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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和珅其人》前言一

- 《和珅其人》目录

- 满洲崛起与长白山麓满族大姓

- 先祖噶哈察鸾与和珅的家庭出身

- 在“康乾盛世”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

- 咸安宫的官学生

- 英廉的孙女婿

- 仕“奇缘”

- 邀恩取宠受青睐

- 君主的嬖臣与佞臣

- 连年升迁，飞黄腾达

- 查审李侍尧

- 攀高枝与皇室联姻

- 奉使济南查办国泰、于易简

- 敛财能手与守财奴

- 不囿旧规 ，变更成法

- 善于处理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能手

- 人称“二皇帝”

《和珅其人》前言一

“和珅”这个名字，近年来由于涉及他的影视、戏剧作品颇多，各种有关他的著述、讲座也层出不穷。因此，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炙手可热的人物；并成为了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但是，在当今的舞台上、书籍中同一个“和珅”，其实却形象不同，评价有别，真可谓是“一人千面”，形形色色，“白脸”、“红脸”脸谱各异；而且对于他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清朝乾隆朝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二十多年中的所作所为，人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讼纷纭，褒贬各异，莫衷一是；也就是说，对于他一生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尚需认真地探讨

和深入研究，并最后做出一个恰当、公允的评价。

本来有关历史的影视、戏剧（包括“戏说剧”与“正剧”）、小说，乃至不伦不类的所谓“历史读物”，本应该是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框架下，在不违背历史理性与不违背社会常识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升华，尽而可以适当的虚构、夸张；成为凝聚着导演和作者无数心血和智慧，蕴涵着他们对历史的信息与独到的见解，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晶。而不应该是随意理解，任意抄作，甚至刻意歪曲、篡改、捏造，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说到底大多数均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结果制造出了一批不负责任的歪曲事实，胡编滥造，东抄西拼，全无体例章法，胡打乱闹，以讹传讹，漏洞百出，招摇过市的伪劣、短命的“产品”。

历史上真实的和珅，决不是像《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梦断紫禁城》、《和珅全传》、《和珅秘传》、《和珅成败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完全是一副权谋奸诈的形象；是个只知贪污腐败，龌龊、无能，令人作呕与讨厌的丑类。而历史上的和珅其人，不光是个“蠹国肥家，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大贪官；同时他“不但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大能人。”（参见著名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为《和珅评传》所写的序言）这就是说，除了他具有“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一面外，他还是一位长相俊秀、精明强干、机敏聪慧、博学多才，爱好广泛，幽默诙谐，善于理财，长于内务，……并且还是一位不错的外交家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能手，因此深得乾隆皇帝青睐、信赖、依靠，成为他“倚以为重”，须臾不能离开的左膀右臂。

话说回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在众多的文武百官中，“清官”、“勇将”确实是有，但那只是少数，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文官爱财，武官怕死”，那才是大多数。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才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和真实的写照。因此在那个时代，贪官比比皆是，多如牛毛。中国历史上的贪官数不胜数，特别是受到国君、皇帝青睐的政府大员们（当然也包括掌权的太监），更是如此。例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主父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嬖臣和士开，唐朝的崔湜、元载，五代十国时期的赵在礼，宋朝的王黼、朱勔、蔡京、秦桧，明朝的严嵩，刘瑾、魏忠贤，以至连万历年间的“改革家”张居正等人，最后或迟或早都走上了贪腐之路，无一例外的都成为了大贪官。其中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刑场上的红顶子”，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耻下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和珅从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一步步地爬上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即所谓“真宰相”），最后变成一个富可敌国的头号的大贪官，是不足为怪的。他平日表现出来的横、狠、贪、骄、诈、奢，爱财、爱色、爱虚荣……这一切都是贪官们的普遍现象、共同规律和人生轨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珅可以说是一位生前死后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虽然嘉庆皇帝亲政后，以“二十大罪状”，认为他“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立刻将其诛杀。但是，在他颁布的一系列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和珅“精明敏达，原有微劳足录，是以高宗纯皇帝（即乾隆皇帝——笔者注）加以厚恩。”而且，他在处死和珅不久的嘉庆四年二月初五日的上谕中还解释说：“朕速办和珅者，原为伊在内蒙蔽、掣肘，使军营不得成功也。”这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刚一亲政，就马上处理和珅，主要是因为和珅主持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同时他还指出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和珅罪之大者，盖由其事权过重”、“弄权舞弊，僭妄多端”、“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至于和珅其它“罪状”皆在其次。说实在的，嘉庆皇帝亲政如不立即诛除和珅，“杀一儆百”，那就会影响他独断朝纲与“肃清庶政，整饬官方”，重新恢复、树立皇帝尊严和威信。同时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乃父弘历的过错开脱，把一切功劳全留给乾隆皇帝；而把“诸务废弛”等一切罪过，全部推给和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和珅也是政权更替过程中的“牺牲品”。

此外，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等人，都认为和珅，“认识问题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并对和珅的“机智”和“尊严”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不能不深表钦佩”。那么，历史上的和珅其人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初衷，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下面笔者将一一道来。

《和珅其人》目录

第一章 家世源流

一满洲崛起与长白山麓满族大姓——钮祜禄氏

二先祖噶哈察鸾与和珅的家庭出身

三在“康乾盛世”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

第二章八旗子弟中的翘楚

一咸安宫的官学生

二英廉的孙女婿

三入仕“奇缘”

四邀恩取宠受青睐

第三章 青云直上

一君主的嬖臣与佞臣

二连年升迁，飞黄腾达

三审查李侍尧

四攀高枝与皇室联姻

五奉使济南查办国泰、于易简

六敛财能手与守财奴

七不囿旧规，变更成法

八善于处理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的能手

九人称“二皇帝”

第四章干预文化、教育事务

一受命主持多种典籍的编纂

二充任各种文化教育官员

三和珅与《红楼梦》的流传之谜

第五章拉帮结伙，找保护伞

一培植亲信，打击异己

二多行不义，必有反者

三拉大旗，找保护伞

第六章贪污受贿， 积累家财

一独揽大权于一身

二庞大贪污网的形成

三敛财有术，能捞就捞

四大兴土木，营建豪宅

五生活奢华，情趣广泛

第七章乾隆让位，退居太上

一乾隆帝内禅嘉庆帝登极

二挟太上皇以令皇帝

三皇帝也得让三分

第八章嘉庆帝亲政诛和珅

一太上皇突然病逝

二和珅被拘禁

三被赐自尽

四廿载枉劳神

第九章和珅家产知多少

一被夸大的家产

二和珅家产考实

三和珅家产何处去

四树倒猢狲

五和珅家的后人

后记

附录一和珅年表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满洲崛起与长白山麓满族大姓

满洲崛起于祖国东北地区，其统治民族满族，最早可以追溯自世代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其先人在先秦时期称“肃慎”，两汉三国时期称“挹娄”，两晋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鞊”，唐末五代开始称“女真”）。明朝时，女真人分为建州、野人、海西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北部至牡丹江、绥芬河一带，是三部中实力最强，受汉族文化影响最深，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一部。明朝中叶，由于野人女真的不断侵扰，建州女真开始往南迁移，宣德年间，主要活动于图门江、鸭绿江流域，最后在明英宗统治时期，迁居到浑河、苏子河上游一带；并以“费阿拉”（亦称“费雅郎阿”，即所谓“旧老城”）与“赫图阿拉”地方（此二地均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为中心的地区定居下来。

明朝政府对“女真三部”的统治，主要是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而治之”政策，常常是打一部，拉一部，在他们之间制造各种矛盾，再加上实行防、抚、剿三管齐下的手法，使其各部相互牵制，不相统一。因此，一直到明朝后期，中央政府对女真各部还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后来明政府看到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便将其一分为三，分别设立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

后金创始人努尔哈赤就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头领（“都指挥使”）之家，姓爱新觉罗。据说他的先祖布库里雍顺是仙女佛库仑在长白山天池沐浴后，吃了放在她衣服上的灵鹊衔来的（红）果子所生。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不必认真。但是，他的六世祖猛哥铁木耳（亦称孟特穆）却确实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其曾祖父福满柱（亦称福满）与其祖父觉昌安（亦称叫场）也都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他的父亲塔克世（亦称塔失、他失）后来继任该职。努尔哈赤10岁时，其生母去世；因受不了继母虐待，１９岁时与其父分家另过。此后，他曾带着当地的土特产到抚顺城与汉族商人进行贸易，也曾在明将李成梁部下当差；从而使他深刻了解了汉族文化、习俗（如，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影响很深），并初步掌握了明朝在辽东的实际情况。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李成梁在帮助建州卫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建州右卫酋长阿台时，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事后明政府虽然任命努尔哈赤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并加封龙虎将军头衔，同时还赐他３０余封敕书和３０匹马，以表歉意。但这一切始终也未能平息努尔哈赤心中的怒火；误杀一事成了他日后反明的口实。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以其父留下的１３副盔甲起兵，以为父、祖报仇为名，率众讨伐尼堪外兰，并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经过２０余年的征战，最后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创立了“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原来女真人进行狩猎、生产和军事行动时，每１０人为一基本单位，名为“牛录”（满语，汉译为“箭”），其头目称“额真”（汉译为“主”），即所谓汉译“佐领”。实力壮大后，改为每３００人为一“牛录”，５个“牛录”为一“甲喇”（满语，亦称“札兰”，汉译“世”、“代”、“辈”等意），总共１５００人，其头目为“甲喇额真”，汉译为“参领”。５个甲喇为一“固山”（满语，汉译为“旗”），共７５００人，其头目为“固山额真”（即旗主），汉译为“都统” ］，随即在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又建立了后金国，公开与明朝分庭抗礼。

钮祜禄氏是满洲八旗氏族中的大姓和望族。它是一个既古老，又人口较多的姓氏；其地域也分布较广。清代的许多名人与文臣武将都姓此姓，甚至连皇后、皇妃亦有不少人出自此姓。例如，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雍正帝的孝圣宪皇后（乾隆帝的生母，额亦都的后裔）、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与恭顺皇贵妃、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和孝全成皇后（咸丰帝的生母），以及咸丰帝的原皇后孝贞显皇后等。由于钮祜禄氏分布地区不同，因此在《御制八旗氏族通谱》中又往往分为××地方钮祜禄氏。和珅一家属于英额地方钮祜禄氏。英额系指辽宁省东部的“英崿（额）峪”地方。此地盛产一种名叫“英崿秋”的野生小果子，酸甜可口，非常好吃，在清朝是一种进贡品。“英额峪”地方，现在叫“英额门”，是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个乡镇。此地有一条小河名“英额河”，从这里流向西南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界，最后注入浑河。当时此地是一个小小的军事、交通要地，设有“柳条边门”（即明朝所修“柳条边墙”的“边门”即“英额门”）。此地离后金国的都城“费阿拉”与“赫图阿拉”不远，地位比较重要。

“英额地方钮祜禄氏”，原来都生活在长白山地区，后来也是跟随建州女真部迁移至此的。例如，清朝开国元勋、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就“世居长白山”，后来他祖父阿陵阿跟随建洲左卫一起，“移居英额峪”。 额亦都一家是满族的巨室大户，颇具赀财，殷实富裕，一直雄居乡里，远近知名。阿陵阿在部族中很有声望，被人们称为“拜颜?（满语，亦称“巴延”、“巴颜”，意为“富翁”）。额亦都尚在童年时候，父母就被仇家所杀；他本人因躲藏在邻村友人家中，才得以幸免。当时他怀着对亲人的无比思念与对仇人的刻骨仇恨，发誓一定要报此深仇大恨。于是当他刚刚１３岁时，就只身找到仇人家里，“手刃其仇”。然后为了避难便投奔到嘉木湖寨长、姑父木通阿家，依靠姑母、姑父生活。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年），他在姑父家与努尔哈赤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结成生死之交。从此他一直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成为努尔哈赤的左膀右臂，是当时著名的勇将，为后金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和珅虽非额亦都的直系，但他们同属同一个地方的同一姓氏，推测他们之间应该多少会有血缘关系。

先祖噶哈察鸾与和珅的家庭出身

根据《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记载，和珅的直系先祖叫噶哈察鸾，其旗籍属于满洲“正红旗”。他在后金国建立初期，就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了八旗军的一员战将。他是赖卢浑都督的亲伯父。他的四世孙倭琛在清军入关时，曾以“前锋”的身份从征山西，攻打蒲城（今永济县）时，首先登上城楼，攻克该城后，因军功被赐予“巴图鲁”（满语，即“勇士”、“英雄”之意）称号，授骑都尉官职。后来，由于他在攻打浙江舟山时又立下战功，而加一等云骑尉，官至杭州副都统。噶哈察鸾的另外三个四世孙，一个叫阿尔吉禅官至郎中，兼佐领；另两个分别叫雅尔吉与达珠瑚都曾任护军校的官职。五世孙锡礼浑也曾任护军校，纳鼐曾任山西布政使，常绶曾任给事中，图尔泰与爱唐阿二人都曾担任过御史，兼佐领。拉汉泰曾任郎中。察哈达曾任笔帖式。郎深泰曾任佐领。尼雅哈纳，由闲散兵丁随清军入关经北京，征伐山东，由于梯攻河间府时，首先登上城墙，于是清军很快攻下该城，因战功赐“巴图鲁”称号，并被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正三品，每年的俸禄大约为禄米８０石，奉银１６０两）。死后其子鄂锡礼袭职，遇恩诏加二等轻车都尉。死后由其弟蒙鄂绰袭职。他死后由其子武勒袭职，死后由其亲叔之子（即堂弟）长生袭职。长生死后由其子阿哈硕色袭职，并兼任佐领；同时由于他在从征新疆准噶尔的战争中，在一个叫和通呼尔哈脑尔地方，“击贼身亡”而受到嘉奖。其叔父伊兰泰袭职时，削去了恩诏所加之职，仍曾袭三等轻车都尉，历任护军统领，兼佐领。死后由尼雅哈纳的四世孙常保袭职；后因追叙阿哈硕色战功，赠一等云骑尉。他死后由其长子善宝（即和珅）承袭其职。下面简单地把和珅家系列表如下：

和珅家系简表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和珅家族世代行伍，并获有战功；特别是其高祖（即五世祖）尼雅哈纳凭借战功，为其后代挣下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可以“世袭往替”。和珅的父亲常保袭职后，还曾担任过福建副都统的官职；此时，皇上还因追叙他兄弟阿哈硕色的军功，又特别赐予了他家一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

“和珅”是其“满语”名字的音译，如果译成汉文应该是“三纲之纲”的意思。他的乳名叫“善宝”，字致斋，生于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八旗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他们一家在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与其它八旗军民一起从龙入关进入京师（今北京）后，便按着当时的规制：汉人全部迁出内城，其房屋由八旗军民居住；又按“旗分制”规定八旗军民严格按照旗分不同划分住处。特别是在清朝前期，京师的内城设有按满洲、蒙古、汉军等旗籍划分的２４都统衙门，各旗分别有自己的驻防领地和固定教场、学校等设施。至于各旗人员的家居住处，也是按旗分不同，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一般说来，这一规定从清初至清末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当时的具体规定如下：

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清皇族属于此旗）；

正黄旗居德胜门内；

正白旗居东直门内；

（以上三旗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

镶白旗居朝阳门内；

正红旗居西直门内；

镶红旗居阜成门内；

正蓝旗居崇文门内；

镶蓝旗居宣武门内；

（以上五旗为“下五旗”。）

据清史档案与和珅的《嘉乐堂诗集》的“诗注”记载，他家隶属于满洲正红旗二甲喇，其原来的宅第坐落在西直门内驴肉胡同（民国后改为“礼路胡同”，即今“西四头条”）的东头；坐落在著名古刹“广济寺”（今中国佛教协会驻地）后面，离该寺不到一箭射程的地方。和珅与其弟和琳都出生在这里；一直共同居住到他家的旗籍被抬入正黄旗，和珅家才迁至到正黄旗领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大宅第，即今北京西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

然而，关于和珅的出身，以往人们总认为他出身“低微”、“贫贱”；甚至有人说他家出身“包衣”（满语，汉译为：家里供使用的“奴仆”、“用人”等）。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一些外国人。例如，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回忆录《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就写道：“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一鞑靼，出身颇微，然很具有才具。”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大妥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和珅在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２０岁时，其父常保故去后，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虽然这已经是他家有五代人承袭该职了，并且在乾隆年间，三等轻车都尉这个官职已是屡见不鲜的一般官职，但常保所任的福建副都统一衔，却是有职有权的高级武官；这个官职在清朝属于正三品，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中将”一级；并且后来皇帝又赏给了他家一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这在当时众多的八旗军民中，并不是人人都可得到的；和珅的生母乃河道总督嘉谟的女儿；继母系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也都是有头有脸人物的后代，这怎么能说他们的儿子的出身“低微”呢？因为那个时代，讲究门当户对，哪家达官贵人，肯把自己的心爱女儿，嫁给比自己地位底的人呢？再有，和珅在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被授予“三等侍卫，挑补黏竿处”。黏竿处是通俗的称呼，它的官称应叫“上（尚）虞备用处”。通常该处由侍卫１０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每当皇帝出行时，服侍在皇帝乘舆（轿）左右，负责扶轿、打灯笼等工作，俗称叫“打执事”的。另外有“司库一员（由内务府委派），掌黏竿、钓竿及一切用具。”人们通常说，和珅曾在銮仪卫当差，做过“拜唐阿”（满语，亦称“柏唐阿”；汉译为“听差的”、“执事人”），是给皇帝抬轿子的，言外之意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微”。其实则不然，“拜唐阿”一职，就是“上虞备用处”辖下的属官，是清朝武官中的一个级别，比蓝翎侍卫低一级。对此清礼亲王昭槤在《啸亭杂录》中，做了较为详细地解释：“定制，选八旗大员子弟中的捐捷者为执事人，司上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备用处’。盖以少年血气偾张，故令习劳勚，以?他日干城侍卫之选。实有类汉代羽林制也，而精锐过之，盖善于宠驭近侍之制也。”从上面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当“上虞备用处”的“拜唐阿”，不但不说明和珅的社会地位“卑贱”、“低微”，反而说明他是“八旗大员”的优秀子弟，是皇帝特意从众多旗人青少年中挑选出来的杰出人才，专供在自己身边使用，并且对他们经常进行各种“磨练”，准备日后另有重用。因此，我们认为和珅出身虽非十分显贵，但说他出身在清朝中叶，满洲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中上层武官家庭，这个定位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在“康乾盛世”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

