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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序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 第八节

- 第九节

- 第十节

- 第十一节

- 第十二节

- 第十三节

- 第十四节

- 第十五节

- 第十六节

- 第十七节

- 第十八节

- 第十九节

- 第二十节

- 第二十一节

- 第二十二节

- 第二十三节

- 第二十四节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 第八节

- 第九节

- 第十节

- 第十一节

- 第十二节

- 第十三节

- 第十四节

- 第十五节

- 第十六节

- 第十七节

- 第十八节

- 第十九节

- 第二十节

- 第二十一节

- 第二十二节

- 第二十三节

- 第二十四节

- 第二十五节

- 第二十六节

中文版序

一提起中国人来，我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自他说这话，一晃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期间，中国人的确征服了整个世界，不过不是用棍子和大米，而是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前不久，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到德国旅行，想给家里人带几双阿迪达斯运动鞋，当她在一家店里问有没有不是Made in China的阿迪达斯时，却引来了售货员们的讪笑，因为这里所有的阿迪达斯都是——中国制造。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桀骜不驯的“愤青”，外祖父越是危言耸听，我就越是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着迷。所以在我的生命里，我一路向东，越走越远：从西德到东德，然后是苏联和独联体，再后来是中国。

当然，那时我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认识还很肤浅。我走过了那些陌生的国家，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经历了许多文化冲击，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内容。它不仅反映了宏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叙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挣扎。

第一节

在我的家乡－－布雷施高地区的斯陶芬，我一度曾是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那时，我最要好同学的父亲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我对这个老家伙很是反感，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说到底，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小毛头，连混混都算不上。我一不偷、二不抢，成绩优异，留着一头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中规中矩的短发，更别说沾过大麻之类的东西。在性的方面我也非常保守，严格地说，我还没和任何姑娘上过床－－最多不过就是在一辆房车后面吻过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儿。为这我老妈还拿地毯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从一个胆小如鼠的局外人变成全城上下妇孺皆知的叛逆者，和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是从一本书开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裤屁兜里的小红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毛泽东语录》，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它称作“毛圣经”。我是在我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书的，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1933年以前他曾是德国共青团的成员，之后他虽然远离政治，却因为唾弃纳粹而在二战即将结束前不久被作为叛逃分子缺席审判，定为死罪。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他又生性温和，所以对左翼思想和“毛圣经”都抱有一种宽容态度。

十二岁的时候，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我总是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毛圣经”。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浮士德文理中学大礼堂里的时候，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一些的，则叫我 “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我母亲的娘家姓叫茨威富尔，这个词在德语里恰好是“怀疑”的意思。当年，身为空姐的她和我的父亲在飞机上一见钟情。我的母亲，无论根据国籍还是信仰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瑞士人，所以她对我所热衷的活动自然也就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面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哐哐哐”地上上下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抱怨。我的妹妹乌拉，多年后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当时她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课。“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中了魔怔，”她对邻居抱怨道，“女儿是芭蕾舞，儿子呢？－－共产主义！”

在我与“毛圣经”结缘的第六个年头，还有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志卡勒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有“紧急的事”要和我谈，而且“今天就谈”。电话里是不能说的，谈话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我们坚信，联邦宪法保卫局、美国中情局都会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甚至火车司机都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

是不是卡勒又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也许今天我们要去张贴革命海报，宣传反对右翼势力的摇滚乐，或者反纳粹、反排外主义的音乐会？要么是去喷刷反对中子弹的标语？－－我们经常这么干。可卡勒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却那么紧张，同时还有点郑重其事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从斯陶芬到弗莱堡有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在这个初春的下午，我一个人站在足球场对面的马路边，张望着有没有可以搭乘的过路车。气温不到十度，我冻得浑身哆嗦。过了没一会儿，天上就开始飘雨。我身上只穿了一件毛线衫，而且为了显示潇洒还故意敞着怀。眼见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呼啸而去，我开始焦躁起来。这些司机肯定是看了《图片报》上的那种公路抢劫的新闻，所以把路边每个等着搭便车的人都当成了嫌疑犯。想到这里，我不满地朝那些汽车远去的背影挥挥拳头。

已经两点五十了，离我和卡勒约定的见面时间只有十分钟了，迟到的话会很尴尬，尤其是在他这个劳工青年团（也就是德国的共青团组织）的县区干部面前。

勒，我的领导和朋友。

第二节

正当我焦急不安的时候，一辆车在我面前戛然而止。开车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留着时髦的短发，浓妆艳抹，衣着大胆。当时的我还只是个不起眼的毛头小伙，毛线衫下面套着已经褪色的旧T恤，下身是再普通不过的条绒裤，脚穿一双破旧的球鞋。我个头一米八，人却瘦得像麻杆一样，简直可以在电影里扮演瘦骨嶙峋的集中营囚犯，脸上还长着雀斑，蓬乱的头发盖过耳朵，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傻里傻气的眼镜，无论从哪一点看，我都绝对不是一位时尚男士。但眼前这个女人却似乎对我这样的青涩男生格外偏爱，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肆无忌惮地放到了我的腿上。我嫌恶地把身子挪开，心想：这个资产阶级臭女人，难道想老牛吃嫩草不成！她说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回斯陶芬，她都可以送我。我谢绝了。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去见卡勒，我的领导和朋友。

和我不同的是，卡勒并非“小知识分子”（提起知识分子他总是满脸的不屑，而且总要在前面加个“小”字），而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匠。他长发披肩，模仿列宁的样子留着一撮小胡子，还总穿一条鲜红色的裤子，号称这样显得更有革命气质。在学生聚会上，我总是暗自躲在一隅，怯怯地旁观别人谈情说爱，而卡勒则全然不同，他是个能把很多女人－－当然只限于志同道合的团员同志－－拥入怀中的调情高手。得逞后他总会问那些姑娘：“和领导在一起感觉如何啊？”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女朋友玛尔格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省钱，卡勒平时住在父母家里。为了防止别人偷听，我们俩撑着伞、冒着冷雨走在他们家的园子里，边走边谈。“今天我要和你进行一次干部谈话。”卡勒说，“亚德里安，你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考虑的？”

我愣住了，原来卡勒是要和我商讨我的政治前途和未来职业。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怀已久的那个梦想吗？我还从未对人吐露过这方面的心声。

迟疑了片刻，我说：“三年前我就入团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党员。”（我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你、你知道，我、我一直很积极。”平日里，只要一紧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结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也许正是因为结巴，所以每到上体育课的时候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的球队，这让我觉得总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可在共青团里不一样，卡勒和其他人都很接纳我。我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同志，选派哪个人，必须由党来决定；不过，坦白地说，我、我真的很、很想……做专、专职的……”我指的是那些在我眼里非同寻常的专职干部，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业，他们是团员中的骨干、党的精英，是伟大的职业革命家。

我居然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结巴，真是丢人……但我实在无法克制内心的紧张。我心里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恐怕革命烈士们都要被我从坟墓里惊醒了！这不是到电信局去做学徒，想申请就申请的，这不是兼职－－这是天职！而且安排天职的人只能是党，而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为什么不能和他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呢？况且他自己也说要和我做一次干部谈话。

第三节

“问题是，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卡勒说，“不过你在过去几年里表现不错，参加了团委和党委组织的所有活动。在你的倡议下，我们还往费尔宾格这个老纳粹身上扔过鸡蛋，迫使他后来不得不下了台；你还为共青团招募了二十名新团员，成功地组织了罢课活动。组织上很信任你，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个问题－－你做好走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的准备了吗？你得认真地想一想再做决定，这可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做出许多牺牲。一旦你做了选择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职业革命家是要战斗一辈子的！”

虽然这番话听上去有点故作高深，但看到他能这样严肃地和我谈话，倒也说明我是个受组织重视的人。我感到自己心跳加快。卡勒对我的毛遂自荐并没有生气，恰恰相反，以他为代表的党组织为我设计的革命前途与我的个人愿望竟不谋而合。当然再没有回头路可走，资本主义企业怎么会雇一名革命者呢？不过我可不想到那种地方工作－－绝不！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肯为金钱卖命？我要从事的是战天斗地的革命事业！什么医疗保险啊退休金啊，那都是俗人才考虑的东西；何况等我老了的时候，社会主义红旗早就插遍全球了，还担心什么福利！

“卡勒，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条什么路。很高兴你能给我这样的建议，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嗓音尖尖的，像个女人。

“亚德里安，我现在跟你说的事，仅限于你我之间，绝对不许有第三个人知道，不许对同班同学讲，不许对父母讲，也不许对其他同志讲。”为了强调他的话，卡勒停顿片刻，又接着说，“我知道，‘红色经典’你比我读得多，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从来难不倒你，不过你还需要继续巩固你的意识形态教育。所以，作为要成为未来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我们决定委派你去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

我不解地望着卡勒。对于党内的密语我掌握得不错，可“为期一年的培训”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秘密？短暂沉思之后，我提了一个听上去尽量不显得愚蠢的问题：“我要在哪里接受培训？”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像我刚才说过的，具体的情况要严格保密。你会及时得到指示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一年！完成秘密任务！我强忍住自己的喜悦，以免在他面前显得太过幼稚。卡勒毕竟比我年长五岁，对于这些事了如指掌。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经参加过抵抗希特勒的地下活动。卡勒的父亲是巴登-符腾堡地区的组织部书记，负责人事和组织政策，也就是说，是位职业革命家；卡勒的母亲是党的地区支部出纳，虽然只是个名誉职务，但大小也算革命人士。到干部学校进修的事当然必须保密，这个我懂。作为西德人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革命培训，这在今天就好比派一个美国人到基地组织的大本营里学习自杀式袭击。

第四节

卡勒脸上“不自由、毋宁死”的严肃表情稍稍有所放松，他说：“最棒的是，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我也接到委派任务了。”接着他又笑着补充道，“我负责监督你。”

我兴奋之极，充满传奇和冒险的革命生涯正在向我发出召唤，而且有我熟识的朋友结伴同行，心理上会更加安全。我也为我的朋友卡勒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也将荣升为秘密组织中的革命干部了。我浮想联翩，开始憧憬着这样的情景：当我的高中同班们正在上大学、服兵役，积极谋划庸俗的小市民幸福生活时，我已经远赴异国他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轰烈烈地投身革命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家人朋友讲，但就像卡勒所说的那样，随便编个什么“天方夜谭”还是容易的。

现在我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共青团员了，而是被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一名革命干部。六个星期之后，我和卡勒一起乘火车前往多特蒙德，去参加为将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秘密培训而组织的筹备会。后来我得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其他，正是民主德国。

生平第一次，我踏进了劳工青年团中央神圣而庄严的办公大楼。这是一栋貌似平常的水泥建筑，钢制的安全门上装有监控摄像头，这是联邦德国这个由资产阶级敌人控制的国家内一些不屈不挠的抵抗分子的大本营。面对新纳粹和国安局的袭击和骚扰，我们必须自我保护，这就是此处之所以戒备森严的原因吧，我心想。

我和卡勒被带到了一间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在这里见到了另外三名被选拔出来的同志，他们将是我们未来的大学同学。团中央一个两米高的大个子同志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他一直在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大批特批，斥责他们“搞泛欧洲同盟，大有退变为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我不解地问道：“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团结一致反对右翼势力吗？”讲话的同志宽容地笑了笑，说：“我们赞同所有左派和民主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我们绝不容忍投敌叛卖者。关于这一点，将来你们还会‘在校上’得到更加深入的教育。”“在校上”？这还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词汇。尽管我心中一时还充满疑惑，但想到自己已然成了这个秘密同盟中的一份子，骄傲和自豪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

接着，劳工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开始切入这次预备谈话的“核心点”－－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问题。只听他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是受了委派的，肩负明确的战斗任务，那就是学习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最终将它们运用在这里－－联邦德国。你们的战场是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他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战斗”这个字眼，“你们将在学校里遇到来自全世界的战士们，来自欧洲的，来自智利、越南、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当然了，还有来自民主德国的‘自由青年团’团员。大家必须要牢记一点，那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绝不允许的！”

谁也没有听明白最后这句话和报告的其他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就连经验丰富的卡勒也不明白。团中央的报告人试着加以解释，但他的表述听上去颇有些复杂：“我们必须汲取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有些同志只顾沉湎于男欢女爱，却把自己的战斗任务抛之脑后。这些行为如此轻率的人，他们要为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负责！”

原则上，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专门针对以下情况：与他人发生恋爱关系者，日后很可能会到对方国家生活。而我们应当在结束了一年的培训之后在联邦德国继续战斗，因此－－严禁恋爱。

我对此没有异议。对我来说，为了革命事业，过一年苦行僧式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一节

我十九岁生日时收到的第一句祝福，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的一名军官。九月三日凌晨三点，在六人座火车车厢里睡意正浓的卡勒和我被这位军官推醒，当时我们正在从弗莱堡去往西柏林的途中。“我注意到了，今天是您的生日。生日快乐！”他说。尽管我们只是从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前往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研究着我的护照。他的认真和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份刻板和执着充分说明了普鲁士精神和马列主义是可以辩证统一的。这位同志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是自己人。从外表上看，我们和所有以私人身份前往西柏林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一路上也没人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

早上，我们在西柏林动物园一站喝了咖啡，吃了肝泥肠小面包－－这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地界上的最后一顿早餐。接着，我们乘快速列车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也就是东、西德之间的边界线。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没有护照，而当时过境的西德人必须持有护照。卡勒安慰我说：“别担心，边防军同志们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了。”我还学到了一个新名词－－“接应”，它是指某些人通过秘密渠道，可以在不持有护照的情况下直接跨入民主德国的地盘。这听上去就像是对着柏林墙默念“芝麻开门”，虽然从西往东越过这道墙并不是通常的方向。

我回忆起了和班里同学一起乘车去布拉格的情景，当然那次是有护照的。表情生硬的东欧边防警把我们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就差掏衣服口袋了。光检查护照就用了十多分钟，摆副冷脸似乎是他们执行公务时的规定。当然了，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必须显示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面貌；更何况，我们班上的很多人正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黑市上兑换德国马克。

带着脑海里浮现出的记忆，我扫视了一下眼前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看到几个一脸阴沉、荷枪实弹东德边防兵，还有几只在火车下东闻西嗅、搜寻越境逃亡者的警犬。当时我把这看做必要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大批的医生和工程师涌入西德，才能避免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东德被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偷越柏林墙者，一经发现即当场击毙－－对于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上方命令，我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首名为《致后来人》的诗中找到了辩护理由：

面对卑鄙

无法不咬牙切齿

面对不公

不能不大声疾呼

我们这些追求友善的人啊

对待敌人却不能心慈手软

第二节

尽管如此，当我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连接东、西德的那条狭窄的过境通道等候检查时，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意外。检查护照时，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只会讲英语，我听到岗哨上的东德边防兵在用德语对他骂骂咧咧。那个军官对我会是什么态度呢？我的心里不由得更加七上八下。

轮到我了。卡勒示意让我先来，为了不在他面前示弱，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一颗心怦怦乱跳。我出示了自己的护照，里面没有签证。我紧张不安，听到自己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那句魔咒－－“我是被接、接应的。”边防警瞥了一眼护照上的名字，脸上的表情霎那间由阴转晴，他笑容可掬地说：“同志，热烈欢迎您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然后从登记簿里拿出一张准备好的单页签证，而没有在我的护照上加盖过境章－－这样一来，我回国的时候敌国（也就是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就不会发现我曾经在东德待过一年。此刻，那位友好的同志朝我眨了眨眼，把我的证件递了过来，临别时对我说了一句“祝你取得最大战绩！”这种祝福我还是头一次收到。在德意志土地上的第一个工农联盟国家－－我们坚信它绝不是最后一个－－卡勒也得到了同样方式的欢迎。

当我们走下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楼梯，踏上东德领土时，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生活。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股味道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伴我左右。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滑雪衫，对卡勒说：“我的衣服也沾上这个味儿了。” 我们两个都笑了。乘着民主德国国家铁道部的火车，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德。

这里虽然没有西方那种五光十色的繁华，但一贯对消费社会抱以鄙视态度的我并不感到遗憾。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那些宣传反共思想的敌方言论也把我推向共产主义：在东德买不到香蕉，在东德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十年－－与那些“大问题”相比，凡此种种在我看来实在是不足挂齿。在这里，掌握政权的不是昔日的纳粹余孽，而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东德的环境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之前我曾经对东德做过一周访问，当时是和代表团随行，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即民主德国的共青团组织－－为我们这些西德同志安排的活动。

火车站的报亭挂着《新德国》，还有共青团办的杂志《青年世界》和《新柏林画报》。“幸好这儿没有《图片报》！”我说。卡勒点点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1968年反对《图片报》的游行示威，没能加入高喊“打倒施普林格”的愤怒人群。但我们却读过君特·瓦尔拉夫的《头版头条》。作家瓦尔拉夫以通讯员的身份化名潜入《图片报》编辑部，揭穿了媒体的谎言；我们也熟悉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书中无辜的女主人公正是被一家类似《图片报》的媒体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自由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多少价值，“报禁”也被我们视为一种进步。

为了避免西德的边防警察找麻烦，我们没有把路线指示写到纸上，而是记在了脑子里。从火车站出来沿弗里德里希大街右行，然后在菩提树下大街朝右拐，便可径直来到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总部。我们找到了菩提树下大街36至38号的一栋五层的钢结构建筑，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眺望勃兰登堡门。拥有两百万青年团员的庞大组织就隐藏在这栋办公楼的窄门后面。楼里的接待大厅小得就像是牙科诊所的门廊。一位身材肥胖、穿着灰绿色制服的民警亲切地招呼我们，答应说马上“通报”，一边拿起电话听筒低声咕哝了一句。

第三节

紧接着进来两个黑人。这两位非洲同志也许是我们未来的同学呢，我心想。胖民警马上声色俱厉起来：“请二位出示‘旅行证明’！”他本可以用国际通用的“护照”一词，这样的话那两个黑人朋友就不至于摸不着头脑了。见他们没有反应，民警提高嗓门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拿证明，快点！”见此情景，我自告奋勇要给他们充当英语翻译，不料那位民警训斥我说：“请不要多事！”

卡勒和我面面相觑。我们心照不宣地想到了同一样东西：种族主义－－难道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种族歧视？这可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在我们的概念里，种族主义是独属于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民警终于允许非洲客人坐下，他自己则扬长而去。我不由抱怨道：“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在团中央工作！”

卡勒说：“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

这句简单的解释更让我恼火，我还有比这更好的解释呢：“列宁早就说过：改变经济制度是容易的，改变人的意识却很难，需要几百年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担负起党的领导职责。”如此一来，完好无恙的社会主义世界又在我们心中重新建立起来。

没过多久，安德里亚、彼得和乌里克到了。他们几个分别来自汉堡、奥斯纳布吕克和杜塞尔多夫，在多特蒙德的预备会议上我们已经有过一面之缘。大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而接待我们的大个子留着小平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年纪看上去都足够当我们的父亲了。他自称弗里茨，是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肯定要远远胜过我们熟知的那些“教书匠”。他是我们的同志，穿着朴素的毛衣牛仔裤，对我们以“你”相称，亲切地询问近来西德和平运动的情况。我们一路跟着他来到办公大楼的食堂，在这里见到了艾尔克女士，她介绍说自己在共青团中央负责“对西德方面的外联工作”。艾尔克虽然并不年轻，却穿着入时，待人随和，看上去颇像一位气质不凡的作家，当然她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女革命者。共青团竟然让这些上了年岁的干部来领导，这让我很是不解。但艾尔克的热情很快便打消了我的疑虑。

在团中央的食堂里，我们头一次品尝到了所谓的“混合咖啡”。东德的咖啡供应不足，通常要掺上麦芽咖啡作为代用品。对这种日常生活里的小小不适我倒并不介意，与面临美国中子弹威胁而命悬一线的全人类的生存相比，这些问题简直是轻如鸿毛。“我们把这种咖啡叫做‘埃里希加冕’。”弗里茨的玩笑让团中央的女干部也忍俊不禁。只有被提到的国家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居高临下，从巨幅画像上朝正在围坐享用“混合咖啡”的我们投来严肃的目光。东德的人也挺幽默呢，我心想。这使我对自由青年团产生了几分好感。唯一让我不悦的是，在青年团的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用餐，团中央主席克伦茨和其他高层干部却在另外一个食堂。尽管无从对这两个食堂的伙食待遇加以比较，我依然认为这绝对是违反原则的。难道正如东德的左翼批判人士所断言的那样，在东德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班主任弗里茨宣布说，他将为我们五个从西德来的年轻同志讲授“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列哲学课程；另外的教师会给我们传授其他革命知识。“首先，你们将在这里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弗里茨说，“到目前为止，在代表团里你们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从今天起你们将会了解到民主德国的真实面貌。”

第四节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惊。以前访问的时候，东德共青团的成员难道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当时我参观归来后，班上许多人不以为然地说，东德人只是在给你们做戏罢了！当时被激怒的我还为此和他们发生了不小的争执。而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了东德同志对我们的信任，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将伴随很多问题。我们不想把这些问题和弱点透露给自己的敌人，但作为革命骨干，我们理当了解一切真实情况。

弗里茨老师沉浸在对苏联的狂热幻想中，还把这个国家亲切地叫做“苏”：“他们比我们走得远，这一点总是被人们忽略，连我们这里的同志也免不了犯这样的错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又道出一番惊人之语：“如果苏联没有克格勃，生活还会照样继续；可如果东德没有国安局，大家会把我们挂到电线杆子上绞死。”

这就是说：大多数的东德民众是痛恨统一社会党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党所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统治。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话说回来，多数人的立场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比如许多德国人就曾经支持过纳粹，是苏联红军的到来解放了德国。很显然，共产主义者遭遇了阻力，不少人的脑袋里仍被旧日的残渣余孽所充斥。可难道二战过后长达三十四年的时间还没有将这些人的脑子洗刷干净吗？我不敢大声提出这些疑问。这倒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安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度过的第一天，我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缺乏意识形态教育的愣头青。

“你们得各自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弗里茨又说。什么，取名字？我们又不是没有名字！“你们需要化名，因为你们在东德属于非法居留，不能让西德那边的人知道你们来过这里。你们还会在学校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有丹麦的，芬兰的，等等。对于去西德参加培训的自由青年团员，也不能排除他们中间会有人叛逃的可能。”－－“叛逃”这个词专指逃到西德去的东德人－－“所以有几条禁令是你们必须遵守的：绝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你们的真实姓名，也不许让人知道你们是从哪个城市来的；尤其要切记：严禁与他人交换家庭住址或电话号码，即便和某人发展私人关系时也绝不可以－－当然了，建立私交也属于禁止之列。”听到这里，我联想到了“风纪问题”。临行前，劳工青年团的主席曾一再叮嘱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时刻提高警惕。

