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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手记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1)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2)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3)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4)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5)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6)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7)

-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8)

- 采访手记

- 十有五而志于学，学出名门(1)

- 十有五而志于学，学出名门(2)

- 三十而立，立于儒学

- 五十而知天命，命在现代化(1)

- 五十而知天命，命在现代化(2)

- 而今从心所欲不逾矩，欲在原创著述

- 采访手记

- 一生一事，一个人(1)

- 一生一事，一个人(2)

- 两个布谷，两重天(1)

- 两个布谷，两重天(2)

- 清平老者，老当益壮

- 采访手记

- 我的大学：永远的西南联大

- 在人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1)

- 在人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2)

- 老者的人生感慨

- 采访手记

- 青少年时期埋下哲学的种子(1)

- 青少年时期埋下哲学的种子(2)

- 时事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从西哲到中哲(1)

- 时事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从西哲到中哲(2)

- 政治形势下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从哲学到宗教(1)

- 政治形势下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从哲学到宗教(2)

-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 采访手记(1)

- 采访手记(2)

- 父亲的人生：平淡中有坎坷

- 父亲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的家教(1)

- 父亲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的家教(2)

- 附录：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1)

- 附录：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2)

-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1)

-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2)

-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3)

- 采访手记

- 父亲是教育家(1)

- 父亲是教育家(2)

- 父亲很幸福(1)

- 父亲很幸福(2)

- 父亲很委屈(1)

- 父亲很委屈(2)

- 我要做完我的事

- 赘言(1)

- 赘言(2)

采访手记

生平简介：

1956年生，四川重庆人。1982年获四川外语学院文学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随后入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主要研究领域：美学、神学、政治哲学。

主要著作：

《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一代人的怕与爱》，《走向十字架的真》，《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圣灵降临的叙事》，《刺猬的温顺》，《现代人及其敌人》，《拣尽寒枝》等。

采访手记：

联系采访刘小枫费了很多周折。大概是联系接头的中间人传话环节有了出入，他明明已经答应接受采访了，一听说是 人物专访 ，立刻打退堂鼓，说他以为是仅谈《经典与解释》丛书，人物专访就一定免了，实在没有健康谈这些，眼睛也得省着用。又道， 我不是 人物 ，也不愿做 人物 、甚至讨厌 人物 你一定要救我，别把我老人家往火坑里推啊 救命! 末了还假装通情达理地加一句： 你一定要体谅我哦!

我只好跟他再商量，E mail一来一回地磨嘴皮子。好在这个老顽童言辞有趣，也不觉得憋闷。最后，他图穷匕见，提出接受采访的条件， 采访以丛书为中心，完成后不要去找材料配 人物 性质的东西，尤其不要照片 咱这个样子哪里让人看得 同意的话，就发来提纲（问题），我书面回答，如何? 看看，后面这个商量性质的 如何? 问得何其虚伪!我心下里自然恼火，他的话我能同意的只有一点，就是他的脸并没有太多审美价值。不过人物专访配照片，原本就不是为了审美。

妥协的屈辱条约还是签订了。耽误了一阵日子，我才把问题发过去，他来信大叫屈， 还以为陈洁已经被 气 走啦，正窃喜，竟然就来11问，最后一问还有1 3，整死人呵 。

抱怨归抱怨，他很快就整理了一万多字出来。连我的问题都被他加工、修改、调整，以求跟他的自我表述贯通， 采访稿 成了柏拉图式的对话体。想到他的眼睛已很不好，日日守在电脑前，实在是很伤自己的，短时间内一字字敲出长稿来，我颇感动。

刘小枫显然是一个非常不信任媒体的人，他亲口说的： 现在的媒体多可怕呀 ，所以他不说，只写。必须亲自确定发表出来的每一个字。写完了，还不忙发给我，担心 泄露 ，要问清楚用稿情况。他大概不好意思直接对记者耍大牌，跟我还客气地称 你看看 、 你斟酌 ，转脸再通过中间人提要求：一万多字的稿子，用两个版，一次刊出，一字不改。

文章后来发了《南方周末》一个版，不完全是他的心愿，也完全不是我的心愿。

世界原本就是如此不圆满的。

但不管怎么说，学人的意愿是要谨奉的，所以这次结集，我同样没有违逆他的心愿 这本是他的作品。我忘不了他对媒体的警惕，恰如我自己对媒体同样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1)

说起 翻译 ，就要从我自己的读书经历说起。80年代我在大学念书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很难找到相关的研究文献。1982年进北大后，我做的是现代德国美学，就跟搞现代外国哲学的同学混，对海德格尔入迷。

海德格尔的书不是一般的不好懂，道理明白不了，许多语词也把握不了，不知道如何译，怎么做论文?一天，我在哲学系资料室突然发现，60年代的《哲学译丛》上有些翻译过来的研究海德格尔的文章， 资产阶级学者 写的，也有 无产阶级学者 即苏联学者写的，都大有帮助。文革前的《哲学译丛》是被扫进资料室搞资料的老一辈学者主持编译的，他们大多毕业于四五十年代，好些在国外留过学，选题颇有眼光，翻译大多也精彩。当时找不到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国人的学术著作可以参考，这些译文成了我真正的老师，领我进入海德格尔的语词世界 我当时就发了个愿：今后自己也要注重翻译研究文献，为后来的读书人积累。

所以，我在念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时就开始组织翻译：第一本组译的译文集是介绍人本心理学的（《人的价值和潜能》，1985），没有资助、没有科研经费，全凭一股子青春热情，连复印原文都是我这个穷学生自己掏钱 看看主编林方先生写的前言，就知道组译情况了。

组译的第二本译文集是受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胡经之先生委托，选编、组译西方文论的现代卷部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1985） 后来成了教材，不断重印，新选译的三十万字的选题、组译，都由我一个人操办。

别人以为我和甘阳是老同学，其实我跟他不一个专业，也不在同一个系，他在的外哲所是北大校级单位 那个时候，搞外哲的牛得很呵，我们一听说谁是 搞外哲的 ，就好像他是 七十四师 的。在搞外哲的眼里，学美学的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甘阳后来把我拉进 编委会 ，不过因为他眼尖，看出我有自找苦吃的毛病，于是充分 利用

我爱自找苦吃，天性如此，加上母亲从小严格管教 刚满十二岁那天，就要我去洗大被子，说是到了劳动升级的年龄，因为父亲十二岁就离家进民族资本家的工厂当童工

那个时候，没洗衣机也没洗衣粉，得一点儿一点儿抹上肥皂用手搓呵搓 如今想起来就苦哦。刚开始抹肥皂时，觉得好绝望 何时才是尽头!只好不去想尽头，埋头搓就是 于是养成了只管埋头干活的习惯。家里的被子其实仍然是母亲和姐姐洗，强制我洗几次，不过为了磨炼我的耐性。果然，上高中时，一次班主任派我们四个男同学去把教室的所有玻璃窗擦干净，其中有两位是年级干部，还有一个是红卫兵连长什么的；两个小时后老师突然来检查，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擦啊擦 其他的都溜了。第二天老师在全班早读时表扬我，我听了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习惯了傻乎乎埋头做事情而已 如今有人表扬我做了些事情，我也不好意思 命该如此罢了。

做翻译的都会认为自己是在译重要得不行的东西。本科三年级时，我迷上心理分析学，后来组译 人本心理学文集 就是这种兴趣的结果。当时认为最重要：心理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接下来组译西方现代文论，是接受的任务，所以选了些其实根本就不是文艺理论的东西。

硕士快毕业时，我开始组译海德格尔的论诗文选和德国美学文选，当时认为这才最重要。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的翻译计划，甘阳是设计师，我补了点儿现当代神学方面的选题而已 当时认为这最重要。可见，对什么是真正值得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一直在摸索，触觉在变化；有些东西即便现在对我不重要了，也算是一种学术积累，别人兴许觉得有用 比如那部人本心理学文集或德国美学文选什么的。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2)

一直在摸索 摸索什么呢?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何在。为什么要摸索西方学术的底蕴，而不是 栖居 在某 家 、某 派 或某个 专业 ?因为，我感到晚清以来中国学人面临的问题没完 从神学进入西学，是一个门径而已，但当时以为是全部根底。

80年代末，本来我有机会去芝加哥大学宗教学系读博士，却非去欧洲不可 西方学问嘛，除了在欧洲学，还能在哪里学?当时留学有句名言：你写一百零一封申请信就成功了。我给法国、德国、瑞士的大学发了第37封信时，巴塞尔大学神学系的秘书看上我，帮我找到奖学金 上帝通过她眷顾我上了巴塞尔大学。

到了那里，我才慢慢感到自己 专业 没选对 我选的是 系统神学 ，相当于神学理论，而我发现，最能学到西学功夫的其实是 神学思想史 或者说 教义史 专业，于是只好自己在这方面多花些工夫，尤其早期希腊教父、中世纪经院派和19世纪的新教神学。

最富刺激的还是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程 尤其古希腊语，先强化学习了一年 用外语学外语很辛苦（每天三堂课，每周两次测验），又上文选课两年，始终兴趣盎然。读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品的原文，我才切实感到西方学问的根底究竟在哪里 这里就是罗陀斯 要说《经典与解释》（黄皮书）的缘起，就是这个时候起的念头：西方真正值得翻译的东西得从头做起，为此首先得编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教材。

快毕业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找我去做事。那个时候，国内学界气氛很闷，也许香港可以做点事情。但在中文大学这样的体制单位，个人发挥的余地不大，有个基督教中心也邀请我做事，可以发挥个人的想法，我就去了。人家是基督教中心，我提出的翻译计划当然是这方面的。但 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 的设计本身已经打破教派划分，注重古代基督教经典，我取的名称也表明注重思想史脉络。一个教派性机构能够接受这样的设计，已经很不容易 当时的合作者很谦虚，放手让我设计、开展。

翻译西方传统经典从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起步，是机遇使然，要是当时有个希腊船王提供资助，兴许搞的就是 古希腊学术文库 了。五年后（1999年）设计第二个五年翻译计划时，我向古希腊 罗马经典方面推移，结果遇到抵触：咱们是基督教中心，为什么要翻译西塞罗 毕竟，人家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性机构，我把它变得太学术，如今人家不干了 我试着转移到内地，碰上华夏出版社的陈希米，但不知道她是否真有热情，就先搞了个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 系列试试。

在香港时，合作的人大多不清楚做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做一件事得费力解释半天，而且往往徒劳，累人得很。后来基金会换的新上司甚至觉得，搞 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 也不应该是他们的事情，我只好走人，以免拖累别人 当然，剩下的选题还要拖累别人好多年。

到了中山大学便另起炉灶，短短四年，做的东西差不多等于在香港十年的总和。在内地做事情顺心得多，尽管经费不足 想当年做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时多愉快!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们这帮年轻人充分信赖，从来不指手画脚 我第一次见到两位先生是在汤一介、乐黛云先生家，他们四位在谈事情，我突然闯进去，乐先生介绍我后，沈昌文、董秀玉两位先生对我客气得不行 人家是前辈呵，结交的大牌学者一大把，我当时刚满三十，嫩小伙一个 在后来多年的合作中，我体会到他们敬重学术本身，对中国学术的未来有使命感、责任感 这样的出版社老板难得啊。

经典与解释 是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早就设立的一个科研课题，我参与进来扩大了而已 大约2000年的时候，哲学系的冯达文先生和陈少明教授找我，希望与他们合作，我当时提出，这个项目值得扩展。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3)

离开香港时，几个大学希望我去，我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原因之一就是这里可以做 经典与解释 现在唯一后悔的是回来晚了些，倘若早两年离开香港

经典与解释 的规划是两个系列，一个是专题性质的丛书《经典与解释》，以某个专题为中心辑译文献，可以看出我对60年代老《哲学译丛》的情结，想做那样的东西 80年代以后，当年做译丛的老先生们都恢复大教授的职位，不再搞编译，《哲学译丛》越来越没看头、没保留价值了。我想继承老《哲学译丛》传统，但定期做很累人，人家有一个编辑部呵，我一个人怎么招呼得过来?于是想到以专题方式来做，主要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文章 好些有分量的西方学术文献是论文，而非专著，这是我当年读老《哲学译丛》的体会：一篇文章就可能改变自己的整个思考和问学方向，比如舍斯托夫那篇纪念胡塞尔的文章 皮罗的《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

再就是黄皮书系列的 经典与解释 ，涉及西方历代的经典及其解释，如 缘起 所说，目的在于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这个系列包含多个子系列，已经推出的有 柏拉图注疏集 、 色诺芬注疏集 、 卢梭注疏集 、 莱辛集 、 尼采注疏集 ，即将推出的还有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 古希腊悲剧注疏 、 阿里斯托芬集 、 旧约历代注疏 、 新约历代注疏 等等。我们的步骤是，先设立项目，慢慢做，子系列可以或应当设立的还不少，得有个轻重缓急，还要看是否有人力资源 50年代初，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政府就拟定过新的翻译西学经典的庞大计划。老一辈革命家经历过清末民初西方文明冲击的大震荡，不仅会带兵打仗，建国后搞工业、原子弹，心中也有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这个弦，懂得要传承我们的文明传统，如今得认识西方文明传统 晚清时期的文明关切得到延续，与 五四 的新派精神不同。

商务印书馆的 汉译名著 翻译计划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搞的，后来的好几代学人、包括现在的读书人都还在受惠。但毕竟五十年过去了， 汉译名著 计划需要更新、扩展 但没人搞。如今商务印书馆也在追赶后现代学术， 汉译名著 几乎没什么推进，连重印旧籍好像也没兴趣。学界和出版界对现当代学术感兴趣太自然不过，没什么不好，但西方的古典毕竟是人家的根底，咱们这么大一个文明古国，倘若没一家出版社自觉承担古典的东西，也不像话吧。

巴黎高等人文研究院的中国研究部主任Throval博士前不久告诉我，80年代他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曾向中国社科院的头头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专门研究和翻译西方古典经书的机构 他说，西方各主要大国都有研究中国古典经书的机构，大学中也有这方面的专职教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如此悠久的文明传统，竟然没有研究西方古典经书的专门机构，实在不相称 人家日本、韩国都有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机构呵。

杜博士的建议过去快二十年了，咱们的大学里仍然找不出一个以研究荷马为业的教授，找不出一个以研究柏拉图为业的教授 咱们西学的根底在哪里?

