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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挥 手

- 第2节：1950，家国梦(1)

- 第3节：1950，家国梦(2)

- 第4节：1955，天下民生(1)

- 第5节：1955，天下民生(2)

- 第6节：激 情(1)

- 第7节：激 情(2)

- 第8节：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 第9节：1963，凋谢与“大写”(1)

- 第10节：1963，凋谢与“大写”(2)

- 第11节：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1)

- 第12节：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2)

- 第13节：汹 涌

- 第14节：1969，历史中的人生(1)

- 第15节：1969，历史中的人生(2)

- 第16节：1976，试看天地翻覆(1)

- 第17节：1976，试看天地翻覆(2)

- 第18节：曙 光

- 第19节：1981，对话的年代

- 第20节：1983，严打

- 第21节：1984，企业元年(1)

- 第22节：1984，企业元年(2)

- 第23节：世 界(1)

- 第24节：世 界(2)

- 第25节：1993，危局(1)

- 第26节：1993，危局(2)

- 第27节：1995，新起点

- 第28节：醒 思

- 第29节：我们赢了！

第1节：挥 手

【第一部分】

挥 手

轻轻地挥手致意，告别的远不只“西天的云彩”，还有在经历之后，以坦然心胸面对的过往，和天安门前沸腾的人群，以及人群后四万万人民的目光。

1949，开创

1949年10月1日，新华社国际部26岁的编辑组组长李慎之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陪同苏联外宾参加开国大典，从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到晚上群众欢庆的海洋，极度兴奋的7个小时里，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脑海里只剩下一句话“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然而另一位才子准确地表达出了李慎之胸中无法述说的澎湃。《人民日报》从11月20日起开始陆续发表了胡风长达4 600行的颂赞《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于10月1日15时毛泽东主席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这是一个新的纪元，中华民族从跪着死到站着生。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同一时刻听到了那句十足湖南口音的宣告，对于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来说，这句在收音机过度杂音下的宣告听起来甚至是尖锐和刺耳的。这些天来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与夫人宋美龄的一次越洋通话，宋美龄在上一年的11月28日飞往美国请求杜鲁门总统的援助，至今还在美国，得到的只是礼节性的话语和“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比计划中的4亿美元更多的援助”。那台收音机仿佛是件不祥之物，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蒋介石又在巨大的噪声中听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事实上，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的照会就已发到中南海。就在随之而来的10月3日，中苏建交。

继苏联之后，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剩下的三个月中，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有25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与17个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当然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

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和兄弟，即使是蒋介石从前的战友、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现在也站在毛泽东的身边。观礼台上这样的身影还不少。这不仅使蒋介石心中不安，就连毛泽东20多年的诗友柳亚子也无法理解。被毛泽东安排住在颐和园的柳亚子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表达他的不满，以至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给他带去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柳亚子毕竟不是政治家，他没有共产党人的胸襟和韬略，他不明白新政协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前国民党人，因此给自己徒增烦恼。

1949年10月，中国北方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但南中国还没有晴朗。湖南盘踞着白崇禧，广东也没有彻底解放，西南各省市如四川、云贵等最后的攻坚战正在开仗，国民政府还在广州。因此属于旧的时间体系里的人，坚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共产党不过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至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共产党人只能是0分。这也是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10月份物价在上半年持续上涨的基础上又猛烈上涨，所以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其实，稳定物价与发展经济也是中央政府此后几十年里再三遇到的问题。

一个国家在成立之初，几乎每一件新举都能震惊世界。11月21日晚8时许，200多辆摩托车和50多辆吉普车，驶向具有数百年烟花史的北京南城八大胡同，公安干部把各妓院的老板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妓院被封闭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扫黄行动，公安部长罗瑞卿根据当天上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下达命令。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夜之间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454名妓院管理者被集中起来，1 290多名妓女得到解放。此后，这些女子被送入“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等8个教养所，医治性病、转变思想、学习生产生活技能，弃旧从良成为健康的、靠劳动吃饭的人。上海等城市也效仿北京的改造经验，对妓女进行了从良教育。中国大陆在几年内全部消灭了娼妓制度。整个国际社会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2节：1950，家国梦(1)

1950，家国梦

毛岸英，为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正满28岁。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他曾在苏联学习长达10年之久，1946年回国后，在华北等地搞过土改，参加过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1949年又调中央社会部任俄语翻译。但无论担任哪种职务，他的真实身份始终被严格保密。

就在5月1日这天，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开始正式实行了。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婚姻的基本模式：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毛岸英是在1949年秋天结的婚，那时妻子刘思齐刚满18周岁。本来他希望婚礼能在1949年春天进行，但父亲毛泽东不同意，理由之一便是当时解放区的婚姻法规定，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方能结婚（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延续了这样的规定）。婚礼那天，毛岸英身穿一套当翻译会见外宾时配发的标准制服，新娘穿的上衣是灯芯绒布做的，裤子半新不旧，脚上的方口布鞋则是母亲张文秋新买给她的嫁妆。宾客都带了些小纪念品来，唯有朱德送的东西价值最高，是他自己一块戴了几年的日本手表。婚宴极其简单，但因为新娘是山东人，毛泽东特意安排一半是山东菜，一半是湖南菜，“恋乡思土，不欺公道”。

第3节：1950，家国梦(2)

5月25日，毛岸英受毛泽东委托，到长沙为外祖母向振熙老太太的八十寿辰祝寿。随后他又去了老家韶山，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回京后，他向毛泽东讲起这趟行程中的见闻：“咱们家乡太穷了，有不少人家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听说还有的靠吃野菜度日，甚至用树叶、树皮、树根充饥。”回乡前，毛泽东给了毛岸英一些钱，但毛岸英发现，“这家给5元，那家给10元，简直像往大海里撒盐”。有个叫毛贻泉的乡亲找到毛岸英，说30年前毛泽东借他100块大洋未还。此时毛岸英已两手空空，只好找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求援，向他借钱替父亲还了债。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从6月30日起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的柴成文将军，后来这样描述那一天的情形：“火热的夏夜，朝鲜半岛上空乌云密布，惊雷滚滚，西太平洋卷起的狂风暴雨，笼罩着朝鲜半岛三千里锦绣江山。暴雨过后，茫茫白雾填满了天空。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去，浩淼无垠的海面上，荡起层层涟漪，金色而美丽的早晨即将来临——时值1950年6月25日，当地时间凌晨4点钟，然而，与黎明一同降临朝鲜半岛上的，却是一场惊动世界的朝鲜南北双方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即宣布参战。

在从湖南回京的火车上，毛岸英听到了列车播音员朗读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6月28日发表的声明，对美国参战予以强烈谴责。但中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出兵的打算，人们的生活依然照着既有的轨迹运行。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转折，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指毛泽东）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毛岸英的生活随即因为这个决定而永久性地改变了。10月14日下午，他去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刘思齐，告诉她自己将去东北出差。实际上，他刚向毛泽东提出了入朝参战的要求，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这时，外界尚无人知晓抗美援朝的决策，京城气象还是一派祥和。毛岸英是蹬着自行车离开医院的，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路灯因为电力不足所发出的昏暗的光在秋风中显出一丝寒意。

