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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重版前言（上）

- 2004年重版前言（下）

- 奥巴马的美国梦（译者序）上

- 奥巴马的美国梦（译者序）中

- 奥巴马的美国梦（译者序）下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 第八节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 第八节

2004年重版前言（上）

2004年重版前言

文/[美国]巴拉克·奥巴马

离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已将近十年了。我在初版的介绍中提到过，写作这本书的机缘来自我还就读于法学院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成功地当选了《哈佛法律评论》的首位非裔美国人社长。经过几次务实的公开洽谈后，我收到了一位出版商的预付款，于是开始写作，相信自己的家族故事以及我为理解这些家族故事而作出的努力，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涉及到美国历史上无法抹灭的种族隔阂问题，以及地位身份变动的状态（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飞跃，一种文化冲突的状态），那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烙印。

与大多数第一次写作的作者一样，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寄予了厚望，同时又感到遗憾。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超越我那年轻的梦想而大获成功，而遗憾的则是我并没有写下什么值得讲述的事情。事实刚好是处于两者之间。这本书得到了还算不错的评论，事实上评论的人只是在出版商安排的刊物上发表意见。书的销量平平。于是，几个月后，我仍继续我原来的生活，并且确信，我的职业写作生涯是短暂的，但还是很高兴自己能没有损失一丝一毫尊严地走过这段路程。

在出版后的十年里，我少有时间来反思这本书。在1992年的大选中，我负责一个选举人的登记方案，开始为全民权利服务，并且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宪法。我和妻子买了一处房子，幸运地拥有了两个漂亮、健康、淘气的女儿，为还清账单上的债务而努力着。1996年，当州参议院举行新议员选举的时候，在一些朋友的说服下，我参加了竞选，并且成功地当选了州参议员。在就职之前，就有人告诫过我，从事州的政治事务没有国会那样吸引人；大部分的议题是跟劳工群体有关的，这个群体大多数人的身份低微，而那些走在街上的普通人则完全被忽略掉了（比如说，对房车的规定，或者农业设备贬值所引发的税收后果）。即便如此，我对这个工作还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对州政治事务的衡量能顾及到具体的结果，比如说，增加贫困儿童健康保险金，改良对无辜的人宣判死刑的法规，这在一定时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还有就是，身处于一个工业化大州的议会大厦里，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家里形形色色的面孔，来自市区的母亲、农民、移民劳工以及郊区的投资银行家，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讲述他们的情况。

几个月前，我赢得了民主党内的提名，成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这是一场艰难的竞赛。在众多经费充足、经验丰富并且优秀的候选人当中，一个有着可笑名字的黑人，没有组织背景，没有个人财产，因此，人们认为我胜出的机会渺茫。可是我不仅得到了黑人的拥护，也获得了白人的支持，同时获得郊区居民及芝加哥市民的支持。当我赢得民主党基层绝大多数的选票时，人们对选举结果的反应就反映在了《法律评论》的报道上了。主流评论家们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也诚挚地希望我的成功是种族政治得到更广义改变的一个信号。黑人社区普遍对我的成就感到骄傲，一种夹杂着挫败的骄傲，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发生的五十年后，在《投票权法案》公布实行的四十年后，我们还在为仅为一种可能性（也只能是一种可能性，接下来我将面对一场艰难的选举竞赛）而庆祝，即我可能会成为唯一在国会里服务的非裔美国人，是民主重建以来的第三位作为参议员的非裔美国人。我的家庭、朋友和我本人都因为受到关注，而感到一些的困扰，并不断意识到媒体的耀眼光芒与混乱的世俗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很远的距离。

就像十年前大量的公开宣传引起出版商的兴趣一样，这新的一轮好消息也推动了这本书的再次发行。许多年来，我第一次抽出这本书，阅读了几个章节，看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想法改变了多少。坦白地说，我时常为了一个错误的措词，一个混乱的句子，或者夸张的情绪描写而感到懊悔。就像一位激进的追求简洁的评论家一样，我急切地想把这本书删减五十页左右。然而，我得坦率地说，这本书中的想法确实是我的，也许在今天，我会用与十年前大为不同的口吻来讲述这个故事，即使有大量的专家评论和反对党的调查，从政治意义出发，某些段落在现在看来不便讲述。

2004年重版前言（下）

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戏剧性改变，是现在人们可能会阅读这本书的背景。我以硅谷的崛起和繁荣的股市，柏林墙的倒塌，曼德拉用缓慢但坚定的步伐走出监狱直至开始领导一个国家，在奥斯陆签署的和平协议开始作为写作背景。国内方面，我们围绕着枪支、堕胎以及说唱音乐而展开的文化争议，看起来这种激烈的争议源于比尔·克林顿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收缩规模的福利国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但也没有很明确的界定，似乎描述了对生计问题广泛而潜在的认同，即使是乔·W.布什在首次竞选中提出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纲领也不得不对此表示赞同。国际方面，作家们宣告一段历史的结束，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优势，国与国之间以往的敌意与战争被事实上的政治共同体和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所取代。

后来，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世界崩溃了。

作为一名作家，我无法描述出那一天以及随后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飞机，就像怪物一般，撞进了钢筋和玻璃筑成的高楼里；双塔缓慢倒塌成为了废墟；街边躺满无人认领满是灰尘的尸体；痛苦和深深的恐惧蔓延开来。我也不想假装了解这种十足的虚无主义，这种主义驱使了那天的恐怖分子并且还在驱使着他们的同胞。我的洞察力以及我触及他人内心的能力，根本无法洞悉那些的空洞眼神，他们仅仅怀着虚幻、抽象的满足就能去杀害无辜的人。

而我知道的是，历史，在那天，怀着一颗复仇的心，回来了。事实上，就像福克纳告诫过我们的一样，历史绝不会流逝或被掩盖，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这段颇具代表性的历史，直接触动了我的心。不仅仅是因为基地组织的爆炸活动奇怪地发生在内罗毕、巴厘岛以及曼哈顿等在我生命中的某些处所，还烙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不仅仅是因为，由于9·11事件的缘故，我的名字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热心过度的共和党人建立嘲讽民主党网站的关键词，而且也因为这些潜在的争斗－－富有世界与贫困世界之间；现代与旧时代之间；那些允许冲突，包容让人生厌的各种差异，却同时坚持一套把我们绑在一起的价值观的人，以及不管是在何种旗帜、口号或者宗教内容的引导下，寻找一种同化（这种同化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来说是种残酷）的那些人之间－－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缩影。

我知道，我曾经目睹过社会底层人们的绝望和混乱。那种绝望和混乱扭曲了那些流落在雅加达和内罗毕的街道上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生活，也同样扭曲了芝加哥南部地区的孩子们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蒙耻和爆发无可抑制的愤怒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多么容易陷进暴力和绝望中。我知道当局者对这种无序状态的反应－－要么是简单的安心满足，要么在无序状态超越了所允许的界限时，盲目地使用武力，延长刑事案件的判决，用更加成熟的军事设备来进行镇压。可是这些都远非解决问题之道。我知道界限的硬度、宗教极端主义和部落的携手，宣判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然而，为了了解这些争斗并且在这些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自己更内在的、私密的努力已经集中体现在一场涉及面更广泛的公共辩论中，一场我全身心地投入并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后代的未来的辩论。

所有这些政策的含义是另一本书的话题。在这里，我想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来作为结尾。这本书里的大多数人物仍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工作的职责、孩子、地理区域以及命运的轮回，对我都有着不同的影响。

除了我的母亲。在这本书出版的几个月后，我的母亲，由于罹患癌症，猝然离世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从事她所热爱的事清。她环游世界，在亚非的偏远村庄工作，帮助妇女购买缝纫机和奶牛，或者帮助她们接受教育，让她们在世界经济中取得立足之地。她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不管地位高低。她去远足，赏月。为了一些让她高兴或者欣赏的小东西，比如说围巾或者石雕，她可以寻遍德里或者马拉喀什的当地市场。她撰写报道、阅读小说、心系子孙。

我们经常见面，联系从不间断。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她会阅读草稿，修正一些我理解有误的故事，对我草稿中关于她本人的塑造小心地不加评论，但是在我父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不完善的方面，她会立即进行解释或者辩护。她对自己的病情抱持着一种冷静乐观的态度，她帮助我的妹妹和我在生活上不断向前，不管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恐惧、拒绝或者突然畏缩。

有时，我想，如果我能够早些知道她将不可能战胜病魔，我也许就会写另一本不同的书－－少一点对已逝父亲的猜想，多一些对一直陪伴在我生命中的母亲的感恩。每天，我都能从我的女儿身上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欢笑，感受到她非凡的魅力。她的离开使我深深地感到悲痛，而这种悲痛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亲切也最慷慨的人，而这也是她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奥巴马的美国梦（译者序）上

奥巴马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中文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必将在历史深处留下浓重的一笔，美国人用自己的选票缔造了崭新的历史，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建国两百余年后迎来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而书写这段传奇历史的正是本书作者公巴拉克·奥巴马。

这个年轻的黑人政治精英用行动刷新了美国政治的天空。这一刻，距离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正好四十五年。这一刻距离林肯总统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一百四十五年。纵观过去的美国历史，执掌大权的总统只有白种男性，仿佛成为不言而喻的惯例。而奥巴马以惊人的个人魅力，借助美国历史性转折的有利契机，成功冲破美国政治种族限制，打破美国最顶级的“玻璃天花板”，开创了崭新的美国历史，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从选举之初到成功当选的漫长过程中，奥巴马不仅在美国本土更在全世界掀起了“奥巴马旋风”。他年轻、变革、开放的形象成为“时代更替的象征”、“新时代的希望”。在他成功地造历史传奇后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偏偏是奥巴马开创了这崭新的历史？这个美国史上第一个非洲裔总统，这个象征着美国政治划时代意义的年轻政治家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经历和个人魅力？

奥巴马年轻、富有才华和一流的口才天然地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奥巴马有天生的演说才能，演讲掷地有声，带着直指人心的煽动力，每每能使群情激昂。然而，这只是奥巴马开创历史、获取成功的表面原因。

研究奥巴马自传，并究其深层因素后发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奥巴马的传奇背景，国际化身世是他的魅力之源之一。我们从奥巴马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他的身世。奥巴马的背景跨越了“种族”和“国界”，有着国际人的元素。他的某种独特的感染力正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在血液中的交融。奥巴马的母亲是堪萨斯州的白人，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穆斯林，混血的他出生在夏威夷这个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幼年在继父的家乡印尼度过了四年时光，后来在美国本土接受精英教育，首先在美国著名的贵族中学普纳后学习，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获得法学博士。他曾是著名的《哈佛法律评论》历史上首位黑人主编，同时也在芝加哥最不安宁的社区内担当过社会工作者和街头组织者。一连串矛盾的复合使奥巴马的身上汇聚了黑人、白人不同种族的特点，兼具了草根与精英的特质，交集了亚洲、非洲、欧美几大地域文明的影响，更深刻地根植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文化的基因。而美国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熔炉”。这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度，不同文化、种族、信仰的人群在美利坚多元共荣，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人口普查局早在2004年就预测，50年后，美国白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70%大幅度降低到50%；而50年前，却高达90%。2007年，美国拉美、非洲、亚洲等少数族裔人口首次突破1亿人，占到了总人口的1/3。这一比例意味着美国社会人口多样化日渐明显。自新世纪以来，在美国新增的人口中，移民占到40%。如此跨种族、跨文化、跨阶层的多元社会迟早都会诞生非白种人或少数族裔的总统。于是，事实证明大选中三分之二的少数族裔将选票投给了奥巴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来源。从此角度看，若身兼东西方文明、黑白混血的非裔奥巴马成为第44任美国总统是一大传奇，毋宁说是顺应美国国情和国际化潮流的历史必然。

这是一个从经济到文化，日益趋平的世界，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国际化的人才和理念是未来的方向。9?11后，国际局势验证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论，而当今世界正需要类似奥巴马这样融合了各种文明特征的“国际人”登上权力舞台。因为父亲的缘故，奥巴马的名字中有“侯赛因”。作为美国总统有一个穆斯林名字，他在阿拉伯世界可以被认可，中东与西方世界的对立情绪、宗教冲突必将得到缓和。奥巴马少年时代曾生活在亚洲，还在印尼上过学，受到过东方文化的影响，使他成为第一位有过这种少年亚洲生活成长经历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家就是个“小型联合国”，同母异父的妹妹还嫁给了一位加拿大华裔。奥巴马当选，使全世界数十亿人突然发现，美国正在被一个和他们有许多共同点，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上有更好理解的人担任领导人。这无疑使奥巴马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同。复杂的经历有可能造就“国际人”奥巴马全球视角，开放成熟的全球观，善于弥合分歧、建立联系，这样的背景会带领美国在文化和种族上更具宽容性，甚至影响全世界。

2008年7月还在选举中的奥巴马的一次中东欧洲之行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开国二百三十二年来，不论民主、共和、或什么小党，从没有总统候选人跑?外国去竞选的前例。奥巴马打破了传统，先去南亚和中东，访问科威特、阿富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然后取道欧洲，分访德、法、英后返美。难以置信的是，奥巴马所至之处，万人空巷，在柏林常办摇滚音乐会的Tiergarten广场的演讲，20万人观众规模，超过了1963年冷战高峰时肯尼迪总统名留史迹的“我也是个柏林人”演讲之声势。

其次，奥巴马在美国民众普遍求新求变心切的历史转折点，不失时机地提出“改变”“希望”“未来”的口号迎合了不少选民的口味。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环境，伊阿两场战争泥潭以及刚愎自用、支持率极低的小布什总统让美国选民对共和党和政府十分失望，他们渴望改变现状，而年轻、干练、充满活力的民主党人奥巴马生逢其时。奥巴马的主张表现出崇尚自由主义，强调普世和民主精神的民主党传统主张，加上他的一声“Change”直接迎合了美国新生代选民高涨的政治热情。据统计，18岁至30岁选民占选民总数的1/4，其中66%都将选票投给了奥巴马。除了少数族裔选民，奥巴马在喜见变革的自由派、年轻人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中号召力也尤高。

奥巴马的美国梦（译者序）中

从客观上讲，美国的选民结构每隔16年会有重大改变。从二战结束一直到老布什，美国总统基本上都是二战老兵。接下来16年是“战后婴儿潮”垄断总统，其代表人物是克林顿和小布什。如今，按代际也轮到了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后婴儿潮”走上政坛的时候。而经过世代交替的选民更愿意选择新人。

如果深究美国历史会发现，由一群反叛封建专制制度的清教徒建立的美国，对特权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求新求变是其政治文化中长盛不衰的追求。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到美国宪法，美国人对权力极尽可能地约束。所以，希望民主自由的美国选民对王朝式统治、传统政治比较厌倦。如果小布什之后又是希拉里?克林顿，那么这两大家族将轮流占据白宫24年或者28年，美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宿命。加之，纵观美国近代史，越是在艰难时期，越易有尚未形成特权圈子的“黑马”靠选票闯入权力中心。如军人出身的杜鲁门、天主教徒肯尼迪、平民出身的克林顿都属于这种少有裙带关系的圈外人。现在内外交困的美国社会，那些经验老道的竞选者在选民眼中并不占优势。所以，奥巴马宣布竞选总统时聪明地说：“我在华盛顿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不足以学到华盛顿政府的处事方式，短不至于看不到政府所需的变革。”以“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让美国民众看到了未来的新希望。

如同当年人们对罗斯福总统所寄托的希望，美国人正希望这个年轻的总统能够力挽狂澜，改变共和党执政期间带来的金融危机，摆脱国际关系中的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泥潭。巨大的金融风暴面前，信心成为关键，而所谓的经验、资力都难以唤起人们对摆脱危机的信心，惟有创新和变革，才是出路。奥巴马刚好担当这样角色。也许，假如金融风暴推迟一年，可能就没有这个只有47岁的黑人总统。但历史以偶然的机遇性，赋予了奥巴马特殊的使命。而奥巴马的使命还不限于直接在经济上拯救危机中的美国，而将是通过改变美国的国家战略去获得发展经济的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前提，他需要摈除种族主义的幽灵，让恐怖主义者不再仇视美国，从而保障美国国家安全。

