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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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 自序

- 第一节（1）

- 第一节（2）

- 第一节（3）

- 第一节（4）

- 第一节（5）

- 第二节（1）

- 第二节（2）

- 第二节（3）

- 第二节（4）

- 第三节（1）

- 第三节（2）

- 第三节（3）

- 第三节（4）

- 第一节（1）

- 第一节（2）

- 第一节（3）

- 第一节（4）

- 第二节（1）

- 第二节（2）

- 第二节（3）

- 第二节（4）

- 第二节（5）

- 第三节（1）

- 第三节（2）

- 第三节（3）

- 第一节（1）

- 第一节（2）

- 第一节（3）

- 第一节（4）

- 第一节（5）

- 第一节（6）

- 第一节（7）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一八八五——

第二章 一九○六——

第三章 一九一一——

第四章 一九一七——

第五章 一九二三——

第六章 一九二八——

第七章 一九三九——

第八章 一九四五——

第九章 一九四九——一九六七

结语

参考书目

自序

前些时我劝一位久已中断写作的朋友说，如果不诉诸笔墨，我们那些阅读时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与我向来那些小文章相仿佛，只是循着传主一生的线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结，知我罪我，全在读者；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

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目下写作一本像杰弗里&#8226;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8226;萨维诺著《玛格丽特&#8226;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但是即便把这几件事都给做了，材料是否就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仍然未必。

上述诸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尽用。前者非个人力所能及，只能尽量少点儿遗漏；后者则不妨略予甄别。不少回忆之作，或主动，或被迫，搀杂不实之辞，乃至以讹传讹。譬如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发生冲突，有云：“……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录》中有所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此外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真，《知堂回想录》亦偶有此病。凡此种种，我们均须多加小心。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至于以传记而言那些书写得如何，姑置勿论。

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在“周作人”这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上，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关想法，恐怕“卑之无甚高论”。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第一节（1）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櫆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他为櫆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1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寿”的名字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2；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现存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有感》、《读华陀传有感》两首古风，即系感逝之作。

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

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5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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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的青年时代》（部分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2《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

3周建人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4《鲁迅的青年时代》。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认为此事对于周氏兄弟后来的人格有所影响，谈及周作人说：“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的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

5《先母行述》（一九四三年四月作）。

6《伯宜公》（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第一节（2）

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他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在其他方面。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举案发，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留下了最初的阅读记忆：“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7以后他爱读此类书籍，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淏子《花镜》等；由此培养起对于自然名物的兴趣，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说：“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来，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8

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楼时，接触了祖父的妾潘大凤，女仆宋妈，邻居石家妻子余氏，邻居姚家干女儿杨三姑娘等，对于她们的不幸命运深感同情，乃至终生不忘，其妇女观或许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南京狱中，所作《花牌楼》之三有云：“我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飘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关于杨三姑娘，他还写过一篇《初恋》9，说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怪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10这对于他的中文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称祖父为“教会我读书的老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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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花镜》（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收《夜读抄》）。《毛诗品物图考》，[日]冈元凤著。

8《我的杂学》（前十二节连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新报·文学》，全文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古今》第四十八期、七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古今》第五十至五十二期、九月十六日《古今》第五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9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谈虎集》、《知堂文集》。

10《我学国文的经验》（一九二六年十月《孔德月刊》第一期，收《谈虎集》、《知堂文集》）。

11《知堂回想录·老师二》。

第一节（3）

至于大哥，取《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中的有关介绍，与周作人对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情形颇为近似，其实正是他受到影响之处。举个例子，他提到鲁迅“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12又说：“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13就与南京狱中所作《修禊》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着共同的阅读兴趣，合伙买书，结伴抄书，也都对自然界感到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他们各自的学问乃是发祥于同一来源。譬如，周作人回忆说：“《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14讲到鲁迅有云：“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15讲到自己则说：“《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16

周作人就学南京水师学堂，不仅得到大哥帮助17，也是步其三年前的后尘——鲁迅先由叔祖椒生介绍，进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退学，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一点，从周作人当时所写《送戛剑生往白下步别诸弟三首原韵》之三即可看出：“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戛剑生”即大哥；周作人效仿他，给自己起了个“躍剑生”的号。以后去日本，回绍兴，去北京，无不追踪大哥足迹。直至在北京大学任教为止，鲁迅一直是他的人生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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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鲁迅读古书》（一九五六年九月《读书月报》第九期，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13《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九期，收《瓜豆集》）。

14同上。

15《鲁迅读古书》。

16《我的杂学》。

17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作致大哥信两纸，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

第一节（4）

绍兴乃至浙江向称人文荟萃，当地文风日后为周作人所继承；绍兴人的某种秉性即所谓“师爷气”，在他身上尤其是文章之中亦时有体现。周氏曾说：“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18前一路他提到徐渭、王思任、张岱、西泠五布衣、袁枚和俞樾等，后一路提到毛奇龄、章学诚、李慈铭和章炳麟等。在他自己可谓兼容并蓄，虽然与鲁迅相比，各自有所侧重。而他又说：“绍兴过去出了一大班的师爷，也出了好几个文人，看来特色是一样的。”19这便是所强调的李慈铭式的“谿刻”，体现于行事便是“师爷气”，体现于文章便是那深刻一派。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后一方面与“师爷气”或“谿刻”亦不无关系。无论朋友还是论战对手，都曾提到他的这一特点20。

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虽然他自认为毫无收效：“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风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21

一八九八年七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该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他列十图三十四名；次年一月府考，列六图二十七名；复试，列四图四十七名；十一月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为了应考，祖父替他改名为与櫆寿同音的“奎绶”22。一九〇〇年再次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列二图五名；复试，列三图十四名；复试，列二图十五名，大案，列二图三十九名。次年一月府考，列二图四十三名；复试，列三图三十四名。五月参加院试，又不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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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地方与文艺》（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作，曾载《之江日报》，收《谈龙集》）。

19《华侨与绍兴人》（一九六〇年六月《乡土》第四卷第十一期）。

20如陈源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致志摩》，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曹聚仁对此加以评论道：“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是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鲁迅评传》，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21《我学国文的经验》。又，周作人在三味书屋的业师寿洙邻回忆说：“鲁迅学名樟寿，知堂学名櫆寿，鲁迅先来，师事镜吾公，称我为四哥，知堂次年始来，师事于我，称我先生。鲁迅在作品中，自言来我家读书时，年十二岁，是年为公元一八九一年，即光绪辛卯年。知堂壬辰年始来，年才九岁，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我既担任助教，我的教法，每日授课，先讲当日所授之书，详细讲与学生听，至背书时，又令还讲，他生尚多不能对答，鲁迅早已不必讲解，自然领悟，知堂年只九岁，我亦不讲与他听，反令其先讲与我听，他却已讲得清楚，稍有含混处，令其重讲，即字字明白，亦从未违犯学规。”（《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载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所云入学时间或有误差，但提供周氏早年生平资料，殊为难得。

22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七日日记。然而据周作人《先母行述》所说：“庚子变后一年，辛丑，令櫆寿往考江南水师学堂，易名作人。”似乎“櫆寿”并未为“奎绶”所取代。又据《知堂回想录·考先生》：“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好像不曾采用“奎绶”一名。

23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予往贯珠楼领落卷，回卷皆圈。”胡适曾经为此感慨：“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按，周作人共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

第一节（5）

那个年代，科举“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24。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作《题天官风筝》一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25可见对此“正路”尚很热中。两次落第，所受打击无疑很大。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日记所云：“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颇能反映当时心境。一度曾经游荡街头，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成为小流氓”。他曾记述与一位名叫阿九的“破脚骨”的来往经过：“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作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并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26这也给他后来的思想与人生态度打上深深烙印：“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27

第一次落第后，周作人即已打算离家另觅出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显然受到已经在南京读书的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先前在同样境遇下的想法：“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28显然也是周作人此时的态度。尚在杭州狱中的祖父，曾经建议他报考浙江求是书院，嗣后大哥还给他带来一份该书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狱，家中日子更为难过：“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29尤其是祖父坚持要他每天穿着长衫上街买菜，实在“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30。前面谈到祖父对周作人的影响，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这个人却让他愈发难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记有云：“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时，机会来了。收到大哥来信十七天后，周作人启程赴宁。在《知堂回想录》中，他形容此举为“脱逃”。

周作人出生之际，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以后又发生一系列牵涉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等。他虽是少年，对于国势危殆，瓜分迫近，亦颇感关心：“下午接绍廿九日函，……云有《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1“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32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绍兴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且不无“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33之类感慨。对此他日后反思道：“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34要而言之，与那个时代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并无二致。前往南京就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思想进程。有如他自己所说：“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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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知堂回想录·县考》。

