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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攸关的选择(1)

- 生死攸关的选择(2)

- 生死攸关的选择(3)

- 生死攸关的选择(4)

- 生死攸关的选择(5)

- 生死攸关的选择(6)

- 生死攸关的选择(7)

- 生死攸关的选择(8)

- 生死攸关的选择(9)

- 生死攸关的选择(10)

- 转折的前奏(1)

- 转折的前奏(2)

- 转折的前奏(3)

- 转折的前奏(4)

- 转折的前奏(5)

- 转折的前奏(6)

- 真理标准大讨论(1)

- 真理标准大讨论(2)

- 真理标准大讨论(3)

- 真理标准大讨论(4)

- 真理标准大讨论(5)

- 真理标准大讨论(6)

- 真理标准大讨论(7)

- 真理标准大讨论(8)

- 真理标准大讨论(9)

- 真理标准大讨论(10)

- 真理标准大讨论(11)

- 真理标准大讨论(12)

- 真理标准大讨论(13)

- 真理标准大讨论(14)

- 真理标准大讨论(15)

- 真理标准大讨论(16)

生死攸关的选择(1)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表示赞同，他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1〕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2〕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3〕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4〕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5〕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6〕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7〕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8〕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生死攸关的选择(2)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9〕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10〕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尖锐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王洪文这几个人，也曾想解决他们的问题。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批评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毛泽东还埋怨江青，说他已经是81岁的人了，江青一点“也不体谅”。4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送来的准备让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党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不懂马列”的人不是别人，指的正是江青。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各位政治局委员的面公开批评江青。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江青：“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劝江青这四个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1〕12月24日，毛泽东再次提醒这几个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再一次表示了不满。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照样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指示政治局讨论这几个人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12〕

江青有野心，这一点毛泽东是清楚的，所以，他早就料到，江青将来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别人只不过是敷衍她而已，在他死了之后，“她会闹事”。

可惜，毛泽东逝世前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他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包括华国锋?叶剑英在内的政治局委员都非常清楚。这从后来华国锋、叶剑英的几次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更坚定了他们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10月1日，华国锋、李先念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考虑到舆论工具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在会场上将这几个人抓起来，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进行宣传，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混乱。所以，华国锋建议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李先念表示赞同，他对华国锋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13〕

第二天，叶剑英在同汪东兴谈话时明确表示：“‘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赞同地说：“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下去了，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在这次谈话中，叶剑英决定“摊牌”了。他说，这几个人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14〕

就在这次谈话之后，汪东兴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召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据武建华回忆，他们在讨论方案时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把握江青等人的心理。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地想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大权抓到手。他曾要李鑫汇报过有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所以，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出版一事，这将对张春桥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一定会来参加会议；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以前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的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因此，《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通常都在怀仁堂开会研究。这些规定，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清楚；三是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参加的，张春桥和王洪文无法推脱；四是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15〕

纪希晨在《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李鑫说：“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他还建议说：“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于是，李鑫提出起草以下三个文件：一是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二是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三是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已经拟好了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解决“四人帮”的顺序为：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然后依次处置江青和姚文元。

生死攸关的选择(3)

华国锋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议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汪东兴也赞成提前行动，以提防江青这几个人“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16〕

第二天，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当天，汪东兴向叶剑英汇报了行动方案。叶剑英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还叮嘱汪东兴：“要特别注意保密”。〔17〕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再一次商谈了行动计划。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华国锋表示，他已经向陈锡联和吴德做了部署，北京卫戍部队归吴德指挥，负责解决江青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原定于10月10日采取的行动为什么要提前到10月6日？事后，华国锋在谈到其中的原因时做了这样的解释：“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18〕

刘志坚也回忆说：“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我也知道有些人到叶帅那里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标。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标，万一‘四人帮’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叶帅的一个儿子到我家里来，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触到的老干部们的意思让他转告叶帅，即觉得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肯定要动手，如果我们不赶快动手，就要遭殃。”〔19〕

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怀仁堂开会，内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汪东兴还对四个行动小组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按照当时的部署，四个行动小组分别负责控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拘押这两个人的地点选择在怀仁堂。但是，这两个人谁先到场，却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而且都出自当事人之口。

一种说法是汪东兴的回忆。他这样叙述了当时的经过：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肩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这次行动从8点开始，到9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解决得很顺利。〔20〕

时任8341部队政委的武建华却回忆说：10月6日晚7点55分，隐隐听到怀仁堂入口处，不高的话音和嚓嚓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报告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业已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状态。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青色笔挺的西装裤，皮鞋光亮。左手提着一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看上去毫无介意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勇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龙、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地扑过去，两双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住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头低腰弯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晕了头脑。他涨红着脖项，转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咕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拼命地扭着双臂，蹦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地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两臂依托在桌子上，面对王洪文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惊恐万状，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被行动小组继以“喷气式”的架势扭离现场。临走前，他还说了一句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武建华还特意提到，在擒拿处置王洪文的过程中，外界有一种传闻。说王洪文被擒拿后，曾一度为其挣脱，甚至渲染成拳打脚踢，直扑华国锋、叶剑英而去等等，凡此，均属谬误流传，并非事实。

在行动时间上，武建华说的是7点55分，这比汪东兴的回忆早了5分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解决了王洪文的问题。7点58分，张春桥来了，四名突击队员迅速将其控制住。接着，华国锋宣布了中央的决定。8时前，王洪文、张春桥的问题顺利解决了。随后，武建华、张耀祠带领行动小组赶往江青的住处。她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连忙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向江青宣读了中央的决定。此时的江青关心的却是存放在她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连同文件柜钥匙一起交给华国锋。她在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21〕

最后解决的一个人是姚文元。因为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事先没有通知他到怀仁堂开会。为了把姚文元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同王洪文、张春桥商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事，想请他来，“一道研究一下。”姚文元分管宣传工作，所以他接到华国锋的电话后就匆匆忙忙地向怀仁堂赶来。他刚走进东休息室，就被武建华带领的行动小组控制了。武建华随即宣读了华国锋的指令，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此时，已是8点30分。仅用了35分钟就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这几个人的问题。

随即而来的是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这项任务落在耿飚身上。当晚8时许，耿飚接到华国锋的电话后立即赶往怀仁堂。华国锋向他交代任务说：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局去，要事先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生死攸关的选择(4)

临行之前，华国锋给耿飚写了一纸手令，让他交给邓岗。华国锋在信上写道：“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还叮嘱说：“总的原则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对此，耿飚解释说：“这是误传”。虽然在他去之前，警备一师已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领军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22〕他们到达广播局已是22点了，耿飚把华国锋的手令交给了邓岗，然后派人迅速控制了电台和电视台。

第二天，迟浩田等人奉命控制了《人民日报》社。迟浩田向报社负责人鲁瑛宣布了三条纪律：过去管《人民日报》社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做主；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

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拘押的当天晚上，华国锋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大多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叶剑英的警卫员马西金回忆说，22点30分，开会的人到齐了。先来的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和另一位还坐在后排沙发上，我请他们到前排来坐。纪登奎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四个人没有来呀！”我说：“人到齐了，请到前边来吧。”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到前边来。这时，汪东兴同志说话了，他说：“马头说得对，人到齐了，你们都到前边来坐。”这样，他们才坐到前排的座位上。我立即去请叶帅和华国锋同志。〔23〕

华国锋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事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乘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及时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10月6日晚8时，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对江青这几个人实行隔离审查的意义，他说：“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24〕

随后，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做的两件大事。他说：1976年10月6日至7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日子。“我们中央政治局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第二件大事，一致通过了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谈到了毛泽东的“两着棋”和临终“嘱托”。第一着棋是指1974年、1975年毛泽东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多次对叶剑英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泽东临终前，拉着叶剑英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叶剑英进而解释说：“我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解决江青这几个人的问题，不是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叶剑英还列举了王洪文这四个人的几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结成宗派，想夺取最高领导权。”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他们想打倒他。周恩来逝世后，他们“又要打倒新的国家领导人。”更有甚者，“他们已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他们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王洪文可能没有把政变的龙袍做好，但是准备悬挂的标准相已照好了。”江青还跑到清华大学，大造反革命舆论，“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可见，“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毛泽东的第二着棋，是指组织上的安排。周恩来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有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选定华国锋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叶剑英评价说，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25〕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6点钟。经叶剑英提议，会议通过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还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修建毛泽东纪念堂。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的问题，以及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列举了“四人帮”的罪状以及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

3. “两个凡是”出台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只是为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结果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局面维持了两年。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提议由55岁的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华国锋于1938年入党，1954年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不断增多，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多起来。1971年“林彪事件”后，华国锋和王洪文几乎同时调到中央工作。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的这些经历，使毛泽东感觉到，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处事慎重。所以，毛泽东认定，华国锋“忠厚少文”，“公道不蠢”。其实，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能力和才干不一定很满意。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26〕毛泽东为了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甚至建议叶剑英和李先念“休息”。因为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个人比华国锋的威望都高，能力也比他强，如果这两个人在台上，华国锋的位子很可能就会被架空。〔27〕

由此看来，毛泽东看中的并不是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因而可以维持当时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国锋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1975年11月2日，他曾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还向毛远新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两个：“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28〕

生死攸关的选择(5)

据叶剑英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曾召见华国锋等几个人谈话，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文化大革命”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的实践，毛泽东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向毛远新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0〕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几天后，他在西北组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更好。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是华国锋为自己确定的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的奋斗目标。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自己树立的第一个政治形象。他在讲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还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华国锋为什么强调不要算“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如果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之所以迟迟没有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原因也就在这里。华国锋还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江青他们代表不了。他还提醒说，要教育干部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就会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一部按照“左”的观点编辑的著作，尽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不少文章还是带有“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左”的观点。

毫无疑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本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华国锋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明确指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却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来就是“左”的产物却当做右的东西加以批判，这就维护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四人帮”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认定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并且把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当做“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31〕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理论走向绝对化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之后，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而且贯穿于各个方面。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反复地宣传和强调。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提出：“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9月18日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表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10月24日，北京市100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吴德在大会上讲话说，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我们同王、张、江、姚斗争的实践表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吴德表示，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强调了“三个坚持”。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大寨本来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后来却成了毛泽东树立的一面旗帜，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华国锋也照样把这个“左”的东西继承下来了。12月2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宣称：这次大会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促进大会，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和行动的大会。”他再一次表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担心的仍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继续强调了“三个正确对待”。

华国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集中体现在“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此，邓小平后来评价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32〕

在解决“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各条战线都要以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33〕这一系列有关方针和政策的提法，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生死攸关的选择(6)

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其实有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有人认为，华国锋对中央宣布部门负责人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但是，于光远表示，“两个凡是”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他不知道。他认为最早公开宣布“两个凡是”的人应该是吴德。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

不过，于光远认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党外讲这么重要的观点，在党内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之前某一次中央的小型会议上应该有人讲过。但这只是一个推理，没有材料证明。所以，于光远说，吴德的讲话是他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34〕吴德是这样说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实际上，在吴德的讲话之前，即10月26日，华国锋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

于光远说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所提到的“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版本。于光远后来说，这是“两个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种提法。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对于这段历史，耿飚后来回忆说，他离开中央广播局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他负总责。李鑫也在宣传口兼任了一个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

