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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歌唱祖国

-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

-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2）

-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 敖包相会

- 我们的田野

- 我的祖国

- 让我们荡起双桨

-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 送别

- 婚誓

-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九九艳阳天

- 洪湖水浪打浪

- 蝴蝶泉边

- 娘子军连歌

- 山歌好比春江水

- 打靶归来

- 马儿啊，你慢些走

- 学习雷锋好榜样

- 谁不说俺家乡好

-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英雄赞歌

- 唱支山歌给党听

- 红梅赞

- 翻身农奴把歌唱

- 长征组歌（1）

- 长征组歌（2）

-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 北京颂歌

- 祝 酒 歌

-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 我爱你，中国

- 乡恋

- 外婆的澎湖湾（1）

- 外婆的澎湖湾（2）

- 军港之夜

- 海军战士

-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 万里长城永不倒

- 童年

-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 鼓浪屿之波

- 我的中国心

前言

歌是人类历史最为久远的文化现象。原始社会，人们在狩猎、祭祀、婚恋、放牧等活动中萌生了歌唱的需求，因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中国的《诗经》即是歌的总集，只可惜我们今天已不能将其唱出来了。中国是歌和诗的国度，历朝历代留下的歌数不胜数。这些歌中承载着先民的历史，记录着民间的生活。所以，有人说，歌是人类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有人说，歌曲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对老百姓是这样，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近代的中国经历了百年的凄风苦雨，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满目疮痍。领土被割占，生灵被涂炭，外国的兵舰在中国的内河中横行，如入无人之境……一个民族没有了尊严，一个国家失去了主权，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感到悲愤？然而，中国人毕竟是有血性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勇敢地站立起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要赢得民族独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在全世界面前站立起来。为此，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久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从荆棘中走来。一路风尘，一路坎坷。挫折铸造了坚毅，艰难练就了勇敢。面对强敌的觊觎，我们毫不退缩；面对贫穷的家底，我们奋力拼搏。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实现人民生活的富足，是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的共同愿望。如今，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雨磨练，其中的艰辛与喜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六十年的历程可以用歌曲来记录。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性作品。共和国成立最初的三年是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歌唱祖国》的雄壮乐曲表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自豪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则唱出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志气和勇气。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平安定环境的到来，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田园般温馨的画卷，于是有了悦耳的《我们的田野》和《让我们荡起双桨》，从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盼。

从1957年到1966年，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的十年。超越世界上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夙愿时时萦绕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脑海中，也化作亿万群众建设祖国的强大动力。这期间我们的确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正如《克拉玛依之歌》和《马儿啊，你慢些走》所展现的画卷。但是，这当中也出现了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失误，留下了沉重的教训。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面对严重的经济和生活中的困难，人们通过歌唱英雄，赞美家乡，表现出了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豪迈气概，于是有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谁不说俺家乡好》等一批鼓舞人心的歌曲。这个时期，尽管在文化思想领域存在“左”的东西，但歌唱美好生活、歌唱爱情的歌曲并不少，像《婚誓》《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电影《刘三姐》《阿诗玛》的插曲等，真正成为共和国歌曲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这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的一场灾难。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歌曲也打上了时代烙印。《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颂领袖的歌曲成为了歌坛的主角。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许多优秀歌曲被禁唱，词曲作家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曲《祝酒歌》响彻大江南北，一扫压在人们心头的阴霾，人民群众终于可以舒展歌喉，歌唱久违的“春天”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左思潮被摒弃，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遍中华大地。用歌声来描绘新生活，有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好日子》；用歌声赞美祖国，有了《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用歌声展望新的时代，有了《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用歌声洗刷百年耻辱，有了《东方之珠》《七子之歌——澳门》，等等。这一切都是对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的最好诠释。

共和国走过的六十年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我们希望通过歌声展现这六十年的不平凡历程。在这里，我们选取了87首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歌曲，通过叙述它们创作的背景以及创作和流传中的故事，来纪念共和国的六十华诞。用《难忘今宵》中的一句词来说就是，“共祝愿，祖国好”！

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2008年8月8日，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一个稚嫩的童声在整个体育场的上空回荡，这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用她的歌声表达了对祖国深切的爱，更代表全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当代中国的风采。《歌唱祖国》，这首让人再熟悉不过的歌曲，伴随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与奋斗历程，也见证了新中国六十年的光辉历史。在奥运会开幕式的会场上唱响的《歌唱祖国》，再一次点燃了全世界华人心中的爱国之火。

《歌唱祖国》这首歌曲诞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1950年9月，天津市音工团（天津歌舞剧院的前身）的团长王莘到北京出差，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忍不住下了车。王莘一直想写出一首赞美祖国的歌，这时的他望着五星红旗在蓝天下迎风飘扬，映衬着广场上的庄严神圣，一股创作的清泉在他的脑海中涌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四句歌词从脑中闪过，他一下子激动万分，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他随着前进的列车，又写出了“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整首歌的第一段歌词就这样诞生了。他一边写词，还一边手舞足蹈地打着拍子，王莘就是用这样的激情，写出了整首歌的曲谱。

回到家之后，王莘不顾旅途的疲惫，又和妻子讨论起下面的歌词，第二段要写新中国经历过的苦难，第三段要写党和毛主席。夫妻俩一夜未眠，终于把整首歌创作完成。之后，他找到音工团里演唱队的副队长王巍，说：“我写了一首歌，你们找几个人试唱一下，听听效果。”于是，这个当年只有十九岁的小伙子找来几位合唱队员分头抄好歌谱，王莘就指挥大家唱了起来。刚刚唱了一遍，大家就喊起来“太好了”。当时演唱队的队员们都是刚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亲身经历过贫穷、落后、战乱的旧中国，当他们唱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唱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时，个个激动万分，心潮澎湃。

1951年初秋，诗人艾青在北京时得到了《歌唱祖国》的歌词，读过之后十分激动。于是，他把这首歌发表在自己任副主编的《人民文学》上，并帮王莘修改了两处歌词。一是把原句“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改成了“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另一处则是把原句中“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成了“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通过这样的修改，使歌词从整体上看更加大气磅礴，铿锵有力。《歌唱祖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艾青还特地打电话给王莘，表达了修改歌词的用心。

《歌唱祖国》的首场公演是在天津耀华中学礼堂，王巍领唱，王莘亲自上台指挥。在演唱的过程中，男高音王巍非常激动，当他唱到“谁敢侵犯我们就叫它灭亡”时，观众都被这种昂扬的曲调所感染，全场沸腾了。公演结束后，王莘又带着这首歌到了南开大学、天津纺织厂等地。很快，《歌唱祖国》在天津的学校、工厂里传开。1951年，北京工人合唱团把这首歌录了下来，并在北京电台播放。1951年年底，当时的中国唱片厂把中央乐团演唱的《歌唱祖国》录制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唱片。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要求除《国歌》外，全国人民要普遍学唱《歌唱祖国》与《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在国庆节时，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报纸用半版篇幅刊登了这两首歌曲，并有孙慎的简要说明。孙慎在短文中称赞《歌唱祖国》“曲调流畅、嘹亮，是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歌曲中较好的一首。全曲展现着无限的骄傲和热情，歌唱我们美丽、伟大的祖国，勇敢勤劳的人民和幸福美好的新社会”。

周恩来总理非常喜欢《歌唱祖国》这首歌。1965年春天，周恩来在天津观看了由王莘谱曲的《王杰赞歌》之后，兴致勃勃地邀请王莘指挥剧组人员一起唱《歌唱祖国》，他一边拍手一边也高声地唱着，当有人在唱到“谁敢侵犯我们就叫它灭亡”这一句时，把“灭亡”唱成了”死亡”，周恩来当时就听出来了。过后他问王莘，“王莘同志，我记得你的原词是‘灭亡’，不是‘死亡’，现在有人唱成了‘死亡’，到底是改了不是？”王莘回答说：“没有改，还应唱原词‘灭亡’。”1968年，周恩来把王莘叫到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他告诉王莘，在国庆前夕，他请三军合唱团的同志唱了三首歌：《国歌》《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现在就请王莘来听听，这三首歌唱得怎么样。周恩来说完，就坐在地毯上，和王莘一起听了起来。三军合唱团唱完之后，周恩来很高兴，他鼓掌说：“你们是音乐家，你们说唱得好，我听了也觉得很好，今年国庆期间，全国高唱这三支歌！”

在“文革”期间，文化领域一片混乱，王莘的《歌唱祖国》也未能幸免，江青批评这首歌没有赞美“文革”，没有赞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歌唱祖国》中“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被篡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破四旧，斗批改……”，整个三段辅歌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江青下令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交响乐队伴奏，并灌制成唱片，在广播电台播放。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国庆前，《歌唱祖国》才改回原来的歌词，还其真正的歌曲原貌。

从《歌唱祖国》诞生之日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个春秋。如今，这首歌已成为中国重大国务活动、外事活动以及各种会议的礼仪曲、开场曲或结束曲。贺敬之在这首歌发表五十五周年时，曾在致王莘的贺词中说道：《歌唱祖国》“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代强音，是中华民族振兴的不朽之歌”，“今后必定还会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 继续唱响在全中国人民和海外爱国同胞的口中和心中”。

（王秋艳）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

1950年10月，当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迎来一周年生日的时候，邻邦朝鲜发生的战争已然有扩大之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着干涉朝鲜战争的旗帜，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扑来。美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长期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个时候派兵奔向中朝边界，很难想象它下一步会干什么，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危险。此时此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在抗美援朝岁月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战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响彻朝鲜战场和祖国大地，拨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中华儿女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英勇厮杀，浴血奋战。

说起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呢。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预备炮兵部队，奉命第一批入朝参战。部队入朝参战前夕，连营层层召开誓师大会。作为连政治指导员的麻扶摇很快拟好了全连的出征誓词，可又总感到意犹未尽。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新生的共和国，部队用汗水浇灌的大片豆田，鸭绿江对岸翻滚的战火，战士们激昂的求战情绪，时刻萦绕于他的脑海。麻扶摇想，现在集结在鸭绿江畔的志愿军将士高昂的士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长期经历内忧外患逐渐培育起来的浩然正气，在新中国人民身上的升华和历史延续吗？于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的词句，便跃然纸上。接着，他的思绪向志愿军战士们的思想深层延伸。部队进入临战准备以来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爱国主义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像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为了表现指战员把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融为一体的博大胸怀，同时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他又写下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麻扶摇越写心情越激动，思路也更加豁然。第二个句子落笔后，他便集中于对战争前途的思考。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交战，肯定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全国人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终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打败美国侵略者。于是，他写下了第三句话：“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是在号召，也是在呐喊，既是对指战员的神圣使命感的写照，也是自我感情的抒发，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魂的热情歌颂。这样，这首后来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词，就以诗的形式产生了。但当时麻扶摇并未意识到在创作什么，只是感到烈火在胸中燃烧，不吐不快。写完这首诗后，他感到心情舒畅，内心获得极大的满足。

第二天，麻扶摇把这首诗作为出征誓词的导言，写在黑板上，并向全连同志作了宣讲，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表达了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在全团动员誓师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师党委的战斗动员令后，各连纷纷上台表决心，麻扶摇也代表五连登台宣读了出征誓词。大会之后，团政治处编印的《群力报》和师政治部办的《骨干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当时，连队一位粗通简谱的文化教员为它谱了曲，并在全连教唱。当1950年10月23日炮一师入朝时，麻扶摇所在的连队就是唱着这首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2）

后来，麻扶摇惊奇地发现，一支支后续入朝的部队都唱着一首曲调乐观、雄壮而坚定有力的歌曲，歌词与他写的这首诗基本相同。麻扶摇感到万分激动，连队干部战士也都惊喜地问他原因，可是当时由于战斗频繁，消息阻塞，麻扶摇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委。直到1953年，麻扶摇才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最后形成的来龙去脉。

原来，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炮一师进行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诗，认为其主题思想明确，战斗性强，很适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就把这首诗放在第一次战役之后他写的一篇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的开头部分，并作了个别修改，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的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增强了读音的脆度。当时陈伯坚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好说“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通讯，并把这首诗排在标题下面，以突出的位置介绍给读者。这样，这首诗就从朝鲜前线传回国内。当日日夜夜注视着朝鲜战局，情系志愿军的祖国人民读到这首诗时，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一天，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被深深感动了，并产生了创作欲望，他仅用半小时就谱出了曲。他还接受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建议，把“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把“打败美帝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国野心狼”，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国野心狼”为题，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交给了《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诗人袁水拍。11月30日《人民日报》和12月初《时事手册》半月刊，先后发表了这首歌。歌曲发表后，周巍峙总觉得歌名不够理想。恰在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大市委主办的《民主青年》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在12月1日出版的第117期上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周巍峙发现后很高兴，认为“战歌”一词用得好，与词的主题思想和曲的旋律都很贴切，于是就将这首歌曲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就把这首歌曲认定为自己的战歌了。它像嘹亮的进军号角，鼓舞着广大指战员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打败美国野心狼”，奔赴朝鲜战场，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英勇作战，对鼓舞志愿军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首歌曲是表现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志愿军和全国人民的钢铁意志和坚强信念，因此，它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博得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重视和赞誉。1951年4月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名，再次向全国推荐此歌。4月2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规定，以《国歌》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两首歌曲作为全国人民“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基本歌曲。1953年政务院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共同开展对1949年至1952年间的群众歌曲评奖活动，经过由下而上的推荐，从三年间全国发表的万余首歌曲中，评选出了一等奖歌曲九首，其中就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为了给作者发奖，有关部门辗转查找，最后终于在炮一师找到了麻扶摇。以后，所有刊物再发表这首歌曲时，词作者都改署了麻扶摇的名字。但麻扶摇一直认为原署名“志愿军战士”更确切，因为是他们以自己的英雄行为描绘了歌词的意境，用发自内心的豪言壮语表达了歌词的主题思想，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作者。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每当重唱这首歌曲时，它那乐观、坚定、充满信心的旋律，依然令人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激励人们前进的号角。

（刘达丽）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一首典型的内蒙民歌风格的艺术歌曲。这首歌自1952年创作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被广为传唱，经久不衰。民族的也是生活的。这首歌之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就在于他源于民族，来自于生活。它的生命力就在于集聚了丰富的民族特色。

这首歌歌词立意深刻，充满诗情画意。作者吸取了内蒙民歌的素材进行创作，一开始“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两句，写得舒展悠扬，具有浓郁的草原风味；接下去的“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两句，含蓄动情，委婉自然。难能可贵的是，全曲仅以一个乐段，十二个小节，就完美地表现了整个歌词的意境。唱起这首歌，人们就像身处辽阔的草原，对家乡的爱恋之情从胸中汩汩流出，对党和祖国的感激之情灼热了自己的心窝。

蒙古作曲家美丽其格回忆说：“我在创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时候，受到家乡草原的一些民歌、科尔沁草原上原汁原味的民歌的影响。我和草原有着很深的渊源，我在这个民歌这个气氛里长大，当时并没想到我由于哪一个歌，来作为引子怎么发展它，怎么发挥它。创作的时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我入学了，入学了以后一年级需要上歌曲做法，当这个歌曲做法课结业的时候，要求每一个同学都要交一首歌，我经常跟我的同学们谈起家乡草原的一些风俗、习俗。我会拉潮尔，有时候也给他们拉一拉，同学们就提出来还不如你把你跟我们讲的，写成歌多好啊。这样就提示了我。我拿潮尔，一边拉着一边哼着，这个曲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填的词。写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也是对家的怀念：‘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

“在我记忆里头，首唱是我们同年级在声乐系的一个女同学，她名字叫陈尚文，这个同学给我唱的，可巧这一天是个什么欢庆节，还是什么联欢节 ，记不太清楚了，唱完之后，得到掌声非常热烈。同学们说《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很好听，纷纷过来抄曲，有时候抄不过来。我同班同学们也都抄过，放完假了，这些同学天南海北都有，所以这个歌就慢慢那么传出去了。在1954年，文化部和文联搞了一个活动，群众歌曲评奖得了一等奖，广播电台、歌曲刊物，他们来要稿，就这么慢慢传，就传开了，这首曲目也是同学们必唱的一个曲目。后来，还作为教材选入教科书。我觉得吴雁泽老师演唱得很到位，他把整个曲调和歌词的情都唱出来，后来又高腔上去，很漂亮、高亢。”

中国的男高音歌唱家们不少人都唱过《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楼乾贵、朱崇懋、刘秉义等都多次唱过它，而唱的时间最长、对它感情最深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了。“文革”后这首歌获得了新生，吴雁泽在演唱时处理了一下，把“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两句连起来唱，结尾又是一个大跳，把草原的辽阔和对新生活的赞美体现在一种新的唱法中，这样的处理也得到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等人的赞同。对吴雁泽本人来说，这首歌成了他的保留曲目之一。他曾经在公众场合满怀深情地说：“我从当学生时就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不仅表现了蒙古族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性格，还唱出了蒙古族人民的心声，更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的歌词原来是用汉语写的，后来由蒙古族诗人那 · 赛音朝克图翻译成了蒙古语。在牧区，人们用蒙古语演唱，表达更为自然流畅。“文革”中，这首歌的歌词曾经被改写，“白云飘”改成了“红云飘”，“百鸟齐飞翔”改为“战歌更嘹亮”，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了原貌。

这首歌不仅影响了很多人，它的创作对美丽其格本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又到莫斯科去留学。在莫斯科，这首歌被翻译成俄语，受到了苏联人民的喜欢。世界上有不少人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草原，认识了内蒙古，认识了中国。

（刘达丽）

敖包相会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

在许多人印象当中，《敖包相会》是一首民歌。其实，这是195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这部电影是根据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创作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而他也是这部电影插曲《敖包相会》的词作者之一。

这首海内外尽人皆知、人人都能唱的歌曲《敖包相会》，使得“敖包”一词在中华各民族当中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可是对蒙古族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敖包，仍然是一个模糊或陌生的概念。许多男人在唱着《敖包相会》，把美丽的姑娘等来了，却可能一直没弄清敖包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敖包可能指的是蒙古包，也有人说是寺庙，这都是对敖包一词的误解。其实，“敖包”是蒙古语译音，意为用木、石、土垒成的堆。祭祀敖包，是古老、神奇的蒙古高原上最常见、最热闹的祭祀活动。在这一祭祀活动中，敖包是祭祀天神、自然神或祖先、英雄人物的祭坛。许多学者认为，它最初的意义，便是路标。它是人们为了在茫茫草原上辨方向、求生存而动用的智慧之举。后来，逐渐演化为一种图腾，崇拜它，信仰它，对它许心愿，祈求幸福，这便成为人们在生存之外求发展的愿望。就这样，敖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越积淀越深厚，越流传越久远。随着历史的发展，敖包作为路标的作用日渐淡去，逐渐成为一种祭祀、纪念活动，再后来又带上了旅游文化的色彩。

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插曲《敖包相会》，由著名作曲家通福根据科尔沁民歌《韩秀英》音乐素材创作，由海默和玛拉沁夫作词。

1952年夏天，一彪人马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巴彦呼硕敖包山安营扎寨，他们就是《草原上的人们》电影摄制组。电影拍得很顺利，只是主题歌还没写出。出生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巴彦查岗的作曲家通福已经构思了许多优美动听的乐句，只是一时还没找到理想的歌词。他不得不按下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冲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海默徜徉在巴彦呼硕敖包山上。头顶是一轮明月，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恩和森和乌日娜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闪现在眼前……此刻，海默的情绪来了，一句句优美的歌词从天而降，跳在眼前。他捕捉灵感，掏出纸笔，一挥而就。他马不停蹄地去找通福。通福看后，兴奋地说：“天助我也！”于是，一首附带着草原深情地天籁之音问世了。

