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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巴黎(1)

- 接近巴黎(2)

- 接近巴黎(3)

- 女神现身(1)

- 女神现身(2)

- 女神现身(3)

- 女神现身(4)

- 我的规划(1)

- 我的规划(2)

- 我的规划(3)

- 我的规划(4)

- 在贝陶夫妇身边(1)

- 在贝陶夫妇身边(2)

- 在贝陶夫妇身边(3)

- 在贝陶夫妇身边(4)

- 在贝陶夫妇身边(5)

- 在贝陶夫妇身边(6)

- 在贝陶夫妇身边(7)

- 在贝陶夫妇身边(8)

- 在贝陶夫妇身边(9)

接近巴黎(1)

巴黎是我母亲常去购买她的好看衣服的城市。她最后一次去巴黎的时候，恰逢国际博览会在艾菲尔铁塔和现代化的艺术装饰特罗卡德罗广场之间举办，它的光辉再次使19世纪的这座古老首都容光焕发。啊，从那以后，人们对巴黎的国际博览会不知写了多少毫无意义的报道。

配合她的讲述，她给我带来了《图片》杂志的一期特刊，这家杂志的特刊装帧豪华，不仅由于贴在不同颜色压箔上的多色复制图画的质量，而且由于每一页拼版和装潢的细致和考究而很有名气。也许再也没有一家杂志，不管它出自何处，在技术的完美和格调的高雅方面能够达到类似《图片》的水平。显而易见，这样的产品只可能出自巴黎。就像各种各样的香水，高级时装店的新产品一样，《图片》杂志属于一种那时候尚未达到的生活文化标志，这种生活文化的魅力在20世纪30年代无可非议，从里约热内卢到贝鲁特、从纽约到布加勒斯特。

一切与巴黎有关的事物，对于青年时代的我来说都具有一种特殊魅力，一种不同寻常的、更好的和值得追求的事物的气息。这一点也适用于《法兰西新评论》的那些白色小册子，好多年以来，这些白色小册子定期送到我们位于洪堡大街的家里。它们被印在厚实的、含木纸浆的、很快就变黄的纸上，的确，它们并非豪华产品，但是可以称得上是制作上完美无缺的尖端产品，消费它们可望获得一种特殊的享受，这种享受尽管是纯精神上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能使你获得某种信息、某种情绪、某种紧张和某种刺激，换句话说，它能为你提供一种像享受美味似的剩余价值，而这种剩余价值是父亲的图书馆读物所不能提供的。每当我想读其中的文章－－它们通过目录跃然于简陋的、但是给人以高雅和讲究的印象的、只用于文字的封面上－－我就得一页一页地剪开印张；有时，由于性急，我干脆用手指非常粗野地撕开，以致撕碎了它的边缘，这是我父亲不愿看到的。那些文章及其作者的名字引导我找到了那些藏于红色沙龙，即藏于我母亲的图书馆里的书，这些书，如果不是她从巴黎带回来的，就是她在柏林的法兰西书店订购的，这家书店的经理是一个胖乎乎的、非常饶舌的、不再年轻但还不怎么见老的、鬈发染成金黄色的法国女人。

有时候，我母亲到这家书店看书也把我一同带去，大约每星期一次。在这里，你能看到莫朗的旅行游记PaulMorand，1888-1976，法国外交家和作家。－－译者，诺阿耶的诗集ComtesseAnnedeNoailles，1876-1933，法国女诗人。－－译者，科莱特的长篇小说CamillaCollett，1813-1895，挪威女作家。－－译者，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所有这些作品都是用差的纸印刷，但是装订倒是细心。除上述作品以外，还有多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是我头一次试图读它们，可是没有什么收获，只有一种对遥远的、我所不熟悉的、但同时透过一种神秘的方式终归可以熟悉的世界的、如痴如醉的预感，认识这种世界、探究这种世界，是我内心的一种强烈愿望。

这就是巴黎，这就是我在认识巴黎之前的心目中的巴黎。一想到它，我的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渴望，这渴望压根儿不是为了发现某种新的东西，而是为了重新找到一种模模糊糊地回想起来的东西。

我曾经作为一名"空军旅行团"（Luftwaffenreisegesellschaft）高炮部队的士兵，简朴而百无聊赖地度过了我的服役期，在服役期间，唯一能使我从自我保护的深深的麻木不仁中摆脱出来的，是一种有可能接近巴黎的念头。当我听到我们将被调往法国的维特里进行培训时，我万分激动。维特里和巴黎之间只是近在咫尺吗？错了。我们的维特里位于阿尔特瓦，位于法国北部的产煤区，那里的地平线低矮，到处是一堆堆像圆锥体一样的矿脉覆层，是欧洲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巴黎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它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唯一的希望是设想有一次出差，有一项特别任务，何况我们早就带着我们的两厘米高射炮在俄罗斯到处闲荡。我虽然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这种荒唐的愿望，但是从我的额头上人们想必能够窥知我的这一秘密。终于有一天，我的战友们伙同年轻的连长给我开了一个玩笑，这位连长偶尔喜欢找我聊天，他下令让我到文书室向他汇报，在汇报时，他正式地当面交给我一个行军命令：我将作为口译员被派往巴黎进行培训！当然，我上当受骗了。他们残酷无情，跟我耍花招，让我度过了极度幸福的二十四小时。然后，这场梦就结束了。那位中士冷笑着对我说，这和女人们毫无关系，他幸灾乐祸地暗自高兴，是他们使这位"大学生"上当受骗。"女人们"，这对很少接触到她们的他和我来说，意味着巴黎。他也有自己想象中的巴黎。以他的成见，巴黎是德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地形图，在这点上，我并不是例外。

巴黎是罪恶的渊薮，是轻浮的妇女?交际花和狂放不羁的感官享受的城市。我清楚地意识到，每当我父亲谈起巴黎的时候，他的话里总有一种勉勉强强可感知的泛音，一种对巴黎的细微的指责，或者这只是一种嫌疑，一种建立在无法消灭的谣言基础之上的猜测，就在他死前不久，他还一口气重新通读了左拉的《鲁贡玛卡家族》，向我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绮尔维丝和娜娜。的确，在巴黎，妇女的作用不同于在普鲁士新教学究气的世界，他和作为他儿子的我同属于这个世界。

我父亲其实完全以意大利为目标。一直到死他都向往意大利。可是，有一段时期，由于他和法国人在科学和政治上合作，有机会多次前往巴黎。他的两次恋爱经历是和巴黎密不可分的。一次是和丽丽·布劳恩LillyBraun，1865-1916，女权运动者和社会主义作家。－－译者，是他在圣·热内维夫图书馆（BibliothèqueSt.Geneviève）里向她打招呼的；另一次是和保拉·莫德尔松贝克PaulaModersohnBecker，1876-1907，德国女画家。－－译者，是他在那里和她约好见面的。可惜和后者的幽会不成功，她为他画了一幅不堪入目的肖像，以此为自己报仇雪恨，这幅肖像如今悬挂在布莱梅美术馆里。

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他陪他的第二任年轻的妻子前往巴黎，他坐在家里，有点儿无聊地观赏富凯的绘画JeanFouquet，1420-1481，法国画家。－－译者，而她则在她的女帽商店的女店主那里；晚上，他们和罗马尼亚的亲戚一起去看通俗喜剧BoulevardTheater，指巴黎林荫大道地区剧场演出的通俗喜剧。－－译者，然后去看卡巴莱小品演出，当然，一切费用是由他们的罗马尼亚亲戚付的。

他与他的出版商普龙（Plon）和他的译者让·克列维茨（JanKelewitsch）进行了多次谈话。值得一提的是，让·克列维茨是我青年时期小有名气的死亡哲学家的父亲，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这位死亡哲学家不希望再看到德国人。让·克列维茨十全十美地把《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后两卷译成法语，所以我父亲能够说，此书的法译本比德语原文好，他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能够正确评价法译本。

在海德堡上大学期间，我－－尽管未曾到过巴黎－－和我的朋友和伙伴克斯廷和柯塞勒克发现了巴黎的一个到那时没有引起我注意的方面：巴黎，革命的首都。巴黎与其说是法国的首都，倒不如说是世界的首都，人类的首都－－地地道道的大都会。一座象征性的城市，伟大的思想的实验室，凭借这些伟大的思想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的未来、进步和自由、权利和尊严。此外，巴黎还是社会变革的试验田，在这里，历史的进程示范性地进行，不言而喻，历史是作为无所不包的人类的事件，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他自己的生活、命运的意义获得和意义给予最后的、有约束力的参照。从来没有人断言，这一点适用于伦敦，更谈不上适用于柏林了。

我以一种新的和更加深入的方式开始理解，每个地球的公民，当他谈论两个故乡的时候，这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两个故乡是指他出生的国家和巴黎。说这话的人不是唯美主义者和游手好闲的人，而是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不是环球旅行者，而是世界的公民。关于两个家乡的这种客套语，尽管它从那时起也有可能退化成为一种空洞的客套语，大抵适合于宴会上讲话，但是它想告诉我们，巴黎是世界的中心，不多不少，这是因为巴黎对每一个属于人类这个大集体的人来说－－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决定人类精神命运的地方。

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感到，巴黎也是我的首都；自从我失去位于柏林的格林瓦尔德的家dasGrunewalderHaus，桑巴特在柏林的家，二战中被夷为平地。－－译者，自从我预料到并焦急地期待战争结束，自从德国被肢解以来，我更加感到巴黎是我的首都，这是因为柏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在阿登纳领导下的德国－－正如人们当时所说，这是一个没有心脏的躯干国家，思想上、政治上、生活上没有首都的躯干国家－－人们忙于清除废墟，被迫克服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完全陌生，无家可归，像生活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带，像过流亡生活。

我第一次踏上旅途的时候，感到无比的激动，这种激动我现在只有费了很大的劲儿过后才能感觉到，但是我还记得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追述它。这是在你即将实施梦寐以求的计划之前感到的那种激动：一种由于预先的快乐引起的提早的陶醉。我今天的问题是：这种激动是否是人所体验到的所有快乐当中最美好、最纯真和最纯洁的快乐。

当我第一次启程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激动，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

当火车离开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时候，我在小房间里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站在过道里已经放下来的窗子前，微微探身出去，过堂风吹着我的头发，耳边响起车轮在道岔上发出的咔哒咔哒声，城市若明若暗的灯光慢慢地过渡到夜晚的黑暗，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意识到，我正经历一生中多么重大的时刻。随着这次行驶，我深信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真正的生活。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在柏林度过的青年时代、战争、在海德堡上大学、意大利之行，只是一些阶段，即预备阶段。在探求某种新事物方面，没有?步能和这步相比，既不是那次被剃光头送往佛棱斯堡兵营（dieFlensburgerKaserne）的单调无聊的行军，也不是在停战那天从库尔兰Kurland，拉脱维亚之区名。－－译者奇迹般地得救（我乘坐一只小船，越过波罗的海，背后是俄罗斯的快艇掀起的船首波浪），更不是越过勃伦纳山口的幸福的旅行，此时，在罗马，在那不勒斯，在波西塔诺，许许多多美好而重要的事情正等待我去做。现在，伟大的转折才来到。这不是事后的漂亮话，在当时我是这样感觉到它的。我不会怀念任何我所经历的事情。我不怕未知的事物，相反，我感到欢欣鼓舞，感到如释重负。我深深地、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头一天

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在巴黎东站会有一个名叫马萨·苏特（MarshalSuther）的朋友前来接我。火车很早就到达，那是在一月里，天刚破晓。他，正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已经站在那儿，穿着一件黄色骆驼毛大衣，不戴帽子，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我在海德堡认识的美国人，有深色眼睛，神经敏感，南方国家Südstaaten，尤指地中海地区的南方国家。－－译者的一个后裔，那些随第一批解放部队到德国的敏感年轻的美国军官之一。他为建设海德堡大学立下了丰功伟绩。享受安置老兵的宏伟计划，他现在在巴黎研究艺术史，别无其他。

他像兄弟一样地拥抱我。在车站前停着他那辆普通的敞逢MG，黑色，有红色皮革坐垫、镀铬轮辐和白色轮缘。这样的汽车我在海德堡时就已经知道。在起动马达之前，他用法语问我："您去哪儿？"我们现在用法语交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尽管这一念头此时此刻才产生："我们去艾菲尔铁塔。"

此时，我闲坐在这辆普通的黑色汽车里，冷得发抖，我的朋友则默不作声地，而且显然是毫无计划地驾驶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房屋立面为雾气遮蔽着，没有体积，只有轮廓，看不到石头和铁，只看到海市蜃楼。玛德莲教堂，协和广场，小览馆，大览馆，亚历山大三世桥，练兵场Marsfeld，1867年以后改为展览会的会址。－－译者。艾菲尔铁塔－－在那儿，悬空挂着，在黎明时分。这一切就像从睡眠中醒过来时支离破碎的梦。我还没有可能在一张市区图的坐标网里准确地找到它们的位置。但是，使我高兴的是，我知道它们。

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虽然不知道这里的一切，但是我熟悉它们。一种预知像闪光一样穿过我的无知－－我事先知道有关巴黎的照片和名字，轶事和年份数字，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每一次认出都变为重新认出，变为充满乐趣的早已见到过。我的好奇心，我的待命，我的要求－－是啊，这也许是说对了－－占领了认识的刺激阀。在这种初次视觉接触的阶段，不可能产生失望。我永远用不着查明，"一切完全不一样。"一切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明显地使你心醉神迷。

说实话，从艾菲尔铁塔我们确实只能看到四只消失在云雾中的巨大的脚。况且，由于天刚破晓，入口还没有对游客开放。出于无奈，我们在附近为自己找一家小咖啡馆，静候开放，同时希望到那时天有些亮了。

哎呀，这头一顿早餐是牛奶咖啡和月牙形小面包，由一个闷闷不乐的小伙计端来，放在一张大理石小桌旁的破旧的皮面长椅上，这个服务员身着又长又白、腰部打结的围裙，一切都是按规定办的。我们的期望实现了，这使我快乐之极。我压根儿不喜欢牛奶咖啡，对月牙形小面包也不怎么感兴趣，可是在这第一个早上，它们成了传授和掌握一种基本礼俗的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我是在品尝巴黎，我是在吃巴黎。

早餐之后，我们乘电梯向上进入那巨大的铁制的传动杆，在这个圣西门主义者相信用技术可以制造出的了不起的构造物里向上滑去，这个构造物较之世界上其他的建筑物更能体现人们所说的"现代设计"。但是，艾菲尔铁塔也是巴黎要求统治世界的象征。它完全意味深长地耸立在城市的地面上，在这里，人类的首都庄重地为它举行各种庆典－－从为向理性女神致敬而举行的庆典到国际博览会。

我之所以想登上艾菲尔铁塔，是为了在第一时间一览巴黎的全貌。怀着赞赏和占有的心情，我想看到巴黎在我的脚下－－像会战前的地区，像一个女人的身体。"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此时，我感到自己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而毋宁说是像一个从山顶上俯视风景的漫游者，他将下山来到这风景里，以便侦察出它难以置信的美丽。就别提了。我们站在缕缕上升的云端里，风非常好听地在我们的耳边吹，看不见城市的踪影。伊希斯Isis，埃及神话中的女神名。－－译者的雕像影影绰绰的。但是这没关系。庄严的情景，高度浪漫的情绪。重要的是，我在此刻实现了我的愿望。我站在艾菲尔铁塔的顶端上。确确实实，我仿佛已经看到巴黎在我的脚下。

现在，我的朋友担任向导。参观完艾菲尔铁塔之后－－在他的计划里并没有参观艾菲尔铁塔这一项－－我们驶向凯旋门，从那里向下行驶到香榭丽舍大街，穿过杜伊勒里宫dieTuilerien，1882年被毁。－－译者，到达卢浮宫。可是我们没有走进去，而是继续驶向巴黎圣母院和圣礼拜堂。

当我们把车子停在德布希大街的交易市场上的时候，我们头一次感到真正的意外。太阳已经冒出来了，市场上挤满了人群……商贩们在摊子后面大声吆喝，水果和蔬菜堆积成金字塔一样，在鱼贩子的摊位旁边臭气熏天－－我闻到了巴黎，乡村风味和农村风味的巴黎。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东方国家的市场。那家小饭馆－－依照我朋友的意图，我们现在要到这家小饭馆里就餐－－给我留下了完全相同的印象。这是一家典型的法国式便饭馆。在低矮的、被烟熏黑的房间后面，摆放着几张全部被占的桌子。为了到达那里，必须经过宽的灶台，在它的上面，用大锅炖着各种烧好的菜，它们的名称用粉笔写在挂在灶台上方的黑板上。顾客可以朝锅里看，或者稍稍掀起锅盖，为自己挑选想吃的东西：红酒洋葱燉牛肉，乌贼加白葡萄酒沙司，味道很浓的五香兔子肉，大白豆，胡萝卜，炸土豆条等等。在这里用餐的不是旅游观光者，而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即大学生，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前的流氓无产阶级，市场女贩。

看来，想要得到一个座位是毫无指望了，等待吃饭的顾客挤在一起，站在热气腾腾的、有柄的平底锅和单独的锅前面，它们在火的上面发出咝咝声，一个穿着蓝色围裙、胸部丰满的大块头太太，满脸通红，热心地捅一捅炉中的火。她也把盘子装满饭菜，好让顾客把自己的饭菜端到自己的桌子上，炉灶散发出热气。尽管拥挤不堪，但这儿挺惬意。一个瘦弱的小青年端上了饮料，他也穿着围裙。他负责叫顾客需要的饮料，从那几张桌子朝前面的柜台桌发出尖锐刺耳而过大的叫喊声："一杯红葡萄酒，一杯！"我们向照管柜台桌的帮工－－这是一个反应迟钝、身体瘦弱、尖鼻、头上戴一顶巴斯克帽的上了年纪的人－－头一次要了基尔酒Kir，一种用白葡萄酒和黑茶蔗子甜酒调制的开胃酒。－－译者。

我推想，这家我来巴黎的头一天就已经认识的饭馆，一百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地存在着。它直观地介绍了巴尔扎克、欧仁·苏和雨果的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当我1951年来巴黎的时候，还到处可见。今天，这一切消失了，完完全全根除了。在我们曾经用过早餐的便饭馆里，一家店铺Boutique，尤指以卖时装为主的小店。－－译者正在展出它时髦的快餐，只有德布希大街的交易市场还存在。

向导把我领到一家狼吞虎咽饭馆吃晚饭－－我只能这样称呼它。这家饭馆爆满，在好多层大大小小的厅堂里，客人们坐在挨紧的桌子旁边，分成大组和小组，但是也有些客人独自一人，所有的食客都专心致志地沉溺于吃喝。我们被分到了角落里的两个位子。谢天谢地，这两个位子是为我们保留的。像在其他桌子上一样，我们的桌子上也放着三个巨大的酒瓶MagnumFlaschen，容量为15升的葡萄酒大瓶。－－译者，像这样的大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大瓶分别装着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玫瑰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的消费是不受限制的，这是客套话，也就是说，顾客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单单这种想法就使我受到鼓舞；此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一杯增进食欲的甜烈酒。至少有七道菜，它们的顺序被一杯苹果烧酒打断。我狼吞虎咽，放怀畅饮，这是长年的战争和德国战后年代的粮食匮竭造成的结果。就我所能看到的，我们是唯一的外国人。这里坐着的这些人之所以到这儿来，是为了下定决心津津有味地饱餐一顿，而且为此抽出必要的时间。这儿看不到丝毫的急躁，到处是千真万确的愉快感，一种近乎淫欲的舒适感。我的情绪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更糟的还在后头。我的朋友为我想出的下一个计划，是在白色广场横街里的酒馆，这里演出的节目在当时名声很坏：女人腔的男同性恋者的表演。在这家酒店里，顾客们拥挤地坐在一排排长桌子旁边。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衣帽间旁边的入口处等待，直到获得一个空出来的座位，而要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必须费劲地从人群中挤过去。顾客们来来往往，看来，许多顾客已经满足于不停顿的一个或两个演出节目。马上就有服务员直截了当地把一种消费递到客人的鼻子跟前，要他结账。服务员就是那些登台表演的人，这是一些乔装打扮、浓妆艳抹、爱说废话的男人。在演出厅里他们挑逗客人："来吧，坐到这儿来，你真是可爱。"他们特别看中那些无法克服某种窘态的太太小姐。当他们走到帷幕前的时候，聚光灯的圆形光环使他们容光焕发，与此同时，他们忸怩作态、装出害羞的样子，拨弄睫毛，翻白眼，唱巴黎的歌谣以助兴，一会儿模仿皮亚芙Piaf，1915-1963，法国女歌唱家。－－译者，一会儿模仿玛琳·黛德丽MarleneDietrich，1901-1992，德国电影女演员。－－译者，用沙哑而鸦鸣般的声音。他们的表演始终具有一种讽刺滑稽的模仿的特色，以至于人们搞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嘲笑被模仿的这两位女中豪杰，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健康的自嘲。在这里，有一种演员和观众共享的欢乐的、几乎是家庭般亲密的气氛。所有的观众由于亚瑟夫人的表演而兴致勃勃，其实，亚瑟夫人是身材像精锐部队的士兵一样的小伙子，身着绿得发亮的、鲸须做硬衬的人造丝紧身胸衣，肌肉发达的两肩和有皱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具有弹性的蟒蛇，他在舞台前沿和桌子之间踩高跷似的走来走去，用非常猥亵的、总是幽默、敏捷而俏皮的插话评论节目和观众可能产生的反应。与此同时，他每次都从没有嘴唇的嘴里，像一只变色龙一样，飞快地吐出一条长得惊人的舌头，二十公分长，我并没有夸大，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淫荡，因为你全然不知道，这条舌头到底有什么用处。亚瑟夫人也会矫揉造作地咯咯地笑，拨弄睫毛，摇晃她那用短裙遮住的屁股。但是，谁要是与她进行一场舌战，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会遭到无情的训斥。无礼是这家酒馆的风格。在这里，"搞异性恋的"同性恋者是遭大家蔑视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再次乘坐逗人发笑的黑色MG穿越整个城市，从蒙马特尔向圣日耳曼教堂。就在费斯滕堡小广场拐角处，离那家便饭馆几米远的地方，我的朋友敲了敲白天肯定没有发现的一扇门。等了一会儿。然后出现了一个长有小而微翘的鼻子、脸上有雀斑的年轻姑娘，她仔细地打量我们，然后让我们走进屋去。我立马发现，我的朋友在我到达巴黎的头一天还想让我看一看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还记得，在看亚瑟夫人演出的时候，与其说他对节目－－他早已经看过，而且想必感到无聊－－感兴趣，倒不如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兴趣。他的任务是，让我看他的巴黎。

一间很小的房间半明半暗，我的眼睛得首先适应它。房间里挤满了人。来这里的客人大半是年轻人，而且大多是美国人，他们在低矮的小桌子旁坐在不舒适的凳子上，每张小桌上点着一只蜡烛。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恰巧有人在唱歌。当这支歌唱完的时候，一支蜡烛被吹熄。这是这里的礼俗，即子夜之后，每唱完一支歌，就要一支接一支地吹熄蜡烛。这是一种能产生效果的机灵的策划。客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参与这种仪式。它不仅时髦，而且富有情趣。谁都不可能避开它。

我的朋友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通过他的行程安排给我留下了巴黎的完美形象；他在短短的一天里让我把巴黎逛了一圈。此后，我似乎可以离开巴黎，而且可以对人们说，我了解巴黎。反正，我们对我们已经游览过的大多数城市知道的并不更多，但是对这些城市我们可以说：我们了解它们。对自以为最了解的城市，我们知道得很少，事实上我们什么也不了解。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把我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再次在脑子里过一遍。我没有拉上窗帘，对面的一家灯光广告，总是以相同的次序，在我上方的天花板上投射变化无常的闪烁的图像。圣心教堂，伤残者大教堂，圣礼拜教堂，巴黎圣母院，协和广场，皮盖尔广场，费斯滕堡广场。然而，主宰一切的是云中的首领，那钢制的传动杆，艾菲尔铁塔。总是重新开始，我感到极度幸福，久久不能入睡。我感到过饱，但毕竟没有吃饱。在我的幸福感中掺和着一种渴慕。我缺少点什么，我感到美中不足，我说不出美中不足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一个女人的柔软的身子，她依偎在我的怀里。一种对我低声耳语的低沉的声音："再来一下。"

接近巴黎(2)

另外一半

我还走进19世纪的这座首都。它几乎安然无恙，作为城市景观，作为社会精神的生活世界。当时，人们还能直接获得包括一个世纪的经验范围。这的确是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革命和复辟时期Restauration，指1814-1830年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译者的城市。在巴黎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人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欧洲全盛期的文化在其顶点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的轮廓，这些轮廓在这里获得了它们示范性的表现。巴黎是西方的首都，划时代的城市。

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德国的巴黎朝圣者，从阿纳希斯·克洛斯，经过伯尔纳LudwigBrne，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译者和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直至图霍尔斯基Tucholsky，1890-1935，德国作家和政论家。－－译者和克劳斯·曼KlausMann，1906-1949，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托马斯·曼之子。－－译者，一根由德国逃离的巴黎粉丝组成的扯不断的链条呢？是自由！自由的理念，自由的感情，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的允诺。在这里我是人，在这里我可以做个人。

