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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我的名字很时代（1）

- 我的名字很时代（2）

- 我幸，与你同名（1）

- 我幸，与你同名（2）

-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1）

-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2）

-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3）

-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4）

- 在战火年代成长（1）

- 在战火年代成长（2）

- 在战火年代成长（3）

- 在战火年代成长（4）

-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1）

-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2）

-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3）

-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4）

- 血性汉子爱唱歌（1）

- 血性汉子爱唱歌（2）

- 血性汉子爱唱歌（3）

-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1）

-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2）

-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3）

- 寸草春晖（1）

- 寸草春晖（2）

- 寸草春晖（3）

- 我的七年“建国”史（1）

- 我的七年“建国”史（2）

- 我的七年“建国”史（3）

- 我的七年“建国”史（4）

- 我的平凡追求（1）

- 我的平凡追求（2）

- 我的平凡追求（3）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1）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2）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3）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4）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5）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6）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7）

-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8）

-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1）

-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2）

-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3）

-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4）

-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5）

-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6）

- 足球人生（1）

- 足球人生（2）

- 足球人生（3）

- 足球人生（4）

- 我的外交生涯（1）

- 我的外交生涯（2）

- 我的外交生涯（3）

- 我的外交生涯（4）

- 我的外交生涯（5）

- 扎西德勒（1）

- 扎西德勒（2）

- 扎西德勒（3）

- 扎西德勒（4）

- 扎西德勒（5）

- 扎西德勒（6）

- 过去的光阴似火（1）

- 过去的光阴似火（2）

- 过去的光阴似火（3）

- 过去的光阴似火（4）

- 爱洒非洲石头城（1）

- 爱洒非洲石头城（2）

- 爱洒非洲石头城（3）

-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1）

-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2）

-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3）

-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4）

-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5）

- 把爱传出去（1）

- 把爱传出去（2）

- 把爱传出去（3）

- 把爱传出去（4）

- 把爱传出去（5）

- 母亲、老屋及红床（1）

- 母亲、老屋及红床（2）

- 母亲、老屋及红床（3）

- 母亲、老屋及红床（4）

- 60后的孜孜以求（1）

- 60后的孜孜以求（2）

- 60后的孜孜以求（3）

- 步步为赢（1）

- 步步为赢（2）

- 步步为赢（3）

我的名字很时代（1）

刘峰颖

在中国，有90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建国。取名“建国”，真的很特别，它不仅承载着父辈们的心愿和祝福，也寄托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今年是伟大祖国60华诞，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这将是毕生难忘的一个国庆节。《我的名字叫建国》一书从取名“建国”的独特角度，记述了60个“建国”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情感、理想、命运故事，发掘出人民与共和国的血肉情怀，书写出了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可以说，这是一本很时代的书。

《我的名字叫建国》是一本集体创作的“故事会”。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我的名字叫建国”大型征文活动，从名叫“建国”的的同胞中，根据行业及年龄层次发掘出60个代表性的人物，他们身上有故事，而且感人至深。故事的作者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他们是诲人不倦的教师、上山下乡的知青、保家卫国的军人、登台扮相的艺术家、辛勤劳作的农民等。他们中既有与共和国同龄的头发花白的老者，也有在各行各业撑起一片天空的中年人，还有正在大学学习，或者刚大学毕业、刚进入创业阶段的“80后”。他们的语言并不豪壮，他们的文字不带铅华，但他们在朴实中袒露自己的心扉，在真实中回味人生，用平凡书写了生命的传奇。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建国”，他们在新中国的大背景下，经历了风雨洗礼、阳光彩虹，划出了一道道不可磨灭的人生轨迹。他们不畏坎坷，不惧困难，用坚强和努力建设我们的家国。他们历经沧桑，却面带微笑，与共和国牵手一起成长，一路走来。

《我的名字叫建国》把个体的亲历、生活感悟同重大事件结合起来，展现人性与时代的共同发展，是一部文学化的生活史和文化史。李建国在《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一文中，用生活片段“收工”、“花上衣”、“建国站”描写了他们那代知青在北大荒中的艰苦、单调、迷茫和收获；甄建国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文中，讲述了自己几十年的外交经历和赤子情怀，他感受到中国强大起来了，“中国人心里感到硬气了，走起路来腰也更挺直了”；任建国在《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中，口述了自己从一名下岗工人到成为长白岛护鸟志愿者的经历，折射出一名普通百姓的生态意识、一个大国的科学发展观。黄建国在《我从青山来》文中，将一名普通农民工的成功之路娓娓道来；刘建国在《我的未来不是梦》一文中，回顾了自己的求学、创业之路，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青春和梦想。所有的“建国们”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同时这份体验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让他们挥之不去。60年的风雨兼程，每一个中国人都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用丰富多彩的人生往事、家国往事填满了时代的画卷。

我的名字很时代（2）

除却作者的标本意义、故事的平实动人，这本书的图片也值得一提。它们或是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描写了新中国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历程；或是一些随文老照片，朴素的黑白线条勾划出自述者们的生活片段，连成了他们的人生足迹。看那个绿军装的建国，他不像你记忆中戎马生涯的爷爷吗？瞅这个一脸青春豆的建国，亲切的如你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建国们”的照片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照出了中国人的似水年华、流金岁月。

《我的名字叫建国》以民生、民声、民间的形式，讲述普通中国人伴随一个大国的崛起的心路历程，为整个社会留存心灵史，要为全体中国人留下在共和国60华诞的一种精神释怀。集体代表性的写作、原始化口述让这本书因此有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和更为厚重的分量。如果说电影《建国大业》是用豪华全明星阵容告诉大家关注历史，那么《我的名字叫建国》则是用普通百姓的自述让我们回味60年的记忆。

我幸，与你同名（1）

潘飞

1944年，一个德国商人奥斯卡&#8226;辛德勒列了一个名单，从德国纳粹手里拯救了1100个犹太人。幸存的其中一人把希伯来圣经中的一句话：“Whoeversavesonelife，savestheworldentire”（拯救一人即拯救全世界）刻在了用自己金牙打成的戒指上，送给救命恩人。要知道，他的姓名差点列入惨遭德国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的名单，被时间淡忘。——历史并不是被后人瞻仰和缅怀的冰冷石碑，它应当是流淌在无数平常人血脉里的热情和激越、欢笑和泪水，只有这样，它才是具有生命力的，可被人们亲历，或者记忆。正如同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其实也是他代表身后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在历经万千磨难之后，集体向全世界发出的响彻环宇的一声怒吼。

同样，这声怒吼里也包含着《我的名字叫建国》里60个普通中国人的声音。这些普通人遍布大江南北，生于不同的年代和家庭，拥有不同的成长经历，从事不同的职业，姓氏也各有不同，然而，因为他们的名字中含有“建国”二字，从而，不仅仅是这个他们姓名缔造者个人情感和希望的寄托，而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紧紧绑定在了一起，更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政治色彩。

这60个“建国”是全中国90万个“建国”的代表人物，因为这个名字，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能感到这两个字的庄严和高尚。在他们的讲述中，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铿锵的口号，只有他们朴素的倾诉——他们伴随着国家的飞跃而经历过的平凡人生，以及他们发自肺腑的深情呼唤：祖国，与你同名，是我此生莫大的荣幸！

与其说，这本书是60个人的个体成长体验，然而，他们的个人成长史何尝不是新中国六十年来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史、文化史、心灵史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捧读《我的名字叫建国》的时候，又何尝不是捧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以及我们心中不可承受的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往事的敬畏呢？

我幸，与你同名（2）

书中每一张照片上的朴实笑脸，都带着一种岁月的神秘气息向我迎面扑来。它们让我突然想起了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给我带来强烈震撼的一面墙，无数个装着大屠杀亲历者和幸存者材料的盒子被放在十几米高的档案架上，一个个盒子外面都没有名字，却如同装着无数个中国人绝望的哭喊，和那段沉重的往事一起，狠狠地压在我的心头；这些照片还让我想起了某个为中国农民工举办的盛大晚会开场片断，一个个普通农民工的笑脸照片被镶嵌在背景底板上的灯箱里，当灯从候场的黑暗中一盏一盏地亮起时，他们的笑脸勾勒出了这个庞大阶层的集体群像。这张张笑脸背后隐藏的心酸与困窘故事顿时令我唏嘘不已。——在宏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面，如蚁众生往往最容易被遗忘或者忽略。然而，看似渺小的普通人往往是伟大历史最好的讲述者，因为正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因此，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复述、评断往事！

正如书中一个“建国”直白却感人的表达所言：“我的名字很响亮，可我却是一个太普通的人，虽说我普通，可我却没有辜负建国这个响亮、庄重的名字。”因此，当我们为伟大祖国的60岁生日送上祝福时，别忘了向他们致敬，谢谢这些可敬可爱的“李建国”、“张建国”们！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1）

主人公：邢建国

年龄：34岁

籍贯：山东济南

职业：公交车司机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

我家住历城区港沟镇，算得上“老济南”，因为家里穷，爷爷8岁的时候曾祖父就上吊而亡。战争年代吃不上饭，爷爷就靠做小买卖为生。部队有饭吃，爷爷总是琢磨着能进部队就好了。老人家那会儿个头小、体格又弱，为了能过关，报名那天特意在腰上盘一圈铁索，压秤啊。

后来，爷爷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有了我后，爷爷就给取名叫建国。

穷孩子早当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89年，我还在上中学。因家里实在穷得撑不下去，我辍学了。只身一人离开港沟镇到济南市，在当时济南最有名的鲁菜馆汇泉楼跟着鲁菜师傅学艺。

刀工、颠勺、配料，每一道鲁菜，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学习，没有半点偷懒。爆炒腰花、九转大肠、滑炒里脊丝……上百道鲁菜一样一样学，一晃就是三四年。直到各种招牌鲁菜手到擒来，才算是出徒了。

不是吹牛，那时候很多做鲁菜的老师傅我都认识。我从汇泉楼学成后，就来到花园路上的汇泉楼分店当厨师，汇泉楼、聚丰德、燕喜堂是济南市最有名的鲁菜老字号。因多年跟着老师傅学艺，基本功很扎实，我也渐渐在圈里小有名气。我为自己当年学了一副好手艺而骄傲。

后来，我被金三杯酒店请去做了掌勺大厨，从普通厨师一直做到了领导20多个厨师的副厨师长。那时候金三杯酒店非常兴盛，一中午光我自己就要做一两百个菜。

至今记得，做菜累得每天中午像洗了个桑拿一样浑身都湿透。那时候年轻气盛，没事儿几个大厨还喜欢PK一下，看谁中午做的菜最多......

去德国中餐馆做大厨

或许是骨子里就不喜欢安逸，总喜欢富有挑战的生活。每次炒菜，我总想着炒出点新花样来。可我从没想过，一个偶然而幸运的机会，我竟然把鲁菜做到了德国。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2）

2000年左右，我从朋友那里得知，济南市要选送两名劳务输出人员，去德国中餐馆干厨师，我有一级烹调师的资格，干厨师这么多年了，要是能去国外镀金回来，那就更有发展前途了。这个机会让我很心动，当时真的特别希望能去海外开开眼界。于是，我报了名。

去德国之前，我和另一名劳务输出人员到青岛参加了半个月的培训，学习国外风俗习惯和礼仪。从小到大，从辍学到当厨师，再到决定出国，我从没有想过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直到在青岛培训的时候，我忽然开窍了，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记得当时培训老师这样说：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这次出国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经历，人的出生是没法选择的，但是人生活得是否精彩却是由个人决定。把当下的事情做好，把每一种经历当成一笔财富，那么你的这一生就是圆满的一生了。

“牛肉和青椒和竹笋用蚝油炒在一起”

在德国的生活悠闲而自在，这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

我是在一个叫斯图加特的城市里生活。那里有家规模很大的中餐馆，老板就是中国人。中餐馆里所有的厨师和大部分服务人员都是中国人，日常的交流和沟通很容易，做的菜也是大家拿手的中国菜。

可惜的是，在德国，我烧的一手好菜走了样。

外国人很少炒菜，不是煮就是烤，即使是中餐到了国外也要入乡随俗。比如正宗北京烤鸭，到德国就变样了，鸭子要去骨，再在上面放上炒菜，然后配沙拉、生菜等各种配菜。如此这般，外国人才肯吃。

变换炒菜手法不是难事，最麻烦的是语言不通，而且德语很难学。生性好动的我可憋不住天天在餐馆里，一放假就出去玩，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令所有伙计都感到惊讶的是，没过几个月，我就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了。

其实我白天在餐馆，晚上就去酒吧跟着老外学德语。我手舞足蹈地跟老外比划了一两个月。基本上能应付普通的会话了。

在德国，最有意思的是用德语翻译中国菜，一盘菜用中文说很简单，但用德语就要长长的一串。比如，蚝油牛肉，用汉语就四个字，可用德语就要翻译成：

“牛肉和青椒和竹笋用蚝油炒在一起”。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3）

最骄傲海外见证申奥成功

德国的城市很干净很美丽，德国人的素质很高。斯图加特是个很干净的城市，衬衫一个月不洗都不会很脏，皮鞋穿一个月也像新的一样。德国人很富有生活情调，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阳台上种植各种鲜花，有的人家把鲜花放到门外的马路边，也不用担心会有人偷走。

刚到德国不久，我一个人去了斯图加特附近的一个小城市，但是回来时迷路了，找不到火车站。我用蹩脚的英语向一个陌生的小男孩询问火车站怎么走，小男孩虽然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是我听不懂他的德语，几次交谈都没成功。最后，小男孩拉着我的手，一路把我送到了火车站。直到现在，这个小男孩都让我很感动。这些在德国生活的日子，让我学到了宽容和友爱。

除了精神上的富足，在德国的日子，我的腰包也是鼓鼓的。那时候一个月能有1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这个工资在中国算是白领了。我早就考取了驾照，偶尔也会开着老板的宝马或者奔驰到德国公路上兜风。

最难忘记的是2001年7月13日晚上。中国申奥成功的那晚，是我在国外最骄傲的时刻。那晚，我们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萨马兰奇宣布。我和同事们通过CNN的直播看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萨马兰奇说出“北京”两字时，餐馆里包括老板在内，所有的中国人都沸腾了。

用另一种方式烹调生活

2005年，在家人的要求下，我回到济南。

海外镀金回来，也算是个“海归”了吧。有了在德国工作的履历，我成了炙手可热的海归大厨，后被调到了日照港务局酒店，并被委以创新菜品的重任。

可是我出国这些年，正是国内餐饮业迅速发展时期，我发现自己竟然落伍了，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能不傻眼吗？光炒菜用的酱油就有几十种，国外哪有啊！

这让我很受打击，深刻感觉到餐饮业已经不能让自己施展拳脚和抱负，趁早转行吧。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在公交公司当司机，我又从小喜欢开车，就选择当了一名司机。2007年，收敛起海归大厨的锋芒，我开始在公交公司实习，一年后，踏踏实实地成了一名公交司机。

烹调出最好的滋味（4）

开公交的日子我收获很多，随着服务理念的转变，开公交已经不仅仅是个技术活，也需要驾驶员的高素质和较高的服务水平。我正式工作一年，爱岗敬业，保持零投诉的记录，同事、乘客对我的评价也很高。记得今年6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在刚刚启用的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唱会，5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被称作是全运会开幕式的一次预演。5万人散场，公交公司任务自然很重。当天，我不顾孩子生病，冲到工作第一线，直到把最后一批志愿者送回学校才回家……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同事们很少有人知道我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对我来说，过去的辉煌是对未来的鼓励，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尽心尽职。

只要用心，无论何种方式，一样能把生活烹调得最为美味！

国外中餐馆

世界上唯一能和中国美食相提并论的应该是法国美食了，二者被誉为世界美食文化的两朵奇葩。

国外的高档中餐馆都很注重突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格，装饰得古香古色，情趣雅致，名字大多取为“中国花园”，“中国城”，“唐朝”，“中国龙”诸如此类。门外大都挂着大红灯笼。

海归

海归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999年，在凤凰卫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上，当时主持人采访王辉耀时提起了“海归”这个词，从此海归一词流行开来。

从“出国热”到“海归潮”，中国人才流动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7年至2000年期间，大批留学生归国，他们头戴“海归”的光环，代表着高学历和洋背景。“海归”的持续升温促使更多的人选择去留学，可是，时光轮转，仅仅两三年时间，他们就发现自己有了新的名称叫“海带”，因为回来并没有如愿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待业在家。

但是，精英海归在国内还是极具发展潜力的。

中国申奥成功

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中国北京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中国人民记住了这一时刻!奥林匹克历史将记住这一时刻！

（李丽 易丹 整理）

在战火年代成长（1）

主人公：李建国

年龄：69岁

住址：湖北十堰

职业：国企干部

我为祖国造车忙

在战火年代成长

1930年农历十月十三日，我出生在望城一个教师家庭。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了。在我们那里，家里生了小孩要取名字，一般都会找读书人。我父亲把我抱到一户读书人家里，向他求取我的名字。读书人想了想后，说：“现在仗打得这么厉害，就叫建国吧。仗一打完，就应该有后来人来建设好国家。”这些话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

打我记事起，我眼里的家乡，似乎总是战火不断。出生时是国共内战，7年后是抗日战争，接着又是解放战争。

我印象最深的，是8岁那年的事情。

1938年，日寇犯湘，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日”的口号。8月13日，长沙人民自己点燃了长沙城的大火，这就是著名的长沙“文夕大火”，这火烧了几天几夜，红了半边天。我从长辈们那里听说，长沙大火烧穷了不少人，很多人把店铺烧了，把住宅也烧了，满城的人全逃到乡下去了。

不过，幸运的是，当时我们家住在望城县，并没有受到这场大火的直接影响。当时的望城县是一个距长沙市四五十里的偏僻乡村。但不久，战火就殃及到我们这偏僻的乡村。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逃难，给我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那是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有一天，“日本兵要来了”的消息在这个宁静的乡村传得沸沸扬扬。为了躲避危险，父母亲领着我们躲到更加偏远的亲戚家，住了好一段时间，当时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搬。

日本兵扫荡后的场景，我现在经常会回忆起来。家里所有的柜子被砸得稀巴烂，所有可用的东西被一扫而空。一大家子逃难回来看到这些，抱成一团，都哭了。

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那原本殷实的家境没落了。没有了房子没有了田地没有了依靠。

珍藏朱德的相片

新中国成立后，我来到湖南省立长沙高级工业学校读书，读的是机械科。长沙高级工业学校是当时湖南省内的唯一一所工业学校，入学考试时有一千多人参加，最终录取的只有几十个。学校是解放前留学日本的老知识分子办的，当时招人没有走后门这一说，特别铁面无私。我记得当时考试题目很难，数学总共4道题目，我做对了3题，还有一题不会做，得了75分，很不错了。

在战火年代成长（2）

1951年，我被选中作为湖南省长沙市的四个代表之一参加了1951年的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小孩子嘛，高兴得不得了，见到了很多国家领导还有优秀的同龄人，那次真长见识了。我记得会议宗旨是号召青年学生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其他的，记不太清楚了。

但有个事情还是印象深刻。那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中央领导是朱德，他在会上做了约2分钟的发言后就离开了。会后，我还鼓起勇气向主办方要了一张朱德的相片作为留念，带回了老家。

1951年毕业后，学校要求我留校工作，我同意了。之所以留我，是因为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表现不错。

留校任教期间，我当了一个班的班主任，教政治，班上学生都不调皮，还有年纪比我大的。那时学校不看年龄，就看成绩，你考的分数高你就排前面。任教时每月的工资有40元，转正后就有了60元，这些钱在当时还算不错的，我不但养活了自己，还经常寄钱回家。这期间，我还利用假期去湘西参加土地改革。

在苏联的美好而难忘的时光

这之后的第三年，我获得了一个去苏联的机会，回国即被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俄文班，每天从早到晚学习俄语。那时候学这个挺头痛的，有基础的还好，像我这样连俄文字母都没见过的，背单词背得脑袋都疼了。

当时我们连排队吃饭都拿着单词本，每个人都很紧张地学习。工厂给俄文班还安排了两名从哈尔滨过来的俄罗斯教师，这对我们的俄文学习帮助很大。我当时听人说，这两名俄国人的父辈是俄罗斯的资本家，俄国十月革命时，无处可逃，便躲到中国东北安家了。不过，在50年代时，苏联已经容许这些异乡人回国了。

在俄文班的日子很是枯燥，没什么娱乐，除了礼拜六晚上看场电影，就没什么了。当时，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跟我同在俄文班学习，而且还同宿舍。江泽民很爱搞活动，别人拉二胡，他还能唱一两口京戏，很有能力，俄文不错，英语也好。后来他成为国家一把手，我虽然之前没有料想过，但是在电视中看到这消息时，也并不惊讶，挺为老同学感到开心自豪的。

1955年7月，我来到苏联某单位的供应处实习。平时就看看文件，向他们学习组织怎么设立，怎么运行。苏联人挺友善的，也不要求我们干什么。

在战火年代成长（3）

在苏联的生活有很多的纪律和禁令，下班后，就洗洗涮涮，有时候会下下棋，一天几乎没什么其他事情。那时候是两个人一个宿舍，出去时也一定要两个人一起，这是其中一条纪律。

苏联人很爱玩，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就玩通宵。男的拉手风琴，女的跳舞，就在大马路上。但是这些，我们都只能站在窗口前看看，从来没有参与过，因为“不准和苏联女孩子谈恋爱”是一条命令，我们不能和俄国女生走得太近。

但是苏联的女生很直接，她们喜欢你就来找你玩，要和你谈恋爱，比当时的中国女孩子勇敢直接多了。但是她们知道我们的禁令后，就不会来找我们了。

在苏联的一年里，我也曾趁着周末放假出去玩。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红场看列宁和斯大林墓，两位伟人的遗体泡在药水中，隔着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遗容。我是找时间特意去看的，觉得这是来苏联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看着“二汽”拔地而起

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我回国了，分配到了“一汽”的供应部。在“一汽”的工作很忙碌，生活也很平常。1959年，我结婚了，夫人也是“一汽”的职工。虽然是经双方领导介绍的，但那时候已经是自由恋爱了，成不成还得看我们自己。见面之后，我们俩都还觉得对方挺好，就决定谈恋爱了。

1970年，已近不惑之年的我被调离了“一汽”，来到了正在筹备建立中的中国汽车制造厂，俗称“二汽”。

“二汽”选址在湖北十堰，一个偏远落后的山区。接到调令后，我全家都迁了过去。那里满山的树，交通困难，吃饭困难，住也困难，老百姓连裤子都穿不上，穷得很。但是，选在这里倒也不是想带动当地的经济，而是考虑到选址的隐蔽性，是逃避战争的需要。

