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作者介绍

1、弗兰克，你来飞一会儿

2、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

3、父亲不担心我会占他的便宜

4、给汽车狂换轮胎

5、那时我不知道我是谁

6、我开始了支票诈骗

7、想当一名“飞行员”

8、闯进14号机棚

9、假冒记者采访一位机长

10、他想制作一枚胸卡

11、我成了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12、穿上制服就是不一样

13、和几个空姐混熟了

14、开始免费搭乘飞机

15、到迈阿密的约会

16、越来越熟练的小骗子

17、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

18、赶制哈佛假文凭

19、我的名牌西服让人瞩目

20、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21、在暑期当了教授

22、在美丽的小镇上

23、百密一疏差点露馅

24、假冒调查局人员取回支票

25、遇到真爱讲实话

26、逃到拉斯维加斯

27、袭击拉斯维加斯

28、骗银行骗顺了手

29、从费城到迈阿密

30、为了护照发愁

31、跳上木马下不来

32、自己印制泛美支票

33、假支票就像真的一样

34、警察抓到弗兰克

35、被抓进了拘留所

36、顺便洗劫一家银行

37、幻想着有自己的机组

38、到大学挑选冒牌空姐

39、骗学生去做泛美广告

40、迈阿密枫丹白露旅馆

41、贪婪的姑娘上了当

42、假空姐飞来逛伦敦

43、假空姐怕见真空姐

44、姑娘们结束了旅行

45、蒙彼利埃避风港

46、成为蒙彼利埃市民

47、在蒙彼利埃栽了

48、黑漆漆的监狱小屋

49、真正的暗无天日

50、在暗牢里向往光明

51、美国领事也帮不上忙

52、犯人被押向别处

53、到巴黎洗澡吃肉

54、去瑞典接受审讯

55、瑞典的监狱像宾馆

56、回美国重新受审

57、在飞机降落时跳跑

58、以检查员的身份越狱

59、弗兰克最后的逃脱

作者介绍

弗兰克.威.阿巴纳勒，小时父母离异后便跟着父亲生活。在疏于管教的环境下他学会了泡妞，因此走上诈骗金钱的道路。在诈骗生涯中他先后冒充过飞机驾驶员、儿科医生、教师、律师等，用各种手段诈取几百万美金。二十一岁前便成为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德国等许多国家通缉的要犯。

弗兰克的父亲说的话让人深思：“一个人拥有什么并不重要可，重要的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问心无愧。”而弗兰克也找到了答案：“我想是谁就是谁。”正是如此，才使得弗吉尼亚大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花了两年时间，对弗兰克进行了各种笔头和口头的测试，还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使用了吐真测谎器后得出结论：“他的犯罪阈值很低。”弗兰克根本不是为了诈骗而诈骗，他把诈骗看作攀登大山并多次到达峰顶。从弗兰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点：

一、 人格魅力。一个人的服装是其人格魅力的一部分。一流的骗客通常像一个争取连任的政治家一样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虽然我们不是骗客，为了争取事业的成功，何尝不要注意外在形象。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二、 敏锐的观察力。“一个出色的骗子像印第安人一样善于捕捉蛛丝马迹，而跟弗兰克*阿巴纳勒比起来，荒野里最优秀的印第安人就像一个两眼昏花、毫无经验的新手。”社会之网是复杂的，很多情况下不是绝对的欺骗，而是无意识欺骗或半欺骗状态，敏锐的观察力是耳清目明的条件。而我个人认为“知”是一码事，“动”是另一码事，有很多事你可以看清楚但你未必要“动”。事物都在变化之中，不断的观察事为了在最关键的时候采取准确无误的措施。既要察言观色，又要难得糊涂。

三、 善于研究。这是死硬的亡命徒和超级骗客之间的显着差异，一个歹徒依靠的是枪，一个骗子依靠的是大脑。在弗兰克利用假支票骗钱的高峰时期，他对支票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一家银行的任何一位出纳员，甚至超过其中的大多数人。在本书中弗兰克便是利用银行人只对本行数字代码的无知，利用兑换支票的人们对支票知识的匮乏，大发横财。既便是我们国家，在岗位上做业务而不熟悉业务的人数不胜数，南郭先生无处不在。而弗兰克，为了获取个方面资料以达成他冒充各行职业的目的频繁光顾书店，制造偶然机会询问他人，冒充大学生、作家、拟稿人通过电话发问，逛机场偷听谈话以测试词汇量，泡亚特兰大图书馆，随身携带笔记本记下许多断语、技术数据、五花八门的信息、人名、日期、地点、电话号码、思想片段甚至鸡毛蒜皮的琐碎情报。

以上三点不过是主要优点。虽然他是一个骗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他很多让我欣赏的地方，比如说他认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一辈子也不会变心；他胆大信细，在暴露地址后扮演联邦调查员取支票；为爱大胆表白、承认一切；临阵不慌，在警察局咬定自己的身份，不主动提供他在法国从事的任何犯罪活动的任何细节等。

这本书还有两个深深震撼我的地方不能不说。其一是当他被囚禁在可怕肮脏的监狱里备受煎熬时丰富的想象力挽救了他。出色的创造力在过去使他发明了很多高明的骗术，加上他的想象力竟然可以使他绝处逢生。其二是他金蝉脱壳之时机智镇定。译文原文如下：

“不许动，先生，我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像警匪片中那样大喝一声。

我没有站住，而是迎着枪口走去，一面抽出我的皮夹。“戴维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声音镇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奥里莱来了吗？”枪口放低了。

“不知道，先生。”那个警察说。“要是来了，可能在前面。”

“好吧，”我干脆地说。“你们守在这边。我去看看奥里莱来了没有。

他俩闪过身去。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入停车场那一边的重重夜幕之中。

该书叙述比较平和，毕竟是真实的故事，除了故事本身引起的波澜外，语言方面并没体现出杰出的特色。我们可以发现，文章主人翁正是作者弗兰克。^_^

在被捕入狱服刑5年之后，阿巴纳勒摇身一变，成了FBI的讲师——以自己的亲身经验现身说法，向探员们和大公司传授反诈骗技术。不仅如此，1980年，阿巴纳勒撰写的自传体小说《有本事来抓我吧：最非凡骗子的真实传奇故事》一举成为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书籍，还被专门猎奇的好莱坞片商买走了电影改编拍摄权。

1、弗兰克，你来飞一会儿

一个人的第二自我实际上只是他对自己最满意的印象。巴黎温莎饭店里我房间的那面镜子映出了我自己最满意的形象——一个黧黑英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皮肤光滑，肩膀宽阔，打扮得衣冠楚楚。谦虚可不是我的美德。而且在那个时候，美德并不是我的长处。

我对自己的外表感到满意，提起行李，离开了房间，两分钟后，我站在带栅窗的出纳室前。

“早上好，机长。”出纳员用亲切的口吻说。我制服上的标记说明我是副驾驶员，但法国人就是那样。除了他们的女人、葡萄酒和艺术，他们喜欢把什么事情都估计得过高。

我在她从柜台上递过来的旅馆账单上签了字，转身准备离开，又猛地回过身来，从我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工资支票。“对了，您能帮我兑成现金吗？你们巴黎的夜生活几乎使我倾家荡产，而我还有一星期才能回家。”我懊恼地笑着。

她拿起泛美全球航空公司的支票，看了看上面的数目。“应该没问题，机长，但数目这么大的支票，我必须请经理核实一下。”她说完便走进身后的一间办公室，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了，脸上绽开愉快的笑容。她把支票递给我，让我在后面签字。

“您是想要美元吧？”她问，然后不等我回答，就数出786.73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我推过去两张50美元的钞票。“如果您能帮我做一些必要的打点，我将不胜感激，我实在太粗心了。”我微笑着说。

她笑得更灿烂了。“没问题，机长。您真是太好了，”她说。“祝您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来。”

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奥利，叫司机把车停在环球航空公司入口处。我绕过大厅里的检票台，把我的的联邦航空局证书和泛美身份卡递给环球公司的地面指挥部工作人员。他核对了一下旅客名单。“没错，机长弗兰克·威廉姆斯，免费飞往罗马。行了，请把这个填一填。”他递来那份熟悉的给免税乘客的粉红色表格，我把相关资料填写进去。然后，我提起皮包，向标着“仅供机组人员”的海关大门走去。我举起皮包正要往柜台上放，稽查员，那个留着一绺胡须的干瘪老头儿认出了我，招手让我通过。

我朝飞机走去时，旁边过来一个小伙子，他带着毫不掩饰的羡慕，望着我那带金光闪亮的条纹和其他饰物的制服。

“您是驾驶员？”他问。听口音，他是个英国人。

“不，我像您一样，是个乘客，”我回答道。“我给泛美开飞机。”“您飞波音707？”

我摇了摇头。“以前飞过，”我说。“我现在飞DC－8。”我喜欢孩子。这个小伙子使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

我踏进机舱，一个妩媚动人的金发空中小姐迎了过来，帮我把行李拖进机组人员的行李舱。“我们这次航班满员了，威廉姆斯先生，”她说。“还有两个人想坐活动座椅，您把他们打败了。我负责座舱服务。”

“我只要牛奶，”我说。“如果您很忙，就不要为我操心了。免费乘机的人没有资格享受其他东西。”

我钻进座舱。驾驶员、副驾驶员和随机工程师正在作起飞前的设备和仪器检测工作，我进去时，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停下手来。“你们好，我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泛美公司的，别让我打扰你们。”我说。

“我叫加里·贾尔斯，”驾驶员说着，伸出一只手来。他朝另外两个人点了点头。“副机长比尔·奥斯丁，这是吉姆·赖特。很高兴您乘坐我们这趟航班。”我和另外两位飞行员分别握手，然后一屁股坐进活动座椅，随他们去忙碌。

20分钟后，我们就升入空中了。贾尔斯将波音707升至30000英尺的高空，检查了一下仪器，驾机绕过奥利城的高塔，然后解开安全带，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大大咧咧地把我极力夸奖了一番，接着便指了指他的座位。“弗兰克，您来飞一会儿这只鸟儿，好吗？”他说。“我去跟那些付钱的乘客拉拉关系。”

他提出的这个建议，对于一个来自竞争对手航空公司的免费搭乘的飞行员来说，是一种礼貌的表示。我把帽子放在座舱的地板上，坐在机长的座位，我心里很清楚，我手里捏着140条人命，其中包括我自己的。贾尔斯离开座位后是奥斯丁在控制飞行，这时他把操纵器交给了我。“看您的了，机长。”他笑容满面地说。

我立刻把这个庞大的飞机交给自动驾驶装置，但愿这玩意儿能够管用，我可是连风筝都不会放啊。

我不是泛美公司的飞行员，我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飞行员。说到底，我是一个江湖骗子，是四个大洲重点通缉的罪犯之一，现在我又在故伎重演：给一些善良的人设置一个超级骗局。

我在21岁以前，自家财产就达到250万。我一掷千金，大量购买华丽服装、美味食品，享受豪华公寓、妖冶美女、高档汽车和其他满足感官享受的东西。我在欧洲的每一个首都参加各种晚会，在所有着名的海滩上享受阳光，在南美、南太平洋、东方和非洲一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寻欢作乐。

这种生活并不轻松。我倒不是终日惶恐不安，但我的旅游鞋走过的里程实在是不计其数。我经常从侧门、安全楼梯和房顶上惊险逃生。我五年间丢掉的衣服，比大多数男人一辈子需要的还多。我真是比一只抹了黄油的蜗牛还要油滑。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自己像个罪犯。实际上我是个罪犯，我也明白这一点。官方和新闻记者把我描绘成本世纪最聪明的支票诈骗犯之一，而且还是一个虚伪的造假者和骗子，我的行骗能力可以领取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我是个资深的骗客，技艺高超，骗术一流。 下期我对他说，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但侦探不相信我的话，“不可能，”他说，“您可以糊弄那些联邦调查员，但您糊弄不了我。”

2、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

有时我也为自己维妙维肖的模仿才能和巧妙的诡计感到吃惊，但我从来不自欺欺人。我始终明白自己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个支票诈骗犯和江湖骗子，如果我什么时候失手被捕，我不会获得什么奥斯卡奖，而只会被送进监狱。

确实如此，我在法国的小牢房里待过，在瑞典的监牢里服过刑，还在弗吉尼亚州匹茨堡的联邦监狱里洗刷我在美国犯下的全部罪行。在最后这所监狱里，我自愿接受弗吉尼大学一位犯罪心理学家的心理评估。他花了两年时间，对我进行各种笔头和口头的测试，还在许多不同场合对我使用了吐真注射剂和测谎器。

这位精神病学家最后得出结论，说我的犯罪阈值很低。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骗子。

纽约的一位警察曾想尽各种办法抓我，他读了这份报告，嗤之以鼻。“这位精神病医生大概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他嘲笑道。“这个骗子洗劫了几百家银行，在世界上半数的旅馆里大肆行骗，除了街道拿不走，他把什么都席卷一空，他还在空中的每个航班上敲诈勒索，使这些航班上的大多数空中小姐都上了他的圈套，他递出去的假支票，足够糊满五角大楼每一面墙壁，他还自己开办该死的大专院校，他的行骗金额超过200万美元，弄得20个国家的警察都束手无策，他这样的人犯罪阈值很低？如果他的犯罪阈值再高一些，他还会做出什么来？抢劫诺克斯堡？”

侦探拿这份报告来与我对质。我们成了关系不错的对手。“你骗了这个精神病医生，是吗，弗兰克？”

我对他说，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尽可能诚实地完成了每一次测试。但侦探不相信我的话。“不可能，”他说。“你可以糊弄那些联邦调查员，但你糊弄不了我。你肯定骗了这个笨蛋医生。”他摇了摇头。“你骗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是小菜一碟，弗兰克。”

我已经在父亲那里试过身手了。我父亲是我创造的第一个行骗记录。爸爸具有行骗对象所必备的一个特点，他非常轻信，于是我从他手里骗走了3400美元。当时我才15岁。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并在那里度过最初的16年。我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和我父亲同名。如果我想叙述一个骗子的从小成长过程，可以说我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因为爸爸妈妈在我12岁那年分居了。但这样说就冤枉我的父母了。

父母先是分居，其后离婚，在这件事上最受伤害的是我父亲。他真的十分迷恋我妈妈。我母亲名叫波利特·阿巴纳勒，是一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混血美人儿，爸爸二战期间在奥兰服役时与她认识并结婚。当时妈妈只有15岁，爸爸28岁，尽管年龄的差异在当时似乎无关紧要，但我总觉得这对他们婚姻的破裂产生了一定影响。

爸爸从部队退役后，在纽约市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是一家文具店，在麦迪逊大街四十大道上，名叫谢恩文具店。他做得很成功。我们住在宽敞、豪华的房子里，生活过得即使谈不上奢侈，无疑是非常富足的。我们兄弟姊妹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缺少过什么。

一个家庭里，当父母之间出现重大问题时，孩子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话一点不假，而且我认为我的兄弟姊妹们也和我一样蒙在鼓里。我们以为妈妈很满足于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在一定程度上她确实这样。但爸爸不仅仅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在政治方面也非常活跃，是布朗克斯选区共和党的主要头目之一。他是纽约运动员俱乐部成员，一度还担任过该俱乐部的主席，他把许多时间都泡在俱乐部里，和商界及政界的朋友混在一起。

爸爸还非常热衷于到海上捕鱼。他常常飞到波多黎各、金斯敦、伯利兹或加勒比海的其他游览胜地，进行深海捕鱼的探险。他从来不带妈妈一起去，其实他应该带她去的。有一天，爸爸在追逐青枪鱼的远足中归来，发现他家里的鱼篓空空荡荡。妈妈收拾好行李，自己带着我们三兄弟和妹妹搬进了一套大公寓。我们几个孩子有些不解，但妈妈平静地解释说，她和爸爸已经合不来了，决定分居。

实际上，是她自己决定分居。爸爸对妈妈的行为感到震惊、意外和伤心。他请求她回家，并保证自己今后会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还说他可以削减深海捕鱼的次数，他甚至提出要放弃他的政治活动。

妈妈听着，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我很快就看出她根本不打算和解，但爸爸好像还不明白这点。妈妈在布朗克斯牙科学校注册入学，准备成为一位牙科技师。

爸爸没有放弃。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到我们公寓来，苦口婆心、甜言蜜语地哄劝她、恳求她、恭维她。有时他实在憋不住了，发起了脾气。“该死的，你这个女人———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他吼道。

当然，这种局面对我们兄弟几个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我，我爱爸爸。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开始利用我去说服和争取母亲回心转意。“儿子，跟她谈谈，”他经常恳求我。“告诉她我爱她。告诉她，如果我们一起生活，大家会过得非常开心。告诉她，如果她回家来，你也会很开心，你们几个孩子都会很开心。”

他买了些礼物让我捎给妈妈，还教给我一些精心设计的话，让我去动摇母亲的决心。

我母亲毫不上当。爸爸大概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妈妈看到他把我作为他们婚姻棋盘上的小卒子，对他非常反感。我14岁那年，她和爸爸离婚了。

爸爸心灰意懒，我也很失望，因为我真的希望他们重归于好。我得替爸爸说一句：他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一辈子也不会变心。他1974年去世的时候，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

3、父亲不担心我会占他的便宜

妈妈最终与父亲离婚时，我选择了跟爸爸生活。妈妈对我的决定不太赞成，但我觉得爸爸需要我们有一个人在他身边，他不应该独自生活，于是我就说服了妈妈。爸爸感到非常宽慰和高兴。对这个决定我从没后悔过，不过爸爸也许有一点儿。

和父亲一起生活，一切都和过去完全不同。我许多时间都泡在纽约最高雅的沙龙里。我渐渐了解到，商人并不总是享受豪华丰盛的午餐，他们也会狼吞虎咽地吃锅炉工的便餐，三口两口划拉光一大堆粗茶淡饭。而且我还很快注意到，政客们一旦端起一杯加冰块的波旁威士忌酒，对世界大事倒是无所不知，但对自己的钱包可就放松了警惕。爸爸的许多生意和大量政治活动都是在吧台附近完成的，我就在旁边等他。起初，我父亲的喝酒习惯让我大吃一惊。我倒不认为他在酗酒，但也喝起酒来左右开弓，一杯接一杯，我真担心他是个隐君子。不过，他尽管喝起来不要命，我从没看见他喝醉过，过了一阵，我断定他对酒精没有反应。

我对爸爸的那些同事、朋友和熟人非常着迷。他们来自布朗克斯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有拉选票的、警察、工会头头、公司经理、菜农、承包商、证券经纪人、售货员、出租汽车司机和推销商。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有些人好像直接从达蒙·鲁尼恩的作品中蹦出来的。

我和爸爸出去闲逛了半年，就变成了一个都市油子，通晓各种人情世故，这可不是我父亲希望我受的教育，但没办法，在小酒馆的雅座上只能得到这样的熏陶。

爸爸在政治上门路很广。当我明白这点时，我已经开始逃课，和附近一些无人管教的孩子混在一起了。他们不是小流氓，也不打架斗殴。他们不做什么大不了的坏事。他们都是家庭环境很糟糕，想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哪怕那个人是专管逃学和旷课的劝学员也好。正是这个原因，我与他们混在了一起，大概我也在寻求别人对我的注意吧。我真心希望父母破镜重圆，我隐隐约约地以为，如果我的行为像个少年犯，就会给父母提供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促使他们和解。

我作为一个少年犯是很不成功的。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偷点儿糖果什么的，或溜进电影院混一部电影看看。我比我的那些同伴成熟得多，块头也大得多。我15岁时就完全发育成熟了，身高6英尺，体重170磅，我猜测，我们的许多小淘气行为之所以不受惩罚，是因为别人看见我们都以为我是老师，照看着几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大哥哥，看护着一群小弟弟。我有时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我经常为他们的幼稚感到恼火。

我最生气的是他们做事缺乏艺术性。我很早就懂得，档次是受到普遍赞美的。任何缺点、罪过或罪行，如果其中有那么一点儿档次，都会受到宽容和谅解。

这些孩子甚至不能巧妙地偷到一辆汽车。那天，他们破天荒第一次偷了一辆车，开过来把我捎上，从我家刚开出一英里，就被警车逼到了路边。那帮傻瓜是从私人车道上偷的车，车主就在旁边给他的草坪浇水。最后我们都进了少年管教所。

爸爸不仅把我弄了出去，还把这件事的笔录里涉及我的内容都抹掉了。他的这种杰出的活动能力，在今后许多年里耽误了许多警察的许多睡眠时间。即使是一头大象，如果您刚开始搜寻时就能发现它的足印，也会很容易把它找到。

爸爸没有狠狠地责骂我。“我们都会犯错误，儿子，”他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靠这种办法不行。在法律上你还是个孩子，但你的个头已经是个成人。也许应该试着像成年男子一样考虑问题。”

我离开了以前那些伙伴，又开始按时上学，并在布朗克斯的货栈里打工，做一名负责运输业务的办事员。爸爸很满意———一高兴就给我买了一辆旧福特汽车，我把这辆车修理改造成了一个陷阱，专门捕捉美女。

如果要把我后来的邪恶行为怪罪到什么上面，我会怪罪到那辆福特车上。

那辆福特车彻底打破了我身上所有的道德准则。它使我认识了女人的美妙，整整6年时间我都没有恢复理性。

我在与最令人销魂的美女接触几次之后，也成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实际上姑娘们花不了您几个钱，但即使是最喜欢玩闹的小姐，也希望时不时地得到一个汉堡包和一杯可乐，就算是为了补充能量嘛。这样，我就感到经济上入不敷出了。我需要想个办法使自己收支平衡。

我选中了爸爸，他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发现姑娘的美妙和随之而产生的快乐。

“爸爸，您送我一辆汽车真是太好了，我原本不应该再提出什么要求，但我那辆汽车有点儿麻烦了，”我恳求道。“我需要一张汽油赊购卡。我每个月只拿一次工资，我要买学校的午饭，还要去看比赛、与朋友约会什么的，有时候就没钱买汽油了。我会尽量自己支付账单，但我向您保证，如果您让我拥有一张赊购卡，我决不会滥用您的慷慨。”

当时我的一张嘴就像爱尔兰的马贩子那样乖巧油滑，而且我是真心实意的。爸爸考虑着我的请求，片刻之后点了点头。“好吧，弗兰克，我相信你，”他说，从皮夹里取出他的美孚石油赊账卡。“这张卡就给你用吧。从现在起，我不再向美孚赊购什么东西了。这是你的卡，按道理说，每个月美孚的账单寄来时，应该由你负责支付。我不担心你会占我的便宜。”

他应该操这份心的。第一个月，这种安排很奏效。美孚的账单寄来了，我照那个钱数填了一张汇款单，寄给了石油公司。但付完那笔钱后，我又身无分文了，这大大妨碍了我对姑娘的不断追求。我开始感到沮丧。不管怎么说，追求幸福是每个美国人不可剥夺的特权，不是吗？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 下期那天下午把车停在一家美孚加油站时，脑子里并没有想着缺钱花的事。当时，我看见加油站的轮胎陈列架前面竖着一个很大的招牌———我们就会把轮胎装在您的车上。

4、给汽车狂换轮胎

那天下午把车停在一家美孚加油站时，脑子里并没有想着缺钱花的事。当时，我看见加油站的轮胎陈列架前面竖着一个很大的招牌。招牌上写着：“买一套轮胎记在您的美孚卡上———我们就会把轮胎装在您的车上。”我这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原来美孚卡不光可以购买汽油啊。我不需要轮胎———福特车上的轮胎实际上还是新的———但我仔细研究着那个招牌，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计划。见鬼，没准会管用呢，我想。

我下了车，走向那个服务员，他同时也是这家加油站的老板。我好几次在这里停车加油，跟他有点儿面熟。这个加油站生意比较冷清。“我还不如去抢劫别的加油站呢，也比在这里惨淡经营挣得多。”他有一次这样抱怨。

“我买一套轮胎要多少钱？”我问。

“您这种车，一套160美元，可您这套白胎壁的轮胎还挺不错的呢。”那人说。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担心我会动他保险箱的念头。“是啊，实际上我并不需要轮胎，”我顺着他的话说。“但是我的资金有些短缺。我跟您敞开说吧。我想买一套这种轮胎，用这张卡付账。但我并不拿走轮胎。您给我100美元。轮胎还在您手里，等我爸爸把轮胎的钱付给美孚，您的回扣就到手了。您先预付一笔钱，轮胎卖掉后，那160美元就全进了您的腰包。您认为怎么样？您占了大便宜呢，伙计。”

他仔细研究着我，我看出他眼里既贪婪又狐疑的神色。“您老爸那边怎么对付？”他谨慎地问。

我耸了耸肩。“他从来不看我的汽车。我对他说我需要换一套新轮胎，他就叫我记在账上。”

他仍然半信半疑。“让我看看您的驾驶执照。这张卡可能是偷来的。”他说。我把我的青少年驾驶执照递给他，那上面的名字和卡上一样。“您只有15岁？看上去25岁都不止。”加油站老板说，把执照还给了我。

我笑了。“我跑的里程可不少。”我说。

他点了点头。“我得给美孚打个电话，征得他们的同意———碰到大笔买卖时，都得这么做，”他说。“如果他们说行，我们就成交。”

我将车驶出加油站时，皮夹里多了5张20美元的钞票。

我高兴得有些飘飘然了。由于我还没有品尝过酒精的滋味，所以不能把这种感觉与喝过香槟酒后的那种微醉感相比，不过，这是我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最喜悦、最兴奋的感觉了。

说实在的，我完全被自己的聪明折服了。既然这种办法成功了一次，为什么不能成功第二次呢？确实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它到底成功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数不清了。我记不清我用那张赊购卡买了多少套轮胎、多少电池和其他汽车配件，然后又把它们卖回去，领取回扣。布朗克斯的美孚加油站我都跑遍了。有时我劝说替我加油的家伙给10个美元，我签单购买20美元的汽油。我不断故伎重演，那张美孚卡被我用得很薄了。

不用说，我把骗来的钱都花在泡妞儿上。起初，我这么做毫无顾忌，反正美孚公司同意负担我寻欢作乐的费用，管它呢！接着，第一个月的账单落进了我的信箱。信封里塞满了赊购发票，比圣诞节的烤鹅还要鼓鼓囊囊。我看了看总数，一时间真想逃离红尘，到教堂去当祭司，因为我意识到美孚公司指望爸爸支付这些账单呢。我压根儿没想到爸爸会成为这场游戏的最终受害者。

我把账单扔进废纸篓。两星期后，寄来了第二份通知，也被我扔进了垃圾箱。我考虑过和爸爸当面谈一谈，坦白交代这一切，但我没有勇气。我知道他早晚会发现的，但我决定让别人，而不是我，去告诉他。

奇怪的是，我在等待父亲和美孚进行高层会谈的期间，并没有罢手不干。我继续靠信用卡行骗，把赃款都花在漂亮女人身上，尽管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同时也在欺骗爸爸，可喜欢漂亮女人的欲望使我丧失了良心。

终于，美孚公司的一位调查员在我爸爸的店铺里找到了他。那人连声道歉。

“阿巴纳勒先生，您拥有我公司的信用卡已经15年了，我们十分珍视您这位客户。您的信誉是一流的，从来没有拖欠付款，我来这里不是因为账单的事打扰您。”那位代理人说，爸爸一脸困惑地听着。“我们只是觉得好奇，先生，希望弄清一件事情。在短短三个月里，您怎么会为一辆1952年的福特汽车购买了那么多汽油、石油、电池和轮胎，积欠了3400美元的账款呢？在过去60天里，您在那辆车上换了14套轮胎，在过去90天里，您买了22个电池，而且您买的每加仑汽油都跑不了两英里。我们猜想您那辆该死的老爷车上大概连油盘都没有……阿巴纳勒先生，您有没有想过把那辆破车折旧换一辆新的？”

爸爸惊呆了。“什么？我根本就没有用我的美孚卡———我儿子在用着。”他回过神来后这样说道。“这里面一定出了什么差错。”

美孚调查员把几百张美孚赊购发票放在爸爸面前。每一张上都是我模仿的他的签名。“他怎么会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爸爸惊呼道。

“我不知道，”美孚代理人说。“我们何不去问问他呢？”

他们就来问我了。我说我对这场骗局一无所知，他俩都不相信我的话。我以为爸爸会大发雷霆，但他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迷惑。“听着，儿子，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就原谅你。我来付清账单，你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提出条件。

我个人认为，我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辈子都没对我说过谎话。我立刻避重就轻地承认了错误。“都怪那些姑娘，爸爸，”我叹了口气，说。“她们对我产生了奇怪的影响。我解释不清。”

爸爸和美孚调查员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爸爸把一只表示同情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别为这个发愁了，孩子。这种事儿爱因斯坦也无法解释。”他说。

就算爸爸原谅了我，妈妈却不依不饶。这件事弄得她忧心忡忡，她把我的不良行为怪罪于父亲管教不严。我母亲对我仍然是有法定监护权，她决定使我摆脱父亲的影响。 , ,下期我在学校待满一年后，他来接我回家时，已经成了一个邮局职员。妈妈发了慈悲，同意我回来跟爸爸一起生活。我被爸爸突如其来的厄运惊呆了，并隐隐有一种负罪感。

5、那时我不知道我是谁

更糟糕的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工作，我母亲也经常参加这些机构的活动，她听从这位朋友的忠告，把我送进了纽约切斯特堡的一家专收问题男孩的天主教慈善私立学校。

这学校作为一个管教所，在各方面还说得过去。它不像一个治疗机构，而更像一个时髦的营地。我和另外6个男孩住在一座干干净净的木屋里，除了不许走出校园，并且随时受到监督外，我在其他方面没有遭什么罪。

开办学校的那家兄弟非常和蔼仁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住校生差不多。我们都在一个公用大食堂里吃饭，饭菜很讲究、很丰盛。学校里有一家影剧院，一间电视房，一个娱乐厅，一个游泳池和一个体操房。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娱乐和运动设施。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3点上课，其他时间都是自己的，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我们的不端行为，两兄弟从不没完没了地训斥，也不用盛气凌人的口吻对我们进行说教，除非您真的闯了大祸，才会受到惩罚，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小屋关上一两天。我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所学校这样的地方，直到被关进一家美国监狱。从那以后我经常怀疑联邦监狱是由天主教慈善机构暗中操办的。

但是，这种修道院般的生活使我非常厌烦。我忍受着，但总觉得被关在这所学校里是一种惩罚，而且是我不应该受的惩罚。不管怎么说，爸爸已经原谅了我，而他是我犯罪行为的惟一受害者。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不过，这所学校最令我不满的一点，就是没有姑娘。它完全是一种男性的气氛。即使看见一个修女，也会使我想入非非。

如果我知道在我住校期间父亲的遭遇，心情还会更加沮丧。他始终不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我只知道，在住校期间，他在经济上遇到几次严重的困难，失去了自己的公司。

他一下子就完蛋了。他不得不变卖住房、两辆大卡迪拉克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在短短几个月里，爸爸的生活水平从百万富翁一下子沦为一个邮局职员。

我在学校待满一年后，他来接我回家时，已经成了一个邮局职员。妈妈发了慈悲，同意我回来跟爸爸一起生活。我被爸爸突如其来的厄运惊呆了，并隐隐有一种负罪感。但是爸爸不允许我自责。他安慰我说，我从他那里敲去的3400美元跟他公司破产毫无关系。“别再想这个了，孩子，那只是九牛一毛。”他欢快地说。

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他似乎不太在乎，但我却很烦恼。我不是为自己发愁，而是为爸爸。他原来有权有势，在政界和生意场上一呼百应，为所欲为，如今却为一点可怜的工资卖命。我试着追问事情的原委。“您的那些朋友呢，爸爸？”我问。“我记得您总是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难道他们谁也没有提出帮您一把？”

爸爸只是幽默地笑了笑。“你会明白的，弗兰克，你得势的时候，数不清的人都会自称是你的朋友。一旦你落魄了，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赏你一杯咖啡，就算你幸运了。如果我能从头再来，一定要更谨慎地选择朋友。我确定有一两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们不很有钱，但其中一个替我在邮局找到了这份工作。”

他不愿老是想着自己的不幸，也不愿过多地谈论它们，但这些事情总是纠缠着我，特别是我和他一起坐在他的车里时。这辆车还不如我的那辆福特。爸爸替我卖掉了福特车，把钱存入我的名下。他现在的车是一辆破破烂烂的雪佛兰老爷车。“爸爸，您开这辆破车，心里一点儿也不难受？”我有一天问他。

“我的意思是，它跟卡迪拉克相比，真是一落千丈啊，是不是？”

爸爸大笑起来。“弗兰克，您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一个人拥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辆车挺好。我可以开着它到处跑。我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最要紧的，至于别人怎么想，那都是次要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比拥有一辆好车更重要……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问心无愧。”

麻烦的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短短三年后，我找到了答案。“您是谁？”在迈阿密海滩上，当我一屁股坐在一位性感的黑美人身边时，她这样问我。

我十六岁离开家，寻找自我。

并没有任何压力迫使我出走，尽管我不快活。一分为二的家庭格局没有改变。爸爸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而妈妈坚决不肯动摇。爸爸仍然把我当成他向妈妈第二次求婚的调解员，妈妈则一如既往地讨厌爸爸让我扮演丘比特的角色。我自己也不喜欢。妈妈已从牙科学校毕业，在拉奇蒙的一位牙医手下工作。她似乎对她崭新的、独立的生活感到很满意。

我并没有离家出走的计划。但每次爸爸穿上邮局职员的制服，开着破旧的老爷车去上班，我都感到心灰意懒。我无法忘记他过去穿名牌西服、开豪华轿车的那副派头。

1964年6月的一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世界某个遥远的角落似乎在低声召唤，“来吧。”于是我就去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告别，也没有留下短信什么的。我有一个200美元的支票活期存款账户，是大通曼哈顿银行西切斯特支行的，这是爸爸一年前为我开设的，我一直没有用。我翻出我的支票簿，把几件最好的衣服装进一只旅行箱，搭上了一辆开往纽约市的火车。确切地说，纽约并不是地球的某个遥远角落，但我认为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站。如果我是从堪萨斯或内布拉斯加逃出来的，到了纽约，看到混乱不堪的地铁，高耸吓人的摩天大楼，拥挤嘈杂的交通，还有人们整天为生计操心，没完没了地奔波忙碌，我一定会被吓得赶紧逃回大草原去。

6、我开始了支票诈骗

下了火车不到一小时，我就遇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我花言巧语地哄骗他把我带回了家。我对他的父母说，我来自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父母双亡，我想出来自己闯荡，在找到工作之前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他们对我说，我尽管住在他们家，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并不打算滥用他们的好意。我急于赚到一笔本钱，然后离开纽约，尽管我还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想做什么。

但我有一个明确目标：一定要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我要到达某座山的顶峰，而且一旦成功，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把我从那个顶峰驱逐下来。我不会犯我爸爸那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很快，我就发现纽约这个大苹果并不是那么甜美多汁，即使在一个出生于本州的人看来也是如此。找工作倒不成问题。我以前在父亲手下做过仓库发货员、零售商店送货员，在文具店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开始拜访一家家大文具公司，非常坦诚地介绍自己。我说，我只有16岁，是个中学退学生，但我对文具业务非常精通。我拜访的第三家公司的经理雇用了我，薪水是每小时1.50美元。我当时天真得很，以为这点钱就够我花的了。

不到一星期，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每星期单靠60美元是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的，即使我住在最破烂的鸡毛旅店，吃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垃圾食品，这点钱也不够我花的。更让我灰心沮丧的是，如今我在泡妞的游戏中只能干饱眼福了。在我认识的这么多姑娘看来，仅在中央公园散散步，吃一个从街头小贩手推车上买来的热狗，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我自己对这种无聊的调情也不感兴趣，而且我吃了热狗总爱打嗝。

我分析局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拿的薪水少，不是因为我中学没念完，而是因为我只有16岁。男孩子当然不可能拿到一个男人的工资。

于是，我一夜之间增长了10岁。人们，特别是妇女听说我还是个10多岁的少年，经常大吃一惊。我想，既然我看上去不止这个岁数，我就不妨真的增加几岁。我在学校里学过书画刻印艺术。我驾驶执照上的出生日期从1948年改成了1938年，效果足以乱真。然后我作为一个26的中学退学生再去劳动市场碰碰运气，皮夹里装着证明我年龄的证书。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没有中学毕业文凭的男人，他的工资标准是不会让“最低工资条例”的制定者觉得尴尬的。没有人对我的新年龄提出疑问，我得到的最高薪水是每小时2.75美元，工作是当一个卡车司机的助手。有几位雇主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决定一个员工薪水多少的不是年龄，而是受教育程度。受的教育越多，报酬就越高。我悲哀地承认，一个中学没毕业的人就像荒野里一只三条腿的狼。它饿不死，但也只能吃个半饱。我后来才想到，其实文凭和出生日期一样，也是很容易伪造的。

一星期110美元，我可以勉强糊口，但靠这点钱要像像样样地生活是不可能的。我太迷恋女人了，任何一个沉溺于赛马赌博的人都会告诉您，要想破产，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赌注下在小牡马上。而我追求的姑娘都是活泼的小牡马，她们真使我破费不少。

我开始动用那200美元的账户了，一缺钱花，我就开支票。

这是一笔我本来不想动用的储备金，所以我开支票时尽量很保守。我兑现的支票金额通常只有10美元，最多20美元，起先我所有的支票交易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完成的。后来我发现，商店、旅馆、杂货铺和其他商行也可以兑现个人支票，只要钱数不多，并出示适当的证件。我发现人们都把我那张经过涂改的驾驶执照看作合适的身份证明，于是，每当我需要兑现一张20或25美元的支票时，我便就近在某家旅馆或百货商店停一停。没有人问我什么问题。没有人向银行核实一下我的支票是否有效。我只需把支票和经过润色的驾驶执照一起递过去，对方就会把执照和现金一起还给我。

这非常容易，太容易了。不出几天，我的账户就透支了，继续开出的支票已属无效。可是，每当我需要钱补贴一下可怜的工资，或想和某个漂亮妞儿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时，还是照样再开一张支票。由于我的工资总是需要补贴，由于纽约的漂亮妞儿比一家养鸡场的小鸡还多，很快，我每天都要开出两三张空头支票了。

我这样解释我的行为。我想，反正爸爸会解决这些透支的支票的。或者，我就用骗子宽慰自己的话来减轻良心的谴责：既然人们这样愚蠢，不核实一下支票是否有效就给我兑现，那么他们活该被骗。

我还安慰自己说：我是个未成年人。考虑到纽约的未成年人法律这样仁慈，纽约的少年犯法官这样宽容，我即使被抓住也不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作为初犯大概会被带到父母身边，甚至都不需要我作任何赔偿。

这些为自己开脱的糊涂想法，消除了我良心上的不安。我索性辞去工作，专门靠假支票过日子。我到底递出多少张空头支票，我没有数，但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我泡妞儿的档次也大为提高。

我就这样大量地炮制无效支票，两个月后，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骗子。用大街上流行的说法，我成了一个职业的支票诈骗犯。这点倒并不令我担心，因为我是个成功的支票诈骗犯，而当时在我看来，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感到烦恼的是支票诈骗犯这个职业带来的危险。我知道父亲已经把我的失踪报告给了警察。一般来说，警察不会花很多时间寻找一个失踪的16岁少年，除非怀疑他有欺诈行为。我的情况无疑是个例外，因为我炮制了大量假支票，构成了地道的欺诈行为。 下期我做个飞行员怎么样？我可不想花许多年的时间学习、培训、上飞行课，重复那些使人适合喷气式班机驾驶舱的单调训练项目。但是如果我弄到了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制服和全套服饰呢？

7、想当一名“飞行员”

我知道警察正在寻找我，他们已把我看成一个小偷，而不是离家出走的少年。我还推测，我骗过的每个商人和企业家也都对我提高了警惕。

总之，我已经被盯上了。我知道我可以暂时躲过警察，但我同时也知道，如果我待在纽约，继续往银行的现金抽屉里扔那些无用的票据，我早晚会被抓住的。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纽约，一想到这点我就害怕。世界上那个遥远的角落突然显得冷冰冰的，不怀好意。在曼哈顿，尽管我追求独立的行为有些鲁莽，但我一直是包在一张安乐毯中的。打个电话就能听见妈妈和爸爸的声音，坐一段火车就能看见他们。我知道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爱我，不管我做了什么错事。而如果我逃到芝加哥、迈阿密、华盛顿或其他遥远的大城市，前景都显得一片暗淡。

我只精通一门手艺，就是开空头支票。我想不出自己能有其他收入来源，这对我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能像骗纽约客一样轻而易举地骗过另一个城市的商家吗？在纽约，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支票存款账户———有没有价值且不去管它，还有一个有效的驾驶执照———尽管上面的年龄大了10岁，这两样都使我的罪恶行为一帆风顺，有利可图。我那叠个人专用支票（名字是真的，金额是子虚乌有的）和那张掺了水分的驾驶执照，换一个城市就成了一堆废纸。我必须更名改姓，弄到伪造的身份证明，用我的化名开一个银行账户，才能够重操旧业。在我看来，这一切真是又麻烦又充满危险。我是个成功的骗子，但还不是个自信的骗子。

几天后，我走在四十二街上时，仍然在琢磨自己的前途问题，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海军准将旅馆的旋转门把答案给了我。

我走近旅馆入口处时，东方航空公司某次航班的机组人员正从里面出来：机长、副驾驶员、随机工程师和四个空中小姐。他们一个个谈笑风生，充满活力，尽情享受着生活的欢乐。男人们都修长挺拔、模样英俊，带金色滚边的制服使他们有一种冒险家的派头。姑娘们都苗条、妩媚，像草地上的蝴蝶一样五彩斑斓，活泼可人。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登上一辆机组人员专用客车，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样光彩照人的一群人。

我继续往前走，仍然摆脱不了他们灿烂光芒的笼罩，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现，有了一个主意，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气魄非凡，构思巧妙，把我自己都给震住了。