25“满腹经纶皆在握”一句后改为“举目山河皆有异”。

26《知堂回想录·几乎成为小流氓》。

27《十字街头的塔》（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十五期，收《雨天的书》）。

28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第三十一期）。

29《介孚公二》（一九五一年八月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30《知堂回想录·脱逃》。

31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

32一八九八年四月七日日记。

33一九〇〇年七月一至三日日记的眉批。

34《知堂回想录·义和?》。

35同上。

第二节（1）

二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周作人抵达南京下关。即往水师学堂，见着叔祖和也在该处就学的叔叔周伯升，以及从矿路学堂赶来相会的大哥。暂在周椒生家寄寓。九月二十二日参加额外生考试，题为“云从龙风从虎论”，考生共五十九人。老师对他的试卷批曰“文气近顺”。出榜，计取三名，周作人列备取第一。九月二十九日参加复试，题为“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36十月十四日，开始上课。

关于这所学堂，他介绍说：“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班，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37周作人“属管轮班”38。

上课第一天，进的就是“洋学馆”，而此前周作人素未接触英语。幸得事先补习一番。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云：“升叔教英文字母。”次日复云：“升叔教字母竣。”十一月十一日，参加汉文分班考试，题为“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发榜，共分三班，他列头班第二十名。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挂牌准补副额，成为正式学生。同学曾“戏作花榜”，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内蕴不露，接物谦和”，而他自己并不是认：“予哑然笑其皮相也。”39

以后他回顾学堂生活说：“从一九〇一年到〇六年，在南京住过五年多的日子，名称是当水师学生，本家说坏话的长辈说这是兵，可见那时好人家子弟是不会来的，可是那生活却也着实不错，不但是公费供给，便是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大概二百四十平方尺的一间房里住两个人，各有一个板床，桌子，书架，箱架，面盆架，凳子一两个，油灯一盏，大概可以点到半夜，也可改点洋灯，只须贴两角钱给听差就行。宿舍两排，中间一个大院子，前窗和门开在这面，后窗外是一大片空地，体操场和桅竿都在那里，这所说的是管轮班的情形，驾驶班宿舍还隔一段路，也是大同小异。……一日中功课不多，兵操打靶也没有陆师那么严重，晚饭后便很自由，买几两白干与花生米或牛驴肉，招同学共饮，或看违禁书报，作革命运动，亦无不可。”40他称这段岁月为“自由宽懈的日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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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37同上。按文中所言，系阴历月日。

38《知堂年谱大要》（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作）。

39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六日日记。

40《学堂生活》（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亦报》）。

41《怀旧》（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第二节（2）

然而谈起学业本身，周作人却说：“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42至于出操、打靶，亦无甚所得。五年里的真正收获，除了学习一门英语之外，几乎都来自课外阅读。即如其所说：“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43他在南京就学初期，阅读范围尚且限于中文作品，包括原著与译作在内。“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44，而这首先仍应归功于鲁迅。从前在杭州、绍兴时，他就托人带书给弟弟看，现在二人同处一城，借阅自更方便。譬如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译《天演论》，皆得自他之手。以后鲁迅去到日本，依然关照弟弟阅读，或寄，或带，或嘱就近购买。严译亚丹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等等，均在其列。

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此书断断续续读了许久，至次年五月四日，日记还有“看《天演论》”的记载。这与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述自己当初读到《天演论》的热烈反应，似乎颇有差别。后来周作人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幾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45也许开始对《天演论》的兴趣还在文字方面，意义正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相当；思想上接受影响，尚待循序渐进。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日记，即为一例：“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

周作人说：“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46或许因为读了梁启超意思浅显，言辞生动的著述，他才真正接受进化论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这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相联系，是非常具体，非常切实的道理。他当时日记中留下不少相关记载。如一九〇二年八月六日云：“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八月九日云：“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八月十七日云：“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板，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厉焉。”十一月六日云：“晨看《中国魂》半卷，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云：“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二百余帧，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等等。就中不少读物，亦由鲁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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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43《我的负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

44《知堂回想录·老师二》。

45《我学国文的经验》。

46《我的负债》。

第二节（3）

至于与新思想相对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则坚决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以后他回顾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47对他来说，已不可能再走回头之路。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云：“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下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寔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对比过去矻矻于科举得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了。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周作人写了一首《焚书》，最能体现当时的思想立场：“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诗末更有一番言语：“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谭嗣同著《仁学》经鲁迅提供，就在此前读过；以上所说，颇有谭氏“冲决网罗”之概。

周作人水师学堂日记记录了他当时读的大量作品，古今中外，无所偏废。所受启发自不限于思想方面，还包括了以后他一再提到的“国文的修养”、“文学的影响”在内；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或许更其突出。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云：“看小说《经国美谈》少许，书虽佳，然系讲政治，究与吾国说部有别，不能引人入胜，不若《新小说》中《东欧女豪杰》及《海底旅行》之佳也。”以后自己动手移译作品，正是循的这一路数。对于文学本身的兴趣，始终体现在周作人的翻译活动之中。

不过此时他又“不安其位”了。究其原因，仍与向所追随效仿的大哥有关。周作人成为水师学堂正式学生之后五天，鲁迅即从矿路学堂毕业，随即被派往日本留学。兄弟又要分离，周作人一时难以接受。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日记有云：“下午大哥来交书箱一只，篮一只，云二月中随俞办出东洋，定明日旋里启行，予闻之惘然。坐少顷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块满矣。灯下作三十绝句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转辗不能成寐，夜半始睡酣。”大哥走后，他甚感寂寞，如六月九日日记所云：“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箫箫，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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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知堂回想录·考先生》。

第二节（4）

鲁迅除了供给弟弟许多读物外，还不时通报有关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各种新的信息。这也在周作人日记中留下记载。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收到大哥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扶桑记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记，颇可观览”。六月十六日：“接大哥初三日自日本来函，又摄影三纸，以壹贻予，披图视之，宛然东瀛人也。”七月十八日：“接大哥来信，尽二纸，尽白话。”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收到“断发照相一张”。四月二十六日，又收到“断发小照一张”。所有这些，为周作人勾画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此时之日本，犹如从前之南京，成为他向往的所在。在一首题为《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的诗中，他如此想象那方天地：“通天枫树春日社，满地樱花小石川。胜迹何时容欣赏，举杯同醉晚风前。”收到鲁迅“断发小照”的同日，周作人有云：“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伧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呵呵。”置身“断发”尚不可能的国内的他，显然是尽最大可能地仿效大哥。及至一九〇三年九月鲁迅回国度假，兄弟二人在杭州皆著洋服，路人见之，竟以为“红毛国人”48。

于是周作人希望再次追随大哥，也去日本留学。一九〇三年一月，听说新任总办要去日本调查水师章程，拟择学生四人随往，遂争取此一机会，然而未能如愿49。嗣后更因此与担任学监的叔祖发生冲突：先是鲁迅着人带书来，来人言及所在之日本弘文学院闹学潮事。周椒生知道后“大恐惧”，切责作人，并要他写信给大哥，“诡造谣言，促之回国”。作人“不得已，草草作数十字付之”，私下另写一信，“述此事，力阻其行”。他为此大发感慨，四月十八日日记有云：“呜呼，支那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支那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何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耳；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此时之南京，亦犹如从前之绍兴；“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与当初在家感受，何其相似乃尔。不过现在的周作人，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关于“誓必脱此羁绊”、“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之“此”，周作人后来说：“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50

一九〇三年十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起先近似时症，继而脚肿、脸肿，此后又患颈疽。于十一月随已被水师学堂辞退的叔祖返回家中，至次年三月才回南京。五月中旬，日记有《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一则：“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从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所谓“学事”，仍指争取赴日留学。然而日记所说，似乎预告他将有一番新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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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一九○三年七月十七日日记（题为《白话报馆之寄宿》）。

49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三日日记：“饭后予等（胡张李周）四人见总办请往东洋，后伊云所派者皆卒业生，遂辞出。”

50《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第三节（1）

三

《女子世界》一九〇四年第五期登载了署名“吴萍云”的《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两篇文章，乃是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此前一场大病，或许是“说生死”的由头；然而该文着眼于“死亦死，不死亦死，嗟我同胞，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何以处此”，乃是鼓吹民族主义革命之作。后一文则将这个意思移过来讲中国女子当自强独立。该年七月，祖父病逝，寿六十八岁。长孙鲁迅远在日本，遂由暑假在家的周作人顶替“承重”，“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51。嗣后，周椒生介绍他去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两月后期满，学堂方面因学生发音不大准确，未予续聘，遂于十一月下旬返回南京。大约就在这段时间，他起手翻译《一千零一夜》中的《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AliBabaandtheFortyThieves），至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九日完稿。以《侠女奴》为题，在《女子世界》连载，署名萍云女士。该杂志此后陆续刊出周氏著译，包括《题〈侠女奴〉原本》、《好花枝》、《女猎人》、《女祸传》、英国陶尔（ConanDoyle）52作《荒矶》和法国维克多·雨果作《天鹨儿》等。一九〇五年六月，上海小说林社印行了周作人的两本译作，其一为《侠女奴》；其一为《玉虫缘》，即美国作家安介坡（AllanPoe）53一八四三年所作短篇小说《黄金甲虫》（TheGoldBug），署会稽碧罗译。此书于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脱稿。“《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54

