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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纸皆是伤心史（代前言）(1)

- 满纸皆是伤心史（代前言）(2)

- 满纸皆是伤心史（代前言）(3)

- 悲风第一(1)

- 悲风第一(2)

- 悲风第一(3)

- 悲风第一(4)

- 悲风第一(5)

- 悲风第一(6)

- 悲风第一(7)

- 悲风第一(8)

- 悲风第一(9)

- 悲风第一(10)

- 悲风第一(11)

- 迟暮第二(1)

- 迟暮第二(2)

- 迟暮第二(3)

- 迟暮第二(4)

- 迟暮第二(5)

- 迟暮第二(6)

- 迟暮第二(7)

- 迟暮第二(8)

- 迟暮第二(9)

- 共和第三(1)

- 共和第三(2)

- 共和第三(3)

- 共和第三(4)

- 共和第三(5)

- 共和第三(6)

- 共和第三(7)

- 共和第三(8)

- 共和第三(9)

- 共和第三(10)

满纸皆是伤心史（代前言）(1)

鲁迅先生曾言：“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确是惊世之语！晚清至民国，整个一部近代史，真可谓是一部伤心史：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13国）宣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道：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满清大臣李鸿章亦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三千年来“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的老大帝国，迎头撞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西方世界，第一次被一种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文化强行介入，开始了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迫切的文明再造。此次变局，其惨烈激荡、颟顸迂腐、虚骄错乱、危殆坎陷、苟延残喘，至今念及，仍让人羞愤难言。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北伐东征，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充满了黑暗、耻辱、斗争、彷徨，充满了血与火、灵与肉、英雄与狗熊、光荣与梦想、尴尬与冲突。这一百多年，有盗火者为我们照亮前路，有窃国者将我们带进深渊；这一百多年，我们经受了难以承受的失败，也迎来过并不可靠的胜利；这一百多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审视、重估、颠覆、摧毁，然后又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世界。

这是我们过去时代的一个缩影，一种隐喻，一段隐痛，一种挥之不去的耻辱。这是在荒原中狼奔豕突的一百年，在耻辱中亟亟惶惶的一百年，在无边的历史旷野中哀号呼告等待破晓的一百年，也是加速度的一百年，来不及看风景的一百年，只争朝夕、以一当十的一百年。

此时，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的欧洲，已经走上民主化、工业化的道路。英国的光荣革命以一种避免暴力的方式开启了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的时代；1848年后，普选权也在法国确立下来。随后，历史进入加里波第、林肯、俾斯麦和马克思的时代，美国黑奴和俄国农奴获得了解放，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统一，《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波兰的一场革命，促成了第一国际的成立

骄纵颟顸的老大帝国虽处在风雨如晦、四顾苍茫、艰难转型之中，却依然是有希望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一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这个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已。他们生于忧患，在难以想象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以极大的坚韧、勇气和担当精神，将中华民族推向前进。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自古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埋头苦干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一个希望，在民族的精英们，正是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智慧、良知和担当精神，一次次发出告诫和预言：1927年，鲁迅发表著名演讲《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胡适也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 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 拿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拿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满纸皆是伤心史（代前言）(2)

另一个希望，似乎是在遥远的边地 延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乘坐那辆著名的闷罐车从瑞士返回俄国，自此，胜利出人意料地降临到他头上。夺取政权后的列宁曾经担心：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重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但可怕的轮回最终还是发生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将列宁主义送到了中国。1922年6月，中共“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刚刚成立的亚洲第一个民国，开始进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军阀混战，党派屠杀，兵结祸连，城头变幻大王旗 此时的西方世界正进入两次大战之间的短暂的宁静与黑暗。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催生一个“美丽新世界”，而是使欧洲生灵涂炭，日薄西山，虚无主义的幽灵四处徘徊，并直接导致了俄国的赤色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黑色革命。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日本人的入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打断了中国艰难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从此，各派力量分分合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再一次彰显，让人在山河破碎的战争浩劫中感受到了那种永不消殒的精神力量和道德人格。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撼退了顽敌。冯友兰在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写道：“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欣喜之中，尤带沧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已陷入崩溃的边缘。二战后的欧洲更其悲惨，德国的主要城市已经一片瓦砾，被毁掉的比例从60%到95%不等；俄罗斯的广大地区被彻底摧毁；波兰首都华沙几乎不复存在 欧洲已成荒原。有人断言，重建德国，至少需要一千年。然而此后，欧洲在美国人的援助下开始重建，而在中国大地上，内战再一次爆发，这个老大帝国也再次与世界主流分道扬镳。这一次，以共产党人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却也留下台湾海峡这道民族的伤疤。

革命胜利后，在建设“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光荣与梦想

历史的烟尘烟消云散，如今，忙于接轨的现代人，有谁还惦念着自己的国家、族群、历史的光荣与梦想？大家更用心于享受已有的一切，更关心即将到手的东西，更担心这场商业主义的饕餮大戏明天就会散场，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商品的大合唱。过去是不假思索地喊政治口号，现在是不假思索地消费，满足于供大于求的新闻轶事、小道消息、垃圾剧，精神世界普遍的萎缩和平庸化，并逐渐滋生出一种令人恐怖的价值冷漠。

这也许是一个需要从经验主义重溯回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源头，一种充满生命活力和创生能力的本源性的东西。从那些黑暗、耻辱、光荣与梦想的历史大变局中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和去路，从那些曾经被我们打倒、砸烂、烧掉的历史的“垃圾堆”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历史信念，走出灾难深重的精神坎陷。

历史是什么？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毛泽东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是什么？仅仅几十年间，有多少不符合新的历史主体的东西被屏蔽，被锈蚀，被遗忘。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细节被抽空的历史叙述，一个生活世界、价值世界被屏蔽起来的历史，也是一个不再可靠的历史。

满纸皆是伤心史（代前言）(3)

我非治史之人，只是年来蛰居城中，读书写作，颇竭绵薄，每有所见，收之笔端。耳食之学，不足为训。如今世事多艰，我等每日空言喋喋，笔底风云，舌下英雄，空有济时及物之心，于事无补，心下不免惭悚。然而余之所为，也非全无寄意，我希望将《史间道》做成一部浓缩的现代史，试图在黑暗的落满灰尘的角落里，将那些被淘汰的历史的旧货重新挖掘出来，擦洗，打磨，让它恢复历史的幽光。而兴许正是这些历史的碎片、逸闻、边角料，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大致清晰的历史叙述，告诉我们一种精神与传统。在这里，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不见了，小事件、小人物，甚至小道消息，都只为让那些人物更鲜活，让那种耻辱更刻骨，让那段生活更真实，让那种精神更持久。并且，其中有道。

此书稿辗转几载，终得出版。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感谢责编伍绍东先生，一位颇富理想情怀的优秀编辑。门外汉难免贻笑大方，舛误之处，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2008年11月

悲风第一(1)

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某次，湘军悍将胡林翼由长江水道前往安庆，与曾国藩会面。道中遇一英国火轮，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几将一条船掀翻。胡林翼不由惊叹道：“天要变了。”

英使马嘎尔尼初见乾隆，“仿佛真的见到了 荣耀的所罗门王 ”，“他的举止极有尊严，又不失和蔼和关怀，带有一种恩赐的态度。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先生，仍然健康、充满活力 ”乾隆在接见马嘎尔尼时，问及英王年龄、婚姻大事，并为英王不设嫔妃这种不关心繁衍子嗣的做法深表惊讶。

马嘎尔尼在其《出使中国》中谈及对大清子民的观感：“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马嘎尔尼觐见大清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国人认定洋人的膝盖根本就不能弯曲。鸦片战争爆发后，有人就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两军相遇时只管用竹竿将其捅倒，便很难爬起来。

鸦片战争之前，国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只要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就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鸦片战争时期，2500名英军进入拥有四万万人口和百万军队的中国内陆，竟如入无人之境！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炮台守将居然与英军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奏折中言：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云云，离奇几如神话。

1841年10月中旬，英军占领宁波城，退走时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攻陷镇江后，为报复守将的顽强抵抗，大肆掠杀，造成了“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之惨状。

杨芳乃嘉庆时期名将，号称“果勇侯”，1841年作为参赞大臣赴广州防剿英军。他相信妇女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施出妙计，集众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当英舰来时协防炮台。时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关天培殉难前，曾派人给他的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书。关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他的几颗落牙和几件旧衣。老夫人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

1842年，林则徐贬戍边疆，临行之际留诗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此书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后传至日本，引起轰动，短短几年竟再版二十余次。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中英《南京条约》签约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1857年2月12日，美国驻华使节伯驾建议美国国务院要对台湾“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 ”，“显而易见，这些岛屿并不会长久隶属这个帝国，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就显然应该据有它，特别是因为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的缘故”。觊觎之心可谓久矣。

悲风第一(2)

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占领广州内河各炮台。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兵，闻讯笑曰：“日暮，彼自走耳！”并下令广东水师不得应战。待英军攻克广州城时，他犹自坐在房子里吟哦诗书，镇定自若。

1857年冬，英法联军攻进广州，把总督巡抚俘虏了去，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一直控制着广州城。新赴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为了不卷入广州的是非中，一路极尽拖延之能事，走了四个月才到达广东境内，而同是这一行程，十余年前急于上任的杨芳只用了半个月。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咸丰和他的妃子们匆匆逃往热河。才走了八十里，禁军们因饥饿难耐大有溃散之势，护驾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抱头痛哭，最后派人从北京买回数千斤食品才安稳了军心。逃到热河后，咸丰又开始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并在声色犬马中病逝于热河。

1860年10月5日，当法国将军孟托邦率军进入圆明园时，想像中的猛烈抵抗并没有发生，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随后，英军首领格兰特下令，让每个军团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圆明园抢掠，另一半下午接着去。10月18日，为消灭罪证，联军司令部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1861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法国作家雨果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抗议书：“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他说，“两个强盗，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将受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但没有烧天坛和地坛。曾国藩对此颇为嘉许：“（英法联军）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两者皆有德于我。”

中英鸦片战争中，清兵和英兵的伤亡比例是600 1。

1860年，一英国军官来华访问，见淮军士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 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 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缘故。后蒋介石做黄埔军校校长时，亲自编写步兵操典，并特别强调：“开枪要瞄准。”

赫德在其日记中记载：“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位英国媳妇。这么一位妻子在这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丽、纤弱、极需关怀、医疗，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国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买到一位，供养费每月只需2到３美元。孤独使我们非常渴望女性的温柔。考虑到这些，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 充满了诱惑 而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一位英国海关职员在清末的中国就可以轻松雇用6个仆人：一个汉语老师，只需4先令的工资；一个“侍童”，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每月的工资是1先令；几位苦力，洒扫庭院、准备洗澡水、抬轿子，再加上马夫和马，正好全班 每月不超过20先令，“花这点钱就能过帝王般的生活，两三种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鱼、蔬菜和水果，连考文垂花园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在是个物美价廉的国度。”

一外国人眼中凌迟处死的场面：刽子手们砍完33个人头后，开始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 由于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到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四到五分钟 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喊叫，我还敢说那33个被砍头的人，在刽子手走向他们时没有一人挣扎，也没有一人喊什么口号。

悲风第一(3)

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华美的轻舟载着他外出早访 他身着白色亚麻、蓝丝和缎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茶碗。即便你没注意到他白皙的手及病态的外表，他们与健康的下层红褐色皮肤截然不同。

御史胡家玉以南昌县为例给清朝县长的收入算了一笔账：土地税每年48000多两银子，知县按惯例每两可收取0.24两附加税，可获12000两；每年还需交纳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按惯例每担可征收0.3两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共18000两。但是知县的固定收入按规定每年却只有1900两！

