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

- 回忆我的革命家庭

- 割舍不掉的亲情

- 手稿的故事

- 当亲情遭遇威吓

- 批斗会上的探视

- 在伯伯最后的日子

- 采访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

- 在四川军界“刘瞎子”威名赫赫

- 揣着银圆上“梁山”

- 德国医生：“真不愧为英雄。”

- 刘伯承的“敌进我进”

- 痛失爱女——至今未解的谜

- 孩子的名字是父亲一生征战的路线

- “大树将军”

- 婚礼上的误会

- “记得当年草上飞”

- “林”和“罗”从来不是在一起的，应该分开

- 党内的圣人

- 罗荣桓的五年计划

- 遗言

- “他桌上的东西，斜着眼看都不行”

- 共产党的“大特务”

- 送给妻子四个字

- 要债的来了

- 临阵不换将

- 最后一件重要工作

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

采访时间 2001年7月

采访地点 北京 彭梅魁家中

采访对象 彭梅魁 彭德怀侄女

采访记者 赵 曦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毛泽东为彭德怀写下的一首诗。在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南征北战，为革命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赢得了“彭大将军”的美名。在他的带领下，他的两个弟弟也都投身革命，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革命家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戎马一生的彭德怀没有一个子女，他最亲近的孩子就是两个烈士弟弟的儿女。

回忆我的革命家庭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彭京华是彭德怀二弟，1937年在兄长的影响下奔赴延安，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1940年，彭京华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杀害，女儿彭梅魁成了烈士遗孤。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的父亲也是一位革命烈士，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当初，您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您伯伯彭德怀的影响？

彭梅魁：对。1937年，伯伯彭德怀写信要我父亲去延安，我父亲就找到我伯伯当时的妻子刘坤模，还有我一个堂伯母的儿子彭桂林，他们三个人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们就进了抗大学习。

记者：您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当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当时他是怎样一步步开展工作的，您一定还有印象吧，因为我们听说当时您还是他们的小哨兵？

彭梅魁：1938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开会，他们一开会就叫我到外面玩，其实我就成了给他们站岗放哨的。要是有人来了，我就在外面大声地唱歌。他们在里面就会知道有人来了，就不开会了。

记者：当时您有多大？

彭梅魁：我是1929年出生的，那时八九岁。

记者：您当时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吗？

彭梅魁：开始的时候还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年龄大一些就知道了。

记者：当时您的家乡还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要冒很大风险，甚至牺牲生命，您父亲就是因为革命被反动派杀害的，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彭梅魁：我父亲他们兄弟4个，我父亲叫彭京华，是伯伯彭德怀的二弟，我叔叔叫彭荣华，他们都被敌人杀害了。那是1940年农历九月初四的晚上，就在我们家里。我叔叔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两岁多，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她看到外面有人，还以为是大哥，后来人越来越多，她就知道不是了，就朝屋里喊，对方就开枪了。

我的叔叔婶婶听到我姐姐喊就都起来了。我叔叔从厨房往外走，刚一迈脚，就倒下了，子弹打在他的胸部，被打了好几枪，肠子都出来了。他一个脚在外边，一个脚还在屋里。我婶婶的手也受伤了。姐姐喊我父亲：“伯伯，你快来啊，我爸爸死了。”我父亲就和我、还有我弟弟去看我叔叔，我叔叔已经死了。

后来我爸爸就跟外面的人争了起来，说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走吧，他们硬拉着我父亲走。他们那么多人，我父亲能辩得过谁啊，他们就把我父亲带走了。从我家里走出20多里地，他们给父亲戴上手铐，后来我父亲就被关到了湘潭。

记者：您父亲在当地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群众基础很深厚，听说当时群众也自发组织了多次营救，但因为找不到关押地点而没有行动。直到您父亲被敌人枪杀之后，大家才从乱尸堆里找到他的尸体，运回老家。

彭梅魁：关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当地的确是很有威信的。家乡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儿也找不着。九月十一号晚上有人说，在凤仙山龙骨兔那里给拖了一批被杀害的人去。我远房的一个哥哥，还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个人捡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给拖着，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着一个没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父亲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亲抬回来了。后来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父亲被抓走后，梅魁的母亲一度精神崩溃，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幼小的梅魁用稚嫩的双肩撑起家庭的重担。

记者：自古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父亲的牺牲对您家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您是不是早早地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彭梅魁：我父亲被拖走了以后，妈妈整天站在大门口，往北看，谁喊她她都不理，也不跟人说话。家里的事情她也都不管了，后来我爸爸的尸体被找回来了，她就跑到山上，到坟前去哭。再后来我妈妈得了精神病，你喊她，她不知道，你哭她也不知道。我那时挺懂事的，妈妈什么也不管了，那我就得管。家里种菜、浇水、做饭，这些事情都由我来做。

我们家乡人也很好，当时是九月份吧，湖南正是种白菜的时候。我们对门那一家跟我们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门两位老人就搬到我们家来住，跟我妈妈和婶婶做伴，还帮我们家把白菜都种好了。大概他们是出于对革命者遗孤的一种同情。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1945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伤心之下您就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后来你们就被接到武汉上学，是吗？

彭梅魁：对，后来我给伯伯写了一封信，说，我叫梅魁，是彭京华的女儿，我多大了，我想上学。后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市委的人把我们接到武汉，我们兄弟姐妹一共5个人就在武汉上了学。

1950年1月1日，一列由湖北发出的火车带着彭家的4个孩子开往北京，伯伯彭德怀把他们接到北京，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学习。

1950年6月的北京饭店，在彭梅魁的记忆中永远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被家乡的亲人念叨了无数次的伯父彭德怀。

记者：彭老总长年在外南征北战，你们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又到了后方上学生活，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是在什么时候？

彭梅魁：我第一次见伯伯是1950年6月。因为后来我们被接到北京，我们一共有6个人。那天我们到了北京饭店，伯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说话，伯伯就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那时候坐的是电梯，但我不知道，就说，一摁就上来了，他就告诉我们那是电梯。

记者：彭老总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干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毛主席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时，对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有没有害怕？

彭梅魁：当时的心情也不是害怕，就是很想见伯伯，我们父亲没有了，母亲也得了病，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但是见面后还是很紧张。我们几个孩子，见了伯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家要哭也哭不出来。后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的脑袋，问：“你叫梅魁吧？”我说是，但是心里想他怎么能认出我来啊。回忆起原来是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那里面介绍了我叫什么，还说我想上学。后来他就一个一个地辨认我们。

记者：第一次见面，你们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觉得和亲人在一起团聚因难得而觉得时光短暂？

彭梅魁：我们都没有了父亲，见到伯伯，伯伯又对我们这么好，都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不想回学校，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回去。伯伯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我们想就这么间屋子，往哪儿住啊。伯伯说，我们搭地铺睡，把被子什么的都铺在地上。伯伯要跟我们一起睡地铺，我说您岁数这么大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上床去睡吧。我们睡在这儿陪您就行了。伯伯说今天大团圆，一律平等。他还说我现在睡在这儿就不错了，战争年代哪有这样的地方睡啊。我们几个都睡下了，伯伯没睡，挨个儿给我们盖被子。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记者：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彭老总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你们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彭梅魁：是很长时间没再见面，因为伯伯去了朝鲜。再到后来大概又叫过我两三次吧，要我去见他，我想我一个人去不好，就去找了彭爱莲、彭秀兰、彭康跟我去了。去了以后伯伯问我们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啊。还嘱咐我们，你们要是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不要去找别人。要是真有困难克服不了的话，就去找帅妈妈，就是中组部帅孟奇。但是我们姐妹从来都没有找过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能吃苦的。

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

后来，是在1959年9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子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们说的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

这个时候，尽管彭德怀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亲情、温暖和欢乐，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心灵蒙上一丝阴影，彭德怀内心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他对后代的爱心。

记者：彭老总搬出中南海后，为了不连累你们，他没有把新的住址告诉你们，那您后来是怎么找到彭老总的新住处的？

彭梅魁：那年的10月1号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举办游行，厂里没通知我去参加。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中南海看我伯伯。到了中南海，警卫员不让我进，说彭德怀搬走了。我就打听到颐和园、清华大学怎么走。有人告诉我说坐31路车。上了31路车，我看见有一块儿地方有学校，是钢铁学院，就下车了。下车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就问警察，警察说不知道。我就又上了31路车，走到有警察的地方我又下车，再问，一共下来有三四次吧。后来到了清华大学，我就下车走，走到有警察的地方就问，后来走到101中学附近，看到一个警察就问他，知道彭德怀住在哪儿吗？他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侄女，还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看。他看完了以后，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从这儿往西走，走几步，有一条小马路，往南拐，拐到尽头有一堵墙，再沿着墙向西走，有一个冲北的大门，那就是。

记者：您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彭老总当时住的吴家花园吧？

彭梅魁：对。我是早上5点走的，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不过问到住址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刚刚还觉得渴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这时候反而好了。

记者：彭老总之所以没告诉你们他的新住址，就是怕你们去看他，影响了你们的前途，当他突然看到您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老人家是不是很激动？毕竟再坚强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也抵不住亲情的温暖。

彭梅魁：我找到地方进去的时候，伯伯正在院子里。看见了我，就问，梅魁，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来的？他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说，我是边走边问来的。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来了吗？我说，这事我都跟党委汇报了，我是你的侄女，我要来看你。但在政治上也跟你划清界限了。他笑了。他就说，人啦，就要做老实人。他就带我在吴家花园的?内遛了一圈，那天我在他那里吃了饭。

记者：您后来是不是经常去看彭老总？

彭梅魁：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在朝阳门里大方家胡同，到他那儿去是相当远的，但我至少一个礼拜去一次。周末就带着我老伴还有三个孩子去。到那儿去玩一玩，让伯伯也散散心，这样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伯伯也盼着我们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们都上大学了，没有多少人到他那儿去。我去了就跟伯伯说说话，问问他有什么事。再就帮他扫扫院子，干点简单的活。有时候我妈妈从湖南来，带点茶叶、苦竹子，我就给他拿去。伯伯倒也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就是玩玩，散散心。

记者：您是医生，经常去吴家花园，是不是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彭老总的身体？

彭梅魁：对，确实有这个便利。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看见伯伯一个衬衣的袖子撕破了，我问伯伯你这衬衣怎么破了？伯伯一边笑一边说，我掉到井里了。我问伯伯怎么掉进去的，他说他拿了桶去打水，晕倒掉到里面去了，要不是警卫员把他拉上来，我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他了。我说，伯伯以后你别干了，你血压低，很容易晕倒，这样很危险。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说劳动是他现在需要的。

记者：我们曾经看到过彭老总秘书的回忆，说当时他在院子里种了一分地。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很厉害，他想试一试庄稼的最高收成到底是多少，您了解这件事吗？

彭梅魁：是，伯伯种了一分地，我觉得那块地里的麦子长得相当漂亮，比周围的麦子长得都好。伯伯跟我说，这是一分试验田。还让我猜猜它能产多少斤？我说我猜不出来。他问我，你不是种过地吗？我说，地我种过，但我种的是稻子，这是麦子。他就问我，你说我这能产多少斤吧。我说可能会有七八十斤左右吧。伯伯还说了我一顿：“七八十斤，你怎么不说一万斤哪？”当时我冲伯伯笑也不好，哭也不好，我说伯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挺不好受的。我心里想，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可以直接批评我。伯伯说，我委屈你了，这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我这一分地是整整80斤，就是这一亩地能产800斤。

手稿的故事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又向大会提交了长达8万字的材料，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就自己的不白之冤逐条进行申诉。这份材料被称做“八万言书”。

这封八万言书，彭梅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知道，这里面饱含着伯伯对屈辱的呐喊和抗争，饱含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精神，为了伯伯这份沉重的嘱托，彭梅魁费尽了周折。

