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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1)

- 第2节：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2)

- 第3节：韩非的“叛逆”(1)

- 第4节：韩非的“叛逆”(2)

- 第5节：韩信的市井之志(1)

- 第6节：韩信的市井之志(2)

- 第7节：李广难封

- 第8节：刘邦与刘秀

- 第9节：政治广告(1)

- 第10节：政治广告(2)

- 第11节：政治广告(3)

- 第12节：政治广告(4)

- 第13节：政治广告(5)

- 第14节：政治广告(6)

- 第15节：此地旧长安(1)

- 第16节：此地旧长安(2)

- 第17节：此地旧长安(3)

- 第18节：文可安邦

- 第19节：不战而屈人之兵

- 第20节：鸠摩罗什法师

- 第21节：旧唐密码诗

- 第22节：柳宗元的政治冒险(1)

- 第23节：柳宗元的政治冒险(2)

- 第24节：王猛身后

- 第25节：托孤事大

- 第26节：君臣之间

- 第27节：干宝论西晋之亡(1)

- 第28节：干宝论西晋之亡(2)

- 第29节：绅士政治(一)

- 第30节：绅士政治(二)

- 第31节：寒人掌权

- 第32节：儿子得道

- 第33节：清雅之士

- 第34节：陈婴母与王陵母

- 第35节：避祸

- 第36节：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 第37节：谢安的闲暇

- 第38节：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 第39节：幸福指数

- 第40节：文辞欺人

- 第41节：官员的读书

- 第42节：读史的态度

第1节：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1)

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此联出自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我很是喜欢。熙宁元年（1068），《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请辞“翰林学士”一职，对宋神宗说：“臣讲读经史，粗有所采，而应对宾客，实非所长。”不佞不敢与温公比，但“讲读经史”的性情却是相近。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祖籍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世称涑水先生。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其父司马池时任光山县令，便以“光”命名。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卒，年六十八，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故后人又称司马温公。司马光一生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被目为“旧党”、“保守党”，此又另当别论。

司马光编撰《通鉴》是花了大心血的，前后总共花去19年时间，这还不包括他写《通志》的时间。治平三年，司马光向宋英宗进呈《通志》八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司马光编撰《通志》的缘起，是鉴于前代史籍太多，一般士子读来已是不易，更何况政务缠身的皇帝，于是立志要编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叙历代王朝兴衰，让本朝皇帝有所借鉴。这个想法得到宋英宗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夏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实”，同时授权他在崇文院组建书局，自己决定人选，允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藏书。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即位，给这部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写了一篇“序”。这个序言后来威力大了去了。绍圣四年（1097），蔡京的哥哥蔡汴授意一个叫林自的人，上书宋哲宗请求将《通鉴》刻板毁去，太常博士陈瓘便祭出神宗的“序”，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敢毁去神宗钦定的书？蔡汴一流也担心被扣上“诬毁先帝”的罪名，只得手软，偷偷将刻板收起来，不让再版就是，复不敢议毁版事。

司马光的助手主要有三人：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后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书局，负责文字检校，《通鉴》成稿之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加入文字校对。对于书局三人的分工，历来意见纷纭，我认同如下说法：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负责唐代。刘恕还是全局的副手，司马光经常与他讨论一些重要的体例问题。司马光编书的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从治平三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为在朝编撰时期；从熙宁三年九月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为出知永兴军 编撰时期；从熙宁四年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书成，为卜居洛阳编撰时期。

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他在洛阳修建了一个占地二十亩的园子，名“独乐园”，中有“读书堂”，藏书五千卷，司马光便“穷巷昼扃户，闲轩卧读书”，过起15年读书著述的闲隐生活。司马光编书是相当辛苦的，卷帙浩繁且不说，还要对各家的选本进行比勘，从中爬理出合理的脉络。温公自课每三天删改《通鉴》一卷，偶因事耽误，隔天一定补上。仅“唐纪”初稿，他就费时四年多，这不过是粗稿，还要进一步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通鉴》一书修成，司马光已是老眼昏花，牙齿没剩几颗，精力大不济，其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第2节：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2)

《通鉴》成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后周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的历史。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起来是354卷。《通鉴》一问世，就备受瞩目，神宗皇帝推许此书为前代所未有。清人曾国藩尤重此书，说：“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毛泽东一生通读此书达17遍之多。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就说出了《通鉴》一书的价值所在。所谓“叙事有法”，是说司马光师承《左传》的叙事风格，将历史事件的原委叙述得条理分明，而又简明扼要。但司马光不用“春秋笔法”，不在行文中随便评价人物，这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不一样。有感而发的时候，司马光通常以“臣光曰”来发表见解，《通鉴》一书“臣光曰”多达一百多篇。《通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开篇，司马光写了第一篇“臣光曰”，毛泽东评论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司马光的用意也在里面了。

《通鉴》一书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鉴》善写战争，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运筹帷幄，堪称经典。

司马光的文风师承西汉，这也是促成《通鉴》一书之所以“粉丝”如云的重要原因。尽管书局三人各有分工，但最后的定稿一出司马光的手笔。因此，《通鉴》一书最能代表司马光的文笔风格。王安石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朱熹也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米饭天天吃，没有腻烦的时候，缘于它接受阳光雨露的自然。以故后来的学子们不但读其中的故事，而且把有些章节当经典名篇来背诵。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仅《通鉴》一书就选了11篇。

中国人之所以有皇皇二十五史，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借鉴往事以知照当下。姑且不论周作人的是非，仅就其说历史的一段话就相当有见识，他说：“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苦口甘口》）周作人推介《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总须要有一书经目，于己也有好处。司马光编著《通鉴》的用意也本于此。他在《通鉴》卷69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其中自言写此书的目的时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所以是书除写帝王将相外，还写了很多高风亮节的人物，又详写许多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因此，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不佞一介布衣亦喜史书，以《通鉴》为甚，除读书之趣外，也是想开开蒙，拓展视野。胡三省建议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余便是这样的“饮河之鼠”，一路读来，有感于心便发而为言，得读书笔记274张，随后的日子便将之一一厘为心得，几番作过修订，终成此卷，“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司马光《进通鉴表》），还望方家教正。

刘义光

己丑年春三月于中和居

第3节：韩非的“叛逆”(1)

一、百年皆客

韩非的“叛逆”

韩非主修刑名之学，最终自己却被无情地套上了枷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比如作茧自缚的商鞅，使后来的士子们不得不步履谨慎起来。作为悲剧性的人物，韩非一生钟情的学术主张，如一杯酒，练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条，而最终，这杯酒却成了为他壮行的最后晚餐。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和秦国后来的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按理说，六国多辩士，不说口若悬河，口齿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们的韩非却偏偏患有严重的口吃——命运跟韩非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秦王嬴政只要轻轻推开函谷关，映入眼帘的，便是挡路的韩国，挡住了秦军千万虎狼之师的东进之路。家门口有块石头，换谁都会不爽。于是，秦王的剑锋便直指近邻。

而韩国国内，韩王的做派和大多数国君一样，无非酒池肉林，把一些正直之士当作眼中钉。因此，戏剧性的情况便出现了，当边关吃紧时，韩王才慌忙想起那些大臣大将们都在家抱小孩呢，于是临时征调他们去挡一阵子。要是嬴政稍打一个盹，他又温柔富贵乡去了。有这样的国君，可以想见韩国的局面。

韩非要是也跟大多数公子哥似的，没事哼个小曲，遛个鸟，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他自己的主张与抱负。眼见韩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不仅仅是忧虑，而且是忧愤起来。他多次上书韩王出谋献策，洋洋洒洒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诸如《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之类，来阐明他的理想。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听众，可惜这个听众不是韩王，却是作为对手的秦王嬴政。

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六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四年，距秦统一中国仅剩12年。韩王被嬴政折腾得实在没办法，想起了最后一根稻草，派韩非子去秦国试一试，碰碰运气。可是，这一试，外交努力没试成，韩非的命却试没了。

韩非在秦国是这样开展外交作为的：他对嬴政说，只要你嬴政听我的，灭不了赵、韩、荆、魏、齐、燕，我就不是人。不但不是人，命也可以任你拿去（“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韩非不愧是法家出身，要多无情就有多无情。苏武在北海牧羊19年，受尽千辛万苦，无非为了骨气，可他倒好，反水还在其次，却要带部队打自己的祖国，难怪后人骂他。

第4节：韩非的“叛逆”(2)

嬴政对这个超级宏伟的战略蓝图怦然心动，“悦之”，恨不得明天一步就能封禅泰山，一统山河。于是嬴政考虑该给韩非安排什么样的职位，考虑来考虑去，却把对韩非的任用给耽误了。

关于嬴政的迟疑，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从史书的记载看，嬴政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况且韩非还是他极想见到的人物。《史记》上说，秦王为了尽早见到韩非，甚至命令部队加大攻击力度。可一旦见到神交已久的韩非，嬴政却一反常态，举棋不定起来，这事确实颇费思量。我的推测是，秦王从始至终都未见到韩非本人。也就是说，除了外交场合的客套外，他们之间尚缺少一次足以达成共识的深谈。而这次没有兑现的深谈，对双方都是重要之极。秦王可以借此进一步认识韩非，要用其人，总得见见面吧。韩非也可以借此进一步阐明思想，取信于秦王，大而言可以得到富贵，小而言可以保住性命。

什么原因造成秦韩的失之交臂，不得而知，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当是韩非的口吃。韩非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在嘴皮子上，而在笔底下。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而，韩非因口吃而丢掉的机会，却给了同学李斯一个可乘之机。西方有个哲学家曾说过一句相当恐怖的话：他人即是地狱。这句话用在李斯与韩非身上，真是贴切之极。

楚人李斯，也客卿秦国。所谓客卿，就好像中国留学生取得美国国籍，正准备参加议员选举，还在准备阶段，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韩非，对他的竞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结果自然不难想象，这个擅长心计且妒忌心极强的楚国人，不顾同窗之谊，准备干掉他。

李斯还真找到了韩非的死穴，他对秦王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这句话因袭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为秦国谋划的攻防思想。他为秦王谋划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那些名人名士，能拉拢的，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来，实在拉拢不了的，干脆“利剑刺之”，免得为敌所用，老给我们添麻烦。

嬴政怕的就是这个，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派人将韩非逮捕下狱。狱中的韩非要见秦王，李斯不让。要申诉，李斯也不让。不但不让，还擅做主张，派人拿了一杯毒酒，说是御赐的，逼韩非喝下去。而等秦王缓过神来，韩非，这个因为口吃而错过与秦王面谈的人物，早已吃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顿晚餐。

《通鉴》中有两人评论了此事，一是扬雄，一是司马光，二人的论点和李斯一样，关键词只两个字：“人情”。扬子认为，韩非之失在于信口胡话，没有基于“以礼动，以义止”的操守，口出狂言，不留后路，犯了自大病。司马光认为韩非替秦国谋划，首先一条就想把自己的祖国打倒，太禽兽了，死有余辜。而太史公在《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说的正是韩非的性格。

第5节：韩信的市井之志(1)

韩信的市井之志

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 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

公元前203年，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派人对刘邦说：“齐地形势非常复杂，大王就让我代理齐王（假齐王）吧，否则怕镇不住。”

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明摆着伸手向组织要官么，“他妈的……”。话音刚出口，坐在旁边的张良机警地踢了他一脚。刘邦尽管文化不高，但悟性极好，明白过来这一脚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果要反水，后果不堪设想。连忙改口说：“他妈的，要做就做真齐王，假齐王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齐王。可是，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

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赳赳武夫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心理。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局势的微妙，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三人的谋虑竟惊人的一致，第三人就是张良，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按说武涉替项羽前来游说，情有可原。可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就不怕被韩信就地正法？我的推测是：韩信的假齐王之事，估计蒯彻也风闻到了，他估摸着韩信随着势力的壮大，可能会不老实，于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问题出来了，蒯彻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书生都看出了，身为统帅的刘邦能看不出来？就是这个蒯彻，后来见韩信对他的策反无动于衷，于是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竟赦免了他，也是好命。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独具眼力，对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他说自己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在楚)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通鉴》卷十）。时至今日，韩信这一番话在我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确是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第6节：韩信的市井之志(2)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后来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是意料之中，刘邦并没有负他。司马光好意地说：“假如韩信能谦虚一点，不那么居功自傲，他也能永享子孙后代的供奉。”司马先生是希望韩信能学道张良，功成身退。问题是，韩信打小受穷，不比张良的富贵出身，以致后来见着什么都想抓住。三年大饥荒的过来人，都有一副馋相，即是此理。《资治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通鉴》卷九）后来武功发达了，钱也有了，便伸手向刘邦要“假齐王”，刘邦在张良一脚的提醒之下封给真齐王。人生的因果至此上演。

