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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本书亮点

- 赛金花救慈禧（1）

- 赛金花救慈禧（2）

-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1）

-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2）

-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3）

-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4）

-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5）

-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6）

-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7）

- 张作霖杀李大钊（1）

- 张作霖杀李大钊（2）

- 张作霖杀李大钊（3）

-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1）

-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2）

-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3）

- 十葬秋瑾（1）

- 十葬秋瑾（2）

- 十葬秋瑾（3）

-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1）

-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2）

-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3）

-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4）

-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1）

-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2）

-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3）

-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4）

- 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1）

- 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2）

- 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3）

- 刺杀慈禧未遂案（1）

- 刺杀慈禧未遂案（2）

- 刺杀慈禧未遂案（3）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2）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3）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4）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5）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6）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7）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8）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9）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0）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1）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2）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3）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4）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5）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6）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7）

-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8）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三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下，奇人物遭遇怪命运：民族英雄林则徐轻率禁烟，中兴名臣李鸿章忍辱负重，状元宰相翁同龢清谈误国，鉴湖女侠秋瑾十度迁葬，宪政之父宋教仁上海遇刺，第一总统袁世凯北京反贪，民国大公子袁克文落拓尘世，燕大副校长鲁思义奔走筹款，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疯子五骂惊世，“我的朋友”胡适之温雅待人……一口气读下来，似乎熟悉的人物显得陌生，陌生的人物变得生动。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思公，本名彭红，北京人。1955年生。1970年起在北京某工厂做工八年。1983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硕士学位。先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光大集团等。年近半百接触网络，看着看着手发痒，也在搜狐开了博客写点小文，陆续写下几百篇文章，发发议论，聊作情趣。不靠此业吃饭，心情反而松弛，没有压力。文章很受欢迎，博客点击量超过三百万次。

本书亮点

本书卖点

1. 思公，历史学专业科班出身，受著名历史学者黎澍影响。80年代留学澳大利亚名校，研究晚清清流专题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不愿屈于体制，弃学从商。封笔二十年后，试剑江湖，广受关注。

2. 《好人胡适》首发《当代》（2008年2期），入选当年年度散文精选（花城出版社）。长文《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梳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血案背后各种因素，在辛亥革命即将100周年之时，反思宪政在中国的难产，鉴往思来。近年来，因观点新颖有据，已有文章入选全国成人高考语文教材。

3. 作者把老北京的京味幽默融入字里行间，把历史幽默化，还历史以生动面目。

赛金花救慈禧（1）

赛金花救慈禧

我母亲从小生活在大家庭，大家长樊樊山是个清末民初的名人，老先生曾在清朝任高官，清亡后以诗文名闻天下，一生写了三万多首诗。樊写了那么多诗，但有一首最出名，在民国初年是个轰动的文化事件。这就是他拟写了梅村体长篇诗作《彩云曲》，咏名妓赛金花事，风靡天下。

按现在的说法，由于樊的《彩云曲》，掀起了一股恶炒赛金花的风，多年不衰。《彩云曲》是一首叙事诗，分为两部分，即前曲和后曲。前半叙述的是赛金花（傅彩云）传奇生涯中早年的事情。她十三岁被拐骗到卖身行业，以及她十四岁脱离青楼，被比她大三十五岁的洪钧买去为妾。洪1868年状元及第，1877年后陆续被任命出使中国驻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海牙使馆。因为当时中国女人对参与公开政务顾虑大，彩云就以夫人的身份陪同出使外国。赛金花嫁给洪钧为妾的“婚姻”以及她替代大使夫人出国，在历史上是真实准确的。而且，她是第一批到国外旅行和居住的中国妇女之一。他们在到达柏林之前，先去了圣彼得堡，又去了伦敦和巴黎，后来常驻柏林。一个妓女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也算个传奇。

依据传说，彩云开始学习德语，她迷人的风度和姿色使她在柏林社交界显得非常出色，当她的丈夫埋头做学问和参加外事活动时，她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甚至有传说她与一位认识的德国军官有染。《前彩云曲》结尾描写她和丈夫一起从欧洲返回中国，对丈夫有一连串不忠行为。而洪钧回国后很快去世，随之而来的是彩云命运的衰落。

《后彩云曲》写于民国期间，主要叙述赛金花在庚子年闹义和团前后的传奇。一开始，描写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及其对反洋人的义和团的镇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德国将军瓦德西被任命为八国联军最高统帅。他几年前在柏林任皇家卫队官员就与彩云有过接触，这次进入北京后即派人去找赛金花。传说两个人一起在紫禁城皇帝的寝宫里，像中国皇帝和妃子一样住了几个月。樊山在《后彩云曲》序中言：“因思庚子拳董之乱，彩侍德帅瓦尔德西，居仪鸾殿。尔时联军驻京，唯德军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结舌，赖彩言于所欢，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仪鸾殿灾，瓦抱之穿窗而出。当其秽乱宫禁，招摇市黡，昼入歌楼，夜侍夷寝，视从某侍郎使英、德时，尤极烜赫。”

赛金花救慈禧（2）

樊樊山尚如此论说，民间传闻就更神了，当年闹义和团，最大的事件之一是乱军将德国公使克林德打死在长安街上，所以八国联军以德国将军为司令，德国报复心很强烈，德国占领军要求惩办祸首慈禧太后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克林德的遗孀，非让慈禧老太太偿命。据说，赛金花为此事费力沟通，并几次跪在克林德的遗孀面前代为求情。最后事情以修建克林德碑牌坊的方式来了结克林德被害一事。该汉白玉牌坊现仍在中山公园大门内，不过，匾额改成郭沫若题写的“和平万岁”。到底赛金花起了多大作用，很难说，但当时联军确实有一种要求惩办慈禧的呼声。老佛爷在西安也惶惶不可终日，赶紧请李鸿章往北京赶，后来谈判有了转机，提出杀庄亲王载勋等，慈禧简直迫不及待让快杀他们。当时庄亲王被赐自尽，给了他根白绫，王爷是个大胖子，上吊后居然绫子断了，他再也不自挂了，这边老佛爷一劲催，最后太监们急了，进屋给王爷按倒，用沾湿了的白棉纸一层一层往王爷嘴上糊，生给王爷憋死赶快去交差，你看老佛爷为保命给急的。

赛金花救没救慈禧、睡没睡瓦德西也无从考，算有这么一说吧。但在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她倒是经常出入德国军营，也给中国人讲了情，京城人对赛金花多有感激，称她为“议和人臣赛二爷”。当时有个学者齐如山，他懂德文，被请去做翻译，他经常见到赛金花。但他说“同她来往的人都是中尉、少尉，连上尉都很难碰到一个。因为上尉已是一连之长，举动上便需稍微慎重”。他不太相信赛与八国联军总司令老瓦的艳史，也不相信两人在故宫金銮殿上闹春。不过，因为赛金花当时已经又沦为妓女，士大夫们小看她，这显然有点自以为是。她当年是以公使夫人出洋的，在西方社交界确曾引起轰动，西洋人没见过中国上流社会女子，结果把咱中国使臣的妾当成贵夫人。她的衣装、做派等，都引起西人强烈好奇，她在英国，被女王请进王宫，私下招待，并合影留念。她在德国柏林居住时间也很长，瓦德西曾任过德皇的侍卫官，在一些场合认识她完全可能。所以，赛金花的故事不是没有根据的。

赛金花由清末民初第一流大诗人樊樊山作长诗《彩云曲》吟诵，特别是民国后发表的《后彩云曲》，虽然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来得响亮，但也够轰动了，因为樊樊山曾慧眼发现齐白石，提携他而得以为世人所知。我母亲说，齐不仅尊樊樊山为师，而且樊家子女婚庆，齐白石必送连对联带画的一套作品，我外公和外婆的贺幛是画的一幅鸳鸯戏水，是“文革”后仅存的一张字画了。樊还帮梅兰芳改剧词，让梅剧生色不少。所以后来很多文人墨客跟风大写赛金花，非常有名的《孽海花》很多章节写的洪状元和赛金花的事，张春帆的《九尾龟》、樊子东的舞台剧作品《颐和园》等都以赛金花故事为主要内容，熊佛西和夏衍的剧本《赛金花》还拍了电影。北大教授刘半农曾专程到上海采访仍活着的赛金花，做了个长篇考察报告。甚至德国人斯蒂芬&#8226;封&#8226;门登也写了《赛金花传奇》一书。当然这个妓女救国的故事听着是挺别扭的，新中国自然很少提到这种故事，所以就说赛金花救老佛爷，更能接受点儿。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1）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

1895年，樱花盛开的4月，一艘轮船从天津塘沽港开出，目的地是日本的马关，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和谈代表团。这时，中日战争已近尾声，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最后几艘军舰也被迫投降，提督丁汝昌自尽身亡，日本陆军从朝鲜追杀至辽东，战局已经无法支撑，这次赴日与其说是去和谈，不如说是去投降。战争仍在继续，清朝先派去了一个以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但日方借口中方代表授权书没有写明拥有全权，拒绝与他谈判，即使张要求等正式全权授权书寄来也不行。就在张荫桓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向使团随员伍廷芳私下问道：“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也是模棱两可：“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点名请李鸿章前去，这是带有侮辱性质的企图。

李鸿章，想当年何等威名，如日中天，以新科翰林的荣光，弃文从武，登台拜将，灭太平，除捻乱，功至勋伟，官至极品。内乱荡平，更倡导洋务，开二十年同光中兴，轰轰烈烈洋务运动。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人，创建可称中国第一的现代设施举不胜举，无愧近代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光荣，正如梁启超所评：“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而其倾尽心血，最自以为傲的则是北洋水师，东方第一支现代海军。它辉煌过，仅仅十年前，朝鲜发生小乱，日人欲染指乱局，北洋三艘铁甲舰，南下日本海，偏去日本长崎补给、小修，实为武力示威。入港后，水手纷纷上岸，趾高气扬，嫖娼作乐，中国水手与日人发生街头暴力冲突，北洋军舰退下炮衣，燃起轮机，日人登门赔礼道歉，以赔付三万余银洋和解。可知否，中国也和西方列强一样在日本耍过威风！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2）

也仅仅在十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率政府要员一行，亲赴津门，求教自强维新良策，傲慢的李鸿章高居上座，指点江山，但是他小看了日本，他小看了伊藤博文。伊藤的知识结构和现代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得多，他精通汉语和儒学，去英国留过学，在英国，他已经有日本赶上世界“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的思想，以后他又四来中国，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五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中国官员谁可相比？当他任总理大臣期间，曾带领大部分政府阁员去欧洲考察一年多，主要考察西方制度。在伊藤等维新官员率领下，整个日本以全盘西化方针埋头改革，上下同力，局面一新。当慈禧为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日本的天皇正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购置那艘北洋水师订购而无钱付款不得不放弃的吉野号战舰。所以，甲午年因朝鲜冲突，清朝向日本宣战，并不了解近二十余年变化后的新日本，甚至号称“东方第一人”的李鸿章，虽然有所觉察，但也没有深刻认识到东邻一个小岛国的放肆挑战，最后竟会给中国和他本人带来如此灾难。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是的，看看李鸿章开创的现代化事业，我们知道其才具；看看李鸿章发出的中国面临三千年不遇大变局的呼吁，我们知道其见识；在甲午战争，我们看到了他的不遇。即使日本人，也认为李鸿章是对日本最清醒的人，一个日本政客曾写道：“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甲午朝鲜内乱兴起，日本介入，咄咄逼人，满朝官员爱国情绪激昂，士绅群情共愤，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其状元老师翁同龢的怂恿之下，更是下了一战的决心。独李鸿章力排众议，倡议忍让主和。但是在强大的爱国声浪中，任何冷静提出的稳健主张，都会被淹没，主和者会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甚至被斥卖国贼，为全社会所不齿。宣战诏书如期发出，甲午战争开始了。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3）

确实，那时的日本，在国人眼中还是蕞尔岛国，经过自强中兴二十余年的中国人，无不认为我朝已大大进步，日渐强盛，即使明治维新后刚刚强盛起来的日本，对中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决战，但是大批日本间谍早暗中潜入中国，他们测量地形，了解民情，观察政局，在他们报告里，判断出中国只是外强中干，败絮其中，朝廷的腐败、军队的松懈、制度的腐朽，他们都一一看在眼中。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的洋务运动，认为以中国物产丰富，如积极变革，很快会成为世界强国。可是有日本人认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而李鸿章对这些也不无所察，他曾在私人信件中嘲弄自己是大清国的裱糊匠。特别是人们寄以无限希望的北洋水师，被人质问，花了朝廷那样多的银子，难道关键之时不堪一用？但李鸿章深知，那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水师政绩工程。甲午战争三年前，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军官们发现，小小的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现代的帝国海军舰群，李鸿章很清楚这些局势变化，不愿轻启战端。甲午现代海战，对双方都是第一次，日本做了破釜沉舟的长期准备，而李鸿章则是满腹狐疑地以畏战心态被迫挂帅。他这种畏战心态是不是导致败得那样惨，或许颇有关系，但即使是自信勇敢的统帅，能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日本，仍不乐观。我们看到在陆地和海上，大清军队都是一败涂地。

败局已定，战争仍在继续，没人知道如何收拾残局，原先狂呼爱国的满朝臣子拿不出任何主张，变得默默无声，似乎此时这与他们都不相关。由于战局的失利，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了黄马褂。但几天后张荫桓回到北京，将日本人不接待他而提名李鸿章前去的意思说出后，朝廷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又还回了刚被革职的李鸿章刚被拔去的三眼花翎和黄马褂，责成他亲赴日本。李鸿章不知道这是极大的侮辱吗？他不知道这是使他身败名裂之行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清楚。严复曾在李鸿章故去后写下过一副名挽联，为其鸣屈：“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一场他不想打的战争，但又似乎成为他的战争，只有爱国者的鼓噪，没有人去承担。尽忠王朝的道德规范，使他不得不去，不能不去，他必须承受这份侮辱，必须把自己毁灭。在驶往马关的海轮上，他写下一首诗：“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前方的马关，更大的耻辱在等着李鸿章，等着中国。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4）

