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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1）

- 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2）

-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1）

-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2）

-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3）

-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4）

- 第三章 “水牢”传奇（1）

- 第三章 “水牢”传奇（2）

- 第三章 “水牢”传奇（3）

- 第三章 “水牢”传奇（4）

- 第三章 “水牢”传奇（5）

- 第三章 “水牢”传奇（6）

-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1）

-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2）

-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3）

-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4）

-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5）

-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6）

-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7）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1）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2）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3）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4）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5）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6）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7）

-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8）

- 第六章 家世渊源（1）

- 第六章 家世渊源（2）

- 第六章 家世渊源（3）

- 第六章 家世渊源（4）

- 第七章 权力学（1）

- 第七章 权力学（2）

- 第七章 权力学（3）

- 第七章 权力学（4）

- 第七章 权力学（5）

- 第七章 权力学（6）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1）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2）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3）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4）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5）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6）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7）

-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8）

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1）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

就在这时，一个幽灵破土而出。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钎，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几十个小伙子奋战了整整一天，才在坟背上敲开一个箩筛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神色安详，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寿衣笔挺。也不知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

都很难戳开，两人对撕，断裂声清晰可闻。死者脚穿绣花鞋，鞋尖镶着一颗价格昂贵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拥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中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凄风苦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好心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则不胫而走，一直踪影皆无。

本来在九泉之下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庄园中的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发了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之间的一场口舌之争。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刘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关部门是这样介绍的：

1958年8—9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

其实，地主庄园陈列馆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回川后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布置的。

当时，整个地主庄园均属成都军区营地，具体主管部门则为成都军区辖下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筹办人员进驻庄园后，发现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恼火，与庄园驻军展开了一场口舌之争。6月29日，筹办人员致函大邑县人委，指控西藏军区退役大队擅自打开园内所存的保险箱，并从中取出鸦片等物。请求县人委出面与驻军交涉，“将原住部队带走的金银饰物及其他物品清回，备作陈列之用。”②③④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同时要求“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尽快迁出，以便积极进行筹办”，而且在迁出时“尽量保持庄园旧观，不要拆除、改建或将已有之物携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② 驻军承认曾于五月间开启了一个保险箱，同意交回箱内文物；但特别声明，箱内文物?不多——只有二锭小银元宝，一对玉躅，一串项链，“别无它物”。至于其他保险箱的文物流失情况，驻军特别声明：“……自我区各部队五○年进驻该园起，就发现除此次打开的一个保险箱有暗锁外，其余保险箱均开敞未锁。”③也就是说，其他文物的流失与驻军无关。

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的这场口舌之争实际上是无头官司——军方1950年接管庄园，而在军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底，庄园已屡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谁也说不清楚。口舌之争只能不了了之。

庄园内可资利用的文物有限，筹办人员便转而向社会搜求。如当时一份材料所说，“安仁刘家地主东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辗转售让分布面甚广。”④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县委、县人委发出联合通知，责令下属各部门将留存使用的“安仁刘家地主家庭陈列品和其他遗物”交由筹委会鉴别，“凡属陈列需用的即由筹委会进行登记，向县委和县人委汇报请示后出据收回或调买”。并号召“买过属于安仁刘家地主的部分农民斗争果实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居民、商人”，包括“买过刘家地主的东西现已调往他处的同志”，尽快将所留存的“安仁刘家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遗物交由陈列馆筹委会收购或登记造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列品征集范围不限于刘文彩个人或刘文彩一家，而是整个“安仁刘家地主”，即包括刘文渊、刘文成、刘文昭和刘文辉几兄弟在内。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址不仅包括刘文彩老公馆，更包括刘文辉新公馆。纯就陈列品或馆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刘文彩，而是整个刘氏家族了。

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筹办早于全国文博馆现场会议，是四川地方政府独立决策，与中央政府没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馆现场会议只不过给了四川地方政府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来说，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决策客观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随着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至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地方的变成全国的，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

经过两次非正式展出，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由此摇身一变，从“丑小鸭”变成了宠冠天下的“白天鹅”。

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2）

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着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②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账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刘文彩去世后为军方接收，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观光客既有刘文彩的安仁乡亲，更不乏来自邻乡邻县的，如邛崃县、崇庆县、双流县、新津县等。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交通，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后来在展出情况汇报中坦承：“组织工作和解说工作较差。”出点小乱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张）。还掉了两个坐垫。”②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着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张氏和中和乡四大队星光二社白王氏）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的哭诉、痛骂。李大娘说：‘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做这些没良心的事，我一看见就哭一场。剥削我们农民的钱，他们这样享受。’白大娘说：‘我们穷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这么块整我们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颤颤，不是解放，他这屋头天晓得还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参与修建刘文彩老公馆的一个泥工留言：“筑墙有我，修好不准进；这些大坏蛋，真叫人愤恨。”②③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留言当然出自文人笔下。大邑县全体教师在参观后推举代表在意见簿上题词：

“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最后一天，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一个月后，便乘大邑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召开的“东风”，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观众，包括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代表、省化工训练班学员、护士学校学员、驻川部队官兵。陈列馆名震川西。新华社派记者常驻大邑县唐场镇，追踪采访据说是坐过刘文彩“水牢”的“冷妈妈”冷月英——“冷妈妈”家在唐场，并任唐场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日报》辟出专版，刊发有关刘文彩老公馆的文稿。画家谢趣生的水牢连环画，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②

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筹备工作难度很大。尽管馆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县各机关的刘文彩遗物，效果却并不理想。1959年3月19日，陈列馆筹委会在给中共大邑县委的报告中诉苦：“有些单位（如财政局）就强调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刘家东西不拿，因而县里除文化馆、书店、人委办公室而外，其他单位东西都一律未动。”“衣物方面，截至现在还未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件。”③陈列品成问题，馆址也成问题——1958年6月，大邑县人委行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希望回收庄园房产。该办事处答称：“我区部队是否迁出该园问题，因我处系驻军单位，请迳向成都军区后勤部直接联系。”②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请成都军区将庄园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军区并抄报四川省委催交庄园房产。西藏军区办事处不仅闻风不动，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县人委，指责“安仁镇乡人民委员会未经我处，自行住用我处安仁地区新公馆营房及部分营具成立社办中学。”函件强调指出：西藏军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内地训练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镇、唐场营房，是我军区专备上述用途之机动营房（也是驻边疆部队所必须的）”。自然碍难让出。办事处同时函告陈列馆筹委会：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将有部队回驻新老公馆”。陈列馆筹委会只好向县人委告急，要求马上与军方办理庄园房产交接手续，“不然驻上部队又要多费周折”。成名之前的陈列馆筹备工作，就这样步履维艰。但两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陈列馆声名鹊起，社会各界再不敢等闲视之，工作难度小多了。

1959年3月31日，大邑县委、大邑县人委联合行文省委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园文物一批给予返回，

复制给据，以便恢复陈列展出。”一批更高档次的文物从成都、重庆、北京陆续送回，大大充实了陈列馆的展柜。房产、

经费和人员配备同样一路绿灯。②筹备进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29日，陈列馆举办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11月8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经过一次筹备，三次演练，政治恐龙刘文彩终于被推送到预定位置。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1）

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力部长看了跷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力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力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 “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着，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上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庄园档案67宗A38卷。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 等。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②庄园档案A37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1948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②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地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像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着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庄园档案A37卷。。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2）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草莽英雄。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做狗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入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

李光普之弟、刘文彩助手李育滋生平介绍。李育滋也是中共党外朋友，也曾掩护大批地下党员，也在五十年代被冤杀。

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三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打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其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绳索勒死》称：

大恶霸李育滋是刘文彩的忠实狗头军师，依仗刘家势力，残害农民，血债累累。1947年诬陷农民李国清偷他的手枪，要打死李国清，李母不从。又逼迫用绳子勒，李母又抵死不从。恶霸李育滋大发雷霆，竟狠毒地用麻绳将李国清勒死在树上。

李国清确实是被勒死的，但与李育滋原本并无干系，恰恰正是李母下的手。李国清是安仁镇上的一个小混混，李母实在管束不了，就托人在康定给他找了一份工。李母的如意算盘，是让他换个环境，重新做人。但李国清在康定根本待不住，没过多久又潜回安仁，依旧偷鸡摸狗。李母对他完全绝望。一天清晨，李母匆匆找到李家族长，说李国清昨晚总算归家，现在还在睡觉，能不能趁机把他抓住，给他一个教训。族长就带人赶过去把他捆了起来，交给李母处理。李国清纵然被擒，仍桀骜不驯，骂不绝口。李母和李国清妻子伤心之极也愤怒之极，就把他捆在树上，用力从两边拉绳子，威胁要弄死他。岂料一时急火攻心，竟弄假成真。等发现李国清身体滑倒在地，两个女人才如梦初醒，

李育滋墓地

飞奔过去把他扶将起来，但悔之晚矣，李国清已气绝身亡。而此时，李育滋正在安仁镇上的公益协进社喝茶，毫不知情。李国清固然死得很屈，哪知道三年后会扯上更屈的李育滋，曾屡屡让地下党逃出生天的李育滋求生无门，以至家破人亡。当然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题名《百罪图》的另一个中共党外朋友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着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1946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放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12月阵亡参见《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蜡像前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3）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尽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是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②庄园档案67宗B4卷。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像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②。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庄园档案67宗B4卷。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67宗G1卷。；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1961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4）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 “张二嫂怒砍丈田弓”、 “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②庄园档案67宗B4卷。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②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17000元；可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一批赝品，不过是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

第三章 “水牢”传奇（1）

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所谓“水牢”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

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地下室长575米，宽365米，高215米，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圆拱顶，顶上有房一间。地下室东端开铁窗一扇，西端开拱门一道。双扇黑漆门，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三尺左右。室内阴森森、冷飕飕，让人望而生畏。这便是“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要谈水牢，就不能不谈到那位“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冷妈妈”冷月英同志。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这是理所当然——独木不成桥，独角不成戏。反角刘文彩闪亮登场，得有个正角去烘托他。“冷妈妈”冷月英的一连串动人故事便应运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纯就知名度而言，刘文彩和冷月英，确实是相辅相成，比翼齐飞。

关于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在《名人》一栏有如下记载：

冷月英，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十三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

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为她取名冷月英。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装队员，到老家彭山一带侦察匪迹，捉回匪首，并清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同年3月，唐镇乡土地改革结束，冷月英响应人民政府“团结互助”的号召，同十余户农民组成变工互助组，因丰收获西南区丰产奖章。这个变工互助组，后分为三个组，因经验不足，互助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她被选为组长，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4月，冷月英互助组向川西区所有互助组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她在组内做妇女的工作，宣传婚姻法，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性。冷月英互助组农业获得丰收后，出席四川省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省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同年10月，冷月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4年，大邑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冷月英互助组基础上建起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冷月英当选为社长。她努力劳动，积极工作，团结干部群众，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县里办人民公社，冷月英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蔬菜农场，她任农场场长。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1962年，她被评为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

此后，冷月英先后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退休。

这份小传列举了冷月英的诸多业绩，那些业绩统统属于五十年代，但冷月英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五十年代而是六七十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黄金时代究竟有什么作为？小传却没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历史“水牢”历史，小传更是不着一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反常规。诚然，冷月英五十年代就已小有名气，但后来全国人民知道“冷妈妈”冷月英，并不是因为她在五十年代有什么业绩，而仅仅是因为水牢。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冷妈妈”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没有庄园陈列馆的拔地而起，没有刘文彩的闪亮登场，没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五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

小传避开了“水牢”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不仅避?了“水牢”一节，而且将冷月英结婚后受刘家地主压迫的悲惨历史删了个一干二净。这等于是砍掉了冷月英历史的主干，剩余情节，则不过是冷月英历史的枝叶。冷月英实际上已不足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这当然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间接矫正。

第三章 “水牢”传奇（2）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 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庄园档案67宗F15卷。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是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后来，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政权教育方面，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与解放后当选副乡长、农业社主任、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及其当选人民代表后给社员们宣传《宪法》的愉快情景进行鲜明的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接下来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况：“在举办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对比展览中，解放前展览室内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使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听之动人。因此，在讲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惨景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可见，刘文彩水牢的历史，比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刘文彩水牢之出笼不是无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结果。倒不是说“冷妈妈”冷月英一开始就存心冤枉刘文彩。三十多年后官方解释说，冷月英确实坐过刘家的牢，只不过坐的不是刘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刘文彩侄儿刘伯华的地牢。可能那间地牢有积水而被冷月英误认为水牢。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门。在冷月英个人也许是无心插柳，在主管部门却是有心栽花。“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一贯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有心栽花，并要她将错就错，她能拒绝吗？实际上冷月英后来也是身不由己。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认：“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诉苦材料中关于坐‘水牢’部分由别人整理后也改为‘坐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的说法。她本人在向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也就念成‘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日《四川政协报》。。就如同刘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发明而是主管部门认定的一样，她的演讲稿也不是她的创作而是主管部门为她提供的，讲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只能按别人设计的动作表演，背别人写的台词。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从此扶摇直上。八届十中全会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全会刚刚落幕，秀才们就从成都、从重庆、从北京纷纷涌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涌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视作给“阶级斗争”造势的重磅炸弹。他们如愿以偿。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夔门，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川剧《水牢仇》剧组在成都首次公演后赴安仁、唐场演出，竟华等主要演员还到“冷妈妈”冷月英家“体验生活”。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教科书。“一位刚刚三十岁的年轻编辑对我说到那篇写地主刘文彩的课文，他说那是他兄长一辈念的高中课文，他之所以也能记得，是因为兄长那会儿老拿这篇课文说给他听，讲水牢的恐怖与地主生活的腐败。”这是《我们印象最深的中学语文课文》中的一段记载，刊于1999年6月9日《北京晚报》。

水牢和冷月英名满全国，冷月英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对冷月英的身份变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冷月英成名后，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忙于种萝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须把她从繁杂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称：当上国家干部后，“虽然她身兼数职，却无暇顾及‘政事’，大多数时间花在外出开会和‘忆苦思甜’上。”1994年5月6日《四川政协报》。也就是说，她是个没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级的专职宣讲员。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县组织干部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在遂宁抓的一个点参观学习，冷月英也去了，在那里与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秀芝第一次见面。遂宁有关部门听说冷月英来访，大喜过望，邀请她做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冷月英也不推辞。消息刚刚传出，便有听众排成“火巷子”，敲锣打鼓，挥舞小旗，夹道迎候久闻大名的“冷妈妈”。“冷妈妈”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会场时，会场一千个座位即告爆满，连会场中的过道和会场外的走廊都搭满了小板凳。据记载有两千多人前来瞻仰“冷妈妈”的丰采。“冷妈妈”又是边讲边哭，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散会时，许多听众已经是眼睛红肿，泪湿衣裳。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 一扶起来。同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大邑方面组织了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着她。她泪水盈盈地复述着已经复述了几百遍的水牢故事，听众同样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忘情地大哭起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部专题片现在还珍藏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真实地记录着那段历史。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挞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挞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子，横顺每年挞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第三章 “水牢”传奇（3）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着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账。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着：“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着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冷月英作关于水牢的报告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凼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着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着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着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着石壁坐着，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着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省，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着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宗F15卷。。

如此惨绝人寰，难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么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忽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忽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样是各说不一。上面提到的那个红卫兵版本就有一个冷月英镜头与官方版本迥然有别。这个镜头便是“马尾拖农民”。红卫兵版本对“马尾拖农民”是这样记载的：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面拖了一个老头子。箩兜绳子把老头捆的紧绑，拴在马鞍后头。马走得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来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吗？”话送进了晏的耳朵，他煞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多长的钢丝鞭子，使出吃奶的劲，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脸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我一阵，问烦了又吊起来打，一连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终没有嘴软。晏子辉在场上犯下的罪恶行为，惊动了街坊邻居，他没办法，才叫伪保长出面转弯弯放了我。晏放我走时，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还抓了一块火砖硬在我手杆上，至今仍留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庄园档案67宗F15卷。

第三章 “水牢”传奇（4）

官方版本在处理这个镜头时则用上了换头术。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合作编写的小册子《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把“马尾拖农民”的主犯晏子辉换成了刘元琮：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着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着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淌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着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说：“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像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着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来领尸。春廷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左手被打伤，后来伤口化了脓，半年多都不能干活。《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用换头术把晏子辉换成刘元琮，这绝非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蜡铸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却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主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对起义将领刘元琮如此牵挂、如此“特殊关照”，想必其中有什么缘由。为免横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着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她已进入花甲之年，身患心脏病，经不住太大的体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以至于当时的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规定：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必须提前与县上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

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女性。

“冷妈妈”旧中国受苦农民总典型的地位从此是家喻户晓。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从前的讲坛。虽然“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便主动申请退休。经温江地委批准，1981年9月15日，“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正式退休。三年后，她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当年制作水牢时，为了防止有人对水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管部门曾经煞费苦心。既然有刘文彩水牢，就应该有水牢的设计者和修建者，也应该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刘文彩水牢总不会只用来关押一个“冷妈妈”冷月英吧？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冷妈妈”冷月英说自己见识过水牢呢？如果对这一点预先没有交代，人们就难免疑窦丛生。主管部门便在水牢解说词中特意强调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这样解释还有一个作用——既然只有“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唯一 一个仍然健在的水牢目击者，她当然也就是水牢问题的唯一权威，没有反证，谁都没资格对“冷妈妈”冷月英的说法说三道四。

的确，在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没有谁直接对“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的说法说三道四，但委婉的还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协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到庄园陈列馆参观。临别时召开座谈会，征询他们对第二次改馆的意见。盛情难却，省政协委员王安懋、刘树成便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感。如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所说：“王先生是进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负责人，又是大邑县地方实力派中一派的首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得到了他的许多可贵的帮助”《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但李维嘉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王安懋还是刘文彩的知交、起义将领刘树成则是刘文彩的堂侄，两人在刘文彩历史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庄园档案67宗B35卷对他俩的发言有如下记载：

1 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刘树成说：“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水牢的事情，无风不起浪，也从未听说过。但是大恶霸刘文彩平素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

2 农民打死狗叫农民祭狗。“这种事情，我们从未听说，因为我在大邑城内住（王安懋），隔安仁几十里。”“我在外面少在家（刘树成），所以，我们未听说，要问当地农民，才能证实”。

3 “展览的藤轿，是刘文彩恶霸在宜宾当伪官僚后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价值都较展出的藤轿为高为贵，觉得应展出滑竿更好，当然汽车包车藤轿都是有的。”

4 “每天杀三十个鸭子脚蹼来吃的事不实在，因为在解放前安仁镇、大邑都买得到鸭子脚蹼。”

5 “肖汝林、徐达仁是由刘文彩恶霸的走狗、土匪头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门外绑架至安仁镇关在伪镇公所楼上拉下来枪杀的，我们知道未审讯过”。

第三章 “水牢”传奇（5）

两人的发言都是谨小慎微，生怕“触雷”。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作应声虫，对陈列内容多多少少还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发言记录稿上特别这样注释发言者的政治面貌：刘树成：伪师长、刘文彩亲家；王安懋：伪营长、盟员。一位主管领导更是在送呈的记录稿上大笔一挥：“不宜完全相信，仅供参考。”实际上连参考参考都不行，记录稿束之高阁。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庄园十多次，刘树成的出入次数更多；两人对地主庄园的布局知之甚详。“庄园通”却说自己不知道庄园有过水牢，“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岂不等于说，水牢一案并非尘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刘树成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但当时他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想说的，就留待来日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庄园陈列馆开始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清除那些肯定与时代不合拍的陈列内容。对有争议的陈列内容也考虑要重新调查。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访。他告诉来访者，冷月英的说法靠不住，冷月英一会儿说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无论是1943年，还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说，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间房，但那间房修在地面上，叫做红仓，是刘文彩堆放鸦片的库房。“我曾十一次到过刘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时他当时的团长还引我去参观过刘文彩堆鸦片的地方，那里面还堆有好多挑鸦片，另一角还堆放着一百桌江西瓷砖。上边都还放有几挑鸦片。那房子后来被人烧了，我也去过。据说当时他的家人偷了刘文彩的鸦片，事后就放火烧了刘文彩堆烟的房子（房子被烧后我还带人去查过），现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当时火烧后才盖的。”他肯定地说：“当时我没看见水牢。”王安懋说的这些事在安仁镇其实是人所共知，因为1945年红仓失火时，安仁镇许多居民都曾赶到红仓救火，镇上的文彩中学师生更是差不多全体出动，事后为了感谢文彩中学师生，刘文彩还杀了好多头猪请他们。红仓被一把火烧掉后，刘文彩才在红仓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进到那间地下室里去呢？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则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访人员解释说：“装鸦片的仓被烧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面一层房是装棉絮的，装一百多床。下面是乘凉的，我们都没去过，一到热天地下就浸满了水。当时修地引子，

主要是我们的房子密，地势又低，修起后地下水就往矮处流。”庄园档案67宗D9卷。

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地农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县沙渠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王裕丰在被问及“刘文彩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回答：“没有见过关人。”同年4月20日，大邑县江源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徐吉廷在被问及“你见过里头（指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他（指刘文彩）关过人。”1947年才离开庄园的雇工谷正伦则告诉来访者：从1942年起，他常到红仓给刘文彩拿鸦片，那里确实是仓库，哪是什么“水牢”。已六十二岁的苏家公社四大队一队农民牟春发，当年也在庄园帮工。他对所谓水牢之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调查人员来访时，他的答复一点不客气。下面是庄园陈列馆整理的采访笔录：

问：地下室关过人没有？

答：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点我水，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不过，今天我仍然坚持是什么说什么，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嘛！庄园档案67宗B35卷。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只找到了一份文献资料，是建国初期安仁乡民安村武装队队长邓开清和他的一个队员的口述笔录，两位目击人称：“1950年9月份，我们发现庄园墙壁被人打开一个洞。从洞口钻进去看见一间像‘水牢’般的屋子。脱鞋下去，感到里面水有大腿深，且很脏很臭。”并说水中有尸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干，这一点其他知情者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尸骨是否与水牢有关呢？两位目击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份孤证无法支撑水牢之说。

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室内发现的尸骨由于身份不明，来历也不清楚，又有临近解放时期胡宗南部队进驻破坏老公馆等原因，尸骨不能作为刘文彩在这里私设水牢的定案依据。

（2）冷月英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这个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第二，地下室建立于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时间据她1951年的诉苦是1943年，后来她改正为1937年，这两个时间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只说她“坐过刘家的水牢，”并没有指（一定就是）刘文彩（家）的水牢。她当时是蒙着眼睛（被）拉进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点。

（3）地下室和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一家经常对风水墩烧香拜佛，并且非常忌讳，如刘文彩在外地死后尸体不得进老公馆。像这样的地主，怎能容忍别家刚生小孩的妇女进到他的风水墩跟前呢？刘文彩的公馆很多，“公益协进社”遍布各乡镇，哪里不可以设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风水墩前动大刑？再说地下室隔壁是谷仓，雇工佃农常来常往，在这里对农民施用酷刑，几年之间无人发现，是不可思议的。这次调查中，无论当年在老公馆的雇工、丫头，还是附近的农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老公馆内还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第三章 “水牢”传奇（6）

报告据此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谓“水牢”，纯系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报告说：“二十多年来，水牢一直有争议，一些观众也曾（从）不同侧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这不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宣传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原则问题。”报告因此请求推翻水牢原案，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不免把“水牢”明星们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陈列馆派员到大邑唐场采访“冷妈妈”冷月英，以下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七十二岁。

问：你坐水牢时是多少岁？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坐水牢时是不是拖进来就把你甩在铁笼子里？

答：我记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记得嘛？我住院时，医生不要我回忆以往的事，怕我又气病了。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这话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陈列馆派员到双流县中心镇凉山州氮肥厂采访最早报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开君，以下是王开君的口述笔录：

（本人不同意录音，只能作闲谈）

1951年宣传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带头把家里的四十大鸭子捐献出来；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个人单枪匹马抓匪首徐沛霖，被评为剿匪英雄；第三，带头建立互助组，《人民日报》以此事迹头版头条报道后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并参加赴朝慰问代表团慰问；第四，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当丫头，所以被选出席县模范。在此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发言时说她欠刘家的账，将她眼睛蒙了弄来关押，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庄园档案67宗B35卷。

实际上是承认他拿不出事实依据，关于水牢的报道仅依据冷月英的一面之词。

调查到1982年基本结束。调查报告的结论无可争辩，没有谁否定。“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只是对报告持沉默态度。尽管如此，报告仍迟迟得不到批准。主持这次调查的原庄园陈列馆馆长安师吕老先生曾告诉作者：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好心地提醒他们说：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正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调查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处理报告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叱咤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复返，这产生了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水牢仅隔咫尺的平房里，还有一座同样让人谈虎色变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长570米，宽235米。顶盖高出地面080米。虽说从未挂牌明示为刘文彩所建，但设于刘文彩家，何人所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明白无误地说：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地牢……等刑法残害群众”。加上郭沫若同志“水牢地牢连比”的诗句，公众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刘文彩的“创造”。其实，刘文彩家既无水牢之设，也从来没什么地牢。水牢撤销，地牢理所当然地一起撤销了。

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五间。靠近佛堂的第一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68年曾将刘文彩为家人准备的几具棺材从王玉清寝室移到这里展览。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将棺材移出，辟为“刑具室”。其余四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有五个画板，第一个是脚镣手铐；第二个是钢刀手杖；第三个是杀人祭剑；第四个是青杠扁担；第五个是弹簧钢鞭。这五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着“坐老虎凳”、“背火背篼”、“吊打”等三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文革”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诗诵经？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五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监狱）。于是，随着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如前所述，庄园陈列馆中的赝品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清除所谓“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紧接着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庄园陈列馆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生态而生存，清除水牢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戛然而止，还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其他陈列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1）

徜徉在一百多尊泥塑雕像组成的“黄色”人流之间，华君武等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兴致越来越浓……

1964年改馆给庄园陈列馆带来了空前繁荣。从开馆到1962年三年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共六十二万人次，而在第二次改馆之后，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每天都有数万之众，三五个月的游客量就超过前三年游客量的总和。陈列馆每天都是人头攒动，许多游客踩落了鞋子、挤坏了挎包、碰掉了眼镜，仍兴致盎然地流连忘返。白天的时间不够用，陈列馆就昼夜开展，一到晚上，几盏特制的探照灯把展厅照得雪亮雪亮。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也被惊动了，挎着照相机三三两两地结队而来，让当地人大开眼界。

与此同时，小册子《地主庄园陈列馆》公开发行，发行量达十万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在全国上映，《人民日报》并发表了评点这部片子的专题文章——《不要忘记这个地方》。

庄园陈列馆如日中天。

面对空前繁荣，主管部门固然有一种成就感，但更多的还是危机感、紧迫感。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布七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就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文件列举了农村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其中有“四类分子”的反攻倒算、伺机破坏；社会上新出现的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等现象。文件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成了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动员令。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又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规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五个要点：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农村贫下中农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领导，其中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内容。“后十条”同时提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阶级斗争正式确定为党的工作重心。

阶级斗争形势一日千里。形势逼人，形势就像汹涌的洪水在屁股后面追着跑。除了比洪水跑得更快，没有别的办法。

刚刚取得改馆成功的庄园陈列馆，不敢故步自封，必须开始新的冲击。便有了大型泥塑《收租院》。

1964年秋，庄园陈列馆负责人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民交租情景的建议，得到温江地委宣传部认可。随即派调查组到当地农村访贫问苦，收集素材。经过几个月的调查，逐步形成了泥塑《收租院》的构思设想，并着手集体拟写了构思初稿，初步确定泥塑群分为八个情节，即：送租、验租、刁难、风俗、过斗、算账、逼租、怒火。1965年春，调查组对构思初稿稍加润色，同时请大邑川剧团的演员做模特儿现场拍摄，设计出第一套具体的画面。一个月后，调查组再次深入民间征求意见，并请新津川剧团的演员补拍一些改进过的照片。经三次修改，泥塑《收租院》的构思情节由原来的八个情节调整为七个情节，一改当初以一户农民交租为众多家户交租的场景，“终于跳出狭隘的小圈子，站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的高度来剖析，从而较为生动地展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如此宏大的工程自非庄园陈列馆所能胜任。1965年5月11日，一纸公函寄到了四川美术学院，庄园陈列馆向四川美术学院求援。正在参加“四清”的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为此提前返校，教师赵树同、王官乙，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礼、张德熙，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四川省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庄园陈列馆美工张富伦、李奇生等组成了《收租院》创作组。一干人马于6月初扎寨安仁。以第三稿为基础，创作组拟定“收租院”泥塑设计简要说明的第四稿（即定稿），迅速上报省文化局审批，?们在报告中陈词：“（1）表现形式全部采用真人大小泥塑；（2）时间定为国庆展出；（3）创作力量主要为四川美院师生和地主庄园陈列馆美工人员……”是年5月24日，四川省文化局正式批准实施方案。并明确指出其创作指导思想——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以此表现出旧中国农村交租与交租的斗争，以便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收租院”，想到的却是整个旧社会。泥塑《收租院》的蓝本至此正式出台。

人员调配特事特办，其他方面概莫能外。创作《收租院》一经定案，就被当作四川文化界的头号重点工程，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稍有差池就是政治事件，谁敢掉以轻心？也就是说，创作《收租院》所享受的礼遇，是庄园陈列馆开馆以来所有展览设计中规格最高的一次。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2）

和制作蜡铸模型、《百罪图》、“水牢”的指导思想一样，创作《收租院》的指导思想也是“阶级斗争为纲”。区别在于，无论是蜡铸模型、《百罪图》还是“水牢”，虽然其内容大多出于后人加工，但仍号称“史实”。即便是纯粹的虚构，也要煞费苦心地掩饰其虚构内幕，而以“真人真事”名义招摇过市。换句话说，内容上“真人真事不必要”，形式上却是非“真人真事”不可。《收租院》不然，虽然主管部门也不承认《收租院》的内容不可信，但毕竟承认它是艺术作品，作为艺术作品，它可以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夸张、虚构等等，为它的主题服务。也就是说，《收租院》中的刘文彩，是艺术化的“刘文彩”，而不是历史中的刘文彩，人们犯不上和它较真。它没有也不需要“史实”作面具。另一个区别在于创作宗旨的差异。《收租院》的创作宗旨也是“阶级斗争为纲”，但它上纲更高——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制定的创作宗旨是：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让人看的是一个收租院，想到的是整个旧社会。也就是说，《收租院》要代表整个旧中国。《收租院》主角刘文彩，自然也就是旧中国全部邪恶势力的象征。

在总体设计的指导下，创作人员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验租”、“算账”、“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块。然后进行分段设计。每段从中心思想、情节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依靠集体力量。《收租院》114个人物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谁独立完成的。施工中，往往是这段我上大泥，你上细泥，而由第三个人来刻画形象。一段或一组塑像落成后，由整理小组作最后修改；无论作者是老师还是学生，其作品都要接受修改，以求得风格的统一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创作过程往往是一波三折。创作“风谷”塑像时，有个旁观者说看不出有风。创作组马上修改，通过老农在风谷机旁顶风而进的姿势和飘扬的衣襟来表现风。美院创作人员当模特，擅长做衣纹的民间艺人上衣服。衣服上起后，风感倒是有了，但衣服太过柔软，飘然潇洒，使那位老农看上去像个散仙。这当然不行，美院创作人员和民间艺人继续修改，加重衣服质地，“风谷”塑像这才过了关。塑像“拉壮丁”也是三易其稿才通过验收的。

