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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历史原来很精彩

- 图书目录

- 绝顶的官僚(1)

- 绝顶的官僚(2)

- 和稀泥的艺术

- 游戏的开始(1)

- 游戏的开始(2)

- 混战

- 东林崛起(1)

- 东林崛起(2)

- 东林崛起(3)

- 东林崛起(4)

- 东林崛起(5)

- 东林崛起(6)

- 东林崛起(7)

- 谋杀(1)

- 谋杀(2)

- 不起眼的敌人

- 萨尔浒(1)

- 萨尔浒(2)

- 东林党的实力(1)

- 东林党的实力(2)

- 东林党的实力(3)

- 小人物的奋斗(1)

- 小人物的奋斗(2)

- 小人物的奋斗(3)

- 小人物的奋斗(4)

- 强大，无比强大(1)

- 强大，无比强大(2)

- 天才的敌手

- 一个监狱看守(1)

- 一个监狱看守(2)

- 毁灭之路(1)

- 毁灭之路(2)

- 毁灭之路(3)

- 毁灭之路(4)

- 毁灭之路(5)

- 道统(1)

- 道统(2)

- 道统(3)

- 杨涟(1)

- 杨涟(2)

- 杨涟(3)

- 杨涟(4)

- 杨涟(5)

- 杨涟(6)

- 袁崇焕(1)

- 袁崇焕(2)

- 决心

- 胜利结局

编辑推荐

真实再现晚明历史，颠覆传统历史观念

魏忠贤粉墨登场，东林党高调出镜，党争不休，是非难辨。

绵延半个世纪的文官争斗，见证辉煌帝国的由盛至衰，边疆民族乘势壮大，戍边军队节节告退，说不尽的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

内容简介

《明朝那些事儿》（陆）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因此发展壮大，他们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一举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作者简介

当年明月，本名石悦，以《明朝那些事儿》起于网络江湖，受到读者的热捧。当年明月堪称草根讲史的集大成者，大家的认可印证了当年明月的那句话：“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

历史原来很精彩

旷野上，当年明月踽踽而行。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那些残台断瓦、古庙荒冢吗？就是那些发黄的书本吗？不是，绝对不是。“历史原来是很精彩的呀！”当年明月大喊一声。声音消失在风中，当年明月继续踽踽地走着，山野一片寂静。好一段时间，远远地，传来一阵阵回声：“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声音渐渐消失，山野又归于寂静。前面那座古庙里有点儿动静，一个小和尚好像刚睡醒，慢腾腾地伸了个懒腰，抖落了身上厚厚的尘土。噢！那不是朱重八吗？他朝四下看了看，然后向当年明月走来了。那边还有人，朱棣骑着马，风尘仆仆，身上浸着汗水，也向这边赶来。后边是方孝孺，一脸正气，拉着朱允，有点儿嫌他走得太慢；沮丧的胡惟庸，骄横的蓝玉，都来了。远远地，过来一个瘦了吧唧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朱厚照，还是那样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路也是一摇一晃的……这么多人都围上了当年明月，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乱哄哄的，有的拍着当年明月的肩膀，有的指手画脚，吵吵嚷嚷，只听清几个词儿：很精彩的，很精彩的，写写吧，写写吧……写吧，写吧，就像写你们公司的老板，那个胖子，写厂子里那个猴儿精小李，前村儿的嘎子，胡同儿里的小三儿，写吧，想到哪儿写哪儿，就这么写吧……当年明月也不知是惊喜，还是兴奋，都快晕了。镜头拉远。声音淡出。旷野上又是一片寂静。忽然，一阵风吹来，一摞纸被吹散了，漫天飞舞。一个过路人捡起一张，一看，原来是书稿，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这也算我给它写的序，比上次那篇序轻松点儿。毛佩琦2006年9月8日于北七家村

图书目录

第一章绝顶的官僚………………………1

第二章和稀泥的艺术…………………15

第三章游戏的开始…………………29

第四章混战……………………………49

第五章东林崛起………………………65

第六章谋杀……………………………94

第七章不起眼的敌人…………………118

第八章萨尔浒…………………………136

第九章东林党的实力…………………150

第十章小人物的奋斗…………………167

第十一章强大，无比强大……………182

第十二章天才的敌手…………………198

第十三章一个监狱看守………………222

第十四章毁灭之路……………………236

第十五章道统…………………………254

第十六章杨涟…………………………272

第十七章殉道…………………………284

第十八章袁崇焕………………………300

第十九章决心…………………………315

第二十章胜利结局…………………327

绝顶的官僚(1)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儿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绝顶的官僚(2)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蒙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年）出山的这帮小喽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