1847年，两位中国绅士来到广州一传教士家中，表示渴望学习基督教。其中的一位很快便回家了，另一位学习了两个多月。此人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 此人叫洪秀全。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 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

洪秀全率50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破南京后，在“龙舟”中特写一谕旨：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男女比例大约为一比二，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一外国人如此写道。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太平天国有一个神圣家族谱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后来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兄弟兼妹夫，辈分有点乱，只好称“帝婿”、“贵妹夫”。

太平天国禁娼甚严，“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当太平军于1853年3月20日攻占南京时，秦淮两岸的妓女就纷纷逃往扬州、苏州、上海，仍操旧业。太平军攻占扬州、苏州后，她们又纷纷逃到上海的租界。因此，在这个时期，上海租界的娼妓业飞速发展，妓院达668家之多。

东王杨秀清令全城13至16岁少女统统向官府报到，以备后宫之选，违者罪及父母。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就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洪秀全得了南京后，即居于深宫，疏于国事。杨秀清向其报告国事艰危，洪说：“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国将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全民饮露充饥，说是“天食”。

1864年洪秀全身染重病，在绝望中自杀，并留遗嘱曰：“朕托付已毕，归天去了，望尔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国。”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彻底失败。

胡兰成说：“太平军是民间起兵，湘军也是民间起兵，且是有家乡的。中国历来平大乱，都不是靠朝廷，而是民间起兵转了方向。”鹿桥反驳说：“弟受不了起兵之事，平民不平民弟皆不喜刀兵。而轰轰烈烈英雄事业亦只有从春闺梦里想河边白骨中知道。回首再看历史，总觉得在万千无办法、无可奈何之中，中国文官领军，立下功业，仍是告诫子弟兵是凶事，不是上策。”

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军时曾得洋人支持，他写信给曾国藩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又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悲风第一(4)

自清同治二年（1863），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建议朝廷修筑铁路，一直拖至光绪十年（1884）始获朝廷批准。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经李鸿章斡旋，法国新盛公司还特意为慈禧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用这些洋玩意才打动了太后和皇上的心。

19世纪末，当欧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中国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却依然是马车。1879年，英国传教士马根济乘马车从天津到北京，八十英里的路，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他抱怨说：这些马车笨重而难看，里面空间很小，只能坐或躺一个人 由于没有弹性，路面上满是车辙，颠簸得十分厉害

鸦片战争后，英人初提割让香港，北京的颟頇官僚们竟不知香港在哪里。因此蒋廷黻说：“时人反对割地，但不反对割香港。”

1861年，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无不称快。十年过后，夷人复至，于是京师不守，几丧天下。这大概也是“中国一味蛮”的例子。

慈禧喜欢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聪明之人，常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

《清鉴》说慈禧“内行不谨，时逾防检，及光绪朝而益甚”。但具体如何“内行不谨”并未言明。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长春宫忽抓出一陌生人，交刑部审讯，盖自中正殿角门入宫。此门系慈禧宠监安德海所开，成为私入禁宫的捷径。翁同龢光绪七年正月二十的日记又言：“上于昨日如长春宫请安，未语，仅赐糖一包而退。”小字注曰：“五日未见，盖自去岁非召不往也。深宫禁闱，有无淫乱行为，大可怀疑。”翁同龢寥寥数语，词旨含蓄。

文廷式《云阁偶记》载：壬午（光绪八年）春，有琉璃厂卖古董白姓者，由太监李莲英引入大内，并得幸于慈禧。旋慈禧有疾，慈安密察之，乃知有孕。据王文韶日记，光绪六七年间，慈禧曾疾病缠绵达一年之久，怀孕之说，于此有征。慈安也因察觉慈禧隐私，被慈禧毒死。

据满清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高达纹银40000两！如此费用，一年便可装备一支高居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搞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当年那批“文”字辈的名臣可谓槃槃大才：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

林则徐遣戍伊犁时，王定九以其熟悉水利故，特请留下一起督办河工。河工合龙之日，王宴客，忽传圣旨到，命林则徐于合龙之后仍需往伊犁。王与众宾客皆惊骇不已，独林公神色自若，即日怡然就道西行。

林则徐去世后，咸丰皇帝挽林则徐曰：“报先帝而忠陛下，两朝开济属宗臣，表续出师，千古英雄同下泪；佐天子以活百姓，万口欢呼起司马，家传画像，四方妇孺亦知名。”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爬上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乃左季高也！”临别，林以诗文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左宗棠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运于虚”，而外国之聪明则“寄于实”。所以，“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左宗棠二十三岁成婚时，曾在新房自拟一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当年左氏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却也干了一番大事。

悲风第一(5)

樊燮与左宗棠同在罗秉章帐下，樊挂印总兵官，有战功；左为师爷，向来看不起武官。樊向大帅请安时，未向左请安，左大怒，直骂：“王八蛋，滚出去！”并奏劾免官归籍。樊氏深受刺激，于是卖宅延师，严课子弟，并树一木牌于祖宗神龛下，上书“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大字。其子樊樊山（增祥）中进士后，樊家始无此牌。

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尝议军务于曾国荃处。谈毕，左问：“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曰：“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晚清名臣里，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创办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朝残喘了五十年，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毛泽东评价曾国藩：“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驻军安庆，有戚某前来投靠，衣服敝素，行李萧然，沉默寡言，一看即是由田间而来。曾爱其才，将其留下任事。某日会餐，戚某碗中有一稗粒，将其捡出后方食之。曾国藩看在眼里，随即遣人将其送走，并说：“此人本是一乡人，辍耕来营不过月余，而即有此举动，我怕他见异思迁，日后反受其累。”

某日王闿运去见曾国藩，盘桓两月余，并托人向曾国藩转达想在曾营任事的意愿，曾国藩回话说：“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日后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王氏只得怏怏而去。

曾国藩一生为学，以有恒为功课，以不欺为宗旨，以勤俭为根基，一生日记不断，“一日三省吾身”。逝世前三日日记云：“既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尽职事，苟活于世，惭悚实深。二更睡。”是为曾氏绝笔。

陈宝琛说，曾国藩在军营时每日必有日记数则，读书数篇；胡林翼在军营每日必读通鉴十篇，以为课程，丝毫不苟。“其后二人果成勘定大乱之勋臣。”

左宗棠好以诸葛自比，自诩料敌如神，能明见万里之外。与人书札，也往往自署“老亮”。某属吏调侃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诸葛自比者甚多，“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氏闻之，甚不悦。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左、李即风格迥异。1874年，新疆事起，李鸿章建议放弃塞防，左宗棠极力反对，并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左曾以64岁的高龄，督办新疆军务。

咸丰九年（1860）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光绪十一年（1885）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留下临终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曾左二人平生龃龉，人所共知。（曾）湘乡薨，（左）湘阴作联挽之，款署“晚生”。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老；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辜鸿铭妙讽曾国藩：“或问余曰： 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 余曰： 在不排满。 ”当时粤匪既平，曾氏兵权在握，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辜氏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李鸿章挽曾国藩：“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禳，旷世难逢天下才。”俞樾挽联云：“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彭玉麟面容清癯，声音细微，但每一盛怒则令闻者不寒而栗。某次，彭巡阅长江水师至皖，遇有乡民状告李鸿章的侄子李某抢夺民妻。彭大怒，立刻命人将其逮来。当地官员闻知此事，赶紧上门

求情，皆不准。有安徽巡抚某公也来打招呼求见，彭一面接待，一面暗中吩咐人等将李某杀头。巡抚前脚刚走，李某即已人头落地。彭又给李鸿章修书一封，内言：“令侄坏公家声誉，想亦公所憾，今我已替公杀之矣。”李鸿章只得复书言谢。

悲风第一(6)

求情，皆不准。有安徽巡抚某公也来打招呼求见，彭一面接待，一面暗中吩咐人等将李某杀头。巡抚前脚刚走，李某即已人头落地。彭又给李鸿章修书一封，内言：“令侄坏公家声誉，想亦公所憾，今我已替公杀之矣。”李鸿章只得复书言谢。

彭玉麟在咸、同诸帅中，人格颇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颇有功成辞爵之概。又好与名流酬酢。彭死后，王闿运哭以联云：“诗酒自名家，更兼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价；楼船欲横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血战”而不“忍说”，言外之意，不赞同其残杀同胞之功矣。

1875年，郭嵩焘建议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却未得到清廷任何回应。而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公司与美国对抗。

光绪年间，日本进攻中国台湾，沈葆桢奉命巡台，与日本司令官西乡从道相见。沈说，中日两国海军方在萌芽状态，不宜开战，否则会让西方列强看清各方底蕴。不如各自撤军，二十年之后再见高下。西乡大为感动，遂罢兵。二十年中，沈葆桢为筹措海军军费费尽脑汁，而慈禧却移尽北洋军费修筑颐和园，南洋军费也被左宗棠移作治理河工。甲午一战，清兵大败。战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犹在。他告诉翊清说：“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陈当时农村情状：“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值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食收取租谷，甚为不易 贫瘠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

1888年可谓中国的现代化元年，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

1886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上举行“大操”，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李鸿章和奕譞之间的主检阅官，竟是上无须下无器的大太监李莲英。

1891年，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约上定远舰参观，发现清兵竟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东乡归语同僚：“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

甲午战前，中国位列世界上第七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十二位。中国有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四亿人口，日本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国土和四千万人口。

世人皆闻北洋水师大名，而不知尚有南洋。沿海之辽、冀、鲁称北洋，苏、浙、闽、粤称南洋，分设南北洋大臣，北洋大臣为李鸿章，南洋大臣为刘坤一。甲午中日海战期间，北洋致南洋电文：“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回北洋电文：“无兵可调，无饷可筹。”

1894年，日军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全城尽死，仅36人逃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据柏杨估计，“至少有3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从1840年至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走中国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1895年6月7日清晨，日军炮袭台北北门，城内清军不战自溃，大肆奸杀抢夺。听说台湾巡抚衙门有饷银一百万，又纷纷抢进巡抚府，并互相开枪，自相残杀。此时，住在北门以卖芋粿维生的老妇人陈法不堪骚扰，迎着日军枪火，快步登上城墙，放下竹梯，引日军入城

1898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转让对威海卫的租借权，当时正在北洋水师通济舰上实习的张伯苓，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张未食言，后来创办南开学校，献身教育大半生。

悲风第一(7)

光绪初年（1875），翁同龢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但又觉其“穷而无赖，则更可忧”。

史家异口同声说张之洞“殁后家无一钱，唯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身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多年而又直言不讳的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说他“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

同许多清代高官一样，张之洞亦吸食鸦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说：“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1886年，江苏候补道吴之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中也写道：“请于大贤者，则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冀开海内风气。昔汉家之治，王霸杂糅，今运会而遭，酌征中外，名虽变而实不易。舍是谋富强，戛戛乎其难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再三道之，自此举国以为至言。若干年后，学人李泽厚反其意而用之，首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1902年，张之洞上奏折提出“防流弊”三措施：“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二曰不必早习洋文，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 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余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李鸿章虽久居显要，但有当面提意见者，亦能深自引咎。李曾在签押房手书一联云：“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某次，某县令晋见，行半跪礼。李拈须仿若未见其人。既坐定，李问来人何事求见，某令曰，听说中堂最近患目疾，特来省视。李嗤其说荒谬。令对曰，刚才下官向中堂行礼，而中堂视而不见，恐怕目疾已深。李一听，为之举手谢过。