工厂是由专门的施工队来建设的，在厂房刚开始建设时，和我一样被调过来的工人就已经开始了筹备工作。

艰苦的生活条件增加了厂房建设和生产的难度，我当时是17个分厂中“47厂”的生产组组长，心里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当时，我住在当地一个老乡家里。大约一年后，崭新的工厂和职工宿舍终于在山沟沟里一间间地盖了起来。我们的住房条件也稍微好点。后来，厂里分配了车，出外也方便了点。有了车，我们隔三差五地就去武汉和周围的城市买点吃的。那山沟里连咸菜都没有，现在想想，真的苦啊。

在战火年代成长（4）

1976年，我被提拔为“47厂”的厂长，直到1990年退休。我在厂里的时候，“47厂”生产的是木制零件，主要用于汽车的车厢座椅以及发动机内部的木材。我退休后，“二汽”发生了一些改变，90年代改名为东风汽车公司，而“47厂”也不再生产木制零件，改为生产塑料件了。

退休后，我仍然呆在十堰——这个我花费多年心血搞建设的地方。

现在我就在家看看电视，想走动走动的时候就出去散散步，跟其他老人拉拉家常。聊起过去的很多事，都会不胜感慨，国家变化太大了，越来越好，像我这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才会真正明白幸福的来之不易。

学习俄语

1950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那时到1960年，苏联援华专家共有1.8万，而学习俄文也在全国流行。当时，人人都能说上两句“达瓦里西”（俄语“同志”的中文发音）、“哈拉哨”（俄语“好”的中文发音）。而全国各地建立起的俄文专科学校就有30多所，各类综合大学也开办了俄语本科专业，社会上从三个月、六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短期俄语翻译培训班，更是如雨后春笋。

“一汽”“二汽”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是国家在“一五”计划期间，前苏联援建的首批重点项目。1956年7月13日，“一汽”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汽车，同年10月15日，“一汽”正式建成投产，中国的汽车工业自此开始起步。在1969年初，在湖北省的十堰市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总指挥部。1975年，“东风”两吨半越野车投产。“一汽”和“二汽”对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汽车工业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欢 整理）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1）

主人公：任建国

年龄：51岁

籍贯：吉林

职业：下岗工人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

我叫任建国，今年51岁。可能我出生时叫“建国”的名字很流行吧，父母也就给我起名叫“建国”。

这个名字很响亮，可我却是一个太普通的人——1.62米的个头，红里透黑的脸膛，秃秃的脑袋上留着怪怪的“阿福头”。虽说我普通，可我却没有辜负“建国”这个响亮、庄重的名字！12年来，我因为坚持常年义务护鸟而被450万吉林市人称为“野鸭王”、“野鸭保护神”、“松花江畔护鸟人”，还被吉林市环境保护局、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生态监护卫士”、“护鸟模范”等光荣称号，2006年4月入选吉林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评选的“感动江城十大人物”……

我想，爱国不能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这些年的努力也算不枉称为“建国”吧！

为生计，我成了松花江上的摆船工

我是原吉林市钢厂氧气车间的操作工人。1996年6月，因为厂子不景气我下岗了，每月领取200元生活费。而早在4年前，妻子王淑云也已从一家服装厂下岗。我们用东凑西借的800元钱买了两艘旧船，简单地装修后，在松花江边的“长白岛”开了个小小的水上乐园。

“长白岛”位于松江大桥上游的江中心处，江岸平坦开阔，绿草茵茵，绿柳掩映，吸引了许多游泳爱好者，即使冬天也有不少冬泳者，也引来不少游人驻足。谁料刚开业不几天，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暴发了，大水淹上了小岛，吓跑了游人，投资的一千多元打了水漂，还欠了债。妻子只好回家打些零工，并出租自家狭窄的住房的一间屋以维持生活。我没有走，我舍不得与自己朝夕相伴的松花江，舍不得这两条凝聚着一家人希望的铁船，更舍不得我刚刚认识的并从此为之付出所有努力和心血的——水鸟（俗称野鸭子）！

长白岛上义务护鸟人

那是我刚来长白岛摆船的不几天，有一天早晨5点钟我来到江边游泳。刚上岸，远远就看见两个青年追打一只受伤的野鸭子，只见一青年抓住了野鸭子，“咔嚓”一声，把野鸭子的脖子扭断了，迅速塞进一个塑料袋里急忙骑车走了。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人抽打着似的。我想了几天，终于下了决心：我要用我的全部力量来保护这些水鸟！从此，我开始细心地观察和了解野鸭子的生活规律、习性、食物等，尽可能地保护它们不受伤害！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2）

我家住在市钢厂住宅，距长白岛至少15公里，我每天骑车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往返30多公里。过去单纯是为了晨练游泳，现在又加上一个重要议程——保护水鸟，我就更加辛苦了。刚开始时，野鸭对我很害怕，一见我来就飞跑了。后来见我无伤害之意，还和它们微笑、打口哨，就慢慢不飞了，它们在距我二十几米远处跟着我游泳。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真是让我感到温馨啊！

到了冬天，吉林市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野鸭子由于无处觅食，便常常站在岛上哀鸣。在这季节，我就从家里带来一些玉米粒，撒在岛上的空地上。可第二天我发现野鸭子根本没有吃。我便跑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才知道江中的野鸭子分别是绿头鸭和斑嘴鸭，以水藻和小鱼虾为食，偶尔也吃一些细碎的谷物。于是，我就到市场上买一些小鱼虾、玉米渣带到岛上去，野鸭们开始不敢接近我，总是等我走了才去吃，到后来就大摇大摆地来吃了，只要我一出现，它们就开始欢快地鸣叫。从那时起，我就和野鸭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每天早晨，我必须去江边会会那些野鸭。一天不见，就会觉得缺了些什么似的。

春天来了，野鸭们要迁回大兴安岭、西伯利亚等地。飞走之前的几个早晨，那数百只野鸭都会恋恋不舍地围着我叫个不停，好像是在说：“再见，谢谢你！”一晃几年过去了，我对野鸭子的准确返程日期都了如指掌，对各种水鸟也都有了相当的了解，甚至只要有水鸟在头上飞过，我就知道是什么类别、什么性别。一旦看见我不认识的，便去市林业局找专家咨询，或者到图书馆去查资料，直到弄懂了为止。

我一边惨淡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一边做着保护水鸟的工作。夏天，到江边游玩的人特别多，看见江中有野鸭了，就有人打起了坏主意。在野鸭孵化期间，常有人游到岛上去偷野鸭蛋。我干脆住在了江边的一个小铁棚子里，晚上一有动静，我就拿着手电出去巡逻。4个月下来，我被蚊子咬得浑身是伤。我的执著感动了松江冬泳队的队员们，他们也义务看护起了野鸭子。我把自己用来出租赚钱的一条船拿出来专门做护鸟船，一旦江中水鸟有了险情，我就驾船去营救。

每年的4月中旬到7月中旬，是野鸭产蛋孵化的日子。在这几个月，我几乎天天要去岛上，仔细记录野鸭蛋的数量，捡拾岛上的垃圾。为了更好地保护野鸭顺利“生产”，我带着行李住进江边我的“别墅”——铁棚子，一去就是4个半月，直到野鸭全部产蛋孵化完。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3）

在我12年多的精心呵护下，松花江上、长白岛一带的野鸭子愈来愈多。每到夏天，长白岛上及周边浅滩上多种多样的水鸟云集，色彩缤纷，飞翔游弋，嬉戏清波，高鸣私语，正可谓“落霞与群鸭齐飞，碧水共长天一色”，美不胜收，令人陶醉。吉林市鸟类环志保护站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在松花江不封冻江段（主要在市区）共发现有越冬水禽12种，总数有8000只以上……值得一提的是绿头鸭在江中滩岛上繁殖，有逐年增多的现象，现在已达3000多只，冬夏不走，已成为这个城市的独有的留鸟。而江中野鸭逐年增多的主要原因，一是江水污染经治理后逐年变清，水中生物增多；二是江城人们的保护意识空前增强……”

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但是，谁能说这其中没有“野鸭王”我的一份功劳呢？因为被我亲自保护、挽救的野鸭就达2000只，而我12年来精心守护的长白岛已有各种野鸭8000多只了啊!

我成了名人，也成了穷人

下岗这10多年来，我本是靠租船来谋生的，不料却因了护鸟、救人而将主业变成了副业，副业变成了主业。妻子开始非常支持我，后来见收入减少，我又这么固执，很不理解，时常争吵。我也不争辩，但依然如故。这些年，全家三口人几年也不买一件新衣服，都是亲友送的。每年的4月到7月间我到江边“别墅”去看护水鸟，几乎每天三顿都是买三元钱的包子来填饱肚子！有一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女儿到江边“别墅”看我，我给女儿买的节日礼物，竟也是一元钱的包子！

省内几家媒体介绍了我的事迹后，我成了名人。在赞扬、敬佩声中，也有人不理解我，说我是“呆子”、“傻子”，连亲友都说我“没正事”、“一个大男人养不了家”等等。我对此从不反驳，我说：“有时我确实觉得自己是有些‘呆傻’，干吗非要去干护鸟、救人这些不挣钱反搭钱的活呢？一个人男人养不了家，这也真是让人瞧不起，我不怪别人说，连我母亲也和妻子一样，劝我找个活干，挣钱养家。有时也真想不干了，卖瓜子儿也能挣钱啊！可就是觉得自己离不开这条大江和这些水鸟！一听见有喊‘救命’的，就觉得两腿走不开，不救我的良心过不去呀！”

一些好心人纷纷对我伸出援手。一个家住很远的70多岁的老大娘，为了省钱没有乘车，竟走着去江北松江大桥下的长白岛。她手里拎个小板凳，走累了就歇歇气，走了一个多小时，歇了十几气才走到江边，哆哆嗦嗦地拿出100元钱递给我：“孩子，你光为了别人做好事了，家里那么苦。这钱给你闺女买点好吃的吧！”我对记者讲述这件事时眼圈红了：“老大娘每月也只有300元啊。还来帮我，这都是在鼓励我呀！我一定要把这护鸟、救人的事坚持下去。”

我是松花江畔护鸟人（4）

2005年6月，吉林市一家美容院的老板梁惟玲女士感动于我的奉献精神，决定正式聘请我为“荣誉员工”，从即日起每月给我开工资300元！不用上班，只希望我将护鸟进行到底。这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2006年5月13日，吉林市九三学社900多位会员捐资2万元，为我用塑钢建造了一间新的护鸟之家，并将之命名为“九三护鸟小屋”——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栖身之处！

2006年5月，吉林市被命名为“全国爱鸟护鸟文明城市”，这是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命名的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爱鸟之都！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秘书长陈润生说了三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吉林市先后涌现了任建国等先进的爱鸟人物，带动并激发了广大市民爱鸟护鸟的积极性”。我想，有这句话对我的评价，我这些年的努力就是值的啊！

……

我没有多少文化，也不会豪言壮语，但我有我的做人原则，那就是：只图奉献，不图索取；只为护鸟，不为回报。尽管我在多年的无私奉献中变得更穷了，生活窘困，艰难度日。但我的护鸟行动肯定是要坚持到底的，因为这已是我一生离不开的生活目标，更是我一个普通人爱国的最好体现。要不，我不就白叫“建国”了吗？我想，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在环境保护和旅游业开发这方面帮我安排个稳定工作，能让我护鸟和维持生活都不耽误，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环保

近30年来，我国的环保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环保体制的改革上，环境保护部正式挂牌，掀开了中国环保史上新的一页；在环保技术的提升上，环保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建立起了中国天地一体化的环境监测体系；在环保政策的完善上，相关经济法规发布和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向法制化迈进；绿色奥运的承诺实现，不但显著改善了北京的环境质量，而且大大增强了国人的环保意识；为迎战世界金融危机，在4万亿元投资中安排了3500亿元用于生态环境建设。

（高伟杰 奉荣梅 整理）

血性汉子爱唱歌（1）

主人公：陈建国

年龄：55岁

住址：湖南常德

岗位：常德纺织机械厂

血性汉子爱唱歌

1954年4月12日，一个春光明媚、艳阳高照的好日子，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街一栋古老而高大的木屋里，一个男婴诞生了。当时正值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也诞生了！36岁的父亲中年得子心花怒放，为手中的男婴取名“建国”。那个男婴不是别人，乃是我陈建国也。

我是伙伴中的小侠士

外公和祖上几位都是老师，我们四兄妹从小就特别乖。我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并一直担任班干部，而且从小学第二期开始连续几年受到免交学费入学的奖励。良好的家庭教育，让我从小就像一个正直、勇敢的小侠士。我敢做敢当，爱说爱笑，还特别爱打抱不平！

1967年初冬，我13岁，和几位同学相约到德山街上游的马家岳河口东岸的东王庙一带，扯野胡葱，拾树枝干柴等。那个时候虽然武装斗争已经停止了，但社会上打砸抢、流氓斗殴的事情也还是时有发生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一行9个人，其中还有好几个女孩子，穿得花花绿绿的，一路上有说有笑。走到河口东边时，遇到了一群放牛娃。他们年龄都比我们要大。放牛娃见我们小就挑起是非要打架，还脏话连篇调笑女孩子们。他们仗着人多，嚣张得很。

放牛娃在河西，我们在河东。双方唇枪舌剑不分高下，继而用土块、石头做武器，隔着小河对攻起来。因为我方的地势较高，他们投过来的“炮弹”几乎没什么杀伤力。为了给对方一点颜色，我顺手拾起一块大土块，倾力向对岸投去。大土块准确地在“敌群”中开花，他们纷纷向四面逃散。

恼羞成怒的挑衅者，一边嚎叫一边沿着两岸湾堤连结部转移到东岸来追我和伙伴们。

大家慌了。我自告奋勇地跳出来担任了主帅。把八个伙伴分成两组，同是13岁的分成第一组，其余的是第二组。我们利用几颗高大的柚子树当做预设的阵地，第二小组的人负责准备“弹药”，就是一些土块和石头。第一组的人用衣服口袋装“弹药”，负责迎战对方。十来个放牛娃来势汹汹，可被“弹药”一砸就退的退，躲的躲，七零八落的了。等到对方进攻时，我们则退避到树下，准备弹药，择机发起二次反击。就这样，敌人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血性汉子爱唱歌（2）

也做个“救火英雄”

1971年5月中旬，我参加工作，那年17岁。

刚参加工作两个月不久的一个上午，我正在车间上班，忽然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女人的惨叫声。我本能地反弹出去，只见厂区马路边一防空洞口站着一位少妇，一边跺脚一边尖叫。我边跑边脱上衣，朝洞口一看，洞中积满了水，一名小孩已沉入洞中水底。二话没说，我纵身跳入防空洞中。没想到自己有那么大力气，居然把小孩整个托了起来，前后不过二三十秒的时间。救完人，我才发现自己脚板被洞底的玻璃刺伤了，左背肩胛骨也被洞壁刺伤了，现在还留了个疤。“这是男人的勋章。”我总是笑着对别人说，“比起那个孩子的生命，这点小伤小疤又算什么呢？”后来孩子的外公为了感谢我，特地给我买了两包当时常德烟厂最好的白兰牌香烟。这哪能要呢？救人是应该的嘛！我断然拒绝了。

1988年，我从常德轴承厂调到了现在的单位——常德纺织机械厂。没想到，我在厂里参加了三次救火行动，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嘉奖，成了“救火英雄”。

2006年3月15日夜里11点多，我在家看完电视，正准备睡觉，忽然听到外面一阵阵鞭炮声，开始以为是附近农村哪里死了人燃放鞭炮。又一阵鞭炮响起，我打开门一看，只见对面火光冲天。不得了，厂房着火了！我马上穿靴戴帽，吃了几粒冠心病药，冲出门奔向了火场。消防车刚到，我帮忙接好消防水龙头，端起水枪灭火。后来救火的多了，我又爬上屋顶，把火源喷灭了。

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全身早已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我诗兴大发，即兴创作了一首：“夜半惊闻疑放鞭，开门察望火冲天。且容孬火狂施虐，急赴危援烈焰蹿。择地操枪灭明火，攀房舞棒断燃源。几番跌撞身腾跃，火炙烟熏心坦然。”

公司给所有参与灭火的人员予以嘉奖，我和另外两个青年人一起获得了公司的特别奖，我是获奖者中最年长的一位。

想唱就唱唱得响亮

我的业余爱好是唱歌。2004年，我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超级男声”的初赛。虽然都是些小伙子去参加，但是，既然大家都来凑凑热闹，都来快乐一把，我也就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图名利，就图快乐地去高歌一曲。人生在世，当想唱就唱，且要唱得响亮！

闲来寻乐，创作古诗词也是我的爱好。人们习惯了快餐文化，对民族文化渐渐失去了兴趣，我希望我能作为一个传承者，将唐诗宋词、格律诗等灿烂的古文化发扬光大。

血性汉子爱唱歌（3）

每一次大事记都是我创作的源泉：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是中国也是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我创作了词《念奴娇&#8226;青藏铁路》；2008年初的抗冰战斗，我创作了一首七言律诗《迎战暴风雪》；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的诗词《血性汉子谭千秋》《水调歌头&#8226;战地玫瑰》《西江月&#8226;总理震区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军民抗震救灾的感人情节。

虽然我参加“超级男声”没有进入决赛，写的诗词不见得就都能发表。但是我自乐无穷，活得够劲儿。

我今年55岁了。55岁的我一直就是这么“平淡”地做着这些“平凡”的“小事”。这样的自己是快乐而满足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55岁的我有个心愿，听说55周岁就不可以献血了，我想要赶在满55周岁之前再献一次血。我在常德市献血中心做了检查，结果表示合格，我现在已经成功献血，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快乐平淡而温暖。我用自己的快乐唱歌，即使观众只有自己，无怨无悔坦荡无私就是认真严肃的一生！

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好谱写社会主义这首嘹亮的歌！

（黎棠 易丹 整理）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1）

主人公：邹建国

年龄：60岁

籍贯：湖南浏阳

职业：农民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

我叫邹建国，60岁。大家都说我看上去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实在不像一把年纪的“糟老头”。快乐伴随年轻，一切皆好心态。创办“建国文化服务中心”、徒步进京闹春晚、建立图书馆、组织腰鼓队，我一直在努力地朝前迈着步子。

“邹世国”变成了“邹建国”

我是浏阳人，1949年9月27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里有9兄妹，他们都随父亲姓曾，只有我跟母亲姓邹。

我没见过外公本人，但从小就听说，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员——一位了不起的军人，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起义失败，撤退到湖南境内时被捕，被营救出来后就失踪了。当时外婆年仅26岁，青春守寡，安心带着我的妈妈和姨妈过日子。父亲觉得外婆一个人带大两个女儿很不容易，担心外公家断了香火，便让我随了外公的姓。

我在家族中是“世”字辈，本来叫“世国”，上小学的时候，班上也有一位叫“邹世国”的同学，每每老师点名提问或者表扬或批评时，两个“邹世国”双双站起来，全班哄堂大笑，老师十分为难。后来老师便给我提了个建议，说我是1949年出生的，生日离新中国成立的日期也只相差几天，不如改名叫“邹建国”，又好记，又有意义。家里人非常赞同，就这样，老师帮我改了名，我从“邹世国”变成了“邹建国”。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

说起人生经历，我有件这辈子最自豪的事。

2006年12月9日，在锣鼓队的列队相迎和乡亲们的热情欢送中，我和其他5位农民组成的“浏阳农民采风团”在浏阳市达浒镇丰田村正式启程。我们的目标是，带着自创的歌舞节目，徒步千余公里向北京进军，向春节联欢晚会进军，把自己的节目和心意送到全国观众面前。

那时的我已经58岁，是队里年纪最大的。家人担心我的身体，可是我态度坚决，只说人生在世总得轰轰烈烈一场，否则这辈子走到尾都平淡如水，有什么意义呢？劝服有效，他们终于同意我的观点，全力支持我们这场自发的“长征”。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2）

那真是一次叫人刻骨铭心的“长征”，它名副其实地“长”！我们围绕“全民创新”、“百姓创业”、“民间创作”开展大型采风活动。从浏阳市达浒镇丰田村出发，经平江到湖北通城、崇阳、咸宁、武汉、孝感到河南信阳，再从石家庄等地到达北京，全程大约1600公里，平均每天要走40公里。

毕竟年纪大了，我经常掉队。队员们就在吃饭的时候停下来等我。走得最长的一天是刚进北京那一天。一路上远远看去都是村庄和灯光，就是没有住宿的旅店。毅力是唯一的牵引，我们只得摒弃杂念走啊走啊……明明灭灭的路上，大脑疲惫得晃晃悠悠，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说，“大家不要泄气，马上就到了，咱古人最忌讳的就是‘行百里路半于九十’。”

结果我们破了纪录，一天走了60公里。

路上，我们还遇上了这样一对情侣——双腿残疾的河北保定人崔君和他的女朋友王艳玲。他们说在当地电视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报道，特别向往，就找来了。崔君腿脚不方便，无法真正“徒步行走”，但是他真诚地希望加入到我们这个令人振奋的团体。我们当时因为考虑到他们的加入会对我们的行程增加麻烦。正犹豫着呢，王艳玲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们！她说：“他（崔君）没有腿，我就是他的腿。”在接下来的三天行程里，王艳玲推着轮椅上的崔君走到了北京。

2007年1月18日，用时41天，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其实上不上春晚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也不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重要的是在我58岁的时候，生活的艰辛还没有磨灭青春的活力，我还有热情和气力，和一群年轻人一起，追逐梦想，渴望超越，徒步从祖国的南方行走到北方。我们的精神能够打动周围的人们，给大家带来鼓励和突破困境的希望，这才是成功，这才是人生的至要。

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激情澎湃的事情。

激情澎湃地活着

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农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经历了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当过干部，经过商，觉得生活一点点富裕起来了，文化层次也应该随之提高。2005年，我自己出资、出地创办了“浏阳市建国文化服务中心”，让村民们也可以享受丰富的精神大餐。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3）

“建国文化服务中心”自成立后，曾多次收到社会各界捐赠的图书，并为此成立了捐书助学活动室，村民们可以去服务中心阅读各类图书，还可以参加定期举办的各种文化宣传活动和相关法律知识讲座。2005年，志愿宣传禁赌活动，我带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自编自印了“劝君莫赌博”的宣传单，组织50多人的文艺宣传队，在牛石岭村商贸交流开幕式上进行农村文化宣传，得到众多村民们的肯定和支持。

我们中心还组织当地的中青年妇女成立了一支腰鼓队，特邀专业的老师来进行培训，妇女同志们既娱乐，又学习，一举两得。大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举办民间曲艺演唱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2007年9月22日，我参加全国首个“无车日”活动，只身一人骑自行车从浏阳到长沙，并参加了潇湘晨报举办的“美丽骑士”活动，宣传环保。“冰灾”时期，我志愿参加社区的破冰铲雪；“奥运”期间，我还参加了奥运火炬传递岳阳汨罗段浏阳助威团，为我们的奥运火炬传递呐喊助威。

