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涩泽荣一、德鲁克和圣西门主义

第一章没有涩泽荣一，就没有日本的奇迹

第一回向近代资本主义飞跃

第二回没当上武士的父亲

第三回加强经济感受力的归纳法教育

第四回对德川体制产生疑问

第五回尊王攘夷的诱惑

第六回水户学的死撑面子

第七回谒见一桥庆喜

第八回佣兵部队诞生

第九回变身为现实主义者

第十回尝试信用金融

第十一回人生最大的失误

第十二回转向开明派

第十三回由西餐领略到的欧洲

第十四回深切感受历史的地方——上海

第十五回在苏伊士运河的思考

第二章在巴黎，看透西方文明的本质

第十六回“产业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演说

第十七回结识弗洛里海拉尔特

第十八回教授资本主义的家庭教师

第十九回法国驻日大使罗叔亚的企图

第二十回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论

第二十一回圣西门主义的三大法宝——股份公司、银行、铁道

第二十二回巨人间的决斗

第二十三回昨日思攘夷，今日着洋服

第二十四回蒙布朗伯爵的复仇

第二十五回在巴黎，看到“人体”

第二十六回“官”与“民”

第二十七回让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紧密结合的机制

第三章成为大藏省官员，创造“日元”

第二十八回再会庆喜

第二十九回日本最早的股份公司

第三十回结识大隈重信

第三十一回金融制度的确立

第三十二回废藩设县的“糖”与“鞭”

第三十三回元勋们的素颜

第三十四回离开大藏省

第四章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

第三十五回集结“私”的力量

第三十六回拒绝加入三井

第三十七回国立银行的危机

第三十八回公利公益方是王道

第三十九回产业整体构想

第四十回涩泽与岩崎弥太郎的激战

第四十一回“官”与“公”的差异

第四十二回公正无私的市场调停人

第五章一切为“民”之发展

第四十三回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建立

第四十四回营利为次

第四十五回是为自爱而非他爱的社会福利

第四十六回涩泽式“创业”思想

第四十八回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

第四十七回明治时代的Project X

第六章在民间外交中展现高超手腕

第四十九回在美国，返回原点

第五十回民间外交如胶似漆

第五十一回与“黄祸论”斗争

第五十二回排日浪潮卷土重来

第五十三回对华外交与裁军会议

第五十四回劝说孙中山开展经济建设

第五十五回外交需国民总动员

第五十六回人偶与日美亲善

第七章以《论语》为准绳的伦理观

第五十七回田园都市的理想

第五十八回对女子教育的期待

第五十九回劳资关系协调之父

第六十回精准的识人之眼

第六十一回伟人们的肖像

第六十二回《论语》与“算盘”

第六十三回编纂《德川庆喜公传》

第六十四回明治财经界的大冈越前守

第六十五回“职能性”禁欲

第八章重识涩泽荣一——作为一个近代家庭中的人

第六十六回另一位涩泽

第六十七回明治实业家的光与影

第六十八回“堂堂正正”的感情生活

第六十九回忧国与禁欲

第七十回“血缘”与“资本”的分离

第七十一回没有这位妻子，就没有涩泽

第七十二回豪商之女，奇人之侄

第七十三回“现代”的家庭观和选婿

第七十四回“伟大”父亲的牺牲品

第七十五回威尼斯哥特式建筑

第七十六回《论语》伦理与红颜美色

第七十七回老年时期的文学鉴赏

第七十八回吾为国家不胜欣喜

后记

涩泽荣一年表

涩泽家谱系略图

涩泽荣一关联事业一览

前言

涩泽荣一、德鲁克和圣西门主义

大约五六年前，我接到一个奇怪的委托，说是要为住在六本木新城的年轻富豪们开一个座谈会，请我担任主持人(《ALL读物》，2006年2月号)。当时是整个日本经济都在发生轻微泡沫的时期。一般来说，我愿意接受任何座谈会和对谈对象，所以便来到了座谈会指定的六本木新城最高层的餐厅，倾听了年轻富豪们得意洋洋地讲述自己发家致富和挥金如土的故事。座谈会后，我先申明，请他们听听一位正在写涩泽荣一的传记、并思考过资本主义本质的人的发言，然后说了如下这段话：

“赚得多，花得多，这很好，我并不反对这些事。但是如果你们希望今后能赚得更多，花得更多，就必须把道德准绳放在内心的某个地方。如果轻视道德，它就会生气，给你意想不到的打击报复。如果你不管什么事都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会失败。这就是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我一说完这番话，刚才谈得一团和气的富豪们便变了脸色，激烈的反驳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他们的反驳并没有超出堀江贵文【堀江贵文(1972—)：日本实业家。活力门股份有限公司(Livedoor Co. Ltd.)原社长，SNS株式会社社长。2006年年初，活力门被查出财务报表造假，此事震憾全日本，被称为活力门事件。】或村上某某【这里应该是指村上世彰，日本投资家，2006年因在活力门事件中的内幕交易(村上基金事件)而被逮捕。】所说的“赚钱有什么不好”之类的范畴，但他们其实没有理解我所说的真正含义。

我想说的其实非常简单。

资本主义，就是企图让自己的利益获得最大化的人(即凯恩斯所谓的经济人)的混战。但不知为什么，成为最终胜利者的并不是被贪婪冲昏了头脑的参加者，而是将道德视作生意本质的人，例如涩泽荣一。原因很简单，这样的人才能永远地赚钱。赚钱绝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始终以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前进的齿轮一定会在某个时间开始反转，最终导致破产。并不是因为世人或社会不允许，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就是这样的。“吃亏是福”这句话说得很对。

那次座谈会后不久，堀江贵文就被捕了，又过了几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恐慌完美地证明了我的正确性。

但是，那些参加了座谈会的富豪们肯定没有好好消化我的发言，并将它付诸今后的赚钱行动中吧。因为“吃亏是福”是只有在混战的最后获得胜利的人才会说的话，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悖论。

无论是美国华尔街还是日本六本木新城族也好，恐怕都在“事后”才终于想起了这句名言吧？在忙于混战时，他们是绝对没有工夫想到这点的。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近代日本获得了全世界罕见的幸运。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是由涩泽荣一这位特殊人物引导的。在混战之前，他已经领会了“吃亏是福”的思想，并将其血肉化，使日本得以以极高的效率迈入高度资本主义的阶段。

换句话说，由于涩泽荣一这位奇迹般的人物的出现，近代日本避免了弱肉强食的混战，日本得以迅速起飞。

近年来再次获得世人瞩目的彼得·德鲁克，很早以前就曾经指出过这一点：

明治这个时代的特征很好地引出了古代日本所拥有的潜在能力，而涩泽荣一的一生就是它的象征。涩泽荣一曾学习法语，在欧洲逗留，研究过法国和德国的制度，并将这些欧洲的制度与日本原有的制度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这是非常独特的现象，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和人成功过。

涩泽荣一的另一项重要功绩是身兼立案者与实行者，推进了各项事业。他将思想家的一面与行动家的一面完美结合，这是一种独特的才能。一般来说，思想家都是不擅长行动的，而行动家往往从思想家那儿借来想法。但涩泽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行动家，都是一流的。

……

涩泽是一个罕见的人物，非常独特的人物。【NHK“明治”计划：《NHK Special明治1：引导变革的人格力量》，NHK2005年出版。】

那么，我想在这里问一个问题：

德鲁克所说的给日本资本主义带来奇迹的涩泽荣一，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而他，又是怎样在“事前”领会到“吃亏是福”的伟大思想呢？

接下来我所展示的涩泽，将借助还是幕臣的涩泽在巴黎邂逅的圣西门主义，解明为什么只有涩泽才能在“事前”领会“吃亏是福”的思想。

第一章没有涩泽荣一，就没有日本的奇迹

第一回向近代资本主义飞跃

为何只有涩泽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的原理？

冷战格局崩溃数年之后，奔驰车卖得最好的国家既非日本亦非美国，而是俄罗斯。在大多数老百姓平日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该国短期内牟得暴利的新兴暴发户，全都住起了豪宅，开起了高级的奔驰车。这是社会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根据过去发生的事例，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预测到它的发生。

然而，我却无法赞同这种观点。相反，我认为，倘若俄罗斯没有出现优秀政治家的巧妙治理，恐怕这个国家还会停留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阶段。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并非诞生自“官僚、古罗马的贵族以及近代的农场经营者”那种一味谋取暴利的“罔顾他人的营利活动”。相反，它只能诞生自戒除贪欲并否定追求利润的社会伦理所支配的基督教土壤中。

涩泽荣一引发的奇迹

起首提起俄罗斯，并非是要预测今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未来。事实上，我是想借此重新审视日本曾发生过的资本主义化的实例。我想指出的是，在近代史上看来，明治时期【明治时期：明治是明治天皇在位期间的年号，1868年至1912年。】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进行急剧地资本主义化转变并取得成功，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没有资本主义经济为依托的社会一跃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前辈意识到了，并撰写了许多明治维新的论文。他们认为，明治维新并非全来自新生事物，江户时期【江户时期：又称江户时代、德川时代，指日本历史上1603年至1868年由德川将军家统治的时代。由于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设立幕府，该时期的政府被称为江户幕府或德川幕府。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生了显著的进步，其资本积累成为明治维新以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形成的潜在的近代性也为明治以后的近代化作了准备；或云，江户时代的下级武士阶级中所出现的类似基督教的儒家禁欲主义孕育了近代资本主义，诸如此类。

诸多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能一概反对。但我认为，这些见解都忽略了一个视点。那就是，这场飞跃式的变革并不是自然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基于明确的考量，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即是说，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存在着一种将资本主义系统完整地根植于无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志，而且这种意志绝非无形的、集体不自觉的产物，而是起源于个人的觉醒。

那么，这场飞跃究竟是由谁准备的呢？只要翻阅过明治时期的相关史料，我们自然就会得出答案。这个人先在大藏省【大藏省：日本明治政府于1869年设置的中央行政机关之一，主管国家财政、通货、金融、外币兑换、证券交易等。】完善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又转入民间奠定了日本金融与绝大多数基础产业的基石。他，就是涩泽荣一。

从其众多的业绩来看，涩泽荣一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本是幕府【幕府：指日本武家政治的政厅或武家政权本身。这里即是指德川幕府。】的臣子，转入明治政府的大藏省后，首先担任改正局局长，同时完成了一系列基础项目的立案，并推广实行。其中包括全国的测量，统一度量衡，制定驿递【驿递：日本对邮政的旧称。】法，在全国废藩设县【废藩设县：藩是日本江户时代保有一万石以上的领土的大名所支配的领域。1871年，明治政府废止藩的划分，设府、县，将地方统治回归为中央管辖之下。该举措被称为废潘设县。】的同时兑换藩札【藩札：日本江户时代各藩在领地内独立发行的纸币。】，完善记账法、货币法，调整税率，设定国家预算大纲，实施国立银行条例等。之后，涩泽由于反对预算定额论而与上司井上【馨井上馨(1836—1915)：日本政治家、实业家，历任政府要职。为明治初期财政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同下野，并竭尽全力培养民间资本。他建立了第一国立银行等众多的股份制公司，晚年还作为东京商业会议所的会长，为民间外交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笔者在这一章里要讲的并非涩泽的种种成就，而是想要探究，在那个众人对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一无所知的时代，为何唯独涩泽能够掌握这个体系的根本，并将之成功导入日本。

根据涩泽的自传和传记所述，涩泽曾作为将军【将军：即征夷大将军，1192年至江户时代末期的武家政权以征夷大将军为实际领导者。1867年大政奉还后，江户幕府解散，该官职也被废止。当时的将军是德川庆喜。】代理人德川昭武【德川昭武(1853—1910)：日本水户藩最后一代藩主。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的异母弟弟。1866年，他代表将军参加了法国巴黎世博会，并在会后访问欧洲各国，与各国首脑深入交流。这被认为是近代日本与欧洲强国交流的开始。】的随行人员，参加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很显然，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在日本引入资本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随行参加巴黎世博会的不止涩泽一人，倘若涩泽同他人一样，只是在法国见识了世博会和法国的风土人情，恐怕也无法为后来参与财政实务提供帮助。而且，在明治政府担任财政职务的人物中，也有像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任日本第一、第五、第七、第十代内阁总理大臣及第一代枢密院议长、第一代贵族院议长等。】、陆奥宗光【陆奥宗光(1844—1897)：日本政治家、外交官。对日本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修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样特意去美国财务部考察学习的人，如果有人在实务方面胜过涩泽，也是不足为奇的。可是最终担起国家和民间财政实务改革的，却唯有涩泽一人而已。

为何唯独涩泽能让日本完成向近代资本主义的飞跃？

在法国习得的知识根本为何？

这一疑问也是迄今为止所有论述涩泽荣一的著作中经常被着重讨论的核心课题之一。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无论哪一种论述，都没有从本质上解答这个疑问。大体都是说，涩泽通过在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见闻、经历以及遇到的法国人，习得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原理。而这原理到底为何物，却从未有人明确地给出解释，只用模糊的“印象”搪塞过去。涩泽论的经典著作，土屋乔雄的《涩泽荣一》中这样写道：

其一是由于福罗里·海拉尔特与荣一的关系。福罗里·海拉尔特受幕府委托，担任名誉总领事，主要负责照管民部公子【民部公子：这里即是指德川庆喜的弟弟德川昭武。此处民部省指日本律令制下的八省之一，是主管国家民政和财政的中央行政机关，并非明治政府设立的民部省。】。他本是银行家出身，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银行、铁道、证券交易所、股票公债等逐一进行了说明，甚至还为了让大家见识有价证券买卖的实际情况而带大家前往证券交易所。涩泽后来想出“合本组织”【合本组织：股份公司的雏形，当时日本对“股份公司”一词还没有固定的译语。】这一组织形式，并成为其主要提倡者，就是凭借了这段时间所习得的知识。

同样，木村昌人在《涩泽荣一：民间经济外交的创始者》中这样写道：

在巴黎的两年中，涩泽一手处理总务、会计等杂务，他最信赖的就是日本名誉总领事弗洛里海拉尔特。有着银行家经历的弗洛里海拉尔特曾教给涩泽各种经济知识。……在严峻的财政情况下，为了维持昭武的学习以及一行人的生活，涩泽开始理财，当时的顾问就是弗洛里海拉尔特，他将法式的日常会计方式以及资金运用方式详尽地教给了涩泽。通过这些实务，涩泽学习了西欧金融制度的构成。

这里所说的“弗洛里海拉尔特”和“福罗里·海拉尔特”是同一人物，原文拼做FluryHérard。所谓“福罗里·海拉尔特”，是涩泽被以往使用的荷兰语误导，错误拼读所致。也就是说，这两段引文根据涩泽的回忆录，叙述了完全一样的事情。对于涩泽在旅法时期以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福罗里·海拉尔特)教给他的知识为根本，将资本运作移根植于日本这一事实，笔者毫无异议。

问题并非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以上两段引文完全没有考虑，两人的接触带给日本的到底是什么，并且它们无视了法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伦理观差异。和我们平日里模糊的“印象”不同，这一体系在当时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体系，这两个国家都是无法自然转化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巴黎世博会是展示圣西门主义的成果

近代资本主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进化出来的。相对于随后完成近代资本主义化的德国、比利时等基督教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始终残存着前近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法国。

路易十四在1685年废止南特敕令【南特敕令：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结束长期内战和平息新教徒的愤怒，于1598年颁布的法令。承认法国国内两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该赦令于1685年被路易十四废除。】，导致法国国内基督教工匠们逃亡至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国家。因此，法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确立时间大大晚于英国和美国。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持续混乱，让已经滞后的近代化进程更加缓慢。结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重工业、铁道及商业、贸易等方面依旧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差无几，位列后进国的队伍。

然而自1830年前后，法国的状态开始发生变化。那是因为呼吁建立“实业家建立的、实业家做主的社会”的思想家圣西门【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十九世纪初叶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周围聚集起一批理工科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结成了圣西门主义者团体，对法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圣西门主义者团体虽在路易·菲利普政府的镇压下暂时解散，但1851年，拿破仑的侄儿、奉行圣西门主义的路易·拿破仑通过政变掌握了政权，并且在翌年称帝。圣西门主义者团体再次集结起来，为了将法国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进行着大胆而活跃的改造。

他们尤为倾注心血的项目是铁道、土木事业、银行和股份制公司。这些圣西门主义者为了在短期内让法国实现基督教国家耗费了一个世纪才完成的近代资本主义进程，开发出一种加速培育基础产业领域的体系，并尝试着自上而下地将其应用于社会各领域中。法国与其他天主教国家不同，1852年第二帝国【第二帝国：即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建立的君主制政权，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之前。】成立后，它只用了不到十五年就成功地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这只能归结为圣西门主义者想出了一种在没有文化基础的情况下人为促成的系统。

而展现圣西门主义成果的，正是涩泽荣一作为德川昭武的随从参加的1867年巴黎世博会。

涩泽早已具备接受资本主义的素质

但是，仅凭这点就断定涩泽因为在巴黎世博会上接触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使他能让日本一跃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显然等于言之无物。我们必须弄清楚，涩泽引进的这个系统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他是如何将其根植于明治维新的日本的。

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加速型的资本主义形式——圣西门主义，并不是被涩泽之外的人引进日本的。在移植近代资本主义这方面，就算圣西门主义已经系统化，算是容易引进的一种体系，但是从历史来看，成功移植它的也只有涩泽荣一一人，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山本七平【山本七平(1921—1991)：评论家。使用“空气”、“实体语”、“空体语”等概念对日本社会、文化、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其独特的研究成果被称为“山本学”。】的著述《近代的创造》一书中提出的新观点因超越了过去的评论而大受好评。他在书中这样说道：

的确，涩泽为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巴黎惊叹不已。然而如果将此行简单地理解为“埼玉的一介农民来巴黎开了眼”，显然是错误的，即便如W.胡佛一样认为涩泽“通过巴黎的重要思想形成体验”“坚定了将一生献给日本经济近代化事业的决议”，这种认知也仍嫌浅薄。他的思想其实早已经形成，他是在此基础上“开眼”的。

这一视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受影响者并不是无差别地接受影响的；相反，他们只会无意识地选择接受特定的、应该受到的影响。换言之，涩泽荣一在巴黎遇到圣西门主义的时候，已经具备了接受圣西门主义的素质。

那么，涩泽荣一到底是在何处形成了这样的素质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重新探讨涩泽荣一现身巴黎之前的人生旅程。

第二回没当上武士的父亲

非凡的父亲——市郎右卫门

人对幼年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孩童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并不会都被记住，只有无意识地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而选择出来的那部分痕迹，才会残存在记忆里。而在以自传或回忆录的形式向他人讲述的时候，这些记忆会被进一步筛选。也就是说，自传与回忆录讲述的回忆，都是当事人从自己的记忆中选择出来的闪耀着光辉的特别瞬间。

当然，功成名就的人在晚年为了强调自己的伟大，也会编造一些轶事或是进行一些润色。但是即便打个折扣，不，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些成分，反而使其所讲述的幼年回忆充满了对此人毕生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暗示。

因此我们首先要详细讨论的是，涩泽荣一所著的《雨夜谭》和《青渊回顾录》中所述的幼年轶事，为何被选择出来？又暗示了什么？

天保十一年庚子二月十三日，公元1840年3月16日，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现在的日本埼玉县深谷市血洗岛。】，经营农业与蓼蓝生意的涩泽市郎右卫门与阿荣的儿子涩泽荣一出生了。虽然他有过好几个兄弟姐妹，但大多夭折了，长大成人的只有涩泽荣一和他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根据土屋乔雄的《涩泽荣一》，荣一幼名叫市三郎，6岁时取母亲的名字改名为荣治郎。长大后侍奉一桥家时，名唤笃太夫或笃太郎。明治时禁止一个人拥有数个名字，因此十七岁时，他的表兄同时也是老师的尾高惇忠为他起名“荣一”。本评传为了方便，统一称“荣一”。

血洗岛上姓涩泽的人家有十几户。荣一这一支出自“中家”【中家：江户末期血洗岛村姓涩泽的有十七家，因此以每一户所住的位置命名区别。如“中家”、“东家”、“西家”、“前家”、“新屋敷”等。】，是涩泽一族的宗家【宗家：指某一家族嫡传的家系，即封建宗法制度下家族的正支，或该家系中的当家人。】，每代的当家人都被称为市郎右卫门。然而荣一的父亲市郎右卫门并非直系继承人，而是支系涩泽宗助的第三子，因为宗家没有男孩继承家业，他作为入赘女婿继承了这一称号。当时该支系是村中最大的富豪，被称为“大涩泽”，而宗家已经家道中落。为了重振宗家，才找了支系的三男元助入赘。从此，元助被通称为市郎右卫门，名美雅，后来因为爱好俳句，又号晚香。荣一在称呼父亲的时候往往用号，因此我们也效仿沿用这一称呼。(另外，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涩泽龙彦正是“大涩泽”，也就是支系涩泽宗助的后代。)

涩泽荣一在《青渊回顾录》中这样回忆他的父亲：

父亲虽然生于农民之家，最初却立志要成为武士，出人头地。他不仅学习武艺，还兼修学问，对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宗家没有儿子而决定由他入赘之后，他干脆放弃了最初的志向，专心经营家业。在振兴原本日渐式微的家业的同时，他还被选拔为见习里正，甚至被领主安部摄津守允许称姓带刀【称姓带刀：江户时代武士身份的象征。当时的大名偶尔会允许领地内有权势的农民或商人称姓带刀，按照武士待遇对待，但并不等于给予他们武士身份。】。称赞自己的父亲虽显得有些奇怪，但我的确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经营家业，却有着武士气质，对于孩童时期的我来说，既是慈父又是严父。父亲平素是非常方正严直的人，不愿欠他人丝毫，在处理细枝末节上也极为认真，以求面面俱到，更是个特别勤勉的人。尽管他对于工作有很强的欲望，但却是个毫不吝啬的人，物欲淡泊，为了正途，可以舍弃辛苦积攒的家业而无怨无悔。他就是一位富有这样气概的人。（以下如无特别注明，均引自该书）

在如此众多的涩泽荣一的父亲的信息中，我们应该关注何处呢？

敞开的“武士”之路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涩泽荣一所说的，其父晚香虽是农民出身，却立志成为武士这一点。这一部分如果匆匆读过去的话，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然而我们再仔细考虑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若干与常识截然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处是“成为武士，出人头地”的道路竟然向农民子弟敞开。这一记述不正反驳了“士农工商身份是永远固定的”这一根深蒂固的认知吗？只要有志于此，农民家的三男也可以成为武士!然而，怎样才能成为武士呢？

一种方法是用钱购买御家人【御家人：江户时代将军直属的家臣，属于职位较低的一类。一些生活穷困的御家人会以认养子的形式，向农民或商人出售这一身份。】的门第。当然啦，并不是只要钱就足够，必须要拥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教养与武术修养，并且要有一定的地位(如地方里正等)。确凿无疑的是，武士阶级以外的人也可以凭借金钱的力量成为武士。传说胜海舟【胜海舟(1823—1899)：又名胜安芳。日本明治初期著名的政治家，促成了戊辰战争时江户城的无血开城。历任参议、海军卿、枢密顾问官等职。】的父亲胜小吉也是通过这一途径成为武士的。

然而农民成为武士的方法并非只此一种，第二种方法就是依靠才能。有才能的人只要凭借才能就可以成为武士，但仅限于别人认可其才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武士中有一位伯乐看中了某个人的才能和前途，希望他能为自己藩所用，那么就可以不通过任何手续，让他从一介农民升为武士。如果读者对此嗤之以鼻，那么请好好读读涩泽接下来的经历。因为涩泽荣一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成为武士的。山本七平在《近代的创造》中，对于江户时代这种出人意料的阶级流动性这样描述道：

如果要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分并不严格的国家，恐怕首推昔日的日本了。德川时代，虽然从制度上来看两者是有着严格区分的，但那只是“大的原则”，其“本质”其实是非常模糊且具有流动性的。……

这种状态的确是很奇妙的，在制度上无论如何都没法说明。一旦某个有权势的人认可说“那个人挺能干的啊”，此人就相当于突破了科举考试的重重难关，从昨日被人弃之如敝屣的被统治阶级摇身变成了统治阶级。这种阶级间的流动性在当时的欧洲和中国都是不存在的。

这里面山本七平所说的“从昨日被人弃之如敝屣的被统治阶级摇身变成了统治阶级”，说的就是为了成为勤王的志士而被父亲断绝关系的涩泽荣一。他的父亲晚香在早年同样也考虑过“成为武士，出人头地”，然而最终却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这又是为什么呢？

放弃武士道路的父亲

这恐怕是因为“成为武士，出人头地”得不到多大的好处吧。对于富裕农民的三男来说，成为武士这一选项与入赘宗家相比较的时候，前者并不是一个重要到毋庸置疑的选择。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稍稍注意的地方。

晚香虽说是富裕农民家的儿子，但却是没有家长继承权的三男。如果想要选择别的职业，就只有成为僧侣。所以倘若有成为武士的可能性，自然是要选择这一道路的。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入赘家道中落的宗家。所以我们不正应该认为，这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一选项的好处吗？

当然，如幸田露伴【幸田露伴(1867—1947)：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与尾崎红叶共同建立红露时代，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风流佛》、《五重塔》等。】在《涩泽荣一传》中所述，“宗家和支系的关系在我国古老敦厚的习俗中是极其重要的。人们认为，哪怕宗家衰落、支系兴盛，宗家也如同君主一样拥有权威，而支系处于从属地位，如同藩臣。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至少这是当时的社会道德观”。这种看法也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事实不尽如此。

恐怕在晚香看来，与其成为武士，做家道中落的宗家的入赘女婿显然能有更好的前途。因为在当时，选择成为农民还是武士不仅仅是一个对身份的选择，还包括了对收入形态的选择。换言之，这是在依靠薪俸生活和依靠自家经营生活之间选择。哪怕成为武士获取俸禄，下级武士的收入也很有限，且不是只凭借才智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一旦巩固了武士的地位，一般来说子孙后代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庆应大学的创设者，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一家就是典型。加之幕末【幕末：指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大约1853年至1869年这段时间。】通货膨胀率高涨，薪水固定的下级武士的生计变得十分辛苦，几乎都要依赖副业来维持。与此相比，晚香出生的涩泽宗助家那种榛泽郡血洗岛的富裕农民除了土地有固定收获之外，还通过生丝、蓼蓝的交易获取了庞大的利益。

因此，哪怕是进入衰退的宗家，如果能凭借自身的才智使家运重返兴旺，也比成为武士要来得合算。在晚香看来，保持农民身份重振宗家，是更加“有价值”的工作。事实上，根据《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一卷，晚香成为宗家的入赘女婿之时，附有“入赘之后全权处理家事”这样的条件。在现在来说，这就如同银行向接受了《会社再生法》【《会社再生法》：日本破产法的一种。】的公司指派社长一样。对于晚香来说，这是考验自己力量的绝佳机会，如果只看实际利益，在晚香所处的时代，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远比成为一个武士要合算得多。

事实上，晚香入赘到涩泽市郎右卫门家后，只一代就重振了家业。他不仅积累了仅次于涩泽宗助家的财富，还成为了领主安部摄津守的用品承办商，融通金钱和物品，因而被允许称姓佩刀，甚至被赐予见习里正的职位。

半工半商的创意型企业家

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重振家业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若涩泽家只靠田里的收成，那么除非进行相当大的品种改良，否则很难增收。一般种粮为生的农民，即便是里正那样有钱有势的富农，如果因为什么事欠下了外债，想要填补亏空也绝非易事。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生活在榛泽郡血洗岛的涩泽家由于土地贫瘠，农民只好种植蓼蓝制作染料。与其说他们是纯粹的农民，不如说是半农半工。而涩泽市郎右卫门家则专门从半农半工的村民手里收购蓼蓝，加工成染料再卖给染坊。因此，涩泽市郎右卫门家可以说是半工半商。这意味着涩泽家有可能凭借经商的才能获取很大的利润，并在短期内积累下巨额财富。晚香正是在这方面发挥了卓越的才智。

我父亲晚香是前述那种性格的人，对经营家业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热衷于每年制造出更优良的染料并出售。父亲在蓼蓝种植区的农户中间也口评颇佳。他们交口称赞“市郎右卫门先生只收购优质的蓼蓝，所以今年我想让市郎右卫门先生购买自家的蓝叶，得到夸奖。”他们因此而专心种植蓼蓝，每年都会有上好的蓝叶产出。父亲从农家收购蓝叶，再制成染料卖给染坊，而染坊对父亲贩卖的染料也颇多好评。听到染坊夸奖说今年的染料比去年还要优质，对父亲来说是最开心的事。见到自家贩卖的染料品质及产值每年都有进步，是他唯一的乐趣。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晚香并非压低价格买进、抬高价格卖出的无良商人；相反，他是一位专心于改良自己的产品、凭借产品品质获得信赖、并感到快乐的创意型企业家。晚香认为，较之以蒙骗的手段获取一时的利益，不如依靠信赖获取长期利益更能够扩大财产。这是一种相当进步的理念。

父亲业已实践《论语与算盘》

诚如“见到自家贩卖的染料品质及产值每年都有进步，是他唯一的乐趣”里所说的，晚香实践的是一种顺应人伦的商业伦理。如果能通过更多的努力制出更好的产品，并因此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就为人为己，心中无愧。

这种理念恐怕和儒家思想在富裕农民层、尤其是像晚香这样的半工半商的富裕层中得到普及有关。这一阶级的人与儒家学说相遇之后，为了使自己的职业正当化，必须创造出一套与视商业行为为罪恶的武士阶级风格不同的商业伦理。于是，他们从儒家学说中导出了一套近似韦伯所主张的基督教伦理。尤其是曾想成为武士的晚香，一定很想有一种伦理能够使自己为自己的职业骄傲。

江户末期，这种工商业者的伦理并不完整，然而在日本也形成的这种伦理的雏形，还是值得注目的。后来涩泽荣一所提倡的《论语与算盘》中的伦理，其实早已被晚香实践。

韦伯还曾指出，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督教工商业者全都致力于子女的教育，晚香其实也是如此，他对荣一的教育非常热心。我们可以认为，晚香对自己的阶级与职业抱有自豪感，因此他不仅教导儿子商业知识，还对其灌输儒教的伦理观，意在使儿子也能够自豪地从事商业活动。

如前所述，家父有相当的学识，对时势也有一定的见解，虽青年时曾立志习武，但兼具风流气质，会做俳句和歌，所以并不拘泥于当时一般农民、商人无需学问的见识。他认为，若想在当今世上获得成功，非掌握相当的学识不可。所以六岁开始，父亲就教我朗读《三字经》，又学习《大学》到《中庸》，直至《论语》。八岁开始，我就被送去手计村的尾高惇忠(新五郎)表兄那里，拜他为师，跟随学习。

父亲没有成为武士，而是保留了农民阶级，成为了有知识的企业家。这件事对于涩泽荣一的人格塑造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不过成为尾高惇忠的弟子之后，这位表兄的影响与日俱增，最终使涩泽荣一超越了父亲所设计的范围。这一部分暂且不谈，笔者接下来将从《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一卷引用一些涩泽关于母亲的回忆。和父亲比较，其母(梅光院)的存在虽如影子般稀薄，但从荣一晚年专心于社会事业来看，母亲对他的影响并不小。

母亲是一个非常慈爱的人，对我更是如此，寒冷的天气里我在外面玩时，她甚至会拿着我的和服外褂跑去追我。……喜欢施人以物，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也要硬塞给人家。恰有麻风病人住在隔壁，那名患者虽比母亲略为年长，母亲却经常过去照顾。我们都非常不情愿，说“感情上到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做到那种程度”，然而母亲却毫不厌烦地照顾那人的衣食。我们提醒母亲说“麻风病是会传染的”，可母亲却说“才没有那种事，我听大夫说过了，不会传染”，仍旧热情地照顾邻居。邻居家做了牡丹饼拿过来，母亲也毫不在乎地吃下去。说难听点是个滥好人，但其实她是个菩萨心肠的人。

第三回加强经济感受力的归纳法教育

荣一的“启蒙”是个例外

八岁时，涩泽荣一就被父亲送去跟随年长十岁的表兄尾高惇忠(幼名新五郎，号蓝香)学习汉学典籍。

尾高家在距我家七八町【町：日本旧的长度单位，一町约等于10909米】的手计村里。尾高自幼善于读书，且记忆力极佳，在乡下被认为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况且他又与我家有些亲戚关系，父亲便叫我过来吩咐说，以后与其跟他学念书，不如去手计村跟尾高学更好。所以此后每天早上，我都去尾高家读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书，然后再回家。(《雨夜谭》)

尾高惇忠的母亲是从涩泽宗助家嫁入手计村里正尾高家的，而涩泽宗助相当于荣一的伯父。惇忠是尾高家的长男，有两个弟弟分别叫长七郎和平八郎，还有个妹妹叫千代。这位千代在十八岁时嫁给了当时十九岁的涩泽荣一。

这事且按下不表。如果我们从涩泽荣一的这段回想中只能提取出“在父亲那里接受了读书写字的入门辅导后，去表兄家继续学习”这一信息的话，就太被今时今日的常识所束缚了。换句话说，将这件事按照现代的常识，理解为经济宽裕的家庭请学习好的表兄当家庭教师，是不正确的。

因为按当时的常识，晚香虽说是见习里正，却不过是一介农民。他喜爱汉学典籍并对子女进行基础教育，本身就是非常特别的例子了。而住在附近村子的表兄是位学过《论语》、《中庸》、《大学》的知识分子，他来当荣一的家庭教师，更是特例中的特例。

涩泽荣一轻轻几句话带过他的“启蒙”，在当时未必“寻常”。将之与同时代的福泽谕吉的童年回忆相比较，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的特殊。

我的父亲曾是学者。作为普通的汉学学者，他在大阪藩邸【藩邸：藩的大名所拥有的宅邸。】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同大阪的富人，加岛屋【【加岛屋：日本江户时代大阪的富商，当时甚至借钱给财政窘迫的大名，与鸿池家齐名。】、鸿池【鸿池：日本江户时代大阪的富商，主要从事金融业务，历代当家都叫鸿池善右卫门。】这样的人交际，管理藩债。但其实父亲对于从事这种工作感到十分不满。……与现在研习西洋学问的学者有很大差别的是，过去的学者视金钱如粪土，是纯粹做学问的。所以被委以纯粹的世俗之事，他自然觉得愤愤不平。如果要举一例说明他的想法是教育子女就是灌输儒家思想的话，有这么一件事。

我年纪幼小自然还不必习字，但已经十岁的兄长和七八岁的姐姐学习认字时，要去仓屋敷【仓屋敷：日本江户时代大名为了销售年贡米或领内特产而设置的仓库兼宅邸，兼具金融、兑换的功能。大阪的仓屋敷尤为有名。】跟习字先生学，商人家的孩子也会去那里。因为大阪重商，所以那里不仅教授日文假名，还教授小九九。二二得四，二三得六。这是很自然的事，父亲听说了却说：“尽教些坏东西。居然教小孩子算术，岂有此理!不能送孩子去那种地方，都不知道在学些什么。去把孩子们带回来!”……父亲亡故后，母亲不得不独自照顾五个子女的生活，根本没想过教育的问题。(《福翁自传》)

荣一与谕吉间教育观的微妙差别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能了解到以下情况：

第一，福泽谕吉的父亲是负责财务会计的下级武士，但他讨厌自己的工作，崇尚纯粹的学问上的儒学。

第二，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教子女读书的时间，无奈将子女送去“习字先生”那里学习。但那里是商人子弟也去的地方，不以汉学典籍为主。而是像“寺子屋”【【寺子屋：日本江户时代教授庶民子弟读写算和实务知识技能的民间教育机构，也叫手习所或手习塾。】那样，以“读、写、算”为中心。

第三，父亲并不满意“习字先生”注重实用的教育方式，以至于把子女带回家。然而由于父亲亡故，谕吉甚至连“习字先生”那儿也去不成了。

由此看来，武士哪怕厌恶实用主义式教育，却也没有聘请家庭教师的富余，只能和商人子弟一起去“习字先生”那里学习“读、写、算”。这种情况在大阪那样的大城市很普遍。倘若不幸像福泽家那样过早失去家中的顶梁柱，即便是武士的子女，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

所以，六岁起便跟父亲读书、此后又跟着专属的家庭教师学习汉学典籍的涩泽荣一，作为当时的农民来说，可以说是处于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中。且这位老师并非普通的“习字先生”，而是同为富农的知识分子表兄。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当时涩泽一族对教育是何等的热心，且教育水平是何等的高。

学问乃为人处世之准则

不过与其着眼于财力的差异导致的教育投资的差别，我们恐怕更应该留意，身为下级武士的福泽谕吉之父与身为富裕农民的涩泽荣一之父的教育观有怎样的“微妙”差异。两人在子女教育上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应该以汉学典籍为本，不光学习读、写、算。不过前者把儒教当做纯粹的学问来学习，而后者的考虑却是“若想在当今世上获得成功，非掌握相当的学识不可”。也就是说，后者所希望的是把儒教作为职业实践的伦理来学习。

这种认知的不同对后来谕吉与荣一的学问观有着极大的影响。虽然两人都对脱离实际利益的学问持否定态度，但谕吉也许是出于对其父的叛逆，开始在西洋学说中寻求理想的实用科学；而荣一则彻底讲求儒学，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伦理基础。

涩泽荣一的《论语讲义》起首有如下一段话：

儒教即孔子之教诲，原不是纸上的空谈高论，而是应在日常生活中逐一贯彻实行的指针。……我国儒学家藤原惺窝【藤原惺窝(1561—1619)：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以朱子学为基调，但也接纳了一部分阳明学的思想。被称为日本近世儒学之祖，著有《寸铁录》、《文章达德纲领》等。】、林罗山【林罗山(1583—1657)：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朱子学派儒学家，藤原惺窝的弟子。】等人，秉承宋儒之弊病，将学问与实用割裂开来。至物徂徕【物徂徕(1666—1728)：即荻生徂徕。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思想家、文献学者。】，则明言学问乃士大夫以上钻研之物，将农工商阶层的实业家拒之门外。……论语本是人类皆应服噟之明教，现在却沦为了少数士人的学问，令人扼腕叹息。余坚信，学问并非为做学问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指南。即，学问是人生处事之规范标准。

涩泽荣一所说的“儒学是为人处世之准则”的思想，是对其父教育方针的忠实反映。荣一受父亲的影响，并没有将儒学视作纯粹的知识，而是将其视为日常实践的方法论。山本七平认为，涩泽一族的这种学问观是受石田梅岩【石田梅岩(1685—1744)：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思想家，石门心学的创始人。】石门心学【石门心学：该思想以神道、儒教、佛教的三教合一说为基础，面向庶民，用平易的故事劝人实践道德理论。在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全国流行。】的影响。

速读、多读为主的教育法

这样想来，我们可以推测，晚香之所以会让独子荣一前往表兄处学习，肯定是相信尾高惇忠会以同样的儒学观来指导荣一的学业。因为尾高惇忠同晚香一样是经营型农民，年纪轻轻就崭露头角，使父辈时衰败的家业重振起来。

从以下涩泽的回想中可以看出，晚香的眼光果然没有错。

尾高这里读书的方法与其他先生相比略有不同。初学之时他并不要求一字一句背诵，而是要求通读大量书籍，让学生自然而然地理解。他任由我自己去思考，这里是这一层意思，这里又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师从尾高的四五年间，我虽然以泛读为主，十一二岁时却已能模糊地理解书中的含义了。这样一来，读书也开始变成了一种乐趣。

涩泽在《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一卷里回忆，尾高惇忠教授读书的方式是一种“速进主义”，与通常重视背诵的方法不同，以速读和多读为中心。

如果把学问当成学问来教，尾高惇忠的这种教学方式就太乱来了，过于浪费时间。因为当学习是为了钻研学问时，就要求学生积累系统知识，快速进入下一阶段。然而若是当成日常实践的方法论来学习，尾高的方法不仅高效，且十分合理。就像跟外国人学习外语一样，先有空虚的“符号”，而“意义”则伴随实践出现，来填补空虚。一旦“符号的意义”开始发挥作用，在现实中的应用能力将远胜于同时学习“符号”与“意思”。

当原本作为无意义的“声音”残留在脑海中的儒家教训，通过现实中被发现它的实际意义，这种经历便会成为一种发现日常真实的个人体验。

这种方法同语学中的直接法【直接法：即直接用外语教外语，不用学生的母语，不用翻译，也不注重语法。】一样，如果没有足够耐心且如果不是小班学习，就没有成效。但对于荣一的家庭教师的尾高惇忠来说，完全不存在这一问题。

当荣一询问尾高说，自己因为觉得易读，就整天读《三国演义》和《里见八犬传》【《里见八犬传》：即《南总里见八犬传》，由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作家曲亭马琴创作，是江户时代戏作文艺的代表作，日本长篇传奇小说的经典之一。】等书，这样是否妥当时，尾高回答：

“为使读书越来越有劲，从简单易读的书入手为佳。反正就算读四书五经那种很难的书，如果还没达到一定的年纪，对世间万物有所领悟，是无法将其变成己物活用的。所以，现在从觉得有趣的书开始读起就行。但是，只是漫不经心地阅读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用心去读才行。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提高读书的能力。开始阅读野史类的书，接着，《十八史略》【《十八史略》：中国元朝的曾先之编写的启蒙性历史读本。从三皇五帝开始至南宋末年，采用编年体形式。传入日本后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以及其他的汉学典籍也会逐渐变得有趣起来。”

打下“实业家”涩泽荣一的基础

尾高惇忠将“符号”优先于“意义”的教育法不仅完全达到了晚香教育荣一“为人处世之准则”的目的，还在方方面面左右了今后荣一的思考方式。

例如，这种教育方式基于归纳法，即从诸多事实中导出法则性，这也打下了“实业家涩泽荣一”的基础。在实业的世界中，人们只能通过经验归纳法，从各个事例中迅速推导出规律。倘若推导过慢，在弄清规律的时候企业可能已经破产了。在学习汉学典籍时，武士阶级学习的是用一般原理来解释各个事实的演绎教育法。与这些人相比，涩泽荣一能够更早地适应实业之路，可以说是因为接受了这种富于实践性的归纳法教育，炼成了能在短期内把握经济原理的体质。

早在荣一十四岁帮助家里经营家业时，尾高惇忠的归纳法教育就体现了成果。

那时，晚香见荣一热衷于读书习字、练习剑术，生怕他为时势所惑，要成为武士，就命令他一边为自己的工作帮忙，一边熟悉家业。所谓家业，除了在自家田地里种植蓼蓝和麦子、养蚕，就是收购其他农家所产的蓝叶并加工成染料，再送到信州或长州的染坊，半年后回收货款。

逞强的成果

荣一最早开始为家里帮忙是在嘉永六年(1853年)，正是马休·佩里【马休·佩里(1794—1858)：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1853年7月，为了使日本开港，率领东印度舰队至浦贺，并向幕府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翌年，再次航行至江户湾，并在横滨同日本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首先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率领美国舰队出现在浦贺地区的海上那年。那一年关东一带大旱，一等蓼蓝严重歉收，而二等蓼蓝却大丰收，所以晚香想尽可能多地收购蓝叶。可是当时正好是走访信州和长州染坊的时期，于是收购工作就交给了“退休”的上一代市郎右卫门，也就是荣一的外祖父。这是一个了解生意的好机会，于是晚香命令荣一随外祖父一同收购。

但此事对于荣一来说是极其无趣的。因为父亲是世人认同的一流蓼蓝鉴定家，跟着父亲自然很骄傲。可同业已退休又老眼昏花的外祖父同行，让荣一觉得很丢脸。于是他心生一计，向外祖父提议说自己想一个人去横濑村一带收购，希望把钱交给他。祖父听了便不肯：“你一个人怎么行。”荣一回答道：“话虽如此，但我还是想去试一试。”外祖父虽然顾虑重重，却还是把钱交给了他。

我将那些钱放进胴卷【胴卷：能缠在腹部的带状袋子。】里，结结实实地缠在腹部，就飞快地奔出了家门。我在横濑村到新野村一带转来转去，宣传说自己是来采购蓝叶的，完全没把外祖父放在眼里。但我当时还是梳着鸢口髷的孩子，只要看见我这副样子，村民就瞧不起我了。他们对我毫不信任，甚至不理不睬，结果逞强的我也没了底气。但我曾几次跟随父亲见识收购蓝叶的方法，所谓耳濡目染，模仿这种事还是做得来的。哪怕对方不理睬自己，我也去鉴定各家的蓝叶，发表评论。比如这是肥料不够所以才不行啦，这肥料中没用油粕【油粕：又名油糟，即油菜等农作物经榨油处理后所剩下的残渣，主要用做肥料或者家畜的饲料。】吧，这个没有充分晾干，这个是以次充好……听到我这样评论，村里人都十分新鲜，啧啧称奇，还有人夸我说不愧是市郎右卫门家的少爷，果然善于鉴定。结果在新野村，我将二十多家的蓝叶悉数购入。尝到甜头后，我第二天又去了横濑村和宫户村，第三天去了大冢岛村和内之岛村，都得到不错的结果。所以当外祖父说要与我同去的时候，我拒绝说用不着。这一年的二等蓝叶几乎全是我一人收的。父亲晚香归来后见到我收购的蓝叶，很是赞赏。这就是我最初独自经商的经历。

发挥功效的尾高归纳教育法

荣一虽然自谦说“所谓耳濡目染，模仿这种事还是做得来的”，但从整段文章来看，他从帮忙家业后，在极短时间内已将其父晚香的鉴定法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众所周知，无论对象为何，鉴定都只能依赖归纳得到的规律来进行。荣一之所以能在鉴定方面发挥才能，正是其归纳能力的证明。

不过我认为，这一具有实践性的归纳教育法对荣一最有帮助的，与其说是在这种商业交易方面，不如说是在他在法国生活时期。因为在语言不通的外国，无论什么事，如果不“静心凝神”地观察外国的生活形态，是无法根据各种社会现象了解其规律性的。在经济方面尤其如此。

在法律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当时的欧美已经编撰出了成文的法典和指南。若是想要将这些“规律”输入日本，依靠这些就已足够。

然而在经济方面，欧美也尚未存在严密的“经济学”或“经营学”，所以人们无法将“规律”直接引进日本。因此在经济方面，唯有依赖归纳法。而在日本人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在法国短期内学会运用资金、了解债券实务、成功地从中推出“规律”的涩泽荣一而已。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尾高惇忠教育法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不过，一下子从尾高惇忠的教育法跳到涩泽荣一在法国的经历，着实有些太快。所以还请先跟笔者一同了解涩泽荣一少年时代的回忆。

第四回对德川体制产生疑问

激励交易对象的职业自尊心

从十四岁开始帮助家业不久，涩泽荣一便掌握了做生意的窍门。十六岁时，他开始代替父亲每年四次去信州、长州和秩父等地的农户家中采购蓝叶。通过实际从事商业活动，涩泽荣一渐渐对家里的生意产生了兴趣，萌生了要生产不亚于阿州名产的染料的决心。

但提高鉴定的技术并不能够提高蓝叶的质量。告诉种植蓼蓝的农民，“只要种出优质蓼蓝，就高价收购”，的确会提高蓝叶的品质，但却不能获取更高的利润。所以必须想办法在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蓝叶的品质有所提高。荣一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激励农民的自尊。

某年，我宴请了附近村里常有生意往来的人，而席间的座次是按照蓝叶的质量排的，生产出最好蓝叶的人坐在最上座。那时候对于宴席的座次是非常讲究的，坐在上座是件非常光荣的事。因此这一策略唤起了农民强烈的竞争心，以至于农户中形成了努力生产出最好的蓝叶以争坐上座的风气。蓝叶的质量每年都比前一年更加优良，而我家的生意也日渐昌盛。这大概是我十七八岁到二十一二岁之间的事。

仅仅给生产蓝叶的农民评定等级，就能刺激起农民相互间的竞争心，用“同样的”价格买到“更好的”蓝叶，荣一的确动了一番脑筋。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荣一那时已经认识到了“竞争才能生产出更优质商品”这一基本原理，也认识到，使这一原理发挥功效并不一定要依赖金钱，只要有一套外部认同其职业自尊心的机制即可。

后来荣一在圣西门主义者组织的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参观时，肯定没有对那里采取的“金牌、银牌、铜牌”奖励机制感到惊异。他想的顶多是，“原来也有跟我想的一样的家伙啊”。那么，荣一是如何想到这种激励农民职业自尊心去竞争的方法的呢？他自身必须有“今年要比去年好”的职业进取心和“做出不亚于阿州名产的染料”的竞争心。这种进取心与竞争心，也可以说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这也许是荣一与生俱来的。

那么，需要竞争的对手只有“阿州的名产”和去年的自己吗？恐怕荣一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更加强劲的对手。不消说，那就是他的父亲——晚香。

荣一刚开始给家里帮忙的时候，必然将晚香视作了自己望尘莫及的鉴定专家。可是荣一的归纳能力超乎常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他的鉴定能力就已经能与父亲晚香比肩了。如此一来，他心中自然会萌生更大的野心，那就是想要超越父亲。要做到这一点，光是鉴定收购的蓝叶是不够的，必须从更早的阶段，即从农民的意识开始改变。按序排座次的方法，其实来自于荣一想在生意方面凌驾于父亲之上的愿望。

成功地改良了生产者的意识时，荣一心中一定暗暗地感到自己已经超越了父亲。这是伟人父亲的儿子的自尊心之战。

然而十七岁的时候，一件事将荣一暗中满足的自尊心打得粉碎。

蛮横的官吏与“新人类”的感性

涩泽故乡血洗岛的领主是被称为安部摄津守的小小大名【大名：江户时代主要指受封一万石以上领土的武家，类似中国的诸侯。】，宅邸就在离荣一居住的村子一里【里：日本的一里约为36~42千米。】地左右的冈部【冈部：位于现在的崎玉县北部。】。这个领主是个穷大名，为祖先做法事、千金要出嫁、儿子成年元服戴冠的时候，就会向领地中的富农征收御用金【御用金：日本江户时代，幕府、藩或旗本为弥补财政资金不足，临时向农民或商人征收的钱。】来充抵。在血洗村，支系的涩泽宗助家是村里的首富，而宗家的涩泽仅次于支系，于是两家动不动就收到征收御用金的通知。光是向荣一家，这个领主就敲诈了总计两千两【两：日本金币计量单位，并非重量单位。一两等于4分、银60匁、钱4贯文。】的御用金。荣一十七岁的时候，宗助、晚香以及另一人又被叫去领主那里。晚香因为有事不能前往，就让荣一代替自己去听听有什么事。

在领主家，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叫做若森的代官【代官：江户时代的官职，管理行政税收的地方官。】。他擅作主张分配宗助拿出一千两，晚香拿出五百两，并强迫他们当场答应。但父亲只让荣一听听有什么事，并没有让他作决定，所以荣一就回答说要回家跟父亲商量之后再回答。这代官却轻蔑地问他：“你今年几岁了啊？”荣一虽然心中不满，但对方毕竟是地方官员，只得回答说：“小的十七岁了。”这代官傲慢地训斥他道：

“你小子若是已经十七了，恐怕时不时会出去玩玩吧。三五百两的小事，自己也该能决定得了才对。以你家的财产，区区五百两不过九牛一毛，居然说什么要和父亲商量一下？说这种浑话，本官可饶不了你。要是之后你父亲不同意，就由本官亲自去说服他。现在你且应承下来。”

对此，荣一反复回答说，自己不能擅做主张立即应承，他不顾对方的辱骂，就此离开了领主的官邸。可在回村的路上，他反复回想与对方的问答，心中渐渐涌起了难以抑制的怒气。

领主家的官吏对我彻头彻尾是一种仗势欺人的态度，不仅完全不承认我的人格，还对我训斥、嘲讽，无论阶级有多大差异，这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是领主的命令，我也是被请求的一方。虽说我年纪轻、身份低微，但从求助者和被求助者的关系来看，对方理应对我有一定的礼遇，但实际上我得到的却几乎是奴隶般的待遇。我的心里自然愤懑难平。我多少念过些书，对世间的流言也略有耳闻，因此本已不喜欢幕府的统治。从那件事起，我对幕府的统治开始产生不满。对领主家的官吏轻视的愤怒深深地留在了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同样都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站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之上。

读到这里，荣一愤怒的理由一清二楚了。很容易想象，幕末的倒幕运动【倒幕运动：指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为了打倒江户幕府、推翻政权而进行的幕末政治运动。狭义指以武力颠覆为目的的运动。】恐怕也是因此类事情而起的。

不过，这里其实有一个读者容易弄错的误区，我们以太过现代的意识去理解荣一的语言时，会将他对地方官员蛮横态度的愤怒与排斥进行超越时代的解读。在德川幕府约二百五十年的治世中，与荣一有相同遭遇的年轻人数不胜数。德川时代就是一个把这种不合理的事当成寻常事的时代，在这种阶级社会里生活，是不能对不合道理的事情感觉到不合理的。所以，荣一这种主张不合理之事为不合理的精神，很明显是超越时代的。那个代官肯定会认为，荣一的解释是不懂游戏规则的人的蠢话吧，因为他不过是遵循游戏规则行事而已。

但荣一并不愿意加入这个游戏，并提出用其他体系的规则来判断此事。从这一点来看，荣一很明显是一位不受时代桎梏的“新人类”。

反抗德川时代的规则

荣一所提出的第一个规则是，“债务人对债权人逞威风是不合情理的”。确切地说，这并不是属于其他体系的规则。古往今来，但凡涉及金钱交易的地方，这条规则就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也就是说，向荣一讨要临时税款的地方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一规则。他之所以态度蛮横，是因为他本以为敷衍一下就可以搞定，但这个年轻人却在他的意料之外。为了遮羞，他才采取了那种仗势欺人的态度。在力量关系中占上风却有着软肋的人，在被人碰到软肋的时候，很容易勃然大怒。社会经验丰富的人了解其中的内情，通常不会触及其软肋，不过该收回的东西还是会以其他形式取回。事实上，当时一起过去的涩泽宗助和另一人都只是回答“是”而已。

那么，荣一如此反抗，是因为年轻不知游戏规则，又是个直性子吗？倘若再多积累些经验，他会深谙世故了吗？恐怕未必。因为荣一到家向父亲诉说了原委之后，补充道：

人本应根据贤愚产生尊卑的差异，贤者被人尊敬，而愚者不被世间所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冈部的领主理所当然地每年收地租，却又巧立名目收取御用金等，借了不还，命令人交多少多少两，就像取回自己借出的东西一样，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我同那个代官虽是初次见面，但察其言，观其行，我认为他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像这样的人却轻视嘲弄良民，只能说是上面的统治不好。所以我思考后得出，如果我今后还如同今日般只是小农民一个，一定还会被蝼蚁般愚蠢的地方官员之流轻视。因此我决心跳出农民阶级，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贤愚之差才是尊卑有别的原因

这些话看起来同之前的内容一样，但实际上却有着重大差异。差别在于，他在“债务人对债权人逞威风是不合情理的”这第一条理由之上，追加了“不学无术的蠢货逞威风是不合理的”这一抗议。前者虽是超越时代的想法，但在江户时代前期也算是正常的，而后者的产生却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它诞生于富裕农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化与武士阶级的文盲化的进行过程中。荣一并非因为遭到下级武士的辱骂而愤怒，被“愚蠢”的武士嘲讽，才是他愤怒的原因。他决不能容忍这种蠢货仗着武士的身份，就愚弄努力学习、积累了一定知识的自己。

对此，荣一得出了这样的答案，“只是小农民一个，一定还会被蝼蚁般愚蠢的地方官员之流轻视。因此我决心跳出农民阶级，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在此之前，荣一还说过“较之一生当个农民老死田间，我更想成为武士出人头地”，所以他这里所说的“了不起的人”似乎还是局限在“武士”。

然而，他说的“成为武士”是否可以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呢？

江户时期，武士与富裕农民的身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固定，而是有着相当大的流动性，所以荣一的希望并非不现实。但如果因此说荣一真的认为跳出农民阶级成为武士就能有所作为的话，还是有待商榷的。

在当时，要被人当做“卓越的人”、“了不起的人”尊重，除了成为武士别无他法，但荣一对“卓越的人”、“了不起的人”的理解，与通常意义上的“武士”是截然不同的。当荣一提出“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像这样的人却轻视嘲弄良民，只能说是上面的统治不好”时，他已经否定了这种体制所产生的武士阶级。他认为，愚蠢的地方官能逞威风，是政府的错，是它给予了“武士”这种身份和特权。简而言之，荣一的愤怒源于一个愚蠢的官吏，但它逐渐转变为对任由愚蠢的官员胡作非为的社会体制的愤怒。收拾掉一个地方官员或者自身成为武士都是没用的，必须对社会体制本身进行变革。就这样，荣一个人的愤怒转化为了变革社会的使命感。

崛起的年轻一代对德川体制的质疑

但是，要向哪个方向的变革才好呢？荣一的脑海中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远景。他只是认为，应该把社会变革成一个崇尚实力主义的无阶级社会，让愚者无法逞威风，有学问的贤人能站在高位。通过对《论语》的阅读，荣一认为“人本应根据贤愚产生尊卑的差异”，这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殊途同归。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俗语说“天不给人富贵，人们须凭勤劳来获得富贵”。所以如上所述，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中文引自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修订第二版《劝学篇》，福泽谕吉著，群力译，东尔校。】

这其中的“学问”的方向，明显不同于富裕农民层所积累的“学问”的方向。对于晚香来说，“学问”不过是形成职业伦理的手段，而在儿子荣一那里，“学问”已经超越了职业伦理范畴，朝向了对社会批判的方向。如同吉本隆明【吉本隆明(1924—2012)：日本的思想家、诗人、评论家。长期领导日本的言论界，被称为“战后思想界的巨人”。】所说，“学问”的本质是趋于抽象的。荣一的批判对象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一个愚蠢的官吏，将一种抽象的事物即德川封建体制本身，也纳入了批判范围内。同时，他认识到“学问”本身的独立价值，并要求获得与其价值相符的权利。

这种“学问”的变化是晚香那一代人难以想象的。恐怕他没想到，儿子居然把武家社会体制本身当成了需要变革的对象。晚香听了儿子的辩白后，回答道：“你的理由虽然很正当，但领主的吩咐是没法讲理的。因为我们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哪怕你这次讲过了他，以后其他事情他还是会刁难你的，除了勉强接受，恐怕没有别的法子。”

这位伟大的父亲并不能理解儿子思想的飞跃。荣一姑且装作同意了父亲，第二天把御用金缴了上去，但他的想法却丝毫没有动摇。此时的荣一不仅在职业水平上超越了父亲，在“学问”上，也超过了父亲。

自此事发生以后，我每每有所遇所感，便怨恨幕府统治。念念不忘要凭一己之力做些什么。

就在荣一考虑着这些事的时候，时代也在与他同步发展。不，也许他正是被时代的风潮所感染的。

总之，如同我们在历史上的一切变革期所观察到的一样，在全日本，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像荣一这样的青年，将“学问”转化为对体制的质疑。

第五回尊王攘夷的诱惑

尊王攘夷与自我厌恶

涩泽荣一在其人生最后的时期所发表的演讲《一生当行之路》(收录于《论语与算盘》)中，曾回顾他年轻时参加的尊王攘夷运动。虽然篇幅稍长，但却是他对那段动荡时代中的自己的评价，十分重要，因此摘录如下：

我十七岁时曾立志成为武士，……但我并非只是单纯地想要这个身份，而是想着成为武士的同时，是否也能动摇当时的政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胸怀大志，想要成为政治家，参与国政。这就是我错误地选择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原因。但在现在的我看来，直至进入大藏省为官的十几年间，我几乎就是虚度年华。如今回忆起来，深觉悔恨。

坦白地说，青年时代，我经常会改变自己的志向，最后终于立志在实业界发展，已经是明治四、五年时了。现在想来，那才是我真正立下志向的时候。

回想以前所立下的志向，都是些与自己的能力不相符的、自不量力的想法，自然不得不经常变更。而后来这个志向四十几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从这一点来看，可知这才是真正符合我自身能力、合乎我个人素质的志向。然而，倘若我有自知之明，从十五六岁就确立真正的志向，最初就投身于工商业的话，到后来我三十岁前后踏入实业界，有十四五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在工商业方面积累相当多的经验，那么在当今实业界，也许会出现更为出色的涩泽。可惜我为青年时代的心血来潮所误，将提升自己素质的重要时期白白浪费在了完全错误的方向。因此尚未立志的青年们，请你们以此为前车之鉴。

功成名就之人后悔于青年时代的心血来潮，并规劝年轻人自重，这类文章、讲话并非没有先例。然而涩泽荣一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十七岁被地方官员侮辱而踏上尊王攘夷的道路，虽几经周折，却为后来的自己打下了基础。可他自己却说“如今回忆起来，深觉悔恨”，不得不让人多少觉得有些不解。从这句话来看，涩泽全盘否定了当时热衷于政治运动的自己，甚至断言自己应听从父命，安分做一名血洗村的染料商人，可见他对那个时代的自己有着异常强烈的自我厌恶感。与其说这种自我厌恶是由于后悔浪费光阴，“将提升自己素质的重要时期白白浪费在了完全错误的方向”，不如说是参与政治运动时所产生的“愤懑”所致。

从涩泽荣一的经历来看，尊王攘夷运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左翼活动在起因上有着某种等质性。换个角度来看，这两种运动的本质——即所谓的“政治性”，有着共通的要素，因而催生了涩泽荣一及那些旧日的青年们后来的厌恶情绪。

笔者将带领诸位从这个观点出发，回顾涩泽荣一同尊王攘夷运动之间的关系。

水户过激的清贫思想

对于幕末倒幕运动为何要采取尊王攘夷的形式，一直众说纷纭，尚未得出一个结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水户是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祥地之一。由于涩泽荣一的表兄尾高惇忠及其弟长七郎信奉水户学，在他们的引导下，涩泽荣一也曾为倒幕运动而奔走。

天保十一年(1840)，奉行锁国攘夷论的强硬派、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谥号烈公)为了对抗威胁近海的外敌，在水户城外的千波原进行了名为“追鸟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当时，尾高惇忠在父亲的带领下特意去水户观摩了这场演习。这个喜好战争的十一岁少年被枪、号角、太鼓等交织在一起的声音以及士兵与马匹混杂在一起的新式兵法深深地吸引了。此后，他片刻不曾忘怀对烈公与水户学的尊敬。

不久之后的嘉永六年(1853)，如同烈公所预言的那样，马修·佩里由浦贺登陆，向幕府提出了开国的要求，尾高惇忠因此对水户学更加倾心。在尾高惇忠的传记《新蓝香翁》中，作者吉冈重三这样写道：

尊皇志士们渴望推翻德川幕府，由天皇亲政。他们对幕府官员屈从美国的行为发出一致的责难，指责其为软弱外交。尾高先生很欣赏这一说法，他不仅翻阅藤田东湖【藤田东湖(1806—1855)：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水户藩政治家，水户学藤田派的学者。著有《常陆带》、《弘道馆记述义》、《回天诗史》。】所著的《常陆带》，还对会泽正志【会泽正志(1782—1863)：号正志斋。1825年，他采访了遭遇海难的英国船员，记录海外信息，写成《新论》一书，因内容过激而被禁止发行。】的《新论》加以评述。在尾高先生的眼中，主张同外国亲善友好的幕府官员都是误国的奸贼，而提倡锁国攘夷的水户派人士才是值得尊敬的忠臣。

那么，这个水户学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它并不具备能够被称为“学”的体系性或逻辑整合性，其本质不过是过激思想的集合。换句话说，它的根源只是所谓“武士没饭吃也要叼根牙签”【武士没饭吃也要叼根牙签：日本俗语，武士即使穷到没饭吃，也要叼根牙签来让人认为自己吃过了，即打肿脸充胖子。】这种死要面子的武士思想的拔高。它将只有负面价值的“贫穷”加诸伦理上的正面价值，让自卑感转化为了优越感，攻击那些比自己稍富的人，形成一种畸形的“清贫思想”。这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下的贫困，源于藩主的浮华虚饰，所以更显得可怜。山川菊荣【山川菊荣(1890—1980)：日本评论家、妇女问题研究家。著有《武家的女性》、《觉书：幕末的水户藩》等社会史作品。】的名作《觉书：幕末的水户藩》这样叙述到：

光圀【光圀：即德川光圀(1628—1701)，水户藩第二代藩主，著名的“水户黄门”。】死后(1700年)，水户藩的领地未曾增加一坪【坪：日本旧面积单位。1891年规定，一坪相当于约3·3平方米。】，粮食产量也未曾增加一石【石：日本旧体积单位。人们将土地的综合性生产力换算为石，领地不用面积表示，而用石来表示，武士的俸禄也以石为单位。】，第三代藩主肃公却突然宣称领地的产值从25万石增长到了35万石，并求得了幕府的认可。……虽然水户位列御三家【御三家：日本江户时代，尾张的德川家(尾州家)、纪伊的德川家(纪州家)、常陆的德川家(水户家)的统称。他们的地位高于其他诸侯。将军没有子嗣的时候，会从尾州、纪州这两家中选出继承人，水户家通常代代都是副将军。】之一，但尾张的产值约有62万石，纪州的产值也超过了55万石，水户却只有区区25万石。水户与江户近在咫尺，因此拥有特权，无需参勤交代【参勤交代：江户幕府赋予大名的义务，原则上要求他们每隔一年率领家臣到江户的宅邸居住。】，但这种产值看上去总是不大光彩的。藩主为了面子打出35万石的招牌，但结果不过是加重了自己领地上农民的负担。

光圀下令编撰《大日本史》，使藩内财政支出更加庞大，水户藩成为了数一数二的穷藩，上上下下的藩士都穷得叮当响。

这种状况持续近百年之后，德川齐昭成为了水户的当家。齐昭于文政十二年(1829)成为藩主后，随即任命藤田东湖、会泽正志等人为智囊团，进行藩政改革。但这次改革并没有意图改变赤字的根本原因——低下的生产力，他们选择了减少支出的方法。虽然他们也对造纸和生产魔芋等产业进行了一定的奖励，但主要还是致力于清除追求奢侈华美的江户风气。包括肃清食厚禄的重臣，让居住江户的藩士返回水户，颁布禁止娱乐的节约令，并下令藩士的俸禄减半等。然而，这种减薪政策让藩士们原本就少得可怜的米柜变得空空如也。无计可施之下，齐昭只好颁布弃捐令【弃捐令：为救助武士，命令债权人放弃或延缓债务的法令。】，使藩士欠商人的债务一笔勾销。藤田东湖的职位相当于藩国宰相，他严格奉行清贫主义，自然从最开始就没把商人这种跟金钱打交道的人群的利益放在心上。

从尊王攘夷走向倒幕攘夷的水户藩

不过，齐昭和东湖过激的清贫思想矛头直指的并非商人，而是富裕的寺院。水户藩从光圀时代就实行敌视佛教的政策，剥夺了寺院赖以生存的主要收入源——殡葬和祭祀的权利。这种反佛教的倾向在齐昭的时代愈演愈烈。东湖与齐昭顽固地认为，日本历史全是佛寺暗中操作的结果。之所以坚持这种阴谋史观，是因为他们认为，佛教乃是野蛮的外国传来的思想，而且这种偏见异常顽固。

佛教的起源虽说烦琐，大概来说便是：佛教的始祖是一个叫做释迦的外国人，他出生的国家叫做天竺。那里的人远未开化，所以国民欲望之深，如同禽兽。释迦为此焦虑，便伪造出各种各样的事来使众人相信乐施好善者可前往极乐净土，为恶多端者要堕入阿鼻地狱，从而使国民向善。释迦在他的祖国堪称优秀的人才，能引导禽兽般的国民，并因材施教。这方法传入中国，又传入日本后，每一代的僧侣假上作假，实在无耻到难以言喻……(烈公《武家女诫》，转引自山川菊荣《觉书：幕末的水户藩》)

这种思维方式与将所有罪恶根源都归于犹太人的十九世纪末的狭隘民族主义，如出一辙。先主张自己的穷困是因为附近的富人榨取了财富，再把这一观点同排外思想相联系。虽说齐昭和东湖等人的思想基础儒教，也是外来的思想，但对于这一点，他们绝口不谈。就像反犹太主义一方面排斥犹太人，另一方面却对基督教的犹太民族色彩视若无睹。

于是，当异国船只在日本近海频繁出没的时候，齐昭和东湖的排外思想马上把憎恶的矛头转而对准了夷狄，即西洋人。这一方面也是因为水户藩在光圀时代就意图开发虾夷地(北海道)，想通过在虾夷地经商来改善财政。而西洋人出于垂涎北海道的而做出的种种举动，他们自然异常敏感。

齐昭是一名信仰技术的装备狂，他认为，要驱逐异国的船只，必须制造新式的大炮。于是天宝九年(1838)开始，齐昭便在水户的神崎修建熔炉，着手铸造大炮。然而由于熔炼技术尚未成熟，铜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齐昭和东湖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之计——将佛教寺院的钟、佛像、礼佛器具等铜制品回炉作为大炮的原料。这样一来，便可在弹压佛教的同时攘夷了。这种方略自然招致了佛教相关人员的激烈反对，而实行佛教保护政策的幕府对水户藩的行为也不能置之不理。天保十五年(1844)，齐昭再次进行名为“追鸟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幕府将其解释为倒幕行动，下令幽禁齐昭与东湖。然而随着异国船只的来访越来越频繁，幕府也无法无视齐昭的影响力了。虽说齐昭等人被幽禁，幕府却不得不默认让他们执掌藩政。

嘉永六年(1853)，佩里在浦贺登陆。排外思想之王——齐昭，在攘夷论者中一跃成为了备受崇拜的英雄。在他蛰居期间，东湖执笔写成的《回天诗史》以及会泽正志的《新论》成为了这些攘夷派的圣经。其中，完成于文政八年(1825)的《新论》给尊王攘夷的青年们指出了明确的行动方针——拯救神国日本的第一要务就是攘除夷狄。为武家社会的矛盾而焦虑，并想要付诸行动的青年们，从这本书中得到了一个目标。这本书不仅给出了明确的敌人，还把消灭这一敌人以外的任何行动都判定为机会主义，认为是妥协的表现。水户学之所以流行，并不是因为它推出的“尊王”口号，这只是后来为了使“攘夷”正当化而提出的。其流行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过激到几近于欠缺思想性，并具有不可妥协的党派性。这种不可妥协的性质源自争相打肿脸充胖子的“清贫主义”，也导致了情形更加恶化。山本七平这样评价水户学：

学派同党阀搅在一起，产生新左翼式的激烈内讧，并因此产生了过激言论，使水户学看起来“过激”。但实际上，水户的思想本身并不算激进。(《近代的创造》)

其实，水户学的尊王攘夷思想原本并不是反体制的。但是由于水户学信奉法国雅各宾派那样的严格主义(rigorism)，自动判定不攘除敌人(外国人)的人(幕府)就是敌人。所以在幕府倾向于开国的时候，水户学便逐渐变质为倒幕攘夷思想。

与水户藩士划清界限的荣一

尾高惇忠同他的爱徒涩泽荣一崇拜齐昭，并热衷于阅读藤田东湖、会泽正志等人的著作，不仅是因为水户学提出了“攘夷”这一简单易懂的行动方针，还因为这种不可妥协的清贫主义思想。换句话说，水户学将所有的事物都用善恶两元论割裂开来，这种思想单纯性与使“现实”抽象化的原教旨主义的暴力性，捕获了部分青年们追求纯洁的心。比起为现实而奋斗，这些青年更愿意追求观念上的纯粹性。晚年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的涩泽荣一，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的成长期处于那种特殊的时代，因此十五六岁就凭着囫囵吞枣学的那些东西，讨论纲常伦理，也曾赞同尊王攘夷论。因为与代官的那次冲突，我从感情上对倒幕的想法更加赞成。我曾频繁地召集同志，热切地讨论国家大事，还曾奔走呐喊，称倒幕为当务之急。我所师从的汉书师父尾高惇忠有一弟，唤作尾高长七郎。这位前辈打算成为剑术家，很早便去了江户。他交友甚广，比我们更了解天下形势。所以每当长七郎从江户回到村里，我都会请他讲述当前的形势，每每听得热血沸腾。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青年时期的涩泽荣一既有慷慨激昂的一面，却也如前所述，有着为提高染料销量而煞费苦心的现实主义者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在意识上接受了水户学最核心的尊王攘夷排外思想以及非生产性的清贫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却能毫无羞耻感地不断追求利润。这种矛盾极其值得我们注目。从这种矛盾中可以看出，涩泽荣一加入政治活动，并非源自于对经济活动的羞耻感，而是由于缺少时间而暂时中断了后者。他虽然也是尊王攘夷的志士，却和其他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当他从这种不可妥协的独善其身的清贫主义梦中清醒过来时，当初的痴迷便化作了无尽的憎恶感。只不过在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时期，他还没有清醒过来，甚至还在这梦中不断地奔走呼号。

第六回水户学的死撑面子

人际关系比思想更要紧

由于水户学的这种本质，它的信奉者会搬出种种大道理，迫使自己和其他所有人打肿脸充胖子。当有人禁欲程度比自己略差时，他就会不断指责这一点。而这么做，又可以从反面验证自己意志的坚强。所谓“尊王攘夷”，特别是“尊王”，其实不过是为了给这种死撑面子找个理由罢了。

因此，这种水户学思想在涉世未深、对死亡的恐惧意识尚且淡薄的青年中广为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没有得到深化，过激的行动竞争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涩泽荣一也一头栽进了这种“过激竞争”的泥潭中。

文久元年(1862)，二十二岁的涩泽荣一硬是说服了父亲，获得在江户游学两个月的许可。他模仿表兄尾高长七郎(蓝香之弟)，将学籍落在儒学者海保渔村【海保渔村(1798—1866)：被誉为德川三百年首屈一指的大儒，也是热心庶民教育的幕末儒学家。】的私塾里，同时在千叶周作【千叶周作(1793—1856)：日本武士，江户时代的剑术流派北辰一刀流的创始者，门下名人辈出。】位于神田玉池的道场里学习剑术。当然，他既没有成为儒学者的想法，也没有成为剑道家的打算。

在修习学问和击剑的人当中，必定存在着许多优秀的人才。因此我当时便打算要网罗卓越的人才，跟他们交朋友，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使他们为己所用。(《雨夜谭》)

这段话中体现出涩泽荣一“人际关系胜于思想”的观点，让我们联想到多年以后成为人际关系网之王的他。在当时尊王攘夷的青年中，这种观点是非常新颖独特的。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本可以遏制一个人特立独行的思想及行动，然而在那个时代，这种人际关系反而成为了加剧“过激行为竞争”的催化剂。

文久三年(1863)，荣一再次前往江户，并在那里滞留了近4个月。他被那些探讨国家情势、大骂幕府暴政的伙伴们的言谈所煽动，开始秘密策划倒幕计划。计划的内容是，夺取高崎城，凑齐军备后，经由镰仓一举进攻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外国人居留地：根据1858年《日美亲善条约》等与欧美五国签订的条约，日本在开放的港口设置外国人居留地，作为外国人停留及交易的场所。有筑地、横滨、川口、神户、长崎、箱馆及新澙等。】，放火焚烧居留地，并把见到的外国人一个不留地斩杀。荣一并没有将这个危险的计划拿出来与江户的伙伴们讨论，而是回乡之后同尾高惇忠及堂哥涩泽喜作进行了商谈。荣一这么做出于保密的缘故，这两人热心地听了荣一的倒幕计划，并且表示完全赞同。于是他们以尾高惇忠为头领，荣一与喜作为参谋，一起推进起这一计划来，并极其小心地秘密召集伙伴。最后，决定参加计划的同志达到了六十九名。该计划决定于当年的冬至，即十一月二十三日实行。(据岩上进的《幕末武州青年群像》，该年冬至为十一月十二日，也许涩泽荣一记错了)

舍生取义的暴动计划

在这里，我们暂且采用荣一等人的说法，称他们的暴动计划为“倒幕计划”。不过按如今的想法，这计划同“倒幕”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实在有点儿难以理解。也就是说，占领高崎城与袭击外国人居留地这两件事，到底如何同“倒幕”扯上关系，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可在荣一的脑海中，这些事却完美地联系在一起。

倘若我们揭竿而起，江户的同志也会随同起事。天下志同道合为国担忧的志士居多，必然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一来，我们的势力就会愈加强大。一旦袭击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洋人绝不会置之不理，定会向日本兴师问罪，如此，幕府便会撑不下去而倒台，我们一直期待的天皇亲政时代便会随着幕府的垮台而出现。我们以胸怀天下的志士自居，自然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那时的我们真心认为这计划行得通，干劲儿十足、意气冲天。

把高崎城袭击战作为暴动的第一步，这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生运动流行的“前阶段暴动”【前阶段暴动：即革命尚未开始，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率先起义，并希望以此为革命的导火线，引发革命的热潮。】十分相似。这并不是在革命时机成熟时进行的起义，而是在“前一阶段”进行的舍生取义的一搏，这些人自愿成为革命的导火索。荣一应该是下了这种牺牲小我的决心的，在上述引文之前，他还说道：

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军备，也不能公然召集太多的同志，恐怕无法取得很大的效果。但我还是怀着以身血祭革命的决心，决定充当先锋，成为推动舆论的阶梯。

这种“前阶段暴动”的想法其实并不是荣一首先想出来的。荣一自认为这是他的独创，但实际上，这个时期日本各处都不乏怀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久三年(1863)八月，为响应天皇亲临大和攘夷，原侍从【侍从：在天皇侧近侍奉的文官。】中山忠光率领天诛组起义，袭击了五条代官所。这个天诛组虽然顺利砍下了五条的代官的脑袋，可第二天宫廷里就发生了政变，形势一下子逆转了。亲征攘夷被说成并非天皇的本意，天诛组也一夜之间成了反贼。他们虽然转战各地，但最终组员几乎全部阵亡。此外还有十月的时候，平野国臣拥立泽宣嘉，在但马的生野起兵，但随即就被镇压了。

正在涩泽荣一等人在血洗岛村密谋袭击高崎城之时，邻村的汉学学者桃井可堂也正策划着在赤城山麓起兵。根据岩上进的《幕末武州青年群像》所记，桃井可堂的计划是：以桃井可堂为首，拥立新田义贞【新田义贞(1301—1338)：日本南北朝时期的武将，正式名为源义贞。他对灭亡镰仓幕府、建立建武新政有很大的贡献。军记物语《太平记》前半部分的主人公之一。】的后裔岩松满次郎于赤城山麓起兵勤王，然后一路进攻，拿下沼田、高崎、岩鼻诸城，再趁势杀入横滨，袭击洋鬼子的公馆。这一计划不仅在进攻的顺序上与涩泽荣一等人的计划极其相似，甚至连施行日期都一样，都在这一年的冬至(十一月十二日)。桃井可堂曾在三月拜访过尾高惇忠，所以蓝香可能为桃井可堂的计划提供了一些启示。不过，两者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呼应的关系。顺便提一下，桃井可堂的计划由于当天的大雪而被挫败了，荣一他们的计划如果实施，恐怕也会遭到同样的打击吧。

现实的“战术”与空想的“战略”

建武中兴之时，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楠木正成(1294—1336)：日本南北朝时期的武将，建立建武新政的贡献者。】等人最先响应后醍醐天皇【后醍醐天皇：日本第九十六代天皇，日本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初代天皇。】的倒幕号召，因而被很多人视为偶像。桃井可堂想拥立新田义贞的后代，这让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想要效仿新田义贞等志士进行那种“前阶段暴动”的人很多。加上这些人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水户学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思维的影响，所以在考虑问题时根本不可能现实地从研究成功概率起步。他们争着想要体验第一个实行“前阶段暴动”的过激性，所以对他们来说，暴动由谁率先实行，才是问题所在。涩泽荣一等人的高崎城袭击计划当然也是如此。

涩泽荣一一干人虽然扬言下定了战死的决心，但谁也没考虑到，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过于莽撞。他们甚至确信，自己的计划非常有可能成功。

虽说幕府日渐式微，但德川家仍能号令天下。凭六十九人之力就妄想推翻，简直不是精神正常的行为。可当时的我们却对此有着十分的把握，不，这不能说是有把握，而应该说是狂妄地自以为有把握。

这的确不是“精神正常的行为”。不过，如今来客观地探讨这一计划的话，最行不通的是从袭击高崎城至进攻横滨这部分。后半部分袭击外国人居留地的计划，就算只有六十九人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集结的地方改在横滨，这一计划还是有可能成功的。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袭击外国人居留地使幕府陷入窘境，再趁乱夺取政权，与外国一战，还是存在可行性的，这一部分计划并非只是纸上谈兵。当然，这一计划实施后，日本的命运只有一条路，就是沦为殖民地。所以从他对将来的展望来看，荣一同当时那些尊王攘夷的志士一样，不过是个纯粹的空想家罢了。

就算和外国签订通商条约，只要显示出我们的实力，对方就不得不和我们签订对等的条约了。虽说外国拥有坚舰巨炮，但我们有大和魂和惩治洋夷的日本刀。只要我们大开杀戒，打败洋鬼子肯定就如摧枯拉朽一般——我们就是这样考虑时势的，实在是见不得人的野蛮想法，现在看来简直是个笑话。不过当时我们被尊王攘夷洗了脑，非常认真地相信这是可行的办法。

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出，涩泽荣一等人的计划虽在战术上可以实现，但在战略上荒谬绝伦。这种荒谬的“战略”完全来自于以死撑面子为基调的水户学古板的“尊王攘夷”思想。

长七郎的“留学”成果——自重论

决定暴动的日子逼近了。在进行最终谋划的十月二十九日晚，将尊王攘夷思想从江户带回来，并灌输给涩泽荣一等人的最过激派——尾高长七郎，从京都回来了。没想到的是，长七郎居然提倡起自重论，呼吁他们放弃暴动。

不久前，长七郎被人怀疑参与了前年发生的坂下门外之变【坂下门外之变：文久二年一月十五日(公元1862年2月13日)，在江户城的坂下门外，六名尊王攘夷派的水户流浪武士刺伤了幕府的老中安藤信正。】，因此荣一曾安排他逃亡到京都。当时，京都呈现出一派“尊王攘夷”论欣欣向荣的景象，荣一安排长七郎到京都“留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暴动的具体策略。可是，“留学”的成果与荣一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长七郎刚刚目击了天诛组暴动遭遇的惨痛失败，所以全面否定了荣一等人的计划。

深入地观察天下情势后明显可以预料到，今时今日仅凭六七十个农民就想起事，无疑只会落得一败涂地。如果能作为倒幕运动的先锋而牺牲，倒也可以死而瞑目。但现在的我们只会被视作农民暴乱，被世人耻笑为儿戏。没有在我们起事后追随的志士，我们只会白白牺牲。就算我们真能攻下高崎城，在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的情况下，想要开进横滨并袭击外国人居留地，可谓是天方夜谭。同诸君所认为的那样，幕府的兵士固然战斗力很弱，但奈何人数众多，不消说，我们在到达横滨之前就会惨败。再者倘若我们真的侥幸成功地火烧了居留地，不过是给那些野心勃勃、虎视眈眈的外国人一个进攻的借口罢了。就算我们能够因此推翻幕府，恐怕也会使皇土为外人所污。先不论与外国开战谁胜谁败，但如果造成一个外国干涉本国内政的由头，只会给国家带来莫大的耻辱。从这一点考虑，也请各位断然放弃这次计划。倘若诸位认为鄙人是叛徒，鄙人甘愿死在诸位的刀下。

长七郎不愧是从京都“留学”归来的人，他已经不再是恪守水户学的井底之蛙了。涩泽荣一将长七郎送往京都的成果，以一种出乎他意料的形式发挥了作用。然而，荣一已被死撑面子伦理所支配，他已经成为一名比长七郎更加过激的攘夷主义者，根本听不进理性的呼吁。他毫不相让地表示：“既已决定誓死起兵，就必须继续行动，让老天爷来决定成败便可。”就这样，长七郎表示宁可杀死荣一也要终止计划，而荣一则扬言就算杀死长七郎也要实行计划，两人差点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已经无关谁对谁错，问题在于谁更坚定，能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在一般情况下，死撑面子的过激派往往更能贯彻自己的意志，但所幸尾高惇忠当时也在场，他比较能够客观地思考问题。于是他插了进来，并决定改日再继续这场争论。

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再次觉醒

当晚，荣一一夜没睡，反复思索长七郎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荣一意识到，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长七郎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其实荣一在本质上与水户学的死撑面子思维并不相容，符合他本性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终于再次觉醒，这种感觉应该同从可怕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很相近吧。第二天一早，荣一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定听从长七郎的意见，暂时终止计划。他提议大家先养精蓄锐，观察天下形势，待他日时机成熟时再实施行动，达到最初的目的。尾高惇忠与涩泽喜作本已经倾向于终止计划，所以众人并无异议。

现在想来，那实在是莽撞无比的举动。倘若当时没有长七郎的劝阻，恐怕我已经枉死，变成鲁莽的典型，沦为世人的笑柄了吧。

那些年轻时为过激的清贫思想所吸引、计划过“前阶段暴动”的人，无论是实际上行动了的，还是像涩泽荣一那样在紧要关头打消了念头的，在后来回味这种死撑面子竞争的时候，都会体会到一种苦涩感。因为那时的自己并非本来的自己，而是一个硬撑面子的自己，强行要求克己心，甚至强迫他人也作出过激行为。

但是，在青年时代没有受过这般洗礼的人，反而可能会在后期由于机缘巧合成为清贫主义者，耽误了国家或所在集团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不能断言在青年时代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就是不好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负面的经验转化为正面的教训。而这就取决于个人资质了。

在抛弃了与自己不相适应的尊王攘夷思想后，涩泽荣一从父亲晚香那里继承的健全的商业理性主义精神已经在他心中初具雏形。从此以后，涩泽荣一应该不会再被任何压制人类本性的主义吸引了吧？而他后来提倡的儒教道德，也是符合商业合理性的。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涩泽荣一的人生由于他和水户藩的奇妙因缘，被导向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

第七回谒见一桥庆喜

【一桥庆喜(1837—1913)：即后来的德川庆喜，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江户幕府最后的将军。】

父亲的深情

阅读涩泽荣一的自传《青渊回顾录》和《雨夜谭》之后，对于荣一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是顽固还是圆滑，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是原则论者还是妥协主义者，似乎很难下一个定论。特别是从他袭击高崎城计划受挫到成为一桥家【一桥家：御三卿之一，也是德川家的支脉。在将军没有继承人的时候，同其他御三卿一样有资格成为将军的候补，其地位要低于御三家。】官员这一期间，他的行为更是令人糊涂。

由于听从了尾高长七郎的理论，文久三年(1863)十一月的暴动计划被中止。他为六十九名志士发放了补助费，并请他们解散。但是之后，大家一反之前视死如归的气派，开始害怕这一计划被幕府知晓。在决定实施计划之前，每个人都谨言慎行，计划泄露的可能性很小。可一旦决定中止计划，人们之前的紧张感便一扫而空，计划很可能被传到当时相当于日本公安警察【公安警察：日本警备警察的公安、外事部门，负责搜查和情报收集，应对威胁国家治安和体制的事件。】的八州巡捕【八州巡捕：江户幕府的官职，对关八州进行巡逻，负责维持治安、取缔犯罪，但水户的领地不在管辖范围内。】那里。事实上，已有传言说八州巡捕做好了部署要捉拿他们。于是荣一他们决定，与其留在乡里坐以待毙，不如前往尊王攘夷的大本营京都，在那边伺机东山再起。话虽如此，尾高惇忠那时已是尾高家的一家之主，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躲藏起来。另一方面，长七郎刚从京都回来，所以还是去江户藏身更为合适。于是，荣一与涩泽喜作单独二人，借口去参拜伊势神宫【伊势神宫：日本神社的主要代表之一，位于三重县，而三重县又位于京都的旁边。】，离开了故乡。

我清楚地记得，文久三年(1863)十一月八日，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带着尽可能少的行李离开了深爱的故乡。那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转折。那一年，我正好虚岁二十四岁。

在启程之前，荣一对父亲市郎右卫门坦白说，他为了购买武器，从收购蓝叶的资金中擅自动用了二百多两。对此，市郎右卫门的回答令荣一十分惊讶：

用了就用了，我不追究。反正将来你要继承这个家业，什么都是你的财产，所以我也没什么意见。我这里还有一百两，你拿去吧，就当是给你的饯别礼。如果是为了正经事花钱，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都会想办法帮你。今后你一定要自重，切莫误入歧途!

父亲对自己这种不孝的儿子付出这么多爱，荣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

成为一桥家的家臣

不过请注意，荣一和喜作二人离开血洗岛村之后，并没有直奔京都。二人在十一月八日离开故乡，先进入水户，顺路去了江户，停留了四五天，才在十四日那天离开江户。

荣一解释，这次绕路是为了甩掉八州巡捕的跟踪，但是他们先去水户这一点还是令人费解。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考虑，前往水户这个过激派制造地，反而会加深八州巡捕对他们的怀疑。两个人不顾可能带来的怀疑进入水户，可能是为了替代蓝香与尊王攘夷派取得联络；又也许是他们试图通过水户藩的过激派，与在京都的长州【长州藩：日本幕末倒幕运动的中心，推行公武合体论和尊皇攘夷，领导京都的政局。】攘夷派取得联络。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我们都可以推测，二人虽说放弃暴动，但由于水户学思想长期的熏染，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舍去倒幕的念头。

但如果真是如此，二人在江户的行动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在江户联络的不是别人，正是一桥庆喜的用人【用人：江户时代武家职制之一。负责向所有家臣传达主君的命令，并掌管庶务。】平冈圆四郎【平冈圆四郎(1822—1964)：江户时代末期一桥家的家臣，深得庆喜的信任。由于他和黑川嘉兵卫等人的作用，庆喜成为公武合体派诸侯的中心，因此他也被攘夷派视为奸臣，后被人暗杀。】。这位平冈圆四郎不仅是一桥庆喜身边最得力的心腹，更被尊王攘夷派视作企图把庆喜转化为开国派的人物，被他们称作“一桥家狮子身上的虫”，视为心腹大患。荣一对他和平冈圆四郎的关系是这样描述的：

因为我们离开故乡的时候想尽量不惹人注目，所以出发时装作是前往京都参拜的普通农民。但如果毫无防备地踏上京都的土地，恐怕马上会被发觉。商谈之下，我们觉得不如装扮为武士再去京都为好。所以在江户的时候，我俩俨然一副武士的样子了。然而幕府在对待流浪武士方面是很敏感的，管束也很严格。倘若我们因为乡音，被当成来历不明的流浪武士，恐怕更会陷入窘境。于是我俩想出一招，装作一桥的用人平冈圆四郎家的家臣，前往京都。我们之所以利用平冈圆四郎之名，是因为一桥家属于德川家的分支，行事方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以前就和平冈相识。我以前在江户的时候，他还曾劝我到一桥家做事。不过，我当时有着其他的志向，就推脱说“请容我再历练一段时间再麻烦您举荐”。那时，平冈回答我说“那么等你们想要来这里做事的时候，就来跟我说吧，别客气”。因为这段经历，我才想到要借用他的名头。

荣一的这段话中很明显有一个谎言。那就是，他并不是因为变装为武士才想到利用平冈圆四郎的名号的，而是早在前往江户之前，就打算打着平冈圆四郎的旗号前往京都。若非如此，他就没有特意进入戒备森严的江户的必要了。换句话说，他从水户前往江户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借用平冈圆四郎的名号。

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先去水户呢？恐怕如前面我们所推测的，是为了传递蓝香的秘信，或是为了与京都的尊王攘夷派取得联络吧。可是由于前一年八月的武装政变，时代的天平已经明显地向公武合体【公武合体：日本幕末，主张将朝廷(公)的传统权威与幕府及诸藩(武)结合，以求重组并强化幕藩体制的一种政策论或政治运动。】倾斜。他由此判断，想靠尊王攘夷的路子在京都获得援助，会非常困难。因此，他马上想到了前往京都的手段，不是以幕府的名义，也不是打着水户过激派的旗号，而是利用一桥庆喜的路子。庆喜是烈公德川齐昭的第七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去一桥家作为养子，曾同纪州的家茂争夺第十四代将军之位。如今，他被萨摩藩【萨摩藩：在幕末主张公武合体论和尊王攘夷，与长州藩结盟后，成为了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力。这段时间里，萨摩藩出现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多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敕使大原重德【大原重德(1801—1879)：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至明治时代的贵族，时任勅使。当时，他凭借萨摩藩的军事压力强迫老中板仓胜静与胁坂安宅同意攘夷和让一桥庆喜当上将军继承人等。史称文久改革。】推上将军继承人之位，俨然成为体制内改革派的希望之星。

然而荣一没料到，由于当时一桥庆喜已经前往京都赴任禁里守卫总督，平冈圆四郎也随行，所以家中无人。于是荣一赌了一把，他前往平冈圆四郎的家宅，向家仆询问，现在世道不太平，自己是否能在前往参拜伊势神宫的路上自称是平冈的家臣。荣一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必能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可对方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我家主人前往京师之前曾吩咐我：‘你一早认识的涩泽有可能会来请求当家臣，如果他来的话，你直接同意也无妨。然后，叫他到京都的某某地方来找我。’”

就这样，荣一和喜作得到了一桥家家臣的名分，在十一月下旬平安到达了京都。

原尊王攘夷过激派，现住一桥家

在这件事中，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的不是荣一的心理，而是他的政治直觉。他在自传中反复写道“我一点儿都没打算成为一桥家家臣”，但那时，一桥庆喜正打算与萨摩的岛津久光【岛津久光(1817—1887)：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到明治时代初期的政治家，幕末萨摩藩的实际最高领导者，推进了公武合体运动。任明治政府内阁顾问、左大臣。】及越前的松平庆永【松平庆永(1828—1890)：即松平春岳，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初期的大名、政治家，第十六代越前福井藩主。被尊为幕末四贤侯之一。】等人一同召开会议，商讨将开国政策定为日本的国策之一。他和心腹平冈圆四郎比幕府更招水户藩和长州藩的尊王攘夷过激派的憎恨。因此笔者认为，哪怕涩泽真的是在旅行中假借名目，作为一名尊王攘夷过激派，是绝不应该想要依附一桥家的。尊王攘夷过激派的人住在一桥家这种事，可以说是政治上的走钢丝，非常危险。如果荣一是有意识地采取这种行动的话，那他可谓是不亚于塔列朗【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外交家，为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巩固作出了极大贡献。】的政治天才了。但倘若荣一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危险性，那他可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这些地方正是《涩泽荣一传》的作者幸田露伴所说的，涩泽荣一其人“奇异”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唯一可以明确的是，荣一被平冈圆四郎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而平冈也非常认可荣一的潜力。也就是说，荣一暧昧的态度与其说是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考量，不如说是因为与平冈圆四郎的个人关系。平冈恐怕也是如此，他对涩泽荣一这个人物的欣赏超越了他的政治立场。

山本七平在《近代的创造》中表示，平冈圆四郎的举动是为了没有可用军队的一桥家，招募像荣一和喜作那样富农出身、血气方刚的有为青年，作为一桥家的“亲兵”，并总结说“圆四郎很可能预料到，荣一、喜作二人只要拥有足够的信息，便一定能够理性地选择‘叛变’。”

不知道荣一和喜作是否知晓平冈的这些打算，当时的他们仍旧保持着这种暧昧不明的立场，留在京都游山玩水。

同意为官

然而，元治元年(1864)二月发生的一件事，一下子粉碎了荣一想要在政治上保持暧昧态度的同时，与各藩的志士交流的愿望。尾高长七郎追随荣一他们的脚步前来京都，但他在前往江户的时候于户田的郊外杀害了路人，被幕府的官吏捉住了。好巧不巧，长七郎怀中揣有荣一自京都写给他的信，信中满是议论天下形势和批判幕府的言辞，因此荣一和喜作也遭到了幕府的怀疑。正当荣一和喜作焦头烂额地考虑如何善后之时，平冈圆四郎派人要他们即刻来自己宅中。两人急忙赶去平冈圆四郎家，毫不隐瞒地说明了一切，而平冈圆四郎反过来询问他们：“幕府已经大致知道了你们的企图，官吏已经赶到京都来捉拿你们两个了。不过他们知道你们二位来京师的时候，途中自称是我平冈的家臣，顾虑到一桥大人的面子，就没有即刻对你们下手。他们已经派人来问一桥家，你们到底是不是我平冈的家臣。……我不好红口白牙地骗他们，但如果实话实说，你们肯定马上就会被捆走，所以鄙人不知该如何回答感是好。你们说说，该怎么办呢？”

其实平冈圆四郎哪里会有什么困惑呢!他心里一定已经为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笑得合不拢嘴了。因为像荣一和喜作这种求之不得的人才，这回竟要主动投怀送抱了。

平冈又慢慢地开口说：“你们在老家时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过激思想，到头来只会让你们一事无成。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屈节，侍奉一桥家，不才是上策吗？”

荣一和喜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桥家可是他们昨天还在嚷着要打倒的幕府的同宗。如果正式成为一桥家的家臣，那么在任何人看来都无异于变节。可是如果不干，就会被扔进牢狱，白白送死，如此一来就根本不可能救出被抓走的长七郎了。哪怕被人骂作变节者，也只能成为一桥家的家臣了。荣一据此说服了坚持原则的喜作。而他得出这个现实的结论，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谏言一桥公

然而，荣一同意侍奉一桥家的同时，却向平冈圆四郎提出了相当不同寻常的条件。他提出，若要让他成为一桥家的人，就要让他面见一桥庆喜，陈述他们的意见。这可以说是相当厚脸皮的要求了。这个要求表明，他虽然变节，却未曾舍弃志向。对此，就算是平冈圆四郎也觉得难以接受，但对方毕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人才，所以他也不好断然拒绝，只好承诺会想办法安排此事。就这样，获得谒见许可后数日，也就是元治元年(1864)二月的一天，这两位农民出身的年轻人成为了前所未闻的“带谏仕宦”，而他们所提出的谏言也十分惊人，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主公乃水户明君烈公之子，更贵为御三卿【御三卿：江户中期从德川一族所分立出来的，有着在将军家没有后继人之时提供将军候补的职责。是指以下三家：安田德川家(安田家)、一桥德川家(一桥家)、清水德川家(清水家)。御三卿的地位低于御三家。】，身居京都守卫总督之要职，必为深谋远虑之人。今日之幕府，大厦将倾，倘欲弥其破绽，则不免共亡。若公愿保全宗家，不若远离以助之。因此，望主公徐徐网罗天下志士。当今政府纲纪松弛，号令不行。值此乱世，有安邦之才，亦有可搅乱时局之人。而搅乱时局者方是他日能世之人。故若将此等人物悉纳入门下，则无人可乱世，治世方可至。此所谓英雄能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中。私以为，主公若无此深虑，便不会任此要职。然而将天下志士悉数网罗至门下，改旧弊、行新政，则幕府之疑亦不久矣，不日必将征讨一桥。以武力抵抗，酿成当年壬申之乱【壬申之乱：日本古代规模最大的内乱，发生在天武天皇元(672)年，是一场太子大友皇子(后被追封为弘文天皇)同皇弟大海人皇子(后日的天武天皇)的皇位之争。】，非为上策。然社稷为重，君子不得已而为之，倒幕乃中兴德川之第一步。想来主公熟虑之后，自会理解这番道理。(《雨夜谭》)

这番谏言，完全符合体制内革命的步骤，令人叹为观止。这就是昨天还是一介农民，三个月前曾计划进行鲁莽的“前阶段暴动”，在第一次被允许谒见幕府二把手时所说的话吗？这种直诉成为可能，也许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吧？

荣一写到，庆喜看上去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的话，但他还是感到，“在我来看，他还是把我的谏言放在心上的”。

荣一其人，到底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是原则论者还是妥协主义者？这种以二元论为基础的问题在涉及他时变得毫无意义。只能说，他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第八回佣兵部队诞生

网罗天下志士的“猎头”

可以肯定地说，在幕末那种乱世之中，和平时代稳定的等级制度一定会失去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失效，通常会首先体现在等级制度最上层的“决策机构”和最下层的“暴力机关”。

所谓最下层的“暴力机关”，主要是指军队以及警察机构。经过德川幕府二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无论是幕府的，还是反幕势力的暴力机关，都已经变得官僚化，和实质上的暴力脱离了关系。因此当真正需要实施暴力的时候，这一阶层的内部不可能存在这种人才，不得不从外部聘请暴力的专家，这就是“佣兵部队”诞生的原因。不消说，新选组【新选组：日本幕末时期一个亲幕府的武士组织，由流浪武士组成。主要在京都活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对付反幕府人士。他们在戊辰战争中协助幕府一方作战，1869年战败投降后解散。】和奇兵队【奇兵队：1863年长州藩高杉晋作在下关战争之后创设的混合部队，长州藩诸队之一。队员不拘于身份制度，由武士阶级和农民、町人等庶民阶级混合构成。】都属于这一种。

而另一方面，最上层的“决策机构”在和平时期采取协商制，因此做出政策决断前会花费不少时间。但现在这个世道前途叵测，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一人独大的独裁者出现。然而哪怕是一手遮天的独裁者，想要凭一己之力决定所有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独裁者做出决断的时候，也需要以某种形式询问别人，获得参考意见。因此，参谋或智囊这一类人物就有了必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参谋或者是智囊同法律所规定的等级制度是没有关系的，他们的地位超越法律，他们中很多人的身份都在等级制度之外。如法国的国务委员制度和美国的特别助理帮办制度，都属于这种政治形态。

涩泽荣一在同意成为德川庆喜的家臣时，曾建议庆喜网罗天下志士。而他正式成为一桥的家臣后，就主动承揽了这一职责，招揽最上层及最下层所需的人才。

迅速获得信赖

不过就算是荣一，也不可能食君之禄后很快就发挥出十二分的作用。元治元年(1864)二月荣一与喜作刚成为一桥的家臣的时候，负责的工作是奥口番，即看守宅邸内院，这是身份最低微的职位。他们所得俸禄只有每年四石加两人份的扶持米【扶持米：主人给予下级武士的米，属于一种补助俸禄，每月发放。每人的分量根据男女有所不同。】，外加在京都的“出差”补贴四两一分。

不过，这个“奥口番”不过是他们表面上的官职，两人其实都在被称为御用谈所的一桥家公关部门工作，工作职责相当于平冈圆四郎的秘书。在当时的京都，参与会议制度【参与会议制度：江户末期文久三年(1863)末到第二年三月为止存在于京都的一种制度。参与会议是由朝廷任命若干曾任大名的人士召开的合议制会议。】解体之后，京都守卫总督、禁里御所、有权势的公家【公家：对为天皇与朝廷工作的贵族、官员的泛称。镰仓时代以后，由于用“武家”来称呼以武力对朝廷效劳的幕府将军与守护大名、武士等，与此对应，就用“公家”称呼在政务上服务朝廷的贵族。】势力以及萨摩、长州等有实力的大藩相互牵制，在当年七月的禁门之变【禁门之变：又称蛤御门之变、元治甲子之变。元治元年(1864)七月十九日，长州藩率兵进京。这件事后来成为幕府第一次讨伐长州的导火索。】前的这段时间内，保持着短暂的均衡。一到晚上，这些势力为了探查对手的意向和探听情报，几乎都会在祗园或木屋町设公关宴会。荣一和喜作作为平冈圆四郎的下属，一出仕便出席这类宴会，结识了各势力中的掌权人士以及许多有前途的青年。

平冈圆四郎之所以将二人作为秘书带去宴会，首先是为了把好不容易得到的人才在短时间内锻炼为可用的战力，让他们及早地通晓政治活动的内幕；另一方面，将这二人带往灯红酒绿之地，恐怕也是为了测试他们的品性。平冈觉得，如果这两个人是只会耍嘴皮子的绣花枕头，出入花街柳巷的时候总会露出马脚。

但是，两人成功地通过了测试。他们在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的八叠【叠：日本测量房间用的一种单位，一叠是指一张榻榻米的大小，现在一叠相当于1.7平方米多一点。】平房中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不仅只用了四五个月就还清了无业时期所欠下的二十五两债款，而且地位上升之后也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志向，于公于私，都贯彻着禁欲生活。特别是荣一，他可是晚年被认为是艳福家的人。在这个时期，他能丝毫不近女色，虽然一部分原因是他刚刚为官，谨慎小心，但这也是十分了不起的。荣一在《雨夜谭》中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的上级黑川嘉兵卫在宴会结束之后，声称为了慰劳大家平日的辛苦而准备了女人，却被他坚决地推辞了。回想起来，这是一件很受别人好评的事情，虽有做作之嫌，但既然已经曲节在一桥家出仕，就要尽快获得一定的地位，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崇高的理想将酒和女人这些渺小的欲望驱赶到了脑后。总之，二人通过了平冈圆四郎的试炼。尤其是荣一，成功地获得了平冈圆四郎极大的信任。

秘密调查员的初次任务

荣一得到平冈圆四郎的信任后，最初的工作就是负责选拔最上层所需的人才，即那些将来有望成为参谋或智囊的人。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是秘密调查员。

他所调查对象是萨摩藩的家臣、号称擅长筑城学的折田要藏。这个折田是个巧舌如簧的人。在幕府向他征询对大阪海防(又称“二条城”)的意见时，他在庆喜和幕府重臣的面前滔滔不绝地宣讲在大阪构筑炮台的必要，因而成为建造沿海防御炮台的御用掛【御用掛：由宫内省任命的负责各种事务的职位。这里的宫内省是律令制下八省之一，管理天皇和皇室一切吃穿用度等。】，全权负责大阪的炮台建设。但慧眼识人的平冈圆四郎并不理会庆喜对此人的重用，暂时还是不能信任这个人。他派属下荣一去当折田的弟子，让他调查折田是否有真才实学，另一方面也暗中观察萨摩藩的动向。

一个月之后的五月上旬，涩泽带着结论从大阪返回了京都。

在跟随折田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曾向岛津三郎【岛津三郎：即岛津久光，他于1862年将通称改为三郎。】进谏，也曾向西乡隆盛【西乡隆盛(1828—1877)：萨摩藩藩士、军人、政治家。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幕末时期他一直致力于武装倒幕。维新后他鼓吹对外侵略扩张，因征韩论遭反对而辞去官职。后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兵败而死。】提出过意见书，于是秘密地把这些情报告知平冈。因为一桥公想要择机任用折田，所以平冈暗中命令我去好好调查一下这人的能力。但我五月初回京都同平冈面谈时表示，详细地考察折田其人的结果是，我并不认为折田是多么了得的人才。虽然他与西乡隆盛偶尔有书信来往，但我觉得西乡并不是很信任他。我直言不讳地判断，从我平日里观察到的折田的言谈举止来看，恐怕他并没有世间形容的那样有能力。平冈对我的汇报频频点头，表示他已经充分了解情况了，并对我在大阪的辛勤工作表示赞赏。(《雨夜谭》)

作为折田弟子工作的这一个月中，荣一不仅对折田的筑城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评估，还发现，此人在私生活方面也有缺点，一旦出了问题，他就会推诿责任。

营救尾高长七郎

网罗能够担当参谋重任的人才，比荣一他们想象中要困难得多，于是他只好转而寻找那种有潜力担当大任的人。不过在荣一眼里，恐怕这样才更符合他的心意，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倘若能以这种形式将那个人招揽过来，对于那个人来说也好，对于自己来说也好，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个人是谁呢？正是造成荣一成为一桥家家臣的原因，现在身陷囹圄的尾高长七郎。荣一提出网罗天下志士为出仕条件，其实就是把尾高长七郎也包含在天下志士之中，想借此救出尾高长七郎。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营救尾高长七郎，他也强烈希望能将往昔的同志再次招揽在一起，但长七郎毫无疑问是这一提案的重中之重。对此，荣一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曾向平冈请求，既然任用我们为官，更应该广招天下贤士为己用。我在关东的朋友中正有合适的人选，所以请派我们到关东去招揽他们。平冈对我所说的这些深以为然，经常问我，是否会有人能忠心地追随一桥家而不希求高官厚禄。我则回答，一定会有的。这样说是因为既然自己已在一桥家出仕，当然希望尽可能地招揽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另外，我也想着暂且回到关东，设法救出尾高长七郎，平冈的追问可以说是一个顺水推舟的机会。我于是拜托他，如果需要审核招来的有志之士，请一定让我们来负责。(《雨夜谭》)

从大阪回来之后，荣一的这一愿望很快就获得了平冈圆四郎的应允，于是荣一和喜作在五月末欢欢喜喜地启程前往江户。然而到达江户后他们才发现，营救尾高长七郎和网罗天下志士，比先前所考虑的要困难得多。

首先，由于长七郎处于幻觉状态而砍杀了过往的行人，被当场作为伤害罪的现行犯逮捕，所以哪怕是一桥家施加压力，也很难使他获释。

而在网罗天下志士这个问题上，由于恰逢水户发生暴动，荣一他们在千叶周作的道场里结识的尊王攘夷的志士们几乎都跑去了水户。

有能力成为参谋的人才也好，可以培养成中坚干部的志士也罢，他们都没能招揽到。

恩公平冈圆四郎之死

在江户，荣一他们还是努力招揽到了八九名剑术精湛的剑客、两名汉学学生，共计十人。他们还在一桥家的领地中招揽到了三四十名农民，这些人都表示，哪怕俸禄少，也愿意为一桥家做事。可正在这个时候，京都传来了噩耗，荣一最大的恩公平冈圆四郎于六月十七日在京都的一桥府邸中被水户藩士暗杀了。荣一会成为一桥家的家臣，并不单是由于平冈的赏识，也是因为他们为平冈其人所折服，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不禁感到了深深的迷惘。

平冈氏同我以前就有过私交，将我举荐给一桥家的也正是此人。他很了解我的性格，也非常地照顾我。一旦平冈氏不在了，恐怕我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得到重用。今后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达成自己的志向，恐怕困难重重。

不过灰心丧气也不是办法，既然已经接受了命令，哪怕下命令的人亡故，也必须要完成它。元治元年(1864)九月中旬，荣一和喜作与召集到的人马一起回到了京都。

接替平冈负责一桥家政务的，是平冈的副手黑川嘉兵卫。黑川并不是一个才能特别突出的人，但他充分认识到这个时代的严酷性，并正确地意识到，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就无法维持家业。因此他向归来复命的荣一等人保证，今后仍然像平冈活着的时候一样重用他们。就这样，荣一和喜作在九月末的时候晋升为御徒士【徒士：将军外出时，负责在前方警戒的职务。】，俸禄升为每年八石加两人份的扶持米，外加在京都的“出差”补贴六两。过了年，二人又晋升为小十人【小十人：护卫将军及其嫡子的亲卫队。】，俸禄为每年十七石加五人份的扶持米，外加“出差”补贴十三两二分。

依靠佣兵强化暴力机关

晋升了身份，荣一已经有资格名正言顺地面见将军，可以直接谒见庆喜了。长久以来都在等待这个晋升机遇的荣一向庆喜提出，要依靠佣兵来充实最下层，即暴力机关的部分。这是因为一桥家原本是将军的儿子退隐而成立的藩，没有像御三家那种世代侍奉自己的家臣，在兵力方面，也只有从幕府借调过来的两小队左右的步兵，而这少得可怜的兵力随时可能因为幕府的一句话而被撤走。

为尽到京都守卫总督之职责，就必须拥有兵力，而建立步兵队是第一要务，且这些士兵最好来自自己领地的农民之中。但招募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如果任由地方官敷衍了事，是很难选出最优秀的人来的。所以主公必须从京都派遣合适的人选到领地去，将各处的民众招来，对他们宣讲当今时事，让他们理解参军的意义，并认识到响应征兵号召是领地内民众的义务，从而自愿站出来参军。陈述了这一番意见之后，我向主公毛遂自荐说，此事请务必交给我来处理，就算粉身碎骨，我也会尽快招募到合适的人选补充兵力，定能建立起一支凌驾于各藩之上的军队。我的自荐得到了采纳，两天以后，我就被任命为步兵征兵御用掛了。(《雨夜谭》)

高杉晋作【高杉晋作(1839—1867)：幕末长州藩藩士，是一名尊王攘夷派的志士。他创设了奇兵队等部队，促使长州藩倾向于倒幕。】将农民步兵组成奇兵队，正是一年半之前的文久三年(1863)六月的事，而这一成果也在元治二年一月的长州内战【长州内战：又称元治内战。高杉晋作等人率领奇兵队等民兵组织发动兵变，压制了藩内的幕府恭顺派，使主战派掌握了藩内实权。】中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这与荣一谏言征兵几乎处于同一时期。从当时的通信体制来考虑，农民组成的步兵队战胜了全副武装的正规军这种事，尚不可能传遍天下。荣一能够如此确信地向庆喜进谏，应该还是出于他对新时代的独特直觉吧。在一年多前，他还相信依靠大刀长枪武装的流浪武士就能引发尊王攘夷革命，而现在，他已经对军事有了现实的认识。恐怕，这是这个特殊时代才能造就的飞跃。

就这样，荣一开始为再建最下层的暴力机关发挥才能。那么，最上层即“决策机构”的改革又进行得如何了呢？这一问题已经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因为荣一本身已经成为了庆喜的参谋、一桥家的智囊了。

第九回变身为现实主义者

藏奸耍滑的地方官们

元治二年(1865)的三月，荣一被任命为步兵征兵御用掛后来到备中。一桥家的领地包括摄州、泉州、播州、备中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合计收入为十万石。其中只有备中的地方政府位于井原村，摄州、泉州、播州这三处领地则由大阪川口的代官所统一管辖。荣一判断，先去大阪的代官所告知自己的任务，事情会比较好办。他拿着一份公文，上书“特派涩泽笃太夫为步兵征兵御用掛，一切行动听从此人命令”，便首先动身前往大阪【出仕一桥家时，荣一就被命令改名。此时他的名字已是涩泽笃太夫，但本书为方便起见，还是一律称为荣一。】。因为此次任务要去乡下，黑川担心他被人看不起，给他准备了非常夸张的仪仗。不仅有随行的持枪侍卫以及合羽笼【合羽笼：江户时期大名上街游行的队列中跟在最后的两个盒子，里面放着雨具。】，甚至还配备了轿子。然而大阪代官所的那些官员早就看穿了这种耍威严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只觉得是武士老爷又来找麻烦了。于是这些人想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企图把这位武士老爷赶走。他们对荣一说，如果能搞定备中，那么摄州、泉州、播州这边的公务也就不是难事了。由于经验不足，荣一信以为真，把大阪的事务搁到了后面。

到了备中的井原村之后，荣一下令要代官颁布告示，招募各村次男和三男中的有志青年进入步兵队。可该地的官员却丝毫没有积极实行命令的意思，并一口咬定，只有荣一直接去宣传才会有效果，荣一也觉得这种说辞有道理，于是每天叫村长领着村民来代官官邸，亲自进行征兵宣传。

荣一本以为村民一定会兴高采烈地应征，此行的目的应该很快就能达成。然而他好说歹说，却一直没有应征者出现。这不正常，一定有什么人在暗中捣乱!虽然缺乏经验，但这个时候，荣一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代官的小动作了。

至今为止，荣一所做的事情全都一帆风顺，年纪轻轻也已算是出人头地，这是他第一次面临挫折。当初他由于被冈部的代官当面辱骂，才会摒弃农民这一职业立志讨幕，结果倒成为了一桥家的家臣。讽刺的是，这次他作为这些代官的上司，又得为他们的消极怠工而大伤脑筋。这些处于中间管理层的地方官员无疑是幕藩体制的毒瘤。这是荣一自己提出意见并请命的工作，岂能轻易说一声招不到人就两手空空地回京？但即使逼问代官和村长，对方也只会佯装一无所知，到底要如何是好？

对当时的情况，荣一只是说：“我想此处只能从长计议，便暂且停止召集村民，观察事态。”而在《雨夜谭》中，他也轻描淡写地说：“当时觉得，只要静下心来从长计议，总会得出答案来的。”但这些简短的叙述却是我们必须多加留意的，因为那时的情况并不允许他依靠发生某些偶然事件来解决问题。其实在《雨夜谭》的这一段话之前，他还写到：

这其中必定有什么缘故，然而我到底还是想不出是怎样回事。之前在京都，是我主动要求承办这件事，所以现在不可能以招不到人为由，两手空空地回京。当时觉得，只要静下心来从长计议……

从中可以看出，两段回想中都有“从长计议”这个词，但背后隐藏着的感情却和字面完全相反，相当急切。“从长计议”这个词不自然地出现，证明他当时正努力地告诫自己，切勿焦虑，要冷静客观地考虑事情。其实，荣一正绞尽了脑汁考虑要如何“出击”，才能更容易地募集到想要成为武士的年轻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找到像自己一样胸怀大志的青年聚集的地方。而结论很快就出来了。

“人生高手”的解决方法

当时在一个叫寺户村的地方，一位叫做阪谷希八郎【阪谷希八郎(1822—1881)：号朗庐，又名阪谷素，希八郎是他的通称。日本江湖时代末期的教育家，明治维新后任东京学士会院议员。】(阪谷芳郎【阪谷芳郎(1863—1941)：涩泽荣一次女的丈夫。曾任日本财务大臣，东京市市长，贵族院议员等。】的父亲)的儒者开办了兴让馆私塾，于是我想着一定要去见他一面。我派人送去一樽酒，询问说：“望明日去府上拜访，不知意下如何？”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第二天，我前去兴让馆拜访了阪谷先生，两人大谈时事，尽兴而归。改日，我又在我居住的地方摆了酒席招待阪谷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席间我们开怀痛饮，讨论开港和锁国各自的得失，畅谈当今天下的形势。附近还有一位叫关根的剑道师父，我与此人也亲近起来。有一次，我乘兴与他比剑，但他似乎并不是很强的高手，三下五除二便被我击败了。由于这些事，关于我的传言便在这一带传了开来，“听说这次来的长官不是一般的庸俗官吏，对学问和剑术都很精通”。而且意外的是，这种虚名被吹得越来越天花乱坠，于是在学问或武学上多少想有所成就的青年们便络绎不绝地来拜访我了。有的是来聊学问上的事，有的则是来比剑。

荣一虽然是农民出身，但经由儒学家尾高惇忠的熏陶而树立起尊王攘夷的志向，又曾在千叶周作的道场修炼过。所以他想到，如果在备中也能与学者和道场建立起联系，一定就能遇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青年。一旦和这些青年变得熟悉起来，自然而然便能了解到没人应征的理由。这是一种擅长世故的“人生高手”常常采取的迂回解决法，当事情无法顺利进行的时候，就退一步从第三者的客观角度来审视。像荣一这样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居然能做出相同的事情来，不得不令人讶异。

荣一的优秀之处还在于，一旦打开了突破口，就马上能理解突破口的重要意义，并立即决定下一步行动。

有一天，我前去见识备中有名的捕鲷网。那天我备了酒，还带着兴让馆的弟子和附近的一些青年同去。一行人一起吃刚捕上来的新鲜鲷鱼，饮酒赋诗，度过了好不快活的一天。从那之后，这些人变得跟我特别亲密，一副对我由衷地心服的样子。不久之后，就有四五个青年跑来拜托我：“希望您务必关照我们，带我们去京都。”这让我想到了一条妙计，我马上答应了他们，表示会实现他们侍奉一桥家的心愿，并说，只有口头上的应承终究不太合适，还是写下请愿书呈上来吧。给他们一个申请的样板之后，他们很快就带了请愿书来。我终于看到了完成使命的可能，稍觉安心。

在《雨夜谭》中，见识捕鲷网的经过被作为一次愉快的回忆，描述得更加详尽，而其后关于青年们前来请愿的内容却描述得非常简单。

有人拜托我，请我一定要带他回京都侍奉一桥家，这事还真是奇怪。于是我对他们说，我虽然可以如他们所愿带他们走，但仅有口头上的约定未免不合适，所以请他们把意愿写下来，并给了他们样本。他们按照样本拿来了请愿书，我稍稍安心，觉得总算是夙愿得偿了，收好了那些请愿书……(《雨夜谭》)

如果只看《雨夜谭》的这一段，恐怕读者根本搞不清，荣一为什么要说“觉得总算是夙愿得偿了”吧。而在《青渊回顾录》中因为有“这让我想到了一条妙计”这一句，因此我们能看出，荣一是从青年主动来请愿这件事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想到了一套能赢得最终胜利的作战方案。用旧日学生运动的话来说，这叫做“一点突破，全面展开”。

以虾钓鲷，以鲷捕鲸

但是，要让“一点突破，全面展开”的策略成功，只靠青年来请愿，还不能说是已经打开了突破口。青年们的请愿要成为下一场斗争的武器，而且必须成为最有效的武器才行。荣一发给青年们样本，让他们写下请愿书，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嘴上说有很多人来应征，是不足为信的，只有拿出书面证据，别人才会信。这就是用虾钓鲷鱼，用鲷鱼钓鲸鱼。请愿书到手之后，荣一松了口气，“觉得总算是夙愿得偿了”，也是因为他确信，这招能够成功。

第二天，荣一瞒着代官把村长们全部召集到自己的住处，并宣告：“近日以来，我已非常诚恳地向诸位传达了一桥家的命令，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人应征。另一方面，昨天却有人送请愿书到我这里。在不长的接触时间里，居然就有四五个志愿者。而在诸位领地内除了这些人之外，竟无一人应征，不得不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据我推测，这是因为暗中有人活动掣肘，故意阻挠志愿者。如果真是这样，我绝不会姑息!对于鄙人来说，杀十个二十个违抗主公命令、不守规矩的村长，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诸位还是磨磨蹭蹭，我是绝不会放过的。”

这恫吓可真是了不得。当然，这是因为荣一已经预想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效果，所以恫吓时演得威势十足。荣一确信，就算这些家伙装傻充愣，自己也已经掌握了最有力的证据，所以演得特别像那回事儿。这出戏立刻显出了效果，其中一个村长走上前来，坦白道：“代官大人曾私下吩咐我们说：一桥家最近出现了很多投机钻营的官吏，很是让人头疼。现下负责政务的黑川，原本身份下贱，靠着投机四处活动钻营，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因为他本人的出身，所以特别喜欢居无定所的浪人【浪人：失去主家和家禄的流浪武士。】，想出一些本来不曾有过的麻烦事来交代给各村。如果把他的要求全都应承下来，会对藩内的百姓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要敬而远之。这次组建步兵一事，只要说大家都不愿意，没有一个想参军的，就可以搪塞过去了。不过这番话不能对外透露丝毫，否则鄙人就难办了。因为长官大人如此密令，所以虽然应征者甚众，我们还是警告那些人不许说出去，并对您说一个应征的人也没有。然而大人您对书生和剑士关爱有加，无论我等如何阻挠，也无法阻止他们，最终他们还是直接来请求您了。此事我们深感抱歉，但无论如何，还请不要声张。”

战胜“狡诈”的“坚韧”

这位村长的话很好地反映了幕府统治末期中央政府的革新派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互相轧轹。在幕府和亲藩【亲藩：江户时代由德川家近亲所统治的藩。以御三家的尾张、伊纪、水户为首，包括越前等诸藩。】中，农民和无主武士出身的革新派人物依靠自身的实力得到重视。然而他们就算提出从体制内部开始改革的计划，这些方案也大多因为守旧派地方官员的抵抗或怠工而惨遭失败。

荣一的这次改革也不例外。只不过，荣一有着能看透这种“狡猾”地方官的抵抗与怠工的“狡猾”。套用《长跑运动员的孤独》【《长跑运动员的孤独》：英国作家艾伦·西利托(1928—2010)的小说。】的一句台词，“他们很狡猾，但我也有不逊于他们的狡猾”。倘若用“正直”来与对手的“狡猾”正面交锋，荣一会与幕末多数改革家遭遇同样的下场——看上去很英雄，却无法避免一败涂地的命运，除了满怀悲情之外，再无其他。

然而在遭遇过夺取高崎城计划失败的挫折后，荣一已经深知纸上谈兵有多愚蠢，并具备了制御“狡猾”的“狡猾”，成为了一名坚韧的现实主义者。因此他避免正面冲突，采取迂回作战的方式，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展开进攻。

荣一的这种“坚韧”在对地方官的斗争中毫无保留地发挥了出来。他对代官这样放话说：“这次组建步兵也是主公经过深思熟虑才下的命令。这一点我早就告诉过您，然而您所管辖的境内竟无一人应征。这也许是因为我的说服力不够，但也可以说是由于素日代官对本地人民的教育不够所致。您可能以为如果征兵不成，只要我辞职下台就算了结了。但我这次身负重大使命，远道而来，不可能说一句做不来就作罢。在下出于责任所在，必须要将无法招到士兵的原因彻底查清，并且带着证据回京复命。如果事情到这一步，难免殃及大人您的地位，还请您先对此多加思量，明天起请向村民好好宣传。慎重起见，我先在这里通知您一声。”

荣一的这段话效果极其明显。第二天一早，村民们就聚集在了办公地，号召开始后没多大工夫，就出现了二百人左右的志愿者，荣一对这一成果感到非常满意。也许是由于在备中征兵成功的传言起了作用，接下来在摄州、泉州、播州等地宣传时，荣一也顺利地募集到了志愿者，形成了一支拥有四百五十六人的民兵部队。荣一回京向庆喜报告此行的成绩后，庆喜大喜过望，赐给荣一白银五枚、时服一套。

就这样，这支进行西式军训的民兵部队开始作为一桥家自有的步兵部队发挥作用。

不过部队编成之后，荣一并没有成为这支部队的直接指挥者。因为他那马基雅维利式的“坚韧”着实太过珍贵，用在军事方面是一种浪费。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这种才能是军队都无法匹敌的强大武器。

第十回尝试信用金融

募集民兵与保证财源，两手都要抓

无论是从《青渊回顾录》还是从《雨夜谭》来看，荣一在谈及自己的事时，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几乎从不触及其中的“转机”。他总是用非常淡然的语气叙述其中经过，仿佛是在说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我们往往也觉得“喔，这样啊”，稀里糊涂地就忽略了其中的关键。但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事之间非但不是自然的过渡，反而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荣一这个人不为时代所桎梏的个性和特异性。

庆应元年(1865)夏，荣一完成了征兵的重任，对民兵部队进行近代化改制事业也才刚有了些眉目，他却突然摇身一变，开始着手和军事毫不相干的财政改革事业。对于他在这一期间的心理活动，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以下这段：

民兵募集及步兵队组建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在领内巡视期间，也对地方特产、特产销售渠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回到京都后，我将这些情况整理总结，向主公提出了建议。其中主要包括年贡米的销售渠道、播州棉花的买卖以及备中硝石制造三条。依照这些建议，可以增加藩内收入，并使辖下民众也富裕起来。

请注意“我在领内巡视期间，也对地方特产、特产销售渠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一句。这意味着荣一在为募集民兵而跑遍一桥家领地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意识到领地中的物产并未生出应有的利润。不过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就会注意到，当时荣一由于征兵不顺利，满心装的都是怎样才能找到志愿者这个问题。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真的能够同时进行物产和销售的调查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荣一不可能在征兵的同时，“顺便”关注经济方面的事情。

那么，让我们假定荣一“从一开始”就对经济方面的事情非常关心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确能在征兵的“同时”注意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前往领地内征兵之时，荣一就已经对经济抱有了十分的关心，甚至可能已经在考虑如何重建一桥家的财政了。

这种观点有何依据呢？幸田露伴在《涩泽荣一传》中推测：因为有天狗党之乱【天狗党之乱：天狗党，水户藩藩士藤田小四郎等下级武士组建的，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组织。天狗党之乱是该组织于1864年3月发动的骚乱。】胡乱征兵最终走向覆灭的前车之鉴，荣一意识到，“无论是多么忠肝义胆的人，肚子的需求总是平凡而单纯的”，也就是说，饿着肚子是无法作战的。这成为了荣一在巡回领土的同时考虑重建经济的原因。山本七平受到幸田露伴这一说法的影响，指出“通过严酷的事实被迫深刻体会到‘无论是多么忠肝义胆的人，肚子的需求总是平凡而单纯的’后，他在领内巡回征兵的同时，已经在考虑这件事了”(《近代的创造》)。想必事实正是如此。不，说不定早在巡视前，他已经在考虑了。

因为荣一不可能不明白，每雇佣一个士兵，必需的花销不仅有武器的费用，还有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其实在他前去征兵之前，就曾向用人黑川嘉兵卫询问过军费的问题，并在对方许诺一定会想办法筹到足够的钱后才正式出发。当然，一桥家自身肯定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五百人的部队，所以黑川的打算应该是向幕府借钱来维持军费吧。荣一也早就料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既然他早已认识到一桥家必须不再依靠幕府存活的时代也许将会到来，他自然会想要使一桥家不仅能够满足民兵队的供给，甚至还要满足整个财政的自给自足。简单来说，荣一巡视一桥家的领地，既是为了募集民兵，也是为了寻找财政收入的来源。正因此，在整顿军制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后，荣一立刻向上面报告了自己在巡回领地时发现的财政收入来源，并提出了稳固这些来源的方式。对他来说，财政改革比训练军队更加有意义。

在军备方面，虽然已经根据我的建言建立起了步兵部队，但军事上的工作并不适合我。相反，想办法使一桥不多的领地中生出财富来，充盈一桥家的财政，更需要我动脑筋，因此也更有趣。(《雨夜谭》)

明知道如何做就能盈利，却放任不管随其亏损，这种事是荣一做不来的，哪怕这其实是别人的问题，何况这个“别人”是于他有恩的一桥家。听了荣一在财政方面的建言，不仅黑川，连其他用人也举双手赞同。就这样，荣一成为了仅次于勘定奉行【勘定奉行：日本江户幕府的职务，勘定方的负责人，掌管财政等事务，三奉行之一。一段时期内也被称为勘定头。】的勘定组组长(简单说来相当于一桥家的财政部副部长)，并被委以财政改革的重任。

开拓“米”自主流通的渠道

荣一的第一件工作，是改变年贡米的买卖方式。

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差去兵库【兵库：这里指的不是现在的兵库县，而是位于兵库县神户市西部的地名。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濑户内海航线的重要港口。参照见下文“兵库开港”一条。】，规定了从播州、摄州等地收来的年贡米的销售方式。此前，这些米都是储存在兵库的藏宿【藏宿：可付费租用的仓库。】里，待到市价合适时再卖出。可是这些米的进出由大阪的地方官全权掌握，有时候私下收了别人的好处，卖得便宜些也是有的。(《雨夜谭》)

这就是说，年贡米的交易由藏宿一手垄断。而对于监管此事的大阪地方官来说，由于自家的腰包丝毫不受经营状况的影响，所以一点儿都不会考虑怎样做才能获利更多，只是按照藏宿的要价任其销售罢了。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毫不运用市场竞争的原理，类似计划经济的贸易方式。荣一认为，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这种官方经营的传统。

我的考虑是这样的：摄、播两藩的一桥领地土壤肥沃，贡米的质量自然也非常好。因此，如果用竞价的方式将这种好米卖给滩的酿酒作坊，一定可以卖出比以往高出一成的价格。正好藏宿有一个叫做东实屋的人在这方面有点头脑，可以在这次改革中派上用场，我就和他谈了一下，尝试将好米作为酿酒的原材料卖给酿酒作坊。这种运营方式很快就见到了成效——一两买到的米比原来要少五合【合：日本旧体积单位，一合等于十分之一升。但这里的升也是日本旧体积单位，与现在升的换算不同。】多。(《雨夜谭》)

排除了垄断的中介，使交易对象变成复数，而且从产地直送，省却了中间费用，因此只要米的品质足够好，利润就一定会提高。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说，荣一是最早打破粮食管理制度【粮食管理制度：1942年，日本政府制定《粮食管理法》，对主要粮食的供给与价格进行管理。这里指的是幕府制定的类似的管理制度。】、开拓大米自主流通渠道的人。

下一步，荣一着手在备中建立硝石制造所，因为他发现从备中的老宅墙根处可以获得大量的墙硝。荣一认为，硝石是黑火药的原料，而这个时代随时可能发生战乱，今后硝石的需求量一定会越来越大。然而也许是因为被委派负责经营的名叫关根的人太无能，又也许是因为黑火药的市场还没紧俏幕府就倒台了，这项事业在没产生多大实绩的情况下便已告终。

发行有“信用”的藩札

荣一着手进行的第三项事业，是使播州一桥家领地中生产的棉花买卖更加顺畅。播州一直以来就是棉花的产区，江户市面上的漂白布几乎都来自播磨的姬路。这是因为姬路藩将藩内产出的棉花全都买断，运到姬路城制作成漂白布，最后销往大阪、江户等地。事实上，一桥家在播州的领地也能大量生产不输给姬路藩的棉花，但由于农民把他们的产品零散地分销到大阪，所以价格受到打压，比不上姬路棉花。领地内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如果想要生产更多的棉花，生产能力完全是可行的，不去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完全是一种浪费。如果像姬路藩那样将领土内的棉花集中起来，在大阪或江户统一销售，领内的生产力就会获得难以估量的提高，藩内财政也会得到改善。但具体要怎么做呢？荣一在这个问题上想尽了办法。

要让棉花成为藩内特产，首先要从棉花的生产者处高价买进，送往大阪或江户。只要在销售时价格尽量低，买卖一定会兴隆，这样就能增加领地的财政收入。(《雨夜谭》)

不过，如何使棉花的买卖在领土内部兴旺起来呢？荣一想到的办法是发行藩札。

江户时代虽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发行纸币的事例，但各藩在金银币不足的情况下会发行纸币来使商品顺利流通。特别是在日本中部地区和九州诸藩，这是一种十分盛行的现象。然而只要踏出领地一步，藩札就成了废纸一张，而且使用中，藩札在领地内的实际价值也比面额要低，其原因是正式流通的金银币同藩札的兑换并不公正。由于藩政府是在不能足够兑换金银币的情况下发行藩札的，所以官员考虑的尽是如何避免人们用藩札兑换金银币。这种行为造成的恶果就是藩札的信用一落千丈，没有人愿意收藩札。荣一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克服这一弊端。

我冷眼观察了情况，真可谓笑死个人了。同金银相比，自然是纸币更加便利，建立金银货币兑换储备，使用纸币，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觉得这藩札应该全部烧掉、扔掉也没关系的想法实在可笑，这是用国家的钱谋求私利!只有公正无私地流通藩札，一桥的纸币才会在各处通用。(《雨夜谭》)

厉害!天生就是当财政大臣的料啊。荣一到底是在哪里学到这些财政原理的呢？当然，这些并不是他学来的，而是他本能地体会到的。

对于这种事情，那时候的我既无知识，亦无经验，没听说过外国管理纸币的方法，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恰好我当时的想法符合了经济原理。纸币能发挥出极大的功效，但又容易产生错误，所以只要扬长避短，就能获得使用纸币的真正益处。(《雨夜谭》)

财政和金融之本为“诚”，即诚信。对于从小在父亲和蓝香等人的儒家理论熏陶下成长的荣一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不同的是，儒家虽教育人“诚”，却并不告诉人如何运用“诚”来赢利。所以在运用“信用”这一点上，荣一是自学成才的。

为“富国强兵”建立的金融系统

为播州的棉布买卖发行藩札，用藩札购入棉花，运送到大阪的批发商那里。批发商将这些棉花分销出去，再将收入上交给大阪的集会所。集会所的总部位于播州一个叫今市的地方。于是我们开始在印南、多可、加东、加西等郡大量购买棉花，存放到距离今市两千米左右的物产会所里，并从这里送往大阪变成钱。购买棉花的本金是藩札，我们在今市的集会所将藩札交给村民，村民能随时申请将藩札换成金银币，所以大阪的办事处常备着大量金银币。将这些钱存放在恰当的地方，一方面金钱会增长，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货物的流通，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雨夜谭》)

这部分的记述有重复和省略，所以笔者需要具体地解释一下。

首先，在播州买卖棉花的商人将手中的棉花带到播州今市的集会所，交换成藩札。棉花会被立刻运往物产会所，然后送至大阪的批发商那里。批发商卖掉棉花，再把所得的金钱交给大阪的集会所。大阪的集会所将商人上缴的一部分金银币留下，用于交换藩札，其余的则存放在“御用汇兑组中最有分量的金持五轩”(即当时的一家银行)里，专门赚取利息。

接着，用棉花换取了藩札的商人们再用藩札来购买棉花，而贩卖棉花的农家用棉花同商人换得藩札，这些藩札随时可以去今市的集会所换成金银币。因为有这个保证，所以没有农民会特意将藩札兑换成金银币，藩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藩内的流通货币。

而对于商人来说，买入的棉花马上就能变成藩札，所以就可以更多地出去采购棉花。当采购告一段落，他们就可以去今市或大阪的集会所，把手中积攒下来的藩札兑换成金银币。

另外，只要花手续费，商人也可以在大阪亲自收货、贩卖那些被送往大阪的棉花。也就是说，商人可以只委托送货。在这种情况下，藩札就成了收货凭证。

为了使这种兑换能顺利进行，荣一在今市和大阪的集会所分别留了五千两金银币和藩札，然后才开展这项事业。这部分本金并非由勘定所出资，而是从金持五轩那里借来的。对于金持五轩来说，批发商贩卖棉花所得的金钱都会储存到他们那里，所以借出些资本金一点都不亏。

就这样，荣一不仅避免了藩内财政陷入危机，还改善了财政状态，成功地使领内经济繁荣了起来，藩札的发行量在三四个月内到达了三万两之多，而这些藩札的发行使棉花业活跃起来，藩和藩内人民都富裕了。

“信用”不仅能推动金钱和商品的流通，还能生出新的金钱，而这些钱使养兵成为了可能。富国强兵之源，正是“信用”。在这个时候，荣一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看来，不久之后明治政府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吧。

第十一回人生最大的失误

涩泽式“事业分工”

庆应二年(1866)春，荣一看到发行藩札的事业已经走上正轨，便终止了往返于大阪和播州的生活，回到了京都。在那里，他作为勘定组组长，开始对勘定所【勘定所：日本江户幕府以及各藩中负责财政、民政的机关名称。一般最高长官为勘定奉行，根据各藩情况有所不同。】进行机构改革。一年前荣一刚刚上任时就注意到，勘定所的组织形式非常复杂，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既然要对一桥家的财政进行改革，就不仅要在收入方面花心思，还必须注意节流。而减少“人员浪费”便是最重要的节流手段。

一桥家勘定所的组织形式如下：勘定奉行两人，勘定组组长三人，其他不仅有平勘定、添勘定等数十人，还包括御金奉行、御藏奉行、御金方、御藏方、御勘定所手附等基层官员，总计超过百人。此外，由于幕府直辖领的官员也由勘定奉行管理，人员数目相当庞大。荣一打算对勘定所进行大刀阔斧的行政改革，他知道这项工作定会遭遇强大的阻力，但他也意识到，由于整顿军制等项目，今后的财政支出会变得愈加庞大。因此他决心，不能因为会遭遇困难就停手。

没有时间浪费在徒劳的思前想后上了，我果断地对勘定奉行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考虑，对于同级和下属人员的工作内容及工作顺序，我也注意到了细节，比如甲的工作内容和乙的事务可以合并到一起，将丙繁杂的工作分一部分给清闲的丁，终于在工作中得到了一些改革成果。

这种改革用现代语言来讲大概就是“公司重组”吧。但倘若各位读者从中只认识到节省人事这一点的话，你就没有看到荣一改革的本质。因为，他的改革目的虽然是部门的统合与废除，但其出发点并不是通过裁员来削减人事费用。一旦采取这类行动，家臣们绝不会坐视不理，这样一来，这次行政改革就很可能遭遇阻力而夭折。

所以，荣一改革的重心是“同级和下属人员的工作内容及工作的顺序”，即有效地对劳动力进行再分配，避免工作在中途停滞，从而提高劳动效率。这种方法如同将年贡米、棉花等领地内特产的物流方式“简单化、顺畅化”来提高收入一样，是使工作流程“简单化、顺畅化”，以谋求剩余劳动能力的转化。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荣一可以说是一位深谙能量的物理法则的理性主义者。

因此，荣一的下述行为从表面来看是儒教精神的体现，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受把“能量的流通”视作第一的不可动摇的理性主义的影响。

再回头说一下前面的事吧。在我为组建步兵部队而在领土内巡回时，我意识到，褒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忠臣孝子，对于地方政务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在巡回期间，我四处打听，总共打听到十多个在当地有功勋、口碑很好的人。从之前提到的兴让馆的阪谷老师，到备中有名的孝顺妇女、年老正直的独身者以及摄泉播【摄泉播：指摄津国、和泉国、播磨国三地。】专心于农业的人……回到京都之后，我将申请褒奖这些人的文书呈给用人，很快就被采纳了。这些人分别受到了奖赏，阪谷老师还被召到京都，获得了谒见主公的荣耀。阪谷老师被大加赞誉，学校也获得了补助。地方上则盛赞一桥的德政，并纷纷表示，自从涩泽来过，善政便增加了。所以我在民众中的评价也变好了。(《雨夜谭》)

这样看来，涩泽提出“褒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忠臣孝子”，与其说是儒家道德思想的体现，不如说是考虑到“对于地方政务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样说也许会让一些人认为荣一是冷酷的理性主义者，但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所谓的理性主义，是当局部的、临床的措施和实践，符合整体的、综合的目的，并获得效果时才能使用的词汇。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可以是理性的，机关算尽的冷酷措施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是唯理论的基准，无关乎该行为给人的“印象”是冷是暖，而在于并且只在于“事实”上该行为是否能够有效且有效率地达成最终目标。荣一的“褒奖制度”从效果上来说，使“地方上则盛赞一桥的德政，并纷纷表示，自从涩泽来过，善政便增加了。所以我在民众中的评价也变好了”。所以从不涉及人道主义精神的唯理论角度来考虑，完全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实践。而政治、行政考量的唯一基准，本来不就应该是最终目的的达成程度吗？

险些与高杉晋作作战

自元治元年(1864)二月出仕一桥家以来，荣一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军事和财政两方面的大变革。正当这些变革的效果真正要体现出来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转机降临了德川庆喜。这也是决定了日本近代史发展方向的一个巨大转变。

造成这一转变的事件并非发生在幕府，而是发生在倒幕急先锋长州藩的藩内。

元治元年七月，长州藩藩兵与游击队、长州浪人所组成的联合军以收复京都为口号，攻入皇宫，并在蛤御门与幕府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由于以萨摩军和会津军为主体的守军占有压倒性优势，长州军最终被击退。这就是俗称“蛤御门之变”的“禁门之变”。长州藩被官方宣布为朝贼，为对讨伐自己的第一次征长军表达顺服的意愿，它清扫了内部的尊王攘夷派。但同年年末，高杉晋作率领的奇兵队在下关起义，长州藩内的舆论因此发生了巨大转变，并树立了倒幕政权【这句描述的即上文提及的长州内战。】。

在禁门之变时，高杉晋作称那些不先充实藩内兵力与财力就去攻打京都的人为“冒进行为”，并极力反对。另一方面，他主张应该为即将到来的讨幕之日进行准备，努力谋求“大割据”，即本藩的富强。这与涩泽荣一在一桥家进行改革的理念基本一致。然而由于“禁门之变”和第一次长州讨伐战的影响，长州藩的内部舆论以拥护幕府论占上风，使得高杉晋作不得不立刻举兵。

这次起义使眼看就要将尊王攘夷派一扫而空的长州藩再次落入了倒幕派的手中，幕府自然无法再对其放任不管。庆应元年(1865)九月，将军家茂亲自上洛，着手准备再次讨伐长州。可是在幕府与朝廷由于兵库开港问题【兵库开港：1865年，英、法、荷三国联合舰队入侵兵库湾，强迫日本缔结《安政五国条约》并开放兵库港。经过多番交涉，兵库港最终于1867年开放。】而对立期间，由于坂本龙马【坂本龙马(1836—1867)：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志士、土佐藩乡士。创建了兼具贸易公司和政治组织职能的龟山社中，为萨长同盟结成而斡旋，对促成大政奉还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明治维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的斡旋，萨长同盟【萨长同盟：萨摩藩和长州藩缔结的政治、军事同盟。】成立，使长州方面全面做好了对这次战争的准备。而幕府对此毫不知情，再次发动对长州的征讨时遭遇了萨摩拒绝出兵。没整合好的幕府军虽然攻入了长州，却在不久后就被奇兵队击退，撤出了长州地区。因此庆应二年(1866)六月，庆喜不得不前往最前线，整顿战败的军队。

当时正值庆应二年的夏天，用人等人表示：“如此一来，即便去年春天刚编成的步兵部队尚未成熟，也不得不顺应情势投入作战。”我也被命令跟随长州远征军前往，职务从勘定组组长升为了御使番【御使番：江户时期的职务名，战争时期主要负责传达主公的命令，平时以监察使等身份在京城以外的地区工作。】。(《雨夜谭》)

荣一组建的一桥家近代步兵部队即将与以完全相同的理念编成的高杉晋作的奇兵队展开战斗!而且两人内心其实都厌恶无意义的战争，是注重“富国”更甚于“强兵”的理性主义者。荣一虽然出仕一桥家，却认为幕府很快就会被打倒，基于一桥家将不得不参与幕府事务的预想，才组织了步兵部队。“倒幕派”荣一却要为了使幕府苟延残喘，参与到对“倒幕派”的讨伐当中，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嘲讽，荣一本人对此也感慨万分。

如前所述，我自从被任命为勘定组组长，就一心一意专注于整顿一桥家财务状况，并尝试在多方面对勘定所进行改良。当到了主公亲征的时候，我不愿当那种甘心落于人后的怯懦武士，所以表达了想要随军的强烈愿望，做好了为主公鞍前马后、不惜舍弃性命的准备。(《雨夜谭》)

也就是说，荣一虽然想看到财政改革的结果，但如果不随军作战，就会被人指责为“懦弱”，无可奈何之下才加入了二次讨伐长州的军队，而且是与自己曾经可能加入的长州倒幕派进行作战。

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提到的是，此时的荣一已经结婚，并生有一子。安政五年(1858)荣一十九岁，与老师尾高惇忠的妹妹千代结了婚。在他出仕一桥家的前一年，即文久三年(1863)，长女歌子出生。他前往京都之后曾一度为选拔人才而回到关东，千代趁此机会把歌子带到了中山道上深谷附近一个叫做宿根的地方。在那里，荣一才第一次抱了自己的女儿。因此出征长州之际，荣一将佩剑作为“遗物”随书信寄给妻子千代，做了最坏的打算。

反对庆喜就任将军

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使庆喜的征长计划突然被取消。身在大阪军营的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在庆应二年(1866)七月二十日因急病失去了年仅二十一岁的生命。

征长计划的取消对荣一来说是件好事，但家茂的病故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个令他两难的后果——这时出现了推举庆喜作为德川宗家的继承人，成为第十五代将军的提议。

这一事态对荣一来说恐怕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误。对于主张倒幕的他来说，出仕一桥家本身就已使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旦德川庆喜成为将军，一桥家的家臣便会自动成为幕府官员。这岂不是完全违反了他的初衷？

说实话，此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于即便庆喜成为将军，也绝不可能使注定会崩塌的幕府统治得到重生——通过对情势的分析，荣一对此抱有绝对的确信。所以他劝说当时已取代黑川嘉兵卫成为用人的原市之进，希望他能认同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都要劝主公拒绝继承将军之位。为了清楚地展现荣一的历史观和他当时的政治方针，下面引用他在《雨夜谭》里的一段话：

这番言论的主旨是：若将如今的德川家比作房屋，则是一座屋顶、二层、地基、梁柱皆已腐朽的危厦。想只更换一条主梁就修缮好这间大屋，不过是徒劳，除了进行彻底的改建之外，别无他途。企图对表面进行修缮，更换梁柱来拯救这房屋，反而会加速它的崩塌，还不如放弃修缮，从旁多添加些柱子来勉强支撑。当然，这也不过只是苟延残喘罢了，一旦这些柱子也无法支撑，便是大厦崩溃之时。所以哪怕接任的是明君良主，也是无法复兴幕府的统治的。现在大家都夸赞一桥公贤明多才，要推举他为下一任将军，但恕在下斗胆直言，只凭主公一人之力，不仅无法改变颓势，甚至可能加速幕府的灭亡。因为眼下世人皆以为幕府官吏都是恶人，所以对将军的埋怨之心尚缓，但倘若今后将军足够贤明时，民众便会对主公的一举一动产生一惊一乍的反应。用家来比喻的话，如果家里的主人不在或者生病了，那就算有点不周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主人健康地住在家里，那么只要出现些微的失误，就会被认为是粗心或失礼，受到非难。所以现在一桥公如果继承大统，无异于自寻绝路，实乃失策之至，因此请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一桥公继任。我认为，想要更长久地维持危如累卵的幕府，不如请一桥公推掉继承之邀约，退而辅佐其他亲藩年幼之人，并继续担任京都守卫总督一职。这样对幕府和一桥家来说才是双赢之道。

历史的洪流已将幕府这所广厦推向崩坍的边缘，任谁也无法将这业已倾斜的房屋再次支撑起来。那么，还不如干脆舍弃了这间房屋，另起炉灶。如若不然，连自家的土地也要被人夺走了——山本七平称荣一的这种考虑为“另立新社”。德川幕府这个“旧公司”的破产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只能先以公司外部人员的身份对它进行清算，然后以继承该公司资产、名称的形式设立“新公司”。

不过从天下形势来看，想要靠庆喜一人来支撑这个“新公司”是不可能的。所以未来将会是庆喜与萨摩、长州等藩达成一致，以“雄藩联合”的政体来达到建立“新公司”的目的吧。在这种政体下，“力量”即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庆喜将来是否有发言权，就要倚靠这些来决定。然而现在的一桥家并不具备足以保障庆喜发言权的“力量”，所以庆喜必须抢先下手，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保证自己拥有这两种力量。为此，掌握大阪这个日本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离天皇居住的京都最近的国防要塞)是非常必要的。荣一执拗地反复对原市之进这样劝说。

原市之进其实也非常理解荣一的想法，看到荣一如此执著，就干脆让他直接向庆喜进谏。然而就在荣一本应面谏庆喜的那一天，庆喜承诺接受将军之位，并启程前往了大阪。

违反初志成为幕臣

万事皆休!荣一这次大大地失望了。凭借一己之力，毕竟是没法改变历史流向的。在《青渊回顾录》中，他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因为上述原因，一桥庆喜公最后还是继承了将军之位。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平生最不知所措的时刻。一直以来我心心念念想要推翻幕府，现在仍牵挂此事，因此即使侍奉的主公成为了将军，我也没法厚着脸皮仕宦幕府，食幕府之禄。但现如今要我为了理想而当个浪人，与旧主兵戎相见，为讨幕奔走呼号，在情谊上又说不过去。一时间我甚至想到，为了清白不如干脆切腹了结算了。但那样的死不过轻如鸿毛，只会让我沦为世间的笑柄罢了，实在是意气用事的想法。思前想后，我最终决定忍下一时之耻，等待机会的到来。我坚信，真正的男子汉应选择正确的道路前进，为此，就暂时忍气吞声为幕府做事吧。

就这样，荣一迫不得已地成为了陆军奉行支配调役，以幕臣的身份开始在京都的驻地工作。此时正是庆应二年(1866)的八月，荣一二十七岁。

第十二回转向开明派

烦闷的幕臣生活

一介埼玉农民家的少年，因为遭到地方官的辱骂而投身于讨幕运动，甚至还曾想要袭击高崎城、火烧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而这个人又由于奇妙的因缘，开始侍奉一桥家，身体力行兵制改革和财政改革，以做好迎接下一个时代的准备。就在这时，他的主公却继位为德川第十五代将军，导致他成为了幕臣，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嘲弄。在旁人看来，这也许可以算是一种成功之路，然而对于荣一自己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失望与屈辱。

真是令人叹息又令人无比失望，即使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失落至极的心情仍然刻骨铭心。按一般人的想法，主公成为将军后，自己很有可能被选进幕府当上一个不小的官，必然会欢天喜地，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但我们二人却觉得大势已去，不知今后该如何是好。回到以前的浪人身份吗？可是就算成为浪人也无处可以投奔，但是我们也不甘就这样成为幕臣。既然已经靠在一桥家为官多活了两三年了，今后便一心赴死吧。一桥公既已继承将军之位，对我等来说便没有什么盼头了。一桥公虽说贤明，但毕竟是个大名，恐怕并没有充分听取我等的谏言吧。(《雨夜谭》)

但荣一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恢复浪人身份，时间就这样徒然过去了。庆应二年(1866)八月，荣一最终还是同喜作一起成为了幕臣。不过因为荣一他们原来是隶属于一桥家的，所以形式上的地位要低于其他幕臣。荣一被授予陆军奉行支配调役一职，工作地点在京都陆军奉行【陆军奉行：日本幕府建立的西式军队“陆军”的最高长官。】的办公所，属于不能直接谒见将军的下级官吏。因此，他现在别说面见将军，就连跟老上司原市之进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跟新选组的近藤勇【近藤勇(1834—1868)：幕末时期的幕臣，新选组局长，镇压尊王攘夷派的名人，最后被维新政府斩首。】等人一起追捕逃犯而已。虽然他也经历过很能显示自身男子气概的大案，但他认为总的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很枯燥无味。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在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而是因为他明知幕府的灭亡就在这两年内，却只能当个下级官吏袖手旁观。这年十一月末，荣一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与其沦落为亡国之臣，不如恢复浪人身份。

被派往法国

就在十一月的二十九日，原市之进紧急传召了荣一。荣一匆忙赶过去，正在他疑惑到底是什么事儿的时候，原市之进劈头就说：“你能陪同民部公子前往法国吗？”

荣一惊讶得话都不会说了。原市之进表示，这是将军亲自让他来询问的，叫荣一回去好好考虑后再来回复，并向他简单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公元1867年春到该年的秋天，法国巴黎将会举行一场前所未有、规模庞大的世界博览会。这次世界博览会将邀请世界各国的元首、皇帝前来参观。法国驻日大使罗叔亚表示，既然日本与法国已经缔结了通商条约，便应按国际礼仪派遣使节前往。得到罗叔亚这番热心建议，幕府也认为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来观察世界上各先进国家的情况，并决定派遣德川庆喜的弟弟民部公子德川昭武，作为将军的代表前往法国。世界博览会结束后，民部公子还将继续留在法国学习。虽然此行有外国奉行【外国奉行：日本江户末期江户幕府的官职名，负责外交方面的事务。】向山隼人正【向山隼人正(1826—1897)：即向山一履，又名向山黄村，通称荣五郎或隼人正。1866—1868年任外国奉行一职。】随行，还有幕臣山高石见守【山高信离(1842—1907)：日本幕末到明治时期的武士、官吏。历任帝国博物馆馆长、京都和奈良两地帝国博物馆馆长。石见守是官职。】作为保镖跟随，但此前一直跟随在民部公子身边的那些水户侍臣认为，让公子不带侍臣独自在外留学，简直不成体统。不得已，幕府决定派七名侍臣随行出国。但这些人全是将外国人视为夷狄禽兽的顽固不化之人，让他们跟着很可能会阻碍民部公子的学习，而且他们对理财等与生活相关的琐事一窍不通，所以幕府的一干人等正为寻找更合适的随行侍臣而绞尽脑汁。正在这时，将军庆喜开口了：“笃太夫这人很可靠，将来前途也值得期待，我认为他可以胜任。”

由于庆喜的极力推荐，原市之进也觉得荣一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回答说：“臣也认为非他莫属。”

不过，原市之进心里对于荣一是否会痛快应承此事还抱有疑虑。毕竟，荣一是一个曾企图火烧横滨的极端攘夷论者，说不定现在还怀着这样的想法，他甚至已经准备好耗费大量时间来说服荣一。

谁料，原市之进的说明刚刚结束，荣一已经满口应承了下来。对于当时的考虑，荣一是这样描述的：

从我自身来说，哪会对此存有异议，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快事，简直是天降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如前所述，我本来是尊王攘夷派，一时屈节做了一桥家家臣，却并未舍弃最初的志向。因此我对庆喜公继承将军之位一事是强烈反对的。当时我全心全意地表达了我的看法，阐述继承将军之位乃失策之举，但庆喜公另有深谋远虑，并未接纳我的意见。庆喜公成为将军之后，我也成了自己一度想推翻的幕府的一员，担任了陆军奉行支配调役。那时候的失望落魄和愤愤不平，实在难以言喻，每日都过得烦闷懊恼，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甚至觉得不如干脆切腹自杀，一了百了。此时的这道命令让我绝处逢生，就像是拯救我的神之福音，我又怎么可能会有异议呢？我开心得快要跳起来了，立刻非常诚恳地答应说：“无论此行如何艰难，在下也绝不会推辞逃避，请务必差遣在下随行。”我毫无异议，并痛快地当场接受命令，这一表现超乎了原市之进的预期，他在异常惊讶的同时也非常满意，坦率地告诉我：“我还担心你会做怎样的反应呢。”随即提醒我，距启程只有一个月时间了，一定要在出航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他又同我协商了一些其他相关杂事才离去。

这一段引用的篇幅颇长，但正说明了荣一为何满心欢喜地立即接受被派遣到法国的命令。迫不得已成为幕臣后，荣一已经到了“每日都过得烦闷懊恼……甚至觉得不如干脆切腹自杀，一了百了”的地步，所以这道命令对他来说，正是“绝处逢生”的福音。

舍弃“攘夷锁国”之日

可是再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荣一所举的理由未必能消除原市之进的顾虑，因为荣一压根就没说自己已经放弃了攘夷思想。我们只能看出他并未舍弃倒幕思想，但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开国派的呢？或者说，他什么时候开始能对去法国一事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呢？至少在《雨夜谭》和《青渊回顾录》中都没有记述。

从之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随同民部公子前往法国一事，对荣一甚至整个日本的命运来说，都是发生决定性转变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了解这一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这时的荣一是个冥顽不化的攘夷论者，并坚定地拒绝前往法国，那么历史必然会呈现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那么，荣一到底是什么时候放弃攘夷论，转变为开国派了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至少在原市之进向他提起前往法国一事的时候，他已经彻底抛弃了锁国攘夷的思想。寻找《雨夜谭》和《青渊回顾录》之外的其他资料，从荣一留下的著作《论语讲义》中，可以找到这样一段：

我当时(成为幕臣时)非常悲观，由于不愿侍奉二主，我正考虑恢复浪人身份。这时，上面来命令让我作为民部公子的随从前往法国。虽说我以前是个攘夷论者，但看到四国【四国：日本列岛的四大岛之一，阿波、赞歧、伊予、土佐四藩国的统称。幕末时以土佐为中心，出现了一大批尊王攘夷的志士，对近代日本的开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的情况之后也明白了锁国主义是不可取的，并觉得如果有机会，务必要了解一下西洋的事情。于是我决心接受命令。

同样，在涩泽编撰的《夕梦会笔记：德川庆喜公回想谈》中记述了他当时对原市之进的答复：

我本是主张攘夷论之人，这次欢喜地接受前往外国的命令，或许多少有变节之嫌。但现在的我并不觉得攘夷之论哪里都能行得通了。能得到去海外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荣一在接受去往法国的命令时，已经从当时的世界形势中领悟到，攘夷锁国是不可能之事，并开始积极地想要了解外国。

那么，他的这一决定性的思想转变是何时发生的呢？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荣一成为一桥家的家臣后，在庆应元年(1865)前往备中募集民兵时还是个强硬的攘夷派。他与阪谷希八郎来往的时候曾表示过自己的立场：