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游戏的开始(1)

万历十年（1582年），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1573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年）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年），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游戏的开始(2)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再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混战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但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

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

只剩王家屏了。

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提出辞职。

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

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

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

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

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东林崛起(1)

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于是幕后人物顾宪成出马了。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1576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甘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著。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时，孙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1580年）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岿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最终任命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

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

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

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

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东林崛起(2)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

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

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

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

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

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

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

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

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

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禾烧。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

“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

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

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东林崛起(3)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

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

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之后。

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

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

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

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

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的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

此文名叫《续忧危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

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

文章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

东林崛起(4)

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

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

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

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

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

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

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

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

闹到这个份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

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

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

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

这玩意一出来，大家都蒙了，沈一贯当即上书，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

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

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东林崛起(5)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儿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朱赓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终于走光了。

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机密信件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东林崛起(6)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朝廷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年），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东林崛起(7)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

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地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谋杀(1)

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打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儿，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点：叶向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直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谋杀(2)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件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

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

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

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此事必有主谋！”

这句话一出来，明神宗脸色就变了，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伸个指头出来，对天大呼：

“如果这事是我干的，我就全家死光！（奴家赤族）”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

“这是我的大事，你全家死光又如何？！（稀罕汝家）”

贵妃发火了，皇帝也发火了，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

“我看，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

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太子朱常洛。虽然几秒钟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

于是大家都满意了。为彻底平息事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二十八日，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他召来了内阁大臣、文武百官，以及自己的太子，皇孙，当众训话，大致意思是：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你们该干吗就干吗，少来瞎搅和。此案是张差所为，把他干掉了事。就此定案，谁都别再折腾。

太子的表现也很好，当众抒发父子深情，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

一天后，张差被凌迟处死，十几天后，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就杀人灭口而言，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

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史称明宫三大案之“梃击”。

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争议极大，有很多疑点，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

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应该也不是问题，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啥功夫没有，还养了他三年。这且不论，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拿根木棍闯进宫，就想打死太子，相当无聊。

所以有些人认为，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希望浑水摸鱼，借机闹事，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因为这事过于扯淡，郑贵妃不傻，绝不会这么干。

但我的看法是，这事是郑贵妃干的，因为她的智商，就是傻子水平。

对于梃击案，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郑贵妃狡猾，万历昏庸，太子老实，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

这都是蒙人的。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郑贵妃是个蠢人，万历老奸巨猾，太子也相当会来事，而东林官员们，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仅此而已。

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是因为我要告诉你：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你将逐渐?现，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其实十分陌生；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其实十分虚伪；而这，不过是个开头。

不起眼的敌人

以上，就是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梃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而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

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

一般说来，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我可以很负责地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儿就没官。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

毁灭的起因，是一个人。这人的名字，叫李成梁。

不世之功臣

李成梁，是一个猛人，还不是一般的猛。

他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年），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算是高级军官，可到他这辈，混得相当差劲，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非常穷，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

他本人也混得很差，直到四十岁，还是个穷秀才。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继承官职，是要行贿的），这才捞到官位，还真不是一般的惨。

但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辽东很乱，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但其他部落看俺答发了财，自己又没份，更不消停，一窝蜂地来抢。什么插汉部、泰宁部、朵颜部、王杲部，乱得一塌糊涂，以致十年之内，明朝竟然有三位大将战死。

然后李成梁来了。然后一切都解决了。

打仗，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排兵布阵，这叫洗牌，掷色子，就是开打。战况多变，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而要想赢牌，一靠技术，二靠运气。

靠死运气，怎么打怎么赢，所谓福将。

靠死里打，怎么打怎么赢，所谓悍将。

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

自从李大人出马后，土蛮就从没舒坦过。从万历元年（1573年）起，李成梁大战五次，小战二十余次，基本上是年年打，月月打。

总打仗不奇怪，奇怪的是，李成梁每次都打赢。

其实他的兵力很少，也就一两万人，之所以每战必胜，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技术问题，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眼火铳，对方用刀，他用火枪，明明白白就欺负你。