耿飚还说，汪东兴把华国锋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35〕

耿飚接到社论后，找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了讨论。他说，刊登这篇文章，就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36〕但是，听了李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之后，觉得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

这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批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当着十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面，评说姚文元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现，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有这样一句话：“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把“净”字写成“尽”字。于是，有人提出把这个字改正过来。可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个字万万改不得。结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照原样编排，那个错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从11月30日吴德的讲话到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越来越明确。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还在依靠“两个凡是”来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旗帜”，华国锋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

随着1977年新年的到来，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左”的战略决策，这就是“抓纲治国”。197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称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阐明和捍卫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的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竟被华国锋继承下来了。华国锋据此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华国锋甚至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的一种演绎。

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等几篇社论，宣传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论中，除提出“两个凡是”外，还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实际上，也就是“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生死攸关的选择(7)

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华国锋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上就没有按照“两个凡是”去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便写信给中南局书记陶铸：“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39〕“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单位竖起了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后，责令中央政治局出面“加以制止”。提倡领导者死后要实行火化，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而且还签了字。可是，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却把“两个凡是”丢在一边，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实用主义”来解释。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

七天之后，即5月9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甚至提出，在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1〕

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倡导“两个凡是”。8月12日，他在政治报告中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极为充分的阐述，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他把“四人帮”的罪行归结为“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一来，同江青这伙人的斗争，就变成了“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无疑是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就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它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却又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的。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依然重申了毛泽东说过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甚至表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还声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华国锋又一次强调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进?解释说，这个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华国锋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两个凡是”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自己为此作过检讨，也因此而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4. 邓小平复出始末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锢起来，冒着被暗害的危险。而他的复出又是同“天安门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成了当时两个敏感的话题。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诉毛泽东，现在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他由此认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起来，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让邓小平主持通过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随之而来的是，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

1976年2月，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华国锋分批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甚至认为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还是留了一定的余地，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42〕

生死攸关的选择(8)

华国锋在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时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经毛泽东审阅过。华国锋还强调说：要在学习毛泽东“重要指示”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他希望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要“转过弯来”。随后，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的讲话向全党作了传达。

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但是，他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仍留有余地、甚至寄予某种希望的心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但毛泽东两次都把邓小平的问题当做内部矛盾，对邓小平的处理都留有余地。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的才华。而且邓小平的性格又很像毛泽东，就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所以，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他不只一次地在公开场合下评论过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小平当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43〕

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评价邓小平：“他呢，有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30年代曾作为“毛派”的头子第一次被打倒。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件事时还说，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

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多次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很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他的品格。毛泽东也预感到，他去世后，中国政坛上会有一场较量，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在华国锋同江青这几个人之间展开，“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他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发生。华国锋的资力毕竟太浅，能否驾驭局势，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问题。他临终前，两次见叶剑英，似乎想表达什么。叶剑英也在猜测，毛泽东是不是“还有什么嘱咐？”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毛泽东“以一种特殊方式”把邓小平保留下来了。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有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岁月中，邓小平，以他极其独特的品格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绝不会就此沉沦，也许，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还会赋予他以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这一决定，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44〕

对邓小平来说，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还指定专人和部队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这件事。〔45〕4月8日，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对中央的决议表示拥护，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终于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因担心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46〕

10月10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被证实后，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激动心情。他在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感情。”〔47〕

然而，华国锋没有立刻对此作出反应。在他看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重要指示”。按照“两个凡是”，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相反，叶剑英却在为邓小平的复出而尽力。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叶剑英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华国锋说的，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问题，但华国锋没有同意。

10月10日，也就是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的当天，“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18日，汪东兴在宣传口会议上说，1975年10月，“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不行，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那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他还说，对于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针对当时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他提醒说，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汪东兴表态说，“天安门事件”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汪东兴不满地说：现在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48〕他要求老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一个月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据邓榕回忆，为了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叶剑英让他的儿子把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谈了很长时间。胡耀邦也托人传话给叶剑英，其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从年初发表的社论来看，也没有提“批邓”的问题。

可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华国锋始终坚持“两个凡是”，不愿意触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个敏感问题。虽然不提“批邓”，但并不等于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华国锋还没有松口。

据余焕春回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被推举参加领导《人民日报》社的清查工作，从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很多人对他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生死攸关的选择(9)

回到编辑部后，“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49〕

很快，事情的原因就搞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冬民等十几个人在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1977年1月8日和25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一位领导在传达华国锋的意见时表示：要写一篇社论，引导人们学文件，不要再关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人们认真学习文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这无疑给“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障碍。据耿飚回忆，他接到社论稿后，立即同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50〕

在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叶剑英在会前就说过，在报告中要对邓小平的表现写得好一些，以便使他能够尽快地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对报告的起草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他甚至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在发言的时候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照华国锋事先设想的那样进行。对此，萧劲光有过回忆。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铮、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在会议召开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请他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来了，他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一个发言。〔51〕

果然，3月13日那天，陈云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52〕

会上，王震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称“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还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各方面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正因为如此，“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王震称赞说：这是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的表现。“这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53〕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从这个讲话来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了“两个凡是”。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解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还告诉与会者：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华国锋坚持认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应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他强调说：对邓小平的功过，毛泽东早有明确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过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

不过，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也做了一些让步。他承认，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由此认为，“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一定推倒。但是，华国锋又不愿意马上让邓小平复出，他考虑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什么是适当时机？华国锋解释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邓小平的问题正逐步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适当时机”，陈云表示赞同。

不过，在“天安门事件”这一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也肯定，这是在“四人帮”迫害周恩来、压制群众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在事件的性质上，华国锋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同时也承认，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对“四人帮”表示不满，因此，“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54〕

尽管华国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由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结果，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他坚持要等到“适当时机”解决。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了”。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于是，4月7日，汪东兴、李鑫奉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而且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55〕

生死攸关的选择(10)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不管毛泽东说的话或作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维护”或“遵循”，这无疑把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一同继承下来了。所以，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6〕

三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这封信时这样说过：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封信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的那封信一起转发了。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57〕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就他的复出问题讲了几句交心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58〕

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并没有沉沦下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又一次赋予邓小平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追认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既肯定了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领袖、好统帅”，也肯定了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而且，还肯定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中央政治局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会议甚至认为，确认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对于我们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转折，原因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选择。

转折的前奏(1)

1977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就达上万个。一时间，洛阳纸贵，纸张成了严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恢复高考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

当时，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 “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在全社会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登上了中国文坛。

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

在招生条件中，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即：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教育部负责人在10月23日答记者问时特意重申了这一点。正是这一附加条件，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机会，不少老三届的知青因此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共有11届毕业生，人数达1000多万。当年报名参加高考的就有590万人，其中包括工人、农民、战士、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机关、学校工作人员。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就达上万个。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一下子印出这么多试卷，确实很困难。一时间，洛阳纸贵，纸张成了严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考试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有位记者这样写道：1977年的招生，给中央音乐学院的干部和教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招生的消息发表不几天，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考区就有一万七千人报名，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情景。在上海，天刚透亮，考生就冒着初冬的寒冷排队等候报名，事先准备的一千五百张准考证两天就发完了，实际报考的人数突破了五千。在中央音乐学院，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来报名，校园里笑语盈盈，盛况空前。在广州、成都两个考区，报名的人每天络绎不绝。为了表达无比喜悦的心情，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壮族、纳西族、锡伯族、鄂温克族、羌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考生，还穿上节日盛装来到考场。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商店营业员、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和文艺工作者。他们从云贵高原、松花江畔、海南椰林，东海渔村汇集到一起，接受祖国的挑选。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应试啊！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我们报考的权利”。

大量的人才汇集到一起，为学校选拔高水平的学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声乐系计划招几十人，报名人数达到五千；计划招四、五人的琵琶专业和十几个人的小提琴专业，报名的考生达1000多人；作曲系计划招收10名学生，报考人数达到1400多。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地涌现出来，预示着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前景。

中央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赵同志，兴奋地告诉记者说：中央音乐学院创办快三十年了，像这次报考人数之多，考生质量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老师们兴奋地把这次招生比喻为音乐人才的大检阅、大盛会，称赞这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奇迹。〔56〕

北京市的高考于12月10日至12日进行，有近16万人参加了这场考试。北京市参加监考的一位教师颇为感慨地说：今天的考场，就是生动具体的课堂。“华主席、邓副主席这么一抓，很多学生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看到下一代这种好的表现，确实感到我国的青年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57〕

《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考场见闻》的报道，这样描写了考试的情景：每一个考场都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既庄严，又欢快。各个考场所在学校的师生们，为了支持这次高考，前几天即整顿校容，把校舍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教室安排得整整齐齐。一九○中学校门扎着彩色牌坊，红旗迎风招展，热烈欢迎新考生。二中大门迎面，书写着大字标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教学大厅里庄严醒目地书写了叶副主席的《攻关》诗。许多考场里都写着鼓励考生的标语：“早出人才，早作贡献”，“刻苦学习，又红又专”，等等。成千上万的考生朝气蓬勃地来到指定的考场。他们自觉地遵守考场纪律，服从工作人员指挥，考场秩序井然。一五○中学设有35个考场，1400多人参加考试。答卷期间，整个楼里竟像没有人一样，听不到一点声音。在六十五中的一个考场里，考理化时，有位考生基本不会答题，但仍静静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两个小时，等到最后和大家一起交卷。他想的是不要因为自己过早交卷而影响别人。

考场上，监考人员与考生亲密无间，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学生为敌”的考试状况。有的考生忘了带三角板、圆规，监考人员主动帮助解决。有的考生生病，工作人员主动送水送药……〔58〕

还有一位诗人写了这样一诗：

当、当、当，考试的钟声响了，

多么动听，多么悠扬，

像春风掀动一池清水，

欢腾的人群涌进考场。

鬓发斑白的老师高兴地打开试卷，

为什么，眼里却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莫非这是一幅建设的蓝图，

你看到祖国江山似锦，前景辉煌？

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庄重地接过试卷，

为什么，青春的热血烧红脸庞，

莫非这是一份出征的通告，

你想到重任在肩，无上荣光？

也许，你们在想，这不是什么考试，而是祖国在选才点将，

笔杆虽轻，却注满八亿人民的力量，

试卷虽小，却凝聚整个阶级的希望。〔59〕

转折的前奏(2)

全国高考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电讯，称：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有个工厂文化班的学员过去只有30多人，最近猛增到300多人。广大考生普遍反映，“这次高考，提高了思想认识，增长了知识，更坚定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的决心，收获很大，考不上心里也高兴。许多青年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考完以后，回去就制定了自学计划，更加有计划地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60〕

考试结束之后，考生又是怎样想的呢？上海的一位报考英语专业的青年这样说：“如录取，我决心进一步学好英语和其他外国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事更多的外文翻译工作。即使不录取，我也安心在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加倍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北京的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的中学教师表示：参加这次高考，对他的学习是很好的鞭策；即使考不上大学，今后也要发扬这一段刻苦学习的劲头，学习更多的知识，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61〕