记者：彭老总曾经把一份手稿交给您保存，这份手稿就是后来被称做“八万言书”的材料，他交给您时，有没有特别的交代？

彭梅魁：1962年的下半年，伯伯交给我一份材料，交给我的时候跟我说，梅魁啊，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包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千万要保存好，不能弄丢；千万不能给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要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那我就真的里通外国了。后来我就搁在家里，用布包了几层，放到我的柜子底下，柜子底下放了一些破衣服，这件事我跟我爱人都没讲过。在我家里搁了一段时间，伯伯又跟我说，搁你那儿不太合适，不妥。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后来我就又给伯伯了。

记者：后来这份手稿好像又被您带回了乡下保管，这是谁的主意？

彭梅魁：1964年我想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让我妈妈带，就问伯伯这材料我给他带回老家去行不行，在老家埋起来就安全多了。伯伯说那当然好了。我就把那些材料搁在一个书包里背着，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这个材料是伯伯的，非常重要，关系着伯伯的一生，还有什么平反这些问题。我妈妈也是共产党员，所以她懂这个，我就全部和她讲了。然后妈妈就找出一个瓷坛，把材料放进去，封了石灰和蜡，埋在做饭的灶下。回北京以后我就把这些都和伯伯讲了，他挺放心的，放在那里不怕潮湿，也不怕虫子咬，万无一失了，伯伯挺高兴。

记者：那这份手稿就一直藏在做饭的灶下，直到最后回到北京吗？

彭梅魁：“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给我妈写过信，妈妈也给我回过信。后来到了1967年，我给我妈写过不知道多少封信，她都没有回信。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材料，没有消息，我就和老伴请假回了老家。

妈妈说现在太乱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让人家把门封了，或者是占了房子。也怕有人到我们家里来抄家，搬东西。她说那些材料埋得那么浅，怕不行。妈妈就告诉了彭康智，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帮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到那儿去了之后，说没事，没有什么人再来过，也没有贴过大字报。搁到那儿我也就放心了。

记者：这份手稿您是什么时候又带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让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给我，他从枕头底下把材料拿出来，我就拿回来了。拿一个帆布书包包着，放到我专门做的一个樟木箱的夹层里。

记者：您拿回这份手稿离您交给中央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是怎么保管的？

彭梅魁：一开始放在那个樟木箱的夹层里，1976年地震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箱子放到书包里，背着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背着它睡觉。干什么都随身带着，就怕丢了，那个时候也不能放家里了。

记者：那后来您是怎么把这个手稿交给黄克诚，又交给胡耀邦的呢？

彭梅魁：那时候我看报纸，倒不是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志老领导，谁出来了，谁有病啊，谁怎么的呀。

1978年，我看到黄克诚出来了。因为我伯伯说过黄克诚是个很好的人。我想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黄克诚没见过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找到一个人，他就带我去见黄克诚了。但那次我没有带着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后，我说我是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当年伯伯曾嘱咐让我来看看您，还让我去看一个长胡子的肖劲光。他问我还有什么事吗，我说伯伯让我保存了一份手稿，这个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国人手里去。这个该怎么办才好，是我自己保存呢，还是上交。黄克诚说还是上交好，自己保存难。他说，我可以帮你交，你跟我一块儿去交给胡耀邦。但是他现在比较忙，有空的时候叫我一块儿去。我说：“不，黄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黄伯伯。”后来黄克诚就帮我交了。

当亲情遭遇威吓

在吴家花园，彭梅魁看着伯伯蒙受着不白之冤，经历着情感上的打击，内心无比焦虑，她只能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位日渐衰老的亲人。

面对着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没有写一个字的揭发材料。

记者：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没有受到牵连？你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写揭发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牵连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两个人要我到一附件车间二楼的一间屋子开会。我去了发现那里没什么人，后来来了两个女同志，让我写交代材料，揭发、批判彭德怀。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写，彭德怀的问题是党内的事，军队的事，我做这种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他们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长的棍子，其中一个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她们还要我写，我坚持说没什么可写的。当时我想，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们厂当时已经被打死一个了。

记者：当时他们好像还说您拿手表去收买审讯的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他们那一派的另一个人也在厕所里。我说你帮我把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们给打坏了。她可能就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了，说我拿手表收买她。他们说，你再有多少钱，多少东西，我们也是收买不了的。我就跟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只是怕打坏了手表以后没法看表了。

记者：他们当时打您的时候，您感觉他们下手重吗？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这个肩膀，以前长了一个肉瘤给割掉了，这一块没有肉，打到这一块特疼。打了一阵，后来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坐着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儿。他们说，你起不来呀，不起来就再打你。我也不说话，就自己爬起来。就这样打了半天。我们5点半下班，下了班他们叫我回去了。

记者：听说当时您连后事都安排好了，告诉丈夫不用管您妈妈，不用给彭老总送东西，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彭梅魁：我当时回家跟我爱人说，我这次要死了，我妈妈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弟弟去管吧。那时是1967年，我们还在给伯伯送东西，我就问我爱人，这东西还送不送？他说，他不是你的伯伯吗？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不送不合适啊，我要送到底。我爱人挺坚决的。

记者：因为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您受了牵连。对待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却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甚至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

彭梅魁：伯伯没儿没女，他要是有儿女，我不会抢着去照顾他。我从来没有跟伯伯要过半点东西，他给钱我都不要。那时候我们俩都挣钱不多，伯伯的工资比我高，要给我些钱，我说我够花。伯伯对我们不错，是他把我接到北京来上学的，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识不了几个字。现在他有难了，我不能不伸把手，我不能不管他。

批斗会上的探视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被监禁，家属不能探视。梅魁要看望伯伯，只能去他的批斗会现场。看到伯伯被批斗、挨打、游街，梅魁心如刀绞。但是她也亲眼目睹了伯伯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他从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一次头，没有对党有过一丝的动摇，梅魁被深深地震撼了。

记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彭老总被红卫兵关押，不允许家属探望，听说那时您要想见见伯伯，只能到彭老总的批斗会上去看一眼。当时批斗会的情形您还有印象吗？

彭梅魁：1967年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的南墙看见一张海报，说什么时候要在什么地方批斗彭德怀。我就戴了个大口罩，骑着自行车去了。那次人很多，操场上都站满了。我挤进去站在中间，我能看见伯伯，伯伯却不可能看见我。

批斗的时候，我看见伯伯弯着腰，手被人向后拉，伯伯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这种姿势太难受啦。伯伯说他要喝口水，休息一下，人家不给水喝，还向他吐唾沫，打他。张闻天和他在一块儿。大概斗了两个多小时。

批斗完了，就要他们上车。伯伯不肯上车，他说他要喝水。大家向他吐唾沫，使劲地压他，都压得摔倒了。摔倒了又拉起来，让他把手背到后面，拿个板插到背上，翘得老高。当时在那看得我心里是直想哭啊，但哭不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上了车，我就骑着车子追，可是汽车走得快追不上。听说汽车游遍了全北京。

记者：您一开始相信党的话，认为伯伯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时看到伯伯遭受这种折磨，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彭梅魁：他们这么折磨他，作为晚辈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觉得我伯伯不应该遭受这种罪。我想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就我所知道的，伯伯他干了不少好事啊，他干的都是对人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没有坏的。

伯伯跟我说过，让我千万不要因为他就对党有动摇，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会总结经验，总结教训，不断前进的，有挫折也会转过来的。我跟伯伯说，我不会的。

记者：您恨那些当时打您伯伯的红卫兵吗？

彭梅魁：恨有什么用啊，我不怎么恨他们，这些人没有知识，反正是上边让我斗我就斗呗。都是军管会支持的。

在伯伯最后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德怀被造反派监禁起来，彭梅魁再也没有办法看望伯伯。几年中，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着相互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直到1973年4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住进医院，彭梅魁才再次见到了他的伯伯，并陪他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记者：1973年彭老总得了直肠癌，医院要给他做手术，可彭老总一直不肯动手术，专案组特意找您去劝他，劝他动了手术？

彭梅魁：1973年专案组来找我，说我伯伯病了。我去了，见伯伯在床上躺着。我喊了一声伯伯，伯伯说，梅魁你来了，就跟我说了这一句话。因为有两个大夫在旁边站着，所以没说别的。

记者：彭老总得了直肠癌，老是便血，可是他坚持要先见毛主席再接受手术，当时您是怎样劝他的？他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吗？

彭梅魁：伯伯得的直肠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伯伯说他便血，血是鲜红色的。我就劝他说，你还是做手术吧。他说：“我这肠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我不想做手术，我要先见毛主席，和毛主席讲清了再做手术，要是一上手术台我死了，那我就不能再说话了，我现在要尽最后一点义务，要把我这事跟毛主席再一次谈清了再做手术。”我就劝他说，你现在要见毛主席能见得着吗？你还是要先养好自己的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多活几个年头，将来不是还可以说吗。你现在不做手术，那很快就会有危险，你走了你还怎么说，你不就说不了了吗？

第二天，就是4月25号，专案组又打电话要我去给他做工作。在车上，一个人拿出一张条，说是周总理批的，要他做手术。但是他没给我看一眼那张条。我就跟伯伯说这手术你一定要做，不做不行。26号我又去了一次医院，伯伯就去做手术了。

记者：彭老总做完手术后，身体情况怎么样？

彭梅魁：手术做完后，恢复得挺快，他也挺高兴。后来他说我现在自己要学会护理自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理了。这种情况大概好了一年左右吧。

记者：彭老总做了这次手术后，大约一年后就去世了，去世之前你们又见过面吧，那时他情况怎样？您还记得见面的情景吗？

彭梅魁：伯伯1973年4月26号做的手术，1974年9月左右就昏迷了。昏迷的时候我去过，他有时候认识我，有时候不认识。有一次大夫给他扎针灸，我正好去了。大夫说，你看，那是谁来了，认得吗？大夫是想看他还清醒不清醒。伯伯说，她是我的大侄女，也是我的女儿啊。这是伯伯第一次说女儿这两个字，那是以前没有说过的。

记者：彭老总是1974年11月29日逝世的。他去世的时候有亲人在身边吗？您去医院了吗？

彭梅魁：1974年11月29号，下午4点，我正在上班，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死了，你来一趟吧。”去了以后，他们在开大会，说是怎么抢救的，怎么就死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怎么抢救。我27号去的时候，看到伯伯已经昏迷了。

我当时很难过，但是根本没有哭。伯伯以前跟我说过，哭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轻易不哭，即使哭也不能在那些斗我们的人面前哭。我走到伯伯面前，看了看他的脸，他很安详，很瘦，我为他整了整衣服，然后向后退了几步，给伯伯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

回到家里，我终于憋不住了，眼泪不听话地顺着脸不停地流下来。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伯伯了……

历史终于走到了1976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欢欣鼓舞的日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三天后，彭德怀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30年已经过去了，正如彭德怀所坚信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跨过了那段扭曲的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早已深入到每一个生活在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公民的心里。

年逾70岁的彭梅魁依旧平淡地生活着，她时常翻阅有关伯伯的一些文字，翻阅那段遗憾的历史，每当这时她就能感到伯伯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民请命、直言不讳的顶天立地的高尚人格。

后记：2005年9月13日，彭梅魁因病逝世。

采访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

采访时间 2002年9月

采访地点 北京空军指挥学院

采访对象 刘太行（时年63岁） 刘伯承长子

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少将

采访记者 王 哲

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如何能跻身军界，成为威震四方的名将？一个24岁瞎了右眼的人，如何能指挥千军万马？一个右腿几乎致残的军人，如何能度过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一个被儿子告发的人，怎样死里逃生？一个两次被撸掉总参谋长职位的人，怎样再度崛起？一位开国元勋，为何会在政坛上一度悄然消失？