我做个飞行员怎么样？当然啦，不是真正的飞行员。我可不想花许多年的时间学习、培训、上飞行课，重复那些使人适合喷气式班机驾驶舱的单调训练项目。但是如果我弄到了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制服和全套服饰呢？啊，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全国任何一家旅馆、银行或商店，兑现支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是些令人羡慕、受人尊敬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是有钱人。您不能指望一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是本地居民。也绝想不到他是个支票诈骗犯。

我打了个激灵，从痴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我居然想到这个念头，真是太可笑、太荒唐了。这个想法很有挑战性，却是愚蠢的。

这时我已走到四十二街和派克大街交汇处，眼前赫然出现泛美全球航空公司大楼。我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看见的不是一幢钢筋水泥和玻璃的建筑物，我看见的是一座需要攀登的大山。

这个着名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们还没有意识到，就在那个时候，泛美公司得到了它最昂贵的战斗机驾驶员。而且那个人不会飞行。不过那有什么关系！科学证明，大黄蜂也不会飞，但它可以顺手为自己弄到许多蜂蜜。

而我正想成为这样一个人：泛美蜂巢里的一只大黄蜂。

我整夜坐在那里仔细盘算，天快亮了才进入梦乡，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试验性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必须靠我的耳朵来实施，但所有的知识不都是靠耳朵获取的吗？听别人一讲，自己就学会了。

我下午一点刚过就醒来，抓过电话号码簿，寻找泛美公司的号码。我拨了总机，要求与销售部门的人说话。电话很快就转过去了。

“我是约翰逊，需要我帮忙吗？”

就像恺撒在鲁比孔河一样，我背水一战了。“谢谢，”我说。“我叫罗伯特·布莱克，是泛美公司的一名副驾驶员，驻洛杉矶。”我停顿一下，听他的反应，我的心跳得跟打鼓一样。

“噢，那么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布莱克先生？”他非常殷勤，语气很实在，于是我乘胜追击。

“我们今天早晨8点飞到这里，我预定今晚7点离开。”我说。随口胡诌了几个航班的时间，但愿他对泛美的航班时刻表不熟悉。我当然是不熟悉的。

“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出了这档子事儿，”我继续说道，竭力使声音显得懊丧。“我进公司7年了，还从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呢。是这样的，有人偷了我的制服，至少我的制服不见了，而替换的那一套在洛杉矶我的家里呢。现在麻烦了，今晚我必须驾驶班机离开这里，但我总不能穿着便服开飞机吧……您知道我在哪里能弄到一套制服？找一家供应商什么的，或者借一套，能把这趟航班对付过去就成。”

约翰逊轻轻地笑了。“呵，问题没那么严重，”他回答道。“您手头有纸和笔吗？”

我说我有，他继续说道。“到精工制服公司找罗森先生。他会给您安排好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您要过去。您叫什么，能再说一遍吗？”

“罗伯特·布莱克。”我回答，真希望他是因为忘记了才又问我一遍的。他的最后几句话使我放宽了心。

“别担心，布莱克先生。罗森会好好接待您的。”约翰逊愉快地说。听他的口气，就像一个童子军终于完成了今天做好事的任务。他确实做了一件好事。

8、闯进14号机棚

不到一小时，我走进精工制服公司。罗森是个瘦弱而忧郁的小老头，神态举止都有些淡漠，胸前挂着一条皮尺。“您就是布莱克长官？”他声音很尖地问，我说正是，他弯了弯一根手指。“上这边来。”

我跟着他穿过一排排支架，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制服，看样子属于几个不同的航空公司，最后他在一排深蓝色的服装前停住脚步。

“您是什么职衔？”罗森问，在一排上衣中挑选着。

我对航空公司的专业术语一窍不通。“副驾驶员。”我说，暗自希望我的回答没错。

“一级飞行员，是吗？”他说，一边把上衣和裤子递给我，让我试试尺寸。最后，罗森感到满意了。“这套不是完全合适，但我来不及再做别的了。您可以先穿着这套，等有时间弄到一套合适的再说。”他把上衣拿到一台缝纫机上，熟练、敏捷地在每个袖口上缝了三道金边，然后他又给我挑了一顶带遮光眼罩的帽子。

我突然发现制服上衣和帽子上都缺少点什么。“怎么没有泛美飞行胸章和泛美帽徽？”我问。

罗森用探寻的目光打量着我。我一阵紧张，心想，糟了，我把事情弄砸了。接着，罗森耸一耸肩。“噢，我们不经营这些，我们只生产制服。您说的那些都是五金制品。五金制品是泛美直接生产的，至少在纽约是这样。要弄到胸章和帽徽，您必须去泛美公司的物资部。”

“噢，好的，”我微笑着说。“在洛杉矶，给我们提供制服的人同时也提供徽章。我买这套制服要付您多少钱？我给您开一张支票。”我伸手去掏支票簿，突然想起我支票上的名字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想，坏了，这下肯定要露馅了。

没想到罗森自己避开了灾难。“共289美元，但我不收支票。”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哟，天哪，罗森先生，我只好去兑现一张支票，然后把现金给您拿来了。”

罗森摇了摇头。“我也不收现金，”他说。“我要把这笔账记在您的职员账户上，将来从您的制服津贴和工资里扣除。我们这里就是这么做的。”罗森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航空公司的经营知识，我内心不胜感激。

他递给我一式三份的表格，我开始按要求填写。在我写名字的空格对面，有5个互相连接的小方格，我准确地判断应该在里面填写职员工资账户的号码。5个小方格，意味着5个数字。我脑子里想到什么数字就不假思索地写下来，把5个小方格都填满了，然后在表格上签了名，把它还给罗森。他撕下最底下的一页递给了我。

“非常感谢，罗森先生。”我说完就离开了商店，胳膊下夹着可爱的制服。也许罗森回答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见。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又拨通了泛美公司的总机。“对不起，别人叫我找物资部，”我说，语气里透着困惑。“请问，那是个什么单位？我不是你们公司的，我要给那里送货。”

接线小姐非常乐于助人。“物资部就是我公司内部职员的商店，”她说。“在肯尼迪机场的14号机棚。要我告诉您怎么走吗？”

我说不用了，并再三感谢了她。我搭乘一辆开往肯尼迪机场的班车，当司机让我在14号机棚前下车时，我顿时就泄了气。泛美在14号机棚里收藏的物资肯定非常值钱。机棚就像一座堡垒，四周围着高高的、带尖刺铁丝网的防风栅栏，入口处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把守着。每个入口处的警卫室都有一个招牌，写着：非内部职员莫入。

当我站在汽车站侦察的时候，就有十二三个飞行员、空中小姐和普通人走进了机棚。我注意到普通人停下来，向警卫出示了身份证明，而飞行员和空中小姐等大多数穿制服的人，只是大摇大摆地走进门去，有的甚至连瞧都没瞧警卫一眼。一个人回身对警卫说了点什么，我发现他胸前的口袋上别着一个身份卡，就在飞行胸章的下面。

那一天预报有雨，我带了一件雨衣，黑色的，很像有些飞行员搭在臂弯里的那种。我刚弄到的飞行员制服就装在一只小圆筒行李袋里。

我走进机场的一个厕所，换上那套制服，把换下来的便服塞进圆筒行李袋。然后我离开公共汽车终点站，径直走向14号机棚离我最近的入口处。

警卫在他的小房间里，背对着我。当我走近大门时我把雨衣搭在左肩上，把上衣的左侧全部挡住，同时脱掉帽子。警卫回身面对我时，我用手指梳理着头发，帽子拿在左手里。

我昂首挺胸地走着，步子丝毫不乱。我微笑着，语气轻快地说：“晚上好。”他没有试图阻拦我，只是回应了我的问候。眨眼间，我就进入了14号机棚。这里确实是个大飞机棚。一架闪闪发光的波音707停在机棚后面，占据了里面绝大部分空间。但14号机棚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办公室，分隔成许多小间，里面包括主飞行员和女乘务员主任的办公室，公司的气象办公室，另外还有十多个小隔间，我猜想里面是泛美的其他职能部门或人事部门。这地方熙熙攘攘，十分拥挤。大约有十多个飞行员、一大批女乘务员和数不清的普通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我断定那些穿便服的人是店员、代理售票人、机械师和其他不会飞行的人。

我在大厅里迟疑着，突然感到有些惶恐。我一下子又觉得自己是个16岁的少年了，我相信不管谁看见我，都会发现我年纪太小，不可能是一个飞行员，然后会就近把警察叫来。

我始终没有回头。那些朝我投来目光的人并没有显出好奇或关注的神色。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牌子，列着各个部门的名称，并用箭头指明方向。物资部在我左边的走廊上，我走过来，发现它是一个很军事化的小隔间，一排架子上堆着许多箱子。我在柜台前停住脚步，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从一张大桌子前的椅子里站起来，他衬衫的右侧绣着他的名字。

9、假冒记者采访一位机长

“需要我的帮忙吗？”他慢吞吞地、拖腔拖调地问。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听到南方人这种拖长调子的语气。我很喜欢。

“谢谢，”我说，并竭力露出一个懊恼的笑容。“我需要一对飞行胸章和一个帽徽。我那两岁的小宝宝昨晚把它们从我的制服上弄了去，他不肯说，或许是说不出，他把它们怎么着了。”

物资保管员笑了起来。“我怀疑孩子和姑娘们消耗的徽章比飞行员还多，”他拖腔拖调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大量补充这些东西了。喏，拿去吧。把您的姓名和职员代码告诉我。”他从桌上的文件槽里取出一份表格，还有一对金色飞行胸章和一个泛美帽徽一起放在柜台上，然后直起身，拿着笔等待着。

“罗伯特·布莱克，一级飞行员，35099,”我说，一边装上帽徽，把胸章别在我的上衣上。“我驻洛杉矶。您需要那里的地址吗？”

他笑了。“不用，该死的计算机除了数字，什么也不认。”他回答道，递给我一份购货单。

我一路徘徊着离开机棚，想不被注意地融入人群。

我需要尽量多地了解航空公司飞行员和航空公司运行的情况，眼下似乎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搜集一些小知识和小趣闻。机棚里尽管有许多飞行员和乘务员，但他们似乎彼此并不相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塑封的卡片，显然是证明身份用的，大多数飞行员都把它别在胸前。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女乘务员也有类似的身份卡，但她们把它夹在自己的钱包带上。

大厅里，几个飞行员在浏览钉在大布告栏上的通知。我停住脚步，假装阅读几份通知———大多数都是联邦航空局和泛美公司的备忘便条，与此同时，一位飞行员的身份卡便被我尽收眼底。这种卡比驾驶执照略长，模样跟我口袋里的那张执照类似，但右上角印着那人的护照彩色照片，顶上用公司的颜色印着泛美公司的名字和标识。

我离开机棚时心想，如果我打算成功扮演一位泛美公司的飞行员，仅有一套制服显然是不够的。我还需要一张身份卡和有关泛美公司运作情况的大量知识，而我现在对这些一窍不通。我把制服放进壁橱，开始频频光顾公共图书馆，并在书店里仔细搜索，钻研我能找到的关于飞行员的所有资料。我偶尔发现的一本小书特别有用。它是泛美的一位老机长写的回忆录，还配有许多照片，包含大量航空公司专业术语。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飞行员书里的语言已经有些过时了。我觉得我应该了解的许多知识，在书本和杂志里都找不到。于是，我又与泛美直接对话。“对不起，我想和一位飞行员说话，”我对接线员说。“我是我们中学学报的记者，我想写一篇关于飞行员生活的报道———比如他们在哪儿试飞，怎样训练，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您认为会有飞行员愿意跟我谈话吗？”

泛美人都非常热情。“好吧，我把您转给地面指挥部，机组人员休息厅，”那女人说。“或许有人坐在那里，可以回答您的一些问题。”

有一位机长欣然从命。他很高兴年轻人有志在航空领域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介绍自己是鲍比·布莱克，在提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我开始就我最需要了解的问题向他发问。

“为泛美公司飞行的最年轻的飞行员是多大岁数？”

“噢，那可不一定，”他回答道。“我们有一些随机工程师约莫只有二十三四岁。我们最年轻的副驾驶员大概是二十八九岁。机长一般年近40或40多岁。”

“明白了，”我说。“那么，副驾驶员有没有可能只有26岁，或者更年轻些呢？”

“哦，不可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据我所知，我们没有那个年龄段的人，不过我注意到，其他一些航空公司确实有许多年轻的副驾驶员。当然啦，这都很难说，要看这个人飞行的机种和他的资历。一切都取决于资历，也就是说，取决于飞行员在公司干了多久。”

我发现有许多情报需要打听。“你们什么时候雇人？我的意思是，飞行员多大岁数才能进航空公司，比如泛美？”

“如果我记得不错，20岁就可以进公司做随机工程师。”机长说，他的记忆好得惊人。

“那么，也就是说，在公司服务6至8年后，就可以成为一名副驾驶员喽？”我追问。

“有可能，”他勉强承认。“实际上，我得说一个有才能的人在6至8年内成为副驾驶员的情况并不罕见，甚至还有时间更短的呢。”

“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飞行员挣多少钱？”我问。

“噢，这也得看他的资历，他飞行的线路，每星期飞行的时间和其他因素，”机长说。“我估计一位副驾驶员的最高工资大概是3.2万美元，机长的收入在5万美元左右。”

“泛美共有多少飞行员？”我问。

机长轻声地笑了。“孩子，你这可把我问住了。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据我估计大概有800名吧。你要知道更确切的数字，可以去问人事部门的经理。”

“不用了，没关系，”我说。“这些飞行员有几个地方？”

“您说的是基地，”他回答道。“我们在美国有5个基地：旧金山、华盛顿特区、芝加哥、迈阿密和纽约。我们的机组人员就住在这些城市。他们在那个城市，比如说旧金山吧，报到上班，从那个城市起飞，最后再飞回到那个城市。你应该知道我们不是一家国内航空公司，不是从国内的这个城市飞到那个城市。严格地说，我们是一家国际性的航空公司，飞行国外的许多地方。”

这个情报对我很有帮助。“机长，也许您会觉得我下面的问题有些奇怪，但我完全是出于好奇，没有其他。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是一个驻纽约市的副驾驶员，您也是一个驻纽约市的副驾驶员，我却从没有见过您，有这种可能吗？”

10、他想制作一枚胸卡

“很有可能，如果是副驾驶员，可能性就更大了，因为您和我永远不会同飞一架飞机，”那个健谈的机长说。“我们也许永远都碰不上面，除非我们在公司的聚会上或某个社交宴会上相遇，而这是不太可能的。比起副驾驶员来，你更容易结识许多机长和随机工程师。你可能会和不同的机长或不同的随机工程师一起飞行，如果你调动了，还会再次碰见他们，但你绝不会和另外的副驾驶员一起飞行。一次航班上只有一个副驾驶员。”

“说实在的，公司内部的飞行员太多了，没有哪一个飞行员会认识其他所有的人。我在公司干了18年，我认识的飞行员总共也就六七十个。”

机长的话点亮了我小脑瓜里所有的灯泡。

“我听说飞行员可以免费乘飞机，我的意思是作为乘客，不是作为飞行员。这是真的吗？”我问道。

“是的，”机长说。“不过我们在谈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享受通行优待。也就是说，我和我的家人可以作为等退票的旅客，飞往什么地方，那就是，如果飞机上有空位，我们就可以坐那些座位，我们只付机票的税钱。只付税钱。

“另外还有免费搭乘。比如，如果今晚上司叫我明天早晨在洛杉矶起飞，我就可以乘坐德尔塔、东方、环球或其他在洛杉矶的航线，能把我准时送到那里。我或者坐在一个无人的客座上，或者，这种可能性更大，占据活动座椅。那是驾驶舱里一个可以折叠的座位，一般是给免费搭乘的飞行员、要人，或联邦航空局的督飞员使用的。”

“您必须帮机长驾驶飞机吗？”我突然问道。

“哦，不用，”他回答道。“如果我乘坐了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班机，他们出于礼貌，会邀请我操作驾驶台，但我总是婉言谢绝。我们搭乘别人的飞机是为了去某个地方，而不是为了工作。”他笑了起来。

“您怎样才能办成，我指的是免费搭乘？”我真的很感兴趣。机长十分耐心。他一定很喜欢小孩。

“你想把一切都问个水落石出，是吗？”他亲切地说，然后继续回答我的问题。

“噢，要填一种我们称之为红单子的东西。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如果我要搭乘德尔塔的班机飞往迈阿密，我就到德尔塔的地面指挥中心，给他们看我的泛美身份卡，填写德尔塔的红单子，注明我的目的地，并写出我在泛美的职位、我的员工代码和我的联邦航空局飞行员证书的编号。单子填完后给我一份，这就是我的‘搭机牌’。我上飞机时把单子交给空中小姐，这样我就可以坐在活动座椅里飞行了。”

我的问题还没有完，他似乎并不介意我这样打破沙锅问到底。“飞行员的证书是什么样子的？”我问。“是一种可以挂在墙上的证书，还是像驾驶执照一样的东西？”

他笑了起来。“不，不是挂在墙上的证书。说真的，它还很难描述呢。大小和驾驶执照差不多，但上面没有照片。它只是一张白卡片，上面印着一些黑字儿。”

我觉得差不多了，应该让这个好人儿回到他舒适的座位上去了。“太好了，机长，真是非常感谢，”我说。“您给我的帮助太大了。”

“很高兴帮助你，孩子”他说。“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抱负，我希望你获得飞行员的飞行胸章。”

胸章我已经弄到手了。我需要的是身份卡和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对身份卡我倒并不很操心，但飞行员证书实在让我为难。联邦航空局可不是一个邮购商店。

我用手指代替走路，努力寻找一张合适的身份卡。我查看电话号码簿黄页中的“身份证明”一栏，挑选了麦迪逊大街上的一家公司（我想，坐落在麦迪逊大街的身份证公司肯定很有档次），然后我就打扮得西装笔挺，直奔这家公司。

这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办公套房，由一位接待员筛选未经预约、主动送上门的生意。“我能为您做什么？”她非常利索地问。

“劳驾，我想见一见你们的一位销售代表。”我也用同样公事公办的口吻回答。

销售代表神情高傲，气派十足，似乎不屑于洽谈一张身份卡这样的小生意，于是我投其所好，暗示他可以挣一笔大钱，以期能充分引起他的兴趣，赢得他的好感。

“我名叫弗兰克·威廉姆斯，是波多黎各加勒比航空公司的代表，”我语气轻快地说。“您大概知道，我公司正在拓展在美国大陆的业务，目前我们在肯尼迪机场的办事处里已有200人。我们现在使用的临时身份证是纸做的，我们想要一种薄薄的、有塑封的正式卡片，上面有彩色照片和公司标识，和其他航空公司在这里使用的身份卡一样。我们想要高质量的卡片，我知道贵公司的产品都是质量上乘的。”

如果他知道加勒比航空公司确实存在，并在美国拓展业务，那他可就比我知道得多了。但他不会为了追究真相而妨碍一笔大有油水的买卖。

“噢，好的，威廉姆斯先生。我给您看看我们在这方面的产品。”他热情地说，一边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从架子上取下一本大大的、皮封面的样品目录，翻看着里面的内容。产品十分丰富，从羊皮纸到有着精美水印的票据，简直无所不包。然后，他让我看整整一页各种各样的身份卡。

“目前，我们提供服务的大多数航空公司都使用这种卡，”他指着一种看上去完全是泛美身份卡翻版的卡片，说道。“上面有职员代码、基地、职位、相貌描述、照片，如果您愿意，还可以加上公司标识。我认为这种非常合适。”

我点了点头，表示完全同意。“是的，我认为这种卡片正是我们想要的。”我说。这确实是我想要的卡片。他向我简要口述了一下生产成本，包括所有的可变因素。

“您能给我一个样品吗？”我突发奇想，问道。“我可以拿给我们的高层领导看，因为最后拿主意的是他们。”销售员迟疑了几分钟，同意了。 下期模型有好几种尺寸，我买了最小的那种，价钱是2.49美元，是未经装配的零件。我匆匆赶回自己房间，把飞机零件扔在一边。我根据安装指示，把贴花纸和烫印的字放在水里浸泡，直到它们与衬纸分离。

11、我成了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我仔细端详着卡片。“不错，但它是空白的，”我说。“不妨这样吧。我们把这张卡片填好，这样他们就能知道最终的产品是什么样子了，行吗？可以拿我做实验对象。”

“真是个绝妙的建议。”销售员说，他把我带到一个身份证照相机前，这机子几分钟就能拍出供身份证使用的照片。

他拿来几张照片，我们挑选了一张（他慷慨地把挑剩下的等外品也给了我），他把照片固定在卡片的空白处，仔细修了修边。他在相应的空白处填写了我的假名字、随手抓来的职位（副驾驶员）和凭空捏造的职员代码，以及我的身高、体重、肤色、年龄和性别。然后，他用透明的硬塑料将卡片封上，和他的名片一起递给了我。

“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会令你们满意的，威廉姆先生。”他一边送我出门，一边说道。

他的工作已经令我满意了，只有一个细节不够理想。那张可爱的身份卡上没有泛美公司的特殊标识和公司名称。我正在思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家业余爱好者商店的橱窗。在一片延绵起伏的小山上，停着一系列飞机模型，其中就有几架商用大型客机。我看见一架非常漂亮的泛美喷气式飞机，尾巴上贴着公司的着名标识，机身和机翼上贴着公司的铭文，用的是公司受版权保护的烫印字体。

模型有好几种尺寸，我买了最小的那种，价钱是2.49美元，是未经装配的零件。我匆匆赶回自己房间，把飞机零件扔在一边。我根据安装指示，把贴花纸和烫印的字放在水里浸泡，直到它们与衬纸分离。公司标识和公司名称都是印在很薄很薄的塑料上的。我把泛美的标识贴在身份卡的左上角，又把公司铭文小心翼翼地固定在卡片顶部。透明的贴花干了以后，看上去就像是印在卡片上的一样。

真是天衣无缝。一张维妙维肖的泛美身份卡的翻版。要用分光镜仔细检查才能看出贴花实际上是贴在塑料封套外面的。我把身份卡别在我前胸的口袋上，甚至可以通过检验去参加泛美公司的董事会议呢。

然而，我作为一个冒牌的飞行员，还是不能上天飞翔。我想起我编谎话采访的那位机长的话：“证书是最重要的东西。您操纵飞机时，必须把证书随时带在身上。我把我的证书和身份卡一起放在一个小夹子里。人们经常会要求您出示证书，就像要求您出示身份卡一样频繁。”

这件事我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有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除了到商用航空学校苦读一番。我又开始频频光顾书店，浏览各种各样的飞行出版物。我也说不准我在寻找什么，但居然就给我找到了。

在一本书的封底上，有一则用醒目字体排印的小广告，是密尔沃基一家专为职业人士提供服务的标牌公司的广告。那上面说公司可以复制任何一种飞行员证书，用银纸雕刻，裱贴在一块八英尺宽、十一英尺长的硬木标牌上，只需35美元。公司使用的是联邦航空局用的那种现成的标准证书模具。作为一个飞行员，他要做的事就是提供一些相关资料，如他的联邦航空局证书编号和等级，然后该公司就会寄来一份他的证书的银色复制品，适合在任何地方展示。看来，联邦航空局确实有邮购分部呢。

自然啦，我需要一个这样的标牌。我觉得，只要有了标牌，总有办法把证书缩小到适当的尺寸，印在合适的纸上。这样，我就拥有我自己的飞行员证书了！

这个念头使我兴奋难耐。我没有给这家公司写信，我给他们的密尔沃基的办事处打了个电话。我对销售员说，我想要一个这样的标牌，并问这笔业务能否通过电话完成。

他对我这样急不可耐并没有表示出好奇。

“好吧，您在电话里把所有必需的资料都告诉我，但我们一定要在收到一份支票或汇票后才能动手制作标牌，”那人说。“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先加工一个毛坯。我们可以把这笔业务作为特殊订货，价钱是37.50美元，包括邮寄费和特殊操作费。”

我没有犹豫。我把我的化名告诉了他，弗兰克·威廉姆斯。我还告诉了他我的假年龄，以及我真实的体重、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还有我的社会保险号码。飞行员的证书或证明的号码总是跟他社会保险的号码一样。我给了自己一个飞行员所能获得的最高等级：空运等级。我告诉那人，我有资格飞DC－9,波音727和波音707。我告诉他我在纽约市（作为一个商用飞行员，在中转站停留很长时间的现象并不罕见）的地址，让他把邮件存在邮局，我自己去领取，并告诉他我当天就把汇票寄出。实际上，我在一小时内就把钱寄出去了。这是我几个星期来开出的惟一一张有效汇票。

不到一星期，标牌就寄来了。真是太漂亮了。它不仅证明我是个标准的飞行员，而且证书的复制品上居然还有联邦航空局首脑的亲笔签名。

我把标牌拿到布鲁克林的一家街头印刷所，找到主管印刷工。“是这样，我想把我的证书缩小，这样我就能装在皮夹里随身带着了，就像您把文凭随身带着一样。能办到吗？”我问。

印刷工羡慕地端详着标牌。“太好了，我不知道飞行员学会飞行时还能得到这样的东西。”他说。“这比大学文凭漂亮别致多了。”

“噢，真正的证书是一张资格证明，但它在我洛杉矶的家里呢，”我说。“这是我女朋友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但我要在这里驻好几个月，我想有一张皮夹子大小的证书复制品。您能为我办到吗，还是我必须请人把证书寄来？”

“没问题，凭这个就成。”他说。然后，他用一架特殊照相机把证书缩小到标准尺寸，印在厚厚的白纸上，剪贴好了，递到我手里。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只花了我5个美元。我自己用两张塑料皮把它贴在中间。我从未见过真正的飞行员证书，但我相信我这张也差不到哪儿去。

我穿上那套已经修改得很合身的飞行员制服，潇洒地歪戴着帽子，搭上一辆开往拉瓜地机场的班车。

我准备执行飞行任务了。不过开飞机的活儿得由别人来干。

12、穿上制服就是不一样

我穿着那套泛美飞行员制服走进拉瓜地机场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显然赢得了许多尊敬和爱戴。男人们羡慕或者嫉妒地望着我；漂亮女人和姑娘朝我绽开笑容。机场警察冲我礼貌地点头。飞行员和空中小姐走过时，也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或举起一只手向我致意。每个看见我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显得那么亲切、友好。

这玩意儿真是令人兴奋，令我痴迷。说实在的，我很快就对它上了瘾。在后来的5年中，制服就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我离不开制服，就像一个有毒瘾的人要注射海洛因一样。每当我感到孤独、沮丧，受了挫折或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时，我就穿上我的飞行员制服，往人多的地方去。制服给我带来了尊敬和尊严。不穿制服，我经常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心灰意懒。而在这样的时候一穿上制服，我就觉得像戴上幸运女神的帽子一样。

那天上午，我随着人群在拉瓜地机场的休息大厅里徘徊，陶醉于我自欺欺人的高贵身份中。我真想就这样一路蒙混过关，搭乘一架班机，飞到某个遥远的城市，在那开始我的支票诈骗生涯，但我迟疑着，没有立即执行我的计划。我尽情享受着我受到的关注和尊敬，觉得这一切太好玩了。

后来，我觉得饿了。机场里有许多咖啡店，我就随便走进一家，坐进柜台边一张凳子里，要了一客三明治和牛奶。就在我快要吃完时，一个环球公司的副驾驶员坐在了我斜对面的凳子上。他看了看我，点头致意。他要了咖啡和一个面包卷，然后略微有些好奇地打量着我。

“泛美的人跑到拉瓜地机场做什么？”他口气很随便地问。看来，泛美飞机一般不从拉瓜地机场起飞。

“噢，为了赶时间，我从旧金山随便搭乘了一趟班机，”我回答。“我要到肯尼迪机场赶一架直升机。”

“你是什么设备？”他问，咬了一口面包卷。

我的大脑变成了许多小方冰块。我简直被吓坏了。设备？他指的是什么，设备？发动机？座舱仪器？是什么呢？我不记得以前听别人把这个词跟商用航空联系在一起使用过。我狂乱地在脑子里搜寻答案，显然，他问我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翻阅着那个泛美老机长的回忆录，这本书我一直很喜欢，我简直把它当成了一本指南手册。但我想不起他用过“设备”这个词。

看来，这个词一定非常重要。环球的飞行员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通用电气。”我说，只希望自己蒙对了。然而，这个答案显然不对。他的目光顿时冷淡下来，脸上掠过一丝戒备的神色。“噢。”他说，刚才那种友好的语气消失了。他埋头吃起他的咖啡和面包卷来。

我大口喝完杯里剩下的牛奶，往柜台上扔了三个美元，这超过了我这顿快餐的价格。我站起身，朝环球的飞行员点了点头。“再会。”我说，然后就朝门口走去。

“后会有期。”他嘟囔了一句。我拿不准他说的是不是这句话，但听上去很像一句我自己决不会说的话。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前面做了许多工作和研究，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不能冒险搭乘飞机。不说别的，我显然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航空公司的专业术语。我离开汽车终点站时，发现一个环球公司的空中小姐正吃力地拎着一个沉重的大包。“要我帮您一把吗？”我问，伸手替她拿行李。

她忙不迭地把它交给了我。“谢谢，”她笑着说。“我们的机组人员班车就停在外面。”

“刚进来？”我们朝班车走去时，我问道。

她做了个鬼脸。“是啊，可把我累坏了。我们机上大约有一半都是卖威士忌酒的商人，他们要去苏格兰开一个会议，您可以想象那是个什么场景。”

我想像得出，便哈哈大笑起来。“你们是什么设备？”我按捺不住地问。

“波音707,我很喜欢。”她说，这时我把她的行李搬上了班车，她在车门前停住脚步，伸出手来。“非常感谢，朋友。多亏你出力帮助了我。”

“我愿意为您效劳。”我说的是真心话。她身材苗条，姿态优雅，五官像小精灵一样小巧精致，头发是棕褐色的。真是非常迷人。换了别的场合，我一定会要求进一步了解她。但我连她的名字都没有问。

航空公司的人显然都三句话不离本行，而我当时显然还是个门外汉。原来，设备就是机种啊，我朝自己要乘的班车走去，一边想道。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傻，但在返回曼哈顿的路上，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忍不住大笑起来。那个环球公司的一级飞行员大概已经回到了飞行员休息厅，正在告诉环球的其他机组人员，他遇到一个泛美的怪人，居然开着洗衣机飞来飞去。

在后面的几天里，我卧薪尝胆。我已经发现最能向我提供航空公司信息的正是航空公司本身，于是我开始给各个不同的航空公司打电话，向他们讨问信息。我谎称自己是个大学生，在写一篇交通运输方面的论文，或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或杂志撰稿人，或者是一个刚出道的记者，为一家地方日报写稿。

接线员通常把我转给公司的公交部。我发现，航空公司公关部的人特别喜欢谈论他们各自的公司。我的怀疑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在航空方面的知识还只是小学水平，但不出一个星期，我就蹿过了中学，已经在为我的学士学位奋斗了。

航空公司的宣传员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当过机组成员，他们很乐意地向我介绍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性的小知识：如美国和外国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型号，燃油量和速度、高度，重量限制，客容量，机组人员的人数和其他宝贵资料。

比如，我了解到，商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许多都是从军队抽出来的。

13、和几个空姐混熟了

人们告诉我，那些没有当过空军或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或是从二流的小航空公司晋升上来，或是毕业于恩布利－里德尔这样的私人飞行学校。

我得知恩布利－里德尔航空大学位于佛罗里达的代顿海滩，是国内最受人尊敬，大概也是最大的一个商用飞行训练学校。它是航空领域的巴黎圣母院。一个对航空知识一窍不通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恩布利－里德尔的地面学校，几年之后，就能驾驶现有的任何一种喷气式飞机了。

“我们的飞行员，如果不是来自空军或海军，就来自恩布利－里德尔。”一家航空公司的宣传员十分自豪地说。

我对军队里的事一无所知。我分不出士兵和副总司令的区别。于是，我给自己颁发了到恩布利－里德尔入学的奖学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又给自己加上几年虚构的在东方航空公司工作的经历。

随着我对航空公司及其专业术语的知识的逐渐丰富，我的信心又回来了。我用弗兰克·威廉姆斯的名字在银行开了一个账户，留下了存局候领的邮箱地址，当我从邮局领到我订购的两百张个人专用支票后，我就试着以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假冒身份兑现几张支票。

这就像到布朗克斯动物园打猎，真是手到擒来。出纳员总是忙不迭地从现金抽屉里往外拿钱。他们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提出要看证件。但我还是把我的假身份卡和伪造的飞行员证书推到他们面前，我不希望我的工作没有人注意。我开出的最初两张支票是有效的。而后来那些支票的价值大概跟口香糖的包装纸差不多。

我开始定期到拉瓜地机场闲逛，倒不是想搭乘班机，而是想与航空公司的人打打交道，偷听他们关于公司的谈话。也就是说，测试一下我的词汇量吧。我避开了肯尼迪机场，因为泛美的总部设在那里。我担心我在肯尼迪机场遇见的第一个泛美飞行员就会认出我是个冒牌货，然后当场对我进行军事审判，摘掉我的飞行胸章和纽扣。

在拉瓜地机场，我如鱼得水。看来，人们对有些书的评判只看封面，我只要一穿上制服，立刻就成了一本畅销书。我经常光顾一家咖啡馆，一般会有十多个飞行员或其他机组人员在那里休息，毫无例外地，总会有人邀请我坐在他或他们身边。我经常加入到许多人一伙，因为航空公司的人都像鹅一样喜欢扎堆。机场附近的鸡尾酒吧休息室里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从不在吧台买酒喝，由于我还没有试过酒精，拿不准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没有人追问我为什么不喝酒。

我了解到，任何一个飞行员都可以提出“酒杯和油门相隔12小时”这个借口，得体地谢绝别人喝酒的邀请。显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从未见过飞机的油门是什么模样。人们总是按我的表面价值来接受我。我身上穿着泛美飞行员的制服，因此我肯定是一位泛美飞行员。

起初，我不怎么说话。我总是让谈话在我周围流淌，我仔细监听那些词汇和用语。很快，我就像个正宗的航空人一样，说一口地道的行话了。对我来说，拉瓜地是传授航空知识的大课堂。

我的有些语言教科书非常靓丽。我猜想，空中小姐大概很少看到一个真正年轻有为的飞行员，一个看上去与她们同龄的人。“你好！”空姐走过时会主动搭理我，她娇滴滴的，声音里的邀请成分是明摆着的，我觉得要拒绝这么多邀请会显得失礼，很快，我就与几个姑娘开始约会了。我带她们出去吃饭，看戏，欣赏芭蕾舞，听交响乐，去夜总会或看电影。也去我住的地方或她们住的地方。

我因为她们的头脑而喜欢她们。

她们的其他部分也很美妙。但生平第一次，我对一个姑娘的专业知识比对她的身体更感兴趣。当然啦，如果才貌双全我也不拒绝。卧室也可以成为一个绝妙的课堂。

我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我是说，要了解航空公司免费旅行手续的细枝末节，还真需要一种对学问的专注劲头呢，要知道，这时有人正咬着您的肩膀，用指甲使劲抠着您的后背呢。只有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才会对一具裸露的胴体说，“太好了，这就是您的飞行手册？它和我们的空中小姐用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十分谨慎地汲取她们头脑里的知识。我甚至还和三个空中小姐在马萨诸塞的山区旅游胜地玩了一星期，她们没有一个人对我的飞行员身份产生怀疑，倒是对我的精力和耐力表示过些许疑虑。

你可别得出这样的印象，以为空中小姐都是轻浮放纵的。她们不是。关于空中小姐都是热情奔放的女妖这个神话，仅仅是神话而已。说实在的，“空姐”在性生活方面倒比其他领域的妇女更保守、更稳重、更讲究品位呢。我认识的空中小姐都是聪明、成熟、富有责任心的年轻女子，工作出色，我一般很少与她们轻薄。有些姑娘也喜欢玩乐，如果她们是秘书、护士、书店老板娘什么的，一定会抱着我一起跳到床上。唉，空姐都是一些正派的人。我对我认识的那些空姐有十分美好的回忆，如果说有些回忆比别的更美好一些，那并不是因为性方面的考虑。

有一位空姐使我记忆犹新，但我并没有跟她上床。她是德尔塔公司的一位空中服务员，我在刚开始学习航空公司行话时认识了她。她有一辆车停在机场，一天下午，她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回曼哈顿。

“你能让我在广场下车吗？”我们一同穿过机场的休息厅时，我问道。“我需要兑换一张支票，那里的人认识我。”那里的人并不认识我，但我假装这么说。

空中小姐停住脚步，指了指大厅两边的十几个航空公司售票柜台。在拉瓜地机场办理售票业务的肯定有一百多家航空公司。“你随便找一个柜台兑换你的支票好了。他们都会接受你的支票的。”

“是吗？”我说，觉得有些惊讶，但竭力掩饰住了。

14、开始免费搭乘飞机

“这是一张个人支票，而你知道我们的总部不在这里。”

她耸了耸肩。“这有什么关系，”她说。“您是泛美的飞行员，穿着制服，这里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出于礼节，都会接受您的个人支票的。他们在肯尼迪机场也是这么做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以前还没有在售票柜台兑换过支票呢。”我实话实说。

美航的柜台离我最近。我走到一位闲着的售票员面前。“您能为我兑换一张100美元的个人支票吗？”我手里拿着支票簿，问道。

“当然，非常乐意。”他微笑着说，接过那张假货，看也没看。他甚至没有问我要身份证明。

从那以后，我就频频在机场的售票柜台兑换支票了。我在拉瓜地机场大捞油水，就像狐狸进了火鸡场一样。机场设施非常庞大，我被抓住的几率很小很小。比如，我在东方的柜台兑换了一张支票，然后走到机场另一区域，偷袭一下另一家航空公司的现金抽屉。我非常谨慎。我从不第二次光顾同一个柜台。我在纽瓦克机场上演了这个骗局的压缩版，又干净利索地偷袭了提特波洛机场几口。

每个赌博的人都经常会在马路边开赌。我就经常袭击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经常光顾的旅店和汽车旅馆。我甚至还买了一张去波士顿的往返机票，这是一张用不义之财购买的正当机票，我在洛根机场及其周围的机组人员旅店散发了无数张花里胡哨的欠账单据，然后又匆匆返回纽约。

我因为成功而得意，就这样轻松地扮演了飞行员，这使我信心大增。我认为我终于可以“免费搭乘”了。

我一直住在西区的一套没有电梯的公寓里。我以弗兰克·威廉姆斯的名字租了一个小套间，准时用现金支付房租。女房东只在我付房钱时才能看见，她以为我在一家文具店工作。其他房客都不认识我，我从不穿着飞行员制服在大楼附近出现。我没有电话，也从未以这个地址接收过邮件。

当我收拾好行李，离开公寓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跟踪的足迹。就连蓝岭山脉最优秀的喇叭嘴猎狗也嗅不到我的气味。

我乘一辆公共汽车来到拉瓜地机场，走向东方航空公司的地面指挥部。在围成一圈的柜台后面有三个年轻人在工作。“噢，先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其中一个问道。

“我想免费搭乘你们的下一趟航班去迈阿密，不知还有没有座位。”说着，我掏出我的假泛美身份卡。

“我们有一趟班机15分钟后出发，威廉姆斯先生，”他说。“您是愿意上这一趟呢，还是等我们下午的班机？这两趟班机上的折叠座位都是空着的。”

我不想耽搁。“我就上这一趟吧，”我说。“这样我可以在海滩多待一会儿。”

他推给我一份粉红色的表格。我以前从没见过，但由于我采访过那位乐于助人的泛美机长，所以对它并不陌生。表上查询的资料十分有限：本人姓名，公司名称，职员代码和职位。我很快就填好了，把表还给他，他撕下最上面的一联递给我。我知道这就是我的登机牌。

然后，他拿起电话，要求跟联邦航空局的塔台指挥人员说话。我一下子紧张得直犯恶心。

“这里是东方，”他说。“飞往迈阿密的602次航班上有一个搭机者。弗兰克·威廉姆斯，副驾驶员，泛美公司……好的，非常感谢。”他挂断电话，朝玻璃窗外面的一扇门点了点头。“您可以从那儿出去，威廉姆斯先生。就从您左边的那扇门登机。”

这是一架波音727。大多数乘客已经上了飞机。我把那张粉红色的单子递给机舱门口的空中小姐，然后转身走向驾驶舱，就好像我已经这样做了好几年。当我把行李搬到空中小姐指示的隔间，然后通过一道狭小的舱口挤进座舱时，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有风度。

“你们好，我叫弗兰克·威廉姆斯。”我对坐在里面的三个人说。他们都在埋头忙碌，听了我的话只是点了点头，没有理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填一种核对打勾的单子。

我环顾着挤满各种仪器的座舱，心里又感到紧张得难受。我没有看见折叠座位。折叠座位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座舱里只有三个座位，都给他们占据了。

这时，随机工程师抬起头，咧开嘴笑了。“哦，对不起。”他说，一边伸手到我后面，关上了座舱的门。“请坐吧。”

门关上时，一个与地面联接的小座位咔嗒一声放了下来。我慢慢坐进这个小小的栖身之地，觉得真想抽一支烟。而我平常是不抽烟的。

后来便没有人跟我说话了，直到我们升到空中，这时，机长———一个红脸膛、褐色的头发泛起了白霜的男人，开始介绍他自己、副驾驶员和随机工程师。“您在泛美干了几年？”机长问，我从他的语气里知道，他只是没话找话，想跟我攀谈。

“今年是第8年了。”我说，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希望自己说的是6年。

然而，三个人谁也没有表示出惊讶。看来，这个工龄与我的级别是相称的。“您开的什么机种？”副驾驶员问道。

“波音707,”我说。“我以前一直开DC－8,两个月前才换的。”