我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给自己起动物的名字。“狗子”是卡勒的化名－－“我要像条狗一样对党永远忠诚，我在家还养着一条可卡犬呢！”他说。汉堡来的同志马上管卡勒叫“革命狗”，但正式的化名还是定为“狗子”。我选择了“耗子”这个名字。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绰号了，我希望自己在和资产阶级敌人的周旋中表现得像一只机智狡猾的耗子，除此以外，我还是个出了名的杂食动物。安德里亚给自己取名“狮子”，彼得自称为“鳄鱼”，乌里克则摇身一变成了“美女蛇”，因为她想取一个听上去“有女人味儿”的动物名。弗里茨老师抱怨起来：“在你们西德的青年团里，女权主义的影响真是越来越严重了。”不过“美女蛇”这个代号最终还是被批准通过了。

第五节

我们坐着橄榄绿的小巴士，一辆二冲程的巴尔卡斯B1000，告别了柏林，向着北方那未知的目的地一路进发。弗里茨老师说：“我们现在去的是民主德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他的话让大家充满期待，对我们来说，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已经够神秘的了。一路上，弗里茨不断地讲起此行的目的地。从他口里我们得知，我们将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一年，那个地方曾经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爱巢’。1936年，柏林市将一片风光旖旎、湖光树影的绿地赠给约瑟夫·戈培尔作为他39岁生日的贺礼，还在上面给他建了一栋乡间别墅。当年，戈培尔曾经在那里和他的女伴们尽欲穷欢。1945年，苏联和波兰部队占领这栋别墅的时候，遭到了埋伏在那里的党卫队走狗的拼死抵抗。战友们在一所野战医院里照料在战斗中负伤的同志。1946年，战友们把这块地方移交给了自由青年团，此后它一直是我们的干部培养基地。1950年，威廉·匹克将这所干部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于是有了“威廉·匹克青年大学”这个名字。威廉·匹克的名字对我而言近乎神圣，他是民主德国的第一任国家领导人，于1960年辞世。他在生前已经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所学校了？真有点不可思议。无论如何，毕竟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去什么地方，从今以后，我们将在那里被培养为职业革命家。

正当车子经过路边一块标有“严禁超车”的告示牌时，一辆黑色的苏联产“海鸥”轿车旁若无人地超过我们的“巴尔卡斯”绝尘而去，旁边还有闪着蓝灯的警车保驾护航。“是某位政府要员。”弗里茨解释道。看到特权如此大行其道，而且是在并无任何拥堵的郊外公路上，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但此时我只能选择沉默。在万德利茨附近，我们穿过了一条干道，它的尽头正是埃里希·昂纳克和其他东德高层领导人戒备森严的驻地。

之后我们向右拐入一条林荫路。路牌上用德、英、法三种语言标示着“军事管制区，巡逻部队禁入！”的字样。混交林浓荫遮天，越来越密。几分钟后，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的林间空地进入了视线。载着我们的汽车停了下来。在松树和桦树的层层掩映下，隐约可以瞥见不远处的岗楼。一位民警走了出来，他像边防警一样探头到小巴士里，认出是弗里茨老师后，他摆摆手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车开进了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的校园，我们来到了自由青年团的最高学府！

不一会儿，树林中出现了一片斯大林时代的宫殿建筑，那种气势宏伟的巴洛克风格我从不少苏联图片上已经有所了解。正如我们听说的，戈培尔的乡间别墅已蜕变为共青团员的革命教育圣地。这座五十年代的宫苑由六幢巨大的建筑合围而成，开阔的园地足以抵得上一个足球场。

弗里茨老师领着我们这几个来自西德的男同志来到“1号楼”，一栋赭黄色外墙的公寓。“美女蛇”不得不和我们分手，因为她被安排在了女生宿舍－－“2号楼”。弗里茨说：“我知道，你们西方人会觉得这么做很奇怪，但在我们这里，男女必须分开住。”

第六节

我们的房间里满满当当地排了六张床，衣柜里全被苏联制服挂满了，它们是我们的同屋－－两位亚洲男士的家当。这两个人冲我们点点头，一言未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始终如此。因为他们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所以和他们聊天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们从弗里茨那里了解到，这两位同志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来的。他们两个看上去起码有四十岁了；如此说来，“青年干部”这一概念的界限在蒙古似乎也不那么泾渭分明。和所有的外籍学员一样，学校也为他们配备了一名专门的课堂翻译。在青年大学，人们总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这些从联邦德国来的同志也一律属于“外国人”。在公寓房间里，既没有单独的盥洗池，也没有抽水马桶，同一楼层的人集体共用一个水房。当时我想：“慢慢就习惯了。”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我们对周遭的环境研究了一番。青年大学坐落在柏根湖边，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戈培尔的“爱巢”，它现在已被改造成专为学校教职员工的子女开办的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们演示了如何可以使壁炉间的窗户自动降落－－这是一种为纳粹首脑设计的特殊装置，一旦遇到危险，戈培尔可以随时跳入窗下的柏根湖逃生。眼前这片湖水的水位相比当年已经低了很多。我们沿着柏根湖的岸边散步，干枯的落叶在脚下哗哗作响。绕湖岸步行一周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晚上，我们踏上足有四车道高速公路那样宽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映入眼帘，这就是我们的教学大楼。人们为建造这座知识的殿堂专门堆起了一座土丘，建筑的顶部坐落着一尊无比巨大的英雄塑像－－代表工农群众的一男一女共同挥舞着一面旗帜。毫无疑问，塑像上展示的是一面革命的红旗。几百号人走在同一条大路上：民主德国的同志穿着蓝衬衫，佩戴“自由青年团”徽章，非洲的同志身着五颜六色的花布衫，丹麦的同志穿着破了洞的牛仔裤。

在可以容纳五百多人的大讲堂里，扩音器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歌颂民主德国和苏联之间革命友谊的“鲁施巴，友谊之歌”。我仿佛感觉到，大家是迈着阅兵式的步伐走到座位上去的，当然不是联邦国防军或美国大兵的步伐，而是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革命军队的步伐。

“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三十一届民德学习班暨第二十二届国际学员班成立了！”主持人声如洪钟地宣布道。话音一落，全体立即起立，长时间鼓掌。这一刻我终于领悟了，列宁和斯大林讲话录中经常提到的“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讲堂里，台上作报告的人一个接一个，台下听报告的人时不时全体起立鼓掌，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巴不得利用长时间的鼓掌来放松大脑和四肢肌肉，因为所有的报告都是味同嚼蜡、千篇一律：国际形势，和平受到威胁，苏联和民主德国正在同策动战争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作为一大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住房问题将在九零年以前得到彻底解决；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自由青年团将在马列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百五十名国际学员戴着接线盒固定在座位上的耳机聆听主席台上的报告。威廉·匹克青年大学拥有当时东德最先进的同声传译设备，这也是它在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外界开放的原因：1981年，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访问民主德国时，曾特意在这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第七节

长达几个小时的报告终于结束，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在台上跳起了舞蹈，舞蹈表现的是关于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们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害的革命者、阿富汗的大胡子男人，还有挪威、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

礼堂里还坐着三百位民主德国的学生，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年长一些的教师也穿着同样的衬衫，不同的是他们大多身着浅色的制服，上衣翻领上佩戴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徽。

自由青年团的合唱团成员边弹边唱。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慢歌：

“不是因为风儿吹送

我们的旗帜才如此美丽

不是因为它迎风招展

我们才将它紧紧跟随

不是因为它灿烂鲜艳

我们的心情才如此激荡

只有真正的革命旗手

才能让劳动者的红旗焕发光芒

同志们，让我们跟着红旗前进

反对战争、反对剥削

百万群众跟随红旗

去工作，去战斗，

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曙光！”

是啊，反对战争、反对剥削！我们是千百万人，不仅仅是为数寥寥的独立左翼理论家，在我们中间更有苏联、民主德国，有亚西尔·阿拉法特、纳尔逊·曼德拉，有苏联、古巴……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正在礼堂里欢歌笑语、载歌载舞，而我也是其中一员！是啊，必须由真正的革命者来担当旗手，难道还有比这更加重要的吗！

比这首歌更迷人的是唱它的那位“自由青年团”女团员。她甜美的歌喉深深地打动了我。她有一副秀丽的面容，看上去就像我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女旗手，金色的卷发宛如波浪般一直垂到肩上，与绣着太阳的蓝色制服相映成辉。

几天后，正式开课了。教室小得像一间浴室，装潢得也很朴素：褐色的植绒墙纸，蓝色的亚麻地板。在我们这个由五个西方青年组成的课堂里，延续了西德的听课传统，大家没有像东德学员上课时那样分几排就座，而是围坐成一圈。第一个小时的内容是开班会。弗里茨老师在一边旁听，会议由代号“狗子”的卡勒主持。西德团中央事先已经任命他为代表团领导。“和所有的代表团一样，我们也将为争得‘革命榜样’这一荣誉称号而奋斗！西德代表团在青年大学里始终保持了一项光荣传统，那便是：为恩斯特·台尔曼的荣誉而奋斗！”

第八节

这是什么意思？卡勒时不时会说些大话空话，但这一次他的措辞却更为专业。他捧着一页打字机打出来的稿子边看边读－－那张纸又薄又软，堪比质量上乘的避孕套－－一看便知道稿子是老师替他事先写好的。

被卡勒亲切地称作“泰迪熊”的恩斯特·台尔曼的故事，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德共中央主席泰迪晚上还要去酒馆里喝酒聊天直到深夜，为的是倾听劳动人民的疾苦；泰迪经常自告奋勇帮邻居家砍伐木材；每天早饭前还不忘研读列宁著作……“我们必须学习和继承泰迪的革命品质，并将他的英雄事业发扬光大；为此我们就必须在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取得最佳成绩，需要投入高度的政治热情，并创造高质量的文化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恩斯特·台尔曼’的荣誉称号！”

“恩斯特·台尔曼是革命家，又不是圣人！”我对这种过于泛滥的个人崇拜有点不屑一顾，“狮子”安德里亚也觉得这是在借尸还魂。

“狗子”一听火冒三丈：“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了泰迪，而你们今天却在精神上又一次践踏了他！你们这些杀害台尔曼的刽子手！”

“如果你把同志间的批评意见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那你就是在美化法西斯！”我毫不示弱地反击道。

弗里茨老师一面做手势，示意大家不要激动，一面说：“同志们，我们的批评必须在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耗子’说的对：我们马列主义者不屑于搞宗教迷信那一套东西，我们必须科学地继承台尔曼同志的精神遗产；‘狗子’说的也没错，为取得‘恩斯特·台尔曼’这一荣誉称号而奋斗是我们这个学员班的优良传统。这里所有的班级都在争夺某个光荣称号，对于越南同志们来说，这个名字就是胡志明；对于民主德国的同志们来说，这个名字是威廉·匹克，或者为解放家乡而牺牲了的反法西斯英雄等等。我的建议是：为了使这项工作达到必要的理论高度，特任命‘耗子’为你们班的宣传委员，由他来负责工作的贯彻和落实。”卡勒不住地点头。我第一次注意到了他点头时的模样，这才恍然大悟，卡勒叫“狗子”真是再合适不过，他对老师的话忠实地就像一条狗。想到即将担负的任务，我发现，原来这所革命干部学校也和其他学校一样，都是枪打出头鸟。

头一堂课是“科学共产主义”；通俗地讲，就是马列主义哲学课，它有别于哲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课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威廉·匹克青年大学是不允许用通俗的方式来表述事物的。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套看待世界的简单观念，它是一门解释社会的深奥科学，并且是对社会唯一科学和正确的解释。

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由维尔纳讲授，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狡黠的微笑，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龄的调皮鬼。维尔纳三十岁左右，比青年大学里的大多数老师都要年轻。第一节课，他的开场白是：“我把‘鲁施巴线’带来了！”说着便从用旧的皮书包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又从纸盒里取出一瓶罗斯托克白酒，酒杯原来都藏在“马恩全集”后面。“让我们为友谊干杯！”他踌躇满志地对大家说。“鲁施巴线”是苏联境内一条长达2750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线。东德的青年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建设，作为回报，原料匮乏的东德得到天然气供应。将东德的地下工程建设者和车辆机械师吸引到苏联去的不光是钞票，还有异国他乡的冒险和猎奇。至于罗斯托克白酒和“鲁施巴线”之间有什么联系，即使是对科学共产主义如数家珍的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大约应该属于哲学课的范畴了吧！

第九节

在大家为革命干杯之后，课堂的内容转向了既定的科学目标。维尔纳老师开始介绍季米特洛夫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新纳粹利用当前的时机，正在联邦德国迅速抬头……”我们几个在卡片上飞速地记下被引用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的名言：“当权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家的公开恐怖专政，他们是一群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反动分子。”对于这些道理我并不陌生，我知道纳粹集团与蒂森、弗里克这样的钢铁大亨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了解1932年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发表的演说如何为纳粹赢得了竞选经费，为其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

当天的课后作业是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章节，划出重点内容并“归纳中心思想”。狗子和其他几个人束手无策，他们对这个概念全然不懂，而自从上中学起就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我却如鱼得水，信手拈来。

狗子像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总是抱怨“文化宫”（即学校里的食堂）的伙食。相比之下我却能面无难色地咽下那些没有热气的盐水土豆，还有冷冰冰的蘑菇酱汁炸肉排。所谓的肉排，就是一片一指厚的油炸啤酒火腿。众所周知，耗子都是杂食动物。

在文化宫吃第一顿午餐的时候，有一个人把托盘放到我的对面，问我这个座位是不是空的。当时我本来正在专心致志地啃我那份淋了蘑菇酱汁的炸肉排，一抬头，眼前居然站着一位金发美女，一位自由青年团的女团员。我一眼便认出她就是那个唱“红旗之歌”的女生。不过今天她没有高举红旗，而是穿着青年团的标志性蓝制服，下面配一条短裙，一双齐膝高的皮靴，样子非常性感。

我早就发现了，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往往都有着敏锐的听力，说外语的时候也很少带有乡音，非常动听。这一点在桑迪身上也得到了证实。她那天唱歌的时候用的是高地德语，而她本人却是萨克森人。我自报家门说我叫“耗子”，她对我说她叫“桑迪”。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个“曼迪”、“卡迪”、“麦克”，当时的东德很流行给下一代取英文名和西班牙名，出国难的禁锢让父母们对西方世界的向往更加强烈，他们纷纷为自己的子女取那些听上去很国际化的时髦名字。

我问桑迪，她觉得几天前的“开学典礼”（这是东德人对那类活动的叫法）如何。她抱怨说还不是老一套，净扯一堆言之无物的空话。她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好的，但人们在东德实现的社会主义却有些不尽如人意；只有允许别人发表不同言论，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可现在他们培养起来的却是一帮应声虫。看到她对我这样真诚，我也用自己的方言对她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劳工青年团’要开放一些，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我们不允许讲类似那天会上的那种空话、套话。”桑迪谈起几本东德出版的小说和诗集，这些书都具有一定批判性，但总的来说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她说这些书在店里大多已经脱销，不过她可以借给我读一读。我们还没来得及聊到私人话题，她就被一个青年干部叫去“发言”了。

第十节

下午，狗子要我和他一起离开我们的寝室兼自习室。“我有个问题，”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中无不焦虑，“有人看见你和一个东德女团员在一起了。”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我又不是不清楚，可是和女同志一起吃顿午饭也不允许吗？”

“那倒也不是，不过老师提醒说，要避免私底下结交东德女同学。这涉及到我们的安全，我们是非法入境的身份，这对我们来说也太危险了；再说，正式交往有的是机会！”

“够了！”我忍不住一肚子怨气，“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保护的，或许有些人真正怕的不是别的，只是怕让我知道这里的实情吧！”

卡勒气得攥紧拳头：“我不知道过去这几天你是怎么了，你现在听上去和个反共分子没两样！”

“你再说一遍？！我不容许你给我扣这样的帽子！你心里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反共分子。难道哪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人是反共分子？”

“如果有人一定要认为东德的同志是在弄虚作假、掩人耳目，那他就是反共分子！我对自由青年团的领导同志们有充分的信任。”

几天后，我们收到了一张胶版印刷的请柬，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参加“东、西德青年团员学习班联谊会”。所有的参加者都要“献上自己的家乡歌曲和民族厨艺”。我兴奋得一蹦三尺高。厨艺方面嘛，我正好会煮咖啡－－只要有现成的咖啡机就行；至于东德和西德在烹饪方面的差别，我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当我们走进文化宫的娱乐厅时，我吃了一惊：桑迪也来参加联谊会了，她也是卡尔-马克思市来的！狗子曾经因为我和她聊天而批评过我，要求我只能在联谊会组织的范围内与东德团员接触，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笑出了声。更令我兴奋的是又一次见到了这个大胆又迷人的女生。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可是，想要轻轻松松地谈天几乎不大可能。正如我事前所担心的那样，联谊会刚一开始，就要由东德共青团委书记、卡尔-马克思市学员班班长做一番讲话。狗子也拿着一页稿子读了半天。就像民主德国的人通常讲话时那样，他的发言稿也是陈词滥调的老一套：国际形势，和平受到威胁，苏联和民主德国正在同策动战争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统一，作为一大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住房问题将在九零年之前得到彻底解决；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自由青年团将在马列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云云。“德共中央委员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伟大指示”、“可以预见的是xxx”、“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xxx”、“党对青年一代将一如既往地予以关怀和信任”、“以xxx指导”……凡此种种的口号式语言不绝于耳。

“还是长话短说吧，不然该被人家西德来的几位取笑了！”桑迪突然插了这么一句。我不由增加了对桑迪的好感，我喜欢大胆不羁的女性，桑迪正是这样一个敢于打断团委书记讲话的女人。有意思的是，那个无聊的家伙竟然一时语塞，情急之下只好草草结束了讲话。

第十一节

在桑迪成功地主持完晚会的正式仪式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向她提出一些私人问题了。桑迪说，她二十二岁了，一直在团委下属的青年旅行社工作，她自己也很喜欢旅游，最想去的是苏联；她认为旅行是社会主义再教育的最佳途径，效果要远远胜过枯燥的报告。但她强调说这只是她的“个人意见”－－这是东德通用的一种措辞，为的是和其他非个人性意见划清界限。眼看集体联谊会就要演变为一场私人茶话会时，她凑近我悄悄说，等到从这里毕业后成为团干部的那一天，她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刀阔斧地改造青年团！

我的脸红了。原来桑迪，这位美丽的青年团员，她对待问题的尖锐态度丝毫不逊于我。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我竟抱有如此的信任，而我不过是一个和她仅有过一面之缘的代号“耗子”的陌生人。

我是不是应该对她说几句恭维话？我的头上开始不住地冒汗，心里小鹿乱撞。

“我、我上次－－听、听到你唱、唱歌了，特别好听。”该死！我怎么又结巴了，偏偏又是在桑迪面前。说实话，在这学校的几百号人里，我只怕在她一个人面前出丑，真是造物弄人呀！她是不是看到我出汗了呢？她不会已经闻到我的汗味儿了吧？天啊，千万别让她弃我而去！

品尝美味的萨克森奶油酥皮派的时候，桑迪对我说，她的丈夫正在部队里服役。她结婚了！不光如此，组织上还规定有严格的纪律。冷静下来想想，我不由得黯然伤神，原来我只是在自作多情罢了!