再有，奥巴马之魅力还在于他身上彰显出强烈的“美国梦精神”。在2004年那次成名演讲中，奥巴马动情地说：“在今天这个夜晚，我知道先辈们正在星空中骄傲地俯瞰着我。”这里的“先辈”更指涉一种精神，一种在奥巴马身上也体现出来的“美国梦精神”。我始终认为，奥巴马能得到美国选民的亲睐除却超凡的个人魅力，重要一点是人们也许从他身上体会到了真正的“美国梦精神”，看到了可以实现的“美国梦”。从发现新大陆开始，崇拜草根出身、坚信靠自我奋斗成功的“美国梦”就与美利坚如影随形。在这个契约社会中，人们崇尚个性自由独立，通过自我改造改变命运。当代的美国人普遍欣赏那些敢于向传统挑战通过自己的努力并书写自己独特美国梦的人。于是，美国人喜欢成功的故事，美国选民支持具体表现美国梦的领袖。

奥巴马在选举中不断重复他的著名句子：“这不是一个黑人的美国，或一个白人的美国，或是一个亚裔人或拉丁人的美国。我们只有一个美国，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他向人们表明，不仅自身是美国梦的注解者，更要成为帮美国人实现美国梦的总统。一个曾经的黑白混血草根、只当过四年参议院的无名小卒，曾经那样远离财富与权力，今天却问鼎美国总统，其个人经历就是标准的美国梦传奇。同时，他还主张不分种族和派别，强调共同团结，以美利坚民族的共同努力实现美国梦。奥巴马没有并未将自己定位成“黑人竞选人”，突出肤色来争取黑人选民的认同感，而是“碰巧是生为黑人的竞选人”，其政治主张突出的是不同种族的团结与融合。他的胜利恰恰是因为“不打种族牌”。这种超越种族的理念代表了美国社会种族观念的新发展方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清教徒固有的追求自由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将改造美好世界的重任纳于己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雨果?孟斯特堡所言：“将美国人与他的同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不是种族，也不是传统，更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未来。”奥巴马紧紧抓住了美国人对未来的憧憬，使之相信：梦想可以超越种族和肤色。

如今，奥巴马的成功当选重新擦亮了他们的“美国梦”。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讲，尤其是少数族裔、草根阶层这类弱势群体，奥巴马所实现的“美国梦”，带给他们节日般的狂欢，更向他们宣告了无限希望和可能：只要愿意，你在这个国家可以成为任何人，包括总统。

奥巴马成功当选，兼具了天时地利人和。他的竞选团队运用巧妙的新政治技巧也至关重要。他赢得年轻一代的喜爱，是因为他的个性和风格；他赢得进步左派的青睐，是因为他是布什的反对派；他赢得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他被媒体看作是文化变革的代表。传统媒体本来对他青睐有加，加上对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运用可谓前无古人。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时通过选举制度在总统和普通选民间有意设置的屏障被肯尼迪时代以来的电视演讲和辩论突破，以至于候选人可以通过媒体直接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选民。口才、身高、相貌和亲和力都成了获得提名的重要条件，而奥巴马的选举则将“形象”的重要性演绎到了极值：无数的美国人在Youtube上看过奥巴马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把10美元、20美元积少成多地捐给了他、把选票投给了他。而这点，他开创了大规模草根竞选赞助的先河。

奥巴马的美国梦（译者序）下

奥巴马的魅力不言而喻，而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这样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影响深远。奥巴马当选美国历史上第44任总统的过程，本来只会引起本国或其他国家外交政治人士的关注，然而，事实是全世界都在谈论他，成为一种世界选举现象。这是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总统竞选，其影响力与意义超越了美国的国家界域，给全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冲击成为世界级现象。国际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美国大选。同时，美国民众用自己的选票告诉世界，种族歧视在他们的国家，已经开始在打破最高的隔离。而在地球上依然存在的种族仇恨、种族歧视，也将由此看到新的希望。

早在奥巴马刚宣布竞选总统时，我就在北美读到本书的英文版，被奥巴马的成长和多元文化背景经历所吸引，并基于上文中提到的奥巴马的现象而触发很多感想。而具体的“奥巴马现象”的秘密和成功基因，也许只能从他的自传中去寻找，这也正是我应邀翻译这本奥巴马自传中文版的目的。我希望通过翻译他的这本自传呈现给中国读者的，不仅仅是奥巴马的成长故事，一个充满绚丽和传奇色彩的美国梦，还应该有更多关于时代的思索，以及为我们自己取得成功用以借鉴的智慧：一个出生于草根底层问题家庭处于种族弱势的年轻人，如何在一个还存有种族歧视的社会通过个人奋斗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造就了这样神奇的“奥巴马现象”？他的父母家庭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太多“社会资源”的非裔总统候选人，凭什么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聚集起来这样大的人气，又拥有什么样的神兵利器击败了一个呼声极高、有个前总统丈夫助拳的“女强人”，以及一个父亲和祖父都是四星上将、妻子是亿万富翁的“越战英雄”？他的行为、理念、背景、形象，体现和把握的背后的起源是什么，否则怎么会受到很多北美乃至欧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创意阶层、年轻人的追捧，并成为他们眼中社会变革的“希望”并成功将他送上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总统宝座？

在本书中，我们会读到奥巴马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弥合分歧、保持开阔思维的能力，以及好奇心、同情心和对冒险的热爱；从外祖母那里，他继承了实用主义、冷静的头脑以及在风暴中心处变不惊的能力；从外祖父那里，奥巴马学会了打牌，也学到了外祖父对生活的热情和“一切皆有可能”的生活态度。随着奥巴马逐渐长大，他开始在自己的种族认同上产生了挣扎。他曾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极为迷惑，甚至一度沉溺于大麻和可卡因等毒品，而有在梦想的神奇力量下成功摆脱这种认定危机。奥巴马娓娓道来自己独特家庭背景、成长历程，读者从中可以发现奥巴马“美国梦精神”这一价值观的形成，从疏离到适应美国社会的过程，极具可读性。

我个人更为关注的不仅是奥巴马本人而是他所代表的现象：国际化背景、美国精神集中体现、以及他背后的美国年轻一代。年轻人是奥巴马的忠实支持者，他们代表了美国政治今后主要的变革力量。奥巴马像一股飓风，席卷了年青一代，去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理想，去争取整个国家的变革和生机。奥巴马所代表的美国年轻一代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的核心力量，他们的诉求、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必将对这个世界和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基于此，我有了强烈的愿望将本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作为异国读者我们需要知己知彼。

奥巴马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顺利入主白宫，也在预示着美国政治，特别是中东政策会在他上台后有一个新的开始。有可能与中东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和解，将打破9?11后确定的国际格局。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国际大格局的变化随之会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一变化应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来研究和关注。

作为新的总统，奥巴马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他在竞选期间所作的承诺即便是在经济环境更好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全部实现的，而如今面对的挑战是两场战争和一个世纪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正如他自己所说：“大选胜利本身并不是我们想要寻求的变革，这只是一个让我们能实现变革的变革。”奥巴马当选本身，已经改写了美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而对待奥巴马的执政之路，我们将拭目以待。

最后，关于本书的翻译，我要感谢中国著名的译林出版社邀请我承担此书的翻译和介绍，我也要感谢我的翻译合作者石冠兰和编辑助理张梅香，当然还要非常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黄颖，特别也要感谢广大阅读本书的读者。我认为，无论奥巴马是否能成为称职的美国总统，他的个人成长史和发展的心路历程都兼具了解和研究价值。让我们共同来阅赏奥巴马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在自传中所展示的那种跨越种族、追求卓越，寻找来自父亲梦想的精神，也希望本书能对我们了解当今美国文化和美国政治有一定的帮助。

王辉耀

2008年11月于北京

王辉耀简介：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顾问，美国国际商务学会成员，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商学院客座教授，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的董事长。曾任中国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官员，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团首席商务经济参赞，全球最大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国际公司董事经理和世界第三大项目管理公司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并担任过GE、西门子、ABB、三菱、阿尔斯通等多家跨国公司的高级顾问。

第一节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孩一样蜷缩着。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公寓，空空荡荡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幅退色的妇人肖像，挂在壁炉架顶上。画中的妇人，眉毛浓丽，笑意温柔。有人打开了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将近一千美元的一叠小额钞票，这些钱都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心地藏在蛋黄酱罐头和泡菜缸后面。

这个场景弥漫着的孤独感触动了我，在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我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啊。然后，几乎与此同时，满怀着悲伤，我却又为这个愿望感到后悔。我感觉似乎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灵犀－－好像，就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那位老人正在低声诉说着一个从未向人提及的故事，正在向我讲述一些我宁愿不去听的事情。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阴沉的早晨，太阳被薄雾般的云遮住了，光线十分昏暗。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当室友把电话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早餐，炉上煮着咖啡，锅里煎着两个蛋。电话里满是静电的噪音。

“巴里？巴里，是你吗？”

“是的……哪位？”

“喂，巴里……我是简婶婶。我在内罗毕。能听到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是？”

“我是简婶婶。听着，巴里，你爸爸死了。他出车祸死了。喂？听得清吗？我说，你爸爸死了。巴里，打电话给你在波士顿的叔叔，告诉他这件事。我不能再说了，好了，巴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

就这样，电话挂掉了，我跌坐在沙发上，任凭锅里的蛋烧焦，凝望着石灰墙上的裂缝，试图衡量自己的损失。

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仿佛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但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因此，作为小孩子的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过的关于他的故事来了解父亲。他们都有各自偏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因为讲过?数遍而无懈可击地通顺。现在我仍能回想起那些场景。晚饭后，外祖父斜靠在他那把旧式椅子上，啜着威士忌，用从烟盒上撕下的玻璃纸剔着牙，讲述我父亲因为一个烟斗而几乎将一个人扔下大风口的故事……

“是这样，你妈妈和你爸爸决定带那个朋友参观一下这个岛。所以他们就开车前往大风口，巴拉克一路上几乎都开错了边－－”

母亲对我解释道：“你爸爸可算不上一个好司机，他习惯英国人的驾车方式，靠左边开车，而且如果你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他就会生气地嘲弄美国人的驾车规则－－”

“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目的地，下了车，站在栏杆内欣赏风景。巴拉克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烟斗抽着烟，用烟管指点着所有的景点，活像一个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长－－”

“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烟斗，”母亲再次打断了外祖父的话。“他学习的时候，整晚都要用这个烟斗抽烟，有时候还－－”

“瞧你，安，你是要自己讲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

“对不起，爸爸。你继续讲吧。”

“不管怎样，他那位倒霉的朋友－－他也是一个非洲学生，是吧？他刚刚来到这里。这个倒霉的家伙肯定是被巴拉克拿烟斗的样子吸引住了，于是他问，能不能也让他抽一下。你爸爸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小伙子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被呛到了，他不停地咳嗽。由于咳得太厉害了，烟斗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栏杆外，落在了一百英尺深的悬崖上。”

外祖父停下来拿起酒瓶，抿了一小口。“嗯，当时，你爸爸非常有风度地等到他的朋友不再咳嗽了，才叫他爬到栏杆外把烟斗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瞥了一眼那个九十度的峭壁，然后告诉巴拉克他会给他买个新的赔偿－－”

“非常可行。”图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我们称呼我的外祖母为图图，图是简称；夏威夷语的意思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天，她认为自己仍然很年轻，不想被叫做外祖母。）外祖父皱了皱眉，但他决定当作没有听见。

“－－但是巴拉克坚持要拿回‘他的’烟斗，因为这是一件礼物，无可替代。于是，那个小伙子又向下望了一眼，再次摇了摇头。这时，巴拉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往栏杆外甩去！”

外祖父大喝一声，高兴地拍了下自己的膝盖。在他大笑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注视着我的父亲，他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更为黝黑，那个冒犯他的小伙子被举了起来，乱晃着胳膊。多么可怕的审判情景啊。

“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丢到栏杆外去，爸爸。”母亲关切地看着我说，但是外祖父又啜了一口威士忌，继续讲他的故事。

第二节

“这时，其他人都开始来围观了，你妈妈恳求巴拉克放下他。我猜巴拉克的朋友只能大气都不敢出地祈祷了。不管怎样，几分钟后，你爸爸把那个人放下来了，拍拍他的背，让他平静下来，还提议大家一起去喝杯啤酒。你不知道，你爸爸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是怎样表现的－－完全若无其事。当然，他们回到家之后，你妈妈仍然非常害怕。事实上，她几乎不敢开口跟你爸爸说话。而巴拉克也没有起什么帮助作用，因为你妈妈想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开始笑起来。‘放轻松些，安娜，’他对她说－－你爸爸是低沉的男中音，是这样的英式口音。”外祖父用下巴抵着脖子，追求完全逼真的效果。“‘放轻松些，安娜，’他说，‘我只是想让那家伙知道，对他人的财产要小心照看！’”

外祖父就又开始笑起来，直到他咳嗽起来，这时图就会小声地嘀咕着，她认为我父亲知道烟斗只是因不慎而掉落实在是件幸事，否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母亲就向我眨眨眼睛，说他们都有些言过其实。

“你爸爸是有点跋扈，”母亲微笑着承认，“但是他本质上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这使他有时显得不那么变通。”

她喜欢我父亲温和的一面。她会给我讲这样的故事。他穿着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去领取*9准BK联谊会的钥匙－－牛仔裤和一件印着豹子图样的旧针织衫。“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一个多么高的荣誉，所以他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庄严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身穿正装。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发窘。”

接着，外祖父会突然深思起来，开始自己点起头来，他会说：“这是真的，巴，你爸爸能够在所有的情况下胸有成竹，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的原因。记得那时他需要在国际音乐节上唱歌，是吧？他已经同意演唱一些非洲歌曲，但是当他到达时会场已经是一片骚乱。紧挨他之前表演的是一个半专业的女歌手，一个带着整支乐队的夏威夷女孩。其他人可能会就此打住，你知道的，然后解释说出了什么差错。但是巴拉克绝不会这样。他站到舞台上，面对着满场的观众开始唱歌－－我告诉你吧，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演出－－虽然他唱得并不算好，但是他极其自信，于是很快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外祖父会摇晃下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打开电视。“现在，你可以从你爸爸身上学到些东西，”他告诉我，“‘自信’，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

那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简洁明快，真实性可疑，一夜之间就能连续讲完。经年累月，这些故事就成为了我对家族的记忆，就像那些还保留在家中的父亲的几张照片一样，那是一些老旧的黑白冲洗照片，是我为了寻找圣诞节的装饰或者旧的潜水设备而搜遍储藏室时偶然翻到的。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已经开始与那个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谈恋爱了。无需任何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照片会被藏起来。但是偶尔，曾经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在散发出灰尘味和樟脑球味的破旧相册里，我一面仔细端详着父亲－－露出灿烂笑容的黑色面孔，突出的前额和一副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一面还听着母亲独自讲着他生平的事情。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洲人，属于肯尼亚卢奥部落，出生在维多利亚湖畔一个叫阿兰戈的地方。村庄很贫穷，但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侯赛因·安扬高·奥巴马，是一位出众的农场主，他是部落里的长老，同时也是一个会看病的药剂师。我的父亲从小帮他的父亲放羊，长大后就读于英国殖民机构在当地设立的学校。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最终赢得了去内罗毕进修的奖学金；接着，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他被肯尼亚领导人和美国赞助者选中，前往美国大学深造，成为第一批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非洲而到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用这些先进技术建设家乡的非洲人之一。

1959年，二十三岁的他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成为那所大学里第一位非洲学生。他主修计量经济学，经过极其专心的攻读，三年后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广交朋友，协助成立了国际学生协会，并担任了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次俄语课上，他邂逅了一位羞涩腼腆的美国女孩。她仅仅十八岁，后来他们陷入了爱河。女孩的父母起先非常谨慎，但最后还是为他的魅力和聪慧所折服；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她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次是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上新家庭一同前往。接着，分别的时刻来临了，他回到非洲去履行对那块大陆的承诺。母亲和孩子则留了下来，尽管距离遥远，但爱的纽带却不会因此而中断……

相册合上了，我却仍对听到的内容感到不解，我犹如置身于广袤有序的宇宙而迷失其中、不得其解?即使是母亲和外祖父母所讲述的简略版本，我仍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很少追问细节，比如说什么是“博士学位”或者“殖民主义”，或者阿兰戈在地图上的位置等等。父亲的生活历程取代了母亲买给我的一本叫做《起源》的书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本书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故事。其中，有关于《创世记》和人类在其下诞生的树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和火种的故事，还有漂浮在宇宙中的神龟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印度传说等等。后来，当我可以从电视和电影中更快地找到乐趣时，我开始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了。是什么在支撑着神龟呢？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会让一条蛇造成那样的悲剧呢？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回来？但是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并不想解开这些谜团，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完整而真实的，能够让我平静地进入梦乡。