毛岸英是11月25日牺牲的，他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美军飞机的燃烧弹将他所在的木板房化成灰烬。事后，依据一块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毛泽东要到1951年的1月2日才知道消息，刘思齐则被瞒了长达两年之久。得知儿子牺牲时，毛泽东抽了两根烟，对着窗外吟了首北周诗人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第4节：1955，天下民生(1)

1955，天下民生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偶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

1955年，董存瑞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一时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故事被写进课本广为流传，他的事迹被军人当做思想范本，他的精神成为爱国题材。他的名字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但是，还有一位外国人的形象甚至比董存瑞还要光辉高大，受到每个年轻人甚至孩子的崇拜、敬仰，他是一个小说里虚构的人物——保尔·柯察金。事实上，保尔早已被当成自家人，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年初，山西机器厂装配车间前，一块鼓动板上挂着几个颗粒饱满的金黄色大玉米穗，旁边的桌子上陈列着蘑菇、核仁、桃仁，这是晋城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送给工人的礼物。汾阳县西阳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厂里工人来信说：“我们使用了工人老大哥生产的水车浇地，不但省了工，而且每亩产量由500斤提高到了800斤。”临汾机械修造厂工人李瑞德在洪赵县北段乡临走时，社员们给他披红插花，他兴奋地说：“农民这样热爱工人，今后一定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农具支援农业生产。”

4月，新疆天山脚下来了一支由920名年轻姑娘组成的特殊队伍，她们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不知谁在哼唱着《南泥湾》。她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参军，不敢奢望能冠以“女兵”这般崇高的称谓。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说：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陈毅将军曾说过：“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仅仅5年后，这支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近百名党团员，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成了母亲。

还是在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亚非29国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一起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

亲身经历者司徒眉生（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汉语首席翻译）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与会的大部分国家（对中国）抱着疑虑甚至恐惧的心态在冷眼旁观，殖民主义者的造谣惑众当时还有一定的市场，有些国家在大会发言中居然对中国造谣中伤和进行攻击”，而“大会第二天，英姿勃勃的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坛作补充发言，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就这样，热烈的掌声将会前的“敌人”变成了会后的朋友。

第5节：1955，天下民生(2)

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这次会议的健康精神又被称为“万隆精神”。

这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顾准在10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

1955年，藉（借）着合作化与丰收，藉（借）着国际关系的新的动向，这看出来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切是联系得如此巧妙，如此艺术，这是毛主席的亲自参预（与）与集体智慧发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

过多的兴奋会使人疲劳，因此决定今后一周内再不去想这些兴奋材料。

可是，这一年的“这一切”再加上悠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向阳的英姿，金庸一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甚至美丽的《茜茜公主》，也无法“巧妙”或“艺术”地回避一个巨大的历史悲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这次清查共触及2 100多人。但直至1965年才宣判，已是63岁的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1966年分别在天津、上海判处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各12年）。胡风彻底平反是在33年之后的1988年6月，而胡风已于3年前的1985年6月8日在北京病逝。

顾准在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料想不到在进入40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让我充分地领略一下生活吧——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生活是重要的，这就可以避免做怪人。

然而，胡风在这一年是无法做到了，而顾准本人在两年后恐怕也很难做到了。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下午，据北大中文系54级的张元勋回忆，当时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北大诗社成员、中文系的才女林昭（原名彭令昭）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做最后校对，而后签字付印。她还在后来创刊的《红楼》第2期（1957年3月1日）的《编后记》里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第6节：激 情(1)

【第二部分】

激 情

在一个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全新年代里，无论是对的错的，痴狂的静默的，还是恍惚的踟蹰的，甚至是朦胧的，每个灵魂里都潜藏着喷薄欲出的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和豪兴。

1958，“诗意”乌托邦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6月7日，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赶到嵖岈山，据报这里的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 105斤。她看到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装满麦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方徨不由地惊呼：“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结果激恼了周围正忙碌的男女社员。她忙摆手解释，不是不信，而是太兴奋。脱粒的最后结果，亩产3 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头版刊登方徨的采访，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6月，钱学森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科学地”论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

第7节：激 情(2)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季羡林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回忆：“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到处都是“一切向1 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不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 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

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11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的大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分别登载了高士其的《送别1958年》和黄炎培的《迎1959年元旦》：

案头日历已经翻到最后的一页，

1958年，你就要和我们告别，

你虽然退居到历史的舞台后面；

你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眼前。

新中国一片光辉灿烂！

这是又一个欢天喜地的元旦。

……

是全世界的光明，

是全人类的初春。

第8节：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1960，“岁岁寻常今不同”

虽然“三面红旗”继续在这一年飘扬，虽然《人民日报》元旦即刊发了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然而1960年却并未为60年代开了个好头。

在总结上一年时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

在“形势无限好，到处报喜讯，凯歌庆元旦，开门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公报显示，不仅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完成，而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时已下放到河南商城两年多的顾准在1959年的日记中记下：

11月4日，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会有多少人死亡呢？劳动队真是天堂。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两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

11月13日，刨红薯4天，今日毕事。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2月17日，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两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可是在年初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夸大“反右倾”以后的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 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 000亿斤。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使“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快到年中时，不仅是农村，在城市也开始出现粮食危机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里说：“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此政府开始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寻求替代食品。7月底，北京市宣布，饮食业将实行凭票供应。

随着粮食的进一步告急，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并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动员人们开发代食品。四川展览馆还办了“代食品展览”，介绍把大米反复煮蒸的“三开三蒸法”，还有各地的“烫面”、“双蒸”、“水磨”、“食油食用增量法”、“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不仅是粮食，其他物资也全面紧张。因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5月7日，全国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半个月后每人再减1尺。这一年，由于纸张供应量减少、质量下降，很多报纸、期刊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一个月内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 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这无疑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阅兵仪式，因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第9节：1963，凋谢与“大写”(1)

1963，凋谢与“大写”

《李慧娘》的成功令61岁的孟超又一次焕发出生命的激情，甚至有些飘飘然的春风得意。出生于山东诸城书香门第，在196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的孟超凭借自小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剧《李慧娘》。

《序曲》中唱道：

南渡江山残破，风流犹属临安。

喜读箨庵补《鬼辩》，意气贯长虹，奋笔诛权奸。

拾前人慧语，伸自己拙见，重把《红梅》旧曲新翻。

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

写繁华梦断，写北马嘶嘶钱塘畔。

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笑里藏刀杀机现；

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快人心，伸正义，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