和珅出生的年代与他生活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人们常说的“康乾盛世”之际。当时上距清军入关已经有一百余年，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施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与励精图治，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全国统一，疆域扩大，政权巩固。与此同时，恢复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广大人民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祥和的生产与生活的氛围，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学术文化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集以前各代大成之趋势。这个时期人们安居乐业，普遍都感到有奔头。例如，康熙帝从亲政开始，为了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使百姓休养生息，他接连发布了一些“惠民”的诏谕，宣布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奖励开荒；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并多次亲临工程现场视察，指导治河工作；改革赋役制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蠲免钱粮，改革地丁银的征收方法，宣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此外，康熙帝特别是在其统治前期，还大力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惩治贪污，表彰清廉。为“康乾盛世”进入“鼎盛”，打下了基础。雍正帝统治时期，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以“猛严”的作风和姿态，惩治各种弊端，一改乃父康熙帝统治后期的“宽仁”之法。从而一扫康熙末年以来的固守因循之风，使全国呈现出一派“政治一新”的景象。他“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功奏折，悉皆手批。”“朱批奏折，不下万余件。”国家大政，事无巨细，他均要经过熟思详虑，然后下达诏令；他亲自处理奏章，每日批阅文件往往至深夜。此外，雍正统治时期，十分重视选拔、使用人才。他深知“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例如，他对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的重用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几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且原来地位低微，但因为他们都有办事的能力，又精明强干，认真踏实，富有经验，故而将他们都提升为封疆大吏（即总督、巡抚），独当一面，成为朝野闻名的股肱之臣。同时他十分重视整顿吏治，采取坚决措施粉碎朋党，对八旗大员也进行了各种限制，并严惩贪官污吏，使政风为之一新。为了保证官吏清正廉洁，他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制度，并以发放“养廉银”作为补充。此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专制制度，他决定设立“军机处”。这是皇帝亲理政事，独揽军政大权的有力措施。此外，在他统治时期还实行了开豁“贱民”，废除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解放了部分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繁荣，他下令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这样就减轻了无地、少地，而人口多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他为了巩固边疆，笼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增加其“向心力”，继续实行乃父康熙帝所采取的重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与此同时，他还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这对于消除分裂、割据，巩固边疆，从而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加快民族融合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雍正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社会繁荣昌盛，面貌为之一新。具体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显着增加，国库存银数量不断上升。例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户部银库实际存银为3262余万两，可是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短短的七、八年间，就迅速增加到存银6000余万两，史载当时“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乾隆统治时期，采取了“宽”、“严”结合的持“中”政策，缓和其父统治时期社会各阶层间的紧张关系。他采取了“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与八旗家奴“开户”等一系列措施。为了发展生产，他继续注意兴修水利工程，加紧治理黄河、淮河，兴建海塘，提高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每当遇有灾荒之年，政府还借贷灾民口粮、种子、“耕牛价银”，只要借贷人按期归还，一般都不收取利息；或以工代赈，甚至蠲免不还。因此，这一系列积极措施，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致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耕种面积不断扩大。例如，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２００多万顷，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就增加到６８０多万顷，至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１年），又增加到７４０余万顷。与此相应的是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农作物种类有了增加；此时是农产品开始向商品生产转化的重要时期。

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例如，制盐、冶铁、冶铜、采煤、纺织、陶瓷和造船等行业，均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商业活动也比前代更加活跃，商业贸易与商品流通亦很发达。皇商、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秦商、江右商人，以及吴越商人集团都十分活跃，他们几乎垄断了国内、国外的商品交易和外贸往来。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缓慢的发展起来。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工农业生产中使用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作坊、手工工场比以前增多，生产中雇佣关系比前代更有发展。

乾隆帝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蒙古厄鲁特四部、回部与西?的统治，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现有的疆域。当时我国的疆域北自恰克图，南到南海诸岛，西始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与太平洋西岸。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亚洲最大的，繁荣昌盛的大国之一。当时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封建经济繁荣、发展。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和珅一生几乎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从降生，以至于童年、少年到青、壮年都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这种条件与氛围对他展示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也为他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蠹国肥私，大肆贪污也提供了可能。

咸安宫的官学生

和珅的启蒙教育是从自己家中的私塾开始的。据史料记载，一开始和珅是与比他小三岁的弟弟和琳一起，专门请私塾先生启蒙，开始无非是学一些《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初级读物。当然也适当接触了一些“四书五经”的知识，但很不系统、规范。在他刚刚１０岁的时候，就与弟弟和琳先后被选入了咸安宫官学读书，接受系统的教育。咸安宫官学坐落在皇宫西华门内（此地在康熙年间，曾经拘禁过皇太子胤礽） ，与武英殿比邻。这所学校是一座非同一般的官学，它最早是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十一月，在雍正帝亲自提议下，由内务府负责创办的。一开始雍正帝看到咸安宫房屋空闲，而“景山官学生功课未专”，于是命令“于内务府佐领管辖下的幼童及官学生内，选其俊秀者五六十名，或百余名，委派翰林等着住居咸安宫教习。”于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内务府遵旨在景山官学生，以及内务府佐领管辖下闲散幼童中，视其俊秀可以造就者，选了90余名学生就学。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所学校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培养内务府人员的优秀子弟上学，而专门设立的。但是到了乾隆年间，学校的性质便发生了一些变化，它除了继续供内务府官员的优秀子弟就读外，主要是大量招收八旗官员优秀子弟入学。关于这个问题，嘉道时期做过云贵总督和翰林院编修的吴振 在其所著《养吉斋丛录》中就有具体描写：＂咸安宫官学，在大内西华门内，为八旗官员子弟读书处。总裁以满、汉翰林各二员充。其后由掌院派充，满二员，汉四员。按日稽课，西配殿读满洲书者，则满总裁稽之。＂在该校担任讲课的教师主要由翰林充任，至少也得是进士、举人出身者。学校分为汉书十二房，清（即“满”）书三房。课程的设置主要有文、武两科。文的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清文（满文）与蒙古文、藏文；间有诗词、书画等方面的培训。武的则有骑射、摔跤，以及如何使用火器军事课程等。朝廷每年都要对学生进行考核，成绩优异者授予相应的官职。一般来说，一等的为笔帖士（满语为“巴克什”，意“学者”也；汉译为“书记手”，主要从事记录、誊写档案、文书，以及翻译满、汉奏章等事）。又，据英廉后人福格（字申之）所著《听雨丛谈》中记载：“‘笔帖式’为文臣备储材之地，是以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二等的为库使、库守。乾隆初年，该校的学生组成情况大致如下：在乾隆元年二月间，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在内务府所管辖的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所属“上三旗”的９０名学生内，从中挑选出３０名优秀者送咸安宫官学读书；此外，再令八旗都统等，将可以造就的俊秀子弟，每旗选１０名，如果大臣子弟中有情愿读书者，也可以在份额内准其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凡在咸安宫读书的学生，除了每年可以得到一份粮饷外，学习时间也不仅仅局限在十年之内（八旗官学的学生，必须十年内完成学业），一直到出任为官前，均可在校学习。

当时在京师城内有许多学校，例如，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琉球官学、俄罗斯学、算学学、国子监南学、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等。在这些众多的学校当中，咸安宫官学是一所优秀的学校。清朝许多精英们都在该校读过书。例如，大学士英和的父亲德保、军机大臣兼大学士阿桂、中丞良卿等人，都曾先后在该校学习过。他们都是在中了举人或进士后才离开这所学校的。他们所学的各种知识，基础十分扎实，有人甚至到了古稀之年，《四书五经》还能倒背如流。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咸安宫官学的学生绝非一般等闲之辈，他们都是从众多的八旗子弟中经过仔细挑选，择优录取的；这些学生不但品学兼优，而且长相漂亮，个个都是仪表人才。在这所学校里任课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的翰林们。该校课程多样、全面、正规，要求严格，教学效果好，成绩显著，培养了一大批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干才。这说明咸安宫官学是清朝各种学校中的佼佼者，即今天的重点学校。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大多数是人品出众，才貌双全的八旗后生。

和珅大约是在１０岁左右进入咸安宫官学的，由于他天资聪慧，记忆力强，过目不忘；再加上他有一股向上的精神，非常用功，因此经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表彰。例如，后来得到他信任、照顾与提拔的老师就有吴省兰、李潢和李光云诸人（这些人有的还曾在他家任过教）。

由于和珅的博学强记，在咸安宫官学学习期间，他不仅《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而且他的满、汉文字水平也提高的很快。此外，他还掌握了蒙古文和藏文，以及西域秘密咒语。与此同时，他的诗词、书法与绘画水平也都有了一定提高。和珅在他的诗句中就有记述他幼年与其弟和琳一起读书吟诗的记载：“幼共诗书长共居”。此外，当时著名学者袁枚也曾表彰和珅、和琳兄弟“少小闻诗通礼。”这些都表明他们兄弟聪明、机智，知书达理。

和珅在诸同学中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因为在清朝中期，八旗子弟的大多数都已腐化堕落，终日沉浸在“花天?地，纸醉金迷”之中；他们整日养尊处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无所事事。于是，他们把养鹌鹑、斗蟋蟀，平日提着鸟笼子进戏园，逛妓院视为人生最大快事，其它别无所求。许多人已完全腐败透顶，无一技之长，过着寄生的生活，成为地道的纨绔子弟。

英廉的孙女婿

和珅１８岁（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时结婚，妻子为大学士英廉的孙女冯氏。

关于英廉的情况，这里想作些简单介绍。英廉，字计六，号梦堂。他家原来本姓冯，祖籍辽东，内务府包衣籍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中举，最初为笔帖式，从事文秘工作；后来几经升迁官至淮安府同知、永定河道台、内务府主事、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正黄旗满洲都统、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等；同时他还兼任过《四库全书》正总裁等官职。可以说他是乾隆朝颇得皇帝青睐、信赖的有名的高官之一。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他病故时，乾隆皇帝特赐白银５０００两为其治丧，祀贤良祠，谥文肃。由此可见，英廉在乾隆朝始终为官，而且大部分做的都是高官，可以说是身居显位，并没有受到他出身低微的影响。他为官清廉，政声较好，因此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他一生到底有几个儿子，目前还不大清楚，但只少有一个儿子和儿媳是在他健在时就先后去世了，并留下了一个小女孩。因为孙女自幼失去双亲，作为祖父就对其格外怜爱，精心呵护、培养。当其长大成人后，为了给她挑选一个理想的佳婿，英廉确实费了一番苦心。他想为孙女找一个既品行端正，又年轻貌美；既才气出众，又善解人意，将来有所作为的才貌双全的好后生。他左挑又选，最后才选中了和珅。

论相貌，和珅确实是很难寻见的美男子，他是一个英俊青年，一表人才，百里挑一，讨人喜爱。在《秦鬟楼谈录》中，描写他“躯干如中人，面白皙而事修饰，行止轻缳，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每有所言，皆能悉举其事之本末。”总之，他是一位少年英俊，才华横溢，能说会道，办事干练，人才出众，人见人爱的好苗子。由此可见英廉亦是一位颇有眼力和远见的人，他料定和珅日后会有所发达，非一般等闲之辈，因此他决心将心爱的小孙女许配给和珅。

和珅家庭虽说是属于中上等家庭，一般生活不会有多大困难；但因其父长年在外任职，开销较大。也可能他和弟弟与继母关系不和，因此经济来源枯竭，以至经常手头拮据，捉襟见肘。据说这个时期，他常常带着他家的仆人（车夫）刘全，四处找人借钱，有时甚至跑到离京千里之远的外祖父嘉谟的任所去讨钱，以补助他与弟弟和琳的日常花用。这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少贫无籍”的依据吧！

在英廉的多方关照下，和珅顺利地完成了在咸安宫官学的学业；期间他还参加了“童试”（亦称“小考”、“小试”），考取了“生员”（即秀才）。待到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和珅１８岁时，英廉为其孙女准备了丰厚的妆奁，并亲自主持、操办了和珅与冯氏的婚事。

和珅与冯氏结为伉俪后，两人相亲相爱，感情颇好；也可以说是夫唱妇随，比翼双飞，彼此相约百年合好，白头到老。这种感情，从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年）冯氏去世时，和珅所表现出来的沉痛、悲伤与寂寞的心情，就可以略知一、二。那年，他曾为妻子冯氏一连作了六首“悼亡诗”，其中一首写道：

结缡三十载，所愿白头老。

何期中道别，入室音容杳。

屏帏尚仿佛，经卷徒潦倒。

泪枯挽莫众，共穴伤怀抱。

游川分比鳞，归林叹支鸟。

追思病时言，尚祝余足好（时余足疾复作）。

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与冯氏夫妇结婚三十余年间，彼此关系一直很好，恩恩爱爱，相互关怀，感情很深。

和珅结婚后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年），他参加了戊子科的顺天府乡试，这是属于省一级的考试。清朝规定乡试每三年举行一科，考中者为“举人”，可以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亦称“春闱”）。乡试年亦称“大比之年”，又因乡试多在秋天八月举行，因此又称“秋闱”。乡试的文体与会试的文体一样，为“八股文”；即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等部分组成。题目主要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但是非常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和珅却名落孙山，没有中举。

仕“奇缘”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２０岁的和珅，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可是这个官职在当时已经算不得什么显贵了。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他被授为三等侍卫，挑补黏竿处。前面已经提及黏竿处，又称“上（尚）虞备用处”，主要负责皇帝出巡等一切仪仗事宜，俗称“打执事”，在该处服务的人员，又叫“执事人”。不久，他又被调任到銮仪卫充当侍卫，接触皇帝的机会比以前更容易，次数也更多了。这一时期，和珅虽然轿前马后的侍候皇帝，比较辛苦，但可以经常接近天子，对于他日后发达，也是一个良机；因此想到这些，他心里不由得溢出一种喜悦。为此他在诗中曾有流露：“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宽”。

侍卫亦称校卫。满语为“吓”、“辖”、“下”或“虾”等。清朝初年，皇帝在自将的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的所谓“上三旗”中，挑选其子弟中武技高强，人品出众的俊秀青年，担任随侍宿卫，扈从左右，更番轮值。后来有时也在镶白、正红、镶红、正蓝和镶蓝的“下五旗”中，选拔一些合适的人材，入侍卫处行走。史载： “旧有钦选侍卫一等‘虾’，学习二、三、四品服奉名目，今为一、二、三等侍卫。”当时侍卫处的编制是一等侍卫60人，二等侍卫150人，三等侍卫260人。在此之外，尚有一种“蓝翎侍卫”６0人。全部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侍卫名目繁多，例如，乾请门侍卫、銮仪卫侍卫、上驷院侍卫、司辔侍卫、司鞍侍卫、茶膳房侍卫、伞上侍卫、奏蒙古事侍卫、上虞备用处侍卫、鹰鹞房侍卫、鹘房、狗房侍卫、十五善射及善骑侍卫，以及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侍卫多种。侍卫一般多由满洲、蒙古及觉罗子弟充之，宗室成员一般不充任侍卫。此外，又有“汉侍卫”，系在汉军八旗科甲出身的武进士中简选。一甲二名授二等侍卫，二甲三名授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等；每科共点１８名至２０名左右。从顺治朝开始，在御前服务的侍卫，皆以上三旗侍卫充任，即以镶黄旗居首，正黄旗居中，正白旗殿后。凡遇各项差使及随上行营，俱镶黄旗居左，正黄旗在右，正白旗左右分之，名曰；“花里雅密”（满语，汉译为“和”、“协和”之意。）每旗各有领侍卫内大臣管辖，系武职正一品，向以王、贝勒及尚书、都统充之。每旗各有六班，以章京领之，其中以乾清门侍卫地位较高，无定额，由大门侍卫选其优者充之，缺者仍归大门。

随着封建专治制度的加强，清朝皇帝身边的侍卫的地位、权势也在不断提高。他们不仅卫护殿陛，警跸扈从，并且成为了皇帝藉以行使专制统治的特殊工具；拥有传旨、奏事、出使、授将与拘捕犯人等广泛权力。

在清朝的侍卫中，确实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干才、精英。但是一般的侍卫却满足现状，贪图安逸，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上进。这些人读书很少，有的人连满文、蒙古文都不会，甚至连普通彼此见面的寒暄语都不能应付，甚至“有假诌歪文，不但反失本来面目，以致每每丢丑”的。在他们之中“间有一、二能读鼓词、小说及满洲传片能直数念下者，必群哄而哗曰：某也‘满汉皆通’。续办事章京亦有不识汉字，甚属可鄙。”这些虽然说的是道光朝时期的事情，但它可以反映整个清朝中、后期侍卫的大致情况。但是，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却能以“武功”被提升为将军。可他们即使成了将军后，仍是不愿意学习，乃至终生目不识丁。

和珅在这帮人中属于出类拔萃、鹤立鸡群者；再加上他上进心强，又肯于动脑筋，因此各方面都提高很快。侍卫这种职务平日是比较清闲的，因为皇帝并不是天天出行，值班时可以读书自学。和珅就是常常利用这些时间看书、习字、画画，以及吟诗作赋等，天长日久积累了不少知识，学习了不少本领。

在经过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卫”的生活后，到了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26岁的和珅终于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才华的机会。这一年，他从三等侍卫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正月，刚刚才27岁的他，就被乾隆皇帝任命为户部侍郎；作为户部尚书的副手协助管理全国的户口、田亩、赋税以及财政收支等各种事宜。刚刚过了一个月，到了三月，他一下子便升任为军机大臣，这是他进入中央核心集团，成为皇帝心腹，步入管理中枢政务的开始。该年四月，又兼任内务府总管。八月，兼任镶黄旗副都统。过了三个月，到该年十一月，又被任命为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乾隆皇帝又让他管理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并赐他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总之，在这一年内他先后六次升迁，同时其全家的旗籍也从正红旗被抬入了正黄旗，由“下五旗”成员，变成了“上三旗”成员；身份、地位都有了显着提高。紧接着和珅又被任命为御前大臣、议政大臣、领事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文华殿大学士（进入“内阁”）等一系列官职。在当时只有大学士同时又是军机大臣的人，才能称为：“真宰相”，而和珅?３７岁时，就成了“真宰相”。这真可谓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在清朝历史上像和珅这样被破格重用，迅速晋升的官员，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关于乾隆帝发现和珅，君臣相遇的传说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如，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为：有一次，乾隆皇帝“大驾将出”，仓促中怎么也找不到“黄盖”（皇帝出行时仪仗队使用的一种“伞”），于是乾隆帝十分生气，问道：“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呀？”只见底下的人个个都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的相互对望，一下子都傻了眼。这时只见和珅赶忙跑上前去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抬头一看，好一个“仪度俊雅”的美小伙，不由得怒气顿消。于是问道：“是何出身？” 和珅答道：“生员。”又问：“你参加过乡试吗？”答曰：“戊子（一说庚子）曾赴举。”又问：“何题？”答曰：“孟公绰一节。”接着乾隆皇帝说：“你能把你作的文章背下来吗？”于是和珅便滔滔不绝的背诵起来，且声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听后，龙颜大悦。说道：“很可以呀，完全能够中举啊！”于是君臣知遇便从此开始，接着遂派和珅总管仪仗，没多久又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副都统、尚书……，此后官位节节高升，直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另有一种说法（如，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与此大同小异：一日，乾隆皇帝“警跸出宫”，在轿中翻阅“边报”，当他看到有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个重要犯人逃脱了，显得有些生气，便顺嘴说出《论语》中“虎兕出于柙”一语。当时扈从的侍卫和羽林军们听后，个个都惊呆了，不知皇帝说的是什么？彼此交头接耳，小声地相互询问。这时只见和珅跑上去对曰：“爷（当时宫内人都称乾隆皇帝为‘老佛爷’或‘老爷子’）谓‘典守不得辞其咎耳。’”乾隆帝听后连连点头，十分高兴，仔细一看，身边站着一个长像清秀的翩翩美青年，便问道：“你读过《论语》吗？” 和珅赶忙答道：“奴才读过了。”接着皇上又问起了和珅的出身、家世、年龄等等，亦对答如流，头头是道，奏对的十分得体，因此颇得上意。于是“恩礼日隆”，官运亨通，如日中升。第三种说法（如，陈焯在《归云室见闻杂记》中记载）：和珅在担任銮仪卫侍卫时，扈从乾隆帝巡幸山东，皇上喜欢乘坐一种“小辇车”，用骡子拉辇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骡子，非常快捷。有一天，和珅跟随在辇车旁边侍奉，皇上看他长像清秀，举止文雅，便问他：“是何出身？” 和珅答道：“生员。”皇上又问：“你参加过乡试吗？” 和珅对曰：“庚寅曾赴举。”皇上问：“是什么题目？” 和珅答：“《论语》中‘孟公绰’一节。”皇上问道：“你现在还能把你所作的文章背下来吗？”答：“能”，于是和珅边走边背，十分流利，“矫捷异常”。皇上听后，连连点头说：“你的文章作的不错呀！完全可以中举啊。”于是君臣知遇由此而起，很快和珅的官位就连连升迁，没有几年他就当上了户部尚书、大学士，以及军机大臣等高官，“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得上意。”此外，关于和珅发迹、得宠的原因，还有一些情节离奇，而且荒诞不经的传说，大都不可相信。例如，在《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据说在雍正朝时期，雍正帝有一位长像十分娇艳、漂亮的妃子，非常招人眼目。当时宝亲王（即后来的乾隆帝）已经20岁左右了，情欲初开。有一次他因事入宫，从这个妃子身边走过，看见她正对着镜子梳妆，于是突然用双手将她的双眼捂住，情不自主地与其嬉戏、挑逗。没想到妃子吓了一跳，她不知其身后是宝亲王，于是顺手用梳子向后击去，一下子正好打在了亲王的脸上，并将其划破出血，于是宝亲王只好悻悻离去。第二天，正赶上是次月“初一”，宝亲王又要入宫给母后请安。当其母后看到儿子的脸上有伤痕时，母后忙问儿子是怎么搞的，开始儿子不肯透漏真情，后来在母后的一再追问下，只好说出实情。皇后听后，愤怒不止，怀疑该妃子调戏其子，立即令该妃子上吊自尽。当宝亲王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很伤心，对不起这位妃子，想立即找母后申诉是其冤枉了这位妃子，可是又不敢承认是自己的过错，犹豫不绝之下，他跑到书房用小手拇指沾点朱砂，迅速来到妃子住处，看到妃子已经气绝，十分悲伤，于是顺手将朱砂点在妃子的脖子上了。并说：“是我害了你，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等到二十年后，我们一定会再相会的。”说罢便径直返回了寓所。事过多年，当和珅在銮仪卫做侍卫时，有一次乾隆帝驾出，仓促中找不到“黄盖”，于是皇上十分生气，便问：“是谁的过错呀？” 和珅便应声答道：“典守不得辞其责。”乾隆帝看到应声者似曾相识，恍惚想到眼前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于是脑子里总也忘不了这件事。回到宫中，他左思右想，从幼年想到青壮年的种种事情，终于想起和珅的相貌与当年死去的雍正帝的妃子相貌相似。于是便秘密把和珅召入宫中。令其跪在自己面前，低头看其脖子上果然有一颗红痣，很像自己当年的朱砂指痕，因此默认和珅就是当年那个妃子转世。从此对其“倍加怜惜”，恩遇有加，屡屡提拔他，以致使其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