我们的组织禁止不同国家的男女同志之间开展交往，但如果一对男女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呢？我没有再继续想下去。“美女蛇”是我们西德学员班上唯一的女生，她在家乡有一个关系稳定的男友，所以对其他男人自然也就敬而远之。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貌似要比西德更为宽松自由。从亚洲大陆那个社会主义国家远道而来的两位同屋，有自己代表团里的两位女性成员相伴左右。那两个女人三十岁左右，膀粗腰圆，像是从鲁本斯的油画上走下来的人物。她们的脸蛋红扑扑的，仿佛风尘仆仆的农妇；身上终日裹着一件黑色的人造革大衣，即使房间里暖气再足也不肯脱下来。我们相互间语言不通，无从知晓她们与我们的两位同屋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女人本来住在女生公寓，可干部学校开学三周后，她们就在男生宿舍里安营扎寨了。他们几个人还把房间里的衣柜变换了位置，挪到了我们和他们的床铺之间以遮人耳目。两个蒙古大汉的床紧挨在一起，屋子里再没有第二个可以用作屏风的衣柜了。隔音材料当然不属于我们的房间配备。

衣柜后面发生了什么，即使不懂蒙古话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况且他们本来就整天沉默寡言。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传来，大概是那两个蒙古女人正在脱下她们的宝贝大衣，还有大衣下面的层层装备。接下来的动静，很难判断究竟是被子还是身体的摩擦。片刻后，急促的呼吸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呻吟。两个蒙古女人的叫床声此起彼伏，相互激发。显然，早在伟哥问世之前，蒙古的中年男性们就拥有相当惊人的持久力了。

第十二节

躺在床上的我浑身冒汗，义愤填膺。政治上与我紧密团结、亲如一家的蒙古兄弟，他们竟然置作风纪律于不顾，不知羞耻到这样的地步！

不知什么时候，其中的一对消停下来。蒙古女人尖叫一声，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三分钟后，另外一对又故伎重演。从局外人的角度很难判断这场比赛的胜负。

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宿舍门响了。代表团的人走了进来，打头阵的是西德代表团的领导狗子同志，后面跟着弗里茨老师，蒙古人的老师，还有三个校领导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铅笔和本子。这是每周一次的例行“大检查”，宿舍学生必须让巡查人员对房间仔细搜索一遍。看到胡乱扔在衣柜里和没有挂起来的衬衫，进来的几个人大为不满。他们还发现了一块丢在地上的脏纸巾。因为将衣柜挪动了位置，两个蒙古人挨了一通批评。“根据有关维护社会主义卫生状况的宿管条例，任何人不得擅自搬动休息室里的公共财产！”校方的工作人员厉声训斥，“立即恢复原先的布局，如果在重新搬动的过程中发生任何人身伤害事故，尤其是人民财产蒙受了什么损失的话，你们必须负全部责任！”巡查人员指了指贴在门背后的宿舍管理条例，上面还写着一条：“在窗前站立时须加以特别警惕”－－虽然我们的房间是在一楼。

检查结束后，我们的同屋狗子留了下来。狮子、鳄鱼和我开始向他问话。我们几个都觉得这种“大检查”限制了我们的自由。狗子小声说：“同志，要想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纪律是关键。”说完他就窝在床上，开始读他的列宁著作了。

蒙古人又把衣柜挪回到原先靠墙的位置。除此以外，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社会主义集体寝室里，一切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

虽然我认为东德比西德更为优越，而且衣着打扮在我眼里只是无关紧要的琐事，但就连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1979年前后民主德国生产的滑雪衫，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设计的最为难看的服装：尼龙布衣服带有风帽，分为屎黄、深绿和海蓝三种款式。为纪念民主德国成立三十周年，自由青年团特意安排一批团员组成火炬方阵，身着统一制服穿过柏林市区。干部学校的学生也被分配了这样的装备，而我们西德劳工青年团成员则被规定只能穿屎黄颜色的制服，虽然海军蓝在我看来是稍微可以容忍的一款。也许我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完全在于，站在大巴上时，我发现桑迪穿的就是一套蓝制服。

在游行活动的组织方面，东德也和西德截然不同。一本袖珍型的“参加者手册”被分发到每个人手中，上面写道：“各成员仅可在得到命令后，在规定的点火距离内点燃火炬，依照从内向外的行进顺序依次传递点火棒。为确保运送任务的完满执行，各成员在行进途中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密切注意领导和相关负责人员的指示。运送五百人方阵经过市区时，应确保上下车畅通无阻。”这本手册上的规定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各成员应保证有规律和充足的进餐，以最佳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完成各自的任务，度过丰富多彩而富有意义的一天。”

到达柏林后，和桑迪一起参加游行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在东德，游行活动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参与游行的人被根据各自所在团队和县区编入五十人小组和五百人方阵。

第十三节

以前在西德参加复活节和平大游行时，三天内我们要穿越鲁尔区或其他地区。与此不同的是，东柏林的游行距离要短许多，确切地说，仅限于卡尔马克思大道沿线的几百米而已。所谓游行，无非是等待、按队形编排站好、分发火炬、按规定点火这几项。标语牌也不是游行人员亲手制作，而是在国营工厂统一定做的，上面印着些很难让人振臂高呼的口号，诸如“迎接统一社会党第十次党代会、继续创建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阶级弟兄、武装群众，与苏联团结一致是革命友谊的坚实基础”。硬纸板和横幅等也不是游行者自己带来的，而是在列队行进前统一分配的。

经过长达几个钟头的等待之后，我们西德团员所在的五十人小组终于得到允许可以行进了。五分钟内，大家列队鱼贯经过观礼台，埃里希·昂纳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我们频频挥手致意。我们在人群中间高喊“万岁、万岁，我们的祖国民主德国万岁！”喊口号的时候，有专门的人通过麦克风带头。扬声器中传来了响彻云霄的进行曲：

“在台尔曼精神指引下

为年轻的共和国而奋战

心与心相通，手和手相牵

有一天和平终将实现

自由德国青年团，向前、向前！

向党献上我们的衷心

与同志们一道肩并肩

创造一个崭新的明天！”

转眼间，游行结束了。我模仿其他人的样子，把手中的火炬熄灭。刚刚还举着标语牌和横幅的青年团员们，眼下只把这些东西草草扔到一堆。

真是一次奇特的活动。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挺满意，是因为桑迪也在火炬手之列吗？她在另一个方阵，我没能看见她的身影。但想到她被火炬映照的美丽面庞，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在我眼里也开始熠熠生辉了。

另一个让我满意的地方是，在这里可以伴着音乐列队行进，而并不感到自己是行动偏激的右翼分子。那些观礼台上的老同志们都曾参与过抵抗纳粹的斗争呢！

文化宫阳台上的酒吧有个法语名字“Rue”，但这里并不供应法国葡萄酒。全国的商品供应都在紧缩，菜单和酒水单实际上都形同虚设。在这里可以喝到一种叫做“俱乐部可乐”的棕色甜味饮料，看上去和可乐差不多；还有盛在大玻璃杯里的桶装东德啤酒，喝的时候一不留神就可能划破嘴唇，因为杯沿上总有裂缝。不过区区裂缝是无法破坏我们的国际主义大团结精神的。

经常在晚上举行的非正式聚会上，一种游戏又流行起来。这种游戏最初诞生于沙米策尔湖畔的东、西德团员联谊营－－也就是一年一度向西方青年展示社会主义风貌的大看台。游戏的规则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志都是简单易学的：喝啤酒的人必须用左手去握破了口的杯子，如果谁无意中出于习惯用右手握了，就必须请在座的人喝一圈，此外还要向“团结储蓄所”捐上五马克。据说这些钱被用于建设越南的医院和尼加拉瓜的学校，但具体的捐助项目却不得而知，当然也就无法监督这些钱的确切流向。我们的游戏叫做“泰迪熊俱乐部”。

第十四节

白天我们在学员班里上课，学习“世界被划分为若干阶级”；到了晚上，则有另外一道“道德”分界线将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来的代表是“被解放了的亚非拉人民”，理论上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在伊拉克本国，萨达姆·侯赛因却对共产主义者大肆虐杀。学校的老师将这种现象美其名曰“世界革命进程中复杂的辩证法”。与政治界线不同的是，道德界线是很容易划定的：这一侧是我们西德代表团的成员，另一侧是其他国家的同志。红色革命教育圣地竟演变成了浪漫情侣派对：几位阿拉伯同志为了得到东德女团员的芳心而你争我抢，最后取得骄人战绩的却是丹麦友人，平均每五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征服了某个女人，唯一的丹麦女同学则坐进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怀里。

一天晚上，我们的“泰迪熊俱乐部”正处在第五轮啤酒的酣战当中，代号狮子的汉堡人安德里亚与来自东德的佩特拉聊得火热。佩特拉是一位青春年少的女团员，正在参加一个专门培养新生代记者的特别班，她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民主德国的电视台工作。在东德，电视台的第一要务并不是追求高收视率，而是和西德电视台争夺观众，原因是“资产阶级电视台是意识形态的污染源”。如此看来，佩特拉的美貌倒是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之一－－如果她能够顺利当上主持人的话。那天晚上，她身着黑色紧身T恤和迷你小短裙，相形之下，白天规定穿的团员制服实在是无法展露那两条健硕的长腿，更难以凸显她的巨无霸胸围。

后来，她和狮子上楼回了宿舍。熄灯后，她并没有离开房间－－“蒙古风俗”在我们这里得以保留和继承。我的床正对着狮子的床，再借助照进窗内的路灯光，可谓享有“最佳视线”。

佩特拉二话不说便跳到狮子怀里，把自己的T恤从头顶上撸下来，解开的胸罩被她一挥手扔到了半空中，落在打开的衣柜门上。她那丰满而又有些下垂的乳房清晰可见。狮子扑到她身上，开始吮吸起来。

没有了衣柜的阻拦，暗地里传来蒙古人熟悉的呻吟声。他们把自己蒙在被子底下，像幽灵一般在床上蠕动。

佩特拉褪下狮子的内裤，又以与同样优雅的抛掷动作将自己的迷你短裙丢到一边。狮子帮她脱下三角裤，看样子它要么出自友谊商店，要么就是外国亲戚的赠品。

因为害羞，我把被子拽上来蒙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他们两个。那个时候我还是个童男子，因为革命信仰的关系，我还从未看过一部色情电影，更别说是真刀真枪的零距离观摩了。我并不熟悉的那两个蒙古老同志的呻吟声，也从未给我这样的感觉，无论是在柜子后头，还是在被子下面。

“我要、我要！”佩特拉骑在狮子身上喊道。她像在健身房里锻炼的人那样，在他身上有节奏地起落，两只乳房上上下下地颤动。

佩特拉这晚上要了三次。在她第一次高潮时，我躲在自己的被子下孤单地泄了。

第二天，狮子称佩特拉“强奸”了他。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佩特拉在其中扮演了主动的一角。自此以后，每个晚上狮子都被“强奸”一番。

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代表团团长狗子没有来出面干涉，捍卫西德劳工青年团中央有关风纪问题的决议精神。

和所有的学校一样，干部学校也要检查学生是否把所学知识刻入脑海并倒背如流。老师总是在学生们猝不及防的时候说：“拿一张纸出来！”不过这类突击考试的内容与资产阶级考试并不相同－－题目大多是：请写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并引述一句列宁的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本质。

第十五节

在所有考试中我的成绩都是最高分，我总是能够精确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专政的理解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在西方的民主中，由于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财产控制着生产资料和媒体，因此占是资本家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一种专政，所以是真正的民主。引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这意味着，以工人阶级的民主来取代富人的民主；这意味着，以大多数民众和劳动者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来取代少数剥削者的新闻和集会自由；这意味着民主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拓展，意味着从谎言向真理的转变，意味着将人类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正是资本扭曲和限制了最为民主和最具有共和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意味着以无产阶级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总之，这是让国家消亡的唯一途径。”

不过最后这一点在民主德国很难体会得到。

一天，狗子急匆匆地跑进房间说：“我们现在必须到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到，所有西德团员，马上！”

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什么意思？－－“相当于学校的最高法庭。这回出大事了！”

“法官”们聚集在文化宫的一间娱乐室里。台子后面坐着校长，旁边是党支部书记；和他们并排的还有一位陌生男人，是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胖子，穿着不大合身的团员制服，一脸的气势汹汹。另外还有两位我从未谋面的男士，一位女士，他们都穿着东德流行的服装。边上是我们的老师弗里茨，他脸色阴郁，仿佛在参加追悼会一样。其他三位有点面熟的老师兼做书记员。“那么这几位就是被告喽？”穿着团员制服的老男人一边发问，一边用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身上穿旧的牛仔裤和T恤衫。我们尴尬地站在铁面无私的“法官”面前，不知道两只手该往哪放。狮子吓得一脸惨白，和北极熊似的。

“同志们，我们今天必须处理一桩严重的违纪行为。”校长拉开了审判的序幕，“北约组织通过所谓的双重决议拉响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全世界正面临一场原子战争的灾难，在这种紧张局势下我们更需要高度的警惕。”

狗子点了点头。其实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要谈什么事情。我们几个暗中交换了一下眼色。到底怎么了？难道我们这些人不正是在北约老巢里积极反战的和平志士吗？对我们有什么可指摘的？好吧，佩特拉和狮子的夜半激情是违反了男女作风纪律，但这也不至于就让全世界面临原子灾难了吧？

“鉴于事件的严重性，我们今天还请来了几位客人，对此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是：自由青年团中央的代表，以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感谢这几位不辞辛劳、从柏林远道而来的同志！”

“必须做的。”穿着团员衫的胖男子咕哝了一句。显然，他就是团中央的代表。

“有些不良分子在这里拉帮结派！”校长继续控诉道，“而你们西德劳工青年团的团员，在这次阴谋策划中起了带头作用。”

第十六节

把我们几个揪出来当典型，这可实在是太夸张了。丹麦同学每次都在大检查之后将床铺偷偷拼成双人床；人们私底下议论说，有个巴勒斯坦人甚至在教室里他的女老师干了一票。

“我们观察你们那个所谓的‘泰迪熊俱乐部’有好一段时间了。”校长提高声调说。

听到这里，我们几个松了口气。原来是关于“泰迪熊俱乐部”的事情。没错，它是助长了酗酒玩闹的不良风气，必须加以批判。不过我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给团结储蓄所捐些钱罢了。

虽然我们经过了几周时间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但是在听完他们的指控理由后还是难免大跌眼镜：“民主德国青年的一项伟大成就是，1946年起，我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这个团体诞生于1933年，当时青年群体被分裂成不同阵营，法西斯兴起的势头未能被阻止。而现如今，另外一个分裂组织正在抬头，它就是－－‘泰迪熊俱乐部’”。狗子拼命点头。

“可这不过是个游戏，并不是什么组织。”我抢白道。我的胆大包天令校长大为震惊，他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见穿团员衫的那个从椅上慢慢站起来说：“小伙子，在校长这样一位有功勋的老同志面前，还轮不到你来上历史课吧！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你们一口一个‘泰迪熊俱乐部’，而俱乐部就是一种组织。也许你们西德来的同志以为我们是什么都不懂的外星人？俱乐部是什么东西，我们清楚得很呐！我倒是相信，这个俱乐部还不具备严密的组织性，不能和自由青年团同日而语，比如你们的俱乐部还没有中央委员会。这样的话，为了避免生疑，我们不会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坏苗头必须扼杀在萌芽里！1919年，敌人杀害了卡尔·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德国的工人阶级没能阻止这一幕的发生，于是有了在二十年后大半个欧洲在战火中沦为废墟这样的结果。”

“还有日本和中国。”学校的历史老师补充道。

“对，还有日本和中国，”团员胖子表示肯定，“整个世界都炮火连天。这一次我们绝不会任其发展到这个地步。”狗子的头仿佛被上了发条一样点个没完。

“感谢团中央同志的宝贵指示。”校长又重拾刚才的话题，“诸位被告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狗子像小学生那样举起手来。校长用询问的目光望向弗里茨老师，因为他不知道举手的人叫什么。弗里茨老师的一句话为狗子解开了锁链：“狗子，你可以发言了。”

“首先，我想向特意从首都柏林赶来帮助我们的同志表示感谢。我们完全同意刚才这位同志的一番话。请允许我在这里做自我批评：‘泰迪熊俱乐部’很可能会被帝国主义特务利用，成为抵抗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对这一危险我们没有足够的认识。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经验。因此非常感谢你们给了我们在此学习的机会。将来我们一定会有更加清醒和正确的认识。请允许我向校领导和其他同志表示歉意。”

“狗子同志给大家带了个好头，”校长又继续发话道，“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纪律检查委员做出如下决议：

1、立即解散“泰迪熊俱乐部”，禁止其一切活动。如有任何人试图以非法形式继续活动，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必要时可处以监禁。

2、对于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遭受的惨痛牺牲，劳工青年团的同志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现委托历史教研室为以上学生开办特殊讲座，专门讲授革命先烈事迹。讲座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进行，时间为每晚八点至十二点。

第十七节

3、由劳工青年团的同志组织义务劳动（在民主德国，义务劳动是指以苏联为榜样而推行的自愿和无偿劳动）打扫校园、刷洗宿舍厕所。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每周六和周日的七点到八点完成此任务。”

如果说，我看待这件事的态度还算有几分从容和幽默的话，作为党的好儿子的狗子却深受打击。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担心什么，是怕失去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还是怕被开除出党？据他自己讲，他的良心备受煎熬，他怀疑自己犯下了破坏革命事业的罪行，觉得本该在一开始就阻止“泰迪熊俱乐部”的啤酒游戏。

“宇宙第一、全球第一”－－第一名德籍太空人希格蒙德·亚恩的来访，使干部学校的校园又一次刮起了狂热风潮。我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东德的电视台对他的宣传极其热烈，可以说是从周一早晨到周日晚上日夜不停。

那些日子我还学到了另外一个新名词：列队欢迎。“列队欢迎”是指，为迎接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东德学员班全体三百名同学以及国际学员班一百五十名同学一道，沿着通往大礼堂的楼梯两侧一字排开，在热烈鼓掌的同时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即使该重要人物已走出人们的视线，即使这样的欢迎再也抵达不了他的听觉范围，列队的人们依然要鼓掌和呐喊。埃贡?克伦茨来青年大学视察时，我也有幸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仪式。克伦茨像某位在巡视的古罗马皇帝一般，气宇轩昂地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进入大礼堂。自由青年团的领导对我们几个西德来的同志甚是信任，他们允许我们加入队列高喊“万岁”。但我们没有获得与克伦茨进行座谈的机会，唯独东德团员才有资格进礼堂听报告。

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许是对那次滑稽的“法庭审判”怀有一肚子怨气，我和狮子决定拒绝参加学校为希格蒙德·亚恩举行的欢迎仪式。“有那时间我还不如读读马克思呢，起码能多学点东西。”我说。

晚上，文化宫里正在为亚恩举行欢迎会，会上还可以喝到免费的“小红帽”香槟。我挤进簇拥的人群，和看上去很是腼腆的“宇宙第一”聊了几句。他说，当时从太空眺望地球时，他感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

其实我之所以来欢迎会，既不是为了一睹这位太空人的风采，也不是为了能喝到免费香槟。我是为了桑迪，那个美丽的女团员而来的。我在人群中东张西望，终于发现了坐在大厅另一头的她。我端着酒杯，穿过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喝边聊的人群（和“泰迪熊俱乐部不同，这里举行的是“革命酒会”），不声不响地潜到她身后。我能感到自己腋窝里汗津津的。

“真奇怪，”看到我时，桑迪大吃一惊地说，“刚才怎么没有看见你啊？”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参加列队欢迎。桑迪时不时地谈起那位宇航员－－“这小伙儿真棒！”她心驰神往地说。希格蒙德·亚恩的老家在沃克莱，桑迪来自邻近的萨克森地区，对他自然有几份亲近。但是提到电视上对这位太空人的大肆吹捧时，她却毫不留情地评价说：“简直太可笑了。”

第十八节

我们谈起了前一天在越过柏林墙时被当场击毙的一个难民。东德人通过西德电视台的报道也看到了这一幕。我认为修建柏林墙是必要的措施，否则，西德会利用自身的强势将东德的专业人员统统吸引过去，这将使民主德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但对于那些因偷越柏林墙而丧命的人，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桑迪说：“没必要为那些发牢骚。如果不是柏林墙，我早就死翘翘了。”她说，柏林墙建起不久后，那时还是个孩子的她不小心从桌上摔了下来，结果头骨骨折，被送进了医院。如果不是医生立即给她动了手术，她就没命了。而那是医院的最后两名医生，其他人全都“到那边去了”，因为医生这个半人半神的职业当时在那边可以挣到四倍的收入。就连最后两个的医生也已经整好了行李，提前一周买好了去柏林的火车票；他们的票是1961年8月15号的，而恰恰在出发前的两天，也就是8月13号，东、西德之间的边境被封锁了。

桑迪发着牢骚。她说，东德的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买不到床单被罩了，周末回到家，她只能盖着一条没有被罩的羊毛毯入睡。无论是《新德国》这样的报刊，还是《聚焦》这类电视节目，都是在大吹大擂、愚弄百姓，只有敢作敢为的人才能改变现状。她现在已经是统一民主党的预备党员，如果她成功地经受了组织的考验，那么一年之后她将转为正式党员。

我感到自己内心的信仰更为坚定。能够代表统一民主党和民主德国未来的，并不是那些顽固不化的老朽们，而是青年大学里的这些具有批判眼光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桑迪，就是他们中间最可爱、最美丽和最敏锐的一个。她就是我梦想中民主德国的化身。

我想，现在得去找其他人寒暄几句了，如果我在她身边逗留过久，一定会给她留下难缠的印象。她对我送上一句：“祝你取得最大战绩！”，也就是我在过境时第一次听到的那声奇特的问候。

几杯“小红帽”香槟下肚之后，我开始从远处观察桑迪。她正在和狗子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来，她的眼神有些过于流转，笑容多少有些夸张。不，或许是酒精在我身体里作用的缘故。桑迪这样聪明的女人难道还看不穿狗子的把戏吗，况且她已经是个有家室的人了。让我心烦意乱的是，有次她竟然提到说，自己是为了得到分房的机会才结婚的。东德的住房一贯紧张，都是靠国家统一分配的。

每晚七点半，狗子和我都会一起收看东德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今日动态》。那节目让我们昏昏欲睡，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的唯一的意见分歧在于，哪些节目更好看。狗子坚持认为“黑镜头”好看。“黑镜头”里全是红色贵族卡尔-爱德华·施尼茨勒从西德电视节目里断章取义剪辑出来的段落，还配以义愤填膺式的批判性解读。“这才是真正的舆论宣传！”狗子说。而我则更欣赏东德摄制组制作的、揭露资本主义阴暗面的《西方社会面面观》系列。他们经常铤而走险，潜入纳粹分子、雇佣军和极右翼将军的圈子，收集真实素材。

《今日动态》则全然不同。节目的第一部分，先是播放昂纳克在当天的官方活动；第二部分中，各种大型工农业机械轰隆隆地从镜头前开过，目的只有一个：展现民主德国在工农业建设方面的卓越成就；只有到了第三部分，才能见到一些国际新闻，比如关于西德的新纳粹啊，尼加拉瓜的解放者啊什么的。

第十九节

在无聊程度方面，统一民主党的党报《新德国》比起《新闻动态》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传达的含义往往非常隐晦，只能够从字里行间才能推测出些许－－假如有的话。如果报上说民主德国首脑在“开放的、同志般的气氛中”会见了某位外国政要，即意味着会晤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摩擦和争议；如果会谈的气氛很融洽和谐，则会出现“全面的、兄弟般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样的字眼。

狮子、鳄鱼和我在寝室里模仿电视画面上昂纳克国事访问的情景。每次一提到他的名字，播音员都会介绍说“统一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好像生怕人们忘记了他的身份。

“德国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走向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并同他亲切握手，两位领导人热烈拥抱。”扮演昂纳克的我走向假装为齐奥塞斯库的狮子，按照共产党国家首脑会晤时通常的惯例，他在我左右脸颊上分别亲了一下。“当埃里希·昂纳克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欣然步入工厂厂区，迎接他们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以及集体诗朗诵；少先队员和小学生们的手中挥动着彩旗和鲜花。”鳄鱼一边鼓掌一边高喊“乌拉！”，又掏出一张纸巾胡乱舞动，以代替小旗和鲜花。“女技术员娜塔莎·康斯坦丁和农垦专家卡门·斯加拉特向两位总书记献上鲜艳的红玫瑰花束。”鳄鱼把手里的纸巾一撕两半，郑重其事地递给我和狮子。

正在这个时候，狗子走进了寝室。 “你们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他狐疑地瞥了我们一眼，问道。

“埃里希·昂纳克唱主角的‘大青蛙布偶秀’！”我说。

狗子一脸反感地躺到床上，开始研读《共产党宣言》。“昂纳克住过纳粹的监狱，别忘了你们这些人的自由也是拜他所赐！”