刘伯承，这位中国军事史上被誉为战神的元帅，他戎马倥偬富于传奇的一生，对于后人，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在四川军界“刘瞎子”威名赫赫

有一天，我爸爸在路上走，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你再哭！‘刘瞎子’把你抓走！”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太行

记者：您的祖籍是四川开县，当时你们家在当地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而您父亲为什么总是说自己是吹鼓手的后代？既然出生在文人家庭，为什么最后选择去当兵？

刘太行：关于我们家的出身有许多说法，有的说刘家祖先是汉代的皇族后裔，有的说是“湖广填四川”的难民。根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的先祖确是汉室之后，曾受封为长沙王，后来刘家世代以农为业，兼作打铁等小手工艺。我的曾祖父身强力壮，勤劳肯干擅长打铁，是个手艺高超的铁匠，替人修理犁、耙、锄等农具。而且他为人正直、敦厚、聪明能干，又乐于助人；靠自修能识文断字，《三国演义》读得下来，讲得出去；摆起“龙门阵”来，窝棚内外人挤得无插脚之处。他还有一支紫亮的唢呐，吹起来悠扬、动听，乡邻间的婚丧嫁娶少不得拉他去帮忙吹奏一番。所以后来我父亲总说自己是“吹鼓手的后代”，从来也不讲家谱上那些皇族之后的记载。

我们家在我爷爷这一代家境还算可以，并不太穷。但是我爷爷是家里的老六，是最小的，身体又不太好。爷爷是文人，家里的兄弟就欺负他，他分地分得也最差。我们都去看过，他分的地都是坡地。在我们老家开县，好的地都种稻子，他分的地只能种红苕。我父亲在少年时曾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可以读读书，那时他就读于汉西书院和癸府中学。可是好景不长，家境破落，我父亲也被迫辍学，下煤洞挑煤，为人打工。

最后我爷爷患痨病（肺结核）去世了。奶奶一个人带的孩子又多，所以我爸爸就跟奶奶讲，我要当兵去，在家也是饿死。于是我爸爸就参军去重庆参加了抗袁的军队。

记者：您父亲1912年考入重庆将校学堂，从此开始了他漫长、曲折、伟大、悲壮的军旅生涯，后来有人说您父亲生来就应该是一个军事家。当年在川军，他有许多称号，比如“独眼龙将军”“瞎哥”“刘瞎子”，一提起这些名字，在四川是声名赫赫，威震四方的。

刘太行：将校学堂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在川中办的第一所军校，所以很受关注。当时将校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共有400多人，我爸爸被分在第二大队的一排一班。这时，他已经换上了黄绿色竖领紧身的崭新军服，头发也理成了小平头，完全是一副英武、威严的军人模样了。

我父亲比较喜欢读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诸如孙子、吴起、刘伯温等人的兵法，后来听他说当时他能出口成章。

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当时熊克武为蜀军第一师师长。很快他就作为排长参加了讨袁战争。有一仗打得很残酷，整个阵地弹片横飞，硝烟弥漫，几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最后我爸爸挥着一把大刀，高声喊杀，再次发起冲锋。士兵们勇气大增，蜂拥而上，终于夺下了敌方的阵地，因此他被火线升为连长。

后来我爸爸又参加了护国、护法和讨袁战争，他转战巴山蜀水之间，打了不少胜仗，立下屡屡战功，他的军事才华和无畏的气概不断地显示出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好几次险些丧命，一只眼睛也打瞎了，所以在四川军界，就有了“刘瞎子”“独眼龙将军”的称号。

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德回顾自己和您父亲参加革命的话，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到最后参加共产党以前，在川军中，刘帅历任团长、前敌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在国民革命军中，他官至暂编十五军军长，在旧军队是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那为什么1926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呢？

刘太行：有一天，我爸爸在路上走，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你再哭！‘刘瞎子’把你抓走！”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刘瞎子”的威名居然被用来作为恐吓孩子的工具！这件小事，让他很不安。我爸爸常说，他很不愿意陷入一些混乱的厮杀。他常常叹息，双方交兵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当他回忆起那些被双方践踏的庄稼、受伤的老百姓心里就更难受。

1923年，我爸爸率部与北洋军阀队伍激战。正当他迫近敌阵察看地形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的动脉大血管，腿肿得老粗，失血过多，后来昏迷不醒，于是就被送到成都就医，然后休养一段。这时候他认识了吴玉章。吴玉章又介绍他认识了杨闇公。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评论当前的时局，?论中国的前途，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我爸爸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在政治方向的选择上，我爸爸是非常谨慎认真的，他陆续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仔细进行研究，深入思索中国革命和今后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在经过二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揣着银圆上“梁山”

“爸爸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家庭状况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当时他把这些家产全部甩掉了……何长工在谈起我爸爸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曾经很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

——刘太行

记者：大家都说您父亲是“揣着银圆上梁山”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谈起过？

刘太行：我爸爸经常讲，当兵当到最后，一个月是12块铜钱，他每个月给自己留2块，然后10块都寄到家里，当时团长挣钱相当多，家里已经很富足。我爸爸那时候就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常常把钱寄到家里面，家里的生活条件就慢慢好起来了。最后爸爸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家庭状况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爸爸参加共产党的时候把这些家产全部甩掉了。

何长工在谈起我爸爸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曾经很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事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因为当时，参加革命是造反、“上梁山”。“上梁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自觉投身无产者的先锋队；也有的是为了求出路、求生存，“逼上梁山”；当然也有极少数是混上“梁山”的。我爸爸就属于揣着银圆上“梁山”的。

德国医生：“真不愧为英雄。”

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一位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刘伯承的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他紧扶着柱子，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这位德国医生翘起大拇指感慨地说：“真不愧为英雄。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像他这样的人，他真有你们中国古代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气概！”

记者：刘帅24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右眼，作为军人，这个伤害几乎是致命的，有人认为失去了瞄准用的右眼，几乎就断送了军旅前程。但是你父亲却成为靠一只眼睛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属罕见。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或多或少听说过有关您父亲眼睛受伤的故事，您能具体说说吗？

刘太行：1916年，袁世凯称帝，云南的护国军出兵四川讨袁，在川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了决战。我爸爸当时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决定占领丰都城，切断长江的交通，阻止袁世凯把援兵派到川南，以支援云南护国军作战。他们很顺利地攻下了丰都，但是袁军很快向各地发出命令，调来了六七个团的兵力，赶往丰都增援。当时敌军的兵力几倍于护国军，我爸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决定将部队撤出丰都城，向农村转移。

正当他组织部队撤退时，突然发现身边一个士兵身体过于暴露，受到敌人火力的威胁。他马上扑过去，大声吼道：“危险，快趴下！”话音未落，一颗飞弹射穿了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眼珠子当即破裂流出眼窝。这时北洋军已进入城内，战士们慌忙把他抬到一家药店里，把头部包扎了一下，藏到楼上的仓库里。

那个地方一个邮政局局长是反对袁世凯的，很同情革命，他就把父亲接到家里去养病。一次他出去的时候把门锁上了，父亲一个人在屋子里，听到敌人炮火不断，觉得不太安全，就背了床被子从窗户里跳出来，跳出来之后那个房子就被炸弹给炸掉了。我爸爸就捡了一条命。那个邮政局局长回来看了很难过，还在山上为父亲修了坟立了碑。

解放以后，我爸爸在西南政治局当主席的时候，觉得很感谢这个人，就专门把他请来。

他大吃一惊，跟我爸爸说，我没有亏待你，把你埋在山上了啊。爸爸就跟他说，哪里的事，我根本没有死。

记者：据说后来给您父亲治疗眼伤的是一位德国的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动了手术，这位医生感动得不得了，称您的父亲为军神？

刘太行：当时我父亲的眼睛打瞎了，袁世凯的政府还到处抓他，所以他就到处逃跑。因为伤口的肉开始腐烂，眼看就没办法了。他的一个副官找了一个箩筐，把他从涪陵抬到了重庆。后来就找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请了一个比较好的医生——一个德国医生给他治眼睛。

动手术时他就问医生：“打麻药对我的脑子有没有影响？”

医生说：“当然有影响的。”

他就说：“那我动手术不用打麻药了。”

当时，小医院的设备比较简陋。为了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当时，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每割一刀都疼痛钻心，令人难以忍受。但我爸爸一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手术前后做了三个多小时，他面不改色。等包扎完毕，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就问他很疼吧？我爸爸说：“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嘛，小意思！”

医生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说：“你每拉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错不了。”

他总觉得自己就靠脑子，如果对脑子不好就绝对不干，所以他开刀不用麻药这一点，我相信。后来医生翘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你真是军神，军神！”

记者：可是后来您父亲两只眼睛都失明了，具体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刘太行：说老实话，我父亲的眼睛瞎掉就是看书看多了。

大概1965年的时候，他到中苏边境视察，每天都看书，我和妈妈都劝他，他还是看，后来视力就突然下降。他还患有青光眼，但是东北的两个医生误诊，说是年纪大了视力应该下降。他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就吐，吐得特别厉害。后来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医院动手术，医生讲动手术非瞎不可。大概动完手术还稍微能看到一点，不到一年时间就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了，哪儿亮他知道，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从那以后眼睛就瞎了。

记者：对于一个军事家、指挥家来说，双目失明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候您父亲已经73岁了，刘帅双目失明以后，精神状态怎么样？

刘太行：直到眼睛看不见了，他还经常跟我们说，将来打起仗来我可以当个参谋——为了这个还跟医生谈了很多次。我们觉得他已经70多岁快要80岁的人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跟医生讲，你把我眼睛治好给我放大镜，有放大镜再?着地图我就可以给主席或者给总部当个参谋。

刘伯承的“敌进我进”

1937年9月6日，雨丝轻轻敲打着人们的脸颊，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站在检阅台上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上万个声音随着一个声音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回荡在黄土高原的长空。

不久，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记者：1942年麦收季节，日军突然对太行山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大扫荡”，在艰苦的转移突围中，八路军总部机关遭到重创，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6月上旬，日军又发起对太行山南部的重点攻势，矛头直指一二九师师部。但是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您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却胜利突出日军合围。冈村宁茨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刘太行：当时对一二九师的突围他就有三个设想：一个上策，一个中策，一个下策。

作为他来讲，当然希望是上策。所谓“上策”，是指当日军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力兵团和机关一起，想方设法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尤其是从部队和部队结合的空地中穿出去，然后绕到日本鬼子后面打，这是上策。

中策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的过程中，没有找到空隙，但是自己要制造条件，插开空子，然后钻出去。典型的就是经常用小部队去袭击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想消灭共产党的心情，日本鬼子一“围剿”，就出了空子，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就是中策。

下策呢，就是死命抵抗，换句话说就是“敌进我退”，到最后没地方退了，周围就全都是敌人，这是下策。他在指挥整个反五月“大扫荡”的时候，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准备得较早，在发现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等敌人到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很早就离开了原有的师部，日本鬼子还以为师部还在那儿呢，“围剿”当然扑了空。

日本鬼子对一二九师真正的“扫荡”是从6月9号开始的，但是他从5月21号、22号就开始行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将来被“围剿”所遇到的结果进行了预计，实际上讲了三个结果，但是仍然要向着第一个结果努力。当时日本鬼子有一万五，但是爸爸只有两千来人，其中还有七百多参谋人员。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部队在前面探路侦查，比较大的部队留在后头。但是拉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再加上当时指挥大概也不太灵便，结果本来应该按时走的梯队晚了20分钟。晚了20分钟就走丢了。

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不走，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他还是不走。他说这么多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他们丢了，我怎么向党交代啊！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才都冲出了口子。

记者：在反“扫荡”过程中，刘帅提出了“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

刘太行：爸爸讲了一个 “利害变换线”。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线。因为敌人的“围剿”不是围得很死，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围剿”，一开始是很疏散的，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行动迅速，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所以就得应变。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