在这里，政治上的东西总是和非常私人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革命的麦加Mekka，原指伊斯兰教主要胜地。－－译者是社会关系的乐园Dorado，传说中的黄金国。－－译者，这种社会关系可望给个体一种自我实现的最佳机会。革命变为每一次造反的机会的隐喻，在这次造反中，我能够尽情享受自己无限的愿望。德国对自由一无所知。在那里，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承认，是自愿服从法律－－"因为只有法律才能给予我们自由。"自由被看作为某种高度令人怀疑的东西，伤风败俗的东西，违反条例的东西，人们有理由对它表示非常不信任。在法国和巴黎，情况不一样。从德国到巴黎的距离始终可以用德国和巴黎对自由的不同程度的理解测量，在巴黎，自由的理念作为政治的理想，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作为塑造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原则起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人看来，自由和放纵令人不安地相互转化。革命的这座首都也是大名鼎鼎的妓女巴比伦。巴黎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不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更加自由地思考，而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更加自由地生活。

政治上的镇压总是和性的镇压相配合，就像政治上的解放和性解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样。害怕性解放是德国人自我维护的传统。它是德国人思维的核心，也就是说，它是那种执拗的德国文化批评的核心，这种文化批评是俾斯麦帝国的精神遗产，对它来说，巴黎变成了一切不同于德意志精神、德意志本质、德意志方式的典范和象征性的代表。巴黎，这是那种文明的堡垒，对这种文明的诱惑，德意志的文化意识必须坚决加以抵制。巴黎是一种可怕的传染危险的策源地。文明，在德国人听来就像是患梅毒病。

我一点也没有杜撰。我一点也没有夸大。我们只需再查阅一下那些德国男人写的书，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给德意志文化的本质下定义。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人种学的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始终是和厌恶女人和憎恨巴黎联系在一起的。捍卫男人的世界就必须反对由女人治理的世界。女人－－照他们的说法－－对都市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这种生活方式的情感基础是一种不光明正大的、无出路的、永远无法满足感官的需要。在女人那里，男人毫无抵抗能力地听任自己的欲念摆布。他自私自利，感到寂寞，也会独自和在两人之间不知羞耻地说出自己的欲念。在这种情况下，风姿绰约的绝望和完全绝望的风姿绰约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平淡无奇的、贪婪的唯物主义。怀疑和风雅的结合，生活享受和多愁善感－－这是都市生活状况的精神上的情绪，这种都市生活状况在城市的社交中心里展现出来，而巴黎是这种城市的社交典范－－未曾达到过的榜样和让人胆战心惊的例子。

对于都市生活方式来说，房子周围的城墙有点儿神圣不可触犯。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城墙一点儿也不起作用。在德国人看来，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而是男人；不是家和沙龙，而是男人的集会和野营，它们正是男人世界的象征性具象画。德国人用英雄的生存意识反对都市的生存意识，用精灵般的东西反对幸福论Eudmonie，认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幸福。－－译者。人们可能会笑，但是，这种仇视生活的两分法和它顽固的流传，以及由这种两分法产生出的恐惧和迷惑力，也是德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德国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在内心深处反对都市化的民族的都市化历史，但是这个民族并没有放弃对都市化的渴望。

巴黎－－这是另一极，地极，另外一半。它受压迫，隐蔽着，遭到蔑视，被人拒于门外，但是它始终是富有诱惑力和危险的。对于一个德国?来说，去巴黎始终意味着摆脱德国男人社会的约束，意味着在母亲们的王国里纵情欢乐。

海涅曾这样苦思冥想：为什么我返回巴黎的时候感情如此奔放，以至于我踏上家乡芳香的土地、又听到祖国的琉特dieLaute，一种形似琵琶的拨弦乐器。－－译者的时候，反倒使我心情沉重？为什么巴黎对在它的市区度过了几年的外国人产生了这样的吸引力？许多定居在巴黎的诚实的同乡断言，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巴黎更能使德国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法国本身归根结底不过是法兰西的德国。

此后不久，尼采认为，"德国人没有文化，他们始终依附巴黎，原因是他们也没有性格。"逃离德国和向往巴黎，这是休戚相关的。似乎不是这样，仿佛在这点上发生了许多改变。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为什么在我心目中这个战后的德国如此令人厌恶？德国人在物质和政治上从来也没有比别人好。唯一的原因是缺少远大的眼光、豁达大度的风格，缺少雅致、感性生活的乐趣和文雅。缺少大都市。柏林？哎呀，柏林毫无希望，在那里至今还盛行着普鲁士的次要的美德。缺少另一半，一个整体的另一半。我感到，没有整体的另一半，要认识具体而全面的现实是不可能的。

在巴黎，这是我现在存在的理由，我的公司名称。当我住进王太子妃广场旁边的亨利四世旅馆的时候，我得填写一张省政府印发的调查表格，此时，我已经有可能把我的公司名称登在这张调查表格里。

亨利四世旅馆

我对巴黎这座城市的社会及神话式地貌一无所知，但是，还在德国的时候，我在法兰克福一家旧书店里廉价买到的一本旧的巴黎旅行指南的一张城市地图上，发现了位于西岱岛ledelacité，巴黎旧城。－－译者的一个小的三角形广场。我想，一边用食指指着这个地方，我想必是住在那里。这地方显然是巴黎的中心。就在第二天，我前往那里，而且发现了王太子妃广场，它就坐落在法院浮华而多余的富丽堂皇的阶梯和那两座路易十三三角凉亭之间，是后者把它和新桥隔断。王太子妃广场装饰着法国和美国梧桐，显得非常秀美，在它的边上有一些小的饭店，古董商和手艺人商店，其中也有好些装订工人。瞧，那儿也有一家小饭店，它胸膛狭窄，被房屋的立面夹住。在这里，一百年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家小饭店叫什么名字？它究竟会叫什么名字？亨利四世饭店。

我走进去，登上窄而陡的木楼梯，到了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楼，在这里，你得弯下身子，以免碰到天花板－－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这里是接待室，里边有一个架子，在这个架子上，用硬橡皮绳加重的钥匙挂在那些狭窄的抽屉前面，在这些抽屉里，客人们可以找到他们的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找到记有打来的电话的纸条，当然也能找到账单。

一架的确是老掉牙的电话机！我常常需要站在这里，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黄铜装饰的听筒，对着用黑色酚醛塑料制成的、拱形的声孔说话！是啊，那个头上戴着巴斯克帽的年轻服务员，把拂尘夹在腋下，腰上系着一条长至小腿肚的蓝色工作围裙，他对我说，还有一间空房，我是否想去看一看。我跟着他登上一架陡的盘旋式木楼梯。一只黑色的公猫用爪子轻轻地抚摩我们的双腿。在每一个楼层上始终只有三个房间，一间大的和两间很小的。他让我看第三层里那间较大的房间，它配有漂亮的高窗，可以向外眺望广场。对面的房屋立面非常近，以至于透过梧桐树枝可以随便朝对面那些房间里看。在我住的房间里，一束紫罗兰向我表示问候，有一个壁炉，上面是一面直达天花板的大镜子，角落里，在墙架Wandbord，尤指作搁书用的墙架。－－译者下面有一张法国式床。屏风后面有一张洗脸台和一只下身冲洗盆。我一眼就看清了房间里的东西：一张放在窗前摇摇晃晃的折叠式桌子和唯一的一只椅子。我想把这张桌子放到壁炉前面－－上面放上打字机－－作为我的工作场所。最好往床上扔一个中东双面壁毯和几只靠背垫子；此外，还要有一张卧式长沙发，没有它我所住的房间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书可以在架子上找到放置的地方。价格呢？房东习惯于有常住旅客。他对我说，我的隔壁多年来住着一位年老的船长，据说这位船长还曾经驾驶帆船绕过好望角呢。为了估量这一消息可能对我产生的印象，我需要稍稍休息一下。然后，房东用压低了的声音说道，我不会常常看到他，因为他卧病在床，还几乎不离开他的房间。夜间，我有时会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患哮喘病。

每月的房租总价似乎出得起－－和今天的情况相比，这总价非常之低。对我当时的预算来说还算能够承受。我还增加了价钱，就这样，我在九号房间里住了下来，直到两年之后我又离开巴黎。

能够住在一家旅馆里，我感到真是了不起。在此之前，即自我从前线归来以后，我只能住在备有家具的简陋小木屋里，根本谈不上是我自己的房间。现在，我住在巴黎第一区里的一家小旅馆的小房间里，属于一家小旅馆的居民共患难者集体。所谓共患难者集体，是指没有家庭、没有祖国、钱不多的和无家可归的人的集体。就像里尔克、王尔德、海明威、米勒Miller，1891-1980，美国小说家，其代表作《北回归线》（1934）描写了作者在巴黎的生活经历。－－译者、黑塞、本雅明Benjamin，1892-1940，德国文艺理论家，1933年流亡巴黎。－－译者那样的无家可归者。是啊，他们在巴黎并没有交上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罗曼·罗兰古怪地把他的主人公（指约翰·克利斯朵夫）安顿在文明旅馆里，这是一家无吸引力的宿店；超现实主义者们令人毛骨悚然地戏谑那家供知名人士居住的漂亮小饭店，它位于巴黎先贤祠广场，靠近殡仪馆，在这家漂亮的小饭店里，知名人士们搞他们的恶作剧。

当我来到巴黎的时候，也许还有成百上千这样简朴的小客栈。那时，似乎还保存着这家或那家小客栈，但是，它们虽然保持了原来的名称，但性质却完全改变了。换句话说，它们变得时髦和租金昂贵了。群落生境不再存在，就像男用公共小便处一样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谁要是能够描述这种小客栈的环境，不久就再也不会去那里住了。各种各样的气味，摇摇晃晃的家具，廉价的、尺寸太短的、不足以遮蔽房间的窗帘，嘎嘎作响的、有生命危险的、窄而陡的木楼梯，从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光线很不充足的透明白炽灯泡，不允许使用煮茶炉子的禁令牌，此外，还有那些很小的阳台，从这里你可以很好地看到屋顶和壁炉。总是看到一只只的猫，原因是在这些旧的房子里老鼠很多。谁要是倒霉，还会在盥洗台里发现臭虫和蟑螂。热水按小时供应，但是龙头从来不紧，老是滴漏，弄得敏感的客人无法睡觉，还有另外一些情况：云雨的邻居－－当你看到他们做爱的时候，你简直无法想象；上面那一层住房里的打鼾者，因为墙薄如蝉翼，木框架建筑结构，灰泥下面是用窄长的木条隔开的芦苇杆填塞物，作为报酬，房东们总是和蔼可亲、不拘礼节、"乐于助人"。总有一天，我会写这家小饭店的故事。作为比较文学者的博士论文题目。

今后，所有在巴黎生活过和描写过巴黎的人，都应该告知地址，说明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过，说明他们居住过的旅馆的名称。我认为，这属于一部作品，尤其是它的作者－－如果他下榻一家小旅馆的话－－的文学史知识社会学的确定位置。当我们读到以下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房间糊墙壁用的、印有小花朵的裱糊纸，简直嗅到了整个贫困："噢，原来是这样，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生活，我宁愿认为，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死在这里。"我认为，《马尔特》Malte，指里尔克的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DieAufzeichnungendesMalteLauridsBrigge）。－－译者和《杜伊诺哀歌》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故事发生在一家巴黎的小旅馆里，而后者是在一座城堡上写的，从这里可以远眺蓝色的大海。

有时候，我的一位朋友－－他想知道我住在巴黎的什么地方－－用带鼻音的声音对我说，"您的地址多么漂亮啊！"他心里想：我就像那些居住在那儿的演员、画家和美国的百万富翁一样，有一套豪华的住宅，或者在高级的壁炉之间，有一间窗子巨大并且面向塞纳河的工作室。

一个非常好的地址，但是很不适用，就像不久就得到证实的那样。我每天都必须到位于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两个形象古怪可笑的矮胖瓷人那里，从我的住处到那里，得步行好长一段路。同样，旧巴黎大学和在另一个方向的国家图书馆，也不是散步的距离。更不必说市郊、第十六区的布洛涅树林了！巴黎的地理中心有点儿远离那些有可能成为我巴黎生活的重点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怎样选择正确的地址。我首先得学会如何选择正确的地址。在这方面，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帮了我大忙。我在纪尧姆大街听他讲课；他不是教授，是一个伟大的绅士，临时授课者，他既好玩又严肃，也就是说，是一个有才智的人，是他首创巴黎的社会图解，也就是说，从18世纪至现今巴黎的社会图解，为此目的，他把例如那些大的女子时装店或公爵们的详细位置记在城市地图上。我对女子时装商店知道些什么呢？我对公爵们知道些什么呢？

实验生活

我是否清楚地知道，我在这座城市里到底想干什么？我在一条道路上，没有明确的目的，但是我肯定感觉到行军方向。在德国，什么事情也留不住我。我有可能到美国去。福特基金已答应给我一笔奖学金。但是，我还是到了巴黎，尽管这里的条件较之美国要差得很多。当然，我口袋里有一个研究计划，我有一个题目。

我打算研究巴朗什PierreSimonBallanche，1776-1847，法国宗教与社会学家。－－译者的社会精英理论（dieEliteTheorie）。我想通过对精英理论的研究加深我对圣西门的社会理论的理解。我在海德堡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圣西门的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的。我想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从历史哲学的精神中诞生，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当然，确切的题目还没有定下来。但是，这是否只是一种借口？

我在旅行途中。在那些我伟大的自我申说的欣快时刻，有一种想法老是萦回在我的头脑里：我在巴黎的逗留就好像是我远程旅行的高潮和终结。当然，这根本谈不上是远程旅行。要进行一次远程旅行，不仅需要有一个旅游团领队、实体的信用证，还需要有一个对女人献殷勤的彬彬有礼的人。我无法满足这三个条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是市民阶级教育小说的主人公，他在旅途中寻?自我。

我已经旅行了意大利，毋宁说以纨绔子弟的方式。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时候，我住在耶酥会会士的家里，在贝奈戴托·克罗齐指导下阅读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路德维克·库尔蒂乌斯向我介绍了罗马。在波西塔诺的时候，我在斯特凡·安德雷斯StefanAndres，1906-1970，德国小说家。－－译者、阿尔明·T·韦格纳ArminT.Wegener，1886-1978，意大利德语小说家。－－译者和库尔特·克勒默之间神秘的三角关系里卷进了画家和作家没完没了的争论：画家对文学的理解强于作家对绘画的理解，或者恰恰相反？《海边的房子》CasaSulMar，意大利语。－－译者这幅画作出了始终有利于画家的回答，在这幅画上，波涛日以继夜地噼噼啪啪打在墙基上。在佛罗伦萨，我在位于费索勒的四周围有意大利柏树的马基雅维里别墅里－－战后，从柏林来的罗马尼亚大使柯姆奈纳·阿里亚斯·波佩斯库，偕同他一直还很漂亮的夫人以及至今尚未婚配的、长着大鼻子的女儿到这里休憩－－头一次认识到，外部条件可能对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生活里，精神、金钱和审美观结合成为一种非常合乎人情的生存方式。我完全自发而不言而喻地感到，这是唯一适合于我的生存方式，尽管我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问自己，这种奢侈从何而来？

在那不勒斯，我遇到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克罗齐的几个女儿把他托付给我。请吧，我该把他安顿在路易莎别墅里我的那几个耶稣会会士那里。我乐于做这件事。这幢别墅坐落在含羞草丛中，此时，含羞草正巧盛开着花。从床上我能够在窗玻璃后面看到影影绰绰的卡布里岛，就像腓力二世在西班牙马德里的王宫暨寺院里看到存放圣饼的神龛一样，卡布里岛看上去就像是在玻璃器皿里一条沾沾自喜和夸耀自己的似面纱的鱼。尽管滂沱大雨，我们仍奋力朝山顶上爬。我们似乎并没有想到跳上发出刺耳的声音超过我们的、一列满载乘客的有轨电车上，这是因为第一次长谈深深地吸引住我们。在这次长谈中，我们相互介绍了简历和计划，我用最基本的英语，他用好不了多少的法语，带有一种无法模仿的上流社会的口音。后来，我愉快地查明，用这种口音的法语说话，是法国贵族经常的努力。一种友谊的诞生时刻会终生不变。我们的年龄相仿，都是二十五岁。在回答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时，我的陪同者漂亮的脸上流淌着像湍溪一样的水，他似乎觉得这压根儿不会打扰他，不，他觉得这非常地令人快乐，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对我说，"我的头上悬挂着在"英国上议院"的一个席位的达摩克利斯剑dasDamoklesschwert，源出古希腊民间传说，意为幸福中隐伏着的危险。－－译者。"

我不得不竭力保持镇定。一位年轻的英国勋爵！您想到哪儿去了，别以为我忌妒他，不，我只是好奇。像他这类人我还没有遇到过。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的，是我的提问毫无创见。"想成为"某种东西，为自己定下一个"职业目标"－－多么难堪。每一个人都是某种东西，对此人们避而不谈，因为想成为某种东西可以作为已知的前提，就像人们也不谈论自己的收入一样，因为有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事。一个未来的勋爵可以作长途旅行，它属于一种有约束力的、预先确定的生活计划（就像他的学校和在剑桥的高等学堂一样），就连他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说出的每一个句子，以及他所做和不做的一切，一句话，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都是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的，换句话说，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对我来说，情况不一样。我的生活道路不是与生俱来的，就算它是与生俱来的，希特勒也已经把它结束了。我什么也不是，我一无所有。在这个社会里我找不到固定的职位，我首先得为自己寻找一个职位。

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我不过是一个被各种极其矛盾的精神兴趣、求知欲、贪图享受和渴望生活搞得四处漂泊的卑下的人，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不是一个"可人"Mglichkeitsmensch，有长处可取的人。－－译者。在一切抉择和确定悬而不决的情况下，我暂时要做的一切是探索。每一种探索都是一次实验。

让我极为高兴的是，我在海德堡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在亨利·德·圣西门的手稿里发现了实验生活的理论。这个人是第一个把他的时代理解为变革的时代，过渡的时代，而且打算创立社会转变的一种"科学"。此外，他还凭直觉感到，这种科学的认识论前提是存在实验性的、"科学地"获得的直接经验。

圣西门在那些给他的侄子维克多做的，在其人生道路上应该遵守的指示里说道，"你必须在你精力旺盛的岁月里尽可能有独创性地和积极地生活；了解所有的理论和科学；通过实践而熟悉社会的各个阶级；尽可能多地尝试社会的角色，此外，建立对其他人和你自己完全新的联系；晚年的时候，把这些经验对其他人和你自己产生的影响总结成为一种新的哲学。"

圣西门的这段话使我茅塞顿开。这是务实和以经验为依据的、寻求真理的纲领，它不仅符合我的需要，而且符合我的兴趣爱好。圣西门还提出了旨在能成功地实施这样打算的道德的基本心绪。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对他最喜欢的学生说："罗德里克，您要记住，要干大事，必须要有?情。"

直到今天，我始终对实验生活的理念保持忠诚。

圣西门在其冒险的一生行将结束时构想出的这一新的哲学－－我用不着明确地说－－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他本人未曾为他的这一伟大发现找到一个名称（只是他的学生奥古斯特·孔德把他的学说称之为新词义）。但是，他指出了道路，认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规律，不仅是有可能结束革命的条件，而且是一种尘世固有的此在和自我认识的先决条件。

我不仅打算研究在社会转变的时代里产生的社会学起源，而且打算做更多的社会调查，我要像圣西门那样，研究错综复杂和多层的社会现实，研究它的各种矛盾和希望，热情地参与、体验和经历社会现实，从而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在自己的意识里把自己时代的社会历史存在形成为概念，我要借助自己的亲身经历阐明时代精神，这样，我就可以对自己说，我站在"时代的高度"。

接近巴黎(3)

拉斯蒂涅

"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Anousdeux，maintenant！参见《高老头》，傅雷译，《巴尔扎克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者谁不会想起这个场面呢？"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像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同时他气概非凡地说了这几个字。"巴黎对每一个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提出的挑战，极其简洁地表现在这几个字中。这几个字适用于任何涉及命运的对抗。它们是对敌人的一种宣战。它们是一种爱情的表白。（这是那个男人在决定性的场合面对一个女人说的话。当我们生命垂危的时候，这句话将最后一次闪现。）

我来到巴黎，不是作为拉斯蒂涅、征服者、暴发户和平步青云者，而是作为流浪者。我想尽可能无拘无束地查明社会的所有地区，上层和下层。假若我走运的话，我会像大学生，即阿尔卡拉的大学生那样，找到我的阿斯莫迪亚，他会为我，正像他在马德里为自己所做过的那样，掀开屋顶，以便使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室内布置。

我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是有关我的社会身份的问题。也许没有比自己把自己归入某一社会等级更加困难的了。但是，以此开始对社会的种种思考，这就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区别。哲学家，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把自己确定为哲学的主体，他与"世界"有直接和抽象的联系。他的自我意识始终是每一种认识最后的裁判权，世界在他创造出它之前并不存在；社会学家则不然。只有当他确定了自己的社会立场之后，他才能对他能够从现实中看到和认识到的东西获得一种批判的意识。他按透视法失真和缩短的表现方法，他的知识面，他的眼界，从量和质上决定着他的认识可能性。他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即他没有看到的东西比他所看到的所有东西更为重要，而且简直不可能看到。他的认识始终是有限的；每一个人始终只能看到社会现实的一个小的片段，剩下的东西他必须自己通过思考、编造和虚构加以补充。通过推论，通过虚构，通过想象。那么，通过主观的看法得出的片段有多少重要意义呢？有限的认识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一种概观，这种概观能够更加普遍地陈述社会现实，总体的现实和真理？

测不准关系与其说适用于物理学家，倒不如说适用于社会学家。观察者的立场改变着被观察的对象（或者不是这样，被观察的对象改变着观察者）。"关注的观察"不仅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角度，而且从物质、尤其是社会的角度，是受到限制的。为了通过探索闯入不允许社会学家进入的区域，单凭探索者的热望是不够的。是啊，社会学的不幸，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从事的，而人们对社会只可能有一种很不全面的看法。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起码和公认的基本事实，即任何社会都是按等级像地层那样建立的，它有一个底部和一个尖端，一个下面和一个上面。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人们往往把它弄错了。错觉和自我欺骗，而这一切是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的。

所有的透视法中最差的是从下向上的透视法。最差的透视法是从"地下简陋小室"的透视法，从绝对的社会零点出发的透视法。人们用这种透镜以为看到的一切东西，由于受到怨恨和自我同情的不良影响，必然是假的。对社会的怨恨不会使社会学家的目光变得敏锐。归根结底，人们只有从上面才能认识这个社会世界（就像巴黎的市区只有从艾菲尔铁塔的高处才能一目了然一样）。

当然，我得承认，我同社会的零点的关系比我同社会的上层人物要亲近。我能否向这些尖端地区进军，从那儿出发获得准确的梗概呢？

巴尔扎克的故事后来是这样的："而且，作为向社会提出的第一个挑战行动，拉斯蒂涅去跟纽沁根夫人吃晚饭。"虽然我不打算谋害上流社会，而只是想了解它，但是，我同意拉斯蒂涅的战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个犹太商人和银行家纽沁根男爵娶了聪明、非常热情、厚颜无耻和诡计多端的泰伊番，面粉厂厂主高里奥Goriot，即高老头。－－译者的小女儿。她很快就成为亨利·德·玛赛的情妇，然后成为欧也纳·拉斯蒂涅的情妇。为了巩固她由于出身和结婚而不牢固的社会地位，她试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伯爵德龙维耶，但是，由于遭到属于古老上层贵族的家族的反对，她的这个计划失败了。最后，她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她的一个情人。当她的丈夫热恋着艾斯苔·戈尔塞克－－巴黎最漂亮和最狡猾的交际花之一的时候，她用一些讽刺的劝告帮助他。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位于王太子妃广场旁边的一家小印刷厂为我印制新名片。在我的名字前面不要印上"博士"这个头衔。我当时的解释是，用这个头衔称呼，人们会把我当做一个大夫。我最喜欢在名片上印上社会学家这个称呼。但是，这似乎是一种坏作风了。

女神现身(1)

女神现身

巴黎，鲁特西亚Lutetia，巴黎的古名。罗马人征服高卢时，巴黎还是一个小村庄。鲁特西亚这个名称在凯尔特语中原意为"水居"。－－译者，不朽的城市，世界的中心，西方的首都，革命的首都，谋杀国王和共和国的首都，世纪城市，神话式的大都会，都市中的都市，摩登的罗马，巴比伦，麦加，圣地，光明之城，奢侈和放荡、自豪和偏见、华丽和贫困、财富和贫穷、人的伟大和人的卑劣的高台Hochsitz，架在木桩或树上供猎人观察和射击用的猎台。－－译者，一切社会生活方式的无限多样性的母体，一切变化的实验室，人间喜剧的发生地点，恶之花的温室，乌托邦和幻觉效果浸透了血和充满了快感的故乡，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游戏场，富于魔力的地方，隐喻，讽喻，物种深不可测的演化范例，"人与社会"、"社会与历史"这一相互联系的经历和错综复杂的体验的典范－－完全是为了生活。