马关也称下关，在日本本州岛的最南端，春帆楼位于此地一座小山丘上，面朝大海，这个木制小楼并不大，原来是个医生的诊所，后改为家庭宾馆。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中日和谈的场所，可能还是别有一番深意。伊藤博文就是马关所属的山口县人，春帆楼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常站在窗前思考，据说春帆楼的名字也是伊藤所取。那里不仅有闻名的河豚宴，山丘下的海边有日本的军港，军舰冒着黑烟往来于海面，也许这正是要让中国代表看到的场景，它不仅显示了伊藤私人的胜利，更可以炫耀日本海军的军威。

李鸿章到达马关的第二天，就在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会面，这是两个东方俾斯麦的相会，他们都被称为如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人物，但无疑在当时世界，李鸿章的名声要响亮许多。可惜甲午一战，谁是真正的东方俾斯麦已经有了分晓。春帆楼里修葺一新，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甚至为李鸿章专门准备了痰盂。李和伊寒暄完毕后，李鸿章首先开口说：“你我东亚两国，最为邻近，同文同种，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也未必于有益贵国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李鸿章虽然身处败方，仍尽力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但是伊藤并没有理会李的高谈阔论，而是冷冷地说：“十年前在天津时，敝人曾向中堂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十年前，一方是师，一方是徒，今天一方是胜利者，一方是战败者，李鸿章的高谈变成了可笑的反讽。提到十年前的相见，他只有低下高傲的头，不禁叹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也深知我国必须改变方能自立。”看来，李鸿章还是个比较明白的人，洋务运动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而对政治社会改良实为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轮到今日被人取笑，其心酸自知。对初次中日谈判的对话，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事后曾回忆说：“李鸿章高谈阔论，目的不过是想借此博取同情，间用冷嘲热讽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罢了。”

第一天双方还算客气，接着的实质性谈判，日本凶恶的嘴脸就原形毕露了。由于战争尚在继续，李鸿章急于先就停战达成个协议。但出乎他的意料，日方的停战要求竟是如此苛刻，要求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清军全部向日军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且停战期间日本一切军费由中国承担。这些条件无疑显示日本仍在考虑军事、谈判双管齐下下的方针，在战场上并不愿意停手，欲将北京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然后再从容地商讨城下之盟。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5）

部分谈判记录如下：

李鸿章：日军并未到达大沽、天津、山海关，为何条款规定占据此三地？

伊藤博文：议和停战乃中方要求，为体现诚意，日军需占领三地作为抵押。

李鸿章：驻扎此三处的中国士兵很多，日军占据后他们到哪里去？

伊藤博文：随便去哪里，只须划定两军界限即可。

李鸿章：天津的官员怎么办？

伊藤博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此议案你能照办吗？

李鸿章：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能不谈。天津是通商口岸，日本也要占领么？

伊藤博文：可暂时归日本管理。

李鸿章：三地均为险要之所，如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本先行占据，岂不是反客为主？

伊藤博文：停战期满，和约签订，日军马上撤离。

李鸿章：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贵国所定条款未免欺人太甚，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伊藤博文：别的办法我们还没想到！现在两国相争，中国忽然要求停战，对日军士气大有妨碍，所以要先占据险要之地作为抵押，才不会吃亏。

关于马关谈判，有专著记载了详细会谈内容，这样屈辱血泪的文字比比皆是，国人不可不知，不可不记。中日两国，大小悬殊，中国从被日人仰慕的上国沦为弱夫，非外力之强，实己不进之过，为何不进，国人当自省三思。李鸿章在会谈上没有对日本先抵押三地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会谈结束后，双方同意三天后再谈。李鸿章回到住所，立即给总理衙门发去电报，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并叮嘱要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会谈之艰难，如李鸿章在后来诗中所云：“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李鸿章的“一死难”，终于被日本爱国愤青的一枪打破了僵局。三日后，李、伊再次会谈，李鸿章提出先不讨论停战条件，双方直接进行和约谈判的建议。当天，在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李鸿章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这一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李鸿章本来是“以夷制夷”的高手，在中国积弱落后的背景下，这也算是比较聪明的权宜之计，但毕竟主动权在西方列强手里，只有在他们自己利益有利条件下才能起些作用。甲午开战前，英国商船高升号运载三千清兵去朝鲜，被日本海军击沉，李鸿章曾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大英帝国卷进去。但出于各种利益，英国没有干预，清帝国只能面对日本的挑衅，并被迫宣战。李鸿章另一个寄予希望的是沙俄，这是个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险招，背后的秘密谈判仍在紧张进行。西方国家不予干涉的原因之一，是没料到中国会在战场上败得如此惨，如此不堪一击，让他们大跌眼镜。李鸿章被刺的消息在国际上掀起谴责日本的强大舆论高潮，沙俄的军队甚至公开进入东北地区。后来，在和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以武力介入威胁，让日本被迫吐出已经吃到嘴边的辽东半岛这块肥肉，这也算是李鸿章“以夷制夷”政策的一点成效吧。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6）

在强大国际舆论压迫下，日本十分被动，伊藤博文得知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天皇急忙派出御医前往护理，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各方政要纷纷前去探望，全日本上下恨死了那个满腔爱国热情的愤青。可悲可叹的是，中国那些身居要职的王公大臣，首先的反应并不是愤恨，而更多是庆幸。清政府在李鸿章被刺第二天电文中，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屈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李鸿章自己也是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认为此弹对谈判有利。梁启超《李鸿章传》曾沉痛写道：“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李鸿章那件沾满鲜血的黄马褂，被他精心收藏起来，视为传家之物，后收藏在故居李鸿章的祠堂里，“文革”中祠毁物尽。后人苛责甲午战败，将马关丧权辱国之条约推于李鸿章一人身上。可知李鸿章“平壤之败，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旅顺失守，愤不欲生”；自己倾力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心中能不万箭穿心；马关流血，不忘使命……哪一样不是为国而哭，为国而愤，为国而忍辱负重？次年，李鸿章受邀访问欧美，从美国归国途经日本横滨换乘轮船，他坚决不踏日本土地一步，让人在两船间搭设木板，以垂老之躯，从海上换轮而去，此恨绵绵无穷期。

马关李鸿章挨的一枪，换来了日本人无条件停火的协定，以平息世界的舆论，但没有阻止随后《马关条约》的刻毒和耻辱：割让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我们看到谈判中到处是这样的语言：

伊藤博文：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总请再减。

伊藤博文：无可减矣。

李鸿章：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驳只管驳，但我如意不能稍改。

李鸿章：台湾不能相让。

伊藤博文：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谈判中伊藤博文特邀中方代表谈话说：“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李鸿章将谈判情况报往北京，总理衙门复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中方密电码，早为日方侦破，由此，《马关条约》大局已定。春帆楼里，李鸿章说得口干舌燥，受尽屈辱，但日方仍丝毫不肯让步，只以再战威胁。李鸿章是在马关谈判吗？他实际是收到一份日本发给中方的最后通牒。李鸿章再无回天之力，离开春帆楼，汉奸卖国千古骂名，已非其莫属，他不下地狱，谁又下地狱？皇帝是天子，人民千千万，永远不会是罪人。

李鸿章的马关之耻（7）

直到今天，春帆楼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马关条约》单赔款一项就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甚至在日本经济著作中有“赔款景气”的时代专用名称。日本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到一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三亿日元，超过日本三年全国财税收入的总和。从此日本经济起飞，发生产业革命般的变化。这个迅速发展的邻国，正是用中国的银两滋养成强国，给中国带来无尽的苦难。而对中国，《马关条约》则是中国近代最具有转折作用的历史焦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一般以1919年五四运动划分，多少有点牵强，无论甲午战争、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历史的意义都要大于五四运动。如果从中国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角度看，甲午战争应该是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有第一次这样标志的意义，对社会影响并不大，清帝国并不认为那是战败，无非对外夷做了些让步，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几乎整个士大夫知识阶层对以后西方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都是麻木不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在太平天国动乱中进行，虽然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但并不是大多数国人认为是国家的失败，只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认识到其深刻意义，艰难地开始以学习西方军事、经济等洋务的自强运动。而甲午战争好似一闷棍，彻底把中国打蒙了，举国震惊，举国悲愤。公车上书、戊戌维新甚至义和团运动，无不与甲午之败相关，思想领域也从此发生激烈变化，激进的爱国浪潮一波胜过一波，社会激荡百年而不能停息，更不要说以后的抗日战争，以及直到今天也没能解决的台湾问题。

马关之耻，春帆楼之恨，永远埋在了中国人的心中；是福是祸不得而知，但它们流在民族的血液中。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汉奸”李鸿章，在临终前留下一首遗诗，一件遗折。

诗曰：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折曰：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张作霖杀李大钊（1）

张作霖杀李大钊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的大军阀，李大钊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在风云变幻的1927年，张作霖下令绞死了李大钊。这个历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历史书上记载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历史的细节和因果，结论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时面临极大压力，而最后下决心判李的死刑，也是认为自己有可依赖的证据。近年关于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公开，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一些共产国际档案也大批面世，关于那段历史的真面目，已经能大体勾画出来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个特殊身份长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定，正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这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模糊了国家概念的身份很难认定。

张作霖杀李大钊（2）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俄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但是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曾经合作过，秘密策划反清起义，结下很深友情。苏俄对北方军阀中的冯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的工作。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不过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1924年起，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张作霖杀李大钊（3）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对李大钊的死，还不敢妄下结论。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1）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

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官员腐败问题，贪婪是人类的天性，很难根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为维持统治，一般最高统治者也愿意反腐败。在封建社会，官员的考察、监察、惩罚也建立一套制度治理，有些很有效力，比如历朝的御史，专职弹劾贪渎官员，这套监察制度主要是为专制君主制度服务，人治色彩很浓，往往一个皇帝的能力和性格决定了官员腐败的程度。但应看到，御史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对维护封建统治、调节自控官场腐败还是有一定功效。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第一任大总统，虽然新的民国是以三权分立的原则构成，但是既不完善，运转起来也颇为不易，很快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凌驾于国会和司法之上，恢复了很多旧时代的制度。比如在官员的监察上，民国初为了反官僚腐败，他就又仿效帝王专制时期的御史制度，成立了一个肃政厅的机构纠举违法渎职官员，而纠弹处理权则掌握在大总统手中。民国初的肃政厅设都肃政史一名，另有肃政史十六人。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与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大同小异，于是民国北京官场上“都老爷”的名称再度复活。按当时制定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处罪很重，其第二条规定：贪赃五百元或一千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个针对官员腐败的督查机构还是做了不少的事，在北洋政府前期，查办了四百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都肃政史夏寿康查办京兆尹王治馨的贪渎案，并最后判死刑。京兆尹是由清朝顺天尹的官名改称来的，管辖北京地区和附近二十四个县。清朝一般大城市的政府称府，最高长官称知府，而称顺天府是首都地区，为了显示特别，将官名称府尹。尹则来源于秦汉前时代的官名。民国初的京兆尹，就相当北京市市长。这是民国初年有名的腐败弹劾案，弹劾部长级官员并处以死刑，确实极为罕见。

王治馨，山东莱阳县人，并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很早就在袁世凯的手下做事，在清朝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曾派王赴东三省办理某事，王即有贪鄙不法行为，事后返济南为袁所知，立即被袁吩咐捆绑出去斩了，当时有人为之说情，始免做无头之鬼。其后王攀附上袁的亲信赵秉钧，为赵所重用。袁世凯后督北洋，锐意举行新政，命赵创办巡警，王追随投身警界，算是中国警察从无到有的元老级人物。赵秉钧在清代已是全国警察总监，王则在1905年成立的京师警察厅为官，直至民国后任京师警察厅总监。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2）

王治馨在警界十余年，加上和时任总理赵秉钧关系非同一般，在京城可是个响当当的角色。1913年底，王升任京兆府尹，成为京畿最高首长。但是王本是个鲁莽贪婪之人，官名素来不佳，在警界尚有所收敛，一旦移官地方，遂狮子大开口，放手一贪。京兆府那时所辖二十四县，除一个县太爷因有大后台得免，王上任后居然收取了二十三个县官贿金，每人孝敬几千，其赃款达五万以上。在这样短时间，在天子脚下，这样大规模受贿，即使在前清二百余年之中，也是鲜有所闻。王敢于如此为之，一是因为其强大的警务司法背景，自以为有所恃；二是因为他是袁系北洋老人、总理赵秉钧的亲信，自认为有强大政治后台；最后，据说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等的开销王治馨以公款支付甚多，王自筹通天有术。

查办王治馨这样有背景的大员，不能不提当时任都肃政史的夏寿康。夏是湖北武汉人，世家子弟，父子两代翰林，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1907年，由学部派赴日本考察政治，接受维新思想。1909年湖北成立谘议局，当选为副议长。辛亥武昌首义第二天，参加了谘议局会议。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长，后任都督府顾问。次年7月，任湖北民政司长，10月升任民政长。夏寿康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为人刚正清廉。1913年调入北京，旋即就都肃政史职，袁世凯鉴于当时吏治松弛腐败，曾属意夏大力整顿。1914年，夏寿康风闻王治馨的贪劣行径，秘密调查，查实证据，上报总统。而袁世凯饬复奇快，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

