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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开篇自述 我的历史

- 刘少奇简要历史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1）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2）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3）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4）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5）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6）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7）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8）

-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9）

-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1）

-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2）

-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3）

-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4）

-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5）

-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6）

开篇自述 我的历史

我是一八九八年的十一月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乡村名叫道林炭子冲出生的。我的父亲名叫刘寿松，母亲姓鲁。他们都是以农为业。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我们兄弟姊妹共六人，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很勤劳的农民，在我父亲指挥下工作。我父亲有祖父遗产田地六十亩，自己耕种三十亩，出租给别人耕种三十亩（因三十亩地离开我庄屋很远），但又在我家附近租来别人的十五亩土地耕种。不请长工，但有时雇主零工帮助。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我的父亲在我十三岁时即已死去，家里的事由我哥哥管理。我家里的人从来不做坏事，对我的教育与影响是很正派的。

我小时在乡村读书，又在本县小学毕业。但因家庭贫苦，我的哥哥无力供给我升人中学。由我自己的努力奋斗及哥哥的帮助，才又在长沙的一个中学毕业。但再无力升人大学，便在长沙的一个军官学校（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不到一年，这个军官学校即被军阀战争所

摧毁，我又失学。后来又由我的奋斗到北京的大学读书，参加了当时有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此时我才开始读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和文章，即与社会主义派的人物接近。在一九二○年的冬天，即由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明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校（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学习俄文。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初我和几十位同学即被青年团派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由青年团转入共产党。

我是东方大学第一期毕业的。只学习了八个月，即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工作。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初回到上海的。

我到上海后，被党中央分配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从此开始我在中国职工运动中的活动。我现在的名字，即是这时参加职工运动用的名字。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公开的，党是秘密的。

一九二二年秋天，中央又派我为驻湖南的党的特派员，即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区委共同工作。当时毛泽东及湖南区委的负责同志都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有公开职务。

我到湖南不久，粤汉铁路工人即发生罢工。毛泽东与我都是指导这个罢工的。但罢工未结束，中国著名煤铁公司汉冶萍之下萍乡煤矿工人又闹风潮，我又到江西西部的萍乡煤矿，在那里指导了全矿工人的罢工。这个罢工是完全胜利的。我们在工人中的威信极高，全矿工人即举我及另外一个党员为工会会长。我在萍乡煤矿工会中一直工作了将近三年，只有很少的时间抽出来去参加汉口与长沙的职工运动。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到上海工作，又到广东筹备了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召开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五一大会开幕，在大会上我被选为全总的副委员长（委员长为海员林伟民），会后我又到上海参加了当时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指导。由于上海英日的当局压迫这个罢工，枪杀工人顾正红，就引起了上海南京路的“五卅”示威及“五卅”血案，因此又引起了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与商人罢市及学生罢课和全国的反抗运动。我当时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指导罢工。

上海罢工后，情况恶劣，我即回到湖南，然而终被湖南省长赵恒惕逮捕入狱。但因此引起全国各地工会及国民党对省长的攻击，一月后赵乃不得不释我出狱，驱逐我出湖南境。

出狱后，我即到广东全国总工会工作。一九二六年夏北伐胜利，我随全总迁至汉口，在汉口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我在上海、天津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到满洲工作，任党的满洲省委书记。在满洲被捕一次，由于证据不足与我在法庭上的奋斗，两个月后被宣告无罪出狱。

一九三○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在大会上我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委员，在职工国际工作。

一九三一年冬回到上海秘密工作，一九三二年冬到江西苏维埃区工作，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之一员。

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我在红军中工作，曾任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军到陕北后，工作一个时期后，我被派到天津秘密工作，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发生，我和北方局迁移至乡村游击区域，和八路军总司令部一起，组织与指导华北的游击战争与建立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冬，我到华中新四军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初被委任为新四军政治委员。

从一九三○年起到现在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 。

我在以前写的文章、小册子及党与全国总工会的文件是很多的，但最大部分都不是用我的名字发表的。用我名字公开发表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流行较广的发行约有十万册）一本小册子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这是刘少奇一九四二年春致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据手稿）。编者

对个别错字作了订正。

刘少奇简要历史

刘少奇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上过宁乡中学、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于长沙育才中学。刘少奇在学校中参加了多次爱国运动，并在长沙和北平参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生运动；①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②一九二一年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③

一九二二年夏，刘少奇回到上海，由党派到工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随后，又派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区（湘区）党委员会为委员，参加了长沙和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④一九二二年秋，由毛泽东派到萍乡领导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罢工胜利后，任路矿工人俱乐部（即工会）的副主任，随后任主任，直至一九二五年。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当时中国组织得最坚实的工会之一。刘少奇经过这个工会参加了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并于一九二五年春代表这个工会到广州发起和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⑥在一九二五年“五一”开幕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会后，刘少奇到上海成立全总办事处（全总总部设广州），指导上海及中国北部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罢工工人的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总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上海总工会亦于此时成立，刘少奇即在上海总工会工作。⑦上海总罢工结束后，为躲避帝国主义的追捕，经组织批准，刘少奇回长沙养病，但却被湖南的反动政府逮捕，由于全国工人和进步团体的抗议和救援，在狱两个月，被判驱逐出湖南。⑧刘少奇即到广州全国总工会总部工作，参加了当时的省港大罢工及广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一九二六年“五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刘少奇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⑨同年秋，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汉口后，刘率全国总工会总部至汉口，在湖北总工会工作⑩，领导了武汉的工人运动，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成功。刘少奇从开始领导工人运动起，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地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保证了马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刘少奇与党内其他同志一道参加了当时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斗争。11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曾反对当时党内发生的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二八年春，刘少奇到天津参加党的顺直省委工作，并负责指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坚决地反对了当时党内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维护了党的统一。同年七月，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2一九二九年春，刘少奇被调到上海工作13一九二九年夏调任满洲省委书记，发动了反对中东路事件的斗争。因罢工事件在沈阳被捕，刘少奇坚不吐实，半个月后获释。14出狱后，继续在东北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曾反对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年夏，刘少奇被派至莫斯科出席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留职工国际工作。15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党中央职工部书记，领导了工人和学生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和攻占上海的罢工运动。当时党内在陈绍禹和秦邦宪的领导之下发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主张一种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政策，命令城市中少数党员和革命分子去向强大的敌人盲目进攻。这种错误使国民党区域很多党的组织遭受破坏，并使红军遭受极大的损失。刘少奇反对了这条路线，主张在白色区域正确地计算敌我力量的对比，“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与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进攻和决斗”；主张秘密组织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广泛地进行群众工作，积蓄革命力量；主张从城市中派遣干部到乡村中去组织农民，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但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并撤销了刘少奇所担任的中央职工部书记的职务。