尽管在去往迈阿密的路上我一直如坐针毡，但实际上一切简单得近乎荒唐。他们还问我在什么地方接受训练的，我说是恩布利－里德尔。我说我一毕业泛美就雇用了我。后来，谈话就变得漫无边际、无关痛痒了，而且主要是在三位东方公司的职员之间进行。再也没有出现涉及到我、威胁到我冒牌身份的话题。一次，管理交通的副驾驶员递给我一副耳机，问我想不想听，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喜欢这种轻轻摇摆的状态。我的话博得一片笑声。他们谈话时，我始终很勤奋地监听着，把他们之间交流的俚语俗话储存在脑子里，并记下他们使用的航空公司内部行话。

15、到迈阿密的约会

为座舱提供服务的空中小姐是一个乖巧玲珑的黑皮肤美人儿。我上厕所返回座舱时，半路上跟她聊了起来。我得知她将在迈阿密停留，跟她约定了当晚见面。她和当地的一位姑娘住在一起。

下飞机前，我向几位飞行官表示了感谢。他们漫不经心地祝我好运，然后机长说：“只要您需要，折叠座位随时供您使用。”

我以前从没来过迈阿密。机场周围色彩缤纷的热带植物和棕榈树，温暖的阳光，明媚、清新的空气，都使我感到心旷神怡，激动不已。这里没有高大的建筑物，景色看上去十分开阔，机场上缓缓走动的人们都穿着华丽而随便的衣服，这一切都使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而美妙的国度。我进了机场才意识到，我还不知道泛美公司将其职员安置在迈阿密的什么地方。没关系，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我走向泛美售票柜台，柜台后面的姑娘正忙着接待顾客，她对顾客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过来面对着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她问，一边好奇地望着我。

“谢谢，”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迈阿密停留。我是以替补身份到这里来的，平常我不飞这条航线。我来得很匆忙，没有人告诉我到了这儿应该下榻在哪个旅馆。我们一般住在哪儿？”

“哦，是这样的，先生，如果时间不超过24小时，我们一般住在航路旅馆。”她回答道，非常热心地为我提供帮助。

“我只待一天。”我说。

“那好，路很近，”她说。“您可以等机组人员的班车，也可以乘出租汽车去那里。您愿意乘出租汽车吗？”

“我想是吧。”我回答。我知道我只能乘出租汽车。我可不想坐进一辆坐满正宗泛美飞行人员的班车。

“请稍等一下，”她走到她的柜台边，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张索赔单大小的卡片递到我手里。“把这张卡片交给机场前的任何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祝您在这里逗留愉快。”

这肯定是一张免费坐车的票，在迈阿密的任何一家出租汽车公司都行得通。航空公司的人过的真是一种奶里调蜜的神仙般的日子，我一边走出机场，一边这么想道。我喜欢牛奶，而且当我在那家汽车旅馆登记时，我知道自己正在蜂房里享受蜂蜜。我用我的化名登了记，地址留的是纽约市邮局存局候取的信箱号。登记员接过卡片，扫了一眼，就在上面盖上一个“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红印。

“我明天早上结账。”我说。她点了点头。“好的。如果您愿意，现在就可以在上面签字，这样您明天早晨就不用上这儿来了。”

“我还是明天早上再签字吧，”我回答说。“也许我今晚还会积下几笔欠账呢。”她耸了耸肩，把卡片归档。

我在汽车旅馆里没有看见泛美的机组人员。旅馆里有个游泳池，聚集了许多人，非常热闹，即便那里有泛美的人，我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在房间里换上平常的衣服，然后打电话给东方公司的那个空中小姐。她给了我电话号码。

她开着朋友的车来接我，我们在迈阿密海滩的夜总会参加了一个舞会。我没有勾引她，我没有心思调情。第一次假冒飞行员的空中旅行大获成功，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已，我都忘记怎么谈情说爱了。等我想起来时，她已经把我送到航路旅馆，自己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5点半，我结账离开。当我走进大厅时，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值夜班的人。他接过我的钥匙，拿来我房间的账单让我签字。

“我能在这里兑换一张支票吗？”我签好账单，问道。

“当然可以，您带着身份卡吗？”他说。

我把身份卡递给他，开出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对这家旅馆来说，支付这笔款子不算困难。他在支票背面记下我假身份卡上的虚构的职员代码，然后将身份卡和5张2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我。我坐了一辆出租汽车赶往机场，一小时后，又免费搭乘一架布拉尼夫的班机前往达拉斯。布拉尼夫的飞行官员没有好奇心，不爱刨根问底，但一路上我还是有几次紧张得要命。我原先不知道泛美的飞机不在达拉斯起飞，而我知道免费搭机的飞行员是应该去执行飞行任务的。

“您到达拉斯去做什么？”副驾驶员用随便而好奇的口吻问道。我正在思索该怎么回答，他倒把答案送上门来了。“您开的是包机吧？”

“是啊，是货运。”我说，我知道泛美在全球都有货运业务，然后，这个话题就被撇在一边了。

我在一家为几个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提供服务的汽车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时，用一张100美元的假支票敲了他们一笔，然后我马不停蹄地搭机飞往旧金山。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就一直遵循着这种模式，做法大同小异。用警察的话来说，这是惯用伎俩。

其实我这是一种老掉牙的骗局，航空公司、汽车旅馆和客栈对此都有所提防。大都市或国际机场周围的旅店和汽车旅馆，当与航空公司签订协议，为其中途停留的飞行人员安排住处时，都觉得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总希望与他们签约的航空公司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保证旅馆获得最基本的入住率，而且毫无疑问，大多数经营者都觉得旅馆里出现飞行员和空中小姐的身影，会把其他寻找住宿的游客吸引过来。航空公司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协议，因为公司的飞行员都能保证有地方住，即使是在开会或有节庆活动，床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也不例外。我从关于这个话题的无数次对话中得知，飞行人员也喜欢这个计划，这样他们的住宿费和套餐费就可以直接记到航空公司的账上。这使他们费用账户的登录账目变得简单了。

16、越来越熟练的小骗子

世界各地各航空公司之间的免费搭乘制度，也是以互利互惠的商业惯例为基础的。这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它使飞行员和副驾驶员在遇到紧急情况或执行主要任务时具有最大限度的机动性。

然而，与免费搭乘的协议和制度相关的监督、审查及其他监控手续，却是非常松散、马虎，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至少在那个时期是这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机场的保安人员很少。恐怖分子袭击机场、歹徒劫机等做法还没有流行。机场本身作为一个个小城市，当时的犯罪率很低，其最常见的问题是盗窃。

看来，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人深入粉红色“搭机”单子的背后，调查一下提出要求的飞行员是否有良好的信誉。免费搭乘的表格有一份原件和两份复印件。原件作为登机牌给了我，我把它交给负责登机的空中小姐。我知道，地面指挥部的职员每次都打电话给联邦航空局塔台，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某某航班上将有一位搭机的乘客，但我不知道粉红色单子中的一联要转到联邦航空局那里。据我推测，单子的第三联存在该航空公司的指挥部档案中。一个向警察报告我有越轨行为的航空公司官员，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合乎逻辑的解释：“一个人穿着飞行员制服，带着合适的证件，而且显然对搭机手续非常熟悉，你怎么可能想到他是一个冒牌货呢，见鬼！”

但我总是怀疑我填写的大部分搭机单最后都进了垃圾箱，不管是原件还是后面两联复印件。

对我有利的因素还有两点。我开始行骗时胃口不大。我在汽车旅馆、旅店和航空公司售票柜台开支票时，总把数额限制在100美元以内，对方还经常对我说他们手头现金不够，最多只能兑换50或75美元。我的一张无效支票通过银行的票据交换所回到纽约，通常需要好几天，当支票被打上“资金不够”的戳记退回原处时，我早已远走高飞了。我有一个合法的账户（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也是我屡屡得手的一个有利因素。而且银行退回我的支票时，上面盖的戳记不是“无效”、“支票诈骗”或“伪造票据”。支票退回来时，上面只标着“资金不够”的字样。

航空公司和旅馆每天经手无数张支票。因为资金不够而退回的支票，大多数都不是蓄意行骗。通常只是提供支票的人一时资金短缺，开出了空头支票。在大多数情形下，人们会找到这些人，使他们的支票变得有效。至于我开出的那些支票，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首先被收集起来，然后人们才着手通过泛美查找我的下落。我可以肯定在另外许多情况下，受害的商家干脆把这笔损失勾销，不再追究。

那些坚持刨根究底的人，通常把事情汇报给当地的警察局，而这反而助长和鼓励了我。警察机关很少配备人员充足的打假小分队或专门打击支票诈骗的部门，就连大都市的警察局也是这样。

负责调查支票诈骗细节的警官，其工作量之大，是任何警察局的任何侦探都难以比拟的。假支票诈骗是一种最常见的犯罪行为，职业的支票诈骗犯是所有罪犯中最狡猾、最难抓获的。今天是这样，当年也是这样，这并不能反映有关警官的能力和决心。如果考虑到他们每天经手的投诉数量，您会觉得他们的成功率值得称赞呢。有些警察通常只抓大案要案。比如，一组侦探正在全力侦破一起用假工资支票行骗的活动，罪犯每星期都从当地商人手里骗取10000美元，显然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他们还接到一个珠宝商的投诉，一个骗子用假支票从他那里骗走了一枚3000美元的戒指。还有一个银行家也来报案，说他的银行为一张伪造的本票兑换了7500美元现金。另外他们还要处理几十个牵涉本地骗客的案子。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一个汽车旅馆老板的投诉，说一个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从他那里骗走了100美元。而这个犯罪行为还是两星期前发生的。

那么，侦探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做几个例行公事的姿态，仅此而已。他们证实此人在纽约的地址是假的。他们了解到泛美公司的职员名单上没有这个人。也许他们还会更深入一步，调查到该诈骗犯在某航空公司骗得免费旅行，飞往芝加哥、底特律、费城、洛杉矶或其他遥远的地方。他们用警察局的电传机向各有关城市发出通知，并将这个投诉分类归档，以便今后参考。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于是，我就像大黄蜂一样，继续飞来飞去，顺带着捞点蜂蜜。

如果考虑到我的最后两点主观推测，我这样轻松随便、肆无忌惮地行骗就不足为怪了。在当时，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还没有作为警方的一个办案工具而存在。如果我当时要对付电脑管理的警察连锁机构，它具有丰富得惊人的犯罪事实和数据资源，我的行骗生涯大概就会缩短许多年。最后一点，由于我创造的骗局这样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不可思议、这样明目张胆，所以它就奇迹般地成功了。

在我冒险生涯的最后几个月中，有一次碰上了一位大陆航空公司的机长，我以前好几次都免费搭乘过他的飞机。一时间，我感到非常紧张，但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消除了我的恐慌。他大声笑着，说，“您知道吗，弗兰克，两个月前我跟一个德尔塔公司的空中小姐聊天，她说您是个冒牌货。我对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您开过我的飞机，操作过驾驶盘。小伙子，您对那姑娘做了什么？把她从床上踢下来了？”

这就是我的历险记。对我来说，最初几年真是实实在在的历险。当然了，是犯罪历险记，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历险。

我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偷偷记下许多短语、技术数据、五花八门的信息、人名、日期、地名、电话号码、思想片断和一大堆我认为必要或可能有用的其他资料。

这真是个大杂烩的飞行日志，是一本教科书、小黑名册、日记和航空圣经，我的行骗经历越长，它的内容就越多、越充实。笔记本上最初记录的词汇中有一个“滑翔指示灯”。 下期我通过观察和倾听，熟练掌握了许多有助于巩固我假冒身份的东西。每次别人给我耳机，让我监听空中的交通情况，我都欣然接受，尽管许多飞行员更喜欢一种通话盒，那样就不需要耳机了。

17、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

滑翔指示灯是飞机进场着陆时跑道上的照明灯，作用是引导飞机着陆。我的日记里记下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琐碎情报，我要假冒飞行员行骗，这些情报极为宝贵。如果您想扮演飞行员，您就最好了解一下波音707的燃油量（每小时2000加仑），向西的飞行保持高度是偶数（20000英尺，24000英尺，等等），而向东飞机的飞行高度是奇数（19000英尺，27000英尺，等等）；还要了解所有机场都有自己的代码（洛杉矶的是LAX，纽约的是JFX或LGA，等等）。

对一场大骗局来说，小细节是至关重要的。我遇到的每个机组人员的姓名，他们所飞的机种，他们的航线，他们的航空公司和基地，都被我作为十分有用的资料记在了那个本子上。

假设我要免费搭乘国航的班机吧。“你们从哪儿出来的？”“噢，我们的基地在迈阿密。”

我偷偷瞥一眼笔记本，然后说道：“对了，莱德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肯定有人认识莱德·奥戴吧。那个爱尔兰人怎么样了？”

他们三个人都认识莱德·奥戴。“哦，您认识莱德，嗯？”

“是啊，我搭过两次莱德的飞机。他真是个很不错的家伙。”

这样的交流巩固了我作为飞行员的形象，而且通常消除和转移了人们一开始对我的盘问。

我通过观察和倾听，熟练掌握了许多有助于巩固我假冒身份的东西。在第二次飞行之后，每次别人给我耳机，让我监听空中的交通情况，我都欣然接受，尽管许多飞行员更喜欢一种通话盒，那样就不需要耳机了。

我也必须经常随机应变。

每隔一段时间，为了后勤上的原因，我会在一个城市暂住两三个星期。我会在一家，比如说吧，圣地亚哥的银行，或休斯敦的银行开一个账户，给出我临时租住的一套公寓的地址（我总是租一种按月付钱的公寓），当我的那一小盒支票簿寄来了，我就打起行装，再次启程。

我知道有人要抓我，但在最初两年，我始终不清楚追踪离我有多近，也不清楚有哪些人参加了对我的搜寻。任何一个江湖骗子都偶尔会感到惶恐不安，觉得自己肯定要被抓住了，我也不例外。每当我差点穿帮，担心阴谋败露时，我就躲到地下，像一只狐狸一样。

或者和一个狐狸精在一起。在我交往的姑娘中，有一些特别热情，她们显然认为我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其中几个邀请我随时到她们家去小住几天，认识一下她们的父母。当我觉得需要躲起来时，我就登门拜访离我最近的一个姑娘，在她家里住上几天或一星期，休整休整，养精蓄锐。每一次，我都和她们的父母相处不错。他们始终没有发现他们是在支持和怂恿一个少年犯。

等我觉得事态淡化、局势平静了，我就又出发了，我向那个姑娘保证，我很快就会回来，共同商议两人的未来。当然啦，我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我害怕婚姻。

而且，我母亲也不会允许的。我才17岁啊。

我了解到，在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肖恩·奥里莱接到命令，要他放下手中的所有其他案子，集中精力专门逮捕我。奥里莱是一个表情冷峻的高个子男人，

他的神情像一个爱尔兰主教，但性格却像艾尔谷大猎犬一样坚韧固执，他是一位出色的执法官，尽职敬业，同时又是一位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不错的男人。

我渐渐地十分欣赏奥里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阻挠他的工作，给他的职业带来麻烦。如果奥里莱对我有什么个人感情的话，我可以肯定这些情感中决没有憎恨。奥里莱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当然啦，我当时并不知道奥里莱的存在，即使是在我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也对此一无所知。除了迈阿密那个年轻的联邦局特工和我在戴德里遇到的那几位警官外，在我的头脑里，涉及我案子的执法官还都只是虚幻的影子。

我决定在南部另一个州的省会城市待上一个月左右。像往常一模一样，促使我做出选择的又是因为我认识那里的一位空姐。我发现，没有什么比一位可爱女人更令人愉快地影响我的行动了。

她名叫狄安妮，我曾断断续续与她交往了一年。我没有与她同机飞行过，我是在亚特兰大机场遇见她的，她知道我叫罗伯特·F·康纳德，泛美副驾驶员，这是我偶尔使用的一个名字。和她在一起时，我不得不维持这个假名字，因为我们形成了一种亲密的、令人愉快的关系，在此期间，她起初曾盘查过我的个人背景，包括我的受教育历史。大多数飞行员都有大学文凭，但并不一定都是航空学专业的。我对狄安妮说，我拿过一个法律文凭，但一直没有开业，因为作为一名飞机驾驶员不仅更加多姿多彩，而且比当律师挣钱多得多。

她还记得我随口编造的法律文凭。我到达她那个城市后没几天，她带我去参加一个由她一位朋友举办的晚会，在那里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杰森·威考克斯的性情随和的家伙。

“你们俩应该能谈得来。杰森是我们州的一位助理检察官，”狄安妮对我说。她又转向威考克斯。“这位鲍勃是一个从未挂牌的律师。他后来当了一名飞行员。”

威考克斯一下子就了兴趣。“您好，您在哪里学的法律？”

“哈佛。”我说。我想，既然我要拥有一个法律文凭，就不妨让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校给我发文凭。

“但您一直没有开业？”他问。

“没有，”我说。“就在我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的那个星期，我拿到商业飞行员的证书，泛美给了我一个随机工程师的工作。由于飞行员一年挣3万到4万美元，而且我喜欢飞行，就接受了这份工作。说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回到法律界，但现在我一个月只飞80个小时。开业律师能这么休闲自在的并不多。”

18、赶制哈佛假文凭

我摇了摇头。“眼下我不飞了，”我说。“我被放了长假，上个月公司搞了一次裁员，而我的资历太浅了。大概半年或一年以后他们再叫我回去。现在我无所事事，东游西逛，领取失业救济金。我喜欢这样。”

威考克斯用沉思的目光打量着我。“您在哈佛成绩如何？”他问。我觉得他在盘算着什么事情。

“我想应该是很不错的，”我回答。“我毕业时的平均成绩是3.8分。怎么啦？”

“噢，检察总长正在寻找律师为他干活，”威考克斯回答道。“说实在的，他真是焦头烂额了。您为何不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当律师呢？我会为您作推荐。当然啦，当律师的收入比不上飞行员的工资，但总比拿失业救济金强。而且您还可以获得一些当律师的实践经验，这对您决没有害处。”

我几乎当场拒绝他的提议。但我越往深里想，就越觉得这件事很有吸引力。又是一次挑战。我耸了耸肩膀。“我怎样才能获得这个州的律师资格呢？”我问。

“实际上很简单，”威考克斯说。“只需把你在哈佛的成绩单寄到本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申请律师资格。他们不会拒绝您的。当然啦，您必须把我们的民法和刑法好好温习一下，您需要的书我那里都有。由于您来自另外一个州，他们会允许您参加三次律师考试。您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哈佛的成绩单？那大概很难弄到，我想，因为哈佛大学与我素不相识。但是，我不是也没有经过任何飞行员培训吗？而我口袋里装着一张足以乱真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上面写着我有资格驾驶客机，不是吗？

我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务主任写了封信，索要秋季课程表和法学院情况介绍。几天后，我要的材料就落在了我的信箱里。课程一览表上列着哈佛法律博士必须修完的所有课程，上面还印着一些漂亮的标识和信笺抬头。但一个大学的成绩单究竟应该是什么样，我心里一点儿谱也没有。

狄安妮毕业于俄亥州大学商业管理专业。在一次谈话中，我闲聊般地问起她学生时代的事情。

我发现她当时热衷于参加数不清的校园活动，有点像大学里的交际花。“你一定没怎么好好学习。”我打趣道。

“才不是，我学习很刻苦呢，”她一口咬定。“我平均成绩是3.8分，我四年级时还上了优秀学生名单呢。你知道，你可以既玩得开心又不妨碍取得好成绩的。”

“哇，好啊！我才不相信你能有那么好的平均成绩呢。我得看看你的成绩单才能相信。”我故意反驳道。

她咧嘴一笑。“好吧，你这个狡猾的笨蛋，我正好留着一份呢。”她说，几分钟后，她拿着文件从卧室里出来。

成绩单一共有四张法律文书大小的横格纸，实际上是经正式证明的她大学四年成绩的复印件，由教务主任作了公证和证明。第一页顶上用黑体字印着大学的校名，下面是俄亥俄州的州印。接下来是她的名字，毕业的年份，取得的学位，以及授予这个学位的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这几页纸的其余部分都一行接一行地填满了她所修的课程、日期、累计的学分和她的成绩。每一年结束时都有一个平均成绩，最后一项列出了她的总平均成绩，是3.8分。最后一页的右下角是俄亥州大学的印章，上面加盖了公证员的章，并有学校教务主任的签名。

我像海绵吸水一样把成绩单的结构牢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它递给还她。“行，你不仅很性感，而且脑子也挺灵的。”我假装道歉地说。

第二天，我上街去了一家平面艺术材料商店、一家文具店和一家办公用品公司，选购了一些法定尺寸的文件纸，一些版面设计材料，几种不同字体、字号的不干胶字母，一些画家用的钢笔和铅笔，一把刻刀，一些胶水和一把直角尺，几枚金质图章和一个公证员的钢印。

既然威考克斯也有可能看到这份成绩单，我就把我三年的总平均成绩定在3.8分。

终于完成了，这份拼拼凑凑的东西活像一个版面设计师案头的淘汰品，但把这几页纸放进自动复印机后，印出的成品却非常漂亮。看上去就和电脑里吐出来的玩意儿一模一样。我在最后一页底部盖上了一个金质印章，又在上面加盖了公证员的图章——故意盖得模糊不清，并在图章里用一支很粗的钢笔龙飞凤舞地签上哈佛法律学院教务主任的大名，然后还在伪造的签名下注明教务主任同时也是公证员。这样，这满满6页的赝品成绩单就算大功告成了。

那么它到底像不像真的哈佛成绩单呢，我不知道。等我把这份假成绩单递交给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时，决定性的考验才能见分晓。威考克斯当律师已经15年了，任州助理检察官也有9年。他结识本州的许多律师。他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位哈佛毕业生。

整整三个星期，我泡在威考克斯办公室的藏书里，钻研那些大部头书，我发现法律这门学科比我原先设想的要简单得多，同时也要枯燥得多。然后，我就屏住呼吸走进了州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一位办事员翻看着我伪造的成绩单，赞赏地点点头，然后他复印了一份，把赝品原件还给了我，同时还给了我一份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表。在我填表时，他一边在日历上查找，一边给某人打电话。

“如果您认为准备好了，可以在下个星期三进行考试，”他说，然后鼓励地笑了一下。“对于一个哈佛的高材生来说，这应该是小菜一碟。”

如果我真的是一位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他的说法兴许是对的。但对我来说，这场考试就像攀登一座大山，整整8个小时，我不停地连蒙带猜，“也许”、“大概”、“可能”、“说不定”，自信的推断加上一知半解的猜测。

我没有通过。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在通知我考试不及格的单子后面，还附着我的考试卷子，上面显示了我答对和答错的题。显然，律师资格审查办公室里某人对我产生了好感。

我回到威考克斯的办公室，再一次埋头在他的藏书里，主要集中对付那些我在考试中答错的问题。威考克斯只要可能就亲自辅导我。六个星期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再作第二次尝试了。

19、我的名牌西服让人瞩目

我又失败了。但我的考试卷子又一次回到我手中，上面显示了我具体答对和答错了哪些题目。实际上，我看到我自己居然答对了那么多法律问题，心中倍受鼓舞，我决心在最后一次尝试中通过考试。

7个星期后，我进行了第三次考试，我通过了！两星期内我就收到一份漂亮的证书，上面证明我获得了本州的律师资格，可以挂牌开业了。我捧腹大笑。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从未踏过大学校园一步，却成了一名有正式资格的律师！不过，我认为我所缺少的学院资历只是一些专业术语，在我4个月临时抱佛脚的法律学习中，我懂得了法律都是由专业术语堆积而成。维护正义的正是专业术语。

威考克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安排州检察总长和我面谈了一次，总长在威考克斯的大力推荐下，聘用我为助理。我的年薪是12800美元。

我被派到公司法处，它是检察总长的一个民法部门。处里的律师负责处理所有违反州法律的无关紧要的诉状、侵犯所有权的投诉、依法征用地的案子，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房地产纠纷。

说实在的，这些理应是其他人干的。我受命协助的高级助理名叫菲利普·里格比，他是当地的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庭的后裔，为人傲慢。里格比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方贵族，而我正好撞上了他的两个最强烈的偏见。我是北方佬，更糟糕的是，我还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北方佬！里格比把我降级使用，让我充当“勤杂工”的角色———拿咖啡，拿这本或那本书，他随时想用什么，就差我去拿。我是本州薪水最高的打杂男孩。里格比是一个沙文主义情绪激烈的老顽固。而许多其他比较年轻的助理的观点与我一致，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但他们的思想却惊人地开明和自由。

我在处里的年轻单身汉中很受欢迎。我钱包里还有2万多美元，就毫不吝啬地把这笔钱花在总检察长部下那些朋友们身上，请他们在高档餐馆吃大餐，出去划船郊游，晚上在豪华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

我有意识地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我来自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但我从不直接说明这一点。我住在一个豪华气派的湖畔公寓里，开一辆租来的美洲豹，衣橱里挂满名牌衣服，阔气得可以跟英国大公相比。一星期中，我每天都换一件不同的西服上班，这一方面是为了令自己开心，但更重要的是我那些花样繁多的衣服似乎使里格比大为不快。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有三套西服，其中一套我可以肯定是从他那南部殖民地时期的祖父那里传下来的。里格比花钱也很不大方。

如果说我的穿衣打扮惹恼了里格比的话，其他人对此倒是十分赞赏。一天在法庭上，在处理一个案子的短暂间歇中，法官在长椅子上探过身子，对我说道：

“康纳德先生，您也许对本法庭的法律程序没有什么贡献，但您无疑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档次，先生。您是南部各州穿着最讲究的勤杂工，律师，本法庭对您提出表扬。”这是真心的称赞，我听了很高兴，里格比却差点中风。

实际上，我对自己打杂工的角色很满意。我并不想真的审理案子，那样太危险了，搞不好就会暴露我对法律基础知识一窍不通。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里格比和我做的工作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乐趣的，我巴不得让他去打理呢。偶尔他也会扔给我一根骨头，允许我拟写某个无关紧要的土地争端报告，或在某个特定的案子里作公开陈述，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我总的来说对付得还算成功，没有给律师界的同行们造成损害。里格比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律师，我坐在他后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在法律书和考试中搜罗到的知识多得多。

大致说来，我的这个职位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不太可能被猎狗发现的藏身之处。当你寻找罪犯时，你很少想到在总检察长手下的检察官当中寻找，特别是你要找的又是一个不满20岁的中学退学生。

我加入总检察官的班子几星期后，狄安妮被派到了达拉斯。失去她，我只难受了几天，很快就与格劳里亚交上了朋友，她是州里一位高官的女儿。格劳里亚开朗活泼、充满活力，很讨人喜欢，若说我们的关系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她还不能算是一个亲密伴侣。但我逐渐明白，一个女人穿着衣服也照样可以令人赏心悦目。

格劳里亚来自一个虔诚的循道宗教信徒家庭，我经常陪她到教堂去，但我让她明白我是不可能皈依循道宗教的。我的这种姿态只是表明我对另一教派的尊重，但她的父母十分欣赏，我也感觉很高兴。实际上，我与教学的年轻牧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的劝说下，我参与了教堂的一些青年活动计划。我积极参加为本城贫民区建造几个儿童游乐场的项目，并在一些负责城市其他活动计划的委员会中服务。这对一个骗子来说是一种古怪的消遣方式，但我并没有虚伪矫饰的感觉。我平生第一次把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不考虑任何回报，这使我心里感到很舒坦。

然而，一个罪犯在教会里辛勤工作，不管他的劳动多么有价值，他都不能做得太过头了。

就在这个小组里，有一个正宗的哈佛毕业生。他不仅是哈佛毕业生，而且还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他看见我高兴极了，简直是欣喜若狂。后来我才对哈佛人有所了解。他们就像獾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小沟渠里群聚。一只孤独的獾准定要找到另一只獾。一个哈佛人来到某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准定要找到另一个哈佛人。他们准定要谈谈哈佛。

这个人像饿虎扑食似的向我猛扑过来，那股亲热劲儿就别提了。我什么时候毕业的？我的导师是谁？我属于哪个俱乐部？我经常光顾哪几家小酒吧？我的朋友都是哪些人？第一天晚上，我要么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对他置之不理，假装集中思想处理委员会的事务，总算成功地避开了他。

20、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后来那个哈佛毕业生一有机会就来找我。他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他路过的时候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打电话邀请我参加晚会、郊游、打高尔夫球或其他文娱活动。每次，他总是把话题绕到哈佛上。我当年在哪几座教学楼里上课？我知道某某教授吗？我认识剑桥某个古老家族的成员吗？哈佛人见到哈佛人，他们交谈的话题似乎非常有限。

我惹不起也躲不开，当然啦，他的许多问题我都回答不出。他的疑心越来越大，开始把我看作一个冒牌的哈佛人———且不说还是个假律师———正式立案，收集证据。后来我得知他从几个方面无数次调查我的背景，煞有介事地询问我是否诚实可靠，到了这一步，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判定，翻案无望了。

我就像那个众所周知的阿拉伯人那样，收起帐篷，溜之大吉。但我并没有忘记领取最后一份工资。我与格劳里亚也告了别，尽管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永别。我只是对她说我家里死了人，必须回纽约待两个星期。

我把租来的豹牌汽车还了回去，买了一辆鲜艳的橘红色的帅鱼牌车。对于一个被通缉的逃亡者来说，开这样的汽车实在有些扎眼，但我喜欢它、需要它，就买了下来。我对自己解释说，被通缉的是驾驶者而不是汽车，这没准是一次明智的投资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举动，因为过去我总是租汽车，用完后就把它们丢弃在机场，奥里莱———当时我对他一无所知———就利用我的这种做法推断出我的行动模式。

我假冒医生将近一年，又扮演了九个月的律师。在这二十来个月中，尽管我过的不是一种正直坦荡的生活，但我没有再开一张空头支票，也没有做出任何足以引起当局注意的事情。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里格比或总检察长本人不去追究我为何放着好好的助理检察官不当，突然不辞而别，我就不会成为紧急通缉的对象。其实我本来应该很安全的，只有奥里莱在那里固执地穷追不舍，不过，他尽管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但掌握的线索却很渺茫。

我试图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在资金方面仍然很宽裕。我本来是想逃避那位“哈佛同事”的盘问，结果却成了逍遥悠闲的度假。我在西部各州漫无目的地闲逛，到过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里桑那、怀俄明、内华达、爱达荷和蒙大拿，哪里的景色吸引我，我就在哪里逗留。由于美妙的景色中通常包括一些妩媚多情的姑娘，我就总是兴趣盎然。

尽管我作为一个罪犯的印象逐渐模糊、淡化，但我并没有想洗手不干、重新做人。实际上，我为了以后的日子，在洛基山脉的一个大城市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冒牌飞行员。

原先，我巧妙地冒充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姆斯，现在我又如法炮制，虚构出一个弗兰克·亚当斯，他是环球航空公司一位所谓的副驾驶员，制服、假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的飞行员证书样样齐全。同时，我还制造了一大堆骗人的证件，使我作为弗兰克·威廉姆斯，既可以为泛美驾驶飞机，又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

此后不久，我来到犹他州，这个州不仅地理风光优美如画，并拥有源远流长的摩门历史，而且它的大专院校之多也是远近有名。在此之前，我已经如探囊取物般偷了两个大学学位，我觉得至少应该让自己熟悉一下大学校园。就这样，我拜访了犹他州的几所大学，在操场上闲逛，尽情欣赏学院风光，特别是那些男女同校的大学。有一所大学里有那么美丽迷人的姑娘，我可抵挡不住诱惑，差点注册入学。

然而我却成了一名教师。

一天下午，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无所事事，翻看着当地的报纸，突然看到一所大学缺少暑期班的教师，我顿时产生了兴趣。这篇报道引用了教务长，一位名叫阿莫斯·格里姆斯的博士的话说，他十分担忧，不知能否找到合适的人代替学校的两位社会学教授。“看来，我恐怕不得不到别的州去寻找愿意只教三个月的合格人选了。”格里姆斯教授这样说道。

我想像自己站在大学教室里，下面坐着十几个丰满成熟的美女，这幅景象太美妙了，我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就给格里姆斯博士打了个电话。

“格里姆斯博士吗，我是弗兰克·亚当斯”，我用轻快的语气说。“我有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正在此地拜访，博士，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正在寻找社会学教师。”

“是啊，我们十分渴望找到合适的人选，”格里姆斯博士谨慎地回答。“您明白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职务，只为暑期班而设。我想您一定有过一些教学经验吧？”

“噢，有过的，”我信口开河地说。“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让我解释一下自己的身份吧，格里姆斯博士。我是环球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最近因身体不适休假6个月，是一种内耳的炎症，使我目前不能驾机飞行。在此期间，我想找点事情做做。我看到了那篇报道，突然想到重返课堂或许很令人愉快。”

“我在加入环球航空公司前，在纽约州大学担任过两年社会学教授。”

“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您很可能是我们一个职位的合适人选，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说，现在变得热情起来。“您不妨明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详细谈谈。”

“乐意从命，格里姆斯博士，”我回答道。“我在犹他州完全是人生地不熟，您能不能告诉我，要成为贵校的一名教员，我需要准备哪些文件材料？”

“噢，实际上只要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格里姆斯博士说。“当然啦，如果您能从纽约州立大学弄到两封推荐信就更好了。”

“没问题，”我说。“当然，我需要回去索要成绩单和推荐信。”

21、在暑期当了教授

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准备，因为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根本没想到要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

“我理解，亚当斯博士，”格里姆斯博士回答道。“我们明天上午见。”

当天下午，我就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简章和该校的有关小册子。我还赶紧给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务主任去了封信，我说是犹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纽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最好是教社会学。我在当地的邮局租了一个信箱，然后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与格里姆斯教务长的会面非常愉快。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在教工俱乐部轻松地共进午餐时，都在讨论我作为一名飞行员的“经历”。格里姆斯博士像许多坐办公室的男人一样，对航空公司飞行员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让这些激动人心的憧憬得到证实。我心里装着许多趣闻逸事，足以满足他假想自己是飞行员的欲望。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亚当斯博士，”我告辞时他说道。“我个人期待着您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索要的材料就寄来了，我驱车到盐湖城购买我目前制造假证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后完工的“成绩单”简直天衣无缝，上面标明我的平均成绩是3.7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航空对北美洲农业人口的社会学影响》。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纽约州立大学教务主任的回信是写在正式学校信纸上的。我剪下信纸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胶条和高档文件纸伪造了一种足以乱真的学院信纸。我把它修剪成标准的打印纸大小，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是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另一封是以社会学系主任的名义。

我写这两封信时非常小心。它们只是说明我于1961至1962年间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讲师，教员评估委员会给我的评分十分令人满意，后来我主动辞职，进入商用航空领域，成为一名飞行员。信写完后，我把它们拿给盐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请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对他说我正在向几所大学申请教师职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级文件纸上的推荐信。看来，我的要求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给我办成了。

我把这些材料递给格里姆斯博士时，他只是草草扫了一眼。他把我介绍给威布尔·万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会学系的副主任，他也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们递给了教工人事处存档。不到一小时，我就受雇在暑期教两个学期，每学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学期1600美元。他们分配我上午给一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三次，下午给二年级学生上90分钟的课，每星期两次。万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学用的两本教科书和学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东西，可以在书店找到。他们那里有标准的需求申请单。”万德霍夫博士说。他咧开嘴笑了。“我很高兴看到您又年轻又结实。我们的暑期社会学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挣这份薪水可不容易。”

这时，离暑期第一个学期开始还有三个星期。我借口说我要恢复状态，旁听了万德霍夫博士的几节课，想看看大学的课究竟是怎么个教法。晚上，我就仔细钻研那两本教科书，觉得它们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万德霍夫说得对。我教的两个班人数都很多。一年级的班里有78名学生，二年级班里有63名，而且两个班里都是女生占大多数。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欢当教师的感觉，并尽情享受着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我。按要求，我只需照本宣科，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只要比学生提前阅读一章的内容，然后挑选几个我想要强调的部分。但我几乎每次在两个班里都会离开课本，大谈特谈犯罪问题、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长问题，以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问题等。我游离课本内容大发议论———其中大部分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通常会激起活跃的讨论和争辩。

周末，我就找犹他州一处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尽情地陶醉其中，身边通常有一位同样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里的春天一样，转瞬即逝，等它结束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遗憾的滋味。万德霍夫博士和格里姆斯博士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与我们保持联系，弗兰克，”格里姆斯博士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位长期的社会学教授，我们很愿意把您从蓝天上引诱下来。”格里姆斯博士说。

我的学生中至少有50个找到我，说他们如何如何喜欢我的课，并向我告别，祝我好运。

我真不愿意离开犹他州这个乌托邦，但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来。如果我在这里逗留，我的过去肯定就会来纠缠我，我可不愿意让这些人对我的美好印象受到玷污。

我西去加利福尼亚。当我翻越山脉时，山脊上起了大风暴，但这与我很快就会犯下的一连串弥天大罪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前休斯敦警察局长有一次这样说我：“弗兰克·阿巴纳勒即使用一张手纸开支票，从联邦财政部提款，签名是‘你上当了’，以一张香港驾驶执照作为身份证明，也照样能从城里任何一家银行兑出现金来。”

加州尤里卡的几位银行职员也会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如果它以决议的形式提出来，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大批出纳员和银行官员争相附议。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那么鲁莽。不过。我对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更不用说他们还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对我来说，尤里卡是我成为一个专业骗客的开端。当然啦，我到达这个城市时已是支票诈骗方面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22、在美丽的小镇上

我并不是故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生涯的里程碑。它一开始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停车加油站，但是一个姑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想逃到国外去，因为我总是隐约感到有一大批联邦调查员、执法人员和侦探在紧密地跟踪我。我这种担心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理由。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用空头支票骗人了，而在此期间“副驾驶员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假身份也被我束之高阁。我本来应该感到比较安全的，但是没有。我终日惶恐不安、心情烦躁、疑神疑鬼，某人只要多看我两眼，我就怀疑他是警察。

尤里卡加上俏佳人，不出两天就使我内心的忧惧有了缓解。佳人温柔多情、开朗奔放，尤里卡具有将我从小偷升华为大骗客的无限潜力。尤里卡位于加州的北部红杉林区，坐落在太平洋边，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小城市。它像巴斯克渔村一样优美如画、景色迷人，实际上在尤里卡的海湾外确实有一支五彩缤纷的庞大的渔船队。

在我看来，尤里卡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点是它的银行。尤里卡的钱庄比我到过的任何一个规模与之相当的城市都多。而我如果想成为一个移居国外的支票诈骗犯，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我仍然有几沓毫无价值的个人支票，但我突然想到，个人支票实在是小菜一碟，成不了大气候。它是假支票犯罪行为中最简单易行的，但它涉及的地点太多，留下的嫌疑也太多，而炮制一张100美元的空头支票，和兜售5000美元的伪造支票所得到的惩罚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需要一种更有甜头的支票，它能够用同样多的花酿出更多的蜂蜜。比如工资支票。当然啦，是泛美的工资支票。没有人可以说我不是个从一而终的窃贼。

制作假支票的工作十分费力而艰巨，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而且我对最后的成品很不满意。我望着它心想，如果我是一个出纳员，有人拿着这样一张支票请求兑现，我是决不会把钱付给他的。

然而，一件廉价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如果穿在一件水貂皮大衣里面，通常就会被人看作是时髦华贵的了。于是，我为这张兔毛支票设计了一个水貂皮的外套。我选择一个开窗信封，在上面贴了泛美的贴花纸，打出泛美在纽约的地址，弄得蛮像那么回事，然后往里面塞了一张空白的信纸，寄给我自己，地址写的是我住的这家汽车旅馆。第二天上午，这封信就送来了，当地邮局在无意中促成了我的计划。邮局职员在盖邮戳时太敷衍草率了，从信封上绝对看不出信是由哪儿寄出的。此人的马虎劲儿令我心花怒放。

我穿上那套泛美飞行员制服，把支票塞进信封，放在我上衣的内袋里。我驱车到最近的一家银行，风度翩翩地来到一位出纳柜台前，在里面办理业务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您好，”我面带笑容地说。“我叫弗兰克·阿巴纳勒，在这里度假，几天后到洛杉矶报到。麻烦您，能不能替我兑现这张支票？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证明材料。”

我从内袋里掏出信封，抽出支票，把它和我的假泛美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飞行员证书一起放在柜台上。我故意把信封掉落在柜台上，露出它上面别具特色的泛美标识语和回信地址。

那姑娘看了看我的那些假身份证明，又扫了一眼支票，但她似乎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显然，穿制服的商用航空公司飞行员在尤里卡尚属希罕之物。她把支票推给我，让我在后面签字，她把钱数出来时，聊天一样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我的工作和我到过的地方，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故意迎合她的口味，维护她脑子里关于飞行员的显然很浪漫的形象。

我离开时谨慎地带走了信封。我确信她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信封，它显然增加了她对支票的信任程度。这笔业务还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怀疑：影响出纳员的判断的并不是支票本身多么逼真，而是支票背后的那个人多么出色。

我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一直忙碌到半夜，又炮制了好几张假支票，数额都在500美元以上，第二天，我成功地把它们都送给了城市或郊区的几家不同银行。根据我对银行支票例行程序的了解，我估计我还可以在尤里卡再待两天，继续炮制和抛撒伪造的费用支票，接着还有整整三天时间可以旅行，然后第一张支票才会作为假票被退回来。

但是我在隐瞒身份方面偶尔会遇到危机，迫使我改变自己的时间表。

我从不完全沉浸在假身份里而忘记我的真名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实际上，在与别人的随意交往中，当我觉得没必要演戏，觉得伪装自己不能得到任何好处时，我总是介绍自己名叫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一个来自布朗布克斯的自由人。

在尤里卡也是这样。我在汽车旅馆登记时用的是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名字，还有那个姑娘，她以为我是泛美飞行员，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我远离汽车旅馆和那个姑娘，脱掉飞行员的衣服时，我只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真实身份成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伪装带来的压力和紧张。

