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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记当年初相遇

- 边疆小城出灵秀1

- 边疆小城出灵秀2

- 仗剑携酒少年行1

- 仗剑携酒少年行2

- 仗剑携酒少年行3

- 张家有女初长成1

- 张家有女初长成2

- 张家有女初长成3

- 日夜相思凤求凰1

- 日夜相思凤求凰2

- 日夜相思凤求凰3

- 离歌自古最销魂1

- 离歌自古最销魂2

- 离歌自古最销魂3

- 曲中自有牵情处1

- 曲中自有牵情处2

- 曲中自有牵情处3

- 梦入江南烟水路1

- 梦入江南烟水路2

- 双凤新声结永好1

- 双凤新声结永好2

- 红莲相倚浑如醉1

- 红莲相倚浑如醉2

- 且行且思意绵绵1

- 且行且思意绵绵2

- 且行且思意绵绵3

- 且行且思意绵绵4

- 且行且思意绵绵5

- 碧池已有新莲子1

- 碧池已有新莲子2

- 此情可待成追忆1

- 此情可待成追忆2

- 此情可待成追忆3

- 两两鸳鸯护水纹1

- 两两鸳鸯护水纹2

- 两两鸳鸯护水纹3

犹记当年初相遇

1928年9月，中国公学新学期的第一天。

上课铃响之后，一位身着蓝布长衫、身材略显瘦削的年轻人匆匆走上讲台。他面容清秀如女子，双眼明亮澄澈，举手投足间显露出文人的温文尔雅。

他便是沈从文。

1928年，当沈从文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时，好友徐志摩却劝他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适逢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于是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被聘为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初登讲台，对于这个只念过小学，说话带着很重的湘西口音的“乡下人”来说，自然是紧张万分。因此，他早早地就开始认真准备，准备的资料足够讲一小时之用。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车，可当时他讲一个小时的课才能拿到六块钱报酬！

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一看，下面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不免陡然一惊。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那无数双急切期待的眼睛就像一股股强大灼热的电流，害得他心慌意乱，原先准备好的长篇大论一下子都没了，脑袋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他下意识地低头，想看看书回忆回忆，却突然想起因为太过自信，出发时既未带教案，也未带任何教材。他感觉自己像在往深渊坠落，而四周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东西。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整整十分钟，他呆呆地站着，一言不发。教室里渐渐骚动起来。学生中有不少人曾读过沈从文的小说，他们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个笔下有千重波澜、万里河山的作家为什么不开口说话。

这十分钟对于沈从文真是太漫长了，甚至比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在众多疑惑探寻的眼光中，他慢慢镇静下来。

“学习白话文写作，最要紧的是不要做抄来抄去的八股论文。”

“旧的考博学鸿辞，学王褒的《圣主得贤臣论赋》无用，《汉高祖斩丁公论》也无用。新的什么用处也不多。”

“写作不做文抄，第一学叙事，末尾还是得会叙事，才能谈写作。”

沈从文好容易开了口，憋在心中的话就像聚集在闸门口的水一泻千里。在十多分钟里，他竟然就把原先预备好的一个小时的授课内容讲完了。接下去，又是尴尬地沉默……

最后，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第一次讲课，见到这么多人，我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嘲讽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胡适知道这件事后不以为意，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面对这样一位羞赧、坦诚的老师，学生们以善意和宽容的欢笑接受了他。可是，其中有一位女学生倒比台上的老师更窘迫。可能是感染到沈从文的紧张情绪，她的一颗心也怦怦直跳，脸颊绯红，低下头去不忍再看……

这个善良的女孩子就是张兆和，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英文系的一年级。今天她慕名而来，想一睹才子的风采，却不曾想眼前之人非但没有文人惯有的狷狂不羁，反倒是木讷拘谨，不善言辞。这无疑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于是，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沈从文与张兆和初次相遇了。

那一年，她18岁，出身名门，娴雅如花，沉稳大方，是男同学心目中的校花。而他已经26岁，只是一个身无长物的穷书生，漂泊过，潦倒过，唯一值得提起的大概就是他横溢的才华吧。

这原本也算不得一个好的开始，两个并无多大共同点的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将携手一生。不过沈从文毕竟来到了张兆和的眼前，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不再仅仅是一个缥缈的幻影。未见之前，张兆和欣赏他才思隽秀；慕名而来，更发现他非但没有年少成名的孤芳自赏，反倒素朴内向。虽然第一次上课表现得太过紧张，但此后几堂课下来，张兆和已经认可了他是位“可称赞的先生”。也是在此时，沈从文注意到了台下那名出众的少女。盘旋心中多年的幻影与她重叠了，他知道一生仅有一次的姻缘已翩然而至。

美好的年，美好的月，美好的季节，美好的瞬间……爱神的金箭射中了他的心房，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他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从此落进了痛苦又甜蜜的情网。一个动听的声音从他的心房不停地呼唤着她的芳名，又是叹息，又是眼泪，又是渴望；在此后的生命中，他将用最美好的感情珍惜她，用最美丽的文字颂扬她。只是为了她，不为任何别的人，写下一部部传世篇章。

边疆小城出灵秀1

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

第一是湖南凤凰，

第二是福建的长汀。

——艾黎

沈从文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那是中国西南沅水边的一座小城。汪曾祺曾这样写到：“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凤凰县原是清政府为了解决苗族暴动问题而建的，周围环绕着粗糙而坚实的巨大石头，有五百座碉堡和两百个营汛。在满清统治的两个世纪中，暴政引起频频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和每一座碉堡。

到如今，血雨腥风俱成烟尘，这个为着暴力目的而建的小城却成了一派清秀平和的世外桃源，民风淳朴，人心自然。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成了民房，人民也大半同化了。城中的居民以当时清政府派遣过来的戍卒屯丁为主，此外还有卖布的江西人、卖烟的福建人、卖药的广东人。上层阶级由读书人、军官组成，他们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结合，支配着城中的大部分私有土地，并且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管理着小城。下层的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争无扰；农民勇敢安分，敬神守法。商人则挑起花纱和各式货物，洒脱地向深山中走去，与那里的村民交易。

水洇洇的街道上，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迈着有力的步子，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扭着灵活的腰肢。军校阶级的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伐树砍柴人的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河岸上的人家里，出的是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

从小城道口往南去有一条小巷，两边老屋墙壁凌乱，开满了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水气泱泱的。1902年12月28日凌晨，沈从文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那一年距太平天国革命还不远，当地刘军门从南京抢回做姨太太的某王妃也还健在。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字崇文，乳名茂林。因在家中八个孩子里排行第四，男孩中排行第二，因此弟妹们全都管他叫“二哥”。1850年，他的曾祖父沈岐山因贫困，举家从贵州铜仁迁至凤凰黄罗寨（今林峰乡）。祖父沈宏富是沈岐山的长子，曾官至贵州提督。沈宏富虽然英年早逝，但去世时留下了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的后嗣在当地跻身于上层社会。沈宏富原配夫人姓周，没有亲生的子女。为了传宗接代，她为住在乡下的小叔子沈宏芳娶了位苗族女子张氏，生下两个男孩子。她把二儿子过继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

因为在当地人中享有的那一份光荣，沈宗嗣很为自己的军人家世骄傲，年轻守寡的祖母也希望家中再出一位将军。长大后的沈宗嗣高大结实、豪放爽直，那份体魄与气度也颇有将军风范。从军后曾为天津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1900年随罗荣光抗击八国联军，罗荣光殉国后，沈宗嗣回到家乡。只是那次战争非但没能再为沈家造一位英雄，反而毁去了一大半产业。

1911年，沈宗嗣参加领导了本地反清武装起义。1912年，凤凰再次起义成功后，他被选为当地临时掌权人物，后因竞选省议会代表失败而出走北京。1915年，又因在京谋刺袁世凯事泄，逃至热河，隐姓埋名在偏僻的内蒙、热河等地谋生。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跟家人通信，后由长子沈云麓寻至关外把他接回家乡。再次重返故园，沈宗嗣进入当地军阀部队任职，曾任上校军医、凤凰中医院院长等职，直到1931年逝世。

长年离家颠沛在外的父亲并没有给沈从文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同许多颇有建树的人一样，真正影响他至深的是母亲。

沈从文的母亲闺名黄素英，是当地文庙教谕的女儿。因为父亲是当地最早的贡生，可以说是那里唯一的读书人，所以黄素英读了不少书，而且懂医方、会照相。她自小就随一个兄弟在军中生活，见识颇广，言谈举止显出一份与众不同的气质。

起初，听说祖上当过大官的沈家要挑媳妇了，亲戚朋友家未出嫁的女儿们都穿红着绿、花枝招展地登门做客。但沈从文的祖母却偏偏选中了穿着白布夏衫的黄家女儿，说是读书人家的孩子持重，“穷”得爽朗。她褐色皮肤，小小的个子，声音清脆，修长的眉毛下是一对有神的大眼睛，说起话来简洁而肯定。

老祖母果然没有错爱。在沈宗嗣长年离家的岁月里，这位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见识的土家族女性一力挑起全家的生计重担，并且细心地关照着孩子们的教育。从母亲那里，沈从文学会了认字，学会了认药名，学会了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思考以后的决断。

童年的沈从文最热衷的“游戏”是逃学。聪明的小孩子觉得把认得的字记记不算什么稀奇，最稀奇的是另外的那些人，以及在他们的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比如说，骡子推磨时为什么要把眼睛遮住？刀为什么得在烧红的时候在水里一淬才?坚硬？雕佛像的怎么把木头雕成人形的，又怎么做出那薄薄的金箔？小铜匠为什么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又怎么能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的事吸引着他各处去看，各处去听，各处去嗅闻——那些解决不了的疑问都得由他自己去找寻答案。

天气不好的时候不方便出城到山里玩，沈从文便躲到城外庙里去。庙宇空地广阔，因此聚集了许多小手工业者。在那里，他看人下棋，看人打拳，看人在廊下绞绳子、织竹簟、做香，甚至看人如何骂来骂去。直到无可看无可听的时候，就应当设计打量遮掩逃学的谎话了。被学校发现以后，首先得挨一顿打，然后罚跪一炷香的时间。

少年沈从文的罚跪时间就是他练习想像的时间。他一面跪在角落里，一面记着各种事情，想像就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的事物上去，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唱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在神往中就把处罚的痛苦忘掉了，把处罚的时间忘掉了，过后也不再觉得那是受了委屈，反倒有了一种感谢的心态。当然，善于观察、善于思考也造就了一代文豪。沈从文之后用自己的神笔向世人展现了乡下的如画美景，以及乡下人的爱怨情思。

田野间的自在生活总是一晃就过。1917年沈从文升入了高小。不久之后，他又参加了当地军事学校开办的预备兵技术班，经历了八个月的军事训练——家里人觉得去了那边，既有机会得一份口粮，而且里面规矩极严，把“逃学大王”放进去受训实在比放在外面撒野好多了。

边疆小城出灵秀2

因为心里总存着那份将军之后的光荣，沈从文是抱着考进陆军大学的志向进军校受训的。他当时想着，书本既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国家又革命了，中状元已无希望，反倒是成为将军才是有志气的理想。于是，还是个孩子的沈从文在技术班的表现很认真，还得过军部的奖语。家里人也期待着，仿佛他未来必有一天可以做将军。不久营上有了几个守兵的缺额，沈从文前去投考。虽然考了三次都没被选上，但是那段长达八个月的军事训练生活却让他受益终生。

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他的表侄、著名画家黄永玉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沈从文“撑”过了八十六年，这不得不说是早年的军事生活给他打下了些底子。沈从文自己也说，他的身体因为从小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弱，性格方面却永远保持着一点坚实的军人风味，在困难情形中总不气馁，在得意生活中总不自骄，不太关心成败得失。

技术班训练结束后，沈从文高小也毕业了。这时家里的景况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大部分不动产都卖出去了，二姐也因病死去，为生活所迫的母亲便看开了许多，与其让他在家中闲散胡混最终堕入下流，不如打发他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通过各种机会学习做人，经历各种生活以得到知识与教训。于是，1918年，沈从文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辍学，去参加由亲戚杨再春带领的一支土著军队。

那天正是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照习俗这天谁也不敢下水的，河水清静异常。但是沈从文却偏想试验他刚从一位老兵那学来的沉入水底以后的耐久力。他来到河边，把白酒倒进水里，吃完一块半斤重的熟肉，便下了河，独自一人在清清的水中拍浮了约摸两个小时。第二天一早，他就背起包袱，开始混进一个更广阔的“学校”了。

至此，沈从文接受的正规教育结束了，句号划在“高小”这个阶段上。及至后来填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栏时，沈从文工工整整写上“小学”，派出所的同志都愣住了，以为那是一个玩笑。

仗剑携酒少年行1

他出身行伍，以文章闻名；

自称小兵，而面目姣好如女子，

说话、态度尔雅、温文……

——井心

身上背着比自己还大的包袱，沈从文离开了家人，开始了他走向世界的征途。不过，征途的开端既不意气风发，也不斗志昂扬，有的只是狼狈和困惑。

沈从文被编入“湘西联合政府”所属的“靖国联军”第二军第一游击队，归民政长张学济管辖。他们是支队司令的卫队，除了司令有时出门访客选派二三十人护卫以外，也没有其他任务，固定不变的功课就是每天早上跑步。至于跑步的用处是为追敌人还是为逃亡谁也说不清楚。除了跑步无事可做，大家就在太阳下擦枪，枪是汉阳厂的“小口径”五响枪。士兵们每天吃的都是豆芽菜汤加糙米饭，每个礼拜天加餐肉，各人有一块四两的肥肉，在豆芽汤里煮熟了再捞出来。

生活虽然清苦动荡，却也充满着新鲜刺激、震撼人心的事情。路过泸溪县城时，沈从文在一家绒线铺里见到一个女孩，明慧温柔。这个女孩子给沈从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成为《边城》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之一。

四个月后，沈从文随部队移防到了另一个小乡镇——怀化。正是在这里，沈从文的生活有了重大变化：他开始以笔谋生，并且开始体会到少年的懵懂情思。

因为“可以写几个字”，沈从文被任命为上士司书，负责填造枪械的表格，誊写报告以及做领饷清册等后勤事务。虽然开始同文字打交道，但那时沈从文的行事却仍是一派大头兵习气。部队里的人是全不讲究礼节的，他也随波逐流，凡属自称必是“老子”。

部队里的一位姓文的秘书看不过去，便对他说了：“啊呀呀，小师爷，你人还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

沈从文反驳他：“那是说来玩的，又不损害谁！”

文秘书却说：“一个聪明孩子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可学。”

于是，沈从文第一次为自己那田野胡混派的言行害羞了，开始学着不再胡混，把大部分精力都转移到了练字上头。

半个世纪后人们谈及沈从文时，总说他羞涩内向，轻声细语，为人谦和，甚至有报上文章形容他“面目姣好如女子，说话、态度尔雅、温文”，哪还有当年的“老子”作风？恐怕这位文秘书就是刺激他改变的第一针。沈从文自己也说，文秘书的那个风格是他生活中的一颗钉子、一个齿轮，是值得感谢的。

除了练字，沈从文还经常穿了灰布袄子到河滩上散步。离开河滩路过城墙时，常会遇见穿了花衣的女人迎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地看到他，就“三姐、二姐”地乱喊，嚷着“有兵、有兵”，想回头走开。这弄得沈从文很害羞，再加上对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他便赶忙把脸向外掉转，让这些女子从他身后过去。那时已经读过《辞源》、读过《申报》、读过《秋水轩尺牍》和《西游记》的沈从文以为自己已经是读书人了，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反倒应得一份尊敬，可是那些女子怎么是那样的态度呢？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他回到军队里就坐在用公文纸糊的桌前发愤地练习小楷字，一写就是半天。

在那边地小镇，既有羞于见人的姑娘，也有不掩风情的女人。“镇上的烟馆门前常常坐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扁扁的脸上擦了厚厚的粉，眉毛扯得细细的，而且故意把染了绿色的家机布裤子提得高高的，露出下面水红色的洋袜子来。见兵士火伕路过时，她就把脸掉向里面，看也不看，以示正派贞静。如果路过的是穿长衣的或军官，她便很巧妙地做一个眼风，把嘴角略动，且娇声娇气地喊了屋中男子，为她做点事情。同兵士走过烟馆门前时，只能看见她的背影，但是同营副一起过时，就看到正面了。”沈从文说他当时就很欣赏这点人性的姿态。

可是这种饶有趣味的生活没能持续太久。1921年2月间，沈从文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他不得不辗转到芷江（沅洲）投奔五舅黄巨川。当时黄巨川任当地警察所所长，沈从文就在那里做了个办事员。在芷江，沈从文还遇到了另一位有钱有势的亲戚——七姨父熊捷三，他在当地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哥熊希龄曾任民国政府总理。