1978年1月，高考录取工作开始。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次新生录取能否真正做到择优录取，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1月28日，教育部的一位负责人就高考录取工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对录取工作表示相当满意，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新的招生制度，确实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平均分数为317分，有5人的数学成绩是满分，2人为99分；在广西录取14名新生，平均分数高于300分，单科成绩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绩为290分，最高分为340分，平均每门课85分。“这就是说，经过政审和体检，如果德育、体育条件相同，文化考试成绩仍是择优录取的重要依据。”〔62〕

《中国新三级学人》的作者钟岩采访了时任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考务组组长的利峰，谈了北京市当年的录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观念，不论出身、年龄、地位，只看分数。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从这儿迈出了不大却很关键的一步。当时录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绝了“后门”了吗？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说：真没有人“走后门”，够分才能上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考务组长，党的干部，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业后就在北平党的城市工作部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邪的歪的我不会，就是市委领导发话，说得对我执行，说得不对我也敢顶。这种想法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各所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都这样互相感染，互相监督。

钟岩问道：听说前党中央总书记的儿子因为分数不够也没有被录取？

利峰说：确有此事。另外，当时刚卸任的北京市市长的女儿只差几分，1977年没录取，1978年再考，才进了一所医学院。有人提过几句，是不是照顾一下？但是那位领导以及秘书 没有提。我们多数人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对的，不论当官还是当老百姓，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的人很自觉，没有人递条子，有问题顶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贺龙、朱德等同志的后代，也要参加考试够分才能入学，分数不够除非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总共就照顾了四个人。“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譬如，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平反，但他的四个子女都在同一年里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女儿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听说在动乱的年月里，即使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人，她也还是坚持读书，所以她得到了报偿。有个老同志两个孩子也考得很好，当时我们还做了许多工作，反对把父亲的问题算到子女身上。同时，对那些够了分数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们也排除阻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有个考生的母亲天天来招生办坐着，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右派而不能录取，这位母亲说：“我们当右派受挫折都没有像儿子够分数而不录取这么难过！”还有一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还有的学校不愿招女生。怎么办？我们就去找白介夫副市长，为这些孩子呼吁。白介夫亲自召开市属院校会议，要求录取！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马上向各校送档案。

钟岩说，人们都清楚，当时是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人们太痛恨封建的血统论和特权思想了，因此自发地追求平等。

利峰表示赞同，她说，一方面我们这个单位没说，就是我们自身也不例外，我的女儿当时没考上大学，后来是凭自身的努力，自学拿到文凭的。从另一方面看，77级的考生素质真是好，根本没有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63〕

教育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各级招生委员会，按照新的招生办法，严格地进行了统一考试，并根据录取新生的最低分数线进行初选，提出了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他举了浙江省的例子，说这个省的群众反映本次政审、体检名单有两个硬碰硬：一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干部子女选上是硬碰硬，没有选上也不搞特殊化。嘉兴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和招生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子女这次考试成绩在最低分数线以下，初选没有选上，他们都表示要严格按政策办事。所以，群众反映说：“领导干部这样坚持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二是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名单，硬碰硬。吴兴县北里公社这次参加高考的共有19人，两个公社干部的子女参加高考，都没有选上。相反，普通群众的子女参加高考，都选上了。群众反映说：“现在只要符合国家要求就能选上，哪怕一家选两个也可以，这样才能真正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64〕

重视考生分数，会不会被说成是“分数挂帅”？教育部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在政治、身体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重视考生的文化水平，录取分数高的，也不是什么“分数挂帅”。相反，正是坚持了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65〕

不可否认，在录取过程中也有个别干部和招生人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山东省莘县古城公社教育组组长、考点负责人李明河，其子女分别参加了大学本科和中专的文化考试。考试之前，李明河利用职权密谋策划，对部分教师、监考人员和考点服务人员作了交代。考试开始后，他以巡视为名进入考场拿走试题，交给事先安排好的教师，让其为自己的子女做题，然后由李明河本人及考点服务员送入考场。李明河之子的政治、语文、数学试卷，其女的全部试卷，都是由他指定的教师代做的。该县大多数考生和教师，对李明河的行为表示极为不满。考试结束后，群众纷纷写信揭发。中共莘县县委及时做了处理， 对李明河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

无独有偶。山东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他的女儿是该县郑口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事先没有参加学校的选拔考试，不符合报考条件。但是，马连宝为了让其女儿上大学，从报名、考试到初选，进行了一系列的营私舞弊活动。

转折的前奏(3)

马连宝带头违法乱纪，使故城县高考遭到严重破坏。郑口考点是全县最大的考点，共设有15个考场，有740名考生参加考试。在考试之前，考点负责人串通一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舞弊活动。考场办公室、教师宿舍，甚至连考场附近的马棚，都成了场外答题的场所，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点。

由于县委书记马连宝明目张胆地破坏招生制度，带头营私舞弊，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经调查，故城县委有七名常委为其子女或亲属报考大中专学校进行了非法活动。另外，全县还有20名科、局级干部，以及部分县直机关干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舞弊行为。

这两起高考舞弊事件，引起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在转发山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对李明河在招生文化考试中严重违法乱纪的通报时表示，各省、市、自治区在招生工作中发现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走后门”等问题，都应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那样，在党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认真查实，严肃处理，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以及搞“走后门”等破坏招生制度的人，不管是谁，都要根据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依法惩处，决不应该姑息。对于坚持原则，同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的群众、干部和教师，要大力给予支持和表扬，并且要加以保护。

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衡水地委对马连宝等人做了严肃处理，决定给予马连宝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给予主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常委、县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张砚生，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犯有营私舞弊错误的干部，也分别给予了处分。衡水地委还为此召开了全地区县以上干部大会。河北省招生办公室也作出决定，故城县郑口考点于1月下旬重新进行考试。

2月20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党纪国法岂容践踏》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次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是党中央为了克服“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恶果，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堵塞“走后门”等漏洞，达到广开才路，提高新生质量和整个教学质量，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一项重要决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都应当坚决支持，模范地贯彻执行新的招生办法。”可是，故城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马连宝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眼里，什么保证新生的质量，什么择优录取的原则，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历史任务，全都不值一顾，只要他手中有了权，便可以任意行使，执法犯法，为所欲为。在他的带动和授意下，经过精心密谋策划的舞弊活动大量出现，诸如改考号，变座位，设“助考”，偷试题，送答案，把整个考场闹得乌烟瘴气，使招生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情节十分恶劣。“这种营私舞弊的行为如不坚决制止，改革招生制度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文章把此事看做是影响党风的大事，认为故城的这起违法事件，“使我们看到整顿党的作风的迫切性。”文章最后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已进入录取新生的最后阶段，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干部和教师，要善始善终，圆满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在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发生的任何舞弊行为，都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对有舞弊行为或“走后门”上来的学生，查清属实，要取消其录取资格；已经录取入校的，要坚决退回原单位。〔66〕

尽管招生工作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次考试，各地发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了20名十三、四岁的新生，他们成了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计划招生130人，结果从17000名考生中一下子就挑选出300多人。用这个学院教师的话说：这些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淘汰的考生，“水平超过了录取标准的音乐人才”。结果只得要求增加录取名额。1月30日、2月3日，中央音乐学院还举办了1977年考生汇报演出音乐会。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口试中，英语口试得满分的有93人。

从考试成绩来看，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考得普遍比较好。当时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题目充满着浓厚的时代特征。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高考作文，即：《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考生是北京市密云县知青刘学红；《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利辛县上海知青刘建新；《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全椒县蒙古族青年罗元和。这三位考生都是“老三届”毕业生。从这三篇作文的内容来看，考生写的都是上山下乡亲身经历和遇到的事情。尽管内容是颂扬华国锋，但就其语言措词来说，写得相当生动。在那种“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下，能有这样的文笔确实不易。有人这样评价说：“青年中确实大有人才，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颖、文笔优美的优秀作文。”《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三篇文章时还特意加了编者按说：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行将结束。我们高兴地看到，实行招生制度的改革，广开才路，择优录取，为选拔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开拓了广阔的道路。通过这次考试，各个学科都发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充分显示了新的招生制度的优越性。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但是许多青年为革命刻苦学习，仍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里发表的三位考生的作文答卷就是有力的证明。〔67〕

利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颇为感慨地说：这些“老三届”考得真好，所以，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决定1978年扩招，建立分校。这一下子又扩招了16000人，比原计划超过了一倍。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年轻人在变，整个国家都在变，在变好，人气向上，朝着理想的方向走。〔68〕

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到：“我国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摧毁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动谬论，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他还提出了“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加快建设新的高校”的建议。

不久，教育部和计划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鉴于仍有一批成绩优秀的考生未能入学，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应采取积极措施，凡能挖掘潜力的高校，均可在众多上线考生中再扩招一批新生。

据当年的一位考生回忆，他有幸成为一名扩招生。他说，最初的结果正是这样，发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一帮朋友全部榜上无名。平心而言，当年我并不觉得十分意外。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北京本是藏龙卧虎之地，断不缺少高人。何况那年作文的试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也与我路数不对，整天与兔皮羊皮厮混，毫无战绩可言，文章不免空洞。主题如此，落选于是不能算沉重打击……看起来，北大的校门已经对我关上了。谁知事情竟会出现转机。因系第一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只为年龄偏大而取消录取资格，不免愤愤不平。后来与我同时入校的一位同学，便设法打听出各门科目的分数，不断上访，据理力争。依靠他们的努力，北京市破例创行“扩大招生”办法，由各高校在落榜者中，再挑选一批合格者。我有幸加入这一行列，才终于在1978年3月初的一天，踏进我向往已久的北大校园。〔69〕

转折的前奏(4)

5月12日，教育部负责人就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再次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说，由于广开了才路，恢复了被“四人帮”剥夺的广大青年报考大学的权利，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去年全国共录取了27.8万人，超额完成了招生任务。在27.8万人中，属于扩大招生的有60，000多人。据他介绍，各地录取新生的质量普遍较高。据四川、甘肃、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天津、河北、黑龙江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录取的新生当中，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复员军人占80％，党团员占74％，工人、贫下中农、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女占87％。这些新生的文化水平比较整齐，知识基础较好，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小平强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可是，仍有一些考生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而无法录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长期受“左”的思想束缚。河南省郑州二中15岁的考生竺稼就是其中的一位。据他说，1977年学校推荐他参加了高考，被西安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为革命学好外语。怀着一腔热血，他告别了亲人和同学，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报道。谁知，刚跨进校门，他便得到消息：从德智体各方面衡量，你在西安外语学院学习不适合。当天，学校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返回郑州。“我茫然回到家中，难过极了。”但他很快就得知，自己被退回的主要原因与外祖父有关。他的外祖父很早以前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他连外祖父的面都没有见过，父母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如果这事也要影响到我的话，那我的命运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就决定了吗？一个死了二十七年的坏人，为什么要和我这十五岁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呢？我祖父是老汽车司机，历史清白，从小抚养我长大，为什么政审时不联系我的祖父，却要联系我根本不知道的外祖父？况且我的父母历史清白。根据党的政策，我母亲也不应背家庭出身的包袱，难道我这十五岁的第三代应该背吗？”〔70〕

愤懑不平的竺稼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情况。所幸的是，有关部门在查清事实后，很快做了处理。不久，竺稼被郑州大学英语系录取。

还有，安徽的一位考生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4月24日，这位考生的家长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学！编辑同志：在这大雪覆地、寒风凛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给你们写信。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翻滚，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绝不单纯是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因为，党中央关于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体落实了。