其次是战术问题，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还喜欢玩阴招，对手来袭时，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面，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他就发动攻击。此外，他还不守合同，经常偷袭对手。靠这两大优势，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

看到这段史料，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不禁感叹：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

土蛮歇了，泰宁也很惨，被打得到处跑不说。

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已经点燃了火种，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他是觉昌安的孙子，他是塔克世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接受了所有的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然后，他召集了族人，杀死了一头牛，举行了祭天仪式，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

收了赔偿金再起兵，和收了钱不办事，似乎是异曲同工。但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向着自己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下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的光荣创业史：先起兵杀死尼堪外兰，然后统一建州女真，打败海西女真最强的叶赫部落，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统一女真。

最后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非常光辉、非常励志、非常艰苦等等。

本人同意以上评语，却也要加上四个字：非常诡异。

据说努尔哈赤从小住在林子里，自己打猎、采集蘑菇，到集市上换东西，生活艰苦，所以意志坚定；渴了喝泉水，饿了啃人参，所以身体强壮；天赋异禀，无师自通，所以极会打仗。

有以上几大优惠条件，所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便不可收拾。

这绝不可能。

努尔哈赤起兵时，他的武器是弓箭，不是导弹，他带着十三副铠甲，不是十三件防弹衣?在当时众多的女真部落中，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然而这个小人物，只用了三十多年，就统一了女真、建立了政权，占据了原本重兵集结的辽东，并正式向明朝挑战。

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

而帮助他的这个人，就是李成梁。

我并不是阴谋论者，却惊奇地发现，无数的清代史料书籍中，都详细描述了祖父觉昌安的惨死、李成梁的冷漠残酷、努尔哈赤的无助，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李成梁的朋友。

据某些笔记的记载，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前很早就认识了，不但认识，努尔哈赤还给李成梁打过下手，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极为神秘的纠葛。

据说努尔哈赤少年时，曾经因为闹事，被李成梁抓回来管教。不久之后，努尔哈赤被释放了，不是李成梁放的。

放走努尔哈赤的，是李成梁的老婆（小妾），而她放走努尔哈赤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人长得好（奇其貌，阴纵之出）。至于他俩有无其他纠葛，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什么努尔哈赤跟李成梁打过仗，一同到过京城，凡此种种，更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努尔哈赤和李成梁还是亲家：努尔哈赤的弟弟，叫做舒尔哈齐，这位舒尔哈齐有个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

而种种迹象表明，勇敢而悲痛的努尔哈赤，除了会打仗、身体好外，似乎还很会来事儿。他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拍起马屁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明史学者孟森语）。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

萨尔浒(1)

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不过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四路大军出发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明确，真正的主力，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前进，寻求决战。

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扎营的时候，他已然是胜券在握。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已无悬念。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亲眼看到了萨尔浒的覆灭。他一言不发，穿上了自己的盔甲，集合了剩余的士兵，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他带齐了八旗的全部兵力，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杜松毫无畏惧，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激战直至夜晚，重创敌军。

然而实力就是实力，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

西路明军就此全军覆没。

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因为，他是战死的。

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

因为此时，他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

作为一个文人，马林没有实践经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

关键时刻，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

可是不错是不够的。

萨尔浒(2)

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竟然带了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

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他面对的，是三倍于他的敌人。而作为文人，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最后关头抛下了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

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

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

但东路的刘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

刘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刘中流矢，伤左臂，又战。

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

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

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刘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账，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条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党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朝廷。

因为掌控朝廷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东林党的实力(1)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东林党的实力(2)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郑贵妃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实现，四天之后。

东林党的实力(3)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于是崔文升出场了。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服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服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韩、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小人物的奋斗(1)

八月二十三日。

内阁大学士刘一、韩照常到内阁上班。在内阁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进献“仙丹”。

此时首辅方从哲也在场，他对这玩意儿兴趣不大，毕竟皇帝刚吃错药，再乱来，这个黑锅就背不起了。

刘一和韩更是深恶痛绝，但也没怎么较真，直接把这人打发走了。

很明显，这是一件小事，而小事是不应该过多关注的。

但某些时候，这个理论是不可靠的。

两天后，八月二十五日。

明光宗下旨，召见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此外，他特意叫上了杨涟。

此前的三天里，光宗的身体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在这一天，他再次召见了首辅方从哲等朝廷重臣。

光宗同志这次很清醒，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寿木如何？寝地如何？”