岁月无情，“草原上的人们”有的已经作古，电影情节也早已被人们淡忘，而海默和通福的珠联璧合之作《敖包相会》却久唱不衰。

（刘达丽）

我们的田野

这是一首有着美不胜收的歌词，美不胜收的旋律，带给人们美不胜收的感情和美不胜收的享受的歌曲，它的名字叫《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的肥大。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风吹着森林，雷一样的轰响。伐木的工人，请出一棵棵大树。去建造楼房，去建造矿山和工厂。

高高的天空，雄鹰在飞翔。好像在守卫，辽阔美丽的土地。一会儿在草原，一会儿又向森林飞去。”

这首田园诗般的歌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的共和国经过了抗美援朝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和平的生活终于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为了使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经历过苦难的中国人民以百倍的激情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之中来，共同勾画着美好的明天。

1953年，作家管桦为组歌《夏天旅行歌》撰写歌词，《我们的田野》是其中的第三首。管桦，原名鲍化普，河北省丰润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后任冀东报社记者，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行军》。1942年在冀东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任队长、副团长。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曾写了一些歌词、剧本和中篇小说。其中话剧《胜利而归》受到军区通令嘉奖并荣获朱德奖章。建国后从事歌词写作和小说创作。他与作曲家张文纲合作的《飞虎山故事大合唱》，在布加勒斯特世界音乐作品比赛中获得三等奖。他为儿童们写了大量歌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一些歌曲传唱久远，多次获奖。50年代还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较著名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生动的塑造了勇敢机智的抗日小英雄形象。有着农村丰富生活经历的管桦，把现实生活中的美景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巧妙地柔和在一起，写出了《我们的田野》这首犹如水彩画一般的优美抒情诗。

歌词第一段先写宏观景象——田野，以及田野上的河流、稻田；第二段镜头拉近到湖泊中的“荷花”“鲤鱼”“芦苇”和“野鸭”，景色安排层次分明，动感强烈，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第三段写森林和伐木，着意刻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景象；最后一段面向高空，通过拟人的雄鹰动态，寄托了祖国建设者、保卫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田野的舒展、开拓、生机和律动，给人们无限的遐想。这里蕴藏着财富，孕育着希望。歌颂美丽的田野，歌唱秀美的大自然，将唤起孩子们从小热爱美丽的祖国，长大开发丰富宝藏的热情，将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美好的种子。

管桦的歌词完成后，作曲家张文纲很快就谱成了曲。张文纲是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1945年毕业于重庆音乐学院作曲系。建国后历任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创作组组长，《儿童音乐》主编，中国音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作品有歌曲《牧羊女》《忆江南》等。大合唱《飞虎山》1951年获布加勒斯特“国际歌唱和平及人民友谊”群众歌曲比赛二等奖，《我们快乐地歌唱》1954年获全国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在回忆这首歌的创作时，他说：“离我不远的一个小土岗上有站着、坐着、趴着的一群少年队员，面对夕阳，望着前面的湖水、稻田、森林和远山，有人还伸出手，指着这边、那边。我听不见他们是在说些什么呢，还是在唱些什么。我想象他们是在欣赏辽阔、美丽的祖国大地，轻轻地唱着，从内心深处唱出一支歌。”同样的感受使得作曲家把优美的歌词谱写的更加完美，那无边的田野、翻滚的麦浪、翱翔的雄鹰等形象栩栩如生，带给人非常美好的愿望和感受。

《我们的田野》诞生以后的五十多年间，除了在“文革”时期被禁唱以外，始终是少年儿童十分喜爱的保留歌曲。1980年《我们的田野》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选一等奖，1993年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涤 非）作曲家张文纲

我的祖国

你还记得自己的故乡吗，故乡对人来说总是有那么多的不舍与依恋，无论走在哪里，故乡永远都是心中最美好的地方。这是一首关于故乡的歌曲，歌曲中曾经哺育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美丽，听着歌曲仿佛回到了故乡一般。这就是歌曲《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没有人能说这不是优美的旋律，没有人能说这不是明亮的景色，更没有人能说这不是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沉感情。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上甘岭》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邻邦朝鲜的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影片讲述的是1952年秋天，志愿军与美军争夺上甘岭阵地的故事。在影片中，八连连长张忠发带领全连拼死守护上甘岭，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状态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场面。七连指导员负了重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他多么想再看一眼久违的故乡，在护士小王的歌唱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首歌就是《我的祖国》，它把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感情激发出来，禁不住地赞美祖国的辽阔与博大。

《我的祖国》成了不朽的经典，每当想起就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这一切都要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和曲作者。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我国著名的词作家乔羽，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刘炽。

影片拍摄于抗美援朝结束后的1955年。在最初的时候，由于时间紧张，影片的导演沙蒙与林彬、曹辛和几个同事合作了一首《我的祖国》，并把它拿给刘炽看。当时的歌词是“祖国啊，我的母亲，你的女儿，离开了你的怀抱，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在我们的身后，有强大的祖国……”但是刘炽提出歌词没有韵律，很难写曲。这可难坏了导演沙蒙，此时刘炽提出让乔羽来写词。于是导演赶忙发电报给乔羽，请其为电影写词。

乔羽，原名庆宝，山东济宁人，有“词坛泰斗”之称。他于1946年入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建国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创作员，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词。

要说乔羽写这首歌那可是绞尽脑汁。1955年的时候，乔羽正在江西体验生活，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报，请他尽快返回长春为电影《上甘岭》作词。当乔羽赶回长春时，电影的拍摄已经快结束了，因此要尽快拿出一首歌给影片。当看完了在摄影棚搭建的“上甘岭坑道”后，导演沙蒙对乔羽说：“你的歌就在这洞里唱。”乔羽问沙蒙：“你想要我写什么样的歌？”沙蒙说：“写一首将来我的电影没人看的时候，但大家还要唱的那种歌。”乔羽心里说，不敢随便写，也不知道写什么好。在家憋了几天之后，乔羽仍然没有头绪。就在这种极度的困惑之下，乔羽决定抛开战场上的雄壮，写了一首看似与电影毫不相关的歌词，词中把自己在长江边上看到的风光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拿着这首歌给导演看，导演看后半天都不说话，最终决定采用这首歌。

后来，沙蒙又来找乔羽，问他写的是不是长江，得到肯定后，他问能否把歌词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乔羽认为：“用‘万里长江’‘长江万里’也可以，气势也大。但长江虽长，在全国的范围内还算少数，没见过长江的人也有很多。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了亲切感。而且从对祖国的体会来说，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总会有一条河，河上发生的事情与生命息息相关，寄托着你的喜怒哀乐。只要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我想还是用一条大河更好些……”听到乔羽这些话之后，沙蒙决定对歌词不做修改。

当曲作者刘炽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便被他的意境所吸引。为了更好的表现这首歌，刘炽找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受欢迎的十首歌曲。为了分析把握这十首歌曲的旋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唱着这十首歌，唱累了就用笛子吹，整整一个星期，足不出户。就是这种执着让刘炽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旋律，让这首曲调极其优美的歌为后人传唱，经久不衰。

歌曲创作出来之后，导演找来很多当时有名气的歌唱家演绎这首歌，但是都不理想，有人提出让中央实验歌剧院的郭兰英试试。郭兰英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于是就演绎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的祖国》。歌曲录制完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将它作为非电影插曲播了出去，引起了强烈反响。电影播放之后这首歌更是家喻户晓。

在2006年共青团广州市委公布的“我最喜爱的歌曲”调查结果中，《我的祖国》排名前十位。《我的祖国》是中国电影歌曲历史?的一座巅峰。它表现出无数人爱恋祖国、热爱家乡的宽广情怀，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葛蓓蓓)曲作家刘炽

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在20世纪50年代可谓是红遍华夏大地。它是电影《祖国的花朵》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5年摄制完成的，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儿童影片。作为儿童电影的插曲，这首歌充满了童真、童趣。一群孩子课余之时，在北海公园湖中划船，水面倒映着白塔、绿树红墙，水中鱼儿在畅游，勾画出纯真幸福的童年。这首歌曲以其优美舒展的旋律，诗情画意的歌词，出神入化地描绘了北海公园秀丽的景色和少先队员泛舟碧波之上尽情欢乐的情景。重温这首童年时记忆深刻的歌，仿佛让我们又回到了那遥远的时代。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我国著名的词作家乔羽。他因创作了《我的祖国》《牡丹之歌》《人说山西好风光》《难忘今宵》《思念》《说聊斋》《巫山神女》《夕阳红》《爱我中华》《祖国颂》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成为人们熟知的词作家。为这首歌谱曲的是著名曲作家刘炽。说起刘炽这个名字，许多人并不太熟悉，但一说到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和《英雄赞歌》，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些歌曲都是由刘炽作曲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大型合唱《祖国颂》以及歌曲《新疆好》、舞曲《荷花颂》、歌剧《阿诗玛》等也出自他的手。

1955年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开拍，需要录制一首主题歌。于是，作曲家刘炽拿着两份《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谱子，出现在了少年广播合唱团的排练厅。这两套曲子，一个四二拍，一个八三拍，他让合唱队员和小演员们都听听，看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大家都给四二拍的谱子投了赞成票，理由是“有划船的感觉”。经过慎重选择，一个叫刘蕙芳的小女孩成了歌曲的领唱，而且还要求她穿着白衬衫小花裙子，在电影里当一回“群众演员”。回忆起当年录音的情景，已经六十多岁的刘蕙芳老人说，录音通常都在中央广插电台的录音室里完成，许多小朋友按照合唱的队列站好，根据老师的指挥来演唱歌曲。不过，当年的录音方法跟现在不同，没有那么多技术手段进行剪接润色，因此必须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有任何意外声音，哪怕是出现一点点杂音，也必须从头再来。一首几分钟的歌曲，录制一天半天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她还记得，一次录音用掉了整整一个上午，一个小朋友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录音师一听：“这是谁的肚子叫呢？都给我录进去了！不行，重来一遍！”

电影《祖国的花朵》一经上映，立刻引起了广大儿童观众的喜爱，特别是里面的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歌词琅琅上口，优美抒情，旋律委婉，词曲浑然一体，唱出了童年时代独有的气息。正是由于歌曲所包含的那欢乐的童年剪影，引起了小朋友的共鸣，使这首歌历经时代变迁，却依旧没有失去它独有的光华。

2003年，北京电视台的“七色光”栏目推出了大型音乐歌典《童年的歌》，其中收集了大量的优秀儿童歌曲，并将它们制作成了儿童音乐电视，在栏目中播放。《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作为久经传唱的经典作品也被收录其中。优秀儿童歌曲是少儿走向生活、追求未来的向导，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儿童歌曲既属于孩子们，也属于时代，属于社会。《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创作在五十多年前的作品，至今仍深受孩子们喜爱，也证明了它在儿童音乐创作上所具有的艺术价值，这种价值不会因时间而褪色，反而会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闪光。

（王秋艳）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中国大地上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已经成为了人们心中不朽的经典。它所表现的情感也成为了革命乐观主义的代表。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1956年这一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程。为了忆苦思甜，同时丰富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改编自刘知侠的同名小说《铁道游击队》。电影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地区的矿区出现的一支队伍，他们人数不多，以王强、刘洪为首，“飞车搞机枪”“智打票车”，不断在铁路线上和日本侵略者较量的故事。

作为电影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成功地烘托了电影的气氛，把电影的感情推向高潮。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前后夹击的危险时刻，游击队被困在微山湖中的一个孤岛上。敌人的进攻又一次被打退了，队员们正在战斗间隙中休整，太阳就要落山了，这一天马上又要过去了。此时，队员小坡弹起了土琵琶，放声高歌起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已经来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多么的闲情逸致，可谁能想到这群人刚刚还在与敌人厮杀，奋不顾身的为国而战呢。强烈的反差衬托出了革命战士对胜利的信心，让人顿时振奋。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无疑是成功的，这首经久流传的歌曲是作曲家吕其明谱曲的。1956年春天，电影导演赵明邀请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谱曲。当时吕其明只有二十六岁，接到这个邀请自然欣喜异常。为了写好这首歌，他开始翻阅同名小说，查阅电影文学剧本，深入了解电影的人物情节等。据吕其明回忆：“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是被影片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也被游击队员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动。他们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脑际萦绕，我赞叹，我激动，我不能不动笔写作了。”这种感情使吕其明充满了信心，为歌曲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后来讨论全片的音乐时，导演和吕其明都赞同在故事的高潮之前为战士们配一首歌。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要怎么才能配合电影中人物的形象呢？这些成为了吕其明关注的焦点。经过反复思考，吕其明认为，这些战士是普通的战士，没有高深的学问，只有朴素的感情，他们的歌曲也必定是通俗易懂积极向上的。歌曲的语言要生动形象，当地的民歌就成为了取材的首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卢芒和何彬很快创作出了简单生动的歌词。吕其明很快为歌曲谱了曲，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吕其明说，这虽然是一首民谣体的歌曲，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改编民谣，而是以自己对山东地区民谣的了解，加上自己的音乐知识，将两者合二为一，才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说，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流传许久，更没有想到这将成为革命歌曲中的经典之作。歌曲能够流传或许是歌曲充满生活气息，扎根于民族的原因吧。

“文革”开始后，江青把《铁道游击队》等多部国产影片列为“毒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就成了禁曲，被认为“很不健康”。就这样，优秀的革命歌曲被打入冷宫。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能够重新见到这部电影，重新听到这首优美动听的旋律。

（葛蓓蓓）

送别

说到名为“送别”的歌曲，很多人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民国时期李叔同创作的《送别》。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一首名为“送别”的歌曲，并不是家喻户晓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而是建国初我国拍摄的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别》。可能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记得那部曾经深受欢迎的电影《怒潮》，对其中的插曲《送别》也可以哼唱几句。改编自这首歌的音乐今天也随处可见。

电影《怒潮》讲述的是1927年湖南某县乡农会主席邱金与县农会主席罗大成组织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故事。在刘家桥桥头上，人民群众纷纷来给罗大成送行。邱金紧紧握住罗大成的手，罗大成坚毅地说：“我们工农自卫队不能解散。”此时，响起了渔夫老人唱的这首《送别》。歌曲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邱金和罗大成深厚的阶级感情，把对革命的信心和对革命同志即将离去的依依不舍展现出来。歌曲把革命的感情和湖南人民群众的地方色彩融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烘托电影氛围的任务。

《送别》在电影中的地位是突出的，导演为其留下了很大的篇幅，再加上歌曲的歌词易记，很快就成为当时流行的电影歌曲之一。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歌曲哀而不伤，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向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背景下，影片中的音乐既要表现革命的氛围，同时又要符合人民群众的现实情况，不能曲高和寡。创作者在创作音乐时，深入考察地方生活，搜集素材，以当地民歌为原型，成功地将民歌部分旋律在新的思想指导下改编。《送别》以当地的《浏阳河》为蓝本，再加工创作，形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送别》。

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有人把歌曲当成是爱情歌曲来唱，还有人把歌曲的革命气息完全唱没了，还添油加醋了一些哀怨轻佻的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对影片《怒潮》进行了打压围剿，给影片扣上了很多莫须有的帽子。影片中的音乐《送别》更成为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代表。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怒潮》才和他的插曲《送别》重见天日，与广大观众见面。我们今天听这首歌，依然可以感受到歌曲中的革命乐观气息，感受到上个世纪20年代的风风雨雨。

（葛蓓蓓）

婚誓

“阿哥阿妹的情意深，好像那芭蕉一条根。阿哥好比芭蕉叶，阿妹就是芭蕉心……”

世上爱情歌曲千千万万，有的含蓄，有的直率。这里展现在大家面前的爱情诗篇，就是这么真挚，这么直率。这里没有丰富细腻的多层次的情感宣泄，有的就是真情的直接流露。

这首缠绵的情歌出自于电影《芦笙恋歌》。

在我国云南省澜沧江流域，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拉祜族，他们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歧视，也使得他们形成了反抗的坚强性格。

《芦笙恋歌》讲述的是拉祜族青年扎妥和娜娃在热恋中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为我磷矿勘察队找矿的故事。故事优美、传奇，是中国电影史上爱情题材的经典作品。

飞流直下的瀑布边，扎妥吹着芦笙，娜娃演唱着《婚誓》，配合着歌词的意境，镜头借助民族乐器芦笙演奏的凄婉悠扬的曲调，自由转换，俩人一会儿出现在巴蕉林中，一会儿荡漾在秋千上，一会儿矗立在山颠上。音乐与画面交相辉映，彼此渲染，形成民族题材中爱情场面所特有的缠绵和绚烂。《芦笙恋歌》上映后受到年轻观众狂热追捧的同时，却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主流舆论的严厉批评，被贴上了“猎奇”和“人性论”的标签，诸如“主题思想模糊”“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感情的化身”等等。

不过，或许正是这种“爱情至上”或者“浪漫爱情传奇”，给影片的音乐创作提供了用武之地。著名作曲家雷振邦运用拉祜族伴着芦笙演奏跳舞的民族传统，同时加入了民歌的曲调写成了影片的插曲《婚誓》，成为了影片最大的亮点。歌曲采用二重不同风格的表现方式，让你感到美不胜收，那种奔放热烈的爱情，让人难以忘怀。它不仅推动了影片情节的发展，深切地传达出了人物内心的感情，更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个观众。

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摄制的《芦笙恋歌》，其插曲《婚誓》曾轰动一时，由于它独特的民族韵味与悠扬的旋律，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人们称其为钻石级情歌，一直是翻唱率极高的歌曲。《芦笙恋歌》在1981年复映时，竟达到了1280个拷贝的惊人数量。更重要的是，影片同样受到了新一代年轻观众的狂热喜欢和追捧，“阿哥阿妹”式的爱情语言表达终于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婚誓》也自然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因为它宣泄了十年###使人们压抑了许久的情感，尤其是对爱情的渴求。如果说“恋曲1990”是90年代人们独特的爱情记忆的话，那么《婚誓》无疑就是80年代初人们独特的爱情记忆。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有了《婚誓》，80年代初人们的爱情生活不再是一片空白。一首产生于50年代的情歌承载了不同年代年轻人的爱情，这才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刘达丽）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

亲爱的朋友，想必你听过这首真挚抒情的歌曲。这首歌是中国20世纪少儿歌曲十大金曲之一，是经过全国百家少儿报刊及千万小读者历时半年投票评选出来的。如今的中年以上的人，都是唱着这首歌曲长大的，这首歌不知影响了多少人。在1980年全国第二次少儿歌曲评选中，这首歌获一等奖，曾被音乐家改编成小提琴曲演奏。

可是，这首歌却被许多人误解成是一首纯粹浪漫抒情的歌曲，唱也只唱它的第一段歌词，而后面的很大一部分被“删去”了。那么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著名作家管桦。1957年他响应“作家要安家落户”的号召，带着妻儿来到河北省丰润县的老家深入生活。他的老家旁边有一条河，鸭群在清清的河水中畅游，雪白的羊群在河岸边悠闲地吃着青草，农田里到处是乡亲们忙碌的身影……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明亮的月光下，管桦看到后院的打谷场上，农忙一天后的乡亲们正坐在一起开心地说笑、纳凉，妻子带着孩子们在打谷场边的大树下，一边挖蝉蛹，一边唱着欢快的歌儿。眼前这一切美好的生活，管桦不禁想起自己少年时代那一幕幕凄凉景象：村头雪地上冻死、饿死的尸体；吃不饱、穿不暖四处卖唱、讨饭的羸弱父女；扔下自己的孩子去给富人家当奶妈的邻居大婶……新旧社会生活的鲜明对比，激发了管桦的创作热情，他立刻回到屋子里，坐在油灯下，写出这首充满情感、富有生命力的歌词。这里表达了作家期望孩子们身心健康、愉快成长、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的心情。他认为，应多给孩子们讲一些童话、传说故事来告诉他们要孝敬父母，告诉他们母亲是伟大的，使孩子们得到无形中的感染。他说：“这跟爱国是一回事，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那么，你能热爱祖国吗？对母亲不孝，绝不会是爱国主义的。”