那时阪谷老师主张开港论，而我却持反对态度，并驳斥对方说攘夷乃势在必行，二人频频对开国与锁国的得失进行讨论。阪谷老师提醒我说，虽然我是官吏，但此事只能在官场之外讲，因此我们二人开怀畅饮、无所不谈，以致唾沫星子横飞，不知今夕是何年。这真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让我觉得快活的事了。(《雨夜谭》)

只从字面来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荣一虽说是攘夷派，却能够倾听开国派阪谷希八郎的主张。他已经不再是当初计划火烧横滨的那个过激派了，他并不是因为觉得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夷狄才强硬主张攘夷，而是鉴于日本弱小的国力，认为不应该轻易开国，他的攘夷思想已经变得理性了。若非如此，荣一也不会提出建立使用洋枪的民兵队伍，并按照外国方式整顿军制了。

从电报机开始的文明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让荣一的思想从攘夷变为开国了呢？

从庆应元年开始的两年里，日本的形势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也导致许多昨日的攘夷派隔天就变成了开国派，而且越是优秀的人才，就越容易发生这种剧变。只需一件小小的事情，就能成为这种变化的契机，荣一的变化也不例外。

山本七平在《近代的创造》中推测，荣一转变为开国派的契机很可能是因为接触到了西方文明的具体成果。

自然，对信息有着敏锐感觉的他，早就知道西欧在很多方面都比日本先进很多。但我认为，契机之一很可能是他在市川斋宫【市川斋宫(1818—1899)：即市川兼恭，日本江户后期到明治时代研究西洋文化的学者，德语学习的开拓者，号浮天斋。】处习得电报机的使用方法。凡事讲求实证的他，通过电报机切身体会到了西方和日本之间的实力差距。

这一段点评还真是非常犀利。之前我们也曾说过，荣一替父亲收购蓝叶时，就从实际经验中掌握了从具体细节推导出整体的“归纳推论法”。所以就算他所见的不是电报机，而是其他能体现欧洲文明成果的物品，他也应该能够很容易地想象欧洲文明的整体程度。荣一并不轻信想象，但对自己的耳闻目见——只要接触到具体的事物——无论多么微小，他都能够立刻把握导致这一事物出现的根本原理。这种同时代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质，也是让荣一在幕末到明治这一历史转折点崭露头角的原因。

因此，荣一接触的西洋文明越多，他就越想亲眼见识到目前模糊地认识到的那个整体，即整个欧洲文明。正在这种愿望日益迫切的时候，幕府下达了派遣他去法国的命令。这命令对于荣一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没有比这更令我高兴的事了”，是“天降福音”。

其实，这道命令不仅对荣一来说是“天降福音”，对日本来说也是。

就这样，庆应三年(1867)一月十一日，荣一成为了法国邮轮“阿尔菲号”上的一名乘客。此后，他将运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开拓出自己的未来。而我们也将从中明白，为何去往法国这件事会成为他自己乃至全日本的“福音”。

第十三回由西餐领略到的欧洲

成为对外开放的一扇窗

庆应三年(丁卯)正月十一日，西历1867年2月15日，我们乘坐的法国邮轮阿尔菲号终于从横滨起航。这就是巡游西欧诸国的开始。

这天晴空万里，风平浪静，就像是天气也在祝荣一等人顺利启程。站在甲板上凭栏眺望远处业已模糊的三浦半岛，想到从决定前往法国那天开始到今天为止的这段匆忙准备的日子，荣一不禁感慨万千。

由于已经数年没与留在深谷的妻子相见，荣一对此次离别并不十分在意。与之相比，更让他心情沉重的是立誓与自己同生共死的堂兄喜作。出发之前，喜作为押解囚犯正前往江户，想到今后两人可能再也不会相见，荣一就写了一封说明大概情况的书信寄给了喜作。就在荣一做好出发的准备，正要从海路前往横滨港时，喜作终于从江户赶回，两人得以再会。面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喜作，荣一这样说道：

我能接到这样的命令实属幸运，但想到你的将来，我还是深感担忧。再恢复浪人身份总是不可能了，不如就将命运托付给上天，多与庆喜公亲近以求个好位子吧。但德川政府命不久矣，你必须做好成为亡国之臣的心理准备，当然，我虽身在海外也是一样。你我二人当初心怀推翻德川幕府之志背井离乡，但以如今你我所处之位，不可能突然背叛主公，只有忍受亡国之臣的身份一途。但我还是希望，即便穷途末路，你我也不要做出不体面之事。虽说我远在海外而你留在国内，相隔遥远，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你我都要活得像个有志向的男子汉，哪怕到了将死之时，也能走得堂堂正正，毫无遗憾。如此，我同喜作交谈了今后的安排，便就此诀别了。(《雨夜谭》)

荣一的这段话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因为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荣一并没有对能前往法国表现得非常快乐，相反，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幕府早晚会被推翻，而自己和喜作定会成为亡国之臣。“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你我都要活得像个有志向的男子汉，哪怕到了将死之时，也能走得堂堂正正，毫无遗憾。”荣一不仅意识到派遣民部公子留学一事无大意义，甚至做好了为幕府殉葬的准备。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这段话中还能看到荣一所下的另一个决心。那就是，虽说出国留学可能无大意义，但荣一还是决心通过出国学到些东西，并将自己的未来押在了此行所学上。此行留学所得不可能为幕府、也无法为德川家派上用场，归根结底，只能为自己的将来起到作用。而这个为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即便幕府灭亡，即使自己成为亡国之臣，还是能为幕府崩溃后的新生日本作出贡献的。所以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荣一也要把自己的未来全部押上。这是日本幕末时期的先觉者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即便自己只能成为一块铺路石，也要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而荣一迅速地把这种意识转变为了实际行动。

自从亲自参与组建步兵队，我便知我国在军制、医学、船舶机械等各方面都无法同外国比肩，并觉得面对国外进步的方面，我国必须“师外国之所长为己用”。这次突然下达派我前往国外的命令，恰好达成了我的心愿。因此我决定务必尽快学会外语，以阅读国外书籍，在船上便开始了法语学习。

初享西餐的美味

由于荣一在阿尔菲号上晕船晕得厉害，因此法语学习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水户藩藩士要求派人随行，原本就只是想找人保护民部公子不受“夷狄”侵扰，根本没想过让人学习法语。但荣一不同，他在接触到真正的外国事物时，已经一心向往着“外国之所长”了，他的心一开始就是对外国敞开的。

因此，一乘上船，荣一就体现出了惊人的适应性。

邮轮上负责膳食的侍者服务极为郑重有礼。每日早七时左右，众乘客洗漱完毕，便来到餐桌前享用加有砂糖的早茶，并搭配食用面包及盐渍猪肉等；将名为贝福雷的一种牛乳凝结物涂于面包上食用，实为人间之美味也。(《航西日记》)

所谓贝福雷，就是法语beurre的音译，即黄油。有生以来第一次食用黄油的荣一认为这东西“实为人间之美味也”。

这种反应着实令人惊讶。因为当时其他日本人初尝黄油的时候，基本都和荣一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山本七平为强调荣一的这种反应有多特别，这样说道：

明治初期的黄油大抵是放在桶里封装的，所以味道非常强烈。“黄油臭”【黄油臭(バタ臭い)：意指西洋风的，洋气的。】这个词绝不是因为对这种食物有好印象才造出来的。(《近代的创造》)

也就是说，觉得黄油非常美味的荣一属于日本人中的少数派。

那么，这是因为荣一在乘船之前就已经吃过西餐，适应了这种味道吗？答案当然是——没有这回事。荣一此前一直居住在京都，根本没有接触西餐的机会和地点。

《青渊回顾录》中记述荣一和喜作租房住，自己做饭，“偶尔会买些牛肉或鲸肉回来”。由此看来，他虽然没有约束自己不食肉，但此时的生活水平与当时日本人的平均水平一样，过着“一菜一汤”的清贫日子。他第一次尝到西餐的时间，最早不过是在横滨登船前的数日内。

应法语老师米兰的午餐邀请，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西餐。我已经忘了当时吃了哪些菜肴，但由于不知道食用方法而局促不安的感觉还记忆犹新。

适应欧式生活

上述这段记录中，荣一似乎还不觉得西餐美味，却也没说难吃。从他只记录了由于不知道食用方法而局促不安这一点来看，恐怕当时荣一对西餐的感觉和绝大多数日本人还是一样的。

有趣的是，荣一在适应欧式生活的最初虽然也感到“局促不安”，却不会一直持续，马上就发挥了他的适应能力。刚才提到的《航西日记》引文中接下来写道：

同样在十点左右，就会摆上早餐用的器具：瓷盘、银匙、银鉾、菜刀等。桌上摆放大盘，盛有点心、蜜柑、葡萄、梨子、枇杷等数种，任大家随意享用。另有葡萄酒兑水饮用，鱼、鸡、牛、羊、猪等肉食或烹或烤，面包则每餐适量食用两三片。餐后还提供一种由名为咖啡的豆子煎出来的汤汁，掺入砂糖与牛乳饮用，饮之胸中颇为畅快。

虽然荣一写的是“早餐”，但这其实是法式的déjeuner，即午餐。之前所说的七点提供的餐点才是早餐，在法语中被称为petit déjeuner。从荣一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种午餐是自助式的，将面包和菜肴等全都放在一个地方，由大家拿着各自的盘子自取所需，再回到自己的餐桌旁食用。这种被称为dejeuner  la fourchette的新式进餐形式在法国也只是在大约三十年前的1830年刚刚开始普及的。

将银制的勺子称为“银匙”这一点和现在一样，但将叉子称为“银鉾”，将餐刀称为“菜刀”，未免让人笑掉大牙；“盛有点心、蜜柑、葡萄、梨子、枇杷等数种”，应该是用来作为甜点的蛋糕和各种水果；“葡萄酒兑水饮用”是非常重要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法国人有葡萄酒兑水饮用的习惯。这是因为那时的葡萄酒品质很差。

但这段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怎么说都要属“餐后还提供一种由名为咖啡的豆子煎出来的汤汁，掺入砂糖与牛乳饮用，饮之胸中颇为畅快”这部分了。第一次喝下咖啡的日本人几乎毫无例外会说“苦得简直不是人喝的东西”，看来荣一在食物方面确实有着非凡的适应能力。

对用餐的叙述还有后续：

午后一点左右又会喝茶。服务员拿出水果、腌肉等，大抵和早餐相同。不过还有一种被称为菲昂的，用兽肉或鸡肉之类所煮的汤。没有面包。待到了热带地区时，则在水中掺上冰块喝。(《航西日记》)

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下午茶了吧，“菲昂”当然就是法语bouillon的音译。不过“冰块”的出现，多少令人有些震惊。六年之后，德国的林德【林德(1842—1934)：德国制冷工程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制冷机。】才利用氨发明出制冰机，也就是1873年的事，所以他们也许是在途经的港口补充了冰块储备吧？

晚上五点或六点时提供晚餐。同早餐比较，晚餐颇为郑重。一般从肉汤开始，再上烤或煮的鱼和其他各种菜肴，并有堆积如山的点心、蛋糕，或是用糖做的奶油冰浆。到晚上八九点钟时，又开始提供茶点。(《航西日记》)

说晚餐颇为郑重，是因为晚餐形式不是自助，而是由服务生一份一份送到每个人的餐桌上，而且内容也更加充实多样。所谓“用糖做的奶油冰浆”，是指甜点中有glace  la créme，即冰淇淋。

执著于记述用餐细节的荣一

那么，荣一对整个欧式餐饮是怎样评价的呢？

从早到晚用餐两次，喝茶三次，用餐时间非常宽裕，但禁止吸烟。用餐与喝茶前会鸣钟报时。鸣钟有两次，第一次是请旅客们做好准备，第二次再送上餐盘。若无食欲或患病，便会有医生前来诊治，并施以药物。记述这等细微之事虽嫌累赘，但此中方可感觉到细致入微的养生之道，故而叙述一二。(《航西日记》)

荣一说“从早到晚用餐两次，喝茶三次”，是因为他误把早餐也当成了茶点。不过当时法国的确没把petit déjeuner算作正餐，所以荣一说的也不算错。“用餐时间非常宽裕”是因为与日本相比，法国的用餐时间更长，且用餐时人们习惯进行各种对话，这也让荣一感到非常讶异。有趣的是，荣一丝毫不觉得这种法式用餐方式有什么不便。

“若无食欲或患病，便会有医生前来诊治，并施以药物”，此处坦率地表达了荣一的感叹——船上对旅客的健康管理真是细致入微。

不过这段中最为有趣的是最后一段转折——“记述这等细微之事虽嫌累赘，但此中方可感觉到细致入微的养生之道，故而叙述一二”。在当时的正式报告中，如果有人记录诸如此类有关用餐的内容，一定会被人轻视，但荣一还是写下了这些，想必用餐的细节在荣一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荣一不放过任何细节，并从细节中理解原理的归纳思考法运用的过程。唐纳德·基恩【唐纳德·基恩(1922—)：美国出身的日本文学学者，日本文化学者。被称为研究日本文学与日本文化的第一人，作为文艺评论家也有诸多著作。取得日本国籍后改名为鬼怒鸣门。】在《持续百年的过客》中指出：“像涩泽这样在日记中如此详尽地记述用餐内容的，可谓前无古人。因为日记作者大多是武士身份，他们觉得如果在食物方面耗费笔墨，恐怕会给自己的武士名头抹黑。”的确，也许只有荣一才有可能作出这样详尽的记述，也许只有在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地方，才能体现出非凡人物的非凡之处吧。

第十四回深切感受历史的地方——上海

探求西洋文明的原理

阅读幕末去欧美旅行的日本人的日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头顶发髻、身穿和式服装的人，在初次面对巴黎、伦敦等高度文明的都市风景时，并没有感到十分震惊。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分明应该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但他们在日记中记载的惊讶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江户末期的日本人有着超乎想象的适应能力吗？当然，这也许是一方面原因——就像之前所提到的，荣一所表现出来的无偏见、迅速融入环境的能力，远远超乎我们的设想。

但是，处事不惊这一特点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特质，因为这些出国者都会经历一次共同的体验。

当时日本人去往海外所乘的船几乎都是经由印度洋、穿过地中海到达英法的邮轮。因此这些船必然会在途经的殖民地或租界靠港数次，这对于日本的旅行者来说，相当于是预先对欧美风格的生活形态有所了解。如果那时候有飞机，让这些头顶发髻的日本人直接在戴高乐机场或希思罗机场走下飞机，那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将会无比震撼吧。在乘船旅行中舒缓地体验“欧美”，也是一种有效的“渐进学习”的方式。

荣一同民部公子等人乘坐的阿尔菲号第一个靠岸的地方是上海。1867年2月19日，天还没亮，船便溯扬子江而上，于上午十一点左右在海岸附近停了下来。民部公子一行雇了中国人的朱漆小船上了岸，并入住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旅馆。

江边林立着西洋各国的官衙及居留民的住宅。各所官衙上都飘扬着自己国家的旗子，而且全都占领着枢要的位置，并在那设立了税关。税关上挂着匾额，上书“江海北阙”四个大字。大门面江，有码头，有屋顶，还设有铁路便于卸货。

荣一他们所见到的充满西洋风情的街道，是与上海租界相连的港口，而上海租界是欧美列国用武力强行使清政府打开的大门。虽然当时日本的筑地、横滨等地的外国人居留地也有很多西洋风情的建筑，但多是两层的木结构房屋，而在上海租界的这种近代化的街区，目之所及都是砖石修筑的大宅邸，因此在这里，荣一等人才真正与西方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不过，令荣一发自内心感到震撼的并不是这些砖石修筑的街区，而是街区中架设的电线、煤气灯等文明的利器。

江边到处都架有煤气灯和电线杆，街道两旁种有树木，道路非常平坦，整体为欧洲风格。毕竟当时在我国连煤油灯都很少见，晚上依靠点蜡烛照明，所以在地里面埋上管子引导煤气来照明这种事，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至于利用电线传递消息，只让人以为是切支丹【切支丹：日本对天主教的旧称。】传教士的妖术。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我本已为轮船的设备而惊叹，但还没踏上欧洲土地，在上海就已亲眼目睹和体验到了西洋人的科技水平有多高超。这些让我深切地感到，需要学习的太多太多。

《青渊回顾录》的这段记述，是六十年后根据《航西日记》叙述的初到上海时的回想，与《航西日记》并无二致，不过《航西日记》对“煤气灯”和“电线”等词还有如下注解。

江边到处都架有煤气灯(在地下烧煤，再用管子将火光传递到各处)、电线(据说是一种架设铁线，运用越列机笃儿的力量，将消息传递到远方的设备)。种植佳木，道路平坦，可稍见欧风之一斑。(《航西日记》)

其中“越列机笃儿”其实是荷兰语elektriciteit的日语音译，即“电”。

识其原理或原因，偏见自然会消除

荣一写下的关于煤气灯和电线的注解固然有趣，与此同时也体现了他性格的本质，所以我们必须对这段注解更加重视。因为他写下这段话并不是源于对煤气灯和电线本身所产生的“惊异”，而是源自于对其“原理”所产生的“惊异”。换句话说，在目击到这些“切支丹传教士的妖术”时，他并不仅仅感到惊愕，而是立刻向翻译询问了这些东西运作的原理。因此，他才能对运作原理有了如此正确的理解。当然读者也可能反驳说，荣一只不过是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已，但笔者认为，能够在见到事物的同时马上产生问题并提出来，还能够迅速理解得到的答案，甚至用自己的语言记述下来，并不是任何人都具备的能力。涩泽荣一这个人，是遇到新事物时不单纯满足于结果，一定要追究原因才肯罢休的人。

关于荣一这种对事物追根问底的独特性格还有一则轶事。他十六岁在深谷学习管理家业的时候，他的姐姐生了一场病。那时，亲戚中有人带来了一位修验者【修验者：修验道是日本古来的山岳信仰受外来的佛教等影响成立的宗教，修验道的实践者称为修验者或山伏。】，劝他们请这位修验者祈祷来治愈。但荣一那时已然是一名不相信任何迷信的现实主义者，所以在听到修验者说“这是因为家里有无缘佛【无缘佛：无人祭奠的死者。】作祟”后，马上询问：“那位无缘佛到底是几年前出现在这个家里的呢？”修验者回答说：“大约是在五六十年前。”荣一随即追问具体是哪个年号前后的事情。修验者迫不得已，随口回答“天保三年左右”。荣一立刻反驳道：“那不是两三年前吗？知道这里有无缘佛的圣人怎么会连年号也搞不清楚？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搞错，怎么可能会有真的信仰？”就把修验者赶走了。

通过这则轶事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荣一这个人无论见到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事物，恐怕都会刨根问底，不了解到发生或出现的原因，就绝不放弃。相反，一旦他了解了事物的原理或出现的原因，就会立刻摒弃自己之前的偏见。

荣一利用他这个独有的智慧所观察到的，不只是煤气灯或电线这类事物，在探寻那些使上海欣欣向荣的“看不见的事物”时，他敏锐的直觉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税务上，(清国)近年雇佣西洋人管辖，摒除了旧日弊端，减少了利润流失，使每年的税收成倍增长，据说每年能获得约五百万美元(相当于我国的五百万两有余)。这里是东洋的天然物产宝库，借西洋人之手充盈了财政。(《航西日记》)

也就是说，上海通过雇佣租界的西洋人来处理税关业务，使金钱出入变得明确，减少了浪费，而这样做直接导致每年的税收收入增长到了500万美元，使上海成为东洋贸易港中屈指可数的大港，同时也意味着西洋人不断涌入这个城市。在见到上海的繁华之后，荣一竟然很快判断出，这是由于贸易中引进了西洋合理的会计体系。对他这种清晰的思路，我们不得不感到震惊。这一次，荣一又运用了归纳法，通过具体的事物发现其背后真正的运作原理。

缺乏近代化意识所导致的混乱

然而，荣一的观察能力越是敏锐，就越容易发现，欧洲租界以外的中国街道是怎样的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忍受。

城市的街道很窄，店铺虽是两层，但房梁很低，入口又狭小。道路虽是石板铺的，但两旁积着污水，肮脏不堪。人们在贩卖饮食的店铺前当街烹制牛、猪、鸡、鹭等各式各样的动物，这些气味混杂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臭气。小商小贩、人力车夫、乞丐等各色人等招揽顾客的声音在耳边此起彼伏，在人群中穿行，让人几欲呕吐。居民中的富人大抵以人力车代步，而穷人不仅衣衫褴褛，甚至还散发着恶臭。

在幕末时期到过日本的欧美人的旅行日记中，往往能看到他们对日本街道整洁程度之惊异。也就是说，幕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在当时的欧美人的标准来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在个人方面，由于武士的美学非常忌讳不洁，所以人们也很注意个人卫生。因此不难理解，之前一直处于这种环境的荣一，自然难以忍受上海街道的恶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记述还指出了不洁与恶臭的原因——道路上积存的污水。他看出，街道的臭味是由于排水设施的不完备。《航西日记》中是这么写的：

虽然道路用石板铺就，但两旁污水横流，不见干燥之时。

不愧是涩泽荣一，在研究清国为何落后于欧美列强时，比起强调武器的先进与落后，他更加注重这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经过进一步逻辑推敲，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这种基础设施的落后，源于国民对近代化的意识的薄弱。

我曾见中国官吏带着众多兵士随从往来巡逻，但他们的服装并不统一，且粗制滥造，穿的也很随便，难免让人视同儿戏。

虽然一部分的特权阶级和军官霸占着权力与财富，极力鼓吹国家近代化，然而他们所做的不外乎复制外国文明的皮毛，并不能推动民众参与进来。从外部拿来系统生搬硬套，民众的意识没有得到提高，近代化便始终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在上海目击到的贫富差距以及民众的无秩序状态，对于向往与西方文明靠拢的荣一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反面教材。

此地虽有英法及其他国家的西洋人教会、学校等，促进教化，但西洋人持鞭呵斥、支使中国人的态度简直如同对待骡马。而这些中国人不仅对此毫无疑虑，甚至仿佛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常看到人群如同见了砂糖的蚂蚁一般聚集起来，为了不知什么事争吵叫骂，阻塞交通。当英法等国的巡逻兵驱赶他们的时候，人群会如同退潮般瞬时散去，但过了一会儿又会像之前那样聚集起来。让人不得不感到，这个业已衰退的东洋大国的国民，在文明程度上与泰西【泰西：极西之意，这里指欧洲。】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正如这里所提到的，欧美人的狂妄自大，中国民众的卑躬屈膝，以及文明上的巨大差距，给这个时期到访上海的尊王攘夷志士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其中，与荣一的思想一脉相通的高杉晋作曾于文久二年(1862)到过上海。当时，幕府为与清政府就贸易问题进行交涉，派遣官员乘坐千岁丸号前往上海，高杉晋作作为勘定方官员的随从也在里面。那时恰好太平天国战争正酣，而高杉所感受到的与荣一几乎无异。于是在他归国时，他已经转变成了一名既反对冥顽攘夷又反对轻易开国的现实主义爱国者，并组织了奇兵队。对于头脑灵活、善于变通的高杉晋作来说，上海不仅在短时间内向他指明了世界历史洪流的走向，还向他传授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今日之清国乃明日之日本

高杉晋作“今日之清国乃明日之日本”的想法，也与荣一不谋而合。在《航西日记》里，荣一这样记录了他的感想：

清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欧亚诸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然而清国自恃大国地位，不肯与时俱进，无视文明开化之现状，妄想世界第一。它固步自封、冥顽不化的结果，就是国力日渐贫弱，这实在是令人深感遗憾。

对于在四书五经的熏陶下长大的荣一一代人来说，中国是他们名副其实的“知识背景”。那样伟大的国家由于在求知路上的怠惰和自大，现在竟然成为了欧美列强的“应声虫”。

对于不久前还在宣扬“尊王攘夷”、认为日本是神国、并打算火烧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的荣一来说，这样的现状无疑是噩梦的延续。如果当时真的烧毁了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现在的日本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正展现在他的眼前。然而在日本国内，不管是幕府派还是倒幕派，却都如同清国一般夜郎自大，回国的时候，日本会不会已经变成了现在上海的样子了呢？带着这样的思考，荣一再次登上了邮轮。

第十五回在苏伊士运河的思考

来自拿破仑三世的欢迎

1867年4月3日(庆应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下文中在法国的时间一般采用公历记述)上午九点半左右，德川昭武一行人所乘坐的轮船塞德号在法国马赛港靠岸。由于事先用电报打过招呼，轮船入港的同时，法国方面鸣放礼炮表示欢迎，并派来了迎接的小船。登陆后，一小队驻守当地的骑兵前来迎接，并带领他们前往马塞的高级宾馆。

一行人乘坐邮轮离开横滨是在1867年2月25日，即是说，这段航程长达近一个半月。他们途中在香港换乘了比阿尔菲号大一倍的皇后号，并在苏伊士下船，然后乘火车沿着还在修建的苏伊士运河到达亚历山大，并在那里再次登船横渡地中海，直达马赛港。

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德川昭武之所以会被派往法国，是由于拿破仑三世把在全世界弘扬法国文明作为一种“善意的帝国主义”政策，根据他的命令，法国驻日大使罗叔亚劝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参加世界博览会。但德川昭武这次来访并不只是作为将军的代理人，还肩负着学习欧洲文明的重任。所以世博会后，他还会在法国继续两三年的学习生活。

因此，他的随行人员中不仅有身负公务的外国奉行向山隼人正一履(驻法大使)及其属下(共五名)，负责照顾昭武日常起居的作事奉行格【作事奉行：日本江户幕府设置的官职，掌管幕府中的建造修缮事务，特别是木工方面的事务。作事奉行格意为拥有作事奉行资格的官员。】小纳户头取【小纳户头取：负责管理小纳户的人。小纳户是日本江户幕府的职务名，担任将军的近侍，负责理发、膳食、庭院、马匹管理等杂务。】山高石见守信离等水户藩士(共七名)，还有同昭武年龄相差较小的步兵差图役头取保科俊太郎【保科俊太郎(？—1883)：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的武士、军人。因学过法语，当时作为翻译随行。】、炮兵差图役勤方山内文次郎山【内文次郎(1848—1912)：日本明治时期的外交官。因学过法语，当时作为翻译随行。】，作为昭武在法留学期间的同窗。

涩泽荣一虽为幕臣，却身份低微，为何得以加入这次旅程呢？这是因为跟随在昭武身边的水户藩士大抵是满脑子攘夷思想的顽固派，让庆喜很是担心，而涩泽又在财务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因此就被选了出来，并被任命为勘定格陆军付调役(相当于会计)。

与苏伊士运河设想产生共鸣

也许是因为肩负会计的责任，涩泽一路上同外国奉行支配出调役杉浦霭山【杉浦霭山(1835—1877)：即杉浦让，日本幕末的幕臣，明治初期官僚。通称爱藏、昌太郎。】一起记下了后来被整理为《航西日记》的日记。也正是由于此书，我们才能了解到涩泽途经各个港口时的感想。其中给涩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费迪南·德·雷塞布【费迪南·德·雷塞布(1805—1894)：法国外交官，企业家。因主持开凿苏伊士运河而闻名。晚年主持了巴拿马运河前期的开凿工程，但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停工。】主导的苏伊士运河开凿工程。由涩泽亲口口述、高桥重治在昭和二年(1927)编撰的《青渊回顾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航西日记》基本一致的回想。鉴于口语更容易理解，所以笔者在这里引用《青渊回顾录》中的段落：

听说这一大工程是1865年(庆应元年)左右开始动工的，将在动工后四到五年内完工。但对于我来说，工程的庞大程度并不是最值得感叹的。最令我钦佩的是，西洋人不是只为自己而实行这一计划的，而是超越国界，为谋求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而实施了这一规模宏伟、目标远大的工程。

这段话清晰地展现了涩泽荣一其人对事物的感知方式。面对这个巨大的工程，涩泽所钦佩的并不是庞大的工程量——将苏伊士地峡凿开，使地中海与红海相连通，从而以最短距离将欧洲与亚洲联结起来，而是其崇高的目标——不为个人或一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谋求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这个不久之前还满脑子尊王攘夷思想、甚至计划火烧横滨外国人居留地的人，在这里第一次见识到了超越国家概念的思想，并被这一思想的具象化所震撼。而且在震惊之余，他还接纳了这一思想，因而深深地为之“感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其他的随行人员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不过为了避免大家产生误会，笔者要指出的是，涩泽感动的并非“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这一抽象的理念。他所说的“福祉”指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在《航西日记》中选取与前述类似的内容，可以看到如下文字：

此项目将有望在三四年内竣工。一旦完成，东洋与西洋便可直接由水路往来。届时无论是东西方的消息往来还是商品流通，其便利程度将不知几倍于以往。

荣一看到的“福祉”，是运河开通的实际利益。苏伊士运河一旦开通，欧洲与亚洲的贸易航路就会直接连通，商品的流通量也将成倍地增长。

而关于这一实际利益超越了国界的看法，涩泽的理解也是正确的。涩泽所说的利益虽然指的是实际利益，但这种利益并非是一己之利或一国之利，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说的。

前文中笔者故意没有提到的是，这个为了全世界人类的福祉而开凿苏伊士运河的主意，其实并不是雷塞布想出来的。早在1830年前后，法国的宗教思想团体圣西门教团就提出了这一设想。

圣西门教团的创始人普洛斯佩·安凡丹【普洛斯佩·安凡丹(1796—1864)：法国社会理论家，圣西门主义教团的组织者。】在教团的内部刊物《地球》中，曾对地中海圈有一段构想，塞巴斯蒂安·夏莱蒂【塞巴斯蒂安·夏莱蒂(1867—1945)：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圣西门主义的历史1825—1864》等。为发展高校体育教育，他于1939年组织建立了著名的夏莱蒂体育场。】在书写圣西门主义历史时是这样概括的：

这是关于地中海圈的构想。……地中海将成为东洋与西洋联姻的温床。两者间紧密的拥抱，在这里通过技师准确的技术得以实现。铁道是为了大陆间的友爱而出现的，那是大陆间的友爱在物质上的羁绊。银行是精神上的羁绊，联结着分散各处的灵魂。……苏伊士与巴拿马海峡将被运河贯通，获得改良的船只将航行得更迅速。农业方面将出现更妙的技术，使收益增加。在这种大繁荣的景象中，又有谁会想发动战争呢？(《圣西门主义的历史1825—1864》，泽崎浩平、小杉隆芳译)

安凡丹并没有把促成东洋与西洋联姻的苏伊士运河开凿工程当成一个单纯的梦想。在教团由于伤风败俗罪被政府强制解散后，他带着最忠诚的信徒进入埃及。在那里，他们一边从东洋女性中寻找教团指导者“父”(安凡丹)的象征性配偶“母”，一边劝说埃及的赛义德·帕夏【赛义德·帕夏(1822—1863)：1854—1863年任埃及总督，被评价为明君，但由于开凿苏伊士运河，导致埃及财政状况恶化。雷塞布曾任他的家庭教师。】进行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工程。当时，帮助圣西门主义者将计划递交给帕夏的，正是时任开罗领事的雷塞布。当圣西门主义者放弃这一计划之后，雷塞布建立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并于1869年完成了这一伟大事业。

所以在苏伊士运河，使涩泽荣一“感服”的不是雷塞布的计划，而是圣西门主义者的创意。圣西门主义同涩泽荣一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了。涩泽的心已经向圣西门主义敞开了一扇门。

不过，涩泽同圣西门主义的关系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阶段。因为，使涩泽随同昭武前往法国的契机——巴黎世博会，正是基于圣西门主义的理念诞生的。

第二章在巴黎，看透西方文明的本质

第十六回“产业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演说

涩泽式拿破仑观的派生产物

越是阅读涩泽荣一留下的文字，我们就越会深切地感到他是一位天才。那么，他是哪方面的天才呢？他是一位在看到某种事物或某种现象时，能够通过归纳能力剔除其中的杂质，直捣本质，洞彻其背后原理的天才。随同德川昭武参加1867年巴黎世博会颁奖仪式时，他曾听拿破仑三世做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演说，而他对这次演说的概括，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天才特质。

拿破仑三世此人气魄过人，我曾有幸在世博会的颁奖仪式现场听到他气势逼人的演说。虽然那时候我的法语水平还很低，但他的论点、口才以及态度都让人觉得磊落大方、自信得体，我也得以对他的抱负了解一二。他的主要论点摘录如下：

追求个人智慧的进步，有着不同的方法。研究书籍是一种方法，听人教诲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通过对实物的亲眼所见、亲手触摸来进行认知，才是最有效、令人感触最深的方法，此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相信举办世博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个博览会汇聚了世界各国的展品，从远古时代的文物到如今最进步的现代产物，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盛会，了解世界各国的风俗习惯，因此它能提高大家对世界的认知。倘若有人见到这一切却并未觉得兴奋，那么他对这个社会是毫无益处的，甚至可以说，死去才是他对社会的贡献。近年来，我国国内并不十分平静，但我国国民正为国内安泰、科技进步、文明进步，孜孜不倦地付出努力。所以，朕也就能够垂宝祚于绵绵，使国康民安，广开博爱之源，更加努力地为世界的幸福作出贡献。云云。大致的意思就是如此了。

拿破仑的气焰相当嚣张，露骨到让人觉得他有点自恋，不过这也是因为他本身拥有足够的器量。

读罢上面这段，一般读者可能只会觉得这是涩泽荣一对拿破仑三世的演说做了概括，对当时情形进行回顾，为拿破仑三世的气势而深有感慨，而这段概述实在称不上有什么特别，只是一篇符合世博会场面的普通致辞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867年7月1日拿破仑三世在颁奖仪式上所发表的演说，与荣一的概括是有一定差异的。

当时面向大众的世博会报道中，有一篇叫做《插画版1867年世博》的文章收录了拿破仑三世的演说。经我个人总结，其内容基本如下：

拿破仑三世在表达了十二年后再次站在颁奖仪式上的荣幸之后，话锋一转，说到倘若曾经庆祝过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腊诗人站在现在的颁奖仪式上，目睹这场为了人类进步而产生的智慧竞争，将会发出怎样的感慨。接着他提到，世博会表面看来只是以物质利益为目的而举办的，但实际上，从智慧的竞争中还产生了一种思想——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聚集在一起，相互理解、相互评价，忘却国家之间的仇恨。这种一来，一国的繁荣就能为所有国家的繁荣作出贡献。

然后，拿破仑三世的话题转到了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中“universelle”这个词的语义上。他说，这场博览会被称为“Exposition Universelle”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会场中不仅展出了最先进技术的产物，还展出了最原始的事物，因此观众能从这些展品中看出人类的进步历程。但世界博览会之所以能称为“universelle”，是因为与最高级的展品陈列在一起的，是绝大多数人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如此关注广大劳动阶级利益的博览会，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精神和物质的需求，在这里都成为了研究的对象。如此，各个分野都能进行改良。如果科学能够征服物质，那么，人类终将跨过心中的恶意与偏见的暗流。

以上就是演说的主要内容，后半段与荣一概括的要点基本一致，即法国渡过危机赢得和平后的自夸，以及对世界各国首脑或代表表达谢意，最后指出这场世博会将在进步与和谐的历史中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这不愧是“产业皇帝”拿破仑三世所做的演说，他明确宣扬了发展实业能提高劳动者社会福利的圣西门主义思想。

然而，这部分内容同荣一所概括的是否一致呢？恐怕不得不说，两者间大相径庭。是不是因为荣一尚不通法语，所以误读了拿破仑三世的演说呢？的确，以他当时的法语水平，应该是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拿破仑三世那词藻华丽的演说的。

可是即便荣一当时对演说的内容无法理解，之后也能够在报纸上了解到确实的内容才对，加之有翻译陪同，他是不可能将主要内容理解错的。对此，有荣一自己编写的《航西日记》为证，该书也记述了当天拿破仑三世的演说，内容跟我所做的总结基本是一致的。

那么，《青渊回顾录》中所记述的拿破仑三世的演说内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恐怕荣一在回顾那场颁奖仪式、并记述拿破仑三世的演说时，不但混入了此前世博会副总裁、法国国务大臣鲁埃的演说，还掺杂了弗洛里海拉尔特等若干世博会导游的解说。这导致他使这本书中的拿破仑三世讲了实际上并未讲过的话。

不过，这种记忆错误的方式却是很了不起的。荣一之所以会记错，是因为他准确地理解了1867年世博会的理念，即拿破仑三世以及圣西门主义者所推崇的理念，并误将这一理念混入了拿破仑三世的演说内容中。

那么，荣一所理解的世博会的圣西门主义理念，到底是怎样一个东西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要回答——圣西门主义到底是什么？

圣西门主义到底为何物？

圣西门本人的思想、接受了这一思想并结成的圣西门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修正圣西门主义这三者，就像马克思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有微妙的差异的。但即使处于三个不同的位相上，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那么，圣西门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思想呢？社会学学者埃米尔·涂尔干【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同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通过将圣西门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比较，做出如下的定义：

共产主义认为，要防止社会中的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平均状态。为了防止富人与穷人对立冲突，就必须要除去富人，必须教导每个人都轻视物质上的幸福，只要拥有生活上的必需品就能满足。这同谋求构筑新社会的圣西门主义以及它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圣西门的想法是，通过使穷人不复存在而将两个阶级结合起来。他不仅不将世俗的幸福视作应当无视的东西，相反，这是他所追求的唯一理想。因此，在他的理念中，构筑一个和谐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完全满足最大的欲求而尽可能地创造出最多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森博译)

这段内容对圣西门主义的定义相当巧妙。用更加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的话，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考虑如何把一个蛋糕均等地分给每一个人，而圣西门主义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个蛋糕做大。因为蛋糕做得越大，分配给每个人的量也就越多。因此，圣西门主义把将蛋糕的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

为了蛋糕最大化，首先在生产与消费方面，要使物质、金钱、人力三者能够顺畅地流通起来。这就要求银行与股份制公司等促使金钱流通的企业存在，建立金融系统；物质的流通则对铁路和运河的建设有要求，必须规范交通系统，并废除高关税障碍等危害流通的系统。构建起这些系统之后，蛋糕才能有机会越做越大。

不过，如果不能制定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分配方式，就只会产生一个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那么，要如何控制分配方式呢？

圣西门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依靠宗教，即被命名为“新基督教”的宗教。不过，这种宗教并不像先前的基督教那样，将“得到彼岸的幸福”作为抑制利己主义的工具。他认为，抑制利己主义的必须是现实的利益。他希望发明一种协同系统(宗教)，使人在计算自己的利益时也在计算他人的利益。

可惜的是，圣西门尚未明示新基督教的具体内容就于1825年突然去世了。于是，圣西门的弟子们(大多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发展了老师的思想，成立了“圣西门教”，确立了教义，创造出一种相当不可思议的“宗教”。简而言之，这种宗教认为，神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探求事物中的神的行为即是“科学”，而“实业”就是对神的祭祀。在这个社会里，高级技术专家成为神职者，扩大生产，并成为利润的调停者。

圣西门主义者们以此理念为基础，开始了共同生活。但在“作为神职者的技术专家”应该侧重于双重性的哪一方这一问题上，教会领导者安凡丹和巴札尔【巴札尔(1791—1832)：法国圣西门主义者。1829年，与安凡丹一起成为圣西门教会的最高指导者，即教父。由于倾向神秘主义，反对安凡丹提倡的“性的自由”而退出圣西门教会，此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之间产生了分歧。不久，围绕女性贞操而展开的论战最终导致了圣西门教分裂，而这一分裂招致了权力机关的介入。1832年，圣西门教因伤风败俗罪被起诉，教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判处有罪。

世博会与圣西门主义者的关联

前面概述的是圣西门主义的前期历史。此后，丧失了对宗教的狂热却仍然信奉圣西门教义的那些修正圣西门主义者们，供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使得圣西门主义思想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本书涉及的圣西门主义便是这种广义的圣西门主义。

其核心人物是圣西门主义教的代言人、机关报《地球》的主编——经济学家米歇尔·歇瓦利埃【米歇尔·歇瓦利埃(1806—1879)：工程师、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兰西公学院教授，圣西门主义教会机关报《地球》的主编。】。歇瓦利埃取得了法兰西公学院【法兰西公学院：独立于法国正规教育体制之外的高等学府，更是法国近现代非常重要的研究地，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于1530年成立。但是这所学校并无考试，也不发放文凭，课程面向所有人开放，无需提前注册。该学院的讲师通常是各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教授一职，他率先对拿破仑三世1851年武装政变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因而被任命为国务委员，成为了拿破仑三世的智囊。除歇瓦利埃之外，同为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家贝列拉兄弟【贝列拉兄弟：法国犹太兄弟，贾克伯·埃米尔(1800—1875)和伊萨克(1806—1880)，法国银行家和产业家，两人均醉心于圣西门主义。】也为拿破仑三世所用。

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将歇瓦利埃与贝列拉兄弟等圣西门主义者提拔为智囊，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圣西门主义者。

拿破仑三世接触到圣西门的思想很早，早在圣西门主义者开始进行宣教活动的时候，即1829年左右，他就已经对此有所了解了。当时拿破仑三世(那时还只是路易·拿破仑)正亡命瑞士，他从家庭教师纳西斯·维亚(原拿破仑军大佐)口中得知了圣西门主义的相关情况，并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过，拿破仑三世信奉的圣西门主义是在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皇帝民主主义”之上嫁接的圣西门主义，可以称之为“皇帝圣西门主义”，但对歇瓦利埃等人来说，这种嫁接并无大碍。因为圣西门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产业优先主义，无论政体为共和制、君主制还是帝制，只要能够保护产业，它便不会关心政体是什么。

从这一点来说，歇瓦利埃等修正圣西门主义者的利害关系与拿破仑三世完全一致。对于拿破仑三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在演说“帝国即和平”中所表达的内容，即安定政治体制，构建和平时代，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对于圣西门主义者来说，实现他们梦想中的工业乌托邦，不可或缺的就是和平与稳定。

如此，拿破仑三世与圣西门主义者们结成了同盟，他们共同制定的社会改造计划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

第一，设立为企业的发展前景投资的风险金融机构，而不是为土地、建筑等不动产投资，即设立动产信贷银行。

第二，为了使生产与消费更通畅地连接起来，完成铁路网的建设，以构成一个完备的交通网络。

第三，培养能够成为新型工业中坚力量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启蒙国民意识，使国民能够接纳这些工业。

其中前两条凭借着贝列拉兄弟建立的动产信贷银行以及铁道建设热潮，进行得十分顺利，眼看着便能完成，但第三条却迟迟没有着手进行。这是因为此时的法国由于接连几次革命，造成了社会混乱以及人民的不信任感增强，迟迟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工业革命也进行得不彻底，仍然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阶段。此外，人口过多也是阻碍工业机械化的一个原因。

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面，歇瓦利埃想到的主意就是召开世界博览会。

1851年，拿破仑三世发动军事政变的数月前，歇瓦利埃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伦敦世博会，那里的所见所闻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书写了《1851年伦敦世博会，法国视角对哲学、技术、商业、行政等方面的观察报告》。其中细致地描写了他所观察到的，展出的钢铁制造的巨大机械群引起了参观者们的某种畏惧感，并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工业带来的人类进步”。只用语言来宣传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而不用实物展示出来，民众是无法理解工业能带来的好处的，如果能把机械以及机械制造出来的优秀产品集中在一起展示出来，民众就一定会明白工业社会有多么美好了。也就是说，倘若像圣西门所说的那样，事物中有“神”存在，那么就必须通过实物，让大家亲眼窥视“神”的样子。

当然，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通过实物教育民众。若能对展品评判优劣，并用金银铜牌予以褒奖，还会在参展者之间产生“竞争”，起到促进产品改良的作用。通过这种实物竞争，人们便会大量生产出更加优质、更加便宜的产品，这一竞争原理会为社会进步带来驱动力。另一方面，导入竞争原理后，以往对立的劳动与资本也将不得不为了开发出更优质的产品而转化为一种协同关系。

世界博览会带来的好处不止如此。这场博览会不只展示各种事物并对它们进行评判，还通过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洋与东洋两地国家的参展，使东西方联系在一起，实现圣西门理想中的“世界大同”。

歇瓦利埃的这一构想很快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首肯。于是，歇瓦利埃与他昔年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好友弗雷德里克·勒·普雷【弗雷德里克·勒·普雷(1806—1882)：法国工程师，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共同主导了巴黎世博会的准备工作。为筹备1855年巴黎世博会，1853年时还成立了皇家委员会。

由于准备不充分等原因，1855年的巴黎世博会并不能说是成功的。但作为促进社会工业化的起爆剂，它还是起到了充分的作用。那么，不如再举办一场更加完美的巴黎世博会吧!

就这样，1867年再次举办巴黎世博会一事被定了下来。这一次，歇瓦利埃同普雷走到台前，成为了活动的总指挥。

奖牌是世博会的意义所在

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之后，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涩泽荣一对拿破仑三世演说内容所做的转述。

追求个人智慧的进步，有着不同的方法。研究书籍是一种方法，听人教诲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通过对实物的亲眼所见、亲手触摸来进行认知，才是最有效、令人感触最深的方法，此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相信举办世博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个博览会汇聚了世界各国的展品，从远古时代的文物到如今最进步的现代产物，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盛会，了解世界各国的风俗习惯，因此它能提高大家对世界的认知。倘若有人见到这一切却并未觉得兴奋，那么他对这个社会是毫无益处的，甚至可以说，死去才是他对社会的贡献。近年来，我国国内并不十分平静，但我国国民正为国内安泰、科技进步、文明进步，孜孜不倦地付出努力。所以，朕也就能够垂宝祚于绵绵，使国康民安，广开博爱之源，更加努力地为世界的幸福作出贡献。云云。

这不正是歇瓦利埃筹划世博会的理念吗？即通过直接展示实物，使其中的“神”为大家所知。恐怕正是由于涩泽荣一对世博会是这样理解的，才会将这一理念当成是拿破仑三世所讲的话吧？虽说他记错了拿破仑演讲的内容，但他对世博会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准确的。

在没有任何人说明的情况下，涩泽就理解了世博会的目的在于实物教育，并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举办这场展览的意义。感慨“倘若有人见到这一切却并未觉得兴奋，那么他对这个社会是毫无益处的，甚至可以说，死去才是他对社会的贡献”的，不是拿破仑三世，而是涩泽荣一自己。

涩泽荣一对于世博会划分出金银铜牌并为参展品颁奖的意义，也有着充分理解。因为他在前往巴黎之前就在法国马赛参观过勋章授予仪式，并留下了这样的感言：

日本以德法等国家为范本，也有勋章授予，但我初次观看勋章授予仪式还是维新之前的事情，所以当时对此毫无了解。通过详细解说后我才明白，有人在战场上立下功勋时，就由军监【军监：日本旧制军队中的职务名，在战场上负责监视军队的进退情况，是次于副将军的官职。】向司令官上报他的功勋，司令官再奏请皇帝，得到皇帝的首肯后，便可给立功之人颁发勋章。为了让这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扬名全国，这类仪式进行时，往往有公众环视，盛大非凡，让全国上下男女老幼都对有功者心怀尊敬。在见识了颁奖仪式后我深刻地感到，只有明文规定奖励有功之人，并让奖励公之于众，才能使兵卒奔赴沙场之时无畏死亡，一心报国。

为了一枚勋章，人就能为荣誉而死，那么在世博会上被授予金银铜牌的企业家，也一定会为了名誉而奋发图强。如果这种模式扩大到全世界范围，竞争原理就不仅能作用于企业间，还能渗透到国家之间，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将达到世界规模。

在参加世博会颁奖仪式的过程中，涩泽荣理解了世博会的理念，甚至还对其背后的圣西门主义理想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第十七回结识弗洛里海拉尔特

椭圆形的会场最理想

上一回既然已经提及了巴黎世博会的理念，这一回我们就暂时离开涩泽荣一的视角，从客观角度再次探寻德川幕府与巴黎世博会之间的关系吧。

1855年巴黎世博会之后，拿破仑三世于1863年6月下令筹划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由于第二次伦敦世博会(1862年)的颁奖仪式上，获得奖牌的参展者恳切地请求拿破仑三世再次在巴黎举办世博会，因此举办这次世博会也是为了回应那些获奖者的要求。

当然，这个动作不过是形式上的，实际上的准备工作开始时间应该从1855年世博会的实际组织者歇瓦利埃和普雷二人总结第一次巴黎世博会时算起。两人认为，要把世博会作为圣西门乌托邦的雏形，就必须把主会场建设得更加理想化，将“万有”与“万国”这两大主题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那么，他们所想到的符合圣西门主义理想的会场，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届世博会工程的根本——即它的结构划分，是以科学的分类法为出发点，根据展品的性质和国籍进行两重分组。想要满足这样的条件，可以凭借拥有不同分类体系的圆形配置法来实现。一种分类体系以同心圆分区的形式构成，这是为了将各国的同类产品放在一起展示。第二重分类体系则由放射状的区块构成，各块扇形分区把展品按照国家区别开来。(《1867年巴黎世博会相关报告书》，皇家委员会)

也就是说，组织者将会场建成椭圆形。首先以同心圆所作的分区用来摆放同类产品，比如食品区、服装区。其次将椭圆形用放射线划分成若干扇形区域，每个区域配置一个国家的产品。这样一来，如果按照同心圆的轨迹在会场中参观，就能对不同国家的食品或服装进行对比；而倘若按照每个扇形来参观，就能将一个国家的各种产品依次看完，并了解这个国家的国力和特征。

但是，为了同时满足“万国”和“万有”这两种圣西门主义要素，最首要的是增加参展国家的数量，使世博会显得更加色彩纷呈。上一次的巴黎世博会开办时，沙皇俄国正在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至1856年间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一方为沙皇俄国，另一方为奥斯曼帝国、法兰西帝国以及不列颠帝国，1855年撒丁尼亚王国也加入了这一方。由于其最长和最为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而得名。】而没有参加；而亚洲方面只有中国在分会场设了临时展馆，作为观察员参加而已，没有其他国家参加，也没有获得剧烈反响。为使世博会更加接近东西方在地中海融合的圣西门主义理念，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远东的参加国是必不可少的。

拿破仑三世的野心

这种圣西门主义理念与拿破仑三世的殖民主义野心不谋而合。到第一次巴黎世博会举办的1855年时，拿破仑三世已成功地运用强权打压政策，封锁了国内反对派势力。为了在获取殖民地的竞争中赶超英国，他开始将政策转向积极对外扩张型。

1856年，英法联军以亚罗号事件【亚罗号事件：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事件。1956年10月8日，广州水师在亚罗号上进行搜查及逮捕行动。英国人借口此船为香港注册船而宣布其是英国船，并进行了无理取闹和武力恫吓。这一事件最后终于升级为英国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为借口，对中国出兵；1858年，法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打开了进入远东的大门；而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烧毁圆明园，并迫使清朝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在通商利权方面获得了莫大的利益。趁着中国国势衰弱，法国开始在印度支那地区扶植势力。它于1857年征服了安南，1862年起在交趾支那进行了数年的统治。(《法兰西史》，井上幸治编)

因此，1865年6月，拿破仑三世通过驻日大使罗叔亚向德川幕府(当时的将军为德川家茂)发出了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的邀请函。拿破仑三世的圣西门主义式世博会理念以及帝国主义的野心，在这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拿破仑三世的心目中，圣西门主义式世博会理念与帝国主义的野心几乎是浑然一体的，很难完全区分开来，这也使得人们对他及他的智囊团政策的分析变得复杂。这两者之中谁是表象，谁是内在，我们很难判断。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主义与意大利不同，是具有父性的善意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被称为受到文明开化的使命所驱使的殖民主义。马蒂尼埃在《拿破仑三世的墨西哥远征(修史)》中，如此定义拿破仑三世的政策：

拿破仑三世想在世界范围内树立法兰西的威信，他采取的方式是，强行让世界各国接受来自万有与万国的心脏(法国)的幸福与进步。他的支配欲绝非出自利己的目的，而是基于圣西门精神的利他主义。

所以，1864年3月到日本赴任的罗叔亚在德川幕府的角色相当于军事顾问。他帮助幕府讨伐长州，购置军备，力邀幕府参加巴黎世博会，这些都不能单纯地用法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来说明，这其中也可能反映了拿破仑三世心中所怀的圣西门主义理想。

幕府是理解世博会意义的

1865年，幕府接到罗叔亚的邀请后，立刻表明了参加的意愿，并指派小栗上野介【小栗上野介(1827—1868)：即小栗忠顺，曾任幕府外国奉行、勘定奉行、江户町奉行。被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称为“明治之父”。上野介是官职名。】等人负责准备工作。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幕府官员非常迅速且正确把握了世界博览会的概念。外国奉行小栗上野介为了劝说各藩及城镇的商人参展，向町奉行发出了如下通牒：

法兰西博览会宗旨及展品规定：

● 巴黎世界博览会汇聚各国产品(不分自然或人工制品)于一堂，展示给众人，以促进民众提高知识水平；

● 展会开始时间为西历1867年5月1日，会期六个月；

● 展览期间，展品只做陈列之用。若有人想要购买，可以与参展者直接交涉，会后交易。展品买卖无需缴税；

● 在世博会场中表演制作过程时所做的成品可以当场贩卖，同样无需缴税。表演制作的可以是描金画、金银工艺品、造纸、木工、家具制作等，但相关经费需自理；

● 可演出古典舞蹈、魔术、戏陀螺等，但相关经费同上，需自理；

● 展品可以不是新近制作的，择优录取；

● 每种展品并非只能展出一个，同种类可以展出数个；

● 会场虽为免费借用，但装修费用需自己负担；

● 展品须在庆应二年(1866)五月中旬前准备完毕，六七月时由法国船只运往苏伊士，在当地换汽车运往亚历山大，再通过其他轮船运往巴黎。横滨——苏伊士段路费全免，但从苏伊士运往巴黎的这段路程需要自费；

● 最优秀的展品会得到法国政府的奖励。产品被授予奖励是优于其他国家产品的证明，因此展会后必将得到世界各国订购。

(《前往花都巴黎的少年使节——庆应三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奋斗记》，高桥邦太郎。上述引用根据高桥邦太郎的现代日语译文概括)

不用说，这篇《法兰西博览会宗旨及展品规定》当然是根据罗叔亚提供的世博会宗旨书翻译的。但“巴黎世界博览会汇聚各国产品(不分自然或人工制品)于一堂，展示给众人，以促进民众提高知识水平”，及“产品被授予奖励是优于其他国家产品的证明，因此展会后必将得到世界各国订购”这两条，体现了幕府的展会负责人(即小栗上野介)，对巴黎世博会的理念有着正确的理解，他不愧是幕府第一能人。

其实，幕府当时已经具备了理解世博会概念的素质。因为早在1862年，日本为了延期开港，曾派出以竹内保德为正使的使者团前往伦敦进行谈判。当时正是第二次伦敦世博会举办期间，他们不仅在那里参观学习，还参加了开幕式。关于其中的经过，随团人员市川清流在《尾蝇欧行漫录》中有详细的记述：

今天下午去了展览场(世博会)。……其中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产物和机械。展出物品之多，数不胜数。(《幕末欧洲见闻录——尾蝇欧行漫录》，市川清流著，楠家重敏编译)

市川清流当时只不过是一名下级随员，所以只是震惊于世博会的宏大，并未思及其中的理念。但使团于1863年1月回到日本并向幕府呈送了报告，因此幕府方面至少已经了解到世界博览会是怎样的一种活动了。

当时随使团前往伦敦的人员中有一位名叫柴田刚中【柴田刚中(1823—1877)：幕末幕臣，活跃在幕末外交第一线。1862年作为遣欧使节团长赴欧，回国后立刻被任命为外国奉行。1865年作为制铁所建设及军制调查的正使，前往英法两国。】的人。他正是由于那次经验而被派作巴黎世博会的先遣队员之一，并为交涉横须贺制铁所的相关事项，于1865年赶赴法国着手参加世博会的准备工作。可见幕府当局通过柴田当年的见闻，已对世博会的概念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蒙布朗伯爵【查尔斯·德·蒙布朗(1833—1894)：法国与比利时的贵族、企业家、外交官，曾被日本雇佣。在日本被称为“白山伯”。】引发的麻烦

不过，被幕府号召参加世博会的各藩对这次展会的意义却几乎完全不明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对于这个时代的藩国来说，所谓世界，就是自己的藩国和幕府，他们甚至对“日本”这个概念都很模糊。所以，集合世界各国的产品并进行比较、竞争这种事，早已超乎他们的理解能力之外。响应号召参加世博会的藩国只有佐贺藩【佐贺藩：也称肥前藩，是推进日本明治维新的四藩之一。】和萨摩藩而已。

佐贺藩决定参加，是因为该藩生产的有田烧【有田烧：佐贺县有田町一带烧制的瓷器。因为其存货从伊万里港运出，所以也被称为“伊万里”。】、唐津烧【唐津烧：日本近代初期以来佐贺县东部、长崎县北部烧制的陶器总称。唐津烧的茶碗非常有名。】原本就频繁地从伊万里港出口，经由长崎到荷兰，再转售到欧洲各地。佐贺藩靠着此项出口充盈财政，因此对海外贸易的好处很有了解。他们送来参展的506箱产品全都是陶瓷器具。

而萨摩藩参加世博会的动机则与佐贺藩不同，极具政治目的。自1609年侵略琉球以后，萨摩藩一直通过琉球王国参与贸易，积累财富，因此对海外贸易的好处自然是了解的，萨摩雕花玻璃器皿等产品也是在海外吃得开的特产，愿意参加世博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萨摩的真正目的，是在巴黎世博会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彰显本藩的地位，使幕府吃瘪。

不过，这可不是萨摩藩自己想出来的主意。无论萨摩与幕府的对抗意识有多么强烈，甚至以江户的萨摩藩藩邸为据点，做出各种小动作挑衅滋事，也不可能想得出这种水准极高的阴谋来。萨摩藩的背后，有若干外国人在操纵这一切。

第一个不用说，便是英国大使巴夏礼。为了与巴结幕府的法国大使罗叔亚对抗，巴夏礼成为了萨摩的后盾，共同谋划了很多事情。听说民部公子一行人将全权代表将军参加巴黎世博会之后，巴夏礼命令英国使馆的翻译——精通英法荷日四国外语的德国人亚历山大·冯·西博尔德(那个有名的西博尔德的儿子【即菲利普·弗兰茨·冯·西博尔德(1796—1866)，德国内科医生、植物学家、旅行家、日本学家、日本器物收藏家。有很多动植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以回国休假为名，混入民部公子一行，并在他们前往巴黎的途中发挥间谍的作用。民部公子一行在中途停留的港口附近的英属领地不时遭到刁难、卷入麻烦，都是拜这两人联手谋划所赐。

另外一个外国人则身在巴黎。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德·蒙布朗，是比利时西弗兰德省英厄尔蒙斯特城的城主，拥有男爵身份。虽说他在国籍上是比利时人，但他的祖先原本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从法国逃亡过去的贵族。所以法国恢复帝政之后，他又回到了法国，并取先祖之名自称为蒙布朗伯爵。这种情况在法国贵族中是很常见的，所以他也不见得就是冒牌贵族。

这位蒙布朗伯爵出生于1833年，是个相当爱冒险的人。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他就已经作为投机家出游海外，1858年的时候就已经到过长崎了。

同当时来到亚洲的很多投机家一样，蒙布朗也喜好男色。刚登陆日本的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个名为斋藤健次郎的男子。这名男子作为他的床伴兼日语教师和男仆，陪着他在当时尊王攘夷之声四起的日本到处辗转，从鹿儿岛一直到江户。虽然当时幕府明令禁止日本人去往海外，蒙布朗还是携健次郎回到了法国。但1861年时，不知是因为太过思念日本还是因为在法国无法维持生计，两人又一起回到了日本。

这一次他们定居在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时，蒙布朗纳了被后人称为“法兰西阿政”的小妾。这是个如同《大菩萨峠》【《大菩萨峠》：日本通俗文学先驱中里介山所做的历史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了二十三年，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历史小说”。】中阿绢一般的女人。通过这个女人，蒙布朗得以结交幕府要人，还巴结到了罗叔亚，找到了取得利益的途径。1864年，他听说池田筑后守【池田筑后守(1837—1879)：即池田长发，幕末时期曾任外国奉行，官位为筑后守，1863—1864年率幕府遣欧使者团访问法国。后因提倡开国论被勒令蛰居。1867年被任命为军舰奉行。】为商量贷款之事将动身前往法国，便也在那几天回到法国，利用自身的日语优势接近池田筑后守一行，提议推动幕府与法国的同盟关系。然而由于蒙布朗在社交界的名声并不好，池田筑后守拒绝了他的提议，蒙布朗对此愤恨不已。他结交了1865年来法国留学的萨摩藩留学生五代友厚【五代友厚(1836—1885)：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萨摩藩士、企业家领袖。关西经济界的泰斗，为重建大阪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大阪的恩人”之称，也有“东之涩泽荣一，西之五代友厚”的说法。】，从此开始积极地参与到萨摩的倒幕运动中。蒙布朗那投机家独有的第六感让他意识到，幕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结交倒幕派首领萨摩藩才是上策。

因此，1865年收到幕府的邀请后，萨摩藩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任命五代友厚为参与世博会的负责人。当时，五代友厚想必已经和身在巴黎的蒙布朗策划好了世博会上将要进行的阴谋。

这样说的证据是，萨摩并没有把准备在世博会上参展的506箱展品的目录递交给幕府，而是私自把其中250箱送到上海，剩下的256箱也一直拖着不上报。待到外国奉行催促的时候，萨摩才表示希望等到巴黎再上交展品目录和检查展品。这样的回答在幕府看来完全是无事生非，而且是严重的以下犯上。于是，满载着幕府与佐贺藩展品的东方女王号一直停泊在长崎，等待萨摩那迟迟不到的256箱展品，直到不得不开船的时候。情势正如萨摩所愿，这充分反映了政商五代友厚——这位涩泽日后一大劲敌的手腕。

此时，法国驻长崎领事莱昂·杜里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出面进行了调停。如果非要就地检查萨摩的展品，萨摩很可能心生不满，和英国联手闹出什么严重妨碍日本参展的事来。所以他表示，所有的检查工作就由他这个法国领事来负责，检查后再次封存送到巴黎的世博会事务局，这样大家就都能够安心了。听到他这样说，萨摩的五代友厚和幕府的外国奉行都不得不作出让步，把检查展品一事交给了杜里。其实，萨摩留在日本的这256箱货物中并没有害怕被人查出什么来的物品，五代友厚只是按照蒙布朗的计划行动罢了。

到目前为止，蒙布朗设计的剧本还没有进行到会对幕府有实际损害的阶段。但当展品到了巴黎，并运往展览会场的时候，计划中的“定时炸弹”就会起爆，给幕府方面的负责人带来致命的大麻烦。待到幕府官员就会场准备检阅与世博会事务局发生冲突时，蒙布朗就会作为萨摩藩欧洲代表兼琉球国王使节出席【此处琉球国王即萨摩藩藩主，他并非国王，而是借此与幕府平起平坐，所以此事事关国家身份。第二十四回中有详述。】，让幕府的负责人大吃一惊，并凭借媒体的力量使幕府颜面尽失。此人用心着实可畏。关于这件事，我们将会在后文中再详细地说一说。

假设涩泽遇到了蒙布朗

目前为止，我们说了很多萨摩藩与蒙布朗伯爵之间的事情。这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蒙布朗当年顺利博得幕府的重用，在巴黎世博会上作为幕府方面的代理人而工作，涩泽荣一是否还会成为日后的“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呢？

请大家设想一下，一个为了一己之私而毫不犹豫地转换阵营、并接二连三地策划出阴谋诡计的人，即便是一个日本通，又怎会和性格率直、有棱有角的青年涩泽合得来呢？虽说那时的荣一已从古板的武士道精神中挣脱出来，但也绝不可能同那样一个喜爱男色的投机家意气相投。

不过，涩泽荣一是那群不会变通的水户武士中唯一一个擅长处理行政事务的人，所以和幕府代理人接触的机会必然非常多。如果他接触最多的是蒙布朗这样的人，他还会佩服法国人的理性主义和商业运营方面的技巧吗？还会对法国的财政、金融感兴趣，并进一步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圣西门主义吗？这样的疑问实在太多了。又比如，涩泽会不会因为忍受不了蒙布朗的贪婪和恶毒而讨厌法国，导致一无所学就回国呢？

这样的假定绝非无稽之谈。因为就在幕府瓦解、明治政府成立之际，蒙布朗马上就自称萨摩藩任命的日本驻法代理大使兼总领事。

但是由于幸运的偶然，民部公子一行滞留法国的时候，蒙布朗正热衷于在背后支援萨摩，并没有跑去关照他们。

出现在民部公子等人面前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此后涩泽荣一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年时间中，这位人物几乎一直担当着家庭教师般的角色。他正是本章开头提到的弗洛里海拉尔特。

欧洲的老师——弗洛里海拉尔特

涩泽荣一第一次与弗洛里海拉尔特会面，是在民部公子一行到达马塞的宾馆时。《航西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当地驻军总长、海陆军总督、市长等人皆着礼服，陆续来访，欢迎我们的到来，并祝贺我们平安到达。下午三点左右，福罗里海拉尔特和朱里为向导，带领我们见识了法兰西皇帝的别墅和街市，并由驻军总长等人负责答疑解惑。

这里的“福罗里海拉尔特和朱里”，就是弗洛里海拉尔特和莱昂·杜里。日本名誉总领事弗洛里海拉尔特特意从巴黎赶来，与自日本和他们同行的长崎领事莱昂·杜里一起，慰劳这些远道而来的日本客人。

不过，这并不是弗洛里海拉尔特第一次出现在日本人的面前。早在1865年，柴田刚中为了建立横须贺制铁所和改革兵制，曾前往法国寻求帮助。他与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吕交涉时，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名字就曾出现过。

到达巴黎后，柴田于同月三十日见到了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吕，并向其传达了幕府的意向。从老中托付给他的书简中可以看出，幕府想要建设欧式的近代造船所，并效仿法国陆军进行兵制改革。柴田还向外交大臣吕传达，希望将横须贺制铁所创业之始的事务全部交予亲日派法国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处理。……庆应二年(1866年)一月十九日，使节们回国，幕府任命住在巴黎圣奥诺雷街372号的弗洛里海拉尔特为日本领事。此前在法国期间，柴田已经委任这位巴黎的富豪银行家担任日本第一位业务代表，但这一次，他得到了由老中水野和泉守忠精【水野和泉守忠精：即水野忠精(1833—1884)，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和末期的大名、老中。和泉守是官名。】与松平周防守康直【松平周防守康直：即松平康直(1830—1904)，又名松平康英，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旗本、大名。周防守是官名。】联名签署的下知状【下知状：将军的家臣传达将军之命所使用的文书。】，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正式的任命书。于是，弗洛里海拉尔特按照国际惯例自称为日本名誉总领事，直至明治三年(1870)鲛岛尚信少辩务使【鲛岛尚信(1845—1880)：日本明治时期的外交官。少辨务使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公使。】赴任。(《海外交流史事典》，富田仁编著)

从这段不长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猜想到，弗洛里海拉尔特在幕末的日法关系史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对民部公子一行及涩泽荣一来说，弗洛里海拉尔特更是和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法国人。然而，对与此人相关的研究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内容，我们也无从了解更多与其人相关的事情。笔者虽然曾在日本寻找各种相关资料，却未曾寻得更多的内容。虽说他是第一任日本驻法名誉总领事，又是资产丰厚的银行家，却不过是一位平民，所以在公文中的记载非常简略，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对于此人，我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卒年都不清楚。但是，如果不了解弗洛里海拉尔特其人，这本评传的观点本身就站不住脚了。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笔者终于抓住了一些微小的线索。

第十八回教授资本主义的家庭教师

曾在日本的足迹已无影无踪

珀尔·弗洛里海拉尔特在幕末的日法交流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他的名字在涩泽荣一留下的《航西日记》和《巴黎旅居日记》等书中频繁出现，在《雨夜谭》、《青渊回顾录》中，他甚至被涩泽称为是恩人，可是我们能了解到的情况仅有他是一位有钱且亲日的银行家。与涩泽同时代的栗本锄云【栗本锄云(1822—1897)：日本幕末幕臣、明治初期的思想家。幕末时曾任外国奉行、勘定奉行、箱馆奉行。明治后活跃在新闻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1867年随德川昭武前往法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田边太一【田边太一(1831—1915)：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的武士、外交官。1863年被派往法国。】等人的回忆录中所记述的关于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内容也大致如此而已。

阅读了诸多日法交流史研究人员所著的文章后，我发现这些文章对翻译梅尔美·卡桑和驻日大使罗叔亚等人虽有相当详尽的论述，但我们所关心的有关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信息，并不比前面所提到的《海外交流史事典》有更多的内容。研究幕末的日本人在研究时肯定会从日本外务省的资料着手，信息如此匮乏，就意味着外务省方面对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了解也不过如此。

如此一来，笔者可以得出结论：想要得到关于弗洛里海拉尔特的详细材料，不能指望从日本方面入手，唯一的出路是根据法国的资料描绘出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具体形象。

一般来说，想要调查一个百年以前的法国人，我们首先会翻阅百科事典或人名事典一类的资料。然而，最为综合的大事典《十九世纪世界大辞典》也好，《二十世纪世界大辞典》也罢，完全没有关于珀尔·弗洛里海拉尔特其人的任何记载。笔者又按年代翻阅了十九世纪的名人录《华必乐现代人名事典》，仍是一无所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现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但凡人名事典，都是记述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这类以各种形式表现自己、表达自己主张的人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以不管在世俗方面有多么出类拔萃，企业家、经营者之流一般来说都不会被载入人名事典。

于是笔者改变方法，查找了与法国银行史相关的书籍，搜索卷末的人名索引。令人失望的是，就算是在特别详尽地记述法国银行史的书中，也未曾找到有关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只言片语。

不过在查找人名方面还有个绝招。那就是，倘若要调查的人物曾经出版过著作，就一定可以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找到该人的著作。因为法国对书本有审查制度，出版的书籍必须向国家图书馆交纳样书，即便是私人出版也不例外，而笔者所隶属的大学图书馆中恰好有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笔者假定弗洛里海拉尔特出版过书籍，兴致勃勃地进行了检索，仍然一无所获。果然，指望委身世俗的银行家会出版什么著作，是不切实际的。

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无法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剩下的手段唯有去法国外交部资料馆查阅资料。弗洛里海拉尔特怎么说也是日本驻法国的名誉总领事，虽然法国这边未必有相关的资料，但还是姑且查查看吧。于是笔者拜托住在巴黎的朋友到法国外交部资料馆跑了一趟，依然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资料。

寻找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子孙

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外交部资料馆竟然都没有相关资料!我们只能束手无策了吗？

正在此时，笔者脑中突然灵光一现——搜索了这么多人名事典，调查了各种资料馆，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与弗洛里海拉尔特同姓的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弗洛里海拉尔特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姓氏。倘若弗洛里海拉尔特留有子孙，就很有可能找到这些后人。若是杜邦、杜波依斯这种极其常见的法国姓氏，寻找后裔会很困难，但如果是弗洛里海拉尔特这个姓氏，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不过要怎样寻找呢？别忘了电话黄页这个东西。

弗洛里海拉尔特是一位资产雄厚的银行家，住在巴黎，所以其子孙很有可能也住在巴黎。那么查查巴黎市电话黄页的人名索引，说不定就能与弗洛里海拉尔特的某位子孙联系上。幸运的是，我家刚好有一本巴黎市电话黄页。当年在巴黎短期借住时，笔者就想到将来可能会要应对现在这种情况，就要了一本别人不用的带了回来。

于是笔者默默祈愿着“让我找到吧”，颤抖着手翻阅起来。有了!找到了!

伊丽莎白·弗洛里海拉尔特和麦克斯·弗洛里海拉尔特这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亲属。他们的住址分别在7区和17区，而这两个区在十九世纪都是可能会被富豪选为居住地的富人区。法国的遗产继承税非常低，所以只要不是事业特别失败导致家财散尽，百年前有钱人的子孙，现在大多也都是有钱人。换句话说，法国的阶级是代代相传的。

既然这两位弗洛里海拉尔特都住在资本家阶层的社区，就很有可能是大银行家珀尔·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子孙。甚至还有这样的可能——他们中的一位继承了珀尔的银行。

想到这里，记忆深处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在前面引用过的高桥邦太郎所著《前往花都巴黎的少年使节——庆应三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奋斗记》中有这样一节文字：

另外，弗洛里海拉尔特家直到最近还在巴黎经营银行。珀尔去世后，族人也各有很好的发展。据前驻法大使萩原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驻巴黎的日本大使馆恢复职能时，使馆依靠往日的友谊得到了该家族相当多的照顾。

珀尔果然有子孙成为了银行家，并且在这本书初版《发髻【发髻：这里指江户中期以后、明治维新以前男子的发髻样式。】大使出海记》的时候，即1967年左右，还在经营银行。这样看来，电话黄页中的这两位弗洛里海拉尔特是珀尔子孙的可能性极高。

但即使真是这样，又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呢？笔者知道法国人的警惕性很高，对于来自不认识的人的、特别是外国人的联络，通常都会拒绝，所以我肯定不能贸然从日本打电话去巴黎。通常的做法应该是先写信书面确认对方是否真是珀尔的子孙，再诚恳地说明采访的内容，等待对方的回应。可是笔者也了解，法国人对于这种询问信一般是不会答复的，而且即便是在当今，邮寄信件也要花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就算幸运地与对方取得了联络，使采访变成可能，时间上也来不及。

这该如何是好？

正在烦恼之时，笔者想到了之前为某本杂志的企划造访巴黎时，曾作为协调员帮忙的T小姐。T小姐在巴黎住了十多年，专门负责协调前往法国采访的日本电视台、杂志与各种法国人和法国机构之间的关系。笔者非常佩服她的职业能力，她让人再次认识到最近的日本年轻女性是多么有才华。就请她帮忙试试吧!当然，因为她的职业就是这一行，所以我需要支付一定的报酬，但这却远比请朋友或熟人帮忙要容易开口得多。就这么定了，现在就往她的住所发份传真吧!

第二天，笔者便收到了T小姐发来的表示接受委托的回复。她表示会尽快尝试和那两位取得联络，不过希望我能整理出一份提问大纲以供届时使用。见了这份严肃认真的提议，笔者又回复了如下的内容：

提问事项：

①曾作为日本名誉总领事照顾德川昭武等人，并教授涩泽荣一(笃太夫)经济基础课程的珀尔·弗洛里海拉尔特，是不是伊丽莎白·弗洛里海拉尔特女士或者麦克斯·弗洛里海拉尔特先生的先人？

②如果伊丽莎白女士或麦克斯先生是珀尔的子孙，手中是否保有当年的资料，即日记、书信这一类的记录？

③如果没有留下资料，是否知道一些从前人那里流传下来的、与德川昭武一行人或是涩泽荣一有关的故事？

④若是没有这类故事流传下来，是否至少能告知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死亡的时间、地点，还有他所经营的银行名称？如果可能的话，能否告知该银行是怎样一种体系，特别是和原圣西门主义者、银行家贝列拉兄弟所经营的动产信贷银行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另外，本是银行家的弗洛里海拉尔特为什么会经由驻日大使罗叔亚的介绍而成为日本名誉总领事的？是否能告知这件事的详细经过？

我想问的主要有上述内容，不过假如有任何与涩泽荣一或是德川昭武等人有关的线索，无论是什么事情，都请帮我详细打听。

一周后，T小姐发来了我翘首以盼的传真。

法国外交部御用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

根据T小姐的传真可以知道，伊丽莎白和麦克斯已经不再使用笔者提供的电话号码，且新的巴黎电话黄页中找不到这两个人的名字，所以已经无法取得联络。凭借多年任职协调员的经验，T小姐知道，巴黎电话黄页中没有记录时，有时可以在巴黎近郊的电话黄页中找到目标。用电脑搜索后，她找到了现居巴黎南郊索城的伯纳尔先生，伯纳尔·弗洛里海拉尔特先生是珀尔的曾孙。T小姐为我预约好了采访的相关事宜。

伯纳尔先生大约四十多岁，尽管T小姐没有经过任何中间人介绍就直接打去电话，他仍然表现得礼貌可亲，并在电话中回答了问题，这一定是由于T小姐过人的电话技巧使伯纳尔先生感到很放心吧。如果是由笔者来打，让他听到我毫无章法的法语，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了。顺便一提，之前我在电话簿上找到的伊丽莎白与麦克斯，似乎正是这位伯纳尔先生的伯父和姑姑。

T小姐传来的传真中，与弗洛里海拉尔特相关的情报如下：

珀尔·弗洛里海拉尔特，1836年1月31日生于巴黎，1913年10月1日殁于巴黎西南郊的伊维特河畔比尔，享年七十七岁。

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时候，他还是一名三十一岁的年轻人。知道这一情况后笔者才发现，他留下来的照片虽然留着络腮胡，脸看起来却很年轻。

顺带一提，涩泽荣一是天保十一年(1840)生人，不过比弗洛里海拉尔特小四岁而已，可算是同龄人。这二人能够意气相投，可能与此不无关系。知道了此人的出生年月日，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能有很大的进步了。

弗洛里海拉尔特经营的银行就叫做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家族的名字就是银行的名字，这说明珀尔是从他父亲(或祖父)手中继承的银行。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法国外交部的御用银行，法国外交官全都在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设有账户，一旦外交官在任职地被卷入金钱纠纷，就由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负责融资，或派遣银行职员去当地解决问题。

了解到这一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因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外国奉行柴田刚中(当时他正肩负设立横须贺制铁所的任务)即将前往法国时，罗叔亚大使会向他推荐弗洛里海拉尔特为创业事务代理人了，同时我们也理解了，为何弗洛里海拉尔特后来会被任命为日本总领事。因为罗叔亚作为外交官，一定有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的账户，并与珀尔有一些往来，十分欣赏珀尔的品格和能力吧？又或者，弗洛里海拉尔特本人在经济和艺术两方面都对日本怀有兴趣。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是外交部御用银行这一事实，似乎是一把能够解开我们很多疑问的钥匙。举例来说，既然是外交部御用银行，我们就能推测弗洛里海拉尔特与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吕有着相当密切的往来，而且和拿破仑三世也关系匪浅。若非如此，弗洛里海拉尔特不会从一介市井草民成为日本名誉总领事。

伯纳尔先生还表示，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已在1960年左右，即他父亲那一代的时候，被三大西洋(Trois Atlantiques)银行合并，当时银行的相关文件全都被移交给了三大西洋银行，而这家银行后来又被其他银行(名称不明)合并，因此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的文件至今下落不明。伯纳尔先生自身是一名工程师，对于银行业务并不了解，但那毕竟是祖先创立的银行，所以他也在寻找那些文件的下落。如果能找到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的文件，就可以了解到幕末日法间账户的动向，一定很有研究价值。

对于我们最迫切地想知道的伯纳尔先生家中是否存有弗洛里海拉尔特任日本总领事时的资料，答案居然是——有!不过T小姐发来的第一封传真显示，两人只在电话中进行了交谈，还不知道资料的详情，但总之，伯纳尔先生家中似乎存有很多当时的资料，很值得期待。

仅存的资料

写到这里的时候，T小姐发来了第二封传真。她拜访了伯纳尔·弗洛里海拉尔特先生的住所，阅读了资料并进行了采访。我将在接下来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伯纳尔先生是珀尔先生的曾孙，保管有当时的信件和其他资料。然而伯纳尔先生本身是技术人员，与金融界完全没有接触，所以他虽然保管了这些资料，却从未详细检查过内容。

随意捆扎的资料几乎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其中日本政府发来的信件全都附有译文，但原文和译文往往没有放在一起，因此我首先要做的是对照着把原文和译文放到一起。

读到这样的报告，恐怕没有一位历史研究者不感到兴奋吧!在幕末的外交资料方面，日法双方都很少存有原始资料，现存的绝大多数不过是准原始资料而已(如《青渊回顾录》一类)，所以这次也许可算是出现了罕见的超级原始资料了。如果能够深入解读这些资料，我们甚至有可能弄清楚很多在日法交流史中尚不明了的地方。

不过就如T小姐在传真中所说的，伯纳尔先生是一位同金融界毫无关系的技术人员，因此他并没有从父亲或祖父那里听说过有关涩泽荣一、德川昭武等人的故事。不过他记得曾听家人多次说道，祖父名誉总领事任期期满举行卸任仪式时，日本政府代表感到非常惋惜。珀尔·弗洛里海拉尔特于1868年秋从名誉总领事的位置上卸任，代替他的正是萨摩政府的代理人蒙布朗。当时德川昭武等人刚接到来自明治政府的回国命令，所以所谓当时的日本政府代表，应该是指幕府的代表，涩泽想必也是其中一员。

另外还有一件伯纳尔先生有印象的事是，家里的长辈曾告诉他，珀尔·弗洛里海拉尔特的父亲于1865年埋葬了一名客死法国的日本人。这位名为Fuzu Mandzo的日本人遗体被埋葬在蒙帕纳斯公墓。由于非常想知道这名日本人的身份，伯纳尔先生经常会回忆起这件事。

如前文所述，1865年时，日本在罗叔亚大使的协助下建立了横须贺制铁所，向巴黎世博会运送展品，法国的对日贸易垄断计划也伴随着借款条约在这一年开始实施，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应该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参与日本事务的。但就在那时，珀尔的父亲就已经照顾了日本人甚至安排了他的身后事，这是一个新发现的史实。

话题回到弗洛里海拉尔特家的资料上。有关涩泽荣一、德川昭武等人的部分本是最让人期待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资料中并没有弗洛里海拉尔特当时写下的日记或笔记，而且几乎没有出现涩泽荣一名字的资料，唯一的记载在德川昭武等人在皇后大街(现在的福煦大街)租借房屋时所签订的契约书上居住者名单的部分。恐怕因为当时涩泽身份低微，即便有机会和弗洛里海拉尔特对话，对方也不会在文件中写下他的名字吧。

资料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法国经济使节库雷写给珀尔的报告书。库雷曾为促进通商和借款谈判而在日本滞留过一段时间，这些报告书中记述了兵器供应的相关谈判内容以及应对德川昭武等人的方法等。

此外，还有一些文件显示，世博会闭幕后，弗洛里海拉尔特受幕府所托，帮忙出售世博会中展出的工艺品，并为此奔走推销。

承蒙伯纳尔先生的美意，详细资料的复印件终于被送到了笔者手中。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段历史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十九回法国驻日大使罗叔亚的企图

策划成立贸易商社的罗叔亚

T小姐发来的弗洛里海拉尔特家的文件终于到了笔者手上。

这些文件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世博会之前的文件、与世博会相关的文件、“度量衡与货币的世界博览会”相关的文件、德川昭武一行的住宿合同、日法共同交易联盟的法国代表库雷发来的信函。

遗憾的是，世博会相关的文件以及“度量衡与货币的世界博览会”相关的文件，大多都是命令书或会计报告一类，与我们所要探寻的主题——弗洛里海拉尔特与涩泽的关系——并无直接关联。而且目前看来，德川昭武一行的住宿合同这部分内容，同样也与我们研究的主题关联性很小。

这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世博会之前的文件，和日法共同交易联盟的法国代表库雷发来的信函。因为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对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固有印象——照顾德川昭武一行的负责人——就会有所改变。从这些资料中浮现出的，是弗洛里海拉尔特作为罗叔亚的左膀右臂，帮助其扩大对日贸易的精明强干的银行家形象。

在世博会之前的文件中，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法国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吕于1865年12月18日写给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书简。

展信佳。

通过驻日大使罗叔亚的信函，得知日本政府已经委托阁下负责设立法国贸易商社。该商社的职能是与为促进日法贸易而设立的日本同类商社进行全方面、深层次的交流。

我国的商会一直以来就期望能扩大与日本的贸易，因此这家商社的建立一定会极大地满足这种需求。法国政府非常关心日本天皇政府的这一规划能够实现，我自身也非常盼望阁下尽快准备好该业务所必要的资本。此外，这一情报已经传达给农商务大臣，他和我一样极其关心这一计划是否能成功。罗叔亚大使还表示，该计划有与法国兴业银行合作的可能。该银行目前正怀着与阁下相同的目的，制定相关的计划。

敬启

这封写于1865年12月18日的书简为什么重要呢？

直至1866年9月勘定奉行小栗上野介(小栗忠顺)与法国经济使节库雷缔结六百万美元的借款契约为止，法国驻日大使罗叔亚策划了很多日法间贸易计划，这封信暗示了这些计划的起因，并表明弗洛里海拉尔特最初便参与其中。

关于书简所提及的罗叔亚写给德律安·德·吕的外交信函，在鸣岩宗三的著作《幕末日本与法国外交：罗叔亚的选择》一书中有详细的分析。

据该书分析，罗叔亚想要抛开英国、荷兰，使法国垄断对日贸易市场，于是在日期为1865年10月17日的外交信函中指出将日本变成法国的贸易市场的可能性，并催促外交大臣更积极地对日本表示关心。罗叔亚认为，日本幕府已经领悟“为了国内工农业发展，必须要大力鼓励本国国民参与对外贸易”，幕府决定参加1867年巴黎世博会，正是幕府实施产业振兴政策的证明。他还特别强调，日本作为蚕丝供应国，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并总结认为，法国派遣技术人员赴日帮助设立海军工厂与造币局，会刺激日本的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又巧妙地将话题引向成立日法联合的贸易联盟的事宜。

以下便是鸣岩宗三翻译的这份外交信函：

简单来说，日本政府为本国建立的大规模贸易商社提供优惠，并急切地盼望它能够与法国商社合作，所以会为我们大幅扩大法国的对日贸易提供便利。也许不久之后，日本的绢丝就会经由法国到达伦敦，甚至出现在原本的生丝市场里昂。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制品也会被销往这个美丽的国度，这也许会取代原本法国货币不断流出的状况。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同日本的流通手段基本上只有货币来往这一种。

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对于这家贸易商社都不会进行干涉，商社之间的交易必然会交由商人来处理。不过在日本这样做任何事都必须得到政府许可的国家里，只要政府有扶持意向，就保证了它获得莫大的利益。这一点，我想您应该很容易理解。（《幕末日本与法国外交：罗叔亚的选择》）

外交书简是假想被敌方获得并阅读的情况下书写的，所以往往采取暧昧委婉的表现形式，而这封书简由于背景复杂，更让人难以理解。

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1860年《英法自由通商条约》【《英法自由通商条约》：又称《柯布登条约》，主要内容是减免关税和鼓励自由贸易。】签订以来，法国在明面上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当时国际上已经普遍认可国家不应该干涉贸易，也不应该通过政府间的协定垄断贸易，法国在表面上也认同这一观点——但罗叔亚却想方设法要垄断对日贸易，并试图秘密地将这一企图传达给法国外交大臣。在这份文件里，罗叔亚正试图向外交大臣解释，如何运作才能在不违背政府所表明的原则的基础上垄断对日贸易。

然而，罗叔亚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要垄断对日贸易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占日本出口产品第一位的生丝。

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蚕病，导致这些国家完全失去了生产绢丝的原料。因此，来自日本的生丝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成了稀缺品，作为丝织品生产国的法国更是对生丝梦寐以求。然而，日本的生丝市场早已被怡和洋行等英国企业占领，根本没有法国企业插足的余地，法国企业只有从英国企业那里间接买到生丝。

而且法国在通过这些英国企业购买日本的生丝时，必须使用外汇决算，这导致国内外汇资金过量流出。因此，如果能打开一条直接从日本购买生丝的渠道，并在这种交易中摒弃货币，转而利用工业产品特别是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进行交换的话，这桩生意对于法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英国扩大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贸易后导致白银大量流失，因而采用鸦片代替银币。和英国一样，法国正盘算着用军需物资来代替外汇。

“我们的工业制品也会被销往这个美丽的国度，这也许会取代原本法国货币不断流出的状况。因为迄今为止，我国同日本的流通手段基本上只有货币来往这一种”一段，正是对这种想法的委婉表现。

在这封信的其他段落，罗叔亚十分露骨地表示：“倘使这一计划能够实现，日本之于我们，就如同中国之于英国的关系一样。想到日本会成为法国的市场，实在不能不令我觉得心满意足。”

不过，法国是在自由通商条约上签了字的，所以罗叔亚不能对法国外交大臣明目张胆地主张政府间贸易。因为这不仅会招致他国的批判，也很可能遭到本国外交部的非难。所以他在信里用的是“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对于这家贸易商社都不会进行干涉，商社之间的交易必然会交由商人来处理”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论。

与法国做交易的日本贸易商社一定是一家私营企业——罗叔亚首先强调这一点。但不要忘记，该商社虽说是私人的，却享有日本政府特许的“优惠”。因为“不过在日本这样做任何事都必须得到政府许可的国家里，只要政府有扶持意向，就保证了它获得莫大的利益”。言下之意，这家商社名为私企，实质却是由国家控制的。

此外还有一点读者必须明白的是，这家日本商社虽然是由日本政府主动提议设立的，但很明显是根据罗叔亚所提出的计划。日本政府对于国际贸易一无所知，并没有能力订立出这种设立贸易商社的计划，这背后是罗叔亚所绘制的蓝图。

关于这一点，鸣岩宗三指出：

为了不被抓住狐狸尾巴，罗叔亚对自己的言辞进行了精心的粉饰，但他的真正意图却完整地表达了出来。日本政府为这家大商社提供优惠，意味着这是官营的商社。而希望日本商社和法国商社联合，则等同于结成日法贸易合作。这件事后来成为了种种传言的源头，招致各国大使馆的不安与疑惑。罗叔亚所盘算的对日贸易的实质，正是通过官方介入，垄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算往轻了说，也是教唆国家利用强权对贸易进行管理，以便让本国从他国那里占到便宜。（《幕末日本与法国外交：罗叔亚的选择》）

那么，让我们回顾法国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吕致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信函(1865年12月18日)，重新思考其中的意义吧。

其中第一部分该如何解释呢？

通过驻日大使罗叔亚的信函，得知日本政府已经委托阁下负责设立法国贸易商社。该商社的职能是与为促进日法贸易而设立的日本同类商社进行全方面、深层次的交流。

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段话，即日本政府已经建成了“提供优惠”的商社，现在轮到法国来设立相应的贸易商社了。而这个商社的设立，就交由弗洛里海拉尔特来进行。换句话说，日本政府并非委托他负责日本的商社，而是希望他负责法国方面商社的设立事务。

小栗上野介致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书信

弗洛里海拉尔特家的文件中，有一封幕府的小栗上野介与松平备中守【松平康正(1821—？)：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旗本，下总国饭笹领主。时任勘定奉行。】写给弗洛里海拉尔特的日语信函(庆应元年(1865)八月二十一日)，其内容却同前述有着微妙的差异。

信函所用的候文【候文：日本特有的一种文体，文中多使用敬语“候”，中世纪之后主要用于公文、报告中。】实在超出笔者的语文水平，因此无法一字一句详细解说，其大意翻译成现代文如下：

倡议书

通过驻在我国的法国大使罗叔亚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此次开展我国同贵国的贸易活动，能委托您来处理巴黎方面的各项事务，实为幸事。今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我国进出口事业的发展可谓追星赶月，进出口商正用我国出产的物品同其他各国的产品进行交换买卖。政府虽然希望使进出口事业更加繁荣，但由于国民对于国际商法不甚了解，涉及具体事务时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政府希望帮助国民改善这种情况。

我国出口产品的第一位要数蚕丝，获取利益的主要出口对象就是贵国，而贵国对我国建立制铁所一事也颇尽心力。因此，这次计划将选取我国诚实可靠的贸易商，与贵国的贸易商共同建立一家大商社。倘若您没有异议，还请支援我们的这个计划。急切盼望您的回复。此外，如果贵国有人士精通商社事务，可否将其派遣到我国来？详情还请咨询罗叔亚大使。又，关于之前拜托您的有关货币制造机的事宜，还请多加费心。

敬上

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日本方面委托弗洛里海拉尔特负责的业务，并非设立法国方面的商社，而是有关日法贸易商共同设立的商社(实质类似合资公司)的事务。这说明此时(庆应元年八月二十一日)，罗叔亚的算盘还停留在建立日法共同的贸易商社的阶段，尚未考虑分别在日本和法国设立商社。

以设立“公司”为目的

这封幕府致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书简附有法文翻译，译文中有着日文原文中所没有的、毫不含蓄的补充内容，非常有趣。

例如，译文中请求弗洛里海拉尔特帮助设立“公司”的部分相当具体地写明：“我们为建立这个‘公司’，准备在商人阶级中选择最积极进取、最富裕的人作为合伙人，所以也希望您能够选择法国商人中有能力建立以进出口为目的的大规模商业公司的人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日方不仅委托弗洛里海拉尔特负责建立公司，还全权委托他选拔公司经营人才。

译文中还非常明确地写道：“虽然该‘公司’和政府毫无关联，但会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这一段。

另外我们知道，我国生丝的大部分都销往法国市场。所以如果能以我们所提案设立的“公司”为中介，直接进行进出口，对于两国来说都会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段话明确提议，通过设立“公司”来达成日法间生丝贸易的垄断。

译文中还希望，倘若弗洛里海拉尔特愿意协助建立“公司”，就请尽快寄送“公司”章程。

为何译文和原文有如此大的差异呢？也许这份书信不是用日语翻译法文，而是相反吧？也就是说，这封幕府送给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信函，原本就是由罗叔亚起草，而后才翻译成日语的。罗叔亚借着信函的译文，直接向弗洛里海拉尔特下达了指示。所以法文译文反而比日文原文更具体。

该译文与前文所引用的罗叔亚的外交信函的内容类似，都提到了成立日法联合的贸易联盟的想法。这恰好证明了，两封信都是罗叔亚一人所想出的主意。

圣西门主义与幕末日本的联系

让我们再次回顾法国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吕于1865年12月18日写给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书简，寻找二者间的不同。可以看到，由于商议中的发展变化，日法贸易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幕府首先接受罗叔亚的意见，将日法商人共同参与组建的“公司”，即日法联合交易联盟的设立，委托给弗洛里海拉尔特办理，同时请求对方派遣贸易专家赴日。(1865年8月21日)

日法贸易的形态由日法商人的联合交易联盟，转变成由双方各自设立贸易商社。弗洛里海拉尔特受日本方面委托，负责建立法国方面的贸易商社。(1865年12月18日)

从这两点可以判断，罗叔亚为避免被他国指责为策划垄断贸易，将建立日法联合交易联盟的计划转变为由日法双方各自建立贸易商社。这是一种巧妙的回避策略。

根据德律安·德·吕1865年12月18日的书简的后半段来看，不仅法国外交大臣对此提案表示赞同，法国商会和农商务大臣也对此事表示赞成。此外，信中还提到了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罗叔亚大使还表示，该计划有与法国兴业银行合作进行的可能。该银行目前正怀着与阁下相同的目的，制定相关的计划”。

这是外交大臣在借用罗叔亚的见解，委婉地提议，如果弗洛里海拉尔特银行无法单独承担设立法国对日贸易商社所需的资金，可以由抱有相同目的、并正在制定相关计划的法国兴业银行联合出资。

“法国兴业银行”这个名号对于研究日本幕末史的专家来说也许毫无意义，但对于多少了解一些法兰西第二帝国末期金融界内幕的人来说，却是必然会留意的。因为，这家1864年成立、全称为“法国促进工商业发展总公司”的银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后期的金融界中，不仅与里昂信贷银行共同代表着新兴势力，看守着法兰西帝国的金库，还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经济政策有着密切联系。

下一回中，就让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了解一下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金融形势与银行战争吧。

第二十回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论

法国金融系统论的标准化

以往的涩泽荣一论的缺陷在于，它们虽然提到涩泽在法国生活期间习得了法国金融系统知识，并将其应用在日本，但就涩泽学习的范本——法国的金融系统，却没有丝毫详细的说明。对此，本评传在一开头就已指出。其实，以往的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点，那就是涩泽荣一到访巴黎的1867年，法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十分完备，但它完备的过程非常短暂，其开始时间不过是拿破仑三世政变的第二年(1852)，也即是圣西门主义者贝列拉兄弟成立动产信贷银行的那一年。这意味着，涩泽所看到的金融系统是在短短十五年时间里确立起来的，十五年前它还并不存在。这是以往的涩泽荣一论没有考虑到的。

问题就出在这个“时间的凝缩性”上。正是由于法国近代金融制度的不健全，即后进性，反而使得革新性的金融系统(或金融知识)产生了理念化与公式化的凝缩，而这种被凝缩的体系对后来的金融不发达地区又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在这里笔者要插一句，法国的后进性所引发的革新性——为了一口气追回落后的部分而采用被凝缩的体系，不仅可见于金融方面，也可见于政治、文化领域，其中最容易为我们理解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

由于法国长期存在君主专政制，因此在政治制度上远落后于采取君主立宪制、议会政治、议会内阁制等近代制度的英国。这种落后，使法国不得不踏上“大革命”这个被凝缩的政治变革进程。此后，这种凝缩性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形式，将政治理念抽象化、普遍化，使其变得更具实用性。

类似的事例还发生在体育运动领域。十九世纪时，英国在足球、网球等各个运动领域都位居发达国家的行列。与此相对，在法国，运动一般指的是骑马与打猎，几乎不存在近代体育运动。然而这种后进性和不健全反而刺激了皮埃尔·德·顾拜旦【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1937)：法国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国际体育活动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使他导演了“复活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这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高度理念性却又极具可操作性的好戏。

如上所述，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期间，法国落后于英国，也正因如此，它不得不努力在短期内迎头赶上。这就迫切地要求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经验性和归纳性的东西压缩为高度理念的、演绎的东西。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压缩化、公式化的过程，才产生了根据某些标准或指南进行学习的可能性，使法国成为日本等后进国家学习的模板。

1867年，当涩泽荣一见识到法国的金融系统时，这一系统已经完备。而这“完备”的系统中，就存在着“时间的凝缩性”，它使落后局面得以迅速破解。

这种“时间的凝缩性”在当今也随处可见。例如在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里都会有工作指南，所以就算打工者以前对这一行一无所知，也能够立刻胜任工作。这种工作指南就是凝缩了“积累经验的时间”的成果。如果老板要事无巨细、手把手地指导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员工，会耗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老板能将自己经验中的精华部分抽取出来，使其图表化，缩短培训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标准化，也叫指南化。而新手正因为是后来的，才拥有直接得到指南的权利。

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涩泽荣一看做一名刚刚进入一家已经完全标准化的快餐店里的新员工。老板已把过去的经验转化为指南，放在他的面前，涩泽只要学习这个指南就可以了。当然，他本身具备了能够掌握这些知识的素质，所以才能学会。但总之，这些知识已经被标准化了，他能够学到这些，是这家快餐店老板的功劳，因为老板为了赶超同行，将经验进行了系统化和图表化的整编。而这些经验之所以能够被系统化和图表化，是因为老板本身曾落后于他人。

就这样，完全不懂行的新店员涩泽荣一，将“老板”整编好的指南带回了国。此事暂且按下不表，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这个基于后进性而产生的标准化的形成过程。

固步自封的法国金融业

1815年百日王朝【百日王朝：指一度在对欧洲各国的战争中战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于1815年3月1日夺回帝位起，至滑铁卢战役再次失败为止之间的帝政，其时长大约有一百天。】之后，拿破仑帝政完全崩溃，波旁王朝再度复辟。此时，法国的金融体制还与Ancien Régime【法语，直译为“旧体制”。狭义上是指法国大革命以前采取君主专政制的法国社会。】时期几乎没有差别，处于前近代阶段。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同时期的日本金融业、尤其是大阪堂岛地区【堂岛：江户时期著名的大米交易市场，全国的大米都被送到这里，并形成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商品期货交易所——堂岛米会所。】的金融制度，都比法国都要先进得多。

那么，法国的金融制度到底落后在哪里呢？全方位都落后。无论是储蓄、贷款、票据贴现还是产业投资等当今银行的业务领域，在当时法国的金融系统中都处于极端落后的阶段。

原因非常简单。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混乱以及拿破仑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大陆封锁政策：1806年，拿破仑多次颁令禁止隶属于法国的各国与英国进行贸易，并没收所有英国的货物和商船。这一政策造成法国及其盟国经济日益恶化。拿破仑此举是为了从经济上拖垮英国，从政治上孤立英国，以达到争夺欧洲大陆商业霸权和美洲大陆殖民地霸权的目的。1814年拿破仑战败后，大陆封锁政策被取消。】，使法国商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导致了工业革命迟迟没有出现，缺乏对金融业的需求，因此供给自然就不会产生了。

法国也存在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系德国家族，自十八世纪开始在欧洲各地建立银行，至今仍是欧洲乃至世界都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为首的犹太系银行及传统大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并不接受一般民众的储蓄业务，也不接受小额贷款，更不做产业投资。那么这些银行到底做些什么业务呢？它们一般只接受贵族、大资本家的储蓄业务，并将这些资金运用于购买法国或外国国债，借此谋取差额利润。也就是说，传统大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形成公债认购团。

那么，不被银行当成业务往来对象的平民要怎样处理自身的金融问题呢？由此产生的，就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描写的高布赛克【高布赛克：巴尔扎克作品《高利贷者》的主人公。】那样的高利贷者，又或者是专门以此为生的小规模银行。一般百姓在那里写下票据，换取高额利息的贷款，或是拿着对方签发的票据申请贴现，以周转资金。

这种小规模融资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只能办理短期的票据业务。而贷款票据时间短，就必然会排除那些需要长期才能回收资金的大规模投资业务，导致这些机构只能和资金周转周期短的小企业进行业务往来。

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当时许多产业都是由小规模资本运营的，但反过来，这种只办理短期融资的业务局限性也成为了产业规模发展的瓶颈。也就是说，短期融资与小规模资本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

另一个问题在于，这种短期融资的票据贴现业务是在一个非常不完善、信用低下的贴现市场中进行的，导致折价率极高，使票据缺乏融通性和稳定性。这样一来，一旦市场出现金融紧缩的状态，就会造成连锁倒闭的效应。

那么，为何当时的金融机构只办理短期业务呢？这是因为这些机构无法获得能够保证长期融资的定期储蓄资金。在那个时代，法国民众就如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老爷一样，将存下的钱财藏在自家的地下室里，顶多就是购买些国债，根本不考虑进行投资，所以银行凑不到能够支持长期融资的储蓄额。

不过到了波旁王朝复辟后期，即1820年以后，这种金融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伴随着社会的安定，更多的人开始积极参与大规模事业，对长期融资业务的渴求也变得极其强烈。

其中，经营拉菲特银行的雅克·拉菲特【雅克·拉菲特(1767—1844)：法国银行家、政治家。他担任董事的佩尔戈·拉菲特公司的银行曾是欧洲最大银行之一。1814年任法国中央银行总裁。】，对法国工业化所需的长期融资抱有强烈的兴趣。

风险投资的出现

1767年，拉菲特诞生在法国巴约讷的一个贫穷家庭中。1788年他进入佩尔戈银行，很快就崭露头角，到了1804年，他已经成为了这家银行的老板，并创办了拉菲特银行。他还是拿破仑体制下法国中央银行的总裁，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则作为自由派议员活跃在政界。

1824年，拉菲特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述了自己的金融论，其主旨如下：

资本未必属于使用它的人。拥有资本的人，即俗称的有钱人，大抵不会自己运用资本，而更倾向于将资本贷给不得不劳动的人们。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一部分利益要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拥有资本的人就可以坐享其成，这就是所谓的信用贷款。……所有的社会事业都与这种信用贷款有关。

拉菲特进一步指出，资本充裕则产业发展，法国就能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接着，他还指出更重要的一点：

这种劳动意愿，理所当然地就会同与其共生的另一意愿——技术革新与改良的意愿——相遇。后者与劳动意愿一样，对产业进步是非常有益的。

当时，银行家大多尚未掌握资本、信用贷款(投资)、生产这三者间的关系。所以，拉菲特能够意识到劳动意愿与技术革新的意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他不仅是第一位为振兴工业而将长期信用贷款的概念拿到金融领域中的银行家，而且在那时就已经领悟了资本、投资与技术革新三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将沉睡的资金与缺乏资本的实业家结合起来，拉菲特开始尝试成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他于1825年着手筹备“产业合资公司”。他打算大规模地募集资金，使这个“产业合资公司”拥有1亿法郎的资本金，并首先募集到了5000万法郎。公司主旨是“为与农、工、商业相关的事业及发明、改良的成功作出贡献，并参与其中”。不过，能得到该公司资金援助的企业，必须是开拓新产业领域的企业或采用新方法振兴产业的企业。总而言之，这家公司完全等同于如今对风险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机构。

这一计划发表之后，不仅是法国，就连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也表示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出资人中包括了阿尔迪翁、布朗、提尔诺、比塔尔路等大银行家。政治家梯也尔也非常积极地支持拉菲特的这一想法，并进行了宣传。不过，梯也尔十分担心政府会为难这一计划。

现实正如同梯也尔所担心的。对于成立“产业合资公司”一事，政府要求必须设置两名监察员，而这两名监察员对银行的所有业务内容都享有否决权。这一要求给股份募集带来了致命打击，以至于1825年年末时拉菲特不得不打消了成立“产业合资公司”的念头。就这样，这个以确立长期信用与产业投资为目标的风险投资计划彻底破产了。

积极支持风险投资的圣西门主义者

不过，时代的先驱者拉菲特的计划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积极地赞同并支持拉菲特的“产业合资公司”计划的人中，有着这么一群人。他们将风险投资的设想发展得更庞大，并在后来将其作为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思想核心。

这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被称为圣西门主义者的一群技术专家。

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实业家，出身于拿破仑为培养工兵而建立的理科精英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同时也是圣西门主义报纸《生产者》的编辑，他就是普洛斯佩·安凡丹。

安凡丹1796年生于巴黎。从公立中学毕业后，于1813年成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但由于拿破仑战败，安凡丹通过参军出人头地的道路被堵死了。退役后，他开始跟随做红酒批发生意的伯父工作。一次，他在销售红酒的途中遇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时期的好友比夏德，并从此开始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觉醒，广泛地阅读了当时众多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学者的著作。他通过公立中学时期的恩师奥兰多·罗德利格【奥兰多·罗德利格(1795—1851)：法国数学家、社会改革者，著有《圣西门学说释义》等。】，得知了圣西门及其思想。

奥古斯特·孔德【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被尊为“社会学之父”。于1817年起任克劳德·列昂·圣西门的秘书。】离开老师圣西门后，奥兰多·罗德利格代替他担任圣西门的秘书。罗德利格出身犹太银行家，原本就擅长金融业务，因此他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在阿尔迪翁银行工作，他和圣西门就是在这家银行相遇的。

1823年年末安凡丹与罗德利格再会的时候，就被自己的这位老师介绍给了圣西门。罗德利格热情地向安凡丹灌输了圣西门思想的卓越性，使安凡丹也成为了圣西门的忠实弟子。圣西门在1825年突然病逝，因此直接受到他熏陶的爱徒屈指可数，而安凡丹正是其中之一。

安凡丹同银行家拉菲特结识的契机发生在1824年，事关如何补偿流亡贵族被没收的家产。当时，这件事已成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由于法国的维莱尔内阁大量发行国债，并将国债利率由4%下调至3%，引发了放贷者的强烈反对，造成了严重的舆论危机。安凡丹给维莱尔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渡过这一难关的方法，并将这封信也寄给了拉菲特。读了这封信，拉菲特马上派人请来安凡丹，希望能够借他的智慧为己用。二人的合作关系就此开始。

追求更完善的银行形态

1825年年末拉菲特的“产业合资公司”计划受挫后，安凡丹继承了这一合资公司的创意，尝试建立新形式的银行。他于1825年在圣西门死后创刊的机关报《生产者》中，针对新银行论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最初的时候，他的设想与拉菲特的“产业合资公司”无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设想开始显露出其特有的倾向。在他的设想中，银行的职责从中间人——从缺乏生产手段的有空闲的有产者处得到资本，并将其交予生产者——逐渐变成了帮助、调整、刺激产业和谐发展的调停人。经济史学家贝特朗·基尔在《十九世纪的法国银行》中这样概括安凡丹的银行论：

信用(credit)是一种运用既存的财产，将其从不活泼的状态转变为活泼状态的东西。这种业务能够使资本更好地流通，这样做的目的是扩大生产，进而促进社会进步。

这是今天的小学生也知道的银行职能，可在那时于一般人看来却是异端，所以安凡丹竭力强调信用的创造性价值：

所谓信用或者说信赖，当它存在于对行动者抱有好意的有产者心中时，很显然，会成为增强人们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行为的原因。（《十九世纪的法国银行》）

这里所表现的正是圣西门主义的核心思想——“将人对人的榨取，转化为人对自然的充分利用，即生产”。因此，如果有钱人信赖生产者，就会产生资本的转移，导致生产的扩大。因信用而产生的贷款业务不仅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主要原因，也符合圣西门所宣扬的“合作(association)”理念。

不过，无论怎样卖力地主张信用贷款是社会变革的道具，要从尚不适应这种制度的普通有产者手中集资，实行起来绝非易事，那个时代甚至连投资的概念都还不存在。因此，即便卖力地游说存款人，向他们说明长期定期存款的好处，对方也很难理解。

所以，他们试着利用一种被称为“不动产金库”的银行系统，以不动产为担保，提供长期贷款。其原理如下：

首先，希望得到长期融资的人将不动产作为担保抵押给银行。然后，银行把该不动产的价值以小额证券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此作为担保，募集定期存款人(投资者)。这种证券与公债相同，可以在兑换期限前贴现，所以在规定期间内，已经募集到的定期存款不会被撤出。这样依赖，融资的长期化就得以实现了。

这种“不动产金库”在圣西门主义者们尝试建立新型银行之前就已经存在。1823年开始，奥兰多·罗德利格就已经成为了这种“不动产金库”的经理。安凡丹为了将这种“不动产金库”作为长期信用贷款的模型，亲自出任总出纳参与运营。

然而，他的想法并未顺利实现。直接原因在于他们对不动产的担保价值估算过高，同时又募集不到理想额度的存款，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圣西门主义者们未能准确地把握这种新型银行的概念。

于是，圣西门主义者们再一次回到桌案旁，尝试构建更加完善的银行框架。他们参照的样板正是拉菲特的“产业合资公司”。

对于新型银行来说，最好的组建形式就是以普通合股公司【普通合股公司：通常以签订合同的形式设立。个人或公司向其他个人或公司以财产或现金形式投资，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分红，并以投资额为限承担损失和各项费用。】的形态发行股票的两合公司【两合公司：由有限责任股东和无限责任股东组成。有限责任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无限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如果将复数的拥有资本家与产业家两面性的人组建的、负有无限责任的公司叫做普通合伙公司【普通合伙公司：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合伙企业。】，则“普通合股公司可以定义为不工作的资本家与工作的产业家的结合”(《生产者》，安凡丹)。当这种对资本的参与由股票的形式来证明，而股票又可以被转让时，就成为了两合公司。两合公司由负有无限责任的公司职员和负有有限责任的股东组成，倘若其中不存在负有无限责任的公司职员，这种公司就成为了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已经在如今的日本商法中消失，但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其地位和作用就相当于如今的股份有限公司。安凡丹等圣西门主义者口中的股份公司，指的就是两合公司。安凡丹是这样强调这种公司形态的优势的：

两合公司可以使小资本家参与到分散的资本所无法参与的大规模投资中。另外，通过两合公司，资产富裕的资本家可以向修建运河等生产事业投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让社会全体生产所得利润的平均值接近他们得到的利润，个人的利益变成公众的利益。因此，以合资的形式进行合作，是可以带来双重利益的，由此会发展出各种新事业。若无两合公司，断不会有人想出那些新事业。我必须要强调的是，由于与整体思想发展和生产理论相关，两合公司对正确知识的普及也有贡献。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这种形式不仅扩大了个人利益，也使得个人利益联系、交融在一起，并由此产生集体利益这种正面、积极的情感。(《生产者》)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两合公司制度能够在扩大社会生产的同时，消除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一种绝妙的手段。而且一旦两合公司的体系被银行采用，这种银行就会成为圣西门主义者理想中的乌托邦的心脏，将名为金钱的血液运输到社会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循环不息。

不过，即使这种两合公司的体系真的在募集资本的部门中发挥了效果，对于将募集到的资本进行投资的部门来说，是否使用该体系却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圣西门主义者确立金融系统的目的是扩大以技术革新为轴心的生产，但作为投资方的银行却对这些领域知之甚微，很难判断哪种事业适合投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安凡丹提出在银行内部建立“与科学应用相关的科学委员会”、“与产品整体利益相关的财务委员会”和“与实际应用相关的产业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调查研究投资对象合格与否，这也是安凡丹对拉菲特的“产业合资公司”尝试过的制度的继承。

然而，对投资对象的发展前景进行调查后，却还有别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票据贴现市场的不完备。在票据贴现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为了回避风险，贴现率会变高，阻碍了票据快速流通。为此，银行要设置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区分一般银行和特殊银行(包括地方银行)，由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一般银行，对票据交易和法定利率进行合理调整。这里的中央银行“支配其他所有银行，并适当地调整对产业各发展方向给予贷款的必要程度”，它的职能类似现在的日本银行或德意志联邦银行【这两家银行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现在回过头来看，安凡丹在《生产者》上所论述的银行论在今天已经全部实现，他的理论是非常先驱性的理论，具有预言者的一面，但在当时由于太过超前而导致未能实现。在安凡丹提出这些构想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法国的金融系统仍然停滞在旧有的框架里，并未作出任何新的改革，直到迎来1848年的二月革命【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欧洲改革浪潮的重要部分之一。法国人民成功推翻了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鼓励了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

另一方面，安凡丹所组建的圣西门教团在此期间渐渐带上了宗教色彩，最终，安凡丹提出了近乎于性解放思想的女性解放论，并因此于1832年遭到法国当局镇压，组织也被强令解散。失去了指挥部的圣西门主义者们树倒猢狲散，投身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开始了蛰伏期。

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拿破仑三世成为国民议会议员，并于同年12月10日登上法国总统的宝座，1851年发动军事政变。在他掌握全权后，圣西门主义的银行论死灰复燃，并获得了实现的可能性。

第二十一回圣西门主义的三大法宝——股份公司、银行、铁道

支持路易·拿破仑革命的圣西门主义者

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一群人热烈欢迎，并称其为“天佑”。不用说，这些人正是圣西门主义者。无论是二月革命时期发售日报《贪婪》、并在总统选举时期站在反拿破仑势力一方的安凡丹等主流派别也好，还是以原《地球》报主编米歇尔·歇瓦利埃和贝列拉兄弟为首的、与安凡丹分道扬镳的脱党派群体也罢，全都热切地盼望着建立起路易·拿破仑的独裁政权。

为什么圣西门主义者会将独裁者路易·拿破仑奉为救世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圣西门主义者的政治理念。

圣西门的思想或者说圣西门主义者们的思想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对政治体制毫不关心。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抑或是君主立宪制，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们的目标——“将人对人的榨取，转化为人对自然的充分利用”以及将社会改造为由实业家统治的社会的理念，无论处于何种体制之下，都只能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但是无论是在哪种体制下，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确保实现“信用”的社会稳定。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政治情势不稳。

因此对圣西门主义者来说，安定稳固的君主制要远胜于不安定的共和制，而且君主制反而更容易产生实业家独裁的社会体制，当然更受他们欢迎。圣西门在《实业家问答》中这样阐述道：

贵族、军人、法律家和不劳而获者们，绝不会企图抵抗与实业家紧密联系的国王。因为，与实业家紧密联系的国王所拥有的力量，超乎社会上其他所有阶级集合起来的力量的百倍、千倍。而议员们除了通过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得到力量，没有任何其他的实际权力。

当路易·拿破仑的军事政变即将为1848年以来始持续多年的社会混乱画上休止符时，圣西门主义者感到，圣西门所说的“与实业家紧密联系的国王”终于出现了。因为，路易·拿破仑是毫无疑问的“隐性圣西门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在政变之前，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与路易·拿破仑总统深交呢？理由非常简单。在掌握政权的秩序党(奥尔良王朝【奥尔良王朝：又称七月王朝，始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代表法国金融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848年法国革命后被第二共和国所取代。】派与正统王朝派的联合党派)中，除路易·拿破仑以外，其他人都对圣西门主义怀有敌意。这意味着，围绕在路易·拿破仑的秩序党人中，一个会成为他们同伴的圣西门主义者都没有。

这场军事政变铲除了这些秩序党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拿破仑同圣西门主义者共同的轴心才建立起来。

着眼于铁路的贝列拉兄弟

拿破仑的政变成功后，率先投靠他麾下的是米歇尔·歇瓦利埃和银行家贝列拉兄弟。由于难以认同安凡丹等人求神拜佛的那套宗教理论，他们仅从圣西门主义中汲取了经济理论的部分，并等待着实践该理论的机会。所以，“隐性圣西门主义者”拿破仑完全掌握政权后，他们就前去投奔了。可以说，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经济政策完全是靠歇瓦利埃和贝列拉兄弟来推动的。

关于巴黎世博会的推动者之一，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经济学家米歇尔·歇瓦利埃其人，拙作《绝景，巴黎世博会》中已有详尽叙述，所以这里笔者主要以贝列拉兄弟为中心展开话题。

贝列拉兄弟，即哥哥埃米尔·贝列拉与弟弟伊萨克·贝列拉，是葡萄牙系犹太人，出生于波尔多。他们跟随做钱庄生意的舅舅伊萨克·罗德利格来到巴黎，经由表兄弟奥利维德·罗德利格介绍，认识了一些圣西门主义者，并受到圣西门主义经济思想的强烈影响。

圣西门主义教团与神明扯上关系之后，兄弟俩就离开了教团。为了实践圣西门主义的经济活动，他们拉拢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1792—1868)：银行家。其父为创建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的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艾修塔等人掌管的犹太系大银行，赞助他们在巴黎圣日耳曼之间铺设了法国第一段铁路，试图以此促进银行与股份公司之间的金钱流通，并利用铁路促进人与物的流通。这正是对圣西门主义理论的实践尝试。

当时，铁路已经在英国投入实际使用，但在法国却仍然被视为梦想家的天方夜谭，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铺设铁路一事持反对态度，所以这一事业的进展十分困难。贝列拉兄弟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巴黎—圣日耳曼铁路于1873年开通。从此以后，法国全国掀起了投机铁路事业的热潮，数条联通巴黎与地方城市的铁路计划被提出，众多股份公司成立。埃米尔·贝列拉坐上罗斯柴尔德银行北部铁路公司总经理的交椅后，伊萨克·贝列拉也成了由拉菲特银行出资赞助的巴黎里昂铁路的经营者，各自推进着大规模铁路建设事业。但184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所有线路建设计划都遭遇了挫折，再加上翌年二月革命所造成的混乱，铁路建设被完全搁置了。

风险投资的萌芽

直至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时，法国铁路建设仍然被搁置。这主要是由于罗斯柴尔德等大银行出于对经济危机的恐惧而开始撤回风险投资。罗斯柴尔德银行会实行这种消极的策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奥尔良王朝的财政管理者，至今仍然在谋求奥尔良家的复活，因此，它当然不会向新的统治者投资。

因此掌握政权后，拿破仑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听从自己命令的新银行。而且为了实现他理想中的产业乌托邦，为大型产业提供大规模融资的风险投资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在第二帝国成立前夕【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并没有立刻称帝。1852年11月，元老院建议恢复帝制，在举行公民投票获得绝大多数赞成后，于12月2日宣布恢复帝制。】的1852年的11月，贝列拉兄弟的“Société Générale de Crédit Mobilier”，即“动产信贷银行”成立了。

该银行资本金6000万法郎，分成12万股，每股面额500法郎。其中第一期的2000万法郎(4万股)由银行创立者们出资，剩下的部分则随银行的发展进行公募。股票面额之所以这么小，也是为了促进那些存款少的小市民购买。

该银行设立的目的，是用票据贴现以外的办法——以购入股票或是长短期贷款的方式，支持发展工商业及公共事业。因此它并不是单纯地投资，还很重视判断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吝参与到它的业务中去。此外，该银行还肩负着一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责，提供对地方银行及各种特殊银行的融资。

资金调配的方式为发行长短期不等的公司债券。对一般民众来说，这意味着开放了一种更加容易参与的公债系统，因此称得上是一种划时代的新方式。它使沉睡在民间的潜在资金得以被吸收，与股票不同，其价值不会有低于面值的风险，因此，它所带来的微小但却稳定的利息，正符合民众的生财心理。集合微小的资金细流，汇成资本的大河，并将其用于产业投资，这正是圣西门主义金融理念的具体体现。当时，提供利息的小额定期存款制度尚未普及，所以这种公司债券受到了民众的欢迎。

不过，这种公司债券在发行中受到了法国财务部方面的限制——资本金为500万法郎时，发行额度不可超过2500万。尽管如此，能发行资本金五倍的债券就已是此前的银行所不能比拟的资金调配能力了。

在第一期的出资者名单中，我们不出所料地看到了罗德利格、雷塞布等圣西门主义者的名字。此外，玛莱、贝歇·多托马、坎·但贝尔，德修塔尔、米勒斯等巴黎的银行家，科隆的奥本海姆、汉堡的萨洛蒙·海因里希、罗马的托洛尼亚等外国的银行家，塞利埃男爵、加利埃拉公爵、摩尔尼公爵等政治、经济界的大人物也名列其中。

其中最大的股东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财政大臣阿西尔·富尔德领导的富尔德银行，占有12804股；位居第二的则是贝列拉兄弟，持有1446股。两者所持有的股份占第一期股的一半以上。因此，我们可以把动产信贷银行视作法兰西第二帝国初期地位仅次于拿破仑三世的富尔德与圣西门主义者贝列拉兄弟的联盟。

犹太银行家阿西尔·富尔德出身于法国北部梅斯，七月王朝时期与梯也尔来往甚密，曾作为奥尔良王朝派议员活跃在政坛。但拿破仑当选总统后，他又开始接近拿破仑，并成为财政大臣，摆出一副与罗斯柴尔德银行势不两立的姿态。

动产信贷银行的出资者中没有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从这点来看，贝列拉兄弟·富尔德联盟与罗斯柴尔德的对立态势体现得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当家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还向皇帝递交了信函，指出设立动产信贷银行的危险性，尤其提到动产信贷银行可以几乎无限制地发行公司债券以及接受投资的企业可能过分自由地使用资金这一点。他认为，这种庞大而具有垄断性的风险投资会引起泡沫经济的出现，再三敦促皇帝对设立动产信贷银行一事三思而行。贝列拉兄弟曾经是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的部下，因此罗斯柴尔德非常了解他们所信仰的圣西门主义，他非常害怕两人在皇帝的庇护下大干一场，建立起垄断的银行，威胁自己的银行辛迪加【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之一。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独立，但是丧失了商业上的独立性。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由辛迪加总办事处统一办理。】。

然而在罗斯柴尔德家的反对声中，动产信贷银行还是建立了起来，它带来了值得在金融史上大书特书的巨大成果。

动产信贷银行的先进性

这家动产信贷银行的发展给法国社会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关于这些，阿兰·普蕾西斯在《新法国现代史》第九卷《从帝国的庆典到巴黎公社社员墙》中，有着简洁而真实可信的描述，所以笔者将根据他的记述展开。

动产信贷银行的确是一家创新性的银行，它的影响遍布各个领域。首先，在法国国内，动产信贷银行投资了好几家铁道公司(米蒂铁道、东部铁道)及其关联企业(如卢瓦尔煤炭)。它还援助成立了一家海运公司，后来这家公司发展为横跨大西洋轮船公司。它统一了覆盖法国全境的六家燃气公司，并设立了巴黎公共马车公司。另外，致力于改造并美化首都巴黎的最大的不动产公司，也是在动产信贷银行的帮助下创设的。它还成立了两个重要的保险公司，重组了制盐公司。在国外，也能见到动产信贷银行对无数一流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奥地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的铁路公司、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西班牙动产银行等)、易北河运河公司，以及一些其他的煤矿、公共事业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852年动产信贷银行创立以来，法国社会在十几年间一跃从前近代社会蜕变为了近代社会。

在铁道方面，1851年时铁道营业公里数不过3624千米，而到1870年第二帝国瓦解时，营业公里数已经达到了17933千米，几近五倍。而且这些铁道已经与国外的铁路连通起来，可以从法国乘火车去往欧洲大陆上的任意国度。

1855—1856的一年时间里，铁路得到了高达5亿法郎的投资，与之相关联的制铁业、煤矿等重矿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铁路不仅连通了巴黎与法国地方城市，还连通了法国与外国，使物流速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商品和原料的价格降低，销路大幅地拓展开来，而这些自然带来了商业的蓬勃发展。与第二帝国同时期诞生的第一家百货公司乐蓬马歇及其对手卢浮宫百货公司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新近完善起来的流通销售网，使企业化身为大规模商业资本。

就这样，由铁路开启的商品与人力的流通，终于越过大洋波及其他大陆。横跨大西洋轮船公司开设了往返于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定期航线，它在将法国的工业制品运往新大陆的同时，还大量进口棉花、小麦、肉类等，为法国带来了服装和饮食方面的生活革命。

另外，贝列拉兄弟建立的不动产公司深入参与了塞纳省省长奥斯曼领导的巴黎改造计划。公司一手承包了土地收购、区块规划、上下水道建设、道路建设等所有工程，迅速实现了巴黎等各城市的现代化。

依靠他们自己改建的宽敞马路，贝列拉兄弟又统合了公共马车公司，建立了票价统一的公共交通系统，将巴黎各地点连接在了一起。同时，他们还帮助整合了燃气公司，将光与热传送到巴黎各个角落。

简而言之，自1852年贝列拉兄弟与富尔德联合组建动产信贷银行、建立金融系统的时刻起，法国便一口气追回了它与英国之间数十年的差距，巴黎成为了与伦敦比肩的金融与商业中心。

金钱的流通是革命的第一步

那么，这种奇迹般的经济发展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再一次简单归纳其原理吧。

不用说，这种发展的根基正是贝列拉兄弟的动产信贷银行。

这家银行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调配到了足够的资本金。这种形式正体现了圣西门主义理念——社会变革最有力的武器，便是通过股份公司制度，将个人所持的微小资本集合为共同的大规模的资本。“太初有股份公司”，这便是圣西门主义的核心思想。

动产信贷银行以股份公司的形式集得资本，再以公司债券的形式从民间募得周转资金，它用利息将沉睡于民间的不活跃资金吸引出来，再将其转化为投资产业的大型资本。这正是圣西门主义银行论的忠实具象化。在圣西门主义理论中，银行被认为是社会最重要的要素。

接着，动产信贷银行再把从民间集得的资金以股票购入或长期贷款的形式，投入到铁路、炼铁、交通等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它引导着金钱从储蓄池中的死水化作细流，再将细流汇成大河，不仅增加了金钱的流通量，还提高了流通速度。圣西门主义理论将金钱的“流通”视为革命的第一步，而动产信贷银行的这一做法，正是这种理论的实际应用。

通过这种金钱的流通，铁路与运河、大洋航路与城市内部交通、燃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都得到了完善，接下来便要建立人与产品的流通渠道了。这也是圣西门主义理念的体现，因为圣西门主义将事物与人的流通作为革命的第二阶段，铁路、运河及各种其他交通设施，都被当做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手段。

而且通过上述金钱流通方式，民间也能通过利息积攒下多余的钱财。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物品或是雇佣人力。这种钱、物、人三者间相互反馈产生的螺旋状态，正符合圣西门主义的经济加速论。

就这样，自动产信贷银行成立，政变前极不活跃的法国经济仅用短短几年就步入了上升轨道，甚至到达巅峰。概言之，圣西门主义的经济理论以最理想的形式获得了现实运用。在历史上，个人构思的经济理念能够得到如此忠实的执行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是极为罕见的。由于经济学一般只研究英美体系，所以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圣西门主义经济几乎从未被当成研究对象，但这一经济系统理应获得更严肃的探讨。这是一场宏大的实验，不，应称之为“革命”。

拿破仑的“信用”

那么，请诸位读者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圣西门主义的革命并未被当成是一场革命呢？

第一个原因是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认为，拿破仑三世政变产生的第二帝国不过是对拿破仑帝政的滑稽复制。第二帝国时期的经济繁荣来自于政治自由的被压抑，导致经济活动成为人们的发泄途径。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使得人们一直认为拿破仑三世与圣西门主义者的经济理论没有考察价值。

第二个原因则是，动产信贷银行的活动是以拿破仑三世的强权政治为前提的。在拿破仑三世经由政变掌握政权之后，贝列拉兄弟的动产信贷银行才得以开始活动。也即是说，即使将其视作革命，这也不过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已，如果该经济思想只有同独裁专制勾结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就无法称之为革命。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思一番便会发现，虽然动产信贷银行获得了拿破仑三世的全面支持，但罗斯柴尔德方面仍然强烈反对。这证明，这种经济系统并非寻求统一的计划经济，动产信贷银行的活动完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的。换句话说，拿破仑三世的强权只存在于政治领域，并不涉及经济。它虽是政治强权，却带有其特殊性。

由此可见，在政治上实行强权而在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的时候，某种强权政治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好的影响，但又并非所有政治强权都能产生这种现象，其中的原理极其复杂。

开门见山地说，第二帝国时期民众之所以能够放心地将自己的储蓄交给动产信贷银行，不是因为拿破仑三世是独裁者，而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是“拿破仑”，动产信贷银行的公司债券是靠着拿破仑的名号才得以售出的。换句话说，自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坐上皇帝的宝座之时起，“拿破仑”的名号就使民众心中对国家萌生了“信用”，这才是金钱得以流通的保障。所以第二帝国时期动产信贷银行能够实现革命性的事业发展，虽不是依靠了拿破仑三世的强权，但也得到了这个名字的“信用”庇护。拿破仑三世之名所包含的“秩序与安定”，对一举实现圣西门主义的三大法宝——股份公司、银行、铁道，作出了贡献。

因此，动产信贷银行的革命虽然是真正的革命，却在各方面仰仗了君主的“信用”。不久之后，当涩泽荣一把圣西门主义革命带到日本时，这种情况又再次上演。

第二十二回巨人间的决斗

在欧洲普及的“信用”系统

笔者撰写这部评传之时，只知道教授涩泽荣一资本主义的老师、日本名誉总领事弗洛里海拉尔特是一名银行家，直到在撰书的过程中联系上了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后代伯纳尔先生，笔者才知道，弗洛里海拉尔特不仅是法国外交部的御用银行家，还与驻日大使罗叔亚有着极为密切的往来。这使笔者的立论得到了很大的进展。

不过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弗洛里海拉尔特还曾与法国兴业银行共同出资建立对日贸易商社，为此大力奔走，并与法国兴业银行驻日职员库雷有着密切的接触。因为笔者之前的假设是：涩泽荣一的经济老师弗洛里海拉尔特是一位具有圣西门主义思想的银行家，所以涩泽荣一的圣西门主义经济思想也许是通过他而萌芽的。但是，法国兴业银行是圣西门主义银行动产信贷银行的死敌，这也就是说，历史的真相，很遗憾，与笔者的假说并不相符。

不过现在就灰心未免太早。在调查法国兴业银行成立历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法国兴业银行虽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对头，但却未必否定圣西门主义理论。不仅如此，作为反动产信贷的代表，法国兴业银行甚至可能更倾向于圣西门主义。因为，想要通过技术革新赶上并超越位于时代前列的创新企业，就必须彻底地研究那些先进企业的系统，并且加以改良，这与丰田思想战胜福特系统的情况如出一辙，前者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改良的结果。

1852年，贝列拉兄弟创立动产信贷银行，一段时间内提高了金钱的流动性，使法国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盛况。这种势头不仅出现在法国，还蔓延到了欧洲全境。因为就金钱的本质来讲，它是很容易跨越国界的。在短短数年之内，英国、比利时、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都建立起了动产信贷银行的分行，或是以其为蓝本的合作银行。而由于支援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的完善，铁路建设和大规模的矿工业也勃兴起来，圣西门主义者在1830年时梦想的“跨越国境的金钱与物资的流通景象”眨眼间就实现了。伊萨克·贝列拉在1855年致股东的报告书中，饱含圣西门主义者的热情，这样写道：

现在我深深地感受到，必须让中欧主要国家的各产业领域都发展迅猛，将这些产品更快速、更经济地流通起来。……因此，(他们)开始理解为何要建立起与我国同样的银行。这样的银行不仅是将一国的自由资本汇拢起来的巨大储蓄罐，还能方便地把这些资本投入到必要的地方去。那么，建立这样的银行需要哪些必备的条件呢？在保证银行行动自由的同时，还要踏实地培养该国自身的产业，并回避被孤立的危险。也就是说，为了增强银行的这种扩大能力与协调能力，银行间必须结成联盟。(《法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1800—1914》)

虽然贝列拉的这番话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可以看出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各国能开设动产信贷银行的分行或合作银行，将经济圈扩大至欧洲全境的话，会比局限在法国一国之内更容易达成圣西门主义经济革命。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资本的全球化，应当向国外输出圣西门主义革命。

不过，这一革命输出计划不出所料地在欧洲各国引发了一片反对的声音。人们怀疑，这种资本的全球化也许会影响国家独立。对此，伊萨克·贝列拉反驳道：

法国并不是想要垄断资本。法国拥有极为完善的经济与行政机关的协调、组织能力。外国向我们谋求的并非我们的钱财，而是我们的协调精神与组织能力的支柱——与我们支援的一切事业都有关联的信用。(《法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1800—1914》)

贝列拉的意思是，自己的目的并非垄断资本，而是传播圣西门主义者的协调精神与组织能力的基础——信用系统。不过倘若这个只以企业的将来为担保的信用系统传遍全欧洲，那情况就不只是支持产业发展那么简单了，整个欧洲金融都将在其支配之下。因为以这种信用系统为依托，任何一国都能发起产业革命与商业革命，一跃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成功转化为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最终产生的就是资本的集中。但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结构震荡，因此一部分既得利益阶级必然会对此产生戒备心理。

如果贝列拉兄弟制定的经济政策获得彻底实施，那么不仅是在法国，整个欧洲的经济与产业的各个领域，都会毫无疑问地发生垄断。恐怕在贝列拉兄弟的心中，这种由一个经济集团或一个国家垄断支配的情况算不得问题，如何合乎逻辑地组织化才是问题所在，即资本主义构造的进化这一终极结果。(《十九世纪的法国银行》)

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传统大银行经营者们恐惧的正是这点，不仅垄断资本，还可能改变社会结构本身。而一旦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他们最大的主顾——那些既得利益阶级，即贵族、地主阶级，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地位。顺理成章地，大银行的经营者们自身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动摇。因此，这些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罗斯柴尔德挑起的金融战争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的当家人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曾负责前王朝的统治者奥尔良家的财政管理，因此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时，他故意与拿破仑三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也给了贝列拉兄弟可乘之机。他们成为了拿破仑三世的智囊，并开始了经济上的大革命。当这一革命走出法国，开始输出到欧洲全境时，詹姆斯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照这样下去，别说是法国，整个欧洲都将兴起经济革命。不仅金融的垄断权会落入贝列拉兄弟手里，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社会革命，让自己所支持的阶级陷入危机之中。一旦出现那样的局面，无论罗斯柴尔德家的金融辛迪加有多么强大，也可能落到无法翻身的地步。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进行反击。

得出这样的结论后，詹姆斯联合了身在奥地利的表兄安塞尔莫，下定决心不仅要阻止动产信贷银行进入奥地利市场，还要在法国国内进行反击。这是发生在1855年的事。

并不是所有得到皇帝信任的政府人士都如同佩尔西尼(皇帝的心腹)一样支持贝列拉兄弟的。而且自体制安定下来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和政府和解，与当权者们缔结了和平条约。恰好佩尔西尼时任英国大使，已经离开了巴黎，所以还是有办法从源头上毁灭贝列拉兄弟的成功的。也就是说，反对势力可以追根溯源，攻击政府对贝列拉兄弟的保护政策。(《法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1800—1914》)

罗斯柴尔德家对贝列拉兄弟的基本攻击战略如下。首先，抓住这个新兴势力的弱点——供给，切断他们的资金供给面。为此，他们对政府方面做工作，阻止动产信贷银行增加资金或发行公司债券，若是做不到就尽量拖延时间。因为在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如同罗斯柴尔德一样，对激烈的社会革命存有恐惧的反圣西门主义者。

与此同时，他还自己组织了与动产信贷银行相同模式的风险投资业务，以夺取贝列拉兄弟已经获取的市场。他一方面批评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论，一方面却自己组建同样的银行，不可谓不自相矛盾。但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罗斯柴尔德的作战计划获得了很好的实行。在笼络了一部分政府内部人员之后，他不仅在1855年阻止了动产信贷银行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的计划，还迫使它在奥地利开设分行的计划付之东流，并成功地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皮埃蒙特)等地的金融与铁路建设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在法国国内，罗斯柴尔德也开始建设强有力的反击堡垒。作为铺垫，他成立了与动产信贷银行同类型的风险投资业务与之对抗，接着又于1856年纠合了反动产信贷阵营，建立了名为金融联合的银行辛迪加。

这个金融联合由罗斯柴尔德发起，参加者包括新教徒一系的银行家，甚至七月王朝时曾与罗斯柴尔德为敌的一位叫做巴尔托尼的银行家。但这些人中最令人瞩目的则是PLM(巴黎·里昂·地中海)铁道的总裁波林·塔尔博特。此人身为圣西门主义者，却反对贝列拉兄弟，与罗斯柴尔德建立了密切联系。他是圣西门主义教会之父普洛斯佩·安凡丹的忠实追随者，即主流派圣西门主义者，PLM铁道公司创建之初，塔尔博特就将安凡丹奉为最高顾问，并对脱党派贝列拉兄弟和米歇尔·歇瓦利埃等人持批判态度。也就是说，安凡丹与塔尔博特这些主流派出于对贝列拉兄弟、米歇尔·歇瓦利埃这些脱党派圣西门主义者的憎恶，与本是敌人的罗斯柴尔德携起了手。

但是，动产信贷银行方面并没有认输。短时间内，他们便将站在罗斯柴尔德一方的政府要员又夺了回来；而由发行公司债券而凸显的资金不足，则通过普通民众的储蓄金来填补；同时，他们还积极拉拢外国政府要人，加深与外国银行的合作关系。

就这样，自1856年开始，双方开始在欧洲产业的所有领域发生全面冲突，这场对抗升级为巨人间不死不休的金融战争。

动产信贷银行开始反击，在欧洲全境向对手们、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展开了叙事诗般的长期斗争。这是巨人(泰坦)之间的决斗。一方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名的思想顽固、作风坚实的银行家，他们认为铁路等产业只是他们投资并赚取利润的手段”；另一方则是“梦想铁路建设能带来更好的社会的浪漫主义企业家贝列拉兄弟”。(《从帝国的庆典到巴黎公社社员墙》)

这场法国的金融战争不仅将欧洲卷了进来，还涉及了新大陆，根本无法简单地决出胜负。1862年，动产信贷银行打算通过萨瓦银行取得发行银行券的许可，并借此获得无限制的信用发行权。但就在眼看着动产信贷银行即将成功时，罗斯柴尔德一党运用国营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的权限，成功地阻止了此事，这也是罗斯柴尔德一党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当罗斯柴尔德与塔尔博特等人企图创建动产信贷银行模式的风险投资银行时，贝列拉兄弟阵营运用政府方面、特别是拿破仑三世的影响力，于1863年阻止了该银行的组建，这是贝列拉兄弟阵营的最大胜利。虽然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各路势力想要创立第二个动产信贷银行，但除了拿破仑三世的异父弟弟摩尔尼公爵于1859年创立的英式个人储蓄银行法国工商信贷银行之外，并未出现能与动产信贷银行匹敌的大型风险投资银行。罗斯柴尔德所组织的银行辛迪加金融联合，最终也没能作为正式的银行展开活动。

然而1863年银行设立法修改后，动产信贷银行面前出现了强有力的对手。其一是里昂信贷银行，它是1863年由里昂的银行家安利·基约曼为服务里昂的纺织业者而建立的；另一个则是于1864年开设的法国兴业银行。其中最让贝列拉兄弟感到棘手的就是后者，因为它是由反贝列拉派的银行家与企业家们组建的风险投资银行，很明显，建立它的目的就是夺取动产信贷银行的市场。它是此前夭折的金融联合的升级版，其背后的发起人与金融联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与金融联合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并未参与其中。对于这个谜团，贝特朗·基尔是这样解释的：

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解释罗斯柴尔德为什么不在此次发起人中。不过很明显，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从未抛弃对于这种新型信用银行的敌意。……詹姆斯没有参与到建立这一新银行的行列中，也可能是为了不束缚住主谋们的手脚。直至1868年去世为止，詹姆斯一直同法国兴业银行共同工作，但他对于这一组织却一直抱有不信任感。(《十九世纪的法国银行》)

虽然罗斯柴尔德承认，要击溃动产信贷银行就必须建立同类型的风险投资银行，但作为旧式银行家，他对这个圣西门主义理念的银行是持否定情绪的。对于法国兴业银行的中心人物、圣西门主义教会之父普洛斯佩·安凡丹的忠实弟子塔尔博特，罗斯柴尔德恐怕也抱有警戒心。

可以明确的是，自1864年起，动产信贷银行在风险投资界的垄断权开始动摇。因为法国兴业银行不仅和动产信贷银行一样，同是汲取圣西门主义思想的银行，还对它的经营方式进行了研究，借鉴其长处并针对缺点准备了解决方案。

正如之前多次提到的，贝列拉兄弟的动产信贷银行的缺点在于在资金调配中大量发行小面额公司债券。他们这么做，是基于圣西门主义的“细流主义”。他们认为，公司债券较股票风险小，且获利稳定，更能吸引有储蓄的小市民。这种理念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在法律上，发行公司债券要获得法兰西银行的许可才能进行，这对动产信贷银行来说是莫大的束缚，并因此被罗斯柴尔德阵营摆了一道。

针对这一点，法国兴业银行在资金调配方面并不依赖于公司债券和增资，而是以民间的储蓄金筹款，作为一家“储蓄信用银行”开始了运营。法律对发行公司债券和增资有各种限制，但对储蓄金却完全没有要求，这也意味着它受政府方针政策影响的程度较小。不过为了达到效果，兴业银行需要有毛细血管一样的分行遍布全国各地。为此，截止到1870年法国兴业银行在地方上建立了十七家分行，在巴黎市内建立了十四家分行，这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收民间休眠的资金，并使其发挥作用。由于动产信贷银行在零售业务方面较弱，因此很快便落后于法国兴业银行。塔尔博特虽然并非贝列拉兄弟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但圣西门主义带给他的影响还是依稀可见，他的这种做法便是他心目中“细流主义”的体现。

1864年到1867年间，两家风险投资银行展开了毫不妥协的全面战争，而这两家银行都是汲取圣西门主义思想所产生的金融资本主义党派，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

进军海外的法国兴业银行

法国兴业银行还有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特点，是它在动产信贷银行尚未插手的领域海外殖民地，也进行了积极的投资，尤其在法国银行尚未开拓的远东地区开展业务。这一点有着极大的意义。

自1866年开始，法国兴业银行对参与远东贸易的进出口公司计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成为其合作伙伴的，是负责这一地域海运业务的法国火轮船公司和一些与亚洲联系紧密的商人、银行家，这与法国决定派出最初的军事远征队时其他银行特别是法兰西银行(此法兰西银行并非前面提到的国家银行，而是巴黎的一家贴现票据银行，即后来的BNP银行)考虑在这一地域设置据点的时间重合在一起。法国兴业银行将库雷派到日本，让他随时处理在那边发生的各种情况。当时，苏伊士运河即将竣工，欧洲商业面前出现了巨大的商机，而数年前就对欧洲市场开放门户的日本，现在看起来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十九世纪的法国银行》)

就笔者所知，在法国的资料中，提到法国兴业银行与其日本特派员库雷的关系就只有这些。不过，这不多的资料却是解明法国兴业银行、库雷、弗洛里海拉尔特三者间关系的有利线索。作为风险投资领域的新兴势力，法国兴业银行企图后发制人，率先进入尚未被开拓的日本市场，因此它借助弗洛里海拉尔特对这方面的了解，着手开展合作事业。

弗洛里海拉尔特的立场

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谈及涩泽荣一与圣西门主义的接点这个问题了。

我们已经知道涩泽荣一在法国居住期间，从弗洛里海拉尔特那里学到了圣西门主义的“细流主义”和风险投资精神。对于这一点，想必读者是没有疑问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圣西门主义思想到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原本假设，弗洛里海拉尔特的银行可能隶属于贝列拉兄弟的动产信贷银行一系，但现在看来这种假设并不能站住脚。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弗洛里海拉尔特与动产信贷银行的对手法国兴业银行有着很深的关系，而我们也知道，这种关系是由于法国兴业银行想要进入尚未被动产信贷银行染指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时产生的。

我们的假设看似已无立足之地，但实际上却正好相反——为与贝列拉兄弟的动产信贷银行对抗而由罗斯柴尔德打下基础的法国兴业银行，流入的虽然不是贝列拉和歇瓦利埃的脱党派圣西门主义，却是安凡丹、塔尔博特等人的主流派圣西门主义思想路线。他们通过研究先建立起来动产信贷银行，提炼出了更加符合现实的圣西门主义思想。简而言之，动产信贷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虽然是水火不容的对手，却是从圣西门主义思想中诞生的风险投资业的孪生子，他们的斗争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框架。也正因如此，罗斯柴尔德对于是否积极地参与法国兴业银行而踟蹰。

最后再重复一次，不是“涩泽荣一—弗洛里海拉尔特—动产信贷银行—圣西门主义”，而是“涩泽荣一—弗洛里海拉尔特—法国兴业银行—圣西门主义”。

第二十三回昨日思攘夷，今日着洋服

涩泽在法国学到了什么？

本书打着涩泽荣一传记的旗号，但最近数回却都在谈与涩泽毫无直接联系的圣西门主义的历史。所以从这回开始，让我们把目光转回正在巴黎的涩泽与德川昭武一行，追寻他们与巴黎的初次相会吧。

涩泽荣一随行的德川昭武世博使节团从马赛经由里昂抵达巴黎的时候，已是从横滨出发后的第六十七天，即1867年4月11日。对此，《青渊回顾录》有如下记述：

在马赛停留数日后，三月六日(公元4月10日)，我们终于踏上了去往法国首都巴黎的旅程。途中我们在里昂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登车前行，当天傍晚四点左右方才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巴黎。此时，使馆秘书卡西翁等人已在停车场等候，在福罗里海拉尔特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巴黎中央卡普西尼大街上的格兰德宾馆，结束了这次旅程。至此，我们迎来了距横滨开船算起的第六十七天。

这里的福罗里海拉尔特即弗洛里海拉尔特，他作为日本的名誉总领事在马赛迎接他们，并一路陪同他们至巴黎。

而使馆秘书卡西翁是指法国驻日大使罗叔亚的翻译、传教士梅尔美·卡桑。由于卡桑其人会在此后与世博会相关的内容中时常出现，所以笔者先对他的经历做一些说明。涩泽华子所著《涩泽荣一，去往巴黎世博》中对他已有简要明了的叙述，我们就借用一下吧：

梅尔美·卡桑是一名颇有个性的传教士，幕末时活跃于日本与法国外交活动的幕后。安政五年(1858)，他作为缔结《日法修好通商条约》的特使葛罗男爵的翻译，抵达日本下田港，后前往箱馆赴任。文久三年(1863)他曾一度归国，但元治元年(1864)时又作为驻日大使罗叔亚的翻译来到横滨。在横滨闭港谈判的谈判席上，他与箱馆时期结交的朋友栗本锄云(安芸守)再度碰面，并以此为机缘，摇身一变成为横滨法语传习所的教员。由于精通日语，了解日本社会，他成为了驻日大使罗叔亚的心腹，而胜海舟则称其为“妖僧”。

那么，这个卡桑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国，并在巴黎迎接德川昭武等人呢？其中的缘故颇有些错综复杂。

如上所述，卡桑任罗叔亚的翻译，参与外交谈判及文书翻译等工作。但1866年6月，他的靠山罗叔亚接到了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归国命令，卡桑因此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为了另寻饭碗，他企图被昭武等人雇佣为翻译，可惜幕府聘请的却是英国大使馆的翻译亚历山大·冯·西博尔德。这似乎是因为卡桑性格尖刻，导致向山大使【即向山一履。】在和他一同旅行的过程中对他产生了厌恶。于是他又盯上了世博会谈判员一职，比昭武一行先行抵达法国，做好了准备迎接他们。也就是说，卡桑在巴黎的里昂站迎接德川昭武等人，是为求职而策划好的一环。

担任德川昭武的会计与秘书

上文提及的德川昭武一行旅途终点抵达的“卡普西尼大街”，是巴黎环线中最为热闹的嘉布遣大道，别称“林荫大道”（Grands Boulevards）。而格兰德宾馆便是指面向这条大道的巴黎大酒店。

这家大酒店刚刚建成，是为迎接前来参加世博会的客人而准备的顶级豪华酒店，至今仍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四星级宾馆(但是数年前已经被并入洲际酒店旗下)。笔者也曾在这里住宿，体会往昔的气氛。酒店虽经数次改建，但内部结构和房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与德川昭武一行停留期间基本相同。

涩泽荣一身份低微，因此住宿在三楼的小房间内，恰好笔者入住的房间也在三楼，不禁感慨说不定是同一个房间。酒店中央以玻璃覆盖天顶的大堂，当时是大食堂，而现在已成为咖啡厅。德川昭武一行也曾在这个大堂内用早餐和晚餐。

言归正传。涩泽荣一在这一行中究竟负责哪些工作呢？《青渊回顾录》中有如下记述：

对外仪式等由外国奉行及其随员全权负责处理，我的职责主要是处理民部公子的私人事务，工作差不多就是秘书兼会计。例如向日本发送书信时就由我执笔，检查内容。另外，我还要给御傅役【御傅役：跟随地位高的人的孩子，并负责照顾和教育的职务。】山高石见守等公子专属随员发放津贴；采购日用品为公子使用时，经费也全部经过我的手。(《雨夜谭》中也有类似记述)

简而言之，涩泽荣一并不在外交使节团中担任角色，而是德川昭武私人的会计和秘书，而其中尤其是会计工作，让涩泽荣一今后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在处理会计事务的过程中，他通过消化理解弗洛里海拉尔特传授给他的商业知识，获知了圣西门主义经济的原理。

带着二手燕尾服赴法

那么到达巴黎后，作为会计人员，涩泽荣一的第一件工作是什么呢？

到达后的第三天(4月13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晴。午时，订购停留期间所需之服装，将订单委托给各工匠。(《航西日记》)

看来他作为会计最先支付的一笔钱，是洋装的定制。当时涩泽荣一是匆忙收拾行装离开横滨的，但他的行李中却包括了皮鞋和燕尾服，这些洋装可是“非同寻常”啊。

单身的书生行装十分简单，不过一件黑羽二重【黑羽二重：黑色的羽二重。羽二重是一种特殊织法制成的织物，用于和服礼装。】的小袖羽织、一条缎子的义经袴【义经袴：腰上有白绢带，裤腿的收口处串有装饰性绳子的袴。】。我还买了一双现在看来连最穷的车夫都不会穿的皮鞋，并得到一件大久保源藏在横滨买来的二手燕尾服，也许是旅馆的服务员还是什么人穿过的，没有配套的裤子。现在想来着实可笑。(《雨夜谭》)

这段自嘲说得若无其事，但是仔细想来，我们就能从中窥见涩泽荣一这个人物的特殊性格——留洋的事一确定，尽管买的是二手的，但他还是立刻买齐了西洋人穿着的燕尾服和皮鞋，这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反应。因为尽管在他以前也有多名渡欧渡美的日本人，但从没有人自带洋装前往。

例如最早的幕府使节团竹内1862年赴欧洲时，曾经为应该带什么服装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首先，服装除夏装、冬装外，还准备了礼服。至于鞋子怎么办，则发生了争论。因为有人认为穿着西洋的皮鞋是“神州(神国日本)的奇耻大辱”，所以最终决定携带草鞋。采纳长沼流军学【长沼流军学：日本信州的长沼澹斋创设的军学。】的意见，特别定做了一千双军用茗荷【茗荷：即蘘荷，茎可用来制作草鞋。】草鞋带往欧洲。(《文久二年的欧洲报告》，宫永孝)

为了一双皮鞋就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将服装改为洋装，更是想都不用想了。除所谓的“夏装、冬装外，还准备了礼服”，不用说当然是和服，没有人想过要带洋装去。所以，昨日还立志尊王攘夷的涩泽荣一，居然会有如此的转变，实在是一个令人讶异的特例。

不仅如此。船抵达香港后，涩泽荣一还迫不及待地试穿了这套洋装。虽然《青渊回顾录》和《雨夜谭》中都没有提及，但石井研堂【石井研堂(1865—1943)：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文化史学家。他所著的《明治事物起源》被称为了解明治文化的百科全书。】的《明治事物起源》中，却记录了这段轶事。

不久后船到达香港，一行人入住旅馆。旅馆侍应生对他人均有优待，唯独涩泽遭到冷遇。因为涩泽穿着一身厨师穿的燕尾服，被人当做了厨子。

关于这件事的说法还有一个版本。据说涩泽穿上这身燕尾服，正打算前往香港街区时，恰好这身“盛装”被翻译西博尔德撞见，拦住他说这身衣服实在是不能出门，将他带回了船上的房间。看来这套只有上半身的燕尾服，让西博尔德也看得目瞪口呆啊。

总之，涩泽想要穿着燕尾服走上香港的街头，应该是一个可信的故事。仅从这件事中，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那种异于一般日本人的独特感性。

不过，涩泽再怎么“无畏”，来到巴黎后看到遍地皆是的昂首阔步的绅士，必然会领悟到，自己带来的这身衣服是穿不出门的吧。

来到巴黎一看才知道，出发前洋洋得意准备好的燕尾服，完全是不能穿的东西。所以到达后三四天，我便和同行的人一起定做了停留期间穿着的洋装。但是在两周后举办的法国皇帝谒见仪式上，一行人都身着纯日本式的礼服入宫参见。

从引文的后半段可以看出，涩泽似乎对谒见仪式上没能穿上特地定做的洋装而深感遗憾。看来，他正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能早日身着巴黎地道的洋装，走上巴黎的街头。

奔走寻找公寓

涩泽之所以能够不顾那些至今仍然满脑子想着攘夷的家伙，若无其事地定做洋装，也是因为在这一行人中，他的身份是比较低微的。利用这种身份上的便利性，他在到达巴黎后的第四天和第六天，作为会计开始了行动。

“同十日(公元4月14日)，晴。……午后，为检视租借的公寓而与福罗里海拉尔特、卡西翁等人巡览市内。……/同十二日(公元4月16日)，阴。六时起，再次为租房而前往市内。”

涩泽在这里所谓的“公寓”或“租房”，并非民部公子一行全体租住的宿舍，而是涩泽等身份低微的随从要居住的房子。

我虽平素闲散，但为了在此期间学习法语，与一行中的两三人说好了请一位教师。公子及外国奉行等人虽将暂居于巴黎著名的格兰德宾馆，但我等二三人也住在宾馆中就颇为浪费了。所以到达巴黎不久，我便租好房子搬了过去。由于每天都会听教师讲课，一个月左右之后，我便能说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单词了，购物时靠打手势基本能沟通。

以今天的常识来看，这点语言上的进步也许不算什么，但当年梳着发髻穿着和服的四个武士，因为怕“浪费”而在抵达巴黎的第四天就开始寻找自己居住的房子，甚至雇佣法国人教授法语，不得不说是令人震惊的。因为更多与涩泽身份地位相同的武士全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茫然地继续居住在旅馆中。涩泽不愧是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桥家财政改革，并取得成果的人。

在寻找公寓一事中，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与福罗里海拉尔特、卡西翁等人巡览市内”。为什么这两人会与他同行呢？卡桑是翻译暂且不伦，弗洛里海拉尔特竟然也会为了涩泽个人寻找公寓而陪同他，看来他还真是一位善于耐心照顾别人的人啊。也许是因为自一行人到达马赛开始，涩泽就在负责杂事，所以与弗洛里海拉尔特时有接触，两人间因此产生了信赖关系和友情。不仅是租房问题，在金钱问题上，弗洛里海拉尔特也会为涩泽出谋划策。又或许借公寓省钱这个主意本身就是弗洛里海拉尔特告诉涩泽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不过找房子一事颇费了一番工夫，直到一个月后的5月15日，涩泽等四人才终于搬到了凯旋门附近的夏尔格林街30号的公寓，他的法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那么这次搬家能节省多少费用呢？起码可以节省三分之一。根据和涩泽一起搬入公寓的山内六三郎留下的《五大洲巡航记》，他们原本住在旅馆三楼比较不便的房间内，一天要20法郎，四人就是80法郎，一个月共2400法郎。而公寓一月一付，一楼500法郎，二楼450法郎，合计只要950法郎。除此之外，居住在酒店里还要支付每根1法郎的蜡烛费、“每人16~17法郎”的伙食费等，“在房间里要茶，要收每人2法郎”，这些费用也不可小觑。因为觉得太贵，几个人“为了自己烧水就买了点火用的酒精，结果酒店要价每瓶5法郎。但在外面买酒精时才发现一瓶只要15法郎”。简而言之，在这家顶级酒店里，不管干什么，都要多付两倍的费用。

不过，关注到酒店的“昂贵”的，只有涩泽等负责庶务、会计的下层人员，对于视金钱如粪土的“武士”们来说，这些事自始至终在他们关心的范畴之外，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记住的。因为这些“攘夷组”身居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巴黎，却最终一事无成地回了国。虽然他们都在外国生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学习”。只有有学习能力的人才会学。

在巴黎学习正宗的“社交”

说到学，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在巴黎期间，涩泽还曾想学习“社交”。

当时法国还未革命(这里的革命是指巴黎公社)，但文明程度较之日本有着云泥之别。我认为不能在尝试事物前先抗拒它，必须尝试并咀嚼消化才行，所以在踏上法国国土的同时，我便对研究当地进步的文化留了一些心思，尤其是决心好好学习政事、军事、经济、社交。但因为祖国发生政变，我并未充分习得，便不得不仓促回国，实在是遗憾。

政事和军事是幕末至明治时期的日本留学生学习的主要课题，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而经济则是涩泽独有的学习目的。但为什么这里还会提及“社交”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个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科目。

但如果再仔细研究涩泽留下的《航西日记》，我们就会发现他想要学习“社交”的决心似乎是非常认真的。达到巴黎后的第15天，即1867年4月25日，涩泽受邀参加前外交大臣德律安·德·呂举办的晚宴。当时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当夜，茶宴是晚宴的重中之重。亲朋好友男男女女都在晚餐后聚集一堂，设茶酒，相互欢笑谈话，共度良宵。会上，那些因为身份不同、事务谈判而导致争论的人，也能在欢笑中和解。一局一部之长时常会举办此类晚宴，召集局部内官员，亲自试探其才能，加深友谊，对公私方面都有极大的帮助。法国称之为soirée。（《航西日记》）

涩泽注意到，晚宴上人们以“茶酒”为媒介，“欢笑谈话”，即使人们平时身份不同，官职立场不同，导致容易误解对方的意思，发生争执，“也能在欢笑中和解”，互相理解。这样的道理在今天已经是人们的常识，但对当时的涩泽来说却足以让他惊讶万分。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意见对立即意味着接下来的事态只会发展为你死我活。