如果袁世凯一向以这样作风反腐败，民国官场应该大有改观，遗憾的是，王治馨的案子还是掺杂了很多政治色彩和私人恩怨因素。可以说，这并不是单纯的腐败案，而是王治馨撞到了枪口上，是个特例。说到王的死，不能不说说宋教仁的谋杀案。1913年4月，国民党总理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实行的是青帮大佬应桂馨，而北京幕后联系人是洪述祖。洪是内务部的官员，而部长正是总理赵秉钧兼任，洪又与袁世凯有直接联络的关系，虽然这个谋杀案跟应和洪妄为的嫌疑很大，但舆论纷纷质疑真正后台是袁总统，或者赵总理。就在袁、赵之间，也互相怀疑是否对方插手此事。案发后，国会要赵秉钧到国会澄清事实，赵不便自己去，就委托了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去解释。没想到，赵可谓不识人，王这个粗人蠢货，居然乱发议论，惹下了杀身大祸。王说：“赵、宋因政党内阁问题，颇有密切关系。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及前日赵与袁面议，彼此始坦然无疑。唯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儆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借此为迎合意旨之谋。”他还声称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袁在见报登出王的话后勃然大怒：“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袁的大怒可以理解，因为虽然王好像是为他辩解，但把袁和洪说到一起，与宋案牵扯进去。另外王为避赵秉钧的嫌疑，完全将他给出卖了。这种仇恨和愤怒早就埋在袁世凯的心里，当夏寿康呈上王治馨的贪渎报告，袁当然有借刀杀人之念。

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3）

王治馨被杀的过程也很有意思，从袁世凯收到夏寿康的报告，马上批复，然后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宣告死刑，判决到执行没超过二十四小时，办理之迅速，前所未有。王治馨自己更是完全没料到，他在头天被抓进看守所，当大理院开庭时，王系坐马车前往，王一入门，觉得不太对劲，被告席上还有两人，也是贪渎官员案，先后判了五年和十二年徒刑。法官宣判，声音低小，但尚能听清楚。而到对王判决，法官起立，手持判决文书，读的声音很小，不但旁听人无人听得明，王治馨亦未听清。闭庭后，王问押解人：“到底我是判的九年徒刑，还是七年？”旁人不忍实告，也说未听清。出庭后，回到看守所，人问他如何判决，王回答“九年徒刑”，尚不知命已旦夕。判决后，司法部即赶办呈文，当日下午5点送到总统府，8点钟就批下来马上执行，回函送到司法部，总长已回公馆，他不敢耽搁，没行公函，直接电话通知将王执行死刑。其时王已睡着，从梦中被拖起来，王才知道大祸临头，魂飞天外，立即被绑赴德胜门外行刑场枪毙。民国枪毙腐败部级大员，王治馨是第一个。

如此迅捷，有一点儿灭口嫌疑，毕竟王在警界多年，谁知道他是否参与什么重大机密，但也有认为是袁世凯避免为王上门说情的举动。王在官场多年，人际关系盘根错节，赵秉钧的夫人曾上门为其求情，而袁世凯在批复死刑时，为王说情者正等在客厅，袁在批完后，才去见客，告知已经批办，无可挽回。王死后，袁世凯还施了小把戏，特批给王家属治丧银一千两，并允许将年俸全数支付，表示不忘旧情，恩威并用。不管怎么说，袁世凯也算反腐败动了一次真格，杀了个市长，但显然这种杀一儆百、选择式的反腐败效果并不大，制度改良还是根本。

十葬秋瑾（1）

十葬秋瑾

有文赞叹：“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秋瑾，中国近代第一女豪杰。上次游西湖，曾到孤山，途经秋瑾墓，远望汉白玉秋瑾塑像，扶剑而立，同行老人告曰：秋瑾墓“文革”平毁，80年代迁此。未近观，转路而去。至湖边风雨亭，此秋瑾墓旧址，江花似火，绿水如蓝，子曰川上，逝者如斯。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浙江山阴县轩亭口被当街斩首，几日后此事在江浙一带掀起轩然大波。那时报业已经颇为发达，新闻自由程度也比较高，上海《申报》日销早在万份之上，各报纷纷报道此事，引起人们关注主要因为清朝妇女判死刑，最重是绞刑，杀头很少见。这样一种当街斩首的血腥杀害女性的方式，在大范围内激起了公愤。另外，秋瑾牵涉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她是在大通学堂被捕，是知识女性，虽然身上带有枪支，但被捕后没有一句供词，只留下一纸，上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因此秋案既让人同情，又让人起疑，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随着继续报道，秋瑾的诗文故事广泛披露，办案过程的漏洞也频频曝光，秋瑾一案迅速扩散，在各界激起强烈反响。由秋瑾之死引发的巨大风潮，实际反映了清末人心向背的社会背景。

据当时报载，秋瑾之死，“女士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由山阴县署至轩亭口，一路有兵防护。临刑时女士不发一语。”秋瑾遇难前，她已经通知家人防范，亲属疏散到附近乡村。当她遇难消息传来，亲属躲进深山，恐遭株连。所以秋家无人收尸，后遗骨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成殓，缟葬绍兴府城外卧龙山西北麓。这便是秋瑾的首葬，暴尸轩亭，白衣素裹，身首异处，荒山忠骨。

秋瑾死后，其家人为其不得入土为安，深深自责，其兄秋誉章曾哭诉：“聂政乃有姐，秋瑾独无兄。”两个月后，江浙为秋瑾案哗声四起，肃杀风声渐缓，秋瑾兄誉章始秘密雇人，1907年10月，将秋瑾遗体挖出放入棺木迁往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暂放。可是不久，殡舍主人得知这是“女匪”秋瑾的棺木，便令秋誉章迁走。万般无奈的秋誉章只好将棺木移至附近一荒地，以草扇盖其上掩遮日晒雨淋。这便是秋瑾的二葬，人杰鬼雄，侠骨丹心，地无锥土，天无寸空。

秋瑾生前结拜了两个姐妹，叫徐自华、吴芝瑛，得到秋瑾死讯，哀痛欲绝，当年她们同秋瑾结拜时相盟“贵贱不渝，始终如一”，她们一起挺身担当，要仗义葬秋，足以证明她们确与取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同调，也有侠义之风。在秋瑾壮死几个月前，她们曾一起游西湖，观岳王坟，秋瑾曾戏言：死后葬此，何等荣光。秋瑾举事前曾给她们留下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写道：“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苍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因此二人发誓遵秋瑾遗愿，“卜地西湖西泠桥畔，筑石葬之”。

十葬秋瑾（2）

1907年秋瑾死后几个多月，刚刚经过丧女之痛的徐自华抱病孤身赴杭州。四合彤云起暮愁，满江风雪一孤舟，断桥残柳泣血女，踌躇湖畔为葬秋。她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地，写信告诉吴形容其地居“苏小小墓左近，与郑节妇墓相连”，“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随后她又赴绍兴，至秋瑾家，安排迁葬。1908年2月，秋瑾棺厝落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徐自华撰“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其墓表最后写道：“石门徐自华，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终，为约桐城吴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桥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后世，俾知莫须有事，固非徒南宋为然；而尚想其烈，或将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与岳王坟同不朽云。”杭州各界四百余人参加谒墓致祭。党人陈去病建议成立“秋会”，年年祭奠，盛赞秋瑾墓：“左孤山之梅鹤兮，右于岳之高坟；亦英英其鼎峙兮，何苏小小之足云？”徐自华晚年曾迁居西泠桥畔秋社，为秋瑾守灵。此为三葬秋瑾，巾帼姐妹，义薄桃园，西湖有幸，西子有缘。

当时，秋瑾的革命党人身份已经被认定，如此大规模的在浙江省城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公开为一被官府定为“女匪”而处决的革命党人举行祭奠，会场中且表现出明显的反清倾向，其性质为一场挑战官府的示威活动不言自明。甚至秋墓的巍然存在也成为一种抗议的象征，具有实在的号召力，令统治者深感不安。当年10月，清廷御史常徽即上折奏请平秋瑾墓、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与徐自华等人，很快从北京发出了“廷寄浙抚，查照办理”的朝旨。吴、徐二人闻之毫不畏惧，吴芝瑛发电给两江总督端方，声言“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慨称“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因而无论是否其所作所为，均“愿一身当之”，只求“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后清政府并没有惩办具体人，但强令秋墓迁葬。1908年12月，秋瑾家人被迫将西湖畔的棺梓迁回绍兴城外严家潭暂放。翌年秋，由其夫家出面，棺骨被远迁湖南湘潭昭山，与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合葬。此为秋瑾的四葬和五葬。生震群魂，死破贼胆，是非功罪，草木有知。

十葬秋瑾（3）

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长沙岳麓山建烈士陵园。1912年夏，湖南政府很快把秋瑾墓迁葬于此，后来黄兴、蔡锷等相继落葬那里，这便是六葬。但是浙江革命党人没有忘记秋瑾，陈破空亲自找到在南京任临时总统的孙中山，要求将秋瑾归葬西湖原址，徐自华也到处呼吁，后经民国政府批准，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1913年秋，秋瑾还葬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原墓地，并修建了风雨亭和秋瑾祠堂。这算是七葬秋瑾，人们都会认为秋瑾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五十多年后的1964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有些人提出：“不能再让死人占据美丽的西湖。”于是突然就对这些“死人”采取了“革命行动”，把他们的墓迁到西湖的“边陲”--冷清没人知道的鸡笼山去了。秋瑾﹑徐锡麟墓也都难逃此劫。但是很快引起社会反响，第二年，有关部门又悄悄把秋瑾墓恢复。秋瑾遗骨遭到七上八下的第九次折腾。但是这还算是幸运，一年后，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这位已经故去六十年的鉴湖女侠，墓被平掉，尸骨草草处理，所以这次甚至不能算一次迁葬。

话说到了80年代，人们才想起浙江的女英雄秋瑾，记起西湖旁的那座让人魂牵梦绕的墓穴。有人上书邓颖超，重建秋瑾墓排上日程，当时唯一的线索，只知道秋瑾的遗骨移葬于鸡笼山东边山脚下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附近。由于时间流逝，原来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地已种了庄稼、树木。有关文物管理部门在原烈士陵园后面挖到一只陶罐，里面装的正是一具女性尸骨。附近一位路人正巧路过，当得知在寻找秋瑾遗骨后，激动地告诉文管部门：“秋瑾的遗骨埋在山下边。”根据路人的介绍，文管部门在一块棕榈树丛中的一株柏树旁边，挖出一陶罐，将遗骨拼接，确系女性。因秋瑾是清政府在绍兴用刀杀害的，颈部骨骼与常人死亡不同，经有关部门的严密鉴定，该遗骨属秋瑾确凿无疑。第十次，秋瑾再次葬在西湖之畔。

重建的墓茔用花岗石砌筑，呈方座状，高一米七五。正面嵌大理石，上刻孙中山亲笔题词“巾帼英雄”四字，背面嵌徐自华撰、吴芝瑛书墓表原石。其上为汉白玉雕成的秋瑾立像，高约两米五。整个墓地依山面湖，松柏环列。我从那里走过，心情复杂，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烈士的遗灵，记起当年山阴县县令李钟岳，被命令处死秋瑾，他没去刑场，后天天沉默，拿着秋瑾写的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每至涕下，每天看来看去，三个月后，悬梁自尽。

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遇难百年的秋日，我从秋瑾墓旁静静地离去。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1）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

赛金花和赛珍珠都是很响的名字，据说，赛珍珠的名字是仿效赛金花的名字而来，估计是个误会，赛珍珠本名Pearl Ｓ. Buck，名的英文原意就是珍珠，最后面是丈夫的姓，中间S是家族的姓。当然她自己取中文名字时，应该知道赛金花这个人，但她显然不在意。不过这个名字与严肃作家联系起来，多少有些不雅，让人感觉有点轻浮。这两个女人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清末民初的名妓女，一个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有一点共同处是，她们都是国际人物--赛金花因为和瓦德西有一腿出名。有个朋友说，去安徽黄山旅游，发现当地两个故居：胡适的故居很简陋、冷清，而赛金花的故居却很排场、热闹。看来一个名妓比名文人更容易受到关注。赛珍珠也是女的，在国际上很有名气，而且她长期生活在中国，作品大多数是以中国为背景，可是偏偏在中国很受冷落，似乎比较奇怪，也许名字真给她带来些不吉利。

在美国，如果说谁和中国关系最深，谁最喜爱中国，谁是最影响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好感的人，很多人会说是赛珍珠。赛珍珠出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1892年出生仅三个月就被父母带到中国，除了去美国上了几年学，四十岁前一直在中国居住。如果不是她突然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一定是一个生活在中国、默默无闻的相夫教子的洋妇女。赛珍珠从小生活在江苏镇江，其父亲赛兆祥是学者型的传教士，了解儒学和佛教，在附近乡村传教，经常把女儿带在身边，所以她很熟悉江南乡村生活。巧合的是，赛珍珠的丈夫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农学教授Buck，有机会长期深入农民中间，这也给她更多了解中国农村的机会。母亲凯丽对文学、艺术和音乐有素养，家庭是赛珍珠早期教育的主要来源。赛珍珠从小就能操中、英两种语言，并熟知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极大地滋养了她日后的文学创作。

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赛珍珠写作对象主要是中国农村普通的农民。这本是一个很偏僻的领域，特别一个外国人，以西方的文化背景观察和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产生了独特的视角。但是她的这些小说在出版商那里长期受到冷遇，纷纷被退稿，赛珍珠也一直默默无闻。在30年代，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中国吸引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和关注。1931年，经过无数次退稿挫折后，她的小说《大地》被约翰&#8226;戴公司出版，当时该公司已经陷入经济困难，没想到赛珍珠的《大地》很快成为全美最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风靡全球。第二年，赛珍珠即荣获普利策文学奖。1933年，《大地》被改编为剧本在纽约上演，1934年被拍成电影，影片中女主角获奥斯卡金奖。1938年，因为《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的统计资料，赛珍珠的《大地》英文本一共印行了七十多版次，印刷几百万册；赛珍珠其他描写中国的作品被译成世界上一百四十五种文字，成为被译成外文语种中最多的美国作家。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2）