研究西方古学的人力，以前分布在哲学系西哲专业、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和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外语系有一点点。80年代时，哲学系西哲专业中还有几个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比如人大的苗力田先生），老一辈去后，现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是增多反而减少了；世界史专业在我国大学的历史系中向来是弱项，而且基本上不搞西方古学，不研究古典史书，而是搞现代式的古代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通常不通文字；至于外国文学界，古希腊 罗马文学从来就没地盘 社科院外文所按地域来划分研究领域，古希腊 罗马文学归在了 中北欧文学研究室 ，简直莫名其妙 80年代初恢复研究生制度时，罗念生先生还健在，1965年从莫斯科大学念古典语文学专业回来的王焕生先生正年富力强，如今王先生已经退休喽，无论罗先生还是王先生，在外文所竟然连硕士研究生都没带过一届 谁关心过?老一辈革命家的文明担当意识就是不同，周总理当年亲自过问朱光潜先生的翻译工作 在大讲 阶级斗争 的60年代，毛主席还指示要搞个资产阶级的 外国哲学研究所 ，并亲点洪谦任所长。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4)

甚至Throval博士都替咱们心急，说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古学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对中国的文明传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倘若中国学界自己不做古希腊 罗马的古典学研究，中国学界永远不可能获得对西方文明独立自主的解释权 这番话让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我们不花力气搞西方古学研究却花好多钱搞西方汉学，用人家西方人的解释取代我们自家的解释，自掘自家文明的坟墓似的

人家说的是实话，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在规模、专业等方面翻了多少倍?翻出了一个古典学专业吗?日本学者迄今还窃笑：中国那么大，连一个西方古典学专业都没有哦 嘿嘿嘿一阵子鬼笑 去年我在台湾讲学，听说那边的教育部已经决定选一所大学先扶植一个古典学系，据说选中了辅仁大学。

翻译的重点应该说是西方古典传统，断代断在19世纪末，以尼采为限，是个大传统概念，但以古希腊、古罗马、早期犹太教为主，基督教经典形成以前的东西，在西方才算严格意义上的原初古典传统；基督教的古典传统是在这个原初古典传统的织体中形成的，又与此构成张力。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显得要回到原初的古典传统 所谓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运动，于是形成新的古典传统 启蒙运动以后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我更多把 古典传统 看作一种心性传统，在西方实际上代不乏人。因此，对西方的古典传统，更重要的是关注个人性经典作品 正如说到中国的古典传统就得数人头：孔、孟、荀、董、苏 笼统提 两希 或 西方传统 已经过于大而化之，得落实到具体人头 荷马、赫西俄德、柏拉图、色诺芬、西塞罗、维吉尔、奥古斯丁 这样才有推进。

入选书目的具体选择理由，每本书的前言里大致都有介绍，一看就清楚。译者来源原则上是：译者同时或首先是研究者，做什么研究就翻译什么。目前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在翻译原典方面，已经基本上如此 主要靠博士研究生和博士毕业的年轻大学教师 我做组译工作差不多已经二十五年，从来不 抓壮丁 。业内人士都知道，翻译是辛苦活儿，稿费也不算高，何况如今翻译学术经典也不算 科研成果 ，因此，在我们这里做翻译，都得凭自己的学术志趣和热情。

大型系列丛书出版一般都有庞大资金支持，但是我没有 好些朋友说，为什么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其实，我连续申请过三次，都没中榜 评审专家一看是 古典 的东西，不现代也不后现代、不前沿更不实用，就撇嘴。中山大学给我一点儿经费，按校内文科科研人力分布的人头给， 经典与解释 项目并没有得到过任何特别关照的经费支持。我只有两个研究生帮做杂务 每周要寄出的邮件（稿件）就不少，月付每人三百元（约定工作时间每周两个半天） 事情多啊，审稿、满世界找书、复印资料 我们搞西方经典的注疏体翻译，以清代学人做古籍注疏为榜样，得充分吸收西方学界的成果，有时为了找某个注释本真的很费劲，完全靠研究生们的热情和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有人说我编书发了大财 出版社给我的主编费每千字三元，做满一千万字可以积蓄到三万元，一千万字什么概念?要做学术的话，无论编译者还是出版社，都别去想盈利这件事 对编译者来说，这是纯粹个人的性情和热情，对出版社来说，则是在做公益事业 你说还有文明的承担?就不要提那么高啦 有的古籍出版社出古籍经典，一套动辄几千元，还不零卖，当成盈利来搞 我们的 经典与解释 没给出版社一点儿资助，人家也要保本才行呵 找企业家赞助?恐怕很难，对文明有承担的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老前辈汪道涵就是个书迷，家里的书重重叠叠把书架都压弯了，晚年还搞了个 东方编译所 ，可见是个有心人 听朋友说，他喜欢看我编的书 现在的企业家可能对搞足球队更有热情。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5)

是要有一股子艰苦奋斗的精神 前两年我在病中听两弹一星纪录片的录音，发现当初制造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本科毕业生，没多少博士、教授，他们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精神真的可嘉。同样，翻译古希腊诗歌、并接替罗念生先生编完《古希腊语 汉语词典》的水建馥先生长期在出版社当编辑，翻译古希腊 罗马经典史书成就斐然的王以铸先生一直是出版社的编辑，既非博士、也非大学教授，全凭自己的热情，用业余时间 杨宪益老先生翻译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也是用业余时间 真正有热情、埋头苦干的人有哇，咱们算什么?这些前辈几十年如一日，才是我们的榜样!我号召我这个专业（古典诗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向这些前辈们学习，把个人的问学热情与中国学术的未来联系起来，在翻译和做注疏中学习成长 当然，谁兴趣变了，要脱离革命队伍，随时可以转业

我们也没有设学术顾问团，顾问顾问，顾而不问 我们不需要顾问，需要的是干实事的人，需要的是追慕红军精神的 红小鬼 。去年长征胜利六十年出版了不少回忆录，很受教育 当年共产国际派来的以李德为首的顾问团差点儿让咱红一方面军全军覆没。反过来看，多少 红小鬼 在战斗中成长为将军?我们的 经典与解释 系列就是新长征，会磨炼出年轻的学术干才，不信等着瞧

我喜欢古典音乐，读经典要像演奏家读谱，有人问Richter是否每天练琴十小时，他说自己每天早上起来读谱至少三个小时 古典音乐的演奏者得透彻传达古典作品的心声，而古典作曲家的心声仅记录在乐谱符号中，悉心读谱就是要尽力理解作曲家的心声，依循曲式、旋律进行、和声织体和各种表意记号去接近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东西。解释经典也如此，要依循写作样式、篇章结构、叙述织体和各种修辞记号去接近经典作品所要传达的东西，而非凭着自己所谓的才气发挥一通。我的意思是，解释经典不要离谱 车尔尼有一本《钢琴每日练习四十课》（作品337号），都是些十来小节的短句，要求每句一次练二十遍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把经典作品中那些让自己刻骨铭心的短小段落每天练上二十遍?这样试试以后，我发现自己对整个乐曲的理解大大加深

初中毕业那年（1971年），有一天我带着《宋词一百首》上到长江对面的南山，躺在林子里读。五月的太阳懒洋洋的，读着竟然睡着了，还做了个梦，梦见有个神仙模样的白胡子老头儿从半空踩着软梯下到南山，摸着我的头说：崽儿，你命苦呵，一辈子得尽做无用的事 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老想躲无用的事，于是专找没人做的事做，以为那就是有用的。当年推介西方神学，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学问在西方那么重要，却没人做 推介西方神学并非一定与个人信念有关 信耶稣基督的上帝不一定非搞神学不可啊。推介西方古典学问，也是看到学界没什么人做才做，与 激进 、 保守 有什么相干?有人说我从海德格尔、施特劳斯走回柏拉图，越来越保守 可不止一个西方的大学者说过，柏拉图是马克思的先驱哩，保什么守哦

后来我才发现，那白胡子老头儿的谶语没错：我做的都是无用的事。什么叫 无用的 学问?没经济效用、没社会功用、没创造发明的实用 但无用的学问才是基础性的。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教育和学术的基础都是古典学问 古汉语能用来写广告、签合同、给领导起草报告?但你把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中国古诗文课文全拿掉试试，把我们学界文史哲中的古代 专业 统统取消试试，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会多么平面、单薄、轻飘?西方学界把他们文史哲中的古典 专业 统统取消，他们的学术会是什么样子?反过来看，咱们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中的西学领域没西方古学，咱们的西学看起来像不像根竹笋?西方大学中的汉学系，即便念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也得修古汉语 咱们大学里念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的研究生（还别说本科生），修过古典拉丁语?到北大外语学院、北外、上外这些咱们外国文学的最高学府去打听一下，有教授拉丁语的专职教师和必修课程没有 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养、教化，现在完全成了学技术 技术当然得学，但缺乏教养的技术人也不好听吧 如今政府提倡办高等职业教育，非常英明，早十五年搞，大学就不会沦为职业技高了。要守住大学的教养教育，就得靠中西方的经典 做 经典与解释 与任何政治取向不相干，仅仅为了中国的学术和大学教育有更为厚重的底蕴 没必要每个大学都搞古典学系，但我们一个没有，也丢人哦。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6)

也有人批评我越来越成为西学的 二道贩子 ?这算批评吗?我怎么听起来是过高的夸奖?要成为真正的学术上的 二道贩子 ，实在不容易。孔子是二道贩子， 倒卖 六经；柏拉图是二道贩子， 倒卖 苏格拉底；西塞罗是二道贩子， 倒卖 柏拉图；朱熹是二道贩子，倒卖四书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 。一次在北京讲学，有人问：如今三农问题、下岗工人问题、城市农民工问题那么多，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埋头搞古典，良心安不安?当时我的回答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也不容易吧，比我们当今的处境可能还惨 礼坏乐崩呵 人家孔子去整理古书，咱学孔子，不学 有思想 的知识分子，良心才安顿下来

你要是问 翻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于学术建设意义重大，却不算个人学术成果，您是富于独创性的学者，为何花大力组织这费力不讨好的事? 我只能反问，翻译是 为他人作嫁衣裳 ?做翻译得益的首先是译者自己 你要念透一个文本，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我也不是你说的 富于独创性的学者 不瞒你说，在我们这个行当， 富于独创性的学者 其实是骂人话，说谁有 独创性 等于说他在胡说八道 至于说 花大力组织 ，这倒确实，为了后来的读书人，尽点绵力至少对得起古人 我在学着做古典的 二道贩子 ，重要的是进什么货 要说 费力不讨好 ，不讨谁的好?需要讨谁的好?

我们的编辑出版主要由两个编辑工作室承担：一个是华夏出版社由陈希米主持的编辑室，一个是上海六点文化公司倪为国主持的编辑室。组译的事情我搞了二十年，深感出版社的有心编辑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大功臣 在八九十年代学术出版不景气的年代，要不是董秀玉、黄筑荣、倪为国、许医农竭尽全力支持，那些年里我编的东西没可能出版。陈希米主持的编辑室才四五个人，几年来勤勤恳恳地做，凭的还不是对学术的热情

几家出版社共同搞一套大型丛书，中外都不乏先例：德国著名的 大学文科基础丛书 有上百种，由四家名牌出版社联袂推出，一个封面、出版社名则分属；80年代的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由外国文学、中国社科、上海译文三家联袂出版，一个封面 就大型丛书而言，这是个好办法。如今倒是不断有出版社希望参与我们的计划，但我一个人哪里招呼得过来? 所以暂时无法扩展。目前最需要的是提高编辑出版的质量 首要的困难是审校力量不足 马列经典的出版据说校读达二十遍之多，要是经费充足，我希望可以多多请人审校，多一双眼睛就少几分失误

翻译当然要讲究通晓原文，但就古典文本而言，更重要的是讲究版本。柏拉图的原文在哪里?西塞罗的原文在哪里?抄件是原文?根据抄件翻译?就好像洋人问，翻译司马迁的《史记》是按原文翻译的吗?《史记》的原文在哪里?业内人士问的是：凭靠什么校勘本为底本 我们的 经典与解释 的所谓 解释 ，首先指的是：翻译和解读经典要讲究依据校勘、注释本，这是做古学最起码的规矩。今人翻译西方的古代经典，把版本问题交代清楚的不多，有的版本根本就没选对，还不如前辈学者重视版本和注疏 看看周作人先生译的欧里庇得斯剧作所下的注释。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7)

我带的研究生都是做古典文本的，一人抱一经，一上来就要学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随之要搞清楚文本的校勘和注疏方面的情况 查明文献其实不难，难的是找到好的校勘和注疏本，咱们的国家图书馆不重视收这方面的书呵 有个学生做阿里斯托芬，查了一下国内文献，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这两个国家级的收藏西学文献最大的图书馆里，阿里斯托芬的相关文献加起来共180个条目（国图80，北大100），而香港大学就有291个条目 哎唷，中国的学术呵

我们不久还要推出 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 系列，由六点文化公司出版。国学经典的集释和注疏，清代学人做了不少，近百年来也有些进展，但还需要继续推进 还有好些重要的古典文本没有集释和注疏，清人并非把重要的古典文本的集注和注疏搞完了；何况，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好些重要的集释注疏，还没有点校、整理出来，前辈们的好些成果亟待挽救 可惜，就像翻译西方经典不算学术成果一样，在国学方面，校勘、注释前人的经典注疏，也不算科研成果，愿意来做这方面工作的不多，除非有真正的学术热情，比如我最近看到的栾保羣、吕宗力校点的清人黄汝成集释的《日知录》

如今我国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门规定的 科研成果 核算莫名其妙到了极点 你要是看到如今的博士论文评议书，不笑死就气死：没有专门供文科用的评议表格，上面的评议项目是理工科格式：什么创新性、实验数据、预计的实用效果 我们填的申报科研项目表也这样 实在扯淡 申报研究柏拉图的项目要什么创新?把柏拉图的某个文本复述清楚已经很了不起啦，有什么实验数据?柏拉图研究需要什么实用效果 莫名其妙呵!当今人文学界严重遭受两大虫灾：什么与国际接轨的 学术规范 呵，再就是 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

百年来，我们的国学经典解释基本上是在追西方这样那样的时髦 主义 ，80年代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论争话题居然也不时成为我们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莫名其妙。如何使得传统经典在当今重新说话，是我们的经典解释的老大难问题 不过，这事急不得， 五四 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急了点儿 先拨乱反正：搞注疏、翻译，才算真正的 研究 当代学人的研究，只要切合我们的 经典与解释 的宗旨，踏踏实实解读、注疏经典，就在我们的出版范围；我的博士生写博士论文都是注一经、甚至一经中的一个部分 一篇博士论文倘若写整部《奥德赛》，能写得细致吗?这样才能学到扎实的学问功夫，因为真正教学生的不是我，而是经典本身以及前人的注疏，我教的不过是语文而已 古之博士， 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 ?所以我去年收了六名博士生 如果我这里每年有五个博士生，十年就会搞出五十部西方经典的注疏来 不过，主管教育的部门今年又出台新规矩：有国家科研项目的才可以招博士，我没国家项目，今后也就没法招啦，只好回到单干的老路。

我的学术其实以一贯之，对那些不能理解我的人来说， 经典与解释 能帮助他们理解我，对理解我想做的事情肯定有帮助，还辟谣 当年在香港时，想以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为起点向整个西方传统扩展，如今已经大致摊开整个西方传统，基督教经典含括其中 我刚离开香港时，有人就不怀好意四处散布说我不搞基督教了 现在可以看到， 经典与解释 在翻译基督教历代经典方面还会有更深入的推进：《旧约》和《新约》的历代注疏是基督教历代经典的底蕴，由于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过去人们老关注所谓基督教哲学，忽略了西方历代大思想家的解经 即便是写了《神学大全》的托马斯·阿奎那，也有好多重要的东西在他的解经书里面 保罗的《罗马书》，西方思想史上不少大家写过义疏 经学是根底，中西方皆然，要重整中国学术，如今就得从治经做起。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8)

二十多年来我做的事情主要是编书，选编的文集远远多于我写的东西，而我写的书也基本上是述评 说到底，我并没有什么 自己的思想 ，倒是一直在努力跟着前人想，因而根本就没有是否理解 我的思想 这回事情；需要我不断认真想的是：究竟跟着哪个前人想才正确 屈原还是苏格拉底、陶渊明还是荷尔德林、曹雪芹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辛还是歌德、朱熹还是苏轼、王国维还是廖平 经典与解释 能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

我最近出版的一个文集名为《拣尽寒枝》， 寒枝 是什么意思? 前记 里说得很清楚：这本文集是自己读书二十年的经验教训， 寒枝 指书本，转了那么多所谓的 领域 ，关心的问题始终没有变。现在的书名都要求有英译，我托朋友请教叶嘉莹先生怎么翻译 拣尽寒枝 ，她说没法英译，现有的英译都是不知所谓。怎么办?我忽然想起贺拉斯的一句诗，觉得很合适，就用上了，也是截的前半句，意思是：无论气候、环境如何变，性情、心没变。什么性情、什么心没变?书呆子性情没变，与中国学术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没变 在经典与解释的世界，整天与历史上的伟大心灵交往，孤寂从何说起?

至于问到我个人最得意的著作是什么?这话是问作家、文人的：你有什么 得意之作 啊?作家、文人写的东西才叫 作 ，做学问的人做的东西叫 述 、 编 、 译 、 疏 没什么好得意的。古人已经区分写文章与治经，治经是学问，写文章不是 作家随时可以到一个山间别墅去写作，做学问的可不行，因为得带上一大堆资料， 书到用时方恨少 ，你知道要带哪些呢? 搞学问把经典说的东西转述清楚，已经不容易了。要是今后搞文学了，再问这个问题不迟。

好吧，最后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对 经典与解释 计划的期待，与我十二岁搓洗被子时的期待一样。

采访手记

生平简介：

美籍华人，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昆明，后随家移居台湾。1961年毕业于东海大学中文系，196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67年）、柏克莱加州大学（1971年）、哈佛大学（1981年）。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主要著作：

《中庸：论儒家宗教性》、《仁与修身》、《儒家思想：创造性转换的自我》、《儒家伦理在今日：新加坡的挑战》、《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等十一部英文著作，十六部中文著作，论文数百篇，集成五卷本《杜维明文集》。

采访手记：

大客厅里，写小说的杜夫人像猫一样蜷在大沙发里，慵然地看电视，是为 今 。

初夏的未名湖畔，夜风习习。一灯如豆下，和杜维明在斗室里对坐清谈，一如魏晋士人风度，这是 古 。

清谈的内容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为 中 。

偶尔找不到合适的词，他会在唇间噙咂片刻，可吐出来的还是英文单词。至于接电话和此后的信件往来，则都用英语，因为 typing in Chinese is painfully slow for me ，这是 外 。

如此古今中外的交错中，焉能不恍然若梦?

