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1)

-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2)

- 讲真话的作家——巴金

-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1)

-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2)

-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3)

-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4)

- 两个“最后一息”

- 巴金的心(1)

- 巴金的心(2)

- 春蚕(1)

- 春蚕(2)

- 巴金回故乡

- 寻找童年的足迹

- 巴老回乡记要(1)

- 巴老回乡记要(2)

- 巴老回乡记要(3)

- 巴老回乡记要(4)

- 巴老回乡记要(5)

- 巴老回乡记要(6)

- 偏爱川剧(1)

- 偏爱川剧(2)

-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1)

-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2)

-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3)

-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4)

- 巴金与《雷雨》

- 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劫人的友谊

- 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

- 白发

- 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

- 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1)

-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2)

- 不知如何弥补

- 心留巴老家

- 难以忘却的关怀

- 不忍告诉巴金

- 永恒的手足情(1)

- 永恒的手足情(2)

- 永恒的手足情(3)

- 永恒的手足情(4)

- 带来光和热的人(1)

- 带来光和热的人(2)

- 大妈，我的母亲(1)

- 大妈，我的母亲(2)

- 大妈，我的母亲(3)

- 大妈，我的母亲(4)

- 大妈，我的母亲(5)

- 大妈，我的母亲(6)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1)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一九二三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一九四一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

一九四二年，四爸第二次回家。这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荣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捉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这时，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同学题词。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 例如，“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给我的题词裱成一张小单条。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2)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偶尔和我玩儿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作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作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我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一九七三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了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怀和尊敬，企图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我想起早在一九三六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 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日以继夜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讲真话的作家——巴金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作家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

巴金于一九○四年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伟大的“五四”运动，对巴金产生了重大影响。年轻的巴金在成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自称为“五四的产儿”。为了追求光明，一九二三年巴金和他的三哥，离开了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巴金旅居法国期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迄今为止，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已满六十周年。六十年来，除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笔以外，巴金勤勤恳恳地写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约一千万字的创作和翻译著述。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几代青年。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广泛的赞誉。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早在一九四二年，巴金就勉励他的侄子“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巴金对读者的爱是很真诚的。一九八七年，巴金返回阔别二十六载的家乡，无数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巴金长期患帕金森氏症，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最近，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巴金的旧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许多国际友人、读者主张恢复巴金旧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对为此花费国家的钱。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广大读者理解巴金的心，他们热爱巴金的作品，同时更敬仰巴金的人品。

鲁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对巴金作出评价，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一九八二年，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但丁国际奖”。

一九八三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一九八四年，巴金在香港获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一九八五年，巴金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一九九○年，巴金先后获苏联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这些充分说明了巴金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巴金更属于世界。他的文学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瞩目。

巴金已达八十八岁高龄。因为病，写字吃力，但是巴金并不甘心沉默。他说：“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巴金不止一次表示“要用行动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1)

夜读徐开垒著的《巴金传》(续集)。其中《患难见真情》一节，提到有关我的一些记叙。先摘其一段：这一年十月底，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致给巴金来了信，给巴金带来了成都老家对萧珊去世后巴金处境的关心。在一年以前，李致就曾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干校时，悄悄地绕道上海来武康路看过巴金。当时他与巴金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曾给他转述过一些老朋友对巴金的怀念。但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虽同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在这次来信之前，李致就曾有信给小林，那时萧珊住院动了手术，小林曾把李致来信的事告诉她，但萧珊已不能说话了，她只点了点头，就闭上眼睛休息。这次李致来信，是萧珊去世后给巴金的第一封信。它给巴金带来安慰。（这里叙述的时间有误。“文革”期间我给四爸的第一封信是1972年10月30日写的。我从北京绕道上海去看四爸是在1973年春。）

读完之后，23年前的一些事，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

“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我在共青团中央《辅导员》志社任总编辑。很快，团中央所有报刊的总编辑，一个个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包括我在内。我先靠边站，继之进“牛棚”隔离审查，然后又到干校“劳动改造”。

过去许多“运动”，往往从文艺界开刀，这次更不例外。看见北京文艺界许多著名人士被“揪”出来，我必然担心四爸 巴金的处境。特别是几年前我就知道姚文元在策动批判巴金 ，后被周总理制止。 六月，亚非作家会议在北京召开，巴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但与此同时，造反派在揭发我的大字报上，已提出要我交待与“反动学术权威巴金的关系”。当时我还没有完全被看管，我先从全国作协那儿知道四爸的住地，然后打电话给他。电话通了，只说了几句一般的话，彼此都显得很拘谨。《巴金萧珊书信集》中，四爸给萧珊妈妈的信(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曾说：“我来京后除听报告，参加宴会、晚会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什么人也没有找。(李致打听到了，来过一次电话。)” 过去四爸到北京，总要打电话给我，我也一定会去看他。而这次我没有提出去看他，他也没有叫我去。不过，听到了他的声音，我感到温暖。六年后我才知道，四爸当时已经预感到“大祸临头”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四爸的消息，但我认定他“在劫难逃”。果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报纸刊登了一篇名叫《大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批判巴金“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过着寄生虫、吸血鬼的生活，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可以想得到，四爸会遇到多么大的灾难，我真担心他能否承受得了。机关造反派趁机加强对我的压力。说我过去写的材料是“假揭发，真包庇”，必须真正揭发巴金的“罪行”。其实，我和巴金接触(不包括童年时期)的次数不多，我如实地一一写出。造反派说我“态度恶劣”，但除了拍桌大骂以外，也无可奈何。不过，他们责令我把巴金给我的信全部交出。我清理了一下，有四十多封信，是四爸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十年间写的，光明正大，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我理直气壮地把信交给造反派，以为他们看了之后会退给我。没想到，交给这些人实际是石沉大海，到现在为止谁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自己的思想也乱了。我认为巴金的世界观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既然我从小喜欢巴金的作品，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有必要重新阅读一次。第一本读《家》，这是他的代表作。接连两三个晚上，我读到深夜，在鸣凤跳湖和瑞珏逝世时，伤伤心心地哭了。因为哭出声，把爱人惊醒，她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连问我：“哭什么?”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关进“牛棚”。除了受批判和劳动之外，只许学《毛选》。我通读了四遍《毛选》，但还有很多时间，坐在那儿实在难受。我以检查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读《鲁迅全集》。出乎意外，我的要求被批准。我儿子按时送东西的时候，给我分卷送《鲁迅全集》来。这一下日子好过多了，我“天天读”鲁迅的书。在“牛棚”，我思念四爸。每当我翻开《且介亭杂文续编》，读到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这一段话，真是思绪万千。我明白了那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打着鲁迅的旗帜，实际在玩“颠倒人妖，混淆是非”的把戏。

以后到了河南省潢川县“五七”干校。有一天，公布晚上将放电影《英雄儿女》。我看过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十分感人。如果是放这部电影，是否意味四爸的处境有所改变呢?吃完晚饭，全连人排队到校部前的空坝。一路上，众人有说有笑，我却埋着头不言不语，一心期?我的愿望能实现。电影一开放，果然是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这几个字却被删去，使我大失所望。这个谜若干年后才解开：影片是周总理叫放映的，删去“根据巴金小说改编”，则是“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下令的。

巴金，我的四爸，我真想念你，担心你!

已经记不清我是怎样下的决心：一九七二年八月，我给巴金的女儿、我的妹妹小林写了一封信去。历时一个月，才收到小林的回信 原来萧珊妈妈在八月十三日逝世。我几次提笔给四爸写信，但坐在桌前，望着稿纸，竟写不出一个字来。直到十月三十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口气写了六年来的第一封信。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2)

爹（称谓详见《大妈，我的母亲》一文） :

提起笔，千言万语，真不知从哪儿说起，我们有六年没有通信。然而，我这几年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关怀你。你对我一定也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六五年你去越南之前；最后一次谈话，是一九六六年在北京的那一次电话。所有一切，我都不会忘记，它将永远刻在我心里。

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麻烦，前一段时候我暂时没有给你写信。同时也不知道把信寄哪儿。今年八月，我写一封信给小林，算是试投，期望能取得联系。小林有一个月没回信，我担心这个希望也没了。后来，小林信来了，我一看见信封就高兴，满以为这封信会给我带来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儿。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它带来的却是妈妈逝世的消息。

妈妈逝世，你当然最难受。我本应该立即写信安慰你。可是，我能向你说什么呢?有什么话能减轻我们的痛苦呢? 我实在想不出。就是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往下流。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上海。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看见妈妈，我开始喜欢她。记得那个晚上，大家在屋外乘凉，萧姐也在场。我给你要《收获》复刊第一期，你答应了。妈妈立即说你“偏心”，说她向你要过几次，你都没有给她。当时，我们是多愉快啊！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天伦之乐”吧! 然而，这样的聚会，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了。

我最好不在这个时候给你写信。因为不仅不能给你安慰，反会引起你的痛苦。不过，我还要问一遍：妈妈去世之前，她看见我给小林的信没有，她说了些什么?我问过小林，她没有回答，但我很想知道。

就这样吧，我不再写下去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感情。

李 致

十月三十日

大约十天以后，我收到四爸的信。多么熟悉和亲切的字，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我小心地把信封剪开，急急忙忙地读下去。

李致：

三十日来信收到(你上次给小林的信我也见到)，知道你的近况我放心多了。这些年我也常常想念你和你的几个姐姐。三年前有人来外调，才知道你当时靠过边， 但我又知道你没有历史问题，认为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一直不想给你写信，害怕会给你找麻烦，心想等到问题解决了时再通信息。现在你既然来信，我就简单地写这封信谈点近况吧。我一九六九年参加三秋后就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一起留在乡下，以后一九七○年三月又同到干校。今年六月因蕴珍病重请假回家，七月下旬就留在上海照料她。她去世后我休息了一段时期，九月起就在机关上班(工宣队老师傅和革命群众今年都上来了)，每天半天，主要是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几个月并没有别的事。但问题尚未解决，仍在靠边。住处也没有改变，只是从楼上搬到楼下而已(楼上房间加了封，绝大部分书刊都在里面)。我身体还好，情绪也不能说坏，蕴珍(即萧珊)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你问起妈妈去世前看到你的信没有。你第一封信是八月四日写的，信寄到时，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刚开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对她讲你有信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时身体极度衰弱，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只有两只眼睛十分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

写不下去了。祝

好!

尧 棠

十一月四日

与四爸通信，我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萧珊妈妈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他毕竟健康，这是不幸中之大幸。我明白当时的形势，也清楚彼此的处境，不能过多通信。但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正好我爱人所在河南明港学部(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干校，全部人员回北京“清队”，春节我将回北京探亲。于是，一个“秘密”计划，开始在我脑里酝酿。

当年十二月底，我回到北京。我儿子早随他妈妈回北京读书，女儿不久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难得的团聚使我们暂时把这几年的苦难丢在一边，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春节。当时，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住，只有晚上孩子们熟睡了，我和我爱人才能讨论我的“秘密”计划，决定在我回河南干校时，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为避免被人抓辫子，我们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打算。到了上海，看到的熟人，都说是去看眼病 我的确在害眼病，曾先后请假到武汉、成都去医治过，这次回北京多次去朝阳医院看病。在上海，如住在四爸家不方便，就住在最可信赖的朋友家。按时回干校，只按北京到河南信阳报销火车票。当时探亲，只要有一张从干校回家的车票就可以报销来回的双程车票了。因为人已经回到干校，必然是乘车回来的，不可能从北京步行回来。一般不会引起怀疑。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日子非常值得珍惜。为了不浪费时间，春节前我们不去排大队买吃的东西，而改在春节后(人不拥挤了)再买。但为去看四爸，在我爱人支持下，我提前五天离开北京，乘去上海的火车。我本想在车上多睡一会儿，但想到即将见到四爸，兴奋不已。一天多的路程，我的思想有足够的时间自由驰骋。

……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3)

强加在四爸头上的“罪状”之一，是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这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青年时期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这是追求真理过程中难免的事。何况四爸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抗日战争前，以鲁迅为首，四爸和许多作家共同发表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抗日救亡的主张。我读过四爸在抗战时主编的杂志《呐喊》(后改为《烽火》)，我也记得四爸在长篇小说《〈火〉第二部后记》里说过：“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四爸的《家》启发了许多青年人参加革命，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怎么一下就成“大毒草”?新中国成立以后，四爸一再表示：“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五十年代四爸两次到朝鲜，六十年代四爸又两次到越南，曾受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赞扬。哪一个“贵族”或“寄生虫、吸血鬼”肯去吃这种苦?

我想前两次到上海的情景。那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和十月。第一次去，四爸陪我参观他的藏书室，大小七间，令我羡慕不已；我们还一起到虹桥公墓为三爸扫墓。第二次是我陪外宾去，只匆匆见了四爸一面；临时电话告别，四爸喜悦地说：“两件大喜事，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是赫鲁晓夫下台，真令人高兴!”我似乎现在还听到他洪亮的声音。

我在机关交待时曾提到四爸送过许多书给我。一九六○年四爸回成都时，我看见他书桌上放了一本《三家巷》。我向他要，他说是欧阳山送他的，他准备回上海时在火车上看。但是一九六一年他回上海前却把书给我，说：“还是送给你吧!” 一九二九年秋我父亲离开上海时，把一张自己心爱的唱片送给四爸。四爸深受感动，把这个情节写在《做大哥的人》里面。我不禁想起书中的描写。

我和四爸也有争论，主要是对我父亲的看法。我父亲的性格和遭遇，类似《家》的觉新，所不同的是我父亲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四爸爱他的大哥，对我父亲自杀表示理解和同情；我则认为我父亲丢下母亲和五个子女，太不负责任。争论是在三轮车上进行的，那是一九六四年我们冒着烈日去给三爸扫墓。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我小时候人很瘦，鼻子比较高，鼻梁有些“右倾”。我外祖母经常把我的鼻梁往左扳。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当心打着我的鼻梁，使我流了鼻血。我立即准备还击，但一下意识到他打我鼻梁的方向和外婆扳的方向一致，气马上消了。四爸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常常当成笑话当着我讲给别人听，使我十分尴尬。这是一九四一年的事情，四爸第一次回成都。

一九五八年十月，我和四爸在北京巧遇。我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归来，四爸正要去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我到和平宾馆看望四爸，他请我在餐厅吃晚饭。他问我吃什么，我说：“当然是回锅肉呵!”他笑了，并立即告诉了服务员。但后来端上桌的，却是一盘对虾。这是我第一次吃对虾。

车厢广播在介绍上海，说上海是什么“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等等。“文革”把什么都搞乱了，姚文元等批“无政府主义”，要“巴金负责”。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三十年代鲁迅在为巴金辩诬时就回答过：“难道连西班牙‘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我不相信姚文元没有读过这篇文章!

联想到自己，我过去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但我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错的，也不敢讲真话。从在“牛棚”里读《鲁迅全集》时，我就决定不再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因为我不够格。

……

到了四爸家，四爸和九姑妈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四爸稍瘦了一些，头发全白了，身穿一套蓝色中山装。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以此表示互相的信赖和关怀。

解放前我做过地下工作，有些经验可以运用。我必须表明我的来意，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场面，我说：

“我是专程来上海看眼病的!”

第二天上午，我请萧荀——我大姐的朋友，后成为四爸和萧珊妈妈的朋友——陪我去上海五官科医院看眼病。一个写有我姓名和年龄的挂号证，我把它妥善保存了很多年。通过萧姐，我了解到四爸在“文革”中的许多遭遇。

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子，全家被赶在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但小棠到安徽农村插队，床空着。小林和祝鸿生刚结婚，他们是同学。小祝是在四爸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与小林结婚的， 这说明小祝的人品和爱情的纯真。当时他们还没有生孩子。九姑妈和十二姑也不像过去那样爱说话。没有人来串门。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4)

萧珊妈妈逝世给家里笼罩一层阴影。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她张罗着许多事，她殷勤待人，她不断地和我开玩笑，……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单独和四爸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告诉四爸，这次来上海是为了看望他。我知道眼病情况和治疗方法，到医院不过是拿一个挂号证。四爸原以为我“没有历史问题”，“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早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难道不是“假党员”?一九四七年我在重庆被捕过，正好抓“叛徒”。我上中学时与所谓“胡风反革命分子”有过接触，曾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一句话，起码算一个“小爬虫”。加上我不“认罪”，又“拒不揭发”，态度“恶劣”。不过，终因查不到什么问题，在一九六九年底“解放”

我们连队最后一个“解放”的当权派。今后怎么办?不知道。好在身体不错，算个壮劳力，我不怕用自己的劳力维持生活。

四爸的“问题”没有结论，因萧珊妈妈去世，回家听候审查。四爸是我们国家唯一不领工资的专业作家，他的存款全被冻结。一个月只许他取三百元，一百四十五元作房租，五十元供养萧珊妈妈的父亲，剩下一百零五元一家四口人用。我问他够不够用，他泰然地说：“没有什么!我的生活很简单。我告诉过九姑妈，必要时我可以只吃面包。早年我在法国就是这样。”

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四爸一贯如此。当他知道我曾两次回成都探亲，便询问我母亲和几个姐姐、姐夫的情况。我也主动告诉他我知道的一些亲友的遭遇。他知道李宗林(成都市长)被迫害致死时，显得很难过。李宗林是他的朋友。

有两个晚上，我和四爸睡在一个床上。四爸一九四二年回成都时，我刚满十二岁，也和四爸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四爸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了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很想安慰四爸，可惜说不出什么有力的话。我告诉四爸，无论怎么批他，他并没有被遗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常悄悄问我有关他的情况，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当时，我不敢提这些同志的姓名。其中有曾德林(后为中宣部副部长)、萧泽宽(后为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等。我还空洞地讲了一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类的话，其实我自己早不相信什么“中央文革”和其控制的“革命群众”了。临走前一天下午，我和四爸在二楼的走道上谈话，我讲了准备要求调回成都。想起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终于冒出一句心里话：“如果你的问题解决得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四爸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表示反对。

这次和四爸会面，我不敢深谈。但我亲眼目睹了四爸的现状：第一身体健康，第二精神没垮。这就是希望! 我在上海只呆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就得离开。我不想在离开时惊动四爸，但他和九姑妈几乎和我同时起床。不凑巧，天下雨，而且下得不小。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着手，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 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

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一九九五年元旦

两个“最后一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搁下十年的笔。他不愿做“社会名流”，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作家”。并多次表示：“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九七七年，巴老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当时，他打算写到八十岁，也就是再写七年。以后巴老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众多读者，都被巴老这种精神感动，纷纷表示钦佩。

然而，我却有过一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简单地说，我认为巴老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翻译《往事与随想》可以放后一点；如果精力不足，可以放弃，将来别人还可以翻译。我并不是不知道巴老对赫尔岑作品的感情。早在一九六三年，《译文》杂志就发表了巴老所译的两则赫尔岑的回忆。巴老打算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设想，曾得到鲁迅的赞同。新中国成立后，巴老出版过赫尔岑的《家庭与戏剧》。十年浩劫期间，巴老遭受迫害，无权从事创作，悄悄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当时，巴老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打算以后把译文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一九七五年三月三日给我的信上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巴老的创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与翻译，他最好有所取舍。我逐渐发现，不少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几年来向巴老作过多次建议。巴老是我的四爸，他对下辈一贯持平等的态度，所以我可以无顾虑地和他讨论(甚至争论)。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计划。”我则强调时间有限，要有取舍。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

几乎每一次见到巴老，我都要设法谈到这个建议。有一次，巴老说：“我的计划已经公开，国内外都知道，说了话要算数!”我知道巴老讲信用，但并没有把我说服。我又陈述自己的看法：“从实际出发，变更一下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不可以。”我突然找到依据，说得更带劲了：“宪法可以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可以调整，个人计划为什么不可以变更呢?”巴老慈祥地笑了，但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我是个“顽固分子”，一有机会到上海又向巴老提出这个建议。翻去覆来地讨论，巴老说：“我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同时也是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了。我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听了巴老这段话，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启发。

回到成都，我重读了巴老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巴老翻译是为了学习的意图，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教师。我第一次读完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8226;加尔纳特夫人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没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此我记住了巴老的两个“最后一息”：一个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个是“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长期以来，我工作中事务主义严重，一天忙到晚，学习抓得不紧。每当再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常想起巴老的“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是又挤出一些时间，打起精神，读读那些能鼓励我上进和能增添我知识的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巴金的心(1)

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老的信念和主张。他一贯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巴老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他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巴老所说的敌人是什么呢?他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 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老的很多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由于巴老把“文学作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他最初竟“不好意思拿稿费”。他把第一次小说的版税送给一个朋友。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以后书写多了，巴老的想法才发生变化，因为作品毕竟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巴老把读者称为“衣食父母”。这不仅因为读者买他的书，养活他，还因为读者给他提供精神养料和力量。

长期以来，巴老领取稿费，并不只是用于他个人和他的小家庭。巴老的生活简朴，自俸甚薄。他经常用稿费来帮助读者和有困难的人。六十年前，也就是三十年代初期，巴老为营救他的一个读者，带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和他的朋友鲁彦、靳以一起从上海到杭州。巴老冒充这个姑娘的“舅父”，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为她付清了八十多元房租和饭钱，并送了她一张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票。一九八一年巴老在《我和读者》一文中曾谈到这件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巴老是闻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实行低稿费的情况下，在限额内付给他较高的稿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巴老对自己的要求很严。六十年代初期，巴老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文章。《四川文学》付给巴老四十元稿费。巴老收了二十元稿费，退还了二十元给《四川文学》，并附信说他那篇文章“值不到四十元”。这件事，是一九七三年在四川省革委会礼堂听报告，作家李友欣告诉我的。当时还在“四人帮”的黑暗统治下，友欣主动给我讲这件事，对巴老表示尊敬。我也佩服友欣讲真话的勇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由于出版社采取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讲信用和注重书籍质量，赢得了一大批老作家和著名的中青年作家的支持。在五六年内，我们先后出版了巴老的《近作一》、《近作二》、《回忆与探索》(近作三)、《心里话》(近作四)、《英雄的故事》(有关抗美援朝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巴金选集》(十卷本)、《憩园》、《长生塔》(包括全部儿童文学)、《童年的回忆》、翻译作品《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与萧珊合译)。九十年代，四川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讲真话的书》(近作合集，包括巴老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三年的全部著作)。