在以上列举的有关和珅发迹的事例中?尽管情节各有不同，彼此存在差异，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和珅青年时期曾在乾隆帝身边服务，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皇上发现了他的才华和能力出众，引起了乾隆帝的注意，再加上和珅五官端正，文弱可爱，讨人喜欢。同时又由于他口齿伶俐，生性乖巧，善解人意，随机应变，办事机敏，聪颖能干，因此乾隆帝对他十分赏识，格外青睐，破格提拔，一跃成为了皇上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

邀恩取宠受青睐

和珅在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时年２６岁）被乾隆皇帝发现、赏识后，便经常跟随在皇上左右。他除了悉心侍奉，笑脸相陪主子外，便仔细观察乾隆帝的饮食起居，一言一行，小心翼翼地揣摩其心理与爱好。天长日久便知晓了皇上的脾气与秉性。乾隆帝想做什么，想说什么，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等皇上开口，他就操办停当了，并且干得干净利索，得心应手。把皇上服侍得舒舒服服，特别称心，于是乾隆帝愈发对他喜爱和信任了。此外，世间也流传着一些传说，那就是说乾隆皇帝与和珅有“同性恋”之嫌，因此和珅才能得到乾隆帝的特殊恩遇。笔者认为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通往仕途的门径，以及升官的阶梯乃是科举与察举，或靠武功过人，才能步入堂奥。但也有一种人是靠长相俊秀，头脑灵活，聪明伶俐，讨人喜欢，从而飞黄腾达爬上高官之位的。例如，汉朝的董贤，以及清朝的和珅等人皆由相貌出众，脸蛋漂亮，聪明伶俐而得到了恩宠，从而发迹，于是便破格提拔，一步登天，这真可谓是飞来的礼遇。

乾隆皇帝用人，特别是对身边的近臣，更是多方挑剔，不但要求官员机警敏捷、聪慧多谋，办事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惹人喜欢。例如，乾隆朝的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与福长安等人都是“美男子”，故得到了他的格外重用。相传福长安在乾隆晚年受宠信，固然是由于他死心塌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年轻漂亮，讨人喜欢。诚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那样：福长安“英气崭然，一翩翩少年贵胄。”

相反，在乾隆朝有一些名臣尽管很有本事，才华出众，但因其长相不合皇上心意，则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用。例如，名臣阿桂，文武双全，虽然名列“首辅”，但因格子矮，于是经常被派往外地出差办事。再如，大名鼎鼎的才子纪昀（字晓岚，谥文达），曾在翰林院任职，并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但因其人晚年身广体胖，又是近视眼，长相不美，虽然其人才华横溢，诗文俱佳，满腹经纶，本应重用。可乾隆帝却将其“目为腐儒，不予重用。”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卷３，《乾隆时侍从之臣》中所言：“于时大臣响用，颇以貌取，文达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帝——笔者注）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 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

和珅的发迹与汉朝的嬖臣董贤受宠何其相似。董贤本来是西汉末年的一个小小郎官，又学识平平，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但因其善于胁肩谄笑，溜须拍马，迎合上意，更重要的是年轻漂亮，相貌英俊，故被汉哀帝刘欣看中，从此一跃龙门，连升高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据史书记载，在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５年）的某一天，董贤正在宫内大殿下等待皇帝上朝时，偶然被哀帝发现，两人一见钟情，相恨太晚。哀帝刘欣“悦其仪貌”，上殿后便立即下诏，要马上让董贤单独觐见。董贤诚惶诚恐，连忙上殿与皇上对话，二人此次谈话非常投机，哀帝高兴异常，对董贤应对十分满意和赏识，于是立即把他从郎官擢升为黄门郎。这便是董贤贵幸的开端。汉哀帝在结识董贤还不到一个月时，由于两人频频接触，总觉得赐给董贤的官位太低，索性又加封他为驸马都尉侍中。常言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董贤一家老小皆因他受皇帝宠信、礼遇而沾光，个个飞黄腾达，官运亨通。董贤的父亲首得其益，由御史、君中侯征为霸陵令，没有多久，又被提升为光禄大夫；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少府，并赐爵关内侯，后来又迁官卫尉。与此同时，董贤的岳父擢升为将作大匠。他的内弟（俗称“小舅子”）被任命为执金吾。董贤的胞弟也被封为驸马都尉侍中，董贤的胞妹则被封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这样一来，董氏一家亲族布列朝廷的各个领域，其权势甚至超过了当时名声赫赫的傅、丁二家外戚。

董贤受宠于汉哀帝，两人关系亲密，可以说是终日相伴，形影不离。董贤在汉哀帝宠遇下“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日间赏赐累巨万，贵倾朝廷。”汉哀帝对董贤的关怀、体贴备至。他们二人经常同吃同眠，亲密异常。传说有一天午间二人同床共寝，董贤睡梦中头枕到了汉哀帝的衣袖上，可是这时汉哀帝已经睡醒，想要起床，为了不惊醒正在熟睡的董贤，便索性用佩剑割断了衣袖，这就是有名的“断袖而起”的历史故事。汉哀帝为了日日夜夜都能与董贤厮守在一起，便索性下旨让董贤的妻子也搬入皇宫中来居住。一时间董贤所受到的荣宠是当时任何人也赶不上的。这正如丞相王嘉在元寿二年（公元前２年）时的一份上疏中所言：“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至于宗庙。贤母病，长安橱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官，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苍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灌 ，群臣惶惑。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汉哀帝对此还嫌不够，竟为董贤的身后之事操起心来，他下谕旨让将作大匠在义陵附近，为年仅二十多岁的董贤大修坟墓。此坟规模宏大，周围墙垣数重，林木葱茏，蔚为壮观，可与帝王陵寝相媲美。此外，汉哀帝还绞尽脑汁为董贤封侯寻找理由，恰好就在此时发生了所谓 东平王刘云夫妇“谋反”事件。本来此事是待昭孙宠、息夫躬向汉哀帝告密的，可等到“谋反”被平定，将东平王刘云夫妇处死后，汉哀帝又指使孙宠、息夫躬二人上奏，提出检举东平王“谋反”的首功应归于董贤，并请皇上为董贤封功嘉赏。这样，汉哀帝在接到他们二人奏疏的当天，就急不可耐的立即下诏封董贤为高安候。可是丞相王嘉对东平王刘云夫妇“谋反”一事表示怀疑，便对董贤、孙宠、息夫躬提出弹劾，追究他的责任。于是引起了汉哀帝的不满，下令将王嘉下狱致死。于是，在元寿二年（公元前２年），年仅２２岁的董贤又被汉哀帝晋封为大司马将军。就是这样，汉哀帝还嫌他对董贤的恩宠与喜爱不够，后来干脆想把皇位拱手让给董贤。史载，有一次，汉哀帝在皇宫麒麟殿宴请群臣，席间君臣彼此劝酒，气氛十分热闹。酒过三巡，哀帝已略有醉意，突然站起身来，走到董贤面前，笑眯眯地对董贤说：我打算效法古时贤君尧禅位给舜的作法，把皇位让给你，不知爱卿意下如何？在这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董贤感到很惊讶，弄得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非常尴尬。此时，坐在一旁的陪宴的侍中王闳（王莽之侄）挺身立起，严肃地对汉哀帝说：天下是高祖皇帝（刘邦）打下来的，并非陛下一人所有。陛下承继大位，就应该传位刘氏子孙，永保汉室祖业亿万年不变。您作为天下至尊，地位显重，岂能随随便便开玩笑呢！汉哀帝面对王闳的严正指责，酒意已有些清醒，知道自己失言，于是便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内心里却老大不高兴，讨厌王闳多嘴，感到很不痛快。宴会之后，他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没过多久便找茬下诏罢掉了王闳的官。

董贤在汉哀帝的纵容、包庇和卵翼下，不可一世，为所欲为，十分放纵。平日他可以自由出入宫禁，随意将宫中收藏的希世珍宝往自己家里拿。以致他家中堆满了珠宝美玉与各种珍奇的器物，有的其精美程度甚至超过了皇家藏品。总之，董贤在汉哀帝当政时期简直变成了个“二皇帝”。

董贤由一个微末小臣，由于某种偶然的机遇，靠一幅漂亮的相貌被汉哀帝看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飞黄腾达，连连高升，直至被擢升为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的司马。无独有偶，在时隔一千七、八百年后，和珅亦由一个微末的銮仪卫下属粘竿处的拜唐阿，也同样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靠一幅漂亮的脸蛋被清高宗乾隆皇帝看中，在短暂的时间内被迅速擢升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一等公的高位，亦被人们称为“二皇帝”。

然而，乾隆皇帝远非汉哀帝可比，和珅的本事也不是董贤所能赶得上的。但和珅与董贤的受宠、发迹，却又是多么惊人的雷同，两者何其相似乃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都是由于其相貌俊秀，善解人意，从而赢得了君主的欢心。这种历史现象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君主的嬖臣与佞臣

和珅在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被乾隆帝发现和赏识后，地位有了显着变化，他可以常常跟随在皇上左右，随时听候主子使唤。在此期间，他以奴才自居，除了小心翼翼地悉心侍奉、笑脸相陪乾隆帝外，便是注意观察皇上的一言一行，仔细揣摩其心理与爱好。日久天长，久而久之便知晓、摸透了主子的脾气、秉性。乾隆帝想做什么，想说什么，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许多事情不等皇上开口，他就操办停当了，并且干得干净利索，得心应手。平日他对乾隆帝侍奉得体贴入微，甚至连皇上咳嗽两声，他就赶紧把痰盂端着奉上；简直把主子服侍得舒舒服服，特别称心，十分满意，因此对他更加喜爱和信任了。再加上和珅本来就聪明伶俐，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精明干练，很会办事，记忆力强，可以过目不忘，同时，他还会写一笔好字，并且他还能模仿乾隆帝的字体。对于和珅，就连外国使节对他也都赞不绝口；例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就曾说过：他“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又如，朝鲜使臣在记载中也认为：每当乾隆帝问起一件事情，和珅不但能立即回答得有条有理，而且能把事情的经过，来龙去脉都说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同时还指出了和珅的一大特点，那就是：“为人狡黠，善于逢迎。”

和珅与乾隆帝天天接触，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和珅在围着乾隆转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皇上的爱好、脾气、起居、饮食等生活习惯，也可以说对皇上的所思所想，都已经揣摩到家了。乾隆帝想什么，他就想什么，有时甚至连皇上还没想到的事，他也预先想到了；皇帝说什么，他也说什么，并且能常常说到皇帝的心坎上，那真是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也；这怎么不叫皇帝喜欢呢！例如，乾隆帝平日非常喜欢吟诗作赋，写字绘画，于是和珅也就在这方面狠下功夫，闲暇时间便赋诗习字，并以“骚人”自视。平心而论，和珅所作的诗文有的还是不错的，正如他同时代的学人钱泳所说，和珅的诗是有佳句可采的，很通诗律。在他的诗作中，有不少就是奉乾隆帝之命而作的。例如，在他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有一首《奉敕敬题射鹿图．御宝匣戊申》的诗，就是奉命而作的，现在兹录于下：

木兰较猎乘秋冬，平野合围坳鹿竟。

霜叶平铺青嶂红，角弓晓狭寒风劲。

图来制匣宝装成，贮就天章玉采莹。

文修武备双含美，犹日孜孜体健行。

乾隆皇帝好虚荣，讲排场，幸喜享乐。和珅早已摸准了他的脾气，心领神会，并深解其意。因此，他百般奉侍，小心翼翼，深怕惹皇上不高兴。他多次陪同乾隆帝巡幸江南、热河避暑山庄、围场“木兰秋狝”（即狩猎）、东巡祭祖、祭陵、朝拜“三孔”（即孔庙、孔府、孔林），西巡五台山拈香拜文殊菩萨等。除此之外，他还极力鼓动乾隆大兴土木，亲自主持扩建圆明园、避暑山庄“外八庙”，修缮皇宫大内殿阁楼台等工程。并且还为乾隆帝准备好了日后做太上皇时居用的“宁寿宫”。与此同时，为了筹集这笔款项，和珅还使出了他善于敛财的本领，制定了一系列广开财源、扩大财路的各种措施，尽量少用，或不用国库的存银，使乾隆帝十分满意，非常高兴。

和珅因为摸准了乾隆帝的癖性、爱好，他深知天子幸喜收藏，欣赏古董、字画、文物，以及中外各种工艺品，于是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满足皇上的喜好与需求。例如，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０年），朝鲜使臣就曾看到过和珅献给皇上的金佛。他曾在其著述中记载：“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卖买。朝臣用此作为贡献，皇帝亦以此赏赐贵臣。千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户部尚书和珅所献。”因为平素知道皇上笃信佛教，进奉金佛，使老主子格外高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和珅的信赖，同时也更加深了彼此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珅对乾隆帝更是体贴入微，甚至不顾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身份，“每当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为了表示自己只是一条看家犬，一生忠于主子，和珅平日对皇帝，从来“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于是把个老皇上哄得心满意足，眉开眼笑，怎么能不喜欢这个后生呢！再加上和珅很会办事，在吏治与财政方面都做了某些改革与更张。这样做不仅加强了皇权，而且增加了内务府的收入。对于这一切乾隆帝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和珅办事，乾隆放心。

乾隆帝原本就是一个才气横溢，精明能干的君主，他所需要的臣下，自然也不能是平庸无能之辈。正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所见到的那样，尽管乾隆皇帝到了晚年，“刚燥之性，仍不以此少减，即如现在所存皇子，仅只四人，而此四人之中，乃无一人能略握政柄。宁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而绝不计及将来承继问题，其意见如何，颇非他人所能揣测，然论者每谓现存之皇子四人，均为?帝所不喜之。”由此可见，乾隆帝依信和珅，超过了相信自己的亲儿子们。

不能否认，和珅确实有超人之处，他有一技之长，并有一些特殊的才能。他除了精通满文、汉文之外，还通晓蒙古文与藏文等多种文字。他能熟练地用蒙古文和藏文替皇上书写诏谕，这一点深受乾隆帝的欣赏，并不止一次的夸奖和珅：“承训书翰兼通满汉”；“清文（即满文——笔者注）、汉文、蒙古文、西番文（即藏文——笔者注），颇通大意。”由于乾隆皇帝认为和珅年轻有为，精明能干，因此他能“不次升擢，宠幸无比。”

乾隆帝对和珅可以说是做到了“用而不疑，疑而不用”的地步。因此，不管有人直接反映也好，还是旁敲侧击也罢，一概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或者是做和事老，从中调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有甚者是压制、打击敢于弹劾和珅的人。这便应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那句老话。对于敢说和珅“坏话”的人，乾隆帝常常是首先想到的是那个人是否别有用心，挑拨离间，企图拆散他的“左膀右臂”。久而久之，使和珅变得更加虚骄、专横，目中无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有时甚至连皇子、皇孙们都得让他三分，都对他表示敬畏。

和珅当政后，乾隆帝有意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以备随时召用；无论乾隆帝住在皇宫大内，还是住在圆明园、避暑山庄，乃至祭祖、出巡游幸、狩猎等，都要带上和珅，可以说他们两人是形影不离，难舍难分。和珅长期以来，主管着户部和内务府，掌握着大宗钱财，乾隆帝对他从不怀疑，有时甚至还直接叫人把成千上万两的银子交给和珅，由其任意支用。

此外，凡是地方督抚官员们贡献的方物，或是外国使臣朝贡的礼品，准进与否，都必须事先经过和珅的同意与批准，由其定夺是否准许。而乾隆帝每次只从其中挑选一小部分，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和珅内宅，偶尔也有少数退回给进贡者本人。这样，久而久之，和珅家的珍奇异宝、金、银、玉等各种器物，比起皇宫大内的藏品并不逊色，甚至个别的对象比宫内的藏品还要出色。例如，整块的宝石和珅家收藏的比宫内收藏的还要多，还要大。他家的珍珠手串也比宫内所藏多出数倍。他家所藏的一颗大珍珠比皇上御用冠顶的珍珠还要大，还要好。他家收藏的大玉盘、大朝珠……甚至比乾隆帝收藏的还要大，质地更好，成色更佳。事实证明，和珅是乾隆帝的大红人，是乾隆帝最崇信的嬖臣、佞臣。难怪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人，都认为和珅是当时中国的“二皇帝”。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和珅确实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手遮天的权臣。

连年升迁，飞黄腾达

和珅由于得到乾隆帝的青睐与宠幸，因此他的地位也就不断变化，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甚至在一年之内，就接连几次擢升。他的权力越来越大，管辖的部门越来越多，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

