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扉页

序 (二月河)

自序

我的父亲阎仲川——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艰难地谈判

我的姥爷孙继述

投身抗日

去延安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开赴敌后

重回延安

挺进东北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接收长春、沈阳邮电局

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

抢修中朝通信干线

作战珍宝岛——曹建华的1969

60年代，多事的中苏边境

边界冲突加剧，他来到斗争前线

艰难的战前准备

1969年3月2日，他果断下令“开火”!

第二次反击，他曾否定了上级原作战方案

珍宝岛牵动了世界

京西喋血——吴瑞林与四野五纵的京西丰台阻击战

引

“东北虎”下山

差点活捉傅作义

抢占丰台

热血丰碑

四野是怎么炼成的——刘亚楼在四野

留苏生涯

走马上任

建设有头脑的领导机关

城市攻坚战

离开“四野”，受领新任务

柯柏年百年

顽童李春蕃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两次虎口脱险，营救澎湃

参加延安整风

参加中央外事组和军调处工作

板门店谈判

反右不利，被调离大使岗位 “文革”初期没受保护

虽九死，犹未悔——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三过雪山草地

袭击阳明堡机场 烧了一架鬼子飞机

与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共事

抢救左权副总参谋长

创建全军著名的“欧院”

进藏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主政北京协和

平型关往事——70年前的血与火

狼烟四起，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共赴国难，中国军人浴血守关

侧翼抄击，八路军出师告捷

平型关大捷：胜利与反思

古关沧桑

鲁挺与乒乓外交内幕

初到八一体工队

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友谊重于比赛

是战士，才能演好战士——我所知道的李长华

曾经被遗弃的生命

年少参加革命

在烽火剧社

和冼星海在一起的日子里

与领袖近距离接触

在战火中成长

心里永远有战士

扉页

林彪的“一号政变”，是不是确有其事？

毛泽东明知“一号号令”，为何却讲从没听说过？

珍宝岛冲突背后中苏交恶，一触即发的核大战为何没打起来？

平型关大捷，中央军、晋绥军功不可没，是不是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这不是小说，而是亲身见闻经历，从朝鲜战争、林彪坠机、珍宝岛作战，到真实的红军、真实的四野，再到“一号政变”、中印自卫反击战，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根据自身亲历，并采访了多位亲历者和当事人，对历史真相层层盘剥，对复杂人性深刻逼问，对战争细节精心梳理。

革命不是简单脸谱，回忆并非过眼云烟，阎明带你见证真实的历史血肉。

序 (二月河)

几年前我来京，在部队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阎明。在众多的朋友中，他属于话少的那种。多数时间里，他只是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别人聊天。以后我陆续读到他的一些文章，读文如读人，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人生经历中，我和阎明有些许相似之处：我们同为军人家庭出身，父辈都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同样在解放军这所革命熔炉中经受过历练；同样干到连级岗位并在连级干部的位子上离开了部队；说白了，我们有着同样的军人情结。

不同的是，我离开部队纯属志愿，阎明的离开却是无奈。不是突然的变故，他或许能继承父业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我从部队转业后到地方当了干部，阎明却没我这样走运。受父亲和当时政策的影响，他被剥夺了转业的权利，按战士复员处理，被发落到山区里的“三线”小工厂当了工人。作为“可以教育好子女”，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伍，也品尝到被歧视被污辱的滋味。

好在阎明不是那种一经挫折便丧失信念的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最多的反应也只是不能理解。尽管在那个年月里“阶级斗争”很复杂，但从小的革命教育，使他无论如何不相信革命与反革命由量到质的变换会来得如此突然。从记事起，父母和老师对他灌输的是爱党，爱国，爱人民啊！可他还是接受了现实，按我们调侃的话说，谁让你赶上了。此后他便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当了多年的工人，并一步步走到现在。

本书收录的，是阎明到出版社近十年利用闲暇陆续发表的文章，写的都是身边熟悉的人和发生的事情。文章直面历史，对革命前辈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宣扬了主旋律，其中一些文章曾被国内许多刊物转载并在网上传播，现在读来仍有意义。

我认为，阎明的人生轨迹恰恰是我们共和国的经历。他所受到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最多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瑕疵而以已，对他本人绝对是一笔财富。

记得在纪念辽沈战役六十周年活动上，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将军说得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厚重，内涵很深刻，有许多东西值得去认真研究、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们党的历史又是很沉重的，里面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勇于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最后，社会公信力的天平最终倾向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成绩。作为后来者，我们应当发扬光荣传统，兴利除弊，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二月河

2010年3月

自序

我当过兵，做过共，现为出版工作者。从事出版工作十余年，利用工作闲暇发表了不成样子的文章。在同事和朋友鼓励下，今天斗胆汇集成册，也算了却了一个军人后代崇尚英雄的情结。

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前辈那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战争环境，却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成长的。共和国60年的悲欢步履，已在我们日逐成熟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些人生经历带给我们的启迪是：用更客观的眼光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

书中所述人物，都是我熟悉和崇敬的长辈，其中阎仲川、孙继述、许文益、柯柏年与我还沾亲带故。尽管他们各自经历不同，都无一例外地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共和国多舛的历程。

人们常说，历史是沿着它特定的轨迹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历史的必然中却又往往存在着偶然。父亲阎仲川、岳父许文益、姥爷孙继述虽然生活在同一年代，从事着各自并不相干的工作，但是上天冥冥之中仿佛伸出一只无形之手又将他们牵到一起。

父亲阎仲川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在林彪出逃后随即被关押审查。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亲临林彪坠机现场的又是我的岳父许文益。在处理坠机事件中由于蒙方通讯不畅，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断然决定启用停用多年的“中苏热线”，这条“热线”又是20年前任东北邮电总局副局长的姥爷孙继述亲率工人架设的。尽管这些纯属历史巧合，却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共和国的每一成员，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生存，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

在拙作出版之际，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这些年来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生活的平台。我这几篇不成样的文章，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阎明

2010年7月14日

我的父亲阎仲川——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

一

河北省定兴县杨村镇，距北平百余公里，紧临拒马河，明清以来一直是一个繁忙的水运码头，几十吨重的船舶上至县城，下经大清河直通天津。

1922年2月11日，父亲出生在杨村镇一户颇为殷实的上中农家中。因排行老二，取名仲川。据说，这份家业是我太爷置下的。1900年，遭袁世凯和外国势力的镇压，山东部分义和团转移直隶，保定以北的定兴、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带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县等地被义和团控制。太爷从小习武，懂得一些拳脚，加之为人仗义厚道，被当地群众拥为义军小首领，拉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这场被清政府利用的农民革命，很快被镇压了。随后，老宅被查抄，太爷出逃，在察哈尔首府张家口警察局谋得一差。几年后有了些积蓄，在老家置办了家业，还在镇上开了一间小杂货铺。听家里老人说，阎家门最旺时，有几套马拉的大车，长年雇有长工，农忙时还雇短工帮忙。到了爷爷这一辈已家道中落，虽然吃穿不成问题，但已没有了往日的宽裕。

父亲八岁在本镇读小学。学校规定，学习成绩在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交学费。父亲说他并不是聪明学生，但为了争取免费，给家里作个交代，只能用功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便立刻返回学校住宿，为的是学校里有灯可以看书自习。在校7年间，父亲每年都能争得班级前三名的成绩。

1937年6月父亲小学毕业。由于家境每况愈下，爷爷为了保障大伯能在保定六中继续读初三，想让父亲弃学经商，到天津当学徒。可是父亲太想读书了，便想找一个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学校继续学习。经努力考取了公费的保定工业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后可进工厂当工人。

正当父亲准备到保定上学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百里之外卢沟桥的炮声隆隆，搅得人们惶恐不安。9月初，国民党参战部队开始撤退，有一支部队经杨村南下，在拒马河上架设了浮桥。日本飞机在追击国民党撤退部队时，连续数日对杨村渡口狂轰滥炸。瞬间，家乡被战火硝烟笼罩。年仅15岁的父亲也被国民党抓了伕，强逼给一连长挑行李，走了十几华里，连长看他年少力单，才将他放回。

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大规模退却，使保定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时间沉沙泛起，鱼龙混杂，以抗日为名的各种势力纷纷活跃起来。这其中有真正的抗日队伍，有自卫性质的联庄会，还有土匪和各种帮会势力，他们各霸一方，扩充地盘。1938年春，定兴当地的赵玉昆将几个村子里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拉起一支队伍，赵玉昆本人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冀中定、易、徐、涞军分区司令（赵后来投降日本当了汉奸）。1938年6月，大伯带着父亲参加了这支部队。

在这里还要提一笔我的大伯阎伯泉。大伯1918年生人，“卢沟桥事变”时正值保定六中升初三。在我们老阎家，大伯可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是阎家门的希望，也是老阎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小时候听奶奶说，那时候大伯从学校回家，穿着西装裤（当时农村还大多穿勉裆裤），白球鞋，夹着网球拍，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由于在保定府上学（当时的河北省会），早早接受新思想，成为进步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反日浪潮高涨，保定府已容不下一张读书的课桌，他便回乡参加了抗日队伍，并将自己的弟弟——我的父亲带到部队。

参军不到一个月，日军对杨村镇进行了“扫荡”，一把大火把整条商业街烧光，家里的杂货铺也未能幸免。此时大伯和父亲正在家中看望奶奶，被日军围堵在村中。家人极为恐慌，奶奶和大妈（大伯已成家）强迫大伯和父亲脱下军装，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躲过此劫。大伯妥协了，扒下军装埋在水缸下面。父亲却坚决不从，他跳出后窗，利用地形与鬼子周旋，冲出了包围圈。大伯却因老婆拖后腿就再也没回部队。解放后家人偶提这段经历，都说如果不是一念之差，凭大伯的学识，如能坚持到革命胜利，其职位不会比父亲低（平津战役时大伯在北平王府井照相馆当会计）。当然，这都是后话。日军的残暴更坚定了父亲抗日的决心。

1938年9月，父亲被派到高丽镇干训队学习军事，内容主要为队列、站岗放哨等一般军事常识，教官均是国民党旧军人。年底毕业，被分配到24团5连当见习排长。3个月后，5连在反“扫荡”中散了一半。这时冀中军区向赵玉昆部调干，父亲和其他7人被选中。1939年2月，他们在河间找到了冀中军区，随后被编入参训队，开往冀西，由120师教导团代训。

参训队学习生活是正规、紧张、愉快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战术、测绘，更多的是政治。120师李贞同志（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多次给参训队上课，主讲中共党史，这时父亲才真正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这期间，班长郭伯海对他影响很大。郭伯海参加过长征，是120师译电员，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常给父亲讲述长征中贺龙、关向应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故事。随着对党认识的深入，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0月在班长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期间，120师在参训队驻地附近城南庄与日军打了一仗，参训队都被动员起来，站岗放哨，做后勤工作。父亲觉得小小年纪就参加战斗，很是自豪。

1939年冬，参训队结业。回到冀中后，父亲被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当见习参谋，半年后转为正式参谋，从这时起便奠定了他一生作战参谋的生涯。

1942年日军多次对冀中进行大扫荡，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冀中主力部队撤出了平原地区。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冀中军区机关精减缩编。1943年初，父亲被调入冀中军区教导团。约半年后，中央军委决定，冀中几个主力团向晋绥转移，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去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父亲从教导团调出，随吕正操转到晋绥军区，在司令部任作战参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吕正操受命进军东北。父亲离开了晋绥，随吕正操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司令部当作战参谋。从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沈阳撤退，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和四野南下诸战役，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成立中南军区、广州军区。父亲从参谋、副科长、科长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处长（后改为作战部，这中间除1955年5月至1956年7月曾调任41军12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一年后又被调回作战部），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69年5月调军委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王扶之接任作战部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审查，才结束了他作战参谋的生涯。

在这33年军旅生涯中，父亲基本上是在司令部做参谋工作，而且没有离开作战部门。早期我军的司令部业务比较简单，作战任务基本上是由首长根据敌情亲自决断的。在冀中军区当参谋的主要任务是：行军打仗负责给首长准备地图，布置作战室，在作战室值班做一些上传下达的工作。在冀中军区三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任参谋长。第一任参谋长李英武是吕正操从东北军带来的一个营长，旧军人习气浓厚，生活上爱摆谱，动不动就对下面发脾气，大家特烦他，参谋们私下给他起外号李大架子。后两任参谋长是沙克和孙毅，两任科长是关联熏和高存信。这些首长们对年轻参谋都能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促使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成长。

到晋绥军区后，参谋长是陈漫远。当时晋西北形势好转，我军对敌斗争主要方式是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发动群众，袭扰敌人，陈漫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父亲根据上级要求，经常深入下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这期间，虽然经历了一次大扫荡，晋绥司令部被日军烧了，但我军根据地生活还是相对稳定的。部队大生产运动搞得很红火，作战科也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种些胡麻之类的农作物。

父亲认为，在他的参谋生涯中，真正学到点东西还是在东北。1945年刚到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先是肖劲光，后由伍修权接任。因伍修权常在东北局给彭真当俄文翻译，日常工作实际由副参谋长聂鹤亭主持。聂鹤亭是个老资格，南昌起义时曾和林彪在一个连队，聂鹤亭是一排排长，林彪是二排排长。尽管这时林彪已当了民主联军总司令，聂鹤亭却还常把这段经历挂在嘴上，时不时还在科长、参谋们中间炫耀一下。1946年7月“七七”会议后，刘亚楼接任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

刘亚楼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他很注重将苏军司令部的工作经验运用到民主联军司令部建设中来。到这一阶段，父亲才比较多地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参谋长对参谋人员要求很严格，强调必须熟悉业务，掌握情况，有问必答，特别是对自己的部队，要了如指掌。当时作战科主要任务是在大政方针确定后，按参谋长要求到各部队传达任务，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每天根据战场发展情况和首长的作战意图向有关方面发通报。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分前后两部分，前指设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父亲长期在前指工作。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参谋长要求作战科长们到首长那里和秘书们住在一起，及时了解首长意图，以便组织有关保障和通报工作。遇有典型战例（成功的或失利的），都要派他们去总结经验教训。

辽沈战役前后，父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任副科长，是林彪作战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一直跟随林、罗、刘行动。在辽沈战役前，为了隐蔽行动意图，指挥部除对部队提出要求外，还要派出专人去传达任务。曾派科长尹建去二纵传达秘密包围义县的任务，派父亲秘密组织三纵、特纵的火车输送，派参谋处长苏静到锦州前线去总结经验，到塔山前线去督战等等。对于总部这些隐蔽战略行动企图的作法，一些纵队首长很不理解，父亲到三纵传达命令时，纵队司令韩先楚曾问父亲，为什么不使用电报？整个战役期间，处长、科长们几乎没有见过面。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在北宁线的锦州至昌黎段首先打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急令东野林、罗、刘三位首长率指挥机关由双城向锦州方向前移。9月30日，前指在机动过程中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故，幸而父亲及时发现，才避免因事故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罗帅去世20年后，在后人为他撰写的《罗荣桓传》中对此事曾有过简单的叙述：“……开进中在道里江桥发现国民党的潜伏电台，火车又向东南开到拉林车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向哈尔滨开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行车路线？既然是中央命令东野指挥机关迅速南下锦州，为什么已发现敌情还不迅速摆脱，却在哈尔滨周围来回折腾，反而增加了东野指挥机关暴露于敌的危险？其实罗帅并不了解实情。

按父亲的话：严格地说，那应该算是一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了解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很少，后来一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辽沈战役期间，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统管，“前指”专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由哈尔滨铁路局统一调度。

由于当时长春、沈阳几个要点尚在国民党军占领中，为了行车安全和隐蔽战役企图，火车必须绕道运行。按计划：“东野前指”的专列由双城出发，到哈尔滨后沿滨洲线向西北开进。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掉头南下，经白城子、双辽、再往西南下阜新，然后转乘汽车去锦州前线。

9月30日晚11点左右“东野前指”专列离开了双城。为了防备敌特破坏，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哈尔滨局只知道有一列普通列车由双城发往哈尔滨。

辽沈战役开始后，繁忙的军运使哈尔滨局的调度显得有些忙乱。由于事先没有交接清楚，专列午夜到达哈尔滨稍作停留，进行例行检测后，调度室竟将专列发往吉林方向。

专列向哈尔滨东南方向行驶了近三个小时，停在一个车站等待交会。此时已是凌晨，专列上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但父亲尚未入睡，大战在即，作为指挥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车布置好作战室和处理完林、罗、刘首长交办的工作，许多重大事情都需要在脑子里过一过。见到停车，父亲便下到站台上踱步。走到一块站牌下，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看了一眼，站牌上赫然两个大字“拉林“映入眼帘。熟悉东北地形的父亲大吃一惊！这和原来的行车路线整相反啊！要继续走下去，向东：经五常、舒兰、蛟河、安图后进朝鲜了；向南：经永吉、磐石、梅河口便直插敌人重兵占领的长春、沈阳。这不仅与原行车路线背道而驰，而且会给“东野”指挥机关带来重大危险。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军委十二道金牌令“东野”指挥机关南下锦州，即使天亮后发现走错了路，再去纠错，耽误了执行命令的时间，这漏子可捅大了。

父亲急忙上车推醒了刘亚楼参谋长，刘亚楼得知走错了方向也急眼了，叫父亲赶紧想办法。这时他们看到不远的叉道上有一列等待交会前往哈尔滨方向的列车，父亲急忙上前打探，得知是李天佑一纵后勤运送物资的列车。父亲将负责押车的后勤副部长带到刘亚楼处。刘亚楼命令：一纵列车原地待命，车头挂上专列返回哈尔滨。如上面追究，刘参谋长负全责。这样，一纵的车头挂上专列向哈尔滨急驰而去。

天刚放亮，专列在平房车站被拦堵，哈局派来的“毛泽东号”机车头已在此迎候。想必调度得知放走了专列，肯定吓得不轻！车头挂上专列后，按原定路线急驰而去。天亮后驶过松花江三棵树铁桥……

此时刘亚楼忐忑不安地来到林彪处，见林彪正在对着地图沉思。林彪见刘亚楼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便问道：“火车到哪里了呀？”刘亚楼急忙打马虎眼答到：“快了，快了，早过松花江了。”可能是大战在即，林彪有更多的事情要去思考，因此没有更多追问。

这个秘密只有刘亚楼、父亲和哈尔滨铁路局的当事人知道，其他人都蒙在鼓里。五十多年后，父亲才对几位老同志提及此事。父亲说：“反正辽沈战役打胜了，这事也就不算问题，知道的人又极少，没必要再去说清楚，已经写到书上的东西更没必要去更正了。”

如果在打辽沈出现了问题？如果是因耽误时间而贻误战机？追究起责任，哈尔滨铁路局肯定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打锦州父亲负了伤，但不是枪炮伤。“前指”随部队向锦州外围运动时，作战科拉物资的马匹受惊狂奔起来，父亲躲闪不及被刮倒，在地上拖曳了近两百米才被拦下，此时父亲左胳膊已完全拖烂，露出森森白骨。父亲是吊着胳膊参加锦州战役的，以后父亲胳膊上便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辽沈战役后，平津战役期间，父亲被作战科派往天津前指，跟随刘亚楼同志参与了天津战役的全过程。在以后随部队南下的诸战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中南地区剿匪等，父亲在“四野”总部亲历了四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随着经验的积累，父亲的参谋工作有了一定的主动性。

在我们子女的记忆中，父亲对于自己的经历基本缄口不谈。这可能与他长期负责作战工作、保密要求高有关系，嘴特别严。有时学校里布置我们回家听父母讲战斗故事，他都敷衍了事。再有，父亲认为自己长期在领导机关工作，没有在基层带兵打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他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和那些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的同志是无法比拟的，这一点父亲不说，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也是许多机关工作同志的通病，都愿意到基层带兵，一般在基层发展，进步都会快些。多年后，我听广州军区的迟泽厚叔叔说，1956年，在41军123师任职的父亲，接到军区一纸调令——回军区作战部任部长。当时父亲十分不情愿，为此还给当时的军区领导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陈述机关干部也能在基层发展。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加之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最后还是恋恋不舍离开部队回到机关。我们现在有限的一点关于父亲的情况，多是从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他病重后我们做的一些抢救工作中获得的。

其实在战争年代，尽管父亲不在前线与敌人拼杀，却也曾与生死擦肩而过。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当时是冀中军区作战科长）在他的《往事回忆》中提到这样一段经历：

1941年8月14日敌人开始了一周的秋季扫荡。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分数路“扫荡”我滹沱河两岸之安平、深泽、无极、束鹿、安国地区。此时冀中区党政机关驻在安平县滹沱河南子文镇一带。当我发现南边敌人后，立即向北转移。在杨各庄渡河时增援之敌与我掩护渡河部队29团展开激战，机关渡河后西进，黄昏到达深泽城西地区，遭敌机尾随盘旋扫射，打死作战科的一匹战马。敌机过后清理队伍向西出发，却发现西面也有敌人，随即又调头向东，经一夜行军，跳出敌人合击圈，拂晓到达安平县东北部的中佐村。

中佐宿营后，正准备吃早饭，敌人飞机又来了。当时吕正操司令和程子华政委住在靠河边的一个大院里，吕司令住西厢房，程政委住东厢房，北面正房是作战室。敌人可能以为军区首长住在北面正房，所以把它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四五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此时参谋阎仲川正准备接白班，刚跨进北门，炸弹就下来了。“轰隆”一声巨响，炸弹在北房西屋爆炸，屋内的夜班参谋田苏被掉下来的椽子砸死，送早饭的通信员也被倒塌的墙埋起来牺牲了。阎仲川与田苏的距离也就两米远，仅隔着北屋东头的门。被巨大的气浪推倒在地上……

第二次是1952年初的抗美援朝，美军对我实施绞杀战期间。尽管我志愿军进行了五次战役，把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但双方都已无力推进。可是，国内和朝鲜方面对这场战争胜负的期望值过高，这无疑给前线指挥彭德怀以极大压力。彭德怀除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外，还从各大军区抽调人员组成志愿军参谋团，帮助分析预测战场形势。身为中南军区作战处长，父亲奉命赴朝。他们一行从丹东鸭绿江桥过江，车队刚驶上桥，突遭美机轰炸扫射。鸭绿江桥是铁路公路单行桥，过江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后退不可能，只能加速往前冲。这时一颗炸弹下来将父亲前面的车炸飞……这段经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告诉我的，她说这件事她记忆深刻，因为1952年7月6日我降生的那天是父亲从朝鲜回国的日子。

几十年后，我借出差之机，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江桥。江水滔滔，江桥依旧，白色的鸥鸟悠闲地漂浮在江面上，两岸一派和平景象。然而，江桥巨大钢梁上被美国飞机航空炮弹楔出的大窟窿仍历历在目。它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

军旅作家张正隆在《血红雪白》中提到的父亲在东北被审查的那段经历，我曾问过父亲。他很淡然地说，当时刚到东北，敌我力量那么悬殊，部队逃亡的人也多，情况很复杂。加上我的科长叛变投敌，我又被隔在敌后好几天，接受组织的审查，这在战争年代是很正常的。抗战期间有一次冀中军区转移，晚上渡河时，我带前卫连刚过河突遭鬼子伏击，吕正操司令带着主力部队一下退了回去，我和前卫连突破重围，十几天后才找到大部队。那时也简单，只要有人证明一下就行了。

1949年2月平津战役结束后，父亲与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孙碧琏结婚。罗荣桓政委夫妇、刘亚楼参谋长夫妇、苏静处长，在罗政委家吃了一顿便饭，以示老首长对部属的关怀和祝贺。

在战争年代的几次跨区调动中父亲都遇到了“山头”问题。它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在冀中有，到晋绥也有。东北民主联军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基本上是八路军115师的老班底，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下就排除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山头”与宗派是有区别的，它是中国武装割据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中央既承认“山头”，又要消灭“山头”，对此父亲是有体会的。1947年初吕正操调任西满军区司令时曾让父亲随去，父亲写了条子，说不能去，下面已有人议论，我是吕司令“山头”的人，这样父亲留在了总部。没曾想父亲摆脱了一个小“山头”，最后又被融入“四野”这个大“山头”。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

二

全国解放了，天下并不太平。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不甘为寇，很长时间里一直不断袭扰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台海紧张局势加剧。彭德怀元帅当时指出：“台湾海峡的斗争，在朝鲜战争前，属国内战争性质……美国虽也暗中给台湾以军火和物质援助，但我们打台湾是国际上公认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6月27日美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同时宣布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把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内，也即是策应朝鲜战场的侧翼。从此，台湾海峡就增添了中美对抗的国际因素。”①【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暂停攻台计划，将主力部队调往朝鲜半岛，国民党借机加紧对我沿海岛屿进行袭扰。通常是集中一部优势兵力，突然登陆目标岛屿，以大吃小，并在解放军部队赶到之前迅速撤离。对此行动，美国人当然支持。因为这不但可以牵制新中国在朝鲜的作战，也可以增加美国人的谈判筹码。他们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同时，还不断派出武装舰只入侵我海域，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保驾护航。

依仗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运用美军二战太平洋战场岛屿作战经验，不断在东南沿海采取军事行动，并屡屡得手。仅粤东沿海，1952年1月28日，驻金门蒋军1000余人，在湄洲岛登陆，抓走岛上居民300余人。

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75师、14师一部共9000余人，在10艘舰艇、8架飞机的掩护下，在福建莆田的南日岛登陆。守岛的一个连寡不敌众，大部牺牲。我28军83师、85师增援，以伤亡1300人的代价，三天后才将敌击溃。

1953年7月15日，蒋军3个野战师各一部、海军陆战队一个支队、空降兵两个中队，并配有水陆坦克21辆，飞机6架、各类舰艇13艘，共13000余人，由敌19军军长陆静澄指挥，对位于福建、广东结合部的东山岛发起大规模进攻。

蒋军先是出动飞机炸毁了泉州通往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桥，并首次使用空降兵切断渡口。他们空投了450名伞兵至岛北渡口附近，企图阻挡大陆上岛增援。我守岛公安军80团顽强抵抗，步步阻击，码头上的我军海军官兵也抄起武器打起了陆战。16日上午，我阻击部队退至具有坚固坑道与土木工事的公云山制高点，抵挡住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势，据险坚守。广州军区（当时的中南军区）41军122师和华东军区28军82师、31军91师272团渡海增援，激战三个昼夜才将敌击溃。我军死伤被俘计1250人，国民党死伤被俘者计3379人。

敌人的登岛作战组织相当严密，部队利用夜暗登岛后，所有航渡器材全部后退15海里，以免遭我岸炮火力袭击。三天后还是利用夜暗，航渡器材靠岸接走部队。这段经历从9。13后父亲被监禁中的日记中能够读到。122师因行动迟缓而给于敌人更多的脱逃机会，从而引发他对部队战斗作风的反省。

建国初期，我国国土防空比较薄弱，领空一直很不安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仿佛有了底气。蒋军空军多次对我沿海城市进行袭扰，曾轰炸了上海市。当时广东的省会广州的夜空里常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粗大的探照灯光刺破漆黑的夜空，高射炮咣咣震响。从台湾或香港起飞的，贴着青天白日的美制低空侦察机，在的探照灯光柱中撒一把传单便慌忙离去。由于我们空军刚刚组建，飞机性能和夜战能力技不如人，拿他们无可奈何。

第二天天刚亮，军区机关干部和警卫营的战士们撒网似的满世界在地上捡传单。这段经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以至成年后回到北京，将这些经历讲给我的同龄人听时，他们一脸茫然：不能够，在我们的记忆里，建国后，北京一直是歌舞升平啊！

1958年9月24日，蒋军空军300架分批多路进入厦门、东山、南澳、温州等地，重点对大陆沿海各海军基地进行强行侵入，企图引诱我空军至公海围歼。我海军航空兵起飞迎敌。在空战中，蒋空军使用了美军最新研发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我军飞行员王自重被导弹击中牺牲。这一期间，中南地区的国土防空任务很重。特别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后，我驻粤空军不仅要对付蒋军的高低空侦查，还多次击落窜犯我国领空的美军飞机。当年二哥阎正在广空雷达25团1连服役，他所在广西东兴防城企沙的雷达警戒区，是台湾侦察飞机进入大陆、美军飞机轰炸北越的必经路线。他们连曾多次配合我驻粤空军和北越高炮部队出色地完成歼敌任务。

60年代初，大陆经济困难，蒋介石认为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时机。他们不断空投和用军舰向大陆输送武装特务对我进行渗透袭扰，今天在海边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旗，明天杀死我一哨兵，打了就跑，以此为资本，在国际上制造影响，蒋军军舰在美国海军庇护下，甚至在我海域公开炮击、绑架我在海上作业的渔船。

1965年8月6日，蒋军海军两膄军舰“剑门号”（美制“海衙”级“巨嘴鸟”舰队扫雷舰，全载排水量1250吨），“章江号”（美制海军猎潛舰PC-1232号，全载排水量450吨）窜犯我广东沿海。广州军区报总参谋部批准，由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派出护卫艇4膄，鱼雷艇5膄出击歼敌。我突击编队都是不足50吨的小艇，火力弱且航程短，蒋军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当我军利用夜暗迅速接敌时，遭到敌舰炮火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军发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沉着应战，冲到距敌舰500米突然开火，一直打到100米并将“剑门”、“章江”两舰穿插分割开，随后我军集中兵力围歼“章江号”。首先，集中火力封锁舱面，打得“章江号”舱面一片火海，甲板上顿时人影无踪。随后用穿甲弹猛击敌舰水线，“章江号”遍体鳞伤起火爆炸。击沉“章江号“后，我军集中兵力向“剑门号”发起攻击，“剑门号”被我3发鱼雷击中沉没。

战斗中，我601艇艇长吴广维头部中弹牺牲在指挥位置上，他的战友王瑞昌立即接替指挥继续战斗。611艇多处中弹，前舱进水。有两发炮弹穿过甲板在轮机舱爆炸，舱内轮机兵非死即伤，3部主机被炸坏。轮机兵麦贤得头部被弹片击中，脑髓液大量外流失去知觉。当他苏醒过来后，以惊人的毅力爬到主机旁迅速排障，他用胸部死死顶住已被震散架的变速箱，双手紧把操纵杆，奋力保证仅有的一部主机运转，直至3个小时后战斗胜利。

“8.6”海战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一次海上歼灭战的胜利。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被击毙，生俘“剑门号”中校舰长王蕴山、中校参谋长黄致君以下34名人员，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高度评价。钢铁战士麦贤得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同年11月，我东海舰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又击沉窜犯我海域的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猎潛舰。

蒋介石的这一手，着实给我们国土安全敲响了警钟，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父亲很忙，经常出差，有时一年也见不到几面。很久以后我才知到，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在看地形，研究设防，下部队检查落实战备工作。应对蒋介石对沿海的偷袭成为当时父亲作战部门的主要工作。以致多年后我参军时，部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反空降、反登陆。每年都要到粤东沿海搞“关门打狗”之类的演习，只不过，除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外，假想敌又多了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我曾寻访当年与父亲共同参与该项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我说：建国初期，广州军区领导对干部使用是大胆放手的。最明显的例子，1955年军队授衔时，军区作战部部长、炮兵主任都是抗战干部，而他们的副手均为资历和军衔比他们高的老红军。在工作中，你爸爸很尊重领导，却不惟命是从。有时黄永胜、温玉成这些军区领导已形成的方案，他觉得不合理，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至今在我办公室的玻璃板下，还压着同事们送给我的一张父亲与温玉成看地形时，在粤东大山中蹒跚而行的照片。随着我军在广东、福建地区成功地歼灭了多股敌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治图谋。

这期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抗美援越。中国越南山水相连，唇亡齿寒。国际反华势力为了达到其全球战略目的，对新生的共和国采取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予以扼杀。1950年3月（比抗美援朝还早半年）应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赴越，先是抗法，后是抗美（1979年自卫反击战是另一回事）。

广州和昆明军区防区毗邻越南，自然要多做许多事。除了按上级要求组织战略物资输送和兵员调动外，父亲更多的是勘察地形，准备战场，防止帝国主义战争扩大化，做好反侵略准备（到总参后，父亲仍接手刚去世的原副总长李天佑的这摊工作）。

父亲曾多次公开和不公开地进入越南，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南定、河内、海防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胡志明小道、北纬17度线附近，都曾留有他的足迹。他被认为是继陈赓、李天佑、韦国清之后比较熟悉越南战场的人。以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总参作战部的同志还向军委领导积极请求，让阎仲川出来协助指挥工作。感谢作战部同志们对父亲的信任。

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同志思想上缺乏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尚未充分暴露，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父亲和全军大多数指战员一样，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正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然而，随着运动发展，特别是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派系林立、武斗不止，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使父亲感到了茫然无措。

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出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派别。他们都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开始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有的学生在深圳设卡，对入境香港同胞施行“破四旧”；有的学生甚至劫持车辆，妄图冲击边防线“解放香港”。

这阶段，广州军区主要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基本没有介入地方运动。也是在这段时间，广州军区的领导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盲目陷入到这场由北京发动、在全国迅速蔓延，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发觉，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自恃根正苗红，表现得异常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父母的命运与这场运动的必然联系。根据《军委八条》的规定，军区主要领导在大小场合反复强调家长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被人利用。我和哥哥也被父亲送去军区上阳岗警卫营农场养猪放牛。

1966年8月，党的8届11中全会，中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很快被打倒。1967年初消息传到广州，造反派（主要是红旗派）以抄陶铸家为名开始冲击军区机关（陶家住军区大院），同时还冲击了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室。因当时已危及到军区指挥机关的安全，父亲身不由己地开始和“造反派”接触了。随后，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夺权合法化，加之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地区大乱。

为了稳定广州局势，1967年初周恩来和康生到了广东听取“中央文革”派驻广州联络员的汇报，随后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召集广州两大派主要领导人开座谈会（广州红旗派以学生为主，东风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会议宣布红旗派是左派，东风派偏于保守。其结果适得其反，会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东风派情绪激动，认定是广州军区向总理做了有倾向性的汇报，集中了万余人到军区静坐，讨个说法。一时间，广州地区派性冲突加剧。省革委会派父亲到北京京西宾馆找周总理汇报，希望总理给东风派摘帽，但由于戚本禹坚决反对而作罢。广东地区“支左”部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广东地处边防，每年有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要求广东既要搞运动，又要保障交易会不出问题。为此，1967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副主任有抗战期间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的孔石泉，父亲也是副主任之一。实际上“军管会”也控制不了局势，由于“中央文革”直接插手造反派，“军管会”多次受到冲击，只能勉强维持运转。

那时广州地区很乱，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截军火，武斗频频发生。为了制止武斗，每次发生武斗时，“军管会”要求“支左”部队要迅速插入武斗的两派中间将其隔离，避免事态扩大。而且要求部队赤手空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服役的部队里一个叫林进海的干部，就是为保护战士不受伤害，奋不顾身扑向造反派投来的手榴弹而牺牲的。

在处理上述情况时，由于作战部门要直接调动部队，为了及时了解掌握部队动态，父亲经常要到第一线指挥。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就在军用大卡车上，卡车在流弹横飞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车厢中间，周围围着一圈战士。子弹又没长眼，谁知道哪颗流弹会跳过人墙伤到他。这些经历父亲从来不曾与家人说过，是在很久以后的90年代，一位当年与父亲共事的参谋人员无意中提起的。父亲这样做，可能是怕家人担心，也可能认为那是一种军人的责任！只要国家需要，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军人都应冲在前面。

“中央文革”将两大派头头调到北京解决问题，形势稍有缓和。直到1968年冬成了革命委员会，情况才好了些。

四

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5月父亲调军委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作战部长由王夫芝接任）父亲深知京官难当，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对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对总参内部“文革”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态，而且不串门、不走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连林彪、黄永胜家放电影时诚邀老部下参加，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去，也不让母亲和妹妹参加。为此，一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很有意见，认为父亲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领导。

父亲曾跟我说过，军队是个讲究资历的地方，那时总参许多一级部的领导都是老资格的将军。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是无法与这些老同志相比拟的。新的环境，更广阔的工作范围，更高的工作要求，父亲深感能力不及，压力很大。虽兢兢业业，也只能被动应付，他夹着尾巴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抓战备工作中去。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主要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随后苏联取代了原来美国的地位，其中原因不说自明。

在侵朝战争中失败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华政策略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发生了变化。由50年代的“蜜月”，到60年代后期两国由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使我党深深感到，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中苏之间有着绵长的边界线，一旦发生战争，的确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凡是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反修防修”。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修正主义不但具有同帝国主义一样的扩张性和掠夺性，而且还多了一层欺骗性。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和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争论，中国领导层逐渐感到苏联是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战争策源地，当时的战备工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历史上，1969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用剑拔弩张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儿也不过分。由于苏方多次在中苏边界制造事端，由拳脚棍棒相加发展到打死打伤我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边民和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军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年3月，我边防部队在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的珍宝岛进行了自卫还击。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优，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卸甲，大失面子。

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报复。8月13日，我新疆塔城军分区一支30多人的巡逻小分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中苏边境中方一侧执行正常巡逻任务时，遭到预先埋伏的有十数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苏军步兵的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两架武装直升机助战。我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苏联军人还不甘心，用机关枪、冲锋枪对着我们战士的尸体疯狂扫射。一时间，我们的战士被打得血肉横飞。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更冒险的计划。他们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打击，一举摧毁中国初具规模的核设施。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描述了当时的情景①【书中叙述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当局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顿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该情报也引起了在亚洲地区有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恐慌。党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临战态势，国民经济开始先临战状态运转。大批工厂向交通闭塞的“三线”转移，北京扥大城市开始挖掘地下工事。】。这段历史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文章中也有记载，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珍宝岛战斗后，苏联在针对我东北地区的远东军区基础上，又针对我新疆地区新成立了中亚军区。此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的兵力已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激增到40个师，约100万人，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30多处导弹基地。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目标当然不是争夺珍宝岛！

可是，就在中苏紧张关系急剧升温，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似将一触即发之时，苏方却突作缓和姿态。9月2 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去世。9月10日，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中记载，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想发疯，也有人比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柯西金。虽然当时中国上层把柯西金也当作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首领之一，但他实际上在中苏关系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战”的。

珍宝岛的枪声一响，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担心如此发展下去，中苏两国的武力摊牌是不可避免的。局势一旦变得不可收拾，那将给中国、也会给苏联造成严重灾难。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怕核威胁的；何况中国也有核武器，数量虽然有限，但给苏联远东地区来上几颗，其后果也难以预料。更何况，西半球还有一个美国，中苏两国两败俱伤，只能让山姆大叔坐收渔人之利。

柯西金这种求和怕战的心情，被中国的领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里还应当归功于总参三部的技术专家们，是他们采取特殊的技术手段，获取重要情报。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话记录，分别上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作为林彪秘书，张云生知道这份情报的时间比林彪还要早些。总参三部反映的动向，受到中国高层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批示：“准备谈判。”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就缓和边界局势问题举行了会议。谈判中周恩来特别提出苏联向中国进行核威胁的问题，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① 【吴跃农：《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内幕,《文史精华》，2008年第9期。】对此，柯西金并不否认。对双方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已达成的若干口头谅解，在柯西金回国后，苏方主“战”派就将其全部推翻。他们不但托词拒绝就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进行换文，还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江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面对苏方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态度，中国理所当然要提高警惕。