一开始出巴老的书，巴老就表示不要稿酬。出版社尊重巴老的意见，把稿酬放在一边，打算用来扶持青年作者或奖励有成就的编辑。但有一次，财务科不清楚我们的意图，把一本书的稿酬寄给巴老。一九八○年十二月九日，巴老给我的信说：“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屠氏小说(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不要送稿酬了。还是照从前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首先声明不要稿费。他们说第二集要付稿费，我坚决不要。倘使方便，替我买五部中篇选，我当汇还书款。”十二月十九日来信，又强调“以后出书，不用寄稿费给我，我不要”。我去信和巴老讨论如何处理他的稿费，并转达出版社一些同志设立巴金奖金的建议。我知他不会同意，所以提议用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作者。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巴老来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这样，出版社总编辑室便存放着巴老拒收的一笔稿费。

在这期间，《四川文学》刊登过巴老一篇散文《大镜子》，《龙门阵》发表了巴老的散文《怀念丰先生》，巴老都来信表示“请他们不要付稿费”。

对萧珊的稿费，巴老也持同样的态度。四川出版了萧珊翻译的《黑桃皇后及其他》，巴老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给我的信说：“全书稿费和中短篇集(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一样由你们处理，但要求送我样书若干册。”

出版社财务科一位同志，按照对一般作者的惯例，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的稿费寄给巴老了。害得巴老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又来信重申：“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版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机会，稿酬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我只得把巴老的意见再一次“禀报”财务科。

巴金的心(2)

信上提到的《十卷本选集》，即《巴金选集》(十卷本)。这是四川出版巴老的重头书，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装帧设计好、印刷质量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出书速度之快(不到一年)受到《人民日报》上署名文章的赞扬。巴老也满意，曾把它的精装本作为礼物赠送给法国总统密特朗。这部《选集》，巴老亲自编选、修改校正，编完一本寄一本给出版社，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我现在想起心里还感到不安。在一九八一年编辑的过程中，巴老在十月二十一日信上就明确表示：“《选集》稿费全部捐文学馆。”一九八二年底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巴老一直关注这笔稿费是否寄给文学馆。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和十一月二十二日，巴老两次来信询问：“十卷本《选集》的稿费给现代文学馆汇去没有？”我多次催问，有一次回答是地址不准确，寄去又退回来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巴老再来信询问。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来信说：“《选集》稿费我叫国煣去信作协请他们查，同时也请你们出版社查，总得把这笔钱查出来。文学馆至今没有收到，钱还没有着落，如不追查，可能就此消失。”五月三十一日，巴老来信说：“《选集》稿费，文学馆来信已经查到了，请转告出版社。”为了这笔捐赠给文学馆的《选集》(十卷本)的稿费，巴老一共给我写了八封信。

一九八八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书简》。我没有参与这个工作，不知道全过程。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巴老给我的信说：“《书信集》稿费仍捐赠文学馆。但×××说的计酬办法我看不妥。收信人没有理由接受稿酬，倘使他为原信加一些注解。他可以拿注解的稿酬，要是做了些编辑工作，他可以拿编辑费。你想想看，倘使我把朋友们给我的信编成书册出版，自己拿一半稿费，我一定睡不着觉，因为我感到受之有愧。”

按照巴老的意见。他的大部分稿费，出版社直接寄给了文学馆。由出版社保留的巴老的稿费，在一九八六年八月捐赠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协会在八月二日给巴老的信上说：“当我们正在筹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的时候，先后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转来您在两社的稿费共计壹万零肆佰肆拾壹元叁角正，捐赠我会，作为四川出版奖励基金。您的无私赠送，是对我省出版工作者的支持和鼓舞。我们代表全省出版工作者向您表示感谢。”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讲真话的书》的稿费四千元，巴老又捐赠作为振兴川剧奖励基金。当这个消息在川报披露时，川剧界许多人士为之鼓舞。

巴老为四川出版 作了这么多贡献，但他没有向出版社索取什么。一九八二年上半年，我有一次去上海，为他整理照片。当时向他要照片的人很多，许多照片又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我提出带一部分照片回四川请出版社翻拍，以后有需要就加印。巴老同意我的建议，但他坚持要付款。我知道巴老的为人，恭敬不如从命，在寄照片和底片时，告诉他所需费用。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巴老亲自填写了汇款单，寄回“肆拾壹元壹角正”。在汇款简短附言上还写明：“汇还翻印照片垫款。”这张“汇款通知”我把它复印了两份留作纪念，到现在已经十三年多了。

上面涉及的，主要是与四川出版有关的情况。据我所知，在一九八二年巴老捐赠人民币十五万元给文学馆，以后又陆续捐赠五万多元人民币给文学馆，这都是巴老的稿费。一九九二年巴老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巴老把这笔奖金一分为二，三百万日元捐赠给文学馆，二百万日元捐赠给上海市文学基金会。还有些捐款数目我不清楚。

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搞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高尚人品。记得我还是青年的时候，读过王尔德的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他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他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他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死了。这个童话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向社会、向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童话里的快乐王子的像，被拆下来在炉里?化，但是他的“破裂”的铅

心却熔化不了。天使把铅心和死去的小燕子带给上帝，上帝把他们看成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东西。

巴老九十寿辰时，马识途老人和朱炳宣、杨牧去祝贺。临别时，问巴老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巴老深情地说：“把我的心带回去。”许多人为之感动。我们的“上帝” 人民，不是同样把巴老的心当成最珍贵的东西么?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

春蚕(1)

“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多次对我这样说。

当时巴老七十二岁，身体健康。我立即表示：“没有问题!”一算，到九十岁还有十八年，比两个“抗战八年”的时间还多，似乎很遥远。

然而，时间流逝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

巴老一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他表示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八十年代初期巴老曾开玩笑对我说过：“等我把事办完以后，就休息，安安静静地看武侠小说。”但我从来没听说也没有看见他把事情办完。直到今年六月六日，巴老一见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

巴老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

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巴老大约写了八十多万字。历时七年多写完的《随想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创作回忆录》展示了他的心扉，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他过去的创作。先后编选了《巴金选集》(十卷本)、《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选集和选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他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有一段时间，巴老的社会活动很多。参加会议，接受许多采访和拜访，出国访问……不能不对创作有所影响。以致巴老在写作时一听到门铃声，常常“胆战心惊”。

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签名题字来生活。这是巴老一贯的主张，他自己身体力行，还劝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写的《随想录〈大镜子〉》给我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说巴老“焕发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还童”。可是书房里的大镜子对他讲了真话，哪里有什么“青春”?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巴老深深地感到“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他同时呼吁：

“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挚的心所感动。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镜子》介绍给《四川文学》刊登。我尽可能不介绍人去麻烦巴老。有一次，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贾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贯崇拜巴老，很希望我介绍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镜子》寄给她，她看后放弃了这个愿望。从此我对巴老书房里的大镜子有了感情，我曾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边照了一张像。这是一张非常有意义的照片，我将长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机会陪巴老在家里庭园散步。我问他《大镜子》刊出以后，

情况是否好一些?

“社会活动减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说，“但来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读了这篇文章，专门赶来看我。”

我和巴老经常通信。他认为我是“短柬勤寄”，并开玩笑说：“我要向李致学习，写短信。”可是从一九八○年起，我发现巴老的字越写越小，我问巴老为什么?他说：“没有办法，手放不开。”几年以后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氏症，也就是巴老的儿子小棠戏称的“巴金生的病”。

帕金森氏病直接影响巴老的创作。每当巴老提笔写文章时，笔重似千斤，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这对“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贯把读者作为“衣食父母”，从读者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写字困难妨碍巴老和读者联系，他一再向读者表示歉意。

春蚕(2)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巴老在书房跌跤，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华东医院。一个月前，我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上海拍摄电视片《奔腾的激流

作家巴金》。虽然事先讲好每次拍摄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毕竟增加了巴老的劳累。我感到内疚，责备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大镜子》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觉地加入了“抢救材料”，为巴老“树碑立传”的行列。十几天后赶到华东医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

巴老喜欢吃家乡的花生酥，我给他带了几盒。巴老可能要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好几次吃的时候都说：“看在李致的面上，我再吃一个。”巴老这一次住院超过半年。

医院采取牵引的办法治疗。两个月的“牵引”使巴老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巴老开玩笑说“这下知道‘永世不许翻身’的痛苦了”，但这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开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梦，二怕失眠”，以后情况逐渐好转，有一件事却使巴老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从此，巴老得长期和疾病作斗争。

巴老主张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良心”。但世界是复杂的，难免没有人叽叽喳喳。十几年前香港有人不满巴老谴责“四人帮”，怂恿几个大学生大骂《随想录》；后来内地也有人转弯抹角地批判“说真话”。但这种干扰并不能动摇巴老的信念。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广大读者热爱巴老的作品，敬仰巴老的人品。巴老并不喜欢过生日，有时甚至要“躲生日”。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祝贺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地飞向武康路，除了对巴老表示敬意，都真诚地祝巴老健康长寿。这种盛况，我目睹过几次。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到上海贺巴老八十八岁寿辰。前后几天，来祝贺的人之多，几乎使我和巴老没有足够的时间交谈。即使有点空隙，我也不敢再去劳累他老人家。

想不到巴老却主动对我说：“大家都祝我健康长寿，这当然很好!但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

巴老的话，既使我感动，又使我震撼。巴老真是春蚕，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但我不完全赞成巴老的话。我说：“您也不能要求过高。无论任何人，都有为社会作贡献的时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不能说人老了，不能工作了，健康长寿就没有意义了。您为人民作了很大贡献，即使将来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对广大读者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巴老没有反对我的意见，但也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后来话题又转到我年过六十，已离开第一线的工作。巴老突然笑着说：“我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巴老说这话，意在鼓励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还应做别的工作，包括写作。

去年巴老生日，我打电话祝贺。但巴老不在家，巴老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以及小棠都不在家。为什么?我着急了!九姑妈告诉我，巴老上身痛，几天没睡好觉，到医院检查去了。第二天在电话上找到小棠，他说巴老因老年骨质疏松，造成胸椎骨折，已住华东医院治疗。医生说起码要在床上平躺两个月。我知道，这意味着巴老又得向病魔作一场艰苦的斗争。

经过医院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以及子女细心的日夜照顾，巴老的胸椎骨接好了。我因老伴生病，一时不能去看望，就靠电话联系。今年六月我女儿从加拿大回来，在她的支持下，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

巴老一贯乐观，但也有苦恼，担心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再为人民工作。我又想起他在一九九二年对我说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有什么意义?”我再次向巴老陈述了我当时的看法。并说：“大家都主张您现在要把健康摆在首位，也就是健康第一。只要您健康，对广大读者和众多亲友，就是鼓舞和力量!”

“是呀!”巴老说，“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很大的鼓舞!”

用时髦的话来说，能和巴老取得这样的“共识”，我由衷感到高兴。当我离开杭州巴老住处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以前我们分别时一般只是握手。更令人高兴的是，巴老的健康情况有进步，半年来又写了五篇短文。重似千斤的笔，又被颤抖的手移动了。什么力量支持巴老成为“举重”能手?只能是巴老那一颗永远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心!

巴老?九十二华诞即将来临。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拥抱，我身上还感到他的体温。这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的体温，会净化我的心灵，教我做人作文。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巴金回故乡

作家巴金一贯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巴老是四川成都人。他十九岁的时候 即一九二三年离开家乡去南京读书，后留学法国。解放前，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巴金两次回过成都。新中国成立后，巴金一九五六年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到成都视察工作；一九六○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回成都写作。这以后，巴老阔别蓉城已二十六载了。

家乡的人民和读者怀念巴老。

巴老同样十分怀念家乡。他不只一次地说：“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一时没有回来，连歌曲也常引起他思乡之情。他很喜欢《那就是我》这首歌。他说：“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巴老在十月三日回到成都。他一下飞机，就受到亲人的迎接。特别是几个重孙，有的叫“太爷爷”，有的叫“祖爷爷”，围在巴老身边。巴老拉着他们的小手，开心地笑了。

巴金迫切地期望会见老朋友。没料到第二天，九十三岁的张秀熟七时半便起床，要赶在巴金去看他之前去看望巴老。同行的有作家沙汀、艾芜、马识途。沙老是专为等候巴老来成都而推迟回北京的。一见面，张秀老就说：“我们等了你好多年!”这以后，他们多次互相看望，促膝谈心，邀约同行。张秀老还请巴金到他家里吃“赖汤元”。张秀老住宅右边的小楼，便是巴老一九六○年在成都写作时的住处。

巴老分别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会见，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许多负责同志都以读者身份表示对巴老的敬仰和关注。大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从小就不大爱讲话，但有很多感情要表达，所以才写文章。现在身体不好，上气不接下气。我已经有二十六年没有回成都了，我一直想闻闻家乡的泥土味。到现在，我仍要汲取家乡的阳光、雨露，跟家乡的禾苗、树木一起生长。同家乡在一起，同祖国和人民在一起，胸中燃起的火将永远不会熄灭。”

由于时间的推移，有些老朋友和亲人，巴金无法再见面了。作家李劼人是巴老的老朋友，但劼老早已作古，巴老和张秀熟、沙汀、马识途几老一起到李劼人故居，参观李劼人的卧室、书房，在李劼人的半身塑像下长久凝视。故居工作人员请几老签名留念，巴老用他颤抖的手写下：“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我来迟了!”在场的同志，无不为巴老的真情所感动。这句话，既是对李劼人写的，也是对李宗林、李亚群、吴先忧、邓天 等等来不及告别的老朋友写的。去年逝世的老友邓天 就多次说过：“巴金再不回来，就看不到我了。”

巴老给他的外重孙齐齐一本书，上面写着：“希望你做一个说真话的孩子。”四十五年前，当齐齐的外公还是孩子的时候，巴老曾要他“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说真话，这是巴金对孩子的一贯期望。

童年总是令人留恋的。巴老也想在故乡见到童年时期的足迹。

巴老到正通顺街去访问战旗歌舞团。这里是巴金的旧居所在地。他诞生在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现在这里已经是一片楼房，再找不到被他称为“老师”的轿夫居住过的门房和马房。不少人主张恢复巴老的旧居，但巴老认为不能为恢复旧居花国家的钱。他并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商业场是巴金的大哥工作过的地方，巴金和他的朋友也曾在这里办过刊物。巴老如今来到这里，全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建筑，连过去的旧址在哪里也说不清楚。

新都的桂湖还飘着桂花的余香。巴老笑着摆“龙门阵”，说他小时候父亲带他到桂湖，在园中迷路，竟哭起来。在场的晚辈，都记住了这个笑话。

有三个晚上，巴老应正在成都视察工作的张爱萍同志之邀，看了川戏和曲艺。张老怕巴老疲倦，而巴老却坚持到底。他说：“这是乡音，难得有这个机会。”

巴金还到了一九六一年去过的自贡市。

“旧的不在了，到处是新建筑，家乡的变化真大!”巴老不只一次地说。

巴老所到之地，总有不少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好几年来，巴老因患帕金森氏症，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读者感激地表示谢意，巴老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

许多想见的人还来不及见，许多想去的地方还没有时间去，巴老在十月二十日又挥手告别家乡。他步上舷梯，站在飞机入口前不断挥手。真是“情悠悠，思悠悠，一步一回头”。巴老对送他的朋友说：“我还要争取回家乡!”

巴老回到上海后，经医生检查，健康情况良好。为了免除家乡人民的挂念，他很快写来一封信：“我已回到上海，正点到达。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十七天过得这样快!我说我返川为了还债，可是旧债未还清，又欠上了新债。多少人，多少事牵动着我的心，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去。”

巴老，家乡人民多么殷切期待您再回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

寻找童年的足迹

一九八七年十月，四爸 巴金在阔别家乡二十六年后，回到成都。

为了这一次回来，我和四爸多次通信。四爸思乡之情极浓，他在信中表示“我的确打算今年秋天回成都看看，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只要身体吃得消，我一定走一趟。”在另一封信上又说：“总之，我闭上眼睛之前要回故乡一次，实现我多年的愿望。我要倾吐《愿化泥土》的感情。我想走走看看。”四爸还表示：“最好是静悄悄地来去，不惊动任何人。”

当时，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宣传部向省委、省政府写了《值班报告》。报告中特别提到“巴老身体不佳、精力不足，他不打算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不拟多会见人”。我们还给有关人员打招呼，请他们“保密”，以便巴老真正得到休息。可是四爸十月三日离沪抵蓉，当天上海一家大报即发了消息：《巴金返川探乡亲》。尽管消息中提到“此番回乡，巴金与当地有关部门‘约法三章’：一、不参加宴会；二、不参加会议；三、不接受记者采访”。但这条消息实际起了宣传作用。

开初，我们只通知了《四川日报》和四川电视台，请他们适当采访，留作资料；即便要发表，也得在巴老回到上海以后。可是不几天，上海电视台记者赶来了。他一到成都就从早到晚守在金牛宾馆四爸住处，四爸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四川电视台的记者也不示弱，并与之竞争。当然，应该感谢他们为巴金的这次故乡行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但巴金的每一项活动，都跟有一批记者，加上各处的领导出迎，确也有某些不便之处。马老(识途)在五老(张秀熟、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游新都之后就说：“这哪像出来游玩?连摆龙门阵的时间都没有。巴老也得不到休息。”我与四爸开玩笑：“这就是做名人的难处。”四爸没有说什么，只莞尔一笑。

这次返川的最后一天(十月二十日)上午，四爸提出到文殊院去。文殊院位于成都市区西北角，是著名的庙宇。我们设法避开了记者和接待人员。陪四爸去的都是家里人，四爸的女儿小林、女婿祝鸿生、侄女国煣、侄外孙李舒，还有我。出面接待的是宽霖方丈(省政协委员)。这是唯一的一次自由自在的活动。

那天四爸穿一套蓝布中山服，还加上一件蓝色外套。头戴一顶前进帽，气色颇好。在文殊院大门前下汽车，四爸坐在手推车上，径自到了接待室。只在途中看了一看大殿的外观，这毕竟是他早年到过的地方。小林夫妇和国 第一次来，便兴致勃勃地去参观。

宽霖和四爸两位老人，一见如故地开始叙旧。

“我年轻的时候到李府上念过经，”宽霖说。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家里请和尚在文殊院念了三天经。”四爸则说：“所以想来文殊院看看。”

我这才明白四爸来文殊院的目的。原来四爸在怀念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爷爷去世很早，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他的相貌我是从照片上看到的。我小时候听母亲讲，爷爷在广元县做过知县，我父亲、三爸和四爸都跟着爷爷在广元县住了两年才回到成都的。

“我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我突然想起四爸说的一句话，这是在他的散文《家庭的环境》中读到的。对了，就在这篇文章里，四爸描述过爷爷是戏迷，既喜欢川戏又喜欢京戏，还和演员交朋友。我父亲和几个叔父(包括四爸)组织新剧团时，爷爷还为他们编了一个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演出时他曾看得哈哈大笑。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四爸描写我爷爷去世的情景。当三爸和四爸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时，我父亲忽然走进屋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在遐想，宽霖和四爸却在谈健身之道。

几天前“五老”游新都桂湖时，闻着桂花的余香，四爸讲了一段他童年的趣事：“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桂湖。我一个人走迷了路，吓得哭起来。以后才被父亲找到。”这也是四爸对爷爷的怀念。四爸是一个十分珍惜感情和友谊的人，尽管他坚决反对封建社会和旧礼教，但他仇恨的是吃人的制度，而不是一概否认父母的慈爱和手足的情谊。这一点，过去我理解得很肤浅。

四爸比宽霖大几岁，宽霖很关心四爸的健康。他边说边比划，教了四爸一种健身法。为了便于记忆，宽霖把它编成几句话，并叫它为《长寿歌》：

行住坐卧处，经常手摸肋与肚；

感觉痛快时，两手肚下居；

四肢血脉贯注时，背拳摸肾部。

小林夫妇和国煣参观回来，已经到该回宾馆的时候。四爸和宽霖告别，感谢他殷勤的接待。宽霖送给四爸一串佛珠，并表示要求菩萨保佑四爸长寿。四爸不信神，但他愉快地接过佛珠。宽霖的友情显然使四爸感动。

在归途中，四爸又给下一辈讲笑话。说他小时候曾经想出家，但一看小和尚烧戒疤，害怕痛，又不敢当和尚了。我问四爸为什么那时候想出家，他说：“感到社会黑暗，找不到出路。”我想起我父亲在一九二九年给四爸的一封信上曾说：“我两个没娘没老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指“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 这也是我父亲的话)，向前乱碰罢了。”当然，我父亲和四爸的结果大不一样。我父亲的“不抵抗主义”导致他自杀；四爸的“大胆”、“反抗”，不仅使他冲出旧家庭，用笔倾诉他的爱与恨，成了反封建的战士，还熬过了十年浩劫，踏上新的旅程。

四爸这次回故乡，整整十七天。当天下午五时，他登上返上海的飞机。因为几年前摔坏了腿，行路不便，得有人搀扶。但四爸仍回转身，依依不舍地向送行人挥手。

望着飞机飞向蓝天，我默诵着四爸五十年前写的一段话：

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在生活的激流中“搏斗”。四爸，这是您的路，也是您给广大读者(包括给我)的精神财富。我感谢您，祝福您!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

巴老回乡记要(1)

十月三日

上午十时去省作家协会， 向沙老 (汀) 、艾老 (芜) 报告巴老的行程。后又就此与张秀老 (秀熟) 通了电话。他们对巴老将在今天到达成都， 感到高兴。

鉴于巴老不愿惊动党政领导， 我与许川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同志商量， 下午就由我代表宣传部去机场迎接巴老。许川表示同意， 并说: “我们尊重巴老的意见。反正你是两重身份: 一是巴老的亲属， 一是分管文艺工作的部长。”