创作过程历时四个半月。1965年国庆，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对外开放。刘文彩收租现场118米空间布满了黄色雕像，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一条伸着长舌的恶狗旁站着一个汉子，他头戴草帽，身穿绸短衫，手执弹簧钢鞭，腰里挎着驳壳枪。他的对面，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佃户，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儿童替大人拉着鸡公车……灰色的人流向收租院源源不断地涌去……

手拿念珠的刘文彩，硬说他面前的那位老大爷没交够租子，叫管账写了一张卖儿当壮丁的文书强迫老大爷按手印。老大爷不答应，刘文彩就一脚踢倒了老大爷，儿子见了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跟狗地主拼了！但寡不敌众，被国民党匪兵、袍哥打手一拥而上抓了起来，老大爷愤怒地指着刘文彩骂道：“你这个吃人野兽，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逼得我无路可走。今天，凭着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

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爷，儿子被抓了壮丁，儿媳妇也被地主抢走给活活地折磨死了，全靠小孙女服侍他过日子。小孙女就是他的命根子。老大爷倾其所有仍过不了验租关，刘文彩便硬逼着老大爷在一份卖身契上按了手印，上面写道：“只因无力缴纳所欠刘家三斗租子，现将孙女儿抵押……”亲生骨肉就这样被刘文彩分离了。

这又是一家人的生离死别。他们把辛苦了一年打下的粮食全都缴了租子，刘文彩硬说他们没有按期缴纳，指使狗腿子、保长、乡丁把他们的家给抄了，就连切菜刀、饭锅都给抢走了，狗腿子还拉走了这孩子的爸爸去当壮丁，这孩子紧抱着爸爸的腿，哭喊着：“爸爸呀！爸爸！你还能不能回家呀！”妈妈抱着不到满月的孩子，焦急的追了出来，狗腿子保长却一脚就把她踢倒在地……

一群拿着扁担的农民正要离开收租院。走在最后的一个壮年农民，忽然转过身，放下箩筐扁担，双手握拳，瞪着刘文彩，像要冲过去和他算账。一个青年农民抓起一把斧头，弓步俯身，双眼直视飞轮风骨机，恨不得砸碎这吃人的虎穴狼窝。一个农民抡起扁担向着刘文彩正要冲过去，旁边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左手按住他的肩头，示意他不要蛮干。在这两人的前面有五个农民，走在最前头的较年轻，他左手提着扁担，右手握着拳头，迈着坚定的步子，像是下定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他的后面四人，有的边走边谈，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回头怒视，神态不同，但都紧跟着最前面的青年。

如果撇开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内涵?纯就艺术角度而言，泥塑《收租院》还是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当时的政治宣传品普遍存在“假、大、空”、“直、粗、浅”等通病，《收租院》在艺术上精致得多，必然从一大堆简直就是文化垃圾的宣传品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事实上，《收租院》尚未定稿，就已经引起了高层的热切关注。1965年9月的一天，作者们正在收租院现场进行最后一道泥塑改工，便有一群贵宾不期而至。经介绍，作者们才知道，来宾中为首的两位，一个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日报》编委兼副刊主编华君武，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美学家王朝闻。陪同他俩的则是四川省美协主席、版画家李少君。作者们莫不喜出望外，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为三位来宾充当“导游”。徜徉在一百多尊泥塑雕像组成的“黄色”人流之间，华君武等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兴致越来越浓。休息时刚在藤椅上落座，华君武就代表他所在的《人民日报》拍了板，说：“很成功，很成功！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雕塑方面的创新，值得向全国宣传。”又说：“这种宣传不是一般性的点点滴滴的新闻报道，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深入地宣传，来一个‘万炮齐发’。”“我在《人民日报》管‘半边天’。这次我来当‘托拉斯’，你们有关《收租院》的稿件只能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能给其他报刊。”

果然，华君武返回北京不久，《人民日报》就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欢呼大型泥塑《收租院》创作成功的文章。《文艺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美术报》、《中国青年》、《四川文学》等大报大刊随即响应，由此引发了“万炮齐发”的强大宣传攻势。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华君武发表在1965年第11期《文艺报》上的文章——《雕塑界的大革命》。自此以后，“雕塑界的大革命”便成了艺术家、政治家评价《收租院》的口头禅。

继“水牢”之后，地主庄园陈列馆再度震惊全国。

康生见到《收租院》，首先击掌称赞：“塑得好！很好！这比巴黎罗浮宫的雕塑好得多！”并说：“这是一个创造，是雕塑艺术的一次大革命。”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3）

为了进一步扩大《收租院》的政治影响，主管部门决定，组织《收租院》进军北京。12月24日，由部分原作者和北京、天津一些雕塑家共同复制的《收租院》群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出，翘首相盼的北京观众蜂拥而至，《收租院》热至此进入高潮。仅仅过了三天，即到12月27日下午，《收租院》门票就已预定到1966年2月底，以至于官方不得不于1966年1月初暂停团体预订。2月21日重新开始团体预订，当天就来了一千多个单位。

只给这一千多个单位发号登记，就登记了一个星期。虽然从第201号起，限制每个单位的团体票不能超过二百人，也一直登记到九月份。以后再来登记的单位均没有时间安排，令他们大失所望。团体票人数过多，个人售票不能不相应压缩。星期日售个人票，许多工厂、机关就在星期六下午派人来排队，等着买次日早上九点发售的个人票。他们轮换值班，排一整夜的队。馆方常常通过扩音器向排队购票的观众宣布个人票限额发售办法，劝没有希望购到当日门票的队伍后面的观众离去，以后再来。但排在后面的观众仍然固执地原地守候。馆方后来总结说，这种情况“是举办任何一次美术展览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发的“《收租院》泥塑群像展览反映简报”则称，“《收租院》泥塑自展出以来。到3月6日为止，共接待观众47·35万余人。需要看这个展览的总人数估计当在两百万左右。”“观众的迫切需要和展览厅所能容纳的人数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业务上也将美协、美术馆大批人力卷了进去，造成的压力很大。”②庄园档案67宗A57卷。

轰动北京，实则是轰动权力核心。还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收租院》群像之前，就已经有一批高级干部闻风而至，先睹为快。12月18日，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前来参观，他大发感慨：“这个展览很好，是雕塑的一个大革命。不知道你们做的泥塑能保存多少年？辽代的泥塑至今还很完好，已经保存了一千年。应该好好研究传统泥塑的经验，把这样的作品长期保存下来。”这位著名的革命文豪还饱蘸激情，当场为泥塑《收租院》挥毫题诗：

毋忘阶级仇， 斗争旧战场；

雕塑革命化， 准备建天堂。②

12月19日，中国美术馆更是冠盖云集，前来一睹《收租院》风采的高级干部成群结队。

中宣部负责人周扬、林默涵来了。周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收租院》作者说：“我很赞成，很拥护，我要替你们宣传。你们为中国的雕塑打出了路子，这既是提高，也是普及。”“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批雕塑是有具体内容的，不像过去有些雕塑只反映抽象的反抗和压迫。你们做得很生动，很有情感。”周扬还询问了作者继承了哪些传统和四川民间艺人的情况，说：“《收租院》加上《反抗》部分很好，将来可以多搞些斗争题材，搞些革命历史题材。”“没有文物价值的庙宇可以改造，可以利用；我看岳庙就没有什么价值。”“搞村史很好，大有可为。天津《三条石》资本主义剥削很残酷，也可以搞，这是一件大事。我看将来雕塑家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搞，像《红灯记》一样去推广。《收租院》搞的是解放前的生活，以后还要多搞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英雄人物。”陪同的四川省美协主席李少言插话：“将来可以利用这些人物作为美术院校的教具。”周扬说：“对！将来可以不画希腊鼻子了！”周扬还兴奋地说：“除年画、连环画外，也要雕塑，也要幻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涌现千万个美术工作者。我过去总觉得中国雕塑落后，而且不易普及，现在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庄园档案67宗A57卷。

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来了，他的讲话很有军人气质，他说：“方向对头。长征故事也可以塑成泥塑。旧泥塑也有群像，罗汉就塑得很多，但你们是新内容，比罗汉好多了。祝贺你们的成功！”

正式展出前夜，即12月23日晚，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来了。他断言：“从西洋雕塑史上看，即使是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和《收租院》相比。”看到《过斗》部分母女抬箩筐的泥塑，邓拓说：“这一组最好！”当时，泥塑要不要上颜色美术界有争论，邓拓主张稍加一点淡彩，做成比较旧的沉着些的色调，而反对用鲜艳的颜色。最后，他建议作者再创作一些反映工农现代生活题材的泥塑。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4）

《收租院》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后，党政高层人士继续纷至沓来。

12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参观了《收租院》。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参观了《收租院》。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参观了《收租院》。彭真对《收租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一进门就对《收租院》作者说：“我看了你们的《简报》，群众反映这样强烈，我主要是来向你们祝贺的！”他评价说：“这真正是民族化的创造，是多快好省的好办法。我国最早的雕塑和绘画都产生在民间，泥塑更是民间的艺术。这次你们使它与西洋的结合起来了，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很好！道路走对了。今后雕、塑、画都应该与民间传统结合起来，与西洋的好东西结合起来。”接下来，《收租院》作者向彭真汇报了四川美术家如何“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情况后，彭真说：“不下去就出不来这么好的东西。艺术作品也不能一接触生活就出东西，必须有较长的时间深入生活。地方上为什么比北京好一些？甘肃为什么能搞出来《向阳川》？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下边。省里的同志和工农群众更接近一些，更熟悉一些，这一点很重要。”彭真将《白毛女》和《收租院》并列为反映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最好的作品。

他提出一个观点：“反映地主阶级压迫的作品有了一些了，但反映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作品还很缺。应该搞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剥削的东西。开始可以从小说、戏剧方面找材料，也要搞调查研究，先把情况摸清楚。这些事要抓紧办，过多少年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他并借题发挥，便有了以下一段长篇大论：

“现在国家是无产阶级当家。社会主义的舞台谁来当家？美术谁来当家？哲学界、史学界谁来当家？整个教育界谁来当家？难道这些都让别人当家么？上层建筑一定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艺术过去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过去有一些民间文艺，对地主阶级压迫也只表现了一点挖苦。农民当时文化水平低，只在民间故事、传说中有些反映，也只流露出一些不满罢了。”“《红楼梦》也是把封建、奴隶主美化了的。当然也揭露了一些封建的残酷剥削，揭露了一些当时社会的黑暗。如当门子的小和尚就说出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内幕。王夫人手里就断送过几条人命，可是在京戏里是作为正面人物以青衣出场的。民间传说中，海龙王最富，《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比龙王还富，龙王还要向王家借白玉床。……研究红学的人不注意阶级分析，搞艺术、美术不注意阶级关系是不行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关系很多，最根本的关系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为什么要搞哲学，搞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搞阶级关系。过去的文艺作品把地主美化了，把农民丑化了。现在你们也没有故意把地主丑化，只是还他以本来面目，只是把他们脸上的胭脂、粉洗去了！把他们身上的画皮剥去了！这就是让历史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在贯彻方向上，你们打开了突破口，开辟了一条道路。就是要这样搞下去！几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成就。这个问题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解决。”庄园档案67宗A57卷。

时为中共意识形态主管之一的康生，在艺术上还算是一个行家，对《收租院》在政治上高度评价的同时，在艺术上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他首先击掌称赞：“塑得好！很好！这比巴黎罗浮宫的雕塑好得多！”并说：“这是一个创造，是雕塑艺术的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胜利，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大学毛主席著作所取得的成果。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向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这是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的。用泥塑不但可以反映阶级斗争，也可以反映人与自然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昨天我看了《北京农业大跃进》这部电影，韩国继大队怎样改造自然就很有意义。

可以搞大寨、搞大庆等先进集体的事迹。我们新社会题材很多，天地很广阔，你们这次开头开得很好，我看可以大大普及。两面都搞：一面搞反映阶级斗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搞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搞新人新事，新的精神面貌。”康生很细致地对比了复制品和原作的照片，认为有的不如原作好（如大狼狗），有的则超过了原作（如推车老人、背口袋老人、抬筐的小女孩等）。原作在风谷机前的谷子中有许多草，康生看了照片大摇其头，说：“吹出来的谷子不应该有这么多草，农民不敢交这样的谷子，这是一个漏洞。”原作带孝寡妇，康生认为塑得“有些像男人，”建议“最好再改一改。”抄家部分，母亲把小孩丢在地下，康生觉得不大合理，建议修改或把小孩去掉。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5）

泥塑要不要上彩？邓拓主张上淡彩，康生不同意，说：“还是不上颜色好。”但他认为保长头上的国民党党徽可以例外，“上一点颜色可能好一些。”他还看了正在制作的泥塑，指出：泥塑骨架上绑稻草不妥，在北方最好改用粗麻，因北方天气干燥，用稻草容易裂缝。他还建议：“《收租院》泥塑也可以烧成陶器，可以上釉，也可以不上釉。我看不上釉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庄园档案67宗A57卷。

在休息室，康生特别打听了《收租院》的宣传动态。问：《人民画报》、《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对外发行的外文期刊是否都介绍过《收租院》？又说：“《红旗》杂志也应该介绍一下，登一批照片，写一篇文章，文章要写得通俗一些，生动一些，多用群众的语汇，不要用学生腔。”坐在一旁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赶紧响应：“专业用语也要少一些。”

康生对《收租院》固然非常关爱，他的夫人曹轶欧则比他的热情更高，曹轶欧看了一次还不够，很快去看了第二次、第三次。每次她都要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但她远远不具备她老公那样的艺术鉴赏力，对《收租院》也就不可能从艺术角度去品评而只会抛售政治术语。庄园陈列馆档案也保存着她当年的一些高论：“这些泥塑真实感很强，政治和艺术结合得很好，所以才这么感动人。”“这是一个进行阶级教育的课堂，国内可以宣传，对国外也可以宣传。如果能到各地去展览一下才好，恐怕运输不大方便。”“用这种方式反映阶级斗争很合适，也可以搞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嘛，也可以搞党领导的各种斗争嘛！这确实是个很大的创造和革新。”“搞艺术的容易产生个人主义，你们发挥了集体的力量，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这是很对的。你们打破了许多框框，这都很了不起，这是一次雕塑的革命。”庄园档案67宗A57卷。

创作《收租院》的本意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路线，为了给“左”倾狂潮推波助澜。它的功能因此主要是政治的，而不是艺术的美学的。政治家们去观赏《收租院》，当然也就不会是去消闲，去附庸风雅。对《收租院》态度如何，在“文革”前夜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爱好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中国政坛正在发生大分化、大组合，政治家们需要一定的场合来亮相、来表白，来说明自己的抉择。《收租院》展览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合。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亮色逊于他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调门低于他人，于是无论主观感受如何，都得对《收租院》大唱赞歌，而且要比别人唱得动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人后。领导人对《收租院》的表态成了赞歌大联唱，大赛唱。《收租院》就在大联唱、大赛唱不断高涨的声浪中冉冉上升，直逼云霄，成了中国文艺界的霸主。

随着《收租院》在中国文艺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收租院》主角刘文彩的“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确认，历史上的皇帝只能做他们所在的那个朝代的地主阶级政治上的总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不共戴天之敌蒋介石也不过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总代表，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偏远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一个土老冒，却可以压倒历代枭雄，雄踞中国三千年罪魁榜首。

偌大一个中国，得到最高决策者认可的当代文艺作品，除了江青势力范围内的“样板戏”，就只剩一个《收租院》。《收租院》便从此打上了“钦定”的印记，与江青的样板戏平分秋色。

北京《收租院》的观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殊照顾的观众”，一类是普通观众。所谓“特殊照顾的观众”首推党政军领导人，其次是各界名流，如全国劳动模范、“文革”时被破格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李素文，全国劳动模范、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作家魏巍等。再次则为外宾。中苏论战后，因为昔日的“老大哥”苏联已蜕变为“苏修”，中国理所当然地晋升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世界人民昂首阔步进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崭新的历史时代”。北京就仿佛是红色“麦加”，国际上一大批左倾人士来这里“朝圣”。《收租院》刚刚进京，就被当作对毛主席的洋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基地。1965年11月22日，《收租院》尚在复制之中，日本青年关东代表团就来参观了。团员石崎泉是个画家，也擅长雕塑。她详细询问了制作《收租院》的全过程，拍了许多照片。她说：“看了你们的美术，我知道了回去之后应该怎样工作。这些作品使我非常吃惊，简直不可想象！你们塑这些像竟没有使用模特儿，我做一个头像也要用模特儿。日本的美院学四年，四年都是做模特儿。你们这样搞集体创作，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曾自动组织起来集体创作，做到中途打一架就散了，因为日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六的环境和条件，美术家的生活也没有保障，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这样做。”日本摄影家代表团、日本美术家代表团也参观了《收租院》泥塑展。日本美术家代表团的反映尤其强烈，12月22日晚中国美协设宴招待他们，主持人刚刚介绍李少言是四川美协主席、此次为《收租院》展览筹备事宜来京，会场上就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收租院》泥塑成了整个宴会的主题，李少言则成了宴会的中心人物。团长鹤田吾郎希望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一整天的时间，他要把所有塑像都画下来。他说：“我去过许多国家，这样的塑像，世界各国都没有，只有中国才有。只是为了看这个展览到北京来也值得！”他还向《收租院》作者要了一些做泥塑用的土、棉花和稻草留作纪念。大概是比邻而居的缘故，前来参观的日本人特别多。除了文化界人士之外，工业界、政治界人士都有。与文化界人士对《收租院》有节制的评价相反，其他方面的人士对《收租院》评价很高。日本工业界人士玖村芳男说：“今天看了许多美术展览，其中我特别喜欢四川大邑的泥塑。日本的美术和中国的美术相比较，我对中国美术的兴趣更大。”他还告诉接待人员：“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收租院》泥塑照片，已剪下来寄回了日本。这是很好的阶级教育，希望介绍到日本去。”随同参观的日本客人东卯助表示希望通过《人民中国》杂志，把《收租院》介绍给全世界。日本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公一和夫人观赏《收租院》群像时，展厅里发生了一点波动。一机部四局一个叫罗俊英的女干部看了老大爷卖孙女的泥塑，只说一句“和我一样！”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号啕痛哭起来。大家赶紧扶她到休息室，她已走不动路了。西园寺公一夫妇目睹了这件事的全过程，触动很大。他对陪同人员说：“我非常感动！这是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材料，艺术上也很成功。可惜我不能看到全部的泥塑原作。你们的艺术具有惊人的感动人的力量，刚才那位女士大哭，就证明你们艺术的感人力量是多么大。”②③庄园档案67宗A57卷。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6）

日本与中国在地理意义上比邻，远在天涯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则在心理意义上与中国比邻。阿尔巴尼亚方面派《人民之声》记者贝特莱拉到《收租院》展览现场采访，贝特莱拉看了之后说：“很好！这不仅是雕塑界的大创举，也是革命工作的一件大好事。这个展览会是教育青年的一个很好的学校，使青年们知道过去的生活，在今天更好地工作和学习。”②

《收租院》在京展出时，适逢印尼新闻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闻讯赶到中国美术馆。团员蒂都特女士参观时始终非常激动，直至涕泪滂沱。她抽泣着说：“看了这个展览，就想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也有可能被出卖做人家的童养媳。那个地主刘文彩早死了，太便宜了他！应该让人民斗争他，一片一片地割他的肉来泄恨！”团员拉斯基德则热情赞扬：“展览会的水平很高，符合艾地同志所说的评价文艺作品的两项标准——政治性和艺术性。这些作品完全达到了所要求的水平，给人民的教育意义很大。”团员罗恩唐女士气愤地说：“地主剥削太厉害了！决不能容许这样的地主存在，一定要打倒！”这时别的几个团员小声议论起来，有的说：“这是中国的情况。咱们国家没这么大的地主。”有的不以为然：“中国有，咱们国家也有，只是你不知道罢了。”③

智利画家、亚太和会副秘书长万徒勒里，叙利亚记者阿布库斯，澳大利亚《前锋》报记者罗素夫人，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巴西专家马尔丁斯，《北京周报》社智利专家埃尔南·佩拉尔塔等外宾在参观《收租院》时都从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万徒勒里对《收租院》作者说：“你们是着眼于世界革命的，这一点你们已经达到了很先进的水平。”罗素夫人一边看一边大叫“黑暗！”“黑暗！”马尔丁斯则夸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在艺术上虽然很好，但都是宗教内容；你们在艺术上和它一样好，却有更好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你们已经超过了他们。”阿布库斯也表示：“看这个展览比读一千本书、一万本书的收获还要大。”埃尔南·佩拉尔塔在回到宿舍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参观时作者不在场，未能向作者当面致谢，因而引以为憾。便半夜披衣起床，起草了一封致《北京周报》领导的信。信中赞扬《收租院》“把卓绝的社会意义、教育意义与难以形容的艺术性结合在一起。”请《北京周报》领导“向作者转达一个拉丁美洲人的热烈祝贺和感谢：祝贺并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艺术做出了贡献。”庄园档案67宗A57卷。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外宾都认为《收租院》真的就是白璧了。日本美术家和平会议国际交流部部长西常雄就很客气地讲过：“这些塑像如果在日本展出，可能有人觉得艺术水平低一点。但它的内容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完全可以弥补艺术方面的不足。”换句话说，《收租院》的轰动效应主要是因为它的社会政治内涵，而并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说西常雄的评论颇为圆滑的话，“初生牛犊”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越南留学生阮泰亨就说得不那么客气了。他在和同学们议论《收租院》时提了如下三点意见：

1 这批雕塑是作者以先进的思想反映过去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在创作中注意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方法，在继承和革新方面作出了成绩。作品在阶级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得到领导和群众的帮助，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但四川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原作，可能比北京的部分复制品有更大的教育作用。

2 美术界过去还没有过受到如此重视的大事，不知是否有些过分了？虽然这批雕塑创造了很好的经验，但它们所表现的还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生活，并没有完全解决雕塑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更需要大力解决。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材料，似乎说《收租院》泥塑的经验解决了一切问题，没有提到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这是否合适呢？

3 泥土本身的颜色还嫌太浅，在艺术上给人们一种不完整的感觉。讲解员在栏内讲解，留下许多脚印，也很不好看。②庄园档案67宗A57卷。

其实，即便是在国内，《收租院》在艺术上的“顶峰”地位也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质疑。《文艺报》一篇文章就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组泥塑的群像中，我以为某些反面人物的刻画还是不成功的。有些人物如刘文彩和账房先生，有点像文明戏里的人物，形象刻画过于夸张，近乎滑稽。这就削弱了使人们对这些吃人野兽的本质的真正认识……”②但这样的声音是太微弱了，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铺天盖地的颂歌很快就将它们淹没，连一点泡沫都不留下。

《收租院》展出轰动权力核心，最终得到最高决策者的认可。

北京展?尚未结束的1966年2月2日，“旗手”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特殊的座谈会——只有她一个人谈的“座谈会”。她向到会的几位军队文艺工作者唠叨了整整十八天。谈话记录稿经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前前后后改了八次，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又亲自反复修改。4月1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引起一场剧烈震荡——“政治新星”江青开始崛起于中国政坛。

这份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的红头文件，有这么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话：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7）

偌大一个中国，得到肯定的当代文艺作品除了江青势力范围内的“样板戏”，就只剩一个《收租院》。也就是说，《收租院》是唯一得到最高决策者认可的江青势力范围之外的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收租院》便从此打上了“钦定”的印记，与江青的八个“样板戏”平分秋色。

《收租院》主角刘文彩之为中国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中国头号政治恐龙的身份，也就是“钦定”的了。

从1966年3月2日起，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泥塑《收租院》照片发行全国。上海市美术工厂并根据泥塑《收租院》的主要情节印制了丝漆“《收租院》阶级教育图片”。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及上海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杭州市阶级教育展览馆、长沙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沈阳故宫阶级教育展览馆相继印行《收租院》画册和连环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收租院》纪录片在全国上映。和“水牢”故事一样，《收租院》也写进了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并开始走向世界——外文出版社用世界语、英语、日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出版《收租院》画册。《中国文学（英文版）》、《人民中国（日文版）》、《北京周报（英文版）》、《中国建设（英文版）》都对《收租院》作了专题报道。1967年3月，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组织“复制”《收租院》，以便向“同志加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阿尔巴尼亚“输出革命的艺术”。四川、北京、上海的雕塑家应召聚集紫禁城文华殿，实施“复制”工程。奋战半年，将泥塑全部翻制成石膏像，专门装载轮船运往阿尔巴尼亚展览，从此再未返回中国。在越南只展出了几个塑像，其余均为照片。

重洋可以远渡，巡游近在咫尺的兄弟省市，自然不在话下。北京展出《收租院》复制品后，其他中心城市竞相仿效，《收租院》在全国开花结果。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南京、南通、杭州、太原、沈阳都展出了《收租院》复制品。“文革”期间，泥塑《收租院》更是红得发紫——《收租院》的创作本来与江青无关，但在“文革”中，却干脆把《收租院》和样板戏一起归属于江青的旗下。沈阳故宫博物院编写的《收租院》序馆前言称：

泥塑《收租院》，是遵循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在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创作出来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的雕塑艺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上海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收租院》解说词称：

革命泥塑《收租院》是江青同志所肯定的革命雕塑作品，她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产物，是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革命创举。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对四川省原制的泥塑《收租院》又作了三次重大修改和创作，使她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似此，《收租院》就不仅是钦定，而且简直就是“御制”了。

本来草胎泥身的《收租院》，就这样被赋予“神性”，在腾腾烟霭中领受无数善男信女的虔诚膜拜。对它稍有冒犯便是亵渎天条。当《收租院》部分复制品在京展出时，鲁迅艺术学院雕塑系学员参观后有过一番议论：不能跟在四川屁股后面跑，我们不要做泥塑，做出了也不是创造而是模仿；我们还是要通过做纪念碑的雕塑来创造。这番议论对《收租院》并无不恭，辽宁美协一位负责人听了却大不高兴，断言“这实际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思想反映。”“文革”初期，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把地主庄园陈列馆闹了个天翻地覆，对《收租院》却一根毫毛不敢动。

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是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一代“拳头产品”；靠着这批“拳头产品”，地主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水牢”是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二代“拳头产品”，靠着“水牢”，地主庄园陈列馆誉满全国。《收租院》则是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三代“拳头产品”，靠着《收租院》，地主庄园陈列馆终于博得最高决策者的青睐，并开始“走向世界”。进入“文革”之后，庄园陈列馆绝大多数陈列内容都被打成妖魔鬼怪，只有“水牢”和《收租院》才符合“左”的政治标尺而得以生存下来。“水牢”和《收租院》便构成地主庄园陈列馆的两大奇峰—— 一个是“史实”方面的奇峰，一个是“艺术”方面的奇峰。“水牢”和《收租院》双峰映照，刘文彩成了举国瞩目并享有“世界声望”的中国头号历史名人。

曾经有一所学校在庄园陈列馆组织忆苦思甜报告会，邀请了许多记者参加。会上，某报记者与一个五年级学生之间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问：“什么是地主阶级？”

答：“刘文彩。”

问：“什么叫剥削和压迫？”

?答：“刘文彩就是剥削和压迫。”

问：“为什么解放前会出现刘文彩？”

答：“因为他有钱。”

问：“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社会又是为什么？”

答：“为了打倒刘文彩……。”

地主阶级、剥削、压迫、旧社会……刘文彩成了这一切邪恶的代名词。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1）

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一向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一向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新锐、更“革命”的……

一直是“阶级斗争为纲”急先锋的地主庄园陈列馆，一直为“左”倾路线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却“左”倾政治达于巅峰之时，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遭致灭顶之灾，差点被它自己呼唤出来的“左”倾狂飙所吞噬，这是主管部门做梦也不会料到的。

《收租院》复制品正在北京展出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开赴北京，又从北京开赴四面八方，开赴韶山、井冈山、延安，也开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毕竟不是韶山、井冈山和延安，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刘文彩的“老巢”，是“阎王殿”。红卫兵也就不可能像去“太阳升起的地方”那样诚惶诚恐、顶礼膜拜，而是以审判者的姿态来的。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一向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一向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新锐、更“革命”的。在这些更新锐、更“革命”的小将们面前，他们不仅是过时了，而且构成了他们所批判的旧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再也没有“革命”的权利而是和整个旧世界一样成了革命的对象，只有被审判、被拷问、被打倒的份了。他们便不能不和被他们下了地狱的刘文彩一样也被下了地狱。

陈列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到来了。

1966年10月，第一支红卫兵队伍抵达庄园陈列馆。仅仅两个月之后，到庄园陈列馆安营扎寨的成建制的红卫兵队伍已达数十支之多。计有：

北京师范大学“轻骑兵”战斗队。

“百万雄师”北京师范大学11·3战斗队。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

北京师范大学“平型关”战斗队。

北京师范大学“红雷战斗组”

中央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

北京政法学院“长征”战斗队。

北京机械学院“战犹酣”战斗队。

清华大学红卫兵“轰轰轰”战斗队。

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浪”战斗组。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京共产主义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队。

首都黄继光远征队。

浙江嘉兴一中“长缨在手”战斗组。

内蒙“八一”中学“主沉浮”战斗组。

新疆大学“南征北战”战斗队。

北京矿业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焦作矿业学院联合战斗组。

山东肥城一中南下串联组。

西安石油学院赴蓉战斗组。

哈尔滨抗大中学“长征串联队”。

成都工业学院4221“长征宣传队”。

成都无线电机学校“东方红公社”。庄园档案67宗F14卷。

成千上万红卫兵包围着庄园陈列馆，以天之骄子的傲岸气度拷问着庄园陈列馆。庄园陈列馆呼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红卫兵小将尚方宝剑在手，当地政府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开罪他们。更何况当时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当权派”，当地政府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为庄园陈列馆一援手呢？从前被当地政府当作“特保儿”的庄园陈列馆，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独立寒秋，在红卫兵小将的围剿中苦苦熬煎。

第五展馆是为配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特意制作的，陈列馆一向视为得意之作。但让陈列馆大跌眼镜的是，五个展馆中，恰恰第五展馆遭受的拷问最严酷。

最早受到红卫兵小将拷问的是庄园陈列馆的名号。小将们一见到陈毅元帅手书的门牌，便大为光火：“竟敢叫地主庄园陈列馆！这不是给刘文彩办纪念馆吗？”就地开了一个声讨会。庄园陈列馆只好检讨：陈列馆三个字，确实不足以反映革命者应有的阶级立场。“名不正言不顺”，名字都没取对，还谈得上什么阶级教育呢？立马改正，易名为“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初战告捷的红卫兵小将更加斗志昂扬。登堂入室，用“毛泽东思想照妖镜”扫描陈列馆的每一幅画、每一行字、每一件陈列品。这一照，果然照出了一大堆的妖魔鬼怪。庄园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说：“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战友、革命师生和工农兵群众来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时，贴出了千万张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展览馆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千万张大字报太过夸张，但大字报像雪片一样地纷飞，大有将陈列馆淹没之势，这倒是事实。除了最高决策者充分肯定的泥塑《收租院》，公开展出的五个馆全遭到红卫兵大字报地毯似的密集轰炸。