事实上，涩泽在一桥家时的上司平冈圆四郎和原市之进都因其“开国派”的立场而被杀惨死，坂本龙马、大村益次郎【大村益次郎(1824—1869)：幕末时期长州藩的医师、西洋学学者、兵学者，“维新十杰”之一，后被暗杀。】等人也没有好下场。这种放下刀剑，用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社交”，在涩泽看来充满了魅力。他对“社交”的兴趣也许正是以这场晚宴为开端的。

这让人不禁想起，明治的经济界人士中没有人比涩泽更热心组织社交活动的了。他组织的东京商工会议所、日本工业俱乐部等，至今仍在发挥着功效。社交能够化解对立，是加深理解的润滑油，这也许是涩泽从巴黎带回日本、但却没有扎根的制度之一。

涩泽还注意到晚宴等社交活动的一个优点——职位高的人能够通过举办晚宴，与职位低的人直接交谈，这使得上下级沟通变得通畅，让人才更容易得到发掘。对于当时身处日本身份制度的桎梏中，被“御目见以上”、“御目见以下”【御目见，指江户时代大名或旗本直接拜谒将军的资格。有资格的为“以上”，无资格的为“以下”。】束缚的人来说，这种制度必定令他惊叹不已吧。

在晚宴上，只要遵循基本的礼仪规范，人们就能不被身份、职业所束缚，自由地交谈，并使人与人之间顺利地沟通。换句话说，它能够解决语言与思想的“流通”难题。这正是涩泽高度评价“社交”，并表示想要学习的重要原因。

“相亲”舞会

不过，涩泽的变通与灵活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因为连比晚宴更高层次的“社交活动”——舞会，在涩泽看来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文明制度。

上述晚宴十天后的5月4日晚，涩泽受邀参加外交大臣官邸举办的舞会。他在惊讶于那些雍容华丽的显贵男女的同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赴宴之男女宾客皆着礼服盛装，聚集一堂，互相观看。音乐奏起后，男女适龄者伴随音乐选偶求配，携手比肩而舞。根据客人之多寡，有多处场地可供舞蹈，舞蹈法则通例自少年时便学习牢记。此会一般至晓方散，不仅可以结好尽欢，加深友谊，也可使男女适龄者相互欣赏容貌，通过交谈甄别贤愚，自主选择配偶，正合所谓仲春男女之会【仲春之会：中国古代由官方召集的男女择偶之会，《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意，且礼仪规范，并不存淫乐之风。（《航西日记》）

简而言之，涩泽认为舞会是适龄男女通过交谊舞的形式进行的相亲，仔细观察对象，“相互欣赏容貌，通过交谈甄别贤愚，自主选择配偶”，并无任何淫猥之处，这让他十分感慨。涩泽自幼受儒教熏陶，在这种教育中，成年男女同席便会被责难为不道德，而他自己也在事先根本没有互相熟悉的情况下就和妻子结了婚，按理说，这种舞会让他除了瞠目结舌外，再发不出其他感想了吧。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仅爽快地肯定了这种制度，还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看来他的灵活变通性已经超越了时代。

据说英国太子到达使馆当夜的舞会上，法国皇帝与其后妃亲自跳舞。平民百姓亦可按其身份于茶肆中举办舞会，此正乃前文所述男女自主配偶，得其伦之所以。法国称此会为“balle”，与我国北嵯峨、大原、岐阜、薮原等地的盂兰盆舞，似是而非。（《航西日记》）

如果涩泽能学习交谊舞的话，想必他一定会去学，并亲自出席舞会，伸手邀请贵妇“携手比肩而舞”吧。他实在是一位奇特的日本人。

面对这位对晚宴和舞会都要惊讶感慨的人，我们也许也应该对他表示惊讶和感慨。因为在研究历史时，首要的便是脱离“现在”的制约，让自己身处“过去”。

第二十四回蒙布朗伯爵的复仇

憎恶幕府的蒙布朗伯爵

德川昭武之所以千里迢迢前往巴黎，最主要的目的是代表日本政府——德川幕府，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向海外各国彰显本国实力。以向山公使为首的一行人中，没有一个人怀疑自己不是唯一的、真正的日本政府代表。但就是在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上，他们遭遇了某人强劲的阻碍，此人便是前文中已有提及的蒙布朗伯爵。在讲述涩泽荣一的世博会体验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蒙布朗伯爵的阴谋所引发的骚乱吧。

早在世博会举办数年前，蒙布朗伯爵想进入幕府而不可得，因此对幕府心怀强烈的仇恨，决意复仇。元治元年(1864)末，池田筑后守的使节团为横滨锁港谈判一事从日本前往法国，并于翌年三月抵达。甫一抵达，蒙布朗便试图接近他们，毛遂自荐在幕法同盟中进行斡旋交涉。使节团中的随员田边太一与蒙布朗发生了冲突——蒙布朗让自己从日本带来的斋藤健次郎穿上奇装异服，接待使节团一行，这让田边在震惊中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认为“蒙布朗此人特立独行，有着奇异独特的癖好”。当然，使节团也就没有录用蒙布朗。

接下来，蒙布朗又与七月抵达法国的柴田日向守一行【柴田使节团：此处柴田日向守即柴田刚中，日向守为官职名。1865年，为学习制铁所建设及军制，日本幕府派遣柴田刚中为正使，赴英法两国考察。】接触，表示愿意为世博会相关事宜尽力。但是因为蒙布朗和斋藤之间的男色关系加上他在社交界的恶评，柴田断然拒绝了他。随行的福地源一郎【福地源一郎(1841—1906)：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的武士、记者、作家、剧作家，号樱痴。最早翻译并创造“社会(society)”和“社会主义(socialism)”等日语词，这些词后由梁启超引入中国。】的《怀往事谈》中写道，蒙布朗的怨恨就是在此时萌生的。

巴黎有一位名叫蒙布朗伯爵的贵族。此人功名心甚深，频频想通过日本的关系博得荣誉。他与柴田交往，并略略表露出此意。但由于此人在上流社会中评价颇为不佳，甚至有人忠告说不要再与他扯上关系，柴田似乎也有所悟，对其敬而远之。

蒙布朗伯爵对此心怀不满。我等也有公务在身，因此将目光转到了其他地方。恰在此时，萨州有数名藩士(新纳刑部、五代才助等)前来法国。(《幕末外交谈》)

新纳刑部此人是萨摩藩的大目付【大目付：江户幕府及诸藩设置的官职，负责监视、传令等工作。】，而五代才助便是萨摩藩藩士、后来的实业家五代友厚。他们都是萨摩藩在没有幕府允许的情况下作为留学生送往英国的。(由于“生麦事件”【生麦事件：1862年9月14日，在武藏国橘树郡生麦村(现在的神奈川县横滨市鹤见区生麦)一带，一群骑马的英国人因闯入萨摩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的行列被杀伤(一死两伤)。此事引发了萨英战争。】，英国与萨摩藩在事后处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友好关系，结成了反幕府的密约)两人此次应该是在1865年夏从英国前往法国的。

听闻这一动向后，福地源一郎向柴田进言，认为这两人违背了禁令，应当传召后听取情况，并作出相应处分。但柴田认为这样做会打草惊蛇，进一步破坏幕府与萨长之间的关系，因此命令福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柴田的这种大事化小的态度，给了蒙布朗可趁之机。

蒙布朗伯爵与这些藩士交往，自称为他们的特别委员，称萨州侯是日本政府所立的大诸侯兼琉球王。萨州侯虽然由幕府所立，但作为琉球王是独立君主。因此萨州侯作为琉球王对本次博览会表示支持，并派遣重臣来到法国皇帝处，以求皇帝承认。他向世博会总裁提出书面要求，表示自己与日本政府无关，还制作了萨州侯兼琉球王的徽章，通过巴黎各新闻报纸大肆宣扬。(《幕末外交谈》)

根据这段证言我们可以知道，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的国家认同问题早在1865年便已有了苗头。虽然笔者没有对“巴黎各新闻报纸”进行确认，但继续读福地源一郎的文章，可知蒙布朗的反幕活动明显是在柴田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

事已至此，已无法坐视不理。我具禀道，应迅速在报纸上辨明此事为谬误，琉球王国在日本版图之内，并非独立国家，萨州侯也绝非琉球王，但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建议柴田将此事事先告知法国外务卿，但柴田不肯听从，表示会等对方询问时再如此回答，同样对此事不闻不问。(《幕末外交谈》)

福地源一郎精通外语，也通晓国际惯例，因此他立刻察觉到此事将成为麻烦的根源，并进言柴田采取果断否认的态度。但柴田对国家认同问题没有概念，一直保持暧昧的态度。不久之后，田边太一成为了此事的直接被害人。他在引用了以上福地源一郎的证言后这样感慨道：

由于柴田如此避免干涉，旁观缄默，最终导致了一个大麻烦的发生。这恐怕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吧。(《幕末外交谈》)

而且，柴田在回国后没有报告蒙布朗的这些行动，这导致1867年德川昭武一行风尘仆仆地抵达马赛时，便从弗洛里海拉尔特口中得知，巴黎发生了一件麻烦事。

涩泽早已知晓蒙布朗的幕后操纵

阅读涩泽荣一的《航西日记》我们发现，其中对蒙布朗制造的骚乱没有丝毫言及，《雨夜谭》和《青渊回顾录》中同样没有记录只言片语。是不是因为涩泽地位低，所以对这个问题并不知晓呢？不，对这桩麻烦，涩泽其实十分清楚。他编纂的《德川庆喜公传》(第四卷)中有如下记述：

清水民部大辅于庆应三年(1867)正月十一日乘法国邮轮阿尔菲号从横滨出发，……此时作者荣一已经出仕幕府，任陆军奉行支配调役之职，被选为民部大辅的侍从，主管记录、用度之事。一行人于二月顺利抵达马赛，三月时进入巴黎。一行人抵达法国后，为萨藩之行动所震惊。

萨摩已派遣家老岩下佐次右卫门(方平)【岩下方平(1827—1900)：幕末武士、明治时期的政治家，通称佐次右卫门。1867年，他作为使节团团长率九名藩士一同参加了巴黎世博会。】前往巴黎，任世博会参展事务官，以琉球群岛王松平修理大夫茂久的名义参展。佐次右卫门也僭称琉球群岛王大使，还委任该国蒙布朗伯爵为委员长，假作不受幕府统治的独立国家，悬挂圆圈内十字的旗帜，占领了会场的一部分。

从文面中我们可以知道，涩泽虽说是底层官员，但他抵达马赛后马上就听闻了这场骚动。可是作为德川昭武个人的随行人员，他对“官”的问题并没有置喙的权利。如果涩泽能参与其中，事态也许会有些不同，但实际坐在谈判席上的，是能力比涩泽拙劣许多的田边太一。在长久以来琢磨这一阴谋的蒙布朗伯爵面前，此人完全不堪一击。

图谋讨幕的蒙布朗伯爵

蒙布朗伯爵的反幕阴谋包含着绵密的战略和战术设计，而且他的最终目标不仅是反幕，还在于讨幕。蒙布朗伯爵早已看穿幕府根基不稳，因此他一开始就计划趁着世博会这一重要场合让幕府颜面尽失，在国际上失去权威性，并让它的对抗势力萨摩藩在此时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阴谋根源于他被幕府拒绝后的怨恨，但他对日本的政治状况，的确认识得非常透彻。

要了解这一情况，可以阅读安冈章太郎【安冈章太郎(1920—2013)：小说家，曾获芥川奖、野间文学奖、每日出版文化奖、日本文学大奖等。代表作有《海边的光景》、《流离谭》等。《大世纪末马戏团》是他1984年出版的作品。】在《大世纪末马戏团》中引用的日法交流史研究家玛德莲·罗宾女士的论文《蒙布朗伯爵与明治维新》(《日法文化》)。罗宾女士是蒙布朗伯爵的后裔，为了洗刷祖先的污名，她收集了当时蒙布朗在各处发表过的与日本相关的报道，力图证明他不是一个投机倒把的骗子，而是“通过政治直觉和卓见感受日本，为日本立言述作之人”。作为证据，她列举了《十九世纪世界大辞典》1866年年鉴补遗中蒙布朗所写的“日本”一项。

大名们至今仍然希望回到政治正轨中，他们没有背叛德川将军，天皇也仍然处于幕府的压力之下。但是，如果外国一面倒地支持幕府，雄藩(萨长)大名必然会背离将军，且这种背离是无法挽回的。天皇只会跟着雄藩大名一方，因为从天皇的权力性质来看，他不可能作出更进一步的决定。当情况变化到这一地步时，将军将不得不回到合法的正道上，而支持将军的外国势力便会失去自己援助的主体。参加基于法律、知性和自由的文明的平等合作，是一个国家的神圣权利。如果有人主张不正当的利己心，侵害这一神圣的权利，那么无论是谁，都将不被允许……(转引自《大世纪末马戏团》)

从这一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出蒙布朗的态度。他不仅客观地分析了幕府的衰弱，还明确批评了法国支持幕府的外交战略。所谓“支持将军的外国势力”，实际上幕府的后盾只有法国。“如果有人主张不正当的利己心，侵害这一神圣的权利，那么无论是谁，都将不被允许”，是对法国对日政策的强有力的批判。蒙布朗断言，即使法国继续支持幕府，这些投资也只会打水漂而已。

那么，蒙布朗只是在向法国政府进言停止支持幕府而已吗？恐怕并非如此。从他最初向田边和柴田自荐成为幕法同盟的代理人一事来看，很显然，此人并非出于政治思想而行动。说到底，他追求的还是地位和权力。

简而言之，蒙布朗的战略就是支持萨长两藩，加速削弱幕府权力。他还盘算着如果运气好，在革命势力夺取权力后，他便可以侵吞部分权力。事实上他的如意算盘还真没打错，他顶替弗洛里海拉尔特，拿下了维新政府的名誉总领事的位子。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那么，蒙布朗的战略是靠怎样的具体战术来支撑的呢？他利用琉球王国与萨摩藩、清政府之间的两属关系，让人误以为日本并非将军统治的帝国，将军不过是雄藩之一而已。这大概是蒙布朗在与五代友厚等人合作的过程中听闻了萨摩藩与琉球王国间不清不楚的关系，从中找到了突破口吧。他的理由是，琉球这个王国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自1609年以来它又对萨摩藩保持着从属关系。这样一来，萨摩藩藩主应该处于比琉球王更高的地位，可以自称“琉球王”。

在当时的日本想来，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事情，蒙布朗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的确是“可能”的。既然“可能”，就捏造出物证“让事实如此”便可——这便是蒙布朗的战术。

于是，他“捏造”出了琉球王国徽章。根据前面所引用的福地源一郎的话，蒙布朗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在1865年世博会入口的台阶处分发琉球王国徽章，并让报纸刊登相关报道，从这一连串行动中可见此人之精明。当时的日本人根本想不到，只要去巴黎皇家宫殿的徽章仿制店，就能在短时间内按自己的设计做出徽章来。

但就算制作了再多徽章，如果琉球王国没有拿出产品参展，还是无法证明任何问题。因此，趁萨摩藩的世博会负责人五代友厚回日本之际，蒙布朗事先叮嘱他将萨摩藩参展的一部分展品充做琉球王国的展品。当然，他们还在展品的箱子上刻了琉球王国的纹章，甚至带上了琉球王国国旗。萨摩藩藩主岛津茂久，也就是所谓的琉球群岛王松平修理大夫茂久。

热心讨幕的五代忠实地执行了蒙布朗的指示，成功骗过了幕府。但是，日本名誉总领事弗洛里海拉尔特的代理人、负责搬运展品的西伯利昂，还是发觉了这一情况。

这艘船回到江户湾时，西伯利昂发现行李上有琉球的符号，并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幕府。但幕府很早以前便已承认琉球是萨藩之属领，因此并未对此事感到奇怪。(《幕末外交谈》)

反幕的证据就在眼前，幕府却视而不见，并放它顺利出了国。可见，蒙布朗对幕府会采取的行动一清二楚，所以此时的他占据了绝对优势。

落得后手的幕府使节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博会使节团德川昭武一行在抵达马赛前，对蒙布朗伯爵的阴谋自然懵然未觉。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仿佛遭遇晴天霹雳。

根据人们首先告诉我们的情况，萨州藩的人自称琉球王国使节，已经来到巴黎。世博会也已经借了一块场地作为琉球国产品陈列区，将那片区域标为琉球王国，并悬挂圆圈内十字的国旗。在刚刚结束的开幕仪式上，此人作为琉球王国的使节列席。这一事件事关国体，既然幕府是日本政府，便不可对此事坐视不管。(《幕末外交谈》)

4月11日到达巴黎后，世博会使节团立刻讨论善后对策。但就在他们商量的时候，蒙布朗伯爵已经先发制人，于15日来到了使节团住宿的宾馆，请求面见公使。由于当时向山公使不在，蒙布朗于翌日再次来访。就这样，蒙布朗与幕府的大战拉开了帷幕。

公使首先质询了蒙布朗的职务，语气颇为激烈。蒙布朗也与他针锋相对，不接受公使的意见，两人最终不欢而散。弗洛里海拉尔特当时就在一旁，他一言不发，在蒙布朗回去之后才开口表示：现如今已经被蒙布朗抢了先手，即使与法国政府谈判，结果如何也不好说。说完这番话，他便回去了，但他不久后又来信说，明日(17日)将在雷塞布【此处的雷塞布是前文提到的费迪南·德·雷塞布之子。】的宅邸举行会议，商议博览会会场之事。由于是星期天，弗洛里海拉尔特不会出席，可以派公使附属的书记官前往。于是，公使便命我参加会议。(《幕末外交谈》)

从田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关键时刻弗洛里海拉尔特不愿出力而感到焦躁不安。但在弗洛里海拉尔特看来，日本展区的一角有没有琉球王国，根本就无关痛痒，他应该并没有与蒙布朗暗通款曲。恐怕他已经察觉到蒙布朗的计划非常详细周密，事到如今已经无力阻止了。

与他表现出同样反应的，是世博会上负责日本展出的雷塞布男爵。雷塞布男爵为日本和那个叫琉球王国的国家争吵不断而觉得头痛不已，决定听听双方的理由，于是趁着周日在自己的宅邸招待双方的事务负责人。

17日当天，田边在翻译山内文次郎的陪同下来到雷塞布府。除了雷塞布男爵外，“外交部官员、世博会事务官杜纳”也在场。蒙布朗和自称琉球群岛王松平修理大夫茂久家臣的岩下佐次右卫门一同前来，但岩下在表示已将一切事务都交给蒙布朗后便立刻退席了。于是，田边不得不直接面对能言善辩的蒙布朗。

一开始，田边并不理会蒙布朗，而是直接向雷塞布男爵说明了日本与琉球王国的关系，并询问男爵的看法。但雷塞布男爵回答道，两国关系是政治问题，世博会事务局无法处理，世博会原本就允许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参展。

于是，田边又将据说是外交部官员的杜纳叫到别的房间，说明了情况。他认为，既然杜纳是外交部的人，就不能推脱说政治上的问题与他们无关了。田边向他说明了琉球王国与萨摩的历史关系，并表示，最近土耳其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当时土耳其尚未独立，应当是指奥斯曼帝国。十九世纪开始，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境内各民族人民纷纷独立。但此处未说明具体国家。】，法国政府是否像承认了这个新的国家一样承认了琉球呢？田边的这个问题直指根本。杜纳明确地回答道，新独立的国家必须先通过别的国家承认，并交换条约，而琉球王国的情况的确与此不同。于是田边提出希望改变世博会的会场布置。会场的亚洲展区中原本只有暹罗、中国、交趾支那和琉球。不仅没有设日本区，连目录里都没有介绍，只写有“琉球群岛王，The Majestic松平修理大夫茂久”。田边提出，应该变更如下：

悉数去除博览会会场中琉球字样，博览会目录中原写作“琉球群岛王”与“The Majestic”尊号之处也全部删除，改为“萨摩”，这对其他区陈列的展品并无妨碍。……其上写明“日本”，将之前制造的圆圈内十字的旗帜与徽章(岛津家的纹章)更换为日本的国旗。雷塞布男爵和杜纳二人同意了我的要求。(《幕末外交谈》)

雷塞布同意了田边的提案，并主动提出以书面形式记录并交换上述条件。他告诉田边，柴田日向守为制铁所一事前来谈判时，便已代表日本政府向自己申请参加世博会。当时，蒙布朗当着柴田使节团的面申请了以琉球群岛王的名义参加世博会，并获得了场地，但柴田一行没有提出任何抗议，所以他本以为此事并没有问题。这次萨摩发来参展的展品没有经过他的手就直接放在了琉球展区参展，也是这个原因。

这段话显示，柴田日向守对蒙布朗和萨摩藩的行动视而不见，是造成这些混乱的根本原因。由于担心为了些许小事就抗议会打草惊蛇，他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结果却耽误了大事。这可以说是日本外交中经常犯的错误。

事情好歹有了解决方案，田边也暂时放了心。但到了交换文书的时候，一个严重的分歧再次产生了。杜纳所整理总结的文书如下：

政府参展的展品上方写明“日本”，悬挂日本国旗，下方写“征夷大将军”称号与“关东太守gouvernement(政府)”。萨摩的展品上方同样写“日本”，标明“萨摩太守gouvernement”。上述文案中写明“天皇旗下”。(《幕末外交谈》)

田边对此提出抗议。首先，“关东太守”这一称号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而“天皇旗下”更会让人误解幕府与萨摩处于同等地位，都从属于天皇，所以绝对不能容忍。应写作“日本大君政府”，这一意见获得了同意。田边进一步提出，删除萨摩太守“gouvernement”一词，只写“太守”，但在蒙布朗的顽强抵抗下，谈判陷入了僵局。

田边表示，既然如此便日后再行商议，并打算离开，但杜纳和雷塞布追了上来，固执地缠着他说，既然已经删除琉球群岛王的称呼，双方也都同意悬挂日本国旗了，就不能为“gouvernement”这一个词妥协一下吗？他们表示，只要田边能同意，蒙布朗这边也好说。

田边考虑了起来。的确，法语中“gouvernement”一词可以用作“法国gouvernement”、“英国gouvernement”，有“政府”的意思，但也有“香港gouvernement”、“加拿大gouvernement”的说法，表示殖民地的“政厅”。按照这层意思，写作“萨摩gouvernement”似乎也是可以的。既然已经在萨摩的展品上方写明“日本”并悬挂国旗，必然不会再有让人误解的余地，而且政府的展品上还使用了“日本大君”的称号。好吧，那就同意这一条吧。田边在文书上签下了名字。

其实，这便是蒙布朗准备好的陷阱。第二天早上，田边打开《时报》、《费加罗报》等报纸时，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大致意思是说，日本虽是大君统治的帝国，但与“大君gouvernement”并列的，还有“萨摩太守之gouvernement”，所以该国其实是类似印度的联邦国家。所谓大君，不过是联邦君主中较有势力的一位而已。《费加罗报》还嘲笑道，“田边大概是沉醉在了香槟的醇香中，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脱下一本正经的画皮，签下了这样的东西”（《幕末外交谈》）。这些报道让田边勃然大怒，写信要求报社更正，但他的信却石沉大海。当然，这是因为蒙布朗事先做了报社的工作。24日，《自由报》又进一步报道称：

日本联邦天皇旗下，大君政府之旗帜与琉球王萨摩太守政府之旗帜有着鲜明的区别。也就是说，大君并非日本的皇帝，而是与萨摩太守及其他大名一样，为独立领主，只统治自己的领地，与大名等级相同，并不比他们优越。(《前往花都巴黎的少年使节——庆应三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奋斗记》)

这也是蒙布朗策划的阴谋——通过词语语义解释，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利用价值，成功地在幕府主权尊严上抹了黑。蒙布朗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另一方面，被蒙布朗摆了一道的田边和日向公使不仅被幕府解除任务，还在回国后受到了严厉处分。

到这里，“怪人蒙布朗之怨恨，在巴黎世博会上爆发”一段，就此告终。

第二十五回在巴黎，看到“人体”

被翻译玩弄的幕府使节

由于蒙布朗伯爵的阴谋，一时之间，昭武一行不敢想象世博会的局面会如何不堪。但正式开始后他们才发现，法国人对一个东洋小国的国家认同问题毫不关心，昭武一行并没有遇到预想中的麻烦，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世博会的日程。

使节团的最大目的是，昭武在杜伊勒里宫谒见拿破仑三世，并递交将军的亲笔书信。这一仪式于4月28日顺利完成。《航西日记》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从中得到的非常细节的信息对笔者来说是很值得研究的资料，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内容过于琐碎，所以在此只摘录涩泽对当天混乱情况的叙述。

当天为了围观我等身着奇装异服的异国遣法公使行列，不仅首都的男女老幼，连近郊的人都纷纷前来围观。从旅馆到王宫的道路两侧被群众挤得水泄不通，甚是壮观。头上结着发髻，身着衣冠、狩衣【衣冠、狩衣：都是日本文武官通用的正装。】等装束的异国人将要从巴黎最主要的街道经过，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奇观胜景，是能够对子子孙孙讲述的故事。谒见仪式顺利结束后，翌日法国皇帝又送来了赠品作为回礼。

对照日法交流史来看，这场谒见仪式上有一个地方是读者必须关注的。《航西日记》中有如下叙述：

我国公使来到皇帝座前行礼，展示相关人员名册并进行演说。翻译官进至公使身边，将演说翻译为法语。法国皇帝致答词，表示两国亲睦交往使得今日可以相互面见交谈，甚为欣慰。随从官员卡桑立于公使右侧，将这番话翻译为我国语言。（《航西日记》）

乍看之下，这段话似乎没什么奇怪的，但仔细想来，日本与法国各有一名翻译官这件事却有些怪异。这一疑问可以从田边太一的《幕末外交谈》中获得解答。引发这一事态的原因，是由于昭武一行启用西博尔德任翻译，辞退了梅尔美·卡桑。

前文已经提到，梅尔美·卡桑本想当上昭武一行的翻译却没有被录用，于是他先行来到巴黎找寻工作。昭武一行从马赛抵达里昂车站时，卡桑就在那里迎接一行人。他本以为在途中担任翻译的西博尔德此时应该完成任务返回荷兰，因此在巴黎的谒见仪式等各种活动应该由他担任翻译。但是向山公使与田边太一厌恶卡桑此人，将翻译职务交给了卡桑的学生保科俊太郎，拒绝了他的请求。田边认为，学生代替老师担任职务，先生应该不会感到不光荣才对，卡桑也只好接受了这个理由，死心回去了。但当天他又听说死对头西博尔德获邀参加谒见仪式，就暴怒着跑回来责问公使这是怎么一回事。田边等人对此事全然不知，他们并没有要求法国方面邀请西博尔德。西博尔德与拿破仑三世私交甚密，又是驻日英国公使馆的随员，所以他恐怕是从这方面入手获得邀请函的。但是无论公使怎么辩解，卡桑就是无法接受这些理由。

正在卡桑心怀不满之时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所以他更加震怒，直到当天夜里12点也不肯离开我的房间，不停地与我理论。

公使不得已，终于修改了仪式安排。谒见当日，公使的话由保科翻译，法国皇帝的回答由卡桑翻译，终于让仪式顺利结束了。之后，卡桑与我之间多次发生纠纷，与公使一行也没有亲密往来。卡桑一定曾对法国驻我国公使(罗叔亚)倾诉过这些不满吧。(《幕末外交谈》)

蒙布朗也好，卡桑也好，被解雇的法国人的怨恨着实令人生畏，田边恐怕也受够了这些人吧。一行与卡桑之间的纠葛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抓着这些麻烦事不放，还是先向前看吧。

超越时代水准的经济头脑

谒见仪式之后，昭武一行又被邀请去了剧场、舞会、晚宴等，忙于完成外交日程，倒很少有机会好好参观世博会。6月20日时，他们终于有机会访问位于战神广场公园的会场。对于当时看到的情景，涩泽荣一在《航西日记》中花费了二十页的篇幅进行描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描述了解大致经过。但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进行详细探讨，因此本回中笔者仅摘录涩泽对世博会会场留下的主要印象。

即使是欧洲人，参观完整个会场也需要一周时间，且与学问、科学紧密相关的展品，如果没有能够追根溯源、思考其原理的学识，是绝对无法全部理解的。我语言不通，知识也不足，且身负公务，必须交际应酬，无法花费数日进行参观，因此参观时只仿佛梦里仙游，窥见其光景之一斑，模糊地记下而已。(《航西日记》)

话虽如此，但以涩泽的水平，还是很容易便了解了世博会组织者的意图。

观各国产品之异，便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该国风俗及民众智愚，尤其是通过东洋西洋器用服色，可窥知双方风气俗尚之悬隔。(《航西日记》)

圣西门主义者之所以执意要举办包含东洋与美国在内的世博会，而非欧洲博览会，正是因为希望将东西文化汇聚于一所，让它们产生冲突，并期待能够从中诞生出某些东西来，所以涩泽的这番感想正中他们下怀。

涩泽虽然表示自己无法判断蒸汽机等工业产品的优劣，但他还是独具慧眼地作出了如下判断：

观其展品，美国展出的耕作器械、纺织器械堪称最为优秀，英国次之。(《航西日记》)

1867年时，美国的工业水平进步显著，尤其是为了弥补人力不足而发明的农业机械和纺织机械，甚至超越了英国。涩泽没有漏过这一点。

而非常符合涩泽风格的一点是，他对各国货币和度量衡的展览表现出了关注。

有一处展区汇集了各国当前所用的金银货币样品，也陈列了我国的大小判【大小判：大判是日本室町末期至江户末期发行的金币的一种。椭圆形，标有“拾两”，但与小判的兑换比例根据时代不同有所变化。小判是日本天正年间至江户末期发行的椭圆形金币，一枚为一两，因此又称为一两判。】、一分银【一分银：日本江户末期的长方形银币，价值为一两的四分之一。】、二朱金【二朱金：二朱判金的略称。江户时代的一种金币，长方形，八枚相当于小判一两。】、一朱银【一朱银：江户时代的价值最小、形状最小的一种银币，方形，十六个等于金一两。】等。在欧洲其他各国圆形的货币中，唯有我国货币为方正之形。也有展览各国现在所用度量衡的，我国之度量衡也仿佛圆中之方正，尤为醒目。(《航西日记》)

在被世博会的展品震惊之际，日本的货币与度量衡不仅没有劣于其他国家，反而显得特立独行。发现这一事实，对涩泽来说也许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吧。在规划新国家建设的蓝图之际，发现货币与度量衡这些经济坐标轴已经十分稳固，无疑能让人感到心里有底。

但是，让涩泽的形象显得栩栩如生的，是接下来的这段。

盖货币乃万国交通之本资，各国制度相异，则于四海一家之谊有亏。此次博览会展示各国货币以显示其不同之处，可以让民众了解货币规格统一所带来的便利，使全世界都在不久之后认同这一点，制作新的货币。据说，本次世博会正是为此目的而主动肩负起提案者的角色，以此来询问各国的意愿。（《航西日记》）

货币与度量衡展示会场正通过实物教育，讲述通货统合的必要性，涩泽正确地认识到了展览的意义。不得不说，他的经济头脑远远地超越了时代水准。后来涩泽出仕大藏省时首先着手的便是货币制度的完善和度量衡的统一，恐怕就是出于这个时候留下的印象吧。

从他的这些世博会会场观察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参观展品时，涩泽的头脑并没有探究事物本身。他不会思考机械是依据怎样的原理而运作的，怎样才能制作出这些事物。也即是说，他的头脑不是现在俗称的理工科头脑。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期的实业家五代友厚有着显著的不同。

那么，涩泽的头脑属于哪种类型呢？简单说，这是一种能够看清整个系统的头脑。他能够把握展品之间相互存在着的、并在背后联系着这些事物的系统。

被法国社会福利制度所吸引

这种对系统的把握能力，在涩泽参观巴黎的各种机关设施时发挥出了更大的能力。例如4月20日参观安放拿破仑一世遗骨的荣誉军人院时，他的这段记述便是其中的典型。

此墓位于塞纳河畔，靠近博览会会场，叫做des Invalides，颇为壮观，规模广大。他国来访者无不至此观览。坟墓旁有数幢房屋，寄居此处者皆是战争时重伤残疾之人。由官方选择这一地方，照顾安置这些为国效力而残疾之人。坟墓前殿及四方房屋看门人多为战争时手受伤之人，而陈设器械之处的守卫者，多为脚部受伤之人。(《航西日记》)

与同一时期日本人在巴黎游览后除了为拿破仑的丰功伟业所感动外别无他想相比，这段记述有着显著的不同。在参观荣军院时，涩泽敏锐地观察到，那里是战争伤残军人的疗养院和收容所，看门等工作也由伤兵负责，因而对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大为感动。比起设施的壮丽和事物的新奇，更吸引涩泽的是“系统”。

同样，涩泽在考察医院时也叙述了自己的印象：

但凡治病，大抵需要医药与调养。医药治疗的进步依赖于学术研究的进步，而如果看护保养适宜，则可进一步加快治愈。医院之趣旨正在于此，不仅对病人进行治疗，还注重适当的看护和食物疗法。测量气温、湿度，调节空气，让病人做运动。通过药物治疗与看护保养的并用，便可预知痊愈之日，观其成果。如果在家治疗由亲属看护，则易过于尊重患者的意志，导致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调。且治疗环境不合适，反而会导致精神上的负担，引起病情加重，无法痊愈甚至死亡。这些经常被归咎为医生的责任，但其实是大错特错。在法国，病人一定会在医院疗养，接受恰当的医疗，颐养天年。此方是尊重人命之道。(《航西日记》)

在考察巴黎医院的过程中，涩泽正确地理解了管理治疗的本质——近代医院不仅对患者施以医疗，还在清洁的环境中，通过恰当的食物疗法进行营养管理，让患者恢复健康。在这一段中，涩泽所捕捉到的仍然不是事物或现象，而是它们背后所存在的体系。

不过要提醒读者的是，涩泽在考察荣军院和医院的过程中之所以对这些制度大为感慨，并不是因为从中看到了仁爱精神，令他感慨的其实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合理性。有了荣军院这样的收容之处，士兵即使在战场上负伤，也能获得国家的照顾，所以能安心作战。因为有了环境清洁、食物疗法完善的医院，所以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能避免在家看护的弊端。作为《论语》的注解者，涩泽自然有着充足的仁爱之心，但他坚信，只有拥有合理的系统，社会才能获得变革。

与圣西门主义者拥有同样的思考方式

那么，涩泽的这种系统思考法究竟以什么为参照物呢？他在思考事物背后的系统、判断其合理性时，将它们想象成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弗洛里海拉尔特带领涩泽参观自来水厂时，了解他的想法：

地道内铁管纵横，直达各处，又与更细的铁管或铅管相接，将水引至各处。进入地道，只见水管及瓦斯管粗细长短各有不同，纵横交错，恰似人的筋骨连环相接。其结构之庞大、工程之精密，使人叹为观止。(《航西日记》)

在地下纵横的地道中，铺设了自来水和瓦斯的主干管道，从中再分枝出通往各家各户的细管。看到这一情景，涩泽联想到的是“人的筋骨连环相接”。从中可以看出，他将社会有形无形的系统视为人体的各种组织结构，通过这种想象来理解其合理性与原理。

还有一项证据进一步补充了笔者的上述观点。涩泽在世博会上参观机械区块时，发出感慨最多的便是人体模型。

我没有相应知识，因此并不知那些学术器械发明之好坏。医师用具及测量器具等器械是品种最多的，其中尤觉人体解剖模型精巧无比。(《航西日记》)

不过，将社会系统想象成人体结构的，并不只有涩泽荣一一人，圣西门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血管中的血液顺畅循环，才是身体健康的标志，并将这一概念对应到金钱、事物与人的循环中，将这一理念转化为社会改革的方法。在举办世博会之际，他们也将这个椭圆形的会场比作人体体液循环模型，而在巴黎的城市改造时，他们将这一过程想象成给人动手术。无论是组建铁道全国网络、扩大银行网还是建立吸收存款体系，“循环”都是关键词。

正因此，在参观巴黎世博会和巴黎诸项设施时，将这些系统视作人体模型的涩泽，正可谓抓住了圣西门主义思想的核心。

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可以先行做出这样一个假设——与其说涩泽荣一是受到了圣西门主义的影响，不如说，他从一开始就拥有着和这些人一样的思考方法。

第二十六回“官”与“民”

窥见欧式的官民关系

在随同德川昭武留学法国期间，涩泽荣一所体验到的天翻地覆般的冲击，绝不仅限于他在世博会上看到的欧洲工业社会的事物本身。带给他最大影响的，其实是这个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这是在理解涩泽荣一此人时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再三强调也不为过。

巴黎街道之壮丽，风俗习惯之迥异，一切之进步，令从未踏出日本的我深为感慨，其中尤以官民和谐相处这一点令我感佩不已。我在侍奉一桥家时，有时会因公事会见大阪的御用商人。他们觉得我是武士，因此会以对待不同阶级的人的态度面对我，但我其实本是农民。我觉得我与那些商人都是人，没什么不同，尽管我告诉他们，不用那样毕恭毕敬，只需平等相处便可，他们却仍然保持那样的态度。来到法国后，我却看不到这种区别了。例如，负责监督民部公子教育的是一位叫做维莱特【利奥波德·维莱特(1822—1907)：法国军人。德川昭武初次留学法国时为法国陆军中佐，在法国陆军大臣的推荐下，负责辅导教授昭武。】的政府官员，而被幕府委任为总领事的弗洛里海拉尔特则是一位银行家，是彻头彻尾的平民百姓，但两人在交谈时完全是平等的，毫无等级观念，颇为和谐亲密。这让我不禁感到，但愿日本也能如此。

当然，涩泽之所以能敏锐地窥见这种欧式“官民”关系，和他十七岁时受到代官侮辱的经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这番侮辱，涩泽参与了讨幕运动，但最终，他并没有在讨幕的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而目睹维莱特大佐与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平等关系，意味着他终于在法国找到了自参加讨幕运动以来一直在探寻却最终未能在日本获得的“真实”。

在此后的一生中，涩泽不厌其烦地复述这段故事，恐怕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获得了决定一生的重要认识吧。《龙门杂志》昭和四年(1929)二月号刊载的采访中，他提及了几乎同样的内容，只是补充了一些地方：

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一个是大佐、是政府官员，一个则是银行家、是商人。按日本的习惯，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人说，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是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无尊卑上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马。而在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虎威。这才是应有的样子，但日本却并非如此。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样的习俗移植到日本。

但是请不要误解，涩泽强烈否定的并不只是身份等级这种社会制度，例如当时的武士、商人、农民等级制度。在涩泽看来，否定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但原本是农民的涩泽荣一能成为一桥家的家臣，已经充分说明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严重动摇，而且事实上，这种身份制度已经随着明治维新废藩设县和四民平等【四民平等：“四民”即指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明治维新后，政府废除了江户时代的身份制度，采用“四民平等”政策。但“四民”以外的统治阶级仍然拥有皇族、华族、士族称号。】的推行而消亡了。涩泽改革的目标并非这种形态上的官与民，而是更深层的、内心的官民等级意识。

山本七平在引用上述对涩泽的采访后，这样指出：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涩泽对法国大革命或者启蒙主义【启蒙主义：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思想。启蒙知识分子提出，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用无神论、自然神论或唯物论来反对宗教迷信。它为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和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以来的“法国平等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没有任何痕迹表明他阅读过中江兆民【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思想家、政治家。因介绍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思想进入日本而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被评价为“东洋的卢梭”。他翻译了卢梭《民约译解》(即《社会契约论》)。】翻译的《民约译解》，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类似的书。而这本书是明治时期的进步人士奉为圣经的一本书。

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在涩泽之前或与他同时期留学欧洲的人，有不少在当时思想的耳濡目染下一时间纷纷成为“共和主义者”或“近共和主义者”，但后来又改变思想立场，成为天皇绝对论者。其中的典型便是首位东京大学校长加藤弘之【加藤弘之(1836—1916)：日本哲学家、教育家。历任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学士院院长、国语调查委员会会长等。他早先提倡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后又提倡社会进化论，反对平等思想。】。……武士子弟中有才学的人留学进入西欧的大学，学成后归国，就相当于是在武士的领袖意识中加入了欧洲新知识，为他们增加了优越感。但这反而让他们无法适应新时代。因此，幕末留学后在怀才不遇中默默无闻地被埋没的人，绝不是少数。(《近代的创造》)

这段话中，山本七平将涩泽与幕末时期留学法国受共和思想熏陶的武士子弟进行了对比。武士处于只需用头脑进行判断的统治阶级，因此即使接触到共和思想，这些人也只能将其理解为表面上的官民制度，这种从外部注入的阶级意识，并没有以任何实际形态扎下根来。因此当这些人回国后，一旦遭遇移植实验挫折，便立刻转变立场，恢复了原本傲岸的统治者意识。

朱子学造成的蔑视金钱之风潮

与此种情况相对的是，涩泽通过观察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对话所获得的官民平等认识，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或名称，而是一种近似于理念的东西。涩泽之所以切身感受到“必须改革日本现在的状况才行”，与其说是因为江户时代“武士、商人、农民”和明治“官吏与民间人士”官民制度上的差别，不如说是因为不直接接触金钱的“士＝官吏”对每天都要锱铢必较的“农工商＝民间”所抱有的蔑视。在涩泽看来，这种蔑视金钱的伦理观源于江户时代的朱子学。

我国儒学家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务割裂开来。至物徂徕，则明言学问乃士大夫以上钻研之物，将农工商阶层的实业家拒之门外。德川氏三百年教育立足于此，导致读书习文的士人不事实业，而占国民大多数的农工商阶层虽肩负诸般实业，建立国家基础，却不读书学文，只落得一介无知文盲汉。此习俗由来已久，习惯成自然。实业与学问被一分为二，人们却不以为怪，士人居高位，将农工商轻贱为下民；农工商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骂他们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呆子。(《论语讲义》)

日本的儒学或者说朱子学，与儒学本来的教诲相左，本质上有很强的蔑视金钱的倾向，所以，以此为核心理念的德川武士阶级也蔑视与金钱打交道的农工商阶级。相对的，他们以自己的阶级不涉金钱为尊，将学问与一切获得金钱的技术割裂开来。因此，有学问的武士阶层与实业无缘，而从事实业的农工商阶层则与学问没有交集。概言之，“金钱”这个东西成为区别官民的最主要指标，对金钱轻蔑还是执著，将“官”与“民”清晰地划分开来。

但涩泽认为，这种认识其实基于对《论语》的误解。《论语》中下面这段话，被江户儒学家或朱子学家作为蔑视金钱和农工商阶级的根据，但涩泽认为，这完全是这些人的误读。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对此，涩泽是这样解释的。

这段话一般被理解为含有轻视富贵的意思，然而，这其实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的论述，如果再仔细思考一下，就知道完全没有鄙视富贵的意思，其主旨只是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凭借这段话就断定孔子厌恶富贵，是极为荒谬的。孔子所说的是：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富贵，那么宁可贫贱；但如果是合乎正道而求得的财富，则可泰然处之。由此观之，孔子哪有半点鄙视富贵、强调贫贱的意思呢？对于这段话，要做出正确的解释，关键是要注意“不以其道得之”这句话。(《论语与算盘》)

这段话不仅概括了涩泽的经济思想，也概括了构建他人生哲学根本——道德经济合一主义，即“论语与算盘”思想。维莱特大佐与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对话，恰好为他解答了一直以来对《论语》解释所抱有的疑问，让他有醍醐灌顶之感。涩泽之所以如此执著地反复提及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自十七岁时遭遇冈部代官的侮辱以来，他一直在不断自问金钱与道德的关系。目睹两人之间的关系，让他受到了一种翻天覆地般的冲击。

绝不讨价还价的武士

不过几乎同一时期，就在巴黎，涩泽还体验到了一件恰恰与之相反的事，他亲眼目睹了日本武士的蔑视金钱观念有多么根深蒂固。

当时，德川昭武一行顺利谒见皇帝并结束了世博会参观仪式。为长期在巴黎停留，他们开始寻找公寓。恰好从凯旋门到布洛涅森林的皇后大街(现在的福煦大街)转入静谧的佩尔戈莱西街上，有位俄国妇人有一所合适的房屋要出租，于是涩泽荣一便带着翻译山内文次郎前去查看。但在交涉房租条件时，山内显露出了非常典型的当时日本武士的反应。

我不会说法语，根本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只记得根据翻译告诉我的条件，我表示房租太高了，请翻译和对方交涉，让对方降一点价。翻译却说：“这么失礼的话我怎么说得出口？!”无论如何也不肯向对方传达我的意思。在我想来，礼仪是礼仪，而借贷问题则是一种商业交易，所以讨价还价并非失礼之举。我竭力劝说山内，但他却十分顽固，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当时就像个哑巴一样，无法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意思。我有些生气，但又不好在外国人面前争执。不得已，只好先含糊其辞地表示之后再回复，翌日拜托了当时在巴黎游学的一位叫山内定运的学生，翻译成英语交涉，终于顺利达成交易。

在涩泽荣一所有回忆录中，这个故事都与前面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的故事相对出现，由此可见，在涩泽心目中，这两次经历鲜明地显示了日本与法国的金钱道德观的不同。即使金钱交涉的是自己的职务，日本武士阶级也不愿意谈及此事；而面对与金钱打交道的银行家，维莱特大佐却能平等地与之交谈。这种巨大的差异迫使涩泽的意识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

新颖的法国官民平等思想

但是，这种让涩泽荣一感慨万千的官民平等制度并不是一直以来就在法国存在的，这种平等关系只不过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建立的。

那么，在此之前是怎样一个状况呢？属于“官”的贵族、僧侣(第一、第二等级)和属于“民”的中产阶级(第三等级)之间泾渭分明，这两类人对金钱的观念差异恰如日本武士与农工商阶级。

儒教(被认为)是蔑视金钱的宗教，但其实基督教在这方面更为强硬。比起人间的财富，基督教更崇尚天堂里的财富。因此越是认为自己接近天的人，越蔑视金钱。究竟哪个阶层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是那些无需劳动便可衣食无忧的人，即拥有祖先传下来的广阔土地的贵族和僧侣阶级。由于在经济方面非常宽裕，他们蔑视金钱，以为自己正在更虔诚地实践基督的教诲。

与此相反，中产阶级等第三等级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才能拥有资本，因此他们不得不对金钱十分敏感，也因此，他们成为了蔑视金钱的基督教所排斥的阶级。但是当第三阶级拥有实力之后，基督教便无法因为这一理由而排斥他们了。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便是所谓的“新教”。马丁·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宗教改革的发起人。他的改革终止了中世纪罗马公教教会在欧洲的独一地位，他翻译的圣经迄今为止仍是最重要的德语圣经翻译。】与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1509—1564)：又译喀尔文、克尔文。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派的创始人。】，尤其是加尔文的“新教”，简直可以说是为那些不得不与金钱打交道的资产阶级能够留在基督教内而量身定做的。加尔文的教义将刻苦勤勉地储蓄金钱视为“天职”，认为这种行为是符合神的意志的。这与涩泽认为的经济与道德从某种意义上不仅不矛盾反而一致的论语理解，有着相似之处。

如果涩泽在法国接触到了加尔文派的新教，肯定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它的影响吧。可惜，他在法国并没有接触到新教。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虽然有新教，却仅限于极为有限的阶层与地区。

那么，维莱特和弗洛里海拉尔特之间那种不蔑视金钱、平等的官民关系，究竟源于何处呢？

经营者和从业者，都是实业家

与涩泽理解相左的是，现实中的法国是个官僚主义很重的国家。就在前不久，世家的优秀子弟还和日本武士一样，将人生目标首选为“官”，成为“民”的必然不会是顶级的精英，而是下层阶级。在这一点上，法国与日本在过去和现在都十分相似。

但是法国历史上有一段极为特殊的时期，在那段时期里，精英向往成为的不是“官”，而是“民”。那就是1852年至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因为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智囊所信奉的圣西门主义，是一种否定“官”，全面肯定与金钱直接打交道的“民”的思想。

所以在这里，笔者将再次梳理圣西门主义的基础——圣西门思想。

根据圣西门的分类，社会有三个阶级——贵族、中产阶级和实业家，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中产阶级。因为圣西门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非贵族的军人、平民法律家、无特权的高利贷商人”(《实业家问答》，圣西门，坂本庆一译)，圣西门将这些人视为不从事能够产生实际财富的产业的寄生阶级。与此相对，实业家是：

生产一个或多个物质手段、满足社会各类成员物质需求或爱好的人，或是为了将这些物质手段送达给人们而劳动的人。所以，播种小麦、饲养家禽家畜的农民是实业家，制造短靴、帽子、亚麻布、毛毯、羊毛织物的制造业者是实业家，商人、车夫、被商船雇佣的水手也是实业家。(《实业家问答》)

总而言之，从事农工商业的人都是实业家。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其中包含了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也不影响这一定义。也就是说，无论是经营者还是从业者，都是实业家。

在圣西门看来，法国大革命以前是贵族阶级统治中产阶级和实业家的时代。通过革命，中产阶级夺取了统治权，而实业家尽管占了社会的十之八九，却完全没有掌握权力，仍然处于被统治阶级。因此接下来，需要用和平手段，创造出一个实业家统治的社会。

圣西门也说过，实业家尽管是占社会大多数财富的生产者，但却是弱势群体，所以应该掌握权力。那么在他看来，为什么实业家必须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才行呢？除了因为他们占社会大多数外，还有怎样的理由？圣西门的依据是，如果公共财产管理的指挥权没有交给实业家，则在运用上就不是最有效率的。他论述道：

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一般政治倾向是，被尽可能廉价地统治。也就是说，人们被尽可能少地支配，被最有才能的人们运用能够完全保证公共安全的方法统治。而能够满足以上大多数人的愿望的唯一手段，是将公共财产的指挥权交付给社会中最重要的实业家们。因为这些最重要的实业家是最关心保持安全稳定的状态的。所以，他们会对如何节约年度公共支出抱以最大的关心，也会对如何限制专制抱以最大的关心。而且，他们是社会各色成员中显露出最大的实际管理才能的人。他们在各个企业中所获得的成功，证明了他们在该领域的能力。(《实业家问答》)

圣西门在这段话中表明，产业者对自己企业的利益十分敏感，希望以最高效率获得利益。因此，其中最重要、最有能力的人在掌控“公共财产的指挥权”即政治时，也能够发挥最大的管理才能。即“私欲”与“公欲”有着直接联系。

但问题是，出于私欲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谋求私人企业利益的实业家，为什么就一定能够成为公共财产的最好的管理者呢？一般想来，尽可能地以最高效率追求私人利益的实业家，不应该是最贪婪的人吗？而那样贪婪的人如果管理公共财产，不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吗？

对此，圣西门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从“被尽可能廉价地统治”、“显露出最大的实际管理才能的人”等词句来看，他的意思也许是，一味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实业家并不是最有才能的。经济学中有一个悖论——不知自我禁欲的实业家并不是能够最高效地获得利润的“最有才能的实业家”。如果实业家清楚这一悖论，那么在被委任管理公共财产时，他们应该也会采取和管理企业时同样的行动吧。这才是圣西门所主张的理念。

真正的生财之道

圣西门所主张的由最有才能的实业家追求利润的经济概念，恰好与涩泽荣一提出的“真正的生财之道”完全一致。

应该如何看待实业呢？诚然，实业就是指社会上那些商贸、工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如果工商业不具备增加物质利益的效能，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对社会也没有一丝公共利益可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从事工商业活动时，纯粹只图谋个人利益，完全不顾他人如何，结果会如何呢？这也许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如同上述那样，那就是孟子所说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因此我认为，真正的谋利生财必须以仁义道德为基础，否则绝不会持久。我这样一说，有人便会以为是要削减收益，消灭人欲，甚至陷入超然世外的观念之中。事实上，如果人们都能用这种超然的观念来考虑为社会奉献，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毕竟还是为自身利益而工作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担心的其实是仁义道德的缺失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欠缺仁义道德，那么各项事业也会不断走向衰落。(《论语与算盘》)

如果在获利的过程中只顾自己，就无法长久，但如果尽做一些“削减收益、消灭人欲”的事，又会导致各项事业“衰落”。概言之，真正的生财之道需要在时不时禁欲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些掌握了“真正的生财之道”的人如果成为政治家，担任官员的人就会渐渐减少，“官”消失，只剩下“民”。圣西门仿佛在隔着时空与涩泽对话一般，做出了如下断言：

最重要的实业家会无偿地编制预算，而这就会导致这个任务只需要很少的人就能完成。编制预算的实业家在管理公共事业时，会提倡以节约为本。这样一来，他们只会容忍政府官员获得适度的待遇。由于很难获得高收益，官员人数将会显著减少，因此想成为官员的人也会减少。这样一来，能够无偿实现大多数职务的秩序必然将会建立起来。因为，富裕而有空闲的人想不出其他能够获得尊敬的手段。(《实业家问答》)

实业家如果“无偿”管理公共事业，官员人数就会减少，诞生一个“小政府”，“民”将比“官”获得更高的地位。

但是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先创造一系列社会制度，让实业家能自由地追求正当利益。

这个“实业家能自由地追求正当利益的社会制度”，究竟怎样才能产生呢？

涩泽荣一在法国找寻到的答案便是股份公司制度。

第二十七回让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紧密结合的机制

推销本国产品的比利时国王

涩泽荣一刚到巴黎时，目睹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和陆军大佐维莱特平等地对话，两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经商的“民”与不接触铜臭的“官”之间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这让涩泽惊诧世上竟还有如此这般之事。而当他随民部公子前往比利时期间，这种惊诧变得越来越清晰具象。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晚宴上，民部公子表示自己参观炼铁工厂后为其庞大的规模而叹为观止。听完这番话，利奥波德二世先客套地说了一番民部公子年纪轻轻就视察工厂、将来必定大有前途等场面话，然后这样说道：

今后的世界是铁的世界，因此我相信，炼铁产业发达的国家必将繁荣。……要想让日本变得富强，就必须让它多用铁。幸而阁下将来会在日本位居重要地位，因此我希望您牢牢记住这一点。如果日本将来用铁增多，请务必使用我国的铁，我国铁产量丰富，品质也非常好。

涩泽在一旁听到利奥波德二世的这番话，再也掩饰不住惊讶之情。“官”中的“官”——国王，竟然亲自推销自己国家的铁？!

在当时的概念里，身为一国之帝王却言及商业买卖之事，实在太过降贵纡尊，且太过市侩了。但对其所说之事，我们却抱有同感，并因他亲和、平民般的态度而十分感动。既然国王都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一般国民自然不会对产业漠不关心。比利时虽是小国，该国产业在当时却十分繁荣。这令我们十分佩服。

国王竟然身先士卒地推广产业和推销产品!涩泽在惊讶的同时，也非常感动。也许是因为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鲜明吧，涩泽在昭和四年(1929)谒见天皇时，甚至直接向天皇询问此事是否正确。

我们一直被教导，武士言及金钱之事是有损身份的，但一国国王直接关心着本国的贸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实在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也想过，是不是那样的方法才是好的，我们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呢，但至今没有一个答案。(《龙门杂志》，昭和五年二月)

据涩泽说，面对这个疑问，昭和天皇只是一笑而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当时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能回答“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也很想这样做”的话，也许就能避免战争的悲剧了吧？

“股份公司”乃实现理想社会之关键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官民没有尊卑之别、能够堂堂正正地追求正当利益的理想社会呢？涩泽找到的答案便是“合本组织”，即股份公司制度。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许有些意外。

在法国的留学终成泡影，我们不得不抱憾回国，但在停留法国的两年时间里，以及期间在英吉利、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地巡游期间，令我感触最深的便是合本组织非常发达，官民接触颇为紧密。我想正是因为依靠合本组织，工商业才能变得发达，这样一来，工商业者的地位自然上升，官民之间也就接近了。(《龙门杂志》，昭和六年三月)

在这一段话的后续，涩泽又拿出了弗洛里海拉尔特和维莱特对话的例子，并殷切地总结道：“务必要这样才行。”

但是，我们必须对涩泽的这段话加上一些补充。涩泽说“依靠合本组织，工商业能变得发达，这样一来，工商业者的地位自然上升，官民之间也就接近了”，而在笔者看来，涩泽不仅将“合本组织”作为一种给工商业者带来财富并使他们社会地位上升的经济手段，更将它理解为一种更为理念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性的概念。换句话说，涩泽从“合本组织”这个东西里提炼出了一种“合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能引发经济革命，甚至还能引发社会革命。山本七平在引用了涩泽上述这段话后指出：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其中包含着“否定合本组织者，绝交”的毅然决然的态度。(《近代的创造》)

那么，为什么对涩泽来说，合本主义是一种能引发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呢？

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必须先认识到，“合本组织”(股份公司)这个东西在当时的法国与在现在的日本，在理解上有着极大的不同。

在现代日本，提到股份公司一般会有两种情况——要么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要么是这家公司的股东，持有股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股份公司都是先于自己既已“存在”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它对涩泽荣一来说是引发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

即使我们自行成立股份公司，它也只不过是私营企业的扩大而已。人们往往只是叫几个亲戚朋友，借他们的名头让个人成为法人。因此，这其中当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成为引发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这表示，在现代日本，股份公司仅仅是一个“既已存在的事物”，而既然“既已存在”，就无法成为革命的意识形态。

但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尤其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前的这段时间，情况却大不相同。股份公司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物”的手段，它被认为是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但现实里“尚未存在”的事物“变成现实”的最为确凿的手段。因为那些明显大有前途、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却无法靠一人之财力实现的事业，能通过股份公司获得许多人的出资，同时，这些出资人又可以获得这项事业所收获的利益。因此，股份公司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制度，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每一家股份公司都是现在所谓的创业企业，股份公司被认为是同时实现理想与追求利润的最确实的方法。

而将股份公司视为社会革命最有力的手段并大力宣扬的不是别人，正是圣西门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报《生产者》每期都强调股份公司的革命性，并宣传它的好处。塞巴斯蒂安·夏莱蒂在《圣西门主义的历史1825—1864》中引用了《生产者》的主张，并总结他们的股份公司观：

这是一种通过股票普及出资的产业方式。“它的优点是能让小所有者们与大经营的繁荣联系在一起，有钱的资本家们将他们的财产分散到多条生产渠道，让他们的个人利益可以变成大家的东西。”有些人有一种狭隘的偏见，认为产业形态之间是对立的，而这种方式提供了与这种偏见斗争的最佳手段。它通过发展整体观念、扩张个人利益，普及更为正确的关于生产理论的观念，个人利益“因分割而溶解，并产生了整体利益这一积极的情感。”

对圣西门主义者来说，股份公司是一种能够有效使用有钱人的财富、最大限度调动穷人积极性的小资本制度，因此从道德、伦理的观点来看，它也是最为正确的社会革命的方法。

因为1932年的镇压，圣西门主义者组织分裂为了安凡丹的正统派和歇瓦利埃、贝列拉等人的脱党派，但无论是哪一派，都将股份公司制度视为社会革命的最佳手段。前文中已经提到过，教授涩泽荣一资本主义知识的弗洛里海拉尔特通过法国兴业银行与安凡丹一系的圣西门主义者有接触。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圣西门主义者对股份公司的看法也通过弗洛里海拉尔特被灌输给了涩泽荣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涩泽曾反复提及下面这件事：

关于经济之事，我有一桩有切身体会的实例。因为弗洛里海拉尔特劝告我说，与其拿着现金，不如买公债，因此我便听从他的劝告买了法国的公债。之后他又说铁道股有利可图，因此我卖了公债，买入20万日元的铁道股。由于祖国发生政变，我们不得不于当年秋天匆匆回国，按照当时的计算，除利息外，我们还多赚了500日元左右。当时我觉得，经济这个东西就应该要这样做。根据对法国工商业的实地见闻，我切身感受到，要让日本强盛起来，就一定要完善工商业设施，并致力于发展工商业。我之所以会从政并致力于为实业界之发展尽绵薄之力，是有着种种原因的，而在法国的实地见闻让我受到的刺激，是我投身实业界的最大动机。

这段话常常被人引用作为涩泽荣一在巴黎通过实地体验学习经济原理的证据，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进一步探讨。如果我们只抽取涩泽听从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劝说，用预备金购买公债和铁道股，并赚了一点钱这段往事，我们只能得到涩泽认为“债券和股票交易能赚钱，所以是好的”这一结论。但这种事任何人都明白，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涩泽之所以觉得“经济这个东西就应该要这样做”，除了“赚了钱”外，还有一个原因。

笔者认为，涩泽在这番体验中感慨最深的恐怕是股票和公债的“分割性”和“匿名性”。他成功购买公债和铁道股的往事，表现了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即使是非定居的外国人，只要有富余的钱，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购买小额股票或债券。用圣西门主义者的话来说，涩泽享受到了“让小所有者们与大经营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好处”。也许涩泽就是在凝视着公债证书和股票的时候，理解了“合本制”(股份)的本质——将个人手上沉睡的小钱化作细流，汇入洪流之中。

话虽如此，但如果涩泽买了股票和公债后没有认识到这些行为能够赚到除利息之外的钱，他恐怕也不会觉得“经济这个东西就应该要这样做”了吧。很显然，“追求利益”这一面——在恰当的时候买卖股票、公债，其所有者就能获得利益，也是让涩泽着迷的地方。

也就是说，比起能赚到钱，涩泽更进一步认识到，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引起了它们的流通，这真正教会了他商业的本质。这个机制让大股东和小股东各自按照自己的资本购买相应金额的股票或公债，各自承担风险，根据极为开放的规则追求利益，又能够对金钱不报愧疚感。而且这种机制中，个人通过买卖股票、公债所进行的利益追求，最后能形成巨大的资本，支持社会和整个国家的财富发展，让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涩泽认为，这就是“经济”。

还有一种叫做公债证书的东西。国家出具借用证明，以融通金钱。此外，根据合本法建立的铁道公司，也能出具可以流通的借用证明。而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借用证明是一种必须极为保密的东西。在法国停留的一年多里，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在前述的经济界的事物中，有金融的原理、公债证书的办理、银行的经营、工商业的组建等，虽不知其具体详情，但眼观耳闻其概况，让我不禁感慨，原来国家要富强，必须先如此这般，让物质上的事物发展进步方可。(《雨夜谭》)

这番话证明，涩泽荣一可以从具体的体验和事实中看清极为抽象的、看不见的机制，他是一个能够进行“归纳性思考”的人。因此，只通过公债和铁道股的买卖，他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符合“个体”理性的利益追求，能够产生“公众”财富。

幕府瓦解，归国

就在涩泽懵懵懂懂地理解了经济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却不得不和德川昭武一同离开法国了。庆应三年(1867)七月至翌年年初发生的大政奉还【大政奉还：1867年10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给天皇，这标志着江户幕府统治的结束。】与鸟羽伏见之战【鸟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爆发的第一战，发生于1868年1月27日至30日，旧幕府军企图从大阪攻打京都，与新政府军在鸟羽、伏见冲突，此战以旧幕府的败退告终。】，导致了德川幕府的瓦解。

在延迟了将近三个月后，这个消息终于抵达了巴黎。从立志成为讨幕志士之日起，涩泽就已经预想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德川庆喜成为将军的时候，他也曾表示过强烈反对。因此接到幕府瓦解的消息，他立刻断定消息是真实的。白山伯事件后，栗本安芸守【栗本安芸守：即栗本锄云。】代替向山公使来到巴黎。他是个聪明人，但他却一度认为大政奉还是个假消息。涩泽则对这个消息毫不惊讶，仿佛早在意料之中。

之后坏消息络绎不绝，栗本脸上失了颜色，问我：“为什么足下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报告是真的，丝毫不感到惊愕呢？”其实一月下旬的鸟羽战争也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因幕府如此不谙兵略、措施拙劣，深感悲愤慷慨。（《雨夜谭》）

如果留在日本，涩泽将毫无疑问地立于幕府军的先头，指挥作战，因此他如此扼腕叹息也是自然的。但是既然幕府已经败北，再怎么懊悔也是没用的。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民部公子年幼，经济来源已被断绝，当下必须先想方设法让两人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

涩泽与弗洛里海拉尔特、维莱特大佐等人商量，并通过罗叔亚大使征询了拿破仑三世的意向，决定让民部公子继续留学。这样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继续留学所需的费用了。之前涩泽每月都从留学预算中预留了一部分，一共攒下了两万法郎，这也是他用来投资公债和铁道股的钱。涩泽甚至考虑过，如果这两万法郎不够，就向老家的父亲请求援助。

幕府勘定所事先送来五千美元，可以一直领到四五月，就算除去支给英法留学生的归国旅费，也足够支撑公子两年左右的留学费用了。万一日本自此之后再也不送钱来，我们就迅速退掉旅馆，蛰居于极小的住所，再减去一些人员，只要公子、我再加其他两人左右，足以维持四五年，无论学什么都足够了。我还是打算再事先准备一些留学费用，因此写信给故乡的父亲，请求他寄钱来。但不久之后，水户藩主公去世，民部公子被定为继承人，先一步回国的井阪、服部二人于当年九月赴法迎接公子，所以公子继续留学的企望完全断绝，我们不得不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告别法国皇帝，与外交部对谈，旅馆手续、售卖什器家具等事宜，皆托付当时的名誉总领事弗洛里海拉尔特办理。我打算先回国目击幕府衰亡之状，再确定自身未来的方向吧。九月末，我们离开法国，海上一路顺风，于12月3日进入横滨港。(《雨夜潭》)

父亲涩泽晚香不愧是一位有识之士，他回信表示，只要能让少君在外国继续学习，即使抛售田地，也要凑够留学费用。但既然水户藩已有人前来迎接，公子就只能放弃这条路了。而且知悉日本政变后，拿破仑三世对他们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下来。

据我所察，拿破仑三世充分采纳了罗叔亚的意见，并不打算继续对日本投入精力。虽不知之前情况如何，总之当时是很少的。(《昔梦会笔记》)

涩泽为了民部公子，也为了自己，希望继续留学，尤其是学习经济方面的知识，但此时的他无力回天。他将销售世博会展品和公寓方面的事务托付给弗洛里海拉尔特，就这样离开了巴黎。自1867年4月3日进入马赛港以来，他在法国停留了约一年零六个月。在此期间，涩泽通过归纳式的学习所获得的圣西门主义经济原理，将在不久之后从根本上改变日本。

第三章成为大藏省官员，创造“日元”

第二十八回再会庆喜

为败军之将德川庆喜所折服

明治元年(1868)末，涩泽荣一抵达横滨。此时的他，觉得自己恍若是回到人间的浦岛太郎【浦岛太郎：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主人公。因为救了一只海龟而受邀去龙宫，回到岸上后发现人间已过去几百年。】，他一直以来侍奉的将军德川庆喜已经向天皇表明了蛰居恭顺之意，隐居静冈不出，而江户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萨长土肥【萨长土肥：即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藩四藩的总称。这四藩由于推进明治维新而有不少人进入明治政府任主要官职。】的人在昂首阔步。甚至江户也已经不再是江户，而更名为东京【1868年9月，天皇颁布《称江户为东京之诏书》，并设置东京府。】了。

渡法时我意气扬扬，现在回来时却仿佛丧家之犬。只有极少的人来迎接我们，尽管身份明确，我们还是被管理人员再三盘问，检查随身行李。所见所闻，皆是令人不快之事。

由于有水户藩的人来迎接，民部公子直接前往了东京的藩邸，而涩泽还有取行李等杂务，便在横滨住了一晚，向先他一步回到日本的杉浦爱藏和横滨的一些友人打听这段时间日本的剧变。

其实在到达日本前，涩泽在香港已经接到了会津陷落和榎本武扬【榎本武扬(1836—1908)：德川幕府海军将领，后在明治政府中历任诸大臣。】率幕府海军据守箱馆的消息。他早已耳闻榎本武扬是旗本【旗本：江户时代将军直属的家臣中，俸禄不足一万石，且等级有资格谒见将军的人。】中的杰出人物，也知道荷兰建造的开阳丸号是一艘装备精良的军舰，因此满心以为幕府不会这么轻易就投降。所以当他听说幕府的开阳丸和其他军舰一起前往箱馆时，他甚至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有那么多军舰，还有榎本的头脑，不应该充分发挥这些军舰的能量，实行一些声东击西的战术之类的吗？而他们竟然前往了箱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抵达上海之后，他熟识的一位会津藩出身的朋友长野庆次郎和一位叫斯内尔的德国人一起来拜访了他。斯内尔是会津的军事顾问，会津城濒临陷落时，长野和他为购买武器而一起来到上海。涩泽告知他会津城已陷落的消息后，长野表示，即使城已陷落，各地还有残党流散，将他们集结在一起，仍有可能挽回颓势。他还提议将将军的弟弟民部公子带回箱馆，奉为榎本海军的首领，打着民部公子的旗号作战。

涩泽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表示，自己受庆喜所托照顾民部公子，既然现在庆喜已表明了恭顺之意，就不能让民部公子遭遇如此危险，这也违背了庆喜的意思。

不过，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理由外，涩泽拒绝参加榎本军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他非常不赞同榎本武扬据守箱馆在北海道独立，在当地充实兵马粮草并向内地进军的打算，认为此举毫无意义。涩泽毫不客气地评价道：

亡国遗臣纠集在一起图谋复国之事，往昔亦有，但从未有实现者。尤其是观纠集之人，并无君臣大义，不过乌合之众而已。所以即便统御之人乃人中豪杰，也只能暂时服众，不可能始终如此。以此乌合之众，妄想饱食添兵后再立慎重之策，便如力量不足的相扑力士站在土俵边缘做垂死挣扎一般，绝不可能获得胜利。(《雨夜谭》)

涩泽认为，榎本军剩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利用海军的优势，使用军舰上的大炮在东京、横滨、大阪一带展开游击战，让政府军陷入慌乱。由于当时军舰大炮比陆地上的大炮要精良很多，所以这是一种极为合理的战法。

现在箱馆之人幸有海军之力，若趁官军不备，突袭京阪、东京或横滨，四处出没，袭击各要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动，则各藩兵力不及防御援救，人心自乱，天下之事或未可知。但有此健足在身，却驻足一处讲求空论，此举只会将自己推向失败，不可不说是下下策。(《雨夜谭》)

到达横滨，从熟人那里获得更为详尽的消息后，涩泽的这一确信也没有丝毫改变。在听说自己的堂兄涩泽喜作参加彰义队败逃后也参加了榎本军，他的遗憾变成了愤怒。他立刻修书交给即将前往箱馆的朋友，叮嘱他务必亲手将书信交给喜作。信中的内容颇具当时涩泽的风格，言辞十分激烈。

信中详细叙述了上述理由，并告诉他：我一心盼望着两人能面对面地说话，但是回国后你却去了箱馆，让我遗憾万分。我猜测聚集在箱馆的那些人的未来必将如我之前所说，所以请你将我的话也转达给榎本。观今日之形势，你我二人可能很难再见。祝愿你能高洁地战死。(《雨夜谭》)

接到这封信，喜作会作何感想呢？恐怕他会觉得荣一一回国，对国内情况一无所知，就对他指手画脚，因此大发雷霆吧。但等他再仔细回想，一定会渐渐觉得荣一的话才是看清大局之人的意见。笔者这样说的证据是，箱馆陷落之时，涩泽喜作和榎本武扬一起活了下来，后来在横滨成为实业家，取得了成功。

此事还要很久以后才发生，让我们先回到眼下。

用一个词概括涩泽荣一当时的心情，可谓是“断肠之痛”。从横滨到达东京，询问过去友人的消息才知道，那些过去曾和他一起谋划夺取高崎城、烧光横滨的同志，无不下场凄惨。众人谋划时唯一劝阻此事的尾高长七郎虽然幸运地出了狱，却因为脑部疾病而死；他的弟弟，涩泽前往法国之际指定的“见立养子”【见立养子：一家之主出门远行前考虑到可能无法生还，事先指定一个人继承家督之职责。当时，涩泽的妻子千代还没有生男孩，所以如果荣一没能生还，平九郎就将和荣一的妹妹阿贞结婚，并继任家督。】平九郎，与哥哥尾高惇忠和喜作等一起参加幕府军，在饭能附近的黑山战死。

所见所闻，着实令我感到断肠之痛。自省吾身，虽曾巡游海外万里之国，却一无所学，空失目的归国而已。同宗喜作前往箱馆，生死未卜。其他亲友多已死去或离散，让我唯有叹息世道之变幻无常。

我们原本希冀于世人之先执鞭讨灭幕府，却在阴差阳错之下反列幕吏之末，成为亡国之臣，不得不令人感慨不已。此事非我自身之过错失策，因而只能说是命运所趋，聊慰我身之不幸。(《雨夜谭》)

涩泽准备动身还乡，去见已经阔别六年的父母妻子。恰在此时，父亲市郎右卫门为见儿子来到了江户。父亲为儿子平安回国感到高兴，但见到他因幕府灭亡成为亡国之臣而惘然若失，父亲在喜悦中也有一些担忧，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

荣一回答说，如今情势下，他并不打算去箱馆参加榎本军，也不想出仕新政府。他更愿意搬去前将军家隐居的静冈居住，在将军身边度过余生。但原来的幕臣现在已没有俸禄，所以自己必须同时做买卖或从事农业以维持生计。听到这番回答，市郎右卫门终于放心了。

但是市郎右卫门还有一件担心事。儿子刚从法国回来，会不会在金钱上有困难呢？因为荣一曾考虑让民部公子继续在法留学，并写信询问父亲能否支持这笔费用。对于此事，荣一也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留学一事已经过去，所以现在不再需要钱了。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注意节约，所以眼下有些积蓄，无需担心。根据其他资料(涩泽之女穗积歌子的《柞木之落叶》)，当时荣一从节省下的钱中拿出一百两，将六年前离开故乡时市郎右卫门给的一百两还给了父亲。见到这样的儿子，市郎右卫门一定很为他自豪吧。

三天后，荣一回到了故乡血洗岛，与父母妻子再会。停留了短短三天后，他再次回到了东京。

此时，荣一已经决定了要去静冈，但他其实还有一个选项，即跟随民部公子成为水户藩的藩士。民部公子在船中就曾挽留荣一说：“即使我成为了水户藩之主，能真正帮助我的藩士也很少。尤其现在藩内动乱不断，前途堪忧，所以回到日本以后，请你务必一起来水户藩，为我出谋划策。”

在法国期间，民部公子从法语课到衣食住行无一不是荣一一手负责的，就仿佛是他的“男保姆”，所以荣一也很能体会民部公子的心情。但即使遵从他的意思，荣一也需要先获得主公庆喜的许可，因此荣一只是回答“一切都待我赴静冈向前将军家报告您留学期间的事务后，再行决定”，并赶赴静冈。当时，他随身携带了民部公子委托他交给庆喜的书信，信中提到了昭武已经归国却无法前往拜谒庆喜的心情，并报告了留学的经历。民部公子之所以将信交给荣一，是希望借口让荣一送回信，让他前来水户。

到达静冈后，荣一会见中老【中老：江户时代各藩所设的武家职位，与家老共同统辖政务。】大久保一翁，并请求谒见前将军。谒见在一座名叫宝台院的寺院中进行。

宝台院是一座极小的寺院，我被引入一间房间，里面只有六叠大小，极为逼仄肮脏。地板上铺的榻榻米也是粗陋之物，已经脏得墨黑，这情景令我感慨万分。等待片刻后，庆喜公着羽织袴【羽织袴：男子和服中的礼服。】进入这间肮脏昏暗的房间，并坐了下来。他就坐在我面前不远处，连个坐垫都不铺，就直接坐在了肮脏的榻榻米上。看着这番与当年相比天翻地覆的景象，我低头行礼后再也抬不起头来。未开口，泪先下，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段回想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写的：

在房间里等着等着，灯笼旁似乎悄然走近一个人。我本以为是庆喜公的随从，却愕然发现竟然就是庆喜公。他孤身一人，一副落寞的样子，坐了下来。(《龙门杂志》，转引自《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卷)

原本将军可谓是云上人，幕臣中也只有地位相当高的人才能直接面见他，因此有“御目见以上”、“御目见以下”这样的说法。而他现在竟然连随从都不带一个，就“悄然”走进肮脏的房间里，“落寞”地坐下。此情此景，就算不是涩泽，恐怕也会感慨流泪吧。涩泽情不自禁就说出了：“竟然会见到您如此落魄的样子……我该说什么好呢。”庆喜却丝毫不为所动，放言道：“我今天不是来听你抱怨这些事的，是你说要报告民部在法国期间的事，我才来见你的。”(《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卷)

他这种淡然，不，应该说是超然的态度，让涩泽哑然。上述会面之后，还记录了涩泽对这次会面的感想。

身处那样的情况下，庆喜公的表现实在让我觉得不知道究竟是多愁善感，还是迟钝。(《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卷)

山本七平认为，涩泽这段话中对庆喜的印象，很好地凸显了德川庆喜这一人物的性格。庆喜并不是一个对随从、部下很亲切随和的“感性之人”，而是不易为周围人的情感所感染的冷静、理性的人。所以，他不会向西乡隆盛那样，因为下面的人的拥立而挑起内乱，相对的，他也无法获得大众的热烈拥戴。

在交谈中，涩泽也逐渐理解了主公的意思，对他的态度这样称赞道：

对当时庆喜公泰然自若的态度，我感到非常佩服。普通人突然从征夷大将军跌落到蛰居的身份，听到我同情的话，大抵会不由自主地附和，但庆喜公却阻止了我的怨言。这绝对是凡人所没有的心。

一旦事情已尘埃落定，无论自己在客观上处于多么落魄的状态，都不介怀——这种态度也许是庆喜这样天生的君主才有的吧。日本人中能与他匹敌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昭和天皇。

此次谒见让涩泽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畅快感，但由于民部公子命令他在拿到庆喜的回信后复命，所以拿到回信前，涩泽还不能按自己的计划行动。可问题是这封回信迟迟不来。他向庆喜的随从梅泽孙太郎打听，对方却只是回答“请稍候”。就在这样的蹉跎中，藩厅突然来了传召——前往藩厅，涩泽收到了自己被委任为静冈藩勘定组组长的命令书。如果是普通人，必然会在惊讶的同时，为自己获得上级肯定而感到欣喜万分，但涩泽的反应却不同。他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表示自己来这里是替民部公子将亲笔信送给庆喜公，并带回回信，但此事却迟迟没有了结。就算不明不白地被委任为勘定组组长，自己也只觉得这是桩麻烦，还请先交付回信。勘定头【勘定头：相当于勘定奉行。】平冈准藏对涩泽的暴怒感到害怕，赶紧找中老询问对策。中老的答复是：“另有他人给水户送回信，无需涩泽复命，现在藩厅的工作更需要他，还请立刻受命。”涩泽对这个答复激愤填膺，这时候的他还是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

听到这个回答，我勃然大怒，将命令书扔到了平冈面前，说道：“既然如此，我无法受命，还请见谅。”就这样回了旅馆。(《雨夜谭》)

平冈和大久保感到十分惊讶。他们派了一个名叫大坪的官吏拜访涩泽住的旅馆，询问他究竟为什么不满。涩泽将自己的愤怒全都倾诉了出来，气势汹汹地表示：“自己来静冈不是为了拿俸禄，如果庆喜公是因为我完成了照顾民部公子的职责而赐我官职作为奖励的话，他的想法完全错了。我遵照将军的命令照顾民部公子在法国留学，并在经历一番艰辛后，因国家剧变而在无奈之下回国。民部公子虽想直接向庆喜公讲述自己的心情，但因情势所迫，只能将亲笔信交托给我并命令我带着回信复命。而现在不给我回信就突然拿来一份命令书，这算是什么意思？”

虽然涩泽没有直说，但他的愤怒明显是直接冲着庆喜去的。

大坪为难地回去了，但当晚再次来访传话请涩泽前往大久保一翁的宅邸。翌日，涩泽拜访了大久保家。大久保告诉他，这次的命令全都是庆喜公下的，并解释道：“我曾询问庆喜公，要怎样回复民部公子的书信，他表示：之后会亲自回信，因此无需派你去。水户家曾派人来交涉说务必要把涩泽让给他们，但如果派涩泽去水户的话，由于民部公子的倾慕，他必然会被重用，这会让他被水户一些心地恶毒的人嫉恨，甚至因此蒙受危害。我不愿让涩泽出仕水户家，但如果让他将回信带回水户，他必然会在那里滞留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地就增进了感情，难以扔下民部公子离开当地。因此庆喜公告诉水户家说，涩泽是本藩所需之人，不能派去，并亲自下令给涩泽在藩厅中谋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和其他藩内重要人物商量后，考虑到你擅长理财，便立你为勘定组组长了。”

听到这番话，涩泽为自己肤浅的考虑和粗暴的行为感到深深的羞耻。冷静下来一想，事情的确如庆喜所推想。水户藩是一个充满党派斗争的藩，如果自己听从民部公子的话成为他的下属，则很可能很快便被刺客所杀。在此之前，已有不少稍有先见之明之人在水户藩招致他人的嫉妒，被人打着铲除奸贼的名号暗杀了。而不久之后，明治政府在水户藩招募警察，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担任警部【警部：日本警察官阶级之一，位于警视之下、警部补之上。】，导致了“萨摩警部与水户巡查【巡查：日本警察官阶级之一，处于最低位。】并存”的状况。可见水户藩内相互斗争之激烈。

言归正题。听到这番话，涩泽深感德川庆喜之伟大，决心毕生将其奉为主公。

回想起来，庆喜公对我这样身份低微的人，竟然都考虑得如此周到。面对这位英明且宅心仁厚的旧主，我决心，虽然力量微薄，也要尽我所能侍奉他。

那么，涩泽有没有遵从庆喜的考虑，接受担任静冈藩勘定组组长的命令呢？没有。在深感庆喜之恩的同时，涩泽也判断，作为普通官吏侍奉庆喜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他最终拒绝接受这一职位。

在这个一切都不稳定、不确定的时代，即使成为藩厅的官吏一时间飞黄腾达，藩制本身也随时有可能消亡。(确实，三年后，由于涩泽参与的废藩设县工作，藩制终于被废除了)如此一来，庆喜公就会变得身无分文，甚至可能被不闻不问。到那个时候，谁能伸出援助之手呢？谁能让旧主过上体面的生活呢？涩泽想到，他不能依赖靠制度保证的钱，而是要靠自己的才能赚钱，来回报旧主的大恩。

涩泽的这个决心，恐怕在与宝台院中一隅落魄的庆喜再会时便已下定了吧。决不能让自己的恩人过苦日子!必须自己赚钱侍奉他才行!

那么，这个决心要怎样实现呢？

依靠股份公司。

我虽不食静冈藩的俸禄，但还是想为庆喜公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因此我开始考虑，必须让我国的工商业繁荣起来才行。这个想法源于我在法国留学时的一些见闻，也是出于富国强兵的理想。我打算模仿欧洲的例子，将小资本集合成大资本，并依靠这些资本经营工商业。我考虑了一个新方案提交给了勘定头平冈准藏，这个方案便是设立商法会所。

那么，涩泽的这个商法会所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涩泽觉得它不仅可以拯救旧主，还是整个国家革命的基础呢？下一回将进一步详细解说。

第二十九回日本最早的股份公司

重建静冈藩的经济

由于德川庆喜的安排，涩泽荣一被任命为静冈藩的勘定组组长，但他拒绝了这一任命。很显然，郡县制不久便将普及开来，与其当一个藩厅的官吏，不如作为一介平民积累财富，以侍奉落魄的德川庆喜。

在明治维新刚刚胜利的明治元年(1868)至第二年里，维新政府为财政状况所迫，像以往的革命政权经常做的那样，发行了不兑现纸币【不兑现纸币：又叫做法定货币。指由政府发行的，不能兑换成黄金或白银的纸币。其购买力源于政府的权威和信誉。】太政官札【太政官札：又称金札。明治政府于1868年至1869年发行的政府纸币，是日本最早的全国通用纸币。】。但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对这个革命政权并不信赖，所以这些纸币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开来。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按各藩领土面积，将太政官札贷给各藩，按年返还，命令各藩在财政重建的过程中将这些纸币流通开来【此事被称为“石高拜借”。由于明治维新时财政窘迫，政府印制了约500万两的纸币，按诸藩的领土面积(石高)将纸币贷给他们，年利率3分，分十三年返还。(第三十六回中也有提及)。】

静冈藩也收到了53万两左右的借款。涩泽进言道，必须考虑一个对策，使藩制变化为郡县制时，即使政府突然要求还钱，藩内也不至于还不出来。也就是说，不能将这53万两太政官札作为藩内经费用掉，而应当以这些钱作为资本金创业，用获得的利润偿还贷款。

明治二年春(正月)，这一提案通过了藩厅的评议，此项事业正式开始，这就是商法会所的诞生。

这个商法会所类似于今天的株式会社，将静冈藩获得的贷款与民间资金聚拢起来，成立“合本组织”。恐怕这便是我国第一家以合本组织制度经营的会社。

这个商法会所是否如涩泽所说，真是日本“第一家合本组织”呢？此事留待之后再探讨。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涩泽回到日本后便着手建设的这个商法会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首先来看开设的目的。商法会所设立时涩泽亲笔写的章程《商法会所规则》前言中这样写道：

以国中之金银融通，买卖便利，领民得利润，国产随而相殖为主旨。(《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卷)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判断，商法会所兼具了银行金融和贸易公司商品买卖的功能。更详细的内容如下：

利用定期储蓄金和抵押商品获得的贷款，在京阪等地购入稻米肥料等物资，在静冈等地的市场上销售，作为对地方农业的奖励，或将这些钱贷给各村。(《雨夜谭》)

而涩泽最执著于实现的“合本”这一资本的出资形态，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商法会所采取的形式是：静冈藩拿出太政官札作为投资，而静冈的富商、富农也参与其中。

其中，静冈藩藩厅出资金币16628两2分、宽永通宝【宽永通宝：江户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钱币，铜制，1枚相当于一文钱。1文等于10分(与黄金单位所用的分不同)，10厘等于1分。】10文8分4厘(其中的三分之一是涩泽留法期间节约下来带回来的钱)，再加上政府提供的太政官札385951两、宽永通宝46文9分。由于148两3分太政官札可兑换金币100两，所以将太政官札换算成金币后约259463两有余。合计：

官：276091两2分、永10文8分4厘。

民间出资为金币14795两2分、永41文7分；再加上太政官札换算为金币的3830两，民：18625两2分、永41文7分。

官民总计：金币294717两、永52文5分4厘。

根据细则《组合商法会所规则》，出资规则大致如下：

民间出资人不论身份，士、农、商均可。出资人分为两种形式，即提供经营资本，获得利益分红的股份型出资人和获得利息的公司债券型出资人。出资人可以任意选择出资方式，出资后可获得证书。股份型出资人在每年年末获得利益分红，此时可以撤回资本，也可追加出资或变更为公司债券型出资方式。公司债券型出资人也依照此例。公司债券型出资的利率是12%，但是如果在出资后三个月内撤回资本，则不可获得利息。

《组合商法会所规则》中虽然没有对股份和公司债券的转售做明确记述，但是规定了可以任意选择记名证书或是无记名证书，并写明“确认出资人姓名、相貌后，其证书可以转让给出资人主张的候补人”，所以是可以转售和转让的。

商法会所的经营管理与资本分离，由涩泽本人任所长，担负实质性的责任，实务则交给十二名商人负责。

商法会所的整体管理监督由勘定头担任，我任所长，负责运营上的事务。以勘定所的数名职员作为各部负责人，并附属干事经营业务。(《雨夜谭》)

股份公司的开端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稍微离开涩泽荣一，探讨一下日本股份公司的开端。涩泽曾提到，他在静冈设立的商法会所是日本“最早的合本组织”，但查找经营史方面的书籍，我们会发现除涩泽的商法会所之外，可以称为日本最早的股份公司的企业几乎同时在日本各地都有成立。

根据坂本藤良《幕末维新的经济人》记载，其中一个便是幕府时期涩泽的上司小栗上野介于庆应三年(1867)四月兵库开港时提议设立的兵库商社。由于小栗担心这里会像横滨开港后那样，让外国人开的商社为所欲为，导致日本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失到海外。为了不让外国人垄断贸易，他尝试建立了由日本人出资和经营的兵库商社。该商社于当年六月成立，出资人为大阪的二十位富商。

兵库商社“无论武士、商人、农民”均可出资，“根据出资额分配利益”，“出资人中如果有急需资金者，可立刻撤资”。(《幕末维新的经济人》)

兵库商社的资本金为100万两，事务所设在大阪的中之岛，一直经营到十二月末，共半年时间。庆应四年由于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商社不得不停止了经营。

更早的商社是庆应元年(1865)坂本龙马于在长崎成立的“龟山社中”。虽然它不如这个兵库商社的资本形态明确，但也属于贸易公司。但是，“龟山社中”资本的出资人并没有采取股份制，所以坂本藤良判断，不能认为它是最早的股份公司。他认为，“社中”这个词虽是早期的股份公司对股东的称呼，但“龟山社中”的股东并不符合股东的定义。另外，海援队【海援队：龟山社中发展后的名称，在日本西国诸藩间进行运输和贸易活动。】虽然也是商社，但并不是股份公司。

另一方面，关注美国Joint Stock Company【即股份公司。】的福泽谕吉，劝说他在庆应义塾时的学生——医生早矢仕有的，于明治二年(1869)元旦设立了进口欧美书籍和医药品的商社“丸屋善八书店(丸屋商社)”，即后来的丸善。在商社章程《丸屋商社之记》中，将提供资本的出资人取名为“元金社中”，将提供劳动力的人取名为“働社中”，因此看起来这家商社是将资本与经营分离的。

在这个章程中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它对采取这种形态的缘由所做的解释。其中提到，个人世袭的组织中，当主人判断有误时，他人无法谏言献策；但是数名志同道合者结“社”，并在不悖伦理的前提下追求利益，则可免于破产之危机。总之，复数的人集合资本成立公司这一点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称为股份公司，但可以算作是“合本组织”。

明治二年二月，与这个丸屋商社几乎同一时间，以三井八郎右卫门【三井八郎右卫门：三井家总领家(北家)家主代代世袭的名字。此时应当是第八代三井高福(1808—1885)。】为总社长的“东京贸易商社”成立。这家商社由三野村利左卫门【三野村利左卫门(1821—1877)：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的三井组大掌柜，原名利八，是三井财阀中兴的领导者。】发起，以贸易与金融为主要业务。这是三野村频繁出入小栗上野介处，学习了股份公司方面的知识后想到的。从这家商社的章程中可以感受到小栗的兵库商社对它的强大影响。坂本藤良将这家商社作为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

如上所述，在明治二年这一年里，福泽谕吉的丸屋商社(元旦)、涩泽的商法会所(正月)、三野村利左卫门的东京贸易商社(二月)陆续建立，可谓是“合本”组织成立的高峰期。但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以小栗的兵库商社为第一。这样看来，似乎可以将兵库商社作为日本第一家“合本”组织。

但是从出资形式和股份形态来讲，在公募性、买卖自由、资本与经营的明确分离这些方面，涩泽的商法会所也许更接近于现代的股份公司。

山本七平这样评论道：

对于日本第一家“公司”，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小栗上野介的兵库商社或坂本龙马的海援队，但向一般民众公募资本金的，以商法会所为第一。如果公开募集是公司的必要条件，则应该将商法会所定义为日本最早的公司。(《近代的创造》)

的确，股份公司的概念正是聚拢小额资本，集合成大的资本，而与这一概念最相符的应该还属涩泽的商法会所。

获得巨大成功的“商法会所”

章程已定，资金也到位了，涩泽梦寐以求的“合本”组织终于启动了。但是运营中最大的问题是，要怎样处理占资本金大部分的太政官札呢？在涩泽看来，由于民众对政府的信赖非常薄弱，所以今后太政官札的兑换率必然还将下跌，并导致物价高腾。

这样看来，必须尽快用太政官札采购物品或将它们换成金币才行。明治二年(1869)二月起，便涩泽开始了行动。

“采购物品”的本金全都是新政府纸币【政府纸币：政府直接发行的纸币，与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一样，具有法定通货的价值。日本明治初年时的政府纸币叫做金札，分为太政官札和民部省札。】，即太政官札。当时金币交易要看即时价格，由于普通民众不习惯使用纸币再加上对新政府不放心，所以太政官札对金币价格不断下跌。今后由于这种纸币的流通，物价一定会呈现出高腾态势，所以必须趁现在赶紧将这些纸币换成金币购买物品，方才合算。我与各负责人商议后，决定在东京采购肥料，在大阪采购稻米。当时恰是明治二年二月，我带着纸币来到东京，购买了榨滓【榨滓：一种肥料，即豆类、芝麻、鱼类等经榨油处理后剩下的残渣。是江户时代常用的一种氮素肥料。】、干鰯【干鰯：将沙丁鱼、鲱鱼、鲱鱼卵等晒干压缩后的产物，可用做肥料。】、油粕和糠等。途中我顺便从故乡叫来了妻子，三月中旬回到骏河【骏河：现在日本东京都日本桥室町的一部分。】。(《雨夜谭》)

涩泽的预期果然没有错。肥料和稻米的价格不断上涨。看到销售稻米能获利后，涩泽便根据行情时不时地抛售一些，而肥料则借给领内各村。就这样，商社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看到梦寐以求的股份公司开始盈利，当时的涩泽一定高兴得无以复加吧。山本七平也指出，涩泽当时仿佛如鱼得水一般畅快。

但是，涩泽的预期过于准确了。随着情况恶化，一件麻烦事发生了。维新政府担心太政官札暴跌，下令：“严禁纸币与金币之间设立差额。若有违反者，不仅本人，所属府藩县长官、领主皆算作违法。”(《涩泽荣一传稿本》)

这个禁令于明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颁布。当时涩泽恰好因公在东京出差，不在静冈，这导致商法会所被卷入了意想不到的纠纷。

从商法会所贷款的商人中有一些善于投机钻营者，明明拿到的是用金币交付的贷款，看到这个禁令后，却跑来要求用太政官札偿还。商法会所刚刚成立时太政官札便只值金币的三分之二，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有下跌，这就意味着商法会所贷出100两，却只收到66两的还款。这怎么行呢？

但是商人中不乏狡猾之人，见商法会所不肯，便威胁要向政府告状。静冈的藩主是正在蛰居的德川庆喜，且商法会所又是半官半民性质的，若庆喜成了被惩罚的对象，那该如何是好？因此，中老大久保一翁不顾商法会所内部的强烈反对，于六月十五日颁布告示，允许商人用太政官札返还贷款。(日期根据《涩泽荣一传稿本》)

这下可好!自私自利者纷纷涌现，连原本应该保护商法会所的出资人和御用商人都争先恐后地拿来太政官札，企图谋求私利。他们并不理解股份公司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又由于商法会所的资本金是半官半民性质的，所以他们将“官”当做喷香的饵料，企图中饱私囊。

听到这个消息，涩泽大吃一惊，立刻开始考虑善后策。

涩泽认为，发生这一事态的最大原因是资本和经营采取了半官半民的形式。如果全部都由民间资本组成，由民间经营，那么即使有狡猾的商人要求以1∶1交换太政官札，也不会威胁到庆喜，商法会所也可以断然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与此同时，大久保一翁也想到挪用藩政府资金经营商业会招人非议，于是命令将商社移交民营。

当年五月时，藩厅秘密下令道：将藩内资金用做商法会所经营商业的资本，有悖朝廷旨意，且不论内情如何，应姑且更改名称。经过种种讨论后，商法会所被更名为常平仓，这是大久保引用中国汉朝旧例命名的【常平仓原是汉宣帝时耿寿昌首先倡建的一种仓廪。谷贱时用较高价籴入，谷贵时减价粜出，以平衡米价。(《汉书·食货志上》)。】但它既可出借肥料，亦买卖稻米，因此与真正的常平仓主旨相去甚远，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雨夜谭》)

更名事件发生于五月，而可用太政官札返还贷款的告示颁布于六月十五日，所以时间上是有矛盾的，两者关联性还有待考证。但很明确的一点是，由于从半官半民的性质转为民营，六月下旬，太政官札返还贷款的情况终于被遏制。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期间的版籍奉还【版籍奉还：即下文提到的废藩设县改革。多位大名上表将领土和领民奉还给天皇，并获得政府认可。通过此事，日本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央集权。】则进一步促进了民营化的进展，兑换率恢复为了原来的水平，商法会所(常平仓)终于摆脱了危机。

在经营商法会所的过程中，上述事件让涩泽深切地感到，日本的商人尚未熟悉近代商业、尤其是股份公司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他也对政府金融政策的无能深感失望。朝令夕改、缺乏对未来的预见，政府缺乏让商业繁荣的基础。

但是这个时候他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将要挑起政府建立金融政策的担子。

我所策划并负责经营的我国第一个合本组织——商法会所(后来的常平仓)逐渐步入正轨，将来发展前途一片大好。正在此时，即明治二年十月末，明治政府要求涩泽即刻前往东京的命令到达了静冈藩藩厅，又由藩厅送到了我的地方。

这道命令要求涩泽出仕明治政府。此时的涩泽刚刚感受到做买卖的乐趣，完全没有从政当官的兴趣，因此向大久保一翁表示了拒绝之意。但大久保转达庆喜的意思表示，即使拒绝也应当先应召前往才行，如果由藩厅转达，会被政府恶意揣测是藩厅惜才不肯放人。

无计可施之下，涩泽只好同意姑且与政府人士见一面，听了对方的话后再决定是否拒绝。在交代了自己不在期间的种种事宜后，他于十二月上旬(根据土屋乔雄给《龙门杂志》的投稿，涩泽的记忆有误，正确时间应是十一月上旬）到达东京，前往太政官【太政官：日本明治维新政府设立的最高行政机关，具备立法、行政、司法职能，长官为太政大臣。1885年内阁制度建立后被废止。】。但在这个时候，涩泽盘算的还是说明理由后返回静冈，他并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担负起从无到有建设日本财政、金融体系的任务。

第三十回结识大隈重信

【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武士，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教育者。曾任大藏卿、外务大臣，两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也是首任校长。】

用逻辑打败涩泽的大隈重信

在涩泽荣一的一生中，每当他面临多条可选择的道路时，往往出现某些自身意志所无法左右的外部因素，强制他选择其中一项。也就是说，涩泽自己并不愿意走上这条路，但却由于对他有大恩的主公或知己直接间接的干预，导致他不情不愿地选择了这条路。

此次出仕明治政府也正是如此。对于涩泽来说，此时商法会所的经营终于走上正轨，自留学法国后便怀有的用股份公司来改造社会的梦想也许有可能实现，因此当时的他完全没有为明治政府这个政权效力的想法。他对明治政府不仅完全不抱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反感。

他却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因为如果拒绝出仕，政府会怀疑静冈藩私藏人才，甚至可能累及蛰居的庆喜。所以涩泽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得决定上京当面拒绝。明治二年(1869)十二月上旬，他抵达东京前往太政官，但却在那里接到了大藏省(当时大藏省与民部省【民部省：设立于1869年8月，由太政官设置的中央行政机关之一，管辖国内行政事务，一个月后与大藏省合并，但形式上两省仍然存在，卿以下、少丞以上的干部由两省干部兼任。1870年两省再次分离，后从民部省中独立出工部省，1871年与大藏省再次合并。】几度合并、分离，但由于涩泽在回忆录中都写为大藏省，本书也据此统一写作大藏省)租税司租税正【租税司租税正：租税司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日本财务省主税局局长。】的任命书。这让涩泽大吃一惊，他在大藏省可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啊!

当时大藏省大藏卿为伊达宗城，大藏大辅为大隈重信，大藏小辅为伊藤博文。原本大藏卿相当于大藏大臣【大藏大臣：1885年，日本改为实行内阁制度，大藏省长官的称呼也由大藏卿改为了大藏大臣。】，而大藏大辅则相当于大藏次官，但由于明治初期所有官职的最高级都由公家或有影响力的大名担任名义上的职务，因此从实质上讲，大隈重信才是大藏大臣，而伊藤博文相当于大藏次官。

在这些成员中，涩泽完全找不到有可能提拔他的人，换句话说，就算他想找人抱怨自己完全没有当官的意思，都不知道该找谁。

这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究竟是谁举荐了我，谁记住了我的名字？这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雨夜谭》)

涩泽后来才知道，当时大藏省中有一位名叫乡纯造的旧幕臣，眼下正担任伊达大藏卿秘书长一职。他虽然没有直接和涩泽见过面，但对涩泽在一桥家时期的工作成绩以及留法期间的理财才能有所耳闻，因此向求贤若渴的大隈、伊藤强烈推荐了涩泽。涩泽从大藏省辞官后，乡纯造依然在职，一直升任至大藏次官，成为贵族院议员，封男爵。他的儿子乡诚之助【乡诚之助(1865—1942)：日本实业家，历任日本经济联盟会会长、日本工商会议所所长等。】后来被涩泽看重，担任过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理事长，被誉为“再建者”，是日本财经界的重磅人物。

言归正传。

既然不知道究竟是谁推荐的，那涩泽只好索性直接面见大藏省的最高层大隈重信，告诉他这个命令有误会，请他收回。这样决定后，涩泽拜访大隈位于筑地的私宅，表示了拒绝任命的意思，但却被大隈告知当天事务过多，十八日再见面。涩泽听从了大隈的吩咐。

就这样到了十二月(或十一月)十八日，大隈重信与涩泽荣一见了面。考虑到涩泽后来在大藏省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次会面可以说是决定日本财政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时刻。在这次会面中，涩泽被大隈的大道理驳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被迫同意了出仕。

当天，我们交换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往我总是能运用我那些半吊子的知识说服我的对象，但大隈在那时就是一位颇有头脑的人物，他抓住了我论点的要害，搞得我居然很难说出反驳的话来。

像涩泽这样头脑明晰、逻辑清楚的人，是很了解辩论时的规则的。所以当对象遵循规则成功地反驳了他的时候，他自然也就会更清楚地理解，自己已经输了。

那么，大隈究竟是靠着怎样一番逻辑说服涩泽的呢？

首先，我们根据涩泽的论述整理他的论点：“我自少年时代遭代官侮辱后，便立志讨幕，甚至想过靠蛮力烧杀横滨，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因此现在幕府被打倒，天皇亲政，我十分高兴。但是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我被一桥家所救，受到德川庆喜的信赖，被派与民部公子一同前往法国。因此，我打算将余生献于庆喜公。之所以在静冈设立商法会所，正是出于这个打算，也是想要运用在法国学到的知识，推进日本产业振兴发展。因此，我完全不打算出仕政府，此番上京是担心静冈藩出面拒绝会造成政府误解。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出仕的打算，所以在此当面向大隈大辅表示拒绝之意。”

对于这番话，大隈首先表示：如果拒绝出仕，必然会招致旁人误解庆喜公惜才、拒绝帮助政府。这是谁都会说的威胁。接着，他又用下面这番话，一口气把涩泽打得无力反驳。

现在的政府当局正在重建一切。这个时代需要脱下所有的陈规旧套，并针对一切事物生出新的规则，所以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才。你说你对大藏省的工作没有任何经验，但对于这些工作，我大隈也是毫无经验的，伊藤小辅同样如此。对目前之状况，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是我国神代诸神共聚一堂商议开天辟地之事一般，我们现在也需集合众人之智，实行新政。幸运的是，你曾经留洋法国并考察过欧洲各地状况，熟知财政方面的各种知识。因此，我希望你务必进入中央政府，为这个时代的重建尽一份力。与其为静冈藩这样的小藩竭尽所能，为国效力不是有着更大的意义吗？而且，如果有静冈藩的人能进入中央政府效力，庆喜公也更容易安身，这也意味着庆喜公在间接地为国民效力。进入政府，你多年来的理想就能够实现，你可务必要好好考虑。而站在庆喜公的角度来看，将你推举给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表露自己的诚意。你出仕政府，正是成全了你对庆喜公的忠义之道。此举不仅合庆喜公之意，也是为国，所以还请你不要意气用事。出仕明治政府才是真正的绅士之道。

这番话中，大隈的言辞不可谓不巧妙。一般人在劝导时往往会用一些负面的论据威胁对方，例如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如此这般不好的后果。以伊索寓言中《北风与太阳》来打比方，这就好比是企图用寒风吹走旅人衣服的北风。面对此类“北风论”，涩泽这样意志坚定的人往往是可以忍耐的。但是大隈在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北风论”后，便将话锋一转，唱起了这样做便会产生哪些有利结果的正面论调，即“太阳论”。他的意思是，只要涩泽出仕中央政府并取得成绩，这些成绩就会成为德川庆喜的功劳，意味着庆喜间接地为国民作出了贡献，所以涩泽也就成全了忠义之道。这是从正面出发的三段论法。

对涩泽这样从孩提时代起便熟读《论语》、铭记忠君爱国之道的人来说，这番话是非常有效的。可见，涩泽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明治人”。

设定经济游戏的规则

进而，大隈针对涩泽个人的夙愿——依靠股份公司进行社会革命，这样说道：“你说你今后想要以实业立身，为产业发展奉献自身，但如果国家根本不定，就无法指望产业发展能获得多少成果。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现在是构筑事业基础的时代，不管是财政、法律、军备，还是教育、工业、商业，都必须先订立制度。例如大藏省的工作就是必须先确立货币、租税改革、公债发行办法、股份制、邮政、度量衡等一大批制度。因此先进入政府，为确立这些根本而努力，对你所主张的发展实业的理念来说不正是头等大事吗？”

这番话比刚才所谓出仕政府才是实现对德川庆喜的忠义之道的道理更让涩泽心动。因为大隈所说的，正是涩泽在静冈经营商法会所时亲身感受到的。政府的朝令夕改、肆意发行不兑现纸币、任意改变与金币的兑换比率等，让涩泽深感困扰。因此，他也比别人更深切地知道，完善财政、金融、流通等法律法规比什么都重要。这就好比你参加了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不知如何是好时，眼前却出现了“你自己来制定规则吧”的诱惑，这当然是谁也无法抵挡的。

因此，涩泽在考虑了一晚后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任命，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旁人根本不会想到的交换条件。

我对大藏省的内部结构并不了解，但就我所知，省内官员无论长官还是属吏，都日日忙于眼前的杂务，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进行诸般改革的。想要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首先应在省内设立一个专务改革事务的部门，并为它募集有为之才，令他们调查研究诸般制度，然后付诸实施。关于此事，务必烦请大隈大辅费心。

回忆涩泽之前的经历，类似的交换条件似乎也曾出现过？对，涩泽被平冈圆四郎所救，违反初衷出仕一桥家时，也同样提出过要让原本弱势的一桥家实现“富国强兵”，就要首先进行财政改革。当时他提出的战略与现在几乎一模一样。

民兵募集及步兵队组建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在领内巡视期间，也对地方特产、特产销售渠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回到京都后，我将这些情况整理总结，向主公提出了建议。其中主要包括年贡米的销售渠道、播州棉花的买卖以及备中硝石制造三条。依照这些建议，可以增加藩内收入，并使辖下民众也富裕起来。黑川用人等其他藩内重要人物对此十分赞成，于是我便被任命处理这些事务。

出仕一桥家，同样也是由于外部客观因素的强制——如果拒绝，就无法营救被幕府逮捕的尾高长七郎。当时涩泽为贯彻尊王攘夷之志，故意提出一桥家必须进行财政改革，并让这个任务落到自己身上。

这次的情况也很相似。正当涩泽已经下定决心用余生侍奉主公时，却被强制叫到了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并被任命为政府官员。这时的人质变成了德川庆喜，因此涩泽唯有答应出仕一途，既然答应，政府便必须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革才行。可以说，涩泽是一个有些另类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明知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胜任，却绝对不直接开口说“让我做这件事”，而只是提出改革的建议。在这类谈判方面，涩泽荣一可以说是一位相当强悍的人物。

担负起改造日本的重任

与庆喜一样，大隈也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他立刻看透了涩泽的意思。他说：“在下也认为，照现在这样下去是无法期待诸项制度更新的，所以正在考虑设置专门的改革组织，既然你也有此意，便立刻着手设立吧。”

在明治二年(1869)那个时代，日本实行的虽是太政官制度，但大隈能言善辩又擅长办事，所以政府内部实质上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就这样，这件事立即就拍板了，十二月末，政府颁布了公告。与涩泽预期的一样，明治三年时他被任命为了改正局局长，不仅成为了财政和金融改革的负责人，也担负起了改造整个日本的重任。

大藏省内设立了改正局，并从租税司、监督司、驿递司等部门抽调人员就任，我被任命为改正局的负责人。为完成这一重任，我认为应当为改正局募集有为之人才，便与大隈大辅商议后登用了前岛密【前岛密(1835—1919)：日本的官吏、政治家，日本近代邮政制度的创设者之一，被称为“邮政制度之父”。】、杉浦爱藏等人，又推荐了能够阅读外文书的人、文笔好的人或拥有某些专业知识的人共十二三人，负责改革事务。改正局的工作范围非常宽泛，包括了全国测量工作、度量衡改制、租税改革、邮政法改良以及货币制度调查、禄制改革、铁道铺设方案、各官厅的建设等。我们在讨论审议时往往会有各种意见，订立一个基本方案就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对这些事务需要进行全部详细的调查研究，从建立相关机构的具体方案到改革的顺序、经费支付办法等，无不要一一提出意见并最终确认，因此自设立改正局之后，大藏省的事务终于迎来了最繁忙的时期。

这段中提及的前岛密和杉浦爱藏原来都是幕臣，当时在静冈藩担任官员，是涩泽原来的同事。前岛密自进入海军操练所后开始学习英语，此时他正任静冈藩远州中泉奉行。杉浦爱藏于文久三年(1863)随池田筑后守前往欧洲，并于庆应三年(1867)加入了德川昭武一行，也是一位欧美通，更是涩泽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此外，还有万延元年(1860)乘咸临丸号军舰赴美、后来成为海军中将的赤松则良【赤松则良(1841—1920)：军人、政治家，被称为日本造船之父。1960年，他随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的使节团乘咸临丸号军舰赴美，后被选为留美留学生。】，参加了文久使节团【文久使节团：这里指的是文久三年(1864年)日本幕府派遣的赴法使节团，也被称为池田使节团。】和庆应元年的柴田使节团的盐田三郎【盐田三郎(1843—1889)：日本外交官。在上述两次使节团中任翻译，明治维新后历任外务大丞、外务少辅等职务。】等旧幕臣，他们都是擅长外语的外国通。当时此类人才极为罕见，因此只有从旧幕臣中寻找，涩泽成了招揽这些人才的窗口，并固才适用。

驿递法是个棘手的难题，让人颇费了一番苦心。此项改革事务由前岛密负责，经改正局决定后实施。因此前岛转任驿递权正，专门负责此项事业。

那么，为什么邮政法会成为棘手的难题呢？因为它与货币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隈与涩泽的“发展中专制”【发展中专制：从优先国内开发、发展的角度出发，用强制性手段压制国内的政治欲求，实行专制政治。】

旧幕府时代，各地间的物流尤其是大名出巡等大规模移动，需要途中驿站派出相当数量的人马。但这类劳动并不是强制性的无偿劳动，而是需要支付小判或银币的。因此在江户初期，这是附近农家农闲期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货币经历数次改铸后质量变得越来越恶劣，使得农民获得的薪酬也因此下降，让这类劳动接近于强制性的无偿劳动了。这导致各地怨声载道，甚至引发混乱。而现在幕府既已瓦解，旧有的驿递制度便几乎不再运作了。

如前所述，改革某项制度时往往会牵涉其他制度，所以只好全部推翻，从零开始。这些改革全部都由涩泽负责指挥，而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当时大藏省的管辖范围非常广，其实质上的负责人大隈更是掌握着几乎等同于独裁的权力。

当时大藏省权威甚大，相当于掌握了政府全权。因此，握有大藏省全权的大隈大辅势力颇为强大，压倒了其他各省，甚至因此受到旁人的嫉妒。

从绝对权威与智囊团的角度来看大隈与涩泽的关系，他们之间就像是通过兵变掌握全权后的拿破仑三世与圣西门主义者的关系。成为拿破仑三世智囊的米歇尔·歇瓦利埃等圣西门主义者，巧妙地利用独裁权力速断速决的特点，成功地将以往只能停留在脑海中的法国改造计划转化成了现实。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发展中的专制”，但至少在明治三年至明治四年这段时间里，大隈与涩泽正是依靠这种“发展中专制”，陆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改革方案。

第三十一回金融制度的确立

国家改造的作战指挥部

根据涩泽的建议而成立的改正局横跨且超越各省厅，是一个拥有特别权限的“行政制度研究所”(《近代的创造》)。改正局中的官吏虽然等级不高，但他们每天与大隈、伊藤等拥有实权的上司共同出谋划策，进行头脑风暴，还可以将主意立刻转化为现实。因此，这里发挥着建设新国家的司令部的作用。

这个改正局的气氛究竟有多活跃呢？在涩泽从静冈藩提拔进入改正局的前岛密的回忆录《鸿爪痕》中有着详细的记录。由于他的任命书上写着“九等出仕”【当时的官位位阶共分十五等。】，前岛大为不满，于是找先一步赴任的杉浦爱藏商量。杉浦告诉他，自己虽然是十等出仕，但改正局却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改正局是民部、大藏两省设置的一种特别部门，没有设长官，相当于大藏大辅、民部少辅、大隈、伊藤的顾问部门。部门中就行政各项制度的改革问题咨询各位成员的意见，或是立案成立某个官衙，因此成员没有固定的事务，按其能力随时分配。……我于明治三年(1870)正月五日赴任后意外地发现自己坐在了成员上席中。唯涩泽荣一一人在担任租税正的同时还兼任本部门事务。大隈、伊藤两人亲自出席，民部大藏卿伊达侯也列席旁听。席间无丝毫尊卑之差，可以襟怀坦白地讨论时事。我因此内心更加喜悦，颇感愉快。(《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卷)

如上所述，改正局可谓是国家改造的作战指挥部，被选拔进来的旧幕臣能和大隈、伊藤等国家领导者直接交换意见。但是这个从天而降的部门不可能不招致大藏省官员和其他既存省厅的反对，大隈在后来回忆说，不断有官员面见他，要求罢免涩泽。

其中大藏省的官吏尤为不满。他们就像搞集体罢工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来见我，抗议怎能让那样一个无赖幕臣凌驾于他们之上，并纠缠着我要与我进行谈判。其中反对声最为猛烈的是玉乃世履【玉乃世履(1825—1886)：大审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裁判所)院长。他刚毅果断、清廉公正，被称为“明治的大冈”。】(他后来成为了荣一的好朋友)。由于我将涩泽提拔到了玉乃之上，他因此非常愤怒。(转引自《近代的创造》)

当时的涩泽总是随身带着一长一短两把刀，不管对方是庆喜还是大隈，只要说出任何不讲理的话，他都敢针锋相对地驳斥，因此说他“无赖”并不算是胡说八道。而且他虽是幕臣，却是农民出身，在幕府的职位相当低下，所以同是幕臣出身的大藏省官员自然免不了心怀不满。大隈劝说这些人暂且静观结果，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举动，后来大隈自己也将提拔涩泽这件事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功劳。

改正局成立六个月后，事实证明大隈这一把押对了。涩泽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就解决了财政、金融、地方行政、产业振兴、邮政等方面的难题。面对他完成的这些工作，原本等着看好戏的大藏省官员们终于乖乖认输，向大隈道了歉。

他思虑颇深，计划周全，并以满腹热诚扛起工作，因此六个月后，原本的反对者都大感惊讶。这一回，这些反对者反而来谢罪了。最先来抗议的是玉乃，而最先来谢罪的也是他。他们说：“涩泽此人，我们远不能及，诚乃难得之人。先前口出无状，是由于我们失察，实在抱歉。”并从此与涩泽关系亲厚起来。(转引自《近代的创造》)

那么明治二年至明治六年期间，这剂将病危状态的“日本”拯救回来的强心针——涩泽荣一的改正局，究竟做出了哪些业绩呢？让笔者一一道来。

租税改革中的阻碍

在改正局，涩泽倾注了自己最大精力的，大致为以下三项改革。

第一，将租税从缴纳稻米转变为缴纳货币；

第二，铁路铺设；

第三，货币制度、公债制度及银行制度。

其中涩泽首先着手的是租税改革。因为进行任何改革时首先面对的都是预算问题，即大藏省能拿到的钱。由于幕府时代缴纳稻米的制度仍在持续，将稻米换成钱又需要花费时间和经费，效率非常低。涩泽受圣西门主义的间接影响，是一位商业立国论者，因此他认为，从工商业中获得的直接税才是将来建设日本的基石。现在，他认清日本仍然是个农业国的现实，并想出了获得稳固的财政收入的方法。

这个问题似乎比预期的更难，无法在一朝一夕间解决。《雨夜谭》中对这方面只有如下记载。

租税务必需要改革，大隈、伊藤也对此寄予厚望，吩咐我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作为租税正，我也竭尽所能，考虑再三。但此事却颇为棘手，任谁都只能说“难办”，拿不出主意。因此我姑且将目标设立为将实物缴税变成货币缴税，并着手这方面的调查。

显然，货币缴税比用实物缴税要方便得多，但在调查中，涩泽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与江户时代一样，将稻米换成货币的市场只有大阪的中之岛和东京浅草藏前两处，地方上并不存在这类市场。以往，地方上的稻米全都由政府负责保管、搬运，集中到这两个市场后，交给被称为“札差”的中介商，将其现金化。

这一制度的确不便，但也有相应的优势。例如，方便在大阪、东京等有大消费地的市场销售大米，使需求和供给获得平衡，生产者米价与消费者米价之间的差额不会乖离。

但是，如果为实行货币缴税而在地方上也开设市场的话，大米就能在地方上直接换成金钱，米价必然会下跌；而城市里由于缺乏大米供给，造成米价上涨。如果铁路、航道等交通完备，大米自然会流通起来，但现阶段交通网却几乎未形成。如果突然转换成货币缴税制度，必定会导致米价混乱，黑市商人活跃。既然可以预见到这些状况的发生，涩泽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阶段是没法一下子进行租税改革的。

若要除去此障碍，政府便必须帮助人民自由地将稻米运到东京、大阪等城市，并为他们准备好相应的船只等。因此，我所提议的废止实物缴税、改为货币缴税制度，一直难以实行。明治六年(1873)五月三日我辞官下野，直至明治七年陆奥宗光伯担任租税头，此项制度才渐渐实行。由此事可知，在不打破旧例的情况下推行新事物，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论语讲义》)

将实物缴税改为货币缴税，需要首先完善流通设施，而要完善流通设施，却又不得不先确立货币缴税制度。这是一个死锁的局面。

但是光顾着为这个局面犯愁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为了让陆路流通能够顺畅起来，涩泽首先着手铺设铁路。

完善铁路网

在法国，拿破仑三世上台后由于圣西门主义者的运动，法国已经有了完善的铁路网，并因此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亲眼目睹其实效，涩泽自然而然地将铁路铺设视为了资本主义扎根的前提。

但是，资金问题却横亘在他面前。

当时人们针对铁路问题议论不休，大隈、伊藤两人立案募集外债以作为铁路建设资金，但政府高官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向外国借钱铺铁路会误了国家大计。一般舆论也为此愤慨，反对募集外债。改正局极力为之辩护，启蒙民众，竭力助长赞成促进铁路铺设的舆论。

关于这个铁路铺设问题，涩泽曾在杂志《财界罗曼史》中回顾过当时的情况，这篇文章被收录于《青渊回顾录》中。笔者据此加以解说，此事经过大致如下：

在日本，铁路铺设一事其实很早便被提上了议程，据说此事便是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建议。被幕府任命为日本总领事后，弗洛里海拉尔特便向幕府提出过铺设铁路的建议，但不知为何却被束之高阁，幕府将江户—横滨间的铁路铺设许可权交给了美国大使馆书记官波特曼。幕府瓦解后，波特曼的许可权随之陷入尴尬局面，甚至引发了外交问题。直到明治三年(1870)，这个问题才终于获得解决。

明治二年，日本东北、九州岛地区发生灾荒，甚至出现因饥饿而死的人。尽管如此，大米却无法顺利地运输到这些地方。经过这件事，明治新政府终于开始认真探讨铁路铺设问题。就在此时，英国大使巴夏礼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曾任清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李泰国(1833—1898)：英国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表示，愿意以日本的关税及铁路将来的收益为担保，在英国募集三百万英镑的公债。这便是后来所谓的“李铁路借款”。大隈和伊藤正为修建铁路的资金来源犯愁，听到李泰国的这番话，自然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李泰国保证，先按照12%的年利率募集一百万英镑的公债，并送来铁路建设所需的器材，派遣技师。

可是，李泰国此人并非看上去那么好心，他在《泰晤士报》刊登的募集债券广告清清楚楚地写了年利率九分。他企图在收取中介费之外，再私吞3%的利息。此事被日本方面知悉，从上至下发展为了大问题，再加上李泰国以关税等作为担保的事情暴露，政府内部中的保守派和兵部省等部门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认为“大隈是将神州土地卖给外国的卖国贼”。

但是大隈和伊藤并没有因这些反对声而屈服，他们先派前岛密前往英国，支付了和李泰国的合同违约金，解除了合同，然后将募集公债的事务转交给英国的东方银行，强行募集到了一百万英镑。

大隈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和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持他的铁路铺设论的只有伊藤一人。幸好，此时出外考察的黑田清隆伯【黑田清隆(1840—1900)：日本萨摩藩士、陆军军人、政治家，曾任北海道开拓长官、第二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职务。】回国，并站在了大隈一边，东京至横滨的铁路终于顺利开工建设，并于明治五年全部竣工，从新桥至横滨共十八英里。九月十二日，明治天皇陛下亲临开通仪式。

当然，在铁路铺设实行的过程中，预算编成等一切事宜都由改正局一手负责。涩泽与前岛密一起，为此竭尽全力地奔忙了一番。

最紧急的任务——建立金融制度

如上所述，改正局正致力于解决租税制度、铁道建设等当时最重要的课题，但其中十万火急的是建立货币制度、公债制度、银行制度等近代金融制度。

货币改铸一事也是一桩要务。我们已于大阪成立了造币局，并决定将银作为本位货币。此事是本省事务中最为紧要之事，因此必须先进行尤为精密的研究，方能付诸实施。公债这一事物原本仅于欧美各国发行，在我国发行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纸币已经发行流通，但其兑换方法应当怎样规定？各省各寮司配置及事务处理顺序应怎样安排方为便利？针对种种事项，伊藤少辅提出前往美国进行考察研究。改正局审议后据此做了文案，向政府提出了建议。明治三年(1870)十月，建议被通过，政府决定派伊藤前往美国，并命芳川显正【芳川显正(1842—1920)：日本的官吏、政治家，对日本银行制度的确立作出了贡献。】、福地源一郎等人随行。(《雨夜谭》)

此处值得我们探究的是，伊藤为什么将美国选为考察对象呢？关于这个问题，山本七平在《近代的创造》中推测，当时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因此比较适合作为建国的摹本，但这一推测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因为伊藤曾在幕末于英国短期留学，从熟悉程度这一角度来说，他不是更应该选择英国吗？

因此笔者想到，伊藤在将考察对象定为美国之前，也许已经读过一些关于美国货币、金融制度方面的文献，并因此决定前往美国。例如在冈田俊平的《明治期通货论争史研究》中记述了如下一段内容：

为了找到实现财政健全化、货币价位稳定、物价平稳的方针策略，伊藤博文申请前往美国考察。这份申请中写有“臣近日翻阅《合众国国债偿消法及货币条例》等书”等文字。而在日期为明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从美国寄回的提议成立纸币发行公司的书信中也附有《1864年官版美国纸币条例》。据此书信，被伊藤少辅誉为“万国无比之良法”的银行制度，是根据1863年2月制定、翌年6月修改的《国家货币法》制定的。赴美之前，伊藤博文就已依靠福地源一郎的翻译研究了这部法律，并将其修改为更符合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纸币条例》。

也就是说，福地等人翻译研究了美国《国家货币法》后，伊藤认为它适合当下日本的情况，因此将考察的对象选为了美国。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这一选择却在日本政府内部引发了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之争。伊藤从美国引进的国立银行【此处英文虽为National Bank，但银行性质与中文译语“国家银行”的定义不同，其实质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成立的私立银行。】制度，与大藏省干部主张实行的中央银行制度互相对立。

对于银行制度产生了两种说法。伊藤公认为应在日本实行美国式的银行制度，而当时有一位叫吉田清成的人(此人是鹿儿岛藩士，早年即已亡故)曾于英国留学，虽未完整地学习银行知识，但英语流利，也对英国银行有一定了解，因此主张美国银行制度并不完善，而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是所谓中央银行，日本也应首先设立中央银行方可，否则必然会产生金融的不统一。而伊藤公则辩驳道，统一虽有必要，但所有事物均是产生并发展之后方才统一的，不可反其道而行之。若有必要统一，他日自然会一致。当前务必效仿美国确立国法银行制度，并据此制度兑换不兑现纸币。(《雨夜谭》)

这一对立不仅是国立银行制度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对立，也是发行银行券的过程中兑换本位货币方法的对立。吉田清成等中央银行论者认为，银行应先准备一批黄金，再发行与这些黄金价值相符的可兑换纸币，即实行兑钞发行银行模式；而伊藤等任则认为，兑换本位货币需要准备本位货币的时间，而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兑现【当时纸币不被视为货币，可以看成是一种债务，因此原文中用的是“偿还”一词。为方便理解，意译为“兑现”。】市面上流通的各种不兑现纸币，因此应当先用国立银行的银行券回收不兑现纸币，而不是将其兑换为本位货币。

在创立近代银行制度问题上，前往美国考察的伊藤博文在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意见书中对美国的国立银行制度大加推崇。相反，参议【参议：太政官中的重要职位之一，仅次于左右大臣，一般由维新功臣担任。】大隈重信、大藏省的井上馨、吉田清成等人则不像伊藤那样完全信赖国立银行的银行券发行制度，他们认为英国的储备金制度更胜一筹。这是遵照了明治二年五月的布告以来的政府货币政策的原则。因此，针对我国在完善银行券发行制度时，应采取纸币本位银行制度还是金本位银行制度，产生了种种争议。(《明治期通货论争史研究》)

解释一下当时大藏省相关的人事情况。大藏少辅伊藤前往美国后，次年春天，大藏省官职发生了很大的异动。伊达宗城辞去了大藏卿之职，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1830—1878)：萨摩藩藩士、政治家，明治维新的元勋。与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并称“维新三杰”。1873年至他逝世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大久保政权”，权力高度集中，他对内推行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强化中央官僚机构，集中大权，进行专制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后被民权志士刺杀身亡。】继承了他的位子，而大隈则进入议会任参议，大藏大辅之位由原来的造币局局长井上馨承袭。因此明治四年五月回国后，伊藤的直属上司成了井上。在这场银行制度之争之后，伊藤作为井上的后任，转为造币局局长。银行制度问题的解决被留给了大藏省与改正局，交到了最熟悉其中内情的涩泽与他的上司井上馨手中。

让我们先回到国立银行与兑钞发行银行的对立问题上来。从留法期间的经历出发，涩泽是金本位制度的兑钞发行银行的支持者。当他列举留法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时，金本位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从中可看出他的立场。

其一是货币的流通。纸币可随时兑换成金币，且有制度规定金币纯度。由于有这样严格的规定，金币不会像日本幕府的币制一样随着年代推移而更迭，一直能兑换到同样的重量和纯度。即使我没有修习过理论知识，也能通过事实了解到，如此这般，货币的流通会十分顺畅。此项业务由名为“bank”的机构处理。(《雨夜谭》)

但是随着伊藤赴美后陆续寄来关于国立银行的报告书，涩泽转而支持起国立银行来。

如前所述，明治四年伊藤公考察了美国的国立银行制度，并主张据此建立银行制度。我曾在法国与实业界人士有所接触，因此对银行业务、合本会社的经营以及铁道公司怎样发行债券等事务，虽不知详细的理论，却通过实际操作中的思考观察有些朦胧的了解。这些制度虽与伊藤公在美国考察的结果有很大不同，但欧美同属一源，所以从根本上并无差别。……但是首要的事项是发行公债。银行机构也很有必要。我坚决认为，务必采用伊藤公考察所获的银行制度，早日建立银行制度。(《雨夜谭》)

也就是说，涩泽虽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兑钞发行银行制度是理想的，但以日本现下混乱的状况，无论实行哪种制度都行，尽快开设银行就好，所以他倾向于不妨先试试无需准备黄金便可经营的国立银行。

但此时，前文提到过的吉田清成等人跳了出来。他们批评道，如果实行国立银行制度，成立的银行便不是金本位银行，而是纸币本位银行了。如此一来，不仅无法兑现之前发行的不兑现纸币，还有增发的危险。

这场争论没有立刻分出胜负，涩泽在回顾中也认为“两种说法似乎各有道理，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因此无法判断哪方更好”。(《雨夜谭》)

但是一件事让这个问题不得不被暂时搁置，这便是明治四年(1871)七月的废藩设县。

第三十二回废藩设县的“糖”与“鞭”

最大的瓶颈——藩札兑换

今天我们早已得出了这样一个定论——明治四年(1871)的废藩设县，是为德川幕府体制画上了决定性休止符的第二次革命。但是它之所以必须采取政变的形式——在不被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精心准备，然后某一天突然一举发动，是因为如果此事在事前泄漏，那么不仅会造成政治上的波动，还有可能引发经济上的大混乱。对于为什么说废藩设县是一场“经济上的政变”，涩泽荣一有这样一番说明：

不久之后，废藩设县这个政策上的大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朝野上下为此事议论纷纷，直至七月中旬方才最终决定并布告全国。……在颁布这个布告时，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是要及时宣传各藩发行的藩札的兑换法。假如废藩布告发布后政府拒绝兑换藩札，必然会引发民众揭竿而起；而如果像以前的废藩那样在事前兑换，则难免发生物价高涨的情况，很多人会趁此机会获一时之利，造成社会弊病。因此，兑换藩札的公告与废藩的公告务必要同时发布。为此，大藏省必须迅速地在事先制定兑换方法，将这一公告与废藩的布告同时发往全国。七月十三日虽然是休息天，但我还是特地去上班，为此事作研究。(《雨夜谭》)

这一段中涩泽提到，废藩设县之后再兑换藩札会引发经济混乱，因此两者必须同时进行。调查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我们会发现，这两件事果然不仅同时进行了，还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接下来，笔者将会就废藩设县前后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说明，并论述涩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拮据的新政府

明治二年涩泽进入大藏省时，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名副其实的拮据。江户城被“和平”移交后，明治政府没收了幕府的直辖地，在这些地方设了府与县，并继承了它们的收入。随后戊辰战争【戊辰战争：发生于1868年至1869年。是建立明治政府的萨摩藩、长州藩等新政府军与旧幕府势力以及奥羽越列藩同盟之间的内战。最终明治政府胜利，并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爆发，军费膨胀超乎预期，战争结束后，政府只下令反叛的各藩上缴军费，除了会津藩和请西藩，并没有没收叛军的领地。这是因为木户孝允【木户孝允(1833—1877)：又名桂小五郎，长州藩藩士、政治家，长州阀的领袖。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维新后，他致力于推翻原有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参议内阁制。他一直提倡尽早制定宪法，实现三权分立，并竭力推行教育。】考虑到废藩会产生大量的浪人，引发社会动乱。但是，对叛军的宽大处理也造成了作为政府军参战的各藩藩士尤其是下级藩士的不满。因为政府虽想给他们赏赐，无奈却没有收入来源，又由于新政府没有财力雇佣这些人作为正规军，导致戊辰战争后，除了一部分成为新政府官吏之外，政府军全部解散，藩士都回到了各自的藩中。

那么他们回到自己藩中后，情况又如何呢？由于战争，所有藩无一例外被迫支出了一笔庞大的军费，所以藩中也不存在能够充当赏赐的资金来源。而早在幕藩体制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率高涨，各藩都无法仅靠年贡米的收入来维持财政，陷入了靠向富商借钱和发行藩札勉力维持的状态，戊辰战争的军费无疑使各藩财政情况雪上加霜。无论哪个藩，财政状况都处于崩溃边缘，不仅无力兑现藩札，也根本没有宽裕的钱财来回报戊辰战争中的勇者。

戊辰战争带来的经济后遗症出人意料的严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藩，都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钱包和无法兑现的不兑现纸币，深陷债务危机之中。恰逢明治二年(1869)时日本东北地区又发生了灾荒，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明治三年，各藩的借款(藩债与藩札的合计)平均数已经达到了收入的三倍，各藩均已破产。大、中藩(五万石以上)平均为263倍，小藩(五万石以下)平均为358倍。与大、中藩相比，小藩的财政状况更加窘迫，从财政的角度已经无法维持藩体制了。(《废藩设县“明治国家”诞生之日》，胜田政治)

这种状况下，小藩中的一些藩主动申请废藩。这些藩成为了政府直辖的县，原来的藩主会获得与原先同等的俸禄，并有义务居住在东京，藩士则被命令归农或归商。这是废藩设县时的典型案例。

在这种自主废藩不断增多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一个举动又加速了这种运动。明治三年五月，政府颁布《藩制》，意在强化对各藩的统一管理。《藩制》将藩厅制与各府、县的机构体制相统一，并要求各藩对财政改革设定时间表。后者是《藩制》的主要目的，其中对藩政府收入的使用和藩札的处理有着详细的指示。

对收入的用途分配，10%作为藩知事俸禄，9%作为海陆军军费(其中45%作为海军军费上缴中央政府)，余下的81%作为藩厅经费和士族卒【士族卒：士族是明治维新以后，江户时代的旧武士阶级和公家等统治阶级中，可以得到俸禄，但不被算作华族的人的身份等级的称呼。“卒”指的是1870年明治政府规定的将藩中下级家臣统称为卒族。】俸禄(尽量节省以将盈余充作军费)。在藩债处理方面，《藩制》指示各藩自行决定偿还年限，从知事俸禄、士族卒俸禄、藩厅经费中节省返还。另外还规定各藩对藩札兑现设定时间表。(《废藩设县“明治国家”诞生之日》)

各藩原本就是因为还不了债才发行藩札并极力压缩士族俸禄的，但中央政府却要求各藩上缴军费，设立兑现藩札的时间表，这根本就是强人所难。这就好像是要求一个正在偿还好几笔贷款、食费已经缩减到最低的贫困家庭进一步勒紧裤腰带，尽快还债。事实上，由于这个《藩制》，各藩上级士族的收入被缩减到十分之一以下，而下级士族则被命令归农、归商，难怪申请废藩者络绎不绝了。

这样看来，如果这个《藩制》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话，就算不颁布废藩设县的命令，制度的转换似乎也能够完成。

但是现实并没有这么顺利。因为以往一直支持政府、财力雄厚的大藩——萨摩藩，对这个意在实现中央集权的制度大唱反调。

各地纷涌的反政府势力

戊辰战争中，萨摩藩与长州、土佐藩一起，是政府军的主力，而且战争结束后，它对参加政府军的下级武士都颁发了赏赐，因此没有招致这些人的怨恨。这是因为明治二年(1869)二月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后就雷厉风行地进行了藩政改革，因此挤出了赏赐的资金。

主要的改革点是：收回藩主岛津家一门与功臣的私有领地，作为藩政府直辖；将世家大族的俸禄削减为原来的1/8，而其他士族则增长两成；将所有士族编成正规军等。这一改革优先考虑下级士族的利益，与其他各藩相比，大幅度地保存了实力。(《废藩设县“明治国家”诞生之日》)

也就是说，萨摩藩不仅拒绝让下级士族归农、归商，还将参加了戊辰战争的下级士族收编为藩兵，回报了他们的劳动。无疑，这是由于萨摩藩在与琉球的贸易中积蓄了不小的财力。

长州藩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措施。长州藩与萨摩藩一样，也是政府军的主力，它的兵力主要是奇兵队，这支队伍由下级藩士甚至是平民构成。在处置这支队伍时，长州藩的方法与萨摩藩截然相反。长州藩在戊辰战争中消耗了大量财力，因此它不仅无力支付赏赐，甚至无力维持这支已经膨胀到五千人的队伍。因此明治二年十一月时，长州藩借口精选一千五百人作为“亲兵”派去东京，下令改编奇兵队，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抛弃剩余的士兵。这些下级武士和民兵被投入到最残酷的战斗中，现在不仅没有赏赐，甚至还接到了要被解雇的消息，这自然招致了他们激烈的反抗。一半以上的队员脱离奇兵队，揭起了反叛的大旗，这就是长州藩脱队骚动【脱队骚动：1869年12月，奇兵队超过半数的队员发生叛乱。】事件。担心这场骚动可能引发农民暴动，木户孝允和广泽真臣【广泽真臣(1834—1871)：幕末维新时期的政治家。与木户孝允一起领导长州藩倒幕。维新后历任民部大辅、参议等职务，后被暗杀。】等人立刻采取了武力镇压，但逃脱了追捕的队员依靠萨摩藩逃到了九州岛，且这个事件的影响越传越广，迫使政府不得不拿出应对措施来。

明治三年九月，又发生了萨摩藩东京常备军撤离问题。

明治二年七月，由于政府担心政府军解散后会给东京(皇居)的守备带来问题，因此召集萨、长、土三藩的藩兵轮流守卫，每藩驻守半年。

明治三年二月，又加上了肥后藩【肥后藩：即熊本藩。】，四藩轮流守卫皇居。

明治三年九月，萨摩藩在责难政府官员奢侈虚饰、中饱私囊的同时，还断言政府意欲过分中央集权。为表抗议，萨摩藩藩兵在换岗的土佐藩藩兵到来前就被撤回了藩内。

这个行动被和长州藩脱藩骚动联系在了一起，引发了萨摩藩要发动政变的流言。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不仅无法继续推进改革，甚至面临着垮台的危险。

藩制改革失败的各藩

在明治政府眼中，上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关于中小藩，几乎所有藩都处于无力兑现藩札的破产边缘，甚至有不少地方主动申请版籍奉还，因此只要替它们承担债务，也就是只要顺利回收藩札，废藩设县就能顺利实现了。

而对于那些支持政府军的大藩，由于它们中的很多与长州藩一样因为军费而导致财政濒临崩溃，所以向它们提出废藩设县，也不会有太大困难。

问题就出在萨摩藩上。藩政改革使萨摩藩确立了自主管理体制，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国家，而且其背后有西乡隆盛这个象征着武士精神、指责新政府高官腐败堕落现象的人物在，因此这个藩是最棘手的。

对此，中央政府内部诸如土佐藩等提出了讨伐萨摩藩的意见。

戊辰战争动摇的萨摩藩财政

一个用欧美式理性所无法解释的要素，让事态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个要素就是西乡隆盛。

在戊辰战争中，西乡隆盛无疑是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战争结束后他将中央政府全权交给大久保利通，回到鹿儿岛致力于藩制改革。对于萨摩藩来说，西乡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物，但对中央政府来说，他却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他们很难判断，西乡会站在中央政府(革命)这边，还是站在萨摩藩(反革命)这边。

如果西乡隆盛站在萨摩藩这边，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政府一战。这会导致革命遭遇极大的挫折。

因此，大久保说服木户和岩仓具视【岩仓具视(1825—1883)：政治家，维新后任右大臣，“维新十杰”之一。】，计划将西乡所领导的萨摩藩再一次吸收到革命势力中来。虽然西乡的萨摩藩看起来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最大障碍，但如果它能加入进来，问题不就一下子解决了吗？于是，三人制定了依赖萨、长两藩力量来强化中央政府的方针。明治三年(1870)春，岩仓和大久保做好尽人事听天命的心理准备，前往鹿儿岛与西乡进行了会谈，当时他们对于能否说动西乡，没有丝毫的确信。

见面后他们才知道，西乡的意思竟然是要和长州、土佐藩一起派藩兵作为中央政府直辖的“亲兵”——他并没有站在萨摩藩这边，而是站在了中央政府这边。按西乡的说法，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软弱，无法强化中央集权，是因为没有军事实力。因此三藩应援助兵力，为中央政府建立正规军。

大久保和岩仓二人自然对西乡的主意没有任何异议。但胜田政治指出，西乡的做法其实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西乡意图通过府藩县三治制【府藩县三治制：即当时的地方统治制度。根据1868年的政体书，日本地方统治为府藩县三治制。旧幕府直辖地划分为府与县，设知事、判事；藩则与以往一样，由诸侯统治。对于藩的不统一，中央政府颁布了《藩制》等多部条例，以求促进府藩县三治一致，直至废藩设县。】彻底强化中央集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提出创设亲兵以增强政府实力，但这同时也是由于萨摩藩内部的一些情况。前述已提及西乡推进藩政改革，使所有士族都被编入了正规军。这使得明治三年时萨摩藩拥有了诸藩中的最大兵力，约一万三千余人。为维持这个庞大的军队，萨摩藩也有不小的负担。所以西乡考虑通过援助兵力，这笔钱就能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使萨摩藩的负担得以减轻。而且成为亲兵后，士族的身份也能获得保障。(《废藩设县“明治国家”诞生之日》)

也就是说，萨摩藩虽然对戊辰战争中的勇士给予了丰厚的赏赐，但实则已经囊中羞涩，迫切希望中央政府来替它承担正规军的费用。看来，萨摩藩也在戊辰战争中亏空了一大笔，而这也成为废藩设县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废藩而投入全部力量的涩泽

就这样，明治四年(1871)六月，萨、长、土三藩援助的亲兵八千人集结在了东京。不过此时，废藩设县还没有突破性进展，中央政府尚未脱离依靠三藩兵力实现中央集权化的构想。

不仅如此，由于西乡来到东京加入中央政府，木户、大久保、西乡三人的想法互相牵制，导致政府无法发挥正常职能，中央集权化毫无进展。

长州藩出身的鸟尾小弥太和野村靖为这种状况感到担忧，并采取了行动。两人首先与同是长州藩出身的山县有朋【山县有朋(1838—1922)：陆军军人，政治家。曾两度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陆军大将、元帅、元老。日本陆军根基的缔造者，有“国军之父”、“日本军阀之祖”的称号。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会面，商量了为废藩设县发起政变的计划。山县当即赞同，并表示自己会说服西乡，并通过大藏大辅井上馨将此事转告给木户。两人便去告诉井上馨说：今天是为一件大事而来，如果您不肯听，我们便打算以死相拼。井上馨这样答道：

要为国家大事而杀我，必然是为废藩设县一事。中央政府从旧政府接收到的领土是八百万石，将这些收入集中到大藏省后，略微使用便已告罄。从此事来看，废藩设县也是势在必行了。但即使我对太政官的人讲述这些道理，也没有人听，所以我一直隐忍沉默。当今的政治问题中没有什么比废藩设县更急迫的了。(《世外井上公传》)

井上馨表示自己会说服木户，让鸟尾和野村二人去说服大久保和西乡。就这样，废藩设县计划开始了。

七月九日，协商会议在木户家进行。在这个会上，井上馨从大藏大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藩札的处理问题。

接下来是藩札的处理问题。只要这玩意儿还在源源不断地发行，政府收入再多都没用。因此应当按照废藩设县发令当天的汇率，将这些藩札与太政官札进行兑换。请这样下令，此事务必要做!如果你们能下令，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世外井上公传》)

《世外井上公传》第一卷的作者在接下来的文中这样指出：

在参加这次大改革的人物中，有政治方面也有军事方面的第一流、第二流人物，但在财政方面，除井上公之外，没法再找出一个人有他这样的见识和手腕了。……如果井上公没有担负起他在大藏省的责任，这场大革命也许就会耗时长久。

不用说，涩泽荣一作为井上馨的直属部下，也为这场革命投入了全部力量。

由于废藩的布告与藩札兑换方法必须同时公布，因此上级命令改正局调查研究兑换的具体方案。大约在两三天时间里，我废寝忘食地订立处理方案，写成了数十张草稿交到井上大辅手中。为在短短数日内制定出废藩扫尾的具体方案，我所耗费的苦心绝非一点两点。

废藩设县一事于七月九日议定，十四日发表，期间的确只有短短四天时间。在此期间，涩泽必须预想废藩设县可能导致的全国性经济混乱，并为避免这些混乱而制定具体详尽的方案。《世外井上公传》第一卷中认为此事如果没有井上馨便不能成功，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涩泽荣一，这场大革命也许会“耗时长久”。

各藩年度收支平衡表

那么，涩泽究竟制定了怎样一个方案呢？

这一方案大致包含了各藩财产的收缴、当前负债总额、藩札发行额以及租税征收方法等种种事务的整理和扫尾工作。废藩之际，将各藩从地方上的借债根据借入年度区分，废弃旧的债务；将维新前后的借债区分为新旧两种，由政府交付公债证书。幸运的是，这份方案被政府采纳，废藩设县时，事情得以顺利地进行。

简而言之，涩泽为每个藩制作了每一年度的收支平衡表，再根据这些表确定各藩最新的负债金额，由政府发行公债，代为偿还。

值得一提的是，发行公债其实是涩泽的独创，这是公债在日本的首次尝试。在其他地方，涩泽这样论述道：

维新前我在法国时曾经手过小额的实物(指公债)，因此对它虽没有理论上的概念，却知道大致情况。明治四年(1871)时，我对井上侯描述了公债，并趁着废藩设县进行了尝试。旧公债证书与新公债证书，正是日本公开发行公债之始。由于无法专门让民间上缴金钱后再交付公债，因此我们将幕府时的借款证明与公债证书进行交换。维新前的借款称为旧公债，证书不附带利息，维新后的称为新公债，附有每年四分利。天保十二年(1841)时水野越前守【水野忠邦(1794—1851)：江户时代后期的大名，肥前唐津藩藩主。1841年，他领导实行了天保改革，但遭遇失败而被罢免。越前守是官职名。】曾下令弃捐，不处理一切民间借贷诉讼，所以但凡这一制度公布之前的债务，不管有多么明确的证据，都依照弃捐令不再偿还。(《雨夜谭》)

涩泽的优秀之处正在于此。如果明治政府不承担藩札和藩债，藩政府和借款的民众都不会坐视不理。正因为有了代为承担借款的“糖”，各藩才同意了废藩设县的“鞭子”。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金库里的确已经空空如也。为解决这个矛盾，涩泽想到的是他在法国时看到过的公债——由于弗洛里海拉尔特的劝告，他曾购买过公债并获得了一些利益。

公债的好处是设定了偿还期限。虽然现在国库中空空如也，但总有一天会有偿还的资金的。而且新公债是附利息的，因此获得公债的人也不会不乐意。就这样，涩泽提出的公债这个钱生钱的好东西，使废藩设县几乎没有发生混乱，而最为这一快刀斩乱麻的方案感到高兴的是井上馨。

“足下实在是天禀聪颖啊，不仅能学习，还能将这些新事物用在实际中，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井上大辅对我大加赞赏。不过，我却因此被同僚憎恶，受到了攻击。(《雨夜谭》)

由于涩泽荣一很好地把握了经济中的窍门，废藩设县取得了实效。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挽救了命悬一线的明治政府。

第三十三回元勋们的素颜

给西乡最高评价

明治四年(1871)七月上旬，废藩设县一事突然被提上了日程。此时，涩泽荣一已经晋升到了大藏大丞，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日本财务事务次官。与此同时，他还在审议会(相当于现在的内阁会议)中兼任枢密权大史(相当于书记)的职务，因此他与明治政府的首脑们的接触一下子多了起来，获得了详细观察这些人人品和性格的机会。

《青渊回顾录》中有一段《雨夜谭》所没有的记录，即涩泽对“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江藤新平【江藤新平(1834—1874)：日本武士、政治家，“维新十杰”之一。对四民平等的推进、司法制度的完备作出了很大贡献。日本司法省第一任长官。】等政府领导的人物评价，这些评价相当有趣。当然，它们是基于涩泽参与的大藏省和审议会的工作做出的，但涩泽对他们的评价中，也显露出了自己的个性。所以在这一回中，我将稍稍离开主题，介绍涩泽对这些人物的评价。

令人意外的是，涩泽荣一对“维新三杰”评价最高的竟然是西乡隆盛。涩泽对待任何事总是偏重理性，而西乡隆盛则更看重感情和诚意，两人似乎应该水火不容才对啊？事实恰恰相反。在与西乡隆盛的接触过程中，涩泽似乎对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1923—1996)：日本作家、评论家，写有多部描写日本战国、幕末、明治时期历史的小说。代表作有《坂上之云》、《龙马奔走》、《丰臣家的人们》等。】所谓的西乡“巨大的感情量”折服了。

西乡是个体格健壮的人，平常总是十分和善亲切，容貌看起来非常的柔和，但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却会露出截然不同的神色，带上狮子般深不可测的威严，可谓是恩威并存的人物。

这样的印象是与西乡隆盛有过亲密接触的人都有的，人们经常说，如果没有亲眼见过西乡，是无法对他作出评价的。这说明，比起西乡说的或是写的东西，他人格中天然的领袖气质更能吸引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而涩泽也理解了这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因此并没有因他不善言辞而怀疑他的伟大。

他是一位超越贤愚的大人物，平常极为寡言少语，从不滔滔不绝，所以从外表上看，普通人无法知道，他究竟是一个博学多识之人，又或是愚钝之人。即使被别人看不起，他也并不在意；同样，即使被人称赞，他也不觉得可喜，甚至仿佛并没有察觉到别人的赞扬。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身上具备充满包容力的大度量，不言不语间便已行动的果断以及为了他人奋不顾身的同情心和侠义心等，你会发自内心地觉得，他是一个具备大将风范的伟人。

不过，涩泽也有过无法揣测西乡意思的时候。在临近废藩设县的时候，审议会对君权与政府权力的分离议论不决，希望西乡作出决断。但西乡的回答不仅让涩泽、也让明治政府首脑哑然。当时，他看了涩泽整理好的文件后，只是说了下面这段谜一样的回答。

有必要拿出这样的东西吗？做出这样的东西，又能如何呢？

日本自维新之后战争尚不足，还需再有战争才行，这种事我无所谓。

面对这个回答，不仅是涩泽、连木户和井上也无奈了。回大藏省后，涩泽询问井上，那段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井上也只好回答：“我也不知道啊。西乡这个人经常说些傻话，但回答中一定有什么深意。”

涩泽暗想，何必要没头没尾地说出“战争尚不足”这种话呢，便在“心中暗暗地有些看低他了”。

了解当年雄辩的西乡

可是三四天之后，井上突然叫住他说：“喂，涩泽君，我终于明白了!哎呀，我知道西乡先生的意思了。他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排除万难实行废藩设县。但是实行的时候诸藩中当然会有反对声，也许还会有趁机作乱再次挑起战争的人。西乡因此而担忧，所以说了‘战争尚不足’。他的意思是，当下实行废藩设县是最首要的任务，在这之后，新政府的根基才能稳固下来，所以区别君权与政府权力，要等废藩设县之后再说。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了。”

听到井上这番话，涩泽才算服气。在理解了西乡隆盛这个人的思考路径后，他为自己的肤浅感到了深深的惭愧。

西乡只吐露了结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一时无法理解他这番意味深长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知道了得出这个结论的路径之后，我更加深感佩服，西乡不愧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伟大人物。废藩设县这项伟大事业能够顺利推进，全靠了西乡的这份决心。

但是如果只看这段话，读者也许会怀疑涩泽这话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讽刺吧？其实不是的，这段评价的确是他发自内心的赞扬。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涩泽不仅了解此时的西乡，也了解当年能言善辩的那个西乡。

涩泽第一次见到西乡，还是他离开故乡深谷来到京都，自认为是个勤王志士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中有一股访问名士、听取名士的意见、议论时事的风潮，涩泽也不例外。他拜访了寄宿相国寺的西乡，针对各种话题陈述了意见。当时的涩泽不过是一介书生，但他的意见让西乡觉得很感兴趣，并邀请他今后再来。涩泽再次访问时，西乡又邀请他说：“今晚煮了猪肉，要一起吃晚饭吗？”就这样，两人一边围着锅吃饭，一边讨论。

涩泽进入一桥家成为家臣后，仍然时常拜访西乡家，讨论对未来的展望。当时西乡认为，德川幕府必将倒台，但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他预想，新政府一定会暂且采取雄藩联合的形式，并提醒涩泽一定要让一桥庆喜加入这个联合才行。当时，他对庆喜这个人作出了敏锐的人物评价：“庆喜公的确是个人才，可惜缺乏决断力，所以要让他更有决断力些才行。这事恐怕凭你一人之力也是无可奈何，所以你还要叮嘱你上面的人，逐渐帮庆喜公果断起来才行。如果各大藩以庆喜公为核心团结在一起，进行国政革新的话，就算不立刻打倒幕府，一定也能天下大治吧。”

涩泽问道：“那么西乡先生，你为什么不成为中心人物呢？”西乡告诫他道：“不可。天下之事并非如此简单，是很复杂的，所以无论何事都要按顺序来才行。”那个时候的西乡既有雄辩之才能，又有识人之眼，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优秀政治家。

关于西乡，涩泽还披露了另一个故事。那是明治四年(1871)秋天，废藩设县已经告一段落，西乡拜访了涩泽位于神田里神保町的宅邸。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竟然拜访一介公务员的家，让涩泽不胜惶恐，赶紧出去迎接。原来，西乡此次拜访是为相马藩二宫金次郎【二宫金次郎(1787—1856)：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农政家、思想家，讳尊德。日本小学大多立有他负薪读书的肖像。】制定的《兴国安民法》而来。由于废藩设县，旧藩内部通用的藩法都被废止了，但西乡认为这个《兴国安民法》很不错，因此希望继续沿用。

面对这个请求，涩泽用下面这番道理反驳了他。

二宫金次郎的《兴国安民法》规定，计算往年政府收入的平均值，如果当年的政府收入高于平均值，则将盈余部分用于开垦土地。由这些土地获得的收入另外计算，并积累起来用于新的生产。也就是说，它类似于“量入为出”这一国家预算的基本原则。如果沿用这个法，相马藩的确会繁荣起来，但现在，比起相马藩这一个藩的法律的存废，更紧急的是将这部《兴国安民法》扩大到整个国家。井上大辅等大藏省的人正在为此付出全部努力，然而西乡率领的参议中的最高首脑却正在妨碍大藏省这样做，这不是很矛盾吗？在大藏省费尽苦心想要确立国家财政基础时，太政官(由太政大臣和参议组成的政府决议机关)一听到兵部省、文部省、司法省的预算要求，就罔顾大藏省的意见，立刻同意。这会导致各省仗着太政官的许可逼迫大藏省执行预算，让大藏省的工作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

说完这段话之后，涩泽又非常大胆且毫不客气地批评西乡道：“你好歹也肩负着料理国政的大任，能为保存一小局部的相马藩的旧法而奔走，为一个藩劳心，这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呢？关于此事，还请您三思。”

面对涩泽的批评，西乡是怎么做的呢？涩泽所谓“西乡的‘人格’的体现”，大概指的就是他的这番应对吧。

西乡一言不发地听着我的意见。当我说完后，他便用非常严肃的语调颔首道：“原来如此。”然后哈哈一笑道：“你的意见的确很有道理，但我今天是来拜托你做事的，不是来听你的意见的。总之，如果可以的话，还请你帮忙了。”

他没有责怪我的无礼就走了，这种宽容大度令我深感敬服。一般人若是听到我这个小辈毫不客气地搬出道理来说他，就算不生气，也会露出不满的神情吧。但西乡脸上却丝毫不见这样的表情，而是笑着离开了。在与他面对面时，他总是有一种在不知不觉中吸引人的魅力。第二年征韩论【征韩论：明治初期，部分日本政府领导人如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等，主张以武力迫使朝鲜半岛开国。】破裂后，西乡辞官回到了故乡，我因此失去了与他再次面谈的机会。但即使到现在，闭上眼睛，我总能清晰地浮现出西乡的风姿和言行。

尽管涩泽承认西乡隆盛的人格魅力，却又客观地指出，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感情量”毁灭了他。他认为，西乡不顾自身利害为他人而行动的这种“宽容仁慈”的态度，为西南战争【西南战争：1877年，因不满明治新政，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士族起兵在日本熊本县、宫崎县、大分县、鹿儿岛县发起武装叛乱，后被镇压。因主要战场在日本西南，故称西南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日后仔细想来，不得不说，西乡的仁爱最终超过自身可接受的范围。他于明治十年(1877)叛乱，归根结底是他对部下和门下弟子的过度仁爱造成的。由于过于仁爱，他甚至为同志伙伴牺牲了自己，最终导致了他如此这般的结局。他愿意为了同志而牺牲，但却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在涩泽的印象中，西乡隆盛是一位仿佛“父性的基督”般的人物，当自我牺牲不再行得通时，这种过分的“仁爱”就会让他犯错。

对大久保的评价

另一方面，涩泽对“维新三杰”中的另一位——大久保利通的评价，却低得令人惊讶。这是因为大久保与西乡一样，与涩泽在大藏省的政府收入和预算平衡问题上发生了对立。涩泽像对西乡那样，也对大久保毫不留情地陈述了反对意见，但当时大久保的态度却和西乡截然相反。

在明治四年(1871)春之前，大藏省一直由伊达宗城任大藏卿，大隈重信任大辅(次官)。但由于伊达退休，大隈转任参议，大藏省的结构变成了大久保利通任大藏卿、井上馨任大辅。在这一体制中，涩泽身处大藏大丞的要职，负责预算编制，因此常常和大久保直接接触。大久保此人与井上馨不同，对财政并没有什么概念。当年九月下旬的一天，大久保来到大藏省后便召来了涩泽等职员，直言不讳地说道：“经太政官阁议决定，陆军省的经费为八百万日元，海军省经费为二百五十万日元，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同意了。诸位对此有何意见？”

大久保的这番话虽然是疑问句，言下之意却是“此事已有定论，想必你们不会有什么意见”，完全是单方面的。由于当时井上馨不在场，涩泽便论述了他的看法，从正面对大久保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的意见主要是：虽然废藩设县已经成功，但预计的政府收入还非常不稳定，勉强能达到四千万日元而已。因此涩泽与井上馨商量后，决定先对政府收入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再设定预算。眼下统计尚未完成，政府却强硬要求这里要多少钱，那里要多少钱，这会将正在确立的财政计划搞得混乱不堪。

就算兵事乃国家大事，但仓促之间便决定为此而支出，着实荒唐，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等统计完成，政府收入金额明确之后再仔细权衡各项事情的轻重，据此决定支出额，方是正理。而且如果我们认可了陆海军的经费，其他省必然不会坐视。司法省会想要扩张裁判所，文部省想要普及教育机构，各省会争先恐后地抢夺经费。这不仅会造成经济法度难以建立，还会使财务的根本无法确定。如果届时各省又产生某些临时又必需的经费，我们该拿什么去应对呢？我为此甚是不安。因此我认为，陆海军军费支出一事，应等到正确的统计结果出来后，再行决定。

涩泽这番话的意思和他对西乡说的其实完全相同，即国家预算应当以“量入为出”为原则。但面对这番有理有据的言论，大久保却意图用权威压迫，态度与西乡截然相反。

都已经是阁议决定的事，却被我从正面反对，所以大久保恐怕在心里暗暗觉得我是个麻烦的家伙吧。于是他作出威严的样子责问我道：“那么涩泽君，你这是觉得陆海军无关紧要吗？”如果只是私事，我必然不予反驳，但事关国家大事，即使面对上级，我也无法保持沉默。

就这样，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过程中涩泽判断，大久保此人不仅不懂经济，还没有肚量倾听部下的正确言论，是一个只会依仗权威蛮不讲理的人。

自此之后，我对大久保的态度感到不快，总觉得与他性格不合，而他似乎也讨厌我。……如果大久保能像西乡那样度量再大些的话，就不会和我这样的年轻人争吵，愿意仔细听我的意见了吧？这正是大久保与西乡、木户在性格上的不同之处。他是个很自我的人。