但杜维明仍然是真实的。见了他，才知道什么是纯正的中国传统之谦谦君子，温温恭人。他的声音低缓沉稳，神情温柔敦厚，他接电话前先向我致歉，他送客一直送到楼下。他一直走在我后面两步，为着礼貌谦和，快到门口又赶两步到我前面，为了开门。他的举止看起来是现代英国的 绅士 ，其实是古中国的 君子 。

果然是，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他既然与康有为同乡，我忍不住称他做 南海先生 ，他只当调侃，我却含了敬意在其中。

不过，自命 自由主义者 如我辈，对现代新儒家不免怀有偏见，以为他们都属 传道士 ＋ 学者 ，对于儒教或不免于情重于理，而不能以理化情，属于佛教徒钻研佛法一路，难免有 身在此山 的偏颇和袒护。我之于传统文化，是批判多于同情，这与杜维明的立场不同。我提不出什么深入的批评，只拾了 五四 猛人们的些许牙慧，要跟老杜先生斗嘴。杜先生眉毛跳了跳，说，他继承的就是 五四 精神和传统。我横竖要持不同政见，他不恼，也不笑，一条一条地析是非，大段大段地背经文。我不免发怯，该识趣些偃旗息鼓了。不过，他说到简帛里的 仁 字，我认得写作 ，一如阿Q的圈画圆了，大得意起来。孔乙己会 茴 字的四种写法，就可以蘸了酒考小伙计，我自然又可以赖在扶手椅里，多刁钻几个关于儒学传统现代化转化和东亚经济发展的问题。

说得先生口吐莲花，听得后生如沐春风。到酣畅处，后生猛然记起此番前来的因缘，不是后学求教，不是凡夫追星，乃是记者采访。职责所在，斜横里突然冒一句： 哎呀，还是谈谈您的生活和经历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两个人都不免沮丧，真真大煞风景。我也觉出了自己的无理。对杜维明来说，除了学术研究，可能根本就没有别的生活，除了学术讨论，也没有别的语言。那么，舍了学术，要他谈什么人生经历?

我已无趣在前，而大儒杜维明，竟如数著作列表一样，认真将自家的婚姻孩子通报了一番!真真赤子所为，童真莞尔。

当然，杜维明其实是一个极有 野心 的人，他的立意，是要加入到人类知识历史和思想历史的书写者行列中去。

十有五而志于学，学出名门(1)

我的人生是从十四五岁开始的。之前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出生在战火中，1945年从昆明转到上海读小学。1949年全家到了台湾，从台北女师附小毕业后就进了台北建国中学，是台湾很好的中学。初中时，我接触了一些王阳明的诗文，也去菲律宾参加过 世界童子军大会 ，都还不算什么。

到了高中，我们有一个周文杰老师，是牟宗三的弟子。我们有四五个感兴趣的同学，跟着他读《四书》，按照朱熹提出的顺序，先学《大学》，然后《论语》、《孟子》、《中庸》，从那开始了我一生的爱好和追求。老师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我当时一接触儒学，就知道这是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我对儒学的思考和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著，而是感觉到知识的愉悦。学习的乐趣实在太大了。我觉得人一定要按照自己心灵的需求去安排人生。当时我们同读《四书》的一帮同学，后来大多都出头了，但其中有一个同学，因为父母的关系和压力，放弃了儒学，转学机械工程，现在成就也很大，可我知道他一直很不开心。

其实对我来说，诱惑和压力一直都存在。当时的台湾重理轻文非常严重，我17岁入东海大学读书，是以第一名考进外文系的，一年后，我从外文转到学中文，跟徐复观做儒学，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外文当时很好，学外文可以做新闻、外交、海关，发展很好，而学中文能干什么呢?我有个亲戚还奇怪，问我： 中文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吗?中文还要学? 1962年我去美国，当时就有个教授建议我转攻物理学，说现在你重新读本科，四年后还有发展，而学文科，十年也不能出头。对，这个危险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几乎是肯定的。可是我知道我想要做的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 幸福 的问题，比如学别的东西，我也可能出头，像那个同学那样，可是我不快乐。那些成就看在别人眼里很大，可是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没有意义。我就愿意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可能很傻，不过是我的选择，我的心所安处，我的幸福所在。我就这样一条路走下去了。

这方面，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金陵大学 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 毕业的，学的是英文和经济。母亲在金陵女大学艺术。小时候，家里有她的油画。他们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还不仅仅是关心爱护我，而是让我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他们对我的决定和选择，一直是宽容而且支持的。

后来，我因为周老师又认识了牟宗三和徐复观。他们都在东海大学，我们常常去拜访，讨论儒家儒学，也去听他们的讲座，记得是1955年暑假，我在台湾师大旁听牟宗三的 中国哲学 课。

他们让我感受到儒家的风范，就是自由平等地论学。有一次，唐君毅从香港来，我们一起去淡水河见他，我是唯一的中学生，带了他的一本《心物与人生》，请他签名，他签名时称我为 维明兄 。我当时很吃惊，唐君毅解释说，我不是他直接的学生，而是他朋友的学生，也应该称 兄 。这让我知道，学问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去，都是平等和自由的。 对比一下，冯友兰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仪式上说到，他曾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虽然没有得到，但是杜威给他写过推荐信，他几十年都感恩在心。杜威对于他和胡适来说，就是完全的师生关系，而我们所谓的师生，更多的是道友。同道中人，共同的兴趣爱好，是平等的。

还有，学习什么时候都不嫌晚，而且学术是什么人都可以接纳的。抗战前有一个逸闻，就是说，有个人小学都没有毕业，决定报考复旦大学的本科生，结果老师阅卷后对他说，你的学问已经很好了。现在我们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请你来教书好不好?

因为牟宗三和徐复观的原因，我报考了东海大学。美国在中国办了好些很好的大学，大陆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在台湾就有东海大学。当时的东海大学跟

十有五而志于学，学出名门(2)

台湾大学 也就是台湾的北京大学 相比，只是一所二流大学，不过它有它的特点，一个是实现真正的通才教育，第二是新学校，从观念到制度、校园，一切都很新，第三就是相当的国际化，外籍教师特别多。他们大多数是在国外本科毕业回来工作的，比我们也就大四五岁，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亦师亦友。东海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我是东海大学中文第三届学生，那一届一共七个学生，有十多个老师。当时整个东海大学也不过六百学生。到我们后面第四届招生时，已经有八百多人，现在有一万多人了。

大学读书是很有乐趣的。我跟牟宗三学《史记》，他教我们句读。只有两个学生，就在他家里上课，每次上课前，他总要花半个小时骂人，骂学术。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成了一师一生。牟宗三问过我，那个同学为什么不去了。我说因为他受不了老师骂人，跑了。牟宗三就说： 好，以后我不骂人了。 其实他还是喜欢骂人的。我一般是中午或者下午去，讨论一阵，吃点东西，再讨论，常常一直到深夜，真的是其乐无穷、其乐无穷。

三十而立，立于儒学

21岁大学毕业，我服了一年兵役后就去了美国。其实去美国读书本来不是我的志向，我当时就想留在台湾的研究院里。学文的，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可东海大学的校长是哈佛毕业的，他得到了一个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就一个，说是要给东海毕业的最好的学生。他问我要不要，我当然要啦。

刚出去的时候，我是有所怀疑的，不知道自己在海外研究儒学，会有什么结果。感觉是很寂寞、凄凉而且不确定的。不过，在学习过程中，我跟所有的学者接触，都是以开放的精神去面对。既不是诚惶诚恐地学习，也不是要向人家传道，传儒家之道。我们只是进行对话和交流。

我的老师别拉（Robert Bellah）教我们宗教理论，我交作业，他在后面批注说： 你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那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而已。后来，他介绍我去见艾森思达（S.N.Eisenstadt）。艾森思达是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他研究现代化理论在整个英语世界都很出色，现在已经快80岁了。我是很谦虚地去拜访他，他问我的 思想谱系是什么 ，我就开始说，说儒家思想。他有个习惯，就是顺手记小卡片，我一边说，他一边写写画画，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居然做了一摞卡片。后来，他要求我写一个备忘录，我就写了一篇《关于儒家与现代化》，他居然一直保留着，直到几十年后还跟我说起过。可见学术是没有等级的，所有做的学问都是平等的，都可以互相激发。

另外，就是从那次谈话以后，我知道了作学术是需要根基的，就是你思想的谱系和源头。西方不追溯到源头希腊不行，中国不回到传统也不行，那就是虚浮的。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东亚文明的根。我对儒学研究有了很强的信心。

无论中外，我们对儒家有很多的误解，比如重农轻商，那是法家，不是儒家。又比如，孟子曾经论述社会为什么要有 士 ，就是古代知识分子，表明他有真正的社会性和民本思想。这些都是简单批判儒家思想的人没有足够关注的。还有很多习惯性的错误概念，比如孔子其实并不是儒家的创始人，也不是儒家最高人格的代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有四个方面：个人、自然、社会和天道。身体、心知、灵觉、神明是个人的修身，还有社会性方面的。等等。

与误解同存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很不够。我曾提倡将9月28日孔子诞生日定为全球的教师节，这就是传统文化继承中浅显的一部分。儒家的核心价值概念 仁 ，郭店楚简里所有的 仁 字都写作 ，能看出在儒家中，理总是外在的，个人修养才是儒家的价值内核。钱穆晚年口授文章，说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就在于 天人合一 。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儒家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可以贡献于世界的。可是我的研究和继承还不够。我就希望自己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

到哈佛的第二年，我获得了东亚研究的硕士，1968年获历史和东亚语文的博士学位。这期间，1966年到1967年，我回台湾准备写博士论文，同时在东海大学教通识教育课 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 。这是我第一次教书，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教学工作。我在读博士期间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系教过书，是半薪半职的，毕业后才成为全职的。

五十而知天命，命在现代化(1)

这些年，我一直在从事儒家现代化的研究和推进，并试图促进超越启蒙心态的多种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

1971年，我从普林斯顿去了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历史系，从助理教授、副教授，一直做到教授，前后十年。那时我就发起了儒学研讨会，研读儒学经典，探讨其现代化的问题。在哈佛的时候也一样，我们结合日本的 汇读 （一种读书的习惯性制度，三五好友自发聚在一起，深入阅读经典并讨论。）和德国的seminar（大学的一种授课形式，自由的课堂讨论），每月一次，讨论东亚现代性问题。

我从1981年以后就一直在哈佛大学。以前在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中国历史和哲学，也在历史系和宗教研究委员会兼职。1996年以后去了燕京社，一直到现在。

我在哈佛给学生上课，讲《四书》，也是按照朱熹的顺序，从《大学》开始，最后《中庸》。每星期一次课，只有几个学生。开始我觉得有点没意思，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后来学生开始自己讨论，其中一个人质疑说，从 格物、致知 怎么能进入到 诚意、正心 呢?格物、致知属于知识，诚意、正心是美德，道德方面的。又有一个学生反驳说，知识可以带来美德，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我突然发现，这就是当年理学和心学、朱熹和陆九渊争论的问题。一下子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所以我说，我对我们青年的文化担当还是乐观的，他们中间有很好的学生，他们是希望。还比如，我学术休假期间到北大，他们想要我开一门介绍西方汉学的课，我觉得没意思，后来决定开讲 儒家哲学 。据说从上世纪20年代梁漱溟开了这门课以后，中国再没有人开过。这课我上得很高兴，后来在台大、香港和法国也讲过。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么些年中国的变化。1985年我在北大讲儒学，别人看我都怪怪的，好像你很腐朽，是 五四 要批判和扫荡的人，学生也没几个感兴趣的，现在情况明显不同了，大陆现在还 国学复兴 了。

五四 以来，中国是有一个反传统文化的思潮，现在成了新的现代传统了。他们怕我对儒教中国或封建传统的阴暗面注意不够，怕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没有发挥，阴暗面的影响却很大。这个忧虑是有道理的，

复兴儒学这个工作的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传统的下意识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走后门、领袖崇拜、专制、轻蔑民众、官商勾结、没有透明度和公信度、狭隘的种族主义 很多很多。但是对于儒学，要是把仁义礼智信这种真正核心的价值和人文精神都归为封建遗毒遗弃，那是把小孩和水一起丢掉了。

也有人批评我有文化决定论倾向，也有人讨论儒家伦理是否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有一段时间，韦伯的思想，就是他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我影响很大，但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深层地影响利益走向，而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相悖。日本是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却西化很成功，好像是一个特例，但是日本学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反对日本特殊论，果然，后来亚洲的 四小龙 就都出来了。

你刚才提到我对儒家文化的感情问题。我确实认为 五四 对传统文化的摧残是很厉害的，但这不是我感情的问题，而是过于粗暴地对待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不行的。其实，如果说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话，我可能恰恰是最能做批判的人，因为我知道儒家最深的阴暗面。比如等级观念、男性中心的思想等等，还有特权思想在权威政治中带来的专制之类的问题。但是一切都要区别对待，儒家中的 三纲 是有问题的，但 五伦 、 五常 就没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从1982年开始，大概有五到七年的时间，我在新加坡的 东亚哲学研究所 ，希望把它建设成为海外研究儒学的基地。当时余英时和我是研究所的海外顾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研究所改名为 东亚哲学经济研究所 ，侧重经济研究了，我就慢慢退出了。

新加坡充分

五十而知天命，命在现代化(2)

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但在政治上体现出儒家的权威意识。而我对这一点并不接受，对权威政治的认同是儒学的消极性。但批判这一点的同时，也要看到儒家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关心政治、参与社会，以天下为己任。儒家强调忧患意识，concerned consciousness，孟子说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这些都是好东西。

1997年的金融风暴，东亚受创很厉害，当时就有人说是儒家文化的祸害。可是大家也要看到，在金融风暴中，韩国表现出来的那种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精神，就是儒家精神的一部分，是积极健康的，具有现代价值。

儒家一直有现代转化的问题，从曲阜到中原，再到东亚，现在是第三期发展。它已经过了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儒家不仅可以现代化以贡献于世界，而且对西方启蒙发展出来的强势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也可以调动儒家的思想资源。

而今从心所欲不逾矩，欲在原创著述

我真正关心的核心，还不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之类的问题，而是有人质疑，说20世纪、21世纪极有原创性的思想不可能从儒家思想里开出来，我就是要证伪这一点，要做原创性的工作。

这些年我也获得过一些荣誉，比如东海大学的荣誉博士。东海大学在历史上只授予过两个荣誉博士，贝聿铭和我。其实东海在政治上出过很多人，都没有获得这一荣誉。授予贝聿铭，是因为学校是他设计的，他并没有在东海读过书。而我是东海的学生。对，我还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获得过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你知道的情况还不少（笑）。

不过所有这些都不那么重要，我的自我期许，还不是职业化的学者或哲学家，而是做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我觉得人生如果说30岁开始读书，40岁升华，50岁思考，那么60岁就可以写书了。我现在66岁，可以写一点东西了，可以开始创建体系和思想了。掘井现在要及泉了。

当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挑战，我知道我能做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我不做，以后也会有人做，可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现在我还在各地不断地跑，不断地讲学，但对于我自己来说，写点东西是重要的。到时候了，是到写的时候了

采访手记

生平简介：

1923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初中毕业后走向社会，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9年后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文学》总编。

主要作品：戏剧集《布谷》，成名作《台湾姑娘》，小说集有《春雷》、《飞筐》、《山里红》、《石火》、《满城飞花》等，代表作《矮凳桥风情》等，文论集《小说说小》等。

采访手记：

林斤澜说话，一句是一句。问他，据说您 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 ，刘心武也说，称您为美男，实不过誉?他哈哈笑，说，嗯，温州出来的文人长得都不错，禁看。

再问，有人说您世事洞明，往好里说是机智，往坏里说，是世故?他还是哈哈笑，说，嗯，世故也是涵养。

最后吹捧他，说，您信佛，都说您和汪曾祺是一佛一道?林斤澜笑得更哈哈了，说，这个就不对了，佛讲的是无欲，对世界无所求，可我有所求的。求什么?求名利，求世俗。

这么个可爱的老头儿，平白如水，说话干脆利落，回答问题、处理事情，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他的小说，怎么就那么九曲回肠，让很多人看不懂呢?