根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原则协议，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方面估计，这次谈判有可能对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但苏方也有可能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毛泽东明确指示：“军队不要松动。” ②【《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以外交姿态作掩护，发动突然袭击的战争，在历史上是不无先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突袭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都是使用这种伎俩。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政策，以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对其盟国发号施令，实行对外扩张，谁知苏联方面“谈判”会不会是笑里藏刀！

1968年8月20日深夜，一架苏联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场收到了这架飞机要求紧急降落的无线电讯号，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苏联的盟国，对“老大哥”这种要求自然不会拒绝。机场打开了夜航导航灯，飞机安全降落。但飞机上下来的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速占领了机场。此后，又有数百架苏军飞机先后在机场降落。

深夜后，苏军出动17个师，加上东欧盟国6个师的大批坦克、摩托化部队向捷克纵深长驱直入，很快便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后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指挥棒”。

早在1961年5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就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在天津主持召开了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随后，总参谋部在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了“防突袭办公室”。他们的任务按林彪的话，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

林彪如此重视“防突”问题，首先，是从中央的战略部署考虑。6 0年代初以后，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对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它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为此中央军委提出了“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重要防御思想，并提出要重视“突然袭击”在未来战争中的破坏作用。 ①【刘志楠：《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月。】其次，可能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刺耳轰鸣和呼啸而降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十万多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他还要参加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也和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后就曾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在批判时，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如实反映实际情况的。

在中苏两国政府副外长级谈判确定后，父亲的秘书符传荣整理了一份希特勒德国突袭波兰、苏联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资料汇编。父亲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送中央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了三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中央军委要求防突袭办公室及时掌握敌方蛛丝马迹，周恩来要求总参情报部每日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做一次汇报。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防突办”根据林彪要求特派参谋阎洪釜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军事动向。林彪交代阎洪釜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

为了防止苏联故伎重演，9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示召开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参谋长、作战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战备问题。

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父亲说，接见时还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4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的多数是毛泽东很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眉头，冲大家摆了摆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口号不是一句就完事而是成系列的，中途不能停下。当这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着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接着说了一句：“讨嫌！”随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而今天这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而大感失望，那位领衔呼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用来指导部队的战备工作。周恩来、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五

196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建国后，按惯例要在节前发布国庆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28条，其中关于备战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83字，已经不是口号，倒像是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领导层是不惧怕战争的！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某部和西郊军用机场。他看见停放在地面的飞机摆得过于密集，大为不满。回到毛家湾住地，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

在会客厅，林彪先是批评了空军缺乏敌情观念，指示吴法宪立即将北京附近各机场的一部分作战飞机向外场转移疏散。接着，林彪拿起一条一米多长的指示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张标有部队部署情况的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图，询问北京附近地区的设防和首都节日防护工作情况，吴、温、阎分别作答。

谈话间一位秘书进来报告：总参情报部侦听部门刚刚收到情报，蒙古方面通报今夜将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对“暴风雪”三字特别敏感，他眉头一皱，望着吴、温、阎说：“这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父亲见吴法宪、温玉成都没吭声，便说他来此之前已经获知了这个情况，已叫人查询了气象部门，蒙古方向今夜确实将有暴风雪。听了父亲的说明，林彪紧蹙的眉头才又舒展开来。但他接着又出了一个题目，要吴、温、阎认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吴、温、阎临走时，林彪再一次提醒他们：国庆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国庆北京一片节日景象。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十一”的欢庆活动，各级军事部门却殚精竭虑，高度戒备。他们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做了周密安排和各种应变准备。军委办事组指示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大城市的车辆要进行疏散。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指定位置转移；边防部队严阵以待,“三北”边防部队进入一等战备；军事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父亲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军事情报部门的敌情报告源源不断汇集指挥中心。

国庆节总算平安度过，但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苏联一旦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由中蒙边境直指北京。张家口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国庆节刚过，经毛泽东批准，林彪由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副司令马卫华等陪同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并接见驻军领导干部，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问题。毛泽东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我们应采取的对策，他表示：“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措施。”

周恩来对几个问题做了重点阐述。他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

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地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哪！”

周恩来微微皱起双眉，望着江青，一时没有讲话。

江青又絮絮叨叨讲了起来：“现在有人千方百计破坏‘样板戏’，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鸠山说他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观众看到这里就发笑，整出戏演出效果全都破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不改行吗？！”

林彪看了看江青激动得像要跟谁决斗似的架势，知道原定议题已经讨论不下去了，如果让江青继续讲下去，会议不知到要开到什么时候。好在他和周恩来把该讲的基本上都讲到了，会上也没有不同意见，干脆散会。

“你是内行，”林彪先给江青戴了一顶高帽：“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父亲列席了这次会议，他还带来了部署图，预先张挂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江青这一搅，他准备的材料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于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正常。接见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疏散。周恩来留京值班，16日，林彪前往苏州疏散。“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定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郑州，四个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 ①【熊向晖：《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页。】

为了落实毛泽东批示和政治局的决议，10月17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接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特别对老同志们说明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

这批老干部疏散的具体组织工作统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周总理要求大家于10月20日或稍晚离开北京。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父亲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17日进驻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随同进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六

10月18日晚20时左右在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住地，黄永胜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的住所在山下，离开会地点约一公里远，当他气喘吁吁赶到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

父亲一进门，见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几点指示后，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在场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没发表意见。

父亲随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在编号吧！”

“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

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随后父亲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体不适，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药睡下了。秘书专门交待，黄平时睡觉困难，全靠药物入睡且用药量很大，服药后休息不宜打扰。

父亲考虑到，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贯彻的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父亲指示值班副处长王宪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父亲看了看手表，苏联代表团明天上午即将入境，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父亲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

“一号号令”的内容大体是：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也在紧张地思考。他感到，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要求，但过于笼统，只讲了让“二炮”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父亲认为，虽然“二炮”刚成立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于是，他专门给“二炮”下达了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总、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部队接到号令后，认真迅速地进行了疏散。

父亲还告诉我一个情况。1969年10月18日晚，当“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父亲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场实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

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场。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43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干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21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坝被炸，对北京市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来源，除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意见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从备战的角度，对水利设施的防护是无可非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之所以论证多年才迟迟施工，除水文地质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害怕战争带来的破坏。2008年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快落选时，不是还扬言要用飞弹摧毁我们的三峡大坝吗？只不过我们现在国力、军力都强大了，不怕他们玩这个！

“一号号令”传达的第二天，周恩来对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和文件编号提出了批评，经父亲就编号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后总理没再追究。这时父亲才搞明白，加强备战的紧急指示的内容并无问题，而问题出现在编号上。那时“一”字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的。父亲来京时间短，涉世浅，又没人提醒，实在不知这里还有这些规矩，不经意间捅了篓子。汪东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①【选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刊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多年后我曾对父亲说，当时总理把把关就好了。父亲说：“这个想法在执行号令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当时总理主管国务院工作，没有在军委担任职务，此命令是由军委“前指”系统下达的，如何向总理通气，我不十分清楚。按照工作程序和我当时的职务，是没有资格直接向总理汇报的。只有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才有这个资格。”

尽管在编号上受到批评，但中央并没有对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提出质疑①【据“林办”秘书张云生1988年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提到，林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在发出前，“林办”于10月18日下午用电话传给武昌的汪东兴并请汪传报毛泽东。】就在紧急战备指示发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其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做了扼要报告。

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北京地区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机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突袭、反空降方案。

周恩来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做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做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巍高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做了汇报。

父亲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战备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和林彪都在抓战备，而且在有些问题上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在《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中提到：“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休息，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走下来决不睡午觉。他担心苏联人坐的飞机指不定会运来什么不祥之物。为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的电话，探明这架飞机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城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他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北京传来消息：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次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谈判中，苏方根本否认中苏边境存在争议地区，由于双方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这场谈判谈谈停停，延续了将近9年。双方代表团长换了几茬，始终未达成协议，这都是后话。但是“一号号令”在全军却被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才逐渐做了调整。随着中苏关系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

因为当年我所在部队也曾执行过“号令”，据当时的敌情通报，沿中苏边境一线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且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加强戒备；就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战备状态。各方面的动向表明，似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多年后我就“号令”的必要性与父亲交流过，他告知我这样一个情况：1969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

四位元帅经过16次近50个小时的认真讨论，先后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做好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苏联并没有战胜中国的充分把握。何况中间还有一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进攻中国如不能速胜或两败俱伤，得益的是美国。四位元帅认为，目前，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同时他们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父亲还对我说了另一件事。1969年9月30 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期间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林彪与四位老帅观点相同。

从中外战争史上看，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多种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近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因幻想和平疏于备战而被外敌入侵的实例也不胜枚举。

1969年的中国战备是被迫进行的。饱受百年外敌入侵苦难的中国人民深知独立与自由的珍贵，他们牢固树立了以正义战争抵御非正义战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根据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准备谈判，另一方面则是预防战争的突然报爆发，并力争将战争爆发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特别是在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双方都在抢时间！而“一号战斗号令”不过是1969年诸多战备工作中的一项工作。 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军队也要随时以自己的实力和忠诚，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备战并不为过，由于中方的高度戒备而引发敌方的过度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正是因为中国军队战备充分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才最终制止了苏联踏上战争的脚步。

七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父亲因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留北京值班未参加会，加上他那种除工作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过问不打听的自我封闭作法，使他对“九一三”之前中央领导层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并不清楚，也很不敏感。中苏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是战备工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人跟他“路线交底”或透风。9月13日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父亲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之陷入了迷惘之中。但当时并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周恩来还向父亲布置部队的戒备工作。

9月24日，父亲随副总理李先念赴越南访问，他原定的任务是结束访问后代表团回国，他一个人留下来，赴越南南方考察战场，学习越南抗美经验。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在机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揭发黄永胜。

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西山的机关住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移交北京卫戍区3师看押，地点不详，事后我们才知道在北京的通县管庄。

在此羁押的人员不少，几栋楼关得满满的。每个人由一个班看押，关押条件极其恶劣，关押期间不能与任何亲属见面。父亲说这些人里，哪条线上的人都有，有的老同志“文革”初期就在这里了，林彪事件以后许多年还没有出去。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就是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的。在此期间，父亲生死不明，我们承受着巨大压力。

随着审查的深入，父亲大多数问题被排除了，但在“第一号号令”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 “林彪政变反革命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像一座山似的压在父亲头上。

1971年底，负责对父亲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得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做深刻的反省交待。”

父亲问定性的根据何在？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这一点也不奇怪，”父亲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到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到这个电话稿的编号。”

两位领导对父亲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

父亲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执行公务均有据可查。“一号号令”绝不可能是背着毛泽东、党中央擅自发布的。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中共执政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任军委主席。军队重大工作事项必须向他报告，特别是“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那时像部队每天搞个五公里越野、不对炊事班搞个野炊训练都要报告毛主席。考虑到主席日理万机，军委办事组经研究后报主席批准，部队在营区五公里以内的军事训练报总参作战部备案即可。可想而知，像发布“一号号令”这样的大动作如何能瞒得住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批准和同意，他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销而仍让其继续执行？况且，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后到当年12月，经军委和总参向全军发布内容相近的战备命令不止一个。拿一个战备命令的编号大做文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①【刘志男：《1960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妮娜第3期。】期间对专案组提出的问题，父亲凭着记忆，对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经常与专案组“顶牛”。

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据事后曾参加过父亲批斗会的同志对我讲，开批斗会时，在主席台上摆个凳子，父亲被带上来，光着个头，穿着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棉袄，脚上蹬着一双黑布老棉鞋。被叫坐后，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又掏出个烟嘴插好，静静地等候批判。这时台下总参通信站的女干部就会带领狂呼口号，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阎仲川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每当会议组织者提出问题叫父亲回答，父亲都不急不恼有理有据认真对答，对不实之词时有顶撞，一时间会场大乱，这使组织者很恼火又无奈。接着又是一阵疾风暴雨般的口号，最后你父亲干脆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会议组织者本想打打父亲的态度，结果适得其反，草草收场。最后专案组只得将他的问题“挂”了起来。

后来听父亲说，专案组头一年还讲点道理，后面就不讲理了。他们态度粗暴恶劣，不仅让父亲承认在作战部所作所为与“反革命政变”有联系，甚至拿着某人在高压政策下做的、所谓湖南为林彪南逃做准备的伪证让父亲认账，要父亲向他学习。②【某主要领导谈《在湘遭遇》中提到，1971年8月7日湖南省委组织的哲学学习班去汨罗参观，因动用了专列，架设了电话；湖南省委为给主席修房子而派人去广州学习等这些正常广州，在张春桥的授意和高压之下，他违心地作出：“派出专人”、“架设专线”、“开出专列”为林彪难逃做准备的伪证。该证据被写入中央批林批孔文件。】这回惹恼了父亲，父亲当着专案组的面将这些伪证材料拽到地上。

事后父亲对我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有责任帮助搞清楚。如果都屈于压力胡说八道，会伤害多少同志，以后有谁还相信共产党！

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面前，父亲深知，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惟一的选择只能是沉默。

近八年的牢狱生活是孤寂难挨的，生活苦点没什么，最重要的是没有了组织的信任，生命在这时间的磨砺中一天天逝去。好在父亲在留下了九本日记，记录了狱中近八年父亲的心路历程。

日记是从1974年1月开始的。从时间上判断，这段可能是审查告一段落被“挂”起来的时侯。

在首页上他写到：把我“在这里”所经历的“大事”小事、思想活动、还有学习心得、一股脑儿记录下来。可能没有任何用处，也可能作为判定自己思想标准的左（佐）证，随便怎么样吧，由他去吧！

过去两年没有这样做，一则自己没有预计会这样长，二则条件也不具备，连个本子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办法再作两年的追记，只好从头开始。

读过父亲的日记，我把日记的内容归纳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也是数量最多的是学习体会。过去工作忙没有系统的学习，现在如能把专案问题排除在外，能真正静下来看书学习了。他把中央规定的马列、毛著作都读到了，而且不止一遍。光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读了四遍，而且都做了读书笔记。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父亲读书是认真虔诚，绝对理论联系实际的。

第二部分，是交待问题部分，集中两点。一是“号令”问题；二是“北兵南调”问题。“号令”问题前面已做详述。“北兵南调”的提法不准确，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南兵东调”。据中央专案组的说法：广州军区一部分部队在“九一三”前陆续调入粤东；广州军区还在广州北郊白云山下的南湖（磨刀坑水库）修了几栋房子，很豪华又很神秘……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为林彪南逃做准备吗？

部队调动的真实情况是：1971年中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召开了代号为“长河四号”的会议，着重研究台湾蒋军动向。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叫嚣对我进行核打击的同时，还派出人员窜到台湾活动，台湾当局也认为这是他们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据情报：台湾蒋军可能动用一个加强团或一个师的兵力，窜犯闽粤交界地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福州军区为主，广州、南京军区参加，敌人登陆后关门打狗，不准一个敌人逃跑……我那时还在服役，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主要是在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岸线实地勘察，对蒋军可能的登陆点进行部署、研究抗击方案、训练部队的协同动作和快速反应能力等等。

至于广州北郊的房子，则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交代修建的，并要求在1971年国庆前一切准备就绪，交付使用。工程代号为“0”号工程，汪东兴还多次到广州检查施工情况。给谁修的，下面不十分清楚。但执行者普遍推测，既然是汪主任督办，肯定是毛泽东的了。这点事实俱在，一清二楚。多年后，韦国清同志从北京回来证实，南湖的房子确为主席等人南下越冬而建,但具体名单中并没有林彪的。

在“文革”那种无限上纲的年月，将这些原本有据可查的正常的工作与林彪挂钩，又无人出来证明，执行者真是有口难辩了。

第三部分，是渴望复出，改正错误，更好地为党工作。父亲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甚至是路线觉悟不高上了贼船，希望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他经常从报纸上看到某人出来了，以此来憧憬未来，推测自己今后的命运。

第四部分，是如何与看押他的战士作斗争。身为阶下囚，父亲深知自己处境，没有任何非分要求。可是那帮当兵的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洗好的床单晾在外面，当兵的敢随便往上面唾痰。晚上必须开灯睡觉，（怕摸电门自杀，电灯被稳压在40伏），裤腰带和一切个人用品均被没收，被用黑纸糊上的窗户终年不见阳光。最折磨人的是睡觉。本来审查期间有精神压力就睡不好，晚上你睡觉，他们在隔壁大呼小叫地打扑克，吹口琴。给他们提意见，不是被训斥就是使劲地挪桌子，挪椅子，把动静弄得更大，甚至还高声唱歌，一宿你就别想睡觉了。于是乎，父亲继续提意见，继续遭报复。再提，再报复……总之，那些过去他曾领导下的人民战士，除了没动手，什么报复手段都使用了。从日记里可以看出，父亲不仅给一些“坏战士”起了外号，在对“部下”管教无效后，有点成心和他们对着干。反正也睡不了觉，便拿那些战士穷开心了。

寒冷的冬季，房间里没有暖气须自己笼火，一个寒冷的冬夜，因烟道堵塞，导致父亲煤气中毒，他感到头痛胸闷后，凭经验滚落地下，爬到门边砸门呼救才得以脱险。

在押期间，连急带上火，父亲的牙周炎得不到治疗，一口牙齿全部脱落，无法咀嚼进食，最后只能靠吞咽棒子面发糕用水搅成的糊糊维持生命。

最可恶的看押人员还克扣父亲的伙食费。那时父亲的供给关系还在总参服务处，关押期间，每个季度由看押部队到总参服务处领取费用，说多少就是多少连账单都没有。有时一季度竟高达人民币壹仟多元，已远远超过了父亲的工资标准。事后从父亲口中和日记中得知，在押期间穿的是旧军装，每月所产生的费用除购买少量书籍外，也就是伙食费。而且购书还经常以种种理由不予办理。父亲抽烟，刚开始还能抽到前门，后来只能抽香山、红叶，最后抽了半年的阿尔巴尼亚，看押部队索兴不给买烟了。

70年代初，普通老百姓的伙食水准每月也就10-20元左右，父亲在押期间基本就和连队战士的一样。由于牙都掉的差不多了，许多菜和肉类不能吃，那麽多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但也有特例。有时三伏天突然买来一只北京填鸭说是给父亲改善生活。哪时也没有冰箱，一顿吃不完第二天就变味了。父亲提醒他们：牙不好，以后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就别买了，得到的却是一顿冷嘲热讽。关押期间本身活动就少，加上吃了这些不新鲜、不好消化的东西，不是拉肚子就是长期肚子涨气，消化系统一直不好，这也为父亲晚年的胰腺癌埋下了伏笔。

父亲的问题还株连到一大批军队干部。广州军区执行粤东作战等任务是通过总参作战部下达的，广州又是林彪四野的老巢，自然逃不了干系，许多干部至今都还背着沉重的包袱。特别是总参作战部“防突办”的同志，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强迫上了测谎器，受尽折磨、屈辱和摧残。

因父亲问题，家里受到严重株连。母亲长期被单位隔离、批斗。我们兄妹四人被部队清除。毕业于清华电子系的大哥刚入学就被告之毕业后将分配到海军雷达兵部。毕业时正赶上父亲出事，被送回原部队后不予安排，先是部队农场做饭喂猪，随后做复员处理。在空军当雷达排长的二哥复员后被安排到广州郊区石井的一个小煤窑工作。。

我和妹妹同在一个部队（陆军124师），那里已没有我们立锥之地。尽管部队领导都曾是父亲的老部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最多也只能表示同情。更多的人，特别是政工干部，即使过去对我们很主动，这时见面也恍如隔世，一脸旧社会。

从领导跟我的谈话中我感到，我和妹妹的言谈行动受到跟踪监视。开始不让我在战斗连队呆了，说是那里有军事机密，我被发配到师教导队（那时我这一类人在复员前大都放在那里）。好在教导队里除主要领导外，其他干部多多少少有点缺陷，不是家里成分不好，就是犯点小错误，与我同病相怜，都能相互理解倒也相安无事。

部队是无法留我们这种人了，妹妹不是干部很快就被处理了。我复员正赶上“批林批孔”，在机关安排工作想都别想，连广州的工厂都拒不接收我们这些“问题子弟”，最后，只能去广东花县与从化县交界的，一个叫百步梯的山沟小厂当工人。

其实回到地方也不太平。说实话，我们这些从小在部队里长大的孩子，家里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尽管部队一些干部对我们有所防范，保持距离，但不至于撕破脸，多少还能得到些许的“保护”。回到地方可不一样了，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世态炎凉，领教了任人宰割的滋味。

由于我和妹妹从部队复员得早，在工作单位，尽管我们的言行举止已经小心再小心，由于是“问题子女”，每逢“运动”来了还免不了受到“关照”。广东地区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揭、批、查工作中分外地下工夫。甚至连子女也不放过。由于“运动”的重压，妹妹已多年未犯的哮喘病复发了，病重时嘴唇憋得乌青，连下床的气力都没有。由于我们兄弟几个都被分到远郊工作，根本回不来，只能靠单位里一位极富同情心的陆同志的照应。妹妹病成这样，单位里某些领导趁人之危想占便宜。我们哥儿几个原本想把那家伙揍一顿，但在那样的境况下，又怕惹出麻烦来。被逼无奈，也为保护妹妹，尽管我们已经复员，还是穿上军装冒充“现役军人”，到妹妹单位去“威慑”了一番。

我在那个山区小工厂里，粉碎“四人帮”后还被作为坏分子来批判。缘由是：我的生产班组长王常富因政治学习走火入魔，说话偏激而得罪了领导。原本处事低调的我不仅不揭发，还和班组里其他工人一样装傻充愣不知道。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政治运动的反感！我认为一个基层工人思想觉悟有问题领导可以批评教育，与“四人帮”能有多大干系？我不愿落井下石。但我属“问题子女”，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不整你整谁！

儿时听老人讲古，有龙生九子的故事。其七子狴犴生性嗜血，只要闻到血腥就会兴奋起来。多年的政治运动在我们队伍中造就了一批狴犴似的人物，他们的政治态度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永远是运动的引领者。他们以整人为业，并善于利用运动，为运动推波助澜。尽管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发了迹，但起码感觉运动很“受用”。党的“阶级斗争”理论被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演绎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当他们看到被自己修理的对手丧失自尊，血淋淋地屈辱于自己胯下时，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狴犴似的愉悦和满足。

1971年冬天，总参服务处就停止了家中的供暖。北京的冬日，屋里犹如冰窖，母亲在屋里还要穿棉鞋。母亲是地方干部，理应享有煤火费用。父亲在位时因为有领导待遇，母亲从来没有领取过。现在没有待遇了，母亲按规定去领取煤火费，一商局“支左”的军代表一改过去阿谀面孔，板着脸说：“不给！回去多盖两床被子。”好在父亲过去的炊事员老穆为母亲搞来蜂窝煤炉子，才使屋里有了一丝暖意。由于撤走了全部的工作人员，煤炉子白天无人照管，母亲白天要正常上班，下班后还要办班交待父亲的问题，往往回到家都过了十点，上班前封好的煤炉子早已熄灭了。

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审查。秘书和警卫人员不用说，连炊事员老穆、司机老王也没幸免。这两位服务处的老职工兢兢业业，“文革”前曾在刘伯承元帅和王尚荣副总长家做服务工作。“文革”开始，随着这些首长的落马，他们就被审查过。这次又被隔离审查，心里能痛快？审查结束后，尽管领导说破大天，都不愿再去首长家服务了，省得闹心！司机老王回处里开起了拉货的大卡车，后来调到了卫生部工作。老穆因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早早就退休了。

在那个年月里，母亲一人远在北京命运未卜。我们兄妹几人只能互相搀扶着艰难度日。位于东山区的军区大院，那片我们成长且熟悉的地方，我们不敢去。一是怕遭白眼伤自尊；二是怕因父亲的问题给各位叔叔阿姨们找麻烦，因此自觉地与它拉开了距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帮助。每年回京探亲的20天的假期，几乎全都用在上访打听父亲下落上。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为我们带来一丝希望，我们成了中央和军委信访办的常客，搞得那里的接待人员见到我们都烦烦的。

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投信，要求与父亲见面。在北京的后海、鼓楼一带，党、政、军领导居住较集中的区域，见到哪家大门气派点，就往信箱里塞一封，指望着哪一天奇迹能够出现。二哥还给在民航工作的、曾在广空服役的华国锋女儿苏玲递了信。我们的执著终于感动了上帝，1978年春节后，我们得到了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记得见面的前一天，专案组到我们家，对我们交待了若干项“不准”，说阎仲川没定性，什么都不能说。第二天，一辆华沙车拉着我们全家在北京城内转了老半天，终于拐进一个院落。熟悉北京的母亲认出来是翠微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把我们带进房间坐定后，父亲被带了进来，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的模样都倍感心酸。父亲被推个光头，穿着一身被扒掉领章的旧军装。由于刮胡刀被没收，没有条件刮胡子，只能每次推头的时候用推子将脸上的胡子一块儿推掉。腿关节本来就有伤，事后听父亲说，关押期间，刚开始每半年才放风一次。后经不断斗争，争取到每周放风两次。由于缺活动、缺太阳，关节软化，腿脚显得特别不利索，感觉整个人仿佛短了一大截。最让人难过的是父亲一口牙，出事前还是好好的，现在除前面一颗已变了形的门牙呲在外面外，整口牙都掉光了。

母亲当时就哭了，因事先有专案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觑，默默无语。根据事先商定的办法，为节省时间，我们子女少说或不说，让母亲多说。母亲流着泪简单述说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其实，当父亲一见到我们几个被扒了军装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见面时间很短暂，可能专案组对父亲有所交待，他很少说话，却从我们忧郁的眼神中读出了家人对他生命深深的忧虑。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们至今难忘。他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临别时母亲让父亲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则怎么吃饭。父亲信心满满地说：“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曾救过他的命！”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过问下，很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装了假牙。事后我曾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1969年刚到北京，受杨、余、傅事件冲击，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杀，父亲奉命对傅进行保护。他用一个排的战士将傅四处转移躲避追踪，我们家现在住的小院他都躲过。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总参谋部“批林”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八

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父亲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继续审查。又过了三年多，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讲父亲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以表明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进行审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书籍。

该书提到“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也对林彪战备指示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调查。

对查证的具体结果，该书未做交待，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在以后“两案”审判对林彪、黄永胜等人的起诉和定罪材料中，都未提及“一号号令”和“反革命政变预演”问题，显然过去的一些说法已被排除。随着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按理说此事在当时应该有个结果，但父亲等到的却是沉默。

将近一代人的时光逝去了。1986年，有着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了这难堪的沉默。他们不唯上、不唯书，经过大量的调查考证，以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对以往的“红头文件”提出重大修正。

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作为史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字完全采用客观叙事的方法，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做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还对由“号令”衍生出来的一些错误说法或传闻（如：知识分子去干校，老干部的疏散等）做了澄清。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作者排除干扰、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消息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振荡。这迟到的消息对父亲这样一批遭受池鱼之殃的号令执行者来说，更多的是勾起他们对往事苦涩的回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退休后的日子父亲过得恬淡而有规律，老俩口十分珍惜被人为分离近八年后再团聚的日子。父亲每天除陪母亲四处转转（主要是为了活动腿脚），一般上午看书，他是绒线胡同内部书店的常客。下午要去文津街俱乐部游泳。父亲的泳技不错，下水后一种蛙式，慢慢悠悠地可以游几千米。

除此之外，父亲也接受过几次央视关于辽沈、平津战役的采访。90年代初，八一厂拍摄电影《大决战》，导演组找过几次父亲，父亲带她们到平津前线转了几天，特别去了河北蓟县孟家楼和天津杨柳青两处四野平津战役的前进指挥所。导演组还带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特型演员到家中座谈，让父亲为他们介绍几位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习性。

不是一件事情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他可能就此走到终老。1995年中央军委组织全军编写一、二、三、四野战军史。“四野”编写组组长韩先楚、副组长苏静诚邀父亲参加。理由是：父亲长期在“四野”总部工作，情况熟；1956年在广州军区时就来北京参加过罗帅组织的“四野”战史编写，有基础。但同一组原东北局的一些领导人却颇有微词，要将他排除在外。韩先楚、苏静顶住压力，据理力争，为此还找了上面，将父亲作为顾问留在了写作班子里。

以后父亲又多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尽管不需每天上班，他却非常投入。但“四野”史写作不顺利，焦点是对东北局前九个月工作的评价。随着韩先楚、苏静的退出和病逝，父亲感到深深的压力。尽管家人多次劝他，都被打入另册了何必那么认真。他还是给军委江泽民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副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

2002年6月22日，父亲因胰腺癌在北京去世，享年80 岁。父亲的追悼会上，总参作战部的同志为父亲送来一副对联，上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下联：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我想，这副对联客观地评价了父亲的一生。

在父亲去世后的2006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佚名的文章《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文中指出，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文中在对博古、项英等党内早期领导人进行客观公证评价后提到了“一号号令”。文章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号令”充其量是对敌情的过度反应，与其他无关。可是一些学者和老同志在写这段历史时，仍然沿用过去的提法，显然是不妥的。

早在90年代末，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即，一群与共和国同时走过来的孩子们就曾在北京丰台京丰宾馆聚首。他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他们的父辈曾经怀着同一个信念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历史，战争年代他们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然而一切在建国以后都变得复杂起来了。善良的人们谁曾想到，我们党内会出现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殃及了那么多的无辜，它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孰是？孰非？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愿轻易触动这一敏感问题。这些从小生活在父母政治光环下的孩子们，因父辈政治上的沉浮，都多有坎坷。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孩子们却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主动化解了父辈之间的恩恩怨怨。

从“号令”产生到今天，近4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更客观、更宽容地对待过去发生的一切，甚至昔日的敌人都成为了今日的盟友。对于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共和国历史的老人们，我们难道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待他们吗？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影响下，许多共产党国家开始疏远中国。1963年10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分裂》的反华决议。1964年，蒙古当局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开始对中国援蒙项目制造障碍，驱赶中国援蒙员工。蒙古国家宣传机器不断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与此同时，苏蒙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开始陆续进入蒙古。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蒙，同蒙古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实际上是一个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军事条约。此后苏联部队全面进入蒙古，大批坦克和战机绕过首都乌兰巴托向南开进，部署在中蒙边境上，苏蒙两军在边境多次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据有关资料表明，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驻蒙部队已超过8万，苏联实际上对蒙古实施了军事占领。

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酣。在极“左”思潮的教唆下，红卫兵无视国际公法，四处出击。他们冲击了蒙古驻华使馆，并在使馆墙壁刷上“打倒蒙修”的标语口号；他们指责缅甸总理吴奈温是缅甸的“蒋介石”，砸了缅甸使馆；他们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车到北京东华门友谊商店购物，停车时无意中压着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传单，被“红卫兵”抓了个正着。“革命小将”怒火中烧，当即将汽车推翻焚毁，司机被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大使夫人落荒而逃，躲进了友谊商店。在国内，这类事件的屡屡发生，无疑使日益恶化的中蒙关系雪上加霜。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而言，要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过调研，经毛泽东同意，形成了新的战略决策：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

中美关系的缓和，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相持已久的“核平衡”，对苏联领导层无疑产生了极大刺激，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思绪与美国人抗衡。此后就发生了在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上，苏方向中方献媚和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北京首都机场的会晤。尽管由于苏方缺乏诚意，使会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此举也让世界看到，经多年交恶后，苏联向中国举起了“橄榄枝”。蒙古为了自身利益，也对改善中蒙关系做出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大使受命到达乌兰巴托莅任。（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许文益大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许文益大使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相当于中国人大常委会）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中国驻蒙使馆人员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

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而今天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加之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这样的既无事先预约、时间又这么急促的约见，让许大使这个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颇感突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许大使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许大使顿生不祥感觉。8时20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的拜会感觉。额首先对大使刚到任20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他紧接着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他又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但我希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许大使说：“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许大使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许大使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了蒙古150万分之一的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大家感到既突然又迷惘。许大使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后。当时我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益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许大使。许大使虽然表面冷静，但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这时他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岂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这个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造反派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拒绝接转，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鉴于这种情况特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许大使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他认为事不宜迟，应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封启用专线。办公室贾长禹急忙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时间久远，大家都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得一把一把试着开，站在一旁的同志急得头上热汗直流。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推说外交部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这边蒙古使馆的同志，无奈他们急得抓耳挠腮，跳脚哀唤，北京总台竟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此时许大使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散。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后，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多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还专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蒙古使馆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许大使原定派一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自己留馆等待国内指示。在蒙方催问时，许大使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之前，不能贸然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两小时后，蒙方又来电催问，大使便直率相告，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外交部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查看。许大使顿感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他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副部长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上8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许大使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人员陪同去现场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立即要许大使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到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许大使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给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额抱怨：中方不及时赴现场勘察，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惟恐中方提出更多问题，并问许大使有无权利处理尸体，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许大使问额蒙方有无可能将尸体火化，让我们把骨灰带回去。额表示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可能性不大。他要许大使等候飞机起飞消息，做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许大使回到使馆后立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求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运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运回国内。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并准备了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匆忙动身。除此之外，许大使有每天收听外语新闻的习惯，他还随身带上了收音机和照相机。临上车时，吕子波参赞把一件夹大衣塞到大使手中。蒙古草原的秋天，昼夜温差大，这件夹大衣让许大使在随后的勘察中免受了冷冻之苦。

为勘察现场，蒙方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他们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蒙古通讯社、报社及电影摄制组人员，看来蒙方对这次坠机非常重视。

2时45分他们乘坐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邻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从飞机往下望去，乌兰巴托东北乌兰花的北山上，苏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正在不停地转动着，当飞机飞经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上空时，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尽收眼底。大约3500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呈东南——西北方向躺在草原上，几十架喷气式歼击机都脱去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熠熠发光。在飞机身后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下午3时45分，飞机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简易的机场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丰美而著称，肯特省的肯特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该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大家寒暄了几句后，蒙方说，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70公里，趁天气尚早，可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休息。在征得中方同意后，大家匆匆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出发。

汽车沿着克鲁伦河前进。克鲁伦河是蒙古境内的一条大河，它向东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这条河下游东方省的哈拉欣河尤为出名。1939年，苏联元帅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在此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次大会战，苏蒙联军大胜，致使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日军不敢染指苏联东方战线，保障了苏对德战争大后方的安全。三辆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左右抵达现场。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和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现场边缘上，有蒙古哨兵在游动。据说该地区原为苏军防区，飞机失事后，苏军立即封锁了现场。随后，苏军撤出，蒙军进入。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有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许大使环顾了一下现场，在萧瑟的秋风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蒙方人员簇拥着许大使等人向现场走去，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表示同意。

勘察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惟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数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许大使让孙一先等人抓紧落日前的阳光进行拍照，同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蒙古方面基本保护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着陆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据笔者了解，70年代初，因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发放了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作为还贷的一部分，当时的叶海亚总统将巴方购买的三架英国三叉戟飞机以实物还贷形式转让给了中国。那时，在广州白云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和一些三叉戟航线上，经常能看见一些大眼睛、皮肤黝黑的巴基斯坦技师在培训我们的飞行员。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一、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二、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三、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四、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7时30分，双方人员再次乘车驶往苏布拉嘎盆地，在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沈庆沂乘坐的汽车因司机车速过快，在丘岭间颠簸前行时，一个塄坎将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沈庆沂鼻梁蹭在车棚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死死抓住了车把手，否则也要受伤。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后面大车上的医疗小组救援。古尔斯德专员上来后看到这样情景大为恼火，咆哮着将那个司机训斥了一通。

上午9时30分，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的秋气显得格外浓重。许大使嘱咐随行人员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注意观察飞机失事的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高布陶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我使馆人员从各个角度拍摄照片。蒙方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随员拍个不停。

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谈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一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埋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气口环放在墓顶，蒙方接受了。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顶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十分扎眼，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艰难地谈判

在第一天视察现场后，蒙方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双方连夜进行谈判，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多次发生激烈地争执，关键在于飞机的性质是“军用”还是“民用”。

安葬遗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许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某些方面态度很强硬。他们虽然不再称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对方抓住“军事”不放，显然是别有用心，想在政治上置我于不利地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坚持是我方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主意已定，心情里反而松弛下来，竟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凌晨1时文件翻译完毕，我方人员立即研究，准备了应对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许大使首先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修改意见：

一、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二、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应标明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大使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10分钟。然而以后蒙方却迟迟不来复会。大使利用这个时间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此时外电报道，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他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很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匆匆往邮电局跑，很可能是急于向上级请示。许大使考虑形势紧迫，此地不宜久留，要尽快回使馆向国内汇报情况。他让孙一先通告蒙方，鉴于我国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回乌兰巴托后继续会谈。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时15分继续复会。桑加上校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因为死者都穿军装，并带有枪支”，我方坚持飞机上那个女性是非军人，现场还有她一双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间，我国民航均由空军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军管理），不能以军人驾机就片面认为是军用飞机。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唇枪舌剑非常紧张，谈判陷入僵局。谈判在温都尔汗进行了五轮，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蒙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单方签定了《现场调查纪要》和《安葬纪要》。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这时中国使馆打来长途，让许大使速返乌市，想必国内急于得到飞机失事的情况。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事后回想起来，蒙方强调“军用”二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讲明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只是告知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驻外机构必须按上级指示和口径办事；同时蒙方一再强调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坠毁”，似乎在有意躲闪什么。加之不久前，苏联以间谍侦察为名，在某军事敏感区上空将一架他国民航客机击落，这就加重了我方对飞机坠毁原因的怀疑，在实地勘察中也偏重这方面调查；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我们没有提出索要，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使馆人员当时没有这方面常识，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据航空专家讲，三叉戟“1E型”已装有“黑匣子”，这使对飞机失事的调查缺少了许多宝贵资料。其实早在许大使到达失事现场之前，“黑匣子”和飞机上的一个发动机已被苏联人取走了。就在许大使离开现场不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又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墓穴，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架起大锅煮烫去皮后带回莫斯科（苏联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

回到乌兰巴托后，许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根据国内指示就尸体和遗物索要工作继续与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态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为了防止蒙方要价，许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并派孙一先带着有关资料返回国内汇报。

我的姥爷孙继述

小时候，姥爷在我的记忆中很遥远。我在南国广州，对远在东北沈阳的姥爷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沈阳的姥爷生活低调，长期赋闲在家，但有知识，手很巧。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经济和科技尚不发达，姥爷给我们寄来了自己制作的矿石收音机。那用硬纸板压出的弧形机壳，用红色电线做出的刻度盘，犹如一件工艺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着实让我们这些外孙们惊诧不已且爱不释手。到了60年代，姥爷又给我们寄来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导体收音机。1968年我参军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队规定，战士是不允许使用半导体收音机的。可是我太喜欢了，于是，我采取瞒天过海之术瞒过连长的检查，将这个冒充“肥皂盒”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连队。尽管当时不便使用，但它却在我的行囊中伴随了我的军旅全程。

