，致使朝臣们“群起大哗”吴相湘：《晚清宫廷纪实》，第一辑，第58页。。

名士李慈铭评论说：“大行末命，懿亲如惠邸之尊属、恭邸之重任，皆不得与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瓯之托，中外骇惑，谓非圣意……而一切章函，皆云军机处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处分，传钞天下，然先帝固未有载恒等三人入军机之命也，是其乘间攘权、欺蔽耳目。而枢臣穆荫、匡源诸人阿附朋比之罪，皆已不足诛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李慈铭是当时的户部郎中，敢于评论时政的大名士，他大胆地指责八大臣中不列恭亲王，又不让他去治丧，不是咸丰的意思，怀疑遗诏的真实性，认为是肃顺等三人在攘权，认为穆荫等人连杀也不值得一杀。

朝臣们的舆论都这么明朗了，奕䜣哪能不去考虑。他发现热河发来的谕旨上盖着“御赏”和“同道堂”两个印记，同时还发来了说明：凡用朱笔的谕旨，必得“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赏印，印讫。……以杜弊端。”《热河密扎》，载《近代史资料》第36号，第13页。这不正说明八大臣的权力有限吗？同时也让他看出了狂妄自大的肃顺和不甘寂寞的那拉氏，一定在发生着尖锐的矛盾。八大臣要独揽政权，把他和京师留守大臣排斥一边，他在此时决不能再像对待咸丰帝那么软弱，他要利用机会，与政敌进行一番殊死斗争。

如今，垄断大权的肃顺等人封锁了热河与京师的信件联系，他要想法与两宫皇太后联系上。

所以，恭亲王此时与两宫皇太后不谋而合，都期望马上取得联系，携起手来，与政敌开展斗争，争取生路。

稗史记载，恰在此时，由两宫皇太后派来的密使悄悄地抵达京城，传来了两宫皇太后密召奕䜣速赴热河行在的手谕。

这个密使究竟是谁？新旧史家考证100多年也不清楚。而比较可信的是奕䜣的七弟奕，他也讨厌肃顺等人，又是慈禧的妹夫，同奕䜣的关系也好。具体说是奕的福晋即慈禧的妹妹，为两宫皇太后派人向奕䜣传递了密信。其实，这也只是一种推测。

其实，不派密使奕䜣也可以去热河与两宫皇太后密商大计。因为肃顺总不能不让恭亲王去热河“叩谒梓宫”，只是在咸丰帝刚死时，热河局势混乱，肃顺等才不让奕䜣去奔丧的。

到七月二十五日（8月30日），即在咸丰驾崩的第十天，热河方面便发来上谕，让恭亲王去热河“叩谒梓宫”了。文件在途中要走大约四天时间，就是说咸丰死后的第六天就批准奕䜣赴热河，钤印的是两宫皇太后，她们没有必要派密使，用此冒险的手段，只要等几天奕䜣则会到达，那时再密谋也不迟。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所，慈禧的住所。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4）

奕䜣接到允他前往热河的上谕又在北京待了一天，一般认为他是在北京作了布署，即找他的心腹，他的老师大学士贾祯、他的岳父桂良、好友军机大臣文祥、受过肃顺打击的大学士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宝鋆等等，准务一切。

奕䜣还派文祥去外国使馆去试探态度。英法等外人看清了中国的形势，认为热河集团是一个封闭的、对外人充满敌意的保守分子组成，希望中国能让奕䜣这般有开放眼光的政治家掌权严中平：《1861年北京政变前后中外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4~5月号。。

奕䜣确信有足够实力打垮肃顺集团，又有外国人的支持，才满怀信心，跃马奔赴热河的。奕䜣在路上走了四天，八月初一日（9月5日）早晨奔达行在。那里正举行奠礼，奕䜣跪倒咸丰灵前放声大哭，“声彻殿陛”。他痛哭得如此伤心，使与奠者“无不泪下”。

祭毕，两宫皇太后召见奕䜣。

如单独进宫，定会引起怀疑，奕䜣主动请肃顺等同往。果然肃顺等人原准备阻止他见太后的，现在奕䜣主动请他们相陪，遂放松了警惕，肃顺笑道：“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奕䜣正好单独进见了两宫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以极为兴奋和忧虑的态度召见了奕䜣，据史料反映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内容之秘密，史无详载。一些史料载道，两宫太后哭诉了肃顺等人的侮慢和跋扈，“固密商诛三奸之策”。为此，他们密商了铲除八大臣的步聚和办法。

醇亲王奕，1863年24岁的醇亲王在南苑神机营。

首先，密商了发难的地点，奕䜣认为必须离开八大臣的势力范围，到北京去发动。其次，探讨了外人的态度，奕䜣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这就解除了太后对外人的忧虑。再次，商定拟旨拿问肃顺的人选。确定为醇郡王奕。两个多小时的紧急密商，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因史料有限，难能尽述。后来，发动政变的过程，亦即这次密谋的内容。