这种短暂的巨大成功也改变了赛珍珠的生活，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赛珍珠与已经维持近二十年的婚姻告别，和帮助自己著作出版的约翰&#8226;戴公司老板查&#8226;沃尔什结婚，从此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定居，并进入约翰&#8226;戴公司任编辑。这种私人的事不必深究，但是她的获奖作品《大地》和其本人也引起持续性的很大非议。作为传教士之女的赛珍珠，以异国背景为写作主题，在美国主流文化受到不少抵制。首先，作为女作家，赛珍珠在当时男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界，就受到很强的排斥。也许赛珍珠的文笔并不是一流水平，她的获奖与题材和大环境关系大些，虽然读者众多，但多数出于对异国猎奇心理，在把文学视为神圣殿堂的那些文学大师眼里，赛珍珠是二三流的作家，并对她的获奖产生了妒忌和不满，这使她招来不少嘲讽和攻击。美国大诗人罗伯特&#8226;福斯特曾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8226;福克纳甚至更为尖刻，说他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这种批评还是围绕文学水平范围，也许有几分道理，因为赛珍珠一生写了很多部作品，涉猎了文学创作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传记、自传、翻译、儿童文学、散文、新闻写作、诗歌……其中比较著名的还是她的中国题材的几部小说比如《东风&#8226;西风》、《儿子们》、《分家》、《龙子》和《群芳亭》等书，但真正有国际声誉的就是《大地》。

赛珍珠写作以中国题材为主，并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世界通过她对中国有更多了解，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可是赛珍珠在中国也没有受到很高的尊重，甚至受到非议和冷遇，就有些费解了。这看来和中国近代的民族遭遇有关，西方人在近代有很大优越感，即使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也对西方有一种又恨又爱的复杂情绪，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既冲突又融合难以把握。赛珍珠的《大地》写的是中国农村比较真实的生活，写了农民对土地执著的爱，并报很大善意的同情，但是由于真实，也不免反映了农民那种狭隘、愚昧和贫困。如果中国作家去写这些，人们不会觉得反感，而外国人哪怕善意的描画些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就难免让中国人感到自尊的受伤害。例如俄罗斯的小说《旅顺口》，斯大林热心地请毛泽东欣赏由此改编的舞剧，却引来中方的强烈抗议；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基本是客观地反映了“文革”期间普通人们的生活，甚至尽量美化，还是被批判成辱华、反华、别有用心之作。在中美交恶的期间，几乎以前一切中美文化间的活动都被看做文化侵略。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3）

赛金花的《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反应就很冷淡，一些著名文化人的评价都有点怪怪的。比如鲁迅认为，赛珍珠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并且轻蔑地说赛珍珠：“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茅盾则批评过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胡风则批判赛珍珠把握不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不能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胡风甚至做出结论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巴金对赛珍珠也持厌恶的态度，他曾坦率表白：“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老舍是和赛珍珠有过接触的作家，他的几本代表作都是赛珍珠帮助联系译成英文出版，但他好像也没说过赞扬赛珍珠的话。这种不屑的态度也许代表了部分知识界人士的态度。《大地》并没有因为作者在中国生活、写中国的事获得世界文学最高奖而在中国热起来。反之，由于舆论的影响，赛珍珠还受到一些不友好待遇。1934年，当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公司（MGM）前来中国拍摄根据《大地》改编的电影，南京政府官员出面表示了不满，尤其是对《大地》描写了饥寒交迫的农民、小老婆、土匪抢劫等情节恼羞成怒，政府官员决心阻止拍摄任何让他们感到尴尬的镜头。按照赛珍珠的说法，他们“指派一个村庄给电影公司，坚持要求女人都穿上干净的衣服，头上插着鲜花。他们也反对电影中出现水牛，他们认为这会让中国看着像中世纪一样落后，他们想用拖拉机替换，虽然这时候在整个中国只有两台拖拉机”。后来，赛珍珠指责当地政府在摄制组离开中国时，焚烧了上海的摄影棚，往电影胶片箱子上泼硫酸。电影胶片到了美国后几乎全部得重新拍摄。赛珍珠是个不太过问政治的人，虽然她也发表过批评国民政府专制的一般性言论，但她的作品受排斥，主要还是文化事件。所以可以说，在中美两边，性质虽然不同，但赛珍珠都受到不少非议。

但是赛珍珠真心热爱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她曾经加入中国国籍，她说：“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当人们问我他们是何种人的时候，我回答不出。他们不是这或者那。我无法给他们下定义，正如我无法给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下定义一样。我与他们如此接近，曾与他们如此亲密地一起生活过，无法给他们下定义。”她前半生与中国人民一起饱经沧桑，经历了好年景和饥馑的年景，经历了血腥混乱的革命以及各种战乱。她和社会各个阶层交往，特别是深入处在原始状态的农民生活，这些都融化在她的血液中。抗日战争后不久，她回到美国，一直积极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当年青年表演艺术家王莹，赴美开展抗日宣传，得到赛珍珠大力支持，王莹得以顺利组织人员排练节目，并联系到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歌曲。赛珍珠帮助翻译并身穿晚礼服亲自报幕，罗斯福总统带领全家及议会官员、各国使节观看了演出。另外，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的写作和在美国出版、畅销，都是赛珍珠一手帮助下成功的，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中国起了很大作用。值得一提的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也是赛珍珠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最先介绍到西方的。

备受冷落的赛珍珠（4）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和美国成为敌对国家。赛珍珠1951年当选美国作家协会主席，曾根据从中国得到的消息写过几篇小说，如《北京来信》等，对在中国一些政治运动中的个人遭遇给予同情，对新中国的政权进行批评。其实她的思想在美国是偏左倾的--斯诺是她的老朋友，40年代她去中国搜集写作素材，延安曾邀请她去访问，联邦调查局暗中对她进行过调查--但是国内还是把她归入反共作家之列，禁止出版她的作品，以至于她的名字连同她的作品都在她热恋的土地上长期消失。1960年，三篇关于她的文章先后问世。它们是载于《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上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以及同时刊载在《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上的两篇文章：《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析》和《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用不着详述这些文章了，那时候被说成好人倒可能是件倒霉事。总之，那一代几乎很少有中国人看过赛珍珠的作品，大家仅仅知道这个名字是个“反华作家”的符号而已。1991年，作家徐迟在《纪念赛珍珠》一文中说：“我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对这位可敬又可亲的朋友是不够朋友的。我们这儿有钦佩她的人，却也曾有某些人物对她毫不热情，而且非常冷漠，甚至于口出恶言，予以中伤，使她不明不白感到过伤心和痛苦。”

赛珍珠一直希望能再次回到中国看看，对她而言，仅仅是体会回家的感觉，但是她的多次申请都被拒绝了。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特别是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八十岁的赛珍珠燃起重回中国的念头，她信心十足地向美国媒体宣布，她也要尽快访华。为此，她还同意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为配合中美关系解冻而做一期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可是没想到1972年5月，她收到中国政府通过前国务院官员转交的这样一封回信：

亲爱的赛珍珠女士：

来信收悉。考虑到长期以来您在著作里采取歪曲、攻击、谩骂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态度的事实，我被授权告诉您我们无法答应您访问中国的请求。

赛珍珠怎么想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很伤心，据说，她抱怨说：他们看过我的书吗？第二年她即去世，留下一笔巨款和收养的主要是亚洲国家的八个孤儿。赛珍珠葬于宾夕法尼亚州普凯西的绿山农场，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美国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8226;汤姆森曾这样评价说，赛珍珠是“13世纪的马可&#8226;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美国尼克松总统在悼词中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

2002年2月21日，布什总统访华，中国国家邮政局特发行一套中英文对照的《赛珍珠》邮资明信片，并在赛珍珠的中国故乡镇江市的邮政局举行了首发仪式，纪念这位中美共同培养并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女文豪。虽然晚了点，但她当之无愧。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1）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

最近读了些民国时代的书，不少年轻时曾经读过，以前读的时候以学习、吸取知识为主，现在读书能稍微全面地看看了。我曾经大约学过十年历史--大学四年，还教了几年书，研究生读的也算历史专业，放下很多年了，现在有闲暇仍爱看些历史书，越发觉得其实懂历史不容易，当然也不仅历史，很多事都一样，原因当然很多。中国近现代长期民族积弱落后，社会混乱，充满暴力，思想动荡很大，每个人似乎都压抑着一腔仇恨，以至鲁迅说上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吃人，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当然就不会全面了。再加上近代历史学曾经被充当控制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失去了不少学术色彩，很多人物成为历史符号式的角色，只究其一点，不顾其余，造成历史观的极大混乱。最近读到关于五四运动的书，顺便看看被称为反面人物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本人的一些记载，发现给他们戴的卖国贼帽子并不符合事实。

五四运动是公认的爱国主义运动，人们都很熟悉，最有名的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更是尽人皆知的大快人心事，而且几乎所有书籍文章中提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时都冠以“卖国贼”的称号。其实即使是新文化的启蒙巨匠胡适，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对烧曹宅和打砸很不满，诸多批评。可是很少有人详细考察他们的卖国行为，而把这几个人当成丑化的反面人物。五四学生游行由巴黎和会上把青岛原来在德国的权益归日本接替而引起，而这一条款为什么会被写进第一次大战后对德和约里？曹汝霖时任交通部长，陆宗舆任制币局长，即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也跟巴黎和会关系不大。虽然他们三人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毕业的留日高材生，在政府里也有亲日派的名声，但五四运动中把他们当卖国贼来痛击，多少是有失偏颇，历史留给他们卖国贼的名声也不妥当。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2）

事情要从日本1915年强迫中国签订史称“二十一条”的中日密约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和日本联合对青岛的德军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以日军为主的军队占领了青岛。日本曾在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夺取旅顺的权益，早尝到甜头，所以趁世界大战把占领青岛当成落入嘴里的肉，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几乎没有实力要回青岛的租借权。袁世凯那时已经有称帝的企图，通过渠道寻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而日本正利用这种机会，突然在1915年初，提出了苛刻的“二十一条”，第一条就是“中国完全同意日本与德国就原先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达成任何协定”。但是最无理的是以下几条，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在有中日冲突和治安纠纷的中国地区，设立中日共管或拥有双方工作人员的警察部门；日本供应中国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弹药，或建立一个由双方共管、雇佣日本专家、使用日本原料的兵工厂。这些被看做日本灭亡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这份恶毒的“二十一条”，也很感意外和惊慌。后来日本驻华公使在喝醉酒时，曾说过一段话：“日本人对于皇室，不论本国或外国，都具有传统的崇奉观念，但在日本人看来，袁总统不但是清室的重臣，且世受清室的宠信，姑无论他的办法如何巧妙，总觉得有欺骗寡后幼主的嫌隙，这是日本人普遍的批评。”这表明日本颇有利用山东问题有意无礼威逼袁世凯。袁当时马上找来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商议。由于孙宝琦甚至主张全盘接受，不要引起武力干涉，袁撤了孙的外长之职，换上了亲英美的著名外交家陆徵祥。当时内阁中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接替并无异议，因为无实力抗争，焦点在后面日本派顾问和军事涉入中国事务几条上。由陆徵祥和曹汝霖等和日方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二十一条中接受了八条，修改了若干，拒绝了八条，中方的外交努力是把最后第五号中几条搁置。（参见下页表）

在中方仍坚持继续谈判情况下，5月7日，日本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议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3）

与此同时，日本已于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宣布关东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一时空气紧张，人心惶惶。日本公开实行了武力讹诈，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政府屈服了。陆徵祥在国会曾沉痛报告了中日交涉的情况：“我政府对于此次交涉，历时三月有余，正式会议至廿五次，始终尊重邻邦之意，委曲求全，冀求和平解决之目的，不特我国民所共知，即各友邦亦莫不共谅。惜日本或借词要挟、或托故增兵，终为武装之谈判，致不能达此目的，迨一经决裂，我国必难幸胜，战后之损失，恐较之现在所要求，重加倍屣，而大局糜烂，生灵涂炭，更有不堪设想者。在京友邦驻使，亦多来部婉劝，既与中国主权内政无损，不可过为坚执，政府反复讨论，不得不内顾国势，外察舆情，熟审利害，以为趋避。”

5月9日，中国被迫签订修改后的“二十一条”，全国民众都是沉痛万分，后来社会把此日当成“国耻日”纷纷集会纪念。袁世凯对此也表示了很沉痛的心情，以后讲话常以此为例激励属下，他儿子袁克文曾写过一首诗，记录此事：“炎炎江海间，骄阳良可畏。安得鲁阳戈，挥日日教坠。五月九日感当年，曜灵下逼山为碎。泪化为血中心摧，哀黎啼断吁天时。天胡梦梦不相语，中宵拔剑为起舞。誓捣黄龙一醉呼，会有谈笑吞骄奴，壮士奋起兮毋踌躇。”袁世凯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被世人谩骂不少，有一定合理性，外交总长陆徵祥主持了中日间的全部谈判，但是后人很少责难他，而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参与了谈判，应该是职务所属，并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曾经在日本为修改第五项条款积极进行努力，甚至表示日本出兵，他要在使馆下旗之日在使馆官邸大门自杀，章是去东京换约签字而惹些谩骂。