这出戏描写南宋末年因赞叹忧国拯民的太学生裴舜卿“美哉少年！壮哉少年！”而被奸相贾似道杀害的侍妾李慧娘的幽魂解救裴舜卿于危难之际，又大骂祸国殃民的贾似道的故事。

然而，这一年的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3月16日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报告指出《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这些助长迷信，毒害少儿心灵，妨碍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鬼戏”有停演的必要。而且新编剧本一律不得采用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5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被江青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署名“梁璧辉”。“梁璧辉”者，“两笔挥”也，指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俞铭璜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张春桥。文章说，孟超改编《红梅记》为《李慧娘》，不但没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相反却发展了糟粕。而之前自称没有鬼魂不看戏的康生，也摇身一变，大反鬼戏、旧戏。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他点名批判、诬陷《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强令孟超“停职反省”。1966年，演出《李慧娘》的单位——北方昆曲剧院宣布解散。

第10节：1963，凋谢与“大写”(2)

事隔4年后，即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我在上海请柯庆施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就这样，一朵“鲜艳的‘红梅’”凋谢了，一个人的命运被“攻破”了。

而文艺界的噩梦正是从这年年初开始的。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两天前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这与江青的思路是如此的一致，她感慨地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庆施”。她对柯庆施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做基地！

“大写”有两个含义，一是大写特写，一是崇高。前者如“大写十三年”，后者如白求恩、雷锋。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文章《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发表《雷锋日记摘抄》，作为对上一年因公殉职的雷锋的纪念。

雷锋，一名湖南省长沙望城县安庆乡（现雷锋镇）普普通通的贫农的孩子，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最终成长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转登。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而雷锋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质朴、真诚的思想：“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地坚守着你生活的岗位？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第11节：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1)

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

这一年是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开始的。

正因为如此，这一年7月，在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争论告一段落后，听从何香凝的规劝主动要求闭门思过的梁漱溟的一些话显出了一个人的高贵气节。

据当时20出头的小组秘书汪东林回忆，在7月10日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的发言，梁漱溟不仅不提“阶级斗争”反而说自己“笨得很”，到了1950年还不承认“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这个话，还说记得1950年某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主席赠了一面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的锦旗，“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倔强如斯，又怎能逃过一劫？

1966年8月，红卫兵冲进梁漱溟家，勒令72岁的老人站到一边，并将上前劝阻的梁夫人一顿毒打，随后将梁漱溟拉去批斗，罚跪于主席台上。而他的家也已被洗劫一空。1968年，他被赶到两间小破屋中，并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在林彪坠机身亡后，“四人帮”借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而运动中梁漱溟的沉默被人揣测为两者有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经历了上百次批判，批梁收兵时还要来个总结大会，当问他可有感想时，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文革”结束后这个直率而倔强的老人面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唯有苦笑道：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他幸运地度过“文革”也许要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而给予他和众多人不幸的那一刻正是开始于这一年的11月。

这一年还有一位思想者也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旋涡。

与梁漱溟在多年之后被补戴“右派”帽子一样少见的是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的顾准在这一年被第二次打成“右派”。

顾准夫人汪璧也再次变成“狗右派的臭婆娘”，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为了5个孩子和家人不受牵连，汪璧提出离婚，顾准并不情愿，但“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可是离婚后，汪璧也未能摆脱厄运。她因1964年在家中销毁顾准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在“文革”中成了包庇并帮助“极右分子”销毁材料。外部的残酷，内心的愧疚在1968年4月8日把汪璧推向了深渊，她扔下5个孩子服毒自杀了。而被隔离的顾准得知此事已是在一年半以后了，“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她为什么自杀？她不是不许我死，说要害人。她为什么要害人？”他的责问谁能回答？

第12节：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2)

1974年11月，当身患绝症——癌症晚期的顾准忍辱在“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仅仅是想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见见自己无时不在祝福的早已与自己“划清界限”、断绝亲缘关系的5个孩子。而这个高傲的灵魂曾在息县（1969年11月下旬顾准被下放到河南息县）批斗会上冒着“拳林脚雨”倔强地大喊“我就是不服”，正是那瘦弱身躯里一颗有爱的心令他签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也希望自己临死的“屈辱”能给孩子们换回一个生存的空间。然而，当这个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终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子女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他们甚至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顾准牺牲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的两次妥协，仅仅换回了两次“摘帽”，而这恰恰不是他所追求的，事实上，他为之付出的家庭却离他很远很远。

多年以后，顾准的长女顾淑林懊悔地说：“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为何总是，为何总是在多年之后，人们才黯然神伤地追悔往昔，徒然地感叹——

几年离索，错错错！

第13节：汹 涌

【第三部分】

汹 涌

波涛汹涌的大浪过后，既有流传千古的“风流人物”，也有“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慨，既有“独自莫凭栏”的伤怀，也有“此恨谁知”的眷念。可是“浪淘沙”后，不论金子是被带走还是留下，都应了那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66，四海翻腾

大概每个中国人在听到“1966年”时，都会“心中一动”——熟悉的、不熟悉的、知道的、不知道的、了解的、不了解的，都会“心中一动”。的确，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荒谬”时代的开始，很多延续的东西至此戛然而止，很多“荒谬”的事情自此应运而生。

这一年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而上一年的“大棍子”通过点燃“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终于完成自己的最高形态，升级为“金棍子”的姚文元在这一年又掀 “狂潮”，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这篇文章一出，全国报刊立即转载。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6天以后，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革五人小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8日，“专在字缝里找文章，把经念歪了”的林彪在会上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31日，陈伯达代表中央宣布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5月16日，戚本禹发文诬陷邓拓“是一个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邓拓对夫人丁一岚说：“我的历史问题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楚的。”次日夜，邓拓在给彭真、刘仁（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写的信中说：两个栏目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而对于批评他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最后“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他希望孩子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就在林彪发表“5·18讲话”那天的凌晨，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1968年4月，“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1969年10月11日，吴彰和姐姐被带到一家医院，他们没能最后看上爸爸一眼。姐姐哭着问，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在场的人说因为昨晚没找到他们。而姐姐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后来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含恨死去，而几天之后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革”结束。

由邓拓、吴晗之悲惨，可以想见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又是怎样忍受活着的艰难？

“三家村”的厄运使全国大批干部、群众蒙受株连，就连玉门关外的敦煌，也成了“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因出版三人作品的北京出版社被砸，全社人员被下放。《海瑞罢官》主演马连良于12月含冤致死。导演王雁死里逃生，直到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时才平反。

1980年7月，廖沫沙在《忆邓拓》的序言中写下：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

的确，在这一年没人知道翻腾的四海，震荡的五洲里有多少兴风作浪的虾兵蟹将，有多少倒海翻江的魑魅魍魉；也没人能预见风平浪静后，世间是否还能留存一些守持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志士。

第14节：1969，历史中的人生(1)