现在，我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充满了期望，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坚信，我在这里，而不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有可能查明社会历史的现实。

里瓦罗尔Rivarol，1753-1801，法国政论家。－－译者说，"在巴黎，天命比在其他地方更灵验。"

外表的华丽

在我的日记里，我发现这段笔记："偶遇达娜·T，无知，傲慢，高贵－－但是，她的身体的接近迷住我的心窍，就像一个大人物的身体的接近令我神魂颠倒一样。她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有钱人，和她的母亲和妹妹开汽车在欧洲旅行。"

我在巴黎开始交往的头一个姑娘是一位美国姑娘，这绝非偶然，同样绝非偶然的是，我在到达巴黎的当天，是那位年轻的美国人在东站接待我。

和美国人的知心交往是我在美占区里度过的战后最初几年的最好阅历。我从未怨恨美国人，我亲眼见到他们慷慨大方、坦率、襟怀坦白。我和他们一样，对德国人并不信任。我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我的确把他们看作为解放者。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每次都能在他们身上重新发现古老的美国对欧洲，对文化欧洲的吸引力，这个文化的欧洲在政治上陷入困境，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想帮助它，就像人们帮助一个生病的邻居一样。人们对生病的邻居保持一定的尊敬，尽管他的不幸是他自己造成的。意大利，法国－－在美国人的眼里，情况并不比这个该死的德国好多少。现在，美国人跨海过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指欧洲）能够找到某种东西，至少能够找到在美国未曾发生的事情的痕迹。他们在寻找古老的欧洲。我知道，我是属于古老的欧洲，在这个平面上，我们相遇并互相理解了。

我是在夏佑宫的入口大厅里（也就是在国际博览会原来的特罗卡德罗里）遇见达娜和她的母亲以及妹妹的。夏佑宫艺术地装扮起来，这里正在举行联合国全体会议。前天晚上，我在我的袖珍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现在，我想亲自看看，世界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对我来说，联合国是某种非常伟大和崇高的东西。它是为行星的世界秩序建立机构框架的第一个尝试。国际组织仿效联邦制度。同一个世界的法律共同体仿效欧洲国家的法学。建立和组织这样的法律共同体是政治最高尚的任务。结束世界内战，给人类带来和平，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我是这样理解历史的进程的，历史也就是人和地球、物种及其生存空间、寄生虫及其宿主的关系的历史。

为了得到进入会议大厅的观众看台的入场券，我们不得不排长队，这像长蛇一样的队伍，它的波形纹布像有高度艺术性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一样绘制在露台的白色大理石板上，在位于这幢高大华丽的建筑物两翼之间的这个露台上，人们可以看到巴黎市区的全景，还能看到艾菲尔铁塔，它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形象超越那些白色的穹顶建筑……好奇者的数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黎似乎意识到这一事件（指联合国全体会议）的意义。在这几天里，它又是世界的首都。

几年前，在这个露台上，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举行了一次离奇的罢工。他放弃了宝贵的美国护照，要求联合国给他签发一张作为世界公民的身份证－－"世界公民第一号"，谁也不想也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为了迫使国际舆论注意他，他在特罗卡德罗的露台上安放了他的睡袋，并且郑重声明，他将在这里长期呆下去，直到他作为世界公民的身份得到这个世界组织有关当局正式承认为止。不久以后，警察把他作为无家可归的无国籍者带走。一个可怜的疯子。我非常同情这一勇敢的独自行动，我认为，他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举动代表了这样一种愿望：超出所有的惯例、规划和合乎逻辑解释的可能性，以一种违抗者的行动希望和世界融为一体。克服或阴谋破坏政治，不可能是一次政治行动的问题。这正是一切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不?，毫无疑问，这位美国人的想法和愿望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我祝贺这位世界精神的单枪匹马的游击队员。我甚至想献给他一首诗，一首歌颂团结、同情和钦佩的诗，发表在《呐喊》杂志上。"加利·大卫，世界公民第一号，向你致敬！"

我的三位美国女士来到了巴黎，目的是为了"使自己举止文雅"。她们的教育要求并不很高。她们是有欣赏力又热情的观众，她们所看到的一切，都使她们感到兴奋。我知道这一类型的人。

她们感到自己是旅游者，压根儿不想成为其他的人。为了了解欧洲，她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几星期之后，她们就要去罗马，然后乘车前往哥本哈根和伦敦，也许在冬天她们就将在圣·莫里茨或基茨毕耶滑雪。当然，她们的日程还没有确定。她们会不会冒险前往德国，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她们很想去参观路德维希二世的那些宫殿。这些宫殿我恐怕知道的吧？哦，它们想必妙趣横生。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她们并不是真正有钱的美国人，真正有钱的美国人在克拉里奇或乔治四世有套房，或者干脆住里茨这样的高级旅馆。但是，她们也会竖起眉毛看不起那些像洪水一样涌到巴黎乘公共汽车的旅游者，更不用说那些身背旅行背包的美国人了。这些美国人，不分男女，全都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磨损的、粗网眼的、颜色不确定的套头毛线衫，男的留着胡子，女人拖着一缕一缕下垂的长发，在这座城市所有引人注目的景点都能碰到这些美国的男男女女。除此之外，他们不仅有据点和安全所、问讯处、银行、邮局和旅行社，而且有美国特快车的分公司，对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些东西比来自国内的消息更为重要。每天，他们都急于知道国内的消息，以便克服在异乡感到的孤独和迷惘。

她们并不认识定居巴黎的美国人－－生活在万诺大街上的那些百万富翁、拉丁区里那些贵族出身的过放纵生活的人、新闻记者和通讯记者，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到紧挨美国大使馆的克里翁酒吧里喝酒。她们的参考书目既不是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译者，也不是海明威，既不是亨利·米勒HenryMiller，1891-1980，美国小说家。－－译者，也不是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1896-1940，美国作家。－－译者。但是，她们反正会以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节目，她们的头脑里有她们的巴黎。光明之城的图画等艺术作品、国际博览会、毕加索、疯狂的二十年代、对巴黎的大肆宣扬、新闻简讯、宣传用的录像短片、简短广告、歌曲和格什温。她们依照对巴黎的渴望，在这里寻找某种非常明确的东西。欧洲的首都也是她们的首都。她们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想承认她们到巴黎的目的是什么。刺激和推动她们来巴黎的，是她们的好奇心、喜欢冒险、显示她们坦率、说明她们富有诱惑力。她们的愿望，是深深地印在每一个美国女人心中的欧洲爱好者的形象。

她们到这里－－没有任何自卑情结－－是作为占领者。她们曾经是有优势的。她们曾经是胜利者。她们有的是钱，随时可兑换的美元。巴黎由她们支配。她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自以为什么都可以买得起。和我完全不一样。

我是德国人，这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打扰她们，情况与此相反，她们知道我在这里研究和写书，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是法国人，这对她们来说想必是某种下意识里感到安全的东西。在这里，我像她们一样是一个外国人，对于"法国人"，她们更多地是采取冷淡的态度，说她们对法国人不信任，这似乎言过其实，但是，见到法国人，她们总感到很不舒畅。

她们觉得巴黎风景如画，但是非常肮脏。我自言自语地说，对她们来说，从加利福尼亚到巴黎的差距，有点像西欧人眼里从巴黎到开罗的差距。这里像在中东一样，充满着各种谣言、不可信赖和邪恶。人们必须给蔬菜消毒，只能喝矿泉水，被迫一天淋浴三次。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我也觉得巴黎非常落后。我毫不困难地目睹了巴黎的落后。作为欧洲人，我比她们更加熟悉巴黎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极美的城市，因为我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不言而喻，我期待着这座城市。不言而喻，向导的角色归我所有。因此，我倍加高兴，因为我不仅可以看，还可以为她们指路。我的经验是，学习的最好方法是教别人。

达娜想了解巴黎。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她一点儿也不害怕，为了这个目的，采纳了某些概况介绍和小册子的主张。巴黎市政府的旅游局刚刚发行了一本用英语写的旅行指南，《巴黎－－去哪里，看什么，什么时候，怎样去？》，它漂亮的封面是由杜飞RaoulDufy，1877-1953，法国画家和设计师。－－译者设计的。的确，在这本旅行指南里，新来巴黎的人能够获得各种信息、实用的提示和地址。有上万个备考。

可是，我压根儿不想知道这一切。我和这三位美国女士交往的困难在于，一想到我将作为旅游者体验巴黎，我就会感到无法容忍，尽管是和她们愉快地在一起。我想自行负责、为自己发现巴黎。我的巴黎。不是从外部看的巴黎，而是从内部看的巴黎。简言之，我对旅游观光有一种强烈的厌恶。

尽管这样，我必须屈服于漂亮的达娜的愿望、她的果敢和热情。我试图悄悄地把我们的脚步从踩出的小路引开，直奔?特别感兴趣的那些反映文学历史的过去的地方，但是这也毫无用处。使我感到愤怒和羞愧的是，美国特快车和烹调车一直还停在那里。从参观的角度上看，我心目中巴黎的地貌和导游者的巴黎一致。每一次游览必然导致我们参观名胜古迹，而我不得不迁就导游，显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参观名胜古迹。

我的三位美国女士在巴黎逗留期间租用了一个舒适的、备有家具的套房，它位于塞纳河右岸隆尚大街一幢雅致住宅的底层。她们非常自豪地说，把这个套房租给她们的是一位真正的伯爵夫人，她与其说是令人喜爱，倒不如说是不亲切，拘泥于礼节、呆板、锱铢必较，德·当皮耶尔夫人。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那幢住宅的二楼－－我在这幢住宅里接达娜一同去漫步－－巴黎最后的和著名的政治文学沙龙之一当时正庄重地举行它的仪式。我被这位不友好的夫人（指女伯爵）的儿子领到那里。此人名叫亨利，是研究社会学和人种学的。他非常嫌恶他的母亲热衷于上流社会的活动，他要是不去非洲周游，就藏身在家里，躲进一间旧时的使女住房。我们讨论马克斯·韦伯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译者。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在他母亲的接待日来访，怎么会得到一点儿乐趣。

令我永志不忘的是，那位门房更加对我尊敬，她通过玻璃门的缝隙，指点我登上铺有红色地毯的狭长楼梯去找伯爵夫人当皮耶尔；但是，相比之下，当我胆怯地向她打听那三位美国女士的时候，她却用生硬和傲慢的语调回答我的询问："门对面！"

我常常按这扇门的门铃。我很想看到达娜。她的身体强烈地吸引着我，加之调查研究的冲动不可抗拒地把我推进这座伟大的城市。很难说是什么东西更重要：是我迫切希望了解巴黎的愿望呢？还是和达娜一起外出的愿望呢？首先－－偶尔再次－－和母亲夫人及妹妹一道出去，但是最后总是两个人一道出去。

能陪同达娜这样一位杰出而年轻的女士，我感到很自豪。她完全符合漂亮美国女人的老一套做法。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假若我今天想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她帝王般的举止。瞧她走路的样子！她不是走，而是庄重而缓慢地行走，志高气扬，高傲地仰起头，下巴微微向上翘起。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双腿，胸脯，一切都很好！但是脖子……如果没有这种过分长的、有点儿弧形的脖子，就不可能有这种威严的举止。这个脖子是完美无缺的，从微微下垂的和完全模式化的两肩中伸出来，被好几根珠链缠绕着，这才使它的尽善尽美充分地表现出来。染成金黄色的、梳理得非常好的头发平平整整地向后梳，看上去像盘在头后的发髻或马尾式发型。在那双造形美观的耳朵上戴着只有她能戴的长长耳环－－这个天鹅颈使她变得特别的美。我总是一再地被它深深地吸引。

"Youaresobeautiful，"我对她说。

"Thebeautylaysintheeyesofthebetrayer！"每次她都这样回答。

女神现身(2)

她一点儿也不认真：圆滑，捉摸不透。一个无法看透的女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傲慢和拘谨、身体药洗液和鲁宾斯坦护肤霜，是她矫揉造作的表现。是给人观赏的，而不是给人触摸的。清白的女主人使人难以接近，我这样想，而且接受了她这种无害的冷漠。我会改变她的看法的。

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引起轰动。不必过分地谦虚，她完全意识到她的这种影响，尽管她那总是往不确定的远处看的目光－－近视的人的有点儿含糊的媚人的目光－－对周围的人不屑一顾。她感觉到人们对她的赞赏，就像感觉到皮肤上的沙沙作响一样，而且像接受贡品一样接受人们对她的赞赏。要是我在她的旁边当了坏人，她肯定不会把我当作她的护卫（这是我正式的头衔）加以容忍。

她的美丽最低三下四的附庸是她母亲和她妹妹－－漂亮的、像她一样衣着华丽的妇女，但是缺乏魅力。每次我去接她的时候，她们在她身旁就像是她的服装管理员和丫环。当她们和我们告别的时候，她们向我投来了几乎是羡慕的目光，以此想让我感到，能够带漂亮的达娜出去玩，是多么大的荣誉。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把达娜托付给了可靠的人。此外，从她们的"Haveagoodtime！"这句话里，流露出陪伴少女的老妇和少妇的撮合私通。

我肯定不是理想的嫖娼者。她们知道，我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一贫如洗。她们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她们觉得我"非常可爱"。这属于我的"大陆性作风"。为了一劳永逸地把"谁付钱？"这个讨厌的问题取消－－这事根本办不到，礼节上是这样规定的，由另外一个人付钱，而不是由我这个绅士和男人，所以，在我们从正门走出来之前，达娜将一张大面值的钞票塞进了我的西装上衣胸前里袋的手绢后面。但是，我压根儿没有感到我被她收买，沦为商品和消费品，被她暧昧地供养，出卖自己的灵魂。相反，我感到她给我赠送礼物，而我喜欢礼物。我把她的这一姿态看作是一种慷慨的行动，而我喜欢慷慨大方。

就这样，我们每天和每天晚上蜂拥而出，常常在大清早才把她带回龙香大街。这位年轻的女士不仅想增长知识，谢天谢地，还想消遣娱乐。

在结束我们的参观定额之后，我总是试图利用我事先取得的一点点经验，以便让她看在极好的《旅行指南》里无法轻易发现的地方。比方，我带她去看亚瑟夫人。我心想，亚瑟夫人的表演好像是特意为她准备的。"Aretheyreallymen？Icantbelieveit."难道男人们是这样，生活是这样吗？我不信，太庸俗了－－nottobelieve。是不是一切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男人当女人？为什么？这个鬼知道？！有哪个女人像女人腔的男同性恋者模仿的女人？没有哪个女人是这样说话的，没有哪个女人是不规矩地动手动脚的，没有哪个女人是这样穿着的。一切纯属虚构。

当时，人们大肆谈论一个异常美的宠儿，这个人曾经从一个富有诱惑力的男孩变为一个迷人的姑娘，她就是柯希耐尔。人们可以在卡罗塞尔－－香榭丽舍大道附近一家高雅的夜总会里欣赏到她那没有瑕疵的身体；每当她出场的时候，她那一丝不挂的身体在聚光灯和驼鸟毛做的扇子配合下扭来扭去。我想，她如此美丽的身体想必是达娜的身体。

后来我才知道，一位有名气的律师想要娶她为妻，而且真的娶她为妻。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个年轻未婚妻的照片，她穿着洁白的礼服站在幸福的丈夫身边。人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像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也为这件不寻常的事情异常激动。

三十年之后，我在柏林一家小酒馆里又遇到柯希耐尔，此时，这个被大张旗鼓地宣布为巴黎魅力的女人，已经是一个年老而肥胖的女同性恋者，有肿起的脸和巨大的胸脯。我的心都碎了。

或者我们走进中途着陆站。这是那家我和齐奥朗参加完晚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很偶然地发现的、开设在地下室里的酒馆的名称。齐奥朗Cioran，1911-，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评论家。－－译者和我住在同一条大街，即王子先生大街上，和我一样住在一家蹩脚的小旅馆里，离我所住的旅馆一百米，在同一条街的上端。

我想，我来到一家咖啡酒吧，在这里兴许还有最后一位客人蹲坐在柜台式桌的旁边，面对着他的玻璃杯子，可是后来我听到了来自深处的吉他声。我走下螺旋楼梯，走下有拱顶的地下室。在这里，客人们紧挨着坐着、蹲着和站着，只有一块很小的演出场地，一小块用踩硬的泥土铺成的无缝地面空着。当我走下来的时候，人们正在跳舞，激情完全迸发，完全失去控制。一个一丝不挂的姑娘，完全赤身裸体－－这在当时还不允许－－被聚光灯一束微弱的、斜射过来的光线追踪着，她似乎一再地试图避开它。演奏的是西班牙音乐，也就是说，乐师是西班牙人，而且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西班牙人。这个姑娘身着西班牙服装上场，然后一件一件地把它们从身上脱掉，这叫脱衣舞。这和一般的舞蹈完全不一样，速度非常缓慢，由打击乐器伴奏并加以暗示。这里在模仿卡门。模仿卡门的是一个红头发、白皮肤、没有名气的、残暴的人－－一个真正近红棕色的人－－鼻子上长着雀斑，人们告诉我，这个姑娘是一个美国女人，还不到二十岁。她疯狂地抽搐着她的身体。与其说她听从音乐，倒不如说音乐听从她。

我想让达娜看的就是这种表演。但是，那天晚上，当我们走下有拱顶的地窖的时候，那个红头发的姑娘并没有登台表演。她不是节目单上的演出节目，这里根本没有节目单。那个姑娘有时会来，突如其来的，有时她来这里跳舞。我真的看到过她的表演吗？还是一种幻象，一种幻觉？在这件事上，我感到自己太愚蠢了。在我绘声绘色地给她描述那个美国女人的表演之后，她也想去看她的表演。我不敢肯定她对那个美国女人的表演是否也感兴趣。

另一个晚上，我们在一家位于德·拉·雨歇特大街的东方国家的普通夜总会里度过。在这家夜总会里有蒸粗麦粉Couscous，源于北非的一种与羔羊肉、鸡肉等一起食用的蒸粗麦粉食品。－－译者和土耳其咖啡。在此之前，我们去滑稽剧院看芭蕾舞剧，但是演出使我们大失所望。现在，我们还想看点别的东西。ArabianNights！在巴黎，你能看到一切！也能看到阿拉伯的夜晚。在地上，在一个角落里，蹲着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头戴土耳其帽的小型乐队，单调刺耳地吹奏摩尔人不和谐的音乐。然后，来了几个姑娘，为客人表演肚皮舞。

观众更多的是外国人，有深色皮肤的外国人。大腹便便的男人们，长着肥胖、刮得光滑和发亮的脸，黑色的髭须和黑色的眼皮，个个都有行家的眼光。那些姑娘知道，她们在这里是不可能弄虚作假的。一流的进口货，上等货。在伊斯坦布尔和开罗，情况一点儿也不比这里好。这些听话的姑娘！只是下身在动，略微向前移动的骨盆，裸露的肚子，伴随着手脚失重的摆动。开始时好像受到压抑的身体，在无止境的和有节奏的单调的重复中上升成为不加掩饰的挑衅。肢体语言。无法破译的密码。每一个动作都是某种无法兑现的许诺。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并不满足观众的愿望。继续不断地，那像巨浪般的翻滚，继续不断地。这种舞蹈，就其意图而言，较之其他的舞蹈更加性感，更加明确和敏感，更加暗示和矜持，效果也更加强烈。献出和拒绝融为一体。从这种情绪矛盾中产生出一种享受，这种享受超越任何一种迅速满足的可能性之上，成为渴望的一种有高度艺术性的庄重举行的仪式。在跳脱衣舞的时候，男性生殖器的快感指数曲线是预先明确规定的发展过程：进行性的"揭开"，增强，销魂的高潮，完毕，灯火熄灭，幕落下，极度疲劳，阴茎勃起，射精，累得要死。而在跳肚皮舞的时候，阴道的快感是时起时伏的，也就是说，它能连续经历不同的强度，但始终不会停止。连续不断的返回和重复。悬而未决－－悬念。舍赫拉扎德Scheherazade，源自《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讲述者。－－译者。她讲述没完没了的故事，直到天色破晓，她才停止不讲，以便在下一个夜晚继续讲她的故事；此外，她还足月生下了两个孩子，而且没有让被她迷住的国王山鲁亚尔发觉，当然，为安全起见，她让小女儿同她一起睡觉。无论如何，她这样做要比男人所特有的占有妄想、妒忌谵妄和斩首好。没有当机立断，没有戏剧性的高潮，我不是独一无二的人，我代表许多人，一再是新的，待续。后宫的心理手段！

我又一次入迷，但是使我入迷的不是那些有点儿笨拙的姑娘的身体，而是姑娘们的身体促使我产生的思想（一切发生在头脑里）。较之我所熟悉的姑娘们的身体，我预感到更高程度的性爱艺术，即一种性爱文化。这种性爱文化并不使性欲的要求孤立和过度兴奋，而是使它升华，但是并不否认它。性爱。我对性爱知道些什么呢？一无所知。我还不知道，性爱是获得更高的生活文化的关键。但是，我模糊地预感到性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陶醉和沉迷于舞女们的表演，以致没有即时发现，达娜对舞女们的表演表现出明显的厌恶。看来，我们之间对舞女们的表演看法不一，对我来说，舞女们的表演是一种微妙的艺术品，一种比我们的文化领域更加优越的文化产物，我欣赏它，并开始猜到女人优越性的胜利。相反，对她来说，舞女们的表演是对一个妇女和妇女们的侮辱，是妇女非常片面地、守旧地和发育不全地服从男人欲望的表现。可以想象，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这种不良的现象才会产生：男人在性需要中是老爷和恶霸，而女人则一钱不值，只是男人玩弄的对象和奴隶。这对她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她（指达娜）希望离开。我狡猾地把一张钞票塞进花狄玛绿丝绸的扎脚灯笼裤上面的贴边Fatima，花狄玛，穆罕默德的幼女，约606-632，这里泛指阿拉伯妇女。－－译者，顺便说一下，那些肥胖的男人也是这样做的。花狄玛尽管身体疲顿不堪，但仍然忘我地微笑。我招呼那个戴土耳其帽的仆人过来，以便算账。达娜说，"讨厌！"随即用同样的手势招呼那个舞女过来，一边非常体贴地把一张十法郎的钞票塞进舞女的裤边，一边把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塞进我的西装上衣口袋……

如果我们能耐心等待的话，也许那天晚上能看到那个幼小的舞女跟在我们的后面，身上包裹着她便宜的毛皮大衣，和巴黎的纯情少女毫无区别。而那些穿着胶布雨衣、戴着巴斯克帽的乐师，在他们一跃跨上自行车的时候，还迅速地讨论关于最近发生在突尼斯的骚乱的报纸消息。上午，（旧）巴黎大学的大学生们，也许是人种学研究所的大学生们，讨论了这些报纸消息。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在第二天参观了人类博物馆。它位于夏佑宫，正好是我们相识的地方。这是我的建议。我一定要看圣西门头盖骨，我的圣西门头盖骨。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圣西门的头盖骨是怎样到了人类博物馆的。也很少人知道，在那里存放着宝贵的圣人遗骨或遗物。在这期间，我认识了马克西姆·勒华（我不仅和达娜外出，尽管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和她外出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此事告诉了我。为了展示人类各种不同的形态特征，在人类博物馆里，圣西门的头盖骨放在了一个玻璃柜里，在笛卡尔和卡图什的头盖骨中间，后者是一个强盗头子，于1721年在沙滩广场上被处以车磔之刑，分成四块。这里是著名人物，那里是刑事犯。此外，在一些玻璃柜里还展出了黑人的头盖骨和由疾病引起的畸形。毋庸置疑，圣西门的头盖骨是真的，从它的结构上我清楚地认出那老鹰般的侧面像的形态。

我高兴得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即席作了一个关于这个杰出人物－－我的榜样－－的小报告。达娜敬心地倾听，尽管她兴许也会感到奇怪，她的陪同者怎么会把自己和一百年前就已经死了的人等同起来。

从圣西门到奥古斯特·孔德并不远。当我建议她由我带她到人道庙和那幢房屋的时候，她兴奋地表示同意，在这幢房屋里，人类宗教的创始人（指孔德）曾经生活了好多年，直至寿终正寝。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参观这幢房屋的时候，我们首先还得去参加美国人的一个聚会。

借口无济于事。是啊，我在一定程度上"有服务义务"，我到底为何不和她一道去参加聚会呢？何况美国人也属于巴黎（至少在这段时间美国人是巴黎很重要的一部分）。有时，你会觉得，在巴黎的法国人仿佛只是一种可以容忍的少数派，至少是在外国人活动的那个层次上，外国人并不想更多地亲身经历巴黎，而只想了解名胜古迹的巴黎。

在美国人聚会的地方，人潮如涌，有好几百人，尽管是在至少拥有六百平方米的私人住宅里。主要的活动范围是一个具有哥特式冠状拱顶的两楼层大厅。路易十三时期的高靠背沙发椅，箱子，又沉又长的食堂桌子。只看到人，很少看到内部设备。全是美国人，令人望而生畏的嬷嬷，举止文雅的绅士，可爱的、短头发的长腿男孩，衣着十分整齐的姑娘。谁也不知道是谁发出请帖的。得克萨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情报局？最普通的亚美利加种，一个陌生的种族。看上去是人，但不是人。一大群国籍相同的人，不管是哪一种国籍，这是难以忍受的。