对第一馆即序馆，红卫兵驳斥说：

几乎整个序馆都是介绍反动恶棍刘文彩的发家史，而没有反映农民的反抗史。不但没有概括二、三、四、五部分的内容，而且抽掉了要害部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及广大贫下中农的反抗史。这究竟给观众是什么样的阶级教育呢？过分地宣扬反动地主的“能干”，一下子把三十亩地发家为一万二千余亩，地盘多么大，佣人那么多；更严重的是本馆没有揭露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没有揭出他们的家业是建筑在贫下中农的尸骨堆上的阎王殿；还歪曲历史美化地主，丑化贫下中农。例如：在序言中竟出现“豢养……雇工”，在统计刘文彩的剥削量时，胆敢歪曲历史说一般贫下中农每年除交租外还可剩“600”斤谷子。真是这样吗？《收租院》中那位瞎了眼睛的老大爷，除交租剩下的就是一张卖身契。这一切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一馆实际上是在给地主刘文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2）

红卫兵据此断言：

序馆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史的红线，而突出的是地主阶级发家史的黑线，没有突出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斗争，而突出了地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没有突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而突出了刘文彩的“能干”；没有突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而突出了地主刘文彩“四位一体”的黑势力。总之，序馆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突出党的领导，没有突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我们自己的威风。庄园档案67宗F14卷。

这样的大字报贴出后，陈列馆立即进行相应修改，把原文“豢养大批爪牙和雇工……”改为“剥削雇工”，在“电工”穿的衣服上加了几块补丁，增加了几条“最高指示”。但还是过不了关，红卫兵说：“这都掩盖不了这一馆的严重问题。”

第二馆即“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馆，红卫兵的评价更为低调。虽然红卫兵说：“第二部分中的《收租院》，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这是必须肯定的。”但除此而外的其他陈列内容，则几乎一棍子打死——对前半部分，红卫兵的评价是两个字：“放毒”。红卫兵举例证明：

本馆当门匾额：“刘文彩的腐朽生活”就是宣扬刘文彩腐朽生活的“好”题目。

从汽车到书房，按照刘文彩的大管家的回忆原原本本陈列出来，活像一个“纪念馆”。我们认为，那些腐朽糜烂、反动透顶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陈列出来，而不加任何批判或者加上几句装腔作势的假批判，实质上是在宣扬这些东西，公开放毒，腐蚀广大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青年。多少反动透顶的匾、对联、诗画按原样陈列，不加任何批判，不正是说明吗？像刘文彩的狗窝、王玉清（刘文彩的小老婆）的妖洞及中西式客厅等，虽加上了点批判，革命群众一眼就看得出来，它实质上在宣扬刘文彩的豪华奢侈、糜烂透顶的生活。事实上，这些东西已经对我们革命青年进行了腐蚀。据我们亲眼所见和本馆革命同志反映，有些同志在刘文彩的狗窗前，欣赏不已，在王玉清妖洞前赞不绝口。甚至有个别同志还说什么：“刘文彩的床好安逸哟！在上边睡一下死也值得。”

第二馆后半部分是“水牢”、“地牢”、《收租院》。用当时的眼光看，这些陈列内容按说无可挑剔，但红卫兵看了反而万丈怒火。红卫兵大字报称：

本馆后部分把非常能教育人的“水牢”、“地牢”搞得简直不成话，既没有详细说明，又没有讲解员，那轻描淡写的几句解说词，根本没有揭露出刘文彩的罪行，不能激发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我们要大声质问办馆的主要负责人：你们有那么多的经费、时间去复原刘文彩的庄园，而为什么不复原水牢的原样？你们又为什么不在水牢边设制详细的解说词？为什么不安排讲解员？《收租院》揭露、控诉了万恶的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这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收租院》，本馆本应突出表现它，可是它在本馆中却占了极少比例，本应有解说员进行比较详细生动地解说，可是连一个解说员也没有，本应把《收租院》、水牢、地牢放在前面，使人一进馆就激发起强烈的阶级感情，然后带着对剥削阶级的强烈憎恨来看前半部分的陈列品。可是《收租院》却被办馆的人安排在最后，企图让人在前部分中毒后再看《收租院》，以削弱《收租院》应起的教育作用。看！其用心多么恶毒！庄园档案67宗F14卷。

还有红卫兵补充说，他们采访了当地一个姓肖的老大娘。那位老大娘告诉他们：水牢是解放军打开的。打开时里面全是血肉酱和人骨头。解放军从水牢里掏出血水十三挑（二十六桶），人骨七大箩筐。而在陈列馆的水牢现场却根本感受不到这些，也不介绍。他们进而质问：“展览馆的负责人不如实地介绍水牢的情况，这难道不是在为大地主恶霸开脱罪责吗？这难道不是在美化地主阶级吗？”

于是，红卫兵理直气壮地给第二馆挂上“剧毒院”的牌子，匾额、对联和其他“复原展出”展品，也被红卫兵悉数封存。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3）

第三馆“剥削手段”馆，第四馆“反抗斗争”馆，对这两个馆红卫兵定的罪也不轻——第三馆“为反动派涂脂抹粉。如‘高利盘剥’塑像那个守监牢的国民党兵，塑得衣衫破烂，低着头，似乎很同情被关押的农民。又如‘杀害李家硕’塑像那个刽子手，低着头，好像对被害的共产党员有无限的同情，这是作者别有用心，美化敌人。”而且塑像“艺术性也差，制作粗糙”。第四馆“无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本看不出大邑县农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怎样与敌人作斗争的革命斗争史。”“把广大贫下中农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英勇反抗斗争描绘成无组织、无领导的那种只为眼前利益而作的反抗。”第五馆是整个展出内容的点睛之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馆。该馆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都存在剥削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应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为配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特意制作的，陈列馆一向视为得意之作。用当时的眼光看，也应该说是无懈可击。但让陈列馆大跌眼镜的是，五个展馆中，恰恰第五展馆遭受的拷问最严酷。陈列馆当时的一份内部材料自己也承认：“对这一部分意见最多，反映最强烈。”笔者统计了一下，庄园陈列馆现今保存的二十九篇红卫兵大字报中，以抨击第五馆为主题的红卫兵大字报就有十一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他大字报没有一篇不涉及第五馆。主要罪名有如下几项：

1 没有以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阐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没有反映解放以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取得的光辉成就，没有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进行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现在展出内容，自始至终贯穿了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2 没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全馆贯穿的是阶级敌人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杀人、放火、投毒、拉垮干部、腐蚀青少年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长了阶级敌人的志气，灭了人民群众的威风。把一部无产阶级的专政史，搞成一部阶级敌人的复辟史。

3 把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家谱、变天账、反动日记、反动对联、反革命遗嘱、国民党歌等不加批判的展出，有的放大数倍。把一些反动家伙的照片原样展出。这是在传反革命的经，是煽动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和呼吁书。

4 黑话黑画满馆。大量绘画，尽量画的是阴暗的东西，只见敌人的嚣张气焰，看不见广大工农兵粉碎敌人破坏的伟大力量。是在歌颂敌人，美化敌人，丑化工农兵形象。黑话很多，如“把孩子从阶级敌人手中一个个夺回来”、“念念不忘腐朽生活”、“积存历年盘剥账本”等等。庄园档案67宗F14卷。

这些罪名，没有一个不骇人听闻。庄园陈列馆忍无可忍，奋起反击，散发名为《揭露北京少数南下串联学生在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活动真相》的传单，为第五馆辩护。传单说：第五馆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原本是“揭露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各种破坏的罪恶活动，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青年一代，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永远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阶级教育作用。“北京少数南下串联学生”对第五馆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无法接受。但这张传单非但没有说服红卫兵小将，反而是火上加油，招来更多红卫兵大字报的围攻。庄园陈列馆便多了一条罪状：不谦虚。陈列馆从此只得忍受乱箭穿心的痛苦，免开尊口。

“我们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开初，在陈列馆安营扎寨的红卫兵山头林立，各自为阵。为了统一步调，共同对付陈列馆，1966年11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轻骑兵战斗队”，“百万雄师”北京师范大学11·3战斗队，中央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政法学院“长征战斗队”， 浙江嘉兴一中“长缨在手”战斗组，内蒙“八一”中学“主沉浮”战斗组，北京矿业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焦作矿业学院“联合战斗组”，山东肥城一中“南下串联组”，西安石油学院“赴蓉战斗组”等十一个红卫兵组织在第五馆出口设立联合办事机构——“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就称：“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我们坚决拔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们要大造其反，一反到底！

不取得彻底胜利，誓不罢休！”联络站调度数万外地红卫兵，对庄园陈列馆展开有组织的轮番围攻。大字报贴满了墙、贴上了门，实在没有位置可贴了，就在陈列馆大路边牵起一根根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上，像万国旗一样哗啦啦地随风飘扬。高音喇叭也被“革命造反联络站”控制，

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喧嚣。陈列馆的大院里，天天都有红卫兵主持的盛大集会。所有大字报、广播和集会，主题都是声讨陈列馆；给陈列馆定的罪越来越高：“黑馆”、“黑店”、“修正主义展览馆”、“要害问题是夺无产阶级的权”。红卫兵进而要求“抓鬼”——不仅对事，更要对人。“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一篇大字报就表示：“到底办馆人是什么样的办馆指导思想？到底在办馆中重用了哪些黑五类分子及他们的孝子贤孙，并且他们在其中大伸黑手，搞了些什么名堂？我们都要追根查源，统统将其揪出来示众！”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武汉大学红卫兵也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揪出主谋者。合肥工业大学红卫兵一张“投枪”似的大字报，标题就叫《抓鬼》。大字报说：

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没有反映出阶级敌人的丑恶本质，而是为恶霸地主办展览馆，是宣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第五馆，是为阶级敌人展览成果。总之，此展览馆是一毒草展览馆，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我们认为此馆的负责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此馆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个活鬼。有鬼就抓。我们衷心希望此馆的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抓出活鬼，彻底整顿此馆……②庄园档案67宗F14卷。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4）

清华大学红卫兵想得更深更远：“阶级教育展览馆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本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四川省难道与此没有关系吗？”并向四川省委提出质疑，责令“立即回答”。华中师范大学红卫兵则表示：“我们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②

红卫兵无往不前，“鬼”果然让他们给抓出来了。陈列馆馆志记载：“曾经为陈列馆的筹建、改馆出过力的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被揪来批斗游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那些“曾经为陈列馆的筹建、改馆出过力的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戴上高帽子挨斗时，在面对本来应该是淳朴善良而现在却凶狠好斗不可理喻的孩子们时，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是否想到，对于他们来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委屈，而是一种报应：本来应该是淳朴善良的孩子们变得如此凶狠好斗，甚至变得残忍嗜血而完全泯灭人性，这其中不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吗？——孩子们今天所实践的，正是他们昨天向孩子们所灌输的！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庄园陈列馆是没法办下去了。1967年2月，一直强烈呼吁“赶快闭馆、重新整理”的红卫兵，终于将庄园陈列馆封闭了——仅《收租院》和“水牢”例外。

陈列馆蒙羞含垢。陈列馆元老们的遭际更是一个比一个惨淡——直接领导《收租院》创作的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马力成了“走资派”，《收租院》主要作者之一的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树桐则被打成“五·一六支队长”、“反革命分子”。《收租院》扶摇直上九天，《收租院》创始人却打翻在九地之下。这真是历史的绝妙讽刺。1971年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的一份文件，就断然否认《收租院》创始人对《收租院》创作有过贡献：

革命泥塑《收租院》的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广大工农兵积极要求和供给素材，革命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绝非这样那样不三不四的人物脑壳里臆造出来的。

接下来，文件详细记述了“围绕着《收租院》泥塑成果”而展开的三次“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过程：

《收租院》刚一展出，刘少奇、周扬的走卒、旧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窜来《收租院》大放厥词，说什么泥塑《收租院》是六十年代的“文艺复兴”，“现代的敦煌”，将革命泥塑《收租院》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把泥塑《收租院》的报导控制在他们这伙黑帮手里，不准抢发消息，要由他们控制的报纸、刊物来一个什么“鞭炮齐鸣”！他们这是什么“齐鸣”，就是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进攻。刘少奇、周扬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伎俩，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所戳穿，反革命阴谋宣告破产了。

但是，阶级斗争仍激烈地进行着。他们的第一套班子被打掉后，他们又组织第二套黑班底，变换手法，以“左”的面目出现。混入中央文革的王、关、戚一伙反革命分子，窃据了中央文革部分大权，戚本禹指使其黑弟子赵树桐，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打着《收租院》被刘、邓篡夺的幌子，炮制了美其名曰“揭露刘邓篡夺革命泥塑《收租院》的大阴谋”的所谓控诉材料，印刷了成千上万份，广为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假借揭露控诉之名，行王、关、戚及其赵树桐的反革命阴谋篡权是实。“五·一六”支队长反革命分子赵树桐，大卖力气，八方呼应，策划密室，点火基层，打着《收租院》作者受迫害的旗号，把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产物革命泥塑《收租院》的伟大成果又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以此作为飞黄腾达的反革命资本，混入了中央文革掌握美术口的大权，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随着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覆灭，戚本禹和其黑弟子赵树桐之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第二套班子又彻底完蛋。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继续仍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实正是这样。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徒子徒孙，温江地区旧地宣部的叛徒马力，紧步后尘，投靠戚本禹，与赵树桐狼狈勾结，互相吹捧，把革命泥塑成果《收租院》，厚颜无耻地又一笔记在他的功劳簿上，又是什么“上京告状”，又是什么所谓“控诉发言”，挖空心思，炮制了连篇累牍的臭文，什么“一场大迫害”，什么“篡夺《收租院》泥塑成果的大阴谋”，等等欺世盗名的罪恶材料，大量付印，广为散发，妄图欺骗群众，愚弄人民。在刘（结挺）、张（西挺）统治的三十个月中，叛徒马力拜倒在刘、张门下，由于都是一路货色，受到了刘、张的罪恶支持，刘、张控制的旧四川日报，将叛徒马力炮制的黑文贯上通栏标题，大版大版地登载，为叛徒大开绿灯，呼风唤雨，摇旗呐喊，反革命舆论流毒全川，风行一时……他们使用种种反革命伎俩，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5）

饱经沧桑的赵树桐先生，现在是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作为《收租院》主创人的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他多次到地主庄园陈列馆故地重游。1993年美国波士顿内森媒介公司电视摄制组赴地主庄园陈列馆拍摄泥塑《收租院》纪录片，赵树桐先生是随行者之一。在《收租院》展馆现场，望着浸透了自己心血的泥塑群雕，赵树桐心潮难平。那边，一位外形酷似白求恩大夫的美国摄像师正聚精会神地拍片，赵树桐突然灵机一动，对他的助手喊：“快找些材料来，黄泥、稻草、木条都要，我现场示范一下这些中国泥塑的制作过程，在这114个塑像后面加上第115个。”不一会儿工夫，腐朽化为了神奇，一堆平平常常的黄泥被赵树桐赋予了生命——一个谢顶、高鼻的美国人活灵活现地矗立在《收租院》群雕中，它以美国摄像师为原型。而那位美国摄像师对此却浑然不觉，不知自己已经被永远“留下”了，仍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摄像，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这个奇迹，大叫“OK”，赶紧托同伴用照相机拍下自己和“自己”的合影。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陈列馆元老还为数不多。随着“文革”不断深入，阶级敌人不断“自我暴露”，赵树桐的难友队伍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1970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陈列馆广播员张同松打开扩音机跑到外边吃饭，哪料到扩音机来了个自动跳台，跑到“苏修”那边去了。15分钟的“敌台事件”换了张同松的15年有期徒刑，全馆81人有33人被株连，罪名分别是“收听敌台者”、“对抗红色政权指示者”、“大搞右倾翻案者”……

川剧中的“变脸”令人叫绝——演员甩一次头就可以变换一个脸谱，1958年“出土”的刘文彩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变脸”并非自主，而是别人操纵的。他不过是一具表演“变脸”绝招的政治木偶。

刘文彩的“看守人”被打翻在九地之下，刘文彩亡灵也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1971年8月30日，四川省革委会批准了四川省文化局“关于整顿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的意见”，据此，陈列馆开始第三次改馆，“去掉了原展品中有严重问题和破破烂烂的部分，使展品较为集中了，内容充实了，参观的时间也相应的缩短了。”但没能通过验收。省革委会认为，改馆后的陈列内容“与当前蓬勃发展的革命大好形势，与广大工农兵的要求还很不适应，仍须进行较大的整顿和改革。” 于是，所有展馆都添加了配合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即便泥塑《收租院》也不例外。其实早在此前，《收租院》已经“变脸”——1966年9月，以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师和红卫兵为主（原作者只有三人参与）在故宫奉先殿全套复制《收租院》，红卫兵造反派为在结尾部分体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精神，改原作为高举党旗，“夺权上山闹革命”。从此开启了篡改《收租院》原作文本的滥觞。第三次改馆中，《收租院》原作本真更遭遇历史性的“解构”——省革委会政工组指令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为此，《收租院》增加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六个部分，同年秋正式对外展出。

大改之后的刘文彩，其形象更为荒诞不经。最荒诞的是对刘文彩结局的处理。刘文彩本来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改馆却说刘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吓死的。岂料“吓死”说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批驳。四川医学院几位红卫兵就在大字报中指出：“整个展览馆有几处都提到刘文彩是解放前夕被吓死于成都，这种说法极端错误。他是怎样死的，就应该如实揭发出来，而绝不可能被吓死。一个顽固的、反动到极点的大恶霸地主决不会一吓就死。‘刘文彩是被吓死的’这种说法只能为掩盖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阶级本质帮忙。”庄园档案67宗F14卷。红卫兵的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吓死说不能沿用了，但真的把刘文彩之死“如实揭发出来”，更会授人以柄——让刘文彩不受任何惩罚地自然死亡，怎么能大快人心？又怎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于是，《收租院》增加的《武装斗争迎解放》一组塑像中，作为“胜利结局”的高潮，安排了刘文彩被枪毙的情节。在这组泥塑中，已在1949年10月自然死亡的刘文彩复活了，而在1949年12月大邑解放时被解放军和游击队抓获。解放军战士身材高大（比大个子刘文彩大出约二分之一），并且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一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不是这种装束）。总之是充分体现江青艺术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对刘文彩之死的解说词也改成为：

看，刘文彩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刘阎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末日已经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彻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隶，今天要宣判你的死刑。你大斗进，小斗出，你抢夺房屋、霸占田地，你勾结官府，私设刑堂，你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你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喝尽我们穷人的血，吸干我们穷人的汗，你压断我们穷人的腰，你害死我们多少苦难的同胞，你杀人不眨眼，你吃人不吐骨头。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我们穷人的心上，这千年的仇要报，这万年的冤要伸，我们穷人要把你千刀万剐撕成千万条，要把这万恶的旧世界连根拔掉。刘文彩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拼命鼓吹“剥削有功”、“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真是罪该万死；打倒刘少奇！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文革”初把刘文彩打成刘少奇的同党，枪毙刘文彩时要打倒刘少奇；到了林彪垮台之后，刘文彩又成了林彪和孔老二的同党。枪毙刘文彩那段解说词的最后几句也就相应改为：

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

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按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漫画刘文彩，就连对刘文彩的真实历史一无所知的外国人都看出了破绽。1974年，一个澳大利亚艺术参观团到陈列馆参观后感到太离谱了，直接向四川省革委会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国内一些观众意见也很大。在国内外舆论的介入下，四川省革委会下令：《收租院》增塑部分暂停开放。但这并不可能使陈列馆就此走上实事求是的正轨，陈列馆门前的广场仍旧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和课堂，常常有许多人到这里“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一年，陈列馆设计师舒志斌奉命到兄弟省市的地主庄园参观，“博采众家之长”，为进一步改馆作准备。途中眼疾发作。回陈列馆后又在五百瓦大灯泡下连夜赶制展具，终致双目失明。

1976年“四人帮”倒台，刘文彩又被绑到“四人帮”的战车上。四川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到陈列馆视察时，曾就这个问题作专门指示：

刘文彩是一个吸血鬼。他强迫奶妈挤奶给他吃，直到吮吸出血来，这个内容，展出中应有。刘文彩是个吸血鬼，“四人帮”也是吸血鬼；刘文彩反共反人民，“四人帮”也反共反人民。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6）

“四人帮”“无本万利”，刘文彩也是“无本万利”，他是靠枪杆子、军阀势力上去的。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刘文彩的社会基础。出现“四人帮”，说明刘文彩的阴魂不散。“四人帮”完全继承了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反动阶级的衣钵，一定要把“四人帮”和刘文彩挂起来，也完全能够挂起来庄园档案67宗B10卷。。

根据这个指示，陈列馆所有展馆都添加了控诉“四人帮”的内容。《收租院》解说词就有如下一段：

同志们，像这样罪恶的收租院，在旧社会何止千万个，整个旧社会就是一个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劳动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恶重演，我们决不答应！

“水牢”部分的解说词则说：

“四人帮”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千万个冷月英将被重新推进水牢，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又会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们决不能答应！

刘文彩就这样“忙”个不休，一会儿为刘少奇陪斗，一会儿为林彪、孔老二陪斗，一会儿为“中国的纳吉”邓小平陪斗，一会儿又要为“王张江姚”陪斗。真个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川剧中的“变脸”令人叫绝——演员甩一次头就可以变换一个脸谱，1958年“出土”的刘文彩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变脸”并非自主，而是别人操纵的。他不过是一具表演“变脸”绝招的政治木偶而已。

但是，刘文彩个人的“变脸”，还不足以构成这场闹剧的全景。整个刘氏家族如何因刘文彩“出土”而历尽劫波，暂且不去说它。更可笑可悲的是多少与刘氏家族并无瓜葛的无辜者，竟然也被卷进那场闹剧中。

《解放军报》前负责人吴永川回忆他在“文革”中千奇百怪的办报经历，其中一幕，便因刘文彩而起：

１９７４年３月９日上午，我因为昨晚上夜班，还在睡觉，值班室来电话，让我尽快到办公楼去，说当天报纸出问题了。到了夜班值班室，报社的一个副社长同与我昨晚一起上夜班的副社长薛真已经在一起议论了。那位副社长说，他们（指造反派）提出来，今天一版头条这两篇消息放在一起、做一个标题，是错误的，这两个地点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当天报纸头条，主标题是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副标题两行，一行是延安枣园军民批判林彪“克己复礼”，一行是某团九连在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庄园开展革命大批判。两篇新闻稿件，用不同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相同的一个主题。编辑在处理版面时，把这样的两篇稿件安排在一起，冠以一个主标题。这种做法，在版面编排中，是很常见的。

薛真同志和我，以及当晚的几个夜班编辑，对造反派的责难，都表示不可理解，不以为然。我们说，枣园和刘文彩庄园，这只是不同的两个地名，批判“克己复礼”的都是部队和民兵，没有什么性质不同、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报纸照常可以发行。后来，为了避免给造反派以攻击的口实，无可奈何地决定重新组版。留下某团九连的稿子作头条，撤下枣园军民大批判一稿，换上了某部通信三队把学习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的新稿。

当时，报纸早已开印，外地的报纸有的已从火车发走，有的是根据从飞机发去的“纸型”制版，也已经开印。一时间，编辑部忙得团团转。有的赶紧重新组版，有的通知早已下班的印刷厂工人快再来上班。负责发行的同志，有的打长途电话，有的到邮局拍电报，通知各地的发行站和代印点，当天的军报凡是未开印的先停印，未发出的停止发出，发出的尽可能收回。当时，“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不顾经济上要造成多大损失的。

这样处理以后，原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了。岂料到，报社里的造反派向江青抓的“点”通风报信，３月１３日，一张借某部“八连全体同志”名义的大字报，贴到了报社的办公大楼。大字报的标题是“根子到底在哪里？”

下面是大字报的一部分，请大家欣赏：

“三月九日《解放军报》头版的版面处理有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报纸匆匆重发，但已造成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看了十分气愤！这个问题必须追查。

“这一处理的错误在于：把在罪恶累累的地主庄园批‘克己复礼’与在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延安枣园批‘克己复礼’的两篇文章，别有用心地并列安排在头版上半版的显要位置上。地主庄园与延安枣园，这是性质绝然相反的两个典型环境，对这两个不同环境的报道，必须体现各自不同的特色，一个是解放前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应该控诉声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一个是毛主席、党中央居住过的革命圣地，应该热烈歌颂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枣园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而军报个别人却完全抹杀了这一区别，两篇文章同样采取了控诉批判的形式，而且还用了延安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怒火熊熊’

“这样一个标题，在版面处理上又把延安枣园与地主庄园相提并论，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

“这一连串的怪事，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军报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在顽固执行着一条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

“军报是全军几百万人议军议政的重要阵地，是引导方向的，军报的批林批孔能不能搞深搞透，是个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坚决支持军报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中央军委首长三月十一日接见军报人员时的指示精神，团结起来共同战斗，紧紧抓住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大事，紧紧抓住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坚决揭开军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弄清军报领导班子中的严重问题，查明根子到底在哪里。”

今天读到大字报“相提并论”、“影射攻击”这些文字，只感到可笑。可是当时，由于这是江青亲自抓的“点”送来的大字报，造反派硬是逼着薛真同志和我在全社大会上作检查。2000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

因刘文彩而蒙受无妄之灾，辗转死于草莽的小民，更是所在多有。这里不妨当次文抄公，照搬几段《地主庄园沧桑录》（周东浩著，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的记录：

故事一：刘文彩“老婆”的不白之冤。

曾有一个妇女叫滕光华，四川省永川县小南乡人，生于1931年，其父曾在二刘大战中被拉去当兵。从战火中逃出后，其父便带着妻子、女儿滕光华和一个儿子，到西昌做盐生意；不久，又把滕光华送到雅安市学川戏。哪知戏班班主凌学良（国民党二十四军副官凌耀尧的儿子）心怀不轨，伙同帮手凌少安，把滕光华骗到大邑县韩场藏匿。滕光华的母亲和弟弟到韩场寻找，被凌砍死。

1961年，滕光华在贵州省川剧团当演员。剧团却无端吹出了一股风，说她是刘文彩的小老婆。人们有意无意地开始疏远她，常有人暗地里对她指指戳戳，还有人当面骂她是“恶霸地主的小老婆”。昔日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她满腹的委曲无处申诉，辛酸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吞。

这还不够，开会“斗地主”、“斗地主老婆”时，总有人把她往台上搡；平时走在街上，身后总跟着一群小孩向她扔石头、吐口水……

滕光华不明白，她连刘文彩长得什么样子都未见过，怎么会是刘文彩的小老婆呢？怪只怪刘文彩的名声太臭，像狗皮膏药，黏到身上就别想脱掉。她知道自己有口难辩，于是，她走了，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她背着母亲和弟弟的尸骨到北京告状去了。她告到公安部，回答不好处理；又告到文化部，文化部认真做了调查后，终于给滕光华的一家洗却了冤屈。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7）

滕光华终于笑了！她又孤身回到大邑县，适逢大邑县韩场乡批斗凌少安。满腔怒火的滕光华赶到会场，抽出准备好的菜刀，对准凌少安劈头就是一刀……（凌少安当时没有被砍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摘了帽子）。

故事二：刘文彩“妹妹”泪流如注。

她叫刘文英，江苏省某县农民。

“文革”中，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时，刘文英所在地尤为激烈。有人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恶主意：把本村农妇刘文英抓出来批斗，原因是她不仅与刘文彩“同姓同宗”，还与刘文彩同“辈”。因而强迫她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妹妹”。

就这样，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村干部早早在会议室里烧起大火，召拢全村群众，惟独不叫刘文英。全村商妥后，派了两个平时与刘文英关系较好的妇女敲开刘文英的家门，然后由躲在暗处的两名男子突然上前绑捆刘文英，押赴会场批斗。

刘文英当时已四十八岁，身体瘦弱。被当作“刘文彩的妹妹”批斗后，使她惊恐不已，胸口常常作痛，然而对她的批斗愈演愈烈，强迫她坦白交代剥削罪行。一次，几名男子拿出粗铁丝，捆住刘文英的两个大拇指，然后将刘文英吊起毒打。大半夜过去，刘文英的丈夫跪在地上乞求放下刘文英后，一看右肋骨断了三根，左脚小腿骨折，大拇指吊断一只。刘文英昏死在地，达两个小时之久……

刘文英祖宗的祖宗都是本县人，只因1958年兴修水利时，刘文英家从另一个乡移民到了该乡，很多人都知道刘文英的来历，却无人出来作证！

故事三：刘文彩做媒留下的……

大邑县唐场乡曾是刘文彩控制的地盘。在那里，有一张姓人家，父辈与刘文彩关系较好。张家唯一的儿子张某长大后，刘文彩做媒将安仁一位姓刘的姑娘嫁给了他。

解放后，随着刘文彩的名声越来越臭，张家人也越来越被人瞧不起。但若仅仅是被人瞧不起倒也罢了，殊不知恶运还在后头——“文革”一开始，村里便首先将已四十多岁的张某揪出来游街批斗，原因当然是张某与刘某的结合乃是刘文彩做的媒。在一次批斗中，张某实在忍无可忍，便问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法？”愤怒的批斗者们听了这话，好似火上浇油，大骂张某“死不悔改”，随之将张家的房子拆毁，将张某的妻子一同绑来批斗。不久，张某病故，丢下其妻继续接受遥遥无期的“戴高帽子”批斗。一次，张妻正跪在台上接受“深揭猛批”，突然想到丈夫已惨死，房屋又被拆，自己无依无靠，便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有人便说她这是对批斗的一种反抗，于是，砍来酒杯粗的带刺木棍抽打她，一夜下来，张妻浑身血淋淋的动弹不得……

如今，张妻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过去受冤屈被批斗，给她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不说话！默默地来，默默地去，默默地干着该干的事……回首往事，她无言以对。

故事四：“女刘文彩”背毛主席语录。

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大别山脚下山凹里的村庄。

这个村里本没有地主，所以当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风潮刮来之后，其他村因有地主，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开得红红火火，游行示威一轮接一轮搞得热热闹闹，墙上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嘴上喊着长长短短的口号，惟独这个村的人“无事可做”。看着公社大会小会都表扬那些村，那些村的人走在路上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这个村的人羡慕不已。

终于，村里有几个“积极分子”耐不住寂寞，想方设法要赶上形势，于是搜肠刮肚也要在村里寻找出个把“地主”。

她姓汤，没有读过书，老老实实的一个农村妇女。娘家是地主成分。她嫁到这个村整整二十年了，靠种田得工分养活着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前年因与他人打架而跳塘死了。人们都喊他“汤婶”。厄运降临到她头上时，她尚丝毫不知道。一天夜里，村里突然开大会批斗她，她瞪大惊恐万状的眼睛，瘫坐在地上，讷讷地问：“我是地主？”