愚私下揣摩韩信的前言后语，他韩信终究不过是要荣华富贵罢了，正如梦中的阿Q，参加革命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娶老婆，还嫌吴妈的脚太长。而刘邦是个老辣的政治家，想的却是汉家天下。人心难测，欲壑难填啊，这小子手里有兵，功劳又大，三大战役他打了一个半，现在要齐王，保不准将来要……刘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想都不敢往下想。因而就睡不着觉，史家笔法是“心御之”。打仗我不行，阴谋你不行，韩信这位“沙场秋点兵”的老将，最终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保住，遑论其他。

司马迁说：“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韩）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司马迁看人入木三分，这话值得再三玩味。

第7节：李广难封

李广难封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李广与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各率部一万出击匈奴。结果是，除公孙贺没有遇到敌人外，其他三路皆与敌人遭遇，卫青大胜，而公孙敖与李广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广自己也被俘，靠着过人的勇力和胆识，夺了匈奴白马小将的马，这才逃回来。依汉律，败军之将得处死，幸好汉武帝还有一个充满人性化的补充规定，只要出得起钱，可免死罪，贬为庶人。于是，公孙敖和李广都被削职为民，公孙敖还被削去侯位。这样，李广就来到离长安不远的南山闲居，在那打了两年猎。

一次无聊，出门找朋友喝酒，还至霸陵亭，已是深夜。霸陵，是汉文帝陵寝，坐落在著名的白鹿原上。巧的是，霸陵尉那晚也喝得稀里糊涂，于是大声呵斥李广。因为根据汉律，任何人不得随便在暗夜行动，否则一律治罪。随从说：“这是故李将军。”霸陵尉也是酒壮贼胆：“在职将军尚不得夜行，何况是故的。”硬是不让他过去。李广无奈，只得屈尊在野外露宿一夜。当李广被重新起用为右北平太守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杀之”。

李广身为将军，自然应该做将军本分的事。套一句俗话，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而李广竟因一点闲气，就直取人家的性命，其无量如此，自然也就无福消受侯位。古人说，小富由勤，大富靠命，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得封侯，一直是李广的心病。当年一同出来混的堂弟李蔡都官居丞相了，据李广自己说，李蔡的才能是远不及自己的，可他连个侯府的台阶都没摸到，不要说“侯门深似海”了，因此就着急上火，终成为李广悲情自杀的主因。李广为了达到封侯的目的，甚至找过望气的先生看相，可见其迷恋的程度。

公元前119年，李广最后一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本来汉武帝不准备让李广出马，一者因为李广年老，一者因为李广的运气实在太差，屡战屡败。李广软磨硬泡，终于泡来了个前将军，他也把这次行动看做封侯的最后希望。

在这一点上，卫青是有私心的，把本来属于李广的前将军位置，调给了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公孙敖，想给公孙敖机会，好立功再封侯。可是这个目的最终也没达到。而被调为右将军的李广，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偏偏又遇上迷路失期这档子事，按律又得贬为庶人。忙活了大半辈子，出生入死，血雨腥风，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思来想去，觉得冤屈得很，于是选择自杀。他自杀前说了一番话，不但博得后人的无限同情，同时也给卫青扣了屎盆子，沉冤至今。

按我的理解，李广的不得封侯与自杀，和他的个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人心胸确实不够开阔。而司马迁的非凡笔力，又使后人悉数站在李广一边，进而非难汉武帝与卫青。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说，“是刘彻和卫青联手谋杀了李广”，便是通行的说法。南宋的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这个评价就相当中肯。

第8节：刘邦与刘秀

刘邦与刘秀

刘邦的哥哥叫刘仲，刘秀的哥哥叫刘纟寅，刘邦的性格与刘纟寅相似，刘秀却相似刘仲。而最终竟然是性格完全相反的刘邦与刘秀，走上了历史的最前台，取得与日月齐辉的事功，很好玩的一件事。

刘邦有五大好：好闲游、好喝酒、好女人、好讲大话、好损人，活脱一个坏坯子。有个叫吕公的人迁居沛县，因为是县令的好友，县中豪强都去拜会。这么热闹场合刘邦自然不能错过，虽说官不大职位不高，好歹“亭长”也是长。身无分文，吾家刘邦自有妙计，他大摇大摆地去了，说：“我出贺钱一万。”其实是“空手道”，连张白条都没打。却惊动吕公亲自出迎，延为首座，他也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来。后来成为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萧何，当初对主子的印象可不好，甚至有点低，“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然而吕公亦非等闲之辈，略通相面之术，对刘邦端详了一番，印象极好，于是不顾夫人的反对，决意把女儿许给了他，这便是后来的吕后。可是吾家刘季就是不老实，都娶妻生子了，却不种田。口粮哪里来，喝西北风啊，估计刘太公也这样骂他。虽然史无确载，但通过刘邦定鼎后的一句话可以逆推出来。一天，在未央宫落成典礼的酒宴上，刘邦对父亲说：“当初父亲老骂我是无赖，不如刘仲懂得持家治产业，现在我的产业和刘仲相比，谁多？”噎得老父无话说。

刘秀要是身居太平世界，肯定会成为南阳一带家道殷实的大地主，因为他“性勤稼穑”，老实本分，上心打理家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兄长刘纟寅常打趣他没出息，田舍治得那么整齐，粮仓里的粮食堆得那么满，有什么用。把刘秀比作刘邦的哥哥刘仲。新莽末年，刘纟寅造反，逼得刘秀没办法也跟着反，不反被朝廷抓着也是死。南阳一带人看见了，说，这么老实的人都造反也，看来确实该反。于是竞相反起来。

公元23年，刘秀打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在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以8000兵力对阵王莽的40万部队，令人惊奇的是，刘秀最后竟然赢了，前程看来确实有奔头。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出了岔子，刘纟寅遭更始帝刘玄的忌妒而被杀。刘秀怎么办？是逞匹夫之勇，为哥哥报仇，还是忍辱负重、放眼长远？考虑再三，刘秀最终选择了后者。“惟深自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刘）纟寅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通鉴》卷三十九）。可见刘秀隐忍之功力。

清人周永年写了一本书叫《先正读书诀》，中说：“钜鹿、昆阳，皆以少胜众。项羽一战而骄，诸侯膝行而前，气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敛，伯升（刘纟寅的字）为更始所杀，夜间泪湿枕席，平居却不露色，便是成事气量。”而《史记》说：“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此便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之所以成事之“法宝”。

第9节：政治广告(1)

二、治乱因缘

政治广告

燕昭王于齐国破燕之后继承王位，很想一雪前耻，便和郭隗商量怎么办。郭隗讲了一个故事，说：“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郭隗用这个故事劝昭王，如想厚币致士，得先从我这“死马头”开始，于是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趋燕。名将乐毅就是这之后得来的。

涓人花五百金买回死马头，这事初看起来很吃亏，可是却取得了很好的广告效益，比空口说白话来得更有说服力。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把持政府的局面渐渐被打破，平民出身而有能力者，为了实现平生抱负，到处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比如孔子，周游列国，说周游，其实就是游说，后人便讥他“傫傫如丧家之狗”。是讥讽夫子，其实也是当年那些游说人物的真实身世。而诸侯王为了保护地盘，或者为了雄霸天下，借一些技术手段来表达招贤纳才的意愿，我想这应该是商业广告的最早雏形吧，尽管当时是政治广告。

《通鉴》说：“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最早促成这个大事功的人，并不是管仲，而是青史不留名的一个小人物。有个俗语叫“小九九”，表示此人心里有私算盘，它原是指一种算术。有通于此术的人，自荐于姜小白，小白不见。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不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贤才自远而至，齐遂以霸师。

姜小白是一点即通的人，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功业。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姜小白自然无意于此等小事，他要的是强国雄兵的霸业，正如眼下要的是经济。“其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接纳九九小术，无异于在央视做广告，齐国连九九小术都要，何况经济大术。果不其然，身怀绝技者辐辏前来，结果是“其人”得小惠，享受了“庭燎之礼”——在庭中点燃一百把火炬，情形怕是很壮观、很隆重吧。姜小白得大惠，九次召集诸侯前来开会，够显派的了。

余也常想，郭隗和“其人”固然有商业头脑，可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也殊于一般人。《周易》本卦之外有错卦、综卦、互卦，孔子系《周易》又有《杂卦传》，成语“错综复杂”即源于此。本义是指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虑事会更周全，后来才引申为人事纷乱。郭隗和“其人”能活络地来看问题，其结果也就不同凡响了。

汉朝的性格：亦儒亦法 （可单篇选载，标题为“历史是有性格的，汉朝性格亦儒亦法）

了解了汉朝的性格，某种意义上说，也就了然了往后朝代的历史脾气。大汉是儒法并用，亦儒亦法。并不纯用周道，也不纯用秦政。周的制度是礼，秦的政治是法。汉朝是两者之间折个中，开了往后的历史局面。这一艰巨的工作直到汉武帝刘彻手上才得以完成。

刘邦只是打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至武帝时，王朝才建起完整的制度。刘邦登基七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稳定国内局面上，对于制度上的打理只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萧何次律令，二是韩信申军法，三是张苍定章程，四是叔孙通制礼仪，五是陆贾造新语。其他几人大抵都是熟人了，说说张苍。张苍和李斯、韩非等人都是同门师兄弟，同出荀子门下，一生博学，他的学生有贾谊。张苍在数学方面兴趣比较大，成就也高，曾增补《九章算术》。在度、量、衡方面也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章程，方便民间交易。而楚人陆贾，早年追随刘邦打天下，此人口才极好，因此常出使诸侯，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受命总结秦朝灭亡及历史上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共著文12篇，此即《新语》。和叔孙通一样，算是汉初儒家阵营里的人物。

第10节：政治广告(2)

班固很客气地评刘邦，“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其实也就草创了一个粗坯。武帝后来对大将军卫青说：“汉朝建立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的话，后世就无所遵依；如果不出师征伐的话，天下不安。为此就不得不劳苦了百姓，如果后世要仿照朕的行为，那就要重蹈亡秦的覆辙了。” 汉武帝很清楚时局，也知道肩上所负的使命，有些手腕使用得激烈，那也是情出不得已，时势如此。但正是武帝的大手笔创制，构建了汉朝的历史框架，也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始皇帝的帝国梦，在汉武帝手上梦想成真，终于成为一个精美的成品。往后的历史朝代，皇帝轮流坐，终跑不出这个历史格局，也是延续西汉的历史性格，只是用法用儒，深浅不同罢了。

一、法的偏重

毛泽东曾告诫郭沫若，不要对秦始皇妄加批评。毛泽东亦以领导者的胸襟对始皇帝的施政抱有同情。这正如明朝的朱元璋，尝对人说：“我以前对刘邦的迁天下豪族巨室于关中这一政策很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朱元璋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个中缘由，只有他们作为过来人才知道，他们没明说，作为一介布衣，我们也不易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推行酷政，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如此说呢？秦灭六国，天下刚一统，虽收了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十二，可是人心不可能也如此熔铸在一起，那些六国之后，包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光复，想着复辟。陈胜起事，他们用项燕作号召，因为项燕为将数有功，爱士卒，对于他的自杀，楚人很可怜他，自然也是很想念的了，此即一例。博浪沙一击，张良一锥，险些把始皇帝送上西天。始皇帝盛怒之下，大索全国，政策就不可能不偏。因此，可以说，始皇帝是防患于未然而过了头，推行严刑峻法，最终激起民变。而帝国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处，却是激起陈胜吴广起义的首因。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沿用六国时百姓义务戍边三天的政策。战国时代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是大国，戍边自然不算是苦事，往返时间也短，随身所带的粮食不必太多。但陈胜他们却要从河南走到河北的渔阳戍边，虽也是三天，却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路，所带的粮食往往不够吃（《汉书?食货志》：“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再加以雨天，按秦律失期又当斩，至而一夫发难众庙隳坏，全部玩完。

西汉承秦之弊，刑法有所宽缓，但依然实行的是法制，再宽缓也是法。建国之后，“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而有萧何九章律。刘邦在稳定政局上的用心，是沿用始皇帝的那一套心路的。从刘邦对蒯彻、丁固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来。

第11节：政治广告(3)