第三节

对于我的父亲跟我周围的人看起来完全不同－－他黑得像煤炭，而母亲却白如牛奶－－那时并没有太多地引起我的注意。

事实上，我只能确切回想起一个跟种族问题相关的故事；随着年岁逐增，它就更经常地被提起，似乎这个故事浓缩了我父亲生平德性诉说的本质。故事是这样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我的父亲和外祖父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一起，在当地的一家怀基基海滩的酒吧里聚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听着调子和缓的吉他乐，吃吃喝喝。突然，一个白人用在场每个人都能听到的音量，对酒吧招待宣称，他不能“坐在黑鬼旁边”品尝佳酿。酒吧里顿时安静下来，人们都看着我的父亲，觉得他们要打上一架了。然而，我父亲站起身，走向那个人，面带微笑地给他上了一堂课，一堂关于固执的愚蠢、美国梦的承诺以及每个人都享有人权的课。外祖父说，“巴拉克讲完之后，那个小伙子羞愧难当，他当场从口袋里掏出一百美元给巴拉克，付了那晚我们所有的酒水费和小吃费，剩下的部分还够你父亲那个月余下的租金。”

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且和其他的故事一样，渐渐地被我淡忘了。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日裔美国人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我父亲在夏威夷时的同学，如今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执教。他非常和蔼可亲，又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一丝不好意思；他解释说，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对我的采访，一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回忆立刻涌上心头。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他也提起了那个我外祖父曾经讲述过的故事，一位白人想要用钱获得我父亲原谅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那人在电话里对我说；从他的声音中我听到了许多年前我从外祖父那里听到的暗示，暗示着怀疑，还有希望。

“种族通婚。”这个词扭曲、丑陋，就像“战前状态”或者黑白混血儿一样，预示着一种畸形的结果。它勾勒出另一个时代的景象，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充斥着马鞭和战火，到处是枯萎的木兰花和倒塌的门廊。然而直到1967年－－那一年我度过了六岁生日，那一年吉米·亨德里克斯正在蒙特里指挥表演，那一年金博士（马丁·路德·金）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三年了，那时美国人已经开始对黑人要求平等的呼声感到厌倦，以为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美国最高法院才宣判弗吉尼亚州对种族通婚的限制违反了宪法。1960年，也就是我父母结婚的那年，在半数以上的州里“种族通婚”仍然是重罪。在南方的许多地方，仅仅因为以某种不当的方式看我母亲一眼，我父亲都可能会被吊到树上去；在北方那些最为世故的城市里，敌视和流言蜚语，可能会迫使一位身处类似我母亲境遇的女人去堕胎，或者至少逃到远方一个能够收养孩子的修道院里去。所有这些情景加在一起原来看起来非常可怕，也极为错误，但对那些少数支持国民权利议程又毫无见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报复工具。

当然如此－－但是，你会同意你的女儿和一个黑人结婚吗？

我的外祖父母同意了这件事，不管同意得多么勉强。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我永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同意。从他们的背景来看，并没有什么地方预示着这样的结果。在他们的家谱里，既没有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也没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不过的确，堪萨斯州在内战的时候是属于联邦战线的；外祖父喜欢给我讲述家族的各种渊源，其中就包括了充满激情的废奴主义者。如果我开口询问，图就会把脸转向我，让我看她的钩状鼻，以及她那墨黑的眼睛，说，这都是切罗基血统的特征。

然而，书架上那张旧照片更为清楚地解释了他们的起源。照片上，图那具有苏格兰和英格兰血统的祖父母，站在一所摇摇欲坠的破旧房子前面，穿着粗陋的毛线衫，表情严肃，强烈的阳光让他们有些睁不开眼睛，面前呈现的是艰苦严峻的生活道路。他们长着美国哥特式的脸孔，属于美国人（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那些美国人）的贫穷表亲，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可以洞悉到真相，这些真相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事实：内战时，在热衷于用暴力手段废除蓄奴制的先驱－－约翰·布朗率先起义后，堪萨斯州才加入了联邦；我的曾曾外祖父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克拉克，是一位受过表彰的联邦士兵，据说，他妻子的母亲是南部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排行老二的远房表亲；虽然他妻子的父亲确实是一位拥有纯正血统的切罗基人，但是这样的血统仍被图的母亲看作是一种奇耻大辱，每当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时，她总是遮遮掩掩，希望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永远不为人知。

那就是我的外祖父母生活的世界，在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那里庄重、忍耐和开拓精神与单调、猜疑和赤裸裸的残忍相伴相生。他们各自长大的地方相距还不到二十英里－－我的外祖父在奥古斯塔，而外祖母在埃尔多拉多，这两个都是在地图上找不出的小城镇－－外祖父母为了教育我而经常回想童年时代的小镇，描绘出了一个在大萧条时期带着淳朴气息的美国形象：国庆日的游行和站在谷仓旁边放映的电影；瓶子里的萤火虫和熟透了像苹果一样香甜的番茄；沙尘暴和冰雹以及坐满乡村男孩的教室，那些男孩在冬天刚到来的时候就穿上了缝制的毛纺内衣，但由于不换洗，数月后他们的身上散发着像小猪一样的臭味。

在我外祖父母的回忆中，即使是银行倒闭和农场被封的悲剧也是浪漫的，在那每个人都极度贫困的年代里，相似的遭遇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所以你必须认真倾听，才能发现统辖他们早期生活的微妙等级划分和潜在的标记，才能发现那些住在偏僻地带的穷人的差异。这事关社会地位－－分为值得尊敬的人和不那么值得尊敬的人－－虽然你没有必要通过成为富人来获得尊敬，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你不是富人，你就必须付出更多以便获得尊重。

图出生在一个声名良好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在整个大萧条阶段拥有稳定的工作，他在斯坦福油田负责石油业务。她的母亲在生孩子之前，曾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他们的房子一尘不染，通过邮件订购名著；他们阅读《圣经》，通常避免去野外露营，他们信奉虔诚的循道宗教义，重理性，轻激情，保持克制。

我外祖父的境况却要糟糕一些。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抚养他和他哥哥长大的祖父母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他们是正派的虔诚浸礼会教友，在威奇托周边的石油开采基地工作，并以此来养活整个家庭。然而，外祖父却有些放荡不羁。一些邻居会提起他母亲的自杀：最终是斯坦利，年仅八岁的斯坦利，找到了她的尸体。另一些比较苛刻的人会摇摇头：这个男孩很像他那个风流的父亲，他们认为，他父亲无疑是他母亲不幸死亡的直接原因。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外祖父的声名显然是他自找的。他十五岁的时候因为打了校长的鼻子而被勒令退学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靠打零工为生，跳上前往芝加哥的列车，又去过加利福尼亚，后来他回来了，过着充满了月光、纸牌和女人的风流生活。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他非常熟悉威奇托，那时他的家庭和图的家庭都搬往那里，而图并不讨厌他。当然，图的父母相信他们听到的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强烈地反对这段刚刚开始的恋情。图第一次把外祖父带回家见家人时，她的父亲看了一眼外祖父乌黑向后梳理的头发和永远自信的笑容之后，毫不掩饰地发表了他的看法。

第四节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

外祖母并不在意。对她来说，高中教育足以养家糊口了，而且她早已厌烦了“社会地位”这回事，而外祖父肯定让她眼前一亮。我有时想象着，在战前的那些年代，在每一个美国小镇里他们的样子，他穿着宽松的裤子和浆硬的汗衫，头上戴着宽檐帽，递给伶牙俐齿的她一支烟，而她涂着厚厚的口红，头发染成金黄色，修长的腿漂亮得可以给当地的商店做模特儿。他给她讲述那些大城市的事，望不到头的高速公路，他如何从空旷而尘土飞扬的平原迅速逃离，在那里伟大计划就是找到银行经理人的工作；在那里娱乐代表着一杯冰淇淋苏打水和一场星期天的音乐会；在那里恐惧和贫乏的想象扼杀了梦想，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你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将会在哪里结束生命，谁会把你埋葬。我的外祖父强调说，他可不想那样了此一生；他有梦想，有雄心；他用对自由强烈的渴望感染了我的外祖母，也正是这种渴望让他们的祖先在若干年前跨越了亚特兰大和半个大陆。

他们就在珍珠港受到轰炸的时候私奔了，我的外祖父被应征入伍了。这时，这个故事就如同那些老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飞快闪现，墙上的日历被看不见的手一页页地、越来越快地扯下，有关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和诺曼底的头条新闻，伴着炸弹袭击的巨响、爱德华·R.莫罗的声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铺天盖地地袭来。我还看到我母亲在外祖父的扎营地出生；外祖母在一个轰炸机装备线上做工；我的外祖父跟随巴顿的军队踏上了去法国的征程。

还没来得及真正参加一场战役，外祖父便从战场上回来了，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根据《退伍军人法案》，他进入了伯克利大学。但是课堂根本无法容下他的雄心壮志和旺盛精力，于是他们再次搬家了。起先是回到堪萨斯，接着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些小城镇，最后到达了西雅图，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我母亲读完高中。我的外祖父做过家具销售员，他们买了一处房子，并且找到了桥牌牌友。他们为我母亲在学校智慧超群的表现感到高兴，不过当她得到芝加哥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书时，外祖父不让她去，认为她还太小，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讲到这里，故事应该就结束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种值得尊敬的生活。然而一定还有什么东西在拨弄外祖父那颗不安分的心。我能够想象得出，他站在太平洋边，头发过早地花白了，高而瘦长的体形变得富态了一些，他望着地平线，直到视线模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闻着油田设备和玉米的味道，还有他认为已经过去了的艰苦生活。有一次家具公司的经理偶然间提到将在火奴鲁鲁（即檀香山）开一家新店，在那个充满自主独立的州里，似乎有着无限商机。他听到这个消息的同一天，就跑回了家，说服外祖母把房子卖掉，再次收拾行李，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旅程，西进，向着夕阳……

我的外祖父总是这样，不断在寻找新的开始，不断从熟悉的环境中逃开。我觉得举家到达夏威夷之后，他的性格才最终形成－－慷慨和渴望快乐，世俗精明和地方主义的矛盾结合，以及纯真的情感让他不怎么老练圆滑，容易受伤。他的性格具有典型的美国人特征，是他同时代人的典型，那个时代的人都崇尚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观念，从不估算选择朝天大路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的热情容易导致麦卡锡主义式的懦弱，就像二战时期容易滑向英雄主义一样。他们的身上同时混合了危险和希望，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单纯无知的；而最后，往往容易陷入失望。

1960年，虽然我的外祖父还未曾经历过失望；不管怎样，失望可能来得更晚一些，来得慢一些，来得不那么激烈，从而也不改变他的性情，不论是朝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按照他的想法，他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位自由思想家－－甚至是波希米亚式的我行我素。他有时写诗，听爵士乐，把他在家具买卖中遇到的一些犹太人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他与有组织的宗教发生的唯一一次小冲突，就是在当地的上帝一神论普救论派的集会中登记了家庭的名字；他喜欢一神论者们对所有伟大宗教描绘出的景象。（“就像你可以同时把五个宗教归为一个宗教。”他说。）图最终更正了他对教会的看法（“看在上帝的分上，斯坦利，宗教不像买早点那样简单！”），不过外祖母生来就有些无神论，不赞同外祖父的那些更稀奇古怪的想法，她坚定自主，对某些事情经过深思后坚持己见，这都让他们形成了互补。

即使他们的想法没有形成一种坚定的自由主义意识，他们的思想仍具有自由主义的雏形；同样地，在这个方面他们也具有典型的美国人的特征。所以，当有一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后，提到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了一位朋友，一位名叫巴拉克的来自非洲的学生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邀请他来共进晚餐。外祖父的想法是，那个可怜的孩子可能很孤单，毕竟离家那么远。图则会这样对自己说，一定要对他好一点。我父亲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外祖父立即惊呆了，因为这个非洲人和自己最喜欢的歌手纳京高长得像极了。在我的想象中，他完全不顾我母亲流露出嗔怪的神色，直接就问我父亲是否会唱歌。外祖父可能忙着讲笑话或者与图争论着要怎样煎牛排，而没有注意到我母亲伸出手去握着她旁边那双光滑而有力的手。不过图注意到了，但是她礼貌地忍着没说什么，继续张罗着点心；她本能地让自己不朝那个方向想。那晚过后，他们谈论起这个年轻人，都说他看起来是多么聪明，品格多么高尚，举止得体，连跷二郎腿的样子也十分优雅－－还有他美妙的口音！

第五节

但是，他们会让自己的女儿和一个黑人“结婚”吗？

我们还不知道答案；关于这一点，他们讲述的故事里并没有解释清楚。实际情况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美国白人一样，他们从没对黑人有过太多的关注。在我的外祖父母出生之前，黑人就已经出现在堪萨斯州以北的地区了，但至少在威奇托及周边，他们的生活更为随意、更有教养一些，不像在深南部地区那样充满了暴力。那些统治日常生活的潜规则使得白人和黑人之间基本没什么联系。外祖父母回忆起黑人出现在堪萨斯州的各个角落时，画面总是转瞬即逝－－黑人男子偶尔来到油田，希望成为一名雇佣工；黑人妇女帮白人洗衣服或者帮白人清理房子。黑人无处不在，但又似乎根本不存在，比如弹钢琴的萨姆，或者女仆比拉，或者收音机里的阿摩司和安迪一样－－他们虚渺而又沉默地存在着，既不会迸发出热情，也不会流露出恐惧。

直到我的家族在战后搬往得克萨斯州，种族问题才开始侵入他们的生活。在那里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外祖父的一些家具销售员同事就好心地告诫他如何接待黑人和墨西哥客户：“如果有色人种想要看货品，得几个小时后才能让他们过来，并且他们得自己运走。”稍后不久，图和她工作所在银行的看门人熟悉起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人品不错的二战退伍老兵，一位黑人，她只记得他叫做里德先生。然而有一天，当他们两个在走廊聊天的时候，一位办公室秘书发怒了，叫嚣着对图说不能也不可以，“用‘先生’这个词来称呼黑鬼”。过了一会儿，图在大楼的一个角落里发现里德先生在暗自哭泣。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直起腰，擦干眼泪，用一个问题作了回答。

“我们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侮辱？”

那天，我的外祖母没有作答，但是那个问题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我母亲去睡觉了，有时候她和外祖父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图还是称呼里德为“先生”，她理解为什么后来不管什么时候他们在大厅里擦肩而过，那个看门人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尽管这种理解夹杂着一丝悲伤和安慰。外祖父开始拒绝同事外出喝酒的邀请，对他们说，他得回家陪伴妻子。他们变得内向、浮躁，心中充满了不解，好像他们是小镇上永远的陌生人一样。

这种不算良好的新氛围对我的母亲打击最大。那时她十一二岁，是家中的独生女，患有严重哮喘。疾病以及多次搬家，让她变得有点不合群－－她是快活而性情温和的，但却只喜欢埋头读书或者独自散步－－图开始担心最近的搬家更加重了女儿的孤僻。我母亲在她新学校没交到什么朋友。因为名字叫“斯坦利·安”，她遭到了无情地戏弄，（这源于外祖父一个不明智的想法－－他本想要一个儿子）。斯坦利汽船，他们这样叫她。男人斯坦利。图下班回家之后，常常发现我母亲独自在前院，不是坐在走廊上晃着双腿就是躺在草地上，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

只有一天例外，那是一个闷热无风的日子，图回家时，发现一群孩子围在自家房子的防护栏外。图走近之后，听到了低低的笑声，看到了那些孩子的脸被愤怒和嫌恶所扭曲，并正高声用变化的节奏唱着：

“爱黑鬼！”

“肮脏鬼！”

“爱黑鬼！”

那群孩子看到图以后，就赶紧四散跑开了，当时其中的一个男孩把手里的石头丢进了围栏。图顺着那颗石头掉落的树下望去。她看到了引起骚乱的原因：我母亲正和一个同龄黑人女孩并肩趴在草地上，裙子撩到了膝盖上，脚趾陷进土里，手撑着头，一起在读着我母亲的一本书。从远处看上去，树荫下的这两个女孩子构成了完美的画面。可是当图把大门打开的时候，她才发现黑人女孩正在发抖，我母亲的眼里闪烁着泪光。两个女孩一动也不动地僵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图弯下腰，抚摸着她们的头。