长大了，我逐渐对姥爷有所了解。记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从广州回京探亲。父亲刚刚解除审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来访，我去开门。见门口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略显福态、慈眉善目的老人，旁边还有位清瘦的女同志。他们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到：“这是孙辛女儿家吗？你是孙辛什么人？”谁是孙辛？我一时愕然！后来我得知来访者是军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们不仅是父亲在冀中军区的老上级，也是延安时期与姥爷同在“东干队”的领导。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姥爷曾经使用过两个名字，参加革命前叫孙继述，参加革命后叫孙辛。

后来我回到北京，离东北近了，与姥爷接触多了起来。加上我在部队曾做过无线电报务员，和姥爷过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语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长，我对姥爷有了更多了解。

投身抗日

姥爷1911年出生在沈阳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虽不富裕，还算殷实，兄妹5人均受到过良好教育。

16岁那年，受父母之命，经媒妁之言与比他大一岁的姥姥结婚。听姥爷说，结婚前，在双方家长策划下，曾在沈阳中街的一家杂货店里“偶遇”过一回，远远地“瞄”了姥姥一眼，长得咋样也没怎么看清楚，成亲那天不免有些忐忑。进洞房后掀开姥姥的盖头，只觉眼前一亮，哎呀！长得还挺漂亮。

18岁那年，姥爷从沈阳电报学校毕业就业于沈阳电报局做国际电报报务员，邮电局属国家公务员系列，每月工资80块现大洋。按当时的物价，生活绝对是温饱有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在不做亡国奴的思想驱使下，姥爷毅然携家眷（姥姥、母亲、）离开沈阳赴天津，在天津电报局任打字员、无线电报务员。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也沦陷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电报局停业并决定：职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职；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业复职。

根据这一规定，姥爷属停薪留职一类。但他既不能回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老家，这有违当初逃离沈阳的初衷，又不能继续留在正沦为日本人统治的天津。为了寻找生计，只能将姥姥、母亲、舅舅寄放在沈阳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汉口交通部要求复职。临别时与姥姥约定：“打不倒日本我不回家，打倒日本要饭也要回家！”满怀生离死别的悲愤，姥爷乘船离津绕道香港，经广州抵达汉口，并获准在汉口电报局国际电台工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汉口本应呈现一片同仇敌忾积极抗日的景象。但战时的武汉灯红酒绿，到处可见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日。所幸姥爷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从《新华日报》上经常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消息，同时从三联书店的进步书刊中得到启迪。姥爷不仅萌生而且坚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确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时恰逢西安电报局要报务员，姥爷便申请到西安电报局工作。在国共合作期间，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和东北救亡总会。由于这些机构的合法存在和活动，西安街头到处可见抗日救亡的标语，这就更坚定了姥爷去延安的信念和决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各界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去延安参加革命并非一件易事，要冲破重重险阻，须经受重重考验。

根据当时规定，电报局的报务员即视为国家公务员，若擅离职守即是非法行为，何况是去投奔共产党。因此首先必须取得合法手续离开电报局，惟一的选择就是请病假获准离开。

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姥爷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开赴敌后

1940年抗大“东干队”结业后，全队集体调赴冀中军区，姥爷被分配到司令部三科任通讯参谋，分管司令部的电台和电话通讯工作。在冀中姥爷和在作战科当参谋的我的父亲同在一个司令部工作。后来，每逢说到这一段，姥爷总会自嘲地对我说：“哼！那时在我们这些老参谋眼里，你爸不过是一个只会接电话的小参谋。”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冀中根据地是靠近京津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日寇占据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筑有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非常残酷，冀中的部队已没有条件集结进行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冀中军区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军区机关疏散到六分区的各个游击小分队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武器弹药稀少，并优先保证一线作战部队。像姥爷这样的技术干部仅配给一颗手榴弹。姥爷说，这颗手榴弹是最后留给自己用的。姥爷曾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在冀中打鬼子，使用挑门帘子战术，我们在门后躲着，鬼子进来一个我们整死一个。”说得煞似轻松自如。但我也当过兵，很清楚被鬼子堵在屋里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整死一个好办，来一群呢？

为以防万一，不给敌人留下可以证实个人身份的东西，部队将所有的文件统统销毁，姥爷的一枚“抗大”毕业证章是无意中滑入衣服的夹层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姥爷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司令部通讯参谋和在职报务员培训队队长。当时冀中各部队报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指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来自各部队40余名现职报务员参加了培训。由于战争形势恶化，鬼子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培训队根本没有集中训练的条件。无奈之下，姥爷和指导员只能各带一个培训班分散活动。一次几乎与敌人遭遇，他们发现敌情后及时转移到山上。此时正值严冬，由于衣着单薄，不少同志被冻伤。

重回延安

1943年底，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为大反攻接收城市做好组织准备，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通信学校开办有线电报培训班，姥爷从前线调回“延安通校”任专职教员。

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从未接触过有线电报的通讯人员，约40名。授课没有教材，姥爷运用过去电信学校所学的有线电报常识和在国民政府电信部门的实践，亲自编写了《有线电报通报用语》小册子，要求学员下工夫熟记通报英文用语，同时概要地讲授了电磁学。为了掌握有线电报的通报技术，给学员的实践机会，姥爷利用仅有的两部音响机分别装到两个窑洞里进行实际操作收发电报训练。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学员基本掌握了有线收发报技能。

另外，姥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介绍了国统区几个主要城市有线电报的几种机电设施和使用情况以及国际国内无线电台的设施和通报情况。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了解放后邮电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挺进东北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8年浴血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然而蒋介石却下山摘桃子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以5个美械主力军向东北发动进攻。摆在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成了由2万名干部、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的庞大班子和约11万部队向东北挺进。

1945年九十月间，中央军委三局派姥爷从延安来到东北，分配在西满军区司令部任三科副科长。

司令部进驻郑家屯（双辽）后，政委李富春指派姥爷筹建地方邮电管理机构，成立西满邮电管理局，被任命为代理局长。该局在西满军区司令部领导下，接管西满地区邮政、电信和电业（发电厂）机构，恢复并发展地方邮政、电信和电业业务。姥爷对我说，刚进入双辽，到处可见日本人遗弃的物资装备，东北野战军可发大财了。他甚至在一个日本遗弃的军医院里收集到不少药品和医疗设备，还有几个未来得及撤退的日本籍医护人员。他不仅动员他们参加了民主联军，还和吕正操司令撮合成一对日本医护人员的婚姻。到达双辽后，姥爷托人到沈阳将姥姥、母亲、舅舅接到了双辽。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辽北地区进扰，邮电管理局奉命将大部分人员疏散至白城子，在白城子成立了西满邮电管理局的办事机构。齐齐哈尔市解放，姥爷率部进城，并接管了齐市邮政、电信和电业局。

齐齐哈尔解放不久，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军曾一度准备撤出齐市，根据李富春政委指示，要做好再次打游击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为此，姥爷组织邮电干部职工除将电信局的无线发射台和器材移交给新华社外，又搜集了一些西药和医疗器具交给部队使用。

齐齐哈尔市是当时西满较大的城市。姥爷接管该市邮电和电业后，除了支援部队通信工作外，当务之急是保证对全市的供电。因为它影响全市粮食加工、报纸出版及生活用水和照明等。但当时齐市对外交通已被国民党阻断，煤无来源，电厂不能正常供电，这无疑是对我们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邮电管理局发动工人挖出电厂内铁路专线下残留的散旧煤，混合废油代煤发电；也曾拆用日伪军的木质马棚以木代煤发电；最后不得以还用电信局库房内的木质电柱来代煤发电。

在此期间，姥爷组织干部职工还接管了当时的嫩江地区邮电局以及毗邻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部分邮电局，打通了各邮电局及辽北各局间的邮路和电路通信，从而在西满地区以齐市为中心较全面地恢复了邮电业务。同时，为开通电报业务需要，恢复了电信学校，培训了大量报务员。

东北邮电管理局于1946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姥爷11月从西满邮电管理局调总局任副局长，分管电信工作。当时国民党重兵压境，欲将东北野战军就地歼灭。中央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动让出大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支持东北的解放战争。哈尔滨市是我东北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正沿中长铁路由南向北进扰，已到达哈尔滨以南的陶赖昭，我东北党政机关已做好撤离准备。

东北局责成姥爷代表总局接管中长铁路以东的合江、牡丹江、吉林三地的邮电管理局和所属邮电局，统一开展邮电业务，支援解放战争的军事通信和开展城乡邮政业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和繁忙的工作中，姥爷利用休息时间拟定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的《电报、电话业务暂行章程》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颁布。此时他还兼任吉林邮电管理局局长。吉林省的延吉市是朝鲜族聚集地区，百分之九十五是鲜族人。姥爷在该地开办了一个40至50人的邮电学校，就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邮电干部。至此，除了哈尔滨以南的中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和邮电局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外，东北解放区的邮电机构都由总局接管下来，并初步开通了邮电业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哈尔滨市电信局当时是东北解放区较大的电信局，又是当时东北解放区电信线路的枢纽所在。因此，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对各管区统一进行由点到面的技术、业务督查，东北局确定哈尔滨电信局为东北解放区的电信中心局，在技术、业务上对各地区的电信工作进行协助指导。为此，1947年10月，总局指派姥爷兼任哈尔滨市电信局长，同时还兼任该局电信处长。电信处成立后，建立健全了各管局电信技术和业务的管理规章制度，组织维修了以哈尔滨市为中心通向各管区的主要电信线路，如抢修五常——舒兰一段线路，这是通向吉林省邮电管理局的一条主要干线，也是为解放长春准备的一条外围电信线路。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我东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部署，由北向南横扫国民党败军，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初夏，我军解放了陶赖昭松花江以北地区，国民党向南节节败退，逃窜中炸毁了陶赖昭松花江大桥，并将黑龙江双城至长春间的铁路和长途信线路全部炸毁破坏。当时哈尔滨以南的火车和长途电话只能通到双城，我军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为确保辽沈战役号令的顺畅下达，决定全力以赴沟通哈尔滨至长春的通信联络，并将修复任务交给了哈尔滨电报电话局。

哈尔滨至长春的长途信线路原有一条架空明线和一条日伪时期敷设的地下电缆。架空明线因裸露在地面，电话杆被严重毁坏。要重新建设，当时的财力、物力、时间都不允许。最有希望修复的是地下电缆，但因地缆的埋设走向和破坏程度都不清楚，地缆入孔内还有敌人埋设的炸弹，且沿途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骚扰，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哈局”挑选了政治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线路员与东北民主联军通信三处联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埋设地段逐段地进行测试检查，并在遭破坏处做了标记。

1947年底，我东北野战军继续向南挺进，驻守在陶赖昭松花江桥南的国民党军队逃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再次派人，在野战军三处协助下，检查双城至卡伦镇地下电缆情况。他们从双城出发到三岔河，逐段、逐孔井检查，一直查到卡伦镇。当时卡伦镇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地区，以南是尚未解放的长春，线路附近常有逃亡地主、土匪和国民党散兵袭击。时值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多数老百姓跑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走的连冻带饿走起路来直打晃。抢修队经一个多月艰苦工作，顺利完成了三岔河至卡伦镇地下电缆的调查任务。1948年春夏之交，兼任哈尔滨电报电话局长的姥爷再次派人三赴前线抢修通信线路。因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战争环境，上级从黑龙江、吉林等地邮电部门抽调了精兵强将，吉林省军区调来九九式步枪40支，子弹2000发；吉林省政府支援胶轮马车8辆，战马30匹组成了武装工程队。工程队的同志白天武装抢修，夜间和衣而睡，轮流站岗放哨；饥一顿，饱一顿，还时常遭受土匪袭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完成了哈尔滨到长春长途通信抢修任务。不久，辽沈战役打响，哈——长通信线路保证了战斗号令的顺畅下达，武装工程队因此集体荣立三等功。

接收长春、沈阳邮电局

济南战役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中央对解放的大城市接收工作下达指示：今后对大城市的接收工作，除要贯彻有关政策外，还要按组织有交、有接、有序地进行接收……

吉林解放后，东北局成立了接收长春的军管会，姥爷是军管会邮电系统的军代表。他率队经九台到达卡伦时已经夜幕降临，当时长春市尚未全部解放。国民党60军起义部队已经向人民解放军交防，并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整编。但局部战斗仍在进行，枪声不断，流弹四处乱窜。沿路上，邮电接收队伍遇到了总局线路工程队的同志，他们全副武装，一派战斗气氛。大家在战场相见，格外亲切，兴奋地互相打着招呼问候。

这时郑洞国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尚未彻底放下武器，直到第二天接收队伍才进入长春电信局。长春电信局是伪满时期东北最大的电信局，日本人为了全面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是下了大本钱的。局舍建设和电报电话技术设备当时在东北、乃至中国都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尤其是电话容量大得惊人。姥爷兴奋地说，照这个容量，不扩容也足够我们使用30年！（1980年该局的电话使用量才达到设计容量）但长春被围困期间，电信局除市话机械室外，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动力室粪便满地，电报大楼的地下室被用做军队的弹药库，甚至在室内过道上还停放着一具尸体，在一个房间里还有被国民党遗弃的伤员20多人。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长春电信局内的职工绝大部分因无工作闲散在外，长期不上班。从接收情况看，这是个亟待整理的大乱摊子。

这时姥爷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孙辛改回了孙继述，以军代表孙继述的名义，召唤东北邮电职工返回工作岗位。参军前姥爷曾做过国际电信业务，在邮电系统有一定知名度。大家得知孙继述代表共产党回东北接收邮电，思想顾虑少了许多，很多老职工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了迅速恢复邮电业务，总局武装工程队主动承担了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派人看守电报大楼的弹药库和处理国民党伤员。当时只有市内电话开通，但多为国民党军队使用。姥爷带领大家着手进行清理工作，控制了市内电话线枢纽——配线架，掐断了全部市内电话，采取逐一登记、逐一开通的办法，彻底清理了市内电话。在接收长春电信局的当天就开通了直达哈尔滨的长途电话，保证了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指挥。

1948年10月底，随着沈阳的解放，总局令姥爷立即出发接收沈阳邮电局。接收沈阳的军管会设在沈阳的辽宁宾馆，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张学思，姥爷作为邮电系统的军代表，兼任沈阳电信局局长。

陈云同志对邮电工作的指示是：“为了政治影响，要在24小时内开通全沈阳市市内电话。”姥爷和同志们一道，利用电信局电信设备较完整、技术业务管理机构较健全的有利条件，在当天就开通了全市的市内电话，同时也打通了沈阳至哈尔滨的长途电话线路，新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同志参加了首次与哈尔滨的通话。

沈阳解放不久，总局由长春迁到沈阳市。为了加强总局与东北地区各管局的内部联系，总局请示了交通部部长古大存同意，由姥爷负责，在总局暂设无线电台。由于当时沈阳解放不久，电信部门留用人员很多，甚至还有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人员成分极为复杂。为了安全保密和便于管理，姥爷将这部美制450瓦发射机临时放在自己在邮电局的宿舍中，由两名自己的同志轮流值机。同时将电话二局库存的一部500门自动交换机经过整修拨给东北野战军三处专管专用；在二局为军用有线电报通信设置了保密报房；协助军区三处为苏军在沈阳的防空指挥部作战室安装了室内外线路和部分通信设备；拨给苏联空军一部单路载波机，做沈阳至辽阳两机场间的保密专用线路，并陪同苏联专家康纳不列夫等巡视了北满几个大城市的电信局。

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它们千方百计地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和破坏中国革命。国际上，随着美苏间冷战加剧，反映在通信领域，则是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更加激烈。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当时中苏间通信靠短波电台联络，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国内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但美国报纸却公开报道了，蒋介石甚至还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制定了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计划，铁路沿线的天津段甚至发现特务埋设的手榴弹。中方估计，完全可能是无线电码被破译。

有无线电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线电报是通过短波发射台发向天空，通过电离层反射后由收信机接收的。无线电波在宇宙空间是一种共享资源，保密系数很低。因此中国党政代表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随访的中国邮电代表团与苏方邮电部签订了《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协定》，决定修建北京至莫斯科间直达有线电信线路，以适应中苏间交往的需要。

北京至莫斯科间的国际电信线路，全长12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陆上有线电线路。中国境内从北京经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我国边境城镇满洲里的国境线，与苏联远东通信线路接通。中国境内全长2478公里，东北地区（包括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为1900公里。工程任务是全线沟通两对可开通三路载波的铜线（3.5和2.9毫米径各一对），另根据国内通信需要架挂若干对铜线和铁线。这趟线路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杆线，大部分在解放战争中或毁于战火，或被土匪盗毁。东北解放后，虽有部分段落抢修恢复，但按开通长距离载波通信要求需要重新改建。因此工程任务是绝大部分需新建或改建杆路、加挂线条、调整线位。全线均按我国电话专家侯德原设计的88式交叉调整交叉点施做交叉。在国际线路中还要完成哈尔滨至我国边境城镇绥芬河间的调整线位交叉工程，作为国际线路的备用线路。

为了完成这项规模庞大的工程任务，邮电部将它列为1950年的国家重点工程，全线开绿灯。东北邮电总局组建了由姥爷（副局长孙继述）兼任总队长的国际线路工程总队。供应处长白蕴章、财务处长孙绍迟兼任副总队长，分别负责器材、资金的筹措。工程师谢鼎为技术总负责人。总队只有六七个办事人员负责审查工程设计、审批器材和施工费用预算、器材分屯调拨、工程调度等工作。人员很精干，办事效率很高，急事不过夜、大事加班赶，甚至通宵达旦。

沈阳、锦州、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邮电管理局分别成立了工程大队或直属队，由各管理局局长或副局长兼任大队长或直属队长，连同总局工程队，共组建了9个施工队，每队30至50人。各管理局都从市县邮电局或驻段线务员中抽调觉悟高、技术好的线务员参加施工队，工人们都以参加国际线路工程为荣。

总队建立之初，对整个工程规模、沿线情况、原有杆线残存和可利用程度都不摸底，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说清从山海关到满洲里全线情况的人，特别是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戈壁草原一段都没人去过。身为总队长的姥爷亲率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沿线，逐段检查线路情况和施工及分屯器材条件，基本摸清了工程规模以及各段施工的难度。然后夜以继日地赶制总体工程设计、器材和工程费用概算、器材运输分屯计划，使这一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工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0年4月初，东北邮电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修建国际线路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工程于5月1日开始，争取年底全线贯通。当时国家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时期。资金不足、器材匮乏、工程技术人员奇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困难重重。在邮电部的苏联专家康纳布列夫疑虑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如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我给你们立碑！”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线路工人们真正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总局队、长春等队在完成了山海关至沈阳间工程后，六七月份集中力量修通了齐齐哈尔至满洲里一线。这段线路原有杆线残存无几，完全要重新立杆架线。几个队分头从扎兰屯、牙克石、海拉尔施工，线路穿越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戈壁草原，不仅地形复杂，而且荒无人烟，气候异常，野狼成群，饮水也仅靠远地车运。施工人员住在帐篷或蒙古包里，中午戈壁草原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夜晚则降到10度以下。工人早晚上下工地穿着棉袄走三四十里；中午穿着单衣干活还汗流浃背。蛟叮虫咬、风餐露宿，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却没人叫苦。

入冬的11月份，正处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阶段，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总队调集几个队分头赶修哈尔滨至齐齐哈尔段。这一段的萨尔图（今大庆油田地区）是沼泽水害区，终年积水，电线杆整年浸泡在水中。立杆、架线、做交叉都要下到齐腰深的水中作业。当时没有在水中作业的防护用具，北国的11月，冰封雪飘，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破冰赤腿下水，冻得顶不住了，上来喝几口酒、烤烤火，暖和过身子后下水再干。

在修建长春至双城和长春至铁岭段时，正值东北滴水成冰、地冻三尺的12月，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用丁字镐刨一个杆坑。举起镐狠劲刨下去，只能刨下拳头大一块冻粘土，手掌震裂、关节肿痛是常事。但工人们仍咬牙完成了这段近400公里冻土地的新建杆线工程。哈尔滨至绥芬河线路工程，正值北国的“三九天”，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边境实行强迫“并村内迁”的残暴政策，百公里内几乎无一村落。因此工人们有时在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被褥外再铺上厚厚的麦草御寒，踏着一二尺厚的积雪坚持施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了施工任务。

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如此艰巨的施工任务，与邮电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了筹措器材，各邮电管理局千方百计挖掘库存、并将有些不开载波的线路上的铜线拆下以补充工程用铜线的不足。由于需要大量木杆，东北人民政府指示林业部门尽量支援，按时按需提供；指示铁路部门尽量沿线按点分屯器材，无论整车或零担，随时随地装卸。不停靠货车的小站，也破例停甩车皮，大大减轻了施工中的运输工作。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十分重视国际线路工程。总局局长陈先舟已年过半百，仍冒严寒深入工程现场指导工作，给工程队送来了猪肉、大米、面粉等生活用品。

朝鲜战争最紧张阶段，美军飞机经常飞临中朝边界甚至深入中国境内狂轰乱炸，东北已处于第一线，工作异常紧张，已没有休息日可言。身为总队长的姥爷和工程师们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每天加班至深夜。吃住在办公室，听取各施工队电话汇报，分析工程进度，解决工程中的具体问题。姥爷每到工程现场都随身携带话机，随时搭挂在线路上检查工程质量，与总局和各队取得联系。东北邮电管理局许多老同志讲，姥爷对工程质量要求极其严格，容不得半点虚假成分，但对同志却非常关心、平易近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从不摆领导架子，许多工程问题都是在现场和工人一起研究解决的。

国际线路工程如此之大，当时邮电部又没有统一的规范，只有由总队暂定一些主要规格标准。班组长只能经短期培训上岗，许多技术问题也只能在施工实际中去解决。北满地区冬夏温差很大，如何设计杆距和导线垂度，成为保证国际线路畅通的关键。日伪时期的习惯作法是不考虑导线的热胀冷缩程度，都将导线收得很紧，冻断了再接，连续锻炼几个冬天到不断为止，这样做显然会影响电路通畅的。工程师谢鼎建议，根据国际线路沿线每年最高最低温度以及风速等情况，自行设计导线垂度，并用垂度测量尺严格按架线时的气温收紧垂度。姥爷及时采纳了这条建议，派人收集沿线气象资料，由工程人员算出垂度标准，解决了导线的热胀冷缩问题，防止了冬天断线、夏天混线问题的发生。

国际线路全部工程从1950年“五一”后开工，到12月12日与苏联远东通信干线正式联通，历时仅7个月。由于各局保证了工程质量，我方线路与苏方远东线路连接后，立即畅通，这也是我国长距离路线建设史上罕见的。

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也经受了历史考验。20年后的1971年，林彪出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我的岳父、时任驻蒙大使许文益，为急于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取国内指示，在不能利用蒙古国电报局发报的紧急情况下，断然启用已封闭数年的经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有线高频专用电话（热线电话），及时报告了飞机坠毁情况。这条线路在历经20年、而且封闭数年之后，仍可供紧急启用，可见这条国际线路的质量是过得硬的。

抢修中朝通信干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仁川登陆后迅速向北推进，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证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派出了志愿军入朝作战。

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邮电部决定：对沈阳—丹东—新义州—平壤的对称电缆载波干线进行抢修维护。这条电缆干线是日伪时期日本人为侵略朝鲜和中国建设的，制式与我国东北的一致，但线路年久失修，1951年朝鲜新义州至平壤的长途地下对称电缆又遭到美机轰炸破坏。邮电部指示，姥爷代表中国邮电部与朝鲜信递省（朝鲜邮电部）会商：由东北邮电管理局派出一支长途电缆抢修队伍，奔赴前线，与朝鲜邮电工人一道，抢修遭受战争破坏的电缆。

这条线路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通信干线，容量有5个四线组，开放3至6路载波电路，是当时沟通朝鲜南北和我国的主要通信干线，但修复这条干线却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工程资料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时无法下手。“伪满”时期，这些电信设备和技术资料及维修管理都是日本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姥爷找了当时在总局留用的几个日本工程师，可是他们对此采取支吾搪塞的态度不肯出头。后来了解到留用技术员纪守民有这方面资料并参加过该方面工作。于是立即组织抢修队，让纪守民当教员为工程队边上课、边学习、边操作。

其次是设备能力不足。抗美援朝时期，我国还不能生产长途对称电缆，也不能制造三路载波机。为了朝鲜战场的需要，只能将日本人在我国东北沿前苏联边境埋设的对称电缆挖出来，送到朝鲜供抢修使用。没有载波机，就利用缴获的国民党使用过的美军CF1A四路电缆载波机支援朝鲜使用。

当时，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已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但是我们没有制空权，敌机不断地轰炸新义州至平壤的铁路线和公路线。而长途电缆干线恰恰是沿着这一线路铺设的，因此不断遭到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袭击，工程队常常利用夜间抢修，但夜间敌机也很猖狂，到处都是照明弹，工程队为对付敌机想了不少办法。随着我军空军力量壮大，线路沿线安全了许多，邮电工程队常常可以看到我空军机群与敌机在空中搏杀的壮观场面。

1952年2月，我邮电工程队完成新义州至平壤的全线抢修工程，恢复了通信，保证了我赴朝志愿军前线指挥部与祖国的通信联络。回国之际，朝鲜信递省颁发命令，授予我抢修队以“信递省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此后，事业如虹、正值壮年的姥爷忽然沉寂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姥爷是因为“特嫌”问题而身陷囹圄。其罪状是：解放前能在国民党邮电部门做报务员的，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辽沈战役接收沈阳邮电局时为了安全和保密临时安放在家中的电台成了“与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的工具”。更没想到的是，揭发姥爷的恰恰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这是一位由红军摇机员出身的领导干部。尽管审查了两年未发现任何问题，但姥爷还是忍痛离开了他钟爱的通信事业。以后姥爷在沈阳许多基层单位待过。按说，人生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放在谁都会郁闷的，但姥爷却不以为忤，没有悲天悯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用协和耳光打穿了耳膜，他都泰然处之。旧社会的磨难，参加革命的艰辛和生死考验，已使他历练出一种意境，始终以平常心态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这样，他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走了过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在邮电部过问下，姥爷的问题得以解决，并重新回到邮电队伍中来。姥爷今年已是95岁老人了，但许多事情还坚持自己动手去做。沈阳家中几十米的客厅里，几乎布满了自己做的鱼缸，用遥控器控制的彩灯使各种热带鱼五色斑斓；他制作的盆景在沈阳市比赛中还拿过奖牌。

纵观姥爷一生，可谓是起伏跌宕。可是他从不消沉失落，更没有满腹感怀。也许他本来就没有把名和利看得很重，因此才能有处波澜而不惊的心境，才能平静地过好每一天，认真做好每件事，也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作战珍宝岛——曹建华的1969

41年前的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一个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中国与前苏联边防军人展开了一场血腥厮杀。苏方不惜出动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多架次飞机对该岛发动多轮攻击；苏方炮群向岛上倾泻了上万发炮弹；双方在岛上布设了上千枚地雷……

面对装备精良、占有绝对优势的入侵者，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国边防军人，毫不畏惧，士气高昂，奋勇作战，使用极其简陋的武器，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战胜了入侵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斗(苏联称为“达曼斯基岛事件”)。

这次战斗，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边境保卫战。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战后任司令)的曹建华同志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2006年5月，笔者在大连沈阳军区联勤部第一干休所见到了已80高龄的曹建华老人。

曹建华，1926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41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挺进东北。辽沈、平津战役后，已是营指导员的曹建华随部南下，参加了解放广西和当地剿匪战斗。1950年4月入朝作战，五次战役打了四个，战争结束，时任政治部敌工科长的他被调往开城板门店谈判代表团。1954年回国任39军34团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1956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七系(原子导弹系)任教员。1964年调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任处长，1966年调合江军分区任副参谋长，珍宝岛战斗后任副司令、司令……1983年离休。

多年的东北边防工作使老人饱经风霜。与其他军事干部不同，老人的言谈举止让人明显感觉沉稳而不失儒雅，这或许和他曾经做过政治工作、当过教员有关。谈吐中，老人的一口苏北话里不时会蹦出一些：咋整、猫着、拉倒吧之类的东北方言。长期在边防生活，已使老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我的恳求下，老人为我讲述了那难忘的1969年3月……

60年代，多事的中苏边境

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出现的武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上的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遗留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化，恰恰又是中苏由意识形态对立到国家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分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是沙皇俄国炮制的1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利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和边界守备空虚，乘英、法等国侵华之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于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俄国。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中国的边境还在日本和沙皇白卫军占领下，列宁的承诺无法兑现。列宁去世后，这些承诺均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也曾度过一段“蜜月”。但苏联对兄弟党表现出盛气凌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强烈反感。1958年4月，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要求在华建立“联合潜艇部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使赫鲁晓夫怀恨在心，翌年便撕毁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1960年突然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终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开始在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枪杀我边民，劫持我牛羊，甚至利用中国暂时的经济困难，在新疆地区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大量边民外逃。

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反修”，却不愿意因边界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家关系。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中方指出，应分清历史是非。清政府和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方愿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苏方却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两国划定边界时，山界应以山顶部中心骑线点划分；河界应以水流最深处(即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主航道中心线所在国一侧岛屿归该国所有。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根本无视这一国际准则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早已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归自己的内河。他们不仅将江上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800多个岛屿划为己有，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好战形象。甚至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并狂妄地宣称中国北部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面对苏联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决不示弱，更何况边界问题关系到江山社稷，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不会温、良、恭、俭、让!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从始至终关注着这场边界斗争。

边界冲突加剧，他来到斗争前线

1966年，在中苏边境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曹建华由黑龙江省军区作训处长调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合江，在建国前东北九省时曾为合江省，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结合部。江对面是苏联的伯力(苏远东军区大本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乌苏里江除了作为中苏边境的界河，还是鲑鱼(又称大马哈鱼)的回游通道。每年夏秋两季，鲑鱼由海入江产卵，据说当时的鲑鱼籽在国际市场能卖到黄金价。因此一年四季，江上捕鱼生产十分繁忙。

曹建华老人说，60年代以前，尽管对部分边界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群众和边防军人仍能友好相处。那时我方渔民在江上捕鱼，遇到苏方巡逻艇，往艇上甩几条鲜鱼；冬季双方军人在冰面上巡逻时相遇，互敬支香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6年以后，只要我军巡逻人员一踏上冰面，对方就派重兵前来驱赶，就好像乌苏里江是他们家的，任何“外人”不允许随便进入。为此我方据理力争，双方边防军人先是口头争辩，苏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开始对我推搡加拳脚殴击，随后升级到以棍棒殴打，致使我多人多次受伤。苏军巡逻艇还多次撞沉我在江上正常捕渔作业的船只，抢走我渔具，殴打、绑架我渔民，其气焰十分嚣张。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双方见面不是递烟甩鱼了，只恨不能给他们两颗手榴弹!

国内的政治运动也波及到边防。“文革”初期，曹建华除了在部队任职外，还是合江地区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自然也回避不了地方上的政治运动。革命小将并不因为他是军人而手下留情，照样在合江满大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6个师，其中3个师在合江地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兵团的革命小将敢于和一切帝、修、反做斗争。但美帝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太远没辙。面对近在咫尺的苏修，小将们异常兴奋，坚决斗争没商量!他们随时会冲到乌苏里江冰面上向苏方示威，乱糟糟的还都不怕死，有时呼啦啦能聚集上万人，局面严重失控。曹建华的部队除了正常巡逻外，还要不断到江上疏导群众，苦口婆心，磨破嘴皮地给他们讲解边防政策，防止事态扩大。客观地说，兵团革命小将的过激行为，使苏联人非常紧张，也激化了两国的边界矛盾，导致苏方疯狂地向我报复，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67年12月16日晚上，曹建华带着县委两台车到七里沁岛检查我边民在江上的生产斗争，突然遭苏军开枪袭击。子弹将县委的小车击中，司机李国荣胸部中弹身负重伤。当时江上我方人员很多，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曹建华迅速跳上自己的车顶，大声呼喊群众分路疏散。他的喊声引来了苏军密集的枪弹，小车当即中弹40余发，车胎全部被打扁，操纵系统被击毁，车辆完全报废。

大家震怒了，群众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开枪的苏联边防军包围起来，混乱中双方开始动手厮打。这时一苏军士兵在装甲车上架起机枪向曹建华瞄准射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老渔工奋力甩出手中的渔叉将机枪撞飞。混战中，群众撕扯掉苏军一上尉的皮袄袖子，还缴了他的枪；几个群众还扣留了一苏军小毛子，吓得这孩子吱哇乱叫一副可怜相……第二天，就袭击事件我向苏方提出严正交涉，但苏方拒不认账。无奈之下，我方只好抬着受重伤的李国荣到饶河会谈点去对证，吓得苏方代表跳窗落荒而逃。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1月，苏军连续出动兵力干涉我边民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从事冰上捕鱼生产，中国边防部队前来保护群众，屡次被围殴打，由于我方力量较弱(每次都是五到六人围打我一人)，因此群众和边防部队被打伤100多人，有的战士被打昏过去，许多战士头破血流，而苏方只有10人受伤。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在七里沁岛上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的边民，当场撞死、压死我5人，重伤450人，轻伤200人。几天后，曹建华带领12人在我方卡脖子岛执行任务，被苏军70多人围堵，他们五六人围打我一人，一苏军中尉端着刺刀照曹建华当胸就刺，曹建华急忙躲闪，刺刀穿透了大衣、棉袄和毛衣，紧擦着左肋而过……曹建华老人说：你不亲眼目睹苏军的横行霸道，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欺人太甚!你不亲身经历苏军对我们战友和群众的施暴过程，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忍无可忍!

为此，沈阳军区报军委批准，拟在1968年3月12日前后在七里沁岛方向进行自卫反击。但是当时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暴风雪阻断了一切。积雪没过了电线杆子，车辆、马匹原地不动，五分钟就能被暴风雪掩埋。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从佳木斯到饶河只需一天，（现在只需3小时）当时却要在暴风雪中连续走7天8夜。生产建设兵团出动了40多台推土机帮助部队开辟道路，仍然不能保证部队和物资的集结。随着春天乌苏里江开冻，反击计划被迫取消。

艰难的战前准备

1968年8月，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其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军事占领。随后勃列日涅夫公开鼓吹“有限主权论”，为武装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同时，在中苏边境向我施压。苏联已由“修正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了，为此中国政府理应百倍警惕!就在这一年，苏军飞机越境侦察挑衅事件日益增多，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以酷似中国的金元宝而得名，与七里沁岛相距20公里，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19世纪时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被洪水冲刷出一个江汊子后才形成岛屿。过去我边民上岛打柴捕鱼苏军并未加干预，但60年代后，苏联边防军开始阻拦我军民上岛，不断制造纠纷。特别是1968年入冬后，苏联边防军一再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并以棍棒加以殴打。我方虽给予还击，终因人少力单，屡次吃亏。1969年1月23日双方摩擦中，中国军人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走。从2月6日至25日，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殴打我方事件5起，甚至发生开枪阻拦我巡逻的事件。曹建华老人说，边境斗争实际是一个主权之争，那时珍宝岛上没有驻军，但为了证明是自己的领土，我军会定期上岛巡逻，而苏联为证明该岛是他们的，也会出动部队驱赶我们，双方实际上是在打一场针锋相对的心理战。

随着事态不断扩大，沈阳军区指示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并规定：反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回有利地区，战场选择在珍宝岛。

曹建华老人说，这场战斗面临的困难太多了，首先是没办法看地形。我们完全暴露在对方观察范围内，只要上岛，不消三分钟，对方的装甲车就会冲过来，我们只能后退。打仗不看地形怎么部署部队!几年前他曾上过一次岛，在印象里岛南端有一段土堤可潜伏部队。他同曾三次上岛巡逻的孙玉国核实此事时，孙玉国却说没看见过。这下可麻烦了!情急之下，他冒着暴风雪连续走了17个小时赶到公司边防站(因当地公司亮子村而得名)，要上岛核实。实在太危险了!孙玉国拉着他死活不让去。碰巧正好有一只野狍子掉进江汊的冰窟窿里，趁大家乱糟糟打捞狍子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蹿上岛核实了地形，回来后凭印象绘制了地图，进行沙盘作业。在以后的战斗中，这段土堤发挥了很大作用。

其次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前线部队只有一半配有自动武器，无奈之下，他只得花钱将地方上民兵和武装部的武器弹药收购上来，集中了13辆车。他带了7辆车赶到了前线，分区政委陈升带的6辆车却被红卫兵小将扣留了，说是合江军分区政委企图带6车军火叛国投敌!真是忙中添乱。武器运到后乱糟糟地堆在边防站的食堂里，没枪的战士都去抢，最后还剩下四具火箭筒没人要，曹建华让饶河勤务连的几个炊事员现学现卖。也就是这几个炊事员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毁了一辆装甲车。

三是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观察哨报告，敌方巡逻车辆明显增多；拉饮用水的水车拉水次数增加，可能敌人增加了兵力。曹建华立刻派侦察员身着伪装抵近侦察，通过识别车号，发现敌人用4部装甲车围着公路绕圈子，给我们造成部队频繁调动的假象；拉饮用水增多是因有慰问团来演出，因而敌情变化不大。

最后是在严寒下作战的防冻问题。冬季珍宝岛地区零下30多度，如何防冻关系到战斗胜利。曹建华他们根据部队现有装备，将人埋在雪里，刚开始40分钟就抗不住了。随着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延长到6个小时。那时部队防寒也就是大衣、棉衣、绒衣这类简单装具，更重要的是靠精神和意志。当时边防战士流行着这样的口号：为了保卫毛主席，粉身碎骨志不移!为了打倒新沙皇，愿做雪地邱少云!

1969年3月2日，他果断下令“开火”!