1969，历史中的人生

还有些冷冽的江水哗哗地流淌着，反而显出乌苏里江边的宁静来，不远处就是连绵的山峰，仅与岸边相隔百多米的小岛更像是江水里的一个滩头，这个从高处看上去像个大元宝的小岛就是位于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线处的、面积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

元宵节前一天3月2日的清晨，珍宝岛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着巡逻队的战友像往常一样，呼吸着掠过冰雪的清冷空气，巡视着这片小巧的岛屿。没想到竟在岛中与苏军相遇，实际上，苏军出动了数十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孙玉国他们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可是苏军却突然开枪射击。中方被迫还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苏军覆灭。当天，中国政府即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其入侵行为，但苏联并未停止行动，反而于15日和17日再次发动进攻，终以失败结束。中方缴获一辆T62型坦克，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毛泽东指出：“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双方展开大规模备战，全面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苏军数十个陆军师陈兵边界。8月，中国大批军队向北集结。不过，双方各有顾虑。9月2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中苏作为盟友都派出人员前去吊唁。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表示希望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中途虽有波折，但最终边界上双方军队不再互相射击，苏军也不再进入珍宝岛等地。中苏危机缓和的副产品是中美关系的改善。12月，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华贸易限制，这使得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中美苏三国关系由此开始新的整合。

第15节：1969，历史中的人生(2)

这次战斗中被美联社、合众社称为“红色巨人”的孙玉国出席了4月1日在京召开的中共九大。他剧烈跳动的心令他登上人民大会堂讲台的双腿有些发软，他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 500多名代表讲述珍宝岛战斗的整个过程。

远在沈阳的孙国珍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生是死。4月1日，她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报的中共九大，当她在代表名单中听到孙玉国的名字并最终确信这正是自己的丈夫时，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当孙玉国讲到3月2日全歼入侵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肃然站起鼓掌，全场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休息时，周恩来提醒他：“你在发言当中毛主席起来为你鼓掌，你要过去致敬握手呵！”“去向他老人家致敬握手？”“战斗英雄，勇敢些嘛！”

当孙玉国讲到苏军坦克被炸沉在中国内河时，毛泽东又站了起来。孙玉国壮着胆子走向主席台正中，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孙玉国兴奋地沿着主席台的左侧走去，那里坐着林彪、江青、张春桥、黄永胜等人，他高呼一句口号，行一个军礼，握一下手。他身材不高，此刻却显得异常高大。

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位同志“战斗英雄”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等10个单位各记一等功一次。孙玉国从连职提升为边防军副团长。随后，他在全国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他的“副”职也随之转正。1973年，孙玉国被直接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升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33岁。

1974年，孙玉国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三期读书班——也就是“四人帮”办的所谓“虎班”。孙玉国在王洪文的亲自授意下，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迷信江青，把王洪文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1日，孙玉国被勒令停职审查。同年10月5日，免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年11月18日，按正团职转业，41岁的他被分配到隶属于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的兵工厂担任副厂长。1988~1991年，又先后调任3301厂和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职，他在新的岗位做出了新的成绩。退休时，他心灵的伤口早已愈合。当荣光退去时他才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感觉最好。2002年12月，孙玉国重回珍宝岛为战友扫墓。临走时，他说：“给我留下一块墓地，百年之后，我要和战友们在一起。”

第16节：1976，试看天地翻覆(1)

1976，试看天地翻覆

1976年，犹如黎明前的黑暗。

22岁的王青春是河北省青龙县科委的一名干部，1976年7月21日，他从唐山参加完地震工作会议，心急火燎地跑回县里汇报：这次会议上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汪成民超越自己的职务权限，提出1976年7月22日至8月5日之间京津唐渤张地区将有5级以上的地震。王青春那本会议笔记本后来成为一份历史见证。青龙县县委于2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冉广岐拍板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要求全县干部必须在26日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个人”。青龙县 “如临大敌”，学生在操场上课、机关在防震棚上班、47万人晚上都睡在防震棚里、县广播台反复播放防震知识，全县一派山雨欲来的临战状态。

但，115公里外的唐山还在暴雨之夜酣眠，依然不觉，大震倾城……

这场被评定为里氏7.8级、裂度11级的毁灭性大地震，在最初的报道中是里氏8级。青龙县倒塌房屋18万间，却无一人伤亡。可是，临近的唐山市24.2万生灵再也没有从1976年7月28日的睡梦中醒来，除此之外另有16.4万人受伤。

1976年是多事之秋，地陷之后，就是天塌。

睡在办公室的周启才9月9日凌晨5点再次被汪东兴的电话惊醒。汪东兴要他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汪东兴告诉周启才，通知李鑫也来这里。“那两件封存的文稿”，是周启才和李鑫起草于发生地震的1976年7月，一份是讣告，一份是悼词，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在毛主席住地附近的小路上，周启才见到了正在等他的汪东兴，汪东兴告诉他：“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5点。”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他要周启才快进去。

凌晨5点多接到电话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自从1月8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夜间就没有离开过办公室。杨正泉赶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一位副局长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政治局要求当天下午4时向全国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高速而紧张的运转，三位台长、副台长研究这一重大新闻播报的宣传预案、安排出最高规格播报：哀乐6分钟、《国际歌》三遍、如何宣读讣告、《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

下午4点整，正在忙着搭建地震棚的中国人都收听到了这则播报——搭建地震棚已是一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任务。下午4点06分路透社播报、4点07分是美联社、4点09分合众社、4点15分法新社。

第17节：1976，试看天地翻覆(2)

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在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

20多天后的10月初，北京和上海的民间，悄悄地传递着一句“千万不要往外再传”的话，“四人帮”这个词很快地在人群中嗡嗡地传开。甚至在上海还有人在匆匆忙忙间纠集起一支队伍想去北京支援他们的首领王洪文。这场风波被迅速平息，事实上，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被通知开会，随后被一一逮捕，史称“一举粉碎”——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韩伟与他天津歌舞剧院的同事们激动地上街欢庆游行，这在1976年10月的中国是最为常见的狂欢仪式。游行归来，大家惊喜欢地发现食堂已经为同志们准备好了饭菜和酒。韩伟一改滴酒不沾的习惯，饮酒赋诗。同事们听了马上要他编成歌词。这份歌词被寄到在北京探亲的施光南家里，几天后谱曲完成，施光南这首《祝酒歌》寄给了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

李光羲把庆祝胜利的颂歌唱得登峰造极，在《祝酒歌》中，华丽的装饰音歌唱的是“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八亿神州人民全部认同这年10月里的炸雷是一声“春雷”。

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26年后的一个拐点，由山呼海啸开始，以大地欢腾结束。

第18节：曙 光

【第四部分】

曙 光

万物蛰伏着的初春，万物待醒时的黎明，有清冷的寒意和透彻的暗夜；是清冷不是冰凉，是透彻不是浓黑，都只因为海平面上曙光已现；当阳光穿过清晨的雾霾，光明唤醒了万物，当阳光普照广阔的大地，温暖归于了春天。