张之洞和李鸿章素有芥蒂，李主和，张主战，二人在朝廷上时相攻讦，私下里也互不相让。庚子年间，李鸿章曾背后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张闻之勃然大怒：“合肥谓鄙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双方针尖对麦芒。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在北京，张之洞既没送挽诗祭文，也没送挽联，仅仅送了祭帐一悬，当中只有一个“奠”字而已。

张之洞督学湖北，科试黄州毕，游武昌西山，在山寺题写一联：“鼓角隔江听，像当年短棹频来，赖有诗篇消旅况；官僚携屐到，忆此后玉堂归去，也应魂梦恋清游。”癸卯再游黄州，发现旧题联下又增一联：“直上九曲双峰，绝顶有奇境；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联用元次山游西山语，下联用东坡水调歌头。问是何人所撰，寺僧答是城中孟秀才，已下世多年。张叹息曰：“是真能知余当年心事者！”

戊戌前，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曾在一山寺题写一联，颇有左袒维新诸贤之意。寺僧精装悬于壁。政变事发，即有人星夜赶至山寺，问寺僧当年张督题诗尚存否？寺僧出轴曰，不敢损坏。来人赶紧借故取走，裂而焚之。

张之洞与康、梁断绝关系前，曾著《强学篇》，提倡变法。后风声日紧，便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内容以忠君爱国、遵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张曾写信给幕僚梁鼎芬：“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 如何 也。”

悲风第一(8)

高友棠曾居张之洞幕十余年，某日进京，张问他：“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

清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离鄂进京，鄂人多受其惠，军界便在蛇山建抱冰堂，学界在黄鹄山建风度楼，以资纪念。张闻其事，急电鄂中，命停止修建，认为此是“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以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

梁鼎芬到湖北后，领人在洪山卓刀泉关帝庙旧址为张之洞建生祠。张得知后，大为生气：“此地为明魏忠贤生祠故址，忠贤事败，拆去生祠，改建关帝庙。今建予生祠于上，是视我为魏忠贤也。予教育鄂士十余年，何其不学，以至于此！速急消弭此举，勿为天下笑。”

陈散原友人陈伯弢，久无差事，散原荐之张之洞。某日，张之洞传见，陈认为诗和骈文是张所长，不如专谈古文，或能攻其短，展己所长。见面后，张问：汝善何种文学？答：古文。又问：古文习何文？答：八大家。又问：八大家喜读何家？答：韩昌黎。又问：韩昌黎最喜读何篇？答：《原道》。张连声说：原道、原道、原道 语未终，便举茶送客。张之洞后来对陈散原说：陈令不佳。散原老人则语人曰：陈伯弢是弄巧成拙。

1908年8月21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语毕命去。

张之洞之死，朝野痛惜，挽章极多。唯王闿运一联言之哀怆似有馀痛：“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梁鼎芬挽张之洞：“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唯我久，凄凉廿载，怀知哪有泪干时。”

1895年，李鸿章前往马关和日相伊藤博文签订《辛丑条约》，这是其中一段对话：

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丝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藤：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

李：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屡次言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两件皆不能稍减，不能稍改。

李：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

伊藤：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1896年，李鸿章到德国拜会铁血首相俾斯麦时，称有人恭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俾斯麦沉吟少时，说：“你是 东方俾斯麦 ，我自己却难望得到 欧洲李鸿章 的称号。”意思是，自己手中的鹅毛笔从未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英国，李鸿章特意前去祭奠了戈登墓。戈登家人很是感激，便将一爱犬相赠。这只狗曾在英国的竞犬会上获得过名次，乃名贵之物。回国后，李鸿章即给戈登家人复信言谢：此犬已吃，味甚好。

甲午战败，李鸿章深受苛责。李无以辩白，只身居住在北京贤良寺中，惴惴不可终日。一夕更漏三下，忽有旨令李鸿章入见。李闻命骇然，乃衣冠入朝，恰逢恭亲王出宫，道上拱拱手，连曰：“恭喜！恭喜！”旧例大臣被诛，执刑者亦每以“恭喜”为言，李闻之愈加胆寒，自以为此命休矣。迨入见，见西后与光绪正秉烛以待，才知是要起用他为全权议和大臣。

1900年7月17日，当刚刚签完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时，不禁感慨：“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1901年11月7日，离新年还不到一个月，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一个令她颤抖并失声哭起来的消息：李鸿章死了。一时间，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而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等他在条约上签字。

悲风第一(9)

李鸿章死后，他的好友黄遵宪为之写挽联叹息：“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

严复挽李鸿章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

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为李鸿章做传，在关于甲午战争一节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鸿章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每年新正都要接待外国驻京公使贺岁。某次，翁同龢参与接待，见洋人衣着贴身，步履迅捷，庄严若赳赳武夫；反观同僚，一身袍褂，行动迂缓，摇摇摆摆，不由发出了“彼则一对貔貅，我则一群鹅鸭”之叹。

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亲政后，改用西方礼节觐见皇帝，觐见地点改为文华殿。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法国公使施阿兰觐见完毕退出时，未按礼节单从文华门左门出，而迳从文华门中门出，德国公使海靖亦随之，为执礼大臣敬信扯住衣袖。当时总理衙门中有人拟对法国公使的违礼行为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认为，事已至此，也不可能让法国公使再走一遍，遂作罢；而德国公使却因衣袖被扯之事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来华，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召见，但只是“立见”。德国公使海靖对此不满，认为慈禧接见时应该赐坐。双方交涉几个回合，最终也没有“赐坐”。

王闿运在船山时，湖南巡抚陆春江来访，王不见。陆去半日后，王即买舟狂追百余里，回拜。问何以如此？答：“前之不纳，示不敢当；后之远追，又以示敬。”时人谓王言行颇类六朝人，“正与山阴访戴，兴尽而返，同一作风也。”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向曾国藩纵论天下大势。王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亟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师北上，推翻满清。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某次课期，王闿运出赋题，某生赋中有“船中一枝曲，曲中是何人”二语。王批曰：“是耒阳人。”或问其故，答曰：耒阳驶船人喜吹小笛，此生殆写实非用典。

王闿运曾说张之洞是看书人，曾国藩是读书人。所谓读书人者，能通经以致用；看书人则书是书、人是人，了不相涉。

严复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认为其不牛不马:“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李鸿章言：“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先，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整个中国动乱频频、人心惶惶。《天演论》在这一年正式出版，让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了解到西方也有如此精到的哲学思想。也是在这一年，不通外文的林纾在王寿昌的帮助下，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让因循守旧的国人了解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一种崭新的情感和生活方式。

王韬生于晚清末世，一心想建奇功以名天下。他曾周游列国，见过西洋美妇，亦知西方家庭生活。然而他素喜嫖妓，对于挑选终身伴侣的标准也颇为严格：“娶一旧家女郎，容不必艳，而自有一种妩媚，不胜顾影自怜之态。性情须和婉，明慧柔顺而不妒，居家无急颜遽色。女红细巧，烹饪精洁，倘能作诗作字更佳。薄能饮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对，茶香入牖，炉篆萦帘，时与鬓影萧疏相间，是亦闺中之乐事，而人生之一快也。”

王韬曾总结自己传奇一生：“少为才子，壮为名土，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龚自珍诗：“九边烂数等雕虫，远志真看小草同。枉说健儿身在手，青灯夜雪阻山东。”“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悲风第一(10)

经学大师段玉裁告诫外孙龚自珍：“做学问，嗜好琐碎固然会被人讥笑，可是治学疏略也就不能成就高大。况且各种学问自有门径，不是同行就以为你不过是零零碎碎，一丘一壑。但是一旦进入其中，就发现都是泰山沧海，涉历艰苦，没有穷尽的。”“即使是贫穷家的女子，也会积攒针头线脑，何况是学者？”

段玉裁一生勤于著述，至死方休。“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唯待毙焉已。”段死后，王念孙黯然道:“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1899年秋，吴昌硕得到一个安东县令缺。吴不愿曲意逢迎，上任不久便和上司闹翻，遂挂冠而去，绝意仕途。他刻有两方闲章：“一月安东令”、“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透出一份超然。

叶昌炽在清廷官虽不显，但能专心著书，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叶氏于清室虽受恩无多，却以遗老终其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曾欲延之为名誉总纂，叶氏谢绝道：“噫！如鄙人者，国亡宗坠，旦夕入地，尚何有名誉之可言？”

小学大师孙诒让晚年得一美妇，能文，善理事，终日侍诒让于楼上，七年未曾出门。楼上置长桌十余张，每桌均书卷杂陈，写何条注，翻何书籍，即移坐某桌，“日移座位，十余桌殆遍”。入睡前，桌上书稿由夫人清理之。外人只知诒让闭户著书，但不知所著何书。七年后，始知与夫人孜孜不倦者，即《周礼正义》也。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戊戌变法失败后，黄隐归故里梅城之人境庐，将自己数十年来的诗篇整理为《人境庐诗草》，号称“晚清诗史”。庐近溪流，窗含山色，有一联云：“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梅江。”

顾太清是个守寡的王妃，其诗名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龚自珍仗着自己薄有诗名，前去勾搭，还特意写了马屁诗：“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回。”“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再顾倾人国”，即顾姓也。此即曾引起京城轩然大波的“丁香花案”。此案一发，龚定庵便一箫一剑飘然出京，留下家属子女，并终其一生未再入京；顾太清亦受其牵累，被逐出王府。

经学大师俞樾临终前曾言：“吾一生无所长，唯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 曲园全藏书 ，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俞曲园辞世后，其弟子孙诒让以一副长联遥寄哀思：“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叱，读两平议遗书，朴学销沉同堕泪；卅年私淑，愧末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又神归化鹤，拈三大帙手墨，余生孤露更吞声。”曲园老人去世后两年，孙诒让猝患中风，延至夏日，一代硕儒亦遽然而逝。

俞曲园自挽联云：“生无补于时，没无闻于世，辛辛苦苦著成二百五十卷书，流布四方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落落历数半生三十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乎。”

彭玉麟评价俞樾：“其淡如菊，其洁如莲。”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随身携带的俄国小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敦煌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敦煌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悲风第一(11)

19世纪90年代，“酿酒大王”张裕的老板张振勋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

胡雪岩大富之后，骄奢淫侈，其居住之杭州元宝巷，养姬妾极多。胡宅筑长巷数条，诸妾以次居其中，各占一室。每晚，侍婢捧出储满牙牌的银盘，胡随手拈得一牌，侍婢即按牌上所刻之姓名，呼入侍寝。

曾国藩曾“效管仲之设女闾”，在南京发布弛娼令，并亲自倡设陆、李、刘、韩等六家妓院于清溪一带，“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曾国藩还亲临其境，买棹游览，召妓歌舞助兴，“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风闻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矣。”诗曰：“何顿风流久寂寞，青青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等人物无不与湘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材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材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迟暮第二(1)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1855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到本土，顿觉“中国反倒像异乡”；1879年，严复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

1895年，严复写下《论世变之亟》，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是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之谶言。

严复译《天演论》，辜鸿铭说：“ 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古圣八字可了，徒费唇舌！”

梁启超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虽具才干，但“气性太涉狂易”、“负气太盛”(郭嵩焘语)，李鸿章也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因此他身在官场多年，终难得重用。

1905年，严复赴伦敦，恰逢孙中山在英，两人晤谈中国前途，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郭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后对人感慨：“孔孟欺我也。”

郭嵩焘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 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 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 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

郭嵩焘乱世理外交，多为时人所骂。王闿运曾撰联讽之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并在其日记中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某次，慈禧对曾纪泽说：“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曾答：“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曾：“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此时曾纪泽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