和珅不但当文差，而且也还兼任武职。刚开始，乾隆帝把和珅从銮仪卫侍卫擢升为乾隆清门侍卫，不久又迁任为御前侍卫，同时兼任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正月，和珅擢升为户部侍郎。当年三月，又提升为军机大臣，进入军机处办事，朝夕围绕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乾隆帝调遣。四月，又让他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皇家事务。八月，乾隆帝又让其兼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授其为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又兼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与正白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内骑马。与此同时，和珅全家的旗籍也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五月，乾隆帝下谕旨令和珅、英廉、梁国治与刘庸等人，负责修改《明史》中有关蒙古人名、地名音译未真之处，命令他们共同“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同年六月，乾隆帝任命和珅任吏部左侍郎，兼署右侍郎，负责官员任命、使用与检察、考核等。十月，又让其兼任京师步军统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门提督”）。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初，吏部尚书永贵等人上奏，有关京察降革司员参罚事件，免其随带；此事也牵涉到了和珅，结果他以扶同瞻徇的“罪名”，受到处罚，降官二级，但是留任继续工作。此事对和珅并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多久，乾隆帝就让他兼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管行营事务。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是个肥缺，日进斗金。这个差事一般均由王公、国戚担任；现在这个差事给了和珅，说明皇上对他的照顾与信任。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让和珅兼任了镶蓝旗满洲都统。同年六月，乾隆帝又授予和珅正白旗都统和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年）八月，他被任命为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三月，乾隆帝又授予和珅户部尚书，并正式擢升为御前大臣，同时还兼任正白旗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和议政王大臣等职。同年四月，乾隆帝把最心爱的第十女和孝固伦公主许配给了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当时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都只有六岁。从此，和珅成了皇亲国戚，成为了皇上的儿女“亲家”，因此，“宠任冠朝列矣。”这一切就足令那些王公显贵以及列朝文武官员们侧目相看；同时也为他日后弄权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条件。十月，又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同时兼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乾隆帝又让和珅兼任了兵部尚书，并负责管理户部三库；并且还兼任了方略馆总裁。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他以原衔充任经筵讲官，并晋封为太子太保，同时兼任《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总裁。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年），乾隆皇帝赏赐和珅戴双眼花翎，并充任国史馆正总裁，兼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即满文）馆总裁。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七月，乾隆皇帝再次授予他轻车都尉世职，并再次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兼管户部事务如故。同年九月，乾隆帝授予他一等男爵。这一年，他还依旧兼任正白旗满洲都统和镶蓝旗满洲都统。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七月，乾隆帝授予他文华殿大学士，并让他仍然管理户部。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二月，和珅晋封为三等忠襄伯爵，并赐予紫缰。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四月，充任殿试读卷官。同年五月，充任教习庶吉士。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乾隆帝赏赐和珅黄带四开契袍。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和珅又兼任篆刻“石经”的正总裁。此时，和珅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领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但是，阿桂只是名义上的朝臣“一把手”，而和珅才是实际上掌握朝廷实权的“第一人”。因为阿桂经常奉命外出督师、治河、勘察工程和查案等诸务，这期间京城朝廷事务皆由和珅全权处理，军机处也由和珅代理领班。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就曾经说：“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和珅兼任翰林院学士。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乾隆帝觉得和珅权力还没有达到及至，于是又让他兼管了太医院和御药房。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四月，和珅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官。五月，又兼任教习庶吉士。是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决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第十五个儿子永琰（即位后改“永”字为“颙”字，年号“嘉庆”），自己当上了“太上皇”。可是乾隆帝让位，却不让权，一切实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和珅依然仰仗着太上皇的声威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正月，和珅调任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同年六月，又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这一年，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年已八十岁了，再加上疾病缠身，故请求休致回家，颐养天年，得到批准。可是没有多久，他的病情加重，医治无效，到了第二年?月就去世了。从此和珅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朝臣中的第一把手。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和珅奉命调管刑部，但仍然兼管户部。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年）正月，奉命充任参赞机政，并兼管各部部务事宜，可以说总揽了朝廷事务的一切大权。同年八月，和珅被晋封为一等嘉勇公。

从以上简单按年罗列的和珅历任官职，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和珅的发迹史；他的官位是越做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几乎是各种高官全都做遍，风光享尽，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了；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他真是坐着直升飞机登上高位的。在政治上，他大约是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四年的２４年间，担任军机大臣就长达２３年，以军机大臣兼任步军统领２２年，以军机大臣、大学士、步军统领，又兼任户部尚书长达１５年之久，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在政治上，和珅从三等轻车都尉晋封为一等男，再晋封为三等忠襄伯，最后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从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事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兵、刑部及内务府、三库、理藩院、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务。在经济上，和珅除了担任户部尚书外，还控制着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要职，掌握着国家的重要财源。在军事上，和珅除了担任过兵部尚书外，还长期担任京师步军统领等职，并控制着健锐营与火器营，这是清军中执掌新式武器的特种部队。在文化上，和珅曾担任《四库全书》总裁、《钦定热河志》、《钦定日下旧闻考》、《大清一统志》、清《三通》、《清字经》等大型书籍编纂的正总裁、总裁，以及担任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总而言之，和珅一生高官做遍，权势赫赫，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特别是他在乾隆晚年、嘉庆初年，充任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并兼管吏、户、兵和刑等部事务，从而控制了官吏任免升迁、财政开支、诉讼裁判等大权，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实乃为一特殊的事例。和珅其人对清朝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直接波及到后世，给清皇朝由盛转衰，以至陷入危机的境遇埋下了种子。

和珅之所以得到如此殊荣，受到乾隆帝的特别信任、宠遇，究其原因，除和珅长相俊隽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和珅出身八旗满族世家。清朝，尤其是在清朝前期、中期，满族人受到皇帝的特殊恩遇、信任。虽然朝臣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都设置了汉官，但是历来都是以满官为主导，汉官为次，实际大权均掌握在满官手中。这一点畛域分明，绝不含糊。其次，和珅所以受到重用，也说明他确实聪明能干，办事能力强，干练机敏，其知识、能力等均在同辈满族人之上。并且他多年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于一身，同时他还是乾隆帝的儿女亲家，与皇室有联姻关系，因此，成为了乾隆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人。

查审李侍尧

尽管乾隆帝一开始就青睐、宠幸、重用和珅，但如果和珅在政绩上没有突出的表现，做出点令人们信服的举动，那也就很难使别人，特别是那些资深的同僚们服气。恰在此时，乾隆帝给了和珅一个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云南粮储道并曾任贵州按察使的海宁解除旧任，被任命为沈阳奉天府尹，来京陛见，按惯例皇帝均要询问一下该省地方大吏的一些表现。海宁其父明山曾是前任云贵总督，故他对云贵两省的情况比较了解。当面海宁并没有反映出什么重要的情况，特别是对云贵总督李侍尧还说了不少好话，说他很能干，有本事。可是，背地里海宁又对别人说了不少李侍尧在云南贪赃枉法的事情。例如，他对和珅说，李侍尧贪婪无厌，自己怕他报复，在李过生日时，曾向他贡献黄金二百两。和珅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向皇上作了汇报。乾隆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生气，于是下谕将海宁交给军机大臣审讯，让他说出实情。军机大臣们遵旨严厉审讯海宁，在这种情况下，海宁只好全盘交代了有关李侍尧的侵贪事情。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李侍尧曾派谴部下孙允恭赴江苏购买进贡物品，借此机会收取所属官员汪圻、庄肇奎和素尔方阿等人贡献银，共计16000余两。（二）李侍尧派人修缮自家房舍，向属员勒索白银大约10000余两。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乾隆帝下谕派遣户部右侍郎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等人，前往贵州、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乾隆帝特别下达密旨，命令沿途湖南、贵州等省巡抚派人把守关口，严密稽查往来人等；如若遇到私骑驿站马匹由北往南的人，一定要严行截拿，详加审讯，然后上报。

李侍尧，字钦斋，祖籍辽东铁岭，原为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其家被抬入汉军镶黄旗。他是明末将领李如柏的后代，其四世祖李永芳，原本是明朝镇守抚顺城的最高长官。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初，当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抚顺时俯首投降。努尔哈赤为了奖励他，授予他三等副将官衔，并把自己的孙女下嫁给他，因此俗称其为：“抚顺额驸”。从此李永芳为新主子效尽了犬马之劳，立下了赫赫战功。李侍尧的父亲叫李元亮，曾作过户部尚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八旗勋旧大臣的后裔。乾隆八年（1743年），李侍尧以荫生身份得补印务章京一职。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第一次接见李侍尧时就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认为他是“天下奇才”，立即破格提升他为副都统。当时有人以违例谏劝，乾隆帝却说：“李永芳孙，安可以他汉军比。”不久，李侍尧先后又转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等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便任代理两广总督，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式实授。因为广州从隋唐时期开始，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广州又成为了中国对外通商的唯一港口。一切贸易均由洋行（俗称“十三行”）经理。因此，“十三行”商人，若想保持其垄断地位，就必须向广州地方官行贿、献纳。于是两广总督一职，一向是个发财的肥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李侍尧被召回京师，充任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专任湖广总督。次年，再任两广总督。不久，因丁忧回到京师；守制期满，任工部尚书。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任两广总督，袭二等“昭信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他前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干了十五年。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才调任云贵总督。李侍尧是位能人，其才干尽人皆知。《清史稿》记载：此人“短小精干，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辩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礼亲王昭梿在其所著《啸亭杂录》中也说：“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再加上，李侍尧也很会讨好乾隆帝，在他为官期间，在同僚中以进贡方物最得主子满意驰名；乾隆帝曾夸奖他与山东巡抚国泰的贡品最好，超过其它人，非常喜欢。因此，他一向为乾隆皇帝依任、器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侍尧逐渐沾染了当时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陋规，并滋生了骄娇二气，趾高气扬，轻易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其“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珅衔之。”这也就是说，他凭着资格老，地位高，没把和珅放在眼里，经常在语言上和行动上对和珅不尊重，于是就得罪了和珅。因此，和珅也总想找机会整一整他。和珅本来就心胸狭小，又本性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李侍尧也确实存在贪赃、受贿、索贿、侵吞、勒派等一系列问题。例如，他曾强行把一颗珍珠卖给昆明知县杨奞，然后索要白银３０００两，将另一颗珍珠卖给云南的一个同知方洛，索要白银２０００两。后来两人并不敢把珍珠收为给予己有，于是又作为礼物送给了李侍尧。此外，李侍尧曾令云南鲁甸通判素尔方阿管理乐马银厂，每月向其交纳１０００两——２０００两?银。再说，乾隆帝早已知道李侍尧借筹办贡品为名，借机营私肥己。因此，他一方面派当时正在随銮南巡的户部右侍郎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为钦差大臣，从山东长清县灵岩寺行宫出发，每日行程二百里左右，迅速赶往贵州、云南。与此同时，乾隆帝又谕令在京师的户部尚书英廉，在正月二十七日，率人查抄了李侍尧的在京家产。

和珅、喀宁阿等人一路晓行夜宿，急急忙忙于二月二十六日，赶到了昆明府。首先把李侍尧的大管家张永受拘捕起来，连夜严加审讯，并查抄了他的随身携带物品。张永受实在挺不住了，只好供出了李侍尧派他承收各级地方官员馈送的贪污营私的有关事情。三月初七日，和珅与喀宁阿查审李侍尧，在事实面前，李侍尧不得不俯首认罪。承认收取迤南道庄肇白银2000两，收取鲁甸通判素尔方阿总共白银8000两，收取东川知府张珑白银4000两，收取云南按察使汪圻白银5000两，收取临安知府德起总共白银10000两。此外，他在查办一起案件时，查获黄金600两、白银1000两，然后将存单改为黄金60两，白银7500两，按照当时金银比价从中贪污白银3300两。经过核实李侍尧大约贪污白银35000两左右，其实这只是他侵吞、勒索非法收入的一部分。乾隆帝对于李侍尧的贪污行为十分生气，他在上谕中说：“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按着乾隆帝的谕令，和珅、喀宁阿将李侍尧革职拿问，解送京师，进一步审查。经过多次审问，李侍尧对于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和珅等人拟判其“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 和珅之所以判李侍尧“斩监候”，并不是他不想将李侍尧立即斩首，而是他早已揣摩到乾隆帝是想抄没李侍尧的家产后，网开一面，给他留一条生路，才这样宣判的。接着便是大学士、九卿等和议和珅审拟李侍尧贪污营私各款罪行，结果是将原拟“斩监候”，改判为“斩立决”。五月七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务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八千余两之多，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所想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近又闻杨景素有声名亦甚狼藉，但此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各督抚须痛自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幸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警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诫，则李侍尧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珅照例原拟之斩侯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大多数督抚都同意判李侍尧斩决，只有极少数人（如，安徽巡抚闵鹗元）同意和珅的意见——“斩监候”，打算给李侍尧一条活路。因为他也揣摩到乾隆帝的意图是不想处死李侍尧的。因此上奏说：“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此二‘议’均为清朝法典中的“八议”之一，其它六议分别为“议亲”、“议故”、“议功”、“议贵”、“议实”和“议贤”等——笔者注）之例，宽其一线。”于是乾隆帝在十月初三日，下诏改定为“斩监候”。同时决定把查抄的李侍尧的家产，除一部分珠宝珍品留在宫内外，其它衣物、器具等物送至崇文门税关变卖，所得银两悉数交给内务府广储司库收存。并将李侍尧在京房产查抄入官，将其中一所宅居，内有大小房间143间的院落，赏赐给和珅，作为和孝十公主的公主府第。

对于李侍尧一案的处理不但显示了和珅的办事才能，而且也显示了和珅与乾隆帝心心相通，甚解上意。此外，和珅在云贵两省逗留期间，了解到两省地方官员，“赃私狼藉，吏治废坏，府州县多有亏空，须彻底清查，清厘积弊。”于是他给乾隆帝写了一份详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处理办法，乾隆帝阅后，非常满意；本来打算任命和珅为云贵总督，但是考虑到此案是和珅本人处理的，恐怕别人有什么想法；再说，他也不愿意和珅长久远离自己身边，于是便任命福康安为云贵总督。同时命令和珅火速回京；还未等和珅人到京师，乾隆帝就急不可奈地提升他为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待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五月，回到京师后，和珅又向乾隆帝面陈了有关云贵两省设关、盐务、钱法，以及边务（例如，与缅甸的关系、与越南的贸易等）诸事，均合乎主子的心意，得到了乾隆帝的首肯，并批准实施。接着皇上又授予他御前大臣，并补任镶蓝旗都统。也就在这一年，乾隆帝还把自己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十公主许配给了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从此两人联姻，结成了儿女亲家。

和珅通过处理李侍尧案，不但使乾隆帝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办事能力，而且也达到了乾隆帝让他在百官中提高威信的目的。从此乾隆帝对他更加崇信，两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在仕途上和珅进一步飞黄腾达了。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初，甘肃爆发了以苏四十三为首的回民起事，不久又揭发出以陕甘总督勒尔谨与前甘肃省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折监冒赈”贪污大案。因一时缺乏人手，乾隆帝遂派李侍尧任陕甘总督，一方面去镇压回民起事，同时也协助军机大臣阿桂查办“折监冒赈”案件；从而李侍尧又获得了新生。自然李侍尧对于浩荡皇恩，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决心孝尽犬马之劳，以为报答主子。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李侍尧又转任闽浙总督一职，受命参与镇压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当时他主要负责清军的粮草军需供应等后勤事务。因为他办事勤勉、努力，得到了皇上的嘉奖，恢复了原来所袭的伯爵爵位。战事结束后，他的画像亦列入二十功臣中，被悬挂在紫光阁内。不久李侍尧在京患病，当年十月病逝；乾隆帝赐银祭葬，并赐谥号“恭毅”。

攀高枝与皇室联姻

和珅官运亨通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的一家及其他的家族与皇室结亲。当然这同样也反映了乾隆帝对和珅的青睐与宠信。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乾隆帝赐和珅长子名字丰绅殷德（“丰绅”一词为满语，意为“有福泽”也——笔者注），同时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年仅６岁的最小的女儿和孝固伦十公主许配给了他；“待年及岁时，举行指婚礼。”从此，乾隆帝与和珅两人结下了“娃娃亲家”。当年乾隆帝年已古稀，而和珅刚刚３１岁。

乾隆帝一生共生育了十个女儿，其中有五个因早殇，没有加封，更没有下嫁。和孝固伦公主是乾隆帝的第十个女儿，也是他最小的一个公主。她生于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正月初三日。那一年乾隆皇帝已经六十五岁。和孝公主的生母汪氏，是乾隆帝所册封的的１８个有名位的后妃之中的第十七位。他排在容妃（即所谓维吾尔族妃子“香妃”）的前面。惇妃汪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她的父亲名叫四格，曾做过都统。惇妃生于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三月初六日，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年）十月，被选入宫。乾隆帝比较喜欢她，故在当月十八日就被封她为“永常在”。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７年），被晋封为“永贵人”，接着又在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十月，晋封她为“惇嫔”。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十一月，因其怀孕在身，被晋封为“惇妃”。第二年（１７７５年）正月，便生下了和孝公主。

惇妃脾气暴躁，比较骄横，也许自以为生下了个皇上喜欢的女儿，有了本钱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起来，动不动就发火，并经常拿下人出气。她于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借故打死了一名使女，乾隆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把她降为“嫔”。可是不久又恢复了她的“妃”位。这也许是“母以女贵”，因为和孝公主深受乾隆帝宠爱的缘故吧。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正月初三日，是和孝公主的周岁纪念，即所谓“碎盘日”。那一天，乾隆帝赏赐给她许多玩物与珍宝，其中有汉玉撇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油珀圆盒与汉玉扇器等。和孝公主生来活泼好动，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长相也颇似其父乾隆帝，而且她又是乾隆皇帝的最小的女儿，就是俗话所说的“老闺女”，因此，皇上就格外喜欢、宠爱她，视其为“掌上明珠”。在《清史稿．公主表》中记载：“主，高宗少女，素所钟爱，未嫁赐金顶轿。”

在和孝公主十三岁时，乾隆帝就破格封她为“固伦（满语，汉译为“国”之意）公主”。按照清朝体制，皇后之女才能封为“固伦公主”，其品级相当于亲王。而妃、嫔所出，或由皇后所收养的宗室之女，则只能封为“和硕公主”。其品级相当于郡王。乾隆帝的其它四个女儿，分别为：第三女和敬固伦公主，乃孝贤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三月，下嫁给色布腾巴尔珠尔额驸（蒙古族）；第四女和嘉和硕公主，纯惠贵妃苏氏所生，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正月，下嫁给傅恒之子福隆安额驸；第七女和静固伦公主，孝仪纯皇后所生，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下嫁给拉旺多尔济额驸；第九女和恪和硕公主，孝仪纯皇后所养，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下嫁给扎兰泰额驸。和孝十公主在诸皇女中是备受乾隆帝宠爱、娇惯的一个，从小就被养育在自己身边。乾隆帝以其相貌非常像自己，因此就格外钟爱她，呵护她，并经常对她说：“假如你是个皇子，那朕一定立你为皇储。”和孝公主自幼就具有阳刚之气，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更喜欢与男孩子一起玩耍，做一些男孩子们的游戏。青少年时期，她经常随乾隆帝出巡、木兰秋狝，驰骋在密林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间，显现出她那飒爽英姿，“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气魄。当年她进哨行围，用过的各种小型弓箭、撒袋、马鞍等狩猎用具，后来还常被乾隆帝的皇孙辈的孩子们使用。椐史料记载：她“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射鹿丽黾，上大喜，赏赐优渥。”