在尤里卡，我在一家海鲜餐馆结识了一位出海打鱼回来的渔民。他走到我的桌旁停下来，说我正在吃的那条鱼是他亲手捕到的，然后就坐下来跟我聊天。原来他是一个汽车迷，于是我跟他谈了我的那辆福特老爷车，和我给那辆车做的装饰。“嘿，那正是我目前着手装饰的车款，一辆1950年产的有折篷的福特车，”他说。“你有你那辆老爷车的照片吗，呵？”

我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都在我家里呢。”我说。

“把你纽约的地址告诉我，待我把我这辆汽车装饰好了，给你寄几张照片去，”他说。“嗬，说不定我还会开车到纽约去看你呢！”

他不太有可能给我写信或到纽约来看我，我也不太可能在纽约收到他的信、见到他的人，于是我从口袋里找一张纸，准备记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

我找到一张空白的银行取款支票。我向侍者借了一支铅笔，在支票背面草草写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就在这时，有人叫那个渔民去接电话，是挂在门边墙上的一个收费电话。

23、百密一疏差点露馅

那个渔民对着话筒说了几分钟，便冲我挥了挥手。“嘿，听着，弗兰克，我要回船上去了，”他大声喊道。“明天再来，好吗？”不等我回答，他就冲出门去了。我把铅笔还给侍者，请他给我结账。“你需要一支铅芯黑一点的铅笔。”我说，一边指着我在银行取款支票背面写下的字。那些字勉强能够看清。

我没有把支票撕掉，而是把它放回了口袋，事后证明我的这个举动既愚蠢又侥幸。我回到房间，把它扔在摊开的支票簿上，然后换了衣服，给那个姑娘打了电话。我们在尤里卡郊外某处高高的红杉林里找了一家高档餐馆，过了十分愉快的一晚。

那个夜晚实在太美妙了，第二天早上我坐下来伪造另外三张泛美假支票时，仍然对昨夜的分分秒秒回味无穷。在尤里卡及其周围只有三家银行没有领教我巧妙的骗术了，我不想怠慢其中的任何一家。我完全沉浸在在我的新计划中。大队人马在追踪我的恐惧都被忘到了脑后。我也完全忘记了前一天下午的那个年轻渔民。

第一张支票伪造好了，我把它塞进那个已被使用过无数次的信封。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完成了另外两张，准备在我离开尤里卡前搞一次最后袭击。这次袭击十分顺利，我下午三四点钟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时，旅行箱的内衬里塞得鼓鼓囊囊的现金中又有了差不多1500美元的进账。

那天晚上，我对那个姑娘说，我第二天就要走了。“我大概要从旧金山或洛杉矶起飞，现在也说不准，”我对她撒谎道。“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很快回来的。我只要租一架小型飞机就可以过来。我们可以从高空俯瞰那些红杉林，换换口味。”

她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就这么说定了。”她说，然后提议去码头吃海鲜。她似乎饥饿胜过惆怅，这使我大为宽慰。可是海鲜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见一条渔船正往码头开来，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年轻渔民。我还想起我当时在一张银行取款支票背面草草地写了我的真实姓名和我在纽约的地址———至少是我父亲的地址。一想到这里，我就隐约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好像有人用手捅了我的敏感部位。我后来怎么处置那张支票的？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一边努力回忆，一边还要假装充满激情地与女伴谈天说地，这使我和那姑娘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变得不堪回首。

我回到房间，到处寻找那张空白支票，但没有找到。我有许多空白支票，但它们还留在支票簿上，没有撕下来。最后我无奈地断定，我把那张空白支票伪造成泛美费用支票，送进了那三家银行中的某一家。可是我又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呀，我需要在每张支票后面签字的呀，肯定会注意到后面有字的。然而我真的会注意吗？我记得那支铅笔颜色有多浅。即使是在下午明亮的光线下，我写的字都看不太清。我在支票背后签名时可能没有注意，忽视了那些潦草写下的字，尤其是我在尤里卡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行为程序。我发现当我把出纳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而不是去关注支票时，我兜售支票就要顺利和迅速得多。而要赢得一个女人的注意，你就必须也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

我坐在床沿上，强迫自己回忆导致这个局面的来龙去脉，很快就理清了头绪。我把那张散支票扔在摊开的银行取款支票簿上。第二天早上伪造三张假费用支票时，我忘记了与那个渔民相遇的事，首先拿起了这张支票。假支票炮制好后，我立刻就把它塞进了那个伪造的信封，如此看来，它一定是三张兑现支票中的第一张。这时我想起了那个为我兑现支票的出纳员。我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了。现在看来是太过分了。

尤里卡的某家银行收到一张伪造的泛美费用支票，后面的签名是一位冒牌的副驾驶员，但这张支票背面又有小弗兰克·阿巴纳勒的签名，还有他父亲在布朗克斯的地址。一旦这张支票被发现是假货，即使不是福尔摩斯也能发现其中的联系，破获这个案子。

我突然感到坐立不安，觉得自己是在劫难逃了。我又一次开始考虑逃往国外，越过边界进入墨西哥。或者到南边更远的地区去。但是，这次我盘算这个念头时心中很不情愿。我在尤里卡精心设计了我认为很了不起的作案新手段，比用假骰子赌博获利还多。我被这个计划的成功弄得飘飘然，把恐惧抛在了脑后，不再担心被人紧密跟踪，我使自己相信我像北极的浮冰一样安全。我打算沿着一条条海岸线、一道道边界实行我的支票诈骗。一想到我因为愚蠢地暴露身份而不得不放弃这个美好的计划，我就觉得十分恼怒。

但是真的必须退出这场游戏吗？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暴露身份了吗？既然我没有注意到支票背面草草写下的字，别人大概也没有注意到。

而且，那张支票很有可能还在银行里。我是下午一两点去兑现的，它恐怕要到明天才会被送到纽约。如果它还没有离开银行，我也许可以把它再购买回来。我可以对他们说泛美这张支票开错了，我不应该拿它来兑现的，或者诸如此类精心编造的故事。我相信只要支票还在，我肯定能编出一套天衣无缝的谎话。我反复盘算着种种说得通的借口，慢慢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好行李，把箱子搬到汽车上，付清汽车旅馆的费用，就打电话给那家银行。我要求与出纳主管说话，接线员把电话转给一个女人，她用轻快的语调自称是“斯特拉·韦林”。

“韦林夫人，泛美公司的一位飞行员昨天在你们银行兑现了一张支票，”我说。“您能不能告诉我……”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

“是啊，一张假支票，”她说，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冲，也没有问一问我的身份和我打电话的原因。“我们已经通知联邦调查局了。他们说要派一个调查员来取那张支票。”

24、假冒调查局人员取回支票

我没有受到盘问。我冲动之下采取了行动，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真实身份的本能反应。“是的，”我说。“这里就是联邦调查局。我想通知您，我们的调查员大约15分钟后赶到您那里。支票在您手里吗？还是让他跟另外的人联系？”

“就让他来见我吧，支票在我手里，”韦林夫人回答。“当然啦，我们想把支票留一个复印件存档。没问题吧？”

“当然可以，”我向她保证道。“我会吩咐戴维斯先生给您提供一个复印件的。”

我于15分钟内赶到银行，身上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我进门前先对里面作了谨慎的侦察。那个昨天给我兑现支票的出纳员不在里面。

如果她在，我就不会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去喝咖啡了还是怎么了，真担心我在银行时她会突然出现，但我别无选择，只有孤注一掷。我大步走进门厅，接待员把我引到一侧韦林夫人的办公桌前。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整洁利索，容貌端庄，服装和风度完全是职业女性的派头。我在她桌前停住脚步，她抬起头来。

“韦林夫人，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比尔·戴维斯。我想我的上司刚才给您打过电话吧？”我说。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哦，是的，戴维斯先生，”她说。“支票就在这里。”她没有要求看我的证件，也没有对我的身份表示丝毫怀疑。她只是从抽屉里取出那张支票，递给了我。我用一种很职业化的神情仔细打量着支票，我装出这副神情并不困难，因为我就是这张支票的伪造者。支票背面勉强可以辨认出我的真实姓名和我父亲的地址。

“看上去手法很拙劣，”我干巴巴地评论道。“有人居然会给这样的支票兑现，真让我吃惊。”

韦林夫人苦笑着表示赞同。“是啊，我们这里有些姑娘，唉，怎么说呢，一看见一个英俊潇洒的飞行员或其他外表风流倜傥的男子，就昏了头脑。她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他递给她们的票据，”她用不满的口吻说道。“给这张支票兑现的姑娘是卡特小姐，她难过极了，今天早晨没来上班。”

听到这个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开始尽情享受扮演调查员的乐趣。“好吧，我们需要与她谈谈，但以后再谈也可以，”我说。“这张支票你们复印了吗？”

“没有，但墙角就有一台复印机，一分钟就能印好。”她说。

“我来吧。”我说，不等她反对，就快步朝复印机走去。我只复印了支票的正面，当我把复印件放到她桌上时，她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让我在上面签个名，写上日期”，我说着拿起一支钢笔。“这个复印件是你们的收据。您知道，我们需要这份原件作为证据。它将由美国司法部保管。好了，韦林夫人，我认为我们目前就需要这些。非常感谢您的合作。”我把那张惹祸的支票原件塞进口袋，离开了那里。

我后来得知，我刚出银行不到5分钟，真正的联邦调查员———实际上是尤里卡惟一的一名调查员———就赶到了。我后来还得知，当韦林夫人知道自己上当受骗时，那份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不过这说明联邦调查员的头上也笼罩着一种浪漫的光环，还有，即使徐娘半老的女人也会被一个风流倜傥的人迷昏头脑。

扮演联邦调查员并不是我犯罪生涯中最聪明的一招。联邦调查员一般都是精明强干的官员，而当有人假冒联邦调查员时，他们就更能干、更果断了。我暂时以智取胜，没有暴露冒牌飞行员弗兰克·威廉姆斯实际上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但我不知道这件事给奥里莱提供了新的追踪线索，此后我们就一直在玩猎犬逐兔的游戏。

不过，我作为一个骗子仍然处于初学阶段，尽管是个高材生。我的那些冒险行为，一个有经验的支票诈骗犯是绝对不敢尝试的。我是一个独立的演员，撰写、制作和导演我自己的剧本。我不认识任何职业犯罪分子，也不探索犯罪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对任何类似犯罪窝点的地方都避之惟恐不及。

协助我进行这些违法活动的人都是遵纪守法、诚实正派的家伙，是我用巧妙的手段骗取他们给我帮助的。事实上，我人身的绝对自由才是我成功的最大因素。警察搜捕我时，那些惯用的犯罪资料来源变得毫无用处。地下情报网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作案的过程中通常会暴露我的真实身份，但警察收集的线索都是马后炮。当我的失误暴露时，我通常早在几天前就溜之大吉了，警官始终未能捕捉到我的足迹，直到我再次作案，那通常是在另一个很遥远的城市了。

我一旦干上支票诈骗这一行，就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我选择支票诈骗作为一种职业，作为我谋生的手段，既然我选定了这样一个违法的行当，我就决意把活儿做得尽善尽美、精益求精。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里，我研究支票办理和银行业务的程序，那股孜孜不倦的劲头就像一个投资者研究他可以拥有的市场。我还不露痕迹地完成我的家庭作业。我与出纳员约会，一边抚摸她们的身体，一边汲取她们脑袋里的知识。我光顾图书馆，浏览有关银行的杂志、报纸和经济类图书。我大量阅读金融方面的出版物，并千方百计找机会与银行职员对话。很快，我的所有技巧上的错误都得到了纠正，变得完美无瑕。

我利用银行人员对本行业数字代码的无知，利用兑换支票的人们对支票知识的匮乏，大发横财。我撤离尤里卡后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星期，制造出数十张假的泛美费用支票，抛撒在旧金山的各个银行、机场或附近地区的银行和旅馆，我精心设计支票上的数码，弄得支票被转到波士顿、费城、克利夫兰和里士满这样遥远的地方。

一天，我在伯克利的大小钱庄打了一遍野食回来，发现无论是手提箱还是装衣服的圆筒旅行袋都塞满了散乱的钞票，没有一点儿地方了。我的赃款来得太快，来不及挥霍。

25、遇到真爱讲实话

我拿上25000美元，来到圣何塞一家银行，以约翰·卡卡涅的名字租了一个保险箱，预付了三年租金，把现金放了进去。第二天我走进奥克兰的一家银行，如法炮制，这次用的名字是彼得·莫莱利。

然后，我回到旧金山，坠入了爱河。

她名叫罗萨莉，是美航的一位空中小姐。她和5个室友一起住在一座老房子里，她们也都是美航的机组人员。我从机场回来时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了她们6个，就这样认识了她。她们是去机场办理合法差事，而我是去那里搞一些非法的小偷小摸。我们当晚就开始约会了。

罗萨莉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之一，我今天仍然这么认为。她有闪闪发亮的金黄色头发，而且我很快发现她的性格也有许多闪光发亮的地方。她24岁，仍然是个处女，我们第二次约会时她告诉我，她打算把贞操一直留到她的新婚之夜。我对她说我赞赏她的这种态度，确实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每次与她单独在一起时都试图脱光她的衣服。

罗萨莉是一位非常令人喜欢的伴侣。我们可以交流的共同话题很多，音乐、书籍、大海、滑雪、戏剧、旅游，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乐趣和爱好。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罗萨莉在宗教方面也非常虔诚，但她并不坚持要我和她一起去做弥撒。

“你为什么不给我布道，谈谈我的罪恶？”一天，我把她从教堂里接出来，用戏谑的口吻问她。

她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罪恶，弗兰克，”她回答道。“我没有发现你有任何不良习惯。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发现，我每次与罗萨莉在一起，与她的关系都越发亲近。她有这么多美好的品质。她似乎是大多数年轻单身汉渴望娶作妻子的那种女人的典型代表：她忠诚，做事情干净利落，头脑聪明，脾气随和，待人体贴，性格活泼，而且她还不吸烟也不喝酒。她简直就像是把苹果馅饼、美国国旗、妈妈、姐姐和春天一股脑儿卷在了一条女童子军彩带里。

“罗萨莉，我爱你。”一天晚上，我对她说。

她点点头。“我也爱你，弗兰克，”她轻声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我的父母，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们呢？”

她的父母住在洛杉矶一边的唐尼。开车去花了很长时间，我们半路停下，在皮斯莫海滩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我们过了十分美妙的一夜，当第二天继续上路时，罗萨莉已经不再是一个处女了。我真心地为此感到难过，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照顾到她的贞操，我十分清楚她是非常珍视这一点的。我们开着她的汽车———是她坚持的———沿着海岸线行驶时，我反复表示我的歉意。

罗萨莉偎依在我怀里，甜甜地笑着。“别再道歉了，弗兰克，”她说。“是我愿意这样的。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一晚也算作我们的新婚之夜。”

她的父母都是很好的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当罗萨莉告诉他们我们准备结婚时，他们都很高兴，热情地祝贺了我们。在整整两天时间里，我耳朵里听见的都是关于婚礼的筹划，尽管我并没有请求罗萨莉嫁给我。但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这么做了，而且她的父亲显然对我很满意。

但是我怎么可能与她结婚呢？她以为我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是一个前程无比美好的泛美公司副驾驶员。我知道我们一旦结婚，我就不可能维持这种冒牌的身份。她早晚会知道我实际上叫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一个不满20岁的诈骗犯，有一个肮脏的过去和一个靠行骗谋生的未来。我不能对罗萨莉那么做，我对自己说。

也许我能？我有8万到9万美元现金，足够维持我们最初的婚姻生活。如果我对罗萨莉说我不想再驾驶飞机，想自己经营一家文具店，说不定她会相信我的话的。实际上我并不想开文具店，但这是我精通的惟一正派行业。我把这个想法抛到脑后。我仍然愿意做“弗兰克·威廉姆斯”，而弗兰克·威廉姆斯将仍然是一名被通辑的逃犯。

就这样，本来是一次愉快的拜访，却变成了对我的一种痛苦折磨。我觉得我真心喜欢罗萨莉，我觉得我真心想与她结婚，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做到。

而罗萨莉呢，她以为就要嫁给我了，她的父母也以为她就要嫁给我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张罗开了，把婚期定在一个月后，列出要邀请的宾客名单并安排接待，总之，凡是闺女要当新娘时父母和女儿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紧锣密鼓地做了起来。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许多讨论，表面装出喜悦的样子，似乎渴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内心里却经受着负疚感的折磨，我感到羞愧难当，十分痛苦。我曾经对罗萨莉和她的父母说过，我的父母正在欧洲度假，大约十天后回来，罗萨莉一家同意等我的父母回来再把计划最后敲定。

“我想你母亲肯定愿意亲自张罗这件事，弗兰克。”罗萨莉的母亲说。

“她肯定愿意的。”我撒谎道，实际上我想我母亲肯定愿意亲自教训我一顿。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住在罗萨莉家的客房里，夜里我躺在床上，仍然听见她父母的喃喃低语声从客厅那头传来，我知道他们还在谈论他们的女儿与这样一位好青年的婚事。这使我的情绪糟糕到极点。

一天下午，罗萨莉和我骑车出去游玩，最后来到一个公园里，坐在一棵大树的树阴下，罗萨莉像平常一样谈起了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们住在哪里，要生几个孩子，等等。她谈话时，我出神地望着她，突然我觉得她能理解，她这么爱我，一定不仅会理解我，还会原谅我。我最喜欢的她的优点之一就是她富有同情心。

我轻轻地用手捂住她的嘴。“罗萨莉”，我说，对自己的镇定和平静感到吃惊。“有件事我需要告诉你，希望你试着去理解。我如果不是这样爱你，决不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因为我要对你说的事情是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的。我之所以要告诉你，罗萨莉，是因为我爱你，愿意与你结婚。

“罗萨莉，我不是泛美公司的飞行员。我也不是28岁，罗萨莉。我才19岁。我的真名不是弗兰克·威廉姆斯，而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个冒牌货，罗萨莉，是个骗子，是个支票诈骗犯，全国各地的警察都在通缉我。” , ,下期我想给她打个电话，问清她目前的感受，但后来还是决定当面跟她谈，迫使她拿定主意。我从一条侧道接近她家，快到拐角前我停住了，把自行车放倒，顺着邻居家院子的篱笆向前走。

26、逃到拉斯维加斯

她望着我，完全惊呆了。“你在开玩笑吧？”最后她说。“我是在机场遇见你的呀。你有飞行员证书，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有泛美的身份卡。你当时穿着制服，弗兰克！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弗兰克？你到底是怎么啦？”

她局促不安地笑了起来。“你在哄我玩儿吧，弗兰克？”

我摇摇头。“没有，罗萨莉，不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我说，然后就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从布朗克斯一直到唐尼。我说了一个小时，一边说，一边望着她眼睛里的神情依次反映出惊恐、怀疑、痛苦、绝望、怜悯，最后眼泪掩盖了种种情感。

她把双手埋在头发里，不可扼制地伤心哭泣着，好像哭到了地老天荒。然后她接过我的手帕，擦干眼睛和面颊，站了起来。“我们回家吧，费兰克。”她轻声说。

“你先走，罗萨莉，”我说。“我很快就来，我需要独自待一会儿。对了，罗萨莉，在我回来之前，你先什么也别说。如果你的父母知道这事，我希望是我告诉他们的。答应我，罗萨莉。”

她点点头。“我答应你，弗兰克。待会儿见。”

她骑着车走了，一个可爱的姑娘变成了眼前这个可怜巴巴的悲剧人物。我也骑上车，一边毫无目的地四处转悠，一边盘算着。罗萨莉实际上并没有说什么。她无疑并没有对我说：没关系，她原谅我的一切，我们还照样结婚。我实际上并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当我再次出现在她家时她会有什么反应。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呢？我放在她家里的只有几件运动服、两套西装、内衣内裤和一套剃须用品。我把制服留在旧金山我的汽车旅馆房间里了，伪造的身份证和假飞行员证书就在我的口袋里。我从未对罗萨莉说过我住在哪里。我总是给她打电话，或去她那里找她。她有一次问过我，我说我和两个脾气古怪的飞行员一直住在林萨街道，他们古怪得出奇，房间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

她似乎信以为真了。她决不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总是别人表现出什么样子，她就全盘接受。这也是我喜欢与她做伴，与她频繁约会的一个原因。我在她身边感到很安全。

但眼下我不再感到安全了，我开始怀疑我刚才一时冲动、坦白一切的做法是否明智。我强迫自己把这些忧惧抛到脑后。我对自己说，罗萨莉现在知道了那些事情，她不管怎么做，都决不会背叛我的。

我想给她打个电话，问清她目前的感受，但后来还是决定当面跟她谈，迫使她拿定主意。我从一条侧道接近她家，快到拐角前我停住了，把自行车放倒，顺着邻居家院子的篱笆向前走，直到透过树叶看清她家门的情况。

在罗萨莉家门前，停着一辆黑白相间的公务车，第二辆车尽管没有任何标志，但显然是一辆警车，就停在车道上。一位穿制服的警察坐在警车里，警惕地扫视着街道。

我可爱的罗萨莉告发了我。

我回到自行车旁，骑车往相反方向逃去。我来到市中心，存起自行车，搭一辆出租车前往洛杉矶机场。30分钟后我就到了空中，正在返回旧金山。整个旅途中我内心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我收拾行李、付清汽车旅馆的费用、返回机场的过程中，这种莫名的感觉一直纠缠着我。我用詹姆斯·福兰克林的名字买了去拉斯维加斯的机票，然后我把汽车遗弃在机场，钥匙留在发火装置上。这是我购买和抛弃的许多辆车中的第一辆。

在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途中，那种微妙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它不是愤怒，不是悲哀，也不是负罪感。我始终弄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在内华达州走出飞机的那一刹那，终于认出了这种感觉。

那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很高兴罗萨莉终于离开了我的生活！当明白这一点时，我非常吃惊，不到6个小时前我还是那么不顾一切地想让她成为我的妻子。不管吃惊还是不吃惊，我还是感到如释重负。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太棒了，比我想像的还要美妙。整个城市仿佛都笼罩在一种五光十色的电光中，所有的人，不管是旅游者还是当地居民，似乎都在亢奋地、满怀期待地忙碌奔走。相比之下，纽约就是一个闲散、平静的城市了。当我提到那种躁动不安的气氛时，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解释说，这就是“赌博热”。

“每个人都发起了高烧。每个人都想出来大发利市，特别是男人们。他们来的时候开着飞机、驾着豪华汽车，最后只好靠免费搭车离开这里，这座城市里惟一的赢家是赌场。其他人都输了个精光。”

我找到一家汽车旅馆租了一个套间，预付了两个星期的租金。当我掏出一大卷100美元的大钞给旅馆付账时，负责接待的店员丝毫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我很快就了解到，巨额钞票在拉斯维加斯就像零钱一样。

我只把拉斯维加斯当作一个调整状态、养精蓄锐的地方。我听从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忠告，热衷于泡妞儿。他对那些姑娘的评价是正确的。她们大多数人都很饿，真是很饿。实际上简直是饥不择食。我与其中最贪婪的几个厮混了一星期，觉得自己像摩西在喂养大批百姓。

然而正如《圣经》所说：接济穷人者，自己也不会受穷。

我在喂养一个饿坏的流浪女。她靠卡西诺赌场的免费午餐对付了三天，同时试着与菲尼克斯城的一个哥哥取得联系，向他要钱买票乘车回家。“我输惨了，”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大块浇着各种配料的牛排，一边苦巴巴地说道。“我身上带的每一分钱，我支票账户上的每一分钱，我那些金银首饰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没了。就连返程的飞机票，也被我兑换成了现金。幸亏我的房钱是预先付清的，不然我就要睡在大厅的沙发上了。” 下期我找到一家仓库出租公司，租了一个采光充足的小隔间，预付了一个月租金。然后，我弄了一张8000美元的银行本票，买下了制版照相机和胶印机，叫人把它们送到仓库间。

27、袭击拉斯维加斯

她又愉快地咧嘴一笑。“我这也是活该。我以前从没有赌过，我刚到这里时也不赌的。可是这个该死的地方，它诱惑你。”

她疑问地望着我。“我希望你是出于善心才给我买饭吃的。我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一个姑娘可以用许多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那不是我的作派，伙计。”

我笑了起来。“放松一些。我欣赏你的作派。你回菲尼克斯是去工作吗？”

她点了点头。“如果我运气好，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要是我星期一还没能赶回去，我的工作就丢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她看上去像是秘书那种类型的。

“我是支票设计员，在一家专门设计和印制支票的公司工作，”她说。“我实际上是一位商业画家。那是一家小公司，但我们为两家大银行和许多大型企业办理业务。”

我非常吃惊。“呵，我可没想到，”我大胆地说。“那真有意思，你们设计和印制一张支票时，是怎么做的？”

“噢，这取决于我们制作的是普通支票还是花色支票。你知道，花色支票就是那种有图案、有风景的五颜六色的支票。如果是普通支票，程序就很简单。我只是按客户的要求，把它设计在一个大拼贴板上，然后我们用一架制版照相机把它缩小成正常尺寸翻拍下来，照相机就会生成一个图版。我们只需把图版放在一个小型的胶印机上，就可以一版四张或更多地印刷支票了。实际上，只要经过一点培训，人人都会做的。”

她名叫皮克西。我倾下头，吻了吻她的前额。“皮克西，你今晚就回家怎么样，乘飞机回去？”我问。

“你在拿我开玩笑吧？”她埋怨道，目光很警惕。

“不，才不是呢，”我向她保证道。“我是泛美公司的一位飞行员。我们不从这里起飞，但我可以享受免费搭乘飞机的特权。我可以在任何一架从菲尼克斯飞到拉斯维加斯的飞机上，为你谋到一个座位，送你回菲尼克斯。只需要编一个善意的谎话。我就说你是我妹妹。不附加任何额外条件，行吗？”

“嘿，太棒了！”她高兴地说，紧紧搂了我一下。

在她收拾行李时，我给她买了一张机票，是用现金支付的。我把她送到机场，她登机时，我往她手里塞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别争了，”我说。“这是一笔贷款。说不定哪天我就会过来收钱。”

我后来确实去了菲尼克斯，但没有试图与她联系。即便我们联系上了，我也不会去收钱，而是去还清我欠她的债，因为皮克西使我生财有道，财源滚滚。

第二天，我找到一家文具印刷材料公司。“我想办一家小文具店和一家小印刷铺。”我对一个店员说。

“有人告诉我，一架制版照相机和一个小型胶印机就能满足我最初的需要，从经济的角度看，性能良好的旧设备也一样可以用。”

那店员点点头。“说得不错，”他表示同意。“问题是二手的制版照相机很难弄到。我们这里没有。我们倒是有一台很好的小型胶印机，八成新，没有用过很多次。如果你把它和一架新制版照相机一起买下，我可以给你算便宜点，一共给8000美元好了。”

这个价钱使我感到一些意外，但当他把两台机器拿给我看，并演示了它们的操作程序后，我觉得投资8000美元购买这样的希罕宝贝实在是很划算的。制版照相机通过摄影，把原件制成一个可供翻印的图版。然后，这个轻便的、有弹性的图版可以在胶印机的圆筒上，将图版上的图案直接印在包在胶印机滚筒上的橡皮布上，然后胶印机再把图案印在你所使用的各种纸张上。正如皮克西所说，只要经过一点培训，谁都会做，而我在现场就接受了培训。

制版照相机和小胶印机尽管不是很重，但体积庞大，不可能作为行李的一部分装在箱子里带往全国各地。不过，我只打算在有限的时间内拥有这两台机器。

我找到一家仓库出租公司，租了一个采光充足的小隔间，预付了一个月租金。然后，我弄了一张8000美元的银行本票，买下了制版照相机和胶印机，叫人把它们送到仓库间。当天我又去逛了几家文具商店，采购了我需要的所有物资———制图版，钢笔和铅笔，尺子，切纸机，可粘贴的字母和数字，还有正宗费用支票所使用的那种蓝色和绿色防伪安全卡片纸，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我真是又惊又喜。经过照相机的缩小翻拍，原先肉眼能看见的线条和字母间的暇疵和缺陷都不见了。我用切纸机从卡片纸上切下一张，仔细观看。我手里拿着的活脱脱就是一张真的支票！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四边是光滑的。

我一鼓作气印了500张假支票，才关了胶印机，把它和制版照相机都扔掉了。我回到旅馆房间，穿上泛美飞行员的制服，将一沓支票塞进我的上衣口袋，就出门打虎去了。

在我看来，老虎实际上只是一只乖乖猫。拉斯维加斯像一条床单似的被我熨得平平的。那天下午和晚上，还有第二天，我袭击了大约100家卡西诺赌场、酒吧、旅馆、汽车旅馆、夜总会和其他赌博场所，在维加斯，你不管走进什么地方，它几乎都给你提供某种赌博活动。就连杂货商店里也摆着老虎机。在我兑换假支票时，没有一个出纳员表现出丝毫的犹豫。“您能不能替我兑现这个，并给我50美元的角子？”我通常这样问，对方立刻就递给我50美元的筹码，剩下部分就付给我现金。为了做做样子，我通常在一家卡西诺赌场里逗留20或30分钟，上桌赌几盘，然后再去袭击另一个地方，令我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我用这种办法居然使卡西诺赌场也赔了老本。

我玩老虎机赢了300美元，玩21点赢了1600美元。我尽管对轮盘赌一窍不通，居然也有900美元的进账。我还在掷骰子赌博上赚到2100美元。连同诈骗，算下来，我一共从拉斯维加斯掳走了39000美元！

28、骗银行骗顺了手

我开着一辆租来的卡迪拉克离开了内华达州，不得不付了1000美元的押金，因为我对出租人说这辆车我大概要用几个星期。

实际上我用了将近三个月。我悠闲地、漫无目的地在西北部和中西部游逛，继续装成一个正在休假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我轮流扮演弗兰克·威廉姆斯和弗兰克·亚当斯的角色。我由于不想给猎狗留下太容易追踪的足迹，便没有像仙女散花一样四处抛撒我的假支票，但我时不时地抛出一两张，小赚一笔。我在盐湖城捞了5000美元，在比灵斯捞了2000美元，在夏延捞了4000美元，又从堪萨城的几家银行行骗了18000美元，最后来到了芝加哥。到了芝加哥，我把卡迪拉克往车场一扔，信步走了开去。

我决定在芝加哥潜伏一段时间，好好考虑自己的未来，至少盘算一下我希望以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哪里。我又一次想到逃往国外。我倒不太担心我目前的安全，但我知道如果我继续在美国作案，迟早会被抓住的。而要离开美国，我面临的主要问题自然就是如何搞到一张护照。我对罗萨莉说了实话之后，已经不能用自己的真名申请护照了，这个时候，警方肯定已经把弗兰克·威廉姆斯和弗兰克·亚当斯同小弗兰克·阿巴纳勒联系了起来。我在芝加哥安顿下来时，脑子里思考着我目前的处境，但后来事情发展得太快，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清楚。

我用弗兰克·威廉姆斯的名字在湖滨道租了一个舒适的套间。我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我的个人支票用完了，而我总愿意身边备着一些个人支票。我了解到许多汽车旅馆不接受公司支票，但接受个人支票充抵账单或兑换100美元以下的现金。我已经不再把个人支票作为诈骗工具了，但在必要时仍然把它们用作支付房租的方式。既然可以用支票打发，我可不愿意动用现金。

就这样，我到达芝加哥的一星期后，走进一家银行，开了一个500美元的活期支票账户。我自称是一位泛美飞行员，支票上的地址写的是纽约一家邮购公司，我最近给这家公司捐了笔款子，作为掩盖我踪迹的另一个措施。“我希望把我的支票和我每个月的结算表寄到这个地址。”我对办理这项业务的银行职员吩咐道，一边把我在湖滨道的地址写给了他。

“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在这里开一个户头，是因为我经常在芝加哥进进出出，办理公司业务，在本地银行有一个账户就方便多了。”

银行职员表示赞同。“你大约一星期后就能收到你的常规支票，威廉姆斯先生。在此期间，你可以使用这些临时支票。”他说。

敏锐的观察力。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骗客最大的优点。我走进银行时注意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出纳员。我离开银行之后，她的倩影便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且在其后几天里仍然占据着我的思绪，挥之不去。于是，我决定去见见她。几天后，我假装存一笔款子，再次走进银行，我从大厅中央的一个柜台上拿了一张存款单，正在填写时一件更值得我关注的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忘记了其他。

存款单的左下角有一个长方形的格子，是填写存款者账号的。我从不填写这个格子，因为银行并不要求我填写。当出纳员把存款单放进他或她柜台上的小机器里，给你打印收据时，机器的指令程序是先读账号。如果有账号，那笔存款就自动归入账户名下。如果单上没有填写账号，机器仍然可以利用姓名和地址把存款归入账户名下。因此账号并不是非填不可的。

我旁边有一个家伙在填写存款单。我注意到他就没有填写账号。我在银行里徘徊了将近一个小时，观察那些进来办理存款、支票或信用卡业务的人。大约有二十个吧，其中没有一个使用供他们填写账号的格子。

那个姑娘被我忘到了脑后。我偷偷拿了一小沓存款单放进口袋里，回到旅馆的房间，用与银行表格的字体相近的可粘贴数字，在每张存款单的空白处填进了我自己的账号。

第二天上午，我又来到银行，仍然是偷偷地把那小沓单子放在一摞存款单的上面。我不知道我的计划是否会成功，但值得冒险一试。4天后，我回银行办理250元存款。“顺便问一下，我的账上还有多少钱？”我问出纳员。“本星期开的几张支票我忘记登进去了。”

出纳员很热心地查了一下我的登录账目。“加上这笔存款，您的账上还有42876.45美元，威廉姆斯先生。”她说。

就在银行快要关门前，我又返回来，假说要买房子，用现金支票提走了4万美元。当然啦，我没有买房，但我确实用柔软的羽毛装饰了一下我的小窝。第二天早上，我在另一家银行兑现了支票，当天下午就飞到火鲁奴奴，在那里一位漂亮的夏威夷姑娘用一个热吻迎接了我，又把一个花环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说起来，我真是个恩将仇报的无赖。在接下来的两星期里，我用假支票编成一个38000美元的花环，花三天时间把花环套在瓦胡岛、夏威夷、毛伊岛和考爱岛的各家银行和旅馆的脖子上，然后，我就乘飞机到了纽约。

这是我走上支票诈骗这条路后第一次回到纽约，我多么渴望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甚至去看看他们。但我还是决定放弃这个念头，倒不是因为其他，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脸见他们。我回家时可以腰缠万贯，这或许是爸爸和妈妈都没有想到的，但我的这种成功他们是决不会欣赏或容忍的。

我在纽约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正好够我设计一个新的行骗方法。我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开了一个活期支票账户，用的名字是弗兰克·亚当斯，地址是我在东城区租的那套公寓，收到我的个人支票后我就飞到费城，把城里的大小银行都侦察一遍。 下期当天夜里我就飞到迈阿密，第二天下午，我出现在另一家玻璃门面的银行面前，还是坐的劳斯莱斯，但这次是我自己开车，我衣服穿得很休闲，但同样价格不菲。

29、从费城到迈阿密

我选中了一家门面全是透明玻璃的银行，这些玻璃使潜在的存款客户看到里面的所有情形，也使坐在玻璃墙边办公的银行职员能够清楚地看到现金的流入。

我想给他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因此，我第二天是坐劳斯莱斯去的，开车的是我专门雇来的司机。

当司机替我打开车门时，我看见银行的一位职员已经注意到我的到来。我踏入银行，径直朝他走去。我那天打扮得西装革履，符合我坐劳斯莱斯还带专门司机的身份———我穿着请裁缝订做的珍珠色三件套西装，戴着价值100美元的高档软帽，脚上是名牌鳄鱼皮鞋———那位年轻银行家的眼神告诉我，他把我这身豪华的穿戴看做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上午好，”我语气轻快地说，在他桌前坐了下来。“我名叫弗兰克·亚当斯，是纽约亚斯建筑公司的。今年我们要在这里完成三个建筑项目，我想把一些资金从我纽约的银行转到这里来。我想在你们这里开一个活期支票账户。”

“行的，先生！”他情绪很热烈地说，伸手就取来几份表格。“我还不能确定，我要仔细研究这几个项目之后再作决定。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打算把很大一笔款子存在这里。”

“好的，关于您的个人账户，亚当斯先生，您只要给我开一张支票，写上您在纽约银行里的余款数目，这样就可以关闭那里的账户。”

“这就行了吗？”我假装很吃惊地说。“我没想到这么简单。”我从内袋里掏出我的支票簿，拿在手里，不让他看见，又用手指沿着一串假想的数字移动，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我抬头望着他。“劳驾，我可以用一下您的计算器吗？我昨天开了几张支票，还没有结算在我的支票簿上，而我在心算方面太糟糕了。”

“没问题。”他说，把计算器转过来给我用。我敲了几个数字，点了点头。

“行了，我的账上还有17876.28美元，我相信我算得没错，”我说。“不过我想只用17000美元开一个账户。我偶尔还要回纽约，想在那里保留一小笔款子。”

我给他开了一张17000美元的支票，并向他提供了开户所必需的材料，地址留的是我登记下榻的那家旅馆。“我暂时住在那里，等找到一个合适的公寓或住房再搬出来。”我说。

年轻的银行家点了点头。“亚当斯先生，不用说您也明白，您的支票在纽约结清之前，您不能用这个账户开支票。”他说。“那应该不会超过四五天，在这期间如果您需要资金，可以来找我，我来替您想办法。这里是一些临时支票，以备不时之需。”

我摇了摇头。“太感谢了，但我预先考虑到需要耽搁这么长时间，”我说。“我手里的资金够用了。”

我和他握了握手就离开了。当天夜里我就飞到迈阿密，第二天下午，我出现在另一家玻璃门面的银行面前，还是坐的劳斯莱斯，但这次是我自己开车，我衣服穿得很休闲，但同样价格不菲。我走进大厅时看了看手表。银行再有半个小时就关门了。一位打扮时髦、容貌十分俊俏的女士注意到我的光临，在我跨入大厅时向我打了招呼。

“我可以帮助您吗，先生？”她笑容可掬地说。走近了仔细观察，她显得比我第一眼看见时老多了，但仍然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我希望如此，”我说，我朝她报以微笑。“但我认为我最好与银行经理谈谈。”

她的眼睛顽皮地闪了闪。“我就是银行经理，”她说着笑出了声。“那么，您有什么问题呢？看您的样子，肯定是不需要贷款的。”

我假装举起双手，做投降状。“不，不，不是这码子事，”我说。“我名叫弗兰克·亚当斯，来自费城，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在迈阿密寻找一座合适的度假别墅。今天我终于看到一处十分理想的住房，是比斯坎湾附近的一座浮房，但对方想要现金，他要在今天下午5点钟前收到15000美元的定金。他不收个人支票，而我在这里没有银行账户。”

“我想问一问，如果我给您开一张我在费城银行的支票，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可直接支付现金的15000美元的现金支票呢？我知道您需要打电话给我的银行核实我确实拥有这笔钱，打电话的钱可由我来付。我确实很想买下这座房子。”我停住口，脸上露出恳求的神情。

她妩媚地噘起嘴唇。“请问您在费城的银行名称，还有您的账号？”她问道。我把银行名称、电话号码和我的账号都告诉了她。她走到一张桌旁拿起电话，拨了费城的号码。

“请转账目登录处，”电话接通后，她说。“是的，我这里有一张支票，账号是505－602,弗兰克·亚当斯先生，数额为15000美元。麻烦您，我想核实一下这张支票。”

我屏住呼吸，突然意识到身材魁梧的银行警卫就站在大厅一角。根据我的经验，银行账目登录处的那些职员，当有人要求核实一张支票时，他们只是查看一下账上的余款。他们很少深入调查支票背后的账户状况。我希望这次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得，我就只好希望银行的警卫的枪法都很差。

我听见她说，“好的，谢谢您。”然后她放下话筒望着我，脸上带着一种沉思的表情，一会又露出那种灿烂明媚的笑容，说道：“如果您答应来参加我今晚举行的一个晚会，我就接受您的支票。我正缺少英俊潇洒的男士呢。怎么样？”

“就这样说定了！”我说着，咧嘴一笑，给她开了一张费城银行的15000美元的支票，换回一张可直接支付现金的15000美元现金支票。

我去参加晚会了。那是一个棒极了的盛大的狂欢舞会。第二天上午，我把支票兑现换成现金，退还了劳斯莱斯，搭了一架飞机飞往圣地亚哥。我猜想，当她得知她一天之内宴请了我两次———一次是狂欢晚会，一次是现金大餐，当她终于明白这一点时，不知会有什么反应。

30、为了护照发愁

我每一次行骗都能想出一个新招，有时我限制自己不要做得太过分。我修改美国的银行管理系统以适应我的要求，我像浣熊吸空鸡蛋一样从银行金库里吸出一卷卷的钞票。当1967年我越过边界进入墨西哥时，我的非法所得已经接近50万美元，几十位银行职员的屁股都被板子打红了。

这实际上都是玩的数字游戏，这是一种统计学的仙人摘豆戏法，豆子永远藏在我的口袋里。

我的数字游戏是拖延时间和从容脱身的理想手段。在猎狗闻到足迹前我总有一个星期的撤退时间。我后来得知，我是第一个利用支票运行路线的支票诈骗犯。这简直把银行家们气疯了。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知道了，这多亏了我。

我加班加点地执行我的计划，在全国各地到处行骗，后来我断定警方一定死死盯牢了我，正设天罗地网搜捕我。我必须逃到国外去。我想，我在里士满或西雅图为弄到一张护照发愁，还不如到墨西哥去想办法呢，因为要访问墨西哥只需要一个签证。我从圣安大略的墨西哥领事馆拿到了签证，用的是弗兰克·阿巴纳勒的名字，谎称自己是泛美公司的飞行员，然后我免费搭乘一架墨航班机，来到墨西哥城。