我感到非常迷惘，紧紧地抓住达娜的手，而她呢，喜形于色、微笑着和别人打招呼，为自己在人群里开出一条路，丝毫不感到拘束，像加了冰块的威士忌，像鱼儿得水般自由自在。一群年轻人围着达娜，他们决定乘车去一家夜总会。人们来去自由，仿佛是在火车站上。我们到底有多少人？一个车队开动了。往何处去？"youllsee，"达娜想使我惊喜。她总是和蔼可亲，服务周到。我们在饰有金银边的门房旁边经过，进入了蒙马特尔那家最雅致的、最贵的夜总会，即在佛罗伦萨的暗晦沉滞的气氛。这里到处是红色和金色，金子和金钱。在这里，全世界的老爷们尽情玩乐。希腊船王奥纳西斯Onassis，1906-1975。－－译者。阿迦汗。温莎公爵。

这里的所有铺饰全都是深红色的丝绒，镀金的天花板，低矮的房间，作为房间延伸部分的里间，放床的凹室Alkove，指男女发生关系的地方。－－译者，真正的安乐窝，还有深的沙发椅，奢侈的长沙发，全都是红色的；镜子，红色锦缎桌布上的小灯，灯光变化无常的喷水池，阿里巴巴，一千零一夜。许许多多身穿东方服装的仆人，每个人头上戴着一顶带穗的土耳其帽。一个黑皮肤的男孩给客人送上摩卡咖啡，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小乐队演奏缓慢的乐曲。我们入座之后，夜总会的歌舞表演继续进行。先是一个魔术师上场，然后是西班牙的弗拉门戈双人舞，都是一流的。在我们的桌子上，出现了香槟酒和容量为15升或2升的大矿泉水瓶。我有点儿头晕。达娜把皮大衣搭在肩上，惬意地伸开四肢躺下。马上就来了一个头戴花边小帽、身上系着花边围裙的女服装管理员，暗示要把皮大衣拿出去。不，达娜想把它留在自己旁边。这时，乐师在小平台上忙碌起来：一支由吉卜赛人组成的乐队eineZigeunerband，尤指演奏跳舞音乐或爵士乐的乐队。－－译者接替身穿白色晚礼服的伴舞乐队。啊呀！哎！吉卜赛来啦！激烈的低音提琴，木锤敲击铙钹发出的颤抖的声音。小提琴用一块巴里纱布压在肩和下巴之间。我无法抗拒这一切。我伸手抓达娜的手。不知她是否了解罗马尼亚的曲子？做一个手势，于是吉卜赛人蜂拥而出，聚集在我们的桌子周围。他们站在我们的前面和后面。达娜是中心人物。吉卜赛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向她俯下身去，对着她的耳朵演奏小提琴，一边眯起眼睛会心地向我微笑。使人陶醉和富有魅力的音乐，唧唧啾啾，飒飒作响，既像唱歌又像哭泣。

我的天哪，在布加勒斯特的时候，叔叔格奥基卡、漂亮的婶婶维奥里卡和我这个小王子在一起，当时我穿着一套白色的西服短裤。他们想为我庆祝。在布加勒斯特一家最好的饭店卡布沙里，这家饭店因它的吉卜赛小乐队而出名。在和煦的夏日晚上，我们坐在露台上，在我们的上方，在有藤架的回廊里，葡萄叶的螺旋状卷须向我们垂下来。桌子的旁边放着冰镇酒瓶的冰桶架子。白葡萄酒，塞尔托斯矿泉水。我们喝掺矿泉水的葡萄酒。当时，我们先吃西瓜，半圆和血红的一片片西瓜放在碧绿的、闪闪发光的盘子里。盘子是我挑出的，因为它灿烂多彩。然后端上来一盘罗马尼亚特有的菜肴：泡菜炖鸭子。现在，吉卜赛人为我们演奏，为长着羚羊般漂亮眼睛的婶婶演奏，为我、只为我演奏。无数张桌子被闲聊、欢笑、快乐和不拘束的亲朋好友占满。只是背景迷蒙，回忆不起来了。吉卜赛人的音乐！啊呀！哎！这一个晚上。从那时至今有多少年了？将近二十年。

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感向我袭来。我何时曾感到如此地幸福？是昨天。我完全昏昏沉沉，醉醺醺地。我们跳舞。达娜？达娜！我感到，她头一次把我看作为忠诚的追随者，她的小白脸，她的随从。她紧贴着我，我们脸贴脸跳舞。我吻她的耳垂，吻她耳朵后面发际的天鹅脖子，她用嘴唇吻我的脸，我的鼻孔鼓了起来：马祖卡舞Mazouko，一种波兰快步舞。－－译者。全是一对对漂亮年轻的人。朦胧的灯光，只有桌上的小灯发出微光，时而呈杏黄色，时而呈橘黄色。温莎公爵在角落，从来不允许停止。唉！

那时，在布加勒斯特，我因跳舞而受到惩罚：在那天晚上，我得了我一生中最可怕的胃绞痛。我痛得大喊大叫，缩成一团。不得不把医生请来。霍乱滴剂，马上见效。可是，我再也不能睡觉了。我在因装有护墙板而显得阴暗的楼梯间里，坐在梯级上呜咽。为什么？难道这就是代价？

账单。它被悄悄地折叠好，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放到那些香槟酒桶之间，在这些香槟酒桶里，头朝下放着一些空瓶子。十只手臂伸向那张废纸，争着把它抢到自己的手里。我恰巧有时间把总数看了一眼。我的天啊：是我每月所能支配的钱的三倍！我忘了曾经受到的良好教育。我突然提出抗议。让那些大款们去付吧！（此外，这事跟我的钱毫不相干。）

在衣帽间里，达娜大声责备我，她做得完全对，我这样做不行。她宣布，我愿意邀请所有参加这次社交聚会的人在饭店的接待厅里吃洋葱汤。我真倒霉！最后是必须履行的溜达。

我们陷入早晨的乱哄哄之中。喧闹声，烟雾，声音嘈杂，人们不可能听到自己的话，没有一张桌子是空的。你瞧，角落里终于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有四个人的座位。挪动一下，椅子从空中递了过来，我们至少有十二个人。有穿短外套的Smoking，缝制精美华丽，大多为晚饭后抽烟时穿着。－－译者，有穿毛皮大衣的。现在，唯一的外国人是海军，从前海军在柏林叫水手Sehleute原文可能有误，应为Seeleute。－－译者，其实是一些旅游者。人们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但是瞧不起他们。"过吧，过吧，我可爱的女士！"那些从公共汽车出来的男子早就快步穿过去了。在我们周围，商场里下流、粗野、肥胖的人群像鸭子一样呱呱地叫，像猪一样咕咕，叽里咕噜，咯咯地笑，老百姓。一切完全是真实的。巴尔特朗的商场还有一个用途：为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提供食物的总转运中心。食品、食物、粮食，被称为巴黎的肚子。对我们来说，它不过是"夜间的名胜"。我们并不重视它建筑上的美丽，我们需要接触现实，而不需要博物馆的乐趣。现实，不是用因为批判而变得冷淡的目光"批判资本主义"。生气勃勃的生活。各种气味、各种噪声、鱼、水果、肉，满坑满谷，丰衣足食。重活。汗水。鼓鼓囊囊的钱袋，系着血迹斑斑围裙的女人，妓女，民间创作，左拉，不是本雅明。

嗬！巴黎特有的淡紫色天空。现在是早上六点。达娜用胳膊挽着我。她还想在那些摊子之间溜达溜达。她依偎着我，压着我的手臂，我们和好如初，走进卖花的商场，鲜花堆成山，瀑布状鲜花，阶梯式鲜花，花的海洋。她让我站了片刻，然后回来，双手捧着一束鲜花，一束洁白的百合花。她几乎承受不住它的重量。拿着吧！"Iloveyou."

12月6号是我的生日。我已经把它完全忘了，达娜并没有忘记。上午，我们打算旅游，我去接她，同时期待她的指示。现在，轮到我们参观博物馆了。也许去参观罗丹博物馆？也许去参观巴洛克式暖房Orangerie，巴洛克式花园中的一种为橙子等越冬的建筑。－－译者里的睡莲？

达娜有不同的意见。"IinviteyoutolunchontheEiffeltower."而且加了一句："Wellhavechampagne."我不是曾经向她讲述我的头一天吗？难道她想向我告解小小的失望？她想弥补耽误了的机会，她的错误。

失望并没有使幻想破灭。失望只是推迟了翘首期盼。得不到满足的好奇心增强了享受能力。假如我们第一次攀登艾菲尔铁塔完全成功的话，那么我今天的幸福感就会减少了。

艾菲尔铁塔上的餐厅比我想象的要华美得多。我们几乎是唯一的客人。准备着为我们服务的人数远远超过客人的数目。桌子显然事先订好了。餐厅的老板带着他的随员陪我们走到座席。我愉快地摊开上了浆的大块花缎餐巾，细看那巨大的、价格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菜单。达娜有女士信用卡，所以我让她为我们两个选择。她坚持要喝标有制造年份的埃德西克酒！

我们紧挨着环景玻璃窗坐着，在我们的底下是巴黎这座城市。我们仿佛坐在齐柏林餐厅里。巴黎仿佛在我们下面滑过。这一天又刮风又下雨；云层一再地裂开，只有一线阳光像探照灯一样从房屋蓝灰色的海洋上空掠过，驱赶着黄色和橘黄色的色斑掠过惊涛骇浪。此刻，圣心教堂亮了起来（顺便提一下，我们还没有去过那里），完全不真实，令人困惑，像白垩岩，像一座冰山。雪的幻景。我向达娜举杯祝酒，为她的健康干杯，在明亮的玻璃窗里，她以镜中的形象向我微笑。

这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蔚为奇观的远景，美味的膳食，面前是这位美丽的姑娘，她为能使我愉快感到非常自豪，我对即将发生的事预先感到高兴。因为肯定会发生令人愉快的事！当我们坐上她的爱车之后，达娜猝不及防地对我说："Afterlunch，Iwanttoseeyourplace."喔，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完全是新鲜事儿。直到现在，她总是用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亨利四世旅馆的门口。从来也不谈其他的事情，我也从来不会想到向她求婚。

我惊讶不已。哦呀！"Hownice！Really！"她走近我，吻我的嘴。舌吻－－这是一个暗示。她脱掉鞋子，脱掉她的衣服。黑色的衣服，她一直只穿黑色的衣服。紧身连衣裙，脖子和两肩光着，只有非常窄的背带。我想说，那一天她太优美了。她小心翼翼地把脱下的衣服铺放在房间的地板上。

我现在可以看到，她属于那样的妇女，当她们脱下高统靴的时候，突然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她们的双腿太短，膝盖和脚拐不再清秀，不容易使人激动，倒让人感到笨手笨脚的。我从我的假长沙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毕竟她是漂亮的。她白皙的皮肤闪闪发光：皮肤表层的华丽。

她果断地向我走来，坐到我身旁。我的头一个手势是暗示她脱掉屁股上的小裤衩，她不愿意，但是把我拉到她的身边，让我在她的上方，然后开始热烈地亲吻我。由于我长年阅读美国书籍，所以对美国女人的性行为事先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足以知道什么是"dating"（未婚异性间的约会），"necking"（拥吻）和"petting"（爱抚）。什么都可以，只有性交不可以。Toutexceptéa（除了那事以外，什么都可以）。可是，至于性行为，我还完全囿于传统的观念。我的行为模式完全受男性生殖器基本的发作模式影响，所以我对一切有悖于这一模式的行为感到恶心和下流，对我和对跟我在一起的姑娘来说，这是不得体的举止，是对人格的侮辱。所以，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拒绝她的这种要求。可是她我行我素。用一种体贴、安慰和几乎是慈母般的微笑，她把她那漂亮的脸转向我，并且说："Letmedoit."

就这样，我别无他法，只好温柔地抚摩她那白皙、丰满、美妙、生动地从两肩涌向上臂的脊背，它以有裸露癖的性快感呈现在我眼前，我的两眼有些失神，看到她皮肤的毛孔组织，这毛孔组织就像在放大镜下扩大成为一幅风景画。本来会让你感到完全失望的东西变成一堂有关性爱艺术的课。偏偏是达娜，这个我有时觉得冷漠、拒绝、完全无性欲的美丽姑娘，第一个成为向我传授性爱知识的女人，而在此之前，我对性爱的种种几乎一无所知。

开始时，我把达娜的行为误解为一种限制，但是现在，她的行为证实是向更高的阅历范围的过渡。她像丈夫爱儿子那样爱我，以此想给我一个向她展示我女性一面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纯粹的享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才能充分享受她的权力。既不需要阴茎插入阴道，也不需要作出服从的姿态，妇女是事态的主宰。在我的一生中我很想知道，有多少妇女是喜欢这种性爱方式的。我偶然听到男女之间的交配，说男人无条件地沉湎于女人，我可以断言，这就是她幸福的秘密。我觉得在达娜的举止中，两性关系上的拘谨和性感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很有趣的。只有通过被人们称之为两性关系上的假正经的行为，性感才能得到释放；而假正经证实是一种微妙性感的前提。

从现在起，这场学术上的参观旅行在亨利四世饭店开始进入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新阶段。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是否在此前、此后或其间在这里会出现强烈情欲的意想不到的、同样多的变体。此前，我等候她，身上还穿着早上的大衣，或者迅速地来往于参观博物馆和看晚间戏剧演出之间，或者愉快地感到疲乏，从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参观的凡尔赛宫回来。我们对刚刚一起看过的东西或将要看的东西交换思想。就是在我们互相开玩笑的时候，我们也不费劲地交换思想，就像拿着一本陪伴我们散步的书。似乎完全是这样，仿佛我们所获得的印象由于互相使对方快乐而加深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现在，我们是一对了解现实和处于认识过程中的搭档。

女神现身(3)

王子先生大街10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同进行的最美好的徒步旅行是参观奥古斯特·孔德的故居，它位于王子先生大街10号。我一再地推迟参观孔德的故居，因为我对它期望很大。这次参观不同于其他几次参观，更确切地说，它是一次徒步朝圣。我这时想探访的地方不是名胜古迹或吸引旅游者的地方。我想通过记忆中一个象征性的地方重新回到那个我想重新找到和考察的巴黎。

这里，在这间小的套房里，产生了普世人类科学的宏伟计划。一百多年以前，在这些房间里，一位天才人物独自把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对自己的命运独自负责，人的此岸性是固有的－－继续发展成为全面地塑造人的未来生活制度的纲领。打倒神学，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结束神学。也要打倒形而上学，告别哲学。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和统治学说。孔德把人类的思想加以扩大、深化、具体化和系统化，使之成为关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学说，从现在起，它将是一切科学的主导科学，即社会学。

社会学！这是巴黎的发明，这是巴黎的理念，只有在革命的首都才有可能构想出社会学。它是对伟大挑战的回答，是一种新的生存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显露，是危机意识的产物。在这危机四伏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的变革没有把握，这个时代充满变革、颠覆活动和变化，这是一个从某种旧事物，即陈旧和过时的事物向某种新事物，即某种尚未知道、只是模糊地预感到的事物过渡的时代。社会学是关于危机的科学和研究未来的科学。它的目的在于结束革命，为后一革命的未来社会开拓道路。巴黎是这种社会变化的现场。巴黎是中心地点，在这里，这种划时代变革的过程的规律从同时代人的痛苦经历升华为意识，变为一种概念。

巴黎，世界的首都，人类的首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毕竟不是商业广告的口号，不是任何一种客套话，不是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夸张比喻。世界的首都或人类的首都这种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非常准确地标明普遍的人类科学产生的地点；与此相联系，巴黎变成为一种至今从来没有如此明确被理解的、席卷地球和世界各民族世界观的思想中心，凭借这种世界观，人类获得了这样一种意识：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地球上的共患难者集体。

在复辟时期的巴黎，孔德只是许多试图探索人类社会陷入激烈变革过程秘密的人当中的一员。一代人向自己提出了这个任务，试图解决这一任务的著名男女人物多得惊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脑力劳动，一种集体的思想上的努力，以此，一种集体的学习过程试图找到它恰当的表现形式。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集体的脑力劳动。每一种体裁都经过了试验。围绕宪法进行的政治辩论，政党之间的思想斗争，科学的理论形成，历史学，自传，文学。小说家们－－巴尔扎克是他们的领头－－在调查处于变化的社会现实方面，也许走得最远。但是，奥古斯特·孔德成功地把千变万化的新时代意识，在一种严密推论的水平上总结为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思想体系。直到今天，他的体系也是对这个时代行之有效的理解和无法超越的、不可替代的准则。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孔德的种种想法一点儿也不新奇。他所说的一切，他的方法，在科学上的假设，历史的发展模式，正在酝酿之中。他使时代精神成为话题，并将它发展为概念。

每一个人，只要他认真地试图以实用主义的意图想象一下人类在星球上的处境－－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自己的处境－－当他思考的时候，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必然会用孔德的那些范畴。这些范畴是：伟大的生灵，即物种和人类；伟大的物神，即地球；伟大的周围环境，即生存空间，自然及生态环境，自然和历史相互渗透的范围，人类群落活动的生态基础。在这个三维的范围内，社会历史的连续性得以展开，不管我们想把它理解为是与历史同种的、圆极的entelechetisch，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用语，意为"完成"，相当于莱布尼茨的单子。－－译者、进化论的、历史性的或社会学的，总之，理解为一个过程，对于它在时间范围内的继续发展，至少对于它的最后阶段的短暂时间，我们可以作出某些科学的陈述。这个事实本身必然被看成发展的一个瞬间，这对发展的继续进行是决定性的。

众所周知，孔德的三阶段规律以观察为出发点，即人类的自我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依次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概念的阶段，最后是科学性或实证性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涉及解决生存问题和认识现实。

"这关系到为一种更好的未来作准备。"（Ilsagitdepréparerunmeilleuravenir.）这个任务虽然已被认识到，但是只有在一种科学的思考水平上才能得到解决。这就是孔德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为预见而求知，为治理国家而预见。"（Savoirpourprévoir，prévoirpourgouverner.）这是一种政治纲领，如果人们希望这样的话，它不是以人的机能不健全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能力和才干为出发点。孔德深信，人能够掌握他作为物种本质的命运。其前提是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

"现在需要有一种整体的精神，只有它主宰着社会的改造。"（Cestmaintenantlespritdensemblequilappartientexclusivementdeprésiderlaréorganisationsociale.）

这就是万众必然通向和奔向的目标，尽管只是无限小地接近："人类最终的团结"。这不是乌托邦，不是末世论的范畴，而是一种科学的工作假定，一种方向盘，一种没影点，一种眼界。

现代人的历史意识，不管它怎么变化，不管它的内容多么庞杂和压缩，总是受到孔德三阶段规律的影响，没有回旋的余地。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要么是实证主义的，要么是蒙昧主义（oskurantistisch）的；要么着眼于未来，要么是虚无主义。要么是健康的，要么是病态的。人们提防那些预告世界没落的虚伪先知，因为这些预言家期待着救世主Messias，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新约》中的耶稣。－－译者；人们提防那些具破坏性的人物，因为他们不去查明世界继续存在的那些带有建设性的可能性，而去考察世界是否值得破坏。

啊，我被他的思想吸引住了！我从来还没有如此清楚地认识到，这也必须是我的任务。我感到自己是这个伟大的共同命运集体中的一员。伟大生灵的观念和现实对我有说服力，我的精神和肉体充溢着一种归属感，我感到，我和这个巨大的身体心理精神上的整体血肉相连，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历史社会的连续统一体密不可分：我是这个巨大的机体的一部分，我们的命运在时间和空间上埋藏在这巨大的机体中，包括所有的尘世的肉体：在我们之前曾经生活过的死者，消失在过去中的无数代人的次序，活着的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不管他们定居在这个星球上的什么地方，还有那些即将诞生的人，我们之后的无数代人的次序，我们的未来。

人类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在今天，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在伟大的当代时刻，这个时刻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顶点，人类是趋于同一目标的生灵的连续整体。这个连续的整体不包括坏人、懒虫、寄生虫，以及那些没有给接班人留下任何东西的人，这至少相当于他们从前任得到的东西；此外，所有没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人，也将被排除在这个连续的整体之外，因为他们只追求自私和个人的利益。

奥古斯特的中心思想是为人类服务的观念，他认为，为人类服务的观念是人类学的一个常数，所有伦理的根源。他不仅想出社会学这个词－－包罗万象的人类科学的名称－－而且创造了利他主义这个新词。不仅有人权，而且有人的义务。当人权和人的义务成为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即为他人而活着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的、超越个体存在的团结感。

我问自己，当我和达娜在这位伟人最后的住所里那些小而低矮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虔敬地、甚至是提心吊胆地观看的时候，我有没有向她讲述这一类或类似的事情，她会不会因此而感到无聊。这里是他工作所需要的写字台，那里是他坐着接待学生的沙发椅，那里是他临死前睡过的床，这一切都是格调高雅的督政府时期的家具DirectoireMbel，1795-1799年法国督政府。－－译者，而不是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的俗气的家具。在今天，孔德故居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一件珍品，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办得到，而在那时，它不过是一些朴素的日用品，就连贫穷的临时代课教师和没有钱的知识分子也能买得起。这里看不到书籍。从四十岁起，孔德就不再读书了。只是在一个玻璃柜里锁着人类藏书的百卷本，是他为其学生和门徒选出的，便于他们利用。这是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最重要的读物，最低限度，不值得了解更多的东西。

我在参观孔德故居的时候，各种思想掠过我的脑海，百感交集，满怀希望，浮想联翩，我能向这位年轻的美国女人介绍些什么呢？我曾经告诉她，我是社会学家，我想在巴黎研究这门科学的起源。可是，天哪，对于一个上大学的美国姑娘来说，社会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她沉下心来学习的每一门课，都是大学里的考试科目。

往常是我陪她，这次是她陪我。我曾经告诉她，这次参观具有特殊意义，对我非常重要。在我们的参观活动中，这次参观头一次具有非常个人的特色，纯属私人和至交之间的事情。假如我们新近发生的有默契的性行为没有鼓舞我成为她的知心朋友的话，我会觉得这种纯属私人的参观是不合礼仪的。我想让她看某种出色和罕见的东西，这是我的秘密，我为此感到高兴。我想要送给她一件礼物，这是我的愿望。她总是满足我的一切愿望，现在该轮到我向她表示感谢了。达娜似乎很是陶醉和激动。我夹杂着回忆和想法、崇敬和兴奋的高昂情绪，在我一言不发的女伴心灵上的融洽给我带来更加高昂的炽热。

假如没有那位干瘪的老人帮忙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参与过去，和奥古斯特·孔德的亡灵奇遇了。

奥古斯特·孔德的故居的确不是正式的博物馆。它根本不对外开放。压根禮没有估计到会有参观者。碰运气，我干脆就这样进去了。我运气好。我敲了敲门，门给我打开了，但不是马上打开，等了很久，我才听到有人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近我，忙着用一串钥匙开门。那笨重的门扇被小心翼翼地向后拉，只留下一条缝，这老人想知道，是谁要求进来。在黑暗的前厅里，我最初根本认不出是谁为我打开了门。我只看到一双大的、浅色的和闪闪发光的眼睛。然后，我才认出这双眼睛是那位矮小的先生的。他全身穿得黑黑的，头上是一顶黑色、宽边、半边是用硬料子做成的帽子。他的身材非常窈窕，而且矮小。我清楚地看到他在我的面前，看上去不像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倒像是一个幽灵。他瘦长无血色和似蜡的脸覆盖着白色的鬈发。浓密和蓬乱的白色大髭须格外引人注目。他身上那套西服像是从衣服出租处借来的。与这种服式完全配合的，是带有折角的上浆高领，它迫使他伸长自己的脖子。也许可以把他称之为弑父者。他大概多少岁？他不是同时代人。像他这样的人我至今只在发黄的用达盖尔银版法拍的照片上看到过。

"先生是实证主义者吗？"这位老人问。我愣住了。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问。我告诉他，我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崇拜者，正在对他进行科学研究。他勉强地让我们进来，指点我们上楼到孔德住过的房间。他的法语无可指摘，只是有点儿口音。我小心地问他，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巴西人。

为什么是巴西人？是啊，难道人们不知道，在19世纪末，人道教在巴西盛行了十年，是巴西的国教？人道教的信徒自称是实证主义者。甚至在今天，人道教的信徒在巴西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团体。你知不知道，巴西的国旗是一个实证主义的徽章？绿色田野上的黄色芸香，绿色（而不是红色！），绿色是未来的颜色，在地球仪的中心是一个大的物神，饰有一个铭带，在这个铭带上面有一个口号，它极其简洁地表达了实证主义的政治纲领：秩序与进步。