寿木就是棺材，寝地就是坟，这就算是交代后事了。

可是方从哲老先生不知是不是老了，有点犯糊涂，张口就是一大串，什么你爹的坟好、棺材好，请你放心之类的话。

光宗同志估计也是哭笑不得，只好拿手指着自己，说了一句：

“是我的。”（朕之寿宫）

方首辅狼狈不堪，然后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第二个问题：

“听说有个鸿胪寺的医官进献金丹，他在何处？”

对于这个问题，方从哲并未多想，便说出了自己的回答：

“这个人叫李可灼，他说自己有仙丹，我们没敢轻信。”

他实在应该多想想的。

因为金丹不等于仙丹，轻信不等于不信。

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好吧，召他进来。”

于是，李可灼进入了大殿，他见到了皇帝，他为皇帝号脉，他为皇帝诊断。最后，他拿出了仙丹。

仙丹的名字，叫做红丸。

红丸

此时，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明光宗服下了红丸。

他的感觉很好。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吃了红丸后，浑身舒畅，且促进消化，增加食欲（思进饮膳）。

消息传来，宫外焦急等待的大臣们十分高兴，欢呼雀跃。

皇帝也很高兴。于是，几个时辰后，为巩固疗效，他再次服下了红丸。

下午，劳苦功高的李可灼离开了皇宫，在宫外，他遇见了等待在那里的内阁首辅方从哲。

方从哲对他说：

“你的药很有效，赏银五十两。”

李可灼高兴地走了，但他并没有领到这笔赏银。

方从哲以及当天参与会议的人都留下了，他们住在了内阁，因为他们相信，明天，身体好转的皇帝将再次召见他们。

六个时辰之后。

凌晨，住在内阁的大臣们突然接到了太监传达的谕令：

即刻入宫觐见。

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当他们尚未赶到的时候，就已得到了第二个消息——皇上驾崩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初一，明光宗在宫中逝世，享年三十九，享位一月。

皇帝死了，这十分正常，皇帝吃药，这也很正常，但吃药之后就死了，这就不正常了。

明宫三大案之“红丸案”，就此拉开序幕。

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丸，到底是什么药，也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此时向乾清宫赶去的人，包括内阁大臣、各部长官，共计十三人。在他们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因为皇帝死了，官位、利益、权力，一切的一切都将改变。

只有一个人例外。

杨涟十分悲痛，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

查出案件的真相，找出幕后的黑手，揭露恶毒的阴谋，让正义得以实现，让死去的人得以瞑目。

这就是杨涟的决心。

但此时，杨涟即将面对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棘手的问题。

在杨涟的护卫下，朱由校终于来到了文华殿。在这里，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成为了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

小人物的奋斗(2)

明熹宗朱由校

这就算即位了，但问题在于，毕竟也是大明王朝，不是杂货铺，程序还要走，登基还得登。

有人建议，咱就今天办了得了，可是杨涟同志不同意，这位仁兄认定，既然要登基，就得找个良辰吉日，一查，那就九月初六吧。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

今天是九月初一，只要皇长子没登基，乾清宫依然是李选侍的天下，而且，她依然是受命照顾皇长子的人，对于她而言，要翻盘，六天足够了。

然而杨涟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在他即将步入深渊的时候，一个人拉住了他，并且把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脸上。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左光斗。

左光斗，字遗直，安徽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现任都察院巡城御史，杨涟最忠实的战友，东林党最勇猛的战士。

虽然他的职位很低，但他的见识很高，刚一出门，他就揪住了杨涟，对着他的脸，吐了口唾沫：

“到初六登基，今天才初一，如果有何变故，怎么收拾，怎么对得起先皇？！”

杨涟醒了，他终于明白，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皇长子还在宫内，一旦李选侍掌握他，号令群臣，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但事已至此，只能明天再说，毕竟天色已晚，皇宫不是招待所，杨大人不能留宿，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明天。

杨涟走了，李选侍的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朱由校再次来到乾清宫，他不能不来，因为他父亲的尸体还在这里。

可是他刚踏入乾清宫，就被李选侍扣住了，尸体没带走，还搭进去一个活人。

眼看顾命大臣们就要完蛋，王安又出马了。

这位太监可谓是智慧与狡诈的化身，当即挺身而出，去和李选侍交涉，按说被人抢过一次，总该长点记性，可是王安先生几番忽悠下来，李选侍竟然又交出了朱由校。

这是个很难理解的事，要么是李小姐太弱智，要么是王太监太聪明，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李选侍失去了一个机会，最后的机会。