2008年3月9日，我骑着自行车向各地群众进行“惠民政策”、法律知识以及“和谐文化”等方面的宣传。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印制的相关资料发遍了34个乡镇，并在38个村和社区、8个花炮厂、6所学校与4个其他文化组织共同开展活动90多场次。

为自己，也为“建国”

这些丰富的经历让我骄傲，让我自豪，这是我人生的积累，是我精神财富的象征。出生在那个红色年代，和祖国一起经历风风雨雨，看岁月点点滴滴的变化，我感动，我感激，所以我努力想要多做些公益事业，让自己的人生和祖国一样丰富些，精彩些。

和祖国同庆60岁生日，是我的荣幸。这个国庆，我有很多设想。想举办一次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农民书画展，还想组织60位60岁的老人骑自行车，一起庆祝祖国的生日。在今年国庆当天做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为自己，也为“建国”。

“建国”是永远的青春传奇，“建国”是不变的人生信念。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也热爱自己。这是我，普通而不甘平庸的邹建国！

奥运火炬传递

经国际奥委会批准，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2007年4月26日在北京世纪坛宣布第29届奥运会火炬传递计划路线和火炬样式。火炬以中国传统祥云符号和纸卷轴为创意，火炬境外传递城市19个，境内传递城市116个。

奥运火炬传递从2008年3月24日在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开始，到8月6日到达北京，8月8日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

（黎棠 易丹 整理）

寸草春晖（1）

主人公：刘建国

年龄：60岁

籍贯：河北正定

履历：退伍军人

寸草春晖

1949年10月1日，是祖国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

父亲沉浸在双喜临门的喜悦里，毫不犹豫地给我取名“建国”，一是为了纪念那个特殊日子，二是寓意：新中国成立了，咱穷人翻身得解放，儿子你生在好时候，以后跟着共产党走，好好地建设咱们的国家。

选择退学

当我长成一个少年，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当时盲目的大跃进，使得我们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常常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父母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深，几个弟弟妹妹饿得面黄肌瘦，我辗转想了好几个通宵，终于向老师提出来退学。往日背诵课文考试成绩，我都是班上做得最好的，老师的神色流露出几分惋惜，但时局如此，他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已经上到小学五年级的我，收拾起心爱的课本，协助父亲一同担起家庭重担。家里人多，老弱占大半，劳动力有限。父亲和我拼命卖力气，挣满工分，但分到的粮食仍十分有限，大家依然总是半饿着肚子。

所以，除了平时下地劳作外，还需做一些手工活贴补家用。父亲在家中院子里挖了个地窖，等白天生产队收工后，晚上点着油灯在地窖里编“锅帽”，利用农闲拉到集市上去卖。“锅帽”的原料是芦苇，本地并不盛产，须到百里之外的灵寿县去拉。白天没时间去，只能走夜路。天刚黑我就和父亲拉上小车出发，一走就是一宿，等天亮之后才到。先要割芦苇，然后装到车上，和人家按斤计价购买，再原路线拉回来。往回走可远没有去的时候轻松，满满一车芦苇，足有五六百斤重。我和父亲交替着拉车，一个人在前面拉，另一个人在后面推，等回到家里又是深夜了。手脚上常常磨得全是血泡，肩膀上也被勒出两道深深的血印。父亲不喊累，我也不吭声。

好在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每天不出一身汗，反而会觉得不舒服。虽然是高强度的劳动，但是值得！

家里的生活能得到改善，心里真觉得比吃了蜜还甜。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0岁，我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入伍。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自己能有今天的发展全得益于部队的锻炼。当时我自己的盘算就是走出农村，到外面的天地去历练去发展。

寸草春晖（2）

我当兵，母亲是极力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困难，我是家里的壮劳力，母亲实在舍不得放我走。但我最后还是穿上了绿色军装，远赴张家口服役，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军旅生涯。现在回想起来，与父母一直聚少离多，不能近身尽孝，实觉歉疚。

入伍后，我吃苦耐劳，勤奋好学，表现十分突出，不久被组织上安排从事文书工作，还立了两次个人三等功，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年军旅生涯稍纵即逝，转业后，我进入县里的种子公司工作。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热潮迅速席卷华夏大地，我毅然辞职下海，与几个朋友合伙开办了工厂。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生意越做越大，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断好转，率先购买了彩色电视、安装了固定电话、盖上了二层楼房，成为村里闻名的富裕户。家乡人不甘落后，纷纷外出，做生意的很多。借着国家扶持民营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纺纱、织布、印染、刺绣等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不仅刺激了家乡经济越来越活跃，周边地市的人也争相来我们工厂打工。

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生活步步提高，这才是国富的根本啊！

孝敬母亲是人之初

上世纪90年代末，母亲患上了严重的帕金森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想想自己——参军、办厂，几十年来顾家很少，这个家多亏母亲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地支撑着。如今母亲身患重症，我这个做儿子的，应当全身心照顾，否则“子欲孝而亲不在”，将是一生的遗憾啊！

于是，我做出一个让全家人都坚决反对的决定——把厂里的股份转让，专门在家伺候母亲。有人说我犯糊涂，在做一件没多大实际意义的傻事。但能够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给她一个幸福的晚年，我的心里踏实。

十年来，我细致入微，每天将饭菜用榨汁机搅成糊状，倒入奶瓶里一点一点喂给母亲；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给她翻身，并轻轻拍打、按摩片刻，以免生出褥疮；母亲大小便失禁，我总是不嫌脏累及时清理。在我的精心照料下，现在母亲虽然卧病在床十余年，虽已81岁高龄，仍然面色红润。

寸草春晖（3）

珍惜生活

今年的国庆，我就整60岁了，共和国也将迎来60华诞。我的成长履迹和家庭生活的变化都与国家的发展进步合拍，我的曲折经历仿佛就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见证着新中国诞生、创业、改革、发展……今天我们享受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能忘记是党的好政策使我们过上了富裕安康的生活。儿子说今年要给我做寿，我高兴地答应了。我对他说，平常我是不愿意做寿的，但今年不同，因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希望年轻人爱国爱家，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以辛勤的工作、不凡的业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祖国母亲。我也在此为祖国祝寿，为共和国献礼。

下海

“下海”一词出现在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成就了一批风流人物，如个体户、民营企业主、国企改革家、下海创业者、农村大包干承包者、边贸开拓者等等。发展至今，或成功、或失败、或归于平淡，他们的经历，是这段伟大历史的生动记录。

（易丹 整理）

我的七年“建国”史（1）

主人公：肖建国

年龄：65岁

籍贯：湖南

岗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市分

公司第四营销部党

支部负责人

我的七年“建国”史

打援越抗美战，修森林铁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见证祖国的风云变幻。眼前这位65岁，却依然步伐稳健，谈吐不凡的老者说：“我曾经是一名铁道兵，也曾用自己的双手去支援祖国的建设，我更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愧对‘肖建国’这个名字。”

18岁弃文从军当了铁道兵

1944年4月4号，在那个炮火还未平息的年代，我出生在长沙市黄花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时距离抗战胜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在长沙做杂工的父亲肖吉祥说，看着怀里的我，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了“建国”这个名字。算是父亲对抗战即将胜利的一种庆祝，希望国共两党的战争早点结束，也希望我今后的人生路走得成功顺利吧。这也是父亲对我的一种寄望。

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得早，在我5岁的时候，父亲因病过世了。母亲曹贵珍把我寄养在舅舅家，自己去了长沙一家鸡蛋行做工，平时也辛苦，难得回一趟家。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我在长沙县石矿小学上完了我的小学。直到我14岁，舅舅过世后，母亲才把我接过去，和她一起生活，因此我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18岁，是改变我人生最关键的一年。当时，蒋介石预备反攻大陆，国内形势严峻，国家开始紧急征兵。当时我在班上成绩优良，一直都是班上的前几名，特别是语文成绩，本来打算毕业后继续上大学，因为隔壁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上了大学，像模像样地抱着课本念那些我听不懂的英语字母，让我好羡慕。但当时的情况刻不容缓，任何一个热血青年都想要在那个时候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我怀着立志报国的信念，毅然加入了部队。1962年，我很光荣地成为了一名铁道兵，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铁二师六团十四连。

我的七年“建国”史（2）

援越抗美战中死里逃生

1964年，美国借口越南北方舰艇对美国军舰进行了攻击，蓄意制造了一个北部湾事件。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向中国求助。我和其他8万余名铁道兵一起，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援越抗美的战阵。当时铁道兵的工作就是修铁路，上级要求我们从广西友谊关修一条直通越南河内的铁路，用来运输战争储备物资。

当时越南的铁轨都是1米宽，可我们国家的铁轨标准是1.435米宽，我们的任务是要将越南河内段的铁路从1米扩建到1.435米，变成三轨铁路。

美军得到消息后，就开始实施军事破坏，动用飞机来炸我们的铁路。为了防止他们破坏，我军选择在晚上修铁路，白天美军的炮弹照扔不误。后来形成了一个他们炸我们修，我们修他们再炸的不断循环的局面。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美军空袭时的情景：美军通常一出动就是几十架军机，成群地飞过来，黑压压一片，不停地往下面丢炸弹，那真是恐怖的“炸弹雨”，现在想想都怕，当时真叫一个死里逃生。

让我真正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是美军在1967年5月20日对我军的空袭。当时我所在的连驻扎在越南北疆的一个小村庄。当天中午时分，我和几个战友一起去了离驻扎地几百米远的一条小溪洗澡，才洗到一半，突然“轰隆”的飞机声传来，一抬头，数架美机朝我们飞过来。不一会儿，炸弹就“簌簌”地扔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拔腿就跑，幸好小溪附近有几个防空洞，我们才得以藏身。但因为炮弹杀伤力太大，逃跑时，我还是没能逃过，被炮弹爆炸时溅起的泥土砸伤背部，直到现在还留着旧患，每逢刮风下雨，就隐隐作痛。尽管如此，我还是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并被部队批准记三等功一次。比起并肩作战2年多，但却因为这次空袭而光荣牺牲的战友来说，我是幸运的，所以我珍惜现在的生活。每次想起战友的牺牲，我还是会遗憾和难过很久。

1967年下半年，在另一驻地，因为敌军的轰炸，隔壁的村子里燃起了大火，我和战友去帮助村民救火，熊熊大火点燃了我的衣服，甚至头发和眉毛也被烧了，但是幸运的是人没受伤，还帮助村民们抢救出了很多生活用品和粮食，越南人民流着泪水感谢我们，虽然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太懂，但是感激的眼神已经胜过了一切言语。后来，部队夸奖我奋勇救人，不怕牺牲，又给我荣记三等功一次。

我的七年“建国”史（3）

我当时还是连队侦察班的班长，常年带着全班战士驻扎在远离连队的山脚下、一个荒废的小学校里。侦察班的任务就是侦察敌机在铁路线上丢了多少颗炸弹，爆炸了多少，还有多少没炸。有时为侦察清楚必须从山脚下爬到山顶上去，敌机的机枪就跟在后面扫射。一次去外侦察时，敌机突然来轰炸，把电话线给炸断了，我只能爬上20多米高的电杆去接线，敌机的机枪就跟在我身后扫射，耳朵边机枪声就这样“嗒嗒嗒嗒”的响。因为这样，我也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嘉奖。

“我这辈子修了7年的铁路”

铁道兵，一当就是7年，我将自己7年的青春献给了铁路和祖国的建设。

不管是援越战争修运输军资的铁路，还是后来去洪江修森林铁路，修建铁路的艰辛，我一直都记得。在越南修铁路时要克服高温，修路时常常看到一拨又一拨的战友中暑后被救护队抬走。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从104斤瘦到70多斤。

我们当时坐车从雪峰山去洪江，那一条临时修好的公路很崎岖，一路的颠簸让我们吐得死去活来。后来在森林里开林修铁道时，路实在太难走了，我几乎一个礼拜要穿坏一双解放鞋。

经历了那段艰苦的岁月，现在可真是过上好日子了。后来听同事说雪峰山现在的路况很好了，可算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机会，我也想重回到那些我们曾经修过路，流下过泪水、汗水和血水的地方去看一看。

看奥运开幕式热泪盈眶

经历过无数的沧桑变迁，家人说我还是那股军人特有的敢拼敢闯的劲头，牛劲。虽然已经65岁，可我现在仍然在工作，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第四营销部的党支部负责人兼业务经理，我觉得工作能让我充满朝气。平时我爱看书看报，从不忘关注国内时政，每年一到国庆，我就准时守在电视机前面收看中央台的各类国庆报道和活动。香港、澳门的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切和祖国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都让我觉得激动和自豪。甚至全家一起看奥运开幕式时，我还曾一度热泪盈眶。祖国成长至今，期间经历过很多曲折，但它依然坚强地站立并逐渐强大起来了。我为祖国感到骄傲，也为我曾经是一名援建祖国建设的军人而自豪。在援越战争后，我获得了一枚“和平友好勋章”，这就相当于我建设祖国的凭证，是我特殊的光荣和荣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的七年“建国”史（4）

铁道兵

“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成为铁道部队的口号。

铁道兵的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护路军。

铁道兵在援越抗美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越南政府曾这样评价中国铁道兵：“你们以排山倒海的彻底革命精神，冲破一切困难，给我们开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援越抗美战争

“援越抗美”的口号是在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中首次提出的。

1965年至197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越南军民抗击美军入侵的作战。在整个抗美援越战争中，中国政府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北越巨大的援助，仅物资援助折价就达200亿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1943年由曹火星创作的一首歌曲。原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据称是经过了毛泽东的修改，添加了“新”字，并作了小幅改动。

1943年3月10日国统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于同年8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批判了这本书，并在结尾说：“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时年19岁的中共党员曹火星由此创作了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毛泽东建议添加上“新”字，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中国依然是存在的”。

（黎棠 整理）

我的平凡追求（1）

主人公：赵建国

年龄：57岁

籍贯：山东济南

岗位：退伍军人

我的平凡追求

说起建国这个名字的来历，答案有点让人出乎意料。我的名字是接生的小护士给起的。

1952年，我出生在一户普通的工人家庭，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我出生那天父亲正在单位加班，母亲一个人在市里五医院的产房里。

“全国上下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既然是个男孩子就叫建国吧。”产房里接生的小护士看着怀里的我情不自禁地提议。母亲一听，不错啊，又响亮又好记，一家人都同意，叫建国也就这么定了！

买海鲜得找我

回忆成长的岁月，我小时候还是挺幸运的。

1970年，从济南七中毕业，分配到济南酿造厂。每天要忍受着40℃的高温，一遍又一遍地在酿造酱油的原料池子里翻炒，坚持得十分不易。好在这种又苦又累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年就结束了。1972年，我应征入伍，到潍坊当兵。20岁正值风华正茂，我把青春的活力全部献给了军营，而且只用了短短两年就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军营里入党特别难，只有最能干最肯吃苦耐劳的才有机会。那时每天很早就起床操练，冬天练刺杀，还不准戴手套，手上全是冻疮。1976年，我主动要求复员回到了济南，在济南市水产公司当上了司机。从此，我在全国各地跑运输，从海边拉回新鲜的海产品。

那时候在水产公司很风光的，亲戚朋友都找我买海鲜。由于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逢年过节每人限量只能买半斤鱼，而我们一家近水楼台，经常能吃到海产品。

我的平凡追求（2）

司机转行成为大学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到了山东省医药管理局。

改革开放后，政府机关进行改革，因为正好需要一个是党员的司机，我又被调到机关。虽然还是做司机，但我的座驾已经从到处运输海产品的大货车改成了给领导服务的小轿车。更幸运的是，到机关不久，我就分上了宿舍，一家三口也搬到了济南市中心的解放路。那时候的房子是带双气的，这在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很少能住上。体面的工作，安稳的生活，在别人看来，这些对一个普通人家来说充实而富足。可我总觉得缺少些什么，那一个梦想一直在心里来回撞击着——上大学。

终于，1983年，我自学法律，通过自考成了大学生。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回到家，顾不上吃饭就往山东大学新校跑，连续跑了三年，拿到了法律学士学位证书。我一下子成了单位里的明星，领导同事们都很佩服我，一个司机通过自学成了法律专业大学生！单位领导夸我是“驾驶室里出来的法律专业大学生”。

上大学“镀金”后，我也从靠体力劳动的司机，变成了办公室里整理档案、写材料的秘书。我从小就爱好文学，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工作之余就写点小文章，向报社投稿，你别说，还真有不少稿件见报呢，我对写作的爱好，也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

潮起潮又落

上学、当兵、转业、上大学，我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我也一直是妻子、儿子和兄弟姊妹眼里最值得佩服的人。

可是，1996年的机关机构改革，我没能留在机关，被分配到机关下属的公司——省医药大厦。

45岁的年纪，没有什么特长，在酒店工作，能干什么呢？我从没想过，40多岁了还要重新选择岗位。最后，我选择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干了保安。白天晚上连轴转，夜班也不能休息。我努力用军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干好工作。可是2002年，医药大厦又卖给了私人，53岁的我与单位解除了合同，成了失业人员。

我当时想，再困难也不能气馁。和家人商量后，我把带双气的宿舍出租出去。一个人推起了小车上街卖菜。最困难的时候，曾经一天买三四个馒头，拣菜叶子吃。但我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自然灾害，吃过地瓜干和树皮，所以，这些困难都难不倒我。

我的平凡追求（3）

后经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单位看大门，一个月也不过300元。白天我看大门，晚上到处卖玩具。永远记得，大观园附近纬二路和经四路交叉路口，那座已经拆了的高架桥，我曾经每个晚上在桥上摆地摊，卖儿童玩具……

文学梦

在余秋雨、王安忆等著名学者、作家呼吁记忆文学的感召下，我静下心来，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小说，叫《金情梦》。

金指金钱、物质，情代表情感，梦是表示一种虚幻与虚无，大概就是人生一梦吧。现在这本书的初稿终于得以完成：橘红色的封面，夕阳和芦苇荡的背景画面，朴素的封面带有鲜明的复古风格，左上角一行字“千年一梦，当今最新反腐小说”。

这部34万字的小说花了我整整三年时间，一年写稿，两年修改。白天干活挣钱，晚上一个人静静地写，草稿就有一尺多高。写小说可比起上街卖菜艰辛多了，有时自己不满意，写了改，改了写，反复很多次。在这过程中，我曾得重病住进医院。为了缴纳医疗费用，我不得不卖掉市中心的房子，全家搬到了西郊。我曾经为我的下岗和苦难鸣不平，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另一方面，苦难也锻炼了我，给了我拼搏振作的勇气。

如今，写作已经成了我的休闲方式。无论多么不顺心，无论生活有多少磨难，伏案写作时那些烦恼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初次写小说，也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三分写、七分改。好的作品是改出来的，不要怕写不好，重要的是先下笔写了再说。

我想到人生其实也是如此，好的人生，也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用一句话来说：好的人生是改出来的！

（李丽 整理）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1）

主人公：张建国

年龄：51岁

籍贯：河北晋州

岗位：国家京剧团

三团团长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

我于1958年7月27日出生在河北省晋州市的乡村中，父亲为我取名为张建国。从出生年月上看，我似乎与“建国”并没有太多联系，但父亲把“建国”二字赋予我，即是把建设祖国之厚望寄予我，我也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心中埋藏下了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宏伟愿望。也许正是这个名字，冥冥之中引导我，一步一步走到今时今日。

稚子之心：懵懂执著的报国之情

对于我现在所从事的京剧艺术，其实我家中的祖辈几代人都是热衷的。远的不提，单是我的祖父兄弟七人，就个个爱好京剧，并且迷恋一生。到了我父亲这辈人，对于京剧就更是挚爱。父亲只要闲暇，无论身在哪里、在做何事，都会自得其乐地哼吟两段，还曾作为票友登台演出。父亲对京剧的沉醉直接影响了我们兄弟四人，尤其是我。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还不甚明了京剧唱段的含义，对曲调的把握也不见得准确，但为什么就能那样痴迷呢？大概除了在环境中耳濡目染外，也是在潜意识中觉得：作为国粹的京剧，大抵与我建功报国的志向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吧。

小时候我主要学习的是样板戏，也许因为年纪小、灵气高、又肯下苦功，我几乎掌握了样板戏的所有唱段，五六岁时我在家乡就已小有名气，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一位首长看完我的演出后，高兴得把我一把举过头顶，问我愿不愿意到军队去。在一个孩子眼里，报效祖国在那时几乎就近在眼前。

但世事多磨，适逢我家遭人谗言陷害，讲不清的问题几番阻拦了我的学艺之路，我不但没有进入部队，就连戏校，也是几度考中而被拒之门外。阴霾渐渐散去后，我终于走进石家庄市戏校大门时，已是14岁了。

14岁，对于一个学习正统文化的孩子来说也许并不算晚，但对于一个学戏的孩子来说，却意味着他的从艺之路已被阻塞了过半，因为此时四肢已经发硬，极难练习“做打”之功。作为一个演员，即使嗓音再动听，“唱念做打”缺少后两门，也无法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表达者。因此，我开始发疯似的练功：别人练一次，我要练十次百次；别人上课时穿厚底，我连吃饭走路也全穿着；早晨四点，别人都还沉浸在梦乡中，我便会起床喊嗓练功，有一次，因为扳电闸不小心，差点送了命……当年老师们都说建国这孩子有点儿“不要命”，但我知道我并不是“不要命”，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建国”的“命”。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2）

不知是老天的刻意折磨还是垂怜，练功刚刚见得成效，我又迎来了另一个难关——倒仓。倒仓即是青春期的变声，是专业戏曲演员最为重要的关卡之一。历史上很多少年戏曲英才，都因倒仓导致嗓音失润，无法继续从事戏曲表演。倒仓时嗓音不好听，也禁止过度用嗓。因此，我并不是学校的主要培养对象，也没有太多机会跟随名师学习，更无法担任主演。我在有些沮丧的同时，也深深地明白，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不能随波逐流，越要沉淀自己、卧薪尝胆。我仍然专注于每一个角色，无论是只有两个字的台词，还是只是翻一个跟头就下场的角色，我都努力做到最好。平日里，由于不能过度劳累用嗓，我就学习科学发音方法、练习做打之功、学习剧本和表演、拓宽知识面，与其说是对自己严格，不如说是苛刻。

临近毕业时，我的倒仓基本结束，嗓音恢复了，艺术禀赋逐步得以发挥。当时，我的嗓音情况虽然有所好转，高低不挡，但是音质不实，所以并不太好听。于是我下定决心，每天清晨4点半起床喊嗓，这一喊就是三四年，严寒酷暑、暴风骤雨，从未间断。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苦到尽头甘自来，我的嗓音变得瓷实了，也悦耳了。

承奚之路：渐渐领悟出报国之道

197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戏校毕业后进入石家庄市京剧团工作。石家庄是四大老生流派之一——“奚派”的大本营，但当年却罕有奚派继承者。我所在团的团长、奚啸伯先生的儿子奚延宏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学习奚派，自此，我便走上了伴随我一生的承奚之路。