密谋后奕䜣又在热河盘桓数日，不动声色地与肃顺等人周旋，议论回京日期等事宜。初五日，肃顺代奕䜣请示回京行止。太后佯装不急，回说明日请安时商量，八大臣以为相安无事，甚至认为那拉氏已“声色大减”，对奕䜣与太后的密谋内容一无所知，认为是一般的谈话。

初六日，两宫太后在八大臣和奕䜣前来请安时议定了回京事项。大家共以为“早回”为宜，先送两宫和众嫔返京，“拿车二百辆，于八月初十日齐备。”

初七日，奕䜣离行在返京，一路“兼程而行，州县备尖宿处，皆不轻居。”薛福成：《庸庵笔记》。一是抓紧回京布置，再也怕途中有变，肃顺等派人加害。

接下来发生了关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巨大风波。

事起于董元醇御史所上著名《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该折于八月五日（9月9日）发往热河。据史料反映，这是奕䜣等发动政变者策动的。奕䜣在热河期间，另同在那里的汉班军机章京曹毓瑛（史料化名为“樵客”、“竹翁”）多次密谋，曹将热河行在所积谕旨，奏章尽泄于奕䜣；又把肃顺等人的情形通过密札报告给在京的奕䜣集团朝官，言肃顺等图谋不轨。在京的大学士周祖培接密札在朝中大造舆论，命门人董元醇上了那道奏章。

周祖培还命府上的座上客李慈铭考试历朝贤后临朝掌故，写成《临朝备考录》呈上，影射当今皇上幼龄，应仿古制，实行垂帘之制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1页。。

与此同时，拥有重兵的胜保也用黄折为皇上和皇太后请安，并要求去热河奔丧，还声称折子发出后即起身赴行在。这是对八大臣的蔑视，因八大臣曾明令带兵大员不许奔丧，且丧期以黄折奏事，又把皇帝与太皇平称，并不提八大臣们。肃顺等不敢得罪带兵大员，表面上明发上谕批评了胜保，又顺水推舟允其前来。

八月九日，董折到热河。两宫太后览折大为高兴。奏折直接否定了八大臣的“赞襄”，提出太后垂帘、简派亲王辅政，实际上是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这个奏折内容八大臣一定不会同意，究竟如何处理，两宫太后绞尽脑汁密商对策，不发给八大臣阅折。八大臣从舆论中已知董折内容，急着驳斥，要求召见，索看奏折，两宫不给。十一日（15日）两宫召见八大臣，两宫明确表示接受董折要求，实行垂帘。八大臣坚决反对，郑亲王端华“怒形于色”、“见面大争”；军机大臣杜翰“尤肆挺撞”，言：“若听信人占，不能奉命。”载垣等言：“臣等系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双方致于争吵，“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一册，第539页。小皇帝被双方争吵吓得啼哭，连尿都吓出来，洒在慈安太后的衣服上了。

慈禧将董?发下，让八大臣拟旨行垂帘。八大臣所拟之旨是逐句驳斥，有“是诚何心，尤不可行”（指亲王辅政要求）。旨稿呈进，太后拒不钤印。拖至次日，八大臣以集体不办公相威胁。太后自与奕䜣密谋后心有成算，暂不想与八大臣在此处决绝，便把驳斥董折的谕旨不发。八大臣自以为胜利，“笑声彻远近”。

而两宫太后“怒极”，更坚定了铲除他们的决心。醇王奕间情大嚷：“俟进城讲话！”被其五叔惠亲王绵愉制止。

十四日晚，鲁莽的胜保达热河，叩梓宫如仪，态度异常谦恭，亦未要求太后召见，并承认直接上折向皇太后请安的错误。有人认为，胜保如此安静，也是他先去北京见到了奕䜣，奕䜣向他面授“机宜”，静待政变时机。

京城里也在奕䜣的布置下，一切平静了下来。肃顺等人见此情景，亦皆“大喜”。

肃顺等赞襄大臣放心地做回京准备。连发上谕，定下回京举行新皇登极大典，确定回京日期和程序，并上钮祜禄氏为“慈安皇太后”、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此印是慈禧被尊为皇太后时所刻。九月四日（10月7日），两宫太后谕令端华为步兵统领。端华等面见太后表示了谦让，而太后顺势夺其权，把该职授给了奕。慈禧立即密令奕拟将肃顺等革职拿问的诏谕，由其福晋携入宫中，交慈安太后藏于内衣之中，以备回京使用。

奕䜣在京作好发动政变准备，以两宫太后旨意，命令步兵统领仁寿、神机营都统德木楚克札布、前锋护军统领存诚和恒祺等，进入战斗状态。同时密令胜保率兵迎驾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7页。。

按照谕旨的提前安排，九月二十三日辰时咸丰帝梓宫启行回京。回程分两路：太后和幼帝一路，间道先行，载垣、端华、穆荫、景寿等扈从。肃顺等扈从梓宫走大路，陪同他的是奕和仁寿，实为监视他。

二十九日（11月1日）未正一刻，两宫太后队伍行至京城德胜门外，早有奕䜣率留京大臣、文武官员崇服跪迎。銮驾回至大内皇宫，奕䜣立即密陈京城布置的一切，两宫太后完全放下悬心。