1977，“77级”的中国

2008年3月17日，年仅53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而在此之前的几天里，他所在的辽宁省代表团门口一度挤满了记者。这位共和国的副总理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时他是安徽省定远县的一名知青。

1977年8月21日清晨，从北京长安街路过的人们都听到了沿途的高音喇叭里的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入秋后，26岁的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在自已永安里住地不远处，找到一个邮箱，把一个信封上贴有4分钱邮票的信，投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他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并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儿子，当过兵下过乡又进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10天之后，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和另外9名工友高考报名的问题。在高考前一周，北京起重机厂这些青工拿到了1977年北京市高考考场的最后10个考号。

一封信争取来报名资格。政审表上父亲“刘少奇”、母亲“王光美”、本人成份从学生到工农兵占全了，其余各栏如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一律是“众所周知”。这4个字看上去有些情绪，却是事实。10年“文革”，中国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家庭的。

刘源1978年初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录取通知时，中国有27.3万年龄大大小小、已经娶嫁生子的中青年人，也交上了好的学运，进大学读书。他们是从1966年至1978年13届积累下的570万中国学生中的幸运儿（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恢复高考时，国家允许78届优秀生报考）。

一个非官方的统计表明，当年参加初试人数为1 200万，这个数字与老三届人数相差不多，570万只是最后步入高考考场的数字。这570万人后来有一个大号，叫“77级”。在2007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人统计过，从1977年至2007年间，高考为国家选材3 600多万人。高考改变了“77级”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1978年3月初，“刘源”们入学报到，在经历了上山下乡后他们看到了雪白的起跑线。

197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如果1976年代表着一代人的逝去，那么1977年就是另一代人的重生，这种重生在李克强于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充分显现。30年前那场高考中的胜出者：李克强、李源潮、薄熙来、陈平原、王小波、易中天、张艺谋，其中一部分人在持续影响着目前的意识形态，另一部分人对文化又产生影响。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人物，冲出“高粱地”的张艺谋，，一路把大红灯笼挂到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学者易中天成为一个话题人物；早逝的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至今被人念念不忘，他的夫人李银河对当代中国人的性观念起着不小的影响。这一切都滥觞于1977年。

时值年底，到了该算算“花落知多少”的时候了。1977年国民经济恢复较快，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尽管这一年遭受到严重自然灾害但损失还是最大程度地被减少了，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工业生产逐步回升。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 055亿元，超过计划的4.4%，比上年增长10.4%。

由于1976年政治拐点的出现，中国社会生活在经过1977年一年调整后，于1978年元旦，向全世界播发了两报一刊社论：《光明的中国》。

第19节：1981，对话的年代

1981，对话的年代

这一年的8月8日，刚从桃园机场26中队离职的上尉情报官林贤顺听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曾与他共事4年的前同事、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于8点20分驾驶一架F-5F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大陆。这天上午9点28分，黄植诚已经在福建某机场着陆。

和黄植诚一起起飞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黄植诚这天的任务是考核许秋麟的仪表飞行。黄植诚命令许秋麟：“你把暗舱罩盖上，我要飞个特技。”等许秋麟再次看到陆地后，发现那里是福州机场空域。出于对许秋麟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仅存不多油量的情况下，黄植诚飞离大陆，等许秋麟在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跳伞并目送这位同事安全着陆后，再次飞向大陆上空。

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的黄植诚，父亲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其二哥、姐夫均是国民党空军校官，他本人26岁即升任少校。这位飞过５种型号飞机、飞行时间2 100多小时的悍将双脚一踏上福州的机场，就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意实现了！”

到黄植诚为止，1946年以来国民党空军已向共产党飞来100多架次起义飞机。这次大陆一改过去对台的大规模宣传战，由中国新闻社而非新华社作了客观报道：“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

这种低调与海外媒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海外媒体注意到了大陆这次的低调，香港《星岛晚报》报道认为，“此次中共却并未借此攻击台北。中共这次强调的，只是‘统一’的一点，而非‘国民党反动残暴’的一点，口气也相当缓和。中共此一低调子宣传，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对台统战政策”。

美联社则认为：“黄植诚起义是中共领导人对台政策的胜利。”

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道，说明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政策已经开始变化。

大陆在1979年元旦主动停止炮击金马诸岛，停止向台湾海漂、空飘宣传品后。于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的两个〈通告〉》的消息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发言人今天在此间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这条消息的发表，旨在结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促进台海局势的缓和。

29岁的黄植诚被批准参加人民解放军，并被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这一事件在台湾引起一场冲击波，有媒体说，蒋经国气得大发雷霆，国防部长高魁元引咎辞职。

又过了一个月，是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日子。10月9日，胡耀邦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他邀请国民党主席蒋经国访问大陆并到慈溪拜偈祖先。这一讲话被外电评称为“惊人建议”，他们认为中共希望尽快结束对峙时期，从而开始一个对话的年代。

第20节：1983，严打

1983，严打

这年9月，当红小生迟志强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金不换》的外景，休息时正和同事关在宾馆客房打扑克牌。一阵敲门声之后进来的却是完县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警察。迟志强看到了一张与平日的客气随和完全不同的严肃面孔，便问他：谁得罪你了？警察只说：你出来一趟。他往房门外一探头：一走廊蓝制服红领章的警察早已严阵以待。一个月前的8月25日，中国政府发动“严打”斗争——警察通知迟志强，他们接到南京警方的电话：拘捕迟志强。接下来的程序进行得很快，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淫乱。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

24岁的迟志强被判4年，他的青春时代在河北完县完结。1982年，他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高干子弟，后来这些年青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

迟志强在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记了3次大功，提前两年释放。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在1983年8月至该年年底的第一次战役的第一仗中，相关部门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缴获枪支18 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 000多人。在这种威力下，10多名犯罪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熄灭下去，从各类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共场所治安良好，连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也不再需要家人接送了。

在严打的声威下，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养子胡晓阳强奸案被揭发出来，两年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也对几位高干子弟判了死刑。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

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实施，中国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半个世纪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次“革命”的形式是“承包制”，它由5年前的凤阳小岗村扩展到1983年的海盐衬衫厂。企业改革在国有地方企业进入了试验阶段。

第21节：1984，企业元年(1)

1984，企业元年

这一年，王石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从一年前开始把玉米从大连转运到深圳卖给正大康地饲料公司，已经热火朝天地挣了300万元。1月24日，王石叮叮当当地骑着破自行车路过深圳国贸大厦时，还在考虑是不是以后干脆自己来做饲料商。这时的国贸大厦楼下聚集了一些警车、警察还有围观的群众，王石打听了一句，得知邓小平将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警察这是在清理现场。“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王石想。

