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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2）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3）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4）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5）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6）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7）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8）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9）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0）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1）

-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2）

-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1）

-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2）

-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3）

-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4）

-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5）

-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6）

-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7）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1）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2）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3）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4）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5）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6）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7）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8）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9）

-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10）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1）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2）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3）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4）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5）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6）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7）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8）

-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9）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2）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3）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4）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5）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6）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7）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8）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9）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0）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1）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2）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3）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4）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5）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6）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7）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8）

-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9）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

他曾被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引为心腹。在陈立夫、徐恩曾眼中，他是国民党特工系统的“才”。一段时间里，他曾实际掌管着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的日常事务。

在周恩来等人的眼中，他是中共不可多得的情报人员，他和密友李克农、胡底赢得了情报战线“三杰”的称誉。1931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紧急关头，是他，使中共中央、江苏省委机关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破坏、大灾难。

徐恩曾在他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懊悔不已地自怨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重用他。

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成功打入敌核心机关的中共特工钱壮飞。

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

1928年初，刚刚被无数中###员和革命群众鲜血浸染过的上海滩，还残留着浓烈的血腥味。大街小巷横行无忌的宪兵、特务，频繁展开的大搜捕，时而穿街而过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夹杂着妇孺老幼的哭喊声，使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人人自危，夜难安枕。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刚过而立之年的钱壮飞领着一家数口来到了这座阴森恐怖的城市。

1896年出生的钱壮飞，是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人。他的父亲钱子如，是个生意人，当时主要靠在县城北门新侨堍航埠头收购生丝。母亲范氏操持家务，家境尚称小康。在温馨的家庭环境中，钱壮飞度过了自己的少儿时代。

“自古雄才多磨难”，当钱壮飞正在浙江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维系家庭生计的父亲却突然因病去世了。随后经济上的困难也愁坏这对孤儿寡母。不得已，母亲范氏托媒为他同湖州城本马巷开设勇丰布店的徐家女儿徐双英定了亲。1914年钱壮飞刚满18岁，就在母亲的包办下与徐双英结婚，次年生了一个女儿。

婚姻并没有中断钱壮飞的学业。1915年，他刚从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又考入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在这里，钱壮飞结识了一位同窗好友张振华。出生于1894年的张振华，比钱壮飞大2岁。她家是安徽桐城名门望族，祖先曾官至宰相，家境颇为富裕。

医专四年的学习生涯，张振华经常资助钱壮飞，使他坚持修完了学业。共同的志向，相互的关照，使这对学友变成了恋人。1919年10月，两人从医专毕业不久，即结为伉俪。这时，钱壮飞的老母和妻子尚在湖州，对这桩婚姻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母亲范氏到北京看望儿子，才知道儿子已另有所娶，并已生了个男孩。老人家对这位新式大脚媳妇并不满意，但木已成舟，已无办法，于是便回乡将徐双英母女也带来北京。幸好徐双英和张振华能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一家人生活倒也平安无事，钱壮飞总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家庭生活的重负却不容钱壮飞喘息。毕业后，他曾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又进入了京绥铁路局附属医院工作。张振华则在天坛传染病医院工作。由于收入低微，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一边行医，一边又在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教书，晚上还到一家小报馆当编辑。

钱壮飞为生活而奔忙的时候，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动荡，民主思想的宣传，常常打动钱壮飞的心。尤其是他的妻弟、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的思想言行，对钱壮飞、张振华曾有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他们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经张暹中介绍，张振华和钱壮飞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崭新的、惊心动魄的和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2）

入党后的钱壮飞，利用医生职业作掩护，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在那漆着红十字的医用皮包里，常常装着党的秘密文件或标语、传单。身着白衣的“大夫”常常是特务军警追捕的目标。逛公园时俨然一对游兴十足的游客，却在他们所经之处留下了传单；风高月黑之夜，许多人家的门缝里会被他们塞进宣传共产党正确主张的宣传品。党的地下机关和隐蔽同志的住处，是他们时常“出诊”的地方；普通工人、居民家里也时常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钱壮飞可以说是博学多才，行医自然是他的本行。除此之外，书法、绘画他也能来一手；更难得的是，他还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和表演才能。1926年前后，他和张振华在北京护国寺附近，曾资助创办了一家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的全家就住在这家公司里。钱壮飞一面带着孩子参与影片里的角色演出，一面借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只可惜当时拍的影片后来未能保存下来。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此之前的六天，北洋政府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先在北京下手了。4月6日，“安国军”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举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员。4月28日，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殉难，中共北方区委及其所属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北京曾展开频繁活动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的名字也出现在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这样，钱壮飞不得不带着家人四处躲藏，生活十分困难。显然这时的他在北京已难以安身。经党组织的安排，1928年初，钱壮飞拖着一家数口，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正处于血雨腥风中的上海。

这时的钱壮飞虽然才32岁，却已从事过多年党的地下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血与火的煎熬中，他在政治上日渐成熟，秘密工作经验日渐丰富。加上他博学多才，多谋善断，遇事深藏不露，又长于交际应酬，这为其深入龙潭虎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凭着这些骄人的资本，凭着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敌特活动猖獗的宁沪大都市，钱壮飞演出了一幕幕具有传奇色彩的话剧……

钱壮飞以自己的卓越才华，赢得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徐恩曾的赏识，很快登上了徐的私人秘书宝座

旧上海是一座世界闻名的畸形城市，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对这块土地，早年曾混迹上海滩街头的蒋介石是颇为钟情的。1927年，他借助青洪帮流氓势力率先在这里举起了反革命屠刀，对共产党人大加杀戮。一时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遇难，许多党的组织被破坏了，严酷的白色恐怖考验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宣布退党了，一些人叛变投敌了……

钱壮飞就是在这个艰难时候来到了上海。开始，他找不到工作，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虽然后来在上海市公用局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但收入不多，要维持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自然是十分拮据的。在这种经济窘迫的处境中，钱壮飞一面找可资掩护的职业，一边寻找党的关系。

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总算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了一份工作，从事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

这个管理处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往来上海的外国人发国际往来电报。它虽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在这里难以套取敌人的重大动向，但却是隐蔽中共骨干、掌握无线电收发技术和有关情报的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当时钱壮飞刚刚接上党的关系，被编入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党支部。党支部根据情况，决定让钱壮飞作长期埋伏，争取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而负责无线电管理处的徐恩曾则正好为钱壮飞打入敌特心脏，起了桥梁作用。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3）

徐恩曾是大特务头子陈立夫的表亲，浙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留学美国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的特务组织，先在陈立夫把持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工作，后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科长。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后，升任处长。徐恩曾负责中统15年有余，在这个罪恶组织创建、发展和活动中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表面上徐恩曾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平时说话轻声细语，见人笑容满面，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贪财好色之徒。他明摆着的有三个老婆，暗地里不计其数。

徐恩曾也并非平庸之辈，在国民党中他之所以能步步高升，除了陈氏兄弟的提携外，在积极###上他也为自己捞到了一些本钱。他因沉湎酒色，极需拉拢亲信为自己效劳。这时，才艺超人、精明能干的钱壮飞进入了他的视野。

钱壮飞是个全才，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难得的是这样一个人，工作“奉公守法，勤勤恳恳”，颇得人缘，加之又是湖州同乡，很快就得到徐恩曾的赏识。有时徐恩曾个人的一些不便公开的私事都交给这位同乡去办。那时，徐恩曾还有一个姓王的姘妇，因徐怕家里的大老婆大吵大闹，要钱壮飞帮他找处合适的房子。党组织获悉情况后，决定干脆把钱家所住的二楼前楼让给这个姘妇居住。这样既可以使钱壮飞进一步取得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又为钱家获得一把十分安全的政治保护伞，有利于党组织开展工作。果然，徐恩曾对钱壮飞十分满意，从此把他倚为自己的左右手。

1929年，徐恩曾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也把钱壮飞一家带到了杭州。就在这一年，浙江省建设厅举办规模甚大的西湖博览会，徐恩曾很是高兴。为显示自己的才干，赢得上司的欢心，他很重视这次博览会。但他又目迷五色，无暇顾及，便全权委托钱壮飞，还在浙江省建设厅给钱壮飞挂了个秘书的头衔。

钱壮飞素来擅长书法、绘画艺术，又颇具组织才能，因此，此次博览会大显身手，从博览会的设计到会务的准备，里里外外井井有条。这次博览会使徐恩曾出尽风头。1929年8月20日，陈立夫驱车来到博览会，对上前迎接的徐恩曾大加赞赏，并告诉徐恩曾：孔祥熙、宋蔼龄参观了西湖博览会，大为欣赏，认为同巴黎的环球博览会相比，别具风味。脸面有光的徐恩曾从此对钱壮飞格外器重。

特别是9月底博览会闭幕后，准备举家搬回上海的钱壮飞，还亲自给徐恩曾送去了两只沉甸甸的皮箱。

箱子里装满了晶莹夺目的金银财宝，绚丽照人的苏杭绸缎，名贵的人参、鹿茸、貂皮和古瓶。这是各地厂商奉送的“展品”，钱壮飞一一登记造册。徐恩曾浏览清单，抚摸着礼品，爱不释手。他赞赏钱壮飞的廉洁奉公，说道：“钱先生办事，一清二白，难得。不是鄙人当面奉承，黑眼睛碰上白银子都会亮的，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可钱先生你……”

钱壮飞以自己的坦诚和卓越的才华赢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器重。徐任命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公事私事一并相托，无话不说，待之如同心腹。这个时候，徐恩曾一次新的升迁，给钱壮飞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提供了机会。

陈立夫组建庞大的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共产党。陈的红人徐恩曾选定中共巨谍钱壮飞做他的主要助手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4）

1929年12月下旬，徐恩曾担任了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这个调查科早在1926年北伐时期就已设立了，当时的职责是负责收集和统计国民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动态、成分、经历等。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南京后，这个科增加了一些带有特务性质的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的任务，但仍只局限于国民党内部。到1929年底，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震惊和不安，他们眼里的共产党已不再是“癣疥之疾”，而是“心腹之患”了，蒋介石一面调集力量准备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强化法西斯统治，破坏白区共产党组织。陈立夫迎合蒋介石破坏共产党组织的需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积极筹划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为主要任务的宏大的特务机构。那个时候，陈立夫对于此道还不甚熟悉，就找他的亲信徐恩曾来筹办这件事，徐恩曾又拉钱做他的主要助手。

一天，徐恩曾请钱壮飞到家里吃饭，徐恩曾告诉钱壮飞，他应陈立夫之约，决定出任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科长，重点对付共产党，调查科设在南京。陈立夫要他找一两个最可靠的帮手，他便郑重推荐钱壮飞担任机要秘书。陈立夫问钱壮飞是否可靠？他把钱壮飞平日里埋头工作，热心技术，爱好艺术，绝不过问政治；托钱壮飞主办西湖博览会，如何廉洁奉公等都告诉了陈立夫。但徐恩曾对钱壮飞还是有所保留的，譬如他曾派可靠的人，暗中严格考察钱壮飞半年多时间，一举一动都有详细记载，这点自然讳莫如深。他还告诉钱壮飞，对于他的推荐，陈立夫已点头认可，他希望钱壮飞仔细斟酌，三天后给他满意的答复。

对于这一重大情况，钱壮飞当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问题直接报到了周恩来那里。

对钱壮飞提供的情况，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十分重视。他深知，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岁月，在蒋介石专门对付中共的特务机构安置中共的内线，对在艰难条件下求生存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为此，早在1927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发出的《中央通报》（第25号）中就曾规定：经过党支部决议，可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钱壮飞在国民党中枢机关所取得的地位，正是中央多年梦寐以求的，这将有利于改变党在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

中央特委和周恩来当即同意钱壮飞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同时决定派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由他们三人成立一个直属党中央负责人单线领导的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

南京中山路305号，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大本营”，徐恩曾指派钱壮飞坐镇

1929年，徐恩曾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科长，钱壮飞则被任命为调查科机要秘书。

深入到国民党神经中枢，其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稍有不慎，就有掉脑袋的可能。但钱壮飞满怀信心地登上了京沪快车，到南京走马上任。他常常想着自己敬佩的李大钊的两句话：“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他冷静地走进虎穴，开始了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生活。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5）

新官上任三把火，野心勃勃的徐恩曾同样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他一到任，就立即要钱壮飞负责补充人员，要上头增拨经费，在各地建立基层机构，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钱壮飞在配备、选用管理电台的机要和行政事务人员时，就安排了一些自己的人，作为同留在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通道。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易保密，便选定南京中山路305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钱壮飞为中心的秘密指挥机关，把这里作为“大本营”。为掩人耳目，大门则挂起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

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建立后，凡国民党中央党部要给他看的机密文件、电报，以及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给他的情报，都要汇集到这里来。徐恩曾虽身负###重任，但对女色的迷恋却未曾消减。这时的他工作上大多是例行公事，每天拎包到办公室来一下，处理那些必须由他自己决定的急事和重要问题，然后借口有“要事”，溜到舞场妓院或情妇姘头那里鬼混，而把处理“大本营”的日常工作都推给了钱壮飞。这样，凡是呈报徐恩曾阅处的机密文件，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徐恩曾在上面签字了事。因此。这个“大本营”的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钱壮飞手里了。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又布置钱壮飞除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外，还要搜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情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委和特科二科的指示，就帮助他们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

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总指挥机关叫“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负责人是钱壮飞；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社长由钱壮飞兼任。不久钱壮飞又把胡底和自己的妻舅、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张家昽（张振华之弟）派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建立一个“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张家昽任记者。李克农则以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为掩护，负责主持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并把钱壮飞、胡底获得的情报，通过陈赓转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这样，当时南京有钱壮飞、上海有李克农、天津有胡底，而且党务调查科在各地的基层秘密机关也都受控于党务调查科。这样，国民党一整套最高特务组织机构都被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所控制。他们三人有了堂而皇之的身份，活动起来也十分方便。每当李克农、胡底到南京，就大大方方地住进主要接待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中央饭店，三人经常在这里商讨对敌斗争策略，传递党和红军的信息，过党的组织生活，非常安全。

当时国民党特务搜集中共文件，都汇集于南京的长江通讯社，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李克农、胡底也不时拿一些过时的文件来交差。当国民党领导人需要什么情况时，钱壮飞和李克农等就根据一些无关紧要的情况故意夸大其词，加以编造，以资应付。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果敢，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牢牢站稳了脚跟。其中1930年钱壮飞的东北之行，更是提高了他在特工系统的分量。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6）

李克农、钱壮飞的东北之行给国民党特务机构带回了一份洋洋4万多字的“出色情报”，陈立夫看后大加赞赏

1930年4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爆发了一场国民党内规模最大的内战，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万，前后历经7个月，双方军队伤亡约30万。作壁上观的张学良拥兵数十万，雄居东北，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双方都在极力争取他。

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对张学良很不放心，千方百计要搞张学良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去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这次蒋又要党务调查科去搞，于是，徐恩曾就将此“重任”交给了钱壮飞，要他带人前去沈阳搞东北军的情报。

一路上，他们由于有中###组织的帮助，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而且陈赓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作掩护，顺便巡视了中共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接头，为党带回了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同时他们还趁机在东北建立了一套名义上属国民党，实际上可以向中共中央提供情况的秘密组织。这样的成就，在一般情况下，确实很难做到。

尤其是他们一行平安回到上海后，同李克农一起，经过研究，写成了一份4万多字的有关东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些材料，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因过去国民党派出的特务从来没弄到如此详尽的情报，所以陈立夫、徐恩曾一看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他们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给予嘉奖，从此更加给予信赖和重用。在他们眼中，钱壮飞确是国民党特工系统难得的人才。

钱壮飞等除了在情报机关巧妙利用敌人外，还利用这些情报机关与国民党军警机关建立关系。他们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各个系统之间既互相勾结、坚决###，又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种种复杂微妙的矛盾关系，巧妙地掩护自己的工作，甚至借他们之手除掉自己认为某些最反动、最凶恶的特务。

在上海国民党警察局里，就有一个非常反动的侦缉队长，抓捕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当时正在上海的钱壮飞和李克农商议，决定除掉这个坏蛋，经过策划，他们定下了一条计谋：

李克农首先租了一处房子，布置一些共产党员住进去，还在那里放上若干被国民党搜获过的、已经毫无价值的党内文件，然后故意将此线索透露给那个侦缉队长，等他要去搜捕时，又从侧面关照他，为了某种理由，暂时不要行动，以便放长线钓大鱼。

侦缉队长信以为真，过了几天，等这个侦缉队长前去搜捕时，却早已人去楼空，连个影儿也没抓到，只拣回一些如同废纸般的失效文件。此事被其上司知道后就责问他：“你早知道为什么不立即动手，有意让共产党逃掉。”侦缉队长有苦难言，无法答对，后来上面对他有所怀疑，经过一段时间的“察看”，终被当做“共产党的奸细”被秘密“除掉”了。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是中了中共特工的计谋。

好色的徐恩曾终于还是把密码本放心地交给了钱壮飞。第二次、第三次军事“围剿”的情报迅速而及时地转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手中

取得徐恩曾信任的钱壮飞，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具有特殊地位。徐恩曾大事小事，委其办理，公函私信，任其代拆代办。但有一样东西他却不肯放手，这就是蒋介石与少数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徐恩曾总是把它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口袋里，密电都要亲自翻译。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搞不到。钱壮飞早就想弄到这个密码本，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7）

徐恩曾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喜嫖。一天，徐太太满面怒色带着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亲和两个衣角生风的女戚，怒气冲冲来到中央饭店，径直登上二楼一套客房。此时，徐恩曾正与一姘妇鬼混。姘妇一看徐太太来势汹汹，竟吓呆了。徐恩曾也像触电似的蹦了起来，光脚站在地毯上……

这时，钱壮飞闻讯赶来，徐恩曾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他，徐太太也向他诉苦喊冤。钱壮飞左说右劝将徐太太劝下楼，走出大门，把雪铁龙小汽车发动起来，请徐太太上车。

徐恩曾听钱壮飞说老太太得知此事，气得立时躺在床上，不由得心乱如麻。徐恩曾是有名的孝子，对徐老太太的意思向来不敢相违，不得已他只好打发姘妇走。钱壮飞吩咐人将徐的姘妇送往上海，然后自己驱车前往徐府给老太太看病——他是徐老太太的私人健康顾问。

钱壮飞根据徐太太的名单，下请帖，到中山路龙门酒店订了酒席。不到三天，一切安排就绪。开宴那天，钱壮飞来到徐恩曾办公室，请他去赴宴。徐恩曾邀钱壮飞一同前往，钱壮飞婉言谢绝，“徐太太要你亲自去以表诚意。”徐恩曾为平息事端只好从命。他找了套西装，把密码本放进口袋里。钱壮飞指指密码说：“带密码到那种场合不太合适吧！万一……”

徐恩曾点点头，犹豫片刻便说：“那就放到文件柜里吧！”

“也好！加上锁，再贴上一封条，那就万无一失了！”钱壮飞说着，取来锁和钥匙，请徐恩曾亲自把密码本放进柜里，又拿来纸笔，准备让徐恩曾签字盖章，加上封条。

徐恩曾提笔要签字时，看到钱壮飞一如平常，一转念，取出密码本，交到钱壮飞手中：“我看交给你，也就万无一失了！”钱壮飞淡淡一笑，接过密码本，放进了自己的贴身口袋。

从此以后，弄到了“护身符”的钱壮飞更是如虎添翼，即使是指名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钱壮飞也能用搞到的密码事先破译。他用这种方法，搞到了不少相当重要的情报。例如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剿共会议，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何健为副总司令，张辉赞为前敌总指挥，出动兵力10万、兵舰20艘、飞机30架，采取四面围堵，深入穷追的战术，对红军实行第一次军事大“围剿”的情报，就是钱壮飞在小小的斗室里，译好电文，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信封里，派地下交通员连夜赶往上海送给李克农，由李克农转到周恩来手中。此后，钱壮飞又以同样的方式，将敌人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军事“围剿”的情报弄到手中并及时转送李克农，由李克农转送中央特科和中共中央。钱壮飞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誉。周恩来还通过中央特科让李克农转告钱壮飞，他这个位置十分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一定不能暴露。钱壮飞深感自己肩头责任重大，他要利用这个特殊的战斗岗位，为党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情报。

一起突发事件暴露了钱壮飞的身份。从此，他被迫中断了红色间谍的生涯

顾顺章，上海宝山县白杨乡人。他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很高，眼光凶恶，杀气腾腾，满口上海话，颇有上海滩江湖中人的习气。早年，他曾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钳工，一年后，凭着自己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本领和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赢得了公司老板的赏识，在公司下属烟厂捞得一个工头的位置。大革命时期，善弄风云的顾顺章投身到工人运动中，是个表现比较突出的“勇敢分子”，曾经负责纠察队，热衷于买枪，打叛徒、工贼和流氓。1927年，他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战斗中他表现勇敢，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工人中有点小名气。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8）

1927年8月，在中共有名的“八七”会议上，由刚刚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名推荐，顾顺章被选入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中央交通局的工作。顾从此进入中共高级领导层，在后来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11月，为保卫党中央负责人和领导人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变节投敌的叛徒，中共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特科。顾顺章参加了特科的有关领导工作，并担任过三科（行动科）的科长。工作初期他还是颇为卖力的。但随后不久，他就暴露出骄狂蛮横、飞扬跋扈的坏习气，私生活方面也十分腐化，身边经常跟着花枝招展的女人。除此之外，他个人野心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竟找来“星相家”看相算命，之后便到处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会作皇帝。