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和孝公主６岁时，就被乾隆帝许配给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为妻。那一年，丰绅殷德也恰好是６岁，他与和孝公主同年同月所生，只是比公主小半个月。他长得与其父和珅几乎一模一样，也是个英俊貌美的少年。他的号称“润圃”，含有“恩蒙尚主，入趋禁廷，退乐钟鼓思义”的意义。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订婚以后，和珅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分外的高兴、得意。他认为他在朝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也是乾隆帝最大信任。他知道，今后只要讨得和孝公主高兴，乾隆帝也一定会高兴。因此，他就变着法地向和孝公主献殷勤，讨喜欢。当时和孝公主尚在童年，经常管和珅叫：“丈人”（公主称和珅为‘丈人’不知何因，也许是因为其年少时喜欢打扮成男孩子的缘故，把‘公爹’叫成‘丈人’吧）。有一年春节期间，乾隆皇帝带着和孝公主逛圆明园内同乐园的“买卖街”［在圆明园中，每年新春伊始（即正月初一）到“燕九节”（所谓“燕九节”，是一个道教的节日?即农历正月十九日。因为，这一天是道教“全真派”的主庭北京白云观的创始人邱处机的生日。）期间，仿照民间的“庙会”，临时设立的“买卖一条街”——笔者注］。和珅当时也陪同他们父女二人逛街；逛来逛去当他们一行来到一家卖衣服的铺子面前，乾隆帝看见了一件“大红呢子夹衣”，便走上前去翻看，和孝公主与和珅也赶紧跑了过去，公主十分喜欢这件衣服，爱不释手，乾隆帝看到这种情景，赶忙说：“还不叫你‘丈人’给你买下！”于是和珅花了２８两银子买了这件衣服，送给了和孝公主。

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当和孝公主１３岁时，被破格晋封为“固伦公主”。也就是从这一年的三月二十日开始，和孝公主开始留起了头发，准备下嫁。椐清朝档案记载，乾隆帝这一天赏赐给她一批丰厚的礼物，其中包括有大批绫罗绸缎和珠宝玉器。三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又下谕旨赏赐给和孝公主金镶松石如意一柄、伽南香念珠一盘、汉玉扇器四件。同时还赏赐给丰绅殷德金镶松石如意一柄。

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９８年），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按原来的规定，将要举行指婚大礼。当年闰五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谕旨说：“凡下嫁外藩固伦公主，例支俸银一千两。如系在京住者，即照下嫁八旗之例支给。从前和敬固伦公主，虽系在京居住，而俸银、缎匹仍照外藩之例支领，年久未便裁减，是以降旨仍照旧关支。今和孝固伦公主，系朕幼女，且在朕前承欢侍养，孝谨有加，将来下嫁后，所有应支俸禄，亦着一体赏给一千两，以昭平允，而示嘉奖。”这也就是说，和孝公主的俸禄是诸皇女中，属于最高一级的，与下嫁外藩的固伦公主相同，很显然这是乾隆帝对和孝公主偏爱。

与此同时，乾隆帝还下谕旨：“命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在御前行走。”没有多久，他又被任命为散秩大臣。

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个黄道吉日，一切准备停当，刚刚十五岁的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了婚礼。为此，乾隆皇帝除了赏赐给她大量土地、庄丁和奴仆外，还赏赐给她一大批妆奁。现在这份赏赐她的清单，还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现录列于下：

红宝石朝冒顶一个，嵌二等东珠十颗。

金风五只，嵌五等东珠二十五颗，内无光七颗，碎小正珠一百二十颗，内乌拉正珠二颗，共重十六两五钱。

金翟鸟一只，嵌 子一块，碎小正珠十九颗，（随）金镶青金桃花垂挂一件，嵌色暗惊璺小正珠八颗，穿色暗惊璺小正珠一百八十颗，珊瑚坠角三个，连翟鸟共重五两三钱。

帽前金佛一尊，嵌二等东珠二颗。

帽后金花二枝，嵌五等东珠五颗。

金（银）珊瑚头箍一围，嵌二等东珠七颗，重四两七钱。

金镶青金方胜垂挂一件，嵌色暗惊璺小正珠二十四颗，穿碎小正珠二百四十九颗，珊瑚坠角三个，重四两五钱五分。

金镶珊瑚项圈一围，嵌二等东珠五颗，五等东珠二颗，重五两四钱。

鹅黄辫二条，松石背云二个，珊瑚坠角四个，加间三等正珠四颗，四等正珠四颗，重五两三钱。

双正珠坠一副，计大正珠六颗，二等正珠六颗，二等正珠六颗，加间碎小正珠六颗，金钩重一两七钱五分。

金手镯四对，重三十五两。

金菏莲螃蟹簪一对，嵌无光东珠六颗，小正珠二颗，湖珠二十颗，米珠四颗，红宝石九块，蓝宝石二块， 子一块，重二两一钱。

金莲花盆景簪一对，嵌暴皮三等正珠一颗，湖珠一颗，无光东珠六颗，红宝石十二块， 子一块，无挺，重一两五钱。

金松灵祝寿簪一对，嵌无光东珠二颗，碎小正珠二颗，米珠十颗， 子二块，红宝石四块，蓝宝石二块，碧牙 二块，重二两。

碎小正珠小朝珠一盘， 计珠一百八颗，珊瑚佛头塔记念，银镶珠背云，嵌小正珠一颗，米珠四颗，小正珠大坠角，碎小正珠小坠角，加间米珠四颗，金圈八个，连绦结，共重一两八钱五分。

碎小正珠小朝珠一盘， 计珠一百八颗，珊瑚佛头塔记念，银镶珠背云，嵌色暗五等正珠一颗，米珠四颗，小正珠大坠角，碎小正珠小坠角，加间米珠四颗，金圈八个，连绦结，共重一两 四钱五分。

珊瑚朝珠一盘，青金佛头塔，金镶绿碧牙 背云，碧牙 大坠角，松石记念，碧牙 黄蓝宝石小坠角，加间色暗暴皮五等正珠四颗。

珊瑚朝珠一盘，催生石佛头塔，铜镶宝石背云，嵌 子一块，红宝石二块，蓝宝石二块，碧牙 一块，绿晶一块，松石记念，红宝石大坠角，红宝石小坠角二个，蓝宝石小坠角一个，加间无光东珠一颗，小正珠三颗，饭块小正珠十四颗，珊瑚蝙蝠二个。

青石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记念，铜镶嵌背云，红宝石四块，碧牙 一块，蓝宝石二块，碧牙 大坠角，红宝石小坠角，加间假珠四颗。

催生石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记念，松石背云，黄宝石大坠角，碧牙 小坠角，加间饭快小正珠一颗，碎小正珠三颗。

松石朝珠一盘，碧牙 佛头塔记念，蓝宝石背云，红宝石大坠角，珊瑚记念，红宝石碧牙 小坠角，加间碎小珠四颗。

松石朝珠一盘，碧牙 佛头塔记念，蓝宝石背云，黄宝石碧牙 大坠角，珊瑚记念，红宝石碧牙 小坠角，加间变色小正珠一颗，饭块小正珠三颗。

蜜腊朝珠一盘，碧牙 佛头塔，背云，记念，坠角，加间碎小正珠四颗。

蜜腊朝珠一盘，碧牙 佛头塔，背云，记念，小坠角，红宝石大坠角，加间碎小正珠三颗，假珠一颗。

酱色缎貂皮袍二件，清缎天马皮袍一件。

酱色缎灰鼠皮袍一件，酱色缎羊皮袍一件。

酱色绸羊皮袍一件，酱色缎上身羊皮，下接银鼠袍一件。青缎貂皮褂二件，石青缎绣八团白狐鳒皮褂一件，清石缎四团夔龙银狐褂一件，青缎灰鼠皮褂二件。以上俱换面改作。

绣五彩缎金龙袍料五匹、绣五彩缎蟒袍料二十三匹、绣五彩纱蟒袍料二匹、织五彩缎八团金龙褂料十八匹、绣五彩纱龙袍料三匹、片金二十匹、蟒缎二十匹、大卷闪缎三匹、小卷闪缎三十二匹，羊绒三十卷、妆缎三十匹、上用金寿字缎二匹、大卷八丝缎一百六十四匹、上用缎六匹、大卷官绸二十五匹、大卷纱二十二匹、大卷五丝缎一百六十匹、小卷五丝缎七十五匹、潞绸八十匹、官纱二十匹、绫一百匹、纺绸一百匹，共享九百四十匹。

金镶玉草筋二双、商银痰盒二件、每件重七两八钱；银粉妆盒一对，重三十八两一件，三十七两一件；银执壶一对，每件重二十一两；银茶壶一对，每件重三十两五钱；银盆二件，重九两七钱一件，重十两三钱一件；银盒一对，重一百三十两一件，六十一两一件；银壶一把，重七两五钱一件；银盒二件，重九两七钱一件，十两三钱一件；银盒一对，重七两五钱一件，重七两四钱一件；商银小碟一对，重二两五钱一件，一两七钱一件；镀金盒一对，重三两一钱一件，三两二钱一件；银杯盘十份，共重三十二两五钱；银壶四把，重十三两二件，十两二件；银匙四把每件重六钱；玉杯八件。

象牙木梳十匣、黄杨木梳二十匣、篦子十二匣、大抿二十匣、剔刷一匣、刷牙刮舌十二匣。

摆紫檀格子（即多宝格）用：青汉玉笔筒一件，紫檀座青玉杠头筒一件，紫檀座青玉执壶一件，紫檀座汉玉仙山一件，乌木商丝座汉玉鹅一件，紫檀座摆紫漆案用，汉玉璧磬一件，紫檀架随玉半璧一件、汉玉半璧一件、紫檀座汉语磬一件、紫檀商丝架随玉夔龙一件、汉玉璧一件、紫檀座青玉瓶一件、紫檀座摆黑漆笔砚桌用：汉玉笔架一件、紫檀座青玉瓶一件、紫檀座汉玉水盛一件、紫檀座紫檀画五屏峰（风）筒妆二座（每座随玻璃镜一面）、红漆长方屉匣十对、雕紫檀长方屉匣六对、红填漆菊花式捧盒二对。

以上乾隆帝的赏赐物品，大体上可分为七大类，即（１）头饰品。（２）皮衣。（３）朝珠（朝珠乃皇家的一种象征着高贵身份的特殊装饰品。这种朝珠可以用宝石、珠玉缀成，非常华贵，只有皇室主要成员和少数特别高级的官员才能佩带。）（４）衣料。（５）梳妆用品。（６）陈设品。（７）文房四宝等各种用具。这些赏赐用品，有的是乾隆帝特别照顾和孝公主的，比她的几个姐姐都要丰富得多。

乾隆帝不但赏赐给和孝公主大批妆奁，而且就在同一天还赏赐给额驸丰绅殷德大量礼品，其中主要有：

椰子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银镶蓝宝石背云，嵌红宝石四块，碧牙 记念，蓝宝石小坠角，加间养珠四颗。

蜜腊朝珠一盘，碧绿牙 佛头塔，银镶碧牙 背云，大小坠角，珊瑚记念，加间碎小正珠四颗。

红宝石朝帽顶一个，嵌二等东珠六颗。

帽前金佛一尊，嵌五等东珠二颗。

帽后金花一只，嵌五等东珠一颗。

镀金嵌碧牙 四块瓦一副，随手巾束一副。

银镀金嵌温都鲁四块瓦一副。

象牙牙签筒一件，鳅角牙签筒一件。

集锦荷包二匣，每匣金黄大带。

花大荷包一对，珊瑚豆小荷包四个，套二个，班指套一个，火镰一把，扇套一个。

哈吗一副，小刀二把，灰色青貂袍一件，蓝绸貂皮袍一件，酱色缎灰鼠皮袍一件，蓝色银鼠皮袍一件。

蓝绸羊皮袍一件，石青缎貂皮褂二件。

石青缎灰鼠皮褂一件，石青缎羊皮褂一件。以上十二件，系四执事，俱换面改做。

此外，乾隆帝还赏给丰绅殷德额驸头等女子四名，二等女子四名，三等女子四名。每名女子各赏有皮、棉、夹衣、丝缎衣料、银项圈、铜耳坠等物。同时还赏给了户口男人十一人，女人十一人，户口管领二人，也各赏赐了他们一些衣物和用具等。

乾隆帝觉得以上这些妆奁和礼品，还不大够，于是又格外赏赐给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额驸一些物品，内有包括做衣服、被褥、床单与帐幔等物的丝绸、锦缎、绫罗、绣纱、毛毡和绒线等。八百五十九匹。其中包括：大卷八丝缎一百七十六匹、妆缎二十二匹、小卷八丝缎二匹、锦十一匹、倭缎四匹、小卷闪缎十六匹、大卷纱六十九匹、春绸八十二匹、绉绸二百四十七匹、纺绸一百二十三匹、绫八十八匹、小卷金寿字缎十九匹。以及黄猩猩毡二丈一尺、红猩猩毡一长八尺七寸、绣缎领、袖十副、绣纱领、袖三副，绒线四十四匣、三等金线七百三十四子。

此外，乾隆帝还另加赐给和孝公主妆奁如下：紫檀嵌玉如意一盒（计九柄）、红漆填金捧盒二对、红填漆菊花式捧盒八对、黄彩漆八方捧盒七对、填漆透风八方捧盒八对、彩漆皮圆盒五十件、银珐琅里镶嵌玳瑁面盒七件、广珐琅面盆四件、铜镜四件、玛瑙把镜四件、珐琅把镜四件、紫檀支镜十件、翠顶花钿边三十份、翠凤二十匣、翠花六十匣、小抿二十匣、篦子八匣、刷牙刮舌八匣、剔篦二十匣、剔刷十九匣、旧锦缎绸 被三件、大红缎绣花卉高桌围四个、刻（缂）丝扇套片十片，刻（缂）丝香袋片十四片、绣香袋片五十六片、绣缎镜套料三十六片、未做成小荷包八十八对、刻（缂）丝镜套料二片、西洋线络单一块、绣纱帐子一件、绣纱幔子二件。

除此之外，在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正式结婚大典后六日，即十二月初三日，按清朝皇家的礼节，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额驸还要进宫举行回门礼。就在那一天，乾隆帝又赏赐给他们俩大批礼品。其中赏赐给和孝公主的东西主要有：

金年年如意簪一对，嵌小正珠三颗，碎小正珠九颗、无光东珠二颗、红宝石十四块、蓝宝石四块、 子二块、 子玉一块、羊睛一块，重二两四钱。

金菊花簪一对，五等饭块正珠六颗，红宝石四块，蓝宝石二块，重一两四钱。

金喜荷莲簪一对，嵌无色东珠二颗，米珠八颗， 子二块，红宝石六块，蓝宝石二块，重一两四钱五分。

金喜荷莲簪一对，嵌四等正珠一颗，五等东珠一颗，小正珠七颗，湖珠三颗无光东珠三颗，碎小正珠一颗，红宝石十块，蓝宝石一块，羊睛二块， 子三块，重一两五钱。

金喜荷莲簪一对，嵌五等正珠二颗，小正珠四颗，碎小正珠二颗，米珠四颗，红宝石七块，玻璃一块，重一两四钱五分。

银镀金龙头吉庆寿字流苏一对，穿饭块小正珠八十颗，红、蓝宝石坠角十个，重一两七钱四分。

金喜荷莲簪一金喜荷莲簪一对，嵌色暗惊璺二等正珠一颗，无光东珠一颗，五等正珠一颗，五等东珠一颗，

小正珠六颗，碎小正珠十四颗，红宝石十块，蓝宝石二块， 子二块，重一两七钱。

金灵芝蜘蛛簪一对，嵌五等正珠一颗，湖珠三颗，小正珠二颗，红宝石十一块，蓝宝石三块，

碧牙 一块， 子二块，松石一块，重二两三钱。

黄汉玉诗意夔纹如意一柄，青玉方朔一件，紫檀乌木商丝座白玉连环节一件，白玉鱼磬一件，

紫檀架碧玉夔凤双孔花插一件，紫檀牙座铜牧牛一件，紫檀座水晶灵芝双环瓶一件，

乌木红牙座白地红花甘露瓶一件，紫檀座玛瑙葵花碗一件，锦二匹，大卷八丝缎四匹，

大卷宁绸三匹。

赏赐给丰绅殷德额驸礼品主要有：珊瑚朝珠一盘，绿玉佛头塔，碧牙 背云，大坠角，

松石记念，红宝石小坠角，加间碎小正珠一颗，米珠三颗。

据当时目睹和孝公主下嫁丰绅殷德家的朝鲜使者记载：“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

大官手捧如意、珠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千百，虽以首阁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当时朝鲜使者还把和孝公主下嫁丰绅殷德额驸与乾隆帝的另一个女儿和嘉公主下嫁富隆安额驸时的情景做了比较，他说：乾隆皇帝对和孝公主“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 论其直（值），殆过数百万金。”这还不算，乾隆帝不久又借着和孝公主过生日之际，又赏赐给她一批礼物，其中主要有：紫檀嵌玉如意一柄，汉玉开璧磬一件，上栓青玉鸠一件，紫檀架白玉仙山一件，紫檀座汉玉葵花洗一件，紫檀座碧玉双孔花插一件，茜牙座青玉海棠洗一件，紫檀商丝座青绿双 瓶一件，绿晶蕉叶花插一件，紫牙白檀座八成金五两重金锞九个，藏香九束，?鸣钟一座、五十两重银元宝九个，缎绸九表九里（外库）。

由此看来，当时乾隆帝对这场婚姻非常满意、高兴，爱女之心意犹未尽，就连和孝公主的母亲惇妃也沾上了光。乾隆帝又在当月的二十一日，赏赐给惇妃白银三百两，其名为是给惇妃过生日的祝贺礼。可是惇妃的生日是三月初六日，离那时还差两个多月呢！由此可见，乾隆帝肯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下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并赏赐给他们极其丰厚的妆奁与礼物，这不仅意味着乾隆帝对和珅的极为宠幸，同时也是提高和珅身份与地位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和珅从此与乾隆帝结成了儿女亲家，双方彼此关系更进一步加深了，这是其它高官显贵们所望尘莫及的。这也说明和珅实际上已成为当朝第一权臣，是别人望眼欲穿的勋贵国戚。

其次，和珅家族与皇家攀亲，除了其子丰绅殷德娶了和孝公主为妻外，和珅的女儿也嫁给了皇族。他的女儿是贝勒永鋆（号“丽斋”）的福晋（满语，亦作福金、夫金，系汉语“夫人”的音译）。永鋆乃是康熙皇帝的曾孙。丰绅殷德曾有《赠丽斋姐丈》一诗，其中写道：“莫厌山居太寂寥，绝超城市困喧嚣。自由自在神俱爽，无事无非梦亦调。茅舍竹篱偏得趣，清风明月不须邀。布衣蔬食吾犹愿，况有花时酒一瓢。”丰绅殷德这首诗写于和珅家产被抄没后，亲属们各个如丧家之犬，心灰意冷眷恋着昔日富贵生活。而丰绅殷德却有一种看破红尘之情感，并以此劝慰其姐丈既来之，则安之，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真实写照。

和珅家族与皇室成员有亲缘关系另一个事例，就是和珅的侄女，既其弟和琳之女嫁给了乾隆帝的孙子绵庆。绵庆为永瑢的第六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袭质郡王，嘉庆九年（1804年）去世，谥号为：“恪”。绵庆年幼时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十三岁时，曾经陪同乾隆帝到避暑山庄练习射箭，他因连中三箭，得到乾隆帝嘉奖，赏赐给他一件黄马褂及三眼孔雀花翎。他精通音律，比较好学，但是身体比较孱弱，经常生病，嘉庆九年（1804年）死时，只有二十六岁。嘉庆帝对于他的死十分惋惜，曾经赐银5000两，为其料理丧事。其父永瑢为乾隆帝第六子，后来过继给允僖为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袭贝勒爵位，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晋封为质郡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晋封为质亲王，次年，得病去世。谥号为：“庄”。有关绵庆与和琳之女结为伉俪一事，在丰绅殷德的诗作《延禧堂诗抄》中也有反映。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曾写了一首《极乐寺少憩用紫幢轩独游水南韵》的诗，其诗注中有：“乾隆己酉年（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先叔希斋（即和琳）公巡漕回觐，曾宿此室。予自城来接待，谈竟日，回忆忽已十八年。而妹倩质恪郡王‘书香世界’额，犹悬楣端，伊已下世将二载矣。追思二事已成千古，曷胜撼怆。”关于此事，和珅本人也曾有诗记载，他在一首《希斋弟督军苗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为挽词十五首，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长歌以当哭云》的诗中写道：“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顿。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这说明和琳女儿嫁给质恪郡王一事，是由和珅一手为之操办的。此外，朝鲜使臣也记述了和珅家族与皇室联姻之事：“吏部尚书和珅，去年升为军机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孙，权势日隆。皇帝谴内侍轮番其第，势焰熏天，缙绅趋附。” 和珅从此成为了朝廷炙手可热的新贵。