曲作家瞿希贤在谈到歌曲的创作时，曾感慨地说：“真想不到，一次奉命创作，居然会感受到那么多人的心灵。”1957年底，她所在的原中央乐团创作组负责人管桦，写了这首歌词，希望瞿希贤能为歌词谱曲。她一看，这不像是歌词，而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诗。但是，管桦是诗人、作家，又是领导，瞿希贤只得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地，她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所感动，于是，马上弹琴谱曲，一首感动无数人的歌曲由此诞生。

歌曲第一段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甜美的农村夜景：明月当空，孩子们围坐在丰收的谷堆旁，倾听妈妈讲故事。曲调优美宁静，节奏舒展。中段叙述了旧社会的痛苦生活，曲调起伏较大，音程大跳以及切分音的运用，表现了一种悲愤控诉的情绪。两句相同的曲调反复了四次，不仅加强了叙述性的口吻，也使得音乐素材简练集中。

这首曲调优美动听，感情真挚，叙事性强的少儿歌曲，发表在1958年《儿童音乐》创刊号上。这首为孩子们创作的歌曲，可以独唱也可以齐唱，全曲是一个有再现部的三部曲式。由于曲调亲切优美，婉转抒情，受到了少年儿童的广泛欢迎，成为历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刘达丽）

九九艳阳天

电影《柳堡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对其中的情节也是很熟悉。这部电影是建国初少见的军事爱情题材影片，给看惯了战火硝烟的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影片中典型的南方风情让人眼前一亮，优美的南方小调也为影片带来了神韵，使影片生动起来。有人说是影片中婉转的歌声把主人公的感情唱活了。的确，那首《九九艳阳天》穿插在电影中，把电影连缀起来，有效地表现出人物的感情变化。

《柳堡的故事》最初是作家石言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的小说，被南京军管会文艺处长赖少其、剧作家沈西蒙以及作家黄宗江看到后，决议改编成一个剧本，最终由黄宗江和石言两人合力改编。1957年剧本完成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它搬上银幕。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成为了该片的导演。片中人物很含蓄，话语很少，这样人物的内心表现就减弱了。为了能够深刻的表现主题思想，让影片中的人物更加活灵活现，创作班底决定加入一段音乐。

在写到李进帮老乡修房子时，黄宗江觉得这里应该有一段音乐，而且一定要是民歌体的。于是就把想法告诉了作曲家高如星，这样就诞生了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经典之作——《九九艳阳天》。《九九艳阳天》这首插曲取调于南方小调，风格与以往的革命题材影片中插曲的豪迈完全不同，表现的是一种婉约、宁静的感情。作为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完全融合进影片之中，与画面完美结合。小桥流水、绿色田园等苏北水乡如画的风景，配合动人的音乐很快就调动起了观众心中最柔软的感情。从这方面来说，《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好的电影插曲。

《九九艳阳天》在影片中出现了四次，每一次都将主人公的内心变化表现出来。第一次是在李进帮老乡修房子的时候；第二次是李进和二妹子之间产生感情，二妹子为部队战士洗衣服时；第三次是在李进为感情左右矛盾时；第四次是抗战胜利后，两人终于团聚的时候。四次歌声表现的意义不同，但都紧密的契合了影片，推动了电影的发展。1958年，随着电影的放映，《九九艳阳天》也迅速的传播开来，流行程度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大街小巷时常能够听到它的声音。

“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哎呦，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儿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这是多美的旋律。当时，《九九艳阳天》的传唱在社会上产生了剧烈的反响。群众的意见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认为这是靡靡之音，不应流传，另外一种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歌曲。反对者多认为，这首歌“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粉红色的爱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绪”，“感受到的是一种软绵绵的不够健康的情绪”，“好像是又听到了解放前扬州姑娘卖唱时的那种扭扭捏捏的音乐格调，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装饰上很相似”。

对于《九九艳阳天》的讨论，在电影上映后持续了很久，引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音乐》《北京日报》《大众电影》等报刊杂志都刊登过相关的讨论文章。例如《“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创作方向值得研究》《不应过分推崇“九九艳阳天”》《“九九艳阳天”唱起来不对劲》等群众文章。不仅如此，著名的音乐家也纷纷发表对这首歌的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这是一首比较成功的抒情歌曲，旋律优美，但是有一些缺点，唱得不好的话容易变得缠绵、隐晦。直至总参谋长罗瑞卿发表看法，认为“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这次讨论才渐渐平息。

“文化大革命”时期，《柳堡的故事》被看作是封资修的“大毒草”被禁播，《九九艳阳天》也被封杀，词曲作者因此被迫害。直到打倒“四人帮”，电影和歌曲才得以重见天日。

(葛蓓蓓)

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总是把人带回到那个红色的年代。在众多的革命经典歌曲中，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不仅歌词婉转，旋律优美，而且兼具革命歌曲和抒情歌曲的特点，也由此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传唱五十年经久不衰。

这首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幕红色歌剧《洪湖赤卫队》。它所展现的是，洪湖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也是以洪湖赤卫队为代表的洪湖地区民兵前赴后继、保卫苏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洪湖赤卫队通过发动群众，利用洪湖水泊网地的便利条件，开展游击战争，还建立了农协会、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组织。游击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运用多种游击战术，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在洪湖一带开辟了很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就这样，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却依然得到了稳步的发展。根据这个历史背景，湖北省歌剧团以梅少山、杨会君、张敬安、欧阳谦叔、朱本和为骨干的创作组集体创作了歌剧《洪湖赤卫队》。1959年夏秋之交，《洪湖赤卫队》由湖北省歌剧团在省委洪山礼堂首场公演，歌剧中演员的精彩表演，以及让人印象深刻的插曲，使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9年11月，湖北省歌剧团赴首都北京，在北京剧场汇报演出《洪湖赤卫队》。董必武、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演出结束时，中央首长还走上舞台和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自1960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剧团掀起了上演《洪湖赤卫队》的热潮。不论哪个地方，也不论哪个剧团和剧种，都上演《洪湖赤卫队》。在北京演出后，湖北籍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称赞这个戏编得好，音乐好，演员好。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观看演出后感慨：“我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的歌剧!”董必武则以诗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仿佛当年作斗争，韩英刘闯造型真。一篇史诗流传出，音乐悠扬更动人!”

正是歌剧的成功，使文化部党组决定，把洪湖赤卫队的故事搬上银幕。1961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电影《洪湖赤卫队》。自此，洪湖儿女这一段传奇的革命斗争历程，为更多的群众所了解，电影中由女主演王玉珍所演唱的那首《洪湖水浪打浪》，一时间更是为街头巷尾所传唱。

王玉珍是我国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十四岁那年，随家人在汉口生活的王玉珍报名参加所在区文化馆音乐班培训，天生的好嗓子和刻苦的学习使她得到报考艺术团（后来的湖北省歌剧团）的机会。进入艺术团后，她经常随团到农村演出，参加劳动，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底蕴。20世纪50年代后期，她深入到鄂西山区采风，发掘和演唱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龙船调》，并从地方唱到了北京。楚文化和民歌土壤的滋养，使王玉珍的歌喉和演技日臻成熟。1959年，歌剧《洪湖赤卫队》被搬上了舞台，二十三岁的王玉珍在剧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韩英。为了揣摩这个角色，她回到沔阳、洪湖，深入根据地体验生活。在舞台上，她一曲声情并茂的《洪湖水浪打浪》，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洪湖赤卫队》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60年，歌剧《洪湖赤卫队》被搬上银幕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有演职人员每天只有七两米的指标，常常要挨饿。为了拍好一场戏，她常常要战胜饥饿和寒冷的双重袭击。有一次，她在寒风中拍骑马的戏，虽然是在汽车上完成的，但那是在北方的寒冬里颠簸的几个小时，王玉珍完全是凭着自己顽强的意力坚持下来的。她出色的演技和动人的歌声征服了观众，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

《洪湖赤卫队》歌剧和电影的巨大成功，使王玉珍的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她所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也得到了全国群众的喜爱。周恩来总理非常关注《洪湖赤卫队》，他在谈到《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时，曾说：“我活了六十五岁，才找到了这么一首革命抒情歌曲。”1962年的一天，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专门安排了一次接见和联欢活动。他一走进大厅就说：“我看了你们的演出，非常高兴，你们演出很成功，我特地向你们祝贺。”随后，周恩来走到演员中间与大家握手。他向湖北省长张体学问道：“体学同志，《洪湖水浪打浪》很好听，你会唱吗？”省长不好意思地说：“我喜欢听，但没学会唱。”周恩来开着玩笑说：“那怎么行哩，大家都会唱，西哈努克亲王也会唱嘛，还是我教给他唱会的呢！”张体学接过话说：“我一定学会。还是您教我唱吧！”周恩来马上摇摇头说：“不，不，在行家面前我不敢教，还是请韩英同志教你吧。”周恩来说着望了望在场的王玉珍。王玉珍笑着为张体学解围：“张省长早就会唱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来！我们一起来唱。”在热烈的掌声中，乐队奏起音乐，总理和演员们一起放声唱起来：“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啊……”

时光荏苒，将近五十年过去了，伴随着《洪湖水浪打浪》这首不褪色的经典歌曲，我们仍然记起那段充满激情与抗争精神的岁月。时间可以改变人们周围的一切事物，却难以磨灭我们心中的记忆。

（王秋艳）

蝴蝶泉边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影片《五朵金花》。随着电影的上映，插曲《蝴蝶泉边》也被大众所熟悉，成为了20世纪的民歌经典。

说起《蝴蝶泉边》的诞生，不得不提到电影《五朵金花》的创作背景。1959年初，中国的文艺界掀起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些为国庆创作出来的作品，对送上来的作品要亲自过目。当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后，对当时电影界存在的政治口号太多，缺少电影的美感和轻松愉快状况深为不满。就这样周恩来找来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要他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夏衍就推荐了编剧季康来创作这部电影。当时季康正被下放到云南西双版纳，接到通知要求写一个故事，限期是一周。幸好她和丈夫早年去过大理，对云南的风情了解一些，于是决定用赛马开场。我国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盛产山茶花，因此姑娘们大都取名金花。季康很快就赶出了一个故事《十二朵金花》，经过修改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五朵金花》。

导演王家乙接到剧本后，带领了季康和作曲家雷振邦等到大理看外景，找不到感觉让他很苦恼。雷振邦以前也接触过少数民族民歌，就和季康商量把对话改成对歌。季康顿时来了灵感，很快写完了所有的歌词，也包括这首《蝴蝶泉边》。

曲作者雷振邦接到歌词之后，很快着手谱曲。在谱曲过程中，为了吸取当地的民歌元素，他曾经拜访了白族最著名的老艺人扬汉，夜以继日的倾听白族歌手唱歌。在这首歌中他采用两首白族歌曲进行加工，创作出了符合当地民族特色的旋律。这首歌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抒情歌曲。

电影经过三四个月的赶拍，在国庆前终于完成了。电影中的插曲《蝴蝶泉边》也名扬一时。歌曲采用了白族民歌风格，音调优美，清晰刻画出白族青年的质朴爱情。歌曲与同时代的其他歌曲不同，少数民族风情浓厚，创意新颖，引人入胜。每年阴历的“三月街”是白族人民传统的盛会，人们会举行赛马和各种娱乐活动，同时也成为男女相会的好时机。“哎，哎！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呦，阿妹梳头为哪桩……哎，蝴蝶泉水清又清，丢个石头试水深，有心摘花怕有刺，徘徊心不定啊咿呦……”这首歌歌词简单易记，旋律优美，把蝴蝶泉边的青年男女的细腻感情展现出来。云南大理也因为电影成为了旅游胜地。

改革开放以来，《五朵金花》成了大理的招牌。有很多大理的旅游团体都以金花为名。大理的导游在带团时为游人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往往都是《蝴蝶泉边》，好似只有听着这首歌才能切实感受到当地白族风情。

（葛蓓蓓）

娘子军连歌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当年，这首《娘子军连歌》随着影片《红色娘子军》红遍了大江南北，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对这首歌都会哼上几句。

电影《红色娘子军》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娘子军的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5月1日，在海南省琼海市内园村小学的操场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召开了成立大会，组成了三个排，九个班，共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位穷苦的农村女孩子，为反抗封建压迫和争取男女平等，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勇敢地拿起了枪。最初，她们由当时的海南琼崖师部直接管辖，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一些特殊任务。然而随着战斗形式的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战斗中。就在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仅一个月，她们参与了消灭乐会县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盘踞的沙帽岭伏击战，此后又参与了火烧文市炮楼等一系列战斗，威震了海南岛。1932年8月，国民党警卫旅，陈汉光部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变得白热化。刚刚成立一年零三个月的女子特务连与红军一营奉命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迎来了最为惨烈的一战。战斗中，她们留下了一个班的十人打阻击，直至弹尽粮绝，全部牺牲。不久，海南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娘子军只存在了五百天即被迫解散，散落于民间。

共和国成立以后，导演谢晋拍摄完电影《女篮五号》后，就筹备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拍摄。1959年初春的一天，谢晋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找到了黄准，谢晋激动地说：“我拿到了一个好本子，你一定会喜欢！”谢晋之所以找黄准为《红色娘子军》作曲，其原因是在此之前，黄准为他拍摄的《女篮五号》所创作的插曲《青春闪光》很受观众欢迎。然而黄准并未像谢晋那样激动，只是答应先看看剧本再说。可黄准回家看完了剧本后，心情却无法平静了，她深深地被剧中人物的命运和戏剧情节所吸引了。第二天，黄准就找到谢晋，说十分喜欢这部作品，并希望能早日去海南体验生活。

在最早的文学剧本中，剧作者的目的是在娘子军连成立时，由新参军的娘子军们自己演唱的队列歌曲，只是为了增加一点成立典礼的庄严隆重气氛，本来并不是很重要的。因此，当谢晋专门召集摄制组讨论音乐构思时，就有人提出《红色娘子军》是一部反映革命体裁的影片，在插曲上不必创新，最好以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代替，这样才能使整部片子更有历史感、庄重感，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在场绝大部分人的赞同。然而，黄准却对此不以为然。她说：“革命历史歌曲虽好，但却没有本剧的特点，也没有海南特色。”她主张影片《红色娘子军》一定要有一首娘子军自已的连歌，并且当众承诺：“我一定要写出一首能够流传下来的，为群众喜爱的新的革命歌曲。”黄准此言一出，大家也不由得被她的决心镇住了，一致同意由她来为影片创作一首新的“娘子军连歌”。

黄准在众人面前“夸下海口”，实在是她太喜欢这个剧本了。然而，她也知道要创作出一首好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创作好歌曲，黄准接受任务后，立即与摄制组及编剧梁信一起乘一架小飞机到海口体验生活。当晚，他们观看了海南地方戏——琼剧版的《红色娘子军》。黄准看了演出后，不仅对剧中人物、情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被剧中音乐深深吸引了。优美而委婉的旋律、新颖别致的乐器音色，还有那带有特殊风味及特殊效果的打击乐都令她大开眼界、惊叹不已，并由此确定了她为影片音乐创作的基调。此后，她又先后三下海南，遍访当年红色娘子军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及尚健在的娘子军战士，收集了众多海南民歌，仔细分析海南民歌的特点。“向前进，向前进……”一天她访问娘子军战士归来后，脑海中浮现着娘子军战士的飒爽英姿，她就开始了歌曲的创作。然而这首歌只开了个头，她却创作不下去了，一连数日她都只在这几个字前徘徊，怎么办？黄准为此大伤脑筋，她真想放弃这首歌。然而，当她想到自已的承诺，想到剧中的英雄人物，她又振作起来。终于有一天，在拍摄现场，当她看到影片中党代表洪常青在烈火中英勇就义的场面时，那仇恨的火焰和青春的炽热一下子就让她找到了歌曲的创作灵感，随即生活的积累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 ，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

经过反复思索和艰苦创作，一首短促有力、浓郁深沉，且富有海南特点的《娘子军连歌》在她的笔下诞生了。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后，《娘子军连歌》随着影片的播映唱遍大江南北，成为电影插曲中的经典之作。

（徐 森）

山歌好比春江水

“唱山歌咧，这边唱来那边和、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咧，不怕滩险弯又多、弯又多。”这首歌当年红透了大江南北，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总是能勾起几代人年轻时的美好回忆，想到《刘三姐》，想起广西秀丽的山水……

《刘三姐》取材于广西民间故事。刘三姐的传说流传于岭南地区，最早见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三妹山》：“刘三妹，春州人，坐于岩石之上，因名。”明清以来，有关她的传说与歌谣文献记载就逐渐增多了，有：张尔翮的《刘三姐歌仙传》、王士祯的《粤风续九》、闵叙的《刘三妹》、褚人获的《

峒歌谣》、陆次云的《声歌原始》、屈大均的《刘三妹》、钱载的《刘三妹词》、黎耀宗的《题罗定刘三妹祠》、谭静昭的《游通真岩并序》等，还有一些两广的县志，都记载着关于刘三姐的传说与歌谣。

1953年，邓昌伶根据民间传说创作了《刘三姐》剧本，1958年底，柳州市确定以彩调《刘三姐》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目。

1959年8月14日，柳州市彩调剧团演出了修改版《刘三姐》。此次演出大获成功，广西各地掀起排演《刘三姐》的热潮。1960年4月，广西举行了《刘三姐》文艺会演大会，会后将柳州市彩调剧团演出的《刘三姐》改编为民间歌舞剧，抽调优秀演员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赴北京和二十三个省市演出了五百余场，其间五进中南海、四进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其中傅锦华扮演的刘三姐技胜一筹，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称赞。同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剧录音播放，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在全国发行，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影片在全国上映，一时，歌仙刘三姐的故事家喻户晓。

电影《刘三姐》曾经给几代中国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至今电影中的对歌场面以及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仍然在人们中间广为传唱。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这一生只演了一个刘三姐，但是却因此而把自己的名字与这个角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她曾经多次试图再演一些其他角色，但是始终没有鼓起勇气，她说：“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因为演刘三姐而一下子把这个角色达到了无法超越的高度，几年后就开始了‘文革’，我成了反革命，等到‘文革’结束后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我最好的舞台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刘三姐浓缩了我全部的青春年华。”电影《刘三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优美抒情的音乐、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桂林漓江的山色水影，和谐地融为一体，为古老的传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该片曾于1963年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和最佳美工奖。

《山歌好比春江水》选自歌舞剧《刘三姐》序曲，主旋律系根据柳州山歌《石榴青》改编创作。《石榴青》四句为一段，首句只有三个字，歌头旋律在高音区拉开，高亢奔放。后三句均为七字句，旋律较曲折，表情较细腻。其中有段歌词为“石榴青哎，问妹出嫁是招亲，妹要招亲就招我啊，会种田来会当兵哪，会当兵。石榴青哎，妹妹如今年纪轻，等你当兵退了队伍啊，那时与你结成亲哪，结成亲。”内容是反映一位参军青年和未婚妻相互倾诉爱情、勉励对方的动人情景。