战斗准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尽管战场选择在珍宝岛，但如何掌握反击的开枪时机，军委和沈阳军区没有明确规定，只给了一个原则：“灵活掌握，先礼后兵。”

笔者在老人尘封的文档中看到了1969年1月25日，曹建华代表饶河前进指挥所起草的第一个作战命令。由于年代久远，这份由4张300字格信纸起草的命令已泛黄折断，但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命令抬头是当年行文不可缺少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而后是敌情、任务和战斗动员。按部署：曹建华为一号区指挥，带领部队上岛潜伏，消灭入侵之敌；二号区是负责增援和火力掩护部队；孙玉国带领一部公开武装巡逻，诱敌于一号区潜伏地点。命令中还对侧翼掩护、炮兵，机枪和救护所位置做了规定。省军区安怀副司令、合江军分区李清正司令坐镇209高地指挥所。整个部署严谨周密，上报总参、外交部、沈阳军区后批准执行。

3月1日下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并严格控制了去前沿的车辆；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实行闭灯行驶；采用有线电联络，实行无线电静默。晚20点左右，曹建华率伏击组向珍宝岛作战地域运动。在地图上，珍宝岛地形看似不复杂，却处处暗藏杀机。由于江水长期冲刷，岸边、岛上布满沟壑沼泽，且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稍不留神陷进去就休想爬出来。往往50米距离要走10多分钟，没走多远浑身就热气腾腾。曹建华领着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摸上岛，找到了那段土堤，架通了电话，规定了信号，留下观察员，每人挖了个雪坑伪装起来。当时岛上气温零下30多度，大家除了武器外，每人还带了一小包饼干，一小瓶散装老白干和一包止咳药；每人还做了几个雪球，发现有人睡觉，便用雪球砸……这天夜里，珍宝岛出奇的静，一弯冷月挂在空中，阵阵寒风绞起林间的积雪，天地间灰蒙蒙的。偶尔隔岸传来几声狗咬……这真是难熬的一夜。在这片寂静的雪原下面，我边防战士用意志与严寒博斗着，他们互相鼓励，苦苦支撑。

3月2日早上6点多钟，突然从苏联下米海洛夫卡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珍宝岛对面的江岸边停下，从车上跳下两个军官，大家立刻警觉起来，这种情况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只见那两个军官对着珍宝岛指手画脚了一番便跳上车开走了，曹建华预感今天“有情况”。

上午8点40分，按预定方案，我军分成两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边防站长孙玉国的第一组沿着中国境内冰道抵近珍宝岛时，江对面传来一阵马达轰鸣。苏联边防军从位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同时开出两辆装甲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向我巡逻队合围过来。孙玉国带领第一组12人加速前进，在岛东侧上岛，迅速向我潜伏点靠拢。敌人第一路24人分三组从岛南航标处登岛；第二路9人从岛内侧(我方领土)100多米处登岛；第三路7人在岛西侧上中部岸边与我巡逻二组对峙。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过去苏军对我进行驱赶时，都不带钢盔，手持棍棒，斜肩大背着冲锋枪。而今天却头带钢盔，平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直逼过来，看那架式是要动真格的了。此时我巡逻队和敌人仅距我潜伏组十余米，孙玉国当即向敌人提出严正警告，但敌人反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包围过来，眼看就要吃亏，再晚，孙玉国这个组恐怕一个都回不来了。为了打响这自卫反击的第一枪，曹建华做了充分准备。珍宝岛属高寒地区，且长时间在冰雪中潜伏，枪栓很可能被冻住打不响，因此他在身边准备了三名冲锋枪手。就在敌人开火的一瞬间，曹建华果断下令“开火”!此时，三支冲锋枪同时吐出愤怒的火舌，弹雨像飞蝗般地向敌人倾泻过去。霸道惯了的敌人哪曾想我们会拼死反抗，一下被打懵了。曹建华甩掉身上的大衣一跃而起，带领部队向敌人猛扑过去。此时岛上枪声大作，爆炸声震响一片，曹建华老人说，那时候没人表现出害怕，各路反击部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冲向敌人。

此时第二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瘸子上尉)7人相遇，听到枪声，班长周登国和巡逻队果断开火，将7人全部击毙；战斗中，副连长王庆怀、副连长陈绍光身负重伤，仍然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时一辆装甲车边打边冲入内河，企图从侧后攻击岛上我军，中国边防部队当即以猛烈火力将其击毁；在我反击部队遭受苏军火力压制时，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几个点射打翻了几个敌人，突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当卫生员扑上去救护时，只见子弹从他右边太阳穴进去，从后脑穿出来，脑浆和血水不断外溢，已经没有了脉搏。这时一阵激烈的枪声在他身边响起，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于庆阳突然站起，刷地一把撕掉头上的绷带，手中的冲锋枪吼叫着向敌人扫去，他向前冲出六步后轰然倒地。于庆阳生命的最后一跃成为珍宝岛战斗的经典，“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那个年代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标志。

3月2日可以说是我军在有准备的情况下的一次遭遇战。从9时17分打响。至10时30分结束，历时1小时30分钟。歼敌56人，其中击毙48人，击伤8人，击毁敌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缴获冲锋枪14支，手枪两支，子弹和其他器材一部。我方伤亡54人(亡20人，重伤8人，轻伤26人)，战斗得手后，曹建华迅速组织部队撤出战斗。这时上级来电询问为什么没抓俘虏?有俘虏才好扩大宣传效果。曹建华急忙环顾了一下硝烟未尽的战场，除了跑回苏联境内的，哪还有活人?但他还是上岛清查了一番，在苏军的尸体堆中还真用脚踹出一个喘气的重伤员，他即刻让担架队往后送，无奈那家伙伤势太重，还没抬到救护所就断气了。

第二次反击，他曾否定了上级原作战方案

3月2日战斗后，敌我双方都在酝酿更大的军事行动。3月9日，沈阳军区全面接管前进指挥所，曹建华在作战组任副组长。

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曹建华与其他同志发生了严重分歧。按原方案，下一步作战重点放在距珍宝岛20公里外的七里沁岛。上级的意图是：自1966年以来敌人多次入侵该岛并制造多起严重流血事件，是敌我边界斗争的焦点，在此反击政治意义重大；1968年3月我军曾在该岛进行过反击准备，甚至还派出侦察分队上岛潜伏；我方地形视野开阔、道路状况较好，便于防御和部队展开，是个较理想的歼敌场所。曹建华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七里沁岛苏方江岸多为90度峭壁，不利于敌装甲车机动，在这种复杂地形下作战，敌人会百倍警惕，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珍宝岛却存在战机：3月2日战斗后，敌在该地区调动频繁，大有报一箭之仇之心态；珍宝岛沿江地势平缓，上冻后，敌装甲坦克可直接上岛；敌对岛上地形熟悉，容易产生麻痹心理。只要部署得当仍可取得战果。尽管他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说反击地点是由领导决定的事情，一个作战部门的副组长不可以否定领导的意见。曹建华据理力争，双方发生激烈争吵，甚至还拍了桌子。无奈之下，只能请沈阳军区肖全夫副司令做决断。肖副司令听了曹建华的分析后认为有道理，立刻开会复议，上级批准了曹建华的方案。当时珍宝岛地区有大小13个作战单位，尽管曹建华职务较低，由于他最熟悉情况，大家一致推举他担任珍宝岛方向总指挥。

事实证明了曹建华的判断。3月2日战斗后，苏军增加兵力，多次对珍宝岛进行袭扰。他意识到，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根据苏军作战特点，我军很可能面临与苏军大规模装甲坦克的对抗。他提出迅速在我方江汊布雷；加强前沿反坦克兵器；火炮位置要靠前，以提高反坦克效果。炮兵却有意见，说曹建华不懂炮，说外行话。

3月14日夜间，西北风卷着小雪，24点，三辆苏军坦克入侵我珍宝岛，从我方江汊的北口进，南口出。敌人的挑衅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到来。曹建华紧急调动部队，并在凌晨2点派出一个班上岛监视敌人，掩护我军登岛巡逻。但珍宝岛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太恶劣了，雪厚、沟深、沼泽遍地，道路泥泞不堪，炮兵上不来，部队展不开。一些部队战士上来了，干部却没到位，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坦克溜掉了。曹建华在江边部署部队时，遇见七五炮班长杨林，他积极求战。当听说炮连的干部还没上来，曹建华鼓励杨林，如果战斗打响，排长没到你当排长，连长没到你当连长。一些战士很不服气，悄悄跟曹建华嘀咕，杨林原来是连部的文书，就会耍嘴皮子，根本不会打仗，甭理他！

3月15日凌晨，风停雪住。2点时苏军20多辆装甲车集结后闭灯前行，从珍宝岛北端登岛并进入树林隐蔽。同时苏边防军6辆装甲车，载着30余名步兵趁拂晓前的夜稍稍从珍宝岛西北端入侵，企图天亮后偷袭我巡逻队。我军观察哨发现情况，使用高音广播发出警告，令其退出我国领土，苏军随即潜伏在丛林中。

上午7时47分，曹建华命令营长冷鹏飞带一个步兵排和一个火箭筒班，孙玉国带一个一个步兵班，分两路登岛并迅速向土堤靠拢，与敌人形成对峙。同时调一个步兵连前出江边，准备登岛。8时2分，入侵之敌以装甲火力和步兵轻重武器向我军猛烈射击，步兵在6辆装甲车掩护下向我守岛部队进攻。曹建华指挥我岸边所有82迫击炮向敌装甲车开火，支援上岛部队。冷鹏飞指挥部队沉着应战，以猛烈火力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同时指挥40火箭筒和无后座力炮打击装甲车。这时敌30余人迂回到冷鹏飞侧后对我偷袭，我潜伏在左侧的警戒小组在于宏东、杜永春带领下突然开火猛击，毙伤敌人10余人。经过一小时激战，毙伤敌20余人，击毁装甲车2辆。9时16分敌人逃窜，我军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

曹建华命令我军利用战斗间隙补充弹药，巩固阵地，并要求上级增援炮兵，做好敌人再次进攻准备。9时40分，苏军地面炮兵和坦克对我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射击，接着又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向珍宝岛进攻。其中4辆坦克扑向珍宝岛南端窜入中国江汊，迂回到我守岛分队侧后。另外2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由岛北端我军的正面发起进攻，企图前后夹击中国守岛分队。苏军大口径火炮和高射机枪火力同时封锁了江汊，拦阻中国部队上岛支援。曹建华当即命令岛上南北两路分队迅速靠拢占领土堤一线，同时派出民兵上岛输送弹药，集中兵力和反坦克武器抗击正面进攻之敌，并命令班长杨林率两个无后座力炮班上岛支援战斗。杨林，这个被战士认为只会耍嘴皮子的连部文书表现却异常勇猛。他率两个班冲进被炮火封锁的江汊，发现4辆坦克成纵队高速驶来，便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待机，待坦克驶近10余米远时，他们突然跃起，接连投出5枚反坦克手雷炸乱了苏军坦克队形。杨林班就势开炮，先头一辆T-62坦克中弹后闯入我军雷区，右侧履带被炸断。另外3辆坦克夺路逃窜，杨林命令在冰面上架炮跟踪射击，击伤掉在后面的一辆坦克。随后杨林带领两个班继续向岛内跃进。苏军2辆装甲车向他们冲来，杨林操炮开火击毁一辆，另一辆掉头逃窜，杨林操炮追射又将其击毁。这时又有1辆坦克和1辆装甲车向他冲来。此时杨林左手已经负伤，右手也被炸掉三个手指头。他强忍剧痛，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操炮射击，先将装甲车击毁。随即调转炮口向坦克瞄准……双方几乎同时开火，杨林的炮弹击伤了坦克，坦克的炮弹将杨林炸得人炮全无。

这时敌人除用大口径炮拦阻轰击我增援部队外，还以两架战斗机和一架直升飞机轮番俯冲盘旋，冷鹏飞中弹负伤，曹建华命孙玉国接替指挥。经过两小时激战，我军打垮了敌人第二次进攻。

下午13点35分，苏军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兵侦察校射飞机引导下，对我军防御阵地和公司边防站进行大规模炮火袭击。炮火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持续时间达两小时。曹建华及时向军区反应情况，几次派出增援部队向珍宝岛机动。紧接着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4辆装甲车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第三次猛攻。他们向我防御阵地轮番冲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将中国守军赶出珍宝岛。下午15点30分曹建华命令我增援的反坦克武器上岛增援，此时岛上已集中了15具40火箭筒和7门75无后坐力炮。我军敢于近战接敌，采取几个战斗小组围打1辆坦克的战法，予以各个击破。火箭筒手华玉杰甩掉棉衣和绒衣，扛着火箭筒，打一发换一个地方，先后击毁击伤4辆装甲车；我军两门八五加农炮在开进中，面对迎面而来的坦克，连助锄坑都来不及挖，架炮就打，将敌坦克击伤。曹建华老人说，那是一场真正的血肉与钢铁的搏斗，战斗异常残酷激烈。苏军猛烈的炮火把小岛炸得体无完肤，浓烟包裹着火团，爆炸的气浪将岩石般坚硬的冻土掀向天空，然后又像冰雹一般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巨大的爆炸和灼热的弹雨使整个小岛仿佛在燃烧；机枪喷射，铁甲奔突，手雷飞舞；双方士兵凄厉地喊叫，坦克装甲车打着加力，车屁股喷着浓浓的黑烟吼叫着在沼泽中挣扎，炮弹和装甲撞击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天地间一片昏暗。我军越战越勇，粉碎了敌人第三次进攻。

3月15日，我军使用约一个营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与苏军5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一个步兵加强团激战近9个小时，顶住了6次炮火急袭，粉碎了3次进攻，击毁敌坦克2辆，装甲车7辆，击伤4辆，毙伤敌60余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国家主权。

3月15日战斗后，被击毁在我国境内的苏T-62坦克成为双方争夺焦点，他是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中央军委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抢回。苏联当然不干，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在此后的几天里，曹建华被接防的67师师长黄浩留下当顾问指挥炮战。双方你来我往反复争抢，最后炮弹将冰面炸裂，坦克沉入江底，被我们打捞上来后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向全世界展出。

珍宝岛战斗打响后，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全力以赴。组织了1万余人的筑路大军，抢修公路、桥梁并出动车辆为前线送粮送弹药。当时需要组织一个450人的支前担架队为部队运送伤员，当地群众有6000多人报名。出现了新婚妻子为丈夫报名，父母为儿子申请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伤员转到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后，兵团家属不仅精心护理，还为伤员输血1.7万多毫升。

珍宝岛反击战的胜利，使一向不为任何势力屈服的毛泽东主席极为兴奋。在紧接下来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战斗英雄孙玉国代表边防部队在大会上汇报我军为捍卫国家主权与苏修作斗争的经过时，毛泽东主席激动地几次站起来带头鼓掌，全场代表无比振奋，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天。“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成为毛主席对边防战士的褒奖，也成为全国人民战天斗地的座右铭。

珍宝岛牵动了世界

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和建国后的几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印、中越）相比，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这一事件的战略规模之大，耗费之多，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较量。军事评论家认为，珍宝岛冲突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停战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次全面地区战争，甚至是一场核战争的导火索。在外交关系上，对中美、中苏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联的意图很明确，在中美矛盾也相当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美国不动手也应至少保持中立。基辛格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向尼克松总统做了汇报。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通过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让中苏两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被核战争毁灭。美国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同时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点很难，中美积怨30年，如直接告诉中国，中国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人在玩花招。最后他们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在美国，无秘可保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勃列日涅夫气得勃然大怒，破口大骂：“美国佬出卖了我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却显得很平静，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他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中央开始向外地疏散在京老干部，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为了防止突然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第二炮兵所有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所有的兵工厂加紧研制、生产反坦克武器装备；全军部队加强了以打坦克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笔者那时也和战友们在训练场上利用各种地形，手持原始爆炸器材，围堵追逐着飞奔的坦克……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当量为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外电评论，这是中国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随后中国成功发射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中美加紧了华沙大使级谈判，双方改变敌对立场，加快了建交步伐；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一场核危机与我们擦肩而过。

对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曹建华是不知晓的。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虽有缓和，但战争威胁并没排除。作为军人，他更多的是在继续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党和国家对珍宝岛战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表彰，他却远离鲜花和荣誉，默默无闻地回到边防一线。他深入连队帮助他们建大棚解决冬季吃菜问题；他抓每月三斤肉三斤蛋工程，提高战士的生活水平；他动用有限资金将防区内低矮潮湿的藏身洞建成了钢筋水泥的永备工事；他还为边防老同志解决了住房问题……在边防斗争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10年没回家过春节。他的老伴郭玉英阿姨也是边防军人。在那非常时期，她深知边防斗争的凶险，因而更多了一份牵挂。

时光如水，岁月如局，40年弹指一挥间。回顾这段历史，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伍修权老将军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 我们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总指挥，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地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①【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第11起。】珍宝岛反击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中一些做法不可避免地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应该看到，这一斗争的本质仍是中国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苏联领导人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把主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国家主权事关国家利益，共产党人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经过中国坚决斗争和长期谈判，使苏联方面后来采取了比较理智的态度，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协定明确规定当年双方发生冲突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为中国领土。苏联解体后，该协定继续得到俄罗斯的承认。

如今的珍宝岛，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阳光下，满目苍翠中跃动着中国边防军人的身影，滔滔的乌苏里江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江那边，昔日的敌人已成为今日的盟友，并结为战略伙伴关系；江这边，当年曾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们都已年逾花甲。他们偶尔相聚，追思过去，续写着战友情谊。当我问老人，听说2002年孙玉国曾到前线为战友扫墓，他请宝清县领导为他留出一块墓地，百年之后要与战友相伴时，老人表情凝重起来。他深情地说：“孙玉国从当司务长、副指导员时就带队巡逻，在江上斗争中14次负伤，无怨无悔，我认为他配！”从老人的话里我看到了他对昔日战友的眷念和对边防事业深深的爱，也使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和平的环境，但和平不能依赖他人的赐予，必须用经济、军事实力来保卫。我们的祖国正是有千千万万像曹建华老人这样的军人用鲜血和生命去呵护，才能边境稳固，国家安宁。

京西喋血——吴瑞林与四野五纵的京西丰台阻击战

引

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叛军首领摩拉宣称，除了自己率领的四支纵队外，城内还有一支第五纵队在配合我们作战。以后，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就成为帝国主义在他国进行颠覆活动、间谍特务的通称。

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人都知道，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有意回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中（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原），第五纵队的番号都一直空缺。直到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为统一编制序列，才增编了第五纵队，使该野战军拥有了完整的十二个纵队（不含特种兵、铁道兵纵队）。

这支由原辽东和辽南地方部队组建的五纵，在东北野战军各路纵队中只能算一个“小老弟”，但组建伊始便出手不凡。在辽沈战役中，五纵、六纵、十纵在法库、彰武地区封堵廖耀湘西进兵团，参与了著名的“黑山阻击战”，确保了我攻锦部队侧翼安全，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出色完成野战军交给的任务。建国以后，五纵向共和国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原北京市委副书记丁国钰、南京军区司令固辉、广州军区司令李锡林、总政主任于永波、北京军区司令李希良，首任驻港部队司令刘振武、政委熊自仁等均源于这支部队。

笔者曾经在这支部队服役，接触到许多踏着战争硝烟走过来的老同志，在他们那充满沧桑的记忆中，让他们颇为自豪的是，60年前那个冬天，吴瑞林和他们在京西丰台与敌人的一场殊死较量。

“东北虎”下山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北傅作义成为惊弓之鸟。中央军委抓住他徘徊不定、去留两难的心理，命令华野二十兵团于1948年11月29日包围了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歼，诱使傅作义调兵西援。傅果然中计，急派“王牌”35军驰援，又被我华北野战军在新保安团团围住，进退不得。

毛泽东之所以在平绥线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稳住傅作义，不使其西撤南逃，掩护东北野战军入关。

时间紧迫，我东北野战军兵未卸甲，马未卸鞍，在辽沈大战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披着战争的硝烟匆忙南下了。

首先，程子华率先遣兵团攻克密云。随后，我“东野”十几个纵队（包括特种兵、铁道兵纵队）近百万人马，经冷口、喜峰口、山海关，兵分三路，以雷霆万钧之势，所向披靡，向平、津、塘猛扑过来。一时间，古老漫长的长城线上，烟尘滚滚，各路大军汹涌西进，关里关外到处充斥着戴狗皮帽子的“东野”部队。傅作义感到大势已去，慌忙收缩兵力，妄图以守待变。

差点活捉傅作义

五纵副司令吴瑞林一直随前卫师行动（我军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凡有战斗，部队副职要下到下一级指挥所协助指挥）。两天前，五纵作为“东野”右路先头部队，从冀东三河出发，两天奔袭200多公里，打了几仗，歼敌一部，抢占了昌平、沙河。12月13日到达红山口附近一带,接到“林、罗、刘”电报,命令部队避开名胜古迹,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道,迅速“抢占丰台”。开进中，部队在红山口遭遇敌人顽强阻击。

红山口是穿插丰台的必经之路。此时的红山口作为护卫北京的西北屏障，敌人已将它与颐和园联成一体，构筑成坚固的“园林阵地”。万寿山上工事纵横，昆明湖堤上布满了火炮阵地，颐和园成了敌人的大兵营。如果死打硬拼，损害颐和园名胜古迹，无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交代（毛泽东明令：攻击北平的部队不准在故宫和颐和园的金銮宝殿上拴战马）。

敌人好像也知道我们不敢攻打颐和园,园内的敌人见到我军,打几枪就缩回去,死顶大门不出来.但红山口的敌人却给我们的穿插任务带来麻烦。如绕道而行，时间又不允许，我军几次进攻均告失利。

天上飘着小雪，吴瑞林冒着弹雨，一瘸一拐来到前卫39团指挥所（吴瑞林红军时期右腿负过重伤致残，同志们戏称吴瘸子），亲自组织部队实施强攻。团炮兵两个连顶着敌人的炮火，在驮炮马匹全部被打死的情况下，硬是人拉肩扛在前沿占领了发射阵地，以准确有力的抵近射击，配合我步兵迅速突破红山口防线，夺取了青龙桥。随后撇开颐和园，从西侧长驱直入。

部队插到田村附近天已全黑了。这时岔道上过来一支队伍,两支队伍挤在一起，使原本并不宽敞的道路一下变得拥挤起来。为了不影响前进速度,纵队命令跑步前进甩开他们。那支队也跟着跑了起来;纵队命令休息,让他们先走，他们也跟着坐下，稀稀拉拉的，坐下来还有人抽烟，根本不像我军的模样。仔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部队。

那时北平地区大军涌动,国共两军犬牙交错,加上我们五纵是新组建的部队,穿的是打下锦州后缴获的国民党服装,辽西会战就和兄弟部队闹过误会，一纵把五纵当成了国军打了。也难怪，五纵穿着一身国民党黄萝卜皮，真假难辨，不打他打谁？直到双方吹起了冲锋号，一听号声，才知道都是自己。双方伤亡都不小。为此五纵司令万毅给东野总部发报，要求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据笔者父亲生前透露，当时东野指挥所笼罩在一片焦躁气氛中。派去封堵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两个纵队（五纵、六纵），黄永胜率六纵一路猛插猛打，为了抢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根本没工夫架设电台，已有十几个小时和总部没有了联系。林彪紧锁眉头，急得在作战室里来回转悠。刘亚楼则跳着脚大骂：放跑了敌人，一定枪毙了黄永胜！此时,万毅又不合时贻地发来电报要求休整，更使东野首长气不打一处来。林彪还说了一句颇有战场幽默的话：不怕一万，就怕万毅（一）。好在这两个纵队最后都出色完成了任务，总部也就没再追究。

这会儿，国军又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我们不动声色,突然冲锋号响,敌保安2旅500多人便当了俘虏。

部队插到北平西郊五棵松的铁家坟(现在北京京西宾馆附近)，只见一个挺大的院落,里面喊叫声、发动机的轰鸣连成一片,刺眼的车灯晃地人睁不开眼睛。只见黑乎乎的一大片汽车、装甲车向前蠕动。肯定是敌人！我军将士迅速猛扑上去，与敌人展开了混战。

前面两辆卡车车辆被击中着火，后面的装甲车拱开残车，发疯般向我军冲来，前卫班十几名战士躲闪不及，全部被撞倒、碾压牺牲。

我们的战士被激怒了，他们咆哮着向敌人扑去。愤怒的子弹向敌人倾泻，成束的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一时间枪声、爆炸声、呐喊声连成一片。经过激战，30多辆战车全部被炸瘫。经俘虏交待，此地是傅作义”剿总”的前进指挥所,他们是负责掩护傅作义撤退的后卫营，傅作义刚走十分钟，放在桌上的一盆饺子还在冒着热气。

事后，据傅作义本人讲，那天晚上，他并没走远，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天气很冷，他蜷缩在战车里,虽然裹着一件棉大衣，还是忍不住浑身筛糠，脊背上的冷汗浸透了衣衫。是为侥幸逃脱而庆幸？还是被我军的勇武所震慑？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如果活捉了傅作义，平津战役的进程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抢占丰台

丰台，是天津、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是北平的门户。丰台又是北平敌人最大的后勤基地。数十座庞大的军用仓库，储有汽油、柴油、枪炮子弹、被服粮秣，军队所需应有尽有。

抢占丰台，可切断北平与天津的联系，也堵住了北平敌人南逃去路，而且能够断绝敌人的军需供应。因而，丰台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丰台实在太重要了,换了谁都要拼命的。

五棵松战斗后，纵队继续向丰台急进。沿途吴瑞林发现，敌人马嘶人喊，调动频繁。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也在奉命向北平西郊、南郊集中。很显然，敌人很可能已查清了我军的企图，正在调整部署，准备与我军决战。

吴瑞林立即命令：部队要不顾一切地向前猛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丰台火车站。为了加快前进速度，他要求各单位路上不得恋战，凡是前卫打响，第二梯队立即变为前卫，继续前进，在途中不和敌人纠缠；凡是失掉联系的部队或个人，一律自行奔往丰台；凡是掉队的人员，若遇到上级指挥员，自动接受指挥。

穿插中部队报告：“西边发现机场，有十几架飞机和不少敌人，打不打？”吴瑞林果断地说：“不打！告诉部队加快前进速度……”

12月14日黎明前，五纵部队已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宛平至丰台被我14师占领，13师进入岳各庄、大井、小井、北高地一带，15师占领了财神庙和蒋家坟地区。

在岳各庄一个大砖窑下，吴瑞林亲自审问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丰台守军只有一个旅，增援的一个师还在途中。根据敌情，吴瑞林迅速布置了作战任务：趁敌援军未到，纵队炮团在七里店、周家庄、前后泥洼占领发射阵地，封锁桑园、三路居、深州馆地区之敌。14、15师两翼掩护，13师以两个团从北面攻击丰台。一旦突破防线，另两个团迅速跟进，猛插分割，将敌人搞乱，拿下丰台。

一切部署完毕，下午3时，在炮火掩护下，13师一个团首先占领了敌兽医院，另一个团攻占了火车站，进展还算顺利，黄昏时分战斗结束。就此，五纵完成了抢占丰台的任务。

39团1营在团参谋长魏化杰带领下猛冲猛打,不要俘虏，越过丰台,直奔七间房,上级要他们占领此地后，在那儿组织防御，阻击北平的敌人反击丰台。

当时魏化杰手里是幅日制地图。图上看,七间房就在丰台东北五六里处,却怎么都找不到,问俘虏,问老乡都说不知道。跑出10多里,前面传来激烈枪声，我们又和敌人打上了。1连长马连喜报告：前面一个财主大院，没炮,攻不动。魏化杰说投手榴弹呀。他说院墙太高,投不进去。真是见鬼了,天底下还有投不进手榴弹的财主大院?这时,几发照明弹升空。魏化杰仔细一看,大吃一惊,这哪里是财主大院,分明是由重兵把守的北平广安门城门楼子……

热血丰碑

我军攻占丰台，犹如在傅作义肋上插刀。西去驰援的“王牌”35军被“华野”部队围在新保安，已是血本无归。东逃天津的道路又被我“东野”五个纵队堵死，突围无望。尽管傅作义极不情愿南撤，但五纵抢占丰台，无疑是断了他最后的生路，他真急眼了。

当夜，傅作义急命92军、94军立即抢回丰台。这两个军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全部为美援的机械化装备，兵员满额，训练有素。可以说是蒋介石为了全面发动内战，摆在华北的主要资本。

经过一夜的充分准备，12月15日凌晨，敌92军和94军百余门大炮同时从两个方向向五纵13师丰台防御阵地和15师以东防御阵地实施猛烈的炮击。一时间，炮弹的出膛声和爆炸的轰鸣声连成一体，山呼海啸一般，整个北平城都在剧烈震颤。

丰台地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瞬间，五纵两个师的防御阵地被炸得天崩地陷，硝烟弥漫，不少房屋燃起熊熊大火。炮火袭击是可怕的、毁灭性的。我军的阵地几乎全部在敌人的炮火中崩塌，整个阵地布满了像锅底一样的弹坑，到处冒着黑烟。

敌人的坦克出动了，紧随其后的是密集的突击士兵。士兵头上的钢盔犹如瓜地里的西瓜,波浪似的滚动着，在残雪中泛出暗绿色的寒光。夹在队伍中的各级指挥官，都在不时地挥动手臂，鼓励和催促他们的士兵前进。他们没有遭到阻击，他们坚信自己炮火的威力，他们感到胜利了。

可是当他们刚踏入那满目疮痍的村落时，我军将士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有的利用地形猛烈射击，有的毫不畏惧地朝坦克扑去。15师3营唯一的火箭筒手陈凤祥趴在墙头后沉着应战,一发炮弹就将头辆坦克击毁。这时一发炮弹飞过来,院墙倒塌,陈凤祥被埋住半截身子,头和腿都负了伤。他挣扎地爬起来,抓过被炸断腿的火箭筒,又将一辆坦克炸毁,他也昏了过去。

没有火箭筒,爆破组上。战士李润太、朴宪吉甩出两枚手榴弹,冲上去爬上坦克。那坦克炮塔猛的一转,将他们甩了下来.阵地上的人看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连长正要命令第二爆破组上,只见李润太一个飞身又翻了上去,奋力揭开顶盖,塞进一颗手榴弹。

坦克一辆接一辆被炸毁，随坦克冲击的步兵群在我军旋风般的火力下，像受惊的羊群，惊惶失措，争先恐后地往回跑……

第二次进攻开始了，敌人两个军以步兵团为单位，采取集团冲锋，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许多地段不惜伤亡，反复冲击五六次，以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程度，双方均付出巨大伤亡。

敌人多次进攻失败，使我军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报复，五纵的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密集的坦克在我军阵地上横冲直撞，阵地多处被突破。蝗虫般的敌群在军官的驱赶下，向我军最后的防线涌来。尽管我军轻重机枪构成一道道密集的火网，一部分敌人还是疯狂吼叫着冲了上来，有的敌人甚至冲到吴瑞林纵队指挥所一箭之遥的地方。

打得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是39团。没找到七间房,却遇到了攻不动的“财主大院”。敌人看我军孤军深入,想吃掉我们，向我猛扑过来。我军用28挺轻重机枪断后,把敌人放到100米以内突然开火,子弹扫过去像刮风似的。两辆坦克不知死活往前冲,被爆破筒炸毁了。

11点左右,敌一个师兵力分三路向39团阵地扑来。一路是从北平开出来的两辆装甲列车,车厢在前,车头在后,推着30来节车皮，车厢是装甲的,两侧有射孔,车顶上还堆着沙袋,伸出枪口、炮口,沿着铁路,冲向丰台。

我军顽强抵抗,机枪子弹打在车上却像手指头弹脑门似的毫无作用.装甲列车一路轰击扫射,向前、后、左、右倾泻着火力.一下把三营的防线撕开、隔断了。另外两路敌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一路从38团与三营结合部突破,一路从7连、8连之间锲入,将7连包围了。

7连9班被围在一个土窑上,班长姜新良带着8个战士,打退了敌人约一个营的7次进攻。

7连长阎春宝驳壳枪子弹打光了,敌人已冲到面前,来不及换弹匣,抓起包炸药就往上冲。通信员见了,一把夺下,拉开导火索冲了上去。

8连长魏修堤也抱着炸药包和战士一起炸毁了两辆装甲车。连连长都抱着炸药包炸坦克，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天黑时,从8连方向突入一股敌人,摸到三营营部的院子里。正在3营指挥战斗的副团长杨针见状,抄起卡宾枪喊了声“跟我冲”,便猛扑上去。几个敌人刚进大门,他一梭子扫过去,跟在后面的政治处主任、营长、教导员、医生、警卫员,用手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通猛砸,把这股敌人顶了回去。

15日晚,打得最惨烈的是一连。一连坚守观音堂及以西一带,身后就是团指挥所。敌人两个营不到1小时,发起6次冲锋,阵地不断被突破。

吴瑞林果断指挥纵队炮兵对敌进行火力拦阻，同时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迅速歼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我军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枪炮声稀疏了，呐喊声、枪刺的搏击声清晰入耳。

在1连指挥战斗的副营长负伤了,连长、指导员负伤了、正副排长负伤了。一条胳膊被炸断的指导员邱正亚,战场上几次宣布立功受奖的就有30多人,生前死后入党的20多人。

副连长于新球带个班,守个地主大院,死战不退。于新球3次负伤,2次重伤,最后牺牲。光是打进大院没爆炸的88式掷弹筒炮弹就有30多发。

后面的敌人被阵地上的肉搏吓呆了，敌营开始动摇，我军一鼓作气，又将敌人推了回去……

广安门外：

一处地图上找不到的无名村落。村子虽小，但却一头通丰台镇，一头连南苑机场，位置实在太重要了。

五纵13师37团一营一连坚守在这里。此时整个村落已被炮火轰得千疮百孔，一片废墟，到处布满了尸体的残肢碎片，是敌人的？还是烈士的？谁也无法分清楚。

也不知道打退了敌人一个团多少次进攻了，在头三个小时的激战中，所有的连级干部和两个排的战士全部阵亡。阵地多次被突破，又被我夺回，剩下不多的战士均全部负伤。副指导员在牺牲前，将阵地交给了头部负伤的一排长。一排长组织仅存下来的同志还未来得及隐蔽，无数炮弹便铺天盖地地飞来，疾风暴雨一般，整个阵地被浓烟垄罩。

阵地上又出现了横冲直撞的坦克，一排长组织两次出击均失利，8名突击战士全部被坦克射中。危急之中，一排长命令集中火力射击坦克后面的步兵，自己用毛巾裹住四枚手榴弹，猛地窜出壕沟，时而匍匐，时而翻滚，向坦克扑去……

在这场血肉和钢铁的搏斗中，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有的连队生还人员所剩无几，重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因无法下撤，全被敌人的炮火和坦克碾碎，整个阵地到处是一摊摊黑红色的鲜血……惨不忍睹。但是，阵地上一面鲜红的旗帜，仍在冬日的寒风中猎猎飘扬。

铁路线上同埠、孟咸、沙帽园防线：

五纵13师35团政委张同新一直随三营行动。一天来他水米未沾，一颗紧缩的心一直提到嗓子眼上。此时三营虽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伤亡过半。正面进攻的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刚投过来的94军一个主力师，几道防线被突破，我军做最后顽强阻击，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混成一片。

忽然，从广安门方向冲出来一辆铁甲列车，车上机炮、机枪密集的弹雨像灼热的蜂群撕扯着我军阵地。顿时，阵地上被打得飞沙走石，如同刮沙尘暴一般，有的子弹甚至打到了三营侧后纵队指挥所的大砖窑上。

显然，这是敌人看正面攻不动，妄图从铁路突围。张同新命令：立即炸掉铁路！九连长带领战士上去了；三营长带领战士上去了，他们都被打倒在铁路上。装甲列车轰隆隆向我阵地急驶过来，眼看就要突破我军防线了，形势异常严峻。张同新一面组织火力射杀火车后面的步兵，一面请求纵队炮兵支援。此时吴瑞林在砖窑上目睹了一切，他果断指挥纵队炮兵向铁路实施覆盖射击，炸毁了路基，迫使装甲列车后撤。张同新随即率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击，突然，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他永远倒在了京郊大地上。

对于丰台的久攻不下，傅作义大为恼火，他训斥部下：“共军在丰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师兵力，留下预备队，用在前沿上顶多就是两个团，并且是多面防御，从兵力来讲，我大于敌……为什么拿不下来！”

颓然而立的部下们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迷茫，现实使他们在傅长官面前做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最后只能无奈地说：“共军的部队士气太盛，异常勇猛，当兵的根本拿死不当回事，国军实在敌不过他们。”

正当五纵在丰台与敌激战时，野战军领导为减轻丰台五纵压力，急令韩先楚率三纵火速攻占南苑机场，顶住了敌人一个师的进攻。

傅作义在丰台屡战屡败，南苑机场又丢失，攻击丰台的部队处于我军两面夹击之中，深感气数已尽，便以“共军顽强，我军疲劳，不宜再攻”为由，把部队撤回到了广安门内。

丰台阻击战胜利结束，吴瑞林率五纵这个“小老弟”在“四野”大哥哥面前打出了威风。

丰台阻击战的胜利，受到中央军委和“四野”的表彰，纵队多人被授予“毛泽东奖章”和“战斗英雄”称号。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说：“五纵完成了军委原准备交给两个纵队去完成的任务，提前50多小时截断了平绥、平汉、平津铁路和公路线，兵贵神速，进攻打得好，防御也打得不错。敌人在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掩护下，一天内多次反击丰台，最多一次使用了6个师，你们都顶住了，真不简单啊！而且你们一个纵队一次战斗中就缴获敌人106辆坦克，到目前为止，在全军也是少有的呀！”

丰台阻击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平津前线部队。随着敌35军在新保安被华野围歼和天津战役的胜利，穷途末路的傅作义，终于万般无奈地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平津战役后，1949年1月底，五纵奉命进入涿县、良乡地区进行整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四十二军，吴瑞林任军长。

3月中旬，吴瑞林奉命到北京饭店,“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交给他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授命四十二军负责护卫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

接到任务后,吴瑞林深感责任重大,回到部队住地后立刻做了精心部署。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位中央领导率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

这一天春风和煦，阳光明媚，20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我军沿途护卫，当晚在部队住地宿营。部队腾出最好的房子,火炕烧得暖暖的。为加强戒备,这天晚上,吴瑞林和师领导亲自代班,一宿没睡，岗哨全部由团、营、连级干部担任。

那天的晚饭是大锅的鸡丝挂面,热气腾腾的。马上要进北京了,大家心情格外的好。朱德总司令吃得满头大汗，高兴地说:”真香啊!好长时间没吃这东西了。”

完成护送任务后,吴瑞林又率42军汇入了解放全中国南下大军的洪流中。

四野是怎么炼成的——刘亚楼在四野

留苏生涯

1937年４月初，身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训练部长的刘亚楼（入校前为红一军团２师师长），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被选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刘亚楼告别了“抗大”和怀孕的妻子员凌漪，与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杨至诚等人一起，经甘肃、新疆，踏上了赴苏学习的行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刘亚楼成为红军时期为数不多的赴苏军事留学生之一。

伏龙芝军事学院院址在莫斯科，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也是研究诸兵种合成作战的科研中心。

学院对学员要求极为严格。除了要求学员具备优良的军事素质与实践经验外，还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基础，而刘亚楼初中还没读完。于是入学后，一切都要从基础补起。超负荷的作业使他深感学习的繁重和艰难，然而更为困难的还是语言不通。初到苏联因语言障碍，刘亚楼吃尽了苦头。

刚入校，刘亚楼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当时苏联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十分匮乏。手术前医生征求他的意见是否需要麻醉？因为说的是俄语，他听不懂，两人就用手势比划，但是，麻醉不麻醉是很难用手势比划清楚的。刘亚楼先是点头，又感不对，赶忙摇头。医生自然懂得摇头不算点头算的道理，以他最后摇头为态度，把他抬上手术台，将他手脚定在手术台上，实施了开腹手术。刘亚楼痛得死去活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在极其恐怖的气氛中完成了手术。