为记录巴老的行程， 《四川日报》派了记者刘耀晖、摄影记者金嘉华， 四川电视台派了记者徐先贵、曹钢， 他们将参加巴老的有关的活动。但暂不报道。

不惊动党政领导， 巴老一定很高兴。但如果只是我和文艺处几位同志去迎接， 未免冷清。巴老毕竟离乡二十七年， 其间又经历十年浩劫， 应该让巴老一下飞机就能感到亲情。于是我打电话给大姐 (李国煜) 、二姐 (李国炜) 、四姐 (李国莹) ， 请她们全家在蓉的成员， 到时都去机场迎接巴老。

六时， 我和秀涓、张仲炎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朱丹枫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出发去双流机场。巴老所乘飞机准六时五十分抵蓉。等所有乘客下完， 巴老由祝鸿生 (巴老的女婿) 搀扶下飞机， 小汪 (汪致正， 我的女婿) 立即把轮椅推去迎接。小林 (巴老的女儿) 和国煣 (巴老的侄女) 相继而下。所有迎接巴老的亲人簇拥而上， 几个小家伙或叫太爷爷， 或叫四外祖， 巴老高兴地笑了。

迎接巴老的亲人有: 大姐， 大姐夫查坤培及其孙女查雅兰；二姐、二姐夫汪国权， 及其女儿汪俊；四姐， 四姐夫李晋铭、及其长子李舒、儿媳彭音、孙儿潇潇， 次子李彦、孙儿淳淳；我和丁秀涓， 女婿汪致正及外孙齐齐，共十八人。

四川电视台副台长奉孝芬主动到机场迎接。

巴老住金牛宾馆九号楼。我和秀涓把巴老送到住地。巴老拿了几张照片给我。这是李斧 (我的儿子) 上月带珊珊 (我的孙女) 去美国时， 途经上海， 在巴老家拍的。

十月四日

一早， 和秀涓去金牛宾馆。陪巴老在园内小转一圈。李舒为巴老推轮椅， 途中停下拍照片多张。

九时半， 张秀老、沙老、艾老、马老和陈之光 (省作协副主席) 来看望巴老。今年， 张秀老九十三岁， 巴老、沙老、艾老八十三岁， 马老七十三岁， 人称“五老聚会”。老友相聚， 兴致很高。马老提议， 七年后张秀老百岁， 巴老、沙老、艾老九十岁， 五老再相会。张秀老充满信心地说：“我现在计划不止活一百岁， 你们活到九十岁应比我更有信心。”张秀老再一次提出要一起去九寨沟玩。巴老有些担心体力不足。小林和小祝有些动心。巴老要我决定， 这是难题。

下午， 巴老休息， 我参加部务会。

六时， 我和秀涓去二姐家吃饭。饭后， 我、秀涓、二姐和国权一起去金牛宾馆看望巴老。

七时， 杨汝岱 (省委书记)、 何郝炬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和许川同志来看望巴老。杨汝岱问巴老的身体能否适应? 巴老答:“还可以。年纪大了， 落叶归根， 很想回家乡看看。”郝炬说:“我在上中学时， 就读过巴老的“激流三部曲”。” 巴老说：“写得不好。”许川说：“巴老最好每年回‘家’一次。”巴老说：“争取。”

巴老送二姐一张很好的照片。也送了我一张， 但很一般。我闹着换了一张， 又要了一张珊珊和“狗狗蛋” (巴老孙女的小名) 的合影。

巴老回乡记要(2)

十月五日

一早， 和仲炎一起到金牛宾馆。

八时四十分， 大家陪巴老参观市容。先看东西干道， 然后到商业场。我指给巴老看“商业场”三个字， 是胡耀邦同志写的。巴老的少年时代， 有不少活动在商业场。巴老的大哥 (即李尧枚， 我的父亲) 在商业场一家公司工作过。 当然， 建筑完全变了。巴老正兴致勃勃地四周环顾， 商业场管委会主任来“汇报”工作， 电视台记者在摄影， 引起一些群众围观。我知道巴老不喜欢招摇， 赶快让巴老“撤离”。

按原计划， 到锦城艺术宫。这是四川最好的剧院， 刚建成不久。陈婉英 (艺术宫经理， 我开玩笑叫她“公主”) 热情接待巴老。我陪巴老在接待室休息， 小林等去参观艺术宫。“公主” 要汇报工作， 我建议她取消汇报， 就坐着闲聊。工作人员拿出留言簿来请巴老留言。巴老用毛笔楷书“巴金”二字。巴老因患帕金森氏病， 手抖， 写字困难， 但大家公认: 这一次写得极好。

十时半， 与巴老分手。巴老一行， 回金牛宾馆。我去省人民艺术剧院， 参加吴雪同志(原文化部副部长)召开的座谈会。

下午三时， 我再去金牛宾馆。省广播电视厅和四川电视台负责人郑体仁 (厅长)、 卢子贵 (副厅长兼台长)、 陈杰 (顾问)、奉孝芬来看望巴老。因为四川电视台与上海电视台正合拍电视剧《家&#8226;春&#8226;秋》， 话题就集中在电视剧上。为照顾巴老休息， 仅交谈二十分钟。

大姐、二姐和四姐去看巴老， 与巴老闲聊。巴老留她们共进晚餐。

获悉张爱萍同志 (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和夫人又兰大姐来蓉， 住金牛宾馆平房。我立即去看望他们， 并报告巴老住在九号楼。张老表示要去看望巴老。

八时半回家。成都市东城区委来人， 要求见巴老。上海电视台记者祁鸣来电话， 他明天来成都采访巴老在成都的活动， 并说是济叔 (即李济生， 我的叔父) 叫他找我的。我感到为难， 因为我们没公布巴老来成都， 除《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外，不准备接受任何记者采访。

十月六日

一早， 到金牛宾馆看望张爱萍同志。他说要陪巴老看川剧， 我说由我安排。张老十分关心川剧界的朋友， 川剧界的朋友非常尊重他和又兰大姐。很多演员都乐意为他们演出。

上午让巴老休息。我转达了张老的意向， 巴老也很愿看川剧。我又赶到省川剧院， 听吴雪同志谈对振兴川剧的意见。

下午再去九号楼。翻阅巴老随身带的相册， 全是端端 (巴老的外孙女) 和“狗狗蛋”的照片， 两人都活泼可爱。 巴老说：“一看见这些照片，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理解巴老的感情。我也把随《白蛇传》访日演出的照片给巴老看， 其中有巴老的日本朋友， 如丰田正子。

八时， 去锦江剧场看川剧。

十月七日 中秋节

一早， 和秀涓赶到宾馆九号楼。

八时半， 陪同巴老一行去新都。路并不远， 但途中堵车， 十时方到。秀老、沙老、艾老、马老和之光均已先到。先去宝光寺， 后到桂湖。可惜接待人员多， 县里的“四大班子”都来了人。 记者也多， 几乎没有摆龙门阵。午饭本想吃豆花， 但上了不少菜， 豆花只有一碗， 令人遗憾。

马老对我说:“什么游玩? 人太多，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巴老在途中讲: 他小时候， 父亲带他到新都玩。他一度迷了路， 吓得哭了， 直到父亲把他找到。我知道， 巴老对他的父亲， 有很深的感情。

回宾馆后， 让巴老休息。

下午四时， 我的三个姐姐和姐夫， 下两辈， 共二十人， 一起来给巴老拜节。先在客厅团聚， 吃月饼， 分别摄影留念。巴老一贯喜欢小孩， 重孙辈的潇潇、齐齐、淳淳和兰兰围在太爷爷四周。淳淳把手上剩的月饼给四外祖。潇潇和齐齐忙说: “这是他吃过的! ”巴老说:“小孩子的东西，都是干净的， 没关系。”便把月饼吃了， 引起哄堂大笑。后又一起吃了晚饭。

杨汝岱同志来给巴老拜节， 小坐片刻。

成都的中秋少见月光， 今晚却有月亮， 难得! 小祝和小林把巴老推到室外散步。我和秀涓、李舒陪同。到了湖边， 大家停下来休息。天蓝， 有少许白云， 月亮圆而明， 湖水里有倒影。我说: “巴老， 月亮也为你回乡而出。”巴老高兴地笑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中秋之夜!

巴老回乡记要(3)

十月八日

一早，和秀涓到金牛宾馆。

九时半，陪巴老去正通顺街(过去叫双眼井)，参观旧居原址。巴老出生在这里， 除有两年随父亲去广元县外，在这里居住到十九岁。他每次回成都，总想来看一看。不过，老建筑已拆光，这里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 沙老、艾老、马老和之光亦到场。歌舞团的领导和群众很热情，夹道欢迎， 围观者亦多。小祝推着巴老坐的轮椅，四处看看。前团长张耀棠不断地给巴老解说。不知巴老在想什么。记者忙着摄像摄影，我尽量避开镜头。不少人请巴老签字，说不服，也挡不住。后来，巴老在留言簿上签名。

离开歌舞团，巴老参观了双眼井 (即两口井靠在一起) 。巴老在陪同人员搀扶下，站在井边住下望。我想起巴老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 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

下午四时，东城区委书记，区长，商业场管委会主任，同来宾馆看望巴老， 赠送一些老照片。巴老表示感谢。丁家骥(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也来看望巴老。一共二十分钟。

小林、小祝、秀涓和祁鸣一起玩麻将。祁鸣昨晚从上海赶来了。我和李舒 (我的外甥) 陪巴老聊天， 讨论是否去九寨沟， 难下决心。

十月九日

一早去省川剧院， 安排为张爱萍同志演出的事。

到金牛宾馆平房， 正遇张老和又兰大姐要去九号楼看望巴老。我陪同前往。张老很尊重巴老， 多次向我表示支持巴老关于成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 我早向巴老转达过。到了九号楼， 见沙老已先到。巴老、沙老、小林和小祝一起接待张老和又兰大姐。张老和巴老虽然第一次见面， 却像老朋友似地闲聊。张老表示年轻时就喜欢读巴老的小说， 巴老则说自己当时是“乱写”的。

张老还谈到五十年代初期参观过巴老在正通顺街的旧居， 对后来拆掉旧居表示遗憾。巴老则说拆掉就算了，不值得花国家的钱来重建。……这是一次难得的相会， 我为他们的谈话录了音；可惜“觉悟”得晚了一点， 刚开始的谈话没录下来。

下午， 我陪张老和又兰大姐参观三星堆出土文物、锦城艺术宫和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 直到五时半。我在宾馆吃晚饭。据李舒讲， 巴老二十年代的老友卢剑波 (川大教授， 四十年代是我的中学教师) 来看过巴老。我没在场， 不知详情。

晚， 张老邀巴老一起在宾馆小礼堂看川剧， 并请巴金根据身体情况决定看多少， 不一定看完。但巴老坚持看完了。我还请巴老用几分钟见一见演员， 以便不另安排时间与演员会见。巴老也同意了。

十月十日

是否安排去九寨沟? 的确是难题。

最主张去的是张秀老， 尽管他已九十三岁， 但身体健康。沙老和艾老没明确表态。巴老则担心力不从心。张爱萍同志认为可以去， 一天走一处， 休息好了又继续走。

一早去省委书记院， 找汝岱和启璪 (黄启璪，省委常委、秘书长)同志商量。他们均持慎重态度。最后决定: 下午派人先给张秀老和巴老检查身体。

去学道街张秀老家。秀老说他身体健康，不用检查。

到省人民艺术剧院看四川方言戏《抓壮丁》。吴雪同志的告别演出，饰李老栓。我看得很有兴趣，并向吴雪祝贺演出成功。

去金牛宾馆平房看张爱萍和又兰大姐。张老主张:明晚川剧演出，采取清唱的方式， 可省去化妆等麻烦。

再去九号楼看巴老。巴老说任伯培 (二十年代的朋友张履谦的夫人) 刚来过， 可惜错过了见面的机会，我有四十多年不见她了。

回家吃中饭。

四时，去巴老那儿。大姐和她的朋友刘玉琼在。二门诊部周主任和林文廉医生在为巴老检查身体。结论是:总的情况不错，但有隐性冠心病， 不宜去九寨沟。

六时，汝岱同志在蜀风园宴请“五老”。我不在主宾席，又忙着处理一些事，不知交谈内容。启璪、许川同志参加。上海电视台记者祁鸣和四川电视电台记者徐先贵都很能喝酒。

巴老回乡记要(4)

十月十一日

上午，巴老休息。

中午，巴老在芙蓉餐厅宴“尧”字辈(与巴老同辈)的弟妹和八十二岁的侄子李静远。尧字辈的有七爸李西龄、十三爸李巨川、十八爸李德甫、二十三爸李尧述和十五姑李尧秀。还有陈家(巴老母亲娘家)表弟陈国志和邓家(巴老继母娘家)表弟邓培根。有一位叔叔来了，因不知他在成都， 没通知他。我向他解释，并表示歉意，他仍拒绝吃饭。有些“国”字辈(与我同辈) 的侄儿侄女来看望了一下， 未吃饭。巴老与亲人叙旧， 我为之打杂。因为事前没给餐厅打招呼， 服务人员急于下班， 几下便把全部菜堆满圆桌， 服务质量很差。

晚， 为张爱萍同志组织川剧清唱和曲艺晚会， 时长两小时， 节目精彩。巴老应邀参加， 并坚持到底。

十月十二日

上午去平房看望张爱萍同志和又兰大姐。我拿出《记事篇》(张老的诗集， 四川出版) 请张老题字。张老竟风趣地写了“承蒙关照”之类的话。后陪他们参观市诗书画院。

巴老去学道街看望张秀老。一九六○年，巴老回成都写作，曾与张秀老同住在这个大院内。我因陪张爱萍同志和又兰大姐参观，未去张秀老家。后听说， 沙老也去了， 还吃了赖汤元。

下午先去看望巴老， 他精神颇好。

六时，去蜀风园，参加省委宴请张爱萍和又兰大姐。黄启璪同志很支持巴老去自贡参观，她说已和毕局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商量，把巴老去自贡的火车安排好。

十月十三日

一早， 和秀涓一起去金牛宾馆。

先去九号楼向巴老问好。今天上午巴老没外出，将约周企何(川剧表演艺术家)、舒元卉(优秀川剧演员)来宾馆。巴老喜欢川剧，他们是巴老的多年之交。

九时半， 陪张爱萍同志和又兰大姐参观出版社。先后参观了巴蜀、文艺、少儿、美术等四家出版社。张老兴致很高， 所到这几家出版社， 都泼墨挥毫， 留下墨宝。出版社选了些好书送给张老。

下午二时，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参加全国十六个电影厂召开的发行工作会议。

四时， 巴老和张秀老、沙老、马老一起参观李 人故居。李劼老是几老的挚友。几老参观了楼下楼上的每一间房子， 谈起往事。在休息室， 工作人员拿出留言簿让几老签名。巴老主动写下: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 我来迟了。”

四老又一起在劼老的雕像下合影。

这时候，吴希海(成都市委书记)、龚读纶 (副书记)和方家祥(副市长) 三位同志赶来看望巴老。他们送巴老一盆树， 说:“请巴老把家乡的泥土带回去。” 巴老感谢他们的盛情。

晚，再一次在宾馆小礼堂举行川剧演出。张爱萍同志说他陪巴老，巴老说他陪张爱萍同志。张爱萍同志要我说几句开场白。我说:“张老是国防部长， 巴老是全国作协主席。一文一武均为川人，真是天府之国，人杰地灵。今晚， 国防部长邀全国作协主席同看川剧，是川剧界的盛事。”大家对二老报以热烈的掌声。今晚的节目仍很精彩，巴老高兴地说:“乡音难得!”与小林小祝和国煣商量有关去自贡之事。

十月十四日

本拟陪巴老参观百花潭公园， 因雨作罢。

大姐、二姐、四姐，我和秀涓，到九号楼看望巴老。他们一起聊天。我联系去自贡事。十二时前返家。

下午四时，巴老会见省文联、省作协有关同志。出席的作家、艺术家有:马老、李焕民、黎本初、陈之光、唐大同、李累、流沙河、周克芹、崔桦、庞家声和卢成春等。马老主持，大家随意谈心。巴老说: “我不会讲话，才写文章。我回来，是想汲取家乡的空气， 闻闻家乡泥土的芳香，与家乡的禾苗、树木一起成长，为祖国为人民再做一点事。”谈到讲真话时，巴老说：“一个作家做人和作文都应讲真话， 不能说我说的都是真话， 但我力求不说假话。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迫说过假话。”文艺家一致赞同巴老主张讲真话， 认为讲真话难，听真话也难。李累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时就喜欢读巴老的《家》，自以为是觉慧，要反抗旧社会。现在，我坚决支持讲真话。”由此又谈到写“文革”，巴老说：“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悲剧。”大家说， 有人主张不写“文化大革命”了，这是错误的。难得的会见，历时半小时，大家还一起合影。

巴老回乡记要(5)

十月十五日

陪巴老一行去自贡。省上为巴老挂了公务车。仲炎、丹枫和我同行。

路上主要是休息。我和秀涓、李舒与巴老闲聊。巴老在一九五六年去过自贡， 也是旧地重游。我趁机向巴老介绍了一些自贡的情况， 重点谈自贡川剧团、恐龙博物馆和自贡灯会。

近四时抵自贡。杜江 (自贡市委宣传部部长) 同志在车站迎接。住檀木林招待所， 屋子很大。仲炎和丹枫用轮椅推巴老在招待所内散步。回房间时， 巴老见卫生间也很大， 说了一句笑话:“这是给恐龙用的。”

七时半， 市领导刁金祥 (自贡市委书记) 、陆强 (市长) 、邢惠林(副书记) 、刘极常 (副市长) 等同志来看望巴老。

大概是丢掉思想负担， 我有一种轻松感。本想陪巴老聊天， 但太疲倦， 不到十时就去睡了。

十月十六日

七时方醒， 共睡了九小时， 颇有精神。

陪巴老参观市容。自贡是山城， 有特点。沿途有不少新建筑。

上午主要看恐龙博物馆， 巴老边看边听解说， 颇有兴趣。参观结束， 在休息室里， 主人送了两个瓷做的恐龙给巴老， 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来过自贡， 想不到变化这么大。”

下午四时， 与自贡文艺界人士见面。

五时半， 市领导与巴老共进晚餐。

七时半， 到自贡市川剧团看魏明伦的折子戏。过去， 巴老看过《易胆大》《巴山秀才》的录相， 称赞魏明伦有才华。今晚看的是《易胆大》《潘金莲》《巴山秀才》《四姑娘》几个大戏中的各一折。魏明伦坐在巴老身边。巴老不时看得发笑。演出结束后， 因巴老上台不便， 演职人员下台来看望巴老。巴老说: “祝演出成功， 谢谢大家! ”

十月十七日

八时半， 魏明伦、蔡伟 (副团长)、余从厚 (饰《潘金莲》中的潘金莲) 、杨先才 (饰《巴山秀才》中的秀才) 、陈世芬 (最好的川剧帮腔) 来看望巴老， 并一起合影。

十时离开自贡， 杜江同志送行。在车上， 主要让巴老休息。下午四时抵蓉， 熊清泉 (省委办公厅主任) 同志来接。

得李芹 (我的女儿) 和李斧来信。他们虽身在外， 也很关心巴老回乡之行。

十月十八日

上午， 巴老休息。

九时， 与许川一起去四川教育学院， 参加全国现代文学年会。王瑶、王西彦、马识途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

下午四时， 巴老在九号楼会见出版界一些朋友。出席的有王伟、吴正贤、杨字心、杨甫、李定周、戴安常、徐靖、曹里尧、陈世伍等。粉碎“四人帮”以后， 四川先后出版了巴老的《近作一》、《近作二》、《回忆与探索》(近作三)、《心里话》(近作四)、《英雄的故事》(有关抗美援朝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巴金选集》(十卷本)、《憩园》、《长生塔》(包括全部儿童文学)、《童年的回忆》、翻译作品《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与萧珊合译) 等著作。编辑们想见巴老， 巴老也想见他们。巴老对四川出版界的朋友表示感谢。

姚志能 (《四川日报》总编辑) 同志也来看巴老。

今天， 《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刊登了巴老回乡的消息和图片， 四川电视台也播出了巴老回乡的图像。

巴老回乡记要(6)

十月十九日

一早， 和秀涓一起去看望巴老。巴老的身体状况良好， 没有不适的感觉。

九时， 陪巴老一行去百花潭公园。先游园， 人不多，是一次比较轻松的外出。车辐 (作家， 巴老的朋友) 赶来看望巴老。然后看慧园的模型和已动工之处。巴老不赞成用国家的钱为他修复旧居。慧园是以巴老的小说《家》为蓝图修建的， 供游人参观， 巴老没有反对。有关人员向巴老介绍了关于修建慧园的设想， 巴老用心听着。

四姐和四姐夫即将去昆明， 来向巴老告别。他俩， 加上小林、国煣， 我们一起在人工瀑布前合影。

中午，省委和省政协的领导设便宴招待巴老。冯元蔚 (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黄启璪、许川、李培根(省政协副主席)等出席。同时，也招待了随行人员和记者。大家希望巴老经常回故乡，巴老一再表示感谢故乡人的盛情。

四时半，唐中禄(成都市歌舞剧院院长)给巴老送录相带来。

五时，“尧”字辈的弟妹在芙蓉餐厅宴请巴老。我送巴老去，因人多， 我到对门二姐家吃饭。这次巴老回川休息，因要保护巴老的健康，没有及时给长辈们报告。可能有的长辈有意见，我也没办法， 只有请他们谅解。

十月二十日

一早， 去金牛宾馆九号楼。

与小林商量，来一次“秘密”行动。八时半，躲开记者和其他人员，陪巴老去文殊院。仅小林、小祝、国煣和李舒同行。

进了文殊院，先用轮椅推巴老在大殿前作短暂停留。方丈宽霖(省政协委员)热情接待巴老。小林等第一次来，便去参观。我陪巴老和宽霖叙旧。巴老说:“我父亲去世时，在文殊院念过三天经。”宽霖说:“我当年还去过李府念经。”宽霖教巴老一种保健法，巴老认真听取。两人谈得很投入， 直到小林等参观回来为止。分别时，宽霖送巴老一串佛珠。在归途中，巴老说他小时候曾经想出家。我问为什么? 他说不满旧社会， 又看不见出路。以后， 看见小和尚烧戒疤，太痛，又不愿出家了。

中午，巴老便宴接待他的工作人员。

原说今天中午由我和三个姐姐请巴老吃小吃，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只得取消。巴老遗憾地说:“这次回来， 就是没吃到红油水饺。”

巴老交一本《长生塔》给我，是他送齐齐的。上面写道:“希望你做一个说真话的好孩子 巴金 八七年十月十八日”。

偶然谈到我离休后怎么办?讨论一会儿，似乎难处很多。最后达成共识: 先读点书，学习两年吧。

五时，陪巴老一行去机场。马老、启璪、许川和文艺处同志到机场送行。握别时，启璪请巴老保重。许川说，盼巴老一年一度回家乡。马老说，等着巴老回来! 我说，巴老表示争取后年回来，看家乡的变化。巴老说:“感谢大家，我还要争取回家乡。”

所有亲人向巴老挥手!