我记得当时有个上将，叫李聚奎，他讲有一次在前线，他们离日本鬼子很近，都看见日本鬼子的胡子碴了，我爸爸还在那儿看。当时李聚奎是个副旅长，就从山上把他拉下来，我爸爸还讲，把我拉得摔倒了。他很勇于实践，经常到第一线去，所以才能掌握这么多的敌情。

记者：您父亲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在一般人眼中，大家都认为他是军事天才，关于他的制胜谋略、克敌妙法，我觉得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抗战时期，您父亲提出了一系列战争理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据说他曾在那一阶段翻译过军事专著，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

刘太行：其实我爸爸早在抗日出征前夕，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等。”父亲一向主张打仗要用脑子，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他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我爸爸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10个月当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记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您父亲有关“敌进我进”的理论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吧？

刘太行：爸爸是非常勤奋的人。在战争中那么忙碌的情况下，除了每天打仗转移，他从来不忘学习，不忘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的形势、地形和气候，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正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当时的敌情、气候和各种情况研究得比较透彻，所以在1940年的七八月份，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敌进我进”的问题。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但是父亲经过论证认为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国民党打红军，红军当然要跑，日本鬼子战术完全变了，他们围，把八路军包围起来步步紧逼，像用梳子篦，在这种情况下再讲敌进我退，根本就无法生存。

后来到延安去了，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跟他说，你这个“敌进我进”提得好！

痛失爱女——至今未解的谜

刘伯承元帅和夫人汪荣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7个孩子的父亲，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

晚年，刘伯承面对曾经陪伴自己度过大半生风风雨雨的妻子，内疚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大女儿啊，我没能把她养大。”旁边的人不禁潸然泪下。

记者：您的名字很有特点，一定跟您父亲在太行山的战斗经历有关吧？据我们了解，许多将帅家的孩子的名字都能多多少少反映父亲的战斗经历，你们家兄妹6个的名字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能跟我们说说您的弟弟妹妹吗？

刘太行：我现在兄妹6个，我是老大，父亲给我起名叫太行，现在看来，人家说名字起得很高明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是在家谱里面，我这辈是太字辈，另外我爸爸一生当中，抗日战争就是在太行山打的，所以凑在一起就成“太行”了。

我弟弟以前叫刘太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说毛主席是太阳，你当什么太阳啊，所以就改了个刘向阳，再后来又改成刘蒙，还有个弟弟叫太迟。妹妹有三个，大妹妹叫密群，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还有雁翎，最小的就是解先，就是解放先遣队的意思。

记者：听说小平同志给儿子起名时，也想叫“邓太行”，但是因为和您重名，所以就让您父亲给他的儿子起名字，这个孩子就叫邓朴方了，是吗？

刘太行：那是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当时我爸爸和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那时我已经7岁了，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才两岁，还没取名，因为他长得很胖，大家都叫他“胖胖”。

有一天，他们两人都在院里休息聊天。

邓夫人卓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

邓小平想了一下说：“我们也给他取个‘太行’吧，叫‘邓太行’。”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

我爸爸就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

邓政委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我爸爸就把胖胖叫到跟前，让我妈妈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朴方’好不好？”

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那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还有个大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延安保育院被人杀害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了解您的大妹妹究竟是怎么遇害的。

刘太行：华北比我小一岁，1942年到的延安幼儿园。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我记得冬天烧炭盆烤火，华北和邓琳（邓小平的女儿）被烧伤了。邓琳把胳膊烧了，华北烧了腿。说起来女孩子很惨哪，才三四岁就烧成那样子。我记得妹妹胖乎乎的，个子不高，留个短发，或者是剃个光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男孩女孩都剃光头。我妹妹也不爱说话，整天跟在我后面太行哥哥、太行哥哥地叫，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在一个保育院。到1945年的时候，我6岁了，该上小学了，才从保育院出来。后来我妈妈说幸亏我迁出来上小学了，要不也冲着我来了。

记者：那华北当时遇害的情况您知道吗？

刘太行：一天晚上，突然有个人说要看我妹妹，说是我爸爸的警卫员。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妹妹叫不起床来，最后才发现我的妹妹已经被勒死了。后来还在墙上发现了爬墙头的手印。发现了以后就赶快通知我的爸爸妈妈。那天晚上他们给我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我爸爸妈妈去了，可人都已经死了。我妈妈站在那儿就哭了，我爸爸在那里浑身冒汗。我爸爸轻易不掉泪的，我从没见过他掉泪，他就浑身冒汗。当时正好是抗战，妹妹死了没多久，爸爸就接到任务去前线了。但是这个案子一直也没破，到最后也不知道妹妹是被谁杀死的。

后来爸爸患重病躺在床上，精神也已经非常不好，他对我妈妈说：“荣华啊，我对不起我大女儿啊，我没把她养大啊。”听了他说的话，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爸爸自己都到那个时候了，病得快不行了，还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他就是那样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想，我爸爸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不仅对党的事业负责任，对下属负责任，对上司负责任，对家庭、孩子也是负责任的。

记者：那您父亲在子女面前一定是个慈祥和蔼的爸爸，平时对你们都是什么态度？

刘太行：我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而是在前线打仗。我还记得妹妹华北生下来以后就被送到延安去了，送到延安以后就一直见不到她。后来打仗的时候也不能一天一见，我的妈妈带着她，爸爸打仗也顾不上，只能是妈妈管她。1943年到了延安，也就是待在幼儿园，到1945年最多只有两年的时和父母在一起。也不能天天在一起，在幼儿园只能礼拜六接回来。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是很负责任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爸爸对孩子们非常关爱。他住院时，礼拜天我们去看他，他先摸一摸孩子屁股，看长得怎么样，胖不胖，瘦不瘦，他都要说两句话。我去了以后，他首先说把太行的孩子抱过来我摸摸。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了，就跟我们讲现在我不摸了，因为我的手受不了控制，捏重了怕把孩子捏坏了，从那以后就不捏了。

记者：他那么疼爱孩子，有没有打过你们？您父亲学问的功底很深，对你们的教导一定也很严格吧？

刘太行：爸爸打我最多。我小时候脾气拗，他越说不行我就越是说行。我七八岁的时候，你说是红的我偏说是黑的，就老是把我爸爸惹得生气，他讲话我不听，他就动手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9年，我们在无锡，去的那天有个小伙子在太湖淹死了。爸爸就告诉我们没有大人带着不许到太湖去，太危险。但是吃完午饭，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太湖玩，回来倒是没出事。结果妹妹告状了，爸爸怎么能不打我，这是最后一次挨打，那年我10岁。

我很喜欢找他讲故事，他的口才非常好。我们请教他问题他都非常认真，很耐心，也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你不学，就不行了。比方说他让你学这本书，就先要把书背下来。我爸爸这人很认真的，到时候就得背。但是让你背你背不出来，他就会发脾气，发脾气就要打人。

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背书。背过《史记》的《鸿门宴》《刘邦本纪》《项羽本纪》，鲁迅的《社戏》《故乡》，还有《古文观止》里面很多东西。他自己也很能背，他背得比我背得好，我不用功。比如说《史记》里面的故事，《史记》里面是文言文，他用白话文讲出来，基本上不差。你让他背古文他也能给你背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古文功底是很深的。

记者：小平同志在一篇文章里面写道：“刘伯承的缺点只有一个，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那您的记忆里父亲的娱乐真的很少吗？

刘太行：他的娱乐最多的是散步、爬山、到庙里看古迹，然后就是锻炼身体。其他的也没什么，他也不看电影，不会跳舞，也不唱歌——有时候听点音乐，《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什么的。

我爸爸从来不让做寿，因为什么？毛主席带头不过生日，你过什么生日啊？上边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同意，问他生日他也不说。后来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们给他过生日都不给他讲。爸爸生日时，我们就到外边做点面条，放点牛肉，吃个牛肉面就是给爸爸过生日。我们就是在他病了以后才给他过生日的，以前从来没有给他过过生日。

记者：那后来您父亲住院以后，病情怎样？刘帅曾经表示——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他对生死的看法是怎样的？

刘太行：他有个口头禅，路死路埋，沟死沟埋。就是说在路上死了，你就在路上把我埋掉，死在沟里就在沟里把我埋掉。这说明他在参加部队的时候就是这么想，对死就是这么个观点。

后来我妈妈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说：“根据伯承同志一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对我们的教导，为人民的事业要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永远同战士们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因此我要求把伯承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撒在淮海、南京、大别山区、太行山区、大西南及故乡，撒在养育他的山河大地上，撒在他曾经与战士们的血和汗流在一起的地方，让他安息在与他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之中。”

记者：那么刘帅对自己这一生有过什么评价吗？

刘太行：我爸爸从来不谈自己的历史，要讲也只是只言片语。比如我们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他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再比如说淮海战役对他来讲应该是很光辉的事，我就去问他。结果呢，他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我所想到的是多少白发苍苍的母亲找我要儿子，多少年轻的寡妇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哪！我今天能够当元帅，有多少人在底下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得意洋洋地讲这个仗打得多么漂亮，那个仗打得怎样，我没见过。

我爸爸很反对我们学军事，他不让我们学军事，这大概是职业上的问题。我们家全是学技术的，我学的是导弹，我一个妹妹学发动机，两个妹妹是医生，小弟弟是学飞机的，还有一个弟弟是学制造电子器件的，没有一个学军事的。

爸爸的历史他自己也从来不跟我们讲，真的。除了他的只言片语，我就是听跟他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讲的，还有就是到当年的战场去看看，就是这么知道他的历史的。

他这一生匆匆走了90多年，从事业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辉煌。因为他本身是个农家子弟，通过奋斗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到最后这个新时代。但是他自己绝对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我这种辉煌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爸爸今年诞辰100周年，我跟妈妈讲，这次到太行山去，就是为了纪念爸爸诞辰100周年。我要把这段路走一下，回来我准备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刘伯承元帅是用兵如神的一代儒?，他的一生兵戎倥偬，经历沙场无数，却对战争有着沉重的认识。他渴望和平，所以反对儿女学习军事；他痛恨杀戮，所以对曾经的胜利和辉煌绝口不提……

晚年的刘伯承双目失明，只能在黑暗中感受生命的无限高远。

1986年深秋，一架空军专机穿过飘浮的云雾，向祖国的西南飞行。飞机上坐着三位空军军官——他们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刘太迟和女儿刘雁翎。

元帅在1986年10月7日离开人世，走完他94年的艰难历程，儿女们护送着父亲的骨灰盒，返回故里。在这段日子里，刘伯承元帅的儿女们从老辈的口中知道了家乡的习俗，知道了父亲的身世，知道了这片褐色土地的遗传密码。

对儿女们来说，父亲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孩子的名字是父亲一生征战的路线

东进、北屯、南下、北捷，是罗荣桓几个孩子的名字，这些极富动感、极具方向感的名字，集合起来就是对罗荣桓一生征战的形象阐述。

记者：您兄弟姐妹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加起来好像就是您父亲行军打仗的全过程。

罗东进：我生在山西长治，部队正好是在进军途中，后来我父亲去看我的时候，部队正在往东面行军，他看了一眼就要走，我母亲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他就随口说叫东进吧。

我原来有个哥哥，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北屯，就是老屯兵在北方嘛。

我妹妹是在山东从北边的鲁南行军的途中生的，所以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南下。

我下面这个大妹妹是1949年建国以后出生的，那时北京也解放了，正好西藏也和平解放了，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北捷。

我还有个小妹妹，小时候叫腊晴，腊月生的，就那么叫；以后她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罗宁，就没有按我们这个东西南北。

罗东进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最长的一个孩子，但也是在5岁的时候才回到父亲身边。长期的南征北战让罗荣桓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

记者：在兄弟姐妹当中，您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最长的一个吧？您姐姐好像到建国以后才见到自己的父亲。