“你还狡辩？你是女恶霸地主刘文彩！”一个粗声莽气的男人，瞪着一双铜铃似的眼睛盯住她。

此后，天天开会，让她戴尖高帽子下跪，坦白交代剥削事实：夜夜开会，让她背诵“毛主席语录”。一天夜里，一个年轻后生捏着一根大木棍又让她背“毛主席语录”第×条，这条“语录”其中一句是“我们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女刘文彩”脸色惨白，嘴唇发乌，颤巍巍地跪着。她没有读书，让她背这些“语录”比让她登天还难！但为了免打，她不睡觉地硬是让女儿教她背。她本来勉强可以背下来的，但经过一吓后又忘记了，此刻，她在脑海中边搜寻边背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脱了气的人。”

立时哄堂大笑！笑毕，那年轻后生对“女刘文彩”头部奋力一棍：“你胆敢篡改毛主席语录?好大的狗胆！”“女刘文彩”只扑通一声，便倒地昏迷过去，差点真做了一个“脱了气的人”。

她那十八岁的大女儿不忍看到母亲受辱，心痛如绞，乃于夜深人静时悬草绳子于屋后的树杈上自缢而亡。

而在同一天，公社开会表彰批斗五类分子先进村，这个村的名字终于登上了光荣榜。

村里有的人在笑，有的却默不作声……

因姓名、出身而受刘文彩连累，家破人亡，这看起来是奇闻，实则平淡之至——“文革”十年，冤狱遍国中，连国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相形之下，刘文彩“亲戚”们的不幸遭际，不过是滔滔冤海中的几束小水浪罢了。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阕《水调歌头》至今仍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作为享誉中外的“阶级教育基地”，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仅一直是门庭若市，而且简直就是门庭赛市。1964年改馆之后，游客更蜂拥而至。从1964年国庆到“文革”爆发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就达数百万，几乎是此前五年游客总量的十倍。但和“水牢”主角“冷妈妈”冷月英一样，庄园陈列馆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十年“文革”。“文革”初，前往庄园陈列馆“取经”的红卫兵和“工农兵群众”，每天都有两三万。“文革”十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总量达数千万之众，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中，达官显宦、风流文人不在少数。军界名流如许世友上将、张爱萍上将、邓华上将、萧克上将、杨得志上将、陈再道上将、韩先楚上将、陈锡联上将、皮定钧中将、张震中将、刘志坚中将、李德生中将、孔石泉中将、吴克华中将、韦杰中将、梁兴初中将、王必成中将及曾任武汉军区司令的曾思玉将军，曾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的尤书金将军，曾任南京军区司令的丁盛将军，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张至秀将军，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的叶建民将军，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杨树根将军等。政界名流如中共元老李立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张子翼，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段君毅，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刘兴元、谭启龙，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维舟，曾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曾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曾任西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的张国华，曾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马天水，驻外使节黄镇、曹缨，小说《红岩》原型、曾任贵阳市市委书记的韩子栋。文化界名流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著名作家沙汀、艾芜，著名诗人傅仇，著名画家郁风、刘开渠、黄苗子、华君武，著名演员关肃霜、荀慧生、常香玉、陈书舫。国外名流则有老挝爱国战线党总书记富米·冯维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缅甸共产党总书记汪钦巴登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副首相金一，著名华裔作家韩素音，美国《华尔街日报》总编秦家聪，加中友协名誉主席云从龙教授。到庄园陈列馆“取经”的还有为中美关系解冻起了先导作用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都军区步校主办的越南人民军干部培训班，越南留学生代表团，缅甸工业考察团，还有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记者、朝鲜留学生、英国工程师、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巴尼亚艺术家、联邦德国专家。等等。因为来访外宾甚多，以致大邑县不得不于1978年9月专设“外事科”，外事科办事机构就设在陈列馆内。

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名人游踪，是“文革”前夜郭沫若的到访。

郭沫若与地主庄园陈列馆结缘，始于1965年12月泥塑《收租院》进京展览。那次参观，郭沫若留下了“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的诗行，博得观众一片叫好之声。1966年4月22日，郭沫若更偕同夫人于立群，亲往《收租院》之家——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考察。

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8）

此次考察，颇具声势。由四川省副省长张力行、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作陪，乘坐大红旗轿车，浩浩荡荡，从成都直抵庄园陈列馆。到陈列馆已经是中午时分。陈列馆方面早得到通知，派工作人员何进先在广场迎候。郭沫若一行下车后，先到“小姐楼”接待室休息，负责陪同的何进先汇报了地主庄园的历史和陈列馆筹办经过。郭沫若听了指示：“这里是阶级教育的阵地，一定要把它办好。”

午餐后开始参观。郭沫若逐个瞻仰了老馆和刘文辉新馆的全部展出内容。在匾对、字画和古董面前，郭沫若总要停下步来，仔细端详。《收租院》是郭沫若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缓步穿行在114尊泥塑组成的长长的围廊里，时而俯身察看，时而偏头凝思，意味深长。

回到接待室，郭沫若像是有些累了，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稍事休息。他的夫人、书法家于立群则在卧室外挥笔疾书：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于立群刚写完，何进先就进了郭沫若的卧室，代表陈列馆“请郭老题词留念”。郭沫若略费踌躇：“写什么呢？我写不好。”他用带着乐山口音的普通话推辞说。

中国第一文豪哪有“写不好”之理。在何进光的坚请下，郭沫若还是应承了。他缓缓踱出门外，提起狼毫，在早已备好的四尺宣纸上挥就了他生平中的一阕名作。词云：

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

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竞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见《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序馆内容介绍》，1977年印行。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阕《水调歌头》至今仍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二十年“左”倾统治的终结。庄园陈列馆的畸形繁荣随之永远地终结了。尽管又挂上了陈毅元帅题写的“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门牌，尽管正式封闭了《收租院》增塑部分，尽管大门钢架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金属大字被清除了，墙壁上“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水泥铸字也被铲得不见痕迹，但还是不能改变被冷落的局面。车马零落，连小鸟都来筑巢。就像洪水消退，留下的只是满目荒凉。

庄园陈列馆何处去？

1980年5月，困惑的陈列馆请来二十多名文史哲专家，对这座一直是“阶级教育大课堂”的庄园进行“诊断”。专家们的目光掠过《收租院》，掠过“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落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的精致的庭院里，落到了2742件珍贵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评语：

“这座庄园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

专家们同时郑重呼吁主管部门：

“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从此，地主庄园陈列馆的主要属性不再是“政治思想工作机构”，而是“历史性的文博单位”了。但要实现从“政治思想工作机构”向“历史性文博单位”的转移，并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为此，庄园陈列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冲破重重阻力，澄清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的真相。对其他展出内容也作了调整——“以复原展出为主，避免漫骂式语言，让事实说话。”庄园陈列馆不再歇斯底里。

陈列馆已不复为昨日的陈列馆，那么刘文彩还是不是昨日的刘文彩？“水牢”、“地牢”撤销当年，大邑县政府就接到一封群众来信。来信全文如下：

大邑县人民政府负责同志：

来函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刘文彩？换言之，刘文彩究竟是开明地主，还是恶霸地主？我想你县的历史档案和县志资料是可以查出来的，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不久前，我市东城区曲艺组去你县安仁镇公演。回蓉（后）其中有一位评书艺人赵××讲评书时，曾公开向听众宣讲刘文彩的生前情况。他说：

“我们这次到大邑安仁镇等地公演时，曾听到当地不少农民说，刘文彩待人是很厚道的，不像有人说得那么坏，说他用大斗小秤剥削农民，哪有这回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我越听越糊涂了。我开始怀疑我过去对刘文彩这个血债累累、残酷剥削农民的吃人野兽是否看法有错。

接着，我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不能解答。

1我当年看过《人民文学》关于刘文彩的专题报导，文中引用了许多史实、材料和广大农民的控诉、揭发，证实了刘文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霸地主。《人民文学》是我国的权威杂志，难道是捏造事实吗？

2我们由单位组织参观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下十次，根据展览馆（陈列馆所展出）的实物资料（和）罪证（特别是水牢），解说，当时农民的控诉，冷月英和受害农民坐水牢的图片与宣讲……激起了参观群众的无比愤怒。难道（这些在）今天全部是假的吗？

3我深信地主庄园的筹建和无数资料的提供主要靠你县。难道你县在党和领导下还敢弄虚作假吗？肯定是实事求是的。

4如果说历史应该恢复本来面目或重新评价刘文彩，那么我认为很有必要你县撰文刊载川报或晚报上，这样才能澄清是非、说服群众。

5如果说今天刘文彩应列为统战对象，那么要有必要将刘文彩的生平事迹公诸于世，决不能含糊下去。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在这一大问题上应旗帜鲜明。

6如果说刘文彩是开明地主，那么过去对他强加的不实之词应一个一个地解释、说明，不能支吾或含（缄）默。

7如果用“文革”时期的一切来为刘文彩辩解、申明，还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因为刘文彩这个恶霸大地主的结论是“文革”前的事，我不知道怎样为刘文彩落实政策，理由又是什么？俗话说：“道理动明公，空话哄愚人”，只要做到求真二字，那就是以科学态度来正确对待历史。

8至于你县少数农民的反映和赵××的传播，我认为这不是第一手材料，是道听涂（途）说，不应轻信。可是已公开由赵××传播出去，或多或少地会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我认为说话应负责，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内。

以上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或者说是跟不上当前形势的一种看法。

来件有错，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成都市一市民求真寄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

（1988/）11/13

这封信反映了一个客观情况。刘文彩固然是一个土老冒，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土老冒，而是一个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一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政治的土老冒。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了公共人物。因此，他的形象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必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刘文彩历史主要内容的“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被证明为后人虚构，在社会上必然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过去塑造的刘文彩形象并不确切，确切的刘文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公众不能不质疑，不能不多所猜测。以致流言纷起，莫衷一是。

现在，我们就走进历史，去探索刘文彩的确切形象吧——这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团乱麻，但愿还不致全无头绪可寻。

第六章 家世渊源（1）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

刘文彩先祖是安徽徽州的移民。

明朝末年，张献忠率数万大军、十余万饥民骤然入川。既无银饷筹措，亦无军需供给，哪有粮食就去哪。边走边吃，边战边抢，以致农田荒芜，兵匪横行，川人逃亡殆尽，由此引发了“湖广填四川”这股气势汹涌的移民潮。刘文彩的先祖便被这股移民潮裹挟而来。最初落脚四川省名山县，迁到大邑县安仁镇的第一代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婚，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衍，胡家却无后嗣，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墩子”改称“刘墩子”。1958年平毁刘家祖坟，坟地中还有一座“外始祖胡公荣贵老大人之墓”。

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国时期，风云突变，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

以刘应良为第一代，安仁刘墩子的第五代传人为刘智。刘智生男刘仕识，刘仕识生男刘宗贤。刘宗贤娶陈氏为妻，膝下共有三“公”：长男刘公晶，次男刘公敬，老幺刘公赞。刘氏家族发展为一个大家族，肇始于此——

三“公”之中，刘公晶一支最弱——其子孙生平均湮没无闻。刘公敬一支则有声有色。刘公敬，字玉麟，曾中武举。其长子刘文纲专营贩谷生意，有水田四十余亩。刘文纲次子刘元树、三子刘自强才皆不足应世；长子刘湘（即刘元勋）却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 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公认的抗日爱国将领，殒后哀荣备至，但这仍然不能庇佑他的亡灵——“甫澄纪念公园”在建国后易名“南郊公园”，

“文革”期间更是毁墓掘尸，八十年代中期修复陵墓，但刘湘遗骨已无从寻觅。刘湘在安仁有座公馆，占地十余亩，中式房舍数十间，全系群板砖瓦结构，馆内楼台亭阁，曲桥水榭，尚有小溪贯通全境，幽静典雅。文史专家确认其为“具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恢弘住宅”。但现在几乎说得上“惨不忍睹”了——馆内一排平房被用作茶店、餐馆、录像室，一幢中式木质结构的楼房被出租，办起了旅馆，旅馆设施和卫生状况很差，小溪变成了废水沟，废水的臭味令人作呕。公馆有不少房间根本无人居住，门窗、地板早已腐朽，当年“小姐楼”甚至被管理者租让给“牛贩子”当牛棚，昔日青砖绿瓦、富丽堂皇的风貌荡然无存。

刘湘幼年读书之余，常推车运送谷米。1909年依父母之命，与大邑县苏场周姓女子结婚，岳父务农兼做裁缝。刘湘妻后来取名刘周书，先后生下三子一女，1927年丧去二子。1949年秋，刘周书携子济殷、女蔚文去香港，后移居文莱。1971年刘周书在文莱病逝，刘济殷现为美国洛杉矶某公司职员。大邑县政府数度与刘湘后裔联系，邀他们回乡一晤，迄无回应。

三“公”之中，刘公赞一支最为繁茂：生有六男，五男、六男之间还有一女，长成后嫁与安仁乡民廖尊三为妻，其姓名和生平今天没有谁说得上来了。家谱如表：

关于刘公赞，最早的完整描述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起初只是一个拥有三十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

但是，刘公赞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秀才）］，又出生于镇压过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官宦之家，他的政治野心要比一般财主大得多。他亲自监督雇工每天起早摸黑地替他耕田烤酒，在榨干雇工血汗的基础上，年年谷物满仓生意兴隆，家业倍增，土地增加到一百多亩，烧房两个冲，雇工十几个，成为安仁镇一带有名的大财东。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他对那些不但直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能夺取其他剥削者的剥削成果，因而财富大大越过一般地主的军阀官僚，垂着长长的涎水，千方百计想挤进他们的行列。为此，他对他的六个儿子进行了精心安排：让老大、老四进成都法政学堂，学成后挤进官府去；让老幺十四岁就去四川陆军小学“习军事”，在军队弄个一官半职；让老二、老三、老五（即刘文彩）留在家里充当剥削助手。

这里的刘公赞，毫无美学意义可言。

需要说明的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不是个人著作。还在1965年，四川省主管部门制定《收租院》创作规划时，就提出了撰写小册子《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任务，当作《收租院》的配套工程，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川大学和庄园陈列馆。四川大学党委奉命从中文系、经济系、历史系抽调教员组成大邑工作队，到庄园陈列馆搜集相关资料。工作队刚进入状态，“文革”就爆发了，全体工作队员撤回川大“闹革命”，小册子无人问津。这一搁就搁了整整十年。1977年，撰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再度提上议事日程，次年即告杀青，作者署名“四川大学历史系、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编写组”。小册子无疑是职务作品，所代表的也就不是什么个人观点而完全是“组织结论”。

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真正的个人著作、曾任民盟西康支部主委的刘文辉故旧彭迪先等撰写的《刘文辉史话》，刘公赞这才以正面形象出现：

在居民房舍中间，有一土墙围绕的宅院，十分显眼，院内两栋银杏耸立，春季花开鲜艳，引人注目。居住院内的人口众多，行人经过围墙，总会听到欢声笑语洋溢墙外。

宅院主人姓刘名公赞，……县志还载：

太翁（即刘公赞——引者注）生而颖异，独嗜文学，……年十二……塾师以君子平其政试之，太翁对句云：“宇宙竞争之习，率扶不正之气以俱来”。师异之，谓其见理独真。

刘公赞聪敏过人，富有才华……可惜的是，他有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家世农业，不克竟其学。”

那时候，他并不算富足，只是一个自耕农，直接参加田间领导：“有田一顷，承而自耕；风雨胼胝，不稍荒怠，岁获恒丰”。

刘公赞颇有远见，不单经营农田，还重视工业和手工业……熟悉稼穑，性格质朴，对农业生产十分认真，除在茶馆小憩外，绝少到处闲荡。而且他“喜近文士，遇乡里贤达，敬礼尤挚。诸子成立，各命之（以）职，某也耕，某也读，孽孽焉不稍纵逸。灼先（大儿文渊）姓笃而能文，入学……声誉俱起”。刘公赞自审所学不如长子，就指派长子做诸弟的老师，督促诸弟学知识，使诸弟“益勤奋无旷废”。

刘公赞既有这么几个儿子，加上自己的素养，在安仁镇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威信，乡里有什么争端，往往请他出面决裁。“太翁刚直著于乡里，遇有争端，一言而决”。后及暮年，声望更高。有人甚至说：“刘太公，生佛也，宜为善属长。”

第六章 家世渊源（2）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以刘文彩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小丑；在以刘文辉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生佛”。其小丑形象虚妄可笑，其“生佛”形象也未尽可信——刻画“生佛”形象，多援引旧《大邑县志》，而旧《大邑县志》成于1930年，正逢刘墩子第九第十代传人权势最盛之时，县志作者对刘公赞自不能不多所溢美。客观地讲，刘公赞不过是一个本分的中国农民，其生平既无什么劣迹可数，也没多少侠义行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刘文彩兄弟后来的成败荣辱与他何有哉！

刘文渊出世不久，刘公赞就与两位兄长分了家，“有田一顷”，家境尚可，刘文渊才有机会背起书包上学堂。其后文运、文昭、文成、文彩、文辉连翩出世，众口嗷嗷待哺。刘湘之父刘文纲有水田四十亩，兼做贩谷生意，仍然“家非素丰”，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就读时，不能不常常接受同窗刘炳勋资助。刘公赞地仅一顷，人丁却比刘湘家多出一倍，要解决全家温饱问题，已属不易，再无力供养孩子上学。文运、文昭、文成不得不跟老父亲一起躬耕田垄。文彩尚幼，留在家中照看老幺刘文辉。往后文渊考取功名，文运、文昭、文成相继成人，劳力充足，家境稍纾，所以文辉又有机会读书。但文辉也只能到刘家祠堂改建的义塾就读。稍长，报考成都陆军小学，也并非如《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所云，是刘公赞有意培养军人，而是因为陆军小学学生享受公费，刘家可免去一笔开支。如果套用建国初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刘公赞应算作“富裕中农”。

1919年，刘公赞及其妻高氏双双溘然长逝。这时他们的六儿一女都茁壮成材，有的还崭露头角，刘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已指日可待。刘公赞和高氏如愿以偿，应该是面带笑容跨鹤而去的吧。

书生老大，农夫老二，老三神仙，老四财神……几兄弟流品不一。

刘氏兄弟中，最早出息的是老大刘文渊。

那是初春的一个早上，安仁街头突然锣鼓喧天，一直鼓噪到刘墩子。没等刘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报喜的人就推门而入。原来，长于文史的刘文渊中了秀才。

顿时，刘家满门一片欢腾。

再后来，刘文渊考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仕途得意，曾任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从未利用乃弟乃侄权势谋取显位，亦未问舍求田惟利是图。……为人正派，不事蝇营狗苟”《刘湘》第2－3页。。从官多年，仍两袖清风，颇受乡邻尊崇。晚年退隐林泉，乡邻皆以“厅长”称之，其本名反倒为人淡忘。此风在安仁乡间至今犹存。

对刘文渊最尊崇的则是弟男子侄。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重点是读古文、讲修辞。“他常说：‘盖人皆有表达情意之愿望。如欲尽情表达，除通修辞别无法门’。果然，在他的教诲下，弟侄们读了许多篇古文后，就着笔写了一些短文”《刘文辉史话》第11－12页。。不仅在辈分、年龄上，在学业上、精神上，刘文渊也堪称弟男子侄的导师。其与老幺刘文辉的关系尤为密切。《刘文辉史话》载：

刘文辉不仅在与同年儿童嬉戏时发号施令俨然如官长，在作文上也能遣辞巧妙，胜过群儿。这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大嫂听到后，喜在心头。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对丈夫说：“我的奶喂大的孩儿莫有不是好样的。”大嫂的话不是矜夸，的确有卓见特识。她从刘文辉幼年表现的性格、动作、气度就看出他不是平凡之辈。《刘母陈孺人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时兄（指刘文渊）读书，诸弟皆幼……其最幼者（指刘文辉）孺人尤奇重之，常谓‘大吾列宗必小郎’……”刘文辉后来的发展应验了她的预言。

1908年刘文辉投考陆军小学，即由刘文渊陪送。那时家里经济还谈不上宽裕，交通又不方便，坐滑竿、乘马车当然没他们的份。兄弟二人只好徒步跋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走一百多里路，难度可想而知，实在走不动时，就由刘文渊背着走。

既有学问人品，又有恩于族中弟侄，刘文渊在刘氏家族必然领袖群伦。刘公赞夫妇去世后，刘文渊被尊为族长，即刘文辉、刘湘两员封疆大吏，对之亦敬信唯谨，奉之若父。刘文彩对刘文渊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四十年代刘文彩在川西农村地区已经是“飞机上面安喇叭——名声在外”， 但刘文渊要他朝东他仍然不敢往西；刘文彩一位随从回忆，有一次兄弟俩下馆子，“刘文彩对他长兄非常尊敬，他亲自给厅长添饭”庄园档案67宗D12卷。。刘文彩后裔则告诉作者，不管刘文彩在家干什么，只要刘文渊进门喊一声“老五”，刘文彩都得放下手中的活计，大步流星地出去迎接。

老二刘文运，与老大刘文渊适成反比。乡民以其为举人之弟，戏称二举人，实则没读什么书，一直在家务农。小农出身的刘文运，终身不脱小农习性，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六弟兄中，他的儿子最多，劳力最强。总认为合在一起过，别的弟兄占了他的便宜。于是协议分家。协议时他又节外生枝，反对平分家产，说他负担重，要求多分一份。好在其他五弟兄都很爽快，各从自家名下划出一些田产，凑足六百亩送给他，才把这事搁平。刘文运自觉难与其他五弟兄相处，遂迁居唐场。其后仍时有龃龉。据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1980年12月8日回忆：“有一年刘文辉从西藏出来，给刘文彩带的压迫鸦片烟。由于交通不便，有一连的士兵每人背了一包，一包一百多两。走到唐场被二哥的儿子掏了心子。心子是值钱”庄园档案67宗A37卷。。刘文彩一点办法没有。据说刘文运还曾惹出一桩风流案。《百罪图》有个案例——《派机枪逼死农民》，词云：

安仁陈君山，平日全靠帮人过活。1947年11月，被刘季珍强派机枪一挺。陈君山家贫，无法缴纳，只得在刘季珍弟兄开设的“同庆钱庄”抬了二十块大洋的高利贷，把机枪费交清。到期时，本利已滚到几十倍。陈君山无法付还，被刘季珍弟兄绑来关起，加以拷打，不给饭吃。陈君山足足饿了六天，悲愤已极，终于吐血而死。

第六章 家世渊源（3）

除了陈君山吐血而死是真的，再没一点真实内容。熟知内情的当地农民陈春山告诉陈列馆：此案与刘季珍弟兄无关，而是刘季珍父亲“刘二举人”造的孽。案由也不是什么强派机枪而纯粹是桃色纠纷——刘二举人“见陈君山大婆子陈汤氏生得漂亮，和汤氏有关系。是二十几年的四月间某日，刘二举人又在陈君山家和陈汤氏发生肉体上关系，当时被陈君山的二婆子看见，后她马上给陈君山说。陈君山因原来身体就不好，又有‘痨病’，加上这一点，当时吐血而死”（庄园档案67宗A37卷）。陈君山有姨太太，说明他并非是什么贫苦农民，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也承认，陈君山实际上是“小土地出租”、“以前开过烟馆”。烟馆老板陈君山当然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向刘家借什么高利贷，刘家也不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逼他——恰恰相反，正如那份内部材料所说：“刘因和汤的关系，对陈很好”。所谓《派机枪逼死农民》，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

惹出这么一桩案子，刘文运声名多少有些不堪。但说也怪，膝下“八虎”中的头三只“虎”却真的不乏“虎气”——大儿子刘元璋，历任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二儿子刘元瑭，曾任刘文辉部师长。三儿子刘元琮，曾任刘文辉部师长、副军长。一门出了三个将军，这在将星如云的刘氏家族中，也是仅见的一例。刘文辉二十四军，大半兵力掌握在“刘二举人”的“虎子”之手。因此之故，“刘二举人”怎样天马行空，别人也都睁眼闭眼。

刘文彩不大喜欢他二哥。据其贴身管事刘泽高回忆：“两家基本上没有往来”庄园档案67宗D12卷。。

老三刘文昭，则又是一种类型——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其行状很少刊诸史籍。膝下仅有一子，叫刘元树，建国后曾任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及四川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在刘氏兄弟中算得上一方人物。早年经营烧酒坊，家境不过小康。1925年刘文辉升任四川军务帮办，入据成都。刘文成这才发迹——机械修理厂厂长、二十四军机械所所长、四川省戒烟总局会办，一项又一项肥差落到他怀里。最让人眼红的肥差是“机械修理厂”厂长——这机械修理厂原本叫作四川兵工厂，为杨森私有。1925年杨森败逃，四川兵工厂成了“弃婴”。各路军头刚开始打它的小算盘，刘文辉就眼明手快地把它抢了过来。为了平息各路军头的怒气，刘文辉宣布，四川兵工厂转产——不再制造武器而是用来修理机械。厂名相应更改。后来武器倒真的是不再造了，但机械却并没有修多少，所谓“机械修理厂”的主要产品其实是一种半元银币，实际上成了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更何况刘文成虽然是个老粗，但“粗中有细，一样善于经营”《刘文辉史话》第66页。。因此很快告别小康，跻身“大款”行列。有了钱他马上开办银行，取名“成益”，请一个姓陈的商人当总经理。据说他对那位“陈总”非常信任，从来没有撤换过，而且从来不查“陈总”的账，让“陈总”捞足了油水。刘文成最热衷的则是置田买房，扩大不动产。在成都买的房子为数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刘半城”。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在晚年谈到刘文成时承认：“在其他几个弟兄中，他还算是比较富的”。后来刘文辉退守西康，刘文成官当不成了，便回家享受他的万贯家产。他在安仁有座公馆。如今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就是当年刘文成晾谷子的晒场。但下野后刘文成大多住在距安仁二十来公里的崇庆县城。一般人叫他刘会办，也有人叫他刘四老爷。有论者称，刘文成田产达四万余亩之多。此说虽不免夸张（据有关资料，崇庆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一万亩，大邑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三万亩），但说“刘会办”良田万亩，街房成群，当不为过。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小卧车，一辆小奥斯汀。刘文成只有一个儿子，孙儿却有一大堆，每年春节都要用大客车拉他的孙儿们出去，唐场、崇庆、成都到处拜年。

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仍旧不放过一个铜板。旧时崇庆县县长幸蜀峰讲过这样一则见闻：1942年夏，幸氏结束公干，从成都返回崇庆。车子还没开到浦场，好好的天突然变得乌云滚滚，接着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顷刻间白茫茫一片。那时的所谓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满路泥泞。幸蜀峰在颠簸中隐约看见不远处有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个大个子，还驮着两只大皮箱，明显超载。车夫拉得非常吃力。两车相会时，幸蜀峰吃惊地发现，坐在黄包车里的竟是“刘会办”。幸蜀峰问：为什么不多雇辆车，一车载人，一车载物，走得轻快些？“刘会办”一脸尴尬，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雇的，还要雇的，只是没遇上多的。到浦场再找吧”。 过了浦场，幸蜀峰停下车来，叫一个随从下车到场上看看，“刘会办”是否真的多雇了车。随从回来报告：“刘会办”是多雇了一辆，但和车夫讲了好久的价。幸蜀峰晚年谈起这事时感叹：“如此四万多亩田的刘彦儒如此吝啬！”这则回忆未必可靠——堂堂“刘会办”带那么多行李出门，应该不至于没有一个随从。但刘文成吝啬倒是不假。他的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从他手中得到几个赏钱。

幸蜀峰还称，崇庆有句谚语：“美国有钢铁大王，崇庆有粪大王。”这“粪大王”就是堂堂“会办”刘文成——县城四门的粪便全部由他承包专卖。真可谓生财有道。

老五即为本书传主。1887年生，名文彩，号星廷。其早年经历，坊间有两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中，刘文彩自小就不务正业。虽然刘公赞对他十分宠爱，刻意调教，不到七岁就送他到私塾馆读书，指望刘墩子再出一个秀才。刘文彩却无心向学，连《三字经》都没背熟就逃学了。刘公赞选送孩子进城读书时，只好惋惜地把刘文彩留了下来，让他跟自己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但刘公赞很快又失望了：只要离开一步，刘文彩就跑得无影无踪。

刘公赞大为恼火，把刘文彩叫到跟前，训斥他说：

“你这个不肖之子，既不读书，又不务农，要走哪一条路？”

刘文彩却抬起头，望着父亲，眨巴眨巴眼睛，奇怪地问道：

“天底下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啦？”

刘文彩选择了一条自己要走的路。

一天，刘公赞忽然发现儿子从安仁镇桥头店的赌场里钻出来。恍然大悟，气得两眼发红，举起手中的旱烟管就要往刘文彩头上砸。刘文彩反应极快，嗖的掏出一大把铜钱，笑嘻嘻地说：“赢的”。刘公赞的旱烟管终于未能打下去，只言不由衷地骂了一声：“败家子！”此后，刘公赞天天清点钱罐罐，未见一个铜板流失，就不再责骂刘文彩了。

刘公赞开始注意刘文彩的行踪。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发现刘文彩对周围几十个场镇的行情了如指掌，跟货贩子、袍哥大爷也混得很熟。并且精于算计，见风使舵，在奸诈的赌场里左右逢源，吃不了亏；就特意给他买了一匹马作运输工具，给他一笔本钱，让他在附近场镇做生意。

不足二十岁的刘文彩，从此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赶着马，把家里的烧酒驮到崇庆、三江等地去卖；又从那里贩运货物到大邑、新场出售，换回玉米、煤炭，没一次亏本。

稍后，刘文彩结了婚。仍不改通宵狂赌的恶习。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刘公赞早上起来吩咐雇工备好马，然后告诉老伴叫刘文彩妻子吕氏催“老五”起床，吕氏才埋怨说：“他还在桥头店呢！”但刘文彩从不耽误上路，他被叫回来后，简单地吃上几口饭，就牵马上路了。在路上，他才开始舒心地睡觉——在马背上睡。起初，刘公赞还有些不放心，可刘文彩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乐得刘公赞的满嘴花白胡子颤悠悠地抖了半天。

原来，因刘文渊考取功名，刘文彩跟着沾了光——人称“五举人”。刘湘升任团长后，连县衙的官员都要巴结安仁刘家，更不用说乡下的土豪劣绅。刘文彩利用这些人的趋炎附势，很轻松地和当权不当权的地方恶势力攀上了亲。当时，大邑和四川其他地方一样盛行袍哥。大邑袍哥的“总舵把子”是人称“牟二蝗”的牟秉年。牟秉年对刘文彩很赏识，收他为拜弟，并封为小舵把子。刘文彩就以“五举人”和牟二蝗亲信的双重身份，出入大邑和附近各县的场镇，所到之处，备受当地袍哥关照。刘文彩赶着马，一进场镇，自有兄弟伙接应。或买或卖，不用亲自动手，只要在烟馆、赌场里吩咐一声就行。刘文彩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收了经商的厚利，家里的烧酒房愈来愈兴旺，赚来的钱买了一大片土地。刘公赞对刘文彩也就愈加器重，每次给在外地当官的刘文辉写信，总免不了夸奖刘文彩几句，说他有“经纪之奇才”。