我的关心和提问使这位老人对我更加信赖。看上去好像一个蛹活跃起来了。它变得灵活起来，做出舞蹈般的动作。我得知，一群巴西的实证主义者买下了这幢住宅，打算把它变为一个纪念馆，因为听说这幢住宅要被拆毁。也要感谢这些巴西人，因为他们把孔德的遗著－－尤其是他相当多的书信－－保存在这里的一家档案馆里，并且加以管理。他们也为孔德最重要的著作，尤其是厚厚的四卷《实证政治体系》－－孔德晚期的著作－－的再版操劳；此外，他们还出版了孔德和克洛蒂尔德·德·沃的通信。这一切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那时，这位干瘪的老人，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从巴西来到巴黎，被聘为秘书、管理员Kustos，尤指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的技术主管。－－译者和房屋主管。当他来的时候，孔德的几个关门弟子还活着，他们和他认识，彼此有私人交往。他们向他讲述了这位大师的生活情况。对他来说，孔德在时间上还很近，仿佛发生在眼前，活灵活现的。当他现在谈起孔德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曾经认识孔德本人的人在说话。

现在，我该考虑的问题是：这种"精神"是怎样代代相传的？通过语言，通过书本，通过文选？通过教育和社会化？通过我们细胞里的染色体、基因、血液？通过种系发生或个体发生？不管怎样……没有肉体的方面，就不会有交往和思想的传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始终也是一种肢体之间的交往。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从口传到耳朵里。媒介是同感，感官接触的连续性，求知欲和倾诉的欲望。如果说思想观念是从人类这个伟大的身体涌出的话，那么它们的载体是不断流动的里比多能量。任何观念，任何思想也是一种愿望，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从一个身体传送到另一个身体，从一种欲望传送到另一种欲望。

"是性爱，而不是暴力把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

或者说这种"精神"是借助各种东西传授的？换句话说，过去的生活世界的痕迹附着在各种东西上？这张沙发椅说明什么？这幢房屋说明什么？这座城市－－它在自己的现在保存着过去的许许多多的故事－－说明什么？我们的生活世界饱含着过去。伟大的空间，人类的生存空间，伟大生灵的生存空间，不仅是一种生态情况，而且是一种精神历史的现象，一种神话式的风俗习惯和阅历空间。

女神现身(4)

克洛蒂尔德·德·沃

桌子上放着一小束发黄的花，奥古斯特·孔德是看着它离开人世的。这束花，就像这间屋子里的所有东西一样，按照孔德的吩咐，原封不动地放着。这束花是克洛蒂尔德·德·沃，

他的情侣和女主人送给他的，他曾经把她奉为人道教的大祭司，并且希望她和他平起平坐，在他身边，作为无所不包的人类学说的创立者受到他

的学生和信徒爱戴。这束花比一种纪念、一副圣人的遗骨或遗物、一个祭祀用的礼品更为重要。

克洛蒂尔德死后，孔德在十年的时间里把这束可怜、平凡、满是灰尘和皱缩的花当作他默念的中心，也就是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即《实证政治体系》。你得

知道，他构想这部著作，是出于对这个女人（指克洛蒂尔德）的崇拜，他的伟大、非常独特、非常革命的中心思想是妇女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和未来的社会制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认识克洛蒂尔德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七岁的人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已经撰写了他毕生的巨著，作为四卷本《实证哲学教程》的作者，他已经声誉四起。他的历史哲学，三阶段规律，他的科学理论，社会学作为分析的、起规

范作用的、涉及行为的和面向未来的社会科学的建立，实证主义的整个体系，已经存在，引起了人们的惊讶、钦佩和不快，换句话说，他的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巴黎和法国的范围。当

这位年轻的妇女，他的一个学生的妹妹走进他的生活的时候，她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这是一种雷击，一见倾心。孔德看到了女神。但是他并没有失明，她使他看清了真相。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

理性主义者发现了感情，科学家发现了艺术的直觉，理所当然地，在男性的智慧传统轨迹内思考的男人发现了女性。

当时发生的事，就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一个人私人经历范围内的任何极为重要的事。孔德和克洛蒂尔德的彼此相遇是西方历史中非常伟大的瞬间之一，是人类的历史性时刻，在这样

的时刻里，某种新事物冒了出来，它是时代开始转折时的建设性事件。

虽然会见很短，还不到一年，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拘谨，谈不上是爱情故事，但是，这完全无关紧要。不过，孔德在此事上的遭遇，被他风格化和神化的伟大爱情超越一切传统习俗和被社会预先确定的恋爱事件所结构。孔德和克洛蒂尔德的会见是两千年以来受男性的

逻各斯（Logos）影响的人类自然认识视野中的女性的主显节。

Epiphanie，天主教的三王来朝

，基督教的主显节为1月6日。－－译者

这位人类的哲学家一下子发现了人类的另一半－－隐藏的、被遗忘的、被排挤的、受压迫的和被否定的女性。事情想必是这样：偏偏是实证主义的发明者和一种社会行为学说的理论家－－在他的构想里

，男性的理性系统思维已经达到不可超越的顶点－－突然意识到人类雌雄两性的重要意义。

他懂得，如果不考虑到作为物种本质的人类具有雌雄两性这一事实，一切由人想出和写下的东西都是不全和有缺陷的，因而是错误的。他坐了下来，以便再次改写一切。他几乎再次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他那部全新的了不起的著作，它的题目和内

容是：让女性重返他包罗万象的社会学说，从而结束纯粹的科学构思。也就是说，结束男性对世界的解释和对生存的克服。只有这样，它才会成为福音书之一的工具；只有人类的这两半，即男人和女人共同努力

，才能结束男人一统天下这一大危机。一位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曾经说过："人类的理想，如果存在并能用形象表现的话，必然是由男人和女人汇流而成的。"圣西门主义者们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由于这种认识，孔德对任何作为种类的人类的思考、任何认识论、任何生活实践都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从一开始就致

力于"综合"，但是用有缺陷的手段，现在，他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综合，而且是在更高

且最高的水平上。正是这种综合是他的人道教核心。

对妇女和爱情的崇拜是人道教的中心。斯塔尔夫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爱情更真实了。"斯塔尔是一位伟大的夫人，同她一起，人类的另一半（指女性）闯进了欧洲的历史。从此，妇女示范性地表明自己的要求和能力，作为精神和政治因素受到社会的尊敬。孔德依据妇女的要求和能力，在他纲领性的格言里，爱情放在首位："爱情为原则，秩序为基础，进步为目标"。

实证宗教应该认可爱情。这是对妇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同情。孔德的秩序模式是等级制度的。但是，在它的尖端，作为最高的道德和精神法庭的，不是男人，也不是父亲的形象，而是高贵的一对：男司祭和女司祭，阿尼姆斯和阿尼玛，湿?和沙克蒂。

这是闻所未闻的!还在孔德在世时，他的学生和信徒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不该认真对待第二个孔德，人道教的宣布者?他的这部晚期著作是不是精神紊乱的产物?当然，他的精神紊乱是由一个荡妇引起的，会不会是一种宗教的妄想?宗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而宗教恰恰发生在实证主义的第三阶段。不，我们必须为自相矛盾的孔德辩护。真正的孔德－－他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降低－－是《实证哲学教程》的孔德，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也就是说，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尘世固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创始人。简言之，"第二个孔德"已成为笑柄，被逐渐淡忘，最终被人遗忘了。当然，毋庸置疑，第二个孔德也是真正的孔德。否定这一点，就意味着对他的罕见的和异乎寻常的成就完全认识错误，尤其是对社会学的本质认识错误。与其说这场争论是学派之间的争论，倒不如说是一次科学史上的争论。它关系到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认识到时代的关键问题，是支持它，还是违反它。

今天，我了解了这一切。但是，在三十岁的时候，我尚未成熟，还不能理解这一伟大的思想。

不过，我预感到，两性关系必然会是社会学的中心题目，原因很简单，因为实证时代的人类学取代了神学和形而上学对人的看法，把人理解为好色的、男女两性的人。随着男女社会作用的重新奠定，将会引起一切社会关系彻底的变革。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在美好的一天，达娜消失了。女士们宣布她们在伯爵夫人家里的那间套房到期，乘坐她们的小汽车驶往蓝色海岸CtedAzur，法国尼斯和土伦之间的地中海海岸地带。－－译者－－方向意大利，她们环球旅行（GrandTour）的下一站。要我承认，我对达娜的消失是否感到高兴?我们共同走了一段路，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可能的。

达娜属于我的巴黎阅历，我也属于她的巴黎体验。她正好是我在此刻需要的人，而我正好是

她在此刻用过的人。我们不会共同经历意义大于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事情。

对我来说，有某种我可以遵守的规则。有三天的关系，然后是三个星期或三个月或三年的关系，最后是那种少有的、有深远意义的、持续一生的比方说三十年的关系。但是，到那时候，人们不再计算年龄。每一种关系都有自己特有的经历和体验结构，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都有自己的形态。量和质是相互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质量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也不是倒过来说。每一种关系都有它自己的强度。只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就像有各种不同的植物一样。不可以把玫瑰花束、百合花和玉兰树相互进行比较。我们面临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区别每一种事物特有的规律，才不会对它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和达娜共同发现的巴黎正好是一个三个月周期的巴黎，假如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用这种尺度测量的话，我会感到完全满意。我想，达娜也会感到非常满意。我不知道我会在巴黎待多长时间，但是从第一天起就知道，我在巴黎的逗留将会是我一生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也曾给自己留有时间，扮演一回旅游者的角色。现在，有必要使自己适应巴黎的环境，体验一种紧密的恋爱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许会产生出一种婚姻生活。

我的规划(1)

我的规划

日程

我曾经为自己安排了明确的时间，打算在巴黎呆一年，可是变成了两年。现在，我要寻根究源我的"巴黎的岁月"。当时，我感到一年的时间太长，而每一年都有它自己特有的面貌。来自右侧的一个声音悄悄地对我说："孩子，你岁数越大，时间也就过得越快。"今天，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我费劲地分清我一生中的那些十年。在这件事上，我感觉到连续性的意义，编年学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回忆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认识到那些纺织图案，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永远没有离开巴黎。它是我一生的中心地点，我一再地回到这个地点。我在那儿认识的人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尽管这样，我不想把自己埋葬在那里。

如果我想试图专注于我第一次巴黎逗留的时间，那么，这确实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我得花力气解剖出我的无与伦比、千载难逢和不可挽回的经历的那个核心，这个核心在我的内心深处变成为一种神秘的"我心中的巴黎"的结晶点。我心中的巴黎是一座幻影般的鬼怪城市，是错综复杂的回忆，它使你想起一个又一个幻境和一个又一个故事，各种各样的气味和各种各样的谣言，各种各样的历史年代和平常的事实，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感情，各种次要的和重要的思想，各种图像和概念，这一切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无所不在、不受限制，它们在我漫长一生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凝固成我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占优势的一极、我的心灵的和智力预算的主管机关，我的个性结构、我的性格神经官能症和与我的本体不易混淆的相貌特征。

每当我谈起巴黎、谈起我到巴黎是为了发现自我的时候，我当然是在讲述我。但是，我所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那个宿营在这座大城市的心脏、即宿营在王太子妃广场亨利四世旅馆里的年轻人，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直截了当地说，我对他没有好感。他的愚蒙激起我的同情，他的傲慢惹我生气。他知道得很少，我必须不断地用我今天知道的东西帮助他。但是，这也要归功于他的那些经验，好的和坏的经验，尤其是坏的经验。没有他，我也许不会是今天的我。我不过是一个为人捉刀者，他不喜欢他的当事人，他只有一条出路，即尽可能仔细地描写他的当事人。

我曾经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准八点，伯容先生敲门叫醒我，给我送来一杯滤冲式咖啡，友好地告诉我天气情况，并把这杯咖啡放到我摇摇晃晃的床头柜上。随着这杯咖啡，一只黑猫走进了我的房间，跳到床上，舒适地蜷伏在我的肚子上。这很快就变成为一种习惯。

现在，我慢慢地醒来。最后的那些梦中的形象还在我的脑海里晃荡。意识逐渐地出现了。我能够开始考虑我今天该做些什么。新的一天。在我的计划上总是有多得让我无法胜任的东西，总是面临着新的"发现"，所以我压根儿找不到时间去回想以前的事情。我还有点精神恍惚，一种混乱的预先的喜悦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抚摸那只黑猫，直到它大声地发出呼噜声。在这个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儿童般的幸福。

九点，那个姑娘会来，我每天向她口授两小时的材料。这姑娘是个德国人，是我通过在法兰西同盟的黑板上登广告的方式找到的。这些不可或缺的助手偶尔更换，但是他们全都彼此相像。女大学生或者只得到膳宿而无报酬的姑娘。可以说，她们和我一样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来到巴黎的。我和这些小姐妹有一种天生的同志式的关系。我没有和哪个姑娘发生桃色事件，可想而知，在早晨的口授课时非常信任的情况下，发生风流韵事是完全可能的。我还记得，我一小时付给她们两百法郎，这肯定是极少的报酬了。

所以，我得起床，非常吃力地铺床，并把它变为"卧式长沙发"，以便坐在上面进行口授，此外，我还得给自己刮胡子和穿衣服。

起床的辛苦由于早间播送的音乐而缓解，而音乐播送是我用一台小型无线电收音机收听的。顺便提一下，这台收音机是我还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买到的，它放在我书桌前面的壁炉上。这是一个很小的盒子，它的设计像一台宝宝收音机。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定会受感动，说一声"真可爱！"（süβ!）莫扎特的奏鸣曲，由让·维托尔德解说!每天早上播送一小时，我相信，超过几年的时间了。一种有点儿令人陶醉、悦耳和低沉的声音评论莫扎特的乐曲，讲述它的发生史，比较各种出名和不怎么出名的、往往是非常老的、即来自档案馆的录音，评价当时的独奏者。这是那家档次非常高的文化广播电台－－法兰西音乐－－特有的风格和著名的演出节目。它谈音乐远远胜过演奏音乐。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还没有听到过内容如此丰富的音乐课，一些时候，我对所有古典音乐作品的目录非常精通，就像在听坚信礼课时熟悉圣经?的诗节一样。我是在一次社交聚会上认识这位音乐解说员的，他是一个平易近人、有点儿敦实的音乐天才，祖籍是波兰犹太人，他的人和他的声音很相配，肯定会得到提拔，成为合唱队队长和指挥。他非常热爱巴赫。当我对他的早晨祝祷礼表示赞赏和感谢的时候，他邀请我在我愿意的时候参加早晨祝祷礼。我应邀去了他那里，愉快地看到他一边忙着选唱片，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早晨的万籁俱寂中，在很小的录音室里－－他唯一的见证人是站在唱片后面的技师－－把他博学的评论说进麦克风里，或者像人们说得非常漂亮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说法也非常对－－说进太空里。就这样，我口授文章或小文章，可以把它们投给德国的报章杂志，的确，《每日镜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的编辑们对我的文章颇感兴趣，所以，我多次把不同的文稿投给这几家报纸，这在当时跨地区的日报尚未畅销的情况下还是完全可能的。我偶尔受到训斥，偶尔得到奉承的表扬。《法兰克福汇报》的卡尔·孔恩较为严厉，有点儿吹毛求疵，有一次，他退回了我的稿件，附上一封详细的信，因为他不同意我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看法。《南德意志报》的施佩尔喜欢我，未加细查，就把我的文章付印。他直接约我写稿，或给我发来电报：我需要一次和安娜特·柯尔卜的采访。请您写一篇关于萨维涅克的文章－－他是那时风行一时的招贴画画家。他那些箴言式的、有点儿超现实主义的广告画具有一种全新的、令人轻松愉快的讽刺语调，被张贴在地铁站的布告牌上；柯莱特Colette，1873-1954，法国女作家。－－译者

快到八十岁了。我果断地朝王宫PalaisRoyal，法国国立图书馆所在地。－－译者

走去，在第二天早上，口授我的拙作。啊，这个和蔼可亲的施佩尔。他信心十足而冷静地办他的文化副刊，具有巴伐利亚人的特性，几乎是天真无邪，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但是具有非常敏锐的鉴别力。他一生没有幸福，而且突然死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死时才五十开外。他在一次由一位年轻人心怀不轨组织的徒步游山中，由于穿新靴子而磨破了脚，得了败血症。我并不特别看重我的这些即兴的新闻报道，但是我得靠它们生活。它们给我带来额外的收入

，没有它我根本无法生活下去。"菠菜里加奶油"。"Lebeurredanslesépinards."意为改善生活。－－译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副业是我查明现实计划的一部分。我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我想，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会把这些新闻报道用于一本有关巴黎的书：是啊，人们决不会知道。

但是，我首先要做的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之所以来到巴黎，不是为写一本关于巴黎的书，绝对没有的事，而是为了写我取得大学执教资格的论文，这是一篇重要的科学论文，一项宏伟的规划。为此，我首先必须做的事情根本不是写书，而是读书，大量地读书。这就是我在国立图书馆里要做的事情。

所以，准十一点的时候，我中止了口授那些有关巴黎的拙劣文章，动身前往黎塞留大街Ric

helieu，1585-1642，法国政治家。－－译者。

一个时代的重构

我的专门研究计划涉及150年前一个时代的重构。

我最初的计划是研究几乎完全被人遗忘的哲学家巴朗什的历史哲学的社会学内涵PierreSi

monBallanche，1776-1847，法国宗教与社会哲学家。－－译者，我在一篇专题性的论文

里描绘了他的非常独特的精英理论，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弄清他的精英理论的思维出发点和具体历史形势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必须查明历史哲学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初这似乎只是一个传记的问题，但是它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必须进行研究的独立的问题。巴朗什因此退居次要地位，成为这个高度引人注意的问题的一种例外情况，这个问题是：某些历史事件和特殊的经验同探究哲学问题的某些方式之间到底存在着哪种内在联系?这个

问题一点儿也没有弄清楚。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因此，我的调查研究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哲学家的著作，需要尽可能地比较大量观点相近的思想家、同时代人和共患难者，他们的人数是很多的。我的出发点是圣西门。我发现，是他影响了巴朗什。他们所用的术语，思路以及某些精辟的见解异常相似。这既使我惊奇，也使我感到诧异。这种相似，这种酷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它

合乎时代精神，这在方法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它真是合乎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是怎样

促成的?它怎样获得自己在语言上的表现?现在，我要进一步了解一大批怪癖的自我思想家，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用历史哲学这种表达形式说明他的时代。科埃桑

F.

G.Coessin。－－译者，

阿扎伊斯

Azaz，1766-1845，法国哲学家。－－译者

，法布尔

FabredOlivet。－－译者

，

埃翁内·沃龙斯基

HeonéWronski。－－译者

，比谢

Buchez－－。译者，

拉梅内

Lamennais，1782-1854

，

法国哲学家。－－译者。

我的规划(2)

他们全都被遗忘了，下落不明了，就连专家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进行专门研究，每一个人都像巴朗什和圣西门那样引起我们的兴趣。

发现并铭记他们，这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只有把这些无名之辈和知名的圣西门主义者们、傅立叶、基内Quinet，1803-1875，法国哲学家。－－译者、奥古斯特·孔德和维克托·库辛

VictorCousin，1792-1867，法国哲学家。－－译者

并列在一起，才能综观那个应力场

Spannungsfeld，

各种力量彼此对立、互相影响，因而形成紧张状态的领域。－－译者，在这个应力场里，这种新的世界观广泛地和多声部地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借助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形色色奇特而有独创性的思想苗头揭示这种新世界观的发展和结构，指出这些思想苗头基本上是一致的。所有这些思想苗头共同的经验范围是革命。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历史的这种新的体验。就像黑格尔"在另一个国家里"曾经做过的那样，所有这些法国思想家都希望

"用概念"表达这一具体的历史形势。

可是，这样一种在当时等于一种真正发现的认识－－在这期间，各种各样的思想早就传开了，成为共有的精神财富，甚至成为空洞的客套语－－毕竟还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对特殊的历史状况和特殊的思想解释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问题，人们尚未搞清楚。假如人们能够证明一小撮哲学家和时代史的那些事件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我们也能在那些隐藏着法国革命非常乱杂的讥笑影射文里发现法国大革命这一主题，那么这又

意味着什么呢?

历史的实际情况和非现实的推想表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现在，研究计划的方法学上的困难才充分地显示出来。假如我们想打破习以为常的思想史的派生和系谱，假如我们不满足于把文本相互进行比较、按年代整理并使之与普勒茨（ploetz）的历史表格相一致，那么我们必须敢于尝试，把某些经验群从历史的社会日常中概括出来，换句话说，把某些经验群变为一成不变的思想形象，再把它们整理成为一个超个体的对内在联系的理解，最后产生

出一个概念的体系，即历史哲学，这就好比用才智获取经验的一个阶梯。我的任务截然不同于历史学家的任务，因为我的任务压根儿不是为了确定"事件确确实实是怎样发生的"。

我的问题是，人们是怎样"经历"和"思考"事件的。为此，我必须和那些平凡的同时代人站在同一个水平上。我现在感兴趣的，不仅是系统化的

解释提纲，而且是所有同时代人的自发见证。这个时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回忆录为这样的调查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众多的将军

、政论家、宫廷贵妇和逃跑了的贵族、法学家和外交家、演员和议员、学者、牧师和随军观战者、银行家、诸侯和诸侯的情妇，他们全都常常以惊人的详细谈到他们的生活与经历。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只作为见证人，作为帮凶，作为当事人，作为牺牲品，觉悟的程

度不同，有的人理解力强一些，有的人理解力弱一些，有的人语言能力好一些，有的人语言能力差一些，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经历了相同的事件。他们对相同的事件作出怎样的反应?他们是怎样理解这一事件的?又是如何向自己解释这一事件的?这几乎是一项漫无边际的计划，但是它证实是一项很有用的计划。也就是说，结果表明，在经验报告的层次上，历史哲学的解释和神秘化的一切因素基本上已经存在，从全面的形势

分析到老一套常用的下意识的和空洞的应用。基本模式始终是相同的，即革命是"危机"和"内战"；它是从某种"旧事物"向某种"新事物"的过渡，它是两种"原则"之间的抗争，它的"结束"是很必要的。但是，为了推断出一种真正对时代的理解的形成过程，还有另外一些信息来源：所有那些

文献，在这些文献里，不管是论战性的，还是报道性的，对政治形势不是采取回顾的态度，而是在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对政治形势直接表态。

事实表明，国立图书馆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劳动工具。按照版本备案这一条例，任何出版物，任何为公众准备的印刷品都必须在发表的当天将一个样本存放在国家的中央图书馆里。由于这个缘故，国立图书馆变成法国精神创作的完美无缺档案馆。我可以让人把1795至1825年之间的出版物放到我的桌子上－－我暂

时把我的研究范围限制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出版物包括政治传单、抨击文章、对法国当前形势的思考、对当天的问题发表看法（往往不超过四页）。我总是从这个角度来阅读它们：同时代人是如何经历、如何理解他们的目前的形势?当然，还必须考虑到新

闻自由当时的情况和审查规定的影响?但是，我很快就能断定，对时代理解的这个模式不

仅在术语上，而且在其作为对内在联系解释的结构上和历史哲学体系的结构完全一致。

在这方面，我的圣西门证实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例子，因为他所写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些传单，在这些宣传小册子里，他以某种方式对日常的政治或思想问题表态。他把系统地阐述他新的哲学任务交给了其他的人。可是，他在即兴创作《糊涂的人》里，为他的新的哲学提供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提示词语。我像高斯那样行事，他曾经说，他已经有了结果，但只是还不知道他是怎样获得这些结果的。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的工作假设发展成为一个命题：历史哲学讨论的所有基本概念和信条都是从对现在的肤浅理解的原材料中形成的。我们可以借助那些垂直线说明历史哲学思维的起源，这些垂直线把历史哲学思维十分重要的概念和论述，以及作为这些概念和论述基础的、迫切的日常问题，通过各个阶层对同时代的形势相互联系起来。为此，必须能够准确地确定每一个作者的政治和社会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评价每一个作者的陈述。两极化，即"分成两部分"这种基本模式，必须通过全面认识朋友敌人群体的全体人员加以证实。

可以认识到，寻求"第三种道路"，即寻求一种超党派的中立立场，是一切思想工作的基本动机，换句话说，"历史哲学"总是在中立权力的超验处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被拿破仑首先占领和被斯塔尔夫人提出拿破仑无权占有的巴黎，圣西门和孔德建立了"社会学"的思想体系。

我的规划(3)

图书馆感情

从王太子妃广场到黎塞留大街一点儿也不远，但是步行到那里却很远。所以我宁可乘公共汽

车沿着码头行驶，从新桥经过卢浮宫到王宫。

在国立图书馆里我坐在习惯坐的座位上，一直到阅览室关门，将近六点钟。这时，管理员

总是喊着："先生们，女士们，关门了!"每一个曾

经在国立图书馆里工作过的人，都听到过这种喊叫。这是一种无法模仿的旋律性的即席演唱，就像伊斯兰教寺院中呼报祈祷时刻的人的招呼。它属于"巴黎的叫喊声"，在19世纪的时候，街道上还回响着这种叫喊声。我敢肯定，当亨利希·海涅来

到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叫喊声了。他也是一个勤奋的图书馆走读者。当伯尔纳

Brne，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译者

问他，到达巴黎之后首先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海涅回答说，他首先要去皇家图书馆。这使伯尔纳感到震惊，因为他以为海涅首先要去探访法国不远的过去那些文物古迹。海涅想去见识保存在那里的马奈塞亲笔书写的歌曲的手稿。海涅觉得，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WaltervonderVogelweide，约1170-1230，中世纪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宫廷抒情诗人之一。－－译者的诗句比巴黎的先贤祠更为重要。