一生一事，一个人(1)

我父亲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办学校，小学。我的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写小说，短篇。

父亲林丙坤主张教育救国，1914年创办了沧河小学，学校现在还在温州。我小时候，他尽忙着学校的事，外面的事，社会的事，没空，根本不管我。他有十个孩子，四男六女，管也管不过来。

我是1923年出生的，日子是农历四月十七。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到老了才知道，那一天的阳历是6月1日，儿童节。嗬!奇怪的是，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是8月25日，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我也不知道。也想过去派出所更正，可户籍警跟我说，这个改起来太麻烦， 你就凑合着用吧 ，所以我就一直凑合着。

我的名字说起来也很啰唆。本来叫林庆澜，后来改名林斤澜。可老伴一辈子都叫我 阿杰 ，是因为小时候外祖父喜欢我，给我改名鲁林杰，跟他姓。小时候父亲不是不管嘛，我就长期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教私塾的，每星期给我讲一篇《古文观止》，都要求背。也讲传统小说，《三国》、《水浒》、《红楼》什么的，讲完了再要我讲。还规定我必须每天写篇日记，好在我从小喜欢作文，也不觉得苦。

外公是很开明的人，他的三个女儿都放了足，都送去读书，我初中毕业要去闹革命，家里有意见，最后还是外公点了头才算数。

我1929年进的小学，就是父亲办的海坦镇沧河小学。然后读中学，温州中学。那时候就对两件事感兴趣，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革命。

初中刚读半年，1935年 一二·九 运动来了，影响到温州，我们也游行，好多学生，还准备一起去拆日本人开的一家 东洋堂 杂货铺，喊着口号走到半路，被警察截住了，没砸成。但热情是高涨的。

其实我读书时是好学生，听话，成绩也好。中学时，我们有个 厨房会 ，说起来很好玩，就是一干同学，下课后溜到厨房大师傅的宿舍里去，那里有茶、有烟，厨房后墙上还有个洞，平时用竹筒堵上，听到外面卖馄饨、卖鱼丸面的敲梆子声，食物和钱就从洞里出入，不必跑出学校院子去。

当然，厨房会主要还是读书，读得多的是文学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都看，来者不拒。我订了很多进步文艺杂志，《中流》、《译文》，知道了鲁迅、茅盾，也读救亡刊物《大众生活》、《世界知识》，也算禁书，都藏在厨房师傅床铺的褥子下。

厨房会的创办者是赵瑞蕻，杨宪益的妹夫。后来由马骅接管。我是年龄小的，跟在他们后面跑。后来，厨房会发展成正式的读书会，叫 野火读书会 ，高中部的同学也参与进来搞，那时候我已经快毕业离开了。

十四岁那年初中毕业，赶上卢沟桥事变。我们那个热血啊，没心思读书了，要抗日!还记得毕业考试，考数学，一交完卷，我就把钢笔当投标，射出去，钉到了黑板上。老师同学都很惊怪，我平时很规矩的，听话，是优秀学生，今天怎么一反常态，狂态毕现?疯了!

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地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我可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选择共产党，倒不是别的，只因为国民党实在太腐败。

我们成立了 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 ，在墙头刷漫画和口号。有战时青年服务团读书室，我把自己订的进步刊物都捐了。又有 前哨剧团 ，我在里面演戏，演过很多角色，大多是小生类的，年轻的，比如曹禺的《雷雨》，我演周萍。演戏的时候我认识了谷叶。她那时叫谷玉叶，我们都是演员，十多岁就在一起演戏。

再后来，觉得这是小打小闹，不够，不过瘾。那一年冬天，我们几十个人，男男女女的，坐着小火轮，到了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校长是粟裕。学校里面也有派系斗争，两个负责人都喜欢同一个女孩子，争风吃醋得厉害，本来与我无关，到底殃及池鱼。

从干部学校出来，就去了温台山区，在温州和台州交界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明里教书，暗地里搞地下活动，联络员。那真是脑袋拎在手里过活的日子。

一生一事，一个人(2)

这样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年，1940年秋，我十七岁，想要去延安。组织上安排了路线，第二年到了重庆，到一家书店去接头，向店员说了暗语，他竟然呵斥我， 去去去，我们忙着呢! 搞得我莫名其妙。其实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出问题，第二年就皖南事变了。

失去了组织联系，我在重庆晃荡，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去新疆读书。其实新疆主席盛世才也就是地头蛇，一方霸王，不过表现得又文明又进步。我就给茅盾写了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茅盾当时在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是新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和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我想投奔他，可是他回信来说，要我别去新疆了，就近入读。我当然不知道，那时他和盛世才已经不太好相处了，过不多久，他自己就离开新疆、去了延安。

有时候，一个小细节就可以决定人生、改变人生，这封信对我的人生起了关键作用。我就进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学校有社会艺术教育和电化教育两个专科，老师还是很厉害的，朱自清、梁实秋等，一流吧。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1946年，我读了三年书，毕业了，也想家了。从重庆回到温州，找家人。我们家已经搬走了，因为1942年温州沦陷，父亲带着家小到乡下避难，最主要的还因为他是 温州教育三巨头 ，怕伪政权要利用他，任命什么职务。他当然是不合作的，但还好，伪政权对他这样办教育的，也没怎么为难。不过这到后来却成了罪名。1953年肃反，父亲被揪出来批判，骂他是 三红人物 ，就是在国民党、伪政权、共产党时期都风光。父亲是有气性的人，受不了这个侮辱，回家后爬进了自家的大水缸，院里搁个水缸，高不过肩，防火用的，他就把自己生生溺死在里头。

找家人，还要找谷叶。她当时正在温州联合中学（现在的温州二中）教务处工作。她跟我是同乡、同庚、在前哨剧社是同台演出的 同事 、在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是同学，没有理由不结婚的。那年冬天，我们就结了婚。我一生只做一件事，写短篇，一生也只有这一个女人。

结婚后，我就离开了温州，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79年才重回家乡。其实我是很有家乡情结的。先只身去台湾，决定那边还不错，再写信叫她过去。她就去了，在台中中学教音乐。她很有天赋，后来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在台湾，我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惊险，是凶险。我那时表面的身份是彰化职工职业学校的老师。在1947年的 二·二八 运动中，我被捕了，是被人供出来的。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其间眼看着很多人被枪毙，我也总被他们威胁要送到火烧岛去，那是个荒岛，去了铁定是个死。几乎都绝望等死的时候，又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是他们搞错了，供我出来的那个人家里有钱，保他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捎上了我。刚放我出来，他们就发现错了，又派人四处搜捕。那时我正躲在一艘煤船的暗仓里，要是重新被捕，估计就交代了。还好，最后让我逃回上海了。那一次命悬一线，终生难忘。

两个布谷，两重天(1)

到上海，已经快解放了。1949年成立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据说是为了培养干部的。我进去了，还当了学生会主席。在新专，我有个同学是林昭。林昭是叛逆的女性，我给她的毕业留言你肯定猜不到，是 生不逢辰 四个字，她在校大概是年纪最小的，表现得性格很突出。

过了一年，苏南新专停办，我到了北京，进了人艺。我在重庆的国立社会教育学校不是有了文学理想吗，现在就开始写剧本了。

写了一个四幕剧《布谷》，还写了四个独幕剧，1957年结集出版，书名就是《布谷》。是我的第一本剧本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定价四角五分，印了3200本。当然很高兴，就是这一年，我的独生女出世了，起名叫 布谷 ，两个布谷，两大丰收。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发现，自己不适合写剧本，写的剧本也没人演。一是因为剧本要生生死死，很多情节、故事，悲欢离合，跟我的性情不合适。另外，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不合适，要跟形势走，能应景，这个我做不好。

所以后来我就转写小说了。随后调到北京文联创作组，成了专业作家。写小说，而且专写短篇。写短篇有个好处，可以避开路线问题。长篇就不行，长篇必须要写时代，要有中心思想，要写成史诗。孙犁上世纪50年代写《铁木前传》，主人公不是革命战士，生活作风还不好，就说他偏离了路线斗争，批斗很厉害，身体都搞坏了。可流行的 文学加革命 ，我又写不来。短篇小，不显眼，可以偷生，不至于成大毒草。

建国后运动多，一个接一个，我那时算青年作家，凡有运动就要下去。作家是螺丝钉嘛，让拧到哪儿就是哪儿，说是体验生活，如何布置主题思想，让写命题小说。我跑过很多地方，1951参加中央土改团到湖南，后来又在石景山待了几年。插队去的平谷县。反右后带户口下放到门头沟，那儿真穷真偏僻，把人饿死了。我身体一向壮实的，1960年回来，查出了心肌梗塞。

来来回回中，我还是坚持写，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台湾姑娘》，从那以后，我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算是比较密集的，比较破例。1962年一年当中，北京市文联还连续三次召开了 林斤澜作品座谈会 ，也是很破例的。算一个创作的高峰吧。

不过好日子也不长。1964年，《文艺报》发表了近两万字的文章，评我的作品，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中心思想是批评我太注重艺术。这个罪名是很重的，沈从文宣称 我的神庙里供的是人性 ，胡风说 政治也在生活中 ，他们的处境，大家都知道的。咳， 文学 不应该注重 艺术 。在当时，重艺术就是罪过，表示淡化政治。要求的是政治第一，文艺第二，其实是政治唯一。

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说起来，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拆开了就是 个个留一手 。从那次评论文章出来后，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 序 ，也没有 后记 ，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当然，也有惊险。一次是1957年，有一次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四个人在一起聊天，说现在的文艺界没有特点，他们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决定创办一个同仁刊物《探求者》，还在酝酿中，反右开始了。《探求者》撞个正着，一下子成了 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反党集团 ，康生亲自负责抓。我和他们是朋友，北京文联秘书长田家乘机成立 林斤澜专案组 ，但没有材料，躲过去了。我倒不怪田家，他后来文革中在西北被整得很惨，死去活来的，死在那里。

再一次，是1961年我们几个人一起被派去西双版纳采风，到了文革，同行的一个人出来揭发我，说我当年准备经云南叛逃出国。这事审查再三，也没有材料，又躲过去了。

两个布谷，两重天(2)

还有人揭发我以前是三青团，结果我被军宣队从牛棚里揪出来，前后审讯了三次，最后也不了了之。

文革中我也挨过批斗，老舍当然是首当其冲，我敬陪末座。批斗时我只做到一点：没有表情。我也坐过 喷气式飞机 。扭着胳膊，弯着腰，很痛。扭我的是个工人作家，我疼得太厉害了，扭头过去看看他。他对我一笑，意思是，哎呀，总要意思意思嘛。我也不怪这人，他思想极左，为人极好。

文革中，北京文联解散了，我先被安排到一家电影院当领座员。本来也可以是美差，可当时的电影实在太难看了。后来又让我到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书还没你家的多呢。我就称病赋闲在家，到后来日子还是滋润和逍遥的，一家三口，自由自在。

有一次我去买扒鸡，交完钱，售货员突然高亢地说： 翻身不忘共产党! 我反应不过来呀，售货员马上露出鄙夷的神情，我明白了，马上大声答： 吃鸡不忘毛主席。 嗯，过关了。说起来像笑话，却是千真万确的。

清平老者，老当益壮

文革之后，又迎来春天了，多多地写小说，又出了一批东西。写中篇《竹》时女儿正准备高考，当然要全力保证她，家里唯一的一张办公桌给她用，我就盘腿坐地上，有时屁股下垫个小板凳，以椅当桌，孙子狗蛋还不时来骚扰，但还是写，写得很多。

1981年，我终于得了个奖。写了个 矮凳桥 系列小说，有的人说读不懂，还举例， 骂你的嘴里有我的嘴，打你的手里有我的手 。这有什么读不懂的，真是。我的书就是没有汪曾祺的卖得好。我跟汪曾祺人也不同，他是名士，我有社会使命感。不过我的脾气比较好，改革开放初期，我请了好几拨有过节、有隔阂的作家到家里赴 团结宴 ，做和事佬。

1986年，让我接任杨沫担当《北京文学》的主编，那时的同事有年轻的李陀、编辑部副主任傅用霖，刘恒还是普通编辑。那段时间我只提 双百 ，不提 两为 ，麻烦是有的，审查总是很严，我们有一期发了米兰·昆德拉，上头找去了，质问，为什么不发小说?就这样。但我们还是发了些好文章，团结培养了一些人。我不怕，不当这个主编，我还能当作家。我们的氛围也很好，副主编陈世崇连我的稿子也退，我觉得很正常。

个人生活没什么好说的，我是出了名的能睡能吃，能吃能睡不干活，活得逍遥自在。有一次，中国派作家代表团出访非洲，让我当团长，在埃塞俄比亚吃饭的时候，对方陪吃的作家不停地问我这个问我那个，我忙着回答应付，每顿饭都吃不饱。从那以后，我可有了经验了，出访坚决不当团长，这样才能吃好玩好。

以前每天都喝酒，酒量还很大。高晓声、陆文夫、汪曾祺和我号称是 文坛酒中四仙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老了老了，不喝酒、不谈情、不出游，唉，少了好多乐趣。

我还收藏酒瓶，我也喜欢跳舞，跳得还不错。不过我有恐高症，不喜欢坐飞机。我还信佛教。2003年召开了 世界温州人大会 ，非让我去，他们发言，我就跟灵隐寺九十高龄的方丈木鱼偷偷地聊佛经，后来聊累了，我俩就一起趴主席台上睡着了。

采访手记

生平简介：

1921年出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直至1946年研究生毕业。曾在国家图书馆和陕西师大工作，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历史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1986年调任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要著译作：

《中国思想发展史》及其英文版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历史与历史学》、《近代西方思想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论文集《历史性批判散论》。参编《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等。重要译作有《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历史理性批判》、《思想录》、《法国革命论》等。

采访手记：

何兆武的家很简朴，进门都不要换鞋。客厅、书房兼卧室里，只有一把藤椅，我坐了，他就只能坐床上。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始终坐得极端正，因为我若前仰，会撞到何老先生的头，我若后合，又会碰倒他的书。

但何先生家里的一切都极干净而整齐，每一样东西都放得规规矩矩，没有一张纸是卷边的。老照片和资料都用密封塑料袋装着，上面作了文字标注。

如此简陋而谨严的生活，让我心疼。

何兆武八十大寿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打算祝贺一下，他极力辞谢，祝寿活动终于改成了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可开会那天，他竟临阵脱逃，人间蒸发。谁也想不到去清华图书馆逮他，他得以偷得浮生一日闲，看了一天的闲书。

当我问到这件事时，他平静地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我够不上。我是废品，我们是报废的一代。 一个在当今史学理论界可持牛耳的耄耋老者自称废品，我听着不觉痴了。如此荒唐话，个中的辛酸，谁又能解其中味?