一九三二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红色区域，先担任赤色区域职工会的工作，16经常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对于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后又调任党的福建省委书记，对动员工人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工作有贡献。17

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被派到红军第八军团及第五军团为党中央代表，以后又被派为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刘少奇一直坚持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致的正确路线，数次被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撤职或调换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纠正了若干同志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后在红军中又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叛变行为，刘少奇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决地维护了党与红军的统一。

一九三五年，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日急，党根据新的情况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8北平学生在十二月九日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城市，配合红军的运动，使当时的革命潮流有了新的高涨。但当时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党急需恢复这些组织，以便根据新政策给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以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春被派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在此期间，为了从实际工作上克服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以及其他的文章，系统地批判了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号召党员

干部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并详细地阐述了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应如何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在白区工作中指导群众斗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由此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国民党区域的革命群众运动，恢复并发展了被破坏的党组织，并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中国进攻，全国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刘少奇组织了华北各城市的党员和大批抗日的积极分子到乡村加入红军及抗日游击队。刘少奇和党的北方局亦从城市迁到红军游击队中，20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此时，刘少奇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坚决主张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和抗日人民政权，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以便长期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反对了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束缚自己手脚的各种倾向。刘少奇并根据上述方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21，规定了游击战争中的各项政策，这一文件成为当时许多抗日根据地工作的一种依据。

由于当时在陈绍禹领导下的党的长江局的错误，党在华中敌后地区没有建立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当时在华中作战的新四军也很少发展，并在后来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刘少奇在一九三八年被派到华中地区任中原局书记，一九四一年被派为新四

军政治委员。22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后，仍由刘少奇任书记。当时化名为胡服。刘少奇在华中地方和新四军的党组织中系统地批判了陈绍禹的错误思想，宣传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和陈毅等同志一起放手地独立自主地发展了党的武装部队——新四军，建立了华中敌后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等文章。23这些文章，在当时党内的整风运动清除教条主义

的思想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刘少奇由华中回到延安党中央工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员，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4在此期间，刘少奇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一九四五年，刘少奇主持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纲是党章的一部分），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曾以《论党》为名出版。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及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25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秘书长。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于一九四六年发动了反共内战，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26并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27规定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一九五○年，刘少奇又主持起草了《土地改革法》，并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三一九四八年，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同年，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并在十二月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一九四九年三月，刘少奇在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讲话。月二十五日，刘少奇随同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部到达北平。随后曾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视察，并研究如何做好城市工作。五月，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并分别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这个简史是王光美一九五二年写的，当时曾经刘少奇审阅修改过。注：①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刘少奇在长沙育才中学求学，在长沙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夏季，到北平投考大学；秋季，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因此又在北平和保定参加了当时仍在继续的学生爱国斗争，并曾参加同年八月底平、津学生为抗议军阀卖国和屠杀山东爱国同胞在天安门和新华门举行的示威游行。②据刘少奇一九四二年给罗生特的信说，他一九二○年冬在长沙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即到上海，进入了当时青年团和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校（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留俄预备班，学习俄文。③一九二一年春，刘少奇和几十个青年团员与进步青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苏俄学习，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赤塔到莫斯科。由于当时苏俄受白匪军的破坏，他们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

④据刘少奇给罗生特的信说：一九二二年的秋天，中央又派我为驻湖南的党的特派员，即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的湖南区委共同工作。又说：到湖南不久，粤汉铁路工人即发动罢工，毛泽东和我都是指导这个罢工的。但罢工未结束，中国著名煤铁公司汉冶萍之下萍乡煤矿工人又闹风潮，我又到江西的萍乡煤矿，在那里指导了全矿工人的罢工。⑤一九二二年十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刘少奇当选为窿外主任。一九二三年春，任俱乐部代总主任。同年九月，任俱乐部总主任。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开始在上海进行，后转至广州。刘少奇都参加了。刘当时不仅代表安源工人俱乐部，还代表汉冶萍总工会。⑦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参加领导五卅运动。⑧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刘少奇因病回长沙休养。十二月十六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入狱。在各地各界的抗议示威下，赵恒惕怕事态闹大，我们党又通过上层关系营救，于是赵便以判处驱逐了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获释出狱，即到广州。⑨刘少奇在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上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发展情况》的报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⑩任湖北总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11一九二七年六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会务报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2一九二八年十月，曾在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二卷一期发表《口号的转变》一文，指出必须纠正城市工作中“左”倾的政策和口号。十一月，领导出版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出路》，为该刊写了序言，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13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4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被捕。因刘少奇坚不吐实，反动当局抓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旋即经党派人为他取保出狱。15在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上作了《最近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同年九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16任苏区总工会委员长。17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均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8红军到达陕北后，刘少奇继续领导工会工作，任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研究和确定党的新政策。刘少奇出席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并作了发言。19一九三七年四月，刘少奇由北平回延安，参加于五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还主持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作了《关于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八月，由延安到太原，继续领导北方局工作。21党的北方局原在天津，一九三七年三月移北平，“七七”事变后移太原，又转临汾，一九三八年二月转移到晋东南。21该文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22一九三八年三月，刘少奇由华北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经中央决定留在延安，并继续负责指导北方局工作。十月，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一九三九年一月，刘由延安动身，经西安、洛阳到中原局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三月，又由河南回延安。十月，第二次由延安到中原局。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五月，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刘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驻地在苏北。23《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论党内斗争》是一九四一年在华中局党校的报告。《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是一九四三年为纪念建党二十二周年而作。这些文章均被收入《整风文献》。另外，一九四○年七月在华中地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而写的《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也是重要文章之一。24一九四三年春，刘少奇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5“以后”是指七大结束后党的七届一中全会。26在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除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外，还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27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党中央撤离延安以后，于三月二十七日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工委书记，前往华北，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刘少奇和中央工委经晋绥边区到达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西柏坡。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主持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并作了报告，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以后，中央工委即行结束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1）