术后修养，病榻上的刘亚楼嫌枕头太薄，用手势比划着请护士小姐帮忙增加两个枕头，护士小姐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要求和她一起睡觉，于是哭哭啼啼报告了护士长。护士长大怒，冲进病房训斥刘亚楼。不管刘亚楼怎样比划，护士长还是认为中国留学生就是要和她的女护士睡觉。

这件事闹到院长那里。幸而院长初通汉语，他到病房看了刘亚楼的比划并听取了他的说明，才平息了这个“桃色”事件。

这两次“误会”使刘亚楼痛下决心，攻下语言关。

出院后，他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学习。他起早贪黑，利用一切场合与苏联人练习俄语发音，用俄文背课文、记单词，在很短的时间里，刘亚楼就能熟练地用俄文对话，并能记录，为学习军事理论打下良好基础。

在校期间，刘亚楼在提高军政理论水平的同时，更多的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嘱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支持我党的政治路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指挥管理经验，追踪外军发展动向，同时，结合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在学校组织的学术研究和课题演练中，刘亚楼富于谋略，善于组织的作战能力博得师生们的赞扬。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以突袭方式入侵苏联。9月底，刘亚楼等中国学员依照苏军总参谋部的安排，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他化名萨沙，被授予少校军衔。伟大的卫国战争是社会主义苏联最严重的时期，刘亚楼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随着严寒降临，身处南欧的德国军队因缺乏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明显削弱。刘亚楼及时向苏军指挥部建议，针对德军弱点，利用严寒大规模聚歼敌人有生力量。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障碍。后勤运输应有别于德军，采取机械化与非机械化结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渠道保障战争物资及时到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由擅长冬季作战的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对德军反击。

刘亚楼提出的作战方式受到苏军统帅部的关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这种方法切实可行。苏军高层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都被他谢绝了。

1943年夏，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在军区机关做见习参谋工作（苏军规定，在苏联服役的外籍军人只能当参谋，不能当主官），同时对“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军区步兵独立第８８旅）的军政训练进行指导。为使军政训练收到实效，刘亚楼亲自动手，先后编写了《中共党史》、《红军长征史》、《西安事变》、《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意义》以及《中国地形》、《正规战》等教材，并亲自施教，全面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留苏生活中，刘亚楼付出了艰辛，经受了磨炼。

1945年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８月９日凌晨，百万苏军在长达4000余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海陆两方面分四路进入我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值得一提的是，由刘亚楼负责训练的“抗联”教导旅组成了四十一支先遣小分队，作为攻击部队的向导，引导苏军进入中国。而在这个旅的朝鲜同志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吴振宇、金一、朴成哲等回国后，均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人。此时的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８年的祖国。

走马上任

1946年，我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四平保卫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但部队也有较大伤亡。因为没有根据地，加之力量悬殊，我军主动撤出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６月，根据中央决定，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新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会议，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开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兵力剿匪，加速了根据地的建设。各主力部队也迅速得到补充与扩大。此时，经罗荣桓推荐，中央军委批准，学成归国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原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主管军工生产。

刘亚楼上任后便抓紧时间熟悉情况。他感到，虽然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部队已经有了司令部，但司令部组织机构和业务很简单。当时司令部的干部都是由关内各根据地调到东北的部队临时抽调的，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虽然有工作热情，但思想作风、工作经验均有差异，且普遍业务素质较低，组织很不健全，分工也不明确。司令部机关的几个主要部门特别是情报和通讯基本处于敌情不明、上下不通的状态，工作比较被动。

刘亚楼认为，司令部要适应复杂的战争形势，适应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必须健全组织机构，加强业务建设，提高作战指挥的能力。他首先抓了情报部门的组织充实和业务建设。把关内来的、凡是做过情报工作的干部集中起来，成立了技术侦察部门，加强了司令部的侦察队伍和技术训练。这一手抓得及时，抓住了要害，收到了实效。在以后的三下江南，夏、秋、冬季攻势及辽沈、平津战役中，情报部门能及时提供敌情动向，使各级指挥员能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完成围歼敌人的任务。

同时，他在司令部设军务部门负责兵员补充，装备调配（还监管干部的调配）；设训练部门（当时主管作战经验的收集、总结、推广等）和地图科，在哈尔滨地段街办起了一个印刷厂，很快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下发各级指挥机关。为了加强地图科建设，刘亚楼报总部批准，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以从伪满接收过来的技术人员为骨干，在勃利县成立了测绘学校（解放军测绘学院前身），解决了绘制地图的专门人才。

他还狠抓通讯部队建设。当时通讯部队来自全国各根据地，通讯器材、技术人员、报务员严重匮乏，加之现有器材规格不一，人员技术参差不齐，工作纪律也很不严格，直接影响了战场指挥。

刘亚楼知道通讯部门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工作，组织新的通讯网络，严肃通讯纪律，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快建立了一支得心应手的通讯队伍。

与此同时，刘亚楼根据领导层的分工对当时部队的工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作给予指导。他任东北航校校长期间（这时他还兼任俄文学校、参谋学校校长），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埋头苦干，提出“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为我军空军建设培养了人才，保留了骨干。特别在炮兵建设方面，他全力支持朱瑞司令工作，在炮兵使用和步炮协同作战上花费了大量心血，经他不懈的努力，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得到迅速发展。

在司令部业务建设方面，刘亚楼为培养充实基层参谋人员，从部队抽调了100名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的连排干部，连同司令部原有的参谋人员，在哈尔滨连续办了三期参谋集训队，每期六个月，他多次亲自授课。每次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发结业证书。这些经过培训的参谋人员，均成为后来部队参谋工作的骨干。

刘亚楼的参谋长工作非常辛苦繁忙，为了弥补学习材料的不足，他利用夜晚休息时间，亲自翻译了俄文版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下发到民主联军团以上司令部，参谋人手一册。尽管苏军参谋业务与我军司令部工作不尽相同，但在当时环境下，这部条令对规范司令部业务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刘亚楼很注意根据战局发展变化，收集总结参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意见。司令部机关的工作直接面对首长和部队，责任重大，繁琐细致，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在频繁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由于思想工作跟不上，一些司令部机关人员不安心工作，嫌机关发展慢，级别低，要求下部队。个别人甚至说什么“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根据这些反映，刘亚楼一方面做思想工作，一方面采取措施注意解决实际问题，保证了参谋人员的相对稳定。

建设有头脑的领导机关

1947年夏季攻势历时50天，东北民主联军歼敌８万余人，收复县城42座，解放敌占区16．6万平方公里，控制铁路线2500公里，使中长铁路陷入瘫痪。东北战场战略主动权发生了转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刘亚楼建议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刘亚楼主持会议，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到会同志的批评和建议，然后根据参谋人员反映的“四多四少”（使用多培养少、批评多表扬少，碰钉子多撑腰少，任务多级别少），从思想教育入手，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建议下，师以上司令部建立了直属政治机关（目前我军仍沿用），以加强对参谋人员的思想领导；明确参谋人员的行政级别，以适当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生活待遇；对一些不重视参谋工作的领导进行了批评。此举调动了参谋人员的积极性，稳定了司令部机关队伍。

随着夏、秋、冬攻势的胜利，东北部队开展了以“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１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东北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一参谋长。３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召开了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军区所辖纵队、师两级参谋长及纵队、师司令部作战、侦察、通讯、管理、机要科长近300人参加了会议。刘亚楼对当前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总结，即：集中行动与作战规模越来越大；攻坚战比运动战增多；战斗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增强，战役的空隙时间变短等。以东野总部确定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主题，从三方面（情况、任务、几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分21个专题做了报告，使各级司令部为今后的作战任务做好充分的精神物质准备。

刘亚楼在日常工作中很注意培养司令部机关的工作作风。他强调工作效率，厌恶办事拖拉，要求各部门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对部队提出的问题要有问必答。作战指挥部门要密切协同，尽量减少工作环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通过严格管理，“东野”机关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首长下达命令，作战部门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就通知机要部门做好译电准备；机要部门当即通知电台沟通与有关部队的联络。在大兵团的运动战中，上级命令能迅速传达到部队，对捕捉战机、保证战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在战斗、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刘亚楼将司令部有关科长派到首长处值班，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增加工作主动性。他还非常注意及时地向有关方面通报战况，以取得各方的配合与支持。当时东北局在哈尔滨，“东野”司令部在双城，刘亚楼要求作战部门每天必须将战况和首长作战意图复写后送东北局和政治部主任谭政，使各方面工作都能与前线密切配合。

刘亚楼在部队建立了正规的报告制度。每到一地必须报告自己的位置和当前的情况。他要求司令部作战部门必须做到对每个部队（当时要求到师和个别执行重要任务的团）的时间、地点、在做什么要随时掌握，否则就是失职。因此，参谋人员把部队位置及时标到“东野”作战指挥用的地图上，做到有问必答。由于我军由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转换为大兵团运动战，一些部队难改游击习气，开始有不少人对这种报告制度很不习惯，部队情况经常迟迟不报，影响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刘亚楼与这种不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规定，各部队作战部门每到一地，首要任务是给电台选择位置，架设电台与总部联络，报告自己的位置，包括部队行军过程中的休息也要这样做。不及时报告，参谋长就要负责任。经过半年多的要求，甚至对个别屡教不改的参谋长指名道姓地批评，才使“东野”部队养成了良好的报告习惯。

在作战指挥上，他不愿过多干扰上级，但发现问题就及时提出。如辽沈战役中，华北敌人向葫芦岛增兵，在“攻锦”问题上林彪曾一度产生过顾虑，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想回师长春。刘亚楼觉得不妥，他及时找罗荣桓政委商量，然后一起提出意见，林彪很快改变了决心，将原先电报作废，继续决定攻打锦州。

他对“东野”的战术原则，能根据作战实践和部队需要进行总结归纳。譬如当时城市攻坚战如何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织有效的战斗，我军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他根据一些部队成功经验提出了“四组一队”（爆破组、突击组、火力组、支援组、战斗队），提醒部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必须根据敌人的防御特点严密组织。这个提法，作为一项战术原则，被“东野”在攻坚战中广泛使用。

刘亚楼在指挥中善于通过对小问题的发现，看到战术运用的重大原则。他非常重视炮兵使用的一般原则、火力组织、协同动作，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解示范，指导部队运用于实践。但他更重视对炮兵战术技术的具体运用。一次“东野”派一加农炮连对松花江陶赖昭铁桥头的坚固碉堡进行轰击。刚开始炮兵按教程规定做较远距离射击，效果不理想，后来炮兵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将大炮推到离敌很近的距离上，从炮膛内直接瞄准射击，命中率一下提高50％。他抓住这个典型战例，提出我军炮兵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尽量抵近射击。这项要求在“东野”以后的攻坚战中起到重要作用，部队也确实尝到了甜头，并在实战中大胆发挥。在锦州、天津攻坚战中，我军炮兵通过堑壕迫近敌阵前沿，有的大炮甚至接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上直接瞄准轰击，不仅大大提高了命中率，而且节省了弹药，更重要的是给予敌人心理上的震撼。敌人惊呼：“共军的仗是怎么打的，大炮都顶到我们脑门上了。”我军将士则欢呼：“我们的大炮上刺刀了，炮兵万岁！”

对辽沈战役发动的战略佯动和隐蔽伪装，刘亚楼知道司令部做了大量工作。对于部队开始行动时间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组织了十分逼真的无线电佯动和无线电静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挥各部队用原有电台在原驻地正常工作，给敌人以“东野”尚未行动的错觉。而各纵队携带新的电台，夜行晓伏隐蔽地向锦州开进，在到达指定地点前不准出现空中信号。在东北我军控制区频繁放出攻打长春的信号，少量围困长春的部队晚上向南、向西、向东运动，白天又回头向长春开进，暴土扬尘，给敌人空中侦察造成我军继续向长春集结兵力的错觉。对铁路运输也做出周密安排。南进部队白天分散在小站上待避，夜间则鱼贯前进，向北开的都是部队运到后北返的空车。“东野”前线指挥所9月21日乘火车从双城向前线开进，为造成敌人错觉，火车先向北开哈尔滨，经短暂停留后，向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然后掉头西返，经齐齐哈尔、白城子南下。在锦州战役打响前，许多部队都不知道具体任务，直到大部分部队已到锦州城下，总部才发布协同命令。而直到兵临锦州城下，卫立煌、范汉杰才蓦然醒悟“东野”的意图。这不能不说明刘亚楼严密的组织工作，隐蔽了战役企图，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城市攻坚战

攻克天津之战，我军气势如虹，摧枯拉朽，只用了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创造了我军攻坚战斗中时间最短、歼敌最多的典型战例。而刘亚楼战前在天津杨柳青巧施迷魂阵，造成陈长捷判断失误，更将大战前的序幕衬托得风生水起，绘声绘色，也为他的军事指挥生涯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战役初期，在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的问题上，“东野”指挥部与中央军委曾有过一段权衡利弊的过程。

1948年11月2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52天，结束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了把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就地歼灭，11月18日18时，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接电令后，“四野”立即做出反应。一个完整严密的、百万人马多路梯次入关的命令有条不紊地传达到各纵队。四野官兵鞍马未卸，便匆匆告别硝烟未尽的白山黑水，各纵队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迅速的奔袭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地区。在华北野战军配合下，提前24小时完成了中央军委合围平津的部署，将傅作义集团60万军队紧紧包围起来。

为了防止京津敌人从海陆溃逃，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而且要快。”作为平津战役全局，这种部署无疑是正确的。四野根据军委命令火速部署第七、第二、第九纵队共10个师兵力夺取塘沽、大沽、封锁出海口。但是，在执行命令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塘沽，位于渤海湾，距天津约45公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平津国民党军队出海的唯一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天津，傅作义将两地划为一个守备区——津塘守备，由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任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根据塘沽的特殊地形，在塘沽、大沽之间的纵深地区屯兵5万,将自己司令部设在“重庆号”巡洋舰上，由国民党第一舰队十数艘舰船，组成庞大的海上集群协同防守，攻可增强机动火力，退能提供必要的掩护和运输。

塘沽地形开阔，海沟纵横，盐田冬不结冰无法徒涉，兵力很难展开，且无险可守。四野七纵进行试探性攻击伤亡很大。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人，自己伤亡600人。七纵一部配合二纵攻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人，自己伤亡400人。二纵、九纵趁海水退潮构筑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部队对大沽守敌攻击，敌人火力密集，又遭海上敌舰炮火拦阻轰击，部队在没有任何工事屏障的情况下攻击，伤亡惨重，多次突击均未成攻。这种得不偿失的消耗仗打下去，无疑会延误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四野”指挥层感到巨大压力。此时，身为参谋长的刘亚楼主动提出，亲自去一趟塘沽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情况。

冀东的岁末，寒风呼啸，黑沉沉的天空飘着大雪。刘亚楼率领特种兵司令萧华和作战人员踏着泥泞向塘沽艰难前进。到达前线后来不及休息便立刻召开会议，认真听取各纵队领导汇报。随后，他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到实地勘察。

展现在刘亚楼面前的是广阔无垠、无遮无拦的滩涂，灰蒙蒙的天空下，纵横交错的沟渠与未冻结的盐田，一直延伸到海边。远处的海面上，隐约能看到正在游弋的敌军舰。这仗怎么个打法？刘亚楼在冷静思考。通过和纵队领导研究，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海中形成。

回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他立即向“四野”总部汇报。他认为：“在这样复杂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人指挥部已搬上了军舰，我们不能对敌人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会使天津之敌突围，不但费力费时，还会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四野”总部经过谨慎思考，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随即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两沽战斗甚难达歼敌目地，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拖平津作战时间……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方面防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在我军未攻击之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中央军委经客观分析，当日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在红军时期就带领部队打过不少恶仗、硬仗，一提起作战就有种兴奋感。他渴望自己能够重上第一线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这时机会来了。他主动向林彪请战：“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了，我从苏联回国后还没有指挥过大的战斗。这次打天津，能否派我去执行任务。”在得到林彪同意后，“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刻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

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2日，4天之内，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将天津围得水泄不通。

攻击天津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攻坚战。天津外城有护城河，市内河渠纵横、地形复杂。陈长捷在日伪时期建立永备工事的基础上，又新建筑了大量的城防工事。在天津周围设置了35公里的无人区，布设了大量地雷。为了阻止我军进攻，敌人关闭了海河入海口的水闸，提高了护城河的水位，并且每日以千人计在河上破冰以防河水结冻。

根据天津整体的地形，南北长，东西窄，海河横贯市中间的特点，他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钢桥会师，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经“四野”总部上报，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

要迅速克服各种障碍，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各兵种的协同动作至关重要。刘亚楼多次亲自抵进侦察，并根据部队的准备情况，制定出《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下发部队进行反复演练。他发动部队集思广益，研究通过护城河的各种办法。坦克兵纷纷表示，把坦克直接开到护城河底，在坦克顶上搭木板建桥，用自己的牺牲为战友铺架通向胜利的道路……一纵就地取材，创造了一种芦苇桥，浮力大容易架设，经试验，三分钟可以冲过去一个连。刘亚楼知到后非常高兴，立刻开会推广，组织部队演练。攻津部队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练兵活动，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一起怒吼，千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城垣，数十辆坦克迎着弹雨隆隆出发，跨沟越壕，冲向突破口……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正确，兵力炮火集中准确，战斗动作熟练，仅用29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天津，全歼守敌，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军委限令３天）。

天津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步、炮、坦、工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实兵演练。炮兵、坦克兵之多，工兵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堪称解放战争之最。34万大军熟练的节拍、默契的协同和无比英勇的气概一气呵成，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现代化战争画面。天津战役是刘亚楼在结束几十年陆军生涯的最后一次成功佳作。

离开“四野”，受领新任务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任务。

1949年5月，已是“四野”十四兵团司令的刘亚楼正准备随军南下，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去见毛泽东主席，受领新的任务。一到主席驻地，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上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样？”刘亚楼因没有思想准备，怕干不好，略显出犹豫。毛泽东用手点着刘亚楼的脑壳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于是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与刘亚楼进行了彻夜长谈，从南昌起义中国革命的艰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化战争对空军的厚望……最后主席深情地说：“过去搞空军我们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一定要搞好。”在毛主席的开导下，刘亚楼放下包袱，决心在实践中边学边干。于是，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第四野战军，踏上了组建人民空军新的征程。

柯柏年百年

他是我党一名老党员，曾与张太雷、彭湃、周恩来等参加过我党早期的革命斗争；他没有留过洋，但他的英文水平却得到周恩来、朱德这些留洋学生的首肯。毛泽东曾对下面的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他翻译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曾为许多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启蒙；他又是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在他的一生中，参加了我党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他一辈子好读书，嗜书使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嗜书使他从虎口中逃生；嗜书使他淡泊名利、追求平常。党内党外的同志均尊他为柯老。他为后人没留下什么遗产，除了书，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境界。笔者与柯柏年生前多有接触，对老人言行举止感受良好。在他百年之际，回顾柯柏年一生中几个片段，以表追思与怀念。

顽童李春蕃

柯柏年1904年5月26日生于广东省潮州市刘家巷，原名李春蕃。在他刚满一岁时，被抱至婶母处喂养，从小与堂兄弟一起长大。

李春蕃从小聪明、胆大，生性顽皮，招猫逗狗无所不及。月黑风高夜，他常在巷子里装神弄鬼，把其他孩子吓哭。有时长辈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时，他会从背后给他们一拳，把大人吓一跳。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怕，大人们对他无可奈何。这种顽皮性格在他的晚年，家人从他身上都能感受到。对自己的孩子，他以友相待，平和、随意，孩子们都愿与他交流。

然而，顽皮的李春蕃读书却非常认真。他在入小学前就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朱子家训》。６岁进城南小学读书。各门课程均为甲等，深得校长、教师喜欢，也被同学和李家兄弟尊重。国文教师还专门为他选择教材，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古人那种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楔入他幼小的心灵。

李春蕃自幼爱书，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定要设法弄到手，大人给的零花钱几乎全部拿去买了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收藏书是他最大的嗜好。对《孙子兵法》、《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他非常喜欢。特别对《三国演义》更是烂熟于心。高小时，他曾以《三国演义》的内容自拟题目《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写了一篇作文，深得老师称道，并作为范文在校展览。

城南小学高小就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教学耐心，使李春蕃自小对英语怀有浓厚兴趣。据他自己讲，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学好英语，将来到外地去“留学”（当时潮州学生把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读书都叫留学）。

高小毕业，他考上汕头岩石中学。这是所美国教会学校，学校的英语老师是一位中年美国小姐。因李春蕃入学时就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笔译能力也不错。见到学校有美国人，就主动用英语与她对话，深得英语老师的喜欢。并叫他去自己家里玩，请他吃外国东西。李春蕃也从家中带些潮州特产送给美国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许多英文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加利弗游记》、《金银岛》等。他喜欢数学、物理，爱解各种难题，但最出色的还是英语，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喜欢英语，使他爱上翻译工作，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汕头读中学的李春蕃一下子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辩论，此时他已感到潮汕的世界太小，急需到外面见见世面。他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哥李春涛（国民党左派）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了同是教会学校的上海沪江大学。

一个学期结束，家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为了能继续读书，他向校方申请半工半读。好在校长和老师对他早有好印象，立即批准他在教务处当抄写员。白天读书，晚上工作两小时，星期日半天，可免交学费和伙食费，每月还有些零花钱用。为了能多挣些零花钱，他开始翻译英文短篇故事向报社投稿。他弟弟李春纬曾回忆，那时哥哥生活很苦，上海沪大是个有身份的地方，学生个个西装革履，而李春蕃只有一件灰布长衫，在人群中非常扎眼，看上去好像黄包车夫……有一次，趁天色昏暗，他把铜板涂成金色去买饼吃。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心之一的上海，李春蕃有机会接触许多新生事物。这段时间他读了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深刻教育。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用“李春蕃”、“马丽英”等名字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并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农业税的意义》，考茨基《社会革命论》等文章。在对各种思想、主义进行学习研究后，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李春蕃翻译的左派文章受到校方关注，被取消了半工半读资格，而后又以闹学潮为名将其开除。

他转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上海大学实际是共产党办的，多数学生思想左倾，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时一间宿舍挤住数十名学生，李春蕃与张太雷同睡一张两层架子床，当时在校学习的还有李硕勋、陈伯达、康生、杨尚昆等。同时他参加了张太雷发起的“非基督教同盟”，从而认识了张太雷、王一知（张太雷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和他的弟弟瞿景白。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是上海大学兼课教授，两人是同乡，又都是留俄同学，英文、俄文都非常好，李春蕃经常向他俩请教，因此接触到更多的俄文版的马克思读物。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李春蕃首先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由张、瞿二人介绍，在上海书店出版（上海书店是共产党在上海开设的书店）。

上海大学革命气氛浓厚，而李春蕃就读的社会学系更是如此。系主任瞿秋白经常邀请李大钊、章炳麟、李春涛等知名人士来讲学，阐述革命道理。1923年秋，李春蕃在杨之华（后成为瞿秋白夫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俄为师风气日盛。这段时间，李春蕃翻译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文译出后发表在《觉悟》上。据柯老生前回忆：“马克思自己写的著作比别人写的介绍性著作更容易懂、更有吸引力，因此我萌生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念头，翻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英文水平的有效手段。”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1925年，广东革命轰轰烈烈，彭湃领导的汕头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瞿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革命战争，李春蕃也辍学返回故乡，到澄海中学当教员。家乡的青山绿水和安静的教书职业，使他有了一个很好的译书环境，他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他收集了３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完成后将译稿寄到上海解放丛书社，自费印刷。该书头版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一印再印。这本书是他翻译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成为我党许多党员学习马列的早期读本。前驻日大使柴成文曾说：“我年轻时，接触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柯老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正是这本书的启蒙，才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黄埔军校在潮州筹建分校，蒋介石兼任潮州分校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何应钦任教育长（后代校长）。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分校政治部主任，王昆仑为秘书，借用潮州湘太马路李厝祠为校址。

担任黄埔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为分校的创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倾注了一腔心血。他不仅聘请黄埔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为分校的政治教官，还聘用共产党员李春蕃、国民党左派李春涛到校讲课。潮州分校自1925年12月正式开办到1926年底结束，共举办两期，为北伐军输送了800多名学生。他们在北伐军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或政治工作，参加了北伐历次战斗，有近200人伤亡。他们的名字载入黄埔军校同学荣哀录。

北伐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总政治部改为东江行政专员公署，辖潮汕地区。周恩来任行政专员，委任李春蕃为国民党澄海县政治特派员。1926年夏，他被调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1927年春，李春蕃回家奔父丧，抽空翻译了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刊登在《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上（刊头系周恩来题写）。同年10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刊出李春蕃所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全文。

两次虎口脱险，营救澎湃

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日后，何应钦之弟何辑伍在汕头发难。４月14日李春蕃的堂哥李春涛被捕（后被杀害），国民党随即到《岭东日日新闻》报社去抓人。李春蕃当时正在报社看书，听到门外喧闹，感觉情况不对，丢下书就往外跑，在门外被国民党截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机智答道：“送饭的”。摆脱了敌人的盘查，随即转身跑进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中他翻墙跳入一户人家。没想到这户人家正好是他的女学生黄启农家。黄见状，立即引他到储藏室躲起来。黄启农是一进步学生，她不怕危险、不怕劳累，对李春蕃照顾有加，使他倍感温暖。时间久了，情感有所发展，在澄海形势稍有缓和后，两人喜结良缘。

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李春蕃改名柯柏年，携妻逃往泰国投奔黄启农的哥哥。泰国是华侨较集中地区，当局为加强管理，有严格户口制度，柯柏年被通缉显然属黑户口。妻子怀孕临产，不敢上医院，无奈只得到书店买了本怎样助产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年轻，胆也大，买把剪子，煮锅开水，照书上的步骤，自己做了接生婆。”这样，他用自己的双手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

1929年初，柯柏年携妻辗转到上海，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为社联党组成员之一，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这年的１月７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在党内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瞿秋白、周恩来受到指责，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他们大搞游行示威，发动“飞行集会”，使许多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暴露在敌人面前。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被国民党查抄。1931年２月７日，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了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和冯铿等24名革命同志。随后，洪灵菲、应修人、潘莫华等革命作家也相继遇难。敌人去逮捕柯柏年时正赶上他去逛书店，得知消息后迅速脱身。可以说是嗜书使他躲过一劫。

在上海，柯柏年直接受陈云领导，并参加了我党的特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掌握敌人动向，反奸除奸，营救同志等。

1929年８月24日，彭湃等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召开江苏省军委会时，由于其警卫员白鑫的叛变而被捕。在陈云领导下，特科组织了营救工作。８月29日，彭湃由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押解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特科采取了行动。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运到的短枪枪管里塞满了黄油，不能打响，在找煤油清洗枪械时放走了囚车，劫狱失败。８月30日，彭湃遇害。彭湃与李春涛都是柯柏年的同乡、学长、革命的领路人，每每说起这次失败的营救，柯老都有说不出的懊悔和难过。

按说，特科的同志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并担负极其艰巨的营救和除奸工作，个个理应百步穿杨且身手不凡，但柯柏年根本看不出有这方面特长，一介书生模样。他的孩子们说柯老挎了几十年枪，可能根本不会放！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清缴社会私存枪支时，柯老将自己珍藏的一支毛瑟（驳壳）、一支白朗宁上交给了组织。

白区的中央遭到致命打击，党的中央机关已无法在上海生存，被迫转入江西根据地，“中国左翼文化界联同盟”也转入地下。这段时间，柯柏年东躲西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极其艰难。他出身书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做工务农都不行。在泰国曾办过鸡场，因发鸡瘟，血本无归。此时只能以笔为生。1932年４月在上海主编《研究》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其间为了生存，他自学无线电技术，试图开个电器行谋生，最后也不了了之。

参加延安整风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于1937年初由陕西保安（今志丹县）迁往延安，中国革命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柯柏年北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转到中共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院长，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洪文涌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任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师哲任俄语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任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心如任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等。

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了：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张闻天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兼该部主任。他规定，翻译人员每天至少译汉字1000字，每千字可得稿费边币一元钱。

1942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风》报告。28日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至此，以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与其相连的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为标志的延安整风开始。

整风学习刚开始很正常，柯柏年、吴黎平、艾思奇、张仲实等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完稿后交毛泽东审定，并作为整风学习材料之一在延安出版，在各解放区大量印刷。大家认真学习文化，研究党的政策、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一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然而，这场整风运动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2年６月２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由于康生回国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干的一部分权利，且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他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与王明路线斗争的样子（在莫斯科他是王明忠实拥戴者，曾高呼过“王明万岁”，延安整风却摇身一变成为反王英雄），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又作为审干重点，把矛头指向一些老同志。中央研究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老共产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在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歌舞升平，与战时气氛不协调，便在《野百合花》中以“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对这种现象做了尖锐讽刺。

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利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口实，王实味为此受到批判，被打成托派分子。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与王实味一起做过翻译工作，自然也逃脱不了关系，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判。一些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批斗会天天开，会场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根本不让人辩解。后来甚至发展到无中生有、恶意诬隐。康生甚至说：“谁主动揭发，就奖励他一双皮鞋。”这在物质匮乏的延安，对一些意志薄弱者无疑产生巨大吸引力。还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表现出双倍的忠诚。搞得研究院人人自危，一片怨气。

延安整风是对柯柏年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创，困惑中他打算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了。尽管后来毛泽东出面，提出整风是为了明是非，长见识，不追究个人责任，压住了康生那一套，但还是深深挫伤了柯柏年。一次在王家坪，毛泽东见到柯柏年时对他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柯柏年苦笑道：“再也不搞翻译了。”此后，除了上级交办，他的译作就很少见到了。

参加中央外事组和军调处工作

1943年７月，美军为对日作战需要，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进入延安。当时美国是我们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同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与美方商谈，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组长是杨尚昆，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

这个小组也是我党早期的外事机构。在工作中柯柏年与美军观察组较好地配合，并与谢伟思和戴伟斯等军官成为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谢伟思入主美国国务院，协助尼克松在中美建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新书运到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运了哪些新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柯柏年将该书中文译稿交毛泽东，其他书的译稿和毛泽东交还的译稿则由柯柏年安排运往重庆，再由重庆有关人士安排出版。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达成避免军事冲突的协议。为执行协议，1946年１月北平成立军调处执行部。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负责人是罗伯逊、郑介民和叶剑英。柯柏年任我方新闻发言组负责人。由于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军调工作一开始就充满尖锐斗争。

1946年３月３日，天气晦暗，立春快一个月了，豫北新乡依然春寒料峭。这天下午两点，新乡西郊机场突然呈现热闹气氛，彩旗飘扬、锣鼓铿锵、鞭炮劈啪。原来，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在河北永年进攻解放区没占到便宜。于是借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到新乡视察之机，新乡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组织了一帮人，冒充“永年人民代表”向马歇尔请愿，企图把破坏停战协议的罪名栽赃到共产党头上。

马歇尔刚下飞机，就被一帮人围住。他们高喊：“我们向马帅请愿！共产党破坏协定，在永年杀人放火，杀死了3000多人！”这喊声一下子招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中共新闻发言组代表柯柏年上前质问：“你们根据什么说共产党杀人放火？！”

“我是永年人，亲眼看到的。”一个代表自鸣得意地回答。

柯柏年一眼看出这位“代表”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副官，于是讥讽道：“喂！这位先生，昨天我们还见过面，你什么时候跑到永年当上‘人民代表’了？”

“我……”这位代表脸顿时红得像猴屁股，再也不敢吭声了。

接着柯柏年问：“你们说共产党在永年杀死了3000多人，这数字从哪里来的？！”

“是长官告诉我们的。”一个“代表”挺着胸脯回答。

“你们长官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数字？你们到底是永年的‘人民代表’，还是国民党政要的代表？！你们不要再闭着眼睛造谣了！”

……

“哈哈！哈哈哈哈……”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

这个局面太尴尬了，马歇尔的脸拉得长长的，面色灰得就像晦暗的天气，他顾不得与国民党政要打招呼，匆匆爬上飞机离开了现场。

这样精彩而不夸张的场面，在电影《停战以后》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板门店谈判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二战”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而导致朝鲜南北两方对立激化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新中国推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部队大批北调，使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良机，国家未能统一成为我党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终身遗憾。

1951年夏，朝鲜战争逐渐将战线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做较大的推进，战争处于僵持状态。交战双方的代表先在开城，后在板门店举行谈判。朝中方面中方代表是邓华和解方。朝方代表是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中将。根据中央要求，外交部为中方代表配备了一个幕僚班子（二线班子），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负责。这个幕僚班子不上谈判桌，在幕后为中朝代表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李克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有很严重的肺心疾，多次发作。中央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持，1951年11月决定派伍修权去接替他的工作，同去的还有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原因很简单，中央认为，让一个和美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去谈判，柯柏年具备这个条件。

在去开城途中却险象环生。当时正处在“绞杀战”期间，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手中。美国飞机整天侦察投弹扫射，白天根本没法行动，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开进。为了不被美国夜航飞机发现，所有的车辆都不准开灯，只能摸黑慢慢开。越接近前线，道路越难走，来望的车辆也越多，许多军车司机把车开得又快又猛。当柯柏年等人的吉普车正摸黑紧张行驶时，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迎面扑来。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就在两车相撞的一瞬间，小车司机把车头向右猛拐，大家只觉得身下一颠，吉普车腾空而起。就在车体反扣的一刹那，几个人一起甩了出来。那股力量不小，要是摔在石头或树干上，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流。可巧得很，几个人扑通扑通几声竟被抛在一个大水坑里。爬出来一看，谁也没受伤，只是弄脏了新做的制服。大家一起动手，把扣过来的车子翻了过来，一试车，竟然一点没坏，真是喜出望外，急忙爬上汽车向目的地前进。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中美谈判断断续续。我方代表根据战局的发展，建议党中央要注意我们党内和兄弟党（苏联、朝鲜）对战争流露出盲目乐观、迅速求胜的错误思想。提醒党中央要清醒地看到，经过五次战役后，我军身心疲惫，战线过长，没有海空军队的掩护，如一味南下，很难扩大战果，甚至还会导致美军二次仁川登陆的恶果。这些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1953年７月，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反右不利，被调离大使岗位 “文革”初期没受保护

1954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1955年至1965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包括为我国“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柯柏年还曾陪同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8年，国内在搞“大跃进”，对外宣传口的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质疑，如“亩产几十万斤；钢铁产量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等。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形象。柯柏年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如实向国内做了报告，还谈了自己的看法，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

这原本是大使职责范围内的事，意见本身也是对的。然而当时极“左”思潮已在国内形势气候，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另外，也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这一任命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他多次对人说：“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愉快的。到底是研究机关，有时间看书，学术空气浓。我听到很多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外交部是听不到的。”

50年代，柯柏年对中苏、中美关系就有很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些看起来还与当时中央的宣传相悖。他认为，中苏关系交恶始于中苏“蜜月”期。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曾多次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但没能得逞。又从经济上打压中国。例如：当时卢布对人民币比价，官价是１：10，市场价是１：4。我国在与前苏联贸易中却一直用官价交易，这种明显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做法，使中国吃了大亏。但那时西方封锁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处境极无奈。

柯柏年认为，中美关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让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样两国在建交前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做很多事情；第二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尽快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护之列，当时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一次，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颇为得意地对孩子们讲，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的“死党”。我对他们说，我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王光美是我的“死党”才对呀！

1968年，周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来，但外交部并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也没闲着，看书、听唱片、解数字题、装半导体话匣子，他将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

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淅刻《九通》、《二十四史》（这些都是1949年进城在琉璃厂购得）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字、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柯柏年还有一个习惯，无论看什么书，经常有感而发在边边角角加批注。所以他看过的书往往布满了朱色和黑色的涂鸦。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文革”结果后，柯柏年改任外交部顾问。他翻译了周总理生前交办的澳大利亚作家麦克思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文译稿的审定工作，并被中国翻译工作协会聘为顾问。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柯柏年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建议十分尖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这两条建议是：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还要量力而行。在当时，柯柏年能提出这条意见是需要有经济学知识的。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的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他举了几个亚、非、欧国家的例子。

以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为例，中国政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文革”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1978年中阿关系交恶，中国被迫停止了全部对阿援助。

在此期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100多亿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高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元。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了，必痛得直掉眼泪。当中方人员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尔巴尼亚人员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成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每亩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需要。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凡是你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却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在此期间，阿国与我们也有少量的交换。在我们援建的纺织厂，他们用从埃及进口的棉花制成成衣硬卖给我们。下一次水，成人装便缩成了童装。他们生产的钻石牌香烟，连霍查自己都不抽（上海卷烟厂给他专门做烟），这种烟在我国１毛２分一盒，笔者曾抽过，一股生烟叶子味道！

就是这样，霍查还不满意，他白天对我们谈友好，夜里写日记却大骂中国。特别是中美建交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指责由影射到公开，大骂中国人和赫鲁晓夫一样坏！

在亚洲，为了支援抗美前线的兄弟，中国人民几乎倾其所有。一些没有装备部队的试验用车，参加完天安门阅兵便直接从丰台火车站装车运往越南抗美前线。回过头来，他们竟将枪炮对准了我们。

鉴于多年事实，柯柏年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党中央采纳了。

柯柏年离开我们近20年了。纵观老人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秉性刚烈，不随俗、不媚上，表里一致，敢于直言相谏。在政治上，他一贯独立思考；在学术上，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晚辈可以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虽九死，犹未悔——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有人说,回顾是为了缅怀。就我个人的情感和喜好,我更愿意从回顾中去追求一种感动,去品味人的内在品质。当好友孙照蒂来电话说:“写写我岳父吧,他的一生不寻常。”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走进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见到久病的欧阳老人,疾病已将他折磨得不成样子:瘦骨嶙峋,支枕而坐,说话明显气力不足。人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曾任协和医院院长、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的瘦弱老人,参军前不曾念过一天书,13岁便追随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负伤,九死一生,几乎亲历了共和国的所有战争。革命战争使他见证了我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将他培养成为著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欧阳启旭1919年7月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乡卢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靠父亲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和到矿山背矿维持生活。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围剿”部队重压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地区立足,即突破敌人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北根据地。

红军来到欧阳的家乡,带领百姓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穷苦人顿感扬眉吐气。欧阳的父亲欧隆浩受进步思想影响,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被大家推选为村长和赤卫队长。那时红军每到一地,为壮大实力都要进行“扩红”。卢家坝的赤卫队集体组建了一个红军连队,由欧阳的父亲任连长,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川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自从父亲随红军走后,家里的生活没有了依靠,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养活不了兄弟俩,便让他和哥哥去自谋生路。欧阳小小年纪就去背矿、打柴、扯猪草、上山放牛,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受父亲影响,欧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想法很简单: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当红军能找到父亲;当红军有饭吃。