由于此次与大久保的意见对立，涩泽开始不愿再待在大藏省。他向上司井上馨表明了去意，却被挽留了。考虑到在同一个地方两人见面会尴尬，井上将涩泽调到了大阪的造币局。此时是明治四年(1871)九月末。

擅长人事分配的木户

那么，涩泽对“维新三杰”中的最后一位——木户孝允，又怀着怎样的情感，是怎样评价的呢？涩泽的评价出人意料地宽容。这大约是因为他和木户没有多少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没有经常接触。不过有件事很能反映木户的性格——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等人本来应该算作是木户的追随者，但他们却因厌恶木户阴柔且优柔寡断的性格，离开他转而跟了大久保。

那么，涩泽对木户的哪些方面有较高的评价呢？

主要评价了对他的协调能力、按兵不动静待时机的耐心以及量材委用的人事能力。

他不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经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观察他平时的言行，他在对待任何事时都会等待最好的时机，即使自己的意见暂时行不通，也不会与他人争执，强硬推行。他会顺其自然，静观形势，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在“维新三杰”之中，他与大久保和西乡都不一样，是一个非常富有合作精神的人，也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所做所想之事都颇具条理。他是一位大人物，他的大器是一般人无法衡量的。在用人方面，他也颇为绵密周到，能量材委用，甚得其妙。

的确，木户在决定人事时会频繁地走访，他的《木户孝允日记》中满载着他的访问记录，涩泽自然也不能例外。某一天木户突然来访，让涩泽十分吃惊，原来他是来对一名叫江幡的人进行调查的，此人曾在大藏省工作。不过后来涩泽才知道，这只是木户的借口，他此行其实是为了观察涩泽本人。木户访问后不久，涩泽便被任命为枢密权大史。

话说回来，明治时期录用人才时，不仅是木户，其他很多人也会想要先亲眼见一见此人，并为此找个借口直接去当事人家中拜访。的确，当人们面对面地听到对方的言谈后，就能对此人了解个十有八九了。明治政府的强大，也在于这个方面。

贯彻自我信念的江藤

而这条“面心一致”的法则，最符合的大概就是曾任司法卿的江藤新平了，从他的照片似乎立刻就能了解他的性格。

明治五年至明治六年期间，涩泽在井上馨麾下任大藏大丞。由于当时大久保外出访问不在国内，涩泽因预算而直接与江藤发生了冲突，最终与井上馨一同辞官。但就算没有这段经历，涩泽对江藤此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感。

西乡和木户是颇富仁爱之心的人物，但江藤此人却与他们正相反，甚至可以说是过于残忍了。在与他人接触时，江藤氏总是首先力图找出别人身上邪恶的地方，至于长处，则等之后再说。不，极端点说，他几乎不管别人有什么长处。

涩泽以《论语》为据，断定江藤虽有学问，却是一个无法“以礼统法”的经世学者。

不管给别人添多少麻烦，他都全然不顾，硬是要推行自己无理的主张。为此他喜欢强词夺理，非按自己说的做不可。而且他不愿听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不听他的，他就一定要将对方打倒。

江藤就像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在热月政变中被送上断头台。】或埃贝尔【雅克·R.埃贝尔(175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名记者，笔名杜歇老爷，在大革命中创办了激进派报纸《杜薛斯涅神甫报》。巴黎“无裤党”(极端激进的革命分子)的主要发言人，埃贝尔派的领袖。后被救国委员会送上断头台。】，他制定了叛乱罪等一系列严酷的刑罚，并试图用这些刑罚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但讽刺的是自己却先被制裁了【1874年，江藤新平先于西乡隆盛在佐贺起兵叛乱，失败后被捕并处死，枭首示众。江藤因通缉令配有照片而被逮捕，而这个制度是他自己于1872年确立的，他是第一个被适用者。】。

这样看来，涩泽在对这些人作出评价时似乎并不依据他理性的性格，而是更看重人物的德与礼、甚至情这些人性的价值，这是一种极为符合儒教伦理的价值观。《论语》囊括一切，当然也包括了人，也许这就是涩泽的最终结论吧？

第三十四回离开大藏省

紧急课题：“量入为出”

上一回我们介绍了涩泽对“维新三杰”和江藤新平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所依据的标准，是这些人对“量入为出”国家预算原则的态度——这是涩泽在大藏省时与井上馨共同极力推行的原则。

不过，涩泽坚持的“量入为出”预算原则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就可以的，它是在实行货币和金融政策时非实现不可的紧急课题。

明治四年(1871)至明治六年期间，涩泽负责大藏省货币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实务。在这两年里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幕府时代发行的金银币、各藩各自流通的藩札以及明治政府于庆应四年(1868)发行的太政官札(金札)三种货币并存，再加上假币的泛滥，导致币制一片混乱。他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随着大隈重信转任参议，井上馨与涩泽两人成为了大藏省实质上的负责人，两人打算按照以下的顺序解决这一难题。

首先正确计算出政府收入，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各省提交的预算。在讨论预算时尽可能地节约，使政府收入有盈余。接着以盈余作为货币准备金，建立银行制度，发行银行纸币，回收原来不统一的货币。也就是说，“量入为出”预算原则的确立与解决币制混乱的金融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大久保取代大隈重信成为大藏卿后，于明治四年九月逼迫大藏省同意执行陆海军预算，为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涩泽对大久保的决定表示了坚决反对。眼看大藏省的首脑是如此人物，涩泽感到金融政策确立的希望渺茫，并与井上馨讨论过辞职的事。但是井上馨对涩泽的能力评价很高，因此全力挽留他。为了让他和大久保拉开距离，井上将他调到了大阪造币局。此事发生在明治四年九月下旬。

“円”的诞生

在大阪造币局，涩泽的工作是驱逐各藩所造的二分金【二分金：日本江户时代流通的金币的一种。】的假币。

由于当时这种假币还在市场上流通，导致通用的二分金和纸币即太政官札之间产生了价格差。将二分金换成纸币时，要在一百日元上加五日元多的溢价。大藏省计划发行兑换券回收二分金，并由造币局将其改铸为新货币。这个做法不仅可以调整币值，还能产生巨大的利益，因此立刻便被实施了。我曾向大藏省提出此建议并立刻获得采纳，因此参与了兑换券的发行工作。此次上司命令我说，这项事务在大阪也有必要开展，因此我兼任了此事。我在大阪停留了一月有余，造币事务和兑换券制造发行的工作都已井井有条，因此十一月十五日，我回到了东京。(《雨夜谭》)

如果不了解当时日本的货币状况，读者恐怕很难理解涩泽的这段话。

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庆应四年(1868)，维新政府为了筹集戊辰战争的经费而发行了太政官札。但由于太政官札是不兑现纸币，加上新政权尚不稳定，这种太政官札无法和黄金白银等价流通，只有3∶2的交换率。然而由于各藩为筹集战争经费而秘密铸造的假二分金大量在市面上流通，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真正的二分金或是被贮藏，或是流出至海外，导致国内的流通量不断减少。

明治四年(1871)五月十日，维新政府颁布了《新货币条例》，进一步对二分金的流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新货币条例》将原先的货币单位“两、分、朱”改为十进制的“円、钱、厘”，规定原来的1两等于1円，含15克纯金的1円金币等于1美元，并将太政官札与用円表示的新纸币“明治通宝”按照1∶1进行交换。

这个条例的颁布再加上假币鉴定的繁琐，使得之前一直不被信任的太政官札突然大受欢迎，太政官札对二分金的兑换发生了100∶150的信用逆转现象。

涩泽注意到了这种逆转现象，便建议大藏省立即制作黄金兑换券以收集二分金，并在大阪的造币局将这些二分金改铸为“円”这种新的金币，这样，大藏省就能获得五分利了。当然，交换兑换券时会严格检查二分金的真伪，假币持有者会被严厉惩处。这样一来，假币自然而然就不再流通了。

为了立即实施这一措施，涩泽主动前往大阪的造币局直接领导这些事务。大阪造币局是为铸造近代货币而于明治二年(1869)聘请外国技师设立的，但由于短时间内换了井上馨、伊藤博文、马渡俊迈三任局长，事务停滞不前。涩泽以电光火石之势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回到了东京。此时，有两个消息正等着他。

一个是父亲涩泽市郎右卫门(晚香)病危的消息。涩泽迅速取得了归省的许可，赶回深谷，在父亲临终时见了最后一面。二十二日，晚香溘然长逝。

我回忆起九年前离开故乡之后父亲的担心和其他种种事情，恸哭不已。但父亲已辞世，无论我如何号泣，也无力回天。因此我抑制住悲痛之情，竭力让葬礼万事周全。处理完后事回京，已是十二月上旬。

另一个消息则是，与涩泽不合的大藏卿大久保作为岩仓具视使节团【岩仓具视任外务卿期间，为修改以前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于1871年率使节团出访欧美，与各国进行交涉。】的一员出访，大辅井上馨成为了大藏省实质上的负责人。恰好少辅吉田清成为募集公债前往英国，因此涩泽被任命为大藏省三等出仕，处理大藏少辅的事务。

井上馨名副其实地掌控了大藏省的实权，我则成为了辅佐他的副官。

就这样，井上、涩泽两人完全掌握了大藏省，在明治五年至六年的这段时间里，陆续实现了多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经济的改革方案。

将“bank”的译语定为“银行”

明治五年(1872)，井上、涩泽两人着手的第一件事便是制定银行条例，这也是为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国立银行创立事宜作铺垫。

我辅佐井上大辅竭尽所能节约各省的经费，使政府收入在总体上有了一些盈余，并将这些盈余以黄金的形式储蓄起来，最终获得了二千万日元的黄金，我们计划靠这些资金实施《国立银行条例》。前一年，伊藤公曾于美国考察并写来考察报告，我们在制作银行条例草案时，便是以他的报告为基础的。我担任取调主任，进行调查研究，终于完成草案提交给了政府。而政府最终采纳并颁布条例，是在当年(明治五年)的八月二十五日。

这里提到颁布《国立银行条例》是在明治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但历史上实际颁布的日子是明治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也就是这个时候，涩泽将以前一直音译的“bank”的译语确定为了“银行”。为了这件事，他曾拜访当时有名的学者，与他们商量讨论，还列出了“金行”、“银铺”等候补译语，但最终选用了“银行”。这一译语还传到了中国，并被使用至今。

今天想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采用和实施崭新的制度时，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也会经历难以想象的艰辛。

正如在第三十一回中已经提及的，关于这个国立银行，兑钞发行银行论者与纸币银行论者互相对立，最终没有确定该采取哪种制度便被暂时搁置了。涩泽趁着这次重新创立的机会比较了两种方案，最终决定采取兑钞发行银行与纸币银行的折中方案。

要简略概述新制度的要领便是，银行缴纳相当于资本金(法定五万日元以上)六成的政府纸币，政府则交给银行等额的金札交换公债【金札交换公债：日本政府为回收纸币而发行的公债。】(附六分利)。银行再将这些公债交给政府作为抵押，获得等额的银行纸币，并发行这些银行纸币。条例规定，银行必须将资本金的四成用作纸币兑换黄金的准备金。政府期待着此项新的银行制度能发挥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是销毁不兑现纸币，另一个则是引导金融发展。(《东京日日新闻》)

这篇报道的叙述有些含糊，因此笔者再解释一下。“银行缴纳相当于资本金(法定五万日元以上)六成的政府纸币”指的是，银行将相当于六成资本金的不兑现纸币(即太政官札)上缴给政府。收到这些太政官札后，政府将等额的金札交换公债交给银行，但这些公债是附有六分利的，这些利息就作为银行的纸币交换手续费了。银行再将这些金札交换公债交给政府，获得发行等额银行券的许可。但是在发行时，银行必须准备好相当于资本金四成的黄金作为兑换准备金。

具体举例便是，如果银行资本金为十万日元，则它有权发行六万日元银行券，还应该有四万日元的黄金作为准备金。这意味着要发行六万日元的银行券，就必须持有相当于银行券三分之二金额的黄金。比起美国纸币银行的制度规定，日本这种制度与英国的兑钞发行银行制度更为接近。

关于黄金储备之高，《明治期通货论争史研究》的作者冈田俊平有以下的看法：

明治五年十一月制定的《国立银行条例》通过金札交换公债预托制回收政府纸币。另一方面，条例规定银行必须储备相当于银行券发行额三分之二以上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兑钞发行银行论者急于获得金属带来的通货价值的稳定，并没有考虑到要为促进经济发展而进行全国性的通货供给。

兑钞发行银行论者认为，回收太政官札时，银行会有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危险。涩泽对这种论调作出了让步，银行条例在以美国为范本的同时，需要更多的黄金储备。不久之后涩泽下野亲自担任第一银行行长时，恐怕为自己制定的黄金储备之高而后悔不已吧。

与井上馨一同离开大藏省

先不说这么远的事，我们暂且回到明治五年的秋天。此时的涩泽作为大藏省的次官，正处于必须尽快建立银行制度的立场上。

在制定《国立银行条例》时，涩泽最殚精竭虑思考的自然是法律条文和制度要如何运行，但更为让人头痛的则是银行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因为江户时代的商人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涩泽头脑中的银行概念。

我一边起草《国立银行条例》，一边考虑务必要设立一家模范国立银行，为他人作示范。银行条例的草案尚未完稿，但大体框架已经在我头脑中成型，因此我鼓动明治政府的汇兑方【汇兑方：日本明治初期的国库出纳机构。对国库金进行鉴定、收入、运输、支出等事务。】三井组【三井组：三井财阀的前身，幕府御用商人。在幕末和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可以说是无三井则无法存续。1876年与益田孝、井上馨创立的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三井物产。】、小野组【小野组：由初代小野善助创始的日本江户时代富商，进口生丝，并设立了日本第一个制丝厂。】等其他富豪设立国立银行。但是一般的富豪并不理解银行这个东西究竟要做哪些事，因此几乎没有人响应我的建议。幸好三井组和小野组听从了我的建议，答应率先响应。于是三井、小野两组的代表任发起人，于明治五年六月向大藏省纸币寮提出了创立第一国立银行的申请。虽然此时尚是银行条例公布之前，但当年八月十五日他们便获得了创立许可，立刻着手募集股东。

请注意这段话中的日期。与前文中“我担任取调主任，进行调查研究，终于完成草案提交给了政府。而政府最终采纳并颁布条例，是在当年(明治五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对比，两段话的时间是基本相符的。也就是说，涩泽不仅起草了银行条例的条文，还按照这些条文一步一步指导三井组和小野组创立这一条例的实体——国立银行。在其他地方，涩泽还有这样一段叙述。

日本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是我在官时开始筹划，并在我下野不久后获得营业许可的。当时我尽管在官，却与这家银行的创立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不过请注意，涩泽指导三井组和小野组于明治五年八月十五日获得许可的“第一国立银行”与涩泽下野后任监查役【监查役：日本的股份有限公司中，监查取缔役及会计参与业务的职务。】、并于明治六年(1873)八月一日开业的“第一国立银行”虽然名字相同，实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机构，业务也完全不同。山本七平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一国立银行”指的是后者，而前者只不过是类似幕府时代的“御汇兑组”而已，他的依据是《青渊先生传初稿》中的一段话。

此时国立银行条例虽已经过官方认可，但仍未公布。提出申请是因为有政府秘密下达的命令，开业应该在条例公布之后。三井·小野联合银行虽然对外称为“第一国立银行”，但民间仍然称之为“东京银行”、“东京银行组”、“三井小野组合会社”、“三井小野东京银行组”等。在称为第一国立银行后，仍然处理大藏省的公费出纳事务。所以最初的第一国立银行与明治六年八月之后的第一国立银行，性质完全不同。(《近代的创造》)

这意味着什么呢？

恐怕无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看，涩泽指导三井、小野创立的第一国立银行(为方便，我们将其称为“前第一国立银行”)与涩泽下野后亲自担任监查役的第一国立银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首先从外部看，前第一国立银行在作为涩泽概念中的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起步时，便经历了一番艰辛。前第一国立银行于明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刊登股份募集的广告，总资本为三百万日元，每股一百日元，共三万股。其中三井与小野共认购两万股，即出资两百万日元，而剩下的一万股(一百万日元)则为公募。

但是公募却非常不顺利。

终于开始募集股东，我们对东京、大阪、横滨等地的富豪做了劝导工作，但是他们根本不懂银行事业的性质，因此鲜少有人主动认购，仅有不足四十人，金额不过四十四万日元。而且其中大多数是与小野组或三井组有关的人，不情不愿地出钱而已。募集到这些股份已让我们费尽了力气。

总而言之，这些人既不懂什么是股份公司，又没有公债认购团的概念，只以为这就相当于以前幕府的汇兑组在募集御用金而已。正如《青渊先生传初稿》所说，这家“前第一国立银行”发挥的功能，的确只是如此而已。

而从内部来看，这家银行中并不存在具备近代观念的经济人士。在制定《国立银行条例》前的明治四年夏天，涩泽曾同时负责大藏省通商司【通商司：1869年成立，继承了商法司的权限，掌管贸易事务和国内所有商业活动，于1871年废止。】。当时他便尝试与东京、大阪的商人接触，但结果近乎绝望，他在《青渊回顾录中》记录了这一心情。

由于这番缘故，我时常与东京、大阪的实业家会面，对业务进行种种交谈，但看来他们以往卑躬屈膝的习惯并未扫除，面对政府官员只会低头敬礼，既无学问，也无霸气，根本想不到要开创新事业或对事物进行改良。为让民间实业界发展起来，首先便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的人物，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意人有多少才识。并非我自夸，我只觉得，如果我自己来干的话，必然会做出一两件成果来。

总而言之，涩泽观察实业界后发现完全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才，因此感到只有自己辞官投身实业界才行。当时他虽已有此意向，却因为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的挽留而放弃了辞职。

这次(明治五年秋)尝试指导创立“前第一国立银行”时，这个想法再一次在涩泽的头脑中苏醒。再这样下去，日本会不会永远无法建立国立银行了呢？正当涩泽这样考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他离开了大藏省。

面对涩泽与井上馨的“量入为出”原则，江藤新平的司法省等部门提出了强烈反对，而原本应该支持大藏省的大隈等人也无法接纳大藏省的意见，最终导致井上馨一怒之下辞去了大藏省的职务。见到这个情况，涩泽便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了留在大藏省的理由，提出了辞呈。

不仅是因为大辅的辞职，在下自己也有思虑，因此趁此机会共同提出了辞呈。在下辞职并非一时起意，而是前年开始便有的想法，之前已再三提出过辞职，大辅对此也清楚。我之所以留任至今，完全是因为赞同大辅的财政改革主义，并信赖他的手段，决意助他一臂之力。既然如今他的主张无法实现，我便没有再留在大藏省的必要了。

当时是明治六年(1873)五月三日。从此以后，涩泽荣一开始了日本第一位“经济人”的生涯。

第四章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

第三十五回集结“私”的力量

建立“株式会社”【即日语“股份公司”的意思，下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涩泽原句时，保留“株式会社”一词。】的指南——《立会略则》

明治六年(1873)五月三日，涩泽荣一与大藏大辅井上馨召集大藏省职员，表明辞官之意，并联袂提出辞呈。涩泽认为，自己之所以待在大藏省，是因为认同井上的财务改革观点，既然井上辞职，自己也就没有留在大藏省的必要了。两人的辞职造成轩然大波，他和井上联名向三条实美【三条实美(1837—1891)：日本政治家，明治政府的最高首脑人物之一。曾任右大臣、太政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兼任、贵族院议员等。】呈递的财务改革建议白皮书被刊登在《曙新闻》等报纸上，导致江藤新平威胁要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控告他们。多亏大隈重信的调停，最后只处以罚金了事。五月二十三日，涩泽终于接到了批准辞官的命令。从此，他便再也没有踏入过仕途，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执掌日本经济发展之舵。

其实涩泽在任时，对如何用自己在法国学到的股份公司、银行等圣西门主义金融系统的知识来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维新，他心中已经有了具体的想法。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一件事，便是我们上一回中已经提及的《国立银行条例》的制定。

另一个，则是介绍和说明了股份公司的理念、运用方法以及设立方法的指南——《立会略则》的出版。

《立会略则》全文收录于《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二卷《经济篇》，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内容。影印下来的封面上只有“官版”和“大藏省”两处文字，并没有写明作者，但目录后有“青渊涩泽荣一志”，正文之前有“青渊涩泽荣一述”字样，所以是涩泽荣一所写无疑。

涩泽随同德川昭武访问法国期间，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亲自对他进行了圣西门主义经济体系的指导，他也试着使用过这些体系。通过阅读这本略则，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他是怎样理解这些体系，并从中归纳到了怎样的理念。

序言中明确写出了他执笔的目的，请注意开头如下这段文字。

此书乃余曾于泰西官游时目击耳闻漫录之拔萃。

也就是说，“我”随德川昭武去欧洲时，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而这本指南就是“我”从中选取的一部分内容。换句话说，这是涩泽在听他的经济学老师弗洛里海拉尔特讲课时的课堂笔记或答疑记录，要了解圣西门主义经济体系对他的影响，没有比这更好的资料了。

接下来，涩泽又说了这么一段意思：最近，宣传通商之利的人终于多了起来，出现了想要立会结社(株式会社)的人，但他们对株式会社的理解都只是自己的臆测，并没有得其要领，想寻找一本指南，却遍寻不着。恰好大藏省命福地万世【即福地源一郎。】翻译的《会社辩》将要出版，因此我决定借此机会一同出版这本指南。《会社辩》中仍有种种疏漏，可能给读者隔靴搔痒之感。

校订间隙，抄录实际亲见之旧稿，更就今日实用略加斟酌，加以折中，名立会略则，以期供阅读《会社辩》者使用。（《立会略则》）

也就是说，涩泽一边校订福地源一郎翻译的弗兰西斯·威兰德【弗兰西斯·威兰德(1796—1865)：美国经济学家、教育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要论》等。《会社辩》抄译自《经济学要论》。】的经济学书，一边思考应该如何使读者加深理解。最终，他认为抄录自己在巴黎的实际见闻笔记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考虑到实用性的基础上加以修正并出版。《立会略则》的署名日期是明治四年(1871)六月。

但是，如果我们在《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二卷《经济篇》中浏览涩泽所说的内容，便会发现，福地翻译成“会社”的这个东西其实是“银行”，它并不是以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为对象的。福地这样说道：

所谓会社，乃总计百般之商工会同结社者之通称，常例用做英语“company”、“corporation”之译语，并非特指银行。但本书暂用该词为“bank”之译语，代用“银行”一词。

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bank”所对应的译语“银行”一词，是在明治五年(1872)的《国立银行条例》颁布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确定这个词的人正是涩泽。读到福地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写成《会社辩》的明治三年(1870)闰十月，“银行”已经作为“bank”的译语之一在使用了，但是它还没有固定下来，有变更的可能，因此福地便在书中用了“会社”这个词。

因此，《会社辩》是一本介绍银行种类、特征和运用方法，说明银行理念和运用的指南，而在广义上论述股份公司的，则以涩泽的《立会略则》为首。

私欲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立会略则》将公司分为“通商会社”(从事工商业的公司)和“兑换会社”(银行)两种，并分别阐述了它们的理念、定义、设立方法和运用方式。但书中对了解涩泽独有理念非常重要的一段内容，是“通商会社”部分开头的一段“主旨”。

“商”即是商量商议事物之意，乃人们互相交际往来所生之物，故而在思虑勘考事物之私权(私权即是人人天生具备之物，他人不可侵犯，但此处不局限于法律)的基础上研究“商”，思考其善恶是非，相互融通，共同求利，方是“商”之本意。贸易买卖即是商业，以此为业者称为商人，此乃天赋之美名也。此名非指图一人之生计而经营之人。领悟此主旨并弘扬商业之道，小则互通一村一郡，大则互通世界万国之有无。振兴生产，乃至助国家富强，方是商之主旨要义。凡从商之人，应铭记此事。(《立会略则》)

这段话从“商”的语义出发，阐述了商业对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一段宣扬商业绝对肯定论的宣言。

对于想要打破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维新的涩泽来说，眼看着本应取代封建制度的明治政府仍然无法脱离蔑视商业与利益的思想，让他难以忍受。他觉得，必须拔除政府这种以为钱是从地里平白长出来的、认为商业是卑贱的职业的惯性思维，务必颠覆原来的价值观，否定固有的观念，并创造出新的价值观。为此，他要向人们证明，商业是社会自然产生的事物，并拥有改变社会的力量。

涩泽采取的战略是，首先强调商业是完全由“私权”产生的。商业是人、事、物的交流和往来中产生的，因此参与的个人必须进行思考和计划。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人们只需思考个人的事情，但商业活动必然有对象，因此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对象的利益，否则商业活动就无法开展。也就是说，商业的本质决定了在谋求“私”的利益的同时，会对对象、甚至进而对“公”产生利益。

从流通这一商业本质出发，重视商业，激发人们的自主性，进而促使人们考虑“公”的利益，这种思维方式正符合圣西门主义的理念——将人、物、金钱的循环视为第一，将私欲视作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涩泽还断言，商业活动中应当让私权激发的自主性自由地发展，公权和法律不应介入。

自己思虑勘考的私权便产生商量事物、交际往来之道，故通商之道不应以政府权威推行，又以法制束缚。那些勉强充作官吏之人一旦插手商业、推行管束之时，必然产生弊端。此乃政府不应从事商业之缘故。(《立会略则》)

这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商业活动中应当排除一切规制和公权介入，正符合圣西门主义中“即使是出于好意，公权的介入也是有害的”的思想。涩泽在向弗洛里海拉尔特学习的过程中，将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深深铭刻在了脑海中。如果他当年没有去巴黎，必然不会想到这一层。

尽管私权所激发的自主性很重要，但是如果人们各自行动，就不会形成强大的力量。要将这种自主性转变为力量，就要集合并团结私权才行——这就是涩泽举出的公司诞生的理由。

若固执于一己私利，或行事偏颇、无互相融通之道，则商品无法流通。故而从事商业，贵在会同一和。此乃商社【“商社”：日本早期“company”的翻译之一。】设立之缘故。(《立会略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事商业时与其每个人按照各自喜欢的方式分别行动，互相牵制，不如将从事同一事业的商人团结起来建立公司，追求共同的利益。这样做会更有效率，也更符合商业的本质。《立会略则》就是基于这个观点，阐述了“通商会社”(从事工商业的公司)和“兑换会社”(银行)的特征，并介绍了应当如何建立和运用公司。

商社乃会同一和者共同谋求利益、经营生计之物，又能助货物流通。故结社之人行事时，当用心全国之公益。(《立会略则》)

既然商业的本质是通过私权激发的自主性促进事物流通，那么私人团结建立起来的公司也是私权的结合体，所以它也是一种“私人”。它能帮助事物流通，而且最终能促进公益的发展。

因此，使公司繁盛，人人怀有远大之志，航海周游学习海外各国商业，以谋求日本全国之公益，此可谓商之主本要义，至此方知商业之效用广大。(《立会略则》)

公司的本质在于“私”

涩泽在《立会略则》中不厌其烦地强调：公司虽然最终会实现“公”利，但其本质始终是“私”。他反复重申，“私”才是使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公司的要素，绝不可由上面监督。

在《立会略则》中“限制”这一章里，他论述道，公司必须要设立规章制度，将其提交给政府并获得经营许可。但在这一部分，他仍然重申了“私”这一要素：

公司乃私人之物，非政府之物。故政府发放执照之时，只应调查公司主旨与规章制度是否与政府法规发生抵触。公司与政府公私分明，商业活动中政府绝不可假借自身权威。(《立会略则》)

那么，涩泽荣一为什么必须要在这本解说公司的书里特别强调“私权”，并反复撇清它与政府的关系呢？这是因为江户时代盛行的官尊民卑的风气至今仍然顽固地残存着，即使他呼吁民间建立公司、银行，商人们也只会觉得这是官派的出钱任务，根本没有理解公司的本质是“私”的自主性的产物，即使《立会略则》将公司和银行的设立方法和运营方法介绍得明明白白，并解释公司是由“私”的自主性产生的，民间仍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对于出版《立会略则》当时的社会背景，涩泽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当时正是实行废藩设县的前后。我感慨于民间实业界的不振，终于决心依照最初的愿望，到民间实业界的第一线去。……我觉得，按照现在的方法行事，必然很难成功。因为我发现，不仅会社的组织方式不甚规范，且缺乏从事此项的杰出人才。像这般在没有真正组织的情况下空谈合本法，谋求增进国家财富，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我也的确没有看到任何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推行实业，必须先得人才方可。

涩泽在《立会略则》中强调“私权”的背后，是没有一个商人理解公司这一新的经济概念的现实背景。因此在执笔《立会略则》的过程中，涩泽逐渐发现，要孕育近代经济的核心——公司，必须要自己身体力行。

涩泽对公司的概念其实很模糊

那么当时涩泽已经对资本主义中最为重要的股份公司有了正确的概念了吗？我们似乎很难这么说。因为他在《立会略则》中，对股份公司的定义中最重要的条件——“股东的有限责任”这一条，只字未提。其中明确讲到资本与股东关系的只有如下这一段：

设立商社时，无论何业均需按资本数额规定股份比例。只要在总量之内，无论多少均可出资，以为商业之资本。

从这段来看，在执笔《立会略则》时，涩泽所理解的公司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而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更加广泛流行的两合公司。

一般来说，普通合股公司由有限责任股东和无限责任股东组成，无限责任股东拥有业务决策权，但相对的必须承担无限责任。相反，有限责任股东虽然没有决策权，却只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两合公司募集资本的形式是发行股票，与单纯将资本汇聚起来的普通合股公司又有所不同。

《立会略则》里提到“无论何业均需按资本数额规定股份比例。只要在总量之内，无论几股均可出资”，可见涩泽的理解至少已经到了两合公司的层次。

《立会略则》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但下面这段叙述指出了要设立一个与股东大会有别的公司内部机构。

设立公司时，首先应确定公司经营管理者及相关人员之人选。选定方法可依据公司内部评议。(《立会略则》)

如果是普通合股公司，公司的决策权会自动地落到由无限责任股东手里，因此在这点上，《立会略则》似乎又是按照股份有限公司来理解的。

而如果不将下面这段话中的“选举”理解为“被选之人”，而是理解为“选择之人”，则《立会略则》中涩泽头脑中的概念恐怕更像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形态吧。

管理者、执行者等人的选举，按公司大小有相应身份，应仅限于拿出多数金钱、拥有多数股份者。(《立会略则》)

涩泽认为，经营与资本应当分开。所以他对公司的概念与其说是两合公司，不如说更接近于股份公司。

但是对于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的区别，《立会略则》中仅有以下这一段表述，并没有言及损失超过出资资本时应当怎样做。

以半年为期清算商社得失，将明细记于账册，向社内众人公示。无论损益，均按出资多少分配。

看来，涩泽当时之所以没有使用“株式会社”，而是使用了“合本会社”一词，正是因为他对这些经济概念还有些模糊。

公司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武器

根据上述我们对《立会略则》的探讨，可以看出涩泽通过在法国的经验，对公司形成了一个初步概念。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区别这一点上，他对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解的确不算完全正确，但很明显，涩泽将公司视作了社会变革的最重要武器。

涩泽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这个国家，不能由“公”自上而下地命令，而必须由“私”自主地扩大利益，并最终扩大公益才行。对于这一点，他与明治政府中的其他人有着决定性的差异。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眼中的“公司”是让“私”最有效率地发挥职能、获得发展的武器。

商社自私权同心协力而生，故其规章制度但凡不触犯国法，便不容他人干涉，政府必须许可。(《立会略则》)

公司是“私”的有机结合，因此是神圣的，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只要“公”还在支配“私”，“私”还对“公”俯首帖耳，这个社会就和江户时代的等级社会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涩泽立志成为维新志士的契机。当涩泽还是一名十七岁少年时，代替父亲去冈部的官邸，结果受到了代官的侮辱。他因而想到，为什么就凭着武士身份，那样无能的家伙就能蔑视自己，就因为“公”的身份，就比“私”要更伟大吗？他从中而发现了阶级社会的矛盾。

在法国期间，当他看到“私”的代表——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和“公”的代表——军人维莱特，以完全平等的立场对话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上述疑问也变得更加清晰。

“私”要与“公”平等，不，甚至比“公”更强大，就必须变成“同心协力之私权”，即私权的集合体——公司。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的“公司”在政治层面上近似于“政党”。如果今天的我们觉得涩泽这种将“公司”作为社会变革的核心的想法太过突兀，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公司作为私权的集合体这一侧面。

商社自相交相通之道而生，无论商社大小、人数多少，均有同等的私权。(《立会略则》)

涩泽已经发现了日本阶级社会的矛盾，所以当他在法国通过弗洛里海拉尔特学到了圣西门主义思想的核心——作为私权集合体的公司时，立刻就明白了它的用处，由此，他产生了自下而上的组织论。

结成商社并非由政府命令，既已开业之商社，亦不由政府指示从事何种业务。故而但凡不触犯政府法规，公司无论从事何业何职，均有经营之私权。(《立会略则》)

但是涩泽却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理论与行为之间的绝对矛盾——他必须“自上而下”地传播这一思想。当然，这并不是涩泽的本意。当官员并非完全出于他的自愿，他原本的打算是从法国回国后便立刻建立这种“自下而上”的私权集合体——公司，但回国后他就被任命为大藏省官员，又迅速地升到了相当于次官的地位，因此只好“自上而下”地向民众说明“公司是自下而上建立的私权的集合体”这一革命思想了。

更可悲的是，无论他怎样竭力向民间的商人阐释这些道理，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够理解这种革命思想的商人。他自己无法成为革命的先锋，而且也找不到一个人能代替自己实现革命。

这样一来，剩下的道路就只有一条了——辞“官”，回归“私”的身份，自己“自下而上”地创造出私权的集合体。明治六年(1873)五月的辞职，让他终于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矛盾中解脱了出来。

第三十六回拒绝加入三井

结识三野村利左卫门

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地阅读《雨夜谭》或《青渊回顾录》，就会觉得涩泽于明治六年(1873)五月辞官后，立刻在三井组和小野组的邀请下顺利进入了第一国立银行，成为监查役。八月一日，他让这家日本首个股份公司开业，并顺理成章地负责各方面经营。

但是如果详细调查这段经历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虽然表面的事实的确如此，但在这背后充斥着各方面的利益纠葛(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涩泽自己的算盘)，并没有表面看来这么简单。

其中一个便是涩泽与三井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三井组大掌柜三野村利左卫门之间复杂的关系。

涩泽与三野村利左卫门相遇于明治元年(1868)十二月，涩泽刚从巴黎回来的时候。曾在横滨帮涩泽运行李的大黑屋榎本六兵卫(通称大六)【大黑屋榎本六兵卫：对外贸易商。大黑屋是屋号。】的掌柜将利左卫门介绍给了涩泽，他对涩泽说：“那人就是三井的大掌柜，知道的事可不少，你要是能跟他认识，肯定会有好处的。”(《三野村利左卫门传》，三野村清一郎)不过当时两人只不过打了个照面，知道名字而已。直到明治二年(1869)，涩泽在静冈组织商法会所，并怀揣着太政官札去江户采购商品时，请三野村利左卫门帮忙兑换太政官札，受了他不少照顾，这时两人才开始推心置腹，并互相欣赏对方。笔者根据《三野村利左卫门传》按小说风格重现他们的对话。

“我想用太政官札购买肥料和大米，但是却不顺利，该如何是好呢？”

“一个武士怎么要采购这些东西，你是要拿来做什么啊？”

“我想用政府以‘石高拜借’的名义发给的太政官札做本金，在藩里建一个商社。”

“你这口气倒是不小，但是武士搞商业是搞不好的。你对做买卖完全是外行吧？”

“不，就算是外行，也不是做不来买卖的。原本在日本，做买卖被人看做是很低贱的事，但这种看法是很不合理的。今后的商业绝不会是这样的!”

“真会如你所说吗？我暂且不和你争这个，不过，我就帮你把这些太政官札换成金币。”

“不胜感激。”

不久之后，涩泽进入大藏省，官位一步步上升，两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据说当时三野村利左卫门再三劝涩泽：“我觉得你这个人与其当官，不如进入实业界。如果你有这个意思，就来三井吧。”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涩泽与井上馨一起辞官了。三野村趁着这个机会劝涩泽进入三井组，但涩泽却果断地谢绝了他的邀请。

作为对涩泽本人的回忆的补充，《青渊回顾录》中记录了三井的理事、第一国立银行成立时任专务取缔役【专务取缔役：董事会成员职务名，负责管理公司各项业务，辅佐社长。】的永田甚七对他的孙子甚之助说的一段话：

涩泽子爵下野是在明治六年(1873)，当时三野村利左卫门正任三井组总理事。听说涩泽子爵辞官后，便造访了子爵，说：“现下民间没有如阁下这般的人物。我正考虑隐退，所以想推荐阁下为我的继任者，今天来是想先征得您的同意。”三野村本以为子爵一定会很高兴地接受“三井总理事”这个位子，没想到却被一口谢绝了，这让三野村颇感意外。他觉得涩泽子爵的意思分明是：“不过是三井的大掌柜，算老几啊!小小的一个生意人，居然敢口出狂言!”

的确，在三野村利左卫门和永田甚七等人看来，涩泽一口回绝了他最大限度的好意，是看不起生意人，但这其实是他们的误解。因为涩泽辞官进入实业界并不是为了进入三井。

正如笔者已经提及多次的，涩泽进入实业界，与如今的官员下海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涩泽心中正燃烧着“革命思想”，他的抱负是运用在法国学到的圣西门主义“私权”思想，打破日本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颠覆官尊民卑的价值观，通过振兴工业实现富国强兵。也就是说，三野村利左卫门理念中的“私”，与涩泽头脑中的“私”，是似是而非的两个概念。

对于三野村来说，“私”即三井组，他只考虑三井组的利益和兴盛；而涩泽的“私”从极端来说，是作为“个体”的所有日本人。三井组一家做大，对改变旧体制没有任何帮助。涩泽认为，要改革根本，就要让所有日本人都成为股东，参与企业经营，对自己的利益发生兴趣，并想要增加自己的利益。因此，不能让三井组与官员勾结赚钱，更不能让自己开这个坏头。一句话来说，加入三井与涩泽的抱负——投身实业界，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

另一方面，三野村利左卫门作为三井组的大掌柜，脑中只考虑三井的利益，所以他甚至觉得，只要三井能进一步做大，那么让涩泽代替自己的位置也在所不惜。

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涩泽从政时期与三野村的复杂关系就会知道，其实三野村对三井的“无私”，是一种常人所无法企及的伟大行为。

建立银行的意义

在大藏省从政期间，涩泽与三野村的直接对立要追溯到明治五年(1872)五月三野村从大藏省获得设立银行的许可，并打算在东京海运桥设立三井组银行时。

创设三井组银行，其实是大藏省的井上馨与涩泽两人的想法。目睹废藩设县后新旧货币并没有迅速更替的状况，两人深感只有建立银行来发行兑换券才行。

而最早风闻这一消息的便是三野村。明治四年(1871)七月，三野村向大藏省提出了设立三井组银行和发行兑换券的申请，这一申请立刻获得了太政官的许可。他拿出过去从政府手中购得的东京海运桥通商司旧址，作为建造三井组大楼的用地，并聘请清水喜助【清水喜助(1815—1881)：第二代清水喜助，清水建设的创始者，第一代清水喜助的女婿。后来的涩泽荣一宅邸也由他设计建造。】建了一幢崭新的西式五层建筑，打算在这里开设日本首家银行。这座被《博闻新志》形容为“见者无不惊骇赞叹”的文明开化的标志——三井组大楼，即将于明治五年六月竣工。但就在万事俱备之时，井上和涩泽突然叫停了三井组银行的开设。

三井组已经沉浸在一派大功告成后的欢腾气氛时，井上和涩泽却派了人来，命令三井组将这个建筑物让给三井组和小野组的“共同银行”。听到这句话，就连三野村也变了脸色。他召开了两天两夜的首脑会谈，决定拒绝这一命令，并将原本位于骏河町的兑换店【兑换店：日语为“両替店”，从事货币兑换及金融业务的商店。明治时代开始，両替店的作用类似银行。】迅速迁到新造好的“三井组大楼”内。

看到三野村明确拒绝提供三井组大楼给共同银行使用，井上和涩泽便突然废止了三井组一直以来在进行的汇兑方的权利，命令三井组立刻将保管的国库金全部上缴，并颁布了由“三井小野组合银行”任御用汇兑方的文书。而所谓三井小野组合银行，在这一天之前根本就不存在，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然后，政府就下令三井组将三井组大楼转让给这家银行。三井组众人悲愤不已，但也只能忍气吞声接受了命令。(《幕末维新的经济人》)

井上与涩泽二人对三井组银行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呢？为什么在三井组银行开业前夕突然收回已经下达的许可，让原本三井组独家的银行变成三井和小野共同的银行，甚至抢了三井组大楼呢？

对于此事，有不少臆测。

一种猜测是，从明治四年(1871)到明治五年(1872)，大藏省对银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希望按照伊藤博文在美国学到的国法银行的模式来建立银行，因此银行政策发生了变化。如果三井组的银行先建立起来，会给后续工作造成不便。当《国法银行条例》建立起来时，如果已经有了一家法规之外的银行，恐怕会对后面的工作不利吧。这大概便是二人叫停三井组银行的最大原因。

其实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

事情的起因是明治四年(1871)五月《新货币条例》公布时，政府将回收制作货币的金属工作交给了三井组一家。也就是说，以前一直作为维新政府汇兑方的小野组和岛田组被排除在这项工作之外。因此，这两组特别是小野组的反对声非常大，并阻挠三井组单独成立银行。这种猜测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可信的。小野组觉得自己在此事上被背叛了，于是通过辞官进入实业界的五代友厚在政府内部活动，使井上和涩泽二人的阵线发生了相当大的动摇。就算再怎么偏袒三井组，面对小野家强硬的态度也不得不作出妥协，并以三井小野组合银行的形式让这一事件收场。

还有一种猜测看得更远。这种猜测认为，涩泽已经预想到自己会辞官下野，想要确保自己下野后的去处。三野村清一郎的《三野村利左卫门传》便采用这种解释。

对这一命令，意图单独成立银行的三井方面极力采取拖延策略，但涩泽遵循井上的指示，连日来不断对同族和组内重要人物进行劝说，有时候甚至使用恐吓的言辞让这些人屈服。涩泽这种异乎寻常的热情，除了是出于前述从国家角度的考虑和对小野组的顾虑外，还有一些私人的缘由在里头。

当时大藏大辅(相当于现在的财政事务次官)井上馨在政府中的权势极大，几乎可以说已经掌控了各个中央机构。而他那种不肯妥协的专横态度，也引起了板垣退助【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武士、政治家。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导者，生前受到平民的广泛支持。】、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众多人士的反感，所以在井上手下负责具体实施计划的涩泽，已经决意要辞官。井上和涩泽打算是在辞官后进入实业界——井上打算进入工商业界，而涩泽则打算进入金融业。强烈要求三井与小野成立联合银行，就是因为涩泽暗中打算在辞官后由自己负责这一银行的经营。

这种想法过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的确，涩泽因为和太政官的理念不同而绝望，又因找不到实业界的人才而自己主动进入了实业界，但断言他是为了确保辞官后有去处而终止三井组银行，并将其改为三井小野组合银行的话，就不免太被今天的思维定势所影响了。就像涩泽曾反复提及的，当时“官”最大，“民”什么都算不上，恐怕没有官吏会特地为了下野后的去处而给自己找个地方。

那么，涩泽将三井组银行改成三井小野组合银行，并进一步强行将其改为第一国立银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建立一个合本组织，即股份公司。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涩泽对“合本”组织这种形式几乎可以说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因为他相信，这才是进行社会革命、打破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和官尊民卑的旧体制的武器。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圣西门主义的信徒。

之所以让三井组银行流产，根本原因也在于这家银行和涩泽所描绘的合本组织并不相容。就算它采取的是合本组织的形式，实质却是由三井家独家出资的家族企业，这与他理想中将志同道合的小资本联合起来，汇聚成海，经营巨大的事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能让这样的公司成为日本第一家以股份公司形式组建的银行。涩泽不惜使用恐吓来阻止建立三井组银行，与其说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他的理想。

看到明治六年(1873)成立第一国立银行时发布的股东募集布告，我们就不难理解涩泽的这一想法了。这份布告原本是用文言文写的，比较难懂，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子涩泽秀雄【涩泽秀雄(1892—1984)：涩泽荣一第四子。】翻译的现代文：

银行就仿佛一条大河，于人们不一定有用。但如果金钱不进入银行，就和沟渠中的积水、滴滴答答流淌掉的水滴没什么两样。这些钱在富商、富农的仓库里藏着，在打短工的苦力和老太婆怀里揣着。但是如此，它们无法为人民派上用场，让国家变得富强。水虽会流动，但如果被堤坝或山岭阻碍，便无法继续前进。如果建起银行适当地引导水流，原本沉睡在仓库或口袋里的钱，就会汇聚到一起，变成一笔十分庞大的资金。这样一来，贸易就能变得更繁荣，产品会增加，工业变得发达，文化进步，道路获得改良，整个国家都会焕然一新。(《涩泽荣一》，涩泽秀雄)

极端点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就是涩泽思想的全部——建立一个将金钱的细流汇聚成河的银行，并基于同样的原理建立合本组织，让资本对社会产生价值。如果在募集资金的阶段不遵循股份制的理念，只靠三井组一家的资本来建立银行的话，这就会是一家只考虑三井组利益的银行。这种事必须阻止!这就是明治五年(1874)六月时涩泽阻挠三井组银行成立的真正动机。

话虽如此，涩泽运用强权、甚至采用恐吓的方式抢来三野村利左卫门建造的三井组大楼，明显是一种越权行为，恐怕曾被不少人指责为官员滥用职权。虽然呼吁打破官尊民卑的旧制度，涩泽却陷入了自己也成了压迫人民的“官”的悖论中。在永田甚七对孙子甚之助所说的话中，有这样一段人物评价，恐怕涩泽此人的确如此。

涩泽子爵今日仿佛玲珑美玉一般，但听说他青年时期却充满霸气，锋芒外露。

“锋芒外露”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也就是说，只要他下定决心的事，就绝不会妥协，甚至不惜采用恫吓等蛮横强硬的手段。这也许是因为年轻时的涩泽是一位不惜为理想献身而没有自我意识的圣西门主义信徒吧？

任何时候都以三井为第一的三野村

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各位读者想必了解三野村利左卫门有多大度了吧？当年他忍痛割爱让出三井组大楼，但涩泽一下野，他就来劝说对方加入三井组。两人虽然互相对立，但三野村仍对涩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想方设法要把他拉进己方的阵营。也许他预见到，如果不把涩泽拉到自己这边，就有可能给自己树立一个强敌。总之，这段轶事表明三野村看人的眼光非常高明。

但涩泽却果断拒绝了这一邀请，因为他想重建第一国立银行，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年他命令三井组和小野组设立的共同银行，就是后来的第一国立银行，它并没有顺利发挥应有的职能。见到涩泽流露出这番心意后，三野村再次展现了他的大度，虽然他自己就是银行的直接责任人，但他却二话不说就把银行的经营权交给了涩泽。

涩泽在一段提及三野村利左卫门的谈话中说到了其中的详情。

提到接下来要振兴第一银行之事时，(三野村)说道：“好，那三井就由我来经营，第一银行交给你来。”利左卫门将斋藤和永田派到银行，而且立刻让三井组的所有者点头答应了此事，这都是因为他早已下定了决心。

创立第一国立银行虽然是我的主意，但还多亏了利左卫门的许可。他对此事倾注了许多心血，并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三野村利左卫门传》)

在这段话里，涩泽对三野村放手将经营全权交给自己、不指手画脚的行为表示了感谢，三野村的这一行为也的确显示了他的大度，但请读者注意到另一个事实——涩泽考虑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三野村则无时无刻不以三井组的利益为最优先。

在三野村看来，与小野组共同出资组建的第一国立银行不能算是三井组的东西。既然如此，不如放手另行筹划设立一家三井组自己的银行。所以将第一国立银行交给涩泽，他根本就无所谓。他暗暗盘算着，趁此机会把海运桥的三井组大楼让给第一国立银行，反而能让涩泽承他不少情，而这些情正好可以在设立三井组自己的私人银行时加以利用。三野村清一郎在《三野村利左卫门传》中这样写道：

第一国立银行以及大藏省点名成立的三井小野组合银行所使用的建筑物，本是三井组在海运桥旁新造的五层建筑——三井组大楼，由于井上和涩泽施压，不得不转让。三野村以此为交换条件，在三井组的大本营骏河町重新造了一幢大楼，并告诉井上和涩泽，他准备在那里设立一家三井组单独投资的私人银行。

不仅如此，老谋深算的三野村还装作施恩于第一国立银行，从对方那儿大捞了一票。三井组派到第一国立银行的斋藤专藏是三野村的直属部下，他这样说过：

当时(明治七年三井组银行完成时)，三野村曾这样笑着对我说：“骏河的房子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空中楼阁一样。”这是因为他把兜町的房子(即海运桥的三井组大楼)以128000日元的价格卖给了第一银行。花了58000两(两和日元是等值的货币单位)造出来的房子，以128000日元卖掉，用多得的银子造好骏河町的楼，还余下几千日元。所以骏河町的楼就像是白捡的一样。(《三野村利左卫门传》)

三野村不愧是从卖沙丁鱼起家一直做到三井组大掌柜的商人，他一边装出一副因三井组大楼被收走而十分心痛的样子，一边精打细算，扮猪吃老虎。不论怎么说，这种最原始意义上的“私”的执著是十分强大的，与它相比，涩泽理想中的“私”明显要弱势得多。这一道理在后来涩泽设立共同运输会社与三菱对抗时，再一次获得了证明。

第一国立银行的“调停人”

涩泽下野并进入第一国立银行后的第一个敌人，便是这种原始的“私”，即银行的共同出资人——三井组和小野组。

虽然银行建了起来，但因为是三井组和小野组联合组建的，所以履行正式制度时双方很难协调。如果要照顾双方的利益，维持均衡，则规则上又过不去，我真是耗尽了心思。(《雨夜谭》)

三井组和小野组各占了第一国立银行50%的股份，因此每个位子上双方都各派一个人，即两个行长、两个经理，完全是一种双头政治。双方互相牵制，互相嫉妒、猜疑，银行的业务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我总是夹在双方之间作仲裁。我不能马上接任行长，但双方这样一直敌视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必须有一个相当于相扑里的“调停人”的职位。最终，我以“总监”的名义对银行事务做出决策。(《雨夜谭》)

请注意“调停人”这个词。涩泽后来在日本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的第一步恰好重叠。涩泽就像是在一群原始的“私”中空降的一个新型的、理想主义的“私”，虽然他的“私”的力量比不过三井组或三菱，但如果没有他，日本的经济便将陷入无秩序状态。这实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私”。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出任第一银行总监，站在三井组和小野组势力互相抗衡的位置之间，其立场是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

第三十七回国立银行的危机

士魂商才

明治六年(1873)涩泽荣一离开大藏省并任第一国立银行总监时，心中怀着两个巨大的抱负。

一是以“股份公司”这种海纳百川的模式为依靠，让全体国民成为“经济人”，以实现富国的理想，并打破那种武士大耍威风的封建身份制度。也就是说，他要让所有国民成为“企业经营者”，以消灭武士这种非“企业经营者”的身份。作为一名坚定的圣西门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涩泽将股份公司作为了革命的方法论。

他的另一个抱负则与前者的方向正相反。他想让武士之外的农民、工人、商人，都拥有武士之魂——知晓克己之法的仁爱精神。

富国的根源是工业，但大久保、西乡等人主导的太政官政府根本不理解工业是如何产生财富的，涩泽因此而感到一种对牛弹琴般的焦躁；另一方面，那些对官府阳奉阴违、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旧时代商人，也让他感到无比愤慨。因为他知道，依靠这些商人的“私”是无法建立起能够实现富国理想的工商业的。

该怎么办才好呢？唯有创造出拥有武士之魂、却不吝追求利润的新型“私人”一途。涩泽的义利合一论，便是创造这种“私”的指导思想。

在第一银行庆贺成立五十周年的股东大会上，涩泽回忆了当年创业时的艰辛，并述说了创造这种新型的“私”有多么困难。

在那个时代，对平民百姓来说，在官吏面前唯唯诺诺，便算是过好日子的最好方法了。说得难听点，会阿谀奉承才能赚钱，有权势才有财富，而这些现象本是非常不合理、不应该的。在明治维新之前，庶民甚至无法平等地与官吏或武士对话，维新后不久时，官尊民卑的风气仍然十分严重。可悲的是，这种陋习直至今日仍未完全消除。在那个时代建立株式会社，似乎与官尊民卑之风没什么关系，只需依国法行使人民自己的权利即可。但募集他人的资金建立一个公司并经营使其盈利，既无先例，亦无知识，在明治五年时，即令找遍整个日本的角角落落，也找不出一个熟谙此事的人。从这一点来考虑，便知当时要成立一个株式会社，即成立第一国立银行，是有多么困难了。(《青渊先生演说选集》)

具体来说，涩泽碰到的困难是：三井组和小野组派来的员工都只考虑本组的利益，搞得银行内一直不融洽。且不论公之利益，员工们甚至连第一国立银行这个新生团体的利益都不顾，只为自己组的私利煞费苦心。因此，面对一心想要创造出新型“私”的涩泽，双方的矛盾日趋尖锐。

虽然在经营银行方面大家利益一致，但只要跨出银行的大门一步，三井组和小野组便针锋相对，这种气氛甚至影响到了银行内。三井的人抱怨我，“涩泽总是偏向小野组，给他们好处”，而小野组又埋怨“涩泽偏向三井这边，对小野组冷淡”。在双方之间调停，实在是一件累人的事。

不过在明治七年(1874)秋，这个麻烦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而且是以一种极不正常的方式。

小野组破产，国立银行根基不稳

明治七年(1874)十月二十二日，就在涩泽因三井组和小野组的不睦而头痛时，一件大事波及了刚刚成立不久的第一国立银行——两大股东之一的小野组突然面临破产的危机。

这一突发的危机很显然是政府有意为之。

明治初年起，政府便命三井组、小野组和岛田组担任汇兑方，并给予了无息无担保使用国库金的优惠条件，废藩设县后这一体制也没有变，政府将各府县的租税收取等业务委托给了这三组，其中尤以小野组为首。它在二十一个县内设有分支机构，业务非常广泛，靠着运用这笔巨额的资金，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涩泽下野进入第一国立银行时，政府的方针突然发生了转变。明治七年(1874)二月，《各府县汇兑方设置手续及汇兑规则》首先更改。按新规定，汇兑方必须提供相当于所保管国库金的三分之一作为担保。仅这一条规定便已对这三组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明治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政府又下令他们交出与所保管国库金等额的担保金，而且必须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上缴。

因为这个通知而乱了阵脚的不止小野组一家，三井组也同样岌岌可危，但是三井组有井上馨这个后盾。井上事先从政府内部、特别是从大隈口中听说这个骇人的消息后，立刻通知了三野村利左卫门，命令他随即确保担保金到位。三井组要筹措到这笔钱也并非易事，但是靠着三野村利左卫门全力奔走，好歹在期限内筹措到了与追加担保金等额的公债、地契、股票等，避免了破产危机。

但小野组背后却没有一个井上馨这样的高官。此时，五代友厚已经辞官专心经营大阪的产业了，而且小野组与三井组相比，业务范围更广。它将保管的国库金投入了大米期货、蚕卵纸和生丝期货市场，经营面铺得非常开。更糟的是，该组的借款已经远超过它所保管的450万日元国库金(三井组保管的国库金为385万日元)，而手头几乎没有现金。

鉴于小野组的这种资金状态，命令在十二月十五日前上缴担保金，明显是为了搞垮它而出台的不合理措施。最终，小野组在十一月时破产。岛田组于明治八年二月破产。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抛弃小野组呢？

由于小野组遍地开花的经营方式，政府内部特别是大藏卿大隈重信，越来越觉得这种做法很危险。大隈觉得，如果继续将国库金委托给小野组经营，必然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因此他决定，就算迫使小野组破产，也要收回担保金。

但即使真是出于这个原因，仍然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大隈难道没有想到，如果小野组破产，由它出资一半资本金的第一国立银行也会连锁破产吗？

的确，井上馨在通知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同时也警告涩泽，小野组已经岌岌可危。但是就算有他的警告，第一国立银行也没有足够的实力贷款给小野组。

三井组向来对其经营较为保守，与此相反，小野组则非常积极进取。它的事业已扩张得超出了自己的实力，干得轰轰烈烈，但这种经营方式很容易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因此银行也贷给它130万日元左右。小野组要倒闭，对银行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打击。

第一国立银行的资本金是244万日元，而贷给小野组的钱是130万日元左右，所以如果无法回收债权，第一国立银行必将倒闭，这甚至还会引起整个日本银行业的崩溃。

这个状况不仅涩泽明白，大隈肯定也看得很明白。他这么做应该已经预想好，将破产控制在小野组内，再由政府的力量挽救第一国立银行。

但对他的这个预想，涩泽却一概不知。被逼上绝境的涩泽叫来了小野组的负责人，告诉他利害关系，劝说他道，即使小野组垮了，也不能让第一国立银行垮。当时小野组的实际负责人是后来古河财阀的创立者——古河市兵卫【古河市兵卫(1832—1903)：日本实业家，小野组破产后独立创业，成为古河财阀的创立者，人称“矿山王”。】。接下来笔者参考刊登在杂志《现代》上的报道，以小说的风格重现当年二人的促膝长谈。

名叫古河市兵卫的“私人”

“这回这事可真是了不得啊!”涩泽在柳桥【柳桥：现日本东京都台东区东南部的地名，是有名的花柳巷。】的高级料理店舛田屋款待古河市兵卫。他一边劝酒，一边沉痛地开口道。

“是啊，莫名其妙地就倒了。”市兵卫这样答道。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多少悲伤的表情，反而流露出一种做出重大决定后的爽利。

“昨天我请了小野善右卫门【小野善右卫门：小野组高级掌柜的称号，当时承袭这一称号的是西村勘六。】和行冈庄兵卫【行冈庄兵卫：时任小野组的取缔役。】来，和他们说定了将第一国立银行的股份也算在担保金内。但贷给小野组的137万日元中，有将近75万日元是你所负责的小野组分店贷的。虽说本家倒了你并没有责任，但如果贷给你的那部分收不回来，第一国立银行就会连锁破产。我涩泽一人一败涂地倒也没什么，但是这事关日本的银行，不，日本整个经济的发展。如果第一国立银行倒了，日本的银行恐怕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重整旗鼓吧，所以此事还劳烦你多费心了。”

市兵卫垂头听涩泽说完，也不插嘴。但是涩泽说完后，他便突然抬起脸，直视着涩泽的眼睛说道：“这个道理我明白。我已然下定决心了，请看这个。”

说完，市兵卫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交给涩泽。

这张纸上列出了市兵卫负责经营的小野组分店的资产中最具担保价值的东西，即稻米、农具、公债、股票、院内和阿仁的两座矿山，并写明了各自的数量和评估价值。

“如何？如果把这些交给您，用作贷款担保应该绰绰有余了吧。俗话说‘花要樱花，人要武士’，但我这样一介商人，也是十分明白仁义道德之理的。我绝不会忘记您相信我并允许我无担保融资的恩情，如果要给您添麻烦，我市兵卫绝不会厚着脸皮来此。”

“我明白了，了不起!你真是个让我刮目相看的男子汉!有着武士之魂的商人，正是今后的日本所需要的!别自暴自弃，等小野组的事了了，请务必找我详谈，我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说完这番话，涩泽紧紧地握住了市兵卫的手。

就这样，涩泽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摆脱了三井组和小野组之间的矛盾，并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新型“私”——能够共同构筑日本资本主义的实业家。

为转为金本位而引发的危机

不过明治七年(1874)末到八年初，除了小野组破产的危机外，涩泽和第一国立银行还面临着另一个危机，而且，这个危机是涩泽自己在大藏省时种下的种子。

对于明治八年初时席卷了第一国立银行及其他一干国立银行的金融危机，涩泽坦言，其根源在于他在建立制度时的无知。而且，当年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不仅他一人，当时大藏省的干部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以为只要创立了银行，以往的抱负理想便可立即实现，但这是非常无知的想法。今日想来，当时的我仿佛井底之蛙，懵懂无知。又想到伊藤公与井上侯虽有非凡的才识，却也不过如此，让我对自己的浅见短虑不禁莞尔。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雨夜谭》)

他们究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他们原本想模仿伊藤博文从美国学到的发行纸币的国立银行模式，但实际建立起来的却是欧洲式的兑钞发行银行，即金本位制的发行银行【发行银行：拥有特权发行兑换银行券的银行。兑换银行券现已废止，它是一种持有人随时可以换取与票面金额等额的本位货币的银行券。】。涩泽、伊藤和井上都以为，建立金本位制的发行银行，就能防止货币滥发和通货膨胀现象，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汇率变动导致金价上涨或发生国际收支不平衡时的情况。

当时，我国的黄金储备量极低，想创建四五家小资本的银行并依靠它们的储备来维持金本位制度，乃杯水车薪之举。市场上的金价稍有上升，银行的纸币便会立刻被兑换成黄金，倒成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取款处，银行就像是开了一道流出黄金的口子。明治六年(1873)至七年刚创立时情况还好，但随着世界金价走高，到明治八年初，兑换便多了起来。(《雨夜谭》)

导致黄金流失的原因总的来说有两个。一个是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另一个则是与国立银行券【银行券：银行发行的用以代替商业票据的银行票据，是一种信用货币。在当代社会经济中，银行券和纸币已基本成为同一概念。】相比，政府纸币(金札)太泛滥了。

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主要如下：当时日本的贸易结构主要是出口生丝、蚕卵纸、茶叶、纸张等初级产品及其半成品，进口社会资本形成所需的机器和民间需要的消费品。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因此必然会造成贸易逆差，产生贸易赤字。为了支付进口产品的钱，本位货币(金银币)大量流出。明治六年(1873)时的黄金流出量为1977402日元，而明治七年达到了7596153日元，高了近三倍，明治八年时又进一步增长为8304961日元。而白银则更甚，明治六年时为18450日元，明治七年时为897659日元，是前一年的五十倍。

这种贸易不平衡又导致了洋银【洋银：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流入的外国制银币，一般指1497年以后中南美洲各国铸造的用于国际决算的墨西哥银币。这种银币也是明治时代银币的材料。】汇率市场上日元暴跌，黄金的流出量进一步增加。

结果如何呢？银行持有的黄金被银行券兑换走，不断减少，使银行券的发行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第三十四回中已经提到过，根据《国立银行条例》，黄金储备必须达到银行所发行的可兑换银行券的三分之二以上。

具体来说便是，如果银行的资本金为一百万日元，则银行有权发行六十万日元(资本金的60%)的银行券。而发行银行券需要储备资金本的40%的黄金，因此需要四十万日元的黄金。如果发行的银行券中有一半被兑换成黄金，那么这时候银行就只剩下十万日元的黄金了。按条例规定，十万日元黄金只能发行十五万日元的银行券。这样一来，创立国立银行的本来目的——用国立银行券回收政府发行的金札(不兑现纸币)，就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简单来说就是，明治七年(1874)时产生了一种与涩泽、伊藤和井上的预期完全不同的循环——金札非但没有被银行券(可兑现纸币)代替，甚至银行券一在市面上露面，就被兑换成了黄金。因此，银行开始回收银行券。

自明治八年(1875)春夏之交我注意到此事后，立刻开始自己购买银行券，甚至以高于纸币面额的价格购买。第一国立银行发行的纸币有一百余万日元，我将其全部回收，并在经营时只使用政府纸币。而对政府而言，修正制度一事也越来越紧迫了。(《雨夜谭》)

大隈的反金本位的积极财政政策

明治九年(1876)六月二十六日，大藏卿大隈重信起草了《国立银行条例改正意见》，顺应了国立银行方面的要求，其核心是将银行券的发行从金本位制改为纸币通货本位制。也就是说，银行发行银行券时不再需要本位货币(黄金)储备，只需储备以政府纸币(金札)为主体的纸币通货即可，且发行银行券的限度从过去的资本金的60%扩大到80%。

具体来说，同样是一百万日元资本金的银行，现在银行就算没有黄金储备，也能发行八十万日元的银行券。涩泽对此措施这样评价：

从理论上评价，这着实是骗骗人的法子。用不兑现纸币换纸币，实在是太傻了。但事实上，因为换不来黄金，人们也就只能换纸币了。(《雨夜谭》)

从理论上讲，此举纯属胡闹，但这是最现实的拯救国立银行的方法了。而且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反金本位制从当时来看是非常方便的方法。因为明治九年(1876)时，日本政府为进行秩禄处分【秩禄处分：日本明治政府于1876年实施的废除秩禄发放的政策。秩禄是发放给华族和士族的家禄与发放给明治维新有功者的赏典禄的合称。】，向华族【华族：1869年至1947年存在的近代日本贵族阶级。主要分为公家华族、大名华族、新华族和皇亲华族。】和士族【士族：明治维新以后，江户时代的旧武士阶级和公家等统治阶层中，获得俸禄且没有被归为华族的人的身份阶级的称呼，于1947年废止。】发放大量公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明治九年时强制规定华族和士族一次性领取一笔公债代替原来的家禄。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来考虑，一旦他们用光这些公债，今后便会难以生活，而生活困难是产生社会混乱的根源，于是华族和士族都不得不寻找一个维持一家老小生活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便是将这些公债交给银行经营。而明治九年八月一日第106号布告对《国立银行条例》进行修正后，这些银行纸币就只能兑换成政府纸币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非常不妥的举措，但在当时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对融资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个修正法颁布后，国内又成立了152家银行，银行得以普及。(《雨夜谭》)

这个政策是基于大隈一贯坚持的积极财政政策论产生的。第一，延缓政府纸币被兑换成黄金，通过发行银行券等方法来暂时增大通货供给量，使金融机构获得发展，令企业活动更加活泼；第二，这使国内工业获得发展，国产商品增加，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扩大出口；第三，扩大出口之后，国际贸易收支的问题便能获得改善，通货汇率稳定下来，黄金也能从流出改为流入；第四，利用这些流入的黄金确立金本位制。

而在大隈重信手下任副官的松方正义【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武士、政治家、财政领导人，两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长时间任大藏卿，在财政方面留下了许多功绩。】虽然在总体上认可这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他建议的方向却正相反。他认为，既然纸币的本质在于能与本位货币兑换，那么与其增发政府纸币和银行券，不如减少它们，并积极推进人们使用国货的意识，抑制进口，增加黄金储备，以确立金本位制度。这是一种消极的财政政策论。

虽然松方正义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下面临的种种难题，即抑制金银的流出、避免现有的国立银行破产、促进新成立的国立银行发展等，都使大隈的积极财政政策成为了政府的方针。

这次修正不仅是为了银行，也给合本会社的建立及经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条例修正之后，运输公司、保险公司、工业公司等各种企业纷纷诞生。正如我当初所预想的，要发展日本的实业，银行必须先做模范。(《雨夜谭》)

事实的确如此，但涩泽当初其实是按照兑钞发行银行的模式规定银行条例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只能说“结果好就一切都好”了吧。

不过，大隈为了阻止金银流出而出台的反金本位制的积极财政政策，让国立银行如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诞生，确实增加了通货供给量，因此日本的经济形势一下子好转了。

这时候，又一个异常事态让这种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加速，这便是明治十年(1877)二月爆发的西南战争。

第三十八回公利公益方是王道

实业界的“霸道”与“王道”

明治十年(1877)二月十五日，私学【私学：1874年西乡隆盛下野之后，为统帅与他一起下野的士族和培养年轻人而在旧鹿儿岛城内设立私学。私学党不久便掌握了大部分的县政，也导致了明治政府的不安。】的学生们拥立西乡隆盛发动叛乱，西南战争爆发。时任太政官大藏卿的大隈重信为调拨军费，发行了高达2700万日元的政府纸币，并向第十五国立银行借取了该行发行的银行券1500万日元。第十五国立银行是以政府发放给旧大名的金禄公债【金禄公债：即上一回中提到的秩禄处分后发放的公债。日本明治政府废止俸禄制后，对华族和士族等发放名为金禄公债的国债证券作为补偿，总额达17亿多日元，明治十年开始发行。】为资本金设立的银行，本来这1500万日元是政府准备借来偿还外国国债的，但现在事情紧急，这笔钱便被充作了军费。

在一般的历史书中，政府在西南战争期间大量发行政府纸币和银行券的行为都被视为无可奈何之下的紧急措施，但根据财政史方面的专家的说法，这其实是原本就主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大隈再次借着调拨军费的名义故意增大通货量。冈田俊平的《明治期通货论争史研究》中对明治十二年(1879)时大隈的建议书进行了概括：

明治十年西南战争时曾追加发行2700万日元政府纸币，此次发行虽属无奈之举，也并非未经深思熟虑。我也希望通过此次追加发行，充实货币量，加快金融流通。另，到明治十二年四月时，银行纸币的发行量达到3097万日元。此举扩充了各地的通货需求，对促进交易、加快金融流通起到了很大的效果。

大隈还解释道，明治十二年时的货币实际流通量为1亿5000万日元，平均每人441日元，但在闭关锁国的时代，通货发行量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在其他文件中他还提到过，弘化年间(1844—1848)平均每人为687日元，因此尽管现在的通货量已有所增加，但社会仍然处于通货不足的状态。现行的银行年利率是15%以上，因此纸币发行量绝对没有过剩。只是恰好发生贸易赤字，导致外币兑换市场缺乏本位货币，汇率走高，而恰逢纸币增发，因而被误解为物价高涨的原因。

尽管大隈百般解释，但进入明治十三年(1880)后，纸币的价值还是不出意外地跌落到低谷，呈现出剧烈的通货膨胀征兆。对于刚刚建立起第一国立银行，并正努力建立日本银行制度的涩泽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从日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对于一位银行的经营者来说，通货膨胀肯定比通货紧缩要好，因为货币流通量增多，就能赚更多手续费了。但是涩泽建立银行并不是为了通过它来赚钱，而是为了以银行为武器，使健全的资本主义能够在日本生根发芽。在记录了涩泽的演讲和讲话的《涩泽荣一训言集》中，记录了他以下发言：

银行业和运输业几乎可以说是经济社会的共有物，因此在经营时切不可只考虑一人或一家企业的利益。

对实业家来说，只求一家之富是为霸道。追求公利公益方为王道。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趁着通货膨胀之际“追求一家之富”，显然是涩泽所说的“霸道”。虽然一时能致富，但最终可能会对日本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避免通货膨胀，努力回收不兑现纸币，才是“追求公利公益”的“王道”——这便是涩泽的想法。

其后(西南战争开始后)，物价逐渐高涨，甚至在战争完全平息之后也在持续。一段时间内，各种物价飞涨，商业界呈现出繁盛的态势。但明治十三年(1880)时，本位货币与纸币面额之间产生了价格差。这种金银比价的变动导致纸币价值频繁下跌。……当时，我与一些人大唱消极主义论调，表示与其减少自己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如政府果断缩减一般的通用纸币，因此被大隈侯斥责。

回顾录里使用了“被大隈侯斥责”这样不带多少感情的表达，但是实际上，涩泽的消极主义与大隈的积极主义产生了正面冲突，双方采取各种手段，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货币战争。

背靠“择善会”，挑战大隈

涩泽之所以能以一介民间人士的身份英勇地挑战大藏卿大隈重信，是因为他拥有一个集结了许多“私”的行业联盟。

这个组织最初被涩泽命名为“择善会”。明治九年(1876)《国立银行条例》修改，设立国立银行变得比以前容易了，因此陆续有银行诞生。观察到这一点，涩泽为了谋求银行间的友好关系，也为了方便召开学习银行制度和经营方法的会议，在明治十年组织成立了银行经营者团体——择善会。它的事务局设在第一国立银行，每月召开一次例会。“择善会”这个名字出自《论语·述而》“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句。

涩泽在择善会上论述购买创业公债【创业公债：日本明治时代，政府为殖产兴业而发行的公债，是明治时代第一种向国民募集的公债。】的意义，研究票据交易的方法，并将会议记录《择善会录事》分发给加盟会员。这个会议记录在第二年更名为《理财新报》，并更广泛地分发给同行业者，后来还刊登在了田口卯吉【田口卯吉(1855—1905)：日本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曾任东京府会议员、众议院议员等。1879年模仿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创刊《东京经济杂志》，该杂志成为自由主义的阵营。】的《东京经济杂志》上。

安彦正一的论文《银行业与经济界的形成——以择善会为中心》(《公益的追求者·涩泽荣一》，涩泽研究会编)深入研究了择善会的会议记录。根据他的说法，涩泽不仅将发行这本会议记录作为培养日本经济界人士的重要一环，还将其作为形成具有共同经济理念的人脉网的第一步。《涩泽荣一训言集》将建立择善会的理念概括如下：

同行相识互助，谋求尽可能有序的共同进步，是事业上最需注意之事。

因此明治十三年(1880)六月，涩泽对大隈的积极财政政策举起反叛旗帜时，自然会鼓动加盟择善会的东京、横滨等地的银行业者共同向政府部门提出意见。

我对此问题尤为担心，于是于明治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京、滨银行业者集会时提出，这是挽救现状的最好的方案，并倡议向政府提出这一方法。

他倡议的内容如下：

上缴并销毁国立银行纸币发行总量的20%，即800万日元；

上缴国立银行纸币准备金，并接受金札交换公债利率之支付；

以上由国立银行自主不行使特权，以报国家，望政府亦执行以下行为：

在今后四年中，销毁5000万日元纸币；

四年以后的七年里，每年储备500万日元的本位货币，作为储备纸币兑现之准备。(《青渊先生六十年史》)

听到涩泽的倡议，同行们表示出猛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相当于是放弃了既得的权利，无法向股东交代。但是涩泽继续向他们说明，建立兑换制度才是国家百年大计，会员们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大家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因此于六月二十一日再次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

大隈知道涩泽的倡议后怒不可遏。他坚信通货膨胀的原因根本不在纸币的发行量，并离间涩泽所组建的反通胀同盟。

当时的大藏卿大隈侯对此持反对意见，闻知我等银行业者间有此事，极力妨害。导致原本已经同意的银行中出现申请退出之人，意见迟迟得不到一致。七月九日的会上，最终不得不终止此次倡议。

由于这次纷争，涩泽和大隈交恶，在一段时间里两人甚至切断了所有联系。

第二年十月发生的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明治十四年政变：在1881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潮流中，民众要求制定宪法的呼声不断高涨，政府内部也分为支持保留君主大权的俾斯麦帝国宪法与支持英国型议院内阁制宪法两派。此后，支持前者的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等人将支持后者的大隈重信等人驱逐出了政府。也称为1881年政变。】，大隈下野，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政府的方针也随之从容忍通胀的积极财政政策转为了消极的财政政策。

松方正义公一坐上大藏卿的椅子，便毅然着手整顿不兑现纸币，其整顿方案与我先前提议大体一致。当时官民中有影响力者对松方公的财政政策反对声颇多，向政府抗议之声不绝，而我则极力支持松方公之政策，费尽唇舌说服其他银行业者。此番政府亦下定了决心，自明治十九年(1886)一月起兑现政府纸币，明治二十三年(1890)终于处理完毕。

微小的“私”的集合体——东京银行集会所

就这样，涩泽与大隈的对立因为明治十四年政变而告终。在这里要插一句，请诸位读者不要忘记一点，涩泽在这次以及之后一系列与“官”的争斗中作为后盾的择善会等企业经营者团体，全是以涩泽哲学为引导而成立的。

我们之前也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涩泽哲学的原点是将大量微小的“私”集结起来，形成巨大的“私”，推动社会，即“股份公司”式的海纳百川的模式。涩泽根据自己在法国亲身经历和他体验过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的民主主义做出了以上的理解。

因此，仅仅将小的资本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股份公司是不够的，下一步是要将志同道合的股份公司的力量集中到一起，推动“官”作出行动，或产生反抗“官”的力量。对涩泽来说，经营者团体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就相当于一个政党。

同行业者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应尽量避免相阋相夺。应通过合作共同获利，共同避免损失。实业家为争蝇头小利而互相撕咬，让官宪或其他势力涉足其中，只会导致官宪之力愈发增强，而民力则逐渐衰退。(《涩泽荣一训言集》)

也许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明治十三年(1880)涩泽因大隈的干涉而失败后，便一心考虑将择善会建立成一个更加强大的组织。同年夏天，他尝试将择善会与另一个银行家团体银行恳亲会合并，成立东京银行集会所。

不过，这个东京银行集会所并没有按照涩泽的设想运作。在一段时间内，它只能算是一个单纯的增进同行业者间关系的团体，不久之后(也是受到明治十四年政变的影响)的明治十五年，东京银行集会所的规章制度有了大幅度修改，成为了和择善会一样以经济改革研究为宗旨的组织。

今日的银行集会所终于建立起了坚实的根基。我担任集会所委员长直到明治二十九年(1896)，当年规章制度修改后又被推举为会长，自以为在银行集会所经营的诸项事业中已竭尽自身之能事，其中票据交换所的开设、商业信用评估所的创立、《银行信用评估记录》的发行尤觉值得写上一笔。其他诸如创业公债、军事公债【军事公债：这里是指日本政府为了填充中日甲午战争的军费而于1894年至1895年发行的公债，总额1亿2500万日元。】等各类公债的募集，银行纸币的整理【银行纸币的整理：将日本明治初期明治政府及国立银行发行的纸币进行整理和缩减，并换成日本银行发行的可兑现纸币，以恢复民众对货币制度、信用制度的信赖。从1882年左右一直进行至1904年。】，不兑现纸币的善后方法，国立银行纸币销毁等工作，若对我国经济界能有所贡献，我内心不胜欢喜。

想请大家注意这段话的最后，即“若对我国经济界能有所贡献，我内心不胜欢喜”这句。这句话中清楚地显露出一位经济革命家对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组织的自负，因为东京银行集会所这个组织，正是涩泽荣一的革命论的核心。以东京银行集会所为母体，诞生了确立“信用”经济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票据交换所和商业信用评估所。

征信体系的建立

征信体系(credit system)和股份公司一样，是涩泽竭尽苦心要在日本确立起来的体系。

信用便是资本，是商业繁荣的根本。

商业上的信用从何而来？不做伪便是根源。若没有这一根源，便无从产生信用。(《涩泽荣一训言集》)

但是，内心诚实的素质不是光靠喊喊就能培养起来的，只有确立了征信体系，并让商业交易根据这一系统进行，商人才会自然而然地知道信用这个东西的价值。而且有了这个一旦失去信用便不可能东山再起的体系后，人们就算不愿意，也只好遵守信用了。票据交易正是征信体系的体现，那么，是不是可以先把票据交易引进到商业交易中呢？

涩泽应该是在法国跟随弗洛里海拉尔特参观票据交换所和票据交易的景象时，发现了它的价值吧？他当时便觉得，票据交易是征信体系的关键，而征信体系则是使产业立国的理想成为可能的要素。所以涩泽在建立第一国立银行，组织择善会之后，立刻鼓动会员们开设票据交换所。

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票据交换所的必要性也显现出来。我自组织择善会以来，便宣传其开设之必要性，并屡次与加盟的银行商谈此事。但当时的实业家仍然墨守现金交易之陈规，几乎无人了解票据交易之效用，因此其他银行家也认为此事为时尚早，未能实现此项事业。我深觉此事不妥，多次招待与我有往来的实业家，向他们说明票据交易之所以便利的原因以及贴现的手续方法等，但普及此事并非易事。

不过到了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日本经济克服了松方正义的财政政策导致的通缩，产业界产生了资金需求，商业交易变得活跃起来。随着这些情况的发生，产业界终于领悟到了票据交易的便捷性。

这一倾向逐渐显现，我与银行集会所的加盟银行商议设立票据交换所之事后，有十多家银行表示同意。于是这些表示赞成的银行便合作创立了票据交换所。

不过，东京银行集会所内部设立的东京票据交换所的组织结构并不完善，因此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功能。明治二十四年时(1891)，票据交换所彻底重建了组织结构，对相关章程作出了根本性的修正，开始了交换业务。

但是要让票据交换所充分发挥功能，必然需要一个检验“信用”的评估所才行。因此早在明治二十五年时，涩泽便与票据交换所的建立者们共同商议了评估所的设立问题。由于当时有人觉得还不到时机，也因为没有适合负责此业务的人才，信用评估所的设立不得不被搁置。直至明治二十七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工商业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景气形势，各方面才终于体会到建立评估所的必要性。明治二十九年(1896)，东京信用评估所终于成立。

由此看来，日本金融界的征信体系，可以说完完全全是从涩泽荣一一个人的头脑中诞生的。

让商人自律的组织

涩泽当年辞官下野的最大动机，便是想要提高日本工商业者过低的自我意识。

政府官员将做买卖的人当做愚昧之徒，看不起他们；而商人们则觉得官吏只知教条，不知事实，互相疏离。我当时处于两者之间，实在是不胜感慨。如此这般，我国工商业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只有我来打破这一局面才行。我自欧洲回国时，便已下定决心要成为商人。当时在官的友人玉乃世履好意劝阻我，但我回答他道：“十分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从商并非为了当个富豪。只因商人地位过低，与其他职业并不平衡，如此情形我国富强之日便不可待。若要使我国富强，需先加强商人的实力。因此，我今后将依靠《论语》，根据道义经营商业。三四十年后，必要让商人这一职业变得堂堂正正。还请你以长远的目光来看待此事。”从而谢绝了玉乃好意的忠告。(《涩泽荣一训言集》)

明治十一年(1878)，涩泽与工部卿伊藤博文、大藏卿大隈重信商议设立东京商法会议所，涩泽任会长。此时涩泽所想的是模仿欧洲的商会，建立一个“商业界的帝国议会”，以提升整个商业界的水平。也就是说，东京商法会议所并不是单纯的商业人士促进友好关系的团体，而是以“加强商人的实力”、“让商人这一职业变得堂堂正正”为目的设立的意识改革团体，以下这段文字清楚地显示了涩泽的这一意图。

所幸东京商法会议所其后顺利发展，成为东京市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商法会议所创立之际，我等发起人模仿欧美诸国的商会，但凡关乎工商业利害得失的调查、审议及申告、建议必不推辞，甚至商人之间发生纠纷之时，也力求主动担任调停角色。但实际运作中，这一点还力所不能及。而调查统计之事，也因机构未完备，未能达到绝对正确的水平。

通过这一段我们便能明白，涩泽不仅想让东京商法会议所拥有法国商会的功能，还想赋予它商业裁判所的功能。这样一来，商人间发生纠纷时就不用每次都麻烦官府，只要由商业人士担任裁判官，由商业裁判所下达判决，就可以自我处理了。涩泽建立东京商法会议的最初目的，便是想让它所拥有这样一个系统，并有相应的调查能力以作为判决的基础。因为他觉得，只有当商人能够自我管理时，商人的地位才能获得提高。

从事商业之人，在提高商业的地位的同时，也必须提高自身的人格和知识才可。否则，国家便无法繁荣富强。(《涩泽荣一训言集》)

涩泽荣一将东京商法会议所作为一所学校，向旧时代的商人们教授近代的商业道德，指导他们将公利和公益作为目标。他对东京商法会议所寄予了厚望。

而政府多变的方针导致东京商法会议所越来越有名无实，涩泽为了恢复它本来的功能，做出了很多努力。

明治十四年(1881)，《农商工咨询会规则》颁布，东京商法会议所终于将在实质上关闭【农商务省成立后颁布《农商工咨询会规则》，强化了对民间经济团体的限制，政府对东京商法会议所的补助金也被断绝。】，涩泽对此深感担忧。他劝说政府中的掌权者于明治十五年废止了《农商工咨询会规则》，并于第二年设立东京工商会，成功地延续了东京商法会议所的职能。明治二十三年(1890)，《商业会议所条例》颁布，与西方商会拥有几乎同样功能的商业会议所终于在全国生根发芽。

要想让国家真正富强，就必须使实业家拥有能够与政治家、军人抗衡的地位。(《涩泽荣一训言集》)

涩泽之所以对建立商业会议所花了这么多工夫，是因为他在法国亲眼目睹了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和军人维莱特大佐以完全对等的态度谈话的那一幕。建立一个商人能与军人和政治家平等的、甚至更高地位的社会，是涩泽永远不变的信念。

如果官吏清廉，则平庸亦无妨。但工商业者则非弘毅且有才学不可。若非如此，则国家富强无望。

封建制度开始以来，我国尊崇武士阶级，并以当上官吏为无上之光荣，以成为工商业者为耻辱，这是本末倒置。我国今日之要务，便是努力纠正这一谬论，吸引具备才学德行之人进入商业界，让商业界成为社会之上流，树立“商人乃德义之标本”的形象。(《涩泽荣一训言集》)

第三十九回产业整体构想

造纸企业与银行有着同等的必要性

用一个词来概括涩泽荣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民”，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强民富国”吧。也就是说，先增强每一个“民”的力量，再将“民”的力量综合起来“富国”。而且他的这种想法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而是与政治、哲学、伦理相关的一个总体信念。增强“民”的力量，培养出不屈从于“官”的、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经营者和组织——这正是他在法国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

在涩泽看来，股份公司便是培养这种强大的“民”的最好方法。因此当年他在大藏省时便写下了《立会略则》一书，解说股份公司的核心理念和建立方法，希望站在“官”的立场上培养“民”。同时，他还鼓励三井组、小野组、岛田组三家共同出资建立了第一国立银行和抄纸会社(后来的王子制纸株式会社)。

明治六年(1863)离开大藏省后，涩泽接过了第一国立银行和抄纸会社的经营权。自此，他参与设立了超过五百家的股份公司，担当起了日本经济的“稳婆”角色。在这些企业中，他直接负责经营的，只有这两家公司。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通过研究他对抄纸会社的经营方法，我们就能知道涩泽在经营一家非金融机构，即《立会略则》里所说的“通商会社”时，究竟有多少实力了。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涩泽将银行和造纸公司的设立放在第一位呢？这一点，我们只有通过《青渊回顾录》得知了。

在我想来，当时维新大业已成，首先应推进的便是文化进步。而我认为，推进此事业的重要要素之一，便是发展造纸事业，供给廉价洋纸，使图书及报纸杂志的出版得以兴盛。因此在我为官之时，便建议民间有影响力的人发起抄纸会社。

着眼点也好、对将来的展望也好、对国策的理解也好，涩泽的正确性都是没话说的。但是涩泽很快便领悟到，仅靠预测是无法经营企业的。

第一个困难是，资本金的募集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涩泽还在大藏省时，三井、小野、岛田三家遇到要出资的事就权当是交御用金了，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会答应下来。但涩泽下野直接参与经营后，不愿意出资的股东就陆续出现了。尤其是明治七年到八年间发生的小野、岛田两组的破产，甚至威胁到了抄纸会社的启动。

明治八年夏天时，项目终于即将开始，资本金也逐渐增加到了25万日元。但是发起人中有一半因为种种事由未拿出股份，导致项目尚未开始资金便已告罄，前途一片黯淡。

这个募资难问题，是今后涩泽在各个领域发起新事业时一定会遇到的困难。涩泽认为，这不仅是因为民间对股份公司这一概念一无无知，也是由于政府自明治初年以来以“官”为主导创设的“兑换会社”、“开垦会社”、“回漕会社”、“商社”等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所导致的。

政府参与投资，又有股东出资，却无不亏损，(民众)便觉得公司这个东西真是太可憎了。(《雨夜谭》)

对本以为只要建立起股份公司就能改变社会的涩泽来说，这个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误算。就算涩泽再怎么鼓吹股份公司的革命性，劝人们把沉睡在箱底的小钱汇拢起来凑成大钱，并以此为本金建立企业，只要他本人从“官”中脱离，作为一介平民领导此事，“民”就没有了“官”的强制，不再愿意帮助投资了。当发现自己还处于胚胎期的崇高理论与严峻的现实之间发生乖离时，涩泽不得不陷入了绝望。

当然，如果涩泽在这时气馁，那么他通过股份公司来改变日本社会的理想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了。无计可施之下，涩泽采取了“自我融资”的方法，即从自己担任行长的第一国立银行贷款，或自己购买股份之后再卖给第三者。通过这些方法，他暂时确保了资金到位。在第一国立银行发展初期，他经常这样做，但是在今天，这种行为却是违反法律的。

通过这种方法，抄纸会社总算确保了资金并正式启动，但它发展的道路上却可谓“前有狼，后有虎”。

前面的“狼”是涩泽聘请的英国机械技师和美国造纸技师不成熟的技术。尤其是那个美国技师，由于水平太差，机器里出来的纸不仅纸质恶劣，还非常脆。涩泽每天亲自去工厂监督，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厂都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涩泽抓住那个美国技师严厉地质问了他。笔者参考《青渊回顾录》中的回忆，将这段对话按照小说风格重现如下。

“老是这个样子怎么行？我们用的都是最新型的英国机器，原料也全是按你说的买的，但是做出来的纸却是这个样子!只能说是你的技术不到家了。这样看来，我根本不能放心地把这件工作交给你!”

“不，我没有弄错任何事情。是因为工人们不按我的话做。”

“工人们都是完完全全服从你的命令的，我巡视工厂的时候已经都了解过了。说到底还是你的技术问题，不是原料不对，就是配方有问题。如果你还是坚持你那一套，我就只有很遗憾地解雇你了。”

“你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虽然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肯定有地方疏忽了。既然这样，请给我一周的时间。如果之后还是不行，你要解雇我也没话说。”

涩泽相信了这位技师的话，给了他一周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里，他异常地焦虑不安。如果依然无法生产合格的产品，抄纸会社就会在零交易量的情况下倒闭。这样一来，对企业投入了资金的第一国立银行也会连锁破产。如果第一银行倒闭，那么用股份公司改造日本的愿景就真的成为空中楼阁了。

不知道是因为老天保佑还是因为这位技师投入的研究产生了成果，一周后，机器吐出的纸总算达到了能作为合格产品销售的水平。不过按照当时生产出来的纸的质量，最多也就是用来包东西而已，所以销售渠道非常有限。

工厂经过一番苦心造出了纸，但是因为价格便宜，根本不可能产生盈利。亏损每天都在加剧，股东也跑来抱怨，业务一直都没有发展。虽然我觉得这一事业将来必定大有希望，但当下仅维持经营便已困难重重。

而后面的“虎”，则是狭窄的销售渠道和过低的绝对需求量。涩泽在策划建立抄纸会社时，曾经考虑过这家企业能够满足造币局和印刷局的官方需求。但是在抄纸会社开始生产之前，大藏省纸币寮便设立了抄纸局生产纸币用纸，涩泽原来想好的销路就没了。而且这家抄纸局建立的工厂就在位于王子的抄纸会社旁边，并在那里直接把生产出来的纸销售出去，这让涩泽忍无可忍。更有甚者，大藏省还发来通知要求抄纸会社更名为“抄纸局抄纸部”，想将这家由“民”发起的企业合并为“官”的。当时(明治九年)大藏省的独裁者大隈与岩崎弥太郎【岩崎弥太郎(1835—1885)：日本的实业家。三菱财阀的创始者，也是第一代领导者。在明治动乱期，作为政商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的三菱【这时的正式名称为三菱商会。由岩崎弥太郎创立，后发展成为三菱财阀，是日本三大财阀之一。】沆瀣一气，这件事恐怕也是岩崎指使大隈做的吧。总之，那个时代的大藏省方针朝令夕改，让人搞不懂它究竟是想扶植新生的股份公司，还是想搞垮它们。

涩泽贫瘠的科学知识

由于这个缘故，抄纸会社于明治九年(1876)更名为“制纸会社”，重新起步。

虽然重新起步，但工厂造出来的纸仍然品质恶劣，只能用来包装碎烟叶。不过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需求——伴随地租改正运动【地租改正运动：1873年日本明治政府进行的租税制度改革。通过这次改革，日本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制度。】，明治九年至明治十二年期间，产生了大量的地契用纸订单。

这种纸要求性质稳定、偏厚，因此即使当时制法不先进，我们也很容易造出来。而且这次订单有政府的扶植，所以公司的损失也渐渐地补上了。

由于这次特需，制纸会社终于发得出股息了。但是如果工厂的产品本身没有改良，企业就仍然没有前途。于是涩泽索性解雇了外国技师，并派遣有能力的员工去国外学习，打算用他们带回来的技术为公司的再次振兴发挥作用。

我认为，如果要振兴此项事业，务必要学习欧美先进国家的经验，并引进其优势。因此，为研究造纸技术，我从公司中派人亲赴当地考察实况，并进行实地学习，以期应用于本公司。明治十二年(1879)秋，我派遣大川平三郎【大川平三郎(1860—1936)：涩泽荣一的外甥、女婿。日本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实业家，被称为“日本造纸王”，构建了“大川财阀”。】前往美国。大川进入美国霍利奥克的造纸厂进行了参观和实地学习。回国后，他运用习得的技术使产品立刻实现了改良。同时，他还采用了以稻草为原料造纸的新方法，使事业获得了进一步扩展。

这一部分很好地体现了涩泽作为一位近代工业的经营者的能力，并体现了他的先见之明。

在经济、金融方面，涩泽的理解比同一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深刻；而另一方面，在需要科学知识的工业方面，他却没有可靠的知识和经营能力。且不论开拓销售渠道的问题，单看他无法了解外国技师的水平导致产品迟迟得不到改良，就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是不合格的。如果要给明治的经济界人物排名次，作为一名经营者，涩泽是排在许多人后面的。至少，他确实是无法与岩崎弥太郎或大仓喜八郎【大仓喜八郎(1837—1928)：日本实业家，大仓财阀的建立者，明治、大正时期实业界的翘楚，也是东京经济大学的前身——大仓商业学校的创立者。与涩泽荣一共同出资兴建了鹿鸣馆、帝国饭店、帝国剧场等。】这样的人物较量的。

而涩泽的劲敌——在大阪同样担负着产业总指挥者角色的五代友厚，则拥有远超涩泽的理科头脑。因此，他在涩泽遭遇失败的矿业等领域全都取得了成功。

正是由于涩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产业经营者的能力有限，他为了弥补自己的能力局限，他积极地采用年轻人才，而这种发现人才的伯乐之眼，使他有资格登上明治经济界总指挥者的宝座。

不是卓越的“经营者”，而是卓越的“规划者”

从上文可以看出，从经营一家企业的能力来看，涩泽绝非一位优秀的经营者。但是从“日本产业”的经营者的角度来看，没有比他更优秀的综合规划者，也没有比他更有执行力的总指挥了。涩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他并不在意如何组建自己的股份公司，而是把日本产业的整体构想藏在心中，积极地在各个领域确立资本主义模式。

毫无疑问，他所描绘的蓝图便是幕末时见识到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更准确地说，是由圣西门主义的总体构想形成的社会和经济。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贝列拉兄弟和米歇尔·歇瓦利埃等圣西门主义者通过循环的概念，首先要建立的事物。

为了促进货币的循环，首先要建立银行和股份公司——涩泽已经通过第一国立银行和抄纸会社(制纸会社)着手建立了。

接着是让商品和人循环起来的铁道。果然，辞职并进入第一国立银行后的第三年，即明治八年(1875)开始，涩泽将铁路网的扩大事业提上了日程。

日本最早的运输旅客的铁道是明治五年(1872)的新桥—横滨铁路。当时的参议大隈重信摒弃了引进外国资本的想法，通过在外国发行公债，铺设了这条国营铁道。

看到这条铁道的成功之后，民间也掀起了兴办铁道公司的热潮。

其中，明治初年曾在英国留学并切身体会到铁路便捷性的旧德岛藩藩主蜂须贺茂韶侯爵，与池田、伊达、松平等华族一同，于明治八年组建了东京铁道会社。这家铁道公司最初的打算是铺设东京—青森的铁道，但由于资金不足，只能将路线变更为东京—宇都宫。

而东京铁道会社找来商量资金对策的，正是第一国立银行的行长涩泽荣一。

对这项铁道公司的计划，我参与了诸项商议。虽然已经请专业技师调查两地间情况，但井上馨侯对此计划仍有诸多顾虑。他忠告说，铺设新铁路一事虽然很好，但获利需历时数年，不如收购现在已经运营的东京—横滨国有铁路，并将线路逐渐延长。于是众人突然改变原计划，于(明治)八年六月决定购买并经营国有铁道。

这次收购的手续和之后的铁道经营全部交由涩泽一手操办。他作为华族联盟组成的铁道下放联合会总代表，负责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他通过前岛密等人的协助，调查研究铁道经营的前景。正在他竭力思索经营的具体方法时，传来了好消息。明治九年(1876)七月，政府决定以310万日元的价格将这家企业卖给民间。而且政府打着保护华族的名义，提出七年分期付款的优惠条件，并同意在缴清收购费用之后，将企业的一切都交给他们，甚至将期间缴纳的分期款支付年利率定为7分。

但是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政府决定用公债代替以前一直发放给华族的俸禄，制定了《金禄公债证书条例》。这个条例和地租改正运动一样，为涩泽经营的制纸会社带来了起死回生的特需，但对同样涩泽参与的铁道下放联合会来说，却是当头一棒。俸禄变成了公债，导致华族们手上可以融通的现金和证券等急剧减少。

华族之间出现了终止收购的意见，这一倾向甚至占了总人数的大半。

虽然涩泽极力劝说310万日元的七年分期付款是不可多得的优惠条件，而且东京—横滨铁路在国营期间已经盈利，将来的利润将不可限量，但最终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明治十年(1877)，下放联合会解散，涩泽原本的梦想——通过建设铁路网这一基础设施使商品和人产生循环，破灭了。他感叹道：“终于呱呱坠地的日本第一个私营铁路计划，不幸烟消云散。”

从联想中产生的股份公司

但是，这次挫折为涩泽参与新事业开辟了道路。

明治十年(1877)铁道下放联合会决定解散，但他们已经向政府缴纳了40余万日元。由于西南战争后财政紧张，政府又恰好无力立刻返还这笔钱。无奈之下，政府表示允许联合会在几年之后获得这笔返还的钱时，可以将其用于开展某项利润丰厚且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联合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又找到涩泽商议究竟应该开展怎样的事业。

我提议了保险业等其他两三项事业。当时政府也认可保险公司的必要性，因此联合会的各位华族决定成立海上保险公司，并将一切事务委托于我。

由这笔返还金诞生的海上保险公司，就是今天的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的前身。

那么，为什么涩泽要劝华族们建立海上保险公司呢？

原因可以追溯到涩泽在大藏省时的见闻。当时，地租由原来的用稻米缴纳改为用货币缴纳。这种货币缴纳制度基于以下的兑换系统——地方上收集起来的稻米要送到东京或大阪的稻米交易所，这一点与江户时代没有区别，但是由于货币缴纳制度，农民在将稻米交给中介商的同时或者不久之后，就必须获得相应的报酬才行。所以，中介商将收来的大米作为抵押，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得资金，先与农民进行结算，再把米堆上船，送到东京或大阪的交易所。这种情况下，大米本身发挥了价值尺度的职能。

但是，如果运米的船遇到事故，中介商和金融机构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一行业非常需要保险制度。遗憾的是，没有人愿意设立一家将危险转嫁到自己头上的公司。

唯一例外的一个人是岩崎弥太郎。当时，他的三菱已经垄断了日本海运业，明治九年(1876)时他就曾申请过设立海上保险公司。但是大藏卿大隈重信虽然承认海上保险的必要性，却不愿意让海运和海上保险都归在一个人名下，因此驳回了这一申请。

当华族们找涩泽商议资金运用的问题时，涩泽首先便劝他们投资海上保险业。但是华族中的很多人反对道：“保险是什么东西？我可是非常讨厌危险的。要投资保险事业可令人为难啊。”(《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七卷)

于是，涩泽命令益田孝【益田孝(1848—1938)：明治时期的实业家、日本近代经济发展起步期的推动者之一。明治维新后，参与创立了世界最早的综合贸易公司三井物产，是三井财阀的支柱人物。同时也是《中外物价新报》(今《日本经济新闻》的前身)的创立者。】的弟弟益田克德【益田克德(1852—1903)：日本明治时期的官僚、实业家，在司法省任职时建立了《海上保险条例》。】制作一个风险最小的海上保险公司项目计划。这一计划非常慎重，提出“将资本金的90%用于公债。海上货物的保险额只占资本金的20%。超过的部分则在外国人居留地的外国保险公司进行再投保”(《公司的诞生》，高村直助)，这才终于获得了华族们的同意。

明治十二年(1879年)八月，原铁道下放联合会的华族获得三菱的岩崎弥太郎的资本参与，以资本金60万日元建立了东京海上保险会社。社长由蜂须贺茂韶侯爵担任，经营负责人为益田克德。

对涩泽来说，东京海上保险会社的建立比第一国立银行和抄纸会社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尽管它是一家股份公司，在股份募集方面却根本没花多大力气。

但是，股份并非从群众中募集，而是以返还给华族的钱为主，加上三菱等其他少数几人参加而已，所以我并未为对募集股份花费多大心力。

涩泽与岩崎弥太郎二人携手，建立了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但就在半年后的明治十三年(1880)二月，两人由于观念的不同展开了全面“战争”。这就是日本资本史上赫赫有名的三菱汽船会社与共同运输会社间的生死之战。

第四十回涩泽与岩崎弥太郎的激战

邮便蒸汽船会社业绩上不去的原因

圣西门主义的关键词是“流通”，但日本与法国不同，是一个海岛国家。因此同是“流通”，海上运输比陆路运输扮演着更主要的角色。

从法国归来后，涩泽进入大藏省，作为一个被圣西门主义思想深深感染的人，他埋首于从上至下根植资本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了海上运输的重要性。

但是，明治初年的海运船甚至比江户时代的小舢板还要拙劣，它的制造技术远远落后于别的国家。因此，明治政府命令富商们集资创建了回漕会社，承担海运事业，作为股份公司设立运营的实践案例。但是也许是因为得不到相应的人才，企业的发展始终不顺。看到这番景象后，涩泽趁着明治四年(1871)时实行废藩设县的机会，尝试着指导建立一家新的海运公司。

明治四年时实行废藩设县，各藩的汽船全部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于是(我)便将这些汽船和回漕会社的合并，创立了邮便蒸汽船会社，由当时在政府担任驿递头【驿递头：当时的邮政事业归驿递司管辖，驿递头是驿递司的最高负责人。前岛密是第二代驿递头，从他开始推进了邮政事业的近代化。】的前岛密掌管相关事务。虽然名字叫“会社”，它的实质却是官营企业，其目的自然是兴盛日本的海运业。除此之外，由于当时日本还保留着用稻米缴纳地租的制度，设立这家公司也是为了方便运输贡米。而我创立邮便蒸汽船公司主要是着眼于这一目的。

然而，这家公司的业绩一直上不去。虽然三井等民间资本也加入其中，但它实质上还是政府的直营公司，因此对顾客的态度很差，经营管理也很松懈，根本算不上是一家企业。但是，邮便蒸汽船会社业绩不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岩崎弥太郎创建的三菱会社在所有的方面都压倒了邮便蒸汽船会社，夺走了它的顾客。

岩崎弥太郎的商魂

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土佐的下级乡士【乡士：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阶级中属于下层的一个阶级。】家庭，他于明治三年(1870)创立了三菱会社的前身——九十九商会。作为土佐藩的下级官员在长崎工作时，岩崎认识了贸易商托马斯·布莱克·格洛弗，在很短的时间里吸收了与商业有关的知识，并崭露头角。他从几位英国商人那儿借了钱，买下了明治维新之后土佐藩转让给民间的三艘汽船，开始了从土佐到大阪、东京的海运事业。明治六年(1873)，他将山内家【山内家：这里指的是土佐山内氏，是日本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的三柏纹章和岩崎家的三角菱纹章合并在一起，形成了三菱的商标，设立三菱商会。由于过人的经营手腕，三菱商会立刻抢占了市场，使邮便蒸汽船会社陷入了业绩不振的窘境。他巧妙的经营手段甚至让涩泽也不得不表示赞赏，涩泽在《青渊回顾录》中写道：

明治七年(1874)出兵台湾【1874年，明治政府以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向清政府发难，出兵侵略台湾，是日本军最早的海外侵略行动。】时，邮便蒸汽船会社和三菱会社遵循军事命令，进行运送政府军和粮食的工作。当时三菱会社行事更为周到，且成绩甚好，因此政府也觉得，既然民间的三菱会社业绩更好，那么与其照顾常年亏损的邮便蒸汽船会社，不如保护三菱会社，让它发展更是上策。征台之役一结束，政府就解散了邮便蒸汽船会社，并将所有的船只转让给了三菱。

涩泽很有节制地只说了“政府”，没有点出政府高官的名字，其实此人正是当时的大藏卿大隈重信。构筑起三菱繁荣的基础的，正是大隈的这番“照顾”。当然，大隈偏袒三菱也是有交换条件的，这还要多亏了岩崎弥太郎猛烈的宴请攻势。岩崎在征台之役中展现出任何人都无法挑刺的成绩的同时，也巧妙地做好了暗箱操作，他时不时地拜访大隈的宅邸，终于成功笼络了他。

岩崎弥太郎的这番“辛苦”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政府把当初花了1576800多日元购入的邮便蒸汽船会社所属船只共18艘，以仅仅325000日元的低价转让给了三菱商会。大久保利通不懂经济，因此当时明治政府的金融和通商政策由大隈一人全权把握，导致了这次荒唐的转让。

不仅如此，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还在明治八年(1875)时以三菱商会承包邮政运输为条件，决定向该公司提供15年、每年25万日元的补助金。这样一来，原本是个人经营的三菱商会改名为邮便三菱会社，几乎垄断了整个日本的海运业。

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战争使这一垄断现象更加严重。由于运送兵员的船只不够，政府交付三菱70万日元用于购买10艘汽船。三菱把这些船全部投入了海运，最终获得了超过1000万日元的巨额利润。

“三菱—大隈”联军VS“三井—涩泽”联军

西南战争到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期间是岩崎弥太郎最得意的时期，三菱不仅在海运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还将手伸到了煤矿、造船、樟脑生产等多项产业，显现出了迫近三井物产【三井物产：日本最早的综合贸易企业。直到今天，仍然与三菱商事、住友商事并称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综合贸易企业，也是三井集团旗下的核心企业。】牙城的势头。

明治十一年(1878)的夏天，岩崎给涩泽寄来了一封邀请函。涩泽来到邀请函指定的向岛的高级料理店柏屋一看，明明只有自己一个客人，岩崎却叫了十四五个艺伎陪酒。岩崎十分了解涩泽是个爱美酒和美人的人，因此特地选了最漂亮的艺伎想讨他的欢心。到了酒正酣时，岩崎又邀请涩泽进了画舫，游到了隅田川上。两人和艺伎一起品尝渔夫打上来的鲜鱼，十分尽兴。

但是从很久以前，涩泽就对岩崎强硬的垄断经营方式心怀疑问。他知道岩崎在这次宴会的背后一定有什么诡计，所以并没有真正对岩崎敞开心扉。果然，船一回到柏屋，岩崎就装作一副不太好意思开口的样子，这样问道：“您认为，今后究竟要怎样开辟事业才好呢？”

“看到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能明白，当然只有广泛普及合本制才行啦。合本制才是富国富民的道路!”涩泽不愿改变自己的原则，这样回答道。

“但是合本制的话，掌舵的船老大太多，这船会不会爬上山啊？我认为，事业就该由一个有才能的人垄断经营和资本才行，您觉得呢？”岩崎顽强地反驳。

“的确，我也同意应该由有才能的人负责经营，但是原则是资本和经营的分离!合本制更加适合募集资本，并将利益分红给众多的出资者。”

岩崎仿佛就等着他的这句话一样，滔滔不绝地阐述起自己的观点来：

“涩泽先生老是嚷着合本制、合本制的，但这种东西只不过是理想中的空论而已吧？想要干事业的人啊，只有自己能够顺利经营企业并且独占企业的利润时，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是吗？涩泽先生你也不要老是拘泥于合本制了，索性和我联手干一番事业如何？只要你我联手，日本的实业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今天我就是为此请您过来的。别说那些顽固不化的大道理了，今后就由你我二人合作，如何？”

听到这番话，涩泽已经确信岩崎的资本理念与自己的是完全对立的。于是他给艺伎使了个眼色，装作去厕所，“尿遁”逃去了别的料理店。在与岩崎这番不愉快的争论之后，涩泽自然要让艺伎好好地“安慰”一下自己的身心。看到涩泽一直不回来，岩崎也怒了，心里暗暗发誓要报这仇。

不过按照涩泽秀雄提供的线索，这场涩泽与岩崎的“向岛资本大辩论”发生在明治十一年(1878)的八月，而我前面也说到过，双方在明治十二年八月时还合作设立了东京海上保险会社。所以看来在明治十二年时，两人还没有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双方的对立才表面化，争论变得激烈起来。当时，大隈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而涩泽则成了阻止通货膨胀的急先锋。岩崎的三菱有大隈的背后支持，在通货膨胀中一家独大，这使涩泽对他的反感日益加剧。

对三菱心怀怨恨的不仅是涩泽。邮便蒸汽船会社的民间投资者中最大的出资人三井也十分愤怒。其原因不仅在于公司被解散，还由于三菱垄断了海运，导致运输费用不断上升，商品成本也随之上升，已经让企业无法承受了。

于是，三井和涩泽结成联军，共同对抗三菱。明治工业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海运战点燃了导火索。

三菱获得完胜

海运战争的第一回合始于明治十三年(1880)八月，涩泽与他幕臣时代的友人、三井物产社长益田孝联袂设立东京风帆船会社，益田孝也是明治六年与井上馨一同下野的。除了三井之外，伊势的诸户清六【诸户清六(1846—1906)：这里指的是第一代诸户清六，实业家。以明治维新为商机，逐步扩大事业，1878年时成为了大藏省御用的大米采购商。】、越后新澙的键富三作【键富三作(1833—1908)：这里指的是第一代键富三作，实业家。主要从事大米贸易。】、越中的藤井能三【藤井能三(1846—1913)：日本明治时期的港湾改良者。明治八年成为三菱会社的代理商，并创立了北陆通船会社。】等地方上的富豪也参与了进来。这也表明，涩泽想通过股份制来打破三菱垄断的局面。在《涩泽荣一各事业年谱》中查找海运的项目，可以看到其中对东京风帆船会社作了这样的说明。

与益田孝等人共同策划设立该公司。是日，以远武秀行【远武秀行(1844—1904)：日本明治时代的海军军人、实业家。对明治前期的海运、造船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心血。】为社长，提交创立申请书，并于(明治)十四年一月开始营业。荣一在幕后出力颇多。

这样看来，虽然远武秀行是社长，但企业真正的指挥者却是涩泽荣一。

面对东京风帆船会社的建立，岩崎的三菱作出了激烈的反击。

首先，他利用官方报纸开展了反对设立该公司的群众运动；同时还让报纸刊登涩泽涉足大米期货市场蒙受大额亏损，第一国立银行濒临破产，涩泽自杀等不实报导。

接着，他动手离间参与东京风帆船会社募资的地方富豪，在需要运输大量稻谷的越中和越后地区，他更是花费了非常大的工夫。例如，他将一个姓寺西的三菱员工送到伏木的富豪藤井能三身边。这个寺西曾经侍奉过旧藩主前田家，此人大拉旧藩的交情【日本江户时代，越中属于加贺藩，而前田家是加贺藩的藩主。】，并表示三菱会尽力完善伏木港的设施，煽动藤井另行设立与东京风帆船会社毫无瓜葛的越中风帆船会社。在新澙，岩崎同样巧言令色，劝诱当地的富豪设立新澙物产会社，表示三菱可以提供20万日元的低息贷款，并承诺让政府在购买御用米时购买新澙大米，终于把他们拉进了三菱的阵营。

岩崎的工作在各地都取得了成功。东京风帆船会社经历难产之后，终于在明治十四年一月开业，但随即便陷入了破产的危机。第一回合以三菱方面的完胜告终。

“涩泽—岩崎”的主战场——国有资产转让问题

与此同时，在热海的一家旅馆里，大隈、井上、伊藤、黑田等政府首脑正借着正月泡药浴的名头聚在一起，商讨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废止北海道开拓使【北海道开拓使：明治前期负责北海道开拓的行政机构。1869年创设，1882年废止。】。大隈、伊藤和井上眼看着十多年来每年对北海道投入上百万日元，却不见一点成效，对现状十分担忧，因此考虑废止北海道开拓使。问题是北海道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今后的待遇，以及政府是否应该将投资1400万日元的设备转让给萨摩阀【萨摩阀：明治维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日本的政府和军队被南日本诸藩的政治集团支配，其中萨摩藩出身的一群政治家被称为萨摩阀。长州阀也是同义。】的政商五代友厚。由于伊藤和井上的赞成，尽管大隈极力反对，两人仍然决定将北海道的国有资产以仅仅38万日元转让出去，分三十年完成。

但是大隈仍然不放弃。他对这个已经获得通过的转让计划大唱反调，发动一系列官方报纸，指责这种过低的转让价格是萨摩阀的阴谋。其实，在幕后逼迫大隈取消决定的是岩崎弥太郎，因为他正打算在北海道建立企业的桥头堡。这是大隈三菱(岩崎)联军与黑田五代联军的战斗。

伊藤和井上所处的长州阀最初决定中立，但大隈将这个问题与开设国会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向天皇申请早日开设国会。因此两人放弃了大隈，站在了萨摩一边。召开御前会议后，由于舆论反对声较大，将北海道的资产转让给五代的方案被取消，但是大隈也被人指责与三菱相互勾结，最终被罢官。大隈和黑田两败俱伤，且大隈被赶下了权力的宝座，长州阀阵营则浮出了水面，这就是明治十四年政变后的形势变化。

由于大隈的退出，岩崎的三菱失去了政治后盾，他作为政商深入政府的机会也消失了。

相反，与伊藤和井上的长州阀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和涩泽迎来了好机会。要报当年东京风帆船会社失败的一箭之仇，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明治十五年(1882)七月，东京风帆船会社与其他两家公司合并，成立了共同运输会社，涩泽作为发起人。公司资本金600万日元，其中时任农商务大臣的长州阀品川弥二郎提供260万日元，以保证获得每年2分红利的优厚条件为交换，成为了共同运输的后盾。

下野的大隈则结成立宪改进党，岩崎的三菱动员了与大隈息息相关的各家报纸，宣扬共同运输会社设立的非法性。但出人意料的是，星亨【星亨(1850—1901)：日本政治家，自由党干部。】这位大腕级政治家率领的自由党虽然与立宪改进党同是在野党，却猛烈地开展了反三菱运动。他们将通过海运业中饱私囊的岩崎称为“海坊主”【海坊主：日本传说中住在海里的一种妖怪，也叫“海法师”、“海入道”。传说它体型巨大，经常在夜间的海上出现，破坏船只。】，并抨击“海坊主”出资的立宪改进党是钱权政治下的“伪党”，三菱不得不转而采取守势。

即使处于这种逆境之中，岩崎和三菱的实力仍然不容小觑。他集结了整个三菱的力量背水一战，发誓绝不输给官营的海运公司。

另一方面，三井、涩泽联军的共同运输会社自明治十六年(1883)四月开业伊始，便认为眼下是消灭岩崎这个“海坊主”的大好机会，开展了猛烈的低价倾销攻势。

涩泽的股份制思想VS岩崎的垄断制思想

这真可谓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资本主义“大海战”。接下来我将引用《青渊回顾录》中收录的《东京日日新闻》的报导，这篇报导生动地描写了这场世纪大战。

雄心勃勃的共同运输与三菱之间迅速燃起了熊熊战火。这场大战的胜负将会决定天下谁执牛耳，因此围观喝彩者甚众。

战火点燃之后，运输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乱，特别是在神户—横滨之间双方皆有的航路上，几乎就要产生流血冲突。客船运费原本为75钱【钱：货币单位，1日元的百分之一。】，但在双方的较劲下，居然降至免费还送一块手帕。如果两家公司的船同时从神户出航，客人和船长都憋着一口气较量谁先到横滨。他们根本就不管会不会亏损，像扔粪土一样往炉里扔煤炭。经过几小时不相上下地展开马拉松赛跑，到了纪州滩的时候，蒸汽机的火力已经把烟囱烧得通红，客人没法把它当暖炉，因为船舱内已经灼热得待不了人了。从陆上遥望汽船，就仿佛两条火龙争先恐后，着实是可惧可畏。

仅是赛跑也就算了，低价倾销竞争更加白热化。由于双方都想坚持到对方倒下为止，因此两家公司的赤字一眨眼工夫就达到了数十万日元。

这已经不是三井对三菱或长州对大隈的战斗了，而是以日本资本的未来为赌注的“涩泽的股份制思想”与“岩崎的垄断制思想”的理念之争。

发端于“向岛资本大辩论”的赌气，转变为了意识形态的战争。

双方的竞争始于明治十六年(1883)四月，跨越三年时间。这场龙争虎斗的白刃战，成为天底下最盛大的比拼财力的胶着战，甚至想停都无法停下来。……这场竞争可谓是日本建国以来闻所未闻之战，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造成举国混乱的局面。

在此期间，岩崎弥太郎反过来利用涩泽的股份制理念，企图收购共同运输的股份，通过控制其资本来决一胜负。可惜资本虽绰绰有余，他的寿命却不等人。明治十八年(1885)二月，岩崎弥太郎去世。

按理说，这场战斗应该因为这一突发事件画上句号。但是三菱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岩崎弥之助(1851—1908)：日本实业家，三菱财阀的第二任总裁，受封男爵。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弟弟。】继承了哥哥的遗志，显示出要一战到底的斗志。终于，时任外务大臣的井上馨介入两者之间，叫停了战斗，第二回合以平手告终。《涩泽荣一各事业年谱》中，在共同运输会社明治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中这样记载：

该公司与三菱会社的竞争导致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政府决意更迭公司正副社长，以求收拾此局面。并认为，两公司唯有合并一途。是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与三菱会社合并，设立新的汽船公司。

这场激战最终没有分出胜负。明治十八年十月，两家公司合并，日本邮船会社(资本金1100万日元，三菱500万日元，共同运输600万日元)诞生。

岩崎的信念——赚钱赔钱都是一个人的事

就这样，共同运输与三菱在激战中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由政府裁定各打五十大板。而造成这一结果的，除了背后三井对三菱、长州对大隈的势力对抗外，更重要的还是涩泽与岩崎的资本理念的对立。换句话说，双方都很明白，如果自己输了，日本的实业界从此就会被对方的理念占领。出于这种危机感，两人都卯足了劲。

关于涩泽的股份制理念，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对他来说，股份制不仅是公司的组织形态，还是改变日本封建制度的革命性理念。

而岩崎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十分了不起的。岩崎弥太郎于明治十一年(1878)将三菱商会改为三菱汽船会社时订立的公司章程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条，本商会暂命名为会社，虽成会社之体，其实乃一家之事业，与募集其他资本而结社者大相径庭。因此与会社相关的一切事务及褒贬黜陟等，皆仰社长特裁。

第二条，因此，会社之利益全归社长一身所有，会社之损失亦由社长一人承担。

由上面两条可以看出，三菱会社虽名义上为“会社”，但实质是由岩崎弥太郎独裁支配的个人企业，无论是赚钱还是赔钱，都是岩崎一个人的事。

这样看来，岩崎与涩泽势不两立，而涩泽对岩崎产生不共戴天的敌对意识，都是理所当然的了。岩崎弥太郎的资本理念与涩泽在法国所理解的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方法论——以圣西门思想为主导的资本思想，有着一百八十度的不同，简直可以说是“反革命”的资本思想。

从结果来看，共同运输与三菱的企业之战中，涩泽的股份制思想并没有胜过岩崎的垄断制思想，但是通过这件事，涩泽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敌人在哪里。

第四十一回“官”与“公”的差异

创立纺织业

涩泽前期创立的所有股份公司——银行、铁道、海运、保险、造纸等，可以说都是为实现圣西门主义的基本理念“流通—循环”而做的努力。也就是说，这些事业都是为了让“原料进入工厂加工成产品再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一系列的流通过程变得更加顺利。

但是在当时的日本，通过这个流通网络流通的商品还停留在前工业社会阶段，它的出口产品主要是生丝、茶、海产品、大米等初级产品，出口这些初级产品获得的外汇，被用来购买工业化所需的各种资材。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

虽然这种结构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既然进口资材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那也就只好任其继续进口了。但是明治十年(1877)爆发西南战争之后，一种产品的进口量剧增，让涩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这种产品便是棉纺织品。

我注意到这件事，正是我任第一银行行长之时，因为我当时恰好负责处理跟单汇票。……逐步调查其中的缘由后我发现，这是因为从印度进口的产品比用日本老旧方法制造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廉，因此进口数量剧增。了解这一情况后，不仅是我，但凡当时对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觉得此事甚为严重，应当竭力阻止才是。

事实也的确如此。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十一年(1878)的棉纺织品总进口额为10600万日元，而这段时间的总进口额为29050万日元，棉纺织品占了36%。西南战争之后，棉纺织品进口的增长幅度更是令人诧异。这是因为西南战争期间大隈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日本国内发生通货膨胀，国民对消费品的需求扩大，生活出现奢侈化的倾向。

为什么涩泽和其他经济界的领袖人物都对棉纺织品进口增加这件事特别敏感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棉纺织品是一种消费品，且导致了国际贸易收支出现赤字，因此对日本的工业化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还会推迟工业自立的进程。

在回顾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时，理解这群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种反应仅仅发生在日本，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和朝鲜，人们并没有想到棉纺织品进口的增加会成为阻碍本国工业化的原因。换句话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率先发起工业革命，加入工业国家的行列，与这些人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没有坐视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导致贸易赤字扩大而不理，反而认为，必须在自己的国家生产消费品，并努力实现出口才行。而最先感知这一危机并竭力思考对策的人，正是涩泽。

涩泽首先说动萨摩治兵卫、杉村甚兵卫、堀越角次郎、柿沼谷藏等从事棉纺织品批发的富商，同时又让益田孝、大仓喜八郎等经济界强人点头同意当股东，在大阪设立了一家规模庞大的纺织公司。这次的股份募集与以往不同，非常顺利，当然，这也是因为这家企业从一开始就已经确保了巨大的资金来源。

前文已提到过，华族们曾想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收购政府转让的新桥—横滨铁路，并创立东京铁道会社。但因为明治九年(1876)时政府方针发生变化，转让计划被迫取消，已付的款也被归还给华族们。当时涩泽担任下放联合会总代表，他劝华族们把这笔资金用于设立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但其中有人认为投入所有资金风险过大，表示反对，于是涩泽又劝反对者将一部分资金用于东京海上保险，另一部分则投资其他事业，即这家新发起的纺织公司。由于这笔返还金高达10多万日元，因此这家纺织公司一下子募集到了28万日元的资本金，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

那么，为什么涩泽要对这家纺织公司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本呢？因为他已经详尽研究过同时期设立的官办工厂的失败案例了。

在涩泽为设立纺织公司而奔走的同时，政府为了鼓励纺织事业，将设立费用交付给机织家，沿河建造了九家纺织工厂，每家都有两千纱锭的规模。但是这些工厂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效用。

看到这些例子，涩泽向萨摩治兵卫和柿沼谷藏讨教，得到回答说，纺织厂至少需要有一万纱锭的规模才行。因此涩泽下定决心，这家公司必须创立伊始就能够大量生产才行。

资本金的募集虽然有了头绪，但作为一个外行人，涩泽完全不知道棉纺织企业究竟要怎么创建。首要的问题是原料要怎样获得，是不是可以采用国产的棉花，如果要进口棉花，又该选哪一种呢？工厂的动力要怎么解决，选址应该在河边吗？涩泽没有专业知识，根本就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他必须寻找一位精通棉纺织业的人才才行。

这时，涩泽可以选择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招聘外国技师并将这些问题全部交给他来处理，另一条则是派遣留学生从头学习纺织业的知识。

在设立造纸公司时，涩泽选择了前者，结果尝到了失败的苦果，所以这次他坚决地选择了第二条路。但是他并没有选派留学生去外国，而是决定引导已经在国外的留学生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山边丈夫【山边丈夫(1851—1920)：日本明治时期的实业家、棉纺技师。1877年前往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学习经济学和保险学。但因为涩泽荣一的信，他转而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机械工学，并在涩泽的支援下在曼彻斯特的工厂参观实习。1880年他购买了英国的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等回国，任大阪纺织会社的工务负责人，后任社长。】的才能

明治十二年(1879)的三月，山边丈夫正伴随津和野藩藩主养子龟井兹明在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学习经济学。这时，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表达了涩泽希望山边在英国研究棉纺织业，使日本能够建立起真正现代的棉纺织工业的强烈愿望。此时的山边已经开始学习经济学，对这个要求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答应了。他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请涩泽拿出1500日元作为他转学研究棉纺织技术的经费。

明治二十二年(1889)日本国会刚刚设立时，议员的年薪为800日元。从这个数字来看，1500日元是一笔相当不菲的金额。也许山边提出了这么大的数额，就是觉得涩泽一定会拒绝吧。

但是，涩泽的内心强烈期望着日本的纺织业甚至日本工业本身能够不借助政府的力量迅速崛起，因此作为日本产业化的总指挥者，他答应了这个条件，把这笔费用寄到了伦敦。他将日本工业的未来托付在了一个根本不知底细的毛头小伙子身上。

山边将教育龟井兹明的职责移交给当时身在英国的杉浦重刚【杉浦重刚(1855—1924)：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国粹主义教育家、思想家。1876年，他作为第二届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化学。】，离开伦敦赶赴曼彻斯特。他本打算进入当地的纺织工厂进行实地学习，但工厂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好进。无计可施之下，他在报纸上打出了“愿付实习费进工厂实习”的广告，这才好不容易进入了布莱克本市一个叫格里格斯的人的工厂。山边非常高兴，甘愿当一个普通的工人，为学得技术拼命努力，弄得浑身沾满机油也不管不顾。他不仅钻研技术，还掌握了从购买原料到销售的整个流程，也学习了应该如何做一名经营管理者。(《近代日本人物经济史》，日本经济史研究会编)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山边用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掌握了纺织业的全部知识，并在明治十三年(1880)七月十三日回到横滨。涩泽首先让他担任技师，月薪45日元，并全权负责公司设立所必需的考察和人才录取工作。决定录用的技工会先在政府设立的纺织工厂实习，并被要求遵循山边的一切命令。

最初，山边考虑和政府的纺织工厂一样使用水车作为动力，因此开始寻找适合建设工厂的河岸地区，但他并没有找到能够满足一万纱锭的大规模工厂的水源。于是他决定采用蒸汽作为动力，并将工厂的地址选在了适合搬入材料、搬出产品的大阪西城郡三轩家村。这一决定使今后大阪的纺织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大阪纺织会社于明治十五年(1882)八月获得了设立许可，并于次年七月开工。

虽然最初麻烦不断，但山边在英国彻底研究纺织业的辛苦没有白费。生产步入轨道之后，10500纱锭的大规模威力立刻显现了出来，它甩开其他的官办工厂，业绩不断攀升。

大阪纺织会社的股东分红在明治十六年下半财年就达到了6分，仅仅一年后便增资建设了新工厂，并陆续从英国引进了新型机器设备。设立七年后的明治二十三年(1890)，大阪纺织工厂的资本金已经增长为当初的五倍，纱锭数增长为当初的六倍，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涩泽将大阪纺织会社视为通过股份制培养产业形成的典型案例。作为一名资本家，同时也作为第一国立银行的经营者，他积极地参与了公司金融方面的运营。他将增资获得的资金几乎全部投入了设备，并由第一国立银行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融资，确保运转资金。大阪纺织会社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多次增资，也是因为第一国立银行的支援。藤井贤三郎在《评传：涩泽荣一》中这样说道：

除了采取股份分割这一方法外，(涩泽)还通过第一银行进行了股权担保融资。通过银行的信用创新机能培育形成产业资本，是迟一步出发的日本资本主义得以实现迅速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阪纺织会社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涩泽基于在法国学到的圣西门主义方法论获得的首场胜利——首先通过建立银行，让沉睡在民间的微小的资金汇聚到一起，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有发展前景的制造业中，让利润产生循环，促使制造业与银行共同成长，让日本经济的整体实力获得上升，这就是涩泽这位日本工业化总指挥者想要实现的目标。随着大阪纺织会社的发展，他的想法也终于获得了实现。

当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功与涩泽对铁道、海运、海上火灾保险等商品流通(物流)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精力也有很大的联系，电力的引进更是涩泽的业绩中不可被人遗忘的一项。

从纺织业到电灯

开工后不到一个月的明治十六年(1883)八月，大阪纺织会社开始了夜间作业。只要机械运作，利润就会源源不断地进来，因此经营者当然希望尽量延长作业时间。但是当时夜间照明使用的主要还是瓦斯灯，发生火灾的危险性很大，因此工厂迫切需要安全的照明设备，而当时，正考虑在日本引进电灯的人正是涩泽荣一。

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只知道美国发明电灯是在明治十年(1877)左右的事。这项发明逐渐走向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通过外国人传到了日本，因此我们认为务必要让日本也使用这个文明的新利器，并和大仓喜八郎等人商量了此事。但是就算要组建公司经营此项事业，如果不先告诉一般的世人电灯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话，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出资，也很难找到需求者。为了让众人了解电灯的价值，我们尝试将银座大道大仓组【大仓组：即大仓财阀的前身。大仓喜八郎于1873年在东京银座二丁目创立了日本最早的贸易商社——大仓组商会。】前的路灯换成了似乎有一千烛【烛：日本的旧亮度单位，1961年废止。】还是多少的，总之是非常明亮的弧光灯，作为实物宣传。那正是明治十六年(1883)左右的事。

正如涩泽在回忆录中所写，当时的电灯与爱迪生发明的灯丝电灯不同，是由两根碳素棒放电产生白光的弧光灯，是美国的布拉许【布拉许(1849—1929)：美国发明家、企业家，美国电力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发明的产品。和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不同，弧光灯发光极为强烈，只能在野外或宽敞的室内空间使用，所以爱迪生的电灯普及之后，弧光灯就迅速地消失了。但是在工厂等地方，弧光灯的强光能让空间亮如白昼，因此反而更受欢迎。

因此尽管日本还没有成立电力供应公司，但当大阪纺织会社决定夜间作业时，山边一从涩泽那儿听说弧光灯的事，就迫不及待地与他讨论起引进的事来。在详细考察后他们发现，新发明的电灯比弧光灯更好，因此明治十七年(1884)八月，他们通过三井物产从爱迪生公司进口白炽灯安装在工厂中，在白色的灯光下开始了夜间作业。

另一方面，涩泽与大仓喜八郎等人组建电力公司设立委员会，任设立委员，于明治十六年(1883)二月获得了东京电灯会社成立的许可，资本金20万日元，股份募集也很顺利。该公司于明治十九年(1886)七月正式开业，从明治二十年一月开始，东京府的角角落落都被灯光照亮了。

叫停随意转让国有资产

既然提到了电灯，我们就跑一下题，继续说一下另一项城市基础设施——煤气供给。在这一领域，涩泽也充分发挥出了他先驱者的作用。

其实早在明治四年(1871)，人们就已讨论过是否要在东京引进瓦斯灯。当时的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建立了一个在新吉原点亮瓦斯灯的计划，并利用东京府的共有金进口了一套制造和输送煤气的机械。但是就在机器到位的时候，计划却破产了，机器就这样一直被放在深川的仓库里无人问津。

到了明治六年(1873)，东京会议所【东京会议所：今东京商工会议所。由东京都内设办事处的企业和团体共同运营的自由会员制公益经济团体，以工商业的改善和发展为目的。】有人提出，既然花费了一番周折进口，就这么放着也太可惜了，因此商议决定在东京府内设置五百个瓦斯灯。明治五年(1872)横滨设置瓦斯灯时，高岛嘉右卫门【高岛嘉右卫门(1832—1914)：日本横滨的实业家。1870年，他受县政府委托组建“日本社中”，招聘法国技师佩勒格林推进横滨的煤气事业发展。】曾在法国技师佩勒格林【佩勒格林(1841—1882)：法国技师，曾在中国上海主持设置瓦斯灯。1869年前往日本，后曾任横滨瓦斯主任技师，在横滨铺设了日本第一片路灯。】的指导下承包该工程。这次，他也接受了建设煤气制造所的任务，获得了芝滨崎町的一片土地进行建设。制造所从明治七年十二月开始营业，凡是繁华的街道都安装了大量的瓦斯灯，东京的夜晚变得格外明亮，也让府民对文明开化有了深刻的感受。

东京会议所于明治十年(1877)废止，因此煤气事业也转而由东京府直辖，由东京瓦斯局经营此事业。但是当时煤气制造能力每天只有25000立方英尺，煤气费始终下不来，使用者人数也上不去，收入持续赤字。

涩泽从明治九年起担任东京会议所的所长，因此受托担任了东京瓦斯局的局长。他对煤气事业进行了种种努力，力求煤气费的低廉化。但是由于无法改变过低的煤气制造能力，瓦斯局的收支状况一直没有获得改善。

此时又出现了电灯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东京府觉得如果再继续煤气事业，只会让赤字无限增大，因此明治十四年(1881)时提出了停止煤气事业的方针。政府提出的转让价格几乎是白送，而且附加了无利息、十年以上分期付款的优厚条件。涩泽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他面见东京府知事，提出：政府已对煤气事业投入了近20万日元的巨资，眼看着需求量终于有所增加，可见再过几年便能盈利，在这个时候用几乎白送的价格转让，相当于将宝贵的税金全部打了水漂。将产业转让给民间本是好事，但现在并不是合适的时期。如果今后瓦斯局能持续两三年有盈利，就能以高价转让，东京府也就不必蒙受损失了。涩泽的意见最终获得了东京府知事和东京府会常委的同意，他们中止了转让计划，并由涩泽继续担任瓦斯局局长。对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涩泽这样说道：

我虽受托任瓦斯局局长，但并未获得东京府的工资，只是出于想为事业的进步作出贡献的考虑而苦心锐意经营。我之所以主张继续经营瓦斯局，是为了让东京府不蒙受损失，并希望建立完备的基础设施。努力经营、促进生产费用降低、增加需求量、普及使用方法和改进管理方法后，终于逐渐达到了预期的成绩。明治十七年(1884)时，瓦斯局得到了总计8000日元的利润，数额虽小，但毕竟是盈利。这样一来，我算是实现了对东京府知事和府会常委们的承诺。瓦斯事业的发展有了眉目，不必像以前那样用很便宜的价格转让给民间了，因此我相信，现在正是将这一事业转让给民间的好时机，并对府知事陈述了我的意见。府知事及府会也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决定实行转让。这项事业对我来说就仿佛是从萌芽期便精心培养的小苗，现在好不容易才稳固了经营的基础，如果在继续发展中受挫，我多年的苦心便化为了泡影。因此我与大仓喜八郎、浅野总一郎【浅野总一郎(1848—1930)：日本实业家，创建了日本造船所等企业，浅野财阀的建立者。】等人商量，决定承包并经营瓦斯事业，由我担任总代表。明治十八年(1885)九月，我们以24万日元的价格收购瓦斯局，并在同年十月朔日创立了东京瓦斯会社，继承原东京瓦斯局的所有业务，开始了经营。

这段引用比较长，但是它如实地反映了涩泽对官营事业和民营事业的思考。

如果涩泽像岩崎弥太郎那样是一个只追求自己利益的资本家，就会在官营煤气事业业绩最低的时候申请收购，用最便宜的价格买下它。事实上，东京府知事和府会也猜测涩泽会这样做，因此提出了几乎相当于白送的转让政策。他们认为，希望收购的资本肯定是和涩泽关系亲厚的人，不如做个人情。因此当涩泽提出转让为时尚早的反对意见时，他们一定觉得非常惊讶吧。

那么，为什么涩泽要放弃获得利益，直到可以高价转让时才提出收购呢？

因为涩泽是将“官”放在比“私”更优先地位上的实业家吗？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这样想，就根本不必考虑煤气事业的民营化，继续让它掌握在官方手里即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涩泽始终确信“私”优于“官”，从未动摇过。

涩泽觉得错误的，是明治政府那种将产业不论价格随意转让给民间的轻率做法。原则上来说，无论是什么领域，涩泽都是坚决反对官营的，因为他十分熟悉人们只要无法获得回报便不愿做出努力的心理。对棉纺织工业等私营能与官营对抗的产业，他都会对“私”着力培养；在当前只有官营事业的领域中，他也觉得应该尽可能地促进民营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收购者和转让者可以互相勾结，让“公”吃亏。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概念中的“私”与“官”虽然是对立的，但他的“私”从未忘记过“公”的利益。

刚正不阿的态度招致误解

但是，命运着实讽刺，涩泽对“私”、“官”与“公”的刚正不阿的态度，有时候却招致了别人的误解。这是围绕大阪纺织会社事业的发展所发生的问题。如前述所说，明治十七年(1884)八月起，大阪纺织引进了电灯，使夜间作业变得更有效率。此举让工厂的生产效率有了一个飞跃，股东也获得了高额的分红。但另一方面，工厂的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劳动，劳动者的健康逐渐成为社会问题。另外，引进新型机械使操作变得更简单，工厂因此用大量更加廉价的女工及童工代替原来的男性工人。这就是当时《女工哀史》【《女工哀史》：1925年细井和喜藏所著的记录文学。通过大量的资料和作者及其妻子的经历，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详细地描写了纺织工厂的女性劳动者的悲惨遭遇。现在用来指代女性劳动者的待遇问题。】里描述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严重到连政府都无法视而不见。

明治二十九年(1896)，政府官员和实业家组成的协会——农商工高等会议，将工厂法的制定提上了日程。在这个农商工高等会议上，涩泽作为实业界的代表，对工厂法的制定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藤井贤三郎对涩泽的见解进行了总结。

针对童工、恶劣的劳动环境、奴隶式劳务管理、包含深夜劳动在内的长时间劳动等问题，涩泽的主要想法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化，通过工商业立国追上其他先进国家，就必须集结各种力量(推进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此，工业企业付出各种牺牲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迅速推进资本积累，是至上之善。(《评传：涩泽荣一》)

这也意味着涩泽并不是不清楚当时严酷的劳动条件，相反，他非常了解这一状态。但是他认为，在这个阶段，如果纺织工业不积蓄利润，提高国际竞争力，日本的贸易收入就无法转化。于是，他默认了夜间劳动和女工悲惨的劳动条件是经济发展中所必需的罪恶。

他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出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投资者对“私”的利益的追求，而是作为使日本确立近代工业与股份制的总指挥者，出于对“公”的利益的考虑。

在部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涩泽的见解是不能被原谅的。他们认为，就算涩泽是一位优先考虑“公”的经营者，只要他许可了不人道的劳动环境，仅凭这一点，他就成了一个贪婪的资本家。

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日本企业在资本积累的阶段，不采取任何榨取劳动的手段，那么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由于日本本土可以出口的农产品很少，所以不得不进口过多的生活消费品。因此，日本不得不长期苦于贸易赤字，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最终，它不得不像加勒比海沿岸各国一样，更为苛刻地压榨人民。在工业和经济结构的变革过程中，直到某个阶段为止，都是必须伴随着阵痛的。

但是这种阵痛到某个阶段就会停止，并不会长期持续，涩泽对这一点非常清楚。第一届农商工高等会议过去十一年后的明治四十年(1907)，涩泽在社会政策学会的演讲中这样说道：

但是当时纺织工厂的情况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今天问制定工厂法是否是好时机的话，我会说，现在制定并非为时尚早，而是一个好时机。(《评传：涩泽荣一》)

从这段话中可以判断，在第一届农商工高等会议上，涩泽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制定工厂法，而是觉得还不到时候。但是当日本的国力已经足够强大时，涩泽终于觉得时机成熟了，转而赞成制定工厂法。

作为日本工业和经济的总指挥，涩泽身处各种“私”利横流的漩涡之中，却始终在考虑问题时将终极的“公”利贯彻其中。相比从古至今许多将“官”误以为是“公”的视野狭窄的人，涩泽的这种才能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替代的珍宝。

第四十二回公正无私的市场调停人

“公”与“私”的概念

涩泽荣一与众多明治人一样，在根本上怀有严重的矛盾。

例如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的“公”与“私”的关系。涩泽认为，自己的最大使命是建立一个工商业者与官吏能够平等的社会，为此必须消除江户时代那种蔑视利润的风潮，只要公平公正地追求利润，就不应该被责备。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社会所有的阶层中构筑起一个能够公正地赚钱的资本体系。这就是涩泽赋予自己的使命，而且他成功了。

但是与此同时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当“私”能够公正地追求利润的“公”的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私”必然会想方设法跨越公正的范畴，在不公正的思想下，运用与不公正打擦边球的方法，企图利用这个“公”的体系获得巨大的利润。这就是投机。

即使发生这种现象，我们还是应该认为这是资本社会运作所必需之主义恶，继续让这种“公”的体系存续吗？还是将其视为“恶”并废止它呢？在判断这个问题时，人必须扪心自问，自己心中的“公”和“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赌博性和投机性是商人必备的要素

明治六年(1873)，涩泽将股份公司这一体系作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并为了亲身实践而下野时，日本还不存在能够公开买卖个人持有股份的证券交易所。因此在成立了第一国立银行等多家股份制企业后，涩泽首先想到的是创设一家能够买卖这些股份的证券交易所。

接下来我必须说的是证券交易所。为了发展银行业，必须让公债及各种股票的买卖公开，并可以方便地进行交易，这些就是现在所谓的有价证券。现在，公司债券已经成为了有价证券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发行公司债券却没有什么人会买，也没有什么人卖。如果不先规定好公债和股票买卖的方法，就不会有人投资这些东西，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明治十二年(1879)，以我为首，和其他十二三人联名向大藏省提交了请愿书，并获得了设立许可。这就是今天的证券交易所。(《雨夜谭》)

第一国立银行早在明治六年便已成立，而明治十二年(实际是在明治十一年六月十日)证券交易所才获得许可成立，期间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在这一期间，不，在这以前，政府内部以及商业人士之间就已经围绕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争论始于明治四年时大米期货市场上空米交易【空米交易：交易一种被称为“建物米”的实际不存在的米。由于这种交易先于实物交易进行，因此当天的实物交易行情会根据空米交易的行情变化。空米交易起到一种先行指标的作用，并使米价平准化。另外，由于可以对空米交易与实物交易采取相反的操作，因此可以抑制米价变动造成的损失，对大米实物交易起到一种保险作用。】的是非。当时涩泽还在大藏省，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主张，只要符合资本的原理，就应该允许开设空米交易的交易所。

争论的焦点在于：明明没有买米，却签订购买合同，而明明没有能卖的米，却签订销售合同，名曰“期货交易”，实质上就是空米交易。……当时大藏省的玉乃世履强硬地主张这种空米交易会助长国民的赌博之心，让不健康的思想蔓延开来，使国家毒害横流，应当严厉禁止。我多少知道一些西洋的风气，对这一问题也事先有过研究，所以与玉乃氏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主张，这是一种期货合约交易，参照国外的实际例子来看，也是经济界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自然应当允许。

玉乃世履与涩泽的对立其实出自最深层本质的理念不同——当商业交易中伴随着赌博性或投机性时，是将其视作“恶”并加以禁止？还是将其视作资本主义与商品交易的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恶”，允许它存在呢？这与商业中的公正性问题也有很深的联系。

玉乃世履的立场非常简单。他认为，在最应当公正的“公共”机构中是不应该进行具有投机性和赌博性的期货交易的，这种观点非常干脆利落。

而另一方面，涩泽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才提出允许期货交易的。他认为，商业交易肯定免不了投机性和赌博性，即使包含这些要素，期货交易仍然是商业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放在“公共”机构中进行会更好。

我虽然不能从学术上有条有理地说明交易所的必要性，但是我总体上的意见是，人除了交易现货外，生性就是喜欢买卖形势的。虽然这种交易非常像赌博，但一句话就把空米市场给严禁了，反而会对人心产生恶劣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钻法律的空子大肆赌博，所以还不如允许开设空米市场。

商人必须根据过去的经验推测未来的经济形势，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他们来说，期货交易中反映出来的典型的赌博性和投机性其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否定了它们，就相当于否定了商业本身，必要的是在公正的规则下进行自由竞争。因此，为了不让人偷偷摸摸地赌博，不如由“公共”机构来主导此事。

最终，两者互不相让，空米交易所的设置被搁置了下来。但是涩泽明治六年辞官进入商业界后，玉乃世履突然拜访了涩泽。时至今日，他才明白涩泽的意见才是正确的，特地来向他道歉。

涩泽非常吃惊，并询问他突然改变想法的原因。原来，玉乃听法律顾问波阿梭纳德【波阿梭纳德(1825—1910)：法国法学家、教育家。曾任日本政府的太政官法制局御用掛、元老院御用掛、外务省事务顾问、国际法顾问等。】讲解了期货交易的原理，终于明白了这种行为和掷骰子赌博是不一样的，是商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波阿梭纳德向玉乃氏说明，空米市场即期货交易，单纯地想来似乎类似赌博，但实际上，不管是现在没有资金收购并销售大米的人签订的销售合同，还是现在没有资本购买的人签订的购买合同，说不定在某日某月，签约者就成了能够履行合同的实力派。就算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东西也没关系，只要合约交易的是世界上存在的物品，都不应该禁止。它与掷骰子定输赢的赌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一种合法合理的合约。因此期货交易当然应该获得许可。

玉乃终于醒悟过来，赌博和期货交易的区别在于“合约交易的是世界上存在的物品”。与现货交易一样，期货交易的对象也是“世界上存在的物品”，那么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区别只是预约时间的长短而已。也就是说，在期货交易中，“时间”产生了投机性。但与其将它称之为赌博性，不如说它是展示商人精明手段和智慧的地方。如果对这一部分加以限制，就会扼杀竞争原理本身。

涩泽原本就是深谷出身的从事蓝叶交易的商业农民，所以如果否定了这种竞争原理，就相当于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存在基础。对涩泽来说，竞争原理是必须肯定的。

涩泽自己并不参与投机

由于这样一番缘由，政府开始倾向于许可期货交易所等同类交易所的开设。明治七年(1874)，政府制定了《证券交易所条例》。制定条例时涩泽虽然已经属于民间人士，但仍然陈述了很多的参考意见。在《涩泽荣一各事业年谱》的“东京证券交易所”条目中，有如下记载：

纸币司【纸币司：现在的日本国立印刷局，负责纸币、邮票、签证、证券等政府发行物的印刷。当时称为大藏省纸币司，总负责人称为纸币头。】纸币头芳川显正送书与荣一，委托他阅读stock exchange方法的文件译本并对其进行研究。荣一、福地源一郎负责调查，与当局交涉，为开设交易所而尽力。(明治)七年十月十三日，《证券交易所条例》发布。

但是，这个《证券交易所条例》有非常多的疏漏，事实上，当时人们也并不是依据这个条例创设证券交易所的，估计是因为条例规定的中介保证金、证券交易保证金等给人们设置了太高的障碍。制定者过于期待交易公正，却矫枉过正了，这是人们在没有资本经济的地方引进“公共”体系时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涩泽自己在制定银行条例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并在不久之后被这些条例绊住，苦不堪言。

明治八年(1875)以后，由于大隈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各种公债的大量发行，进行有价证券交易的公共机关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于是涩泽与志同道合者共同敦促政府改进了《证券交易所条例》。

交易所条例虽已公布，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不充分之处甚多。于是我与同志进行种种研究讨论之后，向政府提出了交易所条例改进意见，建议降低交易保证金、中介保证金等一系列改进增补措施。我们具陈实际经济情况以及当前交易的实际状态，以寻求政府理解并采纳我们的建议。另一方面，我与益田、三野村、小松【小松彰(1842—1888)：日本明治前期的官吏，后成为实业家。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代所长。】、小室【小室信夫(1839—1898)：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实业家。曾与品川弥二郎共同设立共同运输会社。】、涩泽(喜作)等人共同策划成立东京证券交易所，并于明治十年获得许可，开始此项事业。当时资本金为20万日元，由小松彰任所长，设五名主要负责人。

从这个证券交易所的例子可以看出，涩泽常常会在敦促政府改进条例的同时，亲自根据改进的条例设立具体的机构。因此，如果涩泽真如此贪婪，完全可以自导自演，想赚多少就赚多少。特别是在投机方面，没有人比他处于更适合大捞一票的位置了。由于有条件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内幕交易，只要涩泽愿意，他甚至可以将日本的一大半财富收入自己囊中。

但是，涩泽并没有参与这种投机。这一点直接显露出涩泽心中“私”与“公”的矛盾。

就像我前面也曾说过的，我认为证券交易所是金融机构中重要的一环，有其必要性，所以我率先主张设立证券交易所，并为它的设立不惜鞠躬尽瘁。但是以我的理念来说，我并不喜欢投机事业，并已下定决心绝对不染指投机或与之类似之事。所以交易所设立后，我与之完全断绝了关系，不愿持股。

如果不假思索地读过这一段，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涩泽在表现自己厌恶投机的洁癖，或者说是表明了他的武士道伦理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将这段话放在经济学环境中解读，其中隐含的意义就一下子显露出来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其他的例子慢慢证明这一点吧。

自愿放弃追求最大利润的机会

亚当·斯密曾提到过“看不见的手”。个人在经济领域活动时，并不会主动想要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对公共利益有多少的促进，个人在行动时只会思考自己的利益。但结果，这些行动不仅不会导致经济的无序状态，反而就像被看不见的神之手引导着一样，让公共利益在不凭借个人意志的情况下获得提升。概括来说，个人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利益并行动，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理性的利益。这就是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

这种经济学说的前提是，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被称之为理性经济人。这种理论认为，个人应当是贪婪的，且越聪明越好的，这就是个人的“理性”。

从这种观点来看，不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自动放弃利益的个人，就是“非理性人”了。

涩泽是认同亚当·斯密的观点的。他认为，要刺激经济并最终使国家富裕，“理性经济人”是绝对有必要的。他认识到，为了让整个社会的利益增加，追求利润的强烈欲望和不断想要超越对手的狡猾是必需的。他期望日本能够成为以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为前提的资本社会，也认为个人的“理性”不会造成无序状态，“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产生整体的“理性”，即公共利益。

涩泽不仅积极地认可投机性、赌博性强的期货交易和证券交易，并主动促成了交易所的设立。这是因为涩泽认可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观点，认为个人的“理性”是整个社会“理性”的前提。他不是规制论者，即他承认除自己之外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从这层意义上来看，除他之外的人，即“私”，都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与“公”相通。

但是有一个例外。涩泽自身不仅不喜欢投机，甚至主动放弃了追求最大利润的机会。所以，他是一个“非理性经济人”。而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来看，这种非理性的“私”是不会与理性的“公”相通的，这就是本回开头笔者所说的涩泽的“悖论”。

但是，涩泽的“非理性”真的与“公”的“理性”毫无瓜葛了吗？这是下一段将要解开的问题。

遵循自己的伦理

岩井克人【岩井克人(1947—)：日本经济学家。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武藏野大学特聘教授、东京财团上席研究员、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威尼斯商人的资本论》是他的代表作。】在《威尼斯商人的资本论》中收录的《个人的“理性”与社会的“理性”》一文中正面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这一命题，利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理论指出了“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相通”的矛盾。假设两名嫌疑犯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囚室，并被警方审问，一旦两名嫌犯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而“理性”地行动)，那么对两个人来说只会发生“非理性”的状态。

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囚徒的理性才能与两人共同的利益相通呢？只有当囚徒“非理性”地行动时。

也就是说，由于个人的“理性”行动而无法达成的社会“理性”，会因为若干“非理性”(不用全部)而达成。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什么呢？岩井克人得出了以下结论：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真正的市场中，个人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真的会导致“理性”的经济秩序的形成吗？不，市场中除了“理性”地决定需求和供给的个人，还有一个“非理性”行动的人。那就是公正无私地根据整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背离，不断调整商品价格的调停人。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所主张的基本原理——个人“理性”即社会“理性”，其实是在假定了有调停人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的。这位调停人不顾自己的利益，是一种“非理性”的个人。但是一旦抛开调停人，我们就会陷入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对立的“囚徒困境”之中。（《个人的“理性”与社会的“理性”》）

根据岩井克人的这种理论，身处最适合投机的地位却没有染指投机的涩泽，演绎的正是与调停人这个“不顾个人利益的‘非理性’个人”匹敌的角色。

当然，这并不是说涩泽强烈意识到了自己正身处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主动发生“非理性”的行动。涩泽只是遵循自己的伦理准则——一种非常个人的伦理准则——作出行动而已。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理性”而掺入若干“非理性”的。他虽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给整个社会带来“理性”的“看不见的手”。

但是，涩泽的“非理性”是偶然的产物吗？我们也不能这样说。看到下面这些话语，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我和保管别人金钱的银行业有关系，担负着颇为重大的责任。所以如果我参与投机，自然会辜负世间的信任，且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出于此种信念和理由，我虽知此事(投机)确能获得利益，却没有买过一张低价时的铁道债券。自明治六年投身实业界以来，我始终贯彻这种主义。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此事稍可自夸。

涩泽是一只“若隐若现的手”

请注意涩泽在这段话里使用的“保管别人金钱的银行业”、“世间的信任”等词语。涩泽虽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看不见的手”，却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由“世间的信任”这只“看得见的手”所支撑的。换句话说，他很清楚自己是“不顾个人利益的‘非理性’的调停人”，但他并没有领悟到这与社会的“理性”有什么关系。因此，涩泽就相当于明治社会中的一只“若隐若现的手”。

这与我们之前重复过多次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圣西门主义者”这个词一脉相通。圣西门主义经济学批判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并有意识地设置调停人(技术专家官员)作为“非理性的个人”，代替“神的看不见的手”。

涩泽在法国体验过按照圣西门主义运营的社会，并尝试将这些经济体系引进明治时期的日本，但他自己并没有选择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人”在体系中生存，而是选择了成为“不顾个人利益的‘非理性’的调停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正是圣西门主义的真谛。

但是，我们仍然要感谢涩泽这个例外的“‘非理性’个人”成为“调停人”所带来的幸运。如果他再“理性”那么一点点，明治日本就会陷入“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对立的‘囚徒困境’之中”，而这种恶劣影响必然会一直延续至今。

第五章一切为“民”之发展

第四十三回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建立

西乡隆盛的“清贫”理念

政治家、官吏无经商之头脑，商人缺乏治国之意识，这导致政治家和官吏常常会在流于表面的道德感的驱使下，无视市场的现状，强行施行一些欠斟酌的经济政策；而商人则常常因缺乏纵观全局的眼界与意识，陷入一味追求商业利润的疯狂怪圈之中。

上述这些话，并不仅仅是说近年日本的经济泡沫与通货紧缩现象。从明治维新时代起，近代日本便自江户武士政权中继承了这种特征。

而政治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维新政府实际的领导人——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的基本主张，是儒学的朱子学诠释衍生出的农本主义【农本主义：日本明治时代兴起的一种思想，主张以农业为立国基础。】“清贫”理念。他任参议、身居政府最高领导人之位，却甘于布衣粗食，居于窝棚一般的陋室之中。不仅如此，他还批判大隈重信、井上馨、伊藤博文等政府高官，指责他们不肯采取与自己一样禁欲的生活方式，反而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曾因为现实与自己所主张的原教旨主义伦理改革之间冲突过大，先后两次断然抛弃自身的责任与地位，解甲归田，返回故里。

正如司马辽太郎所指出的，西乡的这种心理，从根本上来说是比旧幕府阶层更为激烈的蔑视金钱观，是彻头彻尾的镰仓时代【镰仓时代：指日本历史上幕府设在镰仓的时代，公元1185年至1333年左右。象征着武家政权统治的开始。】武士的农本位思想。推翻幕府后建立的明治政府以下层武士阶级为主体构成，而正是因为这些下层武士的存在，才导致政府更加积极地追求这种返祖的“清贫”理念，将贫穷与禁欲视为美德之根源。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两人较之西乡更偏向现实主义，但他们在作为遣欧使节前往海外进行考察前，也不免受到清贫武士道思想的影响，从未产生过靠发展工商业富国强兵的想法。

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们因武士掌权而一直被排除于政治权力之外，他们不仅完全放弃了参与政治活动，更对当时的治国指导思想——儒家教育，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若商人与手工业者的子弟致力于经世治国，必将导致他们谋求脱离原本的职业和阶级，这种现象是工商业者阶级自身与作为统治者的武士阶级都不愿见到的。在整个江户时代，商人一直被限定在敲算盘的桎梏中，而这种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的社会构成，也确实能给各阶层带来相应的利益。因此，即使已经进入了明治时代，这种倾向也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轻“民”为常态

涩泽荣一穷其一生，试图改变这种继承了武士血统的“官”轻视金钱与民间产业的现象，也试图改变“民”缺乏理念、理论知识不足的情况。

在他的《青渊回顾录》中，涩泽以其亲身经历为例，形象地描写出了当时日本“官”与“民”之间如平行线般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涩泽在担任东京会议所所长期间，曾负责经营管理东京瓦斯局。在此期间，他考虑将瓦斯局的工程师由法国人替换为日本人。经高松丰吉博士介绍，他打算聘请某国立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出身的工程学学士任职，可那位工程学学士却对瓦斯局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质疑。

“今后瓦斯局会采取何种经营方针呢？”

“目前暂时是国营，但将来应该会作为民营企业进行经营。”

“原来如此。那么，感谢您邀请我去贵所就职，但这一邀请与我的期望相悖，所以请允许我谢绝。”

“这又是为何呢？”

“我做学问是为了获得名誉声望，而搞民营事业是得不到任何声望的。因此，从事民营事业与我做学问的宗旨完全相悖。很遗憾，请恕我谢绝您的邀请。”

“您这话说得可有些偏颇啊。我此前也曾在大藏省任职，如果一直做下去，可能已经官至大藏卿了。然而比起当官获得声望，我觉得投身实业界富国进而强国，才算是真正为国家作贡献，所以我选择了卸官从商。”

“原来如此，也许这确是您的想法，但我却难以认同。您是个异乎寻常的人，自然坚持自己异乎寻常的道路便可，但若要将您的想法加诸我们身上，可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涩泽回忆道，这位工程学学士并非鄙夷民营事业的特例。相反，和此人持相同想法的人，才是占据了绝对地位的多数派。

洞彻“公”与“民”的人

“官”轻视“民”和“民”自身的自卑心理，到了明治时代也难以消去，那么又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呢？以涩泽的观点，其原因在于教育。

我们在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无一例外是以汉文典籍为依托的中国古代学问。幕府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汉文典籍便是教育的全部。江户自不用说，即便是在地方上，说起有教养的人，也必然是指懂得读解汉文典籍之人。只有先掌握了四书五经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大基本理论，才能立世。侍奉君主，结朋交友，参与地方政治，最终目的均是为了‘平天下’。……因此，虽然当时有统一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但与农、工、商阶层自身所从事工作内容相关的教育却寥寥无几。仅有《尘劫记》【《尘劫记》：日本江户时代的数学书。根据中国明朝程大位所著《算法统宗》，1627年由吉田光由写成，内容涵盖了当时日常生活中必要的算术知识。】讲解初步算数，《商卖往来》【《商卖往来》：日本江户时代面向商人写成的一本初级教科书。作者是堀流水轩，完成时间不明。主要讲解商业上需要的词汇及相关的知识等。】教授人们一些最基本的商业贸易知识而已。而身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们已形成既定的观念，认为自己完全不需要参与到生产经营活动中，仅需征收他人的劳动成果便可。这便是日本封建时代的基本制度。