因为第二天，杨涟将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

九月初二

吏部尚书周嘉谟和御史左光斗同时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

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战略，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只要李选侍搬出去，她将无法制约皇帝，失去所有政治能量。

但要赶走李选侍，自己动手是不行的，毕竟这人还是后妃，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经过商议，杨涟等人统一意见：让她自己走。

左光斗主动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彻底赶走这个女人，他连夜写出了一封奏疏，一封堪称恶毒无比的奏疏。

文章大意是说，李小姐你不是皇后，也没人选你当皇后，所以你不能住乾清宫，而且这里也不需要你。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朱由校才满十六岁，属于青春期少年，容易冲动，和你住在一起是不太合适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比较露骨了。

小人物的奋斗(3)

更露骨的还在后面。

在文章的最后，左光斗写出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

“武氏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

所谓武氏，就是武则天，也就是说，左光斗先生担心，如此下去，武则天夺位的情形就会重演。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句非常过分的话，那你就错了，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过分，因为左光斗是读书人，有时候，读书人比流氓还流氓。

希望你还记得，武则天原先是唐太宗的妃子，高宗是太宗的儿子，

后来，她又成了唐高宗的妃子。

现在，李选侍是明光宗的妃子，熹宗是光宗的儿子，后来……

所以左光斗先生的意思是，李选侍之所以住在乾清宫，是想趁机勾引她的儿子（名义上的）。

李选侍急了，这很正常，你看你也急，问题在于，你能咋办？

李选侍想出的主意，是叫左光斗来谈话。事实证明，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因为左光斗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是御史，天子召见我才会去，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若辈何为者）？”

九月初三

左光斗的奏疏终于送到了皇帝的手中，可是皇帝的反应并不大，原因简单：他看不懂。

拜他父亲所赐，几十年来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儿子的教育是一点没管，所以朱由校小朋友不怎么读书，却很喜欢做木匠，常年钻研木工技巧。

幸好，他的身边还有王安。

王太监不负众望，添油加醋解说一番，略去儿童不宜的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李选侍必须滚蛋。

朱由校决定，让她滚。

很快，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她决定反击。

九月初四

李选侍反击的具体形式，是谈判。

她派出了一个使者，去找杨涟，希望这位钢铁战士会突然精神失常，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相信她是一个善良、无私的女人，并且慷慨大度的表示，你可以继续住在乾清宫，继续干涉朝政。

人不能愚蠢到这个程度。

但她可以。

而她派出的那位使者，就是现在的李进忠，将来的魏忠贤。

这是两位不共戴天的死敌第一次正面交锋。

小人物的奋斗(4)

当然，当时的杨涟并没有把这位太监放在眼里，见面二话不说：

“她（指李选侍）何时移宫？”

李进忠十分客气：

“李选侍是先皇指定的养母，住在乾清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杨涟很不客气：

“你给我记好了，回去告诉李选侍，现在皇帝已经即位，让她立刻搬出来，如果乖乖听话，她的封号还能给她，如果冥顽不灵，就等皇帝发落吧！”

最后还捎带一句：

“你也如此！”

李进忠沉默地走了，他很清楚，现在自己还不是对手，在机会到来之前，必须等待。

李选侍绝望了，但她并不甘心，在最后失败之前，她决心最后一搏，于是她去找了另一个人。

九月初五 登基前最后一日

按照程序规定，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但是李选侍却死不肯搬，摆明了要耍赖，于是，杨涟去找了首辅方从哲，希望他能号召群臣，逼李选侍走人。

然而，方从哲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

“让她迟点搬，也没事吧。（迟亦无害）”

杨涟愤怒了：

“明天是皇上登基的日子，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

方从哲保持沉默。

李选侍终于聪明了一次，不能争取杨涟，就争取别人，比如说方从哲。

因为孤独的杨涟，是无能为力的。

但她错了，孤独的杨涟依然是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都留存着一个信念：

当我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你体谅我的激奋，接受我的意见，相信我的才能，将你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

所以，我会竭尽全力，战斗至最后一息，绝不放弃。

因为你的信任，和尊重。

在这最后的一天里，杨涟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告诉大家形势危急，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整整一天，即使遭遇冷眼，被人讥讽，他依然不断地说着，不断地说着。