这是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官方版本，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第六章 家世渊源（4）

另一个版本是初始文献，见诸庄园陈列馆档案D1卷67宗。一说刘文彩不擅学而擅商：

十一、十二岁开始读书，读书很累，坐凳子常东倒西歪。爱爬房子，瓦扣得密的地方还上房顶跑。七八丈高的房子他都跳得下来。先生打他，他跳起来，篾条子飞过去打不上他。先生把他唬来跪倒。平时爱欺侮小同学，读书读不起来，只读了两三年就停了学。在家劳动、扯薅等。再过两三年家里开起烧（酒）房，他就跟他的三哥刘维三跑，要（吆）牲口，生意开得红火，两匹牲口在外天天驮炭，买玉（米）、麦（子），见米生意等好做就去做。

但这份文献有误——刘文彩不可能与刘文昭合营烧酒房：刘公赞之“别创酒业”由刘文成继承，刘维三只开过裁缝铺。

另一份文献则说刘文彩嗜赌如命：

刘文彩自幼习赌，伎俩过人，少壮时靠赌为生，夜间常到邻近桥头店作通夜赌，体高大，声音粗莽，呼卢唤雉，扰及邻家，为人所厌。白天农事多，赌不易组合，只好做一些驮运业务混日子。他买有小马，马房运米入城，因夜赌通宵，每于归途横坐马背上，眉闭眼合以补睡眠，行人见其头俯胸前，随马蹄起落点点摇动，如将脱项，均以为怪。曾在长途贩运时数次坐下马，仍浓睡不醒。幸马力倦怠，亦图休息，停步不前，刘文彩从未受伤。一般人说其为“命大流氓”。

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这两个版本没有太大区别——官方版本的主要情节都出自庄园陈列馆两份初始文献。只不过对两份初始文献作了一些“艺术加工”，比如，把刘文彩的入学年龄由“十一、十二岁”改为“不到七岁”；把刘文彩“在家劳动、扯薅”改为“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两则初始文献本来就未尽可信，经过这么一番“艺术加工”，所谓官方版本实际上不过是野史。

那么，刘文彩的早年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刘文彩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文辉与其他几个兄长年龄相距甚大——多则二十三岁，少则十几岁。只与刘文彩年龄相近，而且自小朝夕相处。所以兄弟俩的感情非常特殊。刘文辉最推崇两位兄长，一个是大哥刘文渊，再一个就是五哥刘文彩。但刘文辉对刘文渊敬爱而不“亲密”——“奉之若父”，敬畏大于相知。刘文彩则不同——刘文彩不仅是他的兄长，更是他的儿时玩伴，相知极深。刘文辉得势后，对刘文彩畀倚最重，这是一个基本因素。

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着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题。刘公赞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纲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余。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阴阳互补，珠联璧合。正因为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三十年而不倒。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

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幺刘文辉。刘氏兄弟中，对刘文彩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也是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辉生于1895年。老来得子，刘公赞对他宠爱备至。虽然在他之先，刘文渊已功成名就，但刘文渊仅仅给刘家带来名望，而没能带来权势。刘家既要名望，更要权势，中间四条汉子都不足膺此重任，刘文辉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公赞最后的希望。所以刘文辉自小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确实卓尔不凡，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而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

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

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果见品貌不俗，当场破格录取。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时，军阀混战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毕业回川，第一个给刘文辉接风的是邓锡侯团长。邓锡侯也曾就读于成都陆军小学，比刘文辉高两级，在陆小过从颇密，知道刘文辉非等闲之辈，有意挽留，又总觉得自己的池子小，养不住刘文辉这条大鱼。刘文辉也觉得在老同学手下干不光彩，就找了个理由，说他要先回安仁拜见父母，谋职一事从长计议，靠这番话从窘境中脱了身。回安仁住了七八天，便在大哥刘文渊的陪同下，到成都拜访刘湘。

此时的刘湘，已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四川政坛初露头角。按理，看在族长刘文渊的面子上，怎么着也该给小叔刘文辉一个美缺。刘湘对一表人才的刘文辉确实赞赏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刘文辉在自己麾下，却叫两位堂叔去见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随即用电话通知刘存厚关照刘文辉。刘存厚接到电话，不敢怠慢，军校毕业生到职，最多给个中尉；刘存厚却马上下条子，委任刘文辉为第二师上尉参谋。这不能不说是破格提拔了。事后兄弟俩分析刘湘用心，刘文辉说：“说真心话，纵然他留我在他的部队，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还说是抱了粗腿凭门子。我就要自己闯，哼，我才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挡了他一下：“年少意气盛，固属自然，虚心谨慎，却至关重要。”

刘存厚是个有眼力的人，看出刘文辉是个将才，不禁喜气洋洋。他并不体会刘湘不用刘文辉的苦衷，反而讥笑刘湘有眼无珠。这话不知怎地传到刘湘耳朵里，刘湘只装作没听见，暗想：“既是将才，我用不成，你也别用了吧！”便对刘文辉的前程表示格外关心，一纸引荐信，把刘文辉支到了乐山。刘存厚一场空欢喜，气得跺脚大骂。

刘湘的面子又起了作用。刘文辉刚到乐山，就被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为二十九团二营营长。陈洪范很快发现，他没用错人，过了一年，再给刘文辉提了一级。既因家族关系而得刘湘臂助，又因才气过人而得上峰赏识，如此双翼齐展，刘文辉扶摇直上，毕业不到三年就当了团长，升迁之速，川军中绝无仅有。刘文辉因此自视更高。急于扩展个人势力。他与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三十团团长胡执中、筹饷处处长张荣芳等实权派军官义结金兰，形成一个六人小团体。第八师精锐尽在六人手中，坐大之势，隐约可见。

1920年5月24日，夏麦登场时节，川军发起驱逐滇军之战。刘文辉部进入作战序列，其指挥有方，令军长刘成勋赞叹不已，不和陈洪范商量，就径直封刘文辉为少将衔独立旅旅长。陈洪范岂能容忍，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质问刘成勋：

“勋公，你身为长官，竟越级提拔我的部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合乎情理吗？”

虽然老大不高兴，但为了稳住刘文辉，陈洪范只能顺水推舟，委刘文辉为旅长。刘文辉知道陈洪范不过是虚与委蛇，实际上已对自己心存疑忌，不敢驻足陈洪范卧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以战备行军方式，率部从原驻地乐山直奔青神。但青神仍距第八师太近，随时有遭人暗算的危险，究竟何去何从？刘文辉大费踌躇。召集谋士计议。谋士异口同声地怂恿他移师叙府（今宜宾市）。

“旅长，到了叙府，陈洪范就莫奈我何了，我们就真正独立了。”

“自乾公，叙府可是胜地，我不取之，人必取之，先下手为强啊！”

刘文辉听着谋士七嘴八舌的议论，终于下了决心：

“叙府确实是扩大部队的好地方，我们就去叙府吧！”

此时，刘文辉虽与陈洪范不欢而散，但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还存在。遂呈报陈洪范，“仰请赴叙整顿”。陈洪范明白刘文辉已经是一只留不住的孔雀，便送个顺水人情，划行同意。刘文辉师出有名，兴冲冲望叙府而去。叙府原本由滇军驻守，滇军势单力薄，闻风而退，刘文辉不战而胜。

叙府是长江起点的第一个都市，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又当云南、贵州入川孔道。在没有铁路交通的情况下，构成水陆交通枢纽、云贵货物的集散中心。据有叙府，自会财源滚滚。就军事角度而言，叙府依山傍水，可战可守。如此胜地，轻松得手，刘文辉喜上眉梢，在旅部聚众摆筵，好不热闹。

与此同时，刘湘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文辉是打着陈洪范的旗号去叙府的。刘湘有意再拉他幺爸一把，遂委任刘文辉为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完全脱离陈洪范，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我们今天所知的军阀，莫不青面獠牙。其实不尽然，吴佩郛、陈炯明都有些清名，刘文辉的老上司陈洪范也算一个好军阀。与刘文辉义结金兰的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回忆：“陈崇尚儒家学说，强调以孝治军。”军民关系也不错——“当时全川防区制已经形成，陈八师驻防的乐山地区，地广产丰，山区多种烟土，但陈洪范本人廉洁克己，约束部下严格……因此老百姓说，其他防区是地狱，陈八师防区是天堂。”就陈洪范与刘文辉个人关系而言，陈洪范不仅于刘文辉有知遇之恩，在和刘文辉分手时，也还表现得相当宽容，有长者气度。刘文辉却似乎深得曹孟德心传，不念旧谊。后来陈洪范被逼下野，刘文辉则蒸蒸日上，出任四川省军务帮办。冷寅东认为刘文辉和自己一样受过陈的提携，恳请刘文辉以军务帮办身份，保荐陈洪范作四川盐务使，刘文辉完全听不进去，坚决反对。陈洪范失兵权于前，又痛人心不古、被人落井下石于后，遂返回大邑，隐居?田，心情抑郁，终致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活画出一幅人生悲剧图。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深得官兵信赖。来到宜宾当上混成旅旅长，他简直平步青云，更富有自信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刘文辉史话》第44页。。刘文辉通过其切身体验，深感“事在人为”；决心进而统一全川，策源地则为叙府。为此他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旧时无官不贪，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与刘文辉并肩而舞。

从1920年起，刘文辉开始其军阀生涯。刘文辉的军阀统治不同于一般的军阀统治，而带有浓厚的家族印记。刘文彩作为聚敛大员，竭尽罗掘之术，从经济上充分保障了刘文辉的军事和政治需要。这种以刘文辉为主、刘文彩为辅的家族政治特色，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真正消亡。

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推崇，其部属早有领教。1919年刘文辉驻防乐山，副团长辜勉之住在刘文辉官邸对面。有天中午，辜勉之突然听到对面房间喊“接客”，喊“上菜”、“摆饭”，人声鼎沸。过了许久听说“送客”。辜勉之不知何方神圣驾到，就到窗前打量。但见客人头缠蓝布包头帕，身穿蓝布长衫，套一件陈旧的青布背心，脚蹬粗草鞋，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辜勉之大惑不解，问弁兵此人姓甚名谁，弁兵说：“是团长的五哥五老师。”及至后来于叙府相遇，“五老师”刘文彩已赫赫煊煊是什么“长”了庄园档案67宗D2卷。。

第七章 权力学（1）

刘文彩到叙府是1922年冬，这时，乃弟刘文辉在叙府已经营了整整两年。

当时情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有如下描述：

初出茅庐的刘文彩，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洋缎马褂，一到叙府，就立刻被它热闹繁华的景象迷住了：宽阔的江面上船来船往，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街道上商旅、游客熙熙攘攘，茶楼酒肆里顾客满堂……这一切使刘文彩格外眼热，不住地赞叹说：“好安逸的地方，早晓得该把烧酒房搬来开！”

烧酒房当然没能搬来，因为对此后的刘文彩来说，烧酒房赚的那点钱已是蝇头小利，不足挂齿了。

刘文彩先住在小北街的新盛旅社，不出两月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随即迁至粮房街公馆。公馆极考究，整个大院是四进四套的院落，内院里是主人卧房，外院是仆从寢室。生活区、休闲区、娱乐区完全分开。主人卧房在北面，墙壁和地板都完全用宽约半米的松木板修筑，层高约五米到五米五左右，卧房里还有一道暗墙，连接着一个封闭的石室。卧房前的檐坎约三米多宽，用一米见方厚约十厘米的青石铺成；坎边是二十厘米高三十厘米宽的凿花的青条石砌筑；走下檐坎，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环绕着两株大铁树。再过去是一株银杏，银杏旁边是个葡萄架，紧靠着一棵倚墙的无花果树。

走出这道墙的右面，就是刘文彩的幕僚和秘书寝室。其修筑上与主人卧房不同，墙壁用青砖砌筑，外墙面的墙砖用炭黑调松脂涂成微微发黑的青色，砖缝用糯米浆调石灰浆勾缝，木地板由很阔大的树木改制的整块板材铺就。主人卧房和仆从寝室的门扇倒还平常，窗户是花格窗户，而且嵌上了那年月极之奢侈的花玻璃；屋面是小青瓦，屋脊上两条飞龙相向戏珠，屋檐由各种吉祥物装饰。秘书寝室的室内，墙壁用石灰砂浆抹面。层高约五米左右。仆从寝室在南面，修缮上就差了许多，墙面是石灰砂浆抹面的夹壁墙，地面是三合地，木门窗，层高约28米，但也还是小青瓦屋面，只是屋顶上没有装饰。

厨房在西面，东面是一排放置杂物的储藏间，其修缮和仆从寝室相同。进院穿过一条约两米宽的长长的石板路，石板用大约一平方米、厚约十厘米的青石板按一横两竖的横竖错缝铺设。路的左侧是仆从寝室，右侧是幕僚寝室，中间就是一个大花台，花台过去有桑树、棕树、无花果树等。

从主人卧房再往里走还有另一个很开阔的大院子，出口通往一条狭小的巷道，据说专为战备留置，所以院内没有太多的房舍，只有靠进门左手边的一排小房间和对着门又背靠着主人居所的一排警戒人员居室。这个院子里种了许多植物，有两株樱桃、一株枇杷、一株花红、一丛夹竹桃、一株银杏、一株杉树、两株女真子树。在墙角处栽着一大丛泡泡花，成了小孩子们藏猫猫的好去处。

建国后，这个院子收归国有，分配给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居住。主人卧房则分给了当时的新政权首脑。

刘文辉的旅部也在城内，距刘文彩粮房街公馆不远。兄弟俩常常小聚，踏一地落叶，听三江怒涛。许多兴家立业的大计，都发端于此。1925年春，杨森挑起“统一之战”，为杨森所迫，兄弟俩退集重庆。8月杨森败逃湖北。刘文彩返叙，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文辉收编杨森残部，实力大增，防区由宜宾一隅扩展到乐山、眉山、仁寿一带。年仅三十岁，即身兼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并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四川头号军阀刘湘。为了盘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天各一方，但却“天涯若比邻”——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这些区团总只要与川南王见了面，就感到无比荣幸，更体贴地为刘办事，还到处宣扬说：‘总办硬是好，他事必躬亲’。”

捕虎设阱，驭牛加轭，这便是所谓权术。刘文彩《三字经》都没读完，按说不懂什么治乱之道，对权术却能无师自通。

先讲一段故事。

叙府东岳庙街有家玉器商店，老板邱少云，在商界小有名气。虽然兵荒马乱，一般商家只能勉强维持，邱少云的玉器商店却始终是红红火火。半辈子下来，很积攒了一些家产。这邱老板财大气不粗，处世谨小慎微，从来没有过仇人。可突然有一天，他的两个小儿子失踪了。一家老小敲锣打鼓满街找，连影子也见不到。邱少云早就入了袍哥，这时便拜托“码头”代为打听。到底是“码头”神通广大，几天之后就送来消息——两个小孩藏在凉水井附城乡团总李清和家。原来，李清和是袍哥“合叙同”大爷雷辛之的拜弟。雷辛之则是叙府头号恶少，酷好烟赌，赌场上亏红了眼，就勾结李清云和另一个“合叙同”兄弟伙、团练?队长赵兰亭胞弟赵幺和尚，打伙“抱童子”，盯上了邱少云的两个小孩。趁两小孩在东街玩耍，没大人照看，雷辛之用糖把他们哄到西门外洗脚桥下，一把抱走了。邱少云得知内情，自认倒霉，愿出两千大洋赎回人质。哪知道雷辛之贪得无厌，嫌两千元少，仍扣住人质不放。邱少云急了，请“码头”出面与雷辛之交涉。“码头”派大爷张麻脑壳，带上七个兄弟伙去李清和家说情。其中一个叫安子成的兄弟伙，是鸦片经纪商，途中突然想起有笔生意没落实，就折了回去，侥幸拣回一条命。

一行人匆匆走过较场坝，碰到了雷辛之。彼此都是江湖上的老相识，不免攀谈几句。雷辛之听他们说要去李家，很诧异：赎金还没谈妥，怎么就去李家领人呢？大怒，转身就派兄弟伙通知李清和“了断”。七人赶到李家，见邱少云的两个儿子正在院子里游戏，活活泼泼，一个个都放了心。李清和早在家恭候，杀鸡炖膀，款待来客。席间李清和许愿，吃了饭就让他们把邱家小孩带走。然后一巡一巡地劝酒。客人信以为真，全无防备，敞开肚皮吃喝。喝到太阳落山，不胜酒力，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这时李清和先摇醒张麻脑壳，“请张大哥到外面讲话”。张麻脑壳晕晕乎乎地跟着出去，赵幺和尚已经手提马刀，站在茅坑边等着了。“请张大哥这里来说”，张麻脑壳不疑，走上前去，一刀劈进茅坑里。其余六人同样处置。接着把邱家两个小孩也拉来杀了。附近一个老太婆听见声响，赶来查看，也被赵幺和尚砍倒在地。一共杀死十人。最后用门板盖住茅坑，再用泥土埋住门板，栽上青菜，仿佛真是一块春意盎然的菜地。

但到底是纸包不了火。七人有去无回，少不得又要惊动“码头”四处打探，一打探便真相大白。仇家咬牙切齿，死者冯子通的父亲冯孝先更是印了一大抱“冤单”上街散发。“叙荣乐”大爷田心初收了几份“冤单”给雷辛之父亲雷东垣看，雷东垣对儿子闯祸早就习以为常，不怎么放在心上。稍后便满面春风地在客厅宴请宾客，庆祝乃母七十大寿。可就在这时，愤怒的仇家敲锣打鼓找来了，堵在雷东垣门前呼天抢地，大把大把地撒黄钱。市民闻讯，纷纷赶来观看，雷家门前一时人山人海。雷东垣万万没料到会有如此风景，暴跳如雷，当着众宾客的面，拔枪要杀雷辛之。老母亲赶紧将他拦住，众宾客也苦苦相劝，客厅里顿时乱成一团。雷辛之则趁机脚底下抹油——开溜了。

“九人头案”轰动全城，雷家极为被动。叙府城防司令覃筱楼之妻也姓雷，认雷东垣为义兄。覃筱楼亲自出马，劝雷“大哥”大义灭亲，“绑子上殿”，免得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此时雷辛之音信全无，哪里去绑？纵然找得着，雷东垣又何尝真的愿意去绑！无奈仇家天天喊冤，社会各界群起抨击，雷家成了千夫所指，简直度日如年。雷东垣不能不硬着头皮出来收拾残局，托人劝慰仇家，并答应赔偿经济损失。花费好一大笔钱，总算将仇家的口暂时封住。后来死者家属到案发现场掘尸，门板上的青菜都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庄园档案67宗D16卷。。

这桩凶案，刘文彩似未与闻。六十年代宜宾市政协编写的《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却指控刘文彩“不惜枉法以买雷心”——“尸家屡屡告状，刘文彩暗中竭力包庇，使此案久不得伸”庄园档案67宗D2卷。。此说未必可靠——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刘文彩对“九人头案”施加了个人影响。不过，即使刘文彩没有插手，也不是毫不相干——1925年刘文彩接管叙府，“九人头案”已成旧闻，却是余响未绝；死者家属并不情愿“私了”，只不过慑于雷家权势，而不得不暂且委曲求全罢了。倘刘文彩与雷家有隙，完全可以当个“清官”玩玩——怂恿死者家属把雷家送上法庭，来次“包公审案”，让雷家家破人亡。所以，刘文彩没有插手“九人头案”，不等于插不上手。插不插手，究竟怎样插手，全取决于刘文彩的好恶。换句话说，“九人头案”实则是雷家授人以柄，刘文彩从此挟持了雷家，客观上成了“九人头案”最大的受益者。

第七章 权力学（2）

但雷家的心病并非只此一桩。雷家既强横，且贪婪。近十万大洋城工局经费，雷东垣长期挪用，在当地几乎是人所共知。凭这一条，刘文彩就可以让雷东垣下狱，却毫无动作。甚至在军费紧张而不得不将防区所有“公田”“公产”作价变卖时，也没有过问雷东垣挪用的近十万大洋。刘文彩当然不会不把那十万大洋放在心上。有则插曲很说明问题。二刘大战后期，刘文彩准备放弃叙府，便认为没有必要笼络雷东垣了，一天数次派人催交城工局经费。雷东垣无法推脱，又实在舍不得交还，就问了一卦，想从神灵那里预卜刘家军的胜败。若是胜，他自然惹不起刘文彩，怎么着也得交；若是败，他就没什么好怕的，暂时出去躲一躲，等刘文彩败退后再回叙府不迟，十万大洋就可以一毛不拔了。雷东垣一卜大喜。据曾在刘文彩幕府任科长的张衡先回忆，他奉刘文彩之命到雷家催款，正碰上雷东垣问卦。雷一脸灿烂地告诉他，卦文是“伤悲，伤悲，此时尚能插翅飞，烽火流连三五日，一片洪水往西归。”并解释说：“这卦之明文道破刘文彩三五日就退回大邑老家去。我决定避避了事。”第二天一早，雷东垣果然跑到天池乡躲了起来。张衡先是雷东垣的门生，自然要为他的老师守口如瓶。刘文彩岂能看不出雷东垣的用心？气得大骂：“这两个老杂毛(另一个指杨惠泉)躲着不见我，总有一天要碰在我的三尖石上。”

官场之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雷东垣与刘文彩也仅仅是互相利用而已。“九人头案”和城工局公款事件，在雷东垣是作茧自缚，生杀予夺，莫不操诸刘文彩之手。雷东垣受制于人，甘拜下风，对刘文彩曲意逢迎。

这雷东垣究竟何方神圣，值得刘文彩如此用心？他本名雷士奇，因在家排行第四，故人称“雷四爷”，清末即统领叙府团练，历二十余年，当地民团莫不奉他为马首，门生故旧更是遍布城乡。防区时代的川军到了叙府，都要先拜访他，聘为顾问官或谘议官，尔后筹粮措饷，才有着落。雷东垣之于叙府地方势力，犹如纲之于网、领之于衣、枢纽之于机器。刘文彩也就把驾驭雷东垣视为控制叙府的先着，不惜血本。

刘文彩的苦心没有白费。宜宾县九十多个乡镇，分为东南西北四路。四路团总都是雷东垣的心腹，“刘文彩勾结了雷，所谓宜宾的四路诸侯也就直接作了他的爪牙。”一个个加官晋爵。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做了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北路区团总虞汉逵做了宜宾县财务局局长。南路区团总肖席珍更得意。云南盐津烟土销往四川腹地，必经宜宾横江。刘文彩便在横江特设禁烟查缉处，收取巨额烟税。肖席珍人枪数百，实力居四路诸侯之冠。而且盘踞横江镇，专门护送往来烟客。稳住肖席珍，横江通道就能万无一失，刘文彩在横江的巨额收益就有保障。何况肖席珍常常代烟客上缴“特税”，出手就是数万大洋。刘文彩对肖席珍自不能不另眼相看。虽然肖目不识丁，后来仍安排他做了筠连、屏山两任县长，是四路团总中官位最高的。

四路团总中，最不得志的是西路区团总李国卿。李国卿认刘文彩为干父，因而有“御儿干殿下”之称。名分不轻，仕途却并不因此看好。曹荣光当了征收局长，他很眼红，想捞个财政局长当，向“干爸爸”伸手要官。据说刘文彩已经答应了，揭榜时，李国卿的大名却换成了虞汉逵。原来虞汉逵早在不动声色之中打通了门路，李国卿一场空欢喜。李不干，找“干爸爸”说理。刘文彩劝他不急，“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局长也会有的，只是要等一等，让虞汉逵做满一届再说。李国卿听了转忧为喜，老老实实回家等。但他实在是缺乏耐心，天天望眼欲穿，离虞汉逵届满还差好长一段时间，就按捺不住了，几度致函虞汉逵：打算何月何日何地办理交接手续？同时大张旗鼓地“组阁”，到处物色科秘人员。虞汉逵做财政局长刚刚做出感觉，哪里愿意交接呢？但李国卿毕竟是“御儿干殿下”，轻易冒犯不得。就向“老师”雷东垣和宜宾县县长沈眉荪求救。大概他烧香比李国卿烧得周到，雷东垣和沈眉荪都愿意为他两肋插刀。两位“元老重臣”一起找刘文彩，说李国卿仅有匹夫之勇，粗率无文，可以在乡下称王称霸，却不配当堂堂财政局长。最好马上收回给李国卿的许诺，免得成天纠缠虞局长。刘文彩想想也是，但又不愿直接出面收回承诺——那岂不成了自打耳光？雷东垣见刘文彩犹犹豫豫，猜破了刘文彩的心思，便问：总办是不是说话不方便？那好办，只要总办点了头，这事就由我和沈县长去办好了。过了些日子，虞汉逵根据雷东垣的授意，在府中设宴，主宾李国卿，特邀刘文彩、雷东垣、沈眉荪到场作陪。席间，虞汉逵言辞恳切地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书读得不多，这财政局长当得太累，做完这一届就不做了，还是请几位老前辈物色饱学之士来担当此任吧。雷东垣、沈眉荪听了大摇其头，都说虞汉逵过谦，其实书读得已经不算少了，人才难得，下一届财政局长，仍非虞汉逵莫属。李国卿听了暗暗叫苦，想直说又不敢驳老师雷东垣的面子；于是坐立不安，频频用眼角瞟刘文彩，盼望刘文彩为他力挽狂澜。刘文彩吃得津津有味，不发一言，好像根本没看见李国卿的眼色。那边厢，虞汉逵在雷东垣、沈眉荪的“苦苦挽留”下，终于答应勉为其难，再做一届财政局长。至此大局已定，李国卿的局长梦又一次泡了汤。

李国卿是典型的黑李逵，没多少城府。虽然官场上不甚得志，因刘文彩私下待他不薄，他对刘文彩也就始终忠心耿耿。二刘大战后期，雷东垣等人对刘文彩避之惟恐不及，李国卿却仍然一门心思为刘文彩卖命；刘文彩从叙府撤退时，李国卿率部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因他跟刘文彩太紧，与雷东垣渐渐疏离，刘文彩退居安仁后，就再没靠山了，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曹、虞、肖、李四路“诸侯”是雷东垣的主要班底，现在为刘文彩所用，刘文彩也就底气十足，着手全面改组叙府民团。他把原有四路改为东一区、东二区、南三区、南四区、西五区、西六区、北七区、北八区、北九区。总的原则是化整为零，以便分而治之。每区置团总一人，团总初选名单由雷东垣和沈眉荪提出，最后由刘文彩圈定。计有韩泽生、何惠清、李徽林、梁言之、李国卿、吴炯臣、江少甫、郭翘楚等。九位新团总除韩泽生外，都是雷东垣的门生。而韩泽生也不是外人——刘文彩最宠爱的姨太太凌君如，原本是财政局长曹荣光的情妇，曹荣光拱手相让，可见曹刘关系之亲密。韩泽生则是曹荣光的儿女亲家。

区团总都是有枪有钱的实权人物，刘文彩对他们不敢小觑。《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他知道每个区团总进城都要拜访雷，就吩咐雷：‘只要有区团总进城找你，都可领来与我会面’。而这些区团总只要与川南王见了面，就感到无比荣幸，更体贴地为刘办事，还到处宣扬说：‘总办硬是好，他事必躬亲’。”这样，受益于雷东垣的臂助，刘文彩将叙府民团牢牢抓在了手中。抓住了叙府民团，则退可以保境安民，巩固刘文彩对叙府的统治，从而稳定刘文辉部队的财政基地；进可以冲锋陷阵，配合刘文辉部队攻城略地。及至后来刘文彩就任“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辖下三千兵马，仍多源于叙府民团。俗语云强龙不压地头蛇，刘文彩这条“强龙”却压得住地头蛇，从1925年冬到1932年冬的七年间，刘文彩与地方实力派一直相处甚洽，地位从无动摇之虞。如此殊绩，不但靠刘文辉撑腰，也与刘文彩老辣的政治手腕有关，尤其与降伏雷东垣有关。

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

第七章 权力学（3）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刘文彩收容了雷东垣的全套班底，在枪杆子方面没什么隐忧了。便腾出手来，向叙府文化界渗透。

刘文彩结交的文化界名流，首推杨惠泉。《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大劣绅杨惠泉，是清朝的举人，孔孟之道的信徒，常以‘清高’沽名钓誉，在叙府地区有些名望。刘文彩自知才疏学浅，要在这里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这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帮凶。刘文彩说服二老婆杨氏，从保险柜取出银圆五千块，为了不伤害杨惠泉的‘清高’，用‘上会’的名义送给他。后来，又赐给他商会文牍、伪十八团顾问一类拿钱不干事的闲职，就把他收买过来，做了自己的狗头军师。”实际上，杨惠泉为刘文彩究竟帮了哪些“凶”，《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和其他揭发材料都语焉不详。杨惠泉就一点虚名，本来也帮不上刘文彩什么忙。刘文彩待他不薄，主要是出于对文化人的敬重。但杨惠泉最终和雷东垣一样让刘文彩大失所望——雷东垣挪用的十万元大洋，杨惠泉也分润了一些。听说刘文彩催款，杨惠泉心虚了，去找雷东垣商量对策。途中碰到雷的一个门生，得知雷已逃走，不禁气急败坏——怎么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自己先溜了？马上朝那位门生指示的方向追去，找了两个地方都找不着；还不死心，又去雷家，碰巧遇到雷的弁兵回来取日常用品。弁兵见他狼狈不堪的样子，又可笑又可怜，就把他带到雷藏身的地方，这才避开了刘文彩的风头。刘文彩气恼之极，把杨惠泉也臭骂了一顿。

刘文彩结识的另一个文化界名流，是叙府联立中学校长邓迪斋。邓迪斋不仅在叙府文化界呼风唤雨，还是个典型的政治活动家——于“党”，他是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商人部部长；于“军”，他可操纵宜宾西路民团，“这一路有许多条团枪，邓可召之即来”。刘文彩对他也就格外器重。1925年，厚黑教主李宗吾以四川省视学身份，到叙府联立中学主持毕业考试，因考试过严被学生饱以老拳。刘文辉极度震怒，下令将联中校长邓迪斋撤职查办。但仅仅几年后，邓迪斋便东山再起——刘文彩自作主张，要邓接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按常规，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应由省府委派，邓迪斋并未接到省府委任，不免有些犹豫。刘文彩则成竹在胸：所谓省府无非是刘文辉的同义词；他出面斡旋，刘文辉还会不给面子吗？因此要邓大胆接任，一切由他担待。邓迪斋对刘文彩感恩戴德，从此亦步亦趋。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曾散发小册子，揭发二十四军劣迹；联立中学、中山中学并爆发反刘学潮。身为国民党宜宾县党部负责人的邓迪斋却站在刘文彩一边，镇压学潮，开除学潮领袖，因此而被县党部撤销党内一切职务。邓迪斋怀恨在心，不久，中共地下党员、中山中学校长吕一峰遇刺，逃到覃筱楼家里才得脱身；刘文辉部团长蒋东海则率部捣毁县党部和中山中学，时人多指该两案为邓迪斋策划。其说虽无凭据，但邓迪斋在这些冲突中继续旗帜鲜明地支持刘文彩则属确切无疑。吕一峰遇刺后他曾在县党部墙上赋诗一首，冷嘲热讽：