成为维新政府高级官员的下级武士们，一直受涩泽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大基本理论熏陶，因此无法彻底断绝与前朝体制的联系，反而将这种观念继承到了新的政治体制中。然而，他们对农、工、商领域的知识却几乎为零，因此对生产经营活动的态度一如往昔，无法从根本上脱离“征收他人的劳动成果便可”的思维模式。导致涩泽辞去大藏省职务的契机——预算问题，便是其中颇为典型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涩泽却可以克服这种轻视“民”的心理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涩泽出身于深谷的农民世家，本身即是“民”的一分子。虽身为“民”的一分子，他却在具有汉文修养的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大基本理论，成为了具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素养的“民”。

不仅如此，涩泽还在法国期间接触到了圣西门主义经济，这段经历对他而言可谓举足轻重。与涩泽在日本所见到的情况全然不同的是，在法国，工商业的发展是为了实现社会革命，那里没有蔑视金钱的观念，反而把金钱和工商业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此外，他还接触到了实业教育思想，目睹法国通过举办世界博览会等手段，改变那些尚不熟悉工商业的国民的思维。

于是，在圣西门主义经济的耳濡目染之下，涩泽想到的改造日本的手段，就是建立实业教育。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通过在欧洲的种种实地见闻，我觉得日本务必要将商业教育搞起来。我深感新式商业教育势在必行，商业本身包含商业地理与商业史，从广义上讲还包含了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如果不能理解掌握，今后日本人在世界舞台上将难以与外国人并驾齐驱。想到这里，我便不由地感到坐立难安。

此时，时任东京府知事的大久保一翁的一纸提案，顺水推舟地促成了涩泽这一计划的实现。明治七年(1874)，深受美国发达的实业教育事业影响的森有礼【森有礼(1847—1889)：日本武士、外交官、政治家。一桥大学的创设者，日本首任文部大臣，实施了学制改革，也是明六社(日本最早的近代启蒙学术团体)的发起人，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提议，日本也应该尝试开设同样的商业学校，他向东京府寻求支持与帮助。大久保虽然对此提案表示赞同，但却苦于政府资金不足。于是，大久保便将目光转向了东京会议所负责保管的幕府遗留下来的共同基金，并与时任所长的涩泽就此事进行了商议。涩泽立刻表示同意，并从基金中取出8000日元来协助此计划。森有礼得到这笔援助金之后，自己又设法筹集了10000日元，于第二年也就是明治八年(1875)的夏天，在京桥区尾张町开设了一所名为“商法讲习所”的小型商业学校。学校聘请了一位有实业教育经验的美国人惠特尼担任教师一职，让他给不足30人的学生授课。这便是日本实业教育的开端。

为“服务商业人的学校”之长存而奋斗

若商法讲习所能顺利发展下去，涩泽本可免于奔波劳累了，但好事总是多磨。不久，学校的管理者森有礼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学校因此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窘境。为此，涩泽多方奔走，颇费了一番心思。如果能让学校转为国立性质自是最好的，但在当时，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要转为府立学校，也有资金不足等问题。如此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由东京会议所接管这所学校，时任会议所所长的涩泽也就顺势成为了学校的管理责任人。

可此后，学校的命运仍然几经波折。

明治九年(1876)，由于政府方针的突然改变，商法讲习所被纳入东京府厅的管辖范围。府厅决定在京桥区木挽町修建新校舍，并任命原幕府官员矢野二郎【矢野二郎(1845—1906)：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的幕臣、洋学者、外交官、教育家、实业家。在任商法讲习所所长期间，他为了保护学校不被关闭，发挥出了经营者最大的能力。稳固了日本第一所商业学校的基础。】为讲习所所长，准备对教学内容进行改善，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度办学。

当时负责学校直接经营管理的还是东京会议所，所以涩泽也积极参与其中，对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然而在明治十二年(1879)的春天，形势却突然一落千丈。

为维持商法讲习所的经营，我们向东京府议会提出了约5000日元的经费预算草案，但在这个问题上，府议会的议员们缺少相关的知识，有很多人并不理解何为实业教育，也无人了解针对一般民众的教育尤其是商业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府议会对我们提出的经费预算进行了修改，将金额大幅削减为2500日元。

因为预算经费减半，商法讲习所的经营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但涩泽不甘让这个刚刚展现生机的实业教育之萌芽就此夭折，他四处奔走，动员各方有识之士，努力填补了经费上的缺口，终于让商法讲习所得以继续开办。

然而两年后，学校遭到了更加沉重的打击。明治十四年(1881)，东京府议会以商法讲习所没有实际意义为由，决定停止向其提供财政拨款，并作出了中止办学的决议。仅是经费预算减半，学校尚有一线生机，但这次是政府决议停止办学，真可说是山穷水尽了。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涩泽作为商法讲习所的生身父母，仍然没有选择放弃。

我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让这所学校继续办下去，开始四处奔波，向人们宣传商法讲习所存在的必要性。我与政府高官会面，并向他们阐述我的意见，还向农商务省请求援助金。我为讲习所的继续开办想方设法，倾尽全力。

最终，农商务省对讲习所的情况表示理解，并拨给其10000日元的援助金。学校免于停办，教学也得以正常进行下去了。

不过，这只是暂时性的措施而已，也许不久的将来，危机还会再次浮出水面。于是涩泽想让农商务省接管商法讲习所，再将其转为国立学校，但当局回应道：“东京议会已认定商法讲习所没有实际意义，并决议中止办学，所以我们也不便突然将其转为国立。”不过政府方面也暗示，如果民间兴起了支持讲习所继续办学的运动，并有更加具体的方案出台，那么此事尚有再商榷的余地。

毫无疑问，这所学校是很有必要也是十分合理的。于是我带头四处游说东京的各位富豪与有识之士，劝说他们为学校捐助基础建设资金，东京府知事也为募集资金而内外疏通协作。最后，我们募集到了共计约30000日元的资金，成果显著。我们凭借这笔资金展开活动，再次向政府提出设立直辖学校的请求。宫内省也向基金捐赠了500日元，对我们的计划表示了格外的关注。基金募集的成果也证明，民间的有识之士们更是对此表现出十分高涨的热情。在这些事实面前，政府当局终于被打动了。明治十七年(1884)春，商法讲习所终于转为由农商务省直辖管理，其名称也由此前的商法讲习所变更为了东京商业学校。

自明治十四年(1881)东京府议会做出停办商法讲习所的决议后整整三年，也是明治十二年(1879)学校经营预算减半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涩泽为商务讲习所能持续开办下去，可谓倾尽全力。仅从此事上，就可以了解到他对商业教育倾注了多大的热情。他认为，完善商业教育是填平日本“官”与“民”之间沟壑的唯一手段。

在随后的明治十八年(1885)，涩泽付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更大的回报。这一年由于内阁官制改革，商法讲习所的创始人森有礼被任命为文部大臣，东京商业学校也随之被纳入文部省的管辖范围之内。文部省接管学校之后，于神田一桥修建了新校舍，经费也大幅增加，面貌一新。它被先后更名为高等商业学校、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这便是现在的一桥大学的前身。

实业家的远见卓识与一桥大学的诞生

然而，社会上针对商业教育的偏见依然存在，涩泽同这种偏见之间的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明治时代后期，围绕是否将东京高等商科学校升格至大学一事，涩泽与益田孝之间发生了一场论战，引燃了新一轮的斗争。

益田孝与涩泽同为旧幕府官员，也曾随德川昭武前往世博会，并与涩泽在大藏省共事，后因预算问题与井上馨一同辞官，站在“民”的一边。然而，他却对东京高等商科学校升格至大学一事表示强烈反对。

商人不可妄自尊大。若商人也懂得尊重学问，习得高深的学识理论，只会让他们更加自命不凡而已。像现在这样普及商业教育尚无妨，倘若再教给他们高深的学识理论，无疑只会更加助长他们的气焰。商人原本便不需要虚名，因此根本没必要再特别开办商科大学。

益田孝的这番意见，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声音。他们认可商人有必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商业教育，但认为这仅限于以短期培训的方式，传授给他们日常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即一些实用教育和实务教育即可。他们认为，如果商人都成为知识分子，忘记了卑微谦恭、低头待客这些做买卖的基本准则，可就难办了。

对于上述观点，涩泽是这样回应的：

实业家必须具备远见卓识。只有抱着“舜乃凡人，吾亦凡人”的信念，实业界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如果实业家怀着只要有利可图就无所谓被践踏、被藐视的态度，今后是无法在世界舞台上与他国正面交锋的。

也就是说，对涩泽而言，实业教育并不只是单纯传授人经商所需的专业知识。要想成为商人，就必须具备全方位的教养，即与江户时代的武士们学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当的教养。但最重要的是培养商人们的自尊，消除他们的自卑情绪。只有当商人们胸怀“唯商业为富国之根本”的骄傲，才能真正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

实业家们也必须具有不服输的韧劲、强大的忍耐力和奋斗精神。没有正当的理由，只因为是实业家，就要谦卑地让人一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经济、理财绝非卑贱下等之事，财政经济乃是一国政治之根本，若国民无处了解和学习财政经济，甚至会无法完备该国财政。……我们不仅要改变蔑视工商业者的错误做法，更应该在国民教育中根据义利合一主义，对这项教育投入最大的力量。此乃当务之急。

因此，将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升格为大学，不仅意味着涩泽奉行的义利合一主义被整个国家认可，也是对涩泽自身存在价值的认可。仅仅让“官”与“民”互相妥协是不行的，只有让“民”在面对“官”时不带任何自卑情结，让“民”对自己抱有自豪感，真正站在与“官”对等的地位上才行。所以，当时的文部大臣小松原英太郎计划将帝国大学法学科的一部分设为商科大学，而让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继续以职业学校的形式开办下去的时候，涩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认为，这种形式只是“官”以高人一等的态度许可“民”而已，真正重要的是让“民”能心怀骄傲地主张自己才是国家的根基，认识到自己与“官”之间是平等的。为此，他无论如何都要让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升格为大学。

遗憾的是，当时(东京高等商科学校)还是没能升格为大学，政府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将事情暂告一个段落。此后又经过数年，我多年的夙愿才得以实现，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升格为了商科大学。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升格为商科大学一事，可以说是涩泽商业理念的象征，归纳其理念的文字已记载于《涩泽荣一训言集》一书中。在本回最后，请容我赘言一番，引用于此。

从事商业者，若不能在其商业地位得到提升之时，同时使自己的人格与知识也上升到相应的高度，就更不可能会追求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商人必须怀有信念，且首先必须锻炼自己的思想。若不锻炼思想，修养信念，便无望成为一名成功的文明商人。

若想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富强，就必须使实业家站在能与政治家、军人相抗衡的位置上。

推动日本工商业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是我的天职。这是明治四十五年(1912)以来，我最大的奋斗目标。

很明显，最后这段话是涩泽在巴黎亲眼目睹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与军人维莱特平等交流的场景之后发出的感慨。

涩泽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闻作为他心中理想社会的雏形，为商法讲习所的存续而鞠躬尽瘁，为它升格为大学而奋斗不息。

第四十四回营利为次

为国家之利益，奋斗到底

涩泽荣一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

现在想来，过去的日子里我若一味寻求利益，把心血都用于积累财富的话，或许会比现在还要富有几分。但就如我之前说过的，这种无意义的事情是无法满足我的。一直以来我对自己事业的态度，是将自身获取财富利益置于第二位，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先。如此一来，我便无法积累那么多财富。但我认为，相较于一般所谓的实业家，自己比他们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社会。由此看来，我的主义并非利己主义，而应称为公益主义吧。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自卖自夸的嫌疑，但确确实实是我的信念，也是我发自肺腑的告白。(《青渊百话》)

无论从事何种事业都坚持“将自身获取财富利益置于第二位，以国家社会利益为先”的目标，正可谓是说易行难，这一点涩泽也心知肚明。为了将“公益主义”贯彻到底，涩泽没少吃苦头——不仅无从获利，甚至陷入公司倒闭、几乎破产的窘境。涩泽也清楚自己的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并为此苦恼不已。

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涩泽作为创立委员于明治二十年(1887)创办的东京人造肥料会社。

让涩泽涉足人工肥料(化肥)制造业的直接契机是明治二十年年初时一位青年的到访，这位青年就是时任农商务省工程师一职的高峰让吉，他在日后因发明淀粉酶的新制造法和一系列应用而闻名于世。高峰热切地向涩泽宣扬化肥的必要性，他认为，在日本广泛使用的是粪便或堆肥等肥料，这就相当于中药中的草根树皮，虽有一定效果，但多余成分过多，导致效果不甚明显。肥料也应该和西洋医学中的药物一样，采用化学手段，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涩泽是深谷的农民世家出身，也曾有过荷锄耕田的经历，高峰让吉的话让他热血沸腾。虽说工商业关系到日本的未来，但若农业不发达，也无法真正实现富国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因循守旧的日本农业现状，要在日本狭小的国土上采取集约式耕作方法是很困难的。的确，也许发展化肥制造业，才是克服上述困难的唯一途径。

当时涉足这一产业也许为时尚早，但我之所以开办化肥企业并力求让这一产业获得发展，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国家极为有益。我相信，它作为一项营利产业，也会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

于是涩泽行动了起来。他先后征求了益田孝、大仓喜八郎、浅野总一郎、安田善次郎【安田善次郎(1838—1921)：日本实业家。安田财阀的建立者。设立安田银行(现在的瑞穗金融集团)等众多企业。】等人的意见，于四月成立了东京人造肥料会社，该公司由涩泽直接经营管理。高峰让吉也辞去了农商务省的职位，成为了企业的技术指导，翌年即明治二十一年(1888)秋开始正式运营。当时的涩泽一定深信此举会在日本掀起一场农业革命，在自身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实现“公益主义”，并为此由衷地感到喜悦吧。

然而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却是巨大的。农民们长久以来都依赖于粪便、堆肥等免费的天然肥料，因此无论多么竭力地向他们宣传化肥的优越之处，他们也无意为此买单。

因此涩泽想到，只有先让化肥的功效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并以此作为宣传的手段，或许方能打开一条生路。于是，他请求位于驹场的农业学校试用化肥，并且得到了远远好于预期的效果。恰好当时在农商务省任次官的前田正名曾有留学巴黎攻读农艺化学的经历，他不仅迅速地回应了涩泽的请求，还将试用结果刊登于政府报纸上，助了涩泽一臂之力。

也许是这些宣传起到了效果，终于，一些桑树以及蓼蓝的产地发来了订单，这些地方以前使用鰊粕【鰊粕：以鲱鱼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肥料。从江户后期到昭和初期，以北海道的日本海沿岸地区为中心大量生产。】和油粕等需要付钱购买的肥料。然而，各地试用化肥的过程中却传来了一片非难之声。原来，涩泽由于缺乏化肥知识，误以为过磷酸钙化肥可以适用于所有作物，便在故乡深谷及房总【房总：安房、上总、下总的总称，位于现在的日本千叶县。】的蓼蓝产地施用了这种化肥，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高峰让吉告诉他，蓼蓝的生长过程中必须施加富含氮的肥料才行，于是他又追加施用了混合钠硝石成分的肥料，但不幸的是适逢梅雨季节，硝石尽数被雨水吸收，此次尝试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第二年开始，公司采取了改良措施，肥料的质量得到了提升，可是公司持续赤字，入不敷出，已经远远不止是股东无法获得分红的程度了。祸不单行，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威胁到公司生存的事。最先提出生产化肥、自公司创立以来一直全面负责化肥制造的高峰让吉，居然提出要辞去职务，留学美国，这对原本就已经举步维艰的公司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我一直怀着服务国家的信念，苦心创立了这家会社。如果它就此倒闭，不仅会给我个人，也将给今后整个农村的振兴事业带来很大的不良影响。或许我的想法是杞人忧天，但当时我的确为此担心不已。

但是高峰让吉留美的心意已决，全然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知道他的心意后，涩泽改变了打算。他以由高峰推荐下一任技师人选为条件，爽快地同意了他辞职的决定。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治二十五年(1892)，一场大火将工厂付之一炬。股东们纷纷劝说涩泽解散公司，但涩泽却依然坚持让公司维持下去。

我坦言道，策划兴办此项事业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振兴农村，而且这项事业本身也是大有发展前景的。所以我早已决意，无论遭遇何等灾难，都要将此事业引向成功。各位合资者决意退出也是无可奈何，但就算仅余我一人，我也会独自接手会社，即便是举债经营，我也要将这项事业进行到底。于是诸位合资者均表示，若你涩泽有如此决心，那就将一切全权交予你，你且试着重建会社吧。因此这家公司就由我独自接手了。

涩泽先征得股东大会的同意，将资本金减半，用于填补公司成立以来的亏空与工厂火灾造成的损失，并采取了积极的经营方针。为了减少成本，他让工厂自己生产硫酸，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取代向其他企业采购，这一改良措施使公司的利润率大大上升。而且幸运的是，明治二十七年(1894)起，长期以来低迷不振的化肥市场突然形势一转，需求量猛增，公司的业绩也随之迅速恢复。明治二十八年，企业增资将资本金恢复至原有水平；明治二十九年，资本金翻了一番，工厂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后公司业绩稳步增长，与日本各地的一些同行企业合并之后，进一步发展壮大为大日本人造肥料株式会社。

这就是涩泽。一旦认定自己所从事的是“涉及国家利益之事业”，就算所有股东都提出解散公司的要求，他也会独自一人坚持到底。只有他这样着眼于整个日本、将发展产业作为自身使命、胸怀“公益主义”的人，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

铺设铁路只为运砖

涩泽的奋斗精神从东京人造肥料会社一事上已可见一斑，然而若将此事与他当时涉足的许多其他产业一并来看，就更让人感慨他的奋斗精神是何等的超乎常人。心系国家未来的涩泽在经营东京人造肥料会社的同时，也涉足其他各项新领域，创建了许多企业，而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卷入了明治二十三年(1890)的经济危机中，处境艰难。在那个时期，纵使涩泽不畏赤字，依然继续向那些“涉及国家利益之事业”注入资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稍有差池，这些危机甚至可能波及他旗下的第一银行等一系列关联企业，导致连锁破产。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涩泽依然坚定不移地贯彻他的“公益主义”。毫无疑问，这种理念已经刻骨铭心，成为了支撑他发展事业的一大动力。

明治二十年(1887)十月创立的日本炼瓦制造会社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涩泽对自身这种理念的执著精神。

明治十八年(1885)，时任外务大臣的井上馨全力推行欧化政策，以他为中心一些人主张，若想使条约改正运动【条约改正运动：江户时代末期到明治初年为止，日本政府采取各种外交手段进行交涉，以谋求修改此前日本与欧美之间缔结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成功，就必须将首都东京的街道样式完全改建为西式，并对风俗习惯进行彻底的西化。于是，他们首先筹备建造纯西洋式建筑风格的议事堂和各个官厅。第二年，井上馨就任临时建筑局总裁，并从德国聘来建筑大师伯克曼担任顾问。

但伯克曼对日本的建筑产业进行一番调查后发现，日本生产的建筑用砖品质低劣，根本无法用于建造永久性建筑。于是他向井上馨提出，若想推行井上馨所期望的完全现代化的都市，首先需要的是一座采用西方工艺的制砖厂，计划必须从建造制砖工厂着手。

井上馨觉得这是关系国家利益的头等大事，便同涩泽商议道，在政府也承担一部分资金的情况下，希望涩泽尽快筹建一座可以出产高品质砖的工厂。他给出异常优越的条件，承诺建筑局每年会按7%的利润率收购成品砖，并由政府聘用一流的外国工程师担当工厂的技术顾问。话已至此，身为“公益主义”的贯彻者，涩泽自然无法作壁上观。明治二十年十月，日本第一座采用机械式制砖技术的企业日本炼瓦制造会社成立，由涩泽任理事。

伯克曼和一位德国制砖工程师共同实地考察，对日本各地的地质进行研究，最终在琦玉县大里郡上敷免村发现了最为合适的土壤，因此厂便建在了这里。大里郡与涩泽的故乡血洗岛村比邻，涩泽的脑海中想必也有着在故乡建起明星产业、回报乡里的想法吧。此次政府承诺收购全部成品砖，可谓是天赐良机，让他决意在故乡这片交通不便的土地之上兴建大规模工厂。他将目光锁定故土，决心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然而不久之后，这个决定却成了他莫大的负担。

不久，问题初现端倪。“将官厅改建为气派堂皇的西洋风建筑，并将东京建设成能与巴黎相媲美的魅力之都”的计划因财政困难而停摆，此前的一切工作都付诸东流。此后，井上馨因条约改正运动的失败，引咎辞去了外相的职务。以该事件为契机，日本国内一度掀起了国粹主义运动，劳民伤财大兴西洋风建筑的行为当然被认为是荒谬至极，井上馨也被迫辞去了建筑局总裁的职务。

当时，日本炼瓦制造会社的工厂已经破土动工，设备也逐步到位，但政府方针已变，想继续靠政府收购成品砖已无可能。在这种山穷水尽的窘境下，股东之中主张公司尽早解散的声音也逐渐高涨。对此，涩泽依然坚持己见，主张将此事业继续下去。

政府单方面撕毁之前的口头协议，撤销对我们的优惠条件，确为无奈之事。但我们原本便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筹划本次事业的，所以我认为，事到如今，仅因为些许利害问题就改变初衷，是极为不当的行为。而且，虽然一时的损失难以避免，但即便政府的建筑事业终止，民间的西洋风建筑热潮却将年胜一年。因此只要有毅力小忍数年的损失，纵使没有政府的保护，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这家会社做成营利的企业。

股东们纷纷认可了涩泽的意见，同意公司继续经营下去。在不久之后的明治二十二年(1889)九月，日本炼瓦制造会社的工厂落成，随即开始生产。

工厂依照制砖工程师的设计，从脱模加工、烧砖窑到干燥室，整体采用机械化的最新制法，但是砖烧制完成之后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发现，虽然脱模加工机和烧砖窑的运作效果十分理想，可干燥室却存在巨大的缺陷。无奈之下，工人只能将湿砖置于架子上让其自然风干，但砖块上尽是白色的霉菌痕迹，水分一点也无法除去。德国工程师辩解称，自己忘记将日本与德国之间的水土差异计算在内，但他又无法改造干燥室，让它与日本气候相适应。不久之后，他便以合约到期为由返回了德国。

如此一来，工厂无法制造出预期的产品，且公司的资本金因为建厂和制砖的实验花费殆尽，甚至产生了数万日元的负债。我好不容易说服了那些不看好的股东，苦心经营公司，却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公司前景堪忧。

幸运的是，虽然日本炼瓦制造会社的产品品质并不完美，但相较于其他的国产砖，优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因此销量高于预期。东京巴黎化计划施行期间已经破土动工的司法省、海军省以及裁判所的工程也在按照原计划施工，工程所需的全部用砖依然由日本炼瓦制造会社提供。

可是正所谓时运不济，这些需求反而影响到了企业的整顿重建。干燥室的不完善导致工厂只能采取日光干燥法，而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的，因此砖的产量根本无法满足订单。企业想要改良干燥室，却又苦于资金的不足，想获得资金，增加资本金是唯一的途径。然而在明治二十三年的经济危机时期，增加资本金成为了天方夜谭。这样下去，公司一定会难免破产的命运。于是涩泽召开股东大会，恳求股东们增资20000日元，股东们为涩泽的热情所打动，最终同意增资。

就在涩泽以为可以暂时放下心来的时候，不幸再次袭来。流入利根川的小贝川突然洪水泛滥，工厂受灾进水，修复受灾的工厂消耗了大量的资金。

那时，即便是好强不服输的我，也只能顿足捶胸，感叹苍天之不公了。但最让人苦恼的是，如果砖的生产停滞，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各地建筑工程的进度，这是单靠钱无法解决的问题。对此，身为责任人的我着实伤透了脑筋。

增资得来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受灾工厂的复建修缮，公司再度陷入困境，运转资金极度短缺。

万幸的是，产品在逐渐改良，订单也源源不断。明治二十四年(1891)，碓冰峠的铁路工程为公司带来了大量的成品砖订单。也就是说，只要运转资金到位，会社的重建是完全可行的。

因为刚刚增资，股东大会否决了第二次增资的提议，于是涩泽又想到发行公司债券的办法。可经济大环境萧条，公司本身又业绩不振，根本没人愿意购入债券。这种情况下，涩泽找到了股东蜂须贺侯爵并与他恳谈一番，终于说服他买下10000日元的债券，而余下的10000日元则由第一银行购入。公司终于得以渡过难关。

随着碓冰峠工程所需用砖全部交付，涩泽终于一展愁眉，生产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碓冰峠工程结束后，公司产品的销路骤然消失，成品砖在厂内不断堆积起来，公司又陷入了生产过剩的窘境。

涩泽等人也在探究解决之道，最终他们得出结论：砖的需求还是十分旺盛的，但订单主要集中于东京地区。东京本地建有采用旧工艺的日本式制砖工厂，而日本炼瓦的产品物流成本过高，很难与之竞争。若想降低物流成本，唯一的手段就是铺设一条从深谷直达工厂的铁路，这样就可以方便向外运砖了。

铺设深谷到上敷免的铁路大约需要资金36000日元。为此，涩泽再次向股东大会提出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其结果自然仍是无人响应。幸好蜂须贺侯爵再次伸出援手，购入债券；同时三井物产的益田孝也同意出资。于是第二次公司债券就由蜂须贺家、三井家和第一银行承担了下来。

涩泽最后的这次赌注下的十分危险。因为第一银行购买了半数以上的债券，这就相当于涩泽是以第一银行为担保。幸好明治二十八年(1895)铁路完工后，这家企业再也没有遇到挫折，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当时恰逢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战争的胜利也迅速影响到了实业界，使之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铁路建设、随工业蓬勃发展而新建的厂房等许多新的建筑计划纷纷出炉，对成品砖的需求量也节节攀升，而当时能生产出用于建造永久性建筑的成品砖的，只有我们公司而已。从生产能力上讲，其他厂也没有设备来应对如此多的大宗订单。当时整个制砖业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我们公司也脱离了之前的窘境，开始有大笔收益进账。到了(明治)三十年左右，公司已经可以派发给股东一成的红利了。

公司的经营完全进入正轨之后，涩泽于明治三十二年辞去了代表取缔役职位，让位于后任。对他而言，为国家之繁荣而“创业”，并将其培养至根深叶茂后，自己便算是达成使命了。

敢于人先，为他人所不能为之事业

在经营东京人造肥料会社与日本炼瓦制造会社的过程中，涩泽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执著与坚持。为了会社的经营重建，他甚至不惜大笔投入私人财产。他之所以会这样做，与这两家会社分别牵涉他的“根本”——农业和琦玉县(涩泽的家乡)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他把扶植培养这些未来定会大有前景、但当前阶段却难免大幅亏损的产业，当做非己莫属责任和义务。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促使他不断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他所经营的事业，只有“将自身营利置于第二位，以国家社会利益为先”、具备长远的目光、胸怀绘制产业宏图的人，才敢于投身并坚持到底。

所以，对于无需自己经营管理也能盈利、风险甚小的事业，涩泽一旦发掘到有能之人便会即刻卸任，将经营权让给对方。例如，修建西洋建筑不可或缺的水泥产业，涩泽就没有直接参与经营，而是将生产经营全权委托给了浅野总一郎。当时，工部省决定将旗下的直属企业——一座明治四年(1871)开设的位于深川仙台堀的水泥制造公司转让给民间人士，浅野向政府提出申请，表示愿意接手该公司。涩泽十分欣赏浅野的才华，便主动担任他的推荐人。

我此前就深知浅野君的能力，此项事业若能妥善经营，定能发展为大有前景的明星产业。而且随着水泥需求量的逐年攀升，如果继续依赖于大量海外进口，对国家来说颇为浪费，所以我自愿作为浅野君的顾问尽绵薄之力。此外，我也建议大川平三郎参加公司的经营，以助其顺利完成此次收购。

最终，浅野没有辜负涩泽的期待。他对水泥的制作方法进行改良，并采取了一系列降低生产成本的积极措施。随着高品质新产品的研究成功，企业获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工部省管辖时期，而这家公司正是浅野此后建立商业帝国的一块重要基石。

就像浅野的水泥企业一样，涩泽站在日本产业宏图绘制者的角度，洞彻未来的产业需求，帮助众多有识之士兴工创业，前前后后涉及的产业领域数不胜数。仅以明治二十一年(1888)为例，由涩泽担任创立委员或发起人的新兴产业便有如下之众。(据《青渊回顾录》年表。不包含当年四月成立的东京人造肥料会社与十月成立的日本炼瓦制造会社)

二月，浅野回漕部(东洋汽船的前身)开业，先生(涩泽)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

三月，日本土木会社(后更名为大仓土木组，今大成建设)成立。先生与大仓喜八郎、藤田传三郎【藤田传三郎(1841—1912)：日本明治时期关西财界的重镇，藤田财阀的建立者。涉及建筑、土木、矿山、电力开发、金融、纺织、报纸等领域，建立了许多今天著名企业的前身。他培养了众多的企业经营者，也是著名的艺术收藏家、慈善家。】为创始人，由先生任创立委员长，后任顾问。

四月，先生作为发起人，创建东京制铜会社。

五月，先生作为发起人，成立京都织物会社。

同月，北海道制麻会社成立，先生为发起人，并任监查役一职。

七月，亚麻仁油制造会社成立，先生为发起人。

九月，先生与益田孝、浅野总一郎等人共同创立磐城硝子会社。

十月，下野制麻会社在先生和大仓喜八郎的援助下成立。

东京票据交易所成立，先生被推举为委员长。

先生与大仓喜八郎、安田善次郎、浅野总一郎等人共同创立日本输出米商社。

由此可见，涩泽以发起人或顾问的身份所创设的新公司，竟然达到每月一家甚至每月数家，而且其中涉及的产业领域从重工业到轻工业，遍布关乎日本人生活品质提升的方方面面。次年的明治二十一年(1889)，他又发起创立了火灾保险会(今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品川硝子会社、札幌麦酒会社、日本熟皮会社等。明治二十二年，他创设了石川岛造船所(今IHI)、门司筑港会社、筑丰铁道会社(后归国有)、北海道碳矿铁道会社(后归国有)、东京湾汽船会社(今东海汽船)、Japan Brewery Company Limited(今麒麟啤酒)、日本制帽会社(今奥贝库斯)、京都饭店等众多企业。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年表中还出现了下面这个新兴事业。

明治二十三年(1890)，涩泽与大仓喜八郎于浅草公园内筹建了全景立体画馆【全景立体画馆(panorama)：一种可于室内观赏各种景观画面的场馆，环状墙壁配以连续的风景画，通过控制照明和摆放立体模型等手段，使身在其中的观众有很强的临场感。】，并于馆中安置了法国画家绘制的美国南北战争全景立体画，供民众观看。这是日本最早的全景立体画馆。

原来，曾给予江户川乱步和小栗虫太郎创作灵感的浅草公园全景立体画馆，竟然也是由涩泽荣一发起并出资创办的。

说涩泽荣一是日本整个产业体系的规划者，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

第四十五回是为自爱而非他爱的社会福利

源自理性主义的慈善精神

综观涩泽荣一的一生，他为日本社会福利事业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也是其中大放异彩的一章。

与大多数投身于慈善事业的实业家不同的是，对涩泽荣一而言，慈善并非功成名就之后为进一步彰显身份地位而打造的一张名片。涩泽荣一在辞官创立第一国立银行的次年，即明治七年(1874)起，便在发展银行业的同时涉足慈善事业。他此后的一生，与福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如果我们单纯地将涩泽等同于宗教家，认为他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满怀的慈爱之心而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底层的人们伸出援手的话，又难免过于将涩泽圣人君子化了，有偶像崇拜之嫌。涩泽将《论语》的仁爱思想视为人生信条，自然要比一般人更加心系弱者、同情弱者；但是，从涩泽独有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他热衷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原因，似乎更为恰当。

在刊载于杂志《太阳》的访谈中，涩泽曾表示，他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将青少年犯罪等社会疾患防患于未然，从而减轻社会的负担。

也就是说，虽然开设福利院的出发点是博爱济众主义，但其根本使命并不仅限于此，它可防社会之疾患于未然。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发展福利事业不仅仅是关爱他人，同时也是关爱自己，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

这种经济上的理性主义正是涩泽荣一支持社会福利的核心所在。他从距伪善最遥远的角度出发，展开慈善活动，并在经营中尝试各种手段，尽可能地提高运营效率，从而双管齐下地减轻了社会负担——这便是“涩泽荣一”式社会福利事业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方式。并且，从他最初涉足社会福利事业的时刻起，这种理念就贯彻始终，从未改变。

尊重生命之法

明治七年(1874)，涩泽受东京府知事大久保一翁所托，担任东京会议所会长一职，他也由此参与到了东京福利院的发展建设当中。

东京会议所诞生于明治五年(1872)，它是由江户时代町民【町民：指江户时代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宽政改革(1787—1793)以后，町会所是指管理七分积金的地方，对贫民进行低利息融资。】的自治组织——町会所改组而成的半官方性社会组织。江户时代，参与町会所的地主们集资建立起七分积金【七分积金：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施行的宽政改革的一部分，由松平定信于1791年发起筹措的一项济贫赈灾基金。】(约55万日元)，并以此为启动金，成立了一所“以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地区行政代理实行机构”(《公益的追求者·涩泽荣一》)。这就是东京会议所的前身。

那么，这家原本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行政代理机构，又为何会涉足社会福利事业呢？其契机竟是为了做足政府的面子。实在不愧是日本，爱虚荣爱到这份上。

明治三年(1870)沙皇俄国皇太子即将访日之际，有人指出，在东京市内徘徊游荡的乞丐和流浪者有碍市容，实为日本之耻。为此，政府当局委派了浅草车善七【浅草车善七：车善七为江户时代任浅草地区非人头一职者的世袭名。(非人，江户幕藩体制中贱民身份的一类，而“非人头”即是在“非人”中处于领导地位，负责对“非人”进行监管的职位。)】对乞丐和流浪者进行监管。当时的町会所动用部分七分积金，在原来的加贺藩藩邸设立了一座收容所，这便是福利院的前身。此后伴随着町会所的改组，收容所被划归到东京会议所的管辖范围之内，并整体搬迁至位于上野的护国院。明治五年(1872)，收容所被正式更名为东京福利院。

涩泽既然担任东京会议所会长一职，必然地参与到了福利院的运营中。

我辞官的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七年(1874)的秋天，受命对基金进行管理。此后又被任命为营缮会议所的委员，并在其被更名为东京会议所之时被推选为会长。因为这层关系，我也受托成为了福利院的管理人。在福利院经营方面，我当然毫无经验可言，但我认为，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大力发展福利事业是势在必行的。虽然我已忙得分身乏术，再参与福利院的经营管理于我个人而言，着实没有什么益处，但考虑到这是奉献社会之事业，我还是接手了院长的工作。

根据上文涩泽的自白，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之所以会参与到社会福利事业中来，主要还是因为他作为东京会议所会长，有责任对七分积金进行管理，而作为基金管理的一环，他才“顺便”担任了福利院的院长，这一外因成为他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契机。而另一方面，涩泽个人也认为“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大力发展福利事业是势在必行的”。这一内因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那么，他的内因又是从何而来，由何而起的呢？这就要从庆应三年(1867)涩泽随德川昭武出访法国之际，参观访问当地社会福利设施的经历中一探究竟了。

庆应三年(1867)二月，德川一行人乘船抵达法国马赛，考察了当地的学校。在考察中他们得知，该校住校生所需的费用部分出自慈善家们共同设立的基金。到达巴黎之后，他们在参观名胜古迹和世界博览会会场之余，也见缝插针地于五月六日参观了当地的医院。当时的涩泽被医院清洁卫生的环境和专业的护理方式所震撼，同时他也得知，该医院是由某位富有的企业家遗孀资助建成的。对此，他写道：

此医院乃巴黎市内某富豪遗孀为行善积德出资所建，因此医院入口处悬有其大幅画像。(《航西日记》)

根据涩泽的记述判断，他指的应该就是位于巴黎塞弗尔大街的内克尔医院。这家医院是由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王朝时期最后一位财务大臣、瑞士实业家雅克·内克尔的妻子，以丈夫的遗产为基金于1799年成立的。这家医院的走廊中悬挂着内克尔夫人及其女——小说家德·斯戴尔夫人的肖像画。

那么，涩泽为何会在游览名胜古迹与世博会之余，又想到去医院探访一番呢？难道他在此之前就已经对社会福利设施产生了兴趣？

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当时，参观医院也算是游览巴黎的一条固定“观光线路”。阿道夫·乔安尼所著的《巴黎旅行指南》等书中，将医院等社会福利设施列为具有参观价值的景点，并对它们进行了介绍。也就是说，这些在巴黎停留数月的观光客参观这类设施已是“定式”，被人们当做一种开眼界的新奇体验。

虽说这只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条观光线路，但却在事实上使涩泽对医院的设施、运营以及资金的来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感触良多。对于其他观光客而言，医院内的景象只是借以开眼界的新鲜玩意，走马观花看过便罢，但涩泽却认识到，医院是衡量一国国力的标准，并对此进行了深入观察。他对通过食疗和运动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方法特别称赞，认为“此方是尊重人命之道”。

正是由于有上述种种经历，明治七年(1874)涩泽被委任为福利院院长时，才会表示“考虑到这是奉献社会之事业，我还是接手了院长的工作”。

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然而涩泽接手院长一职的时候，福利院的实际情况却凄惨得超乎想象。

为了进行实地视察，我首次来到了上野的收容所，那里的惨状着实令人心痛不已。福利院刚刚起步，经费不足，物质条件欠缺也是无可奈何。但在上野福利院中，流浪者、智障、精神病人混居一处，混乱至极。

这与在巴黎参观的医院相比，竟是天壤之别!毫无疑问，涩泽深深地感受到了日本的落后。

但是既然已受命任院长一职，一味感慨悲叹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必须采取措施，使这一片混乱恢复秩序。

我们首先根据救助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从收容者中分出儿童、老人以及因病暂时失去劳动能力者三类，有劳动能力的则想方设法给他们安排工作。另一方面，让儿童接受一定的教育。

上述记录对于了解涩泽的思考模式是有很大作用的。从中可以看出，涩泽认为，要使混乱局面恢复秩序，首先需要采取分类法(大多数情况下分成三类)，再依据各类别不同的要素及特点，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当年任大藏省官员时，面对幕藩体制后期至明治初期极为混乱的货币市场，涩泽就采取了先分类整理、再按问题严重性逐一解决的应对措施，而这一手段同样也套用在了解决福利院的问题上。

那么，对于最优先考虑的儿童群体，涩泽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首先，他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我特别针对儿童群体的状况进行了各种研究。因为福利院中的孩子们大多都是被遗弃的，在当时落后的条件下，人们普遍认为弃儿的发育情况原本就不是很好，很难健康地成长，但其实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食物不足以及恶劣的居住条件。当时福利院收容的孩子的状况，在我看来是相当不乐观的。他们的发育情况甚至比贫民窟里的孩子还要差，缺乏活力，性格上也有内向自闭倾向。

涩泽本以为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营养不良，于是他专门针对营养问题进行了改善，却收效甚微。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观察，他发现，这些弃儿不像普通的孩子那样有机会向双亲随意撒娇淘气，因此缺乏积极表达自己想法的勇气。在那个时代，涩泽绝对可以算是个目光敏锐的儿童心理问题观察家了。他感觉到，想使收容所里的孤儿们变得更加活泼、更加富有朝气，给予他们父母的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涩泽便让一位工作人员饰演父亲的角色，由他给孩子们分饼干和烤白薯吃，陪他们玩。如此一来，孩子们果然变得比以前有朝气了，也能更加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了。

即便如此，涩泽还是不满足。他又找来干事安达宪忠，让他去寻找一位能照顾好孩子的保姆。

安达经过多方打听，听说有一位喜多方出身、名为瓜生岩子【瓜生岩子(1829—1897)：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事业家，被称为日本的南丁格尔，日本第一位获得蓝绶褒彰的女性。她在戊辰战争中救助看护双方的士兵，战乱后自己出钱开设幼年学校，后开设福岛救育所、会津育儿会、济生医院等，被200多名孤儿当做母亲，是日本社会福利运动的先驱者。】的保姆，对孤儿教育颇有心得。他想尽各种办法将瓜生岩子聘请至福利院，请她将自己的教育方法教授给福利院。到上野车站迎接她时，安达才发现，原来瓜生只是个满口会津方言的农家老妇而已，但安达还是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于是他每天都跑去福利院的儿童房中一探究竟。

岩子每天都在开开心心地干活。她找出衣服上的破洞，让孩子们坐在自己周围，帮忙穿针线，编草鞋。因为她说的是会津方言，孩子们和其他保姆也只能听懂一部分。但过了两个月，孩子们变得愿意与大人们聊天，更爱笑，也更加活泼了。岩子在福利院供职七个月之后，返回了故乡会津。因为岩子在那里开展的各种慈善活动已渐渐步入正轨，她的支持者们强烈要求她回归故里。(《公益的追求者·涩泽荣一》)

多年以后，瓜生岩子被人们称为日本的南丁格尔。为了纪念她，涩泽荣一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发起建造了东京浅草寺的瓜生岩子纪念铜像(大熊氏宏创作)。这座铜像在战火中幸存下来，时至今日仍然在向我们讲述着那段历史。而涩泽荣一的成就也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在日本各地留下了脚印。

就这样，涩泽作为福利院院长，为福利院的保育、教育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但长期以来他倾注了最多心血的，是福利院的运营资金保障问题。

慈善义卖活动

涩泽荣一于明治七年(1874)开始担任东京会议所会长，并同时接手福利院。与此同时他意识到，虽然现在福利院资金充裕，但如果不加节制地使用下去，总有一天资金会见底。待到那时，福利院等社会福利事业恐怕就难以维持了。

于是，涩泽打算将东京会议所名下的1750处地产全部售出，并将所获金额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政府债券，用债券的利息充当福利院的运营资金。当年涩泽随德川昭武旅居巴黎期间，来自幕府的汇款突然中断，为了筹集昭武留学的费用，他购买法国政府债券和铁路债券，再以债券的利息维持生活。这种亲身经历让涩泽做出了上述设想。

但是，涩泽的这一提案妨害了东京会议所下属的房产租赁管理人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最终胎死腹中。果然，东京会议所很快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明治九年(1876)，福利院转由东京府厅直辖。明治十二年(1879)东京府议会决议，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2万日元用于福利院的经营。

大家本以为如此一来，福利院终于可以稳定下来了，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让福利院险些因此关门大吉。

明治十五年(1882)，东京府议会有人提议终止福利院的经营，而这种呼声居然越来越高涨。当时主张关闭福利院的有府议会议长沼间守一、议员益田克德等人，他们认为，这种慈善事业只会让民众更加怠惰，弊大于利，为这样的事业投入如此巨额的经费实在不妥。应该关闭福利院，把这些经费用在其他更有价值的方面。

当时议会的意见明显倾向于闭院派，为此，议会特地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对福利院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涩泽对此感到无比的震惊与愤慨，他逐个拜访诸位委员，向他们关闭福利院的论调提出抗议。委员们视察了位于外神田泉桥旧藤堂邸的福利院，亲眼见到了被收容者的惨状，感到十分痛心。于是议会决定暂缓闭院，并继续下拨该年度的经费。

然而，主张闭院者并没有就此放弃。次年，议会在没有设立调查委员会的情况下，就直接下达了关闭福利院的决议。

为此，涩泽拜访了东京府知事芳川显正。他指责“东京府议会实在是冷酷无情”，并愤怒地表示，“既然府议会这般无情，那我就将福利院独立出来，由我个人来经营”。

话虽如此，每年高达2万日元的经费又要从哪里来呢？在找不到新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涩泽采取了裁员、暂停收容等措施，并让福利院内有劳动能力的人慢慢重返社会。到了明治十八年(1885)，福利院的收容者数减少到了150人左右。

但是，剩下的人几乎都是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如果福利院关闭，他们就只能流落街头。

为了打开局面，涩泽向东京府知事申请，如果府议会要出售属于泉桥福利院的土地，就应当将这笔钱交给福利院用做运营资金。他主张，福利院原本就是用江户市民的基金设立的，如果出售这片土地，理当把这笔钱返还给福利院。涩泽在提议书中写到，福利院已经将额定人数减少至150人，因此根据计算，每年的运营费用也可以相应减少至3800日元。如果用出卖土地的资金购买政府债券等，就算不借助政府发放的补助金，福利院也可以正常运营。

这个提议最终得到了府议会的认可。福利院将泉桥的土地售出后，又在东京本所区的长冈町寻到一处合适的房屋，于明治十八年(1885)搬迁过去。府议会向福利院提供了35000日元作为基金。

不过，就算这笔基金的年利率达到5%，还是不足以填补福利院的整体运营经费的空缺。面对这种情况，涩泽想到了自己旅居巴黎时见到的一个募集善款的方法。

在巴黎时的某一天，一封来自某陆军将官夫人的信被送到了德川昭武居住的公寓。信内附着一张邀请函，上书“冬日来临，严寒将至，在此之际我们想为巴黎市的贫民们送去一份暖意。为此，我们将于某日某处举办一场慈善义卖活动，届时还请务必光临”。当时的涩泽并不明白何谓慈善义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运作方式，便请教了法国人。对方向他解释道，这是向富有的绅士募集善款的一种特殊方式。贵妇人们将自己的各种私人物品捐献出来展览出售，由绅士们高价购入，销售额直接用于慈善事业。当然，人们也可以在义卖现场直接捐款。于是涩泽捐出了100法郎，随后便有人送来了商品，并附有一封感谢他慷慨解囊的信，表示送来的商品便算做是他买下的。

如此一来，我终于理解了慈善义卖这一活动的性质。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是能体现出博爱济众思想宗旨之善举。之后，当地又多次举办这类募捐活动，并寄来邀请函。每次，民部公子都会应邀参加。当时我便决心，返回日本之后一定也要举办这类活动，并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时间回到明治十六年(1883)。此时的涩泽已下定决心，即便是采取私人经营的方式，也要让福利院继续开办下去。因此他想到，除了一般的募捐手段之外，通过慈善义卖来充实基金也是一个可行之策。时逢鹿鸣馆时代【鹿鸣馆时代：鹿鸣馆落成于明治十六年(1883年)七月七日，是明治政府为了招待各国外宾及外交官而专门设立的社交场地，是当时社会走极端西方化路线的一大象征。当时的上流人士在此举办各种舞会以及慈善义卖活动。该馆落成后的明治十六年至明治二十三年的前后约七年时间，被人称为鹿鸣馆时代。】，上流社会社交活动盛行，而慈善义卖活动恰好满足了上流社会女性们的虚荣心。

针对募捐活动，我设立了名为“劝化账”的专用账簿，每年为了募集善款而不断努力，而对福利院施以援手的人也格外的多。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基金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0万日元。此外，在众多上流社会女性和有识之士的资助下，还成立了福利院妇人慈善会。慈善会每年都在鹿鸣馆、华族会馆以及歌舞伎座等场所举行慈善义卖，并将义卖的收入全部捐献给福利院。后又效仿妇人慈善会，成立了福利院慈善会。它也为福利院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

无论是设捐献簿还是搞慈善义卖，涩泽都展现出了一位社会福利事业的经营者高超的经营手腕。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涩泽正确地认识到，搞好社会福利事业首先需要的是资金。他颇为狡黠地利用了当时上流社会男男女女的虚荣心，以慈善义卖的形式，成功地为福利院筹集到了相当可观的资金。他清醒地认识到，若想成就义举，百折不挠的韧劲也是不可或缺的。

谋求福利院的稳定发展

就这样，涩泽以其高明的领导手段使福利院免于关闭，并使它成功地以私人经营机构的形式继续开办了下去。明治二十二年(1889)，正值东京废府设市，他和其他出资人商议后，决定将福利院的管辖权移交给东京市政府。此后，福利院正式变为市辖机构，以之前的基本金利息为运营资金，并依据特别会计法【特别会计：指日本国家或地方社会行政单位进行的一种官方性质的会计结算行为。一般针对道路建设、外汇、粮食管理、社会福利保险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设立，区别于一般会计。】进行管理。

至此，福利院终于站稳脚跟，运营步入了正轨。

但是，位于本所区长冈町的福利院房屋当年是以收容150人的标准购买的，随着基本金渐渐充裕，福利院的收容人数增加，原本的场地显得局促了起来。于是，福利院在大冢辻町寻得一处良址，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在那里设立了总院。

当时，明治天皇的皇后带头向福利院捐助了2000日元作为搬迁费，随后社会各界也纷纷慷慨解囊。明治三十年英照皇太后去世之际，皇室特为此惠赐了一笔慈善救助金，福利院也从中领到了17000日元。为了有效利用这笔资金，涩泽在福利院中设立了感化部，负责对走入歧途的少年进行感化教育。该感化部后来迁至井之头公园内，更名为井之头学校。明治三十七年，涩泽又在空气清新怡人的千叶县安房郡设立了一所孤儿院；明治四十一年买下下巢鸭区真宗中学的土地及校舍，将孩子们都转移至此。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后来有人建议应将总院搬迁至郊外，他便于板桥选定一处地址，将福利院搬迁至此。在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涩泽一直担任福利院院长。他每个月都会数次到访总院及各家分院，从没有忘记与孩子们交流。

救助贫困者才是更“节约”之举

自明治七年(1874)起，一直到昭和六年(1931)涩泽去世，他为福利院等社会福利事业奉献了一生。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探讨，涩泽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对社会福利事业如此鞠躬尽瘁呢？

当然，其根源来自父母的教育，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济贫的“仁”之观念。但真正驱使涩泽投身于福利事业的，并不完全是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动机。基于社会政策考虑，由整个社会为救助贫困者支付费用，更节约社会财富——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反对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主张对贫困者施以恩惠恐怕只会滋长他们的怠惰情绪，助长自暴自弃的社会风气。涩泽这样反驳道：

通过对犯罪者的统计和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实施犯罪行为的原因绝大多数是由于贫困。事实胜于雄辩，当社会经济不景气，粮食价格提高，犯罪率也定会随之上升。……此外，一个人一旦成为罪犯，不仅很难改过向善，聘用警察及开设监狱等费用也会增加社会的负担；遵纪守法的人减少，犯罪等不稳定因素增加，从国家的立场上来看，也是浪费。因此，兴慈善事业，将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尽可能地减少犯罪者的数量，不仅是道德上的必然，从社会政策角度来看也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出于上述考虑，我衷心希望慈善事业能得到蓬勃发展。

涩泽的这种社会福利观与伪善背道而驰，给人一种光明磊落的印象。这种并非出于他爱主义、而是出于自爱主义的社会福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一种最为合理的体系。因此，人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以有效率的方式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涩泽的这一理论，让我们受用至今。

第四十六回涩泽式“创业”思想

涉及五百余家企业

涩泽荣一的创业活动涉及诸多领域，他参与的企业多达五百多家，其行业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与资本化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联的企业——银行、各类交易所(含票据交易所、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保险(含火灾保险、生命保险)、陆路运输(含铁路、地铁、市内轨道交通)、海运(含轮船、港口建设)、土木、自来水、电力、燃料(含煤气、煤炭、石油)。

第二类，替代外国进口产品，开发生产国产制品的企业——棉纺织品、丝织品、毛织品、炼钢、炼铁、造纸、窑业(含水泥生产、制砖、玻璃制造)、化学(含化肥、制药)、造船、汽车制造、制革、制糖、啤酒制造、食品(含肉类、乳制品)。

第三类，为已建成的公共基础设施生产的产品提供服务，助其顺利流通的服务性企业——贸易公司、通信、报业、印刷、宾馆、房地产、广告、百货公司。

其中，涩泽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自然是第一类，“与资本化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联的企业”；其次则是第二类，“替代外国进口产品，开发生产国产制品的企业”；而第三类中罗列的“为已建成的公共基础设施生产的产品提供服务，助其顺利流通的服务性企业”，涩泽也涉猎甚广，且类型之多样，着实让人惊讶。

但是在我们翻阅涩泽的创业年表时，也会注意到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那便是，涩泽本人早已先于其他日本人步入近代生活方式，那么他的创业是否正源于他个人的生活需要呢？换句话说，涩泽在法国适应了欧美的生活习惯，返回日本之后，他是否是考虑到这些近代产业在日本还尚未起步，才生出了自行兴工创业的想法呢？

预见西式饮食的潜在需求，发展奶牛养殖业

举例来说，早在明治十二年(1879)，正值公共基础设施的关联企业建设情况渐入佳境之际，当年的年表中就出现了对下述产业的相关记载。

因慨叹我国畜牧业发展不振之现状，我和益田孝、涩泽喜作、小松彰等人共同策划，于函根仙石原【函根仙石原：即现在的箱根仙石原，位于日本神奈川县西南部，芦之湖以北。】处开设牧场一座，命名为耕牧舍。

参照《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五卷的内容，这座耕牧舍的最初经营范围涉及畜牧业的方方面面，即将羊、奶牛、肉牛、马等全部作为养殖对象。但到了明治十四年(1881)，耕牧舍改变了经营方针，开始一心致力于良驹与奶牛的养殖，后者更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明治二十六年(1893)，该牧场开始交由须永传藏负责经营管理，“牛奶与乳制品的销售量逐渐呈现上升势头，并于东京市内开设了四家分店，同时建起六座分牧场”(《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五卷)，可以说是生意兴隆、前景大好。

那么，涩泽为什么要在箱根建立专门饲养奶牛、供应牛奶的牧场呢？因为涩泽从自身的日常饮食习惯出发，推测出在不久的将来，牛奶及乳制品的需求量将会不断扩大。而他的饮食习惯，自然与他近一年半的旅欧生活中经历的完全西式的饮食方式，有着很大关系。

实际上，涩泽很早便适应了欧美的饮食方式。早在庆应三年正月(1867年2月)，涩泽随德川昭武乘坐法属邮轮阿尔菲号出访欧洲之际，就对船上提供的食物赞不绝口，大快朵颐。我们可以再次引用一下这段文字。

邮轮上负责膳食的侍者服务极为郑重有礼。每日早七时左右，众乘客洗漱完毕，便来到餐桌前享用加有砂糖的早茶，并搭配食用面包及盐渍猪肉等；将名为贝福雷的一种牛乳凝结物涂于面包上食用，实为人间之美味也。(《航西日记》)

当时，绝大多数的同行者都觉得黄油和牛奶的乳腥味太浓，强烈抗议说乳制品难以入口。反观涩泽竟表示，“将名为贝福雷的一种牛乳凝结物涂于面包上食用，实为人间之美味也”，特别强调了黄油之美味，由此可见，西洋料理十分合他的胃口。在这段引用的后续，涩泽对餐后的咖啡也表示“饮之胸中颇为畅快”。这件事我们前面也已提过。

归国后，涩泽荣一在日常饮食生活中，也依然对面包搭配咖啡欧蕾(或红茶)的欧式早餐情有独钟。

涩泽自然非常容易预想到，随着日本文明开化进程的加快，欧式饮食方式不断被引进，牛奶、黄油、奶酪等乳制品以及肉制品的需求也将随之不断增加。

石井研堂所著的《明治事物起源》一书中提到，牛奶的商品化销售始于庆应元年(1865)，牛奶的来源是当时位于东京雉子桥内的法国大使馆搭建的牛厩；到了明治时代，开始有一些零星饲养奶牛进行牛奶生产，如旧幕府官员榎本武扬于东京饭田桥开设了一所名为北辰社的奶牛养殖场。但这些养殖场的规模过小，尚未形成产业，因此也难以发掘出潜在的市场需求。

到了明治十几年，日本的牛奶产量依然无法为市场提供稳定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涩泽筹划建立了奶牛牧场。而其根本原因，依然在于他旅居欧洲期间体验到的欧式饮食方式。

啤酒与北海道开发

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第一家啤酒制造公司Japan Brewery Company Limited(日本制酒有限公司)在横滨诞生，涩泽也投资参与。而他对啤酒的了解，同样与他的旅欧经历有着不解之缘。

与后藤象二郎【后藤象二郎(1838—1897)：日本江户时代土佐藩藩士，明治维新以后成为政治家。在实业方面，设立了贸易公司蓬莱社，从政府手里收购并经营高岛煤矿等。】、岩崎弥之助、增岛六一郎、德国人卡尔·罗德等国内外人士共同出资，接手啤酒酿造厂“Spring Valley Brewery”。这家厂位于横滨，原由美国人威廉·科普兰经营。涩泽等人筹措资本金5万美元，成立了一家全新的股份制企业。(《涩泽荣一各事业年谱》)

啤酒公司Spring Valley Brewery的经营权从美国人科普兰的手中到了德国人卡尔·罗德加盟的经营团队，这标志着Japan Brewery Company Limited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以该时期为分水岭，日本的啤酒生产市场从小资本手工作坊生产酿造的英国式艾尔啤酒【艾尔酒(Ale)：在常温下采用上面发酵方式酿造的啤酒。发酵过程中，酵母一直漂浮在液体的上面。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啤酒。后因不易保存，质量不易控制、生产成本高等问题使其在1842年之后逐渐退出了工业生产的舞台。】，转向了适应近代大资本工场大规模生产的德国式拉格啤酒【拉格酒(Lager)：在低温下采用下面发酵(即桶底发酵)方式酿造的啤酒。发酵后需要低温保存数月方可饮用。原为德国皮尔森地区(今捷克境内)的特色酒类，后随着19世纪后半制冷设备的发明，迅速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和发展，取代了传统的艾尔酒，成为了世界主流啤酒种类。我们平时饮用的绝大多数啤酒均为拉格。】。要生产采用低温发酵技术的拉格啤酒，需要引进昂贵的冷冻机设备，正是为了筹措这笔不菲的资金，才有了后来以涩泽为首的一批实业家的入股。

而拉格啤酒在日本市场的投产，恰恰与1867年涩泽在世界博览会上体验到的啤酒业的大变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1842年，于今捷克属皮尔森市诞生的、带有琥珀色光泽的拉格啤酒(又名皮尔森啤酒)，与新发明的透明玻璃容器携手合作销售，一举取代了艾尔酒的啤酒王者地位。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德国、奥地利、阿尔萨斯、巴伐利亚等地的啤酒公司在世博会会场的最外围开设了试饮皮尔森啤酒的临时酒馆，并由身着各国民族服饰的美女担当招待，人气盛极一时。涩泽在《航西日记》中也提到，“奥国(即奥地利)酒店侍女服饰别致，古风甚浓”，想必当时他也光临了奥地利人开设的酒馆，从身着波希米亚风民族服饰的侍女手中接过皮尔森啤酒，并畅饮了一番吧。

1873年，林德发明了氨蒸气压缩式制冷机，使得大量生产低温发酵而成的拉格啤酒成为可能，也使世界啤酒生产的主流彻底由艾尔啤酒转向拉格啤酒，这一风潮也影响到了日本。而早在巴黎就品尝过皮尔森啤酒风味的涩泽，即刻理解了这一变革的必然性。

当时正逢北海道开发伊始，于是在涩泽的头脑中，拉格啤酒生产的产业化与北海道开发这二者，顿时被联系到了一起。

接手进展不利的北海道开发事业

在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中，北海道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被指与五代友厚政商勾结，因而引咎辞职。自此之后，北海道开发事业下放民间的过程便阻碍重重，进展缓慢，相关投资也无人问津。政变结束后，就任首任北海道长官的岩村通俊向涩泽等经济界人士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投资北海道的开发事业。

涩泽以为，政府愿将官营事业转交由民间主导自是甚好，但是若政府方针政策还如过去一般朝令夕改，民间人士是无法安心进行投资的。因此他提出，开发北海道应以经济第一、政治第二为根本指导方针，并向政府忠告：

开发未开之地时，建立便捷的交通运输线路是第一要务，因此修建铁路乃是重中之重。若民间有铺设铁路之计划，诚望政府能提供方便。此外，还望政府能将官营工业中的大部分下放至民间，并给予一定的保护。

在政府下放给民间的企业中，涩泽先后接手了北海道炭矿铁道会社与札幌麦酒株式会社。

北海道炭矿铁道会社原为官营企业，在幌内、夕张、空知等地进行煤矿开采。涩泽接手后，与德川义礼、奈良原繁、森冈昌纯、原六郎等人共同出资，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成立了这家企业，经营煤矿开采，同时铺设煤炭运输铁路。

然而，负责企业经营的堀基因经营手段过于独断专行，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摩擦而卸任。为推选高岛嘉右卫门继任社长，涩泽多方奔走。但他因政府补助金的问题受到国会的追究，不得不退出了该公司的经营。

而在札幌麦酒的经营方面，涩泽亲任社长，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札幌麦酒株式会社原为官营啤酒企业，后被转让给大仓喜八郎。明治二十年(1887)，该企业被再次移交给涩泽与浅野总一郎等人。几人共同出资，成立了札幌麦酒株式会社。公司聘请了德国人马克思·鲍曼为酿造技师，在其指导下生产出的啤酒大受好评，公司业绩也稳定上升。

当时公司生产酿造的啤酒，分为普通啤酒、对外出口产品及黑啤三类，在那个崇尚舶来品的时代，我们生产的啤酒却出人意料地受到国人欢迎，需求量不断上升。因此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我们将公司的资本金增加至10万日元，用于购入设备、扩大生产。但工厂的年均酿造石数依然不足千石。我虽自公司创立之初便参与其中，并任社长，但在酿造工艺方面着实是个外行，所幸寻得精于此道之人，方得以使公司的事业逐渐步入正轨。

明治三十九年(1906)，札幌麦酒通过三社大合同【啤酒三社大合同：1906年9月，出于“排除国内不当竞争，促进出口及资本集中化”的目的，大阪麦酒、日本麦酒、札幌麦酒三家公司合并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1949年再次分割为朝日麦酒与日本麦酒。】，更名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此后，涩泽依然担任常务取缔役，继续为企业的经营出谋划策。

关注与日常生活方式相关的基础产业

在牛奶、啤酒等“食”的领域，涩泽将旅居法国期间接触到的西洋生活方式的知识彻底地发挥了出来，建立了多家相关企业，在“衣”上亦是如此。他根据自身经验，预见到日本人将会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西洋风格的服装、鞋子、帽子、皮包等“洋装”，因此着手建立起多家相关制造企业。其范围上至缫丝、纺织等上游产业，下至人们贴身穿着的服饰等下游产业。

下面，让我们参考《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一书，列举出他参与投资或直接参与筹建经营的“衣”的各相关企业吧。

棉纺织业

大阪纺织株式会社(明治十二年)、三重纺织株式会社(今东洋纺织株式会社，明治十九年)、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今葵缇亚控股株式会社，明治二十年)、岩桥缎带制织所(明治二十九年)、日出纺织株式会社(今大和纺织，明治四十五年)、东洋纺织株式会社(大正三年)。

蚕丝、绢织物产业

京都织物株式会社(明治十九年)、郡山绢丝纺织株式会社(今片仓工业，明治三十年)、帝国蚕丝株式会社(大正四年)。

制麻、毛织、制帽

北海道制麻(今帝国纤维及东邦耐克丝，明治二十年)、下野麻纺织会社(明治二十年)、日本制帽会社(明治二十二年)、东京帽子株式会社(今奥贝库斯，明治二十五年)、东京棉毛纺织株式会社(今大东纺织，明治二十九年)、帝国纺织株式会社(明治四十年)、帝国制麻株式会社(明治四十年)。

制革

依田西村组(后与以下三社合并为今NIPPI，明治十二年)、日本熟皮会社(明治二十年)、熟皮株式会社(明治二十五年)、日本皮革株式会社(明治四十年)。

由以上可见，日本人使用的缎带、帽子、鞋子竟然也是涩泽“一手操办”的。这还真是令人震惊。事实上，“从银行到一根小小的缎带”，日本的产业中几乎不存在涩泽的资本和意识尚未触及的领域，尤其是服装，涩泽可算是“从头顶照顾到了脚底”。

当然，上述企业并非全部由涩泽主导创建。相反，当其他人创设的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陷入资金不足或经营不善的困境时，即使与涩泽并不熟识，他们也往往会请求涩泽为他们提供帮助。

例如，西村胜三创建的制革制鞋企业依田西村组，曾于明治十二(1879)年陷入经营不振的困境，西村找到涩泽向他寻求帮助。当时，涩泽认为制革、制鞋产业对于未来的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助其摆脱濒临破产的困境。于是他为西村提供了分期偿还贷款的方案，帮助依田西村组重振旗鼓，继续经营了下去。

另一方面，涩泽也通过严密的市场调查和成本计算，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判断，进而选择是否对其进行投资，日本制帽会社便是其中之一。涩泽的创业伙伴之一、三井物产的益田孝在出访欧洲考察之际，曾命部下进行实地调查，寻找适合在日本发展的朝阳产业。经考察，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人力成本低廉、利润空间巨大的制帽业，并邀请到涩泽与其共同创业。然而，帽子生产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不仅在日本完全没有市场需求，且工厂发生火灾，使日本制帽会社陷入了几近破产的困境之中。在此关头，任公司专务理事的益田克德(益田孝之弟)找到涩泽求助。涩泽表示，“如此不辞辛苦、历尽波折学得的技术，还未有所成就便半途而废，实为遗憾”。于是他主动募集资金，帮助东京制帽会社渡过了难关。

涩泽从自己在欧洲的生活经历出发，判断这些企业的产品都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且有可能在将来产生巨大的利润空间，因此积极地参与了投资与经营。果然，明治二十七年(1894)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后，这两家企业一举转为盈利，并迅速成长为绩优企业。如此看来，在近代日本“衣”产业以及在日本企业的创业史中，涩泽毫无疑问地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建设满足外宾需求的高级酒店

谈过了“食”与“衣”，接下来自然该轮到“住”了。说到“住”的领域，我们本应首先提及创造了田园调布【田园调布：位于日本东京都大田区西北端，临近多摩川的一片地区。是涩泽荣一根据1918年田园都市构想开发的住宅区。】的田园都市会社，这段故事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谈到，所以此处就不再赘述了。现在我们就先来谈谈在涩泽的努力下诞生的三所高级酒店吧。

明治二十年(1887)，为促成条约改正运动成功，时任外相的井上馨在鹿鸣馆举办了各种舞会。参加舞会的人不乏当时旅居横滨的欧美宾客，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抱怨，作为一国之都，东京竟连一所可供往来宾客安心留宿、达到国际水准的高级酒店都没有。这种不满的声音触到了以井上馨为首的政府首脑们的痛处，于是有人随即表示，东京断不可落后于他国首都，应赶快建起世界级的高级酒店才是。政府官员们与涩泽商议此事，《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四卷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记载。

明治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满足外宾住宿需求，自该日起，荣一等人着手创立有限责任东京饭店；并于是日，由荣一作为发起人总代表，与大仓喜八郎联名向东京府知事提出了公司创立申请。

此处提及的“东京饭店”，后定名为有限责任帝国饭店会社，于三年之后的明治二十三年正式投入运营。涩泽初任公司理事长，后改任取缔役会长，负责企业的经营工作。

当时，呼吁兴建外宾住宿的西洋式国际级酒店的，并不仅限于东京。日光、京都等来日本旅行的外国观光客必定到访的旅游胜地，也有建设同等规格酒店的需要。于是涩泽再次扮演了轴心角色，积极投身于酒店建设事业。在他的资金扶持之下，日光饭店和京都饭店分别于明治二十年和明治二十二年先后投入运营。

帝国饭店、日光饭店、京都饭店，这三家代表日本接待外宾的酒店的建成，都少不了涩泽的投资。而涩泽之所以会投资高级酒店建设，想必与他出访法国巴黎之际入住当地巴黎大酒店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涩泽认为，外国客人对到访国家的印象是好是坏，取决于他在该国首都入住的代表性酒店的优劣。因此，日本若想跻身于国际舞台，必须要建设世界级的高级酒店。

发展一流戏剧，兴建一流剧院

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涩泽还参与创立了帝国剧场(明治三十九年，设立帝国剧场株式会社)。

涩泽荣一在《青渊回顾录》一书中专门为此事撰写了单独的一章《帝国剧场的创立》。该章节中涩泽提到：

自己虽不才，但对音律还是略通一二的，这得益于当年曾在故乡血洗岛风靡一时的义太夫【义太夫：即义太夫节，净琉璃(三味线伴奏下由太夫说唱“词章”的一种日本传统音乐剧目)的一种。于江户前期，由大阪的竹本义太夫(1651—1714)创造，是日本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亡父也对义太夫甚是热衷，因此“我”对义太夫的门道多少能说上几句。

为帝国剧场之创立而奔走出力，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对传统艺术有所了解，实是与参与帝国饭店之兴建抱有相同的目的。想到外宾访日之际，国内尚无供其观赏戏剧之所，为此便设剧场一座，同时欲以此谋求戏剧改良之途。

这里我们暂且不提戏剧改良一说，单从“外宾访日之际”和“供其观赏戏剧之所”这两句话上分析帝国剧场的形象，从中可以发现，帝国剧场的创立也与涩泽在巴黎的歌剧院中欣赏过的壮丽的歌剧表演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涩泽随德川昭武一同观赏歌剧的场所，并非宏伟瑰丽的加尼叶歌剧院【加尼叶歌剧院：即举世闻名的巴黎歌剧院。始建于1861年，于1875年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因为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举办之际，加尼叶歌剧院才仅仅完成了框架建设，正式完工已经是1875年的事了。所以，涩泽当时到访的是位于普勒蒂埃大街的一座年代较久远的老歌剧院，但这也足以使当时的涩泽感慨万千了。在《航西日记》中，涩泽这样写道：

不仅是欧洲的普通庆典之后，在各重大仪式典礼完成之后，一国之君主也定会邀请各国使节观赏歌剧，此乃国之惯例也。故我等也着礼服盛装前往赴宴……

涩泽在见识过歌剧院的庄重雄伟之姿后，即刻认识到了剧院存在的意义。代表一个国家的剧院，正是国家元首在外宾来访之际，亲自接待、宴请外宾之所。

不过，涩泽当时所见识到的不仅仅是用于容纳观众的剧院本身，他对歌剧表演的间歇时段里所欣赏到的芭蕾舞剧，也心醉不已。他在《航西日记》中对舞者们身着的芭蕾舞裙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描写后，又这样写道：

宛如风卷百花飞舞缭乱，且凝喜怒哀乐之情于一体。此乃衔接每段歌剧首尾之间隙的数段(芭蕾)表演之绝景。瓦斯灯将五彩玻璃的光辉映射而出，色彩缤纷，变幻莫测。舞女之容姿熠熠生辉、光彩照人，雨色月光明暗阴晴变幻于须臾之间。变化自如，栩栩如生，让人目不暇接。

可见，当时的涩泽已完全被舞者们的舞姿及舞台的灯光效果深深地吸引了。不仅是歌剧院的宏伟华丽，剧院中上演的芭蕾舞剧，也让涩泽惊叹不已。

在观赏过这似乎能镌刻于人眼底、令人终生难忘的芭蕾舞剧和歌剧之后，再回国看日本本国的剧院，涩泽发现剧院中上演的剧目实在乏善可陈。据其子涩泽秀雄回忆，涩泽对文学类的东西并无兴趣，但他却于明治十九年(1886)担任了由末松谦澄领导的演剧改良会的发起人，策划建立改良剧院。此后，他又于明治二十一年同福地源一郎一道筹建东京改良演艺会友乐馆，这与他在巴黎的歌剧院中感受到的文化冲击不无关系。涩泽发自内心地觉得，日本的戏剧不应仅限于棚屋陋室，也当建起正规的剧场，上演适于文明人观看鉴赏的戏剧形式。

因此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伊藤博文与福泽谕吉号召筹建帝国剧场时，涩泽即刻表示赞同，并担任创立委员会的委员长。

宴请外宾之所——东京会馆

在筹建帝国剧场的同时，涩泽又想到了另一项全新的文化设施的建设，这便是用于款待外宾、举办大型宴会或舞会的东京会馆。《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五十四卷中记载道：

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月十九日，为应对东京市内大型饭店、宾馆设施的短缺，福泽桃介、星野锡【星野锡(1854—1938)：日本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实业家，主要活跃于印刷业。】二人提出筹建该会馆之计划，荣一对此表示赞同。是日，召集市内诸位有影响者及新闻记者，于日本桥俱乐部召开上述计划之说明会。荣一以支持者身份参加该会，并于会上就建立该会馆之必要性做演说。然而，该计划尚未实行便无疾而终。

虽然当时受挫中断，但东京会馆建设计划在藤山雷太【藤山雷太(1863—1938)：日本明治到昭和时期的实业家。历任东京商业会议所所长、芝浦制作所所长、大日本制糖社社长、藤山同族社社长、三井财阀和安田财阀等信托公司的顾问、董事等。】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在大正九年(1920)再次启动。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东京会馆正式落成，这座建筑经地下通道与帝国剧场相连，涩泽作为来宾发表了祝辞。但在第二年九月一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中，东京会馆受损严重，因此与帝国剧场合并，开始共同经营。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明治时代的日本，从牛奶、缎带到帝国剧场和东京会馆，几乎所有产业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以涩泽荣一在巴黎的所见所闻、给予他深刻印象的当地生活方式为原型。如此看来，说明治时期的东京实乃涩泽眼中巴黎印象的再现，也不为过。

第四十八回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

明治金融危机——西南战争的后遗症

今时今日(2002年5月时)的经济政策真可谓是朝令夕改。不良债权的处理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通货紧缩也愈演愈烈，不久前还在叫嚣着“无圣域结构改革”【无圣域结构改革：由日本小泉纯一郎内阁提出的政治口号，也被称为小泉结构改革。主要内容有邮政民营化、道路关系四公团(2005年9月30之前属纯国有的四家主要对收费公路进行建设、管理的特殊法人)民营化等，主张对由政府主导的一些公共服务产业进行民营私有化改革。“圣域”指的是特殊法人、特殊会计等以往的改革难以触及的“禁区”。】的政府，突然又转而鼓吹起通胀目标论【通胀目标论：日本的通胀目标论指的是，为了防止“物价下跌经济不景气”交替出现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现象发生，由政府设定一个的物价上升率(通胀率)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政府会一直采取积极宽松的金融政策。】了，而在明治二三十年代，面对数次席卷而至的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萧条，当时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同样曾引发世人类似的争议。

《青渊回顾录》中，涩泽荣一在一篇题为《银根短绌时代与币制改革问题》的文章里，回顾了那个金融危机爆发的时代，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当时所持的意见及对政府政策的批判。

明治中期的金融危机始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一直持续到明治二十五年。西南战争时期，大隈重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此次危机正是这场通货膨胀的后遗症。明治十三年(1880)，大隈重信(时任大藏卿)大量发放不兑现纸币，使市场表面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却使本位货币白银与纸币间的比价出现了极大的偏差，造成物价飞涨。明治十四年政变后，继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紧急回收不兑现纸币，转而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一举措导致明治十五年起日本经济形势急剧下滑，经济活动基本陷入了停滞状态——这就是明治时期的第一次金融危机。

松方的这一措施使白银与纸币间的比价渐渐趋于等值，于是明治十八年，政府开始实施兑换制度，谋求币值稳定，同时随着银行利率的下调，经济形势再度好转。到了明治二十年(1887)，各行业愈发旺盛，掀起一阵投资热潮。明治二十二年（1889），股票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涨态势。

然而好景不长，明治二十二年秋季的大风洪水灾害【指十津川大水灾，这场水灾给当时日本奈良县吉野郡的十津川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当年的稻谷收成。为应对粮食不足，政府紧急进口粮食，产生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导致金融市场银根骤紧，形势一转，股价暴跌——这便是第二次金融危机。对当时银根短绌的状况，涩泽这样解释道：

简单来说，当时的状况可称为银根短绌。经济过热，导致仅有十分力的人却想使出十三分、十五分的力气来，从而使市场呈现出远超其实际经济水平的虚假繁荣，并引发一系列不良影响。这致使一些产业的生产经营中途停滞，也将为数不少的企业推至破产的边缘。

由于大阪方面的银根短绌状况尤其不容乐观，涩泽与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安田善次郎等人同赴大阪，共议应对措施。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采取“抵押品担保”这一权宜之策。

商议后，我们决定实行一项新措施，即抵押品担保制度。由日本银行开启融资通道，暂时缓解了当时的危急状况。

“抵押品担保”一词并不常见，一般的辞典中并没有收录，只有日本评论社昭和九年(1934)出版的《金融大辞典》中有详尽的说明。

据这本辞典的说法，明治二十三年经济危机时，《日本银行条例》针对贷款业务规定，日银主要办理“政府票据(债券)、汇票及其他的商业票据的贴现、收购”，及“以无记名政府公债或其他具有政府信用的证券为抵押，发放短期贷款或定期贷款”业务，不受理以不动产或股票为抵押的贷款请求。然而当时银根短绌的状况严峻，想要让各金融机构拿出可靠的商业票据或无记名公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涩泽等人使出的最后手段，实行“附担保品、抵押品的票据贴现制度”。这一制度在不抵触《日银条例》的情况下，使股票抵押贷款成为可能。

明治二十三年五月，日本银行下面的贸易银行开始签发本票，只要提供股票作为票据担保，便可进行票据贴现。这种手段虽然实质上仍属于股票抵押贷款，但形式上却是标准的票据贴现，而非贷款行为，因此可以算作没有与日银的条例发生抵触。有关方面首先确定了15种可以作为担保品的股票，开始了此类附担保票据的贴现业务。

不久，贴现担保抵押品的范围就扩大到各类债券、不动产、商品及书画古玩，《日本银行条例》也根据这种情况作了调整，抵押品担保制度正式确立。通过这一举措，金融界摆脱了危机，经济形势再度恢复上升势头。

然而，充分认识到日本经济脆弱性的涩泽仍然忧心不已。他担心，将来的日本可能还会走上通货膨胀的老路，他的担忧随着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并获得赔款而成为了现实。当时，主张稳健财政政策的大藏大臣松方希望能将这笔高达2亿两白银的赔款用于提前偿还军事公债，但他的主张与伊藤内阁的方针产生了冲突，松方因此辞职。代替他上台的是提倡积极财政政策的渡边国武，于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市场再次出现了不正常的景气。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大藏大臣渡边预想到将来日俄之间必有一战，于是编制了3亿多日元的军备扩充预算。这样一来，前大藏大臣松方的军事公债偿还计划不仅彻底搁浅，政府反而又增发了1亿日元的军事公债。另一方面，铁路和企业公债的发行额也高达1亿日元，因此，政府的财政负担最终增加到了2亿日元。

涩泽对这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感到忧心忡忡，他频频向各家报纸杂志投稿，发表对战后经营政策的看法：

对于今日经济的发展，我本希望政府能稍稍放缓步调。因为过于追求超高速发展，容易导致突发剧变。如果政府采取过于激进的积极政策，也很有可能会马失前蹄，这让人感到忧虑。虽然日本的工商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实力，但其发展的原动力仍主要依赖政府的指导和援助，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发展的。因此，工商业界事实上是借助政治力量的扶持培育才成长起来的，缺乏自由独立发展的能力。……然而，与中国的战事导致国家的军备扩张势在必行，这导致政府开始施行增加税收的方针，采取过于冒进的手段。这种情况下，一招不慎便会满盘皆输，这让我很是担心。

从上述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涩泽最为担心的是，本已因战争胜利带来的良好经济形势，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可能会出现失控，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经济泡沫，最终使经济陷入无法挽救的萧条之境。

但涩泽对松方正义提出的偿还军事公债的主张，也表现出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这一措施会导致过剩的资金流入市场，依然可能引起通货膨胀。

总而言之，涩泽认为，不论是发行军事公债还是偿还军事公债，如果政府一次性地将这笔资金全部投入市场，只会扰乱市场行情，引发通货膨胀及投机热，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那么，到底该如何合理利用这笔赔款呢？涩泽又对此有何见解呢？他认为，应该用这笔资金在伦敦市场购买和储备信用度高的外国公债，一旦将来经济危机再度发生，政府出台刺激经济复苏的积极政策之际，便可以此为资金来源。简单来说，这就相当于中了彩票之后，与其挖空心思想着如何花光奖金，不如存起来以应对不时之需。涩泽已经意识到，政府调控并不是掌控经济的“金手指”，政府出手干预经济可能招致市场混乱，完全起不到积极的作用。日本平成【平成：日本的年号。在昭和之后，直至现在。1989年为平成元年。】大萧条期间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正是政府过度干预一手造成的，反思此事我们可以发现，涩泽的想法是非常有价值的。

不过，涩泽主张的这一稳健型财政政策并没有得到采用。因为随着明治二十九年九月第二次松方内阁的诞生，松方一直以来坚持的金本位制被提上议程。

金本位制无益于国家

自明治四年(1871)《新货币条例》施行以来，日本的货币制度在法律上已确立为金银复本位制，但在事实上仍采取银本位制。

然而从明治初年到明治三十年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白银生产国增加，再加上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纷纷转为金本位制，全球白银对黄金的价格出现大幅下落，白银的保有价值降至之前的一半。这种银价暴跌现象从国际收支的角度上讲对日本是极为有利的，有助于大幅改善日本的财政收支状况。冈田俊平的《明治期通货论争史研究》一书中，解释了个中缘由。

银价下跌会导致银本位国对金本位国的出口额增加，同时抑制进口。这使东洋的银本位国家在与金本位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也有助于扩大贸易规模。尽管国际市场上金银比价变动，白银价格下跌，但我国国内白银的铸币平价【铸币平价：相当于今天的“外汇平价”。在金本位制下，各国规定货币的含金量，两国单位货币含金量之比称为铸币平价，它是决定汇率的基础。】仍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因此我国得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向金本位制的国家出口商品，我国对金本位国的出口额也随之增加。此外，虽然金本位国的物价有下落的趋势，但其下落幅度低于银价的降幅，因此我国从金本位国进口商品的进口成本相对较高，这也起到了抑制进口的效果。

简单来说就是，银本位制下的国际银价下落，恰与美元体制下的日元贬值有着异曲同工之效，二者都有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起到了改善国际收支、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作用。而这种效果正是人们自明治初年以来期盼已久的。

为此，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些人率先发声，强烈要求现在的日本继续实行银本位制。明治二十六年(1893)的货币制度调查会中，主张维持银本位的有7人，加上金银复本位派共达9人，而主张转变为金本位的只有6人。涩泽荣一也坚定地站在银本位维持派一边。他极力主张，银本位制对改善贸易收支、扶植国内产业是极为有利的，如果改为采用金本位制，日本的对外贸易会遭受极大的打击。在货币制度调查会报告中，涩泽这样写道：

试看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金银比价的变动恰恰保护了我国对金本位国的出口业，明治十一年我国对金本位国的出口额为16254万日元，而明治二十六年则增至58706万日元，增长率将近260%，且仍有继续上涨的空间。与之相对，明治十一年我国对金本位国的进口额为27233万日元，明治二十六年增至46779万日元，增长率仅为70%多。对金本位国出口商品价格下跌，来自金本位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正是原因所在。增进出口贸易，限制进口贸易，已然促进了我国工业的发展。此前许多需要从金本位国进口的商品，我国现在已可自产自销。现今，棉丝纺织业、丝织品、棉织品、洋纸【洋纸：旧时指从采用西方工艺制造，或自国外进口的纸张。】、火柴等商品的制造业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近年来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各类制造产业也不胜枚举。这也将促进学术应用领域的发展，并使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极大增加国家的收入来源。可以说，普通的经济领域受益颇丰。(转引自《明治通货论争史研究》)

那么，为什么在银本位维持派的呼声如此强烈的情况下，松方正义依然坚持己见，强行推行金本位制呢？

第一个原因在于，松方主张稳健的财政政策，视通货膨胀为虎狼。他认为，法定货币白银的疲软是造成物价上升的原因。即虽然进口额增长幅度很少，但进口自金本位国的高价商品仍会抬高国内的物价水平，这将使投机类企业更加活跃，并导致靠银行利息生活的人陷入贫困。

其次，日俄开战迫在眉睫，对于已经步入军备扩张路线的松方内阁来说，若想在欧美市场上征募公债，就必须采用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施行金本位制。也就是说，引进金本位制，与其说是为了完善国内的经济基础，倒不如说是在当时日本国内军事公债不足以供应军事支出的情况下，为了弥补这一缺口而谋求发行外债前的一种准备。

上述观点与主张“优秀的政治家是为了使一国的工商业繁荣发展，军人的存在是为工商业提供保护”的涩泽的理念背道而驰，也遭到了众多经济界人士的反对。然而，松方内阁还是于明治三十年(1897)春强行驳回了反对派的意见，并获得议会的通过，开始实施金本位制。

结果正如涩泽所料。这一制度使日本对中国贸易中的支柱产业——纺织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其影响也很快波及整个工商业界，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罔顾这样的局面，政府和日本银行为确立金本位制度，采取了优先维持黄金储备、限制民间贷款的措施，造成经济形势丝毫不见回复，萧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日俄开战。

然而，涩泽竟一改之前的态度，转而盛赞松方实行金本位制乃英明之举。

对于货币制度改革一事，我当时也认为时候未到，因而强烈反对。但事后经深思熟虑方才认识到，反对改革实乃我个人之短见。松方公力排众议，坚持推行货币制度改革，作出此等英明决断，令我对他的先见之明深感钦佩。其理由自是无需再三赘述，日俄战争乃是赌上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国难，而战争最为重要的前提即是军费。不管军队如何骁勇善战，一旦军费供应不足，便唯有败北一途。且日本的军费大部分依赖于外债，处境相当不利。若当时没有实行金本位制，没能确立今日的货币制度，战争的结果又将如何呢？想到此，便感到不寒而栗。

我们最好不要不假思索便跟着涩泽盛赞松方，相反，我们应该读出暗藏在这段文字中的讽刺意味。引入金本位制确实让日本得以发行外债，为日俄战争筹措到了大笔战争费用，但也正因如此，日俄战争后，日本仍然继续走军备扩张路线，但日本的产业界却因此长期陷入筹资难的窘境之中。金本位制的实行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成为阻碍涩泽描绘的圣西门主义式和平产业立国之路的两块拦路石。

暗杀未遂事件

如上所述，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原本对金本位制持反对意见的涩泽最终只得自嘲目光短浅。但在其他经济、产业界的争论当中，涩泽依据现实主义精神作出的推断，被此后的历史一一证实，无一落空。

然而，涩泽那深邃的洞察力，反而让他遭到某些特权者的怨恨，甚至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

明治二十五年(1892)十一月十一日，涩泽接到前大藏卿伊达宗城病危的消息，便离开位于兜町的家，前往探望。行至江户桥与四日市町大街交汇处时，两名持刀歹徒突然从左右两侧现身，挥刀向拉着双套马车的一匹马的腿部砍去。幸而车夫随机应变，忙扬鞭策马，驾车飞奔逃跑，涩泽只被玻璃碎片划伤了左手背，并无大碍。

在该事件发生数日之前，车夫就注意到有人在周边打探情况，案发当时也有巡警乘人力车护卫在马车左右，因此歹徒当即被逮捕。

涩泽在任东京市参事会会员期间曾提议，使用国外进口的水管来铺设东京市的自来水管道。涩泽认为，自来水管道这一类的产品需要精密的做工及严格的标准，而国内生产商对生产此类产品的经验尚不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他强烈建议使用外国产品。这成为此次暗杀事件的主要原因。

主张使用国产水管的一派中有人散布谣言说“涩泽是收受外国人贿赂、贬低国产商品的卖国贼”，这使涩泽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实际上，当时浜野茂和雨宫敬次郎【雨宫敬次郎(1846—1911)：日本明治时代的企业家、投资者、投机商人。对明治时代日本的铁路、铸铁、自来水等领域贡献较大。有“投机界魔王”之称。】两名实业家盯上了这项工程的订单，特意为此成立了一家管道公司，上述诽谤事件正是他们为了赶涩泽下台所策划的。

由于这场暗杀事件发生在这个敏感时期，导致社会舆论诸多揣测，众说纷纭。在征求了内务省土木局的意见后，政府最终决定采用国产自来水管道进行铺设。然而雨宫等人的东京铁管株式会社在正式开始生产后不久，便突发诸多问题。不出所料，因为日本国内水管制造技术尚不成熟，工厂不仅产出了大量的残次品，生产能力也远低于预期，到了交货期却无法按时交纳货品，铺设工程只能一再延期。明治二十八年(1895)十一月，一场令人震惊的内部检举事件更是让所有的问题骤然浮出了水面。

据说，铁管会社的董事趁夜深之际，暗中将检测不合格的铁管与合格的铁管调包，并篡改铁管的标识。他们还故意让水压测试器材出现错误，以欺瞒测试官。许多不合格铁管已被埋入地下，一旦通水，定将在多处并发破裂。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公司遭到多方责难，雨宫敬次郎、浜野茂、野吕景义等众多董事遭拘留，市议会议员中也有数人因与此事件关系密切而遭拘留。

这场自来水管道贪污案最终发展为那个时代最为臭名昭著的一大丑闻，但涩泽的清白也因此得到了证明，“卖国贼”的帽子被一举摘掉，他的远见卓识转而得到了多方赞扬。

我自始至终都未行任何亏心事，我提议使用外国制铁管的理由是光明磊落的，因此舆论对我的恶评，我本是毫不在意的。但仔细想想，坚持正确的意见，竟会引来暴徒的袭击，招致舆论的诽谤中伤，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颇具明治人风采的后话

该事件还有下文。

明治三十二年(1899)，袭击涩泽的歹徒之一刑满出狱。当年对这起杀人未遂案进行公审时，涩泽以证人的身份出庭，表示此二人受雇于他人，且只不过是向马腿挥刀而已，因此恳请法官能对二人从轻发落。但最终他的请求并没有被采纳，二人被判有罪，锒铛入狱，其中一人在服刑期间死于狱中，只有一人得以出狱。但刑满释放后，他并不为社会所接受，陷入贫困的悲惨境地。听闻此人的遭遇，涩泽主动给他送去了一些钱财，希望他能用这笔钱做点买卖谋生。此人羞愧不已，来向涩泽道谢，并打算向涩泽道出事件的真相。可话刚出口，涩泽就打断了他。涩泽告诉他：“那种陈年往事，就算我现在知道了也毫无用处，徒增不快而已。时至今日，旧事重提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只会给他人平添烦扰。因此，还望你三缄其口，莫再提起此事。”

据说，当时此人点头称是，并承诺今后将踏踏实实地工作，便回去了。

这正可谓是颇具明治时代风采的一段佳话。

第四十七回明治时代的Project X

【Project X：日本放送协会(NHK)2000年至2005年期间播出的一档纪录片《Project X：挑战者们》。该系列片主要记录了日本二战后几十年中，工业、文化等各行各业的无名挑战者克服重重困难，历经无数失败，构建起现代日本经济帝国的各种故事。此处借该节目名，指代涩泽等明治人的开拓拼搏精神。】

印有涩泽肖像的纸币

前不久我在韩国首尔旅行时来到了南大门附近的地下商店街。我向来热衷于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近来的目标是搜罗以世界各国领袖人物为主题的藏品。在旅行时，我会搜集那些印有曾被称颂为国民英雄的肖像胸章、画像。

但我踏遍了整个古玩市场，也没寻到半个印有李承晚【李承晚(1875—1965)：号雩南，原名李承龙，韩国首任总统，也是首届至第3届总统。】或朴正勋【朴正勋(1917—1979)：号中树。韩国第3任、第5至第9届总统，执政长达18年。】肖像的胸章或画像。正打算放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邮票或纸币上也许会有他们。于是我来到了位于南大门地下商店街的古邮票店和古币店，果然买到了印有二人肖像的邮票，但纸币还是遍寻不到。不过，那里的一张纸币上，却有一位意料之外的人物，那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涩泽荣一。我发现了一张印有他肖像的第一银行银行券。

这张“株式会社第一银行券”面额为10日元，正面右侧的椭圆形中印有涩泽的肖像照，面额以汉字表示，下方印有“可于韩国国内各支行兑换与该币面金额等额之日本货币”的日文字样，背面用韩文及英文印着相同的内容。

我虽很想买下，但面对古币店主给出的200万韩元(约20万日元)的售价，还是收起了念头。店主看到我前思后想犹豫不决的样子，似乎误以为我在怀疑纸币的真伪，便从里屋拿出了一张印有韩国纸币发行历史的宣传海报。海报上赫然写着，韩国历史上第一张纸币，正是这张印有涩泽肖像的第一银行银行券。

在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涩泽荣一借着纸币上的一幅肖像，成为韩国人最熟悉的日本人。

设立第一国立银行分行

明治十一年(1878)六月，涩泽在韩国釜山开设了第一国立银行分行。不过据《青渊回顾录》记载，涩泽在进军韩国＼朝鲜【明治三十年(1897)之前为李氏朝鲜，此后直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韩合并为止，为大韩帝国。——作者注】银行业之初，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打算。

明治十年一月，清政府为筹措平定军阀叛乱所需的军费，向日本政府提出了1千万日元的贷款请求。时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对该贷款产生了兴趣，于是便委任涩泽与三井物产的益田孝负责相关交涉事宜。涩泽受命与益田孝等人一同赴上海开展贷款合同的签订工作，然而由于清政府方面的一些事由，该合同未能签署。但从那时起，涩泽便产生了在清朝和朝鲜设立银行分支机构的想法。作为日本金融业的先驱者，他对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抱有旺盛的挑战精神。

明治十年秋，涩泽就自己这一想法请教时任日本政府外国顾问、英国帕尔斯银行的经理尚德时，尚德回答说，开展国内业务的银行与开展海外业务的外汇银行，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因此要顾及两个方面是非常困难的。

听了这番话，涩泽放弃了进军清朝，但仍然决定在朝鲜试验性地开设分行。明治八年(1875)的江华岛事件【江华岛事件：又称云扬号事件。指1875年日本云扬号等3艘军舰先后骚扰朝鲜釜山、江华岛一带的历史事件。它是朝日《江华条约》签订的导火索，最终迫使朝鲜打开了国门。】次年，日朝两国签署了《日朝修好条规》【《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是日本与朝鲜于1876年2月26日在朝鲜西海岸的江华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朝鲜打开了国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34年后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做了铺垫。】，条约中包含了在朝日本人在居留地中可通用日本货币的相关条款。所以政府方面尤其是井上馨，借此向涩泽提出了在朝鲜开设分行的要求。

在朝鲜开设分行之际，我们向内务省和大藏省提出了贷款申请，当时申请的金额许是三万，也许是五万，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五万吧。总之，我们以五年、每年六分的优惠利率贷入了这笔资金。凭借这笔资金，分行终得以建成，我们决定首先至少要让该分行维持五年。分行在朝鲜的业务与尚德的意见基本一致，经营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朝鲜却仍存在着诸多让人忧心的状况。直到明治十七年(1884)，朝鲜方面才终于将海关关税事务的管理工作全权交予我方处理。至此，第一银行在朝鲜的业务才得以全面展开。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国立银行进军朝鲜，与当时所谓的帝国主义野心毫无关系。勇于试水新领域的挑战精神，才是支撑这一事业的动力所在。涩泽只是单纯地想要尝试一下外汇银行这个崭新的领域而已。

因此，第一银行的业务虽然先后从釜山拓展到了京城(即首尔)、仁川、元山、镇南浦和平壤，但获利甚微。一时间，提议“暂停在韩业务方为上策”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此时，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爆发了，这就是明治二十七年(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

明治二十四五年前后，第一银行在朝鲜的业务前途未卜，也有人认为这项经营过于繁琐累赘，还是早些收手为好。然而明治二十七年爆发的日清战争（日方对甲午战争的称谓）对朝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朝诸产业借此机会获得很大发展，这种势头很快也影响到了银行业。

具体情况是：中日甲午战争使朝鲜半岛成为了战场，位于韩国的第一银行各分行也因此担任起了日本中央金库的角色，承担了军事经费的调配发放工作。明治二十六年（1893）下半年，银行的纯利润还仅为16万日元，而到了战后的明治二十八年(1895)下半年，这个数字已猛增至25万日元。

随着第一国立银行业绩的不断攀升，涩泽发挥的作用也脱离了单纯的经济领域，逐渐染上了政治性色彩。

随后，围绕着朝鲜/韩国国内铁路建设权的争端，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从圣西门主义视角出发看涩泽

甲午战争前夕，朝鲜爆发军事政变【即发生于1873年7月的“壬午事变”。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为一年多未领到军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的反感，于1882年7月聚众哗变。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推翻了闵妃外戚集团的统治，推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并诞生了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政权。他同日本签订了《日韩暂定合同条款》，条款中将京城—釜山铁路，以及京城—仁川铁路的建设权交给了日本。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俄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大，由闵氏一族主导的亲俄政权也应运而生，上述条款被撕毁。明治二十九年(1896)，京城—仁川铁路的建设权被交到了美国人莫尔斯的手中。虽然日方勉强留住了京城—釜山铁路的建设权，并召开了工程发起人大会，但由于甲午战争后的经济不景气，加上伊藤内阁担忧日俄关系恶化，对该工程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致使它陷入了停滞。

此外，韩国政府内部的亲日、亲俄、亲清势力之间争斗不断，不论是金融业方面还是铁路建设方面，韩国政府本身也不知到底该如何选择交易对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为此，涩泽也颇受了一番折腾，不得不将心思更多地花在驻韩第一银行的身上。明治三十一年(1898)四月，涩泽为视察情况而初访韩国。

到访韩国后我才发现，当地银行虽尚可勉强维持经营，但明治二十七年的大战后，露韩银行落成，京仁铁路的建设权也落入了美国人手中。种种景况着实让我深感失望。幸而此后露韩银行的经营状况稍稍陷入停滞，日本方面也未驻足不前，因此将来会如何，仍是个未知数。日本虽从美国人莫尔斯手里接回了京仁铁路的建设权，但我动身前往韩国视察时，该铁路的施工仍在美国人的控制下。其实无论是从国际关系上还是从民间经济的角度来看，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之邻邦，韩国陷入此等境地，实在让人深感痛心。我越来越感到，不能放任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不论是京仁铁路还是京釜铁路，我都希望能由日本人负责建造。即使为此竭尽全力，我也希望尽可能地为打开局面，略尽绵薄之力。

让我们回到铁路建设的问题上。正如前文中涩泽所回忆的，他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初访韩国，与前一年二月美国人莫尔斯提出将京仁铁路的建设权转让给日本一事，有着很大关系。因资金不足及施工困难等问题，莫尔斯通过大川平三郎，试探着提出将铁路建设权转让给涩泽。于是涩泽一边召集起京釜铁路的诸发起人，一边与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进行商谈，并最终与东京、横滨及大阪地区的诸位巨头共同制定了资金计划。

为此，我们一行人再次进行了磋商。虽然我们可能很难从投资中获得回报，但让该事业落入外国人之手，实为憾事。斥巨资虽有困难，但仍望各人少量出资，集众人之力，将此事业继续下去。不过这种情况下无法采取普通的公司制度，于是我们便想到了建立企业联合组织(辛迪加)的办法。在研究过海外的企业联合组织的相关章程后，我向众人征求了意见。最后，京釜铁路委员会的委员们虽没有全部参加，但还是有二三位表示出了加盟的意向。

明治三十年(1897)五月，涩泽等人终于以200万日元的条件，与莫尔斯签订了转让合同，但工程却始终不顺利。究其原因，首先，莫尔斯提出了诸如增加保证金等种种苛刻的要求，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而由于反感莫尔斯的态度，企业联合组织的成员们对该项目的态度也变得消极了起来。但莫尔斯提出的条件，非但丝毫不松口，反而威胁要将铁路建设权转让给法国的企业联合组织。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日本内阁上。由于难以摆脱恐俄思维，伊藤博文、井上馨内阁对政府贷款一事表现出了极为消极的态度。在《青渊回顾录》里回忆井上馨的部分中，涩泽这样写道：

因与外国间的摩擦不断加剧，伊藤先生对俄进军东洋的举动十分在意，他担心日本过于积极地干涉朝鲜事务，会损害到俄国对我国的印象。若成为对方眼中的好事者，事情将更难以处理。井上先生对此也十分赞同。他表示，在朝鲜时切不可摆出一副将朝鲜视为日本囊中之物的架势。……当时(注：京仁铁路项目时)适逢大隈先生任外务大臣，伊藤对该计划的进展深表担忧，井上等一批人也强烈反对。而山县【山县有朋(1838—1922)：陆军军人，政治家。曾两度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将、元帅、元老。日本陆军根基的缔造者，有“国军之父”、“日本军阀之祖”的称号。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桂【桂太郎(1848—1913)：日本武士、陆军军人、政治家。三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二任台湾省总督。也是明治元老井上馨的义子。】等人则表示支持。

在涩泽的不懈努力下，明治三十一年(1898)春，他终于成功地说服伊藤内阁出资80万日元，项目得以正式启动，涩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动身前往韩国视察的。

然而在这次视察中，涩泽发现莫尔斯指挥的工程存在重大缺陷，于是他决定对此前定下的“工程竣工后再交接”的条款进行重新探讨。明治三十二年(1899)一月，不待工程完工，他便提前正式签订了整体的交接合同。

此前(注：合同条款变更之前)，涩泽社长渡韩，亲自视察了莫尔斯负责的铁路工程，并注意到其经营方针存在着诸多不足，虐待奴役韩国劳工的现象也甚是严重。这不仅会给我公司未来的信用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也有悖于我国扶植朝鲜半岛之大义。对此我们深感，在我公司主持的工程中，必须断绝此种恶劣行为。任命足立为工程负责人，首先从改善韩国劳工的雇佣条件入手，希望能给予他们切实的利益，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安心投入工作。足立负责人完全领会了这一宗旨，工作人员们都安心各尽其职，之前的恶劣风气一扫而净。

涩泽对莫尔斯主导下的施工状况深表愤慨，并要求改善劳工的待遇。因此，莫尔斯于明治三十一年十月提议道，既然如此，不如就直接将工程全权移交给日方。涩泽趁机要求将200万日元的合同金额降至180万日元，并重新签订了合同。明治三十二年五月，企业联合组织重组为京仁铁道合资会社，并由涩泽任取缔役社长。

就这样，京仁铁路的建设完全脱离了莫尔斯的掌控，该工程也成了首个正式由日方人员开发建设的海外工程项目。因仁川与京城之间的汉江大桥建设颇耗费工夫，所以仁川至汉江段铁路先行开通，它的运营状况好得出人意料。明治三十三年七月，铁路终于全线贯通，涩泽出席了通车仪式。虽然他曾经手诸多事业，但此时此刻，涩泽的内心想必仍是感慨万千。

里程虽仅26英里，耗资250万日元，仅相当于我国的一小段铁路。但两年来，我国人努力经营，不借助他国之力，在外国的土地上成功铺设起了这条完整的铁路，为韩国的交通和贸易往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铁路搭载着外国乘客通行无阻，我等日本人也可乘此自由往来。见到此情此景，除有感于物质上的成功之外，一种豪迈的喜悦之情也不由在我脑海中澎湃。我深感，此种喜悦之情不仅仅属于共事此业的诸位同伴，也应当属于全体日本人。

明治初年时，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全部依赖外国技术，而仅仅三十年后，在国外的土地上，完全靠着日本人的力量，成功铺筑起了一段铁路。这种进步对涩泽等明治人而言，必然令他们感慨万千。

在京仁铁路的通车仪式上，涩泽为这段短短的铁路奉上了让人觉得夸大其词的盛大祝辞，这其中必定包含着他对未来即将动工的京釜铁路的筹资活动能顺利进行的殷切期望。

被官方介入的京釜铁路建设

连接京城与釜山的京釜铁路总长300英里，建设所需资金预计为京仁铁路的10倍，高达2500万日元，工程量十分巨大。也正因如此，之前投资京仁铁路建设的资本家们纷纷打起了退堂鼓。相反，对俄强硬的陆军成员，尤其是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人，却对京釜铁路的建设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们预见到日俄必然开战，必须保障战时的补给路线，因此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二月，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尽早建成韩国京釜铁路之建议》并获得通过，然而经济界对此却无动于衷。

虽然政治需求上希望该工程能尽早完成，但商界却毫无涉足其中的意向。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家们目前无从得知能否从该项目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则因该事业刚刚起步，今后的发展可能将困难重重，让人不由得滋生诸多顾虑。

那么，涩泽本人对京釜铁路又抱有怎样的想法呢？他积极地支持该铁路的建设，但他思考的角度却和那些对俄强硬派完全不同。他认为，如果这条纵贯韩国粮食产区的铁路干线能够开通，将不仅有助于韩国经济的发展，也会让日本在对韩贸易中获益匪浅。

韩国属纯农业国，国内其他商品需大量从日本进口。降低农产品在韩国市场的售价，韩国的国内资产便会增加。而韩国资产增多，日本商品在韩销量也会随之大大提升，这就是其中的利益所在。这种优越条件是日本独有的，也是他国所不具备的。……降低农产品售价的手段，自然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即便是毫无经济头脑的人，也断不会对这个结论产生疑义。

涩泽的见解正是他在法国接触并铭记于心的圣西门主义流通(circula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不断完善基础建设，使货币、人和商品三者间达到一个流畅循环的状态，才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向社会供应更多、更为优秀的产品，从而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涩泽认为，形成这个循环最不可或缺的便是银行和铁路，二者将成为拉动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一对车轮。

然而无奈的是，在对韩投资一事上，日本经济界的态度始终冷淡。无奈之下，涩泽只能借助山县、桂等人的军事目的，希望寻求政府的援助和补贴。

涩泽当时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不以适用于日本国内铁路建设的商法条规来限制此次计划，并拿出总资本金的1/5用于成立公司；第二，增加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度，将发行额上限放宽至2000万日元；第三，公司股票价格确定后，政府将以3分的利率继续为其提供贷款。

通过与山县的交涉，涩泽成功说服他接受了全部条件。明治三十四年(1901)六月，京釜铁道株式会社成立，由涩泽亲任取缔役会长。

公司虽已起步，但伊藤、井上一方的反对意见依然十分强烈，资金筹集陷入了意料之外的窘境，工程始终没有太大的进展。

这次，又是战争使全部的难题迎刃而解。

那年盛夏(注：明治三十六年八月)，我正在犬吠崎避暑，井上发来一份电报，上书“事关国家大事速归”，将我召回了东京。

回京后井上对我说：“日俄关系愈趋紧张，韩国的铁路工程进展得如何了？必须尽早完工才行，这么拖拖拉拉下去可不成!”

我答道：“这般自说自话，我也很是难办啊。当年我们辛苦始建公司时，您不是还大唱反调来着？”

听到我的责难，他又说：“莫讲那些大道理了，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回答道：“若有足够的资金自然没问题，但目前资金不足，我也无能为力。”于是靠着井上的筹措，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京釜铁道进行重组，新公司的社长一职由古市公威君担任。

明治三十六年(1903)，日本政府发布紧急敕令，要求迅速建成京釜铁路，并提供补助金175万日元，还为公司发行的1000万日元的公司债券提供了担保，同时要求改组公司董事会。为备战日俄战争，京釜铁路被正式划为军事专用铁路。随着这种种变故，涩泽由社长转任理事，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了。明治三十九年，京釜铁路被政府收购，转为国有。涩泽最为厌恶的“官”的介入，让他煞费苦心希望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京釜铁路，最终还是走向了与他最初的期待迥然不同的命运。

独力发行银行券

驻韩第一银行的命运也与前文中的京釜铁路如出一辙。

打入韩国市场的第一银行，在京仁铁路开通(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之后也经历了种种磨难，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韩国政府打算与美国人签订价值500万日元的贷款合同一事上说起。得到这个消息后，涩泽深感忧虑，他与任职韩国税务总司外国顾问的英国人布朗展开交涉，希望这笔贷款能交由第一银行发放，并就此事达成了协议。然而由于韩国内阁更迭，韩国政府官员认为此事是外国顾问的独断专行，协议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谈判也难以进行下去了。于是日方又提出以海关关税为抵押，贷给韩国政府300万日元，但同时作为补偿，获得在韩国境内发行银行券的特权，可惜这一尝试也因韩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力量无疾而终。

于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涩泽决定不借助韩国政府的帮助，独力发行银行券。

这种让人束手无策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治三十四年。是年，我决定由我行独立发行见票即付式商业汇票(即期票据)【见票即付式商业汇票：指以银行信用为担保的信用货币(银行券)，也是一种“可兑现纸币”，可随时兑换本位货币(金本位制下的本位货币为黄金)，而现代的纸币基本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不换纸币”，不能实现与重金属的直接兑换。】，以期助韩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同年，经大藏省批准，银行券正式发行。

按照此处涩泽的记述，在韩国发行第一银行银行券的时间是明治三十四年，但历史上实际的发行时间其实是第二年八月，《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六卷“驻韩第一银行”条目中记载，“明治三十五年八月，该行银行券于韩国正式发行。当月以京城为中心爆发了抗议运动，欲阻碍银行券的顺利流通。直至次年七月，运动才趋于平静”。

这场抗议活动正是对涩泽不经韩国政府许可私自发行银行券的报复，持券者在短时间内同时要求将所持银行券兑换为黄金，企图引发挤兑混乱。不过幸好银行券并未大量发行，第一银行也因此勉强挺过了这个难关。但黄金运至韩国需要花费一段时日，因此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涩泽感慨道：“颇为担心(黄金的)运输能否赶得及。”

就这样，由第一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开始在韩国境内顺利流通。然而明治三十七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第一银行也被指定为负责处理日本政府金库事务及军用切符【军用切符：日军的早期军票。】发行事务的机关。次年，大藏省主税局局长目贺田种太郎就任韩国政府财政顾问，他指定第一银行为韩国的中央金融机构。

此时恰逢涩泽大病初愈，他对此事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果然，他的预感成为了现实。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一月，作为日韩合并的一环，韩国境内的第一银行分行全部被并入韩国银行旗下。

这样一来，涩泽梦想以“民”之力为主导，帮助韩国实现圣西门主义式近代化的努力，不仅在铁路方面付诸东流，连在金融方面，也最终全部被“官”吸收了。

这张印有涩泽荣一肖像画的第一银行银行券，在今天依然让众多的收藏家趋之若鹜。或许这是因为从这张纸币上，可以感受到一位明治人的“徒劳之美”【出自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逆行·盗贼》。】吧？

第六章在民间外交中展现高超手腕

第四十九回在美国，返回原点

年逾花甲仍不退休

涩泽荣一出生于天保十一年(1840)二月十三日，1900年时他已六十高龄。按照当时普遍的年龄计算方法(虚岁)，他在前一年就已迎来了花甲之寿，为庆祝涩泽六十大寿，当年举办了盛大的庆典活动。

遥想庆应三年(1867)随德川昭武出访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涩泽年仅二十八岁。此后他在巴黎接到幕府倒台的消息返回日本，并随德川庆喜辗转至静冈。明治二年(1869)，他情非得已地出仕明治政府，四年之后终因仕宦之路有违本意而辞官，投身于实业界。自那时起，他便以一己之力支撑着日本的工商业近30年，不知不觉已年逾花甲。

孜孜不倦经营三十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觉间已走过了六十个春秋。古人云：“事多岁月促”，确是感同身受。

于花甲之年，回首自己那跌宕多舛的命运，与许多明治人一样，涩泽无疑也有着强烈的“以一身经两世”【出自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序言。】之感。日本的实业界已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涩泽此时遵循自古以来的风俗于花甲之年退休，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怀着这种想法反观日本实业界之现状，他心中的自省之念却越加强烈——自己的使命真的已经达成了吗？

然而我国当时的工商业动辄为各种政治目的所胁，商业道德也日渐颓败。

正如前文提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工商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政府视工商业为政治道具，无视“富国强兵”之“富国”而一味追求“强兵”的政策，让涩泽难以坐视不理。这段时间涩泽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所指的，几乎都是日本政府因在中国的形势恶化而备战日俄战争，罔顾“富国”而采取极端“强兵”路线的姿态。因此对于涩泽的下面这段话，我们绝对不能理解成他是以“强兵”为目的而献身于“富国”事业的。

不仅我邻邦之形势日益危急，对我国工商业界影响之大，也无可估量。值此多事之秋，我不可只图一人之安逸，逃避国家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因此，我决心继续投身于经营商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就是说，年逾花甲的涩泽之所以会收起退隐之念，是因为他想到，如果经济界中少了自己坐镇，政府的军事扩张路线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导致滥发国债，使日本的工商业遭受致命的打击。对于涩泽而言，“国家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就是一场阻止国家财政因备战而继续畸形发展的“战斗”。

明治三十三年(1900)五月，年逾花甲的涩泽在被授予男爵爵位时，曾颇为犹豫，他不确定授爵一事究竟能否对自己主张的增强“民”力的“战斗”起到积极作用。

政治服务于实业，实业为主，政治为次。以实业为工具，替政治谋取经济利益，再将所得用于政治扩张，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念，绝不可能推动日本繁荣发展。因此，我将自己过去的从政经历全部抛诸脑后，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工商业，无意插手政界之事，不愿与之有任何瓜葛。

在我的观念中，我没有理由被授予、也不应接受任何政治上的荣誉。我清楚，在日本现今的制度下，勋章、爵位等均属政治荣誉而非工商业之荣誉，所以这30年来，我一直尽力避免参与到工商业之外的事情中，授爵一事可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拜受此恩典时颇为犹豫，不明此等隆恩缘何渥泽于我。以一介布衣之身被赐予爵位，着实令我深感意外，诚惶诚恐。

可见，对于财经界一把手的涩泽来说，他最为忧虑的是，自己接受爵位一事可能给舆论带来一种“民”屈从于“官”的印象。这不仅关系到涩泽个人的理念，也关系到“民”的自尊心，因此涩泽在这一点上异常地顽固。明治二年(1869)德川庆喜命涩泽出仕明治政府时，涩泽便曾以庆喜的命令不合理为由，直接登门向庆喜表示强烈抗议。面对无理的命令，即便这命令来自上位者，也断不会乖乖遵从——这就是涩泽荣一。

不过无论提出授爵的人打的是什么算盘，从形式上讲，这是明治天皇的旨意，至少对外是无法回绝的。

然而涩泽心中却始终对此事存有疑虑。明治三十三年五月三日，东京府的一些工商业者为涩泽举办了“涩泽荣一氏授爵庆祝会”。庆祝会上，加藤正义的贺词终于让涩泽为自己接受爵位找到了正当的理由。

男爵涩泽荣一君，我深以为，阁下此番蒙恩受封爵位，不仅是阁下一人之光荣，亦是我邦工商业界一大荣耀!

这番话打消了涩泽的疑虑。按照这番解释，领受爵位并非“民”屈服于“官”，而是“官”承认了“民”的力量。

方才听闻加藤君的一席祝辞，余方才察觉，此次授爵贺宴并非仅为庆贺余一人之荣耀。叙爵一事意味着工商业地位与信用的提高，所以此次贺宴也是为整个工商业界庆祝。能出席贺宴，拜受诸君之祝贺，余不胜满足，喜悦至极。

不仅如此，涩泽还将叙爵这一“官”采取的怀柔政策，解释为天皇对“民”的激励，甚至有意夸张地解释为这是“民”高于“官”的“天命”。也就是说，他反过来利用这一怀柔政策，更鲜明地站在了与“政治”对抗的立场上。让我们来继续品读他的这段致辞：

余斗胆以臣子之心妄揣圣意，私以为此次授予不肖荣一以男爵之位，乃是天皇陛下为提升我工商业的地位与信用所降之恩命，翼借此机会，助我工商业与欧美列国比肩抗衡。此乃圣意之所在也。

涩泽从自己解读出的“助我工商业与欧美列国比肩抗衡之圣意”、“为提升工商业的地位与信用所降之恩命”出发，决意奉献出余下的人生以实现这“圣意”与“恩命”。

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两年之后(1902)五月至十月期间远赴欧美的一次考察活动。涩泽本人称这次旅行为“欧美漫游”，并表示“此次出行并无特殊目的”，但事实上，这就是一次以“助我工商业与欧美列国比肩抗衡”为目的、一探对手虚实的实地调查。

美国——支持民力之体系

名义上，涩泽这次欧美考察是受全国工商会议所委托，考察目的是“将我国工商业界的真实面貌完整地展示给欧美诸国，以加深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过，涩泽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找到促进日本工商业独立理性发展的方法。

为此，涩泽选择了一条与昔日的旅途相反的路线。他探访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在工商业的独立理性发展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美国。

五月十五日，涩泽在夫人兼子的陪同下登上亚米利加丸号客轮，从横滨踏上旅途。历经30天的航行，他们抵达了旧金山。在拜访过当地商会会长纽霍尔之后，涩泽即刻动身乘火车横跨洛基山脉，经丹佛市到达芝加哥。他先后到访了尼亚加拉的水电站、匹兹堡的钢铁厂、费城的火车制造厂、波士顿的棉纺织工厂、帕特森的丝织品厂、纽约的卷烟厂等地，并对这些企业进行了事无巨细地考察。这段经历让涩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当时的所见所闻令我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有识之士济济一堂，整个社会都在全力发展实业。而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各个人种的人聚集于这个国家，成为一国之民，毫无嫌隙，不同种族的人在这里抱成团，但又并非简单地抱成团，而是和谐地融为一体，即亚米利加化。他们为了产业的发展，为了国家的进步，为了向他国进行经济扩张，共同谋划，彼此协作。

不同种族的人非但没有四分五裂，反而相互融合，形成了无比旺盛的民力，使产业由下至上蓬勃地发展——这就是涩泽在1902年的美国亲眼目睹的情景。与欠缺民力主导、让涩泽为之焦虑不已的日本相比，美国呈现出一副截然相反的景象。

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种体系支撑着美国旺盛的民力呢？涩泽又可曾探出个究竟？他认为，是“流通思想”的支撑。铁路等交通网络实现了以最少的人力、最合理的方式，管理这片广阔而肥沃的大地上蕴藏的丰饶物产，促使它们流通。这是他在经由丹佛前往芝加哥的旅途中，透过车窗眺望着广漠苍茫的大地想到的。

我本是农家出身，土质肥沃与否还是一眼就辨别得出的。从野草的生长状况来看，此处的土质极为丰沃。……地极广且人至稀，因此可采取大规模农场式简单耕作，物流方面利用铁路即可。而日本农业中铁路的利用情况，至少据我所见所闻仍十分稀少。但我以为，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路其实是十分有必要的。……当然，美国的商业与工业也十分发达，但即使我们这些匆匆路过的旅客也很快注意到，农业才是一切蓬勃发展的原动力。芝加哥这个城市之所以会如此繁荣兴盛，正因为它是农产品集散的枢纽。

这让我们回忆起涩泽初次远渡重洋来到法国时，令他惊叹不已的圣西门主义思想，便是以流通(circulation)为核心的——通过成立银行、股份公司，修筑铁路，举办世界博览会，促使金钱、产品和人之间的循环。因此涩泽到访美国，见识到当地农产品的流通方式后，其实已经回归了自己理念形成的原点，重新认识到了流通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工商业的自主理性发展，离不开合理且高效率的流通。

在访问各地工厂的过程中，涩泽也进行了同样细致入微的观察。

工厂所设办公室甚小，员工亦极少，而厂房规模却十分大，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到意外。

这种情况与日本正相反，办公部门规模庞大而厂房规模小是日本的常态。这意味着工厂担负管理职能的部分过于臃肿，所采取的流通、管理手段也极不合理。

由卡内基创立的位于霍姆斯蒂德的钢铁厂正是美国式工厂的典型。仅仅接待涩泽一行六人，工厂的办公室就已经无处可坐了，其中三人只能站着讲话，而且负责办公室管理工作的竟然是一些青年人。与此相对的，则是令人震惊的庞大厂区。

对此，涩泽总结认为，办公室华丽气派、工厂却简陋寒酸的日本企业，“尽是皮与核，瓤却空空如也”；而办公室甚小工厂却庞大的美国企业，“就如皮薄肉厚、内容丰富、怎么吃也吃不尽的水果一般，而且这水果甚是甜美可口”。

在城市商业方面，美国在资金流通与物流体系上取得的进步也令人瞠目结舌。

我们访问了纽约，考察了当地的商业状况，从保险业的发展到铁路建设、海运业、陆运业，方方面面均十分发达，实力已然超越了英国与整个欧洲大陆。

涩泽的另一个考察目标是美国各大城市的商会。令他惊讶的是，这些商会处理各类事务的过程也简化到了极致，尽可能地减少了所需的劳动力。总体来看，美国社会的所有机构都贯彻着一种效率化观念，即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以最少的人数负责管理、流通和经营工作，通过这种手段节省下来的资源则源源不断地向着全国各地奔流而去。

不过，涩泽在考察美国的现状并对其工商业的自主经营及合理性赞叹不已的同时，也敏锐地发觉，美国的迅猛发展在将来可能会对日本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并为之深感忧虑。

美国一贯主张在实行彻底的保护政策的同时，保持对外扩张之念，其对东洋尤为关注。因此我认为，我国将来应多加注意，美国针对东洋会有何动作。

通过合理流通而生产力大增的美国，国内市场消费力终将达到饱和。因此，它终有一天会横跨大海进军东洋，与日本展开竞争。早在那个时候，涩泽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苗头。

也正因为如此，涩泽才会努力与美国各地商会会长及政府官员建立起深厚的关系吧？此处尤其要提到纽约商会的查尔斯·史密斯。此人早先访问日本之际，涩泽曾举办游园会款待他和其他成员，而这次史密斯也设宴为涩泽一行人接风。席间，涩泽结识了美国前财务部部长盖奇、前内政部部长布利斯、前纽约市市长瑟斯·劳、部分银行业者、保险业者、信托投资银行业者及商会诸多成员。六月十六日，涩泽一行到访华盛顿，谒见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并与国务卿及财政部部长举行了会谈。明治末年到大正年间，涩泽为寻求解决日美间危机的有效途径做了诸多尝试，展开多次民间外交，这次美国之行正是他努力的开端。

英国——财富与资本的积累尚存

同年七月，涩泽告别纽约前往伦敦。到达伦敦后，他四处探访并仔细考察了英国各城市的工商业状况。但他所目睹的英国工商业现状与美国相比，明显活力不足，死气沉沉。曾经让人惊叹的大英帝国的雄姿已荡然无存，英国的工商产业依然采用着陈旧传统的设备和保守的经营管理手段，丝毫不见进步。

事业全然不见明显的发展，处于一种安于陈旧落后的状态。

与美国相比，英国企业的管理层以高龄者居多，其中不乏态度傲慢之士。

与他国人士会面时，他们即刻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看向我们的目光似乎也满含“就凭你也会做生意？”“就凭你也能办银行？”的轻蔑态度。

英国工商业的停滞不振在陈旧落后的港口设备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世界明明已经进入了万吨以上级大型轮船的时代，英国却没有一座可以停靠该级别轮船的港口。

虽然英国国内产业萧条不振，但以前积累的财富与资本却依然健在，这些寻求投资对象的资本正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其他国家。相对而言，美国的资本配置仍主要集中于国内投资，因此表面上，伦敦仍然略胜纽约一筹，占据着世界头号金融中心的位置。涩泽得出结论：日本如欲发行外债，金玉其外的伦敦是最佳目标。

总而言之，对日本的情况最为了解的仍属英国。因此日本若要寻求资本提供方，以英国为目标便是捷径。而且看起来，英国人中有不少有出借资本的想法。

同年一月，英日同盟【英日同盟：英国和日本为维护各自在中国与朝鲜的利益而结成的互助同盟，旨在反对俄国在远东扩张。缔结于1902年1月30日，于1921年12月13日宣告终止。】缔结，这既是一个对俄政治同盟，也是一个资本同盟。借此，日本从伦敦的外债市场中筹措到了支持日俄战争的大半军费。

德国——令人瞠目结舌的繁荣

告别英国后，涩泽又访问了比利时。但最令他惊叹不已的是比利时的下一站——德国。当年涩泽随德川昭武漫游欧洲时，普法战争尚未开战，德意志(德意志帝国)这个国家也尚不存在，因此这个新兴国家的发展状况，格外吸引涩泽的关注。

随后我们来到了德国。继美国之后，德国工商业之盛景再次令我震惊。世界大国之中最为繁荣强盛且诸方面发展完备顺利的，当属美国与德国。

这还仅仅是涩泽看到汉堡港的繁荣景象时发出的感慨。在参观过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克虏伯家族：起步于德国埃森市，主要从事钢铁、军火制造业，其家族企业克虏伯公司曾为欧洲最大的企业，生产的克虏伯大炮曾帮助俾斯麦在19世纪中叶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法国。】工厂之后，涩泽进一步被克虏伯三世的经营手腕所折服。不仅是因为工厂在24000名工人的劳作下高效运作，还因为工厂提供给工人的完备的福利设施及住宅等。

该镇既有寺庙与学校，也有俱乐部与医院。当我们问及为何设施会如此完备时，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不为所有职工提供安适的居住环境，就有爆发罢工的可能，因此克虏伯家族从老一辈起就坚持采用这种管理方法。

这种经营者主动关注员工的福利保障以防止劳资对立的做法，又叫做父爱主义(paternalism)【父爱主义：又称家长主义，指的是一个指导者(“父亲”)代表其他人(“妻子”或“孩子”)替他们作出“为他们好的”决策，即便这样的决策违背他们的愿望。与其相对的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它其实兴起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发起人是拿破仑三世和一些圣西门主义者，这一理念后来被克虏伯等人引入德国。由此看来，涩泽又在不知不觉中返回了自己的原点。

重新审视日本“民”之弱

那么法国——这个当年涩泽接受并学习圣西门主义的国家，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离开汉堡，涩泽等人先返回伦敦，又于同年九月从伦敦前往法国。重返法兰西，涩泽发出这样的感慨：

三十余年前我曾旅居巴黎半年，因此对巴黎的大街小巷林林总总尚有印象。但与三十年前相比，法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时交通工具还全部依靠马匹，而如今已变为电气化铁路；其次，拿破仑政权鼎盛时期那颇为豪华气派的杜伊勒里宫已在1870年的战乱中付之一炬，如今已被改造为庭院。政府倾力建设的国宝、当今巴黎最负盛名的建筑物大剧院【即巴黎歌剧院。】，在我昔日旅居此地时尚在建设之中，而今已完美竣工，因此我也有幸观赏了其中上演的戏剧。

然而访法期间最令涩泽惊讶的，却是与里昂信贷银行经理热尔曼的会谈中所听到的，对方根据统计数据对各国财政所做的分析。此前涩泽注意到，日本发售的公债在英国热销，然而在法国却无人问津，涩泽对此不明就里，便向热尔曼请教。热尔曼回答：“不持有日本国债是理所当然的，看过日本的财政状况便知。”

听闻涩泽曾旅居巴黎，热尔曼毫无保留地就此事与涩泽进行了一番畅谈。针对日本的经济财政状况，他指出：“日本经济界所取得的进步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但它在财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却让人震惊。首先，甲午战争后日本得到了清政府高达5亿日元的巨额赔款，可这笔巨款竟在短短几年间就被挥霍一空。无论从金额多寡还是使用时间长短来看，整个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用尽如此巨额的资金。”

热尔曼的看法，与主张保存赔款以备不时之需、而非将其用于建议金本位制及扩张军备的涩泽的意见不谋而合。因此涩泽立即拜服于对方的分析力，只想点头称是。不过涩泽在某种意义上是平民大使，有维护日本权益的义务，处于这一立场，他只能反驳说日本的财政并没有发生旁人眼中那般严重的问题。但其实他非常清楚，对方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或许正是由于这件事，此次旅行给他留下了与当年的访问截然相反的印象。当年出行之前，涩泽将欧美人视为蛮夷，但在旅途中，他的这种态度却渐渐软化，生出了“唯因难以胜之，唯有师之”的想法。反观此次，随着旅行中他与欧美人接触的深入，他的愤慨之心竟越来越强烈。

此次旅途之中，(我的)愤慨之念与日俱增。从美国至英国，游历之地越多，这种念头也就愈加强烈，以致完全丧失了游兴，最终慷慨悲愤之念满腔，败兴而归，与昔日之行截然相反。

对这段话，我们应该做何理解呢？涩泽如同横光利一【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小说家、诗人。师从菊池宽，与川端康成等同属“新感觉派”作家，代表作有《蝇》、《太阳》等。他曾于1936年旅居欧洲半年，并于次年开始创作《旅愁》。】在《旅愁》中一般，不分青红皂白地蔑视欧美人，所以作出了返回日本的决定吗？

恐怕理由恰恰相反。这次考察让他看到，日本与欧美之间国力上的差距已不像过去那样不可逾越，但这种变化反而让涩泽更加强烈地认识到，日本的工商业仍然只是政治的奴隶，企业家们也缺乏应有的自觉性。欧美人并不拥有更加高尚的人格，但他们能做到的事，日本人却无能为力，他对这样的现象感到愤懑不已。

我的愤慨之心并非仅仅针对眼前之事，而是关乎(国家)整体。因此我尽力不让自己的愤慨之心被消磨，并决心将这一腔愤慨化作热情，将其投诸将来日本进步和扩张的大计之中。

这次旅行让涩泽进一步认识到了日本之“民”中根深蒂固的奴性，让他感慨“内心之懊恼，难以言喻”。

第五十回民间外交如胶似漆

来自明治天皇的慰问

欧美考察之行归来的翌年，也就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的九月，涩泽身染流感，不时为发热所扰。可恰在此时，日俄关系风云突变，朝鲜京城—釜山铁路的建设也出现了问题。因此纵使疾病缠身，涩泽也难以安心静养，尚未痊愈便匆匆重返工作。也许是这种做法影响了健康，十一月时，流感并发了中耳炎。在抗生素尚未诞生的那个时代，中耳炎是极为危险的疾病。除了耳鼻喉科的贺古博士外，佐藤三吉博士和贝尔兹博士等名医一起为涩泽进行了会诊，幸运的是，他的病情在免于开刀的情况下渐渐好转，不过这场大病还是严重地消耗了他的体力，同时让他的胃肠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医生们建议他搬至气候温暖的地方进行疗养。

明治三十七年(1904)春，涩泽转至国府津静养。但在那里安顿下来之后，他仍时有发热症状。主治医师高木兼宽博士在诊断涩泽的病情后，发现他的肺部有浊音，恐有肺炎潜伏。考虑到天气已转暖，高木博士便建议涩泽返回东京疗养。四月二十四日，涩泽回到了位于东京王子的家中。

返京后不久，我便发起了高烧。正如高木博士诊断的一样，潜伏的肺炎发作，一时间病情危笃，幸有高木博士、土屋学士等每日悉心治疗。在药物的作用下，我的病情渐渐好转，可以慢慢从床上坐起远眺庭院，也能稍许啜些粥食了。

就这样，涩泽总算是熬过了危险期。六月九日，明治天皇差人送来点心礼盒表示慰问。涩泽知道后感激涕零，直道：“天皇陛下竟对我工商业界如此挂心!”并“即起床着礼服，毕恭毕敬拜受之”，并向亲属和家人吟诵了一段诗，以表谢意：“只道是发于陋室之嗫嗫呻吟，不想已为云霄上之人听去也。”

拜受明治天皇赠予的慰问品时，涩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为“我工商业界”一抒感激之情，这就是涩泽此人的风格啊。

辞去大部分职务，倾力于外交事业

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一场大病后，涩泽辞去了自己担任的80余个相关企事业职务中约一半的职位。五年后迎来古稀之寿时，他又借机卸去了除第一银行、东京储蓄银行、东京银行集会所、东京银行俱乐部以及与教育、慈善相关团体之外的所有职务。其实这五年间，涩泽因为一些不得已的理由又陆陆续续接手了一些相关企业、团体的职务，所任职务再次增加到80余个，但这一次他终于全部辞去了。

这次自实业界隐退之际，涩泽回首往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参与到如此多样的事业中，并给出了如下的理由：

明治六年(1973)我建立了(第一)银行。但当时的守旧派商人认为它很快就会破产，冷眼相待，新旧思想迟迟难以融合。

我为此十分困扰，深感这是新旧思想间的战斗。……仅仅兢兢业业地经营一己之事业，是无法填平新旧间的沟壑的。因此，我只有积极参与其中，方能促进变革。如果新思想影响下兴起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那么守旧者终将注意到前景之所在，转而开始学习我们的做法吧？……虽欲招才纳贤，但资本不足，自然无以支付丰厚的报酬，因此只有依靠发展合本法筹资，才能拿出丰厚的报酬，招揽德才兼备之士，以助我们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因此，合本法是让企业发展壮大的唯一途径——普及这种思想正是我唯一的目的。这种思想是我的一贯主张，因此我必须努力将其普及开来。为此，如欲以改革主义战胜守旧主义，仅靠一家银行则力不从心。我必须涉足诸多事业，并在其中大展拳脚才行。

明治六年涩泽退出政坛并创立第一国立银行时，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起自己在法国目睹到的、官(政治家)与民(工商业者)没有阶级差的社会。为此，他必须亲身示范，努力改造工商业者的意识，并证明工商业者才是社会的核心，这就是涩泽主张的“新思想”。

然而实际上，工商业者中赞同这种“新思想”的人寥寥无几，大多尽是些大唱反调的“守旧者”。因此，涩泽要将新思想发扬光大，就要筹集资本，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才能扭转那些“守旧者”的想法，同时也能将那些一直抱着“唯有为‘官’方能扬名立万”想法的贤才吸引进新的工商业界中。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涩泽得出的结论是，单单依靠银行(或者仅以银行为中心)是不行的，必须将“合本法”——即股份公司制度，普及到各种领域才行。也就是说，将股份制推广至整个工商产业的各个领域，是取得“新旧思想之战”胜利的一个革命性方法论。涩泽之所以会参与800余家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正是出于这种革命家的战略意识，而这也正是涩泽在法国时不知不觉已铭刻于心的圣西门主义思想的体现。

我以为，必须自己从事那些能够发展社会的制造产业，且必须与银行事业建立较好的联系才行，这也是当下之要务。就这样，我参与的工作越来越多了。

那么，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关键时期，涩泽却决定从自己参与的全部事业中隐退，理由究竟何在呢？

其一，他认为日本的工商业已臻成熟。

与此前的时代相比，诸项事业均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完全具备独立发展之能力。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也许尚能出上几分力，但我仍感到，该是隐退的时候了，因而做出了这一决断。

诚然，日俄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形势虽不时下滑，但仍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在许多领域，日本已跻身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

不过，日本的高速经济发展也标志着它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向朝鲜、中国乃至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陆扩大市场的过程中，它也与各国产生了诸多摩擦。

问题始现于明治四十年(1907)。日俄战争后仅仅两年，美国就爆发了排斥日裔移民的事件。

当时的问题与如今的欧洲移民问题十分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进入高速成长期，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马格里布(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土耳其、黑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引入了移民作为劳动力。但欧洲经济出现衰退后，这些移民并没有归国，反而将家庭成员迁至欧洲，保留着自身文化的异质性，定居在了欧洲各国。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右翼政党将失业及治安恶化问题归咎到这些移民身上，并大肆鼓吹自己的主张，以借机壮大自身势力。无独有偶，在20世纪初的美国，日本劳动者大量移民至该国太平洋沿岸地区，同样引起一些美国人的担忧，他们认为，勤勉且极具韧性的日本人，很可能会夺走本属于白人劳动者的工作。

的确，那个时期涌入美国本土的日裔移民在迅速增加。1890年，在美日裔移民仅有2039人，189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5000人，到了1908年，移民人数已高达103683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旧金山，这一现象在美国社会中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不过，当时高举排日运动大旗的并非民族主义右翼政党，而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1886年12月成立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并一直存续至今。是美国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劳工组织。】等劳动团体，这一点有别于20世纪后半的欧洲。当时，AFL等团体开展了8小时工作制等争取工人权利的运动，与违反劳资协定的经营者进行了激烈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日裔移民对低工资与长时间劳动却毫无怨言，恰恰被劳动团体当做破坏协定的元凶，被他们视为了眼中钉，成为痛恨憎恶的对象。而作为AFL等劳动团体后盾的政治家们，则像法国民族阵线创始人勒庞【让—玛丽·勒庞(1928—)：法国政治家，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创立人。民族阵线主张限制移民，尤其是非洲移民进入法国，声扬保持“民族纯洁性”。】一样进行各种煽动性的演说，导致排日运动如燎原之火一般蔓延开来。

明治三十九年(1906)四月，日本移民人数最多的旧金山发生了公立学校拒收日本学龄儿童事件；1907年，美国开始限制日裔移民以夏威夷为跳板移居本土，事态愈演愈烈。

最先对排斥日裔移民事件做出反应的人，正是涩泽。《青渊回顾录》明治四十年年谱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内容。

是年，美国发生排日运动。先生痛感国民外交之必要，率先以商业会议所为核心，发起国民外交运动。

次年，即明治四十一年的年谱中，则这样记载道：

为实现日美亲善，(日本)以全国五大商会为主办方，向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城市商会发去请柬，诚邀诸位实业家访日。此事由先生发起，欲借国民外交促进意见沟通，推动两国国民紧密协作、携手共进。十月十六日，于飞鸟山【飞鸟山：位于东京都北区王子站西侧的高地，自古以来的赏樱名所，现为飞鸟山公园。】宅邸设盛宴，款待考察团一行、美国大使以及我国朝野上下多位重要人物。

这正是涩泽自实业界隐退的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动机。数年前赴美国考察时，当地工商业蓬勃发展的体系让涩泽瞠目结舌。这使他强烈意识到，今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理应效仿美国的模式，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爆发了排日问题。涩泽为此深感忧虑，于是决心率先行动起来，加强日美间的民间外交。

促使涩泽下此决心的，是他明治三十五年(1902)初次访美时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泳池边见到的“日本人不得在此游泳”的告示牌，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收录于《论语与算盘》一书的演讲稿《金门公园的告示牌》里，涩泽这样说道：

初次踏上旧金山的土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让我感到兴趣盎然，然而有一事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前往金门公园游泳池时，我们看到泳池边的告示牌上赫然写着“日本人不得在此游泳”，这令我这个对美国抱有不错印象的人顿时生出一种异样感。我就此事询问了当时驻旧金山的日本领事上野季三郎，他解释道，当时一些移民至美国的日本青年在公园的泳池游泳时，遇到前来游泳的美国妇女，就潜入水下去拉她们的脚，此类恶作剧过多，人们才挂出了这种警示牌。听到这话我大为震惊，此事起因虽是日本青年行为不端，但仅仅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使日本人遭到歧视，实在是让身为日本人的我难以泰然处之。如果类似的事件逐渐增多，两国之间或许将生出堪忧之事。我以为，东洋西洋人种相异，较之以往，虽然在种族、宗教关系上亲密了许多，但仍然称不上完全融合，如今又生出这种事端，着实令人担忧。因此，我拜托领事对政界动向多加注意，便就此别过了。当时正是明治三十五年六月初。

由此看来，排日问题爆发之时，涩泽恐怕并没有感到意外，而是当即把握了事态。实际上，那个时代日美之间风俗习惯上的隔阂之大，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因此日本人的很多行为难免遭到美国人的误解与嫌恶。涩泽举出了如下的例子：

比如说挠屁股、随地小便等习惯。若只有一个日本人如此也就罢了，做的人太多，就让人觉得这些人肆意妄为，缺乏公德心，日本人对待妇女的态度也属于这一范畴。另外还有工作时孩子哭闹不止却不予理会等行为。

时至今日，来自马格里布、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徒及来自黑非洲的移民们，仍然常常因为风俗习惯与西方社会大相径庭而成为法、德等国排挤的对象，这与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

而且，当时美国对日本的了解匮乏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在普通美国人的眼中，日本人等同于丑恶的野蛮人。

同样的情绪也出现在日本。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自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与欧美比肩的“一等国”，产生了夜郎自大的自负心理，明明对美国完全不了解，却滋生出了“美国算老几”的反美情绪。这种势头在军部表现得尤为明显。

涩泽很担心这种信息不足、无知且不关心世界政局的状态会导致日美间的摩擦进一步扩大，回想自己过去的种种，涩泽是可以想象到未来事态的发展的。涩泽年少时，也曾有过对欧美文明一无所知却盲目拥护尊王攘夷，甚至计划烧杀横滨居留地的想法。但在第一次走出国门，见识到彼此之间文明程度的差异后，涩泽立刻由衷地感到，日本必须尽快赶上欧美各国才行。这些异国的经历使他确信，只有踏上对方的土地，亲眼目睹一切，才能消除误解。

所以，他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邀请美国太平洋沿岸城市商会的实业家们访问日本，也是抱着百闻不如一见的想法，希望他们能亲自踏上日本的土地，亲眼看看真实的日本。龙门社编撰的《涩泽荣一训言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维护和睦亲善之邦交，不单单是政府当局的责任，国民也需常持亲善之念，并为之努力。政府外交相当于以糨糊将东西粘连在一起，而国民外交则是以胶漆使其粘着牢固。

翌年八月，应美国太平洋沿岸城市商会的邀请，渡美实业视察团一行53人由涩泽亲任团长，先后访问了奥克兰、洛杉矶、圣迭戈、西雅图、塔科马、波特兰、斯波坎等城市。涩泽在所到之处均发表了演讲，力求化解日美之间的误解。

不可排美

然而与此同时，涩泽对仅仅依靠民间外交解决日美问题的前途并不感到乐观。日俄战争结束后，日美之间就在中国问题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他意识到，只要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日美亲善就是天方夜谭。

让我们将时间的指针向前拨至大正四年(1915)，当大隈(重信)内阁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时，涩泽便进言劝诫，并激烈抨击了当时政府的态度。

对于一切外交问题，都应制定坚定不移的国策，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方法及手段。尤其在对中问题上，首先应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保全领土为基本方针。日本作为东洋的发达国家，应考虑日中两国历史、地理关系，建立起睦邻友好的邦交之谊。必须始终坚持这条指导性方针，以彼此的经济合作为目的，不断前进。……只要日本有些许动作被误解为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就将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发端，只会带来唇亡齿寒、令人扼腕不已的后果。军方及一部分支那浪人【支那浪人：亦称大陆浪人，指的是明治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生活、四处游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日本人，活动范围也包括朝鲜半岛、西伯利亚等地，大多数成员对国家主义、对外扩张论持支持态度，希望树立起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属右翼团体。】主张采取激进政策，我是绝对无法苟同的。另外，不尊重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利，妄想打着指导或警告的旗号对其采取高压干涉手段，只会导致对方的猜疑和反抗之心，还会招来列强的误解。因此，为使我国各项权利以及发达国家之体面免受侵害，应谨言慎行、草率不得。如坚持经济协作，维持长久以来的日中共同经营，或试着由日本单方面进行某些特殊的经营活动，同时进一步展开日美合作，双方统一步调，尽可能多地开发中国的财富资源，方为上策。(《涩泽荣一训言集》)

仔细研读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涩泽已经察觉到美国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保全领土”的口号为幌子，入侵中国市场的企图，并由此提出，在对中贸易及合营产业等方面不可排挤美国，必须展开日美合作，双方统一步调。

可见，涩泽之所以努力推动日美实业家使节团之间的交流，目的不仅仅是希望两国能开诚布公、加深理解，也是为了避免双方在中国问题上产生摩擦，以促进日美之间的资本、技术协作，共同“开发中国的财富资源”。

大正四年(1915)，以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在旧金山召开。与会期间，涩泽来到纽约与旧识西奥多·罗斯福进行了会谈。针对排日移民法案的问题，涩泽再次提出了建议。

话题转移到了中国问题上。当时我坚决主张，日美经济界应互相协作，共同在中国发展实业。因此我说明了自己的这个意见，并阐明了日美合作的必要性。我也提及了当时日本正同中国进行谈判的《二十一条》，并就此事询问了罗斯福的意见。他表示：“对于此事，我很难贸然给予您答复，但我坚信，为了东洋和平，日本必须承担起东洋盟主之重任，我希望美国国民也能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

从这段话中可以推断，罗斯福对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的态度，不仅如此，他在会见涩泽时张口第一句话便是：“恭喜日本成功获得朝鲜统治权。”看来在当时，涩泽所主张的日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的思想，与美国领导人的思想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日美关系的绊脚石

日俄战争后，俄罗斯将东清铁路【东清铁路：全称为“中国东清铁路”，也作“中东铁路”或“东省铁路”，由沙皇俄国于1896至1903年间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日俄战争后(1904年)，沙皇俄国将该铁路的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了日本，称“南满(洲)铁路”。】的所有权转让给了日本，这段铁路的经营方针鲜明地表现了涩泽对中、对美的主张。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俄议和会议于朴茨茅斯召开。会议期间，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突然访日。当时东清铁路转让给日本一事已确定，但哈里曼提出愿意提供1亿日元资金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与日本共同经营该铁路的权利，并就此事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换了备忘录。桂太郎为此征求了涩泽的意见，涩泽积极表示出赞同之意，然而签署完《朴茨茅斯和约》【《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本与沙皇俄国于美国缅因州基特里的朴茨茅斯军事基地签署了和约，宣告日俄战争的结束。该和约的签订也标志着日本与沙俄重新瓜分了中国东北与朝鲜。】匆匆归国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却对该备忘录表示强烈反对。结果，日美合作经营东清铁路一事流产。翌年，日本着手筹备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成立于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停止运作。其成立目的是为了经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夺取的路权，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经略，因此也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殖民会社”。】，涩泽就任该会社筹备委员，他仍然不断主张引入美国资本，因而被免去了职务。

不仅如此，明治四十三年(1910)美国提出南满洲铁路中立化提案时，涩泽也对该提案表示了支持态度。

明治四十三年，出于将南满洲经营产业设为“缓冲地带”的想法，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议将南满铁路完全中立化，并就此与我国展开谈判，该提议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将来日俄可能发生的冲突。但我认为，哈里曼肯定也曾在背后推动此事。哈里曼今已故去，他身为海运、铁路产业之巨人，且对日本颇有好感，如果此时尚在人世，定将成为我国之益友。时至今日念及此，我还是难抑缅怀之情。

当然，涩泽写下这段回忆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该事件后，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也就此拉开。】的爆发还很遥远，当时的他也不可能预测到满洲事变后日本的命运。但是如果如涩泽所说，哈里曼的两次努力取得成功，南满洲铁路改为利用美国资本运营的话，笔者可以断言，满洲事变和日美战争就不会爆发。涩泽预料到了满洲将会成为日美关系的绊脚石，并数次尝试切断这条日美之间战争的导火索。

这种消极策略基于伊藤博文等明治元老共同拥有的世界观。这些人曾于少年时期远赴海外，切身体会到了日本的脆弱。在他们眼中，日本虽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相较于欧美，仍属根基不稳的弱国。因此，不管是为报一箭之仇而再次与俄国开战，还是为入侵中国而挑战美国，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然而，桂太郎等一干陆军干部将伊藤和涩泽等第一代维新志士讽为“天保老人”【天保老人：该说法流行于明治中期，多指出生于天保年间(1830年—1843年)的一批明治时代领导者，讽刺他们对文明开化的新变化反应迟钝、适应性差，落后于时代。】，罔顾他们的忧虑，坚持采用排他手段管理满洲，导致日本在自取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五十一回与“黄祸论”斗争

【黄祸论：始于十九世纪，针对中国人等亚洲黄种人的一种言论。旨在丑化黄种人，造成黄种人与其他人种(主要指白色人种)的对立，并为侵略制造舆论。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的俄国人巴古宁。】

涩泽推行民间外交的轨迹

晚年的涩泽荣一一心致力于日美间的民间外交，这一点已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也有许多相关研究相继发表。其中，由涩泽荣一直系曾孙(涩泽敬三【涩泽敬三(1896—1963)：涩泽荣一的嫡孙。日本财经界人士、民俗学者、第16代日本银行总裁、大藏大臣。】的长子)涩泽雅英所著的《跨越太平洋的桥梁：涩泽荣一的一生》是一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作品，但令人意外的是，该书并没有获得很多关注。

该书在追寻涩泽发展民间外交的脚步的同时，也明确了日俄战争后美国舆论排日情绪迅速高涨的根源，并举例阐述了涩泽面对这些排日舆论，具体采取了哪些手段进行抗争。

本回中笔者将以该书为主要依据，追寻涩泽留下的民间外交的轨迹。

1898年4月，美国与西班牙因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属地争端问题爆发了一场战争。【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为与西班牙夺取加勒比海殖民地，进而控制加勒比海地区而发动了这场战争。最终西班牙战败，美西签订《巴黎和约》，古巴独立，西班牙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美国派遣远东舰队迅速占领西属菲律宾，随后又派出近10万人的正规部队，对当地的独立派游击抵抗势力实施了镇压。【指1899—1902年的菲律宾独立战争。战争的发端是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革命，并于战争中组建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美西战争后，转变为对抗美国兼并的新殖民战争。】通过这次战争，美国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同是1898年，美国逼迫夏威夷女王退位，吞并该岛并将其殖民地化，这一系列事件宣告了帝国主义美国的诞生。

而拟定这一系列计划的人，就是麦金莱总统麾下的海军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三年后的1901年，罗斯福代表共和党就任美国总统。此后，美国便开始从菲律宾、夏威夷防御的战略角度出发，推进远东政策。罗斯福主动担任日俄战争的调停人，并对日韩合并表示认同，这也是为了让日本的野心不要投向菲律宾和夏威夷。

日俄停战前夕，美国战争部长威廉·塔夫脱到访日本，并与首相桂太郎交换了史称《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正是美国对外路线的延伸，其主旨为，“美国愿意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相对的，日本放弃对菲律宾的侵略意图”。

然而，罗斯福的这一对日外交政策却在一个意外的地方出现了问题。1905年日俄两国刚刚战罢，自日裔移民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起，反日运动在美国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开来。罗斯福对此十分担心，害怕这场运动会刺激到日本，令它萌生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并最终演变为战争的导火索。为此，他曾致信参议院议员洛奇，信中写道：

西部的那些人对日本大加侮辱，他们挑衅日本、排斥日本……日本人妒忌心很强，极敏感且好战。一旦他们掌握了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恐怕一夜之间就会把菲律宾和夏威夷从我们手中夺走。(转引自《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美国排日运动的起源

不过，美国的排日潮并不是日俄战争后突然发生的，事件背后有其历史根源，有着业已存在的雏形——对华裔移民的排斥浪潮。

1882年，美国参众两院以华裔移民不能融入美国社会为由，通过了《排华法案》。

为解决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和太平洋铁路缺乏劳动力的问题，美国在一开始是非常欢迎华裔移民的。但是劳动力市场达到饱和后，这些移民立刻转为遭受排挤的对象。早在1858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就通过了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此后排华运动愈演愈烈，许多中国人成为了抢劫、纵火、屠杀行为的牺牲品。虽然清政府对这些行为表示了强烈抗议，可美国不仅完全不予理会，反而使出了更加强硬的报复手段。继1882年的《排华法案》后，1888年，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全面禁止移民的协定。

中国政府勉为其难地签署该协定后，美参议院却变本加厉，要求追加条款，禁止持有再入国许可但短时间归国的中国人再次进入美国国境。

中国政府对这项蛮不讲理的追加条款极为不满，拒绝承认该协定。然而美国国会却发布公告宣称，无论中方是否批准，该条约均可生效。美国总统及法院承认了该公告，负责交涉此事的美国国务院迫于政治压力，对中方不断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仅以“将慎重考虑”一类的外交辞令敷衍。(《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日俄战争后涌起的排日潮，正是之前排斥华裔浪潮的重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裔移民的大幅增加正是为了弥补《排华法案》导致的美国劳动力不足的缺口。简单说来，排日潮爆发的原因就是政治家和劳工组织把黄种人这一可见的敌人推到民众面前，并以此获取民众支持。至于排斥对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根本无所谓。

不过与之前的排华运动不同的是，此次的排日浪潮中，赫斯特【威廉·蓝道夫·赫斯特(1863—1951)：美国报业大王、企业家，赫斯特国际集团的创始人。被称为新闻界的“希特勒”、“黄色新闻大王”。他于二十世纪初掀起了黄色新闻浪潮，这对后来的新闻传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派系的黄色新闻【黄色新闻：一种新闻报道、媒体编辑的取向。即以煽情主义新闻为基础，注重犯罪、丑闻、灾异、性等问题的报道、以增加报纸销量或策动社会运动。黄色新闻源自十九世纪末美国两位报业大亨赫斯特与约瑟夫·普利策之间的竞争，并于美西战争时期达到高潮。】成为煽动一连串事件的核心。在这些排日媒体中最为活跃的，竟然是那些对日俄战争进行过报道、曾与日本有接触的美国作家和记者，这导致了此次运动比之前的黄祸论引发了更深刻的问题。

在反日新闻界打头阵的，正是曾作为赫斯特系报纸特派员、随军对日俄战争进行报道的杰克·伦敦。这位以《野性的呼唤》、《海狼》等作品闻名于世的作家，通过此次随军经历，从一方面看算是正确地，但从另一方面看又是一刀切式地，解读了日本人的行动方式，并以尖锐的种族主义言论对日本人进行了批判。

日本人信仰他们的国家，并从这信仰中获取力量。他们从不会为天皇究竟是属于上天还是一介凡人这种学术性问题而烦恼——天皇就是神。他们为天皇而生，为天皇而死，个人主义、个人尊严等观念，与日本毫无关系。他们没有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自我意识，不会寻求救赎，也不会感受到痛苦，他们的全部思想都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就如同蜜蜂，眼中只有自己所属的蜂群与蜂巢，除此之外，他们不愿意看到任何东西。他们自身没有任何价值，他们的全部价值都集中在国家中，国家的发展与光荣是他们存在的全部理由……(《黄祸论》)

这段话确实触及了一部分真相。以蜜蜂作比喻，倒是相当符合美国式的理解能力。杰克·伦敦(自认为)于狼群中发现了人类的灵魂，而又(自认为)在日本人中目睹了截然相反的蜜蜂式行动方式，于是得出了黄色人种将威胁到西洋人生存的“黄祸论”。对杰克·伦敦这种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言论，涩泽雅英这样批评道：

杰克·伦敦在奥克兰举办的社会党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对日本人进行了十分露骨且尖锐的攻击，令主持人感到十分尴尬，并向其提出警告。可伦敦置若罔闻，拍案怒吼道：“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更是个白人!”(《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无独有偶，义和团事件期间，一位美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并对日俄战争中日军的行动模式及战斗力进行了透彻的分析。1909年，他的著作《有勇无谋》【《有勇无谋》：又译作《无知之勇》，出版于1909年，书中预测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日本，提醒美国应严加注意，并判断日本会从海上攻击美国。】(日译《日美必战论》)出版，对未来可能发生在日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预测，因而一举成名。这个人就是荷马·李。

通过研究日俄战争期间的统计数据，荷马·李发现，日军中几乎没有出现一个逃兵，而1906年6万美军中逃兵多达6千人；美西战争期间，美军伤员与阵亡者的人数比为1∶13，而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伤员与阵亡者的人数比仅为4∶1。因此他预言，如果两军交战，美军转瞬间就会从内部瓦解。此外针对日军的作战方式，他也做出了准确得令人毛骨悚然的预测——日军将未经宣战就向夏威夷和菲律宾发动突然袭击。他还宣称，美国本土半数领土将被日军占领。

荷马·李对未来日美战争的预测直接影响到了夏威夷对日裔移民的相关政策。荷马·李判断，夏威夷日裔移民人数众多，一旦日军登陆，他们便会迅速里应外合，在短时间内占领夏威夷。他认为，日裔移民就是潜在的日本“第五纵队”【第五纵队：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人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我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该说法源于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随时可能成为敌人。他将自己这种幻想散布开来，而他的预言恰恰为加利福尼亚爆发的排日运动提供了一个依据。

不过，不管是杰克·伦敦还是荷马·李，都只是在野的作家和文字工作者，因此他们的反日思想并不能直接左右美国国务院的方针，但威拉德·司戴德这类顽固的反日思想推崇者的影响力则不可与他们同日而语。他曾任美国驻奉天(沈阳)总领事，后晋升为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代部长。作为政府官员，他的影响力可要大得多了。

司戴德任职于国务院的时间不满一年，非常短暂，但他却使美国财政界卷入了中国政治的漩涡之中。他奉行将美国推上中国独立的守护神之位的思想，这成为此后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路线，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日本深受其害。(《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那么，威拉德·司戴德的反日情绪从何而来呢？根源依然是日俄战争中的随军经历。

日俄战争中，司戴德志愿成为报社随军通信记者。其间，他对日本人的嫌恶憎恨之情与日俱增。

“从军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不对我们憎恶不已的。长久以来，他们都是贫穷落魄的丧家之犬，我们则是他们的主人。然而现在，他们正欲对我们还以颜色。他们憎恨我们，当然我们也是一样的。”(《太平洋的命运》)

这段内容显示，白人对日本人的歧视心理有一个特点。他们认为自己对日本人的憎恶之情，源自日本人对白人的憎恨，也就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投射效应：投射效应是指将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是指以己度人，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性，他人也一定会有与自己相同的特性，把自己的感情、意志、特性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的一种认知障碍。】。明明是己方先产生憎恶情绪，却将其归罪于对方。

那么，这种憎恶之情的根源究竟何在？其实是优越感在作祟。他们觉得，长着黄色面孔的日本人竟然想站在与白人对等的位置上，是不可原谅的一种行为。对此，司戴德也人如其名，“straight(直截了当)”【此处为双关语，“司戴德”的英文为straight。】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也没什么让我感到特别不满的地方，我就是无比憎恶日本人，憎恶他们远胜于这世上的一切。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理由的话，那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在面对那群长着黄色脸孔的家伙时可能不得不以礼相待，不得不去讨好他们，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中就紧张不已，或许这就是原因所在吧。(《太平洋的命运》)

正如司戴德所述，这种种族偏见并没有理由，也正因如此，它才更加地根深蒂固，成为美国普通民众共有的一种最基本的情绪。

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证明黄种人是可以战胜白人国家的，也让日本人产生了自己能够比肩于白人、位列发达国家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却激起了潜藏在美国白人意识中的恐惧，招来了“黄祸论”。

日俄战争之后，日美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虽然在于日本的大陆政策，但这种普遍存在于美国人幻想中的对日本人的恐惧与憎恶日益膨胀，结成了“黄祸论”的果实，这也可以算是日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部分美国人的潜意识里，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因此，晚年的涩泽荣一要挑战的，是一个比他想象得棘手得多的敌人。

对日感情一落千丈

明治四十年(1907)，美国爆发排日潮。为此，日本政府与美国达成一项君子协定，开始控制移民数量。涩泽荣一以此事为契机，开始积极地开展日美民间外交活动。

当时，桂太郎内阁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找到涩泽，表示政府间虽已缔结协定，但美国毕竟是个舆论主导的国家。为了让美国舆论界影响力较大的人物产生亲日情感，他希望涩泽亲自出马，为日美两国的财经界人士搭桥牵线。

小村寿太郎的提议与涩泽长久以来坚持的外交理念不谋而合，于是他十分爽快地接下了这个差事。事不宜迟，第二年，他便向排日氛围甚浓的美国西海岸六大城市的商会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函，50余名美国实业家应邀访日，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日本各地。

翌年，美国西海岸商会为答谢日本的邀请而发来了邀请函。为此，涩泽在古稀之际正式从实业界隐退，以便应邀回访。他率领着以东京商业会议所会长中野武营、东武铁道社长根津嘉一郎为首的30余名实业家及20名相关人士组成53人的访问团，在美国各地进行了考察，加深了双方的交流。

一行人受到了美国的热烈欢迎。一些人对日本表示理解，日本也得以加深对美国的理解。因此，我们达成了此行的部分目的，但也从中得知，前方依然困难重重。(《青渊回顾录》)

正如涩泽所记述的，美国方面对他们报以了热烈的欢迎。他们乘坐美方准备的特别列车，度过了一段舒适的旅程。甚至在排日情绪高涨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也受到了欢迎。美国人如此热情，且对日本评价甚高，却为何会发出排日的声音呢？涩泽当时肯定百思不得其解吧。其实当时，美国的排日运动恰好进入了一个表面上的平静期。

大正元年(1912)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上，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第28任美国总统。曾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新泽西州州长等职。国际联盟的倡导者，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战胜了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塔夫脱，形势再度一落千丈。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排日法案，剥夺了日裔移民获取农业用地的权利。

对这一动向，日本政府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在民间，东京商业会议所的中野武营会长等人也带头成立了一个名为“日美同志会”的组织，以求化解这种对立情绪。“日美同志会”最初叫做“对美同志会”，初衷是对美国的排日行为发起严正抗议。但涩泽认为应该从劝解入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美国人以谋求亲善，于是将组织更名为“日美同志会”，并亲自任会长。就任后，涩泽即刻派遣会员添田寿一【添田寿一(1864—1929)：明治—大正时期的大藏省官员、银行家、经济学者。作为大藏省参事官，参与过各种银行法、货币法案(金本位制)的立法工作；也曾参与日本法律学校(今日本大学)的创立。】、神谷忠雄前去做美国方面的工作。可惜，他们的努力没有收到成效，排日土地法还是获准通过了。

当时，威尔逊总统也曾试图阻止排日土地法通过，命当时的国务卿布莱恩从中斡旋。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本人就是排日论的支持者，他非但不肯对法案使用否决权，反而积极同意签署，该法案最终于1913年正式生效。

日本方面将此事视为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公然侮辱，新闻界也反对声强烈，然而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种认识上的差距最终导致日美之间的不信任感逐渐升级，埋下了战争的隐患。涩泽雅英依据奥康纳的《太平洋的命运》，这样写道：

威尔逊总统召见珍田大使，告诉他，美国对此事已尽力，但仍告失败。大使得知此事时态度之严肃，令威尔逊倍感震惊。近来威尔逊也有听闻日美可能爆发战争的传言，但他始终认为，这不过是一小撮人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而已。然而看到此次珍田大使的态度，他才意识到那些传言不是空穴来风，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采取怎样的行动还是个未知数。(《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民众本身抱有种族偏见，政治家在领土问题上的猜忌之心又火上浇油，导致反日倾向不仅存在于加利福尼亚的农民之间，还进一步向政府高层蔓延。这是日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排外情绪误导舆论

涩泽十分清楚与这些反日倾向作斗争的困难，他甚至比任何人都有切身体会。《青渊回顾录》中题为《排日问题与国民外交》的文章中，涩泽这样写道：

以往对移民问题采取的手段只是一时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并非君子协定，而是更加可靠的条约。然而合我方之意者，对方难以接受，合对方之意者，我方亦不受用。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了解日方相关事态，同时也将消息传达给对方。我与添田(寿一)谈了自己的想法，并与当时的外务大臣进行了商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于大正四年(1915)在旧金山开幕，涩泽所构想的常设机构也趁此机会得到了落实。

早在巴拿马世博会开幕之前，涩泽就意识到，这是改善日美关系的绝好机会。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不好亲自出面，他便极力劝说农商务大臣大浦兼武赴美，就成立常设机构一事与美方通气。然而此时事态又生出诸多变数，促成了涩泽第三次赴美。

第一个变数是因为一战爆发，英法等欧洲大国纷纷或取消了参展计划，或缩小了参展规模。而与此相对的，受战争影响甚小的日本展出大量展品，博得了各界诸多好感。东京商业会议所的中野会长见此情况，便请求涩泽亲自出马，可涩泽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并没有立刻给出答复。

此时出现了第二个变数。旧金山商会的华莱士·M.亚历山大【华莱士·麦金尼·亚历山大(1869—1939)：出生于夏威夷的美国实业家，后任旧金山日美关系委员会会长。】召集了商会中的实业家、学者、政治家等权威人士，决定成立日美委员会，以期为探讨日美问题提供一个公正的平台。他们希望日方也能够成立一个相同的机构以交流意见，并将这一想法传达给了日本总领事。

这正可谓顺水推舟，涩泽即刻决定前往美国。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他从横滨港出发，启程远赴旧金山。

涩泽积极的行动力与旺盛的精力，让人完全想象不到他已是年近七十七岁的老人，可见他对日美关系的改善抱有多么大的热情。十一月八日抵达了旧金山后，次日他便参观了世博会会场，十二日，他访问了由亚历山大任委员长的日美关系委员会，就移民问题与对方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会上，涩泽对亚历山大提出的设立日方日美关系委员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同时也提出了如下意见。

他表示，君子协定既已成立，日本国民便有义务严格遵守。日本绝不会提出“美国幅员辽阔，因此无妨继续接收移民”之类无理的要求，但是那些已经以移民身份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不应该毫无理由地遭受差别待遇。如果日本人违反了美国社会的法律，抑或是没有遵从美国的风俗习惯，那么自然应当敦促其改正；但对于那些已然是优秀市民、正正经经过日子的日本人，难道不应给予他们和欧洲移民相同的待遇吗？听闻美国是一个以正义和社会平等为国策的国家，那么日裔移民遭受不合理的歧视，岂不是有违美国国策？

随后，涩泽又针对日美双方设立委员会的目的提议道：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西方文明起源不同，因此很容易产生诸多误解。东洋教育乃是以儒学和神道为基础的，而西洋则以基督教为基础。教育不同，东西方文明相接触时便会滋生误解与意见冲突。因此，我们要消除误解，加深意见交流与情感沟通。我这种说法可能有诋毁诸国政治家之嫌，但是耍政治手段，让记者写手夸大事实并大肆宣扬，只会误导民众，使他们陷入过激情绪中，并最终招致误解。所以，政治家与媒体人士应谨言慎行，尽力让国民保持冷静的态度，不误入歧途。若这个问题处理得当，两国间不仅将免于纠纷，更能建立起友善亲密的邦交关系。这便是委员会的宗旨。

涩泽这番话说得十分委婉，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政治家与记者为了一己利益夸大现实，一味煽动排外情绪，严重误导了本国舆论，因此日美关系委员会需要尽可能地做政治家和记者们的工作，纠正他们的排外主义思想，让国民恢复冷静，免于踏上战争之路。简单来说，日美关系委员会不应仅仅是一个促进和睦、增强相互理解的团体，还应该成为一个积极开展宣传、游说活动的组织。涩泽对这种可能性也做出了暗示。

从一团混乱的具象中，涩泽迅速理出了在其背后推动的原理，并得出该如何操作才能更高效率地解决问题的结论。这是只有在经济界摸爬滚打多年、洞彻其中奥妙的他，才能提出的构想。

涩泽的建议并不着眼于自身的利害，也不是一味的空想理论。他始终立足于现实，力图解决问题，可以说，他是日本人中不多见的具有现实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幸而美方委员也全是一群实用主义者，因此他的意见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此刻，涩泽荣一已年逾七十六岁。支撑着他那暮年之躯的，是一种“绝不能放任自己建设起来的日本遭到破坏”的危机感。

第五十二回排日浪潮卷土重来

决心为民间外交事业奉献余生

大正五年(1916)七月二十五日，第一银行股东大会会议结束后，涩泽荣一请求发言，宣布借年满七十七岁(虚岁)之机，辞去包括第一银行行长在内的全部财经界职务。他的这一举动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将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去年访美促成的日美关系委员会及以委员会为中心的民间外交事业上，并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余生。

早在当年一月涩泽甫一回国时，就已着手将日美关系委员会系统化，并选出了在财经界、政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颇具影响力的亲美派人士担任委员。财经界人士中有东京商业会议所会长中野武营、正金银行行长井上准之助；政界人士中有枢密顾问官金子坚太郎、众议院议长岛田三郎；学术界人士中有东京大学教授新渡户稻造【新渡户稻造(1862—1933)：日本国际政治活动家、农学家、教育家、伦理哲学家。曾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东京大学校长。1984—2004年间流通的日本银行券五千日元的币面人物。】和同为东大教授的宗教学家姊崎正治；此外，海军大将瓜生外吉等人也加入了进来。他们都有在欧美留学和旅居的经历，也为日美关系恶化感到十分忧虑，因此涩泽对委员会充满了期待，希望它能够对日本方面展开宣传、游说活动。

然而日美关系委员会刚刚成立，美国方面的排日运动竟戛然而止，委员会也因此陷入了开门停业的状态。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一战中的欧洲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美国是否参战的问题也众说纷纭，因此协约国方面认为此时不宜与日本再起争端，这一判断对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大正六年(1917)四月，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促使美国加入协约国并正式参战，从这一时期起，美国舆论对日本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当时恰逢日本任命石井菊次郎作为特使赴美，就签署针对中国问题的相关协议与美国国务卿蓝辛举行会谈。会谈席上，美国的强硬态度显露无遗。

由于美国与日本都加入了由英法主导的协约国，所以石井特使本想借此机会，推动日美关系回暖。可就在与蓝辛进行会谈的第一天，他的期待化为了泡影。石井满心以为，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一事已得到了英法的认可，所以获得美国的承认也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蓝辛却高调主张，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及领土完整，才是一直以来的根本原则，急于排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

美方打的是这样一笔算盘：欧洲战场上，英、法、德、俄这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因消耗战而疲惫不堪，因此战后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必将下降，各势力间的制衡也可能产生空白，而美国的参战致使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所以日本无疑也将紧紧地盯上这场战后利益瓜分之争。此前，大隈内阁外相加藤高明【加藤高明(1860—1926)：日本外交官、政治家。历任外务大臣、贵族院议员及日本第24任内阁总理大臣。】就趁火打劫，于大正四年(1915)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日本对领土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因此美国认为，为维持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在大战结束、英法德俄衰微之际，必须压制住日本的行动。此时的美国已经在盘算着取代英法、掌握世界霸权，因此这一步是它的全球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甲午战争后的法、德、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日本“忍辱负重”，与英国结成同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今，来自英、法、德、俄的阻碍终于因战争而消退，日本眼看着就能借此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的行动却如同“天降横祸”，让日本空欢喜了一场。在日本看来，蓝辛提出的要求就是新瓶装旧酒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所以，石井极力与美国抗争，他以中日领土相邻、拥有较为特殊的关系为依据，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与蓝辛你来我往，多次交锋，但因双方在利害关系上立场完全相反，谈判还是一步步走向了破裂。不过，双方在紧要关头终于互相妥协，大正六年十一月二日，美国宣布承认日本在中国及(日本属地)与中国接壤地区的特殊权益，并与日本签署了《蓝辛—石井协定》【《蓝辛—石井协定》：1917年11月2日，由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所签订的外交换文。协定中，双方重申在中国尊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及维持中国政权及领土完整等多项原则。但同时，美国又承认日本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协定于1922年废除。】。

美国突然转变态度是有理由的。美国虽已参战，却没能打破欧洲战场的胶着状态，因此不得不继续投入更多的兵力。威尔逊总统认为，眼下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才是第一要务，便劝说蓝辛不要拘泥于中国问题，先搁置此事。

从谈判期间蓝辛的态度中，石井特使预料到，战争结束后美国定将再次摆出强硬的态度，而他的预想也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苏维埃政权诞生。第二年三月，苏俄政府与德国单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简称为《布列斯特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与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今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签订的停战和约。该和约给苏俄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割让领土、赔款等)，但苏俄也借此退出了一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了喘息的时间。】，退出了一战。这一举动激怒了英法两国，他们呼吁日美出兵西伯利亚，以该事件为导火索，日美关系再起波澜。

英国的强硬手段

对苏维埃政权，英国始终抱有强硬的对抗态度。早在1918年4月，英国就派遣陆战队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俄国内部的反革命(白)军(高尔察克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一批武器弹药经由远东输送到东部战线，防止这批从西伯利亚上岸的武器弹药落入苏维埃政权的手中。

恰逢此时为解放祖国而加入俄军的捷克斯洛伐克志愿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通称“捷克军团”，由捷克族裔和斯洛伐克族裔志愿军人组成，从属于沙俄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与协约国协同作战，以求脱离奥匈帝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苏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他们因独立问题在部分协约国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即“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对新生苏俄政权造成了较大威胁，这场叛乱以苏俄胜利、叛乱者被逐出境而告终。】共5万人，于5月发起了反苏维埃暴动，军团横穿苏联奔西伯利亚而去。英国趁机高举“正义”大旗，于6月主张支援捷克军团，并向日美发出了联合出兵的呼声。

对英国的呼吁，美国声称不应干涉别国内政，表示很为难。出于牵制日本的考量，它还强烈反对出兵西伯利亚。然而在西部战线，德军开始大举进攻马恩河。情急之下，美国终于同意出兵。8月，继英法联军之后，美国出兵9000人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

另一方面，日本的寺内正毅【寺内正毅(1852—1919)：日本陆军军人、政治家。军阶至元帅陆军大将(陆军最高军阶)。曾任外务、大藏大臣，初代朝鲜总督及日本第18任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则将如今的事态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他们将苏联视作头号敌国，急欲清除其在亚欧大陆的势力。因此，寺内内阁原计划出兵12000人，但此后计划出兵人数如滚雪球般迅速增加，最终，日本派出了一支多达70000人的大军。

此次大举出兵的行动终于让正在恶化的日美关系出现了决定性的裂痕——该举动使美国更加确信，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所觊觎的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了处于权力空白的远东地区。

出兵西伯利亚是滥用国家经费!