“如果你们两个要在一起玩的话，”她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就进屋去玩吧。来，你们俩。”她拉着我母亲和另一个女孩的手，但是外祖母还没有来得及再次开口说话，那个女孩就已经飞快地跑掉了，两条长腿轻巧得像惠比特犬似的，最终消失在街道上。

外祖父听说发生了什么事以后，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处理。他详细地询问了我母亲，写下那些孩子的名字。第二天他请了一天假去见学校的校长。他自己也给那些讨厌的孩子的父母打电话，谈了他自己的想法。然而，从每一个他接触到的成年人那里，他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你最好教育好你的女儿，邓纳姆先生。在这个镇里，白人女孩是不能跟有色人种一起玩的。”

很难知道该如何判断出这些插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形成了或者破坏了何种永远不变的印记，或者是否这只是在后来发生事情的映衬下才显得格外刺眼。外祖父不论什么时候跟我聊天时，总是坚持说他们离开得克萨斯州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样的种族歧视感到不满。图则更谨慎一些，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两人时，她告诉我，他们搬离得克萨斯州只是因为外祖父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并且有个西雅图的朋友承诺给他提供更好的工作。按照她的说法，“种族歧视”这个词从没在他们的词典里出现过。“巴，你外祖父和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就是这样而已。”

第六节

我的外祖母是那么聪明，她怀疑过分的观点或者夸大的说法，而相信常识。因此相比较而言，我更相信她对事情的说法；这也与我所了解的外祖父相符合，他习惯于重写他的历史，使过往更像是他所希望的情景那样。

然而我不能像对待一个简单的广告那样，把外祖父对往事的回忆轻易抛开，那是白人修正主义的另一种行为。我不能这样做，确切地说，是因为我知道外祖父是多么坚定地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他多么希望让它们变成事实，即使他并不总是知道该怎么做。在得克萨斯州的故事后，我觉得黑人成为了他所讲故事中的一部分，这些故事经过他的梦境而变得更为真实。在他的脑海里，黑人的处境、黑人的痛苦、黑人的创伤，与他自己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失踪的父亲和流言对父亲人品的暗示，过世的母亲，其他孩子对自己的残忍，以及他不是金发男孩的现实－－他看起来像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种族歧视是那段过往中的一部分，他本能地觉得，部分习俗和名望以及身份地位，假笑和谣传以及闲话都让他置身事外地向里面张望。

我认为那些本能的想法的确意味着什么；对生活在我外祖父母那个年代，拥有相同背景的很多白人来说，这些本能却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成为暴徒的方向。虽然当他们到达夏威夷时，外祖父和我母亲的关系很紧张－－她难以原谅他的善变和暴躁脾气，对他粗鲁而愚笨的习惯感到羞耻－－但是这正是他希望抹掉的过去，他有信心能够重新建立整个世界，这种自信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永恒的遗产。不管外祖父是否意识到，他的女儿和一个黑人在一起的情形，在他心灵深处某个未触及的地方打开了一扇窗。

尽管我外祖父接受了，但并不是他的那种自我认知让他能更容易接受我母亲的婚约。事实上，婚礼举行的方式和时间始终是不为人知的，这是我始终没有勇气去探索的。没有真实婚礼的记录，没有结婚蛋糕，没有戒指，没有对新娘的托付，没有家人参加，甚至不清楚在堪萨斯州的亲戚是否都得到了确切的通知。只有一场小小的简单仪式，一个主持婚礼的地方法官。回顾起来，整件事似乎是如此不堪一击，如此缺乏计划。也许那是外祖父母所希望的方式，只要他们闭口不作评论，并且不作出任何过激的行动，那不过是一场会过去的考验，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如果是这样，他们不但低估了我母亲暗自下的决心，而且也错估了他们自己情感的坚定。首先是孩子的出生，八磅二盎司，四肢健全，嗷嗷待哺。他们能怎么办呢？

在时间和地点的共同作用之下，把一些潜在的不幸变成了可以容忍的事情，甚至成为一件引以为傲的事情。外祖父和我父亲一起喝着酒，一边听着他的新女婿对政治和经济的高谈阔论，谈论像白宫或者克里姆林宫那样遥不可及的地方，想象着自己能够预见未来。他开始更认真地阅读报纸，寻找近期美国关于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最新报告，并且在脑海里认为这个世界正在变小，人们的观念也正在改变；这个从威奇托搬来的家庭事实上已经走进了肯尼迪新边疆政策的中心和金博士崇高的梦中。美国怎么能在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同时，却仍然让它的黑人民众一直处在被束缚的状态中呢？我最早的一段记忆是，当执行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成功着陆后到达希卡姆空军基地时，我坐在外祖父的肩膀上望着他们。我还记得那些宇航员，他们戴着飞行眼镜，因为离得很远，很难从隔离室的入口处看清。但是外祖父总是信誓旦旦地说，有一个宇航员只和我挥了挥手，而我也向他挥挥手回礼。这是他自己编造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和他的黑人女婿和棕色皮肤的外孙一道，外祖父进入了太空时代。

还有什么地方比夏威夷，这个联邦的最新成员，更适合成为开始这段新冒险的港口呢？即使到了现在，这个州的人口已增加了四倍，怀基基海滩已经拥挤不堪，快餐店、色情录影带店和各式连锁店无情地踏进了这个地方的每一处青山绿水，我仍然可以回想起还是个孩子时的我刚到这里，并为这些岛屿的美丽所倾倒的情景。太平洋上空呼啸而过的蓝色飞机；绿苔覆盖着的悬崖和玛诺亚瀑布冰冷的急流。北海岸边声大如雷的海浪，潮起潮落、连绵不断。帕利山投下的阴影，闷热馥郁的空气。

第七节

夏威夷！1959年我们才刚搬到那里，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它仿佛就是地球本身。倦怠的驻地军队和苦难的文化，看守着这条翠绿山石的海岸线，全球各地的移民带着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孩子从这里登陆。破裂的谈判、传教士带来的重大疾病对夏威夷土著进行的残酷征服；为了甘蔗和菠萝种植园，美国公司对富饶的火山土壤的瓜分；让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移民从早到晚在同一片田地里弯腰工作的契约制度；战争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扣留－－这些都是近现代的历史。然而，我们家搬来的时候，这样的历史仿佛太阳照耀下的晨雾一样，已经开始从大众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这里有太多的种族，彼此之间的力量过于分散，无法在这里推行大陆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且几乎没有黑人，所以即使是最激进的种族隔离者也可以放心地享受假期，因为他们知道夏威夷的种族混杂和之前美国本土建立的秩序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神话是夏威夷创造的，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熔炉，夏威夷进行了一项种族之间和睦相处的试验。我的外祖父母－－尤其是外祖父，开始通过他的家具业务和许多人接触－－使他们融入到相互理解的事业中。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一本老旧的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友谊和影响他人》。长大以后，我听他用轻松聊天一样的语气说，他决心一定要帮助他的客人。他会突然拿出家庭的照片，给刚见面的陌生人讲他的生平故事；他会去握邮差的手或者对餐厅的女服务生讲色情笑话。

这些滑稽的事情经常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但是人们比他的外孙更宽容些，更会欣赏他的标新立异，因此虽然他从来没有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力，但还是交了一大群朋友。一位自称叫弗雷迪的日裔美国人在我们家附近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会为我们留着最上等的生鱼片，给我裹着可以吃的糖纸的米糖。时不时地，在我外祖父店里当货运工的夏威夷人会邀请我们去吃山芋和烤猪，外祖父狼吞虎咽地享受这些东西（图则会不停地吸烟，回家后给自己煎几个蛋充饥）。有时我会和外祖父一起去阿利爱公园，他喜欢在那里和那个抽着廉价烟、吃着槟榔、吐出血一般的槟榔汁的菲律宾老人一起下跳棋。我仍然记得，有天凌晨，在太阳升起几个小时之前，一个和外祖父做了一大笔沙发买卖的葡萄牙人，带我们出海到凯卢阿湾叉鱼。小渔船的船舱上挂着一盏汽灯，我看着人们潜入墨黑色的海水里，当从他们身上发出的闪光灯在海水下闪现时，他们就会露出水面，鱼枪的一端叉着一条大鱼，闪闪发光，活蹦乱跳。外祖父告诉我这种鱼的夏威夷名字叫做“虎目-虎目-奴库-奴库-阿普赫”，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不断念叨着这个名字。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种族血统并没有带给外祖父母过多的困扰，他们很快就接受了一种态度，也就是当地人对表示出大惊小怪的游客所采取的轻蔑态度。有时，如果外祖父发现有游客正注视着在沙滩上玩耍的我，他就会走到那个游客的身边，用恰如其分的敬畏语气悄悄告诉他，我是夏威夷第一位君主卡美哈美哈国王的曾孙。“巴，我敢肯定许许多多的相册里都有你的照片，”他喜欢笑着告诉我，“从爱达荷州到缅因州。”我想，这个奇特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我把这看作是为了避免麻烦而采取的策略。然而，这时外祖父往往就准备提起另一个故事了，有一天当一个游客看见我在游泳，不知道是对谁说道，“这些夏威夷人一定生来就会游泳。”对此番言论他做出了反应，他表示那可不一定，因为“那个男孩碰巧是我的外孙，他的母亲来自堪萨斯州，而他的父亲来自肯尼亚内陆，这两个地方之间可不是只隔着数英里的海洋。”对我的外祖父来说，种族问题不再是什么可担心的问题了；即使某些地方还存在无知和愚昧，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会逐渐开明起来。

最后，我认为那就是有关我父亲的所有真实故事。相对于谈论他本人，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他周围的人们身上所发生的改变，以及我外祖父母种族观念发生改变的曲折蹒跚的过程。这些故事流露出一种精神，一种在从肯尼迪大选到《投票权利法》的通过这段短暂的时期内统治全国的精神：人权普遍主义对狭隘主义和短浅思想的阶段胜利，一个全新的明朗的世界，一个不同种族和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处融洽，甚至是高尚的世界。这是个有意义的故事，不仅仅深深影响了我，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家族，它召唤回我童年期间失落的伊甸园，向未来延伸。

只有一个问题：我的父亲不在这里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人间天堂，我母亲和外祖父告诉我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避开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他们的故事里没有讲述他离开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如果他留下来，事情会是怎样的。会不会像那个看门人里德先生，或者那个扬起灰尘消失在得克萨斯州一条小道上的黑人女孩，我的父亲成为另一些人的话题热点。他可是个吸引人的人物，人们把他形容为拥有金子般心灵的外国人，是挽救了一个城镇的神秘陌生人，并且赢得了女孩的芳心－－然而仅仅是一个话题里的人而已。

我并不是为此而真地责怪我的母亲或者外祖父母；我的父亲可能会喜欢他们为他创造出的形象－－的确，他可能和故事里的人相似。他毕业时，在《檀香山明星公报》上，有一篇关于他毕业的文章，他被人们簇拥着，看起来是个谨慎而有责任心的人，他是模范学生，也是非洲的使节。他温和地谴责学校把访问学生关在寝室里，强迫他们参加为促进文化交流而设计的项目－－他说，这与他寻找的实际培训完全背离。虽然他没有什么切身的经历，但是他发现了在不同种族群体间存在着种族隔离和公然的歧视，对夏威夷的“高加索人”有时会受到偏见的困扰，他以讽刺幽默的形式表示了异议，但是如果他的评价相对而言太过一针见血的话，他会谨慎地以一句乐观的话语来结束：他说，其他州可以从夏威夷学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各个种族都愿意为了共同的发展而一起努力，这是他在其他地方的白人身上没有看到的，他们通常都不愿意这样做。

读高中的时候，我找到了这篇文章，把它夹在我的出生证明和旧的疫苗接种表格里。这篇文章篇幅很短，上面还有一张他的照片。文章里没有提到母亲和我，我很想知道是否这种避而不谈是我父亲故意要求的，那时他已经预料到了将会长久离开这里。也许采访者被我父亲专横的态度所震慑，于是没有问到私人问题；也许这是编辑的决定，他们想要的不是那部分单纯的故事。我还很想知道，是否这种避而不谈引起了我父母的争吵。

那时我还不懂这些，因为我太小了，没有意识到我应该有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同样也因为我还太小，而不知道我需要一个种族。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短暂时期里，我父亲，似乎和我的母亲及她的父母一样，对我产生了影响；在我生命刚开始的六年里，即使幻影破灭，即使他们认为已经过去的世界又一一重现，我却占据着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第一节

在通往大使馆的路上，交通状况拥挤不堪：汽车、摩托车、人力三轮车、巴士和小公共汽车挤在一起，这些车辆都搭载了两倍的量，在午后的热浪下，车辆和车上的人都在奋力为自己多挤出一点点空间。我们往前挪动了几英尺，停下来，再次启动，又停下来。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赶走了一群沿街叫卖口香糖和散烟的男孩，差点又撞上一辆载着整个家庭的摩托车－－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像一个人一样，紧紧贴在一起，他们用手帕掩着嘴，避免吸入尾气，活像一家匪徒。路边，一位消瘦的棕色皮肤女人穿着退色的褐色布裙，头上高高地顶着装满熟透了水果的草篮子。两个机修工蹲坐在露天修车场中，一边懒散地赶着苍蝇一边拆发动机。在他们身后，褐色的土地上堆满了发臭的垃圾，两个圆头圆脑的小孩正在疯狂地追赶着一只瘦瘦的黑母鸡。小孩扑倒在混杂了泥土、玉米壳和香蕉叶的垃圾堆里，高兴地尖叫着，直到消失在后面那条土路上。

我们行驶到高速公路上之后，世界就变得轻松舒适起来了，出租车在大使馆前把我们放了下来，两个穿戴齐整的卫兵站在门口向我们点头致意。进入庭院，街道上的喧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园丁手里的大剪刀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我母亲的上司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头发乱糟糟的，两鬓灰白。在他书桌的旁边，立着一面重叠着垂下的美国国旗。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你好呀，年轻人。”他身上带着一股刮胡水的味道，浆硬的衣领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脖子。我站着，认真地回答关于自己学习情况的问题。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山顶上一样阴冷干燥：纯粹而强烈的特权气息。

我们的拜访结束之后，母亲把我安置在图书馆里，就去工作了。我看完了连环漫画册，做完了母亲让我带来的家庭作业，然后就从椅子上爬了下来，开始浏览书架上的书。这里大部分书（的内容）都无法引起一个九岁孩子的兴趣－－比如世界银行报告、地质勘测、五年发展计划。但是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一捆名为《生命》的杂志，用干净的塑料绳整齐地绑在一起。我翻阅着光滑的广告页，有固特异轮胎和道奇狂热汽车，有真利时电视（“为什么不是最好的呢？”），还有金宝汤（“嗯，嗯，好极了！”），穿着白色高领毛衣的男人往冰块上倒施格兰酒，而身着红色迷你裙的女人倾慕地看着他－－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安心。当看到一些新闻图片时，我会在读标题之前试着猜测故事的主题。在一张图片上，一个法国儿童跑过鹅卵石铺成的街道：那是一幅快乐的场景，在完成了一天的学习和家务活之后，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他们的笑声中透着自由。另一张图片上，一个日本女人摇着小篮，小篮里躺着一个年幼的没有遮盖的女孩：那是一幅悲伤的景象；那个女孩生病了，弯曲着双腿，头靠在母亲的胸前，母亲的脸上满是悲伤，也许她正在责怪着自己……

最后，我看到了一张老人的图片，图片上的老人戴着黑色的眼镜，穿着雨衣，走在无人的路上。我猜不出这张图片在讲什么；这个主题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下一页是另一张图片，这张是同一个人的手的特写。它们带着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苍白得仿佛血液已经从身体中抽离。回看第一张图片，现在我看到了那个人的鬈发，他的厚嘴唇和宽厚的肉鼻子，一切都散发出同样怪异而可怕的色调。

我想，他肯定病得很严重。也许是一个核辐射受害者，或者白化病人－－几天前我曾在街上看到过一个白化病人，当时我母亲告诉了我那是怎么回事。然而，当我读到配图的文字时，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个人接受了一种化学医疗，文章说到，为了漂白肤色，他自己掏钱做了手术。他说，他对于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白人所做的尝试感到后悔，对事情变得这么糟糕感到遗憾。但是，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黑人男女，相信了那些广告，相信了可以让他们像白人一样快乐的承诺，而愿意接受同样的手术。