《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也是小说林社的创办人之一。上述二书均系其经手，且注明“初我润辞”。出版《玉虫缘》“以书五十部见酬”55，《侠女奴》则获赠《女子世界》一年。关于与《女子世界》及丁初我的因缘，周作人说：“当时我一个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56周氏成为一代文学家、翻译家、思想家，与某些媒体以及担任编辑的人关系密切；《女子世界》是他最初的园地，而丁初我则是第一位合作的编辑。类似情形，此后还会出现多次。

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起，作者就以“我女子”身份讲话；以后在《好花枝》、《女祸传》中也一再说“我女界”。这自是替《女子世界》写稿，又假冒女性作者的缘故。以后他说：“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57其实意义可能不止于此。周氏毕生关心女性，同情女性；而一开始就站在女性立场考虑问题，发表意见，虽然未必出于自觉，却由此建立了一个更接近于本质的视点。以后他讲“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58，而对清人俞理初“好为女子出脱”、“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的态度极表赞同，道理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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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知堂回想录·祖父之丧》。

52通译柯南道尔。

53通译爱伦·坡。

54《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

55一九〇五年三月九日日记。

56《学校生活的一页》（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57《知堂回想录·我的笔名》。

58《观世音与周姥》（一九四○年八月《新光》第五期，收《药堂杂文》）。

第三节（2）

周作人最初的文学活动，乃以翻译为主。后来他总结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59说来周氏毕生所受学校教育，真正有意义者仅止外语一项；在南京如此，以后在日本亦如此。借助所掌握的各门外语，他得以超越当时国内的译介水准而直接接触世界最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并成为相关译介工作的重要一员。正如其所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60

关于学习英文以及开始翻译之事，他说：“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地丢掉了吧。”61“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其中的故事都非常怪异可喜，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只要读过它的几篇。……我看了不禁觉得‘技痒’，便拿了《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来做试验，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62

周作人说：“阿利巴巴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63为此篇所撰“说明”，则赋予“侠女奴”以特殊意义：“……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在组诗《题〈侠女奴〉原本》64中，更归结为“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这与《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所说“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实有一致之处。所作其他各篇，也一再申说此意。《女猎人》65系“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其中有云：“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仍是出于同一意图。《女祸传》66中则谓：“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这种思想或为一时风尚67，嗣后周氏自己亦有所订正，譬如不复以所谓“女豪杰”、“女英雄”为理想；然而关注妇女命运，在他乃是“吾道一以贯之”。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好花枝》68所云“……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幻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可能更接近他后来意思。而这也使人想起当年他在杭州花牌楼的一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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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60《我的杂学》。

61《学堂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亦报》，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62《知堂回想录·老师一》。

63《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一》。

64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女子世界》第十二期。

65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

66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四、五期合刊。

67不妨提到秋瑾，宣扬女性自强独立尤为着力。一九〇五年四月，周作人曾经两次与她见面。

68一九〇五年《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

第三节（3）

《玉虫缘》径由出版社印行，未在杂志登载，或许是与“女子世界”无关的缘故。周作人说：“这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但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板，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但以侦探小说论，这却不能说是很通俗，因为它的中心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因此虽然这篇小说虽是写得颇为巧妙，可是得不到很多的外国读者，实在是为内容所限，也是难怪的。”69周氏自己娴习英文，显然知道“趣味”所在。其实《侠女奴》之译介，更直接的原因也在于“觉得很有趣味”。此种重视趣味的翻译理念，在他几乎坚持一生。《阿利巴巴和四十强盗》与《黄金甲虫》原书，皆由大哥从日本寄来。然而不像鲁迅此前之《月界旅行》全用白话，或《地底旅行》文白夹杂，周作人所译纯系文言。对于这最早两种译作，周作人的自我评价并不高：“那时还够不上学林琴南，虽然《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已经刊行，社会上顶流行的是《新民丛报》那一路笔调，所以多少受了影响，上边还加上一点冷血气，现在自己看了也觉得有点可笑。”70

这一时期，周作人思想波动颇大，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可能仍与迟迟不能如愿赴日留学有关。譬如“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71，“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72，等等，正如其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73而自此开始阅读佛经，却给后来留下深深印迹。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云：“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以后他说：“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74“我在二十岁前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间为限耳。”75此番阅读影响至为深远，多年后他倡导“道义之事功化”，或即根植于此。南京狱中写组诗《往昔》，其第二首咏菩提萨埵，所说亦是这事：“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

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周氏的日记中流露出某种新的思想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云：“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一月二十一日云：“西人之恒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时以此语自警，则恶事自不作，而一切竞争皆可省。”三月十二日云：“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时代风气使然，周作人曾经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倡导“竞生存”、“与强敌争一旦之命”76，起念译介《侠女奴》、《玉虫缘》，亦可归入此列；现在却不无疑惑了。他的新的想法，尤其体现在一九〇六年所作中篇小说《孤儿记》中。“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Gueux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嚣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Claude了。”77周作人称此书为“半做半偷”。一九〇六年六月，《孤儿记》由小说林社出版，署名平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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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知堂回想录·我的新书二》。

70《丁初我》（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亦报》）。

71一九〇五年二月三日日记。

72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日记。

73《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

74《读戒律》（一九三六年九月《青年界》第十卷第二期，收《风雨谈》）。

75《我的杂学》。

76《说生死》。

77《学校生活的一页》。嚣俄（VictorHugo），通译雨果。ClaudeGueux：《死囚末日记》，雨果一八四三年作短篇小说。

78《知堂回想录·鱼雷堂》。

第三节（4）

《孤儿记》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此书“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藉设孤儿以甚言之”79，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背景。这是一个有关孤独无告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雨果精神，但并非简单复述前人意见。作者说：“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匹夫匹妇不能得多助于天，其殗忽以死，可无论矣。即试推之一国一群，其理亦莫不视此。弱小之国慑于强暴，祸患频仍，而又苦于呼籲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不可。又说：“嗟夫，大地莽苍，末日何届，其惟与悲哀长此终古欤？即使不然，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即其演进所经，其骚扰至久，亦已大可叹矣。昔嚣俄有言曰：‘自由与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践之于今昔，宁将践之于将来乎？未可知也。呜呼，此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而终未能餍嚣氏之心，而塞灵均之问者也。”80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进一步更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81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2，亦萌芽于此。——其实此前译著中将英雄与理想一概归诸女性，也可理解为基于女性系社会中的弱者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侠女奴》、《女猎人》等的底子。后来他更一再借用《庄子·天道》之“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概括自己这一思想。

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83。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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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孤儿记〉凡例》，收《孤儿记》。《哀史》即《悲惨世界》。

80《〈孤儿记〉绪言》，收《孤儿记》。

81《〈孤儿记〉缘起》，收《孤儿记》。

82《人的文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收《艺术与生活》）。

83关于周氏兄弟此次赴日时间，鲁迅向无说明。周作人计有三说：一，《墨痕小识》（约完成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云：“夏，往东京。”二，《鲁迅在东京》（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说：“秋天再往东京。”《知堂回想录·吴一斋》也说：“于秋间出发。”三，《遗失的原稿》（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收《知堂乙酉文编》）说：“丙午九月我到东京。”《知堂年谱大要》也说：“九月往东京。”按《知堂年谱大要》自民国元年起注明“以下均是阳历”，实则此前亦不尽用阴历，尤其是在日留学时期。

第一节（1）

一

自从鲁迅东渡，周作人与日本之间就有了难以断绝的联系；现在他自己到了这久已向往之地。谈及对于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说：“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84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他曾为此写过很多文章；但就当时而言，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给予，不如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共鸣。其间作为对应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辞别不久的故国。周作人的“日本观”里，隐含着他的“中国观”和“生活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态。可以引用他的两段话作为说明：“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异耶。”85“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经验上正面感到亲切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觉到嫌恶，如上边的裹足，则取其相反的以为补偿。”86

在日本五年，周作人的行迹未出东京之外，以后不止一次把这城市称作“第二故乡”。先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一九〇七年春或稍后87，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一九〇八年四月，移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十二月，又移居西片町十番地波之十九号，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为止，均与鲁迅同住。后两处系与许寿裳等合租。周作人说：“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88其间虽与陶成章等革命者有所交往，但并未参与具体活动。

到日本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周作人说：“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的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语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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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知堂回想录·最初的印象》。