我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

在这里，我愿介绍一下我们共产党人是怎样进行思想改造的。

思想改造，不只是对一般的人们需要，它首先对于共产党人就是需要的。共产党人不是

只改别人、不改自己。共产党人在过去的长时期内进行了思想改造，在现在，仍然在进行思

想改造，在今后，还要进行思想改造，直到完全改好为止。而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在今后还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保障。

我们共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旧社会得来的错误思想的。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①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布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不少马克思

主义小组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才建立的。这就是说，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我们共产党人既然如此，我们充分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转变是要经过怎样的曲折的过程。

即使如此，在我们建立了共产党以后，在思想上并不是就没有问题了，相反，还发生了许多问题。在共产党内，一方面，有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真理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的发展，再以后，又有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诸同志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的发展。当时党还在幼年时代，经验不多，党内许多人对于两派思想的发展，还是是非不明的，因此，错误的思想还在党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但是在我们党有了更多的经验、在实际斗争中证明了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后，我们党就纠正了这些错误。作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虽是早已纠正了，但是作为这些政治错误的思想根源上的错误，即思想错误，是直到一九四二年在党内进行了整风运动②以后，才从根本上加以清除的。我们党内的整风运动，就是我们党员一种普遍的、深入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用学习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我们许多党员去除了那些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并学会了实事求是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在整风以后，党内面貌焕然一新，真理进一步为许多党员掌握，全党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因而就能在以后的人民解

放战争中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后，在我们党内还进行了几次的整风。

*摘自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所作报告的提纲。注：①达尔文（一八○九至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②整顿三风的运动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称为“三股歪风”，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2）

人物简介

陈独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瞿秋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参加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二○年十月，以北平《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联采访。一九二一年九月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教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集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曾经犯过“左”的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他同周恩来主持召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执行。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李立三（一八九九至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党的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陈绍禹，即王明（一九○四至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3）

我青年时在保定上过一年半工半读*

去年春季，我接触了一些学生，也接触了一些工人。在那些学生中有这么两个思想是特别突出的：一个是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个问题，去年写了一篇文章①把它批判了。那是要批判的。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学生中间、青年中间，强烈地要求升学，要求多读书。我看，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国家应该想法子，创造条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升学要求。我们国家不怕知识分子多，不怕学校多，而怕学校太少了。当然，有个经费问题，办那么多学校，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此外，还有不少的家庭不能供给所有的子女都读完中学和大学。所以，去年还写了一篇关于勤工俭学的文章②，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搞勤工俭学，就是说要学生和青年不依靠国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设法读书和升学。还有民办学校，即组织群众集体办学，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不只是民办小学，而且民办中学。

这个问题，我最近又想了一下，又有所发展，就是搞半工半读。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③，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现在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学校呢？比如新设的中学，可以盖几个作坊，配几件机器和一些工具，使那些家庭无法供给上学的青年搞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更可以半工半读，某些大学也可以半工半读。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读的大学，也可以在现有的大学里面办几个半工半读的班。要把这也当成一种正规的学校制度。当然，学习的年限以及课程、待遇等等，需要加以相应的调整。这样，就可以多办学校，国家经费不至于增加很多，但要盖些房子，并且提供教员。

学校可以这样办，工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办呢？我参观过一些工厂，青年工人很多，都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的，但是他们的劳动操作大都很简单，就只会那一门。他们现在情绪很高，但是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以后，还是做那一门，我看会要闹情绪的。既然有这么多青年工人，他们的家庭负担又没有或者很少，他们强烈要求学习，有些工厂人又多，社会上还有些青年需要就业，因此，是不是可以在这些青年工人中间搞半工半读，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上学，给一半工资。愿意干的就干，不愿意干的还是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些工厂附近设一些教室，教员也在工厂中请，另外再请一些专职教师。可以办中学，也可以办中等技术学校，一直到办大学。这样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他们就大学毕业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有条件转业了，不会闹情绪了。训练这么一些技术工人、技师、工程师，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各个地方都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办学校，比较充分地满足青年人的升学要求。

现在农村已经大搞半工半读，农业中学就是半工半读学校。农业中学可以半日读书，半日种地；也可以一日读书，一日种地；还可以考虑半年种地，半年读书。现在是办农业初中，那么初中毕业之后势必要办农业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势必办半工半读的农业大学。

如此看来，乡村里面，城市里面，都可以搞半工半读。就是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在工厂中，也是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其他还有夜校、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等，那些也是需要的。几年的经验证明，业余教育有成绩，但有相当多的困难。此外，国家为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还把优秀的工人、干部调到工农中学或者大学学习，发给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这只适用于特别优秀的少数工人或老干部，不能有很多。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

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这样两种主要的学校制度和劳动制度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单位中试办，请各位同志考

虑。当然，办起来还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解决，我在这里不讲了。

*摘自刘少奇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的讲话。注：①指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②指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中国青年报》社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③模样是用木材、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用以形成铸形型腔的工艺设备。这里指制作模样的工种。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4）

我在一九二○年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一九二○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①（那时成立的小组，是几个人、十几个人那样的组织）。开始是带研究性质的，到后来才联合起来成立共产党。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共产党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那天起，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完全解放而奋斗，而且前途远大，目标远大，一直要达到共产主义。那时虽然党员数量很少，可是信心很大。谁能有什么办法使它不成立呢？没有办法。开始有很多人反对成立共产党，想阻止，想破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各派社会主义都来了，我就看过各派社会主义的书。在最初一个时候，无政府主义受到欢迎，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很多人相信无政府主义，以为痛快得很，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长时期的辩论，在共产党成立以前就进行辩论，在共产党成立后，又进行辩论，陈独秀在这方面就写过好几篇文章。结果把无政府主义驳倒了，把其他各派社会主义思想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站稳了脚，在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界里边有了它的地位。在那时有很多人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他们把我们叫“马子、马孙”，见了就骂，就要斗争。在学生中，工人中，群众中，彼此要骂，要打架的。思想上经过斗争，组织上也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先进革命思想界中争取到了领先的地位，然后共产党才有产生的可能。当时有许多种思想要阻止共产党成立，不许它产生。就是在革命队伍里边也有，但它还是产生了。至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军阀更不用说了，它们更加反对共产党，并且要进行“讨赤”。所以在那个时候，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根据的，是由各方面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