打倒何如倒元凶，狐假虎威一般同；

未拿卢布先尝味，覃筱楼高锁一峰。庄园档案67宗D2卷。

刘文彩结交文化界名流，有多种动机：既出于一个半文盲对文化人的敬重，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和绝大多数四川军阀一样，刘文彩兄弟竭泽而渔，激动民愤。因此必须在文化界物色“头羊”， 从而掌握“舆论导向”，扭转在舆论界的被动局面。

此外，刘文彩还仿效雷东垣，广为罗致门生。最早罗致的是清末秀才黄少波。黄少波在府道衙门当过几年小官。辛亥革命后投身秘密社会，成了叙府袍哥的风云人物。

叙府袍哥最大的山堂“叙荣乐”有三个总舵把子，一是刘文彩心腹曹荣光，次为同样与刘文彩私交甚笃的宛玉亭，再就是黄少波。作为袍哥头目，黄少波耳目极多，对社会动态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刘文彩报告。实际上成了刘文彩的“包打听”。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正准备上街散发声讨二十四军的小册子，黄少波就已经向刘文彩告了密。因为“政绩”不凡，黄少波官运亨通，拜门不久即出任宜宾县征收局局长。继他之后，拜门者纷至沓来，最受赏识的有刘馥光、裴子宽、虞浩初。据说刘馥光很会“体贴”人，尤其会“体贴”刘文彩，刘文彩也就常常牵挂着他，“当时只要是地方人请刘文彩做客，刘必问：‘有馥光没有？’”后来安排刘馥光任宜宾县禁烟查缉处处长，让他很捞了一把。裴子宽“体贴”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前程似锦。裴与富商何耀光竞选商会会长，何腰杆很硬——既有城防司令覃筱楼做后台，又有商界同仁捧场，因而志在必得。殊料裴子宽虽名不见经传，却气势更足——“老师”刘文彩撑腰，城防司令覃筱楼何足畏哉！刘文彩“钦定”裴子宽，但并不直接表态，只让雷东?在前台助威。自己以中立姿态，在护商处召见双方，名为调停，实则暗示何耀光自动放弃竞选。何耀光不知底细，坚持要奉陪下去。结果名落孙山。裴子宽“当选”后兴高采烈，到处炫耀：“我早知道一定成功，两位老师哪会让我失败呢？”这年刘文彩过生日，裴子宽特地订做了一块金匾，用门生名义送到刘文彩公馆致谢。

说到虞浩初的拜门，就不能不说到刘文彩的赌。据说早年刘文彩已是嗜赌如命，到叙府后发扬光大，更赌得昏天黑地。他赌技过人，但牌风很不好。一次，南三区团总李徽林和雷东垣、刘馥光一起陪刘文彩搓麻将，开始刘文彩手气不顺，好长时间没糊过牌。李徽林则如得神助，打一局糊一局。刘文彩正在没精打采的时候，下手打出一张二条。刘馥光是刘文彩的上手，但刘文彩不等刘馥光出牌，就把手中的牌一推，大叫：“啊哈，糊了！”原来他清一色的二条。这时刘馥光悄声对刘文彩说：“总办，你看我的牌才好哟！”刘文彩偏过头一看，刘馥光也是清一色的二条。两人不动声色，马上和了牌。这一局按理该刘馥光赢，结果因为刘馥光的“体贴”，刘文彩“一捆三”反败为胜。还有一次，新上任的兴文县县长梁祝三陪刘文彩在护商处打牌，梁祝三初来乍到，不懂刘文彩打牌的规矩，偷看了刘文彩一手牌。那一局梁祝三赢了刘文彩两百大洋，他觉得自己的牌够大的了，没多赢刘文彩算是客气。哪知道回兴文不久就遭刘文彩撤职。刘文彩败退安仁后，梁祝三一家还客居长宁县安定桥，贫困潦倒。谈起和刘文彩打牌之事，气不打一处来。

虞浩初到刘公馆拜门，时机很不凑巧——刘文彩正在护商处打牌，因此不能不费些周折。刚得到通报，刘文彩根本不挪窝。虞浩初等了一阵子没动静，千言万语地央求弁兵催禀。催一次不挪窝，催两次三次还是不挪窝。再催，刘文彩火了，桌子一拍说：“来拜我的门，学什么？学打牌吗？我还没学好呢！我不高兴去！”弁兵吓的再也不敢吱声。又打了两局，牌友雷东垣停下来，对大家说：“浩初也是一片诚意，倒不好拒绝。我们都随五哥回公馆打牌吧。”这才一同上路。虞浩初在刘公馆坐等了好几个钟头，若非雷东垣圆场，纵有诚心也不得其门而入。但入门后刘文彩确实待他不薄——很快出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岂料虞浩初官瘾还没过足，四川省政府就派来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岷江大学教授梁士夔接任，虞诚惶诚恐，求助于刘文彩。刘文彩要他沉住气，拒绝向梁氏交印。按当时惯例，初到叙府的大小官员，均须先向刘文彩报到请示，否则不能到差接事。梁按例造访，刘文彩避而不见。却托人转告梁：“教育厅委你，你找教育厅当局长去。”并扬言：若梁氏“耍赖”不走，就派警察将他“护送出境”。梁氏只好卷起铺盖走路。虞浩初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第七章 权力学（4）

运用各种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刘文彩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在他权势最盛时，社会上传说他有所谓“四熊”、“二壶”、“四副官”。“四熊”即“人熊”雷东垣，“马熊”杨惠泉，“猪熊”梁益州，“狗熊”张汝贤。“二壶”都是在经济上为刘文彩充当智囊的实业界头面人物，即“茶壶”李北衡——亚细亚公司经理，“夜壶”陈秀山——宜宾县商会会长。“四副官”则都是刘文彩的贴身随从庄园档案67宗D16卷。。其实刘文彩的班底比传说的还庞大。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群从昆弟，咸据要津，号令一出，莫不风从。《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每次派款，刘文彩也亲自到场，但只把派款数目、期限和上峰命令不可违、否则严办几句话说完就走了，以后就是雷（东垣）经手。而每次无论摊派多少，总是通过以雷为首的这伙土劣搜刮，如期完成交给刘文彩。”群雄拱卫之下，刘文彩盘踞叙府之势，自难移易。有他盘踞刘文辉部队最重要的财政基地，刘文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从容坐镇成都，与其他“军头”斗智斗勇。刘文辉对其五哥的“政绩”非常满意，因而不断地委以重任。数年之间，刘文彩由叙府船捐局局长而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而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而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而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直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宜宾等十三个叙府辖县，及非叙府辖县的江安，全部归刘文彩主治；二十四军防区的其他数十县，所有税收一律送缴“川南税捐总局”转解；各县对“川南税捐总局”均用呈文；各县征收局局长、禁烟查缉处处长等财政要员的任免经刘文彩认可才算有效。实际上，刘文彩的辖区并无一定，二十四军军旗插到哪，他的权杖就指到哪。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构成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

刘文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仍然不能在叙府一手遮天。因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权柄——军权——没有到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叙府城防司令、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没有降服。

刘文彩仍然要面对挑战。

覃筱楼，四川屏山人，出了名的流氓大亨。少时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尤好赌博，赌技平平，却屡败屡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无力偿还，干脆投身为匪，啸聚数百人马，出没于川滇交界的莽莽群山之中。他比刘文彩小一岁，但比刘文彩发迹早。1920年，刘文彩还在大邑走街串巷卖烧酒，覃筱楼已接受陈洪范的招安，被任命为支队长，驻防屏山县城。覃筱楼从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温文尔雅的陈洪范哪能奈何得了他。身上那套军官服还没穿暖和，他又落草为寇。这次落草为寇是“官逼民反”——当上了“官军”的覃筱楼支队匪性不改，时常打家劫舍，老百姓怨声载道。一次，覃筱楼盟弟周某行劫被捕，覃出面保释，县知事正想杀一儆百，哪里肯从，随即将周某枪杀示众。覃又羞又恼，寻机报复。稍后，即派部属石肇武途中设伏，生擒知事，在中都场将知事斩首。陈洪范再怎么大量，也咽不下这口气，派了两个团前去围剿。覃筱楼打不赢就跑，又躲进川滇边界。但这次他只当了不到一年时间的山大王——1921年刘文辉升任混成旅旅长，混成旅只是个招牌，刘文辉的实际兵力仅一个团。因此急需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刘文辉有个智囊叫宁子州，正好和覃筱楼有些私交，自告奋勇去招安。覃筱楼就这样投奔到刘文辉的麾下。因他勇猛剽悍，打仗很卖力，深得刘文辉器重，不久就当上副官长。后来刘文辉升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又提拔覃为骑兵团团长。1925年刘文辉移师成都，覃已升任第六混成旅旅长，全权负责叙府城防。

刘文辉麾下的覃筱楼，依旧桀骜不驯。他对刘文辉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只服一个刘文辉，别的都不放在眼里。刘文辉移师成都，覃在叙府便百无禁忌，为所欲为。第六混成旅又成了穿制服的恶棍。该旅有四个侦缉队，四个队长都有自己的雅号：第一队队长杨绍林雅号“胖官”，第二队队长潘海云雅号“鸡脚神”，第三队长陈德芳雅号“吴二爷”，第四队队长卢雨三雅号“小鬼”。军需处处长罗吕三也有一个雅号：“疯子”。这五人都是覃筱楼的亲信，他们仗恃覃筱楼的权势，摆赌抽头，奸淫妇女。甚至设厂制造吗啡，运销上海，再从上海购回军火倒卖给土匪。借口清共敲诈勒索在他们更是家常便饭。高县地主魏长顺之子魏起功本是纨绔子弟，却被杨绍林的侦缉队认作“共产党”逮捕。除在押解途中敲诈400元免上脚镣手铐外，又通知魏长顺送去一万元赎金。刘文辉本来对覃筱楼属望甚厚，要他好好为刘文彩保驾护航。哪知道本应是保镖的覃筱楼，反而成了刘文彩的心腹之患。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覃筱楼和刘文彩都是戏迷，各有自己的一套戏班子——覃筱楼的戏班子是凡尔登戏院，刘文彩的是崇大戏院。一次，双方为聘请名角张德成发生争执，张去了凡尔登，没去崇大戏院。据说刘文彩很恼火，派人将凡尔登戏院经理尹岐山暗杀，吓得张德成连夜逃走。1926年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刘文彩伙同师长胡若愚暗杀中山学校校长吕一峰，当时吕一峰正坐黄包车回家，暗中一声枪响，没打中。吕一峰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掏出一把银元撒在地上。见钱眼开的杀手忙着捡钱，吕一峰乘机跑出了老远一段路。但杀手身手敏捷，不一会儿又赶了上去。眼看距离越来越短，情急之中，发现已到覃筱楼公馆，大喜，一猫腰就翻了进去。覃筱楼明知不速之客是刘文彩追杀的冤家，竟也收留下来，吕一峰这才幸免于难。

最激烈的交锋则在经济利益方面。替刘文辉集团聚敛钱财是刘文彩的主要职责，叙府这块大蛋糕当然不容他人染指。覃筱楼却明知故犯。其太太和军需处长罗吕三、副官黄云章、曾铸九，都是叙府最大的“军倒”，经常水运大批煤炭、香烟等紧俏物资到叙府倒卖。水运物资都要抽税，但每当刘文彩的护商队检查覃筱楼的船只，准备课税时，覃筱楼即派一连兵力荷枪实弹跑步赶到码头，强行提货，一文税金不交，刘文彩的护商队只有干瞪眼。

虽说积不相能，起初双方还较克制。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覃筱楼则是刘文辉的爱将，在刘文辉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能调停尽量调停。有刘文辉的苦口婆心，不到万不得已，双方都不会走到极端，桌子底下你踢我我踢你，桌面上还能相安无事。就这样同床异梦达两年之久。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矛盾日积月累，最终仍免不了要爆发。1927年的一天，覃筱楼到成都出差，赌瘾复发，便于当天晚上，与成都三大军头之一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三军统率办事处挑灯大战。但他仍旧技不如人，一夜之间，竟输了整整二十七万大洋，创造了四川近代赌博史的一大奇观。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输到这种田地，钱没带够，只好将随身携带的若干箱鸦片、数万斤硝磺折价抵押；还不够，便向裕通银行总经理文和笙借了五万大洋。覃筱楼在赌场上一贯屡战屡败，但败得这样惨则是生平第一遭，又气又急，第二天天没亮就火速赶回叙府，把部队拉出来，沿街挨户连搜带抢，一时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刘文彩“龙颜”大怒：这不但糜烂地方，也是公开抽他的耳光。本来是万难容忍，但覃筱楼已经红了眼，在这种情况下出面拦阻只会逼出个狗急跳墙。万难容忍却又不能不忍，刘文彩如鲠在喉。

经过这番刺激，刘文彩不满足于单单控制叙府民团。必须拥有正规武装，才能高枕无忧。就去成都向刘文辉诉苦，要求在叙府组编军队，终获刘文辉首肯。

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

第七章 权力学（5）

令箭在手，刘文彩不稍迟疑，立即设法购置枪械。

1927年，经覃筱楼引荐，刘文彩结识了出生于宜宾县曹场的投机商刘玉山。刘玉山与覃筱楼私交极厚，早年跑江湖，两人同为袍哥大爷李德学的拜弟。后来两人同时“得道升天”——覃筱楼受招安当了军官，刘玉山则告别匪棚做起了投机生意。刘玉山主要从事长途贩运，往返于重庆、上海之间。其亲信朱光德的儿子朱大文1976年5月24日供称：在上海的四川人都把刘玉山叫作“刘大王”。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生意做得大，在日租界开设四川土产商店，在法租界开设百货公司，在霞飞路办招待所，此外还在上海开了家四川饭店。在南京也有两个企业，一个同样叫四川饭店，另一个是五洲农场。但他做得最大的还是吗啡和军火生意，他周游于四川各派军阀之间，为他们在上海代销吗啡，再用吗啡款代他们购买军火运回四川。覃筱楼侦缉队制造的吗啡，就托刘玉山在上海售出，再换回枪械。“刘大王”的第二层含义是说他大有来头，他在上海的后台是杜月笙的大徒弟杨啸天，四川军阀更是大多与他称兄道弟。他在霞飞路办的招待所就专门接待来上海的四川军阀，吃喝玩乐全包在他身上。覃筱楼下野后去上海滩玩，就住在那家招待所，杜月笙还在其私宅浦东杜家祠办了一桌酒，为覃筱楼接风，朱德光和刘玉山作陪。因覃筱楼带去了川剧名角周慕莲，杜月笙便请来京剧大师梅兰芳与周慕莲相会。后台硬，路子野，所以刘玉山什么生意都敢做，什么生意都好做，生意上才能有那么大的排场。

刘玉山极力笼络四川政要，对刘文彩当然也不会放过，尤其是听覃筱楼说，刘文彩手中积存了大批公土，对刘文彩就更心驰神往了，迫不及待地找上门去，劝刘文彩把积压的公土制成吗啡，交他带到上海高价售出，再为刘文彩购回轻重武器。这正中刘文彩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刘文彩说干就干，聘范少云为技师，秘密制造吗啡。吗啡厂设于今宜宾市正气巷人民银行宿舍。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一个名叫简国光的吗啡商的住宅。简国光与刘玉山同乡，也是刘玉山的至亲。吗啡生意而外，在宜宾栈房街还有爿山货店。简胆小怕事，把吗啡作坊开在自己家里，规模很小，而且很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吗啡运往上海，由他在上海中华路开百货店的侄儿简锡恩代售。刘玉山做中人，要简国光把吗啡作坊转让刘文彩。简老大不情愿，但又惹不起刘文彩，只好转让。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安排他的两个侄儿在作坊当工人，二是他原来每月生产多少吗啡，以后还要每月送他多少吗啡。这些条件刘文彩都满足了。一切布置妥当，刘玉山便返回上海，由他的亲戚、宜宾裕华布店经理林月华取货。一个月取一次。交货的两个人，一个是护商处科长、刘文彩亲戚吕润斋，另一个也是刘文彩亲戚郑鼎臣。刘文彩本人不出面，只负责暗中保护。

世故很深的刘文彩，对刘玉山疑心重重，便想“摸着石头过河”，最初每天只生产三五担。过了一些时日，确实赚了些钱，才放下心来，每天产量增加到十担以上。所有货款均由刘玉山代购短枪。短枪从司机出身的军火商陈宗廉手中买。陈宗廉则从日本军火商手中买，全是比利时、英国、德国造的短枪，簇新簇新的。运输主要由两艘船负责，一是法国刚健号。刚健号是一种小兵轮，吃水浅，马力足，速度快——比一般兵轮快一倍以上。二是挂英国旗的蜀通轮。这两艘船可以在重庆口岸免检。还有少量短枪交普通船只运送，但都把枪拆了，零件分开存放。重庆有专人接货。每次运枪数额不低于2－3打，多则100打。刘玉山的进价是每打220元，卖给刘文彩是每支120元。每卖一批枪少则赚两三千元，多则赚上万元。刘文彩吃了老亏，却毫不知情，以为价钱公道，在刘玉山精心设置的骗局中愈陷愈深。

刘玉山用的是诱敌深入之计。最初很讲信用，吗啡成交快，售价也高，让刘文彩尝了些甜头。每次回叙府，还要给刘文彩送礼，而且送的都是厚礼。有一次竟花费数千元买了部当时最豪华的轿车送上门，亲信说他出手太铺张，他只一笑，说：有什么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刘文彩觉得刘玉山豪爽慷慨，而且有本事，越来越欣赏他，竟至完全消除了戒心。交付的吗啡因此越来越多，并一再请求刘玉山代购一些重武器。等到刘文彩完全上钩，刘玉山就不那么客气了，货款压一笔又一笔，重武器更是连影子也没有。起初刘文彩不知有变，耐心等，时间太长了才发封电报催。这时刘玉山发了话，说刘文彩交付的吗啡质量太次，堆在上海的仓库里卖不掉。刘文彩并非行家里手，信以为真，转而追究技师范少云的责任。范少云不服气，和刘文彩一同找专家鉴定。专家告诉刘文彩，他的吗啡是绝对的上品。刘文彩这才大呼上当，气呼呼地马上打长途电话要刘玉山回叙结账。刘玉山远在上海，本来就鞭长莫及；更何况有堂堂杜月笙撑腰。所以对刘文彩懒得理会。用刘文彩的吗啡款做本赚了好几个来回才还款，但利息是分文没有。

真个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刘文彩和刘玉山合作，是覃筱楼牵的线，刘文彩不能不怀疑覃筱楼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对覃更恨得咬牙切齿。刘玉山其实也过得不轻松——有家不敢归，甚至在1932年刘文彩退居安仁之后，仍心有余悸，留沪观望。直到上海沦陷才返回宜宾。约在1948年病故，弥留前良心发现，捐资创办“玉山中学”庄园档案67宗D16卷。。

虽然吃了大亏，刘文彩也不是一无所获。刘玉山代购的大批短枪，在当时算是精锐武器。1929年刘文彩就任“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马上用这批武器组建了护商大队和手枪连。手枪连连长吕实英，为刘文彩发妻吕氏之弟。护商大队大队长则为刘文彩侄辈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刘文渊长子刘元瑄。那时刘元瑄不仅是长房长子，而且是长房独子：继刘元瑄之后出生的刘元愉、刘元恒、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刘元慎都是女流，次子刘元琥和老幺刘元璪则尚未降临人世。刘文渊对刘元瑄瞩望之厚，也就可以想见了。刘文渊敢把刘元瑄交到刘文彩手中，而不是径直交给位高权重的刘文辉，说明他对叙府时期的刘文彩还是非常信任的。刘文彩不敢辜负长兄的厚望，对刘元瑄关爱备至，刻意提携。刘元瑄吃住都在粮房街刘文彩公馆，他刚从军校毕业，不过十七八岁，和刘文彩的几个孩子年龄差距并不太大，玩得拢，以致刘文彩最小的儿子把他当成亲兄弟，口口声声叫他“大哥哥”。作为刘文彩的头号统兵大员，刘元瑄在叙府干了五个春秋。“二刘大战”中刘文彩下野，才把他带到雅安面交刘文辉。四十年代刘元瑄曾任二十四军代军长，统揽西康全省军务，算是不辜负他五爸的栽培之心。1995年3月笔者在成都采访，刘元瑄老人还一再慨叹：“刘文彩是个好人，大好人啦！”可见叔侄感情之深。

1930年春，以刘元瑄的护商大队为基干，刘文彩正式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刘元瑄任第一营营长。第一营武器源于前护商大队，第二、第三营的武器部分系刘文彩从刘玉山手中购得，部分借自宜宾商会。这是刘文彩统辖的第一支正规军。1931年下半年，刘文彩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这时他与刘玉山的关系已经破裂，从外界购买军火的渠道完全中断。第四十一团所需武器，全部由刘文辉拨付。主要军官也由刘文辉从成都军校毕业生中选派。刘文辉选派的刘慎言任第四十一团团长，第一营营长为刘慎言胞弟刘从周，第二营营长刘荣久，第三营营长余师柳。两团而外，另设特科营。所部合计3048人。

组军至此告一段落。遂由刘文辉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1932年1月15日，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原任第十八团团长一职由刘元瑄接掌。司令部参谋长沈眉荪。下设六处，副官处处长曹灿如，军需处处长戴孟才，军械处处长吴梓愚，军法处处长许绍松，军医处处长张志良，秘书处主任吕润斋。叙南清乡司令部不仅全面接管宜宾城防，而且负责整个叙南地区的防务。

直到“二刘大战”前夜，刘文彩仍在尽力扩充所属部队，打算将叙府民团改编为二十四军第四十八团，宜宾县公安局局长张伯英任团长，曹荣光为第一营营长，李国卿为第二营营长，宜井保商大队大队长罗鹤臣为第三营营长。但因时间关系，只下委而没有实际编成。稍后刘文彩退居安仁，曹灿如率第一营追随，但部下沿途逃散，到安仁时已所剩无几。李国卿的第二营只将刘文彩护送到犍为，罗鹤臣则是典型的骑墙派，口惠而实不至，到部队集合出发之日，第三营一条人枪也不见。四十八团名存实亡。刘文彩的本意是编三个团，凑足一旅。这个意图最终没能实现。

第七章 权力学（6）

对刘文彩的定性，迄今仍是所谓“四位一体”，即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其他定性姑且不论，至少“军阀”定性难圆其说。刘文彩固然当了一年多“中将司令”，但这位“中将司令”对他的部队只在名义上统辖而不是实际上的统帅，平时的管理训练，战时的运筹帷幄，他一窍不通，想统也统不起来。所谓“中将司令”不过是刘文辉送给他五哥的一个虚名，并无实际意义。史家公认军阀必须具备三大要素：第一必须是职业军人；第二必须有独立的军队；第三必须有独立的地盘。这些刘文彩完全不沾边。

但在相关著述中，刘文彩不仅是军阀，而且是个嗜血成性的军阀。《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

刘文彩在叙府的街头巷尾滥杀无辜，来显示他专制独裁的淫威。有一次，在街口上，刘文彩的汽车被一堆人群挡住了去路。原来，这是一个士兵和一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刘文彩顿时生了杀人的念头，叫他的卫兵把两人捆起来，不由分说，立刻一起枪杀。刘文彩在他的伪十八团成立的时候，抓来一个无辜群众，砍下脑袋祭他的军旗。还把一个农民抓来，用剑砍头，以试剑的锋芒。刘文彩使用“杀人祭旗”、“砍头试剑”等惨毒手段，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刘文彩嗜血成性，并非仅此一例。“水牢”故事说他将水牢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全部杀害，“金库”故事说他将金库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全部杀害，这两个故事都是虚构。“杀人祭旗”、“砍头试剑”的可靠性又如何呢？《刘文彩罪恶的一生》问世十多年前，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就曾派人采访宜宾市一批文史老人。熊瑞文老人答复来访者说：

肖友仁有一个材料，据说，在一个面馆里的事情。（死者）姓周，一个司号，在（面馆）里面吵架，看的人多，把街口轧了。这时刘文彩经过，见了很冒火，眼红了就要杀人了。这个司号估计是个逃兵。雷士奇（即雷东垣——引者注）参加过打门捐，他证实是个十八团的，不知因啥事闹架。这些资料交与资料室（统战部），不知在不在？祭旗问题，记不清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听说庄园档案67宗D16卷。。

就这么一份证词。这份证词也仅限于提供资料来源，并且特别强调是“据说”，并未肯定确有其事。至于所谓“祭旗”“ 试剑”，则不仅熊瑞文“没有听说”，所有接受调查的宜宾文史老人，都说“对这个问题没有印象”，“没有回忆起来”。连调查者自己也作了如此结论：

关于刘文彩“杀人祭旗”问题，没有线索庄园档案67宗D16卷。。

通过种种渲染，本来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刘文彩，就这样跨入军阀行列。其实，终其一生，刘文彩从未自行其是，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力量。所以，尽可称刘文彩为军阀帮凶，但说他本身就是军阀，则不免过甚其辞。

刘文彩在叙府组建正规武装，对覃筱楼构成直接威胁。本来已经有第六混成旅负责叙府城防，刘文彩却要在第六混成旅之外另起炉灶，明显是对第六混成旅的不信任。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刘文彩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覃筱楼与他斗法，谁胜谁负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军心浮动。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许多军官或直接或间接与刘文彩暗通款曲。连第六混成旅主力团团长、早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就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蒋东海，也“身在曹营心在汉”。覃筱楼眼看就要沦为光杆司令，绝望之余，派人行刺蒋东海，以求杀一儆百。杀手毛炳荣在叙府石灰巷（今宜宾市新生路下段）设伏，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料蒋东海机警过人，听见异响回身就跑。两个弁兵反应慢了半拍，被当场击毙，一个从戏院出来到巷子里小解的打鼓匠也遭误杀。蒋东海人高腿长，杀手追到咸熙街便再见不到蒋的影子。这一下覃筱楼非但没能杀一儆百，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蒋东海跑到了刘文彩家里，当晚刘文彩就用电话向刘文辉通报此事。第二天蒋东海又亲往成都控告覃筱楼。事态恶化到这种地步，再不作出决断，必定祸起萧墙。刘文辉只好割爱，托人代信，要覃筱楼自动离职。对上司素来薄情寡义的刘文辉，对下属始终宽大为怀，正如他自己所称，他一直坚信：“我有一二十万军队，蒋要吃掉我不那么容易；如果我的部属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谁也吃不掉我们。”所以很注重对下属的感情投资，即便分手也不会过河拆桥，而往往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安排好退路。对覃筱楼就是这样。覃离职时，刘文辉赠以巨款，资助他买田置宅和出川“考察”。所以，覃筱楼虽去，第六混成旅却未伤元气。覃筱楼的主要干将仍心无二志。和蒋东海一样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另一位主力团团长石肇武，更是认刘文辉为义父，后来在“二刘之战”中为刘湘所擒，枭首示众，死前还骂声不绝于口。虽然石终身不改匪性，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民愤极大，但从刘文辉个人的角度来说，足可称忠烈之士了。覃筱楼下野后也没做对不起刘文辉的事，1933年从上海回川后在刘湘幕府中任了个闲职。建国初因其血债累累，虽有保护中共地下党员吕一峰之功，仍遭枪决。

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1）

刘文彩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

今天，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依旧游人如织。有怀旧而来的，有好奇而来的，更有游人直言不讳：“我是来西天取经，向刘文彩学习怎样发财致富。”

刘文彩的确是赚钱能手。

刚到叙府，因为是初进官场，百端待举，刘文彩无暇他顾，以致太太杨仲华和管家都认为“五老爷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实际上，刘文彩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太太杨仲华说他拿钱打水漂，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但刘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谋略，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多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

“义和”生意兴隆，业务繁忙，刘文彩就把他的知交彭载扬从大邑叫来，初任高级职员，暗中监视“义和”经理。原经理作古后，即由彭载扬接印。1925年，根据彭载扬的提议，刘文彩将“义和”改为“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仍由彭载扬任总经理。早期“人和”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款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

但是，刘文彩的“阳光生意”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幻，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辉反蒋，刘文彩全力支持。为了应付反蒋可能导致的巨大灾难，刘文彩作了周密准备……

在中国所有军阀中，蒋介石最强劲的对手不是刘文辉，但最难缠的军阀则非刘文辉莫属——北洋军阀早被大革命的狂潮所吞噬；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或无可奈何花落去，或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只有刘文辉顽抗到底。蒋介石费尽心机，始终未能瓦解刘文辉集团，最后还是大吃其苦头。

刘文辉反蒋有他的思想渊源。1920年他不过一旅之众，一个县的防地。不出十年，竟发展到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兵员在十四万以上，防地达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属人口稠密、物产富庶之区，无虞兵源军需。从来年少气盛的刘文辉，这时更踌躇满志。他曾盛气凌人地宣称：“我们要有远大目标，我们的路要分几步走。先要统一四川，后要问鼎中原。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把持中央政府的蒋介石，是他问鼎中原的最大障碍，也就成了他最大的潜在对手。其次，蒋介石力图铲除地方势力，真正一统天下。1929年的全国编遣会议，将“削藩”声浪推向巅峰。或自动解除武装，或拒不从命而成为“讨逆”目标，地方实力派的选择似乎只有这样两种。自动解除武装不是刘文辉的风格，即便刘文辉没有问鼎中原、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蒋介石强大的“削藩”攻势下，仅仅为了守成，也必须与蒋介石对抗。这就是说，刘文辉是蒋介石天然的政治反对派。正因为如此，改组派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刘文辉积极响应。晚年刘文辉曾这样追述：

……不同的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而我呢，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自然是参加国民党内讧，从内讧的角逐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认为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让我们这一群人来掌握中国政权……《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4页。。

不出一月，唐生智即告战败，所谓“护党救国运动”烟消云散。刘文辉的反蒋图谋大白于天下，与蒋介石的关系如其晚年所云：“已经是水火不容”。只不过因蒋介石忙于对付阎、冯，无力西顾；而刘文辉也因向中原小试牛刀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观变，所以彼此暂时不了了之。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文辉再度赤膊上阵。当时，地方实力派在军事上尚能与蒋介石较量，政治上却被动挨打，因为蒋介石据有“合法中央”，又打着孙中山政治继承人的旗号，对蒋介石政治上的“讨逆圣战”，他们无从招架。要弥补这个不足，必须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正统孙中山”去对抗蒋介石的“正统孙中山”，用改组派的“合法中央”去对抗蒋介石的“合法中央”。反蒋必须拥汪，刘文辉别无选择。汪精卫刚从法国回到香港，刘文辉即派秘书罗承烈前去输诚；继又赠汪一笔活动经费。刘文辉主动投靠，在汪精卫当然是求之不得，大表欢迎。同年7月，汪精卫从香港抵达北平，组织政府，即推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第七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唯恐附和落后，派代表段班级北上与阎、汪直接联系。接着刘文辉找僚友胡子昂密商如何反蒋联汪。刘对胡说：“此刻中原大战正在进行，蒋介石方集中力量对付冯、阎，如果现在出兵进攻武汉，配合冯、阎，将使蒋介石首尾不能兼顾，可以迫其下台。我知道你对蒋介石不满，敢不敢一道出来反对蒋介石？”胡允诺，刘说：“好！我两兄弟就这样干。”刘、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军讨蒋檄文通电全国，史称“鱼电”。