熊捷三经常同黄巨川一起吟诗唱和，并且让沈从文替他们抄诗。为了盼望抄的诗被人嘉奖，他开始临摹小楷字帖，书法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年3月，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治贤因公去世，沈从文为他写了墓志铭。这块碑文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1987年，沈从文去世前一年，黄永玉从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儿得到了碑文的拓片。黄苗子看了以后惊叹：“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写这碑文时，沈从文19岁，一个小学毕业生，一个小小警所里的办事员。66年后，沈从文早已不是那个为了女子的嫌恶和他人的嘉奖而苦练小楷的少年了。当黄永玉?那拓片拿给迟暮的沈从文看时，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那时，季子正年少，平生欲谋万卷诗书事业；今老矣，搔白首，双十风华全都付于老泪纵横。

仗剑携酒少年行2

极认真地做事，写得一手极漂亮的字，又有极有势力的亲戚，19岁的沈从文在芷江无人不同他要好。当然也就有许多乡绅看中了这明理有作为的青年做女婿。那时沈从文的母亲带了姐妹也到了芷江，把卖掉老家旧屋得的三千块钱交给他保管。熊捷三见长辈也在，便寻个机会当着沈母的面，把四个女孩子提出来让沈从文相看，其中还有他自己的女儿。那四个女孩子都是十分体面的，但是熊捷三却是满心希望自己的女儿雀屏中选，因为他早已相中沈从文这位一身书卷气的女婿。

孰料，沈从文当面回绝了七姨父：“我不做你的女婿，也不做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我得按照自己的计划做去。”

熊捷三见他脱口而出，说“有计划”，便问：“你有什么计划？”

被姨父这么一问，沈从文却反倒说不出什么明确的计划来，只是懵懵懂懂地认定自己不能就这么成了亲。

看沈从文十分坚持，熊捷三也只好无奈地说：“好，那我们看，一切有命，莫勉强。”

当时沈从文虽然没有明确的计划，却有个明确的心上人。

那年草长莺飞的时节里，沈从文认识了一个白脸长身的年轻人，他叫马泽淮，是有名的大户龙家的私生子。跟他熟悉后，有一天，马泽淮邀请沈从文去家里做客。

“我姐姐要你到我家去玩。去不去？”

沈从文听了，不免惊讶：“你姐姐怎么认得我？”

马泽淮巧舌如簧：“唉呀呀，沈家少爷哪个人不认得？我姐姐早就听说你办事认真，能干，是个顶聪明的人。”

沈从文心下立刻有了三分得意，答应了马泽淮的邀约。

在马家，他见到了那位女子，他的初恋。那是一个脸儿白白身子高高的女子，有着青春少女独有的轻盈与活力。沈从文对这姑娘一见钟情，魂不守舍地任凭情动心间。他眼中再容不下那些乡绅之女，也无心办事，只顾无日无夜地写了许多旧体情诗，托马泽淮转交给他姐姐。

回来后，马泽淮说，姐姐很关切沈从文，最喜欢看他的诗，还说将来哪个女孩子能嫁给沈从文，准有好福气。见自己正搔中了沈从文的痒处，马泽淮又说，沈从文是他难得的知己，若以后能做亲戚那才更好，所以以后写了情诗尽管交给他带回家去。

初恋情炽的沈从文沉浸在爱情与友情的喜悦中，所以当马泽淮开口借钱时，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马泽淮前后一共借了一千块，那是沈母卖了老家祖屋留的养老钱，是老家仅剩的最后一点命脉。可是，当埋头写情书的沈从文发现事有蹊跷时，一切为时已晚。他发现所谓的“热恋”其实只是他的单恋，马泽淮再也不捎情诗给他姐姐了，借去的一千块钱也没了着落——一场迷糊荒唐的初恋毁去了全家人背井离乡的希望。沈从文为被骗走的那笔大数目的钱吓坏了，思前想后，似乎只能逃走了。因此8月底的一天，他悄悄地从芷江出走了。在自传中他伤感地回忆道：

我就离开那一本账簿，同那两个白脸姊弟，四个一见我就问我“诗作得怎么样”的理想岳丈，四双眼睛漆黑身长苗条发辫极大的女孩印象，以及我那个可怜的母亲同姊妹走了。为这件事情，我母亲哭了半年，这老年人不是不原谅我的荒唐，因我不可靠用去了这笔钱而流涕；却只为的是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到任何处总免不了吃亏，而想来十分伤心。

表侄黄永玉也认为别看沈从文在北京住了多年，也去过青岛、上海，甚至到美国讲过学，但归根结底还是个“乡下人”。“乡下人”，这是沈从文在性情为人上的一份执拗。

离开芷江，沈从文流落到常德的一家小客栈里。此时传来消息说，马泽淮的姐姐在出发到外面读书的船上被土匪劫了去，做了压寨夫人。沈从文怅然若失，便仿古人的样子，在客栈的墙壁上题了两句唐传奇中的句子：

佳人已属沙叱利，

义士今无古押衙。

一段恋情终于过去了。只是，沈从文19岁的骄傲的心被窃去，又被毫无顾念地遗弃了。

仗剑携酒少年行3

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若沈从文娶了某位芷江姑娘，那他就会从此在那地方做个小绅士，当个两任知事，有四个以上的孩子，闲来就吸点鸦片烟，一辈子顺风顺水却也平淡无为。可是命运不准他就那样把岁月送走，不允他陷在庸俗的生活里，还要安排给他许多离奇的变故。那时他心里的计划是脸儿白白的马家姑娘，他还不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计划其实是脸儿黑黑的张家小姐，只是这计划得八年后才能透露给他。

逃离芷江的沈从文先后漂泊到常德、保靖、四川等地，最后决定重新转回湖南，到“湘西王”陈渠珍处做书记。陈渠珍本就好学问，每天治学与办公的时间相等，因此沈从文跟着他学会了许多知识。紧接着沈从文人生中的一个转机到来了。1923年，陈渠珍创办了一个报馆。作为陈渠珍的书记官，沈从文理所当然地调进报馆负责校对工作。在报馆工作时，他认识了一位从长沙来的印刷工人赵奎武。这个气度挺拔的青年在长沙得五四运动风气之先。从赵奎武那里，沈从文知道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不同，走上了用白话文的路，并且慢慢成长为历史上把白话文用得最漂亮的作家之一。

在读旧书时，沈从文就有做诗人的兴趣。接触了新文学以后，他突然发现做个“抒情诗人”不如做个写实小说家更扎实而具体。于是以前读的文言小说跟现在读的白话小说和外国小说一起发生作用了，激发了他的想像，想做作家，而且希望做一个和19世纪世界上第一流短篇小说作家竞长短的选手。志存高远方能展翅飞翔。沈从文刚立志于当作家时，就认为写几本书是平常自然的，能写得比这一世纪的高手更好，代表国家出面去比赛才有意义！

可是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希望学文学是个非常荒唐的念头。若想学抽鸦片，倒是会有成百人欣然赞赏，而且有人愿意充当义务教师。在周围那些人的头脑里，所谓有出息的青年，就是在仕途上用功，好好向上爬，做到知县，再讨两位娇媚善妒的姨太太；实在身体羸弱，又不擅交际应酬的，也可以做个迂头迂脑的书呆子，晃着肩膀钻钻故纸堆。但如果说打量着做个文学家，那开口即成笑话。每天生活在四十八盏鸦片灯和几十个大烟鬼中间的沈从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苦闷，这是先觉者的孤独和苦闷。

在这种寂寞的情绪中，沈从文下定决心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他把自己的想法怯怯地跟陈渠珍说了，这位自比曾国藩的统领大力支持沈从文，一次性发给他三个月的薪水，而且鼓励他，能进什么学校就去读书，情形不合就回来，他给留着吃饭的地方。就这样，沈从文怀揣上司给的27块钱和勇气，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19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举目四望，巍然高耸的城楼下，瘦弱的他卷着一包单薄的行李，显得那么贫瘠。

正如居里夫人坐着火车第一次进入巴黎时，那座城市还不知道这个衣着简朴的姑娘将会给它带来何等荣耀；北京迎来沈从文时，也不知道这个20岁的青年能给它带来什么。那年，呆头呆脑的乡下青年看见高耸的大前门时几乎吓坏了，但他没有退缩，想着读书，想着当警察——他还不知道真正能征服这座大城的是他手中的笔。

同样是从凤凰从那个家族走出来的大画家黄永玉这样说，他们那个小小的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以致从文表叔和他都是在十二三岁时就背起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张家有女初长成1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

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叶圣陶

当沈从文在家乡跟打铁师傅斗蟋蟀时，当他跟野孩子们赌骰子时，当他跟着军法官在桥头看杀人时，当他为了“胜过钟王，压到曾李”苦练小楷时，当他肿着双手、淌着鼻血写小说时，他不知道远远的东方，另一处有名的水乡，一座名叫苏州的城里，有最温婉明媚的阳光，有最酥人心骨的吴侬软语，还有中国最后的闺秀——张家三小姐——正静静地长大，等着与他相遇。

当时居于苏州城九如巷三号的张家系出合肥名门望族。张兆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末著名的将领，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但是因为他是摧毁太平天国的淮军第二号人物，镇压过农民起义，所以张家后人很少提起。

张树声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儒将”之名。他非常看重吴地的人文史迹，主持重修了沧浪亭内五百名贤祠，并且撰写了宝带桥碑记。对于昆曲他更是爱好有加，着力扶植。他生有九个儿子，其中张云端膝下无子，便从五房过继了一子，这便是张兆和的父亲张武龄。

合肥张家有万顷良田，仅在张武龄的名下每年就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这种衣食无忧的大家子弟中难免有不少抽鸦片、赌博、娶姨太太的，但张武龄却是一个决然的“反叛者”。他洁身自好，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纸牌，不吸烟，一生滴酒不沾，唯一的爱好就是藏书。张家的藏书在苏州小有名气，报纸杂志也有不下二三十种。张武龄的旧学根底也相当深厚，工诗词，善书法，受父亲影响，对昆曲最有研究。

深受“五四”新思潮浸染的张武龄觉得自己的名字封建味道太浓，就自做主张改名为“张冀牖”，字吉友。后又恐久居合肥，生活在庞大的封建家族中，自己的子女会受到陈旧积习的沾染影响，遂举家迁至苏州。这个山明水秀、民风清嘉的文化古城深深吸引了他和他的全家。合肥“张家”的这一支从此定居苏州，并很快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

张冀牖的第一位夫人21岁嫁到张家。据四姊妹的姨祖母讲，当年母亲被娶进张家的门，掀去盖头抬眼一看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彩四射，太美了。只有姨祖母当时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不会长寿的。也许真是佳人薄命，她36岁就去世了，留下了张家四姊妹五兄弟九个孩子。后来迎娶的继室韦均一又生一子，遂有了为人称道的张家十姊弟。

十姐弟排“和”字辈，其中女孩子名为：元和（字伯元）、允和（仲允）、兆和（叔兆）、充和（季充），六个弟弟分别名为：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从名字中就可以看出父亲对女孩子的钟爱和期望，不但不沾俗艳的花草气，而且名和字中都有一股男子的豪爽气。

张允和后来又解释说，男孩名字都有宝盖头，意为要守住家庭；而女孩的名字都有两条腿，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父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苏州张家最早置宅于寿宁弄八号。古朴、安静，是一座具有典型苏州园林特色的大宅第，以前是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发生过不少悲欢离合的故事。自从张冀牖带着张家姐弟搬进来，这里便成了他们的乐园。其中最高兴的要属三小姐兆和。

三小姐的样子，黑头发，黑眉毛，黑眼睛，脸庞红红的，嘴唇也红红的，走路总是蹦蹦跳跳的。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孩。她落地时，母亲哭了。因为祖母只想添个孙子，不高兴了。所以从小她就认为自己命中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又因为长得黑黑胖胖的，不愁会生病，就不大能引起长辈的注意了。张兆和认为在姐妹中无足轻重，倒也有好处，就是比较自由。

8岁以前，张兆和姐弟同三位寡妇祖母住在上海，规矩极多，平时大门紧闭，有一个练过功夫的李老头看门。最心痒难耐的时候是听到吹糖人的来了，他的锣声在门外敲得热闹非凡，想着那些做成孙悟空、猪八戒和蚌壳精的糖人，众姐弟一刻也坐不住了，可是却不能出门。大门难得开了，他们赶紧到胡同口去买白糖糕。买多了吃不完，就偷偷藏在大弟的小推车中。有一天，李老头捧着一堆发了霉的白糖糕到祖母面前告状。祖母一看就明白是谁干的，但是，人人宠着的大姐说不得，身子弱小的二姐一说就哭，只能让三小姐受罚。张兆和却也不哭不闹，静静地受罚，因为罚完了，临走时可以吃到一串冰糖葫芦。

到了苏州，没有了老祖母的管制，三小姐的自由天地宽阔多了。叫她特别高兴的是大宅子里有座大花园，张兆和晚年回忆起其间美景，仍是历历在目：花园中有太湖石假山，有荷花池，有水阁凉亭，有大花厅。花厅前有枫树、白玉兰各一株。花厅周围，有杏树、核桃树和柿枣树，还有绣球花。最令她惊奇的是，假山旁的竹栅内，还有一只仙鹤。

张家有女初长成2

不仅家里有可看可玩的，张冀牖还经常领姐弟们出门散步，讲苏州的古迹，讲有趣的历史故事，吃美味的小吃。三小姐的欢喜雀跃被老师王孟鸾看在眼里，专门为她赋诗一首：

我到苏州来，快乐非昔比。

天天勤读书，琅琅随两姊。

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纸。

每到傍晚时，随父游近市。

买得果饵多，累累携手里。

果饵香且甜，食罢皆欢喜。

书香门第苏州张家素有“最后的文化贵族”的美誉。在这种氛围熏陶下长成的张家十姐弟自是才华横溢，全部毕业于名牌大学，而且各有专长。张元和、张充和一直致力于在台湾和美国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昆曲和书法。张允和大器晚成，于八十多岁高龄时出版了《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多情人不老》、《昆曲日记》等书，并主持恢复家庭刊物《水》，名动一时。张兆和一直在著名中学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勤勤恳恳地工作，扶持着沈从文成就了天才般的事业。六个弟弟中，有作曲家、工程师、教授。其中，五弟张寰和毕业于西南联大，子承父业继任乐益女中校长，直到1952年乐益女中并入百年名校苏州市第一中学。最小的弟弟张宁和极赋音乐才能，是我国第一任交响乐队指挥。不过，弟弟们似乎不如姐姐们引人注目，因为才貌双全的张家四位小姐是一时风景，被誉为“苏州四朵奇葩”。

沿袭历来名门望族的传统，姐妹们的启蒙教育是在家中以私人授课的形式完成的。张兆和5岁时，家中就请来了一位女老师，给女孩子们开蒙认字。起初，老师把她当成了小男孩，教方块字时总是搂着她。后来人家告诉她那是女孩，她就再也不搂了。

女儿们稍长后，张家由合肥迁至苏州，张冀牖给女儿们请了三位家庭教师：扬州籍的于老师教古文，安徽籍的王老师教地理、历史等，苏州本地的吴姓女老师教算术、常识、唱歌、舞蹈、体操等。尽管是在家授课，却也有严格的作息表，每节课五十五分钟，课间休息五分钟，由工人摇铃报时。

那时靠近书房后墙的花园里有果树。上课时，她们一面大声朗诵，一面竖起耳朵听，细听外边杏子落地的声音，记住落在什么地方，休息时抢着去捡。好容易捱到老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抢着往外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可还没吃够老师就回来了，只能熬到再下课去抢新掉的，因此她们的书桌抽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

课余时间，三位小姐有时在花园中文文雅雅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癫癫爬山、玩水。张家的孩子无论男女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家里丰富的藏书可以按兴趣随便翻阅，父母从不加以限制。但同时张家的家教礼数又十分谨严。每当家里来客，小孩子一定要站在客厅一侧规规矩矩打地招呼，待佣人端着糖果盒子一上来，小孩子马上安静地依次退出，不可能有小孩在客人面前闹着要糖果的事情发生。

除了一般同龄人都学的科目外，张家小姐还得另学一样——昆曲。张冀牖酷爱昆曲，因此早早就延请了全福班名伶尤彩云为女儿们教曲，甚至大年初二也得在父亲的书房中学戏。几个小姐自然耐不住性子，吵着要上后花园。父亲也不向孩子们发脾气，只是好言相哄：“你们好好学昆曲，以后我替你们做花花衣服上台演戏多好玩！”懂事的大姐摁住两个妹妹坐下来，挺直腰板，两腿并拢，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腿上，脖子梗梗地挺着，小眼睛直直地盯着老师，一板三眼地学唱。

花园中的花厅就是三姊妹的戏台。拿来母亲的梳妆盒，敷粉、抹脂、点唇，像模像样地把母亲的丝帕围在腰间，花团锦簇地粉墨登场，看客就是父母、老师、奶妈、佣人。不用分工，眼眉间的表情就注定了每个人的角色：元和的端庄，允和的精干，兆和的顽皮，戏里戏外，从此一生都难有角色的转换。戏剧人生，人生戏剧，从姹紫嫣红的花厅开始。

心性中有几分淘气的三小姐对文绉绉、慢悠悠的昆曲缺乏兴趣，尤其不耐烦演规规矩矩的小姐。在《风尘三侠》中，大姐元和演红拂，她演李靖，坐在“龙椅”上，双脚够不着地，两腿淘气地来回荡，一副羞答答的样子。众姐妹笑话她不会演，弄得大英雄李靖活像未断奶的娃娃。她却辩解说，她对这样的角色打不起精神来，要演就演花木兰！不像其他姐妹喜欢经典曲目《牡丹亭》，三小姐顶爱演的是自编的滑稽戏“万能博士”、“天外来客”，脸上画得乱七八糟，在台上开开心心地胡思乱想。