50年代歌舞剧《刘三姐》就将此旋律提炼为音乐主题。经过艺术加工，《山歌好比春江水》歌词变为了“唱山歌咧，这边唱来那边和、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咧，不怕滩险弯又多、弯又多。”少了一分离情别绪，多了一分山水情怀，配合着如诗如画的山水、曲折动人的情节，有效配合了歌舞剧《刘三姐》的演出。

随着《刘三姐》风靡全国乃至东南亚，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也走出了广西，在有华人的地方传唱。如今，这首歌秀美动人的音调，加上广西美丽的山水、民众开朗热情的性格以及刘三姐的动人传说，为每个去广西旅游的游客展现了一幅山美、水美、歌美、人美的画卷。这首歌成为了广西最负盛名的一张名片。

（徐 森）

打靶归来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直到现在，这首创作于1960年的歌曲《打靶归来》仍然时常响起在我们耳边。歌词简练、质朴，贴近战士们的现实生活，旋律清脆、激昂，朗朗上口。歌曲一出现就受到了战士和大众的普遍欢迎，至今仍传唱不衰。2006年，###主席访问巴基斯坦，还曾指挥巴基斯坦青年演唱这首《打靶归来》。

歌曲的创作者是王永泉，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作曲家，代表作品有《打靶归来》《我当上解放军》《志愿军的铁匠炉》等数百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

关于歌曲的创作过程，王永泉的儿子王音说：“经常听父亲给我讲《打靶归来》的创作经过。那是1960年初，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军事训练即将开始，父亲想结合部队的军事训练写首歌，就开始在心里琢磨起了歌词。正在他冥思苦想的时候，军区发来了一本《部队文艺创作选》，在这本书里，父亲看到了一首牛宝源同志的诗。”原诗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清脆的歌声满天飞。”王永泉把第四句改为了“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并又增写了两段词：“歌声飞到家乡去，父老们听了笑眯眯，人人夸来人人讲，说他们子弟有出息。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他把稿子念给首长和战士们听，根据大家的意见，最后删掉了“歌声飞到家乡去，父老们听了笑眯眯”四句，只用了后四句。

歌曲的第三句，当年《歌曲》期刊、《解放军歌曲》期刊发表的歌曲中都是“胸前红花映彩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都是这么唱。1973年，《解放军歌曲》期刊社对其作了文字修改，当年第1期《解放军歌曲》封底重新刊登《打靶归来》时，将歌曲的第三句改为了“风展红旗映彩霞”。这两种唱法都保存了下来。

在歌曲的曲调方面，王永泉根据当时战士们的喜好和部队歌曲的需要，决定写一首带有陕北民歌特色的进行曲。王永泉当时还只是个业余作曲家，也不了解陕北民歌，最终是一边哼着《东方红》，一边把这首《打靶归来》创作出来的。这首歌的一个特色是将其中的一段简谱“mi sao la mi sao ，la sao mi dao ruai ”直接唱了出来，这大大增加了歌曲欢快活泼的气氛，充分地体现出了战士们自豪喜悦的心情。王音回忆说，王永泉当初曾运用过“啊”“哎嗨哟”等语气词，但听起来不自然、不和谐。而且战士们学唱的时候比较难，唱的时候也不容易唱齐。“在反复试唱修改中，他猛然想到教战士唱歌时都是先教简谱，战士们也喜欢唱简谱，何不用简谱发音直接唱呢？于是就有了今天歌曲中‘mi sao la mi sao，la sao mi dao ruai’这样的唱法。在歌曲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口令：‘一、二、三——四’。加口令的目的有二：一是歌曲所反映的生活的需要，在打靶回来的路上唱歌喊口令是部队的老习惯了；二是给人一个完全结束的感觉。”

歌曲的另一位作者，也就是那首诗的原作者牛宝源。牛宝源十八岁参军，当的是坦克兵。他当时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十分上进，书不离手，平时喜欢将连队发生的好人好事编成快板、相声。1959年3月，牛宝源所在的连队在大连海滨一个叫黄龙尾的地方进行实弹射击。一天傍晚，牛宝源在靶场看见一队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扛着枪，拿着靶，唱着歌，胸前戴着大红花，精神抖擞地走在夕阳里。牛宝源被这幅壮美的画面所吸引，一首小诗便油然而生：“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回到营房，牛宝源将诗重新做了修改，并加上了题目“打靶归来”，然后寄给了军内报刊，不久便被刊载了。

王永泉将其编曲成歌后，在1960年夏天为纪念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与冼星海逝世十五周年而发起的“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歌曲《打靶归来》荣获了一等奖，这首歌也因此迅速走向了全国，广为传唱。《打靶归来》被谱成了歌而且还获了奖，牛宝源最初却并不知道此事。1960年秋的一天，他偶然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打靶归来》，忙去找到歌曲的唱片，果然看见上面印有自己的名字，他万分欣喜。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因歌曲《打靶归来》而特意为牛宝源颁发了奖状。对于歌曲《打靶归来》，牛宝源谦虚地说：“这首《打靶归来》的歌主要是曲子谱得好，歌词只是表达了自己当时在练兵场上的感受和对军营生活的熟知，是部队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的源泉。”

（沈海涛）

马儿啊，你慢些走

“马儿啊，你慢些走，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

《马儿啊，你慢些走》是一首以悠扬洒脱、豪迈和欢快的风格，抒发对祖国秀丽山河的热爱，歌颂祖国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的著名歌曲。它脍炙人口，广为传唱。1961年，作家李鉴尧在西双版纳进行采风活动后，美丽的景致和人们向上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极大地感染了他。很短时间，他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这其中有一首短诗，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马儿啊，你慢些走》。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看到这首诗歌后，也都很喜欢。他们便将这首《马儿啊，你慢些走》的短诗，介绍给著名的作曲家生茂同志。接到这首诗歌时，生茂正在河北遵化地区深入生活。河北民歌的宽敞、明亮，深深地吸引了他。拿到这首充溢着南国迷人风采的诗歌，他真是情不自禁。他以河北地区音乐为主，糅合以合乎诗歌情调的江浙一带的地方音乐，很快就谱成了这首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歌曲。这首歌1962年经马玉涛首唱后即一炮打响。她在演唱这首歌曲时，不仅融入戏曲演唱的风格，而且在歌曲的三个部分中，分别准确地把握了不同的感情、速度和风格，所以把歌曲演绎得更加完美、自然，充满了新时代的生活气息。

马玉涛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少年时的她多才多艺，而在部队喂养战马的经历使她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十五岁的马玉涛登###唱了《我的丈夫是英雄》。她用天然圆润的歌喉，把一个英雄战士的妻子以自己的丈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为荣的骄傲自豪，用歌声尽情地表达了出来，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进行了演出，获得了广泛认可。后经我国著名歌唱家王昆慧眼识中，进行了系统的专业声乐学习，并得到了诸多名家的指点，为她日后演唱道路上的突破与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玉涛说《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歌，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词曲都非常优秀，当年能够首唱这首歌，自己很幸运，并从二十六岁一直唱到今天的七十余岁。她至今感谢李鉴尧、生茂二位词曲作家，因为这首歌获得的赞誉，离不开这么优秀的词曲。

生茂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在五十多年的创作中，创作了各种形式的声乐作品两千余首。他是一位极富民族特色的作曲家，常常在祖国各地访问民间歌手，采集民歌，搜集民族音乐素材，使他的创作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歌的歌词，诞生于仙境般的西双版纳，充满着浓郁绚丽的南国色彩；生茂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却又以宽广、明亮的北方曲调为主，词曲南北交汇，彼此相映生辉，产生了难以言喻的音乐效果。周恩来同志曾指出它的调子是“集南北之大成”。极大的成功也使曲作家生茂、词作家李鉴尧、演唱家马玉涛之间结下了深厚友谊。

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群众喜闻乐见，专业音乐部门也高度评价的好歌，却在“文革”前夕，被江青等操纵的文化部某些人，以原词不符合其“左”的文艺思想为由，以“集体”的名义，对歌词作了几乎全盘修改，将极优美动听的歌词改成一个图解所谓大好形势的“劳武结合”等内容的大拼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改编之词传布时间久，范围广，至今许多歌曲集或磁带、唱碟，依然在沿用着。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马玉涛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又恢复了原词，作曲家生茂在1987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的《生茂歌曲选》中也恢复了原词，但这并不足以使所有人都知道原词是怎么一副模样，甚至音乐专业部门也辨不清情况了。

《马儿啊，你慢些走》创作已经近半个世纪，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它给广大爱好者以及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当然与词、曲作者、演唱家共同努力分不开。但是在这段时间，那个由“集体改词”的大拼盘，却长久遮蔽着原来的美妙歌词，混淆着人们的视听，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真是令人十分遗憾！

(涤 非)

学习雷锋好榜样

今天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做好事，我们会说，他们是在学雷锋，做好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是在学雷锋呢？因为雷锋已经成为了无私奉献、服务群众的象征。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崇高的情怀。我们在中国随处都可以看到学习雷锋的好人好事。雷锋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实践，成为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

诞生在60年代的《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曲，高度地概括了雷锋精神，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满腔热情，更是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这首歌的创作和流传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了不朽的佳话。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曾经是我们经常哼唱的歌曲，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的旋律。是的，这首歌的旋律是群众性的，是民族性的，唱起来朗朗上口，但是你能想到这首歌是几个小时之内产生的作品吗？

事情就是这么神奇。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还同时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题词，对雷锋同志的事迹和部分《雷锋日记》进行了报道。顿时，在各党政机关、工厂等地方掀起了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当时的战友文工团也召集大家学习毛主席的题词。学习讨论还没有结束就接到上级通知，说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天安门会有游行，全团要去负责宣传。对于宣传的形式，很多同志都觉得采用歌曲的形式比较好，但是没有现成的歌曲，只有临时写一首歌。这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了，距离下午游行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了。

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当时的歌队队长生茂和词作家洪源身上。生茂生于1928年，原名娄盛茂，河北晋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冀中区火线剧社及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文工团任指挥、乐队队长、编导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1958年调战友歌舞团任作曲和艺术指导。

洪源姓吴，比生茂小两岁，是北京市海淀人。1949年，我六十三军围困北平时，在海淀一带挖战壕，准备与傅作义谈判破裂就开打。这时，一批文化高、思想进步的高中学生参了军。洪源与十来个学生一起补充到生茂所在的六十三军文工团。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联袂创作歌曲。

此时两人也被雷锋精神所鼓舞，热血沸腾，看到大家这么信任自己，顿时来了力量。生茂对洪源说：“你写词快，写个歌词吧，午饭前一定要交给我！”这是很艰巨的一个任务，既要留下谱曲的时间，也要腾出排练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这时候洪源头脑里乱哄哄的，没有什么思路。无奈他把相关的报纸收集起来找找思路。忽然之间，耳边想起了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主席不正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吗？顿时豁然开朗，文思泉涌，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歌词就完成了。

中午的时候，洪源把歌词交给了一直焦急等待的生茂，生茂顾不得吃饭马上研究起来。他在想，这首歌一定要有普及性、群众性，部队战士能唱，地方群众也要能唱，绝对不能太“洋”，必须是民族风格，而且要高亢有力，有高潮。这样边想边谱曲，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自己哼唱几遍后，生茂立即把歌写在食堂边上的黑板上，又找到歌队的队员，让大家提意见，大家都觉得很好。于是，这首歌开始排练。因为时间紧就没有想歌名，直接拿第一句当作这首歌的名字。

快到两点了，马上就要到天安门进行文艺宣传了。由于大家对曲谱还不是特别熟悉，需要给每人发一份曲谱。而当时没有复印机，大家只好每人抄一份，边走边熟悉。

3月5日的下午，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而在另一边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团员们则用歌声向大家宣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人们听到这从未听过的歌声，不禁被歌声所吸引。纷纷主动地围上来聆听这首斗志昂扬的歌曲，甚至有人当场要求文工团的团员教自己唱。群众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

歌曲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了文工团员的想象，于是大家开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多种场合演出这首歌曲。1963年10月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词曲。文工团员录音之后，由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男女老幼人人会唱。这首歌对于宣传雷锋精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雷锋成为一代代人学习的榜样。

1964年5月，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合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荣获“优秀奖”。1989年，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唤起美好回忆的那些歌”评选活动中，《学习雷锋好榜样》又被大众推举出来，并再获“优秀作品奖?殊荣。

(葛蓓蓓)

谁不说俺家乡好

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是电影《红日》中的插曲。电影《红日》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61—1963年拍摄的革命军事题材电影，是由吴强同名小说《红日》改编，取材于孟良崮战役。影片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将电影的主题充分的表达出来，唱出了山东解放区人民对家乡和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更体现了取得胜利的喜悦心情。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呦依儿呦，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听到这样的歌声谁都会动容，听者的思绪仿佛也被歌声拉回到自己的家乡。《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词朴实无华，叠字的使用使歌曲有口语化的倾向。整首歌共有三段，分别歌唱的是家乡的山和水、军民鱼水情、解放区的丰收景象，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符合了电影中的故事情景。

这首歌采用胶东民歌《赶集》的曲调，吸收了沂蒙地区的音乐因素，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欢快，感情乐观又充满了地方情调。它的作者吕其明是著名的作曲家，曾经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吕其明对山东民歌有很深的造诣，再结合自己的音乐知识能够将它发挥自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虽说是老话，但这是我创作中坚持的一条真理。1945年底，我所在的部队撤退到山东，我有了和山东民歌、戏曲打交道的机会，那时，我就和当地的老乡们一起唱民歌，探讨其中的特点。后来，我在语言和音调的配合上还做了很多研究，为以后的创作道路铺下了另一块基石。”正是这样，他在民歌基础上经过修饰改造，成功地创作了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曲。

电影中的插曲是由我国著名的歌唱家任桂珍演唱的。随着电影的公映，歌曲迅速传播。歌曲豪迈的气魄和抒情的韵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至今仍然不时在各种晚会、音乐会上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它也被公认为是山东新民歌的经典之作，还被选为音乐学院的教材。《谁不说俺家乡好》还曾经是当年“嫦娥一号”卫星搭载的三十首入选歌曲之首。在1989年的时候，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建国四十年优秀作品奖”。

(葛蓓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到这句话，可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宣传科普知识，我们说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花儿为什么这样鲜？为什么这样鲜？哎，鲜得使人鲜得使人不忍离去，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这是多么奔放的热情。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后，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歌曲浓郁的新疆特色和地域色彩让人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冰山上的来客》是中国第一部反特电影，改编自我国赫哲族著名作家乌·白辛的同名小说。1960年，为反映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而创作了剧本，文化部选中后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为电影。1961年《冰山上的来客》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停拍。1963年，长影厂决定由导演赵心水重拍电影。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冰山上的来客》，影片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也因电影而诞生。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源于新疆地区的塔吉克族民歌。作者雷振邦为了创作这首歌曲到新疆地区采风，体察生活，收集了很多资料。当时创作这首曲子时还特地把上一年级的女儿雷蕾拉过来试唱，边唱边改，直到满意为止。为了使歌曲在唱法上更符合电影的主题，雷振邦还对在影片中担任这首歌主唱的李世荣反复进行指导。

在影片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代表不同的含义。电影中最主要的一次是边防战士阿米尔遇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这让他想起了他以前的女朋友，于是他陷入了沉思。但是当时边疆上特务破坏活动猖獗，为了试探这个“老朋友”，阿米尔唱起了这首歌。歌曲的演唱者李世荣在谈起唱这个歌曲时说道：“那时候思想是比较单纯，很简单，要回避情歌。那时候这个歌应该怎么唱呢？故事中有关这首歌的情节是这样的：阿米尔唱给古兰丹姆不是表达爱情，而是在试探她是真古兰丹姆还是假古兰丹姆。假古兰丹姆不会唱这个歌……”这或许就是阿米尔和古兰丹姆两个人之间的默契。歌曲完全契合了当时主人公的心情，很好地烘托了电影的气氛，成为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歌曲中把爱情比作花儿，传递出一种执着坚毅的情感，是浪漫主义很好的体现。但是这首歌在电影送审时差点被删除。当时正值“文革”前夕，对于文艺的批判山雨欲来。《冰山上的来客》剧本送去审查时，电影局的领导认为剧本中的主题曲不健康，主张从剧本中删除。但是导演赵心水坚决不同意，这首歌才得以在影片中保留，成为流传久远的爱情经典。

“文革”期间，这首歌被当作“毒草”，遭到批判，它的主创人员也受到了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后，这首歌重新焕发了青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和传唱。

（葛蓓蓓）

英雄赞歌

《英雄赞歌》诞生于1964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著名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也为人们所喜爱，教育、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

这部电影是由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而成。凡是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英雄儿女》表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志愿军战士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感人事迹。1964年电影拍摄之时距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战争中的英雄已经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电影的公映又把人们带回那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战场，英雄们栩栩如生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作为电影的主题曲，《英雄赞歌》表达了人们对英雄最深沉的敬意，完全契合影片的主题。

《英雄赞歌》的词作者是刘炽，曲作者是公木，他们都是我国著名的词曲作者，正是两人的完美配合使《英雄赞歌》成为经典。不为人知的是，歌曲的创作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约刘炽为影片《英雄儿女》作曲。由于之前刘炽已经为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做过曲，受到了一致好评，害怕超越不了自己一直犹豫接不接。后来得到主管辽宁文艺的周桓同志的鼓舞，决定接受挑战，于是答应导演武兆堤的邀请，为电影《英雄儿女》作曲。后来据刘炽回忆：“导演武兆堤把本子送到我手里，我只读了一遍，就被故事情节和这一群姓王的英雄——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吸引住了。还有数不清的英雄；炊事员老王、老李、小通讯员、朝鲜的金大爷……这些英雄激励着我使我有了灵感，进入了‘角色’。”正是对电影中英雄人物的由衷敬佩，使作曲家刘炽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创造了继《上甘岭》插曲之后的又一个辉煌。

与作曲的经历相比，《英雄赞歌》歌词的创作更加曲折。“影片中有三段歌词，最初是由词作家乔羽来写，但是，几稿下来，都不尽如人意。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词作者，导演武兆堤费尽心思。最后他和作曲家刘炽一起找到了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公木先生，请他为电影写歌词。公木先生曾经写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歌曲的歌词，是著名的词作家。起初公木先生由于种种原因拒绝了这个请求，但是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之下，公木先生最终同意为歌曲写词。

拿着公木一晚上写出的歌词，刘炽却没有急于谱曲，而是拉着一伙人打扑克。打着打着，刘炽突然把牌往桌子上一扔，回去了。他锁上门，谢绝一切打扰……《英雄赞歌》就这样诞生了。刘炽先生还写了副歌。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既好听又气势磅礴的歌曲。

那么《英雄儿女》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又是谁呢？由于当时来录音试唱的人很多，而且字幕上也没有出现演唱者的名字，大家就一直以为这是影片中“王芳”演唱的。在90年代初，《北京日报》上还曾经刊登了一篇寻找原唱者的文章。

实际上，歌曲的原唱者是当时空政歌舞团的一名独唱演员张印哲。当时她接到通知要她为电影《英雄儿女》录制歌曲，但由于录制的人太多就没有太注意。其他人都录制完后，上级通知她去录音。由于准备不多，开始几次并不理想，她曾经想退出。在总政文化部毛峰处长的鼓励下，她决定再试一下。准备半小时后，张印哲再次走进了录音棚，她对现场的工作人员说：“我录两遍，第一遍你们保留，第二遍正式录。”结果电影《英雄儿女》采用了她的演唱。《英雄赞歌》从曲折中走来，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葛蓓蓓)