由以上几例和珅家族与皇室联姻之事，不仅反映了和珅与乾隆帝彼此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也反映了和珅家族与整个皇室也是亲上加亲，关系很深。

奉使济南查办国泰、于易简

刚刚弹劾陕西巡抚毕沅不久的监察御使钱沣，紧接着又在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初，又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其罪证是：“贪纵营私”、“纵情攫贿”、“吏治败坏”、“属员升迁调补，多索贿赂”与“勒派州县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等。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出身贵族，其父文绶曾任四川总督。他原本是 一位少年得志的贵胄纨绔子弟，终日与一伙人鬼混，“嗜酒”、“好声伎”，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且他性情怪癖，喜怒无常。可是此人 有些小聪明，又出身高贵，因此在仕途上还很顺利。他曾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布政司，并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升任为山东巡抚。再加上乾隆皇帝对他某些方面有所偏爱与赏识，（例如，曾夸奖他与两广总督李侍尧两人进贡的物品，又多又好，很称自己的心意。）因此，他更加得意洋洋，踌躇满志，促使他愈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性格愈发急躁、任性、贪婪和骄横跋扈，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以致其妻妾、仆人都很难与其相处。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宦门出身，其祖父于翰翔曾任陕西学政，父亲于树范曾任浙江宣平知县，哥哥于敏中是当朝的大学士。他自己原为济南知府，后来由于国泰的提携、保荐，升任为山东布政使。此人性情懦弱，胆小怕事，因此善于见风使舵，溜须拍马。 对于恩人和上司国泰更是感恩戴德，卑躬屈膝，

言听计从，甚至在国泰盛怒时，他竟不惜双膝下跪求饶。再加上他们二人兴趣相投，（例如，两人都喜欢昆曲，甚至有时还粉墨登场同台演出。例如，他们在昆曲《长生殿》中，国泰饰演贵妃杨玉环，于易简饰演唐明皇李隆基。）从而两人进一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勒索属员、贪纵营私、胡作非为。没有几年就闹得全省不少州县银库、仓廪亏空，吏治废弛，民怨载道。于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刚刚弹劾完陕西巡抚毕沅的江南道监察御使钱沣，就马不停蹄地上奏疏弹劾贪婪成性，骄横跋扈的山东巡抚国泰，及其同伙山东布政使于易简等人。于是乾隆帝在该年四月四日，派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即“刘罗锅”）与工部侍郎诺穆亲，偕监察御使钱沣等人，前往山东查办此案。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谕令曾经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实汇报在该省的所见所闻。并责令已升任为河南布政司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和前济南知府吕尔昌等人，据实揭发国泰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种种罪行，不得稍有回护、欺隐。

国泰本为和珅党羽，和珅总想包庇、袒护国泰过关。早在事发之前，和珅就用欺骗的手法使大学士阿桂、富隆安等人与自己联名，请皇上将国泰调回京师任职了事。可是乾隆帝觉得这样做不妥，便“谕令于易简来京面询，以国泰居官如何？有无贪赃不法疑迹？令其据实直陈。”而于易简则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做国泰死党，不肯透露一点实情，并为其掩饰、开脱。他只说国泰性情不好，脾气暴躁，对于下属要求过严，动不动就训斥、辱骂别人，于是难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怀有怨言，“其实并无别疑迹。”乾隆帝听了于易简的话半信半疑，于是看了钱沣的奏疏后才派和珅、刘墉等人赴山东查办此案。

一般史书（如《清史列传》）记载：钱沣请求先行启程，他微服至京郊良乡住下，看见有一公差模样的人，骑着一匹快马也路过此地。他便问此人欲往何地？得知此人乃和珅差往山东送信的家仆。没有几天，在路上他又遇到了返京的这个家仆，于是钱沣就以御使的身份对其进行审问，并搜了他的身。结果搜到了国泰写给和珅的私人信件。内容是说：“借款填补亏空的库银，已经准备齐备，请您放心。”另外，信中还夹杂着不少“隐语”，一时还搞不清。于是钱沣马上把这件事上报了乾隆帝。待和珅、刘墉等一行都来到山东济南后，钱沣先不动声色，也不顾和珅的利诱、威胁，并冲破和珅的种种阻挠、牵制，坚持到各地银库一一核实。在刘墉的配合、支持下，很快查清结案。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一日，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来到历城县，和珅看到该县银库的帑银已经补齐，便命令“抽视库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但是当时钱沣发现这些“库银”的成色不对，认为它们多是“市银”，而不是“库银”。于是他请求暂时封库待查，第二天，发出布告说：这些“库银”如果是从商家挪借，则诸商家赶快来库认领，倘若迟来的话，“则封库入官矣。”于是商贾们纷纷到库认领，很快库藏为之一空。最后查出历城县银库亏空４００００两；粮仓缺少仓粮3000石。接着又复查了章丘、东平和益都等州县银库，也是库库亏空，最后统计山东全省各州县银库，总共亏空２００多万两白银。在事实面前国泰不得不承认他婪索下层属员的罪行。于是乾隆帝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死刑，并籍没全部家产。可是，如果仔细对照档案等其它史料认真考证、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记述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据清史档案记载，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奉乾隆帝谕旨是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四日一同从京师?发前往山东的，并于同年四月八日到达济南。这就是说，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钱沣没有可能事前就单独一人先行，在途中与和珅派去的送信人相遇，并守候其从济南返回途中，进行审问。再说，钱沣作为一名监察御史（从五品，属“小京官”之列——笔者注），也没有资格无缘无故随便审问别人，甚至搜别人的身呀！其次，从时间上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无论是骑马、乘船、坐车、坐轿，都是不能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往返于京师与济南之间的。再则，既然乾隆帝事前就已接到钱沣的奏报，知道和珅派人通风报信，还怎么可能轻易地再派和珅参与此案的查办呢！？由此可见，世传和珅曾派家仆给国泰通风报信，让他事先有所准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不过国泰事先确实是知道京城有人要来山东查办案件的，因此也相应做了些准备。而这个通风报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泰的弟弟国霖的家仆套儿。因为当时国霖正在皇宫中作头等侍卫，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在钦差大臣们离京之前，偷偷派家人套儿假借到济南探望其母的名义（当时国泰的母亲正在济南逗留），给其兄国泰送信的。

还有一件事应该澄清，这就是关于和珅与刘墉为首的钦差们清查历城县银库的一些细节，在许多书籍的记载中也是不正确的。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先后盘查该银库至少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便停止了；第二次才进行了“彻底清查”。其实，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和珅、刘墉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就有明确记载：“臣等即同诺穆清（有时也写作|“亲”——笔者注）、钱沣并随带员司前往历城县彻底清查，按款比对，逐封弹对，查得该县应储诸项虽属相符，但内中颜色掺杂不一，又将仓谷逐加盘验，计缺少三千余石。据该县郭德平称：‘自仓廒坍塌，谷石霉烂，恐新任知府到任盘查，是以余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及传刘玉昆到案，坚不承认。臣等复诘郭德平，看其语涉支吾，甚多疑窦，恐有预闻盘查信息，挪移掩盖情弊，遂严查藩司于易简。据称：‘本月六日，巡抚国泰闻有钦差前来公干之信，就对我说：历城现有亏空，若来盘查恐怕破露。我有交州县变卖物件的银子在济南府里，叫他挪动，暂且顶补便了。郭德平就向冯埏署中要了银两四万两归入了库内。’臣等又询问于易简，此项交州县变卖银系何款？据称：‘国泰借办买物件，巧于婪索，交州县办了物件，随意发些价值，又将所办物件另定高价勒交各州县变卖，各州县按件交银，俱是冯 经手，是以存府等语。’是以历城库项亏缺掩盖情弊显然……遵旨询问臬司梁肯堂，据称：国泰勒索属员实有其事，俱系济南府冯埏经手等语。臣等即传到原任济南府调任漳州府冯埏，严加究诘。随据冯埏将以上情节供认确凿，矢口不移。又讯，据历城县知县郭德平所供‘县库亏缺，又将国泰交存首府银两挪移补臣处。与于易简、梁肯堂、冯埏、郭德平各供诘讯国泰，始犹狡唇，不肯如实承认；后令于易简、冯埏、郭德平当面指证，国泰方肯供认前情。“由此可以确定，盘查历城县库实际上只有一次，并非两次。而且国泰用以抵补库银的银两，也不是从商人处挪借的，而是他存放在济南府的勒索地方州县的银两。进而可以推测，世传历城县银库是借各商家的银子的说法，不准确的，很可能就是根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演绎而成的传闻。

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和珅在这次去山东济南查办国泰、于易简贪污案的过程中，并没有明显暴露出他与国泰之间的关系，他与左都御史刘墉之间的关系也基本是和谐的。因此，可以说这次办案取得了圆满成功，乾隆帝对此也比较满意。他认为和珅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很符合自己的心意，是按照他的旨意办事的，即妥当的处理了国泰和于易简，也维持了社会秩序与封建统治的正常运转。于是，擢升刚刚32岁的和珅为太子太保，并充任经筵讲官。常言说得好：“位不期骄，禄不欺侈。” 和珅年轻得志，得此宠遇，高官厚禄，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未免便渐渐滋生了“骄”、“娇”二气，变得骄横起来。

敛财能手与守财奴

乾隆帝之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和珅天生有一套敛财的本事。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中年以后穷奢极侈的生活开支，与好大喜功的各种排场，以及连年征战所消耗的巨额费用，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乾隆帝一生爱好很多，兴趣极广。例如，他平生除了诗词歌赋外，还幸喜收藏文物，搜罗珍宝、异物奇器，凡是棋琴书画以及印玺、铜器、瓦当、古玩等无所不好。这样不但耗费了大量钱财，而且也扰得百姓终年不安。正如朝鲜使者所说：“皇帝穷奢极侈，故赋重役繁，生民困苦，不自聊活矣。”不少百姓为了采玉、淘金、挖银、冶铜和制造各种工艺品，冒着风险，终年辛苦，不得温饱。例如，为了从新疆和田运一块大玉石到京城，沿途不知要用多少人力，千辛万苦，风餐露宿，耗时几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样日久天长使得不少地区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已经到了“农民举末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至于桑蚕，安失其时”的局面。

尽管乾隆帝统治的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也较为充裕，百姓生活也比较安定，可是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的无限制的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存银日见空虚，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与粉饰太平的欲望，乾隆帝身边非常需要有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源的能人，而此时和珅正是适应乾隆帝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由于阶级和当时社会历史的限制，再加上和珅生性贪婪、好财的局限性等原因，决定了和珅不可能从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着眼去增加社会财富和人们的收入。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快来钱，于是他把眼睛盯上了地方官吏们的钱袋子。他千方百计、无休止、无限制地利用各种方法让地方官员们向皇帝贡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和珅本人也做了不少手脚，得到了许多好处；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的广储司，也同时流入了和珅的私囊。

当时，上自中央政府各部官员，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知府、知州、知县，以及各地的盐商、行商、票号商人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和希世珍宝献给皇上，以讨其喜欢与青睐。尤其是在皇太后、皇上和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做寿的机会，和珅便乘机向各级官员和商人们大肆搜刮。虽然表面上乾隆帝也曾下谕旨，表示反对地方官员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地准备各种贡品。其实这只是官面文章，说说而已。官员们照送，和珅照收；而乾隆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不但国内官员、商人们送，连朝鲜、安南（即今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缅甸、廓尔喀（今尼伯尔）以及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许多国家的朝贡使臣也进贡了大量珍宝。保存至今的清朝传世珍宝，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时代的，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和珅有这样一种本事，那就是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乾隆帝奢华享用的需要与庞大的开支。平日他把乾隆帝服侍得舒舒服服，并且许多事都不用他操心，使其十分高兴。于是他越发觉得和珅聪明、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值得他信赖。因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只是只会吹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是需要那种既能“巧于迎合”，又“工于显勤”，肯动脑筋的机灵的干练之才。

其实和珅从地方官吏和商人们那里收殓的钱财，既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更不是把他们自己的家私拿出来献给皇上的。他们只有加紧向百姓巧取豪夺，加重盘剥才能获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下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更加困苦了。

和珅平日对户部和内务府的管理，以及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非常严格，他深知“开源节流”的道理。他为了多收入，少开支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他对于钱财“精打细算”，“铢铢计较”。为了增加收入，他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例如，他所掌握、控制的重要进财口——崇文门税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崇文门税关的正门设在今崇外上三条胡同与上四条胡同之间。明朝时，北京内城九门均设有征税关卡，向过往客商、官员以及进京赶考的“举子”收取课税，作为国家的收入财源。到了清朝，把九门征税，改为只有崇文门税关统一征税，另外设有几个巡查税口。崇文门税关设有正、副监督各一人。本来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应该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有时皇上也常常把这一进财的肥缺委任给自己的亲信大臣和勋贵国戚担任。因此，和珅为了更好的敛财，便兼任了这一职务。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一书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十分凶悍、贪婪。虽“言官屡劾，谕旨屡戒，而积习如故也。”崇文门税关的胥吏们，各个如狼似虎，对于过往客商行旅、进京官员和赶考的试子，甚至小商小贩等一律征税。例如，凡是外省官吏入京办事，不论尊贵，官级高低，一律都要收税。而且“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据说江苏吴江人陆中?，他以山东布政使的身份进京陛见皇帝，可是由于崇文门税吏索要过关税实在太多，他一时拿不出来，于是他干脆就把随带行李、衣被统统放在了崇文门外，决定只身带着一个仆人进城。到了关口，他对收税的官员说：“我现在只有光秃秃的一条身子了，还何税之有？”进城之后，他只好向朋友借些被褥，勉强对付办完事情，才回到山东济南。这些税吏们对待朝廷命官尚且如此，而一般平民百姓所受的敲诈勒索更是苦不堪言，几至敲骨吸髓的地步。按清朝的税务规定，凡小商小贩携带的少许筐篮、簸箕、扫帚、线袜、鞋子、粮食、布匹、棉麻、蔬菜、瓜果，以及各种食物等都可以免税入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照收不误，一点也不能少。据说当时京畿一带的商民、百姓每当入城时，人人均在帽檐边上插上两文制钱，走到城门由税吏自行拿取，彼此用不着搭话，几乎成了惯例。如果小商小贩偶不交钱，税关的税吏、巡丁就要扣下货物，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敢怒不敢言。在《燕都杂咏》一书中有一首讽刺诗，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时代的税收情况。该诗写道：“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但当时并不是只有崇文门税关是这样情况，也不是崇文门税关一家索要苛刻，而是户部所属的３０个榷关全都如此。和珅倒台后，核减户部所属税关的赢余数目时，崇文门税关的定额为每年１７．３２万两白银，在３０个税关中乃居第四位，仅次于粤海关、九江关和浒野关。

此外，崇文门税关，除了日常收税外，还承担着一些其它任务。如，代替内廷变卖抄没来的王公贵族、大臣的家奴与财产等。它虽然名义上也与其它税关一样列于户部名下，而实际上却是直属于内务府，是内廷直接控制的机构。因此，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皇上让谁当上崇文门税务监督，谁就有大发其财的机会。

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故和珅千方百计的要长期把持这个进财口死死不放，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虽然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但接替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儿子丰绅殷德，但真正负责税关具体事务的人，其实并没有变，这个人就是和家的大管家刘全。

和珅由于天资聪颖，勤敏练达，头脑灵活，办事机灵，善于理财，又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帝大量金银财宝，使其能毫无顾忌地任意挥霍，因此，乾隆帝对他非常满意，用起来也十分应手，因此对于这个能“搂钱的耙子”，越到晚年越离不开他。当时国家的财政大权，由和珅一人掌握；国家重大的财政开支也由其把持。他先后做过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多年，并长期负责管理户部“三库”。虽然有一度由于他兼职太多，乾隆帝曾让他辞去户部事务，转让他管理吏部、刑部事务。但没隔多久，湖南、贵州爆发苗民起义，接着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川、陕、楚等五省白莲教大起义，需要筹集巨额军费。乾隆帝（当时已为太上皇）和嘉庆帝父子，此时又想到了和珅，认为他多年管理经济，是理财的“熟手”、能人。因此，又赶紧发布上谕，命令和珅“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务。”从此户部一切事务，又由和珅“一人把持”。他独断独行，任意“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由此可见，和珅在财政事务上独断专行到了极点，这给他从中上下其手，侵吞国家资财，贪污中饱提供了极大方便。

和珅利用各种方法聚敛钱财，每年从各级官员与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希世珍宝，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招财进宝的能手。他所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内廷的会计、服御、物饰、宫御和武装守备等各方面的事务。皇帝的一切开销都要由内务府筹措。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以前，常常在内务府财政入不敷出时，便要动用户部库银作为接济，以致造成银库库存减少。可是，在和珅接手后，还不到几年工夫，内务府银库就“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而内务府所需要的各种物料、用品的费用也大部分由崇文门税关支出，然后再把银两交给“各省敬谨采办。”这就是说，崇文门税关名义上虽然隶属于户部，实际上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成为内务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和珅掌管内务府时，不但能自负盈亏，而且还常常把多余的银两支持户部银库。当时作为皇帝（包括皇室）的私家收入，主来源是皇庄（称内务府“官庄”）和用内务府帑银的生息银两（如，开当铺、钱庄赚钱、生息）两大类。“皇庄”就是直接隶属于皇家的个人的庄园，古已有之，秦汉时期称为“苑”，唐宋时期称为“庄园”、“官庄”……，明朝以后始称“皇庄”。清朝初年，皇室除了霸占明朝皇室、勋贵的庄园外，还通过跑马圈地方式，在京畿地区圈占了大量土地，建立了自己的“皇庄”。每年“皇庄”向皇室提供大批米麦粮食、蔬菜、柴草、鸡鸭鱼肉、水果等等。其次，利用内务府帑银生息，主要是通过经营当铺与钱庄放高利贷谋求高额利润。

乾隆皇帝晚年无休止的奢华开销，有增无减，皇室的正常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于是乾隆帝没有钱就向和珅要；和珅要想尽办法，保证将聚敛来的钱财用来满足乾隆帝的需求。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在其所著《中华二千年史》中所说?“乾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然后州县官吏再索之平民百姓。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万寿庆典”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肆意虚张，尽情挥霍，借机大捞一把，来个“一举两得”。乾隆帝表面上也曾指示要节俭办事，不要过分铺张。可和珅以下的大小官员，哪里顾得这些，一切讲求豪华奢侈，贪多贪大，所有宫殿内外设施、器物，“无不新办”。例如，自皇宫（紫禁城）的西华门一直到西郊的圆明园，所有的“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其它庆典所需物品也多由南京、苏州筹办，简直是巧夺天工，极尽奢华。虽然操办的费用非常巨大，往往一个项目动不动就要成千上万两白银，可是一点都不用从国库开支。和珅规定地方各省凡是官位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要有所贡献，而京城各部院堂官全部都要捐献俸禄（即所谓“米俸”）。在商人当中筹集的款项更是多的惊人。仅仅两淮盐商就捐纳出来四百万两白银，作为赞助。乾隆帝对和珅的敛财术是十分欣赏的，也是支持和肯定的。