蒯彻即蒯通，是秦汉之际著名的辩士，继武涉之后于公元前203年策反韩信独立、三分天下的就是此人。韩信谋反被诛前，叹息说，悔不该当初不听蒯彻之言。吕后把韩信的临终遗言告诉了征陈豨回来的刘邦。刘邦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蒯某人缉拿归案。蒯彻在回答刘邦的质询时，竟然毫不隐晦真相，承认确有其实，然后还叹息说，韩信这竖子不听我的话，以至身败名裂，如果听从我的计策，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一听大怒，要把他扔进开水里煮了。蒯彻大呼其冤。刘邦质问：“你教唆韩信造反，有何冤可言？”蒯彻说：“秦政失鹿，天下人群起而追逐，本事高、手脚麻利者先得到。盗跖养的狗也对尧狂吠，并不是尧不仁义，而是狗固吠非其主。当时，我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当时天下英雄锐精持锋，想当皇帝的太多了，只是力所不能罢了，陛下又怎么能杀得尽呢？” 刘邦想想，有道理，于是放了他，蒯彻算是不负辩士盛名。

丁公就没这么好运气了。丁公名固，秦末薛人，是著名游侠季布的舅舅。按说丁公对刘邦是有大恩的。楚汉相争时，刘邦出奇轻易地占领了楚都鼓城，却又神奇地被回军来援的项羽击败。在刘邦溃逃的过程中在后面死命追赶的就有丁固，因此上演了一出刘邦的残忍戏。刘邦本想借逃亡之机，顺便过老家沛县把妻儿老小都带上，但一打听，他们得知刘邦战败，先溜了。刘邦只得自顾逃命，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真是意外之喜，于是父子三人团结一致地逃跑。然而丁固的轻骑着实快，眼看就要被赶上了，刘邦残忍地两次把一对儿女推下车，以减轻车的重量好逃得快些，两孩儿却两次被给刘邦当司机的夏侯婴救起，这才有了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追兵实在逼得紧，刘邦不得已，只好下车短兵相见。斗勇刘邦肯定不行，形势渐渐敌不过丁固。也是刘邦，一边打一边还会想阴谋诡计，就对丁固说：“你我都是好汉，为什么一定要互相厮杀而分出胜负呢？”丁固按现在话说肯定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一听此话，认为刘邦看得起自己，因此放了刘邦一马，这才让刘邦捡了一条命回来日后坐龙椅。刘邦称帝后，丁固来见。刘邦在军营中当众宣布丁固为臣不忠，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立即把他杀了。刘邦是不想让后人也学丁固的反覆。司马光对此有很长一段评论 ，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汉家天下四百年，全赖此举。

到了武帝时，却是把法家的性格暴露无遗。武帝好法制，以严刑御下，尊用酷吏。地方官员承袭此风格，治下多残暴，逼得百姓以身试法，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着法再做一遍。《汉书?刑法志》总结武帝一朝的刑狱情况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工作人员看都看不过来，于是郡国刀笔吏上下其手，因缘为市，让你活死罪也得活，让你死活罪也得死，议者咸冤伤之。这和秦末太像了。幸而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励精图治，把王朝的车轮拉回到正轨上来，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制。

第12节：政治广告(4)

汉武帝不喜欢戾太子刘据，后者性格仁恕温谨，对法治颇有异议，武帝认为刘据缺少才能，不像自己，关系就有所疏远。武帝用法严苛，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平反，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终于巫蛊案发，父子兵戈相向，刘据兵败自杀。

宣帝亦有“乱我家者太子也”之叹。宣帝太子刘奭“柔仁好儒”，提起他的老师，却比刘奭的名气还大，便是在《三字经》中提到的疏广、疏受两父子（有说是叔侄关系）。父亲为太傅，儿子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师，位二千石。疏广字仲翁，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治《春秋》之学。元康三年（前63）四月，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现在我们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将来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惧有后悔）。”父子即日称病，提交辞呈，当时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识见，在朝为官人缘估计不坏。回乡那天，公卿故人设阻道，张拱东都门外——这是古人的风雅，设阻道表示挽留与惜别，还饮离别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来送行的小车达数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叹，“贤哉二大夫”。

却说父子俩回到乡里后，却不拿皇帝、太子赏赐的钱为子孙置产业，天天花钱办酒席，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好心人就劝他，也应替子孙想想，办个房地产公司（田产）之类，好钱生钱。疏广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了，不懂顾念后代，只是现有的旧田庐，子孙只要肯经营，吃穿用度管够。现在再给他们添置财产，只是增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罢了。如果是贤材，财富多了，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如果是蠢材，财富多了，就会增加他们的罪过。况且一个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别人的忌妒，我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却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这些钱是圣主赏赐给我养老的，我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 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这样明智的老师，刘奭的志趣便可想而知，自然对宣帝的“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也有些微议了，再加上大臣杨恽、盖宽饶因言语不谨而见杀。因此借侍燕之机，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从宣帝的这一番话，我们深可佩服疏氏父子的识见之高了。《周易》说“知几其神乎”，知道做事情的火候，那是神仙的本事。宣帝于“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士依然不感冒。

第13节：政治广告(5)

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往后的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这两条腿走路，直至清末。尽管花样会有不一样，比如唐时的释道，明初的兼用老，但万变不离其宗，终是亦法亦儒的张本。

二、儒的确立

历史学家评说汉朝，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前文说过的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为始皇帝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现。“文学”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范围比现今所称的文学为广。刘邦手下，萧何刀笔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孙通、陆贾是儒家，陈平、曹参自然是道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显然是个人才济济小百家的局面。而曹参的“荐盖公言黄老”，成为汉初用黄老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神龙一流的人物，我说这话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老先生们如三青山上的云气似的缥缈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详，籍贯室家不详，高矮胖瘦不详，隐然民间，可闻而不可见，却又如月色的反光，虽不能自身建业垂名，却可以假借高徒之手，四两而拨千斤，对历史的未来施加巨大的影响。圯上老人之看中张良，盖公之教授曹参，比比皆是。

盖公自然是神龙，其人身世隐在历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学派主修道家。苏轼为胶西太守时，就多方寻觅他的坟墓、子孙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做盖公堂，撰《盖公堂记》，聊表心思。史书上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求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用此思想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爆满，国家粮仓因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第14节：政治广告(6)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认为道家并不是闲云野鹤、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于是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作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

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政策提出的负面性。已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我却不这样认为。

百家争鸣，也就是六国的多辩士。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张仪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舌头在吗。回答说，在。张仪说，这就好办。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嬴政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举，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遑遑然如丧家之犬。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钱穆先生持此说，是有理有据的。班固就认为，诸子之说虽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但合其要归，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头都可以归到六经上来。换句话说，儒家在吸纳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优于各家的，此即历史独青儒家的原因。

第15节：此地旧长安(1)

此地旧长安

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虽是指晋朝南渡以现在的南京为都城，然文意极好，我于是拿它实指了。故都此时，已然如乐游原上，夕阳正苍。而自刘邦开都于此，迄赵宋易都开封，凡一千多年，却是风月满长安的。

刘邦本是属意洛阳的，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南向伊洛二水，也是险峻之地，足可凭恃。群臣大多持此意见。独娄敬主张定都长安，张良支持他的意见，说：“洛阳虽有这样稳固的地势，但中心地区太小，方圆数百里，四面受敌，田地又贫瘠，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东有殽山、函谷关，西有陇山、蜀地的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资源，北有胡地草场的畜牧之利。三面地势险要，独以一面东向牵制诸侯（此易守难攻之地）。倘若天下安定，可以通过黄河、渭河水路运转天下粮食，西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将关中粮草运抵前线。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了。娄敬的意见是对的。”见《通鉴》卷十一。原文：“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成语“高屋建瓴”即出于此。刘邦即日车驾都长安。

刘邦的善采纳意见，亦于此见之。当时群臣多是山东人（山东，史上所指不同，汉时则是指殽山以东地区），因此主张定都洛阳的呼声甚高，洛阳且是周时旧都，已有一定的城市规模，不比长安，还只是一个乡邑。刘邦肯定是要力排众议的。

长安的前身，不过是一个藉藉无闻的长安乡。然而关中沃野、八百里秦川，以其形胜和富庶，早在周朝时即已是风云际会之地。即如今，秦腔的粗犷沉郁，亦如满眼黄土坡，给人心灵之震撼别于“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江南。周文王在公元前11世纪灭掉了崇国之后，在长安西南沣河以西，营建新都丰京，自岐山迁都于此。关中沃野自此登上历史舞台，至李唐而大放异彩，光照千秋。周武王时，卜得在滈水西岸开阔地建新都则大吉，有利于周王朝的兴盛。这就是镐京，位于长安西北。此两段史实俱见《诗经》。

关中之所以博得文武二王的中意，亦是以其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之故。迄至赵宋，移鼎开封，长安自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续后的任何一个王朝，不管疆土大小、国运长短，均没有再选基于此。历史学家分析说，这是因为经济中心东移的缘故。东南地区肥沃的土地，便利的水道交通网，显然优于迭经干戈、已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关中。此话在理。

第16节：此地旧长安(2)

话说战国后期，秦国有一位智者，叫樗里子，秦惠王的异母弟，名嬴疾，因住在咸阳郊区渭河以南阴乡的樗里而得号。其人既风趣且多智，为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时的三朝重臣，他开疆扩土，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深为秦人所重，因此被秦人称为“智囊”。他曾预言说：“我死后百年，我的墓地两边将出现两个巍峨的皇宫（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这就是后来的未央宫和长乐宫。樗里子也算是未卜先知的奇人。

长乐宫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成，未央宫则由相国萧何一手督造。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与匈奴交兵归来，远远看见昔日的关中平原上赫然耸立起雄伟壮丽的未央宫，不禁大怒，数落起萧何来。萧何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萧何此一番话全是诡辩。估计刘邦见到宫殿设施齐全，住得舒服，比起当年的泗水草亭，不知强过多少倍，嘴上责怪，心里高兴，也就住了进去，正式从栎阳徙都长安。

之所以说萧何是诡辩，原因在于往后的兴建还要壮观。汉惠帝元年（前194），开始筑城墙，先后动工14万人次，历时五年。至武帝时，其雄才大略也表现在修治宫殿上。兴建北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在城南开太学（这倒是好事），在城西扩充上林苑，在周朝旧都镐京的原址开凿鼎鼎有名的昆明池，池水经由滈水，北注入渭。昆明池周长40公里，湖光山色，烟波浩渺。自此经过百年兴建，长安都城文物大备。

说来有趣，长安的“带河阻山，悬隔千里”，在西汉一朝倒是富庶与平安，之后却迭经烽火，几度失陷。

长安首次失陷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赤眉攻占长安，一番动作，繁华之后的萧瑟亦发萧瑟，刘秀只得别营洛阳，史称东汉。之后的长安被攻陷不下十次。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傕伙同郭汜、张济、樊稠等攻向长安，击败吕布，杀死王允等人，占领长安，把持朝廷大权。时汉献帝迁都于此。公元313年、316年，后来建立十六国之前赵的刘曜为了显示攻城手腕，两次攻入长安。公元426年，北魏拓跋氏攻占长安，时为赫连勃勃所建夏国都城。

至此，形胜之地的长安城已残破不堪，无险可守。于是，从外孙身上扒下龙袍披在自家身上的隋文帝，只得在旧城东南另起炉灶，名大兴城——唐长安的前身。长安终于有机会歇一歇了，这一歇肩不打紧，直孕育出李唐国际大都会这颗历史明珠来，也是钟灵毓秀所致。

作为南北大运河的北方起点，长安犹如得胜者的微笑，雍容大度，气势恢弘。此时的长安，比汉长安大2.4倍，是明清北京城的1.4倍。同时代，地球那边的繁华都市拜占庭、巴格达，与长安一较，至少小6至7倍。仅横贯南北的主干道——朱雀街，宽度就达500尺。长安以其100万人口的局面，在当时首屈一指，一派歌舞升平。

第17节：此地旧长安(3)

著名的华清池，现在已然美人迟暮，可就是这残山剩水，在游人眼里依旧风景绰约，由此可想当年唐明皇与杨贵妃，车水马龙的盛况。天宝十四年（755）六月一日，他们双双临幸华清宫，恰又是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贵妃蜀人，喜食荔枝，那好吧，五百里加急，快马扬鞭，于是“红尘一骑妃子笑”，估计此时的华清池，亦美如荔枝的通透。