我感到脸和脖子都火辣辣的，胃绞在了一起；杂志上的字模糊起来。我母亲知道这些吗？她的那位上司呢－－为什么他能那么平静地读着他那冗长的报告？我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想要蹦出房间，让他们看看我刚刚读到的东西，想听听他们的解释或者保证。但是不知是什么把我拉住了。就像在梦里，我无法高喊出新发现的恐惧。母亲来接我回家时，我的脸上挂着微笑，把杂志又都放回了适当的位置。那个房间，那里的氛围，安静如初。

那时我们已经在印度尼西亚住了三年多，因为我母亲和一个叫做罗罗的印尼人结婚了，罗罗是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的另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是“疯狂”，这一直让外祖父觉得好笑，但是这其实名不副实，因为罗罗身上带着他的民族所拥有的礼貌和从容。就像墨西哥人或者萨摩亚人身上都会带有显著的民族特征一样，他的身上也有印尼人的特征，他个子不高、褐色的皮肤、长相英俊、头发浓黑；他的网球打得很好，笑容灿烂迷人，性情沉着；从我四岁到六岁的两年之间，他经常耐心地陪外祖父下棋，和我玩摔跤游戏。有一天我母亲让我坐下，告诉我，罗罗已经向她求婚了，并且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当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也没表示反对。我只是问她，她是否爱他－－我已经懂事了，知道这样的事情很重要。母亲的下巴不停地颤抖着，她强忍着眼泪，紧紧地抱住了我，很久很久，这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勇气，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二节

之后，非常突然地，罗罗离开了夏威夷，母亲和我却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护照、签证、机票、酒店预定等一系列杂事。我们打包的时候，外祖父拿出一本地图集，勾出一连串印尼的岛屿：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巴厘岛。他记得其中几个的名字，他说，当他还是孩子时，从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上读到过。然后回想起它们曾被称作香料群岛，真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迷人的名字。“据说这里仍能找到老虎，”他说，“还有猩猩。”他睁大了眼睛在书上寻找着。“据说这里有‘猎取人头的蛮人’！”与此同时，图打电话到美国国务院，询问印尼现在是否安定。跟她通电话的每个人都告诉她情况稳定。然而，她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带上几箱子的食物：果珍、奶粉、沙丁鱼罐头。“你可不知道那里的人都吃些什么。”她不容置疑地说。我母亲叹了口气，但是图塞给我几盒糖果，让我和她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最后，我们登上泛美航空的飞机，开始了环球飞行。我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衬衣，戴着一条灰色的领结，女乘务员不停地给我拿来拼图、额外的坚果以及一套金属飞行章，那套飞行章戳破了我胸前的口袋。在日本中途停留的三天里，我们冒着冷得刺骨的雨水，步行去参观镰仓青铜佛，在高山湖的渡船上品尝绿茶冰淇淋。在那些夜晚我母亲就用提词卡学习。从雅加达走下飞机时，停机坪上的滚滚热浪扑面袭来，太阳耀眼得就像一个火炉，我抓住了她的手，决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地保护她。

在机场，罗罗微笑着来接我们了，他长胖了一些，脸上长着浓密的胡子。他拥抱了我母亲，把我举到空中，让我们跟着一个矮小但结实的人，那个人正搬着我们的行李径直穿过报关处长长的队伍，钻进一辆等候的车里。当他把那些袋子从箱子里取出的时候，那个人开怀地笑起来。我母亲试图向他解释，但是那个人只是笑着点点头。人们在我们周围来来往往，快速地说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一种陌生的感觉向我袭来。我们看着罗罗和一队穿着棕色制服的士兵交谈了很长时间。那些士兵的皮套里装着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高兴，笑着和罗罗谈话。最后，罗罗回来的时候，我母亲问他那些士兵是否需要检查我们的行李。

“别担心……都已经打点好了，”罗罗说，他坐进驾驶员的位子，“那些人是我的朋友。”

他告诉我们，车是借来的，不过他已经买了一辆崭新的日产摩托车，但是对当时来说，已经很好了。新房子盖好了；只剩下一些需要装修的地方。而我已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注册了，亲戚们都很希望见到我们。在他和母亲谈话的时候，我从后座的窗户探出头，注视着沿途的风景，褐色土地和绿色田野连锦不断，树林和村庄相映成趣，还有柴油和熏木头的气味。男人和女人像收割机一样在稻田里穿梭，他们的脸被头上宽宽的草帽盖住了。一个湿漉漉的男孩，灵活得像水獭一样，坐在一头低着头的水牛背上，用竹条抽打着它的屁股。街道变得越来越拥挤，出现了小商店和小市场以及拉着满车沙石和木材的人，接着建筑物变得高起来，就像夏威夷的高楼一样－－印度尼西亚酒店，非常现代，罗罗说，还有新的购物中心，洁白而耀眼－－但是只有少数建筑物高过马路边枝叶繁茂的树。我们经过一排围墙高耸并带有哨岗的大房子时，我母亲说了一些我不能完全听懂的事情，一些跟政府还有一个叫苏加诺的人相关的事情。

“谁是苏加诺？”我从后座上大声问，但是罗罗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他只是碰了下我的胳膊向前示意。“看。”他向上指着说。那里，横跨马路立着一个高耸的人身猿脸雕像，至少有十层楼高。

“那是哈努曼，”我们绕过雕像的时候罗罗说，“也就是猴神。”我从座位上转过头去，被这个孤独的雕像震撼了，在阳光下如此突显，泰然地高耸入天，脚下小小的车辆来来往往。“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罗罗坚定地说。“有百人之力。他和魔鬼战斗的时候，从来都没输过。”

房子位于市郊的一个开发区里。路上一座小桥横跨过一条宽阔的褐色河流；我们经过那座桥时，我看到村民们在陡峭的河岸下游泳、洗衣服。一路走来，车从停机坪驶出，经过了充满沙土和灰尘的地区，路过一些小店和刷白的平房，直到我们渐渐驶出那个村落和那些狭窄的小径。房子刷成浅浅的灰色，铺着红色的外墙，开阔通风，前面的小庭院里种着一棵大芒果树。我们走进门的时候，罗罗宣布要给我一个惊喜；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们就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嚎叫从树顶上发出。母亲和我起先吓得直往后退，只见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生物长着一个小小的扁平的脑袋，垂着一双长长的、孔武有力的手臂。

“猴子！”我喊了起来。

“是猿猴。”母亲纠正我。

罗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花生，递到那只动物紧握的手里。“他叫塔塔，”他说，“我从新几内亚把他带回来要送给你的。”

我开始向前走几步想要看得更清楚，但是塔塔让我感到害怕，不敢再前进，他那又黑又圆的眼睛里充满了狂暴和怀疑。我决定站在原来的地方。

“别担心，”罗罗说，又递给塔塔一颗花生，“它被拴住了。来－－还有呢。”

我抬头看着母亲，她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在后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到处乱跑的鸡鸭，一条狂吠的大黄狗，两只天堂鸟，一只白色的鹦鹉，还有两只小鳄鱼，在没有围栏的池塘里露出半个身子，沿着池塘边缓缓移动。罗罗看着那些小鳄鱼，“本来有三只的，”他说，“但是最大的那只从围栏的洞里爬了出去。爬到了别人的稻田里，把人家的鸭子吃掉了。我们不得不举着火把，开枪打死了它。”

天已经快黑下来了，但我们还是沿着通往村庄的小路散了一会步。成群的邻居小孩们咯咯笑着，从院子里向我们招手，几个赤脚的老人出来和我们握手。我们站在人群当中，那里，罗罗的一个朋友正在放羊，一个小男孩拉着一根绑着蜻蜓的绳子，跑到了我身边。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帮我们搬行李的人正站在后院，胳膊下夹着一只褐色的母鸡，右手拿着一柄尖刀。他对罗罗说了几句话，罗罗点点头，把母亲和我叫了过去。母亲叫我站在原地等着，疑问地看着罗罗。

“你不认为他还是个小孩子吗？”

第三节

罗罗耸耸肩，低头看看我。“孩子应该知道他的晚餐从哪里来的。你认为呢，巴里？”我看着母亲，然后转过身来，看着那个抓着鸡的人。罗罗又点点头，我看着那个人把鸡放下，用膝盖轻轻压住，把它的脖子从一个狭窄的凹槽中拉出来。那只鸡挣扎了一会儿，翅膀不断用力拍着地面，几根羽毛随风散落。然后它一动都不动了。那个人熟练而轻巧地用刀割了下那只鸡的脖子。鲜红的血不断地喷出来，就像一条长长的血红色丝带。那个人站起来，把鸡举得离身体远远的，然后突然把它高高地抛向空中。它砰的一声掉了下来，然后挣扎着站了起来，头怪异地歪向一边，腿激烈地抽动着，画出一个大大的歪斜的圈圈。我看着那个圈圈越来越小，血汩汩地流着，直到最后那只鸡终于死了，倒在草地上。

罗罗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让我和母亲在晚餐前去洗洗手。我们三个在昏暗的黄色灯光下安静地吃着晚餐－－炖鸡和米饭，还有一种红色的毛茸茸的水果甜点，这种水果特别甘甜，我不断地吃着，直到觉得胃疼才停下来。之后，我独自躺在蚊帐中，听着蟋蟀在月光下唱歌，回想几个小时前我亲眼看见的生命的最后抽搐。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好运气。

“首先要记住的是如何保护你自己。”

罗罗和我在后院（模拟）对抗。几天前，我头上带着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回到了家。当时罗罗正在洗车，他抬起了头，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和一个住在路边的大男孩打架了。我说，我们比赛还在进行中，那个男孩把我朋友的足球踢飞了。我去追赶他，那个男孩捡起了一块石头。这不公平，我说，我的声音委屈地哽咽着。他使诈。

罗罗用手撩开我的头发，默默地检查伤口。“没有出血。”他最后说，然后又继续洗车。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带回了两副拳击手套。它们带着崭新的皮革味，大的那副是黑色的，小的是红色的，两副手套用带子系在一起，挂在他的肩膀上。

他帮我的手套打上结，退后审视着他的手工成果。我的双手就像瘦长的茎上长着两个圆鼓鼓的果子一样，在身侧来回摇晃。他摇摇头，把拳击手套举到我的脸前方。

“这样，抬着双手。”他调整我的手肘，蹲下身摆好姿势，开始来回地跳动。“你不能停下来，但是身体要放低－－不要让他们有机可乘。感觉怎么样？”我点点头，尽力模仿他的动作。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把手掌摊开在我鼻前。

“好了，”他说，“让我们来看看你挥动拳头。”

我可以做得到这个。退后一步，身体绷紧，打出我最狠的一拳。他的手几乎纹丝不动。

“不错，”罗罗说。他点点头，表情不变。“不错。啊，但是看看你的手。我跟你说过什么？抬起来……”

我抬起胳膊，软绵绵地拳击着罗罗的手掌，时不时看看他的脸，忽然意识到，在我们相处的两年时间里，他的脸变得如此熟悉，熟悉得就像我们站立于其上的土地。我花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学会了印尼的语言，了解了印尼的风俗习惯和传说。我在水痘、麻疹和老师手里的竹条中存活了下来。农民、仆人和底层官员的孩子们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从早到晚在街道上奔跑玩耍、做零工、抓蟋蟀、用一条坚韧的细线绑着风筝来相互斗－－输的人只能看着他的风筝消失在风里，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会有另一些孩子排成歪歪的一列，仰着头，等着从天而降的礼物。和罗罗在一起，我学会了怎样就着晚饭（许多的米饭）吃小绿辣椒，在我们的餐桌外，我还看到了狗肉（难吃）、蛇肉（更难吃）还有烤蝗虫（非常脆）。像很多印尼人一样，罗罗信仰伊斯兰教，供奉远古的万物之灵和印度神 。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可以从他的食物中攫取得到：他承诺说，将来有一天，他会给我们带回来一块老虎肉。

情况就是这样的，一段长长的旅程，一个小男孩生活中的各种奖励。在写给外祖父母的信中，我会如实地讲述许多这样的事情，确信很快就会寄来满是巧克力和花生酱的包裹。但是我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写进信里；有一些事情我很难描述。我没有告诉图和外祖父，有一天那个来到我们门前的人，他那张没有鼻子的脸，鼻子的位置只有一个裂开的洞：当他向我母亲乞讨食物时，发出的那种哨声。我也没有提到，我的一个朋友在课间告诉我说，他的小弟弟前夜死了，死于伴着风而来的邪恶的灵魂－－恐惧在我朋友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然后他奇怪地笑了出来，甩开我的手，狂跑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干旱的年头里，农民面无表情，他们赤脚走在那贫瘠而龟裂的土地上，驼着背，时不时地弯下身子，捏碎他们手里的土块；还有第二年，雨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时他们的绝望，大雨使得河水暴涨，淹没了田地，覆没了街道，涨到同我的腰一般高。即使人们的屋棚都被水冲垮了，他?也先仓促地抢救他们的羊和鸡。

第四节

从此我认识到，世界是如此暴力、无法预测，有时甚至非常残酷。我认为，外祖父母对这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不应该用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去打扰他们。有时母亲下班回家了，我会跟她说说我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她会摸着我的额头，注意地听着，尽力给我解释清楚。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样的关注－－她的声音、她的抚摸，都让我感到安全。然而她也不太了解洪水、驱邪和斗鸡。和我一样，每件事对她来说也都是新鲜的，如果感到我的问题给她带来了不必要的思虑时，我就会停止这样的谈话。

我转而向罗罗寻求指引。他说话不多，但是非常好相处。他向他的家人和朋友介绍我是他的儿子，但是他从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或者假装我们的关系比实际的情形更亲密些。我喜欢这种距离；这种距离意味着一种男人间的信任。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广泛。不仅仅是怎样换一个轮胎或者下国际象棋。他知道更多复杂的事情，比如怎样控制情绪，如何解释命运中不断出现的种种秘密。

再比如怎样打发乞丐。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简直是病态的展览－－男人、女人、孩子，他们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衣服，一些没有了胳膊，另一些失去了脚，坏血病人或者脑灰质炎患者或者麻风病人匍匐前进着，或者坐在简易的滑板车上滑进拥挤的人行道里，他们的腿就像一个身体柔软的体操演员一样扭曲到身后。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把钱施舍给每一个在我们门前停下的乞丐，或者施舍给我们所经过的街道向我们伸手的乞丐。后来，她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痛苦是没完没了的，她开始学会怎样去施舍，学会如何辨别这些不幸的程度。罗罗认为她的人道主义盘算让她显得很可爱，但又是愚蠢的。任何时候，只要他碰到我想学母亲的样子，掏空我仅有的几个硬币之时，他就会扬起眉，把我拉到一边。

“你有多少钱？”他问道。

我掏空口袋。“三十卢比。”

“街上有多少个乞丐？”

我试着回想上个星期来敲门的乞丐数量。“你明白了吧？”在确定我根本数不过来之后，他说，“存着你的钱，保证你自己最终不会流落街头。这样要更好。”

他对仆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刚来到这个城市的年轻村民，一般为那些比他们自己也不富裕多少的家庭工作，然后把钱寄回村里或者存起来以便将来开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们有雄心，罗罗会很乐意帮助他们开展他们的事业，一般情况下也会包容他们的独特个性，比方说他就雇了一个本质上不错的年轻人长达一年多时间，这个人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打扮成女人－－罗罗喜欢他的厨艺。但是对那些笨手笨脚、健忘或者浪费他的钱，并且不知悔改的仆人，他就会开除他们；母亲或我试图为他们辩解的时候，他会感到为难。

“你母亲有颗温柔的心，”有一天，我母亲试图替人承担把收音机从梳妆台上打落的责难，罗罗跟我说，“那是女人身上的一种好品质。但是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一个男人，而一个男人需要更多的理智。”

这与好或坏没有关系，他解释道，和喜欢或不喜欢也没有关系。这只是一种让生活按应有的方式继续下去的事情。

我的下巴被重重地敲了一下，我抬头看着罗罗满是汗水的脸。

“注意。手抬高。”

我们又继续练习拳击，半个小时后，罗罗决定休息一下。我的胳膊酸痛；头上的血管不断跳动着。我们喝掉了一整壶水，坐在鳄鱼池的旁边。

“累了？”他问道。

我向前趴着，只能点点头。他笑了笑，卷起一条裤腿，在小腿上抓痒。我注意到从他的脚踝到小腿处有一排排锯齿状的伤疤。

“那是什么？”

“水蛭的印记，”他说，“我在新几内亚时碰到的。你通过沼泽时，它们就爬进你的军靴里。晚上，你脱掉袜子，他们就粘在那里，吸满了血。只要往它们身上撒盐，它们就死了，但是你还必须得用烧红的刀子才能把他们挖出来。”

我用手指摸着其中一个椭圆形的伤口。它很光滑，在曾被火烤焦的皮肤处，毛发不生。我问罗罗是不是很疼。

“当然很疼了，”他说，从壶里抿了口水，“有时你不能担心疼痛。有时你只需要考虑能否到达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们沉默了下来，我从眼角处偷偷地看着他。我意识到我从没听他谈到过他的感受。我从未见他真的生气或者伤心。他似乎住在一个表面坚硬的世界里，拥有着明确的思想。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你见过杀人吗？”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下，很惊讶我提出这个问题。

“看到过吗？”我又问到。

“看到过。”他说。

“血腥吗？”

“血腥。”

我想了一会儿。“为什么那个人会被杀？你看见的那个。”

“因为他很软弱。”

“就因为这样吗?”