此番讨蒋又归失败。事后，刘文辉部属大骂胡子昂闯祸，非枪毙不可。刘文辉坚决不要替罪羊，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说：

这件事，大家对我一定很有意见。但这是有根源的。1929年12月东、冬两电我反对蒋介石，今天我还是反对蒋介石。我有一二十万军队，蒋要吃掉我不那么容易；如果我的部属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谁也吃不掉我们。大家追问电报是谁搞的，那是出于胡子昂之手，但他一个人怎么干出这件大事呢？是我同他商量干的。你们不要责难胡子昂，要指责就指责我，我是一个汉子，敢作敢为，我是不怕蒋介石的。

这番话掷地有声，与会者长时间热烈鼓掌，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刘文辉反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在刘氏家族几十年的苦斗史中，仅刘文运之子刘元瑭一度投蒋，此外，在重大政治决策方面，在历史转折关头，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分歧，从来都是精诚合作，患难与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蒋介石费尽心机，始终未能瓦解刘氏家族集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刘氏家族的团结，尤其在于刘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团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团结同样体现于“联汪反蒋”。刘文辉赠汪精卫那笔活动经费，二十万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刘文彩私囊。刘文彩另从私囊掏出十万大洋，向反蒋派极力笼络的东北张学良购买枪械，装备二十四军《刘文彩在宜宾垄断市场官僚资本》，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反蒋屡遭败绩，刘文辉仍未“悬崖勒马”，公然声称：“我是不怕蒋介石的”、“我还是反对蒋介石的！”而此时蒋介石刚刚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其势如日中天，许多反蒋“英雄”都深感后怕而退缩了，刘文彩对刘文辉坚持反蒋却未有异议，兄弟俩依旧同进退。

那么，刘文彩是否不清楚反蒋所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答案所否定的。蒋介石生性残暴，对政敌素来毫不手软。一旦秋后算账，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刘文彩不仅地位不保，而且可能家破人亡。对此刘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有周密的组织准备。

这直接导致了刘文彩商旅生涯的转折。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2）

“联汪反蒋”失败不久，“人和”银号即宣告停业，实际是改头换面。何以改头换面？过去的解释是刘文彩要隐蔽其官僚资本的真面目，此说难于自圆。旧中国官僚资本非常猖獗，以本名本姓投资商业金融业的军阀政客大有人在。刘文彩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阳光生意”，又何惧之有！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刘氏家族“联汪反蒋”所带来的惨淡前景。刘文彩曾召开会议，与会者是以彭载扬为首的“人和”高级职员。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因汪倒台，蒋介石得势，刘怕自己垮台财产被没收，”急于确定对策。据目击者回忆：

刘文彩向彭提出幕后最重要的指示，指出当前情况变化原因，决定经营工商业的重要路线。那次幕后指示的概要有：

1资金雄厚，以后还要源源增加，无所谓固定资本，日日改资。不做存款，不指望招牌起作用，尽量隐蔽名声。

2刘文彩自称：“我弟兄占据防区虽大，但一时不能突破渝万（即重庆万县地段，均为刘湘防区——引者注）封锁。故在国内地位提不高。目前中央各派系以内（居于）二三等地位，作轻视的看待，仅有微小的利用、互相牵制的关系，并且中央极混乱，无法求得可以依靠的支持力量。”

3无力吞下云南。以前想从云南打通国际线，求得英国或法国的援助已成泡影。

4因此，处于闭固无援中，所占地盘均不巩固，做生意不能永久做下去，新兴厂矿更不能做。

5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刘文彩在宜宾垄断市场官僚资本》，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刘文彩不能不偏重短期效益，捞一把是一把，而几乎完全放弃长远打算——“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这便是刘文彩“经营工商业的重要路线”的精髓所在。

彭载扬得到指示后，立即实行体制转轨。所有“人和”银号一律取下招牌，向当地政府报告歇业。实际上更名换姓——“人和”总号与创办于1926年的“长春”银号合并，改称“庆源”，总经理彭载扬。另在宜宾设分号“长发元”、“树记”、“吉祥”， 在乐山设分号“同庆元”，在叙永设分号“商贤”，在五通桥设分号“天福”，在成都设分号“全福永”，在重庆设分号“同发源”、“涌源鑫”，在昆明设分号“炳鑫公”，在上海设分号“吉庆”。自贡、纳溪、昭通也设有“庆源”分号。各地分号招牌不一，经营项目也不尽相同，似乎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实则统一管理，牢牢控制在刘文彩手中。长线项目如贷款不复存在，全部经营项目都是“短平快”。

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权力开道，刘文彩尽可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抗衡。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依仗印把子枪杆子，实施不正当竞争，由此牟取暴利，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脸。作为官商的刘文彩，自难例外。

“人和”改为“庆源”，金融为主、贸易为辅变成贸易为主、金融为辅。为适应“体制转轨”，刘文彩随即派“庆源”总经理彭载扬外出考察。彭载扬用了半年时间，近到成都、重庆，远到武汉、上海、昆明乃至越南海防，走街串巷，了解商情，在此基础上拟定新的经营方案，返叙后交刘文彩审批，即付实施。

此番“体制改革”大见成效，《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行情最好的年份，刘文彩投机贸易所得暴利达1060万元。这些暴利来自如下几类。

第一大宗是盐巴。刘文彩在五通桥设有“天福”商号，以胥星桥为经理，主营盐巴。每年在当地购盐两千引（每引一万斤），销往叙岸、滇岸、永岸。当时四川最大的货船不过百吨左右，两千多引盐巴足足装近百艘百吨大货船。事实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大船专门给“天福”运盐巴，两千多引盐巴大多是用小吨位的普通木船运出的，“天福”每年需要数百艘甚至近千艘盐船，占五通桥盐运大部分运力。为了保障“天福”盐巴的运力，刘文彩与当地盐运业头面人物侯树荣、陈容兴时常过从，陈容兴更被他认作“干儿子”。所以，“天福”盐巴的运输总能做到“先我后人”，从无半点纰漏。两千多引“天福”盐巴销往叙府、永川和云南，对三地盐市构成了巨大冲击—— 一般盐商根本不可能有刘文彩那样大的经营规模，无法与其竞争。滇东盐市因此几为刘文彩垄断。为确保在叙府盐市稳执牛耳，刘文彩扶植其亲家姜伯年（姜伯年次女嫁给刘文彩次子刘元华）为宜宾盐?行商公会会长，并开办“信义源”盐号。刘文彩因此从盐市中获利甚丰。即便撤出叙府那年，因战争关系盐业利润已经锐减，姜伯年仍向他一次上缴了七十多万元盐市收入。

第二大宗是药材、山货。刘文彩对此非常重视，投入巨额资金。他派人到云南、川西和宜宾，提前把产地买断，完全垄断货源。其他批发商到产地采购时，已经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要么接受刘文彩商号供货，要么卷铺盖走路。但刘文彩最看好的还不是坐地批发，而是季节性囤积。叙府水洞口（今将军街）、中西医院（今人民医院）全部街房都作了刘文彩的药材山货仓库。他还延请大批技师将药材加工为成品，据说出售成品获利最大，个别品种的利润率可达百分之百，一般的品种利润率也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第三大宗是棉纱。川南棉纱商不算少，但谁都没有刘文彩那样雄厚的资金，经营规模也就没法和刘文彩比。刘文彩的棉纱大多是从上海买入。如果遇到洪水季节，刘文彩还会大胆向厂家订期货。所以刘文彩总是稳操川南棉纱贸易的胜券，年销量往往最大。有一年重庆报关入口统计，刘文彩订购的棉纱几占重庆口岸棉纱入口总量的一半。

第四大宗是变相高利贷。刘文彩在自贡开设商号，专门收购扣息的期票和期汇票，此项利润率达百分之四。刘文彩有资金保障，经常投放到一百万元以上。更于月半、月底比期，从宜宾武装保运毫洋到自贡扣洋水、交汇款，每次十几万至几十万。洋水有百分之一到一点五的收入，加上买入期票或期汇票扣入的利息，其暴利几乎与经营烟土相等。据说刘文彩商号遇到贷款户倒账时，从不与诸多债权人平均承担损失。自贡曾有家贷款户倒账，一得到消息，刘文彩马上派军警武装护送自己商号的人前去抢提底货，抵清放款，其他债权人敢怒不敢言。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3）

第五大宗是市场信用放款。在宜宾、成都、自贡等地每年投资放款三百万元，控制市场“银根”。

刘文彩还插足川江航运。1927年之后，宜宾的商品流量急剧萎缩，航运业转趋萧条，船主之间因争抢货源时起纠纷。为了平息“抢货大战”，各船主在重庆集议，禁止私下揽货，设置航运办事处，统一掌握和分配货源。办事处主管由刘文彩委派，实际控制在刘文彩手中。以刘文彩之精明，不难看出客货调度权的含金量，遂于1930年独资创办以航运为主业的“新华实业公司”。聘张挽澜为总经理，购置四艘轮船：“老蜀通”100吨，经理叶元宗；“元通”50吨，经理周志勇；“昭通”40吨，经理陶伯宝；“南通”50吨，经理肖景伯。于是，刘文彩又当裁判又当球员，“公平分配”货源也就无从谈起了。如鸦片、白蜡、虫草、贝母等类贵重物资，分量轻，运价高，各船主从来都是在所必争。刘文彩凭借调度大权，将它们统交“新华实业公司”承运；当货源急剧短缺、其他船主只能“待业”时，“新华”船只仍能满载。据称，刘文彩由此“每年可获利五十万元左右”。甚至有“中国船王”之誉的卢作孚，也得让他三分——1926年5月，卢作孚创立民生公司，亟欲向川江全线发展，独占鳌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打通刘湘的关节，拿到了重庆至合川、重庆至长寿、重庆至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最后却在刘文彩的“码头”受挫：重庆到泸州、重庆到宜宾的航线，为“新华实业公司”垄断。为此，卢作孚亲到宜宾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刘文彩收下礼物，仍寸步不让，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卢作孚铩羽而归。“二刘大战”中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之手。重庆至泸州、重庆至宜宾的航线始向民生公司开放。卢作孚并乘机跟刘湘商量，将“新华实业公司”3艘轮船悉数并入民生。

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刘文彩从事投机贸易的情形大致如上。而据《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从事投机贸易的同时，刘文彩仍“放长线钓大鱼”——办了几家加工作坊，如打金厂、猪鬃厂、丝厂等等。“工人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才五、六元。刘文彩的商业利润中也包含了对这部分工人血汗的直接榨取。”实情如何？六十年代，调查人员曾专程前往宜宾，与当事人座谈。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刘文彩办过哪些工厂？和这些工厂的情况？

周一宽：龚瑞珍是姜伯年的徒弟，姜与刘文彩是亲戚关系。我听龚说，刘文彩投资银行，办工厂方面听说不多，主要是通过金融，如“长春”、“人和”，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

熊瑞文：主要是钱庄、商业。

李国章：打金作坊，我在里面作过伙计。龙继云是老板。另一个是龙海东。刘文彩与这些厂是间接关系。“人和”、“长春”是刘文彩的官僚资本，这些银号有分号。打金作坊作料是响铜，是好锡，能刷成很薄的东西，刘文彩是间接利用，不是直接。

周一宽：那时规定搞金融的不能办厂，办厂就不能合法化。刘文彩就搞地下的，搞秘密办法。“人和”、“长春”是刘文彩直接经营的庄园档案67宗D16卷。。

刘文彩办打金厂、猪鬃厂、丝厂，没有得到当事人确认，也不符合刘文彩“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的经营方针。把那几家加工作坊归诸刘文彩名下，似过牵强。

但无论如何，作为企业家的刘文彩绝不可能离开印把子枪杆子而生存，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不可能都是干净钱。换句话说，“经纪奇才”刘文彩之手的确是一双脏手。其实这也难怪，古往今来的官商，又有谁的手称得上清白呢？

1959年，刘文辉向记者坦承：

“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

但刘文辉能不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这时已身不由己了。

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固然不少，与税捐大员刘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驻叙期间，刘文彩先后兼职十余种，除“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一职外，其余本兼各职，均与捐税相关。而其最重要的职务，则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仅此一项，即足以奠定刘文彩在刘文辉防区内的最高税政长官地位。这就意味着，投机贸易不过是刘文彩的“副业”，通过征税为刘氏家族集团聚敛钱财，才是刘文彩的主业。

刘文彩的搜刮手法，与四川其他军阀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为田赋预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赋提前征收。以1935年为僚准，刘湘的二十一军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多征42年——征到1987年；杨森的二十军多征44年——征到1989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多征46年——征到199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1935年竟预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1935年刘文彩没能征到一个铜板的田赋，因为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的惨败迫使他中途退出了这场田赋预征大赛，大赛桂冠也就与他无缘了。1932年他弃官回乡时。川南田赋征到1949年，多征了二十七年。

第二种搜刮手法，是统税杂捐。四川最大的盐场及产糖区，均为二十四军据有。盐税糖税虽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楼台先得月，二十四军自然油水最多。叙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织，百货云集，也构成一个重要税源。刘文彩简直是坐在聚宝盆里，哪能闲得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川南关卡林立，往来客货均须缴纳所谓“护商税”。“不论是经水路还是陆路来的货物，动辄纳税十余次或数十次。如水路从乐山至叙府，仅二百余里，有关卡三十多处，价值五百元的山货，要纳税四百多元。陆路由内江至成都仅四百公里，有关卡五十余处，价值三百多元的货物，要纳税三百元左右。宜宾县一地设有关卡五十处之多。宜宾城中心设城验卡，东门、大南门、铜湾头设四门关卡。各关卡由乡兵把守，‘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使得商民畏兵若虎。”四川军阀莫不滥设关卡，盘剥商旅，甚至“不十里而设关两道。”三十年代中期全省推行“一税制”，废除的苛杂即达120余种。刘文彩兄弟强征暴敛不比别的四川军阀逊色，由此看来，《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这段描写，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护商税”而外，还有户口派款、临时派款。户口派款按月征收，下达指标后，“一伙爪牙又加额分派，从团、保到十家排的排首均有分润”。原定税额因此在征收过程中如雪球越滚越大，民不堪负。临时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谓“公路费”、 “街道马路费”、“码头捐”、“国防捐”等等。“国防捐”数额最大——派款总数达一百万元，约等于宜宾全县五年粮额。刘文彩为此专门设立“征收委员会”，以宜宾县县长张伯英为主任委员，张衡先为副主任委员。召集全县民团首领和商会会长在中山街抚州馆开会，刘文彩亲自到场，宣布各乡镇派款比例：城区二十万元，由工商户分摊；剩下八十万元，由各乡镇按田租分派，每担田租派捐一元。准许经手人从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回扣。不料仅过月余，二刘大战爆发，叙南动摇。除城区二十万元经刘文彩天天催逼，商会会长鄢之敏、副会长汪体泉不能不提前交清外，各乡镇都借故拖延，直到刘文彩败退时才交足半数，其余一半装进了各乡镇官绅的私囊。

刘文彩征税的具体数目，《刘文彩罪恶的一生》说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元。此说不可信——四川头号苛杂刘湘，最高年度税额也才一千一百万元（黎英：《军阀刘湘的财政搜刮》，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倒是《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较为真实：“要统计刘通过税捐方面到底每年在宜宾－川南搜刮了多少钱财是不可能的”。虽然已不可能统计具体数目，但二十四军之兵强马壮曾居川军之首，所需军费主要出自刘文彩征收的川南税捐。据此算来，刘文彩川南年度税额当仅次于刘湘的年度税额。约近一千万元。

如此竭泽而渔，必然激起公愤。1927年刘文辉讨伐刘成勋，理由便是刘成勋“苛政扰民”。在攫取刘成勋防地后，他更装出一副“关心民瘼”的姿态，训令双流、彭山、新津、邛崃等县知事，教他们“所有一切苛捐立即罢除，以示更始。”还示意宁雅属官绅散发宣传品，颂扬刘文辉的“仁德”，说什么“二十四军真是四川革命军队”，“刘军长真是革命军人”，他的官兵“毫不扰民，军粮自备，不拉一夫，不入民房”；甚至是“重兵入境，农民不辍，行旅如常，田夫荷锄，颂阗阗之有序；行人待路，让央央以先征。古所谓归市不止，耕者不变也。”把刘文辉防区简直说成了桃花源。但这只是宣传而不是事实。就在刘文辉对刘成勋用兵之际，《国民公报》不时披露因战争负担奇重，加以旱魁为虐，四川农民“罗根掘草，人自相食”的惨状。1927年4月23日，二十四军防区下川南某县旅蓉同学会在报上公开吁请取消苛杂，称该县“就客岁言，所捐数目，可以稽者，亦远在五十万元以上。计征粮四季，每季十六七万元。烟税及灯捐万余元。而去腊新任征收局长，又向人民借垫五千元。此外，指名押缴之特别捐，除照常征收外，复预征三年之粮税，并勒筹革命费五千元。同人不胜惊骇……”宜宾留省学会也常常仗义执言，在其会刊上揭露刘文彩兄弟的劣迹。对此刘文彩兄弟颇有自知之明。刘文辉在告诫其防区各县局长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本军戍地共二十余县，初未尝有公然反抗行为，独宜宾、荣县两处，掀起轩然大波，竟至先后崛起，显与政府为敌”。仿佛火山就要在脚下爆发，战战兢兢。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4）

刘文彩在川南不遗余力囊括民财，竭泽而渔，无疑是罪责难逃。但将川南苛杂仅仅归罪于刘文彩一人，则显然有失公允。刘文辉故旧编写的《刘文辉史话》就有如下一段描写：刘文辉刚刚回家坐定，夫人杨蕴光便从内室姗姗走出，面色阴郁，失去平日那种喜笑盈盈的风采。刘文辉感到奇怪，正要开口问，杨蕴光从口袋掏出一封信递过去。原来这是一封控告信，说刘文彩如何把征税衙门变成聚宝盆，瘦天下而肥自己。刘文辉看了问杨蕴光：“你有些什么感触？”杨答：“是不高兴嘛，五哥发横财，你给他担过失，你可会为人作嫁衣裳。”刘文辉只能仰天长叹：“亲兄弟嘛，叫我咋办？”据此看来，川南苛杂当然是刘文彩的个人行为，刘文辉不过是代人受过。这样描写，似非史家笔法。刘文彩是川南苛杂的具体执行者，但算不上最高决策者，其受益更非刘文彩一人独享。从本质上说，川南苛杂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整个刘氏家族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作为刘氏家族集团的主帅，刘文辉所负罪责更在包括刘文彩在内的所有其他家族成员之上。以刘文彩为川南苛杂元凶，为刘文辉开脱，其实是自作多情。刘文辉从来都不买账，从来都不推卸他对川南苛杂应负的罪责。晚年自述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

最盛时期，我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因此，财政问题又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页。。

1959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开张。某大报记者就此专访刘文辉，刘文辉坦承：

“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

但当然不会让他负责——他是著名起义将领，公开清算他的历史，是现行统战政策所不容许的！刘文辉能不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这时已身不由己了。

话说回来，承认刘文辉为川南苛杂“元凶”，这于刘文辉形象并无丝毫损害。刘文辉在当时尚未走向“人民阵营”，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一个与其他军阀“互争政权、

大起内讧”的政治野心家。刘文辉晚年也说当时的他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只是到后来，才“因时势推移由假导真而导致了起义。”既然如此，刘文辉在川南“竭泽而渔，不恤民困”，又何足怪哉！刘文辉其实相当的光明磊落，对其早年经历一贯秉笔直书，比如说他当年反蒋“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早期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说他如何种植和贩运鸦片，等等。在这点上为尊者讳，既违背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也与刘文辉的初衷不合。

刘文辉苛杂扰民，其实也是非他所愿。他的长子刘元彦后来追忆说：“他却经常叮嘱，要好好念书，以后学一门专长。还不止一次地说：将来不要搞政治，政治很肮脏，没意思。”如此痛切之言，应该说是发自肺腑。刘文辉之所以厌恶政治，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官场上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另一方面，也是因时势所迫而不能不“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既厌恶政治，又无力从政治的泥淖中自拔。现实利益的需要和不泯的良知时时刻刻都在内心剧烈地冲突，刘文辉非常痛苦。而到晚年，这种痛苦对他来说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早年的痛苦，原由之一是对在其统治下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黎民百姓深深的负疚感；而在晚年，又多了一种负疚感，那就是对他五哥刘文彩的负疚感。早年刘文彩为家族集团尤其是刘文辉本人的崛起呕心沥血，死后又为家族集团尤其是刘文辉本人担待了那么多的骂名。刘文辉后来固然走进了“人民阵营”，他的五哥却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以致毁碑掘墓，尸骨无存。九泉之下，他该如何向他的五哥相告呢？

戴笠对鸦片大王刘文彩都不能不网开一面，还有谁能太岁头上动土！刘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贩烟不已”了……

投机商刘文彩牟取的暴利，远不及“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 “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则远不及“鸦片大王”刘文彩牟取的暴利。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农业衰败，工商业凋敝，合法产业无法给军阀提供足够的税金。但仗还在打，军还在扩，军队不可一日无饷。无可奈何之中，便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罂粟几乎是适合全国栽种，而且是唯一的高利润农作物。有了这棵摇钱树，就能购置军火，扩充实力。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阀就能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抢占更多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植更多的罂粟，征收更多的烟税。烟税——武装——地盘就构成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军阀与鸦片共存共荣，无论是北方的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还是南方的李宗仁、陈济棠、龙云，还是以合法中央自居的蒋介石，莫能例外。甚至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也对鸦片产业名义上寓禁于征，实际上征而不禁，因此不但国产鸦片充斥广东，印度和波斯土也源源不断地从澳门、九龙等地输入。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南洋大楼，摆满烟灯烟具。中华国民拒毒会负责人往见陈友仁、恽代英等，要求禁烟，却无功而返。

聚敛快手刘文彩，同样视鸦片为至宝。

刘文彩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税政首长，也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禁政首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总办”。那时所谓“禁政”，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军阀政权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其他军阀的禁政如此，刘文辉防区的禁政也是如此。

“川南禁烟查缉总处”设在叙府禹王宫。最初有五十多个辖县，按县份大小设“禁烟查缉处”或“禁烟查缉所”。乡镇设“禁烟查缉分所”。禁烟机构有如网罗密布，刘文彩借助这些网罗，推行“禁政”不遗余力。

1927年夏，刘文彩在叙府中山街旧抚州馆正殿召开“川南禁烟会议”，对川南鸦片产业作了总体部署。

会场布置庄严隆重。大门前竖立着雄伟的柏枝牌坊。上嵌八个金字：“川南禁烟会议会场”。武装士兵守护在大门两旁，与会者都要佩戴出入证。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刘文彩端坐正中，左右依次为沈眉荪、刘馥光。台下则为各县县长，各禁烟查缉处处长，共计一百五十余人。刘文彩在会上少言寡语，据说“刘的作风，常喜欢幕后活动，面子上总是绷起不做声”。这可能是个原因，但还有个原因：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不善言辞，为了少出洋相，遇到大场面尽量不开腔，当袖手观音。所以会场上风头最劲的并不是刘文彩，而是沈眉荪和刘馥光——实际上是他的这两个助手代他主持会议，他只要到到场就行了。所谓开会不过是个形式——“会前啥事都支配有人，啥事都采取分头个别接洽，每一县县长、处长等到来，先期就与有关科长或负专责的人员等按照计划洽商停妥，自然各有好处……明明暗暗都已搞得清清楚楚”《刘文彩“川南禁烟会议”的一幕滑稽剧》〔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这时才聚集一堂，所谓开会，也就不过是认可幕后交易，使幕后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合法化罢了。

会议精神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川南鸦片由禁烟查缉总处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统一定价，批发给各县禁烟查缉处（所），禁烟查缉处（所）批发给各乡镇禁烟查缉分所。再由分所批发给小贩或吸烟户头。

2各级“禁政”机关必须按期缴款，说到做到，不许亏欠。

3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销货多、缴款快的，回扣就多，否则回扣就少甚至是没有回扣。

4禁绝私土。偷运“私土”及买卖“私土”的烟商烟民，严惩不贷。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5）

“川南禁烟会议”开了两天，两天中，刘文彩一直金口难开。每个议案都是先由提案人说明意义，再由沈眉荪评点，然后沈向刘文彩说：“请总办提议表决”。刘文彩不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慢腾腾地站起来，问：“大家是不是赞成？赞成的起立。”于是全场起立，提案就算通过了。不过刘文彩实际上是很高兴的。会议闭幕时和大家拍了一张集体照，另给每个与会者送了一张自己的标准照，标准照还有上下题款。分手前刘文彩又举行盛大酒筵，和与会者喝了个天昏地暗。席上大家竞相站起来给刘文彩敬酒，但大个子刘文彩酒量并不大，每次干杯都是蜻蜓点水，后来仍旧招架不住，就把护商处科长、亲戚吕润斋拉来当替身。

此次会议，盗名“禁烟”，实则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度。由军阀政权垄断鸦片贸易，独享其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川南鸦片贸易开始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

叙府从此变成了一座烟城。

当时四川，头号烟城是刘湘卧榻重庆——重庆为川土、黔土和云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国内最大的鸦片集散地，烟帮之盛在重庆商帮中名列前茅，烟税成了刘湘二十一军的主芽税源。第二号烟城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盘踞的成都。成都有八千多辆黄包车，分上下两班，共有车夫16000人，这16000人差不多都是瘾君子，走不了多少路，就要停车吸“松香”（川人将烟客称作松香客）。到青城、峨眉的路上，春天罂粟花遍野，平日烟土盈市；无论城乡，十里之内必有烟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烟馆中都挂孙中山遗像，久而久之，连孙中山遗像都被熏得黑不溜秋，似乎国父孙中山也变成了老枪。

如果说重庆、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烟城，叙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烟城了。叙府城区人口不过万户，开设的大小烟馆却多达一百余家。私灯尚未包括在内。烟馆越多，刘文彩财源越广——川南各级禁政机关公开征收“红灯捐”，烟馆只要照章纳税，就算是合法经营。每月每盏烟灯收税三元五毛；私灯可予优惠——税金减半，但有一个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违者，轻则处以罚金，重则逮捕“法办”。有资料称，仅“红灯捐”一项，刘文彩可在叙府每年坐收数十万元。

另一项更大的收入来自“公土”勒销。烟馆不仅要缴纳“红灯捐”，还要定期认购县府配售的“公土”。“公土”价格畸高——市价每两一元，官价每两二元一角。差价太过悬殊，“公土”自然没有多少烟客问津。烟馆认购“公土”实际上是为禁政机关作“奉献”的赔本买卖。若不设法“曲线救国”，烟馆老板免不了喝西北风。好在烟馆老板都是有来头的人物，“如‘北园’的老板侯次修，就是一个官僚地主，‘同乐’的老板田心初就是一个十足的封建把头；‘三层楼’的卓云台就是一个资本家。”能量极大，“他们可以用种种方式打通官府，互相勾结，譬如他们的烟灯定额是三十盏，可以临时增加一、二十盏，这一、二十可以买私烟出售”《刘文彩宜宾时期的红灯捐》〔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如此堤内损失堤外补，烟馆老板不愁没有油水捞，烟馆也就可以维持下去。“公土”勒销百分之六十的收入上缴刘文彩主治的“川南禁烟查缉总处”。余下百分之四十算作县长个人的回扣。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向烟馆摊派“公土”，一方面实行“利益均沾”原则，用高回扣刺激部属推销“公土”。双管齐下，“公土”内销渠道自无堵塞之虞。

“公土”内销带来的惊人利润并没有使刘文彩有所满足。他的“气魄”实在是太大了——据称，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烟土由他包销。而云南则是世界主要鸦片产地，1931年，全省产烟达五万余担。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输出。这就意味着，刘文彩每年采购的云土在万担以上，此外，每年采购的川土也在万担以上。如此巨量的“公土”，绝非川南市场所能消化，必须进军重庆市场。但烟帮云集的重庆，竞争非常激烈。刘文彩在其卧榻百战百胜的霸权推销术，在重庆完全不能使用。一时又发明不了新的招数，外销因此连连受挫，到1930年下半年，烟土积压已多达四千担。“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军阀政府大力扶持，西南烟土连年丰收，终致供大于求，重庆烟价随之猛跌，鸦片市场一度冷落。这直接影响到刘湘的税收，刘湘急了，下令二十一军防区各县压产，称：“近年以来，烟土产量过剩，不惟大有影响于烟价，抑且扩大四川全省不景气之恐慌，故惟有减低烟苗之产量，方足以救济四川经济之危机。”但从产的角度减少重庆鸦片流通量毕竟是远水不解近渴，要立竿见影就要从销的角度下手。而重庆鸦片相当数量出自叙府刘文彩之手，刘湘便派人与刘文彩协商，请暂停鸦片出口。刘文彩不负厚望，顾全大局，一方面下令阻?，所有经叙府运往重庆的云土川土一律就地入库；一方面开设吗啡工厂，将积压烟土尽量转化为吗啡销往上海。叔侄配合默契，重庆鸦片经济危机始得纾解。待烟价逐渐上扬，刘文彩才开放叙府烟土输渝。

在刘文彩统一领导下，川南“禁政”和当时全国的“禁政”一样，成了鸦片垄断经营的同义语。刘文彩所辖的“禁政”机构，和当时全国的“禁政”机构一样，成了鸦片垄断经营托拉斯。

刘文彩的鸦片垄断经营不限于贸易领域。资料记载：“为了扩大税收，在刘管区内金河、府河两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种烟。……按窝征税，取名‘窝捐’；不重则抽‘懒捐’，税率重于‘窝捐’”。成烟上市，另收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真是欲收其税，何患无辞。总而言之，川南鸦片的种、运、销、吸，每个环节都给刘文彩带来巨额收益。《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称：“刘文彩在叙府一地，从鸦片上面掠夺的捐税，每年约有800万元。”这个数目未必准确，但刘文彩大发鸦片财，为集团私利不惜毒害社会，则是历史事实。“鸦片大王”之谓，刘文彩当之无愧。

但是，从根本上说，鸦片垄断经营乃军阀混战催生的“恶之花”——军阀混战愈升级，常规罗掘愈发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经费，只能不计后果地借鸦片牟取暴利。谁心慈手软，谁就会被无情的竞争所淘汰。其次，刘文彩的鸦片垄断经营与川南苛杂一样，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团行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刘氏家族集团主帅刘文辉。对此，刘文辉老同学、老“战友”冷寅东有过精到的评述。1976年5月12日，他在成都新开寺74号寓所中告诉来宾：