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4）

在事隔四年后的五四期间，这三个人被指为“卖国贼”，成为众矢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三个人一贯有亲日的立场，长期参与对日外交，五四前不久，段祺瑞为武力统一南北，向外大肆借外债，对外借款一般都要有额外政治或经济条件，日本的野心尤其大，段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这几个人多有参与，外间早已经切齿非议。第二，当时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互相攻讦，曹汝霖等属于段的皖系安福派，段与总统徐世昌闹矛盾刚辞职不久，因此政敌利用他的亲日立场攻击他，加上巴黎和会正成为社会焦点，他们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常持妥协立场，所以连签订“二十一条”的罪名也扣在他们的头上。本来中日已经签订了密约，中国同意把德国的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但是随着中国宣布对德宣战，问题复杂化。中国也是参战国，怎么在胜利后却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利益？社会普遍不接受。另外，几年来人民爱国觉悟普遍提高，青年在反帝斗争中情绪高涨。山东问题的条款写在对德和约中，虽然中国尽力交涉，但是由于中日已有密约在前，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均在山东问题上袖手旁观，所以签不签对德合约成了中国棘手的外交考验。如果不签，中国则在法律上仍和德国保持战争状态，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利益也无法落实，而签字则等于正式承认山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五四学生游行导致火烧赵家楼，多少是有点偶然。北大学生本来筹备在五七国耻日举行集会游行，5月3日传来巴黎和会很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北京大学各社团为骨干决定翌日马上游行，第二天联合了多所大学近三千学生上街游行。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去东交民巷各大国的使馆，呈递请愿书，但是因为是周日，各国大使多不在馆中，学生不免失望。游行队伍本打算到不远的东单外交部去请愿，但估计也没重要官员办公，有人提议去附近的曹汝霖宅抗议，结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烧赵家楼曹宅的事件，警察也为此逮捕了大批学生。五四运动的过程各种书刊记载得很多了，没必要重复叙述，当学生游行随后一步步变成全国性爱国风潮后，政府妥协了，《巴黎和约》没有签字，曹汝霖等三人被迫辞职。历史把他们放在了卖国贼的位置上，这样显然不恰当。曹汝霖晚年自己曾提到五四运动：“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曹汝霖下台后，离开政坛去了金融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仍在北方，日本人多方拉拢他出任伪职，他没屈服。他秘密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政府希望他适当出头，搜取些有价值的情报，曹也认真去做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光复，他受到蒋政府的保护，后去美国定居。

近代中国历史书上似乎“坏人”特别多，政治上随便就给对方戴一顶“卖国贼”或者“反动派”的帽子，说起来容易，但影响不可谓不大。比如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青年时期，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的一次学潮，带头鼓动驱逐校长张干，结果“反动校长”张干的名字尽人皆知。

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1）

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

汪精卫和溥仪都是让人为之一叹的人物，这两个人都做过日本人扶持下的傀儡政府首脑，而且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汪精卫在1943年曾到“满洲国”的伪都长春拜见了一次“康德皇帝”溥仪，构成中国最具讽刺性的一次历史会面。

三十多年前，那个二十多岁的抱着必死决心的奇男子汪精卫，慷慨赴燕京。他是在革命党屡次起义失败的激愤下，毅然从东京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他本是要刺杀刚登基的小皇帝溥仪的，因为无从下手，选择了溥仪的父亲摄政王。当然，溥仪那时候年仅四岁，他无从知道这个欲杀其父子的故事。银锭桥头一根电线头露出马脚，汪精卫锒铛下狱。清朝二百余年，敢去刺杀王公的鲜有所知，抓到后也是必死无疑。汪精卫被捕后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在狱中，汪精卫写了那首天下闻名的绝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那时的汪精卫何等英豪狂傲，他不仅写下这篇杰作，而且日日囚中吟诗高歌，其中不乏杰作连连。请看这首《中夜不寐偶成》：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岚翠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啾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当时颇有大家诗名的陈衍在其《石遗室诗话续篇》中为此大为赞赏：“自来狱中之作，不过如骆丞、坡公用‘南冠’、‘牛衣’等事。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篇终接混茫，自在游行，直不知身在囹圄者，得未曾有。”负责审讯他的肃亲王，对其才具赞叹不已，佩服有加，大力为他开脱，暂免极刑，值辛亥革命爆发，出狱重生。假如汪精卫当年真的去了菜市口，那中国历史上将会再有一位如谭嗣同那样的大英雄。

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2）

历史如此地捉弄人，三十年后，当年名满天下的英雄刺客，去满洲与当年刺杀的对象进行一次丑剧似的相会。小皇帝已经长大成人，野心勃勃，虽然失去江山已久，但在日本人的羽翼下，回到东三省，建立了个“满洲国”，梦想恢复前清大业。而南京伪政府的总理汪精卫，已经鬓生华发，面色臃肿，那个曾经“慷慨歌燕市”的奇侠，而今从容做倭囚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这一南一北两个傀儡政权首脑捏着鼻子要表演一次合作与团结木偶戏。这不过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和影佐祯昭的会师。十年前，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今天他竟然作为另一个傀儡总理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去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

抗战刚刚开始，汪精卫没有投敌前路经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他的心宇已萌生万事休的茫然，英豪之气荡然无存，唯有周旋苟且之念。但是，他的周旋可有余地？他走得太远，太偏。他去见“满洲国”皇帝，这是两个国家首脑相见吗？这是两个联邦的会盟吗？不，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大东亚共荣”的片段，他们分别担任两个傀儡、可怜虫的角色。而为了自己的角色，两个丑角竟然为自己可笑的尊严争论不休。

双方为会见的礼仪发生很大矛盾，汪精卫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相见，而日本人嗾使溥仪坚持以宋朝礼见。这样，汪精卫成了朝拜，他坚称不可。双方反复争论，最后由日本人斡旋，采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当汪精卫走进伪满洲国皇宫，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只见溥仪立上方，让汪等人站在下方，站好后，边上侍卫官高呼“一鞠躬”。事已至此，汪猝不及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溥仪不答，汪等礼毕，溥仪始与握手。当天汪精卫还寓，痛哭不已，此哭声何人能解？当年“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头”，如今头颅低得那样卑微，英雄气短？走狗落魄？苍天可语？？

从长春途经北平，北平伪华北政府请汪精卫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汪精卫上台后久不发语，半天才说出话：“那年我在被清朝逮捕入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好，我说在三十年后，我想今日在座可能也要问，我还是如此答。”说着泪水顺脸颊而下，座中不少青年，抽泣声响成一片。很快十几名佩刀日本军官进来，环立会场，汪精卫演说如故，结束时会场一片寂静。英雄末路如此凄凉，不堪一睹；走狗下场如此悲惨，后人须知。

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3）

世人多叹汪精卫，叹其才，叹其貌，叹其雄，叹其奸。当年听到汪精卫投敌，在病中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医院的病榻上写了一首诗。诗曰：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此诗用典颇多，阜昌天子指刘豫，南宋叛臣，金傀儡政权伪齐皇帝，有诗名。阮踽，为阮籍的父亲，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经不住诱惑去做了官。褚渊，南齐尚书，貌美，在丞相位很长，晚年办了很多荒唐政务。冤禽，古代精卫鸟的别名，出于精卫填海故事。

汪精卫在临死前写了一首《自嘲》遗诗，有这样两句：“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这话还算客观，此人炎凉之路，最好不要再续了。汪于1944年死于日本，汪的夫人陈璧君，当年舍身随汪进京行刺的巾帼，在抗战后倒是和溥仪一起都在狱中。解放后，她当年的朋友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入狱探望，并转告高层意见，只要承认汪精卫有罪，便可释放，陈坚不从言，1959年死于狱中。这一年，另一个当事人溥仪，认罪伏法被特赦，1967年死。

刺杀慈禧未遂案（1）

刺杀慈禧未遂案

几年前，为关于姜纬堂等编著的《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一书（大连出版社，1996），参加了个座谈会。彭翼仲是我家族的一位先辈，但关系比较远，他的孙辈彭望宁、彭望克比我大十几岁，却是我的祖父辈。我以前只是听上辈人说过，有一位彭家人办了北京最早的中国人自己的报纸，还为此进了监狱，详情并不清楚。参加那个座谈会，又获赠了书，才对这位先辈有些了解，自己虽曾读过历史专业，竟然对书中的事所知甚少。上世纪初，彭翼仲在北京办了最早全部华资的几份报纸，他是受庚子年拳乱的刺激，深感民智愚昧，全力投入到启蒙教育的事业中，先后办的《启蒙画报》、《京华日报》、《中华报》相当成功，发行都超过万份以上，在中国新闻史上有详细记载。但仅仅几年，彭就因为一次突发事件而入狱，报纸也全被封了，他本人也被发配新疆，直到清政府倒台才释放回京。

彭翼仲蒙罪的事件，是当初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扑朔迷离，当时清廷处理非常秘密，真实消息难以获得，报界也只能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一些消息。但京津各报怕开罪朝廷，都不敢加以报道，仅仅彭翼仲的《中华报》将在北京被捕的两个嫌疑人押送天津的消息加以披露，并派人到天津采访，得知这两人已被秘密杀害。下面将这几条新闻报道引述如下：

1906年8月21日（丙午年七月初二日）《中华报》报道：

区官被捕

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字朗秋者，系广东人，捐有州判职衔。于分厅分区之前即充工巡西局委员。上月二十日，奉巡警部密谕，拘捕在总厅看押。至二十七日，与内城捕获之吉昌照相馆主吴道明一并解赴天津。

1906年8月26日（丙午年七月初七日）《中华报》报道：

安置党犯

前经巡警部在东华门吉昌照相馆捕获之会党吴道明，并西分厅四区区官范履祥押解赴津各节已纪前报。兹闻吴道明已供认姓梁，为保皇会员。略称：海外逋臣瞻念宫阙，每饭不忘，特委任同志寄迹都门，冀得悉起居。实出于忠君爱国之热忱，并无作奸犯科之恶意。今蒙逮讯，情甘领罪云云。至范履祥则供称：仅与吴在京相识，为任奔走于会事，并未预闻云云。

1906年9月21日（丙午年八月初四日）《中华报》报道了此案：

保皇党之结果

刺杀慈禧未遂案（2）

保皇党吴道明（真名梁纬卿）、范履祥（真名范羲谋）解津在韩家墅讲武堂内审讯，各节曾登本报。七月初五日，将二人解至天津，某大臣亲自讯问，上下人等悉令回避。约一点钟，吴某说至紧要关节，某大臣汗流满面。当云：我令人将汝等送往营中，暂避数日。言毕，立派夏庚堂军门之少爷（夏印辛酉任云南提督，现充淮军中路巡防队总统，驻扎沧州）率同探访队十余名护送，即刻动身，由水路前往。吴则送至马厂，交陆军第四镇。范则送至沧州交淮军中路巡防营。吴于初六日晚一点钟到马厂，下船后乘人力车赴营。范则于初七日晚始到沧州（赴沧州亦由马厂过）。船中并未带刑具。范系穿便衣，吴则洋装，衣帽均白色。二人均四十余岁，中外学问均有根底。吴貌尤伟，当二人由津起程时，督署已密电四镇统制吴凤岭及淮军中路统领夏辛酉，俟两人到营按上等差使接待。故四镇统制及淮军总统均连夜派差，预备住室。屋内均用绶裱，每饭酒席极为丰盛。陆军四镇统制因吴之衣服已为汗浸透，须换身上小衣服。问之，吴云薯良绸即可。当饬缝工连夜制就。计在营羁绊六七日（吴在马厂、范在沧州），吴谈笑自若，毫无畏葸之状。唯对人（本镇官长有往谈者）云：观某大臣之汗流满面，将来与吾不利。然人皆以案情重大，无敢问其底细者。七月十三日上午十钟，该镇忽接到京中密码急电（吴范两人初五日由津起解，初七日早八钟袁宫保晋京），着将吴某处死，限一点钟事毕复电。四镇执法官陆某知吴豪杰之十（按：“十”疑应为“士”），断不用他人动手。当将来电示吴。吴云：既如此，速拿毒药来，以了君等公事。陆以他种毒品均不能速死，乃向人和镇药铺购红矾三钱（人和镇即马厂首村，统制衙门在焉。药铺名生春堂，铺东刘姓）。铺果因系毒品不敢出售。后经护兵告以原委，始敢卖给护兵。回镇后，当即研开，吴一饮而尽。腹中不受，当即吐出。吴云：可急速多买，复买五钱，饮下不过数分钟，即疼痛难忍，就地乱滚。不到一点钟，七窍流血而死。于十二钟复电：吴已处死。执法处乃饬人买薄棺一口立即殓埋于马厂南围门外乱土内（该处有官地一段，专埋正法兵丁及由津解往处决之盗犯）。外边则咸云得急症死。而范在沧州，亦同时处死。闻吴到京后，即交通内监某姓（或云张，或云崔，未知孰是）。闻吴、范解津后，某内监曾派人到津具保。直督未允，亦未追究（外边传言将内监诱至天津归案盖即因此）。或云某内监必与吴、范同日毙命矣（按内监姚姓，曾随吴学洋文，并无别情，今已在逃）。危哉！

该系列报道发出后，报馆旋即被封，彭翼仲和主笔杭辛斋随即被捕。事实上彭触及了一个刺杀慈禧的秘密案件，而朝廷秘密将案犯押运到天津，由袁世凯奉命秘密杀害，由于袁一直处于主掌权枢职位，有意隐瞒此事，所以长期没有暴露。待袁氏死后，时过境迁，很少有人再提起了。关于此案的文章只有章士钊的《吴道明案始末》一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61年，第十八辑。吴道明即梁铁君化名）。章士钊1961年见到了他的妻妹夫、梁铁君的儿子梁元，临别时，梁元将一篇记述其父入京行刺太后经过的文章交给章士钊。章士钊还抄录了几封梁元所保存的其父信件以及康有为等人为梁铁君信所作跋文。章士钊并亲自走访了当年在外城巡警总厅曾经手此案的朱启钤，取得许多口述材料。