除大姐因身体不适，四姐和四姐夫去昆明未到外，上次来迎接巴老的亲人都到了。还增加了四姐的次媳王小莉。

飞机在五时四十五分起飞。历时十八天，巴老带着家乡人的深情，离开成都。

二OO三年八月一日～六日整理

偏爱川剧(1)

新发现一封巴金谈川剧的信， 使我惊喜不已。

我知道巴老喜欢川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巴老回成都写作， 我与巴老第一次见面的地点， 巴老就约在川剧场。巴老与酷爱川剧的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是朋友。不少川剧演员也十分尊重巴老， 与巴老交往甚密。巴老的《成都日记》中的第一天日记， 就记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戴雪如去看望他。巴老这次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 看川剧达三十多场。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巴老在给萧珊的信上说: “上星期六我请川剧二团演了一次《生死牌》， 不单是我看得流泪， 沙汀也揩了几次眼睛， 张老的太太一直在用手帕。川剧有些改动， 但仍然激动人心。”

这以前， 早在一九五三年， 川剧参加全国汇演， 以《柳阴记》等剧目轰动文艺界。川剧团到上海巡回演出时， 巴老不仅自己看， 而且买票请朋友看。以后， 川剧每次去上海演出， 巴老不仅全家去看， 买票请朋友去看， 还委托胞弟李济生代他请演员吃饭。

巴老称赞川剧剧本的文学性强。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 巴老说:“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随便举一个例子， 川剧的《周仁上路》就比我写的那些短篇好得太多。 一个人的短短自述把故事交待得很清楚， 写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相当深刻， 突出了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物的性格， 有感情， 能打动人心。它有点像西洋的优秀的短篇作品， 其实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 而且是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可见我们的民族的传统深厚: 我们有拥之不尽的宝山， 只等我们虚心地去开发。每一下锄头或者电镐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这个观点，巴老也对我说过。

巴老尊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川剧表演艺术家廖静秋患癌症。为保留她的艺术精品《杜十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巴老与作家李 人、沙汀等， 联名提案把《杜十娘》赶快拍成电影。巴老说：“现代科学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减轻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艺术。”廖静秋拍完电影《杜十娘》后不久逝世，巴老为此写了散文《廖静秋同志》，称赞廖静秋“不愿意白活”，“不愿意把她有的那一点发光的东西带进坟墓里，即使花了那么多痛苦的代价， 她也要多留一点东西给中国人民”。

巴老喜欢川剧的喜剧，认为《评雪辨踪》《拉郎配》等，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化，摧毁了戏曲，也摧毁了川剧。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看了川剧，冲破“四人帮”的禁锢，让川剧和戏曲获得新生。四川及时地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在全国戏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老很赞成振兴川剧。

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积极参与了振兴川剧的工作。一九八四年， 我随川剧团到上海演出。当时，巴老因身体欠佳，已不再去剧场看戏。川剧界的朋友无不为此感到遗憾。周企何和陈书舫提出:巴老不能来剧场看川剧， 我们就该去看望巴老。经我与巴老商定，在一天下午，由我陪同部分演员去巴老家。除陈书舫和周企何外，还有左清飞、王起久、王世泽、田卉文、古小琴等优秀演员。巴老在客厅会见了他们，气氛热烈。几乎每一个演员都为巴老清唱了一段，巴老既高兴又感动。为保证巴老的健康，我们把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内。最后，大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小时候，父亲就常带我看川剧。一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四川，途经泸县，在街上听见放《情探》的唱片， 感到十分亲切， 我站着把它听完。乡音难得! 多谢大家来看望我， 为我演唱。”巴老开玩笑说：“我不会讲话， 李致会讲话， 让他讲。”这种“金蝉脱壳”之计， 引起哄堂大笑。巴老与大家合影后， 亲自送出大门， 挥手与大家告别。

我在八十年代曾随川剧团去西柏林、联邦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和日本演出。巴老很关心这几次出访演出， 在给我的信上说， “知道你们访日演出成功， 也替你们高兴。”

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 唱做俱佳， 有很高的声誉。她的演唱自成一派， 人称“竞派”。巴老喜欢看竞华的戏， 特别爱听她的唱。在病中也听竞华的川剧音带， 如《三祭江》。巴老赞美竞华的唱腔是第一流的。

一九八七年秋巴老回乡， 应张爱萍将军之邀， 三次看了川剧艺术家的表演， 每次都在一小时半左右。张老建议巴老随意， 时间可长可短， 巴老却因“乡音难得”， 坚持看到底。

巴老这次回川期间， 会见了许多川剧界的朋友。周企何和舒元卉还到巴老住地聊天， 并共进午餐。周企何是川剧四大名丑之一， 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四十年代就与吴先忧有很多交往。吴先忧是巴老青年时期的朋友， 巴老称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先生”。巴老和周企何是通过吴先忧相识的。舒元卉在五十年代就是优秀的青年演员， 萧珊当年很喜欢看她演的戏。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 周企何不幸仙逝。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请代我在他灵前献个花圈。生命虽短， 艺术永在。他会活在观众的心中。我还保留着去年十月在成都和他喝酒谈笑的照片。那情景如在眼前。”

巴老一九八七年回四川， 还去了自贡市。巴老在上海就看过剧作家魏明伦的《易胆大》《巴山秀才》两个戏的录相， 对我称赞魏明伦很有才华。这次去自贡， 在魏明伦的陪同下， 看了《易胆大》《四姑娘》《潘金莲》《巴山秀才》中的四个折子戏。魏明伦不时向巴老解说， 巴老常常露出笑容。演出结束时， 巴老因腿疾不便上台祝贺， 全体演职人员下台来看巴老。巴老被感动了， 一再向大家表示谢意。

有人给巴老开玩笑， 说巴老突破了不去剧场看戏的“宣言”。

巴老答:“回家乡是特殊情况。”

巴老对川剧的热爱， 饱含着对故乡的深情。

巴老偏爱川剧， 川剧界的朋友敬爱巴老。

最近， 发现的巴老在一九六○年初给成都市川剧院的信， 是《巴金全集》没有收入的。巴老在这封信里表达了他对川剧的热爱， 并对发展川剧事业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川剧界看过这封信的朋友喜出望外， 大受鼓舞。

二○○三年八月十六日晨

偏爱川剧(2)

附

新发现巴金谈川剧的书信

半月前， 省川剧研究院副院长杜建华打电话告诉我， 原成都市川剧研究所副所长戴德源， 在一九六一年市川剧院编印的内部资料中， 发现巴金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此信是为祝贺成都市川剧院成立一周年而写的， 表达了他对川剧的深情， 并提出发展川剧事业的建议。原信在“文革”中丢失。后经林捷 (时任该院党支部副书记兼第二团团长) 证实了此事。 从我多年与巴老接触， 其中许多情况和意见， 我都听巴老讲述过。在巴老百岁之际， 发现这封未收入《巴金全集》的信， 实在令人高兴。

李 致

二OO三年八月一日

成都市川剧院（刊在《内部资料》上的这封信， 有个标题叫《祝贺与希望》。估计是编者加的。）:

今天是成都市川剧院建院一周年的节日，市川剧院的同志们知道我喜欢看川戏，来信要我对川剧的演出提一点意见。我拿起笔，却不知道写什么好。说实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自小就爱看戏。我生在成都，到十九岁才离开四川，不消说，看川戏的机会很多。在四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对川戏有特殊爱好。可是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重看川戏就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感情。一九四○年年底，我第一次回到四川后，由重庆坐船到江安去看朋友（指剧作家曹禺），船在泸县停了大半天，我上岸去随便走走，忽然听见有人在唱《情探》，我居然站在一家商店门前听完了半张唱片，我觉得多么亲切、多么高兴。喜欢听乡音，这是人之常情。我对川戏的偏爱，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说到偏爱，也并非盲目崇拜，不辨好歹。有一个时期（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附近就有川剧院，我记不起是“一川”或“二川”（经老艺术家回忆为“一川”）了，总之，买票方便。但是我去看过三次或四次，就不想再去了。和尚与西装少年同台，演员在台上随便开玩笑。那些做黄白生意发财的观众最欣赏的是色情的东西。每次我都等不到戏终场就走了。我有几个爱好川剧的外省朋友，抗战期间他们也曾在重庆住过几年，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看川戏的。他们爱上川戏，还是解放以后的事。川戏在上海演出，得到很高的评价，也是解放以后的事。一九三六年川戏班在上海演出《评雪辨踪》，观众寥寥无几。一九五四年曾荣华和许倩云两位同志在上海演《彩楼记》就受到观众们的热烈的欢迎。观众变了，剧本也改得好了，演员的表演也进步了。要是我再拿抗战后期在重庆看过的川戏跟最近几年先后在上海看到的几个川剧团的演出比一下，真可以说是有天渊之隔。

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在上海看过四次川剧的演出。在剧场里也常常遇见外省的朋友。大家谈起来，对川剧的喜爱都是相同的，意见也差不多。都说川剧剧目多而好，表演有独特的风格，台词精练而又风趣，生活味道很浓；有人甚至说川剧从剧本到表演都够得上三个字的评语，那就是“精”、“深”、“美”。自然这是指好戏说的。我过去也看过一些坏戏。川剧团在上海演出的剧目中也有坏戏，也有还不曾整理好的戏，至于好戏像《柳荫记》《翠香记》《评雪辨踪》《拉郎配》等等都是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加工的。去年九月我看过青年演出团的《拉郎配》，加了一场新的《武拉》，而且，改得的确比一九五七年在这里演出的更好了。我最近无意间读到原来的《鸳鸯绦》，才懂得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意义。几个主要人物的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可是精神面貌不同了。人物的性格鲜明了，主题也突出了。本来是歌颂封建统治者的戏现在变成了揭露封建统治者罪恶的讽刺喜剧。原来那个做替死鬼的大头、小吹董大也变成了观众最喜爱的有血有肉的董代了。《拉郎配》的确是一个最受外省朋友欢迎的好戏。去年我在北京遇见一位向来不看戏的朋友，他忽然拉住我说：“想不到川戏的喜剧那样好。”他指的就是这个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解放十年来戏改工作的巨大成绩。

我常常听见人们谈到川剧中的喜剧，都说它好，川戏团在各地演出的喜剧也比较多些。不过我觉得有些戏似乎还需要更好的加工，要是都能够整理到《拉郎配》那样完整就更好了。《乔老爷上轿》也是近几年中整理出来的很好的喜剧，倘使再花一点点工夫也就可以跟《拉郎配》媲美了。像这样的戏都是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的。

其实川剧的剧目那么丰富，称得上好戏的岂止喜剧而已！像去年九月青年演出团在上海演过的《治中山》就是一本激动人心的好戏，虽然还不够完整，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工也并不困难。这个戏在上海只演了?场，可是好些看过戏的人都赞不绝口。《焚香记》也是感染力很强的好戏，听说出国演出团在柏林演完这个戏，谢幕多到二十二次。两个多月前陕西省戏曲演出团的秦腔古典剧《赵氏孤儿》轰动了上海文艺界。我曾经这样想：为什么川剧团不把这个戏带出来呢？一九五六年年底，我在成都陪西德剧作家魏森堡（《十五贯》的德文译者）看过这个戏的一段，觉得很不错。有些外省朋友说，川剧表演以“三小”（“三小”指小生、小旦和小丑）见长。我不大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我倒希望今后川剧团出川巡回演出，在喜剧之外，也带些正戏和悲剧出来。培养演员也一定能做到全面发展，不会只限于“三小”的。

最近几年来，川剧在党的领导下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不小的成绩。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表示钦佩，我也听见一些同志在公开的会上称赞川剧青年演员成长的迅速。据我这个外行看来，就数量和普遍说，恐怕没有一种剧种在这方面比得上川剧。但是在去年到上海来的青年演出团中我还没有见到一位像姚璇秋同志（潮剧演员）那样成熟的演员，姚同志是在一九五三年才开始学戏的。我对去年看到的《白蛇传》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看见的，还只是演员，不是民间传说中的白蛇和许仙。为了表演身段和功夫，忽略了人物，也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罢。好的演员便不是这样。例如阳友鹤同志，这里好些文艺界的朋友特别欣赏他的演技。一位有名的剧作家（估计是曹禺。因为曹禺对李致讲过同样的话）说，看阳友鹤同志的戏就像看齐白石的画一样，淡淡的几笔就把人物勾出来了。

我说这些话绝非故意挑剔。我不过提醒同志们：在社会主义的大竞赛中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别人跑到前面去了，就应当迎头赶上。这种道理同志们一定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饶舌了。作为爱好川剧的观众，我愿意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代表我全家（连我的九岁的男孩也喜欢川剧！）向川剧院的同志们表示祝贺与感谢。川剧院的同志们在一九五九年已经打了很漂亮的胜仗。在这个伟大的六十年代中，川剧的前途是无限美好的，川剧院的同志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演出更多更好的戏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英勇的人民服务。

巴 金

一九六O年一月九日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1)

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的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摘自巴金给我的信

五十多年来，巴老给了我很多教育。去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他给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好人!”这里所记的几件事，对我既是言教又是身教。

反对用巴金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巴老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巴老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份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巴老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我不愿为这件事去麻烦他老人家。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2)

不赞成恢复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

这座院子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

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卖出了。

巴老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轻的心被煎熬。二十七岁的时候，巴老满怀悲愤地控诉，写出了《家》 “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后还写了《春》和《秋》。

巴老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国的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些时候找到我。尽管我作了解释，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朋友还是坚持要去正通顺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没有保留巴老的故居表示遗憾。省作家协会面临的压力更大。

一九八五年省作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说实在的，对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从在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这个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去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但我是巴老的亲属，明知他不赞成，当然不愿做违背他心愿的事。

由于存在各种困难，加上我不积极，巴老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很不放心。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

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当月二十一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

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三十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回成都，巴老到故居旧址参观。当时，原来的住房都没有了。从故居出来，大家陪巴老去看街旁的双眼井。巴老由人扶着，满怀深情地站在井旁，弯着腰望井底。时代不断地变化，双眼井是历史的见证。我不禁想起巴老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我回四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3)

把好不做“名人”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一九九一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

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巴老同意把他的日记编入全集，仅仅是为了“对少数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但他反对“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特别是巴老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使我深感自己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年以后，即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当时我暂住美国)，巴老在《巴金全集》二十五卷的《代跋》中又提到这个过程：

在这之前，四川的出版社曾向我组稿，要求单印我的日记，我答应了李致，后来忽然想起我写的日记只是写给自己的备忘录，明明是为自己服务的，并无出版单行本的必要，便通知李致收回了诺言。

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4)

对人对己

巴老年高且身体不好，又有繁重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

但有时也有例外。

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也犹豫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

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珍健同志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得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我一九九二年春去美国探亲，在波特兰住了八个多月。一九九三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当时，我外甥李舒(他为巴老做秘书工作)为珍健同志开了门。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工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巴金与《雷雨》

读《作家文摘》第二四九期，有一篇文摘叫《废稿中发现的作家》。全文如下：

一九三三年，曹禺在清华大学念书时，他五易其稿，完成了处女作《雷雨》。

曹禺将《雷雨》投寄出去，曾被一些编辑废弃扔进纸篓里。后来，巴金意外地从纸篓里发现了这份手稿，他读后深感作者才华非凡。认为这是一部深沉的好作品。

在巴金的高度评价和积极推荐下，一九三四年七月，《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１卷３期上，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几个剧团争相演出，曹禺一举成名。（摘自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政协报》郑国柱文）。

这种说法已经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按这种说法，把《雷雨》扔进纸篓的“一些编辑”，实在太不负责任，差点扼杀这位戏剧大师。如果没有巴金的“慧眼”，曹禺则很可能不能进入（至少也要推迟进入）文坛。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因约稿和别的工作，经常去上海。凡到上海，都住在巴老家。当时巴老的身体较好。我白天陪他散步，晚上常谈到深夜。内容海阔天空。

我问过巴老有关《雷雨》的情况。巴老告诉我，一九三三年，靳以和郑振铎在北京创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曹禺把他的《雷雨》送到《文学季刊》。曹禺和靳以不仅是好友，而且是换帖的兄弟。靳以看了《雷雨》以后，又送给别的编委看。由于意见不完全一致，靳以又不愿意退稿，所以放在抽屉里。当时，巴老正好到北京去看望沈从文，曾和靳以一起住在三座门十四号《文学季刊》社里，并认识曹禺。一次，巴老和靳以商谈如何进一步为刊物组稿，靳以谈到《雷雨》，巴老便要来看。巴老一口气把《雷雨》读完，几次流了眼泪，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一贯谦逊的巴老连“推荐”也不承认，他说是靳以给他看的。

巴老与我交谈时，多次谈过曹禺很有才华，他不如曹禺。六十多年来，巴老和曹禺一直是亲密的挚友。在巴老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出版了《曹禺戏剧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巴老建议，四川出版了《曹禺戏剧集》。长期来，巴老希望曹禺摆脱不必要的社会活动，把精力放在写作上。曹禺也多次告诉我，他不会辜负巴老的期望，拼命也要写出新作品。遗憾的是后来曹禺多病，长期住医院，只能把健康放在第一。

与巴老接触几十年，我深知巴老不喜欢宣传自己，更不愿别人在颂扬他时贬低他的朋友。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

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劫人的友谊

李 人和巴金都是成都人。 老以他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的社会生活，巴老则以他的三部曲(《家》《春》《秋》)描写了成都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这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有很深的友谊，巴老一直把劼老当成他的“良师益友”。

我不知道二老是什么时候相识的。他们都曾是四川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全国人大在北京开会，便是他们愉快相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川剧演员廖静秋得了癌症，二老联合建议为她赶拍舞台纪录片《杜十娘》。常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沙汀。沙老曾多次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他们相聚的趣事：“ 人要老巴请客，总邀约我一道去吃老巴的‘标点符号’!”

郭沫若早年曾称赞李 人是“中国的左拉”。巴老说“过去的成都活在他(李 人)笔下”。“我愿意做一个‘写到死，改到死’的作家”，这是巴老的愿望，所以巴老在《谈〈秋〉》这篇文章中特别提道：“我很佩服比我年长十三岁的李 人同志重写《大波》的决心和毅力。”

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巴老回成都写作。我当时工作忙，加上以后生病住院治疗，基本上没有参加巴老的活动。后从巴老的日记中看到，十月十九日记有：“六点前沙汀来，同去芙蓉餐厅，李 人请客。”十二月五日记有：“三点李 人来，谈到四点半，沙汀来，五点到张老(秀熟)房内。六点晚饭；饭后在张老客厅里……谈到十点（ 人九点离开）。” 一九六一年元旦记有：“十点前和张老坐车去沙汀处，约他们夫妇同去李 人家。三点半午饭，五点返家……”在《巴金萧珊书信集》里，还可以看到巴老请萧珊代 老买蚊烟。

老不幸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逝世，这给巴老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巴老在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八点得统战部电话，说成都统战部来电李劼人兄逝世，要我参加治丧委员会，十一点半去邮局发一唁电：“四川省文联并转李劼人同志家属：惊悉劼人同志逝世，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深为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大波》终于成了未完成的杰作，这是万想不到的事情。李劼人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他还是绘声绘影的优秀小说家，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要是他能再写十年，那多好!他的死对成都人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也难找到像他那样的朋友。下午得沙汀航(空)信讲到劼人的病情(十二指肠溃疡和肺炎)，并说他已施过两次手术，子女已经回到成都。沙汀写信时心情沉重，可以从来信上看出来。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巴老给沙老的信谈到“到今天我还在为他( 人)的死难过”，摘要如下：

沙汀同志：

你的信收到已十天了。我天天说写回信，可是总有一些事情打岔。今晚上抽空给你写几行。劼人逝世我在二十五日早晨得到统战部转来的电话就知道了，所以在得到你说他病重的信之前就拍了唁电去。到今天我还在为他的死难过。他的死是文艺界一个损失，这且不说，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热情的好朋友。他的印象太鲜明了，尤其是每年在北京开会相处的情景，他的声音相貌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在这些天里我更常常想到你。我多么希望你保重身体，多写点东西。让我们互相勉励罢。……你的身体怎样?是不是过了春节离开成都?别的话下次谈。

祝好

巴 金

一月五日

巴老一贯珍惜友情，他从未忘记劼老。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积极支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劼人选集》(实际是文集)。

一九七九年巴老访问法国回来，我恰好出差北京，到首都机场接他。巴老告诉我，法国朋友问他“中国有哪些著名小说家”，他回答时首先提到李劼人和沙汀。

一九八七年巴老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故乡，与张秀熟、沙汀、艾芜和马识途欢聚，是文艺界的一件盛事。他们没有忘记老朋友，于十月十三日一起(艾老因病缺席)去劼老的故居菱窠参观。大家一致认为劼老的塑像很像他，并在塑像下合影。在当年劼老热情接待巴老、张老和沙老的客厅里，巴老告诉我：“一九六一年元旦，我们到这里来看望劼人，他请我们吃饭。”当几位老人在签名册上签名留念以后，巴老再次接过签名册，沉思片刻，拿出自己的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我来迟了!”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巴老对故友的深切怀念。一?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托你一件事，六月二十日李劼人故居举行纪念会，你替我送个花篮去。”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

《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刊有一首《小诗 哭侄诗之一》。这是四爸巴金在一九二三年写的，距今已七十三年。

“四叔!”“四叔!”