我让人拿来的那堆书，通常将近一百本，直到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研究，大多数的书，我只消

迅速地把扉页、目录和索引看一眼，就明白我不需要读它们。至于"科学的"阅读，它要你

学会迅速查明你不需要读的东西。剩下的书和还须作摘录的书，我在晚上用一根特意为此目

的做的皮带捆好，然后附上写有我名字的纸条寄存在出纳台，在那里，这包书可以保存一天

：这是额外作业，但同时也是对第二天的一种事前的喜悦。假若你耽误了一天，就得从头开

始填写索书条。这迫使你坚持不懈地工作。

中午的时候，我在一家位于地下室的小饭馆－－它离图书馆不远，在一条支路上－－里小吃

，用一刻钟的时间吃完一盘饭菜，一顿的确很少的饭，尽管我可以大量享用免费提供的白面包以弥补不足。这样少吃也有它的好处。我没有感到疲劳，但这并不是说，我有时候不会偷偷儿地睡上一觉，这也就是说，午间休息之后，我用手支撑着下巴，或把头用双臂抱着靠在书堆上，偷偷儿地睡了一个小时。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有时候，从某个座位里会发出鼾声，但是鼾声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愤怒，充其量粗暴地把睡者本人唤醒。

兴许在巴黎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感到在国立图书馆里那样的亲切，我在那里感觉像在家里一

样。一旦我坐在那里，一种令人愉快和使人心神安定的"图书馆感情"便涌上了我的心头。可以说，在这里你不仅感到振奋，而且感到光荣，你可以直接而不受限制地使用人类曾经思考、经历和知道的东西，国立图书馆可以为它们作证。你可以随便参与它们，从中获益，或继续编造它们。有人说，如果你能读所有的书，你就会知道一切!这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尽管这里收藏的材料数量多得不可估量，令人有点儿头晕目眩，但是这里有条理的规章制度能使你准确无误地获得放在最远的和最偏僻的地方的读物，也就是说，这里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完全使你放心，而且促进你全能的幻想秘密。任何人，哪怕是最卑鄙的流氓，只要打一声招呼，就可以借到世界的精神财富。只需一张纸条，就有人把你所要的东西放到你的桌子上。这里，一切按一定的程序顺利进行，一切都有人监督；这里秩序井然，外面则秩序混乱。

阅读本身是一种非常富有乐趣的享受，其实是一种逾越许可范围的反常行为。滑向另一种经

验层面，潜入另一种经历范围，会使我陷入一种真正的过度兴奋状态。有时候，我能理解那

些深信世界的真正现实等于书本的真正现实的人。那么，阅读是通向知识、然后从知识通向现

实的真情的唯一途径。书本世界里没有的东西并不存在。书本世界并不是一种代用品，而是

世界的根基。

但是，有时我也会对阅读感到腻烦。这时，我会反抗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阅读徭役。我在自己的座位上感到自己就像被判处在橹舰上划浆的囚犯一样。在这间大的阅览室里，看守们来回地庄重而缓慢地行走，当你从它的中间过道向左右望去，俯视一排排弯着的脊背的时候

，你的确会以为你在一只古罗马三层浆战船的船舱里。那些精致的、铸铁制成的柱子就像战船上的桅杆一样向上升起。此时，我听到发自我内心里的一个声音：你坐在那儿，像被用链

条拴住一样，数小时之久，数日之久，数星期之久，出神地凝视着印有文字的纸，当你闲坐在这里的时候，外面的生活像波涛一样从你身边汹涌而过。根本无法想象，你把一切都耽误了。

尽管阅读是掌握世界最好的方式，但是它终归是对体验世界的一种否决。我真的害怕自己会变成一个视书如命的人，一个图书馆里披头散发的森林之神。

嗜书成癖者最可怕的例子，在我看来是卡尔·马克思。我总是感到，每当我想象他在大英

博物馆里作为被迫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长期读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所说的话不可能是对的，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真

的在发生什么!

我的榜样始终是圣西门，他并不读书，而是生活，也就是说，他用生活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进行实验。阅读对他来说并不是掌握知识、享有特权的手段。他通过与人们接触获取

信息，他邀请那些他估计对他感兴趣的题目能说点什么的人吃饭。他很重视烹饪的质量，因为他深信，饭菜的质量会影响到信息的数量!可是，在这点上他感到失望了。对面的综

合工科学校里那些知名的学者吃得津津有味，却显得比其他的人更加惜字如金。

也许圣西门特别关心的事情，不是去听这些泰斗会说些什么，而是去观察他们。作为行为的研究者，他要用这些科学泰斗进行实验，以便探讨正在形成的社会的类型学和心理学。他也有其他的客人!和他交往的还有由督政府和执政府Consulats，1799-1804年法国执政府时期。－－译者组成的混合团体。从恐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因胜利而欢欣鼓舞的资产阶级全体人员，尽情享受一种新的生活感情，他们有新的特权、新的自由和新的思想。此外，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妇女类型，她们的社会地位不再由她们的出身决定，她们漂亮、富有诱惑力、才华横溢，这就够了。人们并没有谈论她们的解放。她们用生活体现解放。时尚是骇人听闻的：每逢重大节日，女士们就会穿着透明的衣服亮相，差不多是赤身裸体的。

在1795-1799年的督政府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团体"后来摆脱了当时的宪法和政府形式，统治法国将近两百年之久。我的任务在于研

究这个团体的结构和人员组成，它的朋党和派系，它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现，它的礼俗和神

话。特别吸引我的是它的连续性，当我来到巴黎的时候，我恰恰发现了这种连续性。

这是宇宙起源学说的混沌，从这种混乱中将会产生出"未来的新社

会"，就像长生鸟从灰烬中再生一样。这是历史哲学思维的题目。我的巴朗什为此找到了

一个令人不解的词：轮回。

我的规划(4)

在城里交往

圣西门的正餐是试验时必须遵守的规定。他是作为"一个有同情心的观察者"带来自身的经验的。他跟任何一种能结合成为新混合物的元素都有亲

和力。他还完全是旧制度的一名贵族，但是是"贵族青年"

Cadet，根据法国贵族的传统习惯，贵

族青年到了十七岁都要到军队服务，圣西门于1777年即十七岁时入伍做了一位少尉军官。－－

译者

，他曾心领神会他的家庭教师的进步思想，但也有点儿像18世纪的冒险家，诸如卡格里

奥斯特罗

Cagliostro，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译者

和卡萨诺瓦

Casanova，1725-17

98，

意大利冒险家。－－译者

；此外，他还是个地产投机商、大企业家和制订规划者，完全属于这个新时

代。

所以，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假面具预见到一种新型的人的轮廓，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新型的人就是"工业家"，是由幻想者、承包商、专家治国论者和具有使命意识和领导才能的、感到对公共福利负有责任的公民组成的大杂烩。这种新型的人懂得利用这个新的时代为有本事的人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他们是技术社会经济转变过程的先驱、同谋者和受益者，对这个过程来说，政治革命只不过是前台的小战斗，换句话说，对这个转变过程来说，它自身的成功是达到瞄准的目标的首要前提，这个被瞄准的目标就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但是，这种精神不同于加尔文的精神。对新事物、对改变社会关系、对乌托邦作好准备，不仅涉及那些特有的生活环境，还包括它们的创新的和解放的重新塑造。首先需要改革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两性关系。假如生产关系的改善不和改变爱情的交往方式手牵手地进行的话，那么，政治的交往方式也不可能得到改善。因此，圣西门为了科学实验而广交朋友和慷慨解囊也有另一种重要意义。"吃晚饭和无拘无束的晚会不间断地接连进行，……此外，在深夜开始出现爱恋的场面，这时，有些客人，据说……禁不住像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那样沉湎酒色，尽情欢乐，只有圣西门安静而无动于衷地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不参加交谈，只是凝视……很好地记下了这里的一切，并且开始考虑如何改造人类。"

这段话出自费尔曼·马亚的书《一个解放了的妇女的传奇故事》（Lalégendedelafemmeémancipée），我希望读者查看一下。我怀着不加掩饰的愉快心情引用了这段话，因为它出自另一个嗜书如命者的卡片箱，我能想象他（指圣西门）在做这种实验时的内心感受。

与书本世界的贡献相对立的是生活世界的贡献。实验的激情是针对图书馆的宝藏的。

但是，不管我耍什么花招，要实现我的"规划"，我必须尽可能地多读书。"读书还是死亡

！"这是尽职的绝对命令

derkategorischeImperativ，康德唯心主义哲

学中的伦理原则。－－译者

，是它把我赶进国立图书馆的。"不要读书，要生活!"这是塞壬的呼唤

Sirene，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杀经

过的海员。－－译者

，是它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我进城。

"在城里交往"也就是"进入上流社会"。当然，重点应当放在阅读上，外出只是一个加演节目，一顿餐后小吃，一次酬劳。我得承认，这种优先权很快就会颠倒过来，原因不仅在于，人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不可抗拒地从劳动、努力和成就的一极过渡到较为轻松的生存方式的一极，而较为轻松的生存方式是不花气力的享受和纯粹的消遣所向往的，而且在于我觉察到，如果我想了解那个"上流社会"，我就必须朝这个方向走，所以，发现这个上流社会的起源和功能模式越来越成为我的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题目。人们不可能理解人们不知道的东西。

"在城里交往"不是为了散心，不是为了漫步，也不是为了到处看巴黎的生活，而是一种认识论的公设。它是通向认识社会的联系的王道。我感到，对社会学家来说，踏上这个王道是一种义务。

对于我来说，进入上流社会是件轻松的事。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有一个其价值不容低估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关系。我没有大宗的信用证，但是有附上地址的介绍信。我并非完全空手而来，我拥有一份优秀的"文化"资本。用这点资本我可以发挥我的才智。

我"在城里"遇到的那些人对我在白天做些什么很不清楚，他们对此也不感兴趣。我只需有一个合法地位。为了自我介绍、转交介绍信或求职，必须有一个标签。我是什么?我不是大学生，对此我年龄太大了。我压根儿不想当记者。我觉得，"作家"这个头衔只符合拥有某些作品的人。写点东西或想写点东西的人是决不能称自己为作家的。最后，我在国立图书馆里的活动还证实是我最合适的介绍信。没有人要求我是一个研究者，但是，如果在我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准备写一篇关于巴朗什论文的年轻德国人"的称呼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对此感到满意，更何况没有人知道巴朗什是谁－－请原谅，您说什么?－－而我得向他们解释这一点。就这样，联系建立起来了，谈话正在进行－－（接待客人的）女主人可以转向另外一个人了。

在贝陶夫妇身边(1)

在贝陶夫妇身边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讲述我生活里的故事。巴黎的故事。

我的计划的困难在于我不可以虚构什么，绝对不可以虚构什么。我只可以删除，只能从所有的修

辞手段中选取曲言法Litote，例如用"这不坏"代替"这很好"。－－译者

。我本来以为写一部小说毕竟会更好一些，但是我选择了自传体裁，因为它能保证对我本人大有关系

的东西：真实性，饱含经验和体验的真实性，而不是文学创作的真实性，此外，也不是胜过几何抽象的真实性。换句话说，我看重的是社会学的真实性，它是融合在具有体态的主体的经历连续统一体中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历史社会现实的基

质，是我们唯一的证明。

所以，我的写作不可能按计划、按叙述的计划或按一种推论进行。我只有一个主导思想：回忆。回忆是尝试和掌握现实的过程中经历的第三种集团态，是一种抢先的行动和预先的快乐，是经历本身的此时此地。回忆总是独特地和某种情景、感情和事实联系在一起，所以对我们的遭遇的回忆，不管是靠得住的还是无把握的，不管是事后喜悦还是事后悲伤，总是属于个人的生存解决最亲密的范围，在这里，我们被迫面对发现意义的任务。大量的回忆是意义的母体。本书旨在通过描写和讲述亲身的经历寻找那些让我们去找一种内在含义的证据。鼓舞我的是，我注意到，我在回顾的时候，总能发现一些情况，连续性、互补性和极化性，它们的确有点儿像那些被看不见的手织入经历地毯的意义图案，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现实"曾经遵循一部本身合乎逻辑的电影脚本的剧本作法，而且比自由职业的作者所能虚构的电影脚本还要好。我只需临摹现实。但是，尽管如此，我经常被迫进行"虚构"，进行创造性的形象塑造，假如我不想失去已经被发现的足迹和已经向我显示的意义踪迹，假如我想把那种可以构成一个"故事"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带入在我回忆中无限浮现和持续不断地蔓生的题材的话。头一顿晚饭

"先生，警察局长在等您!"

这事我毕竟没有预料到，还记得，出版商萨穆埃尔·菲舍尔SamuelFischer，1859-1934。－－译者的女儿图提·菲舍尔－－她和她丈夫现在又共同领导法兰克福原来的出版社－－曾经对我说："你要是去巴黎，千万要去拜访皮埃·尔贝陶。"

他约我到他位于德·索塞大街的那些办公室，这是一座18世纪的贵族宫殿，是许多政府部门和高级管理的官邸所在地，他的公务住房也在那里，我晚些时候想去看看它。

这座办公大楼的宏伟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一座由细长的、凸出部分相互连接的砂石梯级组成的略呈弧形的楼梯通向那里，砂石梯级上还伴有无重力

的熟铁制成的栅栏。

一排排又大又高的大厅，一座宫殿的大厅，墙和天花板上配有金光闪闪的石膏花饰，大厅里还有厚实的帷幕和高大的镜子。所有的墙上都装饰有大型的哥白林双面织花挂毯，凡尔赛的镶木地板。这些大厅现在变成办公室的前室，这里七零八落地乱放着一些不如说是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在它们的后面，女秘书们和属于内阁的那些年轻人专心致志地工作着，几乎头也不抬，无心打量这位来访者，他被一位穿制服的差役领进至圣所。历史的装饰虽然年代久远，但是真实。假如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厚实的帷幕由于阳光照射而损坏，满是斑点或斑纹，许多地方的石膏花饰已经碎落，镜子模糊不清，天花板被灰尘和烟雾染黑。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现代化的古怪念头。只是在马尔罗大力倡导下，法国才开始搞现代化

Malraux，1901-1976，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1958年6月1日起担任总统府国务部长，后兼任文化部长。－－译者。在公共范围内，存在着由简陋和衰颓的豪华组成的大杂烩。

我们在那扇高大双扇门前呆了一会儿。我把领带挪正，再次检查一下信封和赠书是否都备在手边（仿佛我没有把它们紧紧地抓在手里），过了一会儿，那双扇门打开了。我越过一个巨大的奥比松地毯看去，看到在一张巨大的、肯定有三公尺长的、安上青铜的、放满数不尽的电话机的、路易十五时代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位身穿深褐色针形条纹西装的风度翩翩的绅士，见到我的时候，他立即从沙发椅里跳起来，以轻快的步伐向我迎了过来，向我伸出双手，用没有口音的德语欢迎我："衷心欢迎你!"接着，他把我拉到放在窗前的那些非常漂亮的路易十四时代的安乐椅那里，然后跷着二郎腿惬意地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角落里，而我则彬彬有礼地坐在他斜对面的一张沙发椅配有坐垫的边上。

"您给我带来了图提的问候，"他开始谈话，这时，他那张有皱纹的、晒黑和富有特色的脸因喜悦而闪闪发光。我头一次看到他狡黠的目光和那种非常特别的先验的默契表情，它想必立刻驱散了对方的拘束，但同时也使对方在思想上或精神上解除武装。现在我可以向他献上我带来的小礼物了。他几乎是心急如焚地撕开了信封，充满乐趣地－－一时就像是沉迷不悟地－－埋头于他的读物，接着，他郑重其事地从信封里取出那本书。这是马尔罗论述戈雅的《土星》。他的脸重新闪闪发光。

要得到这本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得到弗林克开的德国书店里把它取来，这家书店位于西岱岛上ledelacité，巴黎旧城。－－译者，在我住的地方的拐角处，在金银匠住的临江大街上，而且是在地下室里。严格地讲，是在卡车司机的中途站的附近，在那里，我偶尔会去小吃一顿，其"顶峰"是一种名叫"勃朗峰"的食物，这是一种由栗子酱和新鲜奶油混合而成的美味液态食物。

我对这家书店的商品陈列橱窗了如指掌，它的装饰品除了德国出版社的新出版物和研究德国题目的法国出版物以外，还有两张放在银框里的照片。在这两张照片上面，你一会儿看到店主在那张作为书店背景的书桌前面和托马斯·曼握手，一会儿看到店主在那张书桌前面和罗伯特·苏曼握手。"啊，您从菲舍尔一家那里来，您当然想白拿这本书!"那个小老头用刺耳的声音向我叫喊。这小老头个子很矮，几乎不超过那些上面有一堆堆书的柜台。"菲舍尔一家总想白拿一切，而我总得献出一切。他们说，那个年老的弗林克做得到，他有的是钱!如果您想知道菲舍尔一家到底欠我多少债，我可以告诉您，一千美元，一万美元"（我发觉，他说的是美元，而不是法郎或马克）。"当然，这是一本珍贵的艺术书籍kunstbuch，尤指有很多精美插图的艺术书籍。－－译者，我根本不应该把它给您，"他用沙哑而尖锐刺耳的声音继续谩骂，但是与此同时，他熟练而敏捷地把我希望得到的那本书用一张礼品包装纸包好。

"您到底是谁?我在柏林上大学的时候，曾听过您父亲讲课!如果您下次来买书，我

会给您讲述更多有关菲舍尔一家的故事。一群坏同伴!"看来他并不喜欢菲舍尔一家。菲舍尔出版社的产品不仅在品种上，而且肯定也在营业额上仍然是最大的份额。顺便提一下，这小老头本人之所以成为出版商和书商，是因为他离开了书就无法生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压根儿不再卖书，只是储藏书。多年之后，当我在闲逛途中再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正在读的旧书，把轮廓鲜明长着鹰钩鼻的头慢慢地转向门，从一个角落里对我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喊声："我什么也不卖!您走吧!"我不用说，他已经非常富有了。

"图提这回又做对了，"贝陶显然陶醉地叫起来，以致他的脸布满光彩而且变得年轻。"多么出色的女人！"或者他曾经说"极棒的"？当然，我现在得向他讲述我所知道的有关菲舍尔一家的情况：他们新成立的出版社、他们的旅行、他们在法兰克福法尔肯斯坦大街的生活等等。此外，我还得向他讲述我在巴黎现在想做些什么。他把我的讲述倾听了一会儿之后，微微一笑，表示同意，然后问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的勇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狂妄是从何而来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您也许能够为我安排一次晚饭……"事先我根本没有想到此事；但是，这种想法是自发的，理所当然的，用不着事先考虑它。"一次真正的巴黎的晚餐，"我补充说。

"您是怎样理解吃晚饭这件事的？"他想知道。当然，他很快就知道我的意思。从他那调皮且带有默契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这一点。

"有名望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

"等一等，我想和德尼斯（Denise，贝陶的妻子）谈一谈。"他站起来，朝他的写字台走去，从一架电话机拿起听筒。电话马上接通了。这是家用电话机。只讲了几句话。他走了回来。"同意在星期五晚上在同一幢房屋里，三楼"。

然后，我被允许离去。警察局长先生（指贝陶）请我原谅，他现在得去参加手枪射击的练习课。"这是我的新职业。"

晚餐完全和我所想象和所希望的那样。应该说，这是我应邀参加的头一顿真正的大餐，与此有关的一切均已具备。我怀着轻松愉快的情绪前往那里，愉快地期待着体验某种美好的事情，在这种预先的喜悦中夹杂着某种对过去的补偿，即在多年的清苦生活和被拒之于门外之后，我又进入符合我想象的世界，我曾以为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但是现在，经过了某些迷失方向的漫长行驶之后，我又发现了它。

应该说，我的种种期望都得到了满足，这在生活中并不是常常发生的。不知怎么地，这头一顿巴黎的晚餐是空前绝后的，它是一个极好的模式，今后所有的晚餐，尤其是后来我自己举办的晚餐，都必须以它为榜样。我像浪子回头一样有一种幸福感。在重新发现引起的陶醉中夹杂着一种没有任何异味的已知。使我高兴的是，我重新认出我作为理想和作为一种文化返祖现象信奉的一种礼俗，对一切我所看到、观察到和觉察到的东西，我始终只能对自己说："是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我唯一的苦恼是我没有穿无燕尾晚礼服。我穿着黑色的男式晚礼服，这是一位普通的海德堡裁缝用我父亲的旧西装的一块料子缝制成的，天知道我母亲是怎样在我们逃亡时保存下来的。这块料子是上等的英国纱线，像新的一样。我父亲－－完全违反自己的意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让人给他做了这套华丽的衣服，可是事实上他几乎没有穿它。海德堡裁缝翻改的产品完全成功。可是在今天，这套衣服恰恰不合时宜，这使我大为恼火，这倒不是因为它违反外交礼仪，而是因为它和今晚的审美的完美无缺格格不入。女人们个个漂亮，男人们个个优秀，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皮埃尔的妻子德尼斯作为女管家像接待一位老朋友、一个家庭成员那样接待我，她本人是一位漂亮的女性，名不虚传。她是那位神奇的诗人于勒·絮佩维埃尔JulesSupervielle，1884-1960，法国诗人，以歌颂宇宙著称。－－译者

的女儿，晚一点我想认识他。她为她丈夫感到自豪，她为自己是这位父亲的女儿更加感到自豪。她父亲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把诗歌看作是一种老年人的消磨时间，在写诗的时候，他可以忘记世界及其日常生活。她还邀请了她的两位南美的表姊妹－－絮佩维埃尔一家生于乌拉圭－－她们用大而黑的眼睛向我微笑。此外，啊，还有她最小的妹妹安娜·玛丽!同一类型的四种变体。她们文雅而优美、矜持而富有诱惑力，裸露的肩上披着用花边或丝绸制的披肩，她们的忧郁气质说明她们的祖籍是克里奥耳人KreolischeHerkunft，西班牙殖民时代出生于南美洲的欧洲人后裔。－－译者，从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生活经验的四种不同的阶段，期待幸福和听天由命的四种细微差别。德尼斯

是她们当中最成熟的女性，快到四十岁，会意的眼光，像一位年高望重的妇女似的威严。

安娜·玛丽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当时大约十七岁，苗条而柔弱，贪玩而耽于幻想，心不在焉

，可是，如果她把纤长的手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把头侧向一边，耸起肩膀

，她就会用手势邀请你到她那儿去。

那些正在和主人（指贝陶）闲谈聊天的先生是文学界的知名人物。厄尔瓦尔，伽利玛出版社总编辑；诗人奥迪贝尔蒂Audiberti，1899-1965。－－译者，

他的一部剧本现在正在巴黎的舞台上演出。所有的人都身穿晚礼服。只有一个人身穿一件灰色的、织补的卷筒领毛线衫，外加一件破烂的花呢茄克衫－－我怀着轻松的心情断定此人是谁－－他稍微在一旁站着，似乎不知道从何处找到他的座位。德尼斯领我去见他，并向他介绍了我们，她认为我和她

是半个同乡。显然，她曾经听人说我母亲是罗马尼亚人。就这样，我认识了齐奥朗Cioran，1911-，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评论家。－－译者，他的《分解概论》刚刚出版，受到纷纷议论。

该著作反对因循守旧，作者以高昂而猛烈的激情对旧传统进行了抨击。－－译者

在贝陶夫妇身边(2)

在这个晚会上，也是他出乎意料地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吃饭的时候，他坐在那几位漂亮的南美女人之间，还来不及张口吃饭，就被这几位南美美女打动，她们百般努力，试图使他

卷入一次聊天，但是并不成功，他阴郁易怒、固执倔强，挑挑拣拣地吃盘子里的东西，仿佛这顿美食不合他的口味，饭快吃完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转向主人和坐在对面桌子

另一端的德尼斯，非常大声地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地说："警察局长先生，您知不知道，在巴黎有这样一种谣传，说印度公主或王妃的首饰在您的保险柜里?"