人生两大得意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曲江宴饮”新科进士，万人空巷来观，亦是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之后的荣耀与际遇。至如上林苑，环绕长安西境而建，它的面积大得令人吃惊，走一圈足足有二百多里路，苑中太液池，有“蓬莱”仙境。不说了，林林总总终归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啊。

渔阳鼙鼓还是不客气地动了起来，霓裳羽衣曲就地解散。胡人安禄山，这个年长于杨贵妃的义子，率部一路向长安开进，此行他不是来祝寿的，他要把繁华长安当故乡，全然不顾年轻貌美的干妈一袭白练香殒马嵬坡。之后长安二度易手，又二度收复。最后的一击来自失意的士子黄巢。当年他没能侧身“曲江宴饮”的荣耀，失落地站在长安街上，回望琼楼玉宇，不禁心潮起伏：“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我黄巢既然做不了进士，那就直接开科取士吧。他说到做到，数年后，他的大军踏平了长安城。皇帝宝座就在他的屁股下，“曲江宴饮”现在由黄某人我说了算。

不过，黄巢终究没做成皇帝，倒是他的部下、后来降唐的朱温做了后梁的开国之君。朱温做皇帝之前，李唐为了表彰他的忠诚，赐名“全忠”——全部的忠心，或者完完全全的忠诚。于是朱全忠兴高采烈地把老领导未竟的事来继续干完，动手拆宫殿，搬木料，挟持唐昭宗，一路迁都洛阳而去。

长安至此落幕，虽然弦歌不绝，留给后人的梦想很多，但还是回不到从前了。

第18节：文可安邦

文可安邦

李世民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入宫宿直。太宗听朝之暇，与学士们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常到深夜。终至有贞观之治，民间风俗质朴淳厚，百姓富足。

唐太宗以武定祸乱，与之出入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太平，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文可以安邦者也。胡三省说：“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而儒生的价值有多大？古人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顶不济，如五代时期的王虔朗，受王逵的指派，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符彦通去王号，王逵便嘉许他，一言胜数万精兵。

历代帝王中，以儒生身份而最终荣登大宝的，只有三人，刘秀、刘备和梁武帝萧衍。然而刘备、萧衍之功业，无法与刘秀比肩，因此，史家多盛称刘秀有三代遗风。

秀才造反，自与英雄之起于草泽者有异。黄巢也是秀才造反，但他的菊花诗显然要比他的功业做得好。刘秀在“天下未定，战争方亟”之时，起用于革命贡献不大、但品行可嘉的卓茂，位在三公之右，司马光就大大赞扬了一番。及即位，每日朝罢，已是伴晚，又与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老父亲如此辛苦，劝说：“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刘秀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刘秀以征伐济大业，然立国之初，并不用功臣而是起用文吏，这既防止了功臣居功自傲，又能使“君臣交尽其美”，终刘秀一生，没有发生诛杀或贬谪功臣的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学了点样子，但总比建国之初，就拿功臣开刀要好得多。

刘秀也不是一律不用功臣，不过在众多战将中，他只用了三人而已。李通是他妹夫，另当别论，另二人是邓禹和贾复。他们在交出兵权后，潜心研究儒家经典，而邓禹、贾复本来就是儒生出身，所以后来就大用了。像来歙、祭遵、寇恂、吴汉等人，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祭遵还“少好经典”，但光武终不任将帅为宰辅，诸将也是安心做富家翁，刘秀得了好处也不忘他们，逢年过节还赏点东西，因此君臣之间就能交尽其美了。

第19节：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

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2003年，美伊战争，美军长驱直入，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巴格达，这是个近乎完美的经典战例。美军除了大武力支撑外，更有个制胜法宝在里面，即对伊拉克国内民情民意的准确把握。而国内某军事评论家在央视实时评点这场战争时，却只一味推测美伊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至少可以打多长多长时间，结果和萨达姆一样，都输掉了这场战争。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郭崇韬伐蜀入散关 ，指其山对属将说：“如果我们此次出征不利，将没有机会再经过此山了，诸位应尽力一搏。眼下我们后方粮运困难，宜先攻取凤州（今陕西凤县），夺取其粮草。”诸将认为蜀地险固，未可长驱直入，宜按兵观衅。郭崇韬问李愚。李愚说：“蜀人苦其主荒淫，莫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离，风驱霆击，彼皆破胆，虽有险阻，谁与守之！兵势不可缓也。”是日，前锋李绍琛告捷，郭崇韬很高兴，对李愚说：“公料敌如此，吾复何忧！”乃倍道而进，自出师到克蜀凡七十日。

李愚的智谋让美国人学了，或者说，美国人的兵法与李愚不谋而合。而民情民意，是国家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来如此。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凤翔节度使郑畋召将佐议拒贼，大家都说：“黄巢现在势头正劲，我们应从长计议。”郑畋说，你们是劝我投降黄巢吗？一时急火攻心，仆倒在地，自午到明旦，尚未能言。这时黄巢的使者拿着黄巢对郑畋部的赦书前来，监军彭敬柔与将佐前去迎接，代郑畋草表署名以谢黄巢。监军摆酒席宴请使者，席间奏乐，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感到很奇怪，幕客孙储灵机应对说：“大家是担心郑畋的病情。”郑畋听说这件事后，说：“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于是，修补城墙，补充器械，训练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当时皇家禁军在关中的兵力尚有数万人，而皇帝又跑到四川去了，无人指挥，郑畋派人前往招集，由是军势大振。

虽然唐祚终究气数已尽，但还是支持了26年之久，民心尚在故也。而观20世纪苏联的倒台，苏共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国内民众却面无表情，民心久失故也。

第20节：鸠摩罗什法师

鸠摩罗什法师

鸠摩罗什生活在南北朝时期，法号三藏，印度人。家世显赫，据说主要职业就是为了当丞相，祖父就是一位丞相。父亲鸠摩罗炎放着到手的丞相不当，却另谋职业——出家当和尚，后来到了龟兹国。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国公主，也是一个怪人，国内那么多俊男看不上，却偏偏看上鸠摩罗炎，逼着鸠摩罗炎和尚还俗和她结婚，这才有了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七岁时，他母亲的一个选择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这回是他母亲想出家。鸠摩罗炎立即翻脸，先是我当和尚好好的，硬要逼我还俗，现在你却想一走了之，那怎么行。不肯就是不肯。他母亲一不哭，二不闹，三也不上吊，只是不吃饭。饿了几天，气若游丝，也是一个死，无奈的鸠摩罗炎只好同意。这样，鸠摩罗什也成了一个小和尚。

鸠摩罗什十一二岁就悟道，三十多岁来中国弘法。 南怀瑾先生对鸠摩罗什评价很高，说他影响了中国文化一两千年。

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与邻国大打出手，这在中外历史上都堪称稀奇。《晋书》载：西域诸国都非常崇拜鸠摩罗什，崇拜到什么程度呢？每次法师开坛讲经，各国国王都要赶来听法，并且以国王之尊而长跪在法师坐侧，让罗什踩着他们登上法座。而这时候，鸠摩罗什才刚刚十一二岁，要现在的孩子，还在看动画片呢，实在了得。前秦国王苻坚听说后，动了心思，密有迎罗什之意。

这时，天文台台长（太史）奏报说：“有星现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苻坚很高兴：“我听说西域有个叫鸠摩罗什的人，非常厉害，莫非就是此人？”然而苻坚也考虑到，单靠动嘴皮，就想引进此等人才，估计不行，于是想到了一个绝妙主意——抢。公元382年，他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兵七万（《通鉴》说是十万），西伐龟兹，行前对吕光说：“如果得手，立即快马护送到长安。”可见急切之心情。

关于前秦讨伐西域的原因，《晋书》与《通鉴》的记载大不一样。《通鉴》认为，秦王之所以出兵，是为了讨伐西域之不服者。但我宁愿相信前者，因为《晋书》的记载，如千顷水波，荡漾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读来余香满口。中国历代，不管盛衰，对文化的重视一脉如此。

当吕光不负众望，将鸠摩罗什抢到手时，可惜苻坚已无缘见到他。因为经过淝水之战，以及之后国内的一系列动荡，强大的前秦迅速瓦解，最后苻坚被后秦国王姚苌所杀。吕光得讯，也不回来了，直接在凉州建立后凉，自己当起国王，把法师留在身边。苻坚栽树，吕光乘凉，也是有福。

公元403年，后秦姚兴灭后凉，把鸠摩罗什法师迎到长安，前后经历了二十一年时间，才完成了苻坚的夙愿。

佛典的深邃与中原文化的厚重，两相融合，终于开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周作人先生对鸠摩罗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两晋六朝的译本多有文情俱胜者，什法师最有名，那种骈散合用的文体当然因新的需要而兴起，但能恰好的利用旧文字的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成就。这固然是翻译史上的一段光辉，可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也很不小，六朝之散文著作与佛经很有一种因缘，交互的作用，值得有人来加以疏通证明，于汉文学的前途也有极大的关系。”

《通鉴》卷一一四载，姚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姚兴腾出西明阁和逍遥园，供他译经。鸠摩罗什以国力为后盾，召集天下才子，不管在家的或出家的，只要有才华，均召至麾下，专事佛经翻译，据说仅佛门弟子就有八百之多，最著名的便是僧肇。当时那些人可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可常常为了一个字的准确翻译，几百个才子要讨论好几天。其功夫花费如此，才有诸如《金刚经》等华章的盛传不衰。至如影响巨大的“反切”——相当于现在的拼音，也由鸠摩罗什首创。

《晋书》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点神怪，但明明白白记载在正史里。吕光和姚兴都很敬重鸠摩罗什，却又先后采取强硬手段为难他，逼他破戒娶妻。奇了怪的是，鸠摩罗什竟然一点都不为难，和尚照样当，老婆也照娶不误。按照阿Q的理论：为何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因此，诸僧多效之。鸠摩罗什想想，这个头带得实在不好，又不好当面训诫，也不好直说自己的道行有多高深。于是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在面前摆了一钵针，然后对诸僧说：“谁有本事把它吃下去，谁便可以娶妻。”他像吃菜一样吃起来，“诸僧愧服乃止”。他每次升坛讲法，都对众弟子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

第21节：旧唐密码诗

后秦姚兴年间，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卒年说法不一。关于他的身后，却如他自己写的一首诗所说，“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旧唐密码诗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一载：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唐朝与高句丽交兵，运粮使郭待封率海军舰队从海上直插平壤，主帅李勣命冯师本运送粮秣武器在后接应。不想补给船只在海上遇险，未能及时送达前线。郭待封军中乏粮，作书向李勣告急，但他担心书信会落入高丽人之手，从而暴露军中虚实，于是将告急书信写成“离合诗”。李勣不解诗意，大怒说：“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军情紧急如此，这厮还有闲工夫做诗，赶明儿一定砍了他。行军管记通事舍人 元万顷接过一看，道出其中用意，李勣恍然大悟，“乃更遣粮仗赴之”。

依愚管见，这应算是最早的密码通讯文件了，可惜余未见其原文。李勣一代名将，风骚差了点，要没有元万顷，此事还真悬。或许郭待封了解元万顷其人，所以才敢出此险招。据史载，元万顷善属文，然放达不羁，有点没心没肺。尝奉旨做《檄高丽文》，只要按套路出牌，严厉恫吓他们快快受降便是。可是元万顷毕竟文人，当说的话说了，不当说的话也说，竟自恃才高，讥讽高句丽“不知守鸭绿之险”。高句丽实际掌权者泉男建回应道：“谨闻命矣！”于是“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得渡”。唐高宗得讯，将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流放岭南。

元万顷把才用歪了。不过，他的诗还真写得好，有《奉和春日二首》，其一曰：“花轻蕊乱仙人杏，叶密莺喧帝女桑。飞云阁上春应至，明月楼中夜未央。”后人也有说这首是上官仪的作品，但此诗写得确如阳春般轻盈。

离合诗，是指用拆字法写成的诗，属文人的一种文字游戏。以皮日休的《晚秋吟》为例：

东皋烟雨归耕日，

免去玄冠手刈禾。

火满酒炉诗在口，

今人无计奈侬何。

第一句的最末一字“日”与第二句的首字“免”，合“晚”字。第二句的最末一字“禾”与第三句的首字“火”，合“秋”字。第三句的最末一字“口”与第四句的首字“今”，合“吟”字。三字组成诗题。