?罗耸耸肩，把裤腿放了下来。“一般来说这就足够了。人们利用其他人的软弱。就像国与国之间一样。强者霸占弱者的土地。让弱者为他的土地工作。如果弱者的女人很漂亮，强者就会霸占她。”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然后问道，“你想成为哪一个？”

第五节

我没有回答，罗罗斜望着天空。“最好是强者，”他终于开口了，并站起了身，“如果你不能变强，那就变聪明并且和那些强者和平相处。但是最好是自己变强。永远做强者。”

母亲在房子里望着我们，双手支在书桌上，倚靠着她的一沓年级论文。她自己想着。他们在聊什么呢？也许是耸人听闻的事，像吞钉子这样的。那么兴高采烈地，必定是男人的事情。

她大声笑了出来，然后自己抑制住了。那不公平。罗罗对我的关怀确实使她很感激。就算对他亲生的儿子应该也不过如此。她知道她是幸运的，因为罗罗本性的善良。她把论文放在一边，看着我做俯卧撑。她心想着他长得多么快呀。她回想起我们到达当天的情景，一个二十四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嫁给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的过往和国家，她几乎都不了解。那时她知道得那么少，现在她意识到，她一直随身携带着的除了她的美国护照，还有她的天真。事情原本可能变得更糟，糟糕得多。

她曾认为生活会是困难的，她的这种新生活。在离开夏威夷之前，她尽力去了解印度尼西亚：人口排名世界第五，有几百个部落和几百种方言；殖民社会的历史，起先是被荷兰人占领了三个多世纪，再后来是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想要霸占这片储存着大量石油、金属和木材的土地；战后争取独立的战斗和一个名叫苏加诺的自由斗士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总统。苏加诺最近已经被取代了，但是所有的报道都说那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人们都对这样的变化表示支持。他们说苏加诺已经腐败了；他是一位煽动人心的政治家，一位极权主义者，对共产党太放纵了。

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发达，完全不同于美国－－这是她知道的所有情况。她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痢疾和热病，洗冷水澡和蹲在地上开的洞小便，经常断电，热浪和打不完的蚊子。非常不方便，确实，然而她会比外表看上去的坚强，比以往她所认识的自己坚强。不管怎样，那是在巴拉克离开后，把她推向罗罗的部分原因，对崭新而重要的事情的承诺，在她父母不能及的地方，帮助她的丈夫在一个情感深厚但又困难重重的地方重建国家。

但是她没有准备好迎接孤单。持续的、令人窒息的孤单，那是她真的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罗罗热烈地欢迎她，尽他所能让她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她提供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让她感到舒适。他的家人对待她的态度得当而宽容，把她的儿子看作他们自己的孩子。

然而，在她和罗罗分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充满了朝气，总是迫切地要实行他的计划。当夜幕降临，他们独处的时候，他会跟她说起，一个在战时成长起来的男孩的故事，看着他的父亲和长兄离家去参加革命军，听到他们战死了，还有一切都没有了的消息，荷兰人的军队放火烧了房子，他们的飞机在乡间的上空呼啸，他的母亲曾经为了换取食物把她的金首饰都卖了。事情会起变化的，因为荷兰人已经被赶跑了，罗罗告诉她；他会回到家乡，进入大学教书，成为那种变化中的一部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谈天了。事实上，他似乎很少和她说话，只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只有当手头有事的时候，得修补漏洞或者准备一趟拜访住得远的表亲的旅行。好像他被拉进了一个隐藏的黑暗中，遥不可及，把他最明朗的部分带走了。某些夜晚，她听见他在大家都睡着后起床，手里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独自舔舐着内心的秘密。还有一些夜晚，他会在睡前藏一把手枪在枕头下。不管什么时候，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温和地回拒她，说他只是太疲劳了。好像他变得有些不信任话语了。话语，有感情的话语不见了。

她怀疑这些问题跟罗罗的工作有关。她刚到印尼的时候，他在军队里当地质学者，勘查道路和隧道。那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并且报酬不多；仅仅是买一个冰箱就花了两个月的工资。而且现在还要养一个妻子和小孩……难怪他消沉了。她不远万里过来不是要成为一个负担的，她决定，她要拿出自己的力量。

她很快就谋到了一份差事，在美国大使馆里教印尼商人英文，这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钱使得家庭经济有了起色，但是没有赶走她的孤独。那些印尼商人对英语的优美并不感兴趣，有些甚至不听她的课。那些美国人几乎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男人，有些是国务院的野心家，那些经常神秘消失数月的临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跟使馆的关系或者在使馆的作用从来都不明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丑陋的美国人的滑稽代表，喜欢开关于印尼人的玩笑，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印尼人结婚了，然后他们会试着澄清－－不要太在意吉姆的话，他热昏头了。对了，你儿子好吗，那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男孩。

这些人了解这个国家，即使只是不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埋葬尸骨的墓室。午饭后或者随意聊天时，他们会跟她说一些她无法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上知道的事情。他们告诉她，美国政府已经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盛行而烦恼不已了，而苏加诺却如何使得美国政府的神经进一步紧张，还有他的民族主义之巧言令色以及他的不结盟政策－－他就像卢蒙巴或者纳赛尔一样讨厌，只能是更令人讨厌，这让印度尼西亚有了战略重要性。即使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但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了政变。更确切的事实是，政变后，军队扫遍乡村，搜寻假想的共产党的支持者。死亡人数只能靠猜测：有可能是几十万，或者五十万。即使是使馆里最聪明的人也统计不出。

通过旁敲侧击地悄悄谈论，她发现，即使在现代，这个国家仍然存在残酷而又迅捷的镇压运动，而这种镇压过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来到雅加达了。这种想法使她感到惊恐，历史能够如此毫无保留地被吞没，富饶肥沃的土地能够一滴不剩地吸收那曾经流遍街道的血河；人们能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在新总统的大肆宣传下继续生活，这是一个忙于发展的国家。随着她印尼朋友圈的扩宽，有些朋友会愿意同她说其他的故事－－遍及政府机构的腐败现象，政府在警察和军队冲击下的摇摇欲坠，所有的行业都在为总统的家族及其随从服务。每听到一个新的故事，她都会自己跑去跟罗罗求证：“这是真的吗？”

他从不会回答。她问得越多，他就越坚持他那和善的沉默。“为什么你要为这些谈资担心呢？”他问她，“为什么你不为参加晚宴买件新衣服呢？”最后，她向罗罗的一个堂兄抱怨，这位堂兄是个儿科医师，他在战时曾帮忙照看罗罗。

第六节

“你不会明白的。”堂兄温和地告诉她。

“明白什么？”

“罗罗回来后的环境啊。你知道的，他并没有计划从夏威夷那么早回来。在肃清期间，所有在海外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地统统被召集回来了，他们的护照作废了。当罗罗走下飞机时，他根本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见他；军队的官员把他带走了，对他进行盘问。他们告诉他，他被征入伍了，并且得去新几内亚的丛林里一年。他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些在东欧前共产国家里学习的学生情况更糟。许多人仍然被监禁着，或者失踪了。

“你不要对罗罗太苛刻了，”堂兄又重复说道，“这样的时代最好被忘掉。”

我母亲迷惑地离开了堂兄的住所。外面，艳阳高照，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她没有坐出租车回家，开始漫无目的地走着。她走到一个富裕的邻近住宅区，在那里，那些带着高高铁门的超大的房子里，住着的都是外交官或者将军。她看见一个赤脚的妇人，披着一条破烂的围巾，慢慢走进一个开着的大门里，走上一条车道。在车道上，一群人正在清洗一排车，都是梅赛德斯-奔驰和路虎。其中一个人喝斥着妇人，让她离开，但是妇人站着不动，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她的脸上满是忧愁。最后，另一个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硬币，丢到路上。妇人飞快地追赶硬币，不断地反复检查路面，把硬币拢到胸前。

“权力。” 这个词就像诅咒一样烙在我母亲的心上。在美国，权力在表面上仍然是隐藏着的，除非你深入地挖掘；除非你拜访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或者和一个信任你的黑人交谈，你才能感觉到。但是在这里，权力是毫不掩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它赤裸裸地存在着，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记忆中。权力已经把罗罗带走了，把他拽进了他以为已经逃脱的世界里，让他觉察到它的分量，让他明白他的生命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事实；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在规则下生活，一旦你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罗罗已经可以和权力和平共处了，懂得了遗忘的智慧；就像他的妹夫那样，在一个国有石油公司当高管，赚取了几百万；就像另一个兄弟曾试过的那样，只是他失策了，现在沦落到不论什么时候过来拜访，总会偷走几件银器，然后把它们卖掉去换一些散烟。

她记得，曾经有一次她无休止的问题终于让罗罗生气时，他告诉她的话。“内疚是一种只有外国人才能拥有的奢侈，”他说道，“它就像随意地说出你脑中突然出现的想法。”她不知道失去一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醒来后她感觉胃部很疼痛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通往安全的道路会是多么拥挤险恶。稍不留神，人们就容易跌倒、后退。

当然，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外国人、中产阶级和一个白人，不管她是否愿意接受，她都被她的遗传所保护着。如果事情变得一团糟，那么她随时可以离开。这种可能性抹煞了她可能对罗罗说出的一切；这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障碍。现在，她看着窗外，看到罗罗和我已经在继续打拳了，在我们站立的地方，草地被踩平了。这个景象让她轻微地发抖，她站起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

权力正在带走她的儿子。

回顾以往，我不敢保证那几年罗罗是否完全了解我母亲的经历和感受，为什么他努力工作为她所提供的一切，仅仅只是增加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不是那种会自我反省这些问题的人。相反地，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期，他不断往上高升。借助他妹夫的帮助，他在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我们搬到了位于更高档的邻近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汽车取代了摩托车，电视机和收音机取代了鳄鱼和猿猴塔塔；罗罗能够在公司俱乐部里请我们吃饭了。有时我会听到他和我母亲在房间里争吵，原因经常是由于我母亲拒绝去参加他公司的晚宴，在那些晚宴上，来自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商人会拍着罗罗的背，吹嘘他们成功地用贿赂取得的新的海面开采权，而他们的妻子会向我母亲抱怨印尼用人。他会问她，如果他单独前往，其他人会怎么想，提醒她，那些人是她自己国家的人，然后我母亲会近乎尖叫起来。

他们“不是”我的同胞。

然而这样的争吵并不频繁；在我妹妹玛雅出生后，在他们分离后直至最终的离婚，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罗的十年之后，母亲帮他到洛杉矶治疗肝病，那种肝病原本会在他五十一岁时就夺走他的生命，母亲和罗罗之间始终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我经历到的紧张气氛，大部分与我母亲对我态度的逐渐变化有关。她本来一直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度尼西亚：这使我相对自立，在紧张的财务预算下没有太高的要求，相对于其他的美国小孩显得特别有礼貌。她教育我蔑视在国外的美国人身上经常流露出来的无知、傲慢和自大。但是现在她已经明白了，就像罗罗早就知道的那些，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机会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机会是截然不同的。她清楚，她想要让她的孩子站在哪一边。我是一个美国人，她决定了，我真实的生活并不在这里。

第七节

她最初的努力集中在对我的教育上。没有钱送我去国际学校，那是大部分在雅加达的外国小孩读书的学校，于是，她从我们到达的那时起，就在我的印尼学校教育之余教导我相应的美国课程。

现在她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了。一个星期中有五天的时间，她都会在早晨四点就走进我的房间，强迫我吃早餐，开始教我三小时的英文，然后我去上学，她去上班。我强硬地抵制这种制度，但是不管我编造了什么样的理由，不管是对于不足信的（“我胃疼”）或者确切是真的（我的眼皮每五分钟就耷拉下来了），她都会耐心地用她那最有力的话反驳：

“小鬼，这对我来说同样也不是去野餐。”

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外祖母的声音时不时因此出现。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那个。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巴里。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粉色的肉翻了出来。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罗罗！”

我母亲讲到这里的时候笑了起来，那是一个母亲原谅了她的孩子过去曾犯下的过失的笑声。但是当她想起罗罗建议等到早上再送我去缝合伤口，想起她不得不严词厉色地要求我们那个唯一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她的语调稍微有些变化。她还记得，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她回想起她狂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直到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穿着拳击短裤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二十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她一直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但是她身边没有人相信能与险恶的命运相抗争。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

诚实－－税务官员来家里收税的时候，罗罗不应该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税务官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公正－－有钱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时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对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欢我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衬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独立判断－－其他的孩子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

似乎是由于旅行了大半个地球，远离了原来熟悉环境中的矫矜和伪善，我母亲终于可以把她那中西部人所拥有的美德纯净地呈现出来。问题是并没有什么人支持她；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罗罗只是解释了贫穷、腐败和对安全不停地寻求；他并没有赋予它们意义。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这滋生了一种无情的怀疑态度。我母亲对那些微小的美德的信心建立在我所没有的信仰上，一种她不认为是宗教性的信仰；事实上，她的经历教给她的想法是亵渎神灵的，那就是理性的有思想的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信仰。在那片土地上，宿命论仍然是为了度过苦难而必要的工具，最终的真理与日常的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她是世间人道主义的孤独见证者，支持罗斯福新政、和平队和立场鲜明的自由主义战士。

第八节

关于所有的这些，她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我父亲那远在天边的威信。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样在一个穷苦的大陆、穷困的国家、贫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生活多么艰难，经历过任何就像罗罗所知道的那种困难。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抄近路，也没有不择手段。他始终勤勉、诚实，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在一种不同思想的原则要求下，一种带来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则指引下生活。我母亲决定，我必须追随他的榜样。我没有选择。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幸亏你的眉毛像我……你父亲的眉毛有点儿稀疏松散。但是你的头脑、你的性格，都遗传自他。”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她会带着有关民权运动的书籍、黑人歌手玛哈莉娅·杰克森的歌曲或者金博士的演讲稿回家。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如果我告诉她，我们印尼童子军队伍在总统面前表演踢正步，她会提到另一种不同的游行，那些孩子们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他们为了自由而游行。每一个黑人男子都是索古德·马歇尔或者西德尼·波蒂埃；每一个黑人女子都是法尼·罗·哈默或者莱娜·霍恩。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我们要有风度地承担起这个重担。不只一次，我母亲都说：“哈利·贝拉方特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看的男人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偶然在《生命》杂志上看到了那个试图把他的皮肤剥掉的黑人。我想象着其他的黑人孩子，过去的和现在的，都在经历着类似的启示时刻。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来得更快－－父母对他们不要穿过特殊的邻近住宅区边界的警告，或者当不管梳理多久都梳不出像芭比一样的头发时的挫败感，或者当大人们认为你已经睡着了，你偷偷听到的关于父亲或祖父受到雇主或警察羞辱的故事。也许一点点地接收坏的消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更容易一些，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防卫的体系－－虽然我认为我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拥有一段远离怀疑自己的童年。

我知道看到那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暴力、一种突然的攻击。我母亲警告过我那些盲目信仰者－－他们只是无知的、没有接受教育的人，应该离他们远点。如果我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那么罗罗已经帮助我知道了生命无常，生一场疾病就可能成为跛子，遇上意外就没准变成残废，还有可能丧失财产。我能正确地判别其他人身上常见的贪婪或残酷，有时甚至是我自己身上的。但是那张照片告诉了我其他的东西：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一个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甚至自己也没察觉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那天晚上从大使馆的图书馆回到家，我走进浴室，站在镜子前面，我所有的感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所有的肢体器官看起来也没什么异常，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样子，我在想自己哪里不对劲。那种抉择简直太可怕了－－我身边的大人都活在疯狂的状态之中。