最终，许多人被他打动，并在他的率领下，来到了宫门前。

面对着阴森的皇宫，杨涟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

“今日，除非你杀掉我，若不移宫，宁死不离（死不去）！”

由始至终，李选侍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校的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她的野心和欲望。

但现在，她退缩了，她决定放弃。因为她已然发现，这个叫杨涟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

无奈地叹息之后，她退出了乾清宫，从此，她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她已无关紧要。

随同她退出的，还有她的贴身太监们，时移势易，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

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

强大，无比强大(1)

万历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固守？荡平？

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秀才。

强大，无比强大(2)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

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

天才的敌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二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二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一个监狱看守(1)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

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

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

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

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

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

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

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

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一个监狱看守(2)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

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

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答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答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

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

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答理他。

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

王安很喜欢汪文言。

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

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

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毁灭之路(1)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1622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次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

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

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

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混混的幸福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李进忠。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毁灭之路(2)

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

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

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

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翻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翻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

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毁灭之路(3)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

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

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

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

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

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

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韧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流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

但许多人不知道，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

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

毁灭之路(4)

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人——皇帝。

皇帝就是老板，就是CEO，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是说了就算的人物。

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

这就是有明一代，无数的人志愿成为太监的全部真实的原因。

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割问题。

魏忠贤当政以后，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

但这种行为，就好比是骂自己的儿子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

我一直坚信，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

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还真得要点功夫。

阉割的技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命就没了。

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

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

所以说，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的手术，且毫无后遗症（至少我没看出来），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

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不算电影电视），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

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块。

这可就为难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拿去赌博翻本，哪犯得着干这个？

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

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于是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

果不其然，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

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

事情是这样的，宫里招太监，是有年龄要求的，因为小孩进宫好管，也好教，可是魏忠贤同志自己扳指头一算，今年芳龄已近二十。

这可要了命了，年龄是硬指标，跟你一起入宫的，都是几岁的孩子，哪个太监师傅愿意带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纯粹浪费粮食。

魏忠贤急了，可急也没用，招聘规定是公开的，你不去问，还能怪谁？

可事到如今，割也割了，又没法找回来，想再当混混，没指望了，要知道，混混虽然很混，也瞧不起人妖。

宫进不去，家回不去，魏公公就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具体情况他本人不说，所以我也没法同情一下，但据说是过得很惨，到后来，只能以讨饭为生，偶尔也打打杂工。

万历十六年（1588年），穷困至极的魏忠贤来到了一户人家的府上，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佣人的工作。

他的命运在这里改变。

一般说来，寻常人家找佣人，是不会找阉人的，魏忠贤之所以成功应聘，是因为这户人家的主人，也是个阉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孙暹，是宫中的太监，准确地说是太监首领，他的职务，是司礼监秉笔太监。

这个职务，是帮助皇帝批改奏章的，前面说过很多次，就不多说了。

魏忠贤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起早贪黑，日干夜干，终于有一天，孙暹找他谈话，说看在他比较老实的份上，愿意保举他进宫。

毁灭之路(5)

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魏忠贤终于圆了他的梦，进宫当了一名太监。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是火者。看起来是差不多了，毕竟魏公公都五十多了，你要告诉他，别灰心，不过从头再来，估计他能跟你玩命。

但拯救他的人，终究还是出现了。

许多人都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是很喜欢东林党的，也很够意思，继位一个月，就封了很多人，要官给官，要房子给房子。

但许多人不知道，他第一个封的并不是东林党，继位后第十天，他就封了一个女人，封号“奉圣夫人”。

这个女人姓客，原名客印月，史称“客氏”。

邪恶的结合

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姓氏，估计这辈子，你也遇不上一个姓客的，而这位客小姐，那就更特别了，可谓五百年难得一遇的极品。

进宫之前，客印月是北直隶保定府村民侯二的老婆，相貌极其妖艳，且极其早熟，啥时候结婚没人知道，反正十八岁就生了儿子。

她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因为就在同一年，宫里的王才人生出了朱由校。

按照惯例，必须挑选合适的乳母去喂养朱由校，经过层层选拔，客印月战胜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入宫。

刚进宫时，客印月极为勤奋，随叫随到，两年后，她的丈夫不幸病逝，但客印月表现了充分的职业道德，依然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在宫里混得相当不错。