1933年3月的一天,欧阳在山上放牛,遇见一支红军队伍开过,他将牛拴在树上,与同伴打了个招呼,就跟上了这支队伍,走了1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快活岭的小镇子上。部队开饭了,他就站在旁边看,实在饿极了,就跑到部队伙房门口蹲着。这时一个50多岁的红军老炊事员问他是哪里人,来干什么?欧阳说:“我想参加红军!”老炊事员给他盛了碗米饭说:“孩子,你太小,吃完饭回家去吧。”

吃饱肚子欧阳更不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他悄悄地跟在后面,半夜部队在一个村子宿营,欧阳也靠在一户老乡家的门上睡着了。清晨老乡一开门,他被摔到屋里去,着实把老乡吓了一跳。这时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看,哪里还有红军的踪影!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他又追了下去,就这样,13岁的欧阳终于找到了红军参加了队伍。

参军后,欧阳被分到红四方面军73师217团2营6连当战士。由于年龄太小,被分配给师首长当勤务员,每天做些打扫卫生、帮伙房买菜做饭之类的杂活。他个子太矮,给师长张才子备马鞍时还需踩着凳子上才行。

1933年10月,部队进攻万源县高皮寨,刚刚占领寨子,敌人的飞机和炮弹就跟了过来,一阵狂轰乱炸,还使用了当时罕见的燃烧弹。寨子里一片火海,许多战士被炸死烧伤。欧阳后脑勺被严重炸伤。浑身是火,他就势趴在水田里才将身上的火扑灭。至今,在他后脑勺还留着深深的伤痕,不长头发。他的团长陈锡联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掉了一个手指头。

受伤的欧阳住进了师医院治疗。当时红军医院非常简陋,全班人马也就是一个班长带五六个卫生员、看护员;基本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工作,之后伤员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自身的,恢复能力了。那时,许多重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欧阳年轻,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就回部队了。这时部队要南征,策应主力北渡嘉陵江,师长张才千说:“欧阳这个小鬼蛮乖巧,只是年岁太小,去学医吧。”当时欧阳并不知道“学医”是干什么的,就被稀里糊涂送回了师医院,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培训,学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和战场应急救护常识,便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1913年9月,部队离开根据地进行南征,当时欧阳只有14岁,已是红四方面军10师31团3营卫生班长了。部队强渡嘉陵江后,遇到敌人主力,打了一场恶仗,牺牲了许多同志。经过急行军,由绵阳的梓潼经油江到了懋功。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部队昼夜都在急行军。大家不知道往哪去,只知道一味往前赶路。后来部队进入了藏民区,只觉得周围山高陡峭,地势险要,经常有山石滚落,塌方处处可见。但有时也会经过景色很美的地方,一天部队经过了被誉为旅游圣地的九寨沟,只因军情危急,大家无暇顾及罢了。这时,欧阳他们不知道,除了敌情,红军正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1935年6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毛泽东、朱德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突围,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到达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8个多月的搏杀,此时的中央红军实力已大不如前。按朱德的说法:一方面军过去是个巨人,现在全身筋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8个月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人数约9万,仅湘江战役就折兵—半。一路上转战数省,在敌人重兵层层围堵中杀出一条血路。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到达懋功时剩下不足1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每支步枪平均不足5颗子弹,几乎走到绝路。

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却不一样。尽管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北地区与敌人多有较量,也打了不少硬仗,但情况要好得多。当时四方面军人数近10万,武器弹药也颇丰。人们看到,四方面军的战士们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骡马驮着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在张国焘眼里,眼前这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就如同一群叫花子,而我们的红军之父朱德就像一个伙夫头,至于毛泽东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于是他的个人野心膨胀起来,开始搞分裂了。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北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不知情的,但他们却是真正的受害者。此后四方面军误入歧途,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过雪山草地

红一方面军雪山草地走了一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来回走了三趟。

1935年6月,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翻过长年积雪的红桥雪山,进驻西河口抚边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部队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我红军形成合围态势。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刘文辉 部队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队则集结于雅州(今四川雅安)。为了摆脱困境,红军只有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才能寻求北上的出路。

过草地前,中央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是有所警惕的。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左路军行动,由四方面军抽调四个团加强左路军;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由张国焘指挥。朱德、刘伯承指挥一方面军五军团、三十二军随右路军行动。

前出毛儿盖、松潘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方圆几百里,茫茫无边。草丛上面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人畜都不能饮用,否则会中毒。人的手脚不慎划伤后被这毒水浸泡,会立刻红肿化脓。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人烟,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踩穿,越陷越深,甚至整个身子都陷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为了过草地,部队开始筹粮。欧阳说在藏区筹粮困难呀!本身就没几户人家,又集中了那么多部队。那里的土司(地主)毕竟是少数,打两次就没了。寺庙里的粮食都藏了起来,就是有也不能拿,有宗教政策在那里,搞得那里的藏民负担很重。部队费了很大的劲,也搞不到多少粮食。

欧阳只有14岁,是卫生班长。他带着十几名平均年龄不足15岁的红军战士随部队走进了茫茫大草地。除了枪支、干粮外,他们每人身上还有一个小药箱。当草地经过几万人的部队和骡马踩踏后,松软的草茎已完全被踏漏,变成个大泥塘,稍不留神就陷进去出不来,欧阳说那种艰苦永生难忘。没粮食,三斤炒面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敢去吃一小口,主要是吃野菜充饥。没有衣服穿,那时的红军哪像电影里穿得那么整齐?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有什么穿什么,什么颜色都有,没有衣服就披一件棕毛做的蓑衣,一条被单就算是被子了。只是每人有顶帽子,四方面军是八角的,比较大,用红布缝个五角星;林彪那个一方面军的帽子类似现在的解放帽,比较小。据杨成武将军回忆,他率红一方面军先遣团翻过夹金山,远远见到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还误以为遇到了带大盖帽的国民党军队。

草地天气一日多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暗;中年又会一阵狂风,吹开天上的积云,天空忽然晴朗;到了午后又会乌云密布,狂风四起,大雨滂沱,不一会又转成冰雹砸下来;夜晚,气温骤降,飘起漫天大雪。草地到处是水,部队宿营连一块坐的地方都找不到。大家只好背靠背地站着休息。早上醒来,有的人已冻硬,永远地停止了呼吸。欧阳说,那时团结呀,有一口粮食大家分着吃,没吃的,找到什么吃什么,大家管它叫“飞口”。

欧阳还是掉队了。班里有一个在四川万源县石塘坝入伍的叫彭光太的小战士被尖硬的草茬子扎破了脚,泡在臭水里感染化脓腐烂了,还长了蛆虫。欧阳扶着他慢慢走着,眼看着部队走远了。小彭走不动了,他哭了。他对欧阳说:“班长,我活不了了,如果你能见到我母亲,跟她说一声。”说完便躺倒在泥水里起不来了。欧阳难过极了,又背不动他,只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他,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去追赶部队。欧阳老人说,70年代他在成都军区工作期间专门去找过彭光太的家,可惜没找到。他请万源县的同志在 红军烈士陵园的碑上不要忘记刻上红军战士彭光太的名字。

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了班佑,大家高兴啊。这时首长召集部队讲话:“同志们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大家说不知道呀。首长说:“这里叫‘无国’,是个没有国家的地方。往前走还远着呢,还要走两个草地那么远才能到。大家是愿意继续往前走,还是回去,”大家一听都吓酥了。一个这么远已经了不得了,还要走两个那么远,怎么走?首长这时说:“那好,我们回四川吃大米去。”大家哪里知道,这是张国焘分裂红军,将红四方面军又拉回了四川。

二过草地,大家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粮食吃完了,人困马乏到了极点,快到年根了,天气非常寒冷,一会儿风,一会儿雪,几天没吃饭,连野菜都找不到了。大家又冻又饿,走了许多天见不到一个老百姓,也不知道走到哪天是今头,欧阳又掉队了。一天,欧阳正拖着疲惫的双腿走着,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东西,走近一看是一只被野兽撕剩下的已腐臭的野物。当时也顾不上了,他掏出刀子割下肉,架起火烤了起来。肉香立刻招来饥饿的人群,大家一窝蜂地扑了上来,欧阳因年小体弱被挤出人群;“给我留一点吧!”他绝望地哭着、叫着,但这时生存欲望已远远替代了友爱,留给他的只有伤心和无奈。

欧阳老人说,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挑唆,非常受气,经常挨骂。四方面军有的干部战士还往他脸上唾口水,他可是总司令啊!朱德夫人康克清当时跟我那支部队一起行军,她没有牲口,也没有担架,和我们一样走路;我知道她是朱德夫人,可有的战士不知道。张国焘分子造谣说,是一方面军的人让我们走错了路,饥饿难忍的战士就围着她骂呀,骂了半天,康克清也不敢吭气。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大家不要骂呀,她是朱总司令的婆娘,大家才没敢再骂。

卫生班有个13岁的小战士,四川剑阁人。人长得白,蛮招人喜欢,大家都叫他“小白菜”。他不小心陷进了沼泽里,我马上伸手去拉他,差点也陷下去。这时我们班几个小伙伴都伸出手里的棍子一起拉他,或许是一群孩子力量太小,或许是饥饿过度已经没有了力气,大家眼睁睁看着小白菜被沼泽吞没了。他留给大家最后的一句话是:“班长,有机会告诉我家里,我在草地光荣了。”大家都哭了。

二过草地后,由于原来的通路被国民党封锁,部队只能再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向成都方向前进。此时已经到了冬季,山上的积雪足有两米深,先头部队将雪挖开一条深沟,部队在雪沟里前进。当时部队疲惫不堪。没有粮食,破衣烂衫,很多战士光着脚,实在没办法就用块破布裹裹;冻得受不了就喝口辣椒水,有许多战士倒下就起不来了。欧阳连队一位40多岁的老炊事员背着一口大锅和做饭用的家什和他一起走着。快到山顶一阵大风吹来,连人带锅翻下山崖,一阵撞击山石的“叮咣”乱响,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往下一看,山涧里、道路上到处是摔死、冻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部队半夜才到山顶,下山没有路,除了白茫茫一片冰雪,到处是峭壁深沟,大家都吓呆了,但不下去就会冻死。当时欧阳背着一个铜盆,他顾不了许多,将铜盆坐在屁股下,抓住盆沿用力一蹬,只听见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盆子撞击着山石,在滑行中觉得整个人猛地往上一弹,身体在空中翻了个筋斗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欧阻苏醒过来,发现人没有事,只是手被盆上的铁丝勒掉了一大块肉。他拍拍身上的雪又继续前进了。

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战事不利,损失惨重,部队从成都撤退,奉命前出西康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样,四方面军又第三次翻过大雪山(党岭山),到达西康。部队动员说,国民党追兵马上就到,再不过草地就只能去西藏了。于是部队准备三过草地。

这时欧阳的身体彻底垮了,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后脑上的伤口流着脓血。大家认为他活不成了。刚好部队附近有座规模不小的铜鼓喇嘛寺。红军来后,寺里的喇嘛都跑了。于是大家把他放在寺庙里。

欧阳从饥渴中醒来,找不到吃的,便爬到供香桌下躲藏起来。喇嘛回来后发现了他,将他拖出来,拔刀要砍。欧阳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只好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了。这时一个在寺里上香的通司(懂汉语的藏民)出来劝说道:“佛家人以慈悲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方才感动了寺里的老寺主。老寺主看他还是个孩子,便给他喝水、吃糌粑,灌藏药退烧,还将他的头发剃了,用香灰和着酥油给他疗伤。

过了几天,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回来路过喇嘛寺,寺里的喇嘛又跑到山里去了,欧阳大喜,便又回到自己的部队。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部队不回来,欧阳恐怕是会被老寺主长期收留当喇嘛了。

1958年欧阳与爱人石慧敏奉命进藏组建陆军75医院,路过铜鼓喇嘛寺,专门停车进寺答谢老寺主当年的救命之恩,可惜老寺主已在几年前圆寂了。

欧阳老人说,第三次过草地有了上两次的经验,筹粮还算充分。部队从阿坝进入草地,沿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被破衣烂衫裹着的红军战士的尸骨,他们都是几个月前在草地上倒下的。这情景对大家刺激很大,部队根本不用向导。这条用白骨铺就的道路一直通向遥远的北方。

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是最长的,有一个多月。班里的一个15岁的回族战士因不吃肉,连饿带冻身体虚弱得不行,晚上靠在欧阳背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已经僵硬了。

作为部队的卫生兵,走了一天,大家宿营了,他们还要给伤员换药。那时没有药,伤口化脓只能用盐水洗洗,最后连盐水也没有了。没有绷带,就将藏民玛尼堆上的幡旗扯下来包扎伤口,藏民生气啊,尽管红军知道是违反纪律,但没有办法。那时大家只能咬着牙往前走,晚上谁没到宿营地,这个人就算没了。三过雪山草地后,欧阳这个班12个人只剩下5人了。

欧阳为寻找父亲参加红军,但却没有找到父亲。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知道,红军二过草地时,已是营长的父亲在筹粮时牺牲了。欧阳参加红军为了吃顿饱饭,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这个愿望成为奢望。在我采访过程中,每当说起父亲和战友们的牺牲,老人都难过得不能自己。每每见到这种情形,我都不忍继续下去。

几年前,一位老人对我说,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因负伤、被打散而流落在川康、甘肃地区的有近万人。他们留在了当地,生活没有着落。有的给地主扛长活,有的在煤矿背煤,很惨。特别是建国后,这些人在政治上不被承认,境遇窘迫。

不久前,我的朋友对我说,现在草地周边变化很大,修了公路,不少县开发旅游致了富。但当地老乡讲,在夏日晴朗的夜晚,荒芜空旷的草甸上时常会腾起一撮撮磷火;如有微风,这些磷火会随风翻滚,不断呻吟,仿佛在向人们倾诉——70年前,这片旷漠的泽国下,曾经掩埋了一群不屈的英魂。

袭击阳明堡机场 烧了一架鬼子飞机

1937年8月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那时欧阳已是129师769团的营卫生长了。部队东渡黄河后进入山西,从侯马乘火车到达五台县的东冶镇。战区司令阎锡山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和一些过冬用品,欧阳第一次穿上了暖和的冬装。

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去轰炸忻口、太原等地,部队发现这些飞机每天下午都在忻州的阳明堡降落,师部决定敲掉敌人的飞机场。因为担心人多目标大,团长陈锡联决定派欧阳所在的这个营去执行任务,但实际去机场只有两个连。欧阳带着两个卫生兵参加了行动。出发前营长赵崇德给干部开了会,大家烧掉所有文件,以示必死的决心。

天黑后,部队悄悄渡过滹沱河潜入机场。远远望去,一排排飞机在星光下闪闪发亮。侦察员报告,机场里没有发现敌人,部队迅速冲进机场。欧阳从来没见过这种会下蛋的铁鸟,他踩着战友的肩膀爬上飞机后,东摸摸西看看,觉得蛮新奇。这时一位曾经参加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连长叫大家赶快破坏飞机,放火烧,用手榴弹炸!欧阳没有手榴弹,他举起战友送上来的一块大石头,“咣当”一下砸碎玻璃,放了一把火。这时整个机场火光冲天,爆炸声一片, 有的飞机滑动着互相碰撞,24架飞机顿时报销了。

这时敌人的坦克和援兵赶到了。营长大喊:“赶快撤!”敌人对着营长就是一梭子弹,打在他背上。当时营长还活着,欧阳背起他往后撤,刚跑出一两米,又是一梭子弹打在营长背上,营长牺牲了。人一死就觉得特别沉,怎么也背不动了。欧阳赶快叫来一个战士帮忙。将营长尸体拖了出来。阳明堡战斗八路军牺牲了7个人,其中有一名卫生员。

欧阳参军前因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但他从小就十分羡慕能识文断字的人,参加红军后更激发了他追求知识的愿望。当勤务员时他经常缠着领导和文化教员学识字。尤其当卫生员后,更觉学习的重要,一有空就蹲在地上用小树枝练字,就连长征这样的艰苦环境也没间断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欧阳已能够读书看报了。

阳明堡战斗后,部队开到后方进行休整。欧阳被选送到山西辽县七里店129师卫生学校学习一年,成为我军自己创立的卫生学校的首批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晋西秦(基伟)赖(际发)独立支队任卫生队长兼主治医生。

与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共事

1938年初,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等外国专家陆续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般干部战士伙食标准只有每月1元钱菜金,毛泽东、朱德这些中央领导每月才5元钱。当白求恩得知毛泽东指示每月付给他100元生活补助时,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欧阳说,那时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没粮食还饿过肚子。

白求恩到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总医院的第二天就被聂荣臻请去了,因为他爱人生孩子难产。作为助手‘欧阳陪同白求恩晚上出发,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才赶到。尽管孩子已经生下来,白求恩还是为聂荣臻爱人做了检查。白求恩医术高明,很多领导、医院都争着请他去看病。

欧阳说他从当主治医生到八路军模范医院一所当所长期间,长期与医院的外国专家组共事,外国专家组由一所统一管理。除白求恩外,还有德国共产党员汉斯?米勒博士(外科),日本的山田一郎(内科),美国的马海德(皮肤科)及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当时欧阳也就20岁,在行政上他是外国专家的领导,在业务上他又是外国专家的学生。他与白求恩大夫共事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常在一起手术;白求恩主刀,欧阳当助手。每次手术完了,白求恩总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的总体情况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需注意的事项等。时间长了,欧阳的手术水平和英语水准也有很大提高。

白求恩大夫很有职业精神。当时八路军野战外科条件极差,缺医少药。针对这种情况,白求恩在医院筹办了多次培训班。针对八路军伤员感染率高的问题,制定了“消毒三步法”,必须严格执行;还发明了“卢沟桥手术驮子”,用木料做成的一种驮在马背上的野战外科手术台;还有一种“白求恩换药篮”,里面放有必备药品,给伤员换药,提起来就走,方便实用。白求恩很善于总结战士们的实战经验,对我军野战外科学的规范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说,白求恩大夫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认真耐心这一点不假,但他脾气古怪、暴躁;有时在手术过程中嫌八路军土造的手术器械不顺手,会将刀子、镊子往地上摔,有时还骂人,搞得大家都怕他。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抗战时期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是土造的。手术刀是乡村铁匠铺子打的刀子,或从杂货铺买来的裁纸刀磨锋利了当手术刀用;止血钳是用小竹片或者请铁匠铺打的铁制、铜制的土止血钳;镊子是竹片用火烤弯过来就成了;手术锯就用木工锯代替。这些土造器械让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很不习惯;那时能搞到一套制式手术器械简直是宝贝了。使用这些土造器械,消毒马虎不得,完全要按白求恩“消毒三步法”严格进行。通常用老乡家的大柴锅把手术器械煮沸消毒,纱布、棉花等敷料用蒸馒头的大蒸笼蒸煮消毒。

那时做手术根本没有麻醉药,有条件会给伤员喝一口老白干,硬撑着,实在忍不住就吼两声。医生做手术没有现在这样的消毒条件,只能用硼酸水或老白干洗洗手,根本搞不到橡胶手套——欧阳说如果有橡胶手套,白求恩就不会被感染了。 1939年1月,涞源摩天岭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白求恩在一座庙里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突然手术台附近枪声四起,为了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将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尖利的碎骨将他中指刺破。11月初他为一名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手术时再度感染,导致败血症,白求恩高烧不退,呕吐不止。大家赶紧往总部医院转送,抬到离医院还有一二天路程白求恩就去世了。

白求恩的去世让大家非常难过,八路军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老师。白求恩去世后,八路军总医院改名白求恩医院。

当时药品更是奇缺,西药很少,主要用中草药。办法是动员中医参加八路军,教大家使用中草药,通常做一些丸散之类的中成药。笔者从有关资料里面看到,129师医务人员用中草药中的常山、砒石、柴胡、黄岑、花椒、杏仁、蜂蜜等制成疟疾丸,此药与注射0.4克奎宁效果相同。边区利华药厂将中药西制,制成两种名贵注射液。一种是柴胡注射液,医名“瀑澄利尔”,主治流感、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发展期发热,并能对付顽固疟疾。还有一种是苍术油注射液,其发汗解热之功效能与阿斯匹林媲美。就是用这些土造手术器械和中草药,我们的医务人员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战士的生命。

当时西药是贵重药品,部队连磺胺这种最普通的药品也没有,卫生部不断派人到敌战区去采购。抗战时,欧阳就曾化装进入北平买过药。他们住在前门大街长巷二条一个不起眼的小旅店里,每天早出晚归,跑遍全城的药店,采购些磺胺、碘酒、纱布、阿司匹林之类的药品。一次还不能买太多,怕引起怀疑,而后集中起来,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站分批带到根据地。在这过程中,还要躲着鬼子和汉奸,他那一口四川话,要真遇上“皇协军”盘查,准露馅!建国初期,欧阳穿着军装在前门大街搭三轮车,拉他的三轮车工人总是回头看他。欧阳问:“你看我干什么?”那工人说,日本占领北平时你来过前门,我猜你就是八路军!

从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到,抗战期间,尽管环境艰苦,但我军野战医疗事业比红军时期还是有所发展。野战医院已初具规模,基本能根据战事需求随部队跟进;战场伤员能及时救治、转移;伤病员的伙食有了基本保障。从1941年十八集团军后勤医院的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到,从1941年4月份以来,一般休养员每周或10天可吃猪肉一次,肺病排每月可吃四五次猪肉。但也有意外。一次该院四所管理班长拐公款400元逃跑,搞得这个所两三个月吃不到一次肉。

欧阳说,在外国专家组里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位是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他是欧阳最好的朋友。他很有个性,但脾气比白求恩好。他们一起行军、一起研究手术方案,手术做得特别好,还多次给八路军伤员献血。解放战争时米勒在第四野战军一个野战医院当院长,解放后在北京医科大学当副院长,住在什刹海,两家经常走动。欧阳说,与米勒共事几十年,他曾有过两次动摇。第一次抗战最艰苦时,想回德国,非走不可。那时到处是日本人,根本走不了,就是回去了,他一个德国共产党员,非让希特勒杀了。没办法,请来军区卫生部孙义之副部长做工作;谈了一夜,思想通了,说不回去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间谍”关进牛棚,儿女被赶到贵州、东北当了农民。可以想象,他的金发碧眼的孩子在当时农村的境遇是不会好的。米勒觉得没希望了,找到欧阳倾诉,要回德国。当时欧阳是总参管理局医务处的领导,在劝慰他的同时,向中央做了反映。最后周总理出面将米勒解放,恢复原职,并特批他的儿女们调回北京当工人。米勒病重弥留之际欧阳在他身边,他拉着欧阳的手,嘴里叫着:“欧阳医生、欧阳医生……”他现在安葬在八宝山。

还有一位日本的山田一郎(白云)医生。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是内科专家。1939年入伍,两个半月后在山东梁山战斗中被俘。山田当俘虏后曾用绝食抗拒,最后饿得昏了过去。醒来时,看见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站在床边,手里提着一罐日本人最爱吃的酱菜。那时八军缺医生啊!刘师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山田留在了八路军,并取得大家的信任,后来担任过白求恩医院副院长。

在工作中,山田不仅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而且有许多发明创造。如:针对肺病发明了“空气疗法”;针对胃病发明了“饥饿疗法”;针对神经病发明了“睡眠疗法”等。笔者不懂医,也不知道这些治病的方法现在是否还继续使用?但从当时十八集团军野战医院工作总结上看,这些方法对敌后医学界贡献颇大。

欧阳说,外国专家组的技术相当好,有敬业精神,特别是白求恩、米勒、山田、马海德,两个苏联专家也不错,但和其他几个外国专家比起来,手术粗糙些。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很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抢救左权副总参谋长

1940年8月至12月,我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平原长达2500公里的交通线上,向日寇发动了全面攻击。抗日军民密切配合,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分割围歼,一举毙伤日军两万余人,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八路军在华北打成一锅粥,日本上下乱了套。日本在侵华之初,虽然也在平型关,阳明堡等地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掀不起多大浪来。但“百团大战”后,八路军——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有着明确政治信仰的军队,引起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把对八路军和根据地“扫荡”列为本国政府“空前未有的大事”,并向华北增兵。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要求指挥官们要认真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改变原有的作战方法。他们用深沟,高垒连接碉堡。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将我根据地分割成块状,消灭我军的生存空间,使八路军丧失了运动作战的优势。在“扫荡”中敌人甚至向水井、粮食里投毒,使用毒瓦斯等化学武器。造成我军重大伤亡。抗日战争到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5月,敌人对我太行、太岳地区进行“扫荡”,兵力之大、时间之长、烧杀之烈均为前所罕见。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欧阳的医院和总部机关、中共北方局、党校、报社、被服厂等大队人马被压制在南艾铺,十字岭一线的山沟里。当敌人发现八路军主力准备突围后,便快速地紧缩包围圈,炮弹、机枪弹像雨点似的向突围部队袭来,此时总部所在的十字岭周围成了烟山火海。日军野兽般的吼声和掩护部队的冲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震耳欲聋的声响,硝烟几乎把白昼变成了黑夜。

突然,五六架红头敌机扑向总部机关隐蔽的山沟投弹、扫射。后勤部门上千匹骡马惊跳起来,有的受伤倒下,有的挣断缰绳在山沟里乱窜。被服厂的新工人、机要部门的女同志被炮弹震得四处奔跑,一片混乱,情况万分危急。当左权副总参谋长看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指挥部队时,他果断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掩护彭总等迅速突围,一面召唤四处奔跑的人们跟上部队。这时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左权倒在血泊里。

此时欧阳正在距左权不足百米处组织医院突围,听见有人在喊:“首长被炸了,快来人呀!”听到呼救声,欧阳迅速带着一个卫生员冲了上去。他抱起左权,只见左权后脑上被炸开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鲜血喷涌着。他急忙进行止血、包扎……但左权已经不行了,在欧阳怀里停止了呼吸。左权牺牲后,尸体带不出去,又怕鬼子发现,欧阳带人在十字岭的一个隐蔽处将左权将军掩埋了。

欧阳说,反“扫荡”最惨的还属我们医院。轻伤员都跟着部队冲出去了,我院奉命抬着50多个重伤员只能在大山里转悠,跟鬼子捉迷藏。太行山上不长树,不长草,尽长石头,连个兔子都藏不住。我们又没有枪,遇到鬼子就完蛋了,真是难呀!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鬼子的“三光”政策迫使老百姓都跑光了,找不到粮食。我们只好将重伤员安放在岩洞里或者将老乡垒梯田的石头扒开,往里挖一点,垫上草,放上一二个伤员后,留下通气孔,再重新垒上。天黑以后去换换药、送点粥。就这样还要经常转移,时间长了怕汉奸告密。鬼子三天两头来“清乡”、“扫荡”,我们一个姓马的医生从山洞里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

天气暖和时,只能将重伤员放在庄稼地里藏着。那时日本鬼子狠呀!他们将伤员搜出来后,就浇上汽油,活活把伤员烧死。我们在不远处藏着,听见伤员的惨叫声和随风飘来的焦糊味……大家都哭了,想去拼命,可是没有枪啊!我们拼了,其他伤员怎么办啊!

许多老同志在讲这段历史时,对日本鬼子无不咬牙切齿,即使把倭寇千刀万剐也不解恨!!我很能理解。是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段经历对我们伤害得最深、最痛!凡我炎黄子孙,谁要忘却这段历史,谁就不是中国人!作为日本民族也一样,如果不去认真反思明治维新后的侵略扩张史,这个民族没希望!

创建全军著名的“欧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原八路军白求恩医院组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欧阳任院长。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欧阳带领医院随刘邓部队机动作战。先后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滑濮战役、豫北战役、羊山战役、鲁西南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等等战役。据统计,从1945年秋天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第一野战医院建院开始,到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欧阳带领第一野战医院,跟随刘邓大军转战晋冀鲁豫,“三出陇海”,千里跃进大别山;与伤病员同生死,共患难,本着救死扶伤、不丢掉一名伤员的原则,先后救治伤员27740多名,欧阳院长带领手术队昼夜进行手术,在第一时间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陇海战役的杨村战斗中,医院收治了两千多名伤员,由于及时治愈,马上又给前线送回了一千多名战斗骨干,保证了战役的胜利。由于治愈率高,死亡、致残率低,第一野战医院在各部队很有威信。“欧院”成为陇海前线野战创伤外科的名牌,不仅集体立功受奖,还被中央报刊(《人民日报》)宣传,他们的宝贵经验在全军推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欧院”总结出一套在野战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战场治疗原则、步骤、手段,以及医院完成“大收治,大转移”伤员的工作方法。特别是他们创造的“新创伤疗法”——即在野战条件下分工明确,相互协同,伤员分类标记,治疗中彻底消毒、充分包扎。让伤员吃好第一顿饭,换好第一次药,睡好第一次觉。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抗美援朝。陇海战役后邓小平政委高兴地说:“这一仗要给钱信忠、欧阳院长记成绩。这个仗是他们打的,没有他们的后方保障,及时给我们送来后援部队,这个胜仗是打不成的。”

解放战争由于缴获了国民党大批医疗设备,我军的医疗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在每次战斗间隙,欧阳还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业务训练。如打太原前,进行石膏术的训练。石家庄战役后,欧阳组织全院医务干部参观了石家庄和平医院,观摩了钱信忠部长的手术示范。当问到欧阳老人不寻常的野战手术功底时,老人表示,我的技术水平一般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时没有人,也只好我亲自上了。但熟知他的人都说,那是欧阳院长谦虚。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没间断过学习,特别是有幸能与白求恩、米勒等外国专家共事,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医术突飞猛进。是心脏、骨科、腹部、腰椎、四肢创伤治疗方面的专家,在我军医疗界小有名气。那时每逢重大战事,时任军区卫生部长的钱信忠总是带上欧阳等几个技术尖子随军行动,他们跟到哪里,那里的领导和战士就放心。

解放太原时,“欧院”已扩编为华北军区第六机动总医院、下辖五个分院,配属十八兵团。欧阳与兵团司令徐向前、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徐向前在干部大会上说:“医院靠技术和战士的亲身体会去提高自己的威信。有医院跟着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就有士气。”太原战役中,大批战士经救治后重返前线。

太原解放后,全国解放已见曙光。为了给新中国培养高级医务干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将40多名院长以上的医务干部抽调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四年学习正值抗美援朝,欧阳在系统地学习的过程中还在东北的北安、鹤岗等野战医院实习,救治了大批从朝鲜战场送回国的志愿军伤员。

1952年大学毕业后,欧阳奉军委命令调到北京组建和平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任院长。组建军委黑山扈疗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任院长。1955年国防部授予欧阳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进藏

西藏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里山川秀丽、民风纯朴,然而长期以来,这块土地并不平静。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有必然联系。众所周知,中印两国独立和解放之前,虽然未曾正式划定边界,却早已形成了一条习惯边界。但1947年印度独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大印度联邦”野心的唆使下,印度进行了疯狂的领土扩张。从1947年开始他们就怂恿西藏搞独立,欲将中国西藏划出中国版图(直到2003年印度才在公开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趁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1954年,印度政府单方面修改了官方地图,把英国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定为自己的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把本属中国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一来,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中国一个福建省(这些土地至今为印度非法占据,成为中印关系解不开的死结)。

印度政府将中国的西藏作为中印两国的战略缓冲区,公开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策动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这使西藏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起来。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央政府决策:修通川藏公路,支持西藏民主改革。

川藏公路是一条通天的路,自然环境极其险恶。高山缺氧、雪崩、塌方、泥石流和叛乱分子的袭击随时威胁着筑路部队,伤亡不断。人们都说,川藏公路每前进一公里都会有一座战士的墓碑。而当时离西藏最近的一所医院是成都军区医院,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在西藏昌都地区组建陆军第75野战医院。

在医院院长的人选上领导犯了难,谈了几个人都强调客观不愿去。也难怪,经过长期的战乱,谁不想寻求片刻的安宁?于是领导想到了欧阳。既然是领导谈话,欧阳自然要说点自己的想法:“这条路长征时我都走了好几趟了,还叫我去啊!”领导说:“正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情况,我们才叫你去!”

作为军人,欧阳没讲任何条件。他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便带着爱人、孩子出发了。当年长征,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部队险些退入西藏,那是一种无奈;而今天,为了完成中央的战略部署,欧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藏的征途。

初到昌都,医院只有五六个人。大家在一片荒地上白手起家,边建院,边收治伤病员。由于高寒缺氧,身体极不适应,头痛得像裂开一样。心慌得睡不着觉。饭煮不熟,下面条煮成了一锅糨子。没有蔬菜,只能吃内地运来的干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全院上下团结一致,边基建施工、边收治伤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可怜的是欧阳的两个孩子,她们被放在了成都的西藏军区留守处。那时大女儿秋华上小学一年级,二女儿春华上幼儿园,因无大人照顾只能住校。每到周六,姐姐到幼儿园接妹妹一起过周末,姐妹俩相依为命,每天都盼着远方的父母早些归来。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是在外国敌对势力的策动下,西藏的分裂势力一直在活动。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的喇嘛堪布,深感改革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强烈反对改革。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全面武装叛乱。他们冲击军事机构、政府机关、袭击解放军官兵,甚至对藏民也劫掠、烧杀,强迫他们反对中央人民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奉命一举平息了叛乱。

这期间大批伤病员被送到75医院,医院300多床位全满了,大都是枪伤、严重冻伤和患高原病的官兵。医院周边很不安全,时常受到小股叛乱分子的武装袭击,叛匪不断在暗处打黑枪。医院在抢救伤员的同时,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医院周围挖了防护壕,构筑了工事,工作人员和轻伤员全部武装起来加强了岗哨,减少人员外出,配合部队圆满完成了平叛任务。平叛后,医院一面救治伤病员,一面派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民主改革,发动农奴分田地,给他们治病。75医院在藏区留下美名,藏民都称他们是金珠玛米的活菩萨。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印度是不结盟运动发起国之一,考虑国际影响,我国政府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忍让态度,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主动实行隔离政策,但均遭拒绝。我军为实行隔离让出的地盘也被印军占领。

不结盟运动最基本宗旨是反对霸权,但当时的印度政府对霸权主义却情有独钟。特别在边界问题上,不仅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亚洲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大加赞赏,而且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

1962年,中印边境局势越发紧张起来,印军加快了武装入侵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的扯冬地区。截止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100多个据点,有的甚至深入到中国哨所背后对我形成包围。他们任意射杀我边防军人,蓄意挑起冲突,显然是要上门闹事了。

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边境地区进行自卫反击战。军委指示参战部队,这次战斗和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还要踩他两脚!

欧阳的75野战医院配属东南战线的部队作战。反击部队采取了大纵深穿插,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迅速突破印军防线,很快打到了印度境内离首都新德里不远的地方。75野战医院紧急动员,全体出动,乘车经过几天的急进,来到接近边境的然乌湖畔的大雪山下。上级要求全院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到南坡印度一侧的察隅开设野战医院。

尽管当时条件比红军长征时好了许多,但带领几百名医护人员和全套的野战救护装备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并非易事。欧阳用自己长征三过雪山的经历告诫大家注意事项,但恶劣的高山环境、严重缺氧、沉重的医疗装备,使欧阳吃尽苦头。特别是到了6000米雪线以上,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人畜都不能停下来休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在雪线以上,部队连续走了四昼夜,一些同志掉进冰缝隙里牺牲了,最后终于到达了南坡的察隅。

喜马拉雅山地形特殊。由于同时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有的地区冰天雪地、环境恶劣;有的地区由于海拔地势较低,却雨水丰沛,植被茂密,气候也显得温和,鸟语花香,野兽成群。中国西藏的墨脱和印度的察隅就属这类地区。

医院刚到达察隅,伤员就送下来了。欧阳带领大家就地搭上帐篷,架上野战手术台开始工作了。他亲自主刀,昼夜加班进行手术。

这次边境反击战,75医院救治了500多名解放军和印军伤员。医院对印军伤员一视同仁,凡是没死的,都进行抢救。由于中国医护人员对印度伤兵太好了,战争结束时,按规定要将他们遣返回国,有一部分伤兵却死活要跟医院回中国去。部队和当地的百姓也相处得不错,时常给他们看病,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欧阳说,当地的老百姓长相和中国人不一样,说话也听不懂,穿着很长的像袍子一样的褂子,样子怪怪的。但他们却说中国军人穿着怪异,其实他们穿得最难看了。在察隅,75医院周边不太平,过去逃往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时常躲在森林里打黑枪,袭击我方人员,为此医院还需时刻加强戒备。

进入印度一个月后,由于超负荷手术和严重的高山病,欧阳昏倒在手术台上,血压200多,心脏也大了,吃不下饭,身体彻底垮了。随着反击战的胜利,部队开始撤军,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他,又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回到祖国。

主政北京协和

严重的高山病使欧阳不能继续在高原工作,被调回了内地。那几年他在北京组建了315医院(现二炮总医院),曾任总参管理局卫生处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1973年被调到成都军区后勤部司令部任党委书记兼副参谋长,分管机要、通讯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百废待兴,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到四川检查工作,从人堆里发现了欧阳。解放战争时胡耀邦在18兵团,是欧阳的老上级了,重逢自然倍感亲切。当胡耀邦得知“小欧阳”在成都军区正干着与业务毫不相干的工作,非常生气地说:“这不是诸葛亮耍大刀——不务正业嘛!你给我回北京整顿医院去。”于是钱信忠(卫生部长)通过总政下调令,1979年欧阳被调回北京任协和医院院长。这在当时算是高职低配,但欧阳还是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协和医院解放前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尽管解放后已收归国有,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在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线,被改成了首都医院。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专家学者被迫靠边站,党委书记带头抗拒卫生部的指示;年轻的医护人员不钻研业务,有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病房无人管理,病人东一个西一个四处游荡;医疗技术全面滑坡,管理一片混乱。欧阳刚到医院,有一个病人因精神错乱跳了楼,欧阳让党委书记去看一下,正在打扑克的书记连头也不抬地说:“这是经常的事,有什么看头!”

这哪还像个医院!遵照上级指示,欧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报请卫生部撤换了那个没有责任心的党委书记;开除了一名无理取闹、藐视领导的护士。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样做是需要些勇气的。这—举动震惊全院,整个医院立刻安静下来。有人悄悄打听这个新院长怎么那么“横”,知情人说,这个人不一般,老红军、野战外科专家,建国初协和医院就是他来接收的。欧阳老人自己说,我的这些做法虽然过了点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压倒歪风邪气,非用这剂猛药不可。

欧阳是我军自己培养的野战外科专家,他深知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战争实践,得益于白求恩、米勒、钱信忠等中外专家的培养。协和医院要发展,必须尊重知识,依靠专家来治院,空喊政治口号治不了病!