“依我看，在友谊商店拿着马克大肆挥霍可要比拿昂纳克开个小玩笑严重多了。”我愤然回击。我是在影射他定期到友谊商店购买“万宝路”的事。我自己平日的生活过得很俭朴，就像一个参加了革命的葛朗台，把东德每月发给我们的奖学金一点一点积攒下来，一共四百东德马克。除了偶尔去东柏林访问时买些书本，我几乎没有什么开销。东德的书是很便宜的。

我开始不顾狗子提出的禁止在公开场合以外同东德公民谈论政治的警告，常常将桑迪约出来一起散步。她总是给我带来一些东德出版的书籍，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些书大多印数很少，所以很快就在市面上被抢购一空。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弗尔克·布劳恩的作品，比如《亨策-昆策小说集》等等。在书中他对民主德国只许美化的言论方式这样批判道：

“每当昆策对一项工作做公开批评时－－这种时候其实很少－－他总是事先构思好他要说的话。他不会说‘这不对头’，而是说‘再加加工就好了’；他不说‘我们落后了’，而是说‘我们得加快进度’；他不说‘出错了’，而是说‘要继续争取新的成绩’。‘你为什么总是说些报纸上的话？’亨策问。‘牢骚已经不少了，’昆策咕哝说，‘我们得向前看。’‘话倒是说得很客气，’亨策回应道，‘可背后谁会听你的呢？’”

第二十节

书中的描写没有丝毫夸张，桑迪说这的确是“事实”。民主德国的报纸上不允许有某某事物“变好了”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会让人产生“以前不好”的印象。所以报纸上通常用的都是“锦上添花”、“再接再厉”这样的措辞。与桑迪的真诚交流让我心情舒畅，我已把她当作自己灵魂上的知己。

桑迪和我偶尔会偷偷翻过学校后门生锈的铁栏杆，逃到青年大学这所红色修道院的高墙外。虽然借一下大门钥匙并不是不可以，但一想到各种繁琐的手续和交涉只好作罢。我们溜进勃兰登堡边区的荒野，穿过树林，捡拾榛子，畅谈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我们还暗中观察猫头鹰，聆听啄木鸟叩击树干的“咚咚”声，甚至还和林间逃窜的野猪不期而遇。有一次，灌木丛中簌簌作响。我们循声望去，只看到草地上散落着什么人脱下来的袜子和内裤，接着便发现了正在桦树下缠绵悱恻的一对男女：一个埃塞俄比亚男生，一个东德女团员。

在青年大学这所共青团的最高学府里，我结识了一些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东德公民。而在这个精英圈子之外的人，我们却无缘结识。甚至当散步时偶然遇到一两个东德人，我们也会习惯性地避开。作为非法入境者，我们很担心他们日后会向西德的亲戚讲起我们在此培训的事。

有一次，我们被学校派去参加为中学生举办的成人仪式预备班。举行成人仪式即意味着结束了童年时代、进入成人世界，并且拥有身份证和团员资格。我的任务是向那些十四岁的孩子们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对于完成这项工作我还是信心十足的。其间有个学生问道：“我听说你们那里的失业者根本不愿意工作，这是为什么？”于是我便向他们讲起了劳工被大批解雇的现象以及失业带来的心理后果。与青年大学里的人不同的是，这里的学生们目光中充满了狐疑和不信任。

回到我们偏安一隅的青年大学，那座纯理论的象牙塔中，我不由地想：这就是西德的电视宣传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德人都能收到西德的电视节目。

在文化宫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我们这些从西德、丹麦、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团员们故意起哄、喝倒彩。在青年大学里，我们的耳朵里总是被灌满了ABBA，不是“跳舞女皇”就是“滑铁卢”，都是些华而不实、胡扯八道的歌曲。聚会上放的是西班牙的“白兰鸽”。“这首歌是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者的嘲讽！”我大声抗议道。还好这回狗子站在了我的一面。要是按照他的音乐品位，那么聚会上只能放仪仗队的管乐进行曲了。

东德的劳动者吹奏乐可不是我们理解的田园牧笛，它是一种由可吹出八个音的金属管乐器所演奏的音乐，以多重汽笛作为配合。这种乐器简单易学，连昂纳克都能吹上一段。劳动者吹奏乐听上去就像是吵闹刺耳的进行曲，只有内行人才能从中分辨出些许革命旋律。

第二十一节

狮子、鳄鱼和美女蛇坚持要放西方的摇滚乐，狮子说摇滚乐更“革命”、更有“颠覆性”。我在音乐问题上倒并不固执己见，可摇滚乐声一响起肯定会露馅儿。而西班牙风情的“白兰鸽”则多半是为大独裁者弗朗哥创作的肉麻颂歌。“‘白兰鸽’是西班牙的，毫无疑问。”狗子说。可东德的共青团员们就是搞不明白这有什么要紧的，他们觉得弗朗哥已经死了四年了，现在继任的是国王胡安·卡洛斯。“国际大团结万岁！”我们几个西德的团员率先喊起了口号，紧接着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也纷纷加入进来。面对这场混乱不堪的革命文化大争论，从邻近的村子克洛斯特费尔德请来的乐手们都傻了眼，他们还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同样目瞪口呆的文娱委员会干部决定搁置争议，继续放唱片。第一首流行歌对我们来说倒并不陌生：

“萨克森人爱旅行

四海为家是他的天性

他只想踏上列车前行

在三周里玩个尽兴

旅途上睡眼惺忪

朦胧中像沿着世界飞行

肩上是行囊沉重

车厢中人群涌动

嚼着手中最后的面包

忧愁就让它随风飘散

萨克森人没有抱怨

他哼起心中的小曲

唱吧 我的萨克森人 唱吧

这是自己的生活

这是无比的幸福

音乐的魔力

让这小曲带给你好心情

让你得到片刻的满足和安宁

让你找到你的幸运星……”

桑迪悄悄对我说，原先这首歌在民主德国是被禁的，因为领导们怀疑歌手约根·哈特是想借此来抨击将首都柏林塑造为“社会主义窗口”的中央政府。听到这样的话，我越发感到了桑迪对我的信任，心也跳得更快了。其实我倒并没有听出歌中所谓“犯禁”的段落有多少攻击性：

“萨克森人来到柏林这地方

那些人并不能使他忧伤

他们的拳头硬又强

他们的语调好荒唐

尽管去扯他们的蛮横腔

没什么能阻止他放声歌唱

唱吧，萨克森人，唱吧……”

舞会上，大家伴着“窗边”这首歌跳舞。这是东德City组合的一首歌，歌颂的是那段时间东、西德取得的辉煌成就。最初几个音符刚刚响起，我便听出来是它。拉弦与弹拨相和的提琴独奏，融入了伤感忧郁的摇滚，这是一首非常适合独舞的曲子。但和西德不同的是，这里不大流行独舞，播放慢曲的时候必须找一个舞伴来一起跳。我没有勇气这么做，我是个害怕被拒绝的人，即使是在和我无话不谈的桑迪面前我也说不出口。于是，我用一种貌似洒脱开放的态度来掩饰内心的胆怯－－为什么不让女性来主动邀请我呢？可惜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朝我走过来，这大概是传统的性别观念使然吧！而桑迪也没有走过来。当我随着“窗边”摇摆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全是她：

第二十二节

“驱散黑夜的

是我的迷狂

在朝雾里隐退的

是那柔和的烛光

一切只因有你

窗前不再有寒星闪烁

唯有浓雾氤氲迷离

一切只因有你

鸟儿在枝头啁啾幽怨：

冰冷的雨水打湿羽毛

我飞过世界

我飞过世界……”

带着对桑迪的幻想，我痴痴地离开了舞池。轻柔缓慢的舞曲奏了起来，我独自躲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闷头喝啤酒。我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失魂落魄的模样，更不想让桑迪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跳舞，调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借酒浇愁。我像一个冷冰冰的间谍那样，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舞场上的欢声笑语。

DJ放起了“你得走过八座桥”，这是东德的Karat乐队在1978年创作的一首流行曲，后来德国摇滚教父彼得·曼菲也翻唱过它。我很喜欢这首歌，可惜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都是成对成双的身影。正当我感到有些落寞之际，突然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桑迪在和狗子跳舞！狗子一边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桑迪朝他不住地暗送秋波。他竟然还伸手去摸她被牛仔裤绷紧的臀部，这个混蛋！这个晚上他们跳了很久。我紧紧地抓着酒杯，心里郁闷到极点。几个丹麦同学想拉我去和他们聊天，我却一点心思也没有。狗子离开舞厅去睡觉了，我悄悄地尾随上去。这个夜晚和往常一样。狮子和佩特拉旁若无人地在床上翻云覆雨，蒙古人则在被子下面浅唱低吟。

青年大学的培训项目中还包括旅游，也就是到东德“实地参观”，去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比如到萨勒河边的贝恩堡。在联邦德国时，环境污染是我们这些革命者斗争的对象之一。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唯利是图的康采恩集团置群众的利益和自然环境于不顾，他们不对废水废气作净化处理，为的是节约成本，以榨取更高的利润。但是像东德萨勒河这样的情形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连狗子也感到很震惊：河床里没有流动的河水，肥皂液似的东西一漾一漾泛着白色的泡沫。唯独在这锅白色汤汁的边缘，有一道细水在流，细得就像我们弗莱堡的街边小河渠一样。

“这也许和东德的经济困难有关吧！”狗子解释道，“东德的同志一定也意识到了，也许他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呢。”我也情愿相信这是真的。可当天晚上，在和共青团的区干部见面之后，连狗子也无法再相信他原先的猜测了。

看上去，几位共青团的区委书记像是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问题。他们还宣称，自己对党抱有“完全信任”，相信党会“竭尽全力为人民谋福利，当然也包括解决环境问题”。一位曾在柏林念过大学的团干部说：“我们对这个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我们家乡的一部分。每当我一回到贝恩堡，闻到萨勒河的味道，我就知道自己又回家了！”

我重新回到铁丝网包围起来的“红色修道院”后，和桑迪讨论起了这个问题。我们沿着柏根湖的岸边散步，有时会被粗大的树根绊一跤，一不小心滑到泥沼里。在西德，保护环境的呼声正日益高涨。而在东德，对这个问题引起关注的人却为数寥寥，就连一贯敏锐的桑迪都很少考虑到。不过她说，东德有几个作家曾经对工业排废和核电厂建设提出过警告。

第二十三节

我把绿党的竞选纲领借给桑迪看。当时的绿党还是由一个个四分五裂的小团体联合起来的。在他们的纲领中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自成一体的理论方案。但是让我颇感意外的是，除了环保之外，他们还提出了诸如裁军、实现妇女权利和其他一些要求，而这些也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桑迪飞速地把竞选纲领折起来，塞进了她T恤的领口里。这和在校园里明目张胆拿着《明镜周刊》到处走一样危险，她说。

这天晚上，芬兰人邀请大家去他们寝室参加聚会。他们来青年大学是为了学习民主德国的种种先进成就，而首先让他们欣羡不已的就是这里受国家计划保护的酒价。与芬兰相比，这种低廉的价格近乎于使于人人都能开怀畅饮，想喝多少便喝多少。八点过后，一个个烂醉如泥的芬兰人总是东倒西歪地爬回宿舍。于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清洁有序的卫生制度，把聚会直接安排在芬兰人的卧室里举行越来越成为当务之急。在那天的寝室酒会上，我和桑迪也跟着喝了不少。

将近午夜时分，我先把桑迪送回女生宿舍，然后又重新回到聚会上。五分钟后，桑迪又来了。很显然，作为严于律己的青年团员，她不想让别人胡乱猜测我们两个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上，我和授课老师就“工人阶级的赤贫化”这一概念发生了争议。老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会越来越趋向贫困，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马克思已经对此做过论证。但我在家乡布雷施高的黑森林地区，从工人们身上却完全找不到这一理论的印证：那里的人住在独门独户的小楼里，房前停着“高尔夫”轿车，子女们上的都是正规的高级中学。据我所知，工人被资本家压榨或收买的现象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但这一点却并不在教学大纲之列，它已经超过了老师所掌握的知识范畴，我和他之间的辩论实际上无异于鸡同鸭讲。

一天晚上，我早早上了床，熄了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如往常一样，绰号狮子的家伙和佩特拉溜了进来－－不对，我定睛一看，原来进来的一对儿是狗子和桑迪！刹那间我不由得浑身冒汗。桑迪半夜到我们的房间里干什么？也许是来取什么东西，取完马上就走了？

从外面校园里照进来的灯光无情地证实了我眼前的一幕。狗子和桑迪两个人像开赛前的拳击手一样面对面站着，彼此凝视对方的眼睛。接着，狗子像恶狼一样扑向桑迪，将她紧紧抱住。只见他不由分说地把自己肮脏的舌头塞进桑迪革命而性感的嘴唇里。

紧接着，狗子把她的牛仔上衣扔到身后的地板上，又把她的衬衣纽扣解开。她为什么不喊“救命”？我虽然不够强悍有力，但为了保护她我肯定会使出浑身解数的。看到桑迪解开狗子腰间带着镰刀和铁锤标志的苏式军用皮带，我不禁怒火中烧。狗子不仅违反了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破坏了桑迪的社会主义婚姻，最最重要的是，他亵渎了桑迪－－我灵魂上的知己！

他粗暴地把她按倒在床上，接着趴在她身上，开始从头到脚地遍吻她的裸体。而她的身体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一百倍。狗子没有刮过的胡子一定把她扎得够呛－－这是强奸！必须赶快叫人民警察来干预制止！可桑迪为什么不喊？为什么她非但不喊，反而不住地轻声低语“我不行了”？

不光是她“不行了”，我自己也欲火中烧。身上的汗仿佛拧开了水龙头一般不住地往外流，濡湿了床铺。桑迪在做什么呢？只见她伸手握住了狗子的“小棒槌”（她对它的昵称），将自己的下体迎了上去……我是不是该跳起来大喝一声制止他们？不行，那样我就成了一个可笑的小丑，一个永远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人－－最可怕的是在桑迪面前。

第二十四节

狗子在她的身体上翻云覆雨。她的两腿张开，嘴里发出越来越急促热切的呻吟。她，佩特拉，还有那两个蒙古女人，她们兴奋的喊叫声顿时连成一片。此时我的心里只有桑迪，不知什么时候，勃起的下体在棉被上顶起了小帐篷。我在心底大呼救命。为什么“华约”组织不来制止这一幕！就像1968年，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平息骚乱时那样？不堪入目的性淫乱，红色修道院里的色情电影，难道此刻在这个寝室里正汹涌泛滥的不是反革命浪潮吗？我眼睁睁地看着桑迪被这浪潮席卷，淹没，蹂躏。

桑迪疯狂地缠绕在狗子身上。高潮来了，她的两腿不由自主地抽动。紧接着狗子也到了，他肮脏的毒液射进了她的身体。那是我心目中最纯洁完美的身体，像革命旗帜一般鲜红的嘴唇，波浪一般的金色卷发……而她此时没有身着蓝衫，她赤身裸体，在我的房间里，却不是与我在一起。整个晚上我心绪难平，在濡湿的汗水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这个夜晚，“华约”组织的坦克没有出现。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穿过校园里的石板路去上课的时候，我开始质问狗子。我结结巴巴地谈到桑迪，谈到她是已婚女人，谈到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狗子作为代表团领导的责任、男同志对妇女同志的责任，还有他对自己的女朋友玛尔格特的责任等等。狗子耸了耸肩：“如果说我必须为谁操心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你。我会尽我所能来完成我的革命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我毕业后还对桑迪忠贞不渝，那我才是违反了男女作风方面的纪律－－但这是不可能的。”

自此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可以看到桑迪－－在我最不愿意见到她的地方。我们的结伴散步越来越少，她对我说自己很累，必须把精力集中到学习上。有一次，我和她在文化宫旁边的雕塑前偶遇，那是一对正在热吻的石雕恋人，一丝不挂，女人的乳房丰满圆润。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气不同的是，民主德国的人并不羞于谈“性”。桑迪刚刚结束周末的探亲返回学校。她对我说，她的丈夫在和她交欢的时候只顾自己，相比之下狗子更懂得如何满足她。我无言以对。

如果说在这所革命干部学校里还能够学习匍匐前进、擒拿格斗和射击投弹的话，那么这些仅仅是东德团员的专利。在民主德国，“体育技术协会”负责组织适龄青年进行预备役培训。而我们这些西德来的共青团员和其他外国人则统统被排除在外，理由是：这样一来，即使万一有人泄露了青年大学的机密，也“不会给阶级敌人留下任何口实”。

内心里对做一名苏联战士充满向往的狗子，终于尝试在青年大学进行一次“起义”：他向学校老师提出要求，希望获得学习射击的基本权利，最后还是败下阵来。望着东德团员们穿着斑斓的迷彩服、伴着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在水泥地上列队走过，狗子两眼放光，艳羡不已。更何况走在最前面的是桑迪，她娴熟自如地指挥着女生方队，威严的军帽下露出几缕金色的秀发。

尽管眼前这一切和普鲁士式穷兵黩武的阵势没什么两样，我还是坚信社会主义对和平的热爱。难道不正是勃列日涅夫宣布主动将两万名苏联士兵和一千辆坦克单方面撤出民主德国的吗？难道不是“北约”组织通过部署“潘兴II”和巡航导弹的决议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吗？

当那些人在靶场上练习射击的时候，狗子趁机潜到桑迪身边。尽管有禁令在先，桑迪还是将手里的步枪递给狗子，示意让他试着射击。看到他们两个谈笑戏谑，身体貌似不经意地触碰在一起，我的眼睛一阵阵灼痛。

光阴似箭。一年之后，我们从威廉·匹克青年大学顺利毕业。我的毕业成绩是优异，狗子是优秀，“西德社会主义劳工青年团”学员班则获得了“恩斯特·台尔曼”的集体荣誉称号。150个东德女团员中有75人怀了孕。这不仅应当归功于国际主义大团结的精神，也要归功于民主德国1000马克的国家生育补助。几个女团员将自己肚里的孩子美其名曰“旅行纪念品”，因为此地一别后她们将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外国男友了。

狗子和桑迪两人也难舍难分，撒了几滴伤感的眼泪。我告诉自己不许难过，但和桑迪告别拥抱时，我的眼眶还是湿润了。不觉中我抱她的手太过用力，她说了一句：“嗨，你这么激动干吗？就不知道收敛一点！”最后，她祝我“取得最辉煌战绩”。

我们登上来时乘坐的那辆“巴尔卡斯”。车窗外，桑迪与卡尔-马克思市学员班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一道，同我们挥手送别。车子发动，朝着柏林的方向驶去。桑迪的脸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张脸上挂满泪痕，却没有一滴是为我而流。

在西柏林的动物园火车站下了车，守候在这里的狗子的女朋友玛尔格特迫不及待地扑进了他的怀抱。狗子和他甜言蜜语做?昵状，正如当初他对桑迪的那样。

我默默遵守着不能和桑迪保持联系的规定，深感自己作为一名冷战时期的地下工作者肩负重任。狗子也会和我一样恪守誓言吗？我盼望着与桑迪重逢的那一刻，而且就像埃里希·昂纳克讲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叩响联邦德国大门的时候”。

第一节

带着改造社会的重任，我回到了联邦德国。那些小争斗小矛盾统统被我抛到一边，对我来说，没有比我正在进行的“伟大战斗”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党把我派到了明斯克，这里的县区劳工青年协会隶属于西德数一数二的鲁尔-威斯特法伦州团委。当年，“北约”计划部署的“潘兴II”、巡航导弹、火箭是人们竞相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警告说，“北约”组织是想通过这一战略举措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从而打破目前为止一直维持着的核恐怖平衡，为发动核战争做准备。为了反对北约的火箭部署计划，我们缔结了最广泛的联盟，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徒和绿党成员，甚至还有几位当年的联邦国防军将军。所有的人都响应了反对核弹头运载火箭计划的“克雷菲尔德呼吁”，并签署了联名信，参加抗议的有四百万人之多。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我们没有用镰刀锤子作为象征，而是把和平鸽作为符号放在了横幅和海报上。我们与靠倒卖军火大发横财的跨国公司大亨作斗争，与拆除廉价房、大建写字楼的房地产投机商作斗争。为了阻挠投机商的开发计划，我们还占领了一些闲置的空房。我在明斯特住的是建于1905年的弗劳恩大街24号楼，这是一栋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宅，共分三层，每层住五到七个人不等。为了把我们驱逐出去，时不时会有几十号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的武装警察集结与此。但令人鼓舞的是，总有许多明斯特的市民－－当中以年轻人和大学生居多－－给我们以声援和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挡在警车前面，使那些国家机器的走狗们最后只能悻悻离去。

因为长期身在北方，我的口音也慢慢变了。狗子卡勒的乡音也没有原先那么重。后来，党派他去做艾森州团委代主席。之前他已经结束了技工培训，向组织证明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他的职业革命家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而我在加入职业革命家的秘密联盟之前，还必须经受另外一项考验，正像统一民主党组织部的一位职业革命家透露给我的那样－－“我们既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必须让我们的干部完成职业培训，最好是能深入到某个大型工厂。”这位中年干部穿着条纹衬衫和熨得笔直的米色西裤，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格瓦拉那样的革命者，倒是更让人联想起射击协会的会计。因为我既不适合当车工，也胜任不了泥瓦匠，最后只好到与党组织有些联系的“方案”唱片公司去学习如何做批发生意了。为此，每个工作日我都得跑到多特蒙德去，同时还要在明斯特的职业学校读书。

正当世界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的时候，我在“阶级斗争的后方战场”（这是当时流行的叫法）上却遇到了难题，那就是－－恋爱。

我还是无法忘记桑迪，但也并没有想设法联系她，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这属于被党组织明令禁止的行为。我的“战场”是在西方，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里。而此时她也一定还在她的战场上坚持着斗争。况且她当时作为一个已婚女人却和狗子混迹一处，这不是对我的欺骗又是什么！

有天晚上，我和一个名叫海克的姑娘一起吃匹萨。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说起话来柔声细气很是甜美。我们两个挺谈得来，但她平时住在父母家里，我不敢去找她。吃完匹萨后，她自告奋勇提出要开车送我回去。于是，我坐着她那辆被撞得四处掉漆的“欧宝士官生”回到了被我们占领的老楼。

第二节

她没有马上开车离去，而是把车停在了弗劳恩大街。她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和她目光交汇的同时，我心里不无犹豫：我该不该去牵她的手呢？万一她抽回去怎么办？不，我应该邀她到我房间里去，点上一支蜡烛，再放点音乐－－放什么呢？西班牙内战歌曲好像和浪漫的气氛不大合拍；放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又怕会引起误会。我很想在车里吻她，可又担心会被哪个同住的家伙看到。