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正式接见奕䜣和周祖培、桂良、贾祯、文祥等。向大家哭诉肃顺、载垣、瑞华等人欺侮等罪。慈安把奕草拟的谕旨拿出交给奕䜣当众宣读。谕旨宣示肃顺等人三大罪状：因筹划失误，致联军兵犯京津，火烧圆明园；力阻回銮造成皇上“圣体违和”“龙驭上宾”；矫旨驳董元醇折，是为“专擅”。谕令罢载垣、端华、肃顺一切职条；令其他五人退出军机处，分别治罪。

谕令要求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和六部九卿等官讨论实行垂帘体制《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01~102页。。

七身受钦差，挽救危局（5）

此时，载垣、端华入宫，见到那种场合，不知发生了何事，冒失喊道：“太后不应召见外臣！”

奕䜣见状再宣准备好的谕旨，宣布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拿问，交宗人府严行议罪。

载垣等大喊：“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即认为诏旨必由顾命大臣拟定才可以钤印下发。

奕䜣挥手令侍卫拿下。几名侍卫拥上，将载垣等摘下顶戴，推出隆宗门，锁禁于宗人府。

奕䜣（右）和奕（左）

同一天，在奕䜣授意下朝中大臣纷纷上奏，要求太后垂帘听政；带兵大臣胜保请求的奏折也在这天到京；僧格林沁也正式来函告知拥护太后的垂帘和近支王辅政。

第二天早晨，奕和仁寿将肃顺从密云县押回京师。愤怒的两宫太后立即宣布查抄肃顺在京和在热河的家产。

经宗人府和刑部等官议定，两宫太后批准，谕将肃顺“斩，立决”；勒令载垣、端华自尽；另五大臣也根据轻重分别治罪。

一场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宫廷政变，在慈禧与奕䜣的联合行动下，完全成功了。因发生政变的这一年是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

九“垂帘”太后与“议政”王爷（1）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年12月2日），紫禁城养心殿里举行了“垂帘听政”仪式。养心殿正中硕大的龙椅上，坐着全身帝服、年仅六龄的小皇帝载淳。新皇帝身后，是一架八扇黄色纱屏，屏后并坐着两位年轻而美丽的慈安和慈禧皇太后。恭亲王奕䜣率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在养心殿前行礼。然后，奕䜣进至殿内，站于御案左侧，以议政王身份接递奏疏，呈予御览，由皇帝和太后共同阅看。恭亲王参与议政，为两宫皇太后提供决策处理意见。

从这天开始，清政府的最高统治大权，便以这种极为特殊的形式出现，即太后垂帘与亲王议政的联合主政形式出现。

这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发动政变，推翻八王赞襄制而产生的新体制。

此前，十月初五日，内阁公布取消肃顺等所定的“祺祥”年号，以“同治”年号代，定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同治”，是指两宫太后与皇帝共同治理大清天下之意，而非太后与亲王共同治理天下也。

“祺祥”是赞襄八大臣为新皇帝所拟的年号，当时已铸币、印历，为新君登位祝贺。

政变后改年号为“同治”，另铸“同治通宝”。

皇帝、太后、亲王，都要治理天下，问题就复杂起来。好在当时同治帝年龄尚小，只是个摆设，那“垂帘”与“议政”又是怎样的关系？

在十月初九日的皇帝登极大典上，内阁明发上谕，公布了统治中枢的主要大事处理程序。第一步，地方大员及军营的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大臣“详议”后提出意见；第三步，再把议后的文件交太后裁定；第四步，按太后的裁定意见再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再呈请两宫皇太后审正后正式颁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19页。。

这里说的两宫太后，仍主要是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一直是个陪衬和摆设。上述程序已经够复杂了，一份文件递来递去，如果出现分歧，出现争论，争来争去可就麻烦了。如果是康熙那样的皇帝，哪有别人争议的份？但是此时同治帝才六岁，也只能由别人说了算。肃顺集团是太后和恭王联合推翻的，自然得他们联合实行权力统治和权力分割。

在分割当时的权力时，奕䜣是想多一些得到权力的。但是，他也如同肃顺那样，小看了慈禧太后。在推翻肃顺集团之后，她已取得了更大实际的统治和斗争经验，她知道手中无权就要任人宰割。在热河时她与肃顺集团拼杀过，最后胜利的是她。但是，没有奕䜣的支持和参加，她绝无成功的可能。所以，她要给恭亲王很多的权力。但她更知道，如果以为恭亲王会永久那么拥护她，也是太天真了。以后，会有矛盾产生的，说不上会有你死我活的尖锐矛盾产生。

所以，在新的政权出现时，她一定要紧紧地抓住最高统治权，要弄明白“垂帘”和“议政”的关系。她对内阁所发上谕中那个程序，她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们一起讨论，一定要讨论出垂帘听政的具体章程来。大家都参加讨论，正好也是让朝中大臣们，都知晓垂帘太后的权力。