大家立刻鸦雀无声，现场一片寂静。那些手里拿着杯子的客人，因惊吓而发愣，似乎无法放下杯子。那些手里拿着叉子的客人，手里仍旧拿着叉子。所有的目光都对准了皮埃尔。在德

尼斯的脸上露出了家庭主妇微微失真的微笑，她注意到一位客人的失礼，但是无论如何不想理睬它。只有贝陶非常自然地笑了起来，并且用法语说："亲爱的朋友

，喂，你们以为我会认真对待巴黎的这些道听途说吗?这纯粹是恶作剧，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大家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晚餐继续进行。冰冻布丁圆蛋糕可以端上来了。很快宴席就要结

束，然后大家走进沙龙（客厅）去喝咖啡。我当然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需要有人给我解释这一切。只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得以猜测出这一普通的意外事件的真正规模，它像头一声远方的霹雳预示着一阵即将到

来的大雷雨。齐奥朗无礼的提问，尽管人们不知道它是否是严肃的，表明是一件丑闻的导火线，它会结束贝陶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生涯。桌子上空飞过的不是一个羽毛球，而是一

个蛋形手榴弹。

发生了什么事?几星期以前，在蓝色海岸发生了一起空前规模的"持械抢劫"。一些有胆量的案犯抢走了印度公主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全部首饰。这是一件世界舆论聚焦的世纪坏事。

法国警方的首脑贝陶成功地查明案犯，这是出色的成绩。结果表明，这次行动的首领是一个警方熟知的科西嘉歹徒头领，黑社会的一名团伙头头，也是这个人在战争期间（指第二次

世界大战）和贝陶一起在多尔多涅被维希政府投入监狱，因为他响应戴高乐的号召参加了抵抗德国人的运动!他那时叫皮埃尔·保罗·列沙（PierrePaulLeca）。

在共同坐牢期间，这两个男人建立了同志式的友谊。这两个人没想到，他们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见面。贝陶让他的老同事知道，只要他立即交出他的赃物，就可以获释。就这样，德

尼斯开着她丈夫的大型前轴驱动汽车－－15CV雪铁龙，巴黎警方的公事用车，这是当时行驶最快的汽车，能够胜任任何追捕，是巴黎警方的骄傲－－夜里悄悄地开进瑞

士，以便在那里从匪徒手中拿回那盒印度公主的首饰，然后把它安全地放在警察局长的保险柜里。这位警察局长（指贝陶）打算以一种美好的姿态归还印度公主她的这些金银首饰。可是

，她已声明对这些金银首饰不再感兴趣。那家以其慷慨的经营作风闻名的Lloyds保险公司在损失后24小时就会全额赔偿损失。为了消除这桩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得想出另外一种办法。

可是用什么方法?首饰存放在保险柜里，而时间却不断地流逝，要不是警察局长的身边有一个仇恨和伺机在政治上消灭他的人，他肯定会大作文章。一个政治上的对手?一个

妒忌者，一个共产党人，他们把于勒·莫赫的得宠者（指贝陶）视为眼中钉。是"敌人"?而敌人属于机构的微观社会学。每一个想在大的行政机构中飞黄腾达的人，必然会有一个敌人像他的影子一样伴随着他。这个人也许就是他最亲近的同事。你要是提早采

取步骤和行动，并同时采取旨在揭露这个死对头的阴谋的措施，你才能有把握获胜。贝陶是个十足的业余爱好者，是个绅士，他指望他有神赐的能力，鄙视卑鄙的阴谋诡计，一

句话，他太高尚，以致不能摆脱他的敌人。保险柜的秘密被泄露了，变成了一桩政治案件。贝陶被迫辞职，主管作案现场的法庭在德拉吉南对贝陶起诉，因为他是案犯的

同谋。在审判的过程中，贝陶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用有力的手势智胜法庭对他的刑事指控－－法庭指控他知情不报－－迫使法官把他的行为方式看作为一种道

德上的问题。他还要求法庭免除对科西嘉的匪徒的指控，这使法官们大为惊异。他的辩护词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这个句子："我在义务和友谊之间进行选择。我选择了友谊。"

看上去这可能是一桩社交界的丑闻，但实际上它不过是潜在的法国内战的一部分，是用另一些手段继续进行的法国内战。

法国从德国占领下（通过美国人）解放出来之后，法国人的任务在于恢复独立?主的国家主权

。第三共和国由于失败而丧失名誉，贝当元帅领军的法国由于与敌人合作而臭名昭著。戴高乐从伦敦和某些响应他的超凡倡议的海外领土出发，提出了自由法兰西的观念。但是这一观念缺乏任何

实体。一家非法营业的无线电广播电台的爱国主义号召不足以赋予这一观念以实体。

戴高乐知道，一种新的民族合法性的唯一出发点是抵抗运动。但是，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要求势不两立。戴高乐的竞争对手是共产党，它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组织成一支正规部队，以便武装和强有力地组织自己的成员。与此相比

，五花八门的市民抵抗的大小团体，没有统一的动机和目的，也没有对等地宣誓效忠于戴高乐，所以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当时的法国，就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或罗马尼亚一样，共产党即将接管政权，而这一点人们一再地忘记。只缺少俄罗斯的坦克。在由戴高乐代表的民族解放阵线和由此产生的法国人的"统一"的外表下面进行着激烈的

战斗。道路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先是解除共产党部队的武装，然后是粉碎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政治罢工，促成共产党的议会化，最后导致资产阶级

共和派阵营的胜利。这个阵营的领袖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打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即一方面反对斯大林的左派，另一方面反对贝当的右派。

在这场争论中－－它真正的前线阵地公众从来也不清楚－－内政部长于勒·莫赫当然占据关键性的位置。警察归他管辖，警察局长对警察负责。于勒·莫赫把他在抵抗运动中认识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提拔为警察局长。这是一个局外人，总之是一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就是皮埃尔·贝陶。此人的特点是：严厉中夹杂着灵活，不妥协中夹杂着敏锐的鉴别力。所以，他能够使仍然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维护力量

接受官方观点，并使之成为内政斗争中的一支可靠的

突击部队。印度公主的钻石首饰案件是他的敌人从埋伏处射出的一颗子弹。他的退职是他

不得不为他的政治生涯付出的代价。

从警察局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也就是说，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政治插曲结局之后，皮埃尔·贝陶重返教育阵地，的确，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一生都会感到很安全。他从位于德·索塞大

街宏伟壮丽的公务住房里搬了出来，然后在塞弗勒地区（Sèvres）的一间小屋里安家，这间小屋是他的父亲留给他的。

在贝陶夫妇身边(3)

安内特

只要我有可能，我就去塞弗勒看望他。他住在一间对巴黎郊区来说非常典型的被人

们称之为亭子厅的小屋里；说它是别墅未免言过其实。这是一座小宫堡，有复折屋顶和大的落地窗，这些落地窗在地面上通向花园。这

普通的庄园由于房子周围茂密的树木而颇为别致，我猜想，它是某个领主的产业的残余部分

，这份产业在它成为分地产的牺牲品之前想在这里

扩大；但是，它兴许也是凉亭建造者爱好树木和追求豪华倾向的见证。与此相配的是那扇镶在高墙里的巨大、生铁的花园门，这高墙把地产和公路隔开，起到保护作用，在花园门

的两侧是两根由红砖砌成的、顶部是砂石球的柱子。你要是想进入花园，必须按动由擦得光亮的黄铜制成的笨重的电铃按钮。

然后，当你踏上小石子路的时候，眼前是四周长有黄杨灌木丛的圆形花坛，小石子路周围长有古老的一人高的杜鹃花，此外还有茂盛的丁香花和茉莉花。在房屋立面之前是一棵欧洲

山毛榉低垂的树枝和一棵高大的紫杉的深色针叶，从那里闪出一道白光－－尽管真正的距离很短，但是由于光和阴影的相互作用，出现了罕见的叫人入迷的现象－－当你看到这一

情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就像是一座巨大公园里的一座着了魔的小宫殿

尤指童话中中了魔法的小宫殿。－－译者。

尽管这样，这是一间玩具小屋。倘若你把房屋的前面部分略去不看

，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房间均太小。那些巨大的吕尔萨壁毯跟起居室

和餐室的墙壁一点儿也不相配，超过天花板和地板。唯一一间大的房间是皮埃尔的工作室，是他把整个屋顶室改建而成的。通向工作室的楼梯是一座放满了书架、危及生命的、窄而陡的

木楼梯。工作室并不考究，但是舒适。墙的旁边放着大量的书籍、文件柜和档案箱。在拉得很低的那些窗子前面放着几张桌子，桌子上面堆满了文件。还有一些黑人的雕像、巴提克

印花布和既没有形式也没有色彩的软垫。这是他的王国，他在这里准备他的讲课，撰写他的书，接待他的朋友。

每逢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一同坐在这里，坐在两张扁平的和磨损的长沙发上，面前是壁炉，里面常常燃烧着柴片。这里总有一些客人。我急于想知道，我又将认识谁。这里没有沙龙

的气氛，因为在沙龙里气氛很拘谨，人们彬彬有礼，保持一定的距离，很注意自己的和别人的角色。换句话说，这里只有交谈的气氛，只讨论问题，而讨论问题立即使所有在场的人相

互间产生一种非常不拘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开场白都是多余的。我常常不知道，我和谁在这里讨论了数小时之久。只是事后我才让人向我解释，我遇到的是

哪一个或多或少知名的人物。来这里参加讨论的，不仅有许多文学家，还有教授和艺术家－－往往还有一些很难把他们归入哪一类的人，但是这些人从事于某种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

或者能够以非常内行的方式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感兴趣，例如巴朗什，有些人一言不发，只是倾听别人所说的话。

在那里有一位年轻的妇女，她手里拿着茶杯，静静地坐在长沙发上靠边的座位上，全神贯注地倾听她周围的男人们谈话。她会是谁呢?她身穿一套朴素的、颜色不清晰的西式裙套

装，还有一种丝绸女衬衫，它的领子像领带一样打成一个蝴蝶结。头发用别针别住，几束鬈发垂到高高的额头上。一张匀称的椭圆形的脸，微微弯曲的清秀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她谈

不上漂亮，但是俊俏，有一双活泼的、有时是非常调皮的眼睛，它们和她的明显矜持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调皮和挑衅的印象，嘲讽和卖弄风情的印象。她使我想起战

争时期我在法国一家士兵电影院里看到过的年轻的丹尼尔·达吕。对我来说，安内特是法国女人的化身，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一种人的类型。她似乎总是在

那里，无论如何，当我来的时候，有好几次她总是接踵而来。

有一天夜晚，贝陶陪我走到花园门口，以便在我走之后把门闩上，当我胆怯地向他打听那位年轻女士的名字的时候，他对我说："她就是安内特。"往常，在所有其他的客人走了之

后，我还无礼地呆在那里。现在我得奔跑，以便赶上末班火车。贝陶对我说，"她是我的一个女学生，一个非常能干的姑娘，如果你愿意，我会向你讲述更多有关她的情况。"他调皮

地、男孩似的、默契地微笑，这微笑消除了我们之间的任何年龄差距。我本人和安内特最多只交谈了两句话，所以，当贝陶在一天早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

被异性看中了!安内特似乎对你感兴趣。她想请你吃晚饭。你下个星期四晚上有时间吗?"的时?，我更加感到意外。在城里吃晚饭，我总有时间，尽管晚饭不是由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轻女子安排的。需要穿无燕

尾的晚礼服吗?要穿无燕尾的晚礼服。没有问题，我现在有一件。皮埃尔和德尼斯用他们的15CV汽车来饭店接我。在最后一分钟，本来已经太晚，德尼斯属于那

些总是姗姗来迟的妇女，而贝陶总是准时，分秒不差。她的确令人折服地漂亮，穿着华丽的礼服，香气迷漫，令人神经极度紧张。"因此你精神抖擞?这会是一次隆重的晚会。"我模糊地记得，这次晚餐是为了向我表示敬意而举办的，但是我最终打消了这种想法，因为我的确不能理解，安内特为何以上帝的名义为我举办这次晚餐。出发，汽车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朝十四区开去，仿佛我们在追捕罪犯。我们在主街旁边的一条支路上把汽车停在一幢很大的公寓房子前面，这幢公寓房子宽大，饰有阳台，表明主人很富裕。

"这套住房是安内特向她父母借的。她想住得宽敞些。她觉得自己的住房太小，而她的父母又不住在那里。"现在我的确感到好奇。玻璃制成的电梯像热气球下的篮子从宽敞的楼梯向上升到四楼或五楼。大理石圆柱，镜子，红色的狭长地毯……一位（以小时计工资的）临时服务员打开了门。在沙龙里已经有其他的客人闲站着，十个，十二个，的确是一次盛大的晚宴。我们当然是最后

到的客人。

在贝陶夫妇身边(4)

安内特身穿一套普通的黑色晚礼服，她那胖乎乎的、非常女性的双肩得以裸露。她立即朝我们走来，不，其实是朝我走来。

"晚安皮埃尔，晚安德尼斯，晚安尼克劳斯!对吗，我可以叫您尼克劳斯吗?"她跟我握手。我们马上就要去吃饭。她领着我走进餐室，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是一张布

置得富丽堂皇的桌子，上面是一块白色的花缎桌布、色佛尔所产的瓷器Sèvres，位于巴黎附近，以盛产瓷器而闻名。－－译者、结晶玻璃杯、精心整理配置的花束和枝形烛台。她用调

皮的目光招呼我坐到她的右边，坐到荣誉席上。"皮埃尔，请到这里来。"他在她的左边就座。我说不上所有其他的人是谁，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些较年轻

的夫妇。肯定我已被介绍给他们，只不过我想不起来了。从我走进沙龙和安内特朝我走来的最初时刻起我就明白，他们来参加晚会只是作为点缀。就像那个临时勤务员一样，他们也

是临时参加晚宴的。一切像拍电影那样进行。菜单上的主菜是一条大鲑鱼，像这样大的鲑鱼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有点儿不

知所措，我不是一个非常健谈的同桌就餐的客人。安内特扮演她作为女主人的角色，她的举止非常优雅，不愧是一个上流社会女士。她-

-其实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说话－－只是滔滔不绝地说话，不断地转向皮埃尔，只是偶尔说声

"不是吗，尼克劳斯?"，力图以此把我吸引到谈话中来。现在我能感觉到这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的谈话没有固定的题目，他们也

不会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拘谨，而是相互配合，夫唱妇随，这种情况只有通过长期的、非

常融洽的交往才会产生。饭后，客人们转移到沙龙，品尝咖啡和利口酒。将近半夜的时候，客人们准备动身，我也完全自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跟随皮埃尔和德尼斯走进门厅，由于那个临时服务

员在这时候已经离开，客人们不得不自己寻找皮大衣和风衣。然后，大家过分热情地和女主人告别，其高潮是，客人们得再三向女主人保证，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这是一

种社会习惯。可是这毕竟不是一种惯例，因为所有这些不认识的客人显然得到了很好的消遣。大家不停地笑。年轻的女士们手拉着手，男人们相互拍拍肩膀。我正在穿大衣的时候，皮埃尔朝我走来，用手做了个反对的手势，低声地对我说："没有问题，你留下来。"我重新脱下我的大衣，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然后走回了沙龙。

安内特独自站在那里，简直是孤零零的，她仍旧穿着她普通的黑色衣服，两肩裸露，头稍微低着，一只手叉腰，一只脚略微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瞪着眼睛仔细地瞧我，这把我搞糊

涂了。显然她在等我，但是她心里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从她的姿态上看，她还是那个风度高雅的年轻女士，她清楚地知道她要干什么。可是她的目光并不是挑衅性的，而是少女般的

羞怯，也许可以说是调皮的，甚至有点儿缺乏自信，仿佛她对她的倡议是否取得成功一点儿没有把握。我还没有看到过她是这样的年轻；这使我恢复了我的自信心。

"那么，你现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反问。

我本想拥抱她，但是我毕竟不敢这样做。我们决定去跳舞。她也知道到哪儿去。在靠近王太

子妃广场的地方有一个地下室，即著名的塔布

Tabou，原始民族在宗教迷信方面的禁忌。－－

译者。这是一个有拱顶的地窖，当我们从一座陡峭的楼梯走下去的时候，这里黑洞洞的，

在贝陶夫妇身边(5)

烟雾腾腾，挤得满满的人。人们不可能听清楚自己说的话，一个由有不同肤色的乐师组成的乐队震耳欲聋地吹奏。似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座位，可是在某一个角落里，那些站在那儿的人

干脆被稍微推开，我们得以挤了过去，坐到被刷成白色的拱顶下面的石凳上。安内特把她的皮大衣从肩上拉下，我凑合着把我的大衣塞在两脚之间。和那些身穿牛仔裤和不干净的套头

毛线衫的人相比，我们的穿着太时髦了，不过这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的人完全习惯于这种现象，即在午夜之后，会突然出现身穿社交服的一对或一群人，谁也不会注意他的邻座

。爵士舞曲和各种饮料，不可置信的狭窄－－这么多人挤在这样小的空间里－－使所有的人都处于感官兴奋的状态，处于神志昏迷状态，它不可抗拒地催促每一个人去跳舞，而跳舞其

实根本不需要座位。我们没有跳舞，可是这种紧张气氛也感染了我们的身体，它们紧紧地贴在一起，会说它们自己的语言。在这个晚会上，朱利特·格列柯会唱歌吗?我不知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听格列柯唱歌。

已经在出租汽车里的时候，我再次认识到，我压根儿没有钱带这位穿着讲究的年轻女士去体验巴黎的夜生活。对我来说，塞纳河左岸那些有名气的娱乐场所－－更不用

提塞纳河右岸那些有名气的娱乐场所－－的饮料，我就几乎无力支付，所以，每当晚间我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徒步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在Flore喝杯咖啡，愉快地经过塔布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音乐，而是打击乐器巴黎的青年人庆祝他们新的时代感的场所之一。每当我受了诱惑走下塔布的时候，我只消

对自己说，我是无钱到这里来的。像许多人那样干脆在卖酒柜台旁边闲站着，这不是我的事情，这些人像有瘾似的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夜晚。我感到我不属于此处。现在我们坐在地下室里－－尽管人声喧嚷和人群拥挤，我们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说不出的亲

密，默默无言地相互紧贴在一起，没有任何时间感，沉浸在快活的时刻之中。要不是我不断地下意识地担心付酒账的时刻临近，我会感到非常幸福。按照安内特的愿望，我们点了香槟

酒，这本来是不合时宜的，但它显然符合于她对这种晚会的想象。我当然丝毫没有透露我那些隐藏心中的忧虑。尽管这样，她似乎感觉到我此时在想些什么，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妨碍

我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无拘无束和轻松愉快－－当然，我之所以忧心忡忡，除了这个可鄙的原因（指身边没有钱）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时，她从那个小巧玲珑的打褶的黑色晚间手提包

里拿出两张大钞，并把它们塞到我手里。顺便提一下，她反复地从这个手提包里取出她的粉盒，迅速地擦了擦她的额头和鼻子。对于她的慷慨解囊，我不可能拒绝，也毋须解释

。我把钱塞进我的西装上衣外面的胸前口袋里，放在麻纱手帕的后面，用另一只胳臂搂着她漂亮的肩膀。假如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一个女人把钱送给她渴望获得的男人时会感到难

以形容和无与伦比的快感，那么我肯定觉得这桩对我产生一种直接的、打破僵局的小小的私下买卖并不怎么难堪。

另外，当我们从依旧满座的地下室出来，朝太子妃大街走去的时候，天开始亮了。我告诉她，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我想为她拦一部出租车。她让我明白

，她想和我走走。这听起来也许让我觉得奇怪，可是我对此并不特别感到兴趣。反正这个晚上是完美无瑕的。我们之间产生的这种亲密关系，尽管和她接近的时候她的身体影响到我，

只是加深了我对她的同情，而没有唤起我的欲望。况且我觉得我的房间太破旧，根本不适合这位高雅的年轻女士。可是，她有她的打算。九号房间的门刚一关上，我们还来不及坐到我的床上（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因为我只有一只

椅子），她就径直走近我，就像她的客人离去时她曾经做的那样，瞪大眼睛向上看我，然后解开我的茄克衫，并且开始松开我的裤带。她并没有拥抱我，也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让我吻她的

嘴唇。她的双手在我的腰上轻轻地滑动，仿佛她想弄清楚我的躯体，怀疑地摸索着，就像机场上的安全检查一样。"给我把衣服脱掉!"这就没有办法了。在她

本人脱掉她的衣服之前，她简直把衣服从我的身上扯下。我不被许可触摸她的衣服。她决定她想脱什么和她不想脱什么。而她却坚持要我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我压根儿不想脱的衣服。

她不想赤身裸体的。我感到，她这样做并不是卖弄风情，毋宁说是少女羞耻心的残余，而这种少女的羞耻心跟迈那得斯的野性一点儿也不相配

mnadenhaftewildheit，迈那得斯是

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参加酒神节，狂歌乱舞。－－?者

，我现在沉溺于这种野性，它那

狂放不羁的原动力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

我再次经历了一次巨变。我已经知道，一个女人，当她达到性高潮的时候，脸上会露出非常疼痛的表情。关于妇女在此时此刻的面部表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文静的幸福的表情，在

这种表情中闪现出一种不受年龄限制的、半透明的美丽；表现出能够坚持到底的、几乎是男人所特有的坚毅；由于性欲得到完全满足而做鬼脸；拼命喘气、翻白眼、熟悉的容貌变得面

目全非的神志昏迷状态；一种神圣的兴高采烈的反照，在这种喜悦的心情中夹杂着胜利和感激；眼角饱含发亮的眼泪，它们慢慢地顺着面颊滴下。现在，我经历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的事情。这个女人大喊大叫，脸都变了形，在她这变了形的脸上只看到惊恐和非常的痛苦。她大喊大叫，仿佛是在受刑。我不得不担心使她感到痛苦。我问了问她。很清楚

，她不会听取我的提问。"继续，"她在两声喊叫之间呻吟。我恳求你。天哪，我的邻居，那位船长会说些什么呢?我上面和下面的那些从睡梦中被唤醒的旅游者会说

些什么呢?早上，让，这位房东会对我说些什么呢?更不用说他的妻子充满责备的目光了。房东让会把我逐出寓所。一个过路人会向警察报警，因为他深信在楼上，在亨利四世旅

馆的三层楼里发生了一些可怕的暴行，一个妇女被人扼死。我一时感到束手无策，只好用手紧紧按住她的嘴，以便稍许压低她的叫喊。她紧紧地咬住嘴唇，但是不想安静下来。我处在

一种同情的观察的极端状态中。一方面，我的意识非常冷静地注意到这一切，仿佛我从一定的距离观看一个强奸的场面，另一方面，她的这种感情的爆发使我震惊，我的身体成了一种

可怕的献祭礼的狂怒的同谋，而这种献祭礼的意义我并没有认识到。她的大喊大叫表示她已经达到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极限。不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当我在她旁边入睡之后，安内特离开了我，我们还来不及交谈一句。

难道强烈的情欲只是一个假面具?我注意到，她的感受比她各种各样的脸部表情更加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最后的幸福体验的高度变化的、完全依赖于个人的、无法比较的外貌

的密码可以表现为迟钝、发狂和因疼痛而脸部变形。我深受震动。显然，我是一次无法解释的事件的见证人。我不至于伤风败俗到把这种异常

剧烈的情感爆发简单地看作为一次成功的性欲高潮的正常发展。这位年轻的妇女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情?她曾经在贝陶的壁炉火旁边静静地和拘谨地坐着，一边津津有味地（出声地）喝

茶，一边聚精会神地听我们的谈话。这位文雅的年轻女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曾经信心

十足而又随随便便地策划了她的晚宴。我曾经注意到她身体里发生的变化，所以我能想象她

的感情的强烈程度。但是在她的头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贝陶夫妇身边(6)

海洋的寂静

安内特比我大两岁或三岁。我觉得，她对于我来说其实年龄已经太大了。可是我们是同一代人，而且在我们生命的相同阶段里经历了战争。我在去俄国之前是一名空军卫兵，驻扎在

法国北部考虑到英国的入侵而扩建的、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机场上。安内特跟随她的家庭逃到了法国南部，是图卢兹大学的一名女大学生。要么她还是女子学校的一名中学生?是的，她是那些年轻姑娘中的一个，她们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下身穿着打褶的苏

格兰短裙，像当时人们所穿的那样，头发上系一根绸带，骑着自行车在被占领的法国旅行。她是那些被德国士兵张口呆视的漂亮法国姑娘之一。通过一个爱上她的年轻教授的介绍，她参加了抵抗运动，原因不是出于她的家庭的政治态度

，更确切地说，她的家庭反对贝当元帅那些维持安定秩序的口号，而是出于对父母的抗议，出于一个年轻人反小市民的抗议，这个年轻人没法忍受成年人的伪善，把妥协视为是无道德的，他渴望独立和真实性，渴望和志同道合者的同志式友谊，渴望秘密的冒险，渴

望内容丰富的经历，渴望爱情－－我们知道，任何成长中的青年一代开始时总是这样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为实现自己的渴望找到适宜的历史境遇。而姑娘们在提出自己的要求的

时候，总是比小伙子们更激进、更强硬、更势不两立、更勇敢。安内特得到了一个任务：消灭德国军官。还是她自己选择了这个任务?她有自己的方法。不是从埋伏处射击，不是悄悄地勒死正在睡觉的人，不是在警卫室或俱乐部里安放炸药进行暗

杀。她寻找机会和她的牺牲品进行个人的和直接的接触，具体的做法是：每当她骑着自己的自行车穿过街道，或手牵手地和一个对她的意图一无所知的女友散步的时候，她就跟一个德

国人打招呼。最容易的办法是暗送秋波。这些可怜的家伙梦寐以求的是撕开漂亮的法国姑娘的裙子。她答应和一个德国人幽会。她装出难为情的样子。她不

希望别人看到他们在一起。他们在一家咖啡馆里会面一次、两次，吃冰淇淋和喝开胃酒。她显得有点矜持，但是故作媚态，轻松愉快，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不可能不爱上她。一