童年：政局流转中的少年

我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很模糊，好像上小学后就没见过他了。他在清末受的是新式教育，不上私塾、读经子，念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实业学堂。毕业那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成立了国民政府。他应邀去南京工作，后来随政府迁到北京，我就是在北京出生的。

我读小学时比较淘气，喜欢看小说杂书，还参加过童子军，后来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也关心时事政治，看一些时政杂志。

1937年升高中那一年，抗战爆发了，我们全家回到湖南老家，当时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央大学附中在长沙，我在那里读了两年，高三跟着学校转到贵阳。战争中物价飞涨，开始饿肚子了，学校吃饭不要钱，可要抢到够吃却不容易，抢饭吃要手脚快、力气大，动作慢一点，饭就没了。我总是抢不过人家。一年后，我考上了西南联大。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高中毕业填志愿时，有个同学对我说： 我这样读书不行的只好读文科了，你们成绩好的当然读理工科了。 当时就是这样的意识，没用的人才学文科的。

我也准备学工。因为当时读了一本丰子恺写的书《西洋建筑讲话》，很喜欢，就决定学建筑，其实也是很盲目的。现在想起来，幸好我没学建筑，否则我盖出的房子塌了，会压死人的。

中学生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所以现在的中学教育分科太早不好，像我们那时候，大人也不给什么指点的，就是给你足够的自由，什么都开放，文理法工随便你自己看，自己喜欢，这样在广博的基础上，慢慢的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可以自然发展了。

我的大学：永远的西南联大

我跟西南联大的关系，这么说吧，我就生活在联大的圈子里，我的同学、亲戚、最好的朋友，都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家四个孩子，我，两个姐姐分别学化学和经济，一个妹妹学中文，联大的。姐夫和妹夫、我老伴，也都是联大的。

我曾跟人说，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读本科和研究生，从18岁到25岁，也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其实那时从物质上来说，是最苦的一段时间，常常饿肚子，而且还要跑空袭，警报一响就往最近的防空洞跑。可就是这样，还觉得非常美好，是因为自由。生活自由，思想也自由。这也是当时的具体环境决定的，云南的地方势力和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有矛盾，党化没有深入到高校。

在西南联大读书，在云南街上的茶馆里论学，这些美好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生活很简单，没有娱乐，就是学习、清谈。老师和学生之间很平等，既是学问上、人格上的平等，也有共赴国难的意思。还有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思想的开放和自由。我总觉得，人就应该给他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人权，根本的人权。

我在清华大学前后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工程和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和外语，不过一样都没学好。第一年读工科，目的是为了以后学建筑。我们一年级不分具体专业，学的是工科的公共必修课，微积分、物理，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就是要画画，我最不擅长了。慢慢地就觉得很苦，没兴趣了，觉得还是文科比较性灵，后来改学了历史。那时候转系很简单，只要学分修够了，随便转。

其实读历史也是糊涂选择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学的时候感觉很幸福，很喜欢。大四开始，我在中学兼职。大家都很穷，日子很苦，能在外面赚点钱生活就改善了。当时昆明的几十所中学基本上都被联大学生和老师包了，朱自清在联大是我老师，在外头成了 同事 ，教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年级的语文，我们各教一班。还有的学生到外地去教书，考试时才回来，学校也不管。

毕业后我接着上研究生，学的是哲学。研究生兼课的工资又高些，生活还不坏。谁知刚读了半年，我生病了，肺病，吐血吐得很厉害。当时也有点害怕。我们有些同学就是这样死了的，都是成绩很好，很有才华的，很可惜，但也没办法。当时生活条件差，没病不预防，病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病的，也不治，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死了，完全是自生自灭，自然淘汰。

我病休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外文系学西洋文学了。法语、德语，都是那时候学的。后来还搞了一点翻译，像我这样没有在海外留过学的人做翻译是很少的。我没读到毕业，研究生最后一年，课上完了，但论文还没写，正赶上 一二·一 学生民主运动，西南联大又说要北上回去了，要分家了，形势很乱，大家也都没心思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母亲在台湾病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去台湾接收政权，姐夫在教育厅工作，便过去了，姐姐跟着到台湾女子师范学校和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母亲跟他们一起。姐姐说母亲的病很严重，当时的意思是要赶去见最后一面。1946年深秋，我离开云南清华，去了台湾。

在人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1)

后来母亲的病好了，可是解放战争开始了，兵荒马乱的，我就滞留在台湾，在台湾一所极好的中学建国中学教书。教了两三个月，又吐血了。

在台湾的日子总的来说心情很不好。一个是台湾的天气又热又潮，我不习惯，另外又没有熟人，语言不通。最苦恼的是，我发现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当然难免要讨价还价，想不到他说： 你不要还价了，这可不是在你们中国。 我非常震惊。台湾被日本控制了五十一年，他们的皇民教育太深了。我对此估计不足，离心离德的，感觉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挨到1947年春天，形势稍微好一点了，我的病也稳定了，就离开了台湾。之后我便与姐姐一家断绝了往来，幸亏断绝了，否则以后我还不是现成的里通外国的间谍?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去年我去美国，我们见了面，我回国一个月，她就去世了。

离开台湾后我首先回了岳阳老家，我另一个姐夫是湖南省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就在那里教了一年书。我前后教过五六个中学，文科类的几乎都教过，语文、外语、历史、地理。

湖南和平解放后，1950年，当时有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因为面临全国解放，缺少干部，招些中学生去学习三个月，就派出去代表共产党接收政权了。我想对新的政府有所了解，以便适应新社会，就去学习了半年，学马列理论，党的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我愿意去北图的初衷，是在那里可以看很多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根本没法静下来看书，整天是运动，运动。在 三反 中我还被记过了，还有个人被开除了，很奇怪。因为 三反 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当官的才有可能的，我没官没职的，怎么也触上了 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道路 ?反正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说话做事要掌握分寸。

在北图待得不如意，我就想到学校去。1952年院系大调整，西安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分出去师范学院了，就是现在的陕西师大，我就去工作了四年，但不是很舒畅，环境不适应。

1956年，我遇到了一次机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副所长，搞《中国思想通史》，我也参与撰稿。郭沫若是院长兼所长，本来要请陈寅恪的，可他在上海不肯来。

我是50年代在北京结的婚，对象是外文系的老同学曹美英，我开玩笑总叫她 帝国主义 ，她年纪还比我大。

我是1956年底调来的，可是来了就不务正业。一来就赶上大鸣大放、1957年夏天的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最后是文革，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运动。历史所的不研究历史，就是不务正业，当时所有的人都在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我在社科院三十年，真正搞业务的时间不到三年。当时我们都干了什么?查什么地震资料，编这里那里的地方志，还有就是干粗活，体力劳动。西直门的城墙就是我们历史所的人拆的，很可惜，八百年的帝都没有保留下来。香港到处是高楼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以前是荒岛。巴黎、维也纳就不行，他们的古堡、凡尔赛宫都保留得很好。

如果说跟业务相关的活，就是给你一个论点，一个结论，你从史实中找点儿能证明的例子。这不是研究，而是宣传工作。正常科研的结论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但当时的情形是相反的。研究也不强调个人兴趣，只讲集体需要，要服从安排，满足组织的需要。那时候没办法。这样干扰学术的正常发展不好。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现在的学术界也有问题。我曾跟北大一个中年教师说，他们赶上好时候了，没有政治上的强制任务，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自己的事。结果他说，不行啊，他们也安不下心来做学问，因为 心理不平衡 。

在人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2)

1971年，我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 ，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有两条，其中之一是 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 。怎么恶意攻击了呢?就是那时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就说，她总是抛头露面的，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还有一个罪状，说起来是个笑话。50年代，罗素在西方宣传和平运动，就是反美国霸权。所以我们很喜欢，邀请他来中国，他也答应了。可他九十多岁了，身体不行了，没来成，只是把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送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书交给下面的人，要他们翻译出来。那时的出版社出什么类的书，规定很严格的，所有的外文翻译都是商务的事。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因为跟我合作过，又交给我，任务就是这样一层层派下去的。

我译了前面一部分，后面的也懒得搞了，就搁下了。这事儿到了文革，毛泽东思想工宣队，按说当然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可他们说罗素是资产阶级，我翻译他的书就是 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招魂 。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商务别说不敢翻译，也拿不到那个原版书啊。这不成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吗?

另外还有些小的罪状，比如我们以前中午都不回家，在单位吃饭。可食堂人太多，排队要二十多分钟，我为了省事，就自己带饭。可是带饭菜吧，凉了不好吃，所以我就带面包。其实我也不喜欢吃面包，但面包可以凉着吃。这就成了 崇洋媚外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布什父子俩来中国的时候，我们电视台报道说，他们很喜欢吃中国菜，那这对美国总统岂不是崇华媚夏?他们那时候有特殊的思路，和正常的不一样。没法说的。

我是1968年被揪出来的。不过我运气好，当时批斗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冲击不大。侯外庐就不行了，他是早一批被揪的，他压力大，瘫痪了。而且那一次的重点是抓 五·一六 反革命阴谋集团，我是 单干户 ，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对我比较松，没有关起来，而是派我负责送饭，还是有一点自由的。哈哈。

老者的人生感慨

1985年清华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我愿意回母校，就调来了，每年上一门课，1991年离休后又返聘了几年。

我有个看法，就是在治学方面，过去有一个缺点，不准发表不同的意见，搞一言堂。这不对，学术就必然有不同的见解。我来清华后，期末考试，教务处要我出题，我出了，他们又要我提供一份标准答案。我说没有，学生怎么发挥都行。他们说不行，必须有。我只好写了一个给他们，这是体制的问题，他们也没办法。其实以我为标准，是很荒唐了，这样学生就没有创造性了。

现在我的身体还可以，做过一个心脏病的小手术，就在我做手术的那一天，我的妻子去世了。这也许是解脱，她得了十年的老年痴呆症，不认得我。我以前还每天出去散散步，去年年底摔了一跤，骨折了。现在就不怎么出门了。

每天呢也还是看点书，好些杂志都给我寄，我也就翻翻，看着玩，是游戏。《读书》、《万象》、《博览群书》、《书城》等等。读书现在不如从前了，不如沈昌文那时候，现在太专了，我能看的只有一两篇，我觉得它定位不对，其实真正专业的文章人家又不在《读书》上发。《万象》的定位好像也有点偏，旧上海滩的太多了。今年我还给《万象》写过一两篇稿子，9期有一篇《有关张荫麟及其他》。还有别人送给我的书，我多少要翻一下的，就像我桌上的这个，《从历史看管理》。

我也会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看，主要是关于文革的书，各种回忆文章。当然不是研究，算是猎奇吧，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文革，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就想了解一些真相。但现在正面研究的很少，我就看一点港台版的，包括一些地下流传的书，我也好奇翻翻。比如最近看到香港一本讲林彪的。当年《毛泽东选集》的再版前言就是林彪写的，我们都能背，每天早上都要背一遍的。有一天早上背了，上午突然通知到大食堂开会，军宣队的人上来就说 林贼叛国 。变化很快，当然我们也不意外，因为类似这样一夜之间从天掉到地的变化太多了，陈伯达、刘少奇、戚本禹，都是，所以不吃惊。可到了现在，我就想知道一点真相。猎奇而已。今年我印象最深的书，是章怡和在香港出版的《最后的贵族》，写得不错。周一良的书我也看过，还有些看法的。

我对现在的书最大的印象是，错字太多了，印得都那么漂亮，却错字。以前商务印书馆的书，没几个错字的，现在不同了。我的《上学记》错字就很多，每次别人找我要，我都要把错字都改了再送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现在校对工资不高，工作就没那么认真了?很可惜。

还有一个可惜：现在的旧书店少了。以前北京有很多旧书店，去逛逛，发现一本老书，真是大乐趣。现在都卖新书了。我家离万圣书店不远，有时我会走过去看看书，还不错。但我买的不多，没地方放，家里的书还要清理了卖呢，没办法。

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我的书，有精力的时候就清一清，卖掉，值得留的以后送给学校。研究嘛，还写点小打小闹的小文章，大东西是做不了了。正经的书我是不能看了的。我是搞思想史研究的，但现在不看正经的思想史了，更谈不上研究。这么多年，我没有成就，或许做了一点工作，大部分是任务，也有少数是自己感兴趣的，但谈不上成就。

人啊，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那十年，是思想定型的时候，以后可以有技术性的改变，但基本方向不会变了。语言习惯也是这样的。四五十岁以后就只能吃老本了，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和发展了。艺术更早些，十几岁就定了，有多大能耐都使到头了。

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人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报废了。

采访手记

生平简介：

1916年生，山东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留北大哲学系任教。1964年筹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1987年至200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主要著作：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等。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卷）等。

采访手记：

在秘书的办公室稍坐，便见一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来，他摘下帽子，极有分寸地礼貌微笑，透着不怒自威的庄严，这就是任先生。

任先生是忙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三次起身，到里间接电话；

任先生也是庄重的，西装笔挺，每次重新坐下时，都要一整衣冠；

任先生还是严谨的，美编一架上摄像机，他马上正对了镜头端坐，采访中，他时时注意采访机的位置；

任先生更是谨慎的，他惠赠我书，我自然请他签名，他问清楚我的名字，写上了，却坚持不签自己的名字；

但任先生偶尔也能流露出，他是性情的，说到军阀韩复榘的笑话、说到研究生培养的黑色幽默、炫耀自己的医术时，他兀自嘿嘿地，边说边笑，自逗自乐。

十点半，非常准时的，下一个来访者出现在门口。任先生干练而果断地跟我们道别，临了不忘吩咐一句： 写好后给我看一下。 果然是对自己公众形象负责到一丝不苟的学人大家风范。

青少年时期埋下哲学的种子(1)

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只是比较动荡，部队总在转战，家属得跟着军队走，所以我的小学换了很多，直到九岁在济南 省立第一模范小学 读书，以后才稳定下来。受的教育就比较杂，总的来说是中西合璧 既读《龙文鞭影》等蒙书和四书，学写文言文，也学科学、音乐和体育。经过小学教育后，读古文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在课上传授一些性知识，比如结婚以后要有所节制，要保养身体。这些我们当时似懂非懂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教育观念还是很先进的。除了上学，我额外读的书好像不多，倒是玩得比较多。我的成绩还可以，学习没有感觉到压力。在小学的时候，我开始养成思考的习惯。那时候我喜欢自己琢磨一些事情，比如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各种事物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中等偏上，不是最好的。我强调不是最好有这样一层意思，现在很多成功的人，把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好像完全是自己刻苦努力出来的，其实自学成才也需要环境，机会也有关系，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把自己看得太高，这是不对的。

我读的高中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这个学校只办了四年就关了，却是非常好的学校。教师很好，很多都是北大毕业的，其中一个教 党义课 的老师鲁涤平，把课堂当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上课喜欢用 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 开头，专门攻击 三民主义 。

通过他们，我知道了引领思想界的那些大家：梁启超、胡适、鲁迅，并且开始读他们的书。那几年我读了很多课外书，有的是老师指定的课外阅读资料，有的是自己找到的。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读书初期，老师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完全凭兴趣读怎么读得过来?好老师能把你引向好书。我对哲学史感兴趣，就是因为国文老师提到了学术界关于老子生活年代的争论，我就搜索不同学者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很有收获。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的哲学系。高中毕业后就顺利考取了。北大哲学系是我的最高理想。我从小就喜欢刨根问底，很自然地就喜欢哲学，哲学就是要追问个为什么，思考根本性的大问题，比如，人活着干什么?为了找工作混口饭吃?为了成个家?这样的目的太小了，我觉得不够。

学哲学不好找工作，当时我倒没有想这么多，充满浪漫主义空想。喜欢就喜欢，不多想别的。年轻人还是需要些浪漫主义，太实际了、急功近利不好。不过作哲学真的不容易，当时一同入学的十几个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做哲学的只有三个，一个留学美国，一个在人大，都去世了，就剩下我一个。胡绳跟我同一年考上了北大，他不喜欢唯心论，不喜欢西方哲学，上了一年就参加革命去了。他中学底子打得好，是苏州中学毕业的。以前的中学了不得，叶圣陶、鲁迅都教过中学的。高中生出来，就有相当功底。跟现在是两回事。

到北大以后，我读书就比较专了。我刚考进去时，北大还在沙滩。图书馆设在一个叫宋公府的四合院里，馆里藏书很多，书的质量也很高。《四部丛刊》、《诸子集成》、《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六史》、《册府元龟》这些工具书和丛书不用说，《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也有。当时的馆长是毛子水，他留学虽然是学科学的，却精通文史，对古籍鉴定非常精通，买进了很多善本古籍。

图书馆是全天候全方面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任何一个阅览室随便看书，不一定要是北大的学生。只有进书库才需要借书证或学生证。无论中外文阅览室都是开架的，书架旁边就是桌椅，看书很方便。我有时候去看一整天的书，中午出去吃饭，书和包就摊在桌上，回来再接着看。在全开放的情况下，图书馆也从来没有听说丢过书。那时候的经历让我形成了一个观念：图书馆里的书，不是为了收藏的，是为了给人看的。收得很好，不让人看，要书做什

青少年时期埋下哲学的种子(2)

么?