关于如何垂帘，王公大臣们查经翻典，绞尽脑汁，商议再三，也找不出其“章程”来。历史上虽有几位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

贤后临朝，如汉朝的和熹后、晋朝的康献后、宋朝的章献后等等，也只是临朝而矣，并未形成章程和制度。恰恰相反，清朝200多年祖制，是禁止后宫干政的，更无章程可循了。

几天后，有御史杨秉璋等分别上了自拟的章程，但慈禧看后皆不如意。慈禧见垂帘章程难产，便以皇帝名义明内阁两道上谕，点出垂帘听政的要点，让王公大臣们据此要点再议详章。

其中一道谕旨的主要内容是：“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见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遂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着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吴相湘：《晚清宫廷纪实》，第90页。

谕旨强调的根本精神是“皇太后躬亲裁决”，即一切大权都要掌握于太后手中，这是不容置疑者，不集中体现这一精神，垂帘章程是通不过的。

根据这一根本精神，王公大臣先后又议了十天，最后总算议妥。十月十六日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奏上。垂帘章程共计11条，其中心思想确实体现了太后大权独揽的精神。中外一切章疏、官员的升黜大权皆在太后，恭亲王、军机大臣仅有议论之权而已。

早在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即垂帘典礼举行的一个月前，慈禧太后就授奕䜣“议政王”的头衔，也是两宫皇太后回到京师发下的第一件委任令。

显然，“议政王”是慈禧太后的考虑，而不是恭亲王自己的考虑，恭亲王不可能主动让两宫太后封他什么头衔的。

前不久，董元醇、贾祯、周祖培、胜保等文武臣工一致否定肃顺集团的“襄政”提出要让亲王“辅政”，或如清朝入关时多尔衮的“摄政”。

胜保奏疏中提出要让恭亲王奕䜣作周公或多尔衮，取代八大臣，为幼帝“辅政”或“摄政”。而到八大臣的“襄政”被粉碎，太后却既不封恭亲王“辅政王”，也不封他“摄政王”，而是“议政王”，这是经过慈禧太后深思熟虑的。

历史上辅政的例子多得数不过来，著名的是周公辅政、霍光辅政，王莽也曾辅佐过汉成帝……这些辅政者中，最被赞扬的是周公辅政。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襄助周武王姬发治国取得了很大成绩。武王死后，其幼子成王诵继位，周公辅佐，平定了纣王武庚勾结武王弟管叔、蔡叔的叛乱，达于治世。他本人始终辅佐，故传为美谈。

多尔衮做摄政王是前清的例子，慈禧太后更该很熟悉。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作为皇叔佐幼帝顺治，后排挤了郑亲王，独任摄政王，自命皇父摄政王。他大权独揽，侵夺皇权。到顺治帝亲政后，下旨驳夺了他的所有称号。

能像周公那样只是实心辅佐幼帝，自己甘愿站在辅佐的位置而不揽权、不侵权、不夺权者太少了。无论是辅政还是摄政，都和皇权有直接干系，在母孤帝幼的形势下，很少有辅政和摄政者不侵权、揽权的。本朝的多尔衮、辅佐幼年康熙帝的鳌拜都曾独揽朝政，搞得朝纲混乱。

因此，她不赞成辅政、摄政、襄政等制度，她只要大权独揽的垂帘听政，让恭亲王和皇权本身不贴近，只是参与政治意见的讨论、议论。因此，才授恭亲王“议政王”头衔。

九“垂帘”太后与“议政”王爷（2）

奕䜣也想像慈禧太后仅有“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慈禧外纪》，第26页。，在饶有深算的慈禧面前，也就太天真了。实则辛酉政变的真正结果，是慈禧大权独揽历史的开端，而且长达48年之久。

自然，奕䜣协助她取得了辛酉政变的胜利，垂帘听政之始，她对一切政事尚不熟悉，京中党派分歧，她也难以操纵。故此，她把恭王引为己助，如左右手。她接连发布上谕，给恭王许多官衔。如“议政王”、宗人府令、内务府大臣等，又赏食亲王双俸。

还让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议加恭亲王生母的尊谥。谥号为“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又把他的长女晋封为固伦公主，清朝典制只有皇后的女儿才称固伦公主，妃嫔生女仅称和硕公主。奕䜣仅是亲王，封他的女儿为固伦公主是有清一代仅有的例子。

慈禧给奕䜣的待遇的优厚是无以复加的，奕䜣也的确得到了许多实权。慈禧牢牢控制中央最高统治权不放，其他方面的实权多由奕䜣掌握。因此，有人认为那时是“太后垂帘”和“亲王辅政”的联合政权。当年，奕䜣30岁，慈禧27岁，慈安26岁，都是精力充沛、头脑敏锐的年轻人。政权得到京内外官员较为普通的拥护，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章曾叹服恭王与太后发动政变是“自古帝王所仅见的英断”，也普遍认为“同治中兴”的时代到来了。