中共中央发现顾顺章不检点，为加强特科的领导，在1930年5月，就调了聂荣臻、陈赓、李强到特科机关以约束顾顺章。全盘掌握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曾严厉批评顾顺章，向他指出生活堕落的危险性。但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中央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将他调离中央特科。

1931年3月，张国焘、陈昌浩被王明临时中央看中，准备派往鄂豫皖苏区。由上海到苏区要横穿国民党统治区。在通往苏区的各要道上，国民党岗哨林立，暗哨众多。这时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苏区间网络的周恩来特委托正在汉口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并负责运送一批武器去江西瑞金，一同执行任务的还有董健吾。

4月初，顾顺章、董健吾顺利完成任务后重返武汉，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处的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这时，顾顺章结识了当地一名舞女，两人成天在“大世界”花天酒地，放纵淫乱，将盘缠花得精光。

一个星期天，顾顺章在“大世界”魔术馆看到一则招聘演员的广告，耍得一手好魔术又正缺钱花的顾顺章不由得技痒难忍。他找到董健吾，要他一同登台。董健吾平日也爱玩两手，家里还有两大箱道具。但董认为这样太冒险，极易暴露身份，便不同意。顾顺章不听劝告，不顾党的秘密纪律，在武汉登台亮相了。

这个时期，武汉有个名叫王竹樵的叛徒正受特务机关指派，在街头抓共产党。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曾是武汉纱厂工人，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顾顺章在武汉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时，王是顾的下属，给顾顺章送过信。眼看国民党特务机关限他一个星期内找出共产党的期限将到，正愁无法交差，刚好顾顺章冒了出来。王竹樵喜不自禁，飞速报告了特务机关。而顾顺章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他的心早已飞到那位神秘的如花似玉的女人身边。当他回到住处，与那位白衣女郎柔情蜜意之时，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这天是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

顾顺章稀里糊涂被抓以后，当即被押到徐恩曾设在汉口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公署侦缉队。他开始还装成江湖艺人，大叫冤枉。但等侦缉队特务拿出真凭实据时，他就乖乖地叛变投敌了。先是供出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间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9）

这些对于掌握大量中共高层秘密的顾顺章来说，不过是小小的见面礼。为抬高自己的身价，他还有一个准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大阴谋，这就是他要把所知道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央特科钱壮飞等人的情况，当面报告蒋介石。他当着国民党派驻武汉特务头子的面大言不惭地说：“我有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三天内能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我现在不能说，你们要尽快让我晋见总司令，我要面见蒋公。”他还诡秘地说：“不能拍电报，在我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要把我被捕的事向南京电报！”

当时，武汉的特务分成两派：一派是武汉行营主任、特务头子何成浚；另一派是两湖调查员武汉侦缉处特务头子蔡孟坚。他们急于向南京报功，哪把一个叛徒的话当做一回事，以为顾顺章是故弄玄虚，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何成浚还连续六次密电南京中统局。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已捕，并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3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军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军舰太慢。并嘱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外人知道，否则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会落空。

后来又接连发了三封内容相似的电报，报告押送顾顺章的行程。

何成俊拍电报给南京中统局那天——1931年4月25日，正好是星期六。徐恩曾吃过晚饭后应邀去参加一个私人舞会。临走前，他要钱壮飞留在机关值班，有情况到舞会上找他。

晚上10点以后，大院已相当寂静。当班的钱壮飞正在密室里按时向中共中央写密码报告，突然门外传来汽车声，他知道这是机要处送急件来了。他走进办公室，机要官送来了发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并注明呈交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手拿电报的钱壮飞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不利共产党的重大事件。送走机要官后，他立即锁上办公室，进入机要室。他拆开电报，利用从徐恩曾那里弄来的特种密码本副本，译出了电报内容。他一看顾顺章已叛变，不由得大惊失色。

钱壮飞知道顾顺章在中###内的分量，他不仅掌握着党的上层秘密，而且掌握特科的全部秘密，他的叛变，意味着党将面临一场重大的灾难，稍一延误，就会有不少人头落地。他毫不迟疑地走进办公室，很快用密码发了一份电报：“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然后叫来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要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刘杞夫当时只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人，湖南人，他是中央特科安排在特务大本营的政治交通员。钱壮飞嘱咐他：“快走，告诉中央，黎明已叛变，将有大破坏。”

送走刘杞夫后，钱壮飞暂时还留守在“大本营”。他一面继续观察动静和考虑采取应变的措施，一面着手清理自己所经营的重要文电、账目。他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迅速撤离。同时还给徐恩曾留下了一封信，警告徐不得危害家人，否则将向报界公布徐的丑闻。办完以上几件事后，钱壮飞又连夜给他创办的各地通讯社的秘密联络站发出急电：“潮病危速归。”示意上海、天津、南京等地通讯社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迅速撤离。

徐恩曾在他用英文撰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懊恨不已地说：此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0）

钱壮飞所截获的这一特急电报，由刘杞夫送往上海，迅速由李克农和陈赓转给了周恩来。

面对这突发事变，周恩来在当时江苏省委书记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指挥中央特科人员，抢在陈立夫、徐恩曾行动之前，跟叛徒和特务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

——中央直属机关秘密工作方法完全改变。

——把所有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原址。

——把顾顺章所知的领导人、秘书及家属住址全部搬迁。领导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新人担任。

——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有的调离上海。

——果断地处理和切断顾顺章在上海一切可利用的亲属和社会关系。

就在4月26日晚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领导机关全部搬了家，安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经过夜以继日的连续紧张战斗，在这几十个小时的极其宝贵的时间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这一期间，钱壮飞还镇定自若坚守在龙潭虎穴。4月26日早上，徐恩曾来到特务总部，钱壮飞跟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武汉来的加急电报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说了声：“曾座！上午没事我就回去休息了。”徐恩曾点点头，钱壮飞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特务大本营。

钱壮飞心急如焚，不知中共中央是否收到了情报。他来不及回家换衣服，也来不及回家看儿女、妻子，便急匆匆地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4月27日，顾顺章乘坐的军舰到南京时，业已先行赶到的蔡孟坚驱车前往码头迎接。当汽车径直驶向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指挥机关时，顾顺章就故弄玄虚地低声告诉蔡孟坚：“速将徐恩曾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亡，则前功尽弃！”“整个肃清计划，自然全部落空。”蔡孟坚听了大吃一惊，叫苦不迭。他一面恼火地训斥顾顺章：“你在武汉，过分大意，而且自大，如及时说出有钱匪潜伏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已被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中央当局，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蔡孟坚将顾顺章带到中央党部，陈立夫、徐恩曾召见了顾顺章。顾顺章再三证实自己的诚意，并说自己家中藏有给蒋介石的信，早有归附之心。还招出，钱壮飞是共产党人，要求马上把钱壮飞扣留，否则，钱壮飞逃跑就前功尽弃了。陈立夫看了徐恩曾一眼，故作镇静地说：“我们会妥善处理的。现在，请随我们去见蒋先生吧！”

去黄埔路总司令官邸的路上，蔡孟坚问顾顺章：“见到蒋先生时，顾先生有何高见向蒋先生面陈呢？”顾顺章兴奋地说：“国民党为革命，共产党也为革命。如果保存共产党名义，两党均可为合法政党。国民党可领先而与共产党联合，###全由总司令指挥。如果肯接纳我的意见，我愿为此事奔走！”

到了总司令官邸，蒋介石从大厅出来，在走廊上听了陈立夫的介绍，只是挥挥手，冷冷地问道：“你叫顾顺章？你归顺中央很好！中央会对你宽大的。希望以后多遵从陈立夫、徐恩曾二位的意见，事事与他们合作，戴罪立功，前途是远大的，啊！”蒋介石摆出皇上赐见的派头，既不征询顾顺章的意见，更不让顾顺章开口，点点头，便转身走开了。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1）

顾顺章怅然若失，脸色发白，两眼发直，如同一条断了脊梁的狗。这时他才明白，对他来说，叱咤风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蒋介石眼里，他只不过是一条暂时可以利用的走狗而已。

顾顺章被蔡孟坚带走后，蒋介石吩咐陈立夫、徐恩曾，在顾顺章讲出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住址后，立即派人到上海搜捕，并说：“顾顺章这种人反复无常，要当心！”

而徐恩曾得知顾顺章的口供后，一直心神不定，从总司令官邸出来后，他匆匆赶回“正元实业社”，派人四处追查钱壮飞的下落，钱却早已不知去向。徐恩曾怎么也不会想到被自己视为心腹的钱壮飞，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派来的特工，他震惊不已。他一面赶紧派人追找钱壮飞，一面打电话报告陈立夫。

蔡孟坚正好在陈立夫的客厅，听了电话内容，大动肝火：“顾顺章这个混蛋，早告诉我钱壮飞是共产党，他跑得了吗？就怕人家抢头功！”

当蔡孟坚回到特别住处，把钱壮飞逃走的消息告诉顾顺章后，顾大惊失色，瘫在椅子上，哀叹道：“完了，完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蔡孟坚：“钱壮飞什么时候走的？”蔡孟坚说：“听徐先生说早上还在南京。”顾顺章一听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他一定到上海去了，上午的车，现在还没到，快，快！叫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还有无线电管理局认识他的人，到上海火车站，马上封锁上海火车站。”他又转了一圈，把已走出门的蔡孟坚叫回来：“等等，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就是接上头，他们也来不及转移，马上坐飞机到上海，搜捕！”

顾顺章是了解内情的，他的估计并非全部失误。在他大声喊叫之时，钱壮飞乘坐的那趟列车果然正奔驰在京沪线上。钱壮飞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戴着茶色眼镜，靠在窗前，显得非常疲惫，他已经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而此时的上海火车站正严阵以待。月台上，军警、暗探密布，专门等待这位文质彬彬的逃亡者。当列车喷着白烟，呼啸着驶进上海站时，军警、特务便分头包围各节车厢的各个车门，仔细盘查。尽管他们搜遍了整个车站，然而却没有见到钱壮飞的踪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钱壮飞早已料到，徐发现自己失踪后，会在上海站搜捕，便在真如车站下了车，然后转乘汽车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下车后他尽快找到了李克农，见中央机关已经撤迁，这才放下了一颗久悬的心。

4月28日清早，平时宁静的上海街头上，突然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刺耳的警笛声，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一队队在大街小巷奔忙。席卷上海的大搜捕开始了。

戈登路中共中央机关、各联络处和办事机构，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云、博古、张闻天等人的住处，凡是顾顺章知道的地方，都同时遭到搜捕。但是处处人去楼空，中共中央机关200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网打尽”的美梦成了泡影。顾顺章简直难以相信，陈立夫也气急败坏，徐恩曾更是追悔莫及。

事实证明，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准确及时的，中央的决策是英明的。在关系中共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镇定自若，英勇果敢，及时将情报送给党中央，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事过几十年以后，徐恩曾在他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还懊悔不已地自怨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他的上司陈立夫也曾用充满埋怨责备的口吻追忆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当年在武汉逮捕并亲自审讯过顾顺章的蔡孟坚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大骂顾顺章被捕叛变后，还要“打埋伏”留一手，不肯立即说出钱壮飞的情况，致使“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害得国民党特务头子空欢喜一场，并以蔑视的口吻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顺章）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算全部消失。”

打入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钱壮飞（12）

为了追捕钱壮飞，国民党特务机关把凡是认识钱壮飞的特务都派到上海，走街串户，并将钱壮飞撤离南京时来不及一起带走的女儿钱椒椒和返回南京照料家人的刘杞夫逮捕。但因钱壮飞离开南京时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迁祸自己的家人，就要把徐恩曾的丑闻、隐私公布于众。果然，徐恩曾因害怕钱壮飞这样做会对自己更加不利，更害怕蒋介石因此追究他重用钱壮飞的责任（当时在陈立夫、张道藩等人的包庇下，没有立即向蒋介石报告钱壮飞的案件），所以虽然装模作样逮捕了钱椒椒夫妇，但只关押了几个月，就把他们释放了。而钱壮飞之子钱江当时还是个少年，在南京街头流浪了一些日子，后来被著名歌舞、电影演员艺名为黎莉莉的姐姐找了回去。而钱壮飞本人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安然无恙。他的家属也由陈赓派人保护，转移隐蔽在各处旅馆，有时一天要调换几个住处。直到钱壮飞离开上海，国民党特务的搜捕松懈下来，他们才找到住处安顿下来。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徐双英、张振华两位夫人饱经艰辛，含辛茹苦，抚养教育子女，期待有朝一日和钱壮飞团聚，却不料在上海的这次分手，竟是他们夫妇的生离死别。

钱壮飞为革命事业战斗到最后一刻。可是，他因何而牺牲，牺牲在何时，牺牲在何地，却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钱壮飞一举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计划，深为国民党特务所痛恨。他们广泛撒网，四处找人，大有不缉拿到钱壮飞不解心头之恨的架势。为了保护钱壮飞的安全，中央决定，派人护送他进入中央苏区瑞金，从而结束了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作为一名红色间谍的生涯。

1932年春，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钱壮飞被任命为局长。当时，保卫局的干部、战士大都是从红军作战部队或红军学校选调出来的年轻的党团员骨干。他们政治上坚定可靠，忠实积极，但不少人只想上前线杀敌，对做情报、保卫工作不安心。钱壮飞用自己的经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认识做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他和李克农等人还根据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亲自编写教材，帮助大家学习文化和掌握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为培养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内行的红军情报、保卫工作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33年，钱壮飞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稍后，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也来到瑞金马石垄中革军委驻地，并与中革军委第二局合并，他改任合并后的中革军委第二局副局长。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离开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路随军转战湖南、贵州等省。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31日，红军主力在渡过乌江后途经贵州息烽县的流长一带时，他因躲避空袭，掉队失踪。虽然组织上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

钱壮飞因何而牺牲？牺牲在何时、何地？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是骑马堕江说。据金沙县群众回忆，当年在国民党军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2006年3月31日，有记者称在后山乡幸福村采访到91岁的彭桂荣，说彭桂荣当年见过钱壮飞最后一面。71年前的4月1日上午11时许，一位身材瘦弱的红军牵着白马，来到幸福村的岩口。彭桂荣说：“他想让我给他做点儿饭。我看他有病在身，就给他做了四个荷包蛋。他很感动，拿出一把菜刀送我。”

二是与部队失去联系遇难说。持此说的又有金沙和息烽两地之说。

据金沙县党史部门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天快黑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请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遂生歹意。行至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

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无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里长陈玉顺去索要。此事后被国民党流长乡乡长宋子贞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无良坑中摔死。

三是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因救战友遇难说。张西廷在有关钱壮飞的传记《虎穴利剑》中描述：1935年3月31日，在息烽县流长乡，钱壮飞为掩护战友，被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

以上各说均有较多疑点。

专家认为，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确定范围和时间，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出。首先有几点可以肯定：

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二是可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在金沙县后山，只应在息烽县境内。另处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据《息烽文史资料》第二集(1987年5月版)记载：1981年夏，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毕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息烽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钱壮飞牺牲后，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设法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延安，由周恩来、李克农、徐特立、李强等负责抚养照料。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曾多次怀着深切追念的真挚感情说起，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在对敌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1）

1930年底，初冬的天津，寒意正隆，北风裹着飞舞的雪花，扑向匆忙走在大街上的行人。这天上午，一个身材魁梧，披着一件黑色呢大衣、戴着副墨镜，气度不凡的年轻人，颇为引人注目地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天津火车站。他就是已打入国民党“中统”的中共秘密党员胡底。这次，他从宁来津，是走马上任，出任“中统”设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

胡底和钱壮飞双双加入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们惊心动魄的传奇生涯

1924年，是中国革命行进中的关键一年，这年年初，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序幕！

这一年，对于胡底来说，也是人生道路上有着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经过同窗好友鹿鸣的介绍，他与钱壮飞在“安徽会馆”相识了。从此，两人来往密切，关系日渐深厚。后来，就是由于先期在国民党“中统”站稳脚跟的钱壮飞的引荐，胡底才从中央特科转到了国民党“中统”，成了潜伏在国民党心脏的中共红色间谍。

1905年3月出生的胡底，比钱壮飞小十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作为兄长辈的钱壮飞对胡底的影响不小。

胡底，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他出生于安徽舒城县新街松元村的一个地主家庭，经济条件宽裕，备受父母的宠爱。作为一个地主家庭的儿子，胡底从小就显得与家庭有些格格不入，与一些仗势欺人的富人子弟也颇为不合。他与学校中的贫苦同学相处甚好，常常慷慨解囊，以资相助；与家里的雇工牧童也很亲密，对劳动人民和穷苦百姓深表同情。

青年时期的胡底，豁达大度，为人慷慨，他对因纠纷焚毁他家房屋和家产的穷人，不以仇相见，并阻止前去告状的父亲，说：“人家赔不起，不要告了。”把状纸要回。即便在外读书时，也常在家书中要求祖母、父亲把家中田地送给穷苦乡亲，因而被长辈称为傻孩子。他家的一份家业，在他的“折腾”下，也每况愈下，一蹶不振。

1923年，刚满18岁的胡底，告别家乡，考入北京的中国大学求学。

北京作为古代封建王朝的定都之处，是一个政治敏感的地区。民国初年，胡底的同乡、出生于安徽安庆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在这里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推动发起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从此，陈独秀的大名声震全国，北京也成为赤色人物活动频繁的地区。就是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胡底来到了北京。在中国大学读书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熏陶的胡底，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了学校的活跃分子。

这个时候，从北京医专毕业，已成家立业的钱壮飞，正在北京挂牌行医，由于收入微薄，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很不容易，生活的煎熬和当时民主生活的影响，给他以强烈的震撼。不久，经人介绍，胡底、钱壮飞这两个志趣相投的青年才俊在“安徽会馆”相识。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使他们颇为投机，相见恨晚，从此两人感情日益深厚。1925年，经钱壮飞妻弟、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的介绍，钱壮飞、胡底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惊心动魄和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

背叛地主家庭、成为中###员的胡底，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他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7年，他大学毕业后，又住在钱壮飞的家里，与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利用演员职业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2）

正当胡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火热的革命生涯时，1926年4月6日，身为北洋军阀“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举起反革命屠刀。这一天，他派兵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内，一举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员。4月12日，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军阀到处抓捕共产党人。

更令人痛心的是，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胡底的启蒙恩师李大钊在北京惨遭杀害。随即，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森的白色恐怖之中。作为北京地下党的活跃分子，胡底、钱壮飞的活动显然纳入了反动派的视线。这样，他们要在北京立足，面临极大的困难。1927年底，正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的胡底、钱壮飞，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相继转到了上海。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刻，胡底将怎样立足于上海滩呢？

胡底来到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以其多才多艺被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收入麾下

1927年底的一天，一艘从北方开来的轮船在上海码头刚刚靠岸，从船上下来一位个子高大、穿着讲究、颇似大老板模样的人物。他就是从北京脱险，辗转转移到上海的胡底。

第一次来到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胡底明显感到了阴森恐怖的气息。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胡底，一眼就看穿了分布在大街小巷的国民党特务、暗探，刺耳鸣笛的警车也不时从大街上呼啸而过。小心谨慎的胡底在一家旅馆住下后，一面找职业掩护，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这时转移到上海、并且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的钱壮飞，也在寻觅中共秘密机关。到1928年7月，经过一番波折，他们终于接上了关系，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不久，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把胡底、钱壮飞收入到自己麾下。

中央特科是1927年11月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建议，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负责打击无耻的叛徒及保卫党中央负责人和领导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工作。胡底来到情报科后，潜入了上海影片公司，任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演员。为不暴露身份，迎合老板生意起见，他大都以演武侠等为内容的片子，还拍摄过《昆仑大盗》。胡底从小嗜好文体活动，拉琴、游泳、练功等一学就会，无不娴熟，这样，他演起武打片来得心应手，被人誉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是美国武打明星）。

演戏不过是胡底的职业掩护，作为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胡底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参与拍片的同时，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国民党达官贵人聚会的场合，他机智地挤进去，刺探重要的情报；一些进步人士的身边，经常可看到他的身影，他千方百计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们；公园里也可看到这位正悠闲漫步的“武打明星”，他正在寻机与中共同仁接头联络。

尽管胡底凭着自己的细心、机智，在隐蔽的情报战线一直干得得心应手，但他频繁的活动，难免不引起敌人的警觉。一次，他前去接头时，被敌人的暗探发现，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前往搜查，胡底得知后，逃到松江和沿海一带村庄，同盐商混杂在一起，终于脱离了险境。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3）

1929年夏，胡底前往杭州建设局（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所工作。这年底，又是好友钱壮飞的引荐，胡底的人生又翻开了惊险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一页……

特务头子徐恩曾对才华横溢的胡底刮目相看，竟让他执掌国民党天津最高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

1929年初冬，正在上海一家影片公司当演员的胡底，在摄影棚里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

出生于安徽芜湖的李克农，是胡底的同乡。对于李克农这位智勇双全、曾在安徽掀起一阵阵红色风浪的中###员，胡底早有所闻。但直到1928年，他们先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并一同效命于中央特科后，两人才有了接触，由于他们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又是同乡人，在熟识后很快成为谈得来的朋友。然而，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由于秘密工作的特点和环境的需要，他们虽然同在上海工作，却很难见上一面。这次能在摄影棚相遇，两位老乡颇为高兴。当时已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正要向党组织汇报有关情况，这样，经胡底介绍，钱壮飞与李克农又相识了。