德国共产党在两性问题上很放得开，在被我们占领的那栋楼里更是如此，同居伴侣经常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我害怕的是，如果有人从楼里出来看到我和海克接吻，我就得带她上楼。大伙肯定会说：“这位姑娘是谁呀？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海克穿着的中规中距的丝绒裤，还有她一头的“乖乖女”小卷毛，难免会被别人当作俗不可耐的东西嘲笑一番；等到她再一开口说话，我的老天！－－居然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和平示威？从没读过女权主义作家莫伦贝特的书？什么！连罗莎·卢森堡也没读过？想到这里，我只好对她说：“明天在学校见吧！”

我们一方面对苏联和民主德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心向往之，一方面游走在西德社会的边缘。要打破这种孤军作战的局面，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抛弃革命理念、投靠敌方，二是将这些理念用通俗流行的外衣包装起来。我们当然选择的是第二条路。

共青团在多特蒙德的威斯特法伦展览中心组织了“青年大联欢”活动，应邀来参加活动的还有来自音乐、体育界的诸多明星；多位“在反帝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在集会上做了斗志昂扬的讲演。

在联欢节前后的日子里，劳工青年团为机关刊物《活力》招募新成员和新读者。有不少批评人士把《活力》戏称作左翼阵营的《BRAVO》，而编辑部则把自己的杂志叫做“斯大林主义的米老鼠”。为了激励“报童”即杂志宣传员的工作热情，团中央专门发起了一项名为“联欢大接力”的竞赛，它的规则是：每卖掉一份《活力》，杂志宣传员可以得到1分，每得到一份订阅增加12分，每招募到一名新团员增加20分；团部领导每月公布一次优胜小组和优秀个人的名单，获胜者可以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一趟，或者得到一台“立体声”（这是当时对立体声卡带录音机的叫法，这种录音机带有一个便携提手，适于在派对和游行等场合使用）。

既然我在交往女人方面的成绩不尽如意，那就在“联欢大接力”的竞赛中施展才华吧！为了争夺第一名，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我很希望能得到公开表扬和认可，这对我来说要比金钱和汽车更为重要，而真正令我心动的是第一名可以得到奖励－－一次去越南旅行的机会。越南曾经饱受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蹂躏，当时这个国家对外依旧是封锁的，这更增添了它在西方人眼中的神秘的异国情调。眼下，唯一的问题是“联欢大接力”的参与者为数众多，人人都想争得头名，实现去越南观光的梦想，其中就包括“狗子”卡勒。

当复活节和平大游行的队伍穿越鲁尔区时，我们这些报童也开始了你争我夺的激烈竞争。上万人组成的松散队伍从杜伊斯堡出发，浩浩荡荡地向着目的地多特蒙德开进。在队伍行进的三天时间内，狗子、我和青年团的其他报童们对过往的每一个游行者都询问了不下十遍“要新一期的《活力》吗？”

第三节

狗子这个人很有女人缘。区党委几乎所有的女同志都向他订阅了《活力》，赠给她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小孩。我没有狗子那样招蜂引蝶的魅力，但我信奉勤能补拙这个道理。活动期间，路上到处是免费提供的烤肠和土耳其夹肉饼，而为了征得第一，我根本顾不上趁此机会大快朵颐，只是没日没夜地拼命卖杂志，即使到了晚上游行者们在租来的体育馆落脚休息时，我也不肯罢休，连正在谈情说爱的情侣们也免不了被我骚扰游说，我喋喋不休地道出《活力》的种种好处，直到他们听得不耐烦了只好在订单上签字为止，总之种种机会我都不肯放过，就差大清早上厕所的时候把《活力》塞到人家鼻子底下了。

截止复活节游行结束的那天，我总共招募了9个新团员，签下27份订阅单，卖出了158份《活力》，以总分662的成绩险胜获得了620分的狗子。但是距离联欢节开幕还有几周时间，谁是最后的赢家要等到联欢节上才能见出分晓。

赢得竞赛的关键在于招募新团员，因为这一项的得分最多。可是如何才能动员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加入共青团这样的组织呢？他们耳朵里天天听的都是父母、老师和电视节目里灌输的那一套负面说辞。

共青团招募新团员的口号是“唯有抵抗，才有希望”。我们的方针是，只要是认同这条标语的人，就可以在入团表上签名，至于柏林墙和人权问题等等可以留到日后再进行讨论。在报童经验交流会上，狗子是这样解释我们的动员策略的：“谁反对自己的父母，谁就是我们的最佳招募对象，抱怨啤酒价格太高的人，也一样。”

最有煽动性的是第二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狗子凭借他的 “啤酒馆动员令”超过了我的总分，转眼间跃居第一。十杯啤酒灌下肚，平日里不常喝酒的人大脑里的革命因子开始蠢蠢欲动，如果这时再有一轮免费啤酒助阵，信笔一挥、填一份入团表简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打印在白纸上的入团表和旅行护照的格式有几分相似，它仿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入境填报单。

我继续着自己的战斗。每当我在招募过程中谈起共青团的时候，怀有反共倾向的中学生就显出一脸蠢相。在这方面表现的更明显的是卫星城里那些懵懂又迷茫的小混混，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完全是一无所知。在多特蒙德沙恩霍斯特，我和那些坐在摩托车上抽烟的青少年攀谈起来：

“你们听说过劳工青年团吗？”

“没有啊，老爷子。那是什么玩意啊？摇滚乐队？”

“是德国社会主义劳工青年团，我们反对失业，还反对核武器。”

“他们俩就没工作。”

“那好，来加入我们吧，咱们一起来抗议失业！”

“有什么可抗议的？反正都他妈的是狗屎！”

“我们的团员和工会的青年组织一起，在艾森的克虏伯集团争取到了一百个学徒培训名额呢！”－－这些例子都是宣传员随时必备的。

“几杯猫尿灌下肚，人人都是克虏伯！”

说完后他们哈哈大笑，我也笑了。不过我没有就此罢休，我继续对他们二人苦口婆心：“在我们这儿也可以实现啊，只要加入我们的团组织就可以了。”

“这儿是多特蒙德，又不是艾森！”

“我的意思是，克虏伯在艾森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功，你们同样可以……”

“在沙恩霍斯特这地方可没戏。”

“不试试怎么知道啊！把入团表填了，然后到我们这儿来看看怎么回事，就这么简单！”

“算了，我觉得这挺没劲的，”其中一个姑娘说，“这事情我得先问问爹妈才行。”

“这个没必要请示父母吧，这是你们自己的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另一个终于松口说：“好吧，纸片拿来，我签就完了呗，我反对核武器！”

看到她这么做，其他人也陆续过来签名。这下子共青团又有了五个新团员，我又挣到了一百分。

第四节

为了给在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展览中心举办的大型活动造声势，共青团四处贴海报、拉横幅，上面醒目地写着“青年联欢节，活力大舞台”。狗子和我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期待着最后的冲刺，期待着荣誉，期待着梦想中的越南之旅。在联欢节上，就像民主德国在接待外来访问团时所做的那样，青年团也不遗余力地向参加者展示自己骄傲光鲜的一面。联欢节是争取得分的最后一个环节，此时的狗子已经处于明显优势。

和所有报童一样，狗子和我都穿着指定的白T恤，上面印着马克思的头像，漫画版的马克思戴着时髦的摩托车眼镜，表示对话的大泡泡里写着“读《活力》，增活力！”我们边走边吆喝着“看《活力》喽，联欢节目早知道！”，或者“你订了没有？”、“你加入青年团了吗？”；当然了，还有那句“唯有抵抗，才有希望”。我废寝忘食地忙了两天两夜，在拥挤的人群中不停地穿梭，对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也毫不在意。扬声器里传出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演讲声中，我声嘶力竭地宣传呐喊，最后连嗓子都喊哑了。

我是不是该歇一歇、去喝上一杯革命的小酒，再找一位东德来的物理学家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核电厂建设问题？我没有这么做。我得争分夺秒为竞赛奔走，我得赚取分值，招人入团；我能不能旁听一下有大名鼎鼎的阿拉法特的兄弟发表讲演的团结会议？不行，我还得和狗子竞争；我可不可以最起码伴着Phudys乐队曲子尽情摇摆几下？跟着乐迷们一起唱“老得像棵树一样”和“沉默的铁窗”？不可以，因为我必须给自己加分、加分、再加分。我也没有像狗子那样在营地上最大的啤酒帐篷“极地阳光”里开怀畅饮，虽然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不小的损失－－因为狗子肯定借机说服了很多醉醺醺的瘾君子，又拿到了一叠填好的、有名无实的入团表。我们两个的脑子里都是只有一个字：分数，分数！

说起来，我只有一次分了神，那就是在听哈内斯·瓦德尔唱歌的时候，那支歌在当时感动了很多参加和平游行的人：

“仲夏遥远的绿色原野

十字架中间盛开着罂粟

只有轻风光顾这荒凉的墓地

只有青草在风中窃窃私语

远去的战士啊

你的墓碑上找不到姓名

只有1916这个阵亡年份……”

许多听众点燃了手中的打火机，像举着蜡烛一样轻轻摇动。在副歌响起的时候，我被此情此景深深感染，胸中充满了对战争贩子的愤恨：

“他们欺骗了你

就像如今在欺骗别人

他们夺去了你的一切

你的力量、青春

还有你宝贵的生命！”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鏖战，我招募了33个新团员，签下了41份订阅单，卖出了412本《活力》，加上复活节游行时和过去几周取得的成绩，我一共赚到了3078分。这实在是一个可以引以为豪的辉煌战果，但我究竟能不能凭这个分数打败狗子和其他竞争者呢？

第五节

竞赛结束后的一个小时，也就是凌晨1点钟，200个宣传员如期在1号大厅的入口处集合。团中央的宣传部长爬到一只啤酒桶上，当众大声宣布成绩：“优胜者的名字是－－”他像奥斯卡颁奖时那样，故弄玄虚地停顿了几秒，然后接着说，“优胜者的名字是劳工青年团！我们的整个团组织在这次竞赛中得到了空前壮大……”又是一通歌功颂德的空话。团中央的发言人把劳工青年团捧上了天，不断强调说团组织吸纳了如此多的青年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云云。

终于到了公布真正结果的时刻了，只听发言人郑重地念道：“优胜者的名字是－－艾森州青年团！”艾森州青年团，这是狗子所在的那个小组！这个小组还涌现出了许多其他的优秀宣传员，第一名很可能将落在他们手里了。

发言人开始向获得最高分的县区和州团委发表祝词。最后，他提高声调说：“现在宣布最佳宣传员即最佳个人奖的名单！优胜者是－－”我的心怦怦直跳，“亚德里安·佳杰思！”

听到自己名字的一刹那，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可在场的所有人都在欢呼“亚德里安，亚德里安！”，大伙把我举起来，在威斯特法伦展览厅里绕了一圈，有个人手里还挥舞着小红旗，上面绣着台尔曼的肖像。苦尽甘来的胜利让我的激动难以自抑－－我是联邦德国最优秀的青年团中的佼佼者！我就要飞往梦想中的越南了！

半年后，我们乘坐慢吞吞的民主德国“国家铁道部”列车来到西柏林，在动物园下车后，又坐上过境大巴赶往舍讷费尔德机场。和我这个竞赛优胜者同行的人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联邦团中央主席沃纳·施笃尔曼，还有一个是－－狗子。团中央认为，狗子是一名忠诚的同志，而且他已经是专职的革命干部，所以理应陪我一道去越南观光。

我们从舍讷费尔德乘国际航班出发。民主德国的航空公司当时是唯一一家提供从中欧飞往越南航线的公司。和我们乘坐同一架飞机的还有几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他们都穿着民主德国流行的西装，很显然是东德政府派往远东的顾问。

他们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这三个从联邦德国来的青年，我们三人中只有团中央主席沃纳穿着西装。飞行持续了二十个小时，其间先后在卡拉奇、巴基斯坦着陆。在人满为患的中转机场大厅里，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左派分子与那几个东德的高层顾问同样引人注目。其他的乘客都身着宽大的白袍子，蹲踞在地上，专注地听着从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那是一种我们听不懂的神秘语言。回到机舱，我们几个又成了外观上格格不入的异类。

飞机刚刚在越南首都河内的机场降落，东德来的那几位不苟言笑的顾问已经堵在了过道上，看得出他们很迫不及待。空姐将舱门打开，一位士兵跑过来下指示说，普通乘客暂时还不能离开机舱，因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要为几位远道而来的贵宾举行欢迎仪式，他们是联邦德国劳工青年团的领导同志。于是，空姐们带着庄重的敬畏之情为我们引道出舱，那些脸上写满诧异和不悦的顾问先生也别无它法，只能看着我们从他们身边扬眉吐气地走过去。

第六节

沃纳、狗子和我刚刚出了机舱踏上舷梯，在停机坪上守候已久的军乐队立即吹奏起了铿锵有力的“胡志明进行曲”。九年前，这个南亚小国刚刚打败了美国在南越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即便是在我们访问的1984年，仍然只有极少数外国人才可以访问这个国家，而我们三个劳工青年团员是第一个到访此地的西德青年组织的代表。走下舷梯时，越南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一路追随着我们，记者们纷纷抢拍，按动快门的声音此起彼伏，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上百个年轻姑娘身着色彩各异、长至脚踝的紧身丝裙婷婷袅袅地站立一边，她们手舞鲜花，异口同声地喊着什么话，听上去像是德语，但因为口音过重，实在难以分辨出是什么内容，大约应该是“沃纳·施笃尔曼万岁！卡勒·马什曼万岁！亚德里安·佳杰思万岁！”吧。狗子和我马上就反应过来：她们这是在对我们“列队欢迎”呢，在青年大学进修时这种隆重仪式曾屡见不鲜。

我们刚一踏上停机坪，就看到三个小女孩朝我们跑过来，向我们行屈膝礼、献上鲜花。越南的团中央主席热情地拥抱沃纳、狗子和我，他身后还跟着很多西装革履的高官。

一位助手以机敏而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将我们的护照拿去，为的是不让我们这些贵宾亲自劳神去完成通关入境的繁琐手续。机场上停着三辆黑色的梅塞德斯高级轿车。越南团中央主席请沃纳一起上了第一辆车，一位团中央成员引狗子上了第二辆，我跟在一个工作人员后面上了第三辆，一切都按照级别高低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平生的首次国事访问就这样开始了。

车队从机场开出，直奔城内，戴着白色头盔的警察骑摩托车在我们乘坐的轿车两侧护卫保驾。遗憾的是一路上没有看到普通的越南百姓。原来，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重要道路和桥梁都实行了交通管制。如果我是一个局外人的话，一定会对这样滥用权力的现象感到愤慨。但我身为贵宾，不能不说获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和优待是一种荣光。平时在西德，我们遭到的不是人们的谩骂就是鄙夷，受到国家机器的监视和胁迫也是家常便饭。而在此时此刻的异国他乡，我们俨然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这里，我们成了权力的代名词。

马路上有些地方没有铺设沥青，我们的轿车不时会陷入泥泞。显然，这个国家还没有从战争和国外封锁带来的困境中完全摆脱出来。一路上，我们经过了被美国飞机轰炸得千疮百孔的楼房，这些房屋的墙面被焦黑的煤烟覆盖，面目全非、破败不堪，有的屋顶洞开，有的门窗残缺。我注意到，有一家天主教堂被用来作为载重汽车的停放仓库，只有这一点让我这个无神论者感到些许开心。

轮胎碾过崎岖不平的路面，车队拐进一个拱形的门洞后，眼前豁然开朗，一片青翠开阔的绿地出现了：高大茂盛的棕榈和芒果树上果实累累，枝干粗大的百年老树上绽放着芬芳的兰花。我们的车子在一栋法国殖民时期风格的别墅前停下来，原来这就是越南政府接待贵宾的地方。

一位仆从将我领入豪华套房，只见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精美典雅的仿古家具，空气中熏香浮动，沁人心脾。每一扇门都通向装饰华丽的阳台，信步走出去，整个园林中的美景尽收眼底。然而，经过了两天两夜的旅途劳顿，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沾满了汗渍的衣服脱下来，一股脑扔在沙发上，然后走进浴室，躺在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浴缸里畅快淋漓地泡了个澡。

休息之后，团中央主席在贵宾楼里设宴款待我们。在座的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一位笑容可掬的女侍者。我刚用筷子将菜肴从盘子里夹出，侍者就马上加菜；杯中的酒还未喝空，立即就被重新斟满。这种殷勤备至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不过桌上的美味却着实让我大饱口福。几乎越南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创造出来的全部烹饪技艺都在这个餐桌上展露无余：海鳗、河虾、螃蟹、蝙蝠、乌龟、长蛇……啤酒、越南米酒、波尔多葡萄酒轮番上阵，把我们几个喝得不亦乐乎。我们不停地推杯换盏，没完没了地互相祝酒，俄罗斯的那句 “不祝酒则不举杯”的谚语用在这里最合适不过：我们为越南干杯，为团结干杯，为和平干杯，为女性干杯……喝到最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房间的。

第七节

醒来后，我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我扔在沙发上的那身汗臭的衣服不见了。被偷了？我那不值一钱的内衣和旧牛仔服竟然会在堂堂的国宾馆里不翼而飞？

过了不多时，仆从敲门进来，送回了叠得整整齐齐、被洗熨一新的衣服。原来是我错怪了越南人民……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到外面去观光游览，领略越南百姓的日常生活。无论到了哪里，总有成群的孩子嘻嘻哈哈地围在我们左右，好奇地打量我们这些长鼻子外国人。街上不时地出现头顶草帽、肩挑扁担的普通农妇，她们的竹筐里盛满了刚摘下来的新鲜芒果和柑橘。路边随处可见的烧烤摊上烟气氤氲，很多人懒洋洋地坐在木凳上，埋头吃着传统的越南河粉。拉着一袋袋大米的牛车慢吞吞地走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各种破旧的车辆往来穿梭，鸣笛刺耳、人声鼎沸，呈现出一派躁动而壮观的街头景象。

更加光怪陆离和富有生气的是南方的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这里马路上的摩托车比河内还多，各种小店铺里人进人出，生意繁忙。陪同我们的越南团委干部说，这个城市刚被解放不久，相对来说更为混乱，难于管理。

我们还见证了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揭露美帝国主义罪行的纪念馆里，随行翻译为我们一一讲解展出的图片，上面一张张被痛苦扭曲的面孔让我们深感震惊，与被摧残拷打的越南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军官及其帮凶者脸上那种无耻而得意的笑容。

站在我身旁的素兰，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她的脸上总是露出微笑，仿佛从未经历过什么苦难。而事实上，素兰曾经深受美帝扶植的南越政府的迫害。1968年的圣诞节，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她被秘密警察逮捕，在关押期间还遭到了残酷的刑讯拷打。她的“罪行”是，参加了呼吁美军撤出越南的示威游行。

我很想为《活力》写一篇关于这次越南之行的报道。参观结束后，我特意邀请素兰留下来喝茶。素兰向我讲述起了她的生活：她出生于南越的一个省府小城。自幼在乡下祖父母家长大的她，亲身经历了底层百姓的贫苦生活。后来当她在西贡读大学时，心中开始埋下对美国人仇恨的种子。在西贡，用美元几乎可以买到一切，身无美元就代表着一无所有。为了求生，成千上万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女孩子只能选择向美国士兵、商人或观光客出卖肉体。当时西贡的吸毒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中很多人最后都在街头凄惨地死去。“人们互不信任，”她回忆道，“所有的人都终日生活在恐惧和挣扎之中。”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素兰抱定了改变国家现状的决心，于是她加入了共青团，参加并多次领导了反对美军的抗议活动。在又一次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她设法逃到了由革命者控制的乡村地区。她在这里教共产党部队的士兵们读书识字，还参加了武装斗争。1975年4月，反美武装人员开进了西贡，素兰就是其中的一个。美国人乘着直升机仓皇逃离。在同一天，她接管了她原先就读的那所大学，当时她27岁。为了尽快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她召集在校学生，与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临时的革命委员会。

战后的重建工作并非易事，城市里有一半房屋在战争中被毁。在乘车经过田野时，窗外的稻田里经常是一片凋敝不堪的景象，枯黄的叶片无精打采地挂在路边的树上。美军使用的化学武器让越南44%的森林沦为寸草不生的荒地，昔日的大片良田变为再也无法耕作的焦土。为了对付一种会疯狂抢占农作物生机而导致其最终死亡的毒草，很多越南人只能忍痛将自己的田地付之一炬。种下这种毒草的正是美军的生化部队，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彻底摧毁越南的农业。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身体畸形的婴儿出生，千百万孩童的心灵受到创伤，”素兰继续说，“他们全都是美国发动的生化战争的牺牲品。战后，越南的癌症发病率从原来的2.8%增长到了9%！”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素兰不是第一次说出这些数据了。但美国对这个小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是毋庸置疑的，连美国国内的批评人士都对此予以猛烈抨击。我眼中的素兰是个女英雄，她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

第八节

在经过了多年为越南的解放而游行呼告之后，这天晚上，我们在胡志明市成为了被万众簇拥的英雄。一家影院门口悬挂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与联邦德国的青年战士紧密团结！”。越南青年们整装列队，专注地聆听我们西德团中央主席的发言。掌声经久不息。狗子和我恍若回到了威廉·匹克青年大学，只不过这一次是接受鲜花和掌声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紧接着，轿车把我们送至一个建有木制茶室的庭园。见我们走进茶室，在此恭候的三位美丽的越南女子开始优雅而殷勤地为我们斟茶。她们分别穿着三种不同颜色的丝质长裙，裙子紧贴着凹凸有致的身材，更显得楚楚动人。这三位侍女能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但要与她们进行交流还不大可能，而且带我们到茶室来的目的也不是要做采访。团中央书记沃纳是个立场坚定的同志，他绝不会趁机做出什么违背原则的事情；我自己当时也太过懵懂，并不了解个中意味。后来看到其中一个穿着猩红色长裙的女子和狗子一起坐进了车里，我这才联想起狗子和桑迪在青年大学宿舍里度过的那些夜晚。

第二天早晨，心中还在挂念桑迪的我向狗子问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狗子支支吾吾地说：“你没感觉到吗？越南同志们对友谊特别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南在国际上的处境很孤立。他们可能觉得，如果对我们盛情款待的话，日后我们就能为越南多做些事情。”