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好转。这首歌歌词简单、质朴，旋律深情、激昂，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建立新中国、建设新社会的感激和赞美之情。歌曲一出现便受到普遍欢迎，几十年来一直传唱不衰，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首经典歌曲。

这首歌的产生与雷锋同志有着莫大的关系。1962年8月15日，雷锋同志因公殉职。雷锋同志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为了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雷锋同志，他的日记被整理并陆续发表，其中就包括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它当时被看作是雷锋遗诗。音乐家朱践耳被雷锋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雷锋日记中的这首小诗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雷锋同志牺牲后，朱践耳决定为这首“雷锋遗诗”谱上曲子，以纪念雷锋同志。他一气呵成，创作了这首歌曲，于1963年2月2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标题为《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

关于这首歌的演唱者，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才旦卓玛，但她不是这首歌的首唱者，歌曲最早由任桂珍演唱。1963年，才旦卓玛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当从广播里偶然听到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时候，这位出生农家的藏族“学生”立刻被深深地感动了，“歌词写得那么贴切，仿佛写到了我心里。我当时觉得这歌简直就是为我写的”。她决定学习演唱这首歌，便找到王品素老师，激动地说：“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在说我的身世，表达出了我对党的感情！”当时才旦卓玛的汉语不流利，为了唱好这首歌，在王品素老师的指导下，她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苦练发音。功夫不负有心人，歌曲的曲作者朱践耳在听过才旦卓玛的演唱之后，主动提出让她参加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唱这首歌，并专门为其重新编配曲子，将钢琴伴奏改为民乐配器。音乐会上，才旦卓玛深情的演出大获成功，后来中央广播电台将这首歌推向了全国，歌声传遍了祖国大地。

关于歌曲的词作者，这其中颇有几番曲折。《唱支山歌给党听》最早被当做是雷锋遗诗，认为是雷锋所作。后来才确定，这首诗并非雷锋所作，是他从别处摘抄来的，诗的真正作者是“蕉萍”。

朱践耳在创作了这首歌之后，由于不知道歌词的作者是谁，所以只能标明是“摘自《雷锋日记》”。1963年底，他经过多方寻觅得知歌词的原作者是陕西铜仁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蕉萍”，便去信焦坪煤矿党委，查找作者“蕉萍”。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儒收到信后，专门开大会查找，最后终于确定“蕉萍”就是他们煤矿上的姚筱舟。姚筱舟在诗歌完成后，将其寄到了省城，署名“蕉萍”，与“焦坪”同音。1958年5月26日，第8期《总路线诗传单》上刊载了这首诗，后来它又被刊载到了《陕西文艺》上，并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

1963年，姚筱舟在给朱践耳的复信中要求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仍然署名为“蕉萍”，因为他从没有将这首歌看作是他单独创作的，它是焦坪工人集体的成果。

1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评为最受群众欢迎的“全国优秀群众歌曲”。

（沈海涛）词作者蕉萍

红梅赞

歌曲《红梅赞》是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歌，“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歌曲铿锵激昂、震撼人心，借赞扬红梅不畏冰霜、昂首怒放，歌颂了“江姐”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当时歌剧《江姐》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轰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观看并给予很高的赞誉，这首主题歌也一时风靡全国，人人争相传唱。周恩来总理非常喜欢《红梅赞》这首歌，经常在群众场合带领大家合唱。

1962年，空政歌舞团的剧作家阎肃创作了一个独幕剧《刘四姐》，演出后反响特别好，得到了三百元的稿费，便和同事们来到北京东来顺吃涮羊肉。席间，同事们打趣说，今天咱们“吃”了《刘四姐》，那再搞一个什么“姐”之类的戏嘛。阎肃猛然想起了196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红岩》，于是说，他刚看过一本小说，叫《红岩》。那里面有个女同志，叫江姐，那倒纯粹是个编写歌曲的好材料，甚至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就行。同事们也都十分赞同，歌剧《江姐》便在这样的偶然间诞生了。“江姐”是以解放战争时期在四川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江竹筠为原型而创作出来的，而阎肃有过在四川生活的经历，仅仅十八天便完成了初稿。部队领导见到阎肃完成的歌剧《江姐》的初稿后，十分重视，将其列为了重点剧目精心打造。《江姐》的音乐创作是由羊鸣、姜春阳、金砂负责完成的，为了完成作品，他们三人来到四川，学习了民歌、金钱板、清音、扬琴、川剧等等。但他们不遗余力完成的初稿却被领导全盘否定，一个音符都不留。最终他们采用浙江地方的民间戏曲婺剧，那婉转而有张力的唱腔完美地表现出了身处险境的“江姐”复杂的内心世界。

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十分关注歌剧《江姐》，他曾在苏联留学期间看过很多著名歌剧，如《卡门》《蝴蝶夫人》等，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对《江姐》的情节、唱腔、对白等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一天，刘亚楼对阎肃说，人家西洋的歌剧都有一个主题歌，《江姐》怎么没有啊，得加一个主题歌。阎肃于是就写了一首《长江水首歌》：“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急浪险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刘亚楼看后不满意，说这哪里是“江姐”，是“江姐”的丈夫还可以。之后，阎肃几经修改，但总是没有满意的作品。一天傍晚，阎肃和创作组的同事们一起散步，同事们又问他主题歌写的怎么样了。阎肃从兜里掏出一页稿纸说：“我这儿有首歌，是上海音乐学院邓尔静教授托我写的，跟我约的，叫《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挡不住，一片丹心向阳开……’”阎肃还没念完，稿子就被羊鸣、姜春阳、金砂三人抢走了，拿给了刘亚楼。刘亚楼看后十分满意，当时拍板，将这首《红梅赞》定为了《江姐》的主题歌。主题歌的歌词敲定之后，便开始谱曲。据作曲家羊鸣回忆说：“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歌，我们先后写了八个不同版本，最后一稿出来，都怕不能被传唱，改了二十多遍仍很担心，不知道这样写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原空政文工团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演员唱、孩子唱，连食堂的大师傅也边和面边唱‘红岩上红梅开……’，我们心里就有了底，这首歌肯定能流行！”曲作者们将《江姐》中最美的旋律汇集起来注入了《红梅赞》，从而铸就了一代经典。

1964年9月4日，《江姐》终于在北京公演，观者如潮，座无虚席。9月6日，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剧院观看了《江姐》。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江姐》，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上台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同志，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嘛！”《江姐》很快从北京走向全国，来到各地公演，观众纷纷到文工团索取《红梅赞》的歌谱，电台也不停的放《红梅赞》，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红梅热”。

（沈海涛）

翻身农奴把歌唱

在我国的西南部，有一片辽阔的雪域高原，那里自古以来就是藏族人民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千百年来，藏族人民辛勤耕耘，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构成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历史传统以及地域的封闭等原因，藏族社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处于农奴制的统治之下，广大藏族人民生活悲惨，命如草芥。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广大农奴的生活极端困苦，西藏的农奴制度存在的九百多年，严重地阻碍着西藏社会的进步，清政府以及民国政府均试图进行过改革，但都没有触及封建农奴制的根本。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但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支持下，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悍然发动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在坚决平叛以后，在西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旧西藏封建农奴制。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为了反映民主改革后西藏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翻身农奴的新生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1965年拍摄了西藏大型纪录影片《今日西藏》。伴随着这部纪录片的诞生，一首反映翻身农奴新生活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迅速传遍了雪域高原、大江南北。与此同时，也诞生了一位优秀的藏族表演艺术家，她就是才旦卓玛。

才旦卓玛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亲身经历者和直接受惠者。出身于贫困人家的她从小就给农奴主家放羊、放牛，尝尽不少艰辛。西藏和平解放以及民主改革之后，才翻身做了主人，并获得学习机会，得以发挥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这首《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完成时，她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她回忆道：“影片创作者计划由我来演唱，我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当谱词寄到学校以后，我和老师认为这首歌写得很好，觉得李

和阎飞写的歌很容易抓住观众，还有词和曲子非常协调，这样的歌曲能够感召人，群众也能接受，于是我在老师指导下进行了练习，之后就到新影厂去进行了录制。”

这首歌曲结合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动人，表达了藏族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再加上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出色的演唱，更赋予了歌曲更深的内含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唱出了翻身农奴的心声，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首歌曲也荣获了建国四十周年优秀歌曲奖。

岁月的流逝更见这首歌恒久的魅力，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时常唱起这首歌。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2009年3月28日是西藏实现民主改革五十周年，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政府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五十周年的文艺晚会上，年过古稀的才旦卓玛再次献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充分表达了藏族人民的心声，掀起了晚会的一个高潮。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创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对新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朴实的表达，触动并表达了一代翻身农奴的深层心理和深厚情感，以幸福欢乐、饮水思源、感激共产党的深情抒发，强烈感染了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在时间长河中保持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张为娜）曲作者阎飞

2009年3月28日，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西藏自治区上午10时在拉萨举行庆祝大会，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五十周年。

长征组歌（1）

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今天的人们谈起它还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歌唱长征的歌曲也不时在人们心中回荡。

说到歌唱长征，当属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长征组歌》最为著名。长征组歌自诞生以来，在共和国各个时期都能够听到那激扬、奋进的旋律。谈及组歌，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组歌的词作者肖华将军。肖华生于1916年，江西兴国人。十四岁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红小鬼”。曾任第四军的团政委、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少共国际师政委。长征中任第一军团组织部长、第二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4年4月，肖华患肝炎到杭州疗养。每当回忆起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肖华常常夜不能寐。他把对战友的怀念、对艰苦卓绝历程的感怀，写在了一首首诗词中。这就是他抱病完成的十二首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

组诗选取了长征中十二个典型事件来概括长征，这就是：告别、突破封锁、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和誓师抗日。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诗词：“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有《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组诗对长征的高度概括反映了革命家勇往直前、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这样的好作品怎能不充分表现呢？1965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在长征组诗基础上创作一部大型声乐作品，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并经过研究将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由文工团副团长晨耕领衔，包括唐诃、生茂、李遇秋在内的四人音乐创作小组开始了紧张的谱曲工作。经过一番苦战，他们很快就为《长征组歌》谱出了第一稿。在歌曲中他们揉进了长征所经过地方的民歌曲调。如第一曲《告别》中采用赣南采茶的曲调来描写离别愁绪。第八曲《祝捷》用花鼓乐来描绘湖南籍红军战士向大家讲述毛主席指挥打胜仗的情景。第九曲《报喜》用赣东北采茶调等江西民歌来表达群众对红军的欢迎和关切。此外，在《遵义会议放光辉》中于欢腾热烈的乐段之后还加了一段“回声”，以表示各地红军和党组织对遵义会议的拥护和响应。1965年4月，晨耕、唐诃、生茂、李遇秋四人来到杭州向肖华将军进行汇报。他们四人还组成了一个临时“演唱小组”，由唐诃唱女高音，晨耕唱中音或复调，生茂唱低音，李遇秋则用嘴伴奏。肖华将军认真观看了他们的“演出”，肯定了他们的创作，并就每首曲子提出了自已的修改意见。李遇秋在回忆创作《长征组歌》时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三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那时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有时热得受不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那些日子有几天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你呢……’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三天一首，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那个速度竟然连我自已都感到吃惊。”

长征组歌（2）

在长征事迹和长征精神的激励下，晨耕、李遇秋、唐诃、生茂在酷暑中完成了《长征组歌》的创作。经过认真的排练，1965年8月1日由唐江指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团在北京举办了《长征组歌》首场演出。

说到长征组歌，还要提到周恩来总理。他对《长征组歌》十分关心。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排练场看望大家，工作人员就地给周恩来搬了一只木凳，并把唯一的一台电扇放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看到指挥唐江累得满头大汗，便亲手把电扇挪到唐江身后，说：“他比我更需要电扇。”同时告诉在场的文工团领导，要给指挥专门做两套演出服装。看完排练后周恩来兴奋地对大家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据身边人员回忆，周恩来生前曾十七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他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大会堂，一段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1966年6月，他在出访阿尔巴尼亚时，还和一同出访的《长征组歌》剧组同唱第七曲《到吴起镇》。

《长征组歌》公演后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但是，不久以后“文革”就开始了。林彪江青一伙对这台节目百般刁难，《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肖华将军也无端地被林彪诬蔑为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得知后尽力保护肖华。1967年3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大会上，周恩来情绪激动地说：“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我们为什么不唱呢？”此话一出，林彪江青只得停止了对肖华的攻击，但为全国人民所喜爱的长征组歌却再也没有能出现在舞台上。

然而，长征的光辉是永存的，是任何力量阻碍不了的。1975年10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纪念。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指示重排《长征组歌》。周恩来在病中得知《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也非常高兴。由于病重在床，无法到现场观看，周恩来办公室有关人员希望能够录像，以便周恩来在医院观看。当演员们得知是为敬爱的周恩来演出时，都动情地哭了。他们迅速整理好服装、道具，面对着摄像机，含泪为周恩来演出。

“文革”结束后，这一史诗般的《长征组歌》又在全国各地传唱。

（刘达丽）

肖华上将

当年的泸定桥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是电影《阿诗玛》里最为知名的插曲，其轻快的曲调及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旋律在观众中广为流传。

在苍山洱海边的小石林，有一泓湖水碧波粼粼，湖畔屹立着一座独立的石峰，每天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观赏、留影。瞧，那颀长高挑的身段，风姿绰约的动人体态，还有那包头衫，身后的背篓，多么像一位彝族撤尼少女啊！这就是著名的阿诗玛石峰，她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故事呢。

从前在阿着底地方，贫苦的格路日明家生了个美丽的姑娘，爹妈希望女儿像金子一样珍贵闪光，给她取名叫“阿诗玛”，也就是金子的意思。阿诗玛渐渐长大了，漂亮得像一朵艳丽的美伊花。她能歌善舞，许多小伙子都喜欢她。她爱上了和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亲相爱的孤儿阿黑，立誓非他不嫁。一年的火把节，她和聪明勇敢的阿黑订了亲。财主热布巴拉的儿子阿支也看上了美丽的阿诗玛，便请媒人去说亲，但不管怎样威胁利诱，都无济于事。热布巴拉家乘阿黑到远方放羊之机，派人抢走了阿诗玛并强迫她与阿支成亲，阿诗玛誓死不从，被鞭打后关进了黑牢。阿黑闻讯，日夜兼程赶来救阿诗玛，他和阿支比赛对歌、砍树、接树、撒种，全都赢了阿支。热布巴拉恼羞成怒，指使家丁放出三只猛虎扑向阿黑，被阿黑三箭射死，并救出了阿诗玛。狠毒的热布巴拉父子不肯罢休，勾结崖神，乘阿诗玛和阿黑过河时，放洪水卷走了阿诗玛。十二崖子的应山歌姑娘，救出阿诗玛并使她变成了石峰，变成了回声神。从此，你怎样喊她，她就怎样回答你。她的声音，她的影子永远留在了人间。阿诗玛的传说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和大型歌舞剧，在国内外放映和演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阿诗玛的故事也随之广为流传。

《阿诗玛》是在撒尼人中广为流传的、撒尼人民用血和汗培育起来的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它通过阿诗玛与阿黑同封建势力的代表——热布巴拉家的斗争，歌颂了劳动、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体现了撒尼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坚强意志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撒尼人民随时随地歌唱“阿诗玛”，甚至把自己比作阿诗玛，并不断地用自己的生活来丰富它，用美丽动人的诗句去刻画和塑造自己喜爱的阿诗玛。他们用全部的心灵和智慧去歌颂她，所以撒尼人民称“阿诗玛”是“我们民族的歌”，阿诗玛是撒尼族一个聪明、美丽、勤劳的姑娘，是千万个撒尼姑娘中最好的一个。她用她的美丽、善良、能干吸引了许多的青年，小伙子们“没事每天找她三遍，有事每天找她九遍”。阿诗玛的好名声传遍了整个天下。

作曲家葛炎少年时在上海积极参加救亡歌咏活动，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随“我们的孩子”剧团到延安。曾在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东北军政大学任音乐队长、指挥和作曲。1948年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作曲，后被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作曲组组长、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不少优秀电影音乐作品，有《中华儿女》《渡江侦察记》《聂耳》（合作）、《枯木逢春》《阿诗玛》等三十余部。

1965年，云南省歌舞团接到通知，要求创作一部没有对白的纯音乐影片，音乐电影《阿诗玛》应运而生。《草原之歌》的作曲、总政歌舞团的罗宗贤、著名的电影作曲家葛炎专程来云南挑选歌唱演员。歌唱家杜丽华回忆：“杨丽坤是舞蹈演员并不会唱歌，于是开始在全国寻找歌唱演员，我幸运地被选中了！”“当时在上海录音，我们每天四五点钟就爬起来练嗓子、灌音。唱阿诗玛化身为石时，因为变成了石头人，所以声音也是实虚结合，很难把握，录了好几天才完成。”杜丽华在《阿诗玛》中唱了十多首歌，其中《长湖水清又凉》《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等入选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

1982年《阿诗玛》获得了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的最佳舞蹈片奖。

（刘达丽）

阿诗玛的化身

电影《阿诗玛》中的阿诗玛和阿黑哥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是一首由郑南作词、刘长安作曲、李双江演唱的著名军旅歌曲，表达了人民战士对乡土的热爱，更寄寓了对革命先辈的怀念和崇敬。在优美深情的歌声中，展现了革命战士继承革命传统，为人民守卫国土的精神风貌。

五指山是海南第一高山，是海南岛的象征，也是我国名山之一，被国际旅游组织列为Ａ级旅游点。该山位于海南岛中部，峰峦起伏成锯齿状，形似五指，故得名。五指山区遍布热带原始森林，层层叠叠，逶迤不尽。海南主要的江河皆从此地发源，山光水色交相辉映，构成奇特瑰丽的风光。万泉河全长163公里，发源于五指山，上游群山起伏，乔木参天，林水相迭，景色迷人；下游河面开阔，水流缓舒，椰姿帆影，槟榔飘香，融成一幅迷人的热带生态画卷。

词作家郑南生在河北衡水，长在东北锦州。他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词刊》编委，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曲作家刘长安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文联主席、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初。词曲作者郑南和刘长安的祖籍都在北方。巧合的是，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来过海南。郑南是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在海南岛上发生的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写成的这首歌词，写成的时候，他正和这首歌的曲作者刘长安在广东海丰县体验生活。在这里，刘长安看到了他终生难忘的美景——傍晚时分，夕阳余辉下，海面被镀上了一层金装，一队身着戒装的边防战士巡逻在祖国的海防线上，肩头钢枪上的枪剌在夕阳中闪着耀眼的光芒，他们步伐整齐，气势昂扬，丝毫不被身旁美景所吸引。此后他用了很短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工作。歌曲采用了大调式的手法，并借鉴了海南民歌《五指山歌》中的音乐元素，优美的旋律中透出阳刚之气。

歌曲首唱为广州市歌舞团的歌唱家游国平，后来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声情并茂的演唱为歌曲注入了崭新的艺术生命力，在国内迅速传唱开来。巧合的是当时李双江也没有来过海南。三个从来没有到过海南的人，却创作出如此优美的赞颂海南的歌曲，并唱得全国流行、妇孺皆知，成为新中国歌曲创作史上的一段佳话。之所以这首地域色彩明显的歌曲能在全国流行，就是因为这首歌曲表面上看起来是歌唱海南，歌唱驻守南疆的部队官兵，但是其透出的却是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乐观向上的壮志豪情，这样的感情放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引起共鸣。