垂帘听政制度确立后，两宫太后立即着手改组王朝最重要的机构军机处。她们任命议政王奕䜣为首席军机大臣，把政变中的亲信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侍郎宝鋆、户部侍郎文祥、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组织进军机处。

奕䜣以下的五位军机大臣皆积极支持发动辛酉政变，是政变胜利的功臣。

桂良是奕䜣的岳父，政变发生时是太后和奕䜣心腹。他协助奕䜣留守北京督办重要事务，是新政权坚决的拥护者。沈兆霖在咸丰年间任户部尚书，政变前他坚决主张咸丰帝回銮，主张皇帝应有与外人的平等外交态度，思想开放，是太后和奕䜣共同重用的人物。宝鋆也是拥护政变的中坚人物，思想亦颇开放，是同治朝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文祥以步兵统领之职协助奕䜣留守京师，直接参与了北京政变，办事十分认真，是奕䜣的得力助手。曹毓瑛在政变时是热河汉军领班军机章京，他为奕䜣和太后沟通情报、传递信息，为政变胜利立有大功。

两宫太后牢牢控制军机处，而军机首席大臣又是奕䜣。因此，军机处便成为“垂帘太后”与“议政王爷”联合主国的共同机要。

十重用汉员，激浊扬清（1）

同治之初，国家首要在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当时是汉员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湘淮二军与太平军的对峙，战事处胶着状态，双方都异常艰苦。

当时的胜败，取决于清廷是否实心信任、支持汉员和湘淮军。

《湘军平定粤匪战图》中的曾国藩画像。清廷并不信任汉人，是垂帘太后和议政王共同认为，要把地方大权真正地放给曾国藩。咸丰帝对曾国藩等汉员一直心存疑忌。例如：早在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在不要国家一文军饷的情况下，率湘军子弟一举攻克太平军占领的重镇武昌，咸丰一时兴奋，赏他湖北巡抚之职。但没等曾国藩的谢恩、谦辞折寄达，即发下了收回成命的谕旨，在当时影响是极坏的。直到咸丰十年，湘军的战功已天下皆知，太平天国都城已在湘军包围中早晚可下时，咸丰帝在肃顺的说服下，才不得不给曾氏以疆寄督抚衔。

最后的决战是艰苦的，曾国藩等汉员需要的是清廷的信任。

垂帘太后和议政王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都还年轻睿敏。他们共同认为，要把地方大权真正地放给曾国藩，让他放心放手去同太平军作战并治理地方。

在同治登极大典举行后的第13天（十月十八日），慈禧便明发上谕（实际是她）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命其统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文武官员悉听节制。曾国藩怕犯“威权太重”、“外重内轻”之忌，力辞不受。慈禧则明确表示：“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岂能轻假事权？”

曾国荃（1824—1890），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慈禧将曾国荃等湘军将领升为布政使。

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慈禧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下谕：“以太常寺卿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改安徽巡抚彭玉麟为水师提督……”《清穆宗实录》，第一册，第318页。。湘淮大将如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荃、刘蓉、蒋益澧、李恒等湘军将官都一同升为布政使等。

曾国藩受到恩宠，取得了前敌最高指挥权，才能全盘规划，以图一举歼灭太平军。他坐镇安庆建立指挥中心，命诸将分攻合围，即曾国荃攻天京、左宗棠攻杭州、李鸿章攻苏州、彭玉麟攻长江下游，李续宜、鲍超等大将也各有进攻目标。使太平再无反攻之力，终被歼灭。

慈禧重用曾国藩等一批汉员，对清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政权以起死回生之作用，这便是为旧史家称道的“同治中兴”大业。如《清监》所载：“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率能削平大乱，而一代中兴之局。”印鸾章：《清鉴》，下册，第654页。

《慈禧外纪》也说：“曾国藩之名，妇孺皆知而称之。然其所以能成此事业者，实慈禧知人善任，明于赏罚而有拔识之。……曾国藩之才能及其忠诚，太后信任极深，故率能成其功也。”《慈禧外纪》，第46页。

既然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战争，慈禧和议政王奕䜣同策信用曾国藩等汉族领兵大员。同时对阵前逃跑的大员和骄纵不法的大将，也严惩不贷。时以诛杀重臣何桂清和骄将胜保，震动朝野。

何桂清是两江总督，在太平天国大起义期间，全国共八个总督，以两江总督之职最为重要，只有能员才能简派任之。如曾国藩、李鸿章都继任过该职。

何桂清是道光朝进士，先是历任京中文官，固颇具政绩，1854年外放太平军占据中心浙江，为该省巡抚。他调兵进攻太平军，接连攻下皖南徽州、休宁、黟县，石埭、太平、祁县、宁国等要镇。因战功突出，升任两江总督，驻常州。咸丰十年，他中了李秀成围魏救赵之计，李军奇袭杭州、湖州，何桂清分兵援杭、湖。李秀成反军攻袭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造成清军大溃。天京围解。何桂清见李军再攻其驻地常州，便弃地而逃，造成苏常全线沦陷。逃前，常州绅民数百请留，他命令随员开枪杀死十余而逃离。