1984年，已经26岁的我有幸拜奚啸伯先生的掌门弟子张荣培先生为师，开始学习传统京剧剧目。师父遵循一条教戏育人的路子，重教戏更重育人。他从“以字定腔、以情行腔”和“错骨不离骨”的奚派腔法入手，精心挑选了十几出传统戏细致指点，为我夯实了传统戏“唱念做打”之基础。

师父倾囊相授，我便更上劲头。那时候几乎每天我都会跟师父学戏到深夜。回家时我故意不骑车，而是一边推车而行，一边背戏，如果到家时还未背熟，我就站在门口继续背，直到背熟才进家门。正是因为师父教学有方，我也肯下苦功，到后来，我对奚派的体会才越来越深，学得也越来越快。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3）

机遇的确只青睐有准备的人。1989年，上海中国剧院邀请的一位演员因意外情况不能演出，我临危受命，到上海演出《打金砖》、《白帝城》等戏。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了整整一夜火车硬座，来到我所未知的“大上海”。剧院经理对我并不了解也不信任，选择我，也许只是基于票已售出、不得不演的一种无奈之举。而我能做的就是好好背戏、调整状态，把所学完全展现出来。天遂人愿，第一天演出后，我便奇迹般一炮而红，接下来的演出，每天都是爆满。我的知名度迅速在全国蔓延，许多演出主办者主动邀请我参加演出。《中国戏剧电影报》将此称为“小演员轰动大上海”。一个上海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段令我至今难忘的话：“此情此景，让我想起40年代奚啸伯来沪演出《上天台》、《失&#8226;空&#8226;斩》的盛况……”观众将我与奚先生并提，我诚惶诚恐，却也感动。直至今日，自己的艺术造诣仍与师爷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但那位观众的话总像是一种鞭策，激励着我永不松懈。

此前，我所专攻的“奚派”本已式微，甚至几乎被人遗忘。虽然我还远远无法完美地展现奚派的风貌，但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的戏迷领略到奚派的艺术特点，并吸引更多的青年演员和票友来学习奚派，我感到十分荣耀。现在，很多报刊会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个“奚派扛鼎者”的称号，实不敢当，奚派艺术之博大精深，不是我一人之力可以“扛”起，需要众多传人共同传承，而我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颇感幸福。

奚派素以“意蕴深邃、绕梁三日”著称，幼时我并不知晓其中的奥妙所在。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渐渐懂得那就是从背词到表演、从形似到神似的升华。学习奚派绝不是单纯模仿唱腔技巧，而是从分析剧情、人物性格入手，采用不同的发声、吐字方法，力求韵味、力度、速度以及形体处理的不同。

因此，我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舞台上不仅要展现“唱念做打”，还要挖掘人物心理；不仅要掌握奚派唱腔委婉曲折的要领，还要在人物塑造上寻求突破。我开始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为了演好《范进中举》，我反复揣摩《儒林外史》；为了让自己更符合奚派儒雅、书卷气浓郁的艺术特点，我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为了丰厚自己的文化底蕴，我经常与欧阳中石、范曾等艺术大师接触、沟通，逐渐学习书法、收藏，并不断向各界朋友请教。

日复一日，通过自己的积累和向注重表演的艺术家朱秉谦等老师求教，我在刻画人物能力、做表能力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4）

每个人都有上天赋予的使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报效祖国的方式。而我，注定就是要以继承国粹、发扬国粹的方式来强化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向世界展示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祖国的软实力。

团长之任：带着后辈一齐上路

21世纪伊始，中国国家京剧院青年团改为三团，由我担任团长。团长之职意味着更大的施展空间，也意味着更艰巨的任务。

作为团长，除了自己的演出和创作，更要多给青年人创造机会。京剧的发展要靠青年。因此，我尽力帮助团里的青年演员找老师、排大戏，当演出主办方和观众对青年演员不够认同时，我和其他中年演员就与他们合作，帮他们赢取更多的观众。

在京剧界，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演员之间的合作必须“门当户对”，但我却要求我们团的一级演员们，要不计角色大小地对青年演员进行“传帮带”。比如我们团的大戏《杨门女将》，主演穆桂英、佘太君、杨七娘和杨文广的演员是20岁出头的郭凡嘉、张兰、白玮琛和徐滢，我为他们配演寇准和采药老人，一级演员李文林、吕昆山和王润箐分别配演宋王、王辉和柴郡主，这个阵容被很多戏迷津津乐道。我希望建立一种风气，使得全团和谐发展，已成名的演员精益求精，青年演员迅速成长。

拜师是京剧演员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师父可以对徒弟进行细致深入的点拨，加快他们前进的步伐。但是，青年演员资历浅、路子窄，很难认识良师，所以我大力为青年演员创造与老艺术家接触的机会，并向老艺术家推荐团里的优秀青年人。近几年，我团程派青衣周婧拜师张曼玲老师、老旦张兰拜师王晶华老师、花脸顾谦拜师尚长荣老师。在拜师会上，我还利用自己的朋友关系网尽力约请各路名家和媒体，努力为他们的发展铺平道路。

三团创立8年，开始时人财双无，发展到如今，已是兵强马壮，《红鬃烈马》《杨门女将》《江姐》等许多剧目都能由青年演员独力担纲演出“青春版”，周婧、王璐、张兰、徐滢、刘佳、黄佳、郭凡嘉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已被全国观众所熟识，并有了他们自己的戏迷。

除了培养团里的青年演员，作为奚派传人，我自然也想把奚派艺术继续传承下去。从2005年起，我在师父的支持下，陆续收了9位徒弟，他们中有专业演员，也有痴迷京剧的票友，有专攻奚派者，也有主攻他派而兼取奚派者。艺术是相通的，我并不会在意弟子们的职业或艺术风格倾向，只要他们热爱京剧，我就愿意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就像当年师父待我那样。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5）

看到京剧的后备力量汹涌而来，我内心无不欣慰与激越，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大展宏图，也仿佛看到自己挚爱的国粹未来一片光明。

上文说京剧的发展要靠青年。这个“青年”不仅是青年演员，更是青年观众。没有观众，京剧就没有市场，演员也无法进步。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把京剧推广到青年观众中。

我团从2003年开始策划“京剧进校园”活动，多年来，我们拿出经典的剧目、派出优秀的演员到校园里去演出，为学生提供接触京剧的机会。我发现青年观众一旦接触京剧，都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们进校园演出基本是免费发票，没有票房收入，但得负担演员的演出费。为了进校园演出，我们也放弃了很多外出商演的机会。有些朋友善意地问我，是不是“赔了”？我一笑置之，京剧当然不能赔本赚吆喝，而应想清楚，在什么地方可以赔钱？为了什么目的要适当先赔一点钱？培养青年观众是大利而非小利，是远益而非近益，当京剧的观众面被扩大到各个年龄和领域，当每个中国人都对国粹心存热爱，谁又能说我们是“赔了”呢？

事实胜于雄辩，由我团创办的“京剧进校园”活动收效显著。一些观看进校园演出的大学生观众成了戏迷，追着听、追着看，甚至是追着学。后来，文化部把“京剧进校园”活动普及到了全国院团，使得向青年观众传播戏曲的路径更为广泛。

此生之责：文化强，则国家强

京剧的精髓在于传统剧目，将优秀的京剧剧目传承下去，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近年来，京剧舞台上演出的传统剧目却越来越少，观众都说是“打”不完的“金砖”、“拾”不完的“玉镯”。我曾翻阅《戏考》，其中记载的京剧剧目有上千出，许多都是只听过戏名没见过人演。于是，我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挖掘、复排传统戏。

2007年初，我恢复上演了《审头刺汤》《白蟒台》两出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审头刺汤》已有近20年未见于舞台，曾经演出此戏的老艺术家也均已年迈，若再不去继承、抢救，恐怕今后机会更是难寻。我请20年前演出此剧的朱秉谦、寇春华和张曼玲三位老师，分别为我、吕昆山和周婧三位后辈指导。老艺术家们给予了我们细腻的点拨，并鼓励我们将自己的体会融入其中。目前，我团还在陆陆续续复排更多的传统剧目。

如今，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京剧要存在并发展，仅仅继承是不够的，必须有所创新。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6）

在我所塑造过的人物形象当中，诸葛亮是我最为钟爱的。因此，我有意丰满他的人物形象。在传统京剧中，诸葛亮半人半仙，我和同事们一起，以七擒孟获的故事为蓝本，创排了新编历史京剧《泸水彝山》，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诸葛亮，对他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

前辈大师梅兰芳先生曾提出“移步不换形”之理论，即京剧要改革，但改革必须有所顾忌。我在改革和创作时，有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尊重京剧的传统规律。我秉承“老树开新花”的理念，即“花”虽然是新的，可它是在“老树”的根基之上绽放出来的，仍然是“老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经过改革的京剧虽然呈现方式有所变化，但仍然是京剧。为了不使《泸》剧成为“话剧加唱”，我仔细揣摩了京剧板式、做派等对人物心理的表现功能。比如，为表达诸葛亮的矛盾心理，我将原来的“原板”转“快板”，改为“慢三眼”转“原板”再转“快板”的递进式板腔结构，使诸葛亮的情绪随着内心矛盾不断攀升。

二是尽量运用传统手段，摒弃大制作。声光电汇聚一体，视觉效果固然极好，但这不仅是对国家财力、物资的极度浪费，更偏离了京剧的“根”。我们可以适当借助现代化的科技，但要明白艺术为主、技术为辅，本末倒置将会导致京剧的衰落，乃至整体文化环境的庸俗化。

三是要反复打磨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剧目。只有经过潜心钻研打磨的剧目，才真正对京剧发展有益处。因此，我没有连续创排大型剧目，而是用6年时间悉心雕琢《泸》剧，使其逐步成熟。如今，该剧已在全国十余个城市演出了上百场，不仅获得了国家奖项、专家肯定，也得到了观众的好评。这是对我改革京剧思路的肯定，也是督促我继续前进的一记快鞭。

近两年，我在酝酿一个大的创作，即一部关于诸葛亮一生的连台本戏《武乡侯》，从初出茅庐一直演到五丈原归天。现在剧本已经出炉，由我担任唱腔设计，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为观众奉献第一本。

如今已进入一个文化强国的时代、文化外交的时代。我们需要带国粹走出国门，通过文化交流来化解历史阴影，通过京剧艺术沟通各国人民，搭建友好的桥梁。

长久以来，我们都只在国外演出武戏。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外国报纸如此评价：“中国的艺术家们以为我们不懂艺术，总是把他们给儿童看的东西拿给我们。”我意识到，只有武没有文的京剧不是京剧，必须要让外国观众看一场文戏。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7）

2006年，日本民主音乐协会邀请我赴日演出。我通过与日方深入沟通、查阅大量资料，了解到日本人对三国题材十分熟悉，尤其对诸葛亮情有独钟，但与中国人标榜其智慧不同，日本人多崇尚其忠义。再有，日本人不习惯按事件发展来叙述故事，而习惯以人物命运为主线。由此，我选取了体现诸葛亮忠义的五个故事，串联为其一生，为日本观众量身打造了一出《鞠躬尽瘁诸葛孔明》。科学的方法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鞠》剧在日本引起轰动，我们在东京、大阪等38个城市连演两个多月，共68场，观众达14万人次，后台堆满了未留名的鲜花，有的观众从一个城市追到另一个城市……

当年适逢中日关系的特殊时期，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有效地改善了中日关系，受到了文化部的嘉奖。此后，我还曾带团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多国演出，无不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就在今年，我们还登上了联合国总部的舞台。

在这个文化当先、和平发展的时代，采取现代社会所认同的方式塑造全新的中国形象，毋庸置疑是文化传播的重任。而作为国粹的京剧，也将以其艺术的感染力，传播着本土的文化，维持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近十几年，我的艺术水平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也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京剧为本，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为培育京剧新苗，我在2001年创办了石家庄华韵艺术中专学校，并担任校长。只要闲暇或路过石家庄，我都会到学校里为孩子们指导。现在，他们中的优秀人才已经进入到各京剧院团，与我一道继承着京剧事业。

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我有幸参与了《奥林匹克宣言》全世界首发盛典的朗诵，且被聘请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通用培训专家”，受邀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表演、到电台录制访谈节目，为志愿者普及京剧知识和传统文化。奥运期间，我还组织我团演员在国家京剧院演出16天，为在北京观看赛事的国内外观众奉献了近20出京剧剧目。

去年5月23日至29日，我的个人专场演出周在梅兰芳大剧院正式举办。在我为此做最后准备的紧张时刻，突发汶川地震，牵动了所有炎黄子孙的心。我顾不得自己已经几夜未合的双眼，赶去中央电视台参加“爱的奉献”抗震救灾晚会，直播结束后，又连夜录制抗震救灾公益京歌，直至天明破晓。虽然我已在团里组织并参加过为灾区捐款，但仍觉心绪难平。我连忙联系剧院，将演出周的第一场演出《范进中举》改为赈灾义演，当晚所收票款共计近13万元，全部捐献灾区。这对我来说不仅是参与了公益事业，更是通过京剧演出，凝聚了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让我们在报效祖国的大爱中获得新生。

弘扬国粹报效祖国（8）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但我的内心与共和国一样年轻奋进、慷慨激昂。回首数十载人生，感慨良多。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国家一级演员，从一个懵懂的孩童成长为一名京剧研究生班研究生，靠的是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师长和领导的正确指引、身边同事的鼎力协助以及戏迷朋友的鼓励支持。因此，我没有理由不把全部的自己投入到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事业中去。

报效祖国不是空怀大志，而是始于足下的努力。作为一名京剧演员，我深知，最有效的报国之径就是立足本业，不骄不躁地钻研艺术，传承国粹、振兴国粹，尽己之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强，则国家强。

奚派

奚派是京剧有名的剧种。其创始人是奚啸伯先生，故称奚派。

奚派风格着重体现在“唱”上，讲究声韵。奚啸伯先生用毕生心血积累了一整套“唱”的法则，如“以字定腔”、耍腔耍板，“以情行腔”、“错骨不离骨”、“唱胡琴、让胡琴”、“赶板夺字”、“唱戏唱气口”等等。

代表剧目有《范进中举》、《白帝城》、《失&#8226;空&#8226;斩》、《杨家将》、《十道本》、《四郎探母》、《空城计》等。

奚派传人有：欧阳中石、孟筱伯、李伯培、杨志刚、张建国等。

国家京剧院

中国京剧院建立于1955年，是文化部直属的国家级剧院，首届院长为艺术大师梅兰芳

先生。

其前身是1942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毛泽东主席曾为该院题词“推陈出新”。

建国后改组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所属京剧研究院、中国戏曲研究院所属京剧实验工作一、二、三团；1953年，三个团合并为中国京剧团。在此基础上，于1955年1月成立了中国京剧院。2007年6月，才正式更名为国家京剧院。国家京剧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为京剧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不断作出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1）

主人公：李建国

年龄：60岁

籍贯：江苏

岗位：《画刊》社长、主编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

1969年10月1日那天，北大荒的第一场雪刚刚飘落，连部门口的爬犁上面，黑压压地站满了人，20多个知青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齐刷刷向着南方——他们心目中的北京的方向——挥动。我带着他们高呼了三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末了加了一句：祝家中亲人身体健康！这最后一句让所有的孩子泪流满面，有的已经泣不成声。也难怪，这些孩子刚满16岁，一个月前才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第三批北京知青，初中还没毕业，属于不折不扣的“新三届”。我当时年满20岁，比这群孩子都大。“文革”爆发时，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一年级，美院附中是四年制的中专，按正常的学习年限应该是1969年毕业。但“文革”扰乱了所有的正常运转，在学校工、军宣队的“忽悠”下，我也鬼使神差地报名到了边疆。

记得刚到连队，老连长——一个1958年转业的铁道兵，眯缝着眼睛看了我半天说：你是送他们来的老师？我的年龄偏大，有文化又有绘画的专长，这批新知青就把我当做老大哥，所以才有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北大荒的回忆——收工

知青的生活艰苦，单调。我返城后曾画了一幅名为《收工》的油画作品，2008年在上海美术馆展览时，我还特意写了一段文字，描述当时的知青生活和年轻人的心境：

北大荒的冬季很长，农活少。主要是修水利，当地人称之为“打冻方”。

“收工”是我最想画的内容，所以我在回城之后，就画了《收工》这幅画。

一般人心目中：收工了，疲惫不堪的身体，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像打了败仗的士兵……

其实，收工是知青最期待和珍爱的一刻。想想看吧，一天的活儿结束了，可以回到温暖的房间，烧烧炕，去去一天的寒气。去食堂打点饭，可以用脸盆煮点大米粥，煮点盐水黄豆什么的。接下来，有好多“丰富”的内容来打发漫漫的冬夜：可以聚在一起闲聊，讲故事；在煤油灯下打牌；也可以摆弄半导体收音机，听听大城市发生了哪些事情。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2）

如果赶上不学习不开批判会，就更加轻松了。可以到老职工家或是到屯子里买只鸡，炉子上一炖，香味四溢，自会有三两知己加入到“会餐”的行列。躺在被窝里，想着白天的活儿，想着几千里外的亲人，听着屋顶上呜呜的风声，偶尔还能听到旷野里传来的狼嚎，呜呜咽咽的就像孩童时代的哭声。于是，劳累了一天的知青入睡了，做了很多的梦，总是梦见那圆圆的落日，斜斜地挂在地平线上边。那落日其实蕴涵着年轻人许多的梦想和期待。这幅画是1980年完成的。当时画得很快，也没有再改动过，搬了几次家，也没有把这幅画扔掉，总是小心地摆放好。作为知青的最平淡的生活记录，我认为有点意思。儿子长大了，想给他看看。可是他没有兴趣。只是指着画中人说：“爸，那是你吗？”

知青最大的心愿就是返城。这个目标从始至终贯串在知青生活的全过程。至于实现这个目标后等待你的是什么，却没有人去多想。

那时的我，一想到要在边疆做一辈子农工就会在心底生出莫名的恐慌和焦虑。几十年后，当我回到大城市已经事业有成的时候，还会偶然做梦回到当年，梦见自己仍然在北大荒苦苦地挣扎，没有任何回城的机会，一着急，便会在绝望中惊醒。

花上衣

又是一个深秋的时节，大豆已经收割，大雁一群一群地从头顶飞过，眼看着今年第一场雪又要飘落。

傍晚的时候，食堂的钟声急促地响起来，连长声嘶力竭地喊：“屯迷糊，偷我们菜地的土豆，全体集合！立刻出发！不能放掉一个！”

东北的农村，通常叫做“屯子”，屯子里的老乡有一个雅号，就是“屯迷糊”，这多少有点轻贬的意味。屯子通常都不大，几十户人家，种点庄稼，也就是温饱而已。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国有单位，家大业大，屯子里的老乡是很羡慕的。有人会利用国营农场管理的疏漏，将农场的生产资料、生产成果时不时地顺手牵羊，捞点外快以补贴家用。但像今天这样，屯子里的老乡倾巢出动洗劫我们的菜地还是不多见的。要知道，土豆和萝卜，那可是我们整整一个冬季的蔬菜呢。

消息一传开，兵团战士迅速集合起来，十几台拖拉机的马达轰鸣着，拉着一百多号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往旷野里驶去。对于过着单调生活的知青来说，发生了这种事，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兴奋，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3）

土豆地在连队驻地附近的高坡上，距离约5公里，远远就可以看到高坡上有几十号人影在晃动。拖拉机怒吼着，弯成一个弧形向土坡包抄过去，那土豆地里晃动的人影立时炸了锅，四面八方落荒而逃。兵团战士们像猎狗入了羊群，寻找着各自的目标，在北方收割后的土地上展开了追逐。

我也许是最后一个跳下爬犁的，一方面，这种厮打，双方的优劣显而易见，属于猫捉老鼠的游戏；同时，我对屯子里的老乡也没有强烈的怨恨情绪。通过乱哄哄的追捕场面，我的目光移向了远处：一件花色上衣远离主战场，正跌跌撞撞地向草甸子深处跑去，她是条机警的漏网之鱼，这就是我的目标。

不多久，目标越来越近，很快我就听到了猎物急促的喘气声。从背影看，这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上身是花棉衣，下身穿着黑灯芯绒棉裤，臀部的曲线饱满，浑圆。半麻袋的土豆斜斜地搭在肩上，一边跑，还不时地调整背上的麻袋。

花上衣明显地感觉到了背后追兵的临近，我想她只是怀着侥幸的心理继续奔跑，舍不得丢掉土豆。很快，我们一前一后都离开了耕种过的土地，跑进了草甸子。北大荒的草甸子长满了半人长的荒草，一缕缕一片片地倒伏在地上，横七竖八的草让人跌跌绊绊，不小心就会摔倒。草皮上坑坑洼洼，其中还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泡子。

离花上衣还有20米的时候，我开始大喊：“站住！你给我站住！”花上衣果然站住了。迅速放下麻袋，迅速地抓住麻袋底儿一提，半袋子土豆滚落草地上。然后她抓住空麻袋又往前跑。

这下我有点着急，本来是想抓个俘虏，押送失而复得的战利品回去，现在可好了：土豆散落一地，没有麻袋可没办法把土豆捡回去。灵机一动，我无师自通地大喊：“丢下麻袋，我不抓你！”花上衣不跑了，她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水泡子，闪着亮光，水泡子表面结了一层薄冰，像纸片一样，那水冰冷刺骨，她无路可逃了。

花上衣侧身站着，只能看到她的半边脸，上面沾着散乱的头发。她重重地喘息着，胸脯一起一伏。我在离她5米远的地方停住脚步，咳着、喘着，想对花上衣说什么。可就在这一刻，惊人的事情发生了：花上衣慢慢弯下身子，脱下了脚上的棉鞋，放进了麻袋。她有条不紊地做着，就当没有我这个追兵的存在。然后，她撩起棉袄，在腰间摸索着，突然间花上衣脱下了棉裤。屯子里的老乡，不分男女，从来不穿衬裤，于是一双好看的大腿完整地显现在我面前。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4）

太阳刚刚落入地平线，光线变得柔和，远近的景物清晰可见，在灰黄色的草地上，两条雪白的大腿显得既朦胧，又白得晃眼。

说实话，在那个精神和物质都匮乏的年代，又刚刚经历过“文革”的冲击，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陌生女孩子的身体，那些部位的肌肤，也许从来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显露过。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嘴唇嗫嚅着，不知道在说什么，只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花上衣慢慢走进水泡子，一只手抱着麻袋，一只手抱着棉裤，缓缓地蹚着水，薄纸片一样的冰块发出细碎的声响，伴随着花上衣走到了对岸。她用麻袋仔细地擦着腿上的水，慢慢地穿上了棉裤，穿上了鞋子，然后直起腰来，缓缓地走了。