85《日本的衣食住》（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收《苦竹杂记》）。

86《怀东京》（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五期，收《瓜豆集》）。

87《鲁迅在东京》说“春间”迁居，《知堂年谱大要》则说是在“六月”。

88《知堂回想录·结论》。

89《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有关周氏兄弟的日语水平说法不一。清水安三说：“鲁迅的日语不像周作人那么流利，但完全是运用自如的。周作人的日语声调多少有些不准确，而鲁迅的日语却没有。”（《我怀念鲁迅》）长与善郎却说，鲁迅“的日语没有弟弟周作人好，大概因为曾在东北的理科大学留过学吧，语调梢许有点不好听”（《会见鲁迅的夜晚》）。一九四一年见过周作人一面的谷崎润一郎则说，周氏讲着“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其实我没有料到他的日语会如此出色）”（《昨今》）。

第一节（2）

周作人来日本所要做的“其次是预备文艺杂志的事”。——下面将会介绍，此事并未成功，对于他今后人生，却是关键的一环。这要从鲁迅讲起。弟弟此次来日之前，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先已有所转变。鲁迅本来在仙台读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却退学来到东京，据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90周作人说：“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91此前他自己虽然已有几种译著面世，但若说打定主意专事文艺，却是未必；现在因为大哥的新计划，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可以说，周作人是因为鲁迅改变人生方向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他的前半生中，大哥不止一回施加影响，而以此次最为重大。鲁迅此时“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92，也牵连到周作人，所以他来日本，前后几次上学——如前述法政大学特别预科，以及后来的立教大学——仅仅是学习语言而已。

关于他们准备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面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罗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93一九〇七年秋，兄弟俩与几个朋友一起，曾向俄国人孔特夫人（MariaKonde）学习俄语，目的也在从事翻译。惟因学费太贵，不久即告中断。“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94正因为如此，周作人“这时学日本语，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却并不预备翻译”95。直到十年以后，他才着手译介日本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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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鲁迅：《〈呐喊〉自序》（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晨报·文学旬刊》）。

91《知堂回想录·筹备杂志》。

92《鲁迅的青年时代》。

93《鲁迅的文学修养》（一九五六年十月《文艺学习》第十期，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94《知堂回想录·学俄文》。

95《知堂回想录·〈炭画〉与〈黄蔷薇〉》。

第一节（3）

周作人说：“我到东京的那年（一九〇六），买得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96当时他据此为《新生》写过一篇《三辰神话》，但是未能完稿。周作人受英国学者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影响很大，以后又对希腊神话和神话学多有研究，晚年更翻译《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正是由打这儿起头。此外他的多项“杂学”，均肇始于留日时期。可以说，经过在东京以及此前在南京总共十年的求学工夫，他的学问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进一步精进，及有机会公表出来；虽然这多半是自家凭着兴趣阅读，在学校里只掌握求学的工具即几门外语而已。

《新生》尽管准备许久，到底没有办成。“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当时很看重袁文薮，他们在东京谈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国去，答应以后一定寄稿来，可是一去无消息，有如断线的风筝了。此外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难凑得成一册杂志。”97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98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周作人根据英文翻译了三本小说：《红星佚史》、《劲草》和《匈奴奇士录》99。其中一、三两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会稽周逴译。前者得稿费二百元，后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种因已别有译本，未获出版。译稿几年后寄给某日报社，没有登出，反被遗失。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上述译作当属筹备中的《新生》的副产品；从他的文学历程来看，却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World’s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100英国作家哈葛德（RiderHaggard）101著书已经林纾等翻译多部，风行一时；与安特路朗合作长篇小说却只此一种。原书出版于一八九〇年，融“传奇”与“神话”于一体；或者说，以哈葛德的“笔法”来写安特路朗的“内容”——这两方面，恰恰分别是周作人迄未终止和刚刚萌生的兴趣所在。而他在序言里详细稽考书中事迹出处，又作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的注释，似乎说明关注点已经明显偏向于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时，“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102，令他耿耿于怀。周氏晚年翻译古希腊作品，注释往往与正文字数相当，其实还是这个路数，不过更其精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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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知堂回想录·拾遗癸》。该莱，通译盖利。安特路朗，通译安德鲁·兰。

97《鲁迅在东京》。

98《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

99据《墨痕小识》，三部译稿分别完成于“丁未二月”、“丁未九月”和“戊申五月”。《遗失的原稿》则说，《劲草》“大概是在丁未之冬完成的吧”。

100《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

101通译哈格德。

102同上。

第一节（4）

《〈红星佚史〉序》中所说，很能代表译者当时的文学观念：“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这话用来讲《红星佚史》，此前之《侠女奴》、《玉虫缘》，此后之《匈奴奇士录》等，均无不可。“移人情”其实也能涵盖“弱小民族文学”——它是在此范畴之内有所选择，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论虽然繁复，仍然以“移人情”为核心。

《劲草》即俄国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长篇小说《КнязьСеребряный》103。周作人说：“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104该稿系周作人据英译本转译，他起草，鲁迅修改誊正。而《红星佚史》中的二十来首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这两本书乃是周氏兄弟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周作人说：“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匈奴奇士录》即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Mór）105一八七七年所著长篇小说《神是一个》（EgyazIsten），英译者为倍因（RobertNisbetBain）106。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107林纾译过司各得（WalterScott）108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为轰动，周氏亦很爱读；而育珂摩耳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从这一点看来，选译《匈奴奇士录》，仍然多少受到林纾的影响。但是匈牙利——也许还可以提到《劲草》所属的俄国——已经属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国度，何况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录》也是弘扬匈牙利民族精神之作。此外一项原因，则如周氏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109

周作人翻译这几本书，说得上自有一己寄托在焉；同时也合乎大众口味，所以能够“卖钱”。后一方面，乃是与拟议中的《新生》以及随后问世的《域外小说集》区别所在。周氏曾说：“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110《红星佚史》与《匈奴奇士录》行文流利，易于阅读。这两本书，可以看作他对于一度景慕的林纾的告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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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通译《谢列布良内公爵》。

104《遗失的原稿》。

105通译约卡伊·莫尔。

106通译贝恩。

107《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下》。

108通译司各特。

109《匈加利小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晨报》，收《书房一角》）。

110《我的负债》。

第二节（1）

二

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因为偶然的机缘，已告流产的《新生》计划陆续以别种形式实现，尽管未能取得周氏兄弟所期待的成功。——且按下这一话头不表，先说其间发生的另外一件相关的事：一九〇八年夏天，他们开始听章炳麟讲学。“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111

对周作人来说，这仍是一种语言学习。学习英文以及此后学习古希腊文，为他开辟通晓西方文化之路；学习日文，开辟通晓日本文化之路；听章炳麟讲学，则使周作人得窥中国文化的神髓。他曾说：“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112这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得到国学大师真传，兄弟二人于此造诣甚深；是以多年后与章士钊、陈源等论战时，才会那么轻蔑对手。至于当下直接的作用，则体现于文章之中，无论写作还是翻译。即如周作人所说：“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113这在当时，明显带有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色彩。——后来他有所说明：“革命精神的怀古，是一种破坏现状的方便，与对于改革而起的反动的保守的运动很不同，譬如希腊复活古语，貌似复古，其实却在驱逐闯入的土耳其语。中国革命以前的复古思潮也如此，与革命后的反动的复古完全是两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怀古的思想要能客观的理解他，不可将他认作民族的传统精神。”114周作人的复古立场，前后坚持了将近十年。除此之外，他还讲到一层：“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115此即传承了浙江“深刻”一脉文风，对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无启发作用。民报社听讲的同学中，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等，将来继续出现在周作人的世界里，有的还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后钱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写挽联有云：“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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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钱玄同一九○八年七月二日日记云：“将《说文》札记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录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则积日太久，匈中弥觉糊塗，一则初抄时更外行也。好在不久尚要听第二遍，再板再订正矣。（有许季弗、周……等要听讲，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旁听。）”据许寿裳称为时“不满一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致林辰信），周作人则谓“大约持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

112《鲁迅的青年时代》。

113《关于鲁迅之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收《瓜豆集》）。

114《〈神父所孚罗纽斯〉附记》（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七号，收《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115《我的负债》。

116《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实报》，又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乙刊》第八期，收《药味集》改题《玄同纪念》）。

第二节（2）

周作人说：“鲁迅计画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117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就明显有着章式“文字上的复古”的倾向：“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118——关于此事缘起，周作人说：“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119计第一号有鲁迅的《人间之历史》，第二、三号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第四、五号有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五号有鲁迅的《科学史教篇》，第七号有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藾息（EmilReich）120作《裴彖飞诗论》（未完），第八号有鲁迅的《破恶声论》（未完），周作人译亚伦坡作《寂谟》121、契诃夫作《庄中》122，第九号有周作人的《哀弦篇》。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123，二人所写多为长文。