从第一次大会开过后，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了工作，开始建党、办报纸、作宣传。在湖南长沙有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北京等地有其他同志。他们开始建党的组织工作，并且做工人运动。

中国在共产党宣告成立前，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是在一九二○年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才人党的。我是在党没有成立以前由青年团送到苏联的。我跟任弼时一路，一九二一年春天到了海参崴（那时占据海参崴的是日本兵、俄国的白党）。从那里坐火车到莫斯科整整走了三个月。在火车上，没有煤炭烧，就烧木炭；没有了木炭，还要坐火车的人到山上去背，背回来以后才能开动火车。一九二一年夏天（七月），共产国际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住在共产国际的寄宿舍。那时莫斯科办了一个东方大学，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是头一班。出国以前，在上海办俄文学校，让学生先初步学会俄文。我出国以前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几个地方有了共产党小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党刊就叫《共产党》，以后才出版《向导》。所以共产党一开始筹建就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

党在一九二二年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②，那时有些同志从莫斯科回来了。到西天取经，只有一年就取回来了。当时在苏学习很不容易，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的俄文，蹩脚得很，翻译也蹩脚得很。瞿秋白和另一个同志当翻译，但他们的翻译不大好懂。ToBaPищ到底翻译什么好？到底翻“伙计”好呢？还是翻“扛货物的人”好？（中国人将扛货的人叫码头工人）我们初到莫斯科时，看到卢布票子上有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各国的文字都有，中国文字是华侨翻译的，“无产阶级”不晓得翻什么好，就把这句口号翻成中国的成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全世界”译成“四海之内”，“无产阶级”不晓得翻，“联合起来”译成“皆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大家团结的意思，还不错。那时，“同志”、“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这些名词都没有，都还在考虑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东方?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工人阶级、工人运动是基础，不能离开工人阶级，简单的名词学了一点。那时候从外国、从欧洲、从苏联来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译成中文的也较多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我们党的宣言，那上边“帝国主义”也有，“封建势力”也有，“资产阶级”也有。在第二次大会通过了党章，又通过宣言，在宣言上提出了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要求建立独立的党，这些基本方向，在那时就有了。

我们党开始产生时是在学生中、知识分子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立党组织，但是如果不跟工人运动结合，不跟中国劳动群众结合，那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不能算是在中国真正地生了根。虽然产生了这个组织，但如果根没有扎到土里去，幼芽就不能成长，和我们在房子里水盆中培养大蒜一样，那样的大蒜是不能成长发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所以列宁讲：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就成为共产党（那时讲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就叫社会民主党）。中国共产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与劳动人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5）

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运动中做了很多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翻译来的，“劳动组合”就是工会，日本叫劳动组合，书记部不晓得是哪国的。照我们现在的翻译就是工会办事处）。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有，北平有，汉口有，长沙有，广州也有。有些同志，有些党员，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都是为了学习，我那时也是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是张国焘，里边还有李立三、邓中夏等。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就在工人中办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学校，后来又办工人俱乐部，玩一玩，唱一唱，再去组织工人，鼓动工人罢工，组织罢工委员会。罢工胜利，罢工委员会就变成了工会。

共产党开始产生时，有些统治阶级的人物糊里糊涂，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们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办学校，呈请立案，请求批准，官厅都批准了。我们的口号是“提高工人的知识，培养工人的德行”，办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他还不批准？统统的批准了。办了没有半年，工人一组织起来，马克思主义一宣传，罢工一宣传，工人很欢迎，结果工人就罢起工来。罢工很有组织，工人斗争是很英勇的。那时反动政府慌里慌张，莫名其妙：为什么工人罢工这样有组织？这样有纪律？搞得他们毫无办法，那时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头一个浪潮。比如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二年在京汉路组织罢工，要求十二月过年发双薪，斗争胜利。工人说：这是共产党给争来的，十二月份发两个月的工资。一九二二年有九十几次罢工，参加的工人有几十万，罢工胜利后就组织工会，所以那时工会中有几十万会员。有铁路工会、矿山工会、海员工会，大城市里边差不多都有工会。湖南有全省的工团联合会，湖北也有全省的工会联合会。所以一九二二年前，在全国就有空前的罢工浪潮，一九二二年后，共产党跟工人结合，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很多工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党就有了群众。

许多罢工都是胜利的，但是外国企业里边的罢工是失败的。唐山罢工最激烈，也得到了胜利，但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工人的经济要求是达到了，但工会始终没有成立。唐山的英国资本家不准成立工会。上海有些外国工厂资本家也不让成立工会。

从那时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走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即二七罢工），工人开会，吴佩孚用枪一打，全国的铁路工人都举行罢工表示抗议。后来罢工被压下去了。二七罢工虽然受了挫折，但是，意义很大。那时共产党那样小，成立只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敢于与吴佩孚、与北洋军阀斗争。当时吴佩孚也装得好像看得起工人，他请工会的工人代表去谈话（罢工以前吴佩孚驻在洛阳），并且似乎谈得很好，他说：命令已经下了，不好收回。工人代表回来时，每个人还发给六十块钱的路费。人家那样客气，好像是拍工人的马屁，其实是麻痹工人，工人也不警惕。人家一方面那样客气，另一方面准备好镇压。那时的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财产，吴佩孚每年要抽八十万款子，工人罢工要求年终加钱，还不是拿吴佩孚腰包里的钱？不过，吴佩孚还没有能完全统治京汉铁路，段棋瑞还同他闹别扭。因为那时幼稚，不懂得。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工人无论如何要开，吴佩孚无论如何不让开，所以就罢工，起来和军阀斗争。工人斗争很英勇，江岸工会的委员长林祥谦同志被吴佩孚抓去，让他下命令停止罢工，他不下命令，就砍了一刀，他还是不下命令，于是砍第二刀，他还是不下，于是砍第三刀，就这样把他杀死了。林祥谦是我们党的党员，我们的同志。二七运动被压下去之后，汉口的铁路工会被封闭，律师施洋同志被捕，以后也被杀害。二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从此在全国，不论敌人也好，朋友也好，工人自己也好，都晓得了工人是有力量的，共产党是有力量的。我听到萧三同志讲（那时他在法国），法国的工人高兴地说：中国的苦力也起来了。法国工人还援助了中国罢工工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也援助过中国的二七运动的工人。