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乳母，一点也不普通。

按说乳母这份活，也就是个临时工，孩子长大了就得走人，该干吗干吗去。可是客小姐是个例外，朱由校断奶，她没走，朱由校长大了，她也没走，朱由校十六岁，当了皇帝，她还没走。

根据明朝规定，皇子长到六岁，乳母必须出宫，但客印月偏偏不走，硬是多混了十多年，也没人管，因为皇帝不让她走。

不但不让走，还封了个“奉圣夫人”，这位夫人的架子还很大，在宫中可以乘坐轿子，还有专人负责接送。要知道，内阁大学士刘一，二品大员，都六十多了，在朝廷混了一辈子，进出皇宫也得步行。

某些胆大的大臣先后上疏，要求客氏出宫。

这事说起来，确实不大光彩，皇帝大人迫于舆论压力，就只好同意了。

但在客氏出宫当天，人刚出门，熹宗就立刻传谕内阁，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日出宫，午膳至晚未进，暮思至晚，痛心不已，着时进宫奉慰，外廷不得烦激。

这段话的意思是客氏今天出宫，我中午饭到现在都没吃，整天都在想念她，非常痛心。还是让她回来安慰我吧，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再烦我了！

傻子都知道了，这两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

客氏就是这么个人物，皇帝捧，大臣让，就连当时的东厂提督太监和内阁大臣都要给她几分面子。

对年过半百的魏忠贤而言，这个女人，是他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

于是，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这个人。

而争取这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老婆。

你没有看错，我没有写错，事实就是如此。

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

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还有专用名词——对食。

对食，就是大家一起吃饭，但在宫里，你要跟人对食，人家不一定肯。

历代宫廷里，有很多宫女，平时不能出宫，且没啥事干，且不能嫁人，长夜漫漫寂寞难耐，闲着也是闲着，许多人就在宫中找对象。可是宫里除皇帝外，又没男人，找来找去，长得像男人的，只有太监。

没办法，就这么着吧。

虽说太监不算男人，但毕竟不是女人，反正有名无实，大家一起过日子，说说话，也就凑合了。

这种现象，即所谓对食。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是后宫里的经典剧目，经常上演，一般皇帝也不怎么管，但要遇到凶恶型的，还是相当危险。比如明成祖朱棣，据说被他看见，当头就是一刀，眼睛都不眨。

到明神宗这代，开始还管管，后来他都不上朝，自然就不管了。

但魏忠贤要跟客氏“对食”，还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客氏已经有对象了。

其实对食，和谈恋爱也差不多，也有第三者插足，路边野花四?采，寻死觅活等俗套剧情。但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

因为客氏的那位对食，恰好就是魏朝。

之前我说过了，魏朝是魏忠贤的老朋友，还帮他介绍过工作，关系相当好，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实在是个问题。

但魏忠贤先生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他的无耻，面对朋友的老婆，二话不说，光膀子就上，毫无心理障碍。

但人民群众都知道，要找对象，那是要条件的。客氏就不用说了，皇帝的乳母，宫里的红人，不到四十，“妖艳美貌，品行淫荡”，而魏朝是王安的下属，任职乾清宫管事太监，还管兵仗局，是太监里的成功人士，可谓门当户对。

相比而言，魏忠贤就寒碜多了，就一管仓库的，靠山也倒了，要挖墙脚，希望相当渺茫。

但魏忠贤没有妄自菲薄，因为他有一个魏朝没有的优点：胆儿大。

作为曾经的赌徒，魏忠贤胆子相当大，相当敢赌，表现在客氏身上，就是敢花钱，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不但拍客氏马屁，花言巧语，还经常给她送名贵时尚礼物，类似今天送法国化妆品，高级香水，相当有杀伤力。

这还不算，他隔三差五请客氏吃饭，吃饭的档次是“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桌六十个菜，要花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银子，大约是人民币四万多，就一顿饭，没落太监魏忠贤的消费水平大抵如此。

人穷不要紧，只要胆子大，这就是魏忠贤公公的人生准则。其实这一招到今天，也还能用。比如你家不富裕，就六十万，但你要敢拿这六十万去买个戒指求婚，没准真能蒙个把人回来。

外加魏太监不识字，看上去傻乎乎的，老实得不行，实在是宫中女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在短短半年内，客氏就把老情人丢到脑后，接受了这位第三者。

道统(1)