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接到胡底信息的钱壮飞，如约来到了摄影棚。只见水银灯下，一个恶少带着几个打手抢夺民女，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汉的扮演者就是胡底。导演喊声：“停！”灯光骤暗，棚里一片昏黑，人声嘈杂。胡底走过来同钱壮飞握手问好，把他领到一个角落，一个戴眼镜、穿长袍，神情庄重、眼光和蔼的青年迎了上来，他握住钱壮飞的手说道：“我叫李克农。老家让我来看你。”

钱壮飞紧握李克农的手，也很激动：“故乡的人也很惦念你。”

钱壮飞重重地握住李克农的手，如同漂泊的一叶小舟，忽然看到了航标。也难怪，自钱壮飞打入敌营以来，由于工作的性质、环境的险恶，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已日益困难，他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党组织的信息，尤其是最近一个情况的出现，使他这种心情更为急切。

原来，最近被国民党任命为中组部党务调查科长的徐恩曾，准备起用钱壮飞，为此，他要征求党中央的意见。

1896年出生的徐恩曾，是浙江吴兴县人，从外表上看，他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就是这样一个看来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因与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关系，加上自己善于钻营，1929年冬，竟捞得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组部调查科主任的头衔。他登台后，为干出点名堂，一开始就要物色好几个帮手。这样，才华出众，又是同乡，在无线电管理局曾担任过自己秘书的钱壮飞一开始就进入了徐恩曾的视野之中，极力邀请他入伙。

钱壮飞把这个秘密情况报告给了李克农，让李克农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以求对策。同时钱壮飞建议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中央特委对钱壮飞提出的这一情况极为重视，身为特委负责人的周恩来十分重视。他说：只要敌人的特别组织中有我们自己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顺利得多，损失就会少得多。他当即指示：“把它拿过来！”决定派胡底和李克农、钱壮飞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重点负责收集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护送党的领导干部过境，并及时惩处叛徒。从此，他们三人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深入龙潭虎穴，沉着机智地战斗在这特殊的看不见的战线上。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4）

胡底身材魁梧，俊逸潇洒，多才多艺，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吹、拉、弹、唱样样见长，文笔酣畅，谈吐诙谐风趣，性格开朗活泼，善交际，乐助人，大方豪爽，在社会上颇有吸引力。这一切，正是他打入敌人心脏并能站稳脚跟、取得信任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反蒋、反陈派系相当活跃。陈立夫、徐恩曾除搜集###的情报外，还要收集蒋介石和其他党派的动向情报。徐恩曾在南京上任后，一面建立秘密机关，侦察共产党和反蒋派系的情报，一面在南京建立秘密电台，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便借国内竞相开办通讯社的机会，在南京、天津、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社形式为掩护的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社长是钱壮飞，编辑为胡底。社址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正元实业社”（国民党秘密电台机关）的隔壁。

1930年冬，胡底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兼任社长。这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李克农在上海主持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就这样，钱壮飞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开始发挥作用。胡底除协助钱壮飞外，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组长由李克农担任。南京、天津方面有重要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马上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这样，钱壮飞和胡底，一南一北，分别“窃取”国民党的主要情报。就此，国民党最高特务情报机构为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及时全面地掌握了。他们三人如同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在天津，胡底在张家昽的协助下，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在日本租界租了一幢房子，作为社址。他住最上层的四楼。在天津获得的国民党的情报，都是以这个通讯社作为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转送党中央的。

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晓得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打算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顺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我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胡底等人回到上海后，同李克农一起，在旅馆里将一些军事材料和报纸上的材料剪贴，拼凑成4万多字的东北军详细报告。他们不但报告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而且还谎称在东北建立了一套特务机构，可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的情报。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说：“哪儿来这么多的好材料！”对他们不但“佩服之至”，而且还给予嘉奖和重用。

1930年12月和1931年4月，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围剿”。这时，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凭借秘书长的特殊地位，把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重要电文都批给徐恩曾看。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5）

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从徐的特务机关直接获悉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军事情报，及时地报告给党中央，由中央转发到苏区，对红军作战及粉碎敌人的“围剿”起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熟悉党中央机关的很多情况，掌握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等重要机密，因此对党中央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李克农、钱壮飞等人得悉情况后，及时向周恩来汇报采取紧急措施，切断顾顺章知道的所有线索，将党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派驻机关连夜全部转移。第二天，敌人如恶狼饿虎般向我党中央机关扑来，结果全部扑空，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为此，周恩来赞誉“李克农同志和钱壮飞、胡底同志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就是这样，胡底和战友钱壮飞、李克农在党的领导下，在敌人最高特务机关，占据了重要位置。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钻入敌人心脏，不畏艰险，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中国革命，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我党初期情报战线上的“三杰”。就连1933年7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这本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特务工作人员对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哪！”

而在这场情报战中吃了败仗的国民党特务，则气急败坏在报刊上把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辱骂为“###四大怪物”，又广泛撒网，四处派人，企图缉捕胡底等人。为保证这几位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共红色特工的安全，周恩来决定将他们秘密撤往中央根据地。

顾顺章突然投敌，国民党特务紧急追捕胡底。这位卧底英雄凭着机智和勇敢，突破天罗地网，安抵中央苏区

1931年8月的一天，上海滩热浪袭人。傍晚，在一阵电闪雷鸣后，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蓄着一脸络缌胡的人匆忙走在通往车站的路上。他就是原国民党“长城通讯社”社长、现被国民党特务追捕的中共红色特工胡底。

顾顺章叛变后，当时身在天津的胡底接到钱壮飞发来的“潮（钱壮飞又名潮）病重，速返”的电报后，重新潜入上海。现在他根据中央的决定，准备撤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在中共秘密交通线的协助下，胡底凭自己的机智，突破国民党一道道封锁线，历经艰险，终于到达了中央苏区。在这里，多才多艺的胡底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

1931年12月，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约17万人，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加了一支力量，但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转化工作却是一个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胡底、钱壮飞、李伯钊三人为骨干，组织演剧队、宣传队，做起义部队的思想工作。行前，胡底等三位同志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第一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红军。要想尽方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底、钱壮飞、李伯钊编演了《为谁牺牲》这出戏，主要内容是一个白军士兵怎么受苦，后来终于投奔红军。胡底在剧中演士兵。由于这出戏能抓住为谁牺牲这一实质性问题，加上胡底等的演技水平高，演出十分成功，引起士兵们的共鸣，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此外，剧团里的同志还为伤员缝补衣服，体贴入微地关心他们，使士兵们深受感动。后来这个剧团还到左权的十五军以及十三、十四军演出。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6）

胡底等还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人演出不同特点的戏。为教育原二十六路军中高级军官，胡底和钱壮飞、李伯钊、何叔衡一起演出了根据苏联话剧《黑人呼天录》改编的《黑奴恨》。通过演出，许多军官从黑奴遭受的非人折磨中，产生了为黑奴鸣不平报仇恨的感情。为了加强苏区的宣传工作，胡底又同钱壮飞、李伯钊等人一起筹建“高尔基戏剧学校”，为苏区培养了一大批宣传文化工作人员。

在苏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底勤勤恳恳、忘我工作，成绩卓著。他不仅积极组织红军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发动干部、战士编写短小精悍的短剧为部队演出，而且经常同李克农、钱壮飞、李伯钊等人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在此期间，胡底先后编、演过《庐山之雪》、《黑奴恨》、《为谁牺牲》、《赵一曼》等剧。他的文艺天才和创作才能，受到了红军领导和战士的敬佩。聂荣臻称赞他“多才多艺，很有创作才能”，李克农曾赞誉“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陆续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这时，胡底已被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从事红军安全保卫工作。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他奉命到红一方面军，担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使命是和保卫局同志们为大军做开路先锋，在侦察敌军暗探投毒、粉碎敌人煽惑沿途人心和武装破坏方面，做出了卓著的成绩。胡底对工作非常认真，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总部侦察科每到一地，他都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各种情报资料，及时分析整理，送交总部，供研究敌情参考。每接受一项重要侦察任务，他都缜密思考，精心安排，布置工作、交代任务非常具体，再三嘱咐侦察员要有几手准备以防万一。中央纵队穿过湘滇公路，越过乌蒙山，挺进到昆明附近后，胡底立即派遣侦察员四处展开侦察活动。一次，派遣书记员刘奇和几名侦察员乔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潜入到昆明近郊的杨林大板桥附近敌占区内，阻获了一辆汽车，并捕捉了车上由龙云派遣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送信的少校参谋副官。不仅从该被俘“舌头”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敌情动态，缴获了红军总部急需的军用地图，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的情况，还意外地缴获了一部分重要的药品等急需物资。胡底立刻将侦察科捕获的敌少校副官和重要资料、军用地图等一并送交周恩来，为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几天后，中央军委、毛主席就发出《关于我军迅速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周恩来高度赞扬的红色特工胡底，竟被张国焘污蔑为“国民党特务”，将其杀害于长征路上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同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将红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北上陕甘。胡底所在的中央纵队一分为二，他和一部分同志随左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总指挥为朱德，参谋长是刘伯承，掌握实权的却是政委张国焘。

潜伏在“中统”的红色特工——胡底（7）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突然拒绝北上，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分别南下，企图对抗党中央，去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跟随朱德、刘伯承在总部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不时有愤慨之言。在过草地时，胡底因不慎吃了有毒的蘑菇，连续高烧，神志不清，呓语中痛骂张国焘是法西斯，并说：“张国焘反对中央，是什么东西？我不怕张国焘。”张国焘知悉后，恼羞成怒，竟将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胡底，以“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的罪名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马和勤务员，让他自己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胡底在生病后身体十分虚弱，几乎天天掉队。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经常收容他。曾与胡底共过事的欧阳毅当时在红五军团工作，心痛他，便在秘密请示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后，将胡底留在红五军团，以便沿途照顾他。事情被张国焘知悉后，他当即派人将胡底抓走，扣押在张国焘直属的通讯营中，并当着朱、刘和欧阳毅等人的面，扬言要追究同意收留胡底的人。

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部长的欧阳毅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胡底和我很熟悉，曾在政治保卫局时共过事，关系非同一般。一天，他掉队时，我碰见他，一问才知道是张国焘整他。我看他很狼狈，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就决定把他留在我们保卫局同我们一起行走，以便照应和保护他。但是他是总部的人，我要留他，得经总部首长批准。

于是，我就骑马往前面跑，向朱总司令、刘伯承总长汇报。当我叙述了胡底的遭遇和我们的打算后，朱总司令正表示为难时，刘伯承总长发话了：“哎呀，欧阳毅同志！我和总司令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我看，这个事情还是你看着办吧！”

总司令接着也说：“对，你看着办吧！”

这样，这个事情就不能请总司令、刘总长下命令了。当时，我意识到总司令、刘总长的处境很坏，张国焘正整他们，他们处处得小心谨慎，不能让张国焘抓到任何把柄。

我不能让朱总司令为难，便回到军团部，把留胡底的事报告了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曾日三，他们基本上没有反对，我就当作默许了。这样，我就把胡底秘密留在保卫局同我们一起行动，对他住的帐篷派人保护，对外保密。在草地上，我住的帐篷紧挨着胡底的帐篷，我常去看他，送些东西给他吃。他有了安全感，身体恢复得快，精神也很愉快，常给我们局的年轻同志介绍保卫工作经验。

张国焘命令总部保卫局查找胡底的下落，查来查去查清了胡底住的帐篷，张国焘便下令抓他。

有一天，我去军团部开会，总部保卫局长曾传六派人把胡底抓走了。我们局的同志迅速跑到军团部向我报告。我立即骑马回到保卫局的帐篷，召###议研究怎么办？有的同志主张追上去抢回来。我感到不妥。我们一追，抓他的人马上会开枪打死胡底，而且会与我们冲突起来，有碍大局。

思虑再三，我立即骑马去总部，报告了朱总司令，希望设法营救。刘总长听了担心地说：“张国焘是要下毒手啊！”

总司令皱着眉头，半天没有吭声。我见他为难，不便采取营救行动，便退了出来。后来，朱总司令去关押胡底的地方看望了他，给他送点东西，安慰了一番，但也无法营救了。

胡底被抓走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由关押他的人送来的。说他被关在通讯营，张总政委找他谈过话，对他还好。又说他的一床毛毯比我的好，要送给我。读到这里我明白了他的真实处境。不敢写张国焘虐待他的实情，但已经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要送我毯子。我很难过，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毯子他自己最需要，不要送我，还托来人给他捎去一条牦牛腿。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再回四川阿坝，并南下经查理寺、斯达坝，向绥靖县转移，企图实现他成立中央，并自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密谋。为消除“隐患”，一个大规模杀害异己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胡底作为重点目标。在部队行至斯达坝与松冈之间时，胡底被张国焘下令勒死，年仅30岁。

胡底自参加革命以后，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无比憎恨，以卓越的才华、英勇奋斗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他是我党初期情报战线上的“三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电影艺术最早的一个，是红军时期宣传教育战线上的一名骨干。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为保卫党中央，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卓越的贡献。198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根据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意见，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蒙冤40多年的胡底终于恢复了名誉。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1）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一个身着浅咖啡色薄绒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蹬一双半高跟皮鞋的漂亮小姐，出现在重庆街头。

她就是历经磨难，刚从延安转道而来的中###员张露萍。此行她是受中共中央所派，深入虎穴，从事地下工作的。这时的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达官显贵多聚于此，军、警、宪、特十分猖獗。带着特殊使命的张露萍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一位漂亮小姐蓦然出现在红都延安

延安是陕北黄土高原中部的一个偏僻小城。在抗战时期却成了全国人民注目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这块圣地。

过着富家小姐生活的张露萍就是在这股大潮中，脱掉小姐闺装，告别繁华都市来到红都延安。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成都读书时叫余硕卿，延安时叫黎琳，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叫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时叫余慧琳。多变的名字，变换着的地点，仿佛展示着张露萍坎坷不平凡的人生。

1921年7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余家英出生在四川崇庆。在姐妹三人中，她位居“老幺”，自然受到父母的疼爱。余家英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父亲给她起了个学名，叫余硕卿。硕卿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之旅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地方军阀、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强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罗家碾子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的关照下，硕芬、硕卿先后来到成都读书。

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余硕卿首先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人生的向往，谈论妇女的责任，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个人的前途。她们常到车崇英家，从而认识了车耀先。

余硕卿以十分仰慕的心情对车崇英说：“你真幸福，有这么个好爸爸，读了你爸爸给我介绍的文章，心里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一样，我就爱听他讲话。”余硕卿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余硕卿的身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抗击日寇入侵战报，通过无线电波，迅速飞向全国各地。在车耀先的影响下，余硕卿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天明歌咏团”等抗日救亡团体。余硕卿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当时学校还在上课，同学们都在温习功课，准备期考。她只能抽出课余时间写墙报，练唱救亡歌曲，排练节目，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嚼几块饼干充饥。

暑假到了，余硕卿又随歌咏团、演剧队到街头、工厂、农村去宣传、教唱和演出，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带给广大的劳苦大众。

然而，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不许民众起来抗日，余硕卿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姑娘多么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

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中共坚定的抗日态度、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盏明灯。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2）

余硕卿多么渴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

1937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成都已有了一些寒意，然而余硕卿等10名男女青年心里却热烘烘的。经过车耀先的多方奔波，他们终于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途。

踏上延安的路途是艰险的，途中要遇到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关卡。余硕卿一行10人历经磨难，一路上机智巧妙地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监视，秘密到达了古城西安，住进了城里的世界旅馆。

一路上提心吊胆的余硕卿总算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她和同伴带着成都###的介绍信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时因有一些国民党特务企图混进延安，还有的人是一时感情冲动，没有过艰苦生活的心理准备，故而办事处对后方青年的要求是既欢迎又谨慎。

望着余硕卿等稚气十足的青年学生，办事处出了十几道口试题。其中一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余硕卿答道：“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

为了甩掉敌人对这一批赴延青年的跟踪监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决定让女同学先走。几天后，余硕卿等一行四人到达安吴堡干部训练班，15天后，又辗转到了大金台，与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住在一起。这时"她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1938年2月3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掩护下，黎琳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

开始，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2期14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逢学校###或上大课时，她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红毛衣，指挥大家唱歌。她那潇洒泼辣的神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最爱指挥大家唱《拿起刀枪干一场》这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亲热地叫她是“干一场”。

在中###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黎琳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我们每天都学习，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头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

原纺织工业部化纤学院党委副书记兰健同志，和张露萍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对张露萍很了解。她曾回忆说：

她（张露萍）在成都中学念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一心一意想到延安抗大学习，就偷偷地从家中出走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是她父亲托在西安的朋友找到了她，劝她回家，她假装同意，第二天却在办事处同志的安排下去了延安。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就读，后编入抗大４期３大队１２班，我当时就是这个班的班长。张露萍在抗大学习时改姓母亲的姓，取名黎琳。她学习用功，性格活泼，爱好唱歌。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拉唱歌，她指挥３大队唱《干一场》这首歌，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每逢其他大队拉３大队唱歌时，就此起彼伏地大喊：“干一场”再来一个！意思是要她指挥３大队再唱一支歌。 1939年10月，经郑继斯、杨馨两人介绍，黎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3）

抗大毕业后，黎琳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调往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学习了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等知识，不久调到“文协”做秘书工作。

1939年秋，黎琳经组织批准，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结婚。几天后，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尽管新婚燕尔，但为了革命工作，黎琳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随即，她毅然地离开了爱人和有着深厚感情的延安，告别了自己的战友，踏上了返回四川的路程。

黎琳改名张露萍，充当重庆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中共特工人员的秘密联络人

从红都来到白都重庆，黎琳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娘家”——即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顾名思义，它的总负责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本来，中###组织派她回川，是想利用她姐夫余安民的关系，来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但黎琳到达重庆后，情况却起了新的变化。

原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在华北，八路军成了抗日的主力。这时已迁往重庆刚刚喘上一口气的蒋介石，在日寇的诱降面前，又打起了共产党的主意。193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限制异党办法》，取消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经斗争得来的权利，并在一些地方制造了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湘潭的老家就在这时候被抄，弟弟和弟媳被惨杀。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胡宗南、阎锡山、石友三、朱怀冰纷纷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在陪都重庆，国共虽没有真刀真枪干起来，但也迷漫着一股浓厚的###气氛。面对这样的形势，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事先刺探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就显得特别重要。黎琳刚到来，就被南方局军事组看中了。准备利用她刚来重庆，国民党特务不认识的优势，充当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的两名中共特工张蔚林、冯传庆的秘密联络人。

这张蔚林、冯传庆本是国民党军统总台的人，何以又成了中共特工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出生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的张蔚林，中学时代思想就倾向进步，后来，他考进了上海的一个无线电见习所，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抗战前，他抱着投笔从戎的爱国雄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原以为能为抗日救国出把力，不料却当上了军统的电讯人员。1937年后，他被军统局情报处派到皖南敌占区，任潜伏电台的报务员。当时他们驻扎在偏僻的山区，由于国民党“法币”不断贬值，物价节节上涨，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曾串联几个弟兄，联名电请军统局电讯处主管、潜伏台的科长，要求增加薪饷。结果，钞票没有加成，反而被科长告了一状。幸亏当时掌管电讯处大权的董益三，曾当过张蔚林的班主任，对这位学生还算器重。他不但未给张蔚林处分，反而下令把张蔚林调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的电讯监管科。这样就使张蔚林有了接触国民党上层的机会。这个素有爱国之心的青年看到国民党在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各种黑幕，感到大失所望，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4）

比张蔚林大几岁的冯传庆，是江苏扬州人。他从上海南洋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威海卫电台和无线电台工作。由于他听力强，技术高超，能在纷乱的电波中很快找到所需要的电台呼号，收听对方的电码，被军统特务看中，调到重庆军统特务的电讯总台工作，不久便升为报务主任。

冯传庆虽说是军统电讯总台仅次于台长倪耐冰的重要人物，手下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可说是大权在握，但他却为人谦和，一贯看不惯包括戴笠在内的那些高级特务飞扬跋扈的蛮横作风。他律己甚严，深得部下的尊敬和爱戴。而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青年，随着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和腐化不满的日益加深，心里的天平慢慢倾向了共产党。他常想摆脱军统特务生涯，到延安去参加抗日。

1939年8月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

当时重庆的敌情是复杂的，对来自国民党军统的两位青年求见，中###组织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派曾希圣会见了他们，因对真实背景不清楚，曾希圣也只是安慰开导了他们几句，让其留在军统内继续为抗战效力。

第一次未完全取得中###组织的信任，张蔚林、冯传庆并不灰心。不久，他们再次来到周公馆，要求脱离军统，加入共产党，曾希圣询问了许多有关军统局电讯总台的组织、编制等情况，他们以实相告，这与南方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曾希圣就提出，要他们继续留在军统，随时向南方局提供情报和电台密码，他们都一一应允。从此，他俩冒着生命危险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南方局军事组认为张蔚林、冯传庆对党忠实可靠，于是经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中共特工。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掀起第一次###高潮，###空气也弥漫山城，连曾家岩50号附近都布满了特务。显然，如果张蔚林、冯传庆经常出入周公馆的话，无疑会暴露目标。这时怎样保持与这两位置身军统的中共特工的联系，就成为南方局军事组考虑的重大问题。经过全面权衡，叶剑英和军事组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刚从延安归来的黎琳。因为她年轻，又是个女同志，不易引起特务的怀疑和注意。经过商议，叶剑英等领导人决定，要黎琳改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然后找一间房子，让张蔚林搬出特务机关，布置成一个家庭，以便进行联络。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5）