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讯传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写信来要孩子抓紧复习，准备报考；好多朋友争相报信，鼓励孩子准备应试。我的孩子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准备让祖国挑选。

文化课考试结束了，初选被录取了，体检也合格了，我们全家人该是多么高兴啊！可是，政审开始了，全家都为我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捏了一把汗。政审结束了，但没有一点音讯。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又来搞我的外调。这时我的心啊，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爱人说：“完了，又叫你的问题给‘卡’住了。”我翻阅《人民日报》上一篇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把《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暗暗地想：“党报上的句句话，都说到咱们心眼里去了，可是下面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焦急！我担心。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

今天一早，我爱人去市招生办公室查询。招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孩子文化考试成绩优秀，我们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政审，发现你爱人过去犯过错误，后来单位党组织又作了平反结论，但是至今上级党委未批。大学党委和省招生办公室又责成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找了你爱人单位党组织，了解了你爱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致使你爱人的问题长期拖下来，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请学校来人详细汇报了情况。经学校录取和省招生办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录取到中国科技大学微波技术专业。从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你们得感谢共产党，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恐怕你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爱人激动得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4月26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评论员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血统论刮起了一股父母有问题，禮女受连累的妖风。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亲属有某些政治问题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和服兵役，等等。“四人帮”的这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使大批青年受到不白之冤，打击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文章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落实党的阶级政策，使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影响所及，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安徽省芜湖地区陈炳南同志的来信，生动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竺稼同学来信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文章强调：“父母的历史或现实政治问题，子女是不能承担责任的。父母的问题应当与子女区别开来，家庭出身应与本人表现区别开来，政审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那种不认真审查考生本人的表现，只要看到父母或社会关系中有的人有问题，就一概不予录取，这是违背无产阶级政策的。”现在报考的青年，大多数在20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71〕

总的来说，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一个“考”字，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考试，发现了长期被埋没的大批优秀人才，调动了年轻人的学习积极性，确立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由此推动了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扬。

转折的前奏(5)

不可否认，1977年招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招生制度改革毕竟刚刚开始，加之时间紧，又缺少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不适当地强调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据24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97.4％。“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72〕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扰，拨乱反正，依然是任重道远。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

1977年11月，正当教育界酝酿批判“两个估计”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据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闻、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林雨、赵燕翼、萧育轩、叶文玲、邹志安等，还有部分业余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共20多人。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和干扰，已经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与会者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会议提出要“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与会者揭露说，“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打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立体化”以及英雄人物排号、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等一整套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搞乱了文艺界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文艺事业。在“四人帮”把持文坛期间，中国文艺园地，出现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以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凉局面。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方面所散布的流毒还相当广泛，“至今有不少人还用‘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谬论来衡量作品”。所以，当前“亟须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批判，肃清流毒，彻底砸碎精神枷锁。”坚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更加繁荣和昌盛。”

与会者还批评说，由于“四人帮”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使得许多群众熟悉的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与现实隔膜了，“笔也生了，多少年无法创作。”现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应该解放，要重振旗鼓，挥笔上阵。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们健康成长。”中年作家既有创作经验，精力也充沛，正是创作的兴旺时期，更应该奋力创作。作家们表示，当前的文艺创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尽快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开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短篇小说，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73〕

几天之后，即11月19日，《人民日报》以《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为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这次座谈会虽然不是直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但它对清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教育界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它开始于一次座谈会。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滔天罪行。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参加了座谈会。

此时，文艺界正式开始了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与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政治镣铐。所以，“我们要抓住‘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实质，把它作为文艺界揭批‘四人帮’运动第三战役的中心问题，批深批透。”〔74〕

11月25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还加了编者按说：“四人帮”举着“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并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扩展到各条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但是，编者按不适当地肯定了毛泽东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而且认为“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

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茅盾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在发言中肯定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他说，教育界的同志们已经开过这样的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受“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毒害，“也是极其深重的”。所以，我们也迫切需要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的流毒。

茅盾还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战线，称之为“黑线专政”，这是“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对此，他举例说，这17年中，就长篇小说而言，有《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等，至于短篇小说、诗歌、话剧、歌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那名目就更多了。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把许多香花统统打入冷宫，而把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而炮制的帮派文艺，强加于广大读者和观众，这“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侧目！这是事实，‘四人帮’的罪恶，是赖不了的。”

“四人帮”粉碎后，文艺虽然获得解放。但“四人帮”的流毒，依然不容低估。当前任务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坚决推倒‘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种种流毒，同时也必须为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换言之，也就是要做到题材的多样化，以及体裁和风格方面的多样化。茅盾认为，题材的多种多样，会引发多种多样的体裁，也会引发多种多样的风格。而一个具有多方面生活经验、富于创造性的作家，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并且也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他相信，在粉碎“四人帮”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之后，“我们的百花园里必将出现万紫千红的景象。而这正是‘双百’方针得到贯彻的必然结果。”

茅盾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四人帮”的又一荒谬理论，就是关于作品中的人物描写的脸谱化的创作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主角、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也就是说，这个英雄人物，必须是始终正确、高出于一切陪衬人物（这些陪衬人物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之上，比所有这些陪衬人物都伟大。换言之，即这个英雄人物不能犯错误，甚至也不能有片刻的犹豫不决。否则，就损伤了这个英雄形象。这是十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四人帮”所要写的“高”和“大”，“已经是给公式化、概念化大开绿灯；更要全，那就只能画脸谱，不是人物性格的描写。”

转折的前奏(6)

同样，“四人帮”搞的那套“脸谱主义”，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那就滥用得更加出奇了”。反面人物不仅面目灰溜溜，甚至衣服也是灰色的，“以至他一出场，连小孩都立刻知道这是个坏蛋。这不是在教育读者怎样辨别好人或坏人，而是在腐蚀读者本来还有的辨别能力。”

所以，茅盾表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从理论上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强加于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的精神枷锁，则是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首先必要的步骤。与此同时，供应广大读者以优秀作品，则又是粉碎精神枷锁、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必要而且有效的保证。”〔75〕

座谈会的消息和茅盾的文章见报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副主席表示不满。他甚至责问《人民日报》：你们批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专政”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怎么能推翻呢？

但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并没有因为这位副主席的指责而停顿下来。紧接着，《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又邀请在北京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露江青同林彪勾结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

进入12月份，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势头更为强劲，《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贺敬之、丁玲、巴金在11月21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也连带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认为刘少奇干扰和破坏了文艺工作。在刘少奇还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两个凡是”没有被推倒的背景下，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不可否认，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新局面，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随即登上中国文坛。

就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后不久，该杂志第11期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教师看了小说之后，颇为感慨。这位教师也是班主任，体会可能会更深刻一些。正如这位教师所说，或许是工作岗位相同的缘故，所以，“一看到《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的小说《班主任》，就信手翻开了书页。”“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这真是一个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的开头。读下去后才发现，“它与我猜想的决然不同，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是却引人深思，震人心弦。”

这位教师认为，小说的作者“把故事的背景安排在1977年春天，寓意深长。严冬摧残，祖国的幼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春回地暖，有园丁的辛勤培育，它们将会蓬勃地成长起来，为祖国更美好的春天增添色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76〕

刘心武当过1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班主任》写于1977年夏，素材就来源于刘心武当教师的体验。据刘心武回忆，他在出版社当文艺编辑时接触过两部小说，其中一部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当地农村修路的故事。当时，“两报一刊”刚刚提出了“两个凡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这个标准，小说《大路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才行，可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怎么办？于是，刘心武特意跑到那个村子，告诉那里的农民，如何这般地编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惜，任凭刘心武怎样解释，农民就是无法圆满地编出这样的故事来。结果，《大路歌》自然也就不能出版了。这件事给刘心武的触动很大，他由此产生了放弃胡编乱造、力求写真实生活的想法。

这年夏天，刘心武在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偷偷地创作起《班主任》。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77〕

写完之后，刘心武自己看了一遍，难免“心里直打鼓”，因为他明白，这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发表欲的强烈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打算把稿子寄出去。没想到，在邮电局却遇到了麻烦。那位女工作人员把刘心武的大信封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信封，便神情严肃地告诉刘心武，稿子里不能夹带信件，否则要收一元钱。刘心武一想，这可就划不来了，因为稿子当印刷品邮寄不过才几分钱。这位工作人员居然要一元钱！一气之下，刘心武索性不寄了。随后找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拿出稿子，“再仔细看了一遍，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最后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怎么样？”〔78〕过了几天，他找了另外一家邮电所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最后，由张光年拍板，这篇小说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映颇为强烈，尤其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影响就更大了。那时，《人民文学》每发行到一处，那里的读者就会来信。从当时的反映来看，褒贬不一。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这些著名作家，“很快站出来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批评说，谢惠敏这个人物歪曲了团干部和进步青年的形象。也有人表示不满，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一片光明。有人甚至给有关部门写信，指责小说是“解冻文学”。

这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又在大力介绍《班主任》，称刘心武是中国“伤痕文学之父”。而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当事人侧目”。因此，刘心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79〕

就连外国人也有同感，多年之后，有位日本朋友见到刘心武还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了？”

应当承认，刘心武写这篇小说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20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有‘闯禁区’的意识。因为，如果我还是个中学教师，可能我不懂；但那时我当编辑了，在那个敏感的圈子里，我知道有话要说，知道有点儿冒险，也感到有点儿怕。”〔80〕当他寄稿子的时候还想到其中的危险，正如他所说：“我的政治生命也全在这里面了”。〔81〕以致20多年后，刘心武回忆起来还觉得“恍若一梦”。

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祈求的文章。”〔82〕

对于这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有较高的评价。荷兰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样写道：“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称赞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书，应推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83〕

国内的一位评论家在谈到这篇小说时也颇为动情地说：“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84〕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是青年作家卢新华于1978年8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定下来的。小说通过上山下乡知青旺晓华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和“血统论”给社会造成的伤害。

小说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争论。陈荒煤评价说：“《伤痕》排除了‘四人帮’的毒焰，一扫帮气作风，不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选取了一个触动千千万万读者心灵的题材。”

“伤痕文学”推动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进而推动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

真理标准大讨论(1)

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1.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

说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能不提到一份刊物，这就是胡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是这份一开始并不起眼的小刊物，在发表了一篇举国瞩目的文章后，它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邀请胡耀邦写一篇文章。胡耀邦很快就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短文《反对自由主义》，但它最早发表在胡耀邦主办的油印刊物《思想战线》上。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毛泽东准备等王明回国后再同他论战。胡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就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就对付不了王明路线，打不开抗日战争的局面。

胡耀邦由此联想到，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准备，也就无法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于是，他萌发了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后不久，中央党校召开了整风会议。6月4日，即会议结束的当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只有10个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央党校的教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创办刊物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酝酿了好几个星期。胡耀邦建议，先找几个人筹备，其中包括孟凡、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等四人。胡耀邦还表示，在创刊的两个月里，每一篇文章都由他来定稿，至少负责搞两个月。〔1〕

据胡耀邦身边的人回忆，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党校只让干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找来10多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按劳分配的问题。讲完之后，整理成《谈谈按劳分配》。他是这样考虑的，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只让他们读那几篇经典著作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一讲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是，胡耀邦在发表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之后，就决定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新问题很多，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2〕