入宫三十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

但还不是顶峰。

战胜了魏朝，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

走狗

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精心准备，对东林党发动攻击。

具体行动有，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刘一、周嘉谟、杨涟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许多事情还望多多关照，并多次附送礼物。

此外，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

除去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所以结论是，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

有必要再申明一次，这句话我没有写错。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向是比较复杂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

魏忠贤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

他非常清楚，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

自古以来，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文人是“文人相轻”，具体特点为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平时骂骂咧咧，遇上动真格的，又把头缩回去，实在是相当之扯淡。

而书生的主要特点，是“书生意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认死理，平时不惹事，事来了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身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

当年的读书人，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在东林党里，这两种人都有，后者占绝大多数。形象代言人就是杨涟，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

这种死脑筋、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

所以魏忠贤死气白赖地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也就是个成功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同的。

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

魏忠贤明白，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

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

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

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

但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既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

所以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弹劾汪文言。

道统(2)

要整汪文言，是比较容易的。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除东林党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太不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

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弹就倒，监生的头衔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

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地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坐牢。

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

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进行极其顺利，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下面……

下面没有了。

因为不久之后，汪文言就出狱了。

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坐牢还坐出好来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

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这个位置，实在耸人听闻。

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什么话都不说。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

于是，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

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实力越来越强，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

因为他已看清，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

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言。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

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魏忠贤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

天启四年（1624年）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言、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

热闹开始，阉党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言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得不可开交。

但讽刺的是，对于这件事，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

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另一笔钱。

其实一直以来，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

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熊廷弼。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自从回京后，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杀。

道统(3)

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了，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钱，救回这条命。

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

汪文言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

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

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四万两，熊廷弼不死。

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四万两，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

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

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

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

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

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涌上心头，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

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冲动是魔鬼。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涟、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相当滋润。

抓汪文言时，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

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

几年之间，所谓“众正盈朝”已然变成了“众兽盈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许显纯、田尔耕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

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上的解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实在。

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

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理很难平衡。

在这一点上，魏公公表现得很好，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真金实银，不打白条。

相比而言，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

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

或是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

嗟乎！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五人墓碑记

几年来，杨涟一直在看。

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刘瑾，比如严嵩，但刘瑾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言，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

而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原则，没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达到了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了前。

当杨涟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那些当年的敌人、甚至朋友、同僚都已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在利益的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

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持着一样东西——道统。

杨涟(1)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让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杨涟(2)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1625年），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

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时，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杨涟(3)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地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杨涟(4)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

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

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

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

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

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

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四日夜。

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

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

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

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

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

杨涟(5)

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

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

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

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昭示天下：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

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

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

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混账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

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

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

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

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火点燃了。

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

“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之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古人穿的是木屐）。

杨涟(6)

东厂的人傻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捷的方法，一顿猛踹，连房梁都踹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账。

其实毛大人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这次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愤，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袁崇焕(1)

犹豫的人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惊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之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做木匠，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还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

“那就让他回去吧。”

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

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

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

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

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袁崇焕(2)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待着。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

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

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

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

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

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

所以他问：

“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操何策以往）”

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

“主守，后战。”

熊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

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

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

真理往往都很简单。

决心

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

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知，这是一座孤城，在它的前方和后方，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一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

六年前，在萨尔浒，他用四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十二万军队，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也死在了他的手上。

现在，他率六万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了这座小城，面对着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

胜负毫无悬念。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是明朝的高第，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观点。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

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有四种制胜的武器。

第一种武器叫死守，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就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

虽然这个战略比较，但很有效，你有六万人，我只有一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你打进来，我就认输。

他的第二种武器，叫红夷大炮。

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除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

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的六万精兵，已经把宁远团团围住，突围是没有希望的，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

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

这件武器，从一道命令开始。

布置完防务后，袁崇焕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第，向他请求一件事。

这位部下清楚，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

“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

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

“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

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

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

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

这就是我的决心。

所以在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

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

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

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

胜利结局

正月二十五日

以前有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

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日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

于是，他等来了奇迹。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二十五日，改变历史的一天。

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唾手可得。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场，什么遗体告别，追悼会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

烧完，接着打。

努尔哈赤已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三十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

所以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

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

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大炮。

要说这外国货还是靠谱，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地轰，后金军不停地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

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

到底是哪一炮，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

对于此人的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儿不提。

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于是接下来，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

很明显，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人，是个大人物，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