出兵西伯利亚的举动让涩泽感到非常忧虑。涩泽雅英在《跨越太平洋的桥梁》一书中这样写道：

大正七年(1918)七月十八日，荣一拜访了寺内首相，向他询问了政府对出兵问题的看法。与过去一样，涩泽仍然认为，举大军远赴他国是浪费国家经费，站在国民经济的立场上，他无法赞同此事。然而，此次的交涉对象并不是他的旧友大隈或伊藤，而是一位军人，因此涩泽只能在听完对方滔滔不绝地宣扬一番政府方针后悻悻而归。更何况西伯利亚的局势十分复杂，涩泽并不清楚其中原委，此次出兵又打着天皇的名号，因此涩泽也不好加以批判。七月十四日，《报知新闻》刊登了对涩泽的一篇访谈。他在其中指出，在决策出兵海外这等国家大事时，最重要的是明确行动的目的。

涩泽所担忧的不仅仅是出兵西伯利亚会造成国家经费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会刺激美国的警戒心。仅仅对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与太平洋诸岛屿的权益问题，美国就已疑神疑鬼，若日军继续进驻西伯利亚及桦太(库页岛)，美国的神经定将愈发紧绷。如此一来，建立日美关系委员会，为修复日美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可能就将化作泡影。

次年一月，巴黎和会【巴黎和会：1919年一战结束后，获胜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奠定战后和平而召开会议，地点在巴黎凡尔赛宫。会议由英法美“三巨头”主导，签订了《凡尔赛和约》等重要和约，并确立了一战后由英法美等战胜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召开。以这场会议为开端，涩泽的担忧逐渐变成了现实。

对新世界体系一无所知的日本

历史学家一再强调，巴黎和会上法国对德国采取的报复主义导致了希特勒势力的抬头，而巴黎和会对战后亚太地区“势力均衡”产生的影响，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巴黎和会不仅在欧洲，也在亚太地区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这次会议上，英、法、德、俄四国构建于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体系宣告终结，新的帝国主义体系形成，但日本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变化，依然按照原来的规则出牌。这使得它与扮演新规则裁判一角的美国之间，在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

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了三点要求，分别为：继承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接手太平洋赤道以北地区的德属殖民群岛，以及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成立的国际组织，高峰时期成员国曾达58个，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二战结束后被联合国取代。】的名义宣布废除种族歧视。日本在世界大战中以协约国成员的身份参战，卖了英法一个人情，因此原以为自己的要求会很容易得到满足，然而现实却让日本意识到，这些妄想都必须建立在旧体系尚存的前提上。

毋庸置疑，新体系的倡导者，就是提出不兼并、不赔款、民族自决原则，呼吁组建国际联盟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主张，处理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这两个欧洲国家的解体问题时，应遵循民族和国家自主原则，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一原则是否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这是因为美国本身仍是一个基于旧体系的殖民帝国，它在菲律宾及加勒比海地区保有殖民地。

但显而易见的是，威尔逊所倡导的新体系中也包含着暗中牵制日本这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想以不兼并、民族自决原则为武器，打击对中国蠢蠢欲动的日本。

最先利用威尔逊的新原则给日本当头一棒的，就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顾维钧(1888—1985)：中华民国外交家。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他是中国驻美大使，凭借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极具说服力的理论，于1月28日发表演说，提出基于不兼并、不赔款、民族自决的原则，战前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各项权益应归还给中国。

顾维钧的演说在世界范围内被媒体报道，引起了广泛共鸣。尤其在美国，它成为了新世界观的象征，得到了新闻界的大力支持。实际上，一战后期号召中国对德奥宣战，使其能够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的，正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关问题上，英法两国对日持妥协态度，而美国则站在它们的对立面，采取美中协作的手段，与日本抗衡。

日本原以为能在巴黎和会上享渔翁之利，未料却陷入了守势当中。3月1日，朝鲜爆发独立运动，并进一步发展为武装起义，史称“三一运动(或称独立万岁事件)”【三一运动：日韩合并后在当时的朝鲜爆发的一场独立运动，因发起于1919年3月1日而得名。这场运动改变了日本统治朝鲜半岛的方式。由军国主义为主的高压政策转变为以文治主义为主的怀柔政策。】，这对事态无异于火上浇油。原敬【原敬(1856—1921)：日本外交官、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日本第19任内阁总理大臣、司法大臣等职，是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人称“平民宰相”，在任期内遭暗杀身亡。】内阁担心巴黎和会的走向再生变动，战战兢兢地向朝鲜增派了兵力，但朝鲜总督府采取了全面镇压的手段。事件的报道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对美国新闻界来说，这正是翘首企盼已久的机会。他们将日本渲染成了一个穷凶极恶、凶残无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加责难。

在舆论的声援下，中国对日本的要求更是一步也不肯退让。对此，日本政府宣布，如果4月21日之前山东问题仍得不到解决，便将推迟签署国际联盟盟约。威尔逊为此一下子慌了手脚，只得在4月30日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同意了日本的要求。以日后再将山东半岛移交给中国为条件，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的权益。

新一轮排日运动再起

上述决定首先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抗。5月4日，北京学生发起了反日示威游行，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即五四运动)。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于威尔逊向日本采取妥协态度感到极为愤慨，亲中反日的新闻界通过报道五四运动，集体对日本加以谴责。这导致加利福尼亚州原本暂趋平静的排日运动卷土重来，新排日法案的制定也随之启动。

1919年，排日运动之火突然重燃，以原洛杉矶市市长、现参议院议员费伦，加州参议院议员英曼等人为首，排日运动再次活跃起来。受到出兵西伯利亚的真相、山东半岛的返还问题、朝鲜独立运动等事件的刺激，在反日情绪极度高涨的美国西部舆论界的普遍支持下，1919年9月，“加州排日协会”成立，由英曼任会长，排日运动进入正轨。运动的首要目标包括剥夺1913年土地法规定的赋予日裔移民三年土地租赁权，禁止日本人通过“照片结婚”的手段移民美国等内容。(《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这里提到的“照片结婚”，指的是移民美国的单身青年通过照片挑选结婚对象，再将新娘从日本迎娶至美国的结婚方式。就像电影《钢琴课》所描述的，这种结婚方式也曾经盛行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欧洲移民之间。在当时的日本，相亲结婚非常普遍，因此“照片结婚”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但在以自由恋爱结婚为主流的美国，仅以照片就决定终身伴侣的方式被视作野蛮行径，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有人指责这种行为是为了钻移民禁令的空子。

对于美方的指责，日本迅速给予了回应。大正八年(1919)十月，日本宣布禁止通过照片结婚的形式将新娘迎娶至美国，明确地表现出克制自省的态度。

排日协会因日本的应对措施而出师不利，但大正九年，他们再次将目标转移到了剥夺三年土地租赁权的问题上。他们发起群众签名运动，企图借此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排日法案。因为当年秋季将进行美国总统大选，排日协会还企图利用大选，将排日运动的规模扩大到全国范围。

跳出日本人这一大前提来思考问题

涩泽对再度爆发的排日运动深感忧虑。大正九年(1920)三月，他以日美关系委员会联合会议的名义在日本召开了日美关系委员协商会议，邀请旧金山日美关系委员会会长华莱士·M.亚历山大等人来日赴会。

美方委员抵达日本的第二天，日美关系委员会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在长达八天的会议上，日美双方的委员们就移民问题、土地问题、合资企业、架设海底电缆等问题热烈地交换了意见，涩泽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为了从美方委员口中探明排日问题的原因，他建议对方直率地谈一谈日本人的缺点，于是美方委员表示恭敬不如从命，枚举了日裔移民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们指出，即使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日本人也没有与美国社会同化的意愿，仍然密集地聚居在一个地区内。美国采取属地主义，出生在美国境内的人即为美国人；而日本采取的是属人主义，父母的国籍直接决定子女的国籍。因此尤其在男性成年以后，即使身在美国也仍然负有日本的兵役义务，这恰恰给了主张不可赋予日本移民美国国籍的人一个理由。

对于美方的意见，日方委员也一一加以反驳，但最后双方还是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同时，在山东问题、出兵西伯利亚、三一运动、五四运动等问题上，由于日本在亚欧大陆的扩张政策造成的分歧依然横亘在双方之间，只要这些分歧得不到解决，日美之间也就无法构建起意见互通的基础。

不过，涩泽还是希望能借日美关系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双方畅所欲言之机，得出一些积极的答案。

在第四天的会议上，荣一请求发言。他提议，两国委员在会议上抛开日美两国的国家立场，站在相同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也就是说，停止争论到底哪方正确、哪方谬误，只考虑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做，事态如何发展，对全局才是最为理想的。

美方委员当即对涩泽的意见表示赞同，他们对此赞不绝口，十分支持从这种角度探讨问题。不过从会议留下的记录来看，日方委员们似乎并没有理解荣一这番话的真正意图。(《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即使在今天看来，涩泽的发言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涩泽是一个典型的明治人，骨子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人，但他却能跳出日本及日本人这些限制来思考问题。换句话说，他并不拘泥于“现在的日本”，而是能够描绘出“理想日本”的蓝图，并以此发散自己的思维。像他这样的日本人是十分罕见的。

灵活机敏，令美国人折服

像涩泽这样能够跳出原本的立场、头脑灵活机敏的日本人，可谓凤毛麟角。日本第一位“平民宰相”原敬可以算是这极少数派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背景下，原敬决定在外交上采取日美合作的基本方针，竭力协助涩泽的工作。而且他也预言，日本军部的夜郎自大终将将日本带进死路。

亚历山大率领的日美关系委员会来访之后，同年四月，以美国东海岸实业家和有识之士为中心组成的日美有志协议会一行人也来到了日本。原敬体察到了涩泽的意思，以国宾待遇招待了这批客人，希望借此为日美关系打开突破口。

日美有志协议会的代表是美国金融界巨头之一弗兰克·A.范德利普。明治三十五年(1902)涩泽初访美国时，范德利普还只是花旗银行的副行长，而大正四年(1915)他第三次访美时，范德利普已是美国实业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了。当时，涩泽就中国问题与范德利普进行了会谈，承认了双方在理解上的隔阂。他提出，为了填平这个隔阂，希望对方能够访问日本，以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

而范德利普也为涩泽那在日本人中难得一见的国际视野所折服，并对涩泽倾注于日美亲善事业的热情感到钦佩不已。于是他邀请美国东海岸的权威人士组成日美有志协议会，踏上了日本之旅。

参加此次日美有志协议会访日之旅的成员还有美国前财政部长盖奇，美国总统塔夫脱的胞弟、法学家亨利·W.塔夫脱，康奈尔大学校长雅各布·G.舒尔曼，伊士曼柯达公司董事长乔治·伊士曼以及《星期六晚邮报》的主笔朱利安·史崔特等。对意欲在美国展开亲日宣传游说活动的涩泽而言，这些成员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自4月26日起，日美有志协议会在长达六天的时间里展开了十分深入的对话。美方成员归国后，会议的成果开始于各方面逐渐显现了出来。

首先，亨利·塔夫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表示了理解；在纽约举行的外交研讨会上，他针对对华借款问题说道：“比起我们对日本的了解程度，日本对美国的理解要深入得多。”

范德利普也在旧金山的演讲上指出，一部分政治家和新闻媒体大肆宣扬排日论调的行为令人寒心，美国不能将日本再度逼入闭关锁国的境地之中。

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朱利安·史崔特。他在10月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他严厉谴责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排日运动，呼吁日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从结果来看，日美有志协会的诸多努力收效甚微。不过，在日本召开会议时涩泽所表现出的一心追求和平的热情，仍然给美方委员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朱利安·史崔特后来这样盛赞涩泽道：

清楚的头脑、务实的理解力、直截了当的探讨以及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最完美的日本国民形象和无与伦比的优异素质。他态度亲切、性格温和，对世界形势的直觉敏锐得惊人。他是一个爱国者，但却完全没被禁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条框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那颗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心。我向他致以无上的敬意。(《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如果此后的日本能再出现几位，不，哪怕只是再出现一位如涩泽一般的伟人，日美之间便能免于战祸了吧？从这个角度来看，涩泽完全不参与政治，或许是日本的一大悲剧。

第五十三回对华外交与裁军会议

【这里的裁军会议指的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期间由美、英、日、法、意、荷、比(利时)、葡、中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华盛顿会议。】

批判对华强硬派

之前笔者已多次提到，涩泽荣一终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使武士(军人或官吏)与市民(平民)之间再无贵贱之分，并最终建立起“官”服务于“民”的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

在庆应三年(1867)的巴黎，涩泽见到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与军人维莱特平等交往的情景时，便深深“希望日本亦能有这般景象”。在此后的整个明治时代中，涩泽为这一信念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就在日俄战争告一段落、实现目标的希望终于初现端倪之时，事态的发展却背离了涩泽所付出的努力。日本再次落入武士(军人)的掌控之下，这一倾向在日俄战争后的对华外交方面表现得尤为露骨。涩泽在收录于《青渊回顾录》中的一篇名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意义》的讲话里，强烈谴责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国与我国相互往来、互通有无的历史甚为悠久，我非常想指出，我国目前的对华外交方针严重偏离了以往的道路。在对华政策上，各方意见始终存在着诸多分歧，即使同一届内阁中，也存在着霞关【霞关：地名，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南部，樱田门到虎之门一带。明治以后成为日本中央政府机关集中之地，霞关也逐渐演变为“日本中央官界”的代名词，尤其多指外务省，这也是“霞关外交”一词的由来。】外交与三宅坂【三宅坂：地名，指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的一段坡路。明治以后在此设陆军总部、总参谋部，此后直到二战时期，“三宅坂”即是日本总参谋部的代名词。】外交。此二者之外，恐怕还存在着其他外交派别。外交上的分歧让中国疑虑丛生，也多次招致他们的误解。军部外交格外细致缜密，我们也从中收获良多。但我以为，军部的主导思想并不符合当下世界主流，这正是促使中国及世人心生疑虑的根源，也极大地导致了其他国家的猜忌。恶性抵制日货事件频频爆发，原因自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对华外交方针是最为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原因。

在涩泽眼中，日本的对华外交存在霞关(外务省)、三宅坂(陆军)及其他(大陆浪人)这三派。他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所怀心思各不相同，不具协调性，肆意而为，一再加深中国的疑虑和误解。当今世界已不再盛行炮舰外交，日本军部却仍然企图推行旧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不仅令中国担忧，也让美英等国心生疑虑。大正四年(1915)大隈内阁外相加藤高明提出《二十一条》，这一愚蠢的行为成为中国反日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

武士(军人)的话语权在外交领域中逐渐加强，这一现象令涩泽忧心不已。他认为，这将会极大地动摇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令涩泽感到尤为愤慨的是，如今的日本政府及军部人士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年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所具备的道义之心，军部对中国采取的军事威慑与对华借款并施的手段和以恩人自居的态度，是涩泽最难以忍受的。五月七日，首相大隈重信将涩泽等8位银行家召至官邸，希望在对华发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一事上得到财经界的支持。这件事彻底激怒了涩泽，他当着新闻记者的面，激烈地批判了政府的方针。

涩泽雅英在《跨越太平洋的桥梁》中，引用了三篇当时的新闻报道，每一篇文章的语气都能让人感受到涩泽当时的愤慨之情。报道中提到的“漫天要价”的背景是，由于《二十一条》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只得降低要求，撤销了部分条款。

对中国仅仅“恩威并施”是行不通的。不能依靠武力与金钱，而是要怀有一颗同情、体谅之心。不得摆出教育孩童的架势，在外交上也不应像庙会上的小贩一般漫天要价，应实事求是、诚实以待。(《万朝报》)

与其最后在条款上做出让步，我国政府为何不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较为合理的要求，以免中国产生误解呢？若是那样，根本不需耗时百日之久，事件也不至于演变为或发出最后通牒、或动用武力这般大动干戈的地步。可能仅需三十日，问题便会得到圆满解决。(《东京朝日新闻》)

谈到中国，没有哪个国人不会提起“辅车唇齿”一词。而且……我们的行为缺乏友善，让他们无法期待我们的诚意。此次谈判中，我方最初的要求与最后达成的结果之间相去甚远，更显得我方有漫天要价之嫌，难保不让对方平添疑虑。这种做法怎能让我方的诚意取信于对方，又哪里符合睦邻友好之道呢？……我呼吁，今后我国国民应在对待中国人时多加注意态度。(《时事新报》)

结合这三篇报道可以看出，且不论日本政府如集市小贩般漫天要价，又如贱卖般一个接一个地取消最初的要求，最令涩泽愤慨不已的是，日本像过去的欧美列强一般，用主人对待奴隶一样侮蔑的态度对待中国。这种态度无疑让涩泽一下子联想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当年涩泽代父亲前往冈部代官官邸时，一个代官蛮横无理地当面辱骂了他。涩泽在《对华政策的根本意义》一文中继续指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相同的，他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

但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建立在尊敬与友爱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缺少了敬爱之情，友谊便无法维持。人的身份尊卑、身家贫富，抑或是力量强弱、天赋聪愚都是有所不同的，可说是上天的安排，难免存在差异，但必不会缺少敬爱之心。除去用力量压制和施以恩惠之外，尚需满怀人情味，方能和睦交往。双方是否对彼此满怀情谊，是友谊持续下去最重要的保证。然而在日中关系上，我方或一味给予，或威逼胁迫，恩威并施，却极度缺乏“情”。不，与其说缺乏，不如说全然不存在。

简而言之，涩泽感到，日本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与冈部官邸的代官对自己的态度并无二致。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军人越俎代庖、插手外交领域，更是因为日本的外交态度已经变得如旧时的武士一般傲慢不逊了。这种日本人心境上的变化，让涩泽不能不深感忧虑。

对外务省倍感焦虑

自明治四十二年(1909)第二次访美以来，涩泽一直积极推进日美间民间外交。其中的一个动力源于他的危机感，他不愿把外交事业交给那些如同傲慢武士再世一般的官僚与军人。

大正三年(1914)，涩泽的旧识大隈重信接替山本权兵卫【山本权兵卫(1852—1933)：日本武士、海军军人、政治家。历任第11、12、13任海军大臣，第16、22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人称日本海军之父，海军中心人物。第一次山本内阁期间，山本权兵卫因海军受贿丑闻“西门子事件”而下台，大隈重信继任首相。】继任首相，此时涩泽对政府仍抱有一线希望，本以为可以借此加强与政府间的沟通。然而，如今的大隈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已经陷入了可怕的自我膨胀之中。不仅如此，他还在对华强硬派、外相加藤高明的怂恿下，强行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其后的寺内正毅内阁不仅执迷不悟地继续该路线，更罔顾日本利益，出兵西伯利亚，所作所为尽是为了扩张军部势力。大正七年原敬内阁组建后，政府终于着手同美国协商合作，但它的对美外交政策缺乏一贯性，让涩泽为此倍感焦虑。

其中最让涩泽感到焦躁不已的是，日本政府虽然打出了与美国协商合作的旗号，但面对加利福尼亚州再度爆发的排日运动，却不打算采取任何的手段。无奈之下，他只好于大正九年(1920)春季在日本主持召开了两次日美协商会议【与美国西海岸委员召开的日美关系协商会议，及与美国东海岸委员召开的日美有志协议会。】，欲借此逆转美国舆论界的风向。但美国的排日运动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八月四日，赞成排日土地法案的署名人数已达84000人，远超法定票数，于是美方决定在十一月二日，即举行总统选举的同一天，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对排日土地法案进行投票。这一消息让涩泽的情绪跌至谷底，他对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不信任感也愈加强烈。

不过，日本外务省仍不敢轻举妄动。在他们看来，日方的举动一旦有什么纰漏，就会有干涉美国内政之嫌——这其中原委要从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说起。当时，出席会议的日方全权代表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加入废除种族歧视的内容，以借此从外部抑制美国的排日运动。但美国参议院认为此举涉嫌干涉美国内政，对此强烈反对，美国也以此为由，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加藤阳子在其所著的《战争与日本近现代史》一书中指出，该事件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威尔逊为说服国内的反国际联盟论者而暂返美国。然而返美后，参议院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员对加入国际联盟持反对态度，这种状况让威尔逊苦恼不已。事态逐渐恶化，而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日本代表提出的废除种族歧视议案。

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在这一事件中，日本移民问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它。制定废除种族歧视议案时，日方政府的相关人士确实存在着假国际条约之力、插手美国国内问题的想法。联系到这一点，美国参议院的担忧也是无可厚非的。

巴黎和会上，日本政府为了获准通过继承德国权益的要求，追加了废除种族歧视的条款，欲以此牵制美国这个强硬的反对继承派，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进一步激怒了美国，排日法案也因此改由全民公决定夺。

事件的个中原委，涩泽自是再清楚不过的。不过他也知道，如果因为担心刺激美国舆论而畏首畏尾，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就在他苦思对策之际，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全民公决，排日土地法案以压倒性票数获准通过。这一结果激怒了日本舆论界，媒体上甚至出现了鼓动日美开战的呼声。

不过，对日本而言具有更加重大意义的，是同日举行的总统选举。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哈定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当选总统，威尔逊推行的国际联盟路线也就此破产。哈定严格奉行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发表于1823年，由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在一次国会演说中提出并因此得名。主要主张欧洲列强停止殖民欧洲，美国对欧洲各国之间或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保持中立。有孤立主义倾向。】，他以避免干涉欧洲事务为由，明确表示不加入国际联盟。另一方面，他在第二年正式就任总统后提出建立集体安全保障机制【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众多国家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集体相互保障。在集体安全保障下，侵略者进攻集体安全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即被视为侵犯所有国家。国联和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之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一种区域性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呼吁各战胜国参加华盛顿会议。

哈定的提案一方面是为了扼制日本的军备扩张，以防备日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是打算以优渥的条件诱使英国解除日英同盟，将一直纵容日本入侵亚欧大陆的英国拉入己方阵营。哈定决定于华盛顿召开裁军会议，并于1921年7月向日本政府正式发出邀请函。

面对这份华盛顿裁军会议的邀请函，原敬内阁十分担心这场会议很可能使日英同盟一笔勾销，为之为难不已，却又不好跟“世界和平”这一正义口号唱反调，只得任命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加藤友三郎(1861—1923)：日本海军军人、政治家。曾任五届内阁的海军大臣、第21任内阁总理大臣，于首相任期内逝世。】、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德川家达(1863—1940)：德川宗家第16代家督、田安德川家第7代家督。曾任第4任贵族院议长，华盛顿会议的首席全权大使。】、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币原喜重郎(1872—1951)：日本外交官、政治家。历任外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职。】三人为全权代表，前往赴会。

瞄准华盛顿会议带来的转机

那么对于此次华盛顿裁军会议，涩泽又做何反应呢？

涩泽认为，会议带来的外部压力，也许是使日本从一个由武士(军人)支配的国家转变为由市民(平民)掌握主导权的民主国家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内心非常期望能亲任全权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为裁军提案投一张赞成票，并亲自在会上声明，日本将取消此前所有对华政策，以使日美关系一举步入正常化。因为涩泽考虑到，要想使已经开始恶化的日美关系走向正常，只有向中国和美国表现出诚意，解决已成瓶颈的中国问题才行。其实早在同年六月华盛顿会议的邀请函送达之前，涩泽就以日华实业协会会长的身份向政府提交了意见书，谋求解决中国问题。涩泽雅英在《跨越太平洋的桥梁》中对他的意见书做了如下概括：

他进言道，现在中国由南北两政权分治，为内政不稳所困。为应对这种状况，我国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始终不变的对华方针。日本以往的做法暴露出国内缺乏统一性的现实，也招来了中国官民的疑惑和蔑视，进而误解日本所为乃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对华政策的根本，首先应避免对其内政妄加干涉。中国的国事理应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国应以真诚友邦之姿，常怀善意与体谅。其次，面对中方的正当要求，日本即使牺牲少许自身利益也应给予援助。如果能确立这样的根本方针，向中国国民积极表现出诚意，努力排除各种障碍以争取对方的理解，将来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至于当前我们应当实行的具体工作，即撤回驻扎山东的铁路守卫军，并将该铁路交由中日合作经营。驻扎于汉口的日军已引来了诸国的疑虑，因此我建议应即刻撤兵。

不愧是集理想主义和务实精神于一身的涩泽，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提出如此贴近问题本质的具体提案。他明确指出，对待中国时绝不可采取冈部代官那种侮蔑的态度，而应胸怀敬爱之意，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比其他任何日本人都明了当前国际形势，因此他预感到，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日中问题必然将扩大为日美问题。

因此，华盛顿会议的邀请在涩泽看来，正是一举解决这纠缠难解的双重问题的良好外部压力。他想到，事已至此，自己非亲自走一趟不可了。他要与全权代表同行，为他们提供具体的建议，努力使日中关系问题与美国排日问题同时得到解决。

记得那应该是大正十年(1921)的七月十六日，日美关系委员会在工业俱乐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我同与会者提起了华盛顿会议的事。我表示，缩减军备和远东问题将会成为华盛顿会议上的主要议题，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问题应该也会出现在议题之内。此次会议的结果将会对日中、日美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日美关系委员会多年来一直为日美关系操劳忧心，因此我们决不能作壁上观，一定要派遣成员赴会。

几经波折，日美关系委员会最终任命涩泽为团长，派出添田寿一、头本元贞等共8名成员，奔赴华盛顿会议。

涩泽一行先于全权代表团两日启程。十月十三日，一行从东京站出发前往横滨，以首相原敬为首的内阁要员及财经界巨头们来到东京站站台，向八十一岁高龄第四次赴美的涩泽表示他们衷心的谢意。当时，原敬紧握涩泽的手，祝愿涩泽一路平安，但原敬万万没有料到，三周后，他竟然在同样的地方命丧于利刃之下。【指原敬暗杀事件。1921年11月4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原敬于东京站乘车口处被铁路职员中冈艮一刺死。】

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

十一月七日抵达华盛顿后，涩泽首先会见了哈定总统。其后，他又与华盛顿会议的倡导者、参议院议员博拉等人举行了会晤，并就日本应以怎样的态度应对将于十二日开始的会议一事，与日本全权代表团展开了协商。

我们认为，会晤得出的结论虽与我方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大体的方向是一致的。于是我将华盛顿的事宜交予添田博士代为处理，自己再度赶赴纽约。

涩泽重返纽约的目的是与美方的日美关系委员会继续进行磋商。他连日奔波，拜访各相关人士，会见日美关系有志协会的旧识，忙碌不已。虽然范德利普当时前往欧洲旅行，不在国内，但美国钢铁公司主席加里代他为涩泽举办了欢迎会。涩泽在美国可谓颇有人缘，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敬为代表日本的“伟大老人”(great old man)，受到热烈的欢迎。十一月十七日，涩泽作为主宾参加了纽约商会举行的常规晚宴，晚宴上他针对华盛顿会议发表了一篇演讲，深深地打动了美国人。《跨越太平洋的桥梁》一书中记录了演讲内容的摘要：

当下于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主导该会议的贵国国务卿休斯极力主张缩减海军军备，实乃卓见。我以为，务必要实现这一主张。裁军将大幅减轻国民赋税，由此结余的资本也将用于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我可以肯定，为了使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取得成功，日本国民也在期望着能与美国展开全面合作。

休斯的裁军议案在十二日会议刚刚开始时便已提出，其要求对英、美、日等国主力舰总吨位进行限制。英美各限制在50万吨以内，日本则在30万吨以内，并要求各国终止一切正在进行的造舰计划。

日本全权代表团虽然对事态的发展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却远远没有料到英美的步调竟会如此一致，面对这场“突袭”有些不知所措，一时之间竟难以表示出明确的态度。日方的态度让涩泽感到十分着急，他通过添田寿一向日本全权代表团提议，日本应对休斯的提案表示强烈赞同，将日本希望和平的心意传达给对方，涩泽在纽约商会的常规晚宴上发表的演讲，正是为了在态度犹豫的全权代表团背后推一把。雪上加霜的是，原敬首相遇刺事件也致使全权代表团几乎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十二月，涩泽重返华盛顿并旁听了会议，日本全权代表团优柔寡断的态度令他怒火中烧，他甚至曾经向随行人员吐露自己的愤怒之情。

不过，涩泽对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还是感到基本满意的。

涩泽在《青渊回顾录》中指出，日本原主张，在英美军力为十成的情况下，本国军力应达到其七成，然而最终却只获得了六成，这一结果引来了日本国内的不满与谴责。但实际上，日本在军事上的欲望远远不止七成，恐怕就算达到了十成也不会满足。考虑到英美可能联手，日本甚至会“不达二十成就不放心”。因此，日本必须改变原来的思路。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军备不应仅仅从国防的角度来定夺，同样应该考虑到如何维系其与国内诸多事宜之间的平衡。本次的缩减军备议案或许会令一些军事专家感到极为不满，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看待此问题时仅仅考虑以武力宣扬日本国威，才会对削减军力比一事感到不满。军备力量是从国家财富中切割出的部分，所以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从我国的富裕程度来看待此问题，便会知道5∶5∶3【这个比例指的是美、英、日三国的主力舰总吨比。】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比率了。纵观大局便可知，达成这一裁军比率绝非我国的失败，而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果。

如涩泽所期待的一般，华盛顿裁军会议顺利地进行了下去。不过，涩泽本想利用这个机会一口气解决日中问题与日美问题，却未能达成目标。因为虽然中国方面派出了的30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但美国却将签署规定军舰比例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华盛顿海军条约》：1922年2月6日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在华盛顿签订，限制海军主力舰吨位。条约规定各签约国战列舰、战列巡洋舰总吨位比率为10∶10∶6∶35∶3】5。一事视作第一要务，山东问题没能被列入会议议题。在中国问题上，各国仅签署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1922年2月6日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在华盛顿签署。该公约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主张一番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便草草了事。

在山东问题上，中国方面在背地里也下了一番工夫，展开各种宣传、多方游说，但美国全权代表路易松却明确表示，山东问题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理应由两国协商解决，没必要列入本次会议的议题之内。于是山东问题便没有被列为华盛顿会议的议题。

最终，山东问题被单独交由中日两国协商处理。双方虽就未来返还山东半岛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但这还是与涩泽所想的利用外部压力一举解决日中、日美问题的计划相去甚远。因为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并未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也获准继续驻留山东。这一结果阻碍了日中关系的修复，也给美国的排日运动一个继续下去的理由。

这导致两年后的1924年，一件始料未及的事件使排日运动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全美，让涩泽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五十四回劝说孙中山开展经济建设

与排日运动家积极展开会晤

代表日美关系委员会赴华盛顿会议的涩泽荣一一行，于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三十日回到了横滨。据涩泽雅英《跨越太平洋的桥梁》一书的记载，访美期间，涩泽出席各类宴会、集会共91次，进行了81次演说和访问。仅从这组数据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涩泽对修复日美关系的高昂热情。

从涩泽此次访美期间参与的会晤、会谈的出席者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在美国财政界、新闻界所建立的广阔人脉。下面，笔者将按会谈、会晤的先后顺序，列举出部分主要人物。

哈定(美国总统)、奥斯本(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议员)、博拉(参议院议员、华盛顿会议的倡导者)、布莱恩(前美国国务卿)、金斯利(纽约商会会长、日美有志协议会与会者)、加里(美国钢铁公司主席)、伊士曼(伊士曼柯达公司董事长、日美有志协议会与会者)、斯特朗(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克拉克(美国汇兑国民银行行长、日美有志协议会与会者)、亨氏(罐头食品企业亨氏食品公司创始人之子)、前总统老罗斯福的夫人、亨利·塔夫脱(前总统塔夫脱的胞弟、著名法学家、日美有志协议会与会者)、范德利普(纽约金融界之王、日美有志协议会与会者)、沃纳梅克(百货零售业大亨)、威廉·塔夫脱(前总统)、休斯(国务卿、华盛顿会议美国全权代表团团长)、盖奇(前财政部长、日美有志协议会与会者)、亚历山大(日美关系委员会会长、日美关系委员协商会与会者)、摩尔(旧金山商会会长、日美关系委员协商会与会者)、惠勒(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日美关系委员协商会与会者)、乔丹(斯坦福大学校长)。

除去部分哈定新内阁的官员，涩泽于美国之行中会见的大部分是他在数次访美及日美关系委员会访日过程中结识的“知日派”、“亲日派”人士，不过也有一些人不在此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知名排日活动家，瓦伦丁·S.麦克拉奇。

麦克拉奇是《萨克拉门托蜜蜂报》、《莫德斯托蜜蜂报》、《弗雷斯诺蜜蜂报》这三家报社的社长，它们都在北加利福尼亚地区发行。1919年他赴韩国旅行之际经历了三一独立运动，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从此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排日运动家，各处奔走，致力于排日活动。

涩泽一直以来都认为，与亲日派、知日派之间的互动交流固然重要，但与排日派直接会晤，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更应该是重中之重。因此，涩泽视此次访美为契机，希望通过他的秘书头本元贞与排日派接触。十二月八日，恰逢麦克拉奇到访华盛顿，双方的会谈借着这个意外的机会得以实现。麦克拉奇来到涩泽下榻的阿灵顿酒店，与涩泽共进了午餐。

会谈中，为使双方能够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涩泽首先认真听取了对方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接触，麦克拉奇似乎也倾倒于涩泽的人格魅力。当他得知涩泽在归国途中将路过旧金山时，便同意与涩泽再进行一次会晤。

一月二日，之前于华盛顿结识的麦克拉奇来到了涩泽在旧金山下榻的酒店，再次与荣一就移民问题进行了会谈。麦克拉奇本是一个强硬的种族歧视论者，但却被荣一的高尚人格所感染，他打算在萨克拉门托展开一些正面的宣传，更向荣一索要了亲笔签名的照片。荣一邀请麦克拉奇共进午餐，还请来了摩尔、海耶斯等商会方面的友人，相谈甚欢。(《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从这里可以看出，涩泽拥有在当时的日本人中堪称超乎常规的远见卓识。他认为，无论双方处于怎样理念相悖的敌对立场，只要能直言不讳、开怀畅谈，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难题的突破口。这种信念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涩泽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就连强硬派的排日论者麦克拉奇也倾倒于这位“伟大老人”的魅力。

涩泽尝试接触的排日论者并非只有麦克拉奇一人。1920年，美国西海岸城市特洛克曾爆发过一起排日事件，白人工人将日裔工人强行赶进汽车，想要驱逐他们。听闻此事，涩泽亲赴特洛克，同当地人展开交涉。

到达当地后，对方竟满怀善意地迎接了我，还特意为我举办了欢迎宴会，而且现在双方工人间的关系也异常融洽。我方才明白，当时的事件只是由于少数白人工人的误解而爆发的。于是我在席间约定，回国后我将告知国内，去年在特洛克发生迫害移民事件，只是因极少数白人工人的误解而爆发的突发事件，并非全体白人的意见，同时也会将今日双方工人间和谐融洽的状况传达给国内。我表示，希望今后日美两国人民之间能建立起没有隔阂的、真诚亲善的外交关系。

此外，涩泽也尝试与撑起排日运动半边天的劳工工会干部们展开积极的对话。

早在第三次访美(1915年)时，涩泽就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塞缪尔·龚帕斯有过接触，彼此间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当时为他们二人搭桥牵线的，就是支持涩泽访美的日本劳动运动先驱友爱会【友爱会：日本的劳动者团体，成立于1812年8月1日，主张劳动者的团结与解放，1921年更名为日本劳动总同盟。】的铃木文治。

龚帕斯与加州AFL分会会长谢伦伯格一道前来。听说会晤对象是日本资本主义巨头，二人都满腹狐疑、十分警惕，并表示有约在先，只能逗留到八点半。可谈笑间他们的兴致逐渐高昂，时针指向九点又转向十点，两人却仍满不在乎。会谈落幕时，龚帕斯更是主动起身对荣一表示欢迎，心情十分愉快。(《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在谈话中涩泽也感到，龚帕斯虽是工人出身，头脑却极为明晰，且想法兼顾实际。这令他对美国的劳动阶层钦佩不已，生出了别样的好感。此次访美过程中，涩泽在华盛顿与排日论者麦克拉奇聚餐恳谈之后，又访问了AFL总部，与龚帕斯就劳工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上所述，为阻止排日问题扩大化，涩泽在整个访美期间以旺盛的精力开展了诸多活动，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一位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只要有机会，他甚至不辞与“敌人”直接对话。他认为自己此行已竭尽所能，因此发出了如下感慨：

回顾此次访美之旅，我所做之事虽算不上什么丰功伟绩，但至少没有帮倒忙，多少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吧。……因此现在回顾这四个月的旅程，我认为自己并未留下任何遗憾，而且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日美关系委员会会长亚历山大在旧金山与涩泽交换意见时提出，为了更直接地打动美国国务院和议会，应组建一个联合高等委员会，涩泽也与他约定在日本设立相同的委员会。

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涩泽归国不久，便开始了行动，他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和外务次官埴原正直提出了组建委员会的议案。政府方面承诺，若美国方面没有异议，即可实行。然而，美国政府方面却恰恰提出了“异议”。

亚历山大接到涩泽的联络之后，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休斯，希望获准组建联合高等委员会。然而休斯表示推行此事为时尚早，拒绝了他的要求。（《公益的追求者·涩泽荣一》）

日美关系的前路再度暗云密布。

劝孙文成为实业家

作为一个坚定的贸易立国论者，在涩泽的眼中，建设一个和平的商业贸易国家，才是日本这个资源小国唯一的持续发展之路。然而日俄战争后，日本与其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进而导致与另一重要贸易对象国美国的关系也不断恶化。涩泽意识到，日本本以为熬过了日俄战争就万事大吉，但现在却因对华政策的失误而自掘坟墓，一步一步踏上了一条危机重重的道路。

也许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涩泽在开展日美民间外交的同一时期，也在致力于推进日中之间的民间外交。

在此之前，涩泽曾先后三次到访中国，每一次都是从上海登陆。

第一次是在庆应三年(1867)，涩泽在随德川昭武赴巴黎参加世博会的旅程中途经上海，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当时的他为上海华丽气派的欧美租界感到震惊，但同时也为中国人居住的街道的肮脏而皱眉。

第二次是在明治十年(1877)。当时，大藏卿大隈重信决定借左宗棠将军一笔军款用于镇压中国国内的军阀叛乱，涩泽奉命处理此事，与益田孝一同赶赴上海。可是由于双方在相关条款上相持不下，这笔对清政府的借款最终不了了之。

第三次是在大正三年(1914)。是年，涩泽同实业家马越恭平一道踏上了这次“漫游中国之旅”。他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除了参拜孔子庙，还考察了中国的经济、产业状况等。期间，涩泽与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举行会晤，经陆路到访了北京。

三次访华经历中，涩泽虽仅在第三次出访时直接参与了日中民间外交，但身在日本国内时，涩泽就已经为加强日中关系而煞费了一番苦心。

其中十分值得一提的，便是他与孙中山之间的牢固友谊。

大正二年二月，孙中山到访日本。十七日，他访问了涩泽位于兜町的事务所，表示对涩泽敬仰已久，希望能获得一些点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两日前出席孙中山的欢迎会时，涩泽就已一眼看出了他的卓越之处，于是向他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面对这位推翻清朝、建立革命政权的当事人，涩泽建议道：“如袁世凯一般醉心于政治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因此政治上的事不妨就交予他们处理，而像您这般高风亮节的人物更适合倾力于经济领域。”涩泽看出了孙中山诚实认真的品格，所以期待孙中山能够担当起自己当年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曾扮演过的角色。

中国有无尽的资源和无限的劳动力，中国人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人。不过，不要以为只要顺其发展，商业与工业自然会繁荣兴盛。在这样的国情下，更需要清正廉洁、富有商业道德感的人物。涩泽认为，只有有一位愿意深入民间、亲自领导人们构建产业基础的人物带领，中国才能建立起近代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个人物，非眼前的孙中山莫属。

听闻涩泽的建议，孙中山既犹豫不定，又心动不已。因为实现中国的政治革命、推动中国人自身的意识革命才是重中之重，而推动意识革命的前提，便是建立一个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涩泽的话是极为正确的。

但作为一个与政治牵涉过深的人，孙中山又很难轻易接受涩泽的提议。最终，孙中山表示此事尚需仔细斟酌，且留待日后再议，并转而向涩泽请教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法。

于是涩泽提议以孙文为代表，成立中日合营的公司。孙文立即表示了同意，随即将社名定为中国兴业株式会社，并订立了公司的章程。

那段时间，荣一每有机会就劝说孙中山对中国的货币制度和银行结构进行改革，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明治初年日本取得的经验。即便是大国，如果各地流通的货币不同，就无从建立经济基础。荣一指出，当下第一要务是尽快整顿货币，组建中央银行，实现金融统一。他竭尽所能地将具体的经济政策灌输给这位杰出的后辈。(《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三月五日，孙中山同涩泽别过，离开了新桥。然而到达长崎后，孙文惊闻他的同伴宋教仁遭到疑似袁世凯指使的刺客暗杀【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中弹，送入医院抢救后于3月22日凌晨不治身亡。】。事后他修书致涩泽，在信中说道，自己虽想遵从涩泽的卓见，献身于经济建设事业，但在今日这般情势下，实在难以从政界抽身。

涩泽从这封信中察觉到，孙中山的前途正渐渐被阴云笼罩，而这种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不久，袁世凯下令驱逐孙中山一派，并派兵占领了南京。十月，袁世凯任大总统。

由于中国动荡的局势，在日本国内已经筹资完毕的中国兴业株式会社也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涩泽就此与孙中山联络，孙中山表示公司可由袁世凯方面接手，自己并无异议。于是，公司更名为“中日实业株式会社”，重新起步。

涩泽于大正三年(1914)出访中国并同袁世凯举行会晤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处理这家中日合营公司的相关事宜。

在涩泽看来，袁世凯与传闻不同，是一位直爽且品德高尚之人，他深感此人不可小觑。袁世凯表示，为使日后的中日关系步入正常化，经济交流是不可或缺的，而中日实业株式会社想必将为此奠定基础，因此他希望涩泽能够提供帮助。

翌年，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强行提出《二十一条》。深知袁世凯其人的涩泽感到，这一要求定将给日本带来致命的影响。不出所料，袁世凯的手段比日方高明得多。他巧妙地操纵了国际舆论，成功地将美国拉拢至己方。也是从这时，涩泽开始意识到，在当前形势下，即便自己煞费苦心在经济领域中获得一定的成果，政治家和军人夜郎自大的行径也必然会令这些成果化作泡影。

日华实业协会的活动成果也是如此。

涩泽在明知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接任了日华实业协会会长，并在大正九年(1920)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时展开了许多活动。他发动协会从财经界募集善款，并用该款项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和医疗救助设施。此举对平息反日浪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那些驻留山东和青岛的日本守军却大大地抵消了这份亲日情感。

为此，涩泽分别于大正九年九月和翌年六月两次以日华实业协会代表的身份建议政府撤回驻华部队，并转变对华政策。在大正十一年六月举行的日华实业协会第二次大会上，他也提及了这两次进言：

我想谈及的事情只有两件。经协会常任干事多次讨论后得出结论，日本驻华军队对维持日中两国间的外交是极为不利的。在此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又经过多次磋商，并由我于去年九月向有关方面提议自中国撤回守军。……我尽干部之责，提出了上述意见。……提议虽未即刻被采纳，但事实证明我们的意见是相当合理的，不久之后政府便决议撤军。(《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五十五卷)

然而大正十二年日军自青岛撤兵后，反日浪潮非但没有就此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中国商务总会——相当于中国的日本商业会议所——也公开声明支持抵制日货。

对此，涩泽在出席由对华关系友好团体主办的联合大会时，发表了主题为“纵使友人以怨报德，我等也不应以暴制暴”(《跨越太平洋的桥梁》)的演说，向中国的有识实业家们发出了呼声。他的呼吁立刻收到了成效。

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外务省收到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后任首相)发来的公文。称天津商务总会的领导人登门拜访了吉田总领事，并委托吉田将一封书信转交给荣一。原来，他们听闻了荣一在七月三日的演说，得知他这样一位通晓中国情况、德高望重的大人物，竟因此事而有如此深刻的感触，觉得倍感汗颜。他们在信里表达了希望日后同荣一携手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增进双方友谊的主旨，并由五名中方实业家与当地警察局局长共同署名。(《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中方实业家中那些了解涩泽秉性的人，还是深深地信任着他的诚意的。

在日美关系的瓶颈——中日问题上，可以说，涩泽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及收到的成效，远远超过日本任何一个政治家。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使涩泽一点一滴、小心翼翼堆砌起来的中日关系“积木山”瞬间崩塌了。

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一场大地震撼动了日本整个关东地区。

关东大地震的意外影响

关东大地震给涩泽带来了不少实质性的损失。建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由辰野金吾【辰野金吾(1854—1919)：日本武士、著名建筑家。日本银行、东京站等著名建筑的设计者。】设计建造的威尼斯哥特风格【威尼斯哥特建筑风格：结合了哥特尖顶拱、拜占庭、摩尔(伊斯兰)等元素的一种建筑风格。该建筑风格起源于十四世纪的威尼斯。】的宅邸在这场地震中毁于一旦。自明治三十四年(1901)涩泽将住宅迁至飞鸟山之后，这座建筑就改做了涩泽的个人事务所(一层)和德川庆喜传记编撰所(二层)。涩泽先于第一银行中避难，委托别人抢救重要资料后，他便返回了飞鸟山。然而当晚平民区发生的一场大火殃及到了兜町事务所和第一银行，资料焚烧殆尽。

那天我身在事务所。地震发生后，我并未想到可能会发生火灾，更是做梦也没料到火灾会严重到如此地步。当时事务所的屋顶损毁严重，我便命人将重要资料暂时移至第一银行的两个房间中。资料中包括为编写庆喜公传记及我的个人传记而从泷野川【泷野川：位于现在的日本东京市北区南部。这里指的就是涩泽位于飞鸟山的宅邸。】带来的日记和往来书信。其中不仅有我与伊藤之间的书信，还有与陆奥、井上、后藤、山县、木户诸公之间的信件。这些资料尽数在大火中化作了灰烬，实在令人惋惜。此外，穗积【穗积陈重(1855—1926)：日本法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枢密院议长。参与了诸多重要法案的编纂和起草。英吉利法律学校(今中央大学)创始人之一。涩泽荣一长女歌子的丈夫。】君为我搜集的六百余种版本的《论语》也被烧掉了，其中一些甚至是再也寻不到的绝版。

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经验丰富、向来深思熟虑的老者，却没能注意到可能发生火灾，导致珍贵资料付之一炬，涩泽感到十分懊恼。他本以为第一银行遭受火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事件却发生了。

不过，在灾难降临到东京乃至整个关东地区的情况下，人们已无暇为个人损失而捶胸顿足了。祸不单行的是，日本首相加藤友三郎刚刚于八月二十五日病逝，内阁因此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于是涩泽让前来探望的阪谷芳郎代自己向代理首相内田及内务大臣水野【水野链太郎(1868—1949)：日本内务省官僚、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文部大臣等要职。】进言，希望政府能全力确保粮食供应、维持治安稳定。

九月三日，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后藤新平(1857—1929)：日本医师、政治家。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南满铁路公司总裁、递信大臣、外务大臣等职。在殖民地经营和都市规划建设方面颇有成就。】派一队骑兵赶往泷野川请求涩泽的援助。涩泽即刻启程赶赴已化作一片焦土的东京视察，并作为复兴审议会的一员展开了工作。他还兼任了由商业会议所和贵族院、众议院两院共同设立的大地震善后会副会长，全力以赴投身到募捐活动中。

作为上述活动的一环，涩泽最先想到的是自己在数次访美和日美关系委员会交流过程中结识的范德利普、沃纳梅克、加里、亨氏、克拉克、塔夫脱、金斯利、亚历山大等美国实业家及有识之士，向他们发出了求助的呼声。九月十三日，涩泽向美方发去电报告知美方友人，虽然东京和横滨一片惨状，但自己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他在电报的最后这样写道：

灾民之状惨不忍睹。我们组织起大地震善后会，倾全力救助灾民，帮助街道重建。此次震灾损失之巨大，难以用数字衡量，但民众毫不气馁，展现出莫大的勇气，开始重建家园，令我感到欣慰。今后的灾后重建中，还望贵国施以同情与援助。(《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四十卷)

美国友人们在为涩泽平安无事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立即同意出手相助。百货零售业之王沃纳梅克之子向涩泽名下汇入25000美元现金，罐头食品之王亨氏之子提供了35000罐蔬菜罐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总裁金斯利捐款10万美元，并赠与涩泽个人1000美元的慰问金。木材加工业者克拉克表示将从波特兰市筹集20万美元、从木材加工工会筹集10万美元赈灾善款。柯达公司董事长伊士曼向涩泽名下汇入25000美元，当时身在旅途中的范德利普也临时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

回应涩泽的求援的不仅仅是他的友人们，就连在排斥日裔移民宣传中扮演旗手角色的赫斯特系报社也发出了“此刻应彻底抛去种族问题与国家主义，跨越国境，将心比心，以诚相待”的呼声(《跨越太平洋的桥梁》)，号召读者捐款。

从美国募集到的善款和救灾物资总额达3000多万日元，美国的对日感情也随之好转。

中国商务总会和中国实业家们也向日华实业协会送去了高达260多万日元的善款。

关东大地震间接使日美、日中关系发生了意料之外的转机，这倒也算是因祸得福。然而就在这友好的氛围中，一起不幸的事件将这一转机彻底粉碎。

第五十五回外交需国民总动员

另一起“龟户事件”

关东大地震唤起了美国和中国对日强硬派的同情之心，各地纷纷发起了向日本捐助善款及救灾物资的活动，原本紧张的日美、日中关系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然而11月上旬，就在亲日氛围日渐高涨的时候，一条煽动性新闻却突然出现在了中国的报纸上。报道称，关东大地震震后第3天（即9月3日清晨），日本军队袭击了位于龟户、大岛小巷里的中国工人宿舍，将二百余名中国工人押至附近的空地上。情绪激动的日本警察和民众将工人们团团围住，残忍杀害。由于龟户警署在事后滴水不漏的隐瞒工作，事件的真相直至至今仍未见天日。

提到龟户事件，一般指的是9月3日夜晚，南葛饰劳动协会的川合义虎、纯劳动者公会的平泽计七等十名工人运动家与部分朝鲜人一起遭到龟户警署的逮捕，并于第二天凌晨被习志野骑兵连队的士兵杀害的事件。该事件发生一个月有余才得到公开，然而同一天发生的屠杀中国人事件却未见任何报道。

中国报纸对这起事件进行报道之后，涩泽感到十分震惊。他同日华实业协会的成员一道向记者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并订正了政府的说法。

日本方面没有对这起事件发出任何公开声明，即便事件在中方见报，政府也只推说是对方夸大事实，在没有任何正式调查的情况下，就想让真相石沉大海。12月7日(注：印刷错误，实为11月7日)，日华实业协会请来了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实地追踪调查的小林新三郎等三位新闻界人士，向他们询问了事件的详细经过。……虽无法统计具体遇害人数，但综合多位相关人士和警察、宪兵队士兵的证言，可确定遇害者达二百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三百人。

涩泽立即于11月10日访问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的官邸，向他说明了事件的始末，并质问他政府到底打算采取怎样的对策。外务大臣表示，自己虽然非常理解涩泽的心情，但却无法透露政府的措施。事件的真相就这样被抹杀了。(《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虽然涩泽雅英在文中并未提及，笔者也没有获得确切的证据，但中方报纸对该事件的报道，很可能也被反日色彩强烈的美国赫斯特系报纸通过某种途径转载了。不久前，赫斯特系报纸还在其所有者的默许下，大肆宣扬日本将伙同墨西哥联手占领加利福尼亚州的谣言，并暗中支持那些积极主张制定排日移民法的政治家和记者。因此，当这一煽动反日情绪的良好素材出现在中方报纸上时，赫斯特系报纸不可能不扑上去。

不过，即便赫斯特系报纸没有对事件进行报道，与该事件性质相同的屠杀朝鲜人事件也已通过当时在日本亲身经历事件的外国人之口，传到了各国政府和相关人士的耳中。例如，地震后在东京和横滨进行实地视察的法国驻日大使保罗·克洛岱尔就于1923年9月20日寄给法国外交部部长的书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内容：

我必须指出，灾难发生后的几天里，日本国民陷入了怪异的恐慌状态之中。到处都在风传朝鲜人制造火灾，进行杀人和抢劫活动。于是人们开始追捕可怜的朝鲜人，一旦抓到，就如同对待野狗一般将他们杀害。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人被害、一人遭警官虐待的惨剧。仅在宇都宫【宇都宫：日本栃木县中部的城市，县厅所在地。】就有16人遇害。日本政府虽对暴行进行了控制，但在政府公报中，官方反而把重点放在了朝鲜人、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确有共同实施犯罪的案例上，妄图掩盖事实。(保罗·克洛岱尔，《孤独的帝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保罗·克洛岱尔外交信函1921—1927》)

不仅仅是保罗·克洛岱尔，日美关系委员会中活动最积极、且深得涩泽信赖的西德尼·古利克(基督教人士)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当时古利克的幺子、与他同名的小西德尼身在横滨，也亲眼目击了屠杀朝鲜人的事件。从儿子口中得知此事后，西德尼致信给涩泽的英语秘书小畑久五郎，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乔治·奥歇罗在文章《关东大地震——个人层次上的国际亲善与友好》(收录于《公益的追求者·涩泽荣一》)里提及了这封书信。

古利克再次致信小畑，信中多次提及该事件。他写道：“若对该恶性事件的全面报道进一步升级，并与排日派一唱一和的话，情况恐将进一步恶化。在下对未来日朝两民族关系的前景深感忧虑。”(《传记资料》第四十卷，186页)但古利克也提出了一些乐观的看法，表示：“依在下愚见，对日本政府而言，最为妥善的对策就是对事件展开彻底的调查，将罪犯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借此向美国和朝鲜表明，此事件与日本政府及崇尚正义的日本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日本正在全力惩处罪犯。这不仅将使全体国民免于承担此等野蛮罪行，也不至于放任部分不法之徒逍遥法外，更是为了大大地缓和朝鲜方面的排日情绪。”

然而，日本政府的态度却完全背离了古利克的期望。政府虽承认屠杀是事实，但在惩处相关者时态度却暧昧不明，企图对事件进行冷处理。这种做法和近来日本一些大企业高层在公司发生丑闻之际采取的措施实在是异曲同工，他们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却反招来更多的质疑，最终导致最为严重的后果。

涩泽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否则，他拜访的为什么不是总理大臣或内务大臣，而是特意拜访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向其询问事件的情况呢？

不幸的是，涩泽的担忧还是成为了现实。一个月后的1923年12月5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团体向华盛顿的联邦议会提出了两份排日法案。

两份排日法案

向联邦议会提交的排日法案之一是一份宪法修正案议案。这份修正案违背了美国宪法的国籍属地主义的基本理念，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议案规定，在双亲(日本人)不具备入籍权的情况下，其子女即使出生于美国，也无法获得公民权。这相当于否决了第二代日侨的生存权利。

另一份法案由众议院移民委员会提交，这是因1921年制定的移民法到期而重新起草的一份新移民法案。其排日意图主要体现在法案的第十三条“禁止无入籍权的外国人以移民身份入国”一项。可见众议院移民委员会以制定新移民法的名义，意图彻底将新日本移民拒之于国门外。

这两份法案中，前者的宪法修正案议案是一份与美国的基本国策相悖的立法议案，而且修宪需要获取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并得到四分之三以上地方议会议员的批准，条件极为苛刻，因此获准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小。

另一方面，在大力推行宪法修正案议案的背后低调提交的新移民法，虽然在参议院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但获得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却相当高。事实上，排日运动家们是故意全力推行过激的宪法修正案议案来吸引自由主义派别的注意，以修宪案为障眼法，企图让看似相对较为温和的新移民法获得通过。一旦这个新移民法获得联邦议会通过，也就标志着排日运动家们奋斗多年的排日运动的正义性得到了认可，象征意义是极为巨大的。

他们策略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在该策略的影响下，亨利·塔夫脱和乔丹等原本被日方寄予厚望的日美关系委员会的美方成员们也认为，修宪案的内容的确过于严苛，一定要阻止其在参众两院获准通过；而新移民法只不过是将此前的日美间的君子协定(停止继续向美国输入日本移民的君子协定)在事后法律化而已，不会产生实际危害。面对日方委员的强烈要求，这些人也表示了将尽力阻止新移民法获参众两院通过，但他们也认为，移民政策是美国内政问题，日本过分干涉的危害更大。这一判断直接导致了相关的宣传活动展开得并不积极。

反观日本，日本舆论界本对关东大地震之际伸来援手的美国感激不已，但在他们看来，两份法案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对“一等国国民”日本人的公然侮辱，让他们感到震惊和意外。打个比方，美方提出的这份排日法案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就如同一个笑容满面地凑过来亲近自己的人突然唾了自己一脸口水，是毫无道理的迫害。

这两份法案也让日美关系委员会的日方委员认识到，今日之事态严峻程度已是前所未有。与面对排日运动无所作为的政府相比，日方委员们一直以来殚精竭虑，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努力却收到了这样的回报，实在是过于残酷的打击。虽然美方委员表示，宪法修正案议案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对日方而言，一个新移民法就已是加诸日本国民的极大侮辱了。涩泽在分别与委员会的金子坚太郎、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进行商议后决定，立即任命金子为特使，赶赴美国。

针对大正十三年(1924)的排日议案问题，我在与政府磋商后提议，大正十二年地震后，我们得到了美国及其民众莫大的援助与同情，因此可否特派金子坚太郎或其他适合的民间人士前往美国以表谢意。如有需要，让我撑起自己这把老骨头亲自渡美也未尝不可。我以为，借此举与美国的权威人士接触，从人道主义和国际友谊入手，促进双方的理解和包容，或许会对移民问题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然而，民间权威人士即将访美的消息刚在美国见报，日本驻美大使埴原正直就向外务省发来了电报。他认为，民间人士访美对问题的解决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所以静观其变方是上策。因为这一纸电报，该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了。

因担心刺激到美国舆论，驻美大使埴原正直取消了派遣特使的计划。造化弄人的是，不久之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令美国的排日舆论情绪更加高涨起来。

排日法案获得通过，涩泽倍感沮丧

就在日本的涩泽等人打算对派遣特使一事再次进行探讨，并让埴原大使静候探讨结果时，1924年3月，美国众议院移民委员会无视国务卿休斯对委员长发出的警告，拒绝休斯的介入，并于同月24日向参众两院发出倡议，要求原案通过新移民法。

埴原大使对此形势感到十分焦虑。4月10日，他向国务卿休斯修书一封以示抗议。埴原在信中表示，新移民法不仅仅是一份对日本人进入美国国境作出限制的法案，更是一份将劣等民族的烙印加诸日本人身上的法案。在信件结尾处，他强调，如果这份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恐怕将会对今后的日美关系产生“严重的后果”。

国务卿休斯在收到这封书信时，对最后这句话是作何理解的呢？从他将信件直接转交给参众两院这点来看，信的内容似乎并未引起休斯和两院的重视。

在书信送达之前，众议院已通过了法案，因此该信件自然没有对众议院起到什么影响。但在参议院审议法案时，埴原的信却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保罗·克洛岱尔在向法国外交大臣所做的报告中记述了当时参议院骤变的形势。

根本没有人认为该事件会引发战争。对“严重的后果”这个不恰当的用词是否包含了战争的可能性，外交部理应先行确认。但对参议院议员而言，这种暧昧不明反而更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些“日本的朋友”(里德【大卫·艾肯·里德(1880—1953)：美国律师、共和党人。他在任参议院议员期间与另一位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共同提出的“约翰逊—里德法”即前文所指的排日移民法。排斥亚裔及日裔移民只是该法案的一部分(即文中提到的第十三条)，并非仅针对日裔移民。】和洛奇曾自称是日本的朋友)甚至率先表态道：“美国的权威正处于危险之中，对于这种贸然干涉我国内政问题的行为，我们无法保持沉默。”

最终，法案以仅两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票获准通过。(《孤独的帝国》)

事实与克洛岱尔了解到的有些偏差，实际的反对票数为四票。此外，“严重的后果”这句话确实被洛奇断章取义地作为强调日本干涉内政的借口，而里德原本就是提出第十三条修正案的始作俑者。不过从结果来看，克洛岱尔的认识基本还是正确的。埴原大使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使得原本被认为不可能通过该法案的众议院的氛围骤然一变。

如此一来，希望就只能寄托在柯立芝总统的否决权上了。但正如克洛岱尔指出的，“面对逼近的大选，柯立芝总统是不可能对议会的决定动用否决权的”。(《孤独的帝国》)

法案于4月16日在参议院获准通过的消息传到日本，给全体日本国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觉得，日本人自开国维新以来为了与欧美并驾齐驱所做的全部努力都被侮辱了，甚至觉得这是对日本人存在的否定。针对当时弥漫于日本全国上下的愤怒与震惊之情，克洛岱尔这样描写道：

一直以来从物质和精神上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国家，却在日本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元气大伤的当口，从官方立场上蓄意且无礼地对日本加以侮辱。这种做法在自尊心极高、睚眦必报的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尤其对于知识分子阶层，即有能力引导舆论和国家政治走向的这部分人而言，更是如此。(《孤独的帝国》)

涩泽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不仅如此，正因他比任何日本人都相信美国所谓的正义，他的沮丧也比任何人都要强烈。4月17日于帝国饭店召开的泛太平洋协会的午餐会上，涩泽发表了演讲，其中他这样说道：

听闻(排日移民法)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消息，我顿时觉得长久以来付出的心血与努力竟是如此愚蠢可笑，甚至厌恶起这个社会来，生出了怨天尤人的情绪。……(对于此次的法案，)就在我极力避免事态朝着最严重的方向发展时，事态却不受控制地不断恶化。我本坚信，即便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参议院也绝不会对其亮绿灯。因此当我听闻法案在参议院以多数票获通过时，不由得想到，七十年前我也曾是排美思想的推崇者，而今看来，或许自己应该坚持那时的想法才是。(《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这番话直接地传达出了涩泽的沮丧、绝望与悲愤之情，而与涩泽一同奋斗的其他日美关系委员会日方委员，也大多怀着同样的情绪。

不过，涩泽和其他日方委员仍对柯立芝的否决权抱有一线希望，一致决定在这个方法上赌一把。他们向美方委员发去了一封电报，内书“过去我们为日美友好而付出的努力恐将化为泡影”。为阻止新移民法的生效，他们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然而面对涩泽等人发出的电报，美方委员的反应却与预期全然相反。

日本方面如此强烈的不满，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和忧虑。当时堀越善重郎【堀越善重郎(1863—1936)：明治—昭和时期的实业家。早年渡美，开展对美丝绸、丝织品出口业务，后在涩泽荣一、益田孝等人的支持下，于明治二十七年成立了堀越商会。】恰巧因商业事务身在纽约，他给荣一写了一封长信，描写了当时美国的气氛。信中提到，某日堀越在会见加里法官【此处指的应该是前文提到的美国钢铁公司总裁埃尔伯特·亨利·加里，他曾任地方法官。】时发现对方似乎颇为不悦，他对涩泽发来的电报颇有微词。加里说道，“过去我们为日美友好而付出的努力恐将化为泡影”，这句话包含了断绝外交关系、挑起战争的威胁之意，这种电报只会给收信人徒增困扰。之前埴原信中“严重的后果”一词，已经在参议院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人为何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呢？还望日方谨言慎行，不要让我们为难。西德尼·古利克也与堀越谈到，荣一的电报虽然是出于一番好意，但其中一些言辞实在不妥，因此无法公开。

读过这封信，荣一在震惊的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加里可是美国财经界首屈一指的大人物，其品格之高尚是公认的事实，作为一个充满道德感与正义感的公众人物，他怎能说出这样一番话呢……他们最终还是无法理解日本人的情绪吗？(《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涩泽直系曾孙笔下的这段文字，足以证明日美之间思想上的隔阂是多么的严重。对于日本人而言，新移民法象征着对本民族尊严的全面否定；可对美国人而言，它只有字面上的含义，不过是普通的法律条款罢了。连那些坚定的知日、亲日派也认为，新移民法只是将现行的日美君子协定具体为成文条款，属于内政问题，完全没有理由受到日本的恫吓。

那么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各执一词的日美两国究竟哪方比较占理呢？保罗·克洛岱尔在得知柯立芝总统签署法案的消息后，去信法国外交部部长汇报此事。信中，他站在法国人中立的立场上，以裁判的身份做出了颇具参考价值的判断。

只能认为，美国议会采取的愚蠢行为煽动了民众的种族歧视情绪。自君子协定订立以来，日本恪守协定内容，一直遵章办事，且想来将一直遵守下去，所以加利福尼亚州其实已不再涌入新的亚裔移民了。议会为何一定要采取这种官方性质的蓄意侮辱行为呢？继续维持此前的绅士协定又有何不可呢？据我亲眼所见，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是极为巨大的，这个强大的共和国的商品和思想，正如滔滔洪水一般吞没太平洋彼岸的邻国。所以我只能将美国这极为明显的挑衅行为解释为就好像坏学生毫不留情地欺凌弱小的友人一般。(《孤独的帝国》)

如果涩泽能读到克洛岱尔的这封信，想必一定会握紧克洛岱尔的手大呼“所言极是”吧。无论在什么时代，美国这个巨人在面对周边国家时总会摆出《哆啦A梦》中技安对待大雄的那副嘴脸。大雄只要吐露丝毫怨言，就会被技安招呼一拳头，“就凭你大雄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克洛岱尔的预言

那么在经受了这次国际性的侮辱之后，关于日本今后的走向，克洛岱尔又是怎样预测的呢？1924年6月，也就是满洲事变爆发七年前，克洛岱尔就写下了这番预言。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直觉未免太准了。

让步的时代结束了。华盛顿会议后，日本一直坚持协商合作的道路，并为此做出了最积极的努力。日本放弃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山东、汉口和满洲北部的占领，并解散了部分舰队，削减陆军人数，然而得来的回报，竟是英国的新加坡军港化计划和来自华盛顿方面的羞辱。而今这侮辱已成为无法挽回的既定事实，即便受到的伤害能够渐渐痊愈，但受辱的事实却无法一笔勾销。日本将不会再做出任何让步。

话虽如此，日本肯定不会考虑直接对美国施以报复。朝鲜半岛以及大连背后的新天地满洲，正向日本敞开大门。但除却这唯一的出口，在随着日本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地迅速增长的巨大需求面前，已然全面竖起了难以跨越的障碍。(《孤独的帝国》)

日本接下来的行动正如克洛岱尔写下的剧本一样——为了一雪美国带来的耻辱，它开始谋划侵略中国。

当现实开始向着克洛岱尔预言的方向倾斜的时候，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涩泽感到非常忧虑。他再次呼吁，危机当前更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密切的国民外交，加深对对方的理解，决不能让日美间的对话就此停摆。

眼下正是最需展开国民外交之际。也就是说，需要全体国民动员起来开展外交事业。但是，我并不是提倡举全国之力去声讨美国的错误行为，更不主张诉诸战争也在所不辞的强硬政策。身为一名和平主义者，我不认为此事只有通过武力解决这一条路可走。我迫切希望排日问题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为了推进事件圆满解决的进程，我才提出了必须全体国民动员起来开展外交。因为若想解决该问题，两国人民之间真正的谅解、彻底的融合与亲密的协作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安抚因美国的羞辱而怒不可遏的国民，涩泽发表了演说，然而在演讲的过程中他也无奈地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是多么的无力。因为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就连日美关系委员会的美方委员也表示，新移民法是美国国民在行使其立法权，法案在实际使用中与原来的日美君子协定几乎没有区别，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即使如此，涩泽丝毫没有畏缩。他始终坚信，美国是一个正义的国家，总有一天正义将会再临，他对此充满了期待。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都是最终的胜利者。……在美国，有为数不少的人秉持着正义人道公平的观点，对日本的情况满怀同情。这些正确的舆论导向终有浮出水面一天，我殷切地盼望这一天能够尽早到来。

此时，涩泽荣一已年逾八十四岁。恰如孤身一人向风车发起挑战的堂吉诃德，他正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

第五十六回人偶与日美亲善

来自美国的亲善之风

虽然日美关系委员会极力开展了种种宣传游说活动，新移民法仍于美国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柯立芝总统也迫于形势签署了法案，事件迎来了最糟糕的结局。

不过，涩泽通过反排日移民法活动在美国方面撒下的日美共同合作的种子，却并没有白费。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三十八卷“日本国际儿童亲善会”一项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内容。

大正十五年(1926)二月十五日，美利坚合众国纽约日美关系委员会干事西德尼·古利克与他的友人一同筹划创立了国际儿童亲善会（Committee on World Friendship among Children），将促进日美亲善视作组织的第一要务。为此，该组织发起了美国儿童向我国儿童馈赠人偶的计划。日本外务省在得知该消息的当天，命通商局【通商局：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外务省的下设组织，主要负责对外贸易政策、各地使馆情报的搜集与整理等工作。现有通商政策局，属经济产业省，但二者职能并不相同。】代理局长斋藤良卫出面，向日美关系委员会委员荣一寻求帮助，请教应如何回应该计划。

西德尼·古利克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他以日美关系委员会干事的身份，在美国积极地展开反移民法活动。他判断，若要令未来的日美关系得到改善，就必须培养日美两国儿童间的亲厚感情。因此他希望通过创立国际儿童亲善委员会，发起美国儿童赠送日本儿童亲善人偶的活动，促进两国儿童之间的交流。古利克将该计划命名为“人偶计划(Doll Project)”，并亲自向涩泽做了如下说明，恳请能够得到涩泽的协助：

简而言之，我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对于培养美国青少年儿童的亲日感情是极为有效的，应加以重视。我的提案是，从众多公立小学中选出数千个班级，以班级为单位各购买一个人偶，让学生们给人偶穿衣打扮后，将它们赠与日本的小学女生。我以为，这种做法是切合时宜的。(1926年4月15日古利克致涩泽荣一之信笺，《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三十八卷)

古利克还预想，除了赠送人偶外，如果还能在开展这项活动的小学班级里召开人偶送别会，让学生们给日本的孩子写信，亲日感情定将随着种种活动水涨船高。他特别强调“让美国的孩子们了解日本国民的美好品质，是非常关键的”，并期望这些努力或许能对修正排日移民法最终起到积极的作用。

涩泽对此自然毫无异议。他立刻回信首肯，此时又收到了古利克的一封信。古利克在信中写道，日前自己接受了《大阪朝日》记者木村的采访。在采访中谈及人偶计划时，对方立刻联想到了野口雨情【野口雨情(1882—1945)：本名野口英吉，日本诗人，童谣、民谣作词家。有《十五的月亮》、《七只雏鸟》、《蓝眼睛人偶》等诸多名作留存于世，与北原白秋、西条八十并称“童谣界三大诗人”。】于大正十年(1921)填词的童谣《蓝眼睛人偶》，这首童谣如今在日本已经脍炙人口。古利克便想，若以此童谣为基础，岂不更是锦上添花，为此他再度致信涩泽希望了解童谣的全文。

从这封信中可以得知，人偶计划在起步之初与《蓝眼睛人偶》并无关系，是在推行造势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借用了这首童谣。收到古利克的信后，涩泽很快回信告知了他童谣的全文，并表示自己将全力以赴，就亲善人偶免税通关等问题与外务省、国税厅等部门展开协商。

商议进行得十分顺利，最终双方议定，日方将于昭和二年（1927)三月三日女儿节【女儿节：又称人偶节、桃之节句，是庆祝家中女孩健康成长的节日。原在农历三月初三，日本明治维新后更改为公历3月3日。】当天，在明治神宫的日本青年馆举办亲善人偶迎接仪式。届时，美国大使与涩泽也将亲临现场。

正如古利克的预料，“人偶计划”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全美各地都召开了人偶送别仪式，极大地加深了人们的亲日感情。1926年12月18日，承担着友好使节重任的第一批八百个人偶被装入前桥丸号，自纽约港启程。

1927年1月22日，人偶平安地抵达了横滨港。涩泽参与创刊的《中外商业新报》等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规模报道。也正因如此，尽管大正天皇一个月前刚刚驾崩【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于神奈川县叶山町病逝，享年47岁。】，正值服丧期，此事依然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热潮。

昭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涩泽荣一日记》中这样记载道：

二月二十七日，晴，寒气渐消

上午11时左右，我与增田明六一同到访了三越百货商店和松坂屋，参观了陈列于店内的美方馈赠之人偶。适逢周日，参观者甚众，两家店铺均是人头攒动、门庭若市。

在这种热情高涨的气氛中，三月三日女儿节，由涩泽任会长的日本国际儿童亲善会主办的“亲善人偶欢迎会”，于日本青年馆正式召开。

“我来扮圣诞老人吧！”

当天，《中外商业新报》、《国民新闻》、《万朝报》等各大主要媒体均对欢迎会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综合各报的内容，我们可以试着还原仪式的盛况。

来自东京市内各幼儿园、小学的1500名女学生代表与200名美国学生及其家长亲属等近2000人参加了仪式。下午两点，仪式正式开始。伴着户山学校军乐队的演奏，众人合唱了《君之代》【《君之代》：日本国歌。歌词取自平安时代的和歌，曲谱于1880年，此后一直作为事实上的、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国歌被广为使用，但直至1999年8月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国旗及国歌之有关法律》，《君之代》才正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日本国歌。因此原文中没有将《君之代》写作日本国歌。】与美国国歌。随后，代表美国四十八州的48名学生演唱了《人偶之歌》，而代表日本的学习院和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48名女学生则演唱了《喜迎人偶之歌》。歌声中，美国领事之女贝蒂·瓦伦丁小姐上前致辞，并将人偶交到日方代表、德川家达的孙女德川顺子小姐的手中，德川顺子小姐亦发言致谢。紧随二人之后，其他日本女学生也纷纷从美国女学生手中接过人偶，仪式迎来了高潮。

在随后的致辞中，美国驻日本大使麦克维说：“虽然我很瘦，长得完全不像圣诞老人，不过能将人偶交到日本诸位小淑女手中，也可以说是完成了圣诞老人的工作吧。”听到这番话，涩泽在之后的答谢演讲中临机应变地回应道：“那就由我来扮圣诞老人吧。”听得美方来宾们忍俊不禁，看来，涩泽还很熟稔美式幽默的。

致辞中，涩泽回顾了自己的孩童时代。他谈到因为自己是男孩，所以从未觉得给女孩过的女儿节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今天是自己出生八十八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女儿节的喜悦，他借此谈及了日美亲善，并在发言的最后总结道：“想到今日之活动将会对加强邦交有着深远的意义，我心中的喜悦不由得又添了几分。”

《万朝报》的报道中提到，当涩泽说起自己已八十八岁时，听到翻译后的美国女学生们全都惊讶地瞪圆了双眼，涩泽那充满活力的样子令她们感慨不已。

以特大市松人偶为回礼

【市松人偶：日本传统人偶的一种，又称东人形，京人形。】

古利克策划的“人偶计划”最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样一来，选择回礼自然也成了一个问题。对此，《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三十八卷中是这样记载的。

昭和二年(1927)五月十八日，本会(注：日本国际儿童亲善会)于文部省召开协商会议，荣一出席了会议，就如何择礼回赠美方一事进行了商议。

次日发行的《中外商业新报》对协商会议的讨论内容做了简单明了的介绍，因此笔者在这里引用相关内容。

就择礼回赠美方亲善人偶的问题，……最终决定回赠纯日式人偶。我们计划制作47个人偶，分表代表日本各府县，所需主要费用预计约为3万日元，形式上由全国约300万的小学女生每人各募捐一钱。当然，实际制作费用将全部由文部省承担，人偶身长定为二尺五寸【日本传统的1尺约等于30303厘米，与中国略有差别】。上下(约758厘米)，平均每个的制作费用预计为250日元左右；人偶所着和服将由友禅缩缅绸制成，价值50日元；剩余资金将用做人偶的运费等其他经费。人偶预计将于今年圣诞节前运抵美国。

读者可能会对这段报道中“全国约300万小学女生”这一数字的由来产生疑问，其实该数字是通过以下方法估算得出的。

美国赠送了10759个人偶，假设有相同数目的小学和幼儿园接受了这些礼物，每所学校设10个班级、每个班级有50名学生，就可得出每所学校各有学生500人。若其中半数的学生每人捐出一钱的话，总金额就是26909日元，四舍五入之后便最终估算为300万人。

回赠的人偶中包括了代表四十七县和六大都市的53个人偶(各人偶均被授予了“东京府小姐”和“东京市小姐”等称号)以及代表皇室的“大日本小姐”，加上备用的4个人偶，总数最终为58个。

据高冈美知子著作《人偶天使——别样视角的日美现代史》一书记载，为表示对人偶制造业发源地京都的敬意，58个人偶中的六大都市人偶与“大日本小姐”是委托京都的老字号大木人偶店特别制作的，而其余的51个则由东京雏人偶批发行会旗下的人偶师们制作。

那么，这些人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58个特大市松人偶均以当时五六岁年纪的女孩为原型制作而成，身长二尺七寸(82厘米)。人偶所着和服的花纹与色彩搭配各不相同，华丽的友禅缩缅绸上点缀着晕染花纹和珠片绣，工艺精美，光彩夺目。

“大日本小姐”的和服上绣着日本皇室家纹“十二叶菊”，六大都市人偶的和服上绣着代表城市的市徽，代表各道府县的人偶的和服上则绣着带有该县特色的花纹，不过也有一些不在此列，只绣着普通的花纹，但每件都是装饰着五纹【五纹：将家纹绣在在羽织(外挂)或和服的后背、两袖后侧、左右胸共五处地方。绣有五纹的和服属规格最高、最为庄重正式的礼服。】的正式礼服。有趣的是，这些人偶还穿着内衣与足袋【足袋：日语中即二趾鞋袜，一种将拇趾与其余四趾分开的袜子，便于穿木屐。】。因为人偶们是作为正式使节出访海外的，所以人们特意为她们定做了上下成套、在当时被称为combination的内衣套装；过去的市松人偶作为玩具一般都是赤足的，这次则一反传统地给她们穿上了足袋。(《人偶天使》)

给市松人偶穿袜子的习惯，正是从那时兴起的。

同年11月4日，日本国际儿童亲善会再次于日本青年馆主持召开了送别会。同月11日，这批凝聚了日本全国人偶师心血的回礼离开横滨港，踏上了旅途，并于25日平安抵达了旧金山。

回礼人偶来了，最为之欢喜雀跃的自然是日侨们。此次交换亲善人偶计划是在加利福尼亚爆发排斥日裔移民运动的大背景下启动的，因此对于美国的日侨而言，这些来自祖国的亲善人偶让他们感到无比喜悦与自豪。

58个回礼人偶在美国各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分散到了全美各州。之后这些人偶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具体的故事可以参照高冈美知子的著作《人偶天使》一书中的相关记载。此处笔者仅引用该书的结论部分，相信下面这段美好的文字将会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涩泽与古利克的思想。

以人偶为媒介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这种构想实在出色。不是绘画，也不是壶具，而选择用最接近人类的人偶来代替真正的人，其先见之明令人钦佩。

通过互赠人偶，居住在两个遥远国度的人睹物思人，一下子拉近了与对方以及对方国家之间的距离。在1927年的日美人偶交流活动中，两国共有539万人参与到了对对方生息着的国度的思慕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亲善大使，都参与到了两国的外交事业中。没有“个体”努力的积累，国际友好就无法建立，只不过是空架子罢了。

古利克与涩泽希望，日美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不仅限于一部分领导人之间，而是能源远流长地在民众间持续下去，于是他们推行了人偶计划。出于教育意义上的考虑，他们还让人偶带上了书信。这一目光长远的计划将各处天涯海角的异国孩子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毋庸赘言，事实正是如此。

第七章以《论语》为准绳的伦理观

第五十七回田园都市的理想

【田园都市：由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最先提出的一种城市规划理念，即将人类社区包围于田地或花园的区域之中，平衡住宅、工业和农业区域的比例。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田园都市即田园调布。】

参与创建田园调布

如前所述，大正五年(1916)涩泽借年满七十七岁之机，彻底自实业界抽身而出，将大部分热情倾注到了改善日美关系与完善社会福利事业之中，几乎再未参与新的创业活动，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田园调布——这个我们至今依然耳熟能详的田园都市建设计划，就是屈指可数的“例外”之一。《青渊回顾录》中，涩泽对此这样叙述道：

诚如大家所知，我于大正五年彻底退出了实业界，并下定决心将余生奉献给公共事业。此后，我便与一切营利性事业划清了界限。不过对于此次的田园都市计划，我虽不打算于其中担当要职，但还是希望能出一份力，助其成功。其实该计划并非由我主导，只是每逢有机会，便提上几句意见。但因计划本身符合时代的要求，加之我的意见似乎尚有几分影响力，与我持同见解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于是大正七年时，我与几位同仁一道，商定了田园都市的建设计划。因已从实业界隐退，我并没有直接参与田园都市会社的运营，但无论何事，必参与其中，出谋划策，略尽绵薄之力。

负责经营田园都市会社的是涩泽的幺子秀雄，他通过对美、英等欧美国家的考察，将取得的成果活用在田园都市的创建中。《青渊回顾录》的回忆中，涩泽继续叙述道：

企业创立之初，便选定了现在这片土地用于开展田园都市计划。参与经营的秀雄(涩泽子爵之子)等人曾前往英国，对田园都市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因此参考这些经验，制定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计划。我们引入了小公园、运动场等种种贴近大自然的要素，并从便捷城市间交通的角度考虑，成立了姐妹公司——目黑蒲田电铁会社。随着不断地发展完善，目前整个计划已趋完成。从理想的角度，该计划或许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该企业的成立促进了我国田园都市建设的发展。其后也出现了其他类似的计划，郊外建起了大学城。无论从健康角度、教育角度抑或是从改变人们观念的角度而言，都称得上是让人颇感欣慰的现象。

涩泽对田园都市的回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单纯从字面上看，涩泽在文中只是简单阐述了自己的动机与相关事实，却完全没有触及到我们最想知道的内容——已全面退出实业界的涩泽，为什么单单对田园都市建设投诸了如此多的热情，多方召集志同道合者，为实现这一构想而不辞辛劳呢？个中缘由，涩泽只字未提。

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因为有这样一种假说——自明治以来一直在日本实业界中扮演着领导者角色的涩泽，历经五十年岁月也未能解决的难题，也许此刻以另一种形式摆在了他的面前。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成立的。简而言之，涩泽很可能将日本的商业习惯中存在的某个难题，与田园都市的创建联系到了一起。

不过，这个难题究竟是什么呢？

昭和二年(1927)目黑蒲田电力铁路沿线的多摩川园主办的涩泽子爵欢迎会上，涩泽于席间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提示。

回顾往昔，老夫早自维新之前起便数次前往欧美诸国旅行。通过对各大都市的观察，我注意到，这些城市的商家店铺与住宅是分离开来的。人们一般早上前往店铺，傍晚返回住宅，且住宅大多位于远离都市喧嚣的郊外。而我国的东京市自古以来习惯店铺住宅一体，一些重要的商业地段往往为庭院庖厨等白白占去，不仅妨碍了其他诸项设施，对社会风纪与卫生也是弊大于利。我深刻地认识到，改善这一问题，既可节约城市土地面积，同时也能对工商业的发展繁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涩泽的理由可谓简单明了。按照日本江户以来的传统，商人往往将店铺与住宅一并安置于商业区，这不仅不利于土地的有效利用，从卫生等方面来讲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涩泽提出，应酌情将店铺与住所分离开来。

作为创建田园都市的理由，这个理由明白易懂，也十分容易向民众解释说明。

不过，对涩泽发起田园都市建设计划时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我们却注意到，上述理由只是极为浅显且浮于表面的东西，让人不禁怀疑，仅凭这种理由真的能够促使本已退出实业界、且正为排日问题忙得焦头烂额、数次奔波于美日之间的涩泽亲自出马，主导发起这个田园都市建设计划吗？

难道说涩泽认为，以日美关系为代表的由于急速成长的日本资本主义所引发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本质上与田园都市构想是有所关联的吗？是不是正因此，涩泽才会在日美关系愈加紧张、时局紧迫的当口，转而去实现田园都市构想的呢？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有必要对涩泽发起田园都市构想的契机——“数次前往欧美诸国旅行，通过对各大都市的观察”这部分内容再度进行一番探讨。也就是说，涩泽通过对欧美都市的数次考察，感受到了日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悬殊差距，他为了尽量缩小这种差距而得出了“建设田园都市乃势在必行”的结论，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他在欧美考察途中的感想。

田园都市的构想缘何而来

说到涩泽的田园都市构想，就不得不提到英国理想主义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埃比尼泽·霍华德(1850—1928)，英国城市学家、社会活动家。“田园都市理念”的创始人、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之一。《明日的田园都市》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于1898年出版的著作《明日的田园都市》(1902年再版)【该著作1898年首次出版时标题名为《明日——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1902年再版时才修订为《明日的田园都市》。】。霍华德虽只是一介法院速记员，但与其他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似乎是一个非常富于行动力的人。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理想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1903年，在伦敦郊外的农村地区，一座名为莱奇沃思的田园都市拔地而起。

不过，霍华德理想中的田园都市与涩泽在日本建立的田园都市在形式上有着很大不同。差别在于，日本的田园都市只是一座为中产阶级建造的通勤城【通勤城：指位于大都市郊外，居住着每天往来于市中心的通勤者的住宅区、卫星城。】，而霍华德规划的是一座将工业、商业、农业与劳动者住宅有机结合、在绿树环绕之下自给自足的都市。这种理想主义的自治都市理念的原型，很可能源自法国理想主义思想家傅立叶【弗兰索瓦·玛丽·夏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笔下的理想都市法伦斯泰尔【法伦斯泰尔：傅立叶于19世纪提出的一种理想主义社会基层社区，在这种工农结合的社区中，人们协作生产、自给自足。】，但此处我们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霍华德的田园都市与日本的田园都市(也就是保存至今的田园调布和田园都市线)之间的差距，是怎样产生的呢？

涩泽是在对霍华德的田园都市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田园都市构想的吗？

我们可否假设，涩泽在漫游欧美诸国的旅途中得知了霍华德的构想？因为涩泽偕夫人兼子踏上漫游欧美之旅后，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先后到访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纽卡斯尔、谢菲尔德等城市。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七月，霍华德在作家H.G.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在科幻小说领域与儒勒·凡尔纳并称“SF之父”。他的著作《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等均为二十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代表作品，对该领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经济学原理》(1890年)是他最主要的著作，该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作为英国各大院校的经济学教材被广泛使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老师。】等名人、实业家和国会议员的支持下，着手组建公司，获取用地，为实现理想而展开了行动，《明日的田园都市》一书也基本于同一时期再版。因此，这一新闻很有可能传到正巧身在英国的涩泽耳中。

不过，涩泽滞留英国期间的见闻记录中却完全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对霍华德的田园都市计划有所耳闻。

根据《青渊回顾录》的记载，英国给涩泽留下的，是落后于美、德，停滞不前的印象。如果涩泽当时对田园都市有所了解，他的记录中肯定会留下“抱残守缺的英国也有新动向”一类的文字，然而记录中却只字未提。

最接近田园都市构想的记录，并非来自英国，而是出自涩泽游历德国期间的回忆。涩泽在前往钢铁大亨克虏伯的工厂进行考察期间，发出了一番感想。该段内容在前文中已有引用，但鉴于其重要性，此处重新完整地引用。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埃森工厂附属的员工宿舍。居住于宿舍中的员工总数多达上万人，……其中设施极为齐全周到，与别处的工厂全然不同，尽是颇为高级的小型别墅。居住于此的员工也严格遵守规定，保持住所的干净整洁。员工们视克虏伯如神佛，对他敬爱有加，就如同向君主祈求幸福的尧舜之民，伴于君侧，唯君命是从。其情其景，实在让人心情舒畅。该镇既有寺庙与学校，也有俱乐部与医院。当我们问及为何设施会如此完备时，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不为所有职工提供安适的居住环境，就有爆发罢工的可能，因此克虏伯家族从老一辈起就坚持采用这种管理方法。如此优厚的待遇是否意味着工厂的支出也将随之增加呢？并非如此。克虏伯安置员工所需的费用由克虏伯家族承担，与工厂并无关系。克虏伯的这种手段，也避免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是德国，英、美等国的政治家也对此十分重视。

通过涩泽的记述可以看出，克虏伯工厂的附属员工住宅的运营方式同样基于一种理想主义，与霍华德的田园都市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二者在本质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为克虏伯的工厂与住宅是在圣西门主义影响下诞生的，是一个典型的遍布当时欧洲各地的父爱主义式工业城市。而霍华德所追求的理想，则以否定商业荼毒的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为原型，是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都市。

因此，主张涩泽是在参观克虏伯的工厂与宿舍之后产生建设田园都市构想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

如此看来，我们不得不对“涩泽产生田园都市构想的直接契机，源自其欧美考察过程中所参观过的某些特殊设施”的想法加以否认了。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涩泽自欧美考察归来，反观日本的现状，浮现出一种想法——与欧美人相比较，如欲改变日本人的思想，尤其是商人的道德观，必须首先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

明治三十五年(1902)，刚刚自欧美考察归来的涩泽发表了一篇名为《归国有感》的讲话，这段讲话恰好可以印证上述的推论。让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一介商人，在目睹了彼岸诸国的现状后，该以怎样的词语进行描述才是呢？我心中既有不安，又有不忿之情，内心的懊恼简直无法以言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等工商业者自身应尽心尽力而为的，就是让商人的品格变得更加高尚。商品质量良莠不齐，时时入耳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引起民众的不满和非议，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这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现象。但就其程度而言，遗憾的是，日本的情况远远无法与英美比肩。也就是说，总体来看，日本要远远逊色于欧美。……我认为，若能对此进行彻底的改良，日本人是决不会落后于欧美人的。因此我深以为，我们必须为此做出努力。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涩泽在欧美考察中认识到，若要改变日本，必须首先改变经营者也就是商人的理念，使他们的品格得到升华。不管日本的产业在表面上得到了多么令人瞩目的发展，只要承担这个产业的实业家们还保留着和江户商人一样卑躬屈膝、只顾眼前利益的思考方式，日本就永远也无法赶上欧美的步伐。

畑弥右卫门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问题与涩泽倾注热情的另一课题——日美关系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日美问题即等同于日中问题，而在涩泽看来，日中问题的由来，是两国没有将《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付诸实践。这不仅仅是日本军部或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商人的责任。因为不仅日本的“官”对中国抱有侵略意图，甚至连“民”也持有同样的想法。

因此，即使已经退出实业界，涩泽仍然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若想改变日本，首先必须推动商人们的理念变革，令他们的品格得到升华。然而具体应当怎样做才能推行这一变革，涩泽却始终没有主意。

明治末年，正当涩泽深陷瓶颈、苦恼不已之际，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创业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畑弥右卫门。《青渊回顾录》中记录了畑弥右卫门的一篇谈话。

我(这里指畑弥右卫门)曾于朝鲜龙山【朝鲜龙山：即今韩国首尔龙山区，位于首尔市中北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在龙山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二战后由美军接管。】创立过与田园都市类似的企业，不过那次创业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于是我便求助于时任东京市市长的尾崎行雄【尾崎行雄(1858—1954)：日本政治家。历任司法大臣、文部大臣、东京都知事等职。长期任众议院议员，是日本历史上当选次数最多、连续任职时间最长、最高龄的议员，被称为“宪政之神”、“议会政治之父”。】，为挽回损失，颇费了一番心思。尾崎市长为我修书一封，费心将我引荐给了安田善次郎和涩泽子爵。不过我在安田氏处吃了个闭门羹，只有涩泽子爵十分爽快地接待了我，并为我提出了种种建议，我与子爵就是这样结识的。当时，东京市的人口问题渐渐浮出水面，都市问题隐含的真正意义也逐渐引起了世人的重视，这些问题令涩泽子爵感到格外忧心。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彻底分离商业区与住宅区，使商业区与住宅区各自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并弥补各自不足，此类大都市规划的确立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推行商业区与住宅区的彻底分离，更是势在必行。

关于畑弥右卫门其人的详细经历，一直以来并不为世人所知。通过猪濑直树撰写《土地的神话》一书中对畑弥右卫门遗族的探访，及远赴韩国龙山的实地调查，我们才有幸一窥。

据该书记载，畑弥右卫门是日本富山县人，从早稻田毕业后成为了东京市长尾崎行雄的私人秘书。任职其间，他与同为早稻田出身的学弟河野光次一拍即合，打算跻身政界。为赚取参选资金，二人共赴朝鲜淘金。在朝鲜经商期间他们注意到，随着当地日军驻地的发展，住宅需求也很可能随之增加，便转行做起了住宅用地的开发生意。起初，他们的事业获得了极大成功，赚得盆满钵溢。然而日俄战争的爆发导致泡沫破裂，二人又身无分文地回到了国内。归国后，河野成为了尾崎的秘书，畑却不愿放弃通过开发住宅用地大赚一笔的发财梦，于是通过尾崎的引荐登门拜访了涩泽。这与前文的内容刚好吻合。另据推断，当时应该是明治四十五年(1912)的三月。

不过当时，畑的脑海中还没有形成具体的住宅用地开发方案，他之所以请求尾崎写介绍信给涩泽，只是为了以富山县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而与地方名流结识而已。

通过职住分离，树立道德观

然而在与涩泽会谈的过程中，畑却发现了新的创业机遇。当畑说起自己在龙山的经历，并提出同样的模式也能适用于东京时，他的话引起了涩泽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段经历与涩泽心头一直萦绕不去的分离商业区与住宅区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不过，为什么分离商业区和住宅区在涩泽眼中成了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呢？

这自然是因为涩泽认为，要提升商人的道德观，促进他们人格的升华，职住分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

涩泽曾数次前往欧美考察，其间也曾应知名实业家之邀，前往他们华丽辉煌的宅邸。毫无疑问，这些经历使涩泽感到，欧美商人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道德观念，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远离本职的私生活中，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市民身份参与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当中，而这种经历也相应地丰富了他们的见识。尤其在涩泽与沃纳梅克、亨氏、费伦等参与日美关系委员会的实业界巨头亲密往来交流之际，他的脑中不由得浮现出那些几乎全然不分公私生活的日本实业家的脸来，痛感彼此差距之大。于是涩泽得出了结论——欧美实业家们较高的道德观，来源于他们健全的私生活和优越的居住环境。

再次回顾涩泽在多摩川园的演讲，我们便可以理解，在读来十分浅显的动机之下，其实隐藏着涩泽渴望提升商人们道德感的夙愿。

涩泽发现，在口头上无论怎样呼吁提升商人的道德观，现状也是得不到改善的，所以他开始考虑从外部，也就是从确立职住分离的生活方式入手，树立起道德观念。

原本，这个想法只是存在于涩泽脑海中的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见到畑弥右卫门，听闻他在龙山进行住宅用地开发的经历以及他想将该经验应用于东京的想法时，涩泽的构想骤然成型了。

大正元年(1912)，败选后的畑再次返回了东京。为了东山再起，他打算在东京近郊实践他住宅用地开发的设想，这个项目得到了涩泽的大力支持。

于东京市近郊建设田园都市、构建理想化住宅区，对于解决都市问题而言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大正元年，经今田园都市的部分有识之士及东京方面涩泽子爵率领的中野武营、服部金太郎、柿沼谷藏、朝吹英二、市原求、星野锡、伊藤干一、大桥新太郎等知名人士的协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产业计划终于将要付诸实践。

根据猪濑氏的记载，畑弥右卫门最初计划收购井之头公园周边的土地，这里也是由涩泽担任院长的东京福利院感化部所在，但该计划未能实现。最终，收购地变更为荏原郡的洗足池与位于调布、玉川境内的高地。随后，畑便“单枪匹马”(《土地的神话》)地在当地展开了征地活动。

不过，土地收购似乎进展得并不顺利。交涉过程中畑搬出了涩泽的名字，但当地部分土地的所有人对此抱有怀疑，认为他是打着涩泽名号行欺诈之实的骗子。

我(这里指畑)并非地方上的名士，因此有人认为我的计划可能只是画饼。当时适逢涩泽子爵在汤河源避暑，于是当地一些有识之士便特地前去拜访子爵，询问他对田园都市计划的意见。这段小插曲证实了子爵赞成计划，并全力支援田园都市创立的态度。大正四年(1915)子爵自美国归来之后，田园都市计划也进展得越来越顺利。大正七年九月二日，以500万日元为资本金，田园都市株式会社正式创立。

虽然涩泽担任了田园都市株式会社创立总代表，但实际负责城市建设的人是涩泽幺子秀雄。为了进行调研，秀雄自大正八年八月起经美国前往欧洲，在欧洲各国展开考察，并于次年五月归国，考察费用由涩泽自掏腰包。

城市建设开始后，秀雄所参考的并非在英国参观的由霍华德主持建造的莱奇沃思城，而是位于旧金山郊外的一座通勤城——圣弗朗西斯伍德。秀雄在宣传手册《田园都市指南》中指出，虽然都采用了田园都市株式会社这一商号，但在不同的国情之下，英国田园都市与日本田园都市是不尽相同的。

他指出，霍华德的田园都市“主要目标是修建住宅区，供前往工业区工厂上班的工人居住；与之相反，我国的田园都市的主要目标，则是修建供前往东京市这个大工厂上班的知识分子阶级居住的住宅区。因此我们要建设的，是适应快节奏生活的郊区高级新型住宅区。”(《土地的神话》)

这段说明不仅展现出秀雄个人决心以通勤城圣弗郎西斯伍德为蓝本的想法，同时也包含了涩泽荣一这个田园都市计划提案者的理念——为了使日本人的商业道德观得到提高，应该令实业家与中坚商人的私生活与工作场所分离开来，将私生活置于绿意盎然的大自然之中，帮助他们保持精神和肉体的健康。

都市的高速发展导致自然要素越来越匮乏，这不仅给道德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更威胁到了人们的肉体，妨碍人们的健康，导致行动力迟缓、精神萎靡，神经衰弱患者与日俱增。……见到东京以惊人之势急速扩张之现状，我便开始考虑，在我国也应修建田园都市类住宅区，以或多或少地填补都市生活的缺陷。

那么最终，涩泽这一愿望实现了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仍颇有争议。

为了解决田园都市株式会社的经营困境，公司聘请了小林一三担当顾问；而小林为开发目黑蒲田铁路，又挖来了原铁道院监督局总务课长五岛庆太。按照猪濑氏的《土地的神话》的说法，以此事为契机，事态开始脱离了涩泽的理想。最终，秀雄与田园都市株式会社被一同逐出了计划，与涩泽的理想截然相反的非道德的土地资本主义诞生。对此，书中这样评述道：

以“理想的住宅区”为卖点的这个田园都市，在让经营者获得了高额的商业利益之后便被人弃之脑后了。留下的，只是在廉价的土地上铺设铁路、建设住宅，增加其附加价值，后再将土地出售，再利用获得的收益，继续购买土地、延长铁路线，并不断持续这种循环的盈利企业。

从这层意义上看，涩泽希望通过为商人们提供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使商业道德得到提升的理想，由于被不道德的实业家盯上附加价值，而向着诡异的方向扭曲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觉得无比讽刺的结果。

第五十八回对女子教育的期待

让日本女性接受与欧美女性同等水平的教育

在长达九十一年的人生中，涩泽荣一参与的事业、团体，数目之巨、领域之广，简直超乎人们的想象，因此他的创业年谱中偶尔也会跳出与笔者颇有渊源的名字。

笔者曾经就职的共立女子大学恰好就是其中之一。

共立女子大学的前身是共立女子职业学校，它创立于明治十九年(1886)，由宫川保全、永井久一郎(永井荷风之父)、鸠山春子【鸠山春子(1861—1938)，教育家，与其他多位女性一起共同奠定了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基础。日本第52、53、54代内阁总理大臣鸠山一郎的母亲。】(鸠山一郎之母)等东京女子师范学院的相关人士发起。“共立”意味着这所学校是一个个势单力薄的个人将众人的资本与知识，“共同”汇于一处“建立”起来的，从理念上看，它与涩泽煞费苦心推动其扎根日本的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许多女性在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无以维持生计，只得彷徨游荡于街头，宫川等人对这种现象深感忧虑。因此他们创立这所学校的目的，便是培养拥有一技之长(主要指日本传统裁剪技能)、即使丈夫去世也能自立生存的女性。当时恰逢文部大臣森有礼的政策导致男女师范学校被迫合并，令宫川等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相关人员十分不满，促使他们创办了这所私立学校，以免受政令朝令夕改的影响。

翻阅涩泽的事业年表，关于共立女子职业学校的一段记载出现在了笔者眼前。

共立女子职业学校，明治十九年十二月，宫川保全等创立该校。是月，荣一对该校宗旨表示赞许，出资援建。(《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十六卷)

涩泽荣一为什么会出资赞助该校创办呢？一方面是因为宫川保全是幕臣家子嗣，曾在德川庆喜改封静冈后创办的沼津兵学校求学；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矢野二郎也是建校发起人之一。矢野二郎原来也是幕臣，且曾任东京商业学校的前身商法讲习所的所长，因此与涩泽交好。从这层关系上，可以推测矢野可能向涩泽寻求过经济上的援助。

除上述内容之外，涩泽与共立女子职业学校相关的记载便再未见于任何资料。从这一点来看，涩泽似乎除了赞许“共立”这一主旨及因“女子职业学校”的理念而出资援助创立外，便再无其他动作了。但放眼整个女子教育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治十八、十九年这段时期里，参与女子教育成为了涩泽的核心课题，他积极地参与了诸多女子学校的创建工作。

涩泽最早参与的是明治十八年(1885)明治女学校的创立。《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十六卷中这样记载道：

明治女学校，明治十八年九月。是月明治女学校创立之际，荣一对其宗旨表示赞许，出资援建。

明治女学校位于东京麴町，是一所基督教女校，它由岩本善治【岩本善治(1863—1942)：女性教育家、评论家。】创办，岩本还为提高女性地位而创立了期刊《女学杂志》。明治、大正年间，该校培养了诸多知名的女性学者、文化界名士，并因此广为人知。从《青渊回顾录》年谱中“先生对明治女学校之创建助力颇多”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涩泽不仅进行了个人捐赠，也曾通过自己在财政界的人脉，多方筹集资金。但当时，涩泽的“助力”似乎还仅限于财政范畴。

不过，明治二十一年(1888)东京女学馆创立之际，涩泽自建校筹备组织女子教育奖励会运作阶段起便积极参与。

明治十九年十一月，荣一应伊藤博文之劝说，协助创办女子教育奖励会，积极参与资金筹措等活动。是月任该会理事。

明治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是年七月，在女子教育奖励会的运作下，本馆(明治女学馆)获建校许可，并于是日起运营。荣一被选为会计监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

在这段时期里，涩泽积极地，甚至可以说是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诸多女子学校的创立，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理由之一，即顺应时代之风潮。

借明治十四年政变进驻政府中枢后，伊藤博文、井上馨组合为尽快并切实地实现条约改正，实行了极端的欧化政策。自明治十七年起，鹿鸣馆(明治十六年落成)中日以继夜地举办各种舞会。欧美国家的社交场是以男女成双、相互搭配的形式开展的，因此政府在鹿鸣馆举办的舞会和晚宴也必须采取相同的形式。可此时，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了政府的面前——能在舞会和晚宴上与贵族绅士平等地侃侃而谈、携手起舞、接受过良好西洋式教育的贵妇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将欧化政策限定于实业界与男子教育，轻视文化与女子教育的恶果，此刻显露无遗。

为了培养能够参与西式社交的贵妇人，政府如同临时抱佛脚似的积极推出了女子教育奖励政策，女子教育奖励会和东京女学馆就是伴随着这阵风潮而诞生的典型。

《女子教育奖励会东京女学馆通则》中的一段文字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本馆以使日本妇女享有与欧美妇女同等的教育及持家训练为目的，此即女子教育奖励会宗旨之所在。……以促进社会交往为主要目标。(《青渊先生六十年史》)

简而言之，伊藤、井上等人正是为了培养“鹿鸣馆贵妇人”，才决定召集出身华族、政界、财经界等上流社会的女子，让她们“享有与欧美妇女同等的教育及持家训练”。

为此，东京女学馆录用的教师全部是来自英国圣公会的女性传教士，所有课程均使用英语教授。虽禁止开展基督教教育，但由于建校理论基础是基督教新教理想主义，该校的氛围还是与明治女学校等教会学校十分相似的。

东京女学馆创建之际，涩泽受伊藤、井上所托，揽下了资金筹集和会计监查等财政方面的工作。而他通过亲身经历的欧洲社会见闻也认识到，若想在日本构建与欧美同等水准的社交界，女性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他留下的训话和演讲等，明确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女性处世之术亦有内外之别，因此妇女在提升自己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丰富自身的内涵的同时，也必须在社交上有所建树。为达到这一目的，女性应勤修学问，知情达理，这正是妇女教育不可或缺的原因所在。(《涩泽荣一训言集》)

然而，如果将涩泽参与东京女学馆创建的目的单纯地解读为培养鹿鸣馆贵妇人，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误解。因为从下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涩泽是从更加根本的视角出发，关注女子教育事业的。

女子与农工商阶级都遭到统治者的蔑视。此乃武家政治之弊端，亦是无可奈何的现状。

封建时代的武士将单纯地凭借力量压制并征服对手奉为治国之真谛。然而欲兴战事，缺不得武器，亦少不得兵力，这些皆需借助农工商之力方能实现。简而言之，人民不过是统治者利用的道具罢了。

女子遭受世人蔑视的状况，与农工商略有不同。黩武政治之下，妇道人家懂得治家便足矣，女性性情温顺、体格纤弱，并不适合战争。虽然也曾出现过巴御前【巴御前(生卒年不详)：平安时代末期信浓国的女性武将。据《平家物语》记载，她是源义仲之妾。】这样的女性，但不过是特例而已。总的来说，世人依然视女性为弱者，并加以蔑视。(《涩泽荣一训言集》)

新社会不可或缺的“女子教育”

这段文字中，涩泽仅仅阐述了武家政治之下女子与农工商一样遭受武士蔑视的事实，也就是说，文中只提出了前提性的认识，缺少以此为基础的论述。不过仅通过这些内容，涩泽接下来想表明的观点就已经十分明了了。他的主张就是，要建设新社会，就必须让先前被“士(政与官)”蔑视的“农工商”与“女性”完全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脱离弱势者的立场。涩泽清楚地认识到，女子教育和农工商教育一样，都是新社会不可或缺的。

从社会构成上看，女性也承担着一半的责任，因此应当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尊重。(《涩泽荣一训言集》)

这就是涩泽积极地参与女子教育事业的第二个、也最为重要的理由。

那么，涩泽是否是一个主张通过教育增加女性参与社会事业的机会的女权论者呢？事实是否定的。身为一个明治人，儒家道德思想已深深刻入了涩泽的骨子里，因此，他推行女子教育的目的只限于培养贤妻良母而已。

社会正在不断向文明迈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仅凭与生俱来的秉性是无法成为贤母的，因此唯有通过教育赋予女性更丰富的知识。女性应将汲取家庭生活之智慧视作第一要务，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的日常家务事当中，构筑起圆满幸福的家庭。此乃文明社会妇女之本能。(《涩泽荣一训言集》)

以今日的女性观来衡量，涩泽的女子教育观恐怕会被斥为陈词滥调，他的局限性也可以从他在其他的场合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中很清楚地看出来。

女性毕生之追求，即做贤妻，为良母。(《涩泽荣一训言集》)

但以那个时代的普遍观念来看，涩泽的思想已相当之进步了。例如，他虽然认为男女各有分工，但这种内外分工在价值上并没有任何差异。对此，他曾十分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态度：

男主外，女主内，这只是遵循自然规律而已，其中并无尊卑之别。男女各守其责、互敬互爱，方是为人之道。(《涩泽荣一训言集》)

此外，对于儒家思想中认为教育与学识对女性而言毫无用处的看法，涩泽也反驳道：

有些女性虚荣心强，乐于赶时髦，或过于强势，社会上有些人就将此现象归罪于教育，认为是教授女性学识所致，但这绝非教育的问题。倘若受教育者尚且如此不堪，那么未受管教的女性恐怕只会更加恶德吧。本性温顺的女性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温婉顺从的，而教育会使她们增光添彩。(《涩泽荣一训言集》)

也就是说，涩泽对于社会上那些认为教育会助长女性“喜跟风”、“好张扬”风气的论调，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教育只会进一步培养女性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其价值是正面与积极的。

男女有别，二者各具特质。贞节、温顺、优美、细致、坚忍等，正是女性所具备的特质。完全具备上述品质的女性，才称得上真正的女子。不过，若想让这些品质得到彻底的发挥，还必须借助教育的力量。(《涩泽荣一训言集》)

涩泽之所以格外期待女性教育的成果，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教育培育出的“贤母”，能给下一代带来巨大的影响。涩泽认为，正是由于家庭中母亲的教育，自己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这段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这种认识。

伟人贤哲的成长成名的原因中，妇德往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古至今，纵观四海，此皆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对妇女施以教育，启其智慧，育其妇德，并非单单为了妇女，亦是间接地培养善良优秀的国民。(《涩泽荣一训言集》)

虽说是受伊藤、井上之托，但培养贤母进而影响下一世代，才是涩泽积极投身于东京女学馆创立活动的根本目的。关于这一点，东京女学馆前身女子教育奖励会的《设立宗旨书》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述：

社会由男女两性构筑而成，男女协力互助，国家方可迎来真正的繁荣。因此，女性应基于三种立场之上，恪尽其责。其一，乃为人妻；其二，乃为家妇；其三，乃为人母。……当为人母育其子时，犹能感受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十六卷)

这段文字与涩泽的女子教育观简直别无二致，从这层意义上说，东京女学馆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由涩泽荣一一手创立的女子学校”。此后，涩泽不仅每有机会便前往参加女学馆的毕业典礼并致辞，更在关东大地震之后竭力援助校舍重建工作。由于这层渊源，大正十三年(1924)起，涩泽就任馆长一职。

不建立为女性服务的大学，是对女性的侮辱

在参与女子教育方面，涩泽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事迹，那就是日本女子大学校(日本女子大学的前身)的创立。《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十六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明治三十年(1897)三月二十四日，此前经大隈重信引见与成濑仁藏【成濑仁藏(1858—1919)：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基督教牧师、教育家，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日本女子大学的创立者和首任校长。】会晤。听闻成濑的女子大学校创立计划后，荣一表示赞意，并承诺亲任创立发起人。是日，荣一出席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当选创立委员，并出任会计监督一职。

成濑仁藏是长州藩藩士家的长男，自山口县教员养成所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督教信徒，并参与创立了梅花女学校。随后他远赴美国留学，归国后担任梅花女学校的校长。但是不久之后，他对女子教育被限制在女校水准的现实状况产生了质疑，于是他出版了女子高等教育论《女子教育》，并从不局限于基督教义的、国民的视角出发，多方奔走推动创建女子大学。

正如年谱所记载，明治三十年时，涩泽经大隈重信的引见结识了成濑。但起初，涩泽对成濑所主张的女子高等教育理论似乎抱有不小的疑问。日本女子大学校樱风会出版部编撰的《成濑先生追怀录》一书中，以谈话的形式记述了当时涩泽的意见。

成濑君频频向世人发出创立女子大学的呼吁，正值明治三十二三年前后。那时且不说女子高等教育，就连主张让女子接受教育的人，也如晓天之星一般寥寥无几。……而我(涩泽)作为一个研读汉书典籍修身养德之人，始终难以抛弃“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类的观念。当我无意与成濑君争论此事时，他当即疾呼“您竟然也说出这种话，让人情何以堪”，几乎落下泪来。

成濑君的主张想必诸位皆有所耳闻。他提出，女性应该作为国民、作为独立的个人接受教育，这一主张与传统观念可谓大相径庭。

借用影山礼子【影山礼子(1947—)：关东学院大学法学部讲师，主攻教育学和教育思想史。著有《公益的追求者·涩泽荣一》(共著)、《圣经与日本人》等。】的说法，成濑的办学理念可以概括为“为人、为妇人、为国民”，“他的目的是，以‘人’为本，以‘妇女’‘国民’为辅，综合这三个方面对女性开展教育”。而涩泽虽然对女子教育持赞同态度，但从下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女性投身社会还是抱有很大的疑问的。

让妇女于社会舞台上抛头露面，恐有损妇女身上可敬的秉性。

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因此在追求家庭完美的同时，也应期许社会的完美。从这层意义上讲，妇女以她们的力量构筑扶持家庭，也就相当于为社会添砖加瓦。因此，她们并没有非要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不可的必要。(《涩泽荣一训言集》)

那么，秉持着儒家女性教育观的涩泽，为什么最终在创建日本女子大学校一事上与成濑达成一致，并积极协助他呢？

对于这个问题，影山礼子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成濑理想中的女子大学院系编制包含了商学部、社会事业部等学科；第二，涩泽十分清楚经营私立学校的困难，知道财政上的援助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在数次赴美考察旅行过程中，他也对美国建立在新教伦理观基础上的女子教育的实际状况有了一定了解。

其中最重要的应属第三点。有观点认为，涩泽是在数次访美经历中，通过与当地社交界名媛贵妇的接触交流，终于慢慢改变了女性观和女子教育观。

因此最终虽然多少有所保留，但涩泽还是对成濑的计划表现出了赞成的态度。前文援引的《成濑先生追怀录》的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后续：

但是细细斟酌，我(涩泽)便产生了认同理解之感，我的想法渐渐倾向成濑君，开始觉得或许孔子未曾想得这般深远。不过，从我自身以往的经验考虑，我还是持有一定的疑问，并有所保留的。

虽然其间或有些许争执，但成濑君的热情渐渐打动了我，我最初的疑问也渐次得到了解答。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了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性。

影山的论文中对涩泽的上述做法评价为“在顺应社会进步的前提下，对儒家思想作出了灵活而独具一格的解释”，可谓所言极是。作为一位在儒家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明治人，涩泽虽然仍对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持保留态度，但却没有将孔孟之道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这种极富变通精神的儒家学者品质，构筑起了涩泽的伦理道德观。

细细品读明石照男【明石照男(1881—1956)：大正、昭和时期的实业家、银行家，涩泽荣一的女婿。多年任职第一银行行长。著有《明治银行史》、《日本金融史》等著作。】编著的《青渊涩泽荣一：思想与言行》中一篇名为《女子教育与女子大学》的文章，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点。涩泽认可了创建女子大学的历史必然性，并对此作出了以下这番在今日看来依然十分卓越的见解。

以创立综合性女子大学为目标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宣扬创立女子大学是没有必要的，我也并不认为让女性接受教育就是让女子大学对所有人都敞开门户。我之所以希望建立女子大学，是因为这是女子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并非要求所有女性都必须进入。就像虽有男子大学，但也不是十成十的男性都会入学，这二者的概念是相同的。除高等女学校之外再无更高级别的求学之所，这对女性而言是一种侮辱。如果一些女性尚有求学之心，却无大学可进，这种状况在今时今日未免与时代脱节了吧？而且有能力进入女子大学的人，必然是女性之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其聪明才智自是毋庸赘言，此外也应具备健全的体魄和充足的财力。换言之，女子大学制度正是一个选拔优秀女性的渠道，因为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女性想要进入大学，还是需要三思的。（《青渊涩泽荣一》）

笔者作为一名曾经任教于女子大学的教师，亲眼目睹了今日“女子大学对所有人都敞开门户”导致的悲惨现状，实在不得不承认涩泽这番话的正确性。对求学欲望的打压会导致欲望愈强，反之，强迫人不得不学，则会令人求知欲尽失。

这个话题暂且不提。那么涩泽认为女子大学中适合教授哪些学问呢？

那么女子大学里，应教授什么程度、哪种类型的学科呢？这一点我之前已提过，我以为，除个别学科之外，完全可以开展与男子学校类型相同、难度相当的教学。考虑到女性的特点，工科类可能并不适合女性的身体素质；但在钻研文学、法学、理科、医学、商学等其他学科上，男女之间并无差异，同时这些知识对女性来说也是必要的。因此我认为，钻研高等学问的女性，完全可以学习不逊于男性的知识。(《青渊涩泽荣一》)

涩泽的观点非常伟大。他的观点与当今大学改革中提出的建立设有“文学、法学、理科、医学、商学”等全部学科，“学习不逊于男性的知识的”女子大学的观点，可谓极为相近。

从涩泽的女子教育观中，我们可以一览他善于变通且极具先见之明的品格。

昭和六年(1931)四月，已是耄耋之年的涩泽就任日本女子大学校校长。当时他已九十一岁高龄，距辞世仅半年。

第五十九回劳资关系协调之父

以解决劳工问题为目标的少数资本家之一

涩泽“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称号可谓尽人皆知，不过他的另一个身份“劳资关系协调运动之父”，可就并非那么有名了。

翻阅涩泽研究第一人土屋乔雄编撰的简略传记《涩泽荣一》一书，我们可以发现，涩泽为劳资关系改善所作出的努力，与日美关系改善活动一样在他参与的社会公共事业活动中占据了极大比重。

在劳资关系协调方面，涩泽也是最大的功臣。早在明治十年(1877)前后，涩泽就意识到了工场法的重要性，此后他开始积极宣传工场法的必要性；对工会组织，他也提倡应妥善引导。明治四十四年(1911)，他以《未来的劳工问题》为题发表讲话，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应当怀着对待亲人般的温情，协调劳资关系。友爱会发起之初，他更是满怀同情地对其施以援手。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问题越加严峻，涩泽为此深感担忧，他以发起人的身份创办了协调会。该会以贵众两院议长德川家达和大冈育造、枢密院副议长清浦奎吾【清浦奎吾(1850—1942)，日本司法官，政治家。历任贵族院议员、司法大臣、农商务大臣、内务大臣等职。第二十三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涩泽为发起人，并征得了朝野上下二百余人的赞同。涩泽提出的主旨是，劳工问题“仅凭日本传统的温情主义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因此本会将立足于资本与劳动之间，与各组织一同作出努力。当资本家肆意妄为或劳动者缺乏自觉，导致两者间发生冲突之际，本会将立足于最公平的立场作出判断，展开调停”。大正八年(1919)十二月，协调会正式获得财团法人身份，此后涩泽便时常出面调停各类劳资纠纷。（《涩泽荣一》）

就像岩崎弥太郎所代表的那样，明治时代资本家和经营者们普遍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追逐利益之心，因此在他们眼中，为自己工作的人不过是机器上的齿轮之一罢了，他们完全不懂将劳动者视为“人”，尊重劳动者的人格。身处这样一群资本家集团中，涩泽身上绽放出的异彩格外引人注目。与武藤山治【武藤山治(1867—1934)：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企业家、劳务管理思想家、众议院议员。受聘于三井财阀开始涉足企业经营，有日本纺织王之称。在企业经营商，倡导“经营家族主义”和“温情主义”。】一样，涩泽也是极少数关注劳工问题，并摸索其解决之道的资本家之一。

实业家当行王道

【王道：此处取儒家思想中提出的“王道”含义，指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与“霸道”相对。该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孟子，见《孟子·梁惠王上》之《寡人之于国也》。】

如前所述，涩泽初次面对劳工问题，是在山边丈夫管理下的大阪纺织等纺织企业取得高速发展之际。当时工场雇佣女工日以继夜地生产，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史称“女工哀史”。明治二十七年(1894)，大阪天满纺织爆发罢工，以该事件为导火索，劳资关系对立开始转化为社会问题。为此，日本政府于明治二十九年在农商务省之下设立了一个名为“农商工高等会议”的咨询机构，并召集官员、实业家和学者，就效仿欧美制定工场法一事进行商议。

当时，涩泽作为资本家一方的代表，对政府方委员添田寿一(后任日美关系委员会委员)指出的“纺织工场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的说法一一加以反驳，更强烈反对完全照搬欧美工场法制定本国法律。他的理由是为时尚早。

对于他这一观点，有史学家批评他明明十分清楚“女工哀史”的状况，却故意视而不见，选择优先进行资本积累，那么事实又如何呢？

明治四十四年(1911)春的龙门社评议员谈话会上，涩泽在《未来的劳工问题》中，针对工场法阐述了如下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涩泽对劳工问题到底有何见解，因此容笔者引长文一段，进行探究。

可以看到，近来政府当局对社会、劳工诸问题很是重视，并以保护劳动者的名义着手《工场法》的制定。政府开始强调制定工场法的必要性，正是因为日本纺织业为发端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当时，鉴于社会的普遍情况，我提出制定工场法还为时尚早，但时至今日便可知，其实我并非反对制定工场法。我只担心在“保护劳动者”美名的掩盖之下，隐藏着诸多危及将来的祸根。比如说，长期以来一直较为和谐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因工场法的制定而产生裂痕；此外，限制劳动者年龄和劳动时间等政策，也很可能并不符合劳动者的期望。劳动者们让儿童参加工作，自身也尽可能地增加劳动时间，无非是为了获取丰厚的报酬，如果工场不再雇佣童工，对工作时间也加以限制，不是反而与他们的目的背道而驰吗？又及，工场法中对卫生环境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这事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恐怕只是一纸空文。对卫生环境做出的种种繁复严格的规定，毫无疑问是要具体到每个职工身上的，而资本家也必须为此额外支付不菲的经费，以完全保障卫生环境。经费增加，也就意味着职工薪资的下调，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如此一来，大费周章出台的保护劳动者政策，只能落得本末倒置。另一方面，观劳动者自身的生活居住环境，十成十的住房卫生环境都并不理想。对他们而言，卫生环境的欠缺是其次，能够获得足够丰厚的劳动报酬才是他们的期望所在。因此，一味在卫生环境上下工夫，反倒减少性命攸关的报酬，会给他们造成更大的痛苦。如此这般本顶着保护劳动者之美名制定的工场法，实际上却令劳动者们痛苦，这等结果岂不令人感到心寒不已。(《青渊百话》)

明治二十九年(1896)时涩泽反对制定工场法的理由，恐怕也与上文的记述如出一辙。涩泽认为，如果在现阶段即资本尚未安定的阶段，出台工场法等限制性法规，经营者为了填补法规限制造成的损失，定会试图通过其他手段(如降低薪酬等)补偿。他认为，如此一来劳动者的处境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会更加恶化。

他的这番推测，对劳资双方的心理做出了仔细的考量，可谓目光如炬。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日本出台的企业加班禁止令反而引发了“义务加班”现象，更进一步导致了劳动环境的恶化。这类现象恰好可以证明，对劳动条件作出的限制性法规，未必会使劳动环境得到改善。涩泽认为，只要劳资双方都秉持利己主义，无论出台何种法律法规，都是有局限性的。

不过对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制定工场法一事本身，涩泽并不反对。明治四十三年时，日本政府设立了劳工问题咨询机构“生产调查会”，涩泽出任副会长(会长为农商务大臣)，并担任主管《工场法》相关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为工场法的制定作出了努力。

不过令涩泽深感忧虑的是，虽然工场法业已制定完毕，但如果法案审议过程中又进行修订，令该法与规定卫生环境及劳动时间一样，只是机械地一味要求资本家履行义务，只怕反而会激起资本家自私自利的情绪。

那么，如果不依靠立法而要解决劳工问题，涩泽又有怎样的对策呢？

我们可以参见前述引文的后续部分。

试谈我个人的期望。我以为，制定法律法规固然是好事，但也不能因为有了法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万事都仰赖法律的裁断。我认为，如果富豪与贫民都能立足于王道，将王道视作人类行为的标尺，以此为基准处世，其效果要远胜百道条文、千篇规定。换言之，资本家应心怀王道对待劳动者，而劳动者亦应心怀王道面对资本家。产业的利害得失对双方来说是共通的、息息相关的，只有领悟这个道理，对彼此始终胸怀谅解之心，方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如果双方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谓的权利义务观念，除了令双方的感情愈发疏离之外，还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呢？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漫游欧美之际探访的德国克虏伯公司以及美国波士顿近郊的沃尔瑟姆钟表公司，这些公司的组织结构极富家庭色彩，劳资双方一团和气的情景令人惊叹不已，这正是我所谓的“王道”的成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法律终将化作一纸空文。若能达到此等境界，劳工问题亦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罢了。(《青渊百话》)

各位读者绝不可轻言“王道”乃陈腐过时之物，这其中不仅凝聚着涩泽荣一的经济理念，更体现出了他的人生观。

涩泽提出产业家行事应立足于王道一说时，他所谓的“王道”指向两层含义，一为“对顾客”，一为“对自己人”。

“对顾客”，体现在秉承商不欺客、诚实第一的商业道德。能否做到这一点，正是近代商业与旧时代商业模式的分水岭。涩泽因父亲的言传身教而将儒家道德熟稔于心，并于欧洲亲眼目睹了商人们的自豪感，因而理解了这个道理。这促使他决定，把将商业道德根植于日本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不过仅仅如此，实业家还是无法避免在背后被人指指点点，难以成为完美人士。因此在“对自己人”时，他们也应贯彻“诚实第一”的原则。也就是说，即便实业家将“顾客就是上帝”奉为座右铭并以此为指导经营企业，但如果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奴役员工，榨取他们本应享有的利益，仍然是完全偏离王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产业家是不完整的。日本常有所谓的良心企业，向自己的员工支付极低的薪酬，强迫其长时间从事劳动，这种行为正是唯重“对顾客”、忽略“对自己人”、难以成就王道的表现。

而涩泽则是极少数清楚地理解到这一点的实业家之一。贯彻“对顾客”之王道、并借此积累巨富的明治时代的伟大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是无视“对自己人”之王道的独裁式经营者。身处其中，涩泽却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不将两个方面的王道贯彻到底，就不能称为真王道”的主张。正如前文涩泽举例提到德国克虏伯和美国沃尔瑟姆的例子，数次远赴欧美开展产业考察无疑令他认识到，企业若想向“外”发展，就必须健全对“内”的管理。

晚年涩泽自实业界隐退后，在致力于改善日美关系的同时，也对实践劳资关系协调做出了极大贡献。这是因为他知道，只有这种健全的企业经营模式，方能构建起产业的基础，达不到这一点，日本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种进步的思维方式促使他展开了行动。

与社会主义者们的蜜月期

涩泽与日本劳工运动的领路人铃木文治结识于大正二年(1913)。当时，涩泽为阻止加利福尼亚州实施排日土地法，组建了日美同志会并任会长，两人就是在摸索对美工作的过程中结识的。这是因为当时与日美同志会颇有渊源的同志社大学教授西德尼·古利克指出，除人种问题之外，劳工问题也是激发排日运动的根源之一，他提议派遣日本劳工运动的领导者赴美，接触美国的工会组织。

对此，涩泽与日美同志会会员添田寿一和安部矶雄进行了探讨，二人均推荐了友爱会的铃木文治。

虽然荣一一直十分关注劳工问题，但还是第一遭与劳工问题的当事人接触。为劝说铃木赴美，涩泽与他进行了两三次会面，在这一过程中涩泽感到，此人比别人口中所说的更加认真积极，因此对他颇有好感。而铃木也一直怀有“希望见识世界各地的劳工运动”的想法，因此他和会员干部协商后，决定与吉松贞弥一同赴美。(《跨越太平洋的桥梁》)

令涩泽感到钦佩不已的不仅仅是铃木文治的人品，由铃木文治任会长的友爱会的活动方针，也与涩泽理想中的劳资关系十分接近。友爱会将劳动者之间的和睦共处、相互扶助以及循序渐进地改善劳动者地位放在第一位，它不从阶级的视角看待劳动者与资本家，而是寻求与资本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因此，涩泽与铃木之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个人感情上，都产生了诸多共鸣。

此后，涩泽出席了友爱会主办的全国劳动大会，并为铃木文治的赴美之行致送别辞，不仅如此，他还将铃木和吉松邀至涩泽事务所，为他们举办了送别会。二人归国后，友爱会与涩泽的关系依旧，大正六年(1917)友爱会举办五周年庆祝大会之际，涩泽甚至在飞鸟山的宅邸为他们举办了游园会。

然而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期的到来，劳工运动逐渐染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两者间的蜜月期也就此宣告终结。大正八年召开的友爱会第七次大会上，友爱会摒弃了改良主义，提出了斗争主义方针，并更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自此，劳工运动的方向开始与涩泽的理想背道而驰。

即便如此，涩泽也并没有放弃。因为他也不得不承认，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导致资本家的利己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成为导致劳工运动过激化的根本原因。涩泽认识到，只要资本家尚存利己主义思想，劳工运动过激化现象就不可能结束。发表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的一篇题为《危险思想的诞生与实业家的觉悟》的演讲中，涩泽曾说：

如果实业家都一门心思地追求私利私欲，不管社会境况如何都只顾自己获得利益，社会将变得越来越不健全，本应令人反感的危险思想也将渐渐蔓延开来。而催生出这等危险思想的罪过，最终将不得不由实业家全部背负。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必须纠正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职责就是极力推行“以仁义道德之念为指导，行厚生福利之路”的方针，努力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青渊百话》)

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涩泽深入参与到协调会的创建与运营活动中。

劳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时任原敬内阁内务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认为，面对劳工运动的激化，一个独立于劳资双方的第三方调停机构是必不可少的。他就此事与涩泽商议，计划组建一个财团法人，这就是协调会。大正八年(1919)十二月，协调会成立，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任会长，副会长则由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枢密院副议长清浦奎吾及涩泽三人担任，但实际上协调会从创立到运营，几乎都是由涩泽一手操办的。

协调会宣言中明确地阐述了该会的创立主旨：

协调主义立足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劳资双方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尊重自己与他人的正当权利，同时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进行公正合理的自制互让，以此齐心协力，最为有效地促进产业发展、文化进步以及国家社会的安定福利。(《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三十一卷)

这段宣言提到了“社会各阶层”、“立足于劳资双方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自己与他人的正当权利”等词语，这些词语中明确地反映出，涩泽的劳动观比主张“资本家应如对待子女般保护劳动者，劳动者应如看待生父一般敬爱资本家”的旧式温情主义劳动观更进了一步。一言以蔽之，涩泽主张的“协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从人格平等的角度看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近代劳动理念。

涩泽参与协调会的创立，并以劳工团体代表发起人的身份主动与友爱会铃木文治交好等事实，也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一点。涩泽认为，协调会必须是让劳资双方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进行协商的场所。

然而，铃木文治却拒绝加入协调会。他提出，除非废除从事实上禁止劳工运动的《治安警察法》【《治安警察法》是由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制定的，为取缔日俄战争后愈发尖锐化的劳工运动而制定的法律条文，1945年11月日本战败后废除。其十七条对罢工行为做出了限制。】第十七条并制定工会法，否则他将不会以劳动者代表的身份参与其中。面对铃木提出的条件，涩泽这样回答道。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对您提出的废除治警《治安警察法》十七条、承认工会组织并颁布工会法的要求是完全赞成的，我可以立刻对此发表声明。对于其他的事，我亦基本持赞同态度。但是，协调会内部也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声音，因此想统一意见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铃木文治，《劳工运动二十年》)

评传作者藤井贤三郎在著作中对这番话的评述“相较于当时的资本家、实业家们的思想水准，他的意见显然更为先进，值得我们关注”，所言极是。晚年的涩泽将资本家利己主义思想愈发膨胀的原因归罪于商业道德败坏，因此他必须承认，劳动者一方的主张具有一定的道理。

他的认识在题为《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篇讲话中也有所反映。

针对劳工问题，每当我提出敦促资本家对此有所自觉的意见，随即就有人跳出来说“涩泽明明应该站在我们资本家的立场之上，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这等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对我加以责难。但我绝不是一味地同情劳动者，我也认为，劳动者动辄采取过激行为的态度是不当的。不过，即使同意认可劳动者们的地位，制定工会法，只要资本家不丢掉视劳动者为奴隶的态度，我国的劳动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对此我认为，我等资本家当下应稍稍放宽眼界，从国家社会大局出发，持公正合理之雅量才是。(《青渊涩泽荣一》)

上文中涩泽提出的“敦促资本家对此有所自觉的意见”，指的应该是涩泽在协调会会刊《社会政策时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解决劳工问题的根本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涩泽批判了劳工运动过激化现象，同时也承认资本家一方对此负有责任，他指出，只要资本家不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劳工问题就不会消失。藤井贤三郎的著作《评传：涩泽荣一》中对这篇文章作出了准确的总结，且容我加以引述。

论文开篇他便强调说，为将劳工问题复杂化防患于未然，首先需要资本家的自觉。“支付酬劳者即为主人，收受酬劳者便成家仆，资本家们往往会陷入这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歧视性偏见中。”改变资本家为主、劳动者为仆的歧视观念，打破这种陈旧思想，才是最为优先的课题。“资本构筑产业，产业提供劳动机会，但相对而言，劳动亦支撑产业，产业蕴生资本”，“资本与劳动的联动即为产业”，“更准确地说，资本家与劳动者在人格上的协同劳动即产业”，打破歧视性的陈规陋习，正确认识劳资关系，是资本家的第一要务。

读过这段概述，让一直在研究“圣西门主义者涩泽荣一”这个主题的我们，不由得震惊不已。因为，“资本与劳动的联动即为产业”，“更准确地说，资本家与劳动者在人格上的协同劳动即产业”，这种产业观、劳动观，与圣西门主义的产业观和劳动观别无二致。

涩泽与圣西门主义者的相似点

最初，圣西门将资本家和劳动者都囊括到“劳动者”这一概念中，将不参与劳动的贵族、僧侣以及官吏、军人置于他们的对立面。可随着产业的发展，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产生了难以磨合的对峙，认识到这一点，圣西门便提出了“新基督教”思想作为解决方案。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劳资对立，起因于基督教信仰的缺失，它曾经在抑制社会的利己主义上起到重要作用。但今时今日，继续通过宣传基督教这种追求死后幸福的宗教思想来抑制利己主义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因为近代工业社会的目的，仅限于追求今世的利益。因此，为了抑制利己主义，以同时实现自己和他人的利益的产业活动为目的的新型博爱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今时今日最需要的，是让基督教适应这种现实目的，向新基督教转变。这就是圣西门在其著作《新基督教》中提出的主张。

新基督教组织以“全人类应如亲兄弟一般携手共进”为理论基础，在推行精神领域的种种制度的同时，也将推行种种现实领域的制度。但无论其性质如何，所有的制度，都是以实现最贫困阶级的福祉为目标的。(《圣西门著作集》第五卷，森博译)

《新基督教》发表后，圣西门还没来得及为其中提到的“现实领域的制度”给出任何具体的解释，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学生们继承了他的思想，他们发行机关报并建立新基督教宗教组织，努力使“现实领域的制度”成为现实。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圣西门主义研究经典《社会主义与圣西门》一书中，对圣西门主义者们的思想做出了如下总结：

说到底，所有宗教最终都可以总结为是以唤起劳动者团结一体的归属感为目的的。为了实现这一使命，需要从最具感召力的人中选取圣职者。也就是说，感召力即是强大领导力。

圣西门主义者理想中的新基督教圣职者，是“不断唤起劳动者们团结一体的共鸣感”、“最具感召力”的圣职者，这一形象，与以儒家思想中的王道观念为指导建立协调会的涩泽荣一的形象，岂不是不谋而合吗？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文中，涩泽还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若圣西门在世，定会喜极而泣，感慨“我理想中的‘圣职者’终于出现了”吧。

劳动者采取过激行动，资本家缺乏对劳动者的理解，可以想象，劳资双方若对彼此“仅存憎恶”、“徒生争端”，二者之间的关系只会愈加恶化，并最终衍生出危害国家社会的重大恶性事件。因此，只要摒弃私心，心怀公众利益、社会繁荣以及共同的幸福快乐，奉行正义，重道德，行公正之途，我坚信，劳资纷争定将得到彻底的解决。(《青渊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果然是一位不自觉的圣西门主义者。

第六十回精准的识人之眼

高度评价井上馨

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涩泽荣一评价自己“一身经二世”。的确，他经历了幕末维新的激荡年代，又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承担起了日本经济顶梁柱的重任。也正因此，他与许多名垂青史的政治家有过接触，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些人物的品行。《青渊回顾录》中多处留下了涩泽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

之前我们已经提及了涩泽对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江藤新平的评价，所以这一回中，让我们继续探究他对下一代政治家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山县有朋四人又有哪些看法。

在明治元勋中，与涩泽来往最为密切的当属井上馨。

我们已经知道，在大藏省工作期间，井上馨是涩泽的上司(大藏大辅)。井上对他的能力颇为认可，将他从改正局负责人先后提拔为租税正、权大丞、大丞、敕任三等出仕，让他承担起相当于大藏次官的重任，负责重建废藩设县后的日本财政体系。这是他与井上馨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

井上先生是一位性急之人，想到什么事就会马上提出要求，让人很难办。幸好因为改正局人数众多，所以总是能满足他。最辛苦的时候，我们甚至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工作，但他却并不觉得疲劳，最后有些人抱怨“我受不了了，让我睡一会儿”。期间我们进行了很多新的工作，如各种制度改革的善后工作、建立银行的新制度等。对工作，井上先生并非那种先安排顺序、充分讨论后再开始实行的人，但他经常完善我的观点，也很愿意接纳我的观点。……大藏省的工作可谓盘根错节，所以难免犯下一些过失，但井上先生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也能按自己所想的来工作。

这段话中，涩泽所谓“难免犯下一些过失”，其实特指井上馨暴躁易怒的脾气。井上此人一遇到令他不满的事，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会怒骂部下。

故井上侯此人，既有学问亦有见识，头脑极为明晰敏锐，但却是易迁怒之人。只要有一点不合心意之处，便会胡乱向周围的人撒气。(《论语讲义》)

作为一个聪明人，井上也免不了聪明人惯常会有的缺点，有骄傲自大的倾向。

明治维新前后，我国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伊藤公、大隈侯和井上侯都是善伐之人，喜欢一个劲儿地吹嘘“我多么多么厉害”，不善伐者甚少。(《论语讲义》)

虽然举出了这么多缺点，但涩泽对井上馨的评价并不差。或者可以说，涩泽看待明治政治家的观点与大众的观点颇有不同，他对井上馨有着很高评价。也许井上馨懂经济，曾主动下野创办企业这一点，与涩泽产生了共鸣。

一般来说，日本人对西乡隆盛这类蔑视金钱的政治家有很高的评价，相反，对井上馨这样与经济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物，则会看低一等。也就是说，越是留有蔑视金钱的武士观的政治家，越能获得高评价，这是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因为无论是明治还是之后的大正、昭和、平成年代，缺乏经济理性主义的政治家总是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机。换句话说，由于清廉的政治家选择了企业家型政治家也许能够避免的错误选项，导致日本不得不数次改变前进的道路。

在涩泽看来，明治政治家中唯有井上馨一人算是合格的官员。明治六年(1873)，涩泽与井上馨联名递交财务改革建议白皮书，联袂辞职，也是因为两人对那些不懂经济的政治家产生了厌恶。这种共鸣在井上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后仍然持续。

此后由于地位有差，我们多少产生了疏远，但意志一直相通，从未改变。因此，井上先生每有对经济界之事不满，便来到我处抱怨“这样可不行”，有时候则唤我过去，交换意见。就这样，我与他谈论了许多经济界的话题。

如上所述，两人在经济方面的见解总是十分一致，但在政治上却发生过许多摩擦。摩擦的原因在于井上十分清楚涩泽的能力，因此总是盘算着将涩泽拉进政界，担任自己派别的领袖。

明治十四年政变后，井上与伊藤博文等人建立了立宪帝政党，将过去大藏省时的部下福地樱痴主办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作为党报，而井上与涩泽的矛盾也因此事显露了出来。涩泽表示，他可以为《东京日日新闻》出资，但断然拒绝与政治扯上关系。

于是福地君为普及其政治思想，频频发表各种文章。我自明治六年后便从未考虑过为政治投入力量。但是井上先生却有很强的政治观念，我只好屡屡对他强调：“我不和你讨论政治上的事。”

同样，明治二十二年(1889)开始在全国推行市镇村自治制时，井上馨效仿德国的地方分权制度，建立了“自治制研究会”，并考虑在将来把它发展为自治党。他邀请涩泽参加，但涩泽仍然表示“请把我从你的讨论对象中去掉”，拒绝与政治有瓜葛。

明治三十四年(1901)，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以阁内意见不统一为由全体辞职，井上馨受命组阁。这一次，他把涩泽拉拢进来的工作也迎来了决定性阶段——受命组阁时，井上馨以涩泽就任大藏大臣为条件。但是，涩泽再一次拒绝了。

我早已下定决心不再担任政府官员，因此断然拒绝了这一命令。但井上先生却表示，如果涩泽不出任大藏大臣，自己就不接受组阁命令。山县先生与伊藤先生从中调和，劝我受命，他们恳切地鼓励我：“如果你干，井上也就干了。”但我决心已定，还是拒绝了。

当时，萨长的藩阀内阁已经陷入了人才不足的局面，所以众人劝说涩泽出马的态度变得更加热切。伊藤和山县劝说：“你怎能为自己一身，做出此等不近人情之事？”

于是涩泽与第一银行的高层进行讨论，将是否出任的决策权交给了他们。而高层们充分领会到涩泽的意思，表示“如果现在您离开银行，我们会很难办”。就这样，涩泽以此为理由拒绝了命令。

因为涩泽的拒绝，井上馨内阁最终流产，桂太郎内阁成立。不过据说后来井上表示：“如果当时组阁后失败，说不定会给我晚年的声名抹黑，幸好没有接受组阁命令。”他甚至为庆祝组阁中止而为涩泽设宴。且不论井上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但涩泽肯定会庆幸没有接受任命吧。

虽然发生过上述波折，但涩泽与井上馨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井上去世。这也许是因为，虽然井上馨性子急、暴躁、斤斤计较又骄傲自满，但他并不像大久保利通那样“阴”，而是一个无论心里想什么，都会毫不隐瞒说出来的“阳”型政治家。涩泽在将井上与大久保做对比时，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井上馨侯颇为机敏，见识亦高，不仅对我十分理解，而且为人极为磊落，能与我玩在一块儿，所以渐渐与我形成了肝胆相照的关系。但我与大久保公则因为前述之经历而感情疏远，除公务之外再无密切交际。(《论语讲义》)

涩泽高度评价井上馨，更是因为他准确公平的识人之眼。井上馨一旦认定某个人有才能，便会排除自己的喜好偏爱，在安排人事时以能力为本。

具备非凡才识的人中，有不少人其实缺乏鉴别他人之眼力。……与陆奥伯交往的人，并非全是善良诚意之辈。井上侯是一位偏重感性的人，但他在鉴别人才方面，从不被感情所左右。用人时他会先尽力鉴别人物的善恶正邪，然后采用合适人选，因此绝不会将奸佞之人误认为是仁者而重用。(《论语讲义》)

的确，井上馨发现并提拔的人才有原敬、益田孝等人，不胜枚举。而对井上的这个长处，涩泽也看得非常精准。

年龄相仿的友人伊藤博文

井上馨的盟友、同属长州阀的伊藤博文，也曾是涩泽出仕大藏省时(明治二年年末)的上司(大藏少辅)，因此两人很早就有来往。但是与井上不同，伊藤比涩泽还要年轻一岁，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平等的朋友关系。

我与伊藤先生是从明治二年(1869)大藏省时熟悉起来的，与我和大隈先生一样。伊藤先生是一位极具书生气质的人，我们不仅一起作诗写文，还会进行其他娱乐，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但是自我进入实业界，境遇不同起来，与他只是偶尔会面而已。虽然伊藤先生比我年轻一岁，但我却像尊敬长辈一样尊敬他。他行事极为磊落，能够毫不客气地与我交换意见。

如上所述，涩泽与伊藤是一种“书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在结束了大藏省一天的工作后，他们会在位于筑地的大隈家痛饮，推心置腹地讨论天下大事。他们的讨论产生了日本财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伊藤博文美国考察之行。

当时(明治三年)伊藤任大藏少辅，辅佐大辅大隈重信，但在与涩泽谈话的过程中，伊藤下定决心，要重建日本的财政体系，唯有赴海外考察一途。当年年末，他为考察货币制度而前往美国。临行前，涩泽请他顺便考察银行制度、公司结构以及公债制度，并建议他携福地樱痴、吉田清成作为实务要员随行。

但是当伊藤带着新知识意气风发地回国后，意想不到的命运正等待着他。

伊藤先生回国后过度鼓吹美国风，太过西化主义，被萨州人厌恶。其中大久保利通直言他过于狂妄，不再对他抱有好感。最终，他被左迁至大阪造币局，此事前文已有提及。……其时伊藤先生也深觉遗憾，来信抱怨：

“井上和涩泽一点都不同情我，真是两个没朋友义气的家伙。”

伊藤先生成为政治界第一人后，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好意思自吹自擂吗？你不记得以前寄过那样的信了？”这已是很久之后的事了，不过总之，我们的关系十分熟稔，甚至有这样的信件往复。

涩泽与井上馨之间的交际是上司与部下之间关系的延伸，相对的，他与伊藤之间的关系则始终像是年龄相仿的友人。

明治十三年(1880)西南战争结束后，日本发生了通货膨胀，涩泽对大隈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导致两人交恶。伊藤主动出任调停人，告诉涩泽：“因为大隈觉得你不与他当面讨论，而是在背地里反对他，所以产生了误解。”最终促使双方和解。这也是因为涩泽与伊藤间有着深厚的友情。

涩泽与伊藤年龄相仿，因此交谈时往往直截了当，涩泽曾举了一个例子来表现两人这种密切的关系。明治三十一年(1898)，伊藤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涩泽寄给伊藤的，信中建议伊藤改变超然于内阁的姿态，自己组建政党，为议院内阁制做好铺垫。

在颁布宪法一事上，伊藤先生贡献良多，他最终建立了议会政治制度，其功劳不可谓不大。然而现在内阁不像样子，而且大有借天子之威处理事物的架势，所以我劝说伊藤先生应当尽快组建政党。伊藤先生自然也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并非因为我的一句话而行动。最终，他整合了当时的自由党，自己出任首脑。此即明治三十一年的政友会。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涩泽并非对政治毫不关心。对于伊藤博文这样对政界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他会适当地提出自己对政局的建议和忠告，甚至暗示问题的解决方法。