虽屡遭指责和非难，一生梦想付诸东流，落得晚景潦倒，郁郁而终，但直到最后，郭嵩焘还是坚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戊戌年间，光绪奋发自强，欲广求人才。一日，光绪问翁同龢：“卿与康有为相比以为如何？”翁曰：“康之才胜臣百倍。”

1891年，康有为在众高足簇拥下，移居广州，正式挂牌讲学，是为“万木草堂”。康氏自封为“素王”，但他当时仅仅是个“童生”，他的头号门徒梁启超却是个新科举人，正所谓“秀才老师，举人学生”。

1893年，做了二十年童生的康有为最后一次提着考篮，与一群十余岁的嘻嘻哈哈的小把戏一起进入广州考棚，拼却老命，终于中举。两年后，又在北京会试中了进士，正如郑板桥所言：“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 郑本人则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1893年，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仰慕康有为，托好友转致结交之意。康氏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 门生帖 拜师乃可。”孙中山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物，两人因此缘悭一面。

康氏号长素，盖谓其学问长于素王孔子也。甲午会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结语写道：“夫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阅卷者咋舌弃去。

1895年，康有为开始着手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1855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回到本土，顿觉“中国反倒像异乡”；1879年，严复求学归来，每有“局外人”之感，尤其对自己“仕途之不达”深感沮丧，甚至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

1895年，严复写下《论世变之亟》，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是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这句话仿佛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之谶言。

严复译《天演论》，辜鸿铭说：“ 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古圣八字可了，徒费唇舌！”

梁启超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虽具才干，但“气性太涉狂易”、“负?太盛”(郭嵩焘语)，李鸿章也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因此他身在官场多年，终难得重用。

1905年，严复赴伦敦，恰逢孙中山在英，两人晤谈中国前途，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郭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后对人感慨：“孔孟欺我也。”

郭嵩焘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 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 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 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

郭嵩焘乱世理外交，多为时人所骂。王闿运曾撰联讽之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并在其日记中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某次，慈禧对曾纪泽说：“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曾答：“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慈禧：“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曾：“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名声，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此时曾纪泽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

虽屡遭指责和非难，一生梦想付诸东流，落得晚景潦倒，郁郁而终，但直到最后，郭嵩焘还是坚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戊戌年间，光绪奋发自强，欲广求人才。一日，光绪问翁同龢：“卿与康有为相比以为如何？”翁曰：“康之才胜臣百倍。”

1891年，康有为在众高足簇拥下，移居广州，正式挂牌讲学，是为“万木草堂”。康氏自封为“素王”，但他当时仅仅是个“童生”，他的头号门徒梁启超却是个新科举人，正所谓“秀才老师，举人学生”。

1893年，做了二十年童生的康有为最后一次提着考篮，与一群十余岁的嘻嘻哈哈的小把戏一起进入广州考棚，拼却老命，终于中举。两年后，又在北京会试中了进士，正如郑板桥所言：“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 郑本人则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1893年，在广州行医的孙中山仰慕康有为，托好友转致结交之意。康氏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 门生帖 拜师乃可。”孙中山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物，两人因此缘悭一面。

康氏号长素，盖谓其学问长于素王孔子也。甲午会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结语写道：“夫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阅卷者咋舌弃去。

1895年，康有为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新的计划，包括拟定在巴西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方案。他认为巴西纬度与中国相同，且地广人稀，是中国移民的理想去处。

迟暮第二(2)

康氏常发怪异之论。据鲁迅记载，康周游十一国，一直到达巴尔干，终有所悟 外国常有“弑君”之乱，皆因宫墙太矮！史家蔡尚思说：“康有为的短处是太主观，太武断，太附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梁启超第一次拜见康有为时，一谈之下，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使梁启超似“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从此跟定康有为。“万木草堂”的求学经历，对梁启超一生影响至关重大，他曾在《三十自述》中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6年，应汪康年、黄遵宪的邀请，梁启超前往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时务报》一纸盛行，梁启超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时务报》也是赞誉有加，称其“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遂邀梁启超到武昌一游，并洞开武昌城中门迎梁，还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和督抚的礼节。

1897年，钱塘县知县吴小村与湖南臬台黄遵宪有过一次争论。黄认为，甲午战败，国势危急，《时务报》影响很大，应该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吴认为，梁启超不过一个24岁的青年，学问还没有大成就，让他搞政治岂不是害了他。吴打算在西湖找一个地方，买上千百元的书，把梁启超“关”在那里，再请一个英文教员、一个德文教员教他，让万木草堂的高才生麦孟华和梁启勋陪读。五年后在让他出来从政。最后，还是黄遵宪的意见占了上风。

1898年9月21日，变法事败，梁启超找到谭嗣同，与之商议对策。此时，传来了南海会馆被查抄、康广仁等人被捕的消息。谭嗣同劝梁启超作“行者”，赶紧设法躲避，而自己要留下来作“死者”。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1898年9月21日下午，梁启超逃至日本使馆。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不敢轻易收留，请示伊藤博文，伊藤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4天后，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在刑部狱中，他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谭嗣同“好任侠，善剑术”，曾从大刀王五学单刀。戊戌政变，王五欲挟谭逃亡，谭不肯。唐才常也是谭嗣同的刎颈之交，谭就义时，悲痛欲绝。两年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亦慷慨就义，临终遗诗“七尺微躯酬故友”。

戊戌政变事发后，康广仁力劝康有为化装出逃，自己则替兄赴难。死前留遗言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康广仁被杀后，曾暴尸两日，被义人将其头缝在尸体上，草草予以安葬。南海会馆曾为他立了一个简陋的墓碑，上面一个字也不敢写。直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才有人偷偷在上面凿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康广仁死后，康有为悲痛欲绝，说“余有折翼之痛”。并作诗：“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伤神处，最是青山骨未收。”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为保全老师翁同龢，放他离任回家。翁在本籍谨言慎行，守口如瓶，自号“瓶庐”，绝口不提当年事，每月必禀呈当地县令，称同龢本月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

翁同龢罢官归里后，在籍深自韬晦。

迟暮第二(3)

临终前，口占绝命词曰：“七十年来事，苍茫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为汝曹弹。”又自撰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无限深情，令人读之，有“江上峰青”之感。

维新事败后，光绪被慈禧软禁在瀛台。瀛台三面环水，冬天水面结冰，光绪常携小庵偷着溜冰出去，后来慈禧干脆命人将冰凿开。某次，光绪在瀛台看《三国演义》，刚读几行，便掷去长叹：“朕且不如汉献帝也。”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在1891年12月1日开始学英语，当然，中南海里学外语，ABCD，Goodmorning，不过摆摆样子。英国《泰晤士报》很快作了报道，在华推动“变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更是兴奋异常，马上著文《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说中国的“变法”大有希望。

康有为后来曾参与张勋复辟，事败后，杜门忏悔，拟筑园于歇浦，征求奇石异草、嘉花美木为点缀，有句云：“穷老无事，江山定居。天地既闭，松菊犹存。杜陵避乱则堂筑浣花，司马放还则园称独乐。将筑园林，与木石俱。”

康圣人当年在上海嫖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

蔡锷曾说，孙中山得华侨款，悉用于革命，康南海则以之买古董。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就连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也是华侨捐资购赠的。而康有为在上海有游存庐，在杭州有人天庐，在香港亦有房产。

康有为居沪期间，常与朱祖谋、沈曾植、王乃征、郑孝胥之流为文酒之会，康氏对众人夸耀说：“当世书家以曾植为冠，其次则区区我也。”

康有为有一方印，刊句云：“维新百日，出亡十三年，游三十二国，行四十万里路。”《蛰存斋笔记》云：“如此印章得未曾有，可谓清季有数人才矣。”

林纾曾为康有为绘了一幅《万木草堂图》，康圣人十分满意，写七绝一首相赠，其中有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意思是当时论翻译，最了不起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两位了。不料这句溢美之辞同时得罪了两人。林纾觉得自己是古文大家，以诗文著称，而“翻译者，雕虫小技也，不足提”。严复则认为，林纾翻译的都是小说，只是供消遣的无聊文字，哪里能跟他译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名著相提并论？

清末武备松弛，军队纪律极差，作战也特别不正规。义和团事件开始时，清军受命攻打东交民巷。架起大炮后，大喊一声：“四喜丸子（炮弹）准备好了么?”开一炮后，便在一旁若无其事地抽烟、喝酒、聊天、逗笑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载：“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

庚子拳乱，慈禧召百官入觐，商议对策。朱祖谋说：“如今祸在眉睫，不知圣上想让谁来处理此匪患？”慈禧说：“董福祥可靠。”朱说：“董福祥老奸巨滑，断不可恃。”慈禧厉色道：“你是何姓何职，竟敢肆无忌惮至此？”朱对曰：“臣为侍读学士朱祖谋，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及退下，慈禧仍怒目相向：“你好大的胆！”

庚子事发，两宫西逃。离京前，慈禧将珍妃投入宫中井内。据说珍妃素不孝老佛爷，离京前还劝皇上不必西逃，以议和为贵，才惹得老佛爷大发雷霆。出走至西安后，慈禧一日假寐，梦见珍妃，历数慈禧之恶。慈禧“醒而不语者半日，咽喉尽肿”。野史并载：“回銮后，出妃尸于井，颜如生，胭脂尚好，只失去扎腿一飘带而已。”

慈禧自西安回銮，沿途均需供应周全，地方官唯有含怒忍痛，转而嫁祸于小民而已。某县令因地小民穷，实在无法张罗，愤而摘下官帽，声称“干不了”，径自去行辕坐地待罪。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对各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此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迟暮第二(4)

按《辛丑条约》第一款之规定，钦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致惋惜之意”。载沣到柏林后，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国亲王谢罪时须行跪拜之礼，载沣不堪其辱，据理力争，“若德皇强欲清史行中国礼，传之他国，反为德国之耻”云云。威廉始放弃原意，决定行三鞠躬礼。

189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 第二代奔驰轿车。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死去，举国志哀。成都官府甚至规定每家大门口都要贴挽联。川中文人刘师亮拟一联曰：“洒几滴普通泪；死两个特别人。”横批：“通统痛同”。

慈禧与德宗新丧，梁鼎芬即麻冠麻衣草履入都。张之洞听说后，使人告诉梁鼎芬：现在不是装腔作调的时候，用不着如此做，留京多生事端，速去！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娶李鸿章爱女，被人讥讽为“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东床变西席不是东西”。佩纶中进士后，在朝廷上是风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一起被称为“翰林四谏”。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可以看出几大臣之关系。

光宣之际，张之洞、袁世凯联袂入京，分执朝政，外人以为政权在汉人。实则载洵掌海军，载涛掌陆军，肃王掌民政，载泽掌财政，载振掌农工商，伦贝子掌资政院。张之洞常对鄂中门生说：“亲贵掌权，违背祖训，迁流所及，人民涂炭，甚愿余不及见之耳。”

载沣监国，尽撤汉臣，起用满官，并询问张之洞的意见。张对曰：“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曰：“有兵在。”?张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李鸿章曾说：如果一个人连当官都不会，这个人就实在太笨了。“连当官都不会，你还能干什么？”

清末朝士，风尚卑劣，奔走于旗门之下，不过为混一官职而已。原来助清杀党人者，一入民国，摇身一变，皆称元勋。时人叹之曰：“朝有官而无士，何以为朝？”

庆亲王奕劻是卖官鬻爵的老手，经他手卖出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邮传部尚书空缺，此是肥缺，弈劻示意售银三十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劻知道其实力雄厚，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