南方局给张露萍布置了明确的任务：领导在军统局电讯处工作的张蔚林等地下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系，负责传递情报，待机在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11月底，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关系住进了牛角沱新居。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军统巨枭戴笠做梦也不会想到，天天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张露萍，竟是中共女特工

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对张露萍来说，可是“新媳妇上轿——头一回”。她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相会于牛角沱。于是，军统电讯总台机构人员配置表、通讯网分布情况，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相继转送到曾家岩50号，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全部掌握在中央手中。她在传递情报的同时，也积极地展开了发展组织和吸取###员的工作。

一天晚上，张蔚林、冯传庆悄悄领着两个青年来到了牛角沱住处，其中一位个子细高、面目清秀的青年叫杨洗，另一位叫赵力耕，都是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员。他们两人均来自东北，1931年后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这对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虽身在军统，但都不愿当特务，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军统干的一些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勾当后，更想寻机摆脱，然而在特务严密控制下，又毫无办法。就在他们陷入极度苦闷之时，在冯传庆、张蔚林的及时指点下，他们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共产党。这天，就是张露萍亲自和他们见面接触，做进一步考察工作，不久，赵力耕、杨洗被吸收到了中###组织中，陈国柱和王席珍两人，也正在考察中。

经南方局批准，中共在军统电台内部的秘密支部建立起来了。张露萍任支部书记。这个新的战斗集体，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特殊手段，执行着特殊的任务。当时张露萍虽不满20岁，对特工工作也外行，但这位精明强干的姑娘却是一点就通，在冯传庆、张蔚林眼里，她是聪明机智的带头人。他们配合默契，工作出色。

当时张蔚林是军统局四处一科(管通讯业务)的科员，又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管科的报务员，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有无可疑信号，这对收集情报十分有利。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由于掌握了总台的收发报业务，对军统在全国的300多个电台的呼号、波长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经过张露萍领导的电台小组源源不断地报告至周公馆。张露萍领导的这个党支部真正成了插进军统特务心脏的一把尖刀。

一天夜里，时钟已指向了午夜时分，牛角沱一带人影寥落，劳累了一整天的张露萍已准备就寝了。忽然，响起了“的嗒、嗒的的、嗒的嗒的”用ABC三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张露萍、张蔚林猜想定有十分重要的事情。

果然，冯传庆一进来，就掏出一份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他高兴地说：

“我猜这里面有名堂，就赶紧抄录下来了。”他们三人赶紧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但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的密电译本，就是翻译不出它的原文来。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6）

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冯传庆是一位破译疑难电报的行家里手，他借助美国密码专家奥牧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一面仔细翻看，一面不断思索，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试验，终于把电文译出来了：原来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管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无疑，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的又一次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把这一情况尽快报告南方局。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匆忙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了南方局军事组。

对这一切，戴笠自然被蒙在鼓里。结果等他派遣的敌特小组刚在解放区露面就被抓了起来。作为一个特工头子，做了一件如此窝囊之事，这对戴笠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在办公室里，他暴跳如雷，疯也似的捶着桌子，破口大骂。盛怒之余，把潜伏小组组长召了进来。

“你这无用的东西!”正在气头上的戴笠抓住他的胸襟狠狠地说，“你们是怎么被抓住的?”

“我们一进匪区就被他们发现了，看样子他们好像事先是有防备的。”

“有防备?”

“是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偏僻的山路，胡长官的谍报员侦察过，说这里只有民兵放哨，只要有路条就行。可是没想到竟遇到了正规部队的盘查。”

戴笠一听说“事先有防备”，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了上来，但他弄不明白，这次行动是绝密的，连手下的处长们都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信息了呢?难道自己身边有共产党的特工?为防患于未然，军统内部督察人员，像猎犬似的到处嗅起来。

一起意外事故，引发了震惊国民党朝野的“军统电台案”。戴笠坦承：“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1940年春节，张露萍回蓉探亲去了，当时在电台值班的张蔚林，不慎烧坏了一只真空管，该科科长萧茂如认为张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故，判定他是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命令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经验不足的张蔚林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曾希圣听后，认为这是工作事故，不会出什么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这一阵地，于是张蔚林又返回军统。正当张蔚林擅自跑到周公馆时，稽查处却在四处派人寻找，在牛角沱张蔚林的住所，人未找到，却无意中在他家抽屉里发现了一本电台密码、军统局分布在各地的秘密电台表格和几张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把这些东西带回住室，是军统纪律所不允许的。稽查处认为这是桩严重的违纪行为，所以立即向戴笠汇报。

初听汇报，戴笠也以为是一般的违纪行为。但当他看到那张电台分布表格及几张字迹不一的便条后，便意识到：情况比违纪要严重得多。他立即派人再次搜查张蔚林的住所，同时下令立即逮捕张蔚林。当他怒不可遏地打电话通知电讯处时，却意外地得知，张蔚林正在电讯处向副处长董益三检讨真空管被烧之事。戴笠即令董益三把张蔚林抓起来。

当天下午，戴笠召集电讯处和稽查处的负责人研究此案，并让他们辨认便条上的字迹。几人仔细辨认后，一致认为，这些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分别是军统局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报务员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几人抄写的，那情报内容，大都与陕甘宁边区的中共组织有关。于是，他们认定，张蔚林等人是暗藏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7）

这一结论惊得戴笠浑身冒冷汗，半晌没说出话来，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共产党打入了军统局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而周围人却毫无察觉。这是戴笠和军统局的奇耻大辱啊!此事若被老蒋知道，自己的前途与事业很可能就会毁于此了!想到这些，戴笠坐立不安了。

当即，戴笠令稽查处的特务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现了敌人的行为，迅速翻墙逃走。次日晨，冯传庆也来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大搜捕的情况。叶剑英分析了形势，要他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临行时还送了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两百块路费。当冯传庆等人出事后，张露萍当时还在成都，敌人假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了个“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

张露萍从成都匆忙赶回重庆，一到牛角沱，就被特务抓了起来。这样，军统局电台小组的七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张蔚林等人被抓后，并未屈服敌人的淫威，敌人用尽了手法也未能从他们嘴里掏出一点东西。戴笠恼羞成怒，决定在张露萍身上大做文章。他得到张露萍被抓的消息后，又立即命令特务向张露萍道歉，说抓错了人，当即把她放了。

张露萍出来之后，径直朝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方向走去。不知是张露萍识破了特务的诡计，还是她有意识要向南方局报告自己的处境，只见她走过周公馆门前，连头也不回，又径直往朝天门码头走去。

就在她准备登船离去之时，跟踪的特务只好又一次逮捕了她。

军统电台发现七位中共特工，自然引起了戴笠的震惊和不安，蒋介石接到报告后也极为恼怒，大骂戴笠：“共产党插入了你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特工头子戴笠判定：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是共产党打进来、拉出去的，而张露萍却是共产党派来做组织和联络工作的，于是，他亲自带人到看守所严刑逼供。

首先提审的是张露萍。他认为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是比较软弱、不堪一击的，只要先把她攻下来，其他几个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决定先审讯她。

来到审讯厅的张露萍，镇定从容，毫无惧色。一上来，窝着一肚子气的戴笠想给她一个下马威，他板起一副马脸厉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张露萍。”张露萍神情自如地答道。

“你曾去过延安，是不是！”

“是!”

“那共产党派你回来干什么?”

“不，是我自己回来的。”

“胡说，你还想赖！”

“我在延安受不了苦就退学回家了。”

“你为什么要和张蔚林住在一起?”“

“我们是在谈恋爱。”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是他的妹妹?”

“因为你们的纪律规定，军统局的年轻后生谈恋爱是要坐牢的，所以只好兄妹相称。”

“谈恋爱，这是瞎话。你还是老实坦白，是谁派你来偷情报的吧！”

“什么，偷情报?我不懂!”

“狡辩!你的一切，我们从你同伴的口供里都弄清楚了。你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你再不老实招供，小心你的皮肉受苦!”

“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懂你说的什么?”

戴笠什么都问不出来，气得捶桌吼道：“狡赖!狡赖!给我打?”

两个特务像饿狼一样扑向张露萍，狠命地拉住她的双手，成了一字形，使她无法挣扎。另一个特务手持钢丝橡皮鞭，从后面猛抽她的背部。被打得满身红肿的张露萍，只感到像一把钢刀在体内乱搅，疼痛难忍。但她紧咬嘴唇，不哼一声，不一会，她就被打得昏了过去。一瓢冷水向她头部猛泼，她清醒过来。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8）

戴笠声嘶力竭地吼道： “快招供!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我不懂，我不懂……”

又是一连串的喝打声。

经过一阵审讯折磨，张露萍几度昏厥，又被几度淋醒过来。这时她的声音已越来越虚弱，灰白色的嘴唇淌着鲜血。

戴笠见此情景，又气又急，暴跳如雷。从张露萍嘴里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其他几个青年身上。结果，一阵毒刑之后仍是一无所获。在严刑拷打面前，七位虎穴英雄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眼看从张露萍、张蔚林等人身上都找不出任何攻击、搜捕中共的借口，戴笠气急败坏。蒋介石也恼火，他把戴笠臭骂了一顿，下令枪毙张露萍等人。戴笠想把他们作为人质，同时也幻想用时间来磨灭他们的锐气，因此迟迟没有执行。这样七位虎穴英雄被钉上死镣，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

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戴着脚镣手铐，被押往国民党军统息烽集中营。周养浩想“感化”她，不过是“水中捞月”

息烽集中营是蒋介石关押共产党人的“杰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于西南大后方三座秘密监狱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所。由设在阳朗坝的本部和玄天洞囚禁处组成。据说，蒋介石把秘密监狱选址在息烽，是看上了“烽火永靖”。据《息烽县志》记载，明朝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陆献明率兵###西水之乱，参将牟文绶领兵夺回今县境后，奉命在明家渡（即今县城永靖镇）筑城驻兵以控制水西，竣工后奉旨题名“息烽”，意在“烽火永靖，马放南山”（南山为息烽最高山脉）。蒋介石之所以把集中营建在这里，一是取息烽有“熄灭烽火”之意，共产党不是要“星火燎原”吗，他就要熄灭烽火。同时，蒋介石还把军统直属的“特训班”等16个机构设在息烽县城周围，这座仅2000多人的县城在1938年至1946年的8年中，就驻扎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等各类人员15000多人，是当时县城人口的近8倍。

息烽地处贵州中部，距贵阳约60多公里，地处山区，远离城市，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不易受各地革命和抗日运动的影响。这里四面环山，位置隐蔽。息烽集中营则隐蔽于群山环抱中的一块低凹地内，四面崇山峻岭，古树参天，浓阴掩日，路人很难见到其中的建筑。四周，碉堡林立，丝网密布，警卫森严。走进息烽集中营，迎面高挂着“抬起头来”四个大字，它是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实施“攻心”的第一课，意为“抬起头来觉悟才有新生”。息烽集中营本部控制面积占地约0.83平方公里，设监狱8栋43间。监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命名，称为“忠斋”、“孝斋”、“仁斋”等等。“义斋”为女监狱。

国民党军统特务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为“中学”，息烽集中营关押的则是从全国各地押来的“要犯”，称之为“大学”。一千多名革命志士就在这所“大学”里经受着人间魔鬼的无情折磨。

张露萍来到息烽集中营后面临的第一次考验，是被带进刑具室，解除从白公馆带来的几斤重的活镣，换上十几斤重的死镣。熊熊烈火烧红了铁镣接头处的铆钉，在铁锤当当的敲击下，张露萍的踝骨震痛如裂，她闭着眼，咬着牙，汗水淋漓，不哼一声。特务们看到这种极少给女子使用的死镣钉在这个姑娘脚上，而她连喊都不喊一声，不由暗暗吃惊，暗暗佩服。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9）

不久，周养浩受戴笠指派担任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原名周霞民，毕业于上海法学院，也算是军统特务中的秀才。此人善于投机，工于心计。他探知蒋介石改变了对付共产党人的策略，就给戴笠草拟了军统局狱政改革方案。戴笠此番派他前来，就是着手“狱政改革”，玩弄“精神感化”花招的。

他到息烽上任后，也采用了一些伪装的“开明”、“民主”措施，把被囚的“人犯”改称为“修养人”，强化了对“修养人”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感化”。他还装模作样组织犯人开展文艺活动。然而，周养浩却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狼，他见张露萍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尤其是看过话剧《日出》以后，对陈白露的扮演者张露萍更有一种难耐的情绪。他曾利用个别谈话的机会，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企图对她动手动脚。不料被刚烈的张露萍“啪!”、“啪”给了两记重重的耳光，打得周养浩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时集中营已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许晓轩。他们早已洞悉周养浩的奸计，便利用他的“开明”措施，改变斗争策略，采用合法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团结教育战友识破周养浩的伎俩，与特务展开特殊的战斗。

当时张露萍虽被判了死刑，但敌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实她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们还真以为她是张蔚林的女朋友，是误抓的“特务家属”，天长日久，对她的看管松动了一些。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除尽可能照顾难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把狱中党组织的指示和决定，秘密传递给难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大家坚持党性，斗争到底。

张露萍还在狱中写过一首诗《七月里的榴花》，表达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七月里山城的榴花，

依旧灿烂地红满在枝头。

好似战士的鲜血，

好似少女的朱唇。

令我们沉醉，

也叫我们兴奋。

在榴花的季节，

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

无数滴的血呵！

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

这七月的红河啊，

它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耻辱与仇羞！

我们在血海中新生，

我们在血海中迈进。

今天，

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流血，

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狱中环境恶劣，吃霉烂菜，1944年一次流行性痢疾，就死去27人。同张露萍一起被捕的赵力耕，因长期戴死镣关在阴冷的重禁闭室，得了重病，几乎瘫痪。张露萍与所方交涉，卖掉自己的一枚戒指，设法给他买来了营养品。同室难友徐宝芝在牢里生下一个女孩，身体极度虚弱，更无奶水，张露萍除平时帮她料理小孩外，还设法买了只母鸡喂养，生的蛋全部给小孩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对组织安排的事，张露萍更是不顾个人危安，努力去做。她曾通过在国民党里工作过的李任夫与狱中支部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联系，后被周养浩发觉，竟以破坏监规为由，召集全监“修养人”，当众把李任夫打了四十大板，进行镣禁，并罚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镣禁于义斋重禁闭室，罚吃盐水饭半个月，以示惩罚，发泄他以前挨了两记“耳光”的心头之恨。

1945年初夏，当抗战即将胜利之时，戴笠又一次到息烽查监，他考虑张露萍等人的利用价值不大了，回渝后即令周养浩加以秘密杀害。7月，周养浩召集狱中警卫组长刘振乾、股长荣为箴等人，商议密谋杀害办法，最后决定以“奉令将张露萍等人解押重庆”为由，在途中杀害。

戴笠身边的“红###谍”——张露萍（10）

7月14日上午，天刚蒙蒙亮。义斋女管理员匆匆赶来通知张露萍收拾东西，谎称开释到重庆，马上就走。已有过四年牢狱生活的张露萍预感敌人可能要下手了。她镇定自若梳理好头发，换上从延安来时穿的那一套浅咖啡色薄绒连衣裙，从容走出牢房。她从自己小皮箱里取出红宝石戒指戴上，并说：“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死是注定的了，但我并不害怕。”她将打火机、口红等物送给黄彤光留作纪念。然后把皮箱一推说：

“这皮箱我不需要了。”她向黄彤光提出一个要求，“你再给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监狱里有时表演文艺节目，总是黄彤光给张露萍化妆。此时，黄彤光接过口红，可手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张露萍说：“你不要难过，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荷枪实弹的特务把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陈国柱、杨洗、王席珍、赵力耕七人押上了两辆军用大卡车。当囚车沿着黔渝公路行驶到军统息烽集中营被服仓库不远的快活岭时，突然“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行动组长荣为箴首先跳下车，拉开车厢后的门喊道：“下来，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我们要加油、装货。”接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刽子手也下来了。

张露萍等走上仓库前的台阶时，尾随在后面的敌人号叫着向他们跑过来。张露萍回过头来冷冷一笑，然后带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用发抖的手扣动了枪机，罪恶的子弹射向七位共产党员。

敌人开枪后，忽听张露萍厉声骂道：“笨蛋！”吓得敌人心惊胆战又开了第二枪，但她仍撑持着负伤的身体怒斥敌人：“再开两枪嘛。”刽子手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最后用机枪扫射。身中六弹的张露萍，壮烈牺牲了。她殉难后还口咬辫梢，侧身怒目，表现了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对敌人的暴行的抗拒。那一年，张露萍才24岁。

红色女谍，长眠荒冢。为恢复烈士英名，叶剑英亲笔撰写证明材料

1983年7月10日，中南海叶剑英府第。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认真听取雷英夫的汇报。

叶剑英和雷英夫已是老相识了。抗战时期，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多年。物转星移，当年在南方局一起工作的同志已有不少先后作古，但过去那一段艰难的斗争岁月仍保存在他们记忆深处。当雷英夫汇报到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组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复查情况时，叶剑英听后激动不已：“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虽然已87岁高龄，但叶剑英的记忆还是清晰的。是的，当年活跃在重庆的那位红色女特工张露萍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岁月悠悠，一晃已快40年了，然而，以张露萍为首的那七位曾经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红色特工，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英名未得以入史，业绩未得以宣传，他们含恨长眠于快活岭这野草丛生、黄土成坯的荒冢里。

直到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查清在敌人监狱遇难者的问题的指示，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遇难者及其家属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接着，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从地、市、县选派人员组成复查小组，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使一些埋名数十年，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烈得以正名。

张露萍、冯传庆等就是通过这次复查而重现英名的。

在听取雷英夫汇报之后不久，叶剑英又接见了复查组的成员，并证实：“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即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1983年11月27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里，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英名录上增加了张露萍等烈士的名字。

现在可以告慰张露萍烈士的是，她的英勇事迹，已经在烈士纪念馆展览，同时有不少人写文章和创作文艺作品纪念她，怀念她。在１９８５年她就义４０周年之际，她的丈夫李清同志在贵州省委领导陪同下，亲自到息烽快活林张露萍的墓地，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最近又由中###史出版社出版了《张露萍烈士传略——七月里的石榴花》，兰健同志为这本书写了序。她在序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将张露萍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成长为一个坚贞的革命者的全过程告诉人们，这对我们年青一代去追求完美的人格和理想一定有所裨益。”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1）

1937年10月10日，一位头戴学生帽，身着深色学生装的年轻人住进了上海新闸旅社。在旅客登记簿上他写下了自己的大名——李霞，职业是小学教师。从他一身的“乡土”气息来看，像是刚来大都市的乡里人；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来看，却又像是一个久经世面、经历非凡的人物。那么，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刚从延安辗转到达上海的李白，此行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此刻，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前来接头的同志。

无线电专家接受特殊使命：潜入敌占区设立秘密电台，为共产党中枢传递情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炮声震撼了中华大地，这时刚刚从红军改编过来的八路军枕戈待旦，即将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年方27岁的李白，也在做随师出征的各种准备。

一天傍晚，操练了一天的李白刚吃完晚饭，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找上门来了。

1909年出生的王诤，与李白年龄相仿，他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在长期摸爬滚打中，已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这次他亲自登门，带着中央领导的指示，准备要李白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抗战爆发后，情报工作已显得日趋重要，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因受到国民党的围困，相当一段时期与外界联系不畅。为了向敌占区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便于搜集敌伪情报，掌握敌人动向，党中央决定委派政治过硬、业务素质好的同志到沦陷区，设置秘密电台。大家首先想到了时任电台政委的李白。

1910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李白，是典型的农家子弟，他的家在张坊区白石乡一个偏僻的乡村。8岁的李白入本乡公祠小学读书，13岁那年，李白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父亲把他送到了离家十多里远的“乾源裕染坊”当学徒。

1926年，李白积极参加了当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烧地契、罚钱粮、站岗放哨，成为革命骨干，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5月12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

就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之际，毛泽东发动了湘赣秋收起义。是年冬，张启龙、王首道、李元增等在张坊进行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风尘仆仆在张坊山区往来奔波，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28年 7月，赤卫军配合红军夜袭张坊，获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李白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1930年，李白和200多名青年一起跋山涉水，正式加入了红军队伍，任红军第4军宣传员，随部征战赣南、闽西。残酷的战斗，多变的军情，日益显示出通讯联络的重要性。这样，红军利用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举办了无线电训练班。李白被选派参加了训练班。他勤学好问，硬是凭着一股钻劲，很好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逐渐成为一名无线电通讯能手。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万余人在宁都举行暴动，所部改编为红五军团，中央军委及时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宁都工作。刚从训练班毕业的李白，调任13军无线电队政委。据当时13军的报务员靳子云回忆说：“别看李政委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心可细着呢，战士的鞋破了，他把打好的草鞋悄悄地塞进战士的背包；战士病了，他端水送药，嘘寒问暖；他到无线电队不久，就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老婆婆’的称号。”在李白的言传身教下，无线电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的通讯队伍。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2）

1934年，李白参加了长征。当时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任务艰巨。李白带着报务员、机务员、运输班、监护班100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及笨重的收发报机、充电机、汽油、蓄电池等器械，边行军打仗，边进行紧张的收发报工作。上级给他一匹马，他从来不骑，专用来驮机器或给病号骑。他还以一个普通报务员的身份参加守台值班。在艰苦的转战途中，他先后担任过电台台长、政委等职务，团结全台同志，圆满地完成了艰巨的通讯任务。

李白在上海学习当大少爷，过着吃饭、喝茶有人侍候的生活。他心里非常不安，但这是从事特工工作的要求，必须照办

1937年10月，化名李霞的李白，来到了上海滩，住进了新闸旅社。他此行的任务就是设置秘密电台，负责向敌占区转达党中央的政策，搜集敌人的情报。

当时电台的报务员、机务员和译电员均由交通员单线联系，各司其职。为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和秘书长刘少文指派田保洪、涂作潮和交通员王少春分别到新闸旅社“会客”。李白紧握着“客人”的手，悄声说：“我只盼望能早日工作，在这里简直是度日如年哪!”然而，在军、警、特横行的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由于各电讯材料商店对器材的严格控制，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部分无法购买，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一点一点地积累。此外，寻找一处地点恰当、邻居可靠的设台房屋也极不容易。

上海本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八?一三”凇沪抗战以后，“租界”以外的地区屡遭日军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房屋问题更为突出。党组织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出资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贝勒路(现黄陂南路)上的三层楼房，门牌148号。从此，李白在这里栖身下来，执行着党交给的任务。

长期的戎马生涯、久居穷僻之地，使刚刚踏入都市的李白，对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很不习惯。为了李白和电台的安全，在建台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组织上交给李白的任务就是熟悉并适应社会环境。11月初，日军占领上海，“八路军办事处”随即转入秘密活动，李克农奉命离开上海，电台的领导工作由刘少文担任。这时的李白则主要学习当大少爷，过着吃饭、喝茶有人侍候的生活，李白对此感到很别扭，他颇为激动地说：“我的战友都在前方流血战斗，可是我却在这里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的心不安哪!”