但是正如上一篇中已有提及的，尽管涩泽关心政治，但自己绝不沾染分毫。在与伊藤博文的交往中，涩泽也贯彻了这一点。当伊藤邀请他加入政友会时，他断然拒绝。

伊藤先生希望我也入党，组建内阁后就算我不担任内阁成员，也可以做诸多援助工作。因此他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同意组建政党，那么想必是愿意向别人也声明这一点，并为之宣传尽力的吧。我觉得你一定会愿意作为政治家加入政党，并为其尽力的。”但我回答：“我不愿意立于此种立场。”他骂我“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家伙”，并对我大吐苦水。我只好说：“那是你理解错了。我不愿意成为政府官员是众所周知之事。当初进入大藏省也不过是因为大隈先生的劝告，暂时加入而已。”便向他详细说明了前后经过。但伊藤还是不满地抱怨：“你居然不愿意为此出力，真是个薄情的家伙，太没人性了。”尽管我百般辩解，他还是不愿理解我。最终还是井上先生出面，才取得了他的谅解。

的确，在伊藤看来，涩泽明明是劝说自己组建政友会的人，自己却不愿加入，这一定会让他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吧。上述伊藤的话鲜明地表现出他的这种心情。但是即使面临友情破裂，涩泽也不愿沾染政治。他这种顽固的决心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令人感动，并且在另一种层面上说明了两人友情之深厚。

看待政治家伊藤博文，涩泽认为不懂经济是他的缺点，但对他的整体评价非常高。同时，涩泽似乎对他的灵活变通怀有好感。

总而言之，伊藤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虽然他不像井上先生那样踏实从事实务，但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

对爱吹牛的大隈重信心怀好意

除了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明治元勋中还有一位曾任涩泽上司的人——大隈重信。涩泽从法国回国后，本打算为蛰居骏府的德川庆喜尽忠，作为一介商人白手起家。而将他招进大藏省的，则是当时的大藏大辅大隈重信。在大藏省期间，涩泽在与井上馨、伊藤博文的密切交往中也有了成长，所以大隈可以说是涩泽的恩人之一。

不过，涩泽对大隈重信的评价却与对井上、伊藤不同。与其说是功过对半分，不如说更向“过”这一方倾斜。

例如涩泽在《论语讲义》中评价各位明治元勋时，大隈更多的是被作为“恶”的一方。

近代英杰木户侯、伊藤公，都是能言实干之人，而西乡侯、山县公则是不言实干之人，至于后藤(象二郎)伯、大隈侯，则是能言不做之人。

对于大隈爱吹牛这一点，涩泽常有提及。

大隈先生非常富有包容力，面对任何事都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气概。但由于牛皮吹得太大，往往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出岔子。

涩泽还指出大隈的另一个缺点：太过自信，过于依仗自己的才气，不愿听别人忠告。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很乐意倾听别人说的话，另一种人则一个劲儿地只顾说，让别人听他的，大隈侯便是后者。人们就算为了对大隈侯说些什么而拜访他，也往往没有说出口的机会，被迫听他说了一大堆话后无功而返。于是每当我必须对他说事情的时候，我会在开始前先和他说好：今天是为谈某事而来，所以请您务必仔细听，您的高见请等我说完后再发表。就算如此，他也常常不愿等我说完，半中间便被他岔开了话。(《论语讲义》)

那么，涩泽讨厌大隈的这种性格吗？不，比起大久保和山县这样坚韧沉默的政治家，他对大隈所怀有的好感要多得多。证据就是涩泽在批评大隈爱吹牛后，还跟着这样一句：

这是大隈侯的短处，但也是他的长处。

从这句评价可以看出，井上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这样会直言不讳的“阳”型政治家和大久保、山县这样的“阴”型政治家相比，就算“阳”型政治家有很多缺点，涩泽也更偏爱一些。否则，他与大隈也不可能自明治二年以来持续五十多年一直有来往。

其间我也有没有做好的地方，而大隈侯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只要事情搞清楚，双方的误解就会消除。五十二年里，我们一直维持着旧交，这是因为我从未因为交往日久而对大隈侯缺乏敬意，而他也从未做出对我失敬之事。否则，我与侯爵早已陌路。(《论语讲义》)

始终无法对山县有朋产生好感

如上所述，涩泽虽然对大隈的缺点有所不满，但却并不讨厌他。相反，尽管涩泽与山县有朋并没有冲突，也承认他的功绩，却始终无法对他产生好感。

由于涩泽与伊藤、井上的长州阀有密切关系，他与山县也自明治初年起便有来往。但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涩泽开始在朝鲜半岛经营铁道事业，两人才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伊藤和井上由于畏惧俄国而对铁道事业持消极态度，而山县、桂这两位陆军出身的政治家组合则已经预料到日本会与俄国一战，因此对日本企业在朝鲜发展事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段时期里，涩泽与山县频繁来往，因此能够在近距离内观察到山县的为人。

涩泽首先对山县的为人表示了一定的理解，这样评价道：

山县先生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人，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他对后辈十分亲切，因此顺利地功成名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生前舆论对他评价不一，有许多诽谤。他能够一直保持那样的实力，从某些角度看，的确难免被人讥讽为专横，但他特殊的魅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另外，他对国家的观念非常地认真。

那么，涩泽将山县的哪些地方视为缺点呢？

但是他似乎不愿对时代趋势进行深入考虑。无论什么事，不亲自经手就不放心，对任何事都要干涉。因此就算他的动机不坏，在第三者看来也是错误的行为。另外，由于他有军阀背景，所以有时会显得非常横暴。

不得不说，这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山县此人无论何时、何事，只要别人没和他商量一句，他便会觉得受到了轻视并怀恨在心，是一个气量非常小的人。涩泽在与山县密切交往的过程中看出了他的这一特点，并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驾驭”的方法，但最终，他还是没法喜欢这位元勋。

不过，山县具有明治人共同的特点——他对国家的热爱非常强烈，涩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虽然从结果来看并不是好事，但山县自身也许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这是因为他所做的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的一片赤诚。

的确，在明治元勋中，山县有朋是最缺乏魅力的一位人物，但比起下一代政治家桂太郎、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继桂太郎之后任内阁总理大臣。两人交互掌握政权的时代被称为“桂园时代”。】、寺内正毅，他还是要优秀得多的。山县能够意识到，日本是一个贫穷、狭隘的东洋岛国，所以他身上没有大正以后政治家夜郎自大的弊病。

第六十一回伟人们的肖像

“信念之人”松方正义

明治初年的日本大藏省中，后来成为日本财政界、经济界栋梁的群雄正济济一堂。这里仿佛一座宝库，明治的年轻优秀人才尽在于此。

涩泽荣一在大藏省中仅待了三年半时间，却经历了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井上馨、伊藤博文等元勋作为上司。不仅如此，他还和松方正义、福地樱痴等人成为同僚，转入经济界之后也一直与这些人保持着交流。本回中，笔者将通过涩泽在《青渊回顾录》等回忆录中的描述，试图描绘涩泽的这些同僚和原敬、寺内正毅、西园寺公望等明治第三代政治家，以及岩崎弥太郎、古河市兵卫等经济界人士。

作为经济界的领袖人物，涩泽在公事方面联系最密切的，便是曾数次担任大藏大臣的明治杰出政治家松方正义。

松方正义于天保六年(1835)出生于萨摩，比涩泽年长五岁。他少失怙恃，生活颇为艰难，直到明治维新中的突出表现而获得了大久保的青睐。明治元年(1868)，他被任命为日田县知事，明治三年被提拔为民部大丞，翌年进入大藏省。

我与松方先生于明治五年开始有了密切来往。当时松方先生任大藏省权大丞，而我为大丞。这意味着我们在同一机关内吃同一锅饭，自然就因为工作的关系熟悉了起来。

涩泽的这段记忆似乎有错误，两人成为同事应该是明治四年的事。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尽管比松方年轻五岁，涩泽却成为了松方的上司。

在当时的涩泽看来，松方并不像一位果断强悍的政治家，但明治六年五月涩泽与井上馨一同离开大藏省后，松方升迁得非常快，明治八年开始，他在大藏卿大隈重信的领导下任大藏大辅，优秀政治家松方与经济界领导人涩泽的盟友关系便是从这时建立起来的。

明治八年，由于世界金银价格波动，第一银行遭遇挤兑，黄金储备几乎告罄。幸好有松方帮忙，第一银行得以通过大藏省获得政府融资，艰难地脱离了困境。

在第一银行创立的同时，东京、横滨、新澙、大阪等地也成立了四家银行，但这些银行的业务与理论上规划的相去甚远，创立不久便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尤其是明治八年世界金银价格波动，造成要求兑换纸币的人蜂拥而至，无论银行信用如何，已经开设的各家银行连正常营业都颇为困难，因此，各银行共同向大藏省申请修改银行纸币兑换制度。由于旧日的友情，我向松方公详细陈述了这一情况。通过他的帮助，终于修改了银行制度。

松方的实力让涩泽真正瞠目结舌，要到明治十四年政变，松方坐上大藏卿的位子之后。松方认为，要终结因大隈滥发公债而不断膨胀的泡沫，就必须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尽管政府中其他大臣强烈要求实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他仍然顽固地坚持己见，最终实现了经济硬着陆。

松方公是一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而且只要认准了一个道理，他便会坚持到底。他看清当时财政状况的病根后，并没有高声疾呼，而是将极力收缩通用纸币放在首位，另一方面，他奖励稻米出口以获得黄金。在他废寝忘食的努力下，物价徐徐低落，明治十五、十六年时，社会上出现了极端的不景气状态。对于他极端紧缩的方针，伊藤公、井上侯等人深感忧虑，认为这会招致人心消极、社会颓废，甚至对此询问过我的意见。当时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陆奥伯等人甚至嚷嚷大事不妙，一定要想办法缓和这个政策才行。由此可知松方公当时的苦衷。在这样的环境中，松方公毅然坚持理念，断然维持这一稳健政策，不肯松缓自己相信的既定方针。

在经济不景气时采取刺激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人人都能想到的办法，相反，在经济景气时坚决贯彻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而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维持紧缩政策有多么的困难，通过现今的日本金融政策，我们便可以理解。松方成功实现了这个需要经历阵痛的改革，因此涩泽对松方的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是让所有人都对“信念之人”松方正义留下强烈印象的，还要数他明治三十年(1897)坚持的金本位制改革。当时涩泽也对这项改革表示了反对，但松方力排众议，获得了议会的赞成，使金本位制终于得以实行。

松方公更令人敬佩的一点是他在建立金本位制度时的果断。……我和一些人担心，立刻实行金本位制可能会导致经济界陷入混乱，但松方公断然反驳了一部分人的反对意见，实行改革，使我国建立起了真正的金本位制。现在想来，松方公的确有先见之明。

涩泽的这个评价，是依据后来的“结果”作出的回顾性评价——在筹集日俄战争的军费时，金本位制起到了巨大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涩泽将松方视作一位充分理解财政与经济的政治家，给了一个高分。而对于松方的人格品行，涩泽也抱有好感。

松方公说话带有萨摩口音，不太容易听懂，但他是一位极为温厚亲切的人，正如古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能说他随机应变，但用刚健质朴来形容则非常贴切。他待人的态度也令人敬佩，虽立下众多功绩，却从不居功。他将这些成绩视作大势所趋，从未失去谦逊之心，从中可见松方公品格之高尚。

据说，大隈重信在谈及松方木讷的外表和品格时评论说：“松方如果没生在萨摩，顶多就能当个郡长吧。”但涩泽与大隈相反，他对这样的人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

例如，他对同是萨摩出身的大山岩【大山岩(1842—1916)：日本政治家、陆军大将、元帅。】这样评价道：

去年去世并举行国葬的大山岩公，实在是一位不伐善的大器之人。大山公身上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长处，但他的胸怀就像大海一般，无不能容之物，是一位让人十分怀念和尊敬的人物。(《论语讲义》)

而对于那些举一反三、思维敏捷的人才，涩泽却总是给予异常严苛的评价。其中的典型便是他对自己与松方在大藏省时的上司陆奥宗光的评价。

陆奥宗光伯曾任外务大臣并成功实现条约改正。他拥有机敏的头脑。我曾短暂追随过陆奥伯，因此他前往欧洲时也一直与我保持着书信往来。陆奥伯与平冈圆四郎一样，只要听闻事件的端倪，便可洞察其未来发展。然而他喜好金钱与权力，想来并无大志，而且他常常倚仗自己的才智欺压别人，喜欢凌驾于他人之上，因此多少让人有些厌恶。(《论语讲义》)

这段评价抓住了陆奥宗光其人的本质。陆奥宗光不被萨长政权所容，最后只能作为外务大臣，通过与国外谈判找到自己的道路，这种局面正是他的性格造成的。

而对同是幕臣、一起在大藏省工作、后来随伊藤博文前往美国的福地源一郎，涩泽的评价也不高。

福地此人力量略嫌不足，但由于他性格极为淡泊，不会令人生厌，尤其是文笔一流，因此甚至可以说是有趣之人。可惜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善始善终。

这段话同样看透了福地源一郎轻浮文人的本质。虽然他被认为是幕臣中英语最好的人，但无论是作为官吏、记者、剧作家，还是政治家，他虽然在这些领域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却最终无法“善始善终”，最后在不得志中去世。对于这类缺乏毅力的人物，涩泽通常会给予严厉的批判。

鲜明的对照——原和西园寺

与此相反，他对于原敬这样不逞口舌之快、依靠强韧的意志取得众多实绩的人，总是会给最高分。

他所做的事情也许有不恰当的，或者有第三者看来不好的，但在处理事务中，他绝对是一位深得其中精髓之人。通过在与他的两三次直接接触，我不禁感叹，在那般境况下，竟有如此果断之人。

他不善言辞，但作为实干之人，原先生在明治大正的政治家中称得上首屈一指。虽未听他本人亲口提过，但据说他将“不言实行”作为信条，多年来一直奉行。所以从原先生口中虽不能听到煌煌大论，但观其实际行动，便可发现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对原敬在财政和经济的具体施策上所展现的突出能力和行动力，涩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明治第三代政治家中，原敬是少有的理解经济原理的政治家之一。

如果客观评价的话，他在一般施政方面给人一种楔子不够契合的感觉。但他精通财政经济，实行了稻米法、借家法等各种措施，可谓功绩颇多。

但是原敬身上有一个缺点，却是涩泽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那便是将党派利益优于国家利益。

藤田东湖先生有一句名言是“将道理贯彻于骨髓”，而我很难说他(原敬)是这样的人。斗胆问一句，他爱党的观念是否过强了？甚至在某些场合将重要国事放在了第二位。

在信奉“政治是道德与正义”的涩泽看来，原敬这种党派利益优先的政党政治，是他无法坐视的弊病。虽然他仍然给予原敬较高的评价，但在这一点上扣了很多分。

在涩泽看来，原敬的另一个缺点是他过于重视结果。

他是否过于拘泥于事情的成败了？就我而言，我更希望他能更依赖自己的本能，只要相信是最好的方法，便不管他人的毁誉褒贬努力贯彻，做好若不成功则玉碎的觉悟。也即是说，我希望他能有玉碎主义。

但就算因为这些缺点而扣分，涩泽对原敬的评价仍然是日本历代内阁总理大臣中最高的，他对原敬的意外去世表示了惋惜。

他并不是没有其他缺点，但他淡泊名利，毫无私利私欲之念，毕生始终将自己视作平民，情谊至深，对周围的人总是尽心尽力。这些都是他的美德。作为一位时局变幻、前途多舛之际的首相，仰仗他的地方还有很多，但他却未尽天寿便亡于凶刃，让我不仅为原先生扼腕，也为国家的重大损失惋惜。

而涩泽给予低评价的一位人物，正是原敬之前的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对这位只会装腔作势却什么事都不干，没有取得任何实绩的人，涩泽似乎怀有强烈不满。他对伊藤博文与西园寺公望进行比较时这样说道：

与伊藤公相比，西园寺公望公更不被政治所束缚，游刃有余地悠然游戏。就这一点来说他是要胜过伊藤公的。他沉湎于游戏，擅长诗文，能作俳句，巧于书法，甚至在琵琶上有很高的造诣。但我至今未见西园寺公为国家发挥他在政治上的本领。(《论语讲义》)

在涩泽的文章中，这是一段罕见地充满嘲讽与恶意的话，看来他对西园寺公望那种贵族做派的政治态度颇为不满。引文后续的语气更加激烈：

由于他任政友会总裁，因此两度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作为我国代表参加欧洲的和平会议。但他总是浑身游刃有余之态，光顾着游戏，没见他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或许他已经失去了伟大之处，进入了老年阶段。我观西园寺公聪明无比，对前途再明白不过，因此知道世上之事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获得大的成功，尤其在政治上此种倾向更甚。因此他不愿以一己之力推动天下大势，认为顺其自然便可。只能说他是一个对事物颇为冷淡且学识不足的人。(《论语讲义》)

不过和另一位更糟糕的总理大臣相比，这位西园寺公望也并非那么一无是处，那就是寺内正毅。涩泽对寺内正毅的评价字里行间充满了厌恶，让人怀疑他莫非是历代首相中最差劲的一位。

说得直白一些，寺内正毅伯稍许有些锁国主义倾向。用“锁国主义”这个词也许有些不太妥当，但总之，他是一个相当顽固的保守思想的所有者。寺内内阁时代时，美国富豪赫本为东京帝国大学捐款。根据赫本的希望，校内将新开设有关美国的讲座。我们对开设这个讲座非常赞成。因为课程中会教授美国建国史、宪法、法律等，能够让人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况，化解两国国民之间的误解，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寺内伯却对此持反对意见。从这件事中足以看出，寺内伯是一个想法极为保守的人。如果不赞成和积极推进这样的事，怎能促进日美两国国民真正握手呢？

从明治末期至大正年间，涩泽对政治的失望感越来越强烈，其原因正是寺内正毅这样的军人出身的蠢物凭借萨长阀的力量就能当上首相。

对同时代经济界人士的评价

与涩泽对政治家深深的绝望相比，他对经济界人物，即使是与自己立场、思想迥异的人，也要宽和得多。

例如，他对岩崎弥太郎给予了高评价。尽管他与岩崎曾围绕资本主义理念发生过激烈的对抗。

我国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土佐安芸郡人)是一个垄断主义者，他反对依靠众人共同出资来经营事业。他认为众人聚在一起做事，会导致整天争论，得不出成绩，所以无论什么事业都应该由一个人大刀阔斧地进行。他的主张与我的合本组织经营理念恰恰相反，但他为网罗如此多的人才颇费了一番心血，起用了很多有学问的人。可以说，弥太郎在人才选择方面独具慧眼。(《论语讲义》)

出于对岩崎的敬意，明治十八年(1885)岩崎弥太郎去世，三菱汽船会社与共同运输会社合并为日本邮船会社后，涩泽主动与三菱修复关系，与弥太郎之弟弥之助和解，并于明治二十六年担任日本邮船会社的取缔役。

但是在明治经济界中，涩泽给予最高评价的，不是与他在成立共同运输时组成联军的大仓组大仓喜八郎，也不是三井物产的益田孝，更不是被他发掘的浅野总一郎或藤原银次郎【藤原银次郎(1869—1960)：日本实业家、政治家。二战前三井财阀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任王子制纸社长，人称“制纸王”。】。

过去七十年中，我遇见过各行各业的人，与形形色色的人有过接触，其中学问虽不出众、却天赋异禀的非凡人物有三位。他们是三井家的三野村利左卫门、被称为矿山王的古河市兵卫，以及被称为天下之丝平的田中平八【田中平八(1834—1884)：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的实业家。毕生从事投机事业，创立第百十二国立银行。由于他开设的“丝屋平八商店”在生丝、外汇、洋银和大米期货中获得暴利，因此他被人称为“天下之丝平”。】。(《青渊百话》)

据涩泽说，三野村虽然能看报，却没有读论文的水平，古河也看不懂稍有难度的报道，至于田中则基本不会读写。但在经济活动中，他们三人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涩泽自己也深受他们影响。

三井的三野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涩泽人生的引导者。涩泽从法国回国后，三野村听闻涩泽的才能，立刻前来替三井家招收人才；涩泽在大藏省时终止三井的银行开设计划，没收三井组大楼，三野村也没有怀恨在心；涩泽一辞官，他就来劝涩泽就任三井的社长；涩泽拒绝后，他又说服涩泽用三井的资本开设第一国立银行。概言之，没有人比三野村更洞悉涩泽的才能，涩泽自己也认为三野村“知人之明亦出类拔萃”，“早年对我青睐有加，帮助我与三井家加深关系的，正是三野村”。

与此同时，涩泽对三野村此人似乎还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尤其是对他可算是“欺骗”的招揽人心之术不吝赞叹之词，涩泽这样描述道：

直白地说，三野村笼络人心之术实在是巧妙。他并不直说让人追随，待人也并不过分亲热，但却有一种让人难以背离的力量。他能察觉到细枝末节，既能像女佣那样体谅人，也知道柴火要从哪里买，……他不会语重心长地说话，而是若无其事，语气愉悦，让听的人心里也很舒畅。他能掌控大事，对小事也绝不等闲视之，着实是一位能干之人。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便愿意亲近他了。(《青渊百话》)

除此之外，针对三野村独特的结构把握能力，涩泽还披露了一段“三野村的圈圈”故事。三野村在尝试理解或说明某个事物时，常常在纸上画几个圆，用图来解释其中的相互关系。

这在今日西洋书籍中常常能见到，但三野村的这个习惯绝不是从西洋学来的。他开始画时，我们总是笑着说“三野村的圈圈”又开始了。他在事物的处置安排方面天赋异禀。（《青渊百话》）

三野村做事时能做到不被眼前事物所局限，看清将来。对他的这种“千里眼”，涩泽也十分敬服。

虽然他没有学问，但思想十分进步，丝毫没有落后于时代。别人只看到眼前的事，而他却能看到遥远的未来。（《青渊百话》）

三野村之后，便是古河市兵卫。

涩泽与古河市兵卫的来往可以追溯到涩泽在大藏省的时候，当时古河是小野组生丝店的掌柜，而小野组掌管着政府金库。但两人之间真正深入交往，则要到第一银行大股东小野组破产、第一银行也险些遭到波及的危急关头。关于此事，前文已有提及。由于信赖古河，涩泽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便提供了无抵押贷款，所以如果古河一狠心便能赖账不还。但古河却主动提供担保，将第一银行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之后古河市兵卫东山再起，在奥羽经营矿山事业，涩泽也很乐意为他提供了两万日元的融资。古河将这些资金投资在了一座矿山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不断开发矿山。涩泽对古河的评价如下：

古河生性高洁，绝不在金钱方面做出波及他人之事。虽然他非常喜欢赚钱，但一般来往时完全看不出这一点。他时不时地会说“人需要运、钝、根三样东西”，或“耳垂很重要”之类奇怪的话。他有时很野蛮，但可能是所谓的“大欲似无欲”吧，总之，看不出他是个想赚钱的人。(《青渊百话》)

涩泽受邀前往足尾铜山视察时，对古河在矿山知识方面的渊博大感吃惊，而古河却表示没什么好惊讶的。

他笑着说道：“就和你熟悉银行是一个道理，人会在做买卖的过程中变得聪明。”古河依靠诚信领导下属，遗德犹存，至今诚实之人聚于一门之中。他是优秀诚实人的典范。(《论语讲义》)

涩泽举出的田中平八在今天并不为人们熟知，但他在明治有着“天下之丝平”的响亮称号，是一位豪放不羁的投机商。这种与涩泽大相径庭的大胆的活法，让涩泽反而对田中平八产生了赞叹之念。尤其让他称赞的是田中此人气性之高。

他自称“天下之丝平”，可见他身上带着一股侠气。其人气性非常高，不肯屈于人下。当时，政府官员就像以前的武士那样威势赫赫，但他却全然不怕。虽然前往政府办公所时不得已会低头，但在路上或其他地方碰到，他绝不把官员放在眼里。(《青渊百话》)

由于田中平八的做法过于极端，涩泽甚至因此提醒过他：“我”从事实业也是为了提高实业家的地位，因此你这种蔑视官员的傲骨值得赞扬。但如果将所有官员都视作蠢物，互相对立，那么只能当一名侠客，当实业家却讨不到好。但嘴上这样说，涩泽内心深处还是对这位“天下之丝平”的做法喝彩的。

一言以蔽之，明治二十年代后，日本政界人才匮乏，而经济界则群英荟萃。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遗憾的是，这个倾向至今没有改变。

第六十二回《论语》与“算盘”

儒教的核心在于道德与经济

涩泽荣一退出实业界后，只要时间允许，便接受演讲和谈话的邀约，向公众披露自己所秉持的理念，这些讲话都被收录于《青渊百话》等演讲集中。其中《论语与算盘》这本演讲集，正如书名所示，讲述了“义利合一”这一涩泽毕生的信条，尤其值得后人关注。书中反复提及的一点是，即使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宗旨，道德(义)与经济(利)对他们来说也并不矛盾，相反，双方的平衡才是孔子《论语》中儒教思想的核心。

例如，《论语与算盘》收录的演讲《罪不在金钱》中，涩泽这样说道：

就我平生的经验提出我的看法，《论语》与算盘应当是一致的。孔子在切实传授道德的过程中，对于经济也是相当在意的，这方面的思想散见于《论语》的各篇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它讲述了生财的正道。无论是处世还是为政，毫无疑问，金钱都是必需的。政务费用自不必言，即使是普通百姓，衣食住行也必然要与金钱产生关系。而治国济民需要道德，因此究其根本而言，治国就必须协调好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我作为一个实业家，为了调和经济与道德，时常以《论语》和算盘为比喻，解释两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引导普通民众逐步理解这一点。

请注意，不要简单地将这段话当做一般接受儒教道德思想的明治人的古板想法。因为《论语》与“算盘”的平衡思想，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在出其不意地邂逅后融合，并通过涩泽这个“熔炉”所诞生的奇迹。换句话说，“《论语》与算盘”的理念，绝非受儒教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明治人共通的想法。相反，这也许是除涩泽以外再无第二人的“特殊”经济思想。

蔑视金钱的江户时代

我们也许会猜想，在江户时代，《论语》与“算盘”的平衡是否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呢？但根据涩泽的说法，情况完全相反。宋代朱子学对《论语》的解释进入日本后，从元和、宽永年间【元和(1615—1624)，宽永(1624—1644)：日本江户前期的年号。】起，《论语》和“算盘”就被完全分割开来，甚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学习儒学的武士阶级不应该与金钱扯上任何关系。

宋儒程子、朱子指【宋代大儒程颐、南宋理学家朱熹。】之解释，流于高远的理学，以至于远离了实际行事。我国儒学家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务割裂开来。至物徂徕，则明言学问乃士大夫以上钻研之物，将农工商阶层的实业家拒之门外。德川氏三百年教育立足于此，导致读书习文的士人不事实业，而占国民大多数的农工商阶层虽肩负诸般实业，建立国家基础，却不读书学文，只落得一介无知文盲汉。此习俗由来已久，习惯成自然。实业与学问被一分为二，人们却不以为怪，士人居高位，将农工商轻贱为下民；农工商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骂他们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呆子。《论语》本是人类皆应服膺之明教，现在却沦为了少数士人的学问，令人扼腕叹息。余坚信，学问并非为做学问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指南。即，学问是人生处事之规范标准。因此，没有脱离实际的学问，也没有脱离学问的实业。(《论语讲义》)

这段话摘录自《论语讲义》总说，这部著作是涩泽与倡导知行合一的儒学家三岛中洲合著的一部书，于涩泽八十四岁时问世。这段话充分解释了涩泽尝试重新解释《论语》的真正意图，他认为，与“算盘”平衡方才是《论语》的本质，江户时期以来儒学家企图将《论语》与“算盘”分离的解释，完全是对《论语》的误读，正因此，涩泽出版发行了重新解释后的《论语》。

那么在重新解释《论语》时，涩泽主要着眼于哪些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是《里仁篇》中的以下语录。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对于这段话，涩泽在收录于《论语与算盘》的演讲《孔夫子的财富观》中是这样解释的：

这段话一般被理解为含有轻视富贵的意思，然而这其实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的论述，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就知道其中完全没有鄙视富贵的意思。其主旨只是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凭借这段话就断定孔子厌恶富贵，是极为荒谬的。孔子所说的是：如果是不合乎道义的富贵，那么宁可贫贱；但如果是合乎正道而求得的财富，则可泰然处之。由此观之，孔子哪有半点鄙视富贵、强调贫贱的意思呢？要正确理解这段话，关键是要注意“不以其道得之”这句话。

谋求富贵的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孔子并没有否定这一点。他否定的只是通过不符合道义的手段方法去谋求富贵的情况。谋求富贵的欲望过于强烈，的确很容易导致坏的结果，但如果全盘否定这种欲望，人就会失去劳动和工作的动力。这将导致整个国家无法正常发展，社会走向衰亡——这便是涩泽所主张的观点。作为例子，涩泽在《论语与算盘》的《真正的生财之道》一文中举出宋朝奉行朱子学后的衰退：

特别是大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与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形尤为相似。他们大力提倡仁义道德，却没有进一步思考该以怎样的顺序、怎样的步骤来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空谈理论的极端，认为应该消除人的利欲之心。当这种理论发展到巅峰时，全社会的人都变得消沉，国家也就因此衰弱了。宋朝末年由于受到元军入侵，国家更是祸乱不断，最终，宋被元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取代，这是宋的悲剧。由此可见，仅仅停留在空谈理论层面的仁义道德，会挫伤国家的活力，减弱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甚至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对“停留在空谈理论层面的仁义道德”导致“灭国”的例子，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

其次，二十世纪末的日本政府害怕泡沫，将“富贵”视作坏现象，不惜提出总量规制【总量规制：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对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干预，大藏省银行局局长颁布的文件《关于抑制土地关联融资》中，提出将对房地产融资的增长率控制在贷款总量的增长率以下。这一文件的本意是抑制房价过度增长，但它对经济形势的影响远远超过预期，造成了“泡沫崩溃”，成为后来日本“失去的20年”的主要原因之一。】和提升利率等极端的“仁义道德”，也要阻止“国家丧失活力”，导致“生产力被削弱，国家濒临灭亡”的状态。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也正是“仁义道德搞不好也是会亡国的”的典型。

在叫嚣着“粉碎泡沫”的这段时期里，有些人将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作为“有规制的资本主义”的根据，但这些伪涩泽主义者完全忘记了，涩泽将轻贱富贵的风潮视为毕生最大的敌人，并曾猛烈地攻击这种风潮。涩泽最害怕的，是人们因为恐惧资本主义这头难以驾驭的公牛而杀死它。

涩泽对《里仁篇》中“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句的解释足以证明这一点。

利乃万人之所好，若只有自己占得便宜，必然会损害他人之利。故而或有心怀怨恨者，或有口吐怨言者，或有图谋怨报者，最终甚至导致灾祸。

然而若将仅仅谋求个人利益视为恶，则人应当怀着什么目的劳动呢？难道要为谋求他人之利益而劳动？仅仅为个人利益而工作，则会承受世人之怨恨，但仅仅为他人利益而工作，除去宗教家外，普通人是绝无可能的。尤其是如此一来，则会徒然流于宋襄之仁，导致自己的毁灭。若人人自我毁灭，则社会殷富繁昌无望。(《论语讲义》)

“仅仅”谋求个人利益是错误的，但谋求个人利益却并非坏事。而且所有人工作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不是宗教家，没有人会仅仅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如果否定了谋求富贵之心，“则社会殷富繁昌无望”。

罔顾“算盘”的江户儒学家

如前所述，涩泽热切地否定江户武士只重视《论语》而罔顾“算盘”的“空论”；另一方面，他对没有《论语》基础的“算盘”也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在《真正的生财之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将谋利生财奉为主义，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全然不顾他人——刚才提及的邻国的一段时期即元代，在某种程度上正陷入这样的局面。不顾他人也不管国家利益，只要自己日子过得好就行，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无论国家丧失多少权益，如何声名扫地，却没有一个人会兼顾个人发展和国家利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同等重视谋求利益与重视仁义道德，使它们并行发展。这样，国家才能健康发展，个人也才能获得各自的利益和财富。（《论语与算盘》）

但是对这段话，请读者不要误解的一点是，涩泽并不仅仅是从自己的儒教伦理观出发来提倡基于《论语》的“算盘”(资本主义)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涩泽并非像世上大多数人所想，是一位讲温情的资本主义者，反而是站在其对立面的。通过上述引文的后续，我们便能明白这一点。

如果不管社会大众如何，不顾社会形势如何，一心钻营个人利益，那么结局会怎样呢？必然是大家都陷入不幸。只考虑自己一人利益的人，最终只会蒙受同样的不幸。在物质条件尚不发达的古代，或许还能遇上侥幸，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如今这个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规则进行的时代，如果还继续只图自己方便，结果会如何？举个例子便知。在车站的检票口，如果每个人都抢着让自己先过去，那么由于通道狭窄，结果必然是你挤我，我挤你，谁都过不去。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只考虑个人利益，最终反而会阻碍个人利益的实现。（《论语与算盘》）

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反而会妨碍获得个人利益，这是资本主义的悖论。涩泽是在充分理解了这一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算盘”应基于《论语》。

对《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涩泽还认为，日本仅重视“算盘”的想法，即追求个人利润的想法，是出于反蔑视金钱的理念。也就是说，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跋扈，是为了抵制江户时代延绵至近代的蔑视金钱观念。

正如我平时一贯主张的那样，由于自古以来，利用、厚生与仁义道德之间从未得到充分的结合，所以出现“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就利远仁，据义失利”等情况。完全用对立的眼光去看待仁义与财富，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这种对孔孟之道的误解，导致从事生产经营的实业家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利己主义者。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还想方设法钻营法律漏洞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这就是误解孔孟之道的学者数百年来专横跋扈所造成的余毒。（《论语与算盘》）

总而言之，涩泽认为，明治之后资本主义之所以恣意妄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误读《论语》而蔑视“算盘”，分割《论语》与“算盘”的儒学家思想，以及采用了这种思想的江户幕府政策。因此，要将“从事生产经营的实业家的精神”从“利己主义”中拯救出来，就务必重新正确地解释《论语》，让人们懂得孔子绝没有否定“算盘”。《论语讲义》正是从涩泽这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中诞生的。

但是，我们必须更深层次地探究涩泽这种重新解释《论语》的冲动。笔者想假设，也许如同大多数重新解释经典的原因一样，涩泽的这一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冲动，更是出于一种自己出身的阶级的无名怨愤(ressentiment)以及出于这种怨愤而希望建立行动原理的愿望。简而言之，涩泽之所以尝试重新解释《论语》，是不是为了肯定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呢？

那么，导致涩泽产生《论语》与“算盘”的平衡思想的原初体验是什么？

《论语》与“算盘”的融合是涩泽的目标

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回忆涩泽投身幕末尊王攘夷运动的契机——他在冈部代官官邸所受的屈辱。

虽说阶级不同，但领主家的官吏对我彻头彻尾是一种仗势欺人的态度，不仅完全不承认我的人格，还对我训斥、嘲讽，无论阶级有多大差异，这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是领主的命令，我也是被请求的一方。虽说我年纪轻、身份低微，但从求助者和被求助者的关系来看，对方理应对我有一定的礼遇，但实际上我得到的却几乎是奴隶般的待遇。我的心里自然愤懑难平。我多少念过些书，对世间的流言也略有耳闻，因此本已不喜欢幕府的统治。从那件事起，我对幕府的统治开始产生不满。被领主家的官吏轻视的愤怒深深地留在了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同样都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站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之上。

回到家后，父亲看到他气得苍白的脸色，大吃一惊，急忙询问他原因。涩泽将经过告诉他，并满怀愤懑地表示：“我同那个代官虽是初次见面，但察其言，观其行，我认为他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像这样的人却轻视嘲弄良民，只能说是上面的统治不好。”父亲则这样回答他：

“你的理由虽然很正当，但领主的吩咐是没法讲理的。因为我们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哪怕你这次讲过了他，以后其他事情他还是会刁难你的，除了勉强接受，恐怕没有别的法子。”于是涩泽遵从父亲的话，将御用金交到了官邸，但从此之后，他便坚定了讨幕的决心。

那么这段故事与《论语》与“算盘”有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来看冈部的代官。此人好歹算是武士，因此肯定读过《论语》，但观其言行举止，却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尽管如此，他仗着自己的武士阶级，对涩泽大加蔑视嘲弄。而从他毫无顾忌地索取御用金一事来看，他将钱视作肮脏的东西，认为它理当由底下的人供奉上来。冈部的代官是属于《论语》一方的，与“算盘”毫无瓜葛。

另一方面，村中的乡绅对这样一个代官的命令唯唯诺诺，毫无怀疑地接受了阶级差别这一前提。他们属于“算盘”一方，与《论语》无缘。

但在这个故事中，除了这两种处于对立方的人之外，还有一个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决不能漏看。那就是涩泽的父亲市郎右卫门。

据涩泽所述，市郎右卫门“虽出身农民，却修习学问，学习剑术，是个具有武士气质的人”。自从成为涩泽宗家的继承人后，他果断抛弃了成为武士的野心，专心经营家业，但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他认为“要立足于今日之世，必须得有相当的学问才行”，从涩泽六岁起就教他诵读《大学》、《中庸》、《论语》和《三字经》。也就是说，市郎右卫门本应归属于“算盘”一方，但他又掌握了《论语》，可说是一个“新新人类”。

可是这位原本被涩泽视为“理想”的父亲，面对冈部代官蛮横的要求时，不仅没有怒火，反而逆来顺受地告诉儿子，“领主的吩咐是没法讲理的”。当涩泽表示，为了雪耻而要前往江户修行，成为武士时，父亲又这样劝说道：“人不可忘记遵守本分。光知道读书空论，绝不能成为杰出之人。你已经对买卖很熟悉了，所以得好好为家业费心，帮助父亲才行。”

当时涩泽的确作出了退让，按照父亲的吩咐暂时专注于家业，但当时代风云变幻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前往江户游学，甚至和伙伴密谋讨幕。为了将自己的决心传达给父亲，他叫来表兄尾高蓝香和堂兄涩泽喜作，和父亲四人设了一个小宴。宴席上，父亲不让他再说下去，而是这样告诉他：

“你所说的便是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即所谓的痴人说梦，这是错误的。我们既然生而为农民，便要遵守农民的本分，天下政事自有其他人去管，所以你担心这种事，其实是僭越了。议论幕府的施政，拥有能够区分阁老【阁老：老中的别称，江户幕府官职。】和诸公善恶正邪的知识，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见识，并无妨碍。但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区别，只抱有与身份不相称的野心，便是太高估自己。如果你这样想，便必须放弃才行。”

父亲的这番话表明，他虽然具备了农民中较高的知识水平(掌握了《论语》)，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脱离农民这个阶级的逻辑(“算盘”的逻辑)限制。

涩泽虽然十分尊敬父亲，但对父亲这种没有脱离阶级限制的想法——没有将“算盘”与《论语》融合的想法——十分反感。他当场与父亲争论起来。

父亲时常叹息世道之走向，而我也与他同感。在当前刻不容缓的形势下，即便身为农民、商人，袖手旁观也并非为臣之道。我认为，涩泽家的事虽重要，但整个日本的事更加重要。

就这样，父子从《论语》和孟子的著作中引经据典，辩论是否应该停留在阶级内。最终，市郎右卫门并不承认了儿子的观点是正确的，似乎理解了儿子的想法，表示：“我知道了，我再也不说什么了，你就按你相信的路走吧。”同意让儿子自由发展。

通过上面这段故事，当我们再次思考涩泽的《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时，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涩泽认为，日本的悲剧在于《论语》与“算盘”的分离。

涩泽在晚年仍然致力于融合《论语》与“算盘”，并为此重新解释《论语》，正是因为父亲市郎右卫门同时拥有《论语》与“算盘”的思想、却始终不敢尝试将其融合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涩泽重新解释《论语》的冲动，是从这种想要扬弃“父亲”的“儿子”的原初体验中诞生的。

第六十三回编纂《德川庆喜公传》

将传记编纂称为“天之使命”

提到涩泽荣一的著作，一般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口述自传《雨夜谭》、演讲和讲话集《论语与算盘》等。但在网上搜索后我们会发现，他最厚重的一部著作其实是《德川庆喜公传》。该书的实际执笔人是东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萩野由之博士，涩泽作为传记的发起人，在这位曾经的主君的传记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涩泽这位“作者”只是署了个名而已吗？相反，虽然最终执笔人是萩野博士等人，但涩泽亲自指挥了从策划、编辑方针、结构、资料收集、证言收集到确认事实等所有阶段，甚至参与了细节讨论。后世的学者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部完美的传记。如果“作者”指的是制作本书的人，那么毋庸置疑，《德川庆喜公传》正是涩泽的著作，而且是他倾注了晚年所有心血的最重要的一项事业。

在这本书自序开篇，涩泽这样写道：

我将完成德川庆喜公传记视为我终生之事业，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因我自身特殊境遇而产生了动机，并因种种情由，愈发坚定了这一决心。……我本是专务实业之人，并无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编纂传记的史学素养，因此，斗胆以自己的名字制作这部流传后世的大作，实为僭越。但我认为，编纂此传记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我也热切期待完善此书，供后世之人用心阅读。开始编纂工作后，这种想法越加强烈起来。(《德川庆喜公传》)

请注意“编纂此传记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一句。涩泽竟然将这本传记的编纂事业与建立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毕生事业并列，认为它是“天之使命”，而在退出实业界后的晚年，这甚至成了他唯一的“天命”。这个“优先级”，让我们这些涩泽研究者都不禁愕然。

但是通过对涩泽自传、演讲的研究，我们便会发现，这一“优先级”并非夸张，而是发自涩泽内心的意愿。例如，被认为是涩泽退休后不久写下的自述《老后之回忆》一章(《青渊百话》)中，涩泽对于自己决心退出实业界的理由有如下一段话。

那么，我为何要忍耐如此悲痛之念，甚至违背知己真诚的恳请，毅然请辞呢？我以为其中有我的理由。首先，我希望著述一部幕末史，讲述恩公德川庆喜公之所作所为；第二，我希望能为济贫恤穷事业倾注更多的精力；第三，则是希望为教育略尽绵薄之力；第四，我已到知天命之年，觉得这是应当主动退出的机会。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涩泽提前退出实业界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编纂德川庆喜的传记，他甚至觉得如果传记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便无法瞑目，因而决心将余生全部奉献给这一事业。

那么，涩泽为何如此执意要留下一部完美的德川庆喜传记呢？

最直接的契机要追溯到涩泽从法国的报纸上得知大政奉还与鸟羽伏见之战的消息，当时他正随德川昭武遍访欧洲诸国。

最令我惊讶的是鸟羽伏见所发生的战斗。我正怀疑庆喜公奉还政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时，又听说开战之事，令我不得不遗憾，庆喜公为何会做如此鲁莽无谋之事。（《德川庆喜公传》）

由于身在海外，无法获得详细的信息，涩泽只能作出种种推测，却徒增悬念，始终无法明白真相。

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涩泽回到横滨，获得了朋友告诉他的消息。但他的疑念不仅未消，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既然庆喜公已经提出大政奉还，没有想要战斗的意愿，又为何要进军鸟羽伏见呢？这不合情理，庆喜公明知这样做不可能不与萨长军发生冲突。而如果战斗是不得已而为之，那庆喜公为什么突然舍弃大阪城，乘军舰返回江户呢？萨长的东征军兵临城下时，庆喜公为什么又斥退了所有幕臣的意见，即使被人责难“怯懦”、“愚昧”，仍然一意表示出恭顺之意呢？一直到归国的船上，涩泽都在无数次问自己这些问题。

庆喜公之所为过于无能，令我愤慨。他那种为天子不惜牺牲任何事的主旨虽然对，但实际上现在萨长二藩掌控了所有事情，矫朝廷之命，强行将幕府视为朝敌。如果幕府能以武力制之，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萨长方反而将成为朝敌，这从元治元年蛤御门之变中便可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一点都是十分明了的，因此无法理解庆喜公究竟做何想。（《德川庆喜公传》）

当面向庆喜询问最大谜团

这是所有侍奉幕府的人都怀有的疑问，或者说，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大谜团。而消除这个谜团的办法只有一个——直接询问导演了这场大逆转的德川庆喜本人。

涩泽对主公庆喜怀着很深的尊敬，但他还是无法抵挡弄清真相的诱惑。在拜访庆喜蛰居的骏府宝台院、报告昭武访欧经历时，他终于当面向庆喜提出了疑问。

端坐于灯笼前，等待主公驾到的这段时间里，我环视了他居所的样子。我感慨如今之窘迫，与当年有云泥之别，不禁黯然泪下。正在此时，主公入座了。我按照规矩向他问好后，不禁出口询问一直以来的疑问——对返还政权以及之后的种种举措，他到底是出于怎么的考虑，为何会导致如今如此悲惨的境遇？主公泰然答道，事到如今唠叨抱怨已无济于事，你还是先说说民部在海外的情况吧，就这样转移了话题。我也随着他的意思，事无巨细地陈述了公子的情况。看到主公别来无恙，令我不胜欣喜，可惜的是，竟没有解开疑问的机会。（《德川庆喜公传》）

不久以后，涩泽因为前述的一些缘故违背本心进入了明治政府，离开了德川庆喜。但明治六年(1873)辞官下野开设第一国立银行后，他每次去大阪出差，必然会顺路前往静冈拜访庆喜，每每带着落语家【落语：日本江户时代出现的传统曲艺的一种，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不依靠服装、道具或音乐，只以身体动作和语言推进故事发展。】或讲释师【讲释师：以讲读故事(战争故事或传说等)为职业的人。】为庆喜消遣时光。每当他说到当官时的见闻，提及明治政府的高官时，庆喜总是会若无其事地转移话题，因此涩泽的疑问一直没有得到解答。虽然一直希望得知真相，但他也没有强求，此时的涩泽还没有兴起编纂德川庆喜传记的念头。

明治十七年(1884)，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德川家等原本被视为“逆贼”的家族获得了平反，这件事也许让德川庆喜的心境发生了变化，他原本紧闭的嘴开始松动。明治二十年后，涩泽终于知晓了大政奉还后庆喜采取的那些奇怪举动的真相。

随着岁月流逝，我越来越觉得主公下定决心返还政权绝非容易之事，而出兵鸟羽伏见也非主公之本意，他是被当时幕臣之大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幕府军成事，则日本将陷入大乱。即使幕府之力可以镇压萨长等藩，对国家实力也将是莫大的损失。主公醒悟到，在此内外交困之际，此等行为是不顾国家利益之举。而事后辩解只会徒增争议，导致局面更加混乱。所以即使被人嘲笑为愚蠢怯懦，主公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恭顺谨慎。虽然一切皆是萨长强行逼迫所导致的，但他早已觉悟，既然侍奉天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方是臣子的本分。而这些是我直到明治二十年之后才理解的。（《德川庆喜公传》）

理解了庆喜为国家百年大计考虑，主动引退的复杂心理，涩泽心中除了对主公的尊敬之念外，又涌出了一种强烈的义愤——德川庆喜才是维新的大恩人，他的贡献比萨长的任何一位伟人都要大，但这一事实却并不为人所知，被埋没于历史的深渊中。不仅如此，怯懦、愚昧等批判反而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下定决心书写一部庆喜的传记，发誓挽回主公的名誉。

如果世人能通过传记了解到当时主公所想所做，便会知道，主公并非逆贼，也并非怯懦胆小之人。王政维新之大业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其实有他的功劳。因此，主公的行动对国家来说是大功一件。（《德川庆喜公传》）

明治二十六年(1893)，涩泽在帝国饭店的宴会上遇到了幕臣时期的旧友福地源一郎，并和他谈及了编纂德川庆喜传记一事。福地一直以来就以书写德川幕府的历史为己任，曾邀请涩泽赞助，所以立刻顺势答应了涩泽的提议。

就这样，福地接下了传记编纂与执笔的任务，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完成——获得德川庆喜的许可。

两人首先询问了至今仍在尽心打理德川家家政的平冈准藏，获得了他的热烈赞成，奈何关键人物庆喜却表示强烈反对，声明不愿意将自己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

犯愁的涩泽想出一计，提出在庆喜在世期间绝不公开传记，直到去世后一段时间再出版。他劝说庆喜，传记编纂必须从现在开始，否则一些史料可能会丧失，一些历史的证人也可能会去世。若等以后再进行，真相便永远无法昭然，一直被后世误解。面对这番劝说，庆喜也只好点头同意了。

但是着手工作后他们才发现，还有一个又一个让他们难以决策的难题在等着他们。首先是编纂的方法。是为了客观公正而请历史学专家书写呢？还是以挽回德川庆喜的名誉为主要目的，让了解庆喜的福地等人书写？

在与女婿穗积陈重、阪谷芳郎商量后，涩泽决定，只要编纂方法无误，由福地来书写也是可行的，于是正式将此事委托给了福地。于是第二个问题又产生了。福地主张，如果在记述时不将庆喜的传记与幕府的历史关联起来便毫无意义，因此应该将此书分为讲述庆喜本身的本传与展现幕府本质的前传。他说道：

在论及幕末政变之时，难免追溯家康公建立幕府时的精神及幕府之形式，只有完全地考察其根源，才能够在最后充分地探讨，为何幕府掌控着如此庞大的权力，庆喜公却弃之如弊履。（《德川庆喜公传》）

福地所言的确有道理，但这种做法需要庞大的资料，花费大量的精力，传记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了，涩泽很担心这一点。可既然传记作者本人这样主张，涩泽无奈只能同意了。不幸的是，他的担心成为了现实。

经尾高蓝香介绍，涩泽委托了旧桑名藩藩士、松平定信【松平定信(1758—1829)：日本江户后期的大名，任老中时推行了宽政改革。】的研究者江间政发收集资料。明治二十七年(1894)，涩泽将深川的宅邸的一个房间辟作办公室，开始了编纂工作。但明治三十七年时福地进入议会成为了议员，工作繁忙起来，传记的执笔工作陷入停滞。雪上加霜的是，明治三十九年时福地因病去世，编纂工作完全停止了。

在这种情况下，涩泽与穗积陈重、阪谷芳郎再次协商，决定改变编纂方针，从零开始。

他们重新回到当初建立的实证主义方针上来，请学院派历史学家萩野由之博士任编纂主任，舍弃福地的旧稿，从头开始重新书写。他们将编纂所设在涩泽兜町的事务所楼上，聘请了数名编纂委员，以实证性的、中肯的记述为目标，重新开始编纂。

我首要的着眼点在于在他日公开，王政复古其实依赖于最后的将军庆喜公看清大势之明、大事决断之勇、忠君爱国之诚。为此，我在编纂时尽量避免感情用事，以求制作一部事实精确的传记。……这次的编纂方法是，以萩野博士等史学专家为首，客观地考证史实，根据史实，客观中肯地记述：当时事实为如此如此，根据这一情况采取了如何如何的处置，政变的原因为这般这般，结局为那样那样。这些全部是实际考证后得出的论断，因此书中记录的是极为客观确凿的、考证后的历史。我虽受庆喜公厚爱，但编纂时绝无偏见私论，想必世人也会认为它是所谓天下之公论。（《德川庆喜公传》）

也即是说，涩泽虽然想要为主公德川庆喜辩解，但他终究还是希望通过对史料的客观考证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历史学家的涩泽荣一，优先于作为臣子的涩泽荣一。

但是在这一实证性传记编纂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瓶颈。在幕末翻天覆地的变革中，依赖于德川庆喜本身的心理因素太多了，而且这些心理因素难以从外部推测。就算通过实证的办法收集证词，查询史料，也只能作为旁证而已，人们拿不到最为关键的庆喜的证词。如此一来，传记虽是实证性的，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

幸运的是，就在明治四十年(1907)编纂工作再次开始的几乎同一时期，庆喜原本紧闭的嘴终于松动了。契机是明治三十五年庆喜被列为华族，授予公爵位，并获得入宫参见天皇的资格，完完全全地恢复了名誉。现在，即使庆喜说出历史的真相，也不用担心会遭到某些方面的迫害了。

一流的历史学家

编纂委员们认为，为了弄清事实，最好的办法是向庆喜本人询问真相。于是从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开始，涩泽每年数次组织以庆喜为中心的史谈会——昔梦会。会上的讨论内容后来整理为《昔梦会笔记》，是重要的史料。

庆喜每次一定会出席，即使编纂委员提出非常直接的提问，他也会虚心坦诚地回答。

庆喜公将此会命名为昔梦会，每次必定出席，面对诸人的疑问，他会诚恳地陈述当时的考虑和行动，绝无事后掩饰之心或自私自利的感情。有则说有，错则说错，无论善恶，皆按事实直截了当地回答。例如在《葵之嫩叶》一书中，有记述庆喜公幼年时期之事并加以赞扬的文章。委员在向庆喜公询问事情真伪时，庆喜公立刻否定表示完全没有这回事，此事令人羞愧，被人编造谎言来赞扬，实非他的本意。从此事可以看出庆喜公的虚心坦承。（《德川庆喜公传》）

这是一般的传记书写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也是对传记作者(历史学家)来说意想不到的幸福。他们就像是乘上了名为“德川庆喜”的时光机，让探索史料的暧昧不明之处成为了可能。

庆喜不仅回答诸人的疑问，还自己执笔记录历史的真相。

庆喜公不仅临席昔梦会，每章脱稿，我审读后呈送庆喜公阅览时，他总是会欣喜而仔细地阅读，有时亲笔书写附笺，提出修正意见。记载复杂的情况时，他会召集编纂委员详细讲述当时的情况，为此多次订正稿本。（《德川庆喜公传》）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德川庆喜公传》与一般的自传有着许多不同，是一本特殊的传记。

对此，《昔梦会笔记》的解说者、历史学家大久保利谦(大久保利通之孙)这样评价：

而《昔梦会笔记》则首先向庆喜提供史料，根据这些史料向庆喜询问他的记忆，所以它与普通的回忆录有所不同，各项目的问答都是经过史料验证的。很多回答最终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这是在世的当事人(或史料)与残存史料之间的交锋，所以从中必然能获得一些真相，或是近乎真相的东西。

从这点来说，这本笔记在今日看来可说是珍贵的史料。读者通过这些问答不仅可以读到庆喜的回答，还可以读出言外隐藏的真相或史实。庆喜言外的意思，也许才是这本笔记的价值。（《德川庆喜公传》）

这是但凡历史学家都必须重视的一本历史书，而领导并引导其完成的人正是涩泽荣一。下面这段故事清楚地证明了这点。

在昔梦会上，各位编纂人员为了搞清当时种种众说纷纭的事件的真相，颇费了一番苦心。而庆喜公也唤醒久远的记忆，反复、仔细地进行回答，费尽心血。至今追想当时之事，我也会后知后觉地感到，某些问题实在是他难以回答的吧。（《德川庆喜公传》）

即使如此，涩泽也没有压抑自己的提问欲望，而是将探求真相放在了第一位。虽然编纂传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公，但即使曝光的某些真相可能会影响世人对主公的评价，涩泽也不为所动。他知道，只要是真相，那么即使对主公不利，也远胜于逞口舌之快的拥护论。

在自序中，涩泽做出了如下宣言。这是希望建立“义利合一”的资本主义的他对史书的独特理解。

制作此传记时，毫无歪曲事实也要为本人掩饰之意，而是为弄清真相而执笔。面对天下，我为了承担自己的责任而担负起作者之名义，但书中断无由于内容关联到主君而偏颇歪曲之处。这一事实，望天下后世之读者知悉。（《德川庆喜公传》）

作为经济界人物，涩泽荣一是一流的，而作为历史学家，涩泽也是一流的。

第六十四回明治财经界的大冈越前守

【大冈忠相(1677—1752)：日本江户中期的町奉行，以裁判公正而闻名，现代有相关电视剧讲述他的断案故事。越前守是官名。】

考虑国家百年大计

在明治财经界人物中，涩泽荣一之所以能获得最高的声望，除了“义利合一”经济思想和他高洁的人格外，还因为经济界发生纠纷时，他会免费担任仲裁。仲裁时，他并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压迫某一方，而是从国家百年大计的角度考虑，进行裁断。概言之，涩泽荣一可说是“明治财经界的大冈越前守”，他作出的裁定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感情，因而为人们所牢记。

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震撼财经界的日糖事件【日糖事件：日本制糖社取缔役为维护自己公司的权益，向众议院20名有影响力的议员贿赂现金等物。事情败露后，议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款等，而日本制糖的取缔役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即大日本精糖株式会社的大规模行贿案件的善后工作。

大日本精糖株式会社的前身是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创立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十二月。创始人铃木藤三郎以制造冰糖起家，后将铃木精糖所改制为股份公司，引进现代工厂，创立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之后这家企业顺利增资，发展为了日本数一数二的精糖企业。

与涩泽产生关联的并非这家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而是它的死对头，大阪的日本精糖株式会社。涩泽从很早以前就在考虑在日本南部制造精糖的可能性，他与关西豪商松本重太郎于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设立了日本精糖株式会社，由涩泽任取缔役。但由于明治三十九年五月时股东与公司主要领导人发生对立，他辞去了职务。

同年十一月，为扩张销售渠道并垄断事业，日本精制糖决定与日本精糖合并，成立大日本精糖株式会社，并委托涩泽任顾问，涩泽因此再次与这家企业产生了关联。当时，股东们委托涩泽推荐一名社长，于是他便推荐了农商务省局长酒匂常明。这成为了涩泽自始至终参与日糖事件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大日本精糖作为大规模垄断企业发展得顺风顺水，但是日俄战争后由于市场形势不利，它立刻尝到了挫败的滋味——由于战后经济不景气，砂糖需求量低迷，再加上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砂糖的消费税，导致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产品毫无销路的状况。为了破解这一困局，企业干部针对政府等压力来源，展开了砂糖事业国有化的运动。为了挤出资金做政治工作，企业不得不伪造决算，导致公司财务一片混乱。

明治四十二年(1909)一月，大日本精糖的内情被报纸曝光，瓜生监查役【瓜生震(1853—1920)：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实业家，三菱财阀的经营者。日糖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涩泽命令他担任新监查役，发现企业之前的盈利为伪造，实际已经赤字。】公开表示之前的分红计算有错误，导致舆论哗然。

为承担推举酒匂常明为社长的责任，涩泽辞去了顾问职务，但即使董事会成员全部辞职，事态也无法改变。公司主要领导人和相关议员纷纷被捕，眼看着便发展为了重大的大规模行贿受贿案件。目睹这样的事态，涩泽决意不退出，主动担负起了善后工作。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一卷《大日本精糖株式会社》一项中有如下记载。

明治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此前三月八日，荣一申请从大股东会中选取继任的董事候补。荣一与委员共同负责选取，是日于临时股东大会指名藤山雷太等七名候补。荣一亦任顾问。

这段客观描述实在无法传达涩泽品尝到的艰辛，涩泽四子秀雄的文章《父亲的日记》中，对当天的情况有着更生动的描述。

对父亲的恳请，藤山雷太氏无法保持缄默，终于同意了指名。当时藤山四十七岁，四月二十七日正午的临时股东大会仅仅一小时前，他才得知此事。

大会气氛十分凝重，会议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叫嚷“提问”、“提问”，向身为顾问的父亲吐露怨言，会场上人声鼎沸。父亲表现得一片赤诚，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和善后对策，终于获得了全场的赞成，完成了董事会成员的推举工作。藤山被选为社长，父亲也接受人们的恳请，留任顾问。(《父亲的日记等》)

这项人事安排决定后，前社长酒匂常明于七月自杀，事件陷入了更加混乱不堪的状态。但藤山雷太成功地获得了企业大债权人铃木商店的金子直吉的帮助——此人曾被别人认为是最大的难关。明治四十五年(1912)时，企业已经有能力发5分的分红了。就这样，藤山雷太成功重组了大日本精糖。

但是作为现代人，读者们在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后，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吧。在重建这个大规模垄断企业的过程中，涩泽明显力不从心，为什么它却成为了让涩泽名垂日本经济史的著名裁定呢？想必读者们还未明白其中的原因。

这也是当然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听到涩泽、藤山雷太的名字的时候，并不了解两人间关系匪浅的因缘。

与藤山雷太之战

涩泽与藤山雷太的第一次直接会面要追溯到明治二十九年(1896)。当时，中上川彦次郎【中上川彦次郎(1854—1901)：日本明治时期的官吏、实业家。由于推进了三井财阀的工业化和三井银行不良债权处理，并设置三井家最高决议机构“三井家同族会”，被称为“三井中兴之祖”。】为实现三井工业化路线，指示藤山进入涩泽任取缔役会长的王子制纸，担任专务取缔役一职。

如前所述，由于涩泽原配之妹的儿子、涩泽的女婿大川平三郎，从美国带回了用麦秸为原料的新式造纸法，当时王子制纸已经摆脱了暂时的低迷，获得了巨大发展。

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王子制纸必须建设一个利用水力的大规模工厂，为此需要增资200万日元。涩泽向企业的大股东三井寻求帮助并征得了同意。但涩泽并不知道，三井总裁中上川彦次郎竟然在暗中图谋骗取这家企业。中上川认为，为了使三井实现工业化路线，务必要将王子制纸纳入旗下。为此，他趁着此次增资计划，硬是迫使涩泽同意了让其心腹藤山雷太担任专务取缔役。

明治二十六年时，藤山雷太已经在任芝浦制作所专务取缔役的同时兼任了王子的取缔役。此次中上川更是特别暗示他，“你成为专务取缔役，是为了夺取王子”，让他成为了“特洛伊木马”。

大川平三郎当时已是专务取缔役技师长，他率领的企业领导层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此时的王子内部有大川的胞弟田中荣八郎、涩泽在大藏省时的部下谷敬三等人，可谓是涩泽一族合力经营的家族企业。

大川平三郎曾窘困到为涩泽家看门，进入王子制纸时只是个负责加油的小工，月薪仅5日元。经历一番苦学之后，他又出国留学，掌握了让企业起死回生的关键技术，将濒死的王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因此，面对靠三井的资本进来的雷太，大川自然而然地萌生了警戒心。

如果看到雷太之前的履历，我们便会知道，大川等人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前，他同样按照中上川彦次郎的命令进入芝浦制作所，为了扫清之前经营层对企业的影响力，他拿出强硬手段罢免了终身顾问田中久重【田中久重(1799—1881)：日本发明家，芝浦制作所(现在的东芝的一部分)创始人，被称为“东洋爱迪生”。】，并解雇了所有尊敬他的员工。

大川很担心雷太在王子制纸也使出同样的招数，因为目前王子的状况与芝浦制作所很相近。确实，雷太不断录用大川不熟悉的新人，渐渐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自己的派系。

但是，王子制纸与芝浦制作所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王子制纸的会长是财经界重镇涩泽荣一，它是涩泽企业群中的核心企业。大川轻敌地认为，无论雷太有着多么狠辣的铁腕，也不可能在这里使出在芝浦制作所用过的强硬政策。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雷太采取的正是这种“不可能”的行动。由于新的人事安排，他与大川派的对立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企业经营陷入了僵局。明治三十一年(1898)八月，雷太竟然当面逼迫涩泽辞职。雷太的回忆录《热海闲谈录》记载：

虽然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告诉他，“请您辞去王子制纸社长(注：实为取缔役会长)职务”。面对这一突然的要求，涩泽大为震惊，反问道：“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三井的想法？”“当然是我作为专务取缔役的个人考虑。因为如果您不辞职，企业的前途便得不到保障。只要专务取缔役大川君和您商量决定的事，其他领导就只会盲目同意，我只是徒有虚位而已。只要大川君在，我就无法担负起经营的责任。”

听到这些话，恐怕涩泽一开始都懵了吧。当时涩泽五十七岁，在财经界的地位等同于帝王，而雷太只有三十四岁，两人年纪相差悬殊。突然被儿子辈的年轻人说：你当社长对公司有害无益，还不快点下来？涩泽不可能不愕然。

但是与一般企业家不同的是，涩泽居然觉得雷太的主张的确有他的道理。王子制纸虽然拥有大规模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但经营却始终没有步入正轨，这的确是由于经营层没有合适的人才。

于是涩泽在经历了苦涩的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决定“挥泪斩马谡”。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他将大川平三郎降为了一般取缔役。让我们再次引用《热海闲谈录》中的回忆。

如前所述，涩泽子爵当时将王子制纸会社作为自己在实业界的立足之地，甚至认为自己终生不会离开，所以他的心情自然不好。但考虑一段时间后，他认同了我的意见，吩咐立刻召开干部会议办理手续。翌日，大川君便被迫辞职了。

不仅如此。大川派的员工举行罢工反对这一举措后，涩泽于次月承担起全部责任，辞去了取缔役会长的职务，与大川一起完全退出了王子制纸的经营。

就这样，藤山雷太顺利完成了中上川的命令。

但是，成功驱逐涩泽与大川后，中上川与雷太两人的胜利并没有长久持续。

首先，尊敬涩泽与大川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纷纷辞职，导致生产部门完全无法正常运作，王子制纸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艰难度过危机后，雷太又因结核性脊髓炎而病倒，中上川也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月时以四十七岁的年龄早逝。与此同时，反中上川的急先锋、三井物产的益田孝的影响力在三井日益增强，他以业绩不振为由，迫使雷太离开了王子制纸。这是涩泽、大川离开四年后发生的事。就这样，涩泽再一次成为了王子制纸的顾问。

正可谓因果循环。如果进一步追溯王子制纸之后的故事，我们便会知道，雷太离开后，同为中上川派的朝吹英二和铃木梅四郎成为了经营决策者，但企业的业绩仍然没有回升的迹象。因此明治四十四年(1911)时，企业经营层全部退出，由原三井物产小樽分店店长、益田派的藤原银次郎继任。

藤原银次郎为此次升迁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成功地重建了这家“万年赤字企业”。但向此时的王子制纸正面提出挑战的，恰恰是大川平三郎领导的桦太工业。

被迫离开王子制纸后，大川经历了九州制纸、中央制纸、桦太工业这三家企业。他在造纸业界中稳固建立自己的地位的同时，也在寻找时机。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绝佳的机会，他终于出手，在桦太陆续建立了大规模工厂，又收购了富士制纸，向王子制纸宣战。在大川看来，即使经营层已经改变，如果不向王子纸质报一箭之仇，他仍然难平心中仇恨。双方之间的抗衡一直持续到一战后，甚至将战场移到了伪满洲国，一副不死不休的态势。《近代日本人物经济史》“藤原银次郎”一项中是这样描述双方的较量的：

大战后的造纸界被王子和桦工·富士一分为二，呈现出藤原与大川单挑的态势，两人间展开了不打倒对方誓不罢休的垄断资本的血腥斗争。支配业界的已经不再是经营者的性格和善意，而只剩下了严酷的“资本规则”。

直到进入昭和年间，这场殊死搏斗仍在持续。昭和八年(1933)，在三井的池田成彬等人的调停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两家企业合并，由大川任顾问，藤原任社长，这场战斗终告结束。

承认藤山的“铁腕”

让我们言归正题，回到涩泽与藤山雷太之间的因缘上来。双方再次接触是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因为东京市街铁道株式会社与东京电车铁道株式会社的合并问题。涩泽与东京府知事千家尊福一同担任合并的仲裁，而作为东京市街铁道合并推进派的领导出现在谈判桌前的，便是藤山雷太。

明治三十五年藤山雷太离开王子制纸后，便被雨宫敬次郎的东京市街铁道株式会社吸纳为专务。但是进入这家企业后他才发现，企业的状况与他预想的截然不同。资本金只到位了四分之一，却不得不勉强进行第一期工程，财务状况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因此雷太认为，东京市街铁道想要存活下来，唯有与东京电车合并这一条路。为了合并成立东京铁道株式会社，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对这一方针，东京市街铁道的社长雨宫敬次郎却表示强烈反对。雨宫此人是明治实业家的典型，与其说他是经营者，他的行事风格其实更接近黑驹胜藏【黑驹胜藏(1832—1871)：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侠客，尊王攘夷派志士。】这样的侠客。即使雷太有理有据，他也不肯轻易点头。不仅如此，他还大张旗鼓地吹嘘，自己反对合并是为了废除原来的区间制，实行三钱均一制，将自己塑造成站在平民一方的人，使得舆论形势一时间逆转。

于是，雷太等合并派依靠人数优势召开了股东大会，强行决议合并，但反对派宣称议事流程无效，提出诉讼。最终，合并谈判破裂，雷太离开了东京市街铁道。

在这一过程中，涩泽作为合并仲裁，对藤山雷太的铁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充分认识到，雷太虽是当年曾经狠狠咬了自己一口的“疯狗”，但如果使用得当，却是难得的人才。打比方来说，藤山雷太应该是战争中千钧一发之际方能显现出光彩的英雄。

所以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的日糖事件中，遭到原本被认为最适合继任董事会董事的金子直吉拒绝后，涩泽选择了雷太，将他提拔为社长，委托处理大日本精糖的善后事宜。当时雷太已经离开东京市街铁道，一直默默无闻。

对于此事，雷太在《青渊回顾录》附录二《诸名士的涩泽子爵观》中这样说道：

此时，子爵表示务必要拯救日糖，提拔我为社长。一开始，我完全不明所以，不愿面对这一困局，但子爵对我的拒绝不理不睬，并鼓励我说：“你一定能把企业整顿好，请你务必接受!”于是，我以子爵为唯一后盾，借助他的力量接下了日糖的困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日糖的股票已经跌到了3日元，但我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背叛子爵的知遇之恩，甚至睡梦中也在研究整顿的办法，进行了大改革。幸而获得了各位股东的同情，得以见到企业如今的新生。这完全是靠着涩泽子爵伟大的支持才得以实现的。

在接受重建大日本精糖的委托时，藤山雷太想必下了不小的决心。此事在雷太的长子藤山爱一郎后年所述的这样一段轶事中，也可以体现。

雷太当夜返回自己家中后，叫起了已经睡着的长子爱一郎。爱一郎被叫到起居室里，恭恭敬敬地坐好，心想，今天是要为了哪桩恶作剧责骂我呢？但是，父亲并拢膝盖正坐，告诉他，自己已经接受整顿日糖。他说：“你还小，可能还不懂。其实父亲也不知道此事能不能成功。万一失败，不仅是你，藤山一家都会从明天起流落街头。所以你务必做好心理准备。”爱一郎并没有理解事情原委，但他激动得全身颤抖，一时难以入睡。(《近代日本人物经济史》“藤山雷太”一项)

“人”比业绩更值得注重

在这里，各位读者需要重新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在被涩泽提拔为大日本精糖的社长之前，藤山雷太从未成功重建任何一家企业。在芝浦制作所，雷太只是镇压了罢工，并没有促成业绩回升；在王子制纸，他虽然迫使涩泽和大川离开，却没有从根本上让王子复苏。而在东京市街铁道，他专注于合并工作，还没有着手经营便被赶出了企业。之后他在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如此，从未获得过拿得出手的成果。

这意味着，涩泽在日糖事件中一举提拔雷太，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而是认为，他是一个有“潜在”能力的企业家。涩泽看的并不是以往的业绩，而是“人”。他敏锐地发现了雷太身上尚未完善、且未见端倪的实业家的实力。

那么，涩泽是在什么时候发现雷太的实力的呢？不用说，必然是早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雷太进入王子制纸时。

当时，在感情上，涩泽站在自己的亲族大川这边，但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涩泽不得不承认雷太比大川高明得多。不，说不定涩泽认为，雷太的经营能力比自己还要强。如果不是如此，面对雷太赤裸裸地逼迫自己辞职的话，涩泽是不可能同意离开这家亲手扶植起来的企业的。正因为涩泽清楚，王子制纸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所以他选择将企业交给雷太重建，而不是让它继续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早在那个时候，雷太就已经获得了涩泽的青睐。

雷太也许也感受到了涩泽的期待。他在《诸名士的涩泽子爵观》中这样提到：

无论是怎样的高官厚禄，只要子爵愿意，都可恣意获得，但他一心挂念民力之提升、实业界之革新，断然下野，为创立银行而倾注全力。子爵的心事，唯国家国民而已。当时学者中首推福泽先生，而实业家中则唯有子爵而已。在他任王子制纸社长期间，与子爵有关系者为数众多。我年未满三十，且是三井的代表者，子爵却对我最为亲切，无论何事，从未有不公平的处置。七年间，我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十分感念他的品德。

不要说什么“把涩泽赶走的罪魁祸首居然敢如此大言不惭”，也许雷太的这番话里并没有虚言。涩泽做了一个良好的典范——身为为国家和国民做贡献的大企业的负责人，应该遵从能够最正确地批判自己的人所说的话。

《热海闲谈录》“大川君辞职”一段，也反映了雷太对涩泽的佩服。

他居然能认真倾听比自己小二十五岁(注：实为二十三岁)的晚辈的话，不拘泥于私情，公平地做出判断，不愧是涩泽子爵。我对他如大海般宽阔的胸襟深感钦佩。

日糖事件中的提拔，并非因为涩泽看淡恩仇，他只是希望能够再次实践“适者生存”的人事安排，这是明治三十一年(1898)时他在王子制纸曾经尝试却没有成功的。

可以说，敢于劝涩泽辞职的雷太不是一位寻常人物，而听从他劝告的涩泽，则比他更胜一筹。涩泽可谓是一位超乎想象的伟人。

第六十五回“职能性”禁欲

浅野总一郎的涩泽观

《青渊回顾录》附录二有《诸名士的涩泽子爵观》部分，其中几乎所有文章都赞扬涩泽荣一“性情如玲珑之珠”、“完美无缺的中庸之人”、“伟大老人(Grand Old Man)”，只有浅野总一郎的《涩泽翁与我》一文与众不同。因为浅野在赞扬涩泽的无欲无求的字里行间，也隐隐暗示，这种性格对于一名实业家来说是非常大的缺陷。也就是说，浅野其实在提出一种反涩泽论。

在这篇文章中，浅野首先强调，自己成立浅野水泥合资会社时获得了涩泽极大的恩情。他回忆道，他从在御茶水的路边卖冰块起家，于明治十七年(1884)收购了深川的官营水泥厂，这家工厂成为了浅野财阀发展的根基。而他之所以能够拿下这家厂，正是由于他为了卖煤炭而出入王子制纸，结识了涩泽并获得了他的赏识。涩泽拿出赞助，使他得以收购水泥厂。

此时涩泽先生十分欣赏我的热情，他对我说，如果亏损了，他会帮我背三分之一的责任，鼓励我放心大胆地去干。他的那句话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啊。涩泽先生还表示会派王子抄纸部(王子制纸会社的前身)里比较了解机器的大川平三郎和擅长财务的谷敬三帮我。所以此后他们两位每月会来工厂帮忙一两次。……收购这个工厂之后的十六七年里，我付出了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拥有了50万日元的资产。为了报答收购时涩泽先生对我的恩情，即他鼓励我会为我承担三分之一的损失，我表示，希望将50万日元的三分之一，即165000日元赠送给他。涩泽先生自己并没有收这笔钱，他将其中的11万日元赠给大川，又将55000日元分给了尾高(他是谷敬三的继任)，表示“这就等于是我收下了”，他又和安田、德川两人共同出资10万日元左右，与我共同组建了80万日元资本金的浅野水泥合资会社。

至此，浅野的文章与其他赞词没什么区别，但之后，文章的调子就变了。浅野在将涩泽的无欲与自己的贪婪做对比的同时，这样叙述道：

我觉得，此事足以证明涩泽先生高洁的心灵。涩泽先生是一位无欲无求的人，而我却有着贪婪的欲望。正因为我有如此多的欲望，所以我会因无法获得而耿耿于怀。很多事情，涩泽先生已经忘了，但我却念念不忘。

浅野念念不忘的究竟是什么事呢？他提及了三个事业。因为没有得到涩泽的承诺和帮助，他没能成功收购这三个企业，错过了大赚一笔的机会。

一个是之前曾提及的东京市瓦斯局民间收购。

由于时任东京府营缮会议所【即东京会议所的前身。】委员，涩泽担任了瓦斯局局长(但是是没有工资的志愿工作)的职务，统管业务，瓦斯局自明治九年(1876)开始营业。但是由于用户一直没有增加，十多年以来，煤气事业始终没有步入正轨。政府对它投入了大量税金，得到的却只有赤字。浅野发现这一情况后考虑道：

瓦斯局是我卖煤炭时的熟客。出入瓦斯局时探究其事业的各处要害，我发现这其实是个很赚钱的工作，简直就是不赚都说不过去。但现在它却连年亏损，受到世人的责难。涩泽局长可能没明白，但我作为商人，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利润逃逸的路径。我曾偷偷告诉涩泽先生：“每次我去瓦斯局卖煤炭，别人都会要求我给回扣，这让我很难办。”经营的疏失与人心的腐败，让瓦斯局一直难以独立发展。

请注意“涩泽局长可能没明白，但我作为商人，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句话的口吻。从中可见，浅野并没有把涩泽当做与自己一样的生意人或企业家。相反，在他眼里，涩泽就是一个不知民间疾苦的官员。在这位精明的商人眼里，涩泽为发展企业所做的努力甚至不能算作是努力。

因此，浅野觉得不如自己收购这家企业会更有效率。他说动了瓦斯局委员中沼间守一等市议会议员，以分期十年、返还市政府之前出资的21万日元为条件，开始拟定收购协议。由于浅野与涩泽熟识，沼间等人本以为两人间已经达成了一致。

但是当浅野拜访涩泽家，征求他的同意，表示“我来干的话一定能赚钱，请你也一起帮助我”时，涩泽顿时变了脸色，勃然大怒。

他声调高昂，语气激烈地说道：“我知道煤气能赚钱，正因为有利可图，我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照看它。市里已经亏损了20多万日元，眼看着就要赚钱的时候，市政府却要把它卖掉？!那帮委员真是愚不可及!要卖掉，必须要等能够对得起市民才行，我可不想靠着卖市政府的东西赚钱。”他非常生气。

浅野的计划是通过民营化获得利润，并降低煤气费，让市民也分享喜悦，所以他继续执拗地恳求涩泽同意，但最终，涩泽都没有点头。正如前文中所说的，涩泽认为此时煤气事业刚刚步入正轨，下放民间的时机尚未到来。

对于涩泽的态度，浅野用讽刺的语气这样说道：

但是当时，我觉得，涩泽先生真是一位无欲无求的值得尊敬的人。……明治二十七年(1894)，瓦斯局终于下放到民间，成为了股份公司，我被推选为常任监查役。令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明治十六七年时我就已经收购这家企业，那么到二十七年的时候，它肯定已经赚得风生水起了。

在浅野看来，不管用什么手段，只有能赚钱的才算是企业家，所以在他眼里，不愿意赚钱的涩泽根本算不上是企业家。

而浅野的批判色彩更加显露无遗的，是明治十四年(1881)发生的釜石矿山民间收购。

当时釜石矿山虽有炼铁所和矿山铁道等完善的设备，却因为人们判断铁矿已挖尽而废矿。政府表示，愿意以12500日元的价格将炼铁所交由民间收购，并无偿赠送6千吨矿石。

听到这个消息，浅野亲自前往釜石，乘坐火车考察了矿山。他判断，矿山中还有充裕的铁，于是在前往涩泽宅邸拜年时，顺便与涩泽商量收购的事。听到浅野的判断，涩泽决定征询矿山专家古河市兵卫的意见。但古河已在足尾铜山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表示“我不要黑的(铁)，只要红的(铜)”，不愿意参与此事。于是涩泽觉得应该先确认政府的意向，又拜访了时任工部卿的井上馨，并听取了矿山局局长伊东巳代治的意见。伊东表示：“政府就是觉得这里没有前途了所以才终止的，所以这一判断应该没有问题。釜石已经没有矿石了。”涩泽也就无法把这话题继续下去了。但是两三天后，浅野突然听说田中长兵卫【田中长兵卫(1834—1901)：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的实业家。创建了日本第一家西式的民间炼铁所，被认为是建立起日本近代制铁基础的人。】以12600日元的价格收购了矿山，大感惊愕。他对当时的涩泽的描述，很明显是一种似褒实贬。

涩泽先生觉得自己因为相信了伊东的话而让我蒙受了损失，出于古道心肠，他感到十分过意不去。此事我十分谅解。涩泽先生居然连伊东这种外行的牛皮也能全盘听信，但这也正是涩泽先生值得尊敬的地方。他不仅对相信自己的人十分热心，还对所有人说的话都深信不疑，这是一种圣人的态度。听说田中长兵卫靠着这次收购赚了2000万日元，涩泽先生仍然十分淡然，完全没有流露出惋惜的神情，这足以反应他的君子之心。而贪婪如我，即使是五十年后的今日，仍然对此念念不忘。

在这段文字里，浅野批评了涩泽的两个方面。

第一，涩泽自己诚信，并以此为基准，推测他人也是诚信的。这虽然是一种圣人的态度，但企业家却不能这样做。浅野认为企业家必须立足于“性本恶”——“人都是会骗人的”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才行。像涩泽这样用“性本善”来判断别人，是不可能赚大钱的。

第二点则是“听说田中长兵卫靠着这次收购赚了2000万日元，涩泽先生仍然十分淡然，完全没有流露出惋惜的神情”。作为企业家，明明知道能赚钱，却被别人先赚走，怎么可以淡然处之呢？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浅野认为，基于“性本善”的立场相信别人的话也好，能赚钱却不赚钱也好，都是企业家不应该做的行为，并嘲讽涩泽为“圣人”、“君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浅野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按照亚当·斯密或凯恩斯所设想的理性经济人——通过投入最小的资本谋求最大利益的企业家——通过合理的竞争，让整个社会获得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浅野对涩泽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

而在提到三池煤矿民间收购一事上再次吃到的苦头时，浅野对涩泽的批判已经不仅仅是揶揄轻蔑，而是接近于人在面对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时所流露出的“敬佩”了。

如上所述，在面对大有前途的事业时，涩泽先生也不会非常贪婪，所以这些事业最终都失败了。但是，涩泽先生面对这些有利可图的事物却没有欲望这一点，总是让我十分佩服。相反，涩泽先生对我的眼光十分佩服，我还记得他经常像口头禅一样地念叨这件事。

有一次，我对涩泽先生开玩笑地说：“光是釜石，我就损失了2000万日元啊。”涩泽先生却只是笑眯眯的。仔细考虑，这正是涩泽先生值得尊敬的地方，让我既觉得可贵，又觉得惋惜。

在这段话里，浅野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表达了自己对涩泽的不满，但作为一个人，他又不禁对看轻利益的涩泽表达了赞叹。浅野一方面感到，如果涩泽作为理性经济人，以扩大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话，自己一定也能赚更多的钱；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无意识地理解涩泽，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像涩泽这样不关心利益的人是极为珍贵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让我既觉得可贵，又觉得惋惜”的涩泽观与资本主义机制相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其实浅野的这种观点十分接近资本主义的本质。

让我们再次回顾岩井克人的论文《个人的“理性”与社会的“理性”》中的这段话。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真正的市场中，个人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真的会导致“理性”的经济秩序的形成吗？不，市场中除了“理性”地决定需求和供给的个人，还有一个“非理性”行动的人。那就是公正无私地根据整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背离，不断调整商品价格的调停人。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所主张的基本原理——个人“理性”即社会“理性”，其实是在假定了有调停人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的。(《威尼斯商人的资本论》)

如果如浅野所愿，涩泽成为了“‘理性’追求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通过收购官营企业来获得利益的政商，浅野的确能暂时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但这种情况真的会无限持续吗？

应该不可能。正如岩井克人所说，如果失去了罔顾自己利益的“非理性”个人，“‘理性’的经济秩序”——明治时期的经济发展，便会随之崩溃，浅野的利益必然会在某个时候受挫。由于浅野没有如愿，所以依靠着涩泽这位“‘非理性’行动”的例外的企业家，明治时期的日本经济得以顺利发展。

在涩泽的个人意识中，也许是儒教的禁欲主义造成他对投机心生厌恶，压制了他追求“合理”利益的欲望。也就是说，涩泽主观上厌恶投机的这种倾向，使他成为了罔顾自己利益的“非理性”个人。

但是客观上(集团无意识中)，这种个人的禁欲恰恰产生了资本主义机制中除了“理性”决定需求和供给的个人之外的，“非理性”行动的人。而这类人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一个悖论，而且是复杂的二重悖论。

涩泽出于对否定追求利润的武士伦理观的反抗，参加了讨幕运动，明治维新后又从大藏省下野。也就是说，涩泽是出于肯定追求个人利益的信念而自主地参加经济活动的。但是在经济活动中，他却“个人”引进了自己原本否定的武士禁欲主义。

这便是第一重悖论——涩泽在肯定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原理的同时，却并非只考虑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不关心利益的非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出于他个人的义利合一主义。

第二重悖论是，浅野这样的理性经济人也好，涩泽这样的非理性经济人也好，他们各自遵从自己的欲求——一方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行动，另一方则禁欲。但最终从整体来看，他们却建立了“‘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一种区别与它原本形态的方式，完美地发挥了职能。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涩泽所说的话，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涩泽禁欲的动机，即他对投机的厌恶，真的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信念吗？也许在一开始，的确是出于个人动机，但从某个时候起涩泽开始察觉到，自己正演绎着“罔顾自己利益的‘非理性’个人”，发挥着调停的功能。从这个时候起，悖论便不再是悖论了。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涩泽注意到，要扩大整个社会的利益，自己必须成为不追求利益的调停人。

举一个例子。涩泽曾以铁道债券的暴跌和暴涨为例，表示自己厌恶投资。在提及此事时，他所举的理由与其说是个人禁欲主义，反而更接近一种能让社会顺畅发展的“职能性”禁欲。

日俄战争后的明治三十九年(1906)，日本政府为谋求铁道国有化，发行了铁道债券用作收购金。这种铁道债券在后来又被转换为铁道公债。当年年末至次年，铁道债券发生了显著暴跌。涩泽预测到，从理论上讲这种暴跌是不合理的，所以当它转为铁道公债时必然会暴涨。于是他力荐自己参与的慈善团体购买铁道债券，而它后来也确实暴涨，购买者获得了30%~40%的利益，可是涩泽自己却一张债券都没有买。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情况考虑，铁道债券必然会暴涨，所以毫无危险的成分，非常有前景。因此我劝别人购买。我自己没有买，眼睁睁地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多么确凿能赚钱的债券，如果买进并依靠它的大涨而赚钱，都属于依靠投机所赚的钱，这有损于我绝不沾染投机的信条。我和保管别人金钱的银行业有关系，担负着颇为重大的责任。所以如果我参与投机，自然会辜负世间的信任，且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出于此种信念和理由，我虽知此事确能获得利益，却没有买过一张低价时的铁道债券。自明治六年投身实业界以来，我始终贯彻这种主义。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此事稍可自夸。

请注意，涩泽将自己不沾染投机的原则称为一种“主义”。他所谓的“主义”，将个人欲求的禁欲与职能性的禁欲以不可分割的形式化作了一体，包含了两层意思。正可谓是岩井克人所说的“公正无私地根据整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背离，不断调整商品价格的调停人”。

在晚年，涩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有了充分的意识。下面这段话可以充分证明这点。

涩泽四子涩泽秀雄在父亲的传记《躬耕明治》中，披露了这样一段故事。

这时，我会想起晚年的父亲所说的话。家里人闲谈时，他曾这样对我们兄弟三人说过：“如果我只顾一身一家之富，则三井、岩崎必然不是我的对手。”他微笑着，“这话可不是我输了以后嘴上占便宜哦”。

涩泽想告诉孩子们的是，由于自己始终是不追求利润的公正无私的调停者，所以日本的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起来，走上正轨。如果涩泽“只顾一身一家之富”，那么他的财阀必然连三井、岩崎都不是对手，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无法在日本扎根。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毫无疑问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第八章重识涩泽荣一——作为一个近代家庭中的人

第六十六回另一位涩泽

彰义队的建立者——涩泽喜作

翻看伟人传记，我们一定会发现，年轻时代的伟人身边，总有一个仿佛分身一般与他共同行动的人物，但是两人往往因为命运的捉弄而分道扬镳，踏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位分身原本也有可能成就伟人般波澜壮阔的一生，但却因为某一次不同的选择，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将两人的人生重叠在一起来看，我们就能更正确地了解伟人所处的时代。

涩泽荣一身边也有一位可以充当这个分身的人，那便是是涩泽喜作(成一郎)，也就是他的堂兄。

涩泽喜作比荣一大两岁，生于天保九年(1838)。他的父亲是涩泽的父亲市郎右卫门(晚香)之兄，文左卫门。

在荣一和喜作成长的江户末期，他们的故乡血洗岛村有十七家都姓涩泽，因此根据房屋位置和年代，分别称为“中家”、“前家”、“东家”、“古新宅”、“新屋敷”等。

喜作的父亲文左卫门(旧名长兵卫)和荣一的父亲市郎右卫门都出生于一族中最富裕的“东家”，即涩泽宗助家，分别是他的次子和三子。

次子长兵卫另立门户，改名为涩泽文左卫门，村里称“新屋敷”。他生了七个女儿，只有喜作一个男孩。

而三子元助最初为成为武士而学习武艺，但因为要当宗家的继承人，他入赘中家，改名市郎右卫门。他也生了十多个孩子，但除了荣一和他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其他都夭折了。

所以，荣一和喜作都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两人像亲兄弟般一起长大，一起去表兄尾高惇忠家学习汉学。村里其他青年来商量事情，两人也总是一起帮忙。

不仅如此，尾高受到水户学尊王攘夷思想的熏陶后，这两位弟子也耳濡目染，以志士自居。在江户与其他志士相处的过程中，三人甚至共同谋划夺取高崎城，火烧横滨的外国人居留地。

尾高长七郎(惇忠之弟)带着情报从京都回来后，这个计划因遭到他的强烈反对而终止。荣一和喜作为了躲避幕府密探的耳目去了京都，为了逃避追捕，他们通过平冈圆四郎的帮助，暂时名义上称作一桥家家臣。

这件事极大地改变了二人的命运。在京都造访平冈时，平冈告诉他们，幕府已经对他们发出了逮捕令，如果不真正成为一桥家家臣，他就必须交出二人。两人商量了一晚，终于不情不愿地进入了一桥家门下。

在京都一桥家的这段时间，是两人最为亲密的一段时期。涩泽在《青渊回顾录》中充满怀念地回忆了两人的共同生活。

因为没有雇人伺候，所以连做汤的材料和酱萝卜都得自己去买，偶尔买些牛肉或鲸肉回来，便是当时最高级的菜了。租借两套寝具的损耗费不菲，因此我们只借了一套，褥子加被子一共三条。我和喜作背贴背睡在一起。

当时两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同食共寝”，但这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他们又身不由己地迎来了第二次命运的剧变。庆应二年(1866)，主公一桥庆喜成为第十五代将军，两人也随之成为了幕臣。

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平生最不知所措的时刻。一直以来我心心念念想要推翻幕府，现在仍牵挂此事，因此即使侍奉的主公成为了将军，我也没法厚着脸皮仕宦幕府，食幕府之禄。但现如今要我为了理想而当个浪人，与旧主兵戎相见，为讨幕奔走呼号，在情谊上又说不过去。

荣一为这个矛盾的境地烦恼不已，甚至想到索性切腹自尽一了百了，但他最终没有实行，而是选择了静等机会。当然，此时的喜作也怀着同样的心境吧。

不过一个月后的庆应二年十一月(1867年1月)，命运让情同手足的二人踏上了不同的道路——荣一受命随德川昭武一同前往巴黎参加世博会。

此时荣一的心情一定相当复杂吧。就在他已经想要切腹的当口，却突然接到前往巴黎的命令，此事不可能不让他喜出望外。但能去巴黎的只有荣一一人，喜作必须留在日本，继续与眼前困难的境地战斗。想到喜作，荣一对自己的幸运产生了一种罪恶感。

在向故乡的父亲晚香禀告此事的同时，曾发誓与我生死与共的涩泽喜作恰好正前往江户。因此我送急信详细告知他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边收拾好衣服用具和租来的房子，一边做出国的准备。

正如这里所说的，德川昭武的出发事出突然，因此荣一无暇与喜作碰面商议今后立身处世之法，便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途。

那么，一个人留在日本的喜作是怎么想的呢？由于缺乏与他相关的资料，我们只有凭借想象了。也许，他并没有悲叹自己被撇下，而是正为不用前往夷狄之国，可以留在将军身边而感到幸运呢？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荣一在法国期间，喜作作为一位新进幕臣，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晋升。

对于喜作的晋升，荣一有下面这番评价。

庆应三年(1867)正月，我作为水户民部公子的扈从前往法兰西，留下的喜作跟随庆喜公出仕幕府，不久后任奥祐笔【奥祐笔：祐笔也作右笔，是日本中世和近世的文官职位，相当于武家的秘书。主要职务是代笔写文章、书写公文书和各种记录等。其中表祐笔负责一般的行政文书写作和官吏，而奥右笔则作为将军的心腹，负责将军的文书的写作和管理。设有奥祐笔专用的独立办公房间，奥祐笔在里面根据将军的指示对幕臣提出的政策问题进行调查和报告。】之职。

当时祐笔有两种，表祐笔和奥祐笔，奥祐笔在幕府的御用部屋【御用部屋：江户城本丸御殿中，大老、老中、若年寄执行政务所在的房间。】中办公，与政务有密切的关系，权势不可小觑，让老中们颇为敬畏。如此这般，喜作被庆喜公所重用，一下子变得有头有脸了。庆应三年末大政奉还、王政复古后，伏见鸟羽之战爆发，喜作也加入了幕府军，作为军目付【军目付：负责在战斗时视察敌情、审查战功、监察参战将领行动的职务。】参与了这场战役。

以上这段话引自昭和五年(1930)平凡社出版的《涩泽荣一全集》第二卷收录的《实验论语》中的一段。《实验论语》内容与《论语讲义》基本一致。大正十二年(1923)到十四年，涩泽在二松学舍担任舍长期间为学生讲授《论语》，其语录被二松学舍的尾立维孝收录为《论语讲义》，又名《涩泽论语》。但比较《实验论语》与《论语讲义》的细节，我们会发现，后者也许出于种种顾虑，删除了一些比较直截了当的话语。因此本书根据《涩泽荣一全集》第二卷的《实验论语》来追溯喜作的半生。

言归正传。喜作追随庆喜作为军目付奔赴鸟羽伏见战场，但他一见战况不利便逃出大阪城，乘坐军舰开阳丸号返回了江户。对当时喜作的行为，荣一是这样评价的：

当时喜作不知庆喜公真意，一心以为庆喜公因为是爱惜生命而从大阪逃回了江户，便返回江户，谋划纠集同志对抗官军。当然，喜作与生俱来的投机性格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验论语》)

在《论语讲义》中，最后这句话被删掉了，但这句话正揭示了二人之间除了堂兄弟的友爱之外的另一种关系。喜作比荣一年长，因此动辄对荣一摆出大哥的架子，将荣一当做竞争对手，这句话里隐含着荣一的不满。在这一段稍前，荣一这样评价喜作的为人：

我这个人无论对任何事，都是一步一步踏实推进的，而喜作则总是抱着想要一步登天的投机心理，而且总想着凌驾于他人之上。虽然他未对我做这些事，却往往显出要占我上风的意思。我们二人自幼时便什么事都在一起，但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着显著差异。(《实验论语》)

彰义队的分裂

在涩泽看来，喜作误解庆喜的想法，回到江户“纠集同志对抗官军”(即彰义队)，是出于他的“投机性格”和“总想着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缺点。

但从喜作的真实经历来看，荣一的这种评价是过分的。因为喜作面对战败后溃不成军的幕府军，发挥出了异乎寻常的统率能力，实现了将幕府军顺利撤回江户的壮举。当时，幕府干部对德川庆喜留下的幕府兵大为头痛，他们打算先将士兵送到纪州，再从那里用船将他们送到伊势或三河【三河：日本旧地方行政区划之一，三河国，别称三州。金日本爱知县东部地区。】，这样好歹离江户近一些。问题是，没有人有能力与纪州交涉。这时候，被选出来接手这烫手山芋的便是喜作。岩上进在《幕末武州青年群像》中是这样描写喜作的所作所为的：

接到运送幕府兵的命令后，喜作立即来到纪州，在和歌山城就接收幕府兵事宜展开交涉。但此时，急于东归的幕府兵已经陆续进入和歌山城，因此他又从和歌浦坐船至由良港，获得汽船明光丸号，与忍藩藩主松平下总守、三州吉田藩藩主松平伊豆守、上总大多喜藩藩主松平丰前守等人共同来到三州吉田湾。

但是，吉田城下也已经涌来了幕府兵。他们从和歌山出发，有的经陆路，有的乘坐渔船或运桔子的船赶来，城下一片混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有身份的旗本仍然仗着自己有直接面见将军的权力，要求吉田藩准备去江户的马车和人夫，让吉田藩不堪其扰。

吉田藩将这番窘境上告大目付，而若年寄【若年寄：江户幕府的官职名。是仅次于老中的重要职位，直属于将军，统辖老中统辖之外的其他官吏，特别是旗本和御家人。】永井主水正和大目付泷川播磨守将此事也交给了成一郎(喜作)。受命后，喜作留在这里指挥幕府兵撤退，在当年二月四日才回到江户。

也就是说，喜作在溃走的败军中孤军奋战，指挥了这次十分困难的撤退。

在此期间，在江户，胜海舟和大久保一翁等恭顺派取得了德川庆喜的信赖，掌握了幕府的实权。但是刚刚回到江户的喜作并不了解形势，而他最搞不明白的，便是庆喜的想法。

伴门五郎等一部分幕臣为对抗萨长军而谋划组织军队。他们将喜作推为军队的领导者，但喜作却始终犹豫不决。就在此时，恩师尾高惇忠突然造访。

庆应二年(1866)十月时，尾高突然接到庆喜邀请成为参谋的传唤。想必是庆喜在看到荣一与喜作的才能后，认为他们的恩师尾高一定是一位相当了得的人物。但就在尾高欣然受命，并已经踏上了前往京都的旅途时，却传来了鸟羽伏见战役战败的消息。尾高暂时返回了故乡，听说喜作已回江户，便为了解战况而拜访了喜作。

对于不知如何是好的喜作来说，尾高无异于天赐的军师。他赶紧将伴门五郎等人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尾高。尾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鼓动喜作答应此事，并劝说他，既然要起事，就应该当领袖。被恩师这么一说，喜作也只好下定决心了。

喜作参加了伴门五郎等人组织的集会，宣读了尾高起草的檄文，并主张起事目的只为洗清主公庆喜“朝敌”之污名。他的主张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众人结成彰义队，由喜作任队长，天野八郎任副队长。彰义队这个名字是尾高所取，但尾高以自己是浪人身份为由，没有加入，只作为军师出谋划策。

掌握了幕府实权的恭顺派胜海舟感到了彰义队的威胁，但他害怕如果命令队伍解散，会引起暴乱。因此胜海舟给了彰义队一个江户市中取缔的职责，以求队伍能严守纪律。在官军那边，胜海舟也帮他们说了不少好话。就这样，彰义队成了幕府公认的武装集团。

但是，彰义队内部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矛盾，让胜海舟的算盘落空了。队长喜作和副队长天野八郎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彰义队也因此一分为二。

根据喜作后来的回忆来看，双方对立的原因是，喜作认为庆喜既然蛰居水户，彰义队就应离开江户，而天野八郎则反对这一方针。

为怀念恩师尾高惇忠，荣一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发行了传记《蓝香翁》的口语翻译版《新蓝香翁》。其中收录的采访中，喜作这样回忆了彰义队的分裂：

由于某些无可奈何的原因，我与队中某人意见冲突，因而放弃了这支队伍。当时主公已前往水户，因此我认为彰义队留在上野是没有意义的，且可能导致再次发生冲突。这里对我们来说没有地利，而且一旦爆发冲突，难免波及整个江户市。为此我认为，彰义队还是暂时转移至驻地为好，并将我的方针与主要指挥者商议。当时队伍中已经缺乏纪律约束，队员胡作非为，无法管束。这些暴力派以后来加入的一批人为主，而不是一开始在鲸桥圆应寺集结起来的人员。暴力派占了成员的大部分，他们提出的意见尽是些无法实现的纸上谈兵。当时风闻朝廷要将关八州【关八州：即关东八州，分别为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八国。】分给幕府。朝廷原本只打算给一两国，但考虑到旗本中有很多有权势的人，朝廷害怕激怒他们招致反抗，因此给了八州。以现代的说法来说，就是“以面包换和平”。……我与老师商量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如果这一风闻属实，就必须让我们的队伍名正言顺、属下纪律严明，并立于监督朝廷施政方针的立场方可。这需要我们暂时离开江户，撤退至20千米外的地方。要在江户的中心管理他们，只是徒劳之举。因此我提出了撤离上野的方针。

岩上进在《幕末武州青年群像》中对两人对立的真正原因做了归纳。第一，喜作是对德川庆喜和一桥家感恩，而非对将军效忠。而天野八郎与庆喜和一桥家没有任何关系，只效忠德川家，因此两人的理念产生了差异；第二，两者对江户的感情有着天壤之别；第三，喜作想趁撤离时向江户的商人征收御用金，而天野在金钱方面有洁癖，因此强烈反对。

这几方面原因的确很重要，但是荣一深谙喜作的性格，因此认为对立的直接原因并不在这些地方：

那个赫赫有名的彰义队是以喜作为主要带头人发起的，彰义队这个队名是尾高老师命名的。但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喜作生性总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他当了队长后，与副队长天野八郎等人不合。而且他是跟随庆喜公进入幕府才当上幕臣的，并不是出身世家，所以那些祖上世代都是幕府家臣的队员也与他合不来。所以喜作最终离开了彰义队，组织了一支新的队伍。(《实验论语》)

我们很难判断，究竟上述哪种意见是正确的，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从结果来看，喜作和尾高由于与其他成员意见不合而离开了彰义队，为实现自己的理念，重新组织了新的武装集团——振武军。

平行世界的恐怖

按喜作所想，振武军以距离江户20千米的武州田无作为根据地，队员由离开彰义队的队员组成，后来逐渐增加，最终形成了一支总数达400人的私人部队。尾高设计假借官军使用之名，将饭田桥幕府兵营里藏匿的300支枪夺了过来，使队员士气大振。

但是喜作始终心怀忧虑。他觉得在现在的20千米的距离圈内，如果敌军发动突袭，队伍必败无疑；如果是40千米圈内，敌军就无法在一天内赶到，必须在途中驻扎一晚，消息就能趁这段间隙传来。于是喜作又将振武军的据点从田无转移到了更远的箱根崎。这样一来，己方要发动攻势也很方便。一旦彰义队在江户起事，振武军接到消息后就能先移动到田无，并从那里打击官军侧面。果然，庆应四年(1868)五月十五日夜晚，传来了彰义队与官军展开战斗的消息。

但当振武军斗志昂扬地来到田无时，传来了第二条消息——彰义队在一天之内便已溃败，队员四散奔逃。喜作与尾高商议后，命令振武军从田无转移到了28千米外的饭能，驻扎在一座叫能仁寺的寺庙内。

但是，官军立刻掌握了振武军方面的情报，他们派遣前桥藩和萨摩藩等藩的大军前往饭能，二十二日晚，振武军被全面包围，官军展开攻击。虽然振武军英勇作战，但由于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且武器和兵力差距悬殊，立刻便陷入了劣势。第二天正午过后，振武军已经开始败退，喜作这样说道：

战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我们没有可替换的兵力。苦战的战友们死伤者众多，也很疲惫。不仅如此，我们还被大小炮火和猛烈的枪击前后夹攻，只得舍弃阵地，四处溃散。（《新蓝香翁》）

喜作和尾高逃往群马县方向，在伊香保隐匿，逃至草津，而尾高最小的弟弟涩泽平九郎则在逃至黑山村(现在的越生町)时遭遇官军斥候，因腹部受伤而丧生。

平九郎之所以会改姓涩泽，是因为荣一在前往巴黎世博会之际将他指定为“见立养子”。所谓“见立养子”，是一家之主出门远行前考虑到可能无法生还的情况，事先指定一个人，让他在发生自己死亡后继承家督的职责。涩泽的妻子千代当时还没有生男孩，所以如果荣一没能生还，平九郎就将和荣一的妹妹阿贞结婚。

《新蓝香翁》的编者为悼念这位年轻勇士，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想象一下，平九郎已经被涩泽家招赘，所以如果天下太平，他本应与青渊之妹结婚，在故乡血洗岛经营农业和商业，度过幸福的一生。但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由于青渊正在法国，他便代替青渊参加了战斗。他可以说是后来的实业之王涩泽青渊的救命恩人。在故乡血洗岛，他的未婚妻阿贞还在等着他，这位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平九郎的生命，却在二十二岁时画上了句号。作为无名战士之一，二十多年来一直被埋葬在全昌寺长满荒草的墓地中。

这便是荣一从法国回国后听闻平九郎的死讯时，心中涌上的感情吧。如果自己没有前往法国而是留在国内，喜作的角色说不定会由自己扮演，平九郎也就不用代替自己死去了。

荣一由此窥见了命运的捉弄所产生的“平行世界”之恐怖。

而喜作和尾高惇忠仍然深陷于这个世界之中。尾高后来返回了故乡手计村，回归了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喜作再次前往江户投入榎本武扬率领的队伍，乘坐军舰开阳号据守箱馆的五稜郭。

但是此时的荣一清楚地意识到“平行世界”中存在的另一个自己。他给喜作送去了一封措辞异常严厉的信，因为此时的他已经不再以喜作所在的世界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了。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以前引用过的这段文字。

亡国遗臣纠集在一起图谋复国之事，往昔亦有，但从未有实现者。……现在箱馆之人幸有海军之力，若趁官军不备，突袭京阪、东京或横滨，四处出没，袭击各要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动，则各藩兵力不及防御援救，人心自乱，天下之事或未可知。但有此健足在身，却驻足一处讲求空论，此举只会将自己推向失败，不可不说是下下策。因此我赶紧修书一封，托横滨的友人务必送达至箱馆的喜作手中。信中详细叙述了上述理由，并告诉他：我一心盼望着两人能面对面地说话，但是回国后你却去了箱馆，让我遗憾万分。我猜测聚集在箱馆的那些人的未来必将如我之前所说，所以请你将我的话也转达给榎本。观今日之形势，你我二人可能很难再见，祝愿你能高洁地战死。(《雨夜谭》)

喜作是否看到了荣一的这封信呢？他肯定不仅看到了，还将信给榎本武扬看了吧。正因为如此，五棱郭被攻陷时，两人没有自杀，而是选择了向黑田清隆率领的官军投降，这才有了他们后面的人生和希望。

就这样，暂时走上两条不同道路的荣一和喜作的人生行路，再一次靠近。

第六十七回明治实业家的光与影

帮助喜作转型为实业家

明治二年(1869)五月十八日，据守箱馆五棱郭、坚持抵抗的榎本武扬军接受了征讨总督参谋黑田清隆的劝降，放下武器，维新的骚乱终于宣告结束。

涩泽喜作与榎本武扬、大鸟圭介等人未被审判，在兵部省的牢房里关了两年半，最终没有被问罪，于明治四年(1871)末获释。

他们之所以会被羁押这么多年，是因为明治政府内部木户孝允的严惩论和西乡、黑田的宽容论僵持不下。眼见木户的严惩论可能获得通过，黑田就剃光头发表示抗议。明治四年十一月时，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岩仓、伊藤等人一起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出访欧美诸国，黑田等人趁机释放了榎本等人。在明治维新的元勋中，黑田清隆是一个世人评价特别低的反面人物，但他对榎本军的宽大还是值得称赞的。

涩泽荣一作为喜作的担保人，将他带回了当时位于北神保町的家。荣一的长女，也就是法学家穗积陈重的夫人穗积歌子在《柞木之落叶》中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其中的成一郎即喜作)。

发誓同生共死却没有实现，且两人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使父亲一直觉得万分遗憾。因此他这次欢喜异常，立刻派芝崎等人迎接成一郎回到位于神保町的家里，尽心隆重接待。父亲和成一郎原本都以为两人有生之年再也无法见面，但命数真是不可预料之物。也正因为它不可预料，才让人得以在意外中遇上如此可喜可贺之时。(《柞木之落叶》)

但是当获释的喜悦逐渐散去后，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喜作今后该如何生活呢？在喜作将近三年的牢狱生活期间，明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喜作就像是回到陆地上的浦岛太郎。

荣一很赏识喜作的才能，于是找上司井上馨打了招呼，让喜作进了大藏省。在那个时代，大藏省几乎和个人开的小店没什么区别，人员大多由科员推荐。实际上，前岛密、杉浦爱藏、赤松则良等许多旧幕臣都是由荣一引荐进入大藏省等中央机构的，这也是因为旧幕臣中有很多拥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人才吧。

除幕臣外，荣一还引荐了不少人才进入大藏省和民部省，荣一的老师尾高惇忠也是其中之一。他于明治二年(1869)末或明治三年初进入大藏省劝业寮，任养蚕掛，后成为著名的富冈国立模范工厂【富冈国立模范工厂：明治政府为推进殖产兴业政策，振兴新产业而创设的官营工厂之一。富冈制丝厂是日本第一家机械制丝工厂，于1872年11月开始生产。】的第一代厂长。喜作也于明治五年进入大藏省，获得劝业科奏任【奏任：明治时代的官吏等级。分为敕任官、奏任官、判任官三等。】的待遇。

喜作进了大藏省，却并不开心。奏任这个官名听起来挺气派，其实只有最下级官吏的待遇。而此时他的堂弟荣一却在大藏大辅井上馨的手下任大藏少辅代理之职，相当于是大藏省实质上的支配者。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彰义队和振武军队长的人，现在的待遇并不能让他觉得高兴。在荣一提及这段时期的文章中，可以感到这位过去与他是刎颈之交的友人微妙的心理纠葛。

我当时已是大藏省少辅等级，喜作比我年长两岁，却不得不在我之下，多少有些不快吧。但他被当作反贼后又投降，甚至还被关进过陆军监狱，处于现在的状况也是无可奈何。喜作并非对我有任何不满，只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个一心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因此觉得甚是不平。（《实验论语》）

正如荣一所评价的，喜作这个人是典型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所以尽管进入大藏省工作，他还是无法忍受从最下级官吏做起。对此，荣一也颇费了一番思虑。当喜作流露出想要像荣一一样去海外留学的意思时，荣一立刻顺应了他的想法，于明治五年以考察养蚕业为名，派喜作前往意大利和法国。其实，考察养蚕业只是荣一借的名头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让喜作的头脑变得更容易接纳新鲜事物，脱离幕臣的思维方式。

就这样，喜作在大约一年时间里考察了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由于没有留下资料，我们无从得知他在这一期间积累了多少研究成果，获得了怎样的教训。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是，喜作于明治六年(1873)回国复命时，荣一已经与上司井上馨一起辞职。此时在大藏省，已经没有人可以作为喜作的后盾了。

于是，原本就盼望着成为“鸡头”的喜作决心效仿荣一，与他一同投身实业界，荣一对此也没有异议。考虑到喜作的性格，多番讨论后，荣一将喜作推荐给小野组的负责人古河市兵卫作为参谋。在《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四卷“小野组生丝店”一项中，记载着以下一段文字。

明治七年四月/小野组生丝店于法国里昂设立分店，尝试直接出口生丝，颁布《生丝外国运输办法略则》，由涩泽喜作负责。荣一也自前年来对他进行指导。然而由于进展不顺，最终停止。

最后一句指的是，由于三菱的暗中策划，小野组被大隈不合理的财政政策搞得破产，此事在前文中也有提及。也因此，喜作不得不在进入小野组后不久就离开了。

这样一来，喜作剩下的道路就只有独立创业了，而他自身也有这方面打算，所以荣一劝他从蚕丝和大米的买卖开始做起，掌握一些基础知识。日本人没有不吃米饭的，蚕丝也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出口产品，因此经营这两种商品，将来必然大有前途，就算亏，也不会亏得很惨。于是喜作在深川和横滨购置了房屋，开始经营涩泽商店，买卖大米和蚕丝。《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五卷“涩泽商店”一项中，有如下记载：

明治七年/是年，涩泽喜作于东京深川创立米店，于横滨创立生丝店，此二者即涩泽商店。由于喜作的关系，荣一之后援助颇多。

由于有第一国立银行在背后推动，涩泽商店发展得很顺利，特别是在生丝收购和批发销售方面，甚至能于野泽屋【野泽屋：由野泽屋庄三郎创建于横滨的生丝出口企业，1861年起由茂木惣兵卫继承经营。】、龟屋【龟屋：1862年由原善三郎创建于横滨的企业，从事生丝收购出口。】、外村【外村：外村宇兵卫的家族企业，主要从事和服、和服料、生丝的销售，明治时期是有名的富商。】、小野【小野：由日本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家小野光景创建的小野商店，从事绢丝出口。】、若尾【若尾：由实业家若尾几造(初代)经营，从事生丝收购出口。】等豪商匹敌，占据了市场的一块份额。喜作的积极经营也帮助了商店的发展，他不仅对生丝，还对大米投机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获利颇多，一时间甚至跻身富豪榜中。

但是好事多磨。明治十四年政变后，大隈下野，松方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登场，喜作的这种投机性格给经营带来的恶性循环凸显了出来。

喜作原本就是一个投机心旺盛的人，因此在经营大米和蚕丝期间，他终于忍不住染指大米期货市场，招致了惨痛的失败。到明治十四年(1881)，亏损已经达10多万日元。由于我是喜作所借款项的担保人，便帮他偿还和清算了这些损失。但我提出条件，让喜作保证之后再也不沾染大米期货，只进行现货委托销售，专心打理生丝生意。(《实验论语》)

明治十四年时的10多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呢？

我们可翻开杂志《周刊朝日》所编的《从价格见明治大正昭和风俗史》作为参考。其中列举的明治十四年的工资，只有巡警第一个月的工资——6日元，这恐怕是公务员工资中最低的吧？从明治二十七年(1894)开始，对考上现在的国家公务员I类考试【国家公务员I类考试：日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每年有14类，I类(现已称为公家公务员综合职位考试)的学历要求较高。】的高等文官第一个月工资有记载——50日元。参考巡警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时的工资为8日元，再比较明治十年代中期和明治二十年代中期的物价大约为1∶15，我们可以推测，明治十年代中期的高等文官第一个月工资大约为35日元。而现在的国家公务员I类考试合格者的第一个月工资为21万日元，也就是说，现在的物价约为当时的6000倍。换算喜作的债务可得，当时的10万日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亿日元。顺便提一下，第一国立银行在明治十三年(1880)下半财年的纯利润为12万日元，所以仅因为喜作，半财年的纯利润就全部化为了泡影，这事恐怕连荣一也大感头痛吧？

不过在大米期货市场上虽然失利，生丝的经营却非常顺利，所以第一国立银行在明治二十年(1887)时得以收回相当多的债权。通过西川武臣对幕末至明治时期横滨生丝交易商的研究著作《幕末·明治的国际市场与日本：生丝贸易与横滨》中的一段记叙，我们便可以清楚其中的情况。

这一时期(注：明治二十年左右)被迫关闭的大规模生丝中介商有吉村屋和外村两家，而接过这两家业务的是涩泽喜作与小野光景。涩泽便是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的堂兄，而小野则是横滨町里正小野兵助的长子。这两家店都在开张后立刻开始大规模经营，在生丝市场中占据了极大的份额。根据海野福寿【海野福寿(1931—)：日本史学家，明治大学名誉教授。著有《明治的贸易：居留地贸易与商权恢复》等。】的资料，明治二十年六月至次年五月间，两店的出口量分别为涩泽13947包，居第一；小野4388包，居第五。

西川武臣推测，涩泽商店之所以能在横滨的生丝中介商中稳居第一，是因为第一银行的融资使它有了充足的资金。简而言之，喜作作为生丝交易中介商展现出了相当的才能，而第一国立银行也在其背后进行了强有力的支持。

充满友情的清算方法

其实从明治十九年(1886)至二十一年期间，喜作作为一名实业家，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在设立东京人造肥料株式会社、十胜开垦会社、制蓝会社等企业之际，他与荣一一起作为设立委员，参与其中。

但是正如荣一多次指出的，尽管喜作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也收获了实业方面的成功，但他对投机的嗜好并没有被轻易消除。当主业顺利，手头的资金增加时，他心中必然会再次燃起投机心。

我替他偿还债务后，他老实了三四年，但天生的投机心理却始终不肯冷却。明治十八年开始，喜作进入了美元汇率市场。……由于我一直决心绝不沾染任何期货或汇率市场，因此至今从未获利分毫，也未损失分毫，然而听说一旦参与却是相当有趣，不易戒除，看来喜作也没有戒除。他不顾自己在大米期货市场上已经损失惨重，并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又投入了进去。但这次的失败并不像前一次尚可挽回，仅仅是给银行造成的损失便高达50万日元，另外还有20万日元的借款，因此合计有70万日元。此事发生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实验论语》）

按照刚才的换算方法，明治二十二年时的1日元相当于现在的5000日元，因此70万日元就相当于35亿日元。虽说荣一是第一国立银行的行长，这样大的损失也足够让他不寒而栗了。

这次与前一次不同，荣一个人没有为喜作作债务担保。但第一国立银行横滨分行的行长相信了喜作的话，允许他以“将销售给外国商馆的生丝”为担保，贷给他50万日元。可当事情遮掩不住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所谓的生丝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喜作为筹集到投机所需的资金，欺骗横滨分行行长，进行了不正当融资。曾经的刎颈之交，现在成了让荣一的事业岌岌可危的损友。

那么荣一该怎么办呢？既然没有进行个人债务担保，那就清算喜作的产业，回收借款吧？还是说，为了昔日的友情而牺牲自己呢？

作为我来说，既然并没有作为他的担保人，要装作事不关己也无妨。银行方面也有人认为索性就让喜作破产，能拿多少算多少。由于我与喜作从小生死与共，因此觉得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破产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产生了子路所谓“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的想法。我提出，如果喜作愿意退出，把店交给长子作太郎管理，不再与家业发生任何关系的话，我便接手他留下的烂摊子并进行清算。喜作很高兴地同意了，并委托务必由我进行。因此我立了一个方案，分二十年偿还70万日元债务。我每年拿出1万日元，丝店也每年从利润中拿出3万~5万日元，分期偿还。幸好在喜作退出后，继承事业的长子作太郎与其父性格截然相反。他继承事业时已经年近三十五岁，没有半点投机心，极为踏实而且也有才能，所以家业日益昌盛，仅用十二年就还清了70万日元的债务。我在这十二年里一共为喜作偿还了12万日元。幸好，没有给外人造成麻烦。（《实验论语》）

可见荣一订立的偿还方法是：喜作为承担责任，退出了涩泽商店的一切经营。相应的，涩泽愿意替他承担其中的20万日元债务，而剩下的50万日元则由喜作的继承人作太郎通过经营涩泽商店来偿还。

荣一之所以订立这样的债权回收方式，想必是因为喜作的涩泽商店本身经营非常顺利，每年都能确保一定的利润。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算是荣一，恐怕也无法下决心分二十年填补这2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10亿日元)的损失吧？荣一判断的依据不是喜作个人，而是他的事业，当判断涩泽商店有可能重振旗鼓时，他才提出了这样一个债权回收的方法。

根据《幕末·明治的国际市场与日本：生丝贸易与横滨》记载，明治三十七年(1904)“神奈川县贵族院大额纳税者议员互选名单”中登记的横滨商人里，涩泽商店的店主涩泽作太郎名列第十一位。荣一按照《论语》中“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的教诲所想出的充满友情的清算方法，使涩泽商店得以重振旗鼓，成功地确保了豪商的地位。

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后话，确确实实地说明了“宽容别人，利人利己”这句俗话是真理，我们就直接从涩泽的口中听听这件事吧。文中的义一指的是作太郎去世后继承涩泽商店的喜作次子，○K指的是涩泽商店。

我为了帮喜作收拾他的70万日元债务，按照《论语》中子路的话，在十二年里每年拿出1万日元，共计12万日元。当时我抱着权当这笔钱打了水漂的心态，但今日看来，我居然获了利。义一当上店主的时候，曾打算将我负担的12万日元一起返还给我，但这毕竟是难以办到之事。我不知道○K的财产和品牌价值究竟值多少钱，但他说，愿意将○K的股份一分为二，将其中的一半给我，作为对我的12万日元的抵偿，我便答应了。这样一来，○K就成了我和涩泽义一共同经营的店了。由于我拥有○K的一半股份，所以当店里亏损时，我必须承担一半的损失，但如果获利，我便能获得纯利润的一半。(《实验论语》)

这段话是说，喜作的长子作太郎去世后，继承涩泽商店的次子义一在处理70万日元债务时，为了感谢荣一承担的12万日元，将涩泽商店的一半股份算在荣一名下，这样一来，涩泽商店就成了他和荣一共同经营的企业了。

截然相反的涩泽

那么喜作在那之后又经历了哪些呢？

在退出涩泽商店的经营之后，他似乎仍然没有戒掉投机的瘾，亏损过两三次，给荣一添了不少麻烦。不过因为这几次的债务数额不大，所以荣一好歹还是帮他收拾了烂摊子。明治二十七年(1894)时，他通过荣一的介绍担任东京期货交易所的理事，之后顶着这个名誉头衔度过了愉快的退隐生活，最终于明治四十五年八月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去世时，全东京的米店为向他表示哀悼而降半旗，可见他也是有一定的人望的。

在喜作的葬礼上，荣一的悼词中有一句“故人与我乃是一身分体”。的确，涩泽喜作就像是荣一的分身。就像是伊塔洛·卡尔维诺【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小说家。】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一样，明治维新这颗炸弹让命运分裂为法国和日本这两条路，从此之后，喜作虽然进入过大藏省，投身实业界，也担任了经济界的权威，想要追赶荣一这个另一半“分身”，但最终，他所演绎的角色始终是荣一需要引以为戒的典型。荣一将不沾染任何投机行为作为实业家的金科玉律，与此相反，喜作却不断投身大米期货、生丝期货和美元汇率市场，担任投机者的急先锋，仿佛在以身作则地说明，商人的本质就是投机。他仿佛一直在演绎一个“非涩泽”，即“截然相反的涩泽”。

因此，将荣一与喜作的人生轨迹重叠起来看时，同样拥有武士的伦理观，却描绘出完全不同轨迹的明治实业家的光与影的生涯，便清楚地浮现了出来。

明治这个时代之所以能成为日本近代的开端，也许正是因为在数万名像喜作这样的实业家中，存在着唯一一位荣一吧？

第六十八回“堂堂正正”的感情生活

涩泽的女性关系

本评传以涩泽荣一在开展事业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思想理念为核心，因此在前面的叙述中，笔者没有涉及涩泽的私生活，特别是他的女性关系以及他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既然这个传记讲述的是一个凡人的故事，那么如果不涉及这些方面，不仅会使传记缺乏平衡感，笔者自己也无法容忍。因为笔者一直认为，探索人心中自然而然涌出的情感(passion)的内涵，才是真正了解此人的捷径。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回中，笔者将着重探索涩泽荣一的感情生活，以接近一个更加真实的他。

大佛次郎【大佛次郎(1897—1973)：日本作家、小说家。著有《鞍马天狗》系列等。】的传记小说《激流：年轻时的涩泽荣一》以在作者在本乡的第一高等学校向丘寮时的回忆开头。

其中写到，某天晚上寝室里已过了熄灯时间，一个室友说道：“听说涩泽荣一纳了妾呢。”“真的假的？”另一个朋友心存疑议地说，“涩泽先生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吗？怎么会纳妾呢……”

先前提到这件事的人非常确信地断言：“那边不是有个当铺嘛，据说那个妾就住在前面的岔路进去一点的地方。涩泽经常乘着人力车偷偷过去呢。”他还趁机提议，“大家一起埋伏在那儿，看他会是怎么一副脸色吧!”

这个意见立刻获得了赞成。因为在那些还没有经历过男欢女爱，在性欲方面有着清教徒式的洁癖的年轻人看来，那个以正直著称的涩泽荣一，是不应当养外宅的。

如果是伊藤博文或桂公爵这样已经成为传奇的政治家，就算有此类风言，青年们也能够接受，觉得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而已。但涩泽荣一这样做，却让他们觉得无法忍受。当然，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但传闻中涩泽荣一完美的人品和参与社会活动时的姿态，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我们与他的距离，甚至对他怀着尊敬。所以我们不愿意他做出这种有违我们理想的事。（《激流》）

于是，这群因为洁癖而燃起正义感的青年们决定算准时间，趁着涩泽去外宅的时候搞恶作剧。

“涩泽下车的时候，大家一起鼓掌吧。”

不知道是谁这样提议。

“他会露出怎么样的表情呢？”

“要是他不朝我们这边看，就没意思了。我们得一边叫他的名字一边拍手。要是不喊他，他肯定会装得没他事一样走进去的。”

“涩泽是藏在人力车里来的，但那家有个婴儿，长得和他一模一样哦。”

“真的假的？”

不知道是谁这样惊呼道，惹得大家又笑了起来。

大家都看过报纸上的照片，认识涩泽。照片上的涩泽荣一年纪已经很大了，有着一张像老奶奶一样慈祥的脸。想象这样一张婴儿的脸，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很是快活。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都把这个提议抛在了脑后，最终，它没有被付诸行动。大佛次郎写道：“总之，涩泽先生免遭这些顽童的袭击，躲过一劫。”

大佛次郎出生于明治三十年(1897)，这段故事是他住在一高宿舍时发生的，所以当时应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大正五六年时吧？

涩泽在大正五年(1916)七月里迎来了喜寿(77岁)，并借机宣布退出实业界，将余生奉献给社会事业。他已经失去了当年锋芒毕露的目光和带着棱角的脸庞，变成了大佛次郎所说的“像老奶奶一样慈祥的脸”。但与此同时，他还在本乡金屋藏娇，甚至生下了“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所以在感情生活方面，他还“生龙活虎”着呢。

《论语》中没有性道德教育

大佛次郎的这段回忆被年长他五岁的涩泽秀雄收录在随笔式涩泽传记《躬耕明治》中，为荣一在本乡藏有情人的传闻提供佐证。

我翻阅过父亲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时的日记，看到他写参加晚宴后“在归途中访问一友人，十一时半归家”便觉得很可疑。父亲在明治维新前后曾旅居巴黎，因此也许将法语中的une amie【une amie：原意为“一位女朋友”。“amie”为阴性，特指女性。】翻译为“一友人”吧？我在初中时也听闻过父亲的秘密，在一段时间里曾对他产生过幻灭的感觉。

我和哥哥正雄一起住在飞鸟山的父亲家时，偶尔会在晚上父亲从兜町的办公室回家时搭他的汽车。在这之前，哥哥会根据父亲回答时的声音判断要不要一起乘车。

问“可以和您一起乘吗？”时，父亲如果立刻说“哦”，我们就会径直回家，如果他发出的是“嗯？”这样暧昧的回答，我们就不必抱希望了……那天晚上，汽车会在本乡四丁目的拐角向左拐。

哥哥带着一副天真无邪的恶作剧表情向我说明，当时父亲的“一友人”就住在本乡真砂町一带。

明治四十二年即1909年，是涩泽已经六十九岁时的事了。他与这位住在本乡真砂町的情人在1908年时生了一个孩子，据说就是后来的第一银行行长长谷川重三郎。佐野真一【佐野真一(1947—)：日本记者、非虚构类作家。著有《旅行的巨人》、《甘粕正彦》等。】也在《涩泽家三代》中这样写道：

长谷川出生于明治四十一年，所以他是荣一六十八岁时生的孩子。根据一位对涩泽家的历史十分熟悉的原龙门社成员说，荣一听说有了孩子时，抓着已经秃顶的脑袋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全因年轻气盛，弄得……”

综合上述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大佛次郎的朋友的朋友所目击到的和涩泽长得一模一样的“婴儿”，也许正是长谷川重三郎。不过大佛次郎他们想搞恶作剧是在1916年，在七年的时间里，那个婴儿应该已经有八九岁了，所以也可能是荣一和情人之间又有了其他孩子。当然，也有可能是以讹传讹，将“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传成了“长得一模一样的婴儿”。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得知真相了。

唯一可以知道的只有一点——涩泽在年逾古稀时依然精神矍铄，甚至生了孩子，看来他在这方面也是一位极为厉害的人物啊。

关于这一点，涩泽秀雄引用了他的母亲(兼子)的话。

最为父亲“一友人”所苦的是母亲，而母亲到了晚年似乎已大彻大悟，知道《论语》中几乎没有性道德方面的训言后，笑着对我说道：

“你父亲还真是找到了《论语》这么个好东西啊。要是《圣经》的话，他可根本就遵守不了!”(《躬耕明治》)

最清楚涩泽这一“弱点”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当他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对周围的人(例如他的女婿明石照男)说：“除去对红颜美色一事，余俯仰天地而无愧。”看来他和维克多·雨果一样，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格。

证明这一事实的最好证据莫过于涩泽的官方传记《青渊回顾录》中所记载的年表。

明治二十五年(1892)的年表中有如下这些令人惊异的记载。

四月，男辰雄出生。(为星野锡之养子)

十月，男秀雄出生。

一年中，而且是在不到六个月里，竟然就出生了两名男孩。明治十五年(1882)，涩泽的原配妻子千代去世，于是他又续娶了伊藤兼子，秀雄就是他与兼子生下的嫡子。而所谓的“辰雄”，自然不会是嫡子了。

年表中提到的星野锡曾在美国研究学习印刷技术，后进入王子制纸跟随涩泽工作。之后他独立创业，创设了东京印刷，是一位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实业家，也曾担任日本众议院议员、东京商业会议所副所长等。他曾任涩泽翁颂德会会长，于昭和十二年(1937)出版了《涩泽荣一自叙传》一书。

但是，在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昭和二年(1927))写成的官方传记中，竟然堂堂正正地记录庶子的诞生，真让人不知该说他什么好……

关于辰雄的出生，昭和五年(1930)出版的《涩泽荣一全集》第五卷年谱中也有记载：“当年，男辰雄与秀雄出生。辰雄日后成为星野锡的养子。”前面提到过的《涩泽荣一自叙传》中，也将《青渊回顾录》中的记载照搬了过来。此事已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涩泽根本没把它当做秘密。

从年代的差距来看(明治二十五年与明治末年)，辰雄的母亲想必并非涩泽秀雄和大佛次郎所说的本乡真砂町的情人。所以这个年谱也证明，涩泽的情人并非只有一人。

宅邸中妻妾同居，外宅中金屋藏娇

那么，涩泽究竟有没有同时藏着几位情人呢？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将此事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正是因翻译《悲惨世界》和《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于世的黑岩泪香。他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七月开始在《万朝报》上连载《弊风一斑，蓄妾之实例》一文，宣称要打破一夫多妻的鄙俗，将日本妇女从“被男人玩弄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以实名曝光了各界著名人士“蓄妾”的实况。说得难听点，这些文章和今天的花边新闻没什么两样。其中七月十五日号的最后一段中，涩泽也登场了。

涩泽荣一在深川福住町四番地的宅邸中，住有一位从大阪带来的妾，名叫田中久尾(二十八九岁)，跟随他年月颇久。在日本桥滨町一丁目三番地的外宅中，蓄有原是吉原妓女的町林家小龟，即铃木龟(二十四岁)。(《弊风一斑，蓄妾之实例》)

黑岩泪香命令报社员工跟踪那些名人，蹲守数日，甚至向附近的人打探，将“妾”的姓名、出身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这条信息的可信性相当高。这就说明，涩泽不仅在外宅养了情人，还在深川自己宅邸内，让妻妾居住在一起。

那么，《万朝报》揭发的情况在涩泽身边掀起了怎样的波澜呢？至少在表面上，人们看不出任何情况。在当年，也就是明治三十一年时，涩泽正忙于获得韩国京城到釜山间的铁路建设权，频繁往返于日韩之间，所以即使“蓄妾”一事被曝光，他恐怕也无暇应对吧？

涩泽本人虽然置之不理，但此事对深深地尊敬父亲的儿女，特别是女儿，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涩泽的长女歌子每天都会写下详细的日记(穗积重行编，《穗积歌子日记明治二十三年—三十九年》)，但其中却缺少了明治三十一年的部分。这也许可以间接证明，父亲的丑闻对她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也许由于黑岩的报道，涩泽为了维持体面而不再让妻妾同居于自家，或不再去滨町的妾宅，但由于《穗积歌子日记》中缺少这一年的记录，一切真相只能笼罩于迷雾之中了。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涩泽自己并不想隐瞒“蓄妾”的事实，甚至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对于“蓄妾”这件事，涩泽的头脑中并没有什么道德的束缚。不，正确地说，应该是涩泽拥有从《论语》中演绎的相当特殊的道德观。

那么，涩泽自己是否提及过这种特殊的道德观呢？在《实验论语》的“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一句的注释中，可以找到下面这段话。

说到“圣人”二字，人们也许会以为孔夫子是一位非常无趣的人，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也会与众人一起开怀嬉戏，歌唱作乐。(《实验论语》)

《论语》中的“歌”当然不像现在唱卡拉OK那样，一群人围着孔子逐个展现自己的歌喉。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歌”必然与酒和女人相伴。所以所谓的“歌”，即有女人陪侍的宴会。涩泽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孔子这人并不古板，而是相当会找乐子的人，不会拒绝有女人陪侍的宴会，还自己和着弟子们的歌一同享乐。换句话说，他认为身为君子，在有女人的宴席上，至少是要能唱上一曲的。

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影响

涩泽在对孔子的性格做了一番夸大的解释后，又讲述了下面这段回忆：

在我认识的人中，井上侯十分喜好音乐，是一位精通音乐之人。不仅能听得出常盘津【常盘津：即常盘津节，是净琉璃的一个流派。主要作为歌舞伎的舞蹈剧的伴奏音乐。】与清元【清元：即清元节，也是江户净琉璃的一种，在净琉璃中最为华丽，以技巧性的高音为特色。】的区别，自己也能多少唱一些。在花柳巷中与艺伎一起游戏时，他非常喜欢恶作剧，而且自说自话。认识的人中如果有与艺伎好上的，他会毫无恶意地对那家夫人煽风点火，让良人内心痛苦纠结，搞得家庭鸡犬不宁，而他则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旁观，以此取乐。如果有人与两名以上的艺伎发生关系，他还会分别向两名艺伎告密，让双方互相嫉妒，互相竞争，甚至吵闹，让男方夹在两人之间苦恼万分，他则装作不知道，在一旁围观。我年轻时，也常常因井上侯的这种恶作剧而苦恼。(《实验论语》)

涩泽在这一段中披露了井上馨的风流性格和他的恶作剧，也如实坦白了自己年轻时也曾遭到过他的恶作剧捉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在花柳巷与艺伎游戏一事，没有丝毫的罪恶感。

涩泽在同一段谈话中还提到了伊藤博文。提到伊藤此人对音乐毫无兴趣，要玩就只会找女人。众多艺伎中如果有他中意的，就会毫不顾忌别人的眼光，立刻把对方拉走，不知道跑到哪儿去寻欢作乐。他又说道：

我记得约莫明治四年(1871)时我在大阪，陪同伊藤公前往兵库游玩。伊藤公曾任兵库县县令，因此他说自己在兵库就是地头蛇，做什么都行，我也陪他一起出了门。当时他曾笑着与我闲谈：“我本以为涩泽是个古板的人，恐怕会马上拔刀相向，但没想到居然能召妓，真是令我惊讶。”我年轻时也相当风流，曾与艺伎有染。我不想对自己的品行不检进行辩解，把责任推给他人，但其实我也是受到了井上侯和伊藤公的很大影响。(《实验论语》)

这段话的口气看似在对年轻时的放荡作辩解，其实目的是自夸。这段话是想表明，自己并不是世人想象的那种古板的柳下惠，而是愿意主动召妓的风流人物，正因为如此，自己才能和伊藤博文、井上馨这样的人物平等交往。

顺便一提，《涩泽荣一全集》第二卷收录的《实验论语》发行于昭和五年(1930)，所以涩泽当时还在世。如果他想要删除这一部分，也是完全能做到的，但他偏偏没有这样做。由此可见，涩泽对自己的放荡没有丝毫的羞耻感。而二松学舍出版的《论语讲义》(复刻版由明德出版社于昭和五十年(1975)出版发行)中，则删去了这一部分。由此看来，神化这件事，往往不是本人，而是由周围的人来进行的。

涩泽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

但是，涩泽曾唯一一次，不得不正面否定“蓄妾”的情况。当时是明治三十一年(1898)左右，与《万朝报》揭露此事几乎同时。当时札幌麦酒株式会社发生突发事件，专务取缔役植村澄三郎认为必须与取缔役会长涩泽取得联络，但找遍了各处都没有找到他的踪影，于是植村猜测涩泽应该在日本桥滨町的外宅中。他来到那里请女仆通报：“我有急事，涩泽会长在吗？”女仆进去后，从里屋传来了毫无疑问是涩泽的声音：“涩泽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你去告诉他，如果您有事，就请明天拜访他自己家。”(涩泽秀雄，《涩泽荣一》)

植村澄三郎后来成为了大日本麦酒的常务，某次与涩泽秀雄同席时，告诉了他这段故事，这也成为了涩泽著名的轶事之一。

从这段故事来看，如果大佛次郎他们真的实行“当场撞破涩泽荣一与情人私会”的恶作剧，在涩泽在本乡真砂町出现时大声招呼他，他也肯定会回答：“涩泽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如果您有事，就请明天拜访他自己家”吧？明治的男子在放荡时，也要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来。

第六十九回忧国与禁欲

多子多福的涩泽一族

涩泽荣一的四子涩泽秀雄在散文集《记忆飞行》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回忆：大正三年(1914)他进入帝国大学法学部时，听说必须修穗积重远【穗积重远(1883—1951)：法学家，穗积陈重之子，在身份法研究方面留下了许多成果。】副教授的民法课，不由陷入了慌乱，因为对秀雄来说，穗积重远相当于他的“外甥”。

我的外甥重远是民法学学者，我进入帝大的时候，他是这所学校的副教授。据说这一年入学的新生的民法课将由他来教，这事让我很慌乱。学生们都传说穗积副教授打分很严厉，而我讨厌法律，在这方面很不用功。舅舅被外甥考，要是挂科的话可就抬不起头来了。我很恐慌，恐怕穗积也有点头痛吧。幸好后来民法改由其他老师来教了，我松了口气。（《记忆飞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年龄大辈分小”的问题呢？因为秀雄出生于明治二十五(1892)，是荣一五十二岁时所生，而歌子出生于文久三年(1873)，是荣一二十三岁时生的长女，歌子与穗积陈重于明治十六年所生的长子，便是秀雄的“外甥”穗积重远。涩泽与两位妻子(原配千代与其去世后的续弦兼子)所生的孩子之间，有二十九年的时间间隔，因此长女的儿子(外甥)比最小的儿子(舅舅)还年长九岁，这使得大一的舅舅要被外甥考成为可能。

我的姐夫(注：穗积陈重)当时是帝大的教授，似乎是在研究法律发展理论之类的学问。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后来还当了枢密院议长。我的父亲于安政五年(1858)与尾高千代结婚，生下长女歌子，穗积便是歌子的丈夫。而我则是千代去世后父亲的续弦伊藤兼子所生的。所以我和穗积陈重是平辈的关系，但却比普通的父子之间的年龄差还要大。穗积姐夫的长子穗积重远从辈分上来说是我的外甥，但却比我年长九岁。(《记忆飞行》)

顺便说一句，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五十六岁的涩泽与兼子之间又生下了第五个男孩忠雄(不满一岁时夭折)。而在这一年，涩泽的长子笃二与他的妻子敦子也生下了长子敬三。在同一年里，儿子和孙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诞生，也难怪会发生“年龄大辈分小”的问题了。

在研究涩泽荣一一族的谱系时，即使将范围仅限定于嫡子及其近亲，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再加上庶子，以涩泽为中心画出来的谱系图，恐怕就像《穗积歌子日记明治二十三年—三十九年》注里穗积陈重之孙穗积重行所说的，“需要立体图”才能表现了吧。

但是在制作这个立体图之前，我们必须先画出以嫡子为中心的平面图。

早婚的涩泽

安政五年(1858)涩泽年满十八岁时，与小他一岁的尾高千代结婚(按照当时的习惯，未婚时称千代，婚后称千代子，但为方便起见，统称为千代)。千代是涩泽父亲的胞姐八重与尾高胜五郎所生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涩泽的老师尾高惇忠和一起学习剑术的伙伴长七郎的妹妹，所以新郎新娘是表兄妹，两人大概从小就像亲兄妹一样一起长大吧。涩泽秀雄在《父亲：涩泽荣一》中是这样描述两人的关系的。

虽然两人的婚姻遵循旧时习俗，但荣一与千代的情况却与那种仅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不同。两人不仅青梅竹马，而且千代的哥哥新五郎(惇忠)和长七郎是荣一的老师、前辈，也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当时两人之间应该非常熟悉吧。而双方父母兄长肯定也是以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向为前提，撮合这桩婚事的。我们不妨再大胆地想象，两人之间说不定原本就有恋爱的感情。

从千代留下的照片来看，她是一位肤色白皙、瓜子脸的美人，像涩泽这样对“红颜美色”没有抵抗力的人，能娶到这样一位妻子，肯定不会提什么反对意见，而千代无疑也将哥哥的好友视为一位可以依赖的男子，所以无论是在当事人还是旁人看来，两人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个组合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们都太年轻了。虽说当时农民早婚，但十八岁和十七岁，未免太年轻了吧？是不是有什么急于结婚的理由呢？

的确有。涩泽自从十六岁在冈部的领主家受到代官侮辱后，就对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产生了强烈的疑问。通过尾高惇忠和长七郎兄弟，他被尊王攘夷的风潮影响，开始关心天下大事，不再愿意老老实实操持家业了。他的父亲很担心儿子的变化，因此考虑让他早点生儿育女，安稳过日子。涩泽秀雄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是这样描述的：

市郎右卫门首先担心的是，新五郎、长七郎、喜作和荣一都是有为的青年，特别是荣一，是将来大有前途的继承人。而他却埋首于读书、剑术和议论政治，完全没个农民的样子。如果荣一舍弃家业，自己怎么对得起祖宗呢？

看荣一的样子，似乎是在针对幕府统治谋划什么事。要是他真的实行，事情可就大了。这是他第二大担心。

于是市郎右卫门常常告诫荣一要守本分，并于安政五年让他娶了妻。新娘是尾高胜五郎的三女儿千代，他的母亲就是市郎右卫门的姐姐，所以两人是表兄妹。当时新郎虚岁十九岁，而新娘虚岁十八岁。当年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结婚都很早，而且市郎右卫门盘算着，一旦荣一娶妻生子，就能安稳下来了。可以想见做父亲的一番苦心。(《父亲：涩泽荣一》)

但是父亲的这番苦心，儿子却完全没有体会到。因为涩泽娶妻之后非但没有安稳下来过日子，还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政治中了。文久元年(1861)春，他以只在农闲期的几个月为条件，强行让父亲允许他去江户，进入儒学家海保渔村的私塾学习，还开始出入千叶周作的道场。

我认为，现在根本不是老老实实当农民的世道，而我十七岁时产生的念头也日益膨胀。外面的世界如此广阔，因此我想与当世能人志士结交，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想出去看看当世究竟是怎样一个模样，这种意愿变得越来越热切。现在听起来，我的考虑似乎挺周密，但当时只是任凭着想放手一搏的愿望越来越热血沸腾而已。(《雨夜谭》)

简而言之，被卷入政治漩涡的涩泽已经顾不上其他了，他已经被一种狂热的情绪俘虏，此时，他的眼中已经没有妻子、孩子或父母了。

文久二年八月，二月刚刚出生的长子市太郎患麻疹夭折，但这位二十二岁的父亲完全顾不上这件事。文久三年千代再次怀孕，但涩泽想要改变世道的雄心壮志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变得更加坚定了。他自诩为草莽志士，他的心已经飞向整个日本了，自然顾不上家里的营生。那么，千代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待这样一位丈夫的呢？

涩泽的女儿歌子写的千代传记《柞木之落叶》卷二《母亲的肖像》中是这样描述千代这段时间的心境的：

某一天傍晚，春寒料峭，母亲关上后头房间的移门，一个人做针线活。父亲在玄关前的院子里指挥男人们收拾晒干的稻谷。男人们往仓库去后，他一边挥着扫帚精神抖擞地打扫散落的稻壳，一边朗声吟诵：

“雄气堂堂贯斗牛，

“誓将真节报君讎。

“斩除顽恶回车驾，

“不问登坛万户侯。”

【南宋岳飞《题青泥市萧寺壁》(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原文第二句和第三句应为“誓将直节报君讎”、“斩除顽恶还车驾”，可能是歌子记录错误。】

母亲听到这首诗，不禁放下手中的针线，充满豪气地说：“我的丈夫和兄长之所以非常喜欢这首诗，想必是因为与作诗的这位中国人怀有同样的心情吧。不求成功之后立身成名，但求除国难，甘愿抛弃家庭，舍弃父母。心存这种志向，不愧是大丈夫。作为他的妻子，即使我说出任何阻挠其志向的怨言，他恐怕也不会听进去。如果丈夫胸怀雄心壮志离家而去，则我一人侍奉父母，使他没有内忧，便是我之职责。”话虽如此，她的眼泪却纷纷落下，沾湿了膝上缝了一半的衣服。

无论在怎样的时代，被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原指18世纪德国文学界的一次运动，使文艺形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形成幼稚时期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是歌德和席勒，代表作《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激流吞没的男人总是如此的自私，完全不顾自己身边的人的幸福。不仅如此，他们只要一被家庭幸福之类的东西拖了后腿，就会认为这是心灵软弱的表现，以此为耻，更加奋不顾身地想要以身殉大义，搞得家人为此痛苦不堪。城山三郎【城山三郎(1927—2007)：日本小说家。经济小说的开拓者，也写了很多传记小说、历史小说。代表作《输出》、《总会屋锦城》等。】写作涩泽的传记小说时以《雄气堂堂》为书名，是因为这句标语展现了涩泽这样的草莽志士的理念，但在那些男子离家后坚守后方的女性看来，这句话代表的只有痛苦。

但是千代很清楚，丈夫为国事而奔走，是受她敬爱的兄长感化，所以她根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把责任推给对方。而且她还动不动就被婆婆阿荣责备说：“新五郎(惇忠)是荣一的老师，平常对父母也挺孝顺的，怎么现在都不劝劝荣一，反而自己带头教唆那些年轻人。真搞不懂他在干什么!”(《柞木之落叶》)让她陷入了无处立足的窘境。

不过，千代与婆婆之间的关系并不差。就像城山在《雄气堂堂》中所描写的那样，虽然市郎右卫门是入赘的，但阿荣十分单纯质朴，无论是对儿子还是对邻近的病人，都怀着博爱精神，是一位有着菩萨心肠的女性。

但是按照市郎右卫门的处世之道，涩泽家固守“农民”质朴刚健的身份性质，因此自然而然地与窘于生计却好高骛远的尾高家的价值观无法相容。阿荣似乎对儿媳妇纤弱的体格相当不满。

中家的祖母(阿荣)常常念叨：“千代长得这么文弱，要是嫁给大户人家当媳妇就好了。像我们家这样的身份，还是得骨架子大点，结实点的才好，相貌差点也没关系。”(《柞木之落叶》)

但是正如在其他纤弱美人身上也很常见的，千代的内心其实并不亚于自己的兄长和丈夫，她外柔内刚，拥有着一个“雄气堂堂”的灵魂。

五年未见妻子

文久三年(1863)十一月袭击高崎城计划取消后，涩泽为躲避八州巡捕的追踪，与喜作一起假借去伊势参拜，打算逃往京都。这一危及关头体现了千代外柔内刚的性格。当时涩泽躲藏在仓库里，是千代帮他准备了行装。听到涩泽说：“这只是短时间的旅行，不用准备那么多。留下三分之一吧，回来后我还要穿的。”千代知道丈夫不愿意说明外出的真正原因，便仿佛下定了决心一样凝视着涩泽，擦去不停流淌的泪水，干脆利落地说明：

我成为你的妻子已经五年，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心思呢？你近年来担心国家，一心想要牺牲自己精忠报国，所以我早就知道你有一天必然会像今天这样与我告别。之前某个夜晚你与父亲一直谈到黎明时分，我还在坐月子无法下床，所以没能听到你的话。但是你们谈话的内容稍稍推测便可知道，因此我独自哭泣，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上个月你们计划举事时，我知道万一事情败露，恐怕满门都会被问罪。但既然会被人们称赞为一位为国尽忠的大丈夫的妻子，我并无悔恨，心甘情愿抛掉性命。我始终沉默不语，是不愿你为此事而烦恼。我好歹也是你的妻子，你的同志新五郎(惇忠)和长七郎的妹妹，即使你对我说实话，我也不会任性阻止你的。但是到了明日即将别离的今日，你仍然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听到你口是心非的安慰之词，让我深感哀伤。(《柞木之落叶》)

多么坚韧而豪迈的明治，不，“天保之女”啊!这是日本旧时的修身教科书中必定会选录的烈女典范。不愧是尾高新五郎和长七郎之妹，涩泽荣一的妻子!不，与那些借着一时的热血沸腾订立鲁莽的袭击计划，最后又自行中止并意气消沉的男人相比，能下定决心“万一事情败露，恐怕满门都会被问罪。但既然会被人们称赞为一位为国尽忠的大丈夫的妻子，我并无悔恨，心甘情愿抛掉性命”的千代，反而更像一位大丈夫。

那么，遭到本以为性格柔顺的妻子这番意料之外的责难后，涩泽是怎样回答的呢？

我并非不知你的真心，但前几日向父亲说明离别之事时，他让我先不要告诉母亲，由他等待时机转告。所以我想到，如果将此事告诉你的话，虽说你平日里性格刚强，也会因叹惜离别而让母亲看出端倪，使她强行阻止我，因此便没有告诉你。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你我二人心有嫌隙，因此请不要怨恨我无情。正如你所说，此番离家说不定便是诀别。如果我有个万一，就请你代我为父母尽孝，养育歌子。一切都拜托你了。(《柞木之落叶》)

这是一番有些语无伦次的回答。涩泽还是被妻子的刚强打动，说出了真相，并因为妻子的决心而产生了强烈的信赖感。

之后，涩泽成为一桥家家臣并转为幕臣，还作为德川昭武的随员远赴巴黎，但在此期间他只与妻子见过一面。那是庆应元年(1865)九月中旬，他因为公干经过血洗岛附近。因为涩泽的谏言，一桥家开始建立有能力的家臣团队，涩泽带领着招募来的志士们经由中山道返回京都的途中，在深谷住了一晚。当时，他在一个叫做宿根的地方，与妹妹阿贞、千代以及两岁的女儿歌子见了一面。

当时我们只是匆匆一瞥，只能知道对方别来无恙，根本无暇谈及这几年的辛劳并互相安慰，便草草离别。(《柞木之落叶》)

涩泽再次见到妻子，已经到了明治元年(1868)十二月回国后返回血洗岛的时候。整整五年，他都没有见过妻子。

在京都时的女性关系

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想要探听八卦消息的历史侦探自然会对这五年里涩泽的性生活产生兴趣了。但是当然，这期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只有几段只言片语能够作为证言。

例如，文久三年(1863)涩泽和喜作为逃避追捕而前往京都时，为了获得通行证而拜访了一桥家的平冈圆四郎宅邸。在归途中，两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了吉原。

当时荣一第一次去吉原玩。由于手头宽裕，再加上不知明天前路何在的茫然心理，他便顺路在这座江户著名的不夜城中结成了巫山之梦。(《父亲：涩泽荣一》)

这段文字是从当时涩泽所作的汉诗中推测的，不过应该属实。因为市郎右卫门给了他们100两路费，两人手头宽裕，所以不仅是在江户，在前往京都的路途中，他们也在借宿的地方与女招待有染。涩泽当时正值二十三岁，不召妓倒反奇怪了。

但是结束参拜伊势之行返回京都后，两人陷入了囊中羞涩的窘境，于是不得不禁欲了。出仕一桥家后，两人又要返还债务，只能自己做饭，过着穷困的生活，所以在此期间他应该没有去拈花惹草。

但是随着涩泽在一桥家地位的提升，他开始作为用人黑川嘉兵卫的助理在祗园或木屋町接待其他藩的来访者，女色的诱惑必然也就多了。当时涩泽是如何对待这些事的呢？他自己说过如下一番话：

我的职责需要我每夜在祗园町或木屋町这样的地方陪着饮宴，自然容易流于轻浮之风。但当时两人约定必须谨守简朴之风，洁身自好，因此我们虽然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乡，却从未因自己个人的缘故前往游玩。我们不喝酒，也不与任何女性有染，决心相当顽固。黑川虽已年近五十，但我才二十五六，气血正盛，陪着其他人玩乐，却完全没有耽误工作之状，与艺伎之间一直清清白白，从未有过暧昧之态，因此甚至有人向我讨教是如何做到的。(《雨夜谭》)

对于了解日后涩泽风流倜傥的秉性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段让人无法相信的话。但是至少从“主观”上，涩泽是贯彻了禁欲主义的。涩泽与千代再会后，便寄给她一封信，最后附着这样一段话：

一别之后，从未着迷于妇人，一心只顾担忧国事，也请你忍耐。(《父亲：涩泽荣一》)

对于这段话，涩泽秀雄指出“着迷于妇人”与“玩女人”属于不同的范畴。涩泽所谓的“从未着迷于妇人”是指没有包养某个特定的艺伎，而为了发泄性欲而召妓则是“玩女人”。

与新选组队员发生冲突

所以，《雨夜谭》中虽然披露了涩泽因为黑川撮合他与一位女性而生气的故事，我们也不用太当真。

涩泽知道黑川的意思后，愤然离开房间，默默穿上衣服，不顾女人们乱纷纷的阻止，留下话让她们转告黑川有急事先行离开，便大步流星地一直走到了三条的小桥一带。这时，黑川慌慌张张地从后面追了上来，并道歉说：“今晚真是对不起了。”涩泽说：“我并没有生气，只是已经发誓自己要在两三年中端正自身，因此虽然蒙您厚意，却无法接受。”黑川因此被深深地感动，觉得此人可以依托大事，从此，涩泽获得了他很大的信赖。

这件事或许确实发生过吧？但是想来涩泽在京都的三年里并没有完全贯彻禁欲主义，证据便是，他曾为女人而与新选组队员发生冲突。某个夜晚，七八个新选组队员冲进涩泽与喜作所住的房子，两人甚至做好了发生流血冲突的准备。但幸运的是，一番言语交涉之后，事情得以收场，新选组撤走了。涩泽秀雄对这一事件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

这位女性是谁？所谓的冲突究竟是怎样的？那天晚上，双方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一切都不明朗。但这的确是一桩会在杀气腾腾的幕末京都发生的爱情故事。看来谨慎自省的荣一，也是在秘密与女性交往的。(《父亲：涩泽荣一》)

在京都生活的这段时间，出于对在故乡独自守护家庭的千代的体贴，涩泽在“主观”上是禁欲的，但在客观上，他比如今单身在外地任职的上班族肯定要随便得多。

在幕末时代，忧国之情与禁欲的道德观尚未被联系在一起呢。

第七十回“血缘”与“资本”的分离

在巴黎邂逅的美人

涩泽荣一于庆应三年(1867)随德川昭武远渡欧洲，当时他写下了《航西日记》、《巴黎旅居日记》、《巡国日录》等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和他回顾自己过去的《雨夜谭》、《青渊回顾录》(特别是自传部分)等回忆录中，自然不可能提及他在法国期间的女性关系。但是如果仔细地阅读这些官方报告书、自传、回忆录等，并在涩泽留下的书信、讲话记录或轶事中寻找，我们便能大致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一到法国，他们便应拿破仑三世的邀请前往观看歌剧。让我们看看他对此产生了哪些感想吧。庆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867年5月3日)的《航西日记》中记叙了他对歌剧幕间表演的芭蕾的感想。看到穿着芭蕾舞裙欢快地舞蹈的女演员们，他说道：

几乎每一幕之间都有舞蹈。二八娥眉名妓五六十人。着短裾彩衣绣裳，粉妆呈媚，冶态含笑，皆细软轻窕之极，手舞足蹈踏转跳跃规则齐整，仿若百花风中缭乱，且凝喜怒哀乐之情。……舞台景象，瓦斯灯为五色玻璃反射，光彩变幻自在。聚光灯下，舞女之容熠熠生辉，雨色月光阴晴明暗，须臾变化自由自在，如临其境，令人叹为观止。

涩泽观察力之敏锐，表达之准确，足以令任何人为之惊讶。但是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芭蕾舞裙和紧身衣近乎裸体，而涩泽目睹后不仅没有流露出厌恶之情，相反却盛赞为“仿若百花风中缭乱”。看来涩泽在歌剧院观看芭蕾舞时，被舞者的容姿深深地吸引了。

那么，涩泽对一般的巴黎女性又怀着怎样的感情呢？在他到巴黎不久后寄给故乡血洗岛村的尾高惇忠的信中，表达了对巴黎文明程度的赞叹，并记录了他对巴黎普通女性的一些感想：

(巴黎)妇人之美，真可谓如雪似玉。即使普通妇人，也不亚于玉环西施。与来参加博览会的日本、清国二三人相比，既有定论。唯感慨而已。(《航西日记》)

既然说普通的女性也“不亚于玉环西施”，可想而知，涩泽对巴黎女性的美貌，恐怕已经瞠目结舌了吧。在巴黎世博会会场，商人清水卯三郎带来三位柳桥的艺伎作为日本茶屋的接待，清国的展厅里也有中国女性，但在涩泽眼中，两者间的差距“既有定论”。

那么，涩泽是否可能主动出击，与这些“如玉似雪”的巴黎女性交好呢？

带领他们游览巴黎的弗洛里海拉尔特在带涩泽去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途中，一定告诉过他，那些在繁华闹市优雅地散步、在咖啡馆休息的贵妇，并不全都是“普通妇女”，其中有一些是可以进行amour venal(金钱交易)的。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涩泽对这话产生了兴趣。而且巴黎不仅有街头流莺，也有专门供显贵绅士享受的高级妓院，所以涩泽前往那里的可能性绝不小。

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暗示了这种可能性。《青渊回顾录》下卷附录“涩泽子爵逸话集”中，有一篇名为《青年涩泽吃了美人的亏》的报道，似乎是从《名士奇闻录》，娇溢生中摘录的。其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引人遐想的轶事：

涩泽荣一往年于法国游历时，将巴黎一美人引为知己。以为碧眼红毛之人唯利是图，将美人委于街巷，而我有审美之眼，救之并以玉川之水【玉川之水：这里指多摩川，当时为江户供水的水道。】养之，其美必然更甚，而美人亦必心喜。遂一夜从容对美人曰：“你我二人虽生于东西两国，一旦相会，如胶似漆，但愿因缘长久。来吧亲爱的美人，与我共偕日东之风月吧。只是我如今公务在身，无法携你同往，美人，还请你在我之后随我前往日本。”美人一挥手帕，冷眼骂道：“你当我这么好骗!谎言过了头，只会让人觉得滑稽。足下若真爱妾身，当不避水火。竟然让我相隔万里之后再随你前往，我怎么会答应？”荣一脸上立即没了颜色。

读了这段资料，想必大家都会产生疑问：“这段故事真的可信吗？”我们就在这里探讨一番吧。

“涩泽荣一往年于法国游历时”自然指的是他1867年首次访问巴黎时，因为1902年他再访时是偕夫人同行的。

涩泽的语言水平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查一下，涩泽是否能够不通过翻译直接进行法语对话呢？(当时涩泽地位很低，因此在公务之外不可能通过翻译与街头流莺交谈)。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一年半停留的最后阶段，涩泽已经能轻松地进行日常对话了。涩泽秀雄对父亲的法语留下了以下的回忆：