从始至终，花上衣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向我看上一眼。

我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走回连队的，只是在埋怨自己：你干什么要追她？这下可好，她没拿到土豆，还蹚着冰冷刺骨的水……但脑子里更多浮现的是落日余晖下的那两条白得晃眼的大腿。

“建国站”

当返城的希望遥遥无期的时候，另一种念头时不时地悄悄袭上心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令人躁动不安的思绪愈来愈强烈。支边5年之后，我抚摸着自己强壮的肌肉，突然在想，我是不是该恋爱了？

我站在公路边上等车。

我的身边堆放着几个铁皮箱子，那是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幕布、胶片和小型的柴油发电机。下乡第6个年头了，我从生产连队调到团里的俱乐部，工作是放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像城市里的电影院那样单纯，需要将电影“送”到一个一个生产连队去。为了赶时间，一个晚上要跑两个连队，可以说，我这份工作还是蛮艰苦的，但对于在生产第一线的弟兄们来说，这可是让大伙都羡慕的活儿。流动放电影的特质是“跑路”，所以我便经常在公路边搭车。

团里的这条公路没有名称，但却是贯穿全团的动脉，它从团部出发，终点是松花江边的独立营，全团的大部分连队都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这条公路边，于是这条公路就有了许多站点。有的以所在连队命名，如5连、24连；有的以地形地貌命名，如有三个连队分布在方圆十几里的小山包上，于是那儿就叫“土山站”。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5）

此刻我独自站在24连的公路边，向着团部的方向观望。刚下过雨，天边的乌云还在翻滚，一团团的像铅灰色的棉絮，北大荒的云是立体的，在城市里很少见到这样厚重的、变幻无常的云。借着风力，成堆成堆的乌云会很快从天边掠过头顶。

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

如果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黑点，老职工和知青就会判断出那是一辆什么类型的车，是运石头的、运木料的、运大豆的卡车，还是挂着拖斗的轮胎式拖拉机。从看到黑点时算起，大约有半个小时，你尽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好搭车的准备，这时也会有人向着连队方向高喊：来了，一辆“大解放”，或者“一挂东方红”。于是连队里就会出来几个人，向车来的方向张望着，慢悠悠地向着公路挪动着脚步。

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一辆卡车和一挂小“热特”，先后停了一下，驾驶员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开热特的小伙子还关切的问：到几连放电影？什么片子？我摆摆手，车子远去了，估计他们会很奇怪，今天团部的放映员怎么不搭车？

我在等另外一辆车，一辆全团独一无二的车，那是一辆白色的大客车。

从团部到独立营，全程100公里，团里专门购置了一辆白色的客车，它每天早上九点准时从团部出发，中午到达独立营，下午两点从独立营返回团部，每天如此，从不间断，农忙时间也不例外。不用说，这辆客车为全团职工提供了便利，又快又舒适。当然，它也是唯一收费的交通工具，每张票一块钱，不分远近，坐多少站都可以。

开车的老张师傅50多岁了，同我的关系十分亲密，同我关系更亲密的是客车上的女售票员，一位长着一双闪亮的大眼睛、身材娇小苗条的上海知青，她是我全身心投入的正在热恋中的女友。

大约是我调到俱乐部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俱乐部门前的车站上了停在那儿的大客车，客车还没有开，后半截车厢里坐满了人，巧得很，全部是女孩子，叽里呱啦地讲着上海话和杭州话。那时的兵团女战士没有娇饰，穿着统一的军棉衣，全部以本色示人。其中一位问我：“今早夜头放啥格电影？”我当仁不让地回了一句：“今早夜头放啥格电影，侬猜猜看。”这一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惹得满车哄堂大笑，这些南方的女孩子笑起来真是好看，突然在这些好看的脸蛋儿中间，我的目光停住了：有一张脸蛋笑得比所有的脸蛋儿都灿烂，那种笑，不是做作，不是敷衍，既不轻浮，又动人心魄。同时从她那双明亮的眸子里放射出发自内心的纯真的善意。

从那天起，我的脑袋就整天昏昏沉沉的，做什么都心不在焉。事实上，从那天起，我就十分清醒地知道，我在暗恋，我爱上了大客车上那位漂亮、纯真的女售票员。

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6）

每天早上，只要不下连队放电影，我就会准时走到俱乐部门前的客车站，掏出一块钱，买张票，默默地在售票员的旁边找个位置坐下。客车开出一站、两站，我会下车，搭上汽车或者拖拉机返回；下午，我会装着没事儿的样子在车站溜达，等候白色的大客车回来；如果下连队放电影，我会说服同伴不搭顺路车，自己掏腰包，包括代同伴买票乘坐大客车；碰上休假，我索性坐上客车直达独立营，玩上一整天。

很快，驾驶员张师傅就看出了端倪，他会笑眯眯地瞅瞅我，有时候还会善意地拍拍我的肩膀；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我的钱包不胜负担了，除了吃饭，每个月的零用钱所剩无几；很快，哥们儿也发现了我的秘密。一天，在宣传队扮演“李玉和”的大个子北京知青拍拍我的脑袋说：“挑明了吧，挑明了好。你这个熊样子要到猴年马月？”

我说：我玩的就是这个。用现在的话说：玩的就是心跳！

时隔30多年，著名学者和美术批评家彭德为我写了一篇名为《建国事迹》的传记性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兵团的大客车上的售票员，名叫吴蓉蓉，长得娇小美丽，是人人追求的上海知青。自从见到她，李建国的主要业余生活就是坐车，一直坐到吴蓉蓉成为他的妻子。”

彭德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我的这段经历的，不过有一点他不清楚，那就是：我们团里大客车增添了一个站点，不管是客车行驶在什么地方，只要公路边出现了我的身影，客车就会停下，车门打开，就会看到女售票员笑吟吟的脸。当然，我乘车是免费的，发展到后来，我的“狐朋狗友”也个个打着我的旗号不买票。时间长了，知青哥们儿一起起哄：真牛！你是本团的“建国站”。

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是在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下进行的，部分省级军区协助组建工作。卷入这一工作的有北京、沈阳、新疆、兰州、南京、广州、福州、武汉、济南、昆明、广西、西藏等军区。

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10月止，全国新组建了11个兵团，加上原有的新疆兵团，共计12个兵团和3个独立师，拥有干部、战士242万人，连同家属共有485万人，拥有耕地近4000万亩，成为当时兴办国营农场的主要形式。

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都改成农场，干部和职工都是国家编制，领工资，享受福利政策。

足球人生（1）

主人公：冯建国

年龄：39岁

籍贯：山东青岛

职业：足球运动员，

电视解说员

足球人生

姥爷当年是青岛有名的“少东家”，解放前，是专做丝绸生意的。

1970年初，我出生，家人请教他给取个名，老人思索了一会儿说“就叫建国吧”，于是这个名字就叫开了。老人把对祖国的爱和自己的心愿，寄托到了新生的一代。

我见过姥爷年轻时的照片，雪白的西装、锃亮的皮鞋，头发梳得整齐，端坐在太师椅上，姥姥在一旁站着。姥爷在世时我刚记事，那时候规矩很多，吃饭不能吱声，不能夹别人面前的菜……这些遥远的记忆，伴我走过了整个童年。

不小心当了“枪手”

我最早就读于泰山路一小，泰山队现任队长舒畅的母亲就是这所小学的老师。二年级的时候，在青岛毛纺厂工作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举家搬到了四方区嘉定路，我也随之转到了人民路一小，由于从小“皮”，加上跑得比别人快，我被送进校田径队“改造”。最开始时练习短跑，后来，学校成立了一支校足球队，队员首选对象就是田径队中跑得快的一帮孩子。就这样，我正式与足球结缘。组队头一年，人民路一小就拿到了青岛市第六名，从我们那批开始，人民路一小一直在青岛市稳居前三甲。而这所小学还培养了王超的哥哥。王超、高尧、宋毓明等足球明星。

那时候青岛有一个规定，谁拿了全市冠军，谁就有资格组队参加“萌芽杯”。虽然江苏路小学“杀”了个第一名，但实力并不算很强。学校开始大量引进各路高手，我的学籍也转到了江苏路小学，并顺利参加了“萌芽杯”。

小学毕业后，我被保送到了青岛市十九中。一年后即1983年，省足球队四队（少年队）来青岛选苗子，我很幸运地被教练看中了。于是，年仅13岁的我背上行囊来到了济南，正式成了别人羡慕的吃“皇粮”的人。

我们那一批一共有24人，但最终队里只有张海涛、唐晓程、郭侃峰和我四个人坚持到了最后。

足球人生（2）

体校期间是个“问题少年”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不用上课还有最感兴趣的事情（踢球）做，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所以，在四队的日子是我感觉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我们都还只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我、唐晓程、崔明都是属于最好动的，经常惹事。时间一长，学校里都知道足球队有一帮爱惹是生非的调皮蛋。所以，一旦出了事，准会先找到我们头上，而且最后十有八九是我们干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闲着没事，跑到体校大院里逮蛐蛐，有一只大个头的蛐蛐钻进一堵刚刚垒好的基建墙墙缝里了，我们一着急，啥也不顾了，一块砖一块砖地把墙给拆了，结果蛐蛐还是没逮到。学校领导倒是找上门来了。

当时我们的老教练陈时仪很生气，问：“哪个小混蛋拆的？”问第一遍时，没人敢承认，陈导火了，又问了一遍，这时候我和唐晓程才怯生生地举起了手。“怎么拆的就怎么给人家垒好。”于是，我们几个乖乖地去把墙一点点垒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体校对面开了个电子游戏厅，我们玩上了瘾。晚上等教练查完房后，哥几个就偷偷跑出去打游戏，一玩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训练时哈欠连天，自然少不了挨骂。

看台下一住就是一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乖多了。本来对足球的天然热爱加上平时的刻苦训练，我很快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1989年，我顺利进入一队，正赶上球队低谷期。从甲A降到甲B，又从甲B降到乙级。于是我们这一批就从乙级开始踢，从升甲B到升甲A。1994年，职业联赛第一年，我们竟然幸运地赶上了。

老球迷也许依然记得，当年我是在后卫线上，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我是半路出家，踢前锋出身。我刚进一队时，打的还是替补前锋的位置。1994年，殷铁生当主教练，一队退役了一批老队员，新人替补，我逐渐进入了主力阵容。殷导训练中经过观察，发现我最适合打后卫。从1995年开始，我就成了球队的绝对主力。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职业赛事第一年，全队住在山东省体育中心看台下，10个人挤一间屋，连蚊帐都买不起。后来，还是球迷凑钱买来几顶蚊帐，又送来几盏灭蚊灯。夜里听着灭蚊灯噼里啪啦地响，我们心里那个美啊……都暗暗鼓劲，一定要对得起球迷！

足球人生（3）

在球场上我们球队从来没有受到球迷的无礼对待，即使是输球，球迷也从没有对教练、球员表示不满。作为球员的我们心里很清楚，并不是我们水平有多高，而是球迷用心来支持我们，我们当然会全力拼搏，更加认真地投入比赛来回报热爱我们的球迷。

1995年山东队拿了足协杯冠军时，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宿舍。当时税务局来征税，他们以为踢球的一定很有钱，但是当他们了解完实际情况后，回头还帮我们联系赞助单位提供了几台空调。如今想起当年的日子，依然让人充满留恋……

正是球迷的支持和爱戴，山东足球高潮迭起：1995年足协杯冠军，1996年足协杯亚军，而且，这两年在省体育中心看球的人数达到了全国之最。1999年，泰山队赢得双冠王，迎来了山东足球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这些成绩和球迷朋友们的热情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作为一名球员，唯有努力训练，多争荣誉，用汗水来回报真诚。

绿茵生涯里，有三场比赛让我至今难忘。

首先是1995年的足协杯决赛，那是我们第一个全国冠军。比赛结束后，我兴奋地跑向山东球迷所在的看台，纵身一跃跳上栅栏，和家乡球迷紧紧拥抱在一起。再就是1996年的两场比赛。那是夏天，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6月份的一场联赛我们主场打广州，上一轮我得到红牌停赛，坐在主席台上，比赛还没开始，就看到人从看台的入口不断涌到看台上，座位上、过道上全是人，那种感觉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球市的火爆。现在，没有了，最多夺冠时人会多一点，而1996年那场可是一场普通的联赛啊。

坐在场下当观众，我深切体会到了球迷沸点般的热情。1996年济南堪称全国的金牌球市，这种影响直接渗透到了球员的生活中。那时候我骑一辆自行车，看车费一毛钱，看车子的老太太就是不要，她说我认识你，你是泰山队的队员。

演播室里的趣事

退役后，我就很少踢球了，一是没有系统锻炼容易受伤，二是实在抽不出时间。不过，有一件与足球有关的事情，我一直坚持了下来，那就是担任电视台嘉宾解说。从山东省台到市台，从英超、意甲到中超，我记不清已经解说了多少场比赛。踢球可以有假动作，最好是让对手看不明白。说球就完全不同了，得让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全都听明白。

足球人生（4）

我至今仍记得自己解说第一场比赛时的感觉，那是2004年欧洲杯的第一场比赛，我坐在摄像机前既紧张又兴奋，感觉有点像罚点球，不知道一脚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逐渐找到了感觉，无非就是要把我在足球场上的一些感受，结合当时的比赛来告诉大家。语言要通俗易懂，即使用些专业术语，也要说得让非专业人士明白。第一场欧洲杯的比赛我是忐忑不安的，主持人有自己的角度，不可能过多帮助解说嘉宾，紧张了两个小时，总算熬过来了。熟悉了之后，每次解说完我都会有一种兴奋感，毕竟我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了足球场上，把我所熟悉的东西借助电视这个平台，告诉了更多的人。

我在演播室里还经历过很多不为人知的趣事：演播室正面有一台电视机，侧面还有一个屏幕。因为直播的缘故，一般正面屏幕比侧面慢上几十秒，有时候，我就忍不住好奇，偷瞄几眼侧面屏幕，一看那边快进球了，我就急了，脱口而出：危险！其实，真正播出的电视画面球还没到中场呢。我意识到自己穿帮了，赶紧东拉西扯地圆场，后来，主持人看我有点走神，马上在底下拽我衣服，掐我大腿……

从足球场到生意场，再到解说员，我时时刻刻有着不同的体会，足球场上，对手再强大，也是真真切切地站在你面前。生意场就不一样了，到处都是陷阱，不容易看清对手。不过仔细想想，足球场上有胜利就有失败，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这里，祝福我的朋友们，也祝福我自己，创造更多彩的人生！

足球事宜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英文简称为CSL），始于2004年，是中国职业足球运动的顶级赛事。2008年共有16支俱乐部队参加（大部分俱乐部为民营企业或私企所有）。它脱胎自原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

2006年4月，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足球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中国足球协会与所有中超联赛参赛俱乐部共同出资成立了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

（薛良诚 奉荣梅 易丹 整理）

我的外交生涯（1）

主人公：甄建国

年龄：64岁

籍贯：河北

职业：外交官

我的外交生涯

白求恩曾在我家院子工作

它只是个小村。北靠一座小山，前面两河交汇。四围高山环绕，地表沟壑纵横。

它是河北省太行山区的唐县军城北关村。我于1945年4月5日出生在此。

小村秉自然造化之灵，天地生正气，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重地，草木皆染历史色彩，树木年轮深处刻尽革命风华。古代，此乃连接山西大同到河北南部山间古道的经济和军事重镇，因此得名为军城。抗日战争，这里很早就成为革命根据地，聂荣臻元帅的司令部就坐落在北关村西面5里地的王家村。

父亲是村里最早参加革命的农民。他组织农会，领全村男子参加抗日活动。为表抗日决心，坚信八路必胜，给1938年出生的哥哥起名叫建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家乡人民利用地处深山的有利地形，同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日寇因此穷凶极恶，多次到山里扫荡，几乎烧毁了所有农舍。

我家的院子曾是八路军的卫生部，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室，他曾在这里为八路军医护人员上课。更令人难忘的，是我的哥哥和已去世的姐姐都由他看过病。另一位国际主义战士是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他也曾在我们村里从事革命医务活动。我的母亲还同他的夫人一起交谈过。白求恩和柯棣华都为中国的抗日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的热土也成为他们不朽的归宿——他们被安葬在与北关村只有一个200米的河滩之隔的南关村外的山脚下。中学时期，我曾专门拜谒过他们的陵墓。那里山清水秀，细水绵绵，该是二位白衣天使情思不断的家。

起初，我只有一个小名，叫铁蛋，意思是结实，能够坚强地生存下去。后来，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日本鬼子投降了。父母告诉我，当时村前正值大集，胜利的消息一传来，大家欢呼雀跃，决定集上的东西一律赠送。

胜利了，接下来要建一个新的国家。

“这孩子学名就叫建国吧。”父亲说。

我的外交生涯（2）

出国要带自己国家的手表

春天闹饥荒，糠是珍稀食粮。平日里无蔬菜吃树叶。父亲在山里打游击，偶尔回家看望大家，几岁的哥哥见到他就哭，泪流满面地要爸爸带回一点糠回家。饥饿的年代能填饱的只有回忆，我记得自己吃过杨树叶、榆树叶、槐树叶……新中国成立以后，家乡的生活才有了好转。父亲被调到北京市工作。我和哥哥姐姐于1952年随妈妈来到北京。三个来自穷农村的孩子从此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山沟里穷农民的家庭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在旧社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196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这一年，我高中毕业。本来想考一所理工大学，学习军事科学。为了培养外语人材，教育部于这一年在全国选派了几百人到国外留学。我很荣幸地被派到丹麦学习当地的语言。

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刚随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多数又瘦又黄，未出过远门。国家领导人说，我们国家虽然困难，但出国前要让这些孩子们吃胖一点，到全国重要城市看一看。三个月的集训期间，我们先后到上海和沈阳参观了自己国家造出来的万吨轮船和万吨水压机，看到了国产的战斗机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建设成就。

我们伙食标准很高，每天1.2元，相当于一般老百姓一周的伙食开支。由于往日肚子里的油水太少，每逢集体就餐，饭菜一上来，大家就如同风卷残云般，瞬间扫光。集训结束了，准备出国了，大家的面色也好看多了。

我来自山区。父亲一个人要养活全家五口，生活也不容易。但他却花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他说，出国要带自己国家的手表，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咱们中国人。

我的外交生涯

丹麦是当时少数几个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办理各种手续比较顺利。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只能乘坐火车先到莫斯科，再转车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火车上一共度过了十天十夜。未曾出过远门的我第一次出国。年轻的血液里对一切都澎湃着新鲜好奇。同行又有几个同学相依相伴，故一路并无枯燥感觉。我在10月初抵达丹麦，没过几天，世界上就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成功试爆了一颗原子弹！一些外国人士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当地华人对我们大使馆的人说，中国人心里感到硬气了，走起路来腰也更挺直了。

我的外交生涯（3）

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有多深刻的含义！

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学习结束后，我同其他同学一起回到了国内。当时，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们被送到唐山的部队农场锻炼。1970年底我进入外交部工作，并被派到丹麦。从此开始了36年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中国国内建设和外交事业发展中的风风雨雨，亲眼目睹这些年来外国争相同中国建交，我国经济在同外国的交流与合作中不断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愈来强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丹麦是一个北欧小国，许多中国人不知道它位于何方。但是大家都熟悉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我们的小学初中课本，从不忘记留个好位置给他——我们和丹麦人民一样迷恋他的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海的女儿》《夜莺》……每一幅画面都那么亲切，张张都像在勾勒我们沉落在记忆深处的梦。一到丹麦，我就到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前与安徒生铜像合影。后又数次到欧登塞市的安徒生故居参观。看着他两百年前一贫如洗的生存环境，我才明白，他是个穷鞋匠的儿子，残酷的现实生活给他的童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他是在用自己的梦和无奈选择的现实生活在斗争。我这来自大山的穷孩子，饱受战火洗礼，和他一样从苦难里走来，如何不明白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呢？

后来我被派到瑞典工作，这也是一个人口只有千万的小国。但它的面积却大约有四个浙江省那么大。森林覆盖面积近70%。我曾与同事们一起驱车一千多公里到瑞典的北方城市基律纳市，在那里我们经历了“白昼”奇观。那一轮红红的夕阳徐徐沉向地平线，但它并没有落下去，在即将靠近地平线的刹那，它又缓缓地升了起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第一次出任中国驻外大使的国家是希腊。那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有着同中国的东方文明一样悠久的历史。一些当地的至理名言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人类自由民主最早诞生的地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出自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公元前5世纪的一次讲演。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祖国是至高无上的”和“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这是多么高尚的爱国情操多么谦逊贤良的品德。

希腊人民对中国人民情深意重——是我深有体会的。

我的外交生涯（4）

2001年7月13日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当天晚上我乘车参加希腊文化大臣的活动，马路两旁的希腊人看到挂有中国国旗的大使车，都停下脚步，一边大喊“中国！中国！”一边高举着双手鼓掌。路上的汽车都停下来让路，并打开车窗招手致意。希腊文化部长握手寒暄时第一句话就是：“向中国表示热烈祝贺申办奥运成功！”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当时感动得无言能释，只是紧紧握住这友邦人士的手，以示感激。

“建国”就是建设祖国

2006年我结束了在丹麦的大使任职后，回到国内并退休。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会，我担任了奥运村的志愿者，先后为丹麦的奥运代表团和残奥代表团服务。我同其他志愿者一起努力做好我们所承担的每一件事，甘为幕后老黄牛，为奥运做好点滴的平凡琐事。奥运和残奥会的圆满成功不仅是百年现代奥运的新阶段和新发展，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盛事，它谱写了我国外交事业的新篇章。我同其他70多名退休的外交官一起以志愿者和联络员的身份，加入了2008年奥运会的行列。对我来说，这不仅是极大的荣幸，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一名外交战士从未经历过的挑战！我曾在国外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两次申办奥运的工作，并作为驻希腊的大使参与了我代表团参加雅典奥运会的前期准备工作。看到百年奥运在北京举行的梦想实现，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曾经做出的努力感到自豪！

来自丹麦的运动员是一些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是外国友人。但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志愿者眼里，更是一群孩子。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国朋友的友谊、对运动员的支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长辈对孩子们的关心。为此，当一位优秀的手球运动员腰部的护腰出现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亲手给他缝好。丹麦代表团团长和运动员们看了深受感动，他们伸着大姆指，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大使的行动令人佩服！”

离京回国的时间到了，他们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拥抱告别，有的流下了不舍的眼泪。总之，在奥运会期间，我为能在联络员的平凡岗位上所做出的微薄贡献感到光荣自豪。我没给共产党员和光荣的外交战士丢脸，我还获得了全国先进志愿者称号。