北大图书馆的环境也不错，四合院里有很多古树，幽深肃静，非常适合读书。但冬天馆里很冷，简直坐不住。两年后，新图书馆盖好了，用的是钢筋门窗，在当时是最时兴的，就没有那种冷得让人受不了的痛苦了。

那时候我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既是我的专业，也是自己爱好所在。读书的时候会感觉生命非常充实。我还喜欢进书库去看书，不一定有太明确的目标，碰到什么书都翻一翻，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发现重要或感兴趣的问题，再通过图书索引卡片去找相关的书，借出来集中地看。这样能做到在驳杂的基础上精专。

北大整个读书期间一直受日本干扰。上着课就有挂太阳旗的飞机在半空转，声音很大，老师就停一下，等噪音过去了再接着讲。抗日的情绪就是这样被日本培养出来的。我们从中学开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就是日本占领了中国，我们一定要报仇。

到了大三，打起来了，七七事变，北京被占领。我们当时放假在家里，报上广告说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南迁，连名字都没取，就叫 临时大学 ，要学生开学时到长沙去报道，我就从山东直接去长沙。10月才开学，人到不齐。不过当时黄河以南的社会还不乱。

时事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从西哲到中哲(1)

半年后南京失守，长沙也不能呆了，我们转移到云南蒙自县。

当时的转移路线有三条：一是从长沙到香港，转渡轮到越南河内，再到昆明。二是由国内公路到广西桂林，再转昆明。冯友兰走的就是这一条线。坐船比坐火车便宜点，也适合身体不好的女生。第三是从湖南步行到昆明，叫 湘黔滇旅行团 ，一共两百多人，包括老师闻一多、生物学家李济同，还有学校几个医生，都是男的。先报名，体检，合格的打疟疾、伤寒预防针，写志愿书，这才出发。当时路上要过深山老林，山里有瘴气，其实就是疟疾。一路是很艰险的。

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月，很艰难。湘西土匪很多，不过他们对读书人还好，比较客气。贵州有的县里还发公告，说北京的学生来了，市场上不准高抬物价。我们看了都很感动。中国的传统，对读书人还是很尊重的。

这三千多里路对我影响非常大。之前我没真正接触过中国的底层农民，现在我们住在农民家，旁边就是猪圈，睡觉铺稻草，对农民的生活简直太熟悉了，中国农民怎么生活，想的是什么，我慢慢都知道了。我强烈感到中国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鲁迅的《阿Q正传》写国民性批判，那是恨铁不成钢。其实我们的国民性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无怨无悔、牺牲了一切为了这个民族。这种精神让我很震动，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又不识字，应该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才对，我对这个产生了兴趣，觉得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就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了。

西南联大生活很苦，做学问有一定困难。从湖南迁云南，可以说是颠沛流离，一路上很多东西都丢了，书也一样。三个学校的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被毁。清华还抢救了一部分书运到云南，北大完全没有，被一把火烧光了，不过当时滇黔铁路是通的，国外的书和杂志都能看到，普通的书也能买到。昆明在当时是个国际大都市。有好书大家也抄。另外，我们这一辈人小时候都要背书，脑子里记了很多东西。所以做学问还行。当时很多老师的著述都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们的功底很深。

我们那时的学习，主要不是靠读书。师生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我们听老师们讨论学术问题，办学术讲座，这就是最好的学习。

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然后毕业留校。北大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当时教育部规定必须有三个学院的才称大学，否则叫学院。我属北大文学院，主要做中国哲学史研究。学校规定刚研究生毕业的年轻教师只能教选修课，必修课 比如 哲学概论 是打基础的课，必须要老教授讲，和现在大学里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开了宋明理学（朱子学）和佛教课。为了上课，我非常积极地准备，因为选修课如果没人选，老师很没面子的。

当时联大的同学分三大块，一是搞革命工作，用学生的身份做掩护，他们经常转系，多方开展工作，比如王汉斌、彭佩云。我是他们的老师，汪子嵩、张世英都听过我的课，汪子嵩好像是地下党员。另一派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党部挂着牌子公开活动，这是一左一右。绝大部分则是中间派，有正义感，不愿当亡国奴，也参加活动和游行，比如打倒孔祥熙、 一二·一 ，在重庆游行不起来，在云南就可以。游行的时候我也参加，朱光亚、邓稼先都是这一派，运动来了就参加，运动完了再回去学习。

在抗日方面，老师也有共同语言，左的是吴晗、闻一多，右的是冯友兰，但抗日爱国的情怀都是一致的。冯友兰是国民党员，但是没为国民党做过什么事，这是肯定的。他入党是因为当时有规定，系主任必须是党员，才能申请到护照。当然也有例外，我们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就不是国民党员，不过他后来也没参加共产党。

我现在体会到了，党的政策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其中之一。党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它为什么厉害呢?它把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任何时候，左派和右派都是少数。

时事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从西哲到中哲(2)

抗日 是最吸引中间派的，只要有这一点，别的一切都好说。 抗日 的口号和愿望符合多数人的要求，这一点非常得民心，爱国主义是团结广大师生的纽带。当时大家形成共识，我们一定会胜利，有演讲会、歌咏队、话剧团、学术报告、时事报告、诗朗诵，文化活动很活跃，听不过来。绝对没有亡国的悲观论。

政治形势下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从哲学到宗教(1)

1945年西南联大准备解散，1946年我回北京，继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50年代全国只有北大一家哲学系。集中了全国二十八个哲学教授，力量很强的，一门 中国哲学史 课程，四个人讲，冯友兰讲第一段，先秦，我教第二段，魏晋，因为有佛教嘛，张岱年讲第三段，宋明理学，石峻是第四段，近代部分。阵容很完整的，后来再没有这样上过课了。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并不是为了学术，主要是为了思想改造，是搞运动。当时我很真诚地参加，觉得自己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够，对马克思著作研究不多，需要补补课。当时对哲学也有成见，认为以前的哲学都是唯心论，是不对的。要思想改造，大家都突击俄文，我也突击过，学马恩全集，还买了苏联版的列宁全集读。

1959年，毛泽东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1963年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为此要成立十四个研究所。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加个 宗教所 ，点名由我筹建。再后来，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就去了干校。

当时是真诚的，也听到有些老干部说是上层的斗争，可我也不懂，后来才慢慢清楚了。当时在乡下不准看书，也没别的事可做，我就学针灸，看《黄帝内经》，治打摆子，扎针两小时后，白血球会增加。针灸跟阴阳五行关系很密切，我下放在信阳的罗山，农村很苦，缺医少药，我很受欢迎，别人都不知道我是来干校改造的，都说我是北京来的老中医。

毛泽东没出国看看，出去过就会好得多。他和农民的缘分很深，所以蒋斗不过他。可他成功在这里，局限也在这里，搞社会主义建设了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那时说我们 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 ，是很骄傲的，其实要有债才好。这就是思想意识的限制。

1972年，我回来了。因为毛主席说要学点哲学史，但没有教科书，于是就把我调回来编，我说还需要几个人，就把汝信和李泽厚捞出来了，当时有杨荣国写的中国思想史，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江青很欣赏，我们没有这么做，还是从哲学史来讲哲学史，所以不受欢迎。不过没关系，我又不想当官，做教授怕什么。

儒教是宗教和研究生培养问题

到宗教所以后，我提出过一些观点，比如儒教是宗教。中国有皇帝的时候就有宗教：儒教，两者结合在一起，皇帝是教主，政教高度合一，皇帝就是教皇，天坛就是宗教的祭坛。

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三足鼎立，都是宗教。三宗教结合点就是政治，儒教居正统，政治地位最高，但可能不如佛教那么广泛，信佛教的群众多。不过我都不信，我是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我只是研究宗教的，以前宗教研究所招人有个要求，就是不信宗教。宗教就像广告实行三包那样，承诺能满足你什么愿望。别的学派慎重，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只有宗教才敢说。不过宗教也有好处，能暂时给人安慰。

我就是觉得，中华民族并不把血统看得很重，我们重文化。文化这个东西和政治不一样，政治可以切断，从1949年开始，就是不一样的。但文化不是这样，是切不断的。就是砸了孔庙也没用。中华民族这个大一统的传统很好，可以保证我们从整体的角度考虑，过去丰能济歉，各地之间资源可以调配的。

我很重视教育问题，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现在到处宣传上车要排队、不随地吐痰，这些都是常识，是幼儿园就要教的。现在还要来教大人。你看 二战 后，日本那么困难，可他们就坚持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降低，他们注重发展教育，重新发展起来就比较快。日本那么小，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他们就搞智力资源开发。德国也是，决不放松教育。我们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进步，那是二三十年就可以做的事情，只看这个太近视了。

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点很不好，就是一定要找个标准答案。这不利于百家争鸣。小学老师问，月亮像什么?小学生说，像船、像香蕉，多好的回答。可标准答案是像船，回答香蕉就不对。可见有了标准答案就会禁锢思想。另外，我觉得我们颁奖，总是奖给成功的人和事，还不够，要设立 失败奖 。这么说不好听，那就设立 经验奖 ，打败仗的经验很重要啊，鼓励大家不怕失败，有意义的失败，以后就通向成功了。

政治形势下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从哲学到宗教(2)

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方法很成问题，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求发表文章，也不要求听课，就是读书，导师根据学生情况开单子，学生看，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谈话，我的副导师是贺麟，也要开单子、定期谈话。这样的局限是量不能大，不像现在，老师一带十来个，人都认不过来。现在只说发文章，文章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抄的都不管。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办法不行，我那时候的办法也不行。

我现在不看研究生论文了，给别人不及格也不好，干脆不答应，就说我忙不过来，你找别人看吧。现在招学生的时候就想着要他毕业，有一次答辩，外校一个老师问了几个问题，学生都答不上来，结果导师急了，说： 你是考他还是考我啊? 就让学生过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图书馆有 博士生文库 ，收的论文质量逐渐滑坡，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文科不行，整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受影响，这些问题我很忧虑。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我的社会兼职很多，是很多书的主编，这一点我很无奈，很苦恼。比如剪彩，好好的绸子一剪两半，我挺心疼的，建议用绳子，好剪。我给自己规定几条：不过生日，不出全集，不参加宴会。过生日最没意思了，坐在那里不动，大家都说重复的话，说了好多年的那些话。在外面吃饭也没意思，吃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消化。现在精力也不够了，以前熬一夜能写个万把字的文章，现在早上不超过五点就起来工作，没有电话打扰，人也清醒，午饭后就差一点。还有一个眼睛看不见，所以要用拐杖，测距测不准，笔都插不进钢笔帽。用一只眼还很累，不能休息。

我现在手头有两项任务，一是主编《中华大典》，七亿多字，我每周来国家图书馆两次，就是为这个。还有《大藏经》，已经完成了一亿多字，现在编的续集，两亿多字。

这两件事上了轨道运转起来后，我还想搞点自己的事情，写个简单的 中国哲学史 ，再做点无神论方面的工作。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195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现在的人考大学要算卦求签，好像有外在的力量操纵命运，这就是有神论，这种思想指导工作是无效而且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无神论，爱国主义的基础是历史。西南联大的时候，很多留洋的学者都回国，现在的青年不同了，往外跑，谁的钱多给谁干活。我想到这些就很忧虑。我们的历史很长，优秀事迹很多，有很多可宣传的，可历史教学很短，不是主课，这对于爱国主义宣传不力。日本成立满洲国不准讲中国历史，香港的中学历史教材里没有鸦片战争。所以说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

我总的一个原则是知识来自社会，要回报社会，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这样一个总的目的。

采访手记(1)

生平简介：

1909年1月7日生，河北香河人。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曾任佛学杂志主编、副刊编辑。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主要著作：

19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乡园旧梦》、《步痕心影》、《月旦集》、《横议集》、《散简集存》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作文杂谈》等。

采访手记：（讲述人，女儿张文）

老实说，我并不忍心采访张中老。不忍之一，长者宜静养，不耐俗世中人横加扰乱。而人间最堪伤者， 美人迟暮英雄老 而已，所以周作人念念不忘 寿则多辱 ，以景慕之心，见衰弱之人，相见实不如不见，此二不忍。

但我到底还是去了，春节前一周，为了一次精神朝圣。

踩着医院长长的走廊，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邂逅先生的文字，说老北大的衣食住行、奇人异事，文气散淡飘逸，平和中庸，惊为天书。后来，在中华书局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先生，他已垂垂老矣，却是雅达如故，记得他的轻言细语，好似怕惊扰了他人一般；记得他把饭吃到最后一粒，碗如洗过一般干净；记得他与人说话必要站起身来；还记得他长得出奇的耳朵 在佛教中，这每每是高僧大德的表征 而他的眼睛也未必忒小了。

再后来，在电话中听先生言，才知道他的软语温言也可作狮子吼，才知道他于慈眉善目之下，对人间还有 决不宽恕 的怒目金刚，对人生还有断不回头的决绝。听他坦言平生憾事，听他婉道人间百态，才知道，必要谙熟透了方内，才能真的超然方外。

先生到晚年（80岁上）才 暴得大名 ，人称 老旋风 ，竟至今不衰。古人有言：仁者寿。诚哉斯言。人寿文亦寿。

今天的先生静卧床上，身体各个器官都运转正常，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医生说这个刚过完97周岁生日的老人， 身体没有任何毛病 。他却固执地滴水不沾，像辟谷的高僧。我亲见看护人员耐心地哄他： 喝点水，就一点，好不好? 他固执地摇头，看护人员干脆把杯子端到他嘴边，他紧紧地抿着嘴、咬着牙、摆动头部、再用手推开。

他的身体也在拒绝外物，营养液通过静脉输入，却不吸收，手腕上鼓了好大一个包，换只手再打吊针，还是一样。

我当时就想到禅林里的很多高僧，俱是预知了自己的大限，屏退左右，绝食枯坐，独自面对终点。我自来就是怕死鬼，那一刻，心里却于凄婉中升起肃然庄重。

张老的四个女儿，张静、张文、张采、张莹，轮流看护在侧。在照顾老父亲的间隙，她们零星地说到了父亲，先生在一旁，似听非听，一直懒怠说话。但过了一段，他用枯瘦如柴的右手比划着，示意要坐起来。坐下后，他点点我手里的书，那是我采访前特意从书架上取的一本《诗词读写丛话》，他自言自语地念着我的名字，在上面签了名。我应该是行公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他给我题的字，或许也是他平生写的最后几个字。

2006年2月24日上午的阳光稀薄而浑浊，我在风中接到电话：行公溘然长逝了。恩怨如风文如山，斯人已驾鹤归去。

并不吃惊，还是觉得突然。年后，张文还在电话里说，她们全家在医院过了年，挺好的，已经给行公做了皮下静脉埋管，再不至于出现打不进针导致营养严重不良的情况了，人也比我看见的那时胖了一点，润泽多了。我不禁为张老高兴，以张老的恬淡性情，便是茶寿也不为过的。

哪里知道，天地到底不仁，先生终究仙逝。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意识清醒，而且安详

采访手记(2)

平和，只是一贯地默然。也许对先生来说，沉浮恩怨都随风，不留片语在人间。

行公简易的灵堂当天就在他家搭起来，不断有人前往悼念。送去的花圈中，有部分是以红色系为主花的。据说这是有讲究的，上了七十，花圈里才能配红色花。说起来，行公是真正的寿终正寝，按照传统的说法，可谓 喜丧 。

行公一生，概而言之：读书、买书、编书、写书而已。书以人立，人以书名。纪念行公，自然也离不开书：书里的人生，书外的世界。所以，我把两篇文章都收录于此，张文谈父亲的口述文章，和《书里书外张中行》的纪念文章。

老实说，我们不算很了解父亲，或者说，我们眼中的父亲跟外界宣传的那个人不太一样。父亲的很多事情，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媒体才知道的。而我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媒体可能并不关心。我们现在收集父亲发表的文章、别人采访他的文章，有一大摞呢。

父亲的人生：平淡中有坎坷

父亲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他的名字有点来历，本来的学名叫张璿，他的字 仲衡 是小学老师刘秀才给起的，是《尚书》的典故： 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 北大毕业后，他去掉 仲 的人字旁， 衡 字中间的鱼，减缩成了张中行。其实 中行 两个字也是有典故的，《论语》说： 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 还有《易经》的 中行无咎 ，父亲还刻过这方闲章。

父亲的人生经历总的来说挺简单的，年轻时一直读书，北大毕业后在贝满女中等学校教书，上世纪40年代，他还帮巨赞编过《现代佛学》杂志，后来巨赞出国了，他就代主编工作。《现代佛学》就是现在的《法音》，中国佛教协会的刊物。建国之后，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