沈幼岚一直想通过奕劻得以升迁，但屡次求见皆被拒。其乡人某御史笑对沈说：“奕劻之门不难进，但必须通过巨贿方可。”沈大悟，乃以二万银券亲授其门人，并说：“此是小意思，聊为王爷果饵之需。”门人入报，奕劻马上出迎于中门，沈且喜且惊。及辞，复送出门外。沈尤骇，对人说：“金钱魔力若是其巨耶？”未几日，即得升迁。

李莲英把守后宫，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均需交门费，皇帝亦不例外。重臣左宗棠入见皇帝，也要收“买路钱”，否则便百般刁难。袁世凯深谙此道，便一直在李莲英身上下功夫，仅一次就送了白银二十万两，所以很快爬上了高位。

俄修北满铁路，火车开入中国，居然没告知当地官吏，时在黑龙江的程德全穿上官服，横卧轨道，俄火车才停止开入。此事传入宫廷，慈禧特旨召见，遂官升数级，直至江苏都督。后有人问起卧轨之事，程某笑言：“不过兴之所至耳。”

京师白云观，由于观中道士高云溪神通广大，旧时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高云溪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镮、载恬者，皆与之有深交。高也常出入官邸中，恬不为怪。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皆前往庆祝。

徐桐是清末的体仁阁大学士，此人守旧，义和团杀洋人，他认为是“数千年来第一件快乐事”。他还曾给义和团的大师兄送了一副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迟暮第二(5)

徐桐恶西学如仇寇，人称“徐老道”。他恨洋人，可家就住在东交民巷附近，天天看着夷人进进出出，好不心烦，于是在门上贴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他儿子徐承煜与他正相反，私宅里全是西洋家具。每次经过儿子家门，徐都要“闭目塞听”。某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勃然大怒：“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庚子之乱，徐承煜闻两宫西狩，洋兵进城，就倡议父亲及全家自杀殉国。徐桐不得已，勉循其请。经商量大家以投井为最敏捷，乃促家人实行。母、妻、儿女辈先已入井，徐桐竟抖作一团，由徐承煜扶持着往井中跳。不料井浅而人多，徐桐下去后踩在人上头，水不能浸。徐承煜只得拉父上来，命老仆在大厅正梁上结了两个绳套，父子商定一同殉国。谁知徐桐刚成“大节”，儿子却悄然遁去。

穆彰阿曾问曹振镛以为官之道，曹大笑曰：“此亦无他，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清末大臣刚毅，以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闻名，颇得宠信。王文韶曾与刚毅同在枢密为官，某次，刚毅在拟定的奏折旁加上“毋蹈积习”四字，却把“蹈”误写为“跌”。王乃取朱笔将“跌”字圈出，并在旁边楷书一“蹈”字，辞色始终不变。

晚清王公贵族嗜戏成癖，肃亲王善耆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亲王饰石秀，杨小朵饰潘巧云。当演至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斥曰：“即令你是王爷，也非逐你出去不可！”闻此，满座皆惊，而独小朵谈笑自若。

军机大臣那桐为母贺寿，召三弦名手王正如弹风流焰口，王说：“此不祥之词，怎能为太夫人贺寿？”那颇不悦：“这是你的想法，我从未如此想过。”王出谓人曰：“那中堂实为不孝之人，母寿而乐闻不祥之声。”

载涛、载沣皆醇亲王之子，二人皆嗜戏，载涛更以《盗御马》著称，经常集家人串演。某次，其母病笃，载沣前来探视。二人一见，载涛马上拉住载沣说：“《黄鹤楼》尚缺一角儿，二哥你来演周瑜正好。”载沣说：“我从来未学过武生，你又不是不知。”其母听到，拍床怒骂：“我都要病死了，你们还在歌舞娱乐，真全无心肝矣！”

那桐发辫长垂，以示不忘故主。人问何以不剪掉？那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可以人而有头无尾乎？”

清廷派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加利福尼亚大学请端、戴二人前去演讲，二人同时并立于台上，端说：请老前辈先发言。戴说：你与西人常来往，懂规矩，还是你说吧。端每发一言，翻译完毕，即问戴：请问老前辈对不对？戴曰：对对。一篇演说数百言，端问戴数百次，戴亦回答数百次。如此演说，使西方人士大开眼界。或问何以如此？端曰：此是中国古理，少者演说，长者监督，少犯错误。

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谟曾有两语概括清末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说的是光绪不喜欢隆裕皇后(慈禧的侄女)，因此与慈禧龃龉；因为慈禧厌恶光绪，清宗室载勋、载漪等人乘机密谋“废立”。

袁世凯年轻时与张謇同在吴长庆幕下，张是状元，袁以弟子礼相谒，来往通信，皆称“夫子大人函丈”之类；自任山东巡抚后，书信就改称为“季直先生阁下”；后升任直隶总督，又改称“季直我兄”。张謇写信讽之曰：“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谓不必，我兄之称不像。”

张之洞与袁世凯一起在军机处共事。袁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评价道：“那要看所办是何事。

迟暮第二(6)

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袁世凯对张之洞说：“练兵之事，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练成 绝对服从命令 。我们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服从命令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一刀。”

袁世凯在小站练的那支新军有7400多人 大多数是山东人。据说他们与湖南人是中国最优秀的士兵。贝思福在《中国的分裂》一书中说：“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 ”

袁世凯往访荣禄，言及立宪、练兵诸事。袁氏走后，荣禄对同僚说：“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

摄政王载沣原想趁袁世凯入宫之时，以非常手段将其干掉，可惜他没有康熙擒鳌拜的胆识和魄力，再加上张之洞等大臣牵制，他竟不知如何是好，乃将原谕一改再改，措辞前紧后松，变为“开缺回籍养疴”。纵虎归山，自贻后患。

28岁那年，孙中山试图向李鸿章呈达8000字的改良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当时中日正在开战，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幕僚把孙先生的《万言书》拿给李鸿章，并告知孙中山的求见之意。李说：“仗打完以后再见吧！”

伍廷芳是清末民初杰出之外交家、法学家，曾被李鸿章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伍虽“熟习西洋律例”，但“恂恂然有儒士风”，并根据伍在香港做大律师的收入水准，为他向朝廷申请“六千金”的高额年薪。

伍廷芳对狄楚青说：“近日心中悟得一妙理，凡人之害我者决不可存报复之心。报复之心犹如毒箭，射出去还会再返回来，因之，报复无异于自杀。”狄曰：“此义微妙，非公不能道。”

光绪末年，有经济特科之试，略与清盛时之博学鸿词相似。某次，张之洞阅经济特科卷，见有用“臣尝采风泰西”字样者，颔首笑曰：“此必宋芸子（宋育仁）！”遂拔为第五。等复试时，宋又用“臣尝采风泰西”?字样，张怫然曰：“这就太贱了。”终弃之。

1904年7月，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完毕，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珍”字让慈禧想到了被她赐死的“珍妃”，因而大为不悦。第二名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无论是“肃宁”还是“春霖”都暗合了慈禧太后的心思。大笔圈定，刘春霖名列榜首，成了头名状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科举制度废除，状元刘春霖亦不知所终。

清末张亨嘉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即校长），在就职致词时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训词一毕，仪式即告结束，可谓简短。

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都有官衔，教师的官衔更高，唯教外文和体育的教师没有官衔，称呼学生“老爷”。上体育课时，教师需先给学生鞠一躬，喊一声“老爷”，然后才能在群老爷面前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老爷，开步走”。

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删算学、体操和地理三门，理由是：“算学自有账房先生料理；我辈是文人，因此不必练体操；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培养那么多风水先生呢？”

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之前，清廷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光绪、慈禧及满朝文武均不知“奥运”为何物，未予理会。

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冷眼旁观时政，觉得中国人似乎对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并不特别关注，只要自己能够统治，中国的政客们似乎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

溥仪学习英文后，特意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亨利。

溥仪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他自己回忆道：“我结婚以后，最爱骑自行车。为了骑自行车，宫里许多门槛都让我叫人锯掉啦，嫌它碍事。”

迟暮第二(7)

“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月亮出了，风熄了，我坐在床上唱歌。”这是溥仪在17岁时写的一首新诗，他应该是第一个写新诗的皇帝，且还是“口语诗”。

溥仪读书时，有师傅、太监、匠役在一边伺候，多达数人。凡溥仪赏人匾额或对联时，先由师傅拟好词句，再由匠役按笔划用针刺成小孔，撒上白粉；白粉漏在另一张纸上，溥仪就照那白粉的字形来描写。此即为“御笔”。

溥仪听庄士敦常说辫子不好，就想把自己的辫子剪掉。尽管太妃和师傅们苦苦劝阻，他还是亲手把辫子给剪了。然后请个理发师来，理了个“学生头”。

溥杰厌倦紫禁城的刻板生活，一心想出国。“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溥杰开始偷宫里的东西。他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上是皇上赏给他的。溥杰说，他前后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四百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溥杰说他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1911年7月，“久寓故都，同光老辈，鲁殿巍然”的陈宝琛成为宣统帝师。溥仪说：“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赐“紫禁城骑马”，并将玉渊潭钓鱼台赏给陈宝琛。陈甚为高兴，逢人便说：“宣统帝是个明白人。”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先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些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评论说：“辜鸿铭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生已经不会了。”

据阿城说，故宫里没有茅房，宫里人出恭一般拉在放了焦枣的木桶里，焦枣滚动灵便，屎一下去就到桶底了，可谓只闻枣香，不闻屎臭。

每逢出现日食或月食，清廷都要动员全国民众进行救护活动，因天象事关皇朝命相。直到1908年12月8日，又逢月食，清朝礼部遵循惯例奏请举行救护活动，被摄政王载沛传谕废止。

据清人烟花记载，清末的赛金花算是其中著名者。樊樊山《彩云曲序》云：“赛金花原名曹梦兰，又名傅彩云，本苏州名妓，年十三依姊居申江。洪学士钧衔恤归一见悦之，以重金置为簉室，携至都下，宠以专房。会学士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鸳鸯并载。既至英，六珈象服，俨然敌侍。英故女王年垂八十，彩云出入椒风，独与抗礼；尝与英皇并坐照相，时论奇之。学士代归，从居京师，与小奴阿福奸，生一子。学士逐福留彩云，寝与疏隔。俄而文园消渴，竟夭天年。彩云故与他仆私，至是遂为夫妇。居无何，私蓄略尽，所欢亦殂。返沪为卖笑生涯，改名曰赛金花。”赛金花死后，齐白石为她的墓碑题词：“赛金花之墓”。曾朴以她的一生经过，写了一部小说叫《孽海花》。

冒广生说“彩云（赛金花）与瓦德西事，实报纸谰言”，“俗语不实，流为丹青”。樊云门作《后彩云曲》，附会瓦德西“挟彩云，裸而出”，皆莫须有也。天下荒唐事，多从附会者出。

王韬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老仆跟从，晚十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王氏曾致信伍廷芳，谈起惧内经：“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 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樊樊山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其师张之洞七十诞辰，樊尽一日夜之力撰骈文二千余言为之祝寿，有句曰：“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张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二百年来无此作。”

梁鼎芬与吴补松二人友谊弥笃，尺笺往来不断，梁曾致吴曰：

迟暮第二(8)

“雪屋孤臣，此心千里。何日良晤，重与论文。”

廖季平所著《公羊论》与其师王湘绮《公羊笺》陈义多有不合处，湘绮对季平说：“睹君此作，吾愧弗如。”

易实甫自称“三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甲午战时曾两度赴台帮助刘永福抗日。工诗词、骈文和联语，自谓“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晚年曾筑一屋在庐山上，榜其门曰：“纳于大麓，藏诸名山。”