编辑《河南》的刘师培，此前还曾主持《天义报》。一九〇七年下半年，周作人在这里发表过一些作品。其中以《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124及两篇《读书杂识》125较为重要。《读书杂识》列举俄国斯谛勃鄂克（SergeiMikhailovichKravchinski，笔名S.Stepniak）126、匈牙利裴彖飞（PetofiSándor）127等，实为鲁迅《摩罗诗力说》及他自己的《哀弦篇》之先声；而针对当时人们“竞趋实质”、“尤薄文艺”所说“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久，莫能漶灭，故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使生种种因缘”，又系《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之雏形。《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介绍俄国克罗颇特庚（Пе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Кропоткин）128有关虚无主义的解释，也可以视为《河南》上“《新生》甲编”的必要补充。以后周作人将克氏列为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所看重的是“虚无论的意思实在只是中国所云无征不信，换句话说就是唯物的人生观，重实证而轻理想”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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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知堂回想录·〈河南〉——〈新生〉甲编》。

118鲁迅：《〈坟〉的题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语丝》第一百零六期）。

119《鲁迅的青年时代》。

120通译赖希。

121收《域外小说集》时改题《默》。

122收集时改题《戚施》。

123鲁迅：《〈坟〉的题记》。

124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天义报》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按清末民国报刊经常脱期，致有“文章发表时间”反在写作时间之前者，以下各章遇到此类问题，不另说明。

125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五日《天义报》第七期，十月三十日《天义报》第八、九、十期合刊。

126即斯谛普虐克，通译斯捷普尼亚克。

127通译裴多菲·山陀尔。

128通译克鲁泡特金。周氏又译克鲁巴金。

129《关于自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宇宙风》第五十五期）。

第二节（3）

通过给《河南》撰稿，以鲁迅为主，周作人为辅，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纲领即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十年之后，他们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发难，实系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扬光大。一九二五年鲁迅出版论文集《坟》，将《河南》上自己的几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继续认可其中观点；周作人则始终坚信“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130，也是脱胎于“任个人而排众数”。当时二人所作，既相互呼应，又相互补充，应该是长久酝酿、反复切磋的结果。《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着眼点都在“掊物质而张灵明”这一方面。《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解决文学观念的问题，这是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位置当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之间。文章引述西方各家各派说法，可见作者视野广阔——这一点此前在《天义报》上已有所显现；而对于文学理论的特殊兴趣，则使我们联想到他后来的《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周氏自谓开有“文学小店”，应该说由此揭幕。该文后半部分虽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具体批评对象，矛头却指向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所言：“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有志之士，生当今时，见夫民穷国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缓，顾知谋一身之饱温，遂不顾吾心之寒饿乎？又或呼号保国，言利权收回矣，顾知宝守金帛，而心灵桎梏遂不思解放乎？从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此也。夫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所寄，得尽其情，既所以启新机，亦既以存古化。”正是《摩罗诗力说》所谓“撄人心”者也。

《摩罗诗力说》云“求新声于异邦”，《哀弦篇》则谓“介异邦新声”，所介绍者亦有重合，如波兰诗人密克威支（AdamMickiewicz）131、斯洛伐支奇（JuliuszSlowacki）132、克剌莘斯奇（ZygmuntKrasiński）133等，彼此都曾讲到。《哀弦篇》后出，述及密、斯二氏生平，径曰参看《摩罗诗力说》；个别处则予以订正，如《摩罗诗力说》讲密克威支等“本裴伦”，《哀弦篇》则说：“波阑当时文章，虽受裴伦感化，顾所咏人物性情，迥不相合。”指出波兰诗人并不如裴伦（GeorgeGordonByron）134般“轻其国人”、“以咎责国人”。更为重要的是，《摩罗诗力说》与《哀弦篇》虽然宗旨相去不远，却是兄弟二人分别本诸一己性情，对于世界文学有选择性的接受。哥哥激越，标榜“摩罗”；弟弟沉郁，强调“悲哀”。如果套用现成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其一侧重浪漫主义，其一侧重现实主义。《哀弦篇》“兹所言者，首波阑，次乌克剌因，驸以斯拉夫小国，次犹太终焉”，都属于所谓“弱小民族文学”；归结为：“如上所述，列国文人，行事不同，而文情如一，莫不有哀声逸响，迸发其间，故其国虽亦有黯淡之色，而尚无灰死之象焉。若在吾国，则何有矣。……今于此篇，少集他国文华，进之吾土，岂曰有补，特希知海外犹有哀弦，不如华土之寂漠耳。”似乎更足以概括继乎其后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书。对于周作人来说，《哀弦篇》上承《孤儿记》，下启二十至四十年代诸作；在其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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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北沟沿通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世界周报·蔷薇周年纪念周刊》，收《谈虎集》）。

131通译密茨凯维奇。

132通译斯沃瓦茨基。

133通译克拉辛斯基。

134通译拜伦。

第二节（4）

周作人说：“《新生》式的论文，既然得在《河南》上边得到发表的机会，还有翻译这一部分，不久也就以别一种形式发表，这就是《域外小说集》了。”135起手翻译应该稍早，其中周作人所译斯谛普虐克作《一文钱》，一九〇八年六月在《民报》第二十一期发表。着手编辑出版，则在搬进波之十九号以后，乃是得到后来的一位住客的资助：“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〇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本，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136——附带说一句，蒋抑卮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鹤似的。”对此周氏说：“这似乎未必十分正确，我只是不善应酬，比较沉默，但在形迹上便似乎是高傲，这本来是我所最为不敢的。”137

中国现代文学实发轫于周氏兄弟未获成功的《新生》，——如果说“甲编”《河南》所载理论是以鲁迅为主，那么“乙编”《域外小说集》所收翻译就以周作人为主。《域外小说集》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第一册于一九〇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说七篇，其中周作人译五篇；第二册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说九篇，周作人译八篇，余为鲁迅所译。二人分别据英、德文翻译或转译。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所撰序言有云：“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与《摩罗诗力说》、《哀弦篇》所说正相一致。他们原本有个庞大规划，即如该书“略例”所说：“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惟仅出两册即告中止，未及完成138。鲁迅说，当时“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139。从已出版的两册来看，这一愿望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弱小民族文学”本来是个内容概念，以后他们倡导的“人道主义文学”实即孕育于此；但是当时因为材料有限，遴选不易，也就退而成为一种地域概念。即便如此，《域外小说集》所收亦不尽是“弱小民族文学”，“叫喊和反抗”者尤其不多，——虽然这不应从社会层面，而应从精神层面去理解。相比之下，倒更接近《哀弦篇》说的“哀声逸响，迸发其间”，周作人所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HenrykSienkiewicz）140的《乐人扬珂》、《灯台守》和《天使》，可以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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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知堂回想录·〈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136《袁文薮与蒋抑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137《知堂回想录·蒋抑卮》。周作人的笔名“鹤生”，即出典于蒋氏的说法。

138两册《域外小说集》书末均有“新译预告”，未经译出者尚多。其中匈牙利作家密可札忒（MikszáthKálmán，通译米克沙特·卡尔曼）的《神盖记》（SzentPéterEserny?je，通译《圣彼得的伞》），周作人译了一部分，未发表，稿藏上海鲁迅纪念馆。

13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创作的经验》）。

140通译显克维奇。

第二节（5）

《域外小说集》以译者的审美趣味决定一切，全然不求取悦于人，这在周氏兄弟的翻译生涯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如该书序言所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从此二人彻底走出林纾的阴影，拥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风格，而这涉及对原著的选择、译法和文体诸方面。与他们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一样，《域外小说集》也体现了“文字上的复古”，较之周作人此前几种译著，读来艰涩得多。蔡元培曾评价说：“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141以后译者自己对此有所反思，认为是不成功的尝试142。而“收录至审慎”和“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两点，则为他们所坚持始终，所谓“直译”，即由后一方面发展而来。“尤其注重于短篇”，也是别具一格的眼光。虽然，“《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143。以后周氏兄弟继续此种“注重”，无论翻译，还是创作，都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情有独钟。要论《域外小说集》的贡献，侧重“弱小民族文学”是其一，倡导短篇小说是其二。十年以后，这两方面都蔚为大观，发端正在最初两册薄薄小书。尽管当时曲高和寡，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不过当年五月一日，东京《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倒有一则关于“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报道，这是周氏兄弟首次为外间所公开评论。