原副院长、五官科专家张庆松因出身资本家,被罚去扫厕所。欧阳让他立刻上班,恢复副院长职务。过去许多专家、教授因挨整长期呆在家里,欧阳请他们重新上班,尊重他们的人格,支持他们的工作,许多人还委以重任,大家工作起来心情舒畅了。

在生活上,欧阳规定专家教授可以使用小汽车。当时北京小汽车非常稀少,在长安街上都看不到几辆。总务处提出来要增加车辆,欧阳说:“不用了,我的车拿出来给大家用。”自己每天从地安门的总参宿舍走路上下班。欧阳的举动赢得全院同志的尊重和爱戴。1983年欧阳离休,医院三十几名专家联名给中组部写信,挽留他继续任职,此事作为新闻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现在欧阳病重住院,过去一些老专家如朱予、方圻、周前、王世珍等还经常来看望,参加会诊。他们对老院长非常敬重。

为了提高协和医院的管理水平和知名度,欧阳还组织协和医院的医生赴国外学习考察。首先去英国学习医院管理;之后又去了美国波士顿,拜访了从前建立协和医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经双方会商,把“文革”中被更名为“首都医院”的协和医院恢复原名,并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重新改造协和医院。美方还专门从资料库中找出历史上协和医院的建设图纸,双方认真研究了改造方案。由美方投资更新了协和医院的医疗设备;帮助医院培养医务人员等等。这些谈判都是欧阳亲自参加的。在谈判中他的英语水平还可以，马马虎虎与对方交流,这还得益于当年白求恩、米勒、马海德的培养。现在的协和,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为一体的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医院。

这篇拙作,也不知能否客观反映老人的平生,就权当是晚辈表达对老人的一片敬意吧。在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再次向前辈们致敬。他们用自己的经历,构筑了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一笔无价财富。

平型关往事——70年前的血与火

山西省的恒山山麓，滹沱河畔，至今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1937年9月24日那天晚上，在平型关乔沟山上的老爷庙里，供奉着的武圣关云长突然显灵了。他向玉皇大帝要了半宿的磨刀雨，将自己的青龙偃月刀磨了个飞快锃亮。第二天，关武圣带领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把日本小鬼子打得满地找牙……

平型关，为内长城关隘，明代正德六年(1511)建。东经牛帮口、狼牙口与倒马关、紫荆关相接。西过团城口、茹越口和雁门关相连。是太行、五台、恒山三大山系的结合部。由于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形如一个腹大口小的瓶子，在宋代被称瓶形塞，元代称瓶形寨，明代称平刑岭，清中期始称平型关。它是拱卫京畿的重要屏障，是冀晋两省的重要通道，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平型关的知名度远不如雁门关和紫荆关。真正使平型关名声如雷贯耳的是近代的抗日战争初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组织的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并肩御侮，在平型关地区上演了一幕气吞山河的历史正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于1937年9月25日，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平型关大捷。

到目前为止，参加那次战斗的先辈们大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后人却和全国人民一样，将这段历史娴熟于口，铭记在心。在平型关大捷七十周年前夕，不少人相继来到平型关寻找父辈们的足迹，笔者有幸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缅怀先辈的同时，和他们一起重温了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

狼烟四起，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长驱直入。8月中旬，在松沪激战的同时，日军又向平绥线投入重兵。在南口、居庸关一线，国民党汤恩伯部奉命抵抗。在20余天的守卫战中，中国军队以死伤2.6万人的代价，歼敌2600余人，终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张家口、宣化、南口相继被占领，通往晋北、绥远的通道被日军洞开。

此时华北日军分三路向中国守军发起全面进攻。第一路以一个半师团(一个师团相当一个军)沿津浦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一个师团沿平汉路向南进犯；第三路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南进犯。第三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又分左右两翼：右翼是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是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集结于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出击。企图突破平型关后与进攻大同的日军会师雁门关，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此时的长城沿线自东向西狼烟四起，日军一路狂轰滥炸、恣意奸淫、野蛮屠杀，制造出一桩桩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9月8日，日军占领山西高阳县城，杀害群众千人以上。9月12日，日军攻占晋东大门天镇县城，兽兵们见人就捅，见女就奸，20余家较大商号被抢掠一空，然后放火烧毁。3天里县城被屠百姓2300余人，其中绝门户的有百余家。全城横尸满地，腐臭熏天，乌鸦满天飞。好端端的一个古城变成了一个空城、死城。9月20日，进犯平型关的日军第5师团占领灵丘县城，3天就有近千名百姓遇难。灵丘大云寺里的广显和尚因收留难民，被日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9月28日，日军攻占朔县，屠城三日，4000多百姓被害，其中绝门户160余家。日军还用坦克在尸体上反复碾压后浇上汽油焚烧，许多妇女不堪凌辱，上吊投井不计其数……日军还制造了崞县惨案、宁武惨案……其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共赴国难，中国军人浴血守关

日军的大举进攻，把国民党山西首脑阎锡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山西的“土皇上”，他原本想凭借山西的地缘优势，谁也不得罪，稳坐“山西王”的宝座。但日本人得寸进尺，凶焰日涨，使苦心经营山西二十余年的阎锡山真正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在全国人民奋起反侵略的呼声下，他感到“不抗日没法向老蒋交待，老百姓和共产党也不答应”!本着“一切为了存在”的处世原则，阎锡山终于选定了“联共抗日”的策略。也正是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急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平型关战役是国民党第二战区拟定的“太原会战”计划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八路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先后投入8个军近10万人，历时19天，在长达百余里的长城线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抗击日军的战役。平型关战役，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共同御敌的一次成功范例。

面对日军对山西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天镇、高阳、盘内阻击战相继失利，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挥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阵亡营长1名，连长2名，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

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l连、第2连全部阵亡。

防御团城口的中央军84师，9月20日由火烧岭阻击日军后撤到该地。9月22日，日军粟饭联队(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发起猛攻。502团团长艾捷三亲率步兵1连冲上前沿，以手榴弹猛砸敌人。艾团长腹部中弹，营长李荣光牺牲，战斗十分激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团城日周围的制高点，对团城口乃至平型关防线构成极大威胁。战区司令阎锡山闻讯大惊，命令悬赏万元迅速夺回高地。501团团长吕晓韬从全团挑选了50名精壮士兵组成奋勇队进行反击。面对万元赏金，奋勇队员们毫无兴趣，队员们大声说：“团长，打仗就是拼命，命都不要了，谁还在乎那一万两万的赏金!要是‘光荣’了，记住我们的名字就行了。”在吕团长的指挥下，奋勇队冲上阵地与敌人殊死肉搏，以阵亡十几名士兵的代价夺回了高地。22日夜，日军一个旅团(一个旅团相当一个师)在40辆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平型关、团城口猛攻。国民党独8旅、第84师出击应战将其击退。23日、24日日军加强攻势，我守军奋力拒敌，有时为争夺一个制高点，双方肉搏多次，战况惨烈。第17军军长高桂滋鉴于侧后受敌，多次向阎锡山求援无果，只得下令撤退。25日凌晨，日军占领了团城口、鹞子涧、东跑池一线，将平型关防线撕开了一条2公里的口子，这也给我八路军115师25日的平型关战斗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侧翼抄击，八路军出师告捷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刻向国民政府提出，八路军与国民党共同担任平绥作战任务，并派出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随即，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组成前线指挥班子进入山西五台地区配合阎锡山作战。

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和参战将帅子女的访谈，把八路军首次对日作战的场景，一幕幕展现在我们眼前。

王润西(父亲王秉章，时任八路军115师作战科长)：父亲说，按照国民党第二战区部署，我八路军不担任正面防御任务，只作侧翼抄击，配合国民党部队的正面战场作战。115师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22日从国民党和日军战线的一个缝隙中潜入平型关东南，插入灵丘太白山南边的上寨地区，依托人民的掩护，未被敌人察觉。24日于平型关东南的东河南镇的公路两侧秘密部署，伺机抄击。

苏晓林(父亲苏静，时任八路军115师侦察科长)：听父亲说，师领导曾到平型关看过三次地形。第一次是20日先期到达国民党大营指挥所的林师长带着参谋人员和电台，乘坐第二战区副司令孙楚的吉普车去的。当时平型关炮声隆隆，国民党部队在层层堵截，进攻日军离平型关不足十里地。上山后师长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东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第二天师长又带着团以上干部去了一次。当时日军已攻到平型关下，到处是敌人，大家只能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不能骑马，饿了也不能打火造饭，更不敢进村找粮食。因为没人会讲山西话，怕一张嘴引起怀疑。饿得实在没办法，只能从地里抠些生白薯充饥。

陈东海(父亲陈光，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长)：第三次是聂荣臻副师长带领344旅和师直属队赶到上寨村后，24日带着营以上干部又去看了一次地形，并最后落实了战斗部署。

聂荣臻(时任115师副师长)在《首战平型关》中回忆：我见到林彪以后，告诉他部队都带上来了，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亨。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事事请示也不可能……特别是游击战争，上午打了，下午就要离开，事事请示，就会贻误战机。至于和阎锡山第二战区方面的关系，我们是“独立自主的”。

王润西：尽管聂帅说事先请示不可能，但父亲说，在战前，延安毛主席和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曾与115师有过多封电报往来，平型关伏击战是党中央确定的，是八路军总部部署的。国民党二战区也迫切希望八路军向日军出击，以减缓平型关战线的压力。为此阎锡山还派出傅作义率第33军为总预备军增援平型关，配合八路军侧击敌人。

李亚滨(父亲李天佑，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9月23日，115师连以上干部在上寨村小学进行了战斗动员。按部署，陈光的343旅685团在关沟设伏，担任“掐头”任务，堵住敌人前进道路，同时防止沟内敌人与进攻团城口的敌人会合；父亲带686团在乔沟负责“斩腰”，将敌人拦腰斩断给予全歼；344旅旅长徐海东指挥部队在小寨地区负责“断尾”，切断敌人退路，关门打狗；杨成武率独立团隐蔽地插入驿马岭腰站一线，切断涞源至灵丘和广灵到灵丘的公路，阻击两方面的援敌，保证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

苏晓林：动员会结束，父亲给大家照了张像，这张珍贵照片留下了参战全体连以上干部的影像；那次战斗后，里面许多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徐文伯(父亲徐海东，时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伏击部队是24日夜里12点冒雨出发的，雨越下越大，很快就铺天盖地倾盆而下。部队战士只着一身单衣，没有雨具，很快被淋透，冻得直哆嗦。(笔者曾在九月中旬到过平型关，此时北京正值酷热难耐的秋老虎季节，而落日后的平型关已经是寒气逼人。)部队在崎岖山路上艰难前行，不时有人滑倒，但大家想到即将到来的战斗都非常兴奋，情绪很高。父亲这个旅刚过去一个团，山洪就下来了，还冲走了几个战士。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师领导决定，没有过河的部队不再强渡，留作预备队，在白崖台村隐蔽待命。经过4个多小时艰苦行军，685、686、687三个团在拂晓前到达伏击地点。

聂荣臻元帅在《首战平型关》中回忆：我们的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不知哪位有心的同志，当时给师指挥所拍了一张照片，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林彪的指挥位置。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着战斗。

苏晓林：当时我伏击部队都在乔沟南侧，沟北没有部署部队。师领导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命令战斗打响后，第二梯队同时出击，越过公路，占领对面山地，对敌人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聂帅提到的那张照片都说是父亲苏静拍的，这与实际有误。我父亲拍的是在机枪阵地上背着斗笠的我军射手射击敌人的那张。而那张115师领导指挥平型关战斗的经典照片，是战后从国民党新闻局补拍的小电影中扒下来的。实际上照片中正在打电话的作战科长王秉章因与国民党联系协同事宜被山洪所阻，没有赶上25日的战斗，而且照片里面还有人穿着日本军大衣，没和日本人打仗哪来的军大衣?

雨后的乔沟一片寂静，八路军指战员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出现。

杨兴桂(林彪警卫员)：鬼子来了!我循着师长的视线看去，只见右前方出现了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一片，还听见轰隆隆的马达声。红点越来越近，我们的肉眼也能看得真真切切了。为首的高举一面太阳旗，与太阳旗并排走着二十几个尖兵，距离他们20米远，是三路纵队的日本鬼子，刺刀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后面是好多辆汽车，也有拉山炮的大车，还有骑洋马的，晃晃荡荡的，蛮不在意地朝前走来了。

师长一动不动地看着鬼子先头部队走过去，我们的心绷得紧紧的，心想怎么还不打呢?时间过了十分钟，却比一年还要长。当敌人的指挥车快接近老爷庙时，师长喊：“发信号弹!”

“叭!叭!叭!”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步枪、机关抢、手榴弹、迫击炮一齐朝沟内猛烈开火。中国共产党的铁军——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的首次大战，在平型关打响了。

杨秋华(父亲杨得志，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父亲这个团打响了平型关伏击战的第一枪。看到信号弹，父亲一声令下，高地上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迫击炮也准确地在敌人汽车上开花，几辆汽车立刻着了火，顷刻间公路上车撞车、人挤人混乱一片。

父亲说，坂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懵懂中一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嗥叫着，躲在汽车底下的士兵钻出来拼命往山上爬，敌人想占领制高点!父亲立即命令：“附近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部队已将公路上敌人切成几段，同时又向公路边两个山头冲击，山沟里的鬼子也在往山上爬，我军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鬼子报销了。这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助战，我军冲入敌群拼起刺刀。5连长曾贤生连刺倒两个敌人后，被敌人刺中小腹，当五六个兽兵将他围住，他两眼血红，呼呼喘着粗气，咬牙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指导员杨俊生身负重伤仍接替连长指挥战斗，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50人了。

李亚滨：父亲率686团埋伏在乔沟一线负责“斩腰”任务。这一段是十里乔沟最险要的地段，也是平型关大战最激烈的战场。在攻击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声震撼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冲向公路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鬼子东奔西窜，战马惊鸣，爆炸声震响一片。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而且枪法很准，他们不顾伤亡，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机枪打得嘎嘎地响，我们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但我军却越战越勇，很快沟内的敌人基本被消灭，敌人被拦腰斩断。乔沟中段、东段公路上敌入破基本消灭后，西段及北侧山地老爷庙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

老爷庙是乔沟的制高点，谁占领了老爷庙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在686团向公路冲击过程中，被拦截在峡谷西段的敌人清醒过来，立即组织兵力向北侧制高点冲去并占领了老爷庙，然后居高临下向我军猛烈射击，我攻击部队不断有人倒下。于是老爷庙争夺战成了平型关战斗中的焦点。

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3营9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当父亲打电话问3营长：“你们怎么样，还能打吗?”回答仍是那句话：“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一个干部强调伤亡，生怕领导不给他们艰巨任务。

杨小平(父亲杨勇，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因国民党没有政委编制，聂帅与父亲实际职务是政委。父亲就是在攻占老爷庙时负伤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父亲主动向团长请战：“老李，指挥所里的事交给你，我跟3营一起上去。”说罢，带上3营向老爷庙冲去。山沟里烟雾弥漫，父亲带领3营穿行在硝烟中。他们冲上公路扑向老爷庙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杀声震耳，大地轰鸣。突然，父亲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他袭来，把他撞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可腰部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身后的通讯员惊叫道：“政委，你挂花了!”“别喊了，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咬紧牙关坚持指挥。经过反复争夺，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我军终于控制了老爷庙山梁。

徐文伯：父亲带领687团在乔沟以东的小寨、西沟、蔡家峪至东河南一线负责关门和打援任务。战斗打响，父亲就把指挥所的工作交给了参谋长陈漫远，自己跟随687团到了前沿。父亲带领部队向日军后续部队发起猛烈攻击。满沟的鬼子就像一塘活鱼，被打得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挤在一起。鬼子依托车辆、岩石作垂死挣扎。我军机枪手将机枪架在人身上猛扫，战士们冲进沟底与敌人肉搏，最后把鬼子压了下去。

据国民党二战区《平型关会战记要》记载：“25日小寨村有敌兵约一个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按115师部署，该区域应是徐海东的687团。”下午3时，从灵丘增援之敌在坦克的引导下，向687团2营控制的小寨村西北隘口发起猛烈进攻，2营沉着应战，近战歼敌，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1营配合下，鬼子损失惨重，黄昏前溃退回灵丘城。

为解救被围困的同伙，先期占领东跑池之敌向辛庄扑来，被685团击溃。东跑池地区原是国民党守军的出击目标，按预定计划，国民党应与八路军同时出击共同歼敌，但守关的84师在这天凌晨因顶不住敌人的进攻撤退了，东跑池一线被日军攻占，不仅放跑了被围歼的日军，更使我攻击平型关的八路军腹背受敌，为此我军决定，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杨成武率独立团在平型关大战的前一天，在驿马岭的腰站地区就与日军打响了。独立团的任务是大胆深入敌后，切断敌人从涞源到灵丘和从广灵到灵丘的公路线，阻击敌人从两个方向增援。这是一场恶仗，独立团拼死抵挡住日军两个联队的进攻，以30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300余人，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胜利。

9月25日拂晓，115师在平型关痛击日寇之际，由崞县、代县方向前来增援之敌1000余人，乘60余辆汽车向我扑来，此时的林师已无兵可派了。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突然，从半路杀出一彪人马拼死挡住援敌。这支部队不是别人，他们是八路军总部的特务团(中央警卫团)。在此关键时刻，总部领导派出自己的“御林军”参战，足以看到党中央对平型关战斗的殷切期望。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敌1500余人(含腰站和崞、代阻击战)，缴获辎重无数。

平型关大捷：胜利与反思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及海内外。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庆祝我军第一个胜利。

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随后，蒋介石感到意犹未尽，接着又发一封嘉奖电：朱总司令玉阶兄：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中正。

各界人士、党派团体的祝捷电报、信函像雪片一样飞向五台，飞向延安。平型关，这个虽然古老、险要但并不很出名的内长城关隘，其知名度顿时倍增，成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抵御外侮伟大精神的象征。八路军从此威震天下，名扬海内外。

陈东海：过去一直瞧不起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们，如今却要刮目相看了。连日来，国民党的艺术团体主动到115师驻地慰问演出。阎锡山的一些部队还敲锣打鼓，抬着猪羊到八路军驻地慰劳。国民党新闻局还来拍电影、照像。我曾经看过现存放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资料片，在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中，王秉章叔叔兴高采烈地拿起一个鬼子的防毒面具，吹吧吹吧往头上套……9月27日，115师清理战场后撤出战斗，将缴获的战利品大部送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都穿上了那种带风斗的日本呢子军大衣。

10月初，115师到达五台县。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山城张灯结彩，热烈欢迎从前线凯旋的八路军。原本八路军驻在城外不想进城，各界群众不答应，硬是搭好凯旋门，让八路军队伍从城里走一圈风光风光。百姓们倾城出动夹道欢迎，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场面十分热烈。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上的僧人们也身披袈裟，手持长笛短箫奏起了欢迎的梵乐。地处深山的五台县交通不便，加上连续多日的战争，物资供应十分匮乏。一些奸商乘机哄抬物价敲竹杠，更使物价飞涨。但八路军进驻五台后，店铺里却出现了两种价格，对抗日有功的八路军实行优惠价，对连连败退的晋绥军、中央军则是高价。这使国民党官兵很恼火，大骂阎长官老家被赤化了!

平型关大捷固然令人高兴，但并没有使八路军领导飘飘然，平型关战斗打得很艰苦，我军在和日军交手中犯了兵家之大忌：知己不知彼，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我军歼敌1500余人，自己也有千余人的伤亡。战斗中，许多战士甚至对着日本鬼子高喊：老乡，缴枪不杀!因不了解敌人的凶残，用国内革命战争中对待国民党俘虏那样的方法，去善待鬼子伤兵，反而增加了不少伤亡。在打扫战场时，一个营长背起一个半死的鬼子，背上的鬼子苏醒过来却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一个电话兵在救护鬼子伤兵时，被鬼子伤兵一刺刀穿透了胸膛；几个老乡活捉了一个鬼子准备送交八路军，无奈那鬼子又踢又咬还伤了人，搞得乡亲们怒火中烧，抡起镐头一阵暴打，顷刻间鬼子便化为一摊肉泥……平型关战斗中没有捉到一个俘虏，日本鬼子死不投降!加之国民党军队保存实力配合不力，甚至擅自撤退，不仅没有扩大战果而且给八路军造成很大困难……

在整个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两党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且取得像平型关大捷这样重大胜利，却没能够扭转其被动局面。5天后，大同日军南下切断了平型关守军的后路。一个月后，日军先后突破娘子关、忻口、攻占了太原，二战区的“太原会战”和“忻口会战”相继宣告失利。

平型关战斗的实践，终于使前线的八路军指战员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队实力以及战略策略的较量。在目前敌强我弱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被动防御的情况下，我军即使集中兵力再打几个胜仗，仍不可能阻止日军凌厉攻势，甚至可能会把力量微薄的红军葬送掉。正如毛泽东在战前明确指出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平型关战斗后，我军前线指挥员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趋于统一。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建立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

随后，115师避开敌人进攻锋芒，分兵敌后，开辟根据地伺机歼敌。

徐文伯：115师撤出平型关后，父亲带领687团继续在该地区与敌周旋。10月5日与敌激战后重新占领平型关。当时阵地上到处是国民党部队丢弃的滚雷，父亲命令将其全部推下山去，不能留给敌人。瞬间，山谷里响起雷鸣般巨响。鬼子不知何物，吓得丢下辎重慌忙撤退。这些辎重里有不少肉罐头，那阵子，每逢部队开饭，不吃别的，光吃罐头。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对父亲进行表彰。10月27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这个谈话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

平型关大捷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多次出击晋东北日军运输线，歼敌多人，缴获甚丰，并两次收复广灵城。10月下旬，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

陈东海：11月初太原失守，115师遵照军委部署向吕梁山脉转移。进山之前，师长率343旅在晋东昔阳县的广阳镇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1月14日，日军20师团和40旅团的近万人进入我设伏圈，敌人整整走了一上午还没接到师长的攻击命令。杨德志、李天佑、陈士渠都急了，不断打电话询问父亲。直到下午3点师长才命令攻击。战斗打响后，师长和警卫员坐在大树底下一边观战，一边吃着从平型关缴来的饼干和罐头，他对父亲陈光指挥部队绝对放心。

苏晓林：这一仗歼敌1000多人，还抓了不少俘虏，父亲还给俘虏们照了像。这一仗影响很大，被史学界称为“平型关第二”。

平型关战役，由于国民党执行单纯被动防御方针，加之在战略上判断失误，举措失宜，内部协调配合不力，缺乏决战决胜的信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平型关战役体现了中华民族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同舟共济并肩御侮的团结精神。

古关沧桑

多少年来，平型关大捷犹如一个历史符号已深深锲入中国人民心中。人们在讲中国历史时必讲抗日战争，讲抗日战争时必讲平型关，平型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以至建国后，山西灵丘县和繁峙县为平型关的归属问题曾发生过长期争执。作为平型关关隘，它位于繁峙县境内。而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关沟、乔沟却在离关隘5公里外的灵丘县。这个难得的荣誉，两个县都不愿轻易放过，谁都想揽过这份骄傲，谁也不想失去这份荣光。

笔者从《灵丘县大事记》中看到，从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后，县志对每个时期重大事件均有详细记载。特别是建国后的1961年3月4日，平型关战役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灵丘县白崖台大队的“穆桂英民兵班”披着平型关的灿烂，被北京军区树为人武系统一面旗帜。1965年灵丘县再庄公社更名为平型关公社。1966年3月，雁北专署成立平型关绿化指挥部，组织干部、民兵、师生5000余人野营扎寨，绿化荒山3万余亩。同年，灵丘中学更名为平型关战校。甚至“文革”中当地的群众组织也自称平型关造反战斗队。1969年10月，北京军区领导李雪峰、郑维山带领军区干部乘大小100多辆汽车到平型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9年下半年，由北京军区主办，69军具体承办开始建设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经一年多的施工纪念馆落成，两层展厅，坐东朝西，背倚指挥所，面向主战场——老爷庙。配套设施包括接待室、宿舍、餐厅、车库、锅炉房配套齐全。纪念馆南面还建有4层大楼作为招待所。纪念馆的布展由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协办。资料及实物大部分由军事博物馆提供。整体设计、油画、雕塑由中央美院师生创作完成。二楼布置有声、光、电配合的沙盘使人感觉身临其境。整个展馆格调庄重，资料丰富，创作精细。展馆的管理、讲解和接待由雁北军分区负责，有一个排女兵在此安营扎寨。那时每天伴随着朝霞冉冉升起，都能听到从山谷中传来女兵们出操时欢快的口号声。从各地前来参观寻访的个人或团体接踵而来，络绎不绝。

然而，“大事记”在1971年9月戛然停止。1971年9月13日，一个事件的发生，将全国人民震惊得目瞪口呆。在以后的岁月里，平型关也实实在在地品味到了世态炎凉。纪念馆关闭、撤展。从军事博物馆调拨的革命文物原物收回。当地征集的文物被运到灵丘烈士陵园收藏。电动演示沙盘用军用直升飞机运到了延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内供暖设施也被搬进县委招待所。负责管理博物馆的官兵们仿佛从人间蒸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追查建馆责任，谁也不认账，以平型关命名的组织机构纷纷易名，谁都怕沾平型关的“光”。随后，纪念馆玻璃被砸，门窗被卸，偌大的纪念馆一片狼籍。最后只剩下门厅里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无法搬走，任凭他老人家孤独无奈地坐在那里，迎着塞外吹来的苦雨凄风，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

在那不尊重历史的年代里，平型关不仅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平型关大捷也成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反面教材，有许多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已经证明正确的东西也遭到批判。在寻访中当地老乡告诉我，当年曾给115师带过路的向导都被批判，整得很惨，至今还心有余悸。

平型关的命运竟然系于一个人的荣辱之上!引起了当年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许多老同志的不满。1974年5月，聂荣臻元帅办公室接到山西某报社送来的《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一文的清样，作为批判文章请聂帅审查，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尽管对平型关战斗作了某些肯定，但认为该仗总体上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和百团大战一样应该批判。聂帅看后对秘书说，平型关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成风。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当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热情和信心。怎么能够因为林彪现在犯错误就否定历史上这个伟大胜利呢?而且我记得毛主席也多次肯定平型关大战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但还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呢。文章中提到的某些史实也不准确，这篇文章以不发表为好。他让秘书给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姚文元去信，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以后近10年的日子里，平型关仿佛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岁月流逝并没有让人们忘记平型关。从大事记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平型关重新被人们关注。在老战士和聂帅关怀下，国家拨专款对纪念馆进行了修缮。杨成武、刘振华、王茂林等当年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同志来了，他们在凭吊战场、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中央对老区人民的关爱；当年参战将领的子女来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已使他们两鬓斑白，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同，有的人甚至命途多舛，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认为，父辈昔日的辉煌，毫无疑问的是在毛泽东这面旗帜下取得的；就连日本首任驻华武官、退役少将吉原瑞穗也携夫人、女儿、女婿、儿媳来了。面对当年血流成河的山沟，全家双手合十，低头闭目，久久伫立，默默祈祷。此时他们的心境很复杂，难过?愧悔?更多应该是反省!

在台湾地区抗战纪念活动上，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给予了充分肯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林晓霖(父亲林彪，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2002年9月，我到灵丘参加平型关大捷65周年纪念活动。回京后去看望孙毅将军(当年孙毅是115师代理参谋长)，此时老人因骨癌截肢刚刚出院。当我把灵丘人民的问候和礼物带给老人时，老人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平型关大捷当天晚上，我和两个师首长住在白崖台山角下的一个窑洞里，三个人兴奋得睡不着，你爸爸索性爬起来披着大衣在炕下转悠，说打了胜仗高兴啊……直到天蒙蒙亮才迷迷糊糊睡去。老人还说，在战斗中，他几次到前沿传达师长命令。阵地上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将他震撼!说着说着老人突然声泪俱下，这一举动让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只听老人哽咽着说：太惨烈了，我们不能忘记平型关啊!……几个月后，老人离开了我们。

如今的平型关，修缮后的纪念馆虽还显陈旧，但展示的内容较客观地恢复了历史原貌，增加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宣传。平型关至今还是山西省贫困地区，除了有数的几个小铁矿外，基本还在靠天吃饭。来此地参观的人不多，纪念馆也被承包了出去。当地接待能力不强，食宿条件差。散落在山沟里的几家小饭馆晚上早早就关门打烊，第二天中午才迟迟开张。当我和好友孙照蒂要求花钱在当地老乡家食宿时，老乡们都说做不来。看样子思想陈旧保守，使他们不知如何将当地旅游资源和自己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每每想起这些，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我真心希望平型关精神能够成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催化剂，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正如团城口山隘上竖立的标语一样：“雄关大捷振国威，辉煌再造新农村。”最后，我谨用聂荣臻元帅《忆平型关大捷》一诗结束此文：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鲁挺与乒乓外交内幕

鲁挺，1920年生于山西垣曲县古城镇。1936年参加革命。在薄一波领导下，到阎锡山部开展兵运工作，带出了著名的“临汾旅”。“百团大战”后，被作为骨干调到延安军委工程队。军委工程队是我党早期的空军机构，人员均为准备输送到苏联学习航空的骨干。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而滞留延安，就地补习文化，学习俄文，后与延安大学俄文队合并成俄文学校。参加了大生产、整风运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军东北，在“四野”八纵做政治工作。1952年调总政治部组织部。1959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工队任政委10年。“文化大革命”八一体工队被解散，在周恩来干预下，鲁挺调国家体委运动系任主任，并从八一队带出18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加入国家体委运动队。在国家体委三年半时间，率队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八一队重新组建，他任队长至离休。

熟知新中国体育的人们都知道，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解放军运动员在国家运动队中占有相当比重。建立新中国以后，八一队在足球、篮球、排球、手球、乒乓球、田径等各个项目里，获得全国冠军、团体总分第一共38次，个人单项第一共478次。另外有136人、28队377次打破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的143项全国纪录。

在八一体工队工作的25年中，鲁挺以一个军人的忠诚和务实态度，团结党委一班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为我国培养出大批优秀体育人才。在他们的麾下，走出世界冠军多人（单项、团体），涵盖乒乓球、排球、举重、游泳、体操、竞走等项目。他们是：举重：陈镜开、黎纪元、蔡炎书、钟妍、马润梅、张楠、张菊华、宋志娟、赖润明、陈丽、杨桂华、雷丽；乒乓球：刘国梁、王涛、李振恃、沈剑萍、童玲、孙晋、范长茂、施之皓、戴丽丽、王皓；排球：陈招娣、曹慧英、杨希、李延军、杨锡兰；体操：马燕红、国林跃、许志强、肖钦；游泳：卢东华；竞走：范晓玲、李红。还向国家队输送了大批优秀运动员，如篮球运动员穆铁柱、郑海霞，足球守门员李富胜等。这25年中，运动场上很难看到他的身影。可是运动员的胜败荣辱却与他息息相关，他的命运与国家体育事业和运动员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2005年元旦一个阴冷的下午，笔者到解放军301总医院西康复楼，看望了这位大半军旅生涯与体育结缘的85岁高龄老人。尽管老人腿脚有些不便，但依然精神矍铄，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谈人生，谈体育……

初到八一体工队

1959年为了迎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鲁挺由总政治部调任八一体工队政委。当时国内反“右”余波未尽，庐山会议反彭（德怀）黄（克诚）集团的政治斗争接踵而来。受全国政治气候影响，加之八一体工队人员成分复杂，自然逃脱不了清理整顿的厄运。总政派专人到八一队拔“白旗”，他们对队里的专家、教练，特别是一些旧社会留用的业务骨干采取不信任、不重用的态度。许多人仅因出身不好便受到不公正处理，有的甚至被调出八一队，下放到基层。

我军历来重视群众体育工作。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群众性体育活动能派生出战斗力和生产力。八一体工队是解放军体育工作的劲旅，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爱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为全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所关注。如何带好这支队伍而不辱使命，无疑使鲁挺面临严峻的考验。

多年的军队政治工作使鲁挺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遇事冷静思考的习惯。作为军人，他习惯于服从，但从不阿谀奉承；作为领导，他谦虚仁厚，但绝不抱守残缺，得过且过。历史的经验使他意识到，党的事业是需要人去支撑的，而历次政治运动伤害的不仅仅是人，更是党的基业。鲁老对我说起一段往事。

1943年延安整风开展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由于鲁挺所在的俄文学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人较多，因此也成了中央社会部整顿的重点。在上级的高压政策下，经过群众揭发和自己主动“坦白交代”，全校300多人竟揭发出70多个特务分子，每个人的问题都有鼻子有眼，蛮像那么回事。运动后期一经甄别，却一个都不是真的。

1951年全国开展“打老虎”运动，这原本是针对建立新中国后个别干部经济上的多吃多占问题进行的教育运动，但随着教育深入，又出现偏差。由于上级的硬性摊派，部队里凡是与经济工作沾边的干部，如：司务长、生活管理员等，几乎无一幸免。一时间“山高林密，老虎遍地”。在他当政委的那个团，由于顶住了压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后来这些同志大都成为部队经济管理的骨干。

每每说到这些，鲁老心里都不是滋味。他说：我党历次运动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先进与后进之间的矛盾上纲为革命与不革命、红旗与白旗之间的斗争，由于运动过程变形走样，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场运动下来，不但达不到教育目的，反而制造出许多矛盾，收获到许多痛苦。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鲁挺顶住压力，艰难地开展工作。

八一体工队队长黄烈，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当过官，做过坏事，但也为共产党做过有益工作，按政策属于“有功人员”。但1952年“镇反”时被错误地镇压了。黄烈本人30年代毕业于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当过中学体育老师，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担任过中尉体育教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政治背景给黄烈带来的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鲁挺对此却有自己的主见。尽管黄烈出身不好，但在旧社会他是一个追求“体育救国”的热血青年。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我们国家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他从广州北上，历尽艰险，奔向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战火洗礼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党员。

参加革命后，黄烈对体育的热爱给他提供了发挥所长的广阔天地。在“抗大”学习期间，他主动拿出自己过去的积蓄，给大家买回篮球，做篮球架，是个很有影响的体育积极分子。后被贺龙同志发现，成为120师著名“战斗球队”的一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

八一队建队初期，黄烈同志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在露天球场训练，吃战士伙食，住在先农坛体育场四面透风的看台底下。冬天训练完坐着敞篷大卡车到珠市口澡堂冲澡，寒风一吹，头发都冻成了冰碴子。在训练中他既当教练，又当陪练，硬是带出一支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运动队伍。

鲁挺认为，黄烈这样经过战争考验，又精通体育业务的同志，是八一体工队难得的专业领导，应该受到尊重和信任。他坚决支持黄烈同志大胆管理，严格训练，并配合他解决训练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鲁挺和黄烈的合作，被公认是军政最佳搭档。

八一篮球队总教练唐宝堃肄业于天津南开工学院经济系，从小就嗜球如命，基本功扎实。20年代后期。他和昔日的同学刘建常、王锡良、魏蓬云、李国琛成为闻名篮坛的“南开五虎”。他们当中以唐宝堃技艺超群，名气最亮，被誉为“篮球王”。1929年“南开五虎”在上海连胜“西人青年队”（海贼队）、美国海军队以及菲律宾大学冠军队。为被洋人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争了气。还多次被选为国手，两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在亚洲篮坛享有盛誉。就是这样一个同志却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下放到基层。鲁挺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将其调回八一队。

田径短跑教练白良武，父亲伪满时期当过保长，东北土改时被老百姓打死，白良武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处理。

鲁挺认为，东北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有些地区由于政策失控，有过激行为。而且白良武从小在姐姐家长大，辽沈战役中小小年纪就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受的是革命教育，革命战争练就了他一双“飞毛腿”，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土生土长的教练员……

就这样，鲁挺在党委会上力陈己见，据理力争，为十几位出身不好或被错误定性的同志摘帽平反，有的还从基层调回北京，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教练员。同时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他们，充分发挥其特长。这些同志不负众望，均为八一队的发展、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鲁挺身为军人，在管理这支队伍中，强调将人民军队的战斗作风移植到训练比赛中去。训练要能吃苦，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战术要灵活，比赛要有必胜的信心，这一点被国内体育界所公认。他们说，八一队队员个人技术并不显得特别出众，但当他们穿上有八一军徽的队服，就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鲁老对我说：初到八一队我不懂业务。但我懂得尊重人，尊重知识，懂得如何去发挥专业人员的特长，这使我很快地成为了内行的体育管理干部。正因为这样，鲁挺受到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敬重。1989年，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向鲁挺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个奖项是国家授予对中国体育事业有突出贡献者，其分量与世界冠军相同。建国以后在解放军中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一位是原总参军训部总监部副部长韩复东，一位是鲁挺。

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亚洲乒联主席后藤甲二等日本左翼友好人士向我国发出邀请，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乒乓王国”不派队参加，会让世乒赛黯然失色。

此时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各项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全面滑坡。在外交方面，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与我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地位下降，外交工作陷入困境。

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考察研究了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视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并确立了同盟关系，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但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恶化。1969年3月，苏联武装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以后又在新疆、黑龙江边境地区多次挑起事端，引起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中苏关系进入低谷。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公开谴责毛泽东，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十分黑暗，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新中国一诞生，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出兵直接参加朝鲜战争，派兵进驻台湾。这些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但当今美国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世界形势使它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欲拔不能。鉴于此，毛泽东感到“美国将来不会与中国找麻烦”。加之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时就曾经许诺，如果能当选为美国总统，“想同中国冷淡的关系上画上终止符”。

毛泽东立刻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指示将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尼克松上台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发出友好信息。中国方面适时地做出反应。1970年10月1日和12月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向他表明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遗憾的是，斯诺对毛泽东的话还不敢信以为真，这个信息未能及时转达给尼克松。

因为中美两国正处于20余年的敌对关系，两国人员从来没有过正式往来，用什么办法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着。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举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中国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谁都不曾预料。中国队在这次锦标赛上不仅摘金夺银引起轰动。更引起世界关注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名词“乒乓外交”。

鲁挺和运动员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中美建交的催化剂：

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基本停止了训练。少数运动项目尽管保留着，也都被打上了政治商标。如：国家体操队集体在天安门前跳“忠”字舞，以表现体育界对领袖的忠诚。或者在首都体育馆伴随着革命歌曲，做一些花拳绣腿似的表演。乒乓球队也经常在首体做一些汇报表演，以娱广大工农兵群众。

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在是否赴日参赛的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有些悲壮。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出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我队应去！”并提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和以往比赛不同的是政治性太强。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外交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由赵正洪任团长，空军在国家体委的“支左”干部符志行任副团长，专职政治思想工作。王晓云任副团长负责外交，鲁挺任副团长主管训练比赛。国家体委也成立了以宋中为首的秘书班子。周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准备会议。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文革”的康生和江青。江青到国家体委观看球队训练，强调要通过这次比赛，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为主管训练比赛的副团长，鲁挺认为，不管情况有多么复杂，只有抓好训练、打好比赛，才能贯彻好毛主席、周总理的部署。因此在训练中做了充分准备，发动群众，尊重教练徐寅生的指导原则。特别是针对当时欧洲新出现的弧旋球，认真研究对策，进行排兵布阵。

到达日本名古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受到了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训练，比赛一切按计划进行……