罗东进：我是在山西出生的，也就是出生了两三个月吧，就带着我到了山东。山东的形势比较紧张，就把我放在了鲁西南，以后到了1941年，我才由鲁西南转到沂蒙山区。

情况好一点就把我接过来，“扫荡”了就把我转到老乡家里，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5岁以前都是断断续续地寄养在老乡家里，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跟着父亲。所以应该说，在我们这些孩子当中我是跟他时间最长的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以后。

我两个妹妹都比较小，一个是1949年，一个是1951年出生的，那是在建国以后了。我的那个姐姐，她出生比我早，70多岁了，但她在解放以后才见到我父亲。

记者：平时父亲和你们这些子女交流多吗，比如和你们说起他自己童年的一些事情，他是不是常常用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教育你们？

罗东进：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孩子们有时候问他，他也说，但主动说的情况不多，比如他那时候上学的事情就是我主动问的。

有一年冬天我从哈尔滨坐火车，因为把座位让给了一个老大爷，自己站在两节车厢的中间，回来都感冒了。回来后我母亲问起来，我就讲了这个事，父亲听了挺高兴，他说你这做得对，人家年纪大，你让他是对的。后来他就讲你们现在有火车坐，我上学的时候哪有火车啊！

父亲那时候在长沙上中学，他原来是上私塾，以后又在老家上小学。后来上中学他考上了协军中学，是柳直荀办的。上中学的时候是1923年吧，正好爆发了反抗日本的学生运动高潮，当时“学联”号召抵制日货，他从学校到家，走水路要坐轮船，而这艘轮船是日本人造的，以后为了抵制日货他就步行。当时没有铁路，也没有那么多的交通工具，就步行回老家，一般走的时间很长。他就给我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火车，都是步行，你们现在有火车了，比我们强多了。”这个故事是在这个情况下给我说的，平常自己不主动说。

“大树将军”

人们都说他像东汉时的大将冯异，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到“凭功领奖”的时候就躲到树底下不出来，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树将军”。

记者：我们知道“大树将军”是东汉大将冯异的一个绰号，是说他每到“凭功领奖”的时候就躲到树底下不出来。罗帅在青岛大学读书的时候也得了一个同样的绰号，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罗东进：那是采访陈士斋老先生的时候他讲的。

我父亲在青岛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班有个同学姓丁，这个丁同学的姐姐在美国读大学，她有个未婚夫姓于，也在那儿读大学。但是先毕业，回国以后就在青岛大学教数学，是个教授，他姐姐继续在美国读学位。于教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又年轻又是教授，这时学校又来了个教英语的李小姐，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她和于教授来往很密切，这时候他们班上同学就很担心，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担心第三者插足了，这于教授就要让人给抢走了。后来我父亲就出了两个点子：一个就是咱们大家广造舆论，说他在美国已经订婚了，他有未婚妻，让这个李小姐望而却步；再一个就是让姓丁的同学赶快写信，要言辞急切一点，让他姐姐快点回来，再不回来就麻烦了。

这两条建议都很见效，他姐姐两三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在学校就和于教授结婚了。婚礼上这些出主意的同学都“凭功领奖”，说我给她出的什么主意，我怎么样功劳大，让新娘子给他剥糖、削水果，我父亲在一边就光看不吭声。陈士斋老先生就说其实功劳最大的是他，这两条主意都是他出的，但他就像过去讲的冯异一样，叫“大树将军”，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到“凭功领奖”的时候却躲到树底下不出来，所以这样大家给起了个绰号叫“大树将军”。

实际上那个时候只不过开开玩笑，那是学生，没想到后来他真的投笔从戎。但是我父亲的性格要说的话也有点像冯异，他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你看建国以后，中央开会，我们最后搞他的相册，就很难办，找不到他多少照片，每次照相他都躲到后面去，尤其是和主席在一起的照片很难找到，他不像有的人乐意照相就到前面，他的性格比较内向，这些事他都不愿意出头露面。

婚礼上的误会

1937年5月的一天，没有热闹的鞭炮，没有大红的喜贴，没有丰盛的酒席，只有延河边烂漫的野花倾诉着喜庆。

罗东进：我母亲的名字叫林月琴。她是安徽金寨的，当时四方面军正好在安徽这一带，在她很小的时候，才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她在红军队伍里还当过苏区儿童团的主席。但是后来加入部队遇到了一点挫折。

我外祖父也是地下党，后来开过杂货铺。张国焘那时是搞肃反扩大化的，就说我外祖父是托派，把他杀掉了。四方面军离开安徽要长征的时候就清理了一部分人，我母亲因为我外祖父的关系就被清理了，不让她跟着红军了。我母亲讲父亲也死了，家里也没什么人了，我再回去我干什么，我跟着党这么多年了，她就跟着部队走，当时她带了几个女孩子，跟着部队一路走，部队宿营她们宿营，部队行军她们行军，部队到老百姓家开饭，她们也到老百姓家帮助人家弄点吃的。就一直跟下来，跟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是他们后勤部的一个部长看到这些孩子们一直跟着部队就把她们收留下来了，又加入部队。她一直跟着四方面军。母亲曾经三次过草地，但她唯一就是没有参加过西路军。她跟着一路到了延安，到延安以后就到了抗大学习。

我母亲在那期间认识了我父亲。

记者：您的父亲母亲是怎么认识结婚的？听说结婚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误会？

罗东进：事实上我父亲在老家结过婚，他出来以后在红军时期，就是在参加通城暴动以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家里，他要投身革命了，今后怎么样很难预料，也不一定能够生还，所以他就要求家里和我老家那个母亲叫颜月娥脱离夫妻关系。他信里还写道，让伯父好好养好我的姐姐玉英，另外就说颜月娥完全自由，她愿意找人，她可以找人，她不愿找人，愿意留在家里，你们也不要歧视她。他写了那么一封信，就和她断绝关系了。

到了延安以后，我父亲已经30多岁了，大家都在找对象，就有人给他介绍认识了我母亲，就这么认识的。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后不久就被派到前线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毛主席把我母亲叫去了，就问他们结婚后怎么样，说：“过去你当过宣传队员，打着竹板鼓励人家送郎参军，现在我让你送郎到前线去了，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后来就问我母亲我父亲怎么样，我母亲说他这个人老实，毛主席说老实人好啊！老实人有时候也要受人欺负，要吃亏，但老实人好，老实人终究要被人家理解的。

结婚那天挺有意思的。

他在延安结的婚，结婚那天正好甘渭汉到延安来开会，因为过去他们在红八军团政治部的时候我父亲是主任，他是组织部长，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以后也经常在一起，关系很密切。他每次都跑到我父亲那里来，而且晚上也跟我父亲同一个床铺上睡，那时候北方没有大的床，就是炕，这次来他也不知道我父亲结婚，大家都忙活，他来了就对警卫员说：“把我的东西放到罗主任床上去。”

我父亲就说：“别放那儿，放到那个屋子里去。”他说：“为什么？”然后别人哄堂大笑，说，今天人家结婚，你去凑什么热闹？

“记得当年草上飞”

罗荣桓是军队中最早的党代表之一，一直在基层中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但是因为不好表现，直到古田会议的时候才被选进党委。毛泽东曾经指着罗荣桓向人介绍：“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得晚了。”

记者：您父亲的政治工作才干是在古田会议上被发现的，还是在平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罗东进：就是在古田会议，召集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谈，军队里有哪些旧军队的残余，有哪些不适合我们的东西，应当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决议来消除这些东西，建我们真正的人民军队。我父亲写的东西很详细，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在平常就已经有些体现了。我父亲做基层工作很扎实，毛主席在一篇文章里还专门写了一件事情。

他们有一次遇到敌人，突然间被围了，打得很激烈，大家就说分散开冲出去，然后到一个地方会合，这时主席也在部队里头。

到了集合点上一检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而且这个担架兵等他们到井冈山后已经回去了。主席在他的文章里专门提了这事，说他们从秋收起义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部队状况是什么呢？一路上逃兵很多，有的时候几个、十来个，甚至几十个都跑掉了，逃回去了，所以那时候“支部建立在连上”，一个很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把部队巩固住，减少逃亡。经过“支部建立在连上”，落实了主席的建军思想，等他从连的党代表到当营的党代表的时候，他带的这支部队是毛主席讲的“拖不垮的铁军”。

这一次战争打得那么激烈，就少了一个担架兵，这和过去行军当中逃亡很多的情况已经有天壤之别了。所以毛主席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这件事情，说明他印象是非常深的，而带这支部队的正是当党代表的父亲。

记者：毛主席在《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中，第一句提到“记得当年草上飞”，请你讲讲这个“草上飞”的典故吧。

罗东进：1928年上了井冈山，部队也开始多起来了。当时有个二十九团，这个二十九团的士兵都是由湖南的农民起义军组成的，因为快过年了，形势稍微好了一点，他们就想回家过年，就想回湖南，所以这个二十九团就在团长带领下下了井冈山，当时朱德和陈毅同志劝阻他们，他们不听。后来陈毅又觉得二十九团单独这样行动怕他们吃亏，就带着二十八团跟着下山了，到了湖南打了一仗是先胜后败，因为这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好。

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很着急，又怕二十八团跟着吃亏，所以就带着我父亲的部队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当时都是爬山越岭，有时候两座山之间有个峡谷，看着很近，但是一走起来，一上一下要半天时间。因为担心二十八团困在那儿要吃亏，得把他们早点接回来，就得赶时间，可是那座山很陡，如果战士往下跑就收不住脚，就会摔倒，如果嗖嗖往下走，用的时间又太长。山势虽然比较陡，但山坡斜面比较平缓，平面长了很多很厚的草，有半人来高，在当地叫野鸡毛草，所以我父亲他们几个就商量是不是让战士揣着枪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去，这样就快很多。

部队很快就下到山下，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草上飞”这个词就非常贴切了。

但是实际上“草上飞”这一句词是主席用了黄巢的《自题像》里的一句，因为黄巢起义失败以后，传说他没有死，当了和尚，然后他到了开封的天京桥，有感，就写了一首诗叫《自题像》，这首诗的头一句就是“记得当年草上飞”，然后“脱却戎装换僧服”。

引用黄巢这诗的头一句，第一层意思是说父亲也是领着农民起义军上的井冈山，参加了革命队伍，再一层意思就是战争年代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境。

记者：我听说1941年年底，日军对沂蒙山进行大“扫荡”，罗帅率部不费一枪一弹，冲出5万日军的合围，“无声的战斗”因此得名。这在中国战争史上恐怕也是比较精彩的战例了吧？

罗东进：我父亲把这个战术叫“翻边战术”，就是翻到敌人的后方去，刘田突围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刘田突围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一一五师的师部，在刘田驻的单位有“战工委”，也就相当于省政府，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独立营，就是在刘田这个地区，这一块几个村子里头，一共有两千多人。1941年鬼子大“扫荡”的时候，当时日本方面在山东的第十二军，司令官叫土桥一茨，他是个中将，他聚集了5万多日本兵和伪军，分11路向刘田这个地方包围过来了，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敌人围困越来越紧密，日军把刘田团团围住了，而且正在逐渐缩小包围圈。

这个时候我父亲主持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当时一一五师陈光，还有山东分局的朱瑞以及肖华等这些同志都在，大家就讨论向哪个方向突围，当时我父亲就让大家提自己的想法，提出了四条：一个是东过沂河和沭河，进入滨海地区，这是最佳的一个方案，因为滨海就是咱们的解放区，就是往日照那个方向，往东面去，但是这个方向正是敌人埋伏的一个口袋。因为这个方向最容易去。

再一个是向北，因为当时山东纵队也突围出去了，在北边蒙山那一带，但是这个方向有什么问题呢，国民党部队在那个防区，那个时候是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和咱们关系比较紧张，而且当时国民党那支部队和山东纵队也交过火，突围到那儿容易受到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