第三个女孩子本就没有人娇惯，加上张兆和总不配合姐妹们的演出，大家就不同她玩了。在张兆和的记忆中，没人陪伴的她总是一个人闷皮：她常常在楼梯的栏杆间侧身钻来钻去。有一次，被家里的一名女佣看到，声张起来，另一个保姆不相信，两人就打起赌来，赌一吊钱毛豆，要兆和表演。她在楼梯栏杆间穿来穿去，表演了好几次，大家称赞不已。毛豆煮熟了，她理所当然是上宾。

一个人玩得无聊了，她就跟小狗阿福玩。那是她的保姆从外面捡回来的小狗。长大后的阿福，除了两只下垂的大耳朵是黑色的，一身都是黄色，卷卷的尾巴毛茸茸的。每当张兆和拍拍它的脑袋，它就摇摇尾巴，又雄壮，又亲人。可是，有一次她从前厅往后院跑时，正撞上阿福不明原因地发疯似的从内院往外跑，她躲闪不及，被撞倒在地。虽然跌得很重，她却不敢吱声，揉揉痛处，悄悄走开了，因为她怕保姆骂阿福。她爱阿福。

不只是小动物，就是被姐姐欺负了，兆和也不吱声，因为她喜欢姐姐，不想姐姐为她受罚。允和曾经回忆说：“小时候，有一次几姊妹分苹果吃，我吃得最快，三两下吃完，看看三妹，她正小心捧着苹果，一小口一小口仔细品尝。我一把抢过她的苹果，她刚喊了声‘二姐抢——’，我一巴掌打过去，‘嚷什么嚷！’她马上不做声了，嘴一瘪一瘪地要哭。那时候我怎么那么不讲理呀！”

张家有女初长成3

忠厚怕羞的三小姐有时也偷偷搞点恶作剧。有一次，母亲忽然想起要在女佣中推行认字运动。张兆和的保姆朱干干很聪明，也好学，每晚在一盏煤油灯光下十分有兴致地看《三国演义》之类的书，遇到不认得的字，就把兆和踢醒问她。那些古人的名姓都是平时不常见到的，张兆和也不认识，就胡诌乱说，朱干干也信以为真。朱干干认为，小姐们既进了书房，一定认识，经常向允和兆和问字。朱干干不晓得老实的三小姐也会胡诌，为了酬谢她，特地请大师傅做了一大盘醋熘黄鱼！兆和同二姐允和一起美美地饱餐一顿，早忘了周瑜黄盖，只记得醋熘黄鱼。

11岁时，张兆和就随着大姐二姐插班进了苏州女子职业中学。她把调皮的习惯也带进了学校，有时半夜三更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有时自言自语说“蚂蚁是有鼻子的，不然怎么偷吃我的糖”。同宿舍的同学笑成一团睡不成觉，她却什么事也没有呼呼大睡了。

平时放了学，书包一放，也不管有没有家庭作业，她就跟着二姐四处淘气去了。当时学校里有练功的平台和天桥，因为年代久了，摇摇晃晃的，谁也不敢上去。平时怕羞的张兆和却敢。她还在平台上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卖布！卖布！我有中国布。卖布！卖布！没有外国货……”那个天桥越摇越厉害，她心中早已经生出怯意。可是同学们还在下面叫好呀，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唱。唱到后来，倒也真就不怕了。也许是疯玩过了头，乐极生悲，一学期下来，除了大姐，她同二姐都蹲了班，哭着转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课了。但是，张家小姐毕竟天资聪慧，功底扎实，张兆和后来还是考上了上海的中国公学。

进了大学的张兆和终于收敛了顽皮，开始正经用功读书。她安安心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张兆和人长得黑，样子也憨憨的，没有一点闺秀气，小时候总是把眼睛睁得很大，装作男子的神气。虽没有临水照花的娇弱，却自有一股英姿飒爽的魅力。现在还可以看到一张她参加学校运动会拍的照片：健美的曲线，脉脉的黑眸，新潮的运动服，综合了温婉与阳光两种气质，无怪乎当年她被封为中国公学的“校花”，成为最受瞩目的少女。

时光之流冲刷着记忆，带走了所有的浮华和喧嚣。如今，九如巷三号张府的黑漆大门不见了，只留下五弟张寰和守着那个儒雅高贵的家。叩开一扇白铁皮门，眼前豁然打开一片绿色：园子里植满了花树，绿荫下的曲径通向主人的房间，檐下是高高卷起的竹帘。简单、朴素的细节含蓄地述说着曾经的显赫。

1939年4月21日，张家的明珠——大姐元和出嫁。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的元和，长相典雅秀美，衣着高贵得体，被封为“大夏皇后”。眼高于顶的皇后遇上了风华绝代的倜傥人物，下嫁于昆曲界传字辈著名小生顾传玠。当年，老先生倪子乔看了他们的结婚照后，连声赞叹：“真是天生一对璧人！”

1933年4月30日，张家的精灵——二姐允和出嫁。夫婿是出身常熟名门的周有光，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精通中外历史、文字学、语言学。二人相恋八年结缘，携手留学美国归来后，允和一心在家相夫教子，支持丈夫成为一代大学问家。及至耄耋之年，两人每天每次喝牛奶、咖啡时还要举杯互敬，既亲热又讲礼仪。

1933年9月9日，张家的三三——张兆和出嫁。嫁给了不世出的小说家沈从文，从此在他的身后低吟浅唱，缄默地度过风雨如晦与太平盛世。

1948年11月19日，张家的最后一朵仙葩——四妹张充和出嫁。她嫁给了美籍德国人傅汉思。长年在耶鲁、哈佛等大学教授昆曲和书法的张充和2004年回国，先后在北京、苏州举办书画展。在苏州时，90岁高龄的她身穿红底印花旗袍，黑色短披风，架一副金边眼镜，在书画展览会上清唱了一回《惊梦》、《琴挑》。新闻报道说，那是一个世纪的优雅，是不会再有的闺秀。

光阴流转，十姐弟都还在家里，他们打打闹闹，唱昆曲，办杂志，其中脸儿黑黑的三姐看起来很怕羞，可一不小心淘气起来也不输给胆大的二姐。在那大花园里，她风平浪静地成长着，走向18岁。

那一年，她的故事才真正开始。

从此，风起云涌。

日夜相思凤求凰1

1923年，在北京零下二十八度的严寒里，沈从文硬是靠着一件破夹衫挨过了冬天。

1924年，他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三毛七分钱。

1925年，他才华初露，在报刊上发表了作品六十余篇。10月，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后，将他与胡适、闻一多、陈源、郁达夫等人一起列为约稿作者。

1927年，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标志着他从一个湘西“乡下人”走进了他为之奋斗多年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1928年2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南移的文化中心——上海。经徐志摩介绍，他认识了胡适，并进入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教书。在那里，他有了人生最大的收获——与张兆和相识。

自19岁那年被喜欢的女孩子骗去一大笔钱之后，沈从文似乎就明白了“美丽总是愁人的”。他把仿《疑雨集》写艳体诗的热情抛诸脑后，“再不觉得女人有甚么意思”，对爱情的渴望也变淡了。此后的七年，当司书时期望的就是上司认识自己的长处，能够培养自己；当作家时就忙于在饥寒交迫中生存下来，把一脑子的幻想变成第一流的小说。和混沌的湘西、混沌的中国一样，沈从文也在寻找出路，为生存而挣扎着。生计飘零，又哪有心思去留意一两位可心的女子？

但是，沈从文心中始终有那么一个模糊的影子，他清楚自己需要一位怎样的伴侣。“我所需要于人，是不加修饰的热情，是比普遍人一般更贴紧一点的友谊，要温柔，要体谅。我愿意我的友人的脸相佳美，但愿她灵魂更美，远远超过她的外表。”

直到1928年，他的文学事业已经小成了。按照常理，一位事业有成的男子总应该有一位端庄娴淑的太太吧？七年前，沈从文相信上天会给他安排一份不庸常的爱情，所以拒绝了四个体面姑娘的求亲。七年后，这不庸常的幻影渐渐清晰起来……

这一年，由于徐志摩的力荐，他得以进入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教授“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当时，位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一个没有极具说服力的学历和资历的青年，仅仅凭着两三年内鹊起的名声就被任命为大学教师，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除了因为沈从文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奇才，也因为胡适的慧眼识人与任人唯贤。

沈从文自己知道，这难得的机遇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不出所料，生性内向的他在第一堂课上冷了场，约有十分钟不开口，师生相互在沉默中受窘。在陌生人面前宣讲学问毕竟不同于躲在书斋里写文章，从未受过正规现代教育的沈从文紧张得忘词在所难免，只是他想不到，这人生中第一尴尬的时刻也是与心上人初遇的时刻。

那时张兆和刚刚从中国公学预科升入英文系一年级，因为仰慕沈从文的名气来中文系旁听。良好的家世和教育培养了她平和端庄的气质，再加上面目秀丽、体态健美，且聪明用功，因此，虽然刚入学不久，她却已经是公认的校花。

这样的女子自然爱慕者众多，其中不乏相当优秀或有名的人，但张兆和一直不为所动。虽然接近她的同学都说她“美”，她却觉得有点惊奇，不大相信。心想：什么美？少见多怪罢了，高贵端庄的大姐才算美。于是，张兆和谨慎又小心地回避同那些阿谀她的男子接近，只是把他们写的信保存起来，后来，收到的情书多了，她也不感到惊奇，一视同仁置之不理。在她看来，对付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沉默是较好的方法。

1930年2月的一天，她又收到一封信，虽然薄薄的，但第一句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她一看署名，大吃一惊——居然是老师沈从文写的！接着她又收到了第二封、第三封……，每封信都写得又多又长。

原来沈从文在课堂上对张兆和一见钟情，觉得她温柔甜蜜，聪明朴素。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坠入情网，常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有一年生日时，沈从文独自漫步在黄浦江边，突然想到：“如果投江的话应该为了什么理由呢？”他的答案是：爱情。可是当时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使他投江的女人，直到他在自己的课堂上认识了张兆和。

他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漫步校园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就走到张兆和的宿舍楼下，想当面跟她倾诉些什么。可是，当真站在她面前了，沈从文却傻愣愣地说不出什么话来。紧张半天，最后问出口的也不过是功课跟得上吗、读些什么书呀之类的。

见过几次以后，沈从文摸清了张兆和喜欢的话题，便一味地顺着她说。张兆和请他坐，他也不肯，只是直板板地站着。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也隐约察觉到几分蹊跷，有点不安起来。果真，不久之后，她便收到了那封“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的情书。

日夜相思凤求凰2

原来无奈之下，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还是拿起了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只是不想，这一写就写了一辈子。此后几十年中，只要两人分处两地，不论距离远近，即使是同在一个城市，只要不得天天见面，他们就通信，基本上两三天就一封，上一封还没寄到，下一封又已经把几张纸写得满满当当。从情书到家书，信让两人从未分离！

但是沈从文最初的信却同样是有去无回。想想那窘迫的第一堂课，他肯定给张兆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好印象还是坏印象可就难说了。而且两人的成长环境有着天壤之别，平日往来交游的圈子也不同，更别说这中间还碍着“师生”的身份。左看右看，沈从文与张兆和似乎没有缘分。

沈从文每天都写情书，而且一天之内数封，却没收到过一封回信。这种一头热的情形持续了半年。

起初，沈从文只是感到负气，因为本想着自己不会为南方的姑娘难过，但是居然就碰上了那么一位能伤他心的女子。他觉得受了羞辱，自尊心毁了，课也不愿意上，只想关起房门伤心。他觉得这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惰性，是一种失败。为此也计划过勇敢地逃遁，但是却发现根本无力振作，因为实在是割舍不下。知道命定的姻缘到了，他就下决心认命了，一面写信，一面暗暗祈祷将来某一天自己的感情能够被接纳。他痛恨自己，不惜残酷地刻薄自己；等到了张兆和面前，却又无话可说，只想着在各种事上发现原谅她的理由。

1930年4月26日，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沈从文连续流了两次鼻血，身体状况很糟，不过心中更惨。住在很小的房间里，往外望去是红铅皮屋背，房中全是纷乱的字纸。他躺在床上，静静地想起熟人，想起一些特别对他好过的人，又想到他可怜的单恋，心绪纠结成一团，想打碎所有的东西，同现在的生活离得很远很远，重新做人。为了爱情，他把一切做人的常态秩序全毁了，只想着给她幸福。可是就眼下情况看来，除了奇怪惊讶，他什么也没能给她。他深以为傲的文笔到了她面前就失去效力了，他窘倒了。

及至暑假时，他开始绝望了，决定在新学年离开中国公学，离开那伤心之地。

沈从文到胡适家中去，说自己打算辞职。胡适问他理由，他只说要刻苦自己，不肯说出实情。但是禁不住胡适追问，到底是把在张兆和那儿受挫折的事情说出来了。胡适知道以后，要沈从文不必离开，好好地留在中国公学，因为他以为张兆和不肯答应是受了家庭阻力。而这方面他可以帮忙，做一切可做的事。于是沈从文希望弄清楚佳人心意后再离开。

6月30日，沈从文找到张兆和的好友王华莲，告诉她打算离开，希望她能转告已经回到苏州过暑假的张兆和，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7月3日晚上，沈从文就托茶房给王华莲送去一封信，邀她过去谈谈，说明有事问她。当时时间已经比较晚了，不方便外出，心中明白他要谈什么的王华莲也怕仓促之间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再去。谁知第二天一早又下了大雨，下午才见晴。她走出去时遥遥地就看见沈从文已经站在了校门口。可是她被地上积的雨水隔住了过不去，只好等到傍晚五点半时分才再去一趟。

终于见到王华莲的沈从文说：“我想问你些事情，可是说不出口。所以把要问的写在纸上了，你看看吧。”说着便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在过去，B.C.（张兆和代号——编者注）同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

问你这事的理由是我爱她，并且因为这事，我要离开此地了。

……

因为我非常信托你，我想从你方面明白一点关于她的事情。我打量这事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不能尽其他人明白。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再走。我并不迫她要她爱我，但我想她处置这事稍好一点，是告我一点她的意见。

……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若苦得有成绩，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

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了，省得把纠葛永远不清。不过这近于小孩子的想象，现在是不会再去做的。现在我要等候两年，尽我的人事。我因为明白你是最可信托的朋友，所以这件事即或先不知道，这时来知道也非常好。我已告诉B.C.，因为恐怕使她难过，不写信给她了。可是若果她能有机会把她意思弄明白一点，不要我爱她，就告诉我，要我爱她，也告诉我，使我好决定“在此”或“他去”。我想这事是应当如此处置好一点的。

日夜相思凤求凰3

见王华莲看过了，自己的心事也都明朗了，沈从文就索性谈开了：

“我很信托你，我知道你是忠于朋友的，愿帮忙的，忠实待朋友。所以才把不肯告诉人的话来告诉你，向你说，同你商议。”

王华莲很同情沈从文，便长叹一声。沈从文神色焦急地问：

“你晓不晓得这事？”

王华莲点点头。

他又问：“是不是她告诉你的？她说了什么？”

“不是，是我在她房里时刚刚遇着茶房送信去，我看见的。”

“是不是末了一信？”

“我不晓得。有一晚上，我在她房里，茶房说沈先生给张小姐的信，我才知道。”

“你看了没有？”

“我要看，所以她看完了就递给我。”

“她看了说什么？你们对于这事谈了些什么？”

“当时时间很迟，已快熄灯了，来不及多谈。不过，我们遇着这种事，总要说几句事不干己的话，也就算了。因为遇见这类事件很多，照例地不去介意，所以也就没有多谈。”

“以后她有没有说什么？”

“今年我们不同宿舍，课也不同上，她房里的人和我房里的人都不容得我们密谈，所以这半年来我们没有深谈的机会，大家碰头时只有普通的谈笑罢了。”

“她一下都没有谈到关于我的事或信件吗？”

“因为这种事对于兆和尤其多，多了也就不感到如何出奇，所以照例容易忘记。”

“在以前她同你谈过……她谈过我么？对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她对我谈过些什么？”

“在以前是师生关系，我们都随便地乱说，都说沈先生是值得称赞的先生，自从您写了信，也许她怕我们调笑，也许是没有谈到沈先生的机会，所以不大谈。近来她什么也不多谈。”

“她到底对我有没有爱？她将来会需要我的爱不会？假使她现在不需要，而将来需要，我可等她，等她五年。”

“这个我不晓得，不过就我晓得的，你若认真地问她，她会用小孩子的理智来回答你，‘我不要’，因为问急了，她一时答不出来，也许就给你一个‘要’或‘不要’。讲到将来，将来总有些渺茫，也许是现在恨，而将来变为爱，也许是现在爱，而将来变为恨，那都是不可捉摸的，怎么能凭准呢？”

“她既不爱我，为什么又不把我的信还我呢？我已经说明了，要解决这个纠纷，最好的办法是把我的信还我。”