二七罢工被压下去以后，因为中国军阀中间有矛盾，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仍在发展。如满洲的张作霖，给罢工工人捐过好多钱。那时他反对吴佩孚，吴佩孚杀了工人，张作霖就来向工人讨好。连军阀也要讨好工人，这就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势力，以前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可见中国的共产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用斗争赢得了自己的地位。这虽然是斗争的头一个回合，但它已打出名来了。以后孙中山也要找这个力量。在这次斗争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正式形成了。在二七运动以前，孙中山还觉得共产党可以不要，可是在二七运动以后，就不同了。所以在一九?三年底一九二四年初，共产党就跟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形成了统一战线，从此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国共合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派了代表去参加（那时我们有许多同志参加国民党），跟孙中山共同制定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在共产党员没有参加国民党以前，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死气沉沉，如果不跟我们合作，国民党是不可能发展的。同共产党一合作，国民党就生气勃勃，就有了新的生命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从孙中山也可以看出来。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以后，搞得毫无办法，这表现了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软弱性。国民党一来内部分裂腐化，二来那样多的国民党员都做官去了，有些人转过来反对孙中山，孙中山被他的党员赶过好几次。所以那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合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他就不能提出明确的纲领。他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但是没有明确完备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国民党与群众的联系很薄弱，内部又那样不统一，不断地分裂。孙中山虽然搞过武装，但是也没有组织好自己的可靠的军队。同时他只讲军队的组织，根本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所以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纲领上、党的组织上与群众的联系上，以及各方面，在没有跟共产党合作以前，国民党都表现了它的软弱性，假如不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还能在中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很难搞出什么名堂来。譬如：国民党对五四运动所持的态度就是消极的，那样大的群众运动，国民党就同它结合不起来。国民党也不会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它虽有土地纲领，但没有实施这个纲领的具体办法。它跟共产党合作，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办法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有了，政治、军事、群众运动都有了办法。孙中山执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建立了黄埔军校，许多实际工作是共产党替他做的。黄埔军校的工作是谁做的呢？主要是共产党员做的。恩来同志一直在黄埔做工作，以后参加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政纲定不出来，军队也搞不成，跟共产党合作，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孙中山同共产党合作，使国民党得到了新的生命。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6）

当然，我们党在这里边犯过错误，被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了。蒋介石也是共产党扶植起来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蒋介石能有什么力量呢？我们把蒋介石扶植起来了，结果他却反过来打我们。但是，蒋介石自从反共以后，他就走向灭亡了。虽然他靠帝国主义，靠封建势力，开始似乎有很大的力量，但那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他反对共产党，就决定了他最终必然要灭亡。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地位，是同共产党的帮助分不开的，是以共产党为灵魂、为中坚的，不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国共合作以后，当然，我们不只是吃了亏，而且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共合作以后，就有五卅运动③，这是全国性的大运动，是反帝高潮和反军阀的高潮；有了北伐战争，有了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五卅”以后，共产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个大革命差不多要达到胜利的时候，共产党被自己扶植起来的朋友出卖了，被国民党暗害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我们党从国共合作以后，经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党的地位是提高了，力量扩大了。一九二七年，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④时，已有五万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员只二百多，第三次四百多，第四次八百多），当时的成分大多数是工人，大部分是湖南、湖北、广东三个省的人。那时工会会员二百八十万，农会会员二千多万，农会力量最大的是湖南、湖北、广东。那时我们也参加了军队、参加了政府。不过在军队里边大多数是做政治工作的，这是个缺点。做军事工作的只有叶挺等一些同志，那时叶挺同志当独立团长，后来当了师长。

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虽然力量很小，但很英勇，很能战斗，战斗性很强，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怕，藐视一切。帝国主义它不怕，人数少也敢反帝，要打倒帝国主义。那个时期我们的另一个口号是打倒军阀，军阀的力量虽然那样大，我们也要打倒它。没有哪个人发言说军阀打不倒，或者说不要打，没有人脑子里边这样想。

那时虽然很勇敢，很能战斗，基本方针、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政治上很幼稚。我们对同盟者耍阴谋玩诡计还看不清楚，同盟者打我们的主意，陷害我们，我们也不注意，也不警惕。陈独秀那个机会主义者，原则是非分不清楚。那时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了，党内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好，但是没有被党的领导所采纳，所以就来了个失败。那时这个幼稚很难免，因为党还没有经验。虽然当时革命失败了，党被打到地下去，工会搞垮了，农会搞垮了，党在许多地方的组织也搞垮了，很多人被捕、被杀，动摇分子大批地脱党。虽然经过这样的风波，但我们党还是坚持革命，坚定地打着革命的旗帜，没有投降，与群众结合着度过这样的困难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党有什么危险呢？有这样两个危险：一个是党有被反动派消灭的危险。当时反动派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我们共产党，包括采取肉体消灭的方法。第二种危险是党内有分裂的危险。陈独秀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旧的领袖推翻了，新的领袖没有培养起来，新的方针、正确的路线没有完全形成，有不少的野心分子企图分裂我们党，党内党外的敌人都企图消灭我们。十年内战时期，基本上是我们党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群众密切地联系，开始与工人联系，后来与农民联系，并开始组织武装队伍，组织红军，搞苏维埃，与农民与武装密切结合，这样就坚持了革命的旗帜，避免了被消灭与被分裂的危险。避免了这两个危险就是我们党的很大的胜利，我们党没有被消灭和被分裂，党还是统一的党。到抗战爆发时形势起了变化，度过了困难时期。