“建国”就是建设国家。叫建国的人不能枉叫此名。我的姓是甄，与“真”同音。古典名著《红楼梦》里宝玉有一甄一贾。现实里姓贾的同志中一定也有不少“建国”，他们虽然与“假”同音，但是所做贡献也许更大。我们这些叫“建国”的人们，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出生，或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会儿出生……也不论他是男是女，是在学生时期，青年时代，还是在退休之后，都不要愧对这起名之人的良苦用心。不一定非得轰轰烈烈的才叫事业，绵薄之力是不可忽视的力。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尽自己的力做好自己的事，每人进步一点点，亿珠汇海，国家就进了一大步！

我的外交生涯（5）

上海牌手表

上海手表厂，建立于1958年，是早期我国最大的手表制造工厂。

1955年9月上海轻工业局组织上海钟表行业58位老师傅用手工制作了18只细马手机械手表样机，这应该算作中国手表的始祖。1958年上海手表厂正式建厂，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改写了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这就是收藏家的掌上明珠A581。

在当时人均工资36元的时代，拥有一块全自动上海牌手表，其身价不下于现在拥有“百达翡丽”“卡地亚”“江诗丹顿”。七八十年代的人们，刚经历了前几年“大抄家”，对美的渴望开始苏醒，于是，上海牌手表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名表”。

60年代后期，手表厂技术人员从毛泽东的手迹中选取了一个“上”字和一个“海”字，拼成毛体，“上海”商标一直沿用至今。

（易丹 整理）

扎西德勒（1）

主人公：郑建国

年龄：52岁

籍贯：湖南常德

职业：常德市委副

秘书长

扎西德勒

惟有夜深人静时，我怀抱CD机，戴上耳机听藏族民歌，仿佛又听到隆子河的涛声，舒缓也罢，激越也罢，都是世上最美的旋律。

我不是一个匆忙的旅行者，而是一个执着的淘金人。日月星辰将我的肌肤涂抹成高原红，雨雪风霜把我的心里洗涤得水晶般透明，高山峡谷使我获得男子汉的自信，一个善良质朴的民族引领我步入人性的天堂。我获得一个终身荣耀的称谓：援藏干部。我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这是西藏本身的好。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千年积雪在璀璨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泽，是雅鲁藏布江滋润的草原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是黑脸庞，卷头发的藏族同胞憨厚的微笑。西藏的美丽，神奇，淳朴，善良，挚爱，真诚，还有昔日的苦楚，今天的欢愉无一不撩拨我对祖国热土的激情。西藏有生命的辽阔和大气，江山江山，山是江的情人，在广袤无垠的高原上，它们相依相偎，如胶似漆，从远古走到今朝，点连成线，线连成片，大好山河自有大善大美，天赐浑然，一体交接，如何容得半点分割？

这个诡秘的世界只有我自己认得我这个人，并且谙熟我心路的走向。三年中我默默地感受着一切，关注太阳如何热辣辣地悬于天上，关注每夜满天的繁星闪闪烁烁诉说高原的寂寥。我走进藏民低矮但温润的土坯房，“三口一杯”地喝青稞酒，走进密密的沙棘林去看野兔如何觅食。我静静地倾听风雨雷电的声音，一如我静静地倾听背水姑娘在隆子河边唱“呀啦索”。我极端投入地看牛羊在山坡上奔跑的姿态，就像在坝子上看康巴汉子激越的赛马。我乘几乎散架的吉普车下乡，看山洪暴发，看泥石流滚滚而来，看冰雹铺天盖地，有如欣赏惊险巨片。我还欣赏西藏驾驶员的一流技术，看他们驾车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边开车，一边哼歌。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当然成为了我的朋友，我的异族兄弟。我的朋友中，还有行署专员，县长，一般干部，教师，医生和农牧民。这些人，你敬他一尺，他就敬你一丈。他们的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大义血性刻在骨骼里。我铁心铁意爱他们。

扎西德勒（2）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耀拉萨河谷的时候，虔诚的佛教徒们手摇转经筒，从左到右，在红山脚下，围绕布达拉宫默默地行走，祈祷一生的吉祥和平安。及至中午，高原泼辣辣的阳光灼烤雅拉香布山上的千年积雪，涓涓溪流便从山的胸部如乳汁一样流溢出来，形成了隆子河的源头。河流千回百折，起伏跌宕，河床浅薄而狭窄，但它奔腾咆哮桀骜不驯的野性特质表明，那千真万确是一条高原河。它有着高原的脾气，在高山峡谷中积蓄势能，绕过哲古草原，自西向东轰隆隆横贯隆子全境，在沙棘树的掩映下，在马兰花的芬芳里，伴随牦牛耕耘土地的沙沙声以及牧羊姑娘的吆喝声，一跳一跳如顽童般投入雅鲁藏布江的怀抱，最终一路欢歌流到印度洋里去了。隆子河清澈的时候，淌金流银，如一河美酒。下乡途中，烈日如织，捧一把河水灌进嘴里，分外香醇。藏历三月十四鱼最肥，到了这天，尤其是夜里，皓月当空，波光粼粼，鱼群黑压压聚集在岸边。美无处不在，马兰花的美带着刚强。喜马拉雅的严冬刚过，马兰的芽叶就从石缝中钻出来，一夜之间就绿油油的了。紧接着茎叶变得粗壮富有弹性，紧接着生出蓓蕾，展开花瓣，这种近乎疯狂的长势比其他青草先进许多。当然比青稞，小麦，油菜等人工植物更要先进许多。这种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她对于寒冷的挑战上。记得有一年5月，一场大雪铺天盖地，所有的植物被冻得瘟头瘟脑，让冰雪压制得不敢抬头。唯有马兰，不屈不挠立于茫茫雪原。放眼望去，满世界银装素裹中，一丛丛绿色，必然是马兰的生命之灵光。又一年洪水天降，万物皆毁，连石头都被冲出去十米。洪水过后，我注意到，马兰花还在原地盛开着，只是茎叶和花瓣上附着一些泥沙。你不得不叹服，盛开的马兰花啊，多么有高原人的品性！

看不尽的雪域奇葩，叹不尽的汉藏血亲，山青青水碧碧，蓝天幽幽，白云悠悠，西藏风光摄走了我们的魂魄。

说来我也与西藏缘分不浅，归根溯源，那是情深义重魂牵梦萦啊！老文说。

老文是我的朋友，也是一名援藏干部，和天下所有父亲一样，最疼爱自己的独生子，可是命运难测，儿子突然夭折，只留下老文无尽的酸楚的回忆。

扎西德勒（3）

我是湖南城步县人。父亲1949年参军，在林彪指挥的四野当兵，参加过湘西剿匪和解放海南岛等战役，1953年转业后分配到西藏工作。随后母亲亦进藏参加工作。父母在雪域高原打造了我。我是第二代“老西藏”。我的童年是在湖南老家度过的，16岁时报名参加了西藏知青筑路队，从此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伴我风餐露宿，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知青条件极差。很少吃到蔬菜，看到萝卜，白菜，土豆时，我们兴高采烈，称之为“三大万岁菜”。两年之中，我先后在林芝，拉萨，那曲等地修公路。在藏南基本是深山老林，高山峡谷中施工，而在藏北，总在茫茫荒原上。特别是在高海拔地区筑路，气温非常低，白天脸上和手上被冻得裂了口子，晚上睡觉时棉被上结着冰块。那时候没有筑路机械，我们用炸药和铁镐开路。一十字镐下去地面只出现一个五分硬币大小的白点。由于缺氧，用力稍微大一点，就眼发黑，脑袋大。但是我们还是拼命地干，因为我们想获得好评价，早日转为正式工人。两年多的野外作业加上高原特有的强烈紫外线以及风霜雨雪，我变得又老又黑，外观很惨。1977年秋，全国恢复高考，消息传到西藏，一位十八军的老同志对我说，我们当年爬冰卧雪进西藏，为什么？就是为了建设新西藏。搞建设需要文化人。你有基础，为什么不去考？蠢！

于是我就考了，一考就中，成为西藏自治区农牧学院农学专业的学生。在那里我收获了爱情，得到了温柔娴静的妻子和英俊聪慧的儿子。后来由于工作，我们一直两地分居，2001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西藏山南地区一个边境县任科技副县长时，接到拉萨来的电话，妻儿出事了。煤气中毒，两天后，妻子脱险了，刚升上初中的儿子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而今，我的儿子被安葬在拉萨公墓，在与公墓一墙之隔的烈士陵园里，长眠着孔繁森。一年多以来，每当我去看我儿子的坟墓时，总要拜祭这位人民公仆的陵墓。冥冥之中，仿佛听见他对我说：

老文，你要坚强。

是，如钻天杨一样坚强！老文，你做得到的！

杨树是内心深邃的先行者。即使在一片茂密的林子里，杨树也显得孤独。在极地的苍穹下，杨树挺立一隅，默默无语。当第一缕春风从印度洋吹拂过来，像赶末班车一般开始拨开满世界的积雪，挤进喜马拉雅山腹地的时候，杨树开始复苏，默然长出嫩绿的芽片，暗示一个新的生命周期的到来。这时，援藏干部从内地归来，放下沉重的行囊，与安详的杨树朝夕对视，谁也不说什么，但谁都明白，深邃代表一种成熟。

扎西德勒（4）

打点行装，告别妻子的热泪——男人懂得眼泪的意义，却并不为眼泪所左右。转瞬间，就置身雪域高原了，与内心深邃的杨树为伴。杨树作证，这一群男人急匆匆回到高原，开始新一年的援藏工程，开始检查农作物的耕作，开始访贫问苦，开始训练民兵，组织人员到边境上巡逻，开始植树造林，主要是栽种杨树，还有沙棘。

杨树真切地目睹了这一切，因为它的笔直的树干上，一个个树结形如一双双眼睛。几乎酷似眼睛，有眼珠和上下眼睑，有的还流出树浆，极像眼泪。总之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又不知如何表达出来，就正如憨直醇厚的藏族同胞，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汉人在做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找不到除了“感谢”之外更加丰富的词汇，并完整地表白出来。他们只有拎着藏鸡以及鸡蛋，酸奶渣和酥油茶，来到这些汉人的房间，什么也不说，放下东西，转身就走。

杨树是生之强者，既能生长在世界屋脊，就能生长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只要有阳光和雨露，你任意砍下一根枝条挖一个坑将其埋下，它就能生根发芽。冰雹风沙走石全都奈何不了它！

我们很多援藏干部都会有高原反应，流鼻血，腹泻，缺氧，厌食。我们承受着肉体的痛苦，但心里仍然是充实的，快乐的。我的精神世界五光十色，我真的选择了一段神话般美妙的人生道路。关于这一点，你——内地的摩天高楼，星级酒店，老板桌，豪华轿车以及裸体雕塑们，一时不能理解，以为我们很愚蠢，很迂腐，很荒谬，很自作多情。这正是物质与精神的区别。您也许不知道，在西藏的乡村盛典上，一座新学校落成，就是一座圣殿的诞生。

我到村庄去，往往是参加一次乡村盛典。

乡村有什么值得张扬的呢？

很自然，我想起了从前，在内地，大凡村民婚丧之事，抑或新居落成。乡场上玩龙舞狮，歌舞升平。有时也请走穴的草台戏班，扭扭捏捏，嗲声嗲气，情节荒诞，表演做作。然村民们笑声不绝于耳。

西藏不这样。

西藏同样有婚丧喜庆，但是人家默默进行。遇婚姻之喜，亲友拢聚，喝一夜青稞酒，欢笑一夜，把新人送入洞房，礼毕。遇丧葬之悲，同样亲友拢聚，喝一夜青稞酒，恸哭一夜，把亡者送入天堂，事毕。藏族是一个深沉而理智的民族。

扎西德勒（5）

但这不说明西藏的乡村没有庆典。他们的庆典是真正意义上的庆典。据说雪顿节极为热闹又庄严，因为从未参与，不知就里，不便叙述。望果节时最为热闹，这倒是耳闻目睹过。7月间，青稞熟了，开镰在即，乡村就沸腾了。男女老幼，穿戴簇新，配以珠宝首饰，列队而行。还要鸣鞭炮唱歌谣。青稞地里，一片人见人爱的丰收景象。村民们就在田间小路上，从左到右不停地游走，不停地欢唱。走累了双腿，唱干了喉咙，方才坐下来。在林子里，坝子上，或是草甸上席地而坐。这就到了边喝酒边演出的阶段。我们知道，藏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随便找几个人，就可凑一台节目。更何况，在西藏的乡村，至今仍保留着文艺宣传队哩！所以欢乐的场面可想而知。男人弹起悠扬的六弦琴，女人们跳起欢乐的锅庄舞，把藏南的天空搅得彩云翻天。这时候，另一帮猛男憋足了劲，他们身旁的烈马按捺不住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嘶鸣。赛马开始了，那帮猛男抖开缰绳，马们就像亡命之徒你追我赶，一时间黄尘滚滚鸣声如雷。最终决出胜负，获奖的人将得到一个热水瓶，或者是一箱啤酒，或者是10斤酥油。还有姑娘爱慕的眼神。这便是望果节，西藏乡村上的盛典。

我们就居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前面是山，后面是山。

在这个崇山峻岭的世界屋脊，我们与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次，我病了，是急性肺炎，住在山南地区医院。桑珠，县公安局的驾驶员，特地开车来看我。提了四大袋水果罐头，值几百元钱，是他半个月的工资。我湿润了双眸。我说，你花这些钱做什么？他又习惯性地扯他的卷发，眼圈红红地说，喜欢书记。

病不能痊愈，我打算提前回内地。桑珠哭了，反复说一句话，舍不得书记。

三年援藏任务将完成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家乡市委组织部欧部长率考察组来了。我们的心情再度亢奋起来。

事先必须做一些准备。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自我鉴定。当年同进藏的7个人，牺牲了一个何文英。还剩6个。6个铮铮男儿，按照时任湖南省省长储波进藏考察时所发的感慨，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呆上三年，什么都不干，都很不容易啊！何况我们干事，我们干了很多事。

我们修了很多援藏工程，我们搞了很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改造县城面貌，我们维护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分裂，致力于边防的巩固。雪山把清泉奉献给草原，大地把五谷百草奉献给生灵，我们把这三年青春给了西藏。

我骄傲我自豪！血性男儿赴西域，大刀阔斧舞人生！

扎西德勒（6）

三年援藏，神秘的青藏高原，原本阴阳分明，一如爱恨分明的藏民族。爱就爱到血液里，恨就恨到骨髓里。在西藏大昭寺，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信徒旁若无人地伏于地下，顶礼膜拜，他们在祝愿些什么难到我们一点也猜不出

来吗？

所有人世祝愿，无非幸福欢愉。我们也只是凡夫俗子，渴望情有所依合家团圆衣食无忧。藏族汉族人人如此。

永远记得我结束援藏生涯回内地后的第二年春节，大年初一的那天，驾驶员桑珠从喜马拉雅山的山沟里打来电话，粗喉大嗓地喊道：“扎西德勒呀

书记！”

扎西德勒呀我的藏族同胞！

扎西德勒呀我的祖国母亲。

扎西德勒

藏语。藏族人表示欢迎、祝福吉祥的话，一般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易丹 整理）

过去的光阴似火（1）

主人公：张建国

年龄：58岁

籍贯：河北秦皇岛

岗位：秦皇岛市地税

局涉外分局局

长（退休）

过去的光阴似火

去年祭祖，我随手拿起母亲搁在桌边的族谱，发现自己这一辈都排“清”字，唯我叫建国。

母亲说，你父亲是个老革命。你出生时——1951年，正赶上全国各地大搞建设，所以给你破格取了这名字。

父亲是个老革命

父亲1932年出生，祖籍山东德州，那时候是国统区。不到15岁，他就被班主任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揪住父亲不放，说堂堂大英雄刘胡兰才破格13岁入党，建国爹怎么可能那么早入党呢？直到找到当年的介绍人老班主任，才确信父亲的党龄是实打实。话说回来，那么早入党，在党的历史上，确实不多见。

入党后父亲加入渤海军区，在当年的干部业务培训班上，是唯一的党员。1948年，父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并在总后勤司令部工作。后来又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上海，据说他们7天7夜没睡过一宿整觉。

上海解放后，父亲押着一车皮的钱坐火车进入上海，在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任职。后改名为华东行政管理局。

母亲也在1948年就参加了革命，他们志同道合，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当年的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味道最浓的地方。在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潮的冲击下，上海兴着改造旧上海、建设大上海的运动。形势造就，几年后我出生，顺理成章的就叫了“建国”。这也代表了父母坚信革命必胜的愿望吧。

印象中父亲很沉默。关于他的事，很多都是母亲或他的战友讲给我听的。因为交流甚少，我的人生路，大事小事基本都由自己决定。到今天一切都已定型，偶尔回想，年轻人终不免轻率，于是生出许多遗憾。

1956年，父亲被调到北京商务部工作，我们一家随他迁往北京。那时候工作都是听从组织安排，命令下来，卷起行李就走。我在北京三里河第二小学一年级刚上了半年学，父亲又被一纸调令派到青海省，于是我们又全家立马移迁到大西北。（国家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石油，需要往西部调过去一批干部，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的光阴似火（2）

我放弃了上大学

我在青海一呆就是38年。

刚到海拔21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身体非常不适应。在西宁市观门街小学读了6年，成绩一直排在中上游水平。考上西宁一中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招工进了青海省机床煅件厂，当时那是一个有保密性质的军工厂。

年轻气盛的我初出校门，热血里沸腾着拼劲儿，觉得当工人是件特别骄傲的事。成天一门心思想着要学点什么，技术上不能落后于人……很快我就在同批去的人中脱颖而出，成了技术骨干，成了班长。现在回想起来挺辛苦，但当时壮志豪情的，从来也不觉得累。

1974年，通过群众推荐、组织考察和考试成绩合格后，我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领导开始找我谈话：“建国啊，你是技术骨干，又刚刚被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党支部非常器重你，希望你呢，能考虑留下来。”

当时的人对入党有一种特别热烈的憧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信仰，仿佛只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人生价值才能得到最崇高的体现。我在1973年的春天写了入党申请书。入党的条件是如此的严格，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仅思想上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技术上也要领先，不能为党组织抹黑，要时时在心里想着为人民服务。能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是多么不容易啊！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有现在的人想象不来的纯洁——很少想升官发财之类的事儿，也从不拈轻怕重。本来我在厂里当团支部书记，因为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厂里要我当工段长做领导工作；又准备调我到宣传科，说不仅不用两班倒，还是干部身份呢。可我真心实意地觉得，技术学了就要用，自个儿技术能力这样好，不用就浪费了，我必须脚踏实地才能为国家做更多贡献，所以所有离开技术一线的提拔我都拒绝了。

也是在这样的思想下，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当时父亲已经调回北京财政部工作，实在来不及和他商量。后来父亲说起这事儿，语气神态里流露出无限惋惜，我自己也觉得挺遗憾。毕竟接受大学教育是对自己的另一次提升。

脚踏实地地前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停止发展党员，直到1978年12月26日，我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日子我一直记在心里，因为我入党的日子，正是毛主席的诞辰纪念日。

过去的光阴似火（3）

从1969年到1980年，我都在车间一线工作。1980年底，我被调到西宁市百货公司，在秘书股做起了文字工作。1983年单位培养年轻干部，我们这批人被送到青海省广播电视大学脱产学习，我在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学习了3年，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毕业后回到秘书股做副股长。

1986年，我被西宁市委选调到市委办公室做市委副书记的秘书。在这个岗位上我得到了很多锻炼，上传下达许多文件都要通过我的手，要协助书记做调研，要了解各单位的情况，公文从来都是在晚上完成。有时候要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从来不知疲倦。如果自己写的文章领导改动不大，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肯定和荣耀！

如果我留在西宁，现在发展应该也很好。可是大西北的环境让爱人难以适应，于是1990年我又调到了河北省秦皇岛市税务局。

刚到税务局时，在办公室主抓一些政策研究工作。1994年税务局分家，我被分到秦皇岛市地方税务局任教育科科长，恢复科级职务，主管职业教育培训。在教育科做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在理论上已经很明白了，只是缺乏税务实务操作经验。于是主动要求调到业务部门。1998年我被调到秦皇岛市地方税务局涉外分局任副局长，这在级别上来说是副科级，不仅没有升职、平调，反而降了一级。

很多朋友不理解，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想做业务，想脚踏实地一步步来。

2001年，我被正式任命为地税局涉外分局局长。2004年退二线做一些监督工作。

人生之船停到了风平浪静的港口，回顾历往旧程，自己难免感慨万千。确实很多机会没有把握住，但无怨无悔有颗单纯的为人民服务的心！不计名利不怕苦累是我们这代人的特色，这种精神一直都贯穿着我们整个职业生涯。单纯地前进，虔诚地奋斗，这就是坦荡人生，骄傲人生！

最美不过夕阳红

退休后，我依然坚持研究一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喜欢看人物传纪，譬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达室》《马克思传》等都是案头必读。也许多年来受毛主席的教导，我特别关心政治大局。即使已经不在工作岗位，对国家大事仍是十分关注，甚至对国外的一些历史、政治、经济也都了然于心。

在我家的书橱里，还摆着《圣经》《古兰经》以及佛学的一些经典。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时间没精力研究哲学课题。现在退休了，我也常常思考一些哲学问题，或者与一些老友讨论，其乐无穷。

过去的光阴似火（4）

任何习惯都是生活给自己打下的时光烙印，阅读习惯也不例外。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有自觉性的人，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能为人民服务的人。我们这一代是党培养起来的，无论是上学、工作还是提干，都是党给予的，党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我们痛恨腐败这蛀虫，衷心希望党这棵大树能够健康成长。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最近我在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深有体会，只有国家富强了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我们个人的理想才能慢慢实现！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是一种大规模的经营日用工业品为主的综合性的零售商业企业。

1862年，法国巴黎的“好市场”是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百年来，百货公司仍是零售商业的主要形式之一。美、日、法等国的大型百货公司，销售的商品多在25万种以上，最高的达到50万种。

（陈秋雁 奉荣梅 整理）

爱洒非洲石头城（1）

主人公：成建国

年龄：45岁

籍贯：山东菏泽

职业：援非兽医

爱洒非洲石头城

从济南全福立交桥沿着二环东路一直向东，走到黄台电厂附近，路北的出现一片片绿色的畜牧产业区，顺着一条向北的小路继续走，伴着越发浓烈的牲畜味道，就到了山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在这里，我从事了20多年兽医研究工作。

老师写错准考证，“卫国”成了“建国”

其实，我的名字缘自一个误会。成建国这个名字是从高中才开始用的，我小时候的名字叫“成卫国”。

1964年，我出生在菏泽，父亲是初中教师，给我取名卫国，是希望我长大后能保家卫国。但是，1981年考高中时，一个意外的误会，却让我的名字一下子成了“建国”。

临考试前，老师在班里发准考证，可怎么找也没有我的证，后来老师找到了一张名字是成建国的准考证，原来是登记的老师写错了名字。还记得我当时要考的那所学校是菏泽三中，既然写错了名字，而且也不可能再改准考证了，索性就用“建国”吧。当时虽然老师写错了名字，可我还挺高兴，我觉得叫建国比叫卫国好听。我一直觉得，建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响亮，更有力量，于是，考完试后，我就改了户口，打那起，从高中开始，我就成了“建国”。