1938年春，建台工作总算完成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马路上停止了喧闹。李白拉上窗帘，把收发报机搬到写字桌上，接了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向延安发出了呼号。少顷，他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延安的呼号，当他从“嘶嘶”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心情自是十分高兴。

电台无疑具有迅速、准确和使用灵活的特点，但也有它的问题。即通报的时候，还会有灯光和电键的声音，电波感应还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电台功率越大，这种现象更严重。为减轻这种现象，涂作潮把发报机的功率由原来的75瓦降低至30瓦。然而，功率太小发出的电波也微弱，上海与延安相距2000多公里，经过多种障碍和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消失了。为解决这个矛盾，李白和涂作潮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察相对较少的零点和四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李白却悄悄起床，轻轻安好机器，静静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改成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不使声音外扬。零点一刻，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接着“77”、“88”，表示亲切友好的符号，通过电报互相传递，把两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3）

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终于架起来了。一份份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了上海，一份份珍贵的情报从此地飞往延安。

在日本宪兵面前，李白镇定自若，对答如流。“私人商业电台”一时成了“无头案”，敌人只得释放李白

1942年7月，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福履理路(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

当时日本已进占“租界”，设在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已成为敌人搜捕的重点，电台更是敌人侦破的主要目标。为了对付敌人的追踪，李白一方面经常转移电台的方位，同时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报，并把电台的功率降到了只有15瓦的程度，但是，这一切仍未瞒过狡猾阴险的敌人。就在这年阴历8月14日夜晚，李白正在阁楼上发一封重要情报。呆在三楼房间里的裘慧英(李白的夫人)忽然听到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她赶紧掀起一角窗帘，借助朦胧的月色，看到了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对李白说：“不好，出事了!”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发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又在上面堆上不少破烂东西。这时，敌人出动大批人马包围了整个弄堂，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一队人马闯入李白的卧室，裘慧英穿着睡衣，装作刚起来的样子，床上的被子掀起了一个角。

特务们进屋就翻箱倒柜，把物品扔得满地都是，先进门的两个特务，一个穿着印度绸的短裤，斜戴着黑礼帽，像个典型的小流氓；另一个穿着灰色西装，虽然是个大肚皮，动作却还麻利。进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摸被窝。

“啊，凉的!”他二话没说，就一阵风似的跑下楼去。紧接着一阵风似的领了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村大佐上来。

“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大肚皮气喘着嚷道。

李白从容地回答：“我失眠。”

“你不睡觉干什么?”

“看书。”李白指着摆在床头的《三国演义》说。

“看书？!……”中村显然不满意他的回答。他一进门就用一种窥破一切的眼光盯着他们。

宪兵侦察班的小仓少尉进来看了一下，就指挥日本宪兵冲到三层楼上搜查。

李白坐在房间里，心像满弓的弦绷得紧紧的，但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神色。

裘慧英看着特务们在屋里到处乱翻，听着日本宪兵在三层阁楼上噼里啪啦地往外扔东西，心里确实有些慌。但是她依在李白的身旁，由于他的镇静，她也就渐渐镇定下来了。

这时，中村的目光落到茶几上的收音机上。他伸手去摸收音机，眼睛却盯着李白。虽然李白的神色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中村的脸上还是突然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拿出来吧！”他向李白伸出一只手。

“你要什么?”李白平静地反问着。

“电台在哪里?”

李白坦然地笑了笑：“什么电台?广播电台，我没去过。”

“滴滴答！”

大肚皮解释说：“打电报的机器。”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去，我们哪有那东西?”

大肚皮吼道：“妈的，装蒜！”

“收音机为什么是热的!”中村突然咆哮起来。

“我听广播。”

中村哈哈地笑了一气，亮出手表给他看：“请问，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大肚皮也在一旁吼着：“说!”

裘慧英吃了一惊，李白仍然镇定地回答：“我是做生意的，听听国外的行情。”他随手拿起商报给中村看。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4）

商报行情那一栏上圈圈点点地画着许多记号。

正当中村对李白无可奈何的时候，突然“咔”的一声，阁楼上的地板被踩塌了。接着一群日本兵高兴得“哇”的一声叫了起来。

小仓拿着电键及其他零件，从烟雾腾腾的阁楼上跑出来，满脸灰尘，像个黑炭似的，他进来就对李白吼道：“这是什么?!”

李白面不改色地回答：“不晓得，我们替人家看房子，没有上去过。”

大肚皮：“他妈的，你还不说啊?！”

“你的，说不说?”小仓举起战刀来威胁他。

中村抬起手轻轻地拉住小仓，胸有成竹地指着李白的右手并强迫他举起来，中村细细地看了看他的中指和食指，就格格地阴笑起来：“啊哈，一点小错，一点也不错。”

小仓高兴地叫起来：“嘀嗒的干活?”

“老资格啦!”中村对李白伸了伸大拇指，又拍拍他的肩膀说，“朋友，缴枪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

“我没有领导人，我给自己做生意。”

敌人问不出什么，气愤至极，就把李白和裘慧英毒打了一顿后，捆绑起来，押上早已停候在外面的汽车。

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汽车开到日本宪兵队本部，李白夫妇被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

敌人对李白夫妇施刑逼供，威胁利诱，没有效果，又施以苦肉计。日本鬼子拿了块大铁板，压在裘慧英的腿部，铁板两头站着两个特务，逼她招供。她的腿骨几乎被压碎了。她忍着剧痛说：“叫我死了吧，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时，一个女特务进来说：“这么年轻的姑娘，不用打她了，叫她看看她丈夫受的刑，她就说实话了!”于是裘慧英被拖到了李白的房间。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脚后跟加到第五块砖的时候。他的腿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敌人咆哮道：“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领导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李白咬牙切齿地回答敌人：“没有什么好讲的!”他担心裘慧英年轻，受不起毒打，轻轻地对她说：“爱护朋友，牺牲自己。”她回答说：“你放心吧!”这时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李白从敌人的刑讯中分析出日寇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敌人再逼问时，李白便说：“我的朋友是专做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商业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敌人气急败坏，又用老虎钳拔他的手指甲，血流如注……为了维护党的事业，李白将生死置之度外，忍受了一切酷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坚强意志。

裘慧英在旁边看着李白受刑，心都快炸了，就跳起来叫道：“你们要他死，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呢?”敌人说：“你舍得我们还舍不得哩!他死了，谁招口供?”一边喝道，“把她拖出去!”几个特务把她的上衣扒了，用木棍朝身上狠打，她也失去了知觉。

一个月后，敌人因为始终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裘慧英释放了，还派了特务跟踪她。这期间，党组织曾寄给她一封信，大意是说：“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但是现在还不能来看你，你在里面表现很好，令人钦佩，希望你发扬这种精神。”

党组织的关怀，给裘慧英巨大的鼓舞。她一边回厂做工，一边常到宪兵司令部去打听李白的下落。此时党组织也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工作。中共一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利用其特殊关系，先是将李白引渡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便进一步利用关系营救。李白在“76号”仍然坚持“私人商业电台”的“口供”，而在这个人员复杂的国际都市里也确有各种私设的电台，这个案子一时成了“无头案”。按当时的规定，“无头案”满6个月而没有其他的证据就应释放，但“76号”却提出了由殷实的店铺担保和释放后不得离开上海，随时接受传讯为条件。有哪一家店铺愿为一个“囚犯”作保呢?还是许彦飞找在漕家渡开设酒店的朋友作保，敌人才释放了李白。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5）

出狱后的李白，工作环境更加险恶。他巧妙借用敌人的电台，继续将红色电波源源不断发往延安

1943年5月，李白出狱后，仍处于严密监视下，他无法恢复工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白夫妇在威海路、慕尔明路口设了一个小小的铺面——良友糖果店，这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作为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在敌特横行的沦陷区，李白不但身心高度紧张，而且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当时他们三口之家吃饭、睡觉就在房间狭小的铺面里。然而，李白夫妇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以这个公开的糖果店为掩护，又干起了秘密工作。这个毫不起眼的糖果店，作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又运作起来了。

对李白这样一个可疑危险的人物，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李白刚刚经营良友糖果店时，特务就在他店铺斜对面的一幢楼里，架起了望远镜，布置人马轮番监视，所幸由于李白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敌人并未从他这里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根据李白的情况，特务们认为，李白很可能是重庆派来的眼线。他的电台可能是国民党的商业电台。为此，特务们又打起了李白的主意，想利用他的发报技术，架起上海与重庆的联系渠道。

原来，抗战开始后，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虽然祭起了抗日的大旗，但他仍与日本暗通消息，始终没有断同日本妥协的念头。抗战初期，他一方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另一方面默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去日本商谈投降条件。此后，蒋介石与日妥协的念头一直未断，1942年前后还特派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到汪伪方面去活动。后来，唐生明的身份被日本特务发现，日本人如获至宝，就把唐生明弄到手，让唐与重庆挂钩。唐生明将这个情况向重庆作了报告，戴笠在回电中对唐大大赞扬了一番，说唐不负校长(蒋介石)的重托，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要唐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随着活动的开展，唐的身份无形中就公开了，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以致唐的电台可以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本对其十分照顾。1944年秋冬，日军攻陷湖南后，还准备叫唐生明去当湖南省省长，以暗示蒋介石，日本可以逐步把占领的地方用这种变相的办法交还给蒋介石。

另外，在这段期间，蒋介石留在上海的几个可以代表蒋的人也出来活动，如抗战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送回重庆去的原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1944年初，吴开先在日军保护下，由广东到重庆，在国民党当局的默许下，在重庆大谈和平，当时群情愤慨，要求审判吴开先，蒋介石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就在李白落脚于良友糖果店展开秘密工作之时，蒋介石派驻上海的人员和汪伪政权的一些投机分子也没闲着，他们亦在积极开展活动，加紧和重庆的热线联系。这时，技术精良、政治上靠得住并能经得起风浪的报务员特别缺乏。而刚刚走出牢狱，被特务们认定为重庆分子的李白就被敌人盯上了。他们想把李白网罗过来，为其所用。

一天，一个叫姚苇的特务悄悄地来到了良友糖果店，开宗明义要李白重操旧业，为他们从事发报工作。

躺在货架后面破躺椅上的李白，静静地抽着香烟，态度冷淡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6）

姚苇并未气馁，他随即摊出了优裕的条件：“咱们给你丰厚的美金。”

那时国统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美金的确令一般人眼热。但李白毫不动心：“什么钱我也不要，反正我不干！”

姚苇狠毒地说：“哼，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呀……姓李的，别把话说绝了。”裘慧英来送水，正好听见姚苇这句话，她不安地走出去。

“我是中国人，我不拿这种钱！”李白气愤地说。

“噢，是这么回事。”他自以为猜透了李白的心思，语气马上一转，“老兄别太认真了，你就吃这个亏。什么汉奸不汉奸的，你知道重庆派过来干曲线救国的有多少?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他神秘地说，“可谁想得到，抗战还不到10个月，蒋介石就派了高宗武到东京去谈判投降条件，还有呢……”姚苇欲说下去，又收住了口。“反正是文章多了，老兄，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他看了一下表说，“好吧，你再考虑考虑，改日再谈，我请你吃饭。”

姚苇从柜台旁边走出去，裘慧英厌恶地看着他。

李白走出来靠在柜台外边沉思着。

裘慧英看看近处没有人，便焦急地说：“咱们得赶快走，船票怎么还不来?”

当时，由于李白出狱后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党组织就给李白夫妇准备好了船票，让他们离开上海。联络员曾告诉他们船票近几天就到。

李白沉默了一会儿，说：“慧英，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走……”

“你看你又来了，电台现在搞不起来。”

“不，这是个好机会。”

“什么机会?”

李白好像在对自己说话：“他这电台很可能是重庆的触角……一定要摸他的底!”

“你别惹他。当心他咬你一口。”裘慧英担心地说。

“当然，这得以退为进……要真是那样，很值得干!”由于兴奋，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裘慧英去扶他：“就你这样还能干?!”

一个雨蒙蒙的日子，李白应姚苇的“邀请”，来到一家大饭店。

他们用完餐。李白躺在高背沙发上。姚苇咬着牙签给李白倒着茶，很有把握地说：“安全，绝对没问题，我敢担保!”

李白以退为进，说：“你担保有什么用?!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姚苇着急地将水倒在桌子上，“嗨，我跟你实说了吧?”他神秘地把头向李白凑了凑，“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吗?”

“谁的我也不干！”李白又退一步。

“是个大人物!”

“大人物还找不到报务员，这么大个上海！”

“咳，别提了。”姚苇甩了一下头，“他原先在上海的电台都叫日本人抓了。奶奶的，全是些蠢货，没敲没打把什么都端给人家了。这一回他一定要找个忠实可靠的，他一听说你在监狱里的表现，就决定非要你不可。你要是干了，咱们俩都有好处，他是个中央委员。”

李白仍然装傻地说；“中央委员还不能公开搞电台?”

姚苇着急地站了起来，说：“咳，重庆方面的。”

李白一听“重庆”，就故作惊慌地挺直了腰板，说：“咳，重庆方面的!算了算了。你让我多活几天吧。”

姚苇实在急得没办法，一跺脚说：“咳，干脆我都跟你说了吧。日本人现在拼命要拉重庆投降，蒋介石急着想知道日本人的条件。这个重庆来的中央委员正在跟日本谈判。你说，日本人还会抓你吗?”

李白故意装着动心的样子：“给多少钱?”

姚苇想了想，写了个纸条，把纸条递给李白，说：“你连译电一块儿干，给你这个数怎么样?”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7）

白看过纸条后，故意犹豫不决地说：“不行，这事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李白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裘慧英就说：“快!咱们现在就到轮船码头去。”

这完全出乎李白的意料之外，他着急地问：“什么?现在就走?”

“是的，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她把一个包袱塞到李白手里，自己抱起孩子来，催促着李白，“走吧!”

“别忙，我问你，你怎么走?”李白看着裘慧英说。

“坐船呐。”裘慧英把船票拿出来给他看。

李白看了看船票，不解地问：“哪儿来的?”

“组织上送来的。”裘慧英回答。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李白有些发火了。

“刚送来。你跟姚苇谈话，我怎么能告诉你呢?快走吧，时间不多了。”裘慧英推着李白就往外走。

“不能走，有新的情况，要留下来继续工作。”李白急得几乎嚷起来。由于过分的激动，他的眼前忽然发起黑来。

裘慧英见他要昏倒，赶紧去扶他：“看，你的身体已经被敌人摧残成这样了，还能工作吗?”

“你为什么光想到自己呢?”李白沉下脸来。

“不，我不是为自己，你是党的干部，我有爱护你的责任。”她恳求地说，“走吧。你需要休养，你需要立刻回到那边去治病，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耽误我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人，要耽误了党的工作，你知道对革命有多大损失吗?你为什么就不考虑党的需要呢?!”

“党需要你去做无谓的牺牲吗?你现在留下，什么事也不能做。敌人监视得这么严，还一个劲逼着你给他们干，你不干他们就说你是共产党。咱们好容易才摆脱敌人的监视。”她看了看表，李白不但没有走，反而坐下来深思起来。裘慧英又看了看表，更着急地说：“坏了，来不及了，交通在船上等着咱们呢。快走吧。”

李白坚决地说：“不，不是不能走，而且应该立刻回去。”

裘慧英惊异到了极点，瞪大眼睛说：“还回去，你疯了吗?”

“没疯，送上门的情报为什么不要呢?刚才我把姚苇的底都摸清楚了。现在国民党正在跟日本人勾搭讲价钱，咱们要及时揭露它。”

裘慧英吃惊地问：“什么?你的意思是?”

“对了，咱们既要拿他的情报，还要利用他的电台发咱们的报。”

“冒险。孙大夫绝对不会同意的!”

傍晚，天下起了雨，哗哗的两声隐没了一辆接一辆汽车的轰鸣声。

在一辆飞驰的小汽车上，司机是孙大夫，李白坐在后座上，手里拿着一些糖果店的进货。雨大，车里边即使大声嚷，外面也听不见。雨点打在车门的玻璃上，也使外面看不清里面。

孙大夫一边开着汽车一边说：“同意了，延安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李白兴奋地吸了一口烟。

“但是指示咱们要安全有保障才能干。”老孙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家里的同志都很关心你的身体，以后你要干双份工作，我也有些担心……”

这时，汽车在红灯面前停住，孙大夫回过头来，拿起李白的左手看了看。

“没问题，只要我这两个手指头还好使。我就能工作。”说着，李白伸出右手的两个指头，上面伤痕犹新，旧指甲被剥去了，新指甲还没有长出来。他又把它摞在孙大夫的手背上，好像特意让孙大夫感到它还是那么有力。

上海的秘密电台又恢复了，红色电波再次传到了延安。

延安的窑洞里，李白的老战友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李白出来了！李白出来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8）

另一个老战友深情地说：“可等着了，咱们整整等了一年。”

“老李真行，用敌人的电台又干起来了。”

李白手指头在电键上弹动着，重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一项又一项的重要内容在李白的手下跳跃着：

“国民党中央委员二十人投降日方。”

“渝方高级将领五十八名先后投敌。”

……

红色的电波，及时准确地传到了延安；人民胜利的喜讯，又及时准确地传到了上海。一部小小的电台，像一支无形的庞大军队，扰得敌人坐立不安。

1945年春，李白夫妇暂时转移到浙江场口。那时场口一带战事吃紧，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街上屠杀无辜的老百姓，李白奉命离开场口，西撤淳安。他带了一部电台乘一艘交通船，溯富春江而上。船刚抵淳安，一群国民党兵就上船搜查，电台立即被搜出。敌人把枪口对准李白的胸膛逼问，李白镇定自若，从口袋里掏出证件，但敌人仍然连推带搡地把他扣押起来。幸亏李白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经地下党组织派人出面交涉，翌日，他重新脱离了虎口。

不久，李白和裘慧英又转道到了江西，仍然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直到1945年10月，他们重返上海滩。

电台被敌人侦破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朝红色特工李白袭来

1945年10月，李白和裘慧英重新回到上海，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一封封“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经过李白的手，飞向了中共中央。

随着国共交锋的日趋激烈，情报工作显得愈来愈重要。然而这时国民党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獗，地下工作环境更为艰难，从安全考虑，李白特地把电台从黄渡路107弄6号转移到15号三楼。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开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的军事情报，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符号的密电连连转到李白手中。当时，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飞驰，上海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突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李白掀开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稍过几分钟，那只小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起来，可是灯泡又熄灭了——他的心猛然一沉：分区停电!凭着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李白知道自己处在危机四伏之中。然而，他没有惧怕。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军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驾机起义的计划等等，这一切都随着李白发出的无数道电波飞往党中央。

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被捕。为了不致在再入魔掌以后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他向电台的领导人刘人寿(当时叫李清风)郑重提出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刘人寿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表示赞同，李白当即承担了收报机的组装工作。11月中旬，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了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由于北平中共地下电台为敌破获，报务员叛变并受敌人派遣到上海侦测我地下电台，正当预备电台即将进行正式工作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

一场巨大的灾难，朝红色特工李白袭来。

1948年12月31日深夜，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三楼的小房子里还透出隐约的亮光。屋主人李白正在发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此刻，他不清楚，早已侦知电台方位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已有人埋伏在住所周围，正在挨家挨户搜查。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9）

正在外面望风的裘慧英发现了这一险情，急忙进来报信：“快藏好机器，敌人开始大搜查了!”