《联共党史》上讲，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二年七年的反动黑暗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投降，没有扔下革命的旗帜。《联共党史》上有这样两句话：“我们度过了黑暗时期，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旗帜，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组织。”这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情形。我们中国党也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比俄国遇到的压迫、黑暗更厉害，时间更长。到了一二·九运动起来，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新的革命高潮起来后，我们党的情形怎样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们保存了革命的旗帜，度过了十年困难时期，一个危险时期，我们没有放弃革命的旗帜，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组织。因此，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没有人不相信共产党是抗战到底的。保存了革命的旗帜，而且也保存了革命的组织，还保存了党中央。当时俄国的

中央搬到了外国，我们的中央没有出国，而是上了山，过了雪山草地就是了。我们还保存了大批的中坚干部，而且保存了革命的军队——红军。这支军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也有三万到四万人，而且这支?队是经过锻炼的。这一点是比苏联共产党做得更好的。我们还保存了一块革命根据地——陕北。如果没有陕北，“抗大”⑤就不好办，党校也不好办。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旗帜、革命组织，而且保存了革命的军队和一块革命根据地。我们最大的胜利，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不过我们应该讲，这些保存是在红军里保存的。因为保存了这支军队，也就保存了一块根据地，因为保存了根据地，保存了队伍，也就保存了组织。如果没有红军，革命组织也保存不了。在这里还应该讲：白区的党基本上没有保存得了，也是因为这一点。这个保存——保存革命的旗帜，党的中坚干部、中央、一支军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经过了许多斗争，克服了许多困难，然后才达到了这个成功。

我们党经过了跟敌人的斗争，在白区跟敌人斗争不用讲，红军跟敌人斗争不用讲，在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用讲，在艰苦的环境中还经过了严肃的党内斗争，反对“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张国焘路线以及其他，如克服军事上的错误领导，召开了遵义会议⑥等等。经过了这许多党内斗争，才把党保存下来，才使党没有分裂。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克服了各种反动倾向，战胜了分裂分子，始终保存了统一的中央。而且这个组织在任何时期都有威信，虽然在一个时期是在错误领导下，但它还能把广大的党员团结起来。

避免分裂是一个大胜利。我们战胜了各种分裂分子，陈独秀、罗章龙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都失败了。因此我们避免了被敌人消灭，避免了党的分裂，把党保存了下来。到一二·九运动以后，七七事变⑦以后，我们就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那个时期没有军队的保存、党的干部的保存、革命组织的保存、革命旗帜的保存，以后的发展就不可能，抗日战争期间的这个发展就不可能。没有抗战期间的发展，今天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大，革命就无法胜利。所以前一个内战时期虽然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有一点“岌岌乎”，但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消灭。当然各国无产阶级对我们有帮助，共产国际对我们有帮助。

抗战以来，日本一锤子打到了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就不得不跟共产党合作，暂时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打算。后来国民党讲：“共产党本来可以被消灭，就是日本这一锤子，不得不跟共产党合作。”日本侵略以来，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满洲事变⑧不算什么，华北事变⑨还忍耐得住，七七事变就没有办法了，再加上他内部的张学良转而要求抗日，反动势力内部分裂了。抗战时期跟国民党——主要是跟蒋介石——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这一次合作时，我们党已经经过了大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我们党各方面的政策、党的方向是正确的，党的头脑是清醒的。从前讲我们幼稚，抗战时期幼稚少了很多，就不糊涂了，是自觉的。特别是跟蒋介石合作，在党的领导上是完全自觉的，完全清醒的。当然蒋介石也不糊涂。蒋介石在内战中没有能够消灭我们，他是准备在跟我们合作中间消灭我们的，但抗战中间又没有能够消灭我们。抗战还没有胜利，他早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力量集中起来，准备在抗战结束以后消灭我们。他一方面跟我们合作，一方面打我们的主意。我们大革命时期上了一次当，这次就学乖了，我们完全不糊涂。从跟蒋介石开始合作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晓得，总有一天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要玩他那一手——背叛同我们的合作。我们做了准备，从思想上、组织上、各方面做了准备。后来蒋介石反对我们的时候，搞磨擦，搞皖南事变⑩。抗战胜利以后，马歇尔来玩弄以和谈掩饰准备打内战的这一套。直到全面内战爆发，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我们是完全有准备的。所以第二次跟蒋介石合作，我们没有上当，没有吃亏。避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上当、吃亏、被人家出卖的那一些错误和失败。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7）

抗战时期，蒋介石把军队放在后方，准备时机一到就发动内战，消灭我们。他有了准备，我们有准备没有呢？我们也做了准备，从抗战开始那一天起，我们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长期地做了准备。到一九四六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内战，我们也不慌张，一出手就打了胜仗。虽然马歇尔跑到延安谈判，跟吴佩孚和京汉铁路工人谈判一样，但是他没有麻痹得了我们，因为我们防备了他。他来那一手，我们没有上当，应付过去了，并且我们在政治

上孤立了美国，孤立了蒋介石。

所以在抗战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是老练的，是成熟了的，因此才有后来的胜利。一九四六年爆发全国内战以后的第一年内，我们就消灭了蒋介石一百个旅，打退了他的攻势，接着就转入了战略的进攻，现在正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斗争。现在那种被反动派消灭的危险和被分裂的危险没有了；我们把危险奉送给了蒋介石，他就要被革命力量消灭了。他们那里有内部分裂的危险，有李宗仁分裂的危险，情况是翻过来了。这是由于抗战时期长期准备——准备力量积蓄力量的结果。总之，我们避免了危险，把危险送给了蒋介石。