周作人还据寇丁（JeremiahCurtin）144的英文本转译了显克微支一八七七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炭画》（Szkiceweglem）145。译稿曾经鲁迅修改誊正。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受到勃阑兑思（GeorgBrandes）146很大影响。《摩罗诗力说》和《哀弦篇》极力表彰波兰文学，正是当时读到勃氏所著《波兰印象记》的缘故。周作人说：“波兰小说家中我最喜显克微支，这也是《印象记》的影响。其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及《火与剑》三部作正风靡一时，勃阑兑思却说他的短篇更好，举出《炭画》为代表作，其次有《天使》与《灯台守》。我很高兴能够把这三篇与《乐人扬珂》以及《酋长》都翻译成中文，只可惜还有一篇《得胜的巴耳忒克》没有译出。”147比起《域外小说集》中某些篇章，《炭画》似乎更合乎“弱小民族文学”的本义，尤其体现了《哀弦篇》所说的“悲哀”。与他当年“半偷半做”的《孤儿记》相仿，《炭画》写的也是弱者的悲惨命运，似乎仍然体现周氏对此的特殊关注；不过《炭画》堪称杰作，写法从容多了。正如周作人所云：“显克微支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戈尔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矣。”148以后他说：“这是我的译文里的最中意的一篇，因为原文实在太厉害了。”149该译作当时未获出版。五年后投寄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回信有云：“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的确道着《域外小说集》、《炭画》和继乎其后的《黄蔷薇》难为读者接受的原由。鲁迅后来也说《炭画》译文“生硬”150。一九一四年四月，《炭画》才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乃是周作人用本名出版的第一本书，只是“三十元的板税却一个大都不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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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蔡元培：《答林琴南书》（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公言报》）。

142上海群益书社一九二一年出版《域外小说集》增订本，鲁迅用周作人名义所写新序有云：“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并说，“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

143鲁迅：《域外小说集·序》。

144通译柯廷。

145通译《炭笔素描》。《关于〈炭画〉》（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语丝》第八十三期，收《炭画》）：“一九〇八年在东京找到了寇丁译的两本显克微支短篇集，选译了几篇，把《炭画》也译出了，过了些时，才写这首小引。”按《〈炭画〉小引》末署“己酉二月，译者记”。又《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卷末“新译预告”列有此书，似乎该项译事略晚于《域外小说集》。

146通译布兰代斯。

147《关于自己》。

148这是周氏《欧洲文学史》未印行的十九世纪一篇中的内容，见《关于〈炭画〉》。戈戈尔（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Гоголь），通译果戈理。

149《关于〈炭画〉》。

150鲁迅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致周作人信。

151《关于〈炭画〉》。

第三节（1）

三

民报社听讲，旨在“文字上的复古”；嗣后周作人学习古希腊文152，也是出于同一目的。“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培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进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学堂里时候，听过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胡朝梁——这是他的原名，后来成为诗人，称作胡诗庐了——的议论，强调《圣书》的文学性，说学英文的人不可不读。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钦定的译本是不错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本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教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恨。”153

这一计划后来被周作人放弃，因为据他说，“等得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后来翻看《圣书》，觉得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154。不过掌握古希腊文，却别具重要意义。西方文明构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头古希腊，并非“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155；进而更揭示“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接近”，“于人生最适用，他的地位在各种文明中比较适中”156，这与能够直接阅读原典不无关系。他也曾利用这一能力，译介了包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157、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158、海罗达思（Hērōdas）159和路吉阿诺斯（Loukianos）160等古希腊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周作人还曾与章太炎一道学习梵文，但仅听两课，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为此来信，将周作人的号“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鲁迅的号“弧孟”为自己所起——写作“启明”，以后被他采用为“字”161，并衍生出“岂明”等名号，算是留下一点纪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发表作品，出书多署“周启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二十，本为“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162，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回国。据他说：“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163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当在其列。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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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说：“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知堂年谱大要》也说戊申年“入立教大学”。但是立教大学的学籍登记表上，周作人“入学时间”一栏却写着“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十日”，所读系“商科豫科”，如此则是一九〇九年的事了。“退学时间”则为“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153《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克什诺芬，通译色诺芬。《进军记》，通译《长征记》。

154同上。

155《北大的支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作，收《苦竹杂记》）。

156《希腊闲话》（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生》第一卷第二期）。

157通译阿里斯托芬。

158通译忒奥克里托斯。周氏又译台阿克利多思。

159通译赫罗达斯。

160通译卢奇安，又译琉善。

161一九一五年四月十日日记。

162正如梁实秋所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忆周作人先生》）

163鲁迅：《鲁迅自传》（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作）。

第三节（2）

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小说和戏剧，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所以决心只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狂言是室町时代的文学，属于中古时期，去今大约有四百年了，川柳与滑稽本虽然是近世的江户时代，但计算起来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东西，落语的起源也约略在这时候，所以这些参考的资料，大半是在书里，这就引我到杂览里边去了。川柳在现在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耍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164周氏视川柳为风俗诗，对可以称为风俗画的浮世绘也很喜欢，但于前者“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于后者则强调“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怅然之感”165，所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多年以后，他还提到自己“从日本的川柳，特别是《末摘花》四编，得到极大的影响”166。当时他开始搜求柳田国男等人的乡土研究著作，也是“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167，特别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了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妇迁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168以后周作人说，其“杂学”“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169；只有通过后来这番阅读与际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层面去理解日本文化，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构成，——这里他更将“狂言”、“滑稽本”与川柳等作为对比的一方：“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170周作人因此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点，晚年所译《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即为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周作人曾对长谷川如是闲“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的意见表示赞同171。这与周氏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因为作为读者，他正是日本明治文学的见证人：“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只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172可以说周作人对日本的兴趣，始终限于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年代；他特别强调当时日本还未被“西洋化”，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之中。后来他将坂本文泉子反映“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173的《如梦记》（《夢の如し》）译成中文，也是寄托某种怀念之情。对于明治文学，周作人亦自有所取舍。他在日本期间，自然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夏目漱石、森鸥外等则不为所动；周作人的口味明显偏向于后一方面，所喜欢的作家均属非自然主义文学阵营。这与鲁迅非常接近，他也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174日后兄弟二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将自然主义之作排除在外。这似乎体现了某种倾向，即对于文学本身的成就更其看重，同时又要求它能够传达人生更普遍、更具概括性的东西。周作人离开日本之前，唯美派的谷崎润一郎，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以及石川啄木等已陆续登场，也都为他所关注。武者小路实笃以后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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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

165《我的杂学》。

166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致鲍耀明信。

167《我的杂学》。

168《知堂回想录·赤羽桥边》。

169《我的杂学》。

170同上。

171《怠工之辩》（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作，收《苦口甘口》）。

172《与谢野先生纪念》（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益世报》副刊，收《苦茶随笔》）。保登登几寿，即ホトトギス；寿波留，即スバル。

173《〈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17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第三节（3）

鲁迅走后，周作人只在一九一〇年据丹福特（BeatriceDanford）175的英译本转译了一部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ASárgaRózsa）。工作成绩明显不如以往，大概是尚未走出《域外小说集》失败的阴影，另外也缺少鲁迅督促的缘故。从前曾经发生这样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176现在大哥不在身边，他则过着如自己所说的“游惰的生活”177。

《黄蔷薇》系育珂摩耳一八九三年所著“牧歌小说”，“原本很长，经英译者节译成了中篇”178，译本初名《黄华》。周作人说：“育珂作小说，数及二百，顾独取此者，有二故焉，一以人国言，一以艺术言。育珂此作，记其国土人情，善见特色，且文思富美，盎然多诗趣。以是重缘，特推《黄华》一书，为育珂绝唱。而以爱古希腊二诗人之情，重爱是匈加利牧歌著者也。”179所谓“以人国故”，仍可归结到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一贯立场；“以艺术言”，则为译者素所强调，而这小说更写得宛如优美的诗篇一般。由此书还可上溯至古希腊牧歌诗人谛列克列多思和田园小说作者朗戈思（Longos）180，这与有关风土人情的介绍，都属于周作人新的兴趣所在。以后他更直接译介了谛、朗两位的作品。对周作人来说，《黄蔷薇》好似一座桥梁，把“弱小民族文学”与古希腊联系起来；就像当初他译《红星佚史》，将曾经推崇的林译小说与希腊神话联系起来一样。此书译成，久久未能面世。也许是仍取《域外小说集》一路译法，小说内容又不以情节取胜的缘故。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托蔡元培以六十元卖给商务印书馆；又过了七年，方获出版。

周作人侨居日本，对该国政治无所关心，然而一九一〇年日本政府以谋杀天皇罪名处决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却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181。后来他说：“在日本其时维新的反动也正逐渐出现，而以大逆案为一转折点。”182这可能也是周作人认识日本的转折点。谈到日本，他总是赞颂其美好者而攻击其丑恶者，后一态度大约即肇始于此，虽然写为文章，还在多年以后。而在当时，他所论议的却是中国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初为《炭画》写的小引有云：“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乃系针对朝廷当时所搞的假立宪而发，旨在申明“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183。此种不为表象所蔽而直达本质的眼光，嗣后论及时事，常常有所体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绍兴公报》揭载的《文明之基础》一文则云：“第以中国方将新造文明，以图自强，使民德不昌，短于智慧，则物质之事且难达其高深，超形之学更不足论，于文明何有乎？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可闻当初与鲁迅同为《河南》撰稿的遗响。周氏发表了两篇《古希腊之小说》184，分别讲朗戈思的作品和路吉阿诺斯的《信史》（Alêth?nDiêgêmat?n）185，是他有关古希腊文学最早的介绍文章。这一年里，他还曾“为《绍兴公报》作《安兑尔然传》、《希腊拟曲》、Ephtaliotis著《老什诺思》”186。