王华莲一时也不好再替张兆和答复什么。可谁知，还未及她想好适当的说辞，沈从文竟大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情绪才平复下来。

他缓缓地说：“她总是沉默。这使我一直地纠缠下去，彼此都不便，也许是不好的事。”

一边是老师，一边是闺中密友，王华莲在中间左右为难。眼前的沈从文情绪也大起大落，她心中升起了一丝害怕，担心恼羞成怒的沈从文做出什么不利于张兆和的事情，只好安慰他说：

“以以往为例，像这样的信，有时竟一连来几十封，她都置之不理，终于不了了之了。所以我想这次大概她也以为沉默是较好的办法。”

沈从文听了又哭起来，说：

“但是我明明说把信还我或者是比沉默较好的方法，她都不做。我打算远走，胡先生硬要留我在此，叫我努力，把身体弄好，说到这里真叫我伤心。这半年来为了她，我一点事也不能做。胡先生叫我尽人事，他要帮我的忙促成这样的事。我请他暂等一下，他叫我等到她毕了业再说，留在这里使她多了解我一点。所以我要从你这里得知她确实的态度，因为她最信任你了，当然什么话都要同你谈的。”

“也不见得，兆和是理智胜过感情的人，她从不为朋友一言所动，也不为朋友而牺牲己见。关于深切的事，她也不肯多谈，所以我不知道她到底如何打算。不过我要问一句，沈先生现在需要的乃是她的一句话，还是什么？要是一句话，这句话的回答很容易，我以为。回答满意的当然没有话说了，一切也成功了。万一她竟说不出满意的回答，那时对沈先生有无妨碍？我很知道她的个性很强，她在你极高兴时极以为得计时，给你一个‘我不’！她完全孩气未脱，若是有一事逼得她稍过一点，她明明想干也要说不干了。她的回答是无足轻重的。”

“我也晓得她现在感觉不到生活的痛苦，也许将来她会要我，我愿等她，等她老了，到30岁。”

“光阴有限，等到那时大家都老了。”

意识到从王华莲那儿问不出结果来，沈从文只得无奈地感慨：

“她如果把信还我，我现在的生活一定不是这样子，一定有个改变，也许更努力做人，也许堕落，就人情所能做到的多是属于自堕一方面，因为没有心情来做人了。讲到这里，我愿大家都沉默过下去，也许好一点。但是像这样的沉默使我心悬空难过，倒不如告诉了我，使我掉下来，跌碎了也好。假如她说爱我，我能为她而努力做更伟大一些的事。”

?　从沈从文处出来，王华莲立刻给在苏州的张兆和去了信，说这时候沈从文的想法就是得到张兆和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她拒绝的话就把信退回去。

这下张兆和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整日考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亲朋长辈来家中做客，大家都聚在一起热闹，她却时不时地出神发呆，满心满眼地琢磨着该拿那位沈先生如何是好。她明白，自己不是爱不爱那一个人，而是尚不懂得什么是爱。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三小姐本就是多情之人。她在日记中抒发着自己的苦恼：

这十年中，母亲的死，中学良师的离开，都曾使我落下大滴的眼泪过，强烈的欺凌，贫富阶级的不平，也曾使我胸中燃烧着愤怒的斗争之火，透出同情反抗的叹息过；在月夜，星晨，风朝，雨夕中，我也会随着境地的不同，心中感到悲凉，凄怆，烦恼……各种不同的情绪。但那也不过是感到罢了，却不曾因此做出一首动人的诗来，或暗示我做出一桩惊人的事来。可是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徊悱恻赞美着的爱！以我的一双肉眼，我在我环境中翻看着，偶然在父母，姊妹，朋友间，我感到了刹那间类似所谓爱的存在，但那只是刹那的，有如电光之一闪，爱的一现之后，又是雨暴风狂雷鸣霾布的愁惨可怖的世界了。

这时的张兆和根本就怀疑“爱”字的存在。如果不是入大学后的男女同学的经验，她简直不知道除了亲情、友情那些她怀疑的爱以外，还有一种她意想不到的爱。因此，当这种爱猛烈地向她袭来时，她慌了，不知所措，唯有沉默。

离歌自古最销魂1

爱情呢，

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

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

——沈从文

爱得急切的沈从文却再也受不住那沉默的煎熬。见张兆和还是下不定决心，苦恼万分的他于7月6日又写了一封“没头没脑”的信寄到苏州。这下张兆和再也坐不住了，她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解决这段感情。到了上海后，张兆和想，既然胡校长已经知道此事，那么可以请胡先生将沈从文的信转退回去。

8日，张兆和先见到了王华莲，听她细说了当天与沈从文见面的情况。王华莲提到，沈先生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路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沈从文含含糊糊地没说清楚那条分支，王华莲却担心他会恼羞成怒，毁坏张兆和的名誉，使她永远得不到一个爱人。

闺中密友在一旁担心，张兆和心里想的却是：“如果真是如此，这证明他爱我非假，为偿还这不顾一切的爱，我虽永远不会爱他，虽也意想着这未曾经验的落寞的难堪，我也愿那么着。”一片怜惜之情暗暗生出来。

下午，张兆和来到胡家，当时胡家有客，她只得先行离开。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一下子全跑光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张兆和只得在胡家附近转来转去，一边彷徨一边鼓励自己。傍晚时分，她再次来到胡家，胡适已经在等她了。

胡适考虑到她的矜持，不好开门见山，所以开始还假装以为她是问暑期学校的事来，并且问起同在中国公学就读的张家二姐允和。

见她不再拘谨，胡适便说：“密斯张有什么话同我商量，请尽管说罢。”

张兆和拿出厚厚一沓沈从文写给她的信，带几分羞涩地坦承道：“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先生也告诉过您，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

胡适听了，忙夸：“沈从文是天才啊，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看看娴静典雅的张兆和，爱才心切的胡适直接说：“我劝你嫁给他。”

张兆和大吃一惊，心想这谈话的走向与自己的设想背道而驰呀。无奈之下，她只好告诉胡适：“我想这怕是不成的。”

胡适还以为是她遇到家庭阻力，便安慰她说：“你如果是怕你父亲反对，那我可以出面。你不要担心。沈从文是有名气的，相信你父亲一定会欣赏他。”

张兆和见胡适并不明白她的意思，只好又急又恼地坦白说：“不是家庭问题，而是我对沈先生没有爱慕的感情。”

胡适一听，沉默了一阵后，问道：“那密斯张能不能跟沈从文做朋友呢？”

张兆和想想说：“做朋友本来没什么关系，但是沈先生非其他人可比，有名气又是老师，做朋友会一直误会下去。”

谈到这儿，胡适为沈从文叹了口气，说：“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张兆和心中暗自嘀咕：“帮助天才，也不能以虚情假意的婚姻去帮助啊。感情之事万万不能自欺欺人。”

又听到胡适说：“沈从文他崇拜密斯张倒真是崇拜到极点。”

“唉，他真是崇拜密斯张到极点，到极点……”

见张兆和态度坚决，知道难再有转寰余地，胡适也沉默了，像是在为她想办法。后来又劝她：“你最好给沈从文写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得写得婉转些，不要太伤了他的感情。”

想想校长说得有道理，张兆和便答应了，并且提出请胡适帮忙把信还给沈从文。

胡适却说：“你可以对他说信是留着的了，你就明白地说，做一个纪念，一个经验。”接着他又说：“我也要写封信去劝劝他，让他早些放弃。”

言尽于此，张兆和虽然还是不放心，但也不好多谈，只得告辞。送她出门时，胡适又天外飞来一句，对张兆和笑道：“你们为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

离歌自古最销魂2

后来，张兆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已和一位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当她以忐忑的心情走进胡家时，肯定没有想到学术界的领袖胡适却有这么可爱的一面。胡适曾自诩善为人作伐，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事得谐便是他津津乐道的一例。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小儿子虎雏对胡适的观感倒与妈妈差不多。解放后的一天，沈从文对虎雏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伟人。他先让儿子读了一首诗。虎雏接过一本翻开的洋装厚书，读到那首“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他觉得这种诗像小孩子写的。他问爸爸：“胡适之写这个，就算伟人啦？”沈从文告诉他：“当然不止这些。不过那时候能写这种小孩子的东西已经很了不得。没人提倡这些，你就读不到那么多新书，我也不会写小说。”于是，虎雏也带着对伟人的崇敬之情到了胡家。可是见过胡适后，他就发现“胡适之没我想的那么可怕，敢情伟人也是人”，因为他笑眯眯地摸着他的脑门说：“刚刚做的媒……小的都这么大了……”

听从了胡适的建议，第二天回到苏州的张兆和第一次给沈从文写了信，表明自己拒绝他的态度。信发出去以后，她在日记中记下：“心不定。”

同时，胡适也遵照自己的允诺给沈从文写了信劝他放弃。他在信中说：“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接着他又开导沈从文：“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明确知道张兆和的态度以后，9日与12日沈从文接连写了两封表示会放弃的信。他决定再也不会做出让张兆和为难的事了，想着她去见胡适时一定有小小的不快，他想到这些心里就不安。为了不再让她难过，为了让她能安心完成学业，他尊重她的“顽固”，但是自己爱她的顽固却也不会因为张兆和的偏见而动摇。他准备带着那颗不被接受的心远走他方：

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1930年7月9日于吴淞致张兆和）

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来源，我所谓“顽固”，也就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的粘恋。一个病人在窗边见到日光与虹，想保留它而不可能，却在窗上刻画一些记号，这愚笨而又可怜的行为，若能体会得出，则一个在你面前的人，写不出一封措辞恰当的信，也是自然的道理。我留到这里，在我眼中如虹如日的你，使我无从禁止自己倾心是当然的。我害怕我的不能节制的唠叨，以及别人的蜚语，会损害你的心境和平，所以我的离开这里，也仍然是我爱你，极力求这爱成为善意的设计。若果你觉得我这话是真实，我离开这里虽是痛苦，也学到要去快乐了。

你不要向我抱歉，也不必有所负疚，因为若果你觉得这是要你道歉的事，我爱你而你不爱我，影响到一切，那恐怕在你死去或我死去以前，你这道歉的一笔债是永远记在账上的。在人事上别的可以博爱，而爱情上自私或许可以存在。不要说现在不懂爱你才不爱我，也不要我爱，就是懂了爱的将来，你也还应当去爱你那所需要的或竟至伸手而得不到的人，才算是你尽了做人的权利。我现在是打算到你将来也不会要我爱的，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你的倾心，所以我还是因这点点片面的倾心，去活着下来，且为着记到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至于你，我希望你不为这些空事扰乱自己读书的向上计划，我愿意你好好的读书，……被人爱实在是麻烦，有时我也感觉到，因为那随了爱而来的真是一串吓人头昏的字眼同事情，可是若果被爱的理由，不仅是一点青春动人的丰姿，却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与完美，依我打算，却不会因怕被更多人的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个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我愿意你存一点不大安分的妄想去读书，使这时看不起你的人也爱敬你，若果要我做先生，我是只能说这个话的。我是明知道把一切使人敬重的机会完全失去以后，譬如爱你，到明知道你嫁给别人以后，还将为一点无所依据的妄想，按到我自己所能尽的力量到社会里去爬，想爬得比一切人都高的。解释人生，这点比较恰当。（1930年7月12日左右于吴淞致张兆和）

离歌自古最销魂3

离开此处，又该逃往何处疗伤呢？

这时沈从文把自己的单恋苦恼告诉了三个人，即王华莲、胡适与徐志摩。王华莲叫他安心教书，胡适用科学的言语叫他等待，而徐志摩只劝他：“这件事不能得到结果，你只看你自己，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思前想后，他听了徐志摩的意见，想寻一个机会逃开，出国无谋生本领，就到军队中去胡混数年。

这时，胡适与徐志摩再一次伸出了援手。他们同时致信当时的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推荐沈从文前去任教。因为此前在北京为《现代评论》工作时，沈从文本就与陈源相熟，所以陈源应允帮忙。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聘请沈从文的事他早已跟院中提过几次，但是院中其他人总以为沈从文是一个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难以胜任教学工作。但是他力排众议，极希望能聘沈从文，因为当时武汉大学教中国文学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新式大学中正需要能够讲授白话文的人才。于是1930年9月，感情受挫的沈从文离开了有张兆和的上海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任教。

清茶一杯，自斟自酌，生活的清苦算不得什么，最怕感情的大起大落后，独自一个人承受寂寞。离开无济于事，变化的只是相思的地点，地理距离的拉长也是痛苦的延长。沈从文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还对好友王际真提起：“三年来因为一个女子，把我变到懒惰不可救药，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想做。人家要我等十年再回一句话，我就预备等十年。有什么办法，一个乡下人看这样事永远是看不清楚的！或者是我的错了，或者是她的错了，支持这日子明是一种可笑的错误，但乡下人气分的我，明知是错误，也仍然把日子打发走了。”

现在看来，沈从文追求爱情的这种精神是一份带着湘西人的傻气和执拗的。勇于表白、百折不挠才是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在小说《龙朱》中，沈从文真实生动地描写了湘西青年求偶的情形：

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庆大年时，端午时，八月中秋时，以及跳年刺牛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人们各穿了峒锦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时，在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唱着歌，把男女吸到一块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

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是健壮乐观，是忧郁，是怒，是恼，是眼泪，总之还是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决不是好人！

在摩登的城市里，只有楼房没有青山，自然不能靠对歌赢得佳人欢心。所以沈从文坚持用情书抒发爱意，不管有没有结果，只凭着乡下人的那股韧劲儿摸黑走下去。因为有许多话藏在心底，专等一个人，等她一世都没有踪迹，宁可不做声。

今生今世，非你不可！

曲中自有牵情处1

从文是这样一个有热血心肠的人，他呈了全副的心去爱一个女子，这女子知道他是好人，知道他爱的热诚，知道他在失恋后将会怎样的苦闷，知道……她实在是比什么人都知道得清楚。

——张兆和

预备等十年的沈从文不知道，爱情的发酵用不了十年那么久。当时张兆和对沈从文的示爱置之不理，与其说是不喜欢他，不如说是年少尚不识爱情滋味。

1930年7月3日，沈从文与她的好友王华莲谈到张兆和到底对他有没有爱，王华莲就说，她完全孩子气未脱，若是有一事逼得她稍过一点，她明明要干也要说不干了。因此，沈从文若认真地问她，她会用小孩子的理智来回答。

胡适也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张兆和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当时张兆和才20岁，而且一直生活在深宅大院中，上学又一路同二姐在一起，虽说收了无数的情信，但却情窦未开。一下子遇上那么热情的沈从文，她只得按照以往的方法来应对，以为长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没下去。待她发现事实出乎她的意料时，一片芳心就乱了，在一个月光泻满一室的静夜，她开始思考那“爱与被爱”的命题：

同允姐辩论了一整晚，为的是几年前我无意中的一句话：“人与人间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而外，还有些什么？”允以为人间关系不止利用一种，还有一种感情的爱；而我坚持人除了利用而外，绝无其他关系，甚而至于爱；不过我说的利用只不过是关系，不一定是动机，有时或者动机不在利用人，而关系却自然而然成为利用了。如孝，如恋爱……（1930年7月12日日记）

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1930年7月14日日记）

胡先生说恋爱是人生中的一件事，说恋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妄人之言；我却以为恋爱虽非人生唯一的事，却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一件事，他能影响到人生其他的事，甚而至于整个人生，所以便有人说这是人生唯一的事。

这回，我在这件恋爱事件上窥得到一点我以前所未知道的人生。（1930年7月18日日记）

沈从文的付出虽然还没有得到回应，但是已经影响到了张兆和的心绪。等到沈从文表明自己会放弃，在那密集的追求中，张兆和第一次有了心理空间来整理自己对这位沈先生的情感。一经回味，对爱情的体认加深了之后，再看沈从文的追求，她的态度就不是冷漠与反感了，开始变成无奈，变成理解，变成同情。

特别是7月14日收到沈从文的六纸长函，以温和的口气向她道别，张兆和的心被深深打动了，她在日记上记下了自己波动的心绪：

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我想我这样写一封信给他，至少能叫他负伤的心，早一些痊愈起来。

……

究竟在这些事上，我仍然是一个小孩，懂得不多，一有点为难便令我束手。（1930年7月14日日记）

我总不能忘怀那件事，他爱我爱得太深切了。

曲中自有牵情处2

……

他说王把我的信送给他看时，他不免伤感的哭了半天，至后王走了，他就悔恨将来若果她同我谈到此事时，她一定要偏袒他一点，将使我不安。他说：

其实，那是一时的事，我今天就好了，我不在那打击上玩味。

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

从文是这样一个有热血心肠的人，他呈了全副的心去爱一个女子，这女子知道他是好人，知道他爱的热诚，知道他在失恋后将会怎样的苦闷，知道……她实在是比什么人都知道得清楚，但是她不爱他，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实在她心目中也并没有个理想的人物。（1930年7月15日日记）