到现在，同事朋友很少有知道我曾经的名字，只有儿时的伙伴和少数的亲戚，还记得我叫过成卫国。

从小就爱上兽医这一行

我现在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农业推广硕士，简单地说，我是干兽医的，呵呵。养鸡场、养猪场、兽医站、配种站，我每天都在跟各种各样的牲畜打交道。培育新品种，推广科学养殖方法，每天穿梭在全省各地的农村，为农户解决实际问题。全省所有的县我都去过了，有的县所有的乡镇我都跑遍了。

我当年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从小受乡村兽医的启发，小时候，我家在农村，有个乡村兽医就在我所在的小学校园里办公，谁家的牲畜生病了都要请兽医来诊断。耳濡目染，小时候的我也渐渐对这一行产生了兴趣。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兽医专业。1987年，我从山东畜牧兽医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省农科院，成为一名兽医。

爱洒非洲石头城（2）

兽医的工作很辛苦，也很充实，但是经过实践的锻炼，我越发感觉理论知识不足，后来，我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经过三年的艰苦自学专科毕业，为了继续深造，我又考取了山东农业大学的本科。2004年，我又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2008年毕业后获得硕士学位。现在，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除了幼儿园和博士，我所有的学历都全了。

理论的深造为我在工作上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帮助我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我获得过三项国家专利，并获得过山东省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一项，已经出版9本专业著作。

援非一年，让爱洒满非洲石头城

谈起这些荣誉和工作成绩，并不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但有一件事，是我最自豪的。2007年，我响应团省委号召，参加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津巴布韦服务项目，在津巴布韦从事农业服务一年，这一年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中国青年志愿者津巴布韦服务队是山东省首次向非洲国家派出青年志愿者，我们这个服务队一共15名成员，2007年初，服务队来到津巴布韦，开始从事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根据当地需要，我们分布在首都哈拉雷市和马佐威市、奎奎市、穆塔雷市，分别从事汉语教学、医疗服务、计算机教学、体育教学、兽医服务等工作。

津巴布韦多山，在当地又被亲切地称为“石头城”。我服务的地点在马佐威兽医学院，这所学院在首都哈拉雷北部34公里外的山区，距马佐威市12公里，是津方直属于农业部的唯一一所兽医学院，除教学任务外，还承担着为全国农场服务的职责。学校规模很小，只有50名教职工，50名学生，分为三个班级。到达后，我们首先熟悉和了解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参观附近的农场。除教学外，还要经常带领学生到农场实习，教给学生如何做实验，如何诊断猪病，介绍中国先进的畜牧兽医技术，到附近的私人养猪场进行技术服务，义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还经常到阅览室阅读有关津巴布韦的农业，尤其是畜牧业方面的资料以及动物疫病的流行规律，积累了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为今后与津巴布韦农业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爱洒非洲石头城（3）

在非洲的一年，生活极其艰苦，在那样的环境下，人的心态会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学院位置比较偏僻，电力供应很不足，经常有停水、停电现象，那里甚至买不到油和盐等基本的生活用品，电视也没信号。我们周围没有购物场所，交通很不方便。每周要步行到12公里外的一个小商店购物，或者搭便车到首都哈拉雷购物。由于通货膨胀，津巴布韦生活物资短缺，超市时常断货。虽然困难很多，但没有难倒我们。停电时，我们就学着当地人，在野外用几块砖头搭起炉灶，捡来木材，生火做饭；停水时，就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桶、脸盆跟着周围的居民到很远的村子里取水；没有蔬菜，我们就在宿舍周围的空地上开垦一块菜地。

但是，在那种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志愿者们仍然用无私的爱，把自己的食品和物品赠送给需要的非洲朋友。马佐威兽医学院一个老师的孩子1岁多，没有奶水，也没有牛奶可以喂，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下一个大肚子，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孩子挨饿，就把带去的饼干统统给了这个孩子。虽然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孩子的母亲那感激的目光，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出国之前，我跟其他志愿者还准备了很多礼物，丝巾、风油精、计算器、电子表，还有各种体育设施，送给当地的老师和学生。我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享受着别人的关爱。当我们没有干柴生火做饭的时候，邻居老太太把自家的干柴拿来，或者在她家的厨房做好饭后给我们送来；停电又停水时，校长秘书把自家储存的水送给我们；种菜没有肥料时，学校的老师给我们送来粪肥；为防止猴子，山羊破坏菜园，帮我们建起了篱笆。

除了生活的艰辛，大自然的壮美和原生态的生活也给我们这些志愿者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里到处是野生动物，野猪、野象、野鸡，只有在非洲才真正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原生态……

2007年12月，志愿服务一年期满后，我们11名志愿者第一批回到祖国，从非洲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虽然很累了，但我们坚持要去天安门，等着看第二天凌晨的升国旗仪式。回到北京，看到故土，我们才真正感到中国人的伟大！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在异国他乡才会更有尊严。记得我在回到山东后的巡回演讲中，用了这样的题目《让爱洒遍非洲石头城》。正所谓爱心无国界、奉献无国界、科技无国界，这就是我参加这次援外服务最大的感受。

（李丽 整理）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1）

主人公：刘建国

年龄：52岁

籍贯：四川成都

职业：教师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

（一）革命本色

单于血脉、吕梁子孙、晋人禀赋。我的老家在晋西北吕梁山西部，黄河东边上的临县，古晋国之地。历史考证认为陕北、山西的刘姓为匈奴后裔。

1957年5月11日我出生在成都，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出于革命本色，追随潮流，顺应时景儿，给我起名建国。

别样的机耕林场——豺狼的天下

“四川省机耕林场”位于盐源县棉垭乡马家村，背靠牦牛山，面向梅雨坝子，距县城30多公里。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年代，反映在生活上就是顿顿吃洋芋、草根，而且很少，喝洗锅水，工人们称为“玻璃汤”。

灾荒年，野兽也很多，豺狗最多，其次是狼。白天，狼狗们都敢窜到林场的园坝里来溜达。晚上更是豺狼的天下。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向窗外张望，就见到这一景象，窗外绿光闪闪，那就是狼眼，夜里有时甚至还会听见狼嚎，那凄厉的声音穿透了这个边远的荒凉之地，让人毛骨悚然。天一黑，大人们都嘱咐小孩不要外出，以防被狼叼走。我是这其中最听话的一个。

据说豺狗吃人的方法是用前爪从肛门伸进去，掏出脏腑，致人而死。大人们防狼秘技是说：狼一般是从后面袭击人，用前爪搭在你肩上，你误以为是谁和你打招呼，扭头向后，就正中狼的奸计，它咬住你的喉咙，你就死定了。这时不要转头，而用匕首利剑向后猛捅。

而20多年后的1985年，我与学校的两位同事到泸沽湖去玩，在盐源的大山里白天黑夜徒步400里，除了见到几只松鼠，小鸟外，什么动物都没有，生态变化太大了。

（二）“文革”岁月

在盐源曾在只有一个老师的马家村村小学读一年级，到西昌后，又是一个村小学名叫长安小学，插班二年级读小学，从此学习、生活、工作在西昌，直到今天。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2）

小学生涯，第一次见到芒果

1966年9月新学期开始，学生们回到学校。毛主席语录是语文教材，上课就教读语录。唱歌课，则教语录歌和革命流行歌曲，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等。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一种叫“芒果”的东西。

记得那一天，有一批车队来到西昌，在经过长板桥木材公司门前的公路时，许多人就跑出去看，小孩子都喜欢热闹，我也在其中。我看到有三辆解放牌汽车，上面站着一些军人，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人站在驾驶室顶的中间，迎面向前，双手托着一个玻璃盒，里面装着一个半青不黄的东西，由于那时候个头小，塞在人堆中，隔得远，也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我只通过这排场、这气势推测：应该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后来听人们说才知道，这个东西，名字叫芒果，是越南胡志明给毛主席送了几个芒果，主席舍不得自己享用，要送给全国人民，于是就开始了这“圣果”（复制品）的全国巡游。而芒果的具体形状，我则是20多年后才搞清。

中学时代：课程的时代色彩

当时的课程名称也有很浓厚的时代色彩：理化合称工业基础知识，讲拖拉机原理什么的；生物称农业基础知识，讲毛主席提出的“八字宪法”；体育前面要加一个词“军事”，叫军事体育。

那时我们大都对文化课没兴趣，而对非正规的体育活动却很热衷。可能是受“乒乓外交”影响吧，当时学生打乒乓球特别兴盛。

音乐、美术合称革命文艺，美术是画刊头、花边，美化大字报，音乐则是教样板戏和革命流行歌曲。有一次欧阳老师要教唱革命文艺课本上的一首革命流行歌曲，大家都不唱，后来几个男生带头领全班唱《国际歌》，欧阳老师只好又改教《国际歌》。

英语还叫英语，内容如：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向解放军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方法和现在小学生差不多，不学音标直接读句子，记不住就用“汉音译英”，LonglivechairmanMaoalonglonglife就记为“朗你屋七儿曼毛朗朗耐乎”，并且知道了“坐椅子的人”就是“主席”这个道理。

我们每天还会有30分钟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第一学期还开设毛泽东思想课，每周4课时，外加革命大批判2课时。当时每周三天全天入学，三天上午入学，下午在家参加劳动。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3）

（三）修理地球的日子

另类优雅：美酒加咖啡

1974年高中毕业后，按照政策规定必须上山下乡。我被分在西宁糖厂上工。这是因为冬天正是收获甘蔗的季节，称为榨季，所以急需大批工人，工作一完成，工人就解散，故名“季节工”。

在这里做工的有成都、西昌等各地知青，有西昌的社会青年，也有各乡农民青年，男女各色人等约百来人。大家白天马不停蹄地做工，到了夜晚，便是大家集会的时间。

那年头我们的娱乐活动不多，农民青年喜欢围着火堆烤火、吹牛，吹得越大，大家笑得越开心，不爱说笑的，则在边上听着，或者干脆躺在床上看书。我们偶尔也会唱唱歌，会唱的歌曲不多，多是一些革命歌曲，哼起来，粗犷的男高音在乡下的空谷里回荡，豪迈有劲。倒是成都的知青，自以为优雅，弹着吉他，哼点《美酒加咖啡》等另类歌曲，也不失为一种时尚。

血吸虫病的困扰

下乡期间，在打谷子的农忙季节里有一种严重威胁人的病，俗称“打谷黄”，学名叫“钩端螺旋体”，致病原理是老鼠在农田里撒尿，其尿液里就带有“钩端螺旋体”病菌，打谷子时人们在农田里四处奔跑时，踩到了带有“钩端螺旋体”病菌的尿液，就会发病。当时常听到一些知青因此而丧命，显得有点恐怖。农民得此病的很少，可能是有免疫力了吧？而知青就比较多，并由于不懂或治疗不及时而死亡。而我在刚下乡不久就碰上了。

那是在过完国庆节，晚上回到队上，突然浑身发冷，打摆子、发高烧，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当时我哥非常着急，幸好410厂的电影队正在邻队放电影，于是说好坐他们的汽车到410厂医院去治疗，而同队的410知青马骋也得“打谷黄”在治疗，他母亲是该厂医院的医生，我在他母亲帮助下才得以住院治疗。整个病房只有我一人，条件不错。入院后，马上输液吃药，第三天就好多了，住了7天的院，10月9日办了出院手续，又回家住了几天，并按政策规定到西昌县知青办报销了医疗费。

我从没得过如此大病。此次遭遇“打谷黄”幸好得到大家的帮助，捡回一条小命。所以大病初愈，深夜躺在病床上，思潮翻滚浮想联翩，写了一首《病感》：

知青生涯脚底始，灾难重重袭上心。

农村旧貌何日改？有志知青寥寥在。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4）

（四）高考解禁

我是第一届高考生。那是1977年。

文革后，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西昌也开办了几个工厂，于是有机会从农村招工回城，我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来到峨边县的四川省峨边木材综合加工厂培训，日复一日地工作着。

1977年的一天，这是我永世难忘的日子。

在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之时，忽然从广播电台传出国家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真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我们争取新生活的心愿！当时我们很多培训的工人心情特别振奋！多少年就等这一天啊！我于是立即决定请假回西昌找书来复习。培训负责人不同意，在一番争执下，我和同事李伟民毅然回了西昌。这在当时属于违纪行为。我们当时完全没想到，这一莽撞，让我付出了三年的代价。

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刘西尧，对高考录取工作方针的指示是“凡政审不合格，不录取”。政审首先是在地方执行，而其中决定我们的命运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厂长。

高考结束，左等右等，未见录取通知。当时不像现在，可以查分，可以咨询。而1977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从中央到地方，招考像安全局工作一样，完全保密。就在我们茫然失措时，李伟民的母亲从凉山州教育局一副局长处听来一个消息：原来在写政审意见时，单位在给我们的政审鉴定中故意写了一些诽谤的话，诸如上班不带工具啊，给玉米撒化肥不认真啦，而这些都是借口。

于是我和李伟民的高考档案就被扣在了西昌，没有送四川省招办录取。这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动力，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也是我连续三年参加高考的动力。

1978年我报考理科，以3分之差落榜。1979年改报文科，总分298分，上了重点线，还要加民族地区分10分，但志愿没填好。重点没走成，一般本科5个学校也只走了第三志愿——重庆师范学院。从此我的职业生涯定格在了三尺讲台。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没一点喜悦之情，但又非走不可，三年了，不想再考。

（五）讲台人生

我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被统一分配回凉山，到西昌师范学校教历史课，这也是我母校之一。2001年全国实行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过渡，西昌师范学校并入凉山民族中学，我便一直呆在这里。

苍山传出我的歌声（5）

我一辈子都站在讲台上，教过的孩子无数，顶在头上的光环不少，转眼知天命之年都已经过去。沐浴着苦难而生的我，更感激现在的生活。

人啊，苦也好，甜也好，像现在这样，能有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即是最好！

林场

建国以后，作为加快林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陆续兴办了大批国有林场。九五期间，陆续引入了私营林场。国有林场和私营林场的竞争，使得我国的森林资源得到了更加精心的培育和管护，资源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目前，我国的林业正沿着以生态建设为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前进。

教材特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在探索中前进，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大体经历了50年代“学习苏联，强调知识的系统性”、60年代“恢复传统，加强‘双基’”、“文革”后“在经历曲折后反思，注重训练、培养能力”、以及改革开放后“深化改革，立足于人的发展”这样四个阶段。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在不断向工具性、基础性、思想性、人文性的新方向拓宽与深化。

高校招生的话题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

（孙珊珊 易丹 整理）

把爱传出去（1）

主人公：康建国

年龄：33岁

籍贯：山西吕梁

职业：康大教育集团总裁

把爱传出去

我在村里念书时，多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一个年级的学生面朝东，另一个年级的学生面朝西，老师只有一个，教完东边教西边——人称复合班。条件虽然艰苦，我的成绩依旧次次名列前茅，学校甚至派我替高一个年级的学生去县里参加数学竞赛。李老师总夸我是“的确良”，别人是“粗洋布”，这句赏识一直被妈妈挂在嘴边炫耀了很多年。1982年西山矿务局给了父亲一间半的房屋，允许把家属接来，我们全家便随父亲一同从兴县搬到西山矿务局居住。这时开始了在西山矿务局的生活。

全家六口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显然是不够的，我和大哥从小就懂事，重活粗活抢着干。印象里所有寒暑假周末都在干活，就连平时晚上，我们都是在别人睡着之后才开始写作业看书。同学们每天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我已经站在地摊上开始吆喝卖东西了，有时候他们也过来照顾一下我家的地摊，买个雪糕什么的。到冬天我会挑起妈妈煮好的两桶玉米沿街叫卖，快过年了就卖元宵。

中考成绩虽然很优秀，我还是毅然放弃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梦想。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我报了免费的师范学校。离开家后我更加省吃俭用了，常年只穿学校发的校服，连鞋都舍不得买，一双穿破的布鞋、一双穿破的球鞋、一双拖鞋，一直陪伴了我三年。以至于很多同学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双拖鞋踏遍十六中”（师范学校分校以前的校名）……因为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我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一分一秒都不敢懈怠，篮球队、演讲比赛、出板报、练书法等等，几乎是活动我就参加。唐诗宋词三百首烂熟于心，同时也学会了口琴、钢琴、笛子、洋琴等乐器，还喜欢读乐谱，读歌词，也喜欢文学课生物课。平时和同学们下下中国象棋，四处游荡，曾徒步行走大半个太原城，穿越天龙山、蒙山等地，这也许是最省钱的旅行方式了吧。

1994年6月，终于盼到师范毕业分配了，看着母亲瘦小枯干的身躯、黑黝苍老的面容、磨出老茧的双手，我狠狠咬着牙齿下定决心，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把爱传出去（2）

在重机子弟学校工作的三年期间，我一直在八小时外做各种兼职。当服务员、传菜员、保安、下夜、美工、贴广告、发传单、拉业务、跑采购、写春联、跑印刷……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跑遍了整个太原市。去过很多大学校园，摆书摊，“窜入”学生宿舍楼卖贺卡，不管风霜雨雪，一天都舍不得休息。总之，从我工作开始，记忆中就没有不兼职的时候。一方面是为未来挣点“外快”，更重要的是磨砺自己。我深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苦我心志”之修炼，在兼职打工单位遇到英明的老板我会庆幸，但也会尽早的离开；如果遇到狭隘刻薄的老板便长期服役在他身边，来训练自己能受压制、冤枉、侮辱之“心志苦”。

至于自己这些年的教职生涯，刚毕业就做班主任，所带的班每年考试都名列年级第一，连各项文体活动也不例外，全校师生都是有口皆碑的。我每天早晨都会带领学生军训，周六、日课余时间教孩子们书法、乐器或者带他们去野外、去公园。虽然也获得了不少“红本本”，但总有些教育理想是无法在公办教育体制下实现的。我想了很久，决定辞职。父母忧心忡忡地说：“咱们家现在就你读出书来，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况且你还没结婚，辞职后连老婆也不好找了。我看还是等你结了婚再说吧。”那是1997年9月，我当即跑到女朋友那里征询意见，“咱们结婚吧？结婚后我就可以辞职了。你同意吗？”她轻描淡写地说：“随你吧！明年就结？”我说：“不！是今年，是现在！就在国庆吧！”她惊讶地说：“啊！不到一个月？”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想来很感激我的爱人，能在那样的条件下嫁给我。当时我可是个不但一无所有还背着债务的穷小子啊！

把爱传出去（3）

没有条件，我琢磨着从家教带起。这时我在某个人小摊点上已有份职位，由于工作卖力，老板很信任我。他孩子正好第二年小学毕业，想考全省小学生都想上的山大附中，老板知道我能带家教后，让我在工作之余辅导孩子，并许以额外报酬。我想这便是机会了，我了解孩子的心态，很注意在轻松的环境中授课，又带他到山大校园里游逛提升他对学习的兴趣。果然，孩子学得来劲，进步很大。正值冬天，我每天坐汽车到许西村带课，有些朋友嘲笑我折腾一天连他们一顿饭钱也挣不下。我只是笑笑，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次年老板的孩子如愿考取了山大附中。找我的家长立马多起来，跟我上课的学生变得学习兴趣很浓，而且进步非常明显。又陆续有学生顺利考取山大附中双语班。这使我名声大震。我由家教逐渐办起了培训班。办班没有场地怎么办呢？还是一位好心的家长借了她家的房屋给我，没有水电暖，属于拆迁前危房。也没有课桌，就拿他家废砖架起来，铺上报纸，用砖垛子当凳子，用报纸刷上墨汁当黑板。粉笔还是借的，每个学生旁边点着蜡烛，屋外垃圾满地，泥泞不堪，学生中好多都是来自条件很好的家庭，但是大家无怨无悔，死心塌地地跟我学，叫我感动不已……是的，我永远感激这些学生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支持着我！正是她们的支持才有了我的动力！才让我发誓一定要让他们学出个名堂来！后来收了学费，我便租赁一间民宅四合院，有模有样地办起了“康老师家教”培训班。有些学生为了能跟着我学到更多，索性和我同吃同住到一起，条件是简陋了些，但大家其乐融融，也不失为一种甜蜜的回忆。为了不误我的课，有的家长一到学生放学时间就在校门口发动好摩托车等孩子，孩子出了教室直接坐上摩托车，穿过大半个太原市来到我破旧的私人教室。像这样从太原市各个区域打车、开车远道绕到我这里来上课的孩子有很多，除了把感动放在心里我只能更加卖命地教着孩子们。

有一次我生病了，但看着这些学生，实在放不下课堂，就边输液边上课，孩子们的目光明亮而温暖，叫我今生难忘。我的住所冬天没有火，有些家长注意到我用凉水泡方便面吃就送来了开水；有些家长给我送来了取暖用的蜂窝煤；有些家长直接拿来挂面……

把爱传出去（4）

我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打拼着，尽心尽力地付出着，终于在第二年有了很大收获。当年全国奥林匹克竞赛中我的学生获奖率达65%，并有多个满分及金奖。这使得“康老师家教”在太原名声大震！我以“形成思路是关键，学会做题是捎带”的教学方式，以学生兴趣导入，从培养学生性格入手，训练学生的课堂习惯、学习习惯、思维习惯。使学生养成科学严谨的学习方法，独立完整的思维方式。并向社会提出：“孩子的失败，就是家长的失败，就是教育的失败，就是未来的失败！”并且，在和家长广泛的交流中，积累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的心得体会。

这样，太原各地来我这里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我在区教育局注册申办了“太原市小店区奥林匹克培训学校”，买了一台386二手电脑和针式打印机，完全自己摸索着学习DOS操作系统和金山WPS文字编排系统。刚开始连什么是主机、什么是显示器、什么是软驱都不认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通宵自我学习，终于在摸索中笨手笨脚地可以给孩子们录入编排一些题目了。1999年的6月份，我将几十个学生全都送进了名校，那些家长对我感激至深，甚至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更有几个家长亲自上阵陪我一起去贴广告发传单。那年7月，我大获丰收——有500个学生报名！我又系统地整编了《奥林匹克数学教材》，这奠定了我在太原培训市场的基础。次年成绩依然是震撼全市，我便在市教育局申办了“康大培训学校”，也开设了第二分校。由此，“康大”的发展便以势如破竹般的速度迅猛发展开来。在这期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没有时间去逛商场买东西，没有时间回去看父母兄弟，甚至连生病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我的爱人、父母、兄弟为了我的事情都付出很多，他们默默地支持着我，倾其所有。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动力！我不能让所有关爱和支持我的人失望！