6月6日，胡耀邦把刊物编辑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了第一次会议，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刊物的内容宁可少一些。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最多两篇，只发理论文章，政策问题少涉及一些。二、三天出一期，每个月出9至13期。刊物的名称叫《理论动态》，这是一个面向党内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内部刊物，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同志、各省的干部，还有党校的同志，以及理论部门的工作者。在6月22日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如果二、三天出一期来不及的话，就改为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大约2000字，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000字，三、四页纸。在谈到刊物的作用时，胡耀邦表示，第一，使领导干部及时掌握理论研究方面的动态；第二，澄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辅导问题。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1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写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其中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所以，在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吴江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说，第一，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当做整“走资派”，否则会被某些野心家用来“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方面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听了很高兴，称之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3〕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耀邦已经准备了几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胡耀邦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在这时，吴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极大兴趣。所以，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当天晚上找到吴江，让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内的文章，准备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根据原先的安排，《理论动态》第一期准备于9月出版，因为那时中央党校正好开学。考虑到邓小平在此之前已经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所以，胡耀邦决定将《理论动态》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吴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随后，他把文章送给了胡耀邦。文章于7月14日打印成清样，胡耀邦看过之后，让他的秘书将文章送到了印刷厂。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表了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编者还加了一段说明：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过程中，同志们针对“四人帮”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提出了不少问题。7月12日，我校邀请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谈。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提出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很好地弄清楚，特将他的发言刊登……

这期《理论动态》共印了300份，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确定的。据当事人回忆，中央党校的同志拿到刊物后，“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将这一情况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同样很高兴。〔4〕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吴江回忆说，胡耀邦之所以敢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原来是经邓小平的认可”。吴江还说，胡耀邦后来在同他谈话时说过：“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7月13日，“父亲看了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非常赞赏，马上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5〕

可是，沈宝祥觉得这不大可能。他说：从时间上看，7月12日上午，吴江同志发言。7月12日晚，胡耀邦同志找吴江同志，让他将发言撰写成文章。7月13日，吴江同志写成5000字的稿子。7月14日，吴江同志将稿子送给胡耀邦，未经耀邦同志仔细审阅，秘书即将稿子送至印刷厂排清样。7月14日下午，排出清样后送给胡耀邦，他当即审阅定稿，并即送印刷厂正式付印。7月15日上午，刊物发行。所以，“从时间上看，胡耀邦同志没有可能在事前将此稿送邓小平同志阅看。”而且，沈宝祥还说，从当时的工作关系来讲，“胡耀邦同志也不大可能采取这种做法”。〔6〕

不过，孟凡写的一份汇报提纲可以证实吴江的推测。他在1978年1月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写过一份工作情况的汇报，其中有一条是对已经出版的《理论动态》各期的反映。他写了这样一句话：“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据孟凡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告知的。〔7〕

真理标准大讨论(2)

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看到的可能不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初稿，而是发表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的正式文章。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小平确实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还表示赞同。

文章发表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用当事人的话说，仅文章题目本身就使人感到“震惊”。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奉为经典。就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出版之前，华国锋还在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而且，这是他在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写的文章中所说的话。在当时，这个理论是不可怀疑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动态》居然发表文章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探讨，这已经是够“大胆”的了。

不可否认，文章也有它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就是，它没有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还肯定它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着重阐明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作者毕竟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文章显然触及到了当时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不仅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大吃一惊。”〔8〕

就在这时候，中央党校开学了。吴江第一次给学员上的就是哲学课。之后，他又作了一个专题报告，着重讲了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既反右，也反“左”。他解释说，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里，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中共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

吴江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讲了“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批判了“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部分里，他讲了判断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也就是说，“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也就越大，“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9〕后来，吴江把“两条战线”这一部分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月12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这篇文章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谈了党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触及了几千万人的问题。他鼓励说，你们要敢于触及实际问题，不要害怕，形势毕竟不同了。

胡耀邦在创办《理论动态》之初，就对办刊方针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刊物过于脱离实际，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政治理论刊物，号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实际上书卷气很重。他表示，《理论动态》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10〕他还在一篇送审稿上写了这样一段话：“《理论动态》切不可绕开当前全党性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矛盾走。如果绕开，质量要立即降低。”〔11〕

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提出的办刊方针，体现了相当大的理论勇气。由于贯彻了这样的办刊方针，《理论动态》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理论动态》第6期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明确断定：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认为按劳分配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存在。文章实际上批驳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的理论依据。

胡耀邦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仍然没有放下《理论动态》。临走时还特意设立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它的主要任务。

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邵华泽的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实际上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邵华泽在文章中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他认为，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认识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注重客观事实，就是注重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起码要求?既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人们只能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而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否则，“还有什么真理可言？”第二，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对此，邵华泽在文章中写道：认识具体事物，不能离开一般原则的指导。但是，一般又不能代替具体。“如果以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不费力气，不调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第三，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由此看来，作者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真理的标准问题。他明确写道：“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四人帮”横行时，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邵华泽认为，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要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判断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要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是抄马列的诗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废纸篓里去”。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2月25日，《理论动态》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为题，编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条语录，还加了编者按。这一期《理论动态》发出后，在外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叫好，但也招来质疑。据当事人回忆，有人简直就是“愤怒”，气势汹汹地责问《理论动态》究竟“要干什么？”把矛头“对准谁？”〔12〕

随着1978年新年的临近，胡耀邦让《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写一篇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以迎接新年的到来。12月30日，第34期《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社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后，决定转载，就打电话给《理论动态》组，还询问起署名的事。胡耀邦得知后，考虑到报纸既然能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理论动态》也可以有自己的“特约评论员”。于是，动态组的同志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人民日报》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人民日报》在1月2日转载这篇文章时用的是“岳平”的名字。据推测，这个名字就是“特约评论员”的缩写。此后，“岳平”也就成了《理论动态》的一个笔名。

1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华国锋说这篇文章写得好。还说“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还让《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参考这篇文章。据说，12月3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于当天送到华国锋手里，他看了后很欣赏。还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人，是否看过这期《理论动态》？认为第34期的文章写得很好，观点也不错。他还称赞说，文章中提到的“多谋善断”非常重要，现在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样学习，就是要“多谋善断”。他让起草组认真看一看，好好学一学。〔13〕

真理标准大讨论(3)

作者在文章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华国锋都觉得很好？文章一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的课题”。实际上是在讨论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者指出，现在，我们面临在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内，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工业、国防到科学技术，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从国内角度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的深刻改造。它的成功，不但将改变整个中国的现状，而且将影响世界的革命进程。“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四人帮”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的困难，尚待我们继续克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要百废俱兴。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作者还说，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有一种奋发图强，百折不挠，敢破敢立，脚踏实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具有高度的革命敏感性和革命果断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善于学习”。作者写道：我们的领导和思想水平，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具备革命者的一种可贵品质，就是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有的同志缺乏这种敏感，不善于学习新东西，思想套上了精神枷锁，工作掉进了事务深渊。“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怕研究新问题。“四人帮”的这种流毒极为严重，必须肃清。除此以外，心有余悸，怕担风险，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等消极的东西，也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应当统统去掉”。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打碎精神枷锁，跳出事务深渊，以高度的革命敏感去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领导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更新，始终走在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头。”

文中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多谋善断”。作者指出，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不但逼迫我们要有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还要求我们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善于作出判断，把革命的敏感性同革命的果断性结合起来。“这就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多谋善断。”

什么叫多谋？就是“与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调查。”我们了解情况，制订方案，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研究各种材料，走群众路线。有的同志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群众谋得少。这样，了解情况就不全面。“我们不仅要与左右的干部谋，更要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谋；不仅与相同意见的同志谋，更要注意与不同意见的同志谋。”既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你就应当与他谋，看看他的意见怎样。”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等。要了解农业情况，解决农业问题，就上农村生产队去谋。要了解工业情况，解决工业问题，就上工厂车间去谋。要了解科研情况，解决科研问题，就上研究室去谋。要了解教育情况，解决教育问题，就上学校课堂去谋。要了解商业情况，解决商业问题，就上商店柜台去谋。要了解军队情况，解决军队问题，就上连队去谋。总之，“一切新事物都出在第一线，领导人员的头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跟上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多谋于各条战线的第一线。”

什么叫善断？就是“在多谋的基础上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少谋武断不行。”穷于应付，无法迈开腿上第一线去，根本不同人家商量，就下判断，这叫武断；还有一种，有谋无断，想来想去，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不果断，也不行。“多谋就能稳准，善断就能好快。”为此，作者在文中还讲了一段有关袁绍的故事，说：袁绍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兵强马壮，有几十万军队，号称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那时曹操只有四万兵。可是几年之间，袁绍就被曹操彻底打垮了。曹操部下有个参谋叫郭嘉，批评袁绍的要害是“性迟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既不敏感，又不果断，结果垮了台。

作者由此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多谋善断”。〔14〕

这篇文章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文章肯定了“抓纲治国”的方针。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重要的一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这新的一年？”当然很合华国锋的口味。第二，虽然作者提出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毕竟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所以，文章的主基调是华国锋可以接受的。几个月后，《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后，华国锋也就不再支持这个刊物了。

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4月15日，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两篇文章批驳了多年来一直盛行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说法，认为农民经营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为其存在的主要基础的集市贸易，“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文章说，保留社员家庭副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如果把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就是在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这两篇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引起很大影响。

《理论动态》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还在于它“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作为一个面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以其内容和特点见长，在共产党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在谈起这一刊物的作用时说，别看这个刊物小，办好了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15〕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起来后，《理论动态》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至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谈话时颇为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16〕

几乎就在同时，邓小平对胡耀邦夸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17〕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

“两个凡是”提出之后，很多人开始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真理标准问题被搞乱了。为此，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风派人物”。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其中说道，这种“风派人物”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聂荣臻、徐向前分别写了纪念文章。聂荣臻在文章中说，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他甚至表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做行动指南，“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18〕

真理标准大讨论(4)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要求学员在学习中，“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他还说，“四人帮”这一伙人搞乱了很多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所以，“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我希望同志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他在讲话中还表示，要组织力量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结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9〕

叶剑英也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毛泽东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我们党树立了优良的学风。这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关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叶剑英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还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他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20〕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他和叶剑英提出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要求，不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显然是华国锋不愿看到的，他后来因此而做了自我批评，也因此而不得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研究这一课题。所谓“三次路线斗争”，一次是指刘少奇，一次是指林彪，再一次就是“四人帮”。这是当时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刘少奇显然不能算一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这里涉及一个研究的标准问题，为此，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一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看实践。

可是，对于这两条原则，中央党校的一些学员却理解成两个标准。一是毛泽东的指示；二是实践。按照第一个标准，过去的冤假错案也就不能平反了。

而且，中央党校研究小组提交的有关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几乎照抄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讲话。实际上，华国锋的讲话本身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尤其是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胡耀邦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12月初，他在一次校党委会议上提出，不要以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什么‘论’啊？”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研究，“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21〕他随即解散了这个研究小组，由哲学教研室的吴江牵头，重新成立了一个小组。

12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新的研究方案。他说，怎么研究？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也就是方法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失去方向。他要求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事实。而任何脱离实际，断章取义的行为，“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耀邦建议先草拟一个“讨论纲要”，以便进一步讨论。〔22〕