4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国贸大厦主楼提前一个月封顶，计件工资创造的三天盖一层楼的纪录被称为“深圳速度”。5月，王石用他当“玉米中介商”挣的钱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把经营范围概括为“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除了当时最热门的生意——进口日本电器、仪器产品之外，王石还凑热闹地搞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手饰厂。这些生意也是1984年“王石”们共同的致富方式。

在开展新业务的同时，王石还延续了自己倒玉米时的传统做法。这年秋天北京人王春堂来到展销中心，称自己手上有3 000万美元的配额指标，这种本属于大型国营外贸公司的指标在当时会以各种灰色的方式归官商“倒爷”所有——“倒爷”是那个特定年代北京人对能倒腾的人的统称。王石从王春堂手中定到1 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靠这个他能从中国银行贷到2 000万元人民币，再加之从各处凑来总计3 700万人民币后，换来王春堂1 000万美元的配额。当时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而王春堂手中的配额可以做到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这中间倒一下手，就是500万元人民币。这种生意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而且比玉米生意来得还要方便快捷。

其他产品购销的方法和倒玉米有些相似：但中间商吃进的是人民币，吐出来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对于王石来说，如何获取外汇才是他赢利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公司首先具有进口许可证，换言之，政府背景与政策的活用，使有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地方连成一条线，从而一批有条件的人先富了起来。

第22节：1984，企业元年(2)

“王石”们在1984年的深圳如鱼得水，借助于这一年中国各地政府办公设备升级而来的采购热潮，他们早已从“挣钱”升级为“赚钱”。换汇这种对于有条件的人来说十分便当的赚钱方式，在20年后金融界定规范时期，已是涉嫌洗钱，但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洗钱的各方与国家法律相互视而不见。

这一年的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视察了数日，历史上把这次出行称做“第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广东中山住的是“中山温泉宾馆”。他每天晨练的项目是登上宾馆背后的“罗三妹山”，在这里眺望整座中山市。霍英东每天早上都陪邓小平登山，有时在山上会碰到一些当地群众，邓小平喜欢跟群众打声招呼或者聊一会儿天，他会在这个时候了解他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次霍英东陪邓小平登到了近山顶处，随行工作人员提醒，时间不早了，下山的路不好走，建议从原路返回。邓小平思索了一下：“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此后几天邓小平分别在深圳和珠海、蛇口视察，他一路上只看不说，在没有邓小平明确态度的情况下，各地政府的陪同领导曾经多次焦急地暗示或请他表态，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在珠海，才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有了这7个字，特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肯定。

3月，中共中央决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由点向面的辐射状，最终沿海全境开放。

当南中国的经贸环境被一些商家嗅出气候时，在中国北京，春江水暖为一群科技人员最先感受到。在1980年还因为创立了服务部而跟中科院物理所领导闹翻了的陈春先，被1983年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塑造成一个勇敢的“弄潮儿”，他的实践虽然一直没让他发过大财，但却鼓舞象牙塔中的科技人员对自己的价值有了一番再认识。重新定位后的科技骨干们不再犹豫在岸边，到了1984年，四通、信通和联想也都小头小脸地整出了门面。

柳传志不甘心再过那种从报纸养牛养猪的消息中捕捉政策导向的办公室生活了。他所在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正面临着一个分化的时代。计算机所所长、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曾茂朝组建了信通计算机公司；科技处处长王树和成立了新技术发展公司，热情自信鼓动性极强的柳传志成了负责日常经营的副经理，还有一位副经理张祖祥，是这个十来个人、七八杆枪的公司里唯一有业务专长的人。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柳传志上任前问过他对公司的预期，柳传志的愿望听起来很像一份军令状：“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事实上，在多年后，柳传志他们公司的年产值是200亿。

柳传志后来成了1984年下海人员中最知名者之一，他所在的中关村当时已经有了“电子一条街”，但是离陈春先心中的“中国硅谷”还差得很远。

这一年想在制造业和科技界有所作为的人还有大学刚毕业的李东生，段永平、史玉柱等后来成为成就中国现代企业的一干人。

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第23节：世 界(1)

【第五部分】

世 界

曾经俯瞰世界的日子已经显得有些久远，其实掐指算来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打开大门，室外的空气扑面而来，瞬间充满那抑郁已久的胸怀，把心灵带上了高空，睁开眼睛——再来看看这个世界！

1988，淘金潮

29岁的冯仑一路春风。此前几年他仕途顺畅，当过中央党校讲师，又在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组织管理工作。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冯仑带着两三个人从国家体改委到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到任以后，冯副所长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

筹备海南体改所期间，冯仑他们的开办费是一张1万台彩电的批文，他把批文给了一位商人，得到30万元。当时的办公室是借省委党校招待所的一层楼，办工设备是省委给的1部破面包车、1台电脑和5万元人民币。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有120人的编制，除了40人有正式编制，其他人员属于自己养活自己的“改革编制”，为了养活大家只有办公司。这时候在深圳已经折腾一年多的潘石屹也加入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大潮，在冯仑的这家公司做了副总经理。

初到海南的潘石屹那年25岁，他看到街上擀面条的、卖烙饼的、作诗的、弹吉他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他在这些人充满梦想的眼光中决定放弃深圳，到海南来干一番事业。20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HO现代城的潘石屹。

中央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就给予这块岛屿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所激发出的淘金狂潮，把海南岛变成了热土，冯仑说它“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天南海北来到这里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是像“大革命”一般的创业激情；也有像张果喜那样带着金钱来拓荒的人，他看中了迷人的三亚，决定投资2亿元在这里兴建果喜大酒店；由北京南下的人，则多有政府背景，仅凭一纸批文即可获利。这也为后来海南楼盘崩盘埋下了伏笔。

在冯仑眼里，1988年闯海南的人，过的几乎是游侠般的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第24节：世 界(2)

和到海南逐利一样，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也让普通中国人拥有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杨怀定的发迹不是靠海南的建省，而是靠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海南建省的这个月，辞职在家的上海铁合金厂保管员杨怀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从当年4月21日开始，中央开放了上海、合肥等7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杨怀定向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听了一下，得知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卖价为96~98元，这与他所在的上海的100~103元，一进一出差价可以高达5块钱。杨怀定第二天就带着集资的10万元，搭火车赶往合肥。在合肥他吃进10万元国库券，再回到上海迅速倒出。倒出时，为了不被上海金融系统发现，他故意把异地封条撕去，并打乱证券的号码。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他跑遍其他６个城市，在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时，他一人就占去10万元，现款多到只能用旅行箱来搬运。辞职一年后，他成了中国第一个靠资本市场达到百万财富的普通人。

这年，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大涨大落的情绪之中。这年８月份，中国奥运军团出征汉城奥运会。报纸上设了猜金牌的活动。在1984年重返奥运赛场即得15枚金牌的鼓舞和心理惯性下，所有竞猜者都把金牌数量估计在上届洛杉矶奥运会的15枚之上，只有一名工人估计中国金牌也就在四五枚的样子。这种消极的预测与群情高涨的国家情绪非常不符。但是不幸被他言中了，中国在汉城奥运会上真的就只得到５块金牌，这比在奖牌大户苏联缺席的1984年少了10枚。当媒体问他是怎么猜对的时候，他说他看过一本叫《强国梦》的书。