从可爱的小口里叫出的声音

我能再听一回吗?

四爸所哭的侄，是我的哥哥。我的朋友大多只知道我有四个姐姐，而不晓得我还有一个哥哥。因为我哥哥四岁多就去世了。

我哥哥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生于难忘的一九一八年，叫李国嘉，小名庆斯。我小时候听母亲讲，哥哥出生，祖爷爷为实现了四世同堂而特别高兴。哥哥眉清目秀，聪明活泼，大家都喜欢他。我母亲还特别说四爸非常爱李国嘉，经常逗李国嘉玩。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我哥哥四岁多一点时，突害脑膜炎，多次扯风。先请中医看，没有效果。有一次扯风，家里的人十分紧张。稍后好一些，哥哥居然用大人的口吻说：“我今天把你们吓倒了!”由于病情加重，父亲改请了成都平安桥医院的法国祝医官来看，但为时已晚。哥哥逝世，我父母和全家都很难过。我父亲把他葬在天回镇我祖父祖母的坟地，还给他立了一个碑：嘉兴李国嘉之墓。我家祖籍是浙江省嘉兴县，清朝嘉庆年间来到四川。

过去我们家有许多老照片。我看见过以曾祖父为首的全家福、曾祖父和我父亲的合影、爷爷的单人像、我父亲和我四个姐姐以及我父亲抱着我的照片，可是唯独没有看到我哥哥的照片。我分析，我父亲一定给我哥哥拍过照，但我哥哥去世给我父亲打击太大，很可能把照片毁了。

我父亲是四爸的大哥，他们(还有三爸李尧林)之间的感情极好。同时，四爸一贯喜欢孩子，所以非常喜欢李国嘉。在创作《激流三部曲》时，四爸情不自禁地把李国嘉作为海儿的原型写在《春》里。一九五八年四爸在《谈〈春〉》一文中写到：

海儿是我大哥的第一个儿子，孩子的小名叫庆斯。海儿的病和死亡都是按照真实情形写下来的。连“今天把你们吓倒了”这句话也是庆儿亲口对我说过的。祝医官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到今天我还仿佛看见那个胖大的法国医生把光着身子的庆儿捧在手里的情景，我还仿佛看见那个大花圈和“嘉兴李国嘉之墓”七个大字。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嘉兴李国嘉”在《春》里面就变成了“金陵高海臣”了。

我过去没有和四爸谈过有关哥哥的情况。最近因为读到《哭侄诗》，我为四爸深厚的叔侄情而感动。一个月前我去看望四爸，陪了他三天半。在一次谈心中，我问四爸《哭侄诗》是否写的是李国嘉?

“是!”四爸说，然后沉浸在回忆之中，叙述着七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很喜欢李国嘉，他死了我很难过。我记得那是正月初七，我和朋友到草堂寺去玩，回家看见带李国嘉的何嫂在哭，说李国嘉去世了。”稍后又说：“尽管平安桥医院的法国医生祝医官给他看过，但当时条件差，没有办法。”

四爸今年九十二岁，对七十三年前的事记得这样清楚，连哥哥去世的日子也记得这样准确，我不禁感到惊奇，想寻找一个答案。其实，根本用不着我分析，四爸自己早有说明：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因为我非常爱这个四岁多的孩子。”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白发

巴金一九二三年离开成都，一九四一年回到阔别十八年的家乡。我那时仅十一岁，第一次看见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体健康，满头黑发。

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到一九六五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巴老去越南前从上海到北京，约我和我爱人一起到他住地吃中饭。

“十年浩劫”我和巴老异地受审。我在一九六九年获得所谓“解放”。巴老在上海受了很多迫害，甚至失去他的妻子萧珊。事后才知道，张春桥说过：“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我在一九七二年从北京回河南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

这次见面，巴老最大的变化是满头白发。

满头白发，让我看到“四人帮”从肉体到精神带给巴老的摧残。十四卷《巴金文集》，包括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小说《家》，被打成“邪书”。给巴老加上了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把他赶出文艺界。我感到心痛，好像有一双手要把它撕成两半。

满头白发，又让我感到巴老的纯洁和崇高。面对这场浩劫，他的精神没有垮。正如巴老后来回忆：“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萧珊逝世以后，巴老在家搞点翻译，准备将来把书稿送给图书馆。不仅如此，他内心仍然燃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在一片“万岁”声中，重新开始独立思考。这时，我被撕裂的心又有了希望。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坚持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写出了他的巨著《随想录》。人们赞颂他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我比巴老小二十五岁。巴老经常勉励我好好工作，并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当我接近六十岁，开始考虑离休后怎么办，巴老觉得很好笑。他说这“正是该好好工作的时候”，他“六十六岁才进干校”。至于巴老，他早就表示要为人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开始有白发。

开初，机关的理发员曾主动用染发剂把它染黑。但我爱人是学化学的，她认为任何染料对头发都会有损伤，坚决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都崇尚自然，头发白了就让它白吧，不必修饰。

有一次巴老说：“你的头发开始白了。”

以后每一次见面，巴老都会说：“你的头发又白一些了。”去年，他刚见到我时，竟把我当成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因为我的头发更白了，白的程度接近那位同志。

“不知我们家有没有白发的遗传?”我问。

巴老笑了一笑，未置可否。

“希望我的头发将来和你的头发一样白。”我说。

巴老不无惋惜地说：“可惜我看不到了。”

我理解巴老的心情。巴老是现实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他从不避讳他的“日子不多了”。但他是我一生爱得最深的人之一，我不能设想他看不见我满头白发。马上表示：“我相信你能看到。”

多年来，我一贯愿意满足巴老的愿望。不过，头发变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没有办法提前实现。我不能为满足他的愿望把头发染白，也不能戴一个白发套。因为巴老从不喜欢虚假的东西，我也如此。

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祝愿巴老健康长寿。到巴老百岁华诞，看到我满头白发，我们一定都非常高兴。

想到将来有这样一张照片，我现在就笑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三日，第七个“秋老虎”

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长的，因此喜欢藏书。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一九四九年前，我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还有一些翻译小说，居然有一箱藏书。一九四九年夏，党的地下组织要我从重庆撤退到成都，我把一箱书寄放在一个朋友家。一解放，这位朋友本着共产主义精神把书全部捐赠给图书馆，我于是成了八十年代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

五十年代，从零开始，我又买书。这时，除文艺书籍外，我还买一些政治和历史书籍。一九五五年五月，四爸巴金从印度回国，路经重庆，打电话找到我。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见他。彼此询问了对方的近况，谈得很愉快。临别时他关切地对我说：“你喜欢读书，以后需要什么书来信告诉我，我可以送你。”我丝毫没有客气，立即表示感谢。

从此，巴老常寄书给我。不论我从重庆调到成都，从成都调到北京，只要我提出要求，巴老总是有求必应。例如《契诃夫小说选》，三十几本，他基本上为我找全。六十年代，《欧阳海之歌》刚一出版，他即主动寄给我，当时我在辽宁参加“四清”。许多同志表示羡慕，排队向我借阅。由于书价低，我经常也买书，在藏书上逐渐“先富起来”。

一九六四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巴老领我参观他的藏书。大小共六七间屋子，许多书柜和书架，还有一些书刊堆在地板上。这书的海洋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可望而不可及。

“文革”一开始，我和巴老异地受审，在一九七二年才重新取得联系。第二年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又开始向巴老要书。当时，巴老的书早被封存，但我仍能得到一些书。例如《屠格涅夫散文诗》《罗亭》《约翰&#8226;克利斯朵夫》《稼轩长短句》《今古奇观》《元杂剧选》《康熙字典》等。每收到巴老寄来的书，我都写信感谢。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寄点书给你，算不上什么，只希望你好好工作，能做出点成绩。我的书房还没有启封，……不过里面大部分是成套的外文书，我一时也用不着。外面的书也不少，我有时还送点书给别人。还有小林、小棠也拿了些书去。给小林的最多，你是第二。”

我经常患眼病，一九七五年住院治疗几个月。巴老很关心，来信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要多多注意，为了更好地工作。”稍好一点，我闲不住，又想看书。不久，巴老寄了一套旧版本《镜花缘》给我，并在信上说：“《镜花缘》找全了，这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当我靠在病床上翻大字本的《镜花缘》时，深感巴老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都能为人着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恢复名誉，存款也解冻。当时我一年要去上海两次，每次去一般都要与巴老谈到深夜。有一次长谈快结束时，巴老问我：“你一年要花多少钱买书?”

我无法细算，仅估计了一下，说：“大约三百元。”

他说：“你把发票留着，定期到我这儿来报销。”

我对巴老的关切十分感动，但思想上极为矛盾。经过短时间的思考，我回答说：“按我和你的关系，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接受，但你最好不给我钱。因为我怕别人误以为我与你接触是为了向你要钱。”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确有个别人因为巴老爱帮助人，便随意向巴老要钱。

巴老理解人尊重人，立即说：“好，我还是送书给你。”

为了藏书，我有时也向十二姑和小幺爸要书，巴老却说：“你不要向小幺爸要书，他还有三个女儿，应该留给她们读。”我听了感到很惭愧，为什么我没有为人着想呢?我把巴老的提醒当批评，举一反三，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巴老有很大的差距。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常向巴老要书。有一次在上海，心直口快的九姑妈批评我：“老五，你光晓得向四爸要书，他年纪这么大了，要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提着书从武康路到淮海路邮局去寄。他受得了吗?”

我接受了九姑妈的批评，从此没有写信向巴老要书。按照巴老的意见，改为我到上海时自己把书带回。以后去上海的时间少了，巴老给我的书一般请我的外甥李舒带给我。有一次巴老来信说：“画册给你留一本在这里。李舒带的东西太多，我不好意思增加他的负担。”由此可见巴老处处为人着想。

巴老戏称我为“藏书家”，有些版本好的书，他特别要送给我。在我的藏书中，有价值的书大多是巴老送的。这些年每看见自己的藏书，既感到巴老对我的爱，又想起九姑妈的批评。我仿佛看见若干年前，七十高龄的巴老忙着为我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一个人提着书到邮局去寄。我现在还不到七十，多做一点事、多走一点路就感到累，而巴老当时的年龄比我现在还大。我怎么那样不懂事，不为人着想?问心有愧。

巴老常说他?了债，要还清。我欠了巴老的债，也要一笔笔地清理。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

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受采臣叔的鼓励和督促，我编写了这本书。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后记。其实我的意图，一看书就明白，用不着再作说明。还是写一些与巴老有关的事。

我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出生的时候，巴老刚从法国回国不久，住在上海。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巴老两次回成都，我正上小学，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十三年后我在重庆看见巴老，才与他建立联系。我是巴老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很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以上。然而，对巴老更深一层的理解则是在“十年浩劫”之中。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正是在这前后，李致走进了巴金的心灵 对“四人帮”的憎恨，使两代人的心如此节拍与共，和谐相生。”在黑暗的日子里期盼光明，那历程是多么痛苦和漫长呵！“四人帮”垮台，我们欢欣若狂。巴老在给我的信上声讨“四人帮”的罪行。我则骑着自行车把巴老重新提笔写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送给他在成都的亲友阅读。以后，四川不仅出版了巴老自选的《巴金选集》（十卷本），而且出版了包括《随想录》在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所写的全部著作《讲真话的书》。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的学生），曾建议我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一些有关巴金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尽管我喜欢文学又喜欢写作，但早已吃过苦头，不愿再去“触雷”。“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部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的愿望。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顾上写作，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为巴老写传或写评传，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书。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吐。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我说我对巴老许多主张的信仰，远超过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说我看轻血缘关系。巴老说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之一，还说我父亲是他“一生爱得更多的人”。由于巴老与我父亲的关系，他自然很爱我和我的几个姐姐。巴老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回成都，发现我患虐疾，就为我买了一种叫“扑疟母星”的药。我上中学的学费是巴老供给的。我因所谓“胡风问题”受审查，他在全国人代会上，向任白戈打听我的情况。我不断向他要书，他有求必应。经历了“文革”，我和巴老加深理解，感情也更深厚。我在出版社工作那几年，我们每年要见两三次面，无所不谈。白天在客厅谈，散步时也谈，总是互相抢着说话。晚上在书房谈，直到深夜，往往要姑妈来提醒几次才结束。这些谈话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无法一一列举。记得一九九五年四月一个下午，我和巴老一起散步。他对我说：“我要言行一致，把各种事情处理好。特别要做到：一不自私，二不爱钱。我不希求什么，我的许多东西以后都要捐献出来。”巴老很少称赞我，更多的是提醒，有时也批评。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说：“我正在给你打分。”但没有说他给我打了多少分。有段时期我为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感到苦闷和困惑，他说：“要有信仰。人类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说句笑话，坏人也得依赖好人才能存在，否则就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之分。”现在想起来这些话，我仍激动不已。巴老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但他为我做得很多，我为他却做得很少。我说过我欠了巴老很多债，将认真反思和努力清偿。

巴老曾对我说，他给两个人写信最多：一是王仰晨（即树基），一是我。本书编选巴老给我的信并非全部信件。“文革”中造反派拿走近五十封信，石沉大海。有些信涉及到某些单位和人，没有选录。已选编的信，除一两封外，都编入《巴金全集&#8226;书信篇（中）》。只是《书信篇》发行量不大，很多读者没有看见。

目前非畅销书的出版很困难。我是一个老出版工作者，深知其中的原因。为此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能出版我这本书。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1)

(巴金对萧珊的深情， 集中体现在他的两篇怀念萧珊的散文和《家书》里与萧珊的通信中。下面记叙的几件事， 仅是我的感受。)

萧珊原名陈蕴珍， 是巴金的读者。他们于一九三六年首次在上海见面， 以后相爱八年， 一九四四年在贵州花溪结婚。四十年代， 萧珊两次回成都， 住的时间不长。我那时在上高中住校， 她因语言不通， 有时要我为她外出带路。六十年代在上海见过她一次， 在北京见过她一次。时间虽短， 但我已感到巴老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 萧珊在家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萧珊既管理家务， 又在《上海文学》杂志作义务编辑。

“文革”一开始， 我被迫中断与巴老的联系， 也不知道萧珊的情况。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日子里， 巴老和萧珊相濡以沫。萧珊为了保护巴老， 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用带铜头的皮带的毒打， 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退尽。巴老则说: “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 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 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 我也心甘情愿! ” 这是若干年后读巴老的《怀念萧珊》才知道的。一九七二年秋我在河南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 给巴老的女儿小林写了封信， 希望能得一些信息。小林回信告诉我萧珊因患肝癌在八月十三日逝世。萧珊比巴老小十三岁， 她怎么会这样早就离开人世?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也深知萧珊逝世， 对巴老会有多大的打击。

只有两只眼睛非常明亮

为了安慰巴老， 我终于提笔给他写了信。不久得到他十一月四日的回信:

……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永远忘不了她， 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 认真地学习。

……你的第一封信是八月四日写的， 信寄到时， 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 刚开了刀， 小林在病床前讲你有信来， 她只是点了点头， 那时身体极度衰弱， 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 只有两只眼睛非常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 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 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写不下去了。

随信有一张较大的萧珊的照片。身体不错， 略带微笑。我真不能相信， 她已离巴老离我们而去。

床头和书桌都有萧珊的照片

一九七三年春， 我从北京回干校， 悄悄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这次去上海的情况， 我写在散文《我淋着雨， 流着泪， 离开上海》里面。其中一段写萧珊逝世给“家里笼罩一层阴影”。“记得我上次来上海时， 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她张罗许多事， 她殷勤待人， 她不断地给我开玩笑 ……”我不敢向巴老提到萧珊。“只在小林卧室的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 萧珊躺在床上， 全身盖着白布单；巴老站在旁边， 穿一件短袖衬衫， 左袖上戴着黑纱， 两手叉着腰， 低着头哭泣。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到了现场， 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告别。”若干年后我在巴老的《怀念萧珊》的文章中读道:“我在变了形的她 (萧珊) 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 这是最后一次了， 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 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我理解巴老的心情。不过， 离开上海前一天， 我向小林说: “这张照片， 看了使人难受。最好换一张妈妈平常的照片。”小林赞同我的建议。

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再去上海， 在巴老的卧室床头上， 放着萧珊带着笑容的相架。书房的两张书桌上， 也各放着一张有萧珊笑容的相架。无论巴老在工作或休息， 萧珊都陪伴着他。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2)

保留这段黑暗历史的真面貌

有一次我去上海， 巴老在聊天时谈到他有些事需要人帮助办理， 其中之一是整理照片。我表示马上可以效力。遵照巴老的指点， 我拿出一大堆照片， 按解放前、“文革”前、“文革”后， 分成几大类。这时， 巴老拿出几张萧珊在解放前的照片给我看。萧珊当时很年轻， 照片的质量也不错， 可惜有的被打了叉， 有的在萧珊脸上画了胡须。我一看就知道是当年那些红卫兵“英雄”干的， 心里顿时充满愤怒。为避免引起巴老不愉快， 我什么都没有说。后来我建议把这几张照片带回成都， 请人作技术处理， 恢复照片的本来面貌。巴老却说: “用不着， 就让它这样， 这是历史。”

联想起萧珊在“文革”中的遭遇， 那是一段多么黑暗的历史啊! 谁也不该遗忘它!

在萧珊的骨灰盒前留影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随川剧院演出去上海， 同去的还有摄影家陈彦， 机会难得。我向巴老说明， 由于工作变动， 我以后不可能像在出版社时经常来上海， 所以想拍一些照片。巴老欣然同意。我和陈彦在五日上午去了巴老家。分别在花园、客厅、书房、卧室等地， 按巴老平常的生活习惯， 为巴老摄影。

巴老那天情绪很好， 针对我要拍照的原因， 开玩笑说: “没关系， 如果我不行了， 会打电话叫你来。”他积极配合， 听从安排。陈彦在巴老上楼时拍了一张， 巴老笑着说:“我上楼时还没拍过照片。”在书房， 我看见大镜子， 立即想起巴老的散文《大镜子》， 说镜子对他说真话， “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 总是它使我清醒” ……便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照了一张像。

在卧室， 巴老主动提出:“在萧珊骨灰盒前为我照张像。”拍了几十张照片， 都是我安排的， 只有这一张是巴老提出的。我一下想起巴老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的:“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了火葬场， 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以后， 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盒安葬， 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寝室里， 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骨灰盒放在寝室进门靠床的立柜上， 巴老走到前面， 像望着萧珊似地望着骨灰盒。陈彦立即拍下这张照片。

一九八七年夏， 我随川剧院去日本访问演出。四月二十九日， 巴老来信说:“你们去日本， 在那边文化界我有不少朋友， 如遇见我的熟人， 请代我问候他们。”我想， 在日本遇见巴老的朋友， 最好请他们看看巴老的近照。正好上次陈彦为巴老拍的照片， 装了一本影集， 我便把影集带上。一天下午， 日中友好人士丰田正子到东京国立剧场看望我。一九八○年巴老访问日本时， 丰田正子用日文宣读过巴老的演说， 是巴老的朋友。我们很自然地谈到巴老， 我请她看影集。当她看巴老在萧珊骨灰盒前的那张照片时， 目光停留很久。我看见她眼里充满泪水。

听《怀念萧珊》的录音

自萧珊逝世后， 我怕引起巴老伤心， 从未主动向巴老提到过萧珊， 然而巴老很坚强。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 有天下午， 看见巴老靠在轮椅上， 安详地听散文《怀念萧珊》的录音。小林告诉我， 这是著名播音员陈醇播的音。我坐在巴老身旁， 不敢出声。绝不能在这时对巴老有任何打扰。 ……

二○○一年二月十六日

不知如何弥补

今年上半年一天，我与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通电话。巴老有语言障碍，主要是我讲成都亲人的近况和问候，不向他提问，以免他着急。那一天他突然说了一句：“你到上海来走走。”我知道巴老想念我，便回答说：“到上海有点困难，等女儿暑期回来，争取到杭州看望您。”

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不平静。

四十年代巴老两次回成都，当时我很小。五十年代中期巴老路过重庆，我才算以成人的资格与他交往。一九六四年我调北京工作后，巴老来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我出差到上海，接触的机会增多。“文革”中我悄悄去看望巴老，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和以后几年，我在出版社工作，每年一般两次到北京、上海组稿。到上海住巴老家。为了便于交谈，姑妈在巴老书房里给我放一张折叠床，巴老还亲自为我抱过枕头和毛毯来。这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我和巴老每一次会面，彼此都很高兴。我除了出外组稿，就是在家和巴老摆龙门阵。那些深夜长谈，是长辈对晚辈的启发，又是心灵的交流，我从中得到净化和快乐。

一九八二年年底我的工作变动，到了省委宣传部。工作忙得几乎没有间歇的时候，更不像过去在出版社，有些工作必须去上海。我和巴老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当时飞机票很贵，我的外甥李舒，过去为存钱去上海看巴老，吃饭时只买咸菜。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写信给巴老说，准备只吃咸菜，以便存钱去看他。巴老很快回信说：“你不用吃咸菜。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你买飞机票，实报实销吧。”巴老因患帕金森氏症，写信难；以后听力减退，通电话也吃力。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巴老在信上说：“我这几个月身体很不好，大概编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最明显的是听力衰退，所以无法同你交谈。”尽管如此，我仍经常去信问候巴老。

巴老需要我的帮助。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来信说：

“我已搁笔，现在心情倒还平静，估计还可以活两三年。这段时间当用来处理后事。所谓后事，除了要把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黎明学院的图书资料全部交出外，还有《全集》和《译文集》两种。《全集》由王仰晨负责，《译文集》我自己在整理，有十本稿子已经交给董秀玉了。这最后两件事，大概都需要你帮点忙，出点力。”

我极愿为巴老效劳，但时间从哪儿来? 好在只有三年我就该退下来了。一九八八年二月，我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老知道后来信说：“信早收到。打算回信，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干扰实在太多，因此我常常感到苦恼。……有一段时候我倒希望你退下来帮忙我做点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我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巴老的失望，是我的痛苦。我一时找不出好办法，便主动提出帮助他校看日记。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校看《赴朝日记》(1)。原稿写在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字比小蚂蚁还小。我要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镜，加上放大镜才看得清楚。由此可见当年巴老在战地生活的艰苦。我这次校看，时间和精力集中，任务完成较好。但以后校看《上海日记》，时间和精力分散，拖得很久，影响了王仰晨的进度，使巴老着急。若干年后见到巴老给王仰晨的信上说：“李致他们不了解我，我比较急，只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幸好一九九一年我去上海给巴老贺生日，趁客人多的时候，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才把它看完。我实在为巴老做得太少了!