1978年1月18日，吴江和其他几个人把提纲起草好了，并送给了胡耀邦。他看过之后肯定了提纲的“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他建议再修改一下。

3个月后，第二稿拿出来了，这就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到，1. 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2. 应当以实践为检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23〕

随后，中央党校让在校的800名学员讨论这个提纲。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提出，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但也有人主张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为依据评价“文化大革命”。

那么，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实践？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据孙长江回忆，他和吴江当时都认为，两个标准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是糊涂观念，应该澄清。他们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孙长江在命题的时候就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思想混乱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他们又取掉了其中的几个字，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常识问题，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问题，在30年前的中国，竟然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可以肯定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是当时参与者的一致看法。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开始拨乱反正，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大家都在冷静地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如果不破除“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一观念，那么，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于是，从根本上驳倒“两个凡是”，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就成了现实的必然要求。〔2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谈到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时也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正在全国开展的拨乱反正降温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酝酿写文章。“我写实践标准这篇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推翻‘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25〕

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是应王强华之约。两人后来对文章的写作均有回忆，但在写作时间上有出入。据王强华回忆，他约胡福明写这篇文章“真是很偶然的”。1977年8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邀请《光明日报》派人参加。考虑到王强华是南京人，而且《光明日报》理论部也在为拨乱反正作舆论准备，于是，王强华就去了南京。在研讨会上，胡福明发言，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王强华觉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较解放。所以，在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胡福明，想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四人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但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

“不久，大约是1977年10月，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子，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女人也是生产力’的，另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看了第一篇稿子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认为第二篇文章立论可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战斗性不太强，于是就写信让胡福明修改。〔26〕

真理标准大讨论(5)

胡福明回忆的时间是在6月初，当时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开展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发言，论述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会后，经别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并约我写文章，但没有提出题目，因而我于1977年9月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给了王强华。”〔27〕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胡福明有过详细回忆。据他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了。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出一个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原理来。“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做先验的东西，无需经过实践检验。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是先验的，不需要检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于是，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主题。

文章从酝酿到完成，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成型。7月底，初稿已经完成。据胡福明说，这篇文章，是他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到1977年6月至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于9月寄给了《光明日报》。

胡福明寄去的这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学说、理论、路线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则应予否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觉地根据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学说，证实、发展真理，修正错误；（三）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是唯心论，流毒很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

可是，文章寄出4个月后仍没有消息。直到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一封信和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文章已经粗略地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此外，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胡福明却有自己的看法，在作了一番推敲之后，他认为，这样写不会有副作用。至于坚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的主题，“也不宜改变”。所以，他第一次对文章“修改得很少”。为避免授人以把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胡福明按照王强华的建议又作了几次修改。

3月13日，王强华致信胡福明：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联系实际较少。为了使文章更具有战斗力，“请适当增加联系实际部分”。他在信中还说，由于“四人帮”多年来靠片言只语吓唬人，使得一些人“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从概念出发，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他希望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考虑能否把这样意思的话写上”。〔28〕

根据王强华的建议，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又加了一大段文字，其中提到：十年间，“四人帮”主观主义横行，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明知不符合实际，也不敢从实际中引出新结论；遇到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翻书本、找语录，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不问能否做好工作；“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胡福明还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4月2日的清样出来后，“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作标准”等几句话却被删掉了。这几句话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编辑为什么把它们删掉了？据胡福明推测，编辑之所以这样做，表明他们“既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又不便把话说得太明白。”〔29〕

这时，还有一个人也在写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应《人民日报》之邀，写了一篇题为《哲学和宗教》的文章。

此前，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张德成以“张成”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这篇文章并不长，不到2000字。作者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他说，哲学家们曾提出过各种真理的标准。笛卡儿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清楚明白的，才能叫做真理。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清楚明白”，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王阳明把“良知”定为真理的准则，“那就是一切凭良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其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用主义者声称，“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基督教徒们则把耶稣的话奉为真理，一切都要拿《圣经》作标准，《圣经》上反对的就不许做。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就在于“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也指出：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再三强调：人应该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文章认为，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完整、最深刻论述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文章由此强调，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当他们要判断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时，不管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是“看书本上是怎样讲的”。这些同志不了解，即使书本上讲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30〕

真理标准大讨论(6)

文章发表之后，有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20多封反对信。从来信看，这些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则，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此情况下，《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人觉得有必要把标准问题讲清楚，决定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他们想到了邢贲思，就把读者来信转给了他，想请他就信中提出的问题写一篇阐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邢贲思的文章发表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作者在文章中着重谈了哲学同宗教的关系。他说，哲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哲学用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一般地说，它不崇拜偶像，而是用理智的力量来征服人。”宗教虽然也是现实世界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但它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与哲学不同的是，宗教“崇拜偶像”。因此，“宗教不是用理智的力量，而是用迷信、信仰来压服人。”尽管哲学不同于宗教，但是，两者有过合流的情况，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哲学同宗教合流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某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有时为了把它的一种理论推到极点，也往往向信仰主义乞灵。”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来反对信仰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的。“它从来不提倡盲目信仰，也不把自己当做某种证明物。”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本来面目，而大书特书哲学是一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要大书特书哲学和宗教、科学和信仰是根本不同的，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正成为我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31〕

文章虽然没有提到“真理标准”这几个字，但作者明确提出，不要搞信仰主义，不要提倡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只不过没有说得那么直接而已。

此后，《光明日报》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总编辑杨西光。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胡耀邦主持的“什么是检验历史标准”的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的文章后立刻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王强华回忆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大样，按规定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上的头条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该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二是文章要进行重大修改，主题应该是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出比较充分的论证。〔32〕

此时，文章已经修改过5次了。按照杨西光的要求，文章还得继续修改。可是，文章的作者还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来不及征求意见。就在这时，胡福明正好来北京开会。

4月13日，胡福明来到《光明日报》社。杨西光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几个人开会商量文章的修改问题。在座的还有王强华、马沛文。考虑到孙长江也在写同样内容的文章，所以，他也应邀参加了讨论。

“开始时，杨西光说明原委，还说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就询问孙、胡二人对写这样主题文章的基本思路和重点。胡福明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而孙长江认为主题应该放在思想路线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二人可以按照各人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两篇都要发。”〔33〕

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杨西光坚持认为，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王强华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杨西光敢于明确提出批评“两个凡是”，这是一个大胆的意见，一下子就把文章的要害抓住了，把主题升高了，实在功不可没。后来在我们修改稿子时，就十分注意贯彻这个意见。〔34〕

会议结束后，胡福明、孙长江各自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胡福明在回忆他的修改经过时特意作了几点说明：第一，把文章由三个部分变成四个部分，增加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作为第二部分；第二，强调冲破“禁区”。文章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至今仍存在一些“禁区”。所谓“禁区”，就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分辨是非，只靠“信仰”去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可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禁区”。第三，修改时加了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35〕

“五一”前夕，正当胡福明准备回南京的时候，杨西光同他做了一次谈话。此时，杨西光觉得文章已经修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工作将由中央党校的同志去做。他还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审定，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就是《理论动态》。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修改，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逢五逢十出版，他们五日刊出，我们六日见报。他们十日刊出，我们十一日发表。”〔36〕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37〕

谈话中，杨西光还告诉胡福明，文章准备在第一版发表，但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分量，“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

此后，文章由中央党校的几位理论教员继续修改。吴江看到文章后，觉得很有勇气，“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就让孙长江把两篇文章合到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38〕孙长江后来在谈到文章的修改时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们一个，胡福明一个；第二，文章核心在于“唯一”；第三，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的产物。至于后来见报的那篇文章，就是由孙长江“捏出来的”。〔39〕

对此，胡福明并不否认，他在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时还特意提到了孙长江的修改情况。他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第三，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不过，胡福明也承认，“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修改也不是无可批评的，不但今天看来，有可修改之处，在当时，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整个说来，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杀的。”尽管如此，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对此，胡福明作了几点说明：（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三）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40〕

中央党校的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据沈宝祥说，胡福明于4月14日、15日改了一次。由于他急于离京，没有来得及把讨论的观点全部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后来根据杨西光和会议讨论的意见接手修改，“才把上述观点基本体现出来了”〔41〕，这就是4月20日的修改稿。第二天，稿子送给了孙长江，由他继续修改。在随后的两天里，马沛文、王强华、杨西光又讨论了一次，并作了修改，然后再把稿子送给孙长江。经过4月20日、23日、24日连续三天的修改，文章“增加了内容”，即：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变为四大段；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加重了结尾部分的分量。

真理标准大讨论(7)

在此期间，杨西光曾两次到中央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过意见。此后，孙长江以胡福明的文章和这次谈话的意见，还有他们自己写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修改。经过这次修改，文章“质量上有了提高”，而且“对原来的稿子做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此外，文章还举了毛泽东1958年修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成条文上，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孙长江在修改时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42〕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孙长江，在文章发表6年之后给《光明日报》社和总编辑写了一封信，讲了修改这篇文章的一些情况。他说，1978年3月间，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向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杨西光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给我，同时也送给了吴江，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用我们原来的。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修改、补充，然后送给胡耀邦审阅。但他认为，文章“基本上重写了”。〔43〕

孙长江在信中还提到了署名的问题。他说，尽管文章基本上重写，但在落款上还是写了“《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修改”。吴江考虑到修改后的文章吸收了人家的稿子，也就表示同意了。但是，后来有人提出，文章实际上已经重写了，整个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其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再用外稿作者的名字已经不恰当了。经过再三斟酌，删去了“作者胡福明”这句话，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从以上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篇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经过了几个人的修改。所以，胡福明认为，“这篇文章成为集体创造”。虽然《理论动态》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将胡福明的名字删掉了，但承认文章由《光明日报》供稿，而《光明日报》提供的稿子就是胡福明的文章。因此，从《光明日报》的角度来说，它认为胡福明就是文章的作者。6年之后，《光明日报》举行了一次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评为特别奖，胡福明作为文章的作者参加了颁奖大会。《光明日报》为此致信吴江、孙长江：“本报最近举行了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并于本月十日举行了授奖大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获特别奖，奖金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奖给作者胡福明同志，三百元奖给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44〕

几位当事人在回忆文章写作与发表的经过时都肯定了胡耀邦的作用。胡福明在他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审定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发表起了“决定性作用”。〔45〕沈宝祥透露，文章给胡耀邦审阅了两次。一次是在4月底或5月初，另一次就是5月6日。这天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叫到家里开会。临走前，孙长江来找沈宝祥，让他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清样。同去的还有冯文彬、吴江、孟凡等。去了之后，沈宝祥把文章的清样交给了胡耀邦，想请他先看一下。胡耀邦接过稿子后埋头看起来。大家在一旁静坐。过了一会儿，胡耀邦看完了，就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需要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原稿写的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胡耀邦认为还是不提“新的理论”为好，建议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胡耀邦提出增加一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此时，沈宝祥就坐在椅子上，迅速记下了胡耀邦的意见。第二天，他将记录整理后送给了孙长江。随即，孙长江又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46〕