一九一一年初，周作人即将结束立教大学的古希腊文学业，打算再学一门外语，但未获实现——鲁迅同年三月七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此时家中境况，实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五月鲁迅东渡，促其返国。大约在七月底前，周作人携妇回到绍兴家中187。正如他在前述小引中所预言的，故国“果然是那一种情形”，“处于异族与专制两重的压迫下，更其觉得难受”188。不久周作人写诗一首，抒发对于将近六年的旅日生活的怀念之情：“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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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通译丹福德。

176《知堂回想录·邬波尼沙陀》。

177《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

178《知堂回想录·〈炭画〉与〈黄蔷薇〉》。

179《序说》（一九一一年一月作），后辑入未出版的《秋草园旧稿》（鲍耀明收藏）。

180通译朗戈斯。

181《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

182《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王金发》。

183《关于〈炭画〉》。又，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绍兴公报》刊登了一批署名“顽石”的时评，其中《宪政编查馆致各督抚稽查自治员电文书后》一篇亦云：“自治，美事也，在我国则不美。地方自治，善政也，在我国则不善。自治团体，法人也，在我国则不法。”“顽石”为周作人曾经用过的别号，但这批文章是否为其所作，论者颇有质疑。

184一九一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绍兴公报》。

185通译《真实的故事》。

186《墨痕小识》。ArgyrisEphtaliotis，周作人译为蔼夫达利阿谛斯。

187《墨痕小识》：“辛亥六月，归越。”鲁迅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许寿裳信则云：“起孟及ノブ子已返越。”据此可知，《知堂年谱大要》所云“辛亥八月返绍兴”、《〈绍兴儿歌集〉小引》所云“辛亥年秋天我从东京回绍兴”均不确。

188《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王金发》。

第一节（1）

周作人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亦宣告独立。后来他回顾说：“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189不过他自己并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190虽然那时“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191，但却未始不关心，不思考。两个多月后，问世不久的《越铎日报》接连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对于这场革命自有深刻理解。这是周作人一生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姿态。

周作人在《望越篇》192中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指出要害在于“种业”：“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他就此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袭的国民性加以批判；而在当时，则对辛亥革命不无期待：“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俔俔，以求禄位乎？于此于彼，孰为决之？”——此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求，实为后来倡导“思想革命”之前奏，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炭画〉小引》，以及更早与鲁迅一起为《河南》杂志所写文章。

不过周作人也明白，他的期待多半落空：“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以后他说：“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又说：“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193在因革命元勋陶成章被暗杀而作的《望华国篇》194中，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周氏以史为鉴的眼光，或如其自己所云“暗黑的新宿命观”195，实即肇始于此；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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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190《知堂回想录·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191《知堂回想录·卧治时代》。

192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越铎日报》。

193《知堂回想录·〈望越篇〉》。

194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越铎日报》。

195《灯下读书论》（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196《问星处的豫言》（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晨报副刊》，收《谈虎集》）。

第一节（2）

周作人有关革命运动的思考，归结为《庸众之责任》197中所说：“人类不齐，有贤有不肖，故其责任亦因之有积极消极之异。积极者贤者之责任，重在建设，以利民为事，消极者不肖之责任，其事但在自持，不为害而止耳。”正与鲁迅当年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一脉相承。不久后，曾经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友人范爱农之落魄、惨死198，似乎从反面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周作人因而发出“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199的感慨。《望越篇》曾经鲁迅修改；周作人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也与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中所揭示的正相一致。《越铎日报》上周作人这组文章，可谓鲁迅所倡导的“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200的具体体现。

一九一二年三月，经朱逷先向司长沈钧儒介绍，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委任周作人为课长，后改本省视学，但他因妻子即将分娩而未到任。五月十六日，儿子出生，取名丰丸，后改丰一201。因需服侍产妇，从日本接来小姨羽太芳子，两年后成了他的弟媳。六月，周作人往杭州就职，旧同门朱逷先、钱玄同等皆与共事。“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七月，因患疟疾，告假回家。“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202周作人第一次官员生涯就此结束。——在此之前，鲁迅已于当年二月赴南京教育部任职，五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一九一三年三月，周作人被选为县教育会会长；继而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又请他教英语。他在日记中分别说是“允暂担任”、“暂任之”，两样差事却都干了整整四年。与第五中学所订合同规定：每周课时十四小时，月俸墨银五十元，超时加奉。四月十四日，周作人首次赴校授课，学生为二三年级，每周十六小时。至八月，改为每周十八小时，月俸六十八元。在教育会的工作，亦于这年四月开始。“我在教育会里，也是无事可做，反正是敷衍故事罢了，但因为县署有每月五十元的津贴，所以要办点事业，除雇用一个事务员和一名公役及支付杂费之外，印行一种教育杂志，以及有时调查小学，展览成绩，有一回居然办过一回教科书审查的事。”203教育会先组织学术讲演，后议决“改讲演为月刊及调查”204，所办《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由周作人编辑。十月，第一期面世。一九一四年八月《月刊》第十期印行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篇幅有所增加，仍由他编辑，于十一月出版第一期。周作人说：“我们办教育杂志，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文章是用古文，那是不必说了，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205他曾将这与《域外小说集》、计划改译《圣经》一并列为自己失败的“复古的经验”206。从一九一三年九月起，周作人还在成章女中兼课一学期，仍教英语。他的两个女儿静子207和若子，分别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五日和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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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六日《越铎日报》。

198可参看鲁迅作《范爱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又，周作人作《关于范爱农》（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宇宙风》第六十七期，收《药味集》）和《鲁迅与范爱农》（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文汇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对此多有补充。

199《哀爱农先生》（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民兴日报》）。

200鲁迅：《〈越铎〉出世辞》（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越铎日报》创刊号）。

201周丰一于一九九七年逝世。

202《知堂回想录·卧治时代》。

203《知堂回想录·在教育界里》。

204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

205《知堂回想录·在教育界里》。

206《我的复古的经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

第一节（3）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间，周作人共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和《绍兴教育杂志》发表了五十余篇文章。有作有译，以关乎儿童问题者为主。此固为其职司以及杂志性质所决定，也是他这段时间主要兴趣所在。周作人用儿童学的理论来考察儿童教育，侧重以人类学为依据的儿童文学研究，兼及儿童教育的其他方面，说得上是认认真真做的一门学问。这可以溯源于留日时期：“以前因为涉猎英国安特路朗的著作，略为懂得一点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开始对于‘民间故事’感到兴趣，觉得神话传说，童话儿歌，都是古代没有文字以前的文学，正如麦卡洛克的一本书名所说，是‘小说之童年’。”208于是由人类学而及于儿童学：“我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斯丹莱贺尔（StanleyHall）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来（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虽已经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209周作人起手从事该项研究，尚在进入教育界之前。一九一二年十月，作《童话研究》；次年八月，又作《童话略论》，“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210现在自己办有杂志，遂又写了《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几年后他到北京，重新提倡儿童文学研究，就中基本看法，在上述文章均已有所揭示。周作人尝自我评价其“儿童文学小论”云：“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211

关于此项研究的宗旨，周作人说：“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衰运转轮，犹若旦莫，其源竭也。将兴之国，靡不重其种息，故富进取之气，而有未来之望。”212不无藉此实现《望越篇》所谓“种业更除”之意。至于所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后来他提出以“子孙崇拜”替代“祖先崇拜”，或即发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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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周静子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208《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四》。

209《知堂回想录·拾遗丑》。斯丹莱贺尔，通译斯坦利·霍尔。塞莱，通译萨利。

210《〈儿童文学小论〉序》（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作，收《儿童文学小论》、《苦雨斋序跋文》）。

211同上。

212《儿童问题之初解》（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六号）。

第一节（4）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教育研究，关键在“以儿童为本位”213，而对“儿童”的理解实有别于既往：“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214“小儿的发见”以后被他归为“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215之一。这几年的研究工作，是周作人形成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儿童作为一种独立存在，自具其一应特性；据此而施行合宜的教育方法，旨在保障他们享有健全完善的生活：“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使顺应自然，发达具足，然后进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使自体会，以择所趋，固未为晚，若入学之初，即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则非特弗克受解，而聪明知力不得其用，亦将就于废塞，日后诱掖，更益艰难，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有也。”216