往日令她烦恼不已的情话如今常常低回在记忆中，在她深思的心上踏出甜蜜的悸动。在江南的秋夜里，那些告别之语听来更是清澈、脆薄。其实一旦少女春心萌动，想着寻觅爱人了，首先入眼的必定是沈从文，其他追求者一点不构成威胁，因为纵使优秀有名，又有几人的才情比得上他呢？热情激荡兼带缠绵伤感，风丽明媚却又不会轻佻寡情的文字才配得起雅致娴静却又大方阳光，生机勃勃却又不会张扬造作的闺秀。

也许是在那次课堂上留的第一印象不佳，影响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观感。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她就会发现不长于讲课的沈先生文笔却有无法抗拒的魅力。《废邮存底（一）》是当年唯一公开发表的沈从文情书，有“真正的情书”之美誉。当时文坛上有公开名人情书的风气，像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是一时的热门话题。《废邮存底（一）》发表于1931年6月30日的《文艺月刊》上，张兆和有了肯定态度的回应大约是在1931年底，因此这封情书仍然是沈从文单方面地抒发爱意，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两人的感情已比最初有了很大的进展，一些家常话透出了两人的熟稔：

你们一定很快要放假了。我要玖①到××来看看你，我说，“玖，你去为我看看××②，等于我自己见到了她。去时高兴一点，因为哥哥是以见到××为幸福的。”不知道玖来过没有？

……

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

……

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味的事吗？

……

为月亮写诗的人，他从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里，已就得到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了。他是在感谢情形中而说话的，他感谢他能在某一时刻望到蓝天满月的一轮。××，我看你同月亮一样。……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这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

望着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不只是文笔，沈从文也善于谈天。他唯一不擅长的就是讲课，但是造化弄人，偏叫他们初次相遇在课堂上。

曲中自有牵情处3

沈从文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等等，但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身边的人物。那些内容经他随意一说，立刻就活泼生动起来。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上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里面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这位逻辑学家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却养了一只大斗鸡做伴。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他一起吃饭。战争年代这只鸡寄养在沈从文家里，空袭来了，人人都往外面的防空洞跑，独金岳霖往沈家跑，赶着去抱他的大斗鸡！

沈从文谈到的这些人都有共同点。一是对工作、对学问痴迷，二是为人天真得像孩子，热爱生活，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从文的气质，这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气息又怎能不令人喜爱呢？何况是同样向往知识，心地纯真的张兆和？

张兆和一直周密地保存着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即使是亲姐妹也不让见的。这些珍藏的书信却在日后的战火中被毁，只剩下断简残篇，曾经的无边惆怅和瞬间心动都随着国运沉沦了。只能从沈从文的散文中判断，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31年底。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张兆和一面在沉默里点滴体味沈从文的殷勤，一面也就渐成习惯，用着一种期待去接受他的来信。信中充满了谦卑的爱慕，混合了无望无助的忧郁。

她把每封来信从头看到末尾，随后便轻轻地叹一口气，把那些信加上一个记号收藏到一个小箱子里去了。毫无疑问，那些冗长的信是能给她一点秘密快乐的。她间或一时也想回个信，却不知应当如何措辞。生活呢，相去太远；性情呢，不易明白。说真话，印象中的他瘦小而羞怯，似乎就并不怎么出色。两者之间，好像有一种东西间隔，也许时间有这种能力，可以把那种间隔挪开，那谁知道。然而她已慢慢地从他那长信习惯于看到许多微嫌卤莽的字眼。她已不怕他。一点爱在沉默里生长了。

这时沈从文正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处相思，尤见情浓。他下课后漫步海滩时，总是下意识地寻找漂亮的贝壳，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沙土，然后放进信封，与情书一同寄给张兆和。以雅致的自然之美点缀日常生活是张兆和保持了一生的情趣。1957年夏天，她给当时在外出差的沈从文去信，嘱咐他有好看的小贝壳拣一点带回来。不要那些顶普通的，又粗糙又笨大的。好看的小石子也要，冬天压水仙花。庸常女子嘱丈夫带的是金银是服饰，张兆和要的却是好看的贝壳和石子。1931年，始终摸不到头脑、在宿舍楼下支支吾吾的沈从文终于谙熟了那惠质兰心，知道了如何传达自己的心意。

1932年6月30日，沈从文在《文艺月刊》上发表了作品《玲玲》，署名“黑君”，文后注明“改三三稿”。其实这篇文章是张兆和所写，由这件事和“三三”的称呼可以看出彼时两人已经心意相属了。一直被三小姐秘密地保护在情书里的沈先生终于要出现在张氏一族面前了。在美丽的苏州，等待他的有调皮的允和、娇贵的充和、贴心的小五和专属于他的黑凤。

梦入江南烟水路1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

1932年夏，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

那是一座典雅幽静的院落，高高的院墙挡住了天边的红日，巷子里的石板路上，一半洒满了热烈的阳光，一半却浸在昏黄中。

这天下午，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秀的年轻人敲响了大门。佣人出来，问他找谁。那人略带羞涩地说：“我姓沈，从青岛来，特意拜访三小姐。”

佣人回答道：“三小姐不在家，吃过午饭就出去了。”

那人面上一窘，满腔的期待顿时化为乌有。他失望地朝院子里望了望，想说什么却又没有勇气开口，只是站在太阳下面发愣。

正当他转身准备离开之际，张家二小姐张允和出来了。她问明缘由，顿时明白了这个陌生男子正是苦苦追求三妹的沈从文。

原来，此时的张兆和已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家中。于是，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决定亲自去张家看望她，企望能得到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一放假，他便取道上海，乘火车直奔苏州。

张允和对羞涩木讷的沈从文印象不错，于是热情地请他到家中坐坐：“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请进来，屋里坐。”

窘得不知所措的沈从文忙摇头，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

张家二小姐见此情形，只好请沈从文留下住址。

沈从文结结巴巴地说完，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不久，张兆和回到家里。允和同她说起刚才的事儿，并取笑道：“明明知道他今天来，你还假装用功去图书馆，分明是在躲他。”

张兆和脸上一红，不服气地回嘴：“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都去图书馆吗？”

张允和劝妹妹马上去见见沈从文，张兆和却摇头拒绝道：“一个青年女子到饭店去看望一个青年男子，哪里像话？我不去！”

张允和明白妹妹的心思，忍着笑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来的老师呀！”

张兆和不得不同意，问道：“我去了，怎样开口呢？”

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拗不过二姐一劝再劝，张兆和只得去了沈从文下榻的中央饭店。当时沈从文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饭，满心的失落。正在这时，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他想到自己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赶紧从床上跳起来，心也跳了起来。

打开门，只见张兆和拘谨地站在门外，红着脸，像小学生背书似地一字不改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沈从文喜出望外，赶紧跟着张兆和回到张家。等了多年，为她放弃好端端的工作，愁苦多日，这一天终于能跟心上人走在了一起。

一个写故事的人到了一个全是孩子的家里，自然是讲故事。张兆和让五个弟弟轮流陪伴沈从文，小孩子们全都听得入了迷。那天，张家五弟张寰和拿出自己每月二元的零用钱给他买了瓶汽水。对此，沈从文很感动，当下许诺要给他写些故事。后来果然写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月下小景》里的诸篇章，每篇末尾都附有“给张家小五”字样。

离开之前，沈从文拿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一大包书籍，其中有两部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以及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另外还有一对十分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

看着这份“大礼”，张兆和红着脸，半晌没说话。沈从文紧张地站在一旁，猜测着她是否喜欢。

梦入江南烟水路2

“你怎么想着买这些东西？”张兆和轻声问道。

“你喜欢文学，这些书是我途经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还有那对书夹，我想你一定会喜欢……”沈从文嗫嚅着。

“很贵吧？”

“不……不……我拜托巴金帮忙，到相熟的闸北新中国书局卖掉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版权，书局马上付了稿费……”沈从文老老实实地答道。

闻听此言，张兆和低下头，用手指细细抚摸着书皮，心中感动：“先生费心了。礼物我都喜欢……只是这些书太贵重了，我就留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笔记》这两本。”当然，一起留下的还有沈从文那份情炽多年日渐绵长的爱。

感觉到张兆和对待自己的态度已经不似以前的冰冷沉默，而是多了温柔与羞涩，沈从文知道她动心了。于是，离开苏州前，他问她：“你今后作何计划？”她告他说：“得过北平念几年书，看看那个地方大城大房子。”

看看羞怯地微笑的张兆和，沈从文没有再追问。三年都忍受了，过一年也不会飞，不会跑。已经看到曙光的“乡下人”当然不会放弃那份“顽固”。第二年的寒假，沈从文再次来到苏州。

同一年前窘迫紧张的心境不同，这一次，沈从文跟张家十姐弟熟悉起来。晚饭后，大家都围坐在炭火盆旁边听他讲故事。他穿了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不慌不忙地随编随讲。讲怎么打野猪，讲船只怎么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鸣叫声，但是张家四小姐却觉得他学狼嗥更拿手。说到兴起，他还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似地愈演兴致愈浓，怎么也不肯下台。

张家姐妹是习惯早睡的，张兆和跟弟弟们还勉强打起精神硬撑，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四妹充和却不管那许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她听有人叫：“四妹，四妹！”惊醒一看，原来是沈从文唤她起来再听故事。被搅了睡眠的充和心里老大不高兴，想着：“才第二次来的客人，就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可惜四小姐的判断下错了！

这次离开苏州时，沈从文又问张兆和：“此后有什么计划吗？”

“我已经复习了半年，准备投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她答了一句，又微笑不语了。欲笑还愁羞不语，唯有倾城娇韵。

沈从文只得无奈地暗示说：“生活是有各种各样的。除了读书，此后是不是还值得考虑一下别的可能？”

一个新问题来到了张兆和的脑子里，此后是到一个学校里去还是到一个家庭里去？看看沈从文身上穿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她突然想起了胡适曾经说过的话：“沈从文是天才，应该帮助他，让天才有发展的机会。”也许命运已经给她安排了比读书更重要的使命？

返回青岛后，沈从文就写信给张家二小姐张允和，托她征询她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并对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其实，这反倒是多虑了。因为开明的张冀牖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干涉，全无所谓“门当户对”等观念。曾经有一位邻居托了媒人找到张冀牖，向大小姐元和提亲，他哈哈一笑，只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再也没人上张家提亲。就连张家的保姆也常对外人说：“张家儿女婚事，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专爱成人之美的二小姐果然不辱使命，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她很替妹妹高兴，想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沈从文，就赶紧去发电报。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白话文，而且电报是按字数算钱，张允和就一路琢磨着什么样的电文言简意赅。最后她灵光一闪，就发个“允”字，既表明了发电人的身份，又传达了父母的意思。进了电报局，她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并且准备好给报务员作一番解释。没想到报务员匆匆一看，什么也没问，就收下了。

张允和得意洋洋地回到家，告诉三妹：“事情办妥了，我那一个‘允’字，一当两用。”张兆和却对那封“一字电”很不放心，怕沈从文看不懂。她并不做声，只是悄悄地出门，坐了人力车，曲曲折折走好长的路，又到了电报局，准备另发一封电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一看电报稿，双眉一拧，什么意思？还是带语气词的白话文。密码？不能收！报务员要求张兆和重写，可她不肯，她的答复得与沈从文的求亲相应和才行。涨红着脸，张兆和解释这是喜事电报，说了半天，报务员才勉强收下了。

不久，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到了上海，看望暂居此处的父亲张冀牖和继母韦均一。这次拜会实际就是相亲。

张冀牖与沈从文谈得十分相投，彼此心照不宣。至此，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总算可以望见了它的终点了。天长地久有时尽，而那一简一繁的两封“蜜电”却成为后人常说常乐的佳话。

双凤新声结永好1

一种温柔的幻影，则已成为实际生活。

——沈从文

农历七月末的秋天，正是古都一年中最好的一段日子。

高而碧绿的天空中响彻着训鸽的飞声。槐树的叶底漏下一丝一丝日光，蓝色的牵牛花在墙壁的半腰绽开，花底还有几根尖细且长的秋草陪衬。街上扫街人刚刚过去，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既细腻又清闲。秋蝉在低低的屋檐一角浅唱，唱一阵，一阵凉风被唤过来，云被缓缓地卷了向西边去。洁白的云朵下是壮实的枣树。屋角、墙头、灶房门口，它们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向着高空流云伸展。当枣子长得像橄榄又像鸽蛋般大小，在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时，收获的秋便到了。

1933年9月9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里，举行了一场简单却温馨的婚礼。而婚礼的主角就是当时名动天下的作家沈从文和名门闺秀张兆和。

年初，两人订了婚，随后，张兆和便随沈从文一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自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以来，两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相互恋爱的阶段。这时，“乡下人”有了进一步期待，萌生了结婚的念头。

一天晚上，沈从文和张兆和并肩坐在石阶上闲谈。明月穿过杨柳，泻下一片清辉。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织成了一个柔软的网。

回忆起往事，张兆和嘴角噙着笑：“去年这个时候，你还在苦苦写信，谁料到今天我们会在一起。”

沈从文：“因为那些信已快写完了，所以老天就放你和我来一处做事了。”说罢，两人相视一笑，

四下寂静，只有微风自身旁燕子般的掠过。沈从文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试探地问道：“倘若你不十分讨厌我，是否可以用什么方法使我那点痴处保留下来，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装饰？”

他屏住呼吸，等待着心上人的回答。

张兆和感受到沈从文热切的目光，心中顿时明白了他流露的深情，不禁羞红了双颊。为了掩饰心中的慌张，她玩笑着说：“你倘若当真把信写完了，那么就不必再写，岂不省事？”

沈从文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了一下，低下头不再说话。张兆和察觉到他的不安，于是问道：“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

沈从文注视着眼前这个女子，皎洁的月光印在她秀美的脸庞上，焕发出一种圣洁的光。他知道，在这柔弱的躯体里，有一个最纯洁、最真挚的灵魂。

他握住她的手，郑重而又坚定地说：“美是一种感觉，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感到喜悦、舒服就是美。我认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一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

无涯的大海和海边的阳光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增加了生命的热能；张兆和来到青岛减轻了沈从文的孤独与寂寞，爱情的泉流滋润着干渴与受到伤损的灵魂，沈从文正把一颗心停泊到一个幸福与宁静的港湾。

这年夏天，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辞去了校长的职务，接受了为华北中小学生编写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任务。尔后，他又邀请沈从文参加这个编撰班子。沈从文慨然应允，学期结束后，他就和张兆和、九妹一起来到北平。

刚到北平，因为经济原因，他们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按说，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一百元，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原本打算去北平后先读几年书，然后再考虑结婚的事，但看看沈从文身边实在需要人照料，也只好作罢。

在征得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张兆和就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一天，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五十块钱的薪金。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谈起这件事，还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其实，张家女儿结婚是要给陪嫁的，二姐张允和结婚时，家里就曾给了两千块钱。沈从文人却写信给张冀牗，表示结婚不要家里一分钱。张冀牗见信很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有志气的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同样是在杨振声的帮助下，沈从文在北平西城达子营购置了四间平房作为结婚新房。为安排这个家，沈从文与张兆和两人坐车从东城跑到西城，从天桥跑到前门，选择新家里一切应用的东西，从卧房床铺到厨房碗柜，一切都在笑着、吵着、商量埋怨着，把它们弄到屋里。从上海来的姐姐，从更远南方来的表亲，在学校里念书的张充和和沈岳萌，还有三五朋友，全都像是在身上钉了一根看不见的发条，忙得轮子似的团团转。

双凤新声结永好2

纱窗、红灯笼，赏下人用的红纸包封，收礼物用的洒金笺谢帖，全部齐备后，好日子终于快到了。张兆和正同姐姐用剪子铰着小小的红喜字，预备放到糕饼上去，成衣人送来了一袭新衣。

“是谁的？”

“小姐的。”

她拿起新衣跑进新房后的小套间去，对镜子试换新衣。一面换衣一面胡乱地想着：一切都是偶然的，自己一年前还老打量穿件灰色学生制服，扮个男子到北平来读书，好个浪漫的想像！谁知道今天到这里却准备扮新娘子，心甘情愿给一个男子做小主妇！

婚礼当天，新郎新娘的装束都十分朴素。沈从文穿着一件蓝毛葛夹袍，显得更加儒雅俊朗，张兆和穿着一件浅豆沙色旗袍，端庄中平添几分妩媚——那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现场的布置也远称不上豪华，但席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赶来祝贺的也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做代表。

新人嘴角一直挂着幸福的微笑，心中满是感慨。他们从1928年相识到1933年结婚，历经五年，也可谓一路坎坷，其中滋味恐怕只有个中人最有体会。

婚后，沈从文与张兆和住在两人一起布置的新居中。那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正房外带一个小厢房。屋外尚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给它取名“一枣一槐庐”。就在那一棵枣树、一棵槐树下，他写出了《边城》。这是他为了履行对妻子的承诺而写的，因为他曾经答应三三：“等着吧，我要写一部小说给你看。”只是很凑巧，一部预备给她看的小说征服了全世界。

一座小院，两棵树；一篇名作，两颗心。那段绵延五十五年的婚姻就在这片平和甜美中开始了。

现在回首那段八十年前的恋爱，仍然会有不可思议的感觉：一个是出身军人之家，从小看惯的是打打杀杀；一个出身于被称为“最后的文化贵族”的书香门第，从小学的是演昆剧、办杂志。一个13岁就离开家，在船上、在土著军队里几番死里逃生；一个长于名闻天下的苏州园子，在父母姐弟的关爱中一帆风顺。一个羞涩内向，紧张极了就会哭出来；一个热爱体育，淘气得像个男孩子。两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仔细想想，又会觉得他们是天作之合——都那么热爱写作，都那么简单、善良。