从此我在工作上更不敢懈怠。每周六日、寒暑假的课每天都从早上七点多排到晚上十点多，这期间我一直站着，我的讲台从来没有座位，这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一个老师该履行的职责。周一至周五的每个晚上也有课，一般都要辅导至晚上十二点左右，白天还要整理录入打印教材、试卷。朋友说别人的创业是拼搏，我的创业是拼命。我只能说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我也只是心怀感恩地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

在发展过程中，我逐渐感到自己力不从心、能力有限了，便去清华大学随MBA班旁听学习，两年后又进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EMBA班学习，2007年毕业。在这期间，“康大”在我大哥、弟弟的苦心打理下依然是健康稳健地成长着。现在已经发展为五十多所分校近四万学生的综合性教育机构。

把爱传出去（5）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上学期间，有一次课程安排在云南游学。课程结束后几个同学相约去了丽江，当然也爬了玉龙雪山，我在没有用氧气的情况下一直登到4680米的峰顶，那次挑战极大地鼓舞着我，让我更加相信，人生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又，2007年曾历时4天4夜徒步穿越甘肃戈壁滩、沙漠“寻找玄奘精神”，背负行囊，风餐露宿。那次经历是对自己体能、团队协作等各方面的极限考验。过程很痛苦，像死过一回，但真的好过瘾！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既有征服极地后的兴奋，又有征途中艰难险阻的泪水，这和“康大”的创业又是何等的相似！

有人说这是找罪受的一种刺激。我从小吃苦受罪直至长大，自己就像一个“苦行僧”，这就是童年的全部记忆。有人说这是“苦中作乐、以苦为乐”，我不这样认为，压根儿我就没把这些经历当做是“苦”，又何谈“苦中作乐”？

可能就是这样在经历，铸就了我坚毅的性格与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感谢所有学生对“康大”的支持！感谢家长们对“康大”的支持！感谢朋友们与老师们在“康大”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出的重要贡献！感谢那些名校对康大的认可！感谢家人为我的付出！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所有关爱和支持过我的每一个人，我永远都会铭记在心！我永远都会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386电脑

386电脑，1985年10月17日面世，指的是由IBM生产的，使用了INTER386CPU的电脑，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被广泛应用。

386全称是80386。当时没有品牌概念，只用数字代替。后来由于美国法律的规定，不能再用纯数字表示了，才有了后来的奔腾、赛扬、迅驰等。

（易丹 整理）

母亲、老屋及红床（1）

主人公：傅建国

年龄：46岁

住址：浙江温州

岗位：温州米奇鞋

材有限公司

母亲、老屋及红床

自从1994年离开皖南老家后，我就很少回去。不是不想，而是在异乡打工的日子，工作紧张，生活忙碌，时间大多由不得自己支配。每逢节假日，想起遥远的小山村里孤独一人守候着老屋的母亲时，便心生一阵莫明的内疚。在我13岁那年，父亲跟生产队十几个男劳力到30里外的七井山伐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导致他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全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瘦弱的肩膀上……

我打工所在的城市温州，地处东海之滨，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且商味浓郁的古城。随着打工日久，我渐渐体会到了，在温州不管你身份贵贱，不论你学历高低，只要你有能力就有发展的机会。我从一个原本只会耕田种地、做篾匠手艺、还会一点蛮力活的农民工，慢慢地学会了车间管理，掌握了驾驶技术，懂得了电脑操作。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十多年营销生涯中，结识了各方朋友，脱胎换骨，幸运地在繁荣富庶的温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2003年，在温州打拼近10年的我，终于在市区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虽说只有七十几平方米，但毕竟是我在第二故乡里的家。搬家的那天晚上，想起了当年进城打工的第一夜，睡在南塘街一座寺庙前的垃圾篓里的情形，我忽然喜极而泣。腊月二十四那天，我开着车带着妻儿，沿着金（华）丽（水）温（州）至徽（州）杭（州）高速，高高兴兴回老家过春节。

经过八个半小时的高速奔驰，回到了我久违的皖南小山村的老屋跟前时，天色已晚。娘见我们回来，特别是听到6岁的孙子康儿叫她“奶奶”的时候，她老人家连忙扔掉扫帚，双手撩起衣襟揩了揩因高兴而落下的泪水……

老屋其实不老，1988年建的。在当时比起我小时候居住的祠堂要好一百倍。知道儿媳和孙子要回家过年，母亲早早地将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傍晚，母亲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烧了一大桌子菜。

晚餐我吃得特别慢，还头一回喝了不少白酒。这次回老家除了探亲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我和孩子的户口迁到温州去。我不知这事如何跟娘开口，怕她心里难受。出去打工之前，迁户口的事我做梦也想不到，在村里只有闺女出嫁才把户口迁出去。但我必须要把户口迁走，要不然儿子在城里读书很麻烦。

母亲、老屋及红床（2）

在厨房忙完了一阵子，然后给两个火桶盛上许多木炭，招呼媳妇和孙子坐着房间里一边烘火一边看电视。母亲说弟弟一家人在上海也很好，可惜过年车票没买到，要正月才能回来了。她回忆2000年到温州的情景时说，温州真热闹，高楼大厦，车来车往，还有那鱼丸汤真好吃，可惜她住不习惯……

一家人两三年才团聚一次，母亲可高兴了，话闸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做梦也想不到你能在温州买房子，这打工也算是出头了。你小时候放牛砍柴吃尽了苦头，7岁那年夏天住在祠堂里还差点被蛇咬死，没想现在也有翻身的日子。”

“妈，我想把户口迁走……”我轻声说，不敢看母亲的眼神。

“真的？那你们不就是温州人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在人前做人也就不用再低头了。”母亲依然开开心心地说。

我理解母亲的意思。她说的低头是因为我家长期贫穷而导致的心理上的自卑。是啊，多少年来，母亲为了这个家，尽管腰杆挺直，可生活的重担一直压着她不得不处处低头做人啊！但我也知道，母亲嘴上那样说，心里还是很不舍。我把户口迁走，就意味着把自己与故乡的“根”给切断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成了故乡的局外人了。我的心莫明其妙地惆怅不安起来。母亲轻轻地叹息了声：“你们成了城市里的人了，俺心里再也没什么担忧了。只是你们回来的次数恐怕越来越少了哦……”

我被母亲的话弄得心情压抑起来。母亲见我不说话，先打破沉默：“你开车累了，早点休息吧。你和根娣、康儿睡红床，被子老早就洗干净了。俺睡柴屋里。”

母亲说的红床，就是我家那张红木床。它像个微型的房子，四面都是红木板，正面雕有古代戏剧里的人物故事，因年代久远，朱红漆早已斑驳脱落，红床其实早已是黑不溜秋的“黑”床了。小时候冬天的晚上，母亲把火桶里的木炭盛很多，好让我和妹妹弟弟围坐在上面取暖、写作业。母亲则坐在红床的床沿上，手上纳着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母亲就像一只把小鸡捂在羽毛下的老母鸡，生怕我们姊妹挨冻受饿。弟弟小时候爱尿床，因此母亲冬天从来没有睡过暖和的被窝。母亲心情好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哼几句永远不变的调子：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放光芒，毛主席就是那红色的太阳……

现在老屋里的板凳、餐桌、箱子和柜子，所有的家具都更换过，唯有这红床还保存着。母亲平时都是睡红床，我们回来了，母亲就把红床腾出来。她可能觉得，红床永远是她的儿女们成长的摇篮！

母亲、老屋及红床（3）

山村的冬夜静得听得清头发掉落的声音，妻子和康儿躺在被窝里进入甜甜的梦乡。我躺在红床上，思绪万千，记忆的闸门也慢慢地打开……

1964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在皖南山区南阳湾王家村，“四清”工作组干部王旭和另外几名同志冒着凛冽的寒风，挨家挨户问寒问暖。当他们走进村西口孤老太太林翠兰的家时，屋子空无一人，就在他们转身离开的时候，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王旭本能地走进房间想看个究竟，可是房里除了一张用两条板凳托着几块木板的床，上面有一堆零乱的破棉絮外，什么都没有。王旭顺着哭声仔细找，断定婴儿溜到了床底下。他趴下身去，一瞧，果然发现冰冷的地上躺着两个婴儿，正无助地哭泣，便赶紧将两个娃娃从床底下抱了出来。

这时候，一位少妇——我的母亲，手里挈着一只畚斗从外面回来。畚斗里有几斤大米，是她几乎跑遍整个村子才好不容易借到的一点救命粮。

“我们是‘四清’工作组的，我叫王旭。孩子刚才掉到地上了，以后不能只把孩子扔在屋里，万一摔伤了怎么办？”王旭自我介绍并关心地说。

其实这两个孩子掉到地上摔得鼻青眼肿是常有的事，王旭只不过是第一次遇见。不知是委屈还是感激，王旭的话让母亲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孩子几岁了？”王旭问。

母亲抹了抹眼珠子：“男儿2岁，丫头1岁。”

王旭眉头皱了皱：“什么男儿丫头的？他们没有名字吗？”

“儿子叫小狗，丫头叫小球。”

王旭笑了：“嗨，乡下的孩子怎么都是狗儿猫儿的！”

母亲愣头愣脑地盯着眼前这位长得一表人才、胸口还插着一支钢笔的工作组干部，心想：俺又不识字，就这名字还是接生婆给起的呢。

王旭眼睛眯了会，脑子转了个圈，脱口而出：“我给你们家孩子取个名字吧，儿子叫建国，长大了建设祖国，女儿叫和平，家和万事兴。”

随同的几位同志连连点头：“好名字，好名字。”

……

“四清”工作组干部给我取名字这个细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不知听娘说过多少遍。

坦率说，我对自己叫“建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名字毕竟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像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名字带有时代烙印的有很多。然而，我和母亲却一辈子不会忘记一个叫王旭的人，而我也永远记住了1964年冬天的某个下午的情景。

母亲、老屋及红床（4）

那个下午，这位叫王旭的工作组干部，不光给我和妹妹取了个有文化的名字，还跟生产队长商量，将村口的旧祠堂分出一半给我们家居住，又把从某地主家没收的一直放在生产队仓库里的一张红木床分给我们家。就是这张漂亮又牢固的红床，夏天给我和妹妹以安全，怎么玩耍也不会摔到地上，冬天给我和妹妹以温暖，它的四壁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御寒风的作用。

我后来略有些懂事时才知道，如果当初不是王旭决定分给我们家半间祠堂，我们家真的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母亲嫁给一无所有的父亲，结婚的时候，床上唯一的一床被子还是邻居们凑钱赠送的。善良的村西口孤老林太太出于同情，便提供一间屋子供父母新婚临时居住。从林太太家搬进又肮脏又破烂的那半间祠堂，夏天蛇鼠在屋子里出没，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可那毕竟是我们的家啊。就是这半间祠堂，伴我度过了苦涩的童年时光，一家人才不再像是村里的“过客”。后来在我15岁时，祠堂终于要坍塌了，一家人几经努力盖了三间土坯房。这个时候村里通上了高压线，家家户户告别了煤油灯。再后来村里实行联产承包制，家里家具多了，我也长大成小伙子，一家人将原有的三间土坯房推倒，改建成五间砖瓦房，即现在的老屋。与此同时，家中买了电视机、自行车，再后来还安装了电话。一家人过上了虽不是很富裕但较安定的生活。

母亲是个认命的人。她是5岁的时候坐在外公的箩筐里，从皖西潜山逃荒来到石台三十六岗的。自从嫁给一无所有的父亲后，她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从小到大也很少听过母亲有什么怨言。父亲老家是枞阳人，爷爷解放前在皖南山村以给富裕人家锯木板为生。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才16岁，只好给人家放牛混碗饭吃。次年奶奶去世的时候，才3岁的姑妈竟然哭着扒拉躺在门板上的奶奶要奶吃。父亲进山伐木遭遇山洪出事后，母亲没有再嫁，把我和妹妹、弟弟养大后，老屋与红床就成了她一生中最后的守候！

生活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我的人生轨迹也在悄悄改变，从皖南到温州，由农民变成市民。然而，故乡的母亲却伴随着老屋及红床在一天天变老。孝顺的弟弟曾提议把红床这老古董扔掉换成席梦思，可母亲说，她睡了一辈子红床，怎么也舍不得扔。她说她只有睡在红床上心里才踏实。我想，红床储存着母亲一生太多的酸甜苦辣，也储存我和妹妹及弟弟童年成长记忆的点点滴滴……

四清

四清是指1963年到1966年，中共中央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工矿企业以及学校等单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在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奉荣梅 整理）

60后的孜孜以求（1）

主人公：徐建国

年龄：47岁

籍贯：浙江宁波

职业：美乐门社区

服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

60后的孜孜以求

48岁的我，名叫徐建国，当过兵，当过记者，如今当老板，是宁波市美乐门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的人生格言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统统离不开吃苦精神，奋斗中的快乐最纯粹。

“建国”是个好名字

1962年，我出生了。用现在的话说，我是“60后”。一个“60后”为啥取名建国呢？父母的解释是：建设新中国。是想让我们这一代人把新中国使劲地建设好。

我出生那会儿，正当中国经济刚开始起步，百废待兴之时，全国上下倡导和平解放、建设中国。那几年，起名挺流行“建”字的，我很多同学的名字中都有“建”字，比如建华、建平，大家都希望祖国强大。而我的父母当时觉得叫建国这个名字既有意义，又挺时髦。

名字这事，父母说了算，就这样，我这个“建国”一叫就是47年。别说，还挺上口的，无论是学校里、部队里，还是后来的单位里，大伙都觉得我这名字亲切，平实，好记。

徐建国遇到徐建国

1979年，我应征入伍。到部队递交档案，管档案的同志笑着对我说：“哈哈，又来了一个徐建国。”我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原来团里政治处有个同名同姓的“徐建国”，还是主任呢。

更有趣的是，在一次军区先进班里，我遇到了这位“徐建国”主任，主任一听我的名字，就问：“哪来的？在部队还习惯吗？”让刚到部队不久的我倍感亲切，生平第一次觉得“建国”这名字真好。

当兵3年的时间里，那个大“建国”一直特别关照我，经常叫我去他那里坐坐，聊聊。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积极上进，努力学文化学技术。徐主任还鼓励我写入党申请书。也正是那个时候，祖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到东方电视台闯荡

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爆发了蓬勃向上的力量，感觉有很多学不完的东西。大家纷纷上夜大、函大、工大、电大和职大，成为最热门的“五大生”。年轻人都生怕掉队而被时代淘汰。

60后的孜孜以求（2）

那时候的我，虽然懵懵懂懂，骨子里却有着不安分的冲劲。我大学是念汉语言专业的，一毕业就只身来到了上海，在东方电视台当起了实习记者。那时候，电视台里有规定，实习生不能独立出稿。但我每次采访回来，都会自己先将稿件写一遍，然后对照老师的稿子，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坚持，有一次，我这个实习生的稿子还真派上了用场。

那天，我跟着老师采访一个市领导，采访结束回到电视台已经5点半了，6点钟就得直播，老师编完录像，发现我已经把稿子写完。老师看了之后，笑着说：“不错嘛，看来没白下工夫。”那次，因为时间紧急，老师便破格采用了我的稿子，而且只字未改。我为此受到了领导的肯定。

不当“无冕之王”当“擦地板”的人

回到了宁波后，我在宁波电视台从事财经节目的编导、记者工作，并兼管生活消费类投诉栏目。

有一次采访宁波最早成立的家政公司时，我发现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回家后，我查阅了国内外许多针对家庭服务业的有关资料，发现这块国内的处女地，在欧美等国家，早已非常成熟。

凭借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和有利条件，我几乎走遍了相关的政府部门。了解了宁波人均GDP总量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一系列经济数据之后，我相信，家庭事务社会化服务必然成为未来人们习惯性、品质化的生活方式。

于是，凭着一股冲动劲，我的宁波美乐门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诞生了。虽然，这是一次冲动的选择，但我至今没有后悔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性，思想上承上启下，既传统，又不安分。

回想起创业时的点点滴滴，我觉得特有意思。在当时，我一辞职，所有的朋友都跌破了眼镜。而我的BP机里，每天充斥着N多条来自朋友的信息，友好而调侃，“请速来我家擦地板”、“请带上塑料桶和毛巾，来亚洲华园宾馆吃饭”等等。

然而，正是这个被朋友们称之为“一块黑板、一间门面、一部电话、一张写字台、七个服务员”的家政公司，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拥有360个服务人员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品牌化家庭服务龙头企业。

60后的孜孜以求（3）

2000年，美乐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合作，创造性地发掘出家政服务保险新险种。7年后，全国所有保险公司均推出了此“险种”，国内家政行业开始全面推广；2001年，美乐门将综合性服务改造为单一的“钟点服务”，力求以一个产品的“精、专、深”赢得市场；2002年，美乐门推进全员职工制，为服务人员提供“意外人身伤害商业保障”，这项举措，既稳定了队伍，又解决了顾客的后顾之忧；2007年，美乐门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家庭环境应用科学研究所”；2008年，美乐门利用“研究所”的优势，自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家庭物品护理剂系列。由此，一个新兴的区域性家庭服务龙头企业，完成了从传统的劳动密集作业，到现代科技创新服务的华丽转身。

此时此刻，再回想起我父母给我起名“建国”的初衷，想必他们一定非常自豪非常得意，这个名字还真取对了。

生活其实很简单

在我的办公室，有一套茶具，客户或朋友来了，一人一小杯，慢慢喝，慢慢谈。这是一种生活乐趣，静静地品茶，静静地思想，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可以让心情飞扬的生活。

走出自己的事业王国后，我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喜欢简单的人、简单的心、简单的生活。周末在家，泡一盏清淡的茶，捧一本喜爱的书，时间就这样静静地、慢慢地流过。

在这喧嚣的都市，人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能为自己留一隅寂静之美，淡定而从容，淡泊而悠然，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快乐。

（楼小娴 方雪梅 整理）

步步为赢（1）

主人公：孙建国

年龄：54岁

籍贯：山东济南

职业：商人

步步为赢

我生于一个红色革命家庭，两位大伯都是烈士。

有两个姐姐，春荣、春华，三个兄弟，建新、建中和建国。连起来就是新中国荣华。姐弟的名字寄托着父亲对新中国的祝福。因为一家两个烈士，一个伤残军人，父亲对和平的期望超出了一般人。

红色革命家庭里走出销售冠军

我的两个大伯，一位在1942年抗日战争中牺牲，另一位在1947年解放战争中牺牲，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两块烈士牌。每逢祭日，全家人都要正规拜祭。舅舅也是解放军，获得二等荣军，在解放济南时受伤残疾。舅舅中弹30多次，医生从他身体上挖出30多个弹壳。小时候，我见过舅舅身上留下的30多道伤疤，至今想起仍触目惊心！

最初，我的职业是医生，也算是子承父业。父亲曾于1937年前往日本留学，学习西医，主攻胸外科，抗日战争打响后立刻回国，救死扶伤。我的家里还保留着解放前卫生部门发的行医执照，父亲后来还担任过济南医院副院长。1972年，中学毕业后，我在中医学院夜校学习，后来分配到建筑公司职工卫生所，一干就是十几年。

由于单位不景气，1993年，我经朋友介绍调到了济南食品总厂，虽然朋友了解我的才能，想给我直接找个岗位，但我还是主动要求从销售一线干起，算是正式弃医从商。

在经商的日子里，我如鱼得水，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目标。当时，我的工作就是拿着厂里生产的橘子汁、椰蓉饼干、牛奶饼干等糖酒饮料到全国各地拉业务。上海、北京、桂林、昆明，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身影。经常回到济南刚开完一个会，没几天又走了，接着去另外的城市跑业务。最忙的时候，连续出四趟差。现在，再看那时到全国各地拍的照片，还能感觉到年轻时的那股冲劲。挺好的。

人缘好又擅长销售，才跑一年，我就成了厂里的销售冠军。

我一个人的糖酒销售额占到全公司的四分之一。当然，那时收入也很可观。由于销售人员可以拿提成，我的收入比厂长都高。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每月就能拿1000多元工资，是普通工人的十几倍。

步步为赢（2）

我在济南开了三家店面

同事们都羡慕我，可我自己最清楚，销售靠的是经验，更需要技巧和投入。刚开始跑销售，我就自己拿钱请客户下馆子吃饭，那时候哪有人那么干。自己垫钱请客吃饭，这在当时的销售人员中并不多见。

销售是我的强项，在要账方面，我也有自己的经验。销售单子好下，可把钱拿到手才是大本事。越是大单子、棘手的单子，对我来说越有吸引力。可这样一来，任务就重了。领导经常派我去要账。1997年，连续出了4趟差后，我累出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我仔细回想了自己的做法，这样拿命换工作太不值得了，要转变发展目标和方向。我开始考虑未来的职业发展，那时候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而我凭借着在建筑公司工作广交朋友的优势，认识了不少房地产老板。所以，我希望借着楼市的东风，发展自己的事业。

出院后不久，我就开始筹划新的事业发展方向。既然这么多开发商在建楼，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我看中了房地产业产业链上的装饰材料，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考察，最终把目标锁定在灯具装饰领域。

看好了灯具市场的开发，我就在山东灯具批发市场租赁了柜台，批量销售灯具，济南的巴黎花园小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教学楼等室内照明工程都是我承揽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我在济南开了三家店面……

生意人也会“演戏”

除了工作，炒股是我的一大爱好，每天不管多忙，我都会尽量到联合证券贵宾室里看看自己的股票走势，我已经是一个十几年的老股民了。2007年全国股市最疯狂的时候，我也刺激了一把，炒权证，得意的时候一天就挣了十几万。

谁又能想到，我从生意人变成演员了呢。

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在新千年里当上了演员，《谢谢你的爱》《五朵警花》等多部电视剧中都有自己的位置。虽然多数是配角，但演电视是叫人兴奋的，能经历不同的人生，仿佛就比寻常人多活了几辈子。

说起做演员，纯属偶然。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玩儿，正好赶上济南电视台在朋友家里拍摄电视剧，朋友说我眉清目秀、气质也好，鼓动导演让我试试镜，没想到，很上镜，效果确实不错。从此，我就成了一名业余演员，经常在一些电视台节目和电视剧中露脸。因为长得一身正气，还经常出演机关干部和企业家形象。

步步为赢（3）

我演过证券公司董事长，演过官员，也演过杂志社总编辑。演员的工作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也让我找到了一种新的休闲方式。

近年来，我又迷上了声乐，2007年曾在中国星全国声乐比赛中获得铜奖。

掐指算算，自己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70年代学医，80年代做销售，90年代自己开公司，2000年后又迷上了表演和声乐，叫建国是因为我生日上9月28日临近新中国建国6周年，这种经历是不是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对我来说，这一生，该赶上的都赶上了。

炒股

炒股就是买卖股票，买了股票其实就是买了企业的所有权。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并于当年的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风暴。六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浦江饭店敲响了上证所开业的第一声锣。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同年12月1日，深交所“试”开业。如今，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初具规模。

（易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