文章为什么要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因为，按照常规，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必须送审，而一旦送审，肯定通不过。所以，只有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转载。尽管如此，《光明日报》社的人还是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第一，《光明日报》可能会撤换一批人，但不至于停刊；第二，相关人员可能当不成编辑了，但也不至于坐牢。〔47〕

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文章在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后说：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文章还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文章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革命导师“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也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

文章在结尾提到：当前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在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48〕

10年之后，于光远在他的纪念文章中谈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49〕

至于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映，当时很多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50〕以至多年后，孙长江还这样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觉得，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一篇文章来讲，是一般的文章。“它只是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一种斗争的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51〕

真理标准大讨论(8)

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7家报纸作了转载。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52〕据当事人回忆，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53〕

文章一发表，却招来不少人的指责。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他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这位负责人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胡绩伟当时有一个记录，大致内容是：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54〕

可是，这位副主任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自己当时也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问题，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55〕

另一位当事人后来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电话中所说的意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有“严重曲解”。他直言不讳地在书中写道：这个电话“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横加罪名”，甚至“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当然，外界反应如此之快，而且反对之声如此之强烈，也确实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触动之深，但这也“预示着以后的争论将是很尖锐的”。〔56〕

那么，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几个月后，他给这位副主任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57〕

这个电话，被看做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开会。胡绩伟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与会者。胡耀邦颇为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经这么做过。于是，他建议写一篇文章，讲清楚真理标准越辩越明的道理。

当天，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一个电话，是《红旗》杂志总编辑打来的。他在电话中批评新华社不该转发这篇文章。后来，他还告诉别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他甚至认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犯了错误”。

4天之后，《红旗》杂志新上任的总编辑，当着杂志社核心小组成员的面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据当事人说，那简直就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打击”，根本不是理论争论那样的你一篇文章，我一篇文章。第一，时间很快，从公开发表文章到严厉指责的到来，只有一天多一点的时间；第二，帽子很大，那是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因为你是“砍旗”、“丢刀子”。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那时“公安六条”还没有废除，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第三，态度非常专横，完全不是平等的讲理，而是一种判决。〔58〕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说，《红旗》杂志社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慎重，没有把握的要及时请示中央。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不是中央的想法。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甚至质问说：“不知道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59〕他声称，我们要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当天，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对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说，对于这篇文章，据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好。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在小范围内可以议一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但他又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表了，就是定论，要提高辨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是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它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正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起草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总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对文件中的两个提法有不同意见。一是“现在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应该提“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这是华国锋说的。二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他主张提解放军是“人民军队”，因为这是毛泽东说的。

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两个凡是”的思潮在作怪，他告诉胡乔木，有人对军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邓小平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还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结果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后来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有人说我的讲话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从实际出发。”〔60〕

真理标准大讨论(9)

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他准备在总结会上着重讲一讲实事求是的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他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他的讲话稿里。邓小平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而且外贸部门和管理部门，甚至连我们的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61〕

在真理标准争论的关键时刻，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召开。5月29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仍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他明确提出，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的通篇讲话，根本没有提实事求是。相比之下，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称赞韦国清的报告很好，它在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他号召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62〕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标题写得很长，虽然也提到了华国锋，但突出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30日报道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也只是说他们在会上“作重要讲话”。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1941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要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并且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人民日报》的这种安排使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感到震惊，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更加激烈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曾涛、杨西光参加了会议，据这两位当事人的现场记录，这位副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还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他说，党报要讲党性，《红旗》杂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他们“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么！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写的，有的是党校写的，有的是组织部写的。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他认为，有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人民日报》对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新闻报道“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是，“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他提醒说，要注意特约评论员文章，“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有篇讲青年人的，没有讲清楚。有篇讲老干部的，也没有讲清楚。他对这些文章“不经过宣传部”，直接“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上那样搞”感到很不满意，强调今后“要注意”。他特意提到4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封信，认为信中的一些提法有问题，而“报社的评语捧得那么高”。文章说年轻人在错误路线干扰时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没有什么窍门可以避免这种遭遇发生。“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他对此表示非常不满。“为什么不可避免？《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这期《红旗》杂志那篇讲干部政策的文章，有气，不好。《红旗》杂志是理论刊物，这篇文章不是理论文章，没有什么理论，为什么要登第一篇？为什么要带一个头？是谁写的？”他还告诉与会者：“我对胡耀邦同志说，政治路线犯了错误，我们负不起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乌兰夫，第三是平化。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是我，第二是你负责。”〔63〕

其实，这封信是胡耀邦以老干部的名义写给年轻人的。信写得很平常，只是以他自己的亲身体会谈谈如何做好年轻人的工作。不过，信中强调了要注重实践的作用。胡耀邦在信中说，有些青年人，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反而损害了她呢？”这个问题，“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碰到多次，并且为它苦恼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这是青年很难避免的遭遇。”“有什么窍门，什么保险的东西可以使他们避免这种遭遇吗？我看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否认实践论了。”那么，是否可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基本上消灭盲目性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办法就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努力学习和实践，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重要言论。”同时，“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且经常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地使自己成熟起来。”

信中还说，有些青年人，“不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哲学上叫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用想象的方法来幻想我们的社会（在哲学上叫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幻想总是十分美妙的。一碰到实际问题，特别是某些阴暗的东西，幻想就破灭了。”这位老干部建议，要经常对青年人作具体分析，这样就“可以找到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不要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写什么又长又空的指示文件；而是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且凭借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的青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加强政治学习，“怎么使青年对政治学习发生兴趣，怎么使青年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感到易懂，怎么使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同本单位和自己头脑中的小道理联系起来，一通百通，这些问题我也说不清楚，留给你们，通过你们的实践去解决吧。”〔64〕

真理标准大讨论(10)

其实，《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写得也很平常，没有说什么偏激的话。主要内容是：这封热情的复信，是革命老干部对青年人传帮带的一个生动例子，值得向读者们推荐。信里用正确的观点，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回答了一位共青团干部向他提出的也是许多青年共同关心的问题。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长辈对青年的深切关怀、爱护和期望，亲切感人。这一代青年，是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但是，他们需要培养，教育，引导。要全党动手，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青少年工作。革命老干部热心为青年做点有益的事情，比如同青年见面、作报告、写文章等等，青年们是十分欢迎的。

就在这位副主席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照例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两天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对全文作了转载。文章出自邢贲思之手，这是他对某些读者就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来信的答复。这些读者在来信中就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的标准。邢贲思在文章中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一种认识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是真理，靠什么来检验？“这个问题就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们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认为，“社会实践，也只有社会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论证了这个问题。后来，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述。作者还说，能够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某种科学假说是不是真理，不能根据这种假说的推理是否严密，表述是否清晰，而是要看实验的结果，当实验的结果同这种假说吻合时，才能最后证明这种假说的科学价值。同样，一个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最后也只能由它的实践结果来检验。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经他们这样一折腾，“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又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讲起”。考虑到读者在来信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标准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有两个标准。作者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每一种认识都需要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来检验，还是说有的认识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有的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作者解释说，一些读者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乱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对此，作者大胆地提出，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可是，也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理的标准，既违背了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者已经明显地意识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65〕

应该说，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界表现出相当大的勇气。6月20日、21日，也就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讲话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冒着很大的风险，邀请了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进行座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军事科学院、石油部、纺织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60多人参加了座谈。与会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标准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背离实践观点，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根据胡耀邦5月13日的提议，《理论动态》第70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6月30日，《人民日报》以“岳平”的署名发表了这篇文章。7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全文。

文章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飞跃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要飞跃前进。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努力走在潮流的前头指导和推动它飞跃前进？还是站在一旁徘徊观望？还是逆潮流而动，扭转历史潮流前进的方向？一切人们都要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作出选择。”可是，有些人“徘徊于奔腾前进的历史主流之外，事事躲在后头，在原则问题面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绕开矛盾走。他们错误地总结‘教训’，自以为看破‘红尘’，得过且过，苟且图安。”还有一种人，他们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批判“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对于这些同志，“有一个思想立场的根本转变问题。这个转变不容易，但是非转过来不可。”文章最后强调，离开人民，“必定会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堕落到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66〕

可是，此后不久，也就是在7月份，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还在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当着山东省干部的面抱怨报纸不宣传“文化大革命”，还提醒这些干部不要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他甚至警告说，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180度大转弯。

在这场大讨论中，《红旗》杂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参与，结果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于是，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那位副主席对《红旗》杂志总编辑说：“你们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他明确表态说：“《红旗》杂志不参加这场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日至24日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邀请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闻单位等部门的160多人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会上的讲话非常大胆，他说，过去我们28年的历史证明，只要路线对头、方针对头、办法对头，就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现在和今后，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积极研究和探索，“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研究工作就不能搞好。”他认为，面对前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更加需要容许不同途径的探讨，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新的问题的答案，书本上找不到，“要靠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同的途径来探讨。”针对一些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邓力群认为，这些人并不高明，而是因为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压人。这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怕。”〔67〕

在闭幕会上，周扬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他还说，《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命题、观点都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但是，据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砍旗”。我没有亲耳听过这些话，只是传闻而已。如果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搞清楚。否则，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如果说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这次讨论会就是对着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流毒来的。”林彪倒了很久了，“四人帮”也倒了快两年了，但“他们的思想流毒还在，他们的阴魂并没有散，它不仅附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开这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驱散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如果有人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巨的工作。”

真理标准大讨论(11)

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周扬回答说，因为这些人办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又不肯承认，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意见，却硬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68〕

周扬在讲话中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禁区的问题。他认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等于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触及、不能探索的，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所以，必须反对科学禁区。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不少同志在会上说出了过去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敢于批判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与会者认识到，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必须开展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贯彻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冲破禁区，研究和探讨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发挥理论的战斗作用。〔69〕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第二天，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明确表示了对《理论动态》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无论对胡耀邦本人，还是对《理论动态》组的成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70〕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于7月22日、《光明日报》于7月24日分别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和韩树英的文章《“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邢贲思在文章中说，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新蒙昧主义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毒害人们的心灵达十年之久，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需要在哲学理论上来一个正本清源的大清理，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上的斑斑锈迹荡涤净尽，还它一个光彩夺目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实践，“使它不断有所丰富，有所发展。”韩树英认为，真理是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因此，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而且还要依据实践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向前发展。

在双方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对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8月13日，他找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吴冷西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光明日报》5月10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置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71〕

6天之后，即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的负责人黄镇、刘复之谈话。当谈到理论问题时，邓小平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解脱出来。〔72〕

这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市，一路上反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工作。他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时说，怎么高举？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现代化。“如果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可是，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认为，根本问题就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73〕

自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他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

如果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事人没有一点压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当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据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胡耀邦，这场争论是中央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继续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理论动态》不能再发表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事后，胡耀邦向吴江、阮铭表示了“冷却一下”的想法。〔74〕

胡耀邦真的想“冷却一下”吗？据沈宝祥回忆，他在当时听说，胡耀邦确实产生过“冷却一下”的想法。孟凡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那是6月下旬，他去中央组织部向胡耀邦汇报各方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反应，当他谈到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出乎意外的强烈，形势发展越来越向赞成讨论的方面转化、但阻力也不少时，胡耀邦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争论不可避免。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曾向我建议停止争论。不同意见要听，要分析，但形势发展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75〕