最初那种泛滥的焦虑可以过去，我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剩下的时光。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有时没来由的自信，保持着无法抑制的恶作剧天赋。但是我的视角永远地改变了。从晚间播放的一档舶来的电视节目中，我开始注意到，《我是间谍》中的考斯比从没有得到过那个女孩，注意到《谍中谍》中的黑人在地底下过了一辈子。从图和外祖父寄给我们的西尔斯罗巴克的圣诞目录上，我注意到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圣诞老人是一个白人。

我没有和任何人分享这些观察的结果，我决心不让母亲发现，决心在她努力保护我的时候，不让她知道她的努力已经失败了。我仍然相信母亲的爱－－但是我发现，她对这个世界的描述，还有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些不全面。

第一节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才在人群中认出他们。在滑门刚打开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斜靠在栏杆外那一张张模糊的、微笑的、焦急的脸庞。最终，在人群后面，我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银白头发的男人，还有一位站在他旁边几乎看不见的、矮矮的、严肃的妇人。他们开始向我这边挥手，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向他们招手，他们就消失在模糊的玻璃后面了。

我向队伍的前方望去，一个中国家庭好像在报关处遇上了些麻烦。在从香港起飞的航班上，他们出演了一场闹剧，父亲脱了鞋，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孩子们爬过座位，母亲和祖母把枕头和毯子藏起来，一路上喋喋不休。现在这个家庭一动不动地站着，希望自己遁于无形，他们安静地看着那双翻查他们护照和行李的手，带着一种可怕的平静。不知怎的，这位父亲让我想起了罗罗，我低下头看看我手里拿着的木制面具。这是一位印尼飞机副驾驶员送我的礼物，他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母亲、罗罗还有我刚出生的妹妹玛雅站在门口的时候，是他把我领走了。我闭上眼睛，把面具放到了脸上。这个面具有一股像坚果又像肉桂一样的味道，我感觉仿佛又漂洋过海，穿越云端，到了蓝紫色的地平线，回到了我原来的地方……

有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面具掉落在身旁，随之掉落的还有我的白日梦，然后我又看见外祖父母站在那里，着急地向我挥着手。这次我也向他们挥手；然后，不加思索地，我把面具又戴回了脸上，摇晃着头跳了一小段古怪的舞步。我的外祖父母指着我笑着，又再挥了挥手，这时海关人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点头，递给他们我的护照。

“走吧。”他说，然后叫那个中国家庭站到一边。

滑门在我身后关上了。图给了我一个拥抱，把一串糖果和口香糖挂在我的脖子上。外祖父拥着我的肩，还说那个面具绝对是一大进步。他们带我走向他们新买的那辆车，然后外祖父教我怎样开关空调。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路过快餐店、经济型汽车旅馆以及张灯结彩的二手车车场。我跟他们讲这趟旅行的故事，还有雅加达的每一个人。外祖父告诉我，为了欢迎我的归来，他们准备了欢迎晚餐。图则建议，得为我上学添置一些新衣服。

然而，突然间，谈话停止了。我意识到我将要和陌生人一起生活。

母亲刚开始告诉我这些新的安排的时候，听起来似乎并不坏。是时候让我入读美国学校了，她曾这么说过的；我已经读完了所有函授课程。她说，她和玛雅会很快到夏威夷来和我会合－－顶多一年－－她会尽量在圣诞节的时候过来。她让我回想以前和外祖父还有图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前的夏天－－冰淇淋、漫画、在海滩的那些日子。“你就不用在早晨四点钟就起床了。”她说。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一点。

只是现在，我开始去适应这种不知多久的停留，听着外祖父母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他们的安排，我才意识到他们两个已经改变了那么多。我和母亲离开后，他们把位于大学旁边的那座宽敞的大房子卖掉了，现在在庇利天尼街的一座大厦里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外祖父不再从事家具生意，转行做人寿保险经纪人，但是由于他自己都不相信人们需要他卖的东西，而且他对拒绝非常敏感，因此这份工作并不顺利。每一个星期天晚上，我都会看他越来越急躁的样子，他拿起公文包，在椅子前放个电视机托盘，哪怕多么细微的动静都能干扰到他，最后他会把我们都赶出客厅，然后打电话给潜在客户安排拜访行程。有时，我蹑着脚走进厨房去拿杯苏打水，会听见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当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他为什么星期四不太好，星期二也不太方便时，他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他挂断电话，发出沉重的叹息声，他的手摸索着膝盖上的文件，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打牌赌鬼。

最终，还是有几个比较好说话的人同意面谈，他的痛苦就过去了，然后外祖父就会走进我的房间，跟我讲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或者他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新笑话。如果某天晚上的电话打得特别顺利，他可能还会和我谈谈那些仍然搁浅的计划－－他一度动笔开始写的诗集，略加渲染就能成为一幅画卷的草图，理想中房子的平面图，带有便捷的按钮开关还有观景露台。我看得出，这些计划越是雄心勃勃，就越是不可能实现，但是透过这些计划，我体会到他曾经的激情，我会经常提出一些鼓励性的问题，让他的好心情多维持一段。有时他讲到一半，我们两个会看到图站在我的房间门外的大厅里，歪着头，面带责备。

“你想干什么啊，玛德琳？”

“你打完电话了吗，亲爱的？”

“是的，玛德琳。我已经打完电话了。都已经晚上十点了！”

“斯坦利，你没有必要大声嚷嚷。我只是想弄清楚现在我可不可以进卧房了。”

“我没有大声嚷嚷！上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没等他说完，图已经径直走回了他们自己的卧室，然后外祖父就带着满脸的沮丧和怒气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越来越熟悉这样的交锋了，因为外祖父母总是由于一个俗套的导火索而吵得不可开交，这个导火索源于大家都很少提及的情况－－图赚的钱比外祖父多。她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女强人，在一家当地银行担任首位女副总裁。即使外祖父会说，他始终如一地支持鼓励她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随着外祖父的收入为家里做的贡献越来越少，她的工作就成为了他们之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和产生痛苦的缘由。

即便是图自己也没有预见到她的成功。没有大学学历，她就从秘书开始做起，补贴由于我的意外降生所带来的额外支出。但是她思维敏捷、判断理智，并且工作能力非常强。她遵循着职场规则步步升迁，直到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便有能力也不足以让她继续发展。她在那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年，几乎很少休假，看着她的男同事不断地在公司往上升迁，懒洋洋地在高尔夫球场和马术俱乐部里交流信息，成为有钱的男人。

第二节

我母亲不仅一次地告诉图，银行不应该这么公然地纵容性别歧视。但是图对我母亲的评论不置可否，她说每个人都能找到抱怨的理由。图没有抱怨。每天清晨，她在五点钟醒来，脱掉在公寓里穿着的凌乱的穆穆袍，换上一套裁剪讲究的套装，穿上高跟鞋。她容光焕发，胯部系着腰带，她稀疏的头发变得有质感。乘坐6-30路巴士去市区的办公室上班，她总是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时不时地，她会对自己的工作流露出些许自豪，高兴地告诉我们当地金融报纸没有披露的内幕消息。我更大一些以后，她会和我谈心，告诉我她一直希望能有一所带着白色围篱的房子，每天可以烘焙蛋糕饼干、玩玩桥牌或者在当地的图书馆当志愿者。我对她这样的坦诚感到惊讶，因为她很少提及她的希望或者悔恨。这也许是真的，或许也不是真的，她会比较喜欢自己想象中的不同的过去。但是我了解到她的工作跨过了那样一个阶段，那时，一个离家在外的妻子的工作，无论对她本人或者对外祖父，都并没有什么可吹嘘的－－它代表的只是逝去的岁月和违背的承诺。图认为支撑她能继续前进的是她外孙的需要以及她祖先的斯多葛哲学。

“巴，只要你能好好干，”她不止一次地说，“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那就是我的外祖父母生活的方式。他们还在为到他们公寓拜访的稀客准备生鱼片。外祖父还是会穿着夏威夷风情的衬衫去上班，图还是坚持被叫做图。然而，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夏威夷的雄心壮志却已经逐渐耗尽了，现在的生活一成不变－－比赛日程、消遣和天气－－成为他们的主要乐趣。他们偶尔会抱怨说，日本人怎样霸占了岛屿，中国人如何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在“水门事件”的听讼期间，我母亲探听出他们投票支持尼克松，也就是1968年竞选中那位遵纪守法的候选人。我们不再一起去海滩或者远足了；在晚上，外祖父会看电视，而图会坐在房间里读凶杀恐怖小说。现在只有一面新窗帘或者一个制做冰淇淋的高手会令他们感到兴奋。似乎，人过中年，他们都不再关注那些曾经带给他们满足感的东西了。在流光易逝中不断积累的成熟、合理地释放活力以及对于取得成就的认可，让他们的灵魂得以自由。在我不在的有些时候，他们决定要减少损失，满足于彼此相依为命。他们不再有任何期待。

随着夏天接近尾声，要开学了，我开始越来越躁动不安。我主要是想找到许多同龄的小伙伴；但是对我的外祖父母来说，我能够就读普纳后私立学校，是个意义重大的起点，他们尽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标志着家族地位的上升。普纳后私立学校由传教士于1841年创办，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名的预科学校，一个培养岛上精英的摇篮。如此高不可攀的声望还曾经让母亲犹豫是否把我送回美国：因为外祖父母告诉她，让我入学将会非常不容易；等候的名单很长，只是在外祖父上司（他是那个学校的校友）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被纳入考虑范围（我第一次积极行动的经历，似乎没有受到什么种族的影响）。

在过去的夏天里，我已经被普纳后学校管理入学工作的人员面试过很多次了。她看上去是一个精干并办事有效率的人。她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脚才只能勉强够到地板，竟然盘问我设定了什么样的职业目标。面试过后，她带着外祖父和我参观校园，校园建筑占据了几英亩的面积，校园里到处是青翠的土地和成荫的树木，那些老旧的石头校舍和现代的钢筋玻璃大楼夹杂在一起。校园里有网球场、游泳池和摄影工作室。我们走在向导后面的时候，外祖父用手臂搂着我。

“天呀，巴，”他小声地说，“这里不是学校。这就是天堂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回到学校来上学。”

我的入学通知来了，是一袋厚厚的资料，图一直把通知书留到星期六的下午才郑重地翻阅。那封信上写着“欢迎加入普纳后之家”。我分到了一个储物柜；如果不在选框里打钩的话，我就被纳入了就餐计划；里面有一张需要买的东西的清单－－ 一套上体育课用的制服、一把剪刀、一把标尺、一支二号铅笔、一个计算器（可选）。外祖父花了一夜时间通读了学校介绍，一本厚厚的书罗列出我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必须做的事情－－学习学院的预科课程、参加课外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优良传统。每个新的项目，都让外祖父越来越高兴；有好几次，他站起来，用拇指捏住看到的地方，朝着图看书的房间喊着，“玛德琳，看看这个！”他的声音里满是惊喜。

第三节

于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外祖父满怀极大的兴奋陪我去了学校。他坚持我们要提前一些到。到达之时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所在的霍尔楼甚至还没开门。不过有些孩子已经到了，相互之间忙着谈论夏天的新闻。我们坐在一个瘦弱的中国孩子旁边，那个孩子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牙齿固定器。

“你好，”外祖父对那个男孩说，“这是巴里。我是巴里的外祖父。你也可以叫我外祖父。”他和那个男孩握了握手，男孩的名字叫做弗雷德里克。“巴里是新生。”

“我也是。”弗雷德里克说，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愉快地聊了起来。我尴尬地坐着，直到最后，门开了，我们走上台阶进入教室。在门口，外祖父拍了拍我们俩的背。

“不要学我当年的样子。”他微笑着说。

“你外祖父真有意思。”当我们看着外祖父向我们的指导老师赫福迪小姐介绍自己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说。

“是啊，他的确很有意思。”

我们两个和其他四个孩子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然后赫福迪小姐开始点名了，她的灰白色头发很短，但是个精神奕奕的中年妇女。她念到我的全名时，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了窃笑。弗雷德里克朝我靠过来。

“我以为你叫巴里。”

“你愿意让我们叫你巴里吗？”赫福迪小姐问道。“巴拉克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你的外祖父告诉我，你的父亲是肯尼亚人。你知道吗，我过去住在肯尼亚，教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念书。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啊。你知道你的父亲来自哪个部落吗？”

她的问题引起了更多的笑声，好一会儿，我一言不发。最后我说出“卢奥”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沙褐色头发的男孩大声地重复着那个词，他的声音就像猴子一样。孩子们都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直到赫福迪小姐大声地训斥他们之后，教室里才平静下来，我们才得以继续安静地点名。

我迷迷糊糊地度过了剩下的一天。一个红头发的女孩想要摸摸我的头发，遭到拒绝后，她似乎有些受伤。还有一个脸庞红润的男孩问我，我的父亲是不是吃人。我回到了家，外祖父正在准备晚餐。

“过得怎么样？赫福迪小姐曾经在肯尼亚住过，真是太好了！我打赌，这让你的第一天过得轻松多了。”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尽管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教室里其他的孩子却很快就不再对我感到新奇了。外祖父和我一起挑选的衣服太土气了；我在雅加达穿得好好的印尼凉鞋在这里看起来是那么的寒酸。我的大部分同学从幼儿园开始就彼此认识了；他们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住在带游泳池的高档房子里；他们的父亲在同一个少年棒球联赛运动队中任教，他们的母亲赞助饼干销售。没有人踢足球、打羽毛球或者下象棋，而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一个橄榄球丢出去，也不知道如何在滑板上保持平衡。

那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噩梦。然而在入学第一个月，尽管我处境很不好，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处境更糟糕的孩子，他们被划为异类－－包括那些个子太高的女孩或者太害羞的女孩，那些过分好动的男孩，以及患哮喘病而不用上体育课的孩子。

对了，我们班里还有另一个孩子，让我回想起了另外一种痛苦。她的名字叫做克莉塔，在我来班里之前，她是我们年级中唯一的一位黑人学生。她长得又黑又胖，好像没什么朋友。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都躲着彼此，但会远远地看着对方，仿佛直接的接触只会更明显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孤立。

最终，在一个炎热的天气里，万里无云，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在操场上的同一个角落里。不记得我们当时说了什么，但是我记得，突然间她就绕着体操设备和秋千开始追我。她开心地笑着，我逗着她，不时地避开她的追逐，她最终还是抓住了我，我们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当我抬头向上看的时候，我看见一群孩子，在太阳耀眼的光芒下，脸庞模糊不清，他们指着我们。

第四节

“克莉塔有男朋友了！克莉塔有男朋友了！”

随着围着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起哄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她不是我的女……女朋友。”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朝克莉塔看了看，想要寻求她的援助，但是她只是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克莉塔交男朋友了!你怎么不吻她呢，男朋友先生？”

“我不是她的男朋友！”我大声喊了出来。我跑向克莉塔，轻轻地推了一下她；她蹒跚地退了几步，抬起头看着我，但仍然一言不发。“走开！”我又喊了一声。猛地，克莉塔跑了，跑得越来越快，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了。夸赞的笑声在我周围响起。接着，上课铃响了，老师们把我们带回了课堂。

在那个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都被克莉塔跑开之前脸上的表情所折磨着：她的失望，还有谴责。我有点想要对她解释，这不涉及到私人关系；我还没交过女朋友，现在也不想交什么女朋友。但是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现在要解释什么已经太迟了，我受到了考验，而结果是不合格；不管什么时候我偷偷地去看克莉塔的桌子，我总看见她埋头做作业，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人独处，也不理任何人。

我背叛的行为让我从其他的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些立足之地，但是就像克莉塔一样，我一般也是孤孤单单的。虽然我也算交了几个朋友，可以在课堂上偶尔主动发言，学会投出一个歪歪斜斜的球。但是从那天以后，我感到我身上的一部分被蹂躏得粉碎，我躲进外祖父母的生活中寻求避难。放学后，我走过五个街区，回到我们的公寓；如果我口袋里的零钱宽裕的话，就会停在一个盲人报摊前，他会跟我说新进了哪些漫画书。外祖父在家里帮我打开门，他躺下午睡以后，我就会看动画片和重播的连续剧。到了下午四点半，我叫醒外祖父，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市区，接图下班回家。我会在晚餐前按时完成家庭作业，我们边看着电视边用晚餐。我整晚整晚地闲看电视，和外祖父争抢电视节目，一起品尝他在超市发现的最新零食。十点钟，我回到我的房间（那时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开始了，而这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伴着收音机里排名前四十的歌曲，我进入了梦乡。