他以到上海借洋人的军队“助剿”太平军为理由，逃入上海，得到江苏巡抚薛焕的庇护。咸丰帝上谕将他夺职逮问，但因北逃热河，无暇执行。

同治元年春，李鸿章代薛焕为苏抚，何桂清失去庇护，被传至京城。

刑部秋审处承办郎中余光绰是常州人，对何桂清所为异常痛恨，认为依据刑律，封疆大员失去桑梓该处“斩监侯”，待秋后处决。但何忍心击杀跪留父老，天理难容，罪当加重，应处“斩立决”。此议一出，上谕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讨论，结果同意了余光绰的意见。

但是，突又见上谕发出，内容是“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己见。”此谕一出，引起朝臣参加讨论，因处决一品大员，确应慎重；有的人也?为是上面要对何桂清网开一面了。于是，有大学士祁嶲藻等17人上疏为何申辩。而御史卞宝第则举出道光朝提督余步云、咸丰朝巡抚青麟都因失土而被斩决，当时祁嶲藻已是军机大臣，为什么就一言不发呢？太常寺卿李棠阶则言：“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将，何以申中兴将士之气？”

既有如此大的分歧意见，慈禧用同治帝之口又发上谕，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查何逃跑的原因和过程。曾国藩很快上奏：“苏常失陷，卷宗无存。司道请移之禀，无容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这是他根据何桂清上疏申辩，而进行的驳斥。何以为自己从常州逃到苏州，从苏州逃到上海，都是苏、沪方面官员的请求，并非逃走。曾国藩的奏折，虽不提何桂清之罪，实则更强调何桂清应重治其罪。

十重用汉员，激浊扬清（2）

何桂清是难保其命了。但是，同治元年是新皇更始之年，例不杀人，有死罪者也该减刑，称为大赦天下。可是为了严肃法纪，慈禧决定立斩何桂清，乃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下旨“斩，立决。”当日派周祖培监刑，杀死了何桂清。

有人认为，在处理何桂清的问题上，太后与奕䜣分歧很大。甚至说慈禧杀何桂清是剪除奕䜣的双翼。这种观点是看重了慈禧和奕䜣的矛盾，同治初年慈禧偏重依靠奕䜣，尚无剪除羽翼之想。上谕让朝臣讨论，或有奕䜣的意见，但同是慈禧的意见，意在慎重处理高官。同样，杀死何桂清，也是在群臣充分发表意见后，尤其是重臣曾国藩发表意见后，才动刑处决的。这同样也是慈禧与奕䜣共同的想法和做法。杀僧格林沁（1811—1865），1853年为参赞大臣，1855年击灭太平天国北伐军。晋封为亲王。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城，曾格林沁败北。1865年在山东兵败被杀。

重臣以立强威，是政治家特别是刚刚取得政权的政治家常用的手段，慈禧和奕䜣都是刚刚夺取政权的政治家。

胜保是辛酉政变的武装后盾和积极参与者，但他由功臣变为骄将，终被慈禧斩杀。

胜保是满州镶白旗人，字克斋。举人出身，历任光禄寺卿、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在镇太军、捻军的过程中，官升副都统、钦差大臣，曾捕杀陈玉成、招抚苗沛霖、宋景诗，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城，通州张家湾一战，僧格林沁败北。联军西进，八月七日（9月21日）向八里桥猛扑，胜保、瑞麟、僧格林沁三军迎击。激战半日，僧格林沁部先溃，胜保却督军奋战。他催马冲锋在前，士卒英勇杀敌。激战中，胜保连中数弹，战马被击毙，他昏晕坠马。此战清军虽败，但给联军很大杀伤。战后，胜保得到咸丰的褒奖，得到“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的美誉。在辛酉政变中，胜保与肃顺等势不两立，拥兵为政变的后援，使政变成功，使他成了政变的功臣、那拉氏的宠臣，他的勇名也在当时盛为流传。

然而，此后他恃仗赫赫战功，凭清廷的倚重，骄横之气膨胀起来。

同治元年，他以钦差大臣衔督军入陕，进攻四民起义军。竟模仿雍正年间的骄将年羹尧，摆出御驾亲征的派头，每食必仿照传膳之式，吃一看一；饭罢亦仿赐膳之样，传谕下堂部属。军行陕西同州，中午吃了一盘韭菜，晚饭还要，厨子一时拿不出，胜保拔刀将他砍杀桌前。行军途中对河南、陕西两省巡抚行文，违反平级称呼，敢以朱笔“札文”发之。文案力劝不可，他大言：“今日之钦差大臣，即昔之大将军，大将军对督抚行文皆用札，故我亦用之”。陕西副都统高福因一言不当，胜保下令杖责这个同品官200军棍。

胜保的骄纵，引起了督抚不满，于是有人上折参他，如何南巡抚严树森奏：“回捻癣疥之患，粤寇亦不过肢体之患，惟胜保为心腹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455页