他从西边的水乡来，她从东边的水乡来。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虽然他们身边的水不是长江，可是就有不知名的缘分把他们牵到了一起——

跋山涉水，只为遇见你；

待字闺中，只为等着你！

红莲相倚浑如醉1

最初的四个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新婚生活一派平和。每天一早，沈从文就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桌上放一叠白纸，开始写作《边城》。北方明朗的阳光透过槐树的枝叶洒在桌面上，一片细碎，空气清新而沁人心脾。沈从文的心也如一泓秋水，静却不滞，缓缓道出那一段悠远的爱情故事。

那个故事浸透了5月的斜风细雨，也承载了6月夏雨欲来时的闷热与静寂。沈从文将从前自己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在追求爱情时遇到的痛苦，都宣泄在了这部作品中。张兆和噙着眼泪读他写出来的故事，因为在那个故事中也依稀照见了自己的影子。

其实，1931年至1933年正是沈从文在精神上备受打击之时。短短一年半内，他最亲密的两位朋友——胡也频与徐志摩相继遇难。挚友离世，使沈从文的感情世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心弦仿佛被飓风扯断了。幸运的是，这时张兆和走到了他的身边。因此，1933年年底，沈从文能以巅峰状态开始《边城》的写作，完全得益于美满的婚姻和妻子的悉心照料。

面对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张兆和尽力去适应。她为人亲切而有责任感，谦和而克己，一面希望在家庭中成一个模范主妇，一面也想在社会中成一个模范新女性。当然，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她在亲戚朋友中获得普遍的赞颂和同情，家里的一切也打点得井井有条。因此，沈从文对这段婚姻满意极了，不无得意地写道：

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在给大哥的信中，他也极力向亲戚们夸赞新妇：

过些日子尚可要兆和写些字来，彼写字比弟有希望，端庄秀雅，恰如其人。妈尚未见过此媳妇，若一见之，当尤欣喜也。（1933年10月2日于北平致沈云麓）

兆和人极识大体，故家中空气极好，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1933年10月4日于北平致沈云麓）

19岁时就有了一个计划，历经十多年，沈从文终于觅得佳人，与他一起实现那个计划。张兆和虽出身不凡，却不是十指葱葱不沾阳春水的娇小姐，与沈从文结婚后，她一力承担起家务，无微不至地照顾全家人的生活。智慧上的天才在生活上大抵都是笨拙的，沈从文也不例外。他经常是脸也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上全是油污墨迹，一心沉浸在自己虚构的小说世界中，琢磨着如何创作。婚前的一个晚上，大家刚刚把几件必需物品搬入新居，张充和发现有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有贼！”沈从文听了，也冲出来大叫：“大司务，有贼！”全家人应声吆喝成一片，慌了神的小偷不得不爬上树溜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攥着的一件武器竟是牙刷！

对沈从文来说，张兆和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更是事业上的得力助手。1931年至1937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沈从文出版了二十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特别是1934年后，他毫无疑问地位居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列。在第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书中，埃德加·斯诺称沈从文与巴金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那二十多本文集，有沈从文的才华，更有张兆和的功劳。沈从文的手稿字小又潦草，读起来十分费力，张兆和总是工工整整地将他选定的篇目抄录出来，抄在沈从文喜欢的绿格纸上。

在结婚的那一个月里，沈从文接过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之职，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使之成为当时北平的文坛重镇。于是，除了帮助沈从文誊写小说外，张兆和又多了一份工作，那就是帮他看稿、改稿，然后把稿件寄往天津报社发稿。《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朱自清、冰心、周作人、巴金、朱光潜、严文井等成名多时或刚崭露头角的作家都经常在上面发表作品。因此，沈家成了当时北平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巴金、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人，都是沈家小院的常客。

红莲相倚浑如醉2

与上流社会的文学沙龙不同，在“一枣一槐庐”出入最多的是那些生活困窘却笔耕不辍的年轻人。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饥寒交迫的岁月，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挣扎在生存线上的青年作者。十年前，当他去投稿时，有的编辑当面讥讽着将稿件丢进纸篓里。瑟瑟北风中，他双手发肿，边流鼻血边写作。现在，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他有能力为文学青年提供好一些的成长环境了。因为他和夫人张兆和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所以文坛后辈对他们尊敬却不畏惧，写了稿子送去，沈从文也总是微笑着鼓励说：“好嘛，好好写。”

除了送稿件，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也时常到沈家借贷。每逢这种情况，即使家中所剩不多，沈从文与张兆和也总是东挪西凑、尽力帮忙。跟姐姐一家生活在一起的张充和对此记忆尤深。她回忆到，有一次，靳以带着张充和与张宗和去看戏，约在沈家集合。正好有人前来借钱，沈从文便对他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张充和姐弟见沈二哥开口，便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给了他。后来靳以来了，沈从文还对他说：“他们是学生，应该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只是以后大家约好去看戏时，就不敢再经过沈家了，因为一不小心戏票钱就会被沈二哥借了去救急。

虽然经济上有捉襟见肘之时，虽然事业上被卷入了京派海派文学论争中，但是新婚后的几年实在是沈从文生命中最优美的乐章，因为他离开湘西时希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名誉和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他的身边。

且行且思意绵绵1

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

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

为这风，我很发愁。

——张兆和

兵荒马乱的年代，宁静安详的生活是文人的轻梦。一枣一槐挡不住欲来的山雨风波，维系婚姻的只能是两颗紧依的心。

新婚四个月后，沈从文忽闻湘西老家的母亲病危，给浪漫甜蜜的生活带来了第一缕忧伤。1934年1月7日，沈从文踏上回乡之途。面临婚后的第一次分别，夫妻俩约好“每天必写一两个信”，把路上的“一切见闻巨细不遗全记下来”。

消息沉沉，今夜相思几许。沈从文离家的第二天，张兆和的信便追了上去：

乍醒时，天才蒙蒙亮，猛然想着你，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只不放心路上不平靖，就只担心这个。因为你说的，那条道不容易走。我变得有些老太婆迂气了，自打你决定回湘后，就总是不安，这不安在你走后似更甚。……你一天不回来，我一天就不放心。一个月不回来，一个月中每朝醒来时，总免不了要心跳。还怪人担心吗，想想看，多远的路程多久的隔离啊。（1934年1月8日于北平致沈从文）

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9日，张兆和又写了两封信，思念之情缠绵：

三四个月来，我从不这个时候起来，从不不梳头、不洗脸，就拿起笔来写信的。只是一个人躺到床上，想到那为火车载着愈走愈远的一个，在暗淡的灯光下，红色毛毯中露出一个白白的脸，为了那张仿佛很近实在又极远的白脸，一时无法把捉得到，心里空虚得很！因此，每一丝声息，每一个墙外夜行人的步履声音，敲打在心上都发生了绝大的返响，又沉闷，又空洞。因此，我就起来了。我计算着，今晚到汉口，明天到长沙，自明天起，我应该加倍担着心，一直到得到你平安到家的信息为止。听你们说起这条道路之难行，不下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有时想起来，又悔不应敦促你上路了。倘若当真路途中遇到什么困难，吃多少苦，受好些罪，那罪过，二哥，全由我来承担吧。但只想想，你一到家，一家人为你兴奋着，暮年的病母能为你开怀一笑，古老城池的沉静空气也一定为你活泼起来，这么样，即或往返受二十六个日子的辛苦，也仍然是值得的。再说，再说这边的两只眼睛，一颗心，在如何一种焦急与期待中把白日同黑夜送走，忽然有一天，有那么一天，一个瘦小的身子挨进门来，那种欢喜，唉，那种欢喜，你叫我怎么说呢？总之，一切都是废话，让两边的人耐心等待着，让时间把那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带来吧。（1934年1月9日晨于北平致沈从文）

你走了两天，便像过了许多日子似的。天气不好。你走后，大风也刮起来了，像是欺负人，发了狂似的到处粗暴地吼。这时候，夜间十点钟，听着树枝干间的怪声，想到你也许正下车，也许正过江，也许正紧随着一个挑行李的脚夫，默默地走那必须走的三里路。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我告诉你我很发愁，那一点也不假，白日里，因为念着你，我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堆稿子。到晚来，刮了这鬼风，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路那么长，交通那么不便，写一个信也要十天半月才得到，写信时同收信时的情形早就不同了。比如说，你接到这信的时候，一定早到家了，也许正同哥哥弟弟在屋檐下晒太阳，也许正陪妈坐在房里，多半是陪着妈。房里有一盆红红的炭火，且照例老人家的炉火边正煨着一罐桂圆红枣，发出温甜的香味。你同妈说着白话，说东说西，有时还伸手摸摸妈衣服是不是穿得太薄。忽然，你三弟走进房来，送给你这个信。接到信，无疑地，你会快乐，但拆开信一看，愁呀冷呀的那么一大套，不是全然同你们的调子不谐和了吗？我很想写：“二哥，我快乐极了，同九丫头跳呀蹦呀的闹了半天，因为算着你今天准可到家，晚上我们各人吃了三碗饭。”使你们更快乐。但那个信留到十天以后再写吧，你接到此信时，只想到我们当你看信时也正在为你们高兴，就行了。（1934年1月9日晚于北平致沈从文）

12日中午，沈从文到达湖南桃源。傍晚时分，他给张兆和写信，嘱咐她：“三三，乖上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正像当初约定的一样，不仅仅是报平安，他还把路上的趣事记下来与三三分享：

在路上我看到个贴子很有趣：

且行且思意绵绵2

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右边，今因走失贤媳一名，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吃言，谨白。

三三：我一个字不改写下来给你瞧瞧，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1934年1月12日于桃源致张兆和）

13日，沈从文离开桃源沿水路上行。他在船上给张兆和写信，细细地描绘了一路的风景和船上的情形，从舵手到他们划船的样子。在没有照相机的条件下，沈从文就随身带了蜡笔，将沿路风景画下来。清朗疏落的线条，虽然称不上艺术，但却自有清新通俗的风姿。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背船坐在被盖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这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看看船走动时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四张，若写完四张事情还说不完，我再写。这只手既然离开了你，也只有那么来折磨它了。

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我只怕寂寞。但这也正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离来训练我，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管领我！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

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名字叫做“童松柏”，桃源县人。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是万万千千，我的船你自然会认识的。

……

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1934年1月13日于桃源致张兆和）

这一段段优美的文字，可以与文学史上最窈窕的散文相媲美；这柔情蜜意的抒情，可以与文学史上最婉约的情诗相唱和。可是这只是家书，只写给一个人看的家书。当可以打动亿万人的才华只为一个人发光，当可以愉悦亿万人的歌只在一个人的心弦上作响，这个女子便是全天下最富有、最值得骄傲的人！

第二天下午，船停泊在兴隆街。而这一天正是沈从文的生日。佳时倍惜风光别，不为登高，只觉魂销。特殊的日子让他加倍思念新婚的妻子，船停了以后他就写信给张兆和，并且在信上注明了是“三三专利读物”：

我还得告诉你，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生日可过得妙，坐在一只小船上来想念你们，你们若算着日子，也一定想得起今天是我生日！我想同你说话，却办不到，我想同大家笑笑，也办不到。……

且行且思意绵绵3

三三，你只看我信写得如何乱，你就会明白我的心如何乱了。我不想写什么，不想说什么。我手冷得很，得你用手来捏才好……这长长的日子，真不好对付！……三三，我现在方知道分离可不是年青人的好玩艺儿。当时我们弄错了，其实要来便得全来，要不来就全不来。你只瞧，如今还只是四分之一的别离，已经当不住了，还有廿天，这廿天怎么办！？（1934年1月14日致张兆和）

我先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处后，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够离开你的人了……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了。我真像从前等你回信，不得回信时的神气。我想打东西，骂粗话，让冷风吹冻自己全身。我明白我同你离开越远也反而越相近。但不成，我得同你在一处，这心才能安静，事也才能做好！我试过如何来利用这长长的日子写篇小说，思想很乱，无论如何竟写不出什么来。（1934年1月14日再致张兆和）

离了三三竟连写小说的灵感都没有了，什么也做不了，沈从文唯一能做的就是细细地回忆他跟三三的种种。结婚前他的感情是浓浓的爱，结婚后他诉说更多的是深深的感激。婚前四年之中，沈从文相思得痛苦甚至绝望，但是此后几十年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生活证明了早年的痛苦是多么值得。那四年，张兆和让沈从文受了委屈，在日记中每每流露愧疚之情；这一生，沈从文让张兆和受了委屈，在家书中和作品中总有说不尽的谢意。在15日的信中，他写到：

你一定又得为我借债，一定又得出面借债！想起这些事我很不安，我记起了你给我那两百块钱，钱被九九拿去做学费了，你却两手空空的在青岛同我蹲下去。结婚时又用了你那么多钱。我们两人本来不应当分什么了的。但想起用了那么多钱，三三到冬天来还得穿那件到人家吃茶时不敢脱下的大衣，你想，我怎么好过。三三，我这时还想起许多次得罪你的地方，我眼睛是湿的，模糊了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我的人，倘若这时节我在你身边，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想起你种种好处，我自己便软弱了。我先前不是说过吗：“你生了我的气时，我便特别知道我如何爱你。”现在你并不生我的气，现在你一定也正想着远远的一个人。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过去！

三三，我想起你中公时的一切，我记起我当年的梦，但我料不到的是三三会那么爱我！让我们两个人永远那么要好吧。我回来时，再不会使你生气面壁了。我在船上学得了反省，认清楚了自己种种的错处。只有你，方那么懂我并且原谅我。（1934年1月15日致张兆和）

16日，沈从文夜泊鸭窠围。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沈从文以“小阜平冈”四个字来形容它：“河里全是大石头，水却平平的，深不可测。石头上全是细草，绿得如翠玉，上面盖了雪。”过眼溪山都是旧时曾识，故地重游的沈从文感慨良多，所以去鸭窠围的路上不停地给张兆和写信，分享那些她出现之前他独自走过的不堪回首的日子：

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1934年1月16日十点致张兆和）

你这人好像天生就要我写信似的。见及你，在你面前时，我不知为什么就总得逗你面壁使你走开，非得写信赔礼赔罪不可。同你一离开，那就更非时时刻刻写信不可了。……三三，想起我们那么好，我真得轻轻的叹息，我幸福的很，有了你，我什么都不缺少了。（1934年1月16日11点20分致张兆和）

风大得很，我手脚皆冷透了，我的心却很暖和。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原因，心里总柔软得很。我要傍近你，方不至于难过。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搭坐一只装载军服的船只上行，对于自己的前途毫无把握，我希望的只是一个四元一月的录事职务，但别人不让我有这种机会。我想看点书，身边无一本书。想上岸，又无一个钱。到了岸必须上岸去玩时，就只好穿了别人的军服，空手上岸去，看看街上的一切，欣赏一下那些小街上的片糖，以及一个铜元一大堆的花生。灯光下坐着扯得眉毛极细的妇人。回船时，就糊糊涂涂在岸边烂泥里乱走，且沿了别人的船边“阳桥”渡过自己船上去，两脚全是泥，刚一落舱还不及脱鞋，就被船主大喊：“伙计副爷们，脱鞋呀。”到了船上后，无事可做，夜又太长，水手们爱玩牌的，皆蹲坐在舱板上小油灯下玩牌，便也镶拢去看他们。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三三，一个人一生最美丽的日子，十五岁到廿岁，便恰好全是在那么情形中过去了，你想想看，是怎么活下来的！万想不到的是，今天我又居然到了这条河里，这样小船上，来回想温习一切的过去！更想不到的是我今天却在这样小船上，想着远远的一个温和美丽的脸儿，且这个黑脸的人儿，在另一处又如何悬念着我！我的命运真太可玩味了。

……

且行且思意绵绵4

因这曲子我还记起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爱我，因为只有你使我能够快乐！（1934年1月16日晚8点50分致张兆和）

有人说，沈从文是梁实秋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就是那类从地底翻筋斗到天堂上的幸运者。当沈从文在那条小河上想起自己从地底翻上天堂的十年，其中的欣慰与艰辛又岂是“幸运”二字所能概括的？一个曾经为小镇的小女子晕头转向的小兵，如今成为外有名望、家有闺秀的学者；当年为一场单相思花了一千块的少年，现在也拥有了一份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爱情。

此后，沈从文所经水路渐趋艰险。新婚夫妻亲密无间，也不去想那“报喜不报忧”的原则，沈从文在信中一一向三三说他闯过的那些险滩，还说船到了大浪里时，他就抱着她的相片——如果浪把他卷去，也得有个伴！片帆无力，喜也说忧也诉，写了一堆信，他甚至担心一下收到这么多信三三看不完。于是他交待三三：

积存的信可太多了。到辰州为止，似乎已有了卅张以上的信。这是一包，不是一封。你接到这一大包信时，必定不明白先从什么看起。你应得全部裁开，把它秩序弄顺，再订成个小册子来看。你不怕麻烦，就得那么做。有些专利的痴话，我以为也不妨让四妹① 同九妹② 看看，若绝对不许她们见到，就用另一纸条粘好，不宜裁剪……