最早的离合诗，据说是三国孔融的《离合郡姓名字诗》，后来的诗坛名家也都玩此一手以消遣。北宋词人黄庭坚在《两同心》一词中说：“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女边着子是“好”字，门里挑心是“闷”字。《两同心》写秋闺女子的“妆淡情深”，却未尝不是黄庭坚的寂寥。黄山谷多有此类的游戏文字，清人刘体仁就讥之为“山谷恶道”，故当时的法秀大和尚，就曾面诫山谷少作此类“荡天下淫心”的艳语，以免日后堕入“犁舌之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7）。

第22节：柳宗元的政治冒险(1)

柳宗元的政治冒险

柳宗元文章是写得好。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成为当时公认的文坛盟主，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紧随其后，一同开出有唐文章风气，风格直接承继周、汉之朴实，不取魏晋以降之雕琢。柳诒徵对韩柳的文章评价甚高，认为“极雄奇深秀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为有唐一代之特色”。有唐文章有如此之气象，当感谢一个人，此人即著名的昭明太子，因为唐人尚文学，学者必精熟《文选》。

中学语文课本选有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永州八记》之一），大纲在讲解柳创作主旨时，说柳寄情山水，忘怀失意。当年我坐在教室听课，把柳的形象想得很“高大全”。而事实是，据史书记载，柳为政大不如为文之淳厚，为求速进而不择手段，交友非人，因而遭贬。大纲不把这一层讲清楚，似欠全面。

唐德宗时，绍兴人王叔文与杭州人王伾俱为翰林待诏，王伾善书法，王叔文善棋，二人俱以所善娱侍太子李诵（后来的顺宗）。王叔文谲诡多计，尤其得到太子的信任，常一起议论时政。二王又密结当时朝中有名气、又不安本分的才能之士（有名而求速进者），如韦执谊、凌准、程异、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

公元805年正月，德宗薨，顺宗即位。二月，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当时，顺宗中风失语，不能决事，政事便通过宦官李忠信、顺宗宠妃牛昭容和王伾交到王叔文手中，由王叔文决定可否，然后宣告中书门下省（宰相及其机构），由韦执宜执行。这样，二王便成功地把持了朝政。朝外舆论，则由韩泰、柳宗元、刘禹锡负责采听通报。

这十个人声气相投，谋议唱和，一鼻孔出气，并且互相吹捧，以尹伊、周公、管仲、诸葛亮自许，认为除了他们，天下再无人才。他们用人全凭一己之好，无视组织程序，对平素来往经常的人，关系比较近的人，就大力提拔，不遗余力。甚至他们内部人开玩笑说，“某人可做某官”，不过一两日，乌纱帽真就落到那人的头上。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尤其王伾，专以敛财为事，竟然特制了一张床。说是床，其实就是矩形的箱子，里面除了金银珠宝什么都没有，夫妇俩便夜夜踏踏实实地睡在上面。而士大夫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

终于还是有人打破了沉默，先是宰相贾耽、郑珣瑜相继辞职不干，接着宦官俱文珍等也憎恨王叔文专权，免去其翰林学士之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因请求节制剑南三川，得不到满足，立即翻脸，上书反对王叔文。这样，俱文珍与韦皋便成为反对派的领袖。

第23节：柳宗元的政治冒险(2)

而历史上，唐顺宗这个人也很有意思，至少在有唐一代，他创造了两个第一：当太子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26年之久，当皇帝的时间却最短，前后总共加起来还不足200天。关于顺宗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却退位去当太上皇，史上说法不一，似乎不仅仅是龙体欠佳这么简单。较一致的观点是，顺宗是被宦官、部分朝臣以及一些藩镇势力，联合操作掉的，臣下操作大权在握的皇帝，史上也不少见，反正是成王败寇。永贞元年（805）八月四日，顺宗退位，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宪宗。

之前的六月，王叔文谋夺宦官军权失败，因母丧丁忧回家。宪宗即位后，立即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旋被赐死。其余八人，也相继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当司马，其中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时间在公元805年十一月己卯日。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又称“永贞革新”。

永州，即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地区，荒凉僻远，而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个闲职。柳宗元遭贬时才32周岁，在永州一待就是十年，其间写了很多文章。

柳宗元与刘禹锡，中国文学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文笔风流自不用说，但在政治上，他俩确有瑕疵。比如刘禹锡，侍御史窦群说他“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然柳宗元与刘禹锡之间，却又不乏交厚，由此似也不可全说他们的人品就有问题。

宪宗元和十年（815）春，他们这一批人在十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回京。旋又因为别人反对，外放为更远一些的州任刺史。官位虽提了一级，任所却较原来更远。柳宗元外放柳州刺史，柳柳州之名即缘于此，刘禹锡外放播州刺史。柳州位于广西中部，而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环境恶劣，非人所居。柳宗元考虑到刘禹锡高堂尚在，万无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而赡养老母与山高路远之间，形成矛盾。因此，柳宗元向朝廷提出，愿以柳州易播州。尽管刘禹锡后来在御史中丞裴度的帮助下，改任连州刺史，没有换成，但由此也可见出柳宗元的雅量高怀。

公元819年11月28日，柳宗元卒于柳州任所，时年46岁，算是英年早逝。柳宗元一步走错，连累往后的岁月，政治上极不得志，或许这也成就了他的文章盛名。

第24节：王猛身后

王猛身后

关于前秦的存亡，史学家多归因于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而按我的理解，淝水之战八年之前，也就是公元375年的王猛之死，才是前秦致命的转捩点。

王猛在位，做了几件大事：

一、严明用法，不避权贵。连太后的弟弟、秦王苻坚的舅舅都被他杀了，结果是“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唐太宗“贞观之治”，也才做到这个程度，可见王猛主政的猛劲。

二、不重门第，唯才是举。魏晋时期看重门第出身，独前秦只认才不认人，朝中大臣、封疆大吏胆敢举荐非人，沾亲带故地让那些垃圾混进公务员队伍，必受严惩。“由是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官皆称职，百姓乐业，仓库充实，盗贼屏息，一方太平景象。

三、知人善任，用长避短。公元370年的潞川之战，是前秦歼灭前燕的决定性战役，在王猛的指挥下，前秦六万部队一举荡平前燕慕容评部十几万人，只慕容评一人逃脱，战果极其辉煌。在这场战役中，王猛麾下邓羌军功居首，然而就是在快开打的节骨眼，邓羌却给王猛惹了不少大麻烦。战前，王猛派将军徐成前去侦察敌情，约定中午听汇报，可是徐成到傍晚才回来。王猛大怒，要杀徐成。邓羌出面为老部下求情，王猛不肯。邓羌很恼火，回到本部打点人马，要把王猛给灭了。王猛看看事情闹成这样子，只得将徐成放了。王猛是聪明人，圆融的话自然要说，他拍着邓羌的肩膀说：“我不过是试试将军罢了。将军对老部下都这么关心，对国家就更没得说了。”这是一件。

另一件邓羌也玩得很过。眼看就要开打，邓羌却撂挑子罢工。起因是邓羌在接领任务的同时，也提了一个条件，要王猛战后升他为“司隶”。王猛说，这事我作不了主，但我可以想办法升你为安定太守，加封万户侯。邓羌没说什么，直接回去。王猛以为他是去准备，便命令部队开打。可是战斗一打响，王猛发现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主力邓羌不知去向。派人去找，发现邓羌在帐篷里睡大觉，谁叫都不应。王猛没办法，只得亲自去请，全盘答应他的条件，邓羌这才满意地出战，还饶有兴致地喝了点酒。只见他一马当先，手持长矛，冲入敌阵，出入数四，旁若无人。

崔鸿说：“王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王猛之谓矣。”葑、菲是一种菜，叶和根都可以吃，但根茎有时能吃，有时不能吃，诗的意思是说，不可因为根恶而摒弃其叶。

王猛在苻坚的支持下，祭出如上法宝，史称“秦国大治”。

自打王猛伸腿后，前秦国势就一天不如一天。慕容农就对慕容垂（后燕的创立者）说：“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而没人辅佐的苻坚就有点昏，竟然“仁慈”到赦免动乱分子。这样就给那些行险侥幸之徒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有能力就造反，即使造反不成，力屈被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没有性命之忧。于是国内局势就如被捂着的火山，再加上淝水之败，国遂分崩。当然，司马光的观点和我不一样，他认为苻坚之亡，是骄兵轻敌之故。

第25节：托孤事大

写到这里，想起齐桓公和管仲这对黄金搭档，怎么看怎么像苻坚与王猛。管仲和王猛一死，齐桓公和苻坚的霸业随之化为东流水。按我的理解，王猛和管仲的管理思路大体相似，即以法绳下，现代话叫“法治”。他们一手搭建起来的政治框架，也只有他们两人能操作得了，其他人能力不及，便不再奏效。管仲死前，就反对好友鲍叔牙来接替自己，他那也是看清了齐国的情形，鲍叔牙无法驾驭，搞不好还白丢性命。后来齐国果然乱了。王猛身后的前秦，情形也大体如此。

托孤事大

创业和托孤之间，我以为同样兹事体大，如果身后所托非人，不但先前辛苦拼下的一点基业要破落干净，且还害了子孙性命，倒不如置身草莱，混一口粗茶淡饭来得安稳。明建文帝初立时，朝无可辅之人，朱元璋也真是，杀人杀红了眼，连个可靠的人都不给孙子留下，所以才有燕王之变。设若徐达或者刘基，有一个人遗存下来，事情也不至于如此。

刘邦向吕后交代后事，就托了周勃这人，“安刘者，必勃也”。周勃虽憨，但为人不鬼，可靠，其智虽不足制止变乱的发生，但却可以力挽狂澜，替刘家保住天下。所以说，英雄不但自知，还知人。要如我等凡人，能自知已经算是智慧了。

东魏权臣高欢，从托孤一事看，也算是半个英雄，尽管他的儿子们一个比一个禽兽，但这无损老子的才智。高欢病重时，对儿子高澄说：“侯景这人专制河南已经十四年，常有飞扬跋扈之志，只有我能镇得了他，你怕是不行。我一旦逝世，千万不要马上发丧，免得侯景借机发难。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这两个人很正直，终不会有负于你。可硃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潘相乐本是道人，心地和厚，你们兄弟当得其力。韩轨为人直爽，对他应多担待点。彭乐是难得的心腹之人，对他应多加防护。朝中可与侯景匹敌的，只有慕容绍宗一人，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高欢耍了一个政治手腕，让高澄恩结慕容绍宗，以得其死力，所谓谋贻子孙者，大概就是如此了。

高欢对侯景的判断相当准确，梁太清元年（547）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仅五天之后，侯景就发动叛乱，同年三月，投降南方的梁朝。信佛的梁武帝不听众人的反对，也是贪心作怪，要借机打过长江北上，于是收留了侯景，并委以要职。可是侯景此人，正如高欢所料，天生的脑后长反骨，好心的梁武帝没得到好报，公元548年八月，也就是降梁一年后，侯景举兵作乱，549年攻克建康，梁国的开创者梁武帝萧衍被其俘获，并饿死台城。

高欢用慕容绍宗之故智，也被唐太宗李世民师法。李世民知道李勣此人可以托孤，疾甚，对儿子李治说：“李勣有才智，但你与李勣无恩，恐不能怀服。我现在故意将他赶出朝廷，外放叠州都督，如果他立即动身赴任，一刻不留，我死之后，你即授以仆射之职，亲任之。如果他徘徊顾望，不肯前去，你立即杀了他。”

第26节：君臣之间

李勣也是脑子灵光的人，受诏当日，二话不说，家也不回，直接赴任去了。可是李勣后来确有负李世民所托，史书上说，“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机心事君”。唐高宗李治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同是顾命大臣的褚遂良极力反对，而且也产生了效果。李治举棋不定，征求李勣的意见。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就是如此不负责的一句话，“上意遂决”。设若当时李勣和褚遂良站在一起，稍稍坚持一下，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也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武周一事。

李勣，原名徐世勣，入唐赐姓李，后避太宗讳，改名李勣。

君臣之间

君臣之间有伴虎之说，但人君终究也要食人间烟火，因此也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供后人评说。

西汉周昌，官拜御史大夫，此人有口吃的毛病，但敢讲话，连萧何、曹参都对他另眼相待。后人引为谏臣风骨的“期期不奉诏”就典出周昌身上。刘邦欲废太子而另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周昌盛怒之下，更结巴了，他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闻言大笑。