明治时代休息天的早上，我们兄弟经常和父亲一起吃早饭。当时，我在旧制高中学习法语，所以父亲偶尔会回忆起四十多年前跟外国人用法语对话时的场景，记忆力之好，令我感叹。父亲微笑着说：“这没什么，我现在已经只会日常问候而已了。只不过因为是在巴黎学的，发音还算地道，所以听起来还有几分样子。万一对方高估了我的水平，滔滔不绝起来，我可就头大了。发音地道反而添乱啊。”

父亲又说：“La raison du plus fort est toujours la meilleure【出自拉封登《寓言诗》狼和小羊。】这句谚语，我还记得，还是明治维新前学的呢。意思是说‘强权即真理’，对吧？”我觉得这是个相当具有古风的译法。

对了，翻看父亲在巴黎学习法语的笔记，可以看到他将aime(爱)翻译成“好”，将absolument(一定)翻译成“务必”，将cruel(残酷)翻译成“冷漠”，将paix(和平)翻译成“太平”。这些都是旧幕府时代的用词。（《父亲：涩泽荣一》）

如果有这些词汇量，涩泽要说出“Je taime beaucoup， donc， viens absolument au Japon après moi. Non？ Oh， es cruelle。(我非常喜欢您，因此请您务必在我之后来日本。不行？唉，您真是一个冷漠的女人)”之类的句子，肯定是没问题的。至少比起那些靠着零碎单词的塔加洛语【塔加洛语：又称他加禄语，主要在菲律宾使用。菲律宾语正是以此为主体发展出来的。】和泰语搭讪当地女性的现代日本男性来，他的语言水平要强得多。

第三个问题则是，《名士奇闻录》的作者是怎样了解到这件事的呢？关于这一点，笔者没有得到原著，因此无从得知。也许是从涩泽的讲话中直接获得的，也有可能是涩泽与井上馨、益田孝等人敞开心扉讲述过去失败的经历后，从这些人口中间接听闻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一定的捏造。

但是，人们在考虑到上述可能性之后仍然保留了这个故事，而且将它收入了《青渊回顾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青渊回顾录》编著者所写的前言“《青渊回顾录》上梓之际”中提到，涩泽本人并没有通读全稿，而是说“文责在于编著者，因此我不必校阅原稿了罢”，将文字的权力完全交给了编纂者。但是这些编著者都是非常尊敬涩泽的人，如果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般的花边绯闻，当然会将其剔除。由此看来，编著者也对这个故事的可靠性十分确定。

所以，笔者个人非常愿意下结论说，这件轶事的可信性相当高。

如果涩泽能再擅长言辞一些，打动“美人”的话，这位“美人”也许会像森鸥外【森鸥外(1862—1922)：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军医。代表作《舞姬》、《青年》、《雁》、《阿部一族》、《涩江抽斋》等。《舞姬》是他根据留学期间与一位德国女性之间的故事写成的。女主角爱丽丝的原型曾在他回国后千里迢迢追至日本，但森鸥外避而不见，女子最终只能回国。】所著的《舞姬》中的爱丽丝原型一样，追着涩泽来到日本。

最后再举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可信性——涩泽剪发的事。

1867年秋，涩泽游历欧洲各国后，向幕府申请剪去发髻。他的理由是，梳着发髻穿着裃【裃：和服中男子正装的一种。】走在街上，会被看热闹的人和小孩子跟在身后起哄，非常令人头痛。剪发后他拍了照片寄到妻子千代手上。据说看到照片，千代悲叹万分。

收到最初的照片后，又收到了(父亲)剪短头发身穿洋装的照片。脸还是原来的样子，装扮却大为不同，母亲因此觉得不成体统，甚至不愿意给别人看。伯父则劝解说：“要知道该国之事，必须要与该国之人亲密。如果打扮特立独行，必然没有人愿意与他打交道，如此一来便没有远赴他国的价值了。无论装扮怎么改，笃太夫这个人都不会失去大和魂。你无须为这等不必要之事劳心。”母亲也深以为然，但感情上仍然觉得难以接受，便写信请求：“还请改回原来的样子。”(《柞木之落叶》)

但是无论千代怎样恳求“还请改回原来的样子”，涩泽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让他无法改回去——梳着发髻进出妓女家或妓院实在是太过显眼了。梳着发髻，他在进入妓院时就没法甩掉周围看热闹的人和起哄的小孩了，与街头妓女交谈也会立刻被人注意到。所以如果要发展女性关系，他必须从剪掉发髻开始。

正妻与妾室同处一宅的惊人状况

如前所述，涩泽在巴黎差点就带了一个巴黎女子回来。不过这似乎是涩泽天生的习性，回到日本之后，他也在干着同样的事。

我们可以从《穗积歌子日记》明治二十五年(1892)“拾遗9”《“阿国小姐”之事》中的记述了解到这段事实。

其中讲到，涩泽回到日本后似乎是在京都认识了一位叫做大内国的女性，并让她作了妾。涩泽与她生了文子(明治四年出生)和照子(明治六年出生)两个女孩。

大内国出生于京都附近，在幕末时期即将告终的时候成为了当时最高级女官高仓寿子的女嬬【女嬬：也写作女孺，日本后宫中负责打扫、掌灯等杂事的下级女官，从属于内侍司。】。明治二年(1869)天皇迁都东京时，她也随着主人一起前往。

那么，涩泽是怎样和阿国认识的呢？

一种假说是，他们是涩泽在明治二年末出任政府官员后在东京认识的。但涩泽是大藏省的主要官员，而阿国则是宫廷女官的女嬬，就算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两者间没有接点，但相遇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种假说是，阿国由于某种理由而辞去女嬬的职务，回到京都的老家，在路上与赴京都整顿造币寮的涩泽结识。由于他们的女儿文子诞生于这一年末，这种假说的可能性很高。

也就是说，明治四年涩泽前往大阪赴任时，将阿国作为他在当地的妻子，与她生下了孩子。问题是，同年十一月任务结束返回东京时，涩泽竟然将阿国带回了他在神田里神保町新造的宅邸中，开始了妻妾同居的生活。对这种在今天看来令人瞠目结舌的状态，穗积重行做了如下注释：

且不论偷偷将妾养在外宅的情况，从“侧室”等词来看，在上层阶级中，妾在名义上是正妻管辖下的合法存在【明治三年(1870)日本政府制定的《新律纲领》将“妾”与“妻”作为同等的二等亲，即公认了“妾”的存在。】。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妻妾同居”并不是不正常的事。（《穗积歌子日记》）

原来如此，我们也只好颔首称是了。虽然蓄妾不是好事，但正妻管辖下的“侧室”是得到认可的，所以涩泽让大内国住进了他在里神保町的宅邸。这个宅子原本是一个中等地位的旗本的宅地，“占地六百坪有余，建筑物也相当宽敞，门为长屋门【长屋门：日本江户时代武家宅邸常用。将长屋的一部分开做门，门两侧的房屋用作门房等，供家臣或仆人居住。】，正门玄关的正面带有枪床【枪床：放置枪等武器的地方。一般在大型宅邸有设。】。虽然质朴，却有客房、居室、内间、仓库等，设施十分完备”(《柞木之落叶》)。所以让阿国住进来是绰绰有余的。

但就算涩泽愿意，他的正妻千代就没有对这种状况提出异议吗？

对这个问题，穗积重行拿出了明治六年二月千代、尾高国(千代的妹妹，也是尾高幸五郎的妻子)、涩泽贞(涩泽的妹妹)和大内国一起拍摄的照片，并解说道：

千代是瓜子脸，身材苗条，看起来性格十分坚韧。而阿国和阿贞则是圆脸，看起来人很和气，穿着有些土气。他们看起来都在三十五岁不到的年龄，与之相比，大内国则要小一轮，她将右手放在胸前，稍稍扭一些腰。即使是在这张模糊的照片上看起来，这个姿势也相当性感，如果让别人猜这里面谁是妾，恐怕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记忆中的“阿国小姐”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了，但看着这张照片，还是能回忆起当年的一些风情。且不论这些，我在这里想着重强调的是，这个家里不仅“妻妾同居”，妾还仿佛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和孩子、管家一起拍了这张纪念照。没有比这更堂而皇之的了，恐怕我也无须再多做注释了吧。（《穗积歌子日记》）

也就是说，千代和大内国的“妻妾同居”，是两人都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是让涩泽这位家长能留下更好的子孙而产生的“合理体系”。

话虽如此，这个“合理体系”之所以能成立，也许主要是因为正妻千代除了次女琴子(明治三年)外还生有嫡长子笃二(明治五年)，而大内国只生了两个女儿。正妻已经生下了嫡子，因此地位稳固。在这一点上，涩泽的“妻妾同居”体系和后宫、大奥【大奥：日本江户幕府时期将军家的子女、正室、侧室、女官等居住的地方。(前文后宫指的是天皇后宫。)】基于同一个基础。

说到与后宫、大奥相同，涩泽将妾生的女儿嫁给别人时的做法，也和明治天皇设立宫家【宫家：日本皇子在成年或成婚后可创设宫家，并由天皇赐下宫号，表示自皇族中独立，但又保持皇族身份。所以天皇将女儿嫁给宫家的男性是一种亲上加亲，女儿仍可保持皇族身份。】有些相似之处。明治天皇将妾室所生的女儿们(内亲王)嫁给竹田、北白川、朝香、东久迩等宫家；同样，涩泽也将大内国所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自己的亲戚尾高次郎(尾高惇忠之子)和大川平三郎(千代的姐姐阿满和大川修三之子)。

选婿的标准

看着涩泽的这个生子和配偶体系，我们情不自禁会产生这样一个联想——这个体系，是不是有点类似涩泽辞官后建立株式会社的方法？

自从明治六年(1873)涩泽建立第一国立银行后，他建立的株式会社达到五百余家。他的建立方法主要是以自己为发起人或大股东，募集股份。公司建立起来后，便将选中的人才送进公司，将经营全部交给对方。

这种方法就像是将自己的遗传因子(资本)注入“田”里，产生更肥沃的田地，再引进外部遗传因子(人才)，播撒种子。

其中尤其是由大川平三郎经营的王子制纸等企业，可谓血缘与资本这两个体系的结合。

但是涩泽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故意地实行这种血缘与资本的二重结合体系，以实现集团子公司模式。如果他真想这样干，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所以他原本完全可以通过“血缘与资本”，执掌日本产业界的牛耳。但除了王子制纸等一部分企业外，他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涩泽有意识地将“血缘”与“资本”进行了分离。

这在两位嫡女歌子和琴子的婚事上能够体现出来——两人并没有嫁给经济界人士的子弟，而是嫁给了穗积陈重和阪谷芳郎这两位学者。穗积重行在《穗积歌子日记》中，以明治十五年(1882)穗积陈重与歌子的结合为例，披露了他对涩泽挑选女婿的基准的一些看法。

从陈重的角度来看，这次婚事在别人眼里是具备了十分令人艳羡的条件的，而荣一方面究竟是怎样进行选择的呢？“新近回国的秀才，将来有望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中心的青年”的确是很好的条件，荣一自然将这些情况列入了考虑中。但是明治十五年前后时，荣一不过四十三岁，虽然已经在实业界崭露头角，确立了地位，但还没有达到后来所谓的“经济界领袖”的高度。不仅如此，当时他正通过“东京风帆船会社”与岩崎弥太郎的“邮便汽船三菱会社”展开殊死搏斗。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政界或经济界找到一位有权有势之人结成姻亲才是常识，而且这对当时的他来说并非难事。而陈重当时不过一介“书生”，全无政治或经济背景。

涩泽采取的“血缘”与“资本”的配偶体系的确很相似。但是除去个别例外，这两者被有意识地分离了。

第七十一回没有这位妻子，就没有涩泽

女儿眼里的母亲

明治十五年(1882)七月十四日傍晚，涩泽荣一的第一位妻子千代由于感染霍乱而突然离世，享年四十一岁。当时她的长女歌子已经出嫁，但是次女琴子十二岁，长男笃二只有十岁。可以说，她的去世实在是太早了。

这一年夏天由于霍乱流行，涩泽一家认为留在东京比较危险，便和新婚的长女夫妻一道于七月七日前往飞鸟山的别邸避难。但千代还是没有躲过霍乱的侵袭，于十三日拂晓发病并陷入昏迷的状态。主治医生猿渡常安和贝尔兹等医生团队拼命抢救，却无济于事。她的女儿歌子在《柞木之落叶》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母亲的症状类似当时流行的疫病。明明我们都已经千方百计进行预防了，母亲却不知为何就染上了。我们递交报告后，负责检疫的警官特地赶过来，禁止我们随意出入病房，也不许指定人员之外的人照顾病人。这是很自然的措施，但是对于未经世事的妇人们来说，总觉得他们将病人当做罪犯一样，十分可怜。

即使母亲临终，平日里从未离开过母亲身边的爱子们也无法抱着她哭泣，只能在外间伏在地上拜别。含泪与母亲诀别后，父亲领着痛哭的琴子、笃二离开病房。那时候的情景时常在我眼前闪回，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悲剧。由于当晚必须立刻送往火化，我们甚至没有时间为她做新衣服，只好找出一套纯白和服让她穿上，纳入棺柩。母亲脸色苍白如蜡，在最后盖上棺材的时候，看起来安逸而圣洁，让我有了一丝安慰。(《柞木之落叶》)

由于千代死于霍乱，只能选择火葬，十五日时，故人已经化为一匣遗骨。出生于琦玉的涩泽一族对火葬是非常陌生的，这与生时截然不同的模样，在他们看来无比残酷。

父亲也好，其他所有人也好，都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大家顾不上做任何事，特别是我们，觉得仿佛到了世界末日，除了悲叹再无他想。……幼小的琴子和笃二自不必说，就连已经成人的我，以往对浮世之艰辛一无所知，一直有大树荫庇，坚信春天是永恒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无情秋风，心情仿佛柞木之红叶，一朝落尽。（《柞木之落叶》）

回忆录《柞木之落叶》的书名出自和歌“暮秋时分落叶凋，初夏也曾翠繁茂”，正咏叹了上述这种悲凉的心境。

千代的溘然长逝，不仅给歌子、琴子和笃二这三个孩子，也给涩泽本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正因为有千代这位可谓明治女性典范的烈女作为“后方守卫”，扶持家庭，涩泽才能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日本资本主义这个“战场”中进行战斗。

在《柞木之落叶》的《解题》中，阪谷芳直(阪谷芳郎之孙)提到，即使将女儿歌子所描绘的母亲肖像中理想化的部分除去，我们也无法否认千代的伟大之处。

在观看千代这个形象时，即使割舍掉理想化的部分，我们也能知道，涩泽荣一得以“雄气堂堂”地前进的背后，千代这位妻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甚至觉得，如果不是一位特别杰出的男性，娶了千代这样一位妻子后也许会成为“妻管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千代嫁给涩泽荣一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真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如果没有千代这样一位妻子，出生于琦玉农民之家的涩泽荣一，是否有条件在经历坎坷的命运后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导者之一，最终成为“经济界领袖”，实在很难说。

那么，阪谷芳直所谓的“千代的形象”，究竟是怎样一种形象呢？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比武士之妻更有武家风范

前文中也曾提到过，千代是涩泽的恩师尾高惇忠的妹妹，比涩泽小一岁，出生于天保十二年(1841)十一月二十三日。她只在八九岁时和姐妹们一起跟随伯父涩泽长兵卫(涩泽喜作之父)学习了两三年的读写算盘等，之后便开始从事娘家的老本行——养蚕、取丝、机织甚至一些田间劳动。她天生聪明伶俐，兄长为荣一和喜作讲解四书五经时，她也在旁听着，并对这些内容产生了兴趣。

一天，荣一他们回去后，她问惇忠：“今天哥哥您讲的书里，某一章某一段我没有听懂。请您教我一下是怎么回事吧。”惇忠刚讲完课觉得很累，便不耐烦地说：“别问这些有的没的，女孩子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千代很生气，回答道：“女人也是人，只要是人，都是想明白道理的!您竟然说这是无用之事，这不是哥哥您该说的话。”

千代还真是一位成熟懂事的女孩啊，听到这番话，惇忠也自觉理亏。一旁听到兄妹俩对话的母亲训诫千代说：“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一点都不像平常的样子，怎么能对哥哥这么没礼貌？”惇忠却阻止母亲说：“不，千代说的有道理，之前是我失言了。女人也是应该知道为人之道的。以后只要有空，我就会教千代和其他妹妹一些。”并为千代她们讲解了《论语》的一部分。后来，千代对歌子回忆：

随着逐渐长大，哥哥事务日渐繁忙，我们也忙于养蚕、取丝、机织等工作，所以没有时间专门看书学习。但是我们常常会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听哥哥讲述古时忠臣孝子的故事。因此虽然我不认识几个字，也不会书写，但还是懂一些道理的。这全是多亏了当年哥哥的慈爱之心。（《柞木之落叶》）

这样看来，涩泽与千代其实是跟着同一个老师学习《论语》的。也正因此，夫妻二人才能拥有共同的伦理价值观，互相支持。

那么千代对汉学的理解又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呢？似乎相当厉害哦。证据就是，歌子在跟随家庭教师村井清(村井弦斋【村井弦斋(1864—1927)：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记者、小说家，《报知新闻》总编。代表作有《食道乐》及一批家庭小说。其父村井清是一位作家，出版有《傍训注释西洋千字文》等多部著作。】之父)学习汉学通读时，曾向母亲询问不懂的地方，千代都给予了解答。

母亲常说“我不会读很难的汉字”。但是当我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向母亲询问时，母亲让我把上下文读两三遍，思考片刻，就能耐心地举例告诉我意思了。她的说明简单明了，我心中就像残雪被阳光照射一样，顿觉恍然大悟。学习文字是为了做学问，了解为人之道，领悟做事之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母亲不依靠文字，直接解明道理，就仿佛以手劈薪一般。即使是大部分人用锋利的斧头都无法砍开的枝条，她也可以轻易地用手折断。我为她这种心灵的力量感到由衷的钦佩。（《柞木之落叶》）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少女时代由汉学家的兄长“灌输”给千代的汉学素养，在她之后的人生体验中，成为了“了解为人之道，领悟做事之理”的手段。和涩泽一样，千代也有自己的一套对《论语》在实际生活中的理解，这类例子在《柞木之落叶》中随处可见。

例如，千代接受的儒教“思想”教导她，即使丈夫不在身边，一位完美的妻子也不应随意叹息，无论何时，都应堂堂正正坚守“后方”。这种思想可以在下面这段故事中反映出来。

歌子在整理亡母遗物时，发现了涩泽写给父母和妻子的信。其中有他在京都出仕一桥家时期的，也有在巴黎时的。看信的内容可以发现，涩泽频频感叹妻子写给他的信太少了。歌子觉得很奇怪，便问姑母，母亲写信少，是不是因为她不擅动笔，结果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答案：

“不，不仅是这个原因。在那个时代，‘夫妻有别’的教条非常顽固。即使是夫妻之间，如果过于亲密也会被人嘲笑为下流。所以在写信时，你母亲也有这方面的顾虑。而且虽然你的父亲和母亲感情很深，但都是一本正经的脾性，你母亲这个人又很谨慎小心，因此担心如果经常给你父亲写信，会不会让人觉得独居家中的女人因为寂寞而说些无聊的抱怨话。在写信前，她会反复思量，三次里面只回一次信。她当年的这些心思，现在告诉你们，恐怕你们也无法体会了吧。”

连向丈夫表达亲密之情都必须慎之又慎——这种态度，似乎诞生自千代的审美意识，在她的意识中，露骨地表达自己的欲望是丑陋的。这种意识在下面这段少女时期的轶事中也有所表现。

十岁时，千代曾在太田的亲戚家寄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有卖绢的行脚商人带来很多漂亮的绢布。千代和别人一起看绢布时，那个亲戚说：“你这个年龄，肯定想要这种花样吧？”千代在心里想：“看到漂亮的东西自然会觉得漂亮，但也不一定非要不可啊。”她最终没有说出口，只是随便敷衍了过去。后来那个亲戚到千代所住的手计村拜访时说：“那个女孩子可不普通，今后一定能富贵。”这还是后来尾高惇忠想起来告诉歌子的。

当时，我也没想到那句话居然会应验。恐怕是因为这位亲戚觉得这个生活刚刚温饱的女孩子看到想要的东西，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贪心想要的样子，钦佩于她的气节吧。（《柞木之落叶》）

正因为十岁时的她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性格，所以才能够忍耐那位“雄气堂堂”的不断出轨的丈夫吧？千代可谓是儒教忍耐心的化身，不禁让人联想到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因《鼻》获得夏目漱石的高度赞扬，创作有多篇洋溢才气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罗生门》、《芋粥》、《地狱变》、《河童》等。《手绢》作于1916年，主要讲述一位妇人拜访大学教授长谷川谨造，告知他的学生、自己的儿子死亡的消息。尽管在讲述儿子的死，妇人脸上却始终带着柔和的微笑。长谷川突然发现，妇人手中的手绢在激烈着颤抖。长谷川赞扬她是“日本的女武士道”。】作品《手绢》中的“女武士道”。

不过这样的烈女难免不仅对自己、也对他人严格，特别是当孩子撒娇任性时，即使是年幼的孩子，千代也不会宽容。

千代经常这样对长女歌子讲述涩泽随德川昭武出访巴黎的事：

母亲总是经常告诉我：“你的父亲成为了武士，所以不在家里。现在他正陪伴一位贵人前往一个叫法兰西的遥远国家。但是只要他一回来，你就能和父亲在一起，你也是武士的孩子了。所以，如果你的行为不够端庄、性格不够好的话，别人就会说你没有家教。”如果我调皮任性，她甚至会很严厉地处罚我。（《柞木之落叶》）

正像农民出身的涩泽成为了“武士中的武士”一样，农民出身的千代也是一位“武士之妻中的武士之妻”。比起武士，这些比武士阶级低一级的富裕农民阶级反而更好地抓住了武士道思想的精髓。

下面的故事恰好反映了千代的这种思想。

明治九年(1876)，米价飞涨，贫民中有不少人为饥饿所苦，有人相信传言说涩泽等富豪买断了所有的米，甚至想要他的命。千代将寄居在家中的年轻人召集起来，这样问道：“大人固守仁义之道，自然有天佑，今次事件不足为惧。作为他的家人，在这种关键时刻用心不怠，乃是应尽之本分。万一半夜有暴徒闯入，你们会怎么做？”

一个年轻人上前回答道，虽不知以前是怎么做的，但现在已经是文明社会了，自然有警察整治这些暴徒。所以面对如狼似虎的暴徒，不可逞匹夫之勇而枉死。一旦有这样的人进来，就应飞奔到派出所。

听到这个回答，千代坐直身子，不紧不慢地教导道：“如果你跑去派出所的时候门口已经有人挡住了怎么办？就算没有，如果你跑去派出所时坏人已经施暴，事后就算来上百个警察也没用了。去派出所报案这种事，就算女人也能做。你不觉得舍难取易是男子之耻吗？……你们也许会看不起，觉得这是落后于时代的事，但是古时出身武家之人，就算上了年纪也不会这样没志气。”

听到这番话，年轻人感到深深的羞愧，回答说：“一旦有事发生便将冲在最前面。”并讨论该用什么武器，用刀还是用手枪。这时千代又说：“只要你们有这份勇气就足够了。当今这个世道，不可随便用那种武器。”让他们准备了木刀和铁叉等。这个故事让我们眼前浮现出昔日手持薙刀【薙刀：日本古代的一种长柄武器，形状类似中国的偃月刀。江户时期是僧人、妇女和平民的武器。据说当时武家妇女必须学习薙刀术，并在嫁入武士家时携带薙刀。】、防备不怠的武士之妻的形象。

大川平三郎的奋起

在这些寄居的书生【书生：特指在别人家寄宿，帮助做家务和杂务的同时在学校学习的年轻人。十九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减少。】中，有一位便是后来享有造纸王美称、娶了涩泽庶女照子的大川平三郎。而这位大川平三郎正是受到千代的影响而奋起的人物之一。

大川平三郎是千代的姐姐阿满与击剑家大川修三之子。但废藩置县后，大川家失去了击剑师的工作，生活窘迫，于是平三郎十三岁就来到深川的涩泽家做些看门之类的活计，同时修习学问。他的母亲时常来找妹妹千代借钱，每当这时，千代便将平三郎叫进起居室，训诫道：

你的父亲实在是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大男人，连一家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只能靠别人同情施舍，实在是令人鄙夷。所以你必须赶紧挑起担子，振兴家族才是。

大川平三郎体会到了强烈的屈辱感，后来他是这样回忆当年这件事的：

当然，夫人的本意是想激励我，但对我来说，在众目睽睽下听别人贬低自己的父亲，实在是很丢面子的一件事。我并不为这番话感到感激，反而觉得她不应该这么不给我面子。因此我痛切地感到，必须早日扬名立万，在姨母面前抬得起头才行。如今想到这点事，我仍然觉得十分丢脸，当时心中的耻辱感，一直让我无法忘怀，但这也成为了我奋发的动机。再往远了一点说，我大川平三郎有今天，姨母的话可以说是最大的原因。(大川平三郎，《青渊先生与我的发奋动机》)

大川平三郎将这种屈辱感化作动力，前往美国留学，通过刻苦勤勉的学习学到了造纸技术。回国的时候，他满心想着的是，终于达成留学的目的胜利凯旋了，姨妈会怎样迎接他呢？因此他故意没有通知任何人，回到涩泽家后，他还是从厨房的后门进去，在书生房中和旧友谈笑。有人通知了千代，千代便让大川去千代的房间。

我在房间外像蜘蛛一样平伏着，郑重地问候：“姨妈，我回国了。”姨妈大概觉得我正处于轻狂的年纪，而且当时从国外留学回来也意味着高官厚禄指日可待，所以满心以为我会大张旗鼓地回来。看到我的态度比去美国前更加恭谦，似乎有些意外。她很高兴我的态度，命令女仆：“阿平(当时她叫我阿平)去了留学回来，已经变成大人物了，给他准备里面的客房，铺上八丈的被褥。”于是原来区区一介看门人的我，一跃成为了涩泽家的贵客。当晚姨母还设宴隆重招待了我，从此以后，我获得了优厚的待遇，总是能从正面大门出入。为此，我在别人眼中更加值得信赖了，青渊先生也对我加以垂青。……姨母已于明治十五年(1882)七月十四日去世，但是知道她在看到我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后十分高兴，我感慨万千。（大川平三郎，《青渊先生与我的发奋动机》）

千代这种对亲人近乎严苛的态度促使了大川平三郎的奋发，但其背后，也隐含着千代强烈的爱，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烈女千代的本质。对于这一点，歌子也说得非常清楚：

幼小时，母亲让我觉得非常害怕又非常依恋。在我嬉闹玩耍时，只要听到她叫我的声音，明明没有被训斥，我也会吓得浑身发抖。然而当她偶尔离开我们去其他地方时，我却翘首盼着她回来，甚至无心饮食。不仅是我，家里的其他人似乎也是如此。大家都说：“夫人非常令人敬仰，但来到她面前时，却不知为什么吓得不敢动弹。所谓恩威并重，就是如此吧。”(《柞木之落叶》)

临危不惧的精神也是千代的特征之一。一次，涩泽位于海运桥的房子附近发生大火，火焰冲天，两个乡下来的女仆吓得浑身打战。千代骂道：“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振作点!”并狠狠地朝两人背上打了一拳。两人立刻像从梦里醒过来一样，能够按照千代的指示行动了。千代具备着面临危机时泰然处之的“大将风范”。

但是如果只了解到千代的这些性格，我们难免会对她的形象产生误判。其实除了禁欲的“武士之妻”形象外，千代还传承了尾高家理解音乐和美术本质的艺术家气质。

千代让女儿们学琴，但歌子不喜欢。由于她已经开始上学，就想停止学琴。她走到母亲面前告诉她，因为学校课业复习和练琴的时间冲突而想放弃学琴，并请表兄帮她说几句话。表兄也在一边帮腔说，就算琴弹得好，对家务也没有帮助。千代却毫不拐弯抹角地说道：

“身为女人，就算万事优秀，如果心和行动中没有柔和之趣，便有所欠缺。而要让心柔和，音乐是最好的。因此，古时的圣人将音乐作为六艺之一，男人也须学习。喜爱音律是人之天性，正因如此，才产生了种种乐器和歌曲。……倘若没有一些音乐修养，实在是白璧微瑕。所以如果我现在按你的请求让你放弃学琴，你将来必然会后悔，反而怨恨母亲今天没有让你继续学。”

听到这番理论，歌子和表兄当然无法抗辩，只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继续学琴。虽然歌子并不精通琴艺，但之后果然显示出了效果。她这才领悟到母亲的话是对的，并对自己的女儿们讲述同样的道理。

千代在美术方面也有非常优秀的鉴赏眼光。当时世间对于古画、古董的评价很低，没有人关注。而千代出于自己的审美眼光，努力收集了一批自己喜爱的画幅、屏风、装饰品等，酒井抱一【酒井抱一(1761—1829)：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画家、诗人，宗达光琳派的重要画家之一。代表作《夏秋草图屏风》。】的雷神风神图屏风便是其中之一。她的价值观是，物品应该与身份相应，所以即使她很喜欢金漆彩画等一些为大名制作的器件，却并没有购买。

母亲本来就不精于此道，因此欣赏古画、古董，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她并不被谁谁之画谁谁之作等名声所迷惑，只凭着天生的一双慧眼购买。这样买到的东西，反而没有一件赝品。当时国内很流行中国风的文人画，而日本风的颜色艳丽的画作则已经萧条，因此很多人对这些画并不看好，也有人说这其中有很多赝品。但母亲却说：“不收藏这样好的画，是现在人的错误。我不知光琳【尾形光琳(1658—1716)：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画家。改革日本画，创造了大胆华丽的装饰画风，被称为光琳派。代表作《燕子花图屏风》、《红白梅图屏风》。】、抱一是怎样的画工，只是觉得这些画非常好，不应丢弃。”(《柞木之落叶》)

千代的审美眼光不仅体现在古画、古董上，歌子还曾听到她劝诫一个寄宿在自家的年轻亲戚不要态度粗鲁、用词狂妄。

“虽然你是男子，但是像你这样没有一丝和蔼的态度，做什么事都那么粗鲁可不好。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真正受到众多女性喜爱的男子，但那并不意味着你要学别人放荡，而是应该像以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通晓万物、深入内涵，真正懂得什么是风流倜傥，让女人愿意一生追随你。”

歌子在一旁听到这番话，觉得意味深长。

但是，千代仍然是一名节妇烈女，她无时无刻不向女儿们灌输死守贞操的思想。一次听闻其他家庭发生出轨事件，千代对歌子这样说道：

“你们的父亲是一位有名誉的人物，你们也已经修习学问懂得道理，所以我很放心，你们肯定不会做出不贞不义之行。但是万一你们一时失足，做出那种下贱行为，我绝不会继续苟活，忍受这种耻辱。即使是自己的爱子，我也定会手刃之，并立刻用这把刀自裁。”

虽然千代的语气像是半开玩笑，但歌子深知，万一发生这种事，千代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因此从心底感到了森森的恐惧。

有涩泽荣一，才有这样的妻子。这真是一对代表了时代精神的夫妻。

第七十二回豪商之女，奇人之侄

与豪商之女兼子再婚

失去妻子千代后，涩泽与有着幕末维新豪商之称的伊藤八兵卫的女儿兼子再婚。

结婚后，两人间生有次男武之助、三男正雄、三女爱子、四男秀雄、五男忠雄(夭折)。根据明治二十四年(1891)涩泽自己制定的“家法”规定，这些孩子都被认定为“涩泽家同族”。

这也意味着涩泽与伊藤兼子的婚姻是正式的，孩子们是嫡子。但是，这个婚姻中仍然有一个巨大的谜团——两人是何时结的婚，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根据涩泽秀雄的传记《父亲：涩泽荣一》，涩泽的再婚是这样一番情况：

明治十六年(1883)，荣一续弦。继室兼子的父亲伊藤八兵卫曾被称颂为豪商，但却因为经营失误而在没落中去世。

之后传记数次再版时，这段记述都没有改变过。也就是说，秀雄听父亲或母亲明确说过，他们的再婚是在明治十六年。

但是其他资料仍然众说纷纭。在本作曾经数次引用的《穗积歌子日记》中，编者穗积重行对明治二十四年一月三日的日记中出现的“母亲”一词做了如下注释：

这里的“母亲”是歌子的继母兼子。荣一于明治十五年失去妻子千代后，于十八年末与兼子再婚。由于歌子十分敬慕千代，对这次再婚并不高兴。一开始她并不能对兼子坦诚相待，但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改变了。

在别的地方还有这样的说明：

正如本文所述，荣一于十五年七月失去千代，于十八年秋至年底期间与伊藤兼子再婚。但当时兼子已经怀孕。(武之助出生于明治十九年二月)（《穗积歌子日记》）

穗积重行是穗积陈重和歌子夫妇的孙子(即涩泽的曾外孙)，对涩泽家的内情也很熟悉。他的考证像历史学家一样极为严密，所以既然他敢断言涩泽的再婚是明治十八年秋至年末期间，必然有其确凿的证据。根据兼子当时已怀上武之助这一情况，穗积重行将此事看作涩泽此时下定决心再婚的主要动机。换句话说，他的观点是，涩泽的“正式”再婚是明治十八年末。

但穗积重行也在其他地方(明治二十三年六月二日日记的注)承认，涩泽再婚一事在明治十六年就已被提上了日程。他在补充说明穗积歌子对长兄笃二的放荡堕落的感想时，叙述道：

简而言之，笃二是个有钱的“少爷”，他的父亲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名士。母亲在他充满感性的少年时代去世，父亲不久又再婚，这件事对歌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正如在“前言”中曾提到的，明治十六年日记后半部分几乎是一片空白，恐怕正是因为当时涩泽已经有再婚的风向。可以想见歌子当时的心境。(《穗积歌子日记》)

综合以上穗积重行的记述，涩泽和伊藤兼子的再婚在明治十六年就已经提出，到十八年年底正式决定。对照《涩泽荣一全集》第五卷收录的《青渊涩泽荣一子爵年谱》中明治十八年相关记载结尾中如下一段奇妙的文字，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另外，当时先生与伊藤八兵卫之女兼子结了婚，她即是现在的子爵夫人。

但是这个谜团并没有解开。我们再看白石喜太郎所著的传记《涩泽荣一翁》，可以看到这样一段令人惊异的记载：

子爵忙于社会活动，很少有在家庭中安居的日子，幼小的琴子和笃二等孩子难免感到寂寞难耐。因此，涩泽决定迎娶一位继室，他于明治十六年一月与兼子夫人结婚。……有了新夫人的子爵家庭再次迎来了春天，充满了和睦的气氛。明治十七年十一月，第二个男孩敬三郎出生，虽然他不幸于第二年春天夭折，但明治十九年岁末三男武之助诞生，一家人终于能够拂去悲伤的泪水了。

且不说文中提到再婚时间是明治十六年一月，其中明治十七年十一月次子敬三郎出生并夭折的记载也是闻所未闻的。既然长男的名字没有带“一”字而是叫做笃二，次男取名时当然也可以叫做“敬三”，但其他官方传记却丝毫不见这一记载。

那么，这本《涩泽荣一翁》真的可信吗？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白石喜太郎是谁。

在这本传记的自序中可以知道，白石喜太郎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第一银行，从大正三年(1914)起在日本桥兜町的涩泽事务所担任涩泽的秘书，长达十八年。

《涩泽荣一翁》原载于后藤登喜男在昭和五年(1930)创立的经济杂志《经济知识》，题为《凡人涩泽荣一》，连载时作者用的是笔名“和泉清”。由于涩泽会阅读每一期《经济知识》，因此对其中细致入微的描写很感兴趣，并命女婿明石照男找到了作者“和泉清”。

看到明石的报告后，子爵更是大感兴趣，重读了连载，对词句不够完善的地方、接续不明确的地方逐一加以修正；并对没有观察到位、记述不够完备的地方恳切地进行了指正，甚至主动频频催促后续内容。我为他的热心所打动，起早贪黑尽力赶稿，不知何时就使内容超过了《雨夜谭》的范围。（《涩泽荣一翁》）

既然“超过了《雨夜谭》的范围”，也就意味着白石喜太郎所写的涩泽明治六年(1873)从大藏省辞官后的实业家时代的经历，是接受过涩泽的检验的。但从昭和六年(1931)的夏天起，涩泽卧病在床，并于十一月去世，白石喜太郎也失去了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昭和七年一月时，白石拜访了在医院住院的涩泽之孙敬三。由于敬三和当时在场的秀雄的强烈建议，白石终于“为子爵祈祷冥福而决意继续执笔”，并“历时五年，终于完成”。

白石喜太郎的话应该没有作假，因为在《涩泽荣一翁》序中，涩泽敬三提到，“白石君整理记录了祖父传记中最难叙述的中年与晚年时期，令我十分敬服”。

那么，白石和涩泽敬三的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这表示《涩泽荣一翁》是经过涩泽及其家人检查的“官方传记”；第二，根据第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其中关于涩泽再婚的记述是涩泽及其家人的“官方意见”。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涩泽本人检查了哪些内容，但这部分肯定经过了涩泽家族第三代敬三的检验，所以其中提到涩泽再婚是“明治十六年一月”，是获得了官方认可的。

那么，先前穗积重行的“明治十八年再婚说”是错误的吗？似乎又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在涩泽家看来，涩泽再婚的时间是明治十六年(一月)，但实际举行婚礼是在明治十八年年末。

这个“时间差”，与伊藤兼子成为涩泽未婚妻的经过有着密切关系。

兼子是怎样成为涩泽的妻子的？

穗积重行在先前本书引用的明治二十四年(1891)一月三日日记的注中，还对兼子及其父亲做了如下说明：

兼子的父亲伊藤八兵卫在幕末到明治初期这段时间里，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豪商，但明治十年代中期便已经没落了。传说兼子是在饭店当女招待的时候与荣一认识的，但对于这一点，我并不十分清楚。明治十八年时，她三十三岁。（《穗积歌子日记》）

这个“传说”是真的吗？穗积重行在写作时向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的研究员借取了所有关于涩泽的资料，既然他都说“我并不十分清楚”，那么我们更难以查实了吧？

其实，我也差点放弃。

但是资料都要主动去找才会出现。其实就在我手头的一本岩波文库的书中，就有关于涩泽再婚的记录。

长谷川时雨是一位女性作家，活跃在明治、大正年间，她的《新编近代美人传》的开篇就提到了兼子。

根据这里面的记载，兼子的父亲曾在油堀经营一家名为“伊势八”的商店，是水户藩的金子【御用达御用达：日本江户时代有特权出入幕府、大名、旗本、公家、寺社的御用商人的等级之一。除了缴纳御用商品外，还负责筹措御用金等，与财政有着很深的联系。】。他涉足大米期货和美元市场，曾与著名的期货交易人田中平八抗衡，但不久便没落了，他的十二个孩子之一的兼子也流浪于街头。虽然兼子十八岁时从江州招了一个女婿，生活富裕，但随着伊势八的破产，女婿回到近江，兼子也只得出门工作。

这一段与涩泽秀雄、穗积重行等人的记述并无出入，问题在于这之后。长谷川时雨是这样写的：

她逢人便请求对方介绍自己成为艺伎。在“我最喜欢艺伎，我想当艺伎”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辛酸之泪呢。她藏起想让家里能有点富余的心思，也掩盖住自己痛不欲生的悲伤，为了不让人看出她的自卑，也为了不让别人伤心，故意说“我是喜欢才想当的”，想把自己换点钱。她请求两国的一家中介帮她卖身，这家中介回复道，可以介绍她给人当妾。

但她坚决不愿意当妾，让中介好不尴尬。家庭虽然没落，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洁的品格。恰好涩泽家因为夫人去世需要人料理事务，中介就带她去了。没想到，那家就在以前自己家的原址!从厨房的后门进入宅邸时，她觉得头晕目眩。

现在，她已经是经济界不可或缺的人物，荣耀的男爵夫人了。虽然她现在居住于飞鸟山的别邸，但深川的府邸，才是她开始一生的充满回忆的地方。

这段轶事巧得不像真事，但是却恰好可以解释明治十六年(1883)一月和明治十八年末的“时间差”。

兼子进入涩泽家，恐怕就在白石喜太郎所说的两人的再婚时间——明治十六年一月左右吧。明治十五年十一月，即妻子去世百日后，涩泽就为了膝下年幼的孩子，开始认真地考虑续弦的事了。

但是，涩泽本人的想法和周围人的恐怕并不一致。周围的人觉得，在找到合适的配偶之前，可以先找个妾凑合，所以兼子就被中介作为“妾”介绍给了涩泽家。

但出人意料的是，涩泽却喜欢上了兼子。她出身于豪商家，不知世事，却又有谨慎低调而又内心强韧的一面。这样的性格触动了涩泽的心。

于是，涩泽提出与兼子再婚，但敬慕千代的歌子等人强烈反对此事。恐怕歌子反对的理由便是涩泽以前就有过让“妻妾同居”的历史。

穗积重行在笔者前面引用过的“拾遗9”《“阿国小姐”之事》中提到，对少女时代的歌子来说，大内国“从小就在同一个家里”，和她是有亲近感的，而这也许就成了涩泽再婚之际的阻碍。

千代去世后，自然有很多人认为荣一会让阿国填房，但荣一却选了兼子。所以歌子很同情阿国，闹了很久。的确，歌子一开始就无法接纳兼子，但要说她同情阿国，如果不考虑到上一段中所提到的情况，就有些勉强了。（《穗积歌子日记》）

这是十分有可能的。而且明治十五年(1882)时，涩泽成立了共同运输会社，与三菱汽船会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以涩泽也就没有在那个时期明言再婚之事。伊藤兼子从明治十六年一月起已经是他“实质上的妻子”了，但正式地位还是妾。

但是明治十七年时，情况变了——兼子怀孕了，也许正是此事让涩泽考虑将兼子扶正。十一月时次子敬三郎诞生时，这种可能性更高了。但是不知为何，涩泽并没有在当时下决断，我们不知道其中有何缘由。敬三郎于明治十八年春天夭折，而夏天时兼子又怀孕了。这次涩泽不得不下决断了——兼子终于成为了正妻。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兼子再婚前就与涩泽产下一子的事情就有些尴尬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涩泽将他与兼子结婚的时间提前到兼子进入涩泽家时，即“明治十六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掩盖兼子最初是作为妾进入家中的，还可以将夭折的敬三郎作为嫡子供养了。

明治时代的“灰姑娘”

以上便是围绕涩泽再婚时间“错位”的一番考察。再次翻开当时的资料我们会发现，没落富豪伊藤八兵卫的女儿兼子成为涩泽的继室，就像“灰姑娘”的故事那样脍炙人口，但凡今天能找到的文献，都会对此事有所提及。

其中之一便是筱田矿造的《幕末明治：女百话》第一篇《油堀伊藤家的八个女儿》。这篇文章中提到，江户末期时，伊藤八兵卫作为老板大女儿的入赘女婿，进入了京桥南传马町贷金御用达的商店——太刀伊势屋。上一代的老板为人太好，借给各藩的钱一直收不回来，导致商店经营不顺。但伊藤八兵卫进门以后使出了自己精明利落的手段，不断回收债权，使伊势屋迅速繁盛起来，他甚至还爬到了水户藩金银贷付所负责人的位子。

不久，伊藤八兵卫自己开设了一家贷付所，正式经营起金融业来。由于铺子生意很好，尊王攘夷派的水户藩士便盯上了它。尤其是武田耕云斋【武田耕云斋(1803—1865)：日本幕末水户藩天狗党的首领。】的孙子金次郎为筹措天狗党举兵的资金，敲诈八兵卫让他交出1万两，不然就要他的命。八兵卫坦然道：“要命一条!”一口拒绝了他的恫吓，被金次郎扔进了大牢。他的家人担心不已，花了1万两把他保了出来。八兵卫大笑道：“这个脑袋居然能值1万两？”此人可以说是一位豪杰。明治时代，八兵卫买下了水户藩原来的别邸——佐贺町油堀的一所豪宅，在那里安顿了一家人，兼子是他八个女儿中的第五个。筱田矿造穷尽语言来描述这所豪宅有多么宏大。

佐贺町油堀的宅子是原来水户的官邸。宅内西侧有仓库，旁边竖着写有“水户藩御用”的柱子。……迎接各大名使者的客厅极尽奢华，富丽堂皇，不愧是御三家中被称为“御屋形”【御屋形：日本室町幕府与江户幕府时期，对名门或有功绩的武家当主及大藩藩主才允许使用的称号或敬称。】的水户大人。客厅后面有两个八叠大小的房间，一个十叠大小的房间。这是女儿们的起居室，涩泽子爵未亡人便是在此长大的。她被悉心呵护，可说是温室中的花朵。……长廊向北是渡殿【渡殿：连接各个建筑物的桥。】。跨过渡殿后，是两间十八叠的房间，临着一池泉水，还可以遥望假山。有“手长之松”、“月间灯笼”、“龟之子石”三座青红白色的桥。（《幕末明治：女百话》）

伊藤八兵卫虽然一时之间极尽荣华富贵，但随着时代进步，投机形势改变，他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亏损。他与三井物产雇佣的一个美国人联合设立贸易商社，结果产生了10万日元的赤字，转瞬间濒临破产。

即便是如此豪奢之家，一旦倾覆也是瞬间之事，快过秋阳西沉。房子和地都已经卖出，抛得一干二净。他想等待第二个春天，花却没有再度绽放。（《幕末明治：女百话》）

伊藤八兵卫等幕末维新的投机富商消亡后，取而代之的便是涩泽等近代实业家，兼子在一生中经历了“前近代”与“近代”两类商人的豪奢。

那么，这两个豪奢的地方，即伊藤八兵卫在深川的宅邸和涩泽的宅邸，真的如长谷川时雨所说，是同一个吗？

似乎并非如此。明治九年(1876)秋从海运桥附近搬到深川福住町的宅子时，穗积歌子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里原本是一个叫近喜的大商人的住所，房子大，宅地也宽阔。大门面向河流，大门到玄关间是租借给别人的仓库，可以看到大米等货物正被运进运出，这也许就是后来涩泽仓库【涩泽仓库：正式名称为涩泽仓库柱式会社，提供仓库保管、流通加工、陆上运输、国际运输、通关、进出口、物流咨询等综合物流服务。1897年由涩泽荣一在东京创立并发展至今。】的雏形吧。庭院里有一方很大的池子，绯鲤穿梭游弋的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还有两棵很大的樱花树，一棵是染井吉野，一棵是普贤【染井吉野和普贤都是樱花树品种的名称。】，每年春天都开得非常美。（《柞木之落叶》）

按照现在的地址表示方法来看，佐贺町油堀和深川福住町都位于东京都江东区福住二丁目一带，两个房子也都有仓库和水池，但院子里的树却不一样。而且歌子已经明确提到“这里原本是一个叫近喜的大商人的住所”，所以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房子。这一带林立着富商的大宅，所以很可能是长谷川时雨搞错了。

更让多少了解一些明治文学史的人吃惊的是，兼子的父亲伊藤八兵卫，居然是明治第一怪人、画家淡岛椿岳【淡岛椿岳(1823—1889)：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画家。他与儿子淡岛寒月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怪杰。】的哥哥。内田鲁庵【内田鲁庵(1868—1929)：日本明治时期的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的《新编：记忆中的人们》“淡岛椿岳”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川越的小谷村里，有一个名叫内田的富农。(现在这家也是赫赫有名的富农)它的一支旁系生了三个男孩。长子从小就很有胆略，并非以务农为生、老死乡野的普通人。他与很早就特立独行的小弟米三郎来到江户，两人在小石川一带有名的当铺商人伊势屋长兵卫门下当了学徒。哥哥便是后来的伊藤八兵卫，而弟弟则是椿岳。他们在川越的老家则由老二继承，至今延绵不绝。

川越出身的内田三兄弟中，长子入赘伊藤家，更名为伊藤八兵卫，三子入赘淡岛家，更名为淡岛椿岳。所以，兼子便是明治第一奇人画家淡岛椿岳的侄女，也是椿岳的儿子淡岛寒月的堂姐。

鲁庵在书中有注解道：“某位在实业界德高望重的子爵原本是八兵卫的仆人，前些年去世的夫人是八兵卫的女儿。”看来他虽然知道兼子是涩泽的继室，却对涩泽本人的经历并不了解。涩泽喜作曾在涉足大米期货和美元汇率市场时与八兵卫有些瓜葛，也许因此导致鲁庵记错。在其他文章中，鲁庵还提到过，长子也许最初在伊势屋长兵卫的本家当学徒，后来被旁系招为了上门女婿。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很高的假设。

鲁庵提到，伊藤八兵卫在幕末是江户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他曾被水户的天狗党勒索的事是真的，而且金额不是1万两，而是3万两。维新时明治天皇东幸【东幸：也称东京行幸。1868年与1869年，日本天皇两次行幸东京，第一次时颁布《称江户为东京诏书》，第二次东幸则留在了那里，奠都东京。】，他拿出了3万两，而三井也只出了3万两而已。鲁庵在列举了这些轶事后，就伊藤八兵卫此人做出了以下结论：

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中想象八兵卫的财力。虽然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熟知，但他一生的事业与活动在明治维新商业史中书写了重要的篇章。他的旧居现已是堀田伯爵的宅邸，宅子的庭院是伊藤全盛时期由椿岳设计，花费大量钱财建造的，其中一石一木中都留存着两兄弟豪奢与才华的痕迹。（《新编：记忆中的人们》）

涩泽一定也知道这些故事。既然如此，他也许并不仅仅看中兼子的容貌性格，而是对她的出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吧？她是一代豪商的女儿，也是杰出画家的侄女，他也许觉得，两人所生的孩子一定会有优良的血统吧？因为从涩泽选婿的过程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比起金钱(财产)，他更看重的是血统(优秀的遗传基因)。

第七十三回“现代”的家庭观和选婿

涩泽与岩崎的联姻哲学对比

本评传已引用多次《穗积歌子日记》。对于探寻涩泽荣一家族内部的历史，这是一份非常耐人寻味的资料。而这本书的编者穗积重行在阅读各种资料时最关心的重点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涩泽家，为何会选择一介书生为婿？

穗积重行认为，从选婿这个“看上去极为私人，但却总是伴随着社会性，有时甚至伴随功利性的问题”中，可以窥见涩泽荣一是从怎样的观点出发，形成自己的家族的。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重要。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涩泽一族的命运”这个家庭的次元，而是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即日本近代普遍的“家族形成”有着很深的联系。按照吉本隆明的说法，这个问题让夫妻、家族这个“双幻想”(它联系起国家这个“共同幻想”与个人这个“个人幻想”)凸显了出来。

明治十五年(1882)四月二十五日，涩泽荣一与千代的长女歌子，与东京大学法学部的青年学者穗积陈重举行了婚礼。新郎出生于安政二年(1855)，二十七岁，新娘出生于文久三年(1863)，十九岁。从年龄相貌来看，可谓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

新郎穗积陈重前一年六月刚从英国和德国留学归来，回国后立刻任东大法学部讲师，明治十五年时已经升任教授。但涩泽家早在明治十四年七月便提出相亲，两人在八月初次见面，十一月结纳，他当时的身份还是一介讲师。因此，与其说涩泽家选择了一位“东大教授”为长女之婿，不如说是选择了一位前途无量的法学学者。

这便是穗积重行极为关注的一点。他从以下观点出发，探寻这个婚姻成立的意义，这一段以前笔者也曾引用过。

从陈重的角度来看，这次婚事在别人眼里是具备了令人艳羡的条件的。而荣一方面究竟是怎样进行选择的呢？“新近回国的秀才，将来有望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中心的青年”的确是很好的条件，荣一自然将这些情况列入了考虑中。但是明治十五年前后时，荣一不过四十三岁，虽然已经在实业界崭露头角，确立了地位，但还没有达到后来所谓的“经济界领袖”的高度。不仅如此，当时他正通过“东京风帆船会社”与岩崎弥太郎的“邮便汽船三菱会社”展开殊死搏斗。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政界或经济界找到一位有权有势之人结成姻亲才是常识，而且这对当时的他来说并非难事。而陈重当时不过一介“书生”，全无政治或经济背景。（《穗积歌子日记》）

的确，穗积陈重虽是宇和岛藩藩士的儿子，但他的父亲重树不过是一个中级藩士，任一支实战部队的指挥官而已，明治维新之后便郁郁不得志。陈重之所以能去英国留学，也只是因为恰好有公费派遣优秀学生留学的机会。因此，陈重的背景与“政治”或“经济”几乎是毫无联系的。

而且正如穗积重行所说，以当时涩泽的情况来看，“在政界或经济界找到一位有权有势之人结成姻亲才是常识”。

关于这一点，穗积重行仔细分析了歌子与陈重结婚时的席次表后，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在新娘方的来宾中，涩泽只邀请了佐佐木勇之助、斋藤纯造等第一银行里的亲戚以及古河市兵卫、大仓喜八郎、三野村利助【三野村利助(1843—1901)：日本明治时期的经济界人物。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女婿，三井银行行长、日本银行理事。】等与他非常亲厚的经济界人士，而且完全没有邀请政治家。穗积重行这样论述道：

荣一与伊藤、井上、大隈等政界第一线的要人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柞木之落叶》中还记载他的妻子与井上、大隈的妻子也有来往，然而他却没有邀请这些人前来。这也许有荣一的一番考虑。（《穗积歌子日记》）

也就是说，这个在今天看似顺理成章的选婿，在当时来看，其实是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深入一步，是无法轻易得出结论的。因为如果没有同时代实业家的婚姻策略作比较，我们就无法断定，涩泽的这个选择真的那么特立独行吗？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最为合适的比较对象便是曾与涩泽展开殊死斗争的岩崎弥太郎。

岩崎弥太郎有春路、矶路、富子、雅子四个女儿。长女春路嫁给了加藤高明，此人后来成为宪政会总裁，并因此成为护宪三派内阁的首相；次女矶路嫁给了木内重四郎，此人后来成为京都府知事；四女雅子嫁给了币原喜重郎，他后来因“币原外交”扬名，并在二战后担任过首相。

从中可见，岩崎家的婚姻策略以政治家为中心，它的婚姻谱系图让人不禁感慨，岩崎果然不负政商三菱之名，但是严格来说，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弥太郎是于明治十八年(1885)去世的，因此在选婿一事上，直接体现出弥太郎的意志的，只有明治十四年的长女春路的婚姻。

那么，岩崎弥太郎选择加藤高明，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和我们所想的不同，当时他的目的并非出于与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联姻。相反，他是在自己的公司里选择的最优秀的下属，或者说是将前途无量的东大法学部毕业生，作为女婿候选人，招他进入了三菱。明治十四年，穗积陈重刚刚就任东大法学部讲师，加藤高明也同时从那里毕业。他没有选择当时法学学士普遍的公务员道路，而是以月薪15日元的薪酬进入三菱，并迅速地崭露出头角。

换言之，岩崎弥太郎忠实地遵循旧时商人家的传统，选择部下中最有前途的青年作为长女的女婿。很明显，此举是为了通过引进优秀人才来稳固岩崎家与三菱财阀的基础。这样做也是由于他的继承人长子久弥尚未成年。

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明治三十年(1897)，安田善次郎虚岁六十岁时，将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伊臣贞太郎【伊臣贞太郎(1870—1930)：后更名为安田善三郎。日本明治至大正时期的实业家。掌握30余家银行和企业，是金融界重镇。】招作长女晖子的女婿，并让他改名为善三郎，立为安田家的继承人。安田家虽有长子善之助、次子真之助(早逝)、三子善五郎、四子善雄四个嫡出的男孩，但善次郎年届花甲时长子仍未成年。为防万一，善次郎便招了上门女婿作为长子成年之前的监护人。《安田善次郎传》的作者矢野龙溪认为，此举遵循了日本商家一直以来的习俗，并解说道：

在我国，招赘是一种权宜之法，能够帮助一族维系下去。旧藩时代的武家在太平之时不会招很多女婿，但在商家和农家，很多家族都会招多个女婿。尤其是商家需要很多掌柜，女婿当掌柜后，因为是自家人，做事会投入更多热情。且掌柜的地位高，无论是监督商店内部还是与其他店交易时，都有好处。（《安田善次郎传》）

这表明，招优秀人才入赘，并让他担任商家的辅佐职务甚至继承人，在明治时期的新兴实业家中也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

这样比较来看，涩泽选择的女婿还真是与众不同。

歌子与穗积陈重结婚时，家族的继承人涩泽笃二不过十岁，涩泽家应该和岩崎或安田一样，招一个能辅佐嫡子的经营人才作为女婿才是，例如佐佐木勇之助这样一直在第一银行工作的年轻人，或是其他与他相关的企业中大有前途的员工，并把手中众多企业交给这位女婿。涩泽难道没有这样考虑过吗？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涩泽并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穗积陈重追悼会上，涩泽曾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刊登在大正十五年(1926)的《龙门杂志》上，穗积重行将其中一段作了如下概括。

(由于我将故乡的房子交给亲戚照顾，自己在东京成了家，)也由于歌子是我的长女，所以我希望她的丈夫能成为我的家庭的顾问。我希望，表面上女儿嫁到了别人家，但其实和招女婿上门一样，两家能够互相扶持。此时恰有穗积如我所愿，与我家定下了亲。此事由当时第一银行的西园寺公成做媒。（《穗积歌子日记》）

如果只从字面上来看这段话，涩泽选择长女女婿的理由似乎与岩崎弥太郎选择加藤高明的理由没什么区别。但是，岩崎始终只是将自己的家族视作财阀形成的根基，并一心想将加藤高明置于其核心，而涩泽提到的“我的家庭”却与第一银行等企业毫无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在岩崎看来，企业与家庭是一体的；而在涩泽看来，两者间有着明确的区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头脑中的家庭观是一种现代的家庭观，不仅比岩崎和安田的要进步，而且比同时代的日本人都要进步。

之所以称之为“现代”，是因为涩泽完全可以采用另一种选婿的方法——从故乡的血缘、地缘集团中，选拔大有前途的青年。

关于这个问题，穗积重行很早以前就曾指出：

话说回来，正如他所在的家族谱系图所示，以“血洗岛”为中心的地缘、血缘关系是非常浓厚的，从中找寻合适的女婿人选，特别是从故乡和亲戚中选择，甚至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才对。他身边有他的表兄也是他恩师的尾高惇忠，以及一大批对他非常真诚、不吝善意的人，而他自己也从未吝啬过对故乡的爱。但他却选择了西园寺推荐的陈重，而西园寺与他的渊源要比他的亲属浅薄得多。恐怕对他周围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意外的一件事吧。（《穗积歌子日记》）

西园寺公成曾任旧宇和岛藩的目付【目付：日本江户幕府及诸藩中的职务名。在诸藩中，这一职务的主要职责是监察藩士。】。涩泽在大藏省任职时，大藏卿是旧宇和岛藩的藩主伊达宗城，所以西园寺得以在第一银行任职。由于这样一层关系，西园寺才向涩泽提出了联姻的事。穗积陈重和涩泽故乡毫无瓜葛，这次联姻也让涩泽周围的人颇感意外。

恐怕在涩泽的头脑里，不仅将家族与企业分离，也将它从故乡的地缘血缘集团中剥离了开来，有意识地想让家族成为一个新的单元吧。

另一种原则

明治二十一年(1888)三月，涩泽的次女琴子与阪谷芳郎举行了婚礼，这件婚事同样反映了他的这种想法。阪谷芳郎虽是在大藏省主计局任职的精英，却和穗积陈重一样，与涩泽自身的地缘血缘集团无缘，而且没有任何背景，只是一个普通的二十五岁穷书生。就算涩泽再怎么有先见之明，也不可能预见到，阪谷芳郎将来会成为大藏大臣和东京市市长，成为一名著名的政治家。因此，这次选婿也是以人本身为重的。

话说回来，阪谷这个姓氏还有一段让涩泽颇为感慨的回忆。

那还是涩泽在一桥庆喜门下任职时的事，当时一桥家几乎没有任何兵力，涩泽便为募集民兵而前往一桥家的领地备中。但是不管他发布多少告示，却没有一人应征。于是他便想到了一个主意——拜访当地最为著名的儒学家，并说服这位儒学家门下的弟子应征。他找到的这位儒学家正是阪谷芳郎的父亲阪谷希八郎，当时他正任兴让馆的督学。涩泽带着一樽酒拜访了他，并与他大谈时事，尽兴而归。随后他又设宴款待兴让馆的塾长和弟子，谈论天下形势。于是人们开始觉得这位官吏十分了得，许多优秀的青年也前来应征了。

不过选婿之事自然要另当别论，涩泽更注重的肯定是阪谷芳郎本人的才干，而不是他父亲的。

对于涩泽在长女和次女选婿一事上的态度，穗积重行接上文指出：

再考虑之后阪谷的情况，想必荣一在“一个家庭的创立”这个关键问题上，考虑的是斩断旧的纠葛吧。虽然从结果来说，他选择了“学术界、政治界的一流人物”，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结果来判断，而应该更关注他对未知领域中的未知人物的眼力。（《穗积歌子日记》）

的确如此。

但是作为十分了解涩泽的人，我们对这个结论不得不持保留意见。

因为，涩泽的这种想法——从与地缘血缘集团无关、与政治经济背景无缘的人物中选婿并建立“现代家庭”，只在为嫡女歌子和琴子选婿时才显露出来，在为大内国所生的两个庶女文子和照子选婿时，他采用的是别的原则。

这正是涩泽令人觉得难以揣度的地方。在对歌子和琴子的婚姻采用了“现代”这个词后，对文子和照子，我们却不得不收回这个词，因为这两个女儿的夫婿充满了浓厚的地缘血缘集团、企业家族一体化等“非现代”要素。

首先来看文子的夫婿。涩泽把她嫁给了尾高惇忠的次子尾高次郎，此人后来成为尾高幸五郎(涩泽的连襟)的养子。惇忠的母亲是涩泽的父亲市郎右卫门的姐姐，所以文子与尾高次郎从血缘上来说是远房表兄妹。

照子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嫁给了大川修三的次子大川平三郎，而大川修三是千代的姐姐阿满的丈夫。

那么，文子和照子所嫁的尾高次郎和大川平三郎，与涩泽又有怎样的联系呢？两人都是涩泽领导的企业中的干部。尾高次郎在第一银行，而大川平三郎则在王子制纸。

尾高次郎从涩泽带头创立的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第一银行，并担任涩泽在朝鲜设立的第一银行釜山、仁川分行的经理，后成为仁川商业会议所所长。明治三十六年(1903)他回到总行任监查役，后又担任东洋生命、南洋殖产等与涩泽相关的企业的社长。

在前面藤山雷太那一段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大川平三郎。明治八年(1875)，他作为普通员工进入涩泽设立的抄纸会社，美国留学归来后，他任厂长，重建了王子制纸。明治三十年，由于中上川彦次郎的命令，藤山雷太从涩泽手中夺走了企业，大川也和涩泽一同离开了王子。为求东山再起，他设立了九州制纸和桦太工业，后向王子制纸的藤原银次郎发起了挑战。

也就是说，不管是尾高次郎还是大川平三郎，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他们都是涩泽最为信赖的部下，并在他旗下的核心企业中工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涩泽经营的第一银行和王子制纸与三菱、安田等传统的家族企业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是否可以称为涩泽的双重标准呢？为什么他为嫡女选择的是更为现代的婚姻，而为庶女选择的是血缘、家族企业内的婚姻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明治二十四年五月涩泽借穗积陈重之手制定的《涩泽家家法》中找到。

第七十四回“伟大”父亲的牺牲品

涩泽制定家法的意图

明治二十四年(1891)五月十七日，涩泽荣一在长女歌子的丈夫、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穗积陈重的帮助下，制定了《涩泽家家法》与《涩泽家家训》。

在这个家法制定一年后出生的四子涩泽秀雄，在传记《父亲：涩泽荣一》中记录了家法的前言，并以些许讽刺的语气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余为永远维系子孙和谐、家业稳固，在此定下家法八十七条。自明治二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实施。现在及将来之余之子孙，需谨遵家法，不可违逆。

明治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涩泽荣一

父亲用楷书认真写成了许多册带着如此郑重其事的前言的《家法》以及伦理规定《家训》，孩子们都拜领了这两本册子，并将要传给各自的子孙。这可谓是家庭自制的《宪法》和《教育敕语》【《教育敕语》：1890年颁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育的基础。1948年废止。】，在我出生前一年制成。

“家庭自制的《宪法》和《教育敕语》”这个表述可谓绝妙，但是如果深入思考涩泽制定家法的真正目的，我们就会发现，它并不仅仅停留在给予子孙精神训诫的领域，还指明了涩泽家的家族范围到哪里为止，即划定了“家族的边界线”。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涩泽正竭力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骨肉相争的局面。

那么，这个家法适用的对象——“现在及将来之余之子孙”，即“涩泽家同族”，究竟由哪些成员构成呢？

家法第一条对此是这样定义的。

第一条 涩泽家同族，即涩泽荣一及其嫡出子女并配偶，以及各自继承家长之任者。(《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二十九卷)

根据第一条的定义，涩泽家族包括涩泽荣一与涩泽兼子，原配千代的孩子——长子涩泽笃二，长女穗积歌子及其配偶穗积陈重，次女阪谷琴子及其配偶阪谷芳郎；继室兼子的孩子——涩泽武之助、涩泽正雄、涩泽爱子以及家法制定后出生的涩泽秀雄，共十一人。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明确两点。

一是排除了非嫡系。也就是说，大内国的两个女儿以及涩泽在外面养的情人所生的孩子都被排除在“涩泽家同族”之外。

第二点则是，即使嫁到别家，歌子、琴子以及当时未满一岁的爱子，也被算在家族之中。

按当时的民法，第一点并不存在问题，但第二点却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嫡子继承为原则，《明治民法》(明治三十一年施行)也是以该宪法为基础制定的。与《明治民法》对照来看，《涩泽家家法》中承认已经(或是将要)嫁到别家的女性也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是相当独特的，换句话说，也是相当民主的。这样规定的理由，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种。

最容易想到的一条是，会不会是穗积陈重利用自己受托制定家法的有利身份，企图把自己也算进涩泽家族中呢？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理由很容易被反驳——正因为他是长女的丈夫，反而会更难为自己谋取利益才对。将嫡系女性加入家族，应该是出于涩泽自身的考虑。

恐怕涩泽是考虑到长子笃二等嫡男的年龄还较小，因此才将自己看中的两个女婿加入家族中，以作为家族监护人吧？

另一个理由则是立案者穗积陈重的法律思想基础。陈重曾在英国、德国等日耳曼法国家学习家庭法，因此他很清楚，日耳曼法一直以来是承认嫡女拥有平等继承权的。于是面对涩泽的要求，他以理论的形式将其“合法化”了。因为就算是岳父的希望，如果违背了陈重自己的法律思想，他也是很难照办的。这事恰好与当时白热化的法典论争【法典论争：围绕日本旧民法、商法等法典展开的一场论战。1890年颁布的旧民法原定于1893年1月起实施。但颁布前东京大学法学士会发表《关于法典编纂的意见书》，认为该民法不符合日本民俗习惯，条文冗长，尤其破坏日本固有的家族制度，要求延期实施，引起英国法学派和法国法学派间的论战。论战以延期派的胜利告终。】、特别是围绕民法的家族制度的论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分耐人寻味。

当时梅谦次郎【梅谦次郎(1860—1910)：日本法学家、教育家。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长、内阁法制局长官、文部省总务长官等。】等民法断行派以法国民法为依据，承认妻子和女儿也有一定的权利，而陈重的弟弟穗积八束【穗积八束(1860—1912)：日本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长。法典论争时发表的论文《民法出而忠孝忘》非常有名。】等民法实施延期派则以德国民法为依据，主张嫡子继承制度。以我们的常识看来，《涩泽家家法》似乎更接近民法断行派(也就是法国民法)，但追溯继承法的起源，罗马法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而日耳曼法以嫡子女平等继承制为基础，因此应该说《涩泽家法》更接近日耳曼法才对。

涩泽家的“同族会”

言归正传。

总之，涩泽荣一在制定家法时首先意识到的是排除嫡系和嫡女及其配偶的处理问题。

那么，涩泽这样做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

涩泽必然想到，如果围绕自己留下的财产发生了骨肉相残之事，肯定是由这两点所引发的。大正十五年(1926)四月，他在穗积陈重去世后的悼文里提道：

与穗积联姻的那一年，我失去了发妻，不得不续弦。如此一来便会诞生异母的子女，很容易引发争端。我并非富豪，子女不可能争夺财产，但既然并非人人皆君子，就难免发生不和。

涩泽一家虽小，但既然成为一家，便必须想办法让一族中无人心生不满。于是我和穗积商量，国家需要宪法，一家之中是不是也可以制定一部类似宪法的法律呢？他也表示了赞同。(《龙门杂志》第452号)

也就是说，涩泽最为恐惧的是自己死后，原配的子女(歌子、琴子、笃二)与继室的子女(武之助、正雄、爱子及家法制定后出生的秀雄)之间发生财产争夺战。例如，虽然歌子和琴子已经出嫁，但她们完全可以以自己是原配子女为由，要求分割财产，而继室的孩子也可以以自己是嫡子为由，主张继承权。

所以涩泽在生前制定了家法，规定无论是原配还是继室的子女，只要是嫡出，无论男女都能获得财产，并要求整个家族遵守这一家法，还对分配比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第五十五条 家族各家分配金比例规定如下：

百分之五十 涩泽宗家

百分之十 穗积家

百分之十 阪谷家

百分之十 涩泽武之助家

百分之十 涩泽正雄家

百分之十 涩泽爱子家(《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29卷)

其中“涩泽宗家”指家法第三条规定的涩泽荣一、兼子夫妻及继承家长之位的长子笃二。分配财产时，宗家获得一半，其余由同族平均分配。按照这样分配，无论是歌子、琴子还是武之助等三人，都不会有什么异议了。

预想到涩泽今后还有可能生下嫡子，附则中写有“他日荣一若有嫡出男女，皆按比例列为同族”。所以明治二十五年四月四子秀雄出生后，立刻被列为同族，各自的分配比例也由宗家“百分之五十”变为约“百分之四十六”，旁系则变为约“百分之九”。

这个分配比例不仅限于涩泽死后的遗产，也适用于他生前动产和不动产产生的收益，特别是涩泽个人拥有的股票、债权的分红等。因此，嫡子女成人独立后，每年都能按分配比例获得相应的一笔钱。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涩泽同族会采用的是涩泽同族会社(后来的涩泽同族株式会社)这一组织结构，所有家族成员都有义务在每年两次的“结算期”提交收支预算和结算报告。

对于这件事，涩泽秀雄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同族会每月召开一次。独立成家的成员每年一月和七月都要提交家庭收支预算和决算书，并由父亲审批。每到这个时候，家里人就会像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一样捏造家庭收支，以求把金额对上，麻烦得要死。(《父亲：涩泽荣一》)

觉得“麻烦得要死”的不仅是秀雄一个。家法的起草者穗积陈重原本应该以身作则才是，但他却总是以工作忙碌为由，将这件事塞给妻子，有歌子的日记为证。明治二十四年(1891)七月五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

丈夫正忙于考前准备，我也忙于做决算表，没有空闲，因此阿正替我们去今户扫墓。(《穗积歌子日记》)

且不论报表的事，涩泽家的同族会究竟是怎样举行的呢？秀雄同样留下了记录。

正月的同族会按例在飞鸟山的家里举行。父亲坐在正屋的主位，穗积、阪谷、明石三位姐夫围着他说着一些艰涩难懂的社会问题，姐姐们也专心说着她们自己的事，都是年轻的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接着，父亲郑重其事地朗读《家训》并加以解释。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普遍的常识伦理，因为是常识，所以让人觉得无聊得很，听不下去。(《父亲：涩泽荣一》)

秀雄的话里隐约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在本应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同族聚会中，掌控会议的却是女婿和歌子、琴子，即“原配的孩子和她们的丈夫”。武之助等小一些的孩子因为年少的缘故，在会上并没有多少主动权。

秀雄的女儿——出生于大正十年(1921)的涩泽华子，也对家族内部这种若隐若现的对立有着如下描述：

另外，在上野的宽永寺常常会做法事。我从未在法事之外见过穗积、阪谷两位阿姨。她们两人总是摆出一副就要手刃仇敌般的严峻表情，时不时沉默着将视线扫过来，那对儿时的我来说非常恐怖。作为荣一的女儿，她们过剩的自尊心似乎就像铠甲一般武装着她们。(《德川庆喜最后的宠臣涩泽荣一及其一族》)

在涩泽已经订立了平等的家法的情况下，家里仍然是这样一种状况，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样做，家族成员之间的对立恐怕会更加表面化，而涩泽最害怕的便是这一点。

不久，涩泽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不过，并不是原配的孩子与继室的孩子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被家法排除在外的庶女文子、照子的丈夫(尾高次郎与大川平三郎)由于某个事件，向家族的实际掌权者穗积陈重、阪谷芳郎唱起了反调。

这个事件便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时暴露出来的笃二的丑闻。涩泽秀雄在《父亲：涩泽荣一》中这样写道：

我在一高寄宿学习期间，某一天，督导横山老师突然来访，要求和我密谈。我们找了一间已经放学的教室，横山老师便将长兄笃二的事告诉了我。

长兄长我二十岁，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他的社会评价很好。通晓世故、擅长社交，而且很会弹义太夫，远远超越了外行水准。他做事无一不周全，且幽默风趣。但是他这次不仅与新桥的艺伎T交往过深不回家，还无视穗积、阪谷以及姐姐们的忠告，违反父亲的命令，说是要休了妻子把T接回家。据说T是个公认的大美人。

我已经不记得横山老师当时告诉我多少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之所以告诉我，不仅是因为这是涩泽家的大事，还因为担心我猛然听到旁人歪曲的风传，曲解事情的真相吧。

正如秀雄所推测，当时艺伎玉蝶与笃二的事被当做花柳界的一大花边新闻，传得沸沸扬扬，到处都有流言蜚语。到了第二年一月，事情已经十分严重，涩泽家的人甚至在同族会上讨论要不要废除笃二的嫡子身份了。

兼具“风流才子”与“浪荡子”的笃二

原配千代去世时，笃二还不满十岁。由于不久之后涩泽再婚，所以从明治十九年(1886)开始，笃二便被送到穗积夫妇家，由两人抚养，并在那里度过了青春期。穗积夫妇尤其是歌子似乎强烈地感到，如果对笃二的教育失败便对不起亡母，因此，为了将幼弟培养成涩泽宗家的合格继承人，她倾注了全部心血。不幸的是，这种努力起到了反效果。《穗积歌子日记》的编者穗积重行这样描述：

荣一将他托付给了陈重和歌子。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健康且可以信赖的家庭。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家庭中也许隐藏着极为危险的因素，那就是，它过于“健康”了。特别是歌子，想到自己尊敬的父亲将唯一的弟弟、涩泽家的继承人托付给了自己，便责任感洋溢。她将过度的顾虑变成了过度保护，这从她之前的日记中有非常多关于笃二的记录，就可以体会得到。因此，笃二当然会觉得在穗积家的生活非常的“无聊”。（《穗积歌子日记》）

这种过度的期待和保护的重压并没有使笃二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二世祖，相反，如果他不是涩泽荣一的继承人的话，想必能够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就。他拥有多面的才能，不仅擅长骑马、自行车、狩猎、摄影等有钱人的消遣活动，还在义太夫、常盘津、清元、小呗【小呗：江户时代末期从江户端呗发展出的三味线歌谣。也称江户小呗。】等日本传统音乐方面，有着不亚于专业人士的技艺。他与涩泽家的书生们一同组织了学习、研究团体“龙门社”，从十四岁起便负责管理《龙门杂志》，发表论文，在知性方面也显露出了早熟的才能。

他多才多艺的一面遗传自千代的娘家尾高家，涩泽自身虽然也拥有一些这种特征，但在笃二身上似乎产生了叠加效果。

而且，他对美好的东西的喜爱之情似乎不仅局限于物，还延伸到了人的身上。穗积重行这样指出：

“风流才子”与“浪荡子”之间就隔着一张纸。“浪荡子”的特性已经在笃二身上开始显现，但这种特性是陈重、歌子完全不具备的。(《穗积歌子日记》)

这是指明治二十三年(1890)六月左右，笃二开始与龙门社的人一同出入花柳巷。这种不检点的行为被穗积夫妻发现，并向涩泽谢罪。第二年，笃二没有进入一高，而是进了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也是由于他们希望笃二远离都市的诱惑吧。

但是明治二十五年十一月，笃二从熊本发回“我大失策，详见邮件”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后，便开始“耽溺流连”于花柳巷中。受到陈重的委托，尾高幸五郎找到了笃二，并立刻让他退学，直接带回东京，让他在涩泽故乡血洗岛的家中反省。

当时，涩泽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处理这次继承人不检点事件的呢？穗积重行这样忖度道：

他等待周围人的意见陷入僵持。他采取了派遣尾高、回家反省这一主要对策，却不愿见笃二一面。作为一族之长，他是聪明的(也隐含着若干老奸巨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沉痛的。他的愤怒肯定不亚于陈重，但如果将自己的愤怒表露出来，笃二就没救了。他的悲痛肯定不亚于歌子，但就算他抓着笃二的手喋喋不休地教训他，又能有什么用呢？而且再说得难听一点，在女性关系这一点上，他根本就没有教训儿子的资格，就算笃二向他承认错误，他也只能劈头盖脸地臭骂儿子一顿吧。(《穗积歌子日记》)

不过，能从严厉的姐姐姐夫家解放出来，让笃二十分喜悦，而他坦诚直率的性格也让涩泽宗助等故乡的亲戚与他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因此这次事件眼看着便将得到解决。但在血洗岛居住不到一个月后，中家因为火灾而被烧毁，笃二不得不再次回到东京的穗积家。

笃二并没有就此回到放荡生活中。那次事件后，笃二不得不断绝了与花柳巷的关系。明治二十八年(1895)，他与公家出身的桥本敦子举行了婚礼。新娘的父亲桥本实梁是皇女和宫【皇女和宫，即和宫亲子内亲王(1846—1877)：仁孝天皇的第八皇女。】的亲戚，住所邻近穗积家，因此这次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涩泽和穗积夫妻也希望通过婚事让笃二定下心来吧。

笃二夫妻于第二年生下了长子敬三，笃二也成了涩泽仓库部的负责人，度过了十年平安无事的日子。

但是，他体内流淌着的“风流”之血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而已，并没有停止活动。

明治四十四年，笃二与新桥艺伎玉蝶的丑闻突然暴露。

在前一段引用的后续中，涩泽秀雄指出，这件事暴露后，穗积、阪谷夫妻的介入反而产生了逆反效果。

穗积、阪谷两人是恪守规矩的道德家，两位姐姐也是贤妻良母的理论家兼实践家。因此他们越是疼爱弟弟、重视这个家族，对他的忠告就越是热切。但是对这位风流人物来说，古板的忠告就像是走调的三味线发出的响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笃二的妻子当然也摆出了强硬态度，于是这位“唐璜”不得不显示出越来越强横的反抗姿态来。

原本涩泽本人因为好女色，并不会一味指责儿子的不检点，但女儿们却不一样。她们强硬地表示，伟大的父亲和儿子是不同的：“父亲这样的人物虽然在品行上有缺点，但那是那个时代的通病，没有办法，他的儿子却不一样。”(《父亲：涩泽荣一》)

面对强烈的指责，庇护笃二、甚至与他一起继续寻欢作乐的，是涩泽庶女的丈夫大川平三郎和尾高次郎。笃二的长子敬三将笃二留下的照片整理成影集《瞬间的累积》，在这本影集的后记中，他对三人的关系有这样的描述：

父亲有穗积、阪谷、尾高等重要的亲戚，但他们之间似乎在暗中进行一场争夺战。父亲对此感到厌烦，便躲开了他们。明治四十一二年起，父亲开始专注于以前一直在练的义太夫。（《瞬间的累积》）

弹义太夫时，尾高次郎是笃二的搭档，所以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穗积、阪谷与尾高、大川的“笃二争夺战”正式打响，并在笃二被废前后愈演愈烈。佐野真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涩泽家三代》中根据龙门社相关人员的证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根据龙门社前社员的说法，面对想方设法拆散玉蝶和笃二的穗积、阪谷联军，尾高和大川则偷偷支持笃二，藏起两人，并在笃二被断绝经济关系时提供支援，挑衅穗积与阪谷家。……总而言之，歌子、琴子与尾高、大川势成水火。敬三所说的“笃二争夺战”已经不仅仅是亲戚间的纷争了，还掺杂着嫡子与庶子间的骨肉之争。

明治四十五年(1912)一月，涩泽以笃二休妻并想要将情人扶正有悖“人伦”为由，裁决废除笃二的嫡子身份，并在同族会上将这一决定随遗嘱一同发表。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到，家族之间的意见产生了潜在对立，并有可能发展为原配子女与继室子女的纷争。这是涩泽亲手播下的种，因此他必须利落地解决掉这件事。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笃二是一个可怜人。他是这位在生儿育女上也出类拔萃的“伟人”父亲的牺牲品。

第七十五回威尼斯哥特式建筑

占地四百坪的汤岛宅邸

自从明治二年(1869)十一月出仕大藏省以来，涩泽荣一搬过六次家，分别在汤岛、里(通)神保町、海运桥、深川福住町、兜町和飞鸟山。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触及这类私事，也许是觉得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吧。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希望了解涩泽私生活详情的读者来说，他选择了怎样的住所，建造了怎样的房屋，都能让我们一窥他的性格，因此决不能漏掉这些。接下来，笔者将根据年表，展现涩泽曾经居住过的家。

明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涩泽一家(荣一、千代、歌子)从静冈出发，经四天到达东京。当时还没有铺设铁路，因此和江户时期一样，他们是徒步前往的。沿途大井川等大河时还没有桥，因此必须坐在叫做“辇台”的小轿上，由河工扛着过河。

就这样，我们于当月十八日到达了位于汤岛的家。现在想来，那里并不能说很好，但院子和房子都很大。母亲放了心，说：“终于安顿下来了。”(《柞木之落叶》)

这个房子究竟在现在的哪个位置呢？白石喜太郎在《涩泽荣一翁》中这样描述：

说到汤岛，人们就会联想到天神【天神：即汤岛天满宫，是一座神社，通称汤岛天神，自古以来江户(东京)最具代表性的天满宫。】、富签【富签：一种募集资金的方法，类似于抽签，中签者可以获得一定的奖金。江户的感应寺、汤岛天神和目黑不动被称为江户三富，是进行富签的有名的地方。】和阴间茶屋阴间【茶屋：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有男娼卖淫的小酒店、小饭店等。】。穿过汤岛天神的石鸟居，走过约二十间【间：日本旧长度单位，1间约1.818米。】，有一个陡坡。这个坡叫做中坂，“汤岛邸”就在中坂下。据说占地面积大约有四百坪，具体数字并不知晓，房子的建筑面积一定也相当可观吧。想到子爵当时是以350日元的价格连地带房子一起买下的，就让人切身感受到时代的距离。

在古江户地图中按照白石喜太郎的记述寻找，似乎一位名叫石川主殿头的旗本的宅邸正符合这些特点。它位于现在的千代田线汤岛站附近。

当时的东京已经没有什么旗本、大名了，人口减半，原本的大名宅邸、武家宅邸区变成了“鬼城”，所以汤岛宅邸占地虽然有四百坪，却不算是非常大的。

在这所房子里，次女琴子于明治三年(1870)二月出生，三女丝子(夭折)于明治四年出生。

在当时的横滨，蚕卵的出口日益增长，以养蚕为主业的涩泽老家也与横滨的生丝销售商有生意往来，因此涩泽的父亲市郎右卫门会时不时地前往横滨。每当这时，他总会来汤岛的房子里住上一两天。

祖父第一次来的时候，称父亲为“大人”，称母亲为“夫人”，让母亲心里痛苦，说：“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了呢？您这样叫，我们实在当不起，怎么应您呢？”祖父回答道：“我只教育了荣治郎(荣一的乳名)要守住老家的祖业，他能有今天的身份地位，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才能。他已经当了这样的大官，而且是侍奉天皇陛下的朝臣，我怎么能随意叫他的名字呢？”祖父用词十分郑重其事。此次出仕是祖父自父亲回国之后就一直盼望的，心愿成真，祖父无比喜悦，心情非常好。(《柞木之落叶》)

原本被骂作是逆贼的儿子居然出仕大藏省，成了侍奉天皇的官吏，市郎右卫门想必非常高兴吧。据白石喜太郎的记载，涩泽也对父亲的态度感到“有些不自在”。恐怕在听到父亲那样的称呼时，他也和千代一样觉得不敢当，认为没有必要那样煞有其事。但是，他并没有勉强父亲改掉那样的称呼。也许他认为，恭敬不如从命才是对父亲的孝顺吧。

直到市郎右卫门去世，他对儿子的态度也没有改变。明治四年十一月，接到市郎右卫门病危的消息后，涩泽赶回深谷，看到中家的门前铺着迎接贵人用的沙。

当天凌晨到达中家时，门前铺着沙，放着木桶(这是当年迎接贵人进门时的礼节)，亲戚们纷纷恭敬地出门迎接。父亲责备众人说：“父亲重病之时，想必事务繁多，准备这些东西是要迎接谁啊？”祖母说：“你父亲听说你要来，便反复叮嘱大家说，不能以为那个人还是原来的荣治郎。那是侍奉朝廷的官员，不能因为是亲戚就随便失了礼节，还亲自吩咐铺沙。我们为了让他安心，便照他的吩咐做了。”祖父这样恪守礼节的古板个性从未改变，让人觉得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柞木之落叶》)

市郎右卫门因为儿子的赶回而喜出望外，眼看着身体就要好起来了，但十一月二十二日，他还是不幸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三岁(虚岁)。

但是在涩泽家工作的人跟着市郎右卫门称呼涩泽为“大人”，导致这个称呼被外部知晓，让一些对涩泽心存不满的人抓住了把柄，生出了反涩泽派。这恐怕是市郎右卫门始料未及的吧。

反涩泽派的急先锋，是被称为经济人物传记文学第一人的小岛直记。他在杂文《涩泽真的是“最高领导”吗？》中批判了涩泽对外甥大川平三郎的态度，并这样说道：

当年二月，涩泽作为大藏省三等出仕，任大藏少辅(次官)事务取扱【事务取扱：日本行政组织中担任代理职务的官职名。】，六月时任纸币头，利用权势为所欲为，平三郎就是在当时成为他家看门人的。根据竹越三叉《大川平三郎君传》，涩泽让女佣和书生们(包括平三郎在内共三人)喊他“大人”。才不过三十岁出头，就如此势利，一副暴发户的可憎气派。……要知道这人是怎样一个人物，只要看他喜欢听别人怎样称呼他就行。(《小岛直记传记文学全集》第一卷)

这段文字真是让人无语。批评人当然可以，但怎么能相信间接资料上的传言，连直接资料(《柞木之落叶》)都不看，就大骂别人“势利”、“暴发户”、“本性低劣”呢？而且小岛直记以此事为出发点，从涩泽的毕生经历中吹毛求疵地寻找他“本性低劣”的证据，让人觉得无可救药。巴尔扎克对这一类正义感昂扬的壮士有着一针见血的评价——“在我看来，这些人因为把德行都溢出到了体外，所以体内就没有德行了”。笔者非常想问问小岛直记周围的人，他自己喜欢听别人怎样称呼他呢？

高官频繁造访的里神保町宅邸

涩泽一家在汤岛居住不到两年，便于明治五年(1872)再次搬家。

因为父亲觉得汤岛的房子离办公室太远，明治五年春，我们搬到了北神保町。这个宅子占地六百坪有余，建筑物也相当宽敞，门为长屋门，正门玄关的正面带有枪床。虽然质朴，却有客房、居室、内间、仓库等，设施十分完备。据说原来是一个中等旗本的宅邸。这个房子是通过铃木善助的周旋购得的，据他后来说，大约花了800日元。(《柞木之落叶》)

歌子在这段文字中写“北神保町”，但正确的地名应该是“里神保町”，搬家的日期也应该是明治四年年末。不过当时东京仍然保留着江户时期的地名写法，所以“里神保町”确切来说应该称作“神田小川町里神保小路”。根据《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三卷，明治五年进行市区规划修正时，“里神保小路”才被改称为“里神保町”。歌子所说的“中等旗本”，是一个叫做高津的旗本，房子的地址为“里神保町一丁目三番地”，即现在的“神保町一丁目七番地”，大约是从小宫山书店到一诚堂这一片。

由于当时涩泽的官位上升，这所宅邸有政府高官频繁造访。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大藏省的主要官员自不必说，就连西乡隆盛、三条实美也曾涉足。由于涩泽担任的职务相当于阁议书记，所以不管是多大的官员，遇到紧急情况时都必须听取他的意见。

歌子后来就是每天从这所宅子出发，去日本第一所女校——竹桥女学校【竹桥女学校：即东京女学校，1872年成立于东京府下竹桥。】上学的。

当时的文部省里似乎有一群思想相当先进的人，特别是在女子教育方面。他们设立了女校，招聘美国女教师，让女生们一入学就学习英语。我于明治五年春入学，当时这所学校刚刚成立不久，我进入那里似乎是桃井宣三(石井健吾【石井健吾(1874—1945)：桃井宣三第五子，曾任第一国立银行行长。】的父亲)的建议。记得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我穿着深蓝色浪花底纹、织有金龙团纹的褂子，这是将父亲的缎子野袴【野袴：日本江户时代武士在旅行时穿的一种袴。】改小做成的。大村陪着我去邻近的桃井家，并由这家主人带我去了学校。一开始的临时校舍在一个名叫雉子桥的地方附近，借用了一家大名宅邸的一部分。后来在一桥内竹桥附近新建了西洋式校舍，我们便迁到了那里。(《柞木之落叶》)

关于这所竹桥女学校，石井研堂的《明治事物起源》中也有提及，内容与歌子的记述基本一致。学校授课全部使用英语，鸠山春子也曾是这里的学生。明治十年(1877)，竹桥女学校因国家预算削减而被撤销。

在里神保町的这所宅邸中，三女丝子因病于明治五年六月十日夭折，但是十月十六日，期待已久的男孩笃二出生，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多次提及的，明治六月，涩泽于井上馨一同辞官，并于翌月任第一国立银行总监。随着这些变化，一家人的住所搬到了第一国立银行所在的海运桥。

由于父亲的倡议，日本成立了第一家银行，父亲成为了银行行长。因为离银行太远路途不便，七月时，我们搬到了海运桥旁的家。……新搬去的地方是在旧建筑的基础上新建了玄关和厨房，所以正面看过去相当气派。但是厨房的位置不好，住起来很不方便，母亲经常抱怨。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在里间的起居室旁新建了库房，居住了将近三年。(《柞木之落叶》)

在江户时代，海运桥曾被称为海贼桥，连接着现在的日本桥一丁目和日本桥兜町，明治元年时被改名为海运桥。第一国立银行位于兜町这一侧，如前所述，它是三井组请清水喜助建造的仿西洋式建筑，原本准备作为三井组自己的银行所在地。

当时的兜町是一片废墟，只有第一国立银行孤零零地伫立着，海运桥也只不过是连接着两条寂寥的道路的木桥而已。涩泽为了在第一国立银行办公，特意在这样不方便的地方找了住处。

但也许是因为这所房子实在是不便居住，明治九年(1876)秋，涩泽在深川福住町购置了新居，这就是我们在论述涩泽继室兼子的出身时提到过的那个宅邸。涩泽似乎打算在那里长久居住，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简单改建后便住进去。他聘请清水喜助设计、建造主屋，“用桧、柿之良材，天花板选用整块神代杉孔雀目木板及整块赤桐木板”(《青渊六十年史》)，是一座豪宅。

明治九年(1867)秋，我们搬到了深川福住町。这里原本是一个叫近喜的大商人的住所，房子大，宅地也宽阔。大门面向河流，大门到玄关间是租借给别人的仓库，可以看到大米等货物正被运进运出，这也许就是后来涩泽仓库的雏形吧。庭院里有一方很大的池子，绯鲤穿梭游弋的样子我至今历历在目。还有两棵很大的樱花树，一棵是染井吉野，一棵是普贤，每年春天都开得非常美。由于父母难得带我们去其他地方，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两棵樱花树是我们春天的最爱。(《柞木之落叶》)

根据歌子的描述，房屋内的装饰几乎都按千代的喜好布置，不过也容纳了一部分涩泽的审美。根据白石喜太郎在《涩泽荣一翁》中引用的清水钉吉(清水喜助之孙)的回忆，接到设计施工的委托后，喜助憋着一股劲儿要大显身手。他打算用唐狮子装饰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承重柱，并委托了有名的专家进行雕刻。但是他让养子清水武治带着唐狮子拜访涩泽时，涩泽却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这不符合自己“返璞归真”的理念。清水武治回去后向养父说明了情况，但喜助也有自己的理念，坚决不肯让步，武治夹在中间，非常难办。最终，涩泽还是没有退让，喜助只好放弃。

也许涩泽这样做，是因为千代喜欢雕刻家堀田瑞松的作品，并请他雕刻了房屋的栏杆和书架等，而他的风格与唐狮子并不相符。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涩泽与千代非常知道“分寸”，厌恶那种暴发户的习气。

由于离家远了，歌子从竹桥女学校退学，跟随汉学家村井清学习，歌子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这些。她能够阅读简单的英文原著，在《柞木之落叶》中能用流利的雅文体写作，可见明治上流阶级的教养着实不简单。

言归正传。从涩泽移居深川的明治九年(1876)开始，日本流行霍乱。为了躲避霍乱，涩泽觉得有必要移居别邸。一番寻找之后，他发现王子制纸工厂附近的泷野川村西原有一块合适的地，便在那里建造了房屋。这就是飞鸟山的别邸。

邻近飞鸟山的西原有一块田原景色美好的土地，明治十一年(1878)春，父亲购入了这块地，并建造了别邸。建筑物由清水组设计施工，庭院由佐佐木可村设计施工。耗时一年，房屋和庭院终于全部完工，成为了一处朝有繁花、夜有明月、景色优美的地方。这座别邸建成后，我们方有机会与一直以来憧憬的自然风物亲近。(《柞木之落叶》)

由于涩泽和千代事务繁忙，飞鸟山的别邸一般用来接待特别的宾客和举办游园会。《青渊六十年史》中对这里举办活动时的景象有如下描述：

先生每年数次召开游园会，国内外名士参加者众多。本邸最宜招待贵客；而邀请民间绅士乃至外来贵宾、朝野政客、学者、实业家，济济一堂，觥筹交错，则以此村庄为常。

明治十二年时，明治日本的第一位外国来宾、前美国总统格兰特也曾访问这座别邸。在此之后，直到涩泽因关东大地震而将家移到此处为止，这里接待过众多的外国宾客。尤其是在涩泽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日美民间外交中，飞鸟山别邸作为民间的外宾接待场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涩泽来说，在这个别邸中唯一的悲痛回忆，是千代因霍乱而在此去世。为了逃避霍乱而建的别邸却让妻子因霍乱殒命，不得不说是命运的捉弄。

而继室兼子则入主了那座集合千代喜好的深川福住町本邸，并在那里生下了次子武之助和三子正雄。

但是明治二十一年(1888)次女琴子的婚事定下后，涩泽便舍弃了这座充满了千代的回忆的房子，移居到兜町新造好的西式府邸中。也许这是因为继室兼子忌讳这座渗透了原配美学的房子。

但是看到涩泽在第一国立银行旁边所建的这座府邸，我们不禁想象，也许涩泽本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一番考虑。

这座建于兜町二番地的西式府邸，由日本第一位专业建筑家辰野金吾博士设计，是名垂日本建筑史的著名建筑。海运桥被运河包围，地形类似意大利威尼斯，受到这一启发，辰野将建筑风格定位威尼斯哥特建筑风格。窗玻璃本应用教堂彩色玻璃(stained glass)，但因为日本没有这种玻璃，便以镶嵌红、黄、绿、紫色的有色玻璃代替。这种有色玻璃与雪白的建筑物一起倒映在河面上，酝酿出一种木下杢太郎【木下杢太郎(1885—1945)：日本诗人、剧作家、翻译家、美术史和基督教史研究家。创作的诗和戏剧充满异国风情和耽美享乐情绪。】、北原白秋【北原白秋(1885—1942)：日本著名的诗人、童谣作家、歌人。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的很多童谣被传唱至今。】等“牧羊神会”【牧羊神会：1908年末成立，是日本明治末期青年文艺、美术家的恳谈会，反对自然主义，发起了耽美倾向的新艺术运动。北原白秋、木下杢太郎、上田敏、永井荷风等著名作家都曾参与其中。】会员所喜爱的异国风情。

将这座兜町的房子中的种种回忆告诉我们的，不是穗积歌子，而是明治二十五年(1891)出生的四子秀雄。在《父亲：涩泽荣一》补注《回忆》中，秀雄详尽地描述了他幼年时期对这座宅邸的记忆：

我还记得日光穿过窗上的有色玻璃，落到我的小手上，把它染成鲜艳的红色或绿色，艳得让人战栗。这座宅邸的周围是唐草纹的铁栅栏，一整面栅栏爬满鸠谷蔷薇的藤蔓。初夏时分，蔷薇会开出雪白的花，到了秋天，则会结出长着硬毛的圆形果实。每天黄昏时，更夫会携着小梯子经过，熟练地把梯子放在路灯下，踏上两三阶阶梯，点燃石油灯。这时，玄关前的天空边夕阳将落未落，蝙蝠群忽高忽低地交错掠过，看得人眼前发晕。这样的光景，成为我对明治三十二三年时期充满怀念的追忆。

这番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明治文明开化时期栩栩如生的画卷。有说法认为，涩泽舍弃深川福住町的日本风格房子，在兜町建造新的西式宅邸，不仅是考虑到继室兼子，还是出于一种远大的抱负。当时，东京府知事芳川显正和内务省正提倡以官厅街为中心，对东京进行市区规划修正，而涩泽则更倾向于以兜町商业街为中心，进行“东京商都化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第一步，他将自己的家建在了兜町。

这是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在《明治东京计划》中提出的说法。在明治十七年(1884)内务府设立的市区规划修正审查会上，涩泽与益田孝结成同盟，提出比起效仿巴黎这样的政治中心，东京更适合成为伦敦这样的商业城市，并在兜町一带陆续建设迎合文明开化风气的西式建筑，稳步推进着“东京商都化计划”。

明治十年代是真正的西式建筑时代，明治建筑界的领袖辰野金吾自处女作银行集会所开始，亲自参与了东京海上、明治生命、涩泽荣一宅这四个作品，使(兜町)成为了明治前期最具成果的西式建筑街道。尤其是涩泽宅，非常符合其水运发展论者的身份。临近日本桥川的十字路口，正是各种货物汇聚的地方，庄严的威尼斯哥特建筑倒映在水中。建筑物中央设大厅，左右佐以起居室。大厅的阳台临水，阳台以装饰有雕刻的拱柱支撑，起居室的露台那边不断传来波浪之声。涩泽靠在窗边，眺望着眼前往来不绝的船只，感慨道：“就像威尼斯一样。”他一定是在想象未来这条街因贸易而繁荣的景象吧。(藤森照信，《明治东京计划》)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涩泽在兜町建造府邸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将东京变成商业城市，他甚至还计划将这里作为把日本培育为商业国家的司令部。为此，涩泽抛弃了建成不久的深川福住町的宅子，特意在兜町建造了这座威尼斯哥特式府邸。这么看来，即使是建造一所自己的住宅，涩泽也没有从私利私欲出发。

但是从结果来看，涩泽的这个宏伟梦想并没有实现。市区规划修正审查会驳回了涩泽等人的商都计划，外务卿井上馨等人提出了官厅集中化计划，东京的中心从兜町转移到了日比谷【日比谷：位于现在的东京都千代田区南部，西接霞关。明治维新后，在此建设了日本第一座西式旅馆帝国旅馆、鹿鸣馆、东京府厅和东京俱乐部等，成为了日本近代化的象征。】和霞关。大正十二年(1923)，关东大地震造成兜町一带涩泽邸等众多商业建筑损毁殆尽，给涩泽的“商都东京”梦想带去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缅怀着这座因地震而消失的府邸，涩泽秀雄这样记录了其中浓郁的文明开化的气息：

玄关正前方是宽敞的楼梯。晚上，天花板上的煤气灯发着“咻咻”的声音，向周围投射出文明之光。还不满十岁的我把胸口靠在楼梯的扶手上，一阶一阶地向下走，一边咬着手中厚厚的板状巧克力……记忆中那苦与甜交融的异国的味道，六十年后仍然让我怀念不已。

当时，如果家里来了父亲的客人，会招待他们西洋料理，我们常常能分到剩下的冰淇淋。扑鼻的香味、让人无法形容的甜味、仿佛割着舌头的冷、入口即化的触感，让我们疑惑，世上可有比这更美味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威尼斯哥特建筑风格所营造的异世之梦。(《父亲：涩泽荣一》)

第七十六回《论语》伦理与红颜美色

最终的家——飞鸟山

明治三十四年(1901)，涩泽荣一搬离居住了十三年的兜町宅邸，改造飞鸟山的别邸后，将那里作为本邸，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兜町的宅邸被他作为办公室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但大正十二年(1923)的关东大地震使它化为了灰烬。

根据白石喜太郎在《涩泽荣一翁》中的说法，他搬家的理由是，兜町一带终于初具日本商业街的雏形，变得嘈杂繁闹；再加上他频繁宴请国内外宾客，常常要召开游园会，因此索性将举办游园会的别邸作为了本邸。

涩泽秀雄这样描述了当时搬家的情况：

搬家时，母亲、姐姐、我和女佣们乘着满载着行李的小货船，沿隅田川逆流而上，到达丰岛渡口一带，在那里将行李装上货车，人则坐人力车。这次搬家进行得非常悠闲，漫长的乘船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而又愉快的野餐。(《记忆飞行》)

明治三十四年落成的飞鸟山宅邸占地约九千坪，建筑面积七百坪，非常大，庭院面积有八千四百坪之多。

正如前述所说，这里主要用作招待宾客，举办游园会，并让宾客可以留宿一晚。也正因如此，涩泽一家要住下来就有很多不便之处了。

例如，从日本馆的浴室到洋馆的会客室，必须要穿过百米左右的走廊。其中一部分是面向中庭的回廊，没有玻璃窗，也没有隔门。荣一习惯于早上洗澡，因此寒冬腊月里也不得不每天往复于这寒冷的走廊上。这样的散步对老人来说十分容易引起感冒。

嫡孙敬三是个观察细致入微的人，他提议晚年的祖父母住在洋馆。因此，洋馆里安装了暖气设备，一角还新建了浴室。这样一来，这对老夫妻就能安居于这个设备俱全的宅子里，在朝南的起居室里生活了。不过，他们喜欢像以前的人那样坐在地毯上。荣一和兼子都对这样的改善感到高兴。如果没有敬三的提案，两人可能会每天往复于走廊，直到去世吧。(《父亲：涩泽荣一》)

当这里还是别邸的时候，曾因陶渊明《归田原居》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句取名为“暧依村庄”。山崖上有一股天然的山泉形成瀑布流淌下来，从宅子眺望东方，可以看到广阔的水田，更远方是茂密的森林以及丰岛川上的点点白帆，的确可以让人感受到陶渊明这首诗的诗意。

但是不久之后，因为王子车站周边王子制纸等工厂林立，这片富于田趣的飞鸟山早不复以往“依依墟里烟”的景象，只剩下了“濛濛烟囱烟”。庭院里的松树和梅树逐渐枯萎，白袜子穿一天，底就黑了。每当家里人向涩泽抱怨这事时，他总是笑着这样说：“这些都是我倾注了心血建成的企业，就算飘再多的烟，我也不能说什么啊。”

这也是涩泽秀雄在《父亲：涩泽荣一》中提到的故事。这本传记时常会提及涩泽居住于飞鸟山后的晚年日常生活，因此对我们来说，要了解“凡人涩泽荣一”，是不可多得的资料。接下来，笔者将依据涩泽秀雄之笔，选取几段涩泽的日常生活片段。

正面回答孩子的疑问

我们从秀雄记忆中对父亲最初的印象开始吧。记录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在威尼斯哥特式的那个家里的回忆时，秀雄是这样描述壮年时的父亲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父亲的概念，也是在这个家里。在模糊的记忆中，当时我似乎只有五六岁，父亲五十七八岁。依稀记得两匹马拉着的马车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抵达玄关前铺着花岗岩的车回【车回：设在大门和玄关之间的小块圆形或椭圆空间，供汽车或马车驶入。】，不久，父亲就一边和访客或秘书谈着话，一边走出玄关。他全身洋溢着旺盛的精力和魄力，看到我来送他，他将原本严肃的表情放松下来，转换成慈爱的表情，双手抱起我，把我举过头顶，说着：“嘿哟，嘿哟，重了哦!”就把我放下来，抚摸着我的头。这让我感到有一些害怕和难为情，也有一些开心。我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他被众人包围着乘上马车出门的身影，那个身影充满了威严。(《父亲：涩泽荣一》)

在秀雄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始终是充满了威严的。在现代，这样的形象几乎很少见了，但在秀雄的文章中却频频可见。例如早餐前涩泽写日记的样子：

父亲穿着和服，系着白色缩缅绸做的兵儿带【兵儿带：男性或小孩系的整幅布的和服腰带。】，端坐在桌前记日记。这一般是在早上早餐前。他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眉间挤着皱纹，有时候像小学生一样舔舔铅笔的笔尖，或是用橡皮擦去字迹。他像握着毛笔一样，专注地写下小楷。这是我还在上学时暑假休息期间在飞鸟山的宅子看到的景象，也曾在避寒或避暑的旅馆中看到他这样的身影。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身影已经游离了时间与地点，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成为我对父亲的印象之一。(《〈父亲的日记〉等》)

说到旅行，也许是因为与父亲一起旅行时留下的印象非常深，秀雄在传记补注《回忆》中数次提到：

我还记得与年逾七十的父亲一同乘火车旅行的事。即使是在盛夏酷暑之时，父亲也不会脱下礼服大衣，无论乘多少时间，都会一直端正地坐在座位上。随行的秘书则必须时不时地放松一会儿，或是去其他车厢站一会儿，或是脱掉外套，或是躺在座位上。父亲的礼仪好得惊人。

父亲在火车上吃盒饭的方式也很独特。打开盒子后，他会先用筷子捡干净盖子上的饭粒，把它们吃干净。如果要剩饭，他会先在饭上画一条线，要吃的部分绝对吃得一粒都不剩。以前的人讲究积德惜福，父亲又是农民出身，也曾体验过种田的辛苦，他现在的做法应该是出于这些缘故吧。(《父亲：涩泽荣一》)

夏天也不脱大衣，在火车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坐几个小时；把盒饭盖子上的饭粒吃干净，剩饭的时候画一条线。读着这些回忆，让我们这些生活在顿顿饱食时代的人不禁深感佩服。从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明治人的原点。自从原经团联【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1946年成立，是日本各经济团体的联络机构。对于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负责将经济界的意见总结起来，向日本政府和国会提出建议。】会长土光敏夫【土光敏夫(1896—1988)：日本的实业家。曾经营多家企业，曾任经团联会长和日本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会长。】去世后，现代已经再没有这样的明治人了。

不过就像那个时代曾经留洋过的人一样，涩泽在早餐时必然会吃简单的西式食品，且是欧陆式与英式混合。

二十多年来，父亲的早餐一直是汤、麦片、烤吐司和荷包蛋。而且三十多年来，父亲都像小孩子一样在和服外套围一个围兜吃早餐。当牛奶沾在嘴边时，父亲会立刻用左手从反面拿起围兜擦嘴。(《父亲：涩泽荣一》)

读着这段记述，我们不禁想起涩泽当年随同德川昭武乘上法国油轮，并按照当时的习惯在七点与十点吃两顿早餐时的感想。

内心是经商农民的俭约精神，外表是留洋而形成的西式偏好，这两者的融合形成了明治人涩泽的真髓。

不过在秀雄看来，涩泽虽然曾旅居巴黎和美国，私生活中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巴黎风格或美国风格，而是始终保持着严谨朴实的作风。

从明治前期开始，荣一数十年如一日地穿着黑色礼服外套、颇有古风的硬双层领和黑色的领结，以及朴素的条纹西裤。帽子一直是黑色的高帽，外套是因弗内斯式披肩外套。除了在家时会穿随便一点的和服外，他无论何时都穿得像个牧师。在这方面，他也一点都没有美式风格。(《父亲：涩泽荣一》)

涩泽这种严谨刻板的生活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不用刻意为之，就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做。所以尽管他严于律己，却从未强制儿子们也这样做。

即使是父亲微不足道的言行，从中也能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但是父亲只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准则，从未对儿子们进行冗长的说教。他总是宽和从容，不管怎样紧急的场合，都不会流露出慌慌张张的表情。他让人感到稳重，但又努力控制不让人感到威压。这样的一种氛围，始终洋溢在他的周围。(《父亲：涩泽荣一》)

正是如此。也许现在仍然有老人会在剩饭时画线，把要吃的部分一粒不剩地吃掉，也许仍然会在火车上一直端坐，“让人感到稳重，但并不让人感到受压迫。这样的一种氛围，始终洋溢在他的周围”这样的老人，恐怕再也没有了。即使是在昭和初年，拥有如此风骨的老人也已鲜见。

不过，洋溢在涩泽身周的这种“氛围”似乎让儿子们感到拘束。秀雄还提及了这样一件事。

如果吃饭时问父亲什么事，他总是会细心地回答。但是对于具有文学少年特质、个性有些别扭的我来说，总觉得面对父亲就像面对大官一样，束手束脚的。明明他的表情是那么从容平和，但每当我不经意地与他对上视线时，总觉得内心深处都被他看透了。想要说点什么摆脱这种沉默着不说话的尴尬气氛，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父亲：涩泽荣一》)

中学五年级时，秀雄趁着早餐后随父亲在庭院里散步，这样问道：

如果父亲您是大石良雄【大石良雄(1659—1703)：日本江户前期赤穗藩浅野家的家老。1702年时率领46名浪人攻入吉良义央的宅邸，报了主君浅野长矩的仇，《忠臣藏》故事的原型。而对于这个故事的起因，即长矩以小刀刺杀吉良的原因，则有多种说法，其中“贿赂说”最为普遍。据说吉良贪婪爱收受贿赂，而长矩拒绝行贿，因而遭到侮辱。】，会贿赂吉良吗？还是什么都不做呢？(《父亲：涩泽荣一》)

涩泽说了一句：“嗯……这可是个很难的问题啊。”就沉默了。秀雄觉得父亲的沉默说明自己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而有些许得意。过了一会儿，涩泽开口道：“如果我是大石良雄，恐怕会送吉良相当分量的礼物吧。”并流利地引用了《论语》中的句子解释：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涩泽荣一》)

父亲盗羊，儿子告发，这是叶公对正直的定义。而孔子则认为，正直不应该是这样的，儿子为父亲隐瞒罪行是理所当然的，父亲为儿子隐瞒也是理所当然的，“正直”就存在于这样一种关系当中。涩泽用这段话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正直也必须先符合人情才行。在元禄时代，贿赠并不违法，而且吉良的贪婪在世间已有定论。所以他们应该已经预想到，如果不贿赂他，就必然会给浅野家带来灾难。虽然武士并不认同贿赂这种行为，但也要分时间和场合才行。如果靠贿赂就能解救一国一城的危难，那么贿赂一下又有何不可呢……这就是父亲的解释。即使面对孩子的问题，父亲也总是会从正面回答。(《父亲：涩泽荣一》)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必须具备系统的知识，能够立即解答包含着复杂而矛盾的伦理的问题，正面回答孩子的提问。涩泽的知识无异来自于《论语》。通过参照这一伦理规范，他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在二战后，我们失去了原本作为伦理体系的《论语》，但没有获得可以替代它的东西，说不定，这正是造成我们陷入丧失自信的境地的原因。

秀雄通过下面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涩泽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全部演绎自《论语》。

似乎是我住在克己寮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说，要再努力学好什么东西，我则回答他，再怎么学，学到的东西也有限。于是父亲用有些严厉的语调对我说：

“你有个不好的习惯，自己爱给自己画界限。如果你自己都不看好自己，还怎么做得好事呢？这个缺点一定要改掉。”

联想我的一生，这句话的确说在点子上了。最近我刚刚发现《论语》中《雍也第六》孔子训诫冉求“今汝画”，时隔五十年我才知道，父亲的话果然出自论语。由于当时父亲对《论语》非常推崇，导致我对它有些反感，现在想来却十分怀念。也许是因为我的心境从“同而不和”转为“和而不同”了吧。时间这东西，真是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啊。(《父亲：涩泽荣一》)

好德如好色之人

克己寮是涩泽在青山建立的汉学寄宿学校，他担心自己的三个儿子被男女佣人宠成二世祖，所以安排他们在那里和年纪相仿的有为青年们共同生活。秀雄从中学四年级开始就在这个克己寮中一边接受汉学家横山德次郎的监督教育，一边独立生活。当时他正处于多愁善感的年纪，因此关于这里的回忆经常出现在他的文章中。

言归正传。秀雄在前述文字的后续中又提到，在与别人辩论时，涩泽常常基于自己对《论语》的理解，提出说服对手的论据，在辩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明治四十年代的某一天，涩泽去了故乡血洗岛。在回程的路上，他买了从深谷车站到王子车站的头等票(似乎当时这种短途线路也是有头等车厢的)。但是，涩泽乘坐的火车却没有头等车厢，于是一到王子站，他就立刻向站长要求退还头等票和二等票的差价。站长回答，按规定，他必须从上野车站获得刚才的火车的确没有头等车厢的证明，才能返回差价。涩泽就这样问站长道：

这趟车没有头等车厢，刚才您自己也看到了吧？而我正是拿着一等车厢的票从二等车厢里下来的。还有什么证据比这些更确凿呢？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规定，但何必要上野车站的证明呢？(《父亲：涩泽荣一》)

这样追根究底地问起来，这位可以作为小官僚典范的站长也不得不退还了差额。看到这个结果，涩泽又说道：

此事实在是过意不去。但只要乘客的要求合理，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该坦诚地听取才对。拜托了。(《父亲：涩泽荣一》)

是不是有点像水户黄门【水户黄门：日本江户前期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的别称，传说他曾为了整顿世风而漫游日本各地。】？

正如三宅雪岭【三宅雪岭(1860—1945)：日本思想家，针对政府的欧化主义，主张“日本主义”。】所说的“亲身实践《论语》，其中道理便如孩童游戏般简单”，《论语》之于涩泽，就像《福音书》之于清教徒，因此无论何时，他都在实践着其中的道理。秀雄幽默地介绍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父亲去世后，我去了新桥的某个待合茶屋【待合茶屋：租借房间给男女幽会、客人与艺伎玩乐，并供应酒食的店。】。那里的老板娘一边给我展示父亲题字的匾额，一边笑着对我说：

“难得他给店里写了这幅字，我们却没法挂呢。”匾额上写的是“慎其独”三个字，这是《大学》和《中庸》里的话。要是去那里玩时“慎独”，还不如回家呢。(《父亲：涩泽荣一》)

初高中时，秀雄曾因父亲的《论语》伦理与“红颜美色”之间的矛盾而生气，但当他自己也长时间出入于花柳巷之后，反而觉得这个缺点也有可爱之处了。

(父亲)提倡与实践了经营理论，献身于社会事业、国际友好和教育事业等。如果他在和女性的关系上也俯仰天地无愧怍的话，对我们来说，恐怕会是一个更加难以接近的父亲吧。我并不是要肯定父亲的不检点行为，而是觉得，缺点这个东西，往往就像是给“人”提味的调料。

孔子在《论语》中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一句，我想父亲至少是“好德如好色之人”吧。(《父亲：涩泽荣一》)

这种随着评价者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评价，不仅对涩泽，对与涩泽同时代的明治元勋们也是如此。

这里有一段关于飞鸟山宅邸内部与明治元勋“好色”的宝贵资料，虽然有些长，但是很有价值。

似乎在数年之后(指明治三十四年井上馨组阁时，涩泽拒绝就任大藏大臣，导致井上馨内阁流产之事数年之后)，某一夜，父亲在飞鸟山的家中招待了伊藤(博文)侯。当时似乎是初夏，父亲的起居室门户大敞，伊藤先生趴在榻榻米上，在不知是绢还是絖【絖：一种薄而柔软、有光泽的绸布，日本桃山时代从中国传入。】的料子上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我从远处眺望到这一景象。

晚宴结束后，伊藤先生从大厅走向玄关，这时候，他已经醉得步履蹒跚，心情好得不得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上比地板高出一些的桧木舞台，向我的母亲说：“来吧，夫人。让我们来跳一曲吧。”并伸出双手。也许他回忆起了鹿鸣馆时代的事吧。母亲用端庄的笑掩盖了为难的表情，这时候，伊藤先生很中意的新喜乐的老板娘上前，用那种早先的江户人干脆利落的身法，巧妙地拦住了他，并将他送出了玄关。

玄关的人们正严阵以待，仿佛出来的是河内山宗俊【河内山宗俊：歌舞伎世话狂言《天衣纷上野初花》中的角色，其中有众人伏击河内山的一幕。】一样。伊藤先生一手毫无形象地搭着老板娘的肩，一手抓着玄关的木窗，让书生帮他穿鞋，时不时地踉跄着怒吼：“英雄从来好色!”而老板娘则漫不经心地哄着他说：“是啊是啊，英雄就是从来好色嘛。”就像是姥姥哄一个闹别扭的孩子一样，把这位大政治家送进了马车。

伊藤先生的马车门即将关上的瞬间，玄关的灯照不到的另一侧的门打开了。一位在夜色中也美得惊人的艺伎，就像影子一样“嗖”地登上了车。这位承载着大政治家与美妓的马车踩着玄关前的小石子地，消失在黑夜中。

我在玄关边的树影下窥见了这些。当时，我就像一个明治时期的中学生一样因此而愤慨，不过似乎这种愤慨在不到十年后就变成了艳羡。(《父亲：涩泽荣一》)

涩泽秀雄的这段文字，让我们不禁遥想那场明治时代飞鸟山盛宴的种种，这也是他的散文中最为秀逸的一篇。

第七十七回老年时期的文学鉴赏

文学只作为兴趣爱好就好

大正二年(1913)九月，涩泽荣一四子秀雄从一高毕业，进入帝国大学法学部。但他不久就对学习法律感到了厌恶，并开始考虑转入文学部法国文学科学习。在一高时，他曾一边学习法语一边阅读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原文，因此被法国文学深深吸引。

但是要转系，首先必须取得涩泽家同族的同意，并获得荣一夫妻的许可才行。

同族中对涩泽最有影响力的是穗积陈重，为了获得他的赞成，秀雄拜访了正在镰仓的旅馆避寒的陈重与歌子夫妻。这是大正三年一月发生的事。

虽然穗积陈重年长秀雄三十六岁，但每当喜欢油画的秀雄高谈阔论作画论时，他总是会微笑着倾听，对青年们的兴趣爱好和审美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让秀雄与他十分亲近，常常前往拜访。当天，陈重也赞成了秀雄转系到法国文学科的想法，并站在学者的立场上对他提出了种种忠告。

但是在一旁的歌子却问秀雄：“最近很流行‘新’这个词，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也属于‘新’这一类吗？”

秀雄回答道：“‘新’即不拘泥于既有观念。例如，日本人并不会像基督徒在危机时刻念神的名字一样念天皇的名字，但却违心地把天皇当做神。抛弃这些虚伪，坦诚地解放自己，才是‘新’的生活方式。”

这时，原本正微笑着倾听的穗积陈重却变了脸色，大叫道：“闭嘴!你怎么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

被如此严厉地教训，秀雄自然也不会忍气吞声，两人开始争执起来。

我反驳道：“因为不相信天皇是神而说自己不相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姐夫也呵斥我：“怎能用这样随便的口气提及皇室？”我又说：“忠于自己的信念有什么不对的？”“不，这样想就是不对的!”“那么姐夫你真的相信天皇是神吗？就连父亲，虽然尊崇皇室，却也不相信天皇是神。”我有些卑鄙地拉出父亲做挡箭牌，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对我有利一些。最后，姐夫说：“我不再当你这样的蠢东西是弟弟了!”我也回以：“好啊，没办法。”并狠狠蹬了一脚榻榻米，离开了旅馆。(《父亲：涩泽荣一》)

秀雄虽然口头上说得狠，却在不知不觉中浑身打战，回东京一量体温，竟然已经发烧到了三十九度。

秀雄听从了兄长正雄的劝告，在感冒痊愈后前往穗积陈重处道歉。但是道歉时，他并没有提及天皇，只是对当时无礼的态度表示了歉意。陈重也表示说自己当时不够稳重，这事便算是了结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在穗积陈重这样的明治第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并不认为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明”，但仍然认为议论天皇是一种禁忌；同时也显示出，在秀雄这样的大正一代中，这种禁忌已经缓和了许多。总之，在对天皇的意识方面，这两代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这件事没有再被提起过。不过关于转系的事，秀雄还是鼓足勇气向父母提了出来。

听到秀雄的话，涩泽并没有用自己的权威否定儿子的要求，而是采用了谆谆教导的方式：“你是有能力从法学系毕业，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所以你还是继续现在的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实业家吧。文学只作为兴趣爱好就好，就当是我请求你，请你务必这样做。我年轻的时候曾违背父亲的意思离家，这让我至今仍留有遗恨。”

身为一家之主且社会地位不凡的父亲这样请求，秀雄实在无法违背，最终放弃了转系。

后来，当涩泽家的家长继承人、荣一的孙子涩泽敬三想以学习动物学为志向，流露出打算选择旧制高中的理科并进入大学理学部的意向时，涩泽也用同样的方式劝导了他。

如果他命令我，规定我不许读动物学的话，我说不定会产生逆反心理，但爷爷只是低下头请求我。被七十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那么伟大的人请求，谁都没办法拒绝。(《父亲涩泽敬三》)

看来放下身段促使儿孙改变心意，是涩泽的常套手段啊。不仅是对儿孙，在发现亲戚或认识的人中的年轻人才时，他也会想方设法让对方进入实业界。秀雄带着稍许讽刺的语调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听说父亲还曾强烈建议外甥涩泽元治【涩泽元治(1876—1975)：电气工程学者，对日本的水力发电事业作出了贡献。大学毕业后打算投身电气领域时，被荣一反对。】成为实业家，他是一个电气工程学者。而且一两年前听广播时我才知道，文学博士新村出【新村出(1876—1967)：日语语言学家、文献学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是语言学方面多个研究领域的开创者。】老师当年也被父亲劝说：“文学太无聊了，还是搞实业吧。”父亲是一个尊重他人意愿的人，但是在子孙的职业方面，他一点儿也没有走在时代前面。他一定是认为，这世上没有比搞实业更好的职业了吧。（《父亲：涩泽荣一》）

为了不招致各位读者的误解，笔者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涩泽之所以希望子孙进入实业界，并不是为了形成家族势力或财阀。如果他是为了这个目的，完全可以将儿子们送进第一银行等与自己有关联的企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希望儿孙们能进入经济界，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一番事业。他的愿望是为实业界输送尽可能多的人才，将日本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

言归正传。当时让秀雄下定决心放弃转系的，除了涩泽的劝告外，不如说是因为他无意中说的那句：“就算学文学，成为押川春浪【押川春浪(1876—1914)：日本小说家。因写作军事爱国冒险科幻小说而获得了众多青少年的共鸣。代表作《海底军舰》、《新日本岛》等。】或村井弦斋，又有什么用呢？”

押川春浪主宰着博文馆发行的小说杂志《冒险世界》和兴文社的《武侠世界》等，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冒险小说家。他发表了《海底军舰》、《千年后的世界》等作品，被称为日本科幻小说和幻想小说的先驱。但在当时，他只被认为是为小孩子看的杂志写作的三流文人。村井弦斋是一位记者，获得矢野龙溪【矢野龙溪(1850—1931)：政治家、小说家，《大阪每日新闻》副社长。代表作有小说《经国美谈》、《浮城物语》等。】、森田思轩【森田思轩(1861—1897)：记者、翻译家。曾用汉文翻译凡尔纳、爱伦·坡、雨果等人的作品。】等人的赏识，在报纸《邮政报知新闻》上连载小说。他的小说《食道乐》介绍了很多菜谱，为他博得了人气。可以说类似今日的美食作者吧。

秀雄阅读的是阿纳托尔·法朗士【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波纳尔之罪》、《诸神渴了》、《克兰比尔》等。】和保罗·布尔热【保罗·布尔热(1852—1935)：法国评论家、小说家。代表作小说《弟子》、评论集《当代心理学文集》等。】等人的作品，希望学习的是纯文学，见到父亲对文学的理解只有如此浅薄的程度，不禁有些怜悯。

原来父亲对近代文学只有如此贫瘠的认识啊。如果我像父亲当年违逆祖父一样违逆他的话，肯定得自力更生成为一个响当当的文学家才行。但是当时的文学家被当做三流文人，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而且我对自己的才能没有一点自信，很担心兄长们都过着奢华的生活，而我恐怕却得饱一顿饿一顿的吧。我当时真是这么以为的，而这些想法让我的决心迟疑了。（《父亲：涩泽荣一》）

就这样，秀雄放弃了转系，从法学部毕业后进入了实业界。但是从当时法国文学科的情况来看，如果他贯彻自己的志向，就算没有当成小说家，至少也能当上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的教授吧。因为东大法国文学研究的鼻祖辰野隆也是从法学部毕业后重新进入了文学部的法国文学科，继续留在学校的。

涩泽秀雄出生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十月，而辰野隆出生于明治二十一年三月，因此涩泽小辰野五岁，但是自明治四十一年开始，辰野在法学部在籍五年(正规应为四年，但还要加上落榜后复读的一年)，于大正二年(1913)以倒数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九月重新进入法国文学科。

也就是说，涩泽秀雄如果成功转系，就和辰野在同一个年级或小一级。也许秀雄会取代辰野、或和辰野一起，成为日本法语文学研究的创始人。

顺便提一下，辰野进入法国文学科的那一年，这个专业的学生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其实是相当高的。

言归正传。

无论怎么说，秀雄在失望于父亲对文学的理解之浅薄的同时，也因为没有自信能够自食其力而放弃了转系。但是笔者必须要说，如果秀雄以法国文学的标准来判断父亲对文学的理解，未免有些过于表面化了。因为对涩泽这代人来说，“文学”指的是汉文，特别是汉诗。也就是说，涩泽是尊重文学的，但是他眼中的文学是杜甫、李白等中国诗人的作品，用散文体书写的稗史(小说)只不过是妇女小孩用来消遣的玩意儿，并不算在文学之内。这就像是让听惯了古典音乐的人听RAP，怎么会让人觉得这是音乐呢？

亲子间的接触——朗读

不过，涩泽在少年时期也曾沉迷于《南总里见八犬传》，因此他对阅读故事并不厌恶。而且，让儿子们为他朗读故事是他的乐趣之一。

在病后的恢复期里，父亲经常让我在他的枕边读书，最早的记忆是我十二三岁时。岩谷小波【岩谷小波(1870—1933)：儿童文学家、小说家、俳句家。奠定了日本儿童文学的基础。】的《日本昔噺》中有《少年八犬士》的故事。这是将《八犬传》进行改编，给儿童阅读的。父亲会鼓励我说：

“阿秀，昨天你已经读到犬饲元八在庚申山上赶走了猫妖吧。”他会一边认真听着我疙疙瘩瘩的朗读，一边纠正我。（《父亲：涩泽荣一》）

也许，涩泽是为了加深父子间的接触，特意让秀雄来“朗读”的吧？所以即使秀雄已经上初中，“朗读”仍然在继续。

初中时，父亲会让我读报纸到深夜。他让女佣敲着肩，坐着坐着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也觉得困了，于是读的时候跳过两三行。这时候，父亲突然睁开眼睛说：“咦？奇怪啊。这一段你再念一遍。”这让我觉得父亲此人真是不可小觑。（《父亲：涩泽荣一》）

这种朗读随着秀雄升入一高、进入东大而终止。直到涩泽迈入耄耋之年后，常常整日待在家中，于是住在附近的秀雄便每晚来为他读书。兼子提议不如叫落语家或义太夫来家中解闷，但涩泽却坚持要听秀雄读。因此兼子对秀雄开玩笑地说：“你这孩子读得很不错啊，说不定能收门票了哦。”

在宽敞的西式起居室的一角，涩泽坐在安乐椅中，倾听着秀雄的朗读。

从幼时起就一直从父亲身上感受到的那种位高权重者的压迫感，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完全成了一个令我敬爱的慈祥的父亲。（《父亲：涩泽荣一》）

对于秀雄来说，朗读的时间也是了解父亲毕生经历的细节的难得机会。

例如在朗读中里介山的《大菩萨峠》时，当读到在京都的故事，近藤勇、土方岁三【土方岁三(1835—1869)：日本幕末时期的剑客，新选组副局长。于箱馆五稜郭战死。】等人出场，涩泽会提起与他们见面的情景，并讲述过往的种种回忆。

那是庆应二年(1866)九月的事了吧。当时一桥庆喜已经成为第十五代将军，涩泽也成为幕臣，任陆军奉行支配调役，驻扎在京都的营地。这时有情报说，幕府御书院番士中一个叫大泽源次郎的武士与萨摩藩秘密勾结倒幕。作为陆军奉行支配调役，必须有人直接出面向大泽陈述逮捕理由，但如果这样做，大泽必然会拼死抵抗。组中众人面露惧色，将这个危险的任务扔给了涩泽，因为他们觉得涩泽是浪人出身，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涩泽正因不得不食幕府之禄而郁闷，抱着但求一死的心态，二话不说便接下了这个工作。奉陆军奉行的命令，他必须与六七名新选组队员一起进入大泽的住处，因此他在京都町奉行所与近藤勇、土方岁三等人商量了逮捕的步骤。

涩泽和土方岁三率领的数人一起在大泽居住的大德寺附近的茶店里待命。正当他们接到大泽已经回来的消息，并手持武器准备闯入时，涩泽与土方岁三突然就逮捕方法出现了意见分歧。

土方岁三说：“我们虽是为逮捕大泽而来，但护卫涩泽也是使命之一。涩泽若有万一，我们就没有护卫的意义了，也会有辱我们新选组的名号。所以作为万全之策，应先由我们捆住大泽，再由涩泽正式通告逮捕原因。”

涩泽则认为此话虽然有理，但此事关系到自己的名誉，于是主张：“阁下所说确实在理，但在通告逮捕原因之前，不应将大泽作为犯人对待。乘其不备实在是非常卑劣的行为，公事就应堂堂正正而为。尤其是在下是正使，所以应由在下作为奉行代理向大泽陈述见面的原因，并在说完‘由于您有嫌疑，所以将逮捕并审问您’后，再把逮捕的事交给你们。据说大泽精于剑术，但在下也曾习得一二。若大泽做出莽撞之举，在下也能应付，绝不用阁下担心。”

这只是一边走一边商量而已，所以最终大家还是决定按涩泽说的办。新选组的队员半开玩笑地拍着他的肩，笑着说：“涩泽君，你能行吗？”

进入大德寺，涩泽和土方叫门后，大泽穿着睡衣，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出现了。涩泽立刻走进房间传达命令：“在下陆军奉行代理，以国事犯的嫌疑逮捕你!”意外的是，大泽完全没有想要抵抗的意思，涩泽便收了他的刀。新选组鱼贯而入逮捕了大泽，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关于这件事，涩泽对秀雄这样说道：

我气势汹汹地对大泽说完，却发现他和传说中的完全不同，是个很老实的人，马上就哆哆嗦嗦地被捆上了。我觉得就像一拳打空了一样，真是滑稽。当时我和土方岁三有不少争论，但他不仅是一个武艺好的武士，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物。我这样做以后，土方问我是不是武家出身，我回答道，不，我是农民，这让他深为感佩。他夸奖我：“爱说理的人往往没有勇气，而有勇气的人又往往不讲谋略，你虽年轻，却两者兼具。”（《父亲：涩泽荣一》）

秀雄朗读的小说中，直木三十五【直木三十五(1891—1934)：小说家。通过《南国太平记》、《关之原》等大众文学作品吸引了知识分子对这类作品的关注。】的《合战》中衣川的辩庆【辩庆(？—1189)：日本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的僧侣，后跟随源义经。他战斗的故事成为众多能剧、歌舞伎剧情的原型。】在战斗中力尽而死，死后仍然站立的故事，涩泽也十分喜爱。但涩泽听时感触最多的，还是冈本绮堂【冈本绮堂(1872—1939)：剧作家、小说家。著有众多洋溢着江户风情的小说。】的《平七捕物帐》。

冈本绮堂老师的《平七捕物帐》不仅让父亲听得很高兴，也常常让在一边做事的母亲忍不住坐下来倾听。那本小说不仅将逮捕犯人讲得十分精彩，还还原了过去江户的风貌。所以对于见过真正的江户的父母来说，作品中的侦探、商人、武士、匠人、游艺师等，都包含着明治后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乡愁吧。（《父亲：涩泽荣一》）

最后的朗读——柳家小的落语

【柳家小(第三代，1857—1930)：落语家，1895年袭名。将许多上方落语移植到江户物语中，被盛赞为名家。第一次落语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

那么，涩泽对夏目漱石【夏目漱石(1867—1916)：小说家、英国文学学者。与森鸥外并列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巨匠。以《我是猫》的成功而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涯，代表作有《公子哥》、《心》、《三四郎》、《从那之后》、《门》等。】或森鸥外等人的“纯文学”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涩泽年逾古稀时，秀雄曾为他读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但是涩泽并不觉得这篇小说有趣，反而对《虞美人草》更感兴趣。但是当涩泽耄耋之年后秀雄再次为他读《我是猫》时，涩泽却觉得有意思了，感佩道：“写得实在巧妙!有蕴蓄之人果然与众不同。”并热切地对文中提到的外国人和希腊神话故事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回答了我所知道的部分，对父亲的求知欲和兴趣之广所惊讶。不过，七十多岁时父亲明明不喜欢《我是猫》，过了九十岁却这么感兴趣了。如此高龄，文学鉴赏的水平却在提高，令我觉得佩服。（《父亲：涩泽荣一》）

作为尝试，秀雄又读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以军旅经历为素材写下《某个士兵的记录》、并因此闻名的细田民树【细田民树(1892—1972)：小说家。通过一系列自传作品奠定了作家的地位，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后，又于1932年转向，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宗教小说。】的《真理之春》，但却完全没有引起涩泽的兴趣。他听了三四十页就腻了，并作了这样的感想：“社会主义者中，居然有很多商人嘛。”

不得不说，这句感想挖掘出了无产阶级作家的本质。进入耄耋之年，涩泽似乎对近代文学也有了深入的理解。

不过在平时的朗读中，涩泽最能毫不掩饰地表达快乐之情的是落语。当秀雄绘声绘色地念出阿熊、阿八、房东等人【以上三个都是落语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人物。阿熊和阿八代表着小市民或匠人。】的台词时，涩泽会毫不做作地放声大笑。

看到父亲这么开心，我也鼓足了劲头用心表演。这种时候，我总有一种仿佛在冬日暖阳下的幸福感。

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父亲在翌日将进行腹部的手术。那天晚上，我们兄弟姐妹都聚集到了飞鸟山的宅邸，所以父亲的心情也格外好。我为父亲读了第三代柳家小先生的落语《寝床》、《船德》和《花色木棉》。这是他最后一次笑着听我朗读。（《父亲：涩泽荣一》）

被夏目漱石誉为“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第三代柳家小先生和临终时的涩泽荣一，这样的组合，在我们探寻明治这个时代的意义时，不得不说是相当意味深长的。

第七十八回吾为国家不胜欣喜

一国败亡之因，不在外敌而在国内

涩泽荣一的宅邸中留有他当年随同德川昭武访法时带回来的纪念品。秀雄在《父亲：涩泽荣一》中提到，其中一件是一块香皂。

父亲从法国带回来一些纪念品，其中一直保留着的物品中有一块香皂。也许同样的东西被赠送给了父亲的众多知交好友，只剩下这一块还放在家里。我是在昭和十五六年时发现它的。它原本的浅绿色已经有些褪色发白，质地粗糙坚硬，完全没有润泽的感觉，让我觉得就算沾上热水，它也擦不出泡来吧。一块高龄七十五岁以上的香皂，早就没了颜色和香味。

但是，这块香皂上却写着“拿破仑三世皇后御用品”的字样，这可就相当于日本的“皇室御用品”了。据说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仁妮是一位令人惊艳的美女，当年拿破仑三世还是总统时，在巴黎爱丽舍宫的接见仪式上对她一见钟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登上帝位后便早早立她为后。这样看来，这块香皂的同类也许曾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中用泡沫触碰着皇后似雪的肌肤。

我们不知道涩泽从法国带回的香皂究竟是什么牌子的，想必是在1867年参观世博会时买的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资料明确记载，那次世博会上进行了带香味的肥皂的制造展示与销售，大部分参观者都将它作为世博会的纪念品。(《绝景，巴黎世博会——圣西门的钢铁之梦》)

秀雄提到香皂上写有“拿破仑三世皇后御用品”，那么这很有可能是娇兰的产品。这个品牌曾将一款名为皇家古龙水(Eau de Cologne Imperiale)的香水献给欧仁妮皇后，因而成为皇家御用的香水商。如果想借此成为顶级品牌，自然要在宣传上将此事作为最大的卖点，因此这块香皂上也有了这句话。

言归正传。涩泽家将这块写着“拿破仑三世皇后御用品”的香皂长久保存，也是一件值得人探究原因的事。也许，涩泽曾在某些时候取出这块香皂，嗅着上面的香味，回忆自己当年所见的巴黎世博会的种种。

参观巴黎世博会改变了涩泽的一生，并成为了改变整个日本经济的契机，因此他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

不过，巴黎世博会的回忆也不仅仅是甜蜜而值得怀念的，涩泽正确地认识到，这个象征着法兰西第二帝国巅峰时期的世博会，也正是帝国崩溃的序章。

秀雄在同一本书中提到，他曾与涩泽在对话中提到拿破仑三世在颁奖仪式上的精彩演说。涩泽联想到三年后第二帝国轻而易举地就崩溃的命运，不禁引用《阿房宫赋》中的语句。

亲历这样走马灯般的景象，父亲在后年经常引用杜牧之的《阿房宫赋》警戒自己。父亲的记性很好，能背诵众多汉文汉诗，也能全文背诵《阿房宫赋》。所以当我提到拿破仑三世的演讲时，他必定会流利地顺口就吟诵出其中的关键句子。（《父亲：涩泽荣一》）

杜牧之是中国晚唐时期诗人杜牧的别名，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他的《阿房宫赋》描述了秦始皇建造的壮丽宫殿阿房宫被项羽付诸一炬的情景，并因此赋一跃成名。涩泽十分喜爱这篇抒情的写景诗，时不时便吟上几段。

例如秀雄还在读初中时，曾跟随父亲去参观第一届文部省展览会。会场中有一幅名为《阿房宫炎上》的画，涩泽在画前热切地注视了许久，便开始出声背诵“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他十分惬意地前后摇晃身子，使周围聚拢起不少人来。秀雄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装作不认识便走出了人群。

但是在涩泽看来，《阿房宫赋》不仅与巴黎世博会有联系，也与当时深深铭刻在心的亡国的回忆相重合，因此在劝诫别人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引用这篇文章。

父亲模仿杜牧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说道：“灭法国者，法国也，非德也。族德者，德也，非联合国也。”告诫我，所有国家的灭亡均非因为敌国，而是因为自己的傲慢豪奢。这虽是千百余年来的古老的伦理观，但对现代国家和团体甚至个人也是通用的。(《父亲：涩泽荣一》)

对涩泽来说，巴黎世博会颁奖仪式上拿破仑三世的演说不仅仅是他青年时期的回忆，也是对日本这个国家敲响的警钟。

我们可以从昭和四年(1929)十二月十九日昭和天皇宫中赐宴时发生的一件事中看出他的这种态度。

宴会时，陛下右侧是父亲的座位。因为父亲当时已是九十岁的老人，因此食物也特地做得软烂些。除了陛下和父亲之外，还有六位宫内省的高官列席。

席上，父亲对自己的经历谈了很久。他提到了昔年在法国时拿破仑三世在世博会所做的演讲，并提到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两年后大败于德国，而德国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给了协约国，阐述一国败亡之因，不在外敌而在国内。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在八年后自掘坟墓。(《父亲：涩泽荣一》)

这里指的就是昭和十二年开始的中日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起因，其实是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面子之争，所以正可谓“一国败亡之因，不在外敌而在国内”。不过正如秀雄所说的，“父亲于昭和六年去世，因此不用知道日本为骄傲豪奢而付出了战败投降的代价”，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庆贺米寿

宫中单独赐宴的前一年，即昭和三年(1928)的十月一日，在帝国剧场和东京会馆召开了涩泽的米寿庆贺会。

其实，昭和二年二月十三日，涩泽八十七岁(虚岁八十八岁)生日时，家族内部已经庆贺过他的米寿了。

大正十五年(1926)时，日本实业界的各位名人就已经起头策划涩泽的米寿祝贺会了，但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正天皇驾崩，人们为服丧而将庆祝会延期到了昭和三年六月一日，并预定于帝国剧场举行。但就在日期临近时，涩泽身体抱恙，庆祝会只好再次延期，最终在十月一日举行。

庆祝会的发起人有三井、三菱、大仓、古河、浅野、安田财阀的领导人等全国著名实业家四十二人，会员九百四十五人，其中包含了许多外国人士。

祝贺会由主持人中岛久万吉男爵致辞开场，由会员代表团琢磨朗读贺词，并由来宾代表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男爵朗读祝辞，接着涩泽发言，发起人代表乡诚之助男爵提议执行祝贺计划(建立寿像)，最后，主持人宣布闭会。

祝贺会主宾为涩泽夫妻和家族全体成员。

陪宾有德国、法国、美国、苏联、意大利、中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大使二十六人，日本大臣十三人，枢密院议长及枢密顾问官二十六人，贵族院与众议院的议长、警视总监、东京府知事、东京市长等七人。此外，还有东乡平八郎元帅、清浦奎吾子爵、山本权兵卫伯爵、高桥是清、犬养毅、滨口雄幸、若槻礼次郎、床次竹二郎、尾崎行雄、后藤新平、币原喜重郎等前日本首相十八人，及报社、通信社社长等。

可以看出，发起人几乎包含了日本所有最著名的实业家，而陪宾则几乎包含了日本政治界的所有名人，不愧是庆祝当时日本政治界和经济界总指挥的米寿盛会。当时出席者的名单可以在《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五十七卷中查到，这些名字几乎包含了整个昭和初年日本上层社会。

秀雄作为涩泽家族的一员坐在主宾席上，“看到众多与会者，看到如此盛况，我不仅惊叹不已，像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父亲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根据《龙门杂志》第481期的报道(《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五十七卷)，庆祝会于下午五点在帝国剧场召开，期间将会场暂时移至东京会馆进行晚餐会，再回到帝国剧场，上演了最新的舞剧《愚蠢老三》(平山晋吉、坪内逍遥【坪内逍遥(1859—1935)：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发表文学论《小说神髓》而成为当时文学改革运动的中心。后为改革戏剧而努力，致力于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并创作了很多新式舞剧。】作)，露丝贝姬小姐一行表演芭蕾，还有尾上梅幸【尾上梅幸(第6代，1870—1934)：日本昭和初期擅长表演女性的歌舞伎演员之一。】、松本幸四郎【松本幸四郎(第7代，1870—1949)：歌舞伎演员，尤其擅长饰演辩庆。除传统剧目外，他还挑战新剧、翻译剧甚至歌剧。】等人的《船辩庆》(河竹默阿弥【河竹默阿弥(1816—1893)：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期的歌舞伎、狂言作者。写作技巧优秀，辞藻华丽，开创了一批明治新社会剧。】改写)。帝国剧场和东京会馆都是涩泽发起建立的公共设施。

秀雄这样描述庆贺会当天涩泽的情况。

田中总理致祝辞后，父亲站到了舞台上。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彩，等待鼓掌声逐渐安静后，他开始发言。

他以“感动之极，无以言表”开头，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以及官尊民卑的过往。他表示，总理大臣能出席他这个在实业界工作的老头子的寿宴并致辞，是当代官民关系密切的实证，并很高兴自己毕生致力于实业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最后总结“感谢各位为我庆祝，但我更为国家不胜欣喜”。

可以说，这次祝贺会是经济界有影响力的一群人测量父亲在民间的高度，并进行公布的一次发表会。(《父亲：涩泽荣一》)

在这次米寿祝贺会上，涩泽发表了长达四十分钟的演说，概括了他八十八年来的经历。其中涩泽强调的主要有三点，即十七岁时被冈部的地方官侮辱一事成为了他一生经历的出发点；在法国时目击到军人与银行家之间平等的关系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以及在遭遇这两件事后决意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并真正这样实行。

我十七岁时前往领主的宅邸，那里的地方官对我的态度十分具有侮辱性，令我愤慨。当时我虽然年轻，却也意识到，封建制度是会妨碍国家发展的。

在海外，我与官民皆有接触，尤其是在法国时，为照顾民部公子，拿破仑三世派了一位名叫维莱特的陆军大佐跟随；又派了日本前总领事弗洛里海拉尔特管理各种事务，他是一位银行家。这两位一直住在民部公子所居住的宅子中帮助我们。观察这两人之间的态度，与日本人之间完全不同，令我深感震撼。正如前述，我被领主的官员侮辱，觉得官民之间隔阂甚深，然而看法国人行事却有天壤之别，令我茅塞顿开。

世人平等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要提高实业的地位。今天看到诸位，我觉得我的想法一直都没有错。(《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五十七卷)

接着，涩泽便做了“感谢各位为我庆祝，但我更为国家不胜欣喜”的总结。在涩泽看来，他的米寿祝贺会上不仅有日本经济界的著名人士，还能集合政治界的诸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有力地证明了他“世人平等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想法。

现在想来，涩泽米寿祝贺会召开的昭和三年(1928)至帝都复兴祭【帝都复兴祭：1932年关东大地震后由于损失巨大，由日本政府主导进行了复兴计划。这一项目于1930年完成，并于3月26日举行了帝都复兴祭进行庆祝。】举行的昭和五年这段时间，也许是明治到昭和期间战前日本的巅峰时期。在此之后，涩泽生前勉强实现的“平等时代”，迅速地被军人这种新诞生的“武士”破坏了。

带病参加慈善活动

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涩泽因感冒卧病不起。对他这样的高龄者来说，感冒是需要非常小心的大病，因此家人和主治医生都忧心不已。但就在此时，全国方面委员与社会事业家的二十位代表希望面见涩泽，他们这次前来是为了二十万饥寒交迫的穷困民众。日本政府虽然制定了《救护法》，但是由于没有预算保证，这个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所以他们请求涩泽出面，敦促法律尽早实施。涩泽不顾正发烧的身体，披上一件披风，认真地倾听了他们的诉求，并用力点了点头，这样保证道：

我虽力量微薄，但自认为为社会事业穷尽一生心血，我非常理解诸位的心情。虽不知我这老朽之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我会尽我所能。这是我的义务。(《父亲：涩泽荣一》)

说完这番话，涩泽便命令备车，并打电话给大藏大臣和内务大臣，告知即将拜访。两位大臣也很照顾这位病中的老人，回答说会亲自上门拜访，但涩泽坚持要求自己前往。

这当然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主治医生也阻止他说，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不顾发烧的身体出门是十分危险的，但涩泽却平静地说道：

我这样的老朽之所以受到医生您的照顾，得到很好的休养，正是因为别人希望我至少能在这样的时候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我因此而死，能救二十万不幸的人，我也算死得其所了。(《父亲：涩泽荣一》)

家人和医生无法反驳他的话，涩泽迅速上了车。

九十二岁，离世

直到临终，涩泽仍然对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有求必应。当家人劝告他时，他总是回答：“我虽然辞去职务，却并未辞去做人。”

但是自昭和六年(1931)入秋，涩泽的精神便不复以往了。十月的某一天，他因肠闭塞而接受精密检查，被发现患了直肠癌，如果不动手术就有可能多次引发肠闭塞。因此，医生团建议他动手术。涩泽不想靠手术苟延残喘，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家族代表明石照男劝他：“这时候不动手术才是违背天命。”终于劝服了他。

十月十四日，涩泽住院并接受了手术，但是之后病情反复，家里所有人都来照顾他。秀雄这样记录了当时的印象：

他是一个老实听话的病人，对周围的事一点也不挑三拣四。父亲似乎并没有想要康复的欲望，从生病到去世，他都没有对医生或周围的人询问过病情，甚至连病名都没有问，仿佛安然自若地仰卧于“天命”之上。（《父亲：涩泽荣一》）

涩泽的孙女涩泽昭子(次男武之助的长女)为《青渊》第67号“青渊忌”专栏的投稿《关于祖父》中这样描写了涩泽病情晚期时的状态：

在一片寂静的正中心，祖父一动不动地仰卧在宽大的床上，但他脸上因独自承受病痛而产生深深的皱纹，让我的心口刺痛，只能难受地握紧拳头，与他一起忍耐。

自从病情恶化后，昭子承担了用勺子喂祖父吃晚饭的工作。

我将全部的神经都集中在勺子上，每次触碰到祖父的嘴唇时，他都会微微睁开眼睛向上看我，咽下一勺、两勺，他的眼神让我觉得心碎。但是到了第四勺时，他一定会闭紧干瘪的嘴唇，将骨节粗大而发白的手指交叉在胸前，像求我一样说道：“够了吧。”

“今晚就吃这些吧。”我这样想着，便要放下勺子。但回头一看，阿姨和母亲她们正默默地双手合十拜托我再喂一勺。

“爷爷，再吃一勺吧。”喂的人很难受，被喂的人一定更加难受吧。但是喂完饭，他一定会用痛苦嘶哑的声音感谢我：“谢谢，很好吃。”他这么说，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每当他这样说，我都强忍着泪低下头。（《关于祖父》）

在家人全心全意的照顾下，涩泽终于于十一月八日恢复了意识。他吟诵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给所有照看他的人听，每念一段便解释一段。当接替他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并成为经济界领导人的乡诚之助前来探望时，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作为一名帝国臣民和东京市民，一直以来诚心诚意为社会尽绵薄之力。……我自认为这次恐怕再难痊愈，这是因为此次病情险恶，非我之错。

即使我身死，灵魂也会守护诸位的事业，还请为国家献出力量。另外，不要用牌位供奉我，搞得如此见外。(《父亲：涩泽荣一》)

这便是涩泽对他倾注了毕生心血培养的日本经济界的诀别之词。

第二天未明，涩泽的体温骤然上升，陷入病危。

按当时惯例，政治界或经济界的大人物病危时，天皇和皇后会赐红、白葡萄酒，国民看到这个消息时便会了解此人的病情。当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天皇和皇后的使者来邸并赐酒。十日的凌晨零点十五分，天皇又派侍医村上博士前来探望，并于当天封涩泽为正二位。

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一点五十分，涩泽荣一进入永眠，享年九十二岁。秀雄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况：

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络绎不绝的吊问者、如山一般的吊文唁电、为准备葬礼而忙碌的人们，让我再一次为父亲的影响力之大而震惊。

十一月十四日，吊唁的敕使、皇后宫与皇太后宫的御使来邸。天皇陛下还亲自写了悼文：

“志高立朝，远虑下野。经济规划最先，社会设施极多。资教化之振兴，勤国际之亲善。毕生奉公，一贯推诚。洵经济界之泰斗，负朝野之众望。实社会人之仪型，膺内外之具胆。遽闻溘忘，不胜轸悼。宜遣使赐赙，以为吊慰。钦此。”

丧主敬三在灵柩前拜读了这份悼文，他的声音像水中的涟漪徐徐传到在座的每个人耳边。在一个角落里，悲切的呜咽声就像决堤般响起，那是佐佐木勇之助和石井健吾等人的声音。两人在第一银行等企业中与父亲六十年来风雨同舟，在听到这恩泽深厚的悼文时，不由自主地感极而泣。这篇悼文实在是将父亲的高度抽象化的名文。(《父亲：涩泽荣一》)

从当天傍晚至十一月十五日举行葬礼，飞鸟山的宅邸内吊唁者一直络绎不绝。某天晚上，人们发现院子里的灌木丛中藏着一个陌生中年男人，他穿着带家纹的正式和服，在一片昏暗中端坐于落叶上。家里人询问他这样做的缘由，他回答道：“

我曾因为不幸的境遇而被东京市养育院收容，现在终于成了一家小工厂的厂主，也算是成功了。我不能忘记院长对我的恩情，因此前来吊唁，但因身份低微无法通报，所以请让我在此为他守灵。”

听到这番话，家里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将他请进屋里，让他在柩前守灵。

这一年年末，秀雄在短歌杂志《兰》中发现了一首哀悼涩泽荣一翁去世的短歌。昭和六年是无产阶级运动开始兴盛、镇压也随之变得严酷的一年，这首短歌也反映了这样的时代特征。

我虽视资本主义为罪恶，您却值得一代人尊敬怀念。

短歌并没有署名。涩泽在记录它后写道：

就像这首短歌所表现的，父亲诚实工作、波澜起伏的一生，即使对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不同的年轻人来说，也是能引起共鸣的吧？(《父亲：涩泽荣一》)

据记载，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超过四万。

后记

几经波折，我这本有些特立独行的涩泽传终于得见天日，实在是不胜欣喜。

成书的契机是我于1992年参加山口昌男先生主持的电通总研的“企业文化研究会”，并在电通总研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分析涩泽荣一思想与圣西门主义之间的关联。此事在正文中也有所提及。

PHP的编辑中泽直树先生读了我的这篇论文后联系了我，劝我写一本涩泽传，并愿意为我寻找能够连载的地方，我顺势答应了。遗憾的是，连载持续一年多后，杂志(《月刊公论》)的编辑体制发生了变化，导致连载中断，PHP的书籍化计划也无疾而终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文艺春秋的《诸君!》又向我抛来了橄榄枝，邀请我在杂志上继续连载。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诸君!》上的连载，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长达63回，再加上《月刊公论》上的部分，原稿将近1700多页。我已经不记得在此期间，究竟有多少位编辑当过我的责编了。

这使得连载的成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清样的检查推迟了一天。但就在此时，堀江贵文被逮捕，日本经济开始低迷，次贷危机使这种低迷雪上加霜，导致本书也不得不延期出版。

2010年时，当年我在《诸君!》上连载时的主编细井秀雄先生成为了新成立的第三出版局局长，这个本已濒临流产的项目突然像拉撒路【拉撒路：《圣经》中的人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一样复活了。通过成书时最后的责编内田博人先生的帮助，终于得以以豪华的两卷本形式付梓。

从最初的策划开始到出版，已经度过了将近十八年的时间。光从时间来看，本书可以说是《大菩萨峠》级别了吧？

在此期间，我出版了一百多册的书，但涩泽传始终被我作为穷尽毕生精力的大作，一直盼望着它的问世。现在，这个愿望终于能够实现，使我得以执笔后记，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最后，请让我借此感谢细井秀雄先生、内田博人先生以及负责了本书实际编辑事务的水上奥人先生。如果没有这三位的力量，我这本“梦幻大作”恐怕只能是个“梦幻”了。

2010年11月8日

鹿岛茂

涩泽荣一年表

涩泽家谱系略图

涩泽荣一关联事业一览

介绍与涩泽荣一相关的重要企业、团体，尤其是现在仍在活动、运营的。后继企业的信息主要参考涩泽史料馆主页及各企业历史沿革介绍等。业种的分类、顺序主要参考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荣一各事业年谱》。另，有些事业并非在成立时参与，此处记录的年份全部统一为成立年份。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涩泽荣一、德鲁克和圣西门主义

第一章没有涩泽荣一，就没有日本的奇迹

第一回向近代资本主义飞跃

第二回没当上武士的父亲

第三回加强经济感受力的归纳法教育

第四回对德川体制产生疑问

第五回尊王攘夷的诱惑

第六回水户学的死撑面子

第七回谒见一桥庆喜

第八回佣兵部队诞生

第九回变身为现实主义者

第十回尝试信用金融

第十一回人生最大的失误

第十二回转向开明派

第十三回由西餐领略到的欧洲

第十四回深切感受历史的地方——上海

第十五回在苏伊士运河的思考

第二章在巴黎，看透西方文明的本质

第十六回“产业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演说

第十七回结识弗洛里海拉尔特

第十八回教授资本主义的家庭教师

第十九回法国驻日大使罗叔亚的企图

第二十回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论

第二十一回圣西门主义的三大法宝——股份公司、银行、铁道

第二十二回巨人间的决斗

第二十三回昨日思攘夷，今日着洋服

第二十四回蒙布朗伯爵的复仇

第二十五回在巴黎，看到“人体”

第二十六回“官”与“民”

第二十七回让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紧密结合的机制

第三章成为大藏省官员，创造“日元”

第二十八回再会庆喜

第二十九回日本最早的股份公司

第三十回结识大隈重信

第三十一回金融制度的确立

第三十二回废藩设县的“糖”与“鞭”

第三十三回元勋们的素颜

第三十四回离开大藏省

第四章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

第三十五回集结“私”的力量

第三十六回拒绝加入三井

第三十七回国立银行的危机

第三十八回公利公益方是王道

第三十九回产业整体构想

第四十回涩泽与岩崎弥太郎的激战

第四十一回“官”与“公”的差异

第四十二回公正无私的市场调停人

第五章一切为“民”之发展

第四十三回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建立

第四十四回营利为次

第四十五回是为自爱而非他爱的社会福利

第四十六回涩泽式“创业”思想

第四十八回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

第四十七回明治时代的Project X

第六章在民间外交中展现高超手腕

第四十九回在美国，返回原点

第五十回民间外交如胶似漆

第五十一回与“黄祸论”斗争

第五十二回排日浪潮卷土重来

第五十三回对华外交与裁军会议

第五十四回劝说孙中山开展经济建设

第五十五回外交需国民总动员

第五十六回人偶与日美亲善

第七章以《论语》为准绳的伦理观

第五十七回田园都市的理想

第五十八回对女子教育的期待

第五十九回劳资关系协调之父

第六十回精准的识人之眼

第六十一回伟人们的肖像

第六十二回《论语》与“算盘”

第六十三回编纂《德川庆喜公传》

第六十四回明治财经界的大冈越前守

第六十五回“职能性”禁欲

第八章重识涩泽荣一——作为一个近代家庭中的人

第六十六回另一位涩泽

第六十七回明治实业家的光与影

第六十八回“堂堂正正”的感情生活

第六十九回忧国与禁欲

第七十回“血缘”与“资本”的分离

第七十一回没有这位妻子，就没有涩泽

第七十二回豪商之女，奇人之侄

第七十三回“现代”的家庭观和选婿

第七十四回“伟大”父亲的牺牲品

第七十五回威尼斯哥特式建筑

第七十六回《论语》伦理与红颜美色

第七十七回老年时期的文学鉴赏

第七十八回吾为国家不胜欣喜

后记

涩泽荣一年表

涩泽家谱系略图

涩泽荣一关联事业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