刺杀慈禧未遂案（3）

李永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基本把这次案件弄得比较清楚了。从李先生的文章，我们才知道，梁铁君确实是康有为、梁启超派到北京从事刺杀慈禧的秘密人员。戊戌政变后，梁铁君弃家到香港随同康有为流亡各地，不离左右。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就感到，要推行他的变法主张，非去守旧大臣和慈禧太后不可。到了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更坚定这一想法，和谭嗣同策划了利用袁世凯军“围园杀后”的冒险计划。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后，康梁逃亡在外，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掌握统治权力，实行改革。庚子拳乱，他们曾寄希望于唐才常的自立军，“勤王”夺政，但起义未及发动就失败了，慈禧太后仍然掌握政权，这就使得他们的抱负和主张无法实现。因此，刺杀太后就曾成为康梁进行变法维新的前提，也是他们当时政治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针。

1904年至1906年间，康梁又派出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杀慈禧，款项等都是康梁帮助筹备的，他和康梁的密信中涉及很多在京筹集款项、设置机关、研制炸弹等活动。梁铁君成功地收买了内宫太监，作了各种准备，但还没有实质行动，就被人告发被捕，清廷显然不想扩大此事影响，打算秘密将人犯处决了事。梁铁君是1906年8月8日被捕的。第二天，即8月9日，范履祥被捕。先在提督衙门审讯三日，然后，交外城巡警总厅。8月16日，两人被押往天津韩家墅交袁世凯处理。当天百官在颐和园仁寿殿叩头申祝，朱启钤也在场参加祝礼，礼毕，他奉到军机处密札，命解梁铁君、范履祥二犯赴天津交案，以军法立时处死。他脱下朝衣，仓皇就道，当天将梁押往天津交给袁世凯。8月24日梁和范被解往天津，由袁世凯亲讯。然后，二人被分别解往马厂陆军第四镇和沧州淮军巡防营。8月26日，袁世凯进京。9月1日袁得到指令，将二人处死。这件极端机密的事，没想到被彭翼仲探听到，他出于新闻报道的责任，对不经审判秘密杀人进行揭露，结果自己也身陷囹圄。

而康有为保皇党对清廷仍抱有梦想，他们仅仅反对慈禧太后，也不愿声张这些暗杀手段，特别是当年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出于政治考虑，他们的政治策略也发生变化，这次谋杀未遂案件谁都不愿提起了。只可惜梁铁君的一腔热血，和彭翼仲苦心经营的报纸，全成了黑色政治的牺牲品。梁漱溟在晚年曾写过一篇长文《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的人物》。他小时候读《启蒙画报》和《京华日报》感到受到新文化的极大启蒙，并且他一家和彭先生既是亲戚，又是好友，所言感情流露。他说到当时《京华日报》文字也很有特色，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笔者把他当个结尾吧：

丑，更丑。可哭，更可哭。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序

上海闸北公园有一座墓地，似乎久被人遗忘，显得异常地落寞和孤寂。半拱形状的墓丘前有一墓主的大理石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着于右任所书的一段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渔父者，宋教仁。于右任，宋之好友。于文之惨烈沉痛，情出宋之凶死。宋之死，则断送了民国和平。谁杀了宋教仁，谁扼杀了新民国，似乎答案在众多史籍书刊中也不乏解说，但是，遗憾地说，宋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于先生“期之良史”似仍无期。

宋教仁刺杀案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历史事件。宋教仁是中华一位杰出的人物，直到现在仍不时有文章纪念和怀念他。他本是个出名的革命家，是推翻前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但宋先生最大特点，是在革命即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就高度重视对未来新社会的建设。他留日六年间，不仅从事革命活动，在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都用心研究法制和政治经济学。在革命运动中，他起草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的文件，有厚厚的三大本。武昌起义后，由他起草的《鄂州约法》相当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他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辛亥革命后，他很快就积极投身共和国制度建设、宪政实践。他筹组了国民党，当选为理事长，成为最受瞩目的政治家。另外，他热心南北调和，主张和平民主道路。这样一个受尊敬和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突然遭到暗杀，颇似于甘地，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圣雄，偏偏死于暴力。所以宋的死在当时社会上掀起巨大震动，甚至报上有这样形容：举国惶惶，挥泪如雨，报纸记载，笔为之秃，墨为之涸。人们既痛惜宋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这样的才干不再有，也伤感他毙命仅三十二岁的华龄。更有远见者，断言：宋教仁去，真共和随去，国事不可问矣。后事果然不可问，以宋教仁案为导火索，接着发生了“二次革命”，它开辟现代武装政治先河，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继之国家分裂，南北成立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数不清的各种名目的革命，几十年不休。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2）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读到的历史确是惊人地片面和模糊，多为不负责任的歪曲和武断的结论。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杀宋背后的指使人是袁世凯，这案子似乎成了钦定铁案，袁是主凶的推测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铁定史实。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证据明显不足，斩钉截铁的指认，竟主要依靠推测和认定袁是个坏人这一前提，似乎袁世凯称帝复辟，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从宋案来看，该案政治背景错综复杂，惊险离奇，一案套一案，连环凶杀，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没有可靠地破解，就简单地一股脑推在袁世凯头上，我们很少见过这样不负责任的历史，这样自以为是的自圆其说。不错，杀宋的后台，袁世凯有一定嫌疑，但并不能排除宋案还另有其他嫌疑人，也不排除没有别的后台背景。本来这是当时警务和法庭应该完成的职责，许多情况需要嫌疑人亲自解释，许多疑团待法庭调查清楚，但缺少司法独立的中国不可能完成如此重任，宋案不仅没有得到过公正地法律审判的机会，反而成为法律丧失、暴力加剧的推动器，这给了好把历史打扮成小女孩的伪装大师们以机会，将严肃的历史描绘成一部狼外婆和天真儿童为主角的童话。

一 宋教仁之死

关于宋教仁被刺杀的经过，当时报刊记述颇详，各种书籍转述大体相同，没必要重复撰写，所记与事实没有太多出入，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下面我们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中第四十七章“宋教仁被刺”转引如下，书的一些评论略有删节，算是将背景做个交代。

宋教仁被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宋教仁搭火车赴北京，他和送行的人们于3月20日晚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这时车站上已有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吴仲华来告，请宋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检票处，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检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3）

在枪响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于右任等，还在议员接待室中谈话，转过头来不见了宋、黄等人，乃匆匆赶出来，拟入月台，正行进间就听到了枪声，乃跑步至入口处，恰巧遇到宋中了枪，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黄兴。于右任这时非常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他乃跑到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把宋扶上汽车。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赶快报警追凶，这边则令司机开快车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宋这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教仁送至铁路医院，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可是他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哿

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他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做依依不舍状。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在宋耳旁大声地说：“遁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泪珠，慢慢慢慢地断了气。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跌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4）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论家，一代英豪，就这样与世长辞，他这时只有三十二岁，高才英年，如日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不明不白地遭了暗杀。他的伟大在于他临到死亡关头还没有抛弃要感化袁世凯的伟大幻想，他希望袁能为他的临死赠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宋教仁断气是在3月22日凌晨4时，于23日午后3时大殓，陈其美亲自替亡友去买棺材，花了二百银元，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宋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宋被刺殉难后，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说：“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孙中山前于2月21日赴日本考察铁路政策，正在长崎，听到宋教仁被刺身死，极为悲悼，即由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和上海国民党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真实原委，以谋昭雪。

北京方面听到宋氏被刺，也极感震动，尤以国民党总部丧失了实际的领导人，既哀悼又激愤，纷纷去电上海询问真相。黄兴乃于22日致电北京《民主报》主持人仇蕴存，说明宋氏被刺遇难经过，请刊诸报端，宣示中外，电文如下：

北京《民主报》仇蕴存兄：

迭接都中诸友来电殷殷垂问宋遁初先生受伤情形，刻值治丧忙迫，未及一一拟答，殊深歉疚。特详述于下，请登诸报端，以慰哀感。遁兄于廿夜十时四十五分由沪赴京，在车站被奸人由背后施枪，弹由右脊腰上部掠肾脏穿大肠直透下腹皮停止，当即送入附近铁道医院医治。此时遁兄伤虽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总统电文，并述对将来之政见，一一告别同志，绝不提及家事，唯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变状。十二时卅分即将子弹取出，廿一日午后二时，复集医士五人剖治，又将肠伤缝补涤尽，遗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后神人不谅，死不瞑目矣，竟尔绝命。呜呼！当此国势飘摇之际，而有如此奸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行此暗杀手段，痛何如之，诸君当亦同声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尚未缉获，谨此讣闻。

宋教仁遇刺殉难，使已经是风雨欲来的时局，变成了大雷暴雨，也是刚满十五个月的中华民国一件最耸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

二 离奇的破案

出乎意料，这件刺宋案只三四天就被破获。整个破案过程既充满戏剧性，也极富离奇性。据报刊所载：“闻近年租界迭出暗杀，从未破获，如方云卿、金琴荪等，迄今未破案，唯此次宋案告破。”（《民立报》，1913年4月1日）为什么从未破获暗杀案的租界警局，这样轻松破获这一惊天大案？这本身就是个大疑问。稍微考察一下破案过程，不禁发现疑点重重。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5）

首先，宋被暗杀之前，各处就有很多刺宋的传闻，宋亦多次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远在武汉都有人提醒他，甚至透露出应桂馨的名字，前后提醒他的有国民党重要人员谭人风、陈其美和《民立报》的徐血儿等。特别是徐血儿，他回忆：暗杀风说，早已传布于吾人耳鼓，在宋被刺三天前见到他，亲向他警示，但宋并不在意，宋甚至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当徐与宋握手告别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先生笑而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如果是一般的风传，在民国初年那样混乱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案件迅速侦破，就有一点可疑了，国民党内部有人确实事先知道一些内情，当时报载一条消息：宋先生被刺当日，已有确切消息报告于国民党，谓武士英所为，并已知与应桂馨有关。故宋先生临终之际，弥留未绝，于右任君在旁大呼：“遁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宋在22日故去，巡捕房尚未抓获一人，更谈不上破案，而国民党内已经得此确切案情，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国民党内部与此案有一定联系。

第二，报案人很可能是个“托”。宋案的告破，与其说是租界巡捕房破的案，不如说是国民党破的案，当时到巡捕房报案的人都是国民党安排的。后来在租界预审宋案时，捕房安探长曾把这一离奇故事当庭陈述，他说：刺死宋教仁之第二日，即有二人到捕房来送信，谓系应桂馨所为。后又有两人来说，见证王阿法知此事。迨至拘捕应前两点钟，又有人到捕房报信。这其中第一例是据称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他们直接报告上海五马路六野宾馆的武士英可疑，说20日有冯姓和几人找他——经查冯原是光复军的营长（此人后来失踪，没有落案），武出去向邻室人借车费，不久回来，喜形于色，称有钱了，晚上即出去。当日宋案发生，武第二天搬走。他们在武的房间发现应桂馨的名片。而这种报案显然没能说服巡捕房，巡捕房也没采取任何行动。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自称古董商的王阿法出来报案。据报载事情如下：

邓某有一友王某，以卖字画为生，曾至应家。一日，应桂馨谓王某：“吾欲杀一人，汝能为之否？”王曰：“不能。”应又请王代觅之，并出示宋的照片。王并不认识，后转告邓，宋案后，报告国民党人。国民党得种种报告，派员于22日晚12时，令邓引王某至邓之寓所，迫王登车，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觅得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斯时王某乃说出应夔丞，曾令其觅人，并未允所请，此次实未与闻。国民党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张，令王辨认，孰为应某所欲办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众知决非虚诬，乃携告卜总巡，要求其抓捕凶手。总巡捕初尚不允，后因证据确凿，总巡始允捕人，率探捕与国民党某君同往。（《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6）

巡捕率队到应家，应不在，又由国民党党人指引至一妓院，将应逮捕。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随后由国民党派员领着另一路巡捕到应家搜查，把刚刚进门的凶手武士应当场抓住。而在搜查应宅时，居然接到奇怪电话，告称宅中枪支尚不要紧，一定要将文件藏好。这几乎意在指点迷津。果然巡捕和国民党人在应家仔细搜查，查获了大批秘密文件，其中就有应与洪述祖的大量密电函。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任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的黄镇盘，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当时如无蒋中正之协助破案，凶手武士英等实难于短期内在租界中顺利捕获。”（赵澜：《黄镇盘营救廖承志》，载《文史博览》，2005年第4期）黄镇盘和陈其美很熟。辛亥革命时期，蒋介石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之副官长，后奉陈其美命令刺杀了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行凶后，他曾到日本躲避近一年，没想到在宋案中，他也参与进去。关于陈其美与本案的关系，我们在以后单独讨论。

第三，在王和应对质中漏洞百出。首先我们看看王的来历，王自称古董商人，数月前从武汉而来，原来在汉口从事卖保险，真实身份不明。但是他在告发应、与应对质以及在租界法庭上所述均互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十分可疑。

王在捕房告发时说：“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但是，当第二天应被抓住，王与应当面对质时，情况并非如王所说的，王与应是老主顾、很熟，而是仅见过一面。据记载：