现在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避免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那次内战时期就没有统一战线，一切都不要了，只剩下工农。现在跟蒋介石破裂了，我们的民主统一战线还是有的，我们还要联合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联合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这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分裂后就不要统一战线，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土地革命中犯了错误，党内斗争也犯了错误。现在我们也在防止和纠正这类“左”的错误。土地改革中有的还不是搞了地主扫地出门？“扫地出门”就等于“地主不分田”；党内斗争就是整党，“搬石头”一下搬掉了几千几万，内战时期就搞这一套。那时搞了多少年没有纠正过来。十年内战时期的冒险主义现在在个别地区也有，但这一些错误不是主要现象，是个别现象，是暂时现象。这些错误一发现，很快就被纠正过来了。土地改革中的错误被纠正了，整党的错误被纠正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宣传民主，不搞冒险主义，学生运动一直到现在还在搞。在南京城里，蒋介石办的中央大学里演袁世凯登基的戏，挖苦蒋介石。国民党把两个学生逮捕到青年部，学生们从青年部里又把他们要了出来。今天在南京搞那样的运动，在一九二七年后几年间的白区是不是能搞呢？还是能搞的。

我们在抗战时期也犯了一些类似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不是主要的，很快就被纠正了。在解放战争中也犯了一些类似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也很快就被纠正了。因此现在可以讲：不论在政治上，不论在军事上，不论在组织上，我们党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备的，在以前是不完备的。毛主席讲：过去我们不是系统地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是系统地解决问题了，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土地改革问题、建党问题，各方面的问题，从原则上、方针上以至具体的办法上都有了一套，都是系统的完十月，备的，而且这些政策是经过多次群众斗争的检验与考验，是正确的，不是骗人的。我们在大革命时期就不然，到底你的对还是我的对，没有经过考验。中央开会我也参加过，四五个人开会，一开会一个人讲那样一篇，听起来也都有道理，张国焘还没有讲那样长，特别是彭述之，你说他不对也驳不了，说他对也实在弄不通。现在不是那样了，许多东西都经过了考验，许多东西摸着底了。我们党已经有了领袖。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所以有分裂的危险，就是党的领袖还没有形成。现在以毛主席为领袖。我们党到现在是完全成熟的，老练的，我们度过了十年内战时期的危险，克服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克服了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我们正在走向胜利。现在我们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有了党的领袖。我们从抗战时期逐步地走向胜利，逐步向前发展。这个胜利是不是有一天会停止下来？当然暂时的停止是可能的，打到长江边上不一下过江，等年把半年再过，在长江边上停止一下是可能的。但从总的趋势来讲，我们正在取得的胜利是不会停止下来的，一直到完全胜利。这是可能的，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力量，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条件能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哪一个阻止得住？美国开兵来，美国干涉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取得胜利，那也是不可能的。它开一两百万兵来是不可能的，开少了又阻止不住。开一二十万只能占据沿海几个城市。你愿意占你就占去，中国大得很，占那么一点，我们还是向前进！向前进！继续向前进！

自然，中国也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是不是中国革命可以在一个晨，一下子就胜利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在外国可能。突然一天早上，像保加利亚，红军在一早上把城市完全占领，把反动派完全捉起来，一下子就胜利了。中国的情况，只能是逐步地胜利，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积等于整个欧洲。欧洲也不能一下子都胜利，头一步是俄国，再搞波兰、捷克，也是一步一步地胜利。

现在能阻止我们胜利的，就是我们的党犯大的错误。但是，现在看起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全国有这样一大批经过锻炼的干部，党再犯那样大的错误，致使我们中国革命停止下来，或者向后退，这是不会的。而美国也不可能开一二百万兵来，那样做也很难。只要这两件事能够避免，还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们胜利呢？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8）

这个胜利，就是从几十个人开始的，从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共产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开始的。我们党从成立以来，虽然犯过许多错误，可以说各种错误都犯过，有原则性质、路线性质的许多大错误，但是基本方面是对的。反帝反封建，要革命，要跟工人农民结合，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保持团结，这些基本方向是对的。党还能够联系群众，还能够保持党的统一，还能渡过危机，渡过困难。所以，党是能够克服困难的，能够克服错误的。这些错误一般的是犯一年、半年，有些是犯几个月，就是十年内战时期犯得最久，有三四年。但也不是一切都错误了，假使是一切都错误了，搞三四年，结果会使马克思主义、使党呜呼哀哉。所以不是一切都错误了。至少基本方面是对的，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向着这个方向斗争。这个错误虽然犯得很严重，时间很长，受了很大损失，但是，这个错误还是可以克服的。

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做了这件事的。这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的历史前进。这件事情虽然经过许多曲折，但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后，就投入了大革命，投入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现在还不能停，全国各个地方，三百万党员天天在那里斗争 ——流血的斗争与不流血的斗争，公开的斗争与秘密的斗争，以及各方面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武装的，群众的，统一战线的，都在那里斗争着；现在三百万党员，几百万军队，几百万非党工作者，一万万几千万群众跟我们在一道斗争。我们的军队里，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七十是非党群众，他们在军队里边跟我们一道进行流血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广大的学生群众运动反对蒋介石，在马路上游行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重演袁世凯登基的丑剧。在解放区，有工人农民在努力生产，缴公粮，扩大军队，支援前线，出民工运炮弹，后方妇女做鞋子、磨面，紧张得很。所以，有广大非党群众和我们的三百万党员一道，天天在那里紧张地进行斗争。

在这样紧张的斗争中间，当然也有一种事情，就是读书，研究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很多党员理论上的准备很不够，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理论上准备不够。就许多党员干部来讲，就有这个缺陷，因为他们天天做鞋子，支援前线，打仗，游行示威……不能很好地读书，研究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在座的同志中很多也有这个缺陷。就现在整个党来讲，没有这个缺陷。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欧洲人，讲的是欧洲话，用欧洲文字写书，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也讲到中国的事情，但讲得很少，所以现在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不是翻译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所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做了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因为做成功了这件工作，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才有今天的胜利。

学习和运用理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另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把理论准备好，是要经过长期斗争、艰苦创造的。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正确的。在井冈山时，建军的东西，政治上的东西，理论上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就初步形成了正确的路线。但是人家不接受，正确意见受到教条主义的排斥和反对。一直到克服教条主义，提高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争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自由以后，才把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党内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这时，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也完全巩固了。

列宁讲，俄国布尔什维克11党是在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我们党生长在列宁时代，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在列宁主义坚固的理

论基础上，今天还在毛泽东思想坚固的理论基础上建设起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军事上、政治上，?群众中间是巩固的。以后只要争取我们不犯大的错误，干下去，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是无疑问的。可以这样讲，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所以，今天在我们党的诞生纪念日，我谨向我们的领袖，中国活的革命历史创作家——毛泽东同志致深深的感谢。