慈禧见到严树森的奏折，问军机：“胜保的奏章中何来不臣之心？”军机翻出胜保的奏章，竟有“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摇制”等傲气冲天之语。慈禧闻言触动心事，时肃顺被杀不久，其跋扈之状记忆犹新，八大臣对她的无理，至今恨犹未消。如今又出一个胜保，如此乖张，如不早制，必定又是一个肃顺。但转念一想，政变发生未久，胜保为之立过大功，又为先帝所倚重，因想给他个改过机会，遂密令告诫之。

谁知胜保骄病不改，对慈禧的告诫毫不介意，日加骄恣狂横。大军西行，随军抬着30多个姬妾，所驻之外仍不然劫妇抢女。贪色之外，又加侵渔，上面拨下的军饷，随意挥霍，以至军中无饷。一次，部队遇伏失败，死伤枕藉，军官雷正绾痛哭入帐，求发恤赏。谁料军饷已为之挥霍殆尽，无法救恤。伤兵躺在他帐外彻夜呻吟，胜保不但不睬，仍照旧饮酒喧淫。他所到之处，皆明令地方“馈赠”，一州一县“不逾数千金不能出境”。又在军中纵容委员滥卖功牌，士兵以抢掠之资购买功牌，又以功牌向地方勒索，其行过于匪类。胜保还向地方出售功牌，流氓、土匪们都身怀胜保军中的立功牌。

胜保军西进，捻军决定迎头痛击，集中豫、陕、晋力量，汇合西北回民起义军集于潼关一带。胜保见情况急迫，不向清廷请示，即私自发函调投清不久的苗沛霖由安徽进入陕西，共同对付捻军和回民起义军。岂料，反复无常的苗沛霖曾几度投叛，当胜保密约他入陕时，他正在谋筹反叛；而已随胜保入陕的宋景诗军也乘乱哗变。这些情况，已有人密报清廷。

慈禧闻报，一面调兵堵截苗沛霖，一面飞章令在河南西部镇压捻军的多隆阿兼程北上，密谕他逮捕胜保。密谕说：“苗沛霖欲统逆练一二两万人往投胜保，恐到陕后勾结四匪，肆行无忌，请饬堵截。”

多隆阿得令率七千轻骑，由紫荆关北上，日夜兼程，于1862年11月中旬至潼关，会合副都统德兴阿。为安胜保之心，先在同州向回民起义军发动攻势，接连打了几仗，表示支援胜保解潼关之困。见胜保不疑，乃布置好阵势，率队进入胜保辕门，胜保喜迎多隆阿进入大帐。多隆阿之军已把胜保行辕团团围住，刀光耀眼，寒气森森。多隆阿一声断喝：“胜保接旨！”胜保毫无准备，随着多隆阿的断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多隆阿昂首扯喉，厉声宣读上谕：

谕内阁：前因陕西回匪猖獗，特命胜保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责重任专，宜如何迅扫敌氛，力图报效。乃抵陕已经数月，所报胜仗多系捏饰，且纳贿渔色之案，被人纠参，不一而足。实属不知自爱，有负责任！胜保著即行革职，交多隆阿拿问，派员迅速押解来京议罪，不准逗留。多隆阿著即授为钦差大臣，所有关防即著胜保交多隆阿祗领。所部员并兵勇，均著多隆阿接统调遣。钦此！《东华录》，同治朝十六，同治元年十一月。

直到第二年年初胜保才被押到京师，关进刑部大牢里。经过几个月的审理，贪污、索贿、渔色等皆有实证。但胜保本人却只承认携带姬妾随营一条，其余概不承认，同时递上诉呈，反控参劾他的官员是诬告。

此时，有人上折为胜保鸣冤。那是原胜保军中的文案，此人曾因事故被革，后又投奔胜保军营直升为道员的吴台朗。他连通胜保的死党革职翰林蔡寿祺，还有山东道御史吴台朗的弟弟吴台寿，最后是吴台寿出面上折。奏折力陈胜保的多年战功，尤其强调八里桥战役，曾为先帝褒奖，又陈胜保之过远小于功劳。故不应治罪，应将功补过。认为若治功臣之罪，“必令将帅寒心，叛人借口”等。此外，尚有江南提督李昭寿等上疏，申述吴台寿折中的理由，要求免治胜保。

慈禧见到这些折本，令军机明发，让臣工讨论。不久，便有御史刘芝泉、翰林院编修张之洞、御史赵树吉等的奏折上达。这些折本一致认为，胜保过去虽有功，但如今所犯之罪令人发指，已无法将功抵过。尤其胜保蔑视“太后女流，皇上稚幼”，胆大妄为等恶行；贪污、腐败之丑行；招降纳叛之叛行等。实当严惩，不然将使法不为法，律不为律了。