我没有把我疯狂作案的所有赃款都带出来。我像一只可以接近肉店骨头箱，同时又拥有40亩柔软土地的狗，把我的赃款埋在了美国各地，把一沓沓的现金存放在东海岸到西海岸、从格兰德河到加拿大边界的无数家银行的保险箱内。

我身上带着5万美元进了墨西哥，我把钱分成薄薄的几扎，放在行李箱的隔层间和上衣的衬垫里。一个目光敏锐的海关官员可以一下子就把这些现金翻找出来，但我用不着通过海关检查。我穿着泛美制服和墨航的机组人员一起出来了。

我在墨西哥城待了一星期。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在墨西哥休假5天的泛美公司空中小姐，我接受她的邀请，到阿尔普尔科去度周末。我们在空中时，她突然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怎么回事？”我问道，很吃惊从这样可爱的红唇间听到这样的语言。

“我应该在机场兑换我的工资支票的，”她说。“我钱包里只有三个比索了。哦，算了，我想旅馆里也能兑换的。”

“如果数额不大，就让我来兑换吧，”我说。“今晚我正想把自己的支票拿去存起来呢，我可以把它一块儿存进我那家银行。多少钱？”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支票上写着多少现金。一张正宗的泛美支票！我需要它。我用288.15美元把它买到手，仔细收藏起来。我一直没有把它兑换成现金，不过它给我换来了大量的财富。

我喜欢阿尔普尔科。那里云集着许多风流名士，他们大多数人要么有钱，要么有名望，要么正在拼命地追名逐利，有时是三者兼备。我们下榻在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经常光顾的一家旅馆，但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在阿尔普尔科这个地方，人们一般不谈自己的本行。

那个空中小姐返回她在迈阿密的基地之后，我继续留在阿尔普尔科。旅馆经理渐渐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对我太友好了，我决定向他透露一下我的为难处境。

一天晚上，我正在用餐，他坐到了我的桌边。我看到他情绪特别好，态度特别随和亲切，就决定当场做一个尝试。“彼得，我的情况糟透了。”我鼓足勇气说。

“这可真想不到！”他用关切的口吻惊呼道。

“是啊，”我回答道。“我在纽约的主管刚才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要我明天搭中午的飞机从墨西哥城飞往伦敦，然后在那里驾驶一趟航班，那个飞行员病了。”

彼得笑了。“这有什么？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摇了摇头。“彼得，问题是我没有带着我的护照。我把护照放在纽约了，而我是应该随时带在身边的。如果返回纽约取护照，我就不能按时赶到伦敦了。而如果主管得知我不带护照就跑到这里来了，一定会把我解雇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彼得？”

他吹了声口哨。“是啊，你遇到麻烦了，是不是？”他脸上露出一副沉思的表情，然后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这样管用不管用，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基蒂·考贝特的女人？”

我没听说过，便对他如实相告。“噢，她是一个专门描写墨西哥人的作家，是一位老妇人。她在这里住了二十或三十年了，非常受人尊敬。他们说，从墨西哥城的总统府到华盛顿特区，甚至到白宫，她都有很硬的关系。这我理解，而且相信。”他咧开嘴笑了。“关键是，此刻她正在窗户边的那张桌子上。而我知道，一个落泊潦倒的美国人只要在她面前说上几句好话，她就喜欢充当妈妈的角色，不管是谁找到她向她求助，她都愿意出力。这大概使她觉得自己像个女皇吧。管它呢，我们过去给她买一杯酒，向她献点儿殷勤，再哭上几声。她大概会给你想出办法来的。”

基蒂·考贝特是一个风度优雅的老妇人，而且思维十分敏锐。不出几分钟，她就笑眯眯地看着彼得。“说吧，老板，怎么回事？你除非是想求我办事，不然是从不坐到我这里来的。这次又是什么事？”

彼得举起双手，哈哈大笑。“说实在的，我没什么事！可是这位弗兰克遇到了麻烦。弗兰克，跟她说去。”

我把刚才跟彼得说过的故事又对她讲了一遍，只是这次语气显得更夸张、更焦虑。我讲完了，她望着我。“你确实需要一张护照。”她说道。

“麻烦在于你已经有了一张。只是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你不能有两张护照，你知道，这是违法的。”

“我知道，”我说，做了个苦脸。“我也是为这个发愁。可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不然，大概要过好几年才会有别的航空公司把我选中。我当时就在泛美的候选名单上等了三年呢。”我顿了顿，然后激动地说。“驾驶飞机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愿望！”

31、跳上木马下不来

基蒂·考贝特同意地点了点头，陷入了沉思。然后她嘬起嘴唇。“彼得，给我拿一部电话来。”

彼得打了个手势，一个侍者搬来一部电话放在桌上，在旁边墙上的支架上接通电源。基蒂·考贝特拿起话筒，轻轻摇了摇钩子，然后开始用西班牙语跟接线员说话。过了好几分钟，她终于与对方通上话了。

“桑佳？我是基蒂·考贝特，”她说。“听着，我想请你帮一个忙。”她仔细描述了我的困境，然后听电话那头的人说话。

“这些我都知道，桑佳，”她说。“我已经盘算好了。就给他发一张临时护照，只当他的护照丢失或被偷走了。然后，等他回到纽约，他可以撕掉临时护照，或者撕掉原来的护照，再去重办一个。”

她又听对方说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话筒，望着我说，“你身边没有碰巧带着出生证明吧？”

“噢，带着呢，”我说。“就放在我的皮夹里。有点破旧了，但还是看得清楚的。”

基蒂·考贝特点了点头，又接着打电话。“是的，桑佳，他有出生证明……你认为你能办妥这件事？太棒了！你真可爱，我真要好好谢谢你。下星期见。”

她挂上电话，笑着对我说，“好了，弗兰克，如果你明天上午10点钟赶到墨西哥城的美国领事馆，那么领事助理桑佳·冈德森就会发给你一张临时护照。你原来的护照丢了，明白吗？如果你敢跟别人透露一个字，我就要你的命。”

我吻了她，又给她要了一瓶最好的香槟。我甚至自己也喝了一杯。然后我打电话给机场，得知有一趟航班一小时后起飞。我订了票，转向彼得。“听着，我准备把我的许多东西放在这里。我没有时间整理。你叫人把我留下来的东西收拾一下，存在你的办公室里，我在两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来把它取走。我要争取回来的时候经过这里。”

我把泛美制服、一套西装和我的钱塞进一只提箱。当我来到楼下的大厅时，彼得已经给我叫来了一辆出租汽车。这个家伙真让我喜欢，我希望有什么办法可以感谢他。

我想出了办法。我向他奉送了一张我的假泛美支票。记在他所管理的旅馆的账上。

在登机前往墨西哥前，我又在机场兑换了一张支票。到了墨西哥城，我换上泛美飞行员服装，把行李寄存在一个锁柜里，然后于上午9：45走进了冈德森小姐的办公室。

桑德·冈德森是一个精干利索、不苟言笑的金发女郎，她没有浪费时间。“请出示您的出生证明。”

我把出生证明从皮夹里拿出来递给她。她匆匆扫了一眼，望着我说。“我记得基蒂说您的名字是弗兰克·威廉姆斯，可这证明上说您名叫小弗兰克·W·阿巴纳勒。”

我笑了。“是小弗兰克·威廉姆斯·阿巴纳勒。您知道基蒂那个人。她昨晚多喝了几口香槟酒。她还不停地向她那些朋友介绍说我叫弗兰克·威廉姆斯呢。但我以为她告诉了您我的全名。”

“也许吧，”冈德森小姐表示同意。“她说的好多话我都听不清楚。这些该死的墨西哥电话。不管怎么说，您显然是一位泛美公司的飞行员，而且您名字的一部分确实是弗兰克·威廉姆斯，因此那个人肯定就是您了。”

我已经按照吩咐在路上停下来拍了几张护照相片，现在我把相片交给冈德森小姐，15分钟后，当我走出领事馆大楼时，一张临时护照已经装在我的口袋里。我回到机场，换上西装，在英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柜台上买了一张去伦敦的机票，是用现金支付的。

我被告知飞机晚点，要当晚7点钟才能起飞。

我又换上飞行员制服，花了6个小时，用我那些花里胡哨的假支票去装饰墨西哥城。等我飞往伦敦时口袋里又多了6500美元，而墨西哥联邦部队也加入了追捕我的队伍。

到了伦敦，我住进了肯辛顿的皇家花园酒店，用的是F·W·亚当斯的名字，谎称我是正在休假的环球航空公司飞行员。我之所以改用这个假名字，是因为我担心伦敦警察很快就会接到命令，要求调查小弗兰克·W·阿巴纳勒这个人，他又名弗兰克·威廉姆斯，一度冒充过泛美公司的飞行员。

我在伦敦只待了几天，就开始感到有压力了，在美国时折磨我的那些不安和焦虑又回来了。我到了伦敦才意识到，离开美国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无论是墨西哥警察还是伦敦警察厅的官员，他们做的事情和纽约或洛杉矶的警察一样———那就是追捕骗子，而我正是一个骗子。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我在各个地方收藏的那些现金，比较谨慎的做法是隐姓埋名，在国外找一个偏远的角落，尽可能沉默、低调地生活。我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好处，但我天生不具备谨慎的素质。

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当时在那些无法控制的强迫性冲动的驱使下，根本缺乏理智的判断能力。我当时是这样推理的：我被追捕，是警察在追捕我，因此，警察是坏蛋。我必须偷偷地活下去，必须为今后不断逃脱坏蛋的魔爪而筹备资金，就这样，我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在英国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我用我的高档壁纸将皮卡迪利大街装饰了一番，然后飞往巴黎，我缺乏理智地断定，我是为了保护自己才重新开始行骗的，并因此而心安理得。

精神病医生会从不同角度看待我的行为。他会说我是希望自己被抓住。因为这时英国警察局也开始为我建立档案了。

也许我真的希望自己被抓住。也许我潜意识在寻求帮助，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当局会给我提供这种帮助，但当时我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我只是意识到我仿佛在一个失控的旋转木马上，转呀转呀，怎么也停不下来，我似乎永远下不来了。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希望警察来使木马停止旋转。

32、自己印制泛美支票

我在巴黎还不到三个小时就结识了莫妮克，并与之建立了一种关系，这关系不仅拓宽了我捞钱的远景，而且最终捣毁了我的蜂房。回首往事，我非常感谢莫妮克·拉伐利尔。泛美也应该感谢她，尽管公司的几位官员可能对此持有异议。

莫妮克是法航的一位空中小姐。我是在温莎饭店的酒吧间与她认识的，当时她和法航的另外几十位机组人员正在为一位即将退休的机长举行晚会。我现在已记不清我是否见到了那位机长，因为我当时完全被莫妮克迷住了。她就像被端上来的精美的香槟酒一样令人晕晕乎乎、神魂颠倒。我是被法航的一位副驾驶员邀请去参加这个晚会的。他看见我穿着泛美公司制服在服务台登记入住，就立刻上前来和我搭话，匆匆把我带进酒吧间，而当他把莫妮克介绍给我时，我的反对就化为烟雾蒸发了。

莫妮克拥有罗萨莉所有的迷人魅力和美好品质，又不像罗萨莉那样压抑和封闭。显然，莫妮克对我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我被她所吸引一样，我在巴黎逗留以及在其他城市旅游期间，我们一直形影不离。莫妮克即使想过要嫁给我，也从来没有明说，但就在我们认识后的第三天，她就把我带回家，介绍给了她的家人。拉伐利尔一家都是性情愉快、热情随和的人，而我对拉伐利尔老爹特别感兴趣。

他是一位印刷商，在巴黎郊外开了一家小型印刷店。我很快就产生了一个主意，要使我用假泛美支票骗钱的诈骗手段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您知道吗，我在泛美公司的商务办公室认识一些人，”吃午饭时我很随意地说。“也许我可以让泛美交给您一些印刷业务。”

拉伐利尔老爹顿时满脸喜色。“太好了，太好了！”他激动地说。“不管他们有什么业务，我们都会尽力做好，并且对您十分感谢，先生。”莫妮克替我们当翻译，因为她的家人谁也不懂半点英语。那天下午，她父亲带我参观了他的工厂，那是他和莫妮克的两个哥哥一起经营的。老爹还雇了另外一个年轻人，他和莫妮克一样会说几句支离破碎的英语，但拉伐利尔老爹说，凡是我给他们厂揽来的印刷业务，他和两个儿子都要亲自操作以保证质量。“您不管要印刷什么英语材料，我父亲和哥哥都能够胜任，”莫妮克自豪地说。“他们是法国最优秀的印刷工。”

我身上还带着我在墨西哥为空中小姐兑换的那张正宗的泛美支票。当我仔细端详它时，惊讶地发现它和我想像中的泛美支票简直完全不同。我的模仿品自然也是很不错的，不然也不可能成功地递出去那么多张，但如果把它放在一张正宗支票旁边，那真货简直就要尖声大叫“赝品”！我把这样的支票递出去竟然没被抓住，真是太侥幸了，显然，那些接受这些支票的出纳员从未经手过真正的泛美支票。

然而我突然想到，欧洲的银行出纳员大概对泛美的支票非常熟悉，因为泛美公司在美国大陆之外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在伦敦，当一家银行的出纳员似乎过于认真地研究我的造假杰作时，我就一度产生过这种想法。

“这是一张费用支票。”我当时说，指着支票上用黑体大写字母印的这几个字。

“哦，是的，没问题。”他回答道，随即就为我兑换了支票，但带着一丝勉强。

现在我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也许泛美开给每个大陆的支票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在颜色上各有差异。第二天上午，我给泛美驻巴黎的办事处拨了个电话，要求与商务办公室的人谈话。接通后，对方是一个声音显得很年轻、很没有经验的男人，他的没有经验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越来越坚信命运女神成了专为我服务的接线员。

“喂，您好，我是戴格尔货运公司的杰克·罗杰斯，”我说。“我这里有一张支票，你们公司把它寄给我们，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哦，罗杰斯先生，您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问道。

“因为我这里有一张1900美元的支票，是你们的纽约办事处寄来的，我的发货清单里没有这笔付款记录，”我回答道。“我找不到为你们公司办理业务的任何记录。您知道这张支票是怎么回事吗？”

“噢，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罗杰斯先生。您能肯定支票是我们寄去的？”

“嗯，在我看来是这样，”我说。“它是一张普通的绿色支票，顶上用很大的字母印着泛美公司的名字，数额是1900美元。”

“罗杰斯先生，听起来这不像是我们的支票，”那家伙说。“我们的支票是蓝色的，表面都用很淡很淡的墨迹印着泛美———泛美———泛美的字样，还若有若无地印着一张世界地图。您的支票上有这些东西吗？”

我手里拿着那位空中小姐的支票，对方的描绘与这张支票分毫不差，但我没有告诉他实话。“您那里有泛美的支票吗？”我问道，用的是一种想要消除一切疑虑的口气。

“哦，我有，可是……”

我打断他的话。“支票上签了谁的名字？审查员的名字叫什么？”我问道。

他告诉了我。和我手里支票上的名字一模一样。“底部那一串小号码是什么？”我进一步问道。

“噢，是02……”他把数字一个个报给我听，和空中小姐支票上的完全一致。

“不对，我这张支票上不是那个家伙签的名，号码也不一样，”我撒谎道。“你们公司与大通曼哈顿银行有业务往来吗？”

“有的，但其他许多公司也与这家银行有业务往来，您的支票大概是另一家顶着泛美名号的公司寄去的。我认为您手里拿的不是我们公司的支票，罗杰斯先生。我建议您把它退回去，与对方建立通信联系。”他很热心地说。

“好吧，我会这么做的，太感谢了。”我说。

莫妮克为法航飞柏林———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路线，两天的环程飞行，接着放假两天。那天她要随航班起飞。她刚上天，我就出现在她父亲的工厂里。拉伐利尔老爹看见我很高兴。靠着我从我母亲那里学会的一些法语，和他那位年轻印刷工的几句英语，我们交谈起来毫不费力。

我拿出我从泛美空中小姐手里换来的支票，但她的名字和支票金额已经被抹去了。“我跟我们商务办公室的人谈过了，”我说。“是这样的，这些支票我们一直是在美国印制的，费用比较昂贵。” , ,下期我留下1000张支票，其他的就变成了巴黎垃圾焚化炉的燃料。我买了一架IMB的电动打字机，给自己开了一张781.45美元的支票，然后我穿上泛美飞行员制服，来到离我最近的一家银行。

33、假支票就像真的一样

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你也能把活儿干得非常漂亮，而费用可以节省许多。你认为你们能以工资支票薄的形式复制这种支票吗？

“如果你认为你们能够做到，而且在价格上比纽约优惠，他们委托我让你试印1万张。”

他仔细研究着那张支票。“纽约的印刷商印这些东西要多少钱，先生？”他问道。

我心里一点谱也没有，但我说了一个我觉得不会冒犯纽约印刷商的价格。“每印1000张是350美元。”我说。

他点了点头。“我可以向贵公司提供与这张支票完全一样的高品质的复制品，价格是每1000张200美元，”他热切地说。“我想，你会发现我们的活儿做得无可挑剔。”

他迟疑着，显得有些尴尬。“先生，我知道你和我女儿是很亲密的朋友，我本人也绝对信任你，但是按照惯例，我们要收百分之五十的定金。”他略带歉意地说。

我笑了起来。“你今天下午就能收到定金。”我说。

我穿着我那套泛美制服来到巴黎的一家银行，把1000美元现金放在一位出纳员的柜台上。“劳驾，我想把这笔钱换成现金支票，”我说。“汇款人是泛美全球航空公司，请注明支票付给莫里斯·拉伐利尔父子印刷厂。”

当天下午我就把支票送了过去。拉伐利尔老爹已经把第二天要开机印刷的检验样品准备好了。我仔细打量他的活儿，拼命克制自己才没有大声欢呼起来。这些支票太漂亮了。不，简直是太绝妙了。正宗的泛美支票，一页4张，25页钉成一本，边上打着齿孔，用的是IBM的卡片纸！我觉得自己到了高山的顶峰，这是支票诈骗犯的最高峰了。

拉伐利尔老爹不出一星期就干完了订单上规定的活儿，我又去办了一张合法的现金支票，上面注明是由泛美公司开出的，就这样把工钱给他付清了。

拉伐利尔老爹给我开了发票和收据，他看到我这么满意也感到很开心。他以前没有与美国人打过交道，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交易中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我是泛美公司的一个飞行员，这点他女儿可以为我证明。他收到的支票都是有效支票，是泛美公司开出的。

“我希望我们能为你们公司干更多的活儿，我的朋友。”他说。

“哦，会的，一定会的，”我向他保证。“实际上，我们对你的工作十分满意，还会把你推荐给其他人呢。”

我后来又交给他两笔业务，都是伪造品，也都是我亲自拿来的，但拉伐利尔老爹对我的要求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从他把那1万张泛美支票交给我以后，我不管需要或想要伪造什么票据文件，他都能替我印出来，他是一个无辜的、被利用的工具，他对我只有感激，因为我为他打开了通往“美国市场”的大门。

当然啦，我用不着1万张泛美支票。我之所以要他印这么多，只是为了消除他的疑虑。就连拉伐利尔老爹也知道泛美公司是航空工业的一个大腕。如果订单上的支票数太少，也许会使他产生怀疑的。

我留下1000张支票，其他的就变成了巴黎垃圾焚化炉的燃料。我买了一架IMB的电动打字机，给自己开了一张781.45美元的支票，然后我穿上泛美飞行员制服，来到离我最近的一家银行。

这是一家小银行。“先生，我相信这张支票没有问题，但我必须确认一下才能给您兑换，而我们不允许用银行的费用打越洋电话，”他摆出一副苦脸，说道。“如果您不介意支付电话费……”他询问地望着我。

我耸了耸肩。“没问题，去打吧。不管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

我没想到银行方面会这样谨慎，但我并不感到慌张。我无意中选错了兑换支票的时间，这个时候支票的真伪是可以检验出来的。当时是巴黎时间下午3点15分，纽约的银行刚开门15分钟。出纳员花了15分钟才与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记账部通上了话。这位法国出纳员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是略带一些口音。“我这里有一张支票，一位泛美公司飞行员拿来的，由你们银行支付，金额是781.45美元。”出纳员说，然后把假支票左下角的账号告诉了对方。

“啊，明白了，非常感谢……噢，这里的天气非常好，谢谢你。”他挂上电话，脸上露出微笑。“我每次给美国打电话，他们都想知道这里的天气情况。”他把支票递给我签字，然后开始数出支票上所写的金额，扣除了8.92美元的电话费。如果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这笔服务费倒并非毫无道理。

我拿着这些假支票在巴黎及其近邻随意抛撒，我还租了一个保险箱，预付了5年租金，用以储藏我的赃款。偶尔，出纳员会对一张支票提出疑问，那只是一个核实的问题，如果纽约的银行已经关门，我就等它们开门时再去那家银行。只有一次我经历了一场虚惊。一位出纳员没有给大通曼哈顿银行打电话，而是把电话打到了泛美在纽约的商务办公室！我听见出纳员不仅提到我的假名字，还把银行名称、账号和泛美审计员的姓名都告诉了对方。

泛美公司一定确认了这张支票，因为出纳员给我兑付了现金。

我在新的诈骗手法中表现出的轻松自如令我自己感到吃惊。上帝啊，现在我的假支票居然得到了电话确认，而且对方正是泛美公司啊！我租了一辆汽车，在莫妮克飞行期间，我开着车在法国游览，在每一家映入我眼帘的乡村银行和大城市银行里都兑换了支票。在后来的许多个月、许多年里，我经常这样想：我兑换那些泛美支票之所以这样成功，是因为泛美在替它们掏腰包！但我的怀疑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拉伐利尔老爹从这里接到许多业务。我让他替我重新伪造了一张泛美身份卡，比我原先那张骗人的玩意儿逼真多了。那是一位真正的泛美飞行员不小心把他的身份卡掉在了温莎饭店的酒吧间里。“我去还给他。”我对酒吧间的男招待员说。

我确实把身份卡寄给了那位飞行员，是托泛美驻纽约办事处转交的，但在此之前我已经让拉伐利尔老爹仿制了一张，上面换上了我自己的假名字、假头衔和我的照片。

34、警察抓到弗兰克

我曾经对拉伐利尔一家说过，我是泛美公司驻巴黎的专门代表，为公司做一些公共关系方面的事情。但在结识莫妮克的一个月后，我对她说我必须作为待命飞行员重返蓝天，随即便搭了一架飞机飞往纽约。我于星期二下午一点多钟到达纽约，立即赶往最近的一家大通曼哈顿银行支行，购买了一张1200美元的现金支票，付款人是“罗杰·D·威廉姆斯”，受款人是“弗兰克·W·威廉姆斯”。

我当天就搭飞机返回巴黎，这次住进了乔治五世大酒店，一进房间，我就对支票上的联邦储备区号码作了修改，这样，当支票被兑现后，它就会被送往旧金山或洛杉矶。

然后我拿着支票去找拉伐利尔老爹。“我需要300张这样的支票。”我说。

这一看就知道是一张汇票，我以为他肯定会对复制这样的东西提出疑问，但他没有。我后来得知，他为我干活的时候，其实并不明白他印的是什么，只是因盲目相信我的诚实可靠而对我惟命是从。

300张复制品到手了，每一张都跟原件一模一样，我当天又飞回纽约。仅纽约市地区就有112家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支行。我在三天时间里拜访了其中的60家，在每家银行都交出一张复制品。在这60次中，出纳员只漫不经心地问了我几句话，只有一次稍有例外。

“先生，我知道这是一张大通银行的支票，但它不是我们这家支行开出的，”她抱歉地说。“我必须给开出这张支票的银行打个电话。您能稍等片刻吗？”

“没问题，打吧。”我轻松地说。

她在我能听见的地方打了电话。对话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是的，我是皇后支行的简妮丝。现金支票023685,您能否告诉我它是开给谁的，数额多少，目前状态如何？”她等待着，然后显然是在重复对方告诉她的话。“弗兰克·W·威廉姆斯，1200美元，1月5日，目前尚未兑付。看来肯定没有问题。非常感谢。”

“对不起，先生。”她一边数出现金，一边微笑着说。

“没什么，”我说。“您不应该为恪尽职守而道歉。”我说的是真心话。那姑娘听了我的话有些飘飘然，但银行就应该雇佣她这样的出纳员。她为大通银行挽救了大笔资金。我本来打算袭击至少100家大通银行支行的，但在她打通了那个电话之后，我就及时刹车，中止了那个骗术。

我心想，如果再有一个电话打给开出支票原件的那家银行，我就麻烦了。我知道我运气不错，但如果又有一个出纳员决定调查一下那张支票，而接电话的又是同一个记账员呢？我不敢冒险。

纽约使我感到不安。我又感到我应该去一个异国他乡，但我无法决定是回巴黎找莫妮克呢，还是去另外一个令人振奋的地方。

就在我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飞到了波士顿，在那里我被投进了监狱，还抢了银行。进监狱像一次意外怀孕一样令我大为震惊。而抢银行完全是出于一种无法抵御的冲动。

我是为了逃离纽约才去波士顿的。我是这样想的，波士顿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任何地方一样，是一个很不错的出发地，而且它还有许多家银行。到了波士顿，我把行李存在机场的一个出租锁柜里，把钥匙放进我的身份夹，然后去拜访了几家银行，用我的几张泛美支票复制品换来了货真价实的现金。傍晚时分我赶回机场，打算尽快搭乘一趟国际航班。我这次残忍地扫荡波士顿，捞到了5000多美元，我把其中4800美元装进行李包，再去查询当晚有哪几趟外国航班。

一直到夜里很晚我才有机会真正查询到我想知道的情况。就在我转身离开锁柜时，遇见了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一位美丽的空中小姐，我是在刚开始冒充飞行员的那会儿认识她的。

“弗兰克！多么令人吃惊呀！”她惊呼道。不用说，我们就只好聚一聚啦。直到晚上11点钟我才返回机场，当时我已决定飞往迈阿密，然后从那里再搭乘一架国际联运飞机。

我走向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售票柜台。“你们下一趟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什么时候起飞？”我问值班的售票员，是一个男人。我已经换上了我的飞行员制服。

“刚刚飞走。”他做了个鬼脸。

“再下一次航班是哪家公司的？国航？美航？还是其他？”我问道。

“谁的也不是，”他说。“明天早晨之前的航班您都错过了。这里午夜之前没有飞机起飞。波士顿有一个噪音管理条例，午夜之后不许飞机和车辆出发。一直要到早上6：30航空公司才有飞机起飞，飞往迈阿密的第一趟航班是国际的，上午10：15起飞。”

“可是现在才11：40呀。”我说。

他咧嘴一笑。“好吧。您想去佛蒙特的伯灵顿吗？那是今晚飞出的最后一趟航班。”

我考虑再三，只好作罢。我走过去坐在大厅里的一把椅子里，开始盘算我目前的处境。大厅像大多数大机场的前厅一样，两边排列着一些礼品店、咖啡屋、酒吧和其他各种小卖部，我一边沉思，一边漫不经心地注意到这些小店大多数都在打烊。我还突然很感兴趣地注意到，许多小店的人都走到位于出口走廊中间的一家波士顿大银行的夜间金库，把口袋或大信封———显然是他们当天的收入———丢进钢皮箱里。

这时，一个令我胆寒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观察。

“弗兰克·阿巴纳勒？”

我克制着内心的慌张，抬起头来。面前站着两个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麻省警察。

“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对不对？”其中一个用硬邦邦的口气问道。

“我的名字是弗兰克，不过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我说，喉咙里发出的回答镇静自若、毫不慌张，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35、被抓进了拘留所

“对不起，我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一个警察问。他的语气彬彬有礼，但他的眼睛告诉我，如果我不立刻出示我的身份卡，他就要抓住我的脚脖子，把身份卡从我口袋里抖出来。

我把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飞行员证书递了过去。“看吧，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肯定是弄错了，”我一边交出证件，一边说道。“我是泛美公司开飞机的，这些证件应该足以证明了。”

一位警察仔细看了看身份卡和证书，又把它们递给他的同伙。“小子，你不要再抵赖了，干脆老实交代吧！你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对不对？”第二个警察说，语气几乎可以说是温和的。

“弗兰克什么？”我反驳道，假装显得很生气，为了掩饰我内心不断加剧的紧张。“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谁，但绝不是我！”

一个警察皱起了眉头。“好吧，我们可不想站在这里跟你争辩，”他吼道。“走吧，跟我们进去。”

他们没有问我的行李在哪里，我也没有主动提出来。他们把我带到外面，塞进他们的警车，径直朝州警察局驶去。到了那里，我被带进一个看上去很凶恶的副队长的办公室，我猜想他大概是值班负责人。

“这是怎么回事？”他用烦躁的口气问道。

“是这样，我们认为他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副队长，”两个警察中的一个说。“他说他是泛美公司的飞行员。”

副队长打量着我。“你看上去年纪不大，不可能是飞行员，”他说。“你干吗不说实话呢？你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们找了此人很长时间。他也谎称自己是飞行员。你符合他的相貌特征———简直分毫不差。”

“我今年30岁，我的名字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我是为泛美公司开飞机的，我想跟我的律师谈谈。”我大声喊道。

副队长叹了口气。“你还没有受到指控呢，”他说。“把他带拘留所，以流浪罪登记，然后让他找一位律师。再给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打个电话。他的事儿归他们管。让他们去解决吧。”

“流浪罪！”我抗议道。“我不是流浪汉。我身上有将近200美元呢。”

副队长点了点头。“是啊，但你无法证明自己有正当职业，”他有点疲惫地说。“把他带出去吧。”

我被带到波士顿市区的拘留所，从监狱外表的各方面看，它都是一个早该受到谴责的设施，事实上它也确实受到过谴责。他们把我交给负责登记的小队长。

“见鬼，他做了什么？”他望着我，问道。“就以流浪罪给他登记。明天有人会来把他带走。”一个警察说。

“流浪！”小队长粗声粗气地说。“真是见鬼，如果他是个流浪汉，我希望你们这些家伙别再把流浪汉带进来了。”

“你只管给他登记好了。”一个警察嘟囔道，然后他和同伴就走了。

“把口袋掏空，小子，”小队长生硬地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式三份的表格。“我要给你的东西打一个收条。”

我开始把我的贵重物品一样样放在他面前。“请问，我能不能留着我的身份卡和飞行员证书？”我问。“公司规定，我必须随时把它们带在身上。我不敢肯定这个规定是否包括被拘留期间，但我仍然愿意遵守它，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小队长仔细看了看身份卡和证书，然后把它们推还给我。“没问题，”他和气地说。“我看这里头大概出了什么乱子，小子。我很高兴这事儿与我无关。”

一个监狱看守把我带到楼上酒鬼监禁室旁边的一个阴暗、破败的小牢房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大声嚷嚷。”他很有同情心地说。

我点了点头，没有回答，跌跌撞撞地扑倒在行军床上。我突然感到悲伤、绝望和害怕。我不得不承认游戏已经结束了。我知道明天一早联邦调查局的人就会来把我带走，接下来，我猜想，就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我望了望这间拘留所，知道监狱的牢房比这还要坚固。上帝啊，这简直是个老鼠洞啊，我根本没有希望逃出去。我懊丧地想，如果一个人崇拜的是犯罪之神，他的祈祷是肯定不会应验的。

然而，即使是犯罪之神也有自己的一批天使呢。此刻就有一个天使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人还没到，先听见一声尖利、颤抖的口哨声，就像一个孩子在走过坟场时为自己壮胆。他在我的牢房前突然停住脚步，就像一个幽灵，穿着丑陋不堪的绿格子西装，上面的那张脸仿佛是从捕龙虾的笼子里挤出来的，向我发问的嘴里叼着一支气味刺鼻的雪茄，那双眼睛使劲打量着我，就像一只黄鼠狼打量一只老鼠。

“嘿，看看，看看，你在那儿做什么呢？”他叼着雪茄问道。

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他不像是能够帮助我的人。“流浪罪。”我没好气地说。

“流浪罪！”他惊呼道，一边用那双精明的眼睛端详着我。“你是泛美公司的飞行员，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是流浪汉呢？难道有人把你们的飞机都偷走了？”

“你是谁？”我问。

他在口袋里翻找，然后隔着铁栅塞进来一张名片。“我是‘保释大王’阿路尤斯·詹姆斯·白利，我的高高在上的朋友，”他说。“我是一个超级保人。警察把他们带进来，我把他们弄出去。你现在是在他们的地盘上，我可以把你转移到我的地盘上。大街上。”

希望并没有在我的胸腔里持续跳动，但我确实动了动心。

“好吧，我就把实情告诉你吧，”我谨慎地说。“机场上有个家伙，他在找一个姑娘的麻烦，我踢了他的屁股。他们说我们打架斗殴，把我们都关了进来。他们应该把我放掉的。如果机长发现我在监狱里，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他不敢相信地望着我。“你在说些什么呀？你没有叫人把你保释出去吗？看在上帝的份上，给你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吧。”

36、顺便洗劫一家银行

我耸了耸肩。“我在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我是开一架包租的货机过来的，我的基地在洛杉矶。”

“那么飞机上其他的机组人员呢？”他问道。“给他们中间的某个人打个电话。”

“他们去了伊斯坦布尔，”我信口胡编道。“我休假了，打算免费搭乘飞机到迈阿密去看一个姑娘。”

“哇，天啊！你可真是遇到麻烦了，是不是？”“保释大王”阿路尤斯·詹姆斯·白利说。然后他露出笑容，表情突然变得像一个快活的矮妖精一样可爱。“这样吧，我的战斗机飞行员伙计，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屁股从这家波士顿拘留所里挪出去。”

他消失了，去了一段令人难熬的时间，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又突然停在我的牢房前面。“见鬼，你的保释金是5000美元，”他用吃惊的口气说。“中士说你肯定把那些警察弄得很恼火。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的希望又一次急刹车。“只有200美元，也许还没有那么多。”我叹着气说。

他掂量着我的回答，眼睛眯了起来。“你有证件吗？”他问。

“当然，”我说，把身份卡和飞行员证书隔着铁栅递过去。“你可以看到我当飞行员已经多长时间了，我在泛美公司就工作了7年。”

他把证件还给我。“你有个人支票吗？”他很唐突地问。

“有啊，在楼下的小队长手里。”我说。“怎么啦？”

“因为我可以拿你的支票啊，飞行员伙计，”他咧嘴笑着说。“等中士把你放出去了，你可以开支票给我。”

35分钟后，中士释放了我。我按百分之十的标准，给白利开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然后又递给他100美元的现金。“这是奖金，代替我的一个吻，”我开心地笑着说。“如果没有那支该死的雪茄，我就吻你了！”

我对他说我要搭乘一趟航班去迈阿密，他开车送我去机场。

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正如白宫发言人喜欢说的那样，我是从绝对可靠的来源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当时，奥里莱十分兴奋地来到拘留所，就像他本人拿到飞行员证书那样欣喜若狂。“阿巴纳勒，不管你们用什么名字给他登记的，快把他带出来。”他哈哈大笑着说。

“他今天凌晨三点半被保释出去了。”一个看守主动告诉他。中士已经回家了。

奥里莱像患了中风一样哆嗦起来。“保释！保释！见鬼，是哪个混蛋把他保释出去的？”他终于用喘不过气来的声音尖叫道。

“是白利，‘保释大王’白利，除了他还有谁呢？”看守回答。

奥里莱怒不遏地找到白利。“你今天早晨给一个叫弗兰克·威廉姆斯的人办了保释？”他问道。

白利望着他，一副吃惊的样子。“那个飞行员？是啊，我做了他的保人。这有什么不可以吗？”

“他怎么付钱给你的？多少钱？”奥里莱咬牙切齿地问说。

“还是按惯例，500美元。我这里有他的支票。”白利说着，拿出了那张票据。

奥里莱看了看支票，然后把它扔在白利的桌子上。“你活该倒楣！”他吼道，转身朝门口走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当联邦调查员抓住门把手时，白利问道。

奥里莱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把它存进你的银行账户吧，蠢猪，你就会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

到了外面，一个麻省的侦探对奥里莱说。“我们可以发布一个关于他的详细通报。”

奥里莱摇了摇头。“别提了。那个杂种已经在500英里之外。波士顿警察不可能抓住他了。”

一个谨慎的人也许已经逃到500英里之外，而我不是一个谨慎的人。

白利把我送到机场后刚离去，我就坐进一辆出租汽车，跑到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给一家在机场有支行的银行打了电话。“请接保安部。”接线员接电话时，我说道。

“这里是保安部。”

“噢，是这样，我是新来的保安考内斯。我今晚要值班，但没有警服。我那该死的制服在一次事故中被撕坏了。请问女士，我在哪儿能弄到一套替换的制服？”我鼓足勇气说道。

“噢，我们的制服都是在比克兄弟商店买的，”那女人用抚慰的口吻回答道。“您上那儿去吧，考内斯先生，他们会给您提供一套替换衣服的。”

我查找比克兄弟商店的地址。我的手指还在电话号码簿“黄页”部分的其他栏目作了一番巡逻。

我首先去了比克兄弟商店。没有人对我的身份提出疑问。不出15分钟，我就带着全套警服出来了：衬衫、领带、裤子和帽子，胸前的口袋上和衬衫的右肩上挂着银行的铭牌。路上，我走进一家警员物资公司挑选了一条武装带和一个手枪皮套。我还光顾了一家枪店，买了一把0.38口径的警察专用手枪。它伤不了人，但只有傻瓜被它指着时才会无动于衷。然后，我租了一辆客货两用车。当我离开汽车旅馆时，每扇车门上都贴着“保安———波士顿国家银行”的标志。

晚上11：15,我在波士顿国家银行机场分行的夜间金库前立正站岗，保险箱上贴着一行漂亮的文字：“夜间金库发生故障。请把存款交给保安人员。”

金库前一辆横着的手推车，里面有一个敞开的大邮件袋。

至少35个人把纸袋或信封扔进了邮件袋。

除了“晚上好”或“晚安”外，没有一个人再多说半个字。

当最后一家店铺关门后，我把帆布袋系牢，开始把赃款朝客货两用车推去。手推车在出口处的挡风雨条上卡住了，动弹不得。

37、幻想着有自己的机组

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可该死的手推车就是摆脱不了那道小门槛。车里的东西太重了。

“怎么回事，伙计？”

我扭过头去，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两位州警察站在五步开外，还好，不是昨天的那两个。

“噢，保险箱出了问题，手推车不听使唤。银行的货车在那边，没有该死的液压滑轮，而我又不是大力士参孙。”我说，一边局促地笑着。

那个年长一些的、红脸膛红头发的警察笑了起来。“好吧，没说的，我们帮你一把吧。”他说着走上前来，抓住了手推车的把手。在我们三个人努力下，车子轻松越过了门槛。他们又帮我把手推车拉到货车旁，把那个又笨又重的邮袋放进货车后面。我砰的一声关上后门，回过头来望着两位警察。

“太感谢了，伙计，”我笑着说。“我真想请你们喝杯咖啡，但我必须把这笔款子送到银行去。”

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举起一只手。“嗨，别着急。下次吧，好吗？”

不到一小时后，我把赃物搬到了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把里面的现金清点出来。只要钞票。我把零钱、信用卡收据和支票扔进了浴缸。

我一共捞到62800美元的钞票。我换上便装，用一件多余的衬衫包起赃款，开车去了机场，取出我的行李。一小时后，我就在飞往迈阿密的航班上了。我在纽约中途停留了30分钟，利用这点时间给波士顿机场的管理人员打了个电话。他不在，但我找到了他的秘书。

“听着，请您转告波士顿国家银行的人们，他们可以在悠闲居汽车旅馆208房间的浴缸里找到昨晚金库失窃案的大部分赃物。”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从迈阿密起飞，前往伊斯坦布尔。

我在特拉维夫有一天的停留时间。

我利用这点时间维护我的信誉准则。在我的整个行骗生涯中，我从未诈骗过某一位守法公民。

我找到一家美国银行的支行，把一沓钞票放在一位出纳员前面的柜台上。

“我想要一张5000美元的现金支票。”我说。

“好的，先生。请问您的姓名？”“小弗兰克·阿巴纳勒。”我说。

“好的，阿巴纳勒先生。这张支票您想开给您自己吗？”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开给麻省波士顿的‘保释大王’阿路尤斯·詹姆斯·白利。”

大人物都应该有随行人员，如总统，伊丽莎白女王，弗兰克·西纳特拉，穆罕默德·阿里，阿诺德·帕尔默。实际上，大多数显贵人物都有随从。

还有航空公司飞行员。

“您的机组人员呢，先生？”伊斯坦布尔旅馆的接待员问道。这个问题我以前就遇到过。

“我没有带机组人员，”我回答道。“我是来顶替一位生病的飞行员的。”面对这类疑问，我一般都这样回答。在欧洲和中东，这类疑问比美国多得多。显然，欧洲大陆的旅馆更习惯于接待全体机组人员。一个独来独往的飞行员使人们感到好奇。

而好奇就会产生怀疑。

我需要一个机组，那天晚上我在一家土耳其餐馆用餐时，心里盘算着这个念头。当时我已经脱掉了飞行员制服。除了特殊场合，我现在一般只在登记入住或结账、兑换假支票或骗取免费搭乘权时才穿制服。

以前我就曾想过需要一个机组。事实上，每当我看见一个机长被他的机组人员簇拥着，脑子里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不仅他的身份显得比我更真实可信，而且他享受到的乐趣也似乎总是比我多得多。我注意到，空中小姐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机长，一个个就像他的贴身女仆。而我作为一个冒牌飞行员，却总是形单影只，无人相伴。不过一个在逃的犯人通常都是孤苦伶仃的。当你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一样狼狈逃窜时，你就很难扮演社会名士的角色。我的那些寻欢作乐，充其量也就是逢场作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获得的满足也少得可怜。