从此，33岁的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成了众矢之的。赵瑜在1988年元旦收笔的《强国梦》和汉城奥运会后的《兵败汉城》中毫不留情地向体育界发出前所未有的责问：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被激怒的相关单位很快就摸弄清了赵瑜的底细：曾受训于山西省少年篮球队、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1985年进入地区级文联。于是他被定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而赵瑜却认为自己是在坚守着对体育强国的忠诚：“让我们承认危机吧！”

第25节：1993，危局(1)

1993，危局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通往外界的每一个路口都被持枪武警把守住了，从1992年底一直等到1993年开年，禹作敏，曾经的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尽管在春节晚会那一夜他还能在电视屏幕上露一下脸。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私刑逼供致死——他并不是这个村里被私刑逼死的第一个人。两天后，前去调查的检察机关人员被拘禁13个小时，如果不是天津市长下令，他们还将继续被拘禁在这个由15支枪2 000发子弹非法武装起来的庄子里。当然，这个村里还有家猎枪厂。

1993年2月18日，在调来400名武警围困村子之后，万余村民持械对峙。在双方僵持的近两个月里，３月16日，禹作敏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大会。这次大会上77岁的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还吸收了20多位私企老板，这一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已占中国工业一半以上。

４月中旬，在８名精壮“保镖”陪同下，开了４辆车进天津的禹作敏没能再回到大邱庄，他被拘捕了。这年８月27日禹作敏因窝藏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拘禁罪、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位能够说出“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的农村老汉真的把自己和改革开放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媒体在报道大邱庄的热潮中已经把他捧成了“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他主持大邱庄期间最盼望邓小平或者江泽民能去视察一次。但是在他服刑之后，改革开放依然继续。他的朋友、在大邱庄事发后曾写信安慰过他的另一位乡镇企业家鲁冠球看到，并没有因为禹作敏这颗开放的果实出了问题，富民政策就有所改变。

禹作敏没能等来邓小平和江泽民，江泽民在这一年视察农村工作时见了另一位党的书记——荆门市团林镇党委书记李玉森，这位基层干部不擅长阿谀奉承也不懂得规范化的工作汇报，他向江泽民提了一沓民间顺口溜，“农村干部雄赳赳，又催种来又催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这仿佛是跟熟人谈他们镇子上的事，但江泽民拿出本子记下了这些以口头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民间智慧和农村问题。“农民负担”这个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江泽民在见到李玉森之前，已经收到过安徽省蚌埠市庞庄不识字的农民庞文全画出来的一封信，信中的图画告诉总书记，农民的提留是多么重的负担，基层官员的薪俸、行政、吃喝拉撒都由提留来负担。有些地方官甚至用提留来抵消欠农民粮款时所开具的白条。江泽民于是问身边的荆门农民，白条是不是兑现了？不料农民告诉他：“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湖南农妇自杀、湖北农民冲击政府、四川农民控告政府，这些都发生在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问题和农民负担的那个冬季。

第26节：1993，危局(2)

这一年突然爆发的问题，并不限于农村。1993年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什么是金融领域的“保值”，这时候有位叫沈太福的企业家，在国家活期利率1.8%、年利率12%的情况下，以24%的年利率进行融资。沈太福以生产他发明的高效节能电机为由进入了民间融资领域，这种地下私募在宏观经济复苏金融管控严厉的1993年非常活跃。因此，他在最初的20天，集到了2 000万元，最终的战果是不到半年时间，他从10万人手中集到了10个亿，据不完全统计，光红包他就送了3 000万元。

此后一连串的财务造假等事件，把这幕剧完全导成了商业骗局。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意识到了一度被媒体追捧的“长城模式”一旦被效仿，就会成为一场风暴，中央将失控于这一体制外、缺乏制约的、汹涌的金融流通管道。1993年3月6日晚，沈太福正为他逾10亿元的集资庆功时，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沈太福当即像弹簧一样宣布状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1亿元。月底，他又变本加利地将年利率提高到48%。顶风作案的沈太福于31日怀揣三张身份证准备出逃，在首都机场被截获。这场私募清查清退了半年，有120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和禹作敏一样，沈太福在个人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公然与政府抗衡。最后，沈太福因高息集资、扰乱中央金融政策，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判死刑。

沈太福只是1993年金融冰山的一角，这一年的经济过热、供求失衡导致金融秩序紊乱、地下钱庄活跃，几乎没有限度的民间资金拆借率架空了官方利率，各省地方官及各地银行行长已经成了“自由党”。一首民谣认为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 这年４月１日，朱镕基向各省省长通报经济局面的同时，距北京不远的河北衡水，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正在忙不迭地开出200份总额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并交给了一家在纽约注册的骗子公司。

这一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面临着清理三角债、整顿金融秩序等硬仗。

第27节：1995，新起点

1995，新起点

这年5月，在北京科研院所和大学相对集中的魏公村有了一个好玩的去处，张树新和她的夫婿投资100万元在这里开办了一个科教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家民营性质的科教馆，传播的也是1995年世界上最新的互联网科技。这一年，电话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奢侈品，更不要说电脑了。但是对互联网有兴趣的人在张树新的瀛海威公司学习互联网知识和上网活动都是免费的，作为对社会的一种启蒙，她对中国科学技术馆提供的“中国大众化信息高速公路”展区、在瀛海威上所提供的北京图书馆书目查询也是免费的。这些都基于这位女性的见解：信息产业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机会。

两个月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媒体还从瀛海威得到了几近同步的赛场信息。除了这些启蒙阶段的无偿服务，张树新一直在寻找互联网的赢利模式，但是一些收费项目，根本不足以挣起她那一大摊子。在“瀛海威时空”阅读电子信息，到咖啡屋交网友，逛论坛发言都得首先注册并缴费。1995年中国人的电脑消费是100万台，并已有300多万台家用电脑，而瀛海威有4万网民，可以通过电话线登陆到张树新的网站，然后在嘟嘟嘟的叫声中连接到国际互联网。此时网速是33.6K、一小时收费12元钱。