随后，慈禧、恭亲王召集军机，会同刑部议胜保之罪。同时再审胜保，胜保仍死硬不服，还大骂审他的周祖培、李棠阶等人，仍“欲坐参劾诸臣以重罪”。

胜保的行为惹起众怒，慈禧见胜保祐无可祐，乃命发上谕：“苗沛霖性情阴鸷，胜保极口保其无他，且擅调其练众入陕。今苗沛霖已戕官踞城，肆行背叛。宋景诗以反复降匪，经胜保代为捏报战功，保至参将，后又在陕拥众背叛。是今日苗宋二逆之糜饷劳师，皆胜保养痈贻患所致。而胜保党护苗宋二逆，不得谓挟制朝廷之意。”《清史列传》，第12册，第3753页。慈禧要处死胜保，最严重的理由便是这一条，即胜保招降的苗沛霖和宋景诗反叛了清廷；胜保“党护”苗沛霖和宋景诗，便是“挟制朝廷”。此外诸条，实难定胜保死罪。

十重用汉员，激浊扬清（3）

同治二年七月十八日（1863年8月31日），谕令胜保自尽。

在北京的大热天里，胜保那肥胖的躯体被挂到了大梁上时，不知胜保是否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他那不断挣扎的狰狞之态，又能使不法之官留下何种教训。

后来，有人把胜保和当时的湘军大将相比较说：“胜保颇有战绩，然拥兵养寇为自固之计，与汉唐季世将帅同一恶习。幸当中兴之世，湘淮子弟，材勇辈出，又皆儒臣统兵，为子表率，益形末路。旗营之劣而无以逞其奸，遂为士夫所不齿。”刘体仁：《异辞录》，卷一，第25页。还说，胜保因辛酉建功，不料竟“矜功恃宠，日即骄淫”印鸾章：《清鉴》，下册，第667页。。

曾国藩等湘军统帅，为清政府作战十余年，不敢争一功、求一饷、问一爵，为保江山社稷、捍卫“名教”殊死苦斗，深怕“威权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唯慈禧之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怕功高盖主，带来杀身之祸。胜保“矜功持宠，日即骄淫”，终成为慈禧的“心腹大患”，故而造成身败名裂。

学者评价同治初慈禧杀何桂清和胜保的举措说：“咸同之交，各省疆吏，领兵大臣，往往依恃军符，贪庸骄蹇。其植党甚众，盗名甚工，朝廷始亦为所蒙蔽，迨罪状昭著，卒以此败。就其最著者言，汉人中莫若何桂清，满人中莫若胜保。”又说：“清廷能于危疑震撼之时，诛何桂清、胜保二大臣，足见其法纪尚未全坠，故可支撑至数十年耳。”

惩办何桂清、胜保的同时，垂帘太后和议政王奕䜣对国家的全部吏治进行了整顿。

在整顿中被惩办的大小官员还有很多。主要有：

兵部满侍郎庆英，动用兵部公款，又企图行贿以免遭处分。事发，被革职。

直隶顺天府治蒋大镛纳贿、大兴县知县白维贪劣、永清县知县王锡琦苛派，三员同时被革职。

云贵总督福济，镇压西南少数民起义不力，又以进京述职为理由逃脱险困，被革职。

陕甘总督乐斌，怯懦无能，玩法营私，被革职充边。

安徽巡抚翁同书，因失守定州、寿州，隐瞒实情，为曾国藩弹劾，出旨拿问。定为“斩监侯，秋后处决”。

勒令声名甚劣的全场侍郎廉兆纶，老朽的福建巡抚瑞瑸休致。

内阁学士巴彦春、光禄寺卿雷以、光禄少卿范承典等，也因“年力就衷”、“声名平常”、“品行污下”而勒令休致。

地方州县也有一批官员因“曲意钻营”、“性尚浮华”、“年力衷颓”、“性情疏懒”等，被勒令休致或降调职务。

对慈禧太后和议证王的吏治整顿，曾国藩给其弟弟曾国荃的私信中说：“两宫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浊扬清，赏罚严明，……谕旨皆严切异常。吾辈忝当重任，不恃无意外之罚，而恃无可罚之实。”《曾国藩全集》，第二册，第920页。通览曾氏此时的家书信函，反映了曾氏对慈禧、恭王杀胜保，整饬吏制的心情。尤其对意气用事的“老九”曾国荃极不放心。如这年他给雨花台大营曾国荃兄弟的信说：现在是咱们家的鼎盛时期，兄弟们非督即抚，近世有几家有此殊荣？但“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这封信写得很长，他举出历史上大量的例证，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盖，把好“廉、谦、劳”三字，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时时回头，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啊！

湘军大将骆秉章，对战阵有功，连慈禧都对之封官加赏。但当时清政府在危难之时，对湘军大将，曾氏兄弟授之高官厚位，力加激励、褒扬。同时，对战阵有功的如四川总督骆秉章、建昌知府王锡龄、守备张松昭等，军机处潘祖荫、曹毓瑛、林寿图等，皆给封官加赏。

同年二月二十日，两宫太后发布懿旨，对前线牺牲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江宁将军祥厚、西安将军扎拉芬、江南提督张国梁、浙江布政史李续宾、湖北巡抚胡林翼等40多名死难官员，加恩赐谥，升坛赐祭。

年轻的两宫太后和议政王爷初政时配合紧密，锐政风发，博得了满朝文武和地方封疆的拥护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