《活力》编辑部对我撰写的有关越南的报道大为赞赏。我在文章中塑造了一个引人同情的年轻女子素兰，她先是深受迫害，后来又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定的女战士，这正迎合了我们杂志在舆论宣传方面的需要。之前《活力》上刊登的故事没有一个是关于越南的，统统都是某个易于年轻读者接受和认同的本国英雄。

不久之后，我被召回位于多特蒙德的《活力》杂志总部。编辑部与劳工青年团中央合用一栋办公楼，它属于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庸俗肤浅的资产阶级生活早已被我抛开，我的梦想是在这里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组织部的同志又一次提醒我说，作为职业革命家需要终身奋斗－－“生命不息，革命不止”。这对当时血气方刚的我来说可谓正中下怀，有了这个目标，我的后半生就有了一个无比瑰丽的前景。我喜欢写作，喜欢采访各类人群，而《活力》需要的也正是我这样的人才。我知道，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随时都要准备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其他任务。党指派我到哪里，我就必须去哪里，这一点我无条件接受。如果上级派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去为党的竞选事业工作，我也会欣然接受，因为这同样也是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能够留在“斯大林主义的米老鼠”的身边，也就是做一名《活力》编辑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专职干部挣的钱非常少，他们的工资水平必须“与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当，而且这个工资水平的制定基础很可能是五十年代的统计结果。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我在编辑部主要负责两个栏目：一是“国际大团结”，二是“情感与性爱”。前者意味着需要时不时地去陌生的地方采风，主要是去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解放了的第三世界国家。早在青年大学进修期间，我就听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们的报告，还为《活力》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述自己在古巴摘甜橙的一段饶有趣味的经历。至于如何做好《情感与性爱》这个专栏，关键是让哑巴也能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基本原则是：各自肩负自己的任务成长。

第九节

做专栏的时间已久，我俨然成了“斯大林主义米老鼠”的性爱教皇，而我的同行竞争者－－《BRAVO》杂志的索默尔博士大概根本没有察觉到与之抗衡的左派杂志正在茁壮成长。《BRAVO》的性爱专栏着重进行性启蒙教育，多以谈情说爱的小故事来取悦读者，还少不了配有讲解性爱技巧的插图。与此不同的是，《活力》是以社会主义性观念作为性教育指导方针的。不过，斯大林米老鼠在推广这种观念时并没有听上去那样严格。早在1968年，劳工青年团的创立者们就曾参加过呼吁性解放的大游行，高喊“只有僵化腐朽的人才会与同一个人上两次床！”这个口号确实不大符合A.F.希施金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里所倡导的精神。在这本书里，连男女婚前牵手的行为都被视为腐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堕落现象，遭到了唾弃和鞭笞。在创办《活力》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两种立场辨证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即使在婚前亦可以享受性趣，但前提是两性关系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爱情基础上，而且恋爱双方必须相互平等。作为劳工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活力》在有一点上相当前卫，可以说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运动中独树一帜，那就是：根据我们对性爱的理解，同性恋也属于可被接纳的范围。

为性爱专栏做采访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青年团员们都很喜欢《活力》这本杂志，每当我在派对上与身边的青年们攀谈时，面对我这个记者他们总是有问必答，乐于吐露心声。相比伴侣间的讨论，人们甚至更倾向与陌生人谈论自己的私人问题。我习惯于让受访对象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经验，而不是以记者身份指指点点。我会从采访素材中挑选出一些例子，它们都十分符合经过修正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我们的杂志更青睐于刊发年轻女孩对两性问题的观点。来自盖沃尔斯贝格的戈比认为，人们应当警惕所谓的旅途恋情，她说：“如果你明确地知道这根本维持不了多久，那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

另一位采访对象贝贝尔曾经和很多男孩有过一夜情，如今她感到很后悔：“如果有人认为我床上功夫很棒，这种赞美已经无法满足我了，性爱只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对一段关系的真正期望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个对我其他方面也有所要求的男人，我希望自己能够因为和他交往而变得更加成熟自信。”

汉堡女孩米克向前男友的现任女朋友透露说，自己实际上还与他保持着性关系，她的做法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争论。米克说：“我写信告诉她：‘他把我们俩都耍了，这个家伙一脚踩两船，你出去度假不在家时，他就来找我……身为女人咱们俩应该联合起来给他点颜色看看。’”

起先，我在《活力》单独占有一间办公室，我对面的办公桌一直是空的。几个月后，它被一个新同事占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竟然是“狗子”卡勒·马什曼！他真是一条甩也甩不掉的恶狗啊，我厌恶地想。原来，组织上把他从艾森的鲁尔区团委调到多特蒙德的团中央来工作了。他十八岁时曾加入联邦国防军，为的是“听从党的安排，从内部瓦解敌方部队”。而我当时则是从医生那里开了一张“身体状况不适合服役”的证明，结果不仅被视为逃避为国效力的懦夫，更被党组织当作了不可信赖的投机分子。凭借作为义务兵的经验，狗子本该在国防军内部领导“反军事化的革命工作”。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组织上规定：西德团中央的任何正式成员都不得在国防军内部组织抵抗斗争。所以，这位革命干部只好选择了充当《活力》杂志社军事问题顾问一角。

事实上，我和狗子之间打学生时代起就建立起来的交情早就一干二净了。狗子后来一直在鲁尔地区州团委的男性干部圈子里活动，那个圈子里的人只崇尚三样东西：权力、酒量、摆男人架子－－再也没有比《活力》上建议的那些和风细雨的两性相处之道更让他们不屑的了。团中央的女干部们还在一份内部文件里对“鲁尔区的大男子主义者”提出过警告。但州团委里总有那么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同志狂热地崇拜狗子他们，俨然是把这些四肢发达的猪头当成了恩斯特·台尔曼或者切·格瓦拉。

第十节

鲁尔州团委在藻厄兰租下了一个小屋，虽然我自己从未光顾过那里，却耳闻了不少内幕：据说一到周末，不少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们就和女人们厮混于此，还美其名曰“养精蓄锐”。狗子经常突发奇想地搞出一些新花样，比如让所有人围成一圈，一个姑娘站在当中，在狗子开始数数的同时，她必须用一只靴形酒杯一股脑地往肚里灌啤酒，直到数到十为止。如果他比较体谅她，就会数得慢一点，否则就会快一些－－因为她必须把没喝完的啤酒浇到自己头上。按顺序每人轮流站到中间一次，没过一会儿所有的人都会酩酊大醉；不光如此，狗子还会在啤酒里掺上伏特加，尤其是给被他叫做“野丫头”的女孩儿杯里。

在这种沆瀣一气的氛围下，几乎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参加接下来的游戏：他们中的某个男人将空酒瓶横放在桌上，然后将它猛地转动，最后瓶口指向哪个姑娘，这个姑娘就得在众人面前被他玩弄。如果她不答应，那就只剩下在其他人（也包括女人）的狂呼乱叫中被他强奸的份了。他们都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从来没有其中的任何人出面检举过此事。人人都希望自己在和平运动和招募团员方面表现突出，在重大会议上得到州团委主席或是其他团中央领导的表扬，没有人愿意被革命组织清除出去。况且酒酣耳热之际，大脑的记忆功能自然就开始不听使唤了。

游戏过后，他们会一起“到箱子里去”。在所谓的“健身房”里，若干张床垫被拼到一起，足有一个教室那么大。第二天一早，谁也想不起来昨晚上和自己乱搞的人究竟是谁。唯独狗子有时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这时他会打电话给留在小屋门口放哨的迈基－－州团委办公室的打印员兼看门人－－告诉他自己需要哪个姑娘（有时则不止一个），让迈基给他送来。

为了将共产主义政治理念传播给更多的青年人，《活力》总是想方设法地吸引读者。党的机关刊物出版社始终对杂志的印数守口如瓶，为的是“不让阶级敌人打探到我们的内部情况”。显然，出版社对“阶级敌人”的理解相当宽泛，因为就连我们这些《活力》的编辑也不知道具体印数。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使在销量突破几万的情况下，所得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印刷费用和职员工资。

我们的杂志从来不接广告，按上级的话来说，就是“绝不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的企业”。我们的广告客户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自己人”，比如鲁拉国营钟表厂、佐鲍全民所有摩托车厂等等。不过这些东德企业对杂志的市场业绩并不感兴趣，他们根本不相信能靠做广告的办法来提高产品销量，而他们发布广告的目的也不过是对《活力》友情赞助而已。“总不能提着满满一袋子现金翻过柏林墙吧！”几个团干部开玩笑说。而最常讲这句话的恰恰是那些真的携带现金跨越东、西德交界的同志。把所有的赞助资金都塞在塑料袋里偷运过来确实不太现实，总得有一部分资金是以合法面貌出现的，比如通过在《活力》上刊登广告等等。

和商业性杂志不同，《活力》并不会直接面临必须提高销量这样的市场压力。尽管如此，为了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我们还是不断挖空心思地搜寻各种炙手可热的素材。

虽然联邦总理科尔许下的“每个青年都可以得到学徒机会”的承诺被证明的确是空头支票，但就连最忠实的读者也对“揭穿科尔谎言”这样的文章感到乏味。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建议：采访一个因为找不到实习机会而被迫出卖肉体的女孩。编辑部的其他同事们听了我的主意后也大为振奋。资本主义社会的毒瘤－－色情业，再加上被信口雌黄的政治家推入深渊的女毕业生，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有噱头了。

第十一节

说干就干，我开始在法兰克福火车站附近逡巡调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我深入妓院、酒吧和脱衣舞场。令我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一份共产主义青年杂志上尽情倾倒自己的苦水，发泄对科尔的深仇大恨。“滚远点，你这个下贱胚！”是我收到的最多的一句问候。不光如此，我们的杂志社也没钱支持我做这样的调查。

后来我急中生智，改变了策略，把自己假扮成一个嫖客，而不是一上来就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个方法果然很奏效，我终于得到了和那些女孩们攀谈的机会。她们中有些人曾经学过糕点制作或者美容美发，不久后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而纷纷改行做起了妓女；另外一些人则压根就没有尝试过职业培训。我还注意到，有几个女孩是“白粉”爱好者，她们之所以出卖肉体是为了能继续吸毒。采访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典型：女，16岁，本想规规矩矩找份工作，嫁为人妻过平常日子，结果却上了科尔的当，到头来不得不做起了低贱的妓女。也许在红灯区或者西柏林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反正今天在法兰克福是没戏了。

通过熟人的介绍，我找到了一个已经金盆洗手的妓女。她倒是乐意接受我的采访，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把她的真实姓名隐去，而且不能刊登照片。

这个二十五岁的姑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肤色亮泽、珠光宝气，身上散发着宜人的香水味儿。但她讲述的内容和我原来的设想并不太吻合：她是个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读的是企业管理专业，她也从来没有费力去找过培训机会，因为做妓女这行比其他行业都来钱快，所以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她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勤工俭学”了。她晚上接客，白天上课，没有一门功课的成绩亮过红灯。她并没有进一般的卖淫场所，也不站街，而是通过一个“应召女郎俱乐部”将自己推介给有钱男人，他们中既有知名演员，也不乏石油大亨。“有时候真的有趣极了！”她说。

面对我的追问，她坦言说，和嫖客之间的性关系并不能令她满足，这只是一种金钱交易而已。忍受屈辱也是经常的事，第一次和嫖客上床后她觉得非常沮丧和压抑。还有一次她甚至遭到了嫖客的殴打。现在的她和男友生活在一起，男友在一家咨询公司有份很好的工作，他并不知道她的过去，而她自己也不想再回到妓女这一行了。“在我们那个应召女郎俱乐部里，肯定不会有找不到实习机会的中学毕业生，在别处倒是有可能。”她说。

我根据自己听到的这些负面内容杜撰出了一个故事，还在其中揉进了不少从妇女组织的报道中摘录的段落。在《活力》杂志社，每个编辑都要把其他所有人的文章挨个读上一遍，从初稿到定稿莫不如此。这种方式看起来很既耗时又费力，但目的是为了确保读者看完文章后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在政治立场上向我们这边靠拢。审阅过我的“妓女行业调查报告”后，编辑部全体人员一致做出决定－－不通过。尽管作为一个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者，我已经把文中主人公针对色情业所发表的中性、甚至是认同的言论统统剔除掉了，同事们还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篇文章，这个说：“这简直是为卖淫嫖娼的行为唱赞歌！”那个说：“这个妓女完全被塑造成了敢作敢为的人物，哪里还像社会的牺牲品！”还有人表示“妇女卖淫主要应当归咎于科尔政府的谎言，而文中并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点”。

第十二节

“可我们也不能白纸黑字地说瞎话啊！”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必须搞清楚‘真实’和‘逼真’二者间的区别。”狗子又开始对我谆谆教诲，“任何杂志都不会写赤裸裸的真相，资产阶级媒体编造谎言为的是最大程度地榨取利益。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绝不撒谎，但是我们会用一定手法把真实的一面披露出来，使广大群众认清当前的阶级矛盾。我们的杂志追求的是‘逼真’，而不是别的。”

我妥协了，接受了编辑部的修改要求。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撒谎者，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任务而已。经过三个昼夜的伏案工作，五次编辑会议，我终于完成了一个无可指摘的最终版本。在这个版本中，身为主人公的妓女不再是从良女子，而是一个深陷淫窟无法自拔的挣扎求生者。在故事的最后，她再也无法忍受嫖客们的折磨与蹂躏，决定一死了之。临终前，她戳穿了科尔政府编造的谎言。读罢这个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故事，编辑部主任赞不绝口地说：“太精彩了！”我心想，精彩的都没写出来呢。

我成了一个周游世界的记者，还被《活力》派去尼加拉瓜采访。在那里我写下一篇新闻稿，不吝笔墨地热情赞颂扛着“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摸爬滚打的美洲姑娘们。我并不觉得这和我们倡导的和平运动有什么相悖之处。她们毕竟是在抵抗美国雇佣兵，是在为自由而战。这就是我们的看法。在我们眼中，苏联并不是掌握军事霸权的大国，而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支持解放运动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不久后，我应采访需要飞往莫斯科。早在几年前我就曾在这个城市有过短暂停留。

在莫斯科，我最喜欢乘地铁出行。这里的地铁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最初是被用来作为战斗掩体的。如今，一眼望不到头的扶梯伸向黑暗的大地深处，地铁成了这个城市最为快捷的交通工具。上下班高峰期间，每隔45秒钟就会开出一列班车。顶灯，塑像，马赛克，大理石……各种装饰点缀着富丽堂皇的车站，让人仿佛置身于教堂和皇宫。在马雅可夫斯基车站，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装饰用大理石，而且都是专程从意大利运来的；大厅穹顶上的马赛克一共有33种之多。艺术家亚历山大·旦卡在穹顶上设计了名为“苏维埃天空下的普通一日”的大型作品。在革命广场一站，宏伟的青铜塑像直指红场方向。我最喜欢的是激情大道地铁站的设计：一只戴着锁链的巨大铁拳上方是一团炽热的火焰，整个雕塑由五角星包围。“激情大道”，多么有活力的名字！激情四溢的革命者，这不就是我吗？这时，我想起了桑迪，她也是一个胸中充满激情的女人。

我所见到的苏联人都很热情友好，比如一头金发、身材窈窕的女翻译娜塔莎。她总是习惯用夹杂着动听口音的德语，向我提出一些富有性意味的暗示：“你累了吗？”

“是的。”

“特别地累吗？”

为了搜集有关“为和平而战的苏联青年”这个题目的素材，我让娜塔莎陪我坐飞机前往新西伯利亚，一个位于苏联东部的百万人口城市，它距离毗邻的中国比距离首都莫斯科还更近一些。

两个身着戎装、肩扛自动步枪的女中学生，威风凛凛地伫立在长明灯前，这是为了纪念在神圣的卫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而点燃的。面对我的照相机镜头，两个女生和白金汉宫的守卫一样，庄严肃穆，面无表情。过了一会儿，另外两名女生迈着正步走到纪念碑前，敬礼、换岗。

这一刻，我理解了：与联邦德国的年轻人不同，这里的青年一代与军队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的国家曾经饱受法西斯铁蹄的蹂躏，他们的军队是战胜了纳粹的伟大队伍。尽管如此，我拍摄到的画面还是很难作为“为和平而战的苏联青年”的配图。刚刚被换下岗来的两个卫兵姑娘接受了我的采访。她们对我说，在她们就读的第九十五中学，有一个青年们自己成立的组织，叫做“国际和平俱乐部”。这倒是一个不错的素材，我心想。

第十三节

在苏维埃“青联”为我专门安排的采访行程中，便有参观俱乐部这项内容。“青联”是苏联共青团组织的对外联络部门。

在俱乐部里，佩戴领带、身穿制服的学生们引吭高歌：“当人们遗忘战争，战争就会记起他们……”除了集体表演唱以外俱乐部还有一些什么活动，我一概不得而知。我提出了想旁听学生们上课的要求，却遭到了校方的谢绝，虽然我拥有共产党员的这一身份，也依然无法得到特许。在数名学校老师在场监督的情况下，学生们和我进行了简单的对话，告诉我他们的学校有多么多么的好。我相信他们讲的都是真话。

后来，我把报道的标题改为“西伯利亚：革命学生新风貌”。报道中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俱乐部活动属于苏联学校的日常内容”。可以说文章和配图的内容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特意在照片下方加了一行注释：“不同的着装，相同的愿望：与西德青年一样热爱和平的苏联学生在引吭高歌”。我笔下的苏联，是一个我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苏联。

几天后，娜塔莎悄悄告诉我说，她的国家非常僵化，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我没有听信她的话，这既不符合我对世界的认识，也不符合《活力》杂志的风格。

接下来，我们飞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辛菲罗波尔，那里有更多的“和平运动人士”在等着我们。苏联的年轻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合作修建一所幼儿园。据说，泥瓦匠里还有几个美国志愿者。

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推起小车，抡起铁铲。从美国和荷兰来参加和平运动的大学生们抱怨说，两天以来，他们一直在搬运沙子和砖块，从这一处搬到那一处，工作没有人组织，既无秩序，也无意义；苏联的年轻人还总是磨洋工。

第三天，工地上停工了。“你们大概更愿意歇着吧！”从莫斯科来的共青团干部安德烈眨着他的小眼睛狡黠地说。他总是一脸怪笑，看上去就像意大利情圣卡萨诺瓦。他身后还跟着三个打扮妖艳而入时的俄罗斯姑娘。显然，她们代表的是苏联青年。看得出来，她们根本就不想动手干活儿－－弄脏自己革命的小手可怎么办？

晚上，青联的副主席来了。他是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干部，胸前挂满了勋章。虽然他已经退休了，却老当益壮地重新回到青年团体中担任职务。我们和这位老英雄痛饮伏特加，为青年人干杯，为和平干杯，为姑娘们干杯。

和我在旅馆里住同一房间的比尔，是个从美国马里兰州来的小伙子。他向白发苍苍的青联副主席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部队要开进阿富汗？老英雄冲他吼道：“你看看越南！再看看尼加拉瓜！最后他们是什么下场？”

比尔又和他谈起了苏联的同性恋问题。上了年纪的青联干部一脸不屑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同性恋！”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们都被关起来了。”

回到房间后，我和比尔继续刚才的谈话。我们俩都对苏联打压同性恋的做法感到很气愤。对于阿富汗问题，我认为那个老兵的论据很蹩脚。身为左派人士，我和比尔都对美国入侵越南和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径持强烈谴责的态度，但这怎么能和苏联出兵阿富汗相提并论呢？苏联支持的是反对中世纪宗教势力武装派别的进步政府，那位老同志本该这样解释才对。

我这个德国共产党员和美国的左翼分子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比尔的另一番话却让我吃了一惊：“叫安德烈的年轻干部和那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和嫖客、妓女之间没什么两样！”

第十四节

这种盲目的反共言论有点太离谱了。根据我的认识，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恪守共产主义道德。时至今日我还对狗子和桑迪的关系耿耿于怀。我想起了访问越南时的亲身经历，当胡志明市还被叫做西贡的时候，曾被美国大兵当作寻欢作乐的窑子。人的意识的确不像法律或财产关系那样易于改变，但是在苏联、在十月革命发生七十年后，难道还是如此吗？共青团的干部会从中受益吗？

多年后我了解到：维拉、柳芭和塔妮娅，这是跟在安德烈身后的那三个俄罗斯姑娘的名字。她们三个人争风吃醋、互为情敌，每个人都想把安德烈据为己有。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会滔滔不绝地闲聊，因为她们趣味相投：纽约的时装，巴黎的香水，伦敦的珠宝首饰－－当然了，还有安德烈。

她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妓女，大多数知情的苏联人也不这么看。“她们配合得不错。”莫斯科人这样评价道。安德烈是个官运亨通的男人，他在共青团负责对外事务，因此少不了周游世界，而这是普通的苏联市民望尘莫及的。他出手阔绰，给维拉、柳芭和塔妮娅赠送礼物时极尽慷慨之能事。他曾答应说，有一天要把她们送到外国去享受生活，要么去纽约，要么去巴黎或伦敦。虽说这诺言到目前为止尚未兑现，但他拥有权力，这是铁板钉钉的不争事实。“这全看我自己愿不愿意，”维拉说，“如果我对他好，他自然会为我效劳。”柳芭和塔妮娅的想法也差不多。她们三个人都觉得和其他两个女人共用一张床是件很不自在的事情。维拉说：“我得更卖力点儿，好让他觉得三个人当中我是最佳人选。”

俄罗斯女人都是靠和男人睡觉来往上爬的，除此之外很难有什么见效的方法。所谓“男女平等”，那不过是报纸上的宣传口号而已，掌握权柄的都是男人。在这里，只有权力说了算，而不是金钱。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奢侈品，商店里从来没有量身定做的东西。即便有钱也无法出国旅行，除非你是国家干部。相对于这样的社会现状来说，维拉她们三个所取得的成绩足以让其他苏联女人艳羡不已：她们都已经爬到团中央干部安德烈的床上了。

安德烈享用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特权，还享受着挑唆三个女人互相竞争的乐趣。和苏联的许多干部同志一样，他已经提前进入了发达共产主义阶段，即“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

从苏联归来，我开始在国内巡回报告。当然，在酒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里向人们讲述苏联见闻时，我对共青团干部的床上故事只字未提。