周昌一次在下班时间入宫奏事，恰巧撞见汉高祖搂着宠妃戚夫人亲热。周昌扭头就走。高祖起身追逐，一跨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我何如主也？”周昌仰头答道：“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上笑释之。整个是一对活宝。然而刘邦的话也不是乱问，周昌是御史大夫，其职责在于监察百官，甚至连皇帝都可以在监察范围之内。因为御史大夫手下有个御史中丞，专门驻扎在皇宫里面，“监视”皇帝有什么影响不好的举动。因此，刘邦才会那样问，而周昌也才有机会幽默一回。

三国张昭，少时好学，博览群书，敢讲话，脾气也驴。曾向孙权提了几条意见，却不被采纳，心里愤愤不平，于是称病不来上班。聪明人孙权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想先别去管他，等火气消了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次两次的老不来，孙权也火起，跟我使性子，可以，不出门你就永远别想出门。于是让手下人用土把张昭家的大门给堵上。没想到张昭是驴脾气加牛脾气的混合体，要一般人，领导对他如此，早吓降了，可他竟在门内自己也用土封了一层，表示坚决老死在里面，即使外面拆了，也不出来。

碰到这样的对手，孙权是又气又爱。也是孙权，要换成别的主，早不把他灭门了。所以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跳着脚在总统府门外，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可是袁世凯一死，章太炎也就不骂了，他说骂人也要找个当量的。他的意思其实是，小人骂不得。

孙权见犟不过张昭，改来软的，数遣人慰谢张昭（想必此时外面的封土已拆除）。张昭实行“三不主义”，不领情，不起床，不接见。孙权没办法，只得亲自“解铃”。一次路过张昭家，亲自在门外高呼老张、张爱卿，张昭这次是应声了，不过辞以“疾笃”，还是赖在床上。见软的不行，孙权又来硬的，放火烧他的家门，想把他逼出来。可是张昭依然不为所动。孙权只得让人灭了火，在门口站了很久。

第27节：干宝论西晋之亡(1)

儿子们看不下去了，面子是给足了，还这样让领导下不来台，那怎么行。于是七手八脚将张昭扶下床，来见孙权。“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张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余读书至此，不觉哑然。

干宝论西晋之亡

公元317年，刘渊第四子刘聪废晋怀帝司马炽，立国仅50多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干宝写了一篇宏论，从西晋开国一直说到灭亡，某些论述直惊人肺腑，很值得一读。司马光《通鉴》一书亦引录之，可见对干宝的观点是认同的。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称帝，即武帝。司马炎当上皇帝，不忘劳苦功高的祖父和父亲，也给他们安上皇帝的名号，显荣一下。给祖父司马懿的名号是“高祖宣皇帝”，称父亲司马昭为“世祖”。明刻《历代帝贤像》说司马懿：“将帅之才，奸雄之志；得政专权，见得忘义。”不愧是曹操的部下，也成精了。儿子司马昭，其心尽管路人皆知，但毕竟没有篡曹魏自立，或许时机尚不成熟吧。

司马昭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炎，次子司马攸。司马攸过继给景王司马师当儿子，司马昭也很喜欢司马攸，常对人说，天下本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代理宰相一职，我死后，大位当传给司马攸。大儿子司马炎急了，找来裴秀，问他，人可以貌相么？裴秀说，当然可以。司马炎于是露出异相，头发长到可以当拖把，双手过膝。要知道刘备也双手过膝，裴秀于是大感惊奇，管他是不是炒作，私下里就认准此人是真龙天子。于是拉拢一批人，大造声势。

这时，司马昭还真想立司马攸为世子。山涛阻挠说，废长立幼不妥。贾充阻挠说，司马炎有君主之德操，别人都比不上。最成功的是何曾、裴秀的阻挠，他们说，司马炎天纵神明，相貌也不是一般人的相貌。言下之意，司马炎就是当皇帝的料。他们一唱一和，终于将司马昭说动，公元264年，立司马炎为世子。265年，司马炎遂代曹魏称帝。

他们祖孙三人，两个假皇帝，掌握曹魏的实际权力，一个真皇帝，掌握司马氏自己的权力。还真像样，治下虽不足以称太平盛世，但能做到“民乐其生”也是很不容易的了。干宝客气地说，“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虽说干宝也在司马氏手下当差，但这话似乎没有蓄意拔高，说得还是很有分寸。

或许当初是曹操作恶太多的缘故，比如他挟汉献帝以令诸侯，命运对他进行报复，司马氏便挟他的子孙；曹丕篡汉，司马炎夺魏，彼此彼此。轮到司马氏当权，朝内无人有足够的势力来挟持皇帝，于是就出了内乱。内乱不停，外患又起，司马氏一路狂奔，偏安于江左了。此便是时运之大势。

第28节：干宝论西晋之亡(2)

司马懿、司马昭都是老奸巨猾的人物，司马炎号称神明，按理说基因不会有问题，可是命运的无情处也在这里。司马炎那么好的基因，生个儿子司马衷却是一个超级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一次，他在华林园玩，听到蛤蟆叫，就问身边的随从：这些小东西这么起劲的叫，是为公事叫呢，还是为私事叫呢？皇帝蠢到如此地步，也就给野心家提供了斗狠的机会，直把国家斗成南北朝。

晋惠帝司马衷统治年间，后戚、宗亲、大臣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内斗，在内部疯狂互咬。他们根据利益的不同分成三派，先是后戚与司马诸王之间互斗，接着本来团结一致的后戚与后戚之间、诸王与诸王之间，又因为分赃不均，大打出手，最后乃至动用了武力手段，真是景象万千，波澜壮阔。先后参与内讧的司马氏宗室有八个诸侯王，从公元291年一直斗到306年，长达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

聪明的司马炎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伸腿才一年，国家竟至如此，干宝说“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

公元307年，刘渊称帝，史称后汉。这时白痴皇帝司马衷已死了一年，弟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西晋的倒数第二个皇帝。310年，刘渊的儿子刘聪继帝位。311年，刘渊的侄儿刘曜攻入洛阳，俘获晋怀帝。313年，大年初一，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派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朝旧臣见之，无不痛哭，同年被杀。他的侄儿司马邺在长安继皇帝位，是为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两年之后的315年，刘曜再次攻入长安，晋愍帝乘着羊车，袒露臂膀，口含玉璧，用车拉着棺材，出东门投降。317年11月，刘聪出城打猎，让司马邺穿上军装，拿着画戟，作为先导。12月，刘聪故伎重演，在光极殿大会群臣，命令司马邺斟酒，还洗酒杯。尚书郎辛宾起身，抱着晋愍帝大哭，被拖出去砍了，晋愍帝旋被杀，西晋灭亡。

干宝说，“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基广、根深，即在于仁爱百姓，教化乡里，周文王、周武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传祚八百年。西晋倒好，开国之初即沿袭清谈那一套，蔑视忠义礼仪，以不尊法度、放浪形骸为高，以谨守本分、踏实做人为耻。“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于是乎，兄弟不像兄弟，“宗子无维城之助” ，地老鼠似的能咬会钻；大臣不像大臣，“官者为身择利”，只想着争权夺利。“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而天下人也跟着学样，不忠不孝、违礼乱常之事司空见惯，风俗于是“淫僻”，“耻尚”于是“失所”，连基本的是非黑白都没有了。这样的局面，即使是“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何况那几个白痴皇帝。

第29节：绅士政治(一)

“‘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干宝认为西晋之败，败在“礼法刑政”出了大问题。其论读来惊心。

绅士政治(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大法。

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

第30节：绅士政治(二)

绅士政治(二)

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一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实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一个面子，给宏兴宗的屁股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一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彻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一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一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于是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一回事，皇帝要换尽管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种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先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参军。张岱每到一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关系，也不会发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么说也是欠忠诚。而这事确实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因为看不惯这种风气而现身责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一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

第31节：寒人掌权

可是一转瞬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一本《齐书》，这样评论褚渊、王俭：褚渊是世家大族，王俭也不愧为国家精英，但他们连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现在的齐国呢。批得很狠。褚渊的长子褚贲耻父失节，在褚渊病逝后，就隐居在父亲的墓侧，终生不出来做官。可是史书上说，王俭言谈举止，一依儒家古训，齐武帝时，王俭在家开馆，培养了很多学子，重开儒学之风。

寒人掌权

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六十六年岁的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他在游览城北的北固亭时，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上阕是这么写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京口，是江苏镇江的旧称，当年孙权孙仲谋曾在此定都，后迁都建业，在原地置京口镇，建立南北朝之宋的刘裕，打小就生长在这里。辛弃疾借怀古来一吐胸襟，但对刘裕气吞万里的事业，是很佩服的。

刘裕，小名寄奴，单从这个名字看，便可见他童年的凄苦。刘裕出生时，母亲就死了，其父因家境贫寒，想将他遗弃。他的婶母听说后，连忙赶来，断了还未满周岁的儿子刘怀敬的奶而去给刘裕喂奶，这才救了刘裕的命，也才有刘裕后来的事业。刘裕粗通文字，早年卖鞋，又好赌一把，为乡人所贱。及风云际会，对内击败孙恩、卢循起义，消灭桓玄、刘毅等主要竞争对手，对外取巴蜀、伐南燕、灭后秦，从一个贫寒子弟摇身一变而成为开国之君，时人称“寒人掌权”。

北魏崔浩称他：“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当初，桓玄的妻子看到刘裕龙行虎步、风骨不常，建议杀掉他，桓玄说：“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用。”我以为，与其说是桓玄看重刘裕，不如说刘裕此时羽翼已丰满，桓玄已奈何不得他，但至少桓玄不得不承认，刘裕确非庸才。有时我常想，天地间还真有一种才能是天生的，否则无以解释刘裕以及那些平民英雄身上，散发出来的惊世气象。

《庄子》记载了这样一个寓言，人用手来阻挡风，风却连他的一根指头都奈何不得，但拔大树、飞大屋却只有风能够做到，“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余读书至此很有感慨，天下英雄之出处莫不悲凉若是，却也只有气概人物，才能在众人的眼缝里，以众小不胜，终至大胜，做出一番事业来。

第32节：儿子得道

东晋末年，朝廷纲纪不立，豪族不法，小民穷困，刘裕以身作则，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儿子得道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人情之常，古今概莫能外，凡人沾着“得道”的仙气，大抵是要风光体面的。儿子得势，父母亦不例外。

五代之后周太祖郭威，无子，以内兄柴守礼之子柴荣为养子。柴荣后来继位为周世宗，而父亲柴守礼居洛阳，虽终其余年未尝至京师见儿子，可是仗着儿子是皇帝，多行不法，尝杀人于市，世宗不问。是时，王溥、汪晏、王彦超、韩令坤等同为将相，他们的老父也都在洛阳，与柴守礼朝夕往还，惟意所为，时人鄙称“十阿父”，很有“升天”的代表性。

而我说，儿子得道，老父不升天，则见旨趣了。余极钦佩那些有势却不仗势的人物，真是高洁。

五胡十六国，前燕主慕容俊，征幽州刺史乙逸为左光禄大夫。乙逸夫妇乘着窄小简朴的小车，很低调地来了。儿子乙璋却带着随从数十骑，服饰甚丽，很高调地前来迎接。乙逸大怒，闭车不与言。到了邺城，将儿子痛骂一顿，乙璋犹不悔改，依然我行我素。乙逸常担心儿子会因此而招祸，而乙璋却一路官运亨通，历中书令、御史中丞，位在老子之右。乙逸于是感叹说：“我从小就注意品行，克己守道，仅能免罪。乙璋不治节俭，专为奢纵，却屡被重用，这难道只是乙璋好运气吗，实是世风如此啊。”慕容俊听说后，半晌说不出话。

刘裕未称帝时，谢晦为右卫将军，很得刘裕看重，权势很大。谢晦自彭城(徐州)还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哥哥谢瞻见之，惊骇不已，对弟弟说：“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于是用篱笆将庭院一分为二。后来谢瞻对刘裕说，我本寒士，父祖官也做得不大，而我弟弟年才三十，才能平平，却身居高位，这不是好事，怕要惹祸，恳请宋公稍加降黜，以保衰门。前后说了很多次。公元420年，刘裕即位，谢晦以佐命之功，益发得到重用，谢瞻愈忧惧。第二年，谢瞻在豫章太守任上染病不治，临终前，遗书劝弟弟说：“我算是得善终了，死又何憾！你要好自为之啊。”