张树新的真正“成名”，还不是因为她在互联网上的高瞻远瞩和布道精神。在她开业16个月后，同样看到前景的国家经贸委所属中国兴发集团决定参股瀛海威，此举使公司总股本扩充为8 000万股，张树新以其2 120万元的公司股值，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美国，这一年，微软已发展成一家拥有员工1.78万人，年收入高达130亿美元的巨型公司；3月，从美国回来的田溯宁搬来了他的亚信，他选择国家科委一道来普及互联网教育；4月，在美国考察了一圈回国的马云，创立了“中国黄页”网站；这年丁磊也辞职了， 第二年办了一家小公司；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张朝阳在31岁生日这天，带着18.5 万美元的海外风投回国创建了“爱特信互联网公司”。10年后，瀛海威因经营不善，被北京市工商局注销，张树新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尽管此时还是中国互联网的蒙昧时期，但是已经培养起了第一批能够应用网络的人们，他们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就在张树新成立瀛海威的5月份，北大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诚用一台486电脑在互联网发出一个求助的帖子：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半年前突然患了一种怪病，头发脱落，面肌瘫痪，四肢无力。在国内一流医院无法确诊的情况下，这个求助帖子在几个小时内就收到了1 500封回复，全球知名专家们有着共同的诊断“铊中毒”。在贻误半年治疗之后，中国医生终于能给朱令对症下药了。贝志诚发帖的这一年，全世界有380多万台电脑与互联网这张大网相连。

互联网落户中国后，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有些一飞冲天的神速。这一年有着飞速发展的还有一些个人体验。7月25日下午2点35分，上海航空公司飞往深圳767客机上，胸前扎着暗红色领结的周慧琦挽着发髻，面带微笑地在为乘客服务，这是她的第一次飞行，此前她是上海一家纺织厂幼儿园幼教，由于砸锭减产，她所在的厂家有4 000多名员工下了岗。这一年，中国有563万城市职工下岗，只有18位下岗女工变身为周慧琦这样的“空嫂”。周慧琦是从2 300多名报名空嫂的女工中幸运的胜出者。她的幸运来自上海航空公司总经理孙仲理的新思维：公司发展需要更多空姐，下岗纺织女工经历过艰苦的工作，敬业精神和对生活的理解会更好。通过再就业工程，一年以后中国政府帮助300多万名失业者和企业下岗职工重新就业。

上海的下岗职工有幸艺术转身的同时，北京的亏损工厂也在1995年开始了向艺术生涯的转型。中央美院雕塑系副主任隋建国为他的卢沟桥雕塑群寻找制作空间时，在北京东北部的706工厂发现了一个足够大的厂房。于是，他以每天每平方米3毛钱的租金，租用了一个3 000多平方米的仓库。他这间高大库房的近旁，还有家叫798的工厂。50年代由民主德国设计的这家军工企业，这些年也陷入改革困境，受隋建国的启发，他的同行们开始在798租房，一间间艺术工作室就这样开始扎堆，后来这里被叫做“798”大山子艺术区，这里是创意产业园区的起点，后来成了时尚及艺术人士无不瞻仰的地方。

1995年被重新认识的还有一些在中外合资品牌租赁过程中被雪藏了的民族品牌，上海家化的美加净、北京日化二厂的熊猫洗衣粉、江苏香雪海电冰箱。被重新发现价值的这些中国知名品牌在合资之前都曾云风一时，在几年前与外方合资后，均被对方买断了品牌使用权并深深雪藏，这是国际公司消灭本土竞争对手的一项策略。在这个当口，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决心振兴民族品牌，当他花巨资“赎回”美加净时，中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已经是联合利华、庄臣、宝洁等洋品牌。1962年就竖立起品牌的美加净，30多年后再次起步重整河山。

第28节：醒 思

【第六部分】

醒 思

曾振奋过、迷失过、癫狂过、相信过，如今，该把那久违的自我置于身前，将身躯系于清风，让情感缓缓流淌，一个新鲜的未来带着清醒的思绪就要在前方展开。

2001，世界，我的家

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中国即将结束已经历了太久的“独乐乐”的日子。自1978年以来，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不过迈向世界的脚步离家门还不远。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的议程是：上午9点，全会开始。9点半，5个申办城市各陈述45分钟，15分钟回答委员提问。上午有三个城市陈述，下午两个。17时15分，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主席介绍考察五个城市的情况。陈述的顺序按照2000年9月国际奥委会在悉尼会议上的抽签结果：日本大阪、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中国北京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如果哪个城市得票超过半数，即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在每一轮投票中，如没有城市得票在半数以上，那么得票最少的城市将被淘汰，从而进行下一轮投票。这样，最多可能会进行4轮投票。在宣布投票结果后，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将与国际奥委会签订一份主办合同。晚20时，主办城市将在莫斯科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

北京代表团在15时出场。李岚清首先发言。

这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的夫人，《人民日报》国际部前驻英国记者站记者梁丽娟女士也在听众席里。坐在她身边的80多岁老太太是巴西委员阿维兰热的夫人，她上午没来听前面三个城市的陈述，下午是专门来听北京陈述的。

李岚清流利地道的英文令现场的听众吃惊。坐在梁丽娟身后的都灵冬奥会组委会副主席埃弗琳娜情不自禁地在会场里喊道：“棒极了！”也许是声音太大，整个会场都将目光投向她。

陈述结束后，委员提了10个问题，而其他城市只问了两三个。王伟当时非常着急，不过，中国奥申委特别顾问魏纪中却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事实也的确如此，北京用切实的陈述打动了委员们。事后，委员们说，我们听了北京的陈述就不想再听其他城市的了。你们的准备、你们的回答都很扎实，说明你们是用心准备了。

第一轮投票，大阪只得6票，被淘汰。伊斯坦布尔得了17票，比巴黎还多，不过这是由于土耳其委员给所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写信，争取同情，毕竟他们已经申请三次了。

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大家把充满兴奋、期待的目光投向拿着封好的信封走向萨马兰奇的三位监票人，事后何振梁告诉夫人，三位监票人从他身后走向主席台时，不约而同地朝他眨了眨眼。萨马兰奇从何振梁身后经过时，也朝他轻微地点了点头。梁丽娟说：“这是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国外朋友的共同愿望，大家都期盼这个好消息。”

萨马兰奇先对各申奥城市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然后不动声色的宣布：“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第29节：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正在美国访问的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说：“不仅是中国，对全世界华人来说都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希望能办成奥运史上最好的一届。”台湾行政院13日夜，公布了祝贺北京申办成功的发言。台湾奥委会强调“这是两岸的共同胜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通过新华社发言：“我确信2008年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奥运会，给奥运史添上新的一章。”

当带着胜利回来的何振梁在机场看见前来迎接的荣高棠时，两位老人相拥而泣。

两个月后，9月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在世贸组织总部举行正式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1987年3月4日成立的中国工作组也随之结束历时14年零6个月的历史使命。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4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1日，会议同意台湾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世贸组织。12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第143个成员。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12月11日，第一批7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得了在华经营许可。12月，加拿大对来自中国的汽车挡风玻璃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12%。2002年3月，温州打火机协会自发赴欧交涉欧盟抵制中国打火机法规。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

挑战、机遇、跌倒、成长，中国要面对的世界更加广阔、更加精彩。

“入世”，这个简称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会有更多的理解，也许一个孤芳自赏太久的清高者，终于要跟其他人一起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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