在此期间我还认识了很多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沃尔夫斯堡的蓝眼睛姑娘爱莉丝。我曾在她和别人合租的公寓里过夜，因为团委和《活力》杂志社没有给我提供住宿费。同志们互相帮助，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旅行途中，我们都使用一种联邦铁路部门发行的通用年卡，这样一来，不必多花额外费用就可以乘火车走遍全国。团中央给我们《活力》杂志社编辑和其他青年干部发了很多张这样的年卡。星期四我还在沃尔夫斯堡做采访，星期五又出现在汉堡街头，到了周一我又必须赶回多特蒙德报到。我给爱莉丝打电话，问她能不能在合租公寓的沙发上过夜。我的心意已经表达得相当直接了，因为从汉堡回多特蒙德只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而沃尔夫斯堡根本就不在这条线上，如果不是为了专程去找她，我完全不必费这样的周折。爱莉丝马上爽快地答应了：好吧！

周六晚上沃尔夫斯堡正好有一个啤酒节，我、爱莉丝、还有她的几个朋友都一起去了，大家玩得很尽兴。晚上十一点，其他人都回家了，只留下我和爱莉丝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帐篷前。我心驰神往地讲起了莫斯科的地铁，爱莉丝伸手捂住我的嘴：“能不能打断一下你的报告？我想吻你。”

第十五节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女孩子湿吻。也是我第一次做爱。爱莉丝和我都读过艾丽卡·琼的女性情色小说《怕飞》、著名的《海蒂性学报告》，还有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一个性解放的女共产党人的自传》。和我不同的是，爱莉丝虽然年纪轻轻，却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不少实践经验。

后来我才向她坦言这是我的第一次。回到公寓后，我们两个在她床垫上的配合可谓完美之极，仿佛天生一对儿。我和爱莉丝一直折腾到凌晨五点才平静下来。我感觉置身天堂一般美妙，第一次做爱时始终在我脑里挥之不去的那些问题和烦恼，此时此刻都被一扫而空。我沉沉地睡去了。

我对爱莉丝的爱并不像对桑迪那样深切和疯狂。但我和她都互相爱慕，愿意做对方的恋人。我们的性爱是独一无二的。多年后，很多女伴都曾对我的床上功夫赞叹有加。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情爱导师爱莉丝。

一天早上，我从WDR 2台的《早间新闻》里听到这样的消息：苏联电台将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哀乐。这暗示着苏联的国家领导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逝世了。

上班后，我立刻把这个最新消息告诉了办公室里的狗子。他不屑一顾地说：“资产阶级媒体他们那一套蒙人的东西你也信！”

两个小时后，塔斯社证实了契尔年科在一天前已经逝世的消息。通讯社同样报道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新任总书记一事。按照苏联的惯例，在领导成员逝世一到两天后方可向外界达知。狗子还是一根筋地坚持说，即便如此他也只会传播经过证实的消息，绝不听信谣传、妄加推断。

狗子消失了三个月。临走前他向办公室的人宣布外出时，我们问他去哪儿，他只是讳莫如深地说：“我走了。”“如果有人找你，该怎么说？”“就说我走了。”难道他又去哪所干部学校接受革命再教育了？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对我直说啊，毕竟我和他是同学。虽然这种事是保密的，但在干部圈子里也算是公开的秘密。除了那句“我走了”以外，狗子什么也没有说。我不禁纳闷：他是不是又要到东德去？他要去见桑迪？

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真相才浮出水面。原来那天夜里，狗子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被一辆经过掩蔽处理的车子送到了施普林湖边的军事管制区。此地距离东柏林只有半个小时车程，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故意绕了远路。这次行动属于绝对机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确切的目的地。德国高层领导人圈子里也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此事，甚至在该区驻扎的人民军队的现役上校也不清楚任何细节。上校接到命令，此区域将作为培养先锋干部的营地，驻守部队须迅速撤离，去完成另一项任务－－“如果东、西德之间的摩擦升级，要在帝国主义的后方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早在青年大学读书期间，狗子就开始学习革命武装斗争知识，属于我们当中的精英分子。他在保证书上签过字，发誓不对任何人讲起在施普林湖集训的事－－“泄密者将以死罪论处。”狗子之所以作为可靠同志被选派去执行特别任务，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之前在部队服过役，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参加了严酷的训练：钻一条由埋入地里的汽车轮胎组成的地道，而且这条轮胎地道有很长一段是悬在池塘上方；在靶场上练习射击，多年前桑迪曾经赐给他一次学习打靶的机会，而如今他可以连续几周乒乓放枪，军械库里应有尽有，从“卡拉什尼科夫”系列的AK-47到G1、G3，从苏式卡宾枪到Uzi，随他挑选。他必须在短短几周内达到规定的命中率，以便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去执行刺杀“敌国首脑”的任务。

在一个弹药仓里存放着子弹、炸药、苏式RPG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国家在施普林湖畔为狗子和其他同志们提供了各种模拟攻击目标：汽车，房屋，高压电线杆。

为了阻挡外界的视线，营地周围还拉起一道防护网。来附近游泳和散步的人只能听到枪声和爆炸声，他们以为是常规部队在搞演习，根本不知道这里潜伏着一个秘密训练营。营区周边树立起的告示牌上赫然写着“危险，止步！”，没有人胆敢走上前去。

一位化名叫阿克塞尔的老同志是德共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出于安全方面原因，他一直生活在东德。狗子和他的战友们从阿克塞尔这里学到了一套斗争理论：在秘密工作中如何相互配合？怎样与其他战友接头？如何安排突袭事件？袭击完成后该如何隐蔽自己？怎样才能若无其事地回到原先的生活圈子？

第十六节

在营地练兵时，他们感到自己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正当性深信不疑。对于他们而言，只要目标足够宏大，不择手段也是合理的。

狗子和其他同志的营房是一个刷了保护色的临时木棚。每到夜晚，他们总会围坐在微弱的烛光下唱起《国际歌》：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当狗子在苦苦练习投弹和射击的时候，我正战斗在意识形态的最前线。和其他报纸杂志一样，《活力》编辑部也收到了ARD和ZDF这两家西德电视台赠送的节目预告单。我的任务是，将节目单交给西柏林的一个“线人”，再由他转送到民主德国的电视台。最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将根据这几片装订在一起的纸页商量对策，制作出他们自己的节目：用引人入胜的娱乐节目来回击敌方的批判言论，用《五彩缤纷》来对抗《全景了望》。

科隆的东德DEFA电影制片厂有一位摄影师，他的任务是负责提醒我的工作。他经常给我带来一瓶民德诺德豪森产的“双酿烈酒”作为礼物。如果节目信息没有及时到达“线人”那里，摄影师就会打电话通知我。我们的联络暗号是：“小伙子们又没粮了”。

摄影师又带着“双酿”来看我时，我问他：“东德和西德现在都可以互换片子播放了，难道东德电视台就不能通过官方渠道要一份节目预告单吗？”“问题是上面已经拿到了啊，”摄影师回答说，“西德节目在我们这里是严格保密的。节目策划组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提过申请，要求得到节目单的复印件。不过申请还没批下来，这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与其寄望于官僚机构的审批早日结束，还不如通过所谓的“民间渠道”来得更有效率，也就是让摄影师定期带一瓶“双酿”来拜访我，我再把西德电视台的节目单交到西柏林的“线人”手上，再由“线人”把它送到柏林墙那边……

戈尔巴乔夫上任的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展露出与以往历届苏联领导人相比更加亲民的执政风格，他还提出若干和平建议，以博得西方社会的好感。而德共方面非但丝毫不为所动，而且还坚信“社会主义处于有利攻势之中”。

第一个不和谐音－－尽管声量很小－－奏响于1986年4月末德国共产党的汉堡会议。在会议举行的四天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几千人的生命受到核辐射威胁，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核泄露事故。德国共产党在触及到这个问题时不无尴尬。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反对建设核电站，另一方面却断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核电站是不存在危险的，因为没有人会为了榨取利润而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社会主义谋求的是人民的幸福与健康。

会上只有一位发言人小心翼翼地批评了苏联的核政策。许多人鼓掌表示赞许，我也是其中之一。发言人吐露的是他的心声，也是我们的心声。

这是一桩前所未有的新鲜事。迄今为止，共产党员已经习惯了仅限于在内部对矛盾展开讨论，而不是在公开的、有新闻记者旁听的会议上。德国共产党的理论是：“我们不能把内部问题拿到公开场合讨论，否则资产阶级媒体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

午饭时间，我们排队等着领取盛在塑料盘子里的豌豆汤，这时我遇见了狗子。他颇有几分神秘地说：“偏离路线分子不光是这一个，好多人都跟着鼓掌了。我的革命直觉告诉我：要出事了，有人反党。”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如果他知道我也鼓掌了怎么办？！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毕竟我是职业革命家，我怎么会站到敌人那一边去呢？怎么能让人对我的立场有所怀疑呢？

第十七节

这次会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是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当时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则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阿克森率领。这天晚上，两个人在汉堡的台尔曼纪念馆碰到了一起。

叶利钦似乎对台尔曼的青铜半身塑像没什么兴趣，他一直在和其他苏联同志讨论着什么。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的干部在大声宣扬“泰迪熊”台尔曼的种种英雄事迹。叶利钦此时考虑的是切尔诺贝利，而德共中央领导人阿克森则认为，关于核电站事故的报告是“帝国主义阶级敌人策划的一个阴谋”，对这种批评共产党人应当不予理会，“重新回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

叶利钦和阿克森争执起来。一旁的翻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阿克森开始试着用俄语发表意见，叶利钦的嗓门也越来越高，他用德语大喊“闭嘴”、“狗屎”，同时一把夺过台尔曼纪念馆的访客留言簿，在玻璃陈列柜上猛敲了几下。我感觉，人高马大的叶利钦就要朝矮个子阿克森扑过去了，但他只是用他的大手推了对方一把，然后扬长而去离开了纪念馆，去接受《每日新闻》记者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采访。

共产党人之间如此激烈的矛盾冲突我还从未见过，而且它居然发生在苏共和德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间。要知道，在这之前，两个国家一直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我的耳边不由响起了狗子的那句话：“要出事了。”

在远东，国际局势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多年彼此仇视的兄弟国家，自戈尔巴乔夫上台起又开始了重新对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率先在经济领域内大力倡导改革。自从中学时代开始读“毛选”的那个时候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就成了我的梦想之地。共产党人相互之间的龃龉争斗总是让我感到一丝焦虑，我希望东欧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缔造一个更加强大的革命阵营。我的梦想是以《活力》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报道在那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尽管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却从未放弃过努力。我贪婪地阅读每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向德共高层传达我的意愿。身为一名革命干部，将这样的计划付诸实践之前我必须征得党的同意。

几周以后，我在德共波恩市委办公室得到了接待。接待我的不是别人，正是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成员、绰号查理的卡尔-海因茨·施罗德。施罗德与我亲切地交谈了几句，我发现他对我干部人事档案里的履历很是熟悉，包括我在青年大学的成绩，学校评语，我的专长，我“在意识形态方面潜在的错误倾向”等等。

“下面这件事你必须守口如瓶：赫伯特接到了一份中国方面发来的邀请函。”领导低声说 “西德和中国交恶已经快三十年了。为了探明局势，我们要在首脑去访问前，先向对方送出和平鸽。”赫伯特是指当时的德共中央主席赫伯特·米斯。

我毕恭毕敬地听着，对“和平鸽”的意思心领神会。看到领导对我如此信任，我不由产生了一种深受器重的感觉。但同时我的心情也一下子黯然了许多，因为这说明只有在国家首脑访问后我才有可能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

过了一会儿，领导继续说：“你是记者，是共青团的代表，所以由你来作为和平鸽最合适不过了。”

第十八节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不是在做梦吧？如果不是因为在干部谈话这样的严肃场合，我都要跳起来了。我真的可以去中国工作一两个月了！不光是荣幸地作为德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访华代表，而且还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向前。而此事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我的执着，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不同国家共产党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

短短几天之后，我便接到了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外交官用带点口音的德语亲切地对我说：“我们已经和北京的共青团商讨过了。他们很愿意为您安排访问行程。您想到中国看些什么，什么时候来，请书面通知我们！”我的参观要求几乎被全盘接受了，不到三天我就拿到了签证。

在中国，我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特区；后者是一个毗邻香港的新兴城市。我采访了当时还在共青团委负责国际事务的李克强。我为娱乐场里迪斯科女皇的精湛舞技所倾倒，也为刚刚兴起的外国投资是否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而担忧。汉语中五万个汉字的庞大数目让我瞠目结舌，在这些文字中有一大部分都有“古义”，但要看懂报纸的话掌握三、四千汉字就差不多了。北京烤鸭、“龙虎斗”，各种令人目不暇接的中国美食更是让我大饱口福，不亦乐乎。

有那么几天，我终于可以摆脱随行者的监督，无拘无束地到处走走了。我买了一张硬座票，登上了开往距离北京250公里的小城承德的火车。车厢里，举家出行的人从提包里拿出馒头来大嚼大咽；年轻的妈妈们旁若无人地解开衣襟，给怀中不停哭闹的婴儿喂奶；睡着的人鼾声如雷，盖过了通宵打牌的民工小伙们爆发出的一阵阵笑声。梳辫子的小姑娘和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躺在座位底下打盹，身边堆满了筐子、纸箱和大口袋。空气中飘荡着汗味和烟味儿，还有苹果和蔬菜的鲜香。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我租来一辆最常见的“飞鸽”，骑着它汇入了建国门大街上的自行车洪流中。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今天这样开放。外国人只能用专门的外汇券进行消费，我的翻译也不可以与我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她和我谈话时非常友好，但遇到个人话题时总会小心回避。走在大街上的恋人们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亲密举动，不同国籍的人之间则更是相互隔膜。

回到德国后，因为觉得在多特蒙德和沃尔夫斯堡两地间辗转奔波实在是太累，我终于和爱莉丝提出了分手。 虽然我们两人的性爱关系可以说十全十美，但这毕竟不能代替真正的爱情。我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想起桑迪，但即使是在梦中，她也是那样遥不可及。那段时间里，我喜欢上了团中央财务处的工作人员贝蒂。她和我一样，是个专职干部，但上身毛线衫、下身一条花里胡哨的紧身裤袜，再加上一脸的雀斑，总会让人误以为她是大学女生，或是嬉皮辣妹。这样的外表有助于她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顺利完成任务－－她是组织上安排的“黑钱”转运人员。如果你在火车二等车厢里碰巧见到她身背一只鼓鼓囊囊的布包，多半会以为里面塞的是女性杂志、香烟或者内衣什么的；事实上，那里面放的全部是现金，有一次甚至是一百万马克！

第十九节

有时候她会直接把钱送到东德，但大多数情况下，担任现金转运员的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他们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某个地方，然后打电话给贝蒂说：“我脚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能不能帮我买点面包和啤酒？”－－这是他们的联络暗号。贝蒂每个月都会在全国各地穿梭往来，将大量钞票送到各个州的团委。这些钱是团委不可或缺的运转资金：给干部们发薪水，为开展和平游行租用车辆，给联欢会上请来的摇滚乐团付酬劳……

贝蒂是个精明强干的会计，除了忙于运送现金外，她也在财务处的办公室工作。共青团拥有的资金并非全都是现金形式，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东德在西德境内经营的合法公司记入帐内，即纳入民主德国外贸部的“商业协调办公室”的管理范畴。“协调办”的负责人是国安局的“OibE” （即“执行特种任务的军官”）－－上校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考夫斯基。东德人特别热衷于使用简称，比如“协调办”，OibE等等。隶属于“协调办”的公司有理查德·伊勒运输公司、国际船舶公司、汉莎旅行社等等，这些公司招募了一些革命干部作为名义职员，给他们发薪水，还为几个党团委办公室支付租金。

“做假账”是贝蒂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因为资金周转不能总是以秘密和非法的方式进行，于是她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财务处炮制出一个由捐款、团费和合理支出构成的假账世界。当时我对此并不反感，我学到的信条是：只要是对工人阶级有益的，就是符合道德的。

贝蒂最喜欢打台球。我俩经常在多特蒙德北边的几个酒馆里打上几杆子。我自己对这种游戏倒没有太大兴趣，只是为了陪她而已。一天晚上，我们照例打了很久台球，贝蒂赢了。酒过三巡后，她开始对共青团高层的一些“咄咄怪事”大发牢骚。她说，团中央新发起的号召全都是老生常谈的废话，什么和平啊环保啊，而对造成问题的罪魁祸首－－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大鳄”们却不置一词。贝蒂有时很爱冷嘲热讽，她眼皮一抬，说：“我，一个革命女战士，敢对列宁老爹发誓－－现如今，这里根本没人关心阶级问题。”

团中央的号召文件我并没有读过，之前我一直忙于化名潜入新纳粹集团进行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战斗的岗位，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记者，运钞员，还有狗子那样的地下工作者。

为了取得贝蒂的好感，我答应她说会关注一下号召的事。我想，一定是团中央的同志在起草那份文件时措辞有问题，作为编辑的我倒是可以帮着修改一下。

1987年1月27号晚上，吧台上的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在台球相撞的砰砰声里，我和贝蒂偶然间听到了“公开”、“民主”这样的字眼。画面上，戈尔巴乔夫正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我们当时没有马上领会这些话究竟包含哪些深意，心里想着，明天一定要读一下报纸上的相关新闻。

1987年夏，我再次作为《活力》记者奔赴苏联，这次的目的地是顿河边的罗斯托夫。我看到了一个正处在急剧变革中的、矛盾重重的国家。每当我要单独去采访青年人时，负责接待我的苏联共青团干部总是想方设法地阻挠。当听说有天晚上我独自去了一家迪厅时，那些西装革履的老先生们吓得脸都白了。在戈尔巴乔夫猛烈抨击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和假大空的讲话之后，我明白了，那些老同志们是想掩盖什么，不让我知道。

在大街上我经常遇到以“经济改革”、“公开透明”和“社会主义”为名义示威抗议的人群。在这些人中间，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女孩儿的身影，她就是十六岁的中学生艾拉。

第二十节

她长相出众，性格张扬，是我喜欢的那类姑娘。看到她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桑迪。对那种带褶边和领结的校服，艾拉根本看不上眼，从黑市买来的黑皮夹克、里维斯牛仔裤才是她的首选。她既不爱长跑也不爱跳高，上体育课时常常忘记穿运动服。她爱听德国的“蝎子”乐团，还有苏联的重金属。 “that what we need for our future”是她说得最娴熟的一句英语。

在我为《活力》撰写关于苏联改革状况的报道时，她的一些高论总是会成为我引用的对象：“以前是学校老师说什么，我们就鹦鹉学舌地跟着说什么；现在我们要的是‘公开透明’，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人人说自己想说的话。”

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朝我胸上来一拳，邀请我去她带的班级旁听。她这个师范实习生每周在小学教一次课。学生们集合开会时，她是个活跃的领军人物，总是挥舞着双手，黄色的发辫甩来甩去。在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中，她大声动员：“我们必须把校长罢免掉。学校是学生的，校长当然应该由我们直接选举！” 艾拉在我眼中简直就是第三十六中的戈尔巴乔夫。

有件事情让我颇为不快。从罗斯托夫回莫斯科的路上，《视点》节目的主持人对我做了采访。这个节目在苏联非常流行，节目制作者习惯以轻松的手法处理在当时看来尚属禁忌的题材：阿富汗战争，对列宁的个人迷信，色情业……

主持人在现场直播的情况下向我发问：“你是共产党员，但同时你又声称自己在联邦德国从事的是青年运动，请问这二者如何统一呢？在苏联，共产党员是最不受青年人欢迎的！”我一边暗自纳闷，苏联电视台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传播的到底是些什么观念，一边有点语无伦次地解释说：在联邦德国，共产党人属于和现有体制对抗的派别，是革命派，而非保皇派。

当苏联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民主德国却还在原地踏步。统一民主党的理论家库特·哈格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难道邻居家换墙纸了，我们也要跟着换不成？”《旅伴》等苏联杂志也被禁止在东德发行。

德共中央主席赫伯特·米斯多年以来一直强调说：“即使骆驼能钻过针眼，西德共产党也不会从和苏联团结一致的路线上偏离半步！”而转眼之间，许多需要抉择的问题却摆在了我们面前：是赞同苏联，还是赞同民主德国？

信仰之战首先在关于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打响。在共青团开办的一个研习班上，我读到了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当时西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走的是亲苏路线，所以不提倡阅读卢森堡的作品。我读的是有关“十月革命”的一段：“没有普选，没有畅所欲言的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论战，任何公共机构都将枯竭，成为虚假的摆设，官僚主义将成为其中唯一活跃的成分。公共生活会逐渐陷入昏睡状态，几十个精力过剩、理想主义情怀过剩的党派领袖将成为统治者－－他们当中倒是真的会有那么几个杰出人物；而工人群众中的精英分子会时不时地被召集起来参加大会，为的是给领袖们鼓掌欢呼，给摆到面前的决议投赞成票。”－－这让我想起了在青年大学时的那些集会－－“从本质上讲这就是精英统治，它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客们的专政。”

在苏联，斯大林的罪行被公开披露。1956年，苏联共产党只承认斯大林犯过“错误”，但谈起具体问题来却总是遮遮掩掩，故意含糊其辞。如今，苏联媒体就斯大林问题发起了全面性的大讨论。根据揭露出来的事实，斯大林不仅对反对者施加迫害，甚至对共产党人也大开杀戒。“目的高于手段”－－这位独裁者的追随者们是这样为他辩护的。在1927年被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21个成员中，到1939年为止只有两个人还尚且在世：一个是以大使身份居留国外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另一个是斯大林自己。在死去的人当中，有三人在大清洗前死于自然死亡，其他的16人不是被枪杀处决，就是被刑讯逼供折磨致死。

第二十一节

苏联战胜法西斯的时候，正是斯大林集权在握的时候。斯大林的拥护者们说，必须看到他作为历史人物的正反两面。我在发表于苏联经济改革年代的文件中读到：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仅同样可以取得胜利，而且不必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因为在“二战”爆发前不久，斯大林曾对苏联军队高层展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清洗：5名陆军一级指挥员中有3个被杀；10名二级指挥员全部被杀；57名军长中50人被杀；186名师长中154人被杀；16名一级和二级军代表全部遇害；28名军政委中25人被杀，64名师级军代表中58人被杀，456名团长中401人被杀。