当然啦，我幻想拥有一个我自己的机组，并不只是因为我渴望身边有人作伴。一个完整的机组———我头脑里的机组人员只是空中小姐———会使我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角色显得更加具体、真实。我了解到，一个独来独往的飞行员通常是人们盘查的对象。而与此相反，如果一个飞行员身后跟着一批如花似玉的空中小姐，就几乎肯定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想，如果我旅行时有一群漂亮的空姐陪伴左右，我就可以随意散发我的假支票，如同抛撒五彩的纸屑，它们会像婚礼上的米粒一样被人欣然接受。倒不是我目前兑换假支票有什么困难，但我每次只能兑换一张。而如果我身后有一个机组，我就可以成批成批地兑换假支票了。

一星期后，我离开伊斯坦布尔，飞往雅典。“您没有带着机组人员吗，先生？”旅馆的接待员问。我按惯常的方式回答了他，心里感到有些烦恼。

第二天，我飞往巴黎拜访拉伐利尔一家。“我真希望你来法航工作。我可以成为你的机组成员。”莫妮克有一次这么说。她的话使我更加坚信我必须拥有一个机组。

可是，一个没有飞行履历、对驾驶飞机一窍不通的飞行员，怎么召集一个机组呢？我不可能随便找来几个姑娘，向她们建议说，“嗨，丫头们，想去欧洲吗？我有一个兑换废支票的宏伟计划……”另外，我在美国和欧洲都与黑社会毫无接触，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寻求帮助。

我在柏林时，一个妙计自动出现了。它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充满风险，但同时也很有挑战性。泛美公司的蜂巢一直给我提供大量蜂蜜，它即便不是我的母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算是它的一个私生子吧，而这是一个需要表示孝心和忠诚的问题。

38、到大学挑选冒牌空姐

我要让泛美公司为我配备一个随航机组。

我飞往纽约，一到那里就给泛美的人事部打了个电话，谎称我是西部一个小学院———普雷斯科特长老会师范学院的人员安置主任。“我知道你们要派招聘小组到各个学院和大学，不知今年能否把我们学校也列在你们的名单上？”我说。

“对不起，没有列上，”接电话的那位泛美公司的人事官员说。“不过，在10月的最后两个星期，我们有一个小组驻在亚里桑那大学的校园里，接见申请各种职位的学生，如果你们的学生有兴趣来泛美公司工作，我相信招聘小组的人肯定乐意与他们面谈。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寄给你们一些小册子。”

“那太好了。”我说，然后给我那子虚乌有的学院虚构了一个地址，告诉了他。

我的计划需要有登山运动员那样的胆略。我穿上飞行员制服前往肯尼迪机场的泛美公司14号停机棚。我胸前的口袋上挂着我的假身份卡，所以毫不费劲儿地就进去了，然后我不慌不忙地在物资部闲逛了半个小时，终于备齐了我所需要的东西：信封、带麻绳的大卷宗袋和印着泛美公司名称的信纸，一本求职表和一沓五颜六色的小册子。

我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坐下来给亚里桑那大学的人员安置办公室主任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泛美公司今年要采取一种新的招聘方式。除了将于10月份光临贵校的常规招聘人员外，泛美公司还要安排飞行员和空中小姐与那些有志成为飞行员和空中服务员的同学面谈，因为真正的飞行人员可以更透彻地解释在泛美公司担任飞行职务的人需要具有哪些素质，同时他们也能更准确地对申请者做出评判。

“一位飞行员将于9月9日星期一光临贵校，有三天时间可以接待申请空中服务员职务的同学，”那封伪造的信这样写道。“我们另外还给你们寄去一些小册子和求职表，你们可以分发给那些感兴趣的同学。”

我在信上签上泛美人事部主任的名字，然后把信塞进一只泛美信封。我把小册子和求职表装进一只带麻绳的大卷宗袋。然后我来到泛美办公大楼，找到公司的收发室，把那堆邮件扔给一个年轻职员，粗声粗气地命令他把它们航空寄出。

我认为泛美公司的邮戳———上面用小字印着泛美的广告辞“全球资历最老的航空公司”———会给那些假邮件增加一点儿档次。

我是8月18日把邮件寄出的，到了8月28日，我给亚里桑那大学打了个电话，找到学生安置办公室的主任约翰·汉德森。

“汉德森先生，我是弗兰克·威廉姆斯，是泛美全球航空公司的一名副驾驶员，“我说。公司安排我两星期后拜访贵校，我打电话确认一下你们是否收到我们的材料，以及日期是否合适。”

“噢，是的，威廉姆斯先生，”汉德森充满热情地说。“我们正盼着您的到来呢，我们收到了你们的材料，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它张贴在校园里了，您会有大批的求职者的。”

“噢，我不知道您收到的那封信上是怎么说的，”我撒谎说。“但是飞行总监告诉我只接见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

“这点我们明白，威廉姆斯先生，”汉德森说。“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向我打听这件事的都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他主动提出在校园里给我提供一个住处，但我谢绝了，我说我已经在一家公司资助的旅馆订了房间。

9月9日星期一上午8点，我出现在亚里桑那大学，汉德森十分热情地欢迎了我。我身上自然穿着飞行员制服。汉德森专门留出一个小房间供我在校期间使用。“到今天为止，我们共有30位申请者，我把她们安排了一下，每天10人一组，”他说。“当然啦，我知道您要与她们单独谈话，如果您愿意，可以自己再列一个当天计划。不过第一组10个人将于9点钟到达这里。”

“好的，我想先跟她们集体谈一谈，然后再分别找她们谈话。”我说。

第一组的10个女生，无论是聚在一起还是一个个分开来，都是千娇百媚，美不胜收。我看着她们，觉得比任何时候更迫切地需要一个自己的机组了。她们10个人都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装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首先，女士们，我希望你们知道，这对你们和我来说都是第一次。我更熟悉的是驾驶舱而不是教室，但既然公司交给我这样一个任务，我就希望我能圆满地把它做好。我相信，在你们的帮助和理解下，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我说‘理解’，是因为我对聘谁或不聘谁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我的工作只是挑选我认为最适合担任空中服务员的姑娘，并写出对她们的推荐意见。人事部主任有权否决我提供的候选人，甚至可以全部否定。不过我同时也可以说，你们可以凭我的推荐就得到聘用，而不需要接受其他人的面试。

“还有一点———在你们毕业以前，泛美公司是不可能雇用你们的。但如果你们被选为未来的空中小姐，我们的政策是向你们提供一定的助学金，以完成最后一年的在校学习，这样你们就不会禁不起诱惑，去接受其他工作了。我说明白了吗？”

我说得很明白，姑娘们都这么说。然后我让小组解散，开始与她们一个个面谈。我拿不准我的“机组”需要哪种类型的姑娘，但我很清楚哪些姑娘是我不想要的。如果一个姑娘在得知她曾糊里糊涂地参与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后，内心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这个姑娘便不是我想要的。

特别天真幼稚和过分拘谨的候选者，我立刻就将她们淘汰。那些活泼可爱、富有魅力，但性格过于直率的（航空公司愿意要这样的姑娘做空中小姐），我就标出有疑问。我打勾的都是那些我感到性格随和，有点头脑简单、容易上当受骗，还有点缺心少肺或什么都不管不顾，极端自由散漫，遇到紧急情况不会惊慌失措的姑娘。我认为，具有这些特征的姑娘是我的冒牌空中小姐的最佳人选。

39、骗学生去做泛美广告

汉德森旁听了上午的座谈，吃午饭的时候，他领我来到他办公室后面的一间档案室，并且告诉我入口处就在我接见那些姑娘的房间旁边。他递给我一把那扇门的钥匙。“这里很少有人值班，我们的学生档案系统完全是由电脑控制的，”他说。“所以您会需要这把钥匙的。是这样的，考虑到您也许想查看某位女生的档案，我已经把所有候选人的档案都抽了出来，放在这里的桌子上了。这样，您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行事，不过如果您觉得需要帮助，我们自然会热情相助的。”

我对档案管理系统非常感兴趣，汉德森欣然向我演示了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才请我去吃午饭，把我待为贵宾。

下午，我很快就结束了对第一组10位申请者的面试，第二天上午又接见了第二批候选人。我像对待第一批女生那样，把那套夸夸其谈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她们也像第一批女生一样欣然接受了我的条件。最后一批姑娘也同样领受了这套骗局，到了第三天下午，我已经筛选出了12名候选人。

我花了两个小时挨个儿研究这12名候选人的档案，同时回忆我与她们的谈话，以及我自己对她们的印象，最后确定了8位。我正要离开档案室，脑子里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我很感兴趣的冲动，我花了不到30分钟就使这个欲望得到了满足。当我离开档案室时，档案里已经装着出生于布朗克斯的小弗兰克·阿巴纳勒的成绩单，显示他在社会学专业取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和一个硕士学位。

第二天上午，我向最后入选的8位女生宣读了我的“毕业论文”，因为我是从她们这些羔羊身上弄到了我那子虚乌有的毕业文凭所需要的羊皮纸。

我把姑娘们召集在一起时，她们一个个都异常兴奋，这种情绪正适合我展开欺骗攻势。“请安静，请安静，”我向她们恳求道。“你们还没有被聘为空中小姐呢。我认为你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这句话达到了预期的震慑效果。房间里一时鸦雀无声。然后我咧嘴一笑，开始安抚她们。“那是因为你们都是三年级学生，我们希望你们受完教育再来泛美公司工作。”我说。

“我想我以前曾经提到过，对那些入围的空中小姐候选人，公司愿意资助她们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习。我获权向你们8位姑娘提供一个美差，我认为你们都会很感兴趣的。

“我被告知，公司打算雇用一批姑娘作为明年的夏季实习生，这些姑娘将被编成不同的小组派往欧洲，作为公司的广告代表和公关人员。也就是说，她们将成为世界各地各种出版物上泛美广告照片的模特儿———我相信你们都看见过我所说的这类出版物———其中有些姑娘还会成为学校、城市公民集会、商业论坛等活动的发言人。这是一次张扬公司形象的旅行，往常我们使用的都是真正的空中小姐，或穿着空中服务员制服的职业模特儿。

“但在明年夏季，我们将使用那些申请空中小姐职务的姑娘，作为她们一种前期训练。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使我们的广告人员可以采用我们自己人员的照片，展示我们所服务的那些城市；第二，当照片的场景需要一位真正的空中小姐时，我们就用不着把真正的空中小姐从航线中抽调出来了。过去，这种做法总是给其他空中小姐带来麻烦，因为夏季是我们的乘客高峰期，如果我们不得不把服务员从航班中抽调出来，其他姑娘就必须替她们完成工作。

“好了，如果你们有谁，或者全部愿意参加明年夏天的这个活动，我有权雇佣你们。我们将可以免费周游欧洲，还会获得与刚进公司的空中小姐同等的工资，你们将穿着空中小姐的衣服，但你们还不是空中小姐。我们会给你们提供制服。还有，我们会给你们一份聘书，在这件事情中这份聘书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如果你们有谁毕业后决定成为空中小姐，就可以作为曾经受雇于泛美公司的人去提出申请，将会在所有其他申请者中享有优先权。

“你们中间有谁愿意参加这个活动吗？”

她们都踊跃报名。“很好”，我面带微笑地说。“现在，你们都需要准备好护照。这个由你们自己负责去办。我还需要你们的地址，以便公司随时与你们联系。我相信你们在一个月内就会收到聘书。行了，女士们，我的话说完了。我非常高兴认识你们大家，我希望当你们成为空中小姐后，有几位会被派到我的机组来。”

我把我给姑娘们提供的美差告诉了汉德森，他也和姑娘们一样高兴。实际上，那天晚上汉德森夫妇和那8位姑娘集体做东，在汉德森家后院的游泳池旁为我举办了一个十分令人愉快的宴会。

我飞回纽约，租了一家在泛美办公大楼里有办事处的邮件服务公司的信箱。这是一个理想的掩护，它使我在与那些姑娘的通信中可以使用泛美公司本部的地址，而她们的所有回信都直接通过邮件服务公司送到我的信箱。

过了大约一星期，我给每个姑娘寄去一份“聘书”，同时还有一封我亲笔签名（名为弗兰克·威廉姆斯）的附信，告诉她们每个人的———惊喜！意外的惊喜！———公司委派我带领她们那支欧洲活动团，她们果真成了我的“机组人员”。我还随信附了一张我自己炮制的小表格，要求她们填写自己的尺寸，以便为她们定做制服。我告诉她们，如有疑问或情况直接写信给我，通过我的信箱转交到我手里。

然后，我就开始为我自己的旅行作准备了。我手上的护照是临时的，用的是我的真名。我认为我需要一张普通护照，可以供我冒充弗兰克·威廉姆斯时使用，我决定冒险试一试，但愿纽约护照局忙得不可开交，职员们没有时间扮演警察的角色。

一天上午，我走进护照局，交出我的临时护照，10天后，他们就发给了我一张普通护照。我拿到证件后很高兴，但它仍然是发给小弗兰克·W·阿巴纳勒的。万一有情况，这张护照是无法证明“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W·威廉姆斯”的身份的。我开始到处搜寻，最后终于在一个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档案馆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那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W·威廉姆斯的年仅20个月的孩子的死亡通知，那孩子死于1939年11月22日。

40、迈阿密枫丹白露旅馆

档案显示，这孩子于1938年3月12日出生于当地一家医院。我向档案馆一位职员谎称我就是那个弗朗西斯·W·威廉姆斯，花三个美元弄到了一张经正式证明的出生证复印件。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人愿意被称作“弗兰克”，我认为这是说得通的，相信别人也都会觉得合情合理。

我把这张出生证的复印件连同必要的照片一起，交到费城护照局，两星期后，我就领到了另外一张护照，它与我的泛美制服正好相配。现在，我已经万事俱备，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没有什么事情干扰我的话，我就准备“率领”我的机组人员出发了。

那几个月里，我在全国各地漫游，基本上不再抛头露面，但偶尔也抛出几张假泛美支票或伪造的现金支票。

一次，我来到迈阿密，住在一家名叫枫丹白露的迈阿密海滩旅馆的豪华套间里，自称是一位加州股票经纪人。我的手提箱里塞满了20美元、50元美元和100美元的钞票，我开着一辆租来的劳斯莱斯，那是我在洛杉矶租的，一直开到了佛罗里达。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盘算的一个大骗局的组成部分，我打算先伪装出一个显赫的外表，然后在几家迈阿密银行和几家高档旅馆兜售几张价值不菲的空头现金支票。我获得这个显赫的外表很大程度是出于偶然。我一直刻意去结识一些旅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一位有一天下午在大厅里拦住我，把我介绍给了一位佛罗里达的股票经纪人，此人在金融方面的天才就连我也早有所闻。

他是一位坚定的佛罗里达人，具有佛罗里达人对加利福尼亚人的那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在我们随意谈话时，我从他的大部分言辞中得出结论，他根本不把加州的股票经纪人放在眼里。有些时候他实在太狂傲、太不可一世了，连旅馆经理都感到十分尴尬。过了几分钟，我借故脱身，他对我充满敌意，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让我离开。

“您对土星电子公司的上市股票有何看法？”他带着轻蔑的嘲笑问道。我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有这家公司存在。但我泰然自若地望了望他，然后垂下眼睑。“尽量吃进吧。”说完我就扬长而去。

几天后，我又遇到了那个男人，我们都在等待服务员把我们的车送到前门。他带着很勉强的尊敬与我打招呼，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关于土星公司的股票，我应该听您的，”他说。“您怎么知道银河通讯准备接管那家公司呢？”

我只是淡淡一笑，又朝他眨眨一只眼睛。我后来得知土星电子公司被银河收购后，其股票在前4天里每天都上涨5到8点。

那天晚上在电梯里，一个三十多岁、衣冠楚楚的男人主动与我搭话，说自己是一位很有身份的政府官员。

“里克（旅馆的一位管理人员）跟我谈起您，威廉姆斯先生，”他说。“他说您可能会在这里开一个办事处，也许会在迈阿密安家，每年过来住上一阵。”

我点点头。“是啊，我确实在认真考虑这件事，”我微笑着说。“我大概在几星期内就会拿定主意。”

“噢，也许我能帮助您，”他说。“我妻子和我今晚要举办晚会，城里和州里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和商业界大亨会来参加，包括市长和州长班子里的一些人。如果您有兴趣，我很愿意邀请您。我想您会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夜晚，而且正如我说的，说不定您会结识一些能帮助你拿定主意的人呢。”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他的某些客人很可能会帮助我。通过让我欺骗他们来帮助我。

那是一个需要穿礼服的活动，但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一家开着的礼服出租商店，它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我打扮一新。而且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那位城市元老的家，原来它就在某位银行家的住宅旁边，距离近得令人感到不安。我希望银行家不在被邀请之列，但为了以防万一，我让服务员把我的车停在容易脱身的地方。

还好，那位银行家没有受到邀请，但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迷人、最令人神魂颠倒的金发女郎却是嘉宾之一。我融入宾客中不久就留意到了她，整个晚上我的注意力一直被她吸引着。奇怪的是，尽管她似乎一直被崇拜者们包围着，但看样子她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向她献殷勤的男人。我的东道主证实了这一事实。

“那是谢里尔，”他说。“她是这类晚会上一个标准的装饰品。她是位模特儿，曾经是几家杂志的封面女郎。我们跟她达成了很公道的协议。她给我们的晚会带来兴奋和刺激，我们则确保每一个社交专栏里都提到她的名字。走吧，我替您介绍介绍。”

她立刻就让我知道她对我也一直感到好奇。“你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她伸出手来，说道。“那真是一辆很可爱的劳斯莱斯。它是你自己的，还是你为了参加晚会而借来的？”

“噢，它是我私家车中的一辆。”我说。

她扬起了眉毛。“几辆中的一辆？难道你有不止一辆劳斯莱斯？”

“我有好几辆呢，”我回答道。“我喜欢收藏名车。”看到她眼睛里熠熠闪光，我知道我终于交到了一个知心朋友。她显然对物质和财富由衷地向往。实际上，在晚会剩下来的时间里，我不断地感到非常吃惊：一个如此美丽的外表下面，竟隐藏着一个如此腐败和贪婪的灵魂。不过，我对她的道德沦丧不感兴趣。我只被她显而易见的罪恶吸引着。她周身散发着贪婪的绚烂光芒。

我们并不是整个晚上都泡在一起。我们时不时地分开，独自去寻找猎物，就像在同一片丛林里觅食的两只豹子。我发现了我要找的猎物，那是两只肥胖、多汁的银行小乳鸽。她也找到了她的猎物，就是我。

凌晨两点钟左右，我把她带到一边。“瞧，晚会快要结束了，”我提议道。“我们干吗不到我的豪华公寓去吃点儿早饭呢？”

她的回答严重挫伤了我的自尊心。“我陪你回你的旅馆，你认为这值多少钱呢？”她问，一边抛着媚眼挑逗我。

“我以为你是个模特儿。”吃惊之下，我脱口说道。

她莞尔一笑。“模特儿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些模特儿工作的收入要比其他的高一些。”她说。

41、贪婪的姑娘上了当

对我来说，色情职业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据我所知，我以前从未遇见过“野鸡”，也没有找过电话应召妓女。但眼下我显然遇到了一个。不过我仍然想把她弄到我的床上，既然已经弄清了她的真实职业，我就试着跟她把钱敲定。管它呢，反正我有的是钱。“那么，300美元怎么样？”我大胆地问。

她妩媚地做了个鬼脸，摇了摇头。“不行，恐怕300美元是不够的。”她说。

我大吃一惊。看来，我这么多年尽情地寻欢作乐，却对我所享受的商品的价值一无所知。“噢，好吧，再添一倍，600美元怎么样？”我说。

她用揣测的目光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比较接近了，”她说。“但是对于你这种财力的男人来说，我认为价钱还应该再高一些。”

我望着她，心里感到有些烦躁。自从我走上职业犯罪道路之后，我就确立并且遵守着一套犯罪道德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我从不欺骗个人。比如，我购买衣服或其他任何一种私人用品时从不使用空头支票。许多百货商店和商业公司收到假支票后，都由具体的售货员承担责任。如果一位售货员卖出一套西装时收了支票，后来发现那张支票是假的，那套西装的价钱就要从售货员的工资里扣除。我行骗的对象总是一些法人团体———银行、航空公司、旅馆、汽车旅馆或其他有保险保护的机构。当我想购买一件新衣服或其他个人性质的物品时，我总是先袭击一家银行或旅馆，获取所需要的现金。

我突然灵机一动：谢里尔可以成为我这套规矩里一个美丽的例外。“你瞧，难道我们要整晚上站在这里，为价钱吵个不休吗？”我说。“我最讨厌为小事争吵。我们别去我的住处了，干脆到你的公寓套房去，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我给你1000美元，怎么样？”

她迫不及待地想挣到这笔钱。“我们走吧，”她说。“可是我目前还没有公寓套房。我的租约到期了，我现在住在迈阿密海滩的一家旅馆里。”她说了那家旅馆的名字，离我住的那家不算很远，我们30分钟内就赶到了那里。

她正把钥匙插进门里，我突然转过身，说，“我很快就回来。”

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嘿，你上哪儿去？”她问道，显得有些焦急。“你不是想中途退出吧？”

我把她的手从我胳膊上拿开。“是这样，你总不会认为我口袋里带着1000美元吧？”我说。“我去楼下兑换一张支票。”

“拜托，现在是凌晨3点半！”她嚷道。“在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兑换那么大数额的支票。你连100美元的支票都无法兑现。”

我露出高傲的笑容。“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识这家旅馆的老板。而且，这是一张有正式证明的现金支票，取款银行是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它在这里就像金子一样，我随时都能把它换成现金。”

“让我看看，”她请求道。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抽出一张我来迈阿密之前弄到的大通曼哈银行的伪造票据。上面的数额是1400美元。她仔细端详着假支票，点了点头。“真的像金子一样，”她表示赞同。“你干脆在支票后面签个字，把它转让给我吧？”

“唔———不行，”我一口拒绝。“这张支票是1400美元。我们谈妥的价钱是1000美元，虽说400美元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生意就是生意嘛。”

“我同意，”她说。“这样吧，你在后面签字，我给你400美元好了。”她从她的钱包里掏出薄薄的一叠100美元钞票，从里面抽出四张，递给了我。我在支票后面签了字，交到她手里。

我从记者们所谓的“可靠消息来源”了解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几天以后，她的银行通知她这张现金支票是伪造的，她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戴德县治安官的办公室。最后，她与奥里莱接上了头。

“他为什么要给你这张支票？”奥里莱问。

“那并不重要，”她很不客气地说。“他给了我这张支票，是假的，我希望抓住这个狗杂种。”

“我知道，”奥里莱说。“但是我需要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我才能把他抓住。你描述的外貌特征与弗兰克·阿巴纳勒相符，但是他从来不把空头支票开给个人。他甚至不在零售商店使用空头支票。怎么突然一下子，他给了一位守法公民，而且还是一位漂亮女人一张1400美元的无效支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奥里莱本人也是一个哄骗高手，他从她嘴里套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白玩不给钱倒也算了，”她最后咬牙切齿地说。“反正，我过去也免费赠送过。可是，那个狗杂种从我这里骗走了400美元现金。这真使我恨得牙根痒痒。”

不过，她在我这儿的这番遭遇跟我离开迈阿密前与两位银行家的接触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愉快和便宜的。我从那两位银行家手里各骗走了2万美元。我还用一张伪造的现金支票在枫丹白露旅馆结账，骗得他们又给了我几百美元的找头。

我把劳斯莱斯开进一家存车仓库，给加州的出租汽车公司发了一份电报，把车子的下落告诉了他们。谢里尔说得对。这是一辆很可爱的汽车，不应该扔在大街上遭受风吹日晒和人为的破坏。

我躲在太阳谷过冬，安分守己，韬光养晦。春天快要到来时，我飞回纽约，在曼哈顿一处高雅地区的一座褐砂石房屋里安顿下来，然后给我的每一位未来的“机组人员”发去了“提醒通知”。我收到的回信使我相信，她们仍然对我泛美公司广告经理的虚假身份深信不疑，于是我继续完成我那个惊心动魄的奇思妙想。我知道负责设计和制作泛美公司所有空中小姐制服的那家好莱坞公司的名字。我飞往好莱坞，穿着我那一身飞行员服装，拜访了那家时装公司。我把一封介绍信递给那位负责泛美账户的女人，并详细解释了这次子虚乌有的欧洲公关之行，她对我的解释信以为真。“我们六星期内就把全部服装都准备好，”她说。“我想每位姑娘还需要行李箱吧？”

42、假空姐飞来逛伦敦

趁姑娘们的服装正在制作期间，我留在洛杉矶地区，办理这桩恶作剧行为的其他事宜。我穿着飞行员制服拜访了洛杉矶机场的泛美公司物资部，拿到了姑娘们所需要的所有帽徽和制服徽章。

我曾经让每位姑娘都给我寄来一英寸见方的彩色照片。我用这些照片伪造了泛美身份卡，类似于我自己的那种，并注明她们每个人的职务都是“随航服务员”。

制服做好以后，我开着一辆租来的客货两用车，车门上贴着伪造的泛美公司铭文，亲自把制服取了回来，我签了一张发票，算是给这些制服付了账。

5月底，我给每位姑娘发了一封信，里面附有给她们每个人的一张机票———这些机票我是用现金购买的———我告诉她们5月26日在洛杉矶机场大厅集合。

把这群小雏鹰召集到一起，是我所有骗局中最大胆也最辉煌的成就。我去了机场周围一家较为奢侈的旅店，为每位姑娘订了一个房间，我还包下了旅馆的一个会议室，供她们到来后使用。我订房间时用的都是泛美公司的名义，但付账用的是现金。为了满足办理这项业务的经理助理的好奇心，我解释说这不是泛美的普通业务，而是航空公司公关宣传部的一项“特别活动”。

姑娘们即将到达的那天上午，我穿上我的泛美飞行员制服，来到机场的泛美公司地面指挥部，找到公司班车的管理人。

“是这样，今天下午6点我有八位空中小姐来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需要车把她们送到旅馆，”我说。“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没问题，”他说。“我这里有普通的机组人员客车。我亲自去接她们好了。您去吗？”

“那么我一点半过来找您，我们一起去，”我说。“需要我在什么上面签字吗？”

“不用，包在我身上吧，飞行员，”他诙谐地一笑。“保您满意。”

姑娘们准时出现，她们看到闪闪发亮的泛美机组客车，都恰如其分地表示了她们的惊叹，那实际上是一辆加长加大的客货两用车。班车司机和我把姑娘们的行李搬上车，然后驱车把我们送往旅馆，到了那里，他又帮着把行李搬下来，将姑娘们安顿好。等一切都忙完后，我提出请他喝一杯，他婉言谢绝了。“我喜欢您执行的这个任务，”他咧嘴笑着，说。“有事随时找我吧。”

第二天，我把姑娘们召集到会议室，把身份卡发给他们，并给她们看了制服和行李箱。她们查看着服装和行李箱，每件东西上都绣着主人的名字和泛美公司的铭文，她们开心地尖叫起来。

当我把我们的行程路线告诉她们时，又听到了更多喜悦的尖叫。我们要去伦敦、巴黎、罗马、雅典、日内瓦、慕尼黑、柏林、马德里、奥斯陆、哥本哈根、维也纳和欧洲其他游览胜地。我让她们平静下来，摆出一副严父的派头，向她们训话：是啊，听上去乐趣无穷，我也希望会是这样，但我们是在执行严肃的任务，我不能容忍任何胡闹行为，我对她们说。“如果有谁行为不规或玩忽职守，我有权把她开除，必要的话会把她打发回家。有一件事需要说明白———我是这里的老板，你们一举一动都要听我指挥，服从我的命令和指示。我想，你们会发现我的规矩是合情合理的，你们遵守起来应该没有困难，因此不会有任何问题。

首先，你们会注意到，你们每个人的身份卡上都注明你们是空中小姐。对于我们将要下榻的旅馆的管理人员和你们将要与之合作的摄影师们来说，你们是空中小姐。但我们在旅行时要作为普通人，包括乘飞机、坐火车和汽车，我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换上制服。你们这趟旅行是令人羡慕的，会在我们的普通随航服务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之间引起某种分歧和嫉妒。因此，如果你们偶尔遇到普通的空中机组人员，就说你们是在我们纽约的公共关系办事处工作，正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有关你们的真实身份尽量少说为妙。如果有人追问你们，就让他来找我好了。

还有，你们每两星期拿一次薪水，用公司的常规工资支票支付。在欧洲兑换一张支票很困难，因此，我把支票发给你们之后，只要你们在后面签了字，我就会在当地泛美办公室或某家银行，或我们下榻的旅馆里统一兑换。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会感到纳闷，为什么不能把支票寄回家存起来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支票可能是用我们一个国外账号签发的。公司希望这些支票在欧洲兑现。第二个原因就是汇率。如果你们自己兑换支票，就以目前的汇率兑换，你们就会吃亏。因此由我来替你们兑换支票，给你们现金，如果你们想寄钱回家，就通过邮局汇款或寄现金支票回去好了。还有人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提出问题。我笑了：好吧，今天白天和晚上你们都自由行动。好好睡上一觉，明天一早我们飞伦敦。

我们飞到了伦敦，这些机票花了我一小笔现金。我们降落在伦敦机场时天还没亮，下着阴冷的、黏乎乎的小雨，在去旅馆前，我吩咐姑娘们换上她们的空中小姐制服。

我心里惶恐不安，不知这个计划能否奏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大胆行动了。我甚至安排大家下榻在肯辛顿的皇家花园饭店，我冒险地假设没有一位职员会把上回那个环球公司飞行员弗兰克·亚当斯与眼前这个泛美副驾驶员弗兰克·威廉姆斯联系起来。我雇了一辆面包车把我们从机场送到饭店，看见接待员完全是一副陌生面孔，我这才松了口气。

“我们是泛美738航班的，”我说。“不知道有没有人替我们订了房间。”

“没问题，机长，”那职员说。“如果姑娘们不介意两个人住一个房间的话。我们只有5个房间了。”

姑娘们一直睡到将近中午。然后我让她们在城里自由活动，我告诉她们我已经跟当地的泛美办事处一起“安排了一次拍照活动”。

43、假空姐怕见真空姐

实际上我是在伦敦的电话号码簿上查找了一通，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商业摄影公司。我给那家公司打了电话，自称是泛美公司公关部的业务代表。

“我这里有8位姑娘住在皇家饭店，都是空中小姐，我们需要一些适合作广告和促销手册的彩色和黑白照片———您知道的，自然要拍摄一些她们的皮卡迪利大街或托马斯大桥上的镜头，”我说。“您认为没问题吧？”

“噢，绝对没问题！”电话那头的那人很热情地说。“我干脆现在就派个小伙子带着我们的一些样品上您那儿去，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能够胜任这项业务，威廉姆斯先生。”

那家公司的代表与我共进午餐，谈妥了这笔生意。看来，我挑中了伦敦最好的一家公司。他们甚至还为泛美做过业务呢。

“是这样，这次略有不同，我们在尝试一些新的做法，”我说。“有一点您肯定会喜欢，就是我们每年年底结账，付给你们现金。只要把发票寄给我就行了。”

“那些样片怎么办？”摄影公司代表问。

“噢，我们可能早就去了另外的城市———我们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您就把它们寄到纽约泛美公司的公关广告部吧，”我说。“如果他们决定采用你们的照片，还会按你们的正常价格再付一次报酬。”

他吹了一声口哨，举起他那杯啤酒。“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新颖，我喜欢这样。”他说，很满意地咧嘴笑了。

第二天上午，一个三人摄影小组带着摄影器材，乘一辆面包车赶到饭店，带走了我那8只可爱的小鸟儿。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只是吩咐管事儿的那个人充分运用他自己的审美观和想像力，结束后把姑娘们在比较体面、清醒的状态下送回来。

“没问题，长官。”他哈哈大笑，招呼姑娘们上了面包车。

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理。这场非法的漫长旅程需要准备许多罪恶材料：伪造的现金支票（我自己亲手所制），泛美费用支票和常规工资支票（拉法利尔老爹蒙在鼓里制作的工艺品），还有泛美的偿还审批单（从泛美公司的商店里偷来的），最后这种单子只为了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许多因素都对我有利。在伦敦和我们旅途中大多数其他城市，都分布着美国一些主要银行的支行。

第二天早上，我把姑娘们召集到我的房间，解释了饭店对航空公司飞行机组人员的政策，然后发给她们8张假的泛美“费用支票”让她们签字。当然啦，每张支票上的金额都比饭店账单上的数目高得多。“我还需要你们的身份卡，另外，我付账时，你们都必须站在出纳员看得见的地方。”我说。她们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所签支票的金额提出异议，尽管有人也许注意到了。

这场骗局进行得一帆风顺。姑娘们聚集在饭店大堂里，让出纳员能够看见，我拿出9张假支票支付我们的食宿和其他费用。出纳员只提出了一个问题。

“哦，数目不小呢，机长，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美元找给您，”她一边检查她的现金抽屉，一边说着。“真的，我没有那么多。恐怕我只能给您英镑作为找头了。”

我假装有点恼火，但接受了她的意见，我知道出纳员会小赚一笔，至少她自己认为是这样。她给我的英镑都是真的，而那些泛美支票却是假的。

那天下午，我们飞往罗马，在那里待了三天，同样的程序又重复了一遍。罗马的饭店出纳员也对费用支票上的金额提出疑问，但我的解释消除了他的疑虑。

“噢，我对此十分抱歉，”我说。“但我们要在意大利旅行18天，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里拉。”

他当然愿意，这意味着他个人可以赚取50个美金。

我决定在游览欧洲时不乘飞机，不是因为费用昂贵，而是因为那样会使姑娘们频频暴露在其他航空人员面前。这是我在执行这个计划时的一个最大难题———要避免姑娘们与其他航空人员接触。正如我前面已指出的，航空公司的人最喜欢谈论自己的本行，特别是如果大家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话。

当然啦，有时候免不了要与其他航空人员相遇，因为兑现假支票的骗局要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下榻在为航空人员提供服务的饭店里。这种危险时刻存在：某位姑娘穿着制服时正好碰到另一位真正的泛美空中小姐，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灾难性的对话。

真正的空中小姐：“嗨，我是玛丽·艾利斯，从洛杉矶来。你们的基地在哪里？”

我的姑娘：“噢，我们没有基地。我是到这里来搞公关的。”

真正的空中小姐：“你不是空中小姐吗？”

我的姑娘：“不完全是。我们一共有八个人，为宣传和广告做摄影模特。”

真正的空中小姐（自言自语）：“见鬼，我在泛美工作5年了，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我最好向头儿汇报一下，看这些人是不是冒牌货。”

我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便三番五次给姑娘们训话，反复强调我的要求。“注意，如果你们穿着便衣时遇到一位穿制服的泛美空中小姐，千万别说你们在泛美的飞机上服务，因为这不是事实。”我提醒她们。

“如果你们穿着制服时遇到另一位泛美空中小姐，对方问到你们的身份时，你们就说是到这里来度假的。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样说是在骗人，确实如此，但我们自有道理。我们不想让其他航空公司晓得这项活动，因为他们很可能在航空界散布流言，说泛美公司制作旅行广告和促销手册时没有使用真正的空中小姐。我们也不想让本公司的空中小姐知道，我已经对你们说过，这可能会造成意见和分歧。在一位在职的空中小姐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很吃香、很抢手的任务。”

44、姑娘们结束了旅行

姑娘们在这方面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租了一辆舒适的，几乎可以称得上奢侈的大众牌客车，供我们游历欧洲时使用。有时我们不像是在搞犯罪活动，而更像是在悠闲地度假。我们经常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某个别具特色的小景点待上好几天、一星期或更长时间，而在这种时候，我总是约束自己暂时停止犯罪活动。我的计划中不包括欺骗农民。

但一回到大城市，我的骗局又重新开始。在进入这种大都市前我们总是停下来换上航空公司的制服，到达我选中的旅馆后，我的骗局便开足马力，再次运作起来。

我每隔一个星期就付给姑娘一张伪造的工资支票，让她们在背面签字，我再给她们兑换成现金。由于她们的所有费用都由我支付（不过每个姑娘都以为付账的是泛美公司），她们大多数人都把钱汇给老家的父母或银行。

当然啦，这些姑娘们是完全无辜的。整个夏季，没有一个姑娘觉察出自己卷入了犯罪的圈套。她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被泛美公司合法聘用的。她们完全被我骗得晕头转向了。

我的计划本来很悠闲的，如田园诗一般，但经常也会弄得疲于奔命，累得要死。管束这八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可爱姑娘，就像一个骑着一头瘸马的牛仔要管束一群野性的小公牛———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在执行计划之初就拿定主意，决不能跟任何一位姑娘发生私人关系，但在整个夏季，我的决心受到无数次威胁。她们个个风流妖娆，擅长打情卖俏，而我呢，天生就是个多情种子。当某位姑娘表示要跟我在性爱方面有进一步发展时（每位姑娘都多次有过这种表示），我简直很难坐怀不乱。但我总算抵挡住了这些诱惑。

我在那个夏季过的并不是一种禁欲生活。我有大量机会跟所到之处的姑娘们逢场作戏，每次我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莫妮克不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在巴黎逗留期间，我找到她，她对我说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我仍然是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希望你继续帮助爸爸联系业务，但我想安顿下来好好过日子，而你不想，”她说。“我认识了另一个男人，法航的一位飞行员，我们很认真地考虑着我们的未来。”

我告诉她我理解她，事实上我也感到如释重负。我也保证她父亲会继续得到“泛美公司的业务”，但这是骗人的谎话。我已经对利用拉法利尔老爹行骗感到愧疚，决定再也不把他当成我卑鄙骗局中的一个工具了。反正他已经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票据，如果我把它们都用掉，足以淘干十几家银行的金库。

我和那些姑娘在哥本哈根结束了我们的欧洲之旅，我把她们送上一架开往亚里桑那的飞机。在打发她们回美国时，我给她们手臂里堆满鲜花，并对她们作了一篇花言巧语的讲话，以消除她们未来几星期中可能产生的怀疑。

“留着你们的制服，留着你们的身份卡和支票存根（我兑换一张支票后总是把存根还给她们），”我吩咐她们。“如果公司想收回制服和身份卡，会与你们联系的。至于以后的工作嘛，你们先回学校，因为要到毕业之后我们才可能长期雇用你们，到时候会有一名公司代表与你们取得联系。大概就不是我了，因为我接到命令，又要执行飞行任务了。但我希望你们最后都能再次成为我的机组人员，因为这个夏天我与你们一起过得非常愉快。”

从各方面考虑，我确实过得非常愉快。尽管姑娘们有时候弄得我焦头烂额，但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我口袋里塞满了绿色的钞票。一共大概有30万美元。

事实上，确实有人与姑娘们取得了联系。三个月后，公司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欧洲几十个城市的照片，上面都是同样的八位姑娘，穿着泛美公司空中小姐的制服，于是泛美的广告部经理便着手进行调查。最后，整个事情交到奥里莱手上，他思路敏捷地理清了头绪，向公司官员，也向那些姑娘解释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我认为那八位姑娘都是很潇洒地接受了这件事，不过大概也说了一些形象生动、表现力很强的话。

与姑娘们分手后，我在欧洲又待了几个星期才返回纽约，然后又像吉卜赛人那样随意游逛了几个星期，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待两三天以上。我的情绪又变得低沉、烦躁和紧张了，我知道我大概一辈子都会居无定所，四处逃亡，像一只永远被猎狗追逐的狐狸，这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糟糕。

我彻底停止了我的支票诈骗活动，我担心猎狗已经离我很近，不愿意再留下更多的气味和踪迹。我只是偶尔会受到挑战，忍不住要展示一下我富有创造性的诈骗手段。

一次是在一座中西部的大城市。我刚刚到达，正坐在机场的餐馆里享受午餐，渐渐对相邻隔间里的对话产生了兴趣。他们一个是上了年纪、表情严厉的男人，另一个是非常年轻、神情十分恭顺的小伙子，看样子是他的雇员。我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那个年长的人是个银行家，正要去旧金山开会，从他教训那个小伙子的话中听出，他显然希望在他外出期间银行能获得利润。他为人冷漠、傲慢、粗暴，显然对他高高在上的身份感到很得意，当机场的内部通话系统广播找人时，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嘉士柏·P·卡什曼。

那天下午，我利用当地一家报社的图书馆，谨慎地搜罗嘉士柏·P·卡什曼的背景情况。此人在当地很有名望，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银行界巨头。他最初在银行里做出纳员，当时那家银行的资产只有500万美元。现在他是银行总裁，资产已超过一个亿。

第二天，我侦察了那家银行。这是一幢崭新的建筑，迎面的大玻璃上还贴着很大的银行铭文。里面很宽敞，令人很舒服。出纳员在一边，资历较浅的职员分散在对面的墙边。资历较深的职员坐在玻璃围起的办公室里，看上去有些不真实。卡什曼的办公室在三楼。卡什曼认为不应该与手下人过分接近。

45、蒙彼利埃避风港

我租了一辆汽车，开往175英里外的一个中等城市，用一个伪造的现金支票开了个一万美元的支票账户。然后我返回卡什曼的城市，第二天光顾了他的银行。我对这场骗局中涉及的金钱并不感兴趣。是卡什曼的那副傲气惹恼了我，我只是想刺他一下。

我走进银行时，俨然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形象：灰色的三件套西服，光可鉴人的鳄鱼皮鞋，名牌领带，纤巧而高雅的真皮公文包。

我在机场看见的卡什曼的那位同伴是一位资历较浅的职员。他的办公桌干净而整洁，姓名牌崭新锃亮。他显然是刚得到晋升。我一屁股坐在他桌前的椅子里。

“您好，先生，需要我的帮助吗？”他问，被我的穿着打扮和仪表风度震住了。

“是的，确实如此，”我轻松自如地说。“我是来自章克申城的罗伯特·利曼，需要兑换一张支票，数目比较大。各种证件我都带来了，您还可以打电话到我的银行核实一下，但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卡什曼认识我，他会证实支票的有效性。您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噢不，还是我自己打吧，我本来就想跟他说话。”