3月24日，在公堂与应同被讯问时，即令见证王阿法上堂，由侃律师诘问。据王供称：“寓居打狗桥，售卖古董、字画度日，因兜售字画，曾往应桂馨处二次。大约一礼拜之前，在伊处时，伊取出照片一张，据云欲办此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未允，当将照片交还。照片究系何人，我不认识，至被暗杀之宋教仁，我亦不认识，昨日始在报上看见所印照片。”供至此，侃律师又诘问：“报上所印照片，与应桂馨予尔所看之照片，是否相像？”王供称：“约略相似。”侃律师复诘问：“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予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第二次？”王称：“第二次，此后，我即未曾去过。”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7）

讯至此，堂上即令应桂馨自王阿法盘诘，应尊谕向王诘问：“尔至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究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几天？”王答称：“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三天。”应复称：“尔来兜售字画，是何种字画，画是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还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称：“所售乃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乃系山水，亦有人物、松竹。”应即向堂上声称：“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旋复向王诘问：“此画尔从何处得来？”王答称：“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乃拓鲁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拓鲁生系国民党人，宋被刺时站在旁边）又向王诘问：“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答称：“我第二次去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问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请将前供词宣读，我亦无语。”主审当即问王：“尔与被告何时相识？被告予尔看照片欲谋一人，究在何时？是否即兜售手卷之日？”王供：“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汉口洋行买办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与我看照，只说明办一人，并未言明谋杀，大约离今日已有半月，即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令退去。主审以王前后所供情节不符，且尚有见证未齐，候再讯。（《时报》，1913年4月1日）

从这次对质看，王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应几问，就把他问得乱编一气，可见他的举报很有问题。但是，证人是假的，其告发的人应桂馨是杀宋背后指示者，确是真的。后来在租界法庭预审时，王再次出庭，仍是语词矛盾。他把从何处得来的画又改称通清铁路朱某，当问他卖画讨价还价否，他说没有，问他为何又去，他又说第二次去应宅是应叫他去。总之每次叙述，都出现更多矛盾。反倒是应桂馨似乎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他在法庭上讲，他只见过王一次，王拿了一封吴乃文的介绍信，内容是希望找个工作，双方谈了一下，应见王很平庸，就谢绝了他。从各种情况看，王的报案是别有用心设计的行为，从逻辑上很难想象，应会与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去谈暗杀的事，后来应找的凶杀武士英，是职业军人，枪法很准，行动敏捷，符合应这个青洪帮大佬做事的职业素质。

国民党在破案中的神秘作用，在租界预审时也被律师注意到，并且几乎将此事挑明。当4月4日在租界公堂对宋谋杀案公开预审，律师询问凶犯武士英，在被捕前到应家时人多不多时，武说“很多”，并突然指着审判席上一人云“他亦在”，而此人正是由江苏都督委派的办理此案专员、国民党人陆惠生。律师当庭向陆发问，被当庭法官制止。但是律师并没有放过这个疑点。在对法租界总探长的讯问中又提起：“到捕房报信并带领去应家的是何人？是否是堂上的陆惠生？”探长以保护送信人的秘密条例拒绝回答。第二天，该律师找到有关法律，再次提出请求询问探长，得到同意后，法租界探长承认陆从破案起一直在场，并一起去应家。探长原话是：“当夜不知者指吴福铭（按：武士英）为武犯，正与法界警察谈话，并言彼宋系彼所刺。”（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第254页）虽然他说是个不知名的人从应家人群中指认出武士英，但当时报刊均登载了由陆惠生把凶手找出。而律师对法总探长提出的另外敏感问题，如“以前暗杀有牵涉革命党？”“以前法租界医院暗杀案（指陶成章被刺案）是否与高官有关？”“今日在沪高官为谁？”等似乎在影射陈其美的问题，均被法官同意拒绝回答了。不过从此可看出，离奇的破案过程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8）

各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方面一定是在掌握应参与谋杀宋的准确证据，然后找到各种报案人，虽然线索是谎报，但犯罪人是真的。宋案这样快就破案显示：国民党内部有人参与杀宋的阴谋，深知内情，事先掌握相关情报。

关于国民党内部是否参与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关系非同一般，而陈在破案中显然起了重要作用。陈在宋死时大呼“此事真不甘心”话出有因，刺杀宋的指使人应桂馨，不仅当过他的谍报科长，而且应与北京方面的联系他也是知情的。破案正是在陈其美领导下，才会如此迅速。

另有一事据报刊载：“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那个年代，个人电台还不发达，即使政府间电报通讯，也往往通过电报局，应桂馨和北京的电文也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所以陈安排的人很可能早掌握关于应与北京内务部洪述祖之间的一些秘密。宋案五天后的3月26日，“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局保存，英总巡卜罗斯君，法总巡篮君及陈英士君（按：陈其美）均到电报局照办”。（《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短短几天，人犯、物证、各种文件纷纷起获，真是个很奇特的现象，让人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这一切。

国民党当时参与办宋案的上海交通部交际处处长周南陔，曾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如何破案的口述，说得已经比较明白，只是没说穿陈其美实际一直在操纵着破案。他说，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首先报告了陈其美关于武士英的可疑，陈其美亲自带人去旅馆找武，没找到武，发现了应的名片。陈派出周南陔、陆惠生等去巡捕房陪着探员去抓应桂馨。应被抓后，周和部分国民党人赶赴应家，翻箱倒柜地找文件，找了几小时也没找到，还是周南陔想出一计，他和应的几个姨太太说：应桂馨说，他有个放秘密文件的盒子，只要把那些文件找到，给巡捕房的人看了，就没事了。果然有个小妾说她知道，带他们从一间屋内找出个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应和北京政府的密电函，周等人花了几小时整理抄写。从周的描述看，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连抓人带取证，真如神仙指路。

而周先生的另一段话，更耐人寻味了，他说：“以上是应被捕破案的真相，当时各报记载，有种种不便（如周南陔先生尚负责交际之任，陈英士先生更不便明白说出，只能一律说捕房探得线索、搜得证据罢了）。就是在场的探捕人等，也都没有知道得这样详细，尤其两个学生的线索，及捕得文件的巧计，除了陈英士等几个重要原事人，谁都不知道。”（周南陔口述：《宋教仁被刺秘密》，载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第68号）破了这样大的重案，居然要躲躲闪闪，把功劳都送给了洋巡捕，怪不得后来在租界预审的法庭上，每当律师询问起破案细节，探长们都支支吾吾，不肯详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鬼？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9）

由于凶手很快就被抓获，关于破案的疑点没有继续深究。虽然租界预审开庭时外国律师曾对破案的种种细节产生极大怀疑，并诘问其中国民党人员参与的细节，甚至问到应与陈其美的关系，但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线索迭出，吸引了公众对其幕后北京政府的关注。从凶手武士英到青帮大佬应桂馨，又从应的文件中，牵出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更进一步涉嫌的人包括了政府总理赵秉钧以及总统袁世凯。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涉案嫌疑人具体分析。

三 凶手武士英

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在贵州学堂读过书，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到上海。在那个动乱年代，武只是个被利用的牺牲品。他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生活所迫，受金钱诱惑，出任杀手。事情虽然简单，但由于他自始至终被人操纵，使得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真相到第底是怎么回事，从他出手杀宋到自己被毒杀，每个环节都离奇得不可思议。

首先，武士英的被捕最奇怪，在武刺杀宋的第二天，便有人到租界巡捕房去报告，而且将他在20日一天的活动都能详细叙述出来。上午几个人找过他、中间出去几次、晚上几点走的、什么时候回来结账离开等细节，都由国民党的报案人详细讲述，而嫌疑的理由竟是他向同室房客借了一毛车钱，还回一元钱，声称要发财。而且报案者甚至拿来据说在武住处发现的应桂馨的名片。而更奇怪的是，巡捕房没有采取行动后，出现第二个报案人举报应桂馨，而应被抓捕后，已经得到应被捕消息的凶手武士英，竟主动跑到应家去报信，自投罗网。杀了人，不逃避，不躲藏，大摇大摆地吃酒嫖娼，甚至当同犯被捕，自己幸免擒获后（据报刊记载，应被捕时，武也在场，是经一李姓先生劝说，去应家报信），犯案本人去通风报信——明明是他自己应该闻风而逃，真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有人操纵？当武前脚进应宅，后脚国民党人就引领着巡捕包围了应府。当时应家有二十多人，武并没有被人注意，又是在后来江苏都督委派专门督办宋案的国民党人陆惠生把他从人群中指认出来，而武当时即供认不讳，承认是杀宋枪手。所有这些细节，简直无法解释，可称无巧不成书了。

从破案和武被抓的这些情节看，唯一能解释通的是在秘密谋划杀宋过程中，有国民党人的眼线，或者应桂馨与国民党中要人互通信息，有人知情知底。在策划暗杀时，武与多人接触过，其中有个冯姓者，据说曾任过光复军的军需长，此人在案发后失踪。行动时也有四人以上参加，但是在武被捕后最初所供，刺杀宋在他嘴里好像是个简单的傻子故事。他供称：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0）

本姓本名，实叫做吴福铭，山西人氏，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后投云南军伍，被裁来沪，偶至茶馆饮茶，遇着一陈姓朋友，邀我入共进会。晚上，同陈友到六野旅馆寓宿，陈言应会长欲办一人。我问他有何仇隙。陈言：“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什么冤仇。”我尚迟疑不决。次日，至应宅会见应会长，由应面托，说能击死该人，名利双收，我才答应了去。到行刺这一日，陈邀我至三马路半斋夜餐，彼此酒意醺醺，陈方告诉我道：“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去收拾他方好哩。”说毕，即潜给我五响手枪一柄。陈付了酒钞，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一人不买票，令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宋已到来，姓陈的就指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至，恐被拘拿，又重朝天放了两枪，飞奔出站，一溜风回到应家，进门后，陈已先至，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会长亦甚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我当将手枪缴还陈友，所供是实。问官又道：“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言：“没有。”问官哼了一声，武又道：“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我只拿过三十元。”问官复道：“姓陈的哪里去了？叫什么名字？”武答道：“名字已失记了。他的下落，亦未曾知道。”（《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

但是报刊另外的一些报道，证明武并不是一个如此愚笨之人，他曾经“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也“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民立报》，1913年3月27日）。频繁来往上海和南京，所干何务，大可怀疑，而自称议员、参谋，肯定不是倒古董吧。从此来看，武并不是像后来留给公众的一副愚傻形象，他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军官，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到上海后的社会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过，北京政府当时发表的一篇声明讲，武士英是黄兴的人，不知证据何在。不过武在被捕后表现一直很从容，没有任何害怕和罪犯的心理特征。他被带出法庭受审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他的口供也反复变化，让人看不到真相。刚被捕他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和不认识宋，甚至杀的谁都不知道，但是马上就供出应桂馨指使他去杀宋。

而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他全面翻供。下面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当时堂上第一证人吴福铭上堂，先由侃律师诘问，互为问答。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1）

侃：汝何名？

答：我叫武士英。

侃：汝是何处人？

答：生长山西龙门。

侃：向在何处？

答：在贵州学堂读书毕业，即来上海。

侃：做何生意？

答：贩卖古董。

侃：何时来沪？

答：时时来往宁、苏、沪间，不记时日。（奇怪处）

侃：住何处？

答：六野旅馆。

侃：你知陈玉生其人否？

答：乃系陈易仙，本不认识此人，后在茶寮中谈话始认识。

侃：你向不认识陈易仙么？

答：不认识。

语至此，武忽作凶悍状，大声言曰：“此次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人。”在接下来的询问中，武还否认见过应桂馨，又再次重复杀宋一人所为。在原告律师问后，被告沃律师接着询问，而观其问话，竟是帮助认定武所说的由他一人杀宋的说法。

沃：光复时尔作何事？

答：在云南巡防营第三营当哨官。

沃：尔从前即关心政治否？

答：我在贵州时即甚关心。宣统元年，被贵州官吏镣铐递解，我乃在镇远关逃走。

沃：尔当时所犯何案？

答：因我在校毕业后私自征兵一营。

沃：后来尔至何处？

答：四川至云南。

沃：何时至沪？

答：不记得，我常常往来宁、沪。

沃：宋教仁是尔所杀？

答：是我一人杀的。

沃：尔何以要杀宋教仁？

答：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

沃：尔何以说他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

答：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他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沃：尔知宋为国民党何人？

答：宋系国民党会长。

沃：是何处会长？

答：系国民党全国总会会长。

沃：尔知国民党是何宗旨？

答：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

沃：尔何以知道要推翻中央政府？

答：即如现在江西，尚不服从中央命令。

沃：尔于中央政府如何？

答：我很爱助中央政府。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2）

当后来问到与应关系，武又一次说全是他一人杀宋，与应不认识。后来法官问他：“尔称蓄心杀宋已久，在何时？一年前乎？两月前乎？”武答：“两月前。”法官问：“尔知前后口供不符否？”武回答：“知道，但我此次皆说真情话，前次所言多假。”（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48—250页）

从武士英的供词看，他肯定受到外界的影响在做伪供，虽然他最早的招供也不见得是真实可信，但后来的供词实在太离谱了。我们尽管不知道幕后的黑手是谁，但从武的话中，可以看到其用心。其一，替应桂馨脱罪；其二，把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似乎他的行为是替政府除害。这个背后的指使人有可能是帮会组织，为应解脱。但为什么让武把目标转移向北京政府，就很让人费解了。

应指使武去刺杀宋，很显然做了一些防范，他是青洪帮头号人物，帮助孙中山组织过卫队，什么样的杀手他找不到？确从大马路上拉来个杀手，他考虑的是不把刺宋与自己的共进会联系，同时他以他前革命党人的身份，也避免和国民党牵连。但是他的防范看来没有起任何作用，这可能是他并没有防范的人把他出卖了。从破案的情况看，他没有防范的正是国民党中人，而反证的结论则是国民党中有人对他的行动知情。