（涤 非）

海南五指山

北京颂歌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人民非常向往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歌颂北京，歌颂我们的伟大祖国，词作家洪源和作曲家田光、傅晶创作了《北京颂歌》，这是一首音调清新、充满朝气、充满希望、充满激情的歌曲。创作完成后，他们将歌曲送到了中央广播电台，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歌唱家来演唱。

197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找到李光羲，请他演唱《北京颂歌》。李光羲看到曲谱和歌词之后，激动万分：“那是第一批抒情的歌曲，鼓舞人心啊！”时隔多年，再次回忆和这首歌的“初次相会”，李光羲还是兴奋不已。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导播室，李光羲一气呵成，让这首新歌承载着崭新的时代气息，传到祖国大地。气息宽广的《北京颂歌》给人们带来了清新的感觉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李光羲回忆说：“这首歌唱出来后，因为旋律美，歌词也写得好，非常贴切地表达出人们心中对未来的那种祝福和期盼之情，所以一下子就传唱开了。”

中国歌坛上的常青树李双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代表中国唱片总公司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来找他的两人中一位是马季的夫人于波。两位大姐非常诚恳地说明了来意，文化部和广播电台领导建议找三种不同演唱风格的人，分别演唱《北京颂歌》，一位是李光羲，一位是张越男，当然另一位就是李双江。李双江感慨地说，那时候对待艺术是很认真的，交响乐队伴奏，袁方指挥。“记得通知我的时候对我说，要我唱得既有美声的激扬高亢，同时又要有民族的情感，体现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具有中西合璧的艺术效果。”

谈及这次录音的经历，李双江动情地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三十多岁，正是唱歌的好年纪。声音不错，情感也很饱满，但是如何把对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北京的早晨和全国人民那种炽热的情感，通过这首歌表现得淋漓尽致——仅“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这一句歌词，李双江就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他一遍遍反复练习，并且到天安门去看太阳的升起，当他带着从未有过的庄严和震撼进入录音棚时，第一遍刚一录完，在场的广播合唱团的七十多名合唱队员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李双江说，这首歌只录了两遍，第二天清晨五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播出了。一时间，大江南北到处都飞扬着李双江的歌声，一首《北京颂歌》不仅回响在整个天空，而且一扫“文革”以来带给人们压抑的阴霾。

《北京颂歌》这首创作于1971年4月的歌曲，其艺术形象富有光彩，笔墨凝练、洒脱，感情发展的逻辑严谨，是一首情感浓烈，艺术概括力很强的佳作。为了体现各族人民共同的意愿，作曲者在音乐素材的选用上，没有局限在某一民族和地区的音调中，而是在民族音调的基础上创造出既有庄重巍然之势，又有亲切细腻之情的旋律。在第一乐段中，还自然地揉进了《国歌》《东方红》的曲调因素，真切地勾画出北京充满生机的黎明景象。第二乐段，每句都从后半拍起，造成一种心潮逐浪的意境，使排比语句驾着音乐的波浪，推向感情的高潮。随后，以七度大跳引出异峰突起的警句──“心中一颗明亮的星”，迸发出各族人民歌颂首都的强烈而炽热的心声。第三乐段，带有进行曲的特点，采用第一乐段的音乐素材加以发展，富有动力而又稳健，表达了前进的祖国人民的昂扬激情，使音乐形象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结尾处后倚音的装饰，既富有民间音乐甩腔润色的特点，又有别于一般化的歌曲结尾，增添了旋律的光彩，是展现“美好的前程”的形象之笔。《北京颂歌》多年来一直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它已成为北京的一种象征，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每天伴随着首都的清晨，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作为旋律优美的抒情歌曲，《北京颂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特有魅力。

（刘达丽）

“文革”中的红卫兵高举毛主席语录

祝 酒 歌

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经是第十一个年头了。这一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悲痛。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发生###；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级大地震，24万同胞遇难；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历史终于翻到了1976年的10月6日。这天晚上，党中央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审查，“四人帮”被粉碎。人们终于在金色的秋天呼吸到了春天的气息。

几天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从南到北，从上到下，各行各业的群众敲响锣鼓，扭起秧歌，情不自禁地走上街头游行庆祝。许许多多的家庭不约而同地备下喜宴美酒，形成“八亿神州举金杯”的感人场面。市场上“三公一母”的螃蟹一度脱销。

“文革”十年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尤其是“四人帮”在文化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文革”中人们能看到的基本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压抑。然而，当这些禁锢一旦被冲破，文艺家激情迸发，豪情满怀，创作出大量激动人心的作品。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的《祝酒歌》就创作于“四人帮”垮台的1976年。它生动地表现了粉碎“四人帮 ”后举国欢腾，全国人民沉浸在庆祝十月胜利中的激动心情。

说起《祝酒歌》，先介绍的是它的曲作者——我国著名作曲家施光南。施光南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被称为“时代歌手”。他1940年生于重庆。父亲施复亮是早期中###员，后为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施光南随父母移居北京，在父亲影响下开始学习作曲，1964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70年前后创作了《最美的赞歌献给党》《赶着马儿走山乡》《打起手鼓唱起歌》等清新优美的抒情歌曲。这些歌优美流畅，具有浓厚民族风味，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但也因为这些作品，他在“文革”中被扣上了“修正主义”“靡靡之音”“黑色回潮”等帽子。粉碎“四人帮”后，施光南与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一道沸腾起来，他把民众扬眉高歌的心情和自己的一腔喜悦化成了一曲《祝酒歌》。这首歌传遍了华夏大地，陶醉了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一代颂歌。1978年7月，施光南调入中央乐团，此后，他的创作灵感尽情迸发，先后创作了《生活是多么美丽》《月光下的凤尾竹》《假如你要认识我》等上百首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抒情歌曲。只可惜施光南于1990年5月2日因病早逝。他去世后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乐家”称号。

说到《祝酒歌》不能不提到词作家韩伟。在那举国欢庆的十月，在天津歌剧院的食堂里，碰杯喜庆的场面感染了韩伟。平时滴酒不沾的他，此时也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举起了酒杯。韩伟当晚回家就把酒桌上的只言片语写成了歌词，歌名就叫《祝酒歌》。歌词写好后，韩伟想起了一起合作多年的老搭档施光南。同样是滴酒不沾的施光南在接到他的歌词后，即刻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境，并在短短几天内将曲谱定稿。在《祝酒歌》中，施光南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调为素材，歌曲节奏则使人感受到响彻四方的锣鼓。歌曲的高潮更是别具匠心，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使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拜，荡气回肠的旋律让演唱者和听众久久难以忘怀。

这首歌的首唱是关牧村，但它真正流传开来则是1979年初李光曦在中央电视台除夕晚会上演唱以后。

李光羲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主演过《茶花女》《货郎与小姐》《第一百个新娘》等歌剧，有“歌坛常青树”的美誉。

《祝酒歌》能得以流传，与李光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77年的一天，李光羲排练结束后，兴冲冲地带着《祝酒歌》的歌本回家跟爱人王紫薇炫耀，说他遇到了一首一生难得的好歌。全家人听他这么一夸，也都好奇地想要一听为快，听完后大家都欢欣鼓舞，觉得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可惜这首被他们看中的得意作品，却在领导审批的过程中被无情地“枪毙”了。某些领导认为这首歌是劝人们喝酒的，还总“来来来”的，不能在公开场合演唱，怕影响不好。但是李光羲认准的东西从不肯轻易放弃。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一次迎接外宾的演出中和自己的小乐队合作了这首《祝酒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歌竟得到了在座的李先念主席和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1979年的除夕晚会上，李光羲第一次唱了《祝酒歌》，两分五十九秒，就震动了全国，从此之后，《祝酒歌》便唱红了整个中国。李光羲演唱这首歌后，竟收到了16万封观众来信。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群众最喜爱的歌曲评选活动，《祝酒歌》又高居榜首，被评选为第一名。后来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入世界性的音乐教材。

（张为娜）

粉碎“四人帮”后天安门广场上欢庆的群众

历史的审判

浙江金华施光南音乐广场上的施光南塑像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大发展。改革的一阵阵春风席卷古老而又年青的中华大地。改革开放初期的文艺界，在抚平“文革”的伤痕的同时，一种兴奋、喜悦之情洋溢在艺术家的心田。反映到歌曲创作领域，即是抒情歌曲的复兴。

改革开放让抒情歌曲由禁忌走向流行。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由“十五首抒情歌曲”奠定的写作风格成为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主要流派，并于80年代前期居统治地位。此时的抒情歌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而是处于“文革”之前的群众抒情歌曲与80年代中期的流行歌曲之间的一种过渡体裁。“十五首抒情歌曲”代表了80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它继承了开创于30年代的抒情群众歌曲，特别是50年代到60年代抒情民歌风格群众歌曲的传统，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反叛。

施光南作为那个时代最为活跃的作曲家之一，顺应时代潮流，创作了大量的抒情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而广为流传。这首优美的曲子用婉转悠扬的旋律与真挚动人的歌词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名叫阿娜尔罕的维吾尔族姑娘和驻守边防哨卡的克里木的爱情故事，传递出了爱国之情与纯洁爱情交织成的浓浓深情。

吐鲁番位于新疆自治区中东部，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中部。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富庶丰饶的地方，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迷人的葡萄沟就位于这里。人工引来的天山雪水沿渠沟而下，潺潺流水声给葡萄沟增添了青春的活力。两面山坡上，梯田层层叠叠，葡萄园连成一片，到处郁郁葱葱，犹如绿色的海洋。

1977年夏，为了创作声乐组曲《祖国四季》之中的秋季乐章，刘炽、郑秋枫、瞿琮等著名音乐家到新疆体验生活。在伊犁霍尔果斯的一个边防哨卡上，一个叫做哈米提的哈萨克族战士拿出葡萄干让音乐家们品尝，说是从他的女朋友家乡寄来的。当时还主要以写诗为主的瞿琮立刻对这个与爱情和哨卡有关的小故事留下了印象。回到乌鲁木齐后，正好有人邀请他们去吐鲁番，适逢8月，正是新疆果实飘香的时候，还没去过吐鲁番的瞿琮在出发前就激情地写出了歌词。但是没想到，当他把歌词拿给郑秋枫和刘炽时，这两位著名作曲家都说难谱曲，瞿琮只好带着词稿回到了广州。没过多久，施光南来到广州，顺便问瞿琮有没有要谱的歌词，瞿琮就把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词稿，给了这位还未去过吐鲁番的作曲家。第二天一大早，施光南离开广州时就把谱好的曲留给了瞿琮。后来瞿琮把这首歌拿给了女高音歌唱家郑韵，又因为这首歌曲调太平而未果，瞿琮只好又把歌曲寄给施光南。1978年，施光南找到了歌唱家罗天婵和关牧村来演唱，这首歌随之被传唱至全国各地。

关牧村是我国最具实力的女中音歌唱家。她不仅以优美的歌声，更以高尚的艺术情操、深厚的艺术素养和对事业、对观众的一片真情，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她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函、来电。一位文化工作者以全家的名义来函说道：“您的歌为啥能感染我们？人间真情最动人。您朴实无华的表演，深沉含蓄的情感是一种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地处边防的解放军战士给她写信说：“听了您唱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歌，我今后要安心服役，守卫阿娜尔罕。”

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关牧村演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后不久，她突然收到了一位陌生的新疆姑娘的来信，信上说要谢谢关牧村挽救了她的爱情。原来，那真是一个名叫阿娜尔罕的维吾尔族姑娘发来的。她说，自己和歌里唱的很像，她的男朋友恰巧就是叫克里木，也是一个边防的战士。因为克里木一心驻守边防哨卡，老是回不了家，两人见不了面，阿娜尔罕一气之下就写信与克里木断绝了关系。后来，听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被歌里忠于爱情的阿娜尔罕感动了，于是就主动写信给克里木，支持他守边疆。她在信中感激地说：太惭愧了，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让她主动写信给克里木和好如初的。

艺术就是这样打动人的。一个好的主题的发掘，需要有优美的歌词、动人的曲调再加上歌唱者深情的演绎。歌词巧妙地把对祖国、对生活的爱和对情人的爱融合在一起，构思新颖，富有情趣。歌曲采用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创作出具有新疆特色并富有新意的旋律。作者虽未去过吐鲁番，但这块沙漠中的绿洲给他的神秘感，使音乐中增加了一种如诗如梦的色彩，含蓄而动听的曲调犹如姑娘内心甜蜜的情话。经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的演唱后，这首歌广为流传，1980年被评为“优秀群众歌曲”。

（张为娜）

不老的青春——舞台上的关牧村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是一首创作于1979年的祖国颂歌。它原是一部反映归侨参加祖国建设的故事片《海外赤子》的插曲，抒发了海外儿女眷恋母亲一般的爱国主义情感。歌中“我爱你中国”是词作者瞿琮的心底之声，也是词曲作者共有的创作心态。作曲家郑秋枫以宽广、恢宏、激越而深情的音调，层次分明地展示了歌曲的主题，并在歌中寄托了自己的一份真情。《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成功的原因，与其选题关系密切。《我爱你，中国》，选择了爱国主义这一题材，它不仅表达了海外赤子的情怀，也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情怀，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其次，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抒情，大气磅礴。

新中国成立后，侨务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华侨华人的地位与作用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在十年###中，“海外关系”甚至被视为“反动关系”。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拨乱反正，一大批如《我爱你，中国》等正面反映华侨华人的文艺作品破土而出。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不久，归国华侨的人数不断增多，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爱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海外赤子》的插曲《我爱你，中国》马上流行开来，后来，更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传唱，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成为海内外炎黄儿女融化于血液中的爱国情。

“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

尽管歌词质朴无华，却有动人心魄的激情。这曲《我爱你，中国》把海外游子眷念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每当唱起这首歌，都能让人体验到一派喷涌而出的激情，让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都荡漾着对祖国的崇高之爱。

《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的歌词采用我国传统词律“赋比兴”的写作手法，一咏三叹，字句凝练。运用叠句、排比等手法，对祖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等作了形象的描绘和细腻的刻画，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满腔炽热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歌曲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引子性质的乐段，节奏较自由，气息宽广，音调明亮、高亢，旋律起伏跌宕，把人们引入百灵鸟凌空俯瞰大地而引吭高歌的艺术境界。第二部分是歌曲的主体部分，节奏较平缓，旋律逐层上升，委婉、深沉而又内在，铺展了一幅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画卷，使“我爱你，中国”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第三部分是结尾乐段，经过两个衬词“啊”的抒发，引向歌曲的最高潮。末尾句“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在高音区结束，倾泻出海外儿女对祖国满腔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曲调起伏迂回，节奏自由悠长，与第一部分相呼应。

歌曲的首唱者，著名歌唱家叶佩英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从小，父亲就对她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日本侵占东北后，学校里唱起了《松花江上》，同学们捐出了零花钱支援抗战。小小年纪的叶佩英也和哥哥、姐姐们一起，沿街卖花，边走边唱：“这是自由之花，这是解放之花，买了花呀，救了国家……”等到新中国成立，看到自己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了主，父母就把她送回来。那个时候她还不到十六岁。

回到祖国后的几十年里，叶佩英长期从事演唱和音乐教学，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她还是中国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70年代末，随着电影《海外赤子》的播映，叶佩英演唱的插曲《我爱你，中国》迅速传遍神州大地。这位从马来西亚归来的海外赤子，将她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和热爱倾注在深情的歌声中，打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很多晚会中，《我爱你，中国》都成为保留曲目，优美的旋律总能激发听众对祖国无限眷恋的感情。无论是在奥运赛场上，还是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我爱你，中国》让每一位炎黄子孙心中都激荡着对祖国崇高的爱意。在1980年优秀群众歌曲评奖中，《我爱你，中国》被评为“优秀群众歌曲”，1983年获第一届优秀歌曲评选“晨钟奖”。

（刘达丽）

乡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进入80年代，我国内地的音乐领域也在迅速地发生变迁。以革命歌曲为主流的新中国传统音乐元素逐渐被一些新的内容所取代。但是，中国内地的音乐在此时还没有摆脱过去颂歌的传统基调，乐曲普遍以高亢、激扬为主。而当时的港台歌曲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以《小城故事》《甜蜜蜜》等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满足了这一时期人们情感上的需要，从而引起了普遍的共鸣。就在这个背景下，少数国内作曲人开始尝试创作出一些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的曲调，一些旋律优美，语句舒缓的抒情歌曲开始涌现，《乡恋》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乡恋》是1979年一部大型系列风光片《三峡传说》的主题曲。歌词的内容主要是讲述了民间传说中的昭君出塞的故事。王昭君离开故土出嫁到塞外，她沿着长江一路走去，看不尽故乡的美景，一种离别的愁绪油然而生：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却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曲作者张丕基为了抓住歌曲的灵魂，深入长江、三峡等地区，在长江沿岸采集了大量当地的民间音乐和民歌。《乡恋》曲调的创作，正是在这些传统民歌素材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乡恋》这首歌本身非常简短，但却具有典型的中国民歌风情，它的“柔”“软”一改“文革”时期歌曲的高、响、亮，而是在清新悠扬的旋律中，将歌词娓娓道来，仿佛演唱者在向听众诉说着古老而凄美的故事。

就在张丕基将《乡恋》的作曲完成之后，演唱者李谷一也已经初步定了下来。李谷一从1961年到1974年，曾作为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主要演员，成功地塑造了二十多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年轻姑娘形象。她因主演《补锅》一剧于1964年和1965年获湖南省和中南五省戏剧汇演优秀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74年调入中央乐团担任独唱演员。粉碎“四人帮”后，她开始进入演唱艺术的全新时代，先后为一百多部电影、电视片配唱，共计演唱创作歌曲、电影电视歌曲三百余首。在80年代初，李谷一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只是当时她所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歌曲都属于比较传统的歌曲，虽然广为人知，但却并没有什么创新。1979年，电影《小花》上映，电影中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就是由李谷一演唱的，这两首歌曲因电影的热映而广受欢迎。在歌曲中，李谷一创造性地将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气声唱法运用到了现代歌曲的演唱中来。当时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但是，由于《小花》是属于革命题材的电影，歌曲的主题是革命的，自然没有受到公开的指责和批评。但是，《乡恋》的出现，却引发了中国歌曲界的一场轩然大波。

《乡恋》歌曲中的故事没有什么争议，但是，由于李谷一在演唱《乡恋》的时候也使用了“气声”唱法，用这种演唱方式来演绎思乡的情怀，一改过去的美声、民族唱法，从而使《乡恋》在受到听众好评如潮的时候，也遭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当时的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新的“气声”唱法，认为《乡恋》是靡靡之音，说这首歌曲“格调不高”，甚至还觉得这是港台歌曲的一种模仿，是“不成功的尝试”。就在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有很多人对《乡恋》提出了点名批评。从此，《乡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各大广播台禁播。但是，人民群众对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李谷一演出所到的地方，往往有很多观众要求她演唱《乡恋》。甚至有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写信，对她在《乡恋》中所采用的“气声”唱法称赞不已。

著名词作家乔羽曾经说过：“《乡恋》这首歌曲的争论，实际是文艺战线‘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正是人们对《乡恋》支持与反对的呼声日益激烈，使社会上最普通的群众对《乡恋》，对“气声”唱法，甚至对抒情音乐都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标志着人民大众在欣赏品位上的提升。随着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乡恋》，喜欢上了《乡恋》。就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大量喜爱《乡恋》的热心听众给演播现场打来了电话，要求李谷一演唱《乡恋》。而在当时，《乡恋》还是禁歌。这让春节晚会的编导为了难，经过深思熟虑，终于让《乡恋》那优美的旋律响彻整个演播大厅，这也标志着《乡恋》的彻底解禁。从此，李谷一在演唱《乡恋》时所采用的“气声”唱法被人们所普遍地接受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通俗歌曲鉴赏辞典》把《乡恋》列为当代通俗歌曲第一首。《乡恋》也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