听到这个消息，李白怔了一下，但他不顾险情，马上又埋头工作起来。站在一旁的裘慧英焦虑万分，但她清楚丈夫的性格。在敌人魔爪下生活了十多年，经历多次风险、备受敌人折磨的李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直到她看着丈夫发完最后几段电文，把撕碎的电文底稿扔到厕所里，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这时，敌人的脚步声逼近了，李白镇静地拆除了发报机，裘慧英赶紧帮着整理天线，掩蔽完毕，将孩子送到楼下的房间。

就在李白夫妻刚刚更衣上床之际，一帮特务已破门而入。他们破壁翻箱，严密搜查，不幸的是，藏在壁橱里的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被翻了出来，刚刚发完报的一些零部件还有丝丝的热气。

敌人厉声逼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职在家，帮着私人修修收音机。”李白镇静自若地回答。

但敌人并不放过。当他们从那堆零件里发现有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时，不由分说，对准李白拳打脚踢。血，从他的鼻孔中涌流出来，李白又被捕了。

抓到了李白，匪特们把目光对准了裘慧英，企图从她身上打开缺口。然而经过长期地下斗争考验的裘慧英坚贞不屈，敌人软硬兼施，无计可施。于是，凶残的敌人竟把她和年幼的孩子一起抓进了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敌人对她进行折磨，还把她的孩子带去看李白受刑。

这时，李白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孩子看见了就叫“爸爸”。敌人接着对李白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

“我现在什么也管不了啦。”李白回答。

敌人诱惑地说：“不是管不了，只要你讲出实情，供出同伙，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

“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李白蔑视地回答：“我不用这些不明不白的钱!我不用有血的钱！”

敌人进一步逼近：“不要钱，当官也行啊!少将中将随你挑!”

李白坚定地说：“我一生不做害人的事!”

敌人见李白软硬不吃，就要裘慧英劝他。

裘慧英说：“我没有要劝的话，要劝也是劝他别管我们母子的事!”

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裘慧英和孩子释放了。

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敌人得不到一点口供，就对李白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连续逼供30多个小时，但李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任何情况，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密，保护了预备电台，使该台在关键时刻，继续与党中央顺利通报，为上海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1949年3月，裘慧英和孩子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探监，看到了李白。他的双脚已经断了，还拖着沉重的锁链，由两个难友搀扶着出来。裘慧英看见他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心如刀绞，肝肠痛裂，喉咙塞了，竟讲不出一句话。这时，孩子叫了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抱我?”5岁的孩子，幼稚的心灵，怎么会知道他爸爸内心的巨痛?裘慧英听着父子俩的对话，犹如万箭穿心，她和李白没顾得上讲几句话，就被赶了出来。

1949年4月初，和谈的气氛渐渐浓厚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伪装企求和平阴谋下，特务们对李白和裘慧英态度缓和，他们已能相见。

4月22日，李白被押到蓬莱路警察局。当天晚上，李白偷偷给裘慧英写了一封家书。那是李白在经历了连续刑讯30多个小时及多次逼供、诱供之后写下的家信。谁曾想，这封信竟成了李白最后的手迹，信的内容是： 

慧英：

本月二十二日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警察局看守所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罗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另带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自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李白别名)四月二十二日晚

裘慧英得信后，带着儿子去探望，见李白脸色苍白，仍由两个难友搀扶着。但他那沉静的神情、和悦的目光宛如平日。

在狱中，李白把妻子送来的菜分给难友们吃，鼓励大家，坚持到胜利的一天。

1949年5月7日，人民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已隐约可闻，身在狱中的李白无比高兴。就在这天晚上，疯狂的敌人对李白等人却下起了毒手。是年，李白年仅39岁。

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了对李白等人的最后处置指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上海特务头子毛森亲自率特务将李白等１２名中###员押往浦东杨思戚家庙秘密杀害。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时进驻上海的军管会和裘慧英就四处查找李白的下落，直到6月20日，发现他的遗体。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后来，文艺工作者根据他的事迹，拍成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李白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孙道临。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

他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的连襟，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担任重要军职，曾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大革命失败、中共正处逆境之时，这位已戴上将军领章的人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特别地下党员。

抗战的艰难时刻，他襄助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取得了令中外军事家震惊的临沂大捷。

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亲派顾祝同给他赐剑；周恩来指派的“高参”也出现在他的周围。

在国共淮海决战即将打响的前夕，他率部起义，结束了20年卧底生涯。

这个引人注目又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被国民党授予中将军衔并手握兵权的中共红色特工张克侠。

张克侠带着大病初愈之躯来到广州，投奔南方革命政府，决心效力于孙中山麾下

1924年秋，一个身材瘦高、衣着朴实，但神情上略显疲惫的年轻人，提着一个小行囊，带着一身风尘出现在当时有革命大本营之称的广州。他就是原西北军的干将，年仅24岁的张克侠。

这次他带着大病初愈之躯，历经坎坷，来到广州，是准备投奔南方革命政府，效力于孙中山麾下的。

此前，他从戎于西北军，很受西北名将、他的连襟冯玉祥的青睐。然而，他却舍弃了这条前程似锦的道路，冒着巨大风险南行，可见，他是有着远见卓识和坚定追求的。

1900年，也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那一年，张克侠出生在河北省献县。本来，他家祖籍是天津海河一带。连年的兵乱天灾，使他的前辈从外乡流落到了河北献县落了户。他的父亲张起豹为了寻找生路，在未及成年的时候，就离家外出当兵，由士兵逐步升为排长、续备军队长等职。张克侠从小就随父母一起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家庭生活的艰难，国家民族的不幸，从张克侠开始懂事时起，便朦胧地闪现在他脑海里。

1915年，就在张克侠中学即将毕业前夕，北京及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张克侠积极投身这一浪潮，热情宣传抵制日货。同时，他对中国军队腐败无能，竟使堂堂中华大国受一个小小的日本任意宰割，感到愤恨难平。中学毕业后，他毅然舍弃了亲友们资助他去欧美“留学深造”的机会，考入了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决心投笔从戎，拯救祖国。从此，开始了他30余年的戎马生涯。

就在张克侠跨入军校大门、潜心求学之时，母亲却病了。

他母亲李贵馨双目失明，无人照料。在亲友的主持下，母亲给他定了亲。妻子叫李德璞，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是一个朴实而刚直的姑娘。这桩带有典型封建包办色彩的婚姻，却由于彼此的同情、尊重、信赖，出于对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特别是对革命前途的憧憬，使他们在历经种种磨难之后，逐渐培养起了真正的爱情，并于1918年结了婚。

这桩婚姻，对张克侠未来的革命道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不论他由于战争或由于为党秘密工作而行踪不定，甚至生死不明的时候，他的爱人总能默默承担一切，使他从未受到家事上的干扰；二是1924年，冯玉祥将军的前妻去世，经人介绍续娶了张克侠爱人的姐姐李德全，他成了冯玉祥的连襟，因此为他以后长期在西北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2年，张克侠考入北洋政府创办的保定军官学校。1923年，他以军事、操行全优毕业。当时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国家财政十分窘迫，全国军队中有的能够发饷，有的不能。军校毕业的同学们，大部分都要求分配到能发饷的军队去。冯玉祥的军队在北洋军阀中最负盛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上下团结，很得民心，但粮饷均很困难。张克侠毅然投入了这支“冻死不入民宅”、生活艰苦但颇有生机的军队。到冯部后，他被分配到连队作短期的见习。半年后，由于体质较弱，加上操练异常艰苦，他患上了肺结核病，不断吐血，不得不离开军队回家疗养。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2）

那时候家里经济十分困难，张克侠病情一天天恶化，大口吐血。母亲李贵馨哭着祈祷：“大伟（张克侠幼年名字）你就少遭点罪，快咽气吧！”家里人让他妻子李德璞准备后事，但李德璞守候在丈夫身边，寸步不离，表示豁出自己的命，也要把丈夫救活。李德璞从小吃苦耐劳，又在传染病医院当过护士，虽然她和丈夫是包办婚姻，却以顽强的爱和非凡的毅力去体贴照料丈夫。张克侠也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并以力所能及的活动来增强自身的抵抗能力。终于张克侠奇迹般从死神手中逃脱出来。

1924年秋，张克侠大病初愈，正在康复，忽然传来两条关系他前途的信息：一是和他刚刚结为连襟的冯玉祥将军欢迎他返回部队，并许以要职。二是他的军校同学李明灏从广州来信约他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本营报效。一个近在咫尺，充满荣华；一个远在海角，艰险莫测。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不宜远行；又因北方军阀十分仇视广州革命活动，正在搜捕与广州有联系的人，一旦出事，亲友也将受到牵连；加之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成绩突出，宋哲元等一批西北大将都很赏识他，冯玉祥想留在身边委以重任。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改名为克侠（原名树棠），通过北洋军阀的军警层层盘查，登上海轮，到达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担任少校科员，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及队长。

那时的广州，革命空气甚浓，张克侠耳濡目染，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特别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中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接触了不少共产党员，受到了不少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对于广州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张克侠都曾详尽地写信给他内弟李连山（中###员，曾多次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抗战后期为日寇迫害致死），嘱托他读给冯玉祥听，劝告冯玉祥不要同军阀们混在一起，应不失时机地加入革命行列。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克侠得知冯玉祥已同国民党和北伐军取得联系，便立即返回北京，到冯玉祥身边参与戎机，被任命为学兵团团副。

1927年张克侠在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支持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而开始他人生新的一页……

正在冯玉祥部任职的张克侠，接到秘密党员张存实的来信，约他到上海会面，接头地点是静安寺教堂，接头人是董健吾

1929年5月的一天夜晚，白天熙熙攘攘的上海滩，已逐渐冷清下来。这时一位年近30岁的青年人，穿着便装，匆匆来到静安寺教堂。他就是正服役于冯玉祥部的张克侠，此行是来与中共地下党接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的连襟，在中共陷于困境、革命正处低潮之时，张克侠怎么会和中共拉上关系的呢？

镜头还得拉到莫斯科。

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原是沙俄时期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这就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

1927年夏，张克侠进入了这所大学，当时不少共产党人也在这里求学，中###员、黄埔一期生、抗战时殉难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当时就进入了中大。张克侠和左权年龄相仿，两人志趣相投，关系密切，互相勉励。密友的言行对张克侠影响不小。同时，在中大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也使张克侠增长了见识，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真理才能指导中国革命成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工农大众推翻旧中国，使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他决心加入共产党，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3）

1928年暑假期间，苏联共产党将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并到中山大学，并决定把国民党的学生以及非共产党的学生分批送回中国，张克侠自然列入遣返行列。临行前，中###组织找他谈话，说明他的入党问题，组织上已考虑过，但目前暂不宜解决。并郑重告诉他：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威胁，国内反动势力猖獗，在这种生死关头申请入党，本身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希望他继续经受考验。

和张克侠同时回国的还有张振亚（后改名张存实），也是从西北军中来的，他曾是冯玉祥的亲信副官，担任过冯玉祥的驻外蒙古代表，是1926年在苏联由刘伯坚、曾涌泉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张克侠曾多次向他谈及自己的入党愿望，张存实答应联系，如果组织上接受，会马上通知他。

1929年5月，正在冯玉祥部任职的张克侠接到了张存实的来信，约他到上海会面，接头地点是静安寺教堂，接头人是董健吾。

当时，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都由于严重白色恐怖而处于地下状态。无数共产党员被追捕、被杀害，甚至一些党的同情者也被投入监狱。张克侠知道这次约会至关重要，无论有什么危险，他都要坚决找到党。

他匆匆到达上海，下车后先到澡堂洗澡，换上了便衣，便前往静安寺路，先在教堂外的一片公墓里观察教堂周围的环境，然后到教室去找接头人。教堂里有一位稍胖的年轻人，让他在大门内一条长椅上坐下，然后到教堂外边端回来一盆花，眼睛机警地扫视了四周，然后又问张克侠找董健吾有什么事。张克侠与他接头之后，才知道此人就是董健吾。董健吾比张克侠年纪小些，是杨度的学生，与杨关系密切，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董健吾告诉张克侠说，张存实要等一两天才回来，过两天再来。

两天后，张克侠又按约定到了静安寺教堂，张存实已经在等他，告诉他说：将由组织上派人直接听取他的汇报，并表示在这次会见期间，将考虑他的入党申请，但要再等几天才能安排见面，让他留下地址，不要出门，随时可能有人到他住处去找他。

又过了两天，一位交通员身份的人持着张存实亲笔信来找张克侠，把他带到了一个“机关”。组织派来一位同志认真倾听了张克侠的汇报和想法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对张克侠的回答很满意，于是要求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并且告诉他：张存实和李翔梧两人做他的介绍入。李翔梧也是张克侠在苏联的同学，和张克侠关系不错。张克侠也是在这时才知道李翔梧是中###员。

入党申请书写好，由张存实取走，又过了两天，组织派人来访张克侠，在原来的地点谈话。张克侠注意到里间门里有人，门上挂着竹帘，向外看很清楚，但向里看，只有个模糊的人影。这次谈话气氛完全变了，没有任何客套，完全像一家人。

组织正式通知张克侠：“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你不要与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不可以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以后，党中央会与你直接联系，给你分配任务。”又说，“中国共产党正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屠杀，当一个共产党员可能随时掉脑袋。加入共产党是为干革命，干革命是你死我活的，为党牺牲也是光荣的。假如发生意外，你也不要说出你的身份，党会记得你，也将会设法保护你的家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终会胜利，但是，你要做最坏的准备。相信你早已有了决心。”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4）

张克侠热切希望到苏区工作，组织表示可以理解，答复是：“组织上已认真研究了你去苏区的意见，那里也十分欢迎你，十分需要你，但是考虑到你在西北军中有相当好的条件，你在那里工作对革命更为有利。我们党很需要朋友，西北军与我党曾有过多次良好的合作，五原誓师后，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安子文等许多同志都曾在西北军工作过。总之，西北军是一支可以团结改造的友军，你应该帮助这支军队提高素质，培植革命思想，以便将来为反帝反独裁的解放斗争服务。党相信你会出色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一切任务。”

谈话结束后，张存实和李翔梧随即来到，举行了简单的入党宣誓仪式。张克侠历经艰辛找到了党，终于投入党的怀抱。

张存实握住张克侠的手，告诉他：“周恩来关心你、问候你，他现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及军事部部长，今后，他将要直接领导你的工作。”

在人生道路上，张克侠再一次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当大批共产党员人头落地之时，他这位已戴上将军领章的人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特别地下党员。

保安团凶神恶煞地扣押了张克侠，扬言要将他就地斩首。张克侠不卑不亢，从容面对，闯过一场劫难

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张克侠，根据党的指示，重新回到了西北[军，被任命为张自忠师的师参谋长。在中原大战中，他积极参与了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随时将有关情报送给党组织。

1930年10月，北、阎反蒋战争失利，冯部退到了山西境内。为掌握战后形势变化情况，张自忠让张克侠到各地调查。借这个机会，张克侠从南京转到了上海，又通过董健吾找到了党组织。他向组织汇报了此次反蒋战争经过及西北军情况。在上海期间，身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还到旅社拜访，同他进行亲切交谈。

张克侠返回山西时，入晋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已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张自忠部改为第三十八师，张克侠担任该师的参谋长。1931年7月23日，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杨献珍还通过胡鄂公与张克侠联系，搜集有关军事情报。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进一步瓦解西北军，恩威并用，除收买和重用韩复榘、石友三外，还策划冯玉祥的高级将领反冯。冯玉祥四大将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张自忠被蒋任命为四个路军的总指挥。孙、梁、吉因此离开了冯玉祥，张自忠也被任命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陆军大学招考，张克侠被第二十九军保送考入陆军大学。陆大的学制为三年。学习期间，他一直和党组织保持联系，张存实经常找他搜集军事情报和索取军事书籍。

1933年5月，当冯玉祥与中共合作，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之时，获得信息的张克侠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参加。就在这时，蒋介石也利用暑假在庐山开办了一个包括陆大在内的各军事学校学员参加的训练班，张克侠未予理睬，不经请假就到了张家口，表示支持冯玉祥爱国抗日。

初抵张家口，张克侠被任命为同盟军高级参谋。后来鉴于各地前来张家口参加抗日的学生很多，为接纳他们及为军队培养干部，冯玉祥决定开办一个干部学校，由张克侠任校长，冯玉祥为名誉校长。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5）

蒋介石对抗日同盟军十分仇视，一面封锁张家口，一面百般破坏同盟军组织。这时他又操起了老把戏，用高官厚禄收买拉拢冯的部下。虽然同盟军一度曾收复多伦、沽源，声震全国。到8月间，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下，抗日同盟军面临困境，财源已近枯竭，武器弹药极端缺乏，轰动一时的抗日同盟军失败了。

当时张克侠领导的干部学校仅有三四百人，又没有枪。有人主张抗战，有人主张散伙。张克侠决定到张北和吉鸿昌等坚持斗争。冯玉祥给了张克侠一支手枪，又从他的卫队中抽了几十把大刀和两支手提机关枪，初步武装了手无寸铁的干部队伍。

有一天，张克侠带领干部学校的队伍追赶大队，走到公会（地名）附近，突然被公会的大批保安团包围。为首的几个似兵似匪的人凶狠地扣押了张克侠，还有人扬言要把张克侠就地斩首。张克侠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这批人一定有所企图，便严正地要求见他们的头子，一定要问个究竟，死要死得明白。这伙人把张克侠劫持到司令部，他们有个头子叫曹汉相，原在地方民团，一度在同盟军任过师长。他看到张克侠军衔是中将，怕有来头，气焰有所收敛。通过了解，才知道昨天同盟军第二师从这里路过的时候，看见大群正在吃草的马匹，于是有人下令牵马来武装自己，为此造成了敌对。张克侠为了防止事态恶化，便从容道出自己的身份，并告诉他们说：“你们也是要抗日的，抗日的队伍就是友军，抢你们的马不对，我让他们把马全送回来。”当即写了一封信，叫人赶往二师面交支应遴师长。保安队的人仍不死心，他们荷枪实弹地监视张克侠，准备一旦送不回马来就把张克侠杀掉，或是交给中央军去处理。

送信的人几经周折，在杨家园子见到了支师长。支师长知道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对他也比较敬重，见信后大吃一惊，立即叫部队连夜查办，最后得知是前卫第一营营长冯洪国（冯玉祥长子）所为，便设法把马要回并送还，张克侠才安全返部。

不久，同盟军全部解体，张克侠不得不重返陆大。为了隐瞒不去庐山而到张家口的真相，几经考虑，最后请宋哲元出面，给陆军大学发了一个假电报，编造了张克侠离开学校的理由，避免了又一次被通缉遭逮捕的危险。

平津沦陷后，张克侠和李连山彼此掩护，逃离虎口。说来令人惊奇的是：这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始终不知道对方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全面抗战由此爆发。

国难当头，已担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第三十八师参谋长的张克侠提出了集结兵力于京、津、保地区，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计划在敌人增援之前，以全军约10万之众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2万日军。他将此计划报请中共北方局领导审核，得到了党的同意。

第二十九军素有爱国传统，早在1933年，这支可说是最穷的部队就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身为军长的宋哲元也是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军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投笔从戎后步步高升，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军长，1933年的长城抗战，宋哲元名震全国，被誉为抗日英雄。但此后他却开始以服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然而宋哲元毕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国民党将军，在日蒋压力下作出的妥协和退让，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中共了解他的这种心态，积极展开了对宋哲元的工作。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6）

“七?七事变”不久，中共发出的《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就要求宋哲元立即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当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养，守宛平部队的团长也在庐山受训。张克侠和赵登禹赶往乐陵接宋回来主持大计。

7月11日，经过张克侠一番劝说，宋哲元到达天津，这时何应钦由庐山打来电话。何说：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

张克侠见宋哲元态度还有些犹豫，便进一步劝说道：“作战固然困难，但也有克敌制胜的条件，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会成为民族罪人，战而不胜仍可以向人民交代。按现在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宋认为有道理，让张克侠提出作战方案。第二天凌晨，当张克侠将连夜拟定好的积极抗击敌人的作战方案送去时，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是天津的汉奸及投降派包围了他，他受到恫吓和利诱，竟不顾民族大义，决定向日寇妥协。他先到日军司令部吊祭日本病故的驻屯军司令，然后乘坐日寇为他准备的专车回北平，继续与日方进行“双方撤兵”的谈判。

宋哲元连日与日本代表谈判，不再做军事准备，其原因是和他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有关。日寇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张克侠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他再三向宋提出把军队按全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方，但是，宋却不允许。

7月27日傍晚，日寇逼近南苑，宋此时才下令军部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命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夜间，日寇围攻南苑。在南苑指挥作战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日机扫射中中弹阵亡！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佟麟阁，率部突围至红门，被日军堵击，壮烈殉国！参谋训练班奉命突围进北平城，只剩30多人到中南海集中待命。入夜，西苑、北苑相继失守，日军已扫清外围，即将开始对北平城的总攻。宋哲元命令将平津放弃，7月28日，第二十九军部队仓皇撤退，北平从此沦陷。

在北平失陷前夕，张克侠获悉日寇将要不战入城的重要情报，便及时通知了党，使1万多名党的干部、爱国人士、抗日群众安全转移，免遭日寇毒手。

日寇进占北平后，立即扬言“清共”。张克侠因有掩护任务，一时没有走脱，被困孤城，受到搜捕，便住在北新桥一位朋友家里，隐蔽到“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后。他日夜盼望逃出去，到南方去参加抗日战争。后来，他在天津经商的表弟房兆梁给他寄来很多做生意的证明，他便化装成商人，在他的内弟李连山（于1928年入党，当时以办工厂为掩护）陪同下，混过北平站的检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在火车运行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一位据说是化装成神父的抗日分子被日本宪兵带走了。到了天津火车站，遭到敌人大搜查，在检查张克侠时，李连山又被带走了。由于事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张克侠神态自若，又没遇到熟人，一直没暴露，终于从虎口逃了出来。第二天，李连山也脱险出来，在英租界找到了张克侠。随即这两位战友乘英国轮船离开沦陷区，走上了抗日战场。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7）