易实甫别字哭庵，王湘绮嘲之曰：“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易报之曰：“我哭时你又未见，他人也未见，唯老婆见到而已。不哭，何得称哭庵？”

徐班侯与汤蛰仙晚年都有声色之好，经常结伴流连伎寮，终日不忍离去。不多久，蛰仙逝去，班侯虽踽踽独行而兴致不减。有人调笑说：“耆旧风流渐渐赊，蛰仙丰貌委尘沙。只余一个徐班老，白发飘萧郭四家。”郭四，暗娼也。

林琴南最怕人骂，陈衍对他说：“夫谤满天下，名亦随之，君何畏焉？”

1902年六七月间，天津《大公报》上海《中外日报》先后刊载一则征婚广告，征婚人是蔡元培，内列五项条件：１.女子须天足；2.女子须识字；3.男方不娶妾；４.男死后女可再嫁；5.男女双方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1902年，章太炎的原配夫人王氏病逝，他在《顺天时报》刊登“征婚告白”，提出五条标准：女方是鄂籍（湖北人）；大家闺秀，性情开化；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尊重；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五条标准，尤其是最后一条，引来众人嘲笑。

1903年，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在《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一时风行，可谓“谴责小说”的丰收年。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当章太炎、邹容下狱时，正值慈禧生日，柳亚子遂赋诗一首以抒愤激之情：“胡姬也学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风。”

1903年，南社诗人柳亚子第一次看到卢梭“天赋人权”学说，高兴地几乎要跳起来，说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妙的词，遂将名字改作柳人权。柳主张男女平等，倡一夫一妻制，新婚不久，即请人刻一方印章，铭曰：“平生不二色”。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叶德辉家富藏书，人多吝啬，书橱上赫然贴着“书与老婆，概不外借”字条。此人善经营，但为富不仁，无怪乎他的学生说“吾师耻言高尚”。

叶德辉性爱渔色，满口脏话，“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够”，人称文化流氓。他长年带领门生嫖娼，且颇好男色，收藏春宫图甚丰，曾汇编刊印中国古代房中术名著。叶的老师王湘绮骂他“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

叶德晖爱臧否人物，尝谓：清末有四人讲公羊，王壬老，廖季平，康有为和我。我们各有各的公羊，内容绝不一样。

康梁变法，叶德辉因讨厌康圣人的“今文经学”，视之若仇寇，以至于宣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他时时哀叹儒风日微、斯文欲坠，“旧学商量同辈少，中原离乱故乡亲”，慨叹人心不古，尤对那些急不可待地去当民国高官的朋友颇为不满。1916年王湘绮去世，他送给老师一副挽联：“先生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因王湘绮在清亡后又出任袁世凯政府国史馆馆长之职。

张之洞办《楚学报》，以梁鼎芬为总办，章太炎为主笔，没想到章太炎在第一期即撰长文六万余言，极力排满。梁鼎芬看后，大怒，怕章氏议论连累自己，连呼“反叛反叛”，命四个轿夫将章太炎拉出，打了一顿，送归上海。后来太炎凡与人争论不休时，人言“叫梁鼎芬来”，太炎便微笑而止。

迟暮第二(9)

1902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将自己头顶的“富士山”剪掉。他声明自己剪掉发辫既不是为了美观也不是为了革命，而仅仅是因为“不方便”。他剪辫后立即拍了小照一帧，并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4年，慈禧70大寿，章太炎送去一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1890年，美国檀香山华侨黄秉常等集资在广州长堤开办了第一家电灯公司，发电量可供1500盏灯照明用。当时用电量按灯泡亮度收费，灯泡分16支烛光和10支烛光（1支蜡烛亮度等于1烛光），每盏灯月收费1元和6角。因电费昂贵，整座广州城只有700盏电灯用户。

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获知《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震怒，迅即将其捕来。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于是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献身的新闻记者。

1885年上海《外滩公园游览须知》第一条：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规章》： 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马、汽车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

1909年的法租界公园的规定：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 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则可入内

20世纪初，中国始有“公园”，然而却不准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园就规定：“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人游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人游览。”

1899年10月，法国人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历时11个月后抵达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这些照片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

1904年，中国人有了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即武汉幼稚园。幼稚园全套照搬日本办园模式，连“幼稚园”这个词也是从日语中直接拿过来的。主管该事的张之洞曾意欲将幼稚园改为“敬节学堂”，以维护中国“礼法”。

1909年2月6日，清廷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此次废奴诏谕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自此，历经两千余年的奴婢制度终告结束。

1905年，北京社会各界纷纷创办公众报刊阅览室，有识之士也常常把报纸张贴于大街小巷以供路人阅读。此风一开，数年间由北向南，影响遍及全国。

胡兰成《山河岁月》：“中国近两千年来有三个大时代，秦变制度，隋变文物，而有汉唐文明的翻新。第三则是从清末起接触了现代西洋，制度文物皆变，但亦并非中国文物被否定了，它只是在又翻新。”

1905年10月，满族人惠馨女士为兴女学殉身自殒，并留下遗书：“愿将一死，以动当道，请拨款，兴女学，图自强！”

殷海光说，满清承袭了很多优良的传统，清朝的士大夫多能固执于道德理想，所以为人甚有规范、风格。“我认为成为社会明灯的，必须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全看是否尊重知识。”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13国）宣战。屡战屡战，屡败屡战！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共和第三(1)

1907年7月15日，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时报》描述当时情景：“ 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唯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 远距离革命家 而已。”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使孙中山也觉得其“首鼠两端”，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而两人分歧的焦点，就在于一个要革命，一个要改良。孙、梁不能合作，连章太炎也深感惋惜。他表示：“吾人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七十二侠士枉洒青春热血。黄兴痛不欲生，为祭奠英烈，填《蝶恋花》词一阕：“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碧血横飞，浩气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传黄兴当年常配两方印，一文曰：“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另一十字白文印章，印文曰：“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使者。”

孙中山曾说：“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我是第二。”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结束其1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众人纷纷揣测他从西方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孙却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陆皓东曾亲手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后成为中华合众国国旗。被捕后他痛斥清廷腐败：“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后被清政府五马分尸，年仅27岁。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概念。

李泽厚说，中国近代出现了三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大同”空想和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

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算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总统府设在南京旧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幢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房内居住。由于财政困难，百废待举，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没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这实际上是一种供给制。

1912年，民国开新纪元，断发易服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孙中山通令全国：“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1913年7月1日，有媒体对中小学生“最崇拜的人物”搞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孔子（157人），孟子（61人），孙中山（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仲淹（8人），岳飞（７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陶侃、大禹、华盛顿（4人），程德全（３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２人）

孙中山非常看重演说。“凡大演说会，有赞成者，亦必有反对者。登台眼观四座，有何党何派人，然后发言，庶不至离题。出言不慎，座中报以怪声，此演说家之大忌。必使赞成者理解清晰，异常欣慰；反对者据理折服，亦暗中点头；中立者喜其姿态言语，亦易为左袒。万不可作生气语，盛气凌人。”

孙中山与人倡言反清复明，有不了解者，孙即将“某某通宝”拿出来问：“汝等识此字乎？”答：“能识。”又举反面两满洲文示之，则曰：“不识。”

1912年八九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是。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十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袁听后瞠目结舌，对其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共和第三(2)

黄兴做了一辈子副手。他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罗家伦认为，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 士 。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 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克强（黄兴）雄而不英，钝初（宋教仁）英而不雄。”

1912年10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又派人将委任状、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命人把东西悉数退回，却把马留下了。黄的儿子问：“为什么要留马？”黄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

1916年，有“中国革命之拿破仑”之称的黄兴病逝。时在病榻上的蔡锷亦悲伤地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章太炎给黄兴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有记者问孙中山对袁总统如何评价，孙说：“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问及袁某有无野心，他说：“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

袁世凯《咏怀》一首：“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袁世凯对人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只有三个半，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襄），再加上半个张季直（謇）。

辛亥军兴，国人颂功绩者，盖有六人：黎元洪威振江汉，天下向风；林述庆身先士卒，百战百胜；唐绍仪舌战群英，心力俱瘁；伍廷芳弭定共和，百折不回；段祺瑞首请逊位，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

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因此，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首先想到让他来主持大局。黎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在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武昌起义后，革命风声传到江苏。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时局，将巡抚衙门屋顶的瓦片挑落几片，同时把衙门的牌子一换，就以示“革命”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江苏都督。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的父亲开了一家瓦窑，颇善经营，陶成章却偏执于读书和革命。有一次父亲问他：“你搞那些子革命，为的是个啥呢？”陶答：“为了要使得人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对人说：“我儿子要使得人人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挡呢？”便由着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

民国成立后，政府授于式枚为参政，于坚辞不受，并拟一联悬于户：“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

柯劭忞辞去参政院参政，有人问其故，柯曰：“政出多门，何

共和第三(3)

1912年1２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退位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之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宫、宗庙、私产、杂役均保留如初，且每年还有岁银四百万。可谓优厚。

1912年退位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对当时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一人他却记忆清晰：“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彰德隐居时，韬光养晦，故作淡泊洒脱状，作有《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有“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句，险些将心思说破。

袁世凯曾向马相伯请教升迁之事，马半开玩笑说，只要厚赂宦官，结纳亲贵，便可越级提拔。袁如法炮制，果然也。事后袁问他：先生既然认识如此透彻，为何不为自己经营一下呢？马见他如此浅薄，只好嘲讽道：“我是只会说不会做，所以未免终为书生也！”

民国告成，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炎培），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袁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 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

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对宋，袁一开始可谓极力拉拢，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袁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只略取少许，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宋教仁幼丧父，家贫，刻苦好学，长游日本，历十余年未曾回国。其母年七旬，思子情切，常写信促归，谓其“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宋往往捧书涕泣，长夜不眠。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宋教仁随着一声枪响倒下。临终前，宋并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真诚地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电报到京，袁世凯正和章士钊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宋教仁死后，有人送了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应夔丞是直接凶手，赵秉钧是总理，赵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主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宋案”真相大白后，直接指使者国务总理赵秉钧被迫辞职，袁世凯不得不改组内阁，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内阁总理。袁世凯对熊希龄说：“决以君领袖内阁，各部长我意中均已有人，君愿与之共治国事否？”熊说：“这些人才固佳，乃第二流角色耳。”袁问：“谁为第一流？”熊曰：“汪大燮、张謇、梁启超等是。”经熊希龄再三劝驾，梁启超答应出任司法总长一职，汪大燮、张謇分任教育、农商总长。袁世凯笑曰：“此第一流内阁。”

史家们多认为，袁世凯在大清帝国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共和第三(4)

袁世凯预谋帝制，蔡锷尚在京师，袁防之颇严。蔡锷在京韬光养晦，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面却与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他逢人便讲，“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暗中却前往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讨袁大计。1915年12月19日，蔡锷脱离袁世凯的掌控，辗转回到昆明。当袁世凯听说蔡锷已“纵虎出柙”，乃抚膝而叹曰：“悔不早扑杀此獠也！”

当年袁世凯意欲称帝，其次子袁克文呈上一诗云：“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志得意满，刻意称帝。严范荪苦劝，置之不理；张一麐进言，不听，遂退出机要。称帝失败后，临死骂袁克定：“一生威名，皆为汝所败。”思及严修，谓生平直友，皆不与我见面，可伤；又说张一麐：你对得起我，我对不起你。