不等他做出反应，我就探过身子拿起他的电话，分毫不差地拨了卡什曼的分机号码。接电话的是卡什曼的秘书。

“您好，请找卡什曼先生……他不在……噢，对了，他上星期提到的，我忘记了。好吧，等他回来麻烦您告诉他，鲍勃·利曼顺便来看望过他，您转告他，我和简盼望他和米尔德里德到章克申城来打猎。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好，谢谢。”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站起身来，做了个苦脸。“看来我今天运气不好，”我愁闷地说。“我需要现金，如果返回章克申城再赶回来，这笔生意就泡汤了。好吧，祝您愉快，先生。”

我正要转身离开，年轻的职员把我拦住了。“喔，利曼先生，您想兑换的支票数额有多大？”

“相当可观，”我说。“我需要7500美元。您认为您能替我办妥吗？我可以告诉您我在章克申城银行的账号。”我不等他回答就一屁股坐在椅子里，三下五除二地开出一张7500美元的支票，递给了他。正如我设想的，他没有给章克申城的银行打电话。他站起身，转身朝一间玻璃办公室走去。“先生，这件事我需要得到副总裁詹姆斯先生的批准，我相信他会的。我马上就回来。”

他走进詹姆斯的办公室（我后来得知），丝毫不差地说了我操纵他说的话。“先生，有一位从章克申城来的利曼先生，他需要兑换一张数额相当可观的支票。他是卡什曼先生的朋友，想见见卡什曼先生，但您知道，卡什曼先生在旧金山呢。”

“是老家伙的朋友？”

“是的，先生，据我理解，他们有生意往来，私人关系也不错。”

“给他兑换吧。我们可不敢得罪老家伙的关系户。”

一分钟后，年轻的职员把那假支票拿给出纳员。“请给这位先生兑换现金。利曼先生，我很高兴能够帮助您。”

然而，我对这套巴甫洛夫骗狗术并不满意。实际上，我一点儿也开心不起来。我当天就离开了那个城市，几天后，在佛蒙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停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我情绪不好，也很悲观。我认为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苟且偷生。我通过卑鄙的骗术、诡计和犯罪活动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但我并没有享受这些罪恶劳动的丰硕成果。我认为我应该从此洗手不干，像狐狸一样躲进某个幽僻而安全的洞穴，让自己放松下来，开始建立一个崭新的、与犯罪一刀两断的生活了。

我在脑海里回忆我去过的地方。我回想过去几年里我周游四方的经历，吃惊地发现我的足迹竟然遍及那么多地方。我把整个地球都跑遍了，从新加坡到斯德哥尔摩，从塔希提岛到的里雅斯特，从巴尔的摩到波罗的海，还有我去过但已忘记的其他地方。

但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忘记。当我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时，它的名字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法国的蒙彼利埃。

蒙彼利埃，我断定那里正是我的避风港，我终于拿定了主意，没有再认真考虑一下。

从数量上讲，朗格多克低地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比法国另外三个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加起来还多。但从质量上讲，除了偶有例外，朗格多克葡萄酒的香味、醇度和味道都酷似淡而无味的路特啤酒。周到的主人只在端出不新鲜的夹肉面包时才拿出普通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而且招待的客人多半是他们不愿意再见到的人。

大致说来，朗格多克葡萄酒实际上是一种很糟糕的果汁。

法国应该感到幸运的是，葡萄酒商、葡萄采摘者、装瓶工人，以及其他人口中的大多数消耗了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酒。法国出口的都是来自勃艮第、波尔多和香槟等地葡萄园的高档葡萄酒，它们的品质和醇色都无愧于它们的名气。

我是在蒙彼利埃获得所有关于葡萄栽培的知识的。我首先了解到，本地酿造的葡萄酒是喝不得的。

整个城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是喝淡水的。不过，我到蒙彼利埃并不是为了喝葡萄酒，也不是为了喝水。我到那里是为了藏身。我希望能长期隐藏在那里。我已经达到一座犯罪高山的顶峰，那里的风景并不令人赏心悦目。现在我想找一个纯朴的山谷，隐藏在它的洞穴里。

我第一次用假支票在欧洲到处行骗时，驾车从马赛到巴塞罗那去的途中曾路过蒙彼利埃。在小城的外面，我把车停在一棵巨大的橄榄树下，拿出在城里买的奶酪、面包、香肠和软饮料，吃了一顿野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采摘者们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在大片葡萄园中穿行，远处，比利牛斯山脉的雪峰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几乎可以说是很幸福了，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

46、成为蒙彼利埃市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在自己家里。法国南部的这片地区是我母亲的故乡。她在这里出生，她嫁给我父亲后，由于阿尔及尔爆发游击队武装冲突，她的父母就带着其他孩子回到了这里。我的外祖父母、几个舅舅和姨妈以及一大群表兄弟姐妹，仍然生活在这里，从这里驾车过去不到一小时。我克制住想要去拜访舅舅家亲人的冲动，驱车去了西班牙。

我一直没有忘记蒙彼利埃附近的这段宁静、令人愉快的小插曲。现在，到了成熟的20岁，我决定告别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生涯，就选择了蒙彼利埃作为我的隐居地。我不得不隐姓埋名，换一个假身份回到那里，对此我并不开心，但我别无选择。

对于我来说，蒙彼利埃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理想。它不是一个旅游胜地，坐落在离地中海较远的内地，不会吸引那些到里维埃拉避寒游憩的人，同时它又不算太远，如果开车的话，一会儿工夫就能到海边郊游。

城市很大，一位来此定居的美国人不会引起过多的好奇；它同时又很小，没有一个像样的机场，也不能吸引大饭店的经营者。蒙彼利埃没有希尔顿，也没有谢拉顿，小得可怜的航空设施只能接待小型私人飞机。没有航空公司和时髦漂亮的旅馆，这点对我非常有利。我不太可能遇见一位会把我认出来的飞行员、空中小姐或旅馆职员。

我在蒙彼利埃谎称自己是罗伯特·蒙佐，是一位来自洛杉矶的成功的电视剧作家，“成功”是为了解释我在当地一家银行开的那个数目可观的账户。即使这样，我也没有把我带到蒙彼利埃的钱都存进去。如果我那么做了，人们就会怀疑我到底靠什么为生的。我留了三倍于那个数目的现金藏在我的行李里。事实上，蒙彼利埃的人并不喜欢刺探别人的私事。当我作为一位外地居民开始在小城里安顿下来时，人们只问了我一些非问不可的、只涉及皮毛的问题。

我买了一座小木屋，那是一个非常可爱、典雅的小房子，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围着高高木栅栏的后院，以前的房主把这里培育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我去购买家具和装饰品时，那家店铺的老板把他的妻子借出来为我服务，那是一位技术很高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在选择合适的家具、布置装饰品方面很有眼光。我把一个房间布置为书房和藏书室，以巩固我作为一位埋头研究学问和文学创作的作家的形象。

我买了一辆雷诺，是一种比较舒适的款式，但并不十分昂贵，不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出两星期，我在我的新环境里就感到安全、满足、自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

如果说上帝在葡萄质量方面亏待了地中海沿岸的朗格多克，那么他肯定在当地人的身上作了弥补。从整体上来说，他们是一群性格刚毅、为人随和、温文尔雅、喜欢交际的人，总是面带微笑，助人为乐。住在我周围的那些家庭主妇们三天两头来敲我的门，给我送来糕点、新出炉的面包，或从她们锅里盛出的一份美味佳肴。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近邻阿曼德·皮里圭斯。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皮肤粗糙的男人，已经75岁了，仍然在一个葡萄园里做监工，骑自行车上下班。

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带着两瓶葡萄酒，一瓶红的，一瓶白的。“我们的大多数葡萄酒都不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他用瓮声瓮气，但是很温和的声音说。“但朗格多克也有几种很不错的葡萄酒，这两种就在其中。”

我不是品酒师，但在喝过优质葡萄酒后，我决定再也不去品尝其他的酒。可是，蒙彼利埃人喝的葡萄酒比其他任何一种液体都多。每一顿午饭和晚餐都少不了葡萄酒。我甚至看见有人早饭时也喝葡萄酒。

从阿曼德那里我了解到，朗格多克在生产葡萄酒质量方面的坏名声其实与上帝无关。阿曼德说，大约在一百年前，一种叫葡蚜的昆虫毁坏了法国所有的葡萄园，几乎给葡萄酒产业以致命的一击。“我听说，这种害虫是附在从美国进口的葡萄藤的根上被带进法国的，”阿曼德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不过阿曼德还告诉我，他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法国许多葡萄藤的根茎都是美国的，这种根茎对葡萄藤害虫有免疫力，法国的葡萄藤就嫁接在它上面。后来，在我赢得他的信任之后，他又诡秘地告诉我，其实美国和其他国家消耗着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而他们自己大概还蒙在鼓里。

他向我透露，满载着朗格多克廉价葡萄酒的油罐汽车几乎每天都要咔嚓咔嚓地往北行驶，运到那些重要的葡萄酒产地，然后这些廉价酒被掺进勃艮第和波尔多的优质葡萄酒里。“这叫做‘拉伸’，就像往威士忌里加水一样，”阿曼德说。“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地道。”

他说，蒙彼利埃是一个学习葡萄酒知识的好地方。“法国葡萄酒大学就在我们城里，”他骄傲地说。“你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学习。”

我始终没有去过那个大学。我在社交场合偶尔喝几口葡萄酒，但总是喝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就没有欲望去获取关于葡萄酒的知识。有阿曼德向我透露的那些零星情报，我就很满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从不搞考试测验，也不给我评分定级。

我很难保持忙碌的状态。游手好闲其实是很累人的一项工作，我花好多时间驱车到处闲逛。我经常开车到海边，用几天时间考察沙丘；或者，我会开车到西班牙边界，接连几个小时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丘陵地带徒步漫游。偶尔，我会拜访阿曼德工作的葡萄园，或其他葡萄种植园主的果园。在第一个月快结束时，我驱车来到我外祖父母居住的小村庄，和他们一起待了三天。我外祖母定期与我母亲通信，对我家里的事情了如指掌。我谨慎地从她嘴里探出这些情报，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我母亲一切都好，妹妹和两个哥哥也都不错。父亲仍然在向母亲求婚，外祖母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母亲显然告诉过外祖母我正在世界各地“免费搭车旅行”，寻找一个人生目标，决定将来的路怎么走，我在拜访期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个印象。

我没有告诉外祖父母我目前住在蒙彼利埃。我对他们说我要去西班牙，打算找一所西班牙的大学注册入学。我在蒙彼利埃居住期间又去拜访了他们一次。这次我告诉他们，我在西班牙没有找到对我有挑战性的大学，现在正返回意大利，准备考察一下那里的大学。

47、在蒙彼利埃栽了

我对我在蒙彼利埃的生活越来越满意，甚至开始考虑重新去受教育。蒙彼利埃是法国二十个学院区之一，城里有一所规模虽小、但档次很高的州立大学。我拜访了这所大学，得知有几门课程是为外国人开设的，尽管它们都不是用英语讲授。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障碍，因为法语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第二母语。

我同时还开始考虑找一份工作或开一家小公司，或许是文具店吧，因为这种无所事事、养尊处优的生活使我发福、臃肿了。就连阿曼德也指出我的日益增加的体重。“写作可没有多少体育锻炼，是吗，罗伯特？”他捅了捅我的肚腩，说道。

“你为什么不到葡萄园来为我工作呢，我会使你变得苗条、结实的。”我谢绝了他的提议。体力劳动不是我的特长，我也不想强迫自己去锻炼。

我仍然在考虑究竟是到大学去上学呢，还是寻找一份有意思的职业，这两件事令我举棋不定。可是，在蒙彼利埃居住了四个月后，我懂得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当猎狗获得帮助时，狐狸不管躲在哪儿都是不安全的。

我定期在蒙彼利埃郊外的一家小店（以美国人的标准）买东西，那是阿曼德向我推荐的一家百货商店。我每星期两次去购买食品，平时需要什么也随时都去。那天，我按惯例去买东西，店员正在把我买的食品装进口袋，我突然想起还需要牛奶，就叫那个小伙子把我的那些食品放在一边（后面还有其他人在排队），然后我慢慢走到小店后面寻找牛奶。在返回收款处时，我绕过一排放着罐装食品的架子，看见收款台旁站着四个男人，而顾客和店员都不见了。

其中一个男人拿着一杆滑膛枪，还有一个端着的仿佛是一挺短管机关枪，另外两个都拿着手枪。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歹徒在抢劫店铺，那些店员和顾客都躺在地板上了。

但是当我转身想躲在架子后面时，一个男人喊道，“阿巴纳勒！”

我弯腰躲在架子后面，不料又看见三个穿制服的宪兵，都用手枪指着我。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逼近，穿制服的，穿便衣的，手里都拿着手枪、滑膛枪、机关枪或猎枪，枪口都指着我。乱七八糟的命令像响鞭一样，在我耳边炸响。

“举起手来！”“把手放在脑后！”“靠在架子上，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到地板上！”

我举起双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要服从哪条命令，我只知道自己肯定不愿意被开枪打死。而几位警官摆弄武器的架势令我感到害怕。实际上，他们也把其他警官吓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开枪，”我喊道。“你们有一个人告诉我怎么做，我照办就是了。”

一位又高又瘦、表情严肃的男人用手枪指着我。“趴在地板上，脸朝下！”他吼道。我在几只很不温柔的手的帮助下，照他说的做了。那些粗暴的手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另外几只无情的手用钢环牢牢铐住我的手腕。

然后，我被十分无礼地拉了起来，四周都是保安局侦探、国际刑警组织官员、宪兵和其他天知道什么警察，我被推推搡搡地拥出小店，粗暴地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里。我不能说法国警察是野蛮的，但我要说他们对待嫌疑犯的态度过分严厉了。我被径直押送到蒙彼利埃警察局。路上没有人说话。

在警察局里，那个表情严肃的侦探和另外两位警官，也都是保安局的，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法国警察在对付罪犯，尤其是审问嫌疑犯时，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根本不顾罪犯可能享有的权利。我认为一个小偷在法国没有任何权利。

“我叫马歇尔·加斯东，是保安局的，”那个瘦高的官员用严厉的口吻说。“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不是？”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火气很大地说。“我是来自加州的作家，是一个美国人。我怀疑你们这些先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加斯东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我脸上顿时火辣辣地痛。“我犯的错误大多数都是严重错误，先生，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弄错。你就是弗兰克·阿巴纳勒。”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顽抗地说，企图在他们脸上找到一丝怀疑。

另外一位保安局官员上前一步，一只手攥成了拳头，但加斯东抬起一只胳臂阻止了他。加斯东的眼睛始终牢牢地盯着我，然后他耸了耸肩。

“我们可以给你吃点苦头，强迫你招认，但没有那个必要，”他说。“我有的是时间，阿巴纳勒，但我不打算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我们可以把你一直关到世界末日，或者至少等我们找到证人证实你的身份为止。在那之前，除非你决定合作，不然我就把你送进关押普通醉鬼的刑事犯的牢房。你可以在那里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在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你不会有东西吃，也不会有水喝，除非你决定招供。你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现在想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呢？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只会给你自己找麻烦。

“还有一点，阿巴纳勒。如果你逼着我们费尽周折，把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们的情报从你嘴里掏出来，我是不会忘记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你也会永远记住这样做的后果。”

我望着加斯东，知道他说的每个字都不是儿戏。马歇尔·加斯东真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我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说。

我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坦白交代。我从不主动提供我在法国从事的任何犯罪活动的任何细节。但如果他们知道某个具体的事件，并且大致描述给我听了，我就点点头，说，“大概就是那样的，没错，”或者“是的，是我干的”。

48、黑漆漆的监狱小屋

加斯东起草了一份文件，记录下我的许多罪状，以及我被捕和被审问的情况，然后让我看了一遍。“如果大体符合事实，你就自己在上面签个字吧。”他说。

我对这份文件提不出什么异议。他甚至把他打我一巴掌的细节也写进去了。我签了字。

这份证词还透露了我是怎么被捕的。法航空公司在蒙彼利埃不设航班，但经常有空中小姐和其他航空人员光顾这个地方。两个星期前，法航的一位空中小姐来蒙彼利埃来看亲戚，无意中看见我在买东西，认出了我。她看见我钻进汽车，就记下我的汽车牌号。回到巴黎后，她找到她的机长，把她的怀疑告诉了他。她是那样确信无疑，机长就报告了警察。

“我敢肯定就是他。我和他约会过。”她一口咬定。

我始终没有弄清跟我过不去的是法航的哪位空中小姐。谁也不会告诉我。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与好几个法航空姐都逢场作戏过。我希望不是莫妮克。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报信者到底是何许人，但我认为不会是莫妮克。如果莫妮克在蒙彼利埃看见我，她一定会上前来同我见面的。

我在蒙彼利埃关了6天，在此期间有几位律师找到我，提出要为我服务。我挑选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相貌和举止言行使我想起阿曼德，尽管他坦率地说明他认为不可能为我赢得自由。“我查看了警方的所有文件，证据确凿，你无法抵赖。”他说。“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争取轻判。

我对他说，能这样我就满足了。

令我吃惊的是，我被捕后不到一星期就被押送到佩皮尼昂，到那里的第二天就被带到重罪法庭接受审判，法庭由一位法官、两位陪审推事检察官和9名市民陪审员组成，他们将联合判定我是否有罪。

实际上那简直不算什么审判，只持续了不到两天。加斯东列举了对我的指控以及他收集到的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明。有大量的证人可以出庭作证。

“被告怎样答辩？”法官问我的辩护律师。

“我的当事人对这些指控不作辩护，”律师回答。“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愿意简要概括一下我们的观点。”

然后，他开始口若悬河、情绪激昂地为我辩护，请求对我宽大处理。他指出我是多么年轻———我当时还不满21岁———他把我描述成一个不幸的、迷茫的年轻人，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与其说是罪犯，还不如说是一个少年犯。”他指出，我在那里犯下同样罪行的另外十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正式提出，一旦我还清在法国的债务，就要将我引渡过去。

“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许多、许多年都见不到自己的祖国，即使他有朝一日返回家乡，也是带着锁链，面对的只是那里的监狱，”律师辩论道。“我无需向法庭指出，这位年轻人不得不在这里忍受的监狱生活有多么严酷，我请求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点。”

我被宣判有罪。但当时我欣喜若狂地认为我的律师虽说输了一场战斗，却赢得了整个战争。法官只判我一年监禁。

我被押至佩皮尼昂的监狱———“拘留所”，那是一座建于十七世纪的阴森森、令人生畏的石头堡垒，我在那里待了几天之后才意识到法官究竟有多么宽大仁慈。

两名看守接收了我，他们粗暴地命令我脱光所有的衣服，然后就把我那样一丝不挂地押到楼上，顺着一道狭窄的通道往前走，两侧不见牢房，只有厚厚的石墙，上面镶着一扇扇坚固的钢门。看守在一扇金属门前停下脚步，其中一个打开锁，把门推开。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使人想起一部恐怖电影，另一名看守把我推进漆黑的小房间。我跌跌撞撞，摔倒在地，脑袋撞在牢房的后壁上，因为这是一间凹陷在地面下的牢房。我没有注意到有两级台阶通下来，说实在的，我始终没有看清那两级台阶。

我陷入完全的黑暗中。一种潮湿、阴冷、令人窒息和恐怖的黑暗。我站起来去寻找电灯开关，不料脑袋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

没有电灯开关。牢房里根本没有电灯。事实上牢房里除了一只木桶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卫生间，没有洗脸盆，没有下水道。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只木桶。事实上它不是一间牢房，而是一个洞穴，一个升出地面的地牢，大约5英尺宽、5英尺高、5英尺深，天花板和门都是厚厚的钢板，地面和墙壁是石头的。天花板和门摸上去冰冷刺骨，墙壁不停地嘀嘀嗒嗒地落着冷冰冰的水滴。

我等着眼睛适应这里面的黑暗。没有光线从任何地方渗进牢房。头顶上、墙壁上都没有一丝缝隙。这扇由钢板和石头做成的匣子的年代久远的门，像一枚封印一样牢牢镶在门洞里。我的眼睛无法适应，人的眼睛无法适应绝对的黑暗。

有空气进入牢房。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股阴风像湿漉漉、滑腻腻的手指一样掠过我的皮肤，使我浑身泛起鸡皮疙瘩，那真是一种冷得发颤的异样感觉。我不知道这股阴风来自何处。不管通风管在哪里，总之是漆黑一片。

我瘫倒在地上，浑身发抖，感到自己像被活埋了一样。紧张和焦虑使我抖得更厉害了。我试图理智地分析我的处境，以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对自己说，这里肯定不是我要被关押一年的地方。也许他们把我关在这里为了观察我。但我立即摒弃了这种想法。谁要在这间牢房里观察我，他的眼睛必须具备X光透视功能。好吧，那他们是为了让我领教一下如果我不放规矩点，就会吃到什么苦头。没错，这种待遇一定是为了保证我被关到普通犯人中间后能够循规蹈矩。毕竟，只有不服管教的犯人才会被独自关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牢房里，不是吗？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其监狱看守都不会无缘无故执行这样残酷的、非人道的惩罚。

然而法国就这么做了。或者曾经这样做过。 下期我曾被关在铁窗后面，那次只有几个小时，它使我相信拘留所和监狱都不是很舒适的居住场所。但是我读到过、听到过和看到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显示监禁竟是如此野蛮和缺乏人性。

49、真正的暗无天日

我被关在佩皮尼昂监狱的第一天，没有人给我送来食物。我是在下午四五点钟被投进这间阴森森的牢房的。几小时后，我精疲力竭，又冷又饿，内心充满疑惑、恐惧和悲凉，倒在硬梆梆的地上昏昏睡去，睡觉时蜷缩成一个球形，因为我身高有6英尺呢。

门吱呀呀地打开，惊醒了我。我坐起来，不舒服的睡眠姿势使我浑身酸痛、麻木。门口赫然出现了一名看守的模糊身影。他把什么东西放在我地牢的台阶上，就在他起身准备把门关上时，我猛地惊起，采取了行动。

“等一等！等一等！”我喊道，跌跌撞撞地扑上前，用双手扳住门的内侧，不让它关上。

“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待多久？”

“待到你服刑期满。”他说完就猛地把门关上了。他的话在我耳边铿锵作响，这时传来钢门撞进石头门框的令人万念俱灰的金属声。

我身子往后一倒，被这个恐怖的事实惊呆了。一年？我要在这个漆黑的棺材里生活一年？没有光线？没有床铺？没有衣服？没有卫生间设施？什么都没有？我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在这种条件下、在这样一个漆黑的空间里生活一年。他会死的，而他的死将会是缓慢的、十分痛苦的。这还不如干脆判我死刑，把我送上断头台来得痛快呢。我爱法国。但是支持对我这种罪行施行这种惩罚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如果政府对这种监狱条件不了解，人民也不清楚，那么我被送入其手中的那些法国监狱管理学家们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肯定是道德沦丧的恶魔、疯子、性变态者。

我突然从心底里真的感到恐惧。我不知道在这个地狱般的囚笼里我怎么能够生活一年，也许根本就活不下来。直到今天，我的噩梦里还经常会出现我被关押在佩皮尼昂监狱里的情景。与佩皮尼昂的监狱比起来，印度加尔各答黑牢算是一个减肥疗养胜地，而法属圭亚那的魔岛简直就是一个度假的乐园。

我从没有指望监狱生活是轻松愉快的。我曾被关在铁窗后面，那次只有几个小时，它使我相信拘留所和监狱都不是很舒适的居住场所。但是我读到过、听到过和看到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显示监禁竟是如此野蛮和缺乏人性。

我四下摸索着，找到了看守刚才拿进来的食物。是一罐一夸脱的水和一小块面包。这顿简单的早饭甚至没有装在托盘里端进来。看守只是把那罐水放在最上面的台阶上，把那块面包扔在旁边的石头上。但我还是三口两口把面包吞下肚，一口气喝光了罐里的水。然后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潮湿的花岗岩石墙边，思索法国司法部的险恶阴谋。

我不是在监狱服刑，这是一种意在摧毁我的心灵和身体的折磨。

佩皮尼昂监狱的菜单始终一成不变。早饭送来的是面包和水。午饭包括一份寡淡的鸡汤和一块面包。晚饭是一杯不加奶和糖的咖啡及一块面包。食物永远是那么几样，只是供应的时间和顺序有所变化。我没有办法知道时间，很快就算不清日子了，我本来还想在脑子里记住时间和日期，但端饭的看守在供应我那些少得可怜的食物时总是变来变去，使我的时间观念更加混乱。例如，有几天的早饭、午饭和晚饭的供应时间很有规律，是在早上7点、中午12点和下午5点，然后突然之间，晚饭变成了上午9点，午饭到了下午2点，而早饭挪到了下午6点。我只是大致地估算时间。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饭吃，也不知道这是白天还是夜里。我经常一天只吃到一顿或两顿饭。偶尔我一整天都吃不到任何东西。

我从没有离开牢房一步。我被关押在这个陈腐的牢房期间，他们一次也不准许我锻炼或者娱乐。即使监狱里有一个供犯人读书、写信、听收音机、看电视或玩游戏的娱乐室，我也不在有权享受这一设施的犯人之列。他们不允许我写信，即使我的某位亲人知道我被关押在佩皮尼昂，写信给我，我也没有收到。我对来送饭的看守呼吁，要求与我的亲人、我的辩护律师、红十字协会、监狱长或美国领事馆的人员取得联系，但他们一概置之不理，只有一次例外。

那次，看守用他的大手重重掴了一记我的脑袋。“别跟我说话，”他吼道。“这是不允许的。不许说话，不许唱歌，不许吹口哨，不许哼小曲儿，不许发出任何声音，不然就要挨打。”他狠狠关上沉重的门，不再听我的苦苦哀求。

那只木桶就是我的厕所。他们没有发给我手纸，木桶用过后也不给我拎走倒掉。我很快就习惯了那股臭味，但过了几天，木桶满得溢出来了，我只好挪换着地方，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我从身体到精神都太麻木了，感觉不到恶心。最后那股气味实在太令人作呕，就连看守似乎也无法忍受了。一天，在两顿饭之间，门吱吱呀呀地开了，另外一个囚犯像一只耗子似的鬼鬼祟祟地溜进来，一把拎起木桶，匆匆逃走。几分钟后，他把桶又拎了回来，里面已经空了。在我被囚禁在那个小坟墓期间，这个同样的程序又被重复了大约六七次。但我被关押期间只有两次来人把牢房地上的粪便清理干净。每次都是由一个看守把着牢门，一个犯人用软管冲洗牢房，然后用拖布把洞里汪积污水吸走。两次我都冒着看守发怒的危险，总算在软管喷溅的水花中勉强冲了个澡。两次的清洗工作都是在绝对沉默中进行的。

在我关押期间，只有这两次算是好歹洗了洗身子，尽管我偶尔也用发给我的那份水浸浸双手或润润面颊。

他们不许我刮脸，也没有给我剪过头发。我天生毛发浓密旺盛，现在没有办法阻止它们的生长势头，头发和胡子就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很快，我的头发就垂到肩膀下面，变成潮乎乎的、纠结蓬乱的一堆，我的胡子摩擦着我的胸脯。

50、在暗牢里向往光明

头发和胡子都油腻腻的，散发着恶臭，因为我无法不把身体浸泡在我自己的秽物里。

虱子和其他小得足以进入这间臭气熏天的牢房的昆虫，在我的体毛里做窝，吞噬着我的血肉。我的身体由于我不停抓挠和不断接触脏东西而感染发炎，我身上到处都疼。很快身体上就长满了疥疮，成了一个专门培养五花八门细菌的培养体。在狭窄压抑的空间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失去了平衡感，当我试图活动活动，伸展一下四肢，或做一点简单的锻炼时，经常会摔倒在地，在粗糙的墙壁和坚硬的地面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进一步加重了我的伤势。

我被收入佩皮尼昂监狱时体重210磅。单调的一日三餐里包含的营养和热量不足以维持我的需要。我的身体开始从它自身吸取养分，那些肌肉和筋腱贪婪地吞食着储存的脂肪和油脂组织，为我跳动的心脏和我的循环系统提供燃料。不出几个星期，我就可以用手指环绕住我的二头肌了。

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受苦。我很快就得出结论，佩皮尼昂监狱里的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钢门后面都关着一位悲惨的犯人。

各个牢房之间的石墙很厚，相邻的犯人彼此不能对话，但这些石墙绝对不是隔音的。模糊不清的喊叫和咒骂，痛苦而凄惨的哀号，以及压抑的呻吟和哭泣，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外面的走廊里回荡，这些声音有时戛然而止，又在几分钟内骤然响起。这些总是充满绝望的声音，像某个被围困的通报死讯的女妖精的叹息和啜泣一样，渗透进我阴冷潮湿的囚牢的墙壁，经过石头的过滤，从地下渗出来。有时，那些声音里带有气愤和狂怒的性质，使人想起一只觅食的野狼的悠长的吼叫，或一只受伤的狼狗的倔强的狂吠。

有时候那声音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在孤独中经常跟自己说话，只是为了听到人的声音。或者，我会低着脑袋站在门前，朝看守大声叫嚷，要他们放我出去，或要他们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我，即使没有尊重，至少也应该给我体面和关心。我咒骂他们。我咒骂我自己。我咆哮、狂吼、哭泣、尖叫、唱歌、狂笑、呻吟，声嘶力竭、胡言乱语，我把木桶狠狠扔到墙上，把粪便泼洒在板条箱般的牢房里。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我相信佩皮尼昂的许多犯人都疯了，因他们遭受的这种疯狂的待遇而精神错乱。几个星期后，我就知道我肯定也会丧失理智。我已经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我开始出现幻觉。我经常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皇家花园旅馆，周围簇拥着我那些可爱的“机组人员”，奢侈地品尝大龙虾或烤牛肉，或者发现我用手臂搂着莫妮克，在布拉瓦海岸的金色海滩边悠闲地散步。然后我突然恢复理智，发现面前的现实是潮湿阴暗的地牢，我在自己的排泄物中打滚，恶声诅咒把我打发到佩皮尼昂来的命运。

我认为，如果我没有那么丰富生动的想像力，肯定会真的发疯，然后作为一个疯子惨死在佩皮尼昂的监狱里。我的出色的创造力在过去几年里使我发明了许多高明的骗术，并使我落到今天的悲惨境地，但现在却像一个救生员一样挽救了我。

我拿定主意，如果我要出现幻觉，也必须是我自己设计的幻觉，于是我开始自己编造梦境。比如，我经常坐在地上，回想我穿着飞行员制服的形象，假装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飞行员，是一架波音707的机长。突然之间，我身为囚犯的这个狭窄、泥泞、令人作呕的土坑变成了一架光滑、整洁的喷气式客机，里面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乘客，漂亮的、光彩照人的空中小姐正为他们提供服务。我假装自己驾驶飞机滑行，离开机场，然后起飞绕过高塔，我把这架大机器送入空中，在35000英尺的高空改为水平飞行。在这样想入非非的过程中，我用上了过去几年学到的所有航空方面的专业术语。

然后我会拿起泛美的麦克风。“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机长。欢迎大家乘坐阿巴纳勒航空公司的西雅图到丹佛的572次航班。我们目前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575英里，天气晴朗，我们会顺利飞到丹佛。坐在机舱右侧的乘客应该能够清楚地欣赏到下面远处的雷尼尔山。诸位也许已经知道了，雷尼尔山海拔14410英尺，是华盛顿州最高的山峰……”

当然啦，我有时候成了英雄，驾驶我那架巨大的飞机与恶劣的风暴搏斗，或者战胜可怕的机器故障，把机舱里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然后享受乘客们对我的感激。特别是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

或者，我会想像自己是一位旅游车司机，向一群情绪激动的旅游者展示大峡谷的辉煌，或圣安东尼奥、新奥尔良、罗马、纽约市（我居然记得纽约市也有其迷人之处）或其他历史名城的风景名胜，并用我滔滔不绝、充满智慧的演说为他们作着介绍。“现在，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左侧的这座大宅第就是城市的创建人之一J·P·格林斯塔夫的家。他大半辈子都在挣大线。问题是，他把事情做得太大了，现在只好在一家联邦监狱里聊度余生。”

在这些白日梦中，我想是谁就是谁，这很像我被捕前那5年的状况。我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为总统作手术，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他的生命。我是一伟大的作家，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是一位电影导演，完成了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史诗般的影片。我是一位登山导游，把陷在危险的半山腰的不幸登山者救了出来。我是补锅匠、裁缝、印第安酋长、面包师、银行家和手腕高明的骗子。因为我有时会重温我的几个特别难忘的骗术。还有我的几个特别难忘的爱情场景。

然而，我的戏总是有大幕落下的时候，于是我又回到现实中来，只知道我在这间阴冷、黑暗、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做了一次虚幻的旅行。

一天，牢门在一个出人意外的时间吱呀打开，一个看守把什么东西扔进牢房。

51、美国领事也帮不上忙

这是一条薄薄的、脏兮兮的、散发着臭味的褥子，实际上比枕芯套大不了多少。但我赶紧把它铺在地上，蜷缩着躺在上面，尽情享受它给我带来的舒适。我一边沉入梦乡，一边纳闷我到底表现出了什么良好的品行，竟受到这样奢侈的奖励。

我突然惊醒，原来是一个粗壮的看守野蛮地把褥子从我身下抽走，他大声讥笑着，一边把钢门重重关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间。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给我端来早饭。吃过晚饭后过了一段时间，门又刺耳地打开了，那条褥子又被扔在台阶上。我赶紧抓在手里，感受着它的柔软，像抚摸一个美人似的抚摸着它。可是，我又一次被惊醒，一个看守又把褥了从我身下粗暴地抽走。后来某个时候，褥子又啪的一声落到台阶上。我终于明白了。看守是在跟我玩游戏，一个残酷、野蛮的游戏，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游戏。我对自己说，他们玩弄的另外一些老鼠死了。后来我就不再理睬那条褥子了。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平坦的石头地面，或达到了柔软皮肉和坚硬石头接触所能适应的程度。我再也没有用过那条褥子，尽管看守继续每天晚上把它扔进来，我猜想他们是希望我再次使用它，再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

我在佩皮尼昂监狱关押五个月时（这个事实是后来才弄清的），牢门外响起一声敲击，然后门被拉开了一条缝，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扇门有一道滑槽，它设计得太巧妙了。

“弗兰克·阿巴纳勒吗？”一个无疑是美国人的声音问。

我跌跌撞撞地扑到门边，朝外面窥望。一个又高又瘦，脸上也皮包骨头的男人站在走廊的另一面，他是被臭气熏得退到那里，用一块手绢捂住嘴巴和鼻孔。

“我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急切地说。“你是美国人吗？你是联邦调查局的？”

“我叫彼得·拉姆赛，来自马赛的美国领事馆，”瘦男人把手绢从脸上挪开，回答道。“你怎么样？”

我吃惊地瞪着他。上帝啊，看他这副样子，就好像我们是在马赛的街头咖啡馆里，端着一杯葡萄酒聊天！话语像开了闸的淤泥一样，从我嘴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

“我怎么样？”我用几乎歇斯底里的口吻重复他的问话。“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样。我病了，我全身都疼，我光着身子，我饿，我身上都是虱子。我没有床，没有厕所，没有洗脸盆。我睡在我自己的粪便里。我没有电灯，没有剃须刀，没有牙刷，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现在是几月，甚至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像对待一条疯狗一样对待我。如果我再在这里待下去，大概真的要发疯了。我会死在这里。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

我瘫倒在门上，因这番长篇大论的激烈演说而精疲力竭。

拉姆赛除了被我牢房里散发的臭气熏得蹙眉皱眼外，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丝毫变化。我说完后，他无动于衷地点点头。

“我明白了，”他平静地说。“这样吧，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此行的目的。你明白吗，我每年两次巡视我的管区，拜访这片地区的美国人，我最近才听说你在这里。慢着，在你燃起希望的火苗之前，先让我告诉你，我是没有能力帮助你的……我十分清楚这里的条件，以及你所受的待遇。

“正是因为那种待遇，我才无能为力。你明白吗，阿巴纳勒，你受到的待遇和被关押在这里的法国人所受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并没有额外对你做什么，他们怎么对待你，也就怎么对待关押在你两边的犯人，实际上监狱里每个牢房里的犯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每个牢房里的设施都和你的一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同样的肮脏环境中。每个人都吃同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被剥夺了权利。

“你并没有被专门挑出来加以虐待，阿巴纳勒。只要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和对待他们自己人的一样，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摆脱困境，甚至不能提出抗议。

“只要他们歧视你，或者因为你是美国人、外国人而对你有所区别，我就可以提出干预和申诉。那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我可以代表你进行调解。

“但是如果他们对你执行的惩罚和他们自己人的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法国监狱就是法国监狱。据我所知，它一直就是这样，而且以后也会永远这样。他们不相信通过感化使犯人悔过自新。他们相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简单地说，他们认为必须严惩被判有罪的犯人，而你就是一个被判有罪的犯人。说实在的，你的运气还不错。信不信由你，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呢。犯人每天都要被毒打一次。只要没有人专门虐待你，我就无能为力。”

他的话传入我的耳朵，就像鞭子打在我的背上。我觉得我仿佛被宣判了死刑。这时，拉姆赛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递给我一纸缓刑令。

“据我了解，你在这里只要再待30天就行了，”他说。“当然啦，你不会获得释放。我听说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究竟是哪个国家我不清楚，要把你引渡到那个国家去接受审判。不管你去哪儿，待遇肯定比这里要好。好了，如果你想让我给你父母写信，告诉他们你的下落，或者想让我与其他人联系，我都乐意效劳。”

这是一个很仁慈的姿态，实际上他没必要这么做的，我觉得他的提议很诱人，但我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不用了，没有那个必要，”我说。“谢谢你，拉姆赛先生。”

他又点了点头。“祝你好运，阿巴纳勒。”他说。他转过身，似乎消失在一片突然迸射的强光中。我赶紧往后一跳，捂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后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廊里灯光的亮度是可调节的。当一个牢房的门或窥视孔被打开时，光线就被调暗了，暗得不足以对囚犯的眼睛造成伤害，因为他们终日像鼹鼠一样生活在毫无光线的地洞里。当某个像拉姆赛先生这样的拜访者光临时，灯光就被调得很亮，使他能够看清脚下的路。

52、犯人被押向别处

他离开时，一个看守过早地扭动了调光开关。照顾犯人们的视觉，这是佩皮尼昂监狱对犯人表现出的惟一的体贴行为。

拉姆赛走后，我靠坐在墙边，等眼睛的疼痛缓解后，开始思索他刚才透露的那个消息。难道我的刑期真的要结束了？难道我被投进这个可怕的地牢真的有11个月了？我不知道，我已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但我觉得他对我说的不会有错。

从那以后，我试着计算日子，想在我脑子里的月份牌中清点那30个日子，后来发现这不可能。在一个满是污秽、没有光线的封闭的空间里，即使有任何支离破碎的时间存在，也都被用来挣扎着存活下去，在这样的境况里，根本不可能记清日子。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只能勉强维系理智，不让自己发疯了。

然而，时间还是在一天天过去。一天，牢房的门被拉开，透进来昏昏的光线，除了上次的例外情况，这些日子以来我只见过这种光线。

“转过身去，把脸冲着牢房的后面，闭上眼睛。”一个声音粗暴地命令道。我照他说的做了，心跳得像敲鼓似的。难道今天我就要被释放了？还是有别的厄运等待着我？

“别转身，慢慢睁开眼睛，让它们适应光线，”那声音指示道。“我让门开着一小时，然后我再回来。”

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周围是一道刺眼的金黄色强光，它对我那脆弱的眼球来说太强烈了。我只好赶紧又把眼睛闭上。然后慢慢地，我的瞳孔适应了这种光线，我能够四下张望，不用眯着眼睛，眼球也不再刺痛了。即便如此，牢房里仍然是昏暗的，就像雨天黄昏时的微光。一小时后，那个看守回来了，至少声音听上去是同一个人。

“再把眼睛闭上，”他吩咐道。“我要把光钱再调亮一些。”我照办了，然后他命令我把眼睛睁开，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狭小的牢房里洒满了明亮的光线，我赶紧又眯上了眼睛。那强光像罩在一颗黑星星周围的光环一样笼罩着我的牢房，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小洞穴内部的一切。墙壁潮乎乎的，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滑的霉。天花板上也湿漉漉地发亮。地板上满是秽物，肮脏不堪，那只木桶有一段时间没有倒空了，里面爬满了蛆。地板上也蠕动着这些令人作呕的虫子。

我吐了。

约莫又过了一个小时，看守回来了。这次他把门打开了。“跟我来。”他命令道。我赶紧跌跌撞撞地离开那个恶臭的牢房，没有丝毫迟疑，这是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挺直身子，感到脖子、肩膀、胳膊和大腿一阵强烈的刺痛。我走路很困难，像一只喝得半醉的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跟在看守后面，有时必须用手扶住墙壁才不会摔倒。

他领我下楼，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站在这里。”他命令道，然后走进通往另一个房间的一扇敞开的门。我转过身，打量着这个房间，在发霉的洞穴里囚禁那么长时间后，我由衷地惊叹这里的宽敞和空旷，然后我猛地停住脚步，因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平生见过的最可怕的怪物。

那是一个男人。肯定是一个男人，可是老天在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他个子很高，瘦得皮包骨头，脑袋上是一堆肮脏的、乱蓬蓬的枯草般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际，他的脸隐藏在一片脏兮兮的纠结的胡子后面，那胡子一直垂到他的肚子上。口水从那个是嘴又有点不像嘴的裂口里流淌下来，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像烧得通红的煤球一样放出狂乱的光。他一丝不挂，皮肤上覆盖着秽物、疥疮、伤疤，看上去就像得了麻风病一般。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疯长了，像鹰的爪子一样弯曲起来。实际上，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鹰。我望着这个怪物，不寒而栗。当我慢慢认出他时，我颤抖得更厉害了。