和珅不但善于给乾隆帝招财进宝，扩大财源，满足皇帝的巨大消费。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理家，满脑子生财之道，颇有发家致富的本事。同时他还是个斤斤计较的“守财奴”，他治家的原则是“开源节流”，即广开财源，也就是“什么赚钱干什么”，只要能来钱，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在理家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节省每一个铜板，珍惜一分一文钱的开支。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他个人及其几个与他亲近的家属外，他是能省就省，能抠就抠，决不宽待别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和珅“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 昭梿是和珅同时代的人，从他这段话我们了解到和珅本性吝啬，平日把金钱看得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他家每日进出的银两，他都要亲自过问；并拿着算盘和戥、称等计量工具进行操作，一一过目。一般他家的花费开支，都不动用和珅的私人钱财，而是由具体承办的下人自己承担。于是这些人就要想方设法到处捞钱，盘剥别人。其实这种方法，就是他服侍乾隆帝的手法，他又用同样方法的手法对待自己的下官和管家。他家的姬妾、用人众多，平日很少，甚至根本就不给什么奖赏；就连平日的晚餐也多是稀粥而已。

总之，乾隆帝与和珅在财务上的关系，是乾隆帝把和珅当成招财进宝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于是和珅则打着乾隆帝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力捞钱，不但满足了皇上的欲望，同时也肥了自家。

不囿旧规 ，变更成法

和珅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中，在乾隆帝的承允下，对清朝前期所制定的有关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成法，都做了一些改革与更张，可惜在他被处死后，许多原始档案文件都被销毁、遗失了，因此现在已无法了解他当年的改革方案与具体做法，这一点在嘉庆帝的上谕中就有反映。例如，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五月，国史馆向皇帝进呈“和珅列传”时，嘉庆帝看过后非常生气，他在上谕中说：“和珅逮问伏法，迄今已越十五年，始将列传纂进，大觉迟缓，迨详加批阅，其自乾隆三十四年袭官，以至嘉庆四年褫职，三十年间但将官阶履历挨次编辑，篇幅寥寥，至伊一生事实全未查载，惟将逮问之后各谕旨详细叙述，是何居心不可问矣。”

这就意味着在和珅被处死后不久，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对清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变革的资料，绝大部分都被有意、无意地销毁了，并没有载入史册，以至他个人的传记也是非常简略的。因此，今天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的资料中搜集有关他变更成法的一些事实。现在从几方面叙述：

（一）在政治方面，和珅利用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地位，以乾隆皇帝作为后台，先后对内阁与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以及军机处等衙门进行了改造，并对一些成例作了更张。关于这一点干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曾说：“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这也就是说，和珅当政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当时的国家中央机关各衙门的许多制度、章法、成例等都作了许多变更、改革，以至在他被处死后，哪些是国家原来的旧法，哪些是被和珅改动变革的，均已模糊不清。对衙门中的工作人员（即各级官员）都进行了更换，以至于哪些是国家原来的任用的官员，哪些是和珅私人引进的，也都弄不请了。甚至在嘉庆帝亲政若干年后，也没能完全“屏除”，有的依然实行着。

和珅刚刚掌政时期，老臣阿桂任首席军机大臣，因此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但等到阿桂一死，他便名正言顺的成为军机处的第一把手，独霸军机处；再加上自己还是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于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内阁“首辅”，俗称“真宰相”。首先，在用人上做了不少变动，他规定军机处章京人数不设具体定额，“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也就是说军机处用什么人，由谁来担任章京，全部由和珅说了算。以致就连皇上也不知道什么人在军机处办事，什么人离开了军机处，因为和珅并不把新任军机章京引见给皇上。这样和珅就可以选用他自己的党羽、私人，把军机处办成了一个“和家班子”。其次，和珅还将朝臣以前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奏章送达御前，皇上可以亲拆亲阅的传统做法，改为凡是大臣有奏折必须准备正、副两本，即一式两份，正本送给皇上阅看，而副本则要交送军机处备案。这就是说大臣们的奏折必须送给和珅过目，于是他便把朝臣们上疏言事渠道完全控制了。这样，谁人还敢轻易举发、弹劾他呢！？另外，和珅在得到乾隆帝首肯的情况下，他规定凡是各级官员、外国使臣向皇帝进贡土特产品、稀世珍宝等一切物品，都要事先向他打招呼，准进与否要由他来决定，这样他便可以从中渔利，上下其手了。

台谏之臣（既“言官”）是皇帝的耳目喉舌，他们对国家各级官员有监督、弹劾的权力。和珅为了使他们“缄默不言，免于纠劾”，也就是封住他们的嘴，便来了个双管齐下。一方面他拉拢一些御史，力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党羽，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他又规定今后如果再遇到御史名额出缺，则一律提名年龄60岁以上的“年老平庸之司员”充任。因为这些饱经世故的老官僚，处世圆滑，平日关心的是自己的禄位和升迁，谁还敢多嘴多舌，说三道四惹是生非呢！于是舆论的渠道也被和珅控制了。

（二）在经济方面，和珅变革、更张了成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军机处内设立“密记处”，正式实行“议罪银”制度。而其主要目的就是向封疆大吏（即总督、巡抚等）等地方官员进行搜刮、索取，以增加皇帝个人和皇室的收入。

“议罪银”亦称“认罪银”、“罚款”、“罚项”、“自行议罪银”与“自行议罚银”等。它是产生在乾隆统治中后期的一种旨在增加皇帝个人收入的特殊的财政制度。呈如监察御史尹壮图所说：“高宗（即乾隆帝弘历——笔者注）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款贷罪。”这就是说，一旦督抚等地方官员犯有错误、轻罪，以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错误、罪行（如，工作稍有失职、疏忽，其中包括税务少额，不能按时交纳、犯人脱逃、或受亲朋犯罪牵连等），只要皇帝认为你有“罪”，那你就要自动掏银子。对于地方官说来，这种“议罪银”比停止发放“养廉银”，或“罚银”、“?俸”要轻一些；它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所罚银两的数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目前所能找到资料，特别是专门记载“议罪银”的档案——《密记档》来看，议罪银制度正式实行于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前后，此时正是和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掌管户部、吏部与内务府“三库”（即广储司银库、缎库、颜料库）等国家财政大权的时期。这种制度一直到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初，才告终止。

“议罪银”与历来的“罚银”不同。“罚银”又叫“罚俸”，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处罚犯罪官吏的一种做法，由来已久。这种制度大约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清朝入关以前就公开实行这种制度，它是对犯有过失官员的一种行政处分。清朝前期，罚俸数额分别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乃至一年、二年等七个等级。到乾隆统治时期，个别人也有被罚俸四年以上的。例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字晓岚）在担当覆校官时期，因发生文津阁《四库全书》古烈女传尧二女“颂内祜”，误为“祜安”等错误。按照乾隆帝的谕旨规定，凡是“积算有五字错误者，……罚俸一个月”的标准，进行了处罚。罚俸权一般由户部承担，所罚款项也由户部追承，所得银两亦由户部封存。而“议罪银”一般是非公开秘密进行的，它是皇帝借机叫臣下，尤其是总督、巡抚和布政使等地方高级官吏，以及掌管盐政、织造和内务府的官员，当然也包括一些富裕商人，如皇商、盐商、行商与参商等自行认罪的制度。它由军机处所属的“密记处”具体负责，所得款项由内务府保存，以备皇帝个人需用。长期以来由于议罪银不是公开进行的，而且它只是在乾隆晚年实行了一阵子，故人们一般对议罪银是怎么一回事还不甚了了，因此常常把“罚银”与“议罪银”混为一谈了。

“议罪银”并不是如乾隆帝所说是一种非正式的，只不过是偶而实行的一种非定例的制度。它是一种经过精心策划，认真准备，并实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罚款制度。

和珅对议罪银制度的制定与正式实施有密切关系。他是使议罪银成为一种制度的主要倡议者，又是该制度付诸实施的的主要负责人。著名历史学家牟润孙先生曾说：“这种议罪银作法极可能是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任户部尚书后，替弘历策划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实行起来。”乾隆帝之所以采纳和珅的建议，是因为此时他极需要开辟新的财源，以弥补其巨大的开销。和珅也就是在这期间步步高升，势焰熏灼，大展“才华”的。他于这一年当上了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与内务府大臣等要职，使他几乎一生都与钱打交道，处理财政事务就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之一。

和珅在建立“密记处”与实行议罪银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和决定的作用。这从现存的《密记档》中就可以反映出来。例如，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和珅在一份上奏中说：“臣等遵旨将各关例应交纳并裁革陋规，以及寓例等项银两删除不入外，今将各员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析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嗣后遵此办理，按季具奏。”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得知，和珅是有关议罪银事宜的负责人。他大概每隔一季，至多半年，就要向乾隆帝汇报一次工作，并列有“清单”呈给乾隆皇帝御览。这从同年六月初一日，他与福长安共同上奏的一份奏折中反映的更为清楚。他说：“臣和珅、臣福长安遵旨查办各处关税应交银两，并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查明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二十七件，现已解到二件，已交尚未完全者十三件，未解到者七件，交往浙江海塘工程备用者五件，分析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稽久未经交纳者，除臣等别行查催外，为此谨奏。”像这样的奏报，在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初、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十月、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闰二月十一日等奏折中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和珅负责议罪银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议罪银代奏的任务。因为在清朝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按规定，只有在京城的宗室王公贵胄，以及文职官员中的六部尚书等官员，在地方只有总督、巡抚和按察使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上奏。但是，在京城不准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的人员，如果有皇帝的特殊旨令，派往外省查办专门事件，或者出任学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科道人等，也可以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可是即使是有权向皇帝直接上奏的官员中，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时不能上奏，而需要由其它大臣代奏的。例如，和珅就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官职为“主事”）、浙江巡抚福崧、直隶总督梁肯堂、闽浙总督雅德、布政使李天培、郑源 、内务府退休总管西宁、长芦盐政董椿、苏州织造全德（此人后来又担任过两淮盐政）等代奏过自行议罪银等事宜，他是所有为人代奏议罪银大臣中最多的一个。由此可见， 助在议罪银制度实施中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的。当然和珅在代奏自行议罪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他可以乘机弄权、捞钱、索贿，上下其手，因为许多地方官吏一旦“出事”，就要?和珅的门子，给他送钱，送物，通过他摸一摸乾隆帝的心事，自己认领多少银两，才能使皇帝满意。

和珅一般是通过密记处来处理有关议罪银事宜的。因为议罪银是非公开的，所以密记处也是秘密设置的，它隶属于军机处。该处的负责人皆由满洲人充任，没有汉族官员涉及。并且在清朝《吏部则例》中找不到有关这一衙门的任何记载。可是这一机构又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密记档》中，就有诸如“前件交密记处领讫”、“交密记处库使德楞额领讫”等字样的记载，这就明显地证明了密记处的存在。密记处的工作人员除库使外，还设有若干笔帖式。例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一件《密记档》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四月十六日，片一件，广储司银库呈报三月份收过明兴议罪银一万两，交密记处笔帖式和宁领讫。” 和珅曾经指示属下人员，将所有密记处经办的银两统统交给圆明园、广储司和造办处银库。并说：“嗣后将收到的何项银两，数目若干，并收到日期，按月呈报军机处，以备查核汇奏。”这里的所说的“按月呈报军机处”，实际上就是呈报军机处属下的日常办事机构“密记处”。按照和珅的要求，不管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是否收到过银两，这些银两是是什么样的银两，都必须按照要求，每月均需向密记处呈报在案，以备随时查考。乾隆统治的中后期，议罪银制度一直不间断的实行着，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的十三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就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即平均不到三个总督、巡抚中就有一个人认领议罪银。此外，在布政使、按察使、织造、盐政与关督等认领议罪银的也有26人次。例如，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认领议罪银的各省督、抚等官员主要有：陈辉祖为银三万两、三宝为银十一万两、文绶八万两。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杨超铮为银五万两、毕沅为银三万两、巴延三为银八万两、王杲为银三万两、盛柱为银三万两。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姚成烈为银三万两、西宁为银八万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范请济为银八万两、巴延三为银十万两、李天培为银四万两、尚安为银四万两、伊龄阿为银三万两。乾隆五十年（1785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张万选为银三万两、李质颖为银十四万两。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明兴为银三万两、雅德为银六万两、福崧为银二十万两、特成额为银二万两、郑源 为银六万两、刘峨为银二万两、梁肯堂为银一万两、吴之承为银三万两。

正因为和珅在议罪银制度实施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系到许多官吏的荣辱、升迁，以及认罚或不认罚的大事，因此不少官僚要向他低三下四地献媚取宠，以致送钱送物。这正如嘉庆帝所说：“当和珅势焰熏灼之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多有阿附取容者。”在这些人中，即使有些人被认定要罚议罪银，他们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怨气与顶撞，反而还要感谢他。例如，内务府总管西宁，为了交议罪银而变卖了家产，他不但对和珅没产生一点怨恨，反而写信给和珅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指和珅——笔者注）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谨呈。”这简直是把和珅看成了救世主了，起誓发愿地请求和珅代奏议罪银，表现出了一副奴才可怜像。

上面已经说过，议罪银就是官员们有过失，或者皇帝认为其犯有过失者，均需缴钱免灾，乞求宽大处理的措施。其标准是看督抚等官员，俸禄、收入的丰腴程度，也就是看那个官员有多少钱，家底薄厚，当然也要考虑所犯过失的轻重程度决定。这种议罪银是在官员“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以薄惩。”即这是一种以罚代法的作法。事实上并非如此，只要皇帝认为某人有油水可榨，就可以给个罪名，让你出钱；反之，皇帝不想严惩某人，即使他犯了“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肯多交银子，照样允许“赎罪”；可是当皇帝死活要想整治某人时，就是他交多少钱也不顶用了。

议罪银缴纳的方式，多是采取官员“自行议罪缴纳”的形式。缴纳的钱数一般说来是有规律的，如上所述，大致是以职位高低、俸禄多少，官职的肥缺，以及家底的厚薄而定。如果臣下想对皇帝表示“忠心”，往往就“自愿”从重缴银。交议罪银最多的往往是那些管钱、管物的，负责财政经济方面的官员。据目前所保存的军机处《密记档》可知，缴纳议罪银数量最少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某，他只缴议罪银一千五百两；其次是原任郎中舒成之子松筠，缴纳议罪银五千两。缴纳议罪银最多的是两淮盐政全德，一次就缴纳了议罪银三十八万四千两。而其它官员缴纳议罪银数量多少不等，有的前面已经提过。例如，（一）巴延三因辖区内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而情愿缴纳议罪银八万两；（二）西宁因“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而情愿缴纳议罪银八万两；（三）李天培因“遣犯脱逃，重囚监毙”的罪名，而自愿缴纳议罪银四万两；（四）伊龄阿因参奏窦光鼐不实，自认“错谬”而情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五）明兴因山东“历城县监犯越狱”之事，而情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六）特成额因失察湖北汉阳县民人余方得自缢身亡一案，而自愿缴纳议罪银二万两；（七）郑源 因承审谭体元控案不实，而情愿自行缴纳议罪银三万两；（八）毕沅因牵涉勒尔谨、王亶望等人贪污案，而情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另外养廉银二万两；（九）李质颖因关税短少，而情愿缴纳自行议罪银十七万两；（十）范清济（皇商）因拖欠额铜十万斤，而情愿缴纳自行议罪银八万两；（十一）文绶自愿缴纳议罪银八万两；（十二）尚安自行缴纳议罪银四万两（十三）福崧自愿缴纳议罪银二十万两；（十四）姚成烈自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十五）富纲自愿缴纳议罪银二万两……不一而足，在当时来说，这些事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但是皇帝想罚你，你就得乖乖地拿出钱来孝敬皇帝。

据初步统计，当时每年大约罚议罪银五起左右，所得罚银近三十万两白银。这一笔罚款的８５％上缴给内务府各库，供皇帝各人消费享用，只有１５％左右奉旨拨给户部银库或作地方工程备用。

议罪银的实施，加剧了乾隆后期吏治的腐败和贪污的盛行。因为议罪银给官吏贪污大开了方便之门，成为了官吏贪污的一个遁词。诚如监察御使尹壮图所说：“近有严罚示惩而不觉反邻于姑终者，如督抚自蹈愆尤，皇上不即罢斥，仅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自请若干万两者……其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失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尹壮图一语道破了议罪银实施的弊病，那就是各地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们犯了过错，甚至是罪行，皇帝不进行严惩、罢免，而是仅仅是罚银数万两了事，这不仅达不到惩治这些人的目的，反而还影响了其他官吏。因为那些本质很坏的督抚，以此为借口乘机大肆搜刮勒索，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那些平日比较清廉的官吏，为了缴纳议罪银又不得不请下面的属员帮助。这样一来，日后下面属员犯有过错，或发生亏空、营私舞弊等罪行，这些官员因为平日得到过人家帮助，就只好曲为庇护，不能坚持公正执法了。从这里也可以得知，乾隆后期之所以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屡屡发生，越惩越贪是与议罪银的实施有一定关系的。这一点就连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尹壮图虑有此等情弊，奏请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固属不为无见，……督抚中或有昧良负恩之人，也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佽助，而属员借此敛派，以为逢迎之地。此等情弊，不能保其必无。”

自行议罪银的实行不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许多官吏和商人们受到很大打击和伤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与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兴旺，以致加深了社会危机和不安定的因素激增。

再有，和珅对他主管的内务府的一些成例，也作了不少变动和改革。例如，他对于内务府关于分府庄头的规定，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的关系等都作了不少更张。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他曾提出分府庄头由王府自行办理，内务府今后不再管理了。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他又建议乾隆帝把本来不同的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即清朝入关初期圈地时期的庄头——笔者注）“均照下圈地家奴一体办理。”

（三）在文化方面，和珅获宠之后，除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外，主要是参与文化教育的事情。他积极鼓动乾隆帝在文化方面进行更张与改革。于是乾隆帝也的确对他格外信任，和珅不仅担任了多种大型典籍和丛书编纂的负责人，而且还经常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充任主考官、殿试读卷官……他主张对读书的知识分子严格控制，时时监视，限制他们言论自由，对于那些不满现实的人要严厉打击。他经常“苛责诸士子”，不许他们随便发表议论。乾隆中后期文网严密，搜书、限书，文字狱叠兴，也是与和珅有很大关系的。和珅直接、间接参与了限制、打击知识分子的一些活动。例如，清人陈康祺在他所著的《郎潜纪闻》中写道：“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予文字之役……珅忮刻特甚，凡得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则妄摘瑕疵，以指甲深刻之。” 和珅在推行乾隆的文化专制政策上是不遗余力、变本加厉的。有人认为《红楼梦》等书之所以能够公开发行，流传于世，就是由于和珅推荐给乾隆帝首肯后，找人修改，并且指令高鹗等人按照他的旨意，续补了后四十回。