袁世凯称帝后，手下袁乃宽奔走尤为得力。袁乃宽的儿子以此为耻，遂改名“袁不同”，以彰显自己与父亲趣味殊异。

蒲殿俊清光绪年间得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曾留日。1915年，袁世凯想拉拢蒲殿俊，交谈中，袁不由自主地自大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

袁世凯慷慨好施，寒士多依其为生。某次，徐世昌（字菊人）往游其别墅。门人外出，袁正在书斋读书，徐直接闯入，与袁交谈，二人互相倾服，遂定交。徐家贫，袁资助他入都应试，成进士后，对其更加器重，尝对人说：“菊人，妙才也。”

徐世昌初与袁世凯相识时，二人都还是少年，袁问徐：“我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徐说：“诸葛亮。”袁说：“哪敢，哪敢。”又对徐说：“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导之下。”徐说：“安石、夷甫何许人也？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

丁宝铨曾为清末边疆大吏，晚年侨居淞滨，课读诸子，不问世事。袁世凯做总统后，欲任命丁为水利局总裁，丁坚辞曰：“老朽不堪为世用，毋相逼太甚。”

袁世凯称其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世昌雄才，杨杏城逸才，严范孙良才，赵智庵奇才，张季直槃才，孙幕韩隽才，阮斗瞻清才，周辑之长才，梁燕孙敏才。杨度善辞，王揖唐善谋，张仲仁善断，曹汝霖善计，陆宗舆善策，章宗祥善治，汪衮甫善政，金伯屏善文，顾巨六善道，施鹤雏善事。福将王聘卿，主将冯华甫，重将段芝泉，儒将张金波，老将张子志，猛将张绍轩，守将田焕庭，勇将曹仲三，大将倪丹忱，战将段香岩，健将雷朝彦，胜将陆朗斋，强将江宇澄，骁将田韫山，武将陈二庵。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三大将，并有盛名，世称王龙、段虎、冯狗。

一战之始，德国威廉皇帝威震世界。袁世凯醉心德制，从治军到家法，无所不至。府中文武军官，皆模仿袁世凯嗜好，蓄起威廉二世八字牛角须。

袁世凯对熊希龄说：“决以君领袖内阁，各部长我意中均已有人，君愿与之共治国事否？”熊说：“这些人才固佳，乃第二流角色耳。”袁问：“谁为第一流？”熊曰：“汪大燮、张謇、梁启超等是。”阁成，袁笑曰：“此第一流内阁。”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汪精卫一到北京，袁世凯即召见之，并待以殊礼。汪走后，袁对其子克定说：“共和功人有卤莽者，有激烈者，有粗疏者。如精卫之气度爽朗，功成不居，彼党中一人而已。”

共和初建，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以陈其美为部长，曹汝霖为国务员。章太炎闻之，致电袁、唐说：“京外官僚中非无清刚晓练之士，何取著名鬻国之曹汝霖？发难首功非无稳健智略之人，何取弄兵潢池之陈其美？”袁阅电，对唐说：“共和伟人，当以此公为最爽直。”

共和第三(5)

顾维钧面白如玉，袁世凯初见之，对其岳父唐绍仪说：“令坦何处人？”曰：“吴人。”袁曰：“吴郡不独女子美，男子亦佳。”

顾维钧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更被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评价为“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他更广为人所知的，却是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

袁世凯创设参政院，罗致遗老为参政。有对此批评者，袁解释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袁世凯征沈家本任司法部长，沈婉辞，袁说：“这是大家的意思，若不将君名列于国务员单内，恐失人望。”沈说：“若实在没办法，就注明以病坚辞。”不多久，袁使其长子克定再次敦劝其出山，沈正色道：“宁死不做官。”

严范荪被命为教育总长，坚卧不起。政府咨询其用人问题，严对曰：“任官唯贤，当求与时势适宜之人与之图治。”

袁世凯想让杨度任教育总长，杨坚辞不受，袁问：“君是不是嫌此官阶太小？”杨对曰：“教育闲曹，吾愿帮忙，不帮闲。”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留下“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一语，袁总统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梁启超辞官归里后，辗转于全国演讲。某次在东南大学讲学，有客问：“国粹将亡，如之奈何？”梁反诘：“何以见得国粹将亡？”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勃然大怒曰：“从古就是这么少！”

袁世凯屡请康有为进京，康坚辞不去，袁以词致之曰：“京洛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爱国如公，宁容独善？”康答曰：“问道求贤，三征未已。猥以衔恤，未酬隆情。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

康有为后来参与丁巳复辟之谋，人问之，则曰：“吾固保皇党首领，保皇即保清，是以主张复辟也。”

康有为助张勋复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并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有人担心如此会破坏师生之谊，梁答：“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梁启超多变，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人曰：“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

康有为说：“梁任公高峙岳立，国之栋梁。”

张勋入京觐见，袁世凯召入居仁堂，与之共论大政。张于国计民生侃侃而谈，袁击节连叹：“血性男儿，血性男儿！”

袁世凯将章太炎囚禁在京师龙泉寺，虑其以文字煽乱，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说：“武则天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

袁世凯在企图恢复帝制时，对借助孔教正统的支持可谓煞费苦心。1916年1月1日，袁称帝的第一天，即下令封孔子后裔孔令仪为“衍圣公”，这个头衔最早是1055年宋朝皇帝封给孔子直系后代的。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文东武西排列，向袁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极浓重的河南腔发表演说如下：“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已牺牲一身，今后还将牺牲子孙。”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记录袁世凯登基仪式：“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

共和第三(6)

袁世凯额广颧高，目光威严，躯干宏伟，算得上一美男。然而他两腿甚短，不成比例，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时人戏称为“半截皇帝”。

徐世昌说：“项城（袁世凯）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

黎元洪曾对人说：“项城深沉过人。”闻者问：“他何处过人？”黎说：“我与之周旋两三年，从未曾听他说要做皇帝。”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年仅29岁。梁任公对蔡从戎曾力加反对，认为他天资聪颖，身体瘦弱，不如研究学问。蔡锷不为所动。并说：不做个出色的军人，就不再来见梁师。

护国军兴，让袁世凯恼羞成怒，责令湘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不想一查吓一跳：蔡为官多年，邵阳老家却仍然寒素贫微，“实无财产可查封”。蔡锷病逝后，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

1916年11月8日，护国将军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4岁。孙中山称赞他“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的红颜知己小凤仙在闻知将军辞世后，奉上一副挽联以寄无限哀思：“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

历史学家李剑农说蔡松坡“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报人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唐继尧以平黔乱功被任为贵州都督，时年方二十三。蔡锷病后，推荐唐取代自己，任云南都督，俨然西南首领。有客说：“君年逾冠即任封疆大吏，实乃古今罕见。”唐说：“甘罗为秦上卿年甫十二，余视之有愧色矣。”

林述庆少年倜傥有大志，曾愤然曰：“男儿居今不学万人敌，顾以文书终，耻孰甚焉。”于是挺身投福建武备学校。

王士珍患病，袁克定前往探视，趋前下拜，王略一举手，袁颇不高兴，说：“我又非你的下属，为何回礼如此不周？”王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论行辈可答可不答，你虽高贵，但与我无关，我不能失序以取媚。”

杨度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闹剧中，曾赢得“筹安会长”的“雅称”。袁氏死后，杨度也辞归故里，闭门读书，颇有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之意。某次，杨氏为其母生日祝寿，有宾客送来一寿联曰：“海屋添筹，安琪天使；香山盛会，长乐花开。”全联十六字，寓“筹安会长”四字。家人知其有讥笑嘲弄之意，欲撕毁之。杨度阅后，胸襟坦然，并频频称赞此联不仅辞藻秀丽，对仗工整，而且用典恰到好处，不失为上乘佳作，立命家人将其悬挂于中堂显眼之处。

杨度与夏寿田是好友。1895年，二人同年参加会试，夏中榜眼，杨却落第。一日同游陶然亭，杨说：“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杨衰草。”夏对：“万倾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后来杨纵横天下，夏却黯然许多。某日，二人旧地重游，杨再写：“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则对“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杨度与蔡锷均是王湘绮的弟子，王对比二人之不同：杨度“憨直”，不圆通，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杨合作，则成就将不可限量。

杨度曾向袁世凯“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袁未从，结果袁的皇帝梦还是终结在蔡松坡手里。袁临终时说：“杨度误我！”杨度则在挽联中说：“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王闿运曾为袁世凯重用，但终究深窥到袁某之野心，曾写下一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上联嵌入“民国”二字，讽刺民国南北分裂；下联嵌入“总统”二字，痛斥袁某人“不是东西”。

袁称帝后，邀王闿运任职国史馆，王却之不暇，遂应付了事。《日知报》云：“王袁世凯额广颧高，目光威严，躯干宏伟，算得上一美男。然而他两腿甚短，不成比例，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时人戏称为“半截皇帝”。

徐世昌说：“项城（袁世凯）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

黎元洪曾对人说：“项城深沉过人。”闻者问：“他何处过人？”黎说：“我与之周旋两三年，从未曾听他说要做皇帝。”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年仅29岁。梁任公对蔡从戎曾力加反对，认为他天资聪颖，身体瘦弱，不如研究学问。蔡锷不为所动。并说：不做个出色的军人，就不再来见梁师。

护国军兴，让袁世凯恼羞成怒，责令湘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不想一查吓一跳：蔡为官多年，邵阳老家却仍然寒素贫微，“实无财产可查封”。蔡锷病逝后，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

1916年11月8日，护国将军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4岁。孙中山称赞他“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的红颜知己小凤仙在闻知将军辞世后，奉上一副挽联以寄无限哀思：“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

历史学家李剑农说蔡松坡“盖棺后室家萧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报人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唐继尧以平黔乱功被任为贵州都督，时年方二十三。蔡锷病后，推荐唐取代自己，任云南都督，俨然西南首领。有客说：“君年逾冠即任封疆大吏，实乃古今罕见。”唐说：“甘罗为秦上卿年甫十二，余视之有愧色矣。”

林述庆少年倜傥有大志，曾愤然曰：“男儿居今不学万人敌，顾以文书终，耻孰甚焉。”于是挺身投福建武备学校。

王士珍患病，袁克定前往探视，趋前下拜，王略一举手，袁颇不高兴，说：“我又非你的下属，为何回礼如此不周？”王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论行辈可答可不答，你虽高贵，但与我无关，我不能失序以取媚。”

杨度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闹剧中，曾赢得“筹安会长”的“雅称”。袁氏死后，杨度也辞归故里，闭门读书，颇有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之意。某次，杨氏为其母生日祝寿，有宾客送来一寿联曰：“海屋添筹，安琪天使；香山盛会，长乐花开。”全联十六字，寓“筹安会长”四字。家人知其有讥笑嘲弄之意，欲撕毁之。杨度阅后，胸襟坦然，并频频称赞此联不仅辞藻秀丽，对仗工整，而且用典恰到好处，不失为上乘佳作，立命家人将其悬挂于中堂显眼之处。

杨度与夏寿田是好友。1895年，二人同年参加会试，夏中榜眼，杨却落第。一日同游陶然亭，杨说：“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杨衰草。”夏对：“万倾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后来杨纵横天下，夏却黯然许多。某日，二人旧地重游，杨再写：“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则对“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杨度与蔡锷均是王湘绮的弟子，王对比二人之不同：杨度“憨直”，不圆通，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杨合作，则成就将不可限量。

杨度曾向袁世凯“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袁未从，结果袁的皇帝梦还是终结在蔡松坡手里。袁临终时说：“杨度误我！”杨度则在挽联中说：“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王闿运曾为袁世凯重用，但终究深窥到袁某之野心，曾写下一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上联嵌入“民国”二字，讽刺民国南北分裂；下联嵌入“总统”二字，痛斥袁某人“不是东西”。