再有一个就是向西，向西就进入蒙山，这个方向有铁路线和封锁线，这个方向就是突过去，敌人的力量也很强，也是人家进攻的重点。

第四条意见就是分散突围。这样提了这四条，唯独大家都不提向南，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后方，而且听说当时驻中国的派遣军队司令田俊六就在临沂。

我父亲的意见恰恰是向南，向南到临沂，敌人的大本营，是敌人的后方，也是敌人最考虑不到的我们要去的方向，也是大家都忌讳的方向，而且在南边两个部队之间有个结合部，也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口。那个地方兵力也不足，因为是两支部队，所以中间有个通道，最后这两千多人利用晚上悄无声息地没有打一枪一弹，没有牺牲一个人穿过了封锁线。

当时随部队一起走的有一个德国进步记者，也是德国共产党员，叫希伯，他出去以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跳，他说这在我的经历中简直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最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一一五师师部的小报上登出来了，题目就叫《无声的战斗》。

“林”和“罗”从来不是在一起的，应该分开

一个有锋芒不露的秉性，一个有知人善任的眼睛。经毛泽东建议，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军长林彪。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罗荣桓和林彪有过两次长期共事，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记者：您父亲一生中和林彪有过三次重要的合作，因此还一度有“林罗”的提法，事实上林彪是个很不好相处的人，您父亲为什么能在相当长的时期跟林彪关系处理得比较稳妥呢？

罗东进：林彪这个人他很有特性，他打仗作战这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但他个性比较强，很难和人家团结共事。他们曾经三次在一起共事，就是红军时期在红四军这一段，后来到一一五师，抗战开始以后在一起，后来林彪负伤离开了一一五师，以后到东北（解放战场）他们又在一起。

至于“林罗”的说法，过去讲“林罗”是因为他们比较长的时间在一起共事。林彪就曾经说过，他说：“什么‘林罗’？‘林’和‘罗’从来不是在一起的，应该分开。”

我父亲这个人不愿意和人家争功。因为他对林彪总的特点也掌握住了，林彪经常坐在作战地图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就考虑他的作战方案，别的事情都不管。所以我父亲把林彪不愿意管的一些事情，政治工作啦，动员工作啦，活动工作啦，以至到后来到了东北还有军事工业这些事情都抓起来。这样的话他们在共事当中就配合得比较默契。

而且对林彪一些非原则性的毛病，他也可以容忍，他的心胸比较宽。他从来不争功，也不诿过，有了问题主动去检讨。他在当红四军政委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因为抓了俘虏被国民党军队又抢回去了，当时有个书记处的代表在部队里，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指责这个事情，父亲就主动作了检讨，这个代表当场就免了我父亲书记的职务，当时林彪就不吭声，以后这书记就让林彪做了。

就这样的事，他能容忍，他也不和林彪计较，所以当时很多人讲这不公平不公道，但是他从来不问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两个还能在一起。

记者：尽管您父亲心胸开阔，但是他的容忍退让应该也不是一味的吧？

罗东进：就是非原则的这样一些事情，我父亲都不计较。但是对原则性问题，他要提出他的意见不让步。

比如说，在辽沈战役中下了决心要打锦州，突然接到情报，国民党在锦州又增加了几个师，这时候林彪就有些担心了，犹豫了，因为他原来对打锦州是有一些顾虑的，当然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主席已经多次要求一定要下决心打锦州，而且在会议上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了，所以他就给主席发了个电报，电报里请示能不能回师去打长春。但是我父亲认为林彪这个想法不正确，所以他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而且想方设法和刘亚楼一起做林彪的工作，促使他又下了决心去打锦州。这个时候主席在等的过程中很着急，我记得有个电影反映了主席冬天在外面等的情景，他不进屋子里去，在外面一直等，整天工夫也不回去，周副主席找他也不回去。

以后由于他们做通了工作，我父亲他们说再给主席发个电报，然后林彪说那你起草，所以我父亲又起草了电报，做了一些自我批评，讲了还是下决心要打锦州，这时候主席才放了心，辽沈战役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他不让步。

记者：人们常常把您父亲称为“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实践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且据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后来和林彪有了一些冲突？

罗东进：他对主席的思想是很忠实的，他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实事求是，不要一味背警句”。

上世纪60年代林彪提出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要立竿见影，听起来对主席的思想非常坚决。但是我父亲对他的提法当时就有看法，当然林彪那时候这样标榜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是别有用心的，到“文化大革命”这些事情就清楚了。

我父亲感觉到这种提法不对头，这样会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引向一种庸俗化，他不同意。在一次会上，好像是在讨论一个文件草案的时候，我父亲就讲了，这个草案里头写了很多像“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这些话，他说这样恐怕不妥当，应当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当时林彪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那你说怎么学好？”最后他站起来，也不开会了，拂袖而去。

他和林彪在如何学习主席著作上有不同的看法，我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小问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次给他写了一封信，讲到我们在学校学习毛主席著作。1961年的4月14日他给我回信，他说：“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你不要满足于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和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习’，就不能只从?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所以他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信的左上角还专门写了一行字，他说我久不写字，手发抖，你要好好地看，意思是这个事情太大了。同时父亲也感觉到林彪已经听不进别人的话了，所以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当时也很重视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拿到书记处会上去讨论，当时书记处的会上大家同意罗荣桓的观点，所以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以后再复出的时候，他讲过两次话，专门讲到了最早罗荣桓同志和林彪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上是有斗争的，他说，当时我和罗荣桓同志一起反对林彪。现在回过头来验证一下，大家理解了，但在当时情况下，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记者：因为这些曾经的冲突，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趁机打击报复您父亲了，是吗？

罗东进：罗瑞卿在“文革”前就被整下去了，所谓被监护起来了，一直到“文革”后期监护结束以后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说就是在那个时期，林彪曾经把他叫到家里去，说罗荣桓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反党。罗瑞卿回家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林彪又打电话给他，说我昨天给你讲的话你对谁也不要说，暂时不能讲，这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后来罗瑞卿同志在他回忆里讲，他说好一个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实际他是感觉到这样说这样做在主席那儿可能通不过，因为主席对罗荣桓是知道的。主席曾经在父亲去世以后回忆他时讲过一句话：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就跟着我倒霉，所以在长征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不得志的。那时候和主席一起的还包括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回忆说他们两个在长征路上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都是被排挤在外的。所以罗瑞卿就讲，罗荣桓同志有这样一段历史，他林彪没有。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样整他，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也就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四年了，林彪有一次在人大会的讲话当中，还说到了我父亲，说是在总政工作得最差、最没有成绩的就是罗荣桓，还不放过他。

以后他又指使人在总参里头写大字报。把我母亲打成“寡妇集团”的头儿，整我母亲，整我们这一家。刚开始总参那张大字报是贴在楼梯口上，非常大，从上面一直挂到下面，标题很大，就是“跳梁小丑林月琴”，内容没多少，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没写出什么东西来。第二天旁边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字不多，“坚决支持吴副总长的革命行动”，落款是“毛家湾党支部”，也就是林彪驻地。把我母亲整了半天，整她的历史，她也没有犯过错误，什么也没有，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党内的圣人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这首诗所写的罗帅恐怕让现在的很多人为之汗颜。

记者：这首诗是写罗帅的，“单车倒比汽车多”是什么意思？

罗东进：可以说我父亲是个很平凡的人，但又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不管是基层干部还是高层领导，他从来把自己看做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所以他最后当了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总政治部主任，又是位元帅，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他很乐意接近群众，也很容易联系群众。当时白契同志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他是这么写的：“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这就说明了他能联系群众。

后来父亲把工作人员和我们召集到一块，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到北京来考大学，到北京以后盘缠用完了，没钱了怎么办呢？他离家的时候祖父跟他讲，北京有个沾亲带故的人在当官，你实在困难了去找他帮个忙。这时候他就想起这个人了，找到他家敲了半天门，门房开门一看是个穷学生，就说不在家，哐！就把门关上了，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他就讲到了有的人专门来看他，门卫有时候挡。他说现在我们共产党执政了，人民给了我们这样高的地位，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力，人民有事来找我们，我们不能像过去的官老爷，不管以后谁来找我你们都不能挡驾。所以后来才有白契写的这首诗，讲到“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

罗荣桓的五年计划

因为肾病的日益加重，罗荣桓感觉自己为祖国奋战的时日不多了，他为自己制订了五年计划，他不知道，在自己的生命里，还有几个五年，党还需要他战斗多久。

记者：罗帅为什么会给自己制订了好几个“五年计划”？是不是肾病促使他制订这些计划的？这些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罗东进：父亲到新四军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罗生特就给他讲了，说你这个病比较严重，现在很难确诊，也很难治愈。当时没有什么药品，只能给他用一些一般的消炎药。也就是保守的一些疗法，所以他感觉到自己的病非常重。因此有一次私下里他就跟母亲讲，说咱们制订个五年计划吧，我争取再活五年，把日本鬼子打败，那时候我就安心了。

一直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很高兴。又私下跟母亲说咱们再制订个五年计划，建设新中国吧！解放战争以后，他又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建国后的军队领导工作，后来他讲他订了好几个五年计划。

记者：从1942年起，罗帅的肾病就比较严重了，但他总是坚持在一线。我听说抗战大反攻的时候，罗帅正好因为肾病加剧躺在病榻上指挥战斗，有一次前线吃紧，他要亲临战场指挥，您母亲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拦着不让去，听说几乎从来不发脾气的罗帅也大发雷霆？

罗东进：这是我看到他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架，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吵架。

当时山东整个形势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发展很快，而且解放区连成一片，但是剩下一个临沂正好在几个解放区的结合部，不把它拿下来，山东整个形势就会有诸多问题，所以最后下决心要打下临沂。

打临沂的时候，临沂有三支伪军部队，还有费县来了一个大队，还有临沂的保安队，一共有四千多人，大量的武器装备都在那里，所以这四千多伪军就固守。打临沂时因为有好多部队，不是一个建制的，所以互相之间的协调也有些问题。为了把临沂打下来，我父亲让山东军区的参谋处长李作鹏到前线去，指挥部队攻了好多次都攻不下。父亲感到山东的局势关键在临沂，临沂要拿下来了，解放区就连成一片了。他当时病得很重，又正在尿血，尿出来的尿，拿瓶子装着都是红的，就这样，他还要到前线去，他就叫警卫员赶快去备马，这警卫员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找不着马夫。

他说：“乱弹琴，你们搞什么名堂，你快去找马去。”

这时候我母亲就从外面进来了，说：“不关警卫员的事，是我让马夫把马牵走的。”

我父亲看警卫员在旁边不好发作，警卫员出去了之后他就朝母亲嚷开了：“谁给你的权力这么做的？”

我母亲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就不能骑马，你还要到前线去，你不要命了？！让你好好休息。”

我父亲说：“休息！休息！打不下来临沂我怎么休息？！”

然后急了就说你这样做，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我母亲也急了，说那我不是共产党我还是国民党啊？说着就流泪了，跑出去把黎玉找来。黎玉见了以后就劝说，说咱们是不是把李作鹏叫回来，然后大家在一起商量。一方面加强部队间的协调，另外是不是从底下挖地道，到城墙下面把炸药放进去，把城墙炸开。这样李作鹏又回到前线，重新组织了部队，组织人员挖了地道，我印象中炸药很多，是用棺材装着推到里头去的，后来把城墙轰开，临沂也拿下了。