除此之外，和珅在文化方面还作了许多手脚。例如，在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在辟雍（国子监）刻石经。和珅任正总裁，另外还有总裁八人，其中彭元瑞担任校勘，并授命编撰《石经考文提要》一书。当这一工作圆满完成之后，彭元瑞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表彰和奖励。这件事引起了和珅的妒嫉与不满，极力进行诋毁，扬言彭元瑞编撰的书籍不好，错误百出，不值一看，并说什么“非天子不考文”……这连乾隆帝都觉得接受不了，于是他半带疑惑地说：“此书乃朕所御定，怎么能说是私人编撰的书籍呢？” 和珅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他组织人员重新编撰了一本《考文提要举正》，以攻击、批判《石?考文提要》一书，并假冒自己所著，呈献给了乾隆帝。同时还散布《石经考文提要》一书，不便士子们阅读，请示乾隆帝下令销毁，开始乾隆帝并没有同意。于是馆臣们请求颁行于天下，结果却被和珅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中止了。和珅仍不肯罢手，并私下找人修改、磨毁石经碑文，“凡从古者尽改之。”由此可见，和珅的气量何其狭小，嫉贤妒能，别人干得好，得到皇帝的褒奖，他心里就不舒服，千方百计进行诋毁、诽谤，进而陷害别人，以达到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目的。

善于处理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能手

和珅不仅是善于理财，敛财与守财的能手，同时也是一个善于处理国内少数民族事务的行家里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一位颇具才干的外交家。他从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起，在掌管国家财政的同时，就开始兼任理藩院（主管国家民族事务的机构——笔者注）尚书，凭借着他掌握的满、汉、蒙古以及藏语等多种民族语言，处理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以及每年元旦各少数民族领袖朝觐皇帝，并向皇帝进贡方物等事宜。在乾隆帝晚年，可以说和珅就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配合得非常默契。不管乾隆帝到什么地方，他几乎都陪同前往。国家御道一般只有皇帝马队和他的大轿能够通行，其余的文武百官只能走御道旁边的另一条路。而和珅却是个例外，乾隆帝特许他随时跟在自己身边，走这条御道。和珅每年都要跟随乾隆帝到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并参加在今河北省围场县一带举行的“木兰秋狝”（即狩猎活动——笔者注）。此间与各少数民族的首领、王公、贵族以及其他上层分子团聚会，彼此协商有关和谐、团结等问题。和珅每次都承担着沉重地组织、协调的工作，跑前跑后，干得十分出色。和珅还多次帮助乾隆帝处理西藏、新疆、蒙古，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并曾经负责接待过六世班禅喇嘛到内地觐见乾隆皇帝等具体事务。除此之外，和珅还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琉球（今日本冲绳）、缅甸、南掌（今老挝）等国的使臣，特别是全权处理过与朝鲜及英国的外交事务。乾隆帝的许多谕旨都是他参与起草，并通过他传达给使臣们的。早在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八月，他陪同乾隆帝到东北拜谒祖陵时，就曾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与朝鲜使臣李激接触过。据李激所记：“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坐处，间不过五、立步，顾谓侍臣曰：‘彼是朝鲜使臣乎？’有一衣黄者的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从此以后和珅就常常以皇帝代表的身份与各国使臣交谈、协商，办理事务，问寒问暖，以示关怀。例如，每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左右，皇帝都要请各国使臣到圆明园山高水长阁前观看焰火、戏剧、花灯，并设宴款待。和珅经常担任组织者和主持人，他常常代表乾隆帝与外国使臣们交谈，慰问使臣，并到使臣们坐处，劝酒，看看他们吃的多少，满意与否。同时询问使臣是哪国人，什么品级，……使臣们受宠若惊，纷纷站起来致谢。和珅赶忙说：“大家不要谢我，要谢就谢皇上吧，因为我是奉皇上之命，来看望大家的。”又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请各国使臣游览颐和园昆明湖、万寿山。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皇帝首先召见了安南国王，然后下旨让各国使臣紧随皇驾之后；于是各国使臣跟随在皇帝一行后面，经过勤政殿来到昆明湖边。这时只见红漆斑斓的龙舟已经停靠在岸边。龙舟为两层楼式，十分壮观、美丽，船头装饰着两面金龙黄旗，迎风飘扬，乾隆皇帝首先登上了龙舟的上层，然后大臣阿桂、和珅、福康安、福长安、回回国王、安南国王，以及其它各国使臣们鱼贯而入，坐在下层；窗外楹内，行船时左右两旁的梢工，全都唱着船夫曲，十分动听。太监们奉皇帝之命端来香茶、水果和糕点等美食款待大家。此时，和珅代表乾隆帝陪着大家，并一一向人们介绍各处景点。时而他手指昆明湖北岸延寿寺（即今“排云殿”）背后的山，告诉人们说：“那就是万寿山”；一会儿他又指昆明湖西面的山峦说：“那就是玉泉山”；然后他又用手指着万寿山、玉泉山后面，西北方向的远处峰峦说：“那一带就是香山。”……当龙舟行驶到延寿寺前时，乾隆帝命令大家登岸游览。于是大家又参观了长廊与各处殿阁、庭院、寺庙等等，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再有，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乾隆帝又一次宴请各国使臣。饭后，和珅奉太上皇乾隆帝之命，代表太上皇、皇帝（即嘉庆帝）向各国国王致意、问候，并接受各国使臣行礼、进贡。同时代表太上皇、皇帝分别向外宾赏赐香茶、奶品、肉食和果饼点心等各一份。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因为和珅掌管着清廷的外交事务，所以送往迎来的具体事务全由他担任。总之，每当各国使臣来华朝贡、觐见等，负责接待、谈判、授受贡品礼物……诸项事宜，几乎都由和珅全权处理；实际上他这个理藩院尚书就起着外交部长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派使团访华。和珅在这次活动中，自始至终，起着关键的作用。担任这次访华团正使的是英国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为乔治．斯当东。乔治．马戛尔尼是一位很有外交经验的老外交家。曾长期在英属殖民地印度任职，并担任过英国驻俄罗斯国公使，后来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孟加拉国国总督，但他表示抵制，坚决要求辞去此职，因此迟迟不肯赴任。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在当时他是深受英国政府朝野两党赞赏的人物之一。

西方资?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早于１４世纪就已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出现了。１６世纪时，西欧的一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积累时期。１７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家。１８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发生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其中尤以纺织业与造船业最为发达，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政府向海外扩充殖民地，并积极掠夺原料产地和扩大商品市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商品销路，驱使中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早在明朝末年，英国的海盗船和所谓的商人就试图在我国沿海，特别是在广州附近登岸，但始终没有能站住脚。清朝前期，英国在东方的势力迅猛发展，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英国政府在印度设立了总督，正式把印度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并进一步在南亚、东南亚以及远东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贸易活动；特别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锐意经营，使得英国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商业贸易额已经超过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等国，跃居第一位。为了进一步扩大英国的对华贸易和探视中国的国力的虚实，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访华。他们曾经于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派遣卡思卡特为特使访华，但途中因卡思卡特病故而中辍。

中国当时正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乾隆帝就决定关闭宁波、泉州和云台山（今连云港市）等几处通商口岸，而只留广州一港与外国商船进行贸易，并且还严格规定了贸易制度。规定了外国商人每年在广州的逗留时间、住处与活动范围等，同时规定只有“十三行”的行商，才能与洋人接触，进行贸易；一般百姓是不能与洋人往来的。因此使英国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限制。

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独占中国这个广阔的商品市场，同时更想与中国接触，摸清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进而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遂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高级使团访华。为了能够得到中方的同意，他们打着为83岁的乾隆皇帝祝寿的旗号，携带着英王乔治三世致中国皇帝的信件与大批丰厚的礼品（其中包括１９大宗，分别装在６００多个箱子中）访问中国。马戛尔尼、斯当东一行共计800余人，分别乘坐英国船“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等五首轮船，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秋（公历９月２６日）从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经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于次年秋天（公历１７９３年８月５日）到达天津，并在大沽口登陆。当时在岸上迎接他们的是长芦盐政征瑞与直隶总督梁肯堂，然后由征瑞等人陪同沿京杭大运河乘帆船至通州。

和珅是接待英国使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忠实地贯彻了乾隆皇帝有关如何接待英人的指示。例如，按照“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对待英国使臣“务宜留心款待，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 和珅在与英人接触中确实作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恰到好处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外人的好评。英国使团进入京师后，被安排在城内和西郊宏雅园（今北京大学附近）居住。当时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并决定在此举行自己８３岁寿辰庆典。于是马戛尔尼一行分成两部分，一批人由他亲自率领，赶往热河乾隆帝驻地；而另一部分人则仍然留在北京。随同他前往热河避暑山庄的有：副使斯当东以及其子多马．斯当东（此少年通晓中文）、总兵官本生、代笔文带娄门、医生吧郎、副总兵巴尔施、管兵官额鲁、听事官白麟、伊登勒、管船官吗庚多斯，以及奏乐人５名、家人杂役１１名、士兵４０名。

马戛尔尼一行前往避暑山庄时，把大部分沉重不宜搬动的礼品，如天文仪器、地球仪、机械、车辆，以及船舶模型等物，都安放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内，而把一些易于携带的礼品带往了热河。礼品主要有：英吉利国人物、城池图样2箱、丝毛金线毯1箱、大毡毯1箱、马鞍2副、大小枪１２杆、红毛剑１６把、哆罗呢羽纱杂色毛货３０捆、千里镜（即望远镜）２个、巧益架一件（约高６尺余，早晚运动能长人精神）。他们一行于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１７９３年９月２日）由京城启程前往热河避暑山庄。路上共走了６天，于八月初三日（１７９３年９月８日）到达。被安排在原佟王府（即佟国维宅第）中住下，此间曾受到和珅、金简等人的欢迎。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公历1973年9月10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万树园坐落在避暑山庄的东北部，是一块开阔地，方圆八百余亩，周边树木密布，中间绿草如茵，一片蒙古大草原的景色。这里没有土木宫殿建筑，只有几处大型蒙古包（“大幄”）。清朝皇帝经常在这里接见蒙古与其它少数民族的王公与宗教领袖（如，班禅额尔德尼六世），并在这里与朝鲜、安南、缅甸、琉球等国使臣会晤。此后，便由和珅作为中方代表与马戛尔尼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之余，和珅作为东道主还陪同马戛尔尼特使一行游览了避暑山庄的园林和外八庙风景区。尽管马戛尔尼是一个外交老手，轻易不肯暴露自己的意图和真实的想法，但和珅也善于运用外交辞令，巧为周旋，始终不肯上他的圈套。马戛尔尼原来打算通过协商要求中方同意将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一岛和广州附近划出一小块地方作为英国人居留地，同时要求中方将宁波、舟山与天津等港口开放，与英国人进行通商贸易，并允许英国在京师设立使馆、常驻使节、建立栈房，以及允许英人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等，但这些要求均被和珅一一回绝了。这说明和珅秉承乾隆帝的旨意，与乾隆帝一样，对英国人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在与马戛尔尼等人谈判的过程中，和珅始终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肯让步，坚持原则，但在谈话语气上又很温和，软中代硬铿锵有力，给马戛尔尼的印象是：“态度和蔼可亲，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马戛尔尼一行此次来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效果。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当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当时中国并不需要通过与外国贸易来满足自己经济的发展，每年进口一些奢侈品，只是供给皇帝与少数贵胄们消费，与广大国民无关。当时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周边各国的贸易，都是通过“朝贡贸易”方式进行的。对外国人说来，到中国进行商业贸易，首先该国君主是要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然后得到中国皇帝超出几倍的回赐。从某种意义上说，允许外国进行朝贡贸易是一种恩典。中国的回赠品，往往要比贡品多得多；因此，当时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愿意多多进行这种贸易。于是中国只好规定他们若干年进行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英国的贸易本来就兴趣不大，正如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所以中国当时对扩大中英两国的贸易并不积极。加之马戛尔尼一行在谒见乾隆帝的礼仪问题上，曾与和珅为首的中国官员发生矛盾，因此更加深了中国当权者对英国人访华诚意的怀疑。因此在暗地里更加注意防范，采取了必要的防备措施。乾隆皇帝曾说：“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无福承受恩典，同时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天朝体制，以驾驭外藩之道宜然。”

按照清朝的礼仪规制，皇帝接见外国朝贡使臣时，外国使臣应行“三跪九叩首”礼，而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认为他们不是“贡使”，而是“钦使”，最多只能用“单腿曲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亲之”的礼节，否则就是对自己的侮辱。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耍了不少花招，一会儿态度蛮横，一会儿又表示愿意跟着官员们学习跪拜礼仪，一会儿又佯装生病，说自己不能亲自上朝觐见乾隆皇帝……可是当他们会见了军机大臣、大学士和珅后，态度发生了变化，表现得比以前稍为恭顺一些。后来又经过几次磋商，双方各有让步，亦各有保留。即农历八月初十日，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了一次礼节性招待宴会，由乾隆皇帝非正式召见，允许英国正、副使臣行英国礼——即单腿跪拜，但没有让他们亲乾隆帝的手。但是在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帝生日），在澹泊敬诚殿举行的万寿盛典之日，英国使臣一律要行双腿跪拜“三跪九叩首”礼。

为此，和珅专门拟定了一份礼仪清单——“仪单”。具体奏折原文如下：

臣和珅谨奏：窃照英吉利贡使到时，是日寅时，丽正门内陈设卤簿等大驾。王公、大臣、九卿俱穿蟒袍补褂齐集。其应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带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诚殿铺设毕，仍退出。卯初，请皇帝御龙袍褂升宝座。御前大臣、蒙古额驸、侍卫仍照例在殿内西翼侍立。乾清门行走、蒙古王公、侍卫亦照例在殿外分两翼。侍卫内大臣带领豹尾枪长靶刀侍卫，亦分两班站立。其随从之王公大臣、九卿、讲官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此人为葡萄牙传教士，大约在１７９３年至１８１０年间在钦天监任职——笔者注）带领

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逢表文，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接，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其应入座之王公大臣以次入座，带领该贡使于西边二排之末，领其叩头入座。俟令侍卫照例赐茶，毕。各于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舆。臣等将该贡使领出，于清音阁外边伺候。所有初次应行例赏该国王及贡使各物，预先设立清音阁前院内。侯皇上传旨毕，臣等带领贡使，再行瞻觐。颁赏后，令其向上行谢恩礼毕，再令随班入座。谨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总之，和珅在这次接待英国使团的活动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处理事务也很得体，既热情，又不失原则；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又不使来者觉得主人傲慢；他做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表现了一个大国权臣的风度。正如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在他的著作中所说：“马戛尔尼这次访华，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这里应该指出，我们肯定和珅在处理马戛尔尼特使访华一事较为得体，但并不赞同他在接待过程中过于保守的思想。还应该指出，在这次接待过程中，他也没有忘了贪污与受贿。例如，他曾指使属下，“报销大大超出实际数额的使团差旅以及接待费用。”此外，他还接受了马戛尔尼特使送给他的一辆四轮玻璃大马车。

人称“二皇帝”

在乾隆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了顶峰，中央集权制空前强大，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至尊至大，是绝对的权威。他的一言一行，臣下只能照办和服从，没人敢提出一个“不”字。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需要辅助与帮衬，而最宠幸，最信赖，最得心应手的人就是和珅。因此，在他的崇信和卵翼下，和珅官运亨通，飞黄腾达，高官做遍，红极一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控制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乃至宫廷事务等各个方面的事情。他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并主管（“三库”）、“太医院”、“御药房”）、崇文门税务监督、吏部侍郎、刑部大臣、兵部尚书、步军统领（俗称“京师九门提督”）、理藩院尚书、正蓝旗副都统、正蓝旗都统、镶黄旗副都统、镶黄旗都统、镶蓝旗都统、正白旗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翰林院学士、殿试读卷官、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国史馆正总裁、方略馆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四库全书》正总裁、《钦定日下旧闻考》正总裁、《石经》正总裁、《钦定大清一统志》正总裁、《钦定热河志》正总裁、清《三通》正总裁、太子太保、一等男、三等忠襄伯、一等嘉勇公、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此外，他还兼管过礼部（如主管考试、接待外宾等）、工部（如主管修建“宁寿宫”、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外八庙”的部分工程等）事务，并控制着圆明园、茶膳房、御药房、太医院、造办处、上驷院、健锐营、火器营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在乾隆中后期至嘉庆初期这一段时间和珅实际上是朝廷的第一把手（阿桂在逝世前只是名义上领班军机大臣和首席内阁大学士，实际已经被架空了），朝廷中的大事小情，事无巨细，他是大事管，小事抓，几乎全都垄断、包揽了，真可谓“一手遮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他大约在从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四年的二十四年间，从三等轻车都尉，至嘉庆三年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从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可以说荣耀之至，有职有权。特别是在乾隆帝暮年，眼花耳聋、精力衰退之际，他还经常代替太上皇起草上谕，朱批奏折，吟诗作赋，翻译语言等等，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至于他所传达的“圣旨”是否真实，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嘉庆皇帝有时也要让他三分，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过着韬晦的“儿皇帝”的生活。此时的和珅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这一点，就连来华的外国使臣也看出来了，朝鲜、英国等国使臣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英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他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每当乾隆帝出行时，“和中堂（即指和珅，‘中堂’在清朝系“宰相”也——笔者注）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过来向特使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可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它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同时他还写道：和珅是“皇帝唯一宠信之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高高在上，别人见他往往都要跪拜，总比他矮上三分，并非常惧怕他；“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都称之为‘二皇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特别是在乾隆帝晚年，健康情况大不如前时，和珅往往以出纳帝命者自居，就连诸皇子都怕他；因为他经常从乾隆帝居处走出时，嘴里老是叨咕着：“今天圣上发怒了，要整治皇子。”吓得皇子们胆战心惊，人心惶惶。因此，许多皇子都巴结他，惹了祸往往找他求情，损坏了物件让他给补上（因为他家里，什么都有）。乾隆帝晚年，记忆力下降，就连吃没吃饭有时都记不大清了，本来刚刚吃过饭，他还嚷着要再吃饭；昨天的事，今天就忘掉了……后来就连说话，也含混不清了，除了和珅之外别人谁也听不懂了，自然而然和珅就成了代言人（因为必须由他做翻译）。例如，有一天嘉庆帝刚刚上完早朝，与和珅一起去拜谒太上皇帝乾隆。这时，一般都是太上皇面南端坐，嘉庆帝坐在面朝西的一把小凳子上（每天太上皇召见臣工几乎都如此），和珅则跪在太上皇面前，只见太上皇双目微合，好像在睡觉；然而口中却喃喃作语，不知在说些什么。嘉庆帝极力倾听，可是怎么也听不明白，甚至是连一个字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太上皇忽然睁开双目，说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和珅赶忙应声答道：“高天德、苟文明。”太上皇听后点了点头，又微合双目，继续喃喃而语……嘉庆帝当时十分不解，不免有些恐慌、害怕。此时只见太上皇，挥了挥手，示意让他们走开，并未说一句话。过了些日子，嘉庆帝秘密召见和珅，问他：“前些日子咱们觐见太上皇，太上皇跟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呀？朕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呢？你所对答的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 和珅笑了笑答道：“啊，太上皇念的是西域秘密咒语，念这些咒语的时候，即使远在千里以外的恶人、仇人也会无疾而亡，或者遭遇奇祸，不得好死。奴才一听太上皇念此咒?，我就知道太上皇欲想叫白莲教匪首速死，所以我就顺口说出两个教匪头目的名字。”尽管嘉庆帝已经登基、“主政”，但是他还不能与其父完全沟通，许多事情还要靠和珅来传达。而和珅与乾隆帝关系密切，语言相通；并且太上皇事事依重他，信任他，因此他成了乾隆帝的代言人。嘉庆帝为了保住皇位，顺利亲政，只好小心翼翼地继续韬晦，好多事情索性都让给和珅去管，自己落个清闲。当有人议论和珅什么时，他都赶紧避开，并且说：“上皇有事都让和中堂去做，朕也是事事离不开和大人，你们不要在背后说三道四了。”从这些话中，也可以证明和珅当时的确是个“二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