（王秋艳）

外婆的澎湖湾（1）

20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台湾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中西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抵制外来文化，维护本土文化的意识，并在文化艺术的多个领域表现出来。在文学界，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纷纷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描绘工农大众的真实生活，同时，“乡土文学论战”开始。在电影界，陆续出现《早安台北》《汪洋中的一条船》等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作品。而在音乐领域，则产生了着力于发掘和使用本土音乐资源的“民歌运动”。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香港的流行歌曲随着改革开放的劲风吹进内地，给内地歌坛巨大的影响。最早是邓丽君，后来就是罗大佑、叶佳修等为代表的校园歌曲。此时的内地，在经历了一场“文革”浩劫之后正在进行拨乱反正，虽然经济建设和社会整顿初见成效，但物质匮乏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与此相应的是精神和文化消费同样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听了十年铿锵激扬的革命斗争歌曲之后，人们本能地对它产生了逆反，渴望借歌曲抒发个人心灵、人生冷暖感触、乡土情怀等更人性的情感。此时邓丽君的歌声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内地。但由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局势仍然处于紧张状态，而那种娇滴滴、软绵绵的声音被定性为“靡靡之音”，所以只能在“地下”传播。相比之下，台湾的校园歌曲则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内容，淡化了意识形态，风格健康、真挚、明朗，能为大众和主流媒体接受。校园歌曲很快受到欢迎并传播开来。

叶佳修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这场“民歌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台湾校园民谣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在台湾，叶佳修被称为“乡村田园歌谣始祖”。1979年，由他作词作曲并主唱的首张专辑《叶佳修作词作曲演唱专辑》，开创了“民歌时代”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叶佳修这个名字在大陆稍显陌生，但提起他的作品《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蜗牛与黄鹂鸟》等等，则没有几个不知道的，内地最耳熟能详的台湾校园歌曲大多是他创作的作品。他的创作适逢台湾“民歌运动”兴起之时，“唱原创的歌”成为最为大家接受的音乐方式，在此大潮流下，他的音乐创作很快得到了肯定。

《外婆的澎湖湾》是叶佳修的代表作，被人称为“校园民歌运动的纪念碑，乡土情怀的音乐写真，童年生活的纯真回忆，影响一代人的不朽之作”。歌曲以充满激情的抒怀笔调，表达了对美丽的外婆澎湖湾可爱家园的赞美之情，同时也勾起了对美好童年时光的怀想。这首歌的主唱是潘安邦，而这首歌背后也藏着潘安邦与外婆之间的许多祖孙故事。

二十岁之前的潘安邦和外婆生活在中国台湾的澎湖县，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那时外婆每天在菜市场卖菜，而潘安邦每天放学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跑到菜市场去帮外婆卖菜。陪外婆卖完菜后，潘安邦就搀扶着外婆，来到澎湖湾散步。澎湖湾的碧海、蓝天、沙滩……都给小时候的潘安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渐渐的，外婆老了，拄起了拐杖，于是，沙滩上的脚印就变成了两对半。叶佳修1979年在唱片公司的安排下认识了潘安邦，知道了潘安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祖孙情深的故事，为此叶佳修特地为潘安邦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潘安邦当天立刻用公用电话，从台北打长途电话到澎湖给外婆。他说，当时他在电话里唱了这首歌，可是电话的那一头在他唱完后没有任何声音，他可以感觉到外婆在啜泣、流泪。

外婆的澎湖湾（2）

潘安邦成名之后，有机会回到澎湖，在自己小时候看电影的戏院登台演出，外婆特地去看他的演出。潘安邦回忆，外婆有很严重的关节炎，而戏院有很多的阶梯，外婆为了看他演出，一阶一阶的爬上楼梯，坐在位子上面，他当天唱这首歌的时候眼泪忍不住的掉了下来，因为他觉得外婆为了来看孙子的表演很辛苦。

潘安邦也凭借这首歌一路红到了大陆。1990年，潘安邦正要去长沙和几位歌手一同演出，却接获外婆过世的噩耗，他放弃演出立刻奔回澎湖。结果第一场潘安邦没出场的演出就发生骚动，许多观众摔桌椅抗议，潘安邦只好忍住悲痛赶往长沙。潘安邦说，他上台就告诉观众外婆去世了，现场一片哗然后安静了下来，接着突然从那两万名观众中传出了“外婆的澎湖湾”这几个字。本来只打算登台说句话道歉的潘安邦，当下决定要最后唱一次《外婆的澎湖湾》，没想到这首他唱了上万次的歌，他激动得连起了三次音都无法跟开场旋律搭上。当他唱到澎湖湾的时候，想到躺在澎湖的外婆，眼泪不自觉地掉下来了，下面的观众开始跟着一起唱，那个场面令他终身难忘。潘安邦在之后近十五年都没有再公开演唱这首歌，直到2003年他历经大病重新复出后灌录唱片，才再度演唱了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澎湖群岛位于台湾海峡偏西南位置，古称“平湖”，由六十四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其中四十四个为无人岛，岛屿中以马公面积最大。澎湖自元代设治，迄今已有超过七百年的历史。由于澎湖群岛地势平坦，无高山遮蔽，每到冬天，岛上总是吹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狂风挟带着海水中的高度盐份，澎湖人又称之为“咸水烟”。历史上的彭湖湾多次成为战争的“前线”而备受瞩目，今天的澎湖湾则因一首广为传唱的《外婆的澎湖湾》令无数人向往。潘安邦的澎湖老家也出现了模拟他外婆与童年潘安邦的雕像，配合这首歌成了澎湖吸引台湾人，甚至大陆观光客的活广告，俨然成了澎湖观光的代言歌曲。直到现在，无论海峡两岸，只要这歌声的旋律一响起，许多人都能哼唱，足见其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魅力。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澎湖逐步展现出国际化的魅力。澎湖湾不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海鲜美食更是别具风味，令人如置身世外桃源。为招揽游客，澎湖常年举办各种精彩节庆活动，令游客有天天过节的感觉。春夏国际海上花火节火树银花，绽放着热情与浪漫；菊岛海鲜节的美馔邀请各方宾朋前来，一起品尝澎湖海洋的顶级美味；夏季泳渡澎湖湾、秋季马拉松、冬季风帆船比赛等精彩纷呈的活动让澎湖常年沉浸在热闹非凡的节日气氛中。随着两岸三通的实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踏上了外婆的澎湖湾，伴着那优美的曲调，去寻找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张为娜）

军港之夜

在中国内地歌坛，军旅题材的歌曲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从建国之初走到今天，在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各种风格的军旅歌曲不断涌现。从演唱方式、歌曲曲调到歌词内容的变化，体现了我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大众对军人、对军旅歌曲认识的不断提高。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我国内地的军旅歌曲还是普遍以党、人民和军队为主题，曲调上讲究高亢、激扬，以展现军人的风貌。时光流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事业在全国各行各业的不断展开，受到外来流行音乐曲风的影响，加上我国文艺界自身也力求发展，我国内地的军旅歌曲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首歌唱水兵的歌曲《军港之夜》的出现，使社会大众对军旅歌曲的审美也开始有了新的标准。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这首至今脍炙人口的歌曲，歌词细腻轻柔，不同于以往的军旅歌曲中的雄厚气势，反而给人一种清爽，一种恬静。给人带来这种优美意境的歌词，其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据词作者马金星回忆，《军港之夜》这首歌歌词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他的一次在海岛上的亲身体验。1979年，马金星在舟山群岛蚂蚁岛体验生活，当时岛上有个招待所，坐落在陡峭的山崖上，而峭壁之下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有一天，马金星一个人住在招待所里，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他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海水涨潮。重新躺下后，他辗转难眠，望着天上那轮明月，一首小诗在他脑海中形成：客浮至渔村，不眠更已深。头枕浸大潮，小窗悬银盆。这首小诗，便成为了《军港之夜》歌词的前身。之后，马金星又到海军导弹巡洋舰上体验生活，他感到海军战士晚上睡觉就如同躺在波涛上一样。很自然地，他的脑海中又出来一句很有诗意的歌词：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军港之夜》歌词的构思已经形成，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不是那么开放，这首词并没有被马上谱曲。直到一位崭露头角的军人歌手苏小明的出现，才使《军港之夜》中所描述的水兵生活，真实而亲切地展现在了广大群众面前。

苏小明是海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她有着不错的音乐感觉和嗓音条件。情真质朴是苏小明演唱的主要特色，深沉含蓄是她演唱的独特风格。之前她主要是参加合唱，1980年春节前后，她用自己翻唱的一些台湾校园歌曲，如《童年》《乡间小路》等，参加了海军机关、直属部队和地方几场演出，反响很好。过了不久，《北京晚报》在国庆节前欲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发出通知，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代表参加。海政文工团的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苏小明代表海政文工团参加演出。正是为了在这场大型演出中有突出的表现，时任海政文工团团长的王建华向词作家马金星下达了任务：根据苏小明的演唱条件，为她写一首带有海军特色的新歌。于是，马金星拿出之前写好的《军港之夜》的四句歌词，经过反复推敲，写出了这首带有抒情意味的歌颂军人的歌词。之后，经过作曲家刘诗召在旋律上的雕琢，《军港之夜》这首歌曲诞生了。

1980年9月底，金秋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如期举行。作为“文革”之后北京地区最大规模的文化盛事，这场演唱会吸引了无数目光，容纳数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正是在这场演唱会上，苏小明首次公开演唱了《军港之夜》。演出结束之后，苏小明声名远播，她几乎成了当时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严格地说，《军港之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旅歌曲，它或许更适合被称为是一首流行歌曲。因此，有人也称其为中国流行歌曲的滥觞。《军港之夜》成名了，随着它的影响越来越大，遭到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多。有人批评这首歌的主题，说“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当时许多报刊都相继发表评论，有的对歌曲表示公开的支持，有的则批评指责。不久，这些争论的声音就传到了海军总司令叶飞将军的耳朵里。

叶飞将军在听到有关《军港之夜》的争论之后，听取了有关机关业务部门的意见，然后又邀请了军内和地方的部分老干部一起观看了有苏小明参加的演出之后，他说：“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改革，文化工作也不例外。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大家对事情看法不一致，有点议论，这很正常。部队文工团为部队服务，为战士服务，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司令员的鼓励和支持，给苏小明增添了信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小明在各地演出，必唱歌曲就是《军港之夜》。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大街小巷里听到这首成名于1980年，已经唱了整整二十九年的流行歌曲。

（王秋艳）

海军战士

橄 榄 树

热爱文学作品的人们对台湾作家三毛都不会陌生。20世纪70 年代中期，三毛的作品在台湾极为畅销，一度出现过“三毛热”。有人说，三毛在台湾文坛掀起了撒哈拉沙漠的风暴，让喜爱她的读者噙着泪水，带着微笑，注视着她的足迹，从沙漠到海岛，拨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随着改革开放后台湾文学的进入，大陆也掀起了一股“三毛热”。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她都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她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迷住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也打动了许多成年男女，其知名度和影响远远超越了文学界。

三毛是一个奇女子。她的一生是丰富、鲜明、坎坷的一生。她既强烈地追求自由、纵情任性、毁誉由人、我行我素，又至诚至爱、真真诚诚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写作。她有着鲜明而复杂的艺术家的个性，又倔强又柔软又恬静又狂放又粗疏又细致，如水温柔，如山坚毅。三毛的文学作品尚未在大陆出版之前，由她作词的《橄榄树》早已通过电波，传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陆街头。三毛一生游历过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她的文字向我们诉说了一路的喜悦与坎坷。《橄榄树》一曲描写的正是一种流浪者的思乡之情。

三毛谈起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时曾经说：“我的朋友李泰祥先生要我写一些歌词，他催着我写，我一个晚上写了九首，其中一首就是‘橄榄树’。因为我很爱橄榄树，橄榄树美。我的丈夫荷西的故里在西班牙南部，最有名的物产就是橄榄。”她还透露，这首歌的版权当年五百块钱就被买断了，她买录音带送朋友花的钱，比她得到的钱还要多。后来这首歌在正式出版发行的时候，歌词还作了两句改动。

这首歌的曲作者正是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先生，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橄榄树’非常能够代表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和想法，表面上好像是青山绿水以及梦呀什么的，但它代表了我年轻时代对美的看法——‘美’就是漂亮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些惆怅的感觉。那时候没有办法写得很沉重，不过幸好也是这样。‘橄榄树’代表了一个梦想，在这点上，那时候的写法蛮合适的。若是现在的话，可能会用很多画笔来形容它，但这样就失去了单纯美好。那时除了要表达自己的梦想以外，也有暗示去追求很远很远的他方的一种向往。”

正当20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台湾新格唱片公司于1977年至1978年连续举办了四届“金韵奖”民歌大赛。“金韵奖”大赛最大程度上丰富了民歌的表现形式，并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参与到流行乐的改造中，加之唱片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民谣合辑，迅速扩大了民歌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当时正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大四的齐豫参加了1978年举办的第二届“金韵奖”大赛，并一举夺得冠军。而李泰祥是“金韵奖”的评委，比赛结束后，他找到了齐豫，说他有一些歌曲，希望齐豫能听一下。于是，齐豫就与《橄榄树》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齐豫与李泰祥合作推出了她的首张专辑《橄榄树》。在当时，齐豫得天独厚的嗓音，独特的诠释方式，均表现出与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李泰祥与齐豫的合作，在民歌时代也创造出一派全新的唯美艺术派曲风发展方向。后来，《橄榄树》和这个专辑里面的另一首歌《欢颜》被选为电影《欢颜》的主题曲和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橄榄树》一时成为乐坛的焦点，被誉为校园民歌时代的经典作品。

齐豫的成功离不开伯乐李泰祥，而这首歌也使三毛与齐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毛曾说过她生命里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天使，一个是埃及艳后，天使就是齐豫，埃及艳后则是另一位女歌手潘越云。三毛的词，她们的声音，一起表达了不平常的情感。

据齐豫回忆，在她的第三张专辑《回声》的筹备时期，三毛拿着自己写的歌词跑到滚石唱片，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用，“她看上去就是一个虚弱的女子，喜欢看《红楼梦》，写的歌词里面都是古诗词，说话又都是柔柔的，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之前我一直以为她和我一样都是粗犷型的”。作为唱片《回声》的制作人，齐豫在看了三毛的歌词后，向她建议，不妨把亲历的故事写进歌词里，从三毛的小时候开始写，一直写到与荷西的故事，“后来，除了那首《晓梦蝴蝶》基本没变外，其它歌词都被我改了”。于是，在那张《回声》的唱片里，三毛把自己半生的故事写进了十二首歌词里，把个人经历通过齐豫、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齐豫至今记得，当初在录制唱片时，三毛在棚里一边听一边啜泣，因为歌曲令她想起荷西。

2004年，齐豫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演唱会上必唱的三毛绝唱《橄榄树》，原来的名字叫《小毛驴》。“流浪和橄榄树有关系，就是跟三毛有关系，《橄榄树》里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流浪，这是三毛赋予我的一笔颜色，也是我唱的第一支歌。那时候?正好是三毛她自己在流浪的时候，她写的时候其实不是《橄榄树》，刚交到李泰祥老师手里时候的词是《小毛驴》。她那时候去西班牙，有很多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词是可爱的童诗一样的感觉，后来才决定把它改成《橄榄树》，橄榄树也是属于西班牙南欧那边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和三毛的状态结合起来，很容易想到流浪。”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橄榄树》，其实就是三毛丰富、坎坷、鲜明的一生的生动写照。

（张为娜）

台湾作家三毛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切百废待兴，人们沐浴着春的朝阳，身上洋溢主人翁的精神，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年轻人跨越了“文革”的阴霾，对祖国和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憧憬。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充满朝气，热血沸腾的年代。中华大地上处处奔涌着改革开放的春潮。

改革开放初期，港台“歌曲”的涌入使内地音乐界受到了较大冲击。这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比较僵化。一些喜欢港台流行音乐的年轻人被不公正地当作“小流氓”看待。1980年2月，曲作家谷建芬参加了一个歌曲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写歌，但不能写“流氓歌曲”。谷建芬不同意这种观点，她一定要为年轻人写首歌。谷建芬为此受到了批判，但她却并没有因此放弃为年轻人写歌的信念。1980年，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悄然降临歌坛，并迅速传遍祖国各地，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作曲家谷建芬在创作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正是这首脍炙人口的充满进行曲风格的青年歌曲，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和生活。

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谷建芬回忆说：“1980年春天，我在后海散步时，看到许多嬉戏的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使我感慨：二十年后，他们会是怎样呢？回去之后，我的心情久久悬浮在那感慨里。这时，我从一个歌本上翻到了别人已经谱了曲的这首张枚同写的词，当时叫《光荣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我开始重新谱曲，后来我索性把歌名改成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就这样拿出来唱了。”

正是诗中散发出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和乐观奋进的激昂情绪，激发了谷建芬的创作热情。歌词的基调给人发自内心的鼓舞，歌曲曲调优美，旋律流畅。歌曲的音乐语言总体上近似口语，节奏简洁自如、刚劲明快，加之词曲结合始终保持一字一音，唱来更是琅琅上口。它在平易中饱含激情，明朗中稍藏含蓄，轻快而不轻浮。特别是“属于你，属于我”这一对舒展而略带俏皮的问答短句，生动地表现了年轻人互相鼓励、互相竞赛的精神状态，很有情趣。从风格上来说，这是一首抒情性和战斗性密切结合的歌曲，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歌曲创作的新风格。

1980年秋天，独唱演员任雁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的“新星音乐会”上首唱了这首歌之后，便迅速传遍祖国各地，广泛流传于青年人之中，被评为1980年优秀群众歌曲。后来，在文化部、广播电视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音协、共青团中央于1985年举办的“当代青年喜爱的歌”评选活动中，《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获一等奖。1983年，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选入第八次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曲目。

有记者访问谷建芬：“您创作歌曲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作曲家回答道：“真情！真情是音乐的灵魂。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创作基础知识，都可以进行创作。但如果想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必须有一颗真诚的心。音乐是个很情绪化的东西。有些事情只可意会，很难言传。我每次写歌都是摒弃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去写。忠实地记录此时此刻的那种感觉，你只有投入进去，才能写出有感情的作品来。”谷建芬正是对年轻一代有着很深的情感，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才写出这首真情表达年轻人心声的歌。

二十多年来，这首脍炙人口的青年歌曲不仅被广泛传唱，还伴随和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和生活。谷建芬欣慰地说：“一个歌都是自己由衷地去写，但是它能不能被群众接受，被群众传唱，甚至一年、十几年地唱下去，这不是作者来决定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唱了二十多年，自己心里就觉得我是太幸运了。有多少歌可以伴着历史走过来的，应该说不多。因为它（《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紧跟着这个时代走过来的，是大家把这首歌演绎成与所有的人息息相关。”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歌曲中发出了激情的号召。二十年，人生中能有多少个二十年呢？二十年青春不悔的奋斗，二十年誓言不变的等待，二十年黑发人变白发人，二十年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歌词中这一句“二十年”，引发了二十年后另一首优秀歌曲的创作。1999年12月，这首歌的词作者张牧同与战友文工团的甲丁合作写了一首《二十年后再相会》，仍由谷建芬作曲，成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姊妹篇。当2000年的钟声响过，它成为了迎接新世纪到来的第一首歌，唱响在中华世纪坛，传遍祖国大地。此后又成为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会歌。而如今，这首歌伴随着改革开放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许多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年。这首歌曲带给那代人的感动，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张为娜）