周作人以儿童文学可供儿童教育应用，故特予留意；但并不忽略其文学特性，而且将此视为根本：“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余效益，皆为副支，本末失正，斯昧本义。”217自一九一一年归国后起，就积极从事童话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说：“用童话者，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218所作《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等，皆属此例。他更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219结果只征集到一首儿歌，他自己则陆续记了二百来则。手稿留存至今，题为《童谣研究》，包括所辑录的古今有关论说，古代童谣和今代童谣，后者或据范寅《越谚》转抄，或为周氏亲自搜集。稿本注明“二年癸丑一月始业，拟编为《越中儿歌集》一卷”220。以后他的兴趣由儿童教育转向民俗研究，拟据此写成《绍兴儿歌述略》，“笺注这一卷绍兴儿歌，大抵我的兴趣所在是这几方面，即一言语，二名物，三风俗”221，但仅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一篇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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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九号）。

214《儿童研究导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三号）。

215《人的文学》。

216《童话研究》（一九一三年八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收《儿童文学小论》）。

217《童话研究》。

218《古童话释义》（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七号，收《儿童文学小论》）。

219《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

220鲍耀明收藏，已影印出版。

221《〈绍兴儿歌述略〉序》（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歌谣》第二卷第三期，收《风雨谈》）。

第一节（5）

周作人依旧保持先前的文学抱负，虽然作品并不算多。他说：“现既以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文学之意义由今日言之，已趋于人生之艺术之一面，故小说自亦随之转变，非仅供娱乐为观美，当关于人生根本问题有所关连，乃有价值可言。改良社会，自亦在范围之内，唯不仅限于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决为足，盖问题至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轻为解决，而当以研究为要也。”222可谓承袭当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云“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不过更深入了；由此进而提倡“人的文学”，只是一步之遥。而另一处所说：“中国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中之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223则又为标举“文学的贵族化”埋下伏笔。他提出的“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主要是针对当下通俗文学之迎合大众口味和肤浅干预现实而言，旨在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而这与他此前此后的看法正相一致。就中惟有涉及语言形式时，仍持民报社听讲以来的“复古”立场，有待于文学革命兴起，再行订正。此时所作短篇小说《江村夜话》224，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与十年前的《孤儿记》相比，艺术手段大为提高，关注弱者的悲惨命运则一以贯之；虽然发表在《中华小说界》时被列为“社会小说”，却与一般揭露之作大相径庭。

一九一三年春，绍兴成立学术团体“叒社”，参加者多系第五中学学生，周作人为名誉社员。在《叒社丛刊》上，他先后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新希腊小说三篇》和《拟曲五章》，有成于留日时期者，也有新的著译。偶尔也在绍兴以外的报刊露面，如《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二期和第十期登载的《艺文杂话》、《希腊拟曲二首》等。不过无论对该杂志抑或整个中国文学界来说，这些作品都独出机杼，或者说是不合潮流。周作人仍然保持着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时的那种超前姿态，其难被接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周作人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侧重两个方面。其一仍为“弱小民族文学”，与此前的《域外小说集》一脉相承；其一则是留日时期已有兴趣的古希腊文学。一九一一年归国后翻译丹麦安兑尔然（HansChristianAndersen）225的《皇帝之新衣》，一九一三年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显克微支的《酋长》，一九一四年翻译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的《秘密之爱》和《同命》226，均在“弱小民族文学”之列。以后《域外小说集》出版增订本，这几篇都收入其中。一九一四年四月，旧译《炭画》经鲁迅在北京设法，得以面世。同年五月二日周作人日记有云，《炭画》“印订颇劣，首有显氏雕像，表纸图案乃钱稻孙作者”。过了几年他才与钱氏相识，以后二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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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丙午至丙辰间所作”文章之一，无题，亦未完；后辑入《秋草园旧稿》。

223《小说与社会》（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五号）。

224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七期。

225通译安徒生。

226与《老泰诺思》辑为《新希腊小说三篇》，载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叒社丛刊》第二期。

第一节（6）

后来一并收入《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的法国须华勃（MarcelSchwob）227的《拟曲五章》228，则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不无关系。须华勃所作本系模仿希腊拟曲（Mimos）229，周氏在介绍时，就追溯到海罗达思和谛阿克列多思。而早在留日时期，他已经译有《希腊拟曲》，或即后来《中华小说界》所载海罗达思的《塾师》、《媒媪》。周作人对于拟曲特别看重，誉为“微风逸旨，不违故常，而篇制简短，不可以入伎乐，敷写凡物，比陈庸事，辞致蕴藉，文华竞爽，已乃渐归美化，比迹醇诗”230。对于《塾师》、《媒媪》，则评价说：“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231当时尚是根据英语转译，十几年后他更直接由古希腊文翻译出版《希腊拟曲》一书，完成了将其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夙愿。——附带说一句，《希腊拟曲二首》发表一年后，还在上海卖文为生的刘半农，也在《中华小说界》刊出《希腊拟曲》，赞美周译“情文双绝，古色烂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此乃二人最初的文字之交。

继前此在日本作《古希腊之小说》两篇，周作人一九一四年又写了《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分别介绍萨福和谛阿克列多思。而在汇录所译外国短诗的《艺文杂话》中，也有谛阿克列多思的两首《牧歌》。《希腊之牧歌》和两篇《古希腊之小说》曾寄往北京，鲁迅代为编成一辑，谋发表而未果232。一九一五年十月，周作人加进一篇《希腊女诗人》，仍用鲁迅当初给起的《异域文谈》的题目，“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来稿酬十七元”233。这组文章和此前此后所作《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英国最古之诗歌》，以及《一蒉轩杂录》中的《荷马史诗》、《波兰之小说》等，都可看作是为日后写《欧洲文学史》相关章节提前做的准备。《一蒉轩杂录》中有关日本的徘句、盆踊和浮世绘的各则，乃是他最早介绍日本文化的文字。

“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期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234《英国最古之诗歌》就是此番学习的一点成果。——查周氏日记，他读《倍阿乌耳夫》（Beowulf）235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月六日据此作《英国最古之诗歌》，以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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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通译施沃布。

228一九一六年六月《叒社丛刊》第三期。

229又译通俗短剧。

230《〈拟曲〉序》（一九一二年二月《越社丛刊》第一集）。

231《希腊拟曲二首》（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十期）。

232鲁迅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希腊牧歌》一篇，绎希腊小说二篇，二十二日发。”六月三日日记：“写《异域文谭》迄，约四千字。”六月四日日记：“寄许季市信并《异或文谈》稿子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

233《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三》。《异域文谈》只是一组文章，并非一本书；《小说月报》付了周作人稿费，但未予发表。

234《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235通译《贝奥武甫》。

第一节（7）

虽然这一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天各一方，联系却很密切。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人通信各约四百封，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分别编号，可见重视程度。可惜这些信件均已遗失。周作人写了文章，有时仍交鲁迅修改润色236。鲁迅所辑录的三国至陈、隋间乡邦文献《会稽郡故书杂集》，经周作人校对，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印成。鲁迅写的序文署“会稽周作人记”，——周作人说：“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237

大哥所置身的北京，大约仍不时在周作人的向往之中。及至“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238。蔡氏原籍山阴，周氏则属会稽，同在一城，两家又向有世谊。一九〇六年春，蔡元培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有意约周作人帮忙。一九一六年底他回绍兴，周作人往听讲演，虽然“人多声哤，殊不能闻”239，仍写了篇《听蔡先生演说记》。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政策。二月十五日鲁迅给他写信，十八日接到回信，所商谈的大约即为邀请周作人前来任教之事。——对蔡氏来说，这应该算是“今”与“外”的一项内容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周作人得鲁迅信，“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五日他与第五中学校长“说北行事”；十一日收到鲁迅寄来的旅费；十八日县教育会另选会长；二十五日中学同事为他饯行，照相留念；二十七日“晚乘舟启行往北京”。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又一次离家远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大哥的再次追随——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最末一次了。后来周作人回顾说：“我这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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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姑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仍不适，作《〈蜕龛印存〉序》，至午后了，三百七十余字，即交梓生。”六月七日日记：“下午寄北京函。”鲁迅同年六月十三日日记：“上午得二弟信并《〈蜕龛印存〉序》一叶，七日发。”鲁迅六月二十一日日记：“上午寄二弟信，附改定《〈印存〉序》一篇。”周作人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得北京廿一日函，改正《〈印存〉序》一首。”

237《关于鲁迅》。关于“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三日日记：“下午看三国《吴志》，摘晋侯《会稽典录》数则录之。”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上午架凉棚，就《嘉泰志》抄《会稽记》逸文，午了。”二十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四纸。”鲁迅同年六月三十日日记：“下午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记》、《云溪杂记》各一帖，二十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六日日记：“寄北京函，附逸文二叶。”鲁迅七月十日日记：“又得二弟信，……又附《会稽旧记》二叶，六日发。”周作人七月十一日日记：“寄北京函。”鲁迅七月十五日日记：“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先贤传》一纸，十一日发。”

238《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一》。

239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

240《知堂回想录·去乡的途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