父亲在文革中吃过一些苦。父亲虽然出生清贫，却被定了个 富农 成分，开始是跟随单位的人一起发配到安徽的凤阳干校劳动改造。还挨过批斗，因为他夜里看星星，别人说他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挑水的时候把水桶掉井里了没捞上来，是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 ，还有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也挨过批评

1971年5月底，他刚从干校回来，就接到命令，要他回香河老家，可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离开北京的，可是说起来我们当时也真是单纯，就是很傻，催着逼着乡下赶紧把房子搞好，10月他就一个人回了香河。当时张莹大学毕业刚结婚，在唐山劳动锻炼，送他去的，到了后给挑满一缸水，也不敢久留，当天就回来了。

那时候他已经快七十的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自己出门常捡了粪送到生产队积肥。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生活是很艰难的，他用煤油炉自己做饭，不像别的农家那样烧炕，冬天就很冷、老鼠又多。就是这样，他还写了不少诗词。说是乐观吧，也谈不上，他就是安静，凡事心平气和，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他都能接受和顺应。

他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我们每月到人教社在北京的留守处去领，记得朱光潜的夫人就在留守处工作，每次把钱交给我们还要嘱咐一句： 拿好钱啊，别丢了。 可是父亲回香河就没有工资了，户口都打回去了，不过还吃商品粮。按照那时的政策，四摄氏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四度，他才能回北京，住在我家里，每次回来我们还要赶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超过了，必须当天去续，否则被查出来就不得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1977年，父亲终于回京。八十多岁时，我们才想起他在人教社工作了几十年，怎么都没分房子，这才去要。于是在燕园分了一套三居，很普通的，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只有 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 。在这之前，他一直跟我一起住，都想不到向单位要求什么。不过，单位对他也是蛮好的。

父亲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的家教(1)

对我们来说，父亲的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我想，要是我留级了估计他都不知道。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

父亲很重情。他1936年跟母亲结婚， 过起了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 。父亲总说母亲人好，忠厚善良，能忍耐。他们的感情很深。父亲写过一句诗， 添衣问老妻 ，大意是他吃饭不知饥饱，老妻不给他盛饭了，那就一定是他已经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没有给他添衣，就说明他是暖和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生活和谐美满。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前几天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要说起他的善良，故事就多了。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事被偷了，很难过，父亲知道后，就给了他被盗金额的一半，说，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被偷了。我还记得父亲有一次抱了只猫回来，说它被丢在外头怪可怜的。回到家才想起，要是这猫原来有主人，找不到怎么办，于是又赶紧出去贴条，说一只什么什么样的猫在谁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呢。

对猫尚且如此，对人就更不用说了。父亲对人很好，有人总结说，他是对朋友热情，对保姆客气，对子女严厉。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他不但来者不拒，还常常自己装裱好了才送人。他常常上午写字，下午题款，说是 还文债、字债 。不但如此，他还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他们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的，他就把笔硬塞到人家手里，命令他 签 !可是他从来不为我们向别人索墨宝，他自己的字也不给我们，他说他是天生的左撇子，字写得并不好，但别人向他要，他不能拒绝。久而久之，我们也知趣了，不找他求字画，所以到现在，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名人字画。

曾有中学生给父亲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父亲认为他很诚实，把书寄给他。他这样给很多人寄过书，他常说，人家是我的读者，肯花时间、花钱看我的书，应该感谢人家。但也有人寄了钱来，说买不到他的某一本书，要他代买，他就很生气，说我又不是卖书的，把人家的钱退回去了。

父亲做人很实在，也很节俭，出去吃饭总要打包。他有些言论，我们从别的渠道知道后都会很吃惊，比如唐老鸭（唐师曾）回忆有一次父亲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五岁，为什么?唐老鸭答不出来，父亲就自爆谜底： 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 他曾说过 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 ，还曾把婚姻分成 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 四类，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是说不出这样坦荡率真的大实话来的。

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反正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我们小时候和读中学的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和爱因斯坦的故事，带我们认星星，我们现在还记得，父亲说宇宙是 有限无边的 ，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到老了还关注新事物，跟得上现代科技，比如1999年世纪之交的时候， 千年虫 说得很厉害，他就挺在意的。他还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书法、喜欢收集砚台、喜欢考古、喜欢戏曲，还喜欢喝点小酒。他在北大我家里住的时候，常去圆明园散步，总会带一些小石头什么的回来，洗干净了，后头写上字，磨一磨作砚台用。别说，还挺漂亮的。我们出门就发现不了这些瓦砾石头。

父亲的思想：教育的成功在于让人不信

父亲常说，教育的成功就在让人不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很多，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糊涂、不盲从，或者说，就是不信，凡事都存疑，就不容易受骗。他曾告诫年轻人要 多念书

父亲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的家教(2)

少信宣传 ，还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他自己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和康德理性主义的结合。

父亲一生都很怀念大学生活，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们家三代一共有八个北大人，但除了他，只有小女婿一个是学文的。

父亲做学问的面很宽，但主要从事的是文史、语言、研究。自大学高年级起，他就对人生哲学感兴趣，一直思考，后来专门写过本《顺生论》，就是他对人生总的看法，他说那是他花力气最大写的一本书。

说到民族的优劣性问题，父亲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把一个无辜的人绑起来，让别人可以随便打，打了白打，看有多少人会动手。残害同类的是糟糕的民族，只有宁肯自己挨打挨骂也绝不打人骂人的，才称得上优秀。

父亲平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如今，父亲已经过了97周岁生日，就前几天，他还是没怎么说话，但下了地两个来小时，高高兴兴的。他现在就是不肯吃东西，很怪的。我们都希望他能健康长寿，因为，不管他是不是国宝，他可是咱家的宝贝。

附录：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1)

1951年，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有编教材的任务，需要人手，经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的介绍，张中行被调到出版总署工作，担任编辑工作，具体任务是编中学语文教材。他就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编书生涯。在散文创作出名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语文教材和文史读物的编写工作，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合编《古代散文选》（三册）、《文学读本续编》等，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数都没有公开署名。

行公初到出版社的工作任务是编高中语文教材。他语文功底深厚，加之工作认真，他编辑的书质量都很高。当时叶圣陶具体分管教材编辑，他通文史，又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凡是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都要亲自细心审读，发现不妥的地方就亲自动笔改。而凡是出于行公之手编订的教材，他都非常满意，基本上没有改动。

因为长期的工作原因，也因为个人志趣所在，行公始终关注语文教育问题。他认为学语言的秘诀只有一个字：熟，不断重复，熟就能生巧。他曾告诫教材编者和教师，不要对教材抱太大的奢望。最好的态度是仅仅把课本当作范例，不要让学生以为学习课本上那一点就够了。而且，在语文学习中，语法等语文知识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靠熟练而不是靠知识。

但是强调多读多写，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要实行起来有困难，一是读物供应不足，二是师资问题，三是学制需要大变。相对于教材而言，行公更注重语文教育的师资问题，他曾表示，教师高明，教材再差甚至没有教材也能把语文教好。

行公对于编辑教材有相当的使命感，他曾说，编教材是一件苦差事，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他在选择可以当作范文编入教材的文章时是非常精心的，也比较开放，他认为课本应该好坏文章都选，好文章告诉学生为什么好，以期 取法乎上 ；多病的文章 作用相反，教学生如何避忌 。另外，他还很推崇古文和古典诗词的阅读学习。

本着将上课由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的教育理想，行公曾编写过很多课外读物，以弥补 读物供应不足 的问题。比如80年代早期的《文言文选读》。三册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按照历史顺序，排定180个题目，三百篇文章。行公在选文时力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性强，不仅注解详细，而且重点在 解说 中评介古籍，以期学生在读了这三本书后，还能够有兴趣找别的相关图书进行更广泛的阅读。行公为了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的爱好，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行公对语文教育、教材编写的众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想法并不能付诸现实。如1962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了《古代散文选》中册，其中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在送呈某部审查时，部长却说要选《正气歌》。他只想到了政治第一，而没有想到《正气歌》根本就不能算散文，可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去提醒。于是， 散文选 中却收了一首五言古诗。

1998年前后，社会上兴起了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而其中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是争论的焦点。行公对此一直比较关注，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参加了1999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召开的 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研讨会 。

行公为人谦和，和同事们相处颇为融洽。比如他与同事蔡超尘合作得很好，工作中没有什么争执，每每一本书很快就编完了，顺利通过审查。张厚感是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与行公共事多年，在《诗词读写丛话·前言》中，他写到行公 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屡说 爱国不在人后 。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 。

也许是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张中行先生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 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 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

附录：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2)

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 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非常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的原稿，他曾说自己： 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 （而后来张先生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 娑婆 世界改为 婆娑 。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 七月流火 改成了 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

行公写书：

行公说到自己写书撰文时，总是很轻快，声称 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 。其实他写作极其严肃，坚持 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 。用张厚感的话说， 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 。日本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代表、特任教授靳飞曾在行公生前为其撰拟挽联 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 ，并于行公病榻前诵读，行公亦不以为忤。正是有了这样恬淡的心态，行公笔下才能龙走蛇游，文思泉涌。

行公文革后从 发配地 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才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

行公的文章有 五四 遗风，启功对行公的《流年碎影》评价甚高，说是张中行的自传，而且是 写思想的自传 ， 一般的自传都是写事，张先生的自传却是写思想 。张厚感曾感慨行公 动手晚了 并表示惋惜和遗憾。行公听了沉默片刻，轻轻地说一句： 那时能写吗?

相比而言，行公对自己著作的 经济效应 却一点都不关注。2005年的10月，中华书局编辑樊玉兰告诉他，《诗词读写丛话》销售情况很好，马上就要重印了。行公却顽皮地眨眨眼说： 我的书还有人读?没让你们赔钱吗? 被人问到他的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幽默道，他的书最大的用处，就是让读书人多耗费一点钱。

除了散文，行公还喜欢作古诗词，有代表作《说梦草》为证。他称自己当初是 吃饱了，闲着没事 就写起诗词来了，学着诌几句古诗词是很苦的，但是如果能得到甜的回报就不苦了。佳人高兴了，付出的努力就值了。哼哼几句古典的诗词，骗现在的佳人，也能骗上。写情诗来几句古诗词，比翻来覆去 我爱你 这样的大白话要好些吧?

行公的女儿曾说，写作是父亲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需要。直到一个月前，他还曾与看护聊天，说，等自己病好了，还要再写点文章，稿费给老妻治病（行公的妻子2003年去世，家人怕他受刺激，一直瞒着他）。看护问他写什么，他说，还是写散文吧，散文读者爱看。他对于人生的祈愿，除了男女之情，恐怕也只是继续写文章而已了。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1)

行公最重要的两本书：《顺生论》（用力最多）、《流年碎影》（最完整的 自传 ），都是白烨责编的。白烨与行公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说起来，白烨第一次编行公的书还是 无心插柳 之举。上世纪90年代初，白烨供职于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而行公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每周去沙滩北街上两天班，正好是白烨每天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地，遇到行公上班的日子，白烨总早点儿下班去他那里小坐。

白烨回忆说，大概是1992年冬天，一次聊天时行公说起他有本写了几十年的书叫《顺生论》，最近被出版社退稿了，原因是 没有引征马列主义的言论 。白烨好奇地要求看看，结果一看就难以释手了。《顺生论》很快作为1993年的重点书推出，在读书界广获好评，被誉为 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 和 现代版《论语》 ，市场表现也很好，初印的一万册很快告罄，又连印了好几版，风靡一时。行公很高兴地赠了白烨一本《顺生论》，并题签： 无其鼎力此作难面世也。

此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愉快而有意义的合作，白烨先后策划出版了《流年碎影》、《散简集存》和《张中行作品集》（计划八卷，已出六卷）。白烨说，他最敬佩行公的就是他清醒不糊涂、敢于说真话的耿直风范。

行公于2005年与中华书局签订的再版《诗词读写丛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的合同，是先生生前最后签约的出版合同。樊玉兰就是这三本书的责编。她说，24日一早上班，得知行公谢世的消息后，整整一天，她只是不停地到出版部查看今天就要发印的《禅外说禅》、《顺生论》两书的正文片子，去美编室商量两书封面的最后改动和用纸，和市场部、发行部讨论张先生三部著作的整体营销方案 这两本书，再过几天就可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躺在我的面前了。而她的内心，却一直无法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少许的平静，先生的表情，先生的面容，先生说话的语调，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耳边。

就在行公去世前三天，即2月21日，樊玉兰还见了先生最后一面，她去医院送还用于新版《禅外说禅》和《顺生论》的照片，当时行公已经患了肺炎，正在输液，明显瘦下去，喉咙里发出艰难呼吸的嘶哑声。樊玉兰印象中的行公，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平和的文化老人，一个认真坦诚的谦谦君子，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气的老人。他很有老式文人的讲究，比如有客人来，他必不肯拄四角拐杖，而一定要独立迎接。即使是在医院床上的时候，也要催促家人将他扶起身来，穿好外衣，坐在沙发上跟客人说话。

樊玉兰真诚地希望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行公的文字，她说： 大家都说张先生是文化老人。文化老人是什么样的?对先生最好的了解，不是来自媒体的介绍和家属的描述，而是对先生文字作品的阅读。先生的语言平淡而有意味，《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等许多古典文学知识读物在爱读书的人中间流传，而《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讲述人生哲理的书，最适合我们在心浮气躁的时候读一读，渐渐平复下来，重新想想我们生活的目的。

写行公的书：

行公一生最大的成在其思想成果、国学修养和散文创作，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杨沫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对此两人都有过回忆文字。

1931年，二十出头的北大学生张中行与十七岁逃婚在外的杨沫相识。当时的张中行已经在家庭的安排下与一个相貌平平、裹脚不识字的沈姓旧式女子结婚五年。杨沫在张中行的帮助下前往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不久回到北京，两人开始同居，这是两人都弥足珍贵的炽热初恋。杨沫很快怀孕，她感觉到张中行对她的冷漠，搬出去独居，并独自在小汤山生下一个男孩萍，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时死于白喉病。对杨沫来说，这是她终生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她到了晚年还曾把自己比作《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张中行却曾对他和杨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2)

沫的女儿徐然解释说： 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负心，冷淡了她

后来张中行和杨沫又一起生活了五年，其间杨沫与革命青年马建民相爱，同时受妹妹白杨影响，于1936年离开张中行，当时她已经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徐然。［马建民和杨沫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生育了一个男孩马波（老鬼）。马建民去世四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张中行随即与传统型女子李芝銮结婚，两人厮守了半个多世纪，并生育四个女儿。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 不过是小说 制止。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 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 ，为此杨沫很感动。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 名誉权纠纷案 ，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1994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 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感觉严重受伤。以至于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 或敬重，或情牵 ，而他现在两者皆无。

老鬼是从记者的电话里听说行公逝世的消息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可惜啊，他是个好人。 其实老鬼并没有跟行公打过交道，从来没有。唯一的一次间接交接，是他去年写《母亲杨沫》，想用一张行公的照片，通过出版社的一个熟人转告行公的女儿，再转告到本人，回答是不同意。 所以我的书里没有他的一张照片。 老鬼坦言他对行公的逝世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彼此很陌生，但他对行公没有任何恶感，很中立的。他说： 印象中我妈妈指责他很多，而他很少说我妈什么。 解放后他们的每次见面都以吵架告终，没有一次例外。就连那次他文革外调时说妈妈革命，妈妈事后知道了，很感动，给他写了信，还送了照片。回头见了一面，最后还是吵。 如果先走一步的是行公，杨沫可能也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遗憾的是记者没有采访到徐然。老鬼介绍说，爸爸（马建民）对姐姐（徐然）一直很好，她在河北老家一直长到八岁才被接回北京。直到文革中大家互相挖互相咬，才揭露出她的身世。四十多岁才知情的姐姐大哭了一场。1978年，她第一次给生身父亲写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后来，妈妈和李叔叔结婚，徐然与李叔叔性格不和，此后十来年，她一直没怎么跟我们来往，包括妈妈捐献版权的仪式、90周年诞辰活动等，她都没参加。其实爸爸死后，姐姐挺想找她亲生父亲的，挺愿意跟他交往，他们父女俩一起吃过饭、说过话，可他对她很冷淡，不怎么理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3年，他也从来没见过她的孩子们，老鬼说： 我觉得他不缺女儿，如果姐姐是个男孩子，他对她可能会好一点。 当然，也可能是《青蓝园》的原因。杨沫再婚和《青蓝园》出版两件事，徐然都隐瞒了张中行。现在，年近70的徐然在美国亚特兰大，跟她女儿住在一起。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报道，她通过记者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哭了。

不管怎么说，恩爱情仇都随风，行公自己也曾说过： 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3)

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 错，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段落，一种水流花落的境，应该珍视，也值得怀念。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谢世，而两人留下的或隽永冲淡、或激情革命的文字，却将更长久地流传于世。行公一生不过一介书生，作为读书人，书里的行公才是真实的行公。

采访手记

生平简介：

冯友兰，1895 1990年，河南南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长。1952年后一直为北大哲学系教授。

冯锺璞，1928年生，笔名宗璞，生于北京，作家。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编辑，1981年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

主要著作：

冯友兰：代表作为 三史 （《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 贞元六书 （《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宗璞：小说《红豆》、《三生石》等、童话《寻月记》、《总鳍鱼的故事》等、散文《西湖漫笔》、《三松堂断忆》等，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已完成一半，尚在创作中。

采访手记：

就一己之偏见而言，我对冯友兰一直深表同情。我猜他是性情温绵的人，做不来怒目金刚、铮铮烈士。又一直在高位、受礼遇惯了，一朝乾坤倒置、换了人间，心里先存了疑虑存了怯。忽然间失落了，他茫然，很笨拙地想追回来。时间开始了，人人都表态效忠求进步，他自然跟进，批判旧思想、接受新思想，以求全于新时代，偏生遇了个冷面冷心。老先生到底不善此道钻营，弄巧成拙，落了个两头受气。

改造人的人倒成为大大的 改造 对象。

他或许有过失，但一定无罪。即使因了哗众取宠之心去积极迎合，毕竟没有伤过谁，没批斗陷害过谁，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空间，委曲求全于一个苦难的世界。对委曲者的求全责备，是在为苦难的世界开脱罪责。以气节来评价人是残酷的，在局外站着说话的人，用完美道德的义正辞严来要求别人当贞洁烈妇，与礼教杀人的思路实在一脉相承。

推开柴门，穿过小石子甬道，踏上那叫做 三松堂 的小屋，踩着年岁久远、嘎吱作响的老木头，我不禁想，这小院曾经的主人，那个在我的哲学课堂上反复出现的老人，冯友兰，他在哪里?