说来令人惊奇的是：就是这样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双方始终不知道对方是中共地下党员。

叶剑英在普海春饭店为张克侠送行。细心的叶剑英特意让张坐在背向门口的地方，为的是避免特务发现

1937年8月，刚从北京脱险的张克侠来到了国民党首府南京。这时随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举国上下弥漫着一股抗日空气。

张克侠得知冯玉祥在无锡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即前往。不久，冯玉祥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他又随冯去了山东。在这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张克侠日夜都在钻研和寻求坚持抗日的方案，并多次与宣侠父晤谈。

1937年9月，第六战区长官部奉命转移到新乡。同时，第一战区因作战不利，南迁到安阳一带，两个战区混合到一起。蒋介石撤销了第六战区，平汉线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第六战区人员办完交代，随同冯玉祥回南京。1937年12月初，南京政府西迁武汉，张克侠又随冯玉祥到了武汉。

武汉，地处“九省通衢”，为华中重镇。1937年底成为国民党临时首都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云集，一时热闹非凡。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人也是在这时候来到了武汉。

为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在汉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到冯玉祥处。张克侠曾通过王梓木、宣侠父向驻汉口的中共中央办事处转交了一封信，请求党对以后工作给予指示。中央决定由叶剑英领导他的工作，并与其直接联系。

这一时期，党还介绍了不少当时在汉口工作的红军名将与他相识。如曾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后任红军军长、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的罗炳辉，长征过来的名将张经武等。这段不平常的日子，使他在精神上得了莫大的慰藉，也了解到新四军、八路军英勇作战和坚韧不拔的英雄业绩。

1938年，张自忠奉命回第五十九军任军长。张自忠亲自打电话给冯玉祥，力邀张克侠前去相助。

张克侠和张自忠是老搭档了。还在1925年张克侠任西北军学兵团团副时，张自忠任团长，配合默契。在抗战的关键时刻，刚刚受命出山的张自忠又想到了这位老战友。

张克侠将这件事报告给党中央，请求给予指示。党鼓励他前去。2月25日，叶剑英在董必武住处附近的普海春饭店为其送行。饭厅在楼上，叶剑英特意让张克侠坐在餐室中背向门口的地方，避免特务发现。这细微的动作，显示出党对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张克侠对此十分感激。

不久，张克侠奔赴前线，与张自忠一起，带领第五十九军英勇杀敌……

大特务陈继淹坐上了集团军参谋长的交椅，张克侠的处境甚为艰难。他写下一篇题为《假如要死的话》的文章，向党表###迹

1938年3月，张克侠到达山东滕县，担任第五十九军参谋长。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曾对这两位将军作过描述：“一位外表严肃的张自忠将军，他在良心的驱使下，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各个战场，另一位是张自忠将军的参谋长张克侠，他比张将军要年轻，外表清秀、高雅，才华横溢，判断准确。他给人的感觉是聪敏过人的，没有幻想，以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未来……”

就是这二张联手，在与日寇的较量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38年初，日寇从华北、华南两个派遣军各抽调了一个师，突破淮河防线，以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为首向临沂逼近。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8）

v张克侠抵达前线时，正是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3月中旬，临沂守军庞炳勋急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临沂危在旦夕，急待驰援。”

李宗仁火急电令第五十九军：“限一昼夜赶赴临沂，驰援庞军。”第五十九军连夜乘火车到达峰县，在雪后泥泞中以一昼夜180里的急行军速度，于3月12日到达临沂城西部。在张克侠的策划下，第五十九军以攻击姿态强渡沂河与日军板垣师团鏖战茶叶山近十日。当时全军官兵不怕牺牲，与日军展开多次肉搏战，终于在临沂内外痛歼日军王牌板垣师团，敌伤过半，一退50余里，板垣几乎自杀。这一战役在抗战史上，开创了中国以杂牌军劣势装备，打败占优势的日本现代化部队的先例，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鼓起了台儿庄各抗战军队的勇气，引起了中外军事家的震惊。

临沂之战，五十九军官兵伤亡超过万人。此后在郯城与敌血战半月，5月在徐州奉命掩护战区数十万大军西撤，使大军安全撤离战场，得到政府极大嘉奖。1938年9月又参加武汉保卫战外围的潢川战役，使日军不能西进，切断了平汉路，保证了武汉临时政府机关安全西撤重庆。

二张联手，使第五十九军创造了一系列骄人成绩，身为军长的张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克侠也晋升为集团军参谋长。不幸的是1940年5月，在率部参加随枣战役时，身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的张自忠在前线壮烈殉难，时年49岁。毛泽东为他题写“尽忠报国”四字，周恩来称他为“军人楷模”。为悼念张自忠将军，全国各地都曾先后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

身为张自忠的助手，张克侠为补充军队中的下级军官骨干，一度离开军营去办训营班，没有参加这次战役，而恰在此时，张自忠不幸陷敌重围，英勇捐躯。

不少知情者回忆：张克侠“聪颖好学，知识渊博，通晓英、俄、日三门外语。他的军事素养也与众不同，指挥作战时非常精细、二张联手，使第五十九军创造了一系列骄人成沉着。即使军事情况万分紧急，他也能有条不紊地从容部署，毫无忙乱现象。”“张自忠将军非常信任他，常夸他的为人和胆识。但克侠同志在同僚中从不露锋芒，为人谦和，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儒将’。”他们认为：“如果克侠在张将军身边，就不一定会导致这次孤军深入，张将军也不一定会牺牲，战局的结果也可能要大大改变。”

为了纪念张自忠将军，让子孙发扬他的伟大精神，张克侠创办了自忠中学。自忠中学前后聘请了约80多名教职员，其中进步人士占大多数，中共地下工作者就有20多人，学校的一些重要职位，都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手中。张克侠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保护革命师生的生命。进步教师任玉玺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他得知后，及时派人巧妙地通知这位教师，使这位教师迅速离开学校，免遭逮捕。还有一位高年级的学生苏东杞在前往解放区的路上被国民党某部逮捕，询问之后，知道这位学生是自忠中学的学生，便用电话通知第三十三集团军。张克侠知道这一消息后，以“我们部队自己处理”为借口，派人把这位学生要回来，并用了“偷梁换柱”的办法，秘密地把这位学生送到了解放区，而把另一名贩卖大烟该处死的犯人枪毙了。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9）

后来，自忠中学除少数小学生和女生外，绝大部分教职员工纷纷奔赴苏、浙、豫、鲁等解放区和游击区参加了革命。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又挑起了新的###高潮。由于总司令张自忠殉国，继任总司令冯治安对张克侠怀有疑惧，将张克侠的职务由较有指挥实权的集团军参谋长，调任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大特务陈继淹被委任为集团军参谋长，在军内开始了变本加厉的白色恐怖。

面对内奸外寇，张克侠处境甚为艰难。但他抱着从容赴死的决心，与各种黑暗反动势力进行周旋，曾写下了一篇题为《假如要死的话》的文章，表示自己不怕困难，坚持斗争的意志。当时，他年方41岁，子女7人，最大的不满20岁，家庭生活动荡困苦，他可以轻易得到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然而，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时刻不忘“对于罪恶的无情打击”，“热望能见到世界上去掉一切不平而悲惨的现象”。为此，他无视各种艰难，做好了献身的准备。

张克侠巧施离间计，郝鹏举担心蒋介石最终不会饶过他，当即恳求张给他指明一条生路，策反大功告成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期在战火中煎熬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过上安定的生活，然而，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支持，仰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又在酝酿挑起内战。

这使卢沟奉命前往信阳受降的张克侠忧心忡忡。他对同行的何基沣说：“国共即将冲突，唯有与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决裂，才是正大光明的道路。”他还请何基沣派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

出生于1898年的何基沣，比张克侠大两岁，可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他率西北军旧部反击日军的侵略，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后来，由于内部倾轧，何基沣和他的袍泽们虽然拼死厮杀，终因孤军无援，致使大名失守。何基沣痛心疾首，含泪写下“马革裹尸去，不演风波亭”的诗句，拔枪自杀，弹穿右胸，血流如注，一时惊动朝野。伤愈后，何基沣开始寻找救国出路。他在武汉找到周恩来，又在周恩来的鼓动下，北上延安，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等。离开延安时，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何基沣与张克侠在思想上心心相印，很为投机。

到信阳不久，蒋介石为进攻解放区，命令三十三集团军开往徐州集结，由张克侠带队前往，沿途他先后见到原西北军的将领刘汝明、张岚峰、李兴中等。张克侠对他们说：“看来内战是不可避免了，八年抗战，民不聊生，杂牌受气。我们西北军有反帝的光荣传统，现在北有吴化文，南有孙良诚，东有郝鹏举，西有刘汝明，我们在徐州，只要大家联合起来，保持中立，不打内战，就会给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有力打击。”

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布命令，重新组编军队，准备向解放区进攻。根据这项命令，三十三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并将伪军郝鹏举部划归第三绥靖区指挥。张克侠将郝部安排在台儿庄，用意在于使他们便于受到解放区的影响。

这郝鹏举原是冯玉祥的传令兵，1926年被冯送到苏联深造，回国不久即当了少将旅长，但在中原大战期间却叛冯投蒋。以后，他屡换门庭，追随过陈立夫、胡宗南，最后当了伪军，充任伪淮海省长兼省保安司令，成为徐海地区名噪一时的军政要人。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0）

日本投降后，郝被蒋介石收编为第六路军司令，然而，蒋系军政人员根本不把郝当人看，不断对郝部敲诈勒索，多次引起严重冲突。1945年1月，我军在鲁南界河歼吴化文一个师后，大军推向徐州外围，郝为了保全自己，曾向我军进行了试探，但是仍企图脚踏两只船，左右奉迎，态度十分暧昧。

在此期间，张克侠随三十三集团军进驻徐州，不久编为第三绥靖区，张克侠任副司令官，郝部亦划归第三绥靖区管辖。张克侠与郝鹏举是西北军故旧，1926年在苏联共同学习过，为此，张克侠一方面有意将郝部孤立于台儿庄，使解放军便于对其施加影响和压迫；另一方面以老关系去做郝的策反工作。

1945年年底，张克侠护送陈毅派来的代表冯文华离徐时，又去策反郝鹏举。张克侠既是郝的上级，又是老相识，所以，郝鹏举毫不忌讳地诉起苦来，甚至骂蒋介石比日本人还坏，不断懊悔自己上了当。

张克侠对郝比较了解，知道郝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便将特意带来的一份密件交给郝看，这是蒋介石自南京发出的解散伪军的命令。郝看后才明白蒋介石最终还是不会饶过他，当即恳求张克侠给他指明一条生路。

借此机会，张克侠向郝指出：生路只有一条，就是起义投奔共产党，弃旧图新。并严肃告诉郝说，一定要当机立断，决不能再迟疑。

于是，张克侠亲自陪同郝鹏举，于当天夜间在两军阵前秘密会见了陈毅。陈毅向郝分析了国内的形势，介绍了我军对待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一贯政策，并表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希望郝认清局势和前途，早作抉择。

在陈毅的感召和张克侠的策动下，在国民党的逼迫下，郝鹏举下定了决心，于1946年1月13日率本部12000余名官兵，在鲁南战场反正。我军胜利地结束了鲁南战役。尽管事隔一年以后，两面三刀的郝鹏举又在蒋介石的诱降下叛变革命，其部后被我军消灭，郝本人亦被生俘，但在当时给中共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仍是很大的。

周恩来秘密会见张克侠。张表示：“只要党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率部起义”

郝鹏举起义后，身为第三绥靖区司令的冯治安对张克侠已有怀疑和戒备。

冯治安也是西北军的旧部，与冯玉祥交情不浅，与张克侠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他对张克侠有所怀疑，但未抓到把柄，碍于朋友的情面，他也不想把关系搞得过僵，不过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张由较有实权的参谋长提到副总司令的位置；二是不让张克侠住贾汪前线，要他住在徐州都天庙营房，理由是照管徐州司令部留守机关。这时的张克侠虽与部队隔离，但行动相对自由。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频繁与八路军联系。晋冀豫军区、山东军区及自忠中学先后派遣地下党员武尽法、朱林等人找他联络，互通情报。陆迪钧、王耀华等地下党员则成了张克侠身边的“交通员”。

1946年6月，不满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冯玉祥以考察水利为由赴美。许久以来，热切盼望与党取得直接联系的张克侠，以送冯为理由，从徐州到了南京，住在冯玉祥寄居的上海路240号。

当时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正住在梅园。张克侠很景仰周恩来，自1937年武汉分别后，一直无缘相见，十分想见他。可是，党的纪律和党的利益又不允许他贸然前往。于是，他请王治秋帮忙，将自己要求见周恩来的心意转达给党。第二天，王治秋对张克侠说：周恩来同意与你面谈。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1）

然而，在国民党耳目众多的南京，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个中共巨头，要见上一面是很不容易的，要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张克侠这个中共秘密党员就会陷于十分危险的地步。周恩来办事向来考虑周密，特约定张克侠在距冯玉祥寓所一里外的五台山下一个偏僻路边相会。

1946年6月的一天清晨，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冯玉祥的寓所，径直向五台山方向开去，在一个偏僻路边，缓慢行驶的小汽车车门打开，只见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中年人上了车，他就是张克侠，此时周恩来正坐在车上。

看到张克侠，周恩来紧握着他的手说：“克侠同志，辛苦了！我们又见面了。”

几句简单的问候，饱含中共领导人对他的关切，给长期置身于魔窟，天天与敌人打交道的张克侠以极大的安慰。他抓紧这短暂的会面，向周恩来汇报了徐州地区的情况，并请示了今后的工作和组织起义的问题。

周恩来指示说：“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

张克侠当即表示：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的条件是具备的。只要党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率部起义。他还告诉周恩来说：“国民党部队中的斗争很复杂，有不少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批特工人员。为了保证顺利起义，预防敌人的破坏，请求我军在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那里去，以便很好地配合，必要时，可用武力支援。”

周恩来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就在这次秘密会面后不久，张克侠重返徐州。为便于联络，中###组织决定将张克侠的关系转给华北野战军党委。华北军区联络部部长刘贯一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的请求，派出了交通员，互通情报。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张克侠也积极展开活动。他先后找过59军军长刘振三、副军长孟绍濂等人谈话，向他们分析形势，言明出路。

1947年10月，徐州国民党“剿总”决定成立徐州地区守备指挥部，由张克侠兼任守备指挥官。张克侠考虑担任这个职务，便于掌握徐州军队行动及工事情况，又可自由出入“剿总”，便欣然上任。在此期间，他曾趁机将敌军情况及工事图表派人送往华东野战军。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随着国民党在战场的一再溃败，这时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人心不稳，矛盾重重。蒋介石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还在拼命挣扎。是年10月，正当中共着手组织淮海战役，张克侠积极活动，准备在前线策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身为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顾祝同来到了徐州。他此行到底有何目的呢？

刚到徐州的顾祝同，代表蒋介石给张克侠、何基沣“授剑”。其用意何在？张克侠当然心知肚明

1948年深秋的一天，天高云淡，如血的残阳映入古老运河，败藕残荷，枯草泛黄，远山枫林似火。

这时的徐州机场，一万多官兵默然无声，灰蒙蒙的一片，成方列整齐排列。

不多时，从西南方向传来了飞机轰鸣声。

飞机停稳，只见身为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在矮小敦实的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陪同下，一步步走下飞机。此行他是深入即将展开决战的徐州前线，来传达老头子蒋介石旨意的。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2）

对这次徐州决战，蒋介石是重视的，前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放言：“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存亡，在此一举。是否能免于崩溃，就看今后这三个月了。”这次要不是长子蒋经国在上海打击“经济老虎”捅了马蜂窝，使他难以从南京分身，他本该亲自来的，现在只得派顾祝同来了。

这不，顾祝同刚在徐州落脚，在机场检阅了部队后，马上又要徐州“剿总”安排了授剑仪式。

这天，国民党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一身戎装，文质彬彬地站在将台下。他身旁威武地挺立着一个膀阔腰圆、方脸浓眉、身披斗篷的人，他就是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七十七军军长的何基沣。

此刻，穿着一身整齐戎装的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威严地站在将台上，只见侍从校官捧着两个描金匣子，递给顾祝同，匣子上写有“中正剑”和“民国三十七年金秋”字样。顾祝同等将“中正剑”替张克侠、何基沣佩在腰间。顾祝同一手搭在张克侠身上，一手拉着何基泽的手，说：“自古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二位将军是把守徐州北门的虎将，校长特派小弟前来赐剑，二位该必能体察总裁用心。”

那么，“总裁用心”何在？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后，关内战场上的几个战略集团，均被解放军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地区，华北傅作义集团60万人，分布在张家口、北平、天津的狭长地带，欲守无力，欲走无路；太原阎锡山集团已被解放军重重包围，四面楚歌，坐以待毙；西北胡宗南集团被解放军钳制于关中一隅，苟延残喘，疲于应付；中原白崇禧集团约75万人，局限于平汉铁路南端，虚张声势，朝不保夕；华北刘峙集团60余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的“十字架”上，处境危险，如坐针毡。总之，这些集团各陷困境，难以自拔。

然而，人民解放军在这一时期，不但总兵力超过了对手，而且在战略态势上也处于极有利的地位。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已能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打击偎集一堆的敌人的强大兵团，夺取国民党军队据守的大城市，进行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华东解放军为实现中共中央军委在1948年冬、1949年春夺取徐州的战略意图，在济南战役接近结束时，即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组织淮海战役的建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双方力量对比，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于1948年10月中旬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进军淮海，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是大势所趋，是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必然。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扼南北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四千年来，在这里发生的著名战役，仅有文字记载的，从夏帝启15年彭伯寿征西河到如今就有四百余次之多。辛亥革命元勋、卓越的军事家黄兴说得更透彻：“南不得此（徐州），无以图山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蒋介石深知这个战略要地的价值，在他听到济南失守消息后，作了一番痛苦的反思：“必须研究中国的战略与战术以及部队的组织与训练情形，使济南所犯的错误不致重演。”因此，在对待徐州问题上，他是很用了一些心思的。

战役前，国民党刘峙集团65万人（加上随后参战的黄维兵团，有近80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由津浦和陇海两铁路组成的十字架上，形成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防御体系，其特点是机动迅速，便于驰援，谁来担当坐镇徐州的老总呢？蒋介石为此很伤脑筋。本来，参谋总长顾祝同曾提出，把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合并，让本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出山，孰料这个桂系中坚先允后变，不肯上任。不得已，蒋介石只得仍让让刘峙支撑这个大局。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3）

刘峙在国民党将领中有“福将”的雅号，虽然才能平庸，然而凭着对蒋介石的忠诚，一直官运亨通。在反人民战争中，蒋介石对他运用、撤差又任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刘峙对蒋介石只知感恩图报，绝不埋怨。后来蒋介石派杜聿明任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以补刘的不足。刘对此反而感到轻松，想乘机溜走，把“剿总”南撤，留个指挥部给杜聿明。但杜突然被调去东北，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使之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

我军参战部队包括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地方部队共60余万人。因此，淮海战役的作战关键是人民解放军必须对敌实施中间突破，分割歼灭。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就明确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这就决定了黄伯韬兵团的命运：首当其冲，要挨第一刀！

当时黄伯韬所部共五个军，约12万人，兵分五路，在围绕着新安镇七公里的范围内抱成一团，目的是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两淮”（淮阴、淮安），同时借以巩固徐州以东的外围。谁知，11月6日，华东野战军约七个纵队的兵力，已迫近郯城以北、费县以南至台儿庄、枣庄、峄县地区，矛头所指，一目了然。一向骄横跋扈的黄伯韬，此时此地也不寒而栗。

西撤、西撤，向徐州靠拢，是黄伯韬兵团的唯一出路。

这时，摆在解放军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是：能不能及早截住这支逃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实现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略意图，当务之急是要截住黄伯韬兵团。华东野战军前委命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伯韬！”同时华野前委根据中央指示，调动内线力量，做好策反工作，争取沿运河设防处于正面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适时起义，让开通道。如此，解放军即可飞兵南下，直插大许家、曹八集陇海铁路段，切断黄伯韬的退路，以便“关门打狗”。

可见，蒋介石授剑于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和绥靖区副司令官兼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用心之良苦，他是企图收买张克侠、何基沣，加以感化与怀柔，这已是蒋介石这些年来驾驭属下的老手段了！此刻，他希望在张、何身上又一次发挥其非同寻常的威力。他当然不知，张、何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就在他苦心孤诣地导演徐州授剑之时，陈毅派来的高参却出现在第三绥靖区的辖区内。

中共派来的“高参”秘密出现在贾汪前线

1948年10月22日，作为徐州“剿总”前沿阵地的贾汪前线，已是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哨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示出大战来临前的紧张。

这天一大早，伴着清晨的雾霭，有两个人急匆匆地向前线指挥部走来。前面的那位，一身小伙计打份，明显是个跟班，后面的这位，礼帽、布鞋、貂皮长袍，二三十岁，英俊洒脱，看起来是个精明能干的商人。

“站住！”哨兵一声断喝，推子弹上膛，整个动作麻利准确。

“别误会！别误会！”伙计跑上去，点头哈腰央求道，“放我过去吧！”