我面对的是镜子里的自己。

我被我的样子吓住了，看守回来时，我仍然惊魂未定。看守胳膊上搭着衣服，手上拎着一双鞋子。

我认出那身衣服是我自己的，是我被关进这家监狱时穿的。“把它们穿上，”看守生硬地说，把衣服递给我，把鞋子扔在地板上。“求求你，我能不能先洗个澡，刮刮胡子？”我问道。

“不行，把衣服穿上。”他恶狠狠地看我一眼，说道。我赶紧把肮脏的身体套进衣服里，这些衣服现在穿在我身上大了好几号。我的皮带不见了，我抓住瘪塌塌的肚子周围的裤腰，望着看守。他走进隔壁的房间，拿回来一截棉绳。我就用棉绳把裤腰束住了。

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两个宪兵，其中一个拿着一套镣铐。然后，他们一个把一条前面带螺栓的厚皮带系在我的腰间，另一个把沉重的镣铐戴在我的脚踝上。然后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长长的钢链绕过我脖子和手铐上链条，穿过皮带上的螺栓，由一把锁与连接我脚铐的链条锁在一起。宪兵们摆弄我时，谁也没有说话。然后，其中一个指着门，轻轻推了我一下，他的同伴领头走了出去。

我拖着脚步跟在他后面，脚镣太沉重，而且前路未卜，这使我步履艰难。我以前从未戴上这样的镣铐。我以为这样的约束只是对付那些危险的、有暴力倾向的犯人的。

“我们上哪儿去，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我问，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它甚至比里面的灯光还要耀眼。他们都不屑于回答我。

他们一言不发地把我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然后其中一个钻到驾驶座上，另一个坐在了我的身边。

他们开车把我押往火车站。尽管我坐在车里，下午的阳光仍使我感到眩晕和恶心。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幽禁这么多月之后突然暴露在日光下感到恶心的。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我一直病着———发烧、呕吐、腹泻，经常因为着凉而病倒。我没有对佩皮尼昂的看守诉苦。他们不会理睬我的，正如他们不理睬我的其他任何请求和呼吁一样。

53、到巴黎洗澡吃肉

到了火车站，我从汽车里被带出来，一个宪兵把一根较细的链条的一端拴在我的皮带上，另一端缠在他的一只手上，然后就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拽着我穿过火车站聚集的人群，把我推上火车。售票员示意我们进入一个玻璃密封的隔间，里面有两条板凳，门上贴着一个招牌，说明这个隔间是司法部专用的。我们经过时，车上的其他乘客都带着恐惧、震惊和反感望着我，有人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厌恶地往后退缩着。我早就对我自己的秽物失去了嗅觉，但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一定像一群受到激怒的臭鼬一样恶臭难闻。

隔间很大，可以容纳八个人，火车里人越来越多，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几位粗壮的农民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要求准许他们与我们合用一个隔间。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臭气熏天的状况。每次宪兵都挥挥手，不容置疑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然后，三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美国姑娘出现了，穿着极薄极少的丝绸和尼龙衣裙，拎着装满纪念品、礼物、葡萄酒和食物的购物袋。

她们散发着昂贵的香水气味，脸上笑得很灿烂，一位宪兵站起身，殷勤地邀请她们坐在对面的板凳上。她们刚一坐下，就试图跟警官搭话，想知道我是谁，犯了什么罪。显然，她们看到我被锁链这样牢牢栓着，以为我肯定是一个臭名昭着的、凶残的杀人犯。她们似乎感兴趣更胜于害怕，并且热烈地讨论着我身上那股熏人的恶臭。“他的气味太难闻了，好像他们一直把他关在下水道里一样。”一位姑娘评论道，其他人哈哈大笑着表示赞同。

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是个美国人。我这副模样出现在她们面前，我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宪兵最后使三位年轻女子明白，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于是当火车驶离站台后，三位姑娘就自己聊起天来。

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当时还没有方向感，而且我认为要向宪兵打听我的目的地是白费口舌。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两位宪兵中间，病恹恹的，垂头丧气，偶尔望望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或偷偷打量那些姑娘。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出，她们是来自费城地区的学校教师，正在欧洲度假。她们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牛斯山，现在正要游览另外某个迷人景点。

难道我们要去巴黎？我猜想道。

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一位姑娘想喂我吃一小片三明治（我的双手被铐住了，即使允许我吃东西也没法吃），但一位宪兵轻轻抓住她的手腕。

“不。”他坚决地说。我们离开佩皮尼昂几小时后，三位年轻姑娘确信我和宪兵都听不懂英语，就开始谈论她们度假期间的爱情经历，其中涉及许多隐私的细节，我听了大为惊讶。她们用那样生动的语言比较她们每一位情人身体上的优点、力量和杰出表现，我听了都觉得脸红。我从来没有听姑娘讲过这样的下流话，里面满是脏话粗话和色情的评论。看来，我对女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我还推测如果我参加了她们的性爱奥林匹克竞赛，会取得什么名次。

我们的目的地果然是巴黎。宪兵拉我站了起来，向三位姑娘道别，然后粗暴地拉着我下了火车。但我还是抽空向姑娘们告了个别。

当我被拉着走出隔间的门时，我扭过脑袋，朝三位年轻教师露出一个色迷迷的微笑。

“替我向费城的每个人问好。”我用最正宗的布朗克斯口音说。她们脸上的表情使我沮丧的自我大大振作起来。

我被带往巴黎的警察局监狱，交给了警察局长，那是一个胖乎乎的秃顶男人，双下巴油光光的，一双眼睛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然而，看到我的模样，即使这双眼睛也流露出震惊和厌恶的神色，他立刻设法拯救我的形象。一位警官押送我去洗了个澡，我身上厚厚的污垢洗净之后，一位犯人理发师又被召来替我剪头发、刮胡子。然后我被押往一间牢房，那不过是一个十分朴素的小房间，但与我以前的监狱设施相比简直是非常奢侈了。

房间里有一张狭窄的铁皮床，上面铺着薄薄的床垫和粗糙而干净的床单，还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和一个名副其实的厕所。房间里还有一盏电灯，开关由外面控制。“你可以读书一直读到晚上9点，然后就关灯了。”看守告诉我。

我没有东西可读。“你看，我病着呢，”我说。“求求你，能给我请一个医生吗？”

“我去问问，”他说。一小时后他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烩菜、一块面包和一罐咖啡。“对不起，”他说。“没有医生。”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烩菜里有肉，这对我来说是一顿货真价实的美餐。实际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对我的肠胃来说太油腻了，它们已经不习惯接受这样营养丰富的东西。我吃完后不到一小时就吐了个精光。

我仍然对我的境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是否又要在巴黎面临审判，也不知道我将要在这里服刑，还是被送交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我的所有提问都遭到断然拒绝。

我并没有留在巴黎。第二天早上，吃过一顿由咖啡、面包和奶酪组成的早饭———总算没有吐出来，我就被带出牢房，又像野兽一样被拴上镣铐和锁链。两位宪兵把我押进一辆带窗户的大篷车，我的双脚被链条拴在地上的一个螺栓上。上路以后，我很快就认出了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要把我送到奥利机场。

到了机场，他们把我带出大篷车，押着我穿过大厅，朝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我经过大厅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当我拖着锁链，哗啦哗啦走过时，有人甚至从咖啡馆和酒吧里跑出来看我。

我认出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柜台后面的一位职员。她曾经为我兑换过一张假支票。我现在记不清那张支票上的数额了。不知她有没有认出我，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来。这也难怪，当初请她兑换支票的男人是一个体重200磅的大汉，皮肤黧黑，体格强健。而现在她面前的这个戴锁链的犯人是一具病病歪歪、脸色苍白的骷髅，眼窝凹陷，躬腰驼背，实际上，她看了我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54、去瑞典接受审讯

“咳，你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这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妨碍的。”我向两位宪兵恳求道，他们正扫视着售票柜台附近来往的人流。

“我们在等瑞典警察，”其中一个用生硬的口气说。“好了，闭上嘴巴。不要再对我们说话了。”

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身材娇小匀称的年轻女子，长长的金黄色秀发，明亮闪烁的蓝眼睛，裁剪合体的蓝色制服，外面罩着一件款式时髦的男士战壕雨衣，显得十分潇洒。她胳膊下夹着一只薄薄的皮包。从她身后闪出一位年轻的、个子较高的女警察，穿着同样的服装，胳膊下也夹着公文包。

“这位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吗？”个头较小的那个问我左边的宪兵。宪兵一步跨到我前面，伸出手去。

“这事与你无关，”他很不客气地说。“他不得与任何来访者接触。如果此人是你们的朋友，你们不许跟他说话。”

蓝眼睛闪烁了一下，小小的肩膀挺了起来。“我要跟他说话，警官，而且你还要把这些锁链从他身上解下来，现在就解！”她的口气专横傲慢，不容置疑。然后她朝我露出笑容，目光温柔，神情和蔼。

“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是吗？”她用纯正的英语问道。“我可以叫你弗兰克吗？”

两个宪兵像两只大灰熊突然被一只小花鼠挑战一样，完全呆住了。我自己也呆看着注定要将我从磨难之中解救出来的那个可爱的“幽灵”命令发呆的宪兵把我从链子中释放出来。

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巡官简·伦德斯托姆。”她说，然后指了指身后那个漂亮姑娘。

“这是我的助手，巡警克丝敦·博格伦德，我们是来护送你返回瑞典的，我想你知道，你将在那里面临审讯。”

她一边说一边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子，打开来，向那两个法国宪兵出示了她的证件和一个小小的金徽章。

那个满脸疑惑的呆宪兵看着他的同伴，而他的同伴拿出一摞文件。“他是这位女士的犯人了，”他耸耸肩说，“把链子取下来。”

我被解除了链子，围观的群众为我鼓掌并伴随着哨声和跺脚声。伦德斯托姆巡官把我拉到一边。

“我想把一些事情向你解释清楚，弗兰克，”她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和其他链锁，我也从不携带这些。在旅途当中我不会用任何一种方法去限制你。但我们的航班将在丹麦稍作停留，所以我国将与丹麦签一个协议以确保你顺利通过丹麦。这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而已。

“我们在丹麦地面只逗留一个小时，弗兰克，但我要对法国政府、丹麦政府以及我国政府负责，以确保你被安全护送到我国而不逃跑。现在，我要告诉你瑞典的监狱和法国的监狱截然不同。我认为我国监狱对待犯人更富有人道主义。

“弗兰克，我想告诉你我是有枪的，我同伴克丝敦同样有枪，我们枪法都很准。如果你试图逃跑，我们将不得不开枪。弗兰克，如果我们向你射击，你将必死无疑。你理解吗？”

她说这些话很平静，事实上很有点像向陌生人解释去某地怎么走，态度是合作的但也不是那么地友好。她打开肩挎的一个大皮包，里面赫然有一支45口径半自动手枪。

我看看她的同伴巡警博格伦德，她给我一个天使般的微笑并拍拍她自己的皮包。

“是，我知道。”我说。我真的以为她是吓唬我的。

巡官伦德斯托姆转身向售票台的服务员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女服务员点点头，招呼她身后房间里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让他领着我们通过了柜台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通过了行李区，检票处，一直到达登机台阶处。

除了我破旧的穿着以外，我们很像三个普通的乘客。从别人对我的衣着不感兴趣来看，我很可能被他们看成又一个嬉皮士而已。

在着陆哥本哈根之前飞机上提供了一餐，这只是普通的一份分量很少的航空餐，但很可口，是我自从被抓以来吃的第一顿像样的饭食。对我来说，可谓是美味佳肴，两位护送警官要把她们的那两份给我，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拒绝。

我们在丹麦呆了两个小时，超过预期。两个年轻的护送官迅速带我到机场的一个餐厅，尽管我肯定她俩不可能这么快就又饿了，她们还是要了一份很足量的午餐。我感觉她俩是为了饥饿的胃，我也就不多说了。在我们再次登机之前，她俩为我买了许多糖果和一些英文杂志。

整个旅途中她们把我当作朋友而不是犯人看待。她们坚持要我直呼其名，并像朋友一样和我说话，询问我的家庭、好恶和其他一般性话题。她们只简单地涉及我的犯罪生涯，那也只是打听我在佩皮尼昂监狱遭受的可怕待遇。我吃惊地听说我在那个鬼地方只待了六个月。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

“你是外国人，不能得到假释，但是法官有权裁定减刑，他给你减了，”简说。我突然对判我刑的那位铁面法官产生了感激之情。得知自己只服了六个月徒刑后，我料定我在佩皮尼昂熬不了一年，很少有犯人能熬过来。

离开哥本哈根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瑞典的马尔默。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马尔默下了飞机，取了行李，简和克丝敦带我走到一辆有标记的警车前，这是辆黑白相间的瑞典警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坐在驾驶座上。他帮我们把行李放进行李箱（实际上是两位女士的行李，我一件也没有），然后把车开到离马尔默不远的克里潘村警察局。克里潘村警察局很有趣。它更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旅馆，而不像是警察驻所。

55、瑞典的监狱像宾馆

一位脸色红润、笑容可掬的巡佐接待了我们，他对简和克丝敦说的是瑞典语，对我说的是只带一点口音的英语。他像接待客人一样同我握手，“阿巴纳勒先生，我在等你。我这儿有你的全部文件。”

“巡佐，弗兰克需要一位大夫，”简用英语说。“他病得不轻，需要立即治疗。”

当时大约已是晚上九点，但巡佐只是点了点头。“马上就办，伦德斯托姆巡官，”说完，他朝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招手。“卡尔，请把这位犯人带到他的住处去。”

“是，先生，”年轻警官说着，朝我一笑。“请跟我来。”我有些茫然地跟在后面。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犯人的，他们对诚实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扇栎木大门跟前。他开了锁，打开大门，站在一旁让我进去。进去之后我惊呆了。这哪是牢房，整个是一间公寓。房间非常宽敞，有一扇大窗户可以眺望村中景色。屋里有张大床，床头和床脚都雕着花，铺着彩色的床单。还有乡村风味的家具和单独的浴室，带浴缸和淋浴装置。墙上装饰着描绘瑞典昔日骑士风采的版画。雅致的窗帘目前是拉上的，可挡住屋外行人的视线。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先生。”卡尔在关门之前用带口音的英语说道。

“谢谢你，”我想不出其他的话，尽管我很想多说两句。他走后，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窗户上装着厚玻璃板，不能打开，门也不能从里面打开。不过没关系，我没想从这个监狱逃走。

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没过几分钟房门又开了，简带着一位谢顶的医生走进来。

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可她的脸上除了关切之外没有任何表情。我了解到，裸体对于瑞典人来说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和性有关的。

医生一言不发地捣捣戳戳，看看听听，用了各种仪器，叩叩拍拍，摸摸按按，然后收起仪器和听诊器，点头说道，“严重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更严重的是，据我看，他还患有双侧肺炎。巡官，我建议你叫一辆救护车。”

“是，医生。”简马上跑了出去。

半小时不到，我已被安置在一所干净而高效率的小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我在那里疗养了一个月。一位穿制服的警官时刻守在我的门外，但更像是陪伴而不是看守。

每天简或克丝敦、巡佐或卡尔来看我，每次都带来一点东西，花束、糖果、杂志或其他小礼物。

我住院期间没人问到我的罪行，也没人提到我将要接受的审判或对我的指控。

一个月后我被送回了“牢房”，中午时卡尔拿来一份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抱歉地说，“这上面的你随便点，我们从酒吧间给你端来。我向你保证，饭菜是很好的。”

确实很好。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便回升到两百磅。

我出院的第二天简来看我，旁边跟着一位瘦男子，五官很生动。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伦德斯托姆巡官，”她正式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被扣留一段时间，我还有责任对你进行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翻译。他的英语很流利，并且熟悉你的所有那些美国俚语和成语。”

我目瞪口呆。“哦，得啦，简，你的英语就很流利呀。”我抗议道。“这是干吗？”

“瑞典法律规定，讯问外籍犯人时，要有一位熟悉犯人本国语言的翻译在场。”简依然用那种正式的语调说道，仿佛以前不认识我似的。

“法律还规定你有权请律师，审问时你的律师必须始终在场。由于你没钱聘请律师，瑞典政府为你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她叫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今天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你都明白吗？”

“完全明白。”我说。“那么明天见。”她告辞离开。

一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响，门开了，一名看守带来了我的晚餐。他把丰盛可口的菜肴摆在一张便携式小桌上，仿佛他是一位侍者而不是看守。

他回来收餐具时，朝我笑了一下。“你想散散步吗？”他问。“只能在楼里走走，在我巡察的时候。但我想你关在屋里可能呆闷了。”

我跟他走到厨房，来自附近餐馆的一位侍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厨房其实算不上是厨房，只是看守们煮咖啡的一个角落。然后他带我在监狱中巡视了一圈，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只能容纳20名犯人。每到一间牢房，他都是先敲门再打开房门，笑着同犯人打招呼，询问犯人的需要。在锁门前向每位犯人愉快地道一声晚安。

我回到自己房间时，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在等我，还有我的翻译卡尔·格里克牧师。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他解释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一点英语都不会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也没有询问我的案情。她只是在介绍到她时打了个招呼，然后告诉我明天早上简开始审问我时她会到场。

她是一位端庄的高个子女人，约莫四十来岁，举止有礼。但我对她做我的律师有些疑虑。可是我别无选择。我没钱聘请自己挑选的律师。法国警方没收了我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至少我猜是这样。在我被捕后和在押期间他们从未提到过我的财产，我获释时也肯定没有退还任何钱款。而在瑞典，我无法从我那些贮藏处提取资金。

第二天简和克里斯蒂安森夫人、格里克先生一起来了。她立即开始询问我在瑞典的犯罪活动。格里克把那些问题翻译给克里斯蒂安森夫人听，她默默地坐着，时而点一点头。

在前两次审问中我对简老是搪塞，要么拒绝回答，要么说“我不记得了”或“我说不上来”。

56、回美国重新受审

她还知道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非那么仁慈。

我们开始想方设法阻止把我引渡到意大利，我上书给主持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他老人家，希望在我被释放后能继续呆在瑞典，或最坏被遣返回美国。我申辩说如果拒绝让我在瑞典避难，无论我到哪个国家，都将为同一个罪行被一次又一次地判罪，我的余生会在一个个监狱中度过。

我的每一个请愿都被拒绝了，引渡到意大利似乎不可避免。在要被意大利当局引渡的前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琢磨着如何作最后一搏。我感觉如果意大利的监牢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残酷，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我宁可在逃跑时被打死，也不愿死在类似于佩皮尼昂的地狱般的监牢中。

午夜刚过，一个侍卫出现在我面前。“穿上衣服，弗兰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他对我说，“这里有人想把你带走。”

我站起来，有点恐慌。“是谁？”我问，“意大利人不是要到明天才来带我吗？”

“不是他们，”他回答道，“是瑞典军官。”

“瑞典军官！”我惊叫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们有把你带走的合法文件。”

他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旁。后座上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打开了车门，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

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法官家里，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周围环境很好。法官夫人把我迎了进去，而那个军官仍留在外面。夫人把我带进了法官的书房，指着一张宽大的皮椅子，亲切地说，“请坐，阿巴纳勒先生。我去给你倒杯茶，法官马上就过来。”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几分钟后法官来了，同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和我打过招呼后，坐在我的对面，默默地端详了我几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尽管有成堆的问题想问。

最后法官打破沉默，以一种柔和的、深思熟虑的口吻说道：“年轻人，你的问题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事实上，对你案例和背景我作了很多调查。你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阿巴纳勒先生，我认为如果你不选择歪路，本可以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不仅在你的祖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施展才华。很遗憾你已经犯了你所犯的错误！”

他停顿了一下。

“是的，先生。”我温顺地说。我希望我到这里不只是上一堂教育课。

“你们都知道，年轻人，如果明天你被引渡到意大利，你很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法官接着说道，“我对意大利的监狱是有所了解的，阿巴纳勒先生，它们和法国监狱很相像。并且当你在那里服完刑，又将被引渡到西班牙。正像你请愿书所说的那样，年轻人，你很可能在欧洲监狱中度完你的余生！”

“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做的了，阿巴纳勒先生，正如把你从法国引渡到我国一样，我们不得不同意意大利的引渡要求。我们不能蔑视法律而免于惩罚，先生。”他又一次停了下来。

“我知道，先生。”我说。我感觉希望锐减，“我想留在瑞典，但我明白我留不下来！”

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道，“阿巴纳勒先生，如果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怎样？”他问道，“你认为你这一次会选择正路吗？”

“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那是当然，先生。”我回答道。

“你是否认为你已经吸取了教训，像你的那些老师说的那样？”他追问道。

“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我说道，心中希望陡增。

他又坐了下来，看着我，最终点了下头。“阿巴纳勒先生，今晚我做了一件令我自己也惊讶的事，”他说道，“如果两星期前有人让我这么做，我会觉得他一定是大脑有问题！”

“年轻人，今晚我打电话给我美国使馆的一个朋友，让他做了一件按照我们瑞典法律来说是属于违法的事，我让他注销你的护照，阿巴纳勒先生。我的朋友也就做了。”

我盯着他，从他的微笑里我知道自己诧异的表情是那么明显。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困惑，当然那只是一会儿工夫。

“阿巴纳勒先生，你现在在瑞典是不受欢迎的外籍人士，”法官微笑着说道，“我现在可以合法地把你遣返美国而不去理睬任何引渡要求。阿巴纳勒先生，几分钟之后，我将命令门外的军官护送你去机场搭乘去纽约市的飞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当然，你应该知道你们国家的警察会在纽约机场等着你。先生，你在你们国家同样是一名通缉犯，我觉得把我的行动通知他们比较妥当。我已经告知联邦调查局你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

“我敢肯定你将在你的本国受到审判，年轻人，但至少你是回到了你的祖国，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到法庭给你支持，如果你被判刑，他们会去监狱中探望你。还有一点，也许你不知道，一旦你在美国服了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引渡你了。美国的法律禁止他国从美国本土引渡你。

“年轻人，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你的利益。当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承受法律惩罚以后，我希望你能有个甜美的幸福人生……阿巴纳勒先生，我用我正直的人格打赌，希望你别辜负我的期望。”

我多想拥抱亲吻他，然而我只是紧握他的手，满含泪水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事后证明我的诺言仅维持了18个小时。

那个军官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使我高兴的是，简正在那里等着接管我，她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有我护照、其他文件以及我在监狱降落伞厂挣的工资。

57、在飞机降落时跳跑

在把信封交给飞行员之前，她给了我一张20美元的零花钱。“这位先生是被驱除出境的，”她对飞行员说，“在纽约机场，美国官员会来接管他，到时请你把这些转交给他们。”

她转过身抓住了我的手，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再见了，弗兰克，祝你好运！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将来！”

我吻了她，这使飞行员和一名旁观的女机组人员大为惊讶。这是我对简第一次有所表示，表示我对她由衷的敬佩！“我决不会忘记你，”我说，事实上我也从未忘记过。简·伦德斯托姆在我脑海中永远是一位善良、亲切、可爱的益友！

那是直飞纽约的航班，我被安排在靠近驾驶舱的最前排，这样机组人员可以一直监视着我，除此之外，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客了，有着在乘客舱中走动的自由。

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当然，它比起佩皮里昂的监房还是很奢侈的，但如果美国监狱能与法国的放在一起比较，我可不想再进去受苦了。我在克里潘监狱的六个月已经宠坏了我。

我乘的飞机是一架我十分熟悉的VC－10喷气式飞机———英国子爵号，一位BOAC飞行员曾带我参观过同一型号的飞机，给我做过极详细的介绍，连厕所的构造都讲到了。

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这架飞机将在肯尼迪机场第十三跑道着陆，滑行到终点大概需要10分钟。

在飞行员准备着陆前10分钟，我站了起来，溜达到一个洗手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蹲了下来，用手摸到那个我知道位于抽水马桶底部的拉出式把手，使劲一拉，再一拧，整个抽水马桶装置就被我提了起来，露出了一个两英尺见方的舱盖，它下面可接飞机着陆后用的真空管。

等了一会，随着一阵剧烈震动，飞机着陆了，飞行员反转发动机并借助副翼使飞机迅速减速。我知道，当滑行到跑道的末尾，也就是要转入通向终点的滑行道时，飞机几乎是完全停了下来。判断准时机后，我蜷缩进原来抽水马桶占据的空间，打开舱盖并钻了出来，双手紧抓舱盖，悬挂在跑道上10英尺的空中。我知道当我打开舱盖时，驾驶舱里有一个蜂鸣器会叫，但我从以往的飞行经验了解到，飞机着陆的剧烈冲击经常会把舱盖撞开一点点，所以蜂鸣器叫是常事，飞行员知道已经着陆，舱门微开不会造成危险，所以他通常会随手把蜂鸣器关掉。

我其实并不关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否这么做的，反正飞机是在夜幕中着陆的，当巨大的机体滑行到几乎停下来的时候，我松开扳着舱盖的双手，撒腿狂奔。

我径直穿过跑道，逃进了黑暗之中。后来得知我的逃跑丝毫未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直到愤怒的奥里莱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整个机舱，看到了拉出的抽水马桶，才知道我是如何逃逸的。

在机场临近范韦克高速公路的一侧，我攀过一道防台风栅栏，招手叫了辆出租车。“中央火车站。”我说。到站后，我用简给的20美元钞票付了车费，然后搭火车去布朗克斯。

我没回家，我感觉我母亲的公寓和我父亲的房子一定受到了监视，但我先后给母亲和父亲打了个电话。这是5年多来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话到最后父亲母亲和我都泣不成声。他们恳求我回他们任何一个家里并向警方自首，我回绝了。尽管我因违背了我对马尔默市法官的诺言而感到羞耻，但我觉得我在监狱里已经呆得够久了。

事实上，我是去布朗克斯看一个姑娘的，我在她那里藏了一些钱和衣物，其中一件衣服口袋里还有一串蒙特利尔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她见到我很惊讶，“天哪，弗兰克！”她惊叫道，“我还以为你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花你的钱，把你的衣物送给救世军去了！”

我没有多作逗留，因为我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查到我的多少女友和熟人，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找出了一些。我匆匆忙忙地拿了我的衣服，只要了50美元，其余的钱都给了她，随即搭了火车去蒙特利尔。

我在蒙特利尔的保险箱里藏有两万美金，我是想去那里拿了钱，然后搭最早的航班去巴西的圣保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我在坐牢期间得知，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为我在巴西没有犯罪，即使我在那里被抓，当局仍会拒绝引渡我的，所以我感觉我在那里比较安全。

我取了钱，但我没有坐成飞机。当我在蒙特利尔机场排队买票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又高又壮，仪表堂堂的男人，穿着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警察的制服。

“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巡警詹姆斯·海斯廷斯，你被捕了。”骑警队员友好地微笑道。

第二天，我被带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移交给美国边防局，之后又被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把我送到纽约市的联邦拘留所里。

我被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一番，他把我的保释金定为25万美金。之后，由于还没同检举者们商量好把我送到哪里的法庭受审，我又被送回了拘留所。

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区的律师获得优先权，我被执行官送往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的监狱候审。

富尔顿县的监狱活像昆虫呆的洞，真正的蟑螂洞。“不太妙呀，伙计，”在污秽的牢房区的休息室里一个囚犯对我说，“这里惟一说得过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了，而且只是在你行将不朽时才会送你去那儿！”

休息室里惟一说得过去的设备就数一部付费电话了。我投进一角钱，拨通了值勤军士，“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58、以检查员的身份越狱

“我有一位病人关在你们那里，叫弗兰克·阿巴纳勒。阿巴纳勒先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经常昏迷。中士，我希望您能把他押送到你们的医院里，使我能够前去探视并做些适当的治疗，谢谢您的合作。”

30分钟后，来了一位狱卒护送我去监狱医院，听到我打电话的其他囚犯都羡慕地露出了笑容。

一星期后，又一位执行官出现，我被遣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中心候审。就是在这所监狱里，我完成了监狱史上最滑稽的一次越狱行动。至少我认为一切都很有趣，我仍然对其中的每一幕回味无穷，虽然有些人对其持相反的观点。

事实上，那与其说是越狱，不如说是借天时地利、由多方合作的一次驱逐。我被送入拘留中心时，全美监狱正倍遭民众权利组织谴责，国会的专门委员会和司法部正在调查此事。检查员们投入很多时间明查暗访，遭到监狱里行政人员和看守们的敌意和嫉恨。

我恰是在这种氛围下转狱的，押送我的执行官并没有我的转狱执行书，倒是有一副急脾气。

拘留中心的签到处却有一堆问题要问那个执行官：我是谁？为什么要转狱到这里？为什么执行官没有适当的文件？

执行官突然发起怒来，“是法庭命令押送他来这里的，”他吼道，“随便找个牢房，给点吃的，等我们回头再来找他！”

签到官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那位执行官已经气呼呼地走掉了。从我后来了解的情况看，当时我要是跟着他出去，谁也不会来拦我。“又一个可恶的监狱检查员，哼！”送我去牢房的看守嘀咕道。

“我不是，我是来这里候审的，”我实话回答道。

“你肯定是，”他一边猛地关上房门，一边嘲笑道，“你们这些混蛋总是自以为聪明，是不是？上个月你们就害得我们这里被解雇了两个，我们现在知道怎么识破你们了！”

他们没有发给我其他犯人穿的白色棉布囚服，而允许我穿便服。我注意到我的单人间虽说不上豪华，倒是极其舒适。我的饭菜很好，每天还有亚特兰大的报纸，同时也少不了狱卒的冷嘲热讽。他们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用“奸细”、“密探”、“007”或者其他表示我是他们想像中的监狱检查员的讽刺性字眼。看了亚特兰大的报纸，第一周里就有两则有关联邦监狱机构内幕的报道，我意识到这里的人是真的怀疑我是一名便衣联邦检查员了。

即使我真是，他们也大可不必担心，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有影响的人认为美国的监狱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耻辱。这里真是棒极了！尽管还比不上马尔默监狱的条件，但至少比我住过的一些汽车旅馆强多了。

不管怎样，如果这里的看守想让我当监狱检查员，我倒乐意当一当呢。我联系上了在亚特兰大的一位仍对我忠心耿耿的女友，这座监狱虽不是那么开放，但每周我们有一次私下使用电话的机会，我就用我的机会给这位女友打了电话。

“你听着，我知道要离开这里需要些什么，”我对她说，“你去打听一下怎样来探视我，好吗？”

她的名字叫琼·西布林，她要探视我也并不麻烦。她只是自称是我的女朋友，未婚妻，他们就允许她来探视我了。我们在大会见室里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块三英尺高的玻璃挡板，上面有一个嵌金属丝网的小孔，互相能听得见对方说话。在屋子两头各有一名侍卫，但他们是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如果你想给他什么东西，先举起来，我们会点头示意你能否给他。”其中一个警卫对她说。

我在琼到来之前已经想好了一个出逃方案。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智力练习，但我认为值得一试。然而，我首先必须说服琼帮助我，因为狱外的协助对我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她也不难被说服，“没问题，为啥不干？”她笑道，“如果你能成功脱身，那可太有趣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西恩·奥里莱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或同他交谈过？”我问道。

她点点头，“有啊，他上次来询问你的情况时，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呢，”她说道。

“棒极了，”我一下子兴奋无比，“我认为我们有门儿，宝贝！”

确实如此。那个星期，琼以杂志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给华盛顿的美国监狱管理局打了电话，花言巧语地约好与检查员C·W·邓拉普面谈有关联邦拘留中心的防火安全问题。琼干得很漂亮。这也难怪，琼不仅很聪明，而且气质优雅，俏丽可爱，任何一位男士都会愿意与她交谈。

就在她起身离开，刚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噢，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检查员先生？这样在我有什么新的问题时可以打电话给你。”

邓拉普迅速递给她一张名片。

下一次和我见面时，她笑谈着这些细节，并举起了邓拉普的名片，一位警卫点头之后，她从挡板上把名片递给了我。

她的来访令警卫们更加坚信我是监狱管理局的探子。“她是谁，你的秘书？也是监狱检查员？”押我回牢房的警卫追问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笑答道。

琼那个星期去了一家印刷店。“我父亲刚搬到一所新公寓，换了电话号码，”她对印刷工说，“我想送给他500张新名片作为乔迁礼物，我希望和这一张完全一样，只改一下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就行了。”她把奥里莱的名片给了印刷工。

奥里莱的新电话号码是亚特兰大购物中心两部并排的付费电话的号码。

印刷工只用三天就完成了琼的要求。琼在下次探监时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们便最后确定了逃跑计划。琼说她已经请了她的一位男性朋友帮忙，以防万一。“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任何细节，只对他说我们是在开个大玩笑。”她说。

“好，我们明天晚上就行动，”我说，“但愿明天晚上9点钟左右没人使用那两部付费电话。”

59、弗兰克最后的逃脱

第二天晚上9点不到，我招呼那位和我不打不成交，已经混得很熟的警卫，“听着，瑞克，我有事要见值班的中尉。你猜对了，我是监狱检查员，这是我的名片，”我递给他一张邓拉普的名片，上面只有他华盛顿办公室的号码，如果有人想打电话给监狱管理局的话，只会听见电话录音提示“现在下班”。

瑞克瞄了一眼名片笑起来，“感谢上帝，我们早就猜到你是检查员了，”他得意地笑着，“库姆会很高兴的，跟我来。”他打开了牢门，领我走进中尉库姆的办公室。

中尉听说我是监狱检查员后同样很高兴，因为之前他也是这样怀疑我的。“我们一直都知道。”他和气地抱怨着，看过了邓拉普的名片，把它往桌上一扔。

我笑了笑，“本来嘛，到星期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了，”我说，“现在我不妨告诉你们，什么也别担心，你们的监狱很干净、井然有序，是监狱管理局想夸耀的那一种，你们会喜欢我的报告的！”

库姆喜形于色，我也就接着押我的赌注了，“但现在我有一些急事要处理，”我说，“我要找到这位联邦调查局官员，你能不能帮我拨个电话，我确信他现在还在办公室，”我递给了他那张篡改过的名片，上面印有奥里莱的名字、他在联邦调查局的职位和那两个假电话号码。

库姆毫不犹豫，拿起电话就拨那个“办公室”号码。“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个叫奥里莱的家伙，”他一边拨号一边说，“他好像专门抓那些银行抢劫犯的。”

那个“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铃了，琼在响第二声时接了电话，“晚上好，联邦调查局，您有什么事？”

“嗯，奥里莱巡官在吗？”库姆说道，“我是拘留中心的库姆，这里有个人要和他说话。”

他也没等“奥里莱”接电话，就把电话递给了我。“她说奥里莱马上就来。”库姆对我说。

我恰到好处地等了几秒钟，然后开始了我的表演。“喂，奥里莱巡官吗？我叫邓拉普，C·W·邓拉普，监狱管理局的。如果你手边有名单的话，我的代号是16295－A……对，我现在这里，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是谁了。

“听着，奥里莱巡官，我刚搜集到一些有关你那个费城案件的材料，要在今天晚上交给你……只要10分钟……等一会儿，让我来问一下中尉，我敢肯定他会同意的。”

“如果他在狱门前停车，我可以走出去，在他车里和他谈10分钟吗？”

库姆扮了鬼脸，“好的，你为何不打电话给你们的人，叫他们把你放出去得了？”他问道，“你不必再呆在这里了，不是吗？”

“是啊，”我说，“可这种事要按规矩来。星期二会有一位美国官员来接我。我的上司喜欢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呗。拜托你们不要说我暴露了身份。我不得不这么做，事关重大。”

库姆耸了耸肩。“行，我们让你去见奥里莱。妈的，如果你愿意，跟他聊上半个小时都行。”

我重新对着话筒说，“奥里莱，没问题……对，大门口……红白两色的别克车……明白了……

瑞克给我端来一杯咖啡，然后站在窗旁，我则边喝咖啡边和库姆聊天。“你的别克车来了。”一刻钟后瑞克叫道。库姆站起来，拎着一大串钥匙。“走吧，我亲自带你出去。”

他的办公室后面有一部电梯，是警卫专用的。我们下了楼，他带我从小门厅旁的警卫身边走过，打开栅栏门。警卫好奇地看着，但没说什么。我走出门去，溜达到停在路边的汽车旁。琼坐在驾驶座上，头发藏在一顶男式宽边帽里，身上穿着男式外套。

我坐上车，她咯咯地笑着。“太棒了！我们成功啦！”她欢快地笑着说。

我也欣喜若狂地笑了，“就看你能开多快了。”

她像赛车手那样猛然加速，橡胶都烧糊了，在地面上留下了纪念性的轮胎印。离开拘留中心后，她放慢速度，以免引起巡警的注意。然后她拐弯抹角地在亚特兰大兜了一圈，把车开到了长途汽车站。我同她吻别，搭灰狗去纽约。琼回家就收拾行李，搬到蒙大拿去了。就算她卷入了犯罪活动，也没有人愿意去穷追不舍。

监狱官员尴尬万分。联邦调查局档案显示，库姆和瑞克企图掩饰自己的失误，说我是强行越狱的。但是正应了哲人的话，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便真相大白了。

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密切搜捕的对象，我再次决定逃往巴西。但我知道必须等风头过去一点。我相信最近几天内，美国的所有出境处都会受到严密监视。

我逃跑的事成了纽约一家报纸的头版新闻。“被全世界警方称为‘空中飞人’的弗兰克·阿巴纳勒再次逃脱，他曾为躲避逮捕而把自己从飞机的抽水马桶冲出……”那篇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在纽约没有藏钱处，但琼借给我的钱足够我生活到对我的搜捕平息下去。我在皇后区躲了一阵，两星期后乘火车到华盛顿，在那里租了辆汽车，住进了首都郊区的一个汽车旅馆。

我之所以去华盛顿，是因为我在弗吉尼亚的波托马克河对岸有几个藏钱处，而且华盛顿人口混杂，似乎是个安全的避风港。我想我在那里不会引起注意。

可是我错了。住进旅馆一小时后，我无意中从窗帘的缝隙间朝窗外瞥了一眼，看到几名警察正跑步把汽车旅馆的这一边包围起来。事后我了解到，前台的服务员以前做过空中小姐，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思想斗争了一个小时，考虑要不要管这件事，最后打电话报了警。

但我知道必须冒险一试。我套上外衣，从后门溜出去，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步子，朝旅馆拐角走去。刚走出几步，就看见两名警察转过拐角，他们用手枪对准了我。

“不许动，先生，我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像警匪片中那样大喝一声。

我没有站住，而是迎着枪口走去，一面抽出我的皮夹。“戴维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声音镇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奥里莱来了吗？”

枪口放低了。“不知道，先生。”那个警察说。“要是来了，可能在前面。”

“好吧，”我干脆地说。“你们守在这边。我去看看奥里莱来了没有。”

他俩闪身让我过去。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入了停车场那一边的重重夜幕之中。

（全文完）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介绍

1、弗兰克，你来飞一会儿

2、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

3、父亲不担心我会占他的便宜

4、给汽车狂换轮胎

5、那时我不知道我是谁

6、我开始了支票诈骗

7、想当一名“飞行员”

8、闯进14号机棚

9、假冒记者采访一位机长

10、他想制作一枚胸卡

11、我成了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12、穿上制服就是不一样

13、和几个空姐混熟了

14、开始免费搭乘飞机

15、到迈阿密的约会

16、越来越熟练的小骗子

17、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

18、赶制哈佛假文凭

19、我的名牌西服让人瞩目

20、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21、在暑期当了教授

22、在美丽的小镇上

23、百密一疏差点露馅

24、假冒调查局人员取回支票

25、遇到真爱讲实话

26、逃到拉斯维加斯

27、袭击拉斯维加斯

28、骗银行骗顺了手

29、从费城到迈阿密

30、为了护照发愁

31、跳上木马下不来

32、自己印制泛美支票

33、假支票就像真的一样

34、警察抓到弗兰克

35、被抓进了拘留所

36、顺便洗劫一家银行

37、幻想着有自己的机组

38、到大学挑选冒牌空姐

39、骗学生去做泛美广告

40、迈阿密枫丹白露旅馆

41、贪婪的姑娘上了当

42、假空姐飞来逛伦敦

43、假空姐怕见真空姐

44、姑娘们结束了旅行

45、蒙彼利埃避风港

46、成为蒙彼利埃市民

47、在蒙彼利埃栽了

48、黑漆漆的监狱小屋

49、真正的暗无天日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介绍

1、弗兰克，你来飞一会儿

2、你难道不明白我爱你吗

3、父亲不担心我会占他的便宜

4、给汽车狂换轮胎

5、那时我不知道我是谁

6、我开始了支票诈骗

7、想当一名“飞行员”

8、闯进14号机棚

9、假冒记者采访一位机长

10、他想制作一枚胸卡

11、我成了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12、穿上制服就是不一样

13、和几个空姐混熟了

14、开始免费搭乘飞机

15、到迈阿密的约会

16、越来越熟练的小骗子

17、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

18、赶制哈佛假文凭

19、我的名牌西服让人瞩目

20、想当一回大学教师

21、在暑期当了教授

22、在美丽的小镇上

23、百密一疏差点露馅

24、假冒调查局人员取回支票

25、遇到真爱讲实话

26、逃到拉斯维加斯

27、袭击拉斯维加斯

28、骗银行骗顺了手

29、从费城到迈阿密

30、为了护照发愁

31、跳上木马下不来

32、自己印制泛美支票

33、假支票就像真的一样

34、警察抓到弗兰克

35、被抓进了拘留所

36、顺便洗劫一家银行

37、幻想着有自己的机组

38、到大学挑选冒牌空姐

39、骗学生去做泛美广告

40、迈阿密枫丹白露旅馆

41、贪婪的姑娘上了当

42、假空姐飞来逛伦敦

43、假空姐怕见真空姐

44、姑娘们结束了旅行

45、蒙彼利埃避风港

46、成为蒙彼利埃市民

47、在蒙彼利埃栽了

48、黑漆漆的监狱小屋

49、真正的暗无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