谢瞻说弟弟“志用凡近”，显然是客气话，谢晦能力不常，受刘裕顾命辅少帝，后来见刘义符游戏无度，与徐羡之、檀道济一起，先废后杀。同时，还杀了宋文帝的二哥刘义真，拥立宋文帝，有震主之功。但谢瞻对弟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谢晦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公元424年，谢晦出镇荆州，当他出发时，回头看着建康石头城，放心地说，我总算脱险了。而仅仅二年之后，宋文帝就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先捕杀了徐羡之、傅亮及谢晦之子谢世休、弟谢嚼等，后发兵攻谢晦。宋文帝对檀道济网开一面，因为刘义隆深知，要打败拥兵自重的谢晦，非檀道济不可。于是在檀道济的强力攻势下，谢晦兵败被杀。(古语说，长兄如父，故一并言之。)

第33节：清雅之士

刘宋时的另一志洁人物颜延之，诗人，与谢灵运的关系很好，时称“颜谢”，但没有谢灵运的傲脾气。其子颜竣地位也是显赫，可是老子却从不接受儿子孝敬来的奢侈品，依然布衣茅屋，萧然如故。一次出门，乘着弱牛笨车，恰逢颜竣的“仪仗队”耀武扬威地鸣锣开道，立即闪到路边。他对儿子说：“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颜延之一天早晨去看儿子，见宾客盈门，颜竣还在高卧未起，颜延之大怒说：“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后来，颜竣无大过而被祸，还真是骄宠以致灭身。

清雅之士

清水煮活鱼，味之上品者也。如果雨夜，面前有这么一碗汤，酒盅里还有一些烧酒，那就太好了，一直呷到微醺，雨却在外面淅淅沥沥，直到天明。清雅之士对生活的理解不出其右，清淡得近乎枯寂。但和颓废却是不同的，就像竹叶疏落，竹干却是笔直。“绳墨自矫，以备世之急。”庄子说。

东魏权臣高欢礼聘儒生卢景裕当家庭教师，教授诸子。有刁难者对卢老师的学问提出质疑，甚至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卢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迹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经日端严，如对宾客。

我读史书，极喜遇到这样的人物，即如雨打在暗夜的水泥地上，枕上听来亦是可喜。

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南朝之齐，后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萧衍年少时和他就有交往，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手敕招之，陶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咨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想起庄子的一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并不急急于功名，只做认为当做的事，韬光养晦也好，和光同尘也好，潜龙勿用也好，总之是知足本分，箪食瓢饮。

后赵石勒既灭王浚，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争相去巴结石勒，馈赂交错。唯独前尚书裴宪、从事中郎荀绰这二人傲性不来。石勒很生气，把他们找来，责让说：“王浚暴虐，孤灭他是正义的，诸人皆来庆谢，就你们二人不来，什么意思，想找死吗？”对曰：“我等世仕晋朝，吃晋朝俸禄，王浚虽是大老粗一个，但还是晋之藩臣，奉晋朝正朔，所以我等追随他，不敢有二心。明公如果不修德义，专事威刑，那我们只有甘愿受死的份儿，没什么好说的。”说完，两人扭头就走。石勒连忙把他们追回来，赶紧赔不是，待以客礼。王浚的那些老部下，个个家赀巨万，唯独裴宪、荀绰止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余斛而已。石勒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第34节：陈婴母与王陵母

如此人臣，何代无之。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篡位，却搞起禅让的花样。禅让当天，朝廷百官都来捧场，唯独侍中谢朏一人在那美好的日子里砸场。

那天恰好谢朏当班，按侍中的职责，当解下宋顺帝的玺绶，上奉萧道成。当吉辰到时，谢朏却假装不知道，看见傅诏盯着他看，反问说：“有什么事？”傅诏说：“解玺绶授齐王。”谢朏说：“齐王有他自己的侍中。”于是把枕头拉过躺下睡觉。傅诏替谢朏担心，让他装病。谢朏说：“我没病，怎么装！”遂朝服步出掖门，登车还宅。

陈婴母与王陵母

陈婴在秦末时是东阳县的令史，平素为人诚信而严谨，很得人心，称为仁厚长者。陈胜王一举旗，东阳县也呼啦响应，聚众两万多人，杀了县令，公推直选陈婴为王。陈婴回去跟母亲商量。母亲告诉他说：“自打我嫁进陈家，没听说你们祖上有出过王侯将相的，现在突然得此大名，是一件很不吉祥的事。不如找一个人投靠，事若成功，凭军功也可以封侯；事若不成，也很容易逃跑，别人也不会注意到无名小卒（‘非世所指’）。”

这就是婴母著名的顶缸论。陈婴因此不敢称王，对拥戴他的那些人说，项氏家族以世代为将有名于楚，现在要想举大事，没有一个得力的将领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投靠项家，一定能够把秦灭了。其众从之，以兵属项梁。

陈婴一直追随项羽，汉高祖四年，项羽自刎，归属刘邦。因为平定自立为王的壮息，有功，封堂邑安侯。

王陵和刘邦是同县人，且是拜把兄弟，史书上说“高祖微时，兄事陵”。可是王陵这人革命觉悟不够高，待刘邦攻入咸阳，事业有点气候时，才在南阳地区召集了数千人，却不肯跟从沛公。楚汉战争开始之后，才归属汉王。刘邦因之让王陵赶快派人把太公、吕后接来。项羽却抢先一步得到讯息，在阳夏（据胡三省，夏音贾）一带阻击王陵，劫了太公、吕后，同时落入项羽之手的还有王陵的母亲。

项羽于是跟王陵谈条件，当着王陵使者的面，让陵母东向坐，表示尊敬。而陵母在给使者送行的时候，流着眼泪，偷偷对使者说：“请您代老妾转告吾儿，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汉王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一定能够夺得天下，不要因为老母亲而生二心，我以死送您。”拔出使者的佩剑，自刎而死。项王大怒，连死人也不放过，烹陵母。

王陵终得铁心追随刘邦，封安国侯。这个侯位很有意思，安国虽是个地名，但也可以看出刘邦对此人期许很高，安国，安邦定国嘛。汉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地位在陈平之右。

第35节：避祸

婴母知时，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能为。陵母知人，兴亡成败全系乎一人之身。因此，班固极推重这两位知见高超的伟大母亲，他说：“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就是说，婴母与陵母，作为妇道人家，却能洞达事物的道理，明了祸福的关键，不但很好地保存了家族，而且也使名声垂于史册，博得后人的敬重，大丈夫处世也不过如此了。

避祸

杨彪、袁闳、范粲，此三者皆处身乱世，或为避祸，或为节义，行为“乖张”，很有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味道。对此等人物吾深表敬意，庄子也不过主张和光同尘而已。

杨彪，杨修他爹，杨彪及其祖上声名赫赫，四世三公，与袁氏世家并驾。献帝时拜为太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专权，欲迁都以避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的兴兵讨伐，杨彪力争，被免职。董卓死，复起为太尉。后遭曹操疑忌，欲杀之，孔融力救始免。杨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以免祸。儿子杨修很聪明，但聪明不过他爹，公元219年被杀。

袁绍、袁术、袁闳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道：“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 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其实更像牢房，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莫得见。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名列《高士传》。故而清唐孙华有一句诗说：“藏身且筑袁闳室，避世难求秦系峰。”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金墉，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于是假装神经病，住在车上，足不履地，不出门，不说话。子孙有婚宦大事，与他商量，合他的意则脸色不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道他的意思。他的三个儿子也受他影响，无心仕途，不大关心外面的事，足不出邑里。司马炎即帝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范乔代父辞不受。范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几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古人之意志力诚不可想象。陆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写《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而周作人折节小日本，则毁了一世文名。

第36节：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诸葛亮自辅佐蜀汉后主(223年)，至其病没(234年)，共掌权十一年。晚年六次北伐曹魏，有的说是五次，其实只有二次出祁山。取六出祁山者，是泛指其西线北伐的整体战略行动而言。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地扼蜀陇咽喉，成为魏蜀必争之地。其实进攻曹魏不必绕远途，诚如魏延所建议的，由他统兵万人出子午谷袭取潼关，与由斜谷出兵的诸葛亮大军会师，这样便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司马懿不是也担心蜀汉军队进兵斜谷么。诸葛亮之所以不同意魏延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考虑：

一是子午谷此时已废，而褒斜谷难行。子午谷，北口为子谷，南口为午谷，北口距长安仅百里。子午谷全长六百六十里，刘邦入汉中，烧绝栈道，即在此处。汉顺帝时罢此道而通褒斜道，至三国时已荒废。

褒斜谷，南口曰褒谷，北口曰斜谷，全长四百七十余里，进兵此道，可由褒中(陕西褒城)直驱郿县(陕西郿线北)，但路途险阻，行军不易，且有被伏击的危险。

二是大军由汉中沿西汉水平坦地带，出祁山，即进入关山道，为陇山东西要道。西口即街亭(甘肃秦安县东北)，东口为陇城(陕西陇县)，可瞰秦川，其流水汇注于渭水，适于行军，粮运补给也比较方便。

三是陇西自古多产马匹，而战马是蜀汉最缺乏的。关中平原及洛阳附近地区皆适合骑兵作战，而魏军多骑兵，要与之决战，战马自然不可缺少。

综上考虑，诸葛先生决定出兵祁山，而不是抄近路出子午谷。

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北伐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当年，孔明未出隆中而计定天下，后人传为神奇。尽管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只要攻占荆、益两州，俟天下有变，一路自荆州以向宛、洛，一路自益州以向秦川(今陕西南部)，两路夹击达到灭曹复汉的目的。但孔明的战略重点无疑是在前者。

当鼎足之势已成却要六出祁山攻打魏国，意图光复汉业，按当时的情形来讲，蜀之国力未足以并吞吴魏而尘定天下，这不明摆着不自量力么？诸多疑问，在读了魏纪太和二年（228）诸葛亮给后主的上言中才找到答案。

诸葛亮在上言中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按当时的形势，敌强我弱，北伐固不足以取胜，坐守却也仅是苟延残喘而已，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臂而起，或许尚可一搏。至于成败，只得听天由命了。

诸葛先生在写这份上言时，“山人自有妙计”的洒脱已不复存在，悲壮之情，读来跃然纸上。

第37节：谢安的闲暇

谢安的闲暇

东晋谢安，小时就了得，朝廷多次让他出来做官，皆推脱不就。平时多花时间读书，或带着歌妓游山玩水，“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到他想出山的时候，年已四十多了。

谢安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竹林七贤之做派。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这风俗成的确实不好，后厅挺着死人，前厅却在奏乐，心肝确是大大的坏了。王坦之就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王坦之先拍了谢安一下马屁，说谢安是“天下之宝”，接着就老实不客气了，大家都盯着呢，注意影响。而谢安不吃这一套，该奏乐的还奏乐。

我在想，是谢安在江左开了蔑视礼法的风气，还是魏晋本就有这种风气，而谢安只是不能免俗？细思之，好像两者皆有。因为魏晋清谈不始于谢安，而竹林七贤的视礼法为粪土，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我认为，谢安的开江左不良作风，其罪只是没有尽力加以引导而已。而范晔的祖父范宁数落王弼、何晏之罪，说“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礼崩乐坏，至今为患，其罪深于桀纣，语气就非常吓人。这么说来，谢安的责任好像又很大。

但谢安不是闲暇得荒废公事，也不至于误国。面对强大的前秦，谢安“兢兢焉为自保之谋，常持戒心，此其所以济也”。他的侄儿谢玄在淝水一线与苻坚鏖战，后方谢安却与客人闲情雅致地下围棋。当捷报传来，谢安轻轻瞄了一眼，便放在一边，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谢安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

等一局下完，转身回内室，过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还是高兴坏了，没藏住。

英雄泪

王猛寻得苻坚这个靠山，才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三十六岁时就权倾内外。对于王猛的作为，苻坚评价说：“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及王猛病卒，苻坚三次亲往哭祭，对太子说：“这是上苍不让我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啊，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王景略！”（王猛，字景略）王猛死后很久，苻坚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在诏书中说：“朕闻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验也！往得丞相，常谓帝王易为。自丞相违世，须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恸。”

后赵张宾，石勒手下的一级谋士，深得石勒器重，群臣莫及。但张宾这个人为人谦逊而清廉，待人坦诚，先以身帅物，然后再要求别人。连石勒都不敢直呼他的名字，而称“右侯”。公元322年，张宾去世，石勒哭之恸，说：“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跟苻坚的心思一样。程遐代张宾为右长史，石勒每与之闲议政事，有所不合，就独自叹气：“右侯舍我而去，使我只能与此辈共事，岂不是太残酷了！”因流涕弥日。