时间长了没去上海，我想念巴老。巴老思念家乡，终于下了决心，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回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回上海后巴老来信说，十七天过得这么快，“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不久又来信说：“这次回成都我收获不小，想到一些人和事，我觉得精力充沛。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跟你交谈。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巴老说我理解他可能多一些，我当然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感到惭愧，因为我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理解巴老，既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更重要是应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我在这两方面都不够，已做过一些反思，还将继续再做。至于没有机会交谈，主要是我负责安排巴老整个活动，许多人希望见到巴老，又不能让巴老过于劳累，所以尽管天天见面，却不愿多占巴老的时间。天下真难有两全的事。

这以后，我大概每隔一年到上海去一次。不能要求巴老多写信，他听电话又吃力。不过我每去上海，除了少数必办的事以外，总是尽可能呆在巴老身边。他精神好的时候陪他聊天，疲倦了就让他闭目养神。他说找不到照片，就为他清理。有时轻轻地为他揉揉手。我的时间安排很紧，有几次巴老都问：“为什么慌着回去? ”但巴老处处为人着想，从没有强留过我。有一次我到了上海机场，航班改在第二天，我立即赶回家里，对巴老说：“‘上帝’要我多陪你一天。”巴老高兴地笑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巴老写信对我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

然而那时我一天忙到晚，未能满足巴老的愿望。

一九九一年我退下来了。为了探亲，我和老伴儿在美国呆了八个多月。这八个月巴老共给我写了三封信。他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在信上说：“你和秀涓难得这样长期休假，能多看看，多休息也是好的。”

我满以为回国后有机会多去上海，帮助巴老做点事。但我的老伴儿病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一九九三年十月，我陪三位美籍华人去上海 (这是在美国时约定的)，当天下午便赶去看望巴老。巴老正在客厅午睡，姑妈说平常这时巴老已经起来，要叫醒他。我坚持不叫醒巴老。大约半小时后巴老醒来发现我，生气地问：“为什么不早叫醒我? 为什么不早叫醒我? ”巴老这样珍惜和我见面的时间，使我很受感动。

这几年，只要我女儿李芹从加拿大回来，我的身体条件许可，我总要争取去杭州看望巴老。但巴老年高，身体不好，有语言障碍，交谈的时间不能过多。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过失。我错过了许多理解巴老发光的“心上燃烧的火”的机会。然而他知道秀涓的病情时，却对我说：“我赞成你对秀涓的态度。”还说：“你身体不好，出远门最好找人陪你。”

去年暑期，我的女儿和女婿、儿子和孙女，一起去杭州看望巴老，特别是我儿子会说些话使巴老发笑，巴老很高兴。临别时，巴老对我女婿说：“李致前几年他不来，现在来我谈话已经困难了。”我原准备今年去杭州，但暑期我住医院，以致愿望落空。我觉得对不起巴老，又让他失望，但巴老却担心我的健康，叫我千万不要去。

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这些遗憾和过失。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心留巴老家

(前记: 此文是我一九九九年去上海探望巴老后所写，记叙了当时的心情。一年多以后，我们高兴地看到， 经过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 巴老已进入新的世纪。二○○一年春)

我有六年没到上海武康路巴金老人的家了。

前几年，巴老每年一半的时间在上海，一半的时间在杭州。我曾两次到杭州看望他，一次住了三天半，一次住了两天半。一九九九年巴老因病没去杭州，我和儿子就到上海看他。

过去我到上海，都住在巴老家。为了便于和巴老聊天，家里在巴老的书房架一张行军床。这次怕增加家里的负担，我请市文联安排住宿。巴老住华东医院，市文联的宾馆恰好在医院对面，十分方便。

一九九九年巴老两次病危，以后相对稳定。我早想看望巴老，但巴老知道我有心脏病，几年前就不同意我一人远行。九月儿子应邀从美国回来参加国庆五十周年观礼，约定他在上海虹桥机场接我，一起去看巴老。

在医院见到巴老，他很想与我们说话，但又说不出来，非常着急，于是气喘， 眼角流出泪水。我和儿子看了很难受，几次借故到外面的套间去擦眼泪。那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对别的任何事都没有兴趣。直到第二天上午听陈护士介绍，说巴老的主要器官尚好，如无意外可进入新的二○○○年，我的心情才稍为平静。特别是小林一到， 高高兴兴地向巴老问好， 与我们聊天， 使病房有了生气。回到宾馆，我和儿子谈到巴老的家，都想去看看。

中午我和儿子随小林去武康路巴老家。小林是巴老的女儿， 我的堂妹， 儿子的姑妈。

途中我不禁想起， 这六年中家里已有三位亲人逝世， 即巴老的十二妹李瑞珏、女婿祝鸿生和九妹李琼如。李琼如逝世两年多， 至今未敢告诉巴老。

进入巴老家，从大门、房屋到庭园都没有大的变化，只有地板、房门和窗架等油漆过，颜色深一些。吃饭的方桌、楼梯、客厅的各种设置、室外的草坪， 一切依旧。新养的两只小狗，见我们也很亲切，似乎早就认识。

小林要送书给我的儿子，儿子跟着他姑妈上楼取书。

我一人坐在客厅里， 免不了引起许多回忆。

客厅比较大，四方都有沙发。“文革”期间，巴老被迫从二楼搬下来，把客厅当住房。一九七二年春我悄悄来看望巴老时，屋里有两间床。巴老的儿子小棠在安徽插队，他的床空着。我和巴老同在大床上睡了两个晚上，迫于形势， 未能深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可诅咒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搬上楼住，客厅得以恢复。一九七八年秋，我再来到上海。晚上全家都在客厅看电视。巴老很随和，大家看什么，他就看什么。有一次巴老正要上楼休息，电视播放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把“四人帮”时期的某些荒诞做法，讽刺得淋离尽致。巴老站在客厅中间，不时哈哈大笑。我真愿巴老经常这样快乐!

巴老在一九八二年摔伤腿。出院以后，他活动的地方主要在客厅。客厅外的走廊经改装封闭，巴老常在走廊的一张小桌子上写作，累了则坐在走廊的藤椅上晒太阳休息。我到上海看巴老，也常在走廊与他坐着聊天，有时陪他走几步。他说：“我重新学走路。”我以为，除了走路外，这话还意味着巴老经过反思，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再度坚持说真话了。为了巴老的健康，我不敢再与他深夜长谈。

记得四川在全国解决“书荒”时，短短几年出版了《巴金近作》和重印了巴老的一些旧作。巴老在客厅里与我谈话时， 几次叮嘱我多出其他老作家的书，少出他的作品。我说，四川出版了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曹禺、何其芳、李 人、沙汀、艾芜等许多作家的书，并非只出他一人的书。巴老说他放弃四川的稿酬，主要是他不需要那么多的钱，还为了避免别人说我的闲话，因为他是我的亲叔父。尽管我说明选题计划是集体制定的，不会有任何问题，内心却深受感动：我没有想到巴老为我考虑得这样细致。

巴老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一九八四年秋川剧团到上海演出，巴老已不能到剧场看戏。一天下午，以陈书舫、周企何为首的十几位老中青演员，来看望巴老。演员们在客厅里为巴老清唱。唱完后大家要求巴老讲话，巴老说：“我爱家乡，爱听乡音，当然爱川剧。”直到一九九三年秋，巴老还对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了，只想再回四川一次。”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就在这个客厅里， 巴老多次与我谈到我的父亲和三爸，也就是巴老的大哥和三哥。我父亲因家庭破产而自杀，我三爸则因贫穷患病而死。巴老两次痛哭失声，他说：“我最爱我的两个哥哥，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现在我有钱，也没用了。我又不想过好生活。”又一次， 巴老对我说: “一九二九年你父亲来上海， 如果把情况讲清楚， 我可能愿意负担一部份家用， 他也可能不会自杀。”巴老还说过:“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点， 都愿意多为别人着想， 多付出一些。”

我有几次在巴老寿辰时来到上海。无数鲜花、贺电、蛋糕，不断的来客和采访，表示了人们对这位讲真话的作家的爱戴。有一次客人走后，巴老在客厅里对我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长寿也没意义。我不同意巴老这个话，多次与他辩论，期望他以健康第一。巴老似乎赞同我的建议，但实际并未被我说服，他像春蚕似的不断吐丝，编《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集》。巴老还说：“长寿也是一种惩罚。”我理解他说的“惩罚”是指：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许多亲友 (同辈的和下辈的) 先他而去。

……

现在， 巴老卧病医院， 不可能再回到家里。我们也不能再在客厅里促膝谈心。我感到心酸和痛苦。

儿子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他姑妈小林送的《随想录》(手稿本) 和《巴金小说全集》(台湾版)。正好国煣也赶回家。国煣是我小幺叔的女儿，住在巴老家里。她除自己的编辑工作外，长期与小林小棠一起照顾巴老，尽心尽意，非常难得。我与两个妹妹在客厅里说话。儿子为我们拍了照。趁我们说话，儿子还在巴老家里拍了不少照片。我的儿子和女儿，对巴老有深厚的感情。一九九七年，他们还和我的女婿、孙女一起专程去杭州看望巴老。

我和儿子依依不舍地离开巴老家。我深深地感到：人虽走了，心却留在这里。

一九九九年十月初稿

二○○○年两次修改

难以忘却的关怀

巴老对我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我的身体。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流行虐疾，人叫“打摆子”。我当时十岁左右，也被感染：一会儿高烧发热，一会儿冷得发抖。因为缺少药物，很难治愈。正好四爸巴金在离家多年后第一次回蓉，住在我们家。四爸常带我四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小看不懂，给我钱买邮票。想不到他却关心我的身体，他离开成都不久，即寄回一种叫“扑虐母星”的药，为我治好虐疾。

一九六○年， 所谓“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物资极度缺乏。成都市每人每月十九斤粮食，一月一斤肉，一般只能买点厚皮菜和空心菜（人称“无缝钢管”）， 其他副食品全无。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认为十九斤粮食满够了，问题是你现在喝牛奶吃鸡蛋，鸡鸭鱼肉疏菜水果和其他副食品很多。我身体本不强壮，这个时候更骨瘦如柴。一天中午，我突然吐血。当时四爸正回成都写作，住在学道街。他得知我吐血后，很快来看我。巴金的《成都日记》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记有：“……两点后我去李致处探病。在李致处坐了一个多钟头，返家已四时半……”正像四爸所说，“为了保粮保钢，汽车都弄去运煤去了，城里公共汽车只剩了两路，到许多地方都搭不到车。”四爸从学道街步行到祠堂街看我，又步行回学道街住地。他在二十一日写信给萧珊妈妈说：“……我星期一还是走了一大段路，去看小五的病。他开始吐血，一连几天未止，星期一下半天入医院后已经止住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又写信回答萧珊妈妈的询问说：“小五身体最近好些了，虽然住医院，已经可以请假出外走动了。”有一次，市长李宗林弄了几样菜，请了几个家人陪他吃饭，我应邀参加。我自带碗筷，他说不必。他叫我不要紧张，说：“年轻时我也得过肺病，休息一段时候，吃点药，也就好了。”以后我照胸片，没发现肺结核病灶，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吐血的。

我从小常患眼病，细菌或病毒这些“牛鬼蛇神”隔几年就“跳”出来一次。四爸也为此关心。一九七五年，我又因眼病住进四川省医院。四爸多次来信询问我的病情， 并来信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为了更好地工作。”特别是有一次误传我得青光眼，四爸十分关切，在给我的信上说：“知道眼病基本治愈，就要出院，很高兴。本来听说你患青光眼，倒有些着急。”我为此请我爱人写信给他说明情况。这次住院时间较长，当痰症基本消失后，我耐不住寂寞，又想看书。四爸理解我，多次叮嘱我不要急于看书和多看书，同时又专为我找出大字本的《镜花缘》（六本）寄我，并在信上说：“《镜花缘》找全了，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以后又多次叮嘱我保护眼睛，(见巴金《给李致的200封信》)。

我在一九八○年发现心脏供血不足，住过疗养院。四爸来信后说：“你怎么也成病人了？想得开，很好，但要认真对待，做到劳逸结合，真正休息。”第二封信又说：“好好疗养吧。看书也要有节制。你和我不同，千万不要把身体累垮。”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看望他，他又问我的心脏情况，我说问题不大，就是刚下飞机，因为气温突然变化，稍有不适。我说过就算了，没想到我离开杭州前，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发现你的动作不如以前敏捷，千万要注意身体。我想你来看我，但你不要一个人来，要有人陪你。”我答应好，但心里却不愿为此麻烦别人。以后他又托人带话给我，还说他不愿我因一人去看望他，造成我身体出问题。

一九九九年，四爸住进华东医院，再也没有出来。我经常从小林和国煣那儿得知四爸的病情。我当然关心四爸，可是却不能为他做任何一件事情。联想起他对我身体的关爱，我感到痛苦和内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不忍告诉巴金

三月一日，马识途老人一早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知不知道冰心去世了？”我说：“不知道。前不久才从上海听说她已转危为安。”马老说：“我是刚从广播听到的。不知巴老知不知道？”我说：“估计暂时不会告诉巴老。”

当天，我接到好几个电话。主要是记者想通过我了解巴老对冰心逝世的反映。我说，巴老的身体不好，我不能打扰他，估计家里暂时也不会告诉巴老。果然，上海《文学报》(三月四日)在报道《文坛世纪老人冰心在京逝世》的版面上，有条消息的标题是《不忍告诉巴金》。这是巴老的女儿小林表示的。

为什么不忍告诉巴金？

巴金早年失去母亲，性格比较孤独。他从少年时期就喜欢冰心的作品，在冰心的作品中他得到温暖，跟着冰心爱星星爱大海。巴金至今还记得，一九二三年他离开成都老家的那年夏天，还和一个堂弟一起读冰心的《繁星》。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随靳以第一次去看望冰心。从此冰心就把巴金看成是她的弟弟，巴金也把冰心看成是自己的大姊。巴金尊重冰心，称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一位元老，而他自己“只是这个运动的一个产儿”。

一九八八年巴金在为《冰心传》作序中说∶“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受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

巴金和冰心一起出访过印度、苏联和日本。巴金非常珍惜和冰心在一起的日子。巴金送过我他和冰心访日的照片。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上说∶“四月一日是一年前我们去东京的日子，那个时候多么值得回忆。”

冰心曾向采访她的记者说，她最喜欢巴金的人品，第一是巴金说真话，心口如一；第二是巴金对爱情很忠诚。巴金则颂扬冰心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上说∶“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慨，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冰心非常珍惜巴金的信，把它单放在一个盒子里。

冰心和巴金都喜欢带剌的玫瑰。一九九三年巴金九十岁生日冰心送来了用九十朵玫瑰缀成的花篮。巴金生病期间，冰心极为关心。一九八九年我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巴金指着一个木制的供老人看书的小书架，深情地对我说：“这叫‘书伴’，是冰心送我的。”这以前，一九八五年冰心送放大镜给巴金。巴金当时视力尚好，暂时用不着。但他说：“我要好好地保存它，我知道不久我就需要它了。时间是无情的，要跟它斗，需要一些武器，我得做好准备。”这以前，一九八四年冰心送给巴金红参。巴金回信说：“谢谢您送的红参，这是贵重药品，其实我已经用不着它了。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补药吃得太多了。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

因为疾病折磨，举笔重似千斤，巴金曾几次想停笔，但看见冰心仍在写，仍在呐喊，感到冰心像“一盏明亮的灯”，便“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了”。前几年，巴金有两次向我谈到，如果不能工作，长寿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不赞成他这个看法，对他说：“任何人都有对社会作贡献的时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您为人民作了很大贡献，即使将来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对广大读者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我清楚地记得，巴金最后是这样回答我的∶“是呀!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巨大的鼓舞!”

巴老九五高龄，病卧在床，谁忍心告诉他冰心老人已乘鹤西去？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

永恒的手足情(1)

熟悉巴金的读者，都知道巴金 我四爸对他大哥深厚的感情。

巴金的大哥是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字卜贤。三十年代，四爸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我父亲的一生。写到我父亲自杀时，四爸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一九五六年，四爸在《谈〈家〉》一文中提到我父亲，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

四爸和三爸，在一九二三年离开成都，到南京读书。直到一九三一年，我父亲给四爸写了(其中包括和三爸一起写的)共一百多封信。四爸把这些珍贵的信，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多年。一九六六年，风云突变，大祸就要临头。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四爸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造谣诽谤，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一九八○年，四爸回想起烧掉我父亲的信时，还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十年浩劫”以后，出乎意料，四爸找到四封未曾烧掉的我父亲给他写的信。一九二九年七月，我父亲在和四爸分别六年后到上海，他们“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这四封信是我父亲回成都后写的，前三封写于一九二九年，后一封写于一九三○年。可以想象得到，四爸发现这四封信，是多么的珍惜和喜悦。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上海，四爸把这四封信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通信，我为他们深厚的兄弟亲情所感动，含着泪水读完它。我把这些信带回成都复印，然后又寄回上海。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我出差到上海。就有关信中的一些问题，向四爸请教，并作了录音。

我一直想把这四封信作为史料，提供给巴金的读者和研究者，但总因工作忙乱无法注释和说明。最近因为在医院作陪伴，便抽空找出信并注释。昨天我还听了上次和四爸谈话的录音。录音的质量不错，四爸谈笑风生，声音十分清晰，使我重温了和四爸在一起的愉快时刻。

四爸在这次谈话中，有两次很动感情，痛哭失声。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个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希望过什么好的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我理解四爸的心，他对两位哥哥的感情是永恒的。

原信无标点，现有的标点是我加的。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

永恒的手足情(2)

附

李尧枚给巴金的信

一

亲爱的弟弟：

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其平轮，船名。李尧枚乘该船离上海返川。）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我们哭了一阵，被他们将你同惠生（惠生，即高惠生。李尧枚和巴金的表弟。他同李尧枚一起去上海，留在上海读中学。后来与尧枚和巴金的九妹结婚。）唤走，我送也未送，但是我也不忍送你们。你们走后，我就睡在舱里哭，一直到三点半钟船开始抛（起）锚，我才走出来，望着灯光闪闪的上海，嘴里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上海，我不大喜欢（“上海，我不大喜欢。”据巴金分析，尧枚可能是不喜欢“海派”和节奏快。同时，尧枚第一次远离四川，对家里很思念。），但是我的弟弟住在那里，我也爱他了。一直看不见了，眼泪也流得差不多了，我才回舱睡觉。直到八月初三后方抵重庆，初七乘汽划到合川（合川，县名，位于重庆北。）赶旱回省（“赶旱回省”，指由陆路回省会成都。），十五夜八（点）钟方抵家，从七月二十八日由宜昌起，每日不住的下雨，一直把我送回成都。十六日却又天晴了，一路平安，请释念。归家即读你七月十七日写的信（八月初十到的），又使人伤感不已。弟弟，沪上一月的团聚，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不料匆匆又别了，相见不知何日。弟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呵。我回来到今已经六天了，但吃饭也吃不得，精神也不如以前了，甚么事也不想做了。弟弟，并不是我懒，或是我病了，只是心中像损失了一件甚么东西一样。弟弟，我真苦啊！弟弟，我在上海把你耽搁了一个月，甚（什）么事都使你不能做，真是对不起你得很。但是，我还觉得我们未好生快乐过一天，太短了。我觉得你在我的面前太少了。亲爱的弟弟，我还觉得你是我一个最小的弟弟，难得有我这个老哥子在你面前时时拥抱你。弟弟，我想你时时在我怀中。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弟弟，我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我是一刻不离你的。弟弟，前数夜，我同妈妈（妈妈，指继母邓蘧如。）、大嫂（大嫂，尧枚的妻子张和卿。）、九妹（九妹，即李琼如，高惠生的妻子。）他们摆龙门阵，我说四弟同高惠生他们俩在我的面前，简直比一些寻常的儿子在老子面前还好，我实在舍不得他们，不放心他们。我含泪的说，却把他们的眼泪惹下来了。弟弟，你的哥哥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你的哥哥的。但是，你的哥哥实在不配你爱呵！唉！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是你已经答应的，就是照顾高惠生弟的事。请你照应照应一下呵。那天立约虽是我们三人一时的游戏，但高惠生他很愿意的。他有志于文艺，希望你指导指导罢。

今天又接着你的第二封信。谢谢你的美意，怎么你又送我的书？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小宝贝》唱片，系格蕾西&#8226;菲尔滋唱的《宝贝儿子》。）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其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有关细节，巴金在《做大哥的人》中曾有描写： “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后一看，是G&#8226;F&#8226;女士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我默默地接过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弟弟，还有许多话是说不完的，只好打歇 ……，代表了罢。本来，我要再等两天才写的（因为我实在不舒服），却因接着你的信，很念我，所以勉强写点给你。但是，我并没有大病呵，只不过我太懒和心中难过罢了。请了，下次再谈，敬祝健康!