记者：罗帅总是这样坚持在一线，所以后来病情的加重应该是积劳成疾的结果吧？

罗东进：我父亲到了1943年以后就开始尿血，身体很不好。开始作战时一直骑马，以后根本不能骑马了，就坐在担架上指挥。有好几次他向主席提出来说：“山东形势复杂，意见不统一，既然是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去治病或者是回延安学习？”主席都不同意，还让他照样在山东。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山东去了一个罗荣桓，这一盘棋就活了。”这样，他的病一直到了东北，最后到了苏联红军的医院，确诊他是肾癌，让他到苏联莫斯科去治。以后就是在1946年吧，1947年，到苏联去切了一个肾，把左肾拿掉了，才好了一些。

当时他做肾切除的时候，我母亲在家里很着急，因为医院里不让去，就打电话说做完手术了，已经到病房了，你下午可以来看。我母亲下午去的时候，说还在手术室，我母亲就急了，说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做了手术以后，是把一个肾切除了，但是伤口没缝合好，线崩开了，大出血，又推回手术室，这时候麻药的劲过去了，但是又不好再打麻药，就硬那么缝，我父亲就硬挺着，连哼都没有哼，医生把手术处理完了以后，就伸着大拇指说，你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手术完了以后，我记得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就起床走路。

遗言

“父亲临终时跟我们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我只能给你们一句话，那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罗东进

记者：罗帅病危的时候，学校通知您回北京看望父亲。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对您说了什么？临终的时候对孩子们有什么交代？

罗东进：他切除一个肾以后，1963年秋天，另一个肾又得了肾盂肾炎。从那以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以后住进北京医院就是尿毒症。现在对这种病有很多治疗方法，像腹膜透析、血透和换肾，甚至还有人工肾，但是那个时候这些条件都没有。所以他的情况就很严重，因为肾功能没有了，血液里的毒素要往外排怎么办呢？就通过汗液，通过这个系统，所以皮肤都发白，然后就痒。因为几乎尿不出来，喝进水后都在肚子里头，腹水也长出来了，非常痛苦。

另外经常昏迷，以后看他这么严重了，医院里就给我母亲建议让孩子们回来，母亲就通知了我们。我听了这个消息脑袋一下子就蒙了，我感觉到他病得很严重，就赶紧买了车票上了火车往北京赶，虽然火车跑得很快，但是总觉得慢，我希望父亲这一次还像过去几次一样再能够转危为安，能够熬过来，等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

我守在他旁边，好长时间他醒过来了，看了我一眼，显得有点不高兴，他就问我：“东进，你怎么回来了？我生病有医院的医生护士照顾，哪需要你回来啊！你为什么不学习往回跑啊！”后来我就讲，我说别的同学父母有病都可以回来看看，你病得那么重我也回来看看你啊。医生护士在旁边也说他应该回来啊。我父亲说：“东进啊，你是高干子弟，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你不应该这样啊……”说完他就昏过去了。

以后这些天他总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因为尿毒症最后就是这种症状。

到最后他经常要求站起来，对医生护士和我们说，你们不要帮我，我要自己站起来，我能站起来我就胜利了，他还要克服这个重病，还想再站起来继续工作，到最后实在不行了。他有一天昏迷过去了，时间比较长，醒来之后，我、我妹妹、我妈妈都在身边，他看了看我们，拉着我母亲的手，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就从现在的房子里搬出去，搬到一般的普通的房子里去，不要在这儿住了。”然后他又跟我们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我只能给你们一句话，那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而且他还说：“我这一生走对了一条路，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跟着毛主席走。”

罗荣桓的去世让毛泽东夜不能寐，几天过去了，毛泽东仍然走不出悲痛，他拿出笔，写下一生中唯一一首悼念战友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他桌上的东西，斜着眼看都不行”

恐怕全中国再也难以找出这样的家庭：属于爸爸的东西，孩子们统统不准碰，动一动就会挨一顿责骂。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叫李克农。

记者：许多将帅都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同于普通人，李克农将军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在很多人眼里，他的工作和生活都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您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在您看来，父亲有哪些独特的生活习惯？

李力：父亲的工作纪律是非常严的，他长期养成了一个保密的习惯。我们住的是四合院，老式的房子，办公带会客都在他的房子里面，拐进去就是他的卧室、卫生间。所以我们回家去的时候只要他办公，我们就尽量不进他的办公室。他要会客，我们更躲得远远的，他们讲话我们也不听。

有时候礼拜天他不办公，我们就带着小孩子坐到他办公室桌上。小孩子有时候把办公桌上的东西拿来玩一玩，回来他一看马上就发现了：“谁动我的办公桌了？”他的办公桌上的东西，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他都清清楚楚的。他的铅笔、砚台这些东西放的位置他都知道。他的那串钥匙牌的号，哪个钥匙开哪个锁自己都记得清清楚楚。别人不能动他的东西，要不他回来马上就发现了。

我母亲去世以后，有一阵子我们怕父亲的哮喘病发病，就轮流睡到他的房子里照顾他。我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亲自把所有的房间检查一遍，看门窗都关好没有，锁好没有，一定要亲自检查一遍才睡觉。

记者：您家里保存了那么多老照片，其中有很多都是您父亲的，将军生前是不是很喜欢照相？我看到过一张照片，他揽着一些小孩子。

李力：父亲爱照相，我们带着孩子去了以后，他一搂搂四五个一块儿照相。有一次他很高兴，吃饭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照片，我们一看，是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民解放军的半身照，戴着徽章，也没什么。这样的照片多了，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们都把照片收着，这个照片的事情我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讲。他去世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照片的事，照片上的人是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个很有名的革命家。因为那时候日本共产党还不是合法的政党，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们通过工作上的关系，把他秘密地带到北京。

父亲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要谈话，要开会，小孩子都不能吵，都要离得远远的。他办公，我们不能看他的办公桌子，他桌上东西不能看，斜着眼看都不行。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问，他搞隐蔽战线好多事情我们是以后才知道的。

记者：一般来说，老人都很怀旧，喜欢跟晚辈们念叨一些往事，将军本人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自己过去的那些事情？

李力：我们家有两件事跟一般家庭不一样，一个是我们这些当子女的长到十几岁不知道父亲什么样；第二个是我父亲在社会部工作，社会部是管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但是地下工作究竟做了什么，他本人作了什么贡献，从来不跟我们说，我们也从来不能问，我们不知道父亲做过什么事，包括中央特科这么大的事，他生前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记者：父亲过去的那些经历你们做儿女的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力：我们知道这些是在他逝世以后。有书中说他在上海和几个同志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还不知道，他本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也没地方去问。隐蔽战线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过去不知道。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很惊讶。朝鲜金日成派了代表团来参加悼念，团里除了大使以外，还派了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的人来，这可能是因为朝鲜停战谈判，我们还能理解。胡志明发表意见，我们也能理解，因为胡志明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父亲是俱乐部主任。我们就纳闷儿，还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怎么也发来唁电呢？

记者：将军去世以后，随着很多原本保密的事情渐渐被揭开，是不是您心里的一些疑团也逐个破解？

李力：对。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我就知道胡宗南的部队进了延安之后怎么跟傻瓜一样。我们是彭老总带着2万多部队，胡宗南的部队30多万人，怎么我们打他们很容易，他们打我们就根本找不到呢？我们离他们很近，就两里路，为什么我们能把他的部队打懵呢？那时候就知道是毛泽东指挥用兵如神，实际上是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事先都知道。

共产党的“大特务”

一次毛泽东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席间，他还跟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记者：我们都在小说或者故事片里看到过许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工作的一些情景，您了解他在执行特殊任务时的一些细节吗？据说在上海特科的时候，他曾经隐瞒身份长期在国民党机关做工作，当时还需要经常乔装打扮一番。

李力：父亲很会乔装打扮，本来家里很穷，但在国民党那儿当官，不能装穷，得装作富裕的样子。有一个人，实际上是给父亲当交通员的，但是经常装作给他做佣人一样。他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在办公室里骂这个人，骂得一塌糊涂。一会儿说饭做得不好吃，骂：你怎么这么笨，给我重做。在外面故意摆架子，但到家里就好好的了。

记者：这里面是不是有些“玄机”？您有没有问过他？

李力：解放战争时，西柏坡有个军事调查执行部，活动经费由后方中央提供。一次父亲要送钱到军事调查执行部，上飞机时提个包，里面装的是金条。那时候在我父亲办公室，我说，我也跟你们到飞机场去看一看，我就把那个包一提。那个包那么重啊！我父亲说：“你这怎么行啊？你应该夹在这里，像一个很轻的东西，这样人家才不会怀疑啊。你提的感觉那么重，人家就会怀疑你包里是什么东西，就会来检查。”

记者：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父亲所从事的工作的特殊性？

李力：我们都不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的。毛主席在杨家岭请我们一家吃饭，吃饭时就问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李冰摇摇头，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记者：一提起“隐蔽战线”，在一般人脑子里好像很容易跟“特务”“暗杀”“阴谋”一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您多年来研究“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您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跟其他的那些“特务组织”有什么不一样？

李力：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我们共产党独特的工作作风和优良传统。这个不同于苏联的克格勃，也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靠什么金钱、美女、匕首、手枪……不是靠这个，我们也没这个条件。那我们靠什么？靠我们事业正义，靠人的友谊，所以有很多民主人士向着共产党。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做地下电台工作的同志，就是在一些民主人士家里，人家保护着我们，供养着我们，在各方面帮助我们。

我们对人的作风是：我们关心人家，人家也关心我们。这是共产党隐蔽战线成熟的表现，我认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张治中先生给蒋介石打过一个报告，讲隐蔽战线的斗争：为什么戴笠失败了，是因为国民党中像戴笠这些中统、军统的人比起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人，人品低得多，他们人品不行，只认识钱，胡来，共产党这边都是优秀的人才。

记者：据说，在解放战争中，被消灭的8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有相当数量是通过隐蔽战线实现的，我们应该怎样正视隐蔽战线在革命历史中所作的贡献？

李力：毛主席就说，解放战争年代是我们情报战线人员活跃的年代。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员熊向晖是我们的同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国防部的总机有7个共产党员在里面，还有一些跟国民党到了台湾。有些同志的家属一直是被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所以隐蔽战线的同志确实是可歌可泣，生前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在死了以后因为需要还不能公开，得不到一份应有的光荣。我认识一些同志，我知道他的事迹，知道他是党员，现在我还不能够说他的事情。

记者：我想，您父亲作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一定是常人不能比的，因为许多话他只能一个人装在心里，不能对任何人讲。

李力：当然，隐蔽战线的工作也有失误的时候，每当这时父亲的心情就特别不好。我记得最重要的大概有两次：一次在解放战争当中，我们北平的地下党给破坏了，损失了100多人。那时我父亲心情很不好，但心情很不好也不能说，就我母亲给他当机要秘书，知道一点，但不能给我们说，我们只知道他情绪不好。第二次是在解放初期，我们在台湾的一个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也是损失很大。我父亲睡不着觉，找人谈话开会，给中央写检讨。

送给妻子四个字

李克农离家在外杳无音信多年，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赵瑛的肩上。他们曾经几次生离死别，在一生不渝的这份感情中，做妻子的承担了更多的苦难。李克农对妻子存有敬意，一次在儿子的婚礼上，他竟因此哭了出来。

记者：能谈一谈您父母之间的一些事情吗？您的母亲赵瑛与您父亲可以说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患难夫妻，据说您父亲对她有一个很高的评价。

李力：我母亲是有文化的人，受的教育和我父亲差不多，她上的南京师范。那时刚刚推翻满清政府，女孩子上学是很少的，很不简单的。我外祖父家里开照相馆，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就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老人的思想还比较开明。我父母1917年结婚，婚后我母亲就没有再继续上学。

我父亲本来是在芜湖县国民党的县党部负责宣传，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时候比较活跃，在当地是个比较出名的人。他创办了民生中学，当校长，这个民生中学就是给那些被教会和学校开除了没地方上学的学生办的中学。

记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共产党员，您父亲遭到通缉，据说还是您母亲帮他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您能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吗？