袁称帝后，邀王闿运任职国史馆，王却之不暇，遂应付了事。《日知报》云：“王湘绮自膺特聘纂修国史到京，开馆以后，老趣颓唐，全持玩世主义，对于史事，搁置脑后。正如为混沌画眉，不知何时始有端绪。”某政界人士面晤湘绮老人，询以国史馆近状，王曰：“无事可办，吃饭而已。”

共和第三(7)

王湘绮受袁世凯之邀甫一抵京，袁即以私家车迎入公府，集百官大开宴席为之洗尘。宴罢，互相道故，袁辞极卑谦。湘绮退而对人曰：“袁四真是可儿。”

袁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倡导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 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有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黎元洪做大总统后，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某日，段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议事，意见不合，段拂袖而去，某阁员亦咆哮大怒。而黎却神色悠闲，若无其事。

黎元洪在鄂为协统时，曾写一春联曰：“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其豪情奇气已跃然笔端，识者料其绝非池中之物。

徐世昌曾说：“黎元洪德量如曾国藩，旷达如彭玉麟，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

黎元洪上台后，给李烈钧颁发一枚大绶勋章，以示拉拢之意。李将这枚大绶勋章挂在他豢养的哈巴狗脖子上，让他的儿子牵去大街溜达，以示对北洋政府的鄙弃。

黎元洪退任总统后，继任者冯国璋拟每月以银币三千元为退任总统之津贴。使人问黎元洪的意见，黎说：“总统任期五年，使退职者均有津贴，徒重加人民负担。余尸位一年，无功德于民，断不敢开此先例。”

黎元洪临终遗言：“ 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 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 ”

冯国璋临终交代子孙：“我们的财产，除去在南京烧了五百七十万元，张调表这个小子，侵吞了三百万元，王克敏这个小子骗去了四十万（贿选），此外都与账上相符，并不短少，你要好好保管。”冯氏一生聚敛钱财，富可敌国。

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复辟。当日早晨，警察命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早无此物，只得用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见的清朝袍褂也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并首次使用了飞机。当飞机出现在紫禁城上空并扔下三颗炸弹时，张勋的复辟美梦便彻底破灭。溥仪回忆说：“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落；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和谈，鼓吹尊孔读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去职。徐被迫返回天津，避居英租界，诗酒自娱：“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似有飘然出尘的快意。

北洋时期，大小军阀玩鸟逗鸟成为一时之尚。徐世昌养一八哥儿，通人性，会奉承，远远瞧见徐世昌，就“大总统，大总统”地叫个不停，逗得徐大总统喜上眉梢。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 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 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共和第三(8)

辛亥革命后，年轻人都喜欢穿洋装，樊樊山仍然穿袍子。人问他为何穿满洲服，樊反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答曰：“我穿的是外国服。”樊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李经迈是李鸿章的幼子，系庶出，曾充出使比利时大臣。辛亥革命后，李经迈隐退寓居上海租界，洋房洋车，是著名的丁香花园的主人。曾有客问李经迈：“最近往来者都是何等人？”李曰：“闭门谢客，拥书自乐久矣，朝夕往来于室者，一猫、一犬耳。”

王治馨本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先生，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后，王跃升为京兆尹，后因渎职被袁所杀。袁杀掉王治馨后，有一次陆军中将陆建章进见，袁问他：“尊容何故消瘦甚？”陆对曰：“兔死狐悲，唇亡齿寒耳。”

吴佩孚与曹锟同在京中治军。曹常戎服佩刀，望之凛然；吴则便衣布履，手执唐宋人诗，吟哦不断，曹讽之曰：“书呆子。”

张作霖少为盗魁，出没白山黑水间，术士某见之，说：“君贵相，他日功业当无量。”张信其言，下山投靠赵次珊，领兵千人，忠勇奋发，兵到匪除，官民交诵，遂擢为统领，改任督军兼省长，晋上将军，授东三省巡阅使，自此发迹。

1911年5月，留学西方七年之久的丁文江由香港经越南坐滇越铁路到了昆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地之旅。他发现当时所出版的几份中国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作蓝本印成的，“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竟无人发现。”

1913年1月1日，东、西长安门及天安门广场正式开放通行，从此，昔日壁垒森严的皇城禁地成为普通百姓自由穿梭的公共场所。史景迁在其《天安门》英文版前言中说：“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迷金醉，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 ”

1905年，日本报界指责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放纵卑劣”。正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激愤不已，决定以一死而警醒国人，激励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12月8日，他一步步走向东京大森海湾，投水自尽，时年30岁。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夕赋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吴稚晖年少时，读到《何典》开篇一首如梦令中一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茅塞顿开，豁然领悟，从此骂人无拘无束，自由放荡。鲁迅在《“言词争执”歌》中讥讽道：“ 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 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此理。”

吴稚晖写文章骂人，酣畅淋漓，正言斜语，不痛快不收笔。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皇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可谓捶床村骂，无所不用其极。

1912年5月20日，23岁的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 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落之同胞 ”这篇美文是于右任为《民立报》所写的发刊词，文采璀璨，气势如虹，传诵一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誉。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云：凡著述大家，皆有手抄秘本，匿不示人。比如章太炎就有手抄秘本数十册，蝇头小楷，极精致，皆魏晋以前的好文调，“故其作文渊雅古茂”。某次，太炎的秘本被人发现，结果大为尴尬，闹得“几致动武”。

共和第三(9)

某次，章太炎居东京，陈独秀前去拜访。时钱玄同、黄侃在座，闻客来，避去。主客谈汉学甚欢，陈说：“湖北未尝出大学者，太炎唯唯。”黄侃隔墙大怒：“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未必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也未必就是足下。”陈闻之大窘。

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期间，交往最多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三人同租一屋，一起学习读书。某次，三人断了炊，陈与章在家等饭，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换点钱买吃的。一直等也不见人影，陈章二人不耐饥寒，就沉沉睡去。直到午夜，苏曼殊才手捧一本书摇头晃脑地回来。他俩一骨碌爬起来，问：“吃的呢？”苏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终在夜市上得到。”三人遂披衣起床，阅读至天明。

苏曼殊一旦有钱，定会邀朋友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对于自己招来的妓女，苏曼殊总是凝目对视，一句话也不说，可谓目中有妓，而心中无妓，自有几分出世与入世的定力。

1915年，北京嫖赌之风日炽，不仅贩夫走卒、纨绔子弟、政府官员成了嫖客赌徒，连青年学生也沾上了嫖赌恶习。据当时一位医生统计报告，北京大约一百名学生中，就有九十人受染花柳病。

1915年，李大钊在日本求学期间，得知袁世凯已秘密接受了“二十一条”，遂拍案而起，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悲叹：“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然而过了40岁，他还活着，而且白白胖胖，膏厚油多。另外，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和他关系疏远后，写过《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的：“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老北大有“偷听”之传统，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小说家许钦文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深情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1918年深秋，?梁巨川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于自己生日前三天在北京积水潭愤然投水自尽 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临行之前，梁巨川问儿子：“这世界还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父亲说：“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从容赴死。

梁巨川在遗书里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殉清 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古文家林纾在奄奄一息之际，仍然颤抖着在儿子的手心写下最后的叮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而修。”

晚清遗老李梅庵患疮，僵卧不能行动，家中无米，老境凄凉。张勋知道后，差人送来纹银六两，放下就走。李派人追回说：“昔日少轩（张勋）之银可受，今日少轩之银万不能受。少轩今日之银，乃国民政府所给，予不欲间接受国民政府之赐。”

清亡后，文人吊客多以遗老入诗，石遗老人陈衍道：“唯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

徐珂和梁任公同年。任公曾集宋词一联寄徐：“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徐装潢了挂在室中。徐去世后，蔡元培挽曰：“嫉恶如仇，独对我过事宽容，平生风义兼师友；多文为富，无片刻暂离铅椠，等身著述付儿孙。”

共和第三(10)

胡适说梁启超遗墨约有三万件，件件是珍品，其中没有一件是“苟且落笔”的。何以故呢？因梁氏成名太早，知道自己的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所以他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胡氏此话有些夫子自道。

1910年3月22日，大雨滂沱。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辆人力车回家。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

辜鸿铭在北大期间，好做狭邪游，课余，常与友人出入勾栏。他喜欢夺取妓女手中手帕，无论颜色为何，皆纳入怀中，常在课堂取手帕揩鼻涕，五颜六色，缤纷满案，学生匿笑，亦不顾也。

辜鸿铭曾说，“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

张勋复辟后，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很尽力，梁敦彦保荐辜作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苏曼殊曾经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 土阿福 。”

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欢谄媚之徒。某次，张的小妾染病，素为张所看重的某人乃设香案于家中，天天为之祈祷。张闻之曰：“我素爱其才，乃不知其德。”言至此遽止。自此，虽貌似重之，但已不如以往之殷挚矣。

张謇晚年曾卖字助学，有人问他：“公何处不可搜集些钱来，而必靠腕力以成事？”张说：“我哪里是不想他人来助？但必须先竭尽我本人的力量，方可再求助于人，如此我心才安。”

杨渭叟说：“读书达理方知惭愧，读书多方多知惭愧。鲜读书未必知惭愧，不读书断不知惭愧。”

易实甫闲居乡下，贫困不能自存，其乡人袁某与之善，问：“君能屈志小就否？”易对曰：“枯鱼入水，岂遑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遂荐为印铸局参事。

杨星川历任铁路银行要差，但交游甚寡，有客问其故，杨曰：“交不贵多，得一人可胜千百人。予生平知己，杨季子一人而已。”

程雪楼乃沪上居士名流，某次，去常州天宁寺游玩，指一沙弥曰：“和尚何以不应有发？”沙弥说：“为除烦恼而做和尚，岂能不削去三千烦恼丝？”反问程：“公亦和尚，何以有发？”程说：“余万念都泯，不觉烦恼，虽做和尚而烦恼丝可去可不去。”

梁鼎芬写信给吴子修：“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吴说：“趣人趣语。”

清末名士俞恪士结庐西湖，以年来花柳剪伐日少而西式楼阁渐多，笑对客曰：“西子虽趋时作欧美装束而丰韵犹存，洵不愧绝世佳人。”

某次，一丐持碗来到袁海观门前乞食，此碗视之乃精瓷，袁问他卖不卖？丐曰：“以此乞食，不愿售。”再问：“多给钱卖不卖？”丐曰：“丐除乞食外不知更有其他事业，要那么多钱有何用处？”袁氏颇为惊异，问姓氏籍贯，丐曰：“大地，逆旅也；万物，刍狗也，哪有什么姓氏籍贯？”说完远去。袁对客叹息：“此古之伤心人也。”

某次，民国奇女吕碧城与一代高僧谛闲和尚谈禅。谛闲和尚对她说：“欠债当还，还了便没事了；但既知还债的辛苦，切记不可再借。”此言使她解脱不少。1914年，她在柳亚子提携下加入“南社”，让南社的小才子们很是骚动了一阵。但吕对南社的那帮小才子根本不动于心，她说：生平可称许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精卫）年岁较轻

1918年夏，上海一议员致电江苏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 ”当时，此种着装属违法行为，胆敢着此类“妖服”招摇过市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

杨翠喜乃天津名妓，当时的风流才子李叔同对她追求最力，曾为其写诗曰：“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某次，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到天津，看上了翠喜。段芝贵以巨资将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遂得到署黑龙江巡抚之职。李叔同痴情落空，誓言终身不娶，后遁迹空门，号弘一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