“干什么的？”哨兵推开小伙计敬的烟，鼓着牛眼。小伙计急得面红耳赤，那年轻商人的脸上却漾着不易察觉的微笑。他走上前去，摘帽致意，然后对哨兵说：“我要见你们的何副司令官。”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4）

“你是什么人？”哨兵一怔。

小伙计有点拿腔了：“叫你们连长来见我们。”

一会儿，连长来了。他一见小伙计，拍着巴掌直跳：“哇，老孙呀！”

原来这小伙计是担任我军与张克侠、何基沣联络的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他一指那年轻的商人，小声说：“这位是杨部长。快，马上要见何将军。”

连长急忙给杨部长敬礼。

这杨部长名叫杨斯德，当时年方27岁，是华野第十三纵队联络部部长，此行是奉陈毅之命，在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具体安排下，前往国军第三绥靖区司令部策动临战起义，要他们让开运河防线，以使南下的华野十、十三纵队迅速直插陇海线，从西面切断黄伯韬兵团的退路。

中将副司令官何基沣正在收音机旁收听河北解放区电台播放的节目，一听说解放军的代表来了，便把收音机一关，转了下波段旋钮，高兴地叫道：“请！”

此后，杨斯德便在何基沣身边住了下来。为了使杨斯德行动方便，何基沣要秘书李连城弄来一套毛料军服和少将衔，让杨斯德化名陈惠国，以南京派来的少将高参的身份出入绥靖区司令部，畅行无阻。而真正的少将高参对这位来路不明的年轻少将尽管心怀不满，但出于军人的本能，也只得笑口常开，彼此应付。

几天以后，杨斯德来到徐州，在火车站召开了党的组织会议，然后投宿坐落在都天庙的张公馆。

张克侠紧紧握住杨斯德的手，长时间不松开，好像怕杨斯德会突然消失似的。他“回娘家”的心情太切了。

“组织决定你继续留在这里。”杨斯德说，“你很困难，世上违心的事是最难的了，你是周先生直接指挥的。把你放在烂泥塘里二十年，只为了你只身回去吗？”

望着陷入沉思的张克侠，杨斯德继续说：“目前我军摆开攻徐态势，意在先吃掉黄伯韬兵团，如果你们起义成功，就等于不放一枪一炮，给我军打开了北大门，就保障了全歼黄伯韬的胜利。这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起义的日子，便是总攻的日子。”

“请上级放心！”张克侠很坚定地表示，“现在我部各级都有我们党的组织了，许多主官是共产党员，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起义没问题！”

“能不能争取冯治安起义？”杨斯德说，“有了冯治安，不仅部队好带些，而且影响也会更大。”

冯治安是西北军旧部首脑，此时是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张克侠何尝不想拉他一起行动呢？早在两年前，他多次旁敲侧击开导冯治安，早日与蒋介石脱离，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冯治安怕共产党，对解放军能否得天下心存疑窦，也丢不下恩恩爱爱的小妾，所以张的规劝对他来说如风吹牛耳。好在西北旧部还算团结，冯治安从多方面考虑，未出卖张克侠，让他只挂个副职，与部队脱离。现在杨斯德又提到争取冯治安的问题，张克侠沉吟了半晌，叹口气说：“仰公这个人恐怕很难。他顾虑太多，总不忍改变初衷。我两年前就做他的工作了，他割不断与国民党的关系。不过，仰公有他的暗处。”张克侠抬起头来，信心百倍地说，“他以为只有他才能调动部队，实际上没有那回事。几个军长都是他的人，但非赌即嫖，昏庸已极。下面师、团、营、连各级官长，许多都是我们的人。你看看，从师长数起……”

张克侠扳起手指头。他数的第一个名字是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少将师长过家芳……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5）

过家芳此刻也在徐州，这时的他正不慌不忙地跳下吉普车，走进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的别墅。

王长海正在客厅里请徐州著名的算命先生马仙算卦，看过家芳来了，高兴得直叫，也不管尊卑礼节了：“来来来，过师长，马仙刚才为我算了一卦，我看难得，来请马仙给你算算吧！”

过家芳谦恭地笑笑，放下军帽，在马仙跟前坐下。马仙一本正经地看看过家芳的手，又摸摸过家芳的后脑勺，然后站起来，冲王长海抱拳贺道：“恭喜军座，你有这样一个忠臣来辅佐，可保无虑，真是可喜可庆！”

王长海呷了一口茶，吐出残渣，笑道：“果真如此吗？”

“这位长官面貌善良，头无反骨，真乃忠良之臣。”

过家芳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唯唯道：“我是无能之人，只有跟随军座，恭充召唤。马仙你可看透我了！”王长海大大咧咧地哈哈一笑，冲里屋喊道：“备酒！”他哪里知道，过家芳正准备在“后院点火”。

然而，当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正在暗中加紧进行之际，冯治安却突然打来电话，要在贾汪前线的何基沣、过家芳等人火速赶到徐州“剿总”开会。贾汪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联想到军统派来的一三二师新闻处长几天前忽然失踪，大家怀疑刘峙以开会为名，要将第三绥靖区的起义骨干全部扣留。

基层官佐的情绪此时也发生波动，早在9月下旬，蒋介石便以安全为由，令冯治安所部的全体眷属迁往江南高资、龙潭一带，显然想以家眷作为人质，控制第三绥靖区的行动。近日贾汪等地有人放出风来，说是部队一旦起事，眷属的身家性命必将不保。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给起义带来了不良影响。

杨斯德与何基沣等人反复商量，决定由何基沣先拿出200两黄金，交过家芳的弟弟过家斌去江南妥当安排家眷，以解除官佐们的后顾之忧，徐州会议必须准时参加，否则会使上面产生疑窦。

一切安排停当，何基沣、过家芳等将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驱车去了徐州。

早就对张克侠抱有戒心的冯治安，把张克侠死死困在徐州。就在起义前夕的紧急关头，张克侠却成了被软禁的光杆司令

11月4日，徐州“剿总”司令部戒备森严。只见一辆辆小汽车、吉普车进进出出，没有行人，也没有杂声。

此刻，会议室里云集了徐州地区的所有国军高级将领。一排排纽扣和肩章闪闪发光，密密麻麻如星汉灿烂。

今天，徐州“剿总”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参谋总长顾祝同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徐蚌会战”的意图。会后，冯治安特邀师长崔振伦、过家芳作了长谈。他说：“大战在即，兄弟当同舟共济，会后有事由你们二人负责两个军的工作。”显然，醉翁之意在借此拉拢崔、过两人，进而稳住部队。11月5日，根据各部队的情况，何基沣与过家芳等商量决定，将起义骨干一三二师之三九四团一营张宝山部配备在师部北山，对付军部和三九四团团长王仲元的不测行动，三九五团马秉正部控制西北平地，三九六团在微山湖与柳泉之间，监视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的行动。

11月6日，贾汪前线指挥所接到了第三绥靖区参谋长、军统特务陈继淹的电话通知：李弥所部一六六师已空运徐州，将很快去前线配合作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将使起义面临艰难的形势。

冯治安似乎已经预感到末日的来临。11月6日，他下令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坚守运河防线，每个渡口的守桥部队均增加一个团的兵力，所有炮兵进入阵地，两辆装甲车已在柳泉整装待发。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6）

起义到了关键时刻。

可是，五十九军的领导层对起义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就在前几天，已觉察起义动静的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因不愿随部队一起行动，以看病为由去了上海，五十九军内部一时群龙无首；身为五十九军参谋长的刘景岳家是大地主，和共产党积怨颇深，师长杨干三、崔振伦觉得跟随冯治安多年，这样一下子甩掉冯治安似乎不忠不义，团长陈芳芝、杨光等人的家属尚在南京，感情上很难决断……坚决主张起义的只有副军长孟绍濂。但这位年届六旬、和眉善目的老军人饱读诗书，一派文人气质，心又善良温谦，平时在五十九军中人缘虽好，可真的带起兵来，远不如刘景岳等辈的铁腕刀功。

孟绍濂看众入突然变卦，竟急得老泪纵横：“弟兄们啊，我们早就说得好好的，怎么能变呢？人要讲信用啊！这一变，叫人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啊！”

何基沣闻说五十九军情况有变，连忙把正在七十七军一三二师与过家芳谈话的杨斯德叫回来：“五十九军有变，我必须赶去！”

“我和你一同去！”

“不行！”何基沣连连摇手，“这些人是很厉害的，一翻脸就动家伙，先发制人。刀枪无情，事情如果弄大，谁来收拾全局，”他想了想说，“我看你尽快设法通知解放军，向五十九军阵地施加压力。来点真的！”

两辆吉普车迅速开出贾汪。一辆直奔汪村附近的五十九军军部，一辆驰向运河万年闸。

何基沣来到五十九军军部的时候，解放军攻击万年闸的炮声已经打响。电话员的喊叫声里，不断传来前线受到解放军袭击的消息。不一会儿，电话报告说：万年闸失守，一个营被歼，解放军大部队正突破运河南下。

何基沣在屋子里背着踱了几步，压低嗓音说：“何去何从，大家看吧！我们西北军，这几年跟着蒋介石讨了什么好？抗日战争，蒋介石借日本人消灭我们；打内战，蒋介石总是让我们在第一线。你们看，这次徐蚌会战，第一个要消灭的不还是我们吗？”何基沣激昂地提高嗓门，“我们在屏障徐州，可谁在屏障我们？谁又屏障过我们？”他语气沉重起来，“等我们西北军全部丢了，全丢光了，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吗？”

一时间，五十九军将校们都不说话了。何基沣一看有门，又跟着亮出了一张王牌：诸位，江南的家属生命安全和生活困难等问题，已派人送去200两黄金。张克侠副总司令很快会来到五十九军，同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一来，众人心才安定下来。

何基沣趁热打铁，当即签署了部队向解放区开发的命令，并请孟绍濂、崔振伦（一八○师师长）、杨干三（三十八师师长）也在命令上签名副署。事到此时，五十九军参谋长刘景岳等人，仍然担心如何与解放军取得联系。

“要与共产党接头吗？这不容易！”按事先计划，何基沣当即把身着国民党少将服的杨斯德请了出来。

孟绍濂擦了一下老眼迎上来，这不是南京派来的少将高参吗？

只见这位高参摘下军帽，微微一笑，声音不大却语惊四座：“孟将军，你们不是在等共产党接头吗？”

“你……”孟绍濂惊得后退一步，在猛然间的死寂之中，将校们虎视眈眈盯住这位不速之客。

“各位！”少将高参清亮的嗓音在会议室里嗡嗡作响，“我是陈毅将军特派联络员杨斯德。陈毅司令员向诸位问好！”接着杨斯德又向大家介绍了全国的形势和解放军当时的态势，并详尽说明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终于打消了他们的种种疑虑。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7）

1948年11月7日，是张克侠一生中最为焦虑的一天。前方战斗已经打响，起义就在明朝，而自己仍困在冯治安设下的牢笼中，不得脱身。

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张克侠想到必须设法尽快赶到贾汪前线，以保证起义的顺利和成功。

他一方面向冯治安提出要去贾汪参加作战指挥，一方面通过何基沣、孟绍濂向冯提出同样要求，但均被冯治安一概拒绝。于是，张克侠向冯严正声明：“前方将有大的战事，我应该到前方去。前方的军、师长也要求我前去共同作战。”不料，冯治安竟出了个鬼点子，将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七十七军副军长许长林召到徐州，在冯治安的住处开会，由张克侠主持讨论作战计划，并要陈继淹参加，起监视的作用。

会议一开始，就摆出了“马拉松”的架势。冯治安要大家提出个作战方案来。上午开了半天，没有任何结果。下午又继续讨论，仍然形不成方案。晚上，冯治安要宴请邱清泉，留下陈继淹监督，会议继续进行。这时，贾汪突然来电话，要找张克侠讲话。开始是何基沣，只说了句“有人和你说话”，接着便是杨斯德的声音，他焦急地催促张克侠即刻到前方去。电话机在楼梯下，正对着会议室的大门，室内紧张而寂静，大家都可以听得见对话的内容。张克侠充分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他知道如有一点疏忽，一旦事情败露，全局都可能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他一面压紧耳机，一面告诉他们：“现在还在开会，会后争取早去。”陈继淹已有了怀疑，电话机刚放下，他就急忙追问什么人来的电话？声音为何这么大？有什么事？为什么这么急？张克侠沉着地告诉他：“是何基沣的电话，还是请我到前方去的事？”

8日零时，冯治安回来后问起讨论的情况，孟绍濂说：“总司令，搞那么多方案干什么？”

冯说：“你们不是报告敌人调动频繁吗？那不是就要有事吗？”

“那总司令为什么叫刘振三军长去上海？他一有事就请假，总司令也就准他的假，军长走了，把担子加给我，我没话谈，但把我留在徐州，把责任加到参谋长身上，我于心不忍。”孟绍濂神情很激动，与会的人都默默不语。冯治安一时也无言以对。

张克侠见时机已到，便趁机对孟绍濂等挥手道：“走，战将只能战死沙场，这算什么！”

人们一下子站起来。

冯治安看了一眼陈继淹。陈继淹轻轻摇头向冯治安示意。

张克侠将武装带解下，朝冯治安面前一掼，怒不可遏地说：“信不过我，我情愿解甲归田。”

冯治安一看，慌了，忙来替他系上武装带：“你我同舟共济，这是说哪里话？”

一直在冷眼旁观的冯治安的高级参谋尹心田这时插言道：“倘不叫指挥官上前线，再战不利，委座可要拍桌子的。”

冯治安想了想：“那么，几位军长先回去，克侠兄少留几日。”

孟绍濂再三请求让张副司令亲自去前线指挥，但冯治安执意不允。

在这即将决战的关键时刻，早就对张克侠抱有戒心的冯治安，怎会放虎归山呢？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只要把张克侠困在徐州，贾汪前线就不会出大乱子。此时，他对前线正在紧张策划的起义，还蒙在鼓里……

在万分危急时刻，冯治安的随从——高级参谋尹心田放走了张克侠。原来，尹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8）

张克侠当然清楚贾汪前线正在酝酿的武装起义。然而，作为起义的主要策划和领导者，张克侠自己却被冯治安困在徐州，这怎不令他忧心如焚呢？对起义的准备和一些细节，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他虽然估计问题不大，然而意外情况也随时可能发生，倘若起义中途出纰漏，那自己潜伏敌营二十多年的心血不就白费了。想到这些，他再也睡不着了。凌晨四时，张克侠悄悄叫醒司机何悌修，就和副官一起驾车向徐州郊外冲去。

通往郊区的栅子口前挤满了等待进出的人，因为没有到放行的时刻。高参尹心田倒背双手站在哨兵中间。

哨兵在拼命摇晃拦路旗，安有铁蒺藜的大门紧紧关着。张克侠乘坐的城防司令的奥斯汀汽车不得不急刹车停住。

尹心田看也不看，伸手拉开后车门：“请先下车，张副座。”

张克侠坐着没动，问：“这是怎么回事？”

“你明白，我也明白，请吧！”尹心田道。张克侠只好不情愿地跨下车子。

尹心田面带笑容说：“仁兄请屋里稍坐。”张克侠和侍从副官昂首跨入房中，坦然落座。

尹心田把自己腰间的短枪从皮套里抽出来，放在张克侠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拿出一条绳子，丢给张克侠，说：“事不宜迟，快，把我绑上。”

张克侠和侍从副官都大吃一惊。

尹心田催促道：“快，陈继淹马上就到了。”

张克侠有些犹豫，尹心田说：“来不及解释了，总有一天，不说你也明白了。”

张克侠眼里涌出泪水，紧紧地握住尹心田的手。原来尹心田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是张克侠的同学，平时关系很好，这次是有意成全他的行动。

尹心田陪张克侠和侍从副官走出大门，汽车便飞也似的冲出城去。这时陈继淹的摩托车队也飞速赶到，企图拦截“已开小差的张副司令”。

在哨卡门口，陈继淹大声呵斥哨兵：“谁放行的？”

哨兵回答说：“尹长官陪同走的。”

“啊？”陈继淹惊得张大了嘴，半晌，才叫一声，“追！”

追了一阵，张继淹发现远处路旁有个人躺着，便命令车队停一下，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冯治安的随从——高级参谋尹心田。他把尹心田拉起来，才发现被反绑了双手。

陈继淹扶起尹心田，气得直跺脚，说：“你老兄真是废物！”

眼看无法追上，陈继淹咬牙切齿地推推帽檐，说：“妈的，完全是预谋，马上返徐州，快！”

当陈继淹和尹心田返回徐州向冯治安报告时，冯治安还在沉睡。被吵醒的冯治安一脸不悦，骂他们：“你们还懂不懂点规矩？”

陈继淹赶快说：“张克侠偷了总座的车，跑了！”

“还险些把我绑架。”尹心田沮丧地说。

冯治安睡意顿消，浑身打了个冷战，哀叹道：“完了，我的3万人马，都丧在他手上。”

陈继淹说：“亡羊补牢，还不算晚，我们马上去见刘长官（即刘峙）。”

冯治安表示同意。

“且慢。”尹心田道，“家丑不可外扬。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去报告，万一错了，刘峙一定会批评你过于慌张。依我之见，最好先打电话到各处，问问张副司令是否在那里，请他回个电话。”冯治安点头称是，这就为张克侠的脱险赢得了时间。

由徐州到贾汪的途中，张克侠首先到了一三二师师部，同过家芳见了面，并马上打电话给何基沣，告诉他自己已安全脱离虎口。上午8时，张克侠赶往贾汪。为稳住冯治安，张克侠专门从贾汪同他通了电话，申明：“在这重大战争面前，我必须和我的部队同生死共患难。”并再次以何基沣和他本人的名义，请求冯也来贾汪前线，亲自指挥作战。狡猾的冯治安明知有诈，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作一个顺水人情，命张克侠在前线负责指挥。接着，冯治安又给何基沣通了电话，以威胁的口吻说：“安阳四十军的部队已有一个旅空运徐州，马上就开到前方归你指挥。”何基沣坦荡地说：“这都不关紧要，最好是总座亲自来一趟，局势立刻可以好转。”争取反争取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最后时候，但是形势已成定局，双方均无回转之意。

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红色特工——张克侠（19）

为防不测，张克侠、何基沣同杨斯德商定，将原计划在11月8日12时的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开始统一行动。杨斯德去万年闸向解放军通报了这一情况。为防止起义部队中不坚定分子集中逃跑，请我军继续前进。

起义行动开始了。

张克侠、孟绍濂率五十九军向台儿庄集结。

一三二师在过家芳的率领下，争取王长海未成，就开始向北移动，去峡口渡河到峰县以北集结。

李连城在韩庄率三十七师一个团北上峄县。

何基沣在最后争取刘自珍干训团起义后，就随前线指挥所和直属部队向汴塘转移。

至此，何基沣、张克侠和整个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师和一个团全部共23000余人，高举义旗，投向人民的怀抱。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一律反穿大衣，传着口令“杨斯德”，北渡运河，迎着南下的华野将士向兰陵开去。刘景岳、杨干三、崔振伦虽一时有过顾虑，但最终被说服了。陈芳芝、杨光没有参加起义，但没有向自己兄弟开火。起义还算顺利。

骑马并行在队伍前面，何基沣感慨地对张克侠说：“我们是相处三十年的朋友，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正身份。”

张克侠也深情地说：“正像我也刚刚知道你是同志一样。”

“两个联合起义的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这也许会成为后人的趣谈。”何基沣说。

张克侠眼望前方，说：“那是后人的事。我们总算可以吸一口干净空气了。”

11月10日拂晓，各起义部队先后到达运河以北指定地点。11月12日，起义部队在临沂受到了解放军鲁中南军区张光中司令员、高克亭政委的盛情款待。他们对第三绥靖区起义将士表示热烈欢迎。

11月28日，何基沣、张克侠、孟绍濂、过家芳、崔振伦、杨干三联名通电全国。电称：“……时当今日，举国人民归向中共与人民解放军，蒋贼大势已去，覆没之期即在眼前。本军为顺应全国宿愿，恢复过去爱国爱民初衷，继续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在全体两万余名官兵热烈要求下，已于11月8日，在徐州以北贾汪、台儿庄防区毅然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今后誓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根据人民解放军之宗旨及人民解放军宣言所示各种政策和主张，重建本军为人民军队……”

12月9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陈毅、陈云逸、粟裕、谭震林诸首长，复电何基沣、张克侠。电称：“贵军在徐州前线毅然举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极为钦佩。”并殷切期望“为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建立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12月10日，毛泽东、朱德电复何基沣、张克侠诸将军，对他们率部起义的深远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进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以便早日出动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一举为解放军开放了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让解放军得以迅速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伯韬兵团撤守徐州的退路；占领了阻击邱、李兵团东援的有利纵深阵地，造成蒋军上下混乱，惊恐动摇，对于顺利实现中央军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意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此，中共主要领导人给予高度称赞。同时，北平地下党组织也及时掩护张克侠的家属并将他的四个孩子撤出北平，护送到了解放区，解除了张克侠的后顾之忧。

1949年元旦前后，起义部队开往宿州的灵璧县整编，五十九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三十三军，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为政委，孟绍濂、张震球为副军长。不久，三十三军接替九兵团，担任淞沪警备任务，张克侠兼任淞沪警备区参谋长。

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决定说：“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1929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保持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

自1929年以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在军、警、宪、特重重包围中，坚持了20年地下工作的张克侠，终于回到了他的“娘家”，回到了党的怀抱中。

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先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村部部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因病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