第一章 怎样成为共产党人（9）

*摘自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在为纪念七一而举行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注：①马克思主义小组或称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一九二○年，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先后在上海、北平等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工人罢工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国外，东京和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进一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②第二次大会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大会发表的宣言明确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文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③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著名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 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④五次大会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已造成严重恶果，中国革命正处在紧急关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和《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争取领导权。但是，大会对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主要问题，即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都没有提出切合当时实际的解决办法。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总书记，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⑤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⑥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⑦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⑧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驻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⑨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这一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六月初，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又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一度占领了县城。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⑩一九四○年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1）

关于大革命中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

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的认识，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做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这就使得人们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地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

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2）

我曾在安源矿山工作三年*

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得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

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3）

后来我到广州、武汉*

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段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途。

罗佐夫斯基①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②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

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见惯了。但历史上都说工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过去的一些办法还可用。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注：①罗佐夫斯基（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二），苏联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赤色职工国际（也称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②白劳德（一八九一至一九七三），美国人。一九二一年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三○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中央行政书记，后任总书记。因宣传取消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开除出党。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4）

我要提出工人运动中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罢工自由，这个问题到处发生。否认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吗？这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这个问题将来发生时，使同志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

中国工人中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得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货做生意，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工人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还太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权对于工人的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

工人中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在工会完全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一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满意的纠正过这种错误。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陈云同志及其他许多人去，长期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的。国家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

怎样预防这种错误？（一）必须承认有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二）工会要有系统地改善工人生活，为工人计划周到，多方面来改善工人生活，不要等到工人自发的起来斗争；（三）工会要善于去运用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四）加紧对于工人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纪律。

至于这种错误发生以后，则主要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败，要将工会弄到极困难地位。

以上我只说到过去工人运动，其他方面不说了。

“八七”会议以后，工人中的那些“左”倾错误，全被批准，盲动主义正就接受这些东西再加以发展。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

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常常在那个部分、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对于革命准备好了，而且非实行革命的进攻不能前进，不能保持高度的群众热情，而在这个部门、这个地方、这个工厂对于革命又完全未准备好，必须使革命推迟。如是就常常需要少数前进的等待多数落后的，这种暂时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难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觉悟与高度的纪律。这种等待不是机会主义。要工人暂时等待，甚至阻止工人过于“左”倾的行动，都不是机会主义。然而“八七”会议以来，认为这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是这种最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就自然无人去做了，人们都只做那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中的“左”倾情绪。

革命高潮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我认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们重复过去的错误，托派等更希望。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5）

安源俱乐部的大会场是我经手建的*

范明庆同志并转安源镇工会诸同志们！

你们四月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你们所请增加工会两个脱产干部及修轻便铁道事，已转江西省总工会及铁道部酌情办理。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如黄静源、周怀德、谢怀德、刘昌炎同志等烈士，我记得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此事望你们商同萍乡县政府酌情办理。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

*这是刘少奇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致江西安源镇工会主席范明庆等的信。

附：

人物简介

黄静源（一八九六至一九二五），湖南郴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三年党派他到安源路矿搞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主任，并主持安源路矿子弟学校第七校的工作。一九二五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反动军阀武装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被捕。十月十六日牺牲于安源。

周怀德（一八八四至一九二七），湖南湘潭人。煤矿工人出身，安源工人夜校学员之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源平巷中段总代表、工人俱乐部纠察队队长、纠察团团长、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安源总工会委员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参加安源工农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在安源保卫战中，积极地投入战斗。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许克祥部队进犯安源，他率领部分同志转移时，被地主武装杀害于萍乡县芦溪苦竹山。

谢怀德（一八八七至一九二八），湖南衡山人。煤矿工人出身，安源工人夜校学员之一。一九二二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俱乐部纠察队副队长、纠察团副团长、修理厂总代表等职。安源罢工胜利后，受党组织派遣，到湖南水口山铅矿开展工人运动，到湖南岳北开展农民运动，并担任岳北农工会副会长。一九二五年被派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回到安源，参加北伐军转战南昌、九江。在九江负伤后又回到安源，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他所在的第二团在浏阳失利后，他率领部分工农武装在萍乡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萍乡腊树下的战斗中中弹牺牲。

刘昌炎（一九○○至一九二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二年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安源矿区窿内党支部书记。一九二五年九月被派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安源，任安源党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工人支援北伐军。一九二七年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安源地委书记，领导安源工人打退了许克祥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进攻。同年十月响应党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领导一支两千多人的工人队伍武装起义，在队伍自安福县转移途经苦竹山时，被地主武装杀害。

第二章 从事工人运动（6）

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这栋房子*

赖若愚同志：

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这栋房子，是一九二五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会所。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入这座会所以前，这栋房子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第一个办公处所。廖仲恺①先生当时在这里办公，并在这所房子的门前被反革命分子所刺死。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会，曾在这所房子（当时全总办公处）的门前廖先生遇难处，为廖先生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另在右边为中国工人运动死难烈士建立了另一个纪念碑。这两个纪念碑现仍完好，毫无损坏，我在去年春天去看过。这是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名义建立的，当时全体代表到这里举行了奠基典礼。碑文是谭延闿②和邓中夏③写的，在碑上刻有那时以前革命死难烈士的名单。去年我去看时，这所房子作为复员军人的临时招待所。那里的纪念物，如果你们愿意保存的话，望加以注意。全总在一九二六年秋季迁至汉口友益街，广州这所房子就作为全总广州办事处，由全总委员戴卓民同志主持。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州反革命暴动，这所房子被反革命占领，戴卓民同志遇难。以上简单情况，特此奉告。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

*这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致中华全国总工会赖若愚的信。注：①廖仲恺（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出身于美籍华人家庭。一八九三年回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最早的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一九二二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②谭延闿（一八八○至一九三○），湖南茶陵人。一九一二年加入国民党。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同年七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③邓中夏（一八九○至一九三三），湖南宜章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之一。一九二○年在北平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二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曾参加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滚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五年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第二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一九三三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同年五月在上海被捕，十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遣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