枚 八月二十一日夜书于灯下

永恒的手足情(3)

二

弟弟：

好久没有接你的信了，很念你的。知道你的事情忙，所以我先写封来，有空请复我，没空也就算了。好在我的灵魂是在上海的，在你身旁的。你的身体好么？你不要太劳苦了，总得要休息休息和运动运动一下，一天到晚伏在桌子上，很痛苦的。请你听我的话罢。

你近年来还爱看电影么？我知道你进了电影院一定不高兴，因为你的哥没有坐在你的旁边了。但是，弟弟，你只管看你的电戏（影）罢，你的哥还是在你的左右。他不过是爱听悲哀的音乐，坐在前面罢了。弟弟，他还是在等他的弟弟，解释着悲哀的剧情给他听呢！就是听不见他的弟弟唱SONNY BOY“就是听不见他的弟弟唱SONNY BOY”，（指听不见巴金放唱片《小宝贝》），心里不免有些酸痛罢了。

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欢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弟弟，我的话对不对？

弟弟，我向你介绍一个人罢了，就是高惠生，胖大娘（胖大娘，高惠生的绰号。）是也。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希望你时时指导他。他前天与他的妈妈有封信，信内有几句话：“大哥在上海时，有什么事情，还可同他商量商量，现在呢，我还有什么人来商量呵，唉！”弟弟，你看他说得多么可怜呵！弟弟你安慰他一下罢。

弟弟，我是不再看电影了。因为没有他弟弟在他旁边替他解释剧情了。弟弟，他要他的弟弟来了，他才得快乐呵！弟弟，这次我回川，我失掉我两个小弟弟：你和惠生。我是如何的痛苦。唉！请了，祝你健康！

枚 双十夜

永恒的手足情(4)

三

四弟：

一连接着你两封（信）：九月二十八日一封，本日一封。二十八日那封信接着时，我的二女（指李国炜）正患着极重的气管肺炎，离死神不远了。好不容易才由死神的手里夺回来，现在还调养着，所以当时没有给你写回信。

弟弟，我此次回来，一直到现在，终是失魂落魄的。我的心的确掉在上海了。弟弟，我是多么的痛苦呵！弟弟，我无日无夜的不住思念你。弟弟，我回来，我仍在我屋里设一间行军床，仍然不挂帐子，每夜仍然是照在上海时那个样子吃茶看书。然而在上海看书过迟，你一定要催促我。现在我看书往往看到一两点钟，没有人催促我，因为大嫂月分大（指怀孕后期。）了，总是十点前后就睡了，我还是朝深夜看去，□□过迟，往往掩卷而泣，悄悄的睡了。

弟弟，我常常的当是你在我身旁一样，即（及）至警觉你不见（在）我的面前，我总是十分的难过。我每天吃了饭，我总是到处乱跑的混午饭，总不愿意在家吃，因为我总想你回来吃晚饭。弟弟，我诚然不对，因为我甚么事都不想做了。

弟弟，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才对。 弟弟，我万不料我这一次把我的弱小的心灵受着这剧（巨）大创痕。弟弟，我这创痕不知何时才医得好？弟弟，更不料我这次使你也受着极大痛苦，弟，我恨不得……种种…… 弟弟，你说的“如果你还不曾忘记你的弟弟”。弟弟，我如何会忘记你?弟弟，我如果忘记你到（倒）好了，因为我无论甚（什）么事我总是闷在心头，越筑越紧。弟弟，我多年来未曾胖过的，受不住热天，即（及）至我回来，我却胖了。家里人这样说，我不信，我把我以前的衣裳穿起，果然胖了。但是现在却大瘦了许多了。弟弟，我是时时刻刻地思念你呵！

弟弟，你不要以为我难得写信来是忘记了你了，那是错了。因为我写信给你，总是悲哀话多。我想我已经难过，如何再使你难过。所以每次提起笔又放下了，甚至有一两次写好了，我又（把）他（它）撕了。弟弟，如果你今天的信不来，还不知那天我受不住才写呵！

弟弟，白天我都好混过，夜间最糟，我真痛苦极了。我想我有一架飞机，那就好办了。

弟弟，我一天到晚都是鬼混唐朝的，希望你也将空时候，给我写一点信来，总之，我俩互相安慰着罢。

弟弟，我的神经是慌糊（恍惚）的，这是为甚（什）么缘故？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请你代买一本法文初范，用快邮寄来。务必费心，因为成都多年没有了，天主堂邓梦德牧师那里也去问过了。弟弟，请你不要忘记，费心，费心。

弟弟，我是时时刻刻的在你身旁的，你也是时时刻刻在我的身旁的。请你时时放宽心罢，因为忧愁是很不好的。

弟弟，好好的过去罢，不要太伤感了。弟弟，我接你这封信，不知道要使我难过多少天。弟弟，我也放心些。弟弟哟，请你不要忘记罢。

弟弟，天气冷了，你的大衣做起了么?不要受凉。弟弟，《小宝贝》你在唱么？（“《小宝贝》你在唱么?”问是否在放唱片《小宝贝》）弟弟，假如你要吃西餐，请人照顾一下三和公（一家饭馆，现在淮海路附近。）罢，因为他对我和你两个很好的。茶房我走时一共给了三块钱，但是对于那笑嘻嘻的堂官（倌）和那几个山东人，我很抱歉的。你照顾他一下也好，因为我俩是时常在那里一块吃饭呵！

话是说不完。弟弟，我是忘记不了你的，请你也不要忘记我罢。我想你决不会忘记我，只有越更想我的。弟弟你说对不对？请了。敬祝健康！

枚 十一月九日

四

小弟弟：

连接你好几封信，知道你一切情形，但是实在没有空复你。很使你失望，实在的对不起呵！望你原谅。

自从回来，再没有比去年冬月腊月忙的了。忙到腊月二十把我的胃病疼一切发了，好不扫兴。但是事实上不容许我安静，只好撑着病体与他（它）奋斗了。把幺妹的事办完，年也完了，所以病也没有好。这两天事情到（倒）少些，精神却萎顿了，所以你的信只是一封一封的接着，没有精神与你写回信，只怕你要疑我把你忘了。

读了你二月六日（邮局戳）的“我对于生活早就没有一点兴趣”一段，不觉使我异常悲痛，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之一人，奈何！来函谓“哥来函……未及弟痛苦于万一也。”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巴金在《做大哥的人》中说：“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不曾重视他的话。”)，恐到那时，弟都忘却兄了。唉！

《春梦》(巴金和大哥议论写大家庭的小说书名，即以后的《家》。)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块肉余生》(《块肉余生》，即狄更斯的《大卫&#8226;高柏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代出版合作社(上海的一家出版单位。)收的账，他们答应阴历年底交付。成都的习惯，三十晚上给钱，都算漂亮的。那（哪）知到了初一都不给。问他们，他们反说我的怪话。现在钱他们决定是不给的。我只好将收条寄上，请你转交，并代答歉意。你有空吸点新鲜空气，最好早上早一点起，去到小咖啡店喝一杯热牛奶，于你很有益。希望你听我这一个小小的要求罢。

以后你写什么东西，务请你将他（它）的名字告诉我。出版时你签名给我一部。我把（它）汇存着拥抱着，就像我的小弟弟与我摆龙门阵一样。这个要求，想来总可以允许罢。我的小弟弟。

枚 三月四日

带来光和热的人(1)

我的三爸叫李尧林。我从没有见过他，但他却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爸和四爸，都是我父亲的胞弟。一九二三年，他们抱着追求新生活的热望，毅然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四爸以后成了作家，笔名叫巴金，抗日战争时期，曾两次回成都住过一些时候。但三爸离家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我心目中三爸的形象，是从照片上得来的。他穿一身中式长衫，头发梳得很整齐，戴一副圆形的近视眼镜，显得善良温和，文质彬彬。这张照片原由我母亲保存，我长大以后便理所当然地“接管”过来。

我很小就知道全家的生活费用，主要靠三爸供给。当时，我们家庭成员在成都的一共十一人：继祖母，两个姑姑和两个叔父，我母亲，四个姐姐和我。三爸的汇款，每月按时从天津寄来。我爱在院子外面玩，邮差(现在叫邮递员)送汇款单来，总是我最早发现。汇款偶尔也会有迟到的时候。这首先使祖母着急，坐卧不安，以致全家笼罩着一种担忧的气氛，连我都不敢过分调皮。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爱在大门口玩。这可以少惹大人心烦，又能担负起一种“侦察”任务：留心邮差是否到我们家来。如果匆匆从我们家走过，我自然感到失望。要是向我们家走来，不是送一般的信，而是汇款单——

我便接过来就往上屋跑，同时大声喊：

“三爸寄钱回来了!”

这时，我可以不怕大人，也不必拘束了。祖母仔细地看着汇款单，我已经帮她打开抽屉，把图章和印泥找出来。祖母把图章蘸了印泥，总要用口对着图章哈几口气，然后才盖在回帖上。于是，我又挥舞着回帖，飞快地跑出去把它交给邮差。我做这件事十分得意，好像自己也给家里作了一点贡献似的。

这样，家里至少又有一个月的安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天津和四川的联系中断。我们家再也接不到三爸的汇款了。无论我在门外等多少次也无济于事。接不到三爸的汇款，全家的生活无着。经过“家庭最高会议”讨论(我们小孩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决定一分为二，祖母和母亲各自带着子女回娘家居住。我们搬到北门荣华寺街跟外祖母住在一起，除了靠母亲为别人绘画、刺绣以外，还靠变卖一些旧的衣物维持生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四爸两次回成都，发现家里生活困难，便由他承担一家的生活重担。四爸是作家，没有固定收入。好在这时我的小幺爸和大姐先后当了小职员，多少也分担一些。经“家庭最高会议”再次研究，为了节省开支，把已分在两处的家庭又合在一起，搬到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居住。

三爸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到了上海，身体不好。在休养的同时，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几个月以后，四爸从重庆回到上海，但年底接到四爸来信，说三爸患病逝世。我们全家都为三爸逝世感到难过。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一岁多，毫无印象。三爸去世，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没有和三爸接触过，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后来读四爸写的文章才知道三爸的情况。三爸先后在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还得担任家庭教师来为自己缴纳学费。他“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大学毕业后，三爸找到职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文教员，并给自己的未来订了一些计划，但不幸我父亲去世了，留下一个破碎的家。三爸过去没有向家里要求什么，现在却毅然挑起这副重担，每月按时把自己的大部分薪水寄回家。不用说，他自己的计划完全消失了。正如四爸所说，他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就这样过了九年。三爸教书很认真，得到学生真诚的爱戴，但家庭的重担使三爸逐渐消瘦，身体也渐渐坏了。他到上海以后，翻译了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和其他几本书。因为没有钱，长期不能住进医院。三爸逝世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三爸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也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 这也是四爸说的 他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

了解三爸的情况以后，我对他十分尊重和热爱。我是身受三爸带来光与热的人之一，不能不对他充满感激。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三爸具有为别人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精神。四爸在我童年时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三爸正是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第一次到上海。四爸问我有什么要求 他曾答应过我到上海陪我玩。我提出到三爸墓地去一次。在一个星期天(二十六日)下午，四爸雇了一辆三轮车，我们两人坐在一起，冒着烈日，到了虹桥公墓。三爸的墓碑很别致，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图书形状的墓碑，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上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永久的家。”四爸不断地弯着腰去拾墓地上的枯草。我默默地站在墓前对三爸 我从没有见面的叔父 表示敬意。当时，我和四个姐姐早已参加工作，都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但三爸却一个人长眠在这里。我想起四爸说过的一句话：“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眼泪从我眼眶里流出来，一直滴下去。……亲爱的三爸，就让这几滴纯真的泪水，来浇灌您坟上的一两棵小草吧!

没隔两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一个极愿做我“顶头上司”的同志，抢先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根本不顾我家庭的实际情况，赠予我一顶大帽子 “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以后，再加上其他“罪名”，我被关进“牛棚”。在“牛棚”里面，凡属我自己支配的时间，我一用来学习，二用来回忆。我越讨厌那些一天到晚讲假话、乱整人的人，我就更加怀念三爸这种平凡的、有益于人的好人。一九七三年，我在回干校途中悄悄绕道上海去看四爸，又提到三爸的墓地，但四爸回答说：“已经在破‘四旧’时被铲平了。”我听了心像刀割似的绞痛，但怕引起四爸难受，便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只是想：你们能铲掉三爸在虹桥的墓地，但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三爸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

“十年浩劫”早已过去了。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不相信什么“人本来就是自私的”这类鬼话，我期望下一代能具有好的思想。每当晚上，我有机会和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爱讲三爸的故事给他们听。四爸说三爸不愿意惊动别人，但却“播下了爱的种子”。我发现，孩子们已开始了解和尊敬三爷爷了。有一次，刚学步的小外孙在旁边玩，我女儿就对他说：“等你长大了，给你讲我三爷爷的故事!”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带来光和热的人(2)

附

挽 三 哥

李健吾

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三哥”去了，静悄悄地，没有留下一句话，带着生的希望，就在小鸟迎着太阳唱起欢喜的歌曲的时候，辞别了我们这个永远在纷呶之中旋转的地球。去了也好，对于这样清贞自守的君子人，尘世真是太重了些，太浊了些，太窒息了些。

他并非不是斗士， 我们一直把他看作《家》里面的觉民，随着三弟觉慧打出腐朽的世纪，独自，孤单单一个人，在燕京大学读书，在南开中学教书，以李林的笔名翻译外国的杰著，然后，神圣的抗战末了，流落在上海这个闹市，除去六七个朋友之外没有朋友，为良心，为民族，守着贫，读着书，做了一名隐士。他没有“琴”，永远没有那么一位鼓舞他向前的表妹。我们时常和他开玩笑：“你的琴表妹呢？”他笑笑。那是他四弟的制造。巴金在故事里面安排了一点点理想，一点点美满的幻觉，然而我们的“三哥”一直在寂寞之中过活。

他是巴金的三哥，我们这些热情的喽罗，便也喊他“三哥”。

他兄弟的几个朋友变成他的朋友。四五年来，他不想多交朋友，有了钱便只是在旧书铺为自己买书，为兄弟买书，更喜心性喜爱音乐，买旧乐片（古典的，著名的大曲），听工部局乐队演奏。没有人看见他在任何社交场合抛头露面，生活越来越高，他没有力量维持下去了，然而不开口，他只是剥削他可怜的最低的享受。书不买了，音乐会不听了，门也索性不出了，他开唱机，坐在他的（实际是他四弟的）破旧的沙发里面，四外堆满各式各样的西洋书，陶醉于灵魂的独来独往的天地。人是一天一天瘦了。朋友也一个一个全瘦了。聚在一起，大家握着一份报纸，从兴奋或者颓丧的消息推论战争的胜败。期限恐怕更要长了，压迫恐怕全要更走投无路了，最后一关最难过。做生意不会，煎熬的本领倒是有的。物质的享受减到零，一个原本瘦弱的身体越发瘦弱了，最后有一天，倒下来，躺在床上，发了好几个月的烧，他拒绝寻来的同情，以为肺痨不至于把他带往死亡。然而，精神敌不过物质，书生斗不过市侩，我们的“三哥”，由于营养不良终于去了。胜利让他兴奋，他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能够利用长期的隐居好好儿工作，分分四弟的担负，减减四弟的心思。

百无一用是书生。

这个书生是我们几年以来看到的仅有的一位君子人，他不高傲，但是孤洁两个字送给他当之无愧，恐怕也就是只有他最最相宜。这真不易，太不易了。

听不到人籁，

自有你的人籁，

天那样兰，

天那样高，

你干净的灵魂。

（1945年11月29日《文汇报&#8226;世纪风》）

大妈，我的母亲(1)

我叫我母亲为大妈，即大伯母的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叫，谁也说不清楚。我的哥哥在他四岁多就去世了。接着大妈生了四个姐姐。我生在节气大雪那天。我父亲 我叫他为伯伯，高兴地掀开帐子，对躺在床上的大妈说： “是个儿子，你这下满意了吧?”我分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怕带不活，便把我“过继”给我四爸。我从小叫四爸为爹。不过，这种“过继”并没有别的实际意义。我的爹是作家巴金。我十分尊重和热爱他，因为我是他忠实的读者，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

一

我大妈姓张，名兰生，小名叫玉。

我的外公是云南昆明人，后到四川昭化县任知县。他有一儿两女，我大妈是次女。大妈自幼聪明，琴棋书画都会一点，舅舅最大，老实憨厚，但脑子不大灵活。有一次，外公要舅舅背《四书》中的一段，舅舅背不出，但大妈却一口气把它背完。外公极为高兴，顺手从口袋摸出四块银元给她。外婆知书识礼，极为慈祥，但按旧例要给女儿缠脚。外公一听见女儿的呻吟或哭声，常常为她把缠脚布解开。有一段时候，外公干脆要他的小女儿改扮男装；有时还让她骑着马，跟着自己的轿子走。这是我大妈的幸福童年，也是她的“光荣史”。

在我外公任昭化县知县的同时，我爷爷任广元县知县。昭化和广元是两个邻近的县。我爷爷和外公常有交往，以后两家都回到成都定居。当时李家处于兴旺时期，我父亲系长房长孙，相貌清秀，对人诚恳热情，中学毕业名列第一，有好几家来给他说媒。爷爷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一家姓张(即我外公家)，一家姓毛，但这两家条件相当，难下决心。爷爷采取求助祖宗的办法，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上，揉成纸团，在祖宗的神位面前虔诚祷告，然后拈起了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张”字。这样，我大妈就嫁到李家(改名和卿)。我祖爷爷和爷爷十分高兴，并请人在家演戏庆祝。

李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很注重旧的礼教，这对年轻一代是很大的束缚。从表面上看，大妈作为长房的长孙媳妇，似乎很体面和幸福。祖爷爷因为大妈能诗会画，而且很快生了一个儿子，实现了“四世同堂”，的确喜欢她。但这同时引来嫉妒。有人看不起大妈不大不小的脚，挖苦她是“改组派”。也有人嘲笑大妈不会打扮自己 因为她在娘家常着男装。我哥哥李国嘉不到五岁害脑膜炎死去，大妈非常痛苦，有人却暗中幸灾乐祸。我大姐出世前，正遇祖爷爷逝世，于是按“血光之灾”的迷信，让大妈到城外去生孩子。若干年后，一提到这些事，大妈还感慨地说：“大家庭，一人吐一口口水，都可以把人淹死!”幸好伯伯理解大妈，不理会那些闲言碎语，尽可能安慰她、体贴她和爱护她。在各种节日和办喜事的日子，伯伯主动帮助大妈梳好“饼饼”(发髻)和穿好裙子。这种深厚的夫妻情，成了大妈在大家庭抵制旧礼教的“保护伞”。

“五四”运动发生了。伯伯经常买新书报回家。他和三爸、爹(四爸)贪婪地阅读新书报，接受新的思想。他还让大妈看妇女杂志。但伯伯的见解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爹写的文章所说：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这就是伯伯人生悲剧的根源。

像所有的封建大家庭一样，李家也在不断衰败。祖爷爷逝世后，因为爷爷早已去世，伯伯成了承重孙。尽管他对人极好，仍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内心非常痛苦，偶尔还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后来，伯伯帮助三爸和爹离开成都到南京读书，又支持爹离开中国到法国留学 他盼望他们学成后回成都“兴家立业”。这时，大家庭早分了家，田产收入少。伯伯曾开过书店(叫启明书店)，但因经办人选择不当而关门。后把田地产抵押出去，用贴现的办法在银行取得较高的利息，以补贴家里的收入。不料伯伯生了一场病，好几个银行倒了，他不知道。等他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全家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水”。他感到对不起大家，打算自杀。但他“舍不得家里的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一九三一年旧历二月初四是伯伯的生日，他请了全家所有的人(包括请的佣人)去看戏，旧历三月初一他就离开人世了。伯伯自杀那天晚上，和二姐睡在一间大床上。据我的奶妈讲，伯伯几次到大妈和我睡的床前打开帐子看我们，还多次去看我的三个姐姐。第二天早上发现伯伯时，他的嘴角粘了一点白粉，身体已经冰凉。

伯伯留下了遗书和一份账单，别人欠的债大多无法收回，欠别人的债却必须还清。家里的全部财产只有十六个银元。债主纷纷来逼债，伯伯的继母、我的婆婆被逼得走投无路，卖尽一切，还清伯伯的债 有的债还是他代别人承担的。大妈哭得死去活来，外婆家和一些亲友守着她，怕再发生意外。

这真是晴天霹雳!家庭破产，丈夫自杀，子女年幼。天啊!这场灾难，大妈怎么承受得了，今后又怎么活下去?

大妈，我的母亲(2)

二

“当时，我心一横，真想一头撞死!”大妈以后多次对我说， “但一看你们五个，你才一岁零三个月，我的心又软了。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伟大的母爱撑持大妈活下来。

我们全家面临极大的困难。三爸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他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没有结婚，每月按时汇款回家，维持一家十一口人的基本生活。伯伯去世的时候，一些好心的亲友送了大妈一些钱，加起来可能有两百多元，把它放出去收利息，作为补贴我们的衣着、医药和其他费用。大妈让我们五姐妹穿得干干净净，先后上学读书。她母兼父职，忍受着各种困难，却从不在子女面前流露。但有一两次，我跟大妈出外办事，坐人力车回家，在途中她突然用手打自己的耳光。我吓得不知所措，只好按着她的手，把头埋在她的胸前。我经常听见大妈讲：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这句话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大妈的苦，只有回娘家时，才可以向外婆倾诉。但她又不愿让外婆为她难受，更多的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大妈对我们五姐妹，倾注了全部心血。无论有什么东西，她都要分成五份，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我最小，又是独儿，她免不了有点偏爱。不过我的四个姐姐完全理解，她们也爱自己的弟弟。我自幼身体瘦弱，大妈带我十分谨慎。她常说： “我像手上捏了一只麻雀。捏紧了怕捏死，捏松了又怕飞掉。”她尽量节约，让我能吃一些米锅蛋，并说： “伯伯说的，一个蛋顶三碗饭。”有一段时间，大妈给我订了牛奶。我不喜欢喝，把它当药吃，但对取牛奶却很有兴趣。大清早，卖牛奶的在大门口高喊一声： “挤牛奶!”我拿着一个洋瓷杯飞快地跑出去。卖牛奶的人当着我的面，蹲下来从牛的奶头挤下奶，再倒进我的瓷杯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牛奶“正宗资格”，不存在“打假”问题。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妈怕我中午乱吃零食，每天给我送午饭。七八条街，来回走路，风雨无阻，两只脚各长了一个大“茧”。然而我经常生病，或是感冒，或是吃多了。伯伯的一个朋友叫张伯馨，是位西医。他很重友情。伯伯去世后，十多年间我们几姐妹去看病，他基本上不收费，还要拿一些针药瓶给我们玩儿。我们至今感激他。

我们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听她的话，知道要为她争气。大姐早懂事，比我们体贴大妈。从二姐到我，充满孩子气。有几次，大妈出去办事，很久没有回家。我们等得着急，以二姐为首便胡乱猜疑：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坏人?人力车会不会突然翻车?于是伤心地哭起来。我也有个别时候不满意大妈。她答应过年时给我买一匹可以骑的纸马，但买回来却是只能挂在身上的马头马尾，这算什么马!有一次我生病，大妈要出去办事，我不答应。她允诺给我订一份《儿童世界》，我才放她走。可是她回家时却说： “杂志要一个月才能到。”小孩要的东西，总是希望立即到手。一个月，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当然，不久我就忘了。但偶尔一想到，我总觉得大妈“骗”了我。我那时太幼稚：大妈哪有钱给我买这些“奢侈品”呵!