我烤烤手再写。这信快可以付邮了，我希望多写些，我知道你要许多，要许多。你只看看我的信，就知道我们离开后，我的心如何还在你的身边！（1934年1月18日12时致张兆和）

同样是写许多信，他自然会联想起那写情书的日子。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一往情深深几许？心头滋味是酸甜酸甜的：

我因为在外边站久了一点，手已发了木，故写字也不成了。我一定得戴那双手套的，可是这同写信恰好是鱼同熊掌，不能同时得到。我不要熊掌，做近于吃鱼的写信吧。这信再过三四点钟就可发出，我高兴得很。记得从前为你寄快信时，那时心情真有说不出的紧处，可怜的事，这已成为过去了。现在我不怕你从我这种信中挑眼儿了，我需要你从这些无头无绪的信上，找出些我不必说的话……（1934年1月18日下午4时半致张兆和）

18日下午，沈从文回到了辰州——他把一生中最美丽的少年时代留在了这里，他把一生的轻狂留在了这里，他把唯一一段的无知卑俗的日子留在了这里。这里是小兵生涯的句点，也是文学生涯的起点。当旧的时光化作充实的回忆，当梦想成为现实，辰州成为他衣锦还乡的第一个驻足处。云澹澹，水悠悠，他急切地想跟三三一起看看这个地方：

到了辰州，你的相片可以上岸玩玩，四丫头的大相却只好放在箱子里了。（1934年1月18日12时致张兆和）

我已快到地了，假若这时节是我们两个人，一同上岸去，一同进街且一同去找人，那多有趣味！我一到地见到了有点亲戚关系的人，他们第一句话，必问及你！我真想凡是有人问到你，就答复他们“在口袋里”！（1934年1月18日下午4时半致张兆和）

据沈从文说，辰州到凤凰最多只有二百八十里，所以他离家乡已经很近了。自1922年离开凤凰，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回去。过去的十多年中，他只能在作品中回去，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柏子”、“翠翠”代替他守望家乡的山水。如今，他终于可以亲眼看到那些逃学时看到的一切了：

且行且思意绵绵5

明天就到廿了，日子说快也快，说慢又慢。我今天同昨天在路上已看到许多白塔，许多就河边石上捶衣的妇人，而且还看到河边悬崖洞中的房屋，以及架空的碾子。三三，我已到了“柏子”的小河，而且快要走到“翠翠”的家乡了！日中太阳既好，景致又复柔和不少，我念你的心也由热情而变成温柔的爱。我心中尽喊着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儿，一大堆微笑，一大堆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我到家中见到一切人时，我一定因为想念着你，问答之间将有些痴话使人不能了解。也许别人问我：“你在北平好！”我会说：“我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平也很好！”不是这么说也还会有别的话可说，总而言之则免不了授人一点点开玩笑的机会。母亲年老了，这老人家看到我有那么一个乖而温柔的三三，同时若让这老人家知道我们如何要好，她还会更高兴的。我在辰州时，云六说：“妈还说‘晓得从文怎么样就会选到一个屋里人？同他一样的既不成，同他两样的，更不好。’可是如今可来了，好了，原来也还有既不同样也不异样的人！”家中人看到我们很好，他们的快乐是你想不出的。他们皆很爱你，你却还不曾见过他们！

三三，昨天晚上同今晚上星子新月皆很美，在船上看天空尤可观。我不管冻到什么样子，还是看了许久星子。你若今夜或每夜皆看到天上那颗大星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粒星子的微光上，仿佛更近了一些。因为每夜这一粒星子，必有一时同你眼睛一样，被我瞅着不旁瞬的。三三，在你那方面，这星子也将成为我的眼睛的！（1934年1月19日晚上九时致张兆和）

普通人都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二哥与三三是“千里共星辰”。因为三三就是二哥的月亮，是二哥苦苦追的月。如今这月亮已经落进了屋里，再陪他一起看夜空，那莹蓝的布上可不是只剩下星子了吗？

23日下午，沈从文到达凤凰。当时湖南形势吃紧，由于他与胡也频、丁玲有深交，且发表过指责国民党政府的文章，所以被家乡当局视为“危险人物”。这迫使沈从文只在家停留了短短四天，就匆匆离开。一个月后，沈母病逝。

这次返乡与母亲诀别，沈从文一路共写了几十封信，后经过整理结集出版，取名《湘行散记》。如果说沈从文小说的巅峰之作是《边城》，那么他最受欢迎的散文就是《湘行散记》。《边城》是为张兆和写的，《湘行散记》也是在给张兆和的信和画的基础上写出的。同时，这两本书也是那段新婚生活的永恒纪念。

一封封湘行书简，不仅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才华，同时可以看出张兆和在文学上有不一般的天分。张兆和自幼爱好写作，并且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湖畔》。据巴金说，这篇小说很受读者欢迎。但此后，她只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再无创作。新中国成立前，张兆和主要从事教育工作。1954年她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直到去世前一直从事编辑工作——看别人的文章，看丈夫的文章。因为沈从文的一生处境坎坷，所以张兆和也多处在担惊受怕的心情中，讲究锋芒的文学早已不适合她，她安心平静地做着审阅校勘的工作，以单薄瘦弱的身骨与小儿子虎雏一起整理出三十二卷本的《沈从文全集》。

2007年，张兆和的作品首次完整出版，题为《与二哥书》。在序言中，樊国宾这样评价张兆和的文学生命：

现代文学史上，张兆和是一位被深深遮蔽掉的作家。她一生浅吟低唱，使得她像天空缄默的飞鸟与原野缄默的百合。她温润而贵重性灵，以及光华内敛的文字，被阻挡在现代文学那一群“巨无霸”身影的背面，特别是被阻挡在沈从文高大身影的背面——这几乎乃一切才女所命中注定的。

一个有才华的女子是幸运的，因为她有机会得到一个同样有才华的男子的青睐，与之琴瑟合鸣，过那风雅人生；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又是不幸的，因为她的那份才情本来可以成为主角，可是遇到了爱情，它只能是配角，才子与才女的婚姻往往是一出没有女主角的戏。

碧池已有新莲子1

你是个有福气的母亲，对孩子最理想的母亲。两个小人儿的将来成就，你有整个的责任。你能把责任尽得顶好！

——沈从文

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大儿子出生。沈从文向胡适报喜时，欢快地写到：

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小母亲一切满不在乎，当天尚能各处走动。到了医院方知道女学生作运动员的好处，平时能跳跳蹦蹦，到生产时可太轻便了。家中一个老佣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1934年11月22日于北平致胡适）

沈从文给长子取名为“龙朱”，取自他于1929年1月10日发表的小说《龙朱》。这篇小说是沈从文献给母亲和祖先们的，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着他们民族健康的血液。他记下那血液中高贵的品格，如热情、勇敢与诚实。在小说中，他把这些品格集中到了白耳族王子——龙朱的身上。从外貌到品德到歌喉，龙朱都如神祇一般完美：

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

提到龙朱像貌时，就使人生一种卑视自己的心情。平时在各样事业得失上全引不出妒嫉的神巫，因为有次望到龙朱的鼻子，也立时变成小气，甚至于想用钢刀去刺破龙朱的鼻子。这样与天作难的倔强野心却生之于神巫，到后又却因为这美，仍然把这神巫克服了。

……

龙朱的歌全为人引作模范的歌，用歌发誓的男子妇人，全采用龙朱誓歌那一个韵。一个情人被对方的歌窘倒时，总说及胜利人拜过龙朱作歌师傅的话。凡是龙朱的声音，别人都知道。凡是龙朱唱的歌，无一个女人敢接声。

有人拜龙朱作歌师傅的话，也是当真的。手下的用人，或其他青年汉子，在求爱时腹中歌词为女人逼尽，或者爱情扼着了他的喉咙，歌不出心中的事时，来请教龙朱，龙朱总不辞。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到家，成了管家妇。或者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销。熟读龙朱的歌的男子，博得美貌善歌的女人倾心，也有过许多人。

在小说中，龙朱还凭着无与伦比的歌声赢得了花帕族公主的爱情。他是由阿波罗神赐给人间的英雄。将这个王子的名字送给自己的长子，沈从文对儿子寄予的厚望不言而喻。

三年后，即1937年5月31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二儿子虎雏出生。沈从文形容初生的虎雏是“头发极黑，手脚极白，额门宽而高，声音壮大。只是食量太大”。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两个孩子给沈从文张兆和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成为支撑他们渡过一次次风波的动力。

二儿子的名字同样取自沈从文的小说。这次的虎雏不再是完美无缺的王子，而是一个让人一见就喜欢的小兵：

其实这小孩真是体面得出众的。一副微黑的长长的脸孔，一条直直的鼻子，一对秀气中含威风的眉毛，两个大而灵活的眼睛，都生得非常合式，比我六弟品貌还出色。……

这小兵乖巧得很，气派又极伟大，他还认识一些字，能够看《建国大纲》，能够看《三国演义》。……

而且这个小兵让作家想起了自己过去的品性和生活，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作家决定亲自培养这个小兵，让他进国内最好的大学读书，让他成就一番事业，在他身上寄予了厚望：

我就预备为这未来的学士，找朋友补习数学和一切必需课程，我自己还预备每天花一点钟来教他国文，花一点钟替他改正卷子。那时是十月，两月后我算定他就可以到××中学去读书了。我觉得我在这小兵身上，当真会做出一分事业来，因为这一块原料是使人不能否认可以治成一件值价的东西的。

……

这小兵进步是很快的，一切都似乎比我预料得还顺利一点，我看到我的计画，在别人方面的成功，感到十分快乐。……为这小兵读书的原因，本来生活不大遵守秩序的我，也渐渐找出秩序来了。我对于生活本来没有趣味，为了他的进步，我象做父亲的人在佳子弟面前，也觉得生活还值得努力了。

但是小说结尾处，这可爱的小兵终改不了行伍中练出来的野蛮气，跟另一个小兵杀了人以后逃走了。在作品中培养出一个完美男子的计划失败了，沈从文将这未完的心愿赋予了刚出生的次子。

碧池已有新莲子2

带着难抑的喜悦，张兆和为孩子们哼着沈从文最喜欢的那首《摇篮歌》：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

一阵阵温风拂上人身，

你瞧日光它移的多慢，

你听蜜蜂在窗子外哼：

睡呀，宝宝，

蜜蜂飞的真轻。

天上瞧不见一颗星星，

地上瞧不见一盏红灯；

什么声音也都听不到，

只有蚯蚓在天井里吟：

睡呀，宝宝，

蚯蚓都停了声。

一片片白云天空上行，

像是些小船飘过湖心，

一刻儿起，一刻儿沉，

摇着船舱安卧的人：

睡呀，宝宝，

你去跟那些云。

不怕它北风树枝上鸣，

放下窗子来关起房门；

不怕它结冰十分寒冷，

炭火生在那白铜的盆：

睡呀，宝宝，

挨着炭火的温。

龙朱与虎雏的出生为父母带来了喜悦，但是时局却不肯给这个家庭宁静。1936年年初，日本入侵，华北形势吃紧，张兆和带着龙朱回苏州暂避。直到7月下旬，局势稍稳，沈从文才把母子二人接回北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北平沦陷。迫于无奈，沈从文独自随北大、清华教授乔装逃出，张兆和带着两名幼子暂时留在了北平。这第二次别离不再是几个月的小别，而是长达两年的分隔，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的联系又只剩下了通信。静忆天涯，路比此情犹短。

很多年后，沈从文去世，次子虎雏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名为《团聚》。因为从他还没记事起，命运就一再让他们分离，天南海北，分成两处、三处、四处，甚至更多，所以期待团聚，是他对爸爸最深刻的感情。

此情可待成追忆1

说不尽的沈从文，

说不尽的丁玲，

说不清的恩怨沧桑。

生活便在这种说不尽或说不清之中，

成为令后人不断追寻的历史。

——李辉

除张兆和外，另一位与沈从文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女性就是丁玲。两人的友谊在短短几年内像流星一般热情耀眼，以致“绯闻”之说流传数十年。然而，流星划过之后，这段友谊留下的是一段恩怨沧桑，一段说不清的历史谜团。

沈从文是通过胡也频认识丁玲的。1925年1月，沈从文开始陆续在一些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被登在了《京报·民众文艺》上。过了几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其中就有胡也频，当时名叫胡崇轩。他比沈从文小一岁，福建人，也是一名在北平艰苦地做着文学梦的年轻人。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似的生活感触，使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己。这时胡也频正热恋着他一见钟情的女子——丁玲，因此没过几天，他就把丁玲介绍给这位新朋友认识。

一天早上，沈从文正坐在窗下望着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也频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圆脸长眉的年轻女子。她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一条青色短裙，也不做声，只是站在房门外边望着沈从文发笑。

沈从文问她：“你姓什么？”

那女子说：“姓丁。”

同年秋天，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的沈从文第二次见到了丁玲，此时她已经接受了胡也频的追求，沉浸在热恋的喜悦中。他们三人虽然不住在一处，但来往频繁。有时，胡也频和丁玲断了炊，便跑到沈从文那里，同他一起啃慈幼院的大馒头；如果两人吵了架，也会跑去找沈从文诉说。后来，三人又先后搬回北京城，并且一起住进了汉园公寓。从此，不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关于他们三人同居的流言久久不断。

尤其是1929年，他们在上海出版《红黑》、《人间》杂志时，一同租住了萨坡赛路204号的一幢小楼房，一时间引得“三角恋爱”的话题成为各家小报着力渲染的题材。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还有一些台湾的研究者在好几种著作中谈到他们三人那时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甚至“大被同眠”，给当年的事件平添了几分“桃色”。但是，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被问及，沈从文与丁玲都断然否认两人之间有过超出友谊的感情发生。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写到，那时有一些属于他的很古怪的话语，他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1980年，沈从文访美时，学者夏志清教授问他和丁玲是否有过“罗曼史”，他回答，没有，只是朋友。1984年，沈从文传记的作者凌宇又问及同样的问题，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1983年，台湾诗人丛苏问起丁玲这段往事，丁玲也回答，他们没有超过友谊的感情，因为他们太不一样了。

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些不堪入耳，当事者却清楚坚定地否认，这就使得有些学者将那段传遍全国的花边新闻归咎于“同住”与“同居”两个词之间界线模糊。只是用这种文字游戏解释当年大热的绯闻似乎不具说服力。

据汉园公寓主人之子黄伯飞回忆当时的居住情形时说，他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正对着围绕着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里边彼此相通。

在上海时，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都与他们同住一起。胡也频、丁玲、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在三楼。从这种居住格局来看，沈从文与丁玲之间并不存在小报渲染的桃色关系。那么，早年岁月中沈从文与丁玲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朋友呢？

回溯两人的初次见面，沈从文对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但是两人一交谈，才知道同是湘西人，而且丁玲的一位好友正是沈从文替表哥黄玉书写情书追求过的对象，那时已经成为他的表嫂。于是，同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感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他们一同回忆故园的稻田，沅水上的帆船，河底的小小白石与游鱼……这种兴致盎然的谈话让胡也频备感冷落。

此情可待成追忆2

在此后的密切往来中，胡也频的确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1928年，当胡也频对沈从文说出现了一个横梗在他跟丁玲中间的人时，沈从文还以为胡也频指的是自己，经过解释，他才明白实际那个人是指当时丁玲爱上的冯雪峰。

其实，正像沈从文觉得丁玲是“胖子神气”，丁玲也一贯视沈从文“软弱”、“动摇”、“胆小”，这种相互的观感是不可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的。

对自己在两个朋友之间的位置，还是沈从文自己的描述最为可信与中肯。

沈从文说，丁玲的感情中需要一个同伴来与她温习过去，享受当前，计划未来。但是胡也频只特别关心当前，对于未来不能有所打算，对于过去也毫无兴味。因此为了发散对过去和未来的感情，丁玲需要一个能够可以一起回忆一起商量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就是沈从文。起初这些事情刺激了胡也频，胡也频甚至皱了眉毛装病以引起丁玲的注意。但是过了不久他就看清楚了，那圆脸女孩永远不能够引起沈从文烦乱的感情，同时也明白丁玲需要沈从文只是谈谈闲话。

沈从文描述丁玲时，最常用的字眼便是“坚强”、“简直忘了她是一个女子”，这就使得胡也频放心多了，三人的友谊也更加深厚。而且在1928年，沈从文与丁玲分别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前者苦恋于张兆和，并相伴终老；后者钟情于冯雪峰，却相思无缘。

李辉说，在性格上，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虽有一股愤激，但总体是以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是对旧社会嫉恶如仇，以火一样的热情渴望着新社会。早期，这种性格上的分歧被共同的文学信仰缓冲着，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可贵在胡也频牺牲时发出令人感动的光芒，成为一段佳话，也使得后来两人的反目更显得遗憾与扑朔迷离。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捕。当时沈从文从武汉大学到上海与他相聚过新年。18日，胡也频托人给沈从文带信，让他赶快设法为他取保。事不宜迟，沈从文立刻联系了胡适、徐志摩、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希望通过他们能保释出胡也频。因为当时丁玲身份敏感，也很危险，所以营救工作多靠沈从文奔波，光南京政府就去了近十次。最后，沈从文与丁玲甚至直接找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陈立夫。但是，积极的营救并不能阻挡刽子手的子弹。2月7日，胡也频遇难，身上穿的还是沈从文送给他的一件新海虎绒袍子。