刘裕四处征战，刘穆之留守建康，一主外，一主内，两相配合，战无不胜。公元416年，刘裕北伐后秦，刘穆之辅佐世子刘义符，总理朝政，供应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使刘裕的北伐无后顾之忧。417年8月，刘裕攻克长安，11月，刘穆之病死。刘裕闻信，惊恸哀惋者累日，每每叹念穆之，说：“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说：“穆之死，人轻易我。”

唐末五代，离乱之际，民不聊生。战前扬州富甲天下，及经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一片狼藉。南吴肇基者杨行密接手经营扬州，安抚百姓，轻徭薄敛，没过几年，扬州雄风再振，“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杨行密手下有个干才袁袭，革命未成身先死，杨行密痛哭说：“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为折吾股肱也。吾好宽而（袁）袭每劝我以杀，此其所以不寿与？”

旧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不是说黄帝荒芜正事，而是说王者劳于选才而逸于得人。观如上几则故事，其英雄相惜之情如此。

第38节：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三、渔樵评弹

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司马光说：“国家选人，先门地而后贤才，这是魏晋的弊政，魏晋几百年间竟无人能改变这种局面。关于君子、小人，并不以身份地位来区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在当时，连魏孝文之贤，都免不了因袭这一陋习，看来能够明辨是非而又不为流俗所迷惑，确是太难了。”

我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不随波逐流确实难得，“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世间能有几人？而“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的情况，以孝文帝的才智，难道看不出来？我以为问题的根子在于，他不敢也不想去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那些门阀世族可都是当权者，谁动了他们的“凤凰池”，无疑是自树敌人，自掘坟墓。家国都不保了，改革有屁用。辅佐拓跋珪起家的崔浩，开国元勋，最后却被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珪的孙子)灭了全族，原因之一，就是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拿门第开刀，由是得罪于众。崔浩的外甥曾力劝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崔浩不听，遂罹祸。

以现今的情形看，明暗两规则，傻子都看得清楚，可是有话语权的都自甘聋哑，都信奉“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一团和气，各守各的“凤凰池”。没话语权的只好装疯卖傻，骂两句以泄私愤。

“凤凰池”典出西晋荀勖。荀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荀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邪。”

第39节：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杨坚一统宇内，下了一道太平诏，说：“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很实在的话，没有什么吓人的建国方略，但如能做到，也可以称大治。

中国文化看重心性的修养，修身、齐家，摆在最前面，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一人一家快乐平和了，天下国家没有不平和快乐的道理。近日，读卡耐基的书，好打打杀杀的西方人，原也把心性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卡耐基说：“生活的快乐与否，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人、事、物的看法如何，因为，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他在《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一文中引述说：“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思，也就是我们自己。”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

无论中西，学问之最高境界其实是一致的，尽管西人没有“境界”一词。

“从小，我的家人每一天晚上都会从《圣经》里面摘出章句或诗句来复诵，然后跪下来一齐念‘家庭祈祷文’……”卡耐基在《报复的代价太高了》一文中说：“我现在仿佛还听见，在密苏里州一栋孤寂的农庄里，我的父亲复诵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那些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会不停地一再重复的话：‘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祈祷。’我父亲做到了这些话，使他的内心得到一般将官和君主所无法追求到的平静。”而在耶稣基督出生前的551年，我们的夫子就已主张“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的，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不能没有“恕道”，“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柏杨语）。然而事实是我们久已没有了我们的圣经。

儒家主张知足常乐，夫子座前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别人都受不了这份贫苦，颜回却一天到晚乐呵呵。卡耐基同样在西方推介这份快乐活法。叔本华说：“我们很少想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没有的。”卡耐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来得多。

“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杨坚的这个太平诏，仿若普天下读书人书房里的座右铭，浓缩了儒学的最精华部分。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幸福指数了。

婚姻自由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是各有各的理。古汉语中没有“女”字边的“她”，不利平权，五四之初便造了一个，而古文中通以“姪”称呼侄儿侄女，也不见男子们直呼其冤。

西方国家已发达到两男子可以登记“结婚”了，婚姻至此完全丧失本义，仅停留于法律意义上的两个人的组合，正如组合一支乐队。倘陷于家庭暴力或性格纠葛等诸多因素，婚姻自由确可以还被侵害方以自由身。但目下情势，离婚自由有太过之嫌，结容易离也容易，自由而散漫，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汉时的杜钦，说过一句话：“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他虽是针对嫡庶之间的明争暗斗而言，但较之于今，亦有深刻之意义。给我一箩筐的胆，我也不敢去反对一夫一妻制，这不明摆着欠揍么。我是服杜钦识人性之深，开出的“药剂”也中理。

儒家社会，礼法森严，竟然允许秦楼楚馆存在，先是惊诧，继而也是佩服。礼禁的是缙绅之家，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为众人瞩目，所以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纲纪。而守节也不是一刀切，得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报经政府批准，如若不愿，则听任再醮（我们这一代的后人写历史，对此一节误读太多）。秦楼楚馆疏导的是芸芸人性，与其放任自流，不若纳于规范，也少些什么病的背地猖獗。自然，文明社会，我们不应允许秦楼楚馆余孽再现身，也不应支持辜鸿铭的纳妾合理论，但确定一个礼来调节当前的婚恋状态却是必需的，也是当务之急。恋爱自由一过头，多有禁果先食者。家花已无花期在，自不比野花香，婚姻自由恰成另觅新欢的绝好借口。

社会之和谐，首在家事之谐顺上。日暮时分，百鸟归巢，而家事扰怀，殊非平安夜。汉朝匡衡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又说：“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考诸史实，嫡妻制对女性却是一个绝好的关怀，不至于人老珠黄而横遭遗弃。

第40节：文辞欺人

文辞欺人

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写作班子把总结报告编写得出神入化，领导看了首肯，这项工作就算安全到达陕北了。此种文风之坏，无疑是新生代党八股，我以为比党八股还要恶搞。党八股还只是文章的僵硬、不活泼，而前者却无视具体工作，一门心思只在文句上雕琢，从而益发滋长了弄虚作假的做派。唐朝柳公绰惩治这种风气，只有一个字：杀。

公元823年，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蒲松龄在《聊斋》里愤愤地说，国家应出台这样一个法规，凡杀死奸吏的人，不但不应判重罪，反应减刑若干年，因为天下奸吏无不可杀者。当时之人对奸吏痛恨如此。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首推谢灵运，次则王维。谢灵运身为东晋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刘裕篡晋，他与陶潜走出两条路，陶潜挂冠西去，谢灵运侧身宋朝。及仕途失意，乃兴兵拒捕，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观其前后所为，并非有忠义晋室之迹，却声称自己忠义，可谓欺人之甚。

王维的遭遇有点像周作人。初为唐朝“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被迫出任伪职。后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王维被捕下狱。因为有这首诗，及弟弟王缙的营救，唐肃宗乃特宥之。后来杜甫称赞王维，谓之“高人王右丞”，杜甫之意原是赞叹他的诗画境界，顾炎武却很是不平，说：“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顾氏进而将文辞与国运连接起来，“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镜者，明辨也。

第41节：官员的读书

官员的读书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波（今安徽阜南）人，打小跟随姐夫邓当在孙策部下效力。邓当死后，他升任别部司马，代邓当领兵。后来屡立战功，历任平北都尉、横野中郎将、偏将军等职。

一天，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身居要职，应该注意多读书。吕蒙和李云龙一样，认为军人只要会打仗就可以了，读什么书，就以军中事多为推脱。孙权对吕蒙的态度很不满意：“我难道要你钻进书堆，当个博士吗？不过是要你浏览书籍，多知道些过去的事情。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还会多过我？我就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处。”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很惭愧，当真开始读书。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冬，鲁肃接替周瑜出任大督都，路经寻阳（今湖北黄梅），与吕蒙闲扯。越扯，鲁肃越感到吃惊，因为眼前的吕蒙跟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惊奇地对吕蒙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鲁肃这句话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接着吕蒙讲出了一句更有名气的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后来吕蒙接替鲁肃统帅吴军，成为一代名将。

这则典故现在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读过很多次，每次读都有一种感动。孙权的“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的读书态度，很符合诸葛亮的脾气。

建安初，诸葛亮在荆州，未出仕，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交好，一起讨论学业。石广元他们三人读书，务于精熟，把前代典章制度记得很牢。而诸葛亮读书，拣重要的来看，独观其大略。每天早晚，他们三人都抱着书本死背，而诸葛先生却显得闲暇，常常双手抱着膝盖，在竹林里长吼（长啸，一种养生方法）。诸葛先生一次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三人都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一级。”三人问其所至，诸葛亮笑而不答。显然诸葛先生认为，他们的读书态度作为学者可取，而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来说，并不可取。

也是三国，另有一则相当好的读书态度，我指的是官员的读书。

蜀汉大司农（财政部长）孟光，向刘禅的老师郤正了解太子最近在读什么书，学识有什么长进。郤正回答说：“太子对父亲很孝顺，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也很有礼貌。”孟光说：“这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我问的是，太子治国的本事如何了？”郤正认为，太子既能做到忠孝，又懂礼貌，就不会乱来，而智调权略，藏于胸怀，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看样子，郤正有点生气。

孟光知道郤正一根筋，得点拨点拨他。于是说：“我这人说话很直，你不要介意。现今天下大乱，应多教些谋略方面的东西，这才是当务之急，才可以在强手如林的乱世中存身。储君读书，哪能像我们一样，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郤正认为有道理。

孙权没明说的话，孟光直捅捅地说出来了，吕蒙通过读书读懂了孙权的意思，鲁肃也观察出来，所以才和吕蒙拜把子成兄弟。而郤正也转过弯来，可惜刘禅扶不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或者有人要说，这不是教人学鬼吗，明摆着厚黑学嘛。确实是。然而，不鬼点，能上史书吗？或者这样说，能上史书的，都是极鬼的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问题是怎么一个鬼法而已。朝中好人要都老实得一根筋，跟坏人斗不起来，也不禁斗，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权谋萧杀。只是所谓的好人与坏人，他们的人生底线不同罢了，或者纯粹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为了人间正道。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丁卯，皇帝给大学士杨士奇等的上谕中说：“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此中深意不知当今的为官者能否明白。

第42节：读史的态度

读史的态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后人的实录，连君王本身都无权过问，这个职责如今的记者担当了些。那些在台上者，春风得意时指点江山，身陷囹圄后涕泣自陈，都是白纸黑字，不啻又是一个实录。

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也有为尊者讳的。秉笔直书者进而掉了脑袋，这样的例子不必再举。而后人也不必因为有为尊者讳的地方，便疑及整个二十五史，相反却应该从曲讳的地方探出隐情，才是正经的读史态度。

东晋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权臣桓温见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确实失利，但也不至于像你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枋头，在今河南新乡东北，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与慕容垂在此交战，惨败。恼羞成怒的桓温终于亮剑，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

这时孙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气依然是那个脾气，方正严厉，一丝不苟（“性方严，有轨度”）。儿子们虽然也年过半百，但孙盛对他们的管束一点都不放松（“待之愈峻”）。因此，当儿孙满堂跪在孙盛的面前，哭喊着求他改几个保命的字时，孙盛就是不肯，不但不肯，还将他们骂了一顿。没办法，诸子遂私改之，保住项上人头要紧。

孙盛估计也没老糊涂，见子孙们突然不吵了，不哭不闹了，而桓温的侍卫也没有破门而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孙盛也不吭声，装作不知道。原来，他事先已抄写别本，传之外国。及东晋孝武帝即位，购求异书，辽东人将别本呈上，与当时流行的删改本不同，遂两存之。

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担心有什么不良的言行被载入史册，褚遂良不肯。唐文宗要魏谟拿《记注》给他看，魏谟也不肯。吴兢写《则天实录》，语涉宰相张说不光彩事。身为宰相的张说暗地里恳求吴兢改数字，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史上确也曾发生过以写书做交易的事，就如现在的记者做有偿新闻。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凭自己的喜好褒贬人物，还大言不惭地对人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话讲得很露骨，然而时人终是不服，谓之秽史。

即使如前四史之一的《史记》，鲁迅先生盛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夫之也对其提出批评，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此“忠”，不是不忠诚，而是指没能信守史官的职责。表现之一，即是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青的不同态度。

然而，群众的眼光终是雪亮的，史官在史书上做手脚，除非手段极其特务，否则终是要现身阳光下。故余意，二十五史，纵有瑕疵，终是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