旦她感到她对自己的事情有把握，她就谨慎地在一家小的、有点儿偏僻的酒吧里选择地点和时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把安瓿里的毒药倒到盛有法国绿茴香酒的玻璃杯里。她一直等到她的陪同者瘫倒在桌子上。然后她悄悄地离开，或被知道内

情的店主保护起来，这店主在他的柜台或桌后面忙个不停，而且清楚地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偶尔一次这样做，唯一的一次，还是经常这样做?这是不是已经是她的专长，因为

这一专长她被派往其他的城市，被派往巴黎，因为这一专长，因为她在敌人面前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她受到了表彰?当时她感到自己为崇高的事业服务，按照义务地、客观地、冷静

而头脑清醒地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每当她打碎玻璃瓶盖的时候，她的双手发抖，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但是她并没有失去镇静。她必须像一位战士那样熟练、无所畏

惧、有效地行动。当时这不成问题。可是她从来没有对付得了这个问题。

这位年轻的姑娘试图驱散那些不愉快的回忆，但它们终究驱散不掉。对她的英雄事迹的回忆并没有逐渐淡薄，反而越来越强烈。那些和她一起进行了致命游戏的德国人的形象越来越

清晰地留在她的记忆中，她所观察到的那些人在临死时表现出的面部的最初抽搐变为喜悦幸福的表情。她现在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不知其名的敌人的假面具－－她相信必须憎恨这个敌人

，她不仅觉得这个敌人冷漠，而且觉得他可憎可厌－－而是一张美丽而可爱的脸。他（指作者。－－译者）曾经用不怎么流利的法语和她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他还有一双明亮而温柔的眼睛。

她觉得，跟他聊天，和他调情，一点儿也不难。在她的回忆中也许出现了比她当时坚定地执行她的任务时还要多的东西，她突然发觉自己对那些年轻的德国人产生了同情。她心里不禁

产生了这种想法：她并没有杀死这些年轻的德国人，相反她曾经爱过他们。她感到，战争结束以后，单靠研究德国文学不足以使她摆脱这种萦绕在脑际的念头。她必须

找到一个和那些年轻的军官一样的活的德国人，这个德国人不仅外貌和他们相同，而且和他

们一样有相同的气息，他符合德国人这种令人不解和情绪矛盾的形象，这一形象深深地沉积在这个被战胜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这个形象的特点是：使

人憎恨的军灰色的制服、革具

Lederzeug，如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马的鞍具等。－－译者

、等级标志、各种武器、靴子，那些擦得亮亮的靴子，它们在街上发出的脚步声比得上一种不堪忍受的耻辱。这个德国人能够干出最可怕的暴行，但是我们知道而且听说，他能够背

诵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诗句。要和某一个人谈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唯一知道她心灵创伤的人是她的抵抗运动的老上司贝陶。当她在他那儿看到我的时候，她就马上作出决定。她

像当时那样以同样的冷静从容执行她的计划。

她所关心的不是我个人，也不是伤风败俗的巴黎的艳遇。这关系到清理十年前的一件坏事。当安内特在我的小房间里站在我面前的时候，她内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用几句话

很难说清楚的。她从我身上脱去的不是我的晚礼服，而是我的制服，她解开的不是我的裤带，而是我的武装带。她被迫补回被她耽误了的事情。但是她也得弥补她所受到的某些损失。

她想体验一下使自己失节的强烈情欲。但是，她也想惩罚自己。她之所以挑选了我，是为了和我共同庆祝我们之间的和解，它既是祛邪术，也是祭物。她想做献祭品。

今天我意识到，我当时经历的那件我当然压根儿不理解的事情具有一种远远超出两个年轻人

在巴黎这座大城市里的意外相遇的意义。在这里，由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和一个年轻的法国女

人代表的象征性的百年误解－－从俾斯麦以来，这种一百多年的误解毒害了这两个欧洲民族

的关系－－以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驱鬼行为得到缓和。安内特那些尖锐刺耳的叫喊是对这位年轻妇女的夸耀的沉默的晚到的反响。尼可勒·斯特

凡在麦尔维根据维尔高尔著名的中篇小说《海洋的寂静》拍摄的电影里，出色地扮演了那位年轻的妇女。每一个读过这篇故事的人都知道，这种固执和傲慢的沉默是一种谎言。这种谎言背后的实情是安内特的叫喊。我不能肯定，下一代人能否想象出这个以被占领的法国为背景发生的故事，在抵抗运动的圈子里以及在战后的德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在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得不深信，这是

一部相当差的文学作品。但是在这部作品里涉及的不是文学。作者以一种完美而有效的形式成功地象征性地表现了德法关系的窘境和悲剧－－深深地陷入困境，相互间的爱情，互不相

容的观点，拒绝、放弃和不可能订一个契约，痛苦和渴望，是啊，痛苦作为超越一切肤浅东西的基调。可以这样说，这个其实平庸的小故事，就其深刻的正确性而言是一种渴望的隐

喻。

在贝陶夫妇身边(7)

一件礼物

我当时是否已经明白?今天我当然知道，整个的不愉快的事情是由皮埃尔安排的。安内特是他的情妇。如果不再是我在他那儿遇到她的时候，那么就是在这以前

的那些年里。我可以想象，她只是完全出于对他、对图卢兹抵抗运动的领导者的爱和钦佩才敢于去进行谋杀活动的。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这种关系看作为一个女学生和她的老师之间老套的多愁善感和性的爱情故事是错误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种系发生的角度上看，必然牵涉到一种更加深刻的互动模式－－一个谋反组织的理所当然的友谊，在这种友谊中，性欲不同于一般的交配

，它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性欲并不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排他的、异性恋的两性关系的认可，而是一个群体的内聚力最后的结论，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和只对这一

个人的固定关系的表现，而是一种集体的团结一致的感情显示，是一种扎根于共同和集体的行动的同谋关系的代价和最后确认。元首的情妇会有一种受人尊敬的特殊地位，不过，从原则和潜在的意义上说，妇女们属于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妇女从原则和可能的意义上说都

准备和所有的男人睡觉。这就是后来出现的臭名昭著的"女人共同体"，它对一些人来说是所盼望的模糊的理想，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恐惧幻觉。作为原型的理想，女人共同体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进行新的生活方

式实验的时候。是倒退还是乌托邦?两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看来人类的性欲－－包括现代人的性欲－－在其最深的层次上是按照原始民族部落的需要组织的，夫妻关系只不过是经受

不住自己危机的高等文化的一种靠不住的艺术品。所以我们也必须着重指出，这不是"爱情"。因为爱情这种东西是两个彼此一无所知的人之间非常难以确定的人为的感情状态，

是共谋、参与和休戚相关的一种隔代遗传的原始感情，这种原始感情能够赋予两性关系一种

坚固的基础和持续的存在。

现在，这两个人是老战友。他很了解这位坚决果敢的姑娘。如

果她想得到什么，她就必须得到什么。如果她对他说："我想得到这个人"，他就理所当然地帮助她获得这个人。但是，把这两个年轻人聚合在一起，想必也给他带来了乐趣。

但是，对他这位从前的抵抗运动领导来说，我毕竟不是某一个学生，某一个年轻的朋友，某一个外国的客人，而是地道的年轻的德国人，他是带着他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消息来到

皮埃尔这里的。就像我现在生活在巴黎一样，二十五年前，当他的岁数和我一样大的时候，他也曾生活在柏林，和我一样遇到同样的困难，抱着相同的希望，执行同样的任务。想必

他在生活在巴黎的这个年轻的德国人身上，像在一面镜子里重新认出生活在柏林的那个年轻的法国人。这与其说是一种回忆，不如说是一种要求，要求把当时已经开始的故事重新开

始进行，继续下去，并使之有一个好的结局。皮埃尔属于二十年代末被从巴黎派往柏林的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和让保尔·萨特属于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目的是为了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更糟状态的德法谅解创造条件。当时看上去好像由于凡尔赛

和约而完全毒化的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逐渐恢复正常。泛欧和国际联盟

Vlkerbund，1920-1946。－－译者

赞同那些致力于德法谅解的人，因为它们深信这样的谅解是必要的，主张克服民族之间的偏见，建立一个由德国和法国承担的新的欧洲的秩

序。

我们还记得，那是在斯特雷斯曼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1923）和外

交部长（1923，1924-1929）。－－译者

和白里安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当过

十一次法国总理，1930年12月他公开主张成立欧洲联邦，这在当时是颇为大胆的举动。－－译者

执政时期，是欧洲的历史性时刻。如果我们注意到把这两个代表自己国家政治文化的人物分开的距离有多么大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判断出他们为了德法之间的接近所作出的贡献有多么巨大。这两个人从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不是由于多愁善感，而是基于冷静

的、现实政治的考虑－－转变为和平与和解的方针。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舆论的支持。情况与此相反。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有相当多的有责任心的人和他们的看法一致，而且试图支持他们的意图。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家们讨论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最初计划。

参与讨论的主要人物是皮埃尔·维耶诺和他的妻子，前者最后做了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后者是卢森堡大工业家克勒尔·毛里斯的女儿，他们深信，在任何政治和经济合作之前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和解。毛里斯是一个非常热情而又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思想很进步，所以她接近法国共产党，并用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钱开展一种造福社会的和促进艺术的活动，无数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从中得到好处。伯恩哈特·格勒图伊森（BernhardGroethuizen）属于她特别的受宠者。那时，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兄弟根据知识分子会见中心的倡议在巴黎与瓦莱里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译者

和纪德会见。我们在托马斯·曼的《巴黎的报告》里可以查阅到，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地困难，需要加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是多么地大。这是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德法和解的一份重要文献。托马斯·曼高度评价了费里克斯·贝陶所起的作用，他是日耳曼学学者和词典编纂者，在德法这两种语言及其代表人物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他

就是皮埃尔·贝陶的父亲，和亨利希·曼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1926-1927年，皮埃尔来到了柏林，为了在那儿写一本关于荷尔德林的书，他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于谅解的意愿，对于谅解的意愿来说，几百年来把这两个欧洲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上共同的东西，比表面上把它们在政治上分开的东西更为重要。在柏林，他在法国大使馆里的巴黎

广场旁边遇到了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和他的儿子罗兰。马尔热里和罗兰是法国缓和政策的深信不疑的代表人物，他们有计划地寻求和德国的精神生活

的接触。在这方面，罗兰的妻子珍妮娘家姓法布尔吕斯，

她的沙龙成了非官方的、社交界会见的中心。可是，把这个年轻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从上面"－－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介绍给美好的二十年代的柏林上流社会的

是图提·菲舍尔。他不仅认识了雅可布·瓦塞尔曼

JakobWassermann，18

73-1934，德国小说家。－－译者

，而且认识了约瑟夫·罗特

JosephRoth，1894-1939，奥地利作

家。－－译者

和瓦尔特·本雅明。他出入于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的家，但是也经常光顾安东尼纳·法伦廷的文学沙龙。他高度重视在他的学习和漫游年代里这段时期的柏林。有一次他对我说："在那儿我通过学习知道，真正的

文化不是通过其他的文化获得的，换句话说，真正的文化只有通过自身参与社会的实践才能获得。"任何伟大的文化同时也是社会与个人的文化。不存在本身自发地产生的文化。可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

在这十年里世界史的重心不合逻辑地从巴黎移到了柏林，好像柏林当时想成为世界的首都。然后是希特勒上台，他使所有的幻想破灭。民族的自我固守的力量激烈地迸发出来，反对任

何的理性，比民族之间互相理解的幻想更强烈。凡尔赛的野蛮思想－－1871和1919年－－胜利了。希特勒使凡尔赛的野蛮思想成为现实，他是俾斯麦和克里孟梭

Clemenceau，巴黎和会时法国外长。－－译者

的接班人。多么可怕的失望，多么可怕的觉醒!对于主张德法和解的朋友们来说，这是艰难时世!在这个新的德国官方有关语言规范的规定里，诋毁邻国的一切古老的陈词滥调又得到好评。法国又成为德国的死敌，法国的文化成就－－它的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它的文雅，它的和平主义－－被看作是德意志民族必须遵守的

价值观念的可恶的对立面。德意志民族在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屈辱之后，现在又突如其来地兴旺发达起来，这似乎要归功于它的那些价值观念。如果从一种健康的、种族上清一色的民族

共同体的理想的角度上看，法国不过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颓废的社会。它的衰亡最可靠的征兆是种族的瓦解，即"黑人化"。犹太人统治法国，使法国的不良

形象更加完善。以上这一切诽谤法国的言论，我在求学时代就已经听到过。

在贝陶夫妇身边(8)

在法国，有两方面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一方面，人们仍然把德国人看作是野蛮人；另一方面，人们绝望地寻找方法和途径，以便把共和国从由经济危机引起的类似内战的状况中解放出

来，在三十年代的法国，这种类似内战的情况，就像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出现的情况一样，具有完全相似的阶级阵线，导致了政治局势的极端化。这些法国人，尽管对条顿人的野蛮残忍

非常反感，但却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看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以及一种民族复兴的模式。恢复社会的和睦，加强军事力量，计划并成功地实施诸如帝国高速公路这样的技

术上的大项目；美学，动员几百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的集体精神，对关心法国未来的年轻的一代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吸引力。只要读一读他们的回忆录，你就会理解，他们在这种民

族实力的演示面前不得不认输，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法国也应该有一种把共和政体看作灾难的政治传统。跟通常一样，在紧要关头，法国右派那些老掉牙的论据又会具有说服力和现实意义。

1940年的失败之后，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反目达到了一个新的、看来可能是绝对的低潮，

这样的怨恨使法国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成为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产生了通敌的悲剧性的幕间插曲。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事实证明，文

化上有共同之处和命运上息息相关这种意识，这两个欧洲兄弟民族对谅解下意识的渴望，

一旦被滥用于政治目的，就会非常强烈地破坏它们的思想基础。谁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迟来的反革命的胜利，1789年思想的通知取消!是一次疯狂的行动，试图

用1914年的德国的思想给法国平反?这是一次中世纪传说中的魔女盛会，一次死神舞，盖世太保和抵抗运动给它准备好了可怕的结局。三万人为此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

价－－不把被枪杀的人质计算在内－－大约是公社阵亡者的数目。这是创立抵抗运动的神话所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谈论这件事情仍然是有风险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即巴黎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骇人听闻的事情延续几乎不超过一年－－成为一种深入的、简直是忙碌的德法文化活动的舞台。

那么，一个终身研究荷尔德林的法国知识分子（指皮埃尔·贝陶。－－译者）为什么决定参加马基呢?

Maquis，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或其成员。－－译者

有人说，皮埃尔·贝陶是出于一时冲动，在失败之后还要为他的国家和人民的荣誉去战斗，是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映。这只是一种肤浅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为了法国而反对德国的决定。这样一种决定有更深层的根源。事情涉及到保护人绝对必要的尊严的思想－－不管他来自哪个

民族－－不受暴力的侵犯。这是一种选择，即为了人道而反对野蛮，为了共和政体而反对它

的蔑视者，为了德意志的精神而反对德意志帝国，哪怕是第三帝国。皮埃尔·贝陶决定，为了

荷尔德林而反对希特勒和贝当。

对于皮埃尔来说，荷尔德林是德意志的伟大和不可拯救性的范例。他在他的著作和传记中试图揭开一百多年来德意志不幸的秘密。我不想断言，这位诗人没有继续引起他的注意。但是

我敢肯定，这位日耳曼学学者主要的研究兴趣并不是一位文学理论家的主要的研究兴趣。他想通过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生活命运揭示这位失败的德国雅各宾党人的悲剧。荷尔德

林也是一位巴黎的朝圣者。自从他沉默以来，德国人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成就的关系受到干扰，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在思想和政治上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也可以把19和20世纪

德法关系的历史看作为围绕法国大革命的遗愿进行的激烈争论的历史。从各方面看，在这里相互对应的不是两个伙伴，而是四个：两个法国和两个德国

意为在法国和德国

内部对法国大革命的遗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译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德法关系的动力产生于在和共同的历史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形势。当我遇见皮埃尔·贝陶的时候，对我们两个来说，纳粹对德国和法国的统治还只是一场噩梦。基于我们的家庭传统和我们的思想立场，我们二人有可能以一种长期的展望

看待新的形势，并把它置于更大的相互联系之中。我们两个知道，从前和现在人们关心的是什么，人们关心的是欧洲的统一。我们对未来有相同的想象。尽管我们的年

龄和我们所穿的制服不同，但是我们属于同一个社团。现在，我作为一个重要的消息送交者走进他的生活。他收到这个消息，就像收到来自他青年时代的一种反响。那些曾经使青年时代的他激动不已的幻想和希?的一种反响。他能够获

悉这个消息，因为他一刻也没有否认过这些幻想和希望。假如这个消息不是来自他当时爱上

的那个女人（指安内特。－－译者），他也许不会以同样的警觉和同情听取它了。她是个犹太人，这并非偶然。

希特勒曾经中断了德法之间的对话，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重新连接起来。我会在巴黎把皮埃尔当时在柏林开始编织的线索重新拾起来。对我来说，这一切既新颖又激动人心。他可

是第二次经历同样的事情了。

他像接待亲弟弟那样接待我。我们任何时候都用不着对此达成谅解，很显然，这是因为我们在为共同的事业服务。他凭自己的经验清楚地、比我还要清楚地知道，为了完成我的任务，

我该做些什么和我需要什么，类似他当时的任务，他把我的任务看作为和解使命。他得体而谨慎地为我铺平道路，为我打开方便之门。我想，他之所以"从上面"帮助我

熟悉巴黎，是因为他想报答当时他的柏林的朋友们为他所做的事情。他把安内特作为礼物送给我，是想以此对我们私下和男子友谊这个最宝贵的信物签订协定作出保证。

在贝陶夫妇身边(9)

告别

我还看了安内特一会儿，时间不长。情况再也不像头一个晚上那样。这个故事是从它的高潮开始的。今天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只是在继续讲这个故事，因为它已经开始了。我由

于懒惰，安内特呢，我想相信，是出于对我的情面，出于分寸感。她在此时此刻已经知道，当她策划她的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天晚上，她突然让我知道，她在第二

天就要离开巴黎。永远离开巴黎。她打算到非洲结婚。她交往多年的未婚夫期待着她。他先到了那里，以便为他们的共同生活作好一切准备。他有一个高工资的职位，在一个新成立的发

展中的黑人政府里担任顾问。作为告别的礼物，她献给我拉马丁

Lamartine，1790

-1869，法国诗人。－－译者

的一本诗集和一只登喜路打火机。

一种关系的强度和它的时间长短并不成比例。一般地说，一次出乎意外的相遇的魅力毕竟在于，你在第一次狂热的聚会之后才能开始发现另一个人，性挑逗行为成为探索那个你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人的特点和独特个性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

游戏才能带着它的各种意外的快乐开始，只有这样，你才能在各种习俗的后面，在各种投射的后面，在误解的交互性的紧张状态中，逐渐、小心地发现和了解对方的生平，他的需要

和盛气凌人。与此相比，我和安内特的关系，虽然时间短暂－－我想，她会为此而感到惋惜－－但是却保持着某种罕见的客观冷静的风格。她毫无冲动，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她几乎完全

没有色欲的紧张。我们始终是两个陌生人，像两个共同参与实现一个他们自己无须负责的场景的演员。我可以想象，我们就像在一部电影里表演伟大的爱情场面的演员，表演完之后，

我们还相互继续看了一会儿，以一种假想的、虚与委蛇的性挑逗行为，在这种性挑逗行为中虽然还回荡着一点儿激动和紧张，这种激动和紧张是我们作为职业演员为了完成自己的角色

所必须具有的，但它并不是我们私人生活的一种角色。

和我们当初经历的伟大相比，我们现在显得非常渺小。我不曾提出任何问题，也不曾需要她作出任何回答。我们从神圣的音域滑落到世俗的音域，从节日的极度兴奋滑落到平日的单

调。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过，这也许是我现在必须学会的法国人在这种关系上的某种典型做法。当然这种关系的特点在于，它是严格地形式化了的，它的发展过程并不决定于

花样翻新、意外的快乐、危机和反目。更确切地说，它的发展过程充分表现在对一种已成习惯的礼俗的尊重，这对于我来说并非使一种经过考验的幸福状态永远传下去的最坏

的方式。孩子们对这件事知道一点点，例如他们坚持在讲一个童话的时候不允许更动一个字。她总是在夜里很晚的时刻来亨利四世饭店接我。我们走进某一家我可是从来也不可能享受的

价钱昂贵的饭店。在恰当的时刻，她悄悄地把钱塞给我，总是太多，多得我们一个晚上也花不完。我通过她以这种方式了解了饭店的一种类型，对于这类饭店的存在，我平时也许从来

就不知道，至少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米其林美食指南（GuideMichelin）的分类和术

语，可是，每当我把舒适和有现代化设施的、虽然不是豪华的房间，美味的葡萄酒，高超的烹饪和无噪音的、高水平的服务重新联系起来的时候

，我又会感到心醉神迷。彼鲁兹·大韦富尔，维尔·加朗，拉塞尔－－单单这些饭店的名称－－每一个名称都有自己的气氛－－就足以让我因忧伤而向往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又走进所有这几家饭店，但

是，我从来没有像当时安内特第一次陪我走进它们的时候那样虔诚地和兴高采烈地欣赏它们的魅力。这倒不是因为头一次，而是因为她陪伴着我。她的到场使我们受到差别对待。因为

尽管饭店的接待主任和老板们铁面无私地谨慎注意，但是从他们毫无虚伪的奴性不把我看作为外人的接待方式中我很容易看出，安内特在这几家饭店里是一位出名的和受尊敬的客人。

这和那个有着天鹅脖子的漂亮的达娜有点儿不一样!人们对安内特作出许许多多细小而友好的姿态，例如，为她脱下皮大衣，陪同她走向桌子，为她移正椅子，呈递菜单，悄悄

地介绍首席厨师的名菜，同意并采纳我口头上点的饭菜，等等。这一切只适合于巴黎上流社会的一位女士，而不适合于一位美国女人。每当我和达娜进行考察旅行，我们总是向无人涉

足过的地区进军，但是我们几乎只看到表面的现象，这些表面现象不管我们多么仔细地张望，把我们和隐藏在公开的表面后面的本来的和本质的东西分隔开。我们失望地停留在"

外面和前面"，在旅游者的旁边。

安内特沿着王道把我带到了巴黎专用的生活核心区的中心。我和她不是从外面看这座城市，而是从里面体验它。在饭店用餐之后，我们走进塞纳河左岸一家开设在地下室里的、有爵士音乐的酒店。然后，

她朝我走来，开始罕见的脱衣仪式。我从来无法让她自己完全脱去衣服。这不是游戏。她是不是想以这种方式标出一种距离，标出一种我不可以逾越的界限?她是不是想掩饰什么?要

是我固执己见，她就勃然大怒："你使我讨厌，你不要有非分之想!"我让她自己决定。她不像一个姑娘那样去爱。她作出一个女人的举止，这个女人很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知道她想要什么和她不想要什么。她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一旦我入睡，她就离开我。她从来不和我过夜。那些喊叫呢?安内特的喊叫

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它们是某种具有强度的了不起的、绝对和神圣的东西。我一再地

想听到它们。我寻找它们。

妇女在性高潮的时候总是叫喊吗?哎呀，肯定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听到的只是小声地咯咯地笑、尖声说话、发出尖叫声、呻吟，而呻吟往往是假装的，模仿电影里的场面。当然，最常见的是缄默，转向内心深处的沉默，眼泪，发抖，身体语言。在有利的条件下，叫喊才

会突然发作，不过，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不管怎样，这种可能性属于任何一个妇女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嫁妆，属于她的身心潜能，就像男人在极度危险的时刻有能力杀死他的敌人一样。只是她并不常常使用她的这种能力。她把这种能力留给那些重要的机会－－就像节日穿的衣服和项链一样，人们不会每天都穿戴着它们的。叫喊不是性欲的"正常"记录。叫喊是一种高尚的极限体验的表现：通过性欲可以体验自我超越。

当我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皮埃尔·贝陶已经去世了，差不多八十岁。出乎意料的，不必要的，是不是医生的医疗错误?我多么希望他能读到这个优美的故事。

据说他要在德国作一个报告，为了庆祝普鲁士腓特烈二世逝世二百周年，在黑欣根的霍亨索伦堡作一个庆祝报告。他，一个法国人，要作一个关于腓特烈大帝的报告!到场的不仅有路易丝·费迪南德亲王殿下，还有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和联邦总理科尔。他意识到这次崇高的光荣使命和象征意义。这是他一生中的顶峰和最高荣誉。他想自己开车远距离地行驶。但是在此之前，得赶快到一位亲密的医生那里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一切是否正常。什么，心脏有问题?这么说，在你这个年纪……为什么你不让人给你装一个心脏起搏器?这是件小事。我给你装上。三天之后，你就可以驾驶汽车了。可是三天之后，他就死了。

使他感到满意的是，德国授予他各种各样的荣誉，尽管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同业公会对他颠覆性的荷尔德林论点不置可否。在法国，他始终是固执己见的另辟蹊径者。只是在他的隆重葬礼的时候，会集在他棺材旁边的一大批达官贵人才证明了人们赋予他的重要地位。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有思想、深通世故的人，他善于把极度严肃和游

戏的轻松结合起来，毫不客气且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属于上流社会，但是也高出于上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