就在这时，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位负责人，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真理标准大讨论(12)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76〕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也感到一定的压力，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不仅如此，杨西光承受的压力也是明显的。王强华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不仅引起了新闻界、思想理论界的重视，而且惊动了中央领导人。一时间，“砍旗”、“丢刀子”、“犯了方向性错误”等大帽子劈头盖脸而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如杨西光所说，没有向上级请示报告，听说当时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因此被指责“没把住关”，而且规定《光明日报》今后发表这样的文章要报告。可能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大家心理多少也有些紧张。有一次下班之后，杨西光在办公室里喃喃自语，大不了把“乌纱帽”丢了，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我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和他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大家的这种心情，直到后来，特别是听了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才算真正松了下来。〔77〕

作为当事人，吴江也“感到周围空气沉重”。但问题毕竟是由他们的文章引起的，如果对于这种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意味着“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如此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所以，他考虑再三，不同意“冷却”，打算写一篇文章从正面给予回答，“据理驳斥”，并等待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发表。〔78〕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提出批评，因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不过，初稿写出来后，吴江还是送给了胡耀邦。可是，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79〕

后来，吴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他觉得此事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为了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也就没有把文章的最后定稿送给胡耀邦审阅，至于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耀邦请示。

文章最后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因为，《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发表此类文章。那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解放军报》还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而这个讲话又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吴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碰巧的是，此时他正好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就抱试一试的态度，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送给了姚远方。

吴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他此举的目的是想寻求罗瑞卿的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如此认真，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转告吴江，提出两点修改意见。〔80〕

关于这篇文章送《解放军报》发表的原因，沈宝祥也有一个说法。据他说，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曾告诉他，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文章后，觉得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就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梁金泉送给罗瑞卿。〔81〕

至于《光明日报》为什么也没有发表吴江的文章，王强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本来，杨西光对组织和发表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是十分坚决和积极的，但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特别是听到了关于以后发表重要文章要报告之类的“指令”，他对继续发表第二篇文章就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和有所顾忌了。《光明日报》是中央和宣传部直接掌管的报纸，而《解放军报》由中央军委掌管。如果第二篇文章由《光明日报》“顶风”发表，难度较大，风险也大。但是，如果改由军队报纸发表，并由一位军委领导人审阅和签字，也许就可以绕过宣传部门而直接发表。〔82〕

身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一直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人民日报》3月1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后，罗瑞卿当即就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能自己检验自己，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罗瑞卿对总编辑华楠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坚持好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表示：“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

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当天，罗瑞卿就向报社打招呼说，《解放军报》要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而且，他对稿子催得很急。就在这时，吴江的文章送到了《解放军报》社。

华楠、姚远方看过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于是，他们就将文章送给了罗瑞卿。姚远方还向罗瑞卿解释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发表。几天之后，罗瑞卿告诉华楠，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要精心修改，使内容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增加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几篇文章的有关内容；二是引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罗瑞卿解释说，必须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他还嘱咐道：文章“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罗瑞卿与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给《解放军报》社打了5次电话。同时，他还告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让他们转载这篇文章。

6月18日，文章的清样送给罗瑞卿审阅。当晚，罗瑞卿打电话给姚远方，说他看了一遍文章，印象很好。他还说：现在有人搞“两个凡是”，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83〕

随后，胡耀邦也看了这篇文章，还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同意《解放军报》发表；第二，文中有关“砍旗”的话可以删去，从理论上讲清楚就行了；第三，请罗瑞卿、韦国清再看一遍。

6月19日，姚远方将修改后的文章送给罗瑞卿，并附了一封信，转告了胡耀邦的意见。罗瑞卿看过之后，又提了两点意见。此后，华楠、姚远方根据罗瑞卿的意见，并同吴江商量之后，对文章再次进行修改。6月22日，修改后的文章送给了罗瑞卿，同时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根据你的意见，又作了修改，修改的地方用红笔画上了。

华楠后来回忆说，罗瑞卿自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的文章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两人谈了5次，同他本人谈了3次，还同胡耀邦多次联系，仅文章就看了三遍，还查阅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并提出修改意见。罗瑞卿为这篇文章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这足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真理标准大讨论(13)

据《人民日报》李庄回忆，为使《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而且能够安排在突出位置，罗瑞卿做了令人十分感动的工作。从6月23日22时到次日凌晨2时，罗瑞卿不顾病痛，三次打电话详细指点。第一次问《人民日报》24日发表这篇文章有无困难。他说，如果没有合适版面，《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二天。第二次要《人民日报》社找几个人仔细看一看文章，如果有意见马上提出来，他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询问这篇文章如何安排。李庄回答说，打算放在一版下部，约占五分之二的版面，通栏标题，用五号楷体排版。罗瑞卿立即问道：一版上部放什么？李庄回答：华国锋会见安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罗瑞卿稍稍沉吟后，同意这样安排。他还嘱咐说，负责校对的同志一定要仔细，编辑同志也要好好地看一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也不能出现标点错误。

根据吴江的提议，文章不以他个人的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便加重文章的分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发表文章。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被看做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又一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头文章。

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位置转载，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三大报纸在同一天刊登同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动作。此后，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

文章写得相当长，有17000多字，共为三个部分。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一开头就引用了华国锋1977年10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以此说明文章所论述的主题，这让那些反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无话可说。

华国锋的这段讲话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做了一辈子斗争。”文章还引用了叶剑英同一天的讲话。作者由此认为，如果把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看做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而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他们的讲话，切中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时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很多的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种颠倒，从根本上毁坏了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这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作者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驳斥了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文章说，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想正面回答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责难，所以，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人之所以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作者进一步分析说，这些人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因此受到损害”。作者特别提到，在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长时间对坚持这些原则的人加以迫害和打击，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还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去做好工作，相反的，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他们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作者还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需要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尺度”。可见，“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

针对“砍旗”的说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像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4〕

从文章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直接提“两个凡是”，实际上却严厉批评了“凡是派”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文章的语气来看，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争论的意味。正因为如此，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亲历者的评价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篇文章在进一步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85〕

然而，另一位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它毕竟是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发表的，所以，它的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对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6〕

由于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写的，它的发表肯定会冒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罗瑞卿早已预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联邦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87〕

关于罗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几位当事人都提起过。胡绩伟回忆说，罗瑞卿去联邦德国之前，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愿先挨五大板。〔88〕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作者还动情地说，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关于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罗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有过叙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并指示《解放军报》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撰写的文章。由于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人的错误立场而难以发表。他对《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罗瑞卿没有能够看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但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党的改革事业，罗瑞卿“又一次勇敢无畏地战斗过了”。

真理标准大讨论(14)

文章发表后，虽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间也遇到了阻挠和压制。7月下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前去看望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两个月前，正是这位副主任打电话给胡绩伟，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所以，一见面，那位副主任就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89〕

胡绩伟回答说，你也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可是，那位副主任还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此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分别到山东、东北，发表了一些指责真理标准讨论的言论。

尽管如此，从6月到11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达到了高潮。在邓小平、胡耀邦、罗瑞卿的支持下，大讨论很快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人明确表态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新华社以此作为重要新闻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

这时，胡耀邦也组织了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这就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检验》。他曾告诉过叶剑英，准备把真理标准问题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他觉得当前的突出问题不外乎两个。一是思想路线问题，需要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组织路线问题。这两者相辅相成。于是，他给《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出了一道题：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王聚武于9月初写出初稿。胡耀邦审阅之后认为，总的来说，还不错，是“近一个多月来最好的一篇”。〔90〕但还应增加一些内容，长一点没关系。他还加了一段文字：对犯了错误的，不能光看检讨，还要看实践中是否真正改正了。即不轻信诺言，而要相信实践。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看实践。看干部不能一成不变，要不断看实践。

经过一个多月的写作和修改，9月25日，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作者在文章开头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有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作者声明，我们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一条原则，指的是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按照这条原则，这条路线，检验真理要靠实践，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靠实践。”围绕这一主题，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六个问题：

（1）证明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靠声明和宣言，而是靠实践；

（2）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检验；

（3）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

（4）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5）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

（6）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

真理标准大讨论(15)

总之，作者认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作者提到了毛泽东在40多年前对本本主义的批评，然后不点名地指出，直到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己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这些人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过去，一切都是对的，不看事实如何，都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今后，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论实践怎么发展，只有上了书的才是对的。“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91〕

应该说，这篇文章写得锋芒毕露，直言不讳地驳斥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责难。难怪有人这样评价说：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作用不小，把‘砍旗’、‘丢刀子’的指责还给了它们的发明者。”〔92〕

在理论界连续发表讨论文章的同时，一些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首先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在中央党校学员当中引起不小的震动。8月3日，新华社发表了这则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为题作了报道。有人后来问过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在当时局面还不明朗，不少领导干部对真理标准讨论仍心存疑虑，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你们为什么敢于支持这一讨论，而且在报纸上公开报道？你们同中央某位领导有什么关系？

杨易辰回答说，没有人给我们引路。当时形势的发展，要求明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是非，实践标准的提出正好适应了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那时，中央对黑龙江干部的任用，也使我们心中有了底。〔93〕

这里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的评价问题。1967年1月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了省委的大权，于是，在这之前的黑龙江省委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黑省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易辰到黑龙江走马上任。这时，在省委领导班子里还有人称原省委是“黑省委”，这引起了一些省委领导的不满。于是，黑龙江省委开展了一场关于“红”与“黑”的争论。实际上，也只有通过实践标准的讨论，才能推翻“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结论。

于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杨易辰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学习了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几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据《人民日报》报道，经过讨论，与会者已经认识到，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这不仅不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因此，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才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葆青春。

真理标准大讨论(16)

8月23日，杨易辰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至今有些同志没有勇气去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而是遇到问题就绕着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照抄照转，当“收发室”。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理论、路线、方针要不要在实践中具体化并受实践的检验，要不要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因为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并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

他还举例说，过去在黑龙江省，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旧”、“复辟”、“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能违心地说“黑省委”、“旧省委”。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对欧阳钦的评价，明确地肯定了在欧阳钦主持下的原黑龙江省委，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是红的，而不是黑的，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群众的欢呼和拥护，它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因此，他相信，“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线是非等问题，就会得到正确的结论。”〔94〕

此后，新闻界又连续报道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山东、山西、吉林、西藏、河南、安徽、北京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讲话和文章。

可是，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采取的态度并不积极。讨论开始后，有人就向市委建议，上海应该发表文章表示支持，但遭到拒绝。理由非常简单，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的文章不算数。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宣传部门管好本市的报纸，甚至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但自己不能写。结果，《文汇报》的几篇文章在送审过程中被压了下来。直到9月16日，《文汇报》才发表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在党员干部读书班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动员讲话。

在最初的两个多月里，《北京日报》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保持了沉默。到了8月，该报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8月8日发表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另一篇是8月21日发表的《从“东非人”的遭遇看真理标准》。10月13日，《北京日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5天之后，《北京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据说，当时有一个省的领导迟迟没有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于是，有人就贴出一张大字报，还有一张全国地图，把已经明确表态的省、市、自治区在地图上标出来，剩下两个省没有标，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本省。〔95〕

据统计，到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全国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96〕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它难免打上那个时期的一些印记。但是，当时的理论工作者敢于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问题，敢于冲破禁区，这是一种勇气。关于它的作用，研究者和政治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是，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