七八十年代年轻人开始在公共场合谈恋爱

万里长城永不倒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视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香港最为著名的有两个电视台——TVB翡翠台和ATV亚洲电视台。这两大电视台无论资金、规模还是制作电视的水平，都是其他电视台所无法匹敌的。所以，这两大电视台也就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不断竞争中发展和完善着香港电视的水平和层次。在争夺收视率的时候，制作精美、为观众所称颂的电视剧便成为了它们竞争的焦点。在2007年5月举行的“丽的亚视半世纪精彩演唱会”上，著名导演徐小明回忆说，80年代在亚洲电视台和其他电视台的竞争中，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他们甚至会考虑电视剧的歌曲是否好听，是否有受众，“我们希望每一个观众，香港看电视的观众，你们都要认识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台的前身）的主题曲”。正是在这种竞争的氛围中，香港电视诞生了一大批被后人所熟知的电视剧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就是在这一时期红极一时的代表。

《万里长城永不倒》是当时亚洲电视推出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它的导演就是在香港赫赫有名的以执导武侠片见长的徐小明。徐小明祖籍广东，其父母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粤剧演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颇有名气。出生在香港、从小在剧团里长大的徐小明酷爱演戏，五岁就开始步入电影圈，成为当时一颗耀眼的童星，出演了几十部电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对武术有着浓厚兴趣的徐小明到武行当过武师、做过武术导演，他执导的第一部武侠电影是与成龙、袁奎合作的《四皇一后》。随后，徐小明又执导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题材的影视作品，现代片《变色龙》、乡土戏《大地恩情》等使徐小明“红透”东南亚，在香港电视界被传为佳话。上个世纪70年代末，徐小明挑选的第一个片子就是《霍元甲》。徐小明自己重写剧本，导演、监制、主唱一身挑。也正是由于他所执导的这部《大侠霍元甲》的大获成功，使他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武侠剧的开路先锋。

霍元甲是清朝末年一位著名的爱国武术家，他在上海创办了“精武体育会”，曾先后在天津和上海打败过西洋的大力士。霍元甲主张“一人强，无大用；全民强，有希望”。作为一代武学宗师，他将自己的武学造诣通过设馆授徒的方式发扬光大，也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亚洲电视推出的这部《大侠霍元甲》，讲述了霍元甲从武学世家的“病秧子”成长为一代武学宗师的故事，他一次次打败了前来挑衅的外国武士，以坚毅的信念、高超的武术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洗雪了外国人所设的“东亚病夫”的牌子，成为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领袖。《大侠霍元甲》一经推出，便红透香港，路边到处传唱的就是它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部拍摄于1981年的电视剧，于1984年被引入内地，成为中国第一部引进的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在内地播出之后，其跌宕起伏的电视情节、扣人心弦的武打场面，以及那震撼人心、大气磅礴的主题曲，都成为内地人民热议的话题。甚至有许多人为了学唱《万里长城永不倒》而去专门研究粤语。

可以说，《大侠霍元甲》震撼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那首《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为电视剧的主题增添了一份历史责任感。《万里长城永不倒》歌曲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它的歌词非常有时代气息：“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委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在80年代的中国，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的阶段，而在中国内地，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正在振兴。这首歌曲的歌词，唱出了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呼唤，那就是，要起来，要崛起于亚洲，要崛起于世界。

《万里长城永不倒》走红之后，亚洲电视又乘胜追击，推出了一系列的武侠电视剧，如《陈真》《再向虎山行》等，它们的主题曲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激扬，令人奋进。但是，若论起80年代最为人所熟悉，最为人所记忆的电视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当数第一了。时至今日，《大侠霍元甲》还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那熟悉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经常可以在街头的音像店里听到。那奔腾的旋律，那激荡人心的歌词，依然令人闻之热血沸腾。2007年香港翻拍了《霍元甲》，尽管从演员选择到故事情节，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然不变的，却是那首主题曲。可见，这首歌曲中洋溢的爱国情怀，是那么深入人心，即使过了将近三十年，歌曲自身的魅力，依然是那么光芒四射。

(王秋艳)

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海报

霍元甲（1868—1910）清末武术大师

童年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人的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就是童年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没有烦恼，没有忧愁。而说起童年，就不能不谈到罗大佑的歌曲《童年》。

罗大佑1954年生于台北。他是台湾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身兼歌手与音乐创作家的双重身份，有“台湾流行乐教父”之称。曾创作并演唱《恋曲1980》《恋曲1990》《童年》《光阴的故事》《野百合也有春天》《东方之珠》《是否》《再坐一会》《痴痴地等》《滚滚红尘》《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火车》和《轻抚你的脸》等许多国、台、粤语脍炙人口的歌曲，对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校园民歌及整个华语流行音乐风格的转变有划时代的影响。

2002年，适逢罗大佑艺术生涯整整二十周年，他整理出家中的许多旧照片，集结成一本自传写真集，取名为《童年》，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在书中，罗大佑写道：“《童年》这首歌描写的时间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左右，以宜兰医院那棵大榕树作为场景的开展，歌词里头写的都是我真实的生活记忆。” 要吃晚饭的时候，他最爱一个人躲到榕树上，让家人找不到。当他高高地站在树上望着地面的景物时，觉得自己好像可以主宰一切似的。这种体验，对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而亲切的。在那些没有电子游戏，没有五光十色的好莱坞大片的日子里，就是这种简单、淳朴、可爱的恶作剧装点了我们的青春。

与众多从小自由自在的孩子不同，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少年的罗大佑要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承受着严厉的家庭教育，最终走上医生的道路。“我六岁就学钢琴了。家里人说‘学钢琴的小孩不容易学坏’。”罗大佑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光不无苦笑地说，“这也有道理啊，一是学了钢琴就要长时间待在家里不能乱跑；二是长时间地练琴会潜移默化地产生一种境界。”

在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罗大佑考进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罗大佑在青春期大量聆听西洋摇滚的翻版唱片。与此同时，杨弦、胡德夫、李双泽等人正在台北酝酿着后来轰传全岛的“现代民歌”运动。1973年杨弦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乡愁四韵》。当时身在南部的罗大佑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却在次年无独有偶地也选择《乡愁四韵》作为第一首尝试谱曲的作品，这首创作曲过了八年才面世，收录在专辑《之乎者也》里面。罗大佑对这首诗的诠释方式和杨弦大相径庭，却也表现出他对旋律的独特体会。

罗大佑承认自己不是什么用功的学生，在大学里，他仍然花很多时间买唱片、听音乐、写歌。1976年，罗大佑中学时期的朋友王振华替他牵线，接下了电影《闪亮的日子》主题曲和插曲的撰写工作。他交出了《闪亮的日子》《神话》和《歌》三首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创作。其中《歌》这首作品是在旋律涌现之后，一直想不出可填的诗，直到偶然读了徐志摩的诗，觉得颇合用，才把它放进这个旋律，这种“曲比词先走”的情形，也在后来成为罗大佑基本的创作模式。

《童年》是罗大佑在读大学时的作品，医学院要读七年，加上小学、初中、高中的十二年，总共就是要读十九年的书。十几年的读书生涯中，罗大佑却最向往童年的生活。“我家街边有棵榕树，在歌词中我把它移到了池塘边。”《童年》从1976年开始写，花了将近三年才完工，罗大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地让歌词和旋律密合，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上。这首歌也成为罗大佑创作上的分水岭，自此“词曲胶合”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课题之一。不管诉求的讯息多么强烈，他都会细心地让旋律和字句一体交融，让音乐成为主角。1981年罗大佑替张艾嘉制作了《张艾嘉的童年》专辑，贡献了好几首自己的创作，这其中就有同名主打歌《童年》。

穿过罗大佑苍凉的歌声的，是一种亲切而温暖的回忆、一场力所能及的冲动和一场关于青春的祭奠。罗大佑1979年创作的《童年》举国传唱，曾经在理想主义的七八十年代，为我们带来思索的力量和由衷的感动。当岁月已经无情地把许许多多的往事拉得老远之际，罗大佑的《童年》总能让我们重温童年，产生对逝去岁月的无尽感怀。《童年》也成了一种对往昔甜蜜生活的回忆，总能把无数忙于现代生活的人们重新又拉回到那段美好的青葱岁月。

（张为娜）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歌中的一些队列歌曲一度成为社会主导歌曲。从战争年代壮志凌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到激起举国民众爱国之情的《志愿军战歌》，再到五六十年代成为群众歌曲主导的《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等。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很长一段时期斗争思维的存在，军旅歌曲的创作从题材、形式以及演唱方式上，要求完全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形成了刚劲、向上、高亢、响亮等特有的风格。“文革”后，文艺的春天来临，一大批抒情歌曲在歌坛流行，也给军旅歌曲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要求和冲击。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新时期军旅歌曲的代表之作。这首歌虽然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实际上早在1970年歌曲的歌词构思已经在词作者邬大为的脑海中了。1970年初，也就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发生后不久，邬大为所在部队文工团的几位创作人员来到了中苏边境前线体验生活。一天早晨，他问刚完成边境潜伏训练回来的战士：“在最冷最累的时候，你都想了些什么？”战士想了想说：“我望着飘满雪花的北疆，想到这时候也正是我们家乡桃花开满枝头的季节，我守卫在这里就是保卫着家乡，想着这些，再冷再累也就不觉得了。”邬大为被他这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打动了，多么可爱的战士啊！守着雪花，想着桃花；身在北疆，心向家乡。写一首歌颂北疆战士热爱家乡、坚守边防的抒情歌曲的想法立刻诞生了，可是当时正处于“文革”的特殊环境之中，这类抒情歌曲根本不允许出现，而这些“桃花”却深深地埋在了作者的心灵深处。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祖国繁荣发展的春天，也带来文艺创作的春天，深藏在邬大为心中的那朵“桃花”再次盛开了。1981年，邬大为与战友魏宝贵共同创作完成了歌词。不久，经作曲家铁源谱曲后，由男高音歌唱家董振厚首唱。这首歌在参加正式审查演出时，受到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同志的肯定，并很快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作为每周一歌播出，在辽沈地区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随后辽宁《音乐生活》首发了这首歌曲，使其在东北传唱开来。

1984年夏，青年歌唱家蒋大为来沈演出，沈阳的一位老师主动将这首歌推荐给了他。蒋大为发现此歌无论曲调还是音域都较适合自己，于是在词曲还不十分熟悉的情况下，大胆地在拥有万名观众的辽宁体育馆作了演唱。谁知从报幕开始到演唱结束，他的歌声数次被掌声淹没。于是蒋大为将它带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各地听众纷纷来信表达了对这首歌的喜爱，很多人都在信中提到：“我的家乡也有桃花，这首歌写的就是我的家乡，听了格外亲切。”此后，李双江、阎维文、郁钧剑、葛军、刘斌等多位著名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作品。这首歌也荣获了1987年全国“青年最喜爱的歌”评选一等奖，并获得解放军文艺大奖等十余种奖励。

2005年6月，沈阳军区丹东军分区与《鸭绿江晚报》共同策划了名为“寻找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活动，并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词、曲作者取得联系。2005年9月，曲作者铁源和词作者邬大为回到当年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创作地辽宁丹东采风。面对熟悉的往事，两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在时隔二十余年后，再次创作了这首歌的“续集”《重回桃花盛开的地方》。正如邬大为所感慨：“写歌首先要入情入景，只有想到才能写到；同时还要想着唱的人、听的人，只要抒他们的情、唱他们所爱，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受欢迎。”这也许就是这朵“桃花”永远盛开的秘诀。

（张为娜）

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专辑封面

鼓浪屿之波

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一直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1949年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同胞一直处于隔离的状态，许多人尝尽骨肉分离和思乡之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建设逐步发展，祖国统一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共中央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从而为两岸统一提供了新的途径。

为早日打破两岸僵局，发展两岸关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同日，国防部也发表声明，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表示，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并承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这一系列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给两岸关系发展送来一阵阵和煦的春风。

《鼓浪屿之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倡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时代背景下，1981年11月到12月间，由福建省委对台办、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广播电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福建电视台、福建省文化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福建分会联合组织了省内外十多位词、曲作家，深入平潭、晋江、惠安、崇武、厦门等地，创作了百余首台湾题材的歌曲。《鼓浪屿之波》就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

谈及《鼓浪屿之波》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作曲家钟立民回忆说，1981年他受福建省音乐家协会邀请参加歌唱海峡两岸骨肉情怀的采风活动。出发前，他就想借此机会寻找灵感，写几首反映祖国统一的音乐作品。但是，在福建呆了数天，还是没有找到感觉。这时，他们来到了此次福建之行的最后一站——厦门。晚上，他和几位同事来到鼓浪屿散步。鼓浪屿的涛声是全国闻名的，此时恰逢海浪很大，听着浪涛一轮轮拍打着岩石的声音，仿佛就像一首乐曲，这与钟立民心中骤增的爱国情怀形成了共鸣，给了他音乐的灵感。这次海边漫步，也让与他同行的作词家张藜有着深深的感悟，两人合作完成了这首优美的思乡之曲。

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明朝改称“鼓浪屿”。它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隔海相望。因岛西南方有一礁石，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人称“鼓浪石”，鼓浪屿因此而得名。鼓浪屿是音乐的沃土，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冠，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日光岩又名晃岩，为鼓浪屿全岛的最高点，海拔96米。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屯兵于此，日光岩上还存有郑成功当年练兵的水操台、石寨门故址。1842年鸦片战争发生后，英、美、法、日等十几个国家曾在岛上设立领事馆，因此岛上存有许多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又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1942年12月，日本独占鼓浪屿。抗日战争胜利后，鼓浪屿才结束了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历史。

《鼓浪屿之波》作为一支思乡曲，歌词试图表达的是，由于海峡的阻隔，旅居大陆、乡愁难以舒解的台湾同胞在厦门鼓浪屿登高远眺的情景，贯穿其中的是盼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主题。歌词中提到的日光岩是厦门的象征，也是鼓浪屿最高处。歌词用日光岩暗含登高眺望、盼望宝岛早日回归团圆之意，也唱出了海峡两岸同胞期盼统一和浓浓的思乡之情。

1982年1月20日，“海峡之声音乐会——献给台湾同胞的歌”在首都民族文化宫举行首场演出，《鼓浪屿之波》由著名歌唱家李光曦在音乐会上首唱。1983年国家举办新歌评选活动，这首歌又由我国著名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演唱，获得优秀作品奖。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新年晚会上这首歌则由女高音歌唱家张暴默演唱。199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选播的则是由著名歌唱家殷秀梅演唱。一首曲子的流传离不开好的演唱者，而《鼓浪屿之波》能得到这么多优秀歌唱家的传唱，可见其旋律的优美动人。

对于每一个厦门人来说，这首歌还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一响起这首歌的旋律，脑海里回荡的是鼓浪屿美丽的景色；一唱起它的歌词，心中思念的是对岸的亲人。每天，它都和厦门海关的整点钟声一起飘荡在厦门的上空，成为厦门城市的象征和代言人。1988年该曲获得厦门市政府颁发的首届文学奖特别荣誉奖。随着厦门环岛路的建设，经过人们的建议和专家的创作，1998年9月，厦门人把这首歌的曲子雕刻成长250米、高米的五线谱雕塑，竖立在环岛路上，成为环岛路上的一道风景，更成为厦门人心中的自豪。这?作品也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长的花岗岩五线谱，因此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颁发的“最长的五线谱雕塑”证书。《鼓浪屿之波》已成为厦门的一个品牌之歌。如今的鼓浪屿也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成为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随着厦门经济特区的腾飞，鼓浪屿的发展必将日新月异。随着大陆与台湾不断密切的联系与往来，终于会有那么一天祖国统一大业将要实现。

（张为娜）

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胸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位香港歌手的演唱引起了在场观众和电视机前亿万中华儿女的震撼与感动。这是香港歌手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张明敏这个名字，第一次为中国内地观众所熟悉、所喜爱，而他为内地观众带来的这首《我的中国心》也由此唱响了神州大地。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香港著名作家、词曲家黄

。黄

1963年毕业于港大中文系，先前从业广告、电影、作曲。任过香港电视台、电台主持人。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他一生中写出了两千多首歌曲，其中《上海滩》《笑傲江湖》为“经典中的经典”，他也被冠以“流行歌词宗匠”，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在20世纪80到90年代，黄

创作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如《倩女幽魂》《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等，都为人所耳熟能详。他1961年踏入电视圈时开始填写歌词，但直到70年代末那些电视剧主题曲才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之后他的经典作品一直延伸到整个80乃至90年代，演绎过他作品的歌手不计其数，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罗文、关正杰、叶振棠、叶丽仪，到80年代中后期的张国荣、林子祥、叶倩文，在2004年还为香港歌手梁汉文和广州创作歌手张敬轩写歌。他第一次为内地观众所了解，就是从他创作了这首《我的中国心》开始的。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黄

曾经提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激起了黄

的愤慨，于是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歌曲中抒发了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渴望祖国统一的情怀，引起了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鸣。的确，《我的中国心》产生并传唱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正是它表达了亿万群众的心声。各种年龄段的人至今还在唱着这首歌，可见，好歌的生命力是永久的。《我的中国心》由此已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它通过歌声，传达给全世界的华人一个信息，那就是即使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所有中华儿女的一片爱国心。

在80年代初的中国，那些悄悄流入的港台歌曲曾经被人评价为“靡靡之音”。张明敏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内地春晚演唱曲目的香港歌手，他所带来的是具有香港流行音乐元素的新一代爱国歌曲。张明敏出生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位华侨，平时喜欢用国语唱歌，受到母亲的影响，张明敏自幼就表现出极强的音乐天赋。1978年，他参加了香港电台和工联会的两项比赛，并一举获得了冠军，从此，他正式步入歌坛，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1982年，张明敏发行了《我的中国心》这张专辑，但当时香港的主流音乐还以粤语歌曲为主，而他在这张专辑里演唱的是普通话歌曲，因此并没有引起轰动。1983年春晚结束后，导演黄一鹤开始研究1984年春晚如何举办。他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元素，特别是在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正在密切接触之际，他希望有香港歌手能来春晚演唱歌曲。一次偶然的机会，黄一鹤从录音机里听到了《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其歌词的慷慨激扬和旋律的高亢使他精神为之一震。当听说这首歌曲是香港歌手演唱的时候，黄一鹤更是激动万分。他委托新华社在香港的分社代为寻找，终于找到歌曲的演唱者张明敏。当得知被邀请在春晚上演唱歌曲时，张明敏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他曾说：“妈妈告诉我，你一定要去，因为你唱的是普通话歌曲，内地的听众很多。我牢牢记住她这一句话，就决定来了。”

《我的中国心》在内地走红的速度空前，从社会上普通的群众，到各行业各领域的人员，几乎人人传唱。在《音乐世界文摘》上曾经刊登了一篇关于胡耀邦文化生活的文章，文中写道：在驶向北戴河的列车上，工作了一天的总书记放下了手中的文件，又从身边的茶几上拿过几本杂志翻阅起来，翻着翻着，偶然在《青年文摘》上发现了《我的中国心》的歌谱，这首歌曾在电视台春节联欢会的节目中播送过，他看到后曾问家里人，听没听过这首歌，有谁会唱？当时家里人都不会唱。他遗憾地说：“噢？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支歌啊？我觉得不错，歌词情真意切，富有激情，没有套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能接受，很能团结人，曲子容易学，容易唱，也很好听。”

（王秋艳）