李力：我们隔壁的一个布店，晒了很多布，我母亲帮他从那个阳台上拽着布条跑下去，逃脱了国民党的搜捕。我们家都被抄了，父亲从芜湖逃到长江的北岸一个叫裕溪口的地方，在那躲着。他，还有一个钱杏邨，就是阿英，还有王绍春，这几个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员待不下去了，都跑到江对岸躲起来了。结果敌人发现了，要派兵抓他们，我母亲怀着孕，冒着危险，弄了个小木船，抢在敌人前面通风报信，让他们转移走了。结果敌人扑了个空，后来父亲转移到了上海。

记者：据我所知你们家是个大家庭，您父亲离开家之后，家里靠什么生活？那时候你们家有什么收入？

李力：父亲走了以后没有消息，母亲在家里很困难，她就当小学教员，挣几十块钱工资，养活一家人。我们家有十几口人，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以外，还有祖父祖母，另外还有二叔、三叔的两家。我祖父原来有工作，后来失业了，就靠家里的房子收一点房租。

记者：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家里知道吗？

李力：1930年我父亲在上海特科，是个股长。如果没有家属，人家不相信，说你这么个官，连个老婆孩子都没有。为了工作需要，他从家乡把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弟弟接到上海，在特科做掩护。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父亲立刻报告党中央迅速转移。他最后通知了钱壮飞的家人，钱壮飞的夫人姓张，就让他们赶快转移，回过头来又想通知家里，走到胡同一看，不行了，进不去了，所以只好回过头就走，我母亲就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

记者：后来您母亲带着孩子又回了老家，实际上从此又是一家人杳无音信。作为共产党员的家属，你们全家的日子是不是也过不安生？

李力：我们小时候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一天到晚叫共产党“土匪”“猪毛”。那时候，到处都是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言论，什么“共产共妻”，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了，报上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有母亲在，当地都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相信。所以从小国民党的宣传对我们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对共产党就觉得很好奇，知道共产党是好人，不像国民党宣传的样子，但是共产党到哪儿去了，父亲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记者：实际上是您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在那段岁月里，母亲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李力：我母亲一直很坚强很刚毅。父亲是共产党，她当时是“反革命家属”，但是她不卑不亢。1940年我母亲才正式入党，在这以前，她不给我们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我小时候不是过继给外祖父家了吗，有时我回家去跟我母亲睡到一个床上。睡觉醒来，母亲还在那儿给学生批改作业，要不就是缝衣服、补袜子、补衣服。我们家里有祖父、祖母，按照旧式家庭的规矩，吃饭的时候，祖父祖母带着男人、孩子在桌上吃，三个媳妇只能在旁边给人家盛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靠我母亲，我祖父对她很尊重，他叫我母亲不叫名字，叫赵先生，但是我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二婶、三婶不上桌吃饭，她也不上桌吃饭。等我们吃完后收拾了，和她们一起到厨房里吃饭。

记者：您父亲有没有表示过对您母亲的歉疚之情？

李力：1950年的时候，我弟弟结婚，在朝阳门那儿请了一些人吃饭，我父亲讲话，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我对不起赵瑛同志，这些孩子都是她带大的，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他很难受，我们也很难受。

记者：您母亲在世时是不是也经常跟子女们回忆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

李力：我母亲从来不说受过的苦，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做人。第二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

所以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送给她四个字：母仪典范。

要债的来了

1937年李克农回家的时候，戴着礼帽，夹着皮包，女儿李宁一开门不认识，赶快把门关上，给祖父报告说：“爷爷，要债的又来了。”

记者：上面说到，革命战争时期，您父亲跟家里长时间隔离，甚至很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什么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

李力：长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信用暗号，我父亲有时写信回来，上面就是“商店经营得怎么怎么样了”这些暗号。我母亲就知道他还活着呢，但是长征以后联系就断掉了。

1937年，那时候国共合作有点眉目了，父亲给家里写了封信，他说他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过去养胡子，所以叫他“胡公”。这时候全家才知道他在，没有死掉，但是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

记者：据说您父亲在抗战初期探过一次家，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您的弟弟妹妹岁数都比较小，作为长女，隔了这么多年再一次见到父亲是不是感觉很亲切、很激动？

李宁：那年父亲回了一次家，是路过。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戴个礼帽，穿个长褂。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收租的、收税的、要债的，我祖父怕这些，所以我看到来人，就告诉祖父说要债的来了，我祖父就往楼上跑。后来我父亲就说：“我是克农啊！”我祖父听到他的声音就下来了，见到我父亲谈了一个小时，后来我父亲就要走了。我祖父对他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钱给我们？”因为看到他是坐着汽车回来的嘛，那实际上是办事处的车。我父亲说：“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我这个皮包还是公家的。”祖父说：“你不是在共产党里当官吗？”父亲说：“共产党的官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共产党的官只为人民办事情，不是为了钱的。”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说：“不要钱，你走吧。”

记者：您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一直非常高，他在生活上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力：父亲要求我们子女生活上不要奢侈。铺张浪费，摆架子，这个在我父亲那儿是不行的。李冰那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坐着小车回家。有一次，我父亲看到她说：“哪儿的大官来了？”一下子把李冰讽刺得以后再也不敢坐车回家了。父亲的汽车我们从来没人坐过，包括我母亲，他们一块儿出去坐其他的车。

我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也不大讲究整齐，穿的衣服有时都吊儿郎当，到父亲那里去，他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我母亲赶紧拿个梳子来给我梳头。所以，以后我把头发梳得整齐了才去他那儿。

记者：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很多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都被送到苏联留学，而你们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留苏的，这是为什么？

李力：我们几个孩子也给父亲提意见，说：“人家的孩子都走了，我们几个怎么都在这儿，我们能不能也去一两个人，我们又不是没上过学，成绩也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不能去。”我父亲又把我骂了一顿，说：“中国这么大，还待不了你了，非要到那儿去。”后来我们就根本不提了。

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希望我们学点实在的东西，不要嘻嘻哈哈。我们看到人家搞参谋工作、搞政治工作，发展挺快的，但是父亲非要我们搞无线电、搞技术，搞技术挺枯燥的，成天地值班，没什么发展前途，所以我们不想干，当时就想：这么多人，干吗非要我们干这个。我父亲就骂了我们一顿，说搞革命工作就要老老实实，要好好学习。

记者：从您父亲留下的许多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在任何时期的装束几乎都是整整齐齐十分讲究，他的衣橱里是不是非常丰富？

李力：我父亲虽然是高层领导干部，我母亲的级别也很高，但是他们生前非常艰苦朴素。我父亲兼着外交部的工作，一共就有两套西装，两双皮鞋，当外交官出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平常都不穿，平时都穿布鞋。他有一套黑呢子衣服，一到上班就穿，袖子都磨得发亮了，衬衣、袜子都是母亲给他补的。我母亲更朴素了，母亲去世时我姐姐整理母亲的遗物都流着眼泪，看到母亲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心里难受。

记者：将军去世后，他给你们留下些什么？

李力：父亲去世以后，他办公室的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组织上清理走，我们根本不插手。所有的房子、家具这些东西，全部交公，而且不讲任何条件。他的书籍、生活用品给我们子女留下了，还有一些生活照片和私人照片，再就是他多少年来所有的积蓄，大概一万多块钱，分给了我们每家的孩子。一个人分了3000块钱， 这3000块钱我们都不用，要传下去。

临阵不换将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秘密派遣李克农以隐蔽身份主持朝中谈判代表团同美国谈判。当时，他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曾出现昏迷，中央派人去换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

记者：据说，您父亲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这是真的吗？

李力：他的眼睛是从芜湖到上海的时候坏的。当年到上海以后，办地下刊物搞宣传，没有钱油印，都是自己刻蜡板。刻蜡版条件又不好，灯光暗，趴在那儿一个劲地刻，把眼睛劳累坏了，父亲工作起来是很忘我的。坏了到医院去做手术，因为没钱，手术做得很糟糕，一只眼睛没搞好，另一只眼睛给搞瞎了。

记者：他的眼睛对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平常怎么看文件？

李力：他看东西很困难，不但要戴眼镜，而且要一只手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文件，每天就这么趴在桌上，一行一行地看。他在上海时，有一次护送刘伯承，刘伯承也是一只眼，他们俩坐在火车上你看我，我看你，说我们俩加在一块就两只眼了。

记者：晚年您父亲的身体一直多病，这与他从事的特殊事业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李力：长征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条件也都很艰苦。他在国民党里当官，当官那个钱都是党的活动经费，自己本身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经常当东西过日子，冬天把夏天的衣服抱到当铺里当了，夏天再把其他的东西拿去当，把冬衣再赎回来。就这么过日子，外面装得很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很艰苦。

他确实是积劳成疾，都知道他有病。1957年，他进毛主席屋子的时候突然一下晕倒了，朱老总、毛主席都搀着让他休息。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有病，是哮喘、咳嗽，毛主席还去看过他。

记者：据说1951年您父亲被秘密派到朝鲜主持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还不让人去顶替他。

李力：因为知道他哮喘，晕倒了好几次，中央派伍修权去换他。伍修权去了，父亲说：“临阵不换将。我不是不相信你，现在我在这儿已经熟悉情况了，临时换了人，你不熟悉情况又要耗费时间。谈判很艰苦，你来了很好，就在这儿待着熟悉情况，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去。”这样报告给中央，中央也同意了。

记者：您印象中他生病时精神状态怎样？

李力：父亲工作很艰苦，有病也不告诉家人。我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父亲以前的生活完全靠母亲安排，吃多少，喝多少，什么时候吃药。我母亲一去世对他影响很大，他生活完全乱了，也没人照顾，我们离得又远，他有事又不讲。我父亲有病，只在日记上记着，别人不知道。

最后一件重要工作

1957年，李克农病重，他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向中央请命由他本人去调查当年上海特科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还没有落实政策的隐蔽战线的家属老有所养，鳏寡孤独能够受到照顾。这是李克农最后一件重要的工作。

记者：将军去世前的几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你们家生活状况怎么样？

李力：中央对他特殊照顾，按照副总理一级待遇特殊供应，也无非就是一个月多两斤糖、多几斤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去都给我母亲交粮票、交油票，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孩子，那时候没有油，每顿饭炒两个肉菜，他就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孙子辈们多吃一点。我们也很自觉，把肉菜放在我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一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垮了。

记者：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他健康状况严重？据说将军最后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隐蔽战线工作。

李力：1957年犯了一次病，是在院子里，刚吃完午饭，突然一下子晕倒了，摔倒在石头台阶上，把脑袋磕破了，人当时就昏迷了。后来送到北京医院抢救，抢救了一个月还昏迷不醒。那时，周恩来、贺龙、彭真、张爱萍，好多同志都去看过他，我母亲说眼看不行了，要准备后事了。后来周恩来从天津找了一个姓赵的脑外科医生，赵大夫给他做手术，慢慢地人就苏醒过来了。从那以后他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上海特科的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因为在当时那个“左”的气氛下，弄不清那些人是共产党还是坏人，所以他给邓小平写了报告，邓小平同意了，他就带几个人去了上海。

记者：还记不记得将军去世那天的情景？

李力：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父亲白天去开会，回来以后写日记。父亲是2月9号去世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号。2月7号只写了个日期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很厉害，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号上午，杨成武同志到家里同他谈工作，劝他住医院，他还坚持着不去。下午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他很熟悉，非要劝他住医院，并且马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送到医院去了。三四点钟送去，七八点钟就不行了。

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欣喜不已，宣布休假三天，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位当年朝鲜谈判时毛泽东钦点坐镇开城的将军，曾经用“坐下去！”三个字，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纪录。他的战场或许没有战火熊熊，他的故事或许鲜为人知，但是高山、长河会作证，历史、人民会记住，这位未染硝烟的将军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