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和成都的联系中断，家里收不到三爸的汇款。为了“应变”，我婆婆和大妈，各自搬回娘家，自谋生活。这是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物价暴涨，亲友原来送的钱大为贬值，本和利都收不回来。大妈挺起腰，想尽办法让我们几姐妹吃饱饭、有衣穿、能上学。大姐在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她的好朋友萧荀、刘玉琼、白炯、吕克明等，经常在星期天或假日来我们家玩。大妈对大姐这些朋友很好，即使家里很困难，也要做些东西请她们吃。她们也很喜欢大妈，一直跟着大姐叫大妈为“妈妈”。大妈为别人画画挣钱，她的牡丹、梅花和菊花都画得很不错，不少人愿意请她画单条。她为别人绣帐檐子、绣枕头，也可以得些报酬。她还和舅妈、表嫂一起做豆腐乳、豆瓣酱，附近有不少人乐意来买。这些收入仍不敷出，大妈只得变卖伯伯留下来的各种遗物。稍为贵重的东西早卖光了，剩下的只有叫街上“收荒匠”来买，价格很低。我一见卖伯伯的旧东西，心里就难受，常常大哭，抱着东西不放，惹得大妈伤心。当时，亲友中互相解决困难的一种形式“请会”，帮助大妈解决了不少的难题。大妈靠拿“头会”来给我们交学费，买衣服。劳累过度，使大妈的身体受到影响。有一次，她胃病大发，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舅妈叫我跪在观音菩萨像下，不断念： “南无阿弥陀佛!”我这个一向坐不下来的娃娃，竟在观音菩萨像前跪了很长的时间。

敌机轰炸最厉害的时候，我们随外婆一家疏散到外西文家场。大妈对我的学习一贯抓得很紧，到乡下也不放松，特别是教我写字。她经常在背后看我写，如果我不用心，她便用手指敲打我的头。可惜我既无天分又不勤奋，至今没有?字写好。我那一段时间处在男娃娃最调皮的阶段，不听话，惹人讨厌，被称为“五横牛”。大妈耐心教育我，我每天晚上“悔过”，第二天又依然故我。胖舅舅挖苦说：“我都听厌了。”有一次，我调皮过分(什么事我忘了)，引起公愤，

大妈，我的母亲(3)

大姐和她的好友萧姐、二姐、三姐总动员：两个按着我的手，两个按着我的脚，让大妈打我的屁股。我大哭大闹，用当时流行语言骂： “哪个再打我，挨炸弹!”当然，到了晚上我又向大妈“忏悔”。大妈认为教小孩儿像栽树一样， “小树没栽好，长大了就扳不过来了”。她经常给我们摆老“龙门阵”，我百听不厌。特别是五爷爷的故事，我的印象最深。五爷爷是我们的叔祖父，长得清秀，人又聪明，还能诗文，祖爷爷特别宠爱他。他得到放纵，乱交朋友，嫖赌吃喝，无一不精。还租了小公馆，包下一个叫“礼拜六”的私娼。钱花完了就偷，偷祖爷爷的，偷五婆婆的。小说《家》里的克定就是他的写照。五婆婆把他赶出家门，他成了“惯偷”，在一个冬天死在牢里。大妈讲得很细致，她说五爷爷穿马褂十分讲究，团花图案一天三变：上午是花的“骨朵儿”(蓓蕾)，中午和下午是盛开的花，黄昏和晚上是即将凋谢的样子。 “但是这有什么用?光有钱，不学好，就会变坏!”大妈有针对地说： “生活苦没有关系，只要上进，自古寒门出贵子!”

疏散回来，大妈在今日新闻社工作了一年多，今日新闻社是张履谦先生创办的，他是四爸的朋友，他的夫人任培伯和大妈很要好。大妈的工作主要是剪贴报纸、写信封和到邮局寄信。大妈会做菜，还帮助他们家做腊肉、香肠。虽然薪水少，但大妈这一段期间比较愉快，她认为自己有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新闻社有一个圆形的社章，在那儿工作的人都要挂在胸前。我听见她说过很多次： “我胸前也挂上牌牌了!”

亲戚朋友都称赞大妈待人宽厚。我的六姑(三爷爷的女儿)，“五四”时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与伯伯、三爸和爹的感情都很好。伯伯曾称赞她“虽是女子，见解却甚高”。没想到伯伯去世的时候，六姑竟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带头来逼债。六姑一直没有结婚，甚至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有见过。十几年后，成了一个性情怪僻的老处女，很少有人同情她。但大妈却常常去看六姑，六姑的委屈也愿意向大妈倾吐。现在想起来，这正是大妈不计恩怨，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体现。

四十年代初期，爹两次回到成都，和我们住在一起。爹回来，引起两大变化。一是我小学毕业后，把我送到高琦初中读住读。这个学校费用较高，由爹供给。集体生活对改变我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二是爹看见大家生活困难，便像三爸那样负担全家生活费用。为了节约开支，原来一分为二的家庭成员又合在一起。这时，小幺叔和我大姐先后工作，经济困难有所缓解。不久，二姐和三姐从师范学校毕业，担任了小学教员，每月交给家里一两个银元或一斗平价米。当时，教师职位很不稳定，大妈每年都要参与“六腊之战”，四处求人帮忙。假期我在家，晚上八九点钟以后，大妈常要我去给她买二两干酒，一堆有壳的花生，独自消愁。这时大妈总爱对我说：“一个人，要在有时想无时，不要在无时想有时。”这是她从长期生活重压下悟出的道理。

我上高琦初中的时候，语文教师杨邦杰帮助我读鲁迅的小说。我似乎突然懂事了，知道体贴和安慰大妈，对几个姐姐也很好。大妈对我这点进步感到满意。上完初中二年级，我考上华西协合高中。我继续从进步书籍和报刊吸取养料，学习写作，参加学生运动，与朋友合办刊物，上街游行反对内战。一个关心我的亲友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妈，大妈要我小心。我对大妈讲了一些看法，她似乎觉得有道理，没有干预我的活动。这时，大妈意识到她心爱的儿子已经有独立的意志了，她不愿再把儿子紧紧地“捏在手里”。

我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在一九四七年初被学校暗中开除，去重庆读书。一九四八年夏天，婆婆和十二姑离开成都，去重庆，后去上海。大妈和二姐、四姐在书院东街租了一个小独院 实际只有三间住房和一个天井。经地下党一位同志介绍，一个叫李维则的商人，在我们家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从雅安来成都时居住的地方。大妈感到李维则文质彬彬，有礼貌、关心人，不像一般商人，与他相处很好。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来了几个便衣特务，要抓李维则。大妈和四姐(以后还加上二姐)被“软禁”在住房。大妈要四姐“以买烟招待”为借口，出外找机会通知李维则，叫他不要回来。但特务说“只准进，不准出”，拒不同意。李维则回来时，四姐抢先说了一句“双关话”： “有人在等你!”李维则装着不知道，一下进了大妈住房，丢了封信在地上，又退出去。特务立即逮捕了李维则。李维则也用“双关话”招呼大妈： “帮我照顾一下东西!”第二天，四姐把李维则的信交给地下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以后才知道，李维则是地下党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原名吕英，被叛徒出卖，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当时，大妈非常不满，多次说： “这样好的人，居然会被抓走!”

大妈，我的母亲(4)

三

一九四九年底成都解放，给大妈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妈从几十年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旧社会不合理，应该改变。当她知道我和四姐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高兴地说： “我早猜到了!”新社会是什么，大妈不清楚。但她的五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先后入党，她相信她的孩子不会去干坏事。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生活稳定，再不受有钱人的气，心情也舒畅了。社会风气良好，面貌一新。这些情况，清朝没有，民国没有，大妈怎能不满意呢?

那时，外婆还健在。一九五二年成渝铁路通车，我和我爱人丁秀涓从重庆回成都探亲。大妈带我们去看望外婆。年过八十的外婆，听说“新娘子”(她没有见过我爱人)要来，请表嫂把屋子打扫干净，隆重接待我们。得知我们坐火车回来，她细声细语地给我们讲：清朝末年，修川汉铁路，强迫摊派“买”铁路的股票，以后铁路没修成，股票变成废纸。“才解放三年，共产党就把成渝铁路修好了”。外婆说了许多称赞共产党的话，最后笑眯眯地说：“共产党啥都好，就是会太多了。”我和我爱人听了，都笑起来。

大妈不感到会多，这是因为她耳朵聋了，街道上不找她去开会。大妈的耳朵，是一九四八年一天突然聋的。当时我在重庆，知道这个消息，想起她为我们受的苦和她一生受的刺激，曾经哭了一场。爹一直关心大妈(他的大嫂)，两次为她买助听器。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爹去苏联，为大妈买了一个助听器。但体积大，灵敏度不高。一次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爹“搭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到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买国产助听器一副(准备送给大嫂)”(见《巴金全集》二十五卷454页)。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爹又在日记上写：“大嫂来信，说已收到耳机。”这个助听器体积小，灵敏度高。可惜大妈的耳神经不行，仍听不见。好在大妈爱读书报，每天读报纸，没有事就读小说，包括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要交流思想感情，大妈自己讲话，别人就得写字。从小孩到大人，开始叫大妈为聋婆婆。她也自称为聋婆婆。

外婆去世，对大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几十年来，特别是伯伯去世以后，大妈只能从外婆那儿得到爱抚。过去，外婆给大妈吃的东西，大妈总是带回来给我们几个吃。以后外婆一定要大妈当着她的面吃掉。而且说：“玉，这一次你就自己吃吧!”就这样，大妈还要剩一点给我。真是天下慈母心!外婆去世后，我赶快接大妈到重庆来散心。大妈到了重庆，第一次看见她的孙女李芹，听见她叫“亲婆”，自然会减轻些痛苦。大妈说外婆是老死的，油干灯草尽，没有痛苦；遗憾的是她没有给外婆送终。

大妈来自旧社会，但她并不迷信。一九六二年，大妈跟二姐住在外东新桂村二楼。我那时在简阳县参加“四清”。有一天，她爬到书桌上去开窗子，不留心竟摔到楼下，把几个姐姐和我爱人吓坏了。幸好没有出大问题，仅把腿部的韧带摔坏，不久即治愈。周围的邻居说： “聋婆婆人好，命大，摔不死。”大妈笑着对我们说： “我不信这些。万一我摔死了，我就不是好人呐?”大妈的内侄张汉臣常来看她，有一次谈到死，大妈说她怕火葬，怕被烧痛。事后大妈又对我们说： “其实，人死了，哪还晓得痛不痛啊!”过去大家庭里的规矩多，过春节时只能说吉利的话，很多忌讳。一九七二年我们从河南干校回来探亲，大年初一，我儿子李斧与亲婆开玩笑，竟用手比划表示他要“上吊”。我怕大妈不高兴，立即警告儿子，不许他做这些动作。没想到大妈不但没有责备孙子，自己也做了一个“上吊”的动作。

大妈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解放后，我们几姐妹的工作经常调动：大姐调重庆，三姐调福建，四姐调北京和广西，我调重庆。大妈知道应该服从革命需要，从来没有阻拦。以后除三姐外，我们又调回成都。三年困难时期，大妈毫无怨言。她按照当时对干部的规定，不上馆子吃东西，还在她住房楼下的空地上开了一小片地，种上蔬菜，以补不足。大妈那次从楼上摔下来，正跌在这片松土上，没有重伤。以后经济情况好转，日子过得好一些。一九六四年初组织通知我和我爱人调北京工作。大妈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祖孙三代共享天伦之乐，这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之一。突然又要分离，我心里很不痛快。动员大妈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她又舍不得故土和几个姐姐。商量结果， 大妈同意我们先去，以后她来北京玩。大妈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仅在二月三日那天，指着日历对我说： “我希望日历到今天就不动了。”我把大妈的话记在当天的日历上，这张日历到现在刚好保存了三十年。我们到北京以后，二姐和四姐为大妈准备了皮衣，大妈也打算来北京看我们，可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

大妈当然无法理解所谓“文化大革命”。?三姐夫在福建一所劳改场当场长，犯人起来造反。他和三姐遭到残酷的阶级报复，好在大妈不知道。我在北京靠边站、关牛棚，被打翻在地，两年多没有给大妈写信。大妈意识到我在受“审查”，但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定期给她写信和寄钱回家，多少给了她一些安慰。二姐和四姐是当权派，受审查、被斗争，不可能完全瞒过大妈。大妈凭报纸知道一些“革命道理”，她相信应该“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多次要二姐、四姐“好好检查自己”，快一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九七一年我从干校回成都探亲，大妈知道我恢复了组织生活，显得很高兴，问我的觉悟提高了多少。天知道我该怎样回答!我不敢讲真话，又不能拒绝回答，只好开玩笑在纸上写： “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大妈似乎理解我的难处，笑着说： “希望你继续提高。”属于她子女的问题，大妈并不太计较。使大妈困惑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

大妈，我的母亲(5)

解放十七年，大妈对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尊敬。可是，十年浩劫，是非颠倒，乱了，什么都乱了，谁也给她解释不清楚。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这两位革命领袖一下变成“打倒”对象。大妈能理解吗?林彪是“副统帅”，天天要祝他“永远健康”，又因谋害毛主席未成叛逃摔死。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人民群众拥护，但又是什么“右倾翻案风”，被撤销一切职务。谁在故弄玄虚?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逝世，大妈和人民群众一样，感到悲痛。 “四人帮”被粉碎，万众欢腾，我们才敢向大妈说明真相。她非常高兴，但她悄悄问我： “江青是毛主席的妻子，她为什么敢做坏事?”给贺龙、彭德怀、刘少奇平反，大妈都拥护，但必然要导致她对毛主席不理解。有一次，我儿子大胆给大妈讲，毛主席也有缺点。大妈大吃一惊，要我告诫儿子“不要乱讲”。我趁此给大妈写了一段话：“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是人，不是神。他有很多功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搞错了。”大妈半信半疑，这个弯子她不是一下就能转过来的。

仅仅三四年，经济生活大有改善。大妈从几个儿女和周围的人身上，看到人们心情舒畅和新的工作热情。她的孙女、孙儿和外孙，大多参加工作。大妈和孙辈的关系极好，孙子辈可以叫她“老张”，可以和她开玩笑。外孙李舒帮外婆买点心，自己起码要吃一半。李舒拒不承认。实在没有办法，就说：“我要不去买，你们连那一半都吃不到。”剩下的点心，大妈真心实意地留给每一个孙子，而且要让他感到亲婆(或外婆)最爱他，是特意留给他的。这些孙子互通情报，发现每一个都是被“最爱”的，便和亲婆(或外婆)开玩笑，说她“一根骨头哄几条狗”。我儿子李斧“强迫”亲婆学英语，她便用中文说“阿都那提罗”(I do not know)。大妈生性乐观，形势一好，幽默感就更加显示出来。有一次，大姐为一件小事不高兴。大妈当时没有说什么，隔了一会儿，大妈摸着大姐的脉对她说，要给她开副药方。大姐莫名其妙地问开什么药方，大妈说：“平肝!”我一九七三年调回四川成都，在出版社工作，离大妈住地(她和二姐住在人民南路)很近，几乎天天去看她。正因为经常去，每次去就不可能有很多新话题。我一去，总是先在纸上给大妈写：“你好不好?我这几天很忙。李斧来看过你没有?”大妈对我简单的谈话，很不满意。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最好刻一个图章。”我不理解大妈的意思，申明我已有图章。她说：“你每次来，只有这几句话，不如刻一个图章，来了一盖就行，省得每次都写。”我这才知道大妈在“挖苦”我。大妈还经常告诫我，要多去看她，否则将来她“没”了，我要后悔。有一次，我听说大妈病了，淋着大雨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为了“报复”，写了四句话：

大雨探母亲

其心何虔诚

还说儿不好

打起灯笼找

大妈看见纸条，哈哈大笑。然后悄悄告诉我，她知道我儿子李斧有“朋友”了。当时，李斧正在和方惠谈恋爱，常常一起去亲婆那儿玩。他们既是去看望亲婆，又是在那儿谈情话，因为亲婆听不见。我问大妈怎么知道的，大妈说：“那天我对李斧说，我知道你有朋友了。李斧问是哪一个，我说总之不是圆的、不是扁的。”当然，一家人团聚吃饭是最愉快的时候 大妈往往在一个月前就开出菜单，征求国庆节或春节吃哪些菜肴 大小十五人，分坐两桌，说说笑笑。大妈把儿孙们孝敬她的钱，大部分用来请儿孙们吃饭。我女儿李芹说： “亲婆的方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大妈，我们多么期望您多过几年幸福生活呵!

大妈，我的母亲(6)

四

不幸的时刻突然到了！

一九八○年四月十二日，我忙了一天，十分疲倦。十时前上床，打算提前睡觉。伴着“砰砰”的敲门声，我听见： “舅舅，快到二姑家里去，亲婆婆出事了!”这是晓音的声音。她是二姐邻居，市文化局郝局长的女儿，与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叫我舅舅。我立即从床上跳起来，跟着晓音便走。路途并不长，但老走不到。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晓音只知道大妈上床睡觉，突然偏倒，叫不答应。

赶到二姐家，大妈躺在大床上，已经深度昏迷。二姐说，他们发现大妈昏迷时曾不断叫她，大妈唯一的反应是手动了一下，把五根指头捏在一起，示意要叫我去。可是我去迟了，连叫：“大妈!大妈!”再也听不到回答。对面医院的周院长、唐医生早在这里。我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必须冷静，便和二姐、医生商量，立即把大妈送医院抢救。

四姐、秀涓等赶到医院。医生诊断大妈是脑溢血。安好输氧、输液的管子，由我守护。考虑到大姐身体不好，决定明早再通知她。我又动员二姐、四姐和秀涓回家，明天再来替换我。她们走后，天下大雨，代我流了眼泪。我坐在大妈身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老人家。她鼾声很大，像已熟睡，还看不出痛苦的表情。但我已预感到大难临头，凶多吉少。生死离别的感情开始笼罩着我，情况逐渐恶化。我用一张纸作了记录：

12时45分情况

血压：80～130

呼吸：27～29(鼾声较大)

头部、身上出汗

两腮明显肿大。太阳穴附近也开始肿大继续溢血。

1时情况

血压：100～168

皮下肿大，眼睛也肿起来。

1时40情况110～60

这“110～60”是个什么数字，我现在已经看不懂了。当时，我心乱如麻，两手发抖，无法再记录下去。是呵!一个儿子，怎么能冷静地记录下母亲衰亡的情况呢?

我默默地望着大妈……

我想起童年的时候，夏季炎热，大妈让我睡在室外的春凳上，不断地用扇子为我扇凉和驱蚊虫，直到我睡熟才把我抱进室内。

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大妈每天给我送中饭。如果大妈迟到了，我就靠在校门上，从门缝望出去。直到大妈来了，才破涕为笑。

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回家拿钱，大妈不在。我从窗户翻进屋，打烂立柜，没有找到钱，留下一张胡言乱语的纸条。回学校后，我知道做错事了，满以为回家要受责备。但后来大妈看见我却带有歉意地说： “我不知道你要回来。”

我想起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大妈知道我喜爱鲁迅的书，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送我。多么珍贵的礼物!

大妈的呼吸没有停止，心脏还在跳动。我站起来，内疚地、感激地、深情地亲吻了大妈的前额。大妈，这是你儿子的亲吻，也是您女儿、孙儿和孙女的亲吻!

以后的事，我糊涂了，记不清了。

第二天一早，三个姐姐和姐夫来了，秀涓来了，孙子辈来了。对大妈的抢救，只不过让她多活几小时罢了。我和四姐商量，如果确实抢救不过来，最好让大妈少受一点痛苦。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医生。如果大妈逝世，几个姐姐一定承受不了，我请几个姐夫和外甥照顾她们。晚上，我口授了讣告，请外甥李舒作了记录。

第二个晚上我又守护大妈。我平常对大妈照顾太少，这时我再也不能离开她了。这一夜，李舒与我一起守护。大妈的病情更加恶化，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大妈抽痰。我头昏脑胀，别的什么都记不住。

十四日下午七时，大妈告别人世，享年八十一岁。

我的三个姐姐，有的昏倒，有的心脏病发作。四姐的朋友刘桂文，给大妈换了衣服。我强忍巨大的痛苦，把大妈送进太平间。第二天上午，我们把大妈的遗体送到火葬场。正如我们在讣告上通知的“丧事从简”， “不举行追悼仪式，不接受花圈、祭幛和其他纪念物品”。我们几姐妹躲在一个朋友家里，用无言的沉默来舔干内心出血的伤口。

办完丧事，我扑在床上放声大哭。

爹给我们来信： “大妈去世，消息来得突然。我刚从日本回来，得到通知，也没有写信安慰你们，你们姐妹兄弟的悲痛是想得到的。我也难过，我本来以为我还会回成都，还可以再见她一面。不过我对生死问题看得开，也看得透，我没有几年好活，因此要多做事情。但你们都得保重身体，你们年轻，你们还有许多事可做。要热爱生活，好好安排生活。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可以告诉我。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好!”

大妈逝世十四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几姐妹谁也不敢轻易提起大妈。时间的流逝，冲不淡我们对母亲的深情。有一次我打算写一篇短文，只写了第一句，“我已经没有母亲，只有在梦里寻觅”，便再也无法写下去。我的确多次梦见大妈，但最后总是又找不到她了，直到哭醒。这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写这篇回忆的原因。不过，我无时不在内心呼唤：

大妈，我的母亲！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