刘文彩是给刘文辉搞钱、守家的。宜宾地区是川南富庶之地，物产丰富，又是云南入川口子。当时云南鸦片盛产，大量运入四川出售。川南各地也盛产鸦片。这样，刘文彩就以种种名义，课以重税，并且大做军火、鸦片买卖，所以搜刮了不少的钱，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

刘文彩刘文辉大种大卖鸦片的结果，弄穷了农民养肥了他们刘家。刘文辉的钱多，刘文彩的钱多，刘氏家族的钱都多。刘文辉至解放还存外汇、金条。刘文辉的钱用来培养了他的势力，收买了一部分他的人才。例如他在“二刘之战”时，曾用重金收买刘湘部下的师团长。又如，他给二十四近年的军官，都发以高薪。我在刘文辉手下任师长时，就每月领活动经费（工资）七千元，生活费根本要不完庄园档案E3卷。。

“刘文彩是给刘文辉搞钱、守家的。”刘文彩“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这才是刘文彩刘文辉相互关系的本质所在。包括鸦片经营在内，刘文彩的所有聚敛行为莫不服从和服务于刘氏家族集团的政治需要。《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川南“鸦片流毒蔓延的祸首就是刘文彩”。这样评断也就颇堪商榷了。

事实上，鸦片垄断经营一直是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摇钱树。随着军阀混战的渐趋沉寂，鸦片产业渐趋凋零。1936－1937年，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迭次严令禁绝鸦片。二十四军占据的西康，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民。”甚至妙龄女子也不例外：“十指尖尖弄玉笛（烟枪），红罗帐里香雾腾。”刘文辉一位旧部追忆：

四川军阀都要贩运烟土，刘文辉搞的特别好，原因是他占据了叙府、宁县（西昌）、西康（康定）三个口子。云土质量好，外销都要经过宁县、叙府。凉山少数民族倮倮种的烟，就是从宁县运出来的，以田坝（场镇）为中心进行鸦片买卖，以枪支弹药换取少数民族种的鸦片。那时田坝是鸦片的大市场，外面有什么样的武器，田坝亦有。彝族土司（知识分子）岑光电是田坝人。

刘文辉的禁烟处长胡子运是专门替刘文辉办烟的，住在西康。刘文辉派兵从九龙斗云南西部的中甸去接烟，有专门给他运烟的军队，把烟土折成驮子运到康定，胡子运就帮他运到成都。刘文辉在（成都）武侯祠住了一营人，没有人敢检查。又由这营人运到刘文辉在方正街的公馆，公馆里面设有烟库，由他的三太太杨蕴光经手分配。方正街公馆里还建有金库银库。解放前夕，胡宗南部到成都时，刘文辉部属都跑了，曾查了他的金银仓库，抄出了几万两金子，几万两银子。卢子鹤等曾对我说起过，胡宗南在成都的部属，八个月的开支可用抄出来的金银解决。我亦曾到方正街刘文辉的公馆去看过，仓库是造得很好的。

鸦片的利润高得很。刘文辉部下的职员要搞烟，只要对禁烟处招呼一声，说我这个月的工资要买烟，一个月就能获利一倍，两个月又翻了一番，即由一变二由二变四。一年做几趟，就能获利许多倍。我听说刘文辉的顾问刘衡儒曾对我说过，他交了四十元钱给唐文辉（即唐英，刘文辉部师长），几年后就搞了许多钱，上百万元，人称他为“刘百万”。刘衡儒还劝我搞鸦片，但我不干。那时要发财容易得很。刘文辉部下的许多文武官员，都是靠鸦片发财的。刘文彩的一大财源也是搞鸦片。

刘文辉从云南运烟土，是与龙云接的头。龙云是一直在云南种烟、运烟的②庄园档案D4卷。。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6）

冷寅东则称——

刘文辉退居西康以后，还是大量提倡种烟，利用刘元琮为他贩烟，到成都的武侯祠，是他鸦片生意的据点。西康大量的烟土，由刘元琮部下武装贩运，或由袍哥贩运，集中到成都武侯祠刘家军的黑窝。在成都又有鸦片投机经纪商人周培山为其销售。因此，后期成都大部鸦片来自西康……

刘文辉实行的是多头政治：联合一切势力、利用一切矛盾、争取一切党派、采取一切手段以对抗蒋介石，以自保实力。他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他的这些钱，都来自鸦片收入②。

称“都来自鸦片收入”，似过绝对。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回忆，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只是两大支柱产业之一。但冷寅东等当事人的基本评断则属无误，鸦片垄断经营确实是刘文辉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1939年黄炎培做客西康，目睹鸦片泛滥之惨状，曾赋诗两首。过越隽诗云：“红红白白回望平，万花捧出越隽城；此花何花不忍问，我家即倾国亦倾。”过西昌诗云：“我行郊甸，我过村店。东有载，载鸦片；西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来都不见，勿忘敌骑已过湖湘线。”社会各界对刘文辉愤激之辞，屡见报章。

对此，刘文辉有过交代。他在晚年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法应付。在无可奈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页。。并不否认主其事者是他本人。他在这里谈的是西康时期，但川南时期又何尝能够例外。

1932年刘文彩退居安仁，刘氏家族的鸦片垄断经营托拉斯由刘文辉亲自主理，刘文彩则出任“大邑县清剿禁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其兄长刘文渊），同时兼任“大邑县查禁种烟第二小组组长”，下辖大邑南部唐场、安仁、上安、苏家、董镇、韩场、龙泉、沙渠等九乡。刘文彩仍为“禁政大员”。此时的“禁政大员”刘文彩依旧名实相乖——身在安仁，却充当西康鸦片产业的“开路先锋”。刘文辉副官陈耀伦供述：当天全、芦山、宝兴等县罂花遍地时，荥经县却没有一朵罂花——地方人士反对种烟。就在这时，经刘文彩引荐，其亲信唐登汉出任荥经县县长。唐登汉一上任就厉行种烟，并由刘文彩从云南、西昌引来烟种。“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也就是刘文辉有意要种，不过当国民党中央正在禁种之际，不便出头而通过刘文彩来作一种非正式的劝种鸦片而已，地方人士也就无可奈何”（《西康鸦片流毒造成荥经事变的经过》）。这是刘文辉刘文彩兄弟“两位一体”关系的典型体现：“党国要人”刘文辉不便做但又必须做的事，就由刘文彩代劳。犹如“双簧”，刘文彩台前亮相，暗中操纵则为刘文辉。刘文彩实际上终生扮演刘文辉替身的角色。

不仅西康种烟赖刘文彩“开风气之先”，贩烟也须仰仗刘文彩。刘文辉从西康向成都武侯祠贩运鸦片，其中一个中转站便是安仁刘文彩老公馆。刘文彩本人也常常投资鸦片贸易。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谢藻如晚年追忆：

1938年，贺国光当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住渝不住蓉。行辕事务由我代行。行辕有个参谋长，叫刘倚仁。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准备派人去接他母亲，由安庆来川。为避免沿途检查，请我发他一张空白护照，由他母亲自己去填。我就叫管护照的陈尧卿发他一张，但嘱护照上编号码，登记下来，并另记载是刘参谋长要去。两个月后，我接贺国光由渝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刘文彩贩运鸦片，所持护照为成都行辕所发，已被军统截获，戴笠把这张护照交给他了。这事极关重要，嘱我乘飞机明天赴渝。我到重庆后，贺把那张护照给我看，就是刘倚仁拿去那张，有号码为凭。护照内容是刘文彩自己填写的。贺经多方向戴笠解释才得下台。事后调查，知是刘文彩出钱，刘倚仁出护照，合伙做烟生意谢藻如：《苦忆四川烟祸》，见《四川文史资料》第10辑。。

此事不了了之，刘文彩毫发未伤。

戴笠对鸦片大王刘文彩都不能不网开一面，还有谁能太岁头上动土！刘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贩烟不已”了。创办“文彩中学”是其个人史册中最亮的一笔，但甚至这一笔也没能挣脱贩烟的阴影。其五太太王玉清回忆：“（文彩中学）修了一段时间，钱也比较紧，刘文彩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刘文辉做了几转鸦片生意，又做了一转谷子生意，才修完的。”庄园档案67宗D9卷。终其一生，可说与鸦片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溺于鸦片贸易的刘文彩也染上了烟瘾。不仅自己吸烟，而且款待部属用烟，结交朋友用烟。吸烟成了他在叙府时代的主要社交手段。他曾自称：其烟枪“编一个连还用不完”。但他颇有毅力，退居安仁后，虽然未能根绝烟瘾，却已大为节制，每天七口，绝不超量。他的长子刘元龙却不像他那样乐而不淫，过而不留。终生嗜烟，每日烟榻横卧，云遮雾罩。刘文彩恨铁不成钢，真是害人又害己。

作为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不可能不富有。那么刘文彩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

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一是投机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叙时刘文彩兼职近十种，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二万元，合计每年薪额当不下十万元，十年薪额当在百万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刘文彩家产中应该说处于辅助地位。刘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见了。

尽管如此，刘文彩仍算不得富甲四方。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四川省富户名单》，共八十五人“金榜题名”。刘氏家族共有八人入榜：刘文辉居第2位，刘湘夫人刘周书居第22位，刘湘部属刘树成居第24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瑭居第25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瑄居第26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琮居第27位，刘文彩侄婿伍培英居第28位。刘文彩本人仅居第33位。在刘氏家族八位“大款”中，他是倒数第一。

刘文彩家产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田产、房产和珠宝。

辛亥革命后，军阀－官僚地主阶层在中国农村迅猛崛起。拥地数万亩乃至数十万亩的军阀－官僚大地主，不乏其人。刘文彩是他们中的一员。其占地情况，1959年有关部门曾公布如下：

大邑县：6133亩；温江县：1600亩；崇庆县：2000亩；双流县：200亩；新都县：120亩；新津县：180亩；邛崃县：200亩；成都市：1200，亩；华阳镇：250亩；新繁镇：180亩。

以上合计：12063亩。

其后，刘文彩的田产记录不断刷新：12530亩，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15000余亩，见诸《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真个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么刘文彩的田产总额究竟是多少？刘文彩内管家薛畴九六十年代有过明确交代：八千多亩。八十年代，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大邑县志》确认为809143亩。

第二大宗是房产。据有关部门1959年统计，其房产分布情况为：

温江县：公馆2座，街房42间；崇庆县：公馆3座，街房50间；成都市：公馆4座，街房40间；大邑县：公馆3座，街房250间；雅安市：公馆一座。

这些统计数字也未必准确。成都市“公馆四座”，刘文彩家人只承认三座——文庙街公馆、陕西街公馆和湖广街公馆。大邑县“公馆3座”，刘文彩家人只承认一座，即安仁老公馆。刘文彩一个儿子回忆，正因为刘文彩在县城一座公馆也没有，所以抗战期间，他的两个小妹在县城读中学时，都住在西濠沟刘文渊公馆里。

另据庄园档案67宗D16卷，刘文彩退居安仁后，仍在叙府拥有巨额房产——街房380多间，独院30多个。合计约六万平方米。刘文彩派人常驻叙府收取房租。每月收房租约大米八十石（每石约400斤），全年应收入大米一千石。

在所有这些房产中，最堪称道的是安仁镇刘文彩老公馆。二十年代兴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亩，有大门7道，房屋100多间。处处是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建筑的平面布局没有严格的轴线可寻，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错落杂陈，反映出西南地区汉式重院建筑的平面布局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同时敢于冲破传统，自成风格。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公馆、刘文昭公馆、刘文成公馆。数座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六万余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被公认为“西南地区近代汉式建筑的典型代表”。1992年5月7日，专家实地考察，送了八个字：“当代文物，无价之宝。”这样一尊无价之宝，在当年无疑是刘文彩及其家族富有和显赫的象征。

刘文彩家产从来众说纷纭。至少有三大谜团，即：庄园新公馆之迷；新公馆金库之迷；象牙塔之迷。

新公馆在刘文彩老公馆对面约300米处，呈正方形，面积比老公馆大一倍。这是典型的中西和璧的近代庄园建筑，房屋轩敞，布局对称，既有封建豪门府邸的特点，又兼取西方城堡建筑的某些形式。共有27个天井，160余间房屋，4个花园、花圃，两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戏台等，比刘文彩老公馆更豪华更气派。有关部门统计的大邑三座刘文彩公馆，就包括它在内。

关于新公馆的真正主人，王玉清早就讲得很清楚：

刘文彩说我们家发迹，主要是我们老幺（即刘文辉——引者注）出世后才发迹的。我们几弟兄都有住的，以后老幺回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刘文彩在民国二十六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在毗卢寺修刘文辉的公馆，用了二年多时间修成的。这些开支都是刘文彩一人承担的庄园档案67宗D9卷。。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7）

另一位知情人对新公馆来由陈述更详——

这个新公馆，在解放后的极“左”年代里，搞地主庄园展览时，被说成是刘文彩自用的，作为他奢侈腐化的罪证之一。尽管有相当多的人知道是刘文彩修来送刘文辉的，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修成一式两座紧紧挨着的连体公馆。于是有人猜测是刘文彩准备送文辉一座，自用一座，实际并非如此。当年刘文辉有两房太太，都有权势，各有一个儿子，这两位太太又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成都亦是各住各的公馆。因此，刘文彩在构思为幺弟建房时，就考虑到这个情况，索性造成一式两座，两边都好看。由此，也可看出刘文彩的性格，也可看出他俩的弟兄情。谁也想不到却无心造就了一座古今中外罕见的连体孪生建筑粟子：《刘文彩的后半生》〔未刊稿〕。。

为了接收新公馆，1942年春，刘文辉专程返回安仁，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云南王”龙云送去一块大金匾；刘文辉自己也作了两块大金匾，一题“沛然堂”，一题“致远堂”，均为刘文辉手书，两院各一个，挂在大厅正墙上。这些金匾和公馆中的其他金匾一样无一留存：1950年春，有些精明的漆匠知道大户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就到各地给大宅院的匾对洗金，洗下来的金粉自得，按金量多少酌给户主一点钱。漆匠有利可图，户主也可以变出活钱来缴纳派款。刘氏庄园的匾对就是崇庆县西街一个漆匠洗的金，洗后的匾对都论斤缴了柴火任务。现在游客看到的庄园匾对，是庄园陈列馆建馆时重新制作的，当时已无金粉生产——从前生产金粉，大多供匾对、招牌、佛像及家具装饰之用，建国后这类用户没有了；更重要的是已经实行金银国有，即便有个别金粉用户，弄不到原料也没办法做。所以有关部门制作的庄园匾对，都没有像原有的那样大量使用金粉，看起来远不如原有的气派堂皇。除了龙云赠金匾，包括崇庆县长幸蜀峰在内的四川各界名流，也都送礼庆贺。刘文辉眷属随后入住。新公馆归属刘文辉无疑，却被有关部门划归刘文彩名下，至今未予澄清。

刘文辉新公馆“易帜”，其中的金库也就随之易主。

刘文辉新公馆有间中式客厅，四周用木板镶成板墙，挂上名人书画，座椅茶几摆放整齐有序；来往宾客在这里品茗叙谈，却无人知晓那道风流儒雅的板墙并非板墙，而是一道夹墙，用二尺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更不知道夹墙后三道铁门紧锁着的秘密。

夹墙后三道铁门紧锁着的是金库，库房呈“M”形，总容积576立方米。走进铁门，有三条宽大的长方形甬道。整个金库密不透气，仿佛与世隔绝，给人一种阴森压抑之感。开国初解放军打开金库，里面已空无一物——胡宗南溃兵路过大邑，曾在此驻扎，从夹墙的厚度看出了蹊跷，便用刺刀乱戳木板，终于发现金库。于是，新公馆金库和刘文辉成都金库一样遭洗劫。当年板墙上留下的刺刀痕迹，现在还清晰可见。

新公馆金库遇劫内幕， 1992年4月25日《天府周末》发表的贵州财经学院王尚端老先生的一封来信，有过详细介绍。开国初王老先生在“西南军大川西分校”政治部任秘书，该校设于新都县城，距安仁很近。成都地区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包括国民党中央军校士官生，一律编入该校学习改造。结业前夕，学员们分三次自动上缴了大量黄金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并交代，这些黄金大多是在安仁刘家公馆抢的。校方即派王尚端将这些黄金解送当时的川西军区政治部。据此，抢黄金的就不只是胡宗南溃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校等经过安仁的国民党部队，都曾染指。

金库遇劫内幕至此大白于天下。但金库和金库中的珍宝何人所有仍需索解。《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宣称：金库及其中珍宝属刘文彩家产：

这里曾经储藏着刘文彩的万贯金银。刘文彩建这个金库非常秘密，连经管修建新庄园的总管家都不知道，设计师则在金库完工后就失踪了。

这不过是照搬“水牢”笔法，金库和金库储藏的“万贯金银”其实另有来历。

必须说到刘文辉西康时期的黄金产业。

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而外，就是黄金开采了。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对川康地区的黄金资源作了实地考察。近年来我国政府根据任教授通过他的学生罗瑞卿将军转呈国务院的《采金刍议》，发现了一些大中型金矿。任教授对刘文辉西康时期的黄金开采情况知之甚详，在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的前几个月，发表了题为《“黄金大王”刘文辉》的文章，回忆说——

他以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名义，派军队进驻隆达，首先将停废多年，年产万两的隆达金库恢复起来，财政逐渐宽裕。

1937年……成立金库局，监理隆达、色尔西两厂和一些小矿区的采金税收。金库局也直接雇工开采，供给采金工人食品、衣物和工具等必需品，折合黄金予以借贷，吸收课税以外的黄金。利息比土司、头人、寺庙均低，矿工们都乐于贷用，也乐于交售金子。十几年来，川边（即西康地区）开采的黄金几乎全归金库局掌握。

……刘文辉还用西康土货，与比邻产黄金云南丽江、永昌交换产品，每年进行4至6次交易，广开黄金渠道。据初步估计……到1949年解放止，15年中刘文辉从川边地区用陈旧土法采出的黄金，约有100万两左右《民盟史话》第346－347页。。

这些数目惊人的黄金，分别储存于西康和四川。在四川有两个储存点，一个是成都方正街刘文辉公馆，再一个就是安仁刘文辉新公馆。

新公馆金库是在新公馆落成付用之后开始修建的。1942年春刘文辉回安仁接收房子，三太太杨蕴光选定了一套院落。杨蕴光娘家几个亲戚不久就搬了进去，为他们守房。

另一套院子归刘文辉二太太李氏，但李氏撒手不管，只好托一位给刘文辉管田产的何姓管事照看。1943年，刘元龙对弟弟发牢骚，说：“费钱费事修房送人，人家还不满意。”弟弟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便说出原由：杨蕴光派了几个外省工人，到安仁改建新公馆。但刘元龙弟弟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杨蕴光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很高，看不惯新公馆的土气，要改建一部分也属正常。

不过就连刘元龙弟弟也承认，这使他们面子上过不去，因为改建之前并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直到几十年之后，报刊将新公馆金库炒得沸沸扬扬，刘文彩后裔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蕴光请外省工人改建的房子是金库密室。也就无怪乎新公馆金库之设，“连经管新庄园的总管家都不知道。”其实岂止是总管家，刘文彩五太太王玉清几十年来也反复声明：“（新公馆）里面的金库我不知道。”庄园档案67宗D9卷。新公馆金库之设无疑属于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绝对机密。

很明显，金库和金库储藏的“万贯金银”与刘文彩家产无涉。

刘文彩家产的最后一个大宗是珠宝古玩。这方面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不难窥见其大概——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一直辟有专室展览“庄园文物”。展品据说为刘文彩生前所有。如金佛、金兽、金杯、金圈、金项链，如银龙、银兽、银盘，还有美丽的珊瑚、发光的宝石、底部可露出美女头像的美人杯、能像鸟儿那样嘤嘤作声的鸣壶，莫不异彩纷呈。其中，最精美同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象牙塔十三层，六角形，尖顶。塔高46厘米，台基四周有六根扶栏，内有阶梯七级至第一层亭阁；阁内一佛像席地而坐。象牙球全高32厘米，球直径75厘米，球座高245厘米。球体镂空，也有十三层，表层大如皮球，里层小似豌豆。雕刻着游龙、云彩；有十三个孔，可分别从表层看透里层。球座雕刻着脚踏莲花的仙姑和对她顶礼膜拜的善男。象牙塔、象牙球均系纯牙雕，属国家一级文物。其身世有两种说法。

一是有关部门所持的买赃说。

说是194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邑发生了一起轰动四乡的盗窃案，十多个蒙面大盗从县城北门城墙翻入一座别墅，别墅主宾猝不及防，被蒙面大盗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楼上楼下，抄了个一片狼藉。包括象牙塔、象牙球及白狐裘在内的所有贵重衣物和首饰珠宝，被蒙面大盗洗劫一空。就连女眷口中的金牙齿，也被悉数拔走。蒙面大盗得手之后，从容而遁。别墅隔壁的东岳庙有一连驻军，但驻军并无反应，一枪未开。

别墅主人姓刘，名成勋。

民国时代，大邑出过三大军阀，这三大军阀都当过军长和省主席——两个出自刘氏家族，即刘湘和刘文辉，再一个就是刘成勋。刘文辉还在陈洪范的十八师当团长时，刘成勋就已经是川军第三军军长。在驱滇之战中越级提拔刘文辉、气得陈洪范跳脚的“勋公”就是他，算得上刘文辉的老前辈，于刘文辉也有知遇之恩。孰料刘文辉丝毫不念旧情，在1927年把“勋公”打了个落花流水，一点老本不给。刘成勋只好宣布下野，灰溜溜地返回大邑。刘文辉仍不放过他，公然任命大邑袍哥头子牟二蝗为独立团团长，监控“勋公”。刘成勋不能不磨灭志气，颓废沉寂。为防不测，连县城也少进。只在大邑牟家坝附近修了座公馆，与个别士绅交往，把酒论盏，赏花弄月。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其活动空间才稍有扩展，常去银屏乡绿云绾，和士绅查敬中等种植树桐树，培植果园。此外，在大邑县城关皇城修了个小巧雅致的别墅。1944年，刘成勋六十大寿，县城士绅前往贺寿。在任的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刘文辉、邓锡侯等“党国大员”都送了贺礼。并邀川剧名角廖竟秋等到别墅演戏，盛况空前。刘成勋心花怒放，哪知道他已经来日无多，不出一年就因高血压突然去世。去世不久，蒙面大盗就光临了他的别墅。

此案非同小可。案发第二天，大邑县长何正明即宣布戒严，挨户搜查；同时前往别墅，向刘成勋夫人问安请罪。刘夫人大发脾气，把何县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消息传到成都，新任省主席王陵基极度震怒，责令何正明限期破案，何县长查了很久，仍无头绪。王陵基遂将何正明撤职，另调青神县县长杨荫池接任。杨荫池不敢怠慢，但最终还是弄成了一桩无头案。

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8）

所谓无头案，并非真的“神龙见头不见尾”。其实杨荫池是破了案的——1947年某日，王安懋的妻子办寿酒，邀请刘成勋夫人孙茂林赴宴。请柬送到时，孙茂林正在床上吞云吐雾，不愿赴宴，就让侄女代行。侄女要打扮一番，但没有合适的首饰，孙茂林打开自己的珠宝箱，叫侄女挑选。珠宝箱琳琅满目，在一旁服侍孙茂林抽烟的何松廷简直看呆了。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侄儿，他的侄儿又转告了邛崃县大新场匪首侯泽。侯泽便在8月26日夜下了手。后因分赃不均，有人把内幕说了出来。杨荫池把侯泽的妻子和十来岁的孩子传到大堂上审问。侯泽的妻子很老练，矢口否认家里有什么刘成勋遗物。杨从她那里掏不出实话，转而以孩子为突破口，孩子经不起几颗水果糖的引诱，老老实实供出家里确实有象牙球和象牙塔，所述形状与失物相符。劫案告破，但案犯之一何松廷是刘成勋亲戚，考虑到刘成勋家族的声誉，杨荫池没有公布案情。部分赃物被追回，象牙球、象牙塔和白狐裘却不知所踪。但据有关部门称，建国初这几件宝贝突然亮了相——“大邑县解放，群众在刘文彩老公馆清理物什时，发现刘禹九家丢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无损地放在刘文彩的卧室内。人们惊异，刘总司令的失物为何到了刘文彩的家中呢？”《地主庄园沧桑录》第202页。对此有两种解释。或称刘文彩早就喜欢上了那几件宝贝，多次求购，都遭刘成勋拒绝。无奈之下，铤而走险，串通侯泽行窃；或称侯泽抢了那几件宝贝，见官府追查甚急，便投奔刘文彩老公馆，将赃物拱手相让，以换取刘文彩的庇护。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关部门认定，刘成勋的宝贝落到了刘文彩手上。据说这点还得到了刘成勋后裔的确认——1960年，正在大邑县城读初中的刘成勋小女儿刘培英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参观，看到了象牙塔。回家告诉她母亲说，那象牙塔就是她爸爸的象牙塔。因为她亲眼看见象牙塔底座上有孙中山刻的字。但她嘱咐母亲不要声张，她家是地主，怕说出来影响不好……

买赃说的内容大致如此。此说跌宕起伏，颇具戏剧色彩。但失之于只有“大胆假设”，而无“小心求证”。按说求证并不难——刘成勋的象牙塔为孙中山所赠，底座确有孙中山题字。所以，只须将象牙塔底座审核一番，即可真相大白。如此简单的求证手续，几十年中竟未着手。直到引出一桩官司，有关部门这才不能不着手——九十年代初，定居美国的刘成勋后裔到庄园参观，得知象牙塔系刘成勋所有，便一点不客气地要求陈列馆奉还“祖上遗物”。对海外华侨的呼声，有关部门当然不会无动于衷，随即将象牙塔送法院鉴定。鉴定结果，庄园展出的象牙塔其实是仿制品。这一来麻烦了——不是说早就“发现刘禹九家丢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无损地放在刘文彩的卧室内”吗？果真如此，有关部门就应该拿出真品，物归原主；如果拿不出真品，说刘文彩窝藏象牙塔及其他刘成勋遗物又有何依据？于是，尽管刘成勋后裔一再上诉，有关部门也只好“忽然闭口立”了。所谓“买赃说”，实际上不攻自破。

另一说为刘文彩后裔所持的自购说。刘文彩后裔只承认象牙球为刘文彩遗物，但断言此象牙球非彼象牙球，而是刘文彩夫人杨仲华在上海购得。1937年，刘文彩刚满九岁的三儿子刘元富患脑膜炎，医生用药过量而致耳聋。杨仲华带刘元富去上海求医，逛商店时看中了象牙球，标价五百大洋一个。开初杨仲华不敢买，因为刘元富在上海治疗无效，马上要去北平求医，估计去北平还要花很多钱。没想到北平之行花钱不多——医生判为不治之症，不同意住院治疗。适逢“七七事变”爆发，战云笼罩北平，母子俩怏怏返沪。抵沪又逢“淞沪抗战”，交通中断，困了一个多月。闲来无事，杨仲华又带上孩子逛商店，这才下决心把象牙球买了下来。因旅途险恶，杨仲华不敢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就托商店代办托运。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婚礼期间，杨仲华曾把象牙球从成都带到安仁，在老公馆大厅展出，供来宾观赏。一同展出的还有珊瑚树、金丝猴皮垫。刘元龙婚礼在先——1938年，刘成勋别墅被盗在后——1945年，可见二者本来毫不相干。刘文辉长女刘元恺以亲见亲历向笔者证实这种说法。并有如下补充：

（杨仲华）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象牙球）多好看。我就问五爸（刘文彩），我说你给我嘛。他说二天（四川话，意思是将来）给你买一个，不要闹不要闹，二天结婚的时候给你买一个——买一个娃娃。他（指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说啥子从刘成勋那儿抢来的，还有个貂皮大衣。我当时就给他说你要改，这个事我清清楚楚。我跟他说了，他又问王玉清，王玉清也这样说。转过来问刘元华（刘文彩次子），刘元华也是这样说……那你（指地主庄园陈列馆）还把它整到那儿做啥子？他（指陈列馆工作人?）还来喊我录音写证明入档。我说入啥子档？你那个档是要取消的档。我说你（指陈列馆工作人员）关到录音机啊，我说马上把你吆出去……他（指陈列馆工作人员）经常到我这儿来，你跟他说的话他又不听，我说没有啥子意义嘛，我们晓得真实情况，而且这个象牙球我清清楚楚，我还问他（指刘文彩）要过。这个东西（指象牙球）还硬到说是从刘成勋那儿抢的，为五百块钱。刘文彩原先那么多钱，去抢五百块钱的东西，那太出格了嘛，你就一般推断都不会这样做。

岂止是怀疑在象牙球问题上栽赃。其他庄园文物，刘文彩后裔也认为大多是栽赃。刘元富专函澄清象牙球身世，其后笔锋一转，称：

我现在证实了这个象牙球是我母买回家的，但不能因此而推论其他一切“珍宝”都是我家的。首要的根绝是我父亲生前根本不喜欢收集珍宝玩器。家里女眷们当然各有几件，也是普通的饰物，够不上珍奇的标准。对于馆里那些“珍宝”，我想起两个线索：

1文革前，我有个朋友在寄卖行管买卖电器。有次他告诉我，珍宝部的同事说，有人在那里买了不少东西，发票开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

2文革初，我被红卫兵关在一个教室里；难友中有个电车公司的人，三十岁左右，问我：“庄园摆的那些名堂是不是真的？”我说没见过，不知道。他说一定是假的。我问何以见得，他也说在寄卖行看见有人采购珠宝开庄园发票的事。

可见陈列馆曾经大量采购这类东西。那时全国都没有经营这类东西的商店了，只能在仅有的几家寄卖行去找。再就是土改时地主们上交退押的、政府还没有处理完的，也可能送到陈列馆里去充实刘文彩的“代表性”。

从这几种来源来看，我认为不会有什么真资格的珠宝。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有个远亲在香港做生意，香港沦陷时，他回到成都，有次来看我母亲，闲谈中说起宋蔼龄曾在香港买过一对镶钻手镯，价格六万美元。与目前国内新闻报道的，二十万元买一条狗，几万、几十万元一桌的酒席；拿馆里所吹的刘文彩的豪华享受，比得上吗？

九二年秋，×××曾问我馆内某处是否原样，并说要恢复原样；我认为不可能。首先那十几个猪圈和猪圈下面的七、八个大茅坑就不便复原，还有不少地方已改建得很美观，更没有必要去复原了。当时我说了一句，如恢复原样，就没有看头了，这是包括“人”的原样来说的……

刘文彩家产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述。作为当时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及其家族不可能不富有。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除田产、房产比较肯定外，其余的就只能推演其大概，无法得出具体数目。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从前清算刘文彩历史，完全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宣传，耸人听闻之辞不可能反映真相。刘文彩固然是聚敛大王，但在四川军阀的聚敛大赛中还算不得独占鳌头；刘文彩固然是财富巨亨，但并不像相关著述描绘的那样富可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