由于忙于胡也频的事，沈从文耽误了武汉大学的开学时间，只好放弃了在那里的教职，留在上海照顾丁玲母子。当时长江一带战事频繁，丁玲身份又特殊，孤儿寡母非常危险，商量过后，他们决定由沈从文护送，将两个月大的孩子送回湖南，交由丁母照顾。一路上，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历经层层搜查，沈从文与丁玲共同面对着种种危险，相互帮助，相互保护。但是，这种在患难与共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最终却以破裂收场。

自胡也频与丁玲结识冯雪峰以后，深受这位共产党员的影响，他们以往的政治热情找到了社会革命这个现实依托，与沈从文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分歧。胡也频的被害更是决定了丁玲的未来之路。在此之前，她只是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虽然也参加了“左联”，但并没有参加具体的政治活动，仍专心于写作。但在之后，她成为实干家，积极投身到具体工作中，成为“左联”的一个重要领导人。这种信念自然与一心一意专注于文学和艺术的沈从文是明显不同的。

人与人之间一旦基本信念发生了分歧，感情便很难保住了。因为信念不同就失去了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的基础，这正是两人友谊破裂乃至后来颇多怨怼的原因。

1931年，因为失去了武汉大学的工作，沈从文在经济上很快陷入了困境。5月，应徐志摩之邀，他来到北平。大概一个月后，丁玲写信给他，请他为自己办的杂志《北斗》约稿。沈从文收到信后，很高兴丁玲有了充实的新生活，就应下了约稿之事，并且联系了徐志摩、冰心、林徽因、陈衡哲、凌叔华等作家。但是作为“左联”的核心刊物，《北斗》自第三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于一年后被查封了。至此，沈从文与丁玲的最后一次合作结束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3

此后两人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平静地生活着：沈从文与张兆和情定青岛海滨，丁玲热情地从事着左翼文学事业。但是1933年5月14日，丁玲失踪事件打破了这种平静，并成为她与沈从文友谊破裂的导火索。

从报纸上和朋友的来信中，沈从文得知了这一消息。眼看着胡也频的悲剧又要重演，这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因此5月25日他写下了第一篇有关丁玲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时常被人们视为温和而且对左翼文艺不满的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却判若两人，他大声地为丁玲疾呼：

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上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作家向来就不是缺乏勇气的群体，他们敢于用文字给自己的真情实感留下证据，自是比那些只耍嘴皮功夫最怕白纸黑字的政客有勇气、有骨气。6月4日，他又撰写了《丁玲女士失踪》，继续就此事发出抗议。8月1日起，小说《三个女性》开始连载。这是以张兆和、丁玲和九妹为人物原型创作的小说，情节是借三位女性的闲谈来写另一位正在远方受难的女性。那位女性名叫“孟柯”，取自丁玲的成名作，因此这篇小说显然是为丁玲创作的。同时，7月24日起，天津的《国闻周报》开始连载《记丁玲女士》。这篇文章约十一万字，从与丁玲初识写起，一直写到她失踪，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丁玲其人其文的理解。

然而，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沈从文与丁玲彻底反目。

五十年后，《诗刊》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也频与革命》。在文章中，丁玲针对沈从文这篇文章做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自己五十年后才首次看到这篇文章，一读之下愤慨非常：

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的歪曲和嘲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这篇文章使得本已冷淡许多的友情完全消失，直至两位老人去世也未和解。一向忠厚沉静的沈从文也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少有的激烈。他想不明白，几十年中，对丁玲身心打击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些比他活得好得多的人。自己即使与她有过节，传记中有不实之处，但是与政治折磨和冤屈相比，个人纠葛不至于闹到如此地步。因此，虽然沈从文并未针对丁玲的文章公开回应，但是在熟悉的亲朋面前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怨气。

文章发表后，面对如此轩然大波，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邵燕祥觉得很对不起沈从文，觉得没法向沈老交代，甚至因此推迟了给他寄赠那期《诗刊》的时间。后来他托吴泰昌登门向沈从文夫妇解释，并冒着胆子请沈先生也写点什么来辩驳。据吴泰昌在《紧含眼中泪》一文中回忆，当他向沈从文和张兆和转达了这些话以后，沈老沉默不语，严肃中带有几分压抑，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表情。而张兆和在一旁听了赶忙说：“没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这种压抑持续了十几分钟，他也记不得事先想请教的问题了，顾不得礼貌就起身离开了沈家。

沈从文没有答应邵燕祥的约稿，直到1988年去世也没有公开回应过丁玲，尽管丁玲在1985年就已逝世。五十年前，沈从文与张兆和甚至为丁玲失踪之事推迟了婚期；五十年后，夫妇二人又得为此事接受冲击。世事无常，人事更是难测。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学态度与人生态度。沈从文与丁玲，两座独立的山峰，各有各的风景。即使不曾相遇，他们各自的风采便已足够耀眼。但是，一手执友人一手执爱人的胡也频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一场渲染几十年的绯闻，一场纠葛几十年的恩怨，沈从文与丁玲的故事中包含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全部生活。那里面，有微笑，有痛苦；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当种种传闻与沧桑都成为历史，后人能够追寻的也许并不是真相，而是那一段生死患难的友谊。真相或许能让我们明晰与清醒，但是友谊才能让我们感动与坚强。

两两鸳鸯护水纹1

日子如长流水逝去，带走了这世界的一切，却不曾带走爱情的幻影，童年的梦，和可爱的人的笑和颦。

——沈从文

如果被问及“沈从文文学事业的高峰在哪里？”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边城》。”这部小说发表于他婚后不久，可以说，正是有了张兆和的照顾与鼓励，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及后来的文物研究才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沈从文笔下的那座简而美的人性小庙是由他们夫妇二人共同建造、一起守护的。

沈从文早早就对张兆和许下诺言：“三三，我要为你写一部书。”婚后不久，他便在心里酝酿这本书。1934年1月1日，《国闻周报》开始连载中篇小说《边城》。这篇小说是一边写一边登载于报上，但是中间因为沈从文回乡探母而中断。可也正是那次回乡给作家平添了一份别母的哀伤与背井的愁绪，赋予了《边城》一种“哀而不伤”的风姿。

从湘西返回北平后，沈从文继续写作，他在达子营２８号寓所院子里的老榆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放下一叠白纸，将新婚的甜蜜与离别的哀婉融会成一曲边城牧歌。美丽的文字在老槐树下流淌出来，美好的翠翠摇着橹向读者划过来。翠翠，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以三位女性为原型创造出来的。第一位是沈从文在湘西一家绒线铺里碰见的女孩，第二位是在青岛崂山溪边看到的一个穿孝衣扫庙的姑娘，第三位便是张兆和。翠翠的外形相貌兼取三人，而性格则取自张兆和。沈从文曾说：“那里的翠翠，秉性善良处，熟人一看即可明白，和当时的新妇实在差不多。”因为他“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

其实不仅是《边城》，沈从文笔下许多女主人公都是以张兆和为原型的。张兆和在四姐妹中排行第三，于是家人亲昵地称其为“三三”。沈从文写于1931年的小说《三三》写一个乡间少女朦胧的初恋，这个少女就叫做“三三”。张兆和读书时，便因容貌清秀、皮肤微黑而被同学们封为“黑凤”。《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黑黑”，《长河》中的夭夭是“黑而俏”，显然也都是依“黑凤”描写的。

《边城》全文分11次发表在《国闻周报》上，分别是1月1日至21日的第1至4期，以及3月12日至4月23日的第10到16期。这部小说一经发表就成为了沈从文的代表作，不仅多次在国内再版，而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最早的英译本刊登于1936年1月至4月的《天下》月刊的第2卷第1至4期上。新中国成立后，这篇小说又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1999年《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正是《边城》，让沈从文从湘西走向了世界；正是《边城》，让张兆和的精神神髓以翠翠的面目获得了永恒的记录。

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小说外，与张兆和关系更为直接的小说是《主妇》。那个年代的平常人大多不会过结婚纪念日，即使过，丈夫也多是送些玫瑰、珠宝作为礼物。沈从文送的却是小说——世上独一无二的礼物。这些小说都取名为《主妇》。如果说《湘行散记》和《边城》是沈从文与张兆和新婚生活的永恒纪念，那么系列小说《主妇》则是两人相濡以沫的见证。比起《边城》，《主妇》少了一份想像，多了一份现实。它们折射出婚姻生活中的甘苦，讲述着一份浓烈的爱情是如何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战乱的摧残而历久弥坚。

第一篇《主妇》写于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小说描写了一位名叫碧碧的女主人公在八月初五这一天的生活。“三年前同样一个日子里，她和一个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点古怪的男子结了婚。”她本来是想穿件灰色学生制服，扮成男孩子到北平读书的，却不曾想嫁给了一个男子做小主妇！那种浪漫的想像毕竟是不能实现了。结婚前是水晶玻璃，结婚后就变成钢筋水泥，妻子的年华总是在持家教子的琐事中飞逝。

两两鸳鸯护水纹2

转眼间，主妇出嫁三年了。三年中，“来到两人的生活里的，自然不外乎欢喜同负气，风和雨，小小的伤风，短暂的离别，米和煤的价格浮动，搬家，换厨子，请客或赴宴，红白喜事庆吊送礼。本身呢，怀了孕又生产，为小孩子一再进出医院，从北方到南方，从南方又过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来又悠然而逝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随着川流不息的日子变化了。

当初，丈夫称赞她“聪明而谨慎”、“多情而贞洁”。他说，她温和的眼光能驯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杂念。他说，唯有她有征服他、统一他的魔力。如今，三年过去了，她有点茫然若失，因为她担心随着两人太过接近，那点“魔力”已经消失了。“她发现了他对她的那点‘惊讶’，好像被日常生活在腐蚀，越来越少，而另外一种因过去生活已成习惯的任性处，粗疏处，却日益显明。”丈夫也看出了两人之间的微妙的变化，态度也有些冷淡了。

沈从文写道：“这变迁自然是不可免的。”面对这种变迁，主妇“为了爱他，退而从容忍中求妥协，对他的行为不图了解但求容忍。”丈夫想得到的却不是容忍而是了解。他的性格耽于幻想而忽略实际，“那份性格在他个人事业上能够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他希望妻子能够无微不至地体会自己细腻多变的感觉。但是，他觉得她太年轻了，精神方面比年龄更年轻，因此她不懂他，只怕此后也不大会懂他。

主妇不知道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难题，“感到爱怨的纠缠，痛苦与幸福平分，十分惶恐，不知所向”。于是只能力求简单，凡事容忍，“承认现实，现实不至于过分委曲她时，她照例是愉快而活泼，充满了生气过日子的”。“当两人在熟人面前被人称为‘佳偶’时，就用微笑表示‘也像冤家’的意思；又或从人神气间被目为‘冤家’时，仍用微笑表示‘实是佳偶’的意思。”

转眼间，到了三周年结婚纪念日这天。丈夫站在井边无意识地望着院落里的一株银杏树，回想三年来两人的种种，不觉有些茫然。“他摘了一片叶子在手上，想起一个贴身的她，正如同葡萄一样，紧紧地植根泥土里，那么生活贴于实际。”这样想着，他心中升起了一点混合着怜悯的爱，于是走回屋里去。

主妇看到他便问：“怎么的？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为什么一个人起来得那么早，悄悄跑出去？”

他说：“为了爱你，我想起了许多我们过去的事情。”

“我呢，也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吻我。你瞧我多好！我今天很快乐，因为今天是我们两个人最可纪念的一天！”

他勉强微笑着说：“宝贝，你是个好主妇。你真好，许多人都觉得你好。”

“许多人，许多什么人？人家觉得我好，可是你却不大关心我，不大注意我。你不爱我！至少是你并不整个属于我。”主妇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用被头蒙住脸，暗地里却咕咕笑着。

一会儿她又猛地露出脸来，用臂膀搂住他，很快乐地说道：“宝贝，你不知道我如何爱你！”

可是，一缕新生的忧愁却侵入了丈夫的情绪。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来努力，就可以使她高兴一点，对生活满意一点，对他多了解一点，对她自己也认识清楚一点”。整篇小说就结束在这样一种略带彷徨与苦闷的氛围之中。

十年后，1946年9月9日，沈从文再次以《主妇》为题写了一篇小说，作为结婚十三周年纪念日的礼物。这一次，苦闷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体谅；彷徨消失了，句句饱含的是珍惜。

那时，为了躲避战乱，沈家正住在云南昆明的乡下。而为了贴补家用，张兆和也在学校教书，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非常辛苦。看着妻子忙碌不停，沈从文心里总觉得愧疚，所以也会帮忙做些家务了。结婚纪念日前一天下午，当张兆和带着一身粉笔灰回到家里时，发现火已经生好，菜也洗好了，米也淘好了，心中极为适意。但是想到丈夫为了这些琐事耽误写作的时间，又心中不忍：“沈二哥，你又来搅事，借故停工不做你的文章，你菜洗不好，米不把石子仔细捡去，帮忙反而忙我。以后这些事让我来省点事！”

沈从文明白妻子那番话的用意，因此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文章题目。今晚一定要完成它，很重要的，比别的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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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被作家看得如此重要的作品就是《主妇》。

距上一篇《主妇》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丈夫一直与自己那“耽于幻想而忽略实际”的弱点斗争着。他不再抱怨主妇只给他容忍而不能够懂他，因为他“看出那个沉默的微笑中的理解宽容以及爱怨交缚”。他学会了“凡事与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困难，以及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于是，十年前的那一丝苦闷与彷徨被相互理解的微笑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净化了。

1946年9月8日，他们要庆祝的不仅是结婚纪念日，还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晚饭时，孩子闪着顽皮的大眼睛问：“爸爸，你说打完了仗，我们得共同送妈妈一件礼物，什么礼物？你可准备好了没有？”“我当然准备得有，可是明天才让你们知道。”其实早在四天前，他便已悄悄约了三个朋友带上些酒菜糖果来乡下，一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为庆祝他们结婚十三周年。

吃过晚饭，他对妻子说：“小妈妈，你们早些休息，明天可能有客来。我还有事情要做，多坐一会儿。”这一坐就是一夜，他熬夜写出了那篇作为礼物的小说。凌晨三点时，小书房的门开了，“主妇从门露出一张小黑脸，长眉下一双眼睛黑亮亮的”。见丈夫一夜未眠，她说：“嗐，你又在写文章给我作礼物，我知道的！不用太累，还是休息了吧。我们的生活，不必用那种故事也过得上好！”

他也反过来说：“小妈妈，你再不能闹我了！把我脑子一搅乱，故事到天亮也不能完事！你累了整天，累了整十三年，怎么还不好好休息？”于是，主妇只得让步，安静地睡下了，留他继续在油灯下笔耕。

天明了，写完文章的他走到村子外边，越过马路，趟到带露水的空气中，摘了一大把带露水的绒蓝花。

回到家中时，主妇正焦急地站在门口等他。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不先说一声，留个字？孩子们都找你去了！”一眼瞥见那把蓝花，“就为这个好看，忘了另外一个着急。”

“不。我能忘掉你吗？只因为想照十年前一样，写一篇小文章纪念这个9月9日。呆坐了一夜，无下笔处。我觉悟了这十年不进步的事实，我已明白什么是素朴。可是，赞美它，我这复杂的脑子就不知从何措手了。我的文章还是用那个老题目——主妇。”说着，他把花递给主妇：“看，多好看。”

“一个象征主义者，一点不错！”她笑起来。

见妻子终于笑了，他也笑了起来。

两种笑在清晨阳光下融解了。

主妇把那束蓝花插到一个敞口白瓷瓶中，一面处理手中的花，一面说：“你猜我想什么？”

“你在想，这礼物比任何金珠宝贝都好！和那个‘主妇’差不多！这是一种有个性、有特性的生物，平凡中有高贵品德。你还想说，大老爷，故事完成了，你为我好好睡两点钟吧。到十点火车叫时再起身，我们好一同去车站接客人。我希望客人中还有个会唱歌的美丽女孩子，大家好好玩一天！睡一睡吧，你太累了！……我将说不，我只是这一天有点累，你累了十三年！你就从不说要休息。我想起就惭愧难过！”

“这也值得想，值得惭愧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惭愧！”

主妇又笑起来，在那不甚自然的微笑中，作家依约看到一点眼泪，在眼泪中看到天国。

当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战争活生生地在眼前打响时，沈从文与张兆和心中就了然：从那一刻开始，只有夫妻同心才是生存的希望。十年过去，国家在动荡中坚持下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也在琐碎的生活与战火的硝烟中变得更加牢固，爱情沉淀为亲情。夫妻亲情比之爱情少一份激越，却多一份踏实。相濡以沫的归属感在战争年月显得尤为珍贵。沈从文曾这样写道：“我是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向下坠，归还旧窠。”

酒意诗情谁与共？唯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