武士英的种种行为似乎被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他的背景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武是在被引渡到中国法庭预审的前一天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谁有这样大的本事？武到底知道什么秘密，非要灭口？至今没有答案。可是如果根据当时条件和背景看，有本事不露马脚在军营中致武死地的人是陈其美等人，而灭口大概是担忧武说出有可能引起外界对陈产生怀疑的线索。

四 青帮应桂馨

现在我们谈谈宋案最重要的罪犯应桂馨其人。青帮大佬应桂馨原名夔丞，浙江宁波人，他父亲本是个石匠，因在上海包工致富，后改经营地产，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应小时候也念过书，据说中过秀才，并略通英文，还当过教师，但应桂馨天生不安分，从小挥霍成性，好结交，他父亲的资财都被他用于交朋结友，因此江湖上颇有人气。他一生自己没有聚拢很多财富，倒是把家底折腾光了，这从他死后家里并无什么财产可知。他两个儿子在他死后生活清苦，都在十几岁赴上海做学徒打工，其中一个改名朱学勉，后来是宁波地区著名共产党人，另一个应野萍成为上海画家教授。坦率地讲，青帮那样的组织虽然是黑社会，但盗亦有道，这种组织有自己的公义和道德，而成为大佬的人，通常有仗义疏财、胆大妄为等名望。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3）

年轻的应桂馨到上海，不久就结识了清末上海帮会最出名的人物范高头。此人原名赵阿室，原是个撑船的苦力。他自恃人高马大，最爱帮人打架。洋人的铁甲火轮当时很神气，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有一回，一外轮在黄浦江中撞沉一艘满载驳船，外轮竟不当回事，开足马力就要走。赵带领许多中国小船靠上去，找外轮算账，后中国船工与洋人交涉，终于使洋人认输赔偿。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之名开始叫响，他的原名反而被人忘了。范高头成名后，不再满足于靠撑船吃饭。当时沿江一带许多人都靠偷盗洋人船上的货物发财，范利用自己的名气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小偷小摸变成整批整船地大偷大摸。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将给外国货轮装货卸货的中国船故意弄沉，再利用黑夜把货物捞上来，然后拿出去倒卖。那时赚钱的买卖是鸦片，故运鸦片的船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后来范的生意从偷鸦片、倒贩鸦片发展到开烟馆卖鸦片的一个大的帮会集团，手下有数千人，成为威震上海滩的一霸。应桂馨与帮会搭上关系，以认识范高头开始。当时有个祥园烟馆是范所开，应整天泡在那里，因此与范结识，很快就成了范高头最得力的助手，后来应桂馨正式结拜青帮湖州帮李征五为师，排“大”字辈。在以后因走私中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帮会因杀死清兵被官府通缉，不久范被拿获正法。范做下大案后，其党羽四散。应逃避了一段时间，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门下。应很会办事，又相貌堂堂，难得的是他还能说几句英语，很为袁赏识。不久，袁还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五千两官银作为开办费。谁知等钱一到，他整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待银子花完，事没办什么，觉得无法交代，竟一走了之。应从袁树勋那里跑出来之后，先到河南，想经营古董，生意没起色，最后被迫回家乡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他五万银元，他在宁波办个新式学堂。说来也巧，学校办起来，不久族人告他占用族祠公产，闹起纠纷。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时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得知应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主动出面帮应调解校产事宜，应由此十分感激，加上双方情投意合，结成密友。

陈其美通过联合青洪帮进行反清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打开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局面，而陈也因为得到青洪帮这一强大民间力量支持而地位骤增。他和蔡元培、宋教仁等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机关，成果就是促成了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而陈在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也曾住过。当时陈自己参加了青帮，而应也参加了同盟会。陈当时主要依靠的帮会人物就是李征五和应桂馨师徒。上海光复前，帮会凭借自己独特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为革命党人侦探情报，提供保护，甚至捐钱输财，提供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和秘密据点；上海光复之战，帮会更是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和有力臂膀。他们追随革命党人，说服地方，争取各界，并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至少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后，当时革命阵营中两大势力派别，一是光复会，一是陈为首的同盟会。帮会竭力支持以革命党人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甚至可以说陈其美是在帮会头目武力胁迫与会者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当上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在帮会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袁克文曾说：“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转引自陈惕敏：《我的老师袁寒云》，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4）

应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光复上海之战中，他亲自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非常重用青洪帮的哥们，李征五被授少将，另一个青帮大佬刘福彪也带兵受命沪防重任，但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是应桂馨。这不仅使应较早具有帮会与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而且成为上海帮会中与陈其美过往最密的一个。应先被任命为陈身边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上海，陈派应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的任务，可见陈其美对他的信任。孙中山由沪赴南京的具体保卫工作也是陈其美安排应桂馨担任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特任命应为卫队司令，并令其在上海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受到如此重用，甚至取得孙中山的直接信任，革命成功后他个人前途应该很不错，但他身上江湖气太重，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当上孙的卫队长，负责警卫，对来访孙的亲朋故友开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他时常看人下菜，有时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看其不适合这种工作，仅将其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这个职务挺重要，据应后来自言，下面管十二个科。谁料应并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他们显然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帮会伙伴。其中有的卫士不愿离开，应竟用武力威胁。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加上应日常有贪贿行为，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孙中山打发他回了上海。应自己则说，他是在临时政府工作完了后，才离开的。

宋案后，很多人凭借洪述祖和袁世凯有些私人关系推断袁为幕后指使者，殊不知，直接雇佣杀手的应桂馨虽然是帮会身份，确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人，而且曾是最受信任的党人，孙中山的卫队长，南京临时政府的庶务长。如果仅仅以私人关系推断，应桂馨和陈其美甚至孙中山的关系，可比与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北京政府关系要深得多，密切得多。这确实是个疑点，应与革命党人有多年战斗情谊，特别与陈其美，关系密切非同一般，他与革命党上层人物也多熟悉，难怪宋案发生后，有人讲是革命党杀革命党。

显然，不论应桂馨是否曾参加革命，其主要生活内容仍是帮会格调，他的生活是每日花天酒地，夜夜妓院寻春，烟、赌、毒都沾。他干惯了图财害命、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这些勾当，不过由于身份地位的提高，从事更复杂更高一级的犯罪活动。应回到上海后又投身青洪帮事务中，他抓住新老政权交替时的机会把帮会组织公开化，并希望能成为与他党抗衡的政治势力。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一个“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准政党组织。也是在陈其美鼎力扶持下，应桂馨战胜多个比他有名的青帮大佬，当选会长。国民党控制的《民立报》上刊出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7月12日，共进会发出布告，号召各省同志诸君，如愿担任设立支部者，即祈先就所在地点设立通讯处，并祈速派代表来申接洽为幸。随后共进会在江浙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支部。9月，杭州机关部向帮会密集的金、衢、严、处、宁、绍、台、温八府每个县各派出调查员二十人，广招会员，准备各设机关部一所。应桂馨搞了共进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种招兵买马的手段，扩大会众，实质仍是帮会。在共进会成立当月，由于湖北张振武被黎元洪所害，应受雇奔赴武汉，试图策动倒黎暴动。也有一说，他收取了张振武妻子的报酬，去寻求暗杀黎元洪。但是，应去武汉显然与他和前革命党人的密切关系有联系。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5）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虽然是革命党人推举上台，但他其实是被从床底下硬拉出来参加的，他的底细老革命党人很清楚，对他并不尊重。而后来随着革命发展和胜利，黎的威望猛升，也逐步控制了权力，他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加剧。特别是他借刀杀死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并在湖北残杀革命党人，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国民党人何海鸣在上海《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黎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革命党人当时策动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事为黎所侦破，黎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八人抓捕，并把四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南湖马队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部分官兵起义，结果被黎的军队镇压，几百人被杀。起义失败，参与反黎的人纷纷逃跑。应桂馨因参与其中，黎元洪得知，下正式通缉令抓捕，应慌忙逃回上海。

此时，袁世凯政府正筹划解决革命后的帮会问题，江浙青洪帮由于参加革命又成立共进会，演变成社会公开化组织，正是解决帮会问题中最复杂也相当棘手的一环，特别是又卷入武汉军队暴动，这情况引起袁政府的注意，遂派出洪述祖，希望既取缔共进会，又能善后处理稳妥。洪述祖南下的同时，9月29日政府发出惩治帮会的《大总统令》，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

政府对共进会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方针。对共进会活动最炽烈的江浙地区，坚决打击。浙江都督朱瑞下令逮捕一些共进会负责人，9月下旬，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认定共进会会员“莠多良少，恃众横行”，“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唯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9月至11月，浙省当局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三人，全部处决。（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载《史林》，2005年第1期）

1912年9月，洪述祖来到上海，找到身负通缉令被追捕的应桂馨。洪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这两个帮会之人，显然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并很快称兄道弟。洪述祖不愧是老谋深算，他在代表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对上海的共进会采取收买的软方式。洪述祖和应桂馨谈判非常成功，双方达成默契，首先洪积极帮助应解除对他的通缉令。黎元洪致电国务总理称：“据程都督电，应夔丞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请将通缉原案取消。”接着北京政府批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唯应夔丞是问”。这无疑是洪述祖对应个人的莫大帮助和大恩。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6）

在施此恩赦后，洪又进一步进行收买应的工作。洪述祖带应桂馨去南京面见苏督程德全，由程委应为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一千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两千元，政府给应的共进会一个合法名号，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成功说服应解散共进会外省分支机构，而且将其拉拢过来为袁世凯政府所用。洪通过对青洪帮的掌控，自己的身价也大大提高。这种办事能力袁政府肯定非常满意，洪也得到更深的信任。但是像应桂馨这种帮会大佬，昨天可以和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合作，今天又能和保守的官僚政权合作，并没有原则和信念，唯以利害关系和金钱做准则，引入政府，必成大患。应与北京政府的合作，陈其美是知情的，应实际是在国民党和袁政府两面投机。

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应桂馨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了他，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

应桂馨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与青洪帮组织的势力强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投机和表示的反对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有关。革命党人和帮会在推翻前清时曾密切合作，但是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获得极大声誉，不少人也得到相应政治地位和职位，而帮会中人则比较尴尬，革命党人普遍避免与他们再发生密切合作，有意远离这些名声不好的秘密会社关系，而帮会成员也很难得到公职和生路。

1912年9月，政府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对他们强制打压，他们现实处境很糟糕，而革命党人不是参与打压，就是采取坐视不闻不问，回避排斥。参加革命的帮会人员变得愤愤不平，心态逐渐失衡。他们原以为革命有功，革命成功后会有所回报，可是革命成功后获得的一些权位正在丧失，得到的一些好处正被剥夺。社会不容纳他们，革命党人也跟着指责，跟着打压。如果说其他政治势力对其如此还可容忍的话，那么革命党人的态度与做法他们却无法忍受。他们曾经跟随革命党人，曾经是革命党人出生入死的盟友，可是在最需要帮助、最需要伸出手来拉一把的时候，革命党人却转过身去。革命成功后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却把怨恨聚集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他们产生了失落感，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他们由愤生恨，形成了寻机报复的心理。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7）

应桂馨后来在庭审时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很能反映当时帮会的一般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

应：有。

爱：何会？

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

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洪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洪帮是组织？

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洪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

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洪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

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

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

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

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

应：在沪时即委。（徐血儿等：《宋教仁血案》，第270页）

上述谈话实际已经暗示了一点应内心指使凶手杀宋的动机，应所指国民党改组排斥青洪帮，正是宋教仁领导的工作。应的这种愤恨革命党人情绪被洪敏感地捕到，并成功地通过收买把他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显然，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秘密帮会问题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难题。社会趋于稳定，国家力求进步，此时的帮会因其长期积淀的习性和惰性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参加革命，但既不能与时俱进，社会也难容纳。他们与革命党和社会有千丝万缕关系，也是一种难于控制的政治力量。政府用软硬兼施，用各种方式甚至收买等手段来处理帮会问题并无什么不妥，问题是政府在解决这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如果另存私意，将其引入党争、政争，加以利用，就难免玩火惹及自身，酿起大祸，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政治突变、社会动荡，袁世凯政府默许了这种态势。

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8）

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对共进会实施取缔，一方面出于解散共进会的需要又想借助应桂馨本人。如果应桂馨愿意配合，借助会长之力来达目的固不失为事半功倍之策。可问题是，在这层考虑之外，又掺和进另一层动机，袁世凯政府同时还想在南北政争上对其加以利用。他们想物色一位既能探听对方情报，又愿意为自己效力的人，这个角色由应桂馨担任比较适合。应桂馨有办法获得国民党的情报，同时也愿意为袁世凯政府效力。此时的应桂馨与国民党上层还有一定的联系，如宋教仁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便是证明。革命党人与帮会毕竟关系深远，要想一下子彻底割断彼此之间公与私的种种交往显然不太现实，而正是这种藕断丝连的公与私的交往成了应桂馨获取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国民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空间上的吻合也为情报的搜集带来了便利。帮会社会触角很深，方方面面均有网络，信息渠道也比较广泛，因此这些条件都为他获取国民党情报提供了方便。

应桂馨攀附一个新靠山，投靠一个新主人，而且表现得积极主动，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应桂馨表示从今服从政府，“情愿效力自赎”。应桂馨想巴结新主，新主与国民党是政治竞争对手，自己对革命党人又存有报复心理。在这种关系之下，有人故意利用这种关系，一再纵容帮会已有的报复心理。洪述祖则是把此做到极端，在处理青洪帮过程中，洪述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他是袁世凯政府与应桂馨之间的联系人，对应桂馨来说他是中央代表，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他对情况最知情，被给予很大相宜行事权力。他利用公务之便，在把黑社会介入政争和最后失控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