栖息在美国消费文化那温柔宽大的怀抱里，我感到很安全，仿佛进入了一段长长的冬眠期。如果不是有一天图在信箱里发现了那封电报，真不知道我会在那儿躲多久。

“你爸爸要来看你了，”她说，“下个月。你妈妈到这儿的两周之后。他们两个都会在这里过新年。”

她小心翼翼地叠起那张纸，把它塞入厨房的一个抽屉里。她和外祖父都沉默了，那种沉默就像我想象中的当人们听到医生说，他们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但还能治愈的疾病时的反应。有好一会儿，沉默充满了整个房间，我们都站着不动，想着事情。

“好了，”图最终说，“我想我们最好为他找一个住的地方。”

外祖父摘掉眼镜，揉揉眼睛。

“将是一个难挨的圣诞节。”

吃过了午饭后，我对一群男孩说我的父亲是个王子。

“我的祖父，嗯，他是个酋长。就像部落中的国王，你们知道吧……像那些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我的父亲是个王子。在我祖父死后他会继承一切成为国王。”

在我们把盘子里的东西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问道：“在那以后呢？我是说，你会回去，成为一个王子吗？”

“呃……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这可有点复杂，嗯，因为部落里有很多的勇士。像奥巴马……意思是‘燃烧着的矛’，我们部落的人都想成为酋长，所以我父亲得在我能回去之前先解决这些争斗。”

第五节

随着那些话从我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我感觉到那些男孩对我的态度在改变，变得更好奇、更亲近了。我们相互嬉闹着回教室的时候，我自己有一半真的开始相信这个故事了。但是另一半自己却清楚地知道我正在说谎，那不过是根据从我母亲那里零零散散听到的信息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我父亲出现一个星期后，我觉得我更喜欢他那遥远的形象，一个我可以在想象中任意改变的形象－－或者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忽略掉。如果我父亲没有让我失望的话，那么他就仍然是不被了解的，可随意发挥的，也是一种模糊的震慑。

那些天，随着他到来日期的临近，我母亲察觉到我日益忧虑起来－－我想她自己的内心也是这样的吧－－于是，在她努力布置我们为他转租的公寓的闲暇时间，她试着让我相信，重逢将会很顺利。她告诉我，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间，她仍和他保持着联系，所以他知道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同她一样，我父亲也已经再婚了，现在我在肯尼亚已经有了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遭遇了可怕的车祸，这次旅行他也是为了在长期住院之后恢复一下身体。

“你们两个会成为好朋友的。”她肯定地说。

除了说了父亲的新消息，她还开始给我讲述大量肯尼亚和那个国家的历史－－这些大多来自一本关于肯尼亚的第一位总统乔莫·肯雅塔的书，我也是从那本书里窃用了“燃烧着的矛”的名字。但是我母亲对我讲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减少我的怀疑，她讲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有一次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告诉我，我父亲的部落，卢奥，是一个尼罗河流域的民族，从他们的故土沿着世界上最长河流的河岸迁徒，迁入了肯尼亚。这似乎带来了希望；外祖父仍然留着他的一幅画作，那是一幅复制品，画上消瘦的青铜色皮肤的埃及人站在雪白战马拉着的金色战车上。我似乎看到了古埃及，那个我曾在书上读到过的伟大国度，那里的金字塔和法老王，纳芙蒂蒂和克娄巴特拉。

一个星期六，我来到了公寓附近的公共图书馆，那里的一个大嗓门的老图书馆管理员被我认真的态度打动了，他帮助我找到了一本关于东非的书。只是上面没有提及金字塔。事实上，只有一段短短的文字提到了卢奥。书上说，尼洛特人，是在苏丹境内居住在白尼罗河畔众多游牧民族的统称。他们的领地在埃及王朝以南很远的地方。卢奥部落养牛，居住在土屋里，以谷物和洋芋以及一些叫做粟的东西为食。他们的传统装束是在胯上系一条皮带。我把书摊开放在桌上，甚至没有对那个管理员说声“谢谢”，就走出了图书馆。

终于，那个重大的日子还是来了，赫福迪小姐让我早点放学回家，并祝我好运。我像个犯人一样地离开了学校。我的步伐沉重，伴随着迈向外祖父母的公寓的每一步，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走进电梯以后，我站着不动，没有摁按钮。电梯门关上了，接着又打开了，住在四楼的一个菲律宾老人走进了电梯。

“你外祖父说你爸爸今天要来看你，”那人欢快地说，“你肯定特别高兴。”

此时－－在我站在门前，看着火奴鲁鲁的地平线，望着远处的一艘船，然后抬头斜望着天空，看着麻雀慢慢地消失在空中之后－－实在想不出任何可以逃避的办法了，我摁响了门铃。图开门了。

“他来了！进来，巴……来见见你爸爸。”

在那里，在昏暗的门廊里，我见到了他，一个走路有些微跛的又高又黑的人。他蹲了下来，抱着我，我双手低垂着。我母亲站在他身后，下巴又开始颤抖了。

“好啊，巴里，”我父亲说，“这么久之后再见到你真好，真的很好。”

他牵着我的手，走进客厅，然后我们都坐了下来。

“嗯，巴里，你外祖母告诉我，你在学校的成绩很好。”

我耸耸肩。

“我想，他有些害羞。”图解释道。她笑着摸摸我的头。

“好了，”我父亲说，“你没有理由因为成绩好而害羞。我告诉过你吗？你的弟弟妹妹们在学校里也表现得很优秀。我想，这是有遗传的。”他笑着说。

第六节

在大人们聊天的时候，我仔细地观察着他。他比我想象中的要瘦，他的裤腿脚在膝盖处尖尖地突了出来；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把任何人举起来的情景。在他旁边，一根头部装饰着坚硬象牙的手杖靠在墙上。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里面是一件白衬衫，打着一条猩红色的领带。他那角质架的眼镜反射着灯光，所以无法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但是当他摘下眼镜按摩鼻梁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略微发黄，就像那些多次患上疟疾的人的眼睛。我想，他的体格很瘦弱，他在点烟或者是拿啤酒的时候，动作都非常小心。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母亲说，他看起来很累，应该去稍微休息一下。他收起他的旅行袋，中途停了下来，开始在袋里搜寻着，最后掏出了三件木制小雕像－－ 一头狮子、一只大象、一个穿着部落服装的打着鼓的黑人－－把它们递给了我。

“说谢谢，巴。”我母亲说道。

“谢谢。”我咕哝了一声。

我父亲和我同时看着那些小雕像，在我的手里毫无生气。他摸了摸我的肩膀。

“这些只是几个小玩意儿。”他温和地说。然后他对外祖父点点头，他们一起收拾起他的行李，下楼去了另一个公寓。

一个月，那就是我们能在一起的所有时间。晚上，大多数时候我们五个人都待在外祖父母的客厅里，而白天，我们有时在岛上驾车环游，有时沿着以前住过的地方散步：我父亲住过的公寓的所在地，我出生的医院，后来重建了；外祖父母在夏威夷的第一处房子，比在大学城的那处还要早，我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在那一个月里，有太多的东西要讲，有太多的解释要做；可是当我努力回忆父亲的只言片语，回忆那些我们可能曾经有过的短暂互动或对话时，它们却都不可挽回地消失了。也许是它们的印记太深了，也许他的声音就是我和自己对话时各种互相交错的论点的来源，就像我现在的基因遗传一样难以渗透，所以我能察觉的只剩下了破旧的外壳。我的妻子给出了一种更简单的解释－－男孩们总是和他们的父亲之间没有多少交流，当且仅当他们信任他们的父亲－－这种说法可能更确切，因为我经常在他面前陷入沉默，他也从不会迫使我开口说话。我脑海中最经常出现的，然后又像遥远声音一样消逝的场景是：母亲和我在挂圣诞装饰，他听外祖父讲着笑话，大笑着向后仰；他把我介绍给一个大学时认识的老朋友，他紧握着我的肩膀；他那狭长的眼睛；他一边阅读着他的宝贝书籍，一边捋着那稀疏的山羊胡子。

还有他的形象，他对其他人的影响。他只要一讲话－－就会跷着二郎腿，伸出大手去指引或改变人们的注意力，他的声音深沉而有力。我突然察觉到家里的变化－－充满了欢声笑语。外祖父变得更精力旺盛、更有想法了，母亲更羞怯了，甚至是图也不再躲在房间里抽烟了，开始和他争论政治或者经济领域的问题，她青筋暴起的手由于情绪激愤而挥动着。他的出现似乎唤醒了早先的灵魂，让他们每个人都重塑了他们以往的角色；就仿佛金博士没有被枪杀，肯尼迪家族仍继续统治着这个国家，战争、暴动以及饥荒只是暂时的倒退，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能够让人恐惧的。

我为他的这种特殊的能力而感到着迷，我第一次开始觉得我父亲是真实的、伸手可触及的，甚至也许是永恒的。即便如此，几个星期后，我感觉周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外祖父抱怨说，我父亲坐在他的椅子上。图一边洗餐盘一边咕哝着，她可不是谁的用人。我母亲不发一言，吃晚饭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躲闪着外祖父母。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看一个动画特别节目－－《圣诞怪杰》－－那导致低声嘀咕演变成了大声咆哮。

“巴里，你今晚已经看了够多的电视了，”我父亲说，“现在进房间学习去，让大人们说说话。”

图站起来关掉了电视。“为什么你不在自己房间里看这个节目呢，巴。”

“不，玛德琳，”我父亲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一直不停地在看电视，现在他该去学习了。”

我母亲试着解释说，现在都快到圣诞假期了，那部动画是一个圣诞特别节目，我都盼了好几个星期了。“节目时间不会很长的。”

第七节

“安娜，这根本就是胡话。如果孩子完成了明天的作业，那么他可以去做后天的作业嘛。或者去做他的假期作业。”他转向我，“我告诉你，巴里，你学习得并不够努力。在我发脾气前，赶紧进你的房间里去。”

我走进房间，用力关上门，听着外面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外祖父强调说这是他的房子，图说，离开了这么久，我父亲没有权力回来以后就管制每个人，包括我。我听见我父亲说，他们正把我宠坏，我需要一个严厉的人来培养我，然后我听到母亲对她的父母说，他们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后来我父亲离开后，但我们还都像被告人一样站着，图进来说，那个节目还剩下五分钟时间，我可以去看，我感觉，我们所有人之间仿佛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好像有个小精灵从古老的揭去了封印的盒子里冲了出来。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绿色怪杰，开始决心要破坏圣诞节，最终却被一个住在无名城的大眼睛生物的信仰所感化。我看着它想：骗人。我开始算着距我父亲离开的日子还有多久，生活可以回归常规。

第二天，图让我下楼到我父亲住的公寓，看看他有没有要洗的衣物。我敲了敲门，我父亲赤裸着上身开了门。在屋里，我母亲正在烫他的一些衣服。她的头发束成了马尾辫，绑到了脑后，她的眼睛浮肿、暗淡，好像她刚刚哭过。我父亲叫我坐到床上，坐在他身边，但是我告诉他，图需要我帮忙，转达了图的话之后，我就离开了。回到楼上，我开始收拾我的房间，这时我母亲进来了。

“你不该对你爸爸这样冷淡，巴。他非常地爱你。他只是有时有点顽固。”

“知道了。”我低着头说。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一直跟随着我，看着我在房间里忙来忙去，最后，她缓缓地叹了口气，走向房门。

“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让你感到困惑，”她说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记着我告诉过你的话，好吗？”她的手放在门把上，“要我把门关上吗？”

我点点头，但是不一会儿，她又把头探进房间。

“顺便说一下，我忘了告诉你了，赫福迪小姐已经邀请你父亲星期四去学校了。她邀请他给你们全班进行演讲。”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糟的事情了。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我都在试图抑制那挥之不去的想法：我的同学们听到土屋之类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所有的谎言都将大白于天下，随后就是痛苦的戏弄。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我都会坐立不安，就像神经受到了刺激。

第二天父亲走进我们的教室时，我仍在盘算着要怎么样澄清。赫福迪小姐热情地欢迎了他，我坐下的时候，听到几个孩子相互问着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的数学老师艾杰奇先生，一个魁梧而严肃的夏威夷人，带着三十个同样迷惑的学生从隔壁教室走进我们教室的时候，我更加绝望了。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节目，”赫福迪小姐开始说道，“这位是巴里·奥巴马的父亲，他从非洲的肯尼亚过来，他将给我们讲讲那个国家的故事。”

我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其他的孩子都在看着我，我僵硬地抬着头，大脑一片空白地看着他身后的黑板。在我回过神来之前，他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他靠在赫福迪小姐那厚重的橡木书桌上，描述地球上一条深深的峡谷，在那里，人类第一次出现。他讲了那些还奔跑在平原上的野生动物，那些仍然要求一个男孩去杀掉一头狮子来证明已经成年的部落。他讲了卢奥部落的习俗，长者怎样获得崇高的威严，怎样在一棵大树下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法规。他还讲了肯尼亚为了获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英国人怎样在那片土地上长久地驻扎，不愿离去，如何残暴地统治那里的人民，就像他们曾在美国土地上做过的那样；有多少人仅仅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而被奴役，就像他们曾在美国土地上遭受过的那样；但是肯尼亚人，就像我们所有在教室里的人一样，渴望自由，并且通过努力和牺牲来争取自由、发展自我。

第八节

他结束演讲的时候，赫福迪小姐显得骄傲自豪、神采奕奕。所有的同学都发自肺腑地鼓掌，一些学生鼓起勇气提问，在回答之前，我父亲似乎对每个问题都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午餐的铃声响起了，这时艾杰奇先生向我走来。

“你有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那个问了我父亲是不是吃人的问题的红脸男孩说：“你爸爸可真厉害。”

在另外一边，我看到了克莉塔，她注视着我父亲向孩子们道别。她看起来太专心了，专心得忘记了笑；她的脸上带着一种简单的满足。

两个星期后他离开了。那时，我们一起站在圣诞树前面照相，仅有的我们在一起的合影，我拿着他送我的橙色篮球，他系着我为他买的领带。（“哈，系着这样一条领带，人们都知道我是个重要人物了。”）在戴夫·布鲁贝克的音乐会上，在黑暗的礼堂里，我努力让自己安静地坐在他旁边，虽然跟不上演奏的节奏，但小心翼翼地跟着他拍手。白天，我会在他身边躺上一小段时间，转租来的公寓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间公寓是从一个退休的老妇人那里租来的，她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公寓里堆满了棉被、桌布和针织椅套。我们各自看着书。他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完全的陌生；当我模仿他的手势或者惯用语时，我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它们随着时间流逝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是我渐渐习惯了他在身旁陪伴。

他离开的那一天，母亲和我帮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他从包里拿出两张唱片，那种老式的每分钟四十五转的密纹唱片，用陈旧的暗褐色纸包着。

“巴里！看－－我忘了还给你带了这些东西。来自你的大陆的声音。”

他花了好一会儿时间研究我外祖父的老唱片机，终于唱盘开始旋转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唱针放到槽上。开场是一阵金属吉他声，接着是刺耳的号角声，然后是如雷的鼓声，接着吉他声又响起了，然后是伴着打击乐的歌声，纯净欢快，鼓励着我们前进。

“来，巴里，”我父亲说道，“你会从这些大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突然，他那单薄的身体前后摇晃起来，声音越来越高昂，胳膊像撒网般不断摆动，脚无声地在地板上迂回地走，他受伤的腿有些僵硬，但是他的臀部翘起，头向后仰，不断摆动着臀部。节奏加快了，号角响起，他把双眼闭起，感受着欢乐，然后睁开一只眼睛看着我，他那平时严肃的脸上满是憨憨的笑意，然后，我母亲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外祖父母走了进来，看这些动静是怎么回事。我的眼睛闭上了，尝试地迈出第一步，向上，向下，我的胳膊舞动着，提高了声音。然后我听到他安静了下来：我随着父亲沉浸到那个声音里，他突然放出一声短促的喊声，明朗而响亮，他的喊声，沉淀了过往，又触及到更多的未来，那是渴求欢笑的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