当我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披露的史料数据在《活力》上发表出来之后，那些表示不满的顽固派们争相回击。读完我那篇关于改革中的罗斯托夫中学的报道后，狗子还颇有微词，连我的球友贝蒂也觉得我的立场有问题。而现在，我更成了一个胆敢批判革命领袖斯大林的罪人。本来我还希望哪天能和贝蒂相好一场，结果在这之后她再也没有理我。我和她打招呼时，她只丢下一句话：“我只当没你这个人。”她的话真是伤透了我的心。

政治观点上的分歧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私交，朋友常常顷刻转为仇敌。我对面的狗子搬到另一张办公桌去了，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要是每天让我对着一个叛徒的嘴脸，我非吐了不可！”。虽然我和他在以往有过一些不快，但从此失去了一个少年时代的旧友，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在我们的关系破裂后，他恐怕比我还难受。对于他来说，党员就如同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我抱有的那些危险的新观念破坏了他的大家庭。

好在还有其他同志，他们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和鼓励。西德团中央的大多数人都是革新派，他们大胆支持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新思维”。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联合会－－“斯巴达克学生同盟”的成员也同样如此。但在西德共产党高层和地区领导当中，拥护旧思想和民主德国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占了多数。

我对未来满怀期待：共青团已经旧貌换新颜了，接下来就轮到党组织了；苏联改革了，接下来就轮到民主德国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风潮将席卷全球……

桑迪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一定像我一样在为苏联传来的消息欢欣鼓舞，在为倡导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而努力工作。

“环保”运动向来被视为阶级斗争次要战场上的内容，如今它却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团中央发起的环保号召并非如贝蒂批判的那样，是什么老生常谈的废话，那些措辞也绝非出于疏忽大意的错误表述。我在《活力》上发表多篇文章，猛烈抨击汽车这种环保杀手，并且预言说：“在未来，汽车最终将被自行车取而代之。”

“妇女问题”也成为了新的斗争焦点。在此之前，劳工青年团一直对女权主义拒不接受，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理论”。宣传册子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当女权主义者们还在为平摊家务喋喋不休的时候，民主德国早已领先一步废除了‘家务劳动’这种东西，根据新的‘五年计划’，全国将新建128个餐馆……”不过，我们这些在共青团工作的人对这种欢欣鼓舞背后的原因再了解不过：在民主德国，人们到外面吃饭非排长队不可，因为餐馆少得可怜。

我为《活力》报道在一家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汉堡“革新派”会议。会场中心高悬着红色的横幅，上面用彩笔赫然写下的主题让人心惊肉跳：“每个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也许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表述，就好比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有关“工人阶级日益严重的赤贫化”的说法一样，乍看上去在联邦德国并不成立。在爱莉丝之后，我还交往过好几个女友，再也不是无欲无求的木头人。我还曾趁夜晚四下无人的时候，在僻静的人行道上向女友求欢。但我始终坚持一对一的两性关系，而且如果女方不同意身体接触的话，我连碰都不会碰她一下。我从没觉得自己和强奸犯有什么干系。自认为是局外人的我在靠墙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会场中间围了一圈人，大概有二十几个，他们都是团员。

第二十二节

“你，坐到中间去！”我一抬头，看到一个穿着大红T恤的女团员正在气势汹汹地朝我发号施令。

“哦，我只是想给《活力》写篇稿子而已。”

“你这个混球儿！不想好好检讨一下你的性行为吗？”

其他女人也跟着嚷嚷起来，还拍手起哄。

“什么性行为？”

“什么性行为？！你这家伙还敢装无辜？男人们统统都是色狼，都有大男子主义思想。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证明了你很无知！”

“‘懵懂的老手’！”另外一个人还引用一本在女权运动中流行的女性小说来揶揄我。

“这个笨蛋什么也不懂，还没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呢！听着，你现在要是不赶紧乖乖地坐到中间去，小心我们揍你脑壳，就像你们男人几千年来揍女人一样！”

女人们发出一阵欢呼，几个男人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鼓掌。我心想，要是不听她的，恐怕连稿子也写不成了，于是我老实就范。这种会议的形式虽然愚蠢了点，但妇女们的动机是可敬的。许多男人确实都有歧视妇女的毛病，共青团里也是如此。

我坐到中央，其他人将我团团包围，这场面既像是小孩儿的游戏，又像是法庭审判。

“男人们个个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现在开始交代你的罪行吧！”红T恤正式拉开了宗教审判的帷幕。她的口气就像是一个反父权主义同盟的女教长。

“我、我从来没有强奸过别人，绝对没有……”

“不许扯谎！”审判官向我大喝一声。

“你看，这家伙居然还结巴，这不就是证明吗？”另一个女人嚷道，“真该把他－－”

“老实交代，”女法官打断了她的话，转向我说，“你是不是曾经请女人吃过饭？”

“那当然。”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几个女人打起了口哨，其他人大呼小叫地说：“这个下流鬼！”

女教长故意慢条斯理地说：“所谓强奸，并不是像资产阶级法学家们定义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强行进入身体的行为。任何强行示爱的企图，都属于强奸－－比如请女人吃饭就是这样一种企图。你利用你的权力和金钱来取悦妇女，希望她跟你上床，这是什么？这就是嫖娼、就是强奸！”

“可是……”我停顿了一下，为自己辩护说，事实上我没请女人吃过几顿饭，我也只和固定的女朋友上床，而且她们偶尔也请我吃饭。

“闭嘴！”红T恤打断我说，“只有付账时AA-制才可能实现平等的关系。”

一个胡子拉茬的红头发小伙子怯生生地举起手来，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前面几位女同胞的话。《活力》的记者亚德里安就是个强奸犯！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马上投票表决，把他从这里开出去！”

这时，一个脖子上挂着和平鸽坠饰的女生站起来，她指着刚才那个发言的小伙子说：“这个人昨天在聚会上一直对我图谋不轨，两眼色迷迷地盯着我不放！”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激怒了，很多人都发出嘘声。一个女人喊道：“他肯定还看黄色电影，这个贱人！”

另一个两手挥来挥去，像是愤怒得不能自持，“够了，我受够了！”她说，现在又轮到我们来给男人们当心理医生了，而且还是无偿的。我们还是自己讨论一下，在这些强奸犯们面前怎么保护自己吧！让男人们都出去，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我们何必费这个力气？！”

女人们都纷纷表示赞同，接着异口同声地高喊道：“男人们出去！男人们出去！”我和其他男人一起离开了会场。我们在外面的草地上坐下来，讨论女人们说的为什么是对的。其间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狗子和桑迪滚作一团的情景。

没想到，不久之后，我将经历一场更加严肃的审判。我在《活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盲目的爱”的文章。在前几次关于苏联的报道中，我一面热情地描绘了苏联的改革现状，一面对当年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在这篇新的文章中，我对这几年来《活力》杂志有关苏联的不实报道提出了批评。比如，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时，专题文章的标题是“忠贞不渝的和平卫士”。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苏联历史学家尼古拉·马斯洛的观点，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只代表官僚机构利益的总书记：“官僚机器在他统治期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直至发展到了不受控制和不负责任的地步。这种极端的行动自由最终导致了国家机器的退化，导致了它在道德上的四分五裂。”

第二十三节

我还针对自己在1985年撰写的苏联见闻进行了自我检讨。在描写新西伯利亚革命英雄纪念碑前的年轻守卫时，我的文章标题是“西伯利亚的学生兵”。现在我写道：“我当时的翻译是个很有勇气的人，她小心翼翼地向我指出在苏联群众中日益增长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民主进程陷入瘫痪。但我对她的暗示却未予理会，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世界观。”

让老顽固们恼火的还不光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最无法容忍的是，大资本家的喉舌《法兰克福汇报》刊发了它的节选片段。中央仲裁委员会电话通知我，立即前往杜塞尔多夫的总部报到。作为一个自律甚严的党员，我接受了这次传唤。

一栋高大的楼房矗立在普林茨-格奥尔格大街，从表面上看，这里与那些存放资产和档案的联邦机构并无两样。经过两道森严的铁门，还有目光多疑的守门人的仔细盘查，我得以进到楼里。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工作人员把我带入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这里同样是铁门把守。

我刚一进去，铁门就从外面被锁上了。房间里守候着仲裁委员会的五个成员，都是样貌平常的中年人，此外还有狗子和贝蒂。我向狗子伸过手去，他却避开了－－“我不和叛徒握手。”其他几个人的反应也一样。我昔日的女球友走过来，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没有人上前阻止她。他们坐下来，脸上的表情阴沉无比。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当年对“泰迪俱乐部”的审判。但那个只是装装样子，这次就不同了。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了对我的审判。

“你的大作发表在资产阶级报纸上了，”指控人说，“为了捍卫工人运动的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位革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抵抗战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流血牺牲。这项原则就是：永不投敌！而你却违反了它。”他突然用长辈似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同志偶尔会犯点肚子痛的毛病，这是难免的。如果你是觉得肚子痛了，那么党可以帮助你，肚子痛又死不了人，对吧？”（在德国共产党中，党员抱有偏离路线的思想被称作“肚子痛”，好像这是有病似的）接着他又厉声喝道：“可你这是叛变，是投靠资产阶级媒体！叛变就要受惩处！”狗子的“点头症”又开始发作了。

“我、我没有投靠资产阶级媒体。那是我给《活力》写的文章，资产阶级媒体从中引用了一些内容。”

“对啊，看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仲裁委的另一个人骂道，“你这是给反动派提供枪炮弹药！不过我们现在是想挽救你。给你指条路吧：你收回你在文章中写的话，公开收回；然后我们把它发表在党报上，给资产阶级媒体也送一份，如果他们不敢发表，那正暴露了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那戈尔巴乔夫呢，他也要收回自己说的话？”我坚持不作任何妥协。

“好啊你，居然敢和戈尔巴乔夫比？”指控人急了，“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你是什么？臭虫、苍蝇！”狗子的病状愈演愈烈。

他们对我软硬兼施了审判几个小时，最后，我没有收回我的话，但也没有被开除出党。仲裁委员会的人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为《活力》工作，为共青团工作。它们虽然事实上隶属于德国共产党，但在法律地位上是独立的。而且共青团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革新派。当他们几个打开铁门，放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把共青团重新夺回来！”

在走廊上，一个迎面过来的陌生人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威胁道：“狗杂种，你要是再敢出卖组织，我绝饶不了你！”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恐吓威逼并不是例外。党内对批评者的斗争简直和驱鬼差不多。除了《活力》和共青团外，主张革新的汉堡支部也是那伙老顽固的眼中钉。汉堡支部在宣传中总是用一个红色的三角形作为标志。当时，萨尔区洪堡的一个同志宣布退党，他把党证一撕两半，寄给了杜塞尔多夫总部。信封上的字迹不大清楚，洪堡被看成了汉堡。隔着信封，被撕了的党证影影绰绰地就像两个三角形。仲裁委员会的人在接到这封信后，把它交到中央，像鬼附身了似的战战兢兢地说：“三角！”

第二十四节

保守派的共产党员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就只好求援。1953年，苏联的坦克帮助镇压民主德国工人起义时是如此；1956年，苏联军队血洗匈牙利政府时也是如此；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同意杜布切克改革而请求苏联出兵时还是如此。

1988年夏，狗子召集其他几个共青团里的顽固分子，向德共总部写了一封求援信。信中写道了共青团和《活力》杂志社中“让人不堪忍受”的现状：“一些人置我们国家的社会现状与社会意识形态于不顾，片面地介绍苏联政治的某些方面，并且不加任何评论。他们的理论是：读者自己有脑子进行判断，自然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宣传中几乎看不到民主德国的影子，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全部被忽略不计。在劳工青年团中广泛传播着这样一种观点，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是很正常的，而且应该以多数派的立场为准，重要的是检验什么是对的……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极限，必须由党组织出面予以坚决制止。”

第二年，我们在多特蒙德-沙恩霍斯特联合中学召开社会主义劳工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展开的红旗前面装点着五彩缤纷的气球，革新派们希望借此方式表达出摆脱僵化形式的意愿。所有与会人员站起来合唱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歌曲《迎着朝霞》。空气中混合着精油和万宝路香烟的味道。我们都是些在富裕国家长大、不知穷困为何物的年轻人，我们有员工保险，有联邦教育基金，所以那样的歌词从我们嘴里出来让人觉得倍感滑稽：

“在黯淡凄苦的童年

我们饱尝劳动的辛酸

镣铐在脚下叮当作响

千斤重担把脊背压弯

……

伸出手吧 同志们

让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得到自由

我们的战斗才宣告结束

奋勇前进吧

年轻的无产阶级士兵！”

唱到最后一句时，按照惯例，相邻座位的人都要把手拉起来，在整个大厅中形成一道长长的锁链。

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今天他热情伸手去拉的同志，明天就可能成为投降的敌人。革新派和保守派互相敌视，彼此称对方为“叛徒”和“混凝土脑瓜”。这里就像一座教堂，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可以相互合作，但自己阵营里的异端却不能被容忍。

共青团开会的时候，意见争论经常会集中在对日程安排的讨论上。而对于应该讨论什么，代表们的意见总是无法统一。最长讲话时间应该定为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是应该集体讨论还是分组讨论？这方发言后那方又驳倒，私人条例草案提出后又被原则性草案所取代。大会在这上面消耗的时间就有一两天之多。

经过对是否应当表决进行了多次投票之后，我们终于决定表决。当然，这也不过只是个形式而已，但通过这种形式就可以看出各派力量的对比情况。应该以第三号提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吗？这项提案是狗子、贝蒂和其他顽固分子呈递上去的，题目是“重新统一共青团成员的革命世界观，摒除其他一切有害观念”。另一种意见是对多个不同提案加以讨论，而不是一开始就限于某项具体提案，因为这样会导致团组织的分裂。

一般来讲，在表决时由代表们举起手中的卡片，再由主席团进行统计。但是考虑到某人在数票时出错、或者主席团有可能舞弊的情况，有人建议说，应当通过“分门表决法”来进行投票，即所有的人离开大厅，投赞成票的重新从左侧边门进去，投反对票的从右侧边门进去；进门时，计票员在代表们的卡片上打一个钩，防止有人重复投票。

我们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最终决定采用“分门表决法”－－从大厅出去，再进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发现或者怀疑别人在舞弊，于是喊了一句“你卡上没打钩！”，结果引起了一阵骚动。整个会场乱成了一锅粥。

最后，会议主持人宣读投票结果：“对以第三号提案为基础进行讨论这一建议，有242人赞成，224人反对。”

混凝土脑壳们欢呼雀跃，疯狂鼓掌，他们挥舞着印着台尔曼肖像的小旗，齐声唱起了《国际歌》。

我们革新派的女代表卡提娅·贝特格冲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了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主意：“你们无法剥夺我们言论自由和思想独立的权利！劳工青年团中有半数是我们的人。许多代表和我一样，准备现在退出会场，继续讨论，因为在这个会场里讨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今后，在州团委和县区团委里，我们将继续以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工作。所有不想让劳工青年团就此分裂的同志，我恳请你们马上退场，以便使大会决议失效；否则，按照这个排斥少数的投票结果，我们的团组织将遭到分裂的厄运！”

第二十五节

听到这里，革新派的人纷纷离开会场。我的心里一阵难过，不少人潸然泪下，还有的在低声呜咽，退场的如此，留守的也如此。我为劳工青年团奉献了十四年的青春岁月，而如今，她却一分为二。

对于狗子和其他人来说，实在是好景不长。四个月后，他们的“娘家”－－民主德国破产了。在西方，作为 “德意志土地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德国，是许多人“谈虎色变”的对象，也是少数人的希望所在。而此刻的它，就像一只颓然出局的纸老虎，一颗意外陨落的小卫星。

西德共产党中央主席称病告假，一天之内免去了700多个干部的职务，下令关闭所有的党委办公室，以及共青团、斯巴达克学生同盟、和平联盟等组织的各个办事处。接下来的几周，帕尔-鲁根施坦因和普拉姆贝格等左翼出版社纷纷宣告停业，26家具有“亲共”倾向的书店（当时为集体书店）也被迫关门。在鼎盛时期，西德共产党麾下的媒体帝国共有15份报纸期刊，14家出版社，1家唱片公司和1家电影公司。原先因为有来自民主德国的援助资金，西德共产党貌似实力雄厚，而现在突如其来的“断奶”却让人猝不及防。

为了养家糊口，狗子不得不当起了出租车司机。在电视台披露了当年“冲锋号”训练营的内幕之后，公诉机关开始对狗子进行调查。狗子最后被判处缓刑。

我决定到波鸿的俄语学院去上俄文强化班，因为我很想一睹改革后的苏联现状，而且我在那里有几个熟人，说不定我可以留在莫斯科当一名记者，站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最前端。

在俄语学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只能说俄语。老师上课全部用俄语，几周后学生便不能再用自己的母语提问，即便在课间休息时也只能用俄语交谈。

我们俄语学院的人可谓三教九流，无奇不有。有出于工作需要而前来进修的大使和记者，有寻找实习机会的斯拉夫文学系高材生；有立志潜入黑手党报道内幕的专栏记者，还有从苏联进口马掌的二道贩子。强化班的教学计划中没有理论知识，没有文学阅读，除了口语还是口语。

我的会话伙伴是从沃尔夫斯堡来的弗里德里克。她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女人，常常穿一条朴素的牛仔裤，而且不施粉黛，颇有几分学者气质。她中断了自己在大学经济系的学业，专门来这里学习俄语，为的是日后到莫斯科去上大学，然后在那里找一家德资公司工作。我和她一样，也抱定了去莫斯科闯荡一番的梦想。

这时，我接到了一封从罗斯托夫寄来的信。写信人是艾拉，当年我在采访苏联改革期间结识的那个性格张扬的小女生。她在信中介绍了一些自己的近况，说她在上师范大学。信是用英文写的，因为她不知道我的俄语已经小有进步：

“前几天莫斯科有个摇滚音乐会，我也去了。看到了蝎子乐团，简直太棒了！还有好多明星，邦·乔维，奥兹，史密斯飞船……都是我喜欢的。除此以外我的生活可以说平淡无奇。希望你能这里来看看，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去德国旅行，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诚挚问候！

你的朋友：艾拉

另：我妈妈也问候你！请原谅我的文法错误。”

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我在苏联出版社的展台前转来转去。我发现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几乎出版所有语言的书籍，其中包括德语书。我能到那里做德文编辑吗？“恐怕很难，”德文编辑部的主任回答我说，“我们一直都是让民主德国的人来做这项工作的，况且现在人员编制都满了。不过您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社长。”

社长坐在展台后面的隔间里，正在喝格鲁吉亚香槟。听我道出来意后，他说：“佳杰思先生，您当然可以在我们这儿工作，我读过您在《活力》上的文章，还想过把您的文章结集出书呢。”社长当即拍板，让我从明年一月份开始去进步社工作。也就是说，几周以后我就可以飞往莫斯科了。

第二十六节

11月9号，柏林墙轰然倒塌。几天后，我乘火车前往卡尔-马克思市－－我想在去莫斯科之前见桑迪一面。

车厢里群情振奋，喜气洋洋。我和别人一样，打心眼里为东西德之间可以自由通行而高兴。很多人在用萨克森语交谈，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再想为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而奋斗了，他们想要的是钞票和奔驰。“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很快变成了“德国，德国，统一的祖国”。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愿意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这个国度。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要建设一个新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在卡尔-马克思市寻找别人推荐的“会议宾馆”。“去市中心是哪个方向啊？”我拦住一个路上的民警问道。“这里就是市中心。”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里的楼与楼之间到处是水洼和泥坑，我一直以为是郊外的什么地方。后来我了解到，不久后将改回旧称“克姆尼茨”的卡尔-马克思市面临一大难题：在民主德国时期，这个城市把有限的资金全都用在了住房建设上，而忽视了其他的基础设施。

尽管当时青年大学不允许异国学员之间互换联络方式，但桑迪还是给我留了她的地址：萨尔瓦多-阿兰德大街。和许多东德居民一样，她的家里也没有电话。载我到那里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条街属于弗里茨·黑克特地区。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弗里茨·黑克特是一位建筑工人和革命榜样，也是当年桑迪所在学员班为之奋斗的荣誉称号。车子越开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桑迪还在那里吗？我会马上见到她吗？在民主德国，找一栋新的住宅并不容易。弗里茨·黑克特地区全部是七十年代建造的板式楼，是昔日的民主德国大张旗鼓宣传的卓越成就之一。与这个城市半数的住宅不同，这里的房子都配有浴室。既然有这样的条件，桑迪应该没有搬走。

带着忐忑和希望，我下了车，走近眼前这栋漆成红色的高层板楼。我站在楼门口，对着标有住户名字的按钮慌乱地搜索，终于找到了桑迪的家姓。

她的家在九层。我忘了电梯是坏了还是压根就没有，只记得我二话不说就往楼梯上冲去。敲门的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十年。

门开了，探出的是一张老女人的脸，她披着一件碎花浴衣，下面露着两条胖胖的粗腿。

“您好，请问桑迪在家吗？”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快走吧你！”老女人操着一口浓重的萨克森方言，一脸的不友好，而且看样子想把门立马关上。

我并不是一个死乞白赖的人，但在那个当口也顾不得许多了，我飞速地伸出一只脚抵住房门。

“我是桑迪在青年大学的同学，专程从多特蒙德赶来的。”我气喘吁吁地说。

“你想干吗？”老女人咄咄逼人。

“她还住这里吗？这个地址是她给我的。”

“都什么年月的事了！离婚以后她和我们家没什么来往。”

“那您知道她去哪－－”

“她跟个俄国佬跑了！”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和我说话的人是桑迪以前的婆婆。桑迪和前夫离了婚，这倒是并没有让我觉得太过意外。这么说她又找了一个俄罗斯男人。

“他们搬到哪里了呢？”我穷追不舍地问道。

“跟俄国佬跑了，你说能去哪啊？反正她不会再回这个城市了。”

趁我不防备，老女人像狗撒尿似地抬起她的胖腿，狠狠地踩在我的脚上，我疼得缩了回来。门“砰”的一声合上了。

这天下午，我又返回去试着敲了几次门，但每次都吃了闭门羹。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里。这么说桑迪现在是在苏联了。苏联那么大，在那里找她不是大海捞针吗？不过兴许在苏联的德国人都互相有点联络。反正我马上就要去莫斯科了，俄语我也学会了，还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立即开始着手打电话、写信，联系青年大学的其他同学。我想通过他们找到桑迪的线索，说不定其中有谁恰好知道她在苏联的地址呢！可为什么她的婆婆说，桑迪再也不会回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