而现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耄耋老者，鹤发，不童颜，只有一双孩童的眼睛。事实上，宗璞发苍苍、视茫茫，齿牙摇动。她坐在三松堂的老式旧宅里，缓缓地说着家事。空气中有久远的东西在流动，是受伤的叹息和哀婉。能看出来，她最看重的只有两样：她的创作，和她父亲的声誉。

她爱父亲，为之辩护，甚或有 护之过甚 之嫌，但我是理解的。在那个时代，谁的灵魂没被扭曲?尤其是知识分子。冯友兰不过是一个代表，只追究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所以她要为古人讨公平。已经被害人者伤了，又被被害者伤，她心里有不平。所以她坚持说，父亲是完人。

父亲是教育家(1)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 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 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后来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 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十八年，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1930年和1948年，两次被推选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主持清华校务。写过大量的教育论著，联大纪念碑文、《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宣言》、《大学与学术独立》、《论大学教育》等。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就说，父亲是西南联大的 得力之人 。云南师大的雷希教授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说： 从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来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成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父亲很爱护学生。他曾说过，在学潮中，学校负行政责任的人是政府任命的，不可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和学生又有师生关系，爱护学生是当然，所以只能中立，希望学生不要罢课。这一态度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是一样的。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

父亲一贯都重视教育，抗战时他写过一个布告，里面说： 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 要有人抗战救国，也要有人全力读书，准备着战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在云南，天天跑空袭，教学科研从不放松，云南大学外语系的李希文教授原来是西南联大的校友，他回忆说，父亲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

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 人 而不是 器 。器是供人使用，有知识和技能的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

1942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 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 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 、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 、 师严而后道尊 今教授所受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 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

父亲是教育家(2)

课程。

教育部提出给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也被拒绝了，信显然也是父亲写的，说： 同仁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宜，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 联大能够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也有父亲的努力。

这些教育思想在父亲是一贯的。在1949年后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他还想方设法写文章或发言，为之辩护。提出 抽象继承法 ，写《树立一个对立面》，提出大学哲学系应该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是普通劳动者，当然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1948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联大碑文里写中国 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他曾撰联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 东铭 ，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父亲很幸福(1)

张岱年先生说，我父亲做学问的条件没人能比，他一辈子没买过菜。我们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父亲在家里万事不管不问，父母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专管做学问，一半料理家事，配合得天衣无缝。

父亲的一生除晚年受批判、受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家庭幸福，高寿，要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他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他母亲吴清芝太夫人，我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我。写了首打油诗 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其实我持家不行，做饭菜没法跟母亲比。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同盟会成员，一辈子忧国忧民，浮夸风盛行时，河南饿死人很厉害，他有机会就说，到了北京更要说。不知道是否有点作用。

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是女子的最高学府。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有一年没读书，到了昆明后接着上学，等于跳了一级，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都是母亲教的。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涨得难受。家里一日三餐、四季衣服、孩子教养、亲友往来，都是母亲一手操持。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 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大家在困难环境中互相帮助。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我们家其实没过几天好日子。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清华园。上世纪30年代，工字厅西南侧有三栋房子，甲乙丙三所，梅校长住甲所，我家住乙所。后来到昆明，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父亲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倒是家旁边有个小学，母亲就在院里弄个油锅炸麻花，我帮母亲操持家务。

三年困难时期，邓颖超送给母亲一包花生米，就算是好东西了。当时有 糖豆干部 、 肉蛋干部 的说法，比如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有糖豆，什么级别的补贴什么，炒个白菜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我去外面买菜，看到那么多品种，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经过的人都不能理解。那些日子，都是靠母亲精打细算熬过来的。

1977年，母亲突然吐血，送到医院，都爱理不理的，有个女医生还说： 都八十三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 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 要挤水，要挤水。 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滴了下来。

再说些杂事。我几十年在父亲身边，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他的脑子很好使，什么都记着。平时看起来完全不问家事，但会突然提醒我： 明天该订牛奶了。 1945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县长来家拜望，父亲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1948年他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唯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得知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父亲喜酒，但从不多饮。31岁时曾和另三位先生，一夜喝了十二斤花雕，这是少有的豪放了。父亲还很幽默，他在家时常给我们讲笑话，比如柏拉图买面包嘲笑哲学家的故事。柏拉图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说，是言必称抽象的那个柏拉图要买面包吗？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 面包 。于是柏拉图饿死了。。哲学教授们自称为 哲学动物 ，有时用哲学开玩笑。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

父亲很幸福(2)

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父亲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 呆若木鸡 。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我现在知道他85岁以后从头开始写《新编》有多难，我现在才79岁就不行了。

1990年12月，父亲毁去了皮囊。他去世后，我还能收到寄给他的信。第一次拿到时，心里又凄然又异样，好像混淆了阴阳界，好像父亲还活着。

父亲很委屈(1)

这些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不用负责任的，这是文革遗风。很多不实之词，加在父亲头上，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深文周纳，是文字狱。鲁迅曾有诗说：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我很乐观，擅自改了两字 积毁难销骨，长留纸上声 。事实终究是事实。

先说和江青的关系。我们不认得江青，她曾到地震棚来看望我父亲，是周培源先生和北大党委陪同的，大家都认为她代表毛，数百学生聚集高喊：毛主席万岁。可见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北大学生喊 毛主席万岁 ，第二天党委就让他表态，当时随便什么事都要表态，不可能不表态的，感谢主席的关怀，来看望大家。这个就变成我父亲的一个罪状，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进 梁效 也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 梁效 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很光荣的。至于江青在党内篡了权，这些老先生们能知道吗?怎么会让她篡了权，应该去问共产党。现在有些人不顾事实，硬说冯友兰写诗给江青，还说这是人格分裂等等。他从来没有写诗给江青。如果捏造事实，上纲上线，一个有理性的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书。和朋友们谈起，都觉得其中以讹传讹的事很多。本来聊天可以任意月旦人物，可是落到纸上，还要称为历史，就要有根据，瞎说是不行的。

1932年，教育部请父亲出任高教司司长，他辞了。1934年，他从东欧回来，发表演讲《在苏联所得之印象》，被国民党当局怀疑是共党分子，逮捕，差点遭牢狱之灾。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还推举父亲致函蒋介石，要求他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建立宪政。他不想做官，他只希望国家富强，老百姓生活得好。至于他自己，有这样高的学术上的地位，他并不要求什么。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错的话，他不应该像老百姓那样，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人们可以这样要求他，但请注意，那个时代惨状的出现，是长期思想改造的结果。

1949年以后父亲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那时候不能容人有自己的思想，也不能沉默。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 言而当 的自由，甚至没有 默而当 的自由。

1952年，他访问印度回来，刚到清华，还没进家门就被学生围攻批斗。他屡次检查过不了关，已经都剥光了，还过不了关，金岳霖、周礼全来看望他。金岳霖说： 芝生，你有什么事就交代了吧。 两人抱头痛哭。

文革中，父亲已经71岁了，天天有人冲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父亲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父亲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我不明白，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何苦至于此，何至于如此对待。

1966年春夏之交，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是仅次于北大和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我跟何其芳、俞平伯等一起挨批斗，纸糊的高帽子上写了我的罪名，就是 冯友兰的女儿 。那天回到家，如果手头有安眠药，我肯定就不在了。后来一想，是冯友兰的女儿有什么罪，我偏要活着。我就不死!

1973年批林批孔时，父亲在哲学系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发言（要知道，学习会是人人都必须参加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师批林批孔会上作《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学习发言，这都是例行的小组发言，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父亲并

父亲很委屈(2)

不知情。

父亲参加 批孔 ，有其内在原因，20年代，父亲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就对孔子提出过批评，这是学术问题，这里不能详细地说。当时批孔来势凶猛，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被放在铁板上烤，他想脱身 不是追求什么，而是逃脱被烤。他已经快八十了，要留着时间写《新编》，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另外，父亲的思想中是有封建意识的，他对毛有一种知己之感，对毛的号召要说服自己努力跟上，努力跟上也是当时许多老知识分子的心态。

他有《新编》没写，那是他最大的心愿，他有他的使命感。现在我不能理解，不批评为什么会造成那种环境，而批评个人顶不住。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

我要做完我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星期刚刚给我开了一个座谈会，为 冯锺璞先生八十寿辰　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 。我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我一直有写作的兴趣。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写滇池月光的散文，十五岁写的，现在找不到，就把十九岁发表的短篇《A.K.C.》算第一次发表作品。之前十七岁还写过一篇小说。

《野葫芦引》是我一定要写完的，《南渡记》和《东藏记》已经出了单行本，《东藏记》得了茅盾文学奖，现在正在写的《西征记》以投笔从戎的学生为原型，有一部分要直接写战争，我担心写不好，也没有办法。我多年来写作都是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是 三余作家 ，可以加上运动之余，和老之余，就是 五余居士 了。现在运动没有了， 四余居士 也可。

另外，在中国写小说不容易。我下放回来后写了篇小文章《第七瓶开水》，下笔写了第一句话：天下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儿子。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人性论吗，要批判的，赶紧改掉了。但这句话我却永远记住了。后来我发明了 心硬化 这个词，就是说在革命中，人人要硬下心肠来说假话。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坚持，把我的小说写完。父亲写完了他的《新编》，我也能写完我的东西。

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 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 。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真是个 野葫芦 ，没法太清楚。那为什么还要 引 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我写过一个《自度曲》表达自己的创作情怀：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悠悠!托破钵随缘走。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赘言(1)

我喜欢人。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却是事实。我喜欢不同的人生中流露出的人性，看不同的人格和人品用各自的方式展示，在人海人潮中浏览不同的人面、不同的人声、不同的人心，在人间人世里阅读纷繁的人情、纷繁的人事、纷繁的人道。

所以有了这本书，书里面有二十多个人。

每一次采访 我称为 读人 ，都是好玩的经历，我读过一只手的叶廷芳、一条腿的江平，前者是因为天灾，后者是因为人祸。我也读过董秀玉的笑、资中筠的哭，前者是天理，后者是良心。

当然，我很清楚他们不可能对我完全开放，他们的讲述都是有选择的，有意无意也是有目的的。这曾经是相当困扰我的问题之一，我也曾经将全部的力量用来跟他们较劲，刨开他们惯常对人说的那些浮土语言，掘出岩石层下深深的东西，甚至冒着惹毛对方的危险，提各种尖锐的问题。却总不能满意，绝对真相似总如早春的草色， 遥看近却无 。

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不构成困惑了。就像物自体不可知一样，并没有一个完全客观和真实的 过去 存在，过去只能以 被回顾 的形式存在，那就是历史，是现在加之于过去的一种显现。真实的历史本来就是以一种 不真实 的状态存在和构成的。

所以，我所谓的读人，不仅是使劲地挖他们，听他们说什么，还包括了咂摸他们为什么说这些。这是 读 的趣味。这个趣味，不是讲述者提供的，而是要读者自己去完成的。当然，这种趣味需要别的材料来支持，比如其他途径的说法、不同人的评价。没有一本书是单独有趣的。

在编排上，我想过几个方案：按姓氏笔画或拼音，没有比这个更技巧却犯傻的方式了，按声望，那是自掘坟墓。我用的是年龄排序，让最年轻的在最前面，顺着时间的台阶渐次进入历史的纵深。事实上，我个人能从年龄中读到几代知识分子非常明显的不同来，他们用各自的人生，书写了中国当代的知识历史。

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人物的选择上，除了纯粹的学者，我还镶入了几个与中国的知识历史有关系的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多少都与中国的知识文化界有交集。我想展示的，不仅是人，还是这些人构成的一种形式的历史。从不同的职业、国籍、经历去解读，这部历史是复式的。

一个必要的说明是，文章虽然是口述史形式，也确实没有借助贾雨村君，但稿子并不完全是口述的话，因为口语直接整理出来，是根本不可能成文的。比如， 我就那个什么了，去他那儿，她也在，那么说，结果就这样了 ，这里面的每个代词，都得换成名词。包括聊天中不确切的引经据典，言及的书名、地名、专用名词，都要事后核实了。所以，要删节、补充、调整，还要尽量保持口语的特点，很是繁琐（一句题外话，因为有了如许的采写经历，我对作为 信史 的口述史本身颇存疑虑）。

另外，我也没有完全按照被访人的修改来定稿。有些东西，被访人聊天中说了，回头审稿时，又不愿意公开，而这删改实在出于多余的顾虑，我便保留了（当然，也确实有些东西，重要或者有趣，却不宜公开讨论，便直接 甄士隐 了）。加上有些审稿来来回回好几次，其中一两字，改了或者没改，便有些混乱。我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坏毛病，就是文章放在哪里，今天改两句话，明天又改三个字，永不消停。加上在几台电脑之间倒腾，一篇文章总有无数个版本，有的只是几个字词的区别，有的则是章节的调整。这也是导致混乱的原因之一。总之，我要说的是，如果被访者发现这里展现的文章不是他审定后的版本，请他们原谅。我只保证：第一，我写的东西都是被访人确实说过的意思，或他自己写出来的。第二，被访人严格说明不能说的，这里面没有。

上面两项说明也表示，全部的文字都只能由我个人负责。

还有一个或许多余的说明，鉴于这本书里的人，多少都是 有身份 的，我字里字外便可能透露出太多的

赘言(2)

随意 ，让人感觉不够庄重或尊敬。但我实在很不喜欢 尊敬 这个东西，它在中国的传统中过于隆重和格式化，设置好程序，一个机器人也可以表现出合格的尊敬。我更愿意说，我很 喜爱 自己采访过的人。我身上实在没有哪怕一个能做粉丝的细胞，做不到在任何一个 大人物 面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更做不来顶礼膜拜、五体投地这类难度系数太大的动作。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信天下所有人都会嫉妒、会贪婪，也有理智、会反思，相信所有人憋着尿的样子都一样难看，也相信所有人被爱的时候心都很温柔。一个有成就或有身份的人，除了好家世、好运气，多有超过常人的能力，但他总还是人，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俯首称臣或者颐指气使。

这么说，没有对被访者不敬的意思，我用我的方式表达尊敬，恰恰因为我喜欢他们。个人认为，喜欢是最高层次的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