4月4日，鲁挺带着球队从练习馆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突然冲上来一个外国运动员。该运动员一身当时国际刚开始流行的嬉皮士打扮，上身着带有USA字样的运动服，下身穿着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加之长着一副老外脸，模样怪怪的，与身着国旗红，简洁、干净的中方运动员形成明显反差。他的出现让双方都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美国3号选手科恩，因误车欲求搭车去比赛馆。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全车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副团长鲁挺身上。鲁挺认为，在国外打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开车后，坐在鲁挺身后的运动员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尽管他们代表国家，更代表人民，便又点头应允了。于是庄则栋把一件杭州织锦赠送给了科恩。科恩很高兴，想回赠点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只好作罢。这个体现友谊的小小举动，立即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科恩下车时，记者立刻围上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科恩更是感到骄傲自豪。个性张扬又善于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篓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藤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作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看来毛泽东也并未打算邀请美国队访华，他要吴旭君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文件退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晚上11点多，吴旭君和张玉凤陪毛泽东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毛泽东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要昏昏睡去。

突然他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吴旭君给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不熟悉他口音的人是根本听不懂这些话的。吴旭君一下子愣住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中方意见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按毛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完全有可能办错。况且，主席平时曾明确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吴旭君很为难。假如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来说我没说让这么办，那还了得？这岂不是“假传圣旨”？可又一想，主席这些天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吴旭君犹豫了。她既无人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了，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

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吴旭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证实毛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得想办法让主席再主动讲话。

吴旭君决定冒一次险。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主席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办？”

毛泽东平时一般都叫吴旭君“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话算数吗？”

毛泽东向吴旭君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吴旭君可真着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

电话通了，她把毛泽东的决定告诉了王海容。王海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吴旭君肯定地说。

通完电话，吴旭君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

吴旭君把刚才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完以后，毛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才上床躺下。

第二天毛泽东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卧室去，要和主席核对这件事。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您还记得吗？”吴旭君问。

“记得清清楚楚。”

“您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毛泽东慢悠悠地抽着烟，并不着急。

“您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唉！主席，您可真行。您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您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英明决策，通过乒乓球队打开中美之间交流的闸门，可以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政府邀请美国队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国际舆论惊诧地大加欢呼：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

谈起这段经历，鲁老深情地说：“乒乓外交”纯属由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引发的，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提供了一个机会。毛主席及时把握住时机，推动了中美改善关系的进程。对于这些，我们下面是不知情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体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一些报刊在宣传这段历史时过分夸大某个运动员的作用，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当然个别人也因此被“四人帮”利用，在政治上发了迹，为此步入政坛。翌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庄则栋成了团长，而体委领导李梦华却成了副团长……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友谊重于比赛

在谈话中，鲁挺多次对我说：体育里面有政治，有辩证法。国运盛而体育强，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不可能有体育的全面发展。一个运动队仅有夺金实力是不够的，体育竞赛不仅是体能和智慧的较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传播友谊，展现民族精神。这一点他从周总理身上学到很多……

1961年1月，为参加缅甸联邦独立节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的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一个庞大代表团赴缅。总团长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轻工业部长李烛尘，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张致祥，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云南省副省长刘明辉等高级军政官员。下辖八个代表团：军事代表团、文化艺术代表团、电影代表团、云南省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佛教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和体育代表团。

在代表团里不仅有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这样的高级将领，还不乏像佛教协会会长喜绕嘉措大师和副会长赵朴初居士等知名人士。鲁挺虽然是体育代表团长，但职位最低，军衔仅为上校。然而，他所率领的八一足球队却格外引人关注。

为了适应缅甸炎热的气候，八一足球队提前半个月到昆明做适应性训练。秦基伟将军等多次到驻地看球队训练，并和运动员一起用餐。这些老军人性格好斗，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他们要求八一足球队这次出访一定要赢。球队队员们也摩拳擦掌，决心不辜负首长期望。按常规，与缅甸国家队的比赛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八一队必胜无疑。但是赛前的一件事却改变了人们的初衷。

代表团到达仰光后，缅甸总统吴温貌第一次接见周总理及代表团团长，不谈别的，专谈足球。他当着全体团长的面对鲁挺说：“上次我们球队到你们国家比赛时输了，这次我们一定要赢你们。”在场的人都笑了，原以为只是句玩笑话，并没很在意。但周总理却将此事记在心上，回来后专门找到鲁挺商量：这场球不能赢！并第一次提出了“友谊重于比赛”的口号。比赛那天，首都仰光万人空巷，政府首脑全部都到了场，不仅体育场内人山人海，连四周的树上、房上都站满了观球的群众。鲁挺根据周总理的意图及时调整部署，让比赛打了个平手。缅方反映很好，缅甸各报均做了报道，盛赞这场比赛堪称是中缅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驻缅使馆的同志评价，这场比赛的结果与中国代表团的访问结果是一致的。

实践证明，由于双方的共同呵护，中缅关系经受了历史考验，中缅边界成为一条和平安宁的边界。陈毅元帅在《赠缅甸友人》一诗中，深情地抒发了这种情怀：我住江之头，君主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优美的诗句至今被两国人民广为传诵。

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前的准备会议上，周总理给运动员们讲徐寅生的《怎样打乒乓球》，说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辩证法，毛主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还问女队员郑敏芝学过没有。他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党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才能在比赛中打出水平，赛出风格，为人民立新功，并正式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谈到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鲁老尤为兴奋，这是体育界多少代为之奋斗的结果啊！是国家的盛事。他说，举办亚运会，争办奥运会，依然是政治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此提升本国政治地位，促进经济发展的，否则，大家都争它干啥？切不可忽视它的综合效应，我们体育工作者要通过比赛为祖国的强盛作贡献。鲁老尽管年事已高早已离休，仍然笔耕不辍，他将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汇集成文，写出了《通向冠军的道路》《离休散记》等多篇论文，用以教育培养下一代。诗人张恒用诗句高度概括了鲁老的体育人生：

心血浇灌强国路，累累硕果慰平生，前浪如潮后浪涌，老骥欣然望前程。

是战士，才能演好战士——我所知道的李长华

当初，我与长华叔叔并不熟悉，最早我是从银幕和舞台上认识长华叔叔的。他曾在电影《狼牙山五壮土》中饰班长马宝玉、《碧海丹心》中饰连长肖丁、《战上海》中饰连长李永刚、《江山多娇》中饰男一号高国林；在话剧《带兵的人》中饰连长林智勇、《英雄工兵》中饰连长丁战……他原本就是战士，他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都与士兵有关。他的表演，将部队战士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不仅形似，更为神似，在我幼小心中深深扎了根。后来我也成为了战士，并和长华叔叔的儿子同在一个连队。那时，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在我们部队扎了根，长华叔叔隔三差五带着团队到部队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他说部队是“娘家”，要经常走动。这又使我对长华叔叔平添了几分敬佩。

“九一三”事件后，我受父亲株连，被处理复员，分到一个山区里“三线”小厂工作。由于离市区太远，工厂每两周进城休息两天。对于家住广州的工人来说，返城之日犹如过年，个个喜气洋洋。对于我却痛苦不堪，因为广州没有家。我家原在广州，兄妹几人也是从广州入伍。随着父母远调北京工作，广州早已没有了栖身之地。按国家政策规定，复员兵应哪儿来回哪儿去。此时我们兄妹几人处在既回不了北京、又无法在广州落脚的两难境地。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揭、批、查”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个个反目，有谁还敢收留我们这些落难子弟。

就在这极其窘迫的境遇下，身为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长华叔叔收留了我。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好，我却成了他家的常客，有时还与他在一张床上共眠。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长华叔叔这样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与长华叔叔有了更多接触，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曾经被遗弃的生命

秦岭中央的陕西商县，曾是商鞅的封邑，自古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这里最大的特产是“穷”。但这穷乡僻壤却又是关中通往中原的通衢，历朝历代征战必经于此，兵祸连年、徭役无度、土匪如麻，各方势力横行乡里，百姓一贫如洗。

1925年９月，长华生不逢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李臣是一个靠挑脚为生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担着200多斤重的担子去河南、过四川、下湖北、上山西，满世界给人挑脚、送货，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这时又有了长华娃，养不活啊！父母一狠心，把他给扔了出去。谁知这孩子命大，在西渠里风吹雨打整整一夜，狼没吃，狗没衔，第二天四娘上山剜野菜时，见他还活着，便硬把他抱回来。四娘一跨进门槛就说：“嫂子快看，这娃还活着！这娃好着哩，命大，说不定今辈子还要得他的济哩！”母亲夺过孩子，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还没出月子，母亲就带着他去帮工，干活时往草庵子里一撂，老鼠嗑、老鹰抓、乌鸦啄，头都睡扁了。５岁上还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长年没鞋穿，满脚磨得都是鸡眼。1929年，商县大旱，穷人饿死一大半，长华身上长了鸡蛋大的８个脓包，每个脓包一挤就是半碗脓血水，天天高烧不退。娘寻思他活不成了，从涝地里捞了些黑泥巴往他身上糊，谁知倒让他活了过来。第二年2月，身上脓疮又复发了，小长华初九夜里断了气，娘哭得死去活来。父亲说：“别哭了，趁天黑把娃埋了吧！”母亲不答应，非要等天亮后找块席子裹上再埋。父亲只好把他抱到牛槽子里。天亮后，当父母拿着席子到牛槽边一看，着实被吓了一跳。只见小长华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父母。母亲说：“他大，这是阎王爷捉弄娃哩！嫌他在阳间的罪还没受够，叫娃再回来接着受罪的！”父亲说：“不管阎王爷咋打算，我李臣只要有口气，就一定要供我这小娃子上学念书！”为了这个承诺，父亲没有歇过一天，整年在外头跑。有一次，父亲从四川回来，刚放下扁担，商洛镇货行里来人说，有批货要急送湖北竹山县，脚钱给双份。父亲说这是成全娃念书的好机会，他顾不上休息，领上三哥和村里几个乡亲就走。没承想，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三哥也没有了下落。母亲成日里带着小长华在官路畔的大榆树下哭啊，嚎啊！８个月后，同去的村里人才说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肩胳子(肩膀)叫扁担压破中了毒死的，三哥害怕，几年后才敢回家。

1931年，家里租了巩家湾二亩稻地。稻子刚熟，老天不长眼，从河南又杀上来个叫李长有的大杆子土匪。半年里血洗了几个村寨，杀了2000多人，抓走了1000多人，全家“跑匪”整整半年，不管刮风下雨，躲在树笆里不敢出来。吃的是麦麸子和山樱桃叶子。为了摘山樱桃叶子，小长华从树上摔下来，眉梢摔了个大口子，鲜血流了一大摊，二天三夜都没醒。先生说是震了脑子了，就是好了也是个憨憨，可把母亲愁死了。没想到，穷孩子命硬，半个月后，他又活蹦乱跳了。

生活的磨难，使他从小跟着哥哥学着种庄稼、割草、放牛、打柴、送粪，成了家里好帮手，顶得上一个大人用了。

年少参加革命

商州自古没太平。刘邦、刘秀、李自成……兵祸连年，把百姓祸害得不轻，民国实行新政，却又出了个袁世凯篡位；后来又来了蒋介石，更是天下大乱。小长华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颠沛流离的跑“匪”、跑兵中度过的。1932年10月，乡亲们开始“跑红军”。盛传红军是红鼻子绿眼睛、“共产共妻”，还专门杀念书人。吓得家家把门框上的对子都刮光了。先是跑徐向前，后是跑贺龙。12月底，三哥从武关寺底铺回来说，红军是好队伍，不糟害老百姓。还说他见过贺龙，人可和气了。这样乡亲们人心才稳住，不再跑红军了。

家里为了供小长华上学，父亲累死了。哥哥背着三分利的债送他上了学。但不到３个月就开始跑土匪，后来中央军和土匪打，再后来中央军又和红军打。小长华的学习也就读读停停，到了也就是个初小文化。商州是红军和国民党势力的拉锯地区，因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所作所为深入人心，许多有志青年背着家人参加了革命队伍。1935年１月５日，红军在村东四方岭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几百人，全村人坐在大清山顶看得清清楚楚。小长华对红军佩服极了，认为红军一定得天下。反正在家也念不成书，便萌生参加红军的念头。当他背着家人追赶红军时，被母亲发现，硬把他拽了回来。1936年开春，红74师又一次开到龙驹寨，他又想去参加红军。母亲知道后把他在屋里反锁了好几天，使他与红军失之交臂。由于母亲阻拦，他只能在当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在1938年10月13岁那年加入了共产党。如果长华叔叔早早跟上红军队伍走，他恐怕就不是“三八式”干部了。

在烽火剧社

1939年1月，长华告别了家乡，和一群进步青年奔向解放区。最早是在安吴堡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长华在“青训班”年龄最小，由于从小吃苦，干起活来却又快又好。着实让那些从上海、广州、天津、北平和海外来的大哥哥、大姐姐赞叹不已，被全连同学一致推选为“劳动英雄”。

1939年6月上旬，中央决定从抗大、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抽出部分人员到延安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准备开到敌人后方去。长华和战友们一起来到革命圣地 延安，被分到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烽火剧社。

烽火剧社正式命名是1937年10月，他的前身是红军大学三科。成员是一、二、四方面军和红１５军在“红大”学习的剧社同志组成的，在延安很有名气。初到剧社，长华整日里混混沌沌，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的儿子，论文化，只是断断续续读过几年小学。论长相没长相，由于过早从事重体力劳动，个子矮小。一副吃糠咽菜撑大了的肚皮，握惯镢头镰刀粗笨迟钝的手。照现在的选材标准，他的确缺乏从事艺术的条件。然而，就是这么一副憨相，却鬼使神差的被留在了剧社。刚开始，剧社领导认为他年轻，属可塑之材，将他分到舞蹈队跑龙套。但他实在太笨，手脚就像不长在自己身上似的，根本不听使唤。别人一个小时学会的动作，他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学会，还经常跟不上节拍，总被大伙讥笑。他没事经常到乐队看练习，音乐队长朱仲义以为他喜欢音乐，便动员他学习乐器，还发给一把二胡让他学。他起早贪黑地拉了半个月，把同志们折磨得痛苦不堪，说他在“杀鸡”、“推碾子”！手指头还没有别人脚指头好使。后来领导让他学吹笛子，吹了半天，因为握惯镢头把子的手指头实在不灵而告失败。领导不死心，又让他学口琴，认为用嘴不用手或许好办些。可他那张嘴并不比手指头好多少，领导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最后又把他打发回了舞蹈队。

在烽火剧社，长华管过道具，烧过炭，赶过猪，看过仓库。由于年纪太小，他和所有未成年的孩子一样，贪玩，经常小小不言地犯点错误，挨批评后也哭鼻子，还尿炕，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个功课就是到窑顶上晒被子。但是在这革命大家庭里，他是无忧无虑的，他任劳任怨地去做好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工作。

第一次上台演戏的经历，让长华终生难忘。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抗日将士的罪行，团里赶写了一个独幕话剧，领导让长华出演戏中的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报童。长华天生怯场，被领导和导演逼到绝路上，只好硬着头皮上。排练的几天里，简直是首尾难顾，他非常后悔接受这个任务。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在陕北公学院礼堂西侧的露天舞台上，观众是党校和中央机关人员。长华从侧幕布向台下一看，妈呀！毛主席和留守兵团萧劲光、莫文骅几位首长都在前排坐着，吓得他立刻筛糠，竟忘了上场，是同志们把他硬推上去的。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长华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懵了。这时，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台下的毛主席用浓重的湘潭话说：“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

戏演完了，他羞得把自己裹在侧幕条里不敢见人。同志们将他拉出来去见萧、莫首长。萧司令却鼓励他：第一次上台难免出错，演多就好了。尽管日后同志们老用毛主席那句“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来取笑他，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逐渐喜欢上了话剧这门艺术。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他从一些并不起眼的小角色开始，在《九一八前后》他演个叫狮子神的小孩，在《军火船》中扮演一句台词没有的日本兵，在活报剧《十月革命》中扮演一个报童。依靠这些积累和沉淀，逐渐走出了自己的戏路子。而后，他在《治病》、《小小锄奸队》、《假皇军》、《打狗》、《刘顺清开劈南泥湾》、《徐海水锄奸》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的戏越演越好，最后成为了烽火剧社的台柱子。那时在延安，他可算得上一个人物。上至中央、兵团领导，下至普通战士、百姓，无人不晓李长华。谁见了都用舞台上他扮演的角色和他打招呼，走到哪里都有好招待。也就是凭他那近似本色的表演，为广大部队干部战士所喜爱，并成就了他终身为兵服务的夙愿。长华叔叔的老伴赵晶辉阿姨曾对我说：“那时候，我们长华不仅戏演得好，嗓子也敞亮。几千人的大场子，根本不用扩音，照样声震四邻。后来在冰天雪地里演出呛了风，嗓子劈了，变沙哑了。”我倒觉得，除了上述原因外，长华叔叔坏嗓子，可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他和许多陕西人一样，见了辣子不要命！即使这样，也没影响他继续活跃在舞台上。他那副现在许多歌手需要用烟熏酒烧才能养出的沙哑嗓子，是那么的厚重而富有磁性，听起来令人回味无穷。

和冼星海在一起的日子里

冼星海的名字和他谱写的抗日救亡歌一样家喻户晓。当时延安上自高级首长、下至普通群众都称呼他“星海同志”，或称“冼星海同志。”烽火剧社的小鬼们也这样叫他。管他的爱人钱韵玲叫老钱同志。在延安，许多人对“冼”这个广东姓氏很陌生，大都把它误读成了洗澡的洗字，叫他冼星海。星海同志也不计较，从未做过解释和更正。许多同志是在星海逝世后的纪念会上，才知道将星海同志的姓氏搞错了。

星海同志很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1939年1月，他第一次应邀到烽火剧团上课，进北门不久，被一个坐在门蹲上弹三弦的小八路纯朴悠扬的琴声吸引了。星海快步走到街对面，也坐到一家店铺的门墩上，认真地听小八路弹琴，并且掏出小本本，用铅笔一段一段地写着什么。陌生人的举动逐渐引起了小八路的注意。

小八路慢慢收住琴声，好奇地跨过街道走近陌生人，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问：“你做啥哩？”答：“记谱。”小八路不解又问：“记谱？啥叫记谱？”星海解释到：“就是用音符把你弹的曲调记下来！”小八路惊奇地问：“我弹的曲子你能记下来？”星海：“对呀！”小八路：“我听听。”星海把刚才写下的谱子唱了一段。小八路拍着后脖梗子叫到：“噫呀！这真神了！”星海：“小同志，你弹的曲子是……？”小八路：“陕北民歌‘刮野鬼’。”星海又问：“你还能弹什么曲子？”小八路自豪地说：“多呢，迷糊（眉户）、陕北道情、陇东小调……”这就是烽火剧社小八路任青发和星海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以后，任青发与星海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他的指导下，任青发业务提高很快，成为一名很出色的乐手。

烽火剧社门外有颗老榆树，树下有盘碾子。这里是星海和群众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战士们弹琴，听乡亲们唱民歌小曲，组织大家开“碾盘音乐会”，唱“保卫黄河”……大冬天里，两耳冻得通红也全然不顾。

当时星海正在修改《黄河》准备第二次上演。但他住的地方狭小而且非常嘈杂。萧劲光司令知道后，指示剧社为星海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后，剧社除每月给星海同志送去两块五毛的补贴外，有了大米白面也给他送去些，每星期还多发给他两支蜡烛。剧社为星海解决了一套内外两间的套窑住，同时派了一个叫杜虎的陕北娃娃给星海当勤务员。可是这孩子眼里没活儿，扫完地便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领导发现这情况后派长华去带杜虎。长华高兴极了，连蹦带跳来到星海同志住处。星海见到他便说：“啊！是狮子神呀，今天不排你的戏？”长华说：“领导叫我来带带杜虎。”星海说：“杜虎挺好的，刚从家出来有点迟钝，时间长就好了。新环境他不熟，送信老是找不到地方，有功夫你领他认认路就行了，没事不要来，把你的戏演好。”星海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事事为别人考虑，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当问星海还缺什么时，星海同志用延安话说：“盛（什）么也不缺，就是缺灯油和洋蜡。”长华立刻做了汇报，剧社及时送来一瓦罐麻油和一包洋蜡。入冬后，肖劲光司令让长华带给星海一件棉大衣，星海同志非常激动。长华看到星海同志整夜地写东西，鼻孔让灯油熏得黢黑，他知道星海不愿麻烦别人，但还是向领导做了汇报，不多久，肖劲光司令让警备五团从长延送来一驴驮子蜡烛，星海知道后，还埋怨长华不该给领导找麻烦。

1939年到1941年春天这段时间，是星海同志最忙的日子。《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三八大合唱》等作品，差不多都是这段时间完成的。他很强调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乐器也多，每种乐器都有它的独特表现能力。特别是在今天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就地取材，发挥每种乐器的长处，让它为革命服务。他帮助烽火剧社组织了民乐团，从如何识谱，到使用乐器如何掌握音准、节拍、手法，手把手地教大家。他要求队员们多做练习，不要怕枯燥，不要怕手痛，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在星海同志细心指导下，乐团小鬼们有了惊人进步。结业汇演，乐团演奏了《黄河大合唱》组曲，受到肖劲光、莫文骅、周扬等首长的好评。星海兴奋地说：“这些年轻人多好啊！我太喜欢他们了。抗战胜利后，不打仗了，我一定要帮助烽火剧社建立一个管弦乐队！”

1940年5月，星海同志去苏联的当天，开车前还托人叫来烽火剧社的人，传授他刚谱好的《留守兵团进行曲》，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材料说，是林彪从苏联回国，拒绝星海上他乘坐的飞机而迫使星海客死他乡的。这过于牵强，是曲解历史。实际情况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向前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苏联上层判断失误，苏军被打得猝不及防。前线吃紧，自然对滞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无暇顾及，便紧急安排他们回国。在苏联养伤的林彪和十几个在苏学习和养伤的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踏上了回国的途程。10月到达乌兰巴托，准备从那越过边境，经内蒙古大青山游击区，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经苏方与国民党紧急交涉，国民党方面同意派飞机将林彪接送回国。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是有限度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百般限制和刁难。林彪是国民革命军115师师长，身份是公开的。而其他同志都是我党秘密派出国的，身份不能暴露，只能另想办法。刚开始苏驻蒙使馆还管管，时间一长，供应发生了问题。使馆无能为力了，便让他们自谋生路，解决吃饭问题。这样，滞留在蒙古的李天佑只能去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了一家农场干苦力，在长征娄山关战斗中失去一条右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了卖票人，贺诚在一家医院做护工。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那时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的境遇不过如此，更何况音乐家冼星海了！

与领袖近距离接触

抗战时期，尽管敌我矛盾尖锐，社会环境复杂，但延安纯朴的民风和融洽的干群关系，为中央领导接触群众制造了机会。那时经常可以看到中央领导在大街上自由地漫步，随时停下来和路人交谈，身后最多只有一个警卫人员在远处跟着。

烽火剧社去陇东演出，为了增加一些节目，团里成立了一个魔术小组，其中有几个节目需要使用玻璃酒杯。当时延安很少见过这种稀罕物，有的同志说，曾在毛主席那里见过两只玻璃杯。于是高波社长写了张条子，叫李长华到毛主席那里借一只。长华自然很乐意办这件事，因为又能见到毛主席了。杯子顺利地借来了，同志们都倍加爱护，细心手巧的女同志还给杯子缝制了一个装有棉花的布套子保护起来。可是事情总有不测之时，陇东巡回演出快结束时，保管杯子的同志在行军中滑了跤，把酒杯底座碰掉了。虽然那同志从医院讨来胶布把它粘上了，可是杯子总是坏了，没法子跟毛主席交代。回到延安，长华怕领导要他去给毛主席还杯子，天天躲着领导。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最后还杯子的任务还是落在他的头上。

往常从剧团驻地桥儿沟到杨家岭15里路，不大工夫就能走到，可是这回觉得路特别长。在路上长华还指着能遇上个熟人，把杯子往他手上一交便溜之大吉，但直到主席驻地也没遇上个熟人。他扒着墙头一看，毛主席正坐在躺椅上看书。无奈之下只能喊了声“报告”硬着头皮走进去。主席见他进来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询问演出情况，还问葫芦河两岸稻子的长势、庆阳地区的麦子收成等等。长华都一一做了回答。当主席问他还有什么事，他才哼哼唧唧地说来还杯子。主席看出了他的窘态，单刀直入地说：“坏了是不是？”长华不好意思了。主席拿着坏杯子转身进了窑洞。不一会儿，毛主席举着两只玻璃杯从窑洞出来说：“小陕西，我这里还有一只，放着没用，都给你们了，让他们继续为人民服务吧！”长华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不仅不责怪，反而将自己的杯子全部给了剧社，他有些得意忘形了，连礼都没敬，拿起杯子撒腿就跑。主席在后面喊：“不要跑，小心摔跤子！”他一口气跑到沟底，回头看时，看见毛主席仍站在山坡上，不住地叮咛“不要跑，小心摔跤子！”

为了加强演戏效果，剧团从文化俱乐部萧三主任那里借了台留声机。戏演完了，送留声机的任务就交给了长华和杜虎。老式留声机体积大，方不楞登的不能提也不能背，只能使杠子两人抬。因为杠子不合适，机器捆绑得又不好，不是碰屁股就是磕膝盖，15里路竟走了大半天，弄得两人精疲力尽。可是到了萧三同志窑洞前还要爬一个不小的坡。两人抬着杠子，前高后低，留声机贴着长华的肚子，挡着腿迈不开步子，眼看着机器要滑脱，长华失声大喊：“杜虎拽住了，不能松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杠子离开了长华肩头，一个纯厚的川音说道：“小李子你挪开。”他让开身子定神一看，是朱德总司令一只手举着杠子。他高兴地喊了声：“总司令！”朱总司令冲着杜虎说：“小娃娃，上！”一鼓作气冲上山坡。长华接过杠子谢谢总司令，总司令说：“莫客气！”还完留声机，长华看见总司令在坡下向他招手，他和杜虎跑到总司令身边。总司令和蔼地问为什么派两个娃娃出公差呀？并指着杜虎说：“这个娃娃我没见过，叫啥子名啊？”杜虎过去也没见过总司令，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总司令说：“噢，这还了得，斗虎，敢和老虎斗。”杜虎忙说：“不，是杜梨树的杜，不是斗老虎的斗。”朱总说：“好哇，那可有杜梨吃了呀！”杜虎说：“你这个老同志真有意思，那他姓李一定有李子吃了！你姓啥？”总司令说：“我姓朱。”杜虎说：“那你家一定有猪肉吃了！”长华觉得不礼貌了，忙喊：“杜虎！”可是总司令笑眯眯按住他的手不让他阻止杜虎说话，说：“我那个朱是红颜色的朱，不是猪肉的猪。”杜虎高兴了，“嗬，那就是红猪了！ ”

这时延安的工运理论家朱宝亭老人骑着毛驴走过来。朱总司令拦住他说：“这两个娃娃累了，让他们坐会儿驴吧。”说罢，便亲自牵着驴缰绳，和朱老边走边聊，还让警卫员为他俩买了烧饼充饥。小哥俩吃饱了，坐舒服了，竟然在驴背上昏昏欲睡了。

在那个年代，中央领导无时无刻地关心、呵护着烽火剧社。周恩来副主席多次来剧社审查节目、看彩排。每次来团就像回家一样，和长华他们拉家常，还让警卫员帮助长华挑水洒舞台。有一阵子，长华单独在中央大礼堂看道具，任弼时同志每天早上都来叫他起床，和他聊天，还亲自帮助他修改日记。长华叔叔深情地说，在他们这些小八路眼里，中央领导就像一群慈祥的长者，没有一点架子，是娃娃们最亲的亲人。

在战火中成长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长华随宣传队开赴东北。他们边行军，边演出，追赶这汹涌向前的大部队。当时敌情严重，在山东烟台渡海时，不得不换上便装扮成逃荒的难民。把军装书籍日记本裹上石头放在船舷两边，一旦有了敌情就把它推下海去。半道上船还坏了，又遇国民党兵舰，真是祸不单行。幸而突然天降大雨才逃过一劫。经历千辛万苦才踏上了东北这块沦陷了14年的土地，许多同志掉下了激动的泪水。到达辽宁安东后，只见满大街都是无人管理的日本败兵。据说日本投降后，光安东就有20万之多。他们成群结伙四处游荡，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见到我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点头哈腰的，还管我们叫“太君”！

紧接着，长华随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经历了整个辽沈平津战役的全过程，在战火中得到锻炼。战争年代文工团员的工作远比现在复杂繁重得多。他们不仅要用文艺做武器，配合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行军鼓动，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的战争勤务工作。组织担架、抢运伤员、设查兵站、组建政府、筹粮筹款等等。在战争中，宣传队员又是各级指挥机关最可调动使用的机动力量，作为兵源补充到部队。在塔山阻击战中，各宣传队一直坚持在前沿阵地上，传决心书递鼓动口号，每打退敌人一次冲锋，宣传队立即把作战勇敢者的事迹写成诗歌快板活报剧沿交通壕分段演出。阵地上常是锣鼓喧天，欢呼声不断，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夜间，宣传队把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像柴火垛一样高高摞起来，旁边竖起芦席，上面画着一只指着敌尸的大手，手旁写着：“你们看！”带惊叹号的三个大字，让敌人心惊肉跳！

在辽沈战役每个战斗发起前，文工团都不失时机地到部队进行宣传鼓动。这期间，长华演出的节目有《徐海水锄奸》，在戏中演徐海水；《军民互助》演主角陈勇；《刘顺清开辟南泥湾》演张老汉。还有《霸王鞭》《斗笠舞》都有他的角色。经常忙得连换装都来不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团里专门组织人写了几个演唱节目穿插在幕间，才解决了难题。那时长华是名角台柱子，走到哪里，干部战士都要指指点点议论他，向他微笑点头致意或者问长问短。随后长华又在《杨勇立功》中饰杨勇，在“四野”更是名声大震。但是他并没因自己是名演员而得意忘形，反而更加严格自律，认真去演好每一场戏，他用戏中的人物激励自己，保持着一个普通战士的本色。在整个战役期间，长华多次跟随部队进入战区，清点俘虏，破坏敌人铁路线，深入部队了解情况，组织兵站抢运物资护送伤员，押车运送伤员时曾被敌机追赶扫射轰炸，多次遇险。二下江南在德惠为抢运伤员累得瘫倒，一时不省人事。我军撤退，敌人反扑过来的枪声都没把他惊醒，险些落入敌手……

心里永远有战士

长华叔叔是靠出演战士而成名，他又是一名表里如一的战士。由于他在话剧中成功塑造了各类基层干部战士的形象，为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所喜爱，也受到电影界的关注，使他成为部队演员中最早“触电”的人。1950年8月正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的他，被调往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参加电影《人民战士》的拍摄，在影片中担任主角刘兴。尽管长华从未接触过电影；尽管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影片还是在1951年3月份完成拍摄，6月份在全国上演，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1952年《人民战士》被国家送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卡罗维伐利第七届国际电影节。并组成了由蔡楚生为团长王震之为秘书长，田华李长华等为团员的电影代表团一同前往。代表团出发前夕，他恰好去长影补录台词，完成任务后匆匆赶回北京与代表团汇合。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在我东北许多地方投放了细菌炸弹，所以进出山海关要打预防针。此时他出关时注射的疫苗开始反应，发烧浑身不适，迷迷糊糊的。不料黎明前，从大虎山押上一个送锦州处决的死囚犯，利用上厕所卸掉手铐的时机，抢夺押送人员的枪支。当时软座车厢里只有他一个军人，他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与囚犯搏斗，手臂多处受伤，十个指甲缝里鲜血淋漓。因没工夫治疗，只好双手裹着纱布随团登上了出访的飞机。

建国后，尽管长华叔叔已经做了领导，他仍然对部队倾注着一往深情。他多次到基层连队代职，长期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月。他将当战士的体会真实充分地运用到今后的表演实践中。他把扎根基层视为团队建设的基本宗旨，战士话剧团每年有8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基层演出锻炼，家中自然无暇照顾。儿子出生两个月了，他才匆匆从长影赶回来。儿子4岁以前可以说是话剧团的公共“财物”，整天被同志们抱走，逮哪吃哪住哪，成了吃“百家饭”的人。为此儿子两岁就被教会喝啤酒、一次能喝大半缸子。两口子工作实在太忙，女儿在襁褓中就交给保姆看管。由于好东西都让保姆偷吃了，女儿缺乏营养长得黑矮瘦小。女儿长期跟着姥姥，和父母彼此显得生疏,而且性格倔强，非常独立。

长华叔叔很重视培养演员们的军人情结。他非常熟悉部队，和许多干部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部队能随口叫出许多基层干部战士的名字。50多年来，部队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成为了将军，更多的人回到地方成为平头百姓。他们分散在祖国各地，不管在哪里，他们始终忘不了与长华叔叔建立的友谊。凡到广州出差，都要到他家里走动走动，因此他的家总是显得热闹些。长华叔叔不仅自己成天“泡”在部队里，而且他要求团队必须深入基层。他将战士话剧团的实践基地放在野战军下面的部队，每年大多时间都在部队渡过。我多次听到曾在战士话剧团工作过的同志说：长华团长规定，凡是新学员，必须到部队体验士兵的滋味，不在部队呆上个一年半载，把兵当够了，别回来演戏！就是他自己在部队搞创作，也从不放过接触战士的机会。我就见过在部队写剧本的长华叔叔，穿着大裤衩，光着大膀子，挥汗如雨地帮助师部招待所垒猪圈。

“文革”以前，是长华叔叔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他在许多电影和话剧中都担纲主要角色，受到全军指战员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喜爱。那时我们都为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有李长华曹会渠（铁道游击队里饰刘洪大队长）这样大腕级的演员而自豪。但是长华叔叔对角色从不挑剔，只要演戏，什么角色都愿意。他曾在一些影视剧中客串过搬运工人政委老将军什么的，我还听他说，曾在一部战争片里演过坏蛋！长华叔叔把演戏视为生命，为此可以放弃做官！同时，他把演戏作为人生中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是一种享受。他从不计报酬，一些做影视工作的朋友对我说：这老头好，拍戏不要钱！

文化大革命时，在军队中，文艺团体是最早受冲击的单位。作为军区文化部领导兼战士话剧团长的长华叔叔自然难逃噩运。他和老伴赵晶辉阿姨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造反派”批斗他时，甚至残忍地将钢针扎进他的臀部。“九一三”事件后，新上任的军区领导秉承江青旨意，以钦差自居，对广州军区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重新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长华叔叔再一次受到冲击。在那是非不清、人妖不分的年月，他们老俩口始终坚信党和毛主席，坚守着做人的最后防线，不为一时的利益而去伤害别人，维护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对于这场周而复始烙饼似的政治运动，长华叔叔除了感到茫然无措外，更多的是对国家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就是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念念不忘帮助处在危难中的同志。我的情况且不用说，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文革”期间被江青一伙扣了许多莫须有罪名，被开除党籍，两口子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境遇十分凄惨。1972年落实政策后，当时八一电影厂无法安排工作。张良非常苦闷，便贸然给长华叔叔写信陈述了自己的处境。长华叔叔不仅为帮助他，更是为了解放军保留人才，他大胆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几经波折，最后让张良夫妇在珠江电影制片厂落了户。“珠影”稳定的环境使张良和爱人王静珠艺术事业得到发展。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夫妻二人不断有佳作推出，被电影界公认为最佳拍档。到目前为止，张良到广州已30余年了，他把长华当作良师益友，年年相聚。凡有新作，无不聆听他的意见。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张良获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光荣称号。

八一厂的陶玉玲（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春妮扮演者）也有类似经历，只是由于当时南京军区领导干预才没办成。“文革”期间，广州地区相对稳定，珠江电影制片厂也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庇护场所。我就曾在“珠影”看到邢吉田张怀志等30多位原八一厂的电影演员在此落户。

长华叔叔非常注重在艺术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人才。现八一厂演员宋春丽就是他培养起来的。他将宋春丽由一个跑龙套的舞蹈演员培养成影视演员实属不易。宋春丽刚进话剧团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这场摧残文化的“革命”不仅影响了大的，也耽误了小的。派性武斗使幼小的宋春丽十分茫然，有人还借口她是长华的人给她小鞋穿，甚至要将她处理复员。眼看一颗好苗苗夭折，长华叔叔比谁都着急。尽管当时已被免职靠边站，他还是设法动用了一切关系，将宋春丽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宋春丽不负众望，通过自己努力，在八一厂站稳了脚跟，成为著名的影视剧演员。到目前为止，从长华叔叔麾下走出的演员仍有许多活跃在影视舞台上。如：张国民、宋春丽、谢钢等，在他们永恒的话题里，永远不会忘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培养；永远不会忘记老团长李长华。

尽管长华叔叔因为年龄的缘故，早已淡出影视圈，但他每年必须回部队走走。此举并不为了表演和创作，而是追求一种心境，是一种习惯。如果不和战士们接触，叔叔心里就会犯闷，他已将自己的生命深深根植于部队这方沃土之中。

现如今，在国内红火的影视剧市场，已难觅像长华叔叔这样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影，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思念。因为这些老艺术家用自己一生的追求，诠释了一个党的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内在品格，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言行在人们心目中铺就了一条红地毯，永远被人们所尊敬。长华叔叔，我永远是你的粉丝！

【完】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序 (二月河)

自序

我的父亲阎仲川——从作战参谋到副总参谋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按蒙方意见土葬死难者

艰难地谈判

我的姥爷孙继述

投身抗日

去延安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开赴敌后

重回延安

挺进东北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接收长春、沈阳邮电局

担任中苏“热线”工程总队长

抢修中朝通信干线

作战珍宝岛——曹建华的1969

60年代，多事的中苏边境

边界冲突加剧，他来到斗争前线

艰难的战前准备

1969年3月2日，他果断下令“开火”!

第二次反击，他曾否定了上级原作战方案

珍宝岛牵动了世界

京西喋血——吴瑞林与四野五纵的京西丰台阻击战

引

“东北虎”下山

差点活捉傅作义

抢占丰台

热血丰碑

四野是怎么炼成的——刘亚楼在四野

留苏生涯

走马上任

建设有头脑的领导机关

城市攻坚战

离开“四野”，受领新任务

柯柏年百年

顽童李春蕃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两次虎口脱险，营救澎湃

参加延安整风

参加中央外事组和军调处工作

板门店谈判

反右不利，被调离大使岗位 “文革”初期没受保护

虽九死，犹未悔——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三过雪山草地

袭击阳明堡机场 烧了一架鬼子飞机

与白求恩等外国专家共事

抢救左权副总参谋长

创建全军著名的“欧院”

进藏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主政北京协和

平型关往事——70年前的血与火

狼烟四起，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共赴国难，中国军人浴血守关

侧翼抄击，八路军出师告捷

平型关大捷：胜利与反思

古关沧桑

鲁挺与乒乓外交内幕

初到八一体工队

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友谊重于比赛

是战士，才能演好战士——我所知道的李长华

曾经被遗弃的生命

年少参加革命

在烽火剧社

和冼星海在一起的日子里